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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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恢复、重建社会学学科的历程中，华中科技大学是最早参与的高校之一，也是当年的理工科高校中唯一参与恢复、重建社会学的高校。如今，华中科技大学（原为华中工学院，曾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已逐步走向成熟，走在中国高校社会学院系发展的前列。

30多年前，能在一个理工科的高校建立社会学学科，源于教育学家、华中工学院老院长朱九思先生的远见卓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初建时期。1980年，在费孝通先生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在北京举办第一届社会学讲习班，朱九思院长决定选派余荣珮、刘洪安等10位同志去北京参加讲习班学习，并接见这10位同志，明确学校将建立社会学学科，勉励大家在讲习班好好学习，回来后担起建立社会学学科的重任。这是华中科技大学恢复、重建社会学的开端。这一年，在老前辈社会学者刘绪贻先生、艾玮生先生的指导和领导下，在朱九思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湖北省社会学会成立。余荣珮带领华中工学院的教师参与了湖北省社会学会的筹备工作，参加了湖北地区社会学界的许多会议和活动。华中工学院是湖北省社会学会的重要成员单位。

参加北京社会学讲习班的10位同志学习结束之后，朱九思院长听取了他们汇报学习情况，对开展社会学学科建设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1981年，华中工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归属当时的马列课部。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华中工学院，1982年元旦之后我去学校报到，被分配到社会学研究室。1983年，在朱九思院长的支持下，在王康先生的筹划下，学校决定在社会学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聘请王康先生为所长、刘中庸任副所长。1985年，华中工学院决定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社会学系，聘请王康先生为系主任、刘中庸任副系主任；并在当年招收第一届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同时招收了专科学生。1986年，华中工学院经申报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最早拥有社会学学科硕士点的十个高校之一。1988年，华中理工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招收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当年招收了第一届社会学专业本科生。至此，社会学有了基本的人才培养体系，有规模的科学研究也开展起来。1997年，华中理工大学成立了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同年，社会学系成为独立的系（即学校二级单位）建制；2016年5月，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院。

在20世纪的20年里，华中科技大学不仅确立了社会学学科的地位，而且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81年，朱九思先生批准和筹备了两件事：一是在学校举办全国社会学讲习班；二是由学校承办中国社会学会成立大会。

由朱九思先生、王康先生亲自领导和组织，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华中工学院、湖北社会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社会学高级讲习班在1982年3月15日开学（讲习班至6月15日结束），上课地点是华中工学院西五楼一层的阶梯教室，授课专家有林南先生、刘融先生等6位美籍华裔教授，还有丁克全先生等，学员是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131人。数年间，这些学员中的许多人成为各省、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高校社会学系的负责人和学术骨干，有些还成为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在讲习班结束之后，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室的教师依据授课专家提供的大纲和学员的笔记，整理、印刷了讲习班的全套讲义，共7本、近200万字，并寄至每一位讲习班的学员手中。在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初期，社会学的资料极端匮乏，这套讲义是国内最早印刷的社会学资料之一，更是内容最丰富、印刷量最大的社会学资料。之后，由朱九思院长批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以书代刊）出版了两期《社会学研究资料》，这也是中国社会学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

1982年4月，中国社会学会成立暨第一届全国学术年会在华中工学院召开，开幕式在学校西边运动场举行。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亲临会议，来自全国的近200位学者出席会议，其中主要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老一辈学者、各高校社会学专业负责人、各省社科院负责人、各省社会学会筹备负责人，全国社会学高级讲习班的全体学员列席了会议。会议期间，费孝通先生到高级讲习班为学员授课。

1999年，华中理工大学承办了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20周年纪念暨1999年学术年会，全国各高校社会学系的负责人、各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负责人、各省社会学会的负责人大多参加了会议，特别是20年前参与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许多前辈参加了会议，到会学者近200人。会议期间，周济校长在学校招待所二号楼会见了王康先生，对王康先生应朱九思老院长之邀请来校兼职、数年领导学校社会学学科建设表示感谢。

21世纪以来，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进入了更为快速发展的时期。2000年，增设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并招生；2001年，获社会保障硕士点授予权并招生；2002年，成立社会保障研究所、人口研究所；2003年，建立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并招生；2005年，成立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06年，获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点授予权、社会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社会保障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2008年，社会学学科成为湖北省重点学科；2009年，获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点授予权；2010年，招收第一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生；2011年，获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2013年，获民政部批准为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训基地；2014年，成立城乡文化研究中心。教师队伍由保持多年的十几人逐渐增加，至今专任教师已有30多人。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经了两三代人的努力奋斗，先后曾经在社会学室、所、系工作的同志近60位，老一辈的有刘中庸教授、余荣珮教授，次年长的有张碧辉教授、郭碧坚教授、王平教授，还有李少文、李振文、孟二玲、童铁山、吴中宇、陈恢忠、雷洪、范洪、朱玲怡等，他们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创建者、引路人，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的重大贡献者。我们没有忘记曾在社会学系工作、后调离的一些教师，有徐玮、黎民、王传友、朱新称、刘欣、赵孟营、风笑天、周长城、陈志霞等，他们在社会学系工作期间，都为社会学学科发展做出了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其所培养的学生们的贡献。在2005年社会学博士点的申报表中，有一栏要填写20项在校学生（第一作者）发表的代表性成果，当年填在此栏的20篇已发表论文，不仅全部都是现在的CSSCI期刊源的论文，还有4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7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更有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等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上的论文。这个栏目的材料使许多评审专家对我系的学生培养打了满分，为获得博士点授予权做出了直接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的30多年，受惠、受恩于全国社会学界的鼎力支持和帮助。费孝通先生、雷洁琼先生亲临学校指导、授课；王康先生亲自领导组建社会学所、社会学系，领导学科建设数年；郑杭生先生、陆学艺先生多次到学校讲学、指导学科建设；美籍华人林南教授等一大批国外学者及宋林飞教授、李强教授等，都曾多次来讲学、访问；还有近百位国内外社会学专家曾来讲学、交流。特别是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创建的初期、幼年时期、艰难时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国内外社会学界的同仁给予了我们学科建设的巨大帮助，华中科技大学的社会学后辈永远心存感谢！永远不会忘怀！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学科在30多年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是低调奋进、不懈努力，即为了中国的社会学事业，无论条件、环境如何，无论自己的能力如何，都始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在一个理工科高校建立社会学学科，其“先天不足”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种优良传统的支撑，使社会学学科逐步走向成熟、逐步壮大。“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包括目前年龄大些的教师对自己以往研究成果的汇集，但更多是教师们近年的研究成果。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既是对以往学科建设的回顾和总结，更是目前学科建设的新开端，不仅体现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的优良传统和成就，也预示着学科发挥优良传统将有更大的发展。

雷洪

2016年5月

目录

- 导论 让“时间中的社会”成为“社会的时间”

- 一 中国社会学语境中的时间问题

- 二 本书的基本立论与章节简介

- 三 附录：埃利亚斯的社会时间理论概述

- 第一章 日常时间结构的改变与时间政治问题

- 一 时间的政治问题

- 二 社会学中的时间概念

- 三 自然的时间结构

- 四 标准化的时间结构

- 五 弹性化的时间结构

- 六 时间管理作为错误的意识形态

- 七 结语

- 第二章 生命时间的结构与变迁

- 一 生命时间的结构性

- 二 生命时间结构的基本概念

- 三 生命时间结构的标准化

- 四 生命时间结构的弹性化

- 五 结语

- 第三章 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 一 另一个生命历程研究范式

- 二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的基本概念

- 三 生命历程的制度分析层面

- 四 生命历程的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 五 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对中国的重要性

- 六 结语

- 第四章 社会时间形式的改变

- 一 社会时间形式的基本概念

- 二 时间形式的时序化

- 三 时间形式的时候化

- 四 结语

- 第五章 社会时间的加速

- 一 时间加速问题

- 二 竞速学

- 三 时空压缩

- 四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 五 结语

- 第六章 加速的社会性：以交通速度为例

- 一 社会时空的加速问题与交通

- 二 交通工具的发展

- 三 交通系统运作的社会构成

- 四 结语

- 第七章 时间生态学

- 一 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断裂

- 二 时间的社会性及其诸命题

- 三 时间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 四 时间生态模式

- 五 结语

- 结语 迈向时间社会学

- 参考文献

导论 让“时间中的社会”成为“社会的时间”

一 中国社会学语境中的时间问题

我想，今天应该没有人会否认，无论在哪个学科领域，“时间”都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主题。虽然很多讨论时间的研究都会在文章开头用力交代其研究的价值，例如奥古斯丁的名言“如果别人不问我，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但别人一问起我，我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发现我原来并不知道时间是什么”几乎是时间研究的开头必备引言了。但我相信，其实时间议题的重要性已经根本不需要再多加解释了，任何一句强调都是多余的。

自2008年起，我便开始对“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学研究。那时候，我还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当时“时间”在欧美社会学界刚开始脱离边缘冷门地位，正在迈向热门主题的路上。探讨时间的社会学学术研讨会陆续举办，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并出版，社会学的时间研究蓬勃发展。那时社会学界关于时间的各种讨论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也让我得以有一些空间，能够对时间提出一些原创性的概念。最重要的成果体现在我于2012年出版的德文著作《社会速度理论大纲》（Soziale Geschwindigkeit：Ein theoretischer Grundriβ und eine zeitpolitische Fragestellung）。2012年初博士毕业之后，我继续钻研这个主题，试着持续在国际上参与对话。2012年在德国《时间政治杂志》（Das zeitpolitische Magazin）刊登的德文受访报道，2017年在《时间与社会》（Time & Society）上发表的英文论文《时间生态学》（The Ecology of Social Time：An Outline of an Empirical Analytic Framework of the Sociology of Time）[1]，以及2018年受德国生态经济研究院（Institut für ökologische Wirtschaft）的邀请而为其“后增长社会网络通讯”（Blog Postwachstum）撰写的德文社论《从孤独的时间到共享的时间》（Von der einsamen Zur gemeinsamen Zeit），都是这方面的工作成果。

2013年，我回到中国内地工作。现今，国内与欧美一样，社会学界对时间已经有相当高的重视了。比如景天魁在20世纪末就已大声疾呼时间社会学的重要性（景天魁，1999：54～66）；到了今天，他依然不遗余力地推广时间社会学，主持了许多国外时间社会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景天魁认为，中国处于急速现代化发展阶段，社会学必须考虑到时间、对时间进行研究，将时间视作社会发展的重要面向之一，才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有充分的掌握。他的观点振聋发聩，即便到了今天，依然富有创意。然而，他的观点在今天依然非常有创意，其实也是个问题。因为这显露了尽管他大力呼吁与推广已逾20年，但时至今日，中国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的进展依然相当有限，缺乏创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时间依然是一个大家都承认很重要却鲜有人真正愿意投注精力进行钻研的主题。

这也让我觉得，如果不只是参与到和国际学界的对话中，而是也能面向国内，汇集我这10年来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系统性地呈现自身对于时间的社会学的一些思考，分享我认为社会学可以怎么讨论与研究时间，也许可以为国内的这片空白添加一抹色彩，并贡献微薄的力量。

不过，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这20年来或在这之前，都没有以时间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相反，其实国内至今已经不乏以时间为主题的社会学研究了。回顾过往文献，大概可以整理出三个研究方向。

首先，倡导“时间”为何应作为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在这方面，前文提及的景天魁是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他虽然不是最早进行这项工作的学者[2]，中国对时间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当然也并非都起源于他的倡导，但他的影响力和持续性无疑是最重要的。他主要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都市化建设发展、传统至现代的历史变迁等重要问题，无一不是在时间和空间当中产生的。因此，时间和空间必然是把握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维度（景天魁，1999，2013，2015a，2015b，2018；景天魁、邓万春，2009：4～10）。此外，这几年来他也主持编纂了一系列的论文集，收录了国内关于时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这些年在时空社会学方面的成果（景天魁等，2012；景天魁等，2017a；景天魁等，2017b）。这些研究成果无一不是现今中国时空社会学的重要文献。不过，不论是景天魁自己还是他所编纂的论文集里面收录的文章，都有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大多数文章或著作的主题并不是“时间”，而毋宁说是“时空社会学”，并且这些文章大多聚焦在“空间”，时间仅被视作搭配着空间而谈到的附属品。[3]这意味着：第一，国内一般多将时间与空间当作成对、成套的概念，专门聚焦在时间的讨论并不多；第二，虽然时空是成对或成套出现的，但学界对二者的关注程度并不对等，对空间的关注程度远远大于对时间的关注程度。也许我们可以合理猜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对而言空间较具有物质性、客观的可经验性，而乍看之下时间却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看不到、摸不着，更遑论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定义与研究它。因此，也浮现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第一个需要克服的难题：社会学该如何定义与研究时间？

这就是国内时间研究的第二个方向：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思考时间。这方面的文章虽然汗牛充栋，但其中不少都仅仅是在整理国际上已知名到几乎成为常识的那些社会理论大师的相关理论而已，千篇一律。若除去那些文章，那么较为重要的见解大概有两类。一类见解认为时间是考察或解释社会的变化、变迁面向的重要维度。这种观点将时间视作物理性质的流逝性变化，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时间洪流当中，包括社会。社会必然会因时间流逝而改变。因此若要解释社会运作的原理，就必须讨论社会在时间当中如何变化，以及社会如何在经历了时间的流逝之后依然能持存下去且不会分崩离析。这方面，何健通过挖掘帕森斯系统理论当中暗含的关于时间的讨论来剖析社会运作的时间维度，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何健，2015：1～20）。成伯清也有类似的讨论。他指出，由于社会乃处于时间当中变迁，而最能掌握时间维度的是叙事，因此他强调应可以用叙事作为方法论来研究社会因时间维度而产生的变迁（成伯清，2015：100～106）。毫不讳言地说，由于成伯清更重视叙事而非时间，因此他对叙事如何成为时间研究上的方法取径，乃至于详细的方法操作步骤并没有太多着墨。而且就理论上来看，不论是成伯清还是何健，他们的说法与一般的历时研究差别不大，使得这些理论其实并没有凸显时间的主题性。其意思是如果万事万物都在时间流逝当中改变，那么时间其实是一个任何历时性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能视为基本预设的先验概念。既然是先验的，那么它本身就会隐退到讨论的主题背后。如此一来，这种研究也就称不上是讨论时间的社会学研究了，顶多是“提及时间”的社会学研究。[4]

另一类见解强调时间的社会建构面向，认为时间具有社会建构的部分。例如林聚任与王兰将时间视作社会行动、社会生活的顺序安排的秩序；但这种他们所谓的时间秩序安排方式，则必然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林聚任、王兰，2015：110～115）。郑震的讨论则更为抽象。他将人的存在还原成身体，进而指出身体会在实践当中撑开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而这三个维度的总和就是时间。因此，时间可以说是由社会实践撑出来的面向（郑震，2005：351～386）。然而，不论是林聚任、王兰还是郑震，这一类的说法也都承认一个前提，就是社会本身还是处在时间的流逝当中的。所谓的“时间的社会建构论”，更多是说人们为时间现象又赋予了社会文化意义，或者说人在时间流逝当中的行动生活安排是社会建构的，而非时间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不过，虽然比起空间社会学今天已广获共识的基本命题［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的名言：“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来说，中国社会学界对于时间的讨论还没有真的声称“时间是社会的产物”，但相较于上述第一点的历时性社会科学研究，这种“时间的社会建构论”已经具有足够高的启发性，得以开辟出以时间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第三个方向。

第三个方向就是以时间为主题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研究人们如何通过对日常时间的安排来进行社会实践或规划生活。练宏指出，日常时间的安排（他将之称为“注意力分配”）是组织制度环境下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考察组织制度的日常时间安排，以此来剖析整个组织制度的运作情况（练宏，2015）。关于这种观点脉络下较为经典的经验研究，李英飞的研究便是一个例子。他以浦镇轻纺产业为个案，研究了关系合同如何搭配社会运作的规律，加入薪资结算周期的维度（通过时间的安排扩展资金运转面向），以此撑开欠债与融资的余地，从而促进市场在交易双方无第三方信用担保的情况下保持持续运作与发展（李英飞，2015：21～46）。第二类是研究个体生命时间的发展。例如方旭东研究剩男剩女现象时，便把生命时间当作分析主轴，指出个体生命时间的流逝是无法改变的，但日常时间的运用模式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日常时间的运用变得过于理性化，使得生命时间与日常时间脱嵌，因此造成剩男剩女问题（方旭东，2016：76～82）。如果根据包蕾萍的说法，生命历程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对生命时间所进行的社会学研究，那么所有的社会学生命历程研究也都是以时间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经验研究（包蕾萍，2005：120～133）[5]。

上述这些经验研究都与前文所谓的中国时空社会学或时间社会学的思路发展历程有直接的承接关系。不过，除了这两类表明属于“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两类以时间为主题的经验研究，虽然与上述所谓的时空社会学或时间社会学的思路发展历程没有直接继承关系，不具有太深刻的理论思考或理论基础，甚至可能并不会自认是社会学研究，但显然也可视作社会学研究。这另外两类经验研究中的一类是“时间预算”（或称作“时间运用”）调查研究，亦即调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什么样的先后顺序、以多长的时间从事哪些活动（例如青连斌，1990：92～102；李迎生，1991：98～103；王雅林，1991：197～212）。今天，我国各地政府统计局都会对此有不定时的调查，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关于闲暇的时间预算研究也多不胜数。另一类是考察中国近代在从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时间观念和时间制度在历史变迁中的改变。例如，年的计算如何从过去的年号转变为今天的公元，十二时辰如何变成今天标准的24小时制，以及节日的变迁，等等（例如湛晓白，2013；王加华，2015）。

这些文献回顾已经显示，这几年中国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蓬勃发展，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时间研究在中国社会学界一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始终都不是一个很“踏实”的领域。

一个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若要“踏实”，一般来说至少要具备四个要素。①能够解释所研究的对象范畴，具有本质上的社会性质。也就是说，能够有一套理论，可以清楚地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所研究的对象范畴如何形成自社会。②能够对所研究的对象范畴给予一个清楚的社会学式的定义。有清楚的定义，才有进一步进行经验研究的可能性。③能够提供具体的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对所研究的对象范畴进行经验研究。④理论、定义、方法是一体的，而非彼此断裂、互不相关。文化、教育、犯罪、阶层等都包含上述四个要素，因此都是典型的“踏实”的社会学研究领域。近年来，风险甚至空间也渐渐获得了踏实的社会学地位，但“时间”至今却依然不是如此。如前文所述，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时间被当作预设，本身不被当作需要讨论的概念；或者人们始终似乎找不到社会学式的观察方式或切入面向，因此也找不到足够的理由说“时间是社会的产物”。于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即我们始终无法给予时间一个清楚的社会学式的定义。如果我们无法为时间下一个社会学式的定义，无法确切地指出时间在本质上的社会性，那么社会学如何能说自己真的是在研究“时间”呢？如果我们只能声称生活实践在时间当中的安排和时间的文化意义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所研究的也许根本并不是时间，而只是生活实践和某种文化意义而已。再进一步看，如果社会学缺乏具有自身独特立场的时间理论，无法为时间下一个社会学式的定义，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提出相应的研究方法。就算能直觉地采用一些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与相应的经验研究也会因缺乏理论（或与理论断裂开来）而无法进行系统性分析与解释。

二 本书的基本立论与章节简介

总结上述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学的时间研究至今仍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虽然大家直觉上都认为时间可以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但是却一直缺乏一套可以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来阐述时间并清楚为之下定义的理论。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亦即本书的基本立场是时间不是社会变迁的维度，不是社会在时间当中改变，时间就是社会的产物。基于此立场，本书的主旨在于尝试根据不同的主题，在理论层面上提出论证，指出我们可以从社会发生学的角度，将时间视作在社会当中形成的产物，一种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的、可视作社会事实的社会时间，以及在此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我们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分析框架来研究时间。唯有建立这样一套理论，社会学才能够踏实地研究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章从开头至此，除非复述文献，否则我一律刻意不轻易使用“时间社会学”这个词，而是宁愿较为烦琐地使用“探讨时间的社会学研究”之类的说法。因为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的话，那么任何在“社会学”前面加上名词前缀的做法都是轻率的。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事实上，也因为这个任务太过艰巨，因此我的学术生涯最初刻意排斥时间研究。我最初的研究主题并不是“时间”，而是“速度”。我读研究生时，偶然间读到瑞泽尔（George Ritzer）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其中以极短篇幅提了维希留（Paul Virilio）的竞速学（dromologie）[6]，于是对这个主题产生了兴趣。我在进行一项基于竞速学的经验研究之后，发现了维希留的理论的缺失，因此想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构速度理论。当时我对空间社会学已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所以我原本想绕过时间概念，单纯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来讨论速度。毕竟绝大多数号称时间社会学的理论或研究都相当不“踏实”。如果真的要从时间面向切入来讨论速度，就必须先建立一套真的能阐释时间的社会性质的理论。但这个工作有两大难题：①关于时间的文献浩瀚如海，绝大多数都是哲学研究，一篇比一篇抽象、玄妙难懂，读所有文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②事实上，一个新的理论观点像一把钥匙一样，并不一定需要读所有书籍，而只要在某个文献当中灵光乍现找到了这把钥匙，就可以直接开启一扇大门。但如果就是没有缘分，体悟不到、找不到这把钥匙，那么就算读所有文献，也依然没有办法提炼一个适当的社会时间理论，文献阅读就只会像走火入魔一般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又毫无意义。基于此理由，关于时间研究的文献我都只是稍微带过，并不认真阅读。直到我在一本书中意外找到这把钥匙：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论时间》（Elias，1984）。

《论时间》运用了埃利亚斯的形态（Figuration）与过程（Prozeβ）概念，并以此作为理论工具来论证时间如何可以视作一种形成自社会的社会现象。他对时间的社会发生学分析完全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其他学科（比如哲学、心理学或物理学）无法替代的独特的看待时间的立场，而且相当有说服力。但同时他却只点出了这个立场，而没有进一步去探讨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可以怎么定义时间，时间的内涵是什么，以及可以如何以此进行社会学研究。不过，虽然如此，我却从他的理论中清楚看到了接下来可以由自己继续讲下去的故事。也许可以说，埃利亚斯的时间理论是一把钥匙，打开了社会学的时间研究的一扇大门，但他自己却没有走出那扇大门。这与其说是他理论的缺失，不如说是他留给我的任务。对我来说，这仿佛就是他站在门边，绅士地把手往门外摆，邀请我跨出他帮我开的门，让我替他继续走出门外那条他还没有走过的道路。

本书即在埃利亚斯的时间理论的启发下所开展的一系列研究。然而这并不是说，我直接援用他的时间理论来开展研究。事实上，他对时间的讨论并不完整，因此《论时间》本身是无法直接援用的。若要让他的思想真的对探讨时间的社会学有实质帮助，就必须退回到他的分析方式，亦即了解他如何通过他的形态和过程概念揭露时间本身的社会性，然后参考他的做法重新建立完整的社会时间理论。因此我会在这一章最后一部分概述《论时间》的内容，检视埃利亚斯如何开展他对于时间的分析，交代本书整个思路的基础来源。在接下来的篇幅，我极少会再实质引用埃利亚斯的时间理论，而是参考他的形态概念，亦即基于方法论关系主义的取径，来思考时间的种种相关定义，然后参考他的过程概念，考察社会时间在历史中的变迁，以此呈现社会时间在现代社会的样貌。但本书极少使用埃利亚斯意义下的形态与过程概念。我并没有受到埃利亚斯的思想的影响，也无意直接运用他的理论。毋宁说，我的思维模式与埃利亚斯有相似之处，与他是同路人，所以在理论建立上参考了他的做法。

考察了本书的“钥匙”，亦即埃利亚斯的时间理论之后，接下来就进入时间的社会发生学分析部分了。对此，我将从两大面向来进行：日常生活时间以及生命时间。这一区分参考罗萨（Hartmut Rosa）的看法。罗萨认为，社会时间可以区分三个面向：日常时间、生命时间和历史时间（Rosa，2005）。日常时间（又称日常生活时间）是以日为单位的循环时间，生命时间是人向死而生的直线不可逆时间，历史时间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变迁。不过如前文所述，历史时间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遮蔽了时间问题，因此本书不拟探讨历史时间，而是聚焦在日常生活时间与生命时间。

第一章探讨日常生活时间。这一章我先初步提出关于“社会时间”的暂时性定义，以此建立“时间结构”与“时间政治”两个概念，接着利用这些概念工具考察日常时间结构的改变与现状，以及不同时间结构当中相应的时间问题。这一章我将指出，社会时间至今经历了“自然时间结构”、“时间结构的标准化”、“时间结构的弹性化”这三个阶段。在标准时间结构中，时间政治问题主要在于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均衡，而这牵涉资产阶级与劳动阶级的角力。在弹性时间中，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边界模糊了，因此取而代之的问题则为“时间富裕”了。这一章最后会对“时间富裕”进行详细的阐释。

第二章与第三章的主题是生命时间。第二章亦将生命时间视作具有结构性质的社会产物，以此考察生命时间的结构及其变迁。这一章会指出，生命时间结构和日常生活时间结构一样，都经历了从标准化到弹性化的变迁。除此之外，在今天的社会学中，生命时间一般放在“生命历程研究”的范畴来谈，但中国今天的生命历程研究多半因为片面仰赖北美生命历程研究范式而忽略了生命时间的结构性要素。因此在第三章，我将会强调生命时间结构性的欧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以此为我国生命历程研究提供一个不同于主流研究的视野。

至此本书主要都是在讨论时间结构，亦即各种影响了生活实践的外在时间制度。但时间除了结构面向之外，还有一个面向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根据自身所处的时间结构，形成一种安排日常行动与协调社会互动的观念与实践方式，进而形成整体社会运作的韵律样态。这种依据时间结构而实践出来的韵律样态，我称作“时间形式”。第四章的任务就是详细讨论时间形式如何随着不同的时间结构而改变，以此呈现当代时间形式的特质。在这一章的讨论中我将会提出，时间形式的变迁也是现代社会成为所谓的“风险社会”的原因，以此尝试一并提出一个新的风险概念。

第一章到第四章主要是我对时间所进行的社会发生学分析。这些分析一方面是对时间的社会构成面向进行的分析，以此挖掘时间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则是考察社会时间的发展进程，以此突显社会时间在当代的结构与形式。不过，除了我自己的原创研究之外，今天许多社会学家对时间也有类似的观察与研究，只是他们所用的词汇不是我提出的时间结构与时间形式。今天，国际上比较前沿的研究在讨论当代时间的结构与形式时最常用的词汇是“加速”。时间加速理论到了今天，甚至已经成为颇独树一格的研究范畴。为了不忽略国际上社会学对时间的前沿讨论，与国际接轨，因此第五章会对时间加速理论进行完整的文献综述。这一章对时间加速理论的研究分为三大取径：竞速学、时空压缩、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并对各取径进行详细的讨论。

第六章则是对第五章的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经验考察。第五章讨论的是时间加速，并且最后指出由于缺乏对时间的社会学式定义，因此至今时间加速理论难以回答很多问题。例如，如果时间是质的社会现象，那么加速究竟如何成为可能？第六章我尝试以交通为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交通速度如何可以是社会的。我同样会通过交通结构的变迁来阐释时间加速在交通方面所呈现的社会性。

第七章则是对前面几章的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做最后的总结与回答。从第一章开始，不论是对日常生活时间还是对生命时间的研究，不论是对时间结构、形式还是对社会时间加速的分析，最后都会发现现代社会面对的时间问题，就是社会互动的协调问题。但这种协调问题该怎么研究与分析，却是探讨时间的社会学研究一直以来没有解决的任务。今天讨论时间的社会学并不缺研究方法，而是缺少与理论相扣连起来的经验研究分析框架。因此这一章会尝试提出“时间生态学”理论，同时提出时间需求与时间权力等概念，以此作为时间问题研究的批判分析架构。希望借助这个分析架构，未来社会学对于时间的经验研究具有更系统、扎实的分析层次。有了理论和经验研究分析框架之后，未来的社会学研究也许可以开拓一个宽广而“踏实”的时间研究范畴。虽然这一章是本书的论证结论，但绝不会是社会学关于时间研究的总结，也不是我自己研究的总结。相反，本书提出的问题，必然会远远超过其所回答的问题。因此这本书只是未来更多研究的开端，而非结论。但对我来说，一个好的社会学研究绝不在于回答了多少问题，而是在于可以提出多少问题。因为唯有好的问题，才能促进好的接续研究。如此一来，社会学才能够成为一门生生不息的学科。

结语则是全书的总结。

本书主要汇集了我在2008～2018年发表的论文（第六章除外，第六章是未发表的手稿）。但多半论文当时碍于期刊篇幅限制而删除了许多部分，现在以专著的形式呈现，当然就没有篇幅问题了。因此虽然本书表面上是论文集，但几乎每一章都还原了当时没有删减的样貌。也就是说，本书实质上更像是我这十年研究“一刀未剪”的完整版。但是毫不讳言地说，由于本书研究跨越了十年，因此书中讨论的有些问题到今天已经多多少少改变了，并且不少数据也不是最新的，但我已无力再更新了。不过，我想这并不妨碍理论内容的有效性。此外，第一章我对时间下了明确的社会学式定义，并以此铺陈了后面几章的讨论。但到了第七章，我又对时间再次提出了社会学式定义，而且这个定义和第一章的定义不太一样。这是因为当初在进行第一章的研究时，我对于时间想得还没有那么透彻。在进行第七章的工作时，我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关于社会时间的定义。定义的改变，也反映了我关于时间的思想的转变过程。我对时间的定义不是一下子就得出来的，而是在这十年间不断重复追问、重复试着回答，直到这两年才确立下来的。虽然我对时间的定义后来改变了，但这种对社会时间的追问过程，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这呈现了关于时间我是这样问与这样回答的，而若读者不同意我的问法或回答方式，也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与答法。这让我关于时间的社会发生学分析不只在结果上所得出的定义可供参考，而且也让定义过程能够受到检视。所以我不打算更改第一章关于社会时间的定义。但此处有必要交代第一章关于社会时间的定义只是暂时性的，第七章提出的定义才是我目前的定见。至于第一章到第七章之间提出的其他相关概念，例如时间结构、时间形式、时间政治等，则不受社会时间定义尚不完备的影响。另外，第三章有部分内容是我与我的学生胡珊合写的，特此说明。

三 附录：埃利亚斯的社会时间理论概述

1.前言

埃利亚斯1897年出生于德国的布雷斯劳（Breslau）［今波兰的弗罗兹瓦夫（Wrocɫaw）］，后在布雷斯劳大学学习哲学与医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埃利亚斯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因奠定知识社会学而闻名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助理，并开设社会学相关课程与撰写教授资格论文。1933年因纳粹掌政，身为犹太人的埃利亚斯开始四处流亡，先后待过法国、英国，也曾在非洲的加纳任教。1975年之后埃利亚斯主要定居在荷兰阿姆斯特丹，1990年逝世于该处。埃利亚斯虽然在1970年之后才开始受到社会学界的重视，可以说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学者（当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者了！），然而自此之后，他便被普遍承认是堪为一家之言的社会学大师。埃利亚斯在1939年出版的两卷本巨著《文明的进程》今天已是社会学经典著作；1977年成为代表着高度学术成就荣誉的阿多诺奖（Theodor-W.-Adorno-Preis）第一届得奖人；1987年凭借《个体的社会》一书获得欧洲阿玛菲社会科学奖（Premio Europeo Amalfi）。

除了扎实的哲学与医学知识使埃利亚斯的社会学理论充满跨领域的生机论内涵，渊博的学识也让他的研究在历史学、体育社会学、生死学乃至社会学等各领域都有极重要的贡献。可以说，埃利亚斯著作等身，探讨主题涉猎广泛，但对各个主题的讨论却又难得的都堪为该主题领域的经典。这多少与他的作品“送礼自用两相宜”的特色有关：一方面，埃利亚斯的研究几乎都离不开他著名的“形态”与“过程”概念，因此他的著作虽然探讨主题天南地北，但是却一以贯之，有助于对埃利亚斯本身的思想整体进行理解与研究。然而另一方面，他极富创意的分析工具使他对各个主题进行分析时，都可以让该主题开创出令人感到为之一亮的视野。因此他的众多著作即便打散着各自阅读，其探讨还是可以为各个不同的主题带来非常丰富的探讨方向。他的《论时间》也是带有此种特色的著作。

这本著作是埃利亚斯的《知识社会学的工作》（Arbeiten zur Wissenssoziologie）第二部［第一部为《涉入与超然》（Engagement und Distanzierung）］。埃利亚斯在该书一开始便提醒到，此研究

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研究，但却不仅关于时间。如同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的，此研究也同时牵涉一个广泛的问题。［……因为时间］不只是每个个别的人通过学习与先行经验而得来的；除此之外，它也深烙印在人的世代长链之中。（Elias，1984：1）

显然，埃利亚斯关于时间的探讨，同样应用着他一贯的分析角度。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此书一方面承接着他的代表作《文明的进程》，将时间也视作一种有着过程轨迹的文明特征；另一方面则不时用力地援引他自己的《什么是社会学》，强调时间的形态特征。因此通过此书中他对于时间的分析，人们可以更清晰地掌握他的思想。但除此之外，埃利亚斯对于时间的探讨方式却也为“时间问题”本身带来很具洞见的社会学研究切入点。综观人们长久以来对于时间的各种探讨，将之与埃利亚斯的《论时间》加以比较，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他为社会学的时间问题所带来的特殊贡献。

2.时间概念的问题

长久以来，人们对“时间”一直多有探讨。到近代，关于时间的研究，特别集中在物理学以及哲学这两个领域。这两个学科对于时间的思考方式，也成为人们对于“时间问题”普遍采取的讨论方向。

从物理学的观点来看，时间被认为是物质或事件持续不可逆的变化过程[7]，而人们可以对此进行客观的测量。在物理学领域，人们相信可以通过更加精良的方法对时间进行更准确、细致的测量。因此从日晷、沙漏到时钟，甚至近代利用铯原子的辐射周期，这些通过测量工具且利用数字描述确切而规律的过程变化，一直是物理学领域的时间问题。当然，众所皆知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会随着测量者的速度与重力而有所改变，而这也对物理学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人们若要更精准地测量时间，就必须注意并排除会造成时间测量误差的个别因素。对于这些研究结果，有些物理学家如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认为，物理学对于时间的研究不只是物理学自身的观点，哲学对于时间的探讨最终也会与物理学汇流，得出一样的结论（Prigogine，1997）。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无疑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莫大的影响，它们对于时间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直接的贡献。尽管如此，埃利亚斯对物理学的时间研究却深感怀疑。他直接问道：

物理学家有时候会说，他们在测量时间。［……］但是人们既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既听不到、尝不到也闻不到时间。如此一来便有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人们如何测量一个人们无法有意义地知觉到的东西？（Elias，1984：VII）

这显然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埃利亚斯首先提出的。哲学领域对时间有着深入探讨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曾直接对物理学的研究提出批判：

技术性越强，亦即时间测量的效果越精确、越详细，就越没有机会对时间的本真因素进行思考。（Heidegger，1976：11）

海德格尔多次提到，人们声称通过时间测量工具，例如时钟甚至铯原子的辐射周期观察到了时间。但是当人们把时钟收起来、把手表放回口袋，离开了这些测量工具，时间当然也不是就这样被人们收起来了。人们不能认为从测量工具上就能够了解、掌握时间。在人们认为能够测量或谈论时间之前，时间必定有让时间之为时间的根本性质，即“时间性”（Zeitlichkeit）。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是将来、过去与当下在本源上的统一。换言之，因为时间性能够绽出过去、将来与当下等现象，因而能够让人们将时间视作时间而加以阐释（Heidegger，1957：329 ff.；1989：376 ff.）。对海德格尔来说，关于时间性的探讨，一方面能让人们更本真地掌握时间，另一方面这也是探讨“此在”（Dasein）的无可回避的前提。

不只海德格尔对物理学的时间研究抱持着批判的态度，许多哲学家对于物理学的“殊途同归论”的热情也敬谢不敏，且各自发展出不同的时间理论（Sandbothe，1997）。例如海德格尔所师承的胡塞尔（Erdmund Husserl）与海德格尔探讨时间的方式就很不一样。胡塞尔同样强调了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等三种不同的维度，但他并不将这些维度看作时间性的绽出，而是将之视作人们通过回忆、知觉与期望所统一起来的内在时间意识（Husserl，1928）。同样从现象学的观点出发，舒茨（Alfred Schütz）并不完全追随着胡塞尔略嫌唯心的观点。他认为，回忆、期望等意识都只是一个基础，而人们必须借着劳动（working）进入世界之中，才能将时间维度整合起来。因为唯有在劳动的时候，人们才会回顾过去，且只有有计划的劳动才会将人们带往未来（Schütz，1945）。他更进一步提到，通过劳动进入世界，人们便会开始与其他主体产生互动与沟通。在互动与沟通所构成的相互主体性当中，既是你的也是我的相互主体的时间，亦即普遍的标准时间随之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舒茨将现象学的时间探讨带入了社会互动的议题中，也带出了一种社会时间的研究取径。

相较于物理学，哲学的时间思想虽然较为多元，但大多注重主体的时间意识或劳动。而同为人文科学的社会学对于时间的探讨，主要是跟随着哲学的思路，以哲学思想作为探讨时间的出发点（Bergmann，1981；Nassehi，1993）。然而埃利亚斯却令人讶异地一反常态，他不认为哲学的时间思想应是社会学探讨时间的出发点，他甚至直接说道：

时间的社会学研究直至今日都无建树。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时间问题总是——就连社会学家也是——以传统哲学的方式来讨论。（Elias，1984：11）

换言之，埃利亚斯不认为物理学的时间研究可以带给社会学太多启发，但也反对从哲学的思想出发，发展社会学的时间研究。虽然埃利亚斯有着渊博的学识，但他却不认为时间研究必须陷在浩瀚文献里的千头万绪之中。《论时间》的讨论出发点，等于是为时间社会学解开了研究困境之一：物理学与哲学等的时间研究成果固然很重要，但如果人们想探究时间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面向，那么并不一定要一股脑地栽进庞大的文献回顾工作当中，沉于抽象玄妙的泥沼，而应该去检视时间与社会生活的具体关联为何，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提出一种社会学探讨时间的研究取径，更有建设性地对时间进行社会学研究。正是基于对物理学与哲学的时间思想的批判，埃利亚斯企图发展一种社会学式的思想取径。

3.时间的社会发生学分析

不论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还是舒茨，甚至是大多数的哲学思想家，对于埃利亚斯来说，其时间理论都有着同样的问题：他们要么把时间当作不证自明甚至优先于一切的现象，要么就是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思想或劳动，凭借着一己之力参透时间。然而时间并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也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普遍的标准时间。他提道：

当人们说一个观念或概念是“先验”的——一个人们的“此在”或理解的不变的特质，一个在每个人的经验之前的永恒范畴，也就是说，不必学习且是普世的——，其实也就是说这些观念概念是与生俱来的。（Elias，1984：29）

而埃利亚斯却认为哲学家们都忽略了人们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时间”这个概念，也不是仅用观察或用意识思考就可以参透时间。他强调，人们必须通过学习才会理解、掌握时间概念。现在，人们从小就需要学习、辨识与理解钟表或时历上的符号，并被教导要通过观察钟表运作或时历变迁来理解与掌握时间。唯有通过学习，每个人长大之后才知道可以通过观察时间测量工具观察时间，并根据这些时间测量工具得知一个普遍时间。但若说当人们掌握了时间概念之后，凭借着社会互动以及沟通就能构成普遍的标准时间，也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标准时间显然并非只是在社会互动与沟通中形成的。人们所学习的时间并不是自己创造的时间。人们无法自己断定何为一秒、多久是一年，或者有的人认为一件事已经过去了，但也许另一个人却觉得这件事还正持续着。人们不能忽略普遍的标准时间实际上是由时间测定者的测量所划定的。

时间测定者比方物理学家声称在测量时间，但已广为人所批判的是，他们当然不是真的测量了某个被称为“时间”的客体。不过，埃利亚斯虽然对物理学的时间研究提出批判，并认为应该要开创对立于“物理时间”的“社会时间”的研究取径，但他并不是完全否定了物理学的思想。他认为，人们应该避免像物理学那样断言时间有个可以独立出来讨论的客体本质，并且必须更广阔地看到物理学进行研究工作时所身处的社会情境。因此埃利亚斯指出，虽然物理学家所声称的“测量时间”并不是一个足以说服人的研究取径，但是时间测定（Zeitbestimmung）本身的确能够满足某些社会需求。早期在相对简单的社会中，通过对天象的观察，专门的时间测量者（如神职人员）制定了历法，随着天体运行划分了人们的生活；今天，钟表的发明与普及让人们可以更细致地切割、区隔出一天的生活。借着时间测定，一方面人们可以依据某个准则排序各种事件。例如冬天之后是夏天，或者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另一方面时间测定也划分了人们的生活，如人们知道几点天会亮、该起床，几点天会黑、该吃饭；知道哪一天该回家与家人团聚，哪一天则是大家一起吃烤肉赏月的日子。因此，与其说时间是时间测定的对象，不如说通过时间测定，人们得以表达出一个被称作“时间”的象征（Symbol），而人们可以借由此象征连结个人、社会与自然。

埃利亚斯进一步指出，时间至少具有三个社会功能。第一，通过时间的排序，相同社会中的成员得以拥有相同的记忆模式，而这使得时间拥有了沟通功能，人们可以知道彼此在谈论的是同一个事件。第二，时间具有指向工具（Orientierungsmittel）的功能，让人们能够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结束什么事。第三，时间具有调节（Regulierung）人类行为与感受的功能，而人们也可以借着时间协调彼此的行动。

当时间不是一个外在的客体，而是通过时间测定且为了满足社会功能而表达出来的象征时，埃利亚斯特别提醒，时间因此不能够单独地从唯心或唯物的角度进行探讨，而是要注意到时间是置于关系之中（In-Beziehung-setzen）的。他甚至指出，“时间”不应被视作一个名词“die Zeit”，而应意味着人际关系不断运作、成形，亦即应是一个动词“zeiten”。过去也有学者注意到时间的社会关系层面，提到时间一方面是社会制定出来的象征，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借由时间协调整体的社会互动以及个人生活（Bourdieu，1990：219～237；Durkheim，1965；Zerubavel，1981）。但埃利亚斯的探讨并不仅仅停留在时间的静态社会功能。当时间是时间测定者因应社会情境而划定的象征，而人们则是通过学习掌握了呈现时间的符号（例如钟表刻度），以此习得了时间概念，并可以借此进行沟通、计划与调节时，人们就应该关注支撑“时间”此一象征背后的知识的演变。换言之，时间不是既定、稳定的象征，而是会随着整体的社会文明而演进，其意涵也会随着世代的交替而改变。因此，时间绝对不是如某些哲学家所认为的有一个单一不变的时间性，时间会随着时间测定的方式而被表达出不同的形式，但时间测定的需要则是深植在社会的文明发展之中。社会随着文明的进程而愈加复杂，因而产生不同的时间测定需要。因此时间虽然是由时间测定者所定义的，但是时间本身也会再现某个社会特定文明阶段，以及制定与表现时间的社会制度。

不只埃利亚斯，当代社会学的时间研究中，也有许多学者注意到时间本身并非无时间性，而是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并且也提出在社会文明过程现阶段的时间功能。例如兰姆许达特（Otthein Rammstedt）便提出，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时间意识经历了“偶然的”“循环的”，然后是“线性而封闭的未来”，到今日的“线性且开放的未来”四种不同的时间意识发展阶段，且伴随着这些时间意识，当代社会也出现了特有的“持续变动且加速”的时间经验（Rammstedt，1975：47～63）。而卢曼（Niklas Luhmann）则是接续着兰姆许达特的理论进一步提到，当代社会由于“线性且开放的未来”的时间观，面对未来会有以往所没有的不确定感。因为任何事仿佛都可能会发生，但也可能不会发生。因此当代社会不能放任时间是一个绵延不断的长流，而必须对时间做精密的测定切割，并划分出过去、当下、未来三种不同的时态差异。通过时间测定，人们可以进行计划，将未来欲行之事于当下便可置入时间点之中，以“时态化”（Temporalisierung）悬置未来因开放而带来的不确定性（Luhmann，1980，1990）。这些高度抽象的时间理论对于弥补埃利亚斯所批判的哲学与物理学的缺失有所帮助，也顾及了埃利亚斯所在乎的时间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变迁。但正因为这些时间理论太过抽象，仅是从社会运作的逻辑之中推演出来的声称，因此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事实上，这些理论由于太过断言，也始终没有给出一个经验研究得以切入的研究方向。于是，一方面这些理论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贴合并解释现实的社会情境，人们难以进一步论证；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线索再去看到，在“线性而封闭的未来”之时间意识所带来的“持续变动且加速”的时间经验之后，当代的社会时间是否又步入了另一个不同的阶段形态。

此时，埃利亚斯的“形态”概念便为社会时间的经验研究给出了一个可能之道。埃利亚斯之所以提出“形态”，就是企图避免人们将“社会”视作外在于人的独立实体。他认为，社会是

根据人们元素性的相互安排与指示以及彼此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依赖所连结而成的，并且因此相互依赖的网络或者形态，是伴随着各种不同的或多或少的易变的权力平衡而形成的。（Elias，1993：12）

当“时间”也需要“置于关系之中”来思考之时，人们就可以通过形态当中的权力消长看到时间所表达出来的形式。形态中的权力与韦伯（Max Weber）或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谈的权力不同，埃利亚斯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制衡，以及人们对自己的制衡。也就是说，观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如何制衡，以及人们对自己如何制衡，便有机会窥见当代社会特有的时间形态。于是这至少会牵涉两个层面：一个是时间作为他者制衡（Fremdzwang），另一个是时间作为自我制衡（Selbstzwang）。作为他者制衡的时间，安排制定了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构成了社会互动的同步前提。但是，时间若要制衡人们的生活，也必须在人们学习了时间且将时间内化成自我行动的一部分之后，才能真的表现出此一制衡。换言之，社会时间的表现形式是人们将作为他者制衡的时间内化之后，再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惯习（habitus）。当社会愈加复杂，社会同步性对于社会互动来说便特别需要，因此人们愈加需要时间以相互制衡、协调彼此的行动时，时间协调的个人化也就越必要。埃利亚斯甚至断言：

社会时间协调的个人化，以几乎堪为典范的形式，承担了文明进程自身的变迁。（Elias，1984：XXXII）

而人们究竟如何利用经由学习而来的、不是自己所测定的时间，在特定的社会预期之下，规划自己的生活、协调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亦即人们的时间运用惯习究竟呈现何种形态，或者更简单地说，人们究竟如何过生活（Lebensführung）——埃利亚斯的论述让人们看到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会是人们经验地探讨自身所处社会中的时间形态的一个可能的重要出发点，这也会是社会学的时间研究将可能提供重要贡献的切入点。正如埃利亚斯不时提醒的，绝不能孤立地讨论时间，而必须将它置入整体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而人们也唯有将时间视作人们的社会生活，抛弃旧有的“时间是个外在于人的对象”的错误成见，才能更加清楚而多元地了解时间。

4.《论时间》的延伸与缺失

在埃利亚斯的众多著作中，他不止一次像在《论时间》一书中这样提出非常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洞见。如上所述，他对许多主题都能提供开创性的贡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如其他社会学大师一样，埃利亚斯有一些核心且涉及面向相当广泛的原创理论概念贯串在他所有的著作当中。其中最关键的两个概念就是“形态”与“过程”。借着这两个颇具原创性的观点，人们普遍赞同埃利亚斯成功地提出了“社会学的第三条路”，突破或接合了社会学当中宏观取径与微观取径之间的矛盾鸿沟（Albert，2013）。不过，除了这两个概念之外，人们还可以从《论时间》一书中发现他的第三个也许较少被提及但也非常关键的概念——象征。

在“形态”与“过程”之间，还有个问题显然是埃利亚斯必须解决的：在人类长远的文明进程中，是什么社会要素能够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使形态得以持存下去而不致崩散？埃利亚斯指出，形态是某些外在具有强制力的协调要素，经由世代长链的传承，内化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当中，成为人们自身会遵循的自我强制力，使人们借此相互交织而形构出来的。而人们在文明进程中如何抽离地面对外在强制力，以及如何接收、涉入其中，使之成为自我强制力，就是埃利亚斯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第一部曲《涉入与超然》所企图回答的问题（Elias，1983）。至于协调人际社会生活的社会要素究竟是什么，埃利亚斯则认为“时间”会是个好答案。所以，《论时间》除了是一本独立的时间社会学著作，事实上也是埃利亚斯接续着《涉入与超然》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第二部曲。在这个第二部曲中，埃利亚斯明确将“时间”定义为一种“象征”。也就是说，他明确指出，社会形态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协调要素是“象征”，时间是象征的一种。之后，埃利亚斯开始把层次拉得更高，深入探讨“象征”的内涵究竟为何。其研究成果便是埃利亚斯生平的最后一本著作《象征理论》（Elias，1991）。由于《论时间》是首次完整提出“象征”概念的著作，因此有论者甚至指出，《论时间》应被视作埃利亚斯晚年试图突破他的“文明化”与“形态”理论的一本代表他思想典范转移的重要著作（Rosemann，2003）。

不过，《论时间》不论是作为埃利亚斯的理论思想的一环，还是作为一本时间理论著作，都相当重要。但这本书也不是没有缺点，其中最大的一个缺点与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有关。

《论时间》成书起自1972年。当时，埃利亚斯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凡登贝格（Godfried van Benthem van den Bergh），为其编辑的荷兰期刊《向导》（De Gids）规划了一期以“时间”为主题的专辑。凡登贝格向埃利亚斯邀稿，希望埃利亚斯能运用他自己的理论对时间进行分析。埃利亚斯考虑过后，同意时间可作为他学术工作中一个核心的主题，因此欣然接受，开始用英文撰写题为“An Essay on Time”的手稿（Loyal & Mennell，2007：xi）。这份简短的手稿译成荷兰文后，在该期刊分成四期于1974～1975年发表。过几年，凡登贝格建议这些文章可结集成书，于是在整理《向导》的荷译稿件之后，于1985年出版了荷译本。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论时间》的荷译本比德文初版晚一年出版，但其内容主要源自《向导》，不但没有德文本的“前言”，内容与章节也与德文初版不一样，整体来说可以视作埃利亚斯的一本独立的时间研究前导计划。

在交出给《向导》期刊的稿件后，埃利亚斯并没有停止时间研究，而是继续用英文撰写手稿，完善其理论。到了1981年，埃利亚斯的德国友人歇尔（Kurt Scheel）建议埃利亚斯的时间研究手稿进一步出版成德文著作（Schröter，1997：298）。于是，1982年埃利亚斯将扩写成超过500页的时间研究手稿分装成30包牛皮纸袋寄至德国，由福里斯巴赫（Holger Flieβbach）全部译成德文，再由出版社节选了全部手稿中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把牛皮纸袋包当作节次单位，分成两部以题名为《论时间》（Über die Zeit），于1982年在《水星》（Merkur）期刊上分别发表（Rosemann，1999：174）。《水星》期刊上的篇章，即后来德文版的前27节。

1983年，苏尔康普出版社将《水星》的稿件交给施络特（Michael Schröter），由施络特负责将《论时间》编辑成书出版。施络特润饰了《水星》的稿件，部分节次重新安排，并且请埃利亚斯过目、校对。为了《论时间》的第一次成书正式出版，埃利亚斯在1984年特意用德文再次撰写了“前言”与第28、29节，然后用英文加写30～46节，最后由施络特将30～46节译为德文并整编全书，1984年正式出版。[8]

由于这些手稿并非一气呵成，而是零散地写就，因此这本著作虽然有整齐编辑的多篇节次，但无目录，节次也无标题，内容也并非依照着节次编排而有层次地推演论证，而是围绕着几个核心主旨不断地打转重复。比起正文，最后编入的前言反倒相当精确而有层次地交代了埃利亚斯论时间的重点，甚至可以说，前言是全书最核心的部分。但全书由于仅仅是不停地重复强调一个迥异于物理学与哲学的社会学式的时间思考方式，亦即强调社会形态与文明进程对于时间的影响力，因此埃利亚斯对时间的意涵虽然提供了研究的出发点，但他对时间的意涵本身却缺乏关注。这或许是必不可少的后续研究。

即便如此，埃利亚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把很好的钥匙，让我们能开启探讨时间的社会学研究大门。《论时间》也非常值得让我们用埃利亚斯的这把钥匙开启大门，继续走出一条社会学式的时间研究道路。

[1] 这篇文章的中文版亦在修改之后收录于本书第七章。

[2] 在景天魁之前，就已有一些较为重要的提倡时间研究的社会学文章了，例如：石言，1987；另可参阅：包雷，1994。

[3] 也有学者指出了这一点，见：冯刚，2017。

[4] 尽管如此，成伯清的看法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叙事的确可以是社会学的时间研究的一种很重要的方法取径。关于这一点，本书在第三章第四部分将会进一步讨论。

[5] 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本书的第二章与第三章，便会对生命时间进行专门的讨论。

[6] 关于竞速学，本书第五章第二部分有详细的讨论。

[7] 时间是否或为什么是不可逆的，物理学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对此，著名的深入浅出的介绍可参阅：Hawking，1988。

[8] 1984年《论时间》出版之后，埃利亚斯仍未停止时间研究。直到去世，埃利亚斯的时间研究手稿加上已发表出版的，累计超过1000页。因此，未来（即便这可能是很久之后的未来）仍也许有可能再整理埃利亚斯的所有时间研究手稿，重新出版新的《论时间》完全版（Rosemann，1999）。

第一章 日常时间结构的改变与时间政治问题

一 时间的政治问题

一群德国的社会学家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构想与酝酿之后，于2002年正式成立了“德国时间政治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Zeitpolitik，DGfZP），并在2005年发表《时间政治宣言》，该宣言开宗明义提道：

时间即生活。［……］让人能够持续地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的时间政治的最重要目标。［……］在个人生活安排当中，自主决定能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时间及其制度的支配权力问题，因为时间及其制度时间性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1]

随着学会的建立以及宗旨的宣告，“时间”这一主题也正式在社会学领域确立了其政治性的生活实践范畴：“时间”除了是理论探讨的概念、需要经验研究加以了解的社会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时间制度的确立，时间也关涉人们生活运作的自主性，进而触及生活的质量与生命的意义。这使得“时间”这一议题也牵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且有必要从社会、制度结构层面进行探讨。这也让时间具有了社会学面向的重要性。

时间政治学会在德国成立，既在意料之中，却也出乎意料。之所以说在意料之中，是因为将“时间”视作一个具有政治性的生活实践概念，在德国已有长久的历史。从德国对于工作时间结构的讨论，便可显见之。虽然比起英国早在1830年左右便有工作时间每日不可超过10小时的规定，德国于1850年才开始对工作时间进行普遍的关注，起步相对较晚（Promberger，2005：16 f.）。然而自此之后，德国对于工作时间乃至于整体生活时间的关注却从未停歇。19世纪末，宗教、市民与工会团体发起多次对抗工作时间、争取自由时间的社会运动，各邦也纷纷制定相应的法条，试图达到生活时间的保障与平衡。1934年，德国正式颁布《工作时间条例》（Arbeitszeitordnung，AZO）；两德统一之后，1992年则重新修订了现行的《工作时间法》（Arbeitszeitgesetz，ArbZG），生活时间有了严谨的法规作为基础。1998年，由于工作时间弹性化有开始普及的趋势，德国进一步增修因应的法规。其法规的完整性，对于以德国大陆法为重要法学基础之一的中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性。尽管如此，德国大众对于时间的抗争与争取却仍方兴未艾。例如德国铁路局工人直到近年来都经常发动大规模的罢工，造成全国交通网络大瘫痪的危机。这就是劳方与资方企图就工作时间与薪资的议题进行谈判。德国对于时间的政治实践始终存在着很强的意识，且随着社会情境的改变而持续进行。但时间政治学会的成立之所以在意料之外，是因为“时间政治”成为一个确切的概念在德国却也是近20年才出现的。而且，虽然时间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德国一直存在，但人们仍认为对此议题不够了解，因而有必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学术组织加以专门讨论，且晚至2002年才正式成立。

反观中国，长久以来，除了社会学界对于时间——不论是普通的日常生活时间，还是有重要立法意义的工作时间——这一议题较缺乏关注与探讨之外，整体社会氛围也忽略了时间的社会学意涵与政治性概念，因而对此一议题的重要性缺乏警觉，面对相关问题时便常无法切中问题核心。

例如，“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以下简称“带薪休假”）是我国的重要法规之一，它始于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2007年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正式通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2008年1月1日施行。带薪休假是欧美国家普遍有的制度，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在我国，带薪休假的重要性更为深远。休假是消费活动的前提，对刺激经济有莫大帮助。此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人们的旅游意识日益高涨，每逢法定假日，庞大的旅游人潮常带来交通、环保等问题。带薪休假能让劳动者自行安排时间，有助于错开人潮，减轻弊端（周敏慧，2008：22～23）。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也纷纷制定并全面落实带薪休假的时程规划。然而，这类政策至今却未有效落实。单就2015年，中央政府和国务院就至少五次强调落实带薪休假。2016年年初，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的必要性，并于当年出台多项规定或意见来强化落实。如何有效落实带薪休假，显然是我国现今的重要问题之一。但至今，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依然成效不彰。国内一般对相关议题的探讨，要么是从法学的角度，要么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将带薪休假落实不彰的原因指向劳资双方话语权不对等、政府监督不力等。也有调查显示，带薪休假无法落实的原因在于员工没有休假观念、担心影响前途、不敢休等（郑彬，2015）。虽然这些探讨的角度都很重要，但如果人们从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对此加以观察，就会发现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根本的、影响广泛的改变趋势（Egbringhoff，2002；Rosa，2005）。在此改变趋势下，用过往的思考方式理解当今工作时间的形态已经不够了。不只是带薪休假，其实包括工作时间本身乃至于整体生活，都必须考虑到现今社会已改变了的时间结构，并用新的观点加以理解，以提出在此时间结构当中生活实践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换言之，人们应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加以思考，在当今的时间结构当中，人们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时间政治问题。

反过来说，若是对“时间”缺乏社会学观点的研究，那么一方面人们对当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变迁就会始终无法有系统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会缺乏对此议题进行关注的警觉，人们无法应对生活中的时间政治问题，政府也无法在施政上采取主动且有效的关怀。以此而言，德国时间政治学会的成立不啻提醒了人们，“时间”在当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活实践课题。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性的理解，则是时间政治进行实践的关键。

探讨时间结构的改变以及当代时间政治的问题，即本章的任务。换言之，本章旨在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时间结构在当代社会中发生的改变进行初步的理解：第二，探讨此种改变让人们面临什么样的时间政治问题。于是，此双重研究目标赋予了本章将依序处理的几个主题。

第一，人们如何从社会学的立场去理解并探讨“时间”这个概念？而在当代发生了改变的“时间结构”，以及关涉日常生活的政治性实践的“时间政治”所指为何？关于这个问题，本章将粗略地对社会学中较为重要的时间理论进行综述。当然，时间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取径，每个取径都有其长处[2]。但由于立足于时间政治的关怀动机，因此本章将策略性地着重交代几个相关的特定立场[3]。

第二，时间结构在当代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以往的时间结构的特征及时间政治的问题是什么？而现今已改变了的时间结构与因应此改变的时间政治的问题又是什么？

在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之后，本章还将试着指出，时间政治问题在今天并不是完全没有被社会察觉。然而在现今的全球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时间政治问题却可能以遮蔽了本质问题的错误意识形态而扭曲了思考与解决方法。这个错误的意识形态即“时间管理”概念。唯有揭露这个错误意识形态，才有可能找出真正的解决当代时间政治问题的方法。

二 社会学中的时间概念

要想理解时间结构与时间政治，首先得理解时间。谈到时间，人们一般都将之视作事物持续而不可逆的线性变化过程。此种——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话来说——一般通俗的时间理解（vulgäres Zeitverständnis），也使得对于时间的讨论，多落脚在“时间是可测量的既存客观现象”以及“被构筑出来的主观意识与（或）意义”这两种时间理解的光谱之间（Heidegger，1957：405）。但社会学接续着这两个重要的时间理论，开拓了“社会时间”的视野，形成了自身关怀的取径。以下将依序粗略地交代“作为客观现象的时间”与“作为被构筑出来的时间”的观点，并探讨“社会时间”等如何接续着这两方的取径，拓展自身的社会学的关怀。特别是社会时间以及几个基本命题，将是本章论证时间结构与时间政治的基础。

1.客观的时间

对于作为客观现象的时间的测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一直以来的首要任务。从最早的沙漏、日晷到钟摆的发明，人们不断地企求更好的科技和方法，以提升时间测量的精准度。到如今人们发明出原子钟，已将铯原子的辐射周期当作最稳定、最精密的时间测量工具，并将其测量出的时间进行单位划分，作为标准时间单位[4]。另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指出，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会随着测量者的速度与重力有所改变：一个物体的速度越快，所受重力越小，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流逝就会越慢。而这也对物理学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人们若要更精准地测量时间，就必须注意并排除因时间的相对性而造成的时间测量误差的个别因素（Hawking，1988）[5]。

由于科技的成功发展与广泛影响，时间概念作为客观现象，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时间探讨出发点，这对社会学的时间概念也有一定的影响。无怪乎有些物理学家如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会大胆地声称，物理学对于时间的研究结果不只是物理学认为自身的观点为真，其他学科对时间的探讨最终也会与物理学的汇流，得出一样的结论（Prigogine，1997）。然而，将时间视作可量化测量的客观现象，其实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一方面，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见，每个人都有自身主观的时间体验。例如社会心理学便有研究指出，人们对某一件事的时态感影响了对该事件的愉悦程度（Doob，1971：132；Schmied，1985：88）。人们若是喜欢它，可能会觉得良宵苦短；若不喜欢它，可能就觉得度日如年了。另一方面，已有许多学者提出批判，认为时间并非人们可以实际经验到的客观对象，并非就既存地摆在人们面前等待测量，因为人们毕竟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着时间（Elias，1984：VII）；当然也不是把所有时间测量工具收走了，或把所有变化停滞下来了，时间也就随之被收走、停滞了（Heidegger，1957：337 ff.）。人们不能仅想着可以物理客观测量的时间，事实上，时间的根本意涵更加重要，也更有必要做进一步讨论（Heidegger，1976：11）。因此，许多学者对普里戈金大胆的宣示不以为然，而是更倾向于强调时间是一个被构筑出来的结果的面向（Sandbothe，1997）。

2.构筑的时间

将时间视作构筑出来的结果，并非指时间是无中生有的虚幻物和想象，而是说人们是奠基在一个特定的基础上，才会经验到或使用了“时间”这个概念。在此基础之下，不是意味着不可能有个作为客观现象的时间，而是客观时间在成为人们所经验到或表达出来的概念之前，还有必须加以探讨的概念构筑前提。关于此一构筑面向的论述，胡塞尔的观点具有代表性（Husserl，1928）。胡塞尔并不反对有个作为“事物持续不可逆的线性变化过程”的客观时间，但他强调人们可以借以观察到时间的客体对象本身并不是时间。时间之所以可以被体验成一个变化而同一的流逝，必须还原成在知觉时间客体时的不同的意识形式。时间客体可被知觉的“当下”，有赖于它在意识中的持留，而意识也可以将知觉时间客体的当下前展出去。持留（Retention）、知觉（Wahrnehmung）和前展（Protention），其实于其内在意义上也构筑出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

虽然胡塞尔的时间哲学专注于时间的内在意识，而多少因此略嫌唯心，使其在论述上有不完满之处，但他确立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或被反驳的概念：时间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而流逝的变化现象，而是过去、当下、未来这三个不同维度的统合。或者说，一般通俗的时间概念，其实构自这三个更根本的时间维度。而三维时间（由过去、当下、未来这三个维度所统合起来的时间）被重新发掘出来的重要性，对于近代超脱“一般通俗的时间概念”的探讨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6]（Luhmann，1990：97）。海德格尔认为，人们应该将时间超脱于时间而思考，而三维时间是此思考应具备的出发点之一[7]。他以此为基础对“存在”（Sein）所进行的探讨，则是此一取径的经典示范（Heidegger，1989：6；Sandbothe，1997）。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是存在者的存在，对存在的追问是存在者的追问；而这个能追问存在的存在者，即“此在”（Dasein）。让此在会去思及、筹划自身存在的，则是此在对存在的“操心”（Sorge）（Heidegger，1957）。操心不仅仅是此在揭露出自身存在的烦躁或思虑，操心的本质在于它会根据此在曾在着（gewesend）的过去（Vergangenheit），将其所向之至（即未来，Zu-Kunft）带入此在自身［所处的当下（Gegenwart）］。也就是说，操心的本质在于绽出让此在得以追问存在的过去、当下、未来。这种绽出时间的操心的本质就是让时间得以成为时间的根本性质，即时间性（Zeitlichkeit）。而时间性所绽出的时间维度，其实也就是存在的维度。操心并非单纯是（仿佛仅存在于内心当中的）烦躁与思虑。已有学者进一步诠释，操心其实是一种同时绽出时间维度并连结时间维度的“行动”。或者说，唯有当操心作为一种实际的行动时，才可以让时间既绽出又连结，成为人们能经验并说出的“时间”（Murchadha，1999）。有不少学者也关注行动与时间的关系，将行动视作时间维度的连结，或时间维度的绽出。例如，关于时间维度的连结，舒茨指出，之所以来自作为操心的行动，是因为人们虽然可以回忆过去、设想未来，但是真正将人们把过去推连到未来的不是人们内心的想象，而是人们借着所设想的未来，介入所处的世界的实际行动；唯有行动方能进行改变，将人们从过去推连到未来，时间的维度也才因此被串联起来而成为时间（Schütz，1945：539 ff.；Schütz & Luckmann，2003：48 ff.，465 ff.）。而关于时间维度的绽出，卢曼（Niklas Luhmann）着重在时间维度的差异分化面向指出，行动可以视作一个当下的“决定点”（Entscheidungspunkt），当下的决定点让（当下的）过去与（当下的）未来也随之被区隔出来，时间维度才得以浮现（Luhmann，1981：130，1997：1004）。

舒茨和卢曼都不约而同地进一步提到，由于所处的世界是与其他人共同存在所构成的世界，因此介入世界的行动并非是进行行动的单位自身的行动，而是进行行动的单位在与另一个进行行动的单位产生关系的情况当中被要求出来的行动（Schütz，1945：543 ff.；Schütz & Luckmann，2003：81 ff.；Luhmann，1975）。简单来说，与他人共同存在的世界当中，介入世界的行动都是牵涉到与其他进行行动的单位的相互行动。所以，通过行动而绽出并连结的时间并不只是进行行动的单位的时间，而是因互动而交织起来的共同有效的、标准的世界时间。

当“时间”通过维度面向的强调而与“行动”乃至于“（社会）互动”这几个概念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之后，探讨时间的取径于是不再只是进行测量与运用的客观现象，或论述其于意识当中如何被加以构成的哲学思辨，而是通过“社会互动”此一概念形成了相当大的可能性，将时间从自然科学或哲学的范畴转化进社会学。社会学的时间概念，因此得到一个可供探讨的厚实根基。

3.社会时间、时间结构与时间政治的概念

由于出现了朝社会学转向的潜力，近来不少以时间为专门探讨主题的社会学著作都试着将近代哲学时间概念作为探讨的出发点，然后转向社会学式的讨论（Bergmann，1981；Nassehi，1993）。此一转向可以概述为第一个时间社会学的基本命题：时间不能仅从“客观现象”或“构筑出的意识或意义”这两极出发，将时间视作“持续不可逆的事物变化”；更重要的是，时间是人以行动与互动开拓并连结的自身存在维度。时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时间就是人自身的存在维度，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来源，是一切对于人类关怀的基础。不过，这一命题的开展虽然好，但是还不够好。因为这些论述都忽略了，一旦牵涉到行动或互动，就会牵涉行动之间的协调（Habermas，1989：571 ff.）。当行动或互动是经由协调而来的时候，人们就不能将以此而来的时间视作自然的中立概念；而且容易想见的是，互动当中享有的“共同有效的标准时间”并非在互动中自然而然浮现的。许多学者提到，成为人们可以加以经验和使用的“时间”此一概念，并不是个体以一己之力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更多是群体所构成与加诸的；它牵涉到的是广泛的规约出规律性的社会集体生活，且是通过规律性的社会集体生活而表现出来的（Adam，1990；Bergmann，1992；Bourdieu，1990；Durkheim，1965；Sorokin & Merton，1937；Zerubavel，1981）。社会学也因此不应将时间视作量的流逝，而应看作质的社会集体生活方式、质的“社会时间”。这方面的顾虑，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给出了值得援引的深入思考（Elias，1984）。

面对过往哲学式的时间理解，埃利亚斯首先提及了一直没被顾及的盲点：人们不是一出生就知道“时间”这个概念的，也不是光用观察、用意识思考，或介入世界行动，就可以参透时间。他强调，人们必须通过学习才会理解、掌握时间概念。每个人从小就被教导如何理解“时间”此一概念[8]，并学习着如何通过观察钟表运作或时历变迁等时间测定工具来掌握时间。之所以被要求掌握时间概念，则是为了协调、安排行动与互动。例如人们知道早上八点该起床，不然上班就会迟到；知道晚上十一点之后最好不要打电话给别人，因为别人可能已经在睡觉了。通过学习，人们将日常生活进行了时间性的组织。时间对于日常生活的组织，埃利亚斯指出有两个同等重要的探讨层面。

第一，人们借以理解时间的钟表或时历虽然有组织人们日常生活的功能，但这些时间测定工具本身并不会规定人们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例如时钟指向上午九点，它仅仅给出了一个刻度，刻度本身没有意义。但是当人们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被要求在什么刻度进行什么行动，甚至进一步地安置出整体社会形态的生活规律时，时间便由人们的行动社会性地呈现其结构性的意义。因此，埃利亚斯提醒人们，时间此一词语并不是一个指涉某客体对象的名词，而是一个于关系之中（In-Beziehung-setzen），让社会形态通过人们时间性地交织起来的生活运作，呈现其结构性的动词。

进一步地说，奠基在哲学时间概念上的时间理论认为，时间是人以行动展现的存在维度；人展现存在维度的总体的社会行动与互动，或可定义为“生活”（Voβ，1991：10），如此一来，生活本身就是时间性的。但埃利亚斯则更进一步提到，人并非可以孤立而处的个体，人的生活当中的任何行动都牵涉到他人，并与他人直接或间接地交织在一起，此种关系性的生活交织便构成埃利亚斯所谓的社会形态（Figuration）（Elias，1993：12）。有所协调的交织让人们在生活运作当中产生内发与外在的结构性秩序，这使得时间不仅是个人扩展出来的存在维度，而且是通过生活的交织，让社会形态具有结构性的韵律表现。因此，社会学转向的哲学时间理论配合埃利亚斯对于时间的理解方式，让人们可以诠释时间社会学的第二个基本命题：时间即生活，时间结构即各个生活运作时间性地协调、交织起来的整体社会形态的结构性表现（Bergmann，1992：99）。

但时间结构并非在日常生活的安置与交织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埃利亚斯加以探讨的第二个层面便在于时间对于日常生活的组织。时间测定（Zeitbestimmung，意指同时对时间进行测量并将时间点定置下来）以及测定出来的单位所蕴含的意义（例如中午十二点是午餐时间，某月某日是法定假日），虽然得以让人们协调性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但也牵涉到构成社会形态的各种人际生活关系之间动态权力的斗争与平衡问题。例如，某月某日是假日，人们可以安排自己的休闲活动，但这天作为假日可能是人们争取来的；可能是宗教或政治单位为了生产与再生产某种权力的意识形态而规定的；也可能是因为雇主的要求，某些薪资劳动者在假日不得放假。又或者，在若干年之后，因为某些权力因素，政府取消了这天的假日。因此，时间结构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权力斗争与平衡不断变动的制度；且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对时间制度的抗争与争取所造成的时间结构的变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在社会中的生存条件与生活方式。人类有意识地改善日常生活，试图改变生活方式，进而改变时间结构，让时间有了政治性的生活实践意涵，即“时间政治”（Mückenberger，2002：121 ff.）。没有永远不变且普世皆然的时间结构，也没有一个最终完成的时间政治（Rinderspacher，2005：441）。换言之，任何一种时间结构中都蕴含着实践性的政治问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运作，生活运作中又会萌生时间结构。不同的时间结构会有不同的时间政治的问题，这是一个永不止息的变动历程。这或可为时间社会学的第三个基本命题。

到目前为止所论及的社会学的时间理论，以及三个时间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已初步阐释了“时间”“时间结构”与“时间政治”等概念的内涵。但这些命题也开启了接续的问题：不同的时间结构有着不同的时间政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牵涉到人自身的存在以及彼此生活的交织，那么人们的时间结构究竟历经了什么样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到了如今又让人们面对了哪些所特有的时间政治问题？

以下将粗略考察时间结构不同的改变阶段，并对个别的阶段进行探讨。下文在探讨各个时间结构的形成与特征的同时，探讨各个时间结构阶段当中的时间政治问题，通过各自阐释和相互比较来凸显当代时间问题[9]。

三 自然的时间结构

今天，人们一拿起手表或抬头看看时钟，许多时候时间大多都以“秒”为单位标准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若从历史的层面观之，如此精致的时间结构其实是相当晚进的事。至少在钟表发明之前，人们没有能力稳定地切割出这么细的时间单位。但这并不代表在钟表发明之前，人们无法进行时间测定，因而社会不存在时间结构。一般认为，在钟表发明之前，时间结构主要奠基在自然变迁规律的变化之上（Laermann，1988：326）。人们可以借由四季的变化、星象、日升日落与月升月落等自然现象的规律变化，划分出年、月、日。在农业时代，自然的变化与人类生产息息相关。庄稼在秋天才能收获，而无法推移到冬天或提早到夏天来收获，晚上才能进行的狩猎工作也不能改到白天。由于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自然时间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时间结构。

当然，在这个阶段，人们不是完全被动地顺从自然的变迁，而没有人为的时间结构的意义。正如一些研究文献所提到的（Levin，1997；Rybczynski，1993），虽然年、月、日等是根据自然的变迁而测定出来的，但是人们可以根据宗教因素（例如“公元”“圣诞节”）、政治因素（例如“年号”）或文化因素（例如以七日为一周、“中秋节”）将时间单位赋予人为的意义，并以此促成人为的规律性集体行动。这些奠基在自然时间之上的人为时间意义，构成了时间最原初的社会性结构意涵。且除了自然变迁，人们还发展出原初的时间测定工具，如日晷、沙漏、香等，中国古代甚至还有“打更”此一报时的职业。

然而，不论是自然时间还是原初的时间测定和人为意义，相较于分秒必争的现代生活，是相当松散的，没有严谨的稳定性；且随地区而异，缺乏有效的普遍性。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所担心的就是如何应对自然的变迁。除此之外，人们对时间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能力，它就是既存的自然变化，或宗教、政治、文化的既有规定。以此而言，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尚没有实质的时间政治的问题存在（Zerubavel，1982：5）。

四 标准化的时间结构

自然时间对于人们来说当然一直都很重要，例如人们始终跟随着季节而决定外出时是穿短袖衬衫还是穿厚毛衣。但是在近300年来，相对松散的自然时间已经不再是决定人们生活运作的主要时间结构了。近代社会已经发展出一套人为、抽象但又客观的时间符号。用吉登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时间已经与自然物理空间脱离开来、“空虚化”了（Giddens，1990；1991）。我们可以将这明显的变化视作时间结构变迁的第二个阶段。此一阶段，人们通过符号将时间精准地划分出均等而量化的时间单位，这些抽象、量化且标准的时间单位不被自然所影响，而是由社会的时间测定机构所决定的，其测量出的时间周期单位普世皆然。而此一量化单位性的时间相当有效，具有跨地区的普遍性，且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人们至今都相当熟悉且习以为常的时间环境。这既结构了生活运作，也结构了社会情境。

1.时间结构的标准化

此一阶段是如何形成的，这同样源于多种重要的决定因素与后果的共同交织。其中，第一个较容易为人所经验到的基本要素是时间测量工具的发展与进步。若没有足够的测量工具与科技，人们无法拥有足够的时间测定能力，也就无法发展出细致而稳定的时间结构（Laermann，1988）。如前所述，在自然时间时期，人们就已经有计时工具了。但是一直到了18世纪，人们发明了钟摆并接着发明出钟表之后，才出现了用数字准确计算并区分出时间单位的工具，人们也因此拥有了足够的时间测量能力。在这之后，人们开始运用各种技术（目前是以原子钟作为主要的标准时间测量工具），企图测量出精准、稳定不变的时间单位，时间单位也因此不断地细分。

时间测量工具的发展与进步虽然让人们发展出抽象而精准的量化时间，但科技本身并无法带来时间的普遍标准性。时间测量并不等于时间测定，仅时间测量并不能构筑出时间结构。比如，通过原子钟，在相同的速度与重力下，所有人都可以计算出一样久的一分钟，但这不代表每个人都可以指出何时是下午三点。仅仅是时间长度的精准测量，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帮助，也无法构筑出时间结构。因此在钟表发明初期，尚没有时间测定机制出现之前，钟表通常仅是一种没有实际功能的装饰品而已（Thompson，1967：64 ff.）。若时间测量工具能对社会生活发挥作用，则必须具备第二个要素，亦即时间参照的标准化。

“时间参照的标准化”意指社会当中的日常生活会根据独立于个人或地方、普世同一的时间单位标准进行划分，并把每个划分出来的时间点定置下来（Zerubavel，1982：3）。如此一来就会产生一个普世同一的时间参照，让每个人可以不受物理上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指出同一个时间点。例如，现在的一天被普世同一地测定为24个小时，一年有12个月、365天；而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指出同样一个被划定为“12月24号下午3点”的当下，以此去约定与实现社会互动。

虽然时间参照的标准化是凸显不同于自然时间结构的新阶段的重要因素，但这当然不是说在此阶段之前就没有标准的时间参照。然而在自然结构当中，客观统一的时间参照通常仅仅依赖自然的环境特征，比如太阳的位置。在依赖自然规律而生活的农业社会中，也许这样的标准时间参照就足够了。但是随着历史变迁，跨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当地的自然环境就不能作为时间参照了，而是需要一个脱离地区、抽象化的标准，以让跨地区的行动具有进行协调的时间参照。泽鲁巴弗（Eviatar Zerubavel）的研究指出，对跨地区的标准时间参照的要求，最初来自18世纪英国邮政机构的运作（Zerubavel，1982）。当时该机构为了追求有规律而准时的邮政送达服务，必须制订一个跨地区的时间参照，而那时便把伦敦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当作参照标准。

后来随着铁路交通的兴起，跨地区的活动以及对普遍标准时间的需求也更大众且更急迫。因为火车起讫两地的交通参与者彼此都必须精确地知道从那个城市出发的火车会在这个城市的什么时候抵达，这样才能建立起运输网络。除此之外，当火车班次越来越密集时，就又增加了铁轨的轨道切换需求，而这个任务要求切实掌握火车在每个时刻的所在位置。由于火车行驶速度越来越快，因此轨道切换的时间点往往只在眨眼的瞬间。为了应付密集而细致的铁道切换任务，时间参照标准化加入了“秒”这个相当细微的时间单位。

最后，随着电报的发明，实时传播让跨地区的活动蔓延到全球，且互动更实时。这催生了全球性的时间参照标准化。然而全球时间的标准是谁的标准，谁该服从谁的标准，却明显牵涉到国家权力的竞争。因而时间的标准化成了一个国际角力主题：如何对抗不属于自己国家的时间统治权，获得自己的时间自主权，在时间点的标准化过程中一度是一个重要课题。例如，法国在全球时区的划分过程中，曾一度反对以英国为中心的标准时间。不过，最终1884年美国华盛顿举办了“国际子午线会议”（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正式区分出全球的时区，完成了全球时间参照的标准化。今天，时间参照是以法国度量衡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BIPM）发布的国际协调时间（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UTC）作为标准。时间参照的标准化基本上是一个已完成的工作[10]。

时间测量工具的进步，以及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运作单位之间的互动形式，让时间拥有普世皆然的客观而标准的刻度。但是，时间的标准是一回事，标准时间如何深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微血管当中则是另外一回事。促使客观、标准化的量化时间符号和生活运作紧密地镶嵌在一起，其中（特别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堪为促使新时间结构出现的第三个要素（Scharf，1988a；Thompson，1967）。这在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第一卷）当中就已有经典的描述（Marx，1968）。

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时间一直都非常重要。这样的重要性同时表现在两方面：量化时间，这牵涉到劳动力的价值估算；质化时间，这关系到所有劳动的同步化。以下先从量化方面谈起。

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的传统家事手工业社会，劳动形式主要是在家事关系中，依照自然时间结构去完成当天能满足生活所需的工作量。因此，那时的工作是任务取向（task-orientation）的（Thompson，1967：60）。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企业追求的不只是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还追求不断的获利。马克思指出，当商品在生产过程中被增添的价值大于资本家所投注的价值，并且在市场中不同的商品得以等量计算价值并流通，资本家便可望从中获得利润。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增加产品的价值，既定的生产条件下以同样的成本生产出最多的商品，以及能够估算出商品的价值，便成为资本家最重要的任务。

但问题是，产品原料如何转换成总价值大于成本、有剩余的商品。产品不是凭空就会出现的，也不是天生就可被估算出能转换成货币的价值。之所以可以将产品原料转换成产品，是因为有劳动力加以进行转换，亦即劳动力将新价值附加在劳动对象上，使产品得以作为商品而被生产出来。换句话说，商品的生产其实就是劳动过程的累积，商品就是劳动力的结晶。因此，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除了需要原料、辅助材料之外，还需要劳动力。其中，马克思认为，原料、辅助材料等本身在生产过程中并不会改变价值量，因此它们是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但劳动力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价值，并且决定了最后商品价值量的多寡，也决定了资本家最后可获得的利润。如何计算劳动力，也就决定了如何去计算商品的成本以及其中所增加的价值。因此马克思断言，只有当资本家能找到贩卖劳动力的工人时，资本才能产生。

劳动力即工人所付出的劳力，资本家向工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力，而工人则是贩卖自身的劳动力。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让抽象的劳动力得以具体估算的重要转换媒介就是工人进行生产劳动的时间。此种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从“任务取向”的劳动转变为“时间劳动”（timed labour）（Thompson，1967：61）。意思是，工人将展现自身存在维度的行动，用测定出来的时间单位加以衡量，然后将自身某一部分的存在维度贩卖给资本家，以进行产品增值；而这个时候，这段存在维度（劳动力）便属于资本家的资本，而不属于工人自身，劳动力成为工人进行交易的异己对象物。于是，标准时间在这一资本的过程中从生活的参照变成了交易的依据。因此在一般的雇佣关系中，薪资乃以（客观且标准化了的）时间为单位（计时工资），例如时薪、月薪。马克思进一步提到，工人若能贩卖劳动力，就表示他必须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支配劳动力，亦即他始终只能贩卖他一部分的劳动力，否则他就成为奴隶，把自己都卖掉了。于是，标准时间不只估算着工人的工作时间，它还要估算工人的总体生活，以让工人知道自己在多大的程度上贩卖与保留了劳动力，在多大的程度上与“成为奴隶”保持着距离。而标准时间成为工人对自身劳动的估算，对资本家也有好处。当工人都将标准时间内化成自身劳动的衡量准则时，这种情况也有助于劳动同步性的形成（Thompson，1967：70 ff.），标准时间因此成为资本家掌握工人行动的便利工具[11]。

然而，日常时间不只与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各自时间长短的相互抗衡有关。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主要依赖人力技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相当依赖机械的运作。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与机械运作之间的协调于是变得相当重要。在此，时间的质的面向就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生产机械不是工人的，而是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因此工人不能决定何时让机械运作，他必须配合资本家让机械运作的时间。除了要跟机械运作协调之外，工人彼此之间也需要进行协调（Thompson，1967：69 ff.）。一个资本家不只拥有一个劳工，而是拥有一大群劳工。而且在工业资本主义企业中，劳动力分工相当重要（Marx，1968：356）。在20世纪初期，工业资本主义更是企图通过对劳动力在每个分工部门的配置，尽可能地提升生产效率。泰勒主义、实际实践泰勒主义，以及全面延伸到工人整体日常生活的福特主义便是代表。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在于工作时间要多长，而是在于工作时间在何时。质的时间在此发挥着所有行动者的同步化的功能。人们不能想上班就去上班，想下班就随时下班，而是必须依照一个既定的上下班的时间而行事。资本主义企业则以此将所有的劳动过程加以同步化。这最终影响资本主义社会全面的日常生活作息，这甚至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规训（Thompson，1967；Thrift，1990；Bergmann，1992：112）。

换句话说，流通的劳动力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但由于劳动力是以时间加以估算、掌握的，因此唯有当量化而标准的时间测定普遍有效，且人们都以此作为生活运作的基本准则时，劳动力才能稳定地被估算，劳动力市场才能形成，而资本主义社会也才会出现（Scharf，1988a：152）。标准时间虽然是客观量化的指标，但已并非外在于人们的对象，而是镶嵌在人们的生活中，以支撑劳动力市场的运作。这不只是对于贩卖劳动力的工人很重要，对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同样重要。什么时候是贩卖或购买劳动力的时间，这段时间维持多久——这些都牵涉到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乃至资本主义社会的持存。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与劳工之间根据量化而标准地测定出来的时间单位所进行的行动协调（也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是相当基本而广泛的，因此标准时间便渗透到所有人的生活中，形成一种生活运作及其交织过程都表现出标准时间的社会形态（Zoll，1988a）。在此背景下，日常生活也随着劳动力时间化的过程，区分为两个板块：一个是工作时间，亦即劳工将自身劳动时间贩卖给资本家，也因此成为异己的时间；另一个是自由时间，亦即劳工在工作时间之外脱离资本家的命令，可以进行自己所欲活动的时间（Zoll，1988a；Voβ，2000）。工作时间对于资本家和劳工来说都是必需的，然而工作时间的量该多长，对两方来说确有不同的意义。这就牵涉到时间政治问题。

2.标准时间结构中的时间政治

工作时间量的长度问题，就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作为劳动力买卖的行动协调问题。但这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因为工作时间量该多长是一种双方在不同立场上，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攻防战。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标准时间虽然被要求与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生活运作的协调，特别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协调，却是一个动态的抗争过程。

从资本家的立场来说，资本家自然希望延长工作时间，因为这牵涉到资本家的获利。马克思指出，当工人付出的劳动力超过了足以支付工人生活的部分时，多出来的劳动力就是资本家剥削而得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家作为劳动力的买方，自然希望能够在既定的工作日（一个月、一天）尽量延长工人的劳动力。延长的时间越多，他赚得就越多。

然而就工人的立场来说，虽然适当的劳动贩卖得以换取工资以维持生活，但无止境地延长工作时间反而代表自身被过多地剥削。对工人来说，由于时间就是人类自身的存在维度，因此以标准时间作为衡量媒介贩卖劳动力就意味着在贩卖出去的劳动过程中，工人本身的存在是对立于自身而属于资本家的对象物，工人不是自己了。此种异化劳动让工人在贩卖劳动力的时段当中像个孤魂野鬼一样活在一个没有自己的世界，下班之后的短暂休息的躯体，也只是瘫着等着魂魄归来的躯体；等到第二天天一亮，这躯体又开始魂飞魄散。因此，如何对抗无止境的工作时间，争取属于自己的时间，就意味着工人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争取到自己为自己而活的存在价值。

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对抗中，自由时间便是对立、对抗着工作时间的日常生活时间部分。自由时间是工人的劳动力保有时间，它虽然首先是恢复劳动力的时间，亦即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但也是工人脱离资本家控制的时间，是作为自我实践、发展自我存在的时间。在以标准化的时间作为时间结构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对抗工作时间，争取自由时间，就是最重要的时间政治问题（Negt，1984；Scharf，1988b）。

而自由时间与工作时间的相互抗衡，至少有三个面向是需要强调的（Scharf，1988b：512）：一是时间长度的面向（chronometrische Dimension），它强调工作时间长度应适当而不能无止境地延长，包括一周或一天工作时间的应有长度；二是工作时段的面向（chronologische Dimension），例如周六或周日应作为自由时间，给予休假，不属于正常社会活动时间的夜间，应有特殊规范并采用轮班制；三是工作结构面向（strukturelle Dimension），强调工作中应给予适当的休息时间。除此之外，工作时间的缩短必须在薪资并未减少的前提下进行。

最显著地呈现时间的抗争与争取的，莫过于工作时间在法律上的规定与修正过程了[12]。工业资本主义最早兴起的英国于1830年之前，工厂劳工每日工作时间常高达12小时，且一周工作七天，几乎全年无休。1830年之后，劳工、教会等团体开始大规模的抗争，企图争取工作时间的缩短，1840年之后政府才慢慢地出现周日禁止上班、一天工作不可超过10小时等工作时数的规定，以保障劳工的自由时间。而欧洲与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先后跟进缩短工作时间的抗争运动。虽然缩短工作时间的法令在“二战”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大多暂时不具效用，然而“二战”结束之后，各国便纷纷重新详细地规划工作时间的限制。1949年之后，除了周休二日普遍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施之外，每日工作时间也多有缩短[13]。以德国为例，1840年各邦便已出现了限制工作时间的法规。不过，由于当时德国尚未统一，因此法规多是各地区的规定，不像英国有个全国统一的法令。但在1934年，德国便正式公布了《工作时间条例》，尔后经“二战”、两德分裂与统一，1992年正式颁布现行的《工作时间法》。其中规定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8小时，在6个月或24周之内每日工作时数平均不超过8小时，单日工作可延长至10小时（延长工时的薪资由劳资双方约定），星期假日原则上不得工作。每日工作超过6小时，应给予30分钟的休息时间；超过9小时，则应给予45分钟的休息时间。每日工作结束之后，则应给予11小时连续不间断的隔日休息时间。

人们可以总结得出，工作时间法规的制定让劳资关系成为一种协调形态：以目前普遍实行的月薪制为例，在固定雇佣关系中，劳工对于工作时间法规的遵守意味着资本家买下了劳工一个月的劳动力，亦即资本家买下的是“雇佣时间”，而非“实际劳动时间”（刘梅君，2001：113）。在这个月，劳工必须稳定且持续地提供劳动力给资本家，方能取得正常薪资。但是工作时间的限制（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否则需付给延长工时薪资，且劳工享有周休二日的权力），也意味着资本家被强迫在这个月同时要负担劳工取回自由时间的成本。法规的制定既基于标准时间之上，又让标准时间成为客观、正式的生活运作的依据，让标准时间结构具有大规模、合法的有效性。这种结构特别是在工作时间上特别需要。在工作时间的基础上，自由时间作为对立面分化出来，且自由时间被人们视作回归自身存在的财富。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成为标准时间结构的两个层面，于是其相互的抗衡方兴未艾。然而，近年来许多研究却发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自由时间的时间政治开始出现了窒碍难行之处。这迫使人们有必要开始重新审视当代所处的社会，其时间结构出现了什么新的特征。

五 弹性化的时间结构

标准时间结构当中的时间政治之所以出现窒碍难行之处，并不是因为工作时间又开始延长了，再次压迫到人们的自由时间，而是人们开始察觉到一个越来越显著的特殊现象：被认为让人们可以发展自身存在价值的自由时间，如今并不必然会因为工作时间的缩短而增加（Müller-Wichmann，1984）。这让人们开始注意到，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时间结构如今已经出现了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开始使用一些术语，例如去规范化、解构化、动力化、加速，以及最常使用（也是本章在这里主要采用）的术语——弹性化，来形容逐渐广泛改变的时间结构（Egbringhoff，2002）。时间结构的弹性化如今已蔓延到社会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阿佩尔（Friedrike Benthaus-Apel）总结指出，时间结构弹性化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已相当显著（Benthaus-Apel，1995：69）。第一，社会整体的生活韵律已开始以弹性的方向去传统化了。例如，以往认为应是假日或该睡觉的时间，而今反而越来越有可能是许多人正在工作的时间。第二，社会与（特别是）经济的计划事务在时间层面上产生了弹性化。人们开始不去企求未来有个稳定发展的计划，而是直接将不可预测的变化（亦即如今人们常使用的概念——风险）作为进行计划的基本概念。第三，工作时间的弹性化。这三个层面中，特别是工作时间的弹性化，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造成了最根本的质变（Benthaus-Apel，1995：70；Hörning et al.，1990）。而工作时间的弹性化，格外出现在某些因为其劳动关系与工作时间形式，伴随着政治与法律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了松动的产业当中，而且这些产业已越来越普遍地扩展开来（Jurczyk et al.，2000：40）。换言之，时间结构改变的肇因，根本上可以追溯到近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哈维（David Harvey）对此一改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且明确指出这一改变始自1973年（Harvey，1989：125 ff.）。这一年也因此可以被视作18世纪发明钟摆所带来的时间结构的标准化以来，第三个时间结构变迁阶段的起始点。

1.生产的弹性化

根据哈维的观点，以1973年作为时间结构变迁的转折点，是因为这一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的重要转折点。

福特主义意指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其福特汽车工业当中所采用的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管理方式，其核心主旨就是“大量生产积累”。为了提升生产效率，亦即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最大的生产量，福特将汽车生产拆解成各个组装部分，并测量每个工人在每个组装工作当中最合适和最理想的耗费时间，然后将这些时间依照最有效率的方式重新分配、组合成一条装配线，工人则是在装配线的某一个固定位置不断进行重复组装。福特的这种管理模式成为后来许多资本主义企业所遵循的模范。但福特主义追求效率的做法不只是如此。为了提升产品物流的范围与速度，货物运输层面也必须大幅改善。运输效率的提升，首先重视的当然是通过完善的交通建设扫除空间障碍。不过，扫除空间障碍的交通建设本身也需要特定的空间基础（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这也让地理空间在福特主义兴起之时经历了大幅的拆解、重组、消除等过程。

但是从1973年开始，福特主义开始暴露诸多缺失。资本能获利的条件不只在于能够通过投资大量生产，还在于它所生产的产品能够被大量消费。而福特主义最重要的缺点在于它讲究大量生产积累。若市场产生变动，没有相应的大量产品需求时，福特主义就会显得僵化，造成产品冗余。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波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以“弹性化”为主要方针，走向一个被普遍称作“后福特主义”的新阶段。

不同于福特主义通过总体的生活控制来达到生产极大化，后福特主义不仅要考虑到在市场需求高峰时如何有效控制劳动力，而且必须考虑到在市场需求低迷时如何减少劳动力成本。于是弹性的劳动市场体制，像非典型雇佣关系、生产外包，或跨国公司将生产线转移到劳动成本低的地方，开始大幅兴起。另外，许多小型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弹性专殊地进行生产，开始越来越比大型企业能更好地生存与获利。这也代表企业不再追求稳定的大规模生产，而是转向更弹性的生产模式。因此，为了因应弹性积累的生产，劳动力的安排也必须更弹性。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就是工作时间，因此弹性的劳动力安排，首先就表示工作时间必须弹性化。

2.工作时间的弹性化

德国学者赛佛（Hartmut Seifert）指出，一般所谓的“工作时间弹性化”，意指在标准的工作时间基础之上，给予一段调整工作时间结构边界的弹性空间。而这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种定义来看（Seifert，2005a：42）。从广义的定义视之，所有延伸到正常的工作时间边界（普遍实施的“朝九晚五”此八个钟头的工作时段）之外，或萎缩到正常工作时间边界之内的工作时间形态，都因为具有松动了（特别是由工作时间法规所客观界定了的）既有时间结构边界的特征，而可以被视作弹性化了的工作时间。以此而言，部分工时工作、轮班夜间工作、假日工作等都在此范围之内。狭义的定义则意指工作时间长度的边界，具有可在特定范围之内推移的空间。因此，具有既定上下班时间的部分工时工作、轮班夜间工作、假日工作等都不包含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赛佛虽然对工作时间弹性化的定义进行了初步的区分，但这两个定义却也有共通之处：不同于福特主义以应付大量生产为主要任务的劳动力要求；从“工作时间可能会萎缩到正常工作时间边界之内”的特征可以发现，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工作时间的弹性化，除了考虑应付大量生产之外，还考虑到应付“如果资本主义企业不需要大量生产”的时候，如何减少购买劳动力的成本。不过，狭义的定义和广义的定义也牵涉到不同的工作时间弹性化的方式。

狭义的工作时间弹性化，主要牵涉到（特别是以“日”为单位的）工作时间长度的问题。如本章上一部分所言，在标准时间结构的阶段中，将上下班的时间加以固定，一方面有助于资本家更好地掌控劳工的劳力行动，另一方面也让劳工能够较好地估算自身的劳动力贩卖情形。但固定工作时间模式开始随着生产模式的改变而产生变化。例如德国在近年来发展出“工时账户”（Arbeitszeitkonto）的工作时间模式，并成为目前德国最为普遍实施的弹性化工作时间模式[14]。工时账户意指在一定的范围的，若工作时间超过该范围的应有工作时间，那么超过的工作时间就可以存起来，用以抵销它日的工作时间，而总工作时间不变。这种看似让劳工可以自由运用时间的制度，其实是让资本家可以更弹性地根据企业营运状况，通过分配工作时间的方式来分配劳动力。因此，企业就不用担心在不需要大规模生产的时候，让作为资本的劳动力仍继续空转着；在需要大量生产的时候，也可以不用再额外投注成本。工作时间不再是持续而同质的，反而会依据企业的营运状况而产生波动。资本主义企业因此在维持既定的雇佣关系，亦即在保持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与掌握的状况下，能够更加弹性地分配劳动力。

在工作时间产生弹性情况之时，德国正逢缩短工时运动达到高峰、经济发展也相当蓬勃的时候。因此工作时间结构的弹性化不只是边界的推移，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甚至会企图直接弹性地缩减工作时间。在德国，大众汽车企业（Volkswagen，VW）于1992年首开先例，可通过协议以日为单位缩短20%的工作时间。此种工作时间的缩短与一般劳工通过社会运动企图推动的工时减少有几点不同（Seifert，2005a：43 f.）。第一，此种工作时间的缩短是劳资双方经过协议，暂时性地直接取消工作；第二，这种工时的缩短是有期限的，过了期限，员工依然得按正常工作时间上下班；第三，由于这种工作的取消是在工作时间中特地协调取消的，而不是正常法规中给予的自由时间，因此在短暂取消工作之时，薪资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按比例减少；第四，工作时间的缩短并不影响工作保障，换言之，工作的暂时取消并不影响雇佣关系；第五，此种工时缩短乃通过白纸黑字的合约正式规定的。福斯汽车的工时缩短模式虽然会造成劳工薪资的减少，但由于当时缩短工时的时间政治意识淡薄以及经济的蓬勃发展，因此仍有许多员工愿意减少薪资以暂时地换取更多自由时间。

狭义的工作时间弹性化因此也凸显了过去资本主义社会与当代的差异：在过去马克思的研究中，资本家总是企图想尽办法延长劳工的工作时间，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劳工总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延长了工作时间。但是在现今以弹性积累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想办法延长工作时间之外，资本家竟也开始动脑筋思考在必要时如何为了节省成本，而在仍保有稳定劳动力供给的基础上，以暂时取消工作时间的方式中断劳动力的购买。在最初的福斯汽车模式中，这种中断的方式是奠定在经济高速发展、劳资协议与自由时间的换取基础之上的；然而后来渐渐有许多其他企业效法福斯汽车模式，却不是基于同样的基础，而只是单纯为了在稳定的雇佣关系上中断劳动力的购买，劳工则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缩短了工作时间（Rinderspacher，2005：413）。

之所以认定工作时间被延长或缩短了，是因为在标准时间结构阶段，工作时间法规已给出一个工作时间的标准。而为了应对由于生产的弹性化所带来的普遍的工作时间的弹性化，亦即政府因为意识到工作时间结构产生弹性化的改变，因此不论是德国还是中国，工作时间的法规都会在标准时间结构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调整空间。德国1992年制定的《工作时间法》就已声明，虽然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但若是在6个月或24周之内每日工作时数平均不超过8小时，单日工作可延长至10小时。这等同于合法地宣示工作时间弹性化的可能性与空间。

在中国，根据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和199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标准工时制度为“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但同时《劳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五条对弹性工时制度做了进一步的确定：“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点的限制，不能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这为劳动行政部门确立了制度性的弹性工作时间。1994年劳动部颁布的《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也明确标示中国的弹性工时的确立。

与狭义的工作时间弹性化不同，赛佛所区分出的广义的工作时间弹性化则包括了雇佣关系是暂时的或较为松散的非典型雇佣工作（比如非全日制用工）。非典型雇佣工作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工作类型，然而在以弹性积累为主要生产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非典型雇佣工作于近年却因其生产模式的影响有显著的成长趋势。例如在美国和德国，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的比例逐年增加（见图1.1、图1.2），且可预期未来该趋势只会增长，不会消停。

图1.1 美国2000～2007年非全日制用工劳动人数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经贸组织2008年调查报告自绘。

图1.2 德国2000～2007年非全日制用工劳动人数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经贸组织2008年调查报告自绘。

在中国，虽然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动人数没有全国性的调查，但依然也可以推测工作时间弹性化已呈显著趋势，不论是狭义上的还是广义上的。以产业来看，标准工作时间多半存在于第二产业（如前文所述，标准工作时间的关键促成要素之一就是工业资本主义），而弹性工作时间则主要存在于第三产业，尤其是从事研发工作或者轮班工作的劳工。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在1952年只占所有产业的9.1%，在2000年所占比例则是27.5%，到了2016年已达43.5%。这反映了从事弹性工时的劳动人数逐年大幅攀升。

此外，非典型雇佣工作不只是劳资双方缺乏不稳定的劳动力买卖雇佣关系，如今劳动力的买卖甚至可以不存在于劳资之间而完全脱离雇佣关系。近年来逐渐引人注意的“劳动力自雇”（self-employed/Arbeitskraftunternehmer）形式，便是一例。在此形式中，工作者自己为自己工作，自己既是老板也是员工。由于不具有对立的劳动力买卖双方，因此工作时间虽然仍是估算劳动力的重要媒介，但是它却不用负担掌控劳动力的功能。工作时间也许仍有一个期限，但其本身的配置是劳动者自身决定的，工作时间的长度、时段、结构，劳动者不再需要跟谁争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自雇工作者人数同样逐年稳定增加（Jurczyk & Voβ，2000）。

当工作时间弹性化之后，意味着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所以连带自由时间也会变得越来越弹性、越来越不固定。这使得现代社会出现一个趋势：原本可能应该早就下班并已在家休息的时间，却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才刚要下班的时间；原本的假日也可能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般工作日。这种趋势在美国、德国和中国都非常显著。赛佛的研究指出，在德国，周六和周日仍在工作的劳工在1991年占所有劳工总量的38%；但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却已高达51%（Seifert，2005b：479）。美国的假日工作者占所有劳工的比例也同样逐年攀升（见图1.3）。

图1.3 美国2003～2007年周末、假日工作者占所有劳工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时间调查统计（American Time Use Survey）2003～2007年的数据自绘。

在中国，有调查研究指出，在第三产业汇聚的大城市，下班时间越来越不固定、越来越分散。因此，下班之后的娱乐活动时间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分散。这一切都充分显示日常时间不仅因生产时间的弹性化而使得人们在工作时间方面呈现弹性化的趋势，而且连自由时间也因此连带弹性化了。总而言之，现代社会的整个日常生活结构已经从标准化的趋势全部转向了弹性化的趋势。

如果标准时间结构及其时间政治因为工作时间的标准化而建立起来，那么工作时间的弹性化当然也改变了当代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这便带来了现今人们亟须理解并有所反应的时间政治。

3.“三元时间的社会”及其时间政治

标准时间结构的一个特点在于它具有外在客观的参照性约束力，让人们在运作其日常生活、拓展自身存在时，能有个行动依据来进行社会互动的协调，构成生活的交织。几点该上班、几点该下班、几点该起床、几点该吃饭，标准时间结构给出一个可供参考的指示，人们就照着指示行动。在此情况下，标准时间给出了社会形态的运作顺序，也给出了普遍的同步性。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推估他人在什么时间正在做什么，只要被动地遵从时间结构，日常生活可以很容易地交织起来。但是这种时间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改变以及法律的相应制定，已经出现一种崩解的趋势。什么时候该上班、什么时候该吃饭，越来越可能视个人情况而定，而没有一定的规定。而对立于工作时间所分出的自由时间也因此产生变化。这使得工作时间的弹性化影响的所及之处不只在于工作，而是遍及以弹性化工作时间为主要工作形态的整个日常生活（Kudera，2000：292）。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时间渐渐缺乏客观普遍的结构性质，成为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所谓的“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Castells，1996：464 ff.）。无时间的时间意指时间不再像过往那样有个既定的时间标准。它不指示生活该如何运作，当然它也不会告诉人们其他人在什么时候正在做什么事。生活渐渐地不是沿着既定的时间结构运作，因此人们就会面对一个个需要进行的事务，因为事务渐渐不再是整整齐齐地放在“标准时间结构”这个书架上。相反的，时间结构的弹性化让一堆事务从书架上散落下来，人们必须自己梳理：主动与他人进行协调，并且为了与他人的协调而自我规划和组织生活，自己构筑自己的时间结构，如此方能有充足的准备迎接工作时间并安排自由时间（Zoll，1988b：9）。事务梳理得好，人们的生活可以得心应手，时间也就会漂漂亮亮地展现属于自己的结构性；梳理不好，生活就会被一堆事务压住，处处受到牵制，时间也就会变成一团混沌。

在此种情况下，时间结构的构筑越来越变成个人日常生活的任务（Jurczyk & Voβ，1995：386）。这个任务的特性在于它要求人们需要与他人协调，可能也因此处处受到他人的牵制，因此构筑时间结构的时间实在称不上是自由时间，而更像一份工作，但这项工作的进行却也不属于贩卖劳动力以赚取薪资的工作时间（Voβ，2000）。人们于是开始注意有很多事务既不存在于工作时间，也不存在于自由时间，而当代社会的人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去规划和处理这些事务，且人们对事务的处理能力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这让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不再是彼消此长的直接互补关系。

接续着这些理论思考，德国学者林德斯巴赫（Jürgen P.Rinde-rspacher）提出了一个相当值得参考的概念：当代的社会在弹性化的时间结构当中，由于“时间结构的自主构筑”此一任务重要性的提升，“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相互抗衡的“双元时间社会”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三元时间的社会”（Dreizeitgesellschaft）（Rinderspacher，2005）。所谓的“三元时间”，意指薪资劳动工作时间（Erwerbsarbeit）、非薪资劳动事务时间（Nicht-erwerbliche（Arbeits-）Tätigkeiten）以及复原与文化时间（Erhol-und Kulturzeit）。其中，“薪资劳动工作时间”与“复原与文化时间”其实就是用更严谨的说法分别取代了过往所谓的“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在这两种时间之外则是在时间结构弹性化的社会当中越来越重要的“非薪资劳动事务”，包括个人工作（Eigenarbeit）（比如专业培训课程的参与、证照资格的考取）、照顾与养育（Sorge und Erziehung）、公事参与（öffentliches Engagement）（例如工会会议），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参与（politische Partizipation）。非薪资劳动事务可能是从薪资工作中延伸出来的要求（如个人工作和公事参与），也可以是朝向复原与文化时间的准备（如照顾与养育）。换言之，非薪资劳动事务是一个结构出个人工作时间（更确切地说是薪资劳动工作时间）以及自由时间（更确切地说是复原与文化时间）的“构筑时间结构的时间”。只要标准时间结构越崩解，人们需要自行构筑时间结构的需求就会越高，非薪资劳动事务的重要性也就会越大，另外两种时间的变动性与影响力就会越小且越依赖非薪资劳动事务。在三元时间当中，时间于是从一个“工作时间/自由时间”此一互补性截然二分的时间形态转变为由“非薪资劳动事务时间”所构筑出来的绽发性时间形态[15]。

面对着标准时间结构崩解的趋势（以及随之日趋成形的“三元时间的社会”），如著名的瑞士女性时间社会学家诺沃尼（Helga Nowotny）早已指出的，人们开始普遍遇到一个当代特有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有比较多的时间，有些人却有较少时间甚至没有时间（Nowotny，1990：8 f.）？人们该如何较好地安排事务，以构筑出更多的时间？换言之，在弹性化的时间结构当中，人们面对的时间政治问题不再是设法缩短工作时间，而是要进行更好的时间管理；不再是努力延长自由时间，而是追求“时间富裕”（Zeitwohlstand）。时间富裕并不是意味着拥有的时间“量”多，而是意味着时间的“质”的提升。换言之，时间富裕不是指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或度假，而是指人们能够更好地构筑出自身的时间结构，让自己不会被一堆事务所牵制，弄得手忙脚乱，而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调运作生活（Honoré，2004）。时间富裕的追求，也因此指向一个更好的生活质量（Hielscher & Hildebrandt，1999）。

然而林德斯巴赫提醒到，我们不能认为时间富裕仅取决于个人的时间管理技巧，也不应将它视作个体的责任（Rinderspacher，2000；2004；2005）。因为一个人若要管理时间，首先他要有足够的时间自主性。时间自主性并非意味着，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任意地在任何时间做任何事。因为生活并非可以独自运作，而是必须通过互动取得他人的行动以作自身行动的支持，亦即生活总是必须是交织起来的生活。但重点在于当人们在与他人进行互动时，人与人关于时间的协调要是平等的。例如在企业，若资方实施了无工作时间边界的工作形态，那么资方就应当尽可能地让属于资方控管的工作时间听从于劳方在非薪资事务劳动时间当中的安排，减少对劳工行动的干涉，让劳工可以尽可能自由地构筑属于自己的工作时间（薪资劳动工作时间），以及规划自己的自由时间（复原与文化时间）。此外，时间平等不应任意随俗，政府必须随着时间结构弹性化的趋势，根据三元时间社会的特殊性制订正式的法规，形塑公平的环境，加以维护时间平等。于是，这让“时间富裕”与过去“缩短工时”的时间政治很不一样。时间富裕并不像缩短工时那样从劳资对立的观点出发，反抗（异化劳动的）生产工作试图减少工作时间；而是希望人们能公平地进行更好的时间管理，使薪资劳动工作与个人自我实现可以达到均衡。以此而言，薪资劳动工作仍然关系到劳工劳动力再生产部分，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负起责任来。给予充分的时间自主性，不会牺牲薪资劳动工作时间，也不一定要延长复原与文化时间，因为它本身正担负了构筑两者的功能。换言之，时间分配与物质分配并不两相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时间富裕与物质富裕不会此消彼长、顾此失彼；相反的，时间分配与物质分配同样重要，两者需要齐头并进。若以“给予时间自主性”为理由，降低物质分配的公平性，亦即认为时间富裕需要以物质富裕来换取，在“三元时间的社会”中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总而言之，时间富裕一方面需要以“时间自主性”作为基础，时间自主性此一基础则需要有“时间协调的平等”与“公平环境”加以支持，而这与薪资劳动工作、企业生产力是不相违背的，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它也讲求物质分配与时间分配的同等重要性，以“物质富裕”与“时间富裕”的双赢为目标。林德斯巴赫将时间富裕的概念整理成如图1.4所示。

图1.4 时间富裕的概念

资料来源：Rinderspacher，2000：28。

图1.4也显示了当代时间政治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时间富裕不是一个单一要求，而是一个以“时间自主性”为主、以“时间协调的平等”与“公平环境”为辅的多重概念。但是尽管复杂，这些政治概念关怀都有一个核心主旨，即强调时间是人类存在的本质，人们不能忽略时间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如此，德国时间政治学会所发表的《时间政治宣言》才会如此大声疾呼：“时间即生活；让人能够持续地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们的时间政治最重要的目标。”

六 时间管理作为错误的意识形态

不过，虽然林德斯巴赫详细地介绍了时间富裕概念，而且强调时间富裕绝不能依靠时间管理而达成，但这显然与当代社会的一般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在日常时间结构弹性化了的现代社会，时间似乎总是不够用，而且越来越不够用。时间已普遍被视作一个稀缺的资源，“时间稀缺性”也因此成为当代社会相当显著的文化现象（Luhmann，1971）。在这样的背景下，时间管理几乎被当作每个现代人必备的生活技能之一。每个人只有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才能应付时间稀缺现象，减缓过于忙碌而快速的生活步调，并做好每件事。于是，不论是用任何一个网络搜索引擎进行搜寻，还是在任何一个网络书店进行查询，人们都可以轻易地得到成千上万的专论时间管理的查询结果。许多所谓著名的管理学大师、专家或成功人士，都相当有热情地提出很多看起来非常有道理的通俗时间理论，并煞有其事、或同或异地提出许多系统性的时间管理技巧和诀窍。仿佛只要按照这些名人的建议和做法，每个人都可以在面临时间稀缺问题时，管理好甚至凭空生产更多的时间，然后每个人也因此可以像这些名人一样拥有成功的人生。

不过，一直以来书店仍不断推陈出新地摆列出各式各样的时间管理著作，而人们却从来也未曾听说过，有谁真的因为遵循着这些名人的通俗理论和技巧而成为同样成功的名人。“稀缺的时间究竟如何管理？”这个时间管理问题显然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但却越来越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时间管理应该是解决弹性时间结构的重要主题。但林德斯巴赫却反对从时间管理议题出发来思考时间稀缺问题。虽然林德斯巴赫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但如果我们多用一些“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思考，就会发现林德斯巴赫的思路是有道理的。

今天谈到时间管理，人们似乎都认为每个人只要遵循着一套正确的管理原则，就可以适当地安排和生产自己稀缺的时间。因此，时间管理问题仅在于个人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正确的管理原则。换句话说，今天的人们都将时间管理一方面归于管理学的范畴，另一方面则不假思索地将它置于个体层面之上。之所以这种讨论方式是令人质疑的，是因为如果当代社会只有一两个人觉得时间不够用，不知道该怎么去管理时间，那么时间管理问题就可能真的仅是管理原则正确与否的个人问题；然而如果当代社会不是只有一两个人，而是非常多、多到可以让出版社放心地不断出版各种时间管理书籍，那么人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问题也许不是出在个人的管理能力上，而是人们所身处的当代社会整体情境已经有着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特征，才会让时间管理成为这么普遍而重要的问题（Mills，1959：9 ff.）。也就是说，时间管理并不单纯是一个管理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仅从管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仅将时间管理视作个人的管理技巧，是一个值得质疑的观点。

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虽然只要仔细一想，就可以轻易发现时间稀缺问题不应被视作个人自我管理能力的问题，但为什么现代社会却普遍会将时间稀缺问题归咎于个人原因？如果从时间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就会发现这也跟日常时间结构的转变息息相关。

德国学者雷海斯（Fritz Reheis）通过对时间管理史的研究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时间管理并不是近年来才浮现出来的问题，但是过往所探讨的时间管理与今天人们谈论的时间管理在观念上却不太一样（Reheis，2003）。雷海斯指出，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就开始注意到时间稀缺现象（“时间就是金钱”这句名言无疑是个凸显人们注意到时间稀缺现象的好例子），而到了1911年则出现了第一本最著名且最重要的时间管理著作——泰勒（Frederick W.Taylor）的《科学管理原则》（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Taylor，1947）。众所皆知，泰勒在这本著作中指出为了加快和提升工厂的生产效率，管理者必须将生产过程系统性地拆成各种步骤，精确地测量每个生产步骤所需的时间，然后将这些“时间”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组合起来，并由每个工人专门、确切地在要求的时间内负责并完成单一生产步骤。虽然这是一个今天不再流行的理论观点，但雷海斯提醒了一件事：时间管理最初并不被视作个人技巧问题，而是资本主义企业的集体制度问题。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提到了时间管理概念，美国企业家福特（Henry Ford）更是因为实践了泰勒的理论，亦即后来所谓的“福特主义”，让时间管理早期达到巅峰。福特主义的时间管理是指由企业管理者制定一套行动步骤，并将标准时间渗透到劳工的每个劳动行动中，让时间管理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首先变成一种由上往下的控制手段。换言之，时间管理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是一种控制型的时间管理形态。

然而，由于1973年之后后福特主义兴起了，因此时间管理也随之经历了重大转变。

从时间结构的弹性化趋势中，人们可以轻易地发现，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工作时间都同样因为弹性化而不再对劳工的劳动行动有着严谨而强制的结构能力。从狭义的弹性化来看，对许多第三产业特别是进行研发工作的劳工来说，劳工的劳动很难用标准上下班时间来估算与划定工作时间范围。而在广义的工作时间弹性化面向上，虽然工作时间有固定的边界，但是工作时间边界会因不稳定的雇佣关系而不断变化。可能某企业规定一位劳工今天要下午3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但下个月就会随即因为新的排班班表或换了一位新的劳工，而需要与劳工重新协调工作时间，且最后暂时地改成晚上9点上班、早上6点下班。因此，时间结构的弹性化趋势当中被弹性化的不单纯是工作时间，它同时也松动了资方以标准时间制度由上而下进行集体劳动力控制的时间管理效果。当然，它也松动了劳方通过对控制型的时间管理进行抗争而得来的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适当的平衡关系。不过显然的是，虽然时间结构的改变让控制型的时间管理变得不再绝对有效，但这并不代表时间管理因此变得完全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时间仍是估算劳动力价值的依据，且仍具有劳动同步化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让企业开工运作的时候，劳工可以出现在企业并完成工作任务），因此仍需要通过管理以协调劳资双方的行动。只不过时间管理在时间结构的弹性化趋势当中已无法仅是由上往下的控制手段，而必须依靠劳工反思性地自我安排时间，然后共同协调、由下往上地进行时间管理。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时间管理于是成为由下往上的反思性共同实践（Lash & Urry，1994：62 f.；Pongratz，2002：50 ff.）。劳工自我的生活规划（而不只是资方制定的工作时间）于是前所未有地成为时间管理的重要部分之一。对于轮班制工作，工作时间主要依赖劳工自己安排轮班规划；非典型雇佣工作当中，劳工对于自我生活的时间规划也相当重要，因为不再有一个既定而长期稳固的工作时间可以遵照。于是，反思型的时间管理成为今天的弹性时间结构当中相当重要的时间管理形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们普遍会认为，时间管理应属于个人的任务，而不属于企业经理人的任务。

但反思型时间管理也意味着，时间管理问题不在于资方与劳方在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抗争性平衡。但劳资双方的立场永远都不可能一致。当时间管理由原本的由上往下的控制变成劳方在时间管理上握有主动权时，那么劳方的主动权该怎么运用就变成一件很重要的事了。但在这一点上，今天资方似乎抢先一步察觉到于资方立场上的时间管理问题所在，并做出了反应。

现今市面上的时间管理丛书汗牛充栋，其内容显然都属于反思型的时间管理。而这些时间管理丛书的作者，可以说就是反思型时间管理的代言人了。然而，这些代言人几乎都是所谓的管理学大师、专家和成功人士。这些人从来都不是社会学家或劳方，而是都是——用一个非常古典但在描述与理解上的确有其方便性的词语——资产阶级。他们大多强调个人如果可以找出正确的时间管理方式，就可以获得成功的人生。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获得成功的人生，那是自己的时间管理出了问题，怪不得别人。但是，所谓的正确的时间管理与成功的人生，却都并不是说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管理自由，而是说人们可以完成更多被指派的工作任务。这使得反思型的时间管理虽然在时间结构弹性化的趋势当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由下往上的时间结构构成部分，但是那些实为资产阶级的反思型时间管理代言人却都企图将时间管理植入一种意识形态，引诱人们在反思地进行时间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往服务资方所赋予的劳动任务的方向思考，而不是去思考资方在反思型时间管理形态当中如何通过一些不公平的方式，让资方可以尽其所能地削减可变的劳动力成本，且极度剥削劳工的情境。也就是说，今天人们可以轻易地（而且问题正是在于太过轻易）找到成千上万的时间管理数据或丛书，将时间管理一方面置于个体层面之上，另一方面归于管理学问题。这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视作资本主义社会由资产阶级代言并植入意识形态，以让资方可以将责任推诿至劳工个人管理层面上，且让劳工不自觉地迎合资方喜好的陷阱。

总而言之，面对反思型时间管理，资方从未真的将时间管理的构成完全交付给劳工的反思实践。相反的，资方的时间管理问题正是在于如何将对资方有利的意识形态植入反思型时间管理当中并借此让自身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用最少的劳动力成本，掌握既能挥之即去也能呼之即来的劳动力。而劳方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面对反思型时间管理时所具有的时间管理问题，以及该如何解决此一时间管理问题时，至今却几乎陷入资方所植入的意识形态当中，缺乏相应的思考。这也难怪林德斯巴赫会反对用时间管理来当作追求时间富裕的方法。

七 结语

本章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当代日常时间结构如何形成“标准时间结构”，以及在标准结构之上如何出现越趋显著的“弹性化时间结构”。其中，本章特别强调在弹性化的时间结构当中，由“薪资劳动时间”、“非薪资劳动事务时间”以及“复原与文化时间”所构成的“三元时间的社会”，已经和由“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二分的社会情境一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同等重要性。而在三元时间的社会当中，以“时间自主性”为主、“时间协调的平等”与“公平环境”为辅的“时间富裕”，则是最主要的时间政治目标。在此理论基础之上，本章也初步讨论了时间管理概念，并试着指出时间管理最初并不是个人的任务，而是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以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被认为是个人应该负责掌握的技能。

然而，虽然本章指出了时间富裕应是在任何以弹性时间结构为主要发展趋势的现代社会当中最重要的时间政治的任务，而且也指出了时间管理绝不是通往时间富裕的方式。但由此也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要如何追求时间富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在第七章会试着论证，“时间生态学”也许是思考答案的可能取径。但在进入下一章以及在第七章提出时间生态学概念之前，我想这一章已经足以凸显一件事，就是时间结构会不断改变，时间政治也会不断改变；时间问题会不停进化，人们的抗争也会不断进化。因为时间不是一个外在于人们的无关痛痒的东西，它就是人们存在的本身，是人类的价值来源，是一切意义的基础。对此的关注与探讨，是每个人的任务，当然也是社会学在未来不能忽略的任务。

[1] 德国时间政治学会网址：http：//www.zeitpolitik.de/index.html。《时间政治宣言》也可在该网站中下载。

[2] 关于社会学当中长久以来的各种时间研究，整理得较为详尽的文献，建议参阅：Bergmann，1992。

[3] 特别是埃利亚斯的社会时间理论，是这一章较为着重的论证基础。本书导论对此已有详细的交代。

[4] 关于当今标准的时间测量方式及其单位划分，可参见国际度量衡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Poids et Mesures，BIPM）网页（http：//www.bipm.org/）上的详细介绍。

[5] “速度”也是社会学的时间研究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且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见本书第五章的讨论。

[6] 除了胡塞尔，米德也曾注重时间的三个维度，并对其差异与构连进行了类似的讨论，增强了时间维度的重要性，其论述也广为人注意（Mead，1980）。不过，由于胡塞尔的研究有较多重要的后继者加以扩展出朝向社会学的意涵，这有助于一贯地探讨时间理论的发展。因此，在此只能姑且不去提及米德的时间理论。

[7] 海德格尔其实进一步指出，过去、当下、未来这三维统一起来的“时间”是时间的第四个维度，因而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时间实际上是四维的（Heidegger，1976：16 ff.）。不过，这个更进一步的探讨是他为了探讨（时间的）存在所铺陈的概念，而这不属于此处所探讨的范围，因而不拟加以触及。

[8] 关于幼儿如何通过学习而理解“时间”此一概念，心理学已有支持埃利亚斯的经验研究，例如：Piaget，1955。

[9] 在此需先说明的是，以下的论述虽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会牵涉到关于工作时间制度的探讨，但工作时间制度（乃至于劳动体制）并不是本章的主题。本章企图探讨整体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和时间政治问题。虽然工作时间制度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但并不是唯一的环节，而仅是一个最显著的探讨着力点。此外，本章所欲考察的时间结构的改变与时间政治的问题虽然颇为倚重德国文献，但这并不意味着近代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仅存在于德国本土。相反的，如以下将会看到的，时间结构的改变是伴随着全球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而来的一个全球趋势，中国也是这个全球趋势中的一员，有着相同的发展。只是由于目前中国相关研究的文献极少，因此本章将以西方国家（特别是德国）相对完善的研究文献作为主要的考察基础。而时间政治的问题则是就全球发展的趋势抽绎出的一个广泛的概念，即以下将会提到的“时间富裕”。

[10] 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是因为根据日月天体以及地球自身运作的改变，国际度量衡局仍会不定时地发布细微的时间标准变更。因此严格来说，标准时间至今仍不是绝对稳定、一成不变的。但大体上而言，当今时间标准化的工作已不再出现如过去那样大规模的变动了。

[11] 除了计时，计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工资计算方式，亦即劳动力交易依据。乍看之下，计件制让劳动力脱离了时间，但是谢国雄已详细证明了，计件制其实是一种为了发展出“纯劳动意识”而掩盖住时间意义本质的变形计时制（谢国雄，1997）。简单来说，计件制中，究竟每一件产品的完成是以薪资计算，还是以这项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平均劳动时间来评估。因此计件制于此等同于计时制，直接略过不谈。

[12] 提到此历程的文献相当多，此处无法一一列举。一个聚焦于此主题且深入浅出的较著名的研究或可参阅：Rybczynski，1993。

[13] 不过，工作时间的缩短不全然是工会争取或宗教人道要求的成果，许多时候往往也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例如，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将每日工作时间缩短为8小时，实乃为了释放工作机会，以降低失业率。美国的福特企业在1914年将每日工作时间减少为8小时，并在1926年承诺周休二日，实际上是为了刺激员工进行消费，以促进资本循环（Rybczynski，1993）。

[14] 到了2005年，德国已有高达31%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实施了工时账户制度（Groβ & Schwarz，2006）。

[15]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弹性化的时间结构当中所形塑出的、相当重要的非薪资劳动事务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并不是不存在。但不同的是，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非薪资劳动事务不会像在弹性化时间结构当中那样负担着这么强烈的“构筑时间结构”的功能，因此多被稀释到自由时间当中。

第二章 生命时间的结构与变迁

一 生命时间的结构性

在讨论“时间”这个主题时，社会学与其他学科最大的不同之处，也许就在于社会学不总是将时间视作先验的物理现象或主观的心理现象，而是认为时间也有由社会所构成的面向，亦即认为时间有一种具有社会性质、可以被称为“社会时间”的面向（Adam，1990）。

第一章已提到，社会时间特别意指由社会制度所构成的生活协调机制。首先，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时间，是人类为了让行动者彼此的互动能在所欲的时候发生而建立出来的生活安排机制。比方说依据时区、北京标准时间等机制，“上午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这种社会安排模式才得以可能。其次，这种生活协调机制不是随意发挥作用的，而是由各种社会制度所确定，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力。因此，“上午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不是临时制定的时间，而是一个由特定社会机构所颁布的具有广泛性的且持续有效力的制度。同时“上午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对于必须遵守这个规定的上班族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力，比如迟到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参阅Giddens，1984）。因此，社会时间是具有结构性的。

一旦指出时间具有社会构成的结构性面向，也就同时意味着社会时间与物理时间、心理时间不同，会随着不同的社会脉络而有所不同。如此一来，社会时间结构的形态是什么、在社会脉络的变迁中如何形成与改变，就是值得探究的问题。第一章集中讨论了日复一日、顶多年复一年的循环性的日常时间结构。但除此之外，更长的时段乃至人一生的时间结构也非常重要。如果日常时间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已经被充分研究的话，那么生命时间结构就不应该被忽视。鉴于此，本章旨在尝试探讨时间结构在生命时间这个层次上的构成与变迁。这个研究任务主要包含两大研究问题。

第一，何谓生命时间结构？简言之，日常时间是相对短暂的、循环重复的，但生命时间是非常多的日常时间所集结起来的，是相对长久的、单向不可逆的，因此生命时间的结构性必然不同于日常时间结构。如此一来，生命时间的结构性的独特内涵是什么，就是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下文将会指出“生命历程研究”中的各种相关概念，对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第二，生命时间结构是如何形成的？至今经过了什么样的变迁过程？关于这个问题，德国学者科利（Martin Kohli）提出的“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初步线索。因此，本章主要沿着科利的线索进一步深入挖掘，呈现生命时间结构的基本变迁过程。

在解答这两个研究问题之后，本章最后也会试着指出，中国在生命时间结构的研究方面至今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二 生命时间结构的基本概念

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是：人所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因为生命是有限的。人的存在，总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存在（Heidegger，1957）。这种向死而生的存在，不是突然地出生或以同样的姿态死亡，而是一种成长与老化的过程。人们从出生、发育走向死亡的老化过程，成为自然科学在探讨生命时间时最主要的主题（Austad，1999）。

生命时间的生物学基础无疑是重要的。随着身体的生物机能的成熟，人们可以从事的活动会不一样，生活也会随着身体的成长与老化而有所改变。在婴儿时期，人们能做的就只有吃和睡。身体机能的成熟，则让人们可以从事更多的活动。但等到老了，身体机能变差了，也许人们又只能回到吃和睡的日子了。生物性的变化过程，无疑是生命时间最重要的基础。

但是，人的生命不单纯是一个个体的发育与变老的过程。一个人不会自然而然发育、成长、变老。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必须在家庭或类似家庭的环境中被养育才能成长。家庭的养育不只在于让人维持生物性的生命，它也让人学习社会意义，为进入社会环境做准备。在生命的过程中，一个人自出生便开始学习并受到环境影响，以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在1950年代末期以前，儿童发展与社会化研究一直是美国社会学关于生命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主题。在这个主题中，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环境（例如家庭、学校、整体社会情境等）如何影响了奠定个体人生基础的社会化过程。儿童发展与社会化研究虽然为生命时间的社会学研究累积了不少经验研究资料，但是埃尔德（Glen Elder）整理过往的文献后指出，它们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Elder，1994：8 ff.）。第一，这些研究仅仅关注了个体在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事件，但在成年之后几乎就再也没有继续追踪的研究资料了。这于是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许多人在成年之后所遭遇的其他重要事件会使其继续改变，而这与儿童发展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影响和后果大相径庭。但传统的生命时间研究却没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之所以忽略了个体在成人之后持续的生命改变，其中一个原因，亦为儿童发展与社会化研究所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个体外在的社会变迁因素被忽略了。社会情境会不断地改变，人在生命时间的过程中也因此会不断地改变。

这使得生命时间更广泛的意涵在1960年代之后，伴随着经验研究资料的累积，开始被加以深入探讨。特别是在美国，生命时间也开始首先确立四个基本原则（Elder，1994：5 ff.；参阅Cain，1964：285；Riley，1979：4）。

首先人们应注意的是，生命时间虽然有生物学的基础，且可以从中探讨社会化的过程，但生命时间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性质的变化与流逝。人从出生开始，生命时间就被记录了起始点。此后在最普遍的情况下，会以“年”加以累积和计算，到最后也会被记录生命时间的终止点。“年”虽然有自然变迁作为基础，但是将“年”进行准确的界定并视为一个时间单位，却是社会性的。“年”本身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时间。而当人的生命以“年”作为计算单位时，也就意味着人的生命不单纯是生理机能的变化过程，也会伴随着社会时间被放置进社会结构当中。例如，虽然随着身体机能的成熟与老化，人们可以进行的行为也不一样，但是在生命时间当中，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或不能做什么事，却不仅是由身体机能所能决定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更多是由社会通过年龄将生命时间加以计算，从中找出确切的时间点，以赋予个人在生命当中的不同时间点所能做和不能做的事。生命时间也会因此具有各个不同的转折点。因此，年龄一方面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社会规范性，而人就在生命时间当中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各种不同的角色期待与社会位置（参阅 Neugarten & Hagestad，1976）。

生命时间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由于一个人的生命时间会被社会通过年龄加以规定，因此生命时间的过程不只是个体的事，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会反应个体所经历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变迁。人们除了可以探讨在某一社会，一个人在生命时间当中经历了什么转折点，或在什么阶段被指定了什么样的角色规范之外，也可以从生命过程本身去反推个体当时所处的社会情境、具有什么样的年龄制度、对于生命时间具有怎样的影响力，以及社会背景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当然，生命时间不只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事，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事。生命时间的基本原则第三个就是每个人的生命时间都会与另一个人的生命时间连结在一起，甚至相互影响与决定。影响个体童年的，不只有社会背景，还有父母的生活方式。家里兄弟姐妹的数量，父母收入如何、是否离婚等，对于个体的生命历程无疑会有重要影响。或者，当儿子有了小孩，也会让父亲随之变成祖父，造就了父亲的生命时间无可拒绝的转变点。一般的社会学对生命时间的人际相互影响，通常不是漫无目的地探讨任意个体之间生命时间的差异，而多是着重世代问题。

谈到“世代”，通常首先意指一个其成员有着相似年龄的群体。然而，仅仅是年龄的相似性不足以构成一个世代，就如同1930年在德国出生的群体和在中国出生的群体，两者并不会被视作同一世代。一个世代还必须处在同一个历史文化脉络下，有着共同的命运参与（Mannheim，1964）。但是世代并不是一个群体的线性接替。一个社会时代中会有不同的世代并存着，甚至处在相同的年龄位置与相同的历史文化脉络，在不同的组织或团体当中也可以看到微观的同龄群体（cohort）（Ryder，1965）。而之所以共同生活的人们会构成或隶属不同的世代，是因为相同的社会事件或时代精神对处在不同年龄位置的人会呈现不同的意义和影响（Mannheim，1964：536；Elder，2003：59）。同一个世代或同龄群体的人们享有共同的体验、认同与社会影响，不同的世代之间则可能会呈现资源分配与斗争的问题。而不同世代的生命体验也可以进行共时或历时的相互比较，以探讨不同世代的差异与各自的特殊性，以及面对相同与改变了的社会情境时所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1]。

不过，虽然生命时间被强调不只是个体的，更多是受到社会时间的刻画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的生命时间是一个被社会决定的命运。生命时间的第四个基本原则便是虽然生命时间处于一个既定的社会情境中，但是个体可以在各个生命阶段以及面对不同的社会事件时，通过自己的选择，在社会条件下创造自己特殊的生命过程，展现自身的能动性。

“生平”（biography）即个体主动创造生命时间的表现形式之一。“生平”是人们时间序列性地列出自己在生命时间当中所遭遇到的各种事件。但是生平并不是要人们把生命时间当中遭遇到的所有事件全部列出来。有意义的生平建构行动通常是个体反思地回溯自己的生命时间，为了未来的生命目标，根据他所设想的社会期待，选择性地呈现他在生命时间当中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人生经历与抉择。因此，生平建构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要求与期待，另一方面却也表现了个体在面对社会要求与期待时所进行的关于生命时间的主体选择和表现能力（Alheit，1990；Hahn，1988）。

在生命时间的四个社会学基本原则下，埃尔德所进行的研究对于美国生命时间的研究可以说是最为经典的（Elder，1999）。他有别于过往美国的儿童发展与社会化研究，特别注重生命历程的“轨迹”（transition）与“转变”（trajectory），强调生命历程的整体跨度。通过这些观点，他完整地探讨了幼年时期处于美国经济危机的世代，其生命历程会有什么有别于其他世代之处。依此研究，埃尔德特别强调生命时间不只是个体的成长与老化过程，它也是由社会通过社会时间（年龄）加以界定与分层的模式，并系统地整合生命当中的各个事件、经验、感受等元素。而这种蕴藏着丰富社会意涵的生命时间，则可以被定义为“生命历程”（life course）（Elder，1999：302；参阅Cain，1964）。于是，生命历程研究成为社会学在探讨生命时间结构时最主要的研究范畴。

今天，生命历程普遍被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学习与准备阶段（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家工作阶段（成人阶段）以及退休阶段（老年阶段）（Sackmann，2007：29）。儿童与青少年阶段被认为是人类生命历程的起始阶段。人们大多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在这个阶段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尚未成熟，无助而需要人扶养，但具备着可雕塑的成长潜力（Schweizer，2007：19）。儿童与青少年的这些特征，让人们认为此阶段与成人阶段有必要区别开来，以确保人们可以顺利地学习与成长。儿童被认为是纯洁可教育的，而漫长且开放的未来人生时间让儿童也具有“希望”的特质。今天，被“自然化”的儿童与青少年，他们被社会所期待的任务是“学习”而不是“生产劳动”。我们从禁止童工的法令可以推知，生产劳动在这一阶段是被禁止的。换言之，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在当今社会是一个被刻意与（成人）社会相隔开一段距离的人生时间区段。与儿童和青少年阶段不同，成人阶段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依赖家庭并以学习和成长为主要任务的阶段。它通常被认为就是“生活”本身（Meulemann，2001：11），包括需要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支出，寻找、规划并完成自己的人生成就。它也被认为是一个结束了学习准备阶段，符合社会规范的期待，因此完全参与社会生活的阶段角色（Nittel，2007：318）。“成人”因此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主要参与成员。此外，成人阶段也不是全然没有秩序。由于成人阶段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参与”以及“生活”的权利，因此它也相应地在时间跨度上被期待达到某些成就。而这些成就不只是个体在这个生命时间阶段当中被社会给予的，它们也会被期待用一种时间顺序的形态呈现出来。这些一般社会所期待的、时间性地呈现出来的成年阶段的成就，也就构成了所谓的“常态生平”（normal biography）（Kohli，1988）。所谓的常态生平，通常包括几个期待成人应达成的成就：离开学校教育系统、参与全时的薪资工作、婚姻缔结、小孩的生产与养育。在不同的文化中，常态生平的时间性顺序以及彼此的关系也多少会有所不同。例如，经济能力、年龄与婚姻缔结之间的关系，即“该具备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或者什么年龄是适合结婚的”，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期许（Hogan & Astone，1986：118）。另由于学校教育系统的不同，人们离开学校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步入成年生活的时间点也会有所差异。虽然现代社会一般都认为20岁已经可以是一个步入成年阶段的年纪了，最晚到40岁，人们就必须完全进入作为“生活”的成年阶段（Meulemann，2001）。但详细的现实情况还是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才能获得充分的了解。老年阶段则是生命历程的尾声。这个阶段的人被认为在智慧上有着经年累月的累积，值得尊敬；但是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老年阶段的身体机能是生命历程中最差的阶段，老年人不但可能无法自我照顾，也承受着相当大的疾病风险。因此老年阶段也是退出工作、步入退休生活的阶段。在心理上，由于同辈相继逝去，儿女也可能从自己建立的家庭中独立出去，老年人的孤寂感也是值得观照的（Kruse，1992）。

当然，三分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不细致的区分。幼儿园的儿童与上大学的青少年显然相当不一样。或者例如“成人”阶段在生命历程研究中，也还可以再区分成“青年成人”与“中年”等阶段。但尽管如此，三分的生命历程仍然是一个很值得采用的生命历程模式，因为：第一，这种区分是一个人们普遍都承认的最基本的生命历程的形态，亦即大部分的人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第二，这三个阶段的角色有着相当显著且容易观察到的差异。因此，即便三分的生命历程是一种简化的模式，但简化有时候却也有其好处（Marshall & Mueller，2003：15 f.）。因为它有助于简单地呈现一个现象，亦即生命历程不是一种无差别的生命成长与老化现象，而是一种通过阶段的区分呈现结构性的社会时间。

三 生命时间结构的标准化

1.生命时间结构标准化的前提条件

但是，就如同日常生活时间结构一样，若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观之，人们就会发现呈现三分形式的生命时间结构也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中古世纪，不是完全没有“儿童”或“青少年”等词语，但是这些词语与今天的概念不同，它并不是一个有着清楚分界的生命历程阶段（Schweizer，2007：18）。同样的，“老年”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一方面中古世纪人的平均寿命不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到今天意义上的老年阶段；另一方面究竟要到什么样的程度，一个人才是“老”的也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Sackmann，2007）。事实上，在中古世纪的传统社会，“生命”与“时间”并没有这么清楚的连结。“时间”是在生命之外的一个永恒，与生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生命本身则是与“死亡”作为一组区别被标示出来的。人们可以在许多著名的研究中看到，在传统社会，生命秩序不是作用在它的时间性跨度，而是作用在它跨越进死亡的跨度（Agamben，1998；Foucault，2003：239 ff.）。科利指出，生命历程在今天具有一种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时间性结构，其实是现代化的后果之一（Kohli，2003：526）。所谓的“现代化”，首先是指其中关系到生命历程的三个特征（Kohli，1985：3；1990：15 f.）。

第一，生命的时间化。从某方面看，现代化是一个“生命的时间化”的发展过程。生命不再被视为一个单纯对立于死亡的概念，而是具有时间性的跨度。这个命题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生日”。在现代社会，每个人一出生都要清楚地由接生医院记录出生日期，并上报给国家体制。生日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是一个吃蛋糕、吹蜡烛的好日子，更是因为它是一个根据年历每年都会重复的循环节点。这个节点以生日作为起点，构成了个体的年龄累积与计算，让个体的生命可以根据生日，通过年龄构筑一个时序性的时间跨度，生命因此得以量化地被摆置进特定的社会体制当中。而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生命时间的历程计划，也可以通过生日的确立与年龄的标示时序地被社会体制安排进生命以此构成生命时间的结构性基础。正如阿里埃斯（Phillippe Ariès）指出的，传统社会当中，一个人的身份与义务来自代表他出身背景的“姓”；但是在现代社会，个人的身份与义务却是通过一个人的“生日”被标示出来（Ariès，1975：70）。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当个体一出生就必须向社会体制上报出生日期时，亦即当“生日登记”成为一种现代社会制度时，也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体制从个体出生开始，就通过将社会时间铭刻进生命当中让生命具有时序的时间性的方式，构筑个体一生被期待的历程，直到死亡时间的确定。于是，生命与社会体制就不只是一个生死与（生命）权力的关系，而是一个生命时间与社会整合的秩序关系。

第二，个体化。根据贝克（Ulrich Beck）的说法，个体化来自多重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在于（Beck，1986：127 ff.）：第一，在现代当中，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以及这个人负有什么样义务，不再因为所属的家庭背景而有所不同；第二，虽然人们与传统的社会形式脱离开来，但是通过社会的重新整合，人们又被社会制度赋予了新的共同义务。而这两个因素之所以造成个体化的后果，是因为现代社会打散了传统的社群，将社会义务的背负者指向去背景化的个体。指向个体的社会义务，并不是无差别地一次堆积到个体身上，而是会根据个体的不同生命历程阶段加以指派。这使得个体的生命历程不再是私人的事，会因为个体化而成为公共的制度性事务。

第三，经济形态转型。个体化的生命历程从私人的家族社群转移到公共的制度性义务，且构成生命历程主客观地交织呈现，其实这主要反映的是现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从家事经济转移到市场经济。对于劳动社会来说，经济形态的改变也许是最关键的。劳动社会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而自由流通的人力资源。这使得一个人的工作不再是通过继承而命定的，而是融入劳动社会当中进行自由交易。现代社会体制为了满足人力资源的养成、供给与安置，因此需要将生命历程划分成不同的阶段；而个体生命历程则从家事经济的继承活动中解放出来，被赋予一个普遍的时间性结构。

2.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的标准化

科利指出，由于上述的现代化特征，现代社会建立了各种根据生命时间施予个体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让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随之被建构出一个时间性的标准化形式。换言之，生命历程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Lebenslaufs）构筑了现代化过程中标准化的生命时间结构。在各种根据生命时间施予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中，有两个是特别重要的：第一，学校教育系统（Bildungssystem）的建立；第二，退休系统（Rentensystem）的建立。

学校教育系统存在已久，它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制度。但是学校教育系统成为能够赋予生命历程的一个标准时间结构的制度，却不是在学校教育系统出现之初就有的现象。相反的，它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性转变，才成为构筑标准生命时间结构的社会制度（Ariès，1975）。

第一个阶段是学校教育让学生成为一种区别性的受教身份。今天，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多被认为是给予基础的生活知识、语言能力，并让人们在基础知识的学习结束之后自己确立未来的职业志向，以追求更进一步的专业技能。但是在中世纪，“学校”并不具有普遍的基本教育功能，也不具有高等研究教育的内容，而多是神职人员的宗教技能训练机构。因此学校的教育内容没有依照难易程度加以区分，入学的年龄也没有严格的限制。以英国为例，在14世纪时，入学的年龄从7岁到17岁都有。当时一般人的生命历程是在脱离婴儿期之后，就成为家事经济劳动团体的成员之一，直到死亡。而若进入以神职人员为主要招收对象的学校体系，那也只是意味着生命历程多了一项学习的经历，但并不会将生命时间实质地区分出具有强烈差异的阶段。但在法国，16世纪时在巴黎出现了一种学院，这种学院是由神职人员设立的，老师与学生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学院同时提供奖学金，让贵族（不久，除了贵族，大学也向更多的市民和一般家庭开放）将小孩送到巴黎来就读。这些小孩住在大学，并且其住宿生活受到管制。这个制度改革最引人注意的特征在于它（至少在法国）首次将教育体系当中的学生与教育体系之外的社会生活区隔开来。学生是一个差异性的身份，其任务仅是学习。教育系统于是成为确立身份区分的制度之一。

在具有了身份区分的功能之后，学校教育系统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在于级别区分制度的出现。即便是16世纪学校教育制度出现了改革，但这个改革的重点仅在于身份的区分，而教学内容方面的制度却没有太多更进一步细致的处理。在当时，学校顶多会因为不同的学科过程而让学生在不同的地点或时间上课。但学习多被视作一种无差别的持续过程。当时，学校出现了“分级”的词语，但这个词语所具有的是不同上课地点的空间概念。一直到了16世纪末期，人们对于“分级”制度才有了不同的想法。人们开始注意到，教育内容不仅要在学科上有所区别，教学也应该根据难易度进行级别划分。根据难易所进行的分级，到了17世纪已逐渐成为教育理论中普遍被同意的基本元素。

但是，以教学内容的难易程度进行区分的学校教育系统，与生命历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级别的区分也相当不固定。在17～18世纪，分级制度依据的基本上是学习能力差异。但是当时开始有论点认为，年龄太小的儿童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学习，因此学校教育系统的入学和毕业不能是随意的。这使得学校教育系统的发展进入第三个转折点，亦即将分级与年龄联系在一起。到了19世纪，学校教育系统已经普遍将“年龄”视作入学的门槛依据，并将年龄对应不同的学习分级。于是，学校教育系统的结构与生命时间的结构具有了密切的关联性。学校教育系统给予了生命时间一个与成人社会生活区隔开来的时段，并赋予特定的身份与任务。人们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接受不同层级的学习内容，因此以年龄为区分依据构成了不同层级的学习经验。

在阿利埃斯的研究中，学校教育系统与生命时间的结合，让“儿童”乃至于“青少年”作为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而被区分出来。它不只是生物学对人类“发现”到的一个生物发展特质，也是社会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一个生命时间的区段（Schweizer，2007：16）。这个“发明”由于制度主义的扩张，促使学校教育系统进入第四个转折点，即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

有学者指出，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制度逻辑”是当代社会的特征之一（von Below，2009：132 ff.）。特别是在福利国家，制度逻辑最主要的概念在于国家在政策制定方面，应该从过去被动反应式的角色转变为预先、主动的角色。在制度逻辑之下，教育系统也成为国家制度之一。1763年，普鲁士为了军事和经济目的，首先设立义务教育制度。尔后，各个国家虽然有各自不同的制度目标（例如，美国声称是为了“民主”与“市民权”的准备），但都纷纷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度。到了20世纪，义务教育更是不断扩张。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女性也被纳入义务教育的制度体系。1970年代，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扩展了教育参与的范围，儿童在学校教育系统逗留的时间也变得更长了。

学校教育系统发展至今，虽然在不同的社会体制之下，因应不同的政策制定目标，其制度形态也会有所差异。但是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系统从176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普遍具有几个相同的特征。第一，义务教育使得学校生活成为每个现代市民必定会经历的阶段。第二，义务教育将学生与成人社会世界区隔开来，并将义务教育中的学生视作儿童或青少年，以此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身份范畴。第三，义务教育的进入与分级以年龄作为依据。在掌握了每个市民的生日的政治体制中，每个人都会在同样的年龄进入教育系统中，同时被赋予相同的身份，并以相似的时间长度经历各个分级（虽然级别总数不一而同）。

也就是说，学校教育系统之所以是一个对于“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来说相当重要的制度之一，是因为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系统与年龄相嵌合，构成了一个客观的结构性制度，让现代社会所有人的生命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区分出“儿童与青少年”和“成人”。学校教育系统成为现代社会中三分生命历程的第一条区隔线。

3.老年阶段的标准化

就像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是通过学校教育系统才成为清楚的、有结构性的生命历程阶段，并与成人阶段区分开来一样，老年阶段也是经过历史变迁才有今天的特殊的意义。

伯雪德（Peter Borscheid）对于“老年”的历史研究清楚地展示了这段变迁（Borscheid，1992）。他指出，在16～17世纪，从文学或戏剧的内容表现可以发现，当时的老人是被排除在社会参与之外并置于边缘的一个群体。老人被视作被死亡缠绕，意识和身体都相当残破、几乎没有生存能力的人，是可悲、可怜的。一直到人道主义的兴起，经过了启蒙时代，老人才逐渐成为一个肉体上虽然残弱、缺乏自主能力，但智慧上有深厚的积累，并且因此而值得尊敬的人。然而，尽管老人的地位在历史演变中有了正面的转变，但实际上长久以来，“老年”与其他的生命历程阶段之间并没有形成清楚的、能展现差异的分界线。虽然学校教育系统清楚地将“儿童与青少年”和“成人”划分开来，但是“成人”作为常态的生活，却就是直接持续到死亡，没有其他差异性的阶段了。也许社会上有老年的观念，艺术作品中有老人的形象，但实际上却没有一个客观的依据能让人指出究竟什么是“老人”。也许一个人生理老化到无法独立生活，但他心理上却不承认自己是老人；又或者相反的，一个人尽管很年轻，但他却觉得自己已经是个老人了。“老年”始终不是一个可以清楚界定的阶段。

一直到了19世纪，因为两个社会情境的改变，才有了不一样的发展。

一是人平均寿命的延长。虽然老人被视作身体机能老化到没有自主能力的人，但其实在传统社会能活到这个阶段的人并不多。“死亡”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都可能会遭遇的事。老人几乎可以视作少数的例外。若真能“活到老”，反而是一个幸运的“惊喜”，而不是常态。然而工业革命以来，医学的进步大大延长了人的平均寿命。死亡之前的时间被推延得更长、更稳固，而死亡本身也被排除在日常生活的偶然之外，被当作一个生命时序上（被放在老年阶段之后、作为终点的）可预见与可计划的时间点（Neugarten & Daten，1978：183；Brose & Hildenbrand，1988：13；Kohli，1990：17）。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不再是少数的社会边缘群体，反而因为寿命的延长被认为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常态生命情境[2]。

当老年被常态化之后，老年带来的人生危机也随之变成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常态危机，且因此扩大成一个可能的社会问题。当人们摆脱童年与青少年，进入“生活”时，就必须自己负责自己的生计。但是当人们老化到没有自主能力、无法工作，而儿女又可能因年纪还小或者已经离家有了自己繁忙的工作而不能好好地照顾老人的时候，“老年”在社会上就出现了第二个变化：开始成为以贫穷补助形式加以支持的社会关怀对象。真正实质的社会公共关怀制度首先在1854年的普鲁士王国实施。当时这项制度是针对高危险性的山地工作工人的安全保险，目的是应对因发生意外而导致的残疾和年老体衰所带来的失业风险。但由于在工业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仅仅依赖薪资劳动工作的收入过活，加上新制度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兴起，老年保险便开始转变成稳定的制度。当退休金系统成为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时，它就不再依据个别的工作者是否还能够工作而定，而是以固定的年龄或工作年数来当作退休依据。在1884年的德国，军公教领域工作者的退休年龄是65岁，一般工作者的退休年龄是70岁。至此，“老年”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一个因被放置进“退休”制度而可以客观地被人们指认出来的社会的生命历程阶段。

退休系统所规定的进入年龄，在德国经过多次的修法，皆有所变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工作，也会有不同的退休金系统。这当然是一个跨领域的经验研究的课题。然而，重点在于当退休成为以年龄作为依据的社会制度时，它就相当明显地将人生区分出两个差异相当大的阶段，从而成为三分的生命历程的第二条区隔线：一个是需要投入劳动市场、自给自足的“成人阶段”；另一个则是因为老年而离开了工作，其生活收入可以由社会制度负责的“退休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区分，因为退休金系统的建立而成为一个普遍而客观的时间性结构制度。鉴于此，人们可以总结而言，从19世纪末期开始，学校教育制度与退休金制度的建立，造就了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呈现一个有客观依据的、标准的、三分的生命时间结构。

四 生命时间结构的弹性化

1.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虽然指出了生命时间通过制度而具有标准性的结构，但并不是说生命历程因此必定被强制地区分出不同的角色和（不）可以从事的行动。而且，某些行为的法定年龄与划分生命历程的制度有所差异，也会让生命时间的结构并不是真有那么地紧密。例如学生被期待的主要任务虽然是接受教育，而不是从事薪资工作或建立家庭，但其实只要过了法定年龄，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的人也可以工作或结婚。因此，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所彰显出来的标准化的生命时间，并不完全是一个完全的条件限制，而毋宁说是一个因为制度而有客观依据的期待框架。这个框架一方面可以去检视他人的生命历程是否是符合期望的、常态的，另一方面也会让人们在生命历程的初期就可以预见自己将会经历的事物，并以此规划与呈现自我的常态生平。例如，在学校教育制度建立之后，在义务教育结束之前，一个人只要过了法定年龄就可以工作和结婚。但是在生命历程制度化之后，假如在高中时期就中断学业，然后工作并结婚，那么人们就有一个客观的依据，可以指出这是“非常态”的生命历程，且去质疑这个人是否遭遇到特殊的生命事件，或者质疑这个人的人生抉择能力。人们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期待框架，而避免计划或呈现在毕业之前就成家立业的非常态生平。19世纪末，在所谓的“现代化”开始之初，在追求理性化与秩序的社会氛围当中，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虽然不是一个强制的规定，但却是一个人们所同意与追求的普遍概念，且通过客观制度的建立，形塑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时间结构。

但是，也由于不是一个强制的规定，所以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虽然将生命时间赋予一个标准化的结构，但它同时蕴含着可松动、可推移的结构边界的空间（Shanahan，2000：668）。因此有趣的是，在1985年科利首先完整地提出“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概念的同时，他随即提出“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Lebenslaufs）的社会趋势，并且在每一篇论及“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的文章中都会在后半部分提到“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可以说，一旦人们注意到生命时间有着具有普遍有效的标准化的结构的同时，生命时间的结构就已经有着弹性化与时间差异的潜在可能性了。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当中，将生命时间结构给予客观标准框架的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义务教育仍强迫人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时，必须进入学校教育系统；老年退休金也不可能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就取得，而是必须等到一定年龄才会发放。在“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趋势中，关系到生命历程的各个制度仍然存在，它仍然是生命历程的客观依据。然而它与“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最大的差异在于，近年来由于某些改变了的社会因素，越来越多的人在面临生命阶段的转折，或者在从事各个生命阶段当中的角色行动时，会有许多偏离（但并非完全不遵守或背道而驰）常态生平的选择，而造成愈趋显著的常态生平和常态生平之偏离之间的时间差异。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是许多因素交织的结果，例如科利提到的生命的时间化、个人化与经济形态的转移，或者许多研究所补充的提高平均寿命的医疗进步，新制度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兴起，等等。然而，促使“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的社会因素虽然也很多，但是一般都同意，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改变，亦即从固定的、大量生产积累的福特主义转变为弹性专殊化的后福特主义（Kohli，2003：530）。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改变，以及这个改变对日常生活时间结构的影响，在第三章会检视。但是如今显然的是，它不只对日常生活时间结构有所影响，对生命时间结构也有相同的影响。它同样使得标准化的生命时间结构边界出现了推移的弹性空间，或者因为各阶段出现了重叠而使得区分边界开始模糊。

2.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的弹性化

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在三分生命历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有显著的趋势。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学校教育的扩张与毕业的推迟”是最引人注意的改变之一。

虽然学校教育系统在各个地方建立的初衷不一而同，然而到了现在，一般都同意学校教育系统与离开学校后的求职与工作生涯有密切的关系（Allmendinger，1989）。在需求自由劳动市场的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系统是专业资格相当重要的养成与认证机构，甚至可以说，它就是自由劳动市场的“劳动仓库”（Barnhouse-Walters，1984）。学校教育系统与劳动市场之间紧密的关系，在生产制度相当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会让学校教育系统也相对稳定。在学校教育系统学到一项专业技能，取得资格认证、毕业、投入劳动市场是常态生平通常呈现的一个生命历程。然而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形态从福特主义转变为后福特主义的时候，劳动市场的稳定性也会随之弱化。

这里指的稳定性的弱化，特别是指常态雇佣关系因为后福特主义所注重的弹性专殊化而越来越被非常态雇佣关系所代替。例如部分工时工作，或者企业技术转变所带来的劳工需求转变，在当今社会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弹性雇佣关系中最极端的类型即“劳动派遣制”，在 1950年代之后也开始出现了需求。1972年，德国正式制定《劳动派遣法》。虽然1972年初制定的时候，劳动派遣还有多项条件以约束企业雇用派遣劳动；但在2003年，由于弹性雇用需求的呼声越来越大，因此将企业雇用派遣劳动的条件大幅松绑（Weinkopf & Vanselow，2008）。这也使得派遣劳工占所有劳动者的比例大幅增长。

不论是法规的制定，还是对实际劳动市场进行调查所显示出来的经验数据，都呈现一个现象：过去，常态雇佣关系中的劳工在离开学校之后，根据在学校所习得的专业技能进入企业，之后开始了持续的工作生涯，直到退休，这是一个常见也是在一般观念中存在的模式。但是非常态雇佣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显著的趋势。如此一来，工作的转变或失去也会变成一个越来越可能遇到，且会遇到很多次的情况，于是出现了贝克所谓的“工作不确定性的普遍化”（die Generalisierung von Beschäftigungsunsicherheiten）的趋势（Beck，1986：227 ff.）。

为了应付高比例的转业或失业的风险，教育时间投资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明显。在职业不确定性的普遍化趋势中，个体为了增加自身就业能力，有两种可能的做法（Tippelt，2006）。一种做法是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前，为了获得更好的资格认证而投入更多的教育时间。这形成一个相当显著的现象，就是毕业时间不断拖延。但毕业时间不断拖延并不是指人们进入劳动市场的时间越来越晚；相反的，在就学期间，许多人会寻找部分工时工作，以缓解推迟毕业的经济压力。因此，拖延毕业与投入劳动市场是可以重叠的，但却会加剧常态雇佣关系的侵蚀。另一种做法则是在进入就业市场之后，为了获得更好的资格认证而重新投入专业资格培训教育。重新投入专业资格培训不是义务，但也不完全是自由参与的。因为很多时候人们重新投入专业资格培训，是由于不得不去应付不断变化的职业需求。在学校教育系统所习得的专业技能因为新技术的出现而不再适用，或者因为工作不稳定而想转换一个技术完全相异的工作，都是促使人们回到培训教育的主因（Hillmert，2009：218）。

德国有学者通过四个世代的比较，揭示了德国学校教育系统因为经济形态的改变而产生的变化（Lauterbach & Sacher，2001）。他们的研究指出，1935～1940年出生的男性世代，在15～26岁时选择继续留在学校教育系统的仅占14%，64%的男性都已从事全时工作；1945～1950年出生的男性世代也有相似的比例：19%留在学校，54%选择就业。但是1955～1960年出生的世代，在15～26岁时（亦即1970年代）选择继续留在学校教育系统的男性的比例突然高达30%；1965～1970年出生的世代继续攀升到35%，而投入全时工作的比例则分别急速下降到48%与40%[3]。

有些学者指出，学校教育毕业的推迟促使学校教育制度对生命历程所界定的时间点会越来越不一致，亦即每个人毕业和投入劳动市场的年龄时间点差异会越来越显著。有些人仍然会依循着“常态生平”在20～25岁投入劳动市场，但有些人——而且是越来越多人——却可能到了30岁以上却还逗留在学校教育系统当中，或还投注在专业培训当中，使得欧美学界所谓的“年长的孩童”（aging child）（Watkins et al.，1987）、“延滞到30岁的青少年”（verlängerte Jugend im dritten Lebensjahrzehnt）（Nittel，2007：326）或者“长拖的青少年阶段”（lange Moratorienzeiten der Jugendphase）（Alheit，1990）开始成为一个常见的现象。这个说法当然相当值得参考，但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学校教育体制，学校教育体制也有不同的升学类型，因此离开学校的时间点本来就只是个大约概念而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此在经验层面上，这个说法会无可避免地遭受争议。但是在毕业推迟或者在职培训教育比例提升的趋势中，有个现象是相当清楚的：“儿童与青少年”和“成年”这两个阶段原本由学校教育系统清楚划分开来，但后福特主义带来的“工作不确定性的普遍化”，使得这两个阶段的界线不再那么分明了。原本在学校教育系统当中的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并与社会保持一段距离，而离开学校教育系统的成人则应该完全投入劳动市场；但是现在却有大量的学生（以在常态生平当中通常被视作成人的年龄）投入劳动市场（尽管大多是部分工时工作），越来越多离开学校的成人反而又（在中断工作或转换工作之际）从事学习任务。当有的青少年还在学校教育系统当中专注于学习的时候，另外一些青少年却可能已经进入到劳动市场当中；有的成人正在某个企业努力赚钱的时候，有的成人却重新回到学习的生活。

即便没有回到教育体制完全进入成人生活，成人阶段自身的常态性也出现了改变。过往在成人阶段所期待完成的成就，例如家庭建立（包括结婚、生子），已经不再是非完成不可的任务了。在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当中，一般认为完成学业之后就可以建立家庭了，因为完成学业标志着投入劳动市场，有经济独立能力的成人阶段开始了（Buchmann，1989：100）。换言之，成人阶段与工作生涯通常被视作影响家庭建立的前提。但由于成人阶段的延后以及工作不确定性的普遍化，家庭建立也随之出现了令人注意的改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同居比例的提高以及引起广泛讨论的生育率下降。一般认为，由于家庭建立的前提随着后福特主义的兴起而变得更不确定了，因此家庭建立在今天的生命历程当中也不再是一个必要的事件了。不过，若详细检视经验研究的资料，人们可以发现家庭建立的改变不在于它渐渐在成人阶段消失了（它仍是生命历程中相当重要的期待成就），而在于两个趋势。第一，家庭建立是一个可以依照个人生命发展状况，在成人阶段的任何时刻都可能出现的事件。它不一定是在刚进入成年阶段就要完成的成就，而是可以在成人阶段当中的任何时间点，甚至可以推迟到中年才出现的事件。若是以世代作为比较的单位，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家庭建立在年轻世代的生命历程当中时间点（与年长世代相比较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的推迟。在生命历程制度化的时代，一离开学校教育系统就投入劳动市场并结婚生子是一件很常见的事，但是现在越来越少的人一离开学校教育系统就结婚（Buchmann，1989：181 f.）。结婚的年龄甚至可以推迟到中年（Blossfeld & Jaenichen，1993；Klein et al.，2002）。由于女性也参与了教育扩张且普遍已积极投入劳动市场，因此初次生产的年龄也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女性是超过30岁才怀第一胎。有学者将之描绘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迟为人母”（späte erste Mutterschaft）的趋势（Herlyn & Krüger，2000）。

家庭建立作为成人阶段最重要的事件的第二个改变在于家庭建立的形式在当代社会当中有与日俱增的多变性，因此也越来越不是个可以加以预测的生命事件（Elzinga & Liefbroer，2007）。家庭建立的顺序一般是先结婚、共同生活，然后生育小孩。但是今天这却不是必要的家庭建立顺序，未婚同居与未婚生子越来越被接受，也越来越常见。此外，离婚与再婚，亦即生命历程中成家经验的复数化（Kohli，2003：534），同样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总结而言，家庭建立并没有消失，它在今天仍是个体生命历程中一个存在且重要的事件。它也仍是成人阶段的主要任务，因为人们并不会在5岁时就结婚，也不会在80岁的时候才初为人母。换言之，成人阶段的期待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仍保有常态生平的特质。然而，这些任务却已经不再是生命历程当中可预见、可计划的事件。每个人、每个世代，都出现了相当大的相对时间差异。

3.老年阶段的弹性化

除了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人阶段呈现了时间结构边界松脱的“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现象，老年阶段也出现了改变，最显著的就是一般被称作“社会老化”的现象。“社会老化”可以指涉一个社会由于出生率减少，老年人口在一个社会的比重越来越高；也可以指涉一个社会中，由于离开工作生活进入退休生活的年龄逐渐向后退，人们的生命历程投入在生产的时间越来越少，占据着“老年阶段”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后者与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息息相关（Vroom，2004）。

如前文所言，老年阶段作为一个有客观依据的生命历程阶段，是通过“退休系统”所划分出来的。退休系统的出现，让人们可以不用担心收入就离开工作生涯。换言之，根据年龄标准而离开职场，让自己生活中的经济面向交由社会保险制度，是划分“成人”与“老年”的关键因素。当然退休金制度不是一个强迫性的制度，亦不是指人们一旦到达某个年纪之后就被迫一定得离开工作生活。因此常态生平当中，“到达退休年纪”与“正式退休”之间原本就会有一个存在差异的弹性空间，亦即到了既定年龄之后，有的人已经退休了，有的人还没有。

然而，由于工作不确定性的普遍化，失业或者换工作成为每个人都面临的风险，每个人对工作生活也越来越缺乏信心，特别是中年失业者。虽然经验研究指出，尽管中年人有较多的工作经验，可以更快适应新工作并且有更好的表现，但是一般企业却更愿意投资在年轻人身上，而不愿意雇用中年失业者。因此，中年人面对的失业风险与压力是更大的。相较起来，退休生活是较为稳定而安全的。这于是促使人们希望能尽早进入退休生活，以避开高风险的工作生活（Schulz，2002）。因此，特别是在福利国家，一到达退休年龄就马上离开工作生活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出现一种情况：人们在快到达退休年龄时就离开工作岗位，依靠失业救济金当作过渡时期的收入，然后直接转换进退休生活（Kohli & Rein，1991）。这也就意味着尽管人们还不到退休年龄，但已经开始过着近似退休的生活了。“老年”虽然是通过退休金制度划分开来的生命历程阶段，但由于经济形态的改变，“老年阶段”不但不断提早，甚至可以提早到先于退休年龄[4]。原本以退休金制度作为划分“成年阶段”与“老年阶段”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了。因此生命历程当中投入劳动市场的时间又缩短了，而老年阶段却开始拉长。“社会老化”在今天的社会学当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因为若一个社会中依赖社会保险制度的群体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中的劳动力参与者必须为这些老年非工作者负担更多的经济要求。有学者甚至认为，未来主要的社会冲突就是来自世代之间的资源争夺（Johnson et al.，1989）。就社会政策面向来说，当一个社会已经出现了年轻人延迟毕业，很晚才进入就业市场的趋势时，如何将“老人”重新放置劳动力市场会变得越来越重要（Schulz，2002：94）。近来的一个解决之道就是提升退休年龄。例如在2007年德国修法后，就将联邦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尽管这样的做法对于增加社会劳动力参与是否有帮助还有待讨论，但退休金制度对老年阶段的区分能力已经不再有像“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趋势那样的效力了。

五 结语

本章旨在处理两个问题：一是界定生命时间的结构性；二是探讨生命时间结构如何形成与转变。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章尝试指出，生命时间在社会学中主要归于生命历程研究的范畴。因此，“生命时间结构”这个概念等同于“生命历程”这个主题。生命历程不仅仅来自人们成长与老化的生理现象，而更多是会被社会结构性地依照年龄去安排人在不同生命阶段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生命历程不是一个中立的无时间性的东西，而是社会变迁的结果。

关于第二个问题，在经过大致的考察之后，本章尝试指出，生命时间结构可以粗略区分出两个变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生命时间的标准化。在这个阶段，学校教育系统与退休系统这两个制度的建立，将生命历程客观地划分为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人阶段与老年阶段。

然而近50年来，这个三分的生命时间结构开始出现朝向弹性化的转变，带来了生命时间结构的第二个变化阶段。这个改变并非意味着划分生命历程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学校教育系统和退休系统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生命时间结构基础，并构成一个理想的常态生平。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转变为后福特主义，劳动力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今天人们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能接受生命历程在诸转折上做出偏离常态生平的选择。因此，三分生命历程的两条结构性边界也出现了越来越显著的弹性推移空间，而每个人的生命时间结构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显著的时间差异。

关于本章所要处理的两个问题，本章的回答乃基于欧美的历史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结果，并且大致来说应该也颇符合一般现代人的体验。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个研究结果毕竟是基于西方的研究结果，因此即便似乎没有太过违反一般经验，但更多细致的要素与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的情况与在欧美的情况必然不同，这也是本章至此没有处理到的。在今天的中国，生命历程无疑也具有制度性，并且生命历程的三分架构基本上与西方社会没有太大差异，然而这个制度的形成与欧美社会的历史绝对不一样。众所皆知，与欧美社会相比，我国义务教育体制的稳定建立、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退休制度的稳定建立是相当晚进的事，而且至今许多政策仍不断更改。同时，我国的常态生平与欧美的常态生平也必然有所差异。例如在我国，生儿育女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生命阶段，否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在欧美“丁克族”即便不是普遍现象，也普遍被接受。

换句话说，生命结构的形成与变迁，在我国是另一个有自身特殊性的故事。本章在欧美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所提出的生命时间结构的分析只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指出时间社会学以及生命历程研究可以有这样一种研究方向，但这个研究方向放在我国社会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却必须根据对我国社会的制度、历史、人口等方面的考察重新描绘。只有这样，生命时间结构研究对我国才能更具建设性。然而我国目前的生命历程研究却鲜少从宏观的层面去探讨生命历程的整体结构，因此我国生命时间结构的具体形态目前还是一个尚未被开发的领域[5]。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我国的生命历程研究引以为基础的范式是略微偏颇的。

今天，国际学界一般认为生命历程研究主要有两大范式：一个是北美范式，另一个是则是欧陆范式。北美范式较以中观或微观的角度，探讨不同的时机点遭遇造成人生转折点的事件，会形成什么样的人生轨迹、造就什么样的生命历程。因此，这个范式并不太重视生命时间的整体结构性。欧陆范式则从更宏观的层面探讨整个生命历程如何由各种现代社会制度所构筑起来，更重视对整个生命时间结构的分析。然而，我国现有的生命历程研究几乎都以北美范式为主，这也使得我国一直缺乏对整体生命时间结构进行探讨的研究意识。当然，并不是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件事。例如周雪光便指出：

已有文献记录了经济转型对中国社会分层制度的影响；［……］但极少关注形塑宏观制度变迁与个人生活机遇联系的特定过程。［……］我们需要发展出新的理论思考，并采取适当的研究设计来明确回答这些问题。（周雪光，2015：241）

他的呼吁也提醒了我们，如果中国要进一步去考察自身社会的生命时间的整体结构形态，就有必要进一步对欧陆范式有完整的了解，以此对中国的生命历程的制度再进行考察。鉴于此，下一章将专门探讨欧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理论与方法，以让国内关于生命时间结构的研究在未来能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1]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了在世代或同龄群体中难以回避的概念问题：不论是世代还是同龄群体，都是研究者诠释而来的。于是，一方面，既然世代（或同龄群体）不能单纯以时间进行区分，研究者可以根据更广泛的社会元素加以诠释而界定，那么世代或同龄群体也就难以有个足够界定边界的客观具体依据；另一方面，被归类为同一个世代（或同龄群体）的个体也有可能会反对这种研究者的界定性诠释（Sackmann，2007：45）。这成为世代研究必须反思并加以解释的研究前提。

[2] 有研究便指出，在1881～1890年的德国，活到60岁的男性仅占33.5%，期待能活到60岁的也只有12.43%。但是到了1995～1997年，85.4%的男性都可以活到60岁，18.48%的男性期待自己能活到60岁的年纪（Kohli，2000：11 ff.）。

[3] 不只是德国，美国也出现同样的趋势。可参见：Buchmann，1989。

[4] 这主要是德国的例子，其他地方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甚至相反，亦即成人阶段逾越进老年阶段。不过，这还需要当地的经验研究来加以观察。

[5] 从个别的阶段来进行考察，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类似的初步的研究。例如熊秉真以类似于阿利埃斯的研究取径，探讨了中国儿童概念的演变（熊秉真，2000）。然而熊秉真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中国儿童角色的变迁，至于中国的生命时间如何结构化出一个儿童的范畴，甚至儿童算不算是中国的生命时间的结构范畴，并没有太多讨论。换言之，他的研究毕竟是历史学研究，而不是（时间）社会学研究。国内其他大多数的儿童社会学则多半将儿童（与青少年）视作既有的范畴与研究前提，而没有去探讨这个前提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构成了如西方社会那样由社会制度所标准化的结构范畴（参阅胡金柱，2014：42～48）。老年社会学有同样的情况。虽然老年社会学已普遍同意老年阶段是社会建构出来的生命时间区段，但其研究多半先将老年阶段视作前提，接着才去思考这个前提该怎么界定，却没有去探讨老年阶段在中国是否已成为结构性的范畴，以及如何成为结构性的范畴（翟振武、李龙，2014：57～63）。至于将生命历程视作结构性的整体来思考的研究，至今几乎没有。因此，总体而言，国内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第三章 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一 另一个生命历程研究范式

今天，生命历程研究无疑已是社会学相当重要的主题之一。虽然这个研究领域发端于何时，至今尚众说纷纭[1]；但一般都同意社会学的生命历程概念在1960年已基本确立下来，并最晚从1980年之后稳定发展至今。图3.1即充分反映出英语期刊中，生命历程研究的蓬勃发展趋势。从社会学的观点视之，人的一生不单纯是生理老化过程，而是会以“年龄”作为时间单位，在时间流逝过程中经历各种事件，再以特定的顺序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由于年龄、社会事件、社会角色等都是社会的产物，因此社会学的生命历程研究便旨在探讨人如何在这些社会产物的条件下，活出自己的一生（Cain，1964；Giele & Elder，1998：22；Elder & Shanahan，2007：667；Riley，1986）。

图3.1 英语期刊中生命历程研究论文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发表量

资料来源：Shanahan et al.，2016：2。

生命历程研究虽然在今天的社会学当中已经相当热门，但它至今还不太被认为是一门社会学的次领域（比如人们不太会说有一门“生命历程社会学”），而更多被称为一种视角（perspective）、研究取径、研究方向（orientation）等（Bynner，2016：27；Elder，1994；Mayer，2009：423）。换言之，生命历程研究是一种思考和研究社会问题的切入面向。既然如此，它必然需要一些独特的范式作为指导，如此才会有足够的概念工具进行特定面向的研究。一般认为，国际上的生命历程研究至今已经历了三次发展高峰。第一次始自1915～1935年，当时美国芝加哥学派受到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1918～1920年出版的五册《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第二波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社会学者确立了现今意义上的各种生命历程基本概念，如凯恩（Leonard D.Cain）确立了生命历程的社会学定义、曼海姆（Karl Mannheim）对“世代”概念提出了清楚的辨析、雷德尔（Norman Ryder）提出了“同龄群体”概念、纽加顿和里雷依（Matilda W.Riley）提出了年龄分层模式等。在第三波发展高峰中，生命历程研究已形成了两大范式：一个是北美的由埃尔德（Glen H.Elder）集大成的范式，倾向于从中观或微观的层面关注特殊社会事件给生命历程造成的转折及后续影响，偏好定量方法（以下简称“埃尔德范式”或“北美范式”）；另一个是欧陆的以德国学者科利（Martin Kohli）的“生命历程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Lebenslaufs）理论为主轴的范式，较注重宏观的社会制度与人生规划观念对生命历程整体的形塑，强调定性方法的重要性（以下简称“科利范式”或“欧陆范式”）。

埃尔德范式的研究取向旨在探讨根据年龄分层而界定的不同世代同龄群体，在不同的时机点遭遇造成人生转折点的事件，会形成什么样的人生轨迹，造就什么样的生命历程[2]。埃尔德范式在北美几乎一家独大，不过在欧陆，埃尔德的影响力很小，在欧陆的生命历程研究领域真正占主流地位的是科利的理论。于是，科利的理论也成为生命历程研究不可忽视的另一个重要范式。科利于1942年生于瑞士，长年（1977～2004年）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教，并在该处建立了不同于埃尔德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目前则任职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学院。科利所建立的范式一般以“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为主轴，从宏观的层面探讨整个生命历程如何由各种现代社会制度与人生规划观念所构筑起来。其中，对制度研究与个人生平研究的重视，以及对叙事访谈、客观诠释学等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这个范式在研究方法方面相对于埃尔德范式的特色。这两个范式相辅相成，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因此在今天的国际学界，这两个范式一般具有同等重要性（施世骏，2002：101～156；Dannefer，et al.，2016：87；Elder et al.，2003：6；Hagestad & Dykstra，2016：132；Heinz，2003：xiv；Heinz et al.，2009：27；Mayer，2009：415；Schmeiser 2009；Wolf & Burkart，2002）。

然而反观中国，却发现当下对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了解是有偏颇的。

较早对中国生命历程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当数周雪光，他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进行了一系列中国研究（周雪光，2015）。除了周雪光在美国的研究之外，孙立平与郭于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持了“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与后续的“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研究”）课题，王汉生在90年代末期主持了“重大历史事件与知青生命历程”课题，当中团队成员发表的一系列与生命历程有关的成果，也许可被视为中国第一波生命历程研究高峰。这一波研究主要以口述史作为研究方法，且直到今天都还相当有生命力。例如，方慧容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末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村女性的生命史进行了分析（方慧容，1997）。王汉生、刘亚秋等人运用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了知青的集体记忆（刘亚秋，2003：65～74；王汉生、刘亚秋，2006：46～68）。郭于华等人则尝试通过对底层群体（如失业下岗工人等）的生命历程呈现探讨相关社会问题（郭于华，2003：79～92，2008：53～67，2011；郭于华、常爱书，2005：93～107；孙立平、郭于华，2010）。中国第一波生命历程研究（至少最初）并没有明确仰赖某个范式。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多半同时关注了“重大事件对生命历程的影响”与“形塑生命历程的制度”，讨论的范围较为全面。

在第一波生命历程研究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在2000年左右又出现了另一个也许可以被视作“第二波”生命历程研究的高峰。这一波生命历程研究始于1999年，李强等人完整引进了北美范式（李强等，1999：1～18）；包蕾萍的进一步解读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包蕾萍，2005：120～133）。中国的第二波生命历程研究基于北美范式，至少开展了几个方面的研究。①探讨特定事件（例如改革开放、计划生育以及入学）对生命历程的影响（包蕾萍，2012：90～101；刘精明，1999：19～36；张春泥、谢宇，2017：54～77）。②探讨特定群体的生命历程，如移民（曾迪洋，2014：105～126）、农民工群体（梁宏，2011：17～28；孙文中，2015：68～75）、留守儿童（李梅、杨汇泉，2010：105～126；杨汇泉、朱启臻，2011：63～72）。③采用生命历程视角对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如贫困问题（徐静、徐永德，2009：122～144；张翠娥、王杰，2017：23～30）、老年不平等、住房不平等（胡薇，2009：112～130；郑莉、曾旭晖，2016：209～237；吴开泽，2017：64～89）。

中国第二波生命历程研究的影响力相当大，使得北美范式俨然成为今天中国生命历程研究的唯一主流范式。当然，北美范式无疑非常重要，但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却也因此越来越大幅向北美范式倾斜，以至于欧陆范式在中国则被严重忽略，以社会制度与人生规划观念为主题的研究也有被压缩的趋势。虽然北美范式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将制度作为关键议题，但制度面向毕竟不是北美范式的重点，且国内生命历程研究所关注的制度更多是指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国家政策，具有不稳定性和非常态性。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已经朝向了稳定化，越来越多的重要制度日益常态化，成为结构性框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欧陆范式对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也必然有越来越高的重要性与理解的必要性。

鉴于此，这一章的主旨在于检视欧陆范式，并将此重要范式引入中国。在检视的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但这一章乃至全书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过，对于国内至今仍相当欠缺但急需的研究范式，比起回答问题，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提供一个开端，让社会学未来的生命历程研究可以提出更多问题。毕竟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已经是中国不应再忽略的一个重要范式了。

二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的基本概念

欧陆范式的奠定者科利，与埃尔德一样深受国际上第二波生命历程研究高峰的影响（Mayer & Diewald 2007）。但科利从1985年发表的《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一文开始，发展出独到的理论方向。

与一般的生命历程研究一样，科利首先将生命历程视作以年龄为单位而进行的生命成长与老化过程，并且年龄以及年龄的意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社会建构的。但科利特别强调，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生命历程的不同之处在于，现代社会的人生会基于一套既定的社会制度之上，让每个人都会在各个相似的年龄区间，以同样或相似的顺序经历各种身份角色。基于此观点，科利提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研究出发点：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是一种结构性的整体，且生命历程的整体结构主要是由规则系统（regelsystem）建立的各种相关制度所构筑而成的。因此，若要研究现代人的生命历程，就必须研究整个生命历程在社会制度中的构成情况与意涵（Kohli，1985）。以此为出发点，科利提出了“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概念。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意指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人生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编排模式，这种编排模式既调控了角色位置的顺序，也调控了将人们的体验与人生计划加以组织起来的一套生平规划方针。（Kohli，2007：255）

当科利宣称“过去两个世纪渐渐发展出来”的同时，就等于指出了生命历程并非本来就有制度结构，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此，科利提出了五个基本命题，以阐释生命历程在现代社会得以被制度化的要素（Kohli，1985，1986，1988，1990，2003，2007，2009）。

1.生命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 des Lebens）

科利指出，在前现代社会，时间是生命之外的一个永恒，生命本身是与死亡作为一组区别而被标示出来的。不过，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于此的重点不在于人类的寿命延长了（因为人类寿命的极限至今并没有太多提升），而在于人不再随时随地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死亡被排除在日常视野之外。同时，生命过程被视作一个由时间所撑开的跨度。一旦生命被视作在生和死之间由时间所撑开的一段过程，那么生命也就成为一个可以用测量时间的方式来对待的历程。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命题——时序化。

2.时序化（Chronologisierung）

目前，“人生”自然而然地被视作以“年”为单位而流逝的时间过程。但在生命被时间化之前，“年龄”对生命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高。在（欧洲）中古世纪社会，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记录年龄的观念和习惯；即使有，所依据的也不一定是准确或一致的历法（Schmeiser，2009）。但当生命被时间化之后，年龄在现代社会就变得相当重要了。年龄首先是由生日构成的。在现代社会，每个人一出生都要由接生医院清楚地记录出生日期，并且随后必须将此出生日期上报给国家体制。生日在今天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将人类生命转化成时间单位，然后将时间初始值登记到国家政体的数据库当中，让国家可以掌握每一个生命的机制。其次，“年”这个时间单位在今天多半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所以生命的流逝以年作为单位，也就意味着生命被数字化，生命历程变成一种量化时序形式。这让生命变得可以也必须被理性地计算、评估、规划、划分和排序。

3.个体化（Individualisierung）

科利认为个体化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社会转变，这个观点来自贝克（Ulrich Beck）的理论。根据贝克的说法，现代社会打散了传统的共同体，将社会权利与义务的承担者指向去背景化的个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权利与义务，不再因为所属的家庭背景或共同体而有所不同。个体首先意指一种同质的被称作“个体”的角色（Beck，1986）。不过，科利接着指出，“个体”这个社会角色所背负的不同的权利与义务范畴会归类给不同的身份，然后在上述的时序化基础上，将这些身份根据特定的扮演顺序安排在生命历程的各个区位当中。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és）所指出的，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的身份与权利、义务来自代表他出身背景的“姓”；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些却是通过个体生命历程区段来加以指派的，与这个人是谁没有关系（Ariès，1975：70）。

4.薪资劳动系统（Erwerbssystem）主轴

对个体的身份与权利、义务的编排并非随意为之。科利声称，促成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工业资本主义，而工业资本主义的薪资劳动系统，亦即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便成为安排生命历程的身份与权利、义务的主轴。为使劳动力市场有质与量兼具的自由流动劳动力，政府会配合经济体制的需求，根据制度，以特定顺序来编排生命历程，让人们有足够高的素质进入劳动力市场。科利认为现今对生命历程最重要的制度是学校教育系统与退休系统。学校教育系统划分出“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和“成人阶段”，退休系统则将“成人阶段”和“老年阶段”划分开来。这也让现代社会个体的生命历程基于薪资劳动系统之上，被普遍切出清楚的“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人阶段/老年阶段”三分时序结构。科利声称，现代化的生命历程就是这种由社会制度所切分出来的三分生命历程。当然，科利并不是说在现代化之前就不存在儿童与青少年或不存在老人，而是说这些阶段是在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出现之后才成为客观结构。

5.常态生平（Normalbiographie）的形成

科利指出，生命历程应注意两个面向：一个是社会结构面向，也就是利科所谓的制度层面；另一个是个体能动性面向，科利称之为“个人生平”层面。在科利的范式当中，个人生平意指主体通过反思行动对自身生命进行的规划、决策、实践等历程的建构（Sackmann，2013：53）。不过，科利进一步指出，生命历程在行动者层面还有两个重点。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生平仍是基于（不论这种“基于”是被动地受到强制，还是主动地参考）既有的生命历程制度之上所构筑起来的。这种对应着制度化的且是标准化的生命历程而构成的个人生平，科利借用列维（René Levy）的说法称为“常态生平”（Levy，1977）。常态生平意指人们会根据生命历程制度，构筑出符合社会期待的个人生平（Schmeiser，2009：53）。第二，行动者当然可以建构出不同于常态生平的生命历程。非常态生平也是生命历程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

科利强调，这五个命题要素并不是现代化之后才出现的。但是相对而言，这五个要素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大幅强化了，并且使得现代的生命历程变成一个变异性不断降低、可预见性不断提高、逐渐具有标准性的整体过程。不过，仅有这五个要素不必然会让生命历程真的因而制度化。科利认为，生命历程之所以会制度化，是因为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以下四个重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要推动生命历程的制度化（Kohli，1983，1985）。

1.理性化

如韦伯所言，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理性化，亦即人们以可预测性、可计算性、有效率的方式来掌握一切事物。这种理性化也表现在对时间的运用上，包含对生命时间的运用。而生命时间若要被理性化，就必须提高生命历程的可预测性和可计算性。这促进了生命的时间化和时序化，也让生命历程的生产准备阶段、生产阶段、无力生产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除此之外，当理性化（并因而制度化）的生命历程逐渐成为常态生平后，生命历程是否理性地制度化也会与道德挂钩。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如果一个人在中学阶段无故辍学五年，或者在成人阶段无故在家赋闲八年，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历程在社会上就很容易遭到非议。

2.社会控制

在传统社会，一个人的角色与权利、义务是由其在所属的共同体的身份所决定的。对于社会治理体制而言，掌握共同体就是掌握了所有人。但在现代化及相应的个体化之后，人们纷纷脱离了固定的共同体关系。这使得如何掌控所有人以进行社会控制成为一个现代社会问题。而通过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来掌握所有人，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

3.传承

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企业从自由劳动力市场招募劳动力。在企业中，每个职位是分工后的专业劳动空缺，应聘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程度来争取职位。职位确定后就由这个专业工作者负责这部分工作，不能随时随意替换。于是这就出现了问题：一个职位有员工应聘之后，如何能再让这个职位空缺出来，让新的人才继承职缺、活络企业运作？当要从劳动力市场招募人才时，如何搜寻新一代的劳动力？这时，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制度性的退休系统可以让职位上的个体在工作一定时间之后退出企业，保障了职缺的释出。另一方面，生命历程的时间化与时序化使“同龄群体”的划分得以可能，也方便企业能够根据同龄群体来招募所需的劳动力（今日高校常见的“毕业生校招”即是一例）。

4.整合

这里牵涉到不同生活领域的整合问题，例如学习、结婚、工作，等等。在以家事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领域没有分化开来，所以不存在整合的需要。学习与工作是重叠的，结婚成家则更可能与家庭背景相关而非与年龄相关。但在以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为主的现代社会，个人与家事经济脱离开来。这意味着各种生活领域也要逐渐分化，整合问题也浮现出来。这时，制度化的生命历程就可以通过诸如时序化等方式来解决整合问题。

总结上述，科利指出，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围绕着薪资劳动系统，被各种社会制度通过时间化、时序化、个体化这三种机制，构成了一个以儿童与青少年、成年、老年三分阶段为理念型的结构性整体，这种结构性整体亦在行动者层面形成常态生平观念。而生命历程制度化的推动力，则是理性化、社会控制、传承、整合这四个现代化问题。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在1985年被提出之后，随即在欧陆引起热烈讨论。不过，人们也逐渐发现，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有一些概念仍需要进行深入探讨。这些讨论也慢慢发展为科利理论的两个主要分析层面与多个研究路径，这两个分析层面为制度分析层面和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三 生命历程的制度分析层面

1.基本的研究问题与路径

科利的理论最常被质疑之处，就是“制度”一词缺乏清楚的定义（Levy，1996；Schmeiser，2009）。完善制度概念的内涵成为科利提出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之后不少学者接续进行的工作。在这方面，迈耶尔（Karl U.Mayer）的研究成果有较大的影响力，这也让他成为欧陆范式的代表人物之一。

迈耶尔主张，应将制度视作国家政府通过法规制定出来的行为准则（Mayer & Müller，1989；Mayer & Schoepflin，1989）。他承接科利的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生命历程是一种结构性的整体。但与科利不同的是，迈耶尔认为促成生命历程整体结构性的因素首先是福利国家体制，而非薪资劳动系统。迈耶尔认为，应将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定义为“人的一生由规范的、法律的或组织的规则所界定和编制的过程”（Brückner & Mayer，2005：32）。迈耶尔承认，人们的生命历程并不总是按照政策制度来进行。但他认为，只要政策确切落实下去，最终会成为行动者必须参照的框架。他的观点也让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的制度分析层面的主要研究问题集中于讨论生命历程在什么样的政策制度下，形成了什么样的制度性结构，以及这样的制度性结构是如何形成的。

迈耶尔的观点在欧陆的生命历程研究界获得了很大共鸣。许多学者指出，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之所以广获欧陆生命历程研究者的青睐，正是因为福利国家是欧陆的主流体制，所以欧陆的生命历程有较强的制度化形态，该范式在欧陆有很高的现实意义（Leisering & Schumann，2003；Mayer，1995；Sackmann，2013）。至今，制度分析层面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研究路径。

第一，通过考察与年龄范畴挂钩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科利强调的学校教育系统和退休系统）的施行确实度，来描绘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程度。布吕肯纳和迈耶尔的文章可谓是这方面的经典（Brückner & Mayer，2005）。他们考察了德国1920～1970年教育系统与退休系统的制度施行状况，并根据五种准则来分析各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情况与可能的改变。①生命历程相关制度的参与完成率（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完成率）或覆盖率（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率）。②年龄变异性，即生命历程阶段的划分界线所处的年龄（例如小学入学年龄）的涵盖范围有多大。涵盖范围越小，生命历程的结构性也就越精准、越强。③时间持续性的变异性，意指人们持续处于既定生命历程阶段的稳定性。例如，一个社会基础教育的辍学率越低，时间持续性就越高。④事件的相互依赖性，意指生命历程各阶段的连接顺序是稳定的，如学业结束之后人们都能稳定续接上就业阶段。⑤顺序一致性，意指整个社会不同世代或不同区域的生命历程的时序性的一致程度。他们的研究指出，德国的基础教育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全面落实，让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趋向了一致的制度性结构。

第二，分析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对生命历程加以制度化的机制。在这方面，莱瑟林（Luz Leisering）的研究是一个经典。他尝试解释福利国家生命历程制度化的机制，并以一个一目了然的图示清晰呈现他的分析，获得学界广泛的重视（见图3.2）。这个模式揭示了形塑生命历程的社会政策的三个核心领域：教育、养老金，以及科利较少提及的风险管理系统。教育和养老金将儿童与青少年、成年与老年这三个阶段区分开来。而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个人社会服务等风险管理系统能应对生活中的不连续性和过渡阶段，强化生命历程的连贯性。此外，个体的生命历程也会受到一些隐性社会规则的影响。如学校不仅传授知识，还传达行为方式、习惯等规范，这一“隐性课程”加强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

图3.2 福利国家的生命历程政策：纲要与运作模式

资料来源：Leisering，2003：212。

第三条研究路径是前两条路径的复杂化，是对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国家的生命历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迈耶尔的全面研究成为一个代表（Mayer，2005）。首先，迈耶尔详细比较了传统社会、工业社会早期、福特主义时期和后福特主义时期这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命历程的表现形式。他的研究指出，历史上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福利制度会对生命历程产生不同的影响。除此之外，迈耶尔还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之间的生命历程。迈耶尔的研究显示，这些国家虽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是相似的，但它们的公共福利政策不尽相同，因此这些国家的生命历程即便基本上都呈现了典型的三分框架，但制度性结构的内涵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莫林（Katja Möhring）较新的研究则延伸了迈耶尔的工作，但她从反面来进行探讨（Möhring，2016）。她以欧洲14国的个人生活史数据为基础，探讨欧洲不同国家的生命历程制度性结构。与迈耶尔相反，莫林的研究指出，不同的国家如果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那么即使他们拥有类似的福利政策，也还是可能会让生命历程有不同的制度性结构。

总的来看，第三条研究路径通过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比较分析，显示了一个结论：福利国家形塑了生命历程的制度性结构，但由于不同国家的福利政策各有差异，且社会发展情况不同，不同社会的生命历程就会产生内涵各异的制度性结构。所以，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研究必须用更复杂的视角，多面向地考察国家政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结构。这也为近来的生命历程研究带来了一个较新的议题：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是否真的掌握了当今的生命历程形态？

2.较新的问题与争议：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

这个较新的议题乍看之下有点奇怪，因为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就是通过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检视而得出的理论，为什么还会怀疑这个理论是否契合当代生命历程形态呢？原因在于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欧美的“现代”社会在近半个世纪已经出现了被称作“后现代”、“第二现代”或“晚期现代”的新形态，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三分生命历程开始出现了阶段不分明，或在顺序上呈现了某种程度的可逆趋势。许多学者（包括科利自己）将这种趋势称为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sierung）（Brückner & Mayer，2005；Buchmann，1989；Hareven，1986；Held，1986；Henretta，1992；Kohli，1985，2003，2007；Scherger，2007；Wohlrab-Sahr，1992）。

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在上一章已经详细讨论过了。但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趋势为科利范式带来了几个问题。

第一，今天的生命历程到底有多么去制度化？这是经验研究问题，亦即去考察非常态生平的普及程度及其与常态生平的偏离程度。前述的布吕肯纳和迈耶尔的研究即在后半部分通过经验数据指出，德国的生命历程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开始显著呈现去制度化的趋势。在美国也有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指出美国在60年代后也出现了去制度化的趋势（Buchmann，1989）。

第二，这种趋势是否真的是“去制度化”？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的趋势只是从原本的制度性结构转变成另一种新的制度性结构。所以，这被视作生命历程的“再制度化”（Re-Institutionalisierung）也许会更加恰当（Brose et al.，1993；Friebel et al.，1996）。或者科利认为，就经验数据来看，生命历程的三分阶段的模糊或可逆并没有真的成为主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生命历程的制度化依然更显著、更重要（Kohli，2007）。可以想见，这也激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辩论。

第三，如果生命历程真的出现了去制度化的趋势，那么这是否会产生社会问题？该怎么应对这些社会问题？在所有讨论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文献中，这是或多或少会被提到的问题。上一章讨论生命时间的弹性化时便提到，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与少子化或人口老化的趋势有关。因为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和成人阶段之间的界线的模糊或不断推迟，会使得结婚生子的年龄不断延后，甚至因为过于延迟而错过适当结婚或生育年龄，导致“生儿育女”的生命历程阶段被取消。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也牵涉到人口学与社会保障的问题。以此而言，科利范式也成为社会学在探讨当今重要社会问题时，与其他学科相连结的重要跨学科纽带。

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的争论，到今天都还是欧陆范式的热门议题之一。但制度分析并不是欧陆范式的唯一层面，因为迈耶尔对于制度的定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而对于迈耶尔的制度定义的批评也就产生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分析层面，即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四 生命历程的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虽然科利对制度缺乏详细的界定，但有趣的是，当迈耶尔定义了制度并开辟了相当有活力的研究路径之后，科利本人却不赞同迈耶尔的制度定义（Kohli，2007）。他不否认迈耶尔开拓出的路径很重要，但他认为这种制度定义太过狭隘。科利强调，他自己使用的“制度”一词受到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化进程理论的影响，同时包含两个面向。第一，制度意指由外界给予的强制性规则，这不仅意指政府颁布的法规条文，也包含了不成文的伦理规则。第二，任何的制度要具有普遍有效性，必然需要社会成员普遍遵守，否则制度就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所以，制度也意指社会成员内化了的行动参照。

在这意义上，制度是一种社会纲要或规则系统……它们会通过仪式性的自我驱动过程来再生产自身以达到稳定状态。制度最初是刻意形成的社会建构物，但一旦它成为行动者的第二天性之后，就会慢慢变成不证自明的。（Kohli，2007：257）

从科利的辩护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他所谓的“制度化”与布迪厄、吉登斯所说的“结构化”在意涵上是差不多的，都强调行动者的实践在结构的构成与再生产方面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因此，若探讨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还要去探讨人们是如何规划自己具有制度性结构的生命历程的。以此而言，科利所谓的制度还包括了制度的知识观念，以及伦理道德风俗所构成的不成文的文化制度（Levy，1996）。这种思考方向形成了欧陆范式的生平规划分析层面。进一步细分，这个层面包含了两个研究问题，并延展出两个研究路径。

1.基本的研究问题与路径之一：生平规划观念分析

这一研究问题就是要探讨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国家政策制度是如何形成生命历程实践的观念的，进一步还可以去考察这种观念如何反过来强化国家政策制度的。这个问题开辟出来的研究路径主要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以史学方法去研究生命历程中各种制度性结构是如何形成行动实践的知识观念的。科利本人即认为，阿利埃斯完整地检视了儿童阶段，考察人们是如何通过学校教育制度以及整体社会观念的变迁而建立起普遍的观念，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示范（Kohli，1985）。阿利埃斯指出，欧洲中古世纪并没有“儿童”的观念。但是随着教育制度的结构化与常态化，人生开始被明确区分出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被认为应与成人世界隔离开来，其主要任务是专心学习知识。这使得“儿童”成为普遍的生命历程的结构性阶段（Ariès，1975）。泽利泽（Viviana A.Zelizer）也指出，当儿童观念出现之后，这个身份渐渐地具有道德优先观念（没有什么比儿童更需要优先关怀与保护），这种观念反过来又促进了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制度，强化了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国家政策（泽利泽，2008）。因此在现代社会，一旦为人父母，人们便开始对孩子的教育进行规划，孩子们一懂事就知道要在一定年龄之前专心学习。这已成为非常普遍而合理的观念，但这些观念在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还没有出现的前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

老年阶段也有类似的研究。伯雪德（Peter Borscheid）指出，欧洲中世纪时的老人观念与现代的老人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在16～17世纪的欧洲，老人被视作几乎没有生存能力、应该被淘汰的人（Borscheid，1992）。这使得科利认为在讨论退休制度和老年阶段时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今天人们能接受生命历程中可以有一个不从事生产还能领津贴的老年阶段？退休制度的正当性从何而来？科利的解释是，退休制度之所以被稳定建立并普及开来，是因为退休制度的建立还搭配着一种道德经济的观念（Kohli，1989）。首先，启蒙时代与人道主义的兴起，让“老人”逐渐被认为是在智慧上有深厚的积累，并因此而值得尊敬的角色。其次，从老化到无力工作，已是现代人普遍会达到的阶段，因此每个人都开始设身处地地为老人着想。再次，退休金来自个体壮年工作时缴纳的税收，而不是无故赠予的津贴。基于这三种观念，退休制度被界定为对壮年辛劳工作的补偿，所以壮年世代会更愿意接受退休世代享福，老年阶段才会如此稳定地在现代社会建立起来。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建立起稳定且健全的养老制度，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问题。

2.基本的研究问题与路径之二：生平规划实践分析

生命历程制度化的生平规划实践分析层面的第二个问题则是探讨人们在进行人生的规划安排时，是基于什么样的制度而实际构筑出怎样的生命历程结构。这个问题带来的研究路径则是生平研究。与前几个研究问题与路径不同，这一路径较少进行理论与文献分析，而更多是一个经验研究范畴。当然，生平研究已行之有年，并非生命历程研究的专利，且北美范式也不乏生平研究（鲍磊，2014：107～205）。但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下的生平研究有独特的立场，即个人生平的形成不是任意或偶然的，而是结构性整体。因此，生平研究于此的主旨是通过经验研究挖掘个人实际实践出来的生平背后具有什么样的普遍结构。这使得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下的生平研究，特别仰赖叙事访谈（narratives Interview）与客观诠释学（objektive Hermeneutik）这两种研究方法（Sackmann，2013；Jindra，2014）。

（1）叙事访谈

叙事访谈是舒策（Fritz Schütze）在1970年代建立起的研究方法。舒茨的方法论基本假设是，生命历程是一个原则上具有结构性的过程，而结构都是由各种元素系统地结合起来的。这些结构会对应着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所形成的社会期待，并被视作该时代的“命运”（“命运”其实就是具有特殊整体结构，行动者难以对抗、必须服从的生命历程）（Schütze，1983：284）。舒策的观点用今天生命历程研究当中比较常见好懂的话来说，就是每个同龄群体会有基于共同结构的常态生平。但个人生平要如何研究？舒策强调，只有生平经历者（Biographieträger）本人才是自己生平的专家。但由于人生都是一次性的过去，因此生平唯有生平经历者通过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叙述才得以再现。而且正由于只有生平经历者才能重构自己的生命历程，因此唯有在完全不被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他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叙述才能最忠实呈现个人生平。若要对个人生平进行研究，那么首要原则就是让生平经历者在完全没有外界的干扰和介入的情况下畅所欲言（Stegreiferzählen）（Schütze，1984）[3]。对于个人生平的完整（且必然是曲折的）叙事，舒策很形象地称为“过程曲线”（Verlaufskurve）。由于生命历程具有整体结构，因此个人生平的叙事顺序必然不是任意的，会对应社会所期待的常态生平框架而有一定先后的规则。以此为基础，舒策进一步假设，由于生命历程共有的制度性结构，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都是异体同形的（Homologie），每个人的个人生平的过程曲线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而叙事访谈法的目的就是呈现过程曲线，挖掘其中的要素构成机制，并进行各过程曲线的对照，以找出生命历程的结构（Schütze 1982，1983）。

基于以上方法论假设，叙事访谈法的操作程序有“访谈”与“数据分析”两部分，这两部分各自都还有一些细节（Holtgrewe，2009；Rosenthal & Loch，2002；Sackmann，2013；Schütze，1977，1983）。

在访谈部分，有三个步骤。

第一，主要叙述（Haupterzählung）。这部分重点在于让受访者畅所欲言。由于叙事访谈的研究对象是由受访者在毫无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所再现出来的完整的个人生平叙述，因此第一步的重点在于研究者必须尽可能退隐到幕后，不要设置问题，不要一问一答，不要打断受访者，直接让受访者一口气说完他的人生故事。完整、毫无中断的生平叙事，才是有用的研究材料。当然，由于研究主题不一定是完整的人生，也可以是其中的部分阶段，因此研究者可以用缩限范围的方式来激发受访者的叙述。但除了缩限范围之外，研究者尽可能不要再增加任何可能引导叙述观点的干扰。一个比较典型的开始提问方式，如“我们想了解您的整个怀孕的历程。您可否跟我们说说您从一开始怀孕到坐完月子的这一整个经历？”在提问之后，研究者就完全只作为聆听者（也是记录者），不再介入叙述，直至受访者讲到比如“整个经历就是如此”，或者“说完了”等明确结束语。

第二，追问。等到受访者觉得讲完了，研究者再针对主要叙述当中不足之处加以追问。追问可以分为叙述之内的追问（erzählinterne Nachfrage）和叙述之外的追问（erzählexterne Nachfrage）。叙述之内的追问重点在于受访者方才叙述当中语焉不详、觉得不重要，或者刻意避重就轻的部分，然后让受访者根据提出的问题，重新补充描述他的生平叙事。因为这些受访者有意无意忽略之处，可能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例如，“您刚刚提到第一次产检的经验非常不愉快。可否跟我们说一下这次产检的经过？”叙述之外的追问则是针对受访者可能答非所问的情况。例如研究者希望受访者重构怀孕的经历，但受访者可能说着说着就开始抱怨婆媳问题，最后完全没有提到怀孕经历，那么这时就可以通过追问来让受访者重新回到正题。但这部分依然谨守“畅所欲言”的原则。

第三，概括总结。即让受访者以较为抽象的、概括的概念来评论、总结他的生平，并以“为什么”问法来让受访者再对他的评论畅所欲言。因为这些概括的总结可能正好就反映了生命历程的结构要素。例如“回顾这样一路走来，您觉得让您感到最无奈的是什么？为什么？”以上所有叙述内容都必须逐字逐句记录下来。

在数据分析部分，有几个步骤。

第一，程序性的文本分析。这个步骤主要是剔除受访者在叙事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与生平无关的事（比如受访者可能会突然中断叙述，问研究者“您要不要喝杯茶？”），让整个叙事文本更“干净”些。

第二，结构性的内容描述。即对文本进行结构要素分析，包括两方面。①根据框架转换要素对文本进行段落拆解。所谓框架转换要素，意指叙事当中由各种转折词语（如因为、所以、然后、突然、已经等）所分界出来的过程阶段。②清理各种补充说明、对受访者的响应等额外叙事段落。

第三，分析抽象化。即将拆解出来的各种主要叙事、补充说明、额外段落等各种叙事，根据时间排列出先后顺序；通过抽象概念，对过程曲线当中的各个过程阶段进行分析性的界定，并且进一步分析界定出来的各过程阶段相互在进程当中的关联。在分析抽象化阶段的最后，会形塑出生命历程的总体形式，亦即过程曲线。

第四，知识分析。即以总结概括为线索，对主要叙述和追问所得到的生命历程再现叙事进行分析。其中分析的重点在于依据叙事当中的事件过程、主观经验、受访者认为社会所期待的常态生平。对整个叙事文本从七个方面加以探讨：人生规划的方针、进行人生抉择的处理方式、对人生的曲折处如何进行解释、叙述当中的各处如何定义、如何辩护其中所作所为的正当性、哪一类的事情基于什么样的逻辑而避重就轻，以及哪些事情被认为对所述说的生平造成重大影响。这七个方面不必一一讨论，可以根据研究内容与实际获得的叙事文本，就重点来加以分析。

第五，对照比较。即将每个按照上述顺序整理出来的完整生平（亦即过程曲线）进行比较分析，以抽绎出其中的共同结构。这种比较可以是最小化比较（Minimalvergleich），意指仅针对研究者感兴趣的特定生命历程阶段（例如女性怀孕阶段）进行比较，找出特定阶段的结构；也可以是最大化比较（Maximalvergleich），亦即针对整个人生来进行比较，挖掘生命历程的共同结构。

叙事访谈的优点就是对研究材料的收集比较谨慎，分析步骤明确，并且相比一般的生平研究来说更重视受访者的主观想法；但缺点就是对于过程曲线的异体同形预设太过强烈。虽然这就是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偏好此研究方法的原因，但在实际研究当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假设基础支撑异体同形预设，那么一旦研究出来的每个过程曲线大相径庭，对于截然不同的过程曲线的解释就会变成额外需要处理的麻烦，也不符合方法论的假设。而其难点主要有两个。其一，叙事访谈重视对不同过程曲线的比较，但比较的数量有多少、受访者有多少，才能足够达到研究目的？这是许多定性研究方法会遇到的问题，叙事访谈也无法幸免。其二，如何让受访者足够信任研究者，愿意畅所欲言，往往是首先需要克服的问题。而且也许研究者终究并不知道是否已经克服这个问题，受访者是否真的畅所欲言。此外，叙事访谈虽然与一般生平研究通常采用的口述史研究方法类似，但在分析操作上仍有差异。口述史方法的用意一般在于通过对话的方式，从历史经历者那里收集历史事件资料，目的在于还原不同于文献记载的历史与社会面貌，以及历史洪流当中的人民的生活（参阅李向平、魏扬波，2010）。但叙事访谈的目的与分析方式旨在通过分析与比较，挖掘生命历程本身的结构，其用意不在于还原历史与社会面貌。相比于口述史，这个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适合考察表面看似稳定而常态，但实际上可能蕴含着复杂制度性结构的生命历程形态或阶段。

（2）客观诠释学

客观诠释学是法兰克福大学担任社会心理学教席的厄弗曼（Ulrich Oevermann）在1970年代左右所建立的研究方法。与叙事访谈法不同，客观诠释学并不是专门用于生平研究的研究方法，而是运用范围可以很广泛的一般定性研究法。但这个研究法在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下的生平研究当中也非常热门，原因在于其方法论预设和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以及叙事访谈法）非常相似。厄弗曼从韦伯的命题出发：行动有意义，社会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理解来掌握意义。并且厄弗曼特别聚焦在参与互动的行动。不过，厄弗曼认为，意义就是结构性的规则。有意义的行动，必然是根据既定规则所实践出来的。就像一个人到了一家兰州拉面馆的有意义的行动必然不会是大喊“我要买牙膏”或者“麦克风呢”，而是在某些符合规则范围之内的行动，比如点餐、换零钱、找人等。所以行动有意义，就意味着行动有结构。而行动的意义结构也意味着每次行动接下来的行动具有一定范围的选项；或者反过来说，行动接续的选项反映出来行动的意义结构。所以，日常行动实践就是一连串由意义结构造就出来的选项序列所形成的过程。而客观诠释学的目的就是找出一连串行动选项序列背后的结构规则，亦即厄弗曼所谓的对行动与互动的“案例结构的重构”（Rekonstruktion der Fallstreuktion）（Oevermann，1993；Oevermann et al.，1979；Wernet，2009）[4]。

厄弗曼认为，社会世界中的行动的意义结构最终都是通过语言符码来理解的，而语言符码的具体呈现形态就是文本。所以，客观诠释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记录社会行动的文本。每一个文本都是对每一整个行动与互动过程的案例的记录。但客观诠释学所谓的文本并不仅仅是文章，而是所有对行动与互动过程的记录。所以，文本与记录在客观诠释学当中差不多是同义的，并且任何的行动与互动过程的记录方式都可以称作文本，例如声音或影像的记录、观察笔记等。

根据韦伯的命题，对于意义的研究手段就是理解；而理解就是一种诠释（所以这个研究方法才会被称为客观“诠释学”）。但是厄弗曼援引了现象学社会学的观点，认为行动者处于互为主体的生活世界，因此若行动是有意义的，而若此意义若能被确实掌握，那么这种对于意义的诠释必然能被互为主体地理解并得到共识。所以对于文本的理解，目的就是找出对意义结构的有共识的诠释（因此才会被称为“客观”诠释学）。在此方法论前提下，客观诠释学的核心操作部分就在于厄弗曼所谓的对文本的“序列分析”（Sequenzanalyse）［厄弗曼有时也称为“精致分析”（Feinanalyse）］。

客观诠释学的具体操作程序如下（Mayring，2002；Sackmann，2013；Scherf，2009；Wernet，2009）。

第一，行动与互动的记录（Protokoll）和誊写（Transkription）。相比于叙事分析，客观诠释学对于记录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对于行动与互动的记录，可以是研究者从旁观察，也可以是研究者自己一边参与互动一边进行记录，通过访谈的方式，由受访者来（回忆性地）口述行动与互动过程。记录可以用科技来辅助记录声音、影像等，记录方式可以很灵活。然后将记录誊写为所要分析的文本。关于誊写，客观诠释学对记录步骤有两个特殊的要求：第一，详细描绘行动与互动的整个过程与细节；第二，整个记录必须以口语化的方式平铺直叙，不能用专有特殊名词来描述。这是因为客观诠释学特别讲求互为主体性，认为这才是诠释能够客观的前提。而诠释的互为主体性要能达到最大化（尽可能客观），则仰赖文本的广泛可理解性。而日常口语的平铺直叙相比于专有名词来说，更能够达到最好的相互理解。

第二，案例确立（Fallbestimmung）与互动镶嵌（Interaktionseinbettung）。案例确立意指对文本进行概括，例如这个案例是一次会议、一堂课、一顿饭等。互动镶嵌意指概括出案例当中的行动者基本信息。例如一对父子、师生、领导与下属等。这部分也可以交代整个案例的基本脉络信息，如基本的时间、地点、行动者身份背景等。

第三，段落选择。所记录的文本可能是一堂课程，当中可以粗略区分出很多段落，如学生进教室、老师进教室、打开计算机与投影机、上课、下课等。但研究所要探讨的主题可能就只是学生进教室碰面的意义行动（互动）过程，那么就可以在对文本进行分段之后，节选出研究所要探讨的“学生进教室”这个段落。

第四，序列分析。序列分析是整个结构诠释学研究法的核心程序。这个程序有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所谓序列，就是文本记录当中的每一个动作或每一句对话。所以序列分析，就是对每个动作、每句对话进行分析。

其次，由于客观诠释学要研究的是行动的潜在意义结构，而意义结构就是每个行动与下一个接续行动之间，众多可能选项当中排除所有其他选项、只链接到这接续行动的规则。所以客观诠释学对于每个序列的分析重点不在于描述这个动作是什么，而是去诠释这个动作为什么会做出来，以及这个行动具有哪些接续行动的选项，当中有哪些选项可能会被选择、哪些选项势必会必排除。对选项规则的分析，就是对行动的潜在意义结构的重构。

例如在道别互动过程中，序列1是某男对某女说了“再见”。接下来，有可能某男就直接回头离开走掉，或者回头走两步又随即回头来找某女以实现“再见”这个动作，或者某男等待某女回话。而我们假设的下一个行动也许是“某男等待某女回话”，其原因在于道别是一个两人必须按顺序各说完一次“再见”才能完成的仪式。

最后，如何验证分析的正确性呢？这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证伪工作。一种方式是进行小组辩论。客观诠释学研究往往都是以团队的方式来进行的，组员们对每一句都进行诠释、辩论、求得共识，以求对每句话的诠释的客观性都能最大化。另一种方式是接着分析下一个序列，看看上一个序列的分析结果是否符合下一个序列的实际情况。也许第一个序列的分析获得了共识，但面对第二个序列时会发现不符合实情，反而是第一个序列没有获得共识的分析才符合实情，那么整个分析就会进行调整。而整个小组的分析工作中每一个序列的分析都必须记录下来，因为在不断试错、证伪的过程中，序列当中的意义结构就会越来越清晰。以上述的道别为例，某男对某女说了“再见”之后，序列2是某女也说了“再见”，尚符合假设，但序列3却可能不符合假设，而是某男带着腼腆的表情又跟某女说了“再见”。这时对于道别的序列分析就必须重新诠释，例如这对男女是情侣，而反复说“再见”是情侣之间依依不舍的表现，因此下一个序列也许是某女带着腼腆的表情又说了“再见”。而情侣道别案例的特殊结构也会在序列分析中慢慢被重构出来。

整个客观诠释学的实际操作程序，可以图3.3简单示之。

图3.3 客观诠释学操作步骤

资料来源：Mayring，2002：125。

这种研究方法既需要意义结构分析的敏锐度，也需要研究小组的不断训练与彼此激荡。因此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室［现在任此教席的教授为厄弗曼的弟子阿勒特（Tilman Allert）］常会看到客观诠释学研究团队固定时间聚集起来，进行序列分析的练习。与叙事访谈不同的是，客观诠释学不讲求通过研究结果的比较来挖掘一般性的结构，而是仅针对所讨论的文本进行分析。厄弗曼的理由是，所谓的一般性其实也就是来自无数具有有效意义结构的案例；而若能有效地理解与掌握每个案例的意义，那么这个案例也就有一般性。所以一般性不是来自研究数量的极大化，而是来自对分析案例的确实掌握。因此客观诠释学研究的虽然是单一文本，但这个文本是“案例”（Fall）而不是“个案”（Einzelfall），其研究结果是具有可演绎性的理论（当然，这前提是所研究的行动者或互动参与者是理性、理智的，而非神志不清或精神失常的人）。但事实上，厄弗曼的观点并没有获得普遍认可，还是有许多研究者觉得客观诠释学最大的缺失就是仅局限在个案。若没有足够的论据说明这个个案具有代表性，那么对此文本的序列分析和案例重构就依然没有太多的科学价值。

上述两个研究方法都有庞大的方法论预设内涵，并且实际上的操作势必需要根据研究情况来进行调整。两者都有其优缺点，应视研究主题与目的来选择使用或弹性地结合运用。

五 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对中国的重要性

1.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的特色

虽然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在国际上已是一个主流范式，但这一范式对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来说重要性何在？这或许可以从两个问题来考察：第一，相比于迄今为止国内的生命历程研究，欧陆范式的特殊之处何在；第二，这个范式能为中国提出什么研究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本章不可能将欧陆范式与我国国内所有的生命历程研究一一进行比较。鉴于北美范式在今天已是中国生命历程研究的主流范式，将北美范式与欧陆范式进行对比，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中国今天主流的生命历程研究与欧陆范式的比较，并可以借此凸显欧陆范式的特色。

北美范式基于四个命题（Elder，1994）。第一，生命与历史时间：人类的生命历程是镶嵌在社会时空中而形成的。在不同的社会时空背景下，人们会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形式。第二，生命的时机点：历史的或个人的重大事件对生命历程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同一个事件，若发生在遭遇者的生命的时机点不同，影响则不同。第三，生命的连结：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会与其他人的生命历程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第四，人类能动性：个体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可以在社会条件下规划自己的生命历程。基于这四个命题，埃尔德特别强调两个关键概念：转变（transition）与轨迹（trajectory）（Elder，1985）。转变意指事件对人生造成的转折点；轨迹则是这个转折点对之后人生带来的持续影响。埃尔德范式就旨在探讨根据年龄分层而界定的不同世代的同龄群体，在不同的时机点遭遇人生转折事件会形成什么样的人生轨迹。埃尔德的成名作《大萧条的孩子们》就是这个范式的经典之作（Elder，1999）。

从上述命题来看，埃尔德范式至少有如下特色。首先，埃尔德关注的是经历了特殊事件的特殊生命历程。这也意味着，没有经历特殊事件的常态生命历程不被视作问题，而被当作基本前提（Elder，1975）。其次，北美范式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遭遇相同特殊事件的同龄群体，而非稳定社会中的一般大众。再次，虽然埃尔德非常强调生命历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但该范式终究关心的是特殊事件对生命历程造成的转折与轨迹，亦即将特殊事件当作原因，遭遇者被动经受事件，然后将转折后的生命历程轨迹当作结果，生命历程更多地被视作由突发事件所构成的因变量。最后，北美范式更重视事件与生命历程之间的因果机制，因此通常更强调定量研究方法。

至于欧陆范式，统整前文的梳理，相比于北美范式有几个特色。首先，科利认为，什么样的社会因素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拥有相似的生命历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欧陆范式更重视常态生命历程的结构性，并探讨其“常态性”是怎么形成的。其次，由于主旨在于常态生命历程结构的分析，因此欧陆范式的研究对象常常是整个社会中的多数群体。再次，科利强调，生命历程具有制度性结构，意思是生命历程在制度作用与行动者实践之间的共构下被视作一个整体，并能够被合理地事先规划与期待。最后，欧陆范式的研究格外重视以定性方法来理解生命历程中的制度内涵与决策行动的意义。

由于埃尔德的理论和科利的理论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范式，因此很多关于生命历程研究的问题，两种范式都是适用的，只是研究方向不一样。例如面对非常态生平时，北美范式可能首先关心这个生命历程遭受了什么重大事件，因此造成了朝向非常态的转折（李强等，1999：7；包蕾萍，2005：130）。而欧陆范式则首先不是去问非常态生平是怎么造成的，而是反思性地去问“为什么非常态生平会被认为是非常态的”，正常与不正常的划分是在什么样的制度、实践观念之上被标示出来的。因此，科利范式在研究非常态生平时，反而会先去探讨常态生平的常态范畴是如何建构出来的（Kohli，1988：41；Kohli，2003：527）。这两个范式可以通过如下的对比以凸显各自的特色（见表3.1）。

表3.1 北美范式与欧陆范式的比较

2.中国的生命历程制度化问题

中国基于欧陆范式能开展怎样的研究主题？这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关怀而给出不同的答案，本章不可能一言以蔽之。不过，曾有国外研究基于欧陆范式对中国的生命历程进行了初步探讨，他们研究的问题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科利曾特别指出，近年来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当快速的中国，其生命历程是否制度化了、是否具有完备的制度性结构，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Kohli，2007：260）。其中，莱瑟林的研究是科利范式当中常被引用的文献。

该研究是在2002年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现代的生命历程吗？论研究纲要的普适性》（此“研究纲要”意指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Leisering，2002）。这篇文章并非对中国生命历程的整体结构进行全面的考证分析，而是仅聚焦在老年阶段，通过他于2001年在中国进行的一些初探性的田野调查，研究中国是否具有确实的退休系统与制度化的老年阶段，以此来探讨中国的生命历程是否具有现代化的制度性结构。

莱瑟林首先指出，中国与西方社会一样，“老年”长久以来不是一个确切的生命历程阶段。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不存在“退休”的观念，老年多半是成年的延伸部分，而非迥异于成年的一个专门阶段。对于靠天吃饭的务农工作者来说，生命历程是无从计算与规划的，若因生理上过于年老而无法自理，多需要子女来看顾，而非交由国家的退休系统来负责。退出工作与否，均视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与家庭子女生活状况（例如经济情况、子女是否尽孝）而定。这种情况到了195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了改变。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制定了养老保险制度，并明确规定达到一定工龄的男性年满60岁、女性年满50岁即可退休享受养老金，这让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现代意义的退休系统。退休系统明确地与人生的特定年龄连结在一起，并区分出不同的角色责任义务，将生命历程进行了制度性的划分。然而至2000年为止，中国的退休系统与制度性的老年阶段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城乡差距过大，养老保险制度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落实度确实极低，许多农民并没有参保，也没有退休观念，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养老机制。莱瑟林的数据显示，在1991年，城市地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可以达到约70%，但比如在湖北黄陂却仅有2%。农村人就算投保了，也多半将退休金视作看病的钱或小孩的学费，而非退出工作后的生活津贴。换言之，养老保险并不是用于养老，与老年阶段无关。第二，即便在城市地区，养老保险覆盖率较高，但城市地区的生命历程仍没有科利意义下的制度化。因为中国当时的养老保险并非针对个体化的劳工来实施，而是集中在以企事业为主的单位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社会个体所获得的养老待遇和福利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作为社会参与者的角色和义务并不等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个体的生命历程也不同。如此一来，养老保险制度不能覆盖每个个体，退休也无法成为人生规划时普遍考虑的阶段。

不过，这样的研究显然并不完整，因为它只探讨了退休系统与老年阶段。根据科利强调的生命历程典型三分制度性结构，若要对中国生命历程制度化进行基本的描绘，至少还必须考察学校教育系统对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的制度化情况。虽然我国基于欧陆范式对生命历程进行分析的研究极少，但周雪光的著作《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不仅是少数结合了欧陆范式进行中国生命历程经验研究的例外，而且正好也详细探讨了中国2000年之前学校教育系统以及儿童与青少年阶段的发展情况。他的研究正好可以补充莱瑟林缺失的部分。

周雪光利用生活史数据的详细信息，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历史背景和个人教育获得的时间序列等，来验证国家政策变化与再分配过程如何影响了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在1949～1994年，政治进程干扰和形塑教育机会的扩张，教育机会随时间产生巨大的、非线性的变化。入学筛选政策在择优录取和政治评判间摇摆，在升入初中、高中和大学这三个教育阶段时，社会出身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明显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此外，中国干部子女入学具有相对优势，其他家庭背景的个人更易受到歧视性的国家政策的伤害。这意味着单位体制内家庭出生的孩子比单位体制外家庭出生的孩子更有优势获得教育资源。由此看来，当时的中国人获得教育机会深深地受制于政治、家庭阶级背景等因素，缺乏一个严格统一、稳定规范的教育系统进行约束。这意味着接受义务教育对每个人而言并不是必定经历的人生历程。教育系统作为区分儿童与青少年的界限并不明显。

虽然周雪光的研究只到1994年，与莱瑟林到2000年的研究截止点不同，但从其他探讨2000年以前义务教育普及和发展情况的研究来看，可以发现周雪光的研究结论直到2000年为止变化并不大。一般而言，衡量义务教育普及和发展的指标有小学毛入学率、小学净入学率、初中毛入学率、初中净入学率等。但由于这些指标在义务教育的推进过程中逐步向100%靠拢，故这些指标在测量义务教育普及情况时越来越不敏感；且入学率只能反映学生刚入学的情况，不能反映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辍学、离校等情况。因此，有学者使用按时毕业率、义务教育完成率来衡量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情况[5]。例如韩清林将小学四年级到初中毕业作为按时毕业率，对20世纪90年代的义务教育按时毕业率进行了测量。通过数据分析，他指出整个90年代全国只有57.71%的适龄儿童少年能达到初中毕业（韩清林，2000：30～36）。而邱国华则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时的初中毕业生数与对应九年前的小学招生数相比，计算出1994～2000年的义务教育完成率，也得出与韩清林相似的结论（邱国华，2005：1～7）。也就是说，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义务教育还未在全国普及，只有一半多的人完成了义务教育。这说明义务教育于每个个体而言，并不是一个必定会经历的人生阶段。

虽然莱瑟林没有对学校教育系统进行研究讨论，但从周雪光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来看，结果却是类似的。这也使得科利、莱瑟林和其他一些学者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声称，中国在2000年之前生命历程尚未制度化，还没有形成具有制度结构性的儿童与青少年、成年、老年三分生命历程。

但是这个声称显然非常粗糙，相当值得商榷。单就到目前为止对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的检视来看，要初步掌握中国的生命历程制度化情况，至少还有三点必须进一步探讨。

第一，莱瑟林等人所研究的义务教育制度完成率与养老保险覆盖率都是2000年之前的情况。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变迁的加速，中国的社会结构从2000年至今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若仅探讨义务教育的完成率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初步来看今天的情况与2000年之前已经截然不同了。2000年到2010年，我国义务教育按时毕业率约为83.5%。这意味着全国有八成以上的适龄儿童和青少年能完成义务教育，比20世纪90年代增长了约20个百分点。2010年左右，按时毕业率和完成率一度达到90%（见图3.4）。

图3.4 2001～2015年全国义务教育按时毕业率与完成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6）自绘。

养老保险制度亦是如此。2000年，全国参保人数为13617.4万人，养老保险覆盖率约22%，还远远未达到全面覆盖的程度，与莱瑟林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到2015年年底，参保人数高达85833.4万人，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已达74%（实际覆盖率还要更高），比2000年的覆盖率高出52个百分点。同时，2000年以来，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及推广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1998年后，老农保一度处于停滞状态，2000年年底参保人数只有6172万。2009年新农保实施，到2011年年底农村参保人数已高达33182万人。这一系列变化表明，越来越多的国民被纳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也在不断弱化（石智雷，2015：189～215）。这与莱瑟林的研究所指出的城乡过大差异、覆盖率低的情况截然不同（见表3.2）。

表3.2 2001～2015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率[6]

单从这些数据初步来看，莱瑟林等人所认为的中国的生命历程缺乏制度性的结构，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值得商榷了。但是否中国的生命历程在今天已经形成现代的、典型的儿童与青少年、成年、老年的三分制度性结构，也仍无法单凭这些数据就初步断言。如果根据上述制度分析层面的第一条研究路径当中提到的迈耶尔的研究，那么至少还要进一步参考迈耶尔所设定的五个准则来一一检视今天中国的生命历程在年龄变异性、时间持续性的变异性、事件相互依赖性以及顺序一致性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这样才能确切地掌握。当然，这就有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了。事实上，2000年之前的这些关于中国的生命历程制度化研究结果，曾引发一些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生命历程距离现代化的制度性结构还很远（例如Sackmann，2013：20）。但科利和莱瑟林却认为，依照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速度，其生命历程在2000年之后用不了几年就会形成与欧美现代社会一样的制度性结构（Kohli，2007：260）。至于今天的实情究竟如何，值得进一步探究。

第二，根据上述的制度分析层面的三个研究路径，除了检视2000年之前与掌握当今中国生命历程制度化的情况之外，究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生命历程加以制度化的机制是什么，也需要进一步研究。虽然图3.2对此问题有完整的呈现，但如果考虑到生命历程在不同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社会福利政策下，其制度性结构（如果生命历程已经制度化、有制度性结构的话）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那么就必须考虑到图3.2不能直接视作对中国生命历程制度化机制的解释，而是必须重新探讨、划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生命历程制度化机制，并考虑到最后结果与莱瑟林所绘出的图3.2也许并不一样。

第三，若以上两点已经得出研究结果的话，那么上述的第三条路径，亦即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分析就是进一步值得进行的工作。尤其若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的生命历程是否制度化了，是否具有完备的制度性结构？”那么这个问题更需要通过比较分析来回答。不过，于此有一个问题势必需要先解决，就是制定出一个能判断“生命历程是否已经（或者尚未）制度化”的客观标准。有没有一个标准线，可以让人们客观地指出高于标准线就是制度化，低于标准线就是尚未制度化？颇为令人意外的是，或许是因为欧美现代社会预设了它们的生命历程已经制度化了（问题更多是制度化的过程和机制，或者是否出现了去制度化的趋势），欧陆范式至今都没有对“生命历程制度化与否的标准”这个问题有过任何讨论。但是如果要进行生命历程制度性结构的比较研究的话，必然需要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这也是我国生命历程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六 结语

本章旨在对以科利的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为代表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进行介绍与评述。欧陆范式的基本立场是，随着社会的现代化，生命历程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被各种社会制度通过时间化、时序化和个体化三种机制，构成一个儿童与青少年、成年、老年三分阶段的整体制度性结构，并在行动者层面形成常态生平观念。而生命历程制度化的推动力，则是在理性化、社会控制、传承和整合这四个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欧陆范式有两大研究层面：制度分析层面和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制度分析层面主要有几个研究路径：通过考察社会保障制度的施行确实度，用以描绘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程度；分析社会保障福利政策对生命历程加以制度化的机制；通过历史比较或跨国研究，对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国家的生命历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目前，较新的研究主题则是生命历程的去制度化。生平规划分析层面主要有两个研究路径：一个是研究生命历程中各种制度性结构如何形成行动者的行动实践的知识观念；另一个是通过生平研究，分析生命历程实践的结构要素。

不过，虽然欧陆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很重要，但从前文的叙述可以看出，这个范式仍有一些局限须引起注意。

第一，前文提及的“制度”作为这个范式的关键词尚没有得到很好的厘清。迈耶尔的制度定义虽然广获共鸣，但科利对此的驳斥也的确有说服力。形塑生命历程的制度也应包含不成文制度，否则会忽略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如适婚年龄等。这一观点也开启了生平规划层面的分析。然而在生平规划分析层面，“制度”与“结构”常常被混淆。也就是说，科利虽然反驳迈耶尔对于制度的定义，但他自己并没有提出更清晰的解释。这致使欧陆范式的基础理论本身存在着需要厘清的空间。

第二，缺乏制度性结构的生命历程是科利范式无法解释的。例如，近来由于战乱而逃往西欧的叙利亚难民，他们的生命历程充满动荡，也许根本没有制度性结构可言。若要探讨难民的生命历程，科利范式似乎就派不上用场了。这是科利范式无法否认的局限。

第三，对此范式较为常见也相当有力的批评，是它忽略了性别差异。也许是因为此范式的主要学者都是男性，对女性的生命历程中普遍会有的经历（例如怀孕）只字未提。其实，科利和迈耶尔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们竟然认为，由于大多数重要生命历程制度的实施不因性别而有差异，因此现代社会两性之间的生命历程结构已经趋同了（Brückner & Mayer，2005：148；Kohli，2007：262）。这种说法显然令人难以接受。关于两性的生命历程的结构差异，需要更多后续的研究。

第四，科利范式主要根据欧陆的社会情境而来。这也让此范式多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弊端，最明显之处在于科利声称任何社会只要现代化了，那么这个社会中的生命历程终究会迈向相同的三分结构（Kohli，1985：21）。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说法显然值得商榷。中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之前也许就有或曾有自身的生命历程制度性结构[7]。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一定与欧美现代社会相一致。即便中国的生命历程的制度性结构与欧美现代社会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内容并不见得是一致的。例如，虽然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有越来越高的覆盖率，退休已是中国人日趋稳定的生命历程阶段；但是在中国，“退休”或者“老年阶段”的意义与欧美现代社会的意义也许并不一样。所以，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在这方面还需要多方面研究。例如，在欧美现代社会，退休是一个退出工作、养老享福的阶段；但在现今的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在退休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子女抚养孙辈（肖索未，2014：148～171）。同样是退休，但中西两样情。

上述一切都显示了引进欧陆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能够开辟中国生命历程研究的新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反思地套用欧陆范式。“开辟新方向”不仅意味着用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式来解释中国的生命历程，也需要结合不同的范式观点来诠释中国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

[1] 有些学者认为，今天生命历程的社会学式概念主要是凯恩（Leonard D.Cain）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生命历程与社会结构》所确立的，因此社会学的生命历程研究之始应定于1960年代（Heinz et al.，2009：15；Marshall & Mueller，2003：4）。而在生命历程研究领域影响力相当大的埃尔德（Glen H.Elder）则认为生命历程研究始自1915～1935年美国芝加哥学派受到托马斯（William I.Thomas）和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在1918～1920年出版的五册《欧洲与美国的波兰农民》的影响所做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因此1920年左右已出现了社会学意义下的生命历程研究（Elder et al.，2003：3）。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囿于社会学，而是要从更广阔的视野将生命历程视为跨领域的主题。那么比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再早一些的人类行为发展研究就已经出现今天社会学生命历程研究的雏形（Bynner，2016：28）。今天学界多依循埃尔德的说法。但是总体来说，上述这几种说法都有理有据，也显示了生命历程研究的起源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争议、普遍获得共识的问题。

[2] 埃尔德除了提出转变和轨迹的概念之外，早期还常提到另一个关键概念“事件”（event），尤其是造成转变因而形成轨迹的事件。因此，埃尔德将生命历程在一定程度上界定为事件和转变所形成的轨迹（Elder，1975）。但他后来的著作有时候却仅谈到转变和轨迹，越来越少地对事件加以特别强调（Elder，1985）。

[3] 舒策的叙事分析中所谓的“叙事”，与一般定性研究以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所采用的叙事研究的“叙事”意涵不完全一样。舒策的方法论所仰仗的基础较少是语言学和精神分析，而主要是现象学、象征互动论和社会心理学，其所言的“叙事”与“叙述”差不多是同义的。关于叙事分析的方法论内涵，本章碍于主旨，不拟详细讨论，比较完整的介绍可以参阅：倪鸣香，2004。

[4] 客观诠释学的方法论内涵非常丰富与复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黄圣哲，2005。

[5]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邱国华等人谈到，计算按时毕业率和义务教育完成率，要以小学净入学率接近极限100%为基础（邱国华，2005；韩清林，2000）。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所发布的数据来看，早在1985年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之初时，小学学龄儿童的净入学率已高达95.9%，2000年以后每年的净入学率都超过99%，接近100%的极限。

[6] 2001～2007年老农保的数据来源于：郑功成，2008：82。其他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数据整理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历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包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人数。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的一般计算方法是，当年的参保人数除以当年的应保人数。应保人数是指劳动年龄以上的人口，即就业人口。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16》的指标说明，就业人口是指在参考期内为赚取报酬、利润或家庭收入而工作最少一小时的年龄在16岁及以上人士。因查找数据时，无法获得16岁及以上人士的总数，所以本表使用的就业人口数是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15岁以上的人口数。而这个数字比实际的就业人口数（年龄16岁及以上）的人数大，这使得计算得到的历年养老保险覆盖率指标比实际结果小，所以实际的养老保险覆盖率要比表中所展现的覆盖率稍大。

[7] 例如孔子所说的“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很显然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常态生平。

第四章 社会时间形式的改变

一 社会时间形式的基本概念

在任何学术领域，时间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一直以来，各种时间研究多半将时间视为一种既定的物理事实，或者视为一种抽象的心理建构。因此时间研究要么从物理学的角度出发，要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要么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近乎玄学的讨论，但仍不脱离“物理时间—心理时间”这条思考光谱（Bergmann，1992）。不过，最晚从涂尔干开始，时间就获得了独特的社会学意涵，这让社会学找到一个适合自身学科观点的时间研究取径。涂尔干指出，时间是一种由社会所建立的制度，用以促成集体行动的发生，同时这种制度也会构筑出有相应韵律的社会集体生活（Durkheim，1965）。例如通过时间历法的建立，社会群体能不约而同地实践团员围炉、包粽划龙舟、吃月饼赏月等活动。以此观点视之，时间既非实存物质，也不是心理建构，而是生成自人际关系之间的“社会事实”，一种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时间”（Adam，1990）。以此观点视之，时间也不会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物，而是可以一方面借由对时间制度的分析，另一方面通过经验研究方法对相应于特定时间制度下的行动与互动所进行的调查来加以呈现与研究（Gershuny，2011）。

虽然涂尔干的社会时间概念相当有启发性，但再细致一点来看，可以发现其中有涂尔干没有明确指出，但从概念上却可以细致区别出来的两个层面。在第一个层面上，时间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制度。时间制度不仅是单位的划分，例如月、周、日、分、秒，而且这些单位也会被赋予实践意义，例如工作时间、下班时间、节庆假日等。这些制度虽然不是绝对的律令，逼迫所有人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但它会形成一种行动参照框架，从而影响行动。时间这种外在影响行动的制度规范层面，可以将之抽象一点地称为“社会时间结构”[1]。另一个层面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根据自身所处的时间结构，形成一种安排日常行动与协调社会互动的观念与实践方式，进而形成整体社会运作的韵律样态。这种通过观念与实践所形塑而成的行动与互动模式，此处称为“社会时间形式”。而这两个层面虽然在概念上可以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也是相互交融、无法截然二分的。因为一方面社会制度是实践的参照，亦即时间结构架构出了时间形式；另一方面唯有人们真的参照法规来实践，才会成就社会制度的有效性，亦即时间形式让时间结构得以有效成形（Shove，2009）。

一旦考虑到时间具有社会事实的面向，也就意味着时间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镶嵌在社会当中，并且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Elias，1984）。近年来有不少研究已经指出，当代社会的时间跟涂尔干所描述的他那个时代的时间已经产生差异了。许多学者也纷纷使用不同的理论概念来描述时间在近代的改变。例如哈维指出，当代资本主义为了加速周转的流通以增加获利，造就加速了生产与消费的后福特主义，形成“时空压缩”的现象（Harvey，1989）。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提出了“时间的虚化”，指出时间的测量因为全球性的标准化，让今天的时间从空间地点分化开来，造成社会同步关系从特定的地方脱离开来了（Giddens，1990；1991）。而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认为，在信息化的网络社会，社会序列秩序产生了混乱，社会生活出现了越来越普遍的不连续性与韵律的解构，造就了“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Castells，1996）。罗萨（Hartmut Rosa）则总结这些看法，认为造成去同步化的“加速”是当代社会时间的核心特质，并且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世界的运作因为各自的速率不同，造成彼此去同步化、脱节开来，因而导致了新的异化形式（Rosa，2010a，2016）[2]。

不论是“压缩”“虚空化”“无时间”还是“加速”，这些理论都提醒了我们，时间的改变是今天时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这些理论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虽然都声称在讨论社会时间，并且强调社会时间有不同于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特殊性质，但它们对时间概念的使用却相当随意，界定相当模糊，而且既没有去分析时间结构，也没有去探讨时间形式的相应改变。这使得这些社会时间理论实质上是缺乏经验基础的玄妙概念。

如果时间的改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主题，但过往的理论却都因为缺乏经验基础而具有不足之处，那么坚守涂尔干的社会时间概念，分析时间结构与时间形式的改变，也许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法。这可以弥补过往研究的缺失，并提出具有更坚实基础的时间社会学理论。

关于时间结构的改变，本书第一章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然而时间形式的改变至今却少有综合性的分析，尤其是时间形式反映了在时间结构当中人类行动乃至整体社会活动的运作逻辑。了解时间形式，也就是了解人类生活与社会运作的方式，因此对时间形式的改变进行分析与探讨有其重要性。在这样的前提背景之下，本章的主旨在于探讨随着时间结构的改变，时间形式产生了什么样的相应改变。具体而言，本章的任务在于分析面对时间制度的变迁，相应的生活实践与互动安排模式产生了什么样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会给当代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问题。

本章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时间形式的改变。今天一般已经同意，人类历史当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主要从最早的自然时间结构，经过标准时间结构，变成了今天越来越显著的弹性时间结构。因此相应的时间形式分析，便对应于以下这三个阶段。

二 时间形式的时序化

1.时间的时序化

本书第一章已经讨论过，时间结构至今可以粗略区分出三个变迁阶段：自然时间结构、标准时间结构以及弹性时间结构。在自然时间结构当中，日常生活大多依循着自然环境韵律而进行，因此“时间”较少是一个社会性的产物，也不太有制度化的原则。换言之，时间在此阶段总的来看还不太具有社会性的形式，因此也可以称为“自然时间形式”（Thrift，1990：107 f.）。

随着时间结构的标准化、时间测量科技的进步与时间测定的发展，人们开始建立一个标准时间参照。标准时间参照是一个借着前后相互串联起来的数字，将时间具体指示出来的机制。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所有的行动、互动与生活运作皆应对着标准时间参照而进行，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也得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脱离自然规律而进行（Mukerjee，1990）。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时间本身借着标准时间参照，以一种抽象的、线性前后交替的数字象征系统呈现出来。日常生活行动的安排与社会互动的协调，亦即时间形式也对应标准时间参照来运作。这种时间形式，也许可以借用古希腊文，称作一种“序时”（Χρóνοç，chronos）形式（Jaques，1990；Rämö，1999）。于是，“序时时间形式”也成为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最主要的时间形式。

虽然“序时”是一个存在已久的概念，在希腊神话当中它也具有时间之神的形象；但若不是伴随着时间结构的标准化，序时时间形式不可能出现并成为一种主要的时间形式。也就是说，“序时”这种时间形式并非先验既定的，而是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经由一连串让时间形式变成序时的过程，亦即一个时间形式的序时化（chronologization of temporal form）之后所呈现的结果。若应对着时间结构标准化的过程来看，时间形式的序时化至少源自几个生成层次。

首先，每一个行动与互动事件，要从自然律则当中抽离、独立出来（本章将之称为“事件的单子化”）。在自然时间结构当中，人们由于缺乏一个标准化的时间参照，因此行动与互动都必须借由一个自然环境现象或事件当作客观指涉。这使得人类的生活与自然环境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甚至被自然环境所限制。但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人类的生活渐渐可以不用受限于自然环境的韵律。就像大部分店家的营业与歇业时间，在正常情况下已经不再与天气和季节有关。行动的安排与互动的协调，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在大多数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独立于自然环境而进行的。

其次，所有独立出来的行动与互动事件，以合于数字的方式加以单位化（简称“数字化”）。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标准时间参照是一个由时间测量工具所构筑出来的数字象征系统。这个数字象征系统在时间结构标准化之后，成为人类行动安排与互动协调的参照系统。其中，每一个行动与互动事件都可以用一个时间测量工具所指涉出来的数字形式表现出来，每一个事件也因此占据着一个数字。事件必定占据着一个数字，且只能占据一个数字。例如一个婴儿的出生时间，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是以一个时间测量工具所指出的数字时间点表示出来的。在成熟的标准时间结构当中，它甚至只能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一个婴儿的出生不可以也不可能是在一个时间测量工具无法指示出来的数字时间点发生，而且它只能占据一个数字时间点。一个婴儿不能既在下午3点出生，同时在晚上9点出生。

“婴儿的出生”这个例子也清楚地表现了在时间结构标准化之后，单子化的事件强烈受到数字逻辑的支配。若人们回到现象本身去看，事实上婴儿的出生并不以任何时间测量工具为前提。一个婴儿就是这样出生了，这件事就是这样发生了。但在婴儿出生之后，为了将这个个体镶嵌进整个社会运作当中，因此把一个数字时间点冠在这个婴儿的出生之上（即出生证明、户口登记），自此这个婴儿的出生便占据了一个数字时间点。换句话说，出生时间点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且是事后冠上“出生”这件事，而不是相反。但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人们却总是说“这个婴儿在下午3点出生”，而几乎不会说“下午3点发生在婴儿出生的时刻”。也就是说，人们往往把时序时间参照当中的数字时间点当作一个先验既存的外在条件，出生反而被当作一个后来才发生在这数字时间点上的事。所以当人们问起“这个婴儿是何时出生的”，总是通过如“他是在下午3点出生的”这种方式来回答，且因为数字逻辑的支配性，而不用再去追问“但何时是下午3点”这种问题。

这种具有支配性的数字逻辑，不只是将从自然独立出来的事件摆置进数字象征系统当中，而且这个数字象征系统由于是按照数字顺序排列下来的，因此便形成了时间序时化的第三个生成层次，亦即所有的事件都会以先后连续的方式排列起来（简称“顺序化”）。每一个事件都占据着一个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是镶嵌在整个依序排列的数字关系当中，最终形成一个线性的排列顺序。于是所有事件会按照自己所对应的数字时间点，以“前、中、后”，意即以“之前、现在、稍后”或者“过去、当下、未来”这种形态呈现出来（Bergmann，1981）。这种顺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从“前/之前/过去”经由“中/现在/当下”变成“后/稍后/未来”（亦即过去的未来会经过现在，然后变成未来的过去），且这三个部分彼此之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亦即彼此之间具有一种时态和因果的关系（Luhmann，1981）。正是这种“置于顺序关系当中”，使得所有事件呈现一种因果流逝性，成为序时时间形式的一种重要的特质。如埃利亚斯所言：

“时间”这个表述，其实也指出，两个或更多持续变动的事件之流逝的位置和片段，是“置于关系当中”的。（Elias，1984：VXII）

如此一来，标准时间结构当中的诸行动与互动事件，就不再是依附自然环境的律则或现象，而是以一种数字的（因此也变为量化性的）、由时间测量工具所指涉出来的、依循因果时态顺序逻辑呈现出来的流逝性关系。索罗金（Pitirim Sorokin）和莫顿（Robert K.Merton）曾疑惑，为何人们常用物理时间概念来描述社会时间（Sorokin & Merton，1937），使得时间的社会性几乎被忽略或忘记。但是若人们注意到伴随着标准时间结构而出现的“时间的序时化”，也许可以猜测性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序时化所构成的量化的、因果顺序的形态，正好和物理学的时间理解方式重叠在一起，而在自然科学于近几个世纪所获得的成功影响下，人们渐渐遗忘了社会时间的社会建构性质与社会行动本质。于是，序时就成了支配行动和互动的主要实践形态（Giddens，1984：134 ff.）。

2.普遍的同步性

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时间的序时化造就了一种与标准时间参照上的数字时间点对应起来的行动与互动原则，以此人们便得以做出一个如“9点出发、10点碰面、11点离开”此种安排方式。在此之后，用不着预言家，每个人都可以预知什么时候自己会上班下班，什么时候会放假。

不过，当代社会在微观的层面上，现代人彼此生活交织的复杂程度相当高。在宏观的层面上，当代社会已然是一个牵涉层面遍及全球的“世界社会”，各个领域交织的复杂性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使得所有行动者的所有行动与互动随着社会复杂性的提升，更需要一个机制，让人们可以降低社会复杂性（Luhmann 1997）。

在时间结构的标准化过程当中，如前所述，由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有人渐渐都以同样的模式去安排生活。如此，人们不只可以通过时间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而且一旦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模式安排生活，那么人们还可以进一步知道其他人在什么时候正在做什么类型的事务。共同的时间安排模式并不是一种强制的行动命令，但会有一定的约束力，形成一个广泛的期待框架。例如，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在期待框架中被认为是一个上班（上课）的时间，因此我在上班（上课），而我也可以期待别人此时也在上班（上课）。大年初一是放假的日子，因此我放假，我可以期待别人也在放假。如此，社会的集体社会互动的构成也会更加容易。人们可以先行推测他人的行动，以此安排自身的行动（Luhmann，1973）。就像音乐会的举办人可以猜想，他应该要在晚上8点，而不是上午11点或者凌晨3点举办音乐会，因为在普遍的同步性所带来的期待框架当中，上午11点时人们正在上班，凌晨3点时人们正在睡觉，而晚上8点则是人们下班后愿意参加文艺活动的自由时间。或者在同步性高的社会群体当中，交通流量控管中心可以预测哪些时段是交通高峰与离峰时段，以此安排交通号志的运作，维持交通的顺畅（Vanderbilt，2008）。于是，标准时间结构与序时时间形式为社会运作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韵律性质：普遍的同步性。当然，也有某些职业的工作时间并不在此框架当中，乃至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生活运作处于期待框架之外。但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这些期待框架外的职业与生活也成为常态的例外，因此仍符合期待框架。例如大年初一虽然是假日，但我可以期待餐厅是开业的，警察、消防员是上班待命的。

但普遍的同时性也带来了一个问题：该遵守由谁制定出来的、需要共同遵守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行动时态安排模式并不是由个人任意构筑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作时间的分析便显示了一个时间制度对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也许是有利的，但对另一些社会群体来说却可能是有剥夺性的。这使得在普遍的同步性情境中，人们该如何观照与避免会带来剥削性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成为时序时间形式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时间结构的标准化过程当中，这主要反映在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工作时间的相关法规制定上，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时间权力”之争夺；而工作时间则是最重要的斗争场域（Seifert，2006）。因此，时序时间形式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便在于如何制定一个较为公平的共有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特别是较为公平的工作时间法规（Negt，1984；Scharf，1988b）。在中国，标准的工作时间法规的制定，主要源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所制定的《工厂法》，该法初步规定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8小时的原则，延长的工时则需多付给薪资，而一日最多只能延长2小时，每周工作总和仍不可超过48小时。这个法规的制定，即是肇因于当时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兴起以及国内外舆论，亦即一个阶级斗争之下的场域产物（彭南生、饶水利，2006：81～87）。

3.意外的时间化

到目前为止，关于日常生活的安排与社会互动的实践，都仅仅指有意图的行动。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计划表实现。人在一生中总会遇到许多不是意图所欲实行的事件。这种非意图的事件，可以粗略分为两种。一种是正面的能带来好处的，人们通常将之称作“惊喜”，爱情是最典型的例子。爱情总是没有原因、突然地发生，没有人知道何时会遇到真爱，真爱也没有办法计划与预料。它任何时刻都可能会发生，但在真正发生之前，没有人能料想到它真的会发生。换句话说，非意图的行动事件，比如爱情，并不处在标准时间结构的制度当中，也不处在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当中。爱情的发生只能靠缘分，它会发生就会发生，不会发生就不会发生。

但如果非意图的行动交织之发生带来损害性的后果，那么就不怎么浪漫了。会带来损害性、负面的非意图的行动交织之发生，通常称作“意外”。如同惊喜，意外无从预料与计划（人们也不会想计划）。它总是突然到来，且在发生之前不被认为会发生。换言之，意外同样处在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之外（Bonβ，1995：199）。意外的发生，就是那样发生了。比如驾驶人从来不会刻意也没想到过要以两辆车相撞的方式产生社会互动，但车祸就那样发生了。

［意外］所关涉的，是不同事情不幸地相遇交织在一起，且这种相遇，是没有人会去意料、也无从意料的。（Luhmann，1984：442）

由于意外会带来损害，且因为意外处在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之外，因此它的发生会破坏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随即也破坏了行动时态配置模式，从而破坏了整个行动与生活的根本秩序。所以人们在面对意外时往往手足无措，接下来的生活计划也会被打乱。为了能够继续行动与生活，在意外发生之后，人们必须修复生活的时态秩序（Badiou，2005）。

虽然在意外发生之时，它是无以名状且无可把握与知晓的，但是当它发生之后却又是无可争议地存在着的。因此，若要修复时态秩序，就必须把已发生的意外摆置进行动的视野当中，亦即把已发生的意外放置进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当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将意外的发生赋予一个序时化的时间因果顺序之上的时间点，使之具有可追溯的因果关系（Bonβ，1995：202；Meyer，1988）。比方“9·11”恐怖袭击事件、二月革命，就是直接用数字时间点去命名的，以此修复被意外破坏的序时时间链（参阅Derrida，2003）。将意外放置进序时时间链当中，以修复行动时态模式的做法，亦即“意外的时间化”，成为社会运作韵律相对立于“普遍的同步性”的另一项特质。

意外的时间化不只可以在意外发生之后重建时态秩序，这个时间形式的特质还有助于在事发之前去维护时态秩序。因为它给意外披上了一个时态因果的外衣，宛如意外在根本上必定伴随着一个原因，只要人们可以避免原因，就能避免意外的发生。于是，人们便可以在意外没有发生的时候，相信既有的时态秩序，不用整天担忧行动的下一步可能并不会接续到行动的目的，而是接续到一个意外事件（Kassung，2009：9 f.）。

意外一直都会发生，意外的时间化也总是当代社会运作的重要原则之一。然而，当时间结构在近50年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变化，使得人们除了要面对已发生的状况之外，也开始面对随着时间结构的改变而发展出来的新状况。

三 时间形式的时候化

1.时间的时候化

第一章讨论标准时间结构时提到，标准时间结构之所以具有标准性，最主要是因为在这当中社会行动按照标准时间参照，呈现一种序时时间链的形态，并且大范围地构成了普遍的同步性，让人们都以同一种行动时态安排模式加以运作生活。然而，正如前文不断强调的，这种时间标准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强制，而仅是有着一定程度约束力的期待框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共同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生活。总是或总必须有例外存在，例如消防队员和警察在假日仍在上班，即便是一般人也可能会参与夜间工作或加班等。因此在标准时间结构形成之时，就总会有偏离这种标准性的情况出现。甚至可以说，正是时间标准性的出现，且这种时间标准性不是一种绝对的强制，孕育了偏离标准，亦即时间差异的可能性。换言之，时间标准以及在同一范畴当中偏离标准的时间差异是同时出现的。若没有时间标准当作一个比较性的基础，经由偏离而来的差异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差异是相对于标准而来的。当“结婚年龄”随着生命历程的制度化被期待是在同居与生育小孩之前，在结束学业、进入职业生涯之后发生的事，那么如果一个人在17岁就生育小孩，随后在学业尚未结束的18岁结婚，那么这个人的生命历程便可以通过与常态生平的比较，呈现一种对常态的偏离，且与其他大多数遵循常态履历的同辈的生命历程是异步的，亦即产生一种时间差异。因此，标准时间结构所形成的序时时间形式，本身就成就了时间差异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时间的序时化和普遍的同步性让时间的标准性成为主要的行动原则，而偏离标准的时间差异则仅是少数。但是这种时间的标准性，却因为时间结构的弹性化而被侵蚀了有效强度。

时间结构的弹性化，意指一个松动了时间标准性的有效性的趋势。卡斯特尔指出，弹性时间结构当中的时间越来越不是一个事先计划好的因果事件链，行动时态安排模式的共同性也越来越弱。行动的安排与互动的协调，越来越依据情境变化而时常弹性变动，时间也因此越来越缺乏指示行动的标准性。这种缺乏行动指示功能的时间，卡斯特尔称作“无时间的时间”（Castells，1996：464 ff.）。罗萨接续着此概念指出，由于“无时间的时间”不再具有预先指示事务的功能，因此人们必须自己去规划自己的时间，以构筑自身的行动和生活时态模式，重建时间的行动指示功能。罗萨把这种越来越普遍的时间重建任务称作“时间的时间化”（Verzeitlichung der Zeit）（Rosa，2005：365 ff.）。

不过，不论是卡斯特尔还是罗萨，都缺乏一个更透彻的阐释。因为，“无时间的时间”和“时间的时间化”其实都还隐含了两种不同的时间形式。一种是“有时间的时间”或者“已经时间化的时间”。从卡斯特尔和罗萨的理论脉络来看，“有时间的时间”或者“已经时间化的时间”显然意指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有着清楚的标准时间参照、井然的序时时间顺序，以及有效性高的共有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这种时间形式显然即上文所提到的“序时”时间形式。

然而伴随着时间结构的弹性化，序时时间形式已经越来越不具有优先的支配性，因此出现了另一种“无时间的时间”，或者“没有时间化的时间”。“无时间的时间”或“没有时间化的时间”并不是“非时间”，它仍然是时间，但是这种时间的序时性已经被松动了。时间标准性仅变成一个理想的参考，但行动互动事件不存在一个事先计划好的数字时间点，而是散落、还原成行动互动事件自身。这种与“序时”是截然不同的，伴随着时间结构弹性化而来的时间形式，也许可以借用古希腊文中与序时相对的词语命名之：“时候”（καιρóç，kairos）[3]。在最早的希腊神话当中，“时候”是宙斯最小的儿子的名字，一个掌管“机运”的神祇（Jaques，1990：33）。随后，特别是在基督教圣经的脉络当中，“时候”这个词语被赋予了更多的宗教意涵，指涉一个由神给予的、带来机会与机缘的时间点，一个“恩典时刻”（Rämö，1999：5）。虽然直到今天，“时候”大多是在宗教文本当中被使用，但如果不刻意去看宗教赋予的神学意涵，而是回到“时候”原先在古希腊文中的字义，那么“时候”其实就是一个中立且普通的指涉“时间”的名词（Jaques，1990：33）。只不过“时候”时间不同于“序时”时间，并不是指一个连续的、流逝性的、可测量的量化时间，而是一种无连续性的、发生性的、质性的时间形式。在这种形式当中，“时候”是行动与互动事件的发生本身（Murchadha，1999）。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以“时候”为表现形态的时间形式，本章称作“时候时间形式”。

“时候”是事件发生本身。也就是说，“时候”的发生没有一个既定的时态关系。行动与互动没有既定的因果顺序，也没有事先就可以无疑地被给定的发生时间点。行动的安排与互动的协调就只在发生的时候发生。这句阐释“时候”的表述，也许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以助于厘清概念。比如，在时间结构标准化之后，如果人们有个可以正常运行的时钟，且这个时钟跟随着由BIPM所测定、发布的时间信息来运作时，那么人们便可以指出一个客观的“9点”，且这个“9点”还可以指示人们在此当下该从事何种事务（比如上班打卡时间）。“9点”即序时时间形式的一个表现形态，它处在一整个数字象征关系当中，亦即处在“10点之前”以及“8点之后”，因而具有一个前后交替的因果关系。但是，如果人们拥有一个时钟，但世界上不存在发布客观时间参照的BIPM机构，且这个时钟有电的时候就走得快一点，快没电的时候就走得慢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便可以说，“9点”就不再是一个被规定在序时时间链上的点，而仅发生在时钟的指针指在“9”这个数字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可以是9点，只要指针对在“9”这个数字上。但同样的，任何时候也都不再是9点，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标准时间参照，也没有一个序时时间顺序让9点具有序时时间形式当中的意义。“9点”于此就不再被序时地规定下来，而是被还原为“9点这件事发生的时候”。这种“9点的发生只在9点发生的时候发生”，便是“时候”时间形式。

“时候”这种没有被序时化的时间形式，至少有两种可能的出现方式。第一种是序时化不存在，或者还没有开始，社会时间处在无序时化的状态。自然时间形式便属于此。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真的完全不存在时间结构的阶段，但是在时间结构标准化之前，大部分的人在日常当中的大多数情况下，多将行动与互动的计划与记录连结上一个可共同经验的自然现象或特殊的自然事件。不过，什么自然现象或自然事件要拿来当作参照，多是任意随俗的。在这个阶段，行动与互动事件的计划与记录，就随附在整体自然当中任何可能的现象或事件上（见图4.1）。

图4.1 自然时间形式

在时间形式的序时化当中，各个行动和互动事件被绑在标准时间参照的诸数字时间点上，且这种数字逻辑乃具有支配的优先性。因此，当人们询问关于行动交织之发生的问题，亦即“何时”问题，在序时时间形式当中往往都会去寻求一个标准时间参照所指涉的数字时间点，加以对应之以当作答案（见图4.2）。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时间的序时化让“时候”时间形式就此消失了。相反的，在时间结构弹性化之后，开始出现时间形式脱离序时的优先支配性，亦即罗萨所说的“去时间化”（Entzeitlichung）的趋势（Rosa，2005：419 ff.，450 f.）。这促使“时候”时间形式因为“去时间化”趋势而再次出现。“去时间化”即“时候”时间形成的第二种出现方式。

图4.2 序时时间形式

在时间结构的弹性化过程中，人们并没有真的完全放弃标准时间参照、共同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然而，由于在后福特主义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拥有一个能将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弹性地搬移实际发生时间点的空间，因此事务和相应的数字时间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薄弱了。例如，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下午5点在期待框架当中被认为是下班的时间，且大部分的人都遵循此期待框架在此时间点下班。但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越来越多的工作时间形式（如错时上下班制度、轮班制等），以及越来越多参与这些工作时间形式的人不在下午5点准时下班，下班时间会根据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被推离下午5点。这时候出现越来越多的情况是人们必须把行动和互动事件的发生，从一个确切的数字时间点松脱开来，使之无法再自然而然地可以用一个数字时间点指出来。例如一名以不定时工作时间作为工作形态的员工，虽然就工作时间法规的规定，其最长工作时间有长度限制，但下班时间已经不再是一个标准时间参照能指出来的数字时间点，这使得这位员工只能在他被给予的工作任务完成、得以下班的时候才能下班。

在此种情况下，“时候”并非单纯任意地对应着自然环境的原始的行动交织形态，而是奠基在序时时间形式之上；但时间结构的改变使得行动和互动在一定范围内从序时数字时间点松脱、散落开来。这种“时候”的时间形式，便不是一种原初的时间形式，而是一个经由特殊变迁过程而来的结果。这种变化过程，本章称为“时间形式的时候化”（kairologization of temporal form）。时候时间形式也许可以以图4.3表示之[4]。

图4.3 时候时间形式

2.有条件的同时性

伴随着时间的时候化而来的社会现象，可以粗略区分出个体及集体两个层面。

在个体方面，以时间的时候化为原则的生活，首先是以弹性工时为主要工作形态的那些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当中，事务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散落开来。但这些事务并不是完全交由个人凭自己的喜好去完成，而是被规定了必须完成的期限。如果人们任由这些事务散乱着，那么当逼近期限之时，人们就会容易遇到事务全部堆在一起而只能手忙脚乱的情况。这也成为当代社会人们常面临“多任务”（multitasking）的危险的主要原因（参阅Rosa，2005：244）。为了避免多任务的麻烦，“时间管理”概念便成为日常社会生活当中相当重要的任务之一[5]。每个面临时间形式时候化的人，都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于此，共同的行动时态安排模式，其有效性也开始越来越弱。

因此，在集体的层面上，整个社会的普遍的同步性也会越来越薄弱。由于社会依然相当复杂，而人们依然需要行动与互动，因此普遍的同步性的弱化便造成整个社会大范围的互动越来越困难（Jurczyk & Voβ，2000：54）。这会让人们越来越难评估，其他人在当下正在从事何种事务。除了为避免自身“多任务”而需要安排自己的事务之外，人们也必须与其他需要和其互动的他人个别去协调和安排碰面、互动的时间（Jurczyk & Rerrich，1993：26 f.）。于是，“普遍的同步性”开始被“有条件的同时性”取代，成为当代社会运作的特殊的韵律性质。

“有条件的同时性”意指由于时间的时候化所造成的普遍同步性的弱化，社会互动必须满足如事前计划、行程安排和相互约定等特殊条件，将所有行动者加以同时化方可实现。

时候时间形式的“有条件的同时性”此一特质，也为社会带来新的问题。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问题来自阶级斗争式的时间权力之平衡问题。然而，在弹性时间结构当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被一个具有控制力的时间规范所束缚，而是被给出一个空间，要他们（在期限之前）自己去规划处理事务的行程。这使得人们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个别地去和需要互动的他人协调一个互动的时间，并以此安排自己的规划。换句话说，时间权力去中心化了。时间权力的平衡与协调不是在于阶级之间，而是在于每个需要（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互动的人之间。

本书第七章将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并建议在弹性时间结构与时候时间形式当中，“时间生态学”可以是解决时间权力问题的可能出路。

3.风险的常态化

“有条件的同时性”所处理的是伴随着时间的时候化，而散落开来的有意图要实现的行动互动事件。然而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事件是非意图性、有损害性，但却偶然发生的。

在标准时间结构当中，非意图、损害性的行动交织之发生会被当成意外，排除在序时时间顺序之外，成为一个无可视见的行动交织之发生。除非在意外发生之后，为了修复序时时间形式，才会将意外加以时序化。也就是说，“意外”被掩盖起来了。然而在时候时间形式当中，序时时间顺序在一定程度上散裂开来，让事件本来就不具有一个密切相连的数字时间点。若要使之确切发生，人们必须事前计划、自行组织、彼此协调，满足行动交织之发生的同时性条件。然而，由于具有支配性、掩盖意外的序时时间顺序松脱开来，因此非意图的损害性发生渐渐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事是理所当然的，时间到了就会发生的，但也没有事是一定不会发生的。于是，在满足同时性的条件时，除了意图要使之实现的事件之外，没有意图要使之实现的事件也开始显露而越来越被顾虑到。随着时间形式的时候化，有越来越多的意外出现，人们并非对其一无所知，它们是存在于行动视野当中的既存事件，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顾及的事。用佩罗（Charles Perrow）的术语来说，即越来越多的意外在当代社会当中变成“常态意外”（normal accidents）。不过，由于时间的时候化，这种意外就不只是单纯的“意料之外”，而是会被转进“风险”的范畴（Perrow，1984）。由于时间的时候化，非意图的损害性事件开始在行动的视野当中被视见、被顾及。这种情况借用佩罗的说法，也许可以更准确地定义为“风险的常态化”。“风险的常态化”成为时候时间形式当中，对立于序时时间形式的“有条件的同时性”的另一项特质。

近50年来，风险论述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风险”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Bonβ，1995；Wehling，2011）。风险的根本特质之一便在于来自社会行动（Beck，1986：32 ff.）。在所谓的“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中，风险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便在于任何的行动都可能伴随着非意图的损害。没有绝对的安全性，也没有无风险的行动（Luhmann，1991：37）。任何行动都是有风险的，也就是说，任何行动都会有产生风险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ies）（Bonβ，1995）。

一个因为不确定性而带来风险的行动，一方面意指当它带来损害时，它是这个损害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就算它最终没有带来损害，它还是有风险的（Bechmann，1993）。于是，这意味着风险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言，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概念，或者现代社会之所以是风险社会，是因为把开放的未来当作风险而当下化（例如Luhmann，1991：45）；而是说风险行动既不会带来损害，但也会带来损害。换言之，风险关涉的是一种既会发生却也不会发生的损害事件。风险不指向过去、当下，也不关乎未来，它不指向任何序时的时间，指向损害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候。比如一座核电厂的兴建是有风险的，并不是因为它在未来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发生核泄漏，而是因为它会发生核泄漏，不论这个核泄漏是不是真的在那个时间点发生。

不过，风险不只来自行动的“不确定性”，否则它跟“意外”也就没有区别了。一个风险会伴随着一件意外而具体发生，但是意外的发生并不必然都属于风险的范畴。在意外发生之前，没有人会想到意外会发生。意外是在意料之外的。但相反的，风险的发生却是在意料之中的。风险被标示为“不确定”，不只是说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是表明人们知道风险是不确定的。于是，“风险的不确定性”本身是确定的。

“风险的不确定性”的确定性，首先意指因为风险意识，人们知道风险是一件会发生的事，但人们无从知道风险会以什么意外的形式发生（Perrow，1984）。其次，人们虽然不知道风险会以什么样的意外形式发生，但是人们却确切地知道风险会带来什么损害。例如，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地震引起的海啸袭击核电厂而造成核能外泄。海啸袭击核电厂而造成核能外泄是一个意外，因为人们没有意料到核电厂会因为海啸事件而造成核能外泄。但是核能外泄对于核电厂的存在来说却不是意外，而是一个早被意识到的风险（因此在德语当中，如核灾害那样的风险往往也被描述为“有所意料的大型意外”［gröβter anzunehmender Unfall，GAU）（Briese，2009）］。同样的，一旦一个意外是被意料的事件，这个意外就会被转化为风险（Bonβ，1995：201）。

风险是被知觉到的可能行动后果。［……］“风险”这个概念的使用，其实有个前提，亦即可能的损害事件的光谱是可知晓的。［……］若一件意外是不可计算的，或者不会被计算到，那它就称不上风险了。（Wehling，2011：533）

于是，风险本身是一个可想见的事件，而不像“意外”被序时性掩盖而不被考虑。这使得人们在建立自身的行动时态配置模式时，风险作为一种非意图的损害性发生，与意图性的事务一样都会被考虑到。虽然人们从未去主动实现风险，但由于“时间形式的时候化”以及需要自我建立行动时态配置模式的需求，风险被凸显出来，而行动总是会伴随着风险。因此，伴随着社会速度的兴起，社会也开始发展出两个应对风险的主要任务。

第一个是加强面对风险的能力（Wahren，2009：98 ff.）。风险是无可避免的，它在会发生的时候就是会发生，且其带来的后果是无法不去面对的损害。若人们在行动的同时能有越多的面对与处理风险的准备，那么风险实际发生时所造成的损害便越有可能减轻（Kaplan & Garrick，1997：94 ff.；Luhmann，1991：38）。这带来一个结果，亦即一个行动越被认为是有风险的，就越会带着“风险会发生”的假定去进行。就如同飞机起飞前，每一位乘客都需要系上安全带并被告知逃生设施的使用方法，就是为了在飞行同时能够具备面对飞行意外的能力，以减轻飞行风险，而这也等于假定飞行是有风险且会发生的。虽然人们当然不认为飞行风险一定会发生，但也不会认为一定不会发生。由于加强面对风险的能力是一件越来越重要的任务，因此风险计算与风险管理在当代社会越来越重要，也让保险制度变得相当普遍（Krohn & Krücken，1993：15 ff.）。

虽然加强面对风险的能力很重要，但它须具备一个前提，亦即人们要知道“有风险”这件事。虽然在“时间形式的时候化”的影响以及行动时态配置模式需要自我建立的要求之下，行动的风险性越来越显露；然而行动会有什么样的风险，风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却不是人们自然而然就会知晓的。此外，就算人们知道一个行动有风险，也可能会因为该风险带来的损害被认为小到没有威胁性，而忽略其风险。今天在风险研究中人们已普遍同意，风险知觉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结果（Douglas & Wildavsky，1993）。于是，风险治理就成为当代社会应对风险的第二个重要任务。风险治理主要关涉的问题是：

对于谁来说，风险是未知的，所以这些风险是未知的，以及如何让这些未知的风险变成社会知觉和解释的对象？（Wehling，2011：533）

显然，风险治理的问题牵涉到非常广泛的层面。今天，这些广泛的问题在社会学当中已是一个专门的主题，甚至可以归属在一个被称作“风险社会学”的次领域中独立探讨。由于这个问题在本章不可能继续深入分析，因此本章不再加以处理。但行文至此，笔者已经可以指出，今天的社会之所以被称作“风险社会”，并不是人们今天的生活比过去更危险，而是因为时间形态的改变让人们更会去顾虑风险（Giddens，1991：3f.）。而这个改变，按照本章的分析，则主要是来自时间形式的改变，亦即“时间形式的时候化”的结果。

四 结语

社会时间是一个会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的社会现象。本章将社会时间区分为时间结构、时间形式两个层面，并聚焦在时间形式层面，检视时间形式的改变与当代现状。

对应着时间结构从自然时间结构，经过标准时间结构，到今天的弹性时间结构这三个时间结构的变迁阶段，时间形式也可以区分为三个变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对应自然时间结构的“自然时间形式”，其中人类的行动与互动模式主要依赖自然韵律而进行，相对来说社会性质较少。

第二个阶段是对应标准时间结构而来的“序时时间形式”。时间形式的序时化主要包含了“事件的单子化”“数字化”“顺序化”这三个生成层次。在序时时间形式当中，人类的行动和互动模式在有意图的实践方面呈现“普遍的同步性”；在没有意图也不希望实现却实现了的实践方面，则是以“意外的时间化”来面对各种意外。

在第三个阶段，由于1973年兴起的后福特主义及其促成的弹性工时的普及与随之而来的弹性时间结构，产生了“时间形式的时候化”，造就了当代的“时候时间形式”。在时候时间形式当中，普遍的同步性逐渐转变为“有条件的同时性”，意外的时间化也逐渐转变为“风险的常态化”。

时间形式的改变，不仅呈现了人类的行动与互动安排模式，而且在不同的时间形式当中也会出现相应的时间问题。如上文所述，在标准时间结构与序时时间形式当中，最重要的时间问题是阶级之间的时间权力的争夺，最具体的表现则是工作时间长度、上下班时间、假期的多寡等关于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边界的划定争议上。然而，在弹性时间结构与时候时间形式当中，由于时间边界松动了，时间权力去中心化了，因此时间问题便不再是阶级之间的权力争夺问题，而是罗萨所说的“时间的时间化”问题，亦即时间的安排问题。

林德斯巴赫（Jürgen P.Rinderspacher）认为，由于时间权力的去中心化，因此人际关系为了互动而产生的时间协调问题（亦即本章所谓的有条件的同时性）不再只是存在于阶级当中，而是存在于所有需要协调的角色之间，即存在于所有行动者及其环境之间。不过，时间协调问题该怎么研究与讨论，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此外，时间形式的改变所带来的“时间形式的时候化”，不是只有本章认为很重要。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社会学家已经发现，当代的社会时间已经改变了。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概念不是“时候”，而是“加速”。于是，加速理论可说是当代探讨时间的社会学当中最前沿的主题。因此，本书下一章将简单介绍并整理当代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加速的讨论。至于时间协调问题，则会在结束关于加速理论的讨论之后来详细探讨。

[1] 关于时间结构，见本书第一章。

[2] 关于社会时间加速方面的讨论，可见本书第五章。

[3] Kairos在中文中一般被翻译为“时机”，亦即一个“机会时刻”。但如下文将会提到的，在古希腊文中，kairos原本并没有“机会”此正面意涵，而是更接近中文的“时候”之意，这也是本章所欲采用的意思。“时机”此正面相关意涵是在后来的神话与宗教的影响下所添加上的。虽然“时候”在中文中被当作一个单独名词来使用是一个不怎么正规的做法，但由于kairos在当代欧美语境中也是一个晦涩、非口语的词，因此“时候”这种非正规的中文名词反而也比较贴近欧美语境中提到kairos。本章以下随即会进一步讨论“时候”的概念，以彰显本章采用kairos以及将之译作“时候”的原因。

[4] 图4.3中的“有条件的同时性”和“行动/风险”，下文对此会有详细说明。

[5] 不过，时间管理本身也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五部分的讨论。

第五章 社会时间的加速

一 时间加速问题

在德国儿童文学家安迪（Michael Ende）的小说《默默》当中，默默是一个住在城市郊区的古代遗址、身世不明的小女孩（Ende，1973）。默默人缘很好，因为默默总愿意耐心地倾听对方说话。而每个人只要跟默默讲讲自己的心事，烦恼与问题都会神奇地迎刃而解。

有一天，城里来了一群自称是“时间储蓄银行”业务员的灰衣人。这些灰衣人告诉人们，人们应该充分利用和节省时间；若是整天做事懒懒散散，就是在浪费生命。城里的人被灰衣人说服了，每个人凡事讲求效率、追求速度，生怕浪费一分一秒。渐渐地，大家因为快速的生活步调，再也无法悠闲地找默默说话了。默默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朋友都不来了；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大家努力省下越多时间，却反而越没时间。有一天，默默发现，原来这些灰衣人在鼓吹“节省时间”的行为背后有着一个可怕的阴谋。而默默此时必须提起勇气，去对抗这些灰衣人，解救她的朋友们……

虽然《默默》只是一部儿童文学小说，但是书中的世界却显然不完全是虚构的。尽管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默默聆听我们说话，也没有灰衣人整天不安好心地鼓吹我们节省时间，但今天在许多的社会领域——就算不是全部，也至少是大部分的社会领域，人们的确不断地讲求效率、追求速度。如同现居英国的知名作家欧诺黑（Carl Honoré）指出的，“今时今日，全世界的人都罹患了时间病，都盲目地崇拜速度。”（Honoré，2004）《默默》一书中描绘的世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也是现代人身处的当代社会情境的真实写照，这也反映了当今社会是一个以“时间加速”为主要社会特质的“速度社会”（Cheng，2012）。

虽然有的社会学家，如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就强硬地指出，“加速”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主题，因为社会时间并不是一种流逝或运动，因此当然也就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变快”或“变慢”的情境存在（Halbwachs，1967：111 ff.）。但今天更多社会学家普遍认为“时间加速”在当代社会已经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时间现象就是加速。今天社会学如果要讨论时间，就必须将加速视作最前沿的主题。有些学者对时间加速有着正面的评价，认为它对当代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德国古典经济社会学家宋巴特（Werner Sombart）指出，整个社会的加速是资本主义得以不断运作下去的重要元素，因此“速度！速度！这已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格言了”（Sombart，1923）。德国社会哲学家布罗伊尔（Stefan Breuer）也直接说，“速度已是我们今日的神”（Breuer，2009）。

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对加速并不是那么乐观（Levine，1997；Morgenroth，2003；Parkins & Craig，2006；Reheis，2003）。他们认为，速度已经给当代生活带来许多问题。现在，过快的生活步调时常会造成过劳疾病，也让人们缺乏时间培养人际关系。因而，文学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用充满警示性意味的话语提醒道：

这个时代沉湎于膜拜速度的幽灵。时代加快脚步，因为它要让人明白，它不想再被人想起；它对自己感到厌倦；它对自己产生反感；它要吹熄颤颤巍巍的记忆之火。（Kundera，2004：130）

这些对加速的批判观点，在近10年来也造就了在全世界都引起广泛回响的“慢活运动”（slow movement）（Honoré，2004）。

不过，不同于慢活运动对时间加速的批判，乌克兰裔奥地利速度理论家、现任德国卡斯鲁厄艺术媒体中心馆长并以艺术媒体理论闻名的魏贝尔（Peter Weibel）却认为，加速科技一开始之所以发挥了极大的影响，是因为资本主义为了剥削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使得人们必须服从于科技速度；但是当加速科技逐渐使得速度成为普及的大众能力之后，却反而让人们通过速度得到极高的自主性，得以克服许多隔阂，并借此获得革命潜力。速度不是文明病，而是构成文明的重要一部分。任何轻易反对速度的人，无疑是危言耸听地反对了大众的自主性、民主性，也是害怕大众的革命潜能（Weibel，1987：9）。有些学者认为，社会学在面对时间加速现象时，逐渐出现了“加速悲观论”与“加速乐观论”两个阵营，使得当代对于时间加速的探讨，在某些时候变成了一种反对或赞成速度的二元辩论（Kirchmann，1998）。

速度究竟是令人崇敬的“神”还是邪恶的“幽灵”，难以直接断言。然而，速度乐观论者的赞扬以及速度悲观论者的批判之间的辩证张力，已强烈地凸显了“时间加速”在今天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物理关系，而是与现代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亟须跳出物理学，并以社会学的观点加以分析。这10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探讨时间加速的意涵、时间加速的诸特殊现象、加速为人类生活带来的问题以及解决速度问题的可能取径。这也使得“速度”研究开始成为当代时间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新兴领域。

不过，社会学究竟如何提出迥异于物理学的看法，以建立自身独特的研究取径，显然是加速研究的首要问题。于此，本章便旨在统整社会学过往的加速理论，厘清三个主要的加速研究理论发展轴线，进行批判性的导论。

本章首先探讨堪为时间加速研究的奠基者、法国文化理论家维希留（Paul Virilio）所提出的竞速学。不过，由于维希留的竞速学过于将速度局限在科技产生的物理现象当中，因此有许多学者试图提出不同的研究取径。本章在探讨竞速学之后紧接着要讨论的是美国人文地理学家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时空压缩理论。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堪为经典。当然，除了维希留与哈维，这几十年来许多学者都投入到时间加速研究中，并提出各种或同或异的观点。本章在第三部分便介绍德国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a）从2005年开始，统合过去所有的社会速度研究，并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他可谓目前社会速度研究的集大成者。不过，罗萨的理论也显露一些时间加速研究至今仍没有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因此，本章最后以对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批判作小结，以期望未来能有更进一步的社会速度研究发展。

二 竞速学

今天，人们若想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讨论时间加速，几乎无法不首先提及维希留的理论贡献。维希留就算不是第一位也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位开创性地将“速度”直接作为研究主题的文化理论家。维希留于1932年出生于巴黎，由于他在年幼时曾目睹“二战”期间德军如何以闪电战策略，快速且具破坏性地攻下法国，因此他整个理论思想的主题几乎都围绕着战争、意外、政治以及最重要的速度这几个方面（Der Derian，1998）。维希留甚至还自创了一个法文单字“竞速学”（dromologie）[1]来专门指涉他的速度理论，竞速学也成为社会速度研究的开端。

维希留认为，综观人类历史，从最早的石器时代，人类为了食物而快速地追捕猎物或为了不要变成食物而快速地逃离猎食动物的追捕开始，“速度”就一直占据着人类生存的核心要素；从根本上而言，人类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揪结着速度而发展的速度史（Virilio，1991a）。维希留将这个速度史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自然速度、相对速度以及绝对速度（Virilio，1991a；cf.Borscheid，2004）。

自然速度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前的速度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只能借由风力、水力、兽力或人力来创造速度。此时的速度是相对缓慢而有限的。尽管如此，人类仍试图通过空间配置来提升速度。街道建设就是一个例子（Virilio，1986a）。中古世纪以来，城市建设当中的道路规划一直是一个核心环节，因为道路是一个能为整个城市带来速度动能的基础空间。因此在战争中，军队最先需要占领的往往是作为交通要冲的诸街道。当然，道路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也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在任何的革命或抗争当中，我们都可以轻易见到，人民都是聚集在重要的道路之上，通过对街道的侵占来破坏整个城市的速度动能，从而摧毁整个城市的秩序，以达到革命或抗争的效果。

速度史的第二个阶段则始自工业革命。在这个阶段，尤其是蒸汽火车以及之后许许多多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为人类带来了一个革命性的新生活方式。这些交通工具让人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跨越相当大的距离，并使许多搭乘快速交通工具的乘客前所未有地直接体验呼啸而过的速度感（Schivelbusch，1987）。因此维希留声称，人类历史上与其说有“工业革命”，不如说这是个“竞速革命”（révolution dromocratique）（Virilio，1986a：46）。交通科技的速度，不只存在于人类在旅程路途上的时刻，因为就连一般被认为最稳定的住所也必须考虑到它所处的交通位置。因此维希留大胆而极端地声称，人们今天其实不再居住于空间当中，而根本是居住在以速度为本质的交通当中，至于空间早已被交通速度消弭了（Virilio，2010）。

虽然交通速度至今仍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性，但自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提出相对论以及近代人类对光电物理学的掌握与运用有了大幅进展以来，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速度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可以通过诸如电报、手机、因特网等科技以光速传递信息。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最快的极致速度。因此，这个阶段的速度已经不再像交通速度仅是所跨越的空间与其所耗费的时间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更是一个无快慢之分的绝对速度形态。相较于工业革命与交通工具的进步所造就的“相对速度”阶段，利用光电物理学而来的实时传播科技，可以视为“绝对速度”阶段。

在绝对速度阶段，人类所消弭的不只是空间的隔阂，而是因为实时的光电传输特性，进一步消弭了时间间隔。人类的信息传输不再需要跨越空间，也不再需要花费等待时间。人类只需要在屏幕面前收发信息，屏幕上平面而无深度的二维空间则渐渐取代了真实，成为人类唯一的世界（Virilio，1997）。在此世界当中，没有“这里”和“那里”的空间差异（Virilio，1991b），也没有“过去”和“未来”这种时态差异了，人们只剩下实时事件发生的“当下”（Virilio，1997）。

光速改变了人类与时空的关系，当然也使得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当速度空间取代了真实空间之后，人类渐渐失去了实质的空间参照点[2]（Virilio，1997，2000），甚至因为通过手机、因特网等科技，即便真实身体待在原地不动，人们也可以通过电信传播如亲临现场般地得知远方的所有信息。人们还没出发，就抵达了现场。不过如此一来，虽然相对速度阶段人们因速度而得以轻易跨越广大空间，但到了更快的绝对速度阶段，人们反倒因速度而失去了动能性。虽然实时传播科技让人在今日可以“不用出发、便可抵达”，但反过来说，若没有这些科技，人们就什么事也做不了。实时传播科技仿佛殖民了人类的身体。今天，人类并不占有科技，人类已经变成科技本身（Virilio，1991a）。维希留更进一步地说，人类并不拥有速度，而是人类就是速度（Virilio，1986b）。

“被科技殖民的人类，就是速度本身”的这种看法，其实也暗含着维希留对于速度的矛盾情节。一方面，维希留将科技造就的速度的重要性与影响力摆置在非常高的地位，速度直接被视作人类当今不可或缺的一种权力；但另一方面，他对速度始终抱持着相当悲观的批判态度。如上所述，维希留担忧速度空间取代了真实空间之后，身体动能也会因科技的殖民而被摧毁。除此之外，维希留也多次指出，加速科技在发明之初虽然旨在带给人类便利的生活，但是任何科技其实都包含着相应的风险，会造成意外（Virilio，1997，1986b，2009；Lotringer & Virilio，2005）。例如人类发明了汽车，也等同于发明了车祸；飞机的发明等同于坠机的发明。对此，他最担忧最批判的是当绝对速度支配了人类生活之后，一方面由于不存在空间的间隔，意外事故可以变得实时广延且无所不在；另一方面由于不存在时间的间隔，人们便失去了理性思考应对意外的时间，只能瞠目结舌地面对意外光速的降临。维希留因而认为，绝对速度的到来，也是“普遍意外”来临的时刻（Virilio，1997）。

维希留对速度的批判性分析，是社会科学界相当原创的尝试，当然也带来许多后继的研究。如黄厚铭试图通过德国哲学的存有论思想，为“人类不具有速度，而是人类就是速度”这个说法赋予了更坚实的理论意涵（黄厚铭，2009：139～175）。此外，由于竞速学也时常谈及战争、政治等议题，因此也为许多政治学者所重视。借着从竞速学获得的启发，这些学者尤其批判地探讨了当绝对速度消弭时间之后，政治系统如何也随着时间稀缺性而缺乏做出民主的政治决策的时间，使得民主社会在绝对速度阶段只能无力地臣服于速度暴力，丧失应有功能（Ebering，1996；Scheuerman，2004；Hassan，2009）。而维希留对实时传播科技的分析也有独到的见解，成为许多传播学者的理论发展的基础（Kirchmann，1998；Glotz，1999；唐士哲，2005：79～118）。在哲学领域，若谈及时间与空间的改变，维希留的理论同样相当受重视（Deleuze & Guattari，1987；Stiegler，1998）。

不过，虽然维希留有着极大的贡献与许多的追随者，但也有许多学者对他的竞速学并不表示赞同。例如，维希留的行文常使用艰深晦涩的自创词汇，却少对这些词汇多加定义，也没有详细的论证过程，而只是不断地做出夸张的宣称（Breuer，2009；Crogan，1999）。这使得竞速学虽然颇能引人深思，但许多后继研究面对他的著作时，常常首先变成一种解经的工作，到最后也很难发展出新的看法。竞速学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维希留将速度完全视作科技运作造就的物理现象，而人类生活的改变则似乎直接是这种科技效应的必然结果。但早有经验研究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速度（例如SNG新闻的实时直播）不一定是科技运作的结果，也可以是社会行动在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要求下，所建构出来的虚假知觉（郑作彧，2006）。换言之，科技运作并不是速度的唯一成因。维希留曾骄傲地指出，他的竞速学乃奠基在扎实的物理学知识之上（Der Derian，1998：7）。但这个骄傲却反而可能讽刺地成为竞速学最大的问题：维希留所开创的社会速度研究，其所分析的并不是物理现象，而显然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如此一来，若单方面从物理学原理出发，去直接推估人类社会生活必然会有的相应改变，反倒让竞速学陷入科技决定论的窠臼，而忽略更多细致的社会要素。

因此，虽然竞速学开辟了人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视速度，但维希留在理论论证上的松散与科技决定论的问题，使得许多学者试图找寻另外的取径以分析速度。

三 时空压缩

直接言明想避开科技决定论的问题以探讨速度的研究，英国社会学家汤林森（John Tomlinson）的著作《速度文化：立即性社会的来临》（The Culture of Speed：the Coming of Immediacy）是一个颇为人知的代表（Tomlinson，2007）。和维希留所开启的讨论路径类似，汤林森对速度的探讨是以科技速度（或曰“机械速度”）为出发点。不过，为了避开科技决定论的窠臼，他试图将速度研究聚焦在文化论述上，探讨人们在面对科技发展带来的高速度时，能发展出什么样的速度文化价值论述。在汤林森的讨论当中，速度文化可以粗略区分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铁路交通系统的发明开始，加速机械的发展所带来的速度体验。机械速度凭借着精密而理性的科学技术，克服了以往构成阻碍的时间与空间。因此在此阶段，速度具有一种理性、秩序、克服障碍、进步的英雄主义价值。到了第二个阶段，“立即性”的速度形态出现了。在立即性速度当中，出现了一个吊诡之处：没有“障碍”这种事了，一切的隔沟直接就闭合起来。于是，立即性像变魔术一般，把“努力克服”这种事变得不见了。它不再是努力而来的成就，而是——他特别援引了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鲍曼（Zygmund Bauman）的理论当中，“轻盈的液态流动性”的概念——轻松且必要的，可以不知不觉就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尽管汤林森声称要从一个不同于科技决定论的取径来探讨速度，但他的研究成效却是令人质疑的。汤林森虽然强调并聚焦在速度的文化论述上，但显然他的速度视野仍只局限在科技运作的效果上，所谓的文化面向，说穿了也只是科技进步所造就的论述形式。总体来看，汤林森的速度文化并没有太多有创意的洞见。相形之下，汤林森的研究相当倚重的鲍曼的理论，反而还比较深刻地跳脱出科技决定论的包袱，给予了一个不一样的速度讨论取径。

鲍曼指出，在传统社会，人们偏好稳定、永恒，或一言以蔽之，人们偏好空间性的事物。但是在现代社会，空间性的事物显得僵固、笨拙，尤其是面对变化的、短暂的、轻盈流动的事物，即时间性的事物时更显过时。这种时间性的事物讲求弹性、动态，追求当下的满足而不用去承担责任。其最终的表现形式就是“速度”。对于速度的讲求，也造就了鲍曼所谓的“液态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Bauman，2000）。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跨国企业（Bauman，1998）。与传统企业不同，现代的跨国企业不再僵固在一个空间区域，哪里有低成本的生产环境，就往哪里驻扎。等到该地的资源被攫获殆尽之后，便可以不负责任地撤离，快速前往下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在此情形当中，权力就表现在以速度性的流动攫获空间性的资源上。鲍曼也举了一个例子：今天最能带来利润的，往往不再是坚固耐用的商品，而越来越多是以极快的速度流通、淘汰更替的商品，如电子数码产品。不过，鲍曼对速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态度。他指出，正是速度带来的不断变动，使得流动的现代面临偶然性、不确定感等问题（Bauman，2007）。

与竞速学不同，鲍曼并不把速度仅当作科技运作的效果，而是将速度视作一种因特定的社会情境之发展而相应地改变的时空关系。不过可惜的是，鲍曼虽然用了相当诗意的笔触描述了形成速度社会的时空关系，但他却没有解释社会如何以及为何从僵固不动的时空关系转变为弹性快速的时空关系。所幸，这个在鲍曼的著作中缺席的解释工作，在哈维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探讨。

哈维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地理学家。在他探讨后现代状况的著作当中，哈维与鲍曼的观点不谋而合，认为近代的社会变迁与时空关系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Harvey，1989）。不过不同的是，哈维进一步强调，时间与空间的客观概念，必定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由此概念背景出发，哈维对于时空关系之改变的探讨，特别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之分析着手。而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重要的改变，便是从福特主义的兴起以及福特主义朝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开始的[3]。

福特主义意指美国企业家福特在其福特汽车工业当中，所采用的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管理方式，其核心主旨就是大量生产积累。为了提升生产效率，亦即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最大的生产量，福特将汽车生产拆解成各个组装部分，测量每个工人在每个组装工作当中最适当、最理想的耗费时间，然后将这些时间依照最有效率的方式重新分配、组合成一条装配线，工人则在装配线的一个固定位置不断进行重复组装的工作。福特的这种管理模式成为后来许多资本主义企业所遵循的模范。但福特主义追求效率的做法不止于此。为了提升产品物流的范围与速度，货物运输层面也必须大幅改善。运输效率的提升，首先重视的当然是通过完善的交通建设以扫除空间障碍。不过，扫除空间障碍的交通建设，本身也需要特定的空间基础（如高速公路、港口、机场），这也让地理空间在福特主义兴起之时经历了大幅的拆解、重组、消除等过程。

综观其发展，时空关系显然是福特主义最重要的元素。为了完成大量生产积累以及高效能的物流等任务，人们开始尝试如何通过对空间的拆解与消弭，掌握时间、提升速度、增加效率，亦即哈维所谓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

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暴露了福特主义的诸多缺失。资本能获利的条件不仅在于能够通过投资大量生产，还在于所生产的产品能够被大量消费。而福特主义最重要的缺点在于它讲究大量生产积累，但若市场产生变动而没有相应的大量产品需求时，福特主义就会显得僵化，造成产品冗余。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的波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以“弹性化”为主要方针，走向一个普遍被称作“后福特主义”的新阶段（Harvey，1989：135）。

后福特主义的弹性化，至少表现在两个面向。一个是生产方面关于劳动力的配置。不同于福特主义通过总体的生活控制来达到生产极大化，后福特主义不仅要考虑如何在市场需求高峰时有效控制劳动力，还必须考虑在市场需求低迷时如何减少劳动力成本。于是弹性的劳动市场体制，像非典型雇佣关系、生产外包，或者如上述鲍曼所提出的弹性的跨国公司转移至劳动成本低的地方设厂，开始大幅兴起。另外，许多小型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弹性、专殊地进行生产，逐渐比大型企业能较好地生存与获利。

另一个则在于消费面向。福特主义僵化的缺点特别表现在快速的大量生产若面临缓慢的消费，会阻碍资本的流通与获利。因此，后福特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速资本流通，缩短产品汰换的循环时间。这有两种可能的做法：一种是将商品从耐用型的产品转向快速汰换的产品；另一种是转向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因为抽象的服务是转瞬即逝的，没有产品的存在持续性。此种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也造成社会生活变迁的加速，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时间秩序。

福特主义“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加上后福特主义“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让人们的社会生活世界的空间面向与时间面向都被挤压得越来越小，最终造成“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这种新的社会时空关系。哈维清楚地指出：

时空压缩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质量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献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阻碍，以至于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Harvey，1989：240）

在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当中，速度显然已经不再只是科技的运作效果及其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必然改变，而更是一种以（后）福特主义为主轴的社会生产与消费方式，亦即整体社会生活朝向弹性化的变迁所造就的一种新的具有压缩（加速）特征的时空关系。

既然空间被消弭了，现代的流动社会强调的是时间的速度化，因此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显然就将速度研究推向了对时间进一步理解的任务。但可能由于哈维毕竟是地理学家的缘故，因此颇令人讶异的是，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理论之后，竟没有对时间再多做解释，反而矛盾地去进一步探讨空间被消弭之后的情况（Harvey，1989：279，296）。哈维的声称当然不容否认，但如果对于速度社会来说，重要的是流动而弹性的时间面向时，那么人们在进行社会速度研究时，显然理应再对时间进行更多的探讨。对速度社会当中的时间面向进行深入的探讨，于是成为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所开启的一个值得进一步发展的研究方向。

四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1.纯粹时间范畴上的加速

许多速度研究者如同哈维一般，强调在速度研究中时间是一个特别需要深入探讨的核心要素。因此，他们的研究刻意聚焦在时间范畴上。过往从时间范畴出发的速度研究，至少可以区分出微观的与宏观的两种取径（Rammstedt，1975；Schmied，1985）。

微观取径通常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将速度视作个体对时间流逝的主观知觉体验。例如有许多研究指出，时间流逝的快慢体验与个体的情绪状态有密切的关联。面对愉快的事件，人们会感觉时间流逝得较快，但印象深刻；相反的，若该事件是不悦的，人们就会感到度日如年，结束之后也想不起来方才发生了什么事（Doob，1971）。除了内在知觉体验外，外在的行为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讨论对象。其中，通过对特定的行为，例如在街上走路速度的快慢、守时程度或工作速度等加以测量，以呈现时间知觉反映在生活步调的速度，是相当有名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多指出，高度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的生活步调比小城市或低度发达的国家的大城市的生活步调要快许多，人们感受到的时间压力也因此大很多（Levine & Norenzayan，1999；Morgenroth，2003）。

宏观方面则有许多研究从概念史的角度出发，去探讨社会集体时间意识的变迁（Koselleck，2000；Lübbe，2009；Luhmann，1980；1997；Rammstedt，1975）。这些研究声称从（尤其是西方）历史的语意角度来看，近代开始高度分化但宗教仍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出现了“封闭未来的线性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意指人们开始将时间赋予了线性因果关系的性质，但由于宗教的末日审判说，这个线性因果关系被认为朝向一个审判时刻的时间终点。不过，当现代的高度功能分化的社会经历了宗教除魅化之后，人们渐渐不再相信有个末日审判，时间意识因此也成为“开放未来的线性”形态。在这种意识当中，未来是开放而不确定的，任何事都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朝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发展。相较于不确定的“未来”，已经发生了的“过去”是较为稳定与安全的。因此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希望通过当下所制定的时间表、预约等方式，将不确定的未来尽可能塞至稳定的过去当中，而每个当下的期效性则随之被萎缩得越来越短暂。时间意识的改变到了今日，由于“萎缩了的当下”，未来朝向过去的流逝变得越来越快，整个社会步调与变迁速度也因此被加速得越来越快。

微观的心理学与宏观的概念史，加上前述的竞速学所提出的“无所不在的当下”与时空压缩理论所提及的时间压缩面向，让从时间范畴出发的速度研究有了各种不同的丰富论述。但是，面对诸多高度歧异性的社会速度理论，人们显然开始需要一个阐述各理论之间关联的统整理论，以进一步去勾勒整个当代的社会速度的情境。正是基于此，罗萨率先完成了这个集大成的任务。

若说过去社会速度研究不能不提及维希留，那么在2005年《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以下简称《加速》）此德文著作出版之后，社会速度研究就再也不能不提及罗萨了。

2.罗萨的加速理论

罗萨于1965年出生于德国西南方的城市罗拉赫（Lörrach），曾就读于德国弗莱堡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他的博士论文主要探讨泰勒（Charles Taylor）的政治哲学思想，这篇毕业论文也获得泰勒本人的高度赞赏。2003年他凭借《社会加速：现代时间结构的改变》（Soziale Beschleunigung：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一书取得教授资格，随后便在耶拿大学获得教席。同年，该书的精简版本以英文发表于《星丛》（Constellations）期刊，引起热烈的探讨。2005年他将书名修改为《加速》，并正式出版。这本著作让罗萨一夜之间红遍全球社会学界，并因此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加速理论家、时间社会学家（Assheuer，2006）。这让他不到40岁便奠定了在德国社会学界的地位。由于受到泰勒的赞赏，加上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的指导者之一是霍耐特，他属于霍耐特旗下批判理论新一代团队的核心角色之一，并且团队成员都对罗萨抱有极高的重视和赞赏，因此短短几年罗萨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便水涨船高。2013年罗萨更进一步从约阿斯（Hans Joas）手中接下由施鲁贺特（Wolfgang Schluchter）创立的埃尔福特大学韦伯高等文化社会研究院（Max-Weber-Kolleg für kultur-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Studien）院长一职，成为韦伯高等文社院继施鲁贺特、约阿斯之后的第三代领导者。

《加速》主要从时间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对社会加速进行系统性的探讨。全书共分“有系统的社会加速理论的基本架构”、“影响方式与表现形式：社会加速的现象学”、“社会加速的肇因”与“社会加速的后果”四大部分，加上导言共14章。在第一部分，罗萨表明了他极大的野心。他认为，加速不单纯是科技造成的结果或乐观、悲观等立场宣称，整个现代化的发展就表现在社会时间结构的转变，即不断地加速之上。唯有通过对社会加速的理解，人们才能清楚地把握现代化过程的特质。而社会的加速，早在社会学古典三大家的研究中就已暗含地占据核心要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凸显了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快速变动的情境。韦伯曾强调的“时间就是金钱”代表了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表明了“理性而有效率地把握时间，快速地做好一切事务”正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生活精神之一。涂尔干的《自杀论》则显示了当代人们在面对快速而剧烈变迁的社会情境时，是如何陷入失序（anomie）的情境中的。

虽然罗萨宣称，加速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特征之一，但他也提到当代社会并非一切都是加速的，至少有五个范畴是稳定、少变化或根本是趋向减速的。第一，速度终究有自然的局限。例如在物理学方面，物质输送的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让一个包裹在一瞬间实时地从德国运到中国；在生物学方面，人们也许可以加快农作物的生长速度，但也不可能让番茄在一夜之间从种子成长至开花结果。第二，在现代化过程之外，总有些地区或社会文化的根基是没有随之加速与变动的。例如，不管是古是今，我们华人文化的饮食工具总是以筷子为主。第三，一些因追求加速而产生的副作用所形成的反加速现象。例如，高速公路的建立原本是为了给车辆提供维持高速驾驶的场地，但当大量汽车涌上高速公路造成塞车车潮时，反倒减低了车辆驾驶的速度。第四，当代人们在很多时候是追求减速的。比如慢活运动的提倡者或速度悲观论者，会企图以减速对抗加速的社会。减速有时候反而成为加速的策略，正所谓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第五，加速与减速有时并不是对立的概念。减速往往是加速的重要暗含元素，或者一体两面的同一件事。

如果减速并不是加速的反面，且加速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根本呈现要素，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与讨论加速被认为是现代化过程形式的现象？在《加速》的第二部分，罗萨反对将加速视作同质而可以不加区分的现象，而且也不认为任何事的加速现象都应随意地提点出来以作为社会科学的讨论范畴。为此，他将社会加速清楚地区分出三种绝不能混为一谈的范畴。第一种是科技加速。这类加速常有显而易见的可观察现象，因此也有最多的研究和探讨。基本上，对加速悲观论与加速乐观论等的相关探讨都局限于此。总而言之，科技加速改变了社会时间结构，但科技加速也应至少再区分出三种类型及其不同的影响：一是运输科技的加速，这改变了人与空间的关系；二是传播加速，这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三是生产加速，这改变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是社会变迁的加速。当代的社会制度、结构或关系等，往往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面对剧烈甚至根本的变动。以往存在于世代之间的交替，如今已是世代之内的交替。不断变动的社会情境，也导致了人们对于未来愈发感到惶恐与茫然。因为不断的变动也代表了任何事在下一秒都有可能发生，但也都仿佛不可能发生。因此，充满不确定性的偶然意识（Kontingenzbewusstsein）成为快速变迁的社会情境中基本的日常生活意识。

第三种是生活步调（Lebenstempo）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可以表现在可客观观察到的现象上，例如通过对各地区人们在街上走路的速度、看表的次数进行测量，来评估人们生活步调的快慢。通过测量与比较，人们可以瞥见当代社会中的生活步调是如何被加快了速度。但另外就算一个人在街上走得很快，也不见得他真的是因为感受到匆忙快速的社会情境而使然。生活步调的快慢，很大的程度上也依赖人们的主观诠释。因此，生活步调的加速也需要有主观理解的面向。这通常牵涉到人们面对时间压力时，在当代特有的时间经验（Zeiterfahrung）。

关于这三种加速，罗萨指出以往的研究常从科技决定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加速科技因其速度能力而促使了生活步调与社会变迁的加速。但罗萨反对这样的观点。他点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处：加速科技的速度能力，一般而言都可以帮助人们节省更多的时间，所以照理说科技应能缓和过快的生活步调；既然如此，在始终忙忙碌碌的当代社会，何以我们拥有了多样的节省时间的科技，却反而越没时间？因此在该著作的第三部分，他建议我们应该把这三种加速相互牵引的顺位调换一下：由于加速、过于紧迫的生活步调，人们需要并普遍使用加速科技；而通过加速科技的运用，人们因而在更短的时间内促成了社会变迁；但加速的社会变迁使得人们必须不断应付新事物的到来，从而提升了生活步调的速度。而这三种加速的相互牵引，各自有各自的主要肇因。

关于生活步调的加速肇因，罗萨主要援引了韦伯的研究。他认为这基本上是因为当社会变迁的加速带来的开放而不稳定的未来时，一方面使得时间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更应该肆无忌惮地用以努力赚钱、服从天职；另一方面人们为了抗拒未来的不稳定性，会努力让未来变成现在的计划，但如此一来事件密度程度便会加大，在微观的层次上也必然会使得个人的生活步调速度增加。罗萨称此结合了新教伦理与开放未来观之影响所造成的生活步调的加速肇因为“加速的应许”（Verheiβung der Beschleunigung）。

生活步调的加速，在其肇因的推动下更需要通过加速科技的使用来善用所有时间，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润。科技加速便在经济动力作为肇因之下，产生了对运输、传播与生产三方面加速的强大影响。其影响的结果，罗萨援引了马克思的观点，既快速地建立起新事物，又快速地扫除和摧毁既有的事物。

事物的不断建立与扫除，迫使社会必须面对更多、更不一样的新事物。于此情形下，借用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以及卢曼的系统理论，便可以清楚地让人们理解社会如何为了因应高度变动而造成的高度复杂性，通过自身结构的功能分化，并以其社会功能分化作为肇因，加快了社会变迁的速度。

社会加速的三方牵引与各自的推动力，罗萨用图5.1来表示。

图5.1 罗萨的社会加速回圈理论

资料来源：Rosa，2005：309。

罗萨进一步论证到，这三方的牵引与动力，作为现代化过程的呈现，主要是奠基在军事战争的发展之上的。这里指的是军事战争发展，并不是指攻城略地或杀害消灭的技术，而是更强调社会为了战争需要，发展出一套因应战争效率的科层组织。然而，吊诡的是，虽然科层组织提供了各方面的社会加速的基础，但是当社会加速太快、变动太大，僵化的科层组织反倒成为加速的阻碍。

对社会加速做了清楚的分析之后，罗萨在《加速》的第四部分探讨了社会加速带来的后果。首先，如同人们相对来说较容易想象与观察到的，科技的加速改变了时间结构，消弭了空间限制，提升了生产能力，也改变了人际关系，从而最终形成全球化的发展。其次，由于加速而不断变动的社会情境，人们不再像以往前现代或早期现代社会那样，有个至少在观念上稳固不变的身份地位。当整个社会结构快速变迁之时，对应该社会结构的认同也必须随之在很短的时间内解构与再建构。因此，人们不能再有个稳定的认同，而是必须随着快速朝往未来的变动，在时间中不断地形塑、再形塑自我认同。罗萨因而认为，加速社会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情境式的自我认同（situative Identität）。除此之外，社会加速对经济、生活、社会结构都造成了快速改变的效果，但以科层制度为主的政治系统，由于其自身僵化、反加速的特性，其统治权力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因而不再能够有效地涵盖社会。这造成第三个加速社会带来的后果，即当代加速社会中，政治因与外在其他各系统的速度的不同步，造成了统治权力合法性与有效性危机。

与过往的社会速度理论相比较，罗萨的加速理论涵盖的面向更加全面且厚实。尽管如此，在加速理论提出后，有论者批判它实际上只是一种描述，无法指出社会问题（Scheuerman，2003：42）。时间加速在今天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它为当代社会带来了负面的社会问题。若社会速度理论缺乏一个批判的视野，厘清此负面的社会问题究竟为何，那么它的贡献就会相当有限。

这个一针见血的批判，也促发了罗萨的加速理论的后来发展方向。罗萨撰写《加速》这本教授资格论文时的指导者，正是接替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的领导者霍耐特（Axel Honneth），因此罗萨对批判理论自然也有相当程度的熟稔。在后来的著作中，罗萨便进一步奠基在霍耐特的批判理论之上，发展出具有批判观点的速度理论，并且正式将其理论定调为“社会加速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 der sozialen Beschleunigung）［或者“速度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 der Geschwindigkeit）］（Rosa，2012a）。

3.加速与新异化的诞生

之所以要奠基在霍耐特的理论之上，是因为罗萨认为要发展任何的批判理论，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何谓批判？而关于这个问题，霍耐特提供了一个颇值得参考的看法。霍耐特认为，人类总是希望与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虽然究竟何谓“美好生活”，会随着不同的文化乃至不同个人喜好而异；但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如果人们要能达成美好的生活，必定要有既定的社会条件作为前提。但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常因为错误的发展而导致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遭受破坏或无法完善。霍耐特指出，批判理论的任务其实就如同医学一般，要去诊断所处社会可能存在着什么样的错误发展，以期能导正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霍耐特因此总结，批判理论即一种社会病理学（soziale Pathologie）的诊断工作（Honneth，2000）。

接着霍耐特的观点，罗萨则进一步认为，如果人是一种社会存在，那么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的一个根本前提就在于人是否能处于社会当中。“能处于社会当中”的意思是，人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处在一个会与行动主体自身有所共鸣的生活世界当中。如果行动主体所身处的世界与行动者之间的任何响应是僵滞、冷淡的，人就等于孤立无援地被排除在世界之外，凡事也会因此窒碍难行，如此一来人也就缺乏朝向美好生活的基本社会条件。这种缺乏回应的世界关系（Weltbeziehung），罗萨称为异化（Entfremdung）的世界关系。

有响应的世界关系，除了是朝向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之外，它本身也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人与世界要有同步并存的时间情境（Zeitverhältnisse）[4]。但由于现代化的时间加速逻辑，人与世界开始因为不同的步调而产生“去同步化”的现象。罗萨指出，由于社会加速带来的去同步化将人与世界有所回应的基本同步性需求脱钩了，因此造成了五种加速时代中的异化现象（Rosa，2012a：305 ff.）。

第一种是空间异化。人类毕竟是一种空间性的身体存在，“世界”其实也是一种具有空间隐喻的情境。不过在加速时代，人们常会遇到（不论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迁居搬移的情况。即便是定居在固定地方，也会因为快速的社会变迁而导致居住环境不断改变。因此人们在今天越来越常感受到自己身处在一个非常陌生或者越来越陌生的世界空间，也总是会禁不住发出“这个世界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的感叹。

第二种是物界异化（Entfremdung von der Dingwelt）。当处在一个不断加速变动的世界时，人们也常会遭遇到一个问题，亦即被剥夺与这个世界中的物的熟悉感。遵照摩尔定律，快速推陈出新的数字产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每当人们好不容易对一件数字产品感到上手的时候，更新的产品却又马上推出，让人们必须重新面对一个陌生的产品、被迫适应它。不断面对陌生的对象，也成为现代速度社会的常见情境之一。

第三种是与自身行动的异化。重新上手新对象的过程，也常伴随着对象使用的不确定性。在速度社会，这种对象使用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普遍，如此一来，人们终究会遇到第三种异化——与自身行动的异化。例如，今天人们的文字处理工作高度仰赖计算机，可是文书软件时常在更新，每次的更新内容都越来越复杂。这使得人们常因为需要重新熟悉更新的软件，而怀疑自己按下这个按键或进入那个程序时到底对不对；或者常常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做会让档案突然损毁，那样做又使得档案无法开启。人们需要仰赖工具而行动，但人们的行动却仿佛不受自己控制一般地造成意料之外的结果。

第四种是时间异化。如同本章稍早提到的，许多时间心理学的研究指出，时间流逝速度的知觉与人当下的情绪愉悦度和印象深刻度成反比。但是在速度社会，人们却越来越常遭遇一种吊诡的情况：社会生活加速得太快，造成了空间异化、物界异化以及与自身行动的异化，让人们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疏离、空洞，因此今天人们虽然处在一个时间流逝非常快速的世界，但却对整个流逝过程的印象非常模糊。时间一下就过去了，事后却想不起来方才究竟做了什么；时间莫名其妙就这样不见了，仿佛在那段快速流逝的时间当中自己不曾存在似的。

第五种是自我异化，即速度社会造成的一种终极的异化。如果人们对自己所身处的空间感到陌生，不知道自己所使用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怀疑自己的种种作为，想不起来自己曾经历过什么事，那么人们也就缺乏所有自我认同与反思的参照，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到底能做什么、到底有什么生存价值。在速度社会，人们因为稀缺的时间而无法追上这个世界的变动速度，以至于仿佛被世界甩开、抛弃。莫名的孤寂与无力感，最终会因为速度而侵蚀整个社会，吞噬生活，而人们离美好生活也就越来越遥远了。

4.共鸣理论

虽然罗萨已通过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成功地将时间加速与批判理论联系在一起，将加速理论改造成一种可以揭露社会问题的理论，但他的工作不是只停在这里而已。他在2016年出版了八百多页的大部头著作《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以下简称《共鸣》），进一步完整提出“共鸣理论”，以更完善他自《加速》以来就提出的问题，亦即究竟该如何解决时间加速的弊端。《共鸣》一书也引发了学界热烈的讨论，此书也让罗萨于2018年获得在德国代表极高学术荣誉的弗洛姆奖（Erich-Fromm-Preis）。这使得他的共鸣理论也值得一提。

如前文所述，罗萨的研究主旨是“美好生活”。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当中，罗萨总结了加速社会的弊端就在于导致了新异化形式的出现。而他认为，这个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也许就是去追求充满共鸣的社会关系。

之所以提出“共鸣”概念，与“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有关。罗萨指出，社会学界一直以来都避谈这个相当重要而根本的问题。要么认为“生活是否美好”是个人主观感受，不是社会学的问题；要么片面地以为只要拥有丰富的资源就等于拥有美好生活，所以只去谈政治经济的（再）分配问题，以至于美好生活的问题被“资源拜物教”遮蔽了。罗萨认为，生活是否美好也许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但人也无法独自生活，必然置身于世界当中，需要有世界的支持才能够朝着美好的生活持存下去。世界对主体的支持不能只简化成权力资源或物质资源，而必须去看整个世界关系。因此罗萨断言，社会学应该是也必须是一个研究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社会学。

当然，不是任何一种世界关系都可以带来美好生活。罗萨区分出两种世界关系：一种是正面的“共鸣”关系，另一种是负面的“异化”关系。所谓的共鸣（Resonanz），顾名思义就是两种声音彼此相互呼应。因此，罗萨所谓的“共鸣关系”便意指一种主体和世界彼此会相互回应的关系。但罗萨强调，共鸣不等于“回音”，因为回音是同一种声音的反复回荡，但共鸣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在相互呼应。换言之，共鸣关系是主体和世界用各自的方式来与对方进行呼应，并且呼应过程当中两者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不被对方占据、支配。共鸣关系让主体有身处世界、不被世界抛弃的经验，并且在共鸣的过程当中主体有机会吸收世界的支持来为自己所用，或者知道世界不动如山因此需要调整自己。主体与世界并不会持续共鸣（因为毕竟两者不会整日持续地“鸣唱”，比如人总有想独处、睡觉的时候，或者总是在共鸣也是会腻的），但若能造就制度性的条件（不论是成文的制度还是不成文的制度），让主体和世界能有更高的机会产生和谐的共鸣，那么主体就有可能从世界那里得到更多自我实现的支持。这种制度性的条件，就是霍耐特所谓的“承认”。正是因为这样的理论联结，罗萨自我定位为承接与扩展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新版批判理论（Rosa，2016：53）。

既然共鸣意味着主体和世界以各自的声音在响应，那么主体和世界之间就必须有一个让双方的声音相互应和的空间，让主体和世界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能产生共鸣的形式。罗萨将不同的共鸣空间形成的不同共鸣形式称为不同的“共鸣轴”（Resonanzachse）。罗萨将世界关系区分为三个面向，并相应地区分出三种共鸣轴。第一种是人与周遭人际世界的共鸣形式，罗萨称为“水平的共鸣轴”。比如家庭、友情，但也包含民主政治体制。因为民主政治体制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中广为人所称道的政治体制，就是在于这种政治体制的特色是政府会响应人民的声音，并且人民将支持的呼声赋予政府、赋予统治正当性，而这种政府与人民之间以自己的声音响应对方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共鸣”。第二种共鸣形式存在于人与自然乃至于超越自然的世界之间，例如神、宇宙、永恒时间。罗萨将这种朝向自然宇宙、天外世界的共鸣形式很形象地称为“垂直的共鸣轴”。这种共鸣轴的典型形式诸如宗教、艺术等。当人们在进行宗教仪式时，也许会因觉得自己的祷告得到遥远彼岸的响应而感动不已，这就是一种共鸣。第三种共鸣形式是连结水平和垂直的“对角共鸣轴”。比如学校教育就是典型的对角共鸣轴，因为学校教育传递了道德礼数和真理知识，将人际世界与永恒世界联系起来[5]。

除了指出正面的世界关系之外，界定负面的世界关系也是批判理论必须进行的一项任务。与共鸣相反的世界关系，自然就是冷漠、毫不顾及对方、静默不理会主体的世界关系，罗萨将之称为“异化”关系。虽然黑格尔、马克思乃至于第一代的批判理论学者以及之后许许多多的理论家，都曾应用过异化概念进行了丰富的社会批判，但也因为如此，异化概念在1960年之后已经被滥用，以致这个概念渐渐丧失原意，且内涵变得复杂、模糊。这样的情况一直到2005年，霍耐特最著名的女弟子、当代批判理论女性健将、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教授菈黑尔·耶基（Rahel Jaeggi）的博士论文《异化：社会哲学问题的翻新》出版之后才得以解决（Jaeggi，2016）。耶基从批判理论的观点统整了复杂模糊的异化概念，将之重新翻新界定为“缺乏关系的关系”（Beziehung der Beziehunglosigkeit）。在霍耐特的大力推荐之下，这个新版的异化概念已渐渐成为今天德国学界的主流定义之一。罗萨所谓的异化的世界关系，首先就援引了耶基的概念。他认为，“缺乏关系的关系”有两个要点。第一，缺乏关系的关系依然是一种关系，这意味着人必然处于一种世界关系当中。第二，若这种关系是冷淡、没有回应、静默的，那么长久下来这种世界关系就等同于排斥、推拒着主体，这种关系就像缺乏关系一样（所以，异化才会被称为缺乏关系的关系）。以此为基础，罗萨进一步扩展了耶基的概念，认为既然有一种被称为“异化”的缺乏关系的关系，那么就应该有另一个相对于异化的“有关系的关系”（bezogene Beziehung），而这种世界关系就是他所谓的共鸣[6]。不过罗萨认为，异化和共鸣不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他认为，既然共鸣意指主体和世界以各自的声音进行响应，那么就意味着主体和世界彼此之间最初并不必然会响应对方，而是各自静默自持。因此，异化反而是共鸣的先决条件。而共鸣也不能过度，否则最终可能会造成各执一词的争吵乃至造成极权或相互毁灭的状况，因此共鸣到一定程度之后，相互冷静一下回到异化状态也并非坏事。罗萨总结，能带来美好生活的健全世界关系，应在一种共鸣与异化相互辩证的世界。若这世界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问题不在于异化现象的存在，而在于共鸣轴的建立因为持续的异化而遭到阻碍。

那么，阻碍现代社会建立共鸣轴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罗萨认为，就是加速社会造就的“提升逻辑”（Steigerungslogik），以及提升逻辑下的“增长社会”（Wachstumsgesellschaft）。所谓的提升逻辑和增长社会，简单来说，就是由于社会不断加速，不断变动，现代性开始出现了一种“不进则退”的思维方式，以至于任何事都以“量”作为基准在追求提升。就像今天社会不断在追求GDP的增长，要是今年的GDP增长量少于前一年，这个社会仿佛就准备步入地狱一般。或者今天每所大学无不在追求排名，要是排名下降，这个大学仿佛就要完蛋了。虽然提升逻辑和增长社会破坏了共鸣轴的建立，但罗萨并不认为就因此而否定这一切，因为这一切的确让现代社会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美好生活的基础。只是罗萨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引入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范式，他将之称作“后增长社会”（Postwachstumsgesellschaft）。对后增长社会概念内涵的充实与扩展，于是成为罗萨下一步的研究主题。“后增长社会”的基本理念是人们今天不应该再病态地追求增长，而必须在既有的增长逻辑上开始转换成追求“质”的提升。后增长社会的理念其实对于不再盲目追求GDP增长，而开始重视创新和质量提升的中国社会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罗萨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与中国的发展方向之间，想必也可以产生莫大的“共鸣”。

五 结语

其实社会学建立以来，对时间加速的关注就零星存于各社会学研究当中。然而直到维希留之后，时间加速才一跃而成专门的研究主题。但维希留对速度的想象过于局限在科技的运作与物理学的意义上，因此也促发了后来各种迥异于竞速学的社会速度研究取径。而罗萨广泛地统整了各种社会速度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自己的速度批判理论，不但让时间加速研究达到一个巅峰，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学术名声。例如从2008年开始，他便接任了国际上最重要的时间社会学期刊《时间与社会》的总编辑一职；2011年则在德国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德意志研究学会”（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DFG）建立“土地拓殖、加速、启动：现代成长社会的（去）僵固化”的专门研究小组，将社会速度研究推至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他的研究除了以德文与英文的形式出版，也不断以最短的时间在创生竞速学的法国被译为法文（Rosa，2010b），足见其在法国学界的受重视程度。罗萨尝试宏观地将加速视作现代化过程的核心因素的野心，让他的理论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的贡献。首先，过去的时间速度研究，要么从科技决定论的观点出发，要么用批判的观点拒绝与对抗社会加速。然而，罗萨的研究将社会加速首先置入整体的社会情境当中，强调社会加速是现代化过程的一个显著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这使得普遍被重视的科技加速虽然仍有其重要性，但只是加速循环中的一个环项；科技既是加速导因，但也是被加速的结果。只有同时考察到社会变迁与生活步调，才能对社会加速有基本的理解。加速于是从科技决定论的取径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宽广的社会科学的视野。另一方面，加速虽然是当代社会显著的特质之一，但罗萨在严格地分类出相异的加速范畴之后，也强调了加速与减速并非以赞成或反对立场进行二元对立的不同观点。加速的问题不在于用化约的狭隘观点声称带来真实感的丧失，或者心情焦虑、过劳等弊端，然后简单地以减速当作解决方案；而是当现代社会因为不断加速而带来变动以及各系统之间因速度不同步调而带来差异的时候，人们该如何有意识地、更细致地面对与思考此种情境。这让社会加速的视野从速度二元争论中解放出来了。

第二，罗萨不只将加速社会从整体的社会关系出发作为探讨方向，还大手笔地将加速社会联系并统整到社会学的传统，特别是古典社会学三大家。这让加速理论的探讨有了更亲切、熟悉的探讨方向，更重要的是被赋予了既广又深的理论厚度，有了更稳固的研究立足点。

第三，罗萨结合近来批判理论中强调的承认关系，将社会斗争赋予了生成视野。而此生成概念不再只是哲学的抽象思维，罗萨更进一步强调从时间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讨社会加速现象，生成可以从哲学中解放出来，被赋予社会学视野，拥有一个时间社会学的研究取径。这除了解放了生成此一观点之外，也将时间研究从社会学的边缘地位一举推上了核心位置，并被给予了更重要的关怀任务。

然而，罗萨的理论却也有几点可再争议之处，让人们可以找到其中可以继续接续发展的缝隙。

首先，罗萨从相当宏观的视野去探讨社会加速现象，使得他的加速理论几乎无所不包；但正是因为无所不包，反而松散了他的理论的集中力（Adam，2003：51）。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即便《加速》仅论述部分就厚达481页，但当中提及的比如社会变迁的加速、社会步调的加速或者加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结合，都还是太过广泛的议题，不是单单一本著作就可以谈论透彻的。因而书中的探讨深入性终究有限，有些部分交代不清，难以令人满意。此外，罗萨将加速理论的文献挖掘，从社会学古典三大家到近代重要的思想家，一并提点并结合、统整起来。但是这些不同学者的论述，都有不同的探讨脉络与关怀的出发点，任何想要一以贯之的努力都会让人怀疑其相互勾连、一概而论的可行性。事实上，罗萨的著作虽然内容相当丰富，但由于每个部分都有相当高的独立与差异性，因此终究隐约给人其探讨的断裂感。

其次，罗萨反对过去如维希留等人将加速现象含混地一概而论的做法，强调了不同的社会加速范畴，并将三者不同的范畴与牵引顺序做了很有创意的安排。然而即便如此，三种不同的加速范畴，罗萨在做了区分之后，最终还是置于一个相同的层面，并给出了相互牵引的因果关系。这让人们不禁怀疑：第一，这样做是不是最终还是将不同的加速范畴混合成同一种范畴？虽然科技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以及生活步调的加速都是社会的加速现象，但三者所指的加速意涵是否都相同而可以并而谈之？第二，三个加速范畴的相互牵引，是不是真的彼此有因果关系？若有，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并非一定是某种既定顺序而也有其他逆转的可能？例如，罗萨认为，人们应该把三种加速视作生活步调的加速→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但有没有可能是生活步调的加速⇔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或甚至是相反的因果关系？显然，这是一个还有探讨空间的论点。

再次，罗萨以加速作为论述主轴，并认为这是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呈现形态。不过，罗萨也提到，事实上整个当代社会并不是什么事都加速了，也有许多范畴是减速或静止不动的，甚至加速与减速有时并不是相反的概念，而是一体两面的事。这便让人开始疑惑了，既然如此，为何罗萨单单以加速作为探讨主轴，而几乎略过减速的范畴？罗萨的加速理论当中也许最致命的弱点是，他没有令人满意地说明加速究竟所指为何，减速的意涵又是什么。这也容易让人追问社会加速了，那么有没有一个加速的极限？某些情况人们说减速了，那么有没有一个减速的极限？或者从什么标准、基准点来看，可以称作加速或者减速？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加速指的也许是速度增加了，意即“时间间隔的缩短”；“减速”则速度减少，亦即“时间间隔加大”。而这也是罗萨之所以以时间社会学作为探讨取径的原因。但正如许多学者（Durkheim，1965：23 ff.；Elias，1984：XV ff.；Zerubavel，1979：56）所强调的，从时间社会学的视野来看，时间不是量的测量或流逝，而是质的社会文化情境。如此一来，如果时间是质的情境，而不是量的多寡，那么何以有时间的缩短、加大，或者速度的增加、减少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罗萨的研究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的确捕捉到了人们当今普遍体会到的感受。只是，如果可以进一步想象，不将加速与减速做清楚的区分，而是一并以速度论之，快、慢都是一种速度，但速度却就是纯粹的、质的速度，其差异点不在于快慢之分，并且速度不只关涉时间而更是超越了时间，是不是可以再开拓出一个不一样的速度理论探讨视野？这么做是不是可以绕过罗萨的不妥之处，但又可以奠基在罗萨的理论之上，发展出一个更完整的速度研究？

最后，罗萨认为如果时间加速为社会带来了许多弊端，那么共鸣就是思考弊端解决方案的取径。他也因此提出了完整丰富的共鸣理论。但综观他的共鸣理论会发现，事实上他想解决的与其说是加速问题，不如说是异化问题。虽然他也指出现代社会有五种新异化形式是加速带来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现代社会的异化形式不会只有这五种，而且加速带来的问题也不是只有异化。也就是说，共鸣与时间加速不必然有关联。当然，罗萨自己可以有理论兴趣的转变，因此共鸣理论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之间不必要有密切关联。但这也就意味着，时间加速如果为现代社会带来了诸多弊端，那么罗萨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有限了。

不过，如果姑且不论罗萨的异化概念，那么事实上罗萨有一点看法是有道理的，或者至少与本章的立场是一致的，亦即当代社会在时间方面的问题（不论是时间富裕或时间管理问题，还是时间加速问题）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互动的问题（用罗萨的话来说，就是“世界关系”方面出现了问题）。如此一来就会发现，当代社会的任何时间问题都会回到社会互动问题。到底时间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互动问题，我们该如何思考、研究与解决，就是无可避免的重要问题了。

[1] dromologie是由两个古希腊文dromos（竞速跑道）与logos（科学）组成的单字，其字词意涵即研究速度所影响的社会与政治生活如何改变的科学（Kellner，2000）。

[2]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手机中介的联系沟通。手机是一种可以让人们每时每刻都可以通过电磁波以绝对速度与他人联系沟通的科技，借着手机人们可以彼此交谈，却完全不需要交谈的空间脉络，以至于在手机的沟通中常常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你现在在哪里？”这凸显了实质空间参照点在光速下的丧失。

[3]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哈维事实上在其著作中并没有使用“后福特主义”这个词语。不过，哈维所描述的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今天已经普遍被称作后福特主义（Amin，1994），因此本章也直接采用“后福特主义”这个词语。

[4] 罗萨认为，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W.Adorno）所引领的第一代批判理论着重在生产情境（Produktionsverhältnisse），第二代的哈贝马斯注重的是相互理解情境（Verständigungsverhältnisse），第三代的霍耐特强调承认情境（Anerkennungsverhältnisse）。但在加速时代，人们更应该将批判理论的视角合时宜地转向时间情境，才能有更健全的社会病理诊断能力。这显然表现出罗萨想将批判理论转向第四代典范的野心。以罗萨今天的成就来说，看来这个转向颇为成功，并已获得一定程度的认可。

[5] 当然，学校与学生之间不一定会产生共鸣。许多学生在学校里可能更多感受到的是异化，所以罗萨也对学校教育进行了共鸣关系与异化关系的比较分析（Rosa & Endres，2016；Rosa et al.，2017）。也正是因为对对角共鸣轴的洞见，罗萨的共鸣理论一提出之后，大受教育学领域的青睐，很快就有学者迫不及待地运用共鸣理论来进行教育学的分析研究，例如：Beljan，2017。

[6] 如果霍耐特的学生们可以视作是批判理论第四代的话，那么某种程度上第四代的批判理论已经慢慢形成了两个相互补的主轴。一个是耶基基于“异化”这个负面的世界关系对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进行批判（最新的重要成果即是她的《生活形式批判》）（Jaeggi，2013）。另一个主轴就是罗萨基于“共鸣”这个正面的世界关系对美好生活的社会条件进行分析。

第六章 加速的社会性：以交通速度为例

一 社会时空的加速问题与交通

上一章提到，工业革命以来，我们的社会就开始面临一种新的时空情境，这种时空情境今天一般总结为一种“加速”的社会情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以“速度”为主要社会特质的“加速社会”。而关于时间加速，至今至少有三类加速理论。然而在上一章最后介绍罗萨的加速理论时也提到，这些加速理论都有个问题：速度（或加速）为何、它如何是“社会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进一步考察各种被认为时空加速了的社会领域中的速度现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运作机制下出现的。可以考察的社会领域当然很多。不过，如果回过头去看过往的社会速度研究，那么可以发现有个领域是值得首先着手进行考察的，那就是交通。

无疑的，交通是一个以“速度”为核心的社会领域。从19世纪开始，人们首先就是在交通领域体验到前所未有的速度感（Tomlison，2007）。在社会科学中，过往许多速度研究同样提到交通的重要性。例如厄瑞（John Urry）指出，交通通过日益增长的速度，带来了社会的流动，并因此改变了社会和生活情境（Urry，2009）。而维希留则认为蒸汽火车对空间的消弭，带来了人类的物流能力的改变，更是工业（或竞速）革命的肇因之一（Virilio，1986a）。虽然维希留在后来的速度理论大多聚焦在绝对、实时的光速层面，但他却从来没有忽略交通速度至今仍未减的重要性。在较近的著作当中维希留仍指出，现代社会高度流动性的需求，让人们考虑居住环境时，对交通便利的要求往往高于对空间本身的要求。因此与其说人们是住在空间中，不如说是住在交通速度中（Virilio，2010）。

虽然交通以速度为本，且在今天的社会有如此高的重要性，但不论是“交通”还是“速度”，在社会学中都是一个相当陌生而不明的概念，极少受到关注。虽然有学者曾提出了“交通社会学”，但至今几乎没有任何发展（Rammler，2001）。或偶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观点探讨现代人的交通工具的使用，但主要也是从文化的观点考察消费或身体与机械物之间的关系，与交通乃至速度本身没有太多关系（林晓珊，2012；2013）。然而，若能够以时间为主题，从社会学的关怀出发，甚至援引交通科学来探讨交通作为一个社会领域的运作情况，那么就能对交通的概念以及交通如何形塑了对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的速度有更多的了解。“速度”对社会学来说，想必也会成为一个更清晰的概念。

因此，本章的主旨就在于考察交通领域如何发展与提升速度。以下将分两个维度分析。首先是从历时性的维度考察社会时空的加速如何在交通发展的历史中大幅提升。其次是借用交通科学在当代的发展，考察今天的交通领域在追求速度极大化的方面是如何运作的。不过，由于交通领域包含广阔，而本章有篇幅限制，因此本章将围绕着“时间加速”这个主题，聚焦陆地交通部分。

在以下的分析中，一开始先不会对“速度”有太过严格的定义和用法，就一般口语上的习惯来直接称呼。但随着分析脉络的推演，可以轻易发现交通的速度其实有两种相当不同的类型：物理速度和社会速度。

二 交通工具的发展

“交通”通常意指通过对空间障碍的跨越，将人、货物和信息进行两地的交流。而狭义的交通则主要是指人和货物的交流（Merki，2008：8）。人类的历史和交通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Virilio，1991a）。在发展的过程中，交通渐渐分化为路、海和现代的空中等不同范畴。其中，交通工具的进步在近150年来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交通工具的进步，让人们可以花费越来越少的时间跨越越来越大的空间。也就是说，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它发挥出越来越大的速度作用。

在历史的面向上，交通工具的进步在近150年来至少有三个特征（Merki，2008：10）。第一，交通工具的机械化。自从蒸汽机发明之后，车辆就越来越不通过人力或兽力来驱动，船也越来越不依赖风力而行驶，交通工具的动力越来越仅依赖机械工程与设计本身。第二，对于作为交通工具动力的机械工程设计来说，有计划地不断提升交通工具的行驶速度一直是一个发展的重要任务（Borscheid，2004）。今天，不论是陆地、海洋还是空中交通工具，都是以速度的提升作为交通工具进步发展的首要指标。第三，交通工具的发展奠基在为了提升资本贸易的基础设施之上。交通工具追求速度的发展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随着资本主义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对于物流与人流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使得人们开始大幅发展与建设路、桥、火车站、港口、机场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度，也反映了整个城市乃至国家的进步程度。

虽然交通工具多种多样，但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最关键的还是火车的发明。它甚至可以被视作带动工业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的开端指标之一（Merki，2008：22）。

第一辆蒸汽火车于1804年在英国问世。不过一开始，它的行驶能力并不强。到1830年左右，它的时速最快仍不会超过50km。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样的行驶速度实在称不上快，甚至可以说相当慢，但是在当时这却是个重大的发展。这是因为火车的发明以及铁道的铺设，让货物可以安全、便宜且持续地长程运输。它最初也是以载货作为主要的用途。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火车也有助于经济物流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1825年，英国的斯托克顿到达灵顿路段（德国则是在1835年纽伦堡到富尔特的路段），首次有不仅载送货物而且载送乘客的火车出现。当时的载客火车还有一段需要马力来拉动，但它却让人类第一次集体体验到纯粹以机械动力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其所带来的行驶速度。席佛布什（Wolfgang Schivelbusch）在他著名的著作中就指出：

火车在19世纪早期所描绘的效应，就是时间与空间整个被消弭为一片拓扑。这种想象，奠基在新发明的交通工具所达到的极高速度上。传统上需要花费一定程度的旅行与跨越时间才能横越的既定空间距离，已经一下就只需要一小片段的时间就可以克服了。或者换句话说，在同样的时间当中，人们已经可以横越比过往还要多好几倍的空间距离了。（Schivelbusch，1977：35）

这充分呈现了当时火车的行驶速度让人们拥有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空体验。

1880年左右又出现了电气化火车。比起传统蒸汽火车，电气化火车的动力花费更便宜，动力也更稳定。到了20世纪，火车就慢慢实现了全面电气化。电气化火车在今天可以轻易地拥有超过300 km/h的行驶速度。磁浮列车的行驶速度甚至可以超过500 km/h。

不过，陆地上的交通工具当然不是只有火车一种。它虽然是最典型的公共交通工具，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在现代社会中相当重要的个人交通工具——汽车。

作为个人交通工具的汽车，比火车还晚了将近80年才面世。比起铁道交通，现代化的工具的发展缓慢得多（Merki，2008：52）。第一辆内燃动力的汽车是1886年由卡尔·奔驰（Carl Benz）发明的。当时的汽车相当笨重，行驶得也相当缓慢，甚至人都跑得比汽车还快，加上会发出极大的噪声，因此汽车自发明以来，到1895年之前是禁止上路的。但是在允许上路之后，汽车就开始快速发展起来。1899年，汽车时速可达100 km/h，1906年达到196 km/h。到了1911年，著名的“闪电奔驰”（Blitzen-Benz）甚至缔造了228 km/h的行驶时速纪录。自此之后，人们再也不用只依赖公共交通工具，自己舒适地、几乎静止般地坐在驾驶座上，就可以轻易享受极高的行驶速度。今天，街道、汽车也成为每个城市中最主要的景观部分。

这150年来，不论是需要轨道的火车还是驾驶相对自由的汽车都大幅发展。不过近30年来，人们发现这两种交通工具都还是有各自的缺点。火车的优点在于，由于在以既定方向铺设好的轨道上行驶，因此相对而言，一般在搭乘火车时，人们几乎可以不用操心路况或耗费成本熟悉路线，也不会遭遇塞车的困扰；但缺点是，人们必须根据火车时刻表到火车站才能上下火车。除时刻表之外，若没有火车站，人们便完全无法使用火车，当然，也就因此远离了交通工具所能带来的速度提升。相反，尤其是私人汽车的驾驶，几乎不受时刻表与搭乘地点的限制，行驶路线相对于火车来说也相当自由，但汽车驾驶人却必须承担极高的路况风险与路线熟悉成本。当然塞车更是汽车特别容易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降低交通速度的最重要的麻烦。因此，在近30年来，这两种交通工具开始出现汇流的趋势。在交通科学界，人们已经开始发展出一个新的交通工具。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两者的优点、去除各自的弊端，以追求一个更好更新的速度（Heinze & Kill，1997）。这个新的交通工具有个很可爱的昵称：豆荚车（Podcar）。

“豆荚车”是一个让人更好记的昵称，它比较正式的说法是“个人快速运输系统”（Personal Rapid Transit，PRT）。另外还有许多名称，例如自动人货运输（Automated People and Goods Movers，APGM）、铁道出租车（railtaxi），或德文称作“包厢出租车”（Kabinentaxi）。豆荚车是一种只有汽车大小、一到四人座的自动驾驶交通系统，时速35～60 km/h。用户到豆荚车站，按下唤车按钮、选择目的地之后，小包厢车就会到使用者面前进行载送且直达目的地。简单来说，豆荚车就是拥有汽车的迷你外表和类似电梯的个人化操作方式，但以地铁般的稳定行驶速度和范围在进行运输的公共交通工具。1975年，豆荚车开始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摩根镇（Morgantown）试验性营运，且至今仍在营运。此外，2010年英国在加地夫（Cardiff）正式营运豆荚车。虽然豆荚车现在只在这两个地方运行，但一般都认为豆荚车有普及化的可能性，可望成为新一代的交通运输，并为近代交通系统发展带来一场革命（Schmucki，1997）。

虽然豆荚车被认为可以为交通带来更好、更新的速度，甚至会成为未来的主流交通工具，但豆荚车的行驶时速最快也不过60 km/h。比起火车或汽车，这种行驶时速实在不算快。但在交通科学界，豆荚车却依然被认为会带来更适合、更便利于现代生活的速度。另外，事实上，即便是火车与汽车，一般情况下也并不是以该交通工具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行驶。诸如动车等轨道交通工具，今天极致速度达到500 km/h并不困难，但火车却多半也不过是以300 km/h的速度行驶；人们驾车一般也不会一直把油门踩到底，甚至整个旅程中不会一次踩到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在交通科学界普遍认为，交通速度不只来自交通工具的行驶。交通工具的发展与行驶速度，只不过是交通领域为人类带来速度的其中一项元素（Trischler & Dienel，1997），真正更重要更根本的元素并不是交通工具行驶多快，而是交通系统的运作（Merki，2008：78）。不只是豆荚车，在交通科学中，轨道交通与汽车交通的速度皆不是以车子的行驶速度来衡量的，而是以整体交通系统的运作来衡量的。也就是说，如果从交通科学界的观点来看的话，交通速度的探讨与理解就完全不能仅放在交通工具的行驶上，而必须进一步考察交通系统的运作。

三 交通系统运作的社会构成

若没有更根本的交通系统的发展，交通工具不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如此大的影响力（Schivelbusch，1977：21）。“交通系统”意指在一定的空间中可以给出运输路线，并让交通承载者有规则地在交会点上彼此交织起来的运作体系（Rammler，2001：25）。在交通系统当中，发挥速度的重点不只在于交通工具的行驶，也包括所有交通参与者彼此之间以及交通参与者和交通设施之间的行动的协调。交通工具的行驶速度，仅仅是整体交通系统在发挥与衡量速度时的一项元素。而相应于上文特别注重的火车和汽车，交通系统也有着“铁路交通系统”和“街道交通系统”两种主要范畴。

在铁路交通系统方面，铁道网络是最基本的系统要件。铁轨是火车行驶的根本前提，且决定了火车的行驶路线。在火车交通发展的过程中，它也决定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当一个铁轨铺设路线横越一个城市，并与其他城市的铁路交通联系起来，通常也会带动该城市的繁荣。相反的，如果一个城市被排除在火车铁轨的铺设路线外，这个城市也等同于被排除在交通网络之外，被孤立起来了。因此在工业革命或曰现代化的过程中，铁轨铺设直接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对于被排除在铁轨网络之外的城市来说，火车行驶时速再快，对它们也一点意义都没有。

铁道网络实现了火车的行驶，但如果火车经过一个城市没有停下来却呼啸地路过，那么只是铁道的铺设也没有作用。火车能高速行驶很重要，但火车能够停下来，让货物或乘客搭乘同样重要。于此，火车站就成为铁路交通系统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之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火车站在一个城市中一直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火车站是铁路交通的核心连接点，且几乎都是坐落在城市最中心的位置。就算它一开始不是在最中心的位置，也可能因为带动外围环境的繁荣而成为中心位置。而火车站的规模往往也反映了这个城市的重要程度。

虽然火车站很重要，但火车站如果没有搭配上一个制度，让火车的行驶与乘客的搭乘行为协调和联系起来，那么铁路交通就无法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个重要的制度便是火车时刻表。火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能力，就在于它能稳定地运输。这使得人们可以准确地估算火车抵达与启动的时间，并以此制定时刻表。而火车时刻表的制定，则带来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透过时刻表，人们便可以估算旅程的出发与抵达的时间，安排自身的旅行时间（Behringer，1997）。如此一来，旅行就不再是充满风险的冒险，而是一个可理性估算的事务（Rybczynski，1993）。通过比较出发与抵达的时间，人们便可以估算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比正常或所设想的情况是早还是晚。然而，这不只影响个人的旅程。第二，时刻表是一个客观的时间参照机制，可以让两个相处遥远的人通过火车时刻表，知晓对方何时会抵达目的地，以此去事前协调、约定一个会面的时间点。当然，火车时刻表对于所有班次的列车的协调（例如进站、换轨等）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相较于铁轨和火车站等物质设施，火车时刻表是一个纯粹的社会性制度。而这个制度对整个铁路交通系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因为它整合了所有铁道交通系统运作的各个社会行动（例如系统操纵货物卸除、旅客搭乘），让整个系统的运作得以可能。否则，仅仅建个火车站、铺设个铁轨，然后把火车放在上面跑，但人们不知道火车究竟何时出发、何时抵达，亦即所有的交通参与行动没有进行协调，系统完全无法运作，也无法构筑有意义的铁路交通。除此之外，透过火车时刻表，旅客便可以估算火车的出发、抵达时间，以及自己所需要的抵达时间，并且通过对这些时间的比较，可以得知他能多快或多慢，亦即会以何种速度去完成搭乘的社会行动（Mierzejewski，1997）。这凸显了真正与社会行动密切相关的铁道交通的速度并不是火车行驶的速度，而是来自时刻表所呈现的各种交通参与行动的交织方式所构筑的时间差异。因此，若人们想知道搭乘哪一班次的火车可以比较快地抵达目的地，不是去查询哪个火车车种的行驶时速最快，而是去查询火车时刻表，并对各种出发和抵达时间进行比较。

不过，火车时刻表的制定还需要一个更根本的前提，亦即所有不同地区的时间制度要标准、一致化（Zerubavel，1982）。例如时刻表指出，A地的火车9点出发、12点到达B地，那么A、B两地铁道交通系统必须共享同一个时间参照制度，亦即A地的“9点”“12点”和B地的“9点”“12点”指的是相同的时刻。此外，不仅两地的铁路交通系统，而且所有的铁路交通系统参与者（包括乘客、铁路设施工作人员等），都必须享有同样的时间参照制度。于是，时间参照制度的标准化不仅仅限于交通领域，而是最后会遍及整个社会，形成日常时间结构的标准化（见本书第一章）。

虽然铁路交通系统到今天已有充分的发展，且始终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这并不影响汽车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汽车作为个人交通工具，有火车所没有的优点。

汽车是一个最美妙的便利物。这不只是因为它非常的舒适，因为就算是最豪华的汽车，其舒适度都还是有限的；也不是因为它可以缩短旅程距离。它之所以美妙而便利，是因为它可以让使用它的拥有者，成为他的时间的主人。他想哪时出发就哪时出发、哪时回家就哪时回家。他不用去看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刻表的脸色。（Rybczynski，1993：155）

虽然时刻表协调了所有铁路交通参与者，使铁路交通系统得以可能，但也正是时刻表让所有人的交通参与行动受到约束。此外，铁路交通系统也受限于铁轨、车站的配置。若旅客想前往的目的地没有直达车，就必须转车。若目的地没有车站，那么火车行驶得再快也没有用。而这些缺失，正是汽车所能够弥补之处。另外，今天拥有一辆汽车，也成为人们有质量的生活的象征。因此在铁路交通的发展过程中，个人汽车交通的发展也从未停歇（Schmucki，1997）。

就像铁路交通的发展不等于火车的发展一样，个人交通的发展也不等于汽车的发展，而必须再去注意相应的街道交通系统的运作（Ciesla，1998）。

与铁路交通类似，在街道交通系统中，道路的铺设与连结也是最基本的设施（Schwinges，2007）。如果没有适合的良好的路面，汽车是没有办法行驶的。

然而，只有良好的道路铺设与连结，并无法保证驾驶人能快速抵达目的地。与铁路交通不同的是，城市道路并不只有交通工具在行驶，同时有行人、脚踏车骑士以及其他如公交车等交通工具并存。虽然个人交通工具驾驶人希望能在街道交通中获得最大的速度，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因此可以任意地以最快的行驶速度，随意按照自己想要的行驶方式来驾驶。否则，所有的街道交通参与者可能会撞、堵在一起，造成交通混乱，最后就是谁也动不了，不论是行人、脚踏车还是凯迪拉克。因此，要保证街道交通的速度，不是让所有汽车用最快的速度行驶，而是要将所有街道交通参与者的参与行动得到最适当的协调。因此，道路交通标志（包括地面标志）、速度限制、交通号志就成为最重要的街道交通参与行动协调制度（Brown，2006）。道路交通标志旨在提供既定路段的道路信息与行进方向。速度限制则是限制驾驶人的行驶速度，以提供意外反应时间，提升街道交通安全。交通号志则是通过灯号的控制，给予稳定的路段通行时间间隔。

在交通科学界，这些街道交通参与行动协调制度的设计，是一门深入且不断精进的研究领域（关于这个部分，本章不可能进一步深入探讨）。然而，这些制度的学习是每个汽车驾驶人被允许上路的基本前提，由此便可知道它们对于街道交通系统的运作有着根本的重要性。不过，虽然这些制度旨在提升街道交通系统为人们带来安全的速度性，但有个表面上看似相当矛盾的现象，亦即这些制度多半并不是提升反而是在抑制汽车的行驶速度（比如红绿灯、速限）。这里于是出现一个矛盾的命题：街道交通是通过抑制速度来产生速度的。但人们如何能通过“抑制速度”来“产生速度”？这个看似矛盾的命题，我们可以通过对高速公路交通系统的运作的分析，得到一个较为清楚的答案。

高速公路是一个“纯粹”的街道交通系统，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交通空间”，而不若一般城市的街道交通是一个充满着建筑、行人等的“社会空间”（Vanderbilt，2008）。而且顾名思义，高速公路所“带来最大的速度”是这个街道交通系统最根本的宗旨。然而，虽然它是一个纯粹的交通空间，但高速公路并不是只为单一驾驶人服务。在这个交通空间中，多辆汽车会同时并存行驶。如果所有行驶的汽车之间没有足够的行驶空间，那么可能就会造成车祸或车辆堵塞，整个高速公路交通系统就会瘫痪。因此，高速公路上也不允许所有驾驶人用任意的速度和行驶方向驾驶汽车。也就是说，高速公路要带来最大速度的前提是不允许汽车以最高的行驶速度移动。那么，高速公路要如何得知、评估与保证最大的速度呢？在交通科学界，对高速公路速度极大化的判准标准并不是每辆汽车行驶的时速，而是通过车流量来评估的（Mensebach，2004）。

“车流量”意指在一定的时段中，通过一定路段的汽车数量。当一定的时段中通过一定路段的汽车数量越多，就表示这个路段的高速公路让最多驾驶人顺利地利用这个路段达到移动的目的。车流量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车流量反映了高速公路的成效。如果一个路段所有的车辆都堵塞了、动弹不得，那么这个路段自然没有发挥高速公路的交通效能。但如果一个路段虽然每辆车都可以顺利通过（而且也许可以以极高的行驶时速通过），但一整天下来只有一两辆车通过，那就表示这个路段不重要，交通参与者没有使用的意愿，那么这个路段依然没有发挥交通效能。

第二个车流量的重点在于顺畅度。当高速公路能带来更高的行驶顺畅度时，驾驶人就可以拥有更高的行驶确定性与可估算性。而顺畅性近年来也成为交通科学界相当重要的议题，并发展出“旅程时间信赖度”（travel time reliability）的研究范畴（Asakura & Kashiwadani，1991）。“旅程时间信赖度”意指驾驶在起讫之间的旅程，能够成功评估旅程所需时间的或然性。通过对交通情境做全面的评估，以描绘出该路段的旅程时间信赖度的模型，有助于让交通管理者评估如何让驾驶人以更高的确定性计划起讫旅程的时间，比较抵达目的地时间点的时间差异，借此让驾驶人知道，他会多快或多慢完成这趟驾驶旅程。此处所言及的“抵达目的地的速度”显然不是意味着汽车驾驶的时速，而是通过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差异来评估的速度。因此，虽然高速公路没有“时刻表”可以评估速度快慢，但可以借由提升旅程时间信赖度，让人们评估是否可以在自己所需要的正确时间点抵达目的地，衡量高速公路是否可以为人们的交通参与行动发挥最优的交通速度。

关于交通车流量，有两个决定性的要素：一个是交通密度，另一个是车辆行驶速度。交通密度、交通车流量以及车辆行驶速度，三个元素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图6.1的车流理论模型示之。

图6.1 交通密度、交通车流量以及车辆行驶速度的互赖模型

资料来源：Mensebach，2004：93。

这个模型中有三条主要的轴线。水平M轴是交通车流量，越往右延伸，表明车流量越大。水平D轴是交通密度，越往左，表明交通密度越大。垂直V轴是所有车辆的共同行驶速度，越往上，表明行驶速度越快。

水平M轴的车流量是评估高速公路交通速度的指针。所以高速公路交通系统旨在追求车流量最大化，即Mmax。不过，车流量最大化取决于车流密度和所有车辆共同行驶速度。当车流密度过大（Dmax），那么所有车辆都会动弹不得，因此所有车辆共同行驶速度就会最慢，车流量也会最小。当车流密度转至最小的时候，表示路段上几乎没有车。此时，虽然所有车辆共同行驶速度可以毫无阻碍地达到最大（），但这意味着这段路线没有发挥交通效用，因此交通车流量依然等于零。

因此，若要达到高速公路的最大车流量，就有两种措施。一种是“匝道仪控”，意指在交流道设置交通号志，规定车辆进入高速公路的时间间隔，以控制高速公路上的车辆数量，稳定每个车辆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空间，企图达到最佳（亦即临界）车流密度（Dkrit）。

然而，究竟有多少人想什么时候进入高速公路，有多少人在什么时候会离开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交通系统控制中心对此的掌握有限。对于高速公路交通系统控制中心来说，最有可能确切掌握每辆车的是它们的行驶速度。因此，达到最大车流量的另一个措施就是“速限控管”。速限控管意指交通驾驶人必须按照交通系统控制中心，根据交通情况所给予的最适速限（）来进行驾驶。根据车流理论，之所以高速公路上要有速限，并不单纯甚至最主要并不是为了驾驶人的行车安全。因为最高时速80km/h或100km/h，其实对安全的保障没有太多有意义的区别。之所以要设速限，最主要是为了协调所有的行驶车辆之间拥有最适当的行驶空间，以提升交通车流量。因此，高速公路上并不只规定了“最高速限”，还规定了“最低速限”。这正是因为要对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参与行为进行最佳的协调。

因此，正如这个车流理论模型所指出的，在车流密度达到临界点，以及所有车辆以最适速度行驶的时候，会达到最大的车流量。

根据这个车流理论模型所揭示的交通速度形态，人们便可以发现一件事：这个车流理论模型也是企图通过抑制速度产生速度；但被抑制的速度和产生的速度在这模型当中，明显属于两种不同的速度。

被限制的速度是垂直的V轴，它指涉的是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速，是一种量化的物理速度。而通过抑制速度而生产出来的速度则是指水平的，通过“最适速限”（）、临界车流密度（Dkrit）和最大车流量（Mmax）此三点的虚线。这个速度是质的、在交通参与行动的协调当中形成的时间差异所产生出来的速度。这种质的速度是交通领域中，通过交通系统的运作，真正带给诸社会行动与生活实际意义的变革的速度。

此处，交通工具所发挥的物理速度当然很重要，但它不是交通领域的全部，也不是影响人类生活的唯一原因，而仅是交通系统发挥质的速度的运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也凸显了这个交通系统的质的速度在交通科学界是最核心的速度概念。然而，过往的许多速度研究的文献，却可惜地仅片面注意到交通工具的物理速度，而忽略了交通科学界实际企图为人类带来实质意义的交通系统的速度。

虽然车流理论模型清楚地指出，需要抑制的交通工具的物理速度和为人类带来实质意义的、通过交通系统的运作而来的质的速度是两种不一样的速度，但交通科学界并没有真正指出这种质的速度究竟是什么速度。不过，如果人们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带点“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那么就可以简单地想到，这种质的速度其实是一种来自社会行动之间的“社会速度”。其中，物理速度并不是不重要，而是社会速度之构成的一个可能的重要基础。然而，物理速度绝不是唯一的速度，也不直接对应社会生活的改变，而仅是真正从社会生活当中浮现出来的社会速度的一个部分而已。

四 结语

本章尝试以交通领域作为例子，通过探讨交通领域如何发挥速度的效用，分析当代社会时空的加速现象如何具有不同于物理速度的社会性质。特别是通过对路上交通系统的运作的分析，本章指出牵涉到当代社会时空的速度，不仅有物理速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牵涉到社会互动同步性的“社会速度”。

通过社会速度概念的提出，本章建议未来时空社会学的速度研究，应尽量策略性地抛开物理学的窠臼，进一步去探讨社会互动的同步性状况。若可以探讨时间加速情境下，主体之间的时间分配权力问题，那么时空社会学的速度研究也许可以提出更多经验性的批判分析。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交通科学界不断地在发展与细致化街道交通系统的各种车流理论，以试图提供最大的社会速度，但是街道交通的发展并没有阻碍铁路交通系统的发展；而且，这两种交通系统都因为有各自的缺点而趋向汇流成“豆荚车”。关于铁路交通系统的缺点，前文已有提及，且能被个人汽车所克服。然而个人汽车以及相应的街道交通系统仍有其缺点，而火车可以克服这些缺点。除了上述的路况注意、塞车等问题外，虽然交通科学界为街道交通系统发展出各种车流模型以及各种调控机制，让汽车能尽可能顺畅地驾驶，但这种调控机制在近年来却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而不若火车可以无碍地行驶。例如，街道交通系统最重要的调控机制就是红绿灯。过去，街道交通中心可以按照交通尖峰期和离峰期之间的规律循环，去制定红绿灯切换的时间间隔。但是，现代社会生活步调的速度的改变，却让交通离尖峰的规律越来越被破坏掉、越来越难掌控（Vanderbilt，2008）。原本应是交通离峰期的时刻，近年来却越来越可能突然无缘无故涌入大批车流，破坏了交通秩序。因此，个人交通工具及其系统越来越容易破坏人们所需的社会速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豆荚车是一种个人化的公共交通设施，同时具有公共交通和个人交通的优点，且可以排除两者的缺点。因此也不难理解，它为何会被寄予如此厚望。

不过，豆荚车的发展也反映了一个特别的社会情境：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来，交通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加速，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然而在近50年来，社会速度却大幅蔓延开来，不但超出了交通领域，甚至反过来改变了交通领域。究竟社会在近年来发生了什么事，让社会速度大幅兴起，全面地蔓延与造成广泛的影响，这显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且有着相当重要性的问题。不过，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本书无法处理。但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这与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有关。也就是说，由于时间结构的弹性化，现代社会时间韵律越来越难以掌握，也就是第四章所提到的从“普遍的同步性”朝向“有条件的同时性”的转变。当然，这个猜测还需要进一步的证实，此处只能提出一个假设。不过，虽然究竟交通状况为何产生了改变的社会成因，此处无法回答。但在整个加速社会中，面对“有条件的同时性”时，各行动主体之间是不是会有什么协调问题、该如何探讨与研究这个问题，却不是一时半刻无法回答的大问题。下一章即在于处理这个问题。

第七章 时间生态学

一 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断裂

“时间”无疑已是社会学的重要议题，学界至今已累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Bergmann，1992；Nowotny，1992；景天魁等，2012）。从国际上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来看，至今时间社会学的发展至少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关于时间的社会理论思辨。在古典社会学中，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清楚地展现了时间如何作为估量抽象劳动力的媒介，让工作时间决定了资本家在多大的程度上借由延长工作时间以剥削劳工的剩余价值，劳工则必须对过长的工作时间进行抗争；而“时间”因此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场域之一（Marx，1968）。韦伯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直接援引了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指出“有效运用时间”此种新教伦理，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Weber，1993）。而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认为，“时间”是一种抽象的社会框架，划定了集体生活规律（Durkheim，1965）。这个看法尤其常被视作时间社会学的滥觞。

近代社会学理论中，对“时间”的探讨当然也方兴未艾。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强调，探讨社会行动的重要出发点，便是厘清行动与时间的关联（Parsons，1949：43 ff.）。虽然这个关联在帕森斯那里没有被深入探究[1]，却可以在其他同样关心社会行动的社会学家的理论中窥知一二。例如舒茨认为，行动与时间的关联在于，唯有人们将内在意识奠基于过去所想象的计划，通过社会行动融入生活世界，推动并造就生活世界的改变，让人们进入未来，使得社会行动连结“过去”与“未来”这些不同的时态，“时间”才真正是可以被经验到的（Schütz，1945；Schütz & Luckmann，2003）。而深受帕森斯影响的卢曼（Niklas Luhmann）则认为，时间是“决策”（Entscheidung）这个行动所区分开的“过去/未来”这组时态差异的统一[2]。吉登斯同样强调行动与时间之间的重要关联（Giddens，1984）。他指出，正是仪式化了的日常行动在时间层面上的重复实践，才构成社会的结构性质。此外，他曾详细地论证到，社会生活的时间应区分为关于循环反复的日常生活的“绵延”（durée）、关于生命存在的“此在”（Dasein）与关于整体社会历史的“长时程”（longue durée）此三重形式，这样才能避免不适当的概念混淆（Giddens，1987：144 ff.）。他的观点亦得到相当大的回响，颇具影响力，在社会学的时间理论研究中难以忽视（Adam，1990）[3]。

当然，社会学的时间研究不会也不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因此，另一条社会学的时间研究方面，自然就是同样有着丰富成果的经验研究。这些经验研究至少可以再细分为“将时间视作内在心理意识”与“将时间视作外在行动的持续维度”这两个主要研究方向（Bergmann，1992；Dux，1989）。

在时间意识方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内心的时间意识如何决定了外在行为，是一个常被提及的有趣主题。例如有研究者便试图通过守时程度、走路快慢等变项，去分析不同社会文化中的生活步调的差异（Levine & Norenzayan，1999；Morgenroth，2003）。除此之外，也有研究通过质性的田野调查理解集体时间意识的内涵，试图指出不同民族的不同的时间观（Bourdieu，1990）；或者通过概念史的梳理，解析时间意识的历史变迁（Koselleck，2000；Lübbe，2009；Luhmann，1980，1997；Rammstedt，1975）。

不过社会学当中，一般最常见的今天较为主流与重要的时间社会学研究，可能还是将时间视作行动外在持续维度的“时间预算研究”（time budget research）[4]。时间预算研究旨在探究人类群体在特定时段从事何种行动，以呈现特定时间单位当中人类的行动类型与安排方式（Blass，1990：55）。一般常见的时间预算研究，质化方面有时间记事分析法（time diary studies）与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也可以量化地通过问卷调查、统计数据，建立集体的生活活动分配指标（Gershuny，2011），尤其是量化的时间预算分配指标可以说是今天最普遍的时间预算研究模式（Blass，1980：22 ff.）。1927年，苏联为了进行经济改革，首次实施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时间预算研究。1960年代，匈牙利社会学家史查赖（Alexander Szalai）主持了首次跨国的大型时间预算调查，出版了对后世的时间研究影响甚大的著作《时间的运用》（The Use of Time）。从此之后，全球各国都开始陆陆续续不定时地进行了全国或跨国的时间预算调查，让时间预算研究成为时间社会学最重要的经验研究范畴（Blass，1980：22 ff.；Gershuny，2011；Szalai，1972）。

不过，虽然社会学的时间研究至今已累积了丰硕的成果，但若将这些研究全部摊开来看，却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断裂。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至今许多学者提出了各式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彼此之间少有关联与对话，而且内容常常太过抽象，以至于这些时间理论仿佛与社会现实脱节了，与经验生活毫无关联，仅是一个纯粹的思想观念。因此这些理论既无法通过经验研究加以检视，也无助于为经验研究开启方向、给予指引（Rosa，2005：21 ff.）。在经验研究方面，虽然时间预算研究与其他各取径的时间经验研究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们却往往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研究虽然号称“时间研究”，但时常对“时间”缺乏阐释与定义，概念运用上也常相当随意与模糊。顶多援引哲学或物理学的时间概念，潦草带过对时间概念的说明。于是在这些“时间研究”当中，时间常仅被直觉地用作研究方法的变项之一，但研究者却往往无法有说服力地交代时间为何是重要的变项以及这个变项具有成为主题的重要性何在。这也使得时间在时间研究当中，实际上仅是一个次要议题（Szalai，1977：1.2）。再者，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时间的经验研究最后除了用统计数据或访谈诠释、整理并将人类生活描述一遍之外，既无法提出进一步的分析，也难以提出什么批判性的关怀（Blass，1980：31）。

理论与经验之间的鸿沟，使得时间社会学中诸多研究之间既缺乏对话，总体来说也难以为实际的社会生活具体地指出问题与提供解决方案。

然而，时间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仅存在于社会学家的玄妙理论或研究变项中的抽象概念而已。事实上，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常遇到“时间不够用”的窘境，“时间短缺”已是现代人普遍会遇到的麻烦（Luhmann，1971）。换言之，“时间”是直接关切到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而且在当代社会中它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问题，这从市面上层出不穷的时间管理丛书就可窥知一二。如此一来，时间理论研究就不应仅从高度抽象的层面去讨论时间，时间经验研究也不应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工作。在时间成为具体社会问题的现代社会，社会学既需要在理论上充分阐释时间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性，也需要为经验研究提供指引方向的时间概念。换言之，时间社会学必须有一个关联实际社会生活的概念，这个概念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能够导向经验研究，让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不再产生鸿沟。

对此，“时间生态学”这个可作为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分析框架的理论概念，便值得介绍与参考。

时间生态学显然颇难望文生义。它如何能为社会学的时间研究提供一个值得援引的分析框架，也势必需要详细阐述。以下笔者便分几个步骤，详细说明时间生态学的概念内涵。

首先，说明时间生态学概念中，时间的定义为何。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详细阐释若回到社会学的基础理论来思考，如何可以发掘时间的社会性质，以及根据此性质所能提出的几个基本命题。

其次，说明这些社会时间的基本命题，如何能够进一步借用生态学的认识论加以统整起来，以建立时间生态学此一概念。

最后，介绍时间生态学能够为社会学的时间研究所提供的一套分析框架，以及借此分析框架所描绘的时间社会学研究的具体主题。

以下先从时间的意涵谈起。

二 时间的社会性及其诸命题

时间是一个跨领域且在各个领域都相当重要的议题。一般对于时间的讨论，多落在“时间是可测量的既存客观现象”以及“被构筑出来的主观意识与（或）意义”这两种时间理解的光谱之间（Heidegger，1957：405；Elias，1984：X f.）。不过，如前所述，当舒兹、卢曼或吉登斯等人指出行动与时间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之后，时间就获得了一个能够让社会学开启特殊研究视野，摆脱“一般通俗的时间理解”的可能性[5]。因为如果接受自韦伯以来的观点，将社会行动视作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那么与行动密切关联的时间也就暗含着社会性的面向。然而，由于舒茨的行动理论太过倚重哲学，连带使得时间概念变得过于抽象且意涵不清。而卢曼则因为在理论工作后期舍弃了对行动概念的兴趣，让时间沦为系统理论中过度抽象的概念而远远脱离了行动与社会现实。至于吉登斯，将时间理所当然地看作行动的物理维度之一，因此对时间概念并没有充分而令人满意的社会学分析。不论是舒茨、卢曼还是吉登斯，对于“行动”及其与“时间”的关联都没有做进一步的社会学阐释，时间仍是一个谜一样的概念。因此，虽然舒茨、卢曼与吉登斯的时间理论给予了一个社会学式的开端，但都没有接续下去。若要接续着他们的启发继续开展研究，那么厘清“社会行动”的概念就是一个出发点。

韦伯对于社会行动的概念定义无疑是最经典的（Weber，1964）。他将社会行动（soziales Handeln）定义为一种由行动者赋予了“指向他人的主观意义（Sinn）”的“做为”（Tun）。基于这样的定义，韦伯对社会行动区分了许多理念型的类别。这也让社会行动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核心概念。然而，这个社会行动的提出与定义虽然很经典，但却还有可以再扩充的地方。例如埃利亚斯便认为，韦伯把人局限地视作一个具有既定状态的个体，而没有探讨人的相互依赖性与发展过程性（Elias，1993：125 ff.）。例如韦伯指出，两辆脚踏车相撞并不算社会行动，但如果骑乘脚踏车时进行闪避或相撞后进行争吵，就可以称为社会行动。但他却没有追问，人类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脚踏车、人们为什么会知道骑乘时面对来车要闪避，或者在两车相撞后知道应如何进行争吵，亦即没有去问人们如何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予“做为”什么样的主观意义。姑且不论对韦伯的这种批评是否恰当，但埃利亚斯的确指出一个探讨社会行动的要点，即虽然社会行动的根本内涵在于“意义”，但是人类不是天生就知道如何思考“意义”，并让“做为”成为“社会行动”。人类虽然一出生就有许多需求，但人最初是无能的，必须由他人扶养才能持存下来。在这过程中，最初扶养者会教导人，人也需要学习在为了持存所进行的“做为”过程中，如何让他人得知自身的需求，并给予自身为了持存而进行的“做为”所需要的支持。若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意义即通过社会传承的教导所习得的，以让“做为”的主观意向能为所有相关他人理解（Mead，1967）。换言之，意义与相应的社会行动不只是行动者在主观意义上赋予了指向他人的意向，而且这个意义是通过被教导、学习而得来的。而社会行动具有意义，其重点之一便在于为了让他人能理解并支持自身的社会行动（Elias，1987：214 f.）。

除此之外，即便人类随着成长渐渐不需要他人的扶养，但在现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类长大之后也难以独自生存。他为了持存还会有许许多多需求与相应的社会行动，而这些社会行动也必须依赖更多他人持续供给不同的支持才能继续进行。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人类会不断学习更复杂、更成熟的意义，让每次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行动能够为他人理解、接受并提供支持。同时，在理想的情况下，自己在得到他人行动支持时，自己的社会行动也可以支持他人的社会行动（Schütz & Luckmann，2003：456）[6]。也就是说，一个行动者每次的社会行动都可能是在获得无数其他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支持后实现的；而这个行动者的社会行动也可能支持其他无数的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所有的行动者便通过意义，在社会行动的相互支持中构成整体的“行动交织网络”（Elias，1993）；行动者也在意义的习得过程中被镶嵌在行动交织网络中，使自己为了持存的社会行动能不断获得支持的情况得以可能[7]。

然而，一群行动不会自然而然交织在一起。为了让行动网络交织起来，人们还需要构筑一个共享的行动参照机制，让每个人可以根据这个参照机制，将自身的行动与他人的行动通过协调得以交织起来（Habermas，1989：571 ff.）。共享的行动参照机制当然有很多种。然而涂尔干富有开创性地指出，当中有一种相当重要的参照机制，可以促发所有的行动者在某个特定时刻一起行动并使行动交织在一起，使社会行动在这个特定时刻得以发生。这种机制即“时间”（Durkheim，1965：23 ff.）。

这种时间旨在为了让行动的交织能在既定的时间点发生，从而协调诸行动。它是社会为了协调行动所构筑出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教导与学习才能为人掌握。这种“时间”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指示过去、当下、未来的维度，也不在于指示物理对象如何流逝性地变化，而在于指出诸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所交织出来的社会互动会在什么时候发生。这种时间显然不仅是物理学家或哲学家所关心的那种抽象、关乎“多久”的时间，而是实际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种种的行动实践，其功用在于具体地制定与指出“何时”（time-when）（Sorokin & Merton，1937：618）[8]。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对“何时”的制定与指出有不同的方式。在过去较原初的社会，人们顶多有个历法可以指出年、月、日，但在日常生活中多半则是借由自然变迁中的某个情境来制定与指出“何时”，例如“在太阳升起的时候”[9]。不过在当代社会，“何时”通常可以脱离自然情境，借由钟表而更精确地制定与指出，比如“下午3点”。这种“何时”显然不是主观意识建构的产物，因为人们无法闭上眼睛，单凭个体意识就能够沉思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下午3点”。但若说“下午3点”是每个人可以自己通过时间测量工具（如钟表）对某个物理对象所测量出来的客观结果，也不尽然。的确，钟表可以测量时间，“下午3点”也首先是通过天体运行的测定所得出来的时间点。但是对于当代一般日常社会生活来说，“下午3点”并非测量的结果，也无从测量，而是由一个特定的社会机构（今天这个机构是BIPM）所发布的信息，并且在特定的社会脉络下，这个特定的社会机构所发布的信息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标准性，并构成一套生活框架，使得每个人都需要将自己的时钟对准这个绝对标准信息[10]。将自己的时钟对准这个绝对标准信息，有助于行动者去实现之后种种的行动交织。因为这使得人们可以约定，在每个人都能够得知的某一个“何时”，让一个通过彼此交织而突现出来的社会互动事件在需要的时候实际地发生。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社会机构进行发布工作；如果没有特定的社会制度以此机构所发布的信息作为绝对的标准；如果人们的时钟不对准这个信息；如果人们的时钟对准了这个信息，但时针却永远不走动或走动得比其他人快（或慢）；如果人们没有根据这个标准的信息来进一步约定行动交织的时间点……总而言之，如果没有种种的社会行动彼此为了交织的实现而交织起来，以促发“下午3点”的确定与遵守，那么像“下午3点”这样的“何时时间”是无法成立的。

也就是说，对日常的社会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的时间亦即“何时”时间。它来自社会行动之间，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交织的事件，也是通过特定机构所构筑出来的用以促发行动交织的行动参照机制。这种时间既非来自主观的意识建构，也不是来自对客观物体变化的测量，而是在人际关系之中被测定出来的（Elias，1984）。借用涂尔干的话来说（Durkheim，1966），“何时”时间因此可谓是社会的，是一种“社会时间”。这种社会时间于此便可从社会学的角度，定义为一种由社会所构筑出来的，能对诸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加以协调，使社会行动者彼此的行动交织能依其意向在需要的时间点得以发生的行动参照机制（Jürgens，2003：46；Gurvitsch，1990：69）[11]。

不过，社会时间并不只是个别单次地促成行动交织得以发生的行动参照机制，否则社会行动的交织会是散乱的，社会时间也会无法应付社会在文明化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分化与复杂性。为了让行动交织网络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能够稳定地维持下去，社会在文明化的过程中通过如历法系统、时区制度或劳动时间法等，将社会时间加以制度化，使得时间不仅能够实现个别行动交织的发生，而且会变成一种制度（Elias，1984）。这种制度可以是明文的法规或不成文的文化习俗。在微观的层面上，这种生活运作的指示通常并不会真正强制规定每个人该在何时做什么。但是它会形成一种期待框架，影响和告诉人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从事什么类型的活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它有一定强度的约束力（例如几点该上班、上学，否则迟到便会受到惩罚）。而在宏观的层面上，这种期待框架会影响集体的生活韵律（Durkheim，1965）。因此现代人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通常就是看“几点了”，因为这可以让人们知道自己是否应该从睡眠状态中转换出来并参与社会生活，这可以让人们知晓自身正处在整个社会的哪个运作时段（Honoré，2004：19）。比如通过各种时间制度，人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是赏月烤肉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团圆围炉的时节。制度化的社会时间于是会造就一种人们进行行动交织的模式，并相当广泛地形塑出一个整体社会生活步调（Simmel，1900）。不过，由于时间制度并不是一种强制规定，因此这种整体社会生活步调并非完全仅由时间制度决定。同样相当重要的是，人们也会遵循这些制度而行事。社会制度的有效性之体现不仅在于制度本身，而且在于制度被人不断重复地遵守、实践出来的时刻（Durkheim，1966；Elias，1984；Giddens，1984；Shove et al.，2012）。

若考虑到时间在当代社会中既被完整地制度化，又是通过社会行动的遵守与实践而实现出来的，那么社会学的时间概念就会迥异于哲学或物理学。因为由此观点视之，时间就不只是抽象玄妙的概念，而且是一种可以一方面通过时间制度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对相应的行动交织情况的具体观察，以进行经验研究的社会现象，亦即一种“社会事实”（Shove，2009）。

不过，时间的制度与实践不是僵化的，会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例如，某月某日是假日，人们可以安排自己的休闲活动；但这天作为假日，可能是人们经过争取而得来的，也可能是宗教或政治单位为了生产与再生产某种权力的意识形态而规定的。或者因为某些政治经济因素，政府不再将这一天作为假日[12]。这也凸显了时间并不是一个单纯、中立的现象。如上所述，社会时间是一种用以协调诸行动者的行动，以让某个行动事件得以通过诸行动的交织而在所欲的时候发生的行动参照机制，并在当代有着完整的制度化，是由人们集体的遵守与实践所实现出来的。一个行动需要特地借助一个参照机制来加以实现其互动，也就意味着这个行动乃通过计算以达成目的，亦即行动总具有一种目的需求，必须通过互动的发生来获取所需，以满足行动的目的[13]。这种驱使人们运用时间以构筑行动的交织与发生的需求，本章称为“时间需求”。社会行动实际上总暗含着自身的时间需求。例如，很多国家都会将国庆节定为假日，以达到纪念国家历史与增强国家向心力的目的；企业资本家会规定上下班时间，以管理与协调所有劳工的工作。因此，“行动具有时间需求”并不是意指过往的探讨常认为的“行动需要耗费一段‘多久时间’”，而是意指“行动需要借由测定‘何时’的时间制度来协调自己与其他行动者的行动的交织，促使行动的发生，满足驱使行动的需求”。如前所述，行动之所以总暗含着时间需求，是因为一个行动的发生需要其他许许多多的行动加以支持。这也就意味着一个行动在发生、满足其需求的时候，有许多其他行动者正在牺牲自己的需求以支持这个行动，且在理想的情况下，行动交织当中的需求满足与牺牲可以是互惠的。

但是，行动交织不一定总是互惠的，也有可能一个行动的发生仅片面满足了某些行动者的需求，而其他相关的支持行动者则毫无收获地完全牺牲自己所有的需求。比如上一段举到的例子，国家制定国庆节，既能够达到塑造集体记忆的目的，普通的大众也能得到一个休息的假日，这使得这个时间需求也许是互惠的。但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往往希望能尽可能地提早上班时间并延后下班时间，以增加所能剥削的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某些行动者的时间需求而迫使其他行动者牺牲其时间需求的动态情况，可以称为“时间权力”。这让时间所牵涉到的问题不只是“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还因为“时间权力”这个概念而牵涉到“谁在某个时刻做某事的时候，如何迫使其他人因为这件事，而在这个时候必须做什么事或不能做什么事”。就像任何权力一样，时间权力也具有动态的斗争过程，或具有为了追求公平性而来的权力制衡过程。这也正是时间制度、实践的变迁主因（Elias，1984）[14]。不过，究竟人们有什么样的时间需求？社会中时间权力的斗争与制衡状态，究竟为何会随着不同的历史阶段、地点而不同？人们如何追求具有公平时间权力的社会环境？这些也需要根据特定的时间需求与时间权力而进行适切的个案讨论。这些都只有通过经验研究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才能得到充分了解。

总结以上论证，关于时间，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四个社会学式的命题。

第一，时间是一种协调诸行动者的行动参照机制。也就是说，时间不是个体的拥有物，它所关涉的问题不只是个体拥有多少时间、怎么使用时间，还有时间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关涉的是行动者之间社会行动的相互作用。

第二，时间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纯粹抽象物，而是一个由社会制度与行动实践所构成的经验性的社会事实。

第三，在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行动的相互作用中，每个行动者都会有其时间需求。

第四，时间不是僵固的，而是具有时间权力的动态角力过程。如此，时间势必会牵涉到行动协调的公平问题，而这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

一旦将这四个命题汇整起来，社会学在研究时间时就会出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畴：在理论方面，时间不再是一个无关乎日常社会生活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经验性的社会事实；在经验方面，社会学不再只能利用模糊不清的时间概念，单纯地对个体的时间运用模式进行描述，而是可以观照到时间需求与时间权力的面向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关于这个研究范畴，颇适合用一个概念——生态学来统整与指称。而这个研究范畴，也因此被命名为“时间生态学”。

三 时间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不论是援用“生态学”的社会学研究，还是“时间生态学”这个词语的提出，都并非首见于本章。而且由于社会学对生态学的理解与援引有不同的方式，因此社会学界至今至少提出两种不同的“时间生态学”概念。然而，可惜这两个时间生态学概念的内涵都不够恰当或不够完整，与本章所说的时间生态学有不小的差异。因此本章在介绍时间生态学概念之前，先交代“生态学”的观点为何、为何适合统整上述诸时间命题，以及过往两个时间生态学概念的缺陷何在，以借此详细交代本章所说的时间生态学所指为何。

“生态学”（Ökologie，ecology）这个词语由古希腊文的οἶκοç（家）与λóγοç（科学）复合而成，一般认为它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提出的。就字面意义来看，生态学似乎意指研究家事的学科。不过，海克尔对“生态学”有明确的定义，并且该定义成为当代学界普遍理解生态学的方式：

我们将生态学理解为一门关于有机体与其周遭外在世界之关系的总体科学，而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其周遭世界视为所有的“存在条件”。周遭世界部分是有机的自然体，部分是非有机的自然体。不论是哪一种类型，如我们所指出的，在最大的意义上都可以被视作有机体的形式。（Haeckel，1866：286）

海克尔之后，开始有许多学者试图进一步去深化生态学的概念。如克雷布斯（Charles J.Krebs）便进一步认为，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之间决定其分布和丰度的相互作用的科学（Krebs，1972）。这种看法强调了有机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包括在哪儿相互作用、相互作用的分布以及为何相互作用等更广泛的有机体相互作用要素。这种着重在有机体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定义，将海克尔的生态学定义进一步扩展开来，且指明了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因此该定义也逐渐广泛为生态学所接受（Begon et al.，2006）。

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生态学在近百年来开始成为一门有着特殊学科认识论与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生态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中的有机体及二者的相互作用。人当然也是有机体之一，因此人与其他有机体及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生态整体并被生态整体所影响。在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框架中，德国社会学家盖斯勒（Karlheinz A.Geiβler）和黑尔德（Martin Held）首先提出了“时间生态学”（Ökologie der Zeit）这个词语。

盖斯勒和黑尔德认为，在今日的文明社会中，人类生活已经远离自然而有着自身的规律。不过，这个规律却在以“加速”为特质的现代化过程中，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常被迫面对一堆混杂难理的事务。这让现代社会生活越来越缺乏既定的时间顺序，生活质量也因为过快的生活步调而遭到严重破坏。如果社会生活因为文明的加速步调而遭到破坏，那么回到前社会的人类原有生活韵律，便是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他们结合了生态学与时间生物学的观点，强调人类原本的韵律就是生物学中的韵律，这个生物学的韵律则是与自然环境相嵌合的。例如天亮了，就要起床；天黑了，就要睡觉。人类最原初的生活都是按照天地自然律则建立起来的。所以人类最适当的生活运作的时间秩序，应是自然的时间秩序（Held，1993）。在此意义上，盖斯勒和黑尔德所谓的时间生态学，意指：

时间面向，对于去领会在自然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文化（包括科技和经济）当中的人类之所处，有着核心的重要性。［……］（在自然科学的理解下）的生态学，被理解为是生命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空间和时间位居核心的范畴。如果空间的观点引领出了地景的生态学，那么时间观点就应该随之带出（至今却一直被忽略的）“时间生态学”。（Geiβler & Held，1995：194）

盖斯勒和黑尔德提出时间生态学概念后，也以此为主题在德国举办了多次跨领域的国际研讨会与工作坊，引发了极大的回响[15]。盖斯勒和黑尔德的时间生态学的后续发展，大概可以粗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实践体验的层次。例如时间生态学工作坊曾带领与会者参与农事工作，体验农事工作这个最贴近自然生态的人类活动的时间韵律是如何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中受到“污染”的时间韵律。这些体验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们的“时间识读”（time literacy）能力，亦即让人们学着去意识作为自然生态一分子的人类世界，有着可对比于生物多样性的“时间多样性”（time diversity），而且这个时间多样性的重要性不亚于生物多样性。因此在生活实践当中，人们也应该有生态学的关怀，保留时间多样性，而不要被现代社会的标准时间束缚。积极参与这个时间生态学活动的著名时间社会学家娅当（Babara Adam）还为此创造“时景”（timescape）一词，阐述生态学今天不能只关注空间性的地景（landscape），还要将抽象不可见但相当重要的时景纳入生态学的研究对象（Adam，1998）。近年来，这个实践的层次也逐渐成为全球生态运动的重要主题之一（Savransky，2012）。另一个是学术研究的层次。这一层次中，主要是自然生态学家们在探讨人类活动的社会时间与生态韵律的自然时间的步调差异如何造成可能的问题。例如许多自然危害通常正是因为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耗费时间太快，忽视了较慢的地球资源再生时间，而造成无法挽救的生态破坏（Kümmerer，1996）。若过度忽视社会时间，甚至破坏人类与自然时间的连结，常会造成人类生理时间的混乱与健康问题（Kassam et al.，2011）。

盖斯勒和黑尔德的时间生态学虽然广受好评，但是这个时间生态学的概念却有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时间”这个概念缺乏一个适切的定义。盖斯勒和黑尔德的时间生态学概念，一开始是从社会学关怀的角度提出的（Matz，2011）。但是到底什么是“时间”，甚至什么是“生态学”，盖斯勒和黑尔德始终没有严谨地探讨与交代。他们的时间生态学活动也多半是理念宣扬的生活运动，而不是有着充分学术论证的实践。这使得他们的时间生态学概念完全经不起学术的推敲与质问。其次，这种时间生态学的理念在于重视和回归自然生态的韵律，但此返璞归真的方案的可行性也令人持怀疑态度。一方面在高度文明的社会，人们是否能完全遵照非社会的自然律则生活，就是一个令人质疑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已经全球化的今日，全球各个地方都有跨越空间与时差的互动（与互动的必要性，比如股市）。受限于物理的、当地空间的自然科学意义下的时间生态学，显然已经相当不容易适应全球化的情境。总而言之，如果忽略当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仅将时间视作自然生态运作的物理维度之一，那么恐怕会无法切中社会科学的研究旨趣，也无法指出和适当地解决社会问题。

虽然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尤其是物理时间维度，不适合直接挪移至社会科学当中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但这并不代表生态学与社会科学就该划清界限。相反的，生态学对社会科学仍相当有启发性，不过启发之处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生态学的认识论[16]。

生态学与一般生物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学并非专注个别的有机体，而是强调“环境整体”（Tansley，1935）。一个环境整体是由诸多有机体通过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所构成的，每个有机体都会对其他相关有机体施加影响且同时被影响。如果这个相互作用是互惠的，那么在这个环境整体中，每个有机体就都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整个生态也就能够健全地运作与持存下去。因此生态学要探讨的不是个别有机体怎么运作，而是在一个整体性的关系网络当中，每个有机体与其他有机体是在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下运作，包括它的运作如何得益于（或者剥削自）其他有机体，以及如何受益其他有机体（或是被其他有机体剥削）。至于“环境整体”，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范围，而是视研究者研究的观察角度或想讨论的范围而定。一片花园可以是一个环境整体，一片森林、一条河流乃至整个地球，都可以按照各自的研究旨趣而被划定为一个环境整体。而这个环境不是僵固不变的。只要有机体的相互作用产生些微的改变，或者非有机的环境出现变化，都会造成这个环境的变动，并迫使有机体改变相互作用的方式。这就是生态演化（Begon et al.，2006）。

从生态观点出发，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不一定是生物有机体。只要个体与其他的相关个体在一个关系网络当中，经由相互作用而存在与共存，那么这个关系网络整体就可以是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在生态学的启发下，社会科学中也有不少学者通过生态观点开辟出独特的研究范畴。例如传播学者波茨曼（Neil Postman）便建立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Potsman，2000）。媒介生态学并非研究媒介在自然环境中的运作情形，而是将媒介视作一个环境整体，这个环境整体是由沟通主体、文化、物质沟通媒介、象征沟通媒介、信息处理形态等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因此媒介生态学就在于研究“媒介”这个环境整体当中各要素如何进行相互作用，以达到良好的媒介生态平衡。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Bronfenbrenner，1979，1992）[17]强调儿童或青少年的成长，乃受到其成长环境当中的家庭、学校、国家、时间等复杂因素的相互关系的影响。这也是社会科学运用生态观点的一个著名例子。另外，组织社会学中已经发展成熟并被广泛承认的“组织生态学”，运用生态观点研究社会组织间的关系，在社会科学界中更是有着响亮的知名度（Hannan & Freeman，1989）。

如果不是如盖斯勒和黑尔德那样，把时间视作自然生态的一个维度，而是如媒介生态学、生态系统理论或组织生态学那样，运用生态观点去分析相应于该认识论的社会现象，那么人们便可以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时间生态学概念。德国学者林德斯巴赫（Jürgen P.Rinderspacher）也许是第一位从生态观点去连结“时间”与“生态学”的学者。他指出：

时间生态学所要提出的，与时间经济学不一样，不是一种无所不包的关于行动——经济决策和过程——的使用与节制吁求，而是试图和其他系统时间与其他社会环境的时间结构和谐共存，并承认它们是同等重要的存在。它不要求一个时间结构去支配与它对立的另一个时间结构。［……］在时间生态系统当中，个人的或集体需求的时间结构性、行动过程的时间结构性以及个体所身处的且与其步调有所关联的次系统的时间结构性，是相互影响的。（Rinderspacher，1985：297）

可惜的是，林德斯巴赫除了在这个段落指出要建立“时间生态学”之外，并没有继续深化这个概念。即便他之后偶有提到时间生态学，但也放弃了原本的说法，而是回过头去接受盖斯勒和黑尔德的定义，认为时间的“生态学”是一个关于自然环境的概念，时间则自然环境的物理现象之一（Rinderspacher，2000：64）。尽管如此，在林德斯巴赫最初将“生态学”运用在时间研究的想法当中，显然不是将时间视作自然环境的物理现象。相反的，他认为时间所关涉的生态是社会环境，亦即一个让行动者可以通过相互作用而共存共在的社会行动交织的网络整体。在社会环境中，人们有着时间需求，而这个需求会受到行动者彼此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时间生态学追求的便是社会环境中各行动者的和谐共存。

虽然林德斯巴赫的时间生态学概念还非常粗糙，也没有继续深化，但是这个概念却相当有启发性。因为他凸显了社会科学的时间研究必须关注社会环境中诸多行动者的相互作用的平衡，这与前述的社会时间命题相当类似。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到，对于环境整体性的强调是生态学的讨论重点，因此生态学值得与时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如果接受林德斯巴赫用生态观点看待社会环境，并挪用到时间研究的做法，然后进一步将之与上述提出的四个时间命题结合起来，那么“时间生态学”就会呈现一个崭新的面貌：在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是在行动交织网络里共同生活的，其中每个行动者都有自己的时间需求，时间需求则会因不同的时间权力而在行动相互作用中得到满足或牺牲。而生态观点同样认为诸个体共存于一个关系环境整体，但还进一步强调在此环境整体中，个体之间需要有健全的相互作用机制，才能达到环境整体健全互惠的平衡。因此，将时间与生态学结合起来的时间生态学的基本立场便是：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生态环境，这个社会生态环境中的诸行动者彼此之间的行动协调应该要追求公平性，以避免不适当的时间权力宰制，让社会生态环境中的诸行动者都可以互惠地满足彼此的时间需求。由于时间是一种可经验观察的社会事实，因此时间生态学的研究任务就可以通过制度检视与互动逻辑分析，经验性地考察人际的时间协调模式，并且批判性地诊断行动协调的公平性问题。

四 时间生态模式

生态观点最大的特色在于强调“有机体之间的良好互动构成健全的整体”，也因此适用于统整社会时间的命题，二者结合成为时间生态学。然而，并非一堆有机体偶然任意凑在一起，就会相互作用并构成一个环境整体；同样的，也不是随便几个人凑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时间生态环境。生态学强调，从有机体、有机体的相互作用到生态环境整体之间还有一些构成层次。今天，生态学一般都通过对生态进行层次划分来呈现这些要素。这些层次不只是生态的构成划分，也是进行生态研究的架构（Begon et al.，2006：xi ff.）。

第一个层次是最基础的“个别有机体”（individual organism）。在自然生态学中，个别有机体通常指涉单一生物体，例如一只虫、一株草。

第二个层次是“种群”（population），即由同样物种的个别有机体所构成的具有可区别、指认的群体，如“七星瓢虫”（coccinella septempunctata）是一个种群，“土豆”（solanum tuberosum）是一个种群。一个个别有机体必定属于一个种群。

第三个层次是“群落”（community），由数个或大或小、或似或异的种群，因彼此有着直接的相互作用而关联在一起。如桃蚜（myzus persicae）嗜食土豆的茎叶汁液，而桃蚜又吸引了嗜食蚜虫的七星瓢虫，使得土豆、桃蚜、七星瓢虫因有直接的相互作用而生存在一起，那么一片土豆田便可以成为一个相关动植物构成的群落。

第四个层次是“生态系统”（ecosystem）[18]，由数个群落在彼此直接或间接地相互依存（或剥削）的情况下，构成一个具有可区异的边界的环境整体。生态系统是研究者想研究的最大范畴，可以随着研究者想探讨的范围来进行划定。一片树林、一座山头、一个岛屿、整个地球，都可以被划定为一个生态系统。

当然，时间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并非自然环境。但生态层次的区分是一个概念上的范畴划定，有助于厘清一个环境整体的构成要素，也有助于建立研究架构。所以这个模式并不局限于自然生态研究，也可以用在其他生态学研究上。若是运用在时间生态学研究上，那么也许可以随之提出一个可被划分为四个层次的时间生态模式。

第一个时间生态层次是“时间生态个体”。这个个体特别是指个别行动主体，简单来说即个人。

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的时间需求，但是时间需求不会是单一僵固的。每个个体在他的生活中，于不同的时刻或地点需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而不同的社会角色会有相应的不同行动内容，因此也会有不同的时间需求。即便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相异的，但只要他们扮演了同样的社会角色，那么他们在扮演同样社会角色的期间内就会有同样的时间需求。借用生态层次的概念来看，“社会角色”便可视作“时间生态种群”的第二个时间生态层次。例如两个人也许年龄和性别都不一样，但若他们的职业都是高中教师，那么他们在一般上课日就会成为同一个时间生态种群，进行同样的行动，也有着同样的时间需求。所以人们可以说“高中教师”是一个时间生态种群，“律师”“男性”“企业董事长”等不同的社会角色都可以是一个时间生态种群。在社会中，一个人势必会扮演一个社会角色（就算是“人”，也是社会角色之一）。因此与自然生态相似的是，时间生态个体也总会归属时间生态种群。

在时间生态种群中，有一些社会角色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此会更直接地受到彼此行动协调平衡性的影响。这可以划分为第三个时间生态层次——“时间生态群落”，亦即直接相关的社会角色的行动交织网络。例如高中教务主任、高中财务主任、高中老师、高中校长等，这些角色虽然有不同的工作内容与时间需求，但都属于高中行政单位，并有着类似的行动协调方式，这使得他们可以被划分到同样一个时间生态群落。

随着研究者所欲进行的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最终整体性时间生态层次，即“时间生态系统”。时间生态系统是由数个个体、生态种群或生态群落，在同样一个时间制度基础上，所交织出来的一个具有概念完整性与独特运作机制的社会范畴。其中，个体或者种群彼此之间会在通过时间进行协调的过程中，因互惠或非互惠的情况让各自的时间需求得到满足或牺牲。例如人们可以把“教育组织”划定为一个时间生态系统，那么其中便包含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育局、教育部等不同的时间生态群落，这些时间生态群落中则又有家长、学生、教师、行政组长或主任、教育官员等不同的时间生态种群。在教育时间生态系统中，何时该上课、下课或放假，哪些科目可以占用多少课时，一堂课要上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考试，什么时候毕业……这些时间制度是所有教育时间生态种群所制定并经由共同实践而形成的，且这个时间制度会影响所有不同种群的时间需求的满足或牺牲。同样的，性别、家庭、劳动市场、法律、教育、政治、经济、科学、宗教、艺术、交通、地区等不同的社会范畴，都可以划定为不同的时间生态系统。

不过，这四个时间生态模式的层次虽然援用了自然生态学的概念，然而时间生态模式毕竟不等于自然生态模式，因此时间生态模式与自然生态模式之间当然有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在自然生态的研究中，有机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这四个层次有垂直等级之分，其中较低层次的有自身的运作模式，并在运作过程中发挥功能，构成和支持较高层次的持存，且决定较高层次的整体健全度（Begon et al.，2006）（见图7.1）。

图7.1 自然生态模式

资料来源：Flint & Gouveia，2001：14（有修改）。

但若将生态模式运用到时间生态学研究中，并不适合将自然生态模式中的近似于结构功能论的意涵也一并挪用过来。如前文所论证的，因为时间是一个存在于社会关系之间，用以协调互动的行动参照机制。在社会关系中，每个行动个体都是行动交织网络的网格，行动个体的社会行动之发生是整体交织的实现。行动个体与社会整体存在观察角度与研究旨趣优先性的差异，而不存在本体论上的差异[19]。所以，与自然生态不同的是，时间生态层次之间不具有垂直等级之分。时间生态模式所划分的是观察的层次、探讨切入与研究架构的层面，而不是对社会实体构成要素的拆解。埃利亚斯曾提出过与本章相似的概念。他认为社会不应该用同心圆的概念来理解，而是强调社会应该被视作一个由互赖交织网络（Interdependenzgeflechte）所构成的社会形态（Figuration）（Elias，1993）。他曾利用一个图示表现互赖交织网络所构成社会形态，以取代结构功能论式的垂直理解方式（见图7.2）。虽然埃利亚斯的形态概念是用以呈现一种对社会实体的想象方式，而无关乎时间，但由于他的形态概念与时间作为一种形成自社会关系的社会事实的想象方式是类似的，因此也许可以借用埃利亚斯的图呈现一种迥异于同心圆式的自然生态模式的网络式时间生态模式。

图7.2 时间生态模式

资料来源：Elias，1993：11（有修改）。

若以此行动交织网络取代结构功能论的概念，那么时间生态模式的各个层面便会凸显一些不同于自然生态模式的社会特质，并且足以为经验研究界定基本的操作策略。

第一，时间生态个体方面。在自然环境中，一个个别有机体若被判定为七星瓢虫，那它就只能是七星瓢虫，而不可能同时是银杏或扬子鳄。但在大部分的社会情况下，一个人会身兼不同社会领域的不同社会角色。也就是说，不同于自然生态的个别有机体，一个时间生态个体可以且通常势必会隶属于多个不同时间生态群落或时间生态系统中的某个时间生态种群。他可以同时是性别生态系统中的男性、家庭时间生态系统中的父亲、教育时间生态系统中的学生家长、阶级时间生态系统中的劳工、交通时间生态系统中的小客车驾驶人等。因此一个时间生态个体会有不同的时间需求，也会反映不同时间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时间需求彼此之间可以是叠加性或包含性的（例如作为一名家庭时间生态系统中的父亲，其时间需求也会包括身为教育时间生态系统中的学生家长），也可能是互斥的（例如一个人上班时会扮演劳工角色，当进入阶级时间生态系统中时，就必须与家庭时间生态系统切割开来，因而无法顾及“父亲”这个时间生态种群的时间需求）。所以，在进行时间生态学研究时，如果把关注焦点放在个体层面，那么研究操作上的首要原则便是进行个别行动主体的社会角色界定，并且必须考虑到两方面：一方面，这个个体扮演了哪些社会角色，这些角色的时间需求之间是兼容的还是互斥的；另一方面，研究关注的是作为某个特定角色的个体在该时间生态系统中的时间需求的满足或牺牲，还是个体如何安排因所扮演的众多角色而来的各种不同的时间需求。

第二，时间生态种群方面。在自然生态中，每个生态种群，亦即每个物种，其持存有赖于生态环境中是否能各自在生态链上发挥适当的功能，生态平衡则是长时间的自然演化结果。但是在时间生态环境中，每个时间生态种群之间的关系不能单纯视作线性演化下的渐进均衡，而必须批判性地关注时间权力的制衡。一个时间生态系统中的各个时间生态种群，其时间需求的满足或牺牲是彼此密切相关的，其中可能包含着时间权力的（不）平衡情境。因此，在进行时间生态学研究时，应把焦点放在某个时间生态系统中各个时间生态种群的层面上。例如比较丈夫、妻子与儿女（家庭时间生态系统）的时间预算分配，那么就不能只进行各自的描述，还必须进一步去分析此时间生态系统中，这个时间生态种群的这个行动是得益于（剥削自）或牺牲（贡献）给另外哪个（些）时间生态种群，以及在这之间是互惠的还是受制于不公平的时间权力的压迫[20]。于是，这也界定了第二个时间生态学研究操作策略，亦即必须对各个社会角色在时间需求与时间权力的实践上进行角色关系连结。

第三，时间生态群落方面。由于时间生态系统的范围可以随着研究者的旨趣而划定，因此“时间生态系统”与“时间生态群落”其实是一种相对的区分。一个时间生态系统如果被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时间生态系统中，就会变成一个时间生态群落；一个时间生态群落如果被当作一个研究的最终整体时间生态层次，它就会变成时间生态系统。例如若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划定为“高中教育”，那么高中教育就是一个时间生态系统；但如果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划定为“国民教育”，那么高中教育就会变成“国民教育”这个时间生态系统中的时间生态群落之一。不过，虽然时间生态群落和时间生态系统两者有着范围大小的差异，但两者都表明了时间生态种群彼此之间不是任意有关联的，而是在一个既定的关系范围内才会产生相互作用。虽然这些关系范围的划分是相对的（一个划分出来的关系范围也许是相对较大的时间生态系统或较小的时间生态群落），但在经验研究的操作上至少还需要进行理念型的范围确立，才能确保研究有个聚焦的观察视野。因此，时间生态学为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所界定的第三个操作策略就在于，为各个在时间需求与时间权力方面相关联的社会角色清楚界定一个关系范围。例如，成人与青少年之间虽然总会有时间需求和时间权力方面的关联，但这样的关联究竟是放置在“高中教育”这个关系范围而成为老师与学生的关联，还是放置在“家庭”这个关系范围而成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联，自然有清楚界定的必要性。

第四，时间生态系统方面。每个时间生态系统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时间制度，且正是这个时间制度让时间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在经验观察上具有边界性的关系整体。这也带出第四个时间生态学的操作策略：各个在时间需求与时间权力方面相关联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范围的界定不是任意的，而是以一个相对应的时间制度作为界定基础。不过，时间生态系统往往不会孑然独立、与其他时间生态系统毫无关联，它会与其他相关的时间生态系统相互影响，例如有子女的家庭时间生态系统与教育时间生态系统之间显然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互影响性。此外，由于时间生态模式不是本体论的而是认识论的，所以时间生态系统也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研究范围的界定。这使得不同的时间生态系统也可能在经验上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例如性别也是家庭分工的基础，因此性别时间生态系统与家庭时间生态系统显然就有很大的重叠之处。这使得在进行时间生态学研究时，若把焦点宏观地放在时间生态系统上，那么人们便既可以探讨单一时间生态系统中的时间制度，以及其中各个时间生态种群（群落）彼此之间如何进行相互作用；也可以去探讨不同时间生态系统彼此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其中可能造就的各自时间制度的改变，或者探究不同时间生态系统之间可能的重叠之处及其相互影响。

通过对时间生态模式诸特质的梳理，时间生态学便可以得出一个不同于自然生态学的独特的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框架，并界定几个基本的研究操作策略。在时间生态模式中，每个时间生态层次都可以是研究焦点，且鉴于模式的特质，各层次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清楚展现出来。这可以让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更清楚地界定研究对象，并将“厘清时间生态当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作为分析任务，以此指出时间结构中的社会问题，并寻找可能的解决之道。

五 结语

“时间”在社会学中是个很重要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下，时间生态学此一概念可以是时间社会学研究中连结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环节。社会学所要研究的时间应是社会时间，社会时间是一种通过对诸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加以协调，使社会行动者彼此的行动交织能依其意向在需要的时间点得以发生的行动参照机制。在这个定义下，时间便牵涉到行动交织网络整体当中行动者彼此之间行动协调的公平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生态学有着深入的探讨，值得援引至时间研究中，建立“时间生态学”这个概念。时间生态学强调社会环境应有公平的时间生态，让其中的行动者都可以互惠地满足自己的时间需求。而时间生态学的研究任务即在于通过制度检视与互动逻辑分析，经验性地考察时间权力的制衡情况，以批判性地诊断行动协调的公平性问题。最后，时间生态学亦提供了一个具有时间生态个体、时间生态种群、时间生态群落、时间生态系统这四个层次的时间生态模式及其相应的研究操作策略，以作为可能的时间生态研究框架。

虽然时间生态模式是一个经验研究的框架，但必须补充强调的是，时间生态学本身并非像时间地理学（time geography）那样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而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它并不探讨人们可以用什么方法进行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事实上，如前文所言，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到了今天，不论是质性诠释取向还是定量实证取向，在研究方法上都已相当丰富。今天时间社会学经验研究的首要问题不是“人们该如何进行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而是如何清楚确立时间的意涵与重要性，而非仅直觉地将其用作描述行动的变项之一。正是在这一点上，一方面，时间生态学这个概念可以指出，时间具有可经验的社会事实面向，因此社会学的时间理论不能在物理学式的“多久时间”的想象之下，抽象玄妙地探讨时间，而应从现实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探讨社会时间的性质，并找出其中可能存在的社会问题，最后以社会实践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时间生态学的概念也企图阐明，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不应只是说明人们在什么时段做了多久的事，而应该指出人们因为其他人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迫使自己必须在这个时候做什么事。这并不是否定当今较为主流的时间预算研究，将测量行动外在的物理性持续长度作为研究方法，以量的刻度呈现时间。人们当然可以在研究操作上用度量呈现时间，只不过重点在于不能在根本概念上仅将时间视作一种行动所附带的物理量。如果在时间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中加入时间生态学的观点，那么研究重点就不只是对行动进行持续的量化描述，而是在于追问撑开此行动持续长度的两端时间点发生在什么时候，以及时间的发生点与持续内容、相应的时间制度、社会互动之间的影响关联为何。换言之，时间社会学不再只是描述性地说明“时间预算的运用”，而应该批判性地分析“人际让行动交织在所欲的时间点得以发生的权力机制”。因此，时间生态学是未来时间社会学的批判分析性的经验研究的前导。

除此之外，时间生态学也并非一个已完成，且不需要进一步质疑与讨论的概念。相反的，随着未来可能的经验研究，时间生态学势必可以借由其研究结果的累积，获得许多可以进一步进行概念发展与深入理论化的成长空间。因此，时间生态学还仅是一个初步的概念建立，其中许多细节如时间生态模式的分层、各层次的特征，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只是处在概念实验阶段。随着实际的经验研究的进行，许多细节都势必会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或者依照个案提出特殊概念。另外，究竟如何才算得上是一个互惠、健全的时间生态环境，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根本上牵涉到的不只是时间社会学，而是更广泛的人际的社会正义与公平问题，也是一个批判理论或社会病理学的问题，因此是一个此处无法处理的大学问[21]。但不是说这不应在社会学的时间研究中被探讨；相反的，这是一个值得长远探究的议题。

[1]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时间在帕森斯的理论中其实一直有着虽隐而不彰但却至关重要的值得探究的地位。详细的重要探讨，可参阅：何健，2015。

[2] 卢曼探讨时间的著作非常多，可以参阅：Luhmann，1980，1981，1984，1997。

[3] 近代社会学当中探讨时间的社会学家当然远不只此处介绍的这几位。本章此处只稍微提及几位理论思想的一贯性、传承性与相关性特别高，或影响范围特别广泛的学者。其他更为完整的介绍，可参阅：Adam，1990；Bergmann，1992；Rosa，2005；Nassehi，2008。

[4] 许多学者认为“时间预算”这个将时间比拟为经济现象的词语是有问题的，因为时间毕竟并不是真的像金钱一样具有实质的可赚取、交易、计算收支的物质多寡性。因此这些研究常常也会使用“时间运用”（time use）此一概念代替不适当的时间预算。但“时间预算研究”或“时间运用研究”只是字面上的差异，在实际研究内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Blass，1980：15 f.）。因此，本章此处的文献探讨就一并称作“时间预算研究”。

[5] 可参阅本书第一章。

[6] 于此需要先指出的是，对所有行动者来说，社会行动的交织网络不一定都会获得行动“支持”。行动的交织也有可能仅支持了部分行动者的需求，而牺牲了其他行动者的需求。关于这个问题，本章稍后在探讨“时间权力”概念时会进一步探讨。

[7] 当然，也有人遗世独居，不与任何人接触，一个人生活。但姑且不论这是少数的例外情况，一个人若能遗世独居，在这之前他也必定先接受扶养，并学习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之后才能以这种生活方式遗世独居。换言之，即便遗世独居，独居者也仍然以被镶嵌在行动交织网络的方式生活。相关的探讨，可以参阅：Mead，1967：140 f.。

[8] 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多久”的时间也常是问题，但“多久”的时间常是由“何时时间”所撑开的，“何时时间”仍占据优先地位（Cheng，2012）。例如人们虽然也时常探讨“工作时间持续了几个小时”，但工作时间首先是由“上班时间”与“下班时间”所规定的，“工作时间的长度”则是在规定了上下班时间之后，才被上下班时间点所撑开的范畴。

[9] 对此的详细探讨，可参阅：Elias，1984；Cheng，2012。

[10] 关于人类历史中时间制度的标准化过程，可参阅：Zerubavel，1982。

[11] 此处需要补充的是，作为物理时空维度之一的、流逝性的抽象时间（或许可将此时间称作相对于“何时时间”的“多久时间”）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时间，当然也仍是个问题。即便是社会时间本身，在今天的时间制度与测量工具中也是以顺序、流逝、循环的方式被时间测量工具呈现出来，因此它仍可以借用物理学的想象指陈出一段量化的长度。除此之外，在社会学领域人们还可以诘问：“难道种种的社会行动本身不是处在三维（过去、当下、未来此三个时间维度）时间之流当中吗？”（Parsons，1949：45 ff.），或者从相反的角度去提问：“难道社会行动不会切分出不同的时间维度面向吗？”（Luhmann，1981：130；1997：1004）“多久时间”在理论上仍存在补足缺口的重要功能。因此在论述上，不管是隐含的还是显然的，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暗含着“社会时间本身也是在（多久）时间之中”的表述方式。人们也仍然可以合理地认为“何时”时间只是将流逝时间切分出来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将问题导向“多久时间”的本质性问题。然而，如果社会时间脱离了“行动交织网络的发生”此一根本概念，而仅固守着流逝、不可逆、物理性的时间想象，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形上思辨范畴，而不是社会学首先要关心的面向。因为作为物理时空维度之一的、流逝的时间虽然是很好的哲思问题，但不直接是日常的社会生活的问题；是很好的社会学理论问题，但不是社会问题。赋予时间再多的论述与阐明，去解释时间如何流逝或它与存在之间有何种关系，既无法指出也解决不了（社会的）时间带给人们在当代社会中实际遇到的社会问题。在时间社会学至今仍时常强烈受物理学的“多久时间”概念的影响而缺乏“何时时间”此种社会时间的想象的情况下，有必要策略性地将“何时时间”视作社会学的首要认识旨趣。因此尽管由于时间测量工具的时间表现形式以及语言限制，论述中总是或隐或显地无法避免将时间也表述成似乎是物理性的、流逝的，但这里所要谈论的主要仍是发生性的、“何时”的、制度性与实践性的社会时间，物理性、流逝性的“多久时间”乃被视作另外非社会时间的时间，而暂时被排除在本章所要探讨的主旨之外。

[12] 关于时间结构在社会文明过程中的发展史，可以参阅：Rybczynski，1993。

[13] 关于认为行动事实上必包含着目的（理性）的看法，详细的论证可参阅：Balog，2012。

[14] 关于权力的斗争与制衡的社会过程，详细的论证可以参阅：Elias，1993。

[15] 关于这些跨领域研讨会或工作坊的内容介绍及其引起的回响，详细的介绍可见：Adam et al.，1997；Adam，2002。

[16] 有些学者（例如Bronfenbrenner，1994）简单地将之称作“生态观点”（ecological perspective）。本章接受这种做法，因此以下也将生态学的认识论简称为“生态观点”。

[17] 这个“生态系统理论”完全无关乎自然环境，而是在认知心理学的范畴当中探讨儿童与青少年的成长发展与社会化过程。关于此生态系统理论的一个深入浅出的整理，可另外参阅：Darling，2007。

[18] 现在，一旦谈到“系统”，人们几乎很难不联想到系统理论。事实上，生态学和由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建立的一般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都是从生物学衍生出来的，且都强调诸个体在相互作用中所构成的整体性，因此两者的确有相当高的亲近性。生态学中的很多观点都与系统理论相结合，且这些观点很难完全脱离与系统理论的联系（Odum & Barrett，2004）。因此也可以想见，当借用生态观点来进行社会学研究时，会引起对社会系统理论的联想，例如卢曼的理论。尽管如此，时间生态学并不与（社会）系统理论有关联。因为“系统”在概念抽象度与复杂性方面不亚于“时间”，如果把时间概念与系统概念相结合，对论证或理解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帮助，同样，这对经验研究也不会有太多的帮助。时间生态学虽然会使用“生态系统”此一词语，但这仅是为了方便运用生态观点，所以直接援引这个生态观点中的现有词语，实际上并没有扣连系统理论的概念。

[19] 埃利亚斯曾清楚地指出，“人们可以分开地视察它们（行动个体与社会整体），但不能把它们视作是分开的。”（Elias，1993：88）其他值得参考的相关文献，可以参阅：Elias，1987或Honneth，2010。

[20] 关于家庭时间生态系统研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S.Becker）通过独创的经济学的时间配置理论，分析家庭中不同角色如何在相互影响下进行不同的时间配置情况，是一个经典而值得参考的范例（Becker，1965，1991）。除此之外，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从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的抗衡的角度，来进行劳资关系中的劳动力剥削与剩余价值论等分析可以说是“阶级时间生态学”研究的一个经典。同样精彩的是泛恩（Gary A.Fine）的时间社会学案例研究。他通过参与观察，详细调查与分析了餐厅厨房工作中，不同角色彼此的时间搭配与分配过程，也是时间生态学研究中相当值得参考的示范（Fine，1996）。

[21] 关于此处所提到的批判理论与社会病理学作为一个探讨公平正义问题的社会学取径，一个基础的介绍可参阅：Honneth，2000。

结语 迈向时间社会学

在《什么是哲学？》一书中，德勒兹和迦塔利认为哲学就是要创造概念（德勒兹、迦塔利，2007）。事实上，不只是哲学，任何科学（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社会学）都必须创造概念。概念首先是某一现象的名字。唯有一个现象有名字了，我们才能讨论这个现象（穆勒，2014）。韦伯提出“理念型”，说穿了也就是认为任何社会学研究，必须从社会现象中凝练出在逻辑层面上完备性较高的概念，才能对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但概念的提出与使用绝不是任意的。任何科学概念的建立，必须直接面对该现象，抽绎出该现象的特质，如此这个概念才能充分掌握现象，以此概念进行的研究才能真正研究到该现象。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都应是本体论的、实在论的，而非只是语意上的建构（Goertz，2006）。所以，所谓的“创造”概念不是无中生有的一个概念，而应从复杂多样的经验世界中精准地掌握散落在各事件中的特质，把握一般生活中隐而不彰的现象。有时候，建立概念的难点在于我们缺乏一种精准的眼光与思维模式来系统性地掌握现象的特质。但也有些概念已经成为我们一般生活中的惯用词语，我们每天都会习以为常地运用；然而就是太过习以为常地频繁运用，使得这个概念的意涵太过宽泛，它所指涉的对象已经变得模糊了。这时候，问题反而不在于我们无法命名现象，而在于我们只记得现象的名字，忘了现象本身是什么了。“时间”就是属于这样一种概念。

一直以来，社会学对时间的讨论都有个矛盾[1]。一方面，时间常被认为是高度抽象的，甚至是不是真有“时间”这种东西、时间是不是具有本体性质的实在都是问题。因此，许多讨论都不得不将时间与其他事物挂钩在一起。这也使得关于时间的讨论，都会将“时间”前面加上其他的事物，产生出例如物理时间、心理时间、钟表时间、个人时间、世界时间等复合概念，或者与空间结合在一起被当作成套的概念。在这种做法下，时间仿佛有许多类型。然而，另一方面，虽然时间可以在语意上与其他事物挂钩而产生不同的类型，但人们似乎又不认为时间真的会因不同的类型而产生根本的性质差异。人们似乎相信，时间是万事万物共有的根本性质之一，可以对此得出一个本质性的定义。例如古尔维奇（Goerge Gurvitch）的著作就是典型的例子（Gurwitch，1990）。他对时间做出了单一定义，但又声称时间有不同的形式。这导致的问题是，究竟时间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如果说时间是单一的，那么多半是将时间视作万事万物的物理维度，而如此一来，时间就只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任何其他学科都没有资格讨论这个概念。但如果说时间是多样的，那么到底这种多样性的根据在哪里？当人们说时间可以区分为钟表时间和季节时间时，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可以客观地呈现具有本质差异的“钟表时间”和“季节时间”（问题也在于时间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大多数的时间研究对时间概念的界定，多半是从文献中去挖掘，尤其是物理学或哲学文献。仿佛由于时间太过抽象，因此它不存在于经验生活中，而只存在于文献中。然而又由于文献太多又太抽象了，因此时间概念就只能根据各种文献语意来分类，最后对时间概念的思考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读书解经”的大赛。

本书之所以认为埃利亚斯的时间理论是社会学的时间研究的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因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弊端。他非常大胆而中肯地指出，许多社会学的时间研究就是因为太过沉溺于物理学或哲学思考，所以毫无建树。时间明明就是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现象，但我们却一直很少回到生活中观察我们的生活如何与时间密切相关。因此，我们的时间研究常常就只是在用概念来讨论概念，沉溺于讨论牛顿、爱因斯坦、霍金、巴门尼德、康德、奥古斯丁、海德格尔，至于真正的日常生活反而被忽视了。每当社会学家一讨论时间，就都莫名地突然变成了物理学家或哲学家，平常朗朗上口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瞬间被抛在脑后。

本书的宗旨之一即在强调对“时间”这个概念的社会学式探讨与研究必须回到日常生活中，观察、思考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所相关的时间。第七章第二部分的讨论已充分指出，一旦带着社会学的想象力来看待生活中的时间，那么就会发现“时间”这个概念所指涉的不单是一种现象，而是各种不同类型的现象。例如“30秒”与“下午3点15分”在今天的语境中都被认为是时间，但却是两种不同的事。而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有最直接关联的，就是例如“下午3点15分”这种现象，亦即本书所谓的何时时间。何时时间是纯粹的社会构成物，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社会事实，是除了社会学之外，任何其他学科都无法透彻讨论的现象。何时时间作为时间的概念内涵，无法从任何物理学或哲学文献中“解经”出来，因为这是纯粹的社会现象，唯有带着社会学的视角去观察社会生活，才能挖掘和掌握这个概念。并且，只要对何时时间做进一步的社会学分析，自然就可以为此时间概念赋予丰富的本体论与实在论的意涵。

以此而言，本书完成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回到社会生活中，从社会学的视角重构一个专属于社会学研究范畴的时间概念，即何时时间是一种社会事实、一种“社会时间”。我们不需要知道究竟30秒是物理的还是心理的，也不需要知道究竟其是否有本质或者本质是什么，因为那不是社会学的问题。但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有一种社会时间，这种时间不同于“30”秒这种时间，是纯粹社会性的，也具有客观实在性。

本书完成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给社会时间配套了更多的分析与批判性概念。当我们确认了社会时间是何时时间之后，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必须将它放在更完整的社会学研究脉络当中。为此，本书尝试建立了时间结构、时间形式、时间需求、时间权力、时间政治这五个主要的社会时间相关概念，分别对应时间相关制度、在此制度下的生活安排分配逻辑、生活安排分配所欲达到的目标、生活安排分配当中牵涉到的权力因素以及其中的整个角力过程。通过整个概念组的建立，社会学的时间研究就可以找出许多关怀的重点，而不像过去的时间研究那样，常常仅停留在理论方面的语意游戏层面而已。

本书完成的第三个任务是提出了一套经验研究与分析架构，亦即“时间生态学”理论。社会学在以时间作为经验研究主题时，并不缺乏研究方法。在生命时间方面，有北美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事件史分析法，以及第三章第四部分介绍的欧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常用的叙事访谈与客观诠释学研究法。在日常生活时间方面，也有不少专门用于时间研究的方法。例如时间预算研究，最常见的就是时间记事分析法（time diary studies）。时间记事分析法意指让研究受试者以日记的方式，对自己在一定时间单位内对自身诸行动进行记录与诠释。其中，日记记录牵涉到五个设计要点（Gershuny，2011）。其一，日记中的活动是让受试者用自己的描述方式自由记录，还是研究者先编好码之后让受试者选？其二，日记是开放地让受试者自由记录，还是设定一定的时间间隔，让受试者每个间隔都记写一次？其三，日记是记录主要单一活动，其他活动次要不记，还是把所有活动都记下来？其四，日记是否需要记录额外的客观领域，比如地点、动机？其五，日记是否需要记录主观领域，比如情绪、压力？

这个研究方法的目的主要在于收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什么时候花了多长的时间从事哪些活动。但这个研究法主要有三个缺点。第一，主要在于描述表面的行为，而难以充分顾及这些行为的主观意义。第二，这种行为导向的记录，如果开放地让受试者自由记录，那么记录容易变得非常琐碎；如果由研究者编码之后，让受试者在研究者所框限的范围内记录，又容易遗漏研究者可能没有想到但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三，除非研究者密集掌握受试者的记事时间，否则受试者很有可能在事后很久才撰写日记，而如此一来由于记忆力的衰退，日记失真的可能性很大。

为了避免上述缺憾，因此除了时间记事分析法之外，社会学的时间研究还有两个较常见的研究方法。一个是“经验抽样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ESM）（Hektner et al.，2007）。经验抽样法在于通过实时联系技术（例如手机的微信APP），在随机的时间呼叫受试者，让受试者在当下填写量表，记录当下所从事的活动、情绪等信息。这个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受试者的活动可以完全由研究者来掌握，并且由于是在活动当下进行记录，因此可以保证客观且不失真。但缺点也很明显，由于是随机的时间，因此很难获得受试者的生活全貌；并且随机联系受试者，对受试者来说也是一大困扰。

为了避免经验抽样法的缺点，近年来学界又发展出“一日重建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Kahneman et al.，2004）。一日重建法与时间记事分析法有些相似之处，都是通过让受试者撰写日记的方式来重建时间的安排与运用，然而一日重建法比时间记事分析法更为细致，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一日重建法是让受试者记录前一天的生活。这可以避免受试者多日之后才一次记下多天前的事情，以确保记录不失真。

第二，前一天的时间安排的重建不是单纯记录当天的事情，而是必须填写四份问卷。第一份问卷是受试者的基本资料。第二份问卷是开放地让受试者完整记录前一天所进行或参与的一连串事件。但这份问卷并不用于研究，而是单纯让受试者回忆并记录前一天的生活。第三份问卷才是真正与研究者的研究有关的问卷，由研究者根据研究旨趣、订定问题，然后让受试者根据第二份问卷的内容来填写。第四份问卷则让受试者填写与前两份问卷内容相关的其他问题，例如工作组织的细节、家人的情况等代表受试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信息。受试者填写完毕之后，第二份问卷由于一方面只是帮助受试者回想，另一方面可能牵涉到受试者隐私，因此由受试者自己保存或销毁，研究者只回收第一、三、四份问卷。但显然，根据研究需要，研究者也可以在与受试者达成共识之后，将四份问卷都回收，并根据第二份问卷来评估第三份问卷中受试者对问题的诠释情况。

一日重建法虽然可以避免时间记事分析法可能的信息失真问题，也可以避免经验抽样法频繁打扰受试者的问题，并且因为其详细的问卷记录方式而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即便如此，一日重建法也有弊端。其中最大的弊端是，由于这个方法是以日为研究单位，因此很难收集为时较久（如为期一周乃至数月）的记录，也很难比较不同类型的日子（如平日和假日）之间的差异，以及各种类型的日子自身的特殊性。可以说，时间记事分析法、经验抽样法、一日重建法各有其利弊，必须根据研究旨趣来选取适当的方法。

然而正如本书第七章所提到的，这些方法的问题都在于对时间概念缺乏详细的界定，与理论脱节，而且都将研究视角置于个体层面上。因此第七章才会尝试提出时间生态学理论，将理论与经验研究联结起来，并且指出时间研究的对象不应放在个体层面，而是必须放在人际关系层面。意思是，重点不在于个体是如何安排与规划时间的，而在于什么样的需求与权力关系，使得一个人如何在其他人的影响之下如此安排与规划时间。唯有通过时间生态学理论，才能让探讨时间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不止于对时间的安排与规划进行描述，而是能够指出其中的权力问题，进而迈向时间政治层面的讨论。

本书开头便指出，虽然时间在社会学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但这始终不是一个很踏实的主题。因为社会学在探讨时间时无法确立时间的社会性，无法对时间下确切的定义，无法提供具有理论基础的经验研究思路。就算拥有了时间的理论、定义、方法，但这些也都是相互断裂的。但在本书的努力之下，这些问题应该已经得到了初步的解决。通过凸显与详细讨论“何时时间”这个现象，我们已经充分获得了时间的社会性与定义。而通过“时间生态学”理论的建立，我们已经获得了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的经验研究分析框架，让时间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联结起来。既然如此，现在是不是能够很踏实地宣称，社会学可以有一门“时间社会学”了呢？平心而论，笔者个人认为还不行，因为还差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社会学要能够基于本书提出的一整套关于时间的理论、定义、方法，开展大量传承不辍的踏实的研究。等到社会学发展出关于时间的蓬勃的踏实研究时，那么就算不用谁来特别宣称，也不会再有人否认有一门“时间社会学”的事实了。也就是说，社会学是不是可以有一门时间社会学，不是笔者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断言的，而是要依靠后续源源不绝的研究来证明。

[1] 其实不只是社会学，几乎任何学科都有。只是，我们这里只讨论社会学。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包雷，1994，《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时间社会学——访社会学家、中山大学教授何肇发》，《社会》第1期。

鲍磊，2014，《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社会》第5期。

包蕾萍，2005，《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包蕾萍，2012，《中国独生子女生命历程：家国视野下的一种制度化选择》，《社会科学》第5期。

成伯清，2015，《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江海学刊》第5期。

德勒兹、迦塔利，2007，《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2007，《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方慧容，1997，《“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论文。

方旭东，2016，《过度单身：一项时间社会学的探索》，《中国青年研究》第10期。

冯刚，2017，《时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又一力作——评〈时空社会学：拓展和创新〉》，《光明日报》7月5日第11版。

郭于华，2003，《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郭于华，2008，《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第1期。

郭于华，2011，《倾听底层：我们应该如何讲述苦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于华、常爱书，2005，《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一项对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韩清林，2000，《“普九”工作的主要进展和面临的问题——关于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形势与对策的研究报告》，《教育发展研究》第1期。

何健，2015，《帕森斯社会理论的时间维度》，《社会学研究》第2期。

黄厚铭，2009，《迈向速度存有论——实时性电子媒介时代的风险》，《新闻学研究》第101期。

黄圣哲，2005，《意义的结构：结构诠释学作为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载黄瑞祺、罗晓南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松慧有限公司。

胡金柱，2014，《2013年度中国儿童社会学研究述评》，《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五期。

胡薇，2009，《累积的异质性：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分化》，《社会》第2期。

景天魁，1999，《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第6期。

景天魁，2013，《时空社会学：一门前景无限的新兴学科》，《人文杂志》第7期。

景天魁，2015a，《时空压缩与中国社会建设》，《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景天魁，2015b，《时空转换与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以城镇化问题为例》，《人文杂志》第7期。

景天魁，2018，《时空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景天魁、邓万春，2009，《发展社会学的时空视角》，《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景天魁、何健、邓万春、顾金士，2012，《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景天魁等，2017a，《时空社会学：拓展和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景天魁、冯波主编，2017b，《时空社会学：记忆和认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李英飞，2015，《资金短缺下市场如何运作——浦镇轻纺产业资金链中的社会时间机制》，《社会学研究》第2期。

李迎生，1991，《资金短缺下市场如何运作——浦镇轻纺产业资金链中的社会时间机制》，《社会学研究》第3期。

练宏，2015，《注意力分配——基于跨学科视角的理论述评》，《社会学研究》第4期。

李梅、杨汇泉，2010，《农村留守女童反社会行为生成的现象考察——邓军“买处”个案的生命历程理论分析》，《中国农村观察》第6期。

李强等，1999，《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第6期。

李向平、魏扬波，2010，《口述史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梁宏，2011，《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人口研究》第4期。

林聚任、王兰，2015，《时空研究的社会学理论意蕴——社会建构论视角》，《人文杂志》第7期。

林晓珊，2012，《汽车梦的社会建构：中国城市家庭汽车消费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晓珊，2013，《反思性身体技术：一项汽车与身体的扎根理论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刘精明，1999，《“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19～36页。

刘梅君，2001，《“工时”之理论辩证与经验省思》，时英出版社。

刘亚秋，2003，《“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第2期。

哈特穆特·罗萨，2018，《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穆勒，2014，《逻辑体系（一）》，郭武军、杨航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倪鸣香，2004，《叙述访谈与传记研究》，《教育研究月刊》第118期。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014，《逻辑体系》（一），郭武军、杨航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彭南生、饶水利，2006，《简论1929年的〈工厂法〉》，《安徽史学》第4期。

邱国华，2005，《义务教育完成率：“普九”新阶段的核心指标》，《教育发展研究》第9期。

青连斌，1990，《大城市职工生活时间分配和利用问题的初步研究》，《社会学研究》第1期。

施世骏，2002，《生命历程研究对社会政策效果的探讨》，《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学刊》第1期。

孙立平、郭于华，2010，《制度实践与目标群体：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实际运作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文中，2015，《殊途同归：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比较——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石言，1987，《时间社会学研究》，《兰州学刊》第5期。

石智雷，2015，《多子未必多福——生育决策、家庭养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社会学研究》第5期。

肖索未，2014，《“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唐士哲，2005，《在速度的废墟中挺进：电子媒介新闻的唯物批判观点》，《新闻学研究》第84期。

徐静、徐永德，2009，《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的老年贫困》，《社会学研究》第6期。

王汉生、刘亚秋，2006，《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第3期。

王加华，2015，《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年度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雅林，1991，《城镇居民时间预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吴开泽，2017，《房改进程、生命历程与城市住房产权获得（1980—2010年）》，《社会学研究》第5期。

谢国雄，1997，《纯劳动：台湾劳动体制序论》，“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筹备处。

熊秉真，2000，《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麦田出版社。

杨汇泉、朱启臻，2011，《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抚育策略的社会学思考——一项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的个案考察》，《人口与发展》第2期。

翟振武、李龙，2014，《老年标准和定义的再探讨》，《人口研究》第6期。

湛晓白，2013，《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春泥、谢宇，2017，《入学年龄限制真的造成了“七八月陷阱”吗？——兼评刘德寰、李雪莲〈“七八月”的孩子们〉》，《社会学研究》第1期。

张翠娥、王杰，2017，《弱势的累积：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泽利泽，2008，《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王水雄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曾迪洋，2014，《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劳动力迁移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社会》第5期。

郑彬，2015，《带薪休假为何落实难？》，《经济日报》9月16日。

郑功成，2008，《中国社会保障30年》，人民出版社。

郑莉、曾旭晖，2016，《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社会》第6期。

郑作彧，2006，《SNG新闻的速度意涵及其联机记者新闻实践之研究》，世新大学新闻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

郑震，2005，《论身体时空》，《社会理论学报》第2期。

周敏慧，2008，《实行带薪休假制度的意义、现实性与保障体系》，《消费导刊》第1期。

周雪光，2015，《国家与生活机遇——中国城市中的再分配与分层（1949—1994）》，郝大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外文部分

Adam，Barbara. 1990. Time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Polity Press.

Adam，Barbara. 1998. Timescape of modernity：The environment and invisible hazards. London：Routledge.

Adam，Barbara. 2002. “The multiplicity of times：Contributions from the Tutzing time ecology project.” Time & Society，11（1）：87-88.

Adam，Barbara. 2003. “Comment on ‘Social acceleration’ by Hartmut Rosa.” Constellations，10（1）：49-52.

Adam，Barbara et al. 1997. “Time for the environment：The Tutzing time ecology project.” Time & Society，6（1）：73-84.

Agamben，Giorgio. 1998. Homo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Albert，Gert 2013. “Figuration und Emergenz. Zur Ontologie und Methodologie des Ansatzes von Nobert Elia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65：193-222.

Alheit，Peter 1990. Biographizität als Projekt. Der “biographische Ansatz in der Erwachsenenbildung”. Bremen：Universität Bremen（Werkstattberichte des Forschungsschwerpunkts Arbeit und Bildung，Bd.12）.

Allmendinger，Jutta. 1989.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5（3）：231-250.

Amin，Ash. 1994. “Post-Fordism：Models，fantasies and phantoms of transition.” In Ash Amin（ed.），Post-Fordism：A reader.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Inc.，pp.1-40.

Ariès，Philippe. 1975. Geschichte der Kindheit. 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

Asakura，Yasuo and Kashiwadani，Masuo. 1991. “Road network reliability caused by daily fluctuation of traffic flow.” In Proceedings of the 19thPTRC summer annual meeting，Brighton：PTRC，pp.73-84.

Assheuer，Thomas. 2006. “Atemlos.” In Die Zeit，6 vom 26.01.2006，pp.55.

Austad，Steven N. 1999. Why we Age：What science is discovering about the body’s journey through life.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

Badiou，Alain. 2005. Being and event. New York：Continuum.

Balog，Andreas. 2012. “Soziologie und die Theorie des Handelns.” In Johann August Schülein and Gerald Mozetič（eds.），Handlung：Neue Versuche zu einem klassischen Thema.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pp.11-38.

Barnhouse-Walters，Pamela. 1984. “Occupational and labor market effects on secondary an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al expan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22-197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9：659-671.

Bauman，Zygmunt. 1998. Globalizatin：The human consequences. Cambridge：Polity Press.

Bauman，Zygmunt.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

Bauman，Zygmunt. 2007. Liquid times：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Polity Press.

Bechmann，Gotthard. 1993. “Einleitung：Risiko-ein neues Forschungsfeld？” In Gotthard Bechmann（ed.），Risiko und Gesellschaft. Grundlagen und Ergebnisse interdisziplinärer Risikoforschung.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pp.VII-XXIX.

Beck，Urlich. 1986. Risikogesellschaft-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Becker，Gary S. 1965.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 Economic Journal，75（299）：493-517.

Becker，Gary S. 199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MA：Havard University Press.

Begon，Michael et al. 2006. Ecology：From individuals to ecosystems.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Behringer，Wolfgang. 1997. “Der Fahrplan der Welt. Anmerkung zu den Anfängen der europäischen Verkehrsrevolution.” In Hans-Liudger Dienel & Helmuth Trischler（eds.），Geschichte der Zukunft des Verkehrs. Verkehrskonzept von der Frühen bis zum 21.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Verlag，pp.40-57.

Beljan，Jens. 2017. Schule als Resonanzraum und Entfremdungszone：Eine neue Perspektive auf Bildung. Weinheim：Beltz Juventa Verlag.

Benthaus-Apel，Friedrike. 1995. Zwischen Zeitbindung und Zeitautonomie：Eine empirische Analyse der Zeitverwendung und Zeitstruktur der Werktags-und Wochenendfreizeit. Wiesbaden：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Bergmann，Werner. 1981. Die Zeitstruktur sozialer Systeme：Eine systemtheoretische Analyse. Berlin：Duncker & Humbold.

Bergmann，Werner. 1992. “The problem of time in sociology：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at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sociology of time’，1900-82.” Time & Society，1（1）：81-134.

Blass，Wolf. 1980. Zeitbudget-Forschung. Eine kritische Einführung in Grundlagen und Methoden.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Verlag.

Blass，Wolf. 1990. “Theoretische und methodische Grundlagen der Zeitbudgetforschung.” In Rosemarie von Schweitzer（ed.），Zeitbudgeterhebung. Ziele，Methoden und neue Konzepte. Stuttgart：Metzler-Poeschel，pp.54-75.

Blossfeld，Hans-Peter and Jaenichen，Ursula. 1993. “Bildungsexpansion und Familienbildung.” In Andreas Diekmann & Stefan Weick（eds.），Der Familienzyklus als sozialer Prozeβ. Berlin：Duncker & Humbolt，pp.165-193.

Boer，Roland. 2013. “Revolution in the envent：The problem of kairós.” Theory，Culture & Society，30（2）：116-134.

Bonβ，Wolfgang. 1995. Vom Risiko. Unsicherheit und Ungewissheit in der Moderne. Hamburg：Hamburger Edition.

Borscheid，Peter. 1992. “Der alte Mensch in der Vergangenheit.” In Paul B.Baltes und Jürgen Mittelstraβ（eds.），Zukunft des Alterns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pp.35-61.

Borscheid，Peter. 2004. Das Tempo-Virus.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Beschleunigung. Frankfurt/New York：Campus.

Bourdieu，Pirre. 1990. “Time perspectives of the Kabyle.” In John Hassard（ed.），The sociology of time. Houndmills：The Macmillan Press Ltd.

Breuer，Stefan. 2009. “The nihilism of speed：On the work of Paul Virilio.” In Hartmut Rosa & William E.Scheuerman（ed.），High-speed society：Social acceleration，power，and modernity. 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pp.215-241.

Briese，Olaf. 2009. “Die Aporie des gröβten anzunehmenden Unfalls”. In Christian Kassung（ed.），Die Unordnung der Dinge. Eine Wissens-und Mediengeschichte des Unfalls. Bielefeld：transcript，pp.361-379.

Bronfenbrenner，Urie. 1979.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ty Press.

Bronfenbrenner，Urie. 1992.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In Ross Vasta（ed.），Six theories of child development：Revised formulations and current issues. London：Jessica Kingsley，pp.187-249.

Bronfenbrenner，Urie. 1994. “Ecolog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 Mary Gauvain & Michael Cole（eds.），Read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2nd ed.）. New York：Freeman，pp.37-43.

Brose，Hanns-Georg and Hildenbrand，Bruno. 1988. “Biographisierung von Erleben und Handeln.” In Hanns-Georg Brose und Bruno Hildenbrand（eds.），Vom Ende des Individuums zur Individualität ohne Ende. Opladen：Leske+Budrich，pp.11-30.

Brose，Hanns-Georg et al. 1993. Soziale Zeit und Biographie：über die Gestaltung von Alltagszeit und Lebenszeit.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

Brown，Jeffrey. 2006. “From traffic regulation to limited ways：The effort to build a science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5（1）：3-34.

Brückner，Hannah and Mayer，Karl U. 2005. “De-standard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What it might mean？And if it means anything，whether it actually took place？” In Ross Machilian（ed.），The structure of the life course：Standardized？Individualized？Differentiated？ Oxford：Elsevier，pp.27-53.

Buchmann，Marlis. 1989. The Script of Life in Modern Societ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ynner，John. 2016.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ife course studies.” In Michael J.Shanahan et al.（eds.），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Vol.II. New York：Springer，pp.27-58.

Cain，Leonard D.，Jr. 1964. “Life cours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obert E.Lee Fairs（ed.），Handbook of modern sociology. Chicago：Rand McNally，pp.272-309.

Castells，Manuel. 1996. The risk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society and culture，Bd.1. Oxford：Blackwell.

Cheng，Tsuo-Yu. 2012. Soziale Geschwindigkeit：Ein theoretischer Grundriss und eine zeitpolitische Fragestellung. Berlin：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Ciesla，Burghard. 1998. “Netzwerk Auto-Bahn.” WerkstattGeschichte，21：5-10.

Crogan，Patrick. 1999. “The tendency，the accident and the untimely.Paul Virilio’s engagement with the future.” Theory，Culture & Society，16：161-176.

Dannefer，Dale et al. 2016. “Opening the social：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in life course studies.” In Michael J.Shanahan et al.（eds.），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Vol.II. New York：Springer，pp.87-110.

Darling，Nancy. 2007.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The person in the centre of the circles.”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4（3-4）：203-217.

Deleuze，Gilles and Guattari，Felix.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r Derian，James. 1998. “Introduction.” In James der Derian（ed.），The Virilio Reader.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Inc.，pp.1-45.

Derrida，Jacques. 2003. “Autoimmunity：Real and Symbolic Suicides：A Dialogue with Jacques Derrida.” In Giovanna Borradori（ed.），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Dialogues with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85-136.

Doob，Leonard W. 1971. Patterning of tim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Mary and Wildavsky，Aron. 1993. “Risiko und Kultur. Können wir wissen，welchen Risiken wir gegenüberstehen？” In Wolfgang Krohn & Georg Krücken（eds.），Risikante Technologien：Reflexion und Regulation.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113-137.

Durkheim，émile. 196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New York：Free Press.

Durkheim，émile. 1966.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ew York：Free Press.

Dux，Günter. 1989. Die Zeit in der Geschichte. Ihre Entwicklungslogik vom Mythos zur Weltzeit.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Ebering，Matthias. 1996. Beschleunigung und Politik：Zur Wirkung steigender Geschwindugkeiten des ökonomischen，technischen und gesellschaften Wandels auf den demokratischen Staat. 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

Egbringhoff，Julia. 2002. “‘Den Alltag beherrschen-Ausprägungen und Folgen，neuer’Erwerbsformen am Beispiel von Ein-Person-Selbständigen.” In Margit Weihrich and G.Günter Voβ（eds.），tag für tag：Alltag als Problem-Lebensführung als Lösung？Neue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Alltäglicher Lebensführung 2. München und Mering：Rainer Hampp Verlag，pp.21-46.

Elder，Glen H. 1975. “Ag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life course.” 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165-190.

Elder，Glen H. 1985.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In Glen H.Elder（ed.），Life course dynamics：Trajectories and transitions，1968-1980.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p.23-49.

Elder，Glen H. 1994. “Time，human agency，and social change：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57（1）：4-15.

Elder，Glen H. 1999.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Boulder：Westview Press.

Elder，Glen H. 2003. “The life course in time and space.” In Walter R.Heinz & Victor W.Marshall（eds.），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Transitions，Institutions，and Interrelations. 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pp.57-71.

Elder，Glen H. and Shanahan，Michael J. 2007. “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William Damon & Richard M.Lerner（eds.），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Vo.I.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pp.665-715.

Elder，Glen H.et al. 2003.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 In Jeylan T.Mortimer and Michael J.Shanahan（eds.），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pp.3-19.

Elias，Norbert. 1983. Engagement und Distanzierung.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Elias，Norbert. 1984.über die Zeit.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Elias，Norbert. 1987. Die Gesellschaft der Individuen.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Elias，Norbert. 1991. The symbol theory. London：Sage.

Elias，Norbert. 1993. Was ist Soziologie？（7.Aufl.）Weinheim und München：Juventa Verlag.

Elzinga，Cees H. and Liefbroer，Art C. 2007. “De-standardization of family-life trajectories of young adults：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using sequence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23：225-250.

Ende，Michael. 1973. Momo：Die seltsame Geschichte von den Zeit-Dieben und von dem Kind，das den Menschen die gestohlene Zeit zurückbrachte. Stuttgart：Thienemann-Esslinger Verlag.

Fine，Gary A. 1996. Kitchens：The culture of restaurant work.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lint，Mary L. and Gouveia，Patricia. 2001. IPM in practice.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Foucault，Miche. 2003.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1975-1976. New York：Picador.

Friebel，Harry et al. 1996. Bildungsidentität. Zwischen Qualifikati-onschancen und Arbeitsplatzmangel. Eine Längsschnittuntersuchung. Opla-den：Leske Budrich.

Giddens，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The Raymond Fred West memorial lectures at Standford University. Standford/Californi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dford/Californi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Geiβler，Karlheiz A. and Held，Martin. 1995. “Grundbegriffe zur Ökologie der Zeit. Vom Finden der rechten Zeitmaβe.” In Martin Held & Karlheinz A.Geiβler（eds.），Von Rhythmen und Eigenzeiten.Perspektiven einer Ökologie der Zeit. Stuttgart：Hirzel，pp.193-208

Gershuny，Jonathan. 2011. Time-Use Survey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National Well-Being. Oxford：University of Oxford，Centre for Time Use Research.

Giddens，Anthony. 1975.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Gesamtausgabe，Bd.24，Marburger Vorlesung Sommersemester 1927. 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

Giddens，Anthony. 1976. “Zeit und Sein.” In Martin Heidegger（ed.），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Niemeyer，pp.1-25.

Giddens，Anthony. 1989. Der Begriff der Zeit. Vortrag vor der Marburger Theologenschaft，Juli 1924. Tübingen：Niemeyer.

Giddens，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ddens，Anthony.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Polity Press.

Giddens，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The Raymond Fred West memorial lectures at Standford University. Standford/Californi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Giddens，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dford/Californi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Giele，Janet Z. and Glen H.Elder. 1998. “Life course research：Development of a field.” In Janet Z.Gele and Glen H.Elder（eds.），Methods of life course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London：Sage，pp.5-27.

Glotz，Peter. 1999. Die beschleunigte Gesellschaft. Kulturkämpfe im digitalen Kapitalismus. München：Kindler.

Goertz，Gary. 2006. Social science concepts. A user’s Guid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oβ，Hermann and Schwarz，Michael. 2006. Betriebs-und Arbeit-szeiten 2005：Ergebnisse einer repräsentativen Betriebsbefragung. Dortmund.

Gurwitsch，Georges. 1990. “Varieties of social-time.” In John Hassard（ed.），The sociology of time. Houndmills：The Macmillan Press Ltd.，pp.67-76.

Heidegger，Martin. 1976. “Zeit und Sein.” In Martin Heidegger（ed），Zur Sache des Denkens. Tübingen：Niemeyer，pp. 1-25.

Heidegger，Martin. 1957. Sein und Zeit（8.，unveränd. Aufl）. Tübingen：Niemeyer.

Hawking，Stephen W. 1988. A brief history of time：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Toronto：Bantam Books.

Heidegger，Martin. 1989. Der Begriff der Zeit. Vortrag vor der Marburger Theologenschaft，Juli 1924. Tübingen：Niemeyer.

Habermas，Jürgen. 1989. “Erläuterungen zum Begriff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s.” In Jürgen Habermas（ed），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s.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 571-606.

Hörning，Karl H. et al. 1990. “Den Zeitpionieren auf der Spur. Flexibilisierung der Arbeitszeit und neue Formen der Lebensführung.” Soziale Welt，pp. 206-221.

Harvey，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e changes.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Hahn，Alois. 1988. “Biographie und Lebenslauf.” In Hanns-Georg Brose und Bruno Hildenbrand（eds.），Vom Ende des Individuums zur Individualität ohne Ende. Opladen：Leske+Budric，pp. 91-105.

Hektner，Joel M. et al. 2007，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everyday life. London：Sage.

Habermas，Jürgen. 1989. “Erläuterungen zum Begriff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s.” In Jürgen Habermas（ed.），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s.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571-606.

Haeckel，Ernst.1866. 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Allge-meine Grundzüge der organischen Formen-Wissenschaft，mechanisch begründet durch die von Charles Darwin reformirte Descendenz-Theorie. Bd.2，Allgemeine Entwickelungsgeschichte der Organismen. Berlin：Verlag von Georg Reimer.

Hagestad，Gunhild O. and Dykstra，Pearl A. 2016. “Structuration of the life course：Some neglected aspects.” In Michael J.Shanahan et al.（eds.），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Vol.II. New York：Springer，pp.131-160.

Hahn，Alois. 1988. “Biographie und Lebenslauf.” In Hanns-Georg Brose und Bruno Hildenbrand（eds.），Vom Ende des Individuums zur Individualität ohne Ende. Opladen：Leske+Budric，pp.91-105.

Halbwachs，Maurice. 1967. Das kollektive Gedächtnis. Stuttgart：Enke.

Hannan Michael T. and Freeman John. 1989. Organizational Ecology. 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 Press.

Hareven，Tamara. 1986.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life course.” Human Development，29：171-180.

Harvey，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e changes.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Hassan，Robert. 2009. Empires of speed. Time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Boston：Brill.

Hawking，Stephen W. 1988. A brief history of time：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Toronto：Bantam Books.

Heinz，Walter R. 2003. “Introduction.” In Walter R.Heinz & Victor W.Marshall（eds.），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Transitions，Institutions，and Interrelations. 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pp.vii-xix.

Heinz，Walter R.et al.（eds.）2009. The life courser reader：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across time. Frankfurt/New York：Campus Verlag.

Heinze，Gert Wolfgang and Kill，Heinrich H. 1997. “Verkehrswissenschaft：Das Problem der Disziplin am Beispiel der Vision，Döferstadt’.” In Hans-Liudger Dienel and Helmuth Trischler（eds.），Geschichte der Zukunft des Verkehrs. Verkehrskonzept von der Frühen bis zum 21.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Verlag，pp.92-128.

Hektner，Joel M.et al. 2007.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 everyday life. London：Sage.

Held，Thomas. 1986.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Human Development，29：157-162.

Held，Martin. 1993. “Zeitmaβfür die Umwelt. Auf dem Weg zu einer Ökologie der Zeit.” In Martin Held & Karlheinz A.Geiβler（eds.），Ökologie der Zeit. Vom Finden der rechten Zeitmaβe. Stuttgart：Hirzel，pp.11-31.

Henretta，John C. 1992. “Uniformity and diversity：Life cours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late-life work exi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33（2）：265-279.

Herlyn，Ingrid and Krüger，Dorothea. 2000. “Späte erste Mutterschaft-Ein neues biographisches Muster？” Zeitschrift für Frauenforschung und Geschlechterstudien，H.1+2：115-133.

Hielscher，Volker and Hildebrandt，Eckart. 1999. Zeit für Leben-squalität：Auswirkungen verkürzter und flexibilisierter Arbeitszeiten auf die Lebensqualität. Berlin：Ed. Sigma.

Hillmert，Steffen. 2009. “Bildung und Lebensverlauf-Bildung im Lebensverlauf.” In Becker，Rolf（ed.），Lehrbuch der Bildungssoziologie.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pp.215-235.

Hogan，Dennis P. and Astone，Nan Marie. 1986.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nnual of Sociology 12：109-130.

Holtgrewe，Ursula. 2009. “Narratives Interview.” In Stefan Kühl et al.（eds.）Handbuch Methoden der Organisationsforschung：Quantitative und Qualitative Methoden. Wiesbaden：VS Verlag，pp.57-77.

Honoré，Carl. 2004. In Praise of slowness：How a worldwide movement is challenging the cult of speed. San Francisco：Harper SanFrancisco.

Honneth，Axel. 2000. “Pathologien des Sozialen. Tradition und Aktualität der Sozialphilosophie.” In Axel Honneth，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Aufsätze zu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11-69.

Honneth，Axel. 2010. “Das Ich im Wir. Anerkennung als Triebkraft von Gruppen.” In Axel Honneth（ed.），Das Ich im Wir：Studien zur Anerkennungs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261-279.

Hörning，Karl H.et al. 1990. “Den Zeitpionieren auf der Spur. Flexibilisierung der Arbeitszeit und neue Formen der Lebensführung.” Soziale Welt，pp.206-221.

Husserl，Edmund 1928. Vorles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βtseins. Halle：Niemeyer.

Jaeggi，Rahel. 2013.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Berlin：Suhrkamp.

Jaeggi，Rahel. 2016. 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Berlin：Suhrkamp.

Jaques，Elliott 1990. “The enigma of time.” In John Hassard（Hrsg.），The sociology of time. Houndmills：The Macmillan Press Ltd.，pp.21-34.

Jindra，Ines W. 2014. “Why American sociology needs biographical sociology-European style.”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44（4）：389-412.

Johnson，Paul et al. 1989. “Introduction.” In Paul Johnson et al.（eds.），Workers versus pensioners：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an aging world.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pp.1-16.

Jurczyk，Karin and Voβ，G.Günter. 1995. “Zur gesellschaftsdiagnostischen Relevanz der Untersuchung von alltäglicher Lebensführung.” In Projektgruppe Alltägliche Lebensführung（ed.），Alltägliche Leben-sführung. Arrangements zwischen Traditionalität und Modernität. Opladen：Leske+Budrich，pp.371-40.

Jurczyk，Karin and Voβ，G.Günter. 2000. “Entgrenzte Arbeitszeit-Reflexive Alltagszeit：Die Zeiten des Arbeitskraftunternehmers.” In E.Hildebrandt（ed.），Reflexive Lebensführung. Zu den sozialökologischen Folgen flexibler Arbeit. Berlin：edition sigma，pp.151-207.

Jurczyk，Karin and Rerrich，Maria S. 1993. “Einführung：Alltä-gliche Lebensführung：der Ort，wo，alles zusammenkommt’.” In Karin Jurczyk & Maria S.Rerrich（eds.），Die Arbeit des Alltags. Beiträge zu einer Soziologie der alltäglichen Lebensführung. Freiburg im Breisgau：Lambertus，pp.11-45.

Jurczyk，Karin et al. 2000. “ Die Zeiten ändern sich-Arbeitszeitpolitische Strategien und die Arbeitsteilung der Personen.” In Werner Kudera & G.Günter Voβ（eds.），Lebensführung und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 Konzept und Empirie alltäglicher Lebensführung. Opladen：Leske+Budrich，pp.39-62.

Jürgens，Kerstin. 2003. “Zeithandeln-eine neue Kategorie der Arbeitssoziologie.” In Karin Gottschall & G.Günter Voβ（eds.），Entgrenzung von Arbeit und Leben. Zum Wandel der Beziehung von Erwerbstätigkeit und Privatsphäre im Alltag. München & Mering：Rainer Hampp Verlag，pp.37-58.

Kahneman，Daniel et al. 2004. “A survey method for characterizing daily life experience：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Science，306（3）：1776-1780.

Kaplan，Stanley and Garrick，B.John. 1997，“Die quantitative Bestimmung von Risiko.” In Gotthard Bechmann（ed.），Risiko und Ergebnisse interdisziplinärer Risikofor-schung（2.Aufl.）.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pp.91-124.

Kassam，Karim-Aly et al. 2011. “Ecology of time：Calendar of the human body in the Pamir Mountains.” Journal of Persianate Studies，4：146-170.

Kassung，Christian. 2009. “Einleitung.” In Christian Kassung（ed.），Die Unordnung der Dinge. Eine Wissens-und Mediengeschichte des Unfalls. Bielefeld：trascript，pp.9-15.

Kellner，Douglas. 2000. “Virilio，War，and Technology：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In John Armitrage（ed.），Paul Virilio. From Modernism to Hypermodernism and Beyond. London：Sage，pp.103-125.

Kirchmann，Kay. 1998. Verdichtung，Weltverlust und Zeitdruck：Grundzüge einer Theorie der Interdependenzen von Medien，Zeit und Geschwindigkeit im neuzeitlichen Zivilisationsprozeβ. Opladen：Leske und Budrich.

Klein，Thomas et al. 2002. “Partnerschaftliche Lebensformen im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Zeitschrift für 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27：359-379.

Kohli，Martin. 1983. “Thesen zur Geschichte des Lebenslaufs als Sozialer Institution.” In Christoph Conrad et al.（eds.），Gerontologie und Sozialgeschichte：Wege zu Einer Historischen Betrachtung des Alters. Berlin：Dt. Zentrum für Altersfragen，pp.133-145.

Kohli，Martin. 1985. “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Lebenslaufs. Historische Befunde und theoretische Argument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37：1-29.

Kohli，Martin. 1986.Gesellschaftszeit und Lebenszeit：Der Lebenslauf im Strukturwandel der Moderne.” In Johannes Berger（ed.），Die Moderne-Kontinuität und Zäsuren. Göttingen：Schwartz，pp.183-208.

Kohli，Martin. 1988. “Normalbiographie und Individualität：Zur institutionellen Dynamik des gegenwärtigen Lebenslaufregimes.” In Hanns-Georg Brose und Bruno Hildenbrand（eds.），Vom Ende des Individuums zur Individualität ohne Ende. Opladen：Leske+Budrich，pp.33-53.

Kohli，Martin. 1989. “Moralökonomie und ‘Generationenvertrag’.” In Max Haller et al.（eds.），Kultur und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Campus，pp.532-555.

Kohli，Martin. 1990. “Lebenslauf und Lebensalter als gesellschaftliche Konstruktionen：Elemente zu einem interkulturellen Vergleich.” In Georg M.Elwelte et al.（eds.），Im Lauf der Zeit. Ethnographische Studien zur gesellschaftlichen Konstruktion von Lebensaltern. Saarbrücken u.a.：Breitenbach，pp.11-32.

Kohli，Martin. 2000. “Der Alters-Survey als Instrument wissenschaftlicher Beobachtung.” In Martin Kohli & Harald Künemund（eds.），Die zweite Lebenshälfte. Gesellschaftlicher Lage und Partizipation im Spiegel des Alters-Survey. Opladen：Leske+Budrich，pp.10-32.

Kohli，Martin. 2003. “Der institutionalisierte Lebenslauf：ein Blick zurück und nach vorn.” In Jutta Allmendinger（ed.），Entstaatlichung und soziale Sicherheit. Verhandlungen des 31. Kongresses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in Leipzig 2002. Opladen：Leske+Budrich，pp.525-545.

Kohli，Martin. 2007.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Looking Back to Look Ahead.”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4：253-271.

Kohli，Martin. 2009. “The world we forget：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life course.” In Walter R.Heinz et al.（eds.），The life courser reader：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across time. Frankfurt/New York：Campus Verlag，pp.64-90.

Kohli，Martin and Rein，Martin. 1991.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work and retairement.” In Martin Kohli et al.（eds.），Time for retiremen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arly exit from the labor force. New Yor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1-35.

Koselleck，Reinhart. 2000. Zeitschichten. Studien zur Historik，mit einem Beitrag von Hans-Georg Gadamer.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Krebs，Charles J. 1972. Ecology：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Distribution and Abundance. New York：Harper & Row.

Krohn，Wolfgang and Krücken，Georg. 1993. “Risiko als Konstruktion und Wirklichkeit. Eine Einführung in di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Risikoforschung.” In Wolfgang Krohn and Georg Krücken（eds.），Risikante Technologien：Reflexion und Regulation.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9-44.

Kruse，Andreas. 1992. “Alter im Lebenslauf.” In Paul B.Baltes und Jürgen Mittelstraβ（eds.），Zukunft des Alterns und gesellschaftliche Entwicklung. 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pp.331-355.

Kudera，Werner. 2000. “Grenzen der Flexibilisierung-Zum Verhältnis von individueller und betrieblicher Zeitökonomie.” In Werner Kudera & G.Günter Voβ（eds.），Lebensführung und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 Konzept und Empirie alltäglicher Lebensführung. Opladen：Leske+Budrich，pp.291-308.

Kümmerer，Klaus. 1996. “The ecological impact of time.” Time & Society，5（2）：209-235.

Kundera，Milan. 2004. Die Langsamkeit. 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Taschenbuch-Verlag.

Laermann，Klaus. 1988. “Alltags-Zeit：Bemerkungen über die unauffälligste Form sozialen Zwangs.” In Rainer Zoll（ed.），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321-343.

Lash，Scott and Urry，John.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Sage.

Lauterbach，Wolfgang and Sacher，Matthias. 2001. “Erwerbseinstieg und erste Erwerbsjahre. Ein Vergleich von vier Geburtskohorte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53（2）：258-282.

Leisering，Lutz. 2002. “Ein moderner Lebenslauf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Zur Generalisierbarkeit eines Forschungsprogramms.” In Günter Burkart and Jürgen Wolf（eds.），Lebenszeiten：Erkundungen zur Soziologie der Generationen. Wiesbaden：Springer，pp.25-40.

Leisering，Lutz. 2003. “Government and the life course.” In Jeylan T.Mortimer & Michael J.Shanahan（eds.），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 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pp.205-225.

Leisering，Lutz and Schumann，Karl F. 2003. “How institutions shape the German life course.” In Walter R.Heinz & Victor W.Marshall（eds.），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Transitions，Institutions，and Interrelations. 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pp.193-209.

Levine，Robert 1997. A geography of time：The temporal misadventures of a social psychologist，or how every culture keeps time just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NY：BasicBooks.

Levine，Robert and Norenzayan，Ara 1999. “The Pace of Life in 31 Countri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30（2）：178-205.

Levy，René. 1977. Der Lebenslauf als Statusbiographie：Die weibliche Normalbiographie in makro-soziologischer Perspektive. Stuttgart：Enke.

Levy，René. 1996. “Toward a theory of life course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Walter R.Heinz et al.（eds.），The life courser reader：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across time. Frankfurt/New York：Campus Verlag，pp.178-199.

Lotringer，Sylvère and Virilio，Paul. 2005. The accident of art. New York：Semiotext（e）.

Loyal，Steven and Mennell，Stephen. 2007. “Note on text.” In Norbert Elias，An essay on tim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Norbert Elias，Vol.9. Dublin：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Lübbe，Hermann. 2009. “The contraction of the present.” In Hartmut Rosa and William E.Scheuerman（eds.），High-speed society：Social acceleration，power，and modernity. Pennsylvani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pp.159-178.

Luhmann，Niklas. 1971. “Die Knappheit der Zeit und die Vordringlichkeit des Befristeten.” In Niklas Luhmann（ed.），Politische Planung：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von Politik und Verwaltung.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pp.143-164.

Luhmann，Niklas. 1973. Vertrauen：Ein Mechanismus der Reduktion sozialer Komplexität. Stuttgart：Ferdinand Enke Verlag.

Luhmann，Niklas. 1975. “Weltzeit und Systemgeschichte：über die Beziehung zwischen Zeithorizonten und sozialen Strukturen gesellschaftlicher Systeme.” In Niklas Luhmann（ed.），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Bd.2.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pp.103-133.

Luhmann，Niklas. 1980. “Temporalisierung von Komplexität. Zur Semantik neuzeitlicher Zeitbegriff.” In Niklas Luhmann（ed.），Gesellschaftsstruktur und Semantik. Studien zur Wissenssoziologie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Bd.I.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235-313.

Luhmann，Niklas. 1981. “ Temporalstrukturen des Handlungssys-tems.” In Niklas Luhmann（ed.），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Bd.3，Konstruktivistische Perspektiven.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pp.126-150.

Luhmann，Niklas. 1984. Soziale Systeme.Grundriβ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Luhmann，Niklas. 1990. “Gleichzeitigkeit und Synchronisation.” In Niklas Luhmann（ed.），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Bd.5，Konstruktivistische Perspektiven. 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pp.95-130.

Luhmann，Niklas. 1991. Soziologie des Risikos. 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

Luhmann，Niklas. 1997.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Luhmann，Niklas. 1997. Die Gesell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Mückenberger，Ulrich. 2002. “Zeitwohlstand und Zeitpolitik. überlegungen zur Zeitabstraktion.” In Jürgen P. Rinderspacher（ed），Zeitwohlstand：Eine Konzept für einen anderen Wohlstand der Nation. Berlin：sigma edition，pp. 117-141.

Mannheim，Karl. 1964. “Das Problem der Generation.” In Wissenssoziologie（ed.），Auswahl aus dem Werk. e，rlin：Luchterhand，pp.509-565.

Matz，Jesse. 2011. “Modernist time ecology.” Modernist cultures，6（2）：245-268.

Marshall，Victor W. and Mueller，Margaret M. 2003. “Theoretical roots of the life-course perspective.” In Walter R.Heinz & Victor W.Marshall（eds.），Social Dynamics of the Life Course：Transitions，Institutions，and Interrelations. New York：Aldine de Gruyter，pp.3-32.

Marx，Karl. 1968.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Bd.1，in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d.23. Berlin：Dietz Verlag.

Matzerath，Horst. 1996. “Verkehr und Stadtentwicklung. Stand und Möglichkeiten historischer Forschung.” In Horst Matzerath（ed.），Stadt und Verkehr im Industriezeitalter. Köln：Böhlau Verlag，pp.VII-XX.

Mayer，Karl U. 1995.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Kohortenungleichheit und Lebensverläufe.” In Peter A.Berger & Peter Sopp（ed.），Sozialstruktur und Lebenslauf. Opladen：Leske+Budrich，pp.27-47.

Mayer，Karl U. 2002. “Zur Biographie der Lebensverlaufsforschung：ein Rückblick auf die letzten zwei Jahrzehnte.” In Günter Burkart & Jürgen Wolf（eds.），Lebenszeiten：Erkundungen zur Soziologie der Generationen. Wiesbaden：Springer，pp.41-62.

Mayer，Karl U. 2003. “The sociology of the life course and lifespan psychology：Diverging or converging pathways？” In Ursula M.Staudinger & Ulman Lindenberger（eds.），Understanding human development. Dialogues with lifespan psychology. New York：Springer，pp.463-481.

Mayer，Karl U. 2005. “Life courses and life chanc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Stefan Svallfors（ed.），Analyzing inequality：Life chance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17-55.

Mayer，Karl U. 2009. “New direction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35：413-433.

Mayer，Karl U. and Diewald，Martin. 2007. “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von Lebensverläufen.” In Jochen Brandtstädter & Ulman Lindenberger（eds.），Entwicklungspsychologie der Lebensspanne des Erwachsenenalters. Ein Lehrbuch. Stuttgart：Kohlhammer，pp.510-539.

Mayer，Karl U. and Müller，Walter. 1989. “Lebensverläufe im Wohlfahrtsstaat.” In Ansgar Weymann（ed.），Handlungsspielräume：Untersuchungen zur Individualisierung und Institutionalisierung von Lebensläufen in der Moderne. Stuttgart：Enke，pp.41-60.

Mayer，Karl U. and Schoepflin，Urs. 1989. “The state and the life course.” Th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5：187-209.

Mayring，Philipp. 2002. Einführung in die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Weinheim：Beltz.

Mead，George H. 1967. Mind，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Mead，George H. 1980.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rki，Christoph Maria. 2008. Verkehrsgeschichte und Mobilität. Stuttgart：UTB.

Mensebach，Wolfgang. 2004. Straβenverkehrsplanung，Straβenverk-ehrstechnik（4.Aufl.）. München：Werner Verlag.

Meulemann，Heiner. 2001. “Einleitung：Erwachsenwerden als übergang von Identitätsbildung zu Identitätswahrung.” In Heiner Meulemann（ed.），Ankunft im Erwachsenenleben. Lebenserfolg und Erfolgsdeutung in einer Kohorte ehemaliger Gymnasiasten zwischen 16 und 43. Opladen：Leske+Budrich，pp.11-31.

Meyer，Wulf-Uwe. 1988. “Die Rolle von überraschung im Attributionsprozeβ.” Psychologische Rundschau，39：136-147.

Mierzejewski，Alfred C. 1997. “Geschwindigkeit als Konzept. Schnelle Züge in der Planung der Reichsbahn，1920-1945.” In Hans-Liudger Dienel & Helmuth Trischler（eds.），Geschichte der Zukunft des Verkehrs. Verkehrskonzept von der Frühen bis zum 21.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Verlag，pp.208-222.

Mills，C.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öhring，Katja. 2016. “Life course regimes in Europe：Individual employment histories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26（2）：124-169.

Morgenroth，Olaf. 2003. Gehgeschwindigkeit und Lebenstempo：Kurzbericht zur Städtestudie. Chemnitz：Technische Universität.

Mückenberger，Ulrich. 2002. “Zeitwohlstand und Zeitpolitik.überlegungen zur Zeitabstraktion.” In Jürgen P.Rinderspacher（ed.），Zeitwohlstand：Eine Konzept für einen anderen Wohlstand der Nation. Berlin：sigma edition，pp.117-141.

Mukerjee，Radhakamal. 1990. “Time，technics and society.” In John Hassard（ed.），The sociology of time. Houndmills：The Macmillan Press Ltd.，pp.47-55.

Müller-Wichmann，Christiane. 1984. Zeitnot. Untersuchungen zum “Freizeitproblem und seiner pädagogischen Zugänglichkeit.” Weinheim：Beltz.

Murchadha，Felix ó. 1999. Zeit des Handelns und Möglichkeit der Verwandlung：Kairologie und Chronologie bei Heidegger im Jahrzehnt nach “Sein und Zeit”. Würzburg：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Nassehi，Armin. 1993. Die Zeit der Gesellschaft：auf dem Weg zu ein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r Zeit. Opladen：Westdt. Verlag.

Nassehi，Armin. 2008. Die Zeit der Gesellschaft：Auf dem Weg zu einer soziologischen Theorie der Zeit. Neuauflage mit einem Beitrag “Gegenwarten”.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Negt，Oskar. 1984. Lebendige Arbeit，enteignete Zeit.Politische und kulturelle Dimensionen des Kampfes um die Arbeitszei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Neugarten，Bernice L.，and Hagestad，Gunhild O. 1976. “Aging and the life course.” In Robert H. Binstock & Ethel Shanas（eds.），Handbook of ag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pp.35-55.

Neugarten，Bernice L. and Daten，Nancy. 1978. “Lebensablauf und Familienzyklus-Grundbegriffe und neue Forschung.” In Leopold Rosenmayer（ed.），Die menschlichen Lebensalter. München/Zürich：R.Piper & Co. Verlag，pp.165-188.

Nittel，Dieter. 2007. “Das Erwachsenenleben aus der Sicht der Biografieforschung.” In Heiz-Hermann Krüger and Winfried Marotzki（eds.），Handbuch erziehungswissenschaftliche Biografieforschung.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pp.317-339.

Nowotny，Helga. 1990. Eigenzeit：Entstehung und Strukturierung eines Zeitgefühls.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Nowotny，Helga. 1992. “Time and social theory. Towards a social theory of time.” Time & Society，1（3）：421-454.

Odum，Eugene P. and Barrett，Gary W. 2004. Fundamentals of ecology（5th ed.）. Belmont，CA：Thomson Brooks/Cole.

Oevermann，Ulrich. 1993. “Die objektive Hermeneutik als unverzichtbare methodologische Grundlage für die Analyse von Subjektivität. Zugleich eine Kritik der Tiefenhermeneutik.” In Thomas Jung & Stefan Müller-Doohm（eds.），Wirklichkeit im Deutungsprozeβ：Verstehen und Methoden in den Kultur-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106-189.

Oevermann，Ulrich et al. 1979. “Die Methodologie einer，objektiven Hermeneutik und ihre allgemeine forschungslogische Bedeutung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Hans-Georg Soeffner（ed.），Interpretative Verfahren in den Sozial-und Textwissenschaften. Stuttgart：Metzler，pp.352-434.

Parkins，Wendy and Craig，Geoffrey. 2006. Slow living. Oxford：Berg.

Parsons，Talcott. 1949.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Glencoe/Illinois：The Free Press.

Perrow，Charles. 1984.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New York：Basic Books.

Piaget，Jean. 1955. Die Bildung des Zeitbegriffs beim Kinde. Zürich：Rascher.

Pongratz，Hans J. 2002. “Emotionalität und Effizienz. Typen von Erwerbsorientie-rung und Lebensführung im Vergleich.” In Margit Weihrich & G.Günter Voβ（eds.），tag für tag：Alltag als Problem-Lebensführung als Lösung？Neue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Alltäglicher Lebensführung 2. München und Mering：Rainer Hampp Verlag，pp.47-68.

Postman，Neil. 2000. “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1：10-16.

Prigogine，Ilya. 1997. The end of certainty：Time，chaos，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 New York：Free Press.

Promberger，Markus. 2005. “Wie neuartig sind flexible Arbeitszeiten Historische Grundlinien der Arbeitszeitpolitik.” In Hartmut Seifert（ed.），Flexible Zeiten in der Arbeitswel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Verlag，pp.9-39.

Rammler，Stephan. 2001. Mobilität in der Moderne：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Verkehrssoziologie. Berlin：Ed. Sigma.

Rammstedt，Otthein. 1975. “Alltagsbewuβtsein von Zeit.” I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27.

Rämö，Hans. 1999. “An aristotelian human time-space manifold. From chronochora to kairotopos.” Time & Society，8（2）：309-328.

Reheis，Fritz. 2003. Entschleunigung：Abschied vom Turbokapitalismus. München：Riemann.

Riley，Matilda White. 1979. “Introduction：Life-course perspectives.” In Matilda White Riley（ed.），Aging from birth to death. Boulder，CO：Westview，pp.3-13.

Riley，Matilda White. 1986. “The dynamics of life stages：Roles，people，and age.” Human Development，29：150-156.

Rinderspacher，Jürgen P. 1985. Gesellschaft ohne Zeit. Individuelle Zeitverwendung und sozial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Frankfurt/New York：Campus Verlag.

Rinderspacher，Jürgen P. 2000. Zeitwohlstand in der Moderne. Ber-lin：WZB.

Rinderspacher，Jürgen P. 2004. “Zeitwohlstand.” In Martina Heitkötter & Manuel Schneider（ed.），Zeitpolitisches Glossar：Grundbegriffe—Felder—Instrumente—Strategien. München，pp.27-28.

Rinderspacher，Jürgen P. 2005. “Zeitwohlstand in der Dreizeitgesellschaft.” In Jürgen P.Rinderspacher（ed.），Flexible Zeiten in der Arbeitswel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Verlag，pp.398-449.

Rosa，Hartmut. 2005. Beschleunigung：Die Veränderung der Zeitstrukturen in der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Rosa，Hartmut. 2010a. Alienation and acceleration.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late-modern temporality. Malmö：Arhus University Press.

Rosa，Hartmut. 2010b. Accélération：Une critique sociale du temps. Paris：La Découverte.

Rosa，Hartmut. 2012a. Weltbeziehungen im Zeitalter der Beschleunigung：Umriss einer neuen Gesellschaftskritik.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Rosa，Hartmut. 2016. Resonanz：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Suhrkamp.

Rosa，Hartmut and Wolfgang Endres. 2016. Resonanzpädagogik：Wenn es im Klassenzimmer knistert. Weinheim：Beltz Juventa Verlag.

Rosa，Hartmut et al. 2017. Resonanz im Klassenzimmer：48 Impulskarten zur Pädagogik mit 16-seitigem Booklet. Weinheim：Beltz Juventa Verlag.

Rosemann，Lutz. 1999. “Zur editorischen Rekonstruktion gestörter Textchronologien bei Norbert Elias.” Editio，H.13.

Rosemann，Lutz. 2003. Die Zeit als Paradigma in der Wissenssoziologie von Nobert Elias. Münster：Lit Verlag.

Rosenthal，Gabriele and Loch，Ulrike. 2002. “Das narrative Interview.” In Doris Schaeffer and Gabriele Müller-Mundt（eds.），Qualitative Gesundheits-und Pflegeforschung. Bern：Huber，pp.221-232.

Rybczynski，Witold. 1993. Am Freitag fängt das Leben an. Reinbek bei Hamburg：Rowohlt.

Ryder，Norma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30（6）：843-861.

Shanahan，Michael J. 2000，“Pathways to adulthood in change society：Variability and mechanism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667-692.

Sackmann，Reinhold. 2007. Lebenslaufanalyse und Biografieforschung：Eine Einführung.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Sackmann，Reinhold. 2013. Lebenslaufanalyse und Biographieforschung：Eine Einführung（2.Auflage）. Wiesbaden：VS Verlag.

Sandbothe，Mike. 1997. “Die Verzeitlichung der Zeit in der modernen Philosophie.” In Antje Gimmler et.al（eds.），Die Wiederentdeckung der Zeit. Reflexionen，Analysen，Konzepte. 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pp.41-62.

Savransky，Martin. 2012. “An ecology of times：Modern knowledge，non-modern temporalities.” In Cecile Lawrence and Natalie Churn（eds.），Movements in time：Revolution，social justice and times of change. Newcastle upon Tyn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pp.265-280.

Scharf，Günter. 1988a. “Zeit und Kapitalismus.” In Rainer Zoll（ed.），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143-159.

Scharf，Günter. 1988b. “Wiederaneignung von Arbeitszeit als Lebenszeit.” In Rainer Zoll（ed.），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509-530.

Scherf，Michael. 2009. “Objektive Hermeneutik.” in Stefan Kühl et al.（eds.），Handbuch Methoden der Organisationsforschung. Wiesb-aden：VS Verlag，pp.300-325.

Scherger，Simone. 2007，Destandardisierung，Differenzierung，Individualisierung. Westdeutsche Lebensläufe im Wandel. Wiesbaden：VS Verlag.

Scheuerman，William E. 2003. “Speed，states，and social theory：A response to Hartmut Rosa.” Constellations，10（1）：42-48.

Scheuerman，William E. 2004，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social acceleration of tim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Schivelbusch，Wolfgang. 1977. Geschichte der Eisenbahnreise：Zur Industrialisierung von Raum und Zeit im 19. Jahrhundert. München：Hanser.

Schivelbusch，Wolfgang. 1987. The Railway Journey：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Perception of Time and Space.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hmeiser，Martin. 2009. “Von der‘äuβeren’zur‘inneren’Institutionalisierung des Lebenslaufs：Eine Strukturgeschichte.” BIOS-Zeitschrift für Biographieforschung，Oral History und Lebensverlaufanalysen，19（1）：51-92.

Schmied，Gerhard. 1985. Soziale Zeit：Umfang，“Geschwindigkeit” und Evolution. Berlin：Duncker & Humbolt.

Schmucki，Barbara. 1997. “Individualisierte kollektive Verkehrssysteme und kollektivierte individuelle Verkehrssystem. Die Vision von Neuen Technologien zur Lösung der Verkehrsnot der Städte in den 1970er Jahren.” In Hans-Liudger Dienel and Helmuth Trischler（eds.），Geschichte der Zukunft des Verkehrs. Verkehrskonzept von der Frühen bis zum 21.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Verlag，pp.147-169.

Schröter，Michael. 1997. Erfahrungen mit Norbert Elias. Gesammelte Aufsätze.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Schulz，James H. 2002. “The evolving concept of，retirement：Looking forward to the year 2050.”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55：85-105.

Schütz，Alfred. 1945. “On Multiple Realitie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5（4）：533-576.

Schütz，Alfred and Luckmann，Thomas. 2003. Strukturen der Lebenswelt. Konstanz：UVK.

Schütze，Fritz. 1977. Die Technik des narrativen Interviews in Interaktionsfeldstudien-dargestellt an einem Projekt zur Erforschung von kommunalen Machtstrukturen. Universität Bielefeld：Fakultät für Soziologie.

Schütze，Fritz. 1982. “Narrative Repräsentation kollektiver Schicksalsbetroffenheit.” In Eberhard Lämmert（ed.），Erzählforschung. Ein Symposium. Stuttgart：Metzler，pp.568-590.

Schütze，Fritz. 1983. “Biographieforschung und narratives Interview.” Neu Praxis，13（3）：289-293.

Schütze，Fritz. 1984. “Kognitive Figuren des autobiographischen Stegreiferzählens.” In Martin Kohli and Günther Robert（eds.），Biographie und soziale Wirklichkeit：Neue Beiträge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n. Stuttgart：Metzler，pp.78-117.

Schweizer，Herbert. 2007. Soziologie der Kindheit. Verletzlicher Eigen-Sinn.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Schwinges，Rainer Christoph. 2007. “Straβen-und Verkehrswesen im hohen und späten Mittelalter-eine Einführung.” In Rainer Christoph Schwinges（ed.），Strassen-und Verkehrswesen im hohen und späten Mittelalter，pp.9-18.

Seifert，Hartmut. 2005a. “Arbeitszeitpolitischer Modellwechsel：Von der Normalarbeitszeit zu kontrollierter Flexibilität.” In Hartmut Seifert（ed.），Flexible Zeiten in der Arbeitswel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Verlag，pp.40-66.

Seifert，Hartmut. 2005b. “Zeit für neue Arbeitszeiten.” WSI Mitteilungen，08/200：478-483.

Seifert，Hartmut. 2006. Konfliktfeld Arbeitszeitpolitik. Entwicklungsl-inien，Gestaltungsanforderungen und Perspektiven der Arbeitszeit. Bonn：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ahan，Michael J. 2000. “Pathways to adulthood in change society：Variability and mechanism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667-692.

Shanahan，Michael J.et al. 2016. “Introduction：Life course studies-Trends，challenges，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Michael J.Shanahan et al.（eds.），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Vol.II. New York：Springer，pp.1-23.

Shove Elizabeth. 2009. “Everyday practice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ime.” In：Elizabeth Shove et al.（eds.），Time，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Practice，Materiality and Culture. Oxford：Berg，pp.17-33.

Shove，Elizabeth，et al. 2012. The Dynamics of Social Practice. Everyday Life and How it Changes. London：Sage.

Simmel，Georg. 1900. Philosophie des Geldes. Berlin：Duncker & Humblot.

Sombart，Werner. 1923. Der Bourgeois.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menschen. Leipzig：Duncker & Humblot.

Sorokin，Pitirim A. and Merton，Robert K. 1937. “Social time：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XLII（5）：615-629.

Stiegler，Bernard. 1998. Technics and Time，1：The foult of Epimetheus. 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Szalai Alexander. 1972. The use of time：Daily activities of urban and suburban populations in twelve countries. Den Haag：Mouton.

Szalai Alexander. 1977. “The concept of time budget research.” In Andrew S.Harvey et al.（eds.），Cross-national time budget analysis：A workbook，Halifax：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Dalhousie University，pp.1.1-1.18.

Tomlinson，John. 2007，The culture of speed：The coming of immediacy. London：Sage.

Tansley，Arthur. 1935. “The Use and Abuse of Vegetational Concepts and Terms.” Ecology，16（3）：284-307.

Taylor，Frederick W. 1947.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New York：Harper & Row.

Thompson，Edward Palmer. 1967. “Time，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38：56-97.

Thrift，Nigel. 1990，“The making of capitalist time consciousness.” In John Hassard（Hrsg.），The sociology of time. Houndmills：The Macmillan Press Ltd.，pp.105-129.

Tippelt，Rolf. 2006. “Beruf und Lebenslauf.” In Rolf Arnold & Antonius Lipsmeier（eds.），Handbuch der Berufsbildung（2.Aufl.）.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pp.95-111.

Trischler，Helmuth and Dienel，Hans-Liudger. 1997. “ Geschichte der Zukunft des Verkehrs. Eine Einführung.” In Hans-Liudger Dienel & Helmuth Trischler（eds.），Geschichte der Zukunft des Verkehrs. Verkehrskonzept von der Frühen bis zum 21.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Campus Verlag，pp.11-39.

Urry，John. 2009. “Mobilities and social theory.” In Bryan S.Turner（ed.），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pp.477-495.

Vanderbilt，Tom. 2008.Traffic：Why we drive the way we do（and what is says about us）. 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

Virilio，Paul. 1986a. Speed and politic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Virilio，Paul. 1986b. Ästhetik des Verschwindens. Berlin：Merve Verlag.

Virilio，Paul. 1991a. Revolutionen der Geschwindigkeit. Berlin：Merve Verlag.

Virilio，Paul. 1991b. The lost dimension. New York：Semiotext（e）.

Virilio，Paul. 1997. Open sky. New York：Verso.

Virilio，Paul. 2000. Polar Inertia. London：Sage.

Virilio，Paul. 2009. Der eigentliche Unfall. Wien：Passagen-Verlag.

Virilio，Paul. 2010. Der Futurismus des Augenblicks. Wien：Passagen-Verlag.

von Below，Susanne. 2009. “Bildungssysteme im histori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 In Becker，Rolf（ed.），Lehrbuch der Bildungssoziologie. Wiesbaden：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pp.131-153.

Voβ，Gerd-Günter. 1991. Lebensführung als Arbeit：über die Autonomie der Person im Alltag der Gesellschaft. Stuttgart：Ferdinand Enke Verlag.

Voβ，Gerd-Günter. 2000. “Zur sozialen Differenzierung von，Arbeit und Leben’.Überlegungen aus der Perspektive des Konzepts，Alltägliche Lebensführung.” In Werner Kudera & G.Günter Voβ（eds.），Lebensführung und Gesellschaft. Beiträge zu Konzept und Empirie alltäglicher Lebensführung. Opladen：Leske+Budrich，pp.63-76.

Vroom，Bert de. 2004. “Age-arrangements，age-culture and social citizenship：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analysis.” In Tony Maltby et al.（eds.），Ageing and the transition to retire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Aldershot：Ashgate，pp.6-17.

Wahren，Heinz-Kurt. 2009. Anlegerpsychologie. Wiesbaden：VS Verlag.

Watkins，Susan Cotts et al. 1987. “Demographic foundations of family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2：346-358.

Weber，Max. 1964. “Soziologische Grundbegriffe.” In Marianne Weber et al.（eds.），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riss der verstehenden Soziologie（erster Halbband）. Köln/Berlin：Kiepenheuer & Witsch，pp.3-42.

Weber，Max. 1993.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Bodenheim：Athenäum.

Wehling，Peter. 2011. “Vom Risikokalkül zur Governance des Nichtwissens.Öffent-liche Wahrnehmung und soziologische Deutung von Umweltgefährdungen.” In Matthias Groβ（ed.），Handbuch Umweltsoziologie. Wiesbaden：VS Verlag，pp.529-548.

Weibel，Peter. 1987. Die Beschleunigung der Bilder in der Chronokratie. Bern：Benteli.

Weinkopf，Claudia and Vanselow，Achim. 2008. （Fehl-）Entwicklungen in der Zeitarbeit？ Bonn：Friedrich-Ebert-Stiftung.

Wernet，Andreas. 2009.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pretationstechnik der Objektiven Hermeneutik. Wiesbaden：VS Verlag.

Wohlrab-Sahr，Monika. 1992. “über den Umgang mit biographischer Unsicherheit—Implikationen der ‘Modernisierung der Moderne’.” Soziale Welt，43：217-236.

Wohlrab-Sahr，Monika. 1999. Konversion zum Islam in Deutschland und den USA. Frankfurt am Maizeiten. Erkundungen zur Soziologie der Generationen. Wiesbaden：Springer，pp.9-23n：Campus.

Wolf，Jürgen and Burkart，Günter. 2002“Einleitung.” In Jürgen Wolf & Günter Burkart（eds.），Lebens.

Zerubavel，Eviatar. 1979. “Private time and public time：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ocial accessibility and profession. al commitments.” Social Forces，58（1）：38-58.

Zerubavel，Eviatar.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Zerubavel，Eviatar. 1982.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ime：A socio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88（1）：1-23.

Zoll，Rainer. 1988a. “Zeiterfahrung und Gesellschaftsform.” In Rainer Zoll（ed.），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72-88.

Zoll，Rainer. 1988b. “Krise der Zeiterfahrung.” In Rainer Zoll（ed.），Zerstörung und Wiederaneignung von Zeit，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pp.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郑作彧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青年学者系列）

ISBN 978-7-5201-3158-2

Ⅰ.①社… Ⅱ.①郑… Ⅲ.①社会学-研究 Ⅳ.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8918号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时间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7BSH015）的部分研究成果，并受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青年学者系列

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

著者/郑作彧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谢蕊芬 任晓霞

责任编辑/佟英磊 张小菲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学出版中心（010）59367159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7.5 字数：249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3158-2

定价/7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前折页

书名页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文库总序

目录

导论 让“时间中的社会”成为“社会的时间”

一 中国社会学语境中的时间问题

二 本书的基本立论与章节简介

三 附录：埃利亚斯的社会时间理论概述

第一章 日常时间结构的改变与时间政治问题

一 时间的政治问题

二 社会学中的时间概念

三 自然的时间结构

四 标准化的时间结构

五 弹性化的时间结构

六 时间管理作为错误的意识形态

七 结语

第二章 生命时间的结构与变迁

一 生命时间的结构性

二 生命时间结构的基本概念

三 生命时间结构的标准化

四 生命时间结构的弹性化

五 结语

第三章 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一 另一个生命历程研究范式

二 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的基本概念

三 生命历程的制度分析层面

四 生命历程的生平规划分析层面

五 生命历程制度化范式对中国的重要性

六 结语

第四章 社会时间形式的改变

一 社会时间形式的基本概念

二 时间形式的时序化

三 时间形式的时候化

四 结语

第五章 社会时间的加速

一 时间加速问题

二 竞速学

三 时空压缩

四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

五 结语

第六章 加速的社会性：以交通速度为例

一 社会时空的加速问题与交通

二 交通工具的发展

三 交通系统运作的社会构成

四 结语

第七章 时间生态学

一 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断裂

二 时间的社会性及其诸命题

三 时间生态学的基本概念

四 时间生态模式

五 结语

结语 迈向时间社会学

参考文献

版权页

后折页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