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德）威廉二世著；赵娟丽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11

（华文全球史）

ISBN 978-7-5075-4984-3

Ⅰ．①德…　Ⅱ．①威…②赵…　Ⅲ．①威廉二世（William，Ⅱ 1859-1941）－回忆录　Ⅳ．①K835.16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34083号

德皇威廉二世回忆录

作　　者：［德］威廉二世

译　　者：赵娟丽

选题策划：

插图供应：029—85504182

责任编辑：陈红升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总编室010—58336239　发行部010—5833621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29

字　　数：359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075-4984-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第1章　俾斯麦

第1节　祖父的继承人

第2节　长了一双土狼眼睛的人

第3节　俾斯麦的大陆观念

第4节　俄国人仇恨的根源

第5节　内政

第6节　将达达尼尔海峡拱手让给俄国

第7节　俄国没落的预言

第8节　对俾斯麦的免职感到轻松

第9节　德意志帝国充当调解员

第10节　继任皇帝

第11节　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

第12节　在土耳其政策上的分歧

第13节　我对党派的态度

第14节　和俾斯麦的关系出现裂痕

第15节　处理煤矿罢工

第16节　再次和俾斯麦发生冲突

第17节　俾斯麦的工人观

第18节　德意志帝国的社会问题

第19节　宫廷的“福利工作”

第20节　俾斯麦采取行动

第2章　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

第1节　俾斯麦的继任者

第2节　用黑尔戈兰岛做交易

第3章　霍恩洛厄侯爵

第1节　外交辩论

第2节　占领青岛

第3节　寻找煤炭基地

第4节　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第5节　开发青岛

第6节　谴责日本

第7节　克鲁格电报

第8节　我违背自己的意愿

第9节　与塞西尔·罗兹交涉

第10节　霍恩洛厄侯爵

第11节　霍恩洛厄侯爵辞职

第4章　伯恩哈德·冯·比洛

第1节　俾斯麦的门徒——伯恩哈德·冯·比洛

第2节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秘密力量

第3节　罢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

第4节　和英国结盟失败

第5节　我再次“妥协”

第6节　谈判无果

第7节　保守党的缺点

第8节　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友谊

第9节　为著名的访谈辩护

第10节　与伯恩哈德·冯·比洛决裂

第5章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第1节　接见英国王室成员

第2节　爱德华七世——实施“包围政策”的主谋

第3节　与史蒂芬·皮克昂的谈话

第4节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缺点

第5节　德意志帝国早期的胜利

第6节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外交权

第7节　免责

第8节　在英国的其他活动

第9节　对英国的普通照会感到惊讶

第10节　外交准备

第11节　选择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第12节　怀疑英国的目的

第13节　对欺骗的反击

第14节　保卫海军扩建计划

第15节　阿尔巴尼亚的王位

第16节　与德意志帝国相反的选择

第17节　一个统治者的要求

第6章　行政机构的同事们

第1节　打破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束缚

第7章　科学和艺术

第1节　化学研究

第2节　我对俄国问题的看法

第3节　对建筑的兴趣

第4节　《伊利亚特》成了指南

第8章　我和教廷的关系

第1节　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友谊

第2节　教廷的利剑

第3节　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的影响力

第4节　耶路撒冷的教会

第5节　学术成就和宗教

第9章　陆军和海军

第1节　相信军官们的忠诚

第2节　更好的军用设备

第3节　帝国国会的内部斗争

第4节　匆忙建设海军

第5节　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上校的拜访

第6节　“无畏”级战列舰的出现

第7节　迫切需要潜水艇

第10章　战争爆发

第1节　没有预见会爆发战争

第2节　俄国御前会议

第3节　亚历山大·杜托夫的证词

第4节　英国的大衣商店

第5节　为德意志帝国的陆军感到骄傲

第11章　教皇与和平

第1节　呼吁罗马教皇调解

第2节　不相信“暴徒”有危险

第3节　争取到采取行动的承诺

第12章　战争结束和我退位

第1节　退位行动

第2节　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依然强大

第3节　受到军队的热情接待

第4节　社会党人的活动

第5节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坚持

第6节　否认放弃追随者

第7节　对军队感到骄傲

第13章　敌方法庭与中立法庭

第1节　回忆困境

第2节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的信

第3节　我的信

第14章　罪责问题

第1节　海军只起保护作用

第2节　“包围圈”的目的

第3节　试图恢复和英国的友谊

第4节　迈克尔大公访问德意志帝国

第5节　德意志帝国战败的美国因素

第6节　放弃《十四点原则》

第7节　“被动地”接受

第8节　准备不足

第9节　因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责备法国

第10节　“承认错误，但不内疚”

第11节　指责英国人不诚实

第12节　希望得到凡尔赛的回应

第15章　革命和德意志帝国的未来

第1节　“收获风暴”

第2节　德意志帝国的另一个错误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第1章

俾斯麦

俾斯麦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实。无论他属于哪个党派，都没有人敢对他的贡献提出质疑。因此，那些控告我不了解俾斯麦的丰功伟绩的人实在是愚蠢至极。事实恰恰相反，我非常敬畏他、崇拜他，时刻铭记着他对德意志帝国作出的所有努力。我们这一代人都钦佩俾斯麦，他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也是我祖父的得力干将。我们都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并为他是一名德意志人感到骄傲。他是我神殿里的偶像，我敬佩他！

但君王也都是血肉之躯，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只有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俾斯麦，人们才能明白他如何与我针锋相对，从而亲手毁掉了我心目中的偶像。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我对他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

当我还是普鲁士王子时，时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希望这位伟大的首相可以多活几年，如果我与他一起治理国家，我会感到心安。”然而，在我成为皇帝后，我虽仍尊敬他，但不能承担他的政治决策和行为所犯的错误。甚至按照我的理解，1878年召开的柏林会议[1]与“文化斗争”[2]一样，是一个错误。另外，帝国宪法是为了配合俾斯麦作为政治家的非凡优势制定的，但这双大靴子并非适合所有人。

俾斯麦

德皇威廉二世

1878年柏林会议

紧接着是劳动保护法[3]。虽然我对由此引起的争议深感遗憾，但当时我必须妥协，这也成了我处理外交事务和国内问题时的一贯方针。因此，我不能像俾斯麦希望的那样，与社会民主党[4]公开斗争。无论如何，政策上的分歧并不能减少我对俾斯麦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他仍是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当然，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无人能及。

由于必须考虑国家统一问题，我坚决不允许自己被当时普遍存在的不安因素影响。俾斯麦当时被称为霍亨索伦王室的管理者，虽然这一称号并没有动摇我对他的信任，但他可能考虑过自己家族的政治传承问题。譬如，他的儿子比尔·俾斯麦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他希望将自己的职权交给另一个儿子——赫伯特·俾斯麦。

赫伯特·俾斯麦

第1节　祖父的继承人

在俾斯麦这件事情上，对我来说悲哀的是，我成了祖父的继承人，换句话说，我在某种程度了越过了一代人。这个问题很严肃，因为这样一来，我不得不经常与那些资历较老的人打交道，这些人一般活在过去，不问将来。我继承了祖父的王位，并与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俾斯麦共事，别人都认为这对他来说并非幸事，其实我也这么认为。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第三卷描写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5]的一章中，提到了我这位年轻的君主，也提到了他对我的忠告[6]。

当艾伯特·巴林[7]带俾斯麦看了一眼汉堡的新港口后，俾斯麦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但他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时代。当时，他惊讶地说：“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新世界！”

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去腓特烈斯鲁庄园[8]拜访俾斯麦时，俾斯麦再次提到了这一观点。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希望说服帝国的老首相支持第一份海军法案。

1886年，俾斯麦委托我完成棘手的布列斯特使命。当时我心里想：“将来有一天，这个人一定会成为我的首相。”每次回忆起这件事我总是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俾斯麦很信任我。

19世纪90年代的汉堡新港口

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

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

我没有因为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中的内容[9]对他心怀怨恨。获得版权后我批准发表那部分内容，因为隐瞒事实真相已经毫无意义，书中描述的事件早已广为流传。如果这部分内容并不属实，那么它的出版时间可能会被一拖再拖。俾斯麦假若知道了第三卷回忆录的出版时间以及造成的影响，他可能会掘墓而起。倘若第三卷内容与俾斯麦的记忆不相符，我会由衷感到悲哀，因为他是一位英雄人物，德意志帝国的重生需要这样的人物。我不会因为第三卷书或其他任何东西减少对俾斯麦的感激与敬仰之情。

19世纪80年代上半叶，我应俾斯麦的邀请去外交部工作。当时的外交部由赫伯特·俾斯麦负责。我刚到办公室，俾斯麦就递给我一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名单，其中有一个叫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工作人员，他是俾斯麦最重要的合作人之一。俾斯麦似乎在暗示我不要与此人交往过密。

德意志帝国外交部的入口

我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桌子上摆放着普鲁士王国与奥地利结盟的初期历史、起源及结果等相关文件，我可以随时翻阅。我经常去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的家中拜访。

第2节　长了一双土狼眼睛的人

熟悉俾斯麦的生活圈子后，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谈论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大家认为他是一个怪人，因为他聪明、恪尽职守，但非常骄傲，喜欢异想天开，从来不参加社会活动，没有任何社交关系，也不相信任何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仇恨心理，是个危险分子。俾斯麦称他是“长了土狼眼睛的人”，提醒我最好远离他。俾斯麦后来对自己曾经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表现出的怨恨态度当时已经初见端倪。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

赫伯特·俾斯麦掌管外交部时纪律严苛，他对属下的无礼让我感到惊诧。当外交部官员被赫伯特·俾斯麦传唤或被解雇时，这些绅士几乎是飞着去见赫伯特·俾斯麦的，以致有一句笑话说：“他们的大衣尾巴直挺挺地站在他们身后。”外交政策由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商议后直接裁定，赫伯特·俾斯麦负责传达以及执行俾斯麦的命令。因此，外交部俨然成了俾斯麦的私人办公室，他独揽大权。显然，这样的地方训练不出有独立思维能力的人。

这种现象和曾经的陆军元帅老毛奇负责的总参谋部形成了鲜明对比。总参谋部认真培训新来的军官，使他们有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依据公认的原则行事，并且兼顾旧传统和新时代的教学内容。但在外交部，工作人员只能执行带有个人意志的行政命令，他们甚至不知道交给自己处理的重要问题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无法互相合作。俾斯麦就像草地前耸立的一块突兀的巨石，如果将这块巨石搬走，下面一定是大量蠕虫和腐烂的植物根茎。

我赢得了俾斯麦的信任，他和我共同商议过许多事情。譬如，当他为德意志帝国收购第一批殖民地——格罗特、克莱因波波和多哥时，我按照他的意愿告诉了他这次行动在人民和海军中产生的影响，并向他描述了德意志人热情支持新家园的景象。但他却说这件事不值得这样做。

后来，俾斯麦经常和我谈论殖民地问题。我发现他有意将殖民地视为商业对象或交换对象，而不是为帝国发挥效用的领地或原材料的产地。我从汉撒商人工会[10]了解到，商人和资本家已经开始大力开发殖民地，并希望得到海军的保护。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提醒俾斯麦将注意力放在这件事上，并提出适时组建舰队的方案和步骤。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保护德意志帝国在异域的资产，况且俾斯麦已经将德意志帝国的旗帜插在了外国的土地上，德意志的人民也在那里生活，因此，必须创建自己的海军。

陆军元帅老毛奇

第3节　俾斯麦的大陆观念

然而，俾斯麦对我的提议置若罔闻，并用他的口头禅劝诫我：“如果英国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登陆，我会活捉他们。”他认为我们在国内完全有能力保护殖民地，但他没有重视这一事实，虽然德意志人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因为英国已经占领黑尔戈兰岛，所以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入德意志人的领土，而且不会受到阻挠，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领土从一开始就不被其他国家侵略，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黑尔戈兰岛

俾斯麦的政治目光主要集中在欧洲大陆，他每天面临种种烦恼，其中就有英国。更令他烦恼的是，因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与他关系很好，所以索尔兹伯里首相代表英国支持建立德奥同盟[11]。俾斯麦经常与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以及罗马尼亚等国打交道，他密切关注这些国家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威廉大帝[12]曾对他的内阁首领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中肯地评论过俾斯麦在这方面的谨慎和睿智。

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

威廉大帝

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

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知道威廉大帝和俾斯麦的谈话后非常兴奋，因此十分担心威廉大帝的健康状况。他建议威廉大帝不要为将来担心，如果俾斯麦不愿服从威廉大帝的旨意，威廉大帝可以解雇他。威廉大帝说尽管他很钦佩并感激俾斯麦，但俾斯麦有时表现得太霸道。他也想过解雇俾斯麦，但他和国家都太需要俾斯麦。俾斯麦有超强的能力，就好比他手里可以同时玩转五个球，而且其中至少有两个球被抛到了空中。因此，威廉大帝认为有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大臣帮助他治理国家，远超过他一个人的力量。

俾斯麦并没有意识到得到一些殖民地后，他不得不关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方，并被迫在政治上大规模地采取行动，甚至和英国一起行动。确切来说，英国是他的政治外交游戏中的一个球，但也只是五个球中的一个，他并没有赋予英国应有的特殊重要性。

漫画：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

正因为如此，外交部完全陷入了欧洲大陆的政治游戏中，它对殖民地、海军以及英国丝毫不感兴趣，对世界政治也毫无经验。对外交部来说，英国人的心思与他们在追求世界霸权过程中显露的一样，虽然他们竭力掩盖，但还是一本被七枚印章封存的书[13]。

第4节　俄国人仇恨的根源

俾斯麦曾告诉我，他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俄国和英国达成谅解。我暗自观察发现，推动两国达成谅解的机会在1877年至1878年已经出现，当时俄国可能会被允许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如果俄国人采取了行动，英国的舰队就会毫不犹豫地去保卫君士坦丁堡，如此一来，将会产生俄英冲突。但后来，《圣斯特凡诺条约》[14]的签订使俄国人在一场惨烈的战斗后被迫撤离。因此，俄国军队对我们产生了无法消除的仇恨[15]。后来，《柏林条约》取代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德意志帝国的负担越来越沉重。《柏林条约》加深了俄国人对我们的仇恨，将我们视为他们“在东方应得利益”的敌人。这样一来，俾斯麦想要看到的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成了遥遥无期的事。

俾斯麦不赞成“他的”柏林会议作出的评判，但他很骄傲自己担当了“诚实的调解人”的角色。他很认真地说自己原本希望阻止一场大灾难，结果却被迫成了调解人。后来，我将我们之间的谈话告诉了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这位外交部官员说俾斯麦签署了《柏林条约》后，回到外交部得到了在场人员的热烈祝贺。听到大家的祝贺，他站起来说：“现在，我仍然掌握着欧洲的四个球！”他说这句话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那时俄法关系有取代俄普关系的势头。换句话说，有两个球已经脱离了俾斯麦的掌控。正如俄国看到的那样，本杰明·迪斯雷利[16]的政策已经将俾斯麦作为“诚实的调解者”的工作变成了英奥战胜俄国的一场谈判。

《圣斯特凡诺条约》签订

《圣斯特凡诺条约》签订后的漫画：俄国熊获利最大，沾沾自喜；“英国狮”因利益受损而异常愤怒

本杰明·迪斯雷利

虽然我们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俾斯麦对我一直很友好、和善。尽管我们年龄相差巨大，我们依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为我和同龄人一样，是俾斯麦的崇拜者，而且我的坦白和热情也赢得了俾斯麦的信任，我从来没有辜负他对我的这份信任。

我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枢密院顾问拉施道和其他官员都与我谈论过商务政策和殖民地等问题。他们告诉我，德意志帝国必须依赖英国，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海军，而且英国人占领了黑尔戈兰岛。毫无疑问，在必要时我们有扩张殖民地的计划，但只有得到英国的许可我们才有可能实施这项计划。虽然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对当时的德意志帝国来讲微不足道。

第5节　内政

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引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的父母对俾斯麦很不友好，不赞同我进入俾斯麦的工作圈。人们害怕我影响到我的父母，也害怕超级保守主义，更害怕各种危险。来自英国的故事编造者和“自由圈人士”围在我父亲周围陷害我。我从来没有为这些无聊的事感到烦恼，但我在父母面前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时甚至感到很痛苦。虽然我经常遭受最严酷的考验，但因为在俾斯麦手下工作，而且他信任我，所以我默默承受着一切。俾斯麦却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

我和赫伯特·俾斯麦关系很好，他是一个热情的人，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群有趣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在外交部工作，另一部分人来自其他圈子。我们俩的交情并不深。他的父亲退位后，他也要求离开，这反映出我们两人只是泛泛之交。我请求他留在我身边，帮助我维持我们秉承的传统政治政策，但他却尖酸地答复我，称他已经习惯为自己的父亲服务，不可能再为别人效力。

威廉二世的父亲腓特烈三世

威廉二世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她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

执政后惨遭谋杀的沙皇尼古拉二世[17]成年时，俾斯麦要求我去圣彼得堡为这位法定继承人授予黑鹰勋章[18]。祖父和俾斯麦不约而同地提醒我两国之间的关系和两国政权之间的利害，并告诉我一些风俗习惯以及上层名流间的来往礼节等。祖父非常喜欢将自己年轻时第一次拜访俄国时得到的忠告告诉我。当时，阿德勒伯格伯爵告诉他：“通常来讲，人们喜欢听到表扬，而不愿接受批评。”俾斯麦对我说：“在东方，裤子外面套大褂的人都是体面的上等人，但一旦他们将褂子穿在裤子里面，脖子上再挂一个项圈，就会变成猪狗。”

黑鹰勋章

阿德勒伯格伯爵

我在圣彼得堡多次向祖父和俾斯麦汇报我看到的情况。我注意到旧的俄普关系已经明显冷却，不再像祖父和俾斯麦与我谈话时设想的那样。我回国后，祖父和俾斯麦表扬我的报告清晰明了，这令我很高兴。长期以来在许多事情上，这些高层人士的梦想因为我被迫幻灭，因此我经常感到很压抑。

第6节　将达达尼尔海峡拱手让给俄国

1886年八九月之交，祖父和俾斯麦在加斯坦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9]进行最后一次会晤，当时我应祖父的命令也在场。祖父委托我直接将他们会后作出的决定汇报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并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商议地中海和土耳其问题。获得祖父的批准后，俾斯麦给我下达了命令。俄国想得到君士坦丁堡，俾斯麦不仅不打算阻拦，还计划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送给俄国[20]，同时，他们还计划促成土耳其与俄国的和解。

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21]热情接待了我。我出席了俄国军队的检阅仪式，参观了堡垒，还观看了防御演习，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感觉到了俄国浓厚的反德情绪。

我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谈话时，他发表了很重要的评论。他说：“如果我想得到君士坦丁堡，就一定会设法得到它，不需要俾斯麦的许可和批准。”他无礼地拒绝了俾斯麦的提议，我此次访俄的使命失败，于是将情况如实汇报给了俾斯麦。

当俾斯麦决定将这个提议告诉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时，他一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这些政治观点促成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以及其他条约的签订。由于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也许俾斯麦认为是时候重新打这张政治牌了，按照我祖父的说法是“玩别的花招”。只有像俾斯麦这样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杰出政治家才能做出这样的举动，但不知他是否已经计划按照这种方式和俄国玩政治游戏。首先，凭借柏林会议他可以阻止一场全面战争的爆发，欺骗英国。其次，他会竭力阻止俄国东扩，然后凭借自己的外交天赋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再次迎合俄国的计划。当然，我不可能将自己的这种推测说出来，因为俾斯麦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伟大的政治构想。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对自己的政治才能绝对自信的俾斯麦肯定希望德意志帝国得到俄国的青睐，因为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并没有1877年至1878年的局势那么紧张，俄国只有得到德意志帝国的帮助，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俾斯麦，没有人能够成功玩好这场复杂的游戏，但伟人也有弱点。如果俾斯麦将他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提出的提议告诉英国，英国肯定会像1878年那样强烈反对。

俾斯麦是德意志帝国这艘巨舰的的掌舵人

不管怎样，俾斯麦还是采取了我提到的那项政策。就在这时，我体会到了俄国人站在君士坦丁堡门前无可奈何、梦想破灭的心情。

第7节　俄国没落的预言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准备各项军事活动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俄国军官们对我的态度相比我第一次去圣彼得堡时变得更加冷酷、傲慢，只有少数老将领，尤其是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来一直为宫廷效力的那些人了解威廉大帝，尊敬威廉大帝，仍然对威廉大帝持有敬仰之情，也对德意志帝国相对比较友好。与其中一位将领谈及两国的宫廷关系、军队以及国家时，我发现这些方面也正在发生变化。这位老将军说：“都怪可恶的柏林会议。这是俾斯麦犯下的一个错，他已经破坏了我们两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友情，在宫廷和政府中种下了怀疑的种子，使人民心里产生了错误的观念。经过1877的血腥战役后，现在的俄国军队只想复仇。由于仇恨，我们和法国联合起来对付你们，我们将毁掉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一个王朝没落的预言呀！

离开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后，我去了斯特拉斯堡，我的祖父正在那里观看帝国军事演习。虽然我的访问失败了，但我还是对政治形势作了理性的判断。祖父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诚挚的问候感到满意。就两位统治者之间的个人关系来说，这种问候表明他们的心意并没有发生变化。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我收到了俾斯麦的一封信，他对我的汇报和行为表达了深深的感激和欣赏。这说明我的陈述得到了祖父和俾斯麦的认可。柏林会议抹杀了俄国军人之间仅剩的兄弟情谊，但我们仍然提倡在德意志军人之间培养这种感情。由于与法国军官团体勾结煽动了仇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一切，也因为法国人，最后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报复欲望产生了。这也是后来爆发世界大战的深层原因，敌人的野心在此时找到了生存所需的养料。“为色当[22]报仇！”“为圣斯蒂凡诺报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那位老将军的话已经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及沙皇尼古拉三世也因此有了多次会晤。祖父在弥留之际对我的嘱托是密切注意德意志帝国与俄国的关系，这一嘱托后来成了我的行动指南。

第8节　对俾斯麦的免职感到轻松

1890年，在纳尔瓦的军演中，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要求我向他详细描述俾斯麦退休的事情。他聚精会神地听着，等我讲完后，这位不常谈论政治的冷酷、缄默的君主不由自主地抓住我的手，对我的诚恳表达了感谢，也对我卷入这样的形势表达了遗憾。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我完全理解你的行动方针，虽然俾斯麦很能干，但他毕竟是你的下属。如果他拒绝执行你的命令，你完全可以罢免他。我一直怀疑他，从来不相信他说的话，因为我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亲爱的威廉（这是他第一次这么称呼我），俾斯麦退休会是最好的结果，我们之间的猜疑即将消失。我相信你，你也可以信任我。”

我立即记录下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并冷静地问自己：一个统治者对另一个统治者能有多友好？俾斯麦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退休是否有意或无意地影响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作出这样的评论？俾斯麦相信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对他的信任，从主观上讲这无疑是真诚的，而且不能否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钦佩并且尊敬作为政治家的俾斯麦。

无论如何，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直到驾崩时也一直信守承诺。当然，这对俄国的总体政策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却使德意志帝国避免了一次攻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耿直的性格保证了两国的和平，但他软弱无能的儿子却采用了相反的政策。

不管人们对俾斯麦关于俄国的政策持何种态度，必须承认的是，虽然召开了柏林会议，法国和俄国也恢复了关系，但俾斯麦依然有能力避免与法国和俄国发生摩擦。换句话说，从柏林会议开始，俾斯麦出色地玩了一场长达十二年（1878—1890）的外交政治游戏。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遇刺身亡

第9节　德意志帝国充当调解员

我们必须强调一个事实，一名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家在1878年以破坏俄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为代价阻止了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俾斯麦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是一位有天赋的政治家，因为他清楚自己的目标，也可以再次成功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或至少可以在他成功化解威胁整个欧洲的危机后避免两国发生冲突。

俾斯麦成功做了十二年调解员，他的继任者掌权后又成功将他的政策推行了二十四年。

我还是普鲁士王子时，试图脱离党派政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管辖不同的军事机构上。我很满意当时的选择，也过着充实的生活。因此，我当了普鲁士王储后，一直竭力避免将自己牵扯进各种政党事务中。党派人士经常以各种名义蛊惑我进入政治圈，譬如举行茶会之类的活动或一些竞选活动等，但我都推辞了。

德意志医生提前坦诚地告诉了我腓特烈三世[23]的病情。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爵士曾邀请这些医生作为专家一起为我父亲会诊。更令我悲痛的是，我不能单独与我亲爱的父亲交谈，因为他当时像犯人一样被英国医生看管。虽然各国记者可以在医生的房间探视这位可怜的病人，但我想要接近父亲却是困难重重，我甚至不能给父亲写信，信件在中途都会遭到拦截。此外，一些人正有组织地在报纸上针对我进行一场空穴来风的诽谤运动。在这件事上，有两名记者特别活跃，一个是施尼德维茨先生，一个是费加罗报的记者M.雅克先生，他是一名德籍犹太人。他们在法国用最恶毒的语言诽谤我，直到“小糖罐”审讯，他们的诽谤才告一段落。

莫雷尔麦肯齐（左一）、赫尔曼·克劳斯（左二）、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冯·布拉曼（中）、马克·霍威尔（右二）和施拉德医生（右一）给腓特烈三世做喉部手术

当我亲自率领第二步兵旅经过父亲住的房间时，给弥留之际的他带来了些许安慰。这是父亲在位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军队。他给我写了一张小卡片，我非常高兴，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很感激，因为他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军队，并自豪地称他们是自己的军队。在长达九十九天的阴森恐怖气氛中，作为普鲁士王储，这件事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丝希望，但也包含着悲痛、羞耻和怀疑。其间，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对军队、政治界以及社交圈发生的所有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随处可见懈怠的迹象，尤其是别人对我母亲越来越明显的敌对态度让我感到义愤填膺。此外，他们还诽谤我和我父亲之间充满矛盾，这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

第10节　继任皇帝

父亲驾崩后，管理整个帝国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首先，政府各个部门的人员都需要更换。前两任皇帝的随行人员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老化。之前，父亲完全保留了“家族军队”[24]，不需要履行军事职责。其次，我以最友好的方式罢免了那些愿意回家养老的官员。剩下的官员中，一些人在军队谋得了一官半职，一些年轻官员留在我身边负责交接工作。

在我作为普鲁士王储的九十九天里，我默默关注了那些后来被我提拔的人，因为医生告诉我父亲生命垂危，在世的时日已经不多。我选择这些官员时，并没有考虑宫廷以及外部的情况，只根据他们以前取得的成就和各自的性格进行选拔。我废除了传统的“家族军队”，将其改编成“皇家总司令部”。在选择随行人员时，我只参考了一位自己非常信任的人的建议，他是我的前首领和司令官，也是一位大将军，后来的副官马克西米兰·冯·费尔森。他是一位性格耿直、侠义果敢、极其严苛的老普鲁士学派的军官，几乎是从这个学派的模子里刻出来的。他在部队和警卫团服役期间，用一双慧眼注意到了宫廷和“家族军队”对军队的不利影响。高层官员的妻子也担任一些工作，她们因年龄而被戏称为“三十和四十”。我打算尽快消除这些不利影响。

腓特烈三世驾崩

我任命恩斯特·冯·维蒂希将军为我的第一任副官，威廉·冯·亨克将军为第二步兵警卫司司令官和我的军事内阁首脑。威廉·冯·亨克将军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当时我在第一步兵警卫司工作，他是我的旅长。这两个人都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和坚定的原则，并且绝对服从上级，一直是我身边最忠实的朋友。

我任命一位认识多年的人担任宫廷领导，他是我父亲的前宫廷元帅——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直到1921年6月八十二岁时去世，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一直在皇室内阁工作。他机智多谋，能力出众，对宫廷和政治事务都有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诚恳，对君主和皇室绝对忠诚。这种综合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作为宫廷元帅闻名整个欧洲，他完全具有担任大使或帝国首相的能力。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总是非常热情，经常给予我很多指导性的建议，譬如政府、家庭、宫廷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他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大家都尊敬他，我也很感激他，将他视为我最可靠的朋友。

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

第11节　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

与俾斯麦商议后，在公共信仰与教育部工作的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被任命为民事内阁首领。俾斯麦开玩笑地说他对这一决定很满意，因为他了解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这是一个能干、热情的猎人。对文职官员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推荐理由。俾斯麦还说一个好猎人通常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从弗雷尔·冯·威尔莫夫斯基手中接管了这个职位，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不仅如此，他在艺术、技术、科学和政治方面也很有天赋，是我忠实的顾问、勤勉的合作者和朋友。他集广博的知识和幽默风趣于一身，这些正是日耳曼民族缺少的素质。

自从我在外交部工作以来，一直和俾斯麦保持着友好并相互信任的关系。和以前一样，我对他充满敬仰，对自己曾经为他效力感到自豪，也为他现在是我的首相感到骄傲。

在祖父弥留之际，俾斯麦和我亲耳听到了他对我的遗嘱，遗嘱里特别强调了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正是为了完成祖父的最后一个心愿，才有了世人看到的我第一次前往圣彼得堡的夏季之旅。这次政治旅行的目的是处理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此外，祖父还为我拟定了一些“行程安排”。

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封信，我的计划受阻。维多利亚女王一听到我要去圣彼得堡，就给我写了封信，她的语气幽默但不乏命令之词，表示自己不赞同这次旅行。她说一年的服丧期一晃而过，之后我可以去完成自己的圣彼得堡之旅。因为她是我的外祖母，英国也是我母亲的祖国，所以我理应先去英国。我将这封信交给俾斯麦，他看完后勃然大怒，并说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停止这种“英国家族命令式”的干涉。这封信的语气表明我和父亲以前受了不少维多利亚女王以及我母亲的命令和影响。因此，俾斯麦希望我就这封信给维多利亚女王一个回复。我说作为外孙和德意志帝国的皇帝，我会准备好措辞合适的答复，而且在信发出前让他过目信的内容。

威廉二世的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

回复的信函在形式上刻意突出了外孙和祖母之间的亲密关系。当我还是婴儿时，外祖母曾将我抱在怀里，现在她年事已高，应该得到晚辈的尊重。但信的内容特别强调了德意志皇帝的地位和职责，我必须无条件去执行祖父临终时的命令，这个命令影响到德意志帝国最重要的利益。我在信中还写到自己必须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尊重祖父的命令。这些国家利益已经按照上帝的旨意移交给了我，因此外祖母必须让我自己决定该怎么做。我补充道，我仍然是她最亲爱的外孙，我一直很感激她将自己多年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我，但关于德意志帝国的事务，我必须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去圣彼得堡是政治任务，祖父的命令与我和俄国皇室的亲密关系一致。因此，这个计划必须立即实施。

俾斯麦批复了这封信函。维多利亚女王的回复令人惊讶，她同意了我的观点，并说我应该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即使是先去圣彼得堡再去英国，她也很乐意见我。从那天起，我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她自己的孩子都害怕她，但从那天开始，她将我看成了一个和她地位平等的君主。

我的第一次旅行由外交部代表赫伯特·俾斯麦陪同。他拟定了演讲内容，并主持了政治会议，演讲内容和会议内容都具有官方性质，与他父亲的指示一致。

第12节　在土耳其政策上的分歧

1889年，我从君士坦丁堡回来后，向俾斯麦描述了我对希腊和君士坦丁堡的印象。我的妹妹索菲嫁给了康斯坦丁王储[25]。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俾斯麦对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的高层官员不屑一顾。我认为自己必须用容易被人接受的观点提醒他，但还是徒劳。我问他为什么对土耳其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说赫伯特·俾斯麦曾经很勉强地向他汇报了土耳其的一些情况，他和赫伯特·俾斯麦对土耳其从来没有好感。因此，他们一直没有同意我的土耳其政策，这也是腓特烈大帝曾经提出的政策。

威廉二世的妹妹索菲

康斯坦丁王储

在俾斯麦做首相的最后一个任期，他宣布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26]非常信任他，也是他的这项政策使他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后来，他告诉了我和俄国秘密签订《再保险条约》[27]的事。在这之前，虽然我很关心德意志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但从未听说这一条约，俾斯麦和外交部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由于我父亲早逝，我担任了政府的管理工作。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接手了祖父的工作，这意味着我越过了自己的父亲这一代人。这些人被父亲灌输了许多自由观念和改革思想，这些改革本来要在父亲的指导下实施。父亲驾崩后，这一代人，尤其是政治家们，发现改革带来的希望已经破灭，自己似乎受到了欺骗，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感觉自己成了孤儿。与那场改革相关的人虽然不知道我的理想和目标，但他们一直不信任我，并对我持保留态度。他们没有为了国家利益将自己的忠诚从父亲身上转移到儿子身上。

民族自由党[28]的代表、年轻气盛的汉斯·冯·本达先生是一个例外。我还是王子时，在巴比工作的议员迪策安排的一次狩猎野兔的活动中，认识了汉斯·冯·本达先生。当我被一群老人围着听他们讨论政治、农业和国家经济问题时，汉斯·冯·本达先生的做事能力以及对问题独到的见解引起了我的注意，逐渐获得了我的喜爱和信任。他邀请我去他在柏林附近路都的庄园做客，我欣然接受，后来一直保持着每年定期访问这个庄园的习惯。

我们在路都以家庭聚会的形式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这次聚会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汉斯·冯·本达先生的几个女儿都很有音乐天赋，为我们弹奏了美妙的曲子。我们谈论的政治话题也证明汉斯·冯·本达先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不受派系斗争的影响，思想开放，这正是政治党派内部成员缺少的品质。他坚定地为我的家族效力，并向我提出了很多真诚、有益的建议，同时他也对其他党派持包容态度。

汉斯·冯·本达（中右）与同僚

第13节　我对党派的态度

在我执政后期，除了激进社会民主党[29]，我对其他任何党派都没有敌意，也不反对民族自由党。我最重要的财政大臣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属于民族自由党，商务大臣默勒也是民族自由党的一员。民族自由党的领袖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是汉诺威省的省长。在我的第二个任期，通过约翰·冯·米克尔先生的介绍，我和老民族自由党代表赛德尔先生经常来往。赛德尔先生在东德有一处地产，他有一双慧眼，脸庞干净，没有胡须，和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一起负责铁路、隧道等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能干、纯粹、务实的民族自由党人，但带有一点儿保守派的味道。

保守党[30]的贵族绅士经常在宫廷狩猎或其他狩猎活动中与我碰面，他们有时也来宫廷处理一些事情。我和他们商讨过很多事情。通过这些人，我了解了所有的土地问题，也知道了农民的生活现状。

约翰·冯·米克尔（右）

反对我的自由思想家们[31]因为固执任性的领导人，与我一直没有来往。我经常和汉斯·冯·本达先生以及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谈到自由主义的未来。有一次，汉斯·冯·本达先生提出了一条很有趣的见解，他说：“没有必要让普鲁士的法定继承人涉足自由主义，这样做很不明智，这种事情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用处。尽管法定继承人是保守派，但他必须宽容大度，不能对其他党派存有狭隘的思想或偏见。”

我提出让民族自由党修订他们的计划，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同意了我的提议。民族自由党最初的口号是“维护德意志帝国和舆论自由”。这个计划将其成员聚集在民族自由党的旗帜周围。通过修订，普鲁士自由主义的传教力量并没有消失。但普鲁士的民族自由党和保守党都犯了一个错，他们将1861年至1866年发生的冲突记得太清，而且在选举和其他政治斗争中，延续了过去的旧传统。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一时期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帝国已经和1866年划清界限，1870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必须为帝国重新建立根基，政治党派也必须根据这个方向制定他们的路线方针。另外，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影响，他们不能使用过时的东西。不幸的是，这一切并没有真正成为过去。鲁道夫·冯·本宁森先生说了一句很有说服力的话，他说：“如果南德民主党领导北德民族自由党，对南德民主党来说很悲哀，因为这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结束！我们看到的将是带着面具的民主党，这对我们一点用都没有。”

鲁道夫·冯·本宁森

北德民族自由党成员：上排从左到右分别为威廉·韦伦·芬尼、爱德华·拉斯克、海因里希·冯·特里奇克、约翰内斯·米克尔；下排从左到右分别为弗兰兹·冯·罗根巴赫、卡尔·布朗、鲁道夫·格尼什、路德维希·班伯格

保守党对皇帝一直很忠心，但他们一直没有培养出能力超强，同时又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土地派别当时太显眼，为自己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他们对那次冲突记忆犹新。我建议他们和民族自由党联合，但他们拒绝了。我经常强调民族自由党忠于帝国和君主，因此他们应该欢迎保守派，将保守派视作同盟。在德意志帝国，我不希望没有民族自由党，我也不能没有他们，更不愿意反对他们。由于历史原因，北德保守派做的一些事被人们误解，因此，民族自由党是最好的盟友。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调走了宫廷牧师施托克尔。他作为一名传教士成就卓越，但他却在南德发表了一场具有煽动性的演讲，公开反对那里的民族自由党。

中央党[32]与文化斗争紧紧捆绑在一起，强烈反对新教徒[33]，对帝国也充满敌意。然而，我和这个党派的许多重要人士有过交往，并为了帝国的利益试图与他们合作。在这一点上，布格哈德·冯·朔尔勒默对我帮助很大。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忠诚。他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农业大臣，也加入了保守党。在许多事务上，中央党一直非常团结。中央党曾由路德维格·温索霍斯特领导，他是立法机构中最热心的政治家。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能察觉到中央党存在的潜在信念，即必须维护罗马教廷的利益，永远不要将教廷置于次要地位。

布格哈德·冯·朔尔勒默

路德维格·温索霍斯特

第14节　和俾斯麦的关系出现裂痕

我还是王子时，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手下工作，他是勃兰登堡省省长，我向他学习如何治理内部事务以及解决经济问题的经验，这些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帮助。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极富感染力的言辞激励了我，在那段人生经历中我对国内的经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对司法管理依然不感兴趣。后来，我整天忙着完善国内的基础设施，譬如建造运河、铺设高速公路、改善林业及各种交通设施、修缮住宅、在农业上引进大型机器及农业的合作发展等，尤其是兴修水利和铺设铁路网，因此我忽略了东德的领土问题。

王子时期的威廉二世（站立者）与家人

继任皇位后，我和内阁大臣们讨论过这些问题。为了激励他们，我允许他们在各自管辖的领域实行自治，但结果证明只要俾斯麦依然掌握着大权，他们就不可能实施自治，因为俾斯麦在任何事情上都独揽大权，压制了大家独立工作的能力。不久，内阁大臣们再次完全臣服在俾斯麦的铁腕下。对于“年轻君主”或“创新”的想法，只要俾斯麦不赞同，他们就不可能支持。

换句话说，内阁成了俾斯麦手中的工具，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俾斯麦功勋卓著，他为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政治方面赢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所以内阁大臣们心甘情愿臣服他，任由他实行一人专制。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我经常得到的回复是：“俾斯麦不想这样，我们没法使他同意这样做；威廉大帝不会问这样的问题；这不符合传统……”我渐渐地明白了，在现实中我没有自己的国务内阁，内阁大臣已经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俾斯麦的属下。

俾斯麦执政期间，内阁成员对我的态度可以从更新《反社会党人法》一事中看出。这项法律是俾斯麦为了与社会主义斗争[34]提出的政治措施。为了修正这部法律，其中的一段话应该被删掉，但俾斯麦反对这样做。我和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是我召开了御前会议。俾斯麦在接待室和我的副官谈话，他说我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佩戴腰刀的官员，他必须依靠军队，领导他们来和社会民主党斗争，以防社会民主党革命。他还说我应该给他自由，这样才能使德意志帝国永远恢复平静。在御前会议上，俾斯麦依然坚持他的观点。当问及内阁大臣们的观点时，他们表现得都很冷淡。投票结果是大家都反对我。

这次投票结果再次提醒了我俾斯麦对内阁的绝对统治权。对此，我非常不满。我将这件事告诉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他听后非常震惊。后来，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专门找了一些大臣询问他们的态度，他们明确告诉他自己不敢反对俾斯麦，并宣称任何人都不会期望他们投票反对俾斯麦。

第15节　处理煤矿罢工

1889年春，威斯特伐利亚的煤矿工人爆发了罢工运动，民政部门非常震惊。这次运动尤其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地方行政人员中引起了混乱和困惑。各部门立即请求政府派军队前来镇压，每个矿主都希望政府在自己家门口派驻哨兵。被派去的军队指挥官随即汇报了他们看到的景象。

派往威斯特伐利亚的军队中有一个叫冯·米夏埃利斯的指挥官，他以前是我所在步兵营里的士兵，隶属轻骑兵卫士团。这位指挥官有勇有谋，他轻装上阵，独自一人驱车前往罢工的矿工队伍。初春的天气特别温暖，这些矿工在山边安营扎寨。不久，冯·米夏埃利斯以鼓舞人心、愉快幽默的方式和罢工者们进行了善意的交流。通过询问，他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了解了矿工们的各种苦衷，也知晓了他们的计划、目的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他很快赢得了矿工们的赞赏和信任，并与他们相处融洽，因此他负责的那片区域完全恢复了平静。当时，帝国首相办公室收到几位主要的工业领袖和官员发来的令人担忧的电报，于是我询问了冯·米夏埃利斯那边的情况，他在回复我的电报中说：“除了政府官员，一切都恢复平静了。”

整个春夏两季，我们从各种报告和布告中收集到大量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德意志帝国的工业状况令人担忧。许多工人的要求都合情合理，他们的雇主和官员至少应该对他们进行一些同情性的调查。当我向我以前的私人教师，即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咨询如何帮助这些工人时，再次证实了我对这件事的认识。辛兹佩特博士很了解社会现状，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那个省的状况。我决定召开联邦会议，将企业雇主和雇员也纳入审议范围，指导政府对工人问题进行彻底调查。我觉得我们可能会通过这件事获得一些指导性的原则和材料，这些原则和材料可以为俾斯麦和普鲁士政府在合适的领域制定新法律时提供参考。

我被这一想法启发，于是去找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但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说俾斯麦一定不会同意召开联邦会议，因此强烈反对我这么做。我已经做了决定，就像腓特烈大帝说的那样：“我希望成为一群乌合之众的皇帝。”我告诉他我的职责是为德意志人民负责，他们已经被企业榨干血汗，我要去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存条件。

第16节　再次和俾斯麦发生冲突

不出所料，俾斯麦反对我的做法。因为一些大工业利益集团支持俾斯麦，所以在我推行计划时出现了很多麻烦和纷争。联邦会议由我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开始后，俾斯麦匆匆入场。他发表了演讲，讽刺性地批评了我，不赞同由我发起的整个计划，并拒绝合作，演讲结束后愤然离去。

俾斯麦的离去使会场的氛围变得很奇怪。他认为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因此坚决维护自己的政策，对我的计划嗤之以鼻。他在会议上的表现给我和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到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大会继续召开，会议为扩大威廉大帝曾经倡导的社会立法提供了大量材料。这一立法是德意志帝国的骄傲，其他地方都不曾出现类似的立法，它是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劳动阶层的一种保护。

因此我决定召集大家召开一次全面的社会大会。俾斯麦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瑞士也在考虑类似的事情，计划在伯尔尼[35]召开一次大会。驻瑞士大使罗特听到我的计划后，取消了去伯尔尼的行程，决定来柏林开会。会议进行得很顺利，罗特的慷慨相助为柏林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很大帮助。大会收集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后来都以法律形式呈现了出来，而且只有德意志帝国拥有这些材料。

威廉二世张开翅膀正欲飞翔，俾斯麦上前提出警告

后来，我和俾斯麦谈论了他的反社会民主党计划，他打算用大炮和刺刀镇压工人运动。我想说服他，因为我不可能在威廉大帝刚驾崩不久，在我执政第一年就让我的人民流血。但俾斯麦固执己见，他宣称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只要放心将一切交给他就行。我回答说在上帝面前，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玩忽职守，尤其是我非常了解工人们的生存状况，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改善他们的现状。

我和俾斯麦之间因社会问题产生的冲突，即是否由政府参与改善劳动阶层的社会福利一事产生的冲突，是我们之间不和的真正原因。这一冲突引起了俾斯麦、支持他的大部分德意志民众以及政府官员多年来对我一直怀有敌意。

我和俾斯麦之间发生冲突是因为他认为社会问题应该用武力解决。他说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应该诉诸武力，而不是采取一些人道主义方式。他认为如果奉行人道主义的胡言乱语，他就得采纳我的意见。

第17节　俾斯麦的工人观

我并不是说俾斯麦是劳动阶层的敌人，事实正好相反，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在工人这类重要问题上犯错，他这样考虑问题纯粹是权宜之计。他认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以合适的方式关心工人，但他不愿在工人运动方面给工人们的团结留有任何余地。他觉得必要时，政府应该用武力对由工人引起的骚动和反叛进行镇压。他还认为处理社会问题时，政府要软硬兼施，既要保护工人，必要时也要镇压骚乱。

然而，我希望得到劳动阶层的认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一直努力奋斗。我对自己的人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我认为劳动阶层的权利和公平不应该被剥夺。另外，我相信无论在哪里，只要是正义的或必须做的，当雇主没有履行他们的义务时，政府和地主应该担起责任。我已经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也有来自工人阶级的反对。由于正义感的驱使，我决定竭尽全力捍卫劳动阶层的权益。

我已经认真研究过历史，发现让所有人幸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使整个民族获得幸福。事实上，当一个民族容易满足或愿意满足时，才能获得幸福。换句话说，人民需要务实的心态，愿意为了可能实现的东西努力。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缺少这种心态。

同时，我意识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需求太多，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可怕的贪欲。因此，我希望自己能问心无愧地、用令人信服的方式与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斗争，我有义务重视并帮助人们实现合理的愿望。

第18节　德意志帝国的社会问题

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通过众所周知的法律保护工人，并以工人福利为导向的政策无疑会给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增加沉重的负担。比利时的工业体制尤其如此，他们的工业体制用最低的工资榨干了工人们最后一滴汗水，雇主从未受到良心的谴责，对丧失的道德也没有一点愧疚，甚至对精疲力尽、生活艰苦且从未受到保护的人民没有一丝怜悯。通过社会立法，我希望这种社会现象在德意志帝国彻底消失。当然，在战争期间，我通过莫里茨·冯·比辛将军将我的法案引进了比利时，试图保护比利时工人的利益。然而，我的法案却成了德意志帝国工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障碍，它使许多企业的领导出现了不和。虽然对企业领导来说这很自然，但土地所有者必须始终牢记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我必须义无反顾地坚持自己的政策。

莫里茨·冯·比辛将军（前一）

然而，工人们却盲目追随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我为他们做的一切以及竭力给予他们的保护并没有换来一句感谢。社会民主党和我有不同的信条，我信奉的是霍亨索伦王室的一句格言：“各应得其所有。”但社会民主党信奉“人人平等”的思想。

我希望至少在欧洲大陆的工业领域，通过在国外确定配额阻止竞争性商业战争的方式促进生产，帮助工人阶层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立法留给外国工人的印象意义重大。战前几年，发生过工人暴动的英国人深知工人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因此，英国委员会代表团来德意志帝国参观学习，其中一部分代表是工人。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意志人的代表带领他们参观了工业区、工厂、福利机构、保险公司的疗养地等地。他们对自己看到的景象表示震惊。在告别宴会上，英国工人阶级代表团的领导向奥古斯特·倍倍尔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看到了德意志帝国为工人们做的一切，我问你，你们这些人还是社会民主党吗？”这些英国人告诉一个德意志人，如果经过长期斗争，他们能成功实施德意志帝国几年前为改善工人状况采取的措施的十分之一，他们将会很满意。

奥古斯特·倍倍尔

我饶有兴趣地观察了英国的访问团，他们对德意志帝国社会现状的无知让我感到惊讶。但令我更惊讶的是，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大使馆就同一话题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暴露出他们丝毫不了解德意志帝国在社会改革领域取得的进步。我质问那位英国大使，既然英国出席了1890年的“柏林社会大会”，至少通过大使馆，访问团成员也应该知道帝国国会辩论的话题，因为当时会议详细讨论了多项社会改革措施。大使表示他也很疑惑，因为他对大使馆早期的记录作了调查，事实证明当时大使馆向伦敦发送了最详尽的会议报告，并就德意志帝国在社会改革进程中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向国内做了全面汇报，但“因为这些报告来自德意志帝国，所以从来没有人阅读，它们一直被束之高阁。德意志帝国没有引起英国人的兴趣，这简直是耻辱。”

这位英国人耸耸肩。不论英国国王还是议会，都没有足够的良知、时间或意愿去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在他们眼里，更重要也更值得做的事是消灭德意志帝国的“包围政策”，尤其是德意志的工业，进而消灭德意志劳动人民。1918年11月9日，德意志帝国激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与其追随者加入了英国的消灭政策。

第19节　宫廷的“福利工作”

在我可以产生影响的地方，如我的宫廷和帝国汽车俱乐部[36]，我经常强调自己的社会观点。譬如，我利用对外展览宫殿获得的小费设立专项基金，这个基金完全是为了使家庭工作人员受益，然后逐渐让更多人受益。佣人和他们的家人可以得到基金的赞助去疗养地度假，还可以得到医疗费、丧葬费、子女婚嫁费、教会洗礼费等类似费用的赞助。

我同意保护新创建的帝国汽车俱乐部，并接受了恩斯特·冯·伊内的邀请，前往他建立的俱乐部与众人共享午宴。除了拉蒂博尔公爵、乌耶斯特公爵这样的富豪，来自柏林金融圈的许多绅士也参加了这次午宴，但其中一些人的表现非常轻率。当大家谈到汽车司机这个话题时，我建议设立一个基金，如果司机发生意外事故、疾病或死亡，他们的家人至少可以得到一笔抚恤金。我的建议得到了在场所有人员的支持，这个基金后来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我还为基尔的帝国游艇俱乐部的船员和飞行员创立了类似的基金。

我在阿尔贝克创建的德皇威廉儿童福利院带给我很多快乐。在和平时期，每年的5月到9月底期间，来自柏林最贫穷工人家庭的孩子可以在这里生活，每一批孩子可以待四个星期。这家福利院现在由前柏林市长的女儿基尔什娜小姐负责。福利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孩子们无论从身体还是心理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们原先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到了福利院后变得越来越快乐、健康、生气勃勃。我很乐意经常去那里了解孩子们的生活状况。

拉蒂博尔公爵

我前面提到，由于工人问题我和俾斯麦发生了冲突。我想补充一下他对这件事情的基本看法，下面这件事体现了他对工人问题的妥善处理。事实上，他当时的做法完全是迫于国家利益，但同时他也立即意识到确保工人不会失业的必要性，因此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权对这件事进行了干预。

1886年，我还是威廉王子时，已经了解到斯德丁的伏尔甘造船厂由于没有订单，面临破产的危险。成千工人受到饥饿的折磨，斯德丁正面临一次巨大的考验。但如果有一张制造轮船的订单，就可以保住伏尔甘造船厂。

伏尔甘造船厂正在造战舰

前段时间，由于受到海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的鼓励，我希望德意志帝国能永远摆脱英国的轮船制造商。于是德意志帝国的轮船制造工人开始勇往直前，努力建造了德意志帝国的第一艘军舰。1874年我母亲生日那天，她亲自命名的第一艘德意志帝国军舰开始建造，当时我也在场。从那时起，这家船运公司建造的为数不多的军舰得到了海军专家的肯定。

海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

第20节　俾斯麦采取行动

德意志的商船队不敢冒然采用海军上将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的建议。由于北德劳埃德公司拒绝建造客运轮船，声称英国有多年的造船历史，可以建造更好的船，导致德意志的船运公司濒临破产。情况十分危急，我立即去找俾斯麦，将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俾斯麦听后勃然大怒，怒目圆瞪，使劲将拳头砸在桌子上，说道：“什么？你说这些商人宁愿让英国人造船，也不要德意志帝国的船？为什么？从未听说过这样荒唐的事！好好的德意志轮船公司因为这种原因要倒闭，这群无知的商人！”

威廉二世在北德劳埃德公司演讲

他按了铃铛后一个仆人进来了，吩咐道：“从外交部叫一个枢密院顾问马上来这里！”

俾斯麦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几分钟后，一位枢密院顾问进来了。

俾斯麦吩咐他：“给汉堡的外交特使发一封电报，告诉他不来梅的北德劳埃德公司要求斯德丁的伏尔甘造船厂为他们造一艘新的轮船！”

这位顾问听到命令后立即离开了，“他的大衣尾巴直挺挺地立在身后。”俾斯麦转过来对我说：“我非常感谢你。你为我们的国家和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从今以后，德意志帝国的轮船只由我们自己的公司制造。我一定给汉撒商人公会的民众讲清楚这件事。你可以给伏尔甘造船厂的工人发电报了，告诉他们俾斯麦保证让他们来造轮船。希望这是一个契机，他们可以借此为德意志帝国建造更多轮船！你帮助那些工人保住了工作，他们一定会感激你！”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斯德丁的枢密院顾问施卢特瓦，伏尔甘造船厂的工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它必将引领德意志的轮船制造业蓬勃发展。

1888年，我登上了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为了在我的波拉美尼亚掷弹兵的军旗上绣上荣誉勋章，我去了斯德丁。受造船厂主管的邀请，我去了伏尔甘造船厂。主管们在厂外接待了我，然后他们推开大门，我走了进去。但当我走进船厂后，并没有听到锤子的敲打声，而是一片寂静。原来全体员工都光着头围成一个半圆站着，中间站着一位最年长的员工，他的胡须雪白，手里捧着一个桂冠。

我深受感动。枢密院顾问施卢特瓦在我耳边低语：“这是工人们想出来的，为了表达对您的感谢。”那位年长的工人向前一步，用最朴素的话语表达了工人们对我的感谢，感谢我曾经救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妻儿，使他们没有继续忍饥挨饿，也感谢我建议俾斯麦由他们建造轮船。为了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请求我接受桂冠。我非常感动，收下了生平第一个桂冠。不用打仗，没有流一滴血，我从自己最朴实的工人那里得到了桂冠。

威廉二世加冕

那一年是1888年。当时，德意志帝国的工人阶层懂得享受劳动带来的幸福。

[1]柏林会议指由俄、英、法、奥、德、意以及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半岛诸国在1878年6月13日到1878年7月13日召开的会议。这些强国希望在俄土战争后重建巴尔干半岛的秩序。会议最终签署了《柏林条约》，代替了三个月前签订的《圣斯特凡诺条约》。——译者注

[2]文化斗争指1873年到1887年罗马天主教廷和德意志帝国政府之间围绕教育和教职任命权展开的一场斗争。——原注

[3]劳动保护法是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颁布并实施的一项法律。该法律制订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以此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解决劳动争端。——译者注

[4]社会民主党，简称SPD，1875年成立，前身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是自由、正义和社会团结，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内部自由和社会正义。——译者注

[5]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Heinrich von Boetticher，1833—1907），1880年至1897年担任德意志帝国的国务秘书以及内政大臣，在俾斯麦颁布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执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6]忠告指俾斯麦劝威廉二世尽快处理1887年11月29日写的一封信一事。这封信实际是威廉二世拟的一份草案，里面提到了政权交替问题。俾斯麦劝告威廉二世，如果这件事声张出去，对威廉一世和王储等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译者注

[7]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1918），德意志帝国的航运巨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运公司——汉堡-美国航线公司的总干事，在德意志帝国海洋发展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现代邮轮之父”。——译者注

[8]腓特烈斯鲁庄园是俾斯麦的官邸，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译者注

[9]回忆录第三卷中的内容特指俾斯麦写给威廉二世的回信。回信中提到了如何妥善处理威廉二世起草的草案，以及如何更好地对待各联邦君主和威廉二世登基后如何利用社团与党派人士等问题。——译者注

[10]汉撒商人工会也称汉撒联盟，是德意志帝国商人在德意志帝国北部城市建立的商业、政治联盟，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贸易利益。——译者注

[11]德奥同盟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防御性联盟，也是1879年10月7日签订的《俾斯麦条约》中的一部分。两个大国承诺在遭遇俄国袭击时互相支持，如果他们中的一个被某一个欧洲强国攻击，另一个国家承诺保持中立。——译者注

[12]威廉大帝（Wilhelm Friedrich Ludwig，1797—1888），也称威廉一世，1871年1月18日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皇威廉二世因威廉一世对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作出的伟大贡献将其尊称威廉大帝。——译者注

[13]七个封印出自《新约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译者注

[14]《圣斯特凡诺条约》是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西边的一个村子圣斯特凡诺签署的一项和平条约，该条约结束了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俄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但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引起了英国、法国、德意志帝国等国的不满，因此三个月后柏林召开了柏林会议。——译者注

[15]正如普鲁士军官们报告的那样，他们在土耳其战役中曾陪伴俄国军队，尤其是法伊尔伯爵。——原注

[16]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保守党，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在建立现代保守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注

[17]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1868—1918），俄国的末代皇帝，1894年11月1日到1917年3月15日在位。苏维埃史学家将尼古拉二世描述为一位软弱无能的君主。1918年7月1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枪决。——译者注

[18]黑鹰勋章是普鲁士王国最高级别的荣誉勋章，1701年1月17日设立，普鲁士王国的王室子孙年满十岁后就可以获得黑鹰勋章。——译者注

[19]弗朗茨·约瑟夫皇帝（Franz Josef，1830—1916），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皇帝，在位时一直受到民族主义的困扰，1867年，他缔结了奥匈和解协议，并将奥地利帝国变成了奥匈帝国。——译者注

[20]即他们废除了《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原注

[21]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是布列斯特1921年以前的名称。——译者注

[22]色当是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距巴黎约两百多公里。1870年9月，普法战争中发生了著名的“色当战役”。——译者注

[23]腓特烈三世（Emperor Frederick III，1831—1888），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是威廉大帝唯一的儿子，1888年3月9日到1888年6月15日在位，后因患喉癌去世，因此被称为“百日皇帝”。——译者注

[24]“家族军队”指威廉大帝的家族化军事体系。——原注

[25]康斯坦丁王储，即后来的康斯坦丁一世。他出生后就被确立为希腊王位继承人，称“斯巴达公爵”，1913年继位。1889年，他与威廉二世的妹妹索菲公主结婚。——译者注

[26]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45—1894），1881年至1894年在位，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译者注

[27]《再保险条约》是1887年三皇同盟废除后，德意志帝国和俄国在俾斯麦的安排下秘密签订的一份条约，目的是孤立法国的同时讨好俄国。——译者注

[28]民族自由党是在1867年2月12日举行的北德联邦选举中成立的一个党派，是北德联邦和德意志帝国的一支自由政党。——译者注

[29]激进社会民主党指德意志帝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叛变行为，并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领导了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译者注

[30]保守党是德意志帝国在1876年成立的一个右翼政党，后来由一个意识形态政党变成了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的利益集团。——译者注

[31]自由思想家指民族自由党和自由联盟的成员。——译者注

[32]中央党是1870年成立的一个德意志帝国天主教政党，它成功击败了俾斯麦在普鲁士王国发起的文化斗争，并在议会中赢得了四分之一的席位。——译者注

[33]新教徒最初只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后来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指接纳基督教新教教义的西方教会成员。——译者注

[34]社会主义斗争指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社会主义在德意志帝国蓬勃发展，俾斯麦对此深感不安，因此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试图通过法律限制社会民主党传播社会民主原则、镇压工人运动。——译者注

[35]伯尔尼，瑞士首都。——译者注

[36]帝国汽车俱乐部是德意志帝国最老的汽车俱乐部，1889年在柏林成立。1905年，威廉二世赞助并接管了帝国汽车俱乐部。——译者注

第2章

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

我开始执政时，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是海军总司令，他是最后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将军。我刚上任，就立即用我在英国和国内学习到的知识积极改革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并不喜欢改革，虽然他很能干，但也非常任性，而且有点儿傲慢。

毫无疑问，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在动员海军、改进军官队伍、改善与发展鱼雷艇组织等方面给了我很多有价值的建议。然而，军舰的建造和废旧材料的更换技术一直得不到改进，不利于舰队的发展，引起了造船企业的不满。这些企业正在发展壮大，四处寻找机会。

作为普鲁士的老将军，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处在1864年到1871年间。他眼里的陆军总是无所不能，而且将来也会如此。因此，他认为国家不需要为海军投入太多军费，如果海军的军费增加，就可能减少陆军的总费用，阻碍陆军的发展。他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财政批复的总资金并不是流进一个蓄水池，通过开关阀门引导它的流向。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不愿为海军建设争取任何东西，他希望将更多的钱投到陆军建设上，但现实情况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期发展。他的建议没有让陆军多收到一分钱，陆军依然按照陆军大臣的预算得到他们应得的费用。

海军需要一个独立于军事内阁的国务秘书职位，它的职责是为海军争取或取得所需资源，以此保护德意志帝国的商业和殖民地。这是后面发生的事。

不久，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请求我罢免他。他说自己对现状很不满意，他还认为我为将来制定的各种改建海军的计划都不可能实现。首先，军官队伍的更替是一个难题，因为每年只有六十到八十名候补军官，一个庞大的海军没有一支庞大的军官队伍是无法想象的。其次，他告诉我他看到我在视察期间对海军事务了如指掌，比他这个将军强多了，因此他觉得以后没有颜面面对自己的下属。

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

考虑到这些情况，我命他负责一支陆军队伍。因为我认为“海军就是为海员服务！”所以我选择了海军上将亚历山大·冯·蒙茨担任海军首领，我的选择也获得了海军的支持。

第1节　俾斯麦的继任者

之后不久，我遇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俾斯麦请求辞职，为他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成了一大难题。无论谁担任这一职位，即使不期望他获得与俾斯麦一样的成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个人会被视为一个不合法的篡夺者，人们认为他没有资格填补这个空缺。新任首相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评论和批评，他也一定会成为拥护俾斯麦和对他有意见的官员们的攻击对象。一轮非常强势的攻击正在等待他。在这件事上，俾斯麦可能会成为最令人担心的因素。

漫画：俾斯麦走下德意志帝国这艘航船，威廉二世靠在船舷上看着俾斯麦一步步走下。寓意俾斯麦辞去德意志帝国首相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认为新任首相的人选应该和俾斯麦年龄相仿，在军队担任要职，而且也在俾斯麦手下担任过政府职务。因此我选择了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他的年纪可以保证他会是一位头脑冷静、小心谨慎的顾问，尽心辅佐年轻的皇帝。

不久，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一事出现了问题。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称考虑到奥地利的情况，他不能续签这项条约，因为可能会对奥地利造成威胁，而且如果维也纳人知道了，肯定会引发一些不愉快的后果。这项条约就此失效。我认为自从俄国人不再专心一意地支持该条约，它已经失去了主要价值。副国务秘书贝尔歇姆伯爵写的备忘录证实了我的观点。贝尔歇姆伯爵曾和俾斯麦共事。

农业保守党反对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理由是他没有地产，一场有关商业条约的激烈斗争迅速蔓延。这件事因为俾斯麦不断恶化，他忘记了自己以前信奉的格言，以自己特有的旺盛精力参与到这次斗争中反对他的继任者。保守党借机起来反对政府和皇权。俾斯麦亲手种下的种子后来长成“被误解的俾斯麦”“对帝国不友好”等说法，并时常出现在报纸上。在我的整个任期内，“被误解的俾斯麦”通过演讲、写作以及被动的抵制和轻率的评批等，反对我的建议和计划。一家报社很愿意受俾斯麦的指使，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涂成黑色，然后自上而下恶意批评，他们的行为经常表现出在野的俾斯麦的风格。

这种现象在收复黑尔戈兰岛时更加明显。这个岛屿位于汉撒商人工会商业港口的前面，由英国人控制，对汉堡和不来梅构成了威胁。我们不可能在那里创建海军，因此，我毅然决定从英国人手里收回德意志帝国的岛屿。

第2节　用黑尔戈兰岛做交易

我们发现通过赠送殖民地可以使英国放弃黑尔戈兰岛。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倾向用东非的桑给巴尔岛和维图来换这片“贫瘠的岩石”。从商业来源和驻扎在那里的德意志的巡洋舰与炮舰军官的报告以及最近收购的德意志帝国东非殖民地的巡航报告来看，我明白只要多哥和达累斯萨拉姆等地区发展起来后，桑给巴尔岛作为非洲沿海的中转港口的重要性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突出了，因为只要上面提到的那些港口的水足够深，并为贸易船只提供足够的设备，就没有必要从内陆通过独桅帆船将货物运输到桑给巴尔岛，然后再装上大船，货物可以直接在沿线的新港口装箱。

达累斯萨拉姆

因此，首先，我认为我们有令人满意的资产进行交易。其次，我们还有机会避免与英国发生殖民摩擦，并与英国达成友好谅解。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同意了我的计划，谈判最终达成。一天傍晚，吃晚饭前，我将黑尔戈兰岛已经回到祖国怀抱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告诉了皇后和几个亲信。

威廉二世的妻子奥古斯特·维多利亚

德意志帝国完成了第一次非常重要的扩张，而且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为扩建舰队奠定了基础。汉撒商人工会的工人和北德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完成了。

如果黑尔戈兰岛是在俾斯麦执政时期被收回，这件事或许会有很高的评价。现在它发生在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当政时，却遭受了各种非议。有人说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是一个“篡权者”，他胆敢坐在首相的交椅上，一定是“不负责任”“不知感恩”“冲动任性”的年轻皇帝的决定！如果俾斯麦的最后一个愿望是有朝一日收回那片古老的岩土，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将那些很有发展前景的非洲殖民地拱手让给英国人，因为他不允许自己被打败。到处充斥着这样的批评声。俾斯麦侯爵控制的报纸加入批评阵营中大声批评，汉撒商人工会的人感到非常悲痛。

桑给巴尔岛和维图的交换引起的非议出现在俾斯麦支持的出版物上的确令人好奇。以前，我在他手下工作时，那些刊物总会评论说俾斯麦不相信殖民地的价值，他只是将殖民地看作可以用来交换的对象，然后和英国做交易。现在他的继任者用殖民地换回了黑尔戈兰岛，但却招来了疯狂的批评和攻击。直到世界大战爆发，我才在德意志帝国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称黑尔戈兰岛的收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行为，以及假如黑尔戈兰岛没有回归祖国怀抱将会发生的事。

德意志民族有充分的理由感谢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为德意志帝国做出的所有努力。收复黑尔戈兰岛为我们建立海军，取得日德兰战役[1]的胜利提供了保证。德意志帝国海军很早以前就承认这一点。

日德兰战役前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

日德兰战役中，德意志帝国海军向敌舰发射炮弹

日德兰战役中负伤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官兵

策德利茨伯爵的学校法案引发了新的暴力冲突。当策德利茨伯爵被迫退位时，他的拥护者大喊：“如果策德利茨伯爵退位，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也必须下台。”

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平静庄严地离开了他的职位。他在位期间尽量用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延续俾斯麦的传统，却发现很少有政党支持他。这些公开批评、指责、敌视他的人以及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权益的人都应该站在他这边，但他们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道歉的话。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一直保持沉默，孤独地度过了余下的日子。

[1]日德兰战役是发生在1916年5月31日至1916年6月1日的一场德英之间的海战。英国皇家海军舰队与德意志帝国海军进行了三次主要战斗，日德兰战役是其中最大的一场海战，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以战列舰为主的战役。——译者注

第3章

霍恩洛厄侯爵

我再次面临选择首相的难题。霍恩洛厄侯爵的立场与做事方式与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大致相似，但他也会遭遇同样的考验。然而，人们更希望新任首相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一位长者；其次，新首相需要比一位普通将军更自信、更有资格面对俾斯麦。

霍恩洛厄侯爵

从政治角度讲，人们通常认为一位政治家必须清楚自己应该怎样效仿俾斯麦，防止俾斯麦受到指责和攻击。这种指责和攻击在政府官员中引发了明显的紧张和不满情绪，其中大部分人从俾斯麦执政时期开始工作，他们的不满情绪不仅影响了整个政府的工作系统，还以一种危险方式增强了帝国国会的反对派力量，这股力量来自以前对政府忠心耿耿的一批人。在外交部，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精神被认为是“原先的、经久不衰的俾斯麦式的传统”的代表，并开始发挥作用，导致外交部不愿与皇帝合作的情绪不断高涨，外交部官员甚至认为有必要独立执行俾斯麦的政策。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任命霍恩洛厄侯爵为首相。霍恩洛厄侯爵当时是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行政长官。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作为巴伐利亚的外交使节，他成功使巴伐利亚站在了普鲁士这边。因为他对帝国一直忠心耿耿，所以从那时起，他得到了俾斯麦的高度赞扬。我希望俾斯麦的反对派面对这样一位继任者时可以稍微友善一些。因此，选择霍恩洛厄侯爵担任首相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俾斯麦以及受他影响的公众舆论等因素。

霍恩洛厄侯爵属于典型的传统大庄园领主，他天生温文尔雅，心思细腻，说话幽默风趣，有时会流露出略带戏谑的讽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冷静理性的观察者和评判者。虽然他和我的年龄相差很大，但我们很投缘，皇后和我都称他叔叔，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而且由于这两层关系，我们都信任对方。他和我谈话时，尤其是谈论他对官员任命的意见时，常常结合自己客观的观察，仔细分析候选人的特点，这一点证明他对人生和人性都有深入的思考，也说明他从丰富的阅历中获得了成熟与智慧。

在霍恩洛厄侯爵担任首相的第一个任期，发生了一件关于法国和俄国关系的趣事，德意志帝国从中受到了启示。法国和俄国结盟时，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部和驻巴黎大使馆收到可靠情报，称法国计划从阿尔及利亚调遣一部分军队回到法国南部，试图对抗意大利或阿尔萨斯。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并称我不得不采取针对措施，除非他能劝阻法国不要进行这种挑衅行为。

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皇后亚历山德拉

第1节　外交辩论

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曾任维也纳大使，因亲法倾向出名。1895年夏，洛巴诺夫访问法国，并受到了法国的热情接待。1895年秋，我在胡贝图斯托克靠近埃伯斯瓦尔德的绍尔夫海德生态区打猎。洛巴诺夫从巴黎返回，我接见了他。我们一见面，他就向我描述了巴黎人的冷静和睿智，试图平复我因前面提到的军事行动引起的恐慌情绪。在他看来，那些只是谣言，他告诉我他有可靠情报，我不需要担心。我真心感谢他，并告诉他德意志帝国军官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担心这样的词汇。我说如果法国和俄国希望开战，我不会退缩。

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

于是，洛巴诺夫虔诚地望着天空，双手合十祷告说：“哦，战争！多么荒唐！谁会想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不能有战争。”我说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战争，但旁观者肯定会将那些庆祝活动、演讲以及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会晤视为不可忽略的战争信号，这些都会引起德意志帝国的不满。发动战争有悖我的意愿和我的人民的意愿，我相信上帝和我的军队以及人民，德意志帝国也一定可以成功应对这两个对手。我说这话时，洛巴诺夫依然目光犀利，其实他不必如此戒备。

随后，我又补充了一些话。这些话是一名俄国官员作为军官代表团的成员从巴黎带回来的，他的一名法国伙伴曾问他俄国人是否相信自己能够战胜德意志人，这位英俊的斯拉夫人回答道：“哦，不，我的朋友，我们会被彻底击败，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将会建立一个共和政体。”

起初，洛巴诺夫一直静静地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随后，他耸耸肩膀，说道：“战争，我们最好想都不要想它。”那位俄国官员说出了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回想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圣彼得堡的经历，一位大公夫人晚餐时非常平静地对我说：“我们一直坐在火山顶上，我们渴望革命爆发！斯拉夫人一点儿也不忠诚，他们根本不奉行君主制，他们都是共和党人，但每一个人都在掩饰、撒谎。”

霍恩洛厄侯爵在任期内完成了与外交政治有关的三件要事：第一，1895年，威廉皇帝运河[1]通航，这条运河在威廉大帝时期已经开工。霍恩洛厄侯爵邀请了全世界各国的海军舰队代表及个体船前来见证这一伟大时刻。第二，1897年，德意志帝国占领青岛。第三，备受瞩目的克鲁格电报事件。

第2节　占领青岛

霍恩洛厄侯爵在攻占青岛的事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他认为德意志帝国需要一个煤炭基地，但中国不同意开放港口进行对外贸易的做法也完全合理。因此，在不威胁中国政权的前提下，付了厘金[2]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受海军煤炭基地保护的贸易口岸，并要求中国在最大程度上给予配合。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建立煤炭基地主要是为了发展商业，采取的军事措施也只是为了保护贸易中心。因此，煤炭基地本身并不构成任何威胁，也没有进行军事冒险活动的基础。

德意志帝国为庆祝占领青岛发行的明信片

虽然也考虑过其他地方，但经过仔细调查后，我们发现这些地方与中国的内地缺少联系，而且从商业和政治角度考虑没有发展前景，或已经被别的国家占领，因此并不适合作煤炭基地。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当时是东亚海军巡航舰队的队长，根据他的汇报和地质学专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的建议，最终我们决定在胶州湾建立基地。当问到为什么在这里建立基地时，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画了一幅图，描述了山东未来的发展前景。

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

霍恩洛厄侯爵继续收集由占领青岛引发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相关资料，很多问题都需要认真考虑，尤其是关于是否干涉俄国计划的问题。霍恩洛厄侯爵获得了很多关于俄国占领胶州湾的情报，其中一些情报来自德意志帝国的东亚分部。我们从这些情报中了解到了胶州湾的抛锚地，以及它冬季不结冰的特点和在那里设立港口的美好前景。在与俄国人的交往中，我们获悉了中国分部的俄国军官的谈话内容，了解到俄国海军上将遵照俄国政府的命令，1896年冬季已经在胶州湾抛锚，但他发现这个地方荒无人烟，生活孤寂，没有日本女伎陪伴，也没有茶室。这些都是俄国人冬季不可或缺的东西，因此，俄国海军决定离开这个地方。

德意志帝国占领青岛期间官兵及家属

根据另一份报道，我们获悉俄国海军上将已经强烈建议俄国政府不要在胶州湾设立据点，因为这里捞不到一点好处。因此，俄国人无意占领这个地方。

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大使送来了最后一条消息。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伯爵依据霍恩洛厄侯爵的指示探听到了俄国的计划，他声明俄国和中国签订的条约里确实没有直接称胶州湾属于俄国，但却说谁先在那里抛锚谁就拥有那里，即所谓的“首先抛锚权”。俄国的船只首先在那里停泊，因此穆拉维耶夫伯爵的情报和俄国海军上将在东亚的报道相左。

我和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上将找霍恩洛厄侯爵商议俄国对胶州的所有权问题，霍恩洛厄侯爵仔细聆听我们得到的消息，脸色渐渐浮现出嘲讽的神色，然后他说在外交部他找不到合适的律师向他讲解这一所有权问题，不知道海军是否有能力讲清楚。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称根据他从事外交事务的经验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一定是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伯爵个人编造的谎言，穆拉维耶夫伯爵不愿让别的国家占据胶州湾。我建议由枢密院委员海军部的沛雷斯对此事作一分析，理清问题的关键。沛雷斯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海事法专家，也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他不仅驳倒了穆拉维耶夫的论点，还证实了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的观点，推翻了“首先抛锚权”的说法。

1897年8月，我计划拜访彼得宫的日子渐渐临近。我和叔叔霍恩洛厄侯爵达成了共识，决定亲自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开诚布公地谈论整起事件，也对穆拉维耶夫的说法做一个了结。我们在彼得宫谈话。沙皇尼古拉二世说他对天津-北京沿线以南的土地没有兴趣，他只对鸭绿江、旅顺港附近的土地感兴趣。这充分说明他不会在山东给我们设置障碍，因为英国在木浦给他制造了麻烦，所以如果德意志帝国将来在直隶湾[3]的另一边建立据点，并与俄国和平相处，他会非常高兴。

彼得宫

20世纪初的旅顺港

后来我与穆拉维耶夫也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巧舌如簧，据理力争，最后又说了那句名言：“谁先到谁先得”。我胜券在握，直接进攻，摆出了枢密院委员海军部沛雷斯的观点。最终，我告诉了他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之间的谈话内容，正如沙皇尼古拉二世期望的那样，穆拉维耶夫非常尴尬，他失去了表面上的平静，低头认输。

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伯爵

从政治角度讲，胶州湾的归属问题已经解决。1897年秋，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传来消息，称两名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遇害。整个德意志帝国天主教，尤其是中央党的殖民者，要求采取激进措施处理这起事件。首相提议让我立即干涉此事。当时我正在洛塔林根进行冬季狩猎。我和霍恩洛厄侯爵在当地的一个城堡的小楼里商议措施。霍恩洛厄侯爵提议委托普鲁士的亨利亲王[4]处理这件事，亨利亲王奉海军中队的命令前去增强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当着首相的面，我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我的弟弟亨利。对此，首相和在场的其他绅士都很高兴，并将消息发给了外交部和正在旅途中的新任外交国务秘书比洛侯爵。

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

1897年11月，德意志帝国占领了胶州。同年12月，亨利亲王乘坐“德意志帝国”号和他的海军中队远渡重洋，来到东亚。后来，他担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总指挥。1898年3月6日，我们终于和中国签署了使用胶州湾的协议。同时，为了阻止俄国在东方的发展，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向日本大使加藤友三郎提议缔结英日同盟[5]。

外交国务秘书比洛侯爵

第3节　寻找煤炭基地

人们可能会问，在我们讨论如何大肆扩张时为什么没有提到英国，英国对胶州也很感兴趣。然而，在做准备工作时，我们和英国已经进行过深入研究。为了实现德意志帝国建立煤炭基地的计划，我原本打算与英国协商创建、租赁或购买一片土地。霍恩洛厄侯爵作为我的叔叔，他与维多利亚女王关系亲密，也了解维多利亚女王，而且女王也尊重他。我希望这样的关系有利于我们和英国就上面提到的事进行谈判。但结果令人失望，谈判拖了很久也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

因此，霍恩洛厄侯爵提议让我借机与驻柏林的英国大使讨论这件事。我向英国大使抱怨我们受到了英国政府的不公正对待，英国处处和德意志帝国作对，甚至在这件合情合理的事情上。英国大使坦言承认了这一点，他也很惊讶英国没有对德意志帝国作出让步。他说英国人缺乏远见，像德意志帝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发展势力难以阻挡，但为了获得一片土地它首先寻求英国的帮助，而不是长驱直入或与其他国家结盟，这比英国合理要求的更友好。

他补充说由于英国已经拥有了几乎整个世界，它完全可以找一个地方允许德意志帝国建立据点，因此他无法理解唐宁街[6]的绅士们，并称即使德意志帝国没有得到英国的同意，也可以将自己想要的地方据为己有，毕竟还没有解决这种问题的相关法律。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漫画：英日同盟

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最后，我对大使重申了我的观点，我告诉他虽然德意志帝国拥有殖民地和迅速发展的商业，但却是唯一没有煤炭基地的国家，我们很想在英国同意后获得那块基地，如果英国执意不让步，我们将会寻求其他强国的帮助，建立据点。

这次谈话无果而终，和英国的谈判最终也以非常不友好的方式结束。因此，霍恩洛厄侯爵和我决定寻求俄国的帮助。

德意志帝国对青岛的占领使英国政府既惊讶又生气。英国拒绝支持我们，并认为没有国家愿意帮助德意志帝国。然而，现在事情呈现出了与英国的预期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因此受到了伦敦的指责。当英国大使和我用这种语气谈话时，他很清楚自己的政府和德意志帝国没有达成谅解是一个错误。

英国疏远德意志帝国的做法使我们感到很惊讶。当时我没有弄清楚的一件事或许可以帮助我找出其中的原因。

第4节　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

1918年，海牙[7]出现了《日本的问题》一书，据说作者是远东的前外交官，其中一部分内容经亚瑟教授整理后出版。亚瑟教授在位于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任教，他和自己以前的同事约瑟·贝瑟特·摩尔都是顾问，华盛顿的国务院经常向他们咨询外交事宜，因为他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美国人经常对影响美国的国际事务有准确的判断和独到的见解。约瑟·贝瑟特·摩尔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亚瑟教授在1913年出版的专著中第一次提到英国、美国和法国之间在1897年春天签订的“协议”或“秘密条约”。协议中提到，如果德意志帝国或奥地利或两国同时因泛德意志主义[8]发动战争，美国将立即宣布无条件支持英国和法国。亚瑟教授详尽陈述了签订这一协议的各种理由，包括殖民主义的理由。这些理由使美国被迫与英国和法国一起反对德意志帝国。亚瑟教授早在1913年已经预言这一切即将发生。

约瑟·贝瑟特·摩尔

《日本的问题》的匿名作者为了更清晰地表现各国的责任和义务，在1897年以表格的形式将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协议呈现了出来。这张表格非常值得研究，从中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也可以看到协约国在战前做的准备工作。虽然协约国没有以三方谅解备忘录的名字出现，但当时他们已经联合起来反对德意志帝国。对此，《日本的问题》的作者在书中做了如下评论：

亚瑟教授声称早在1897年，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份条约，条约内容涉及到英国、法国和美国将来需要参与的每一项战事，包括占领西班牙的附属国、控制墨西哥和中美洲、打开中国以及吞并煤炭基地等。亚瑟教授希望我们相信，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保卫世界，同泛德意志主义斗争。

当然，没有必要去提醒亚瑟教授或其他人这样的事情是否真实存在。从来没有人在1897年听到“泛德意志主义”一词，因为那时的德意志帝国还没有大规模的海军扩建计划，直到1898年，这一计划才公布出来。因此，如果英国、法国和美国真的有亚瑟教授说的共同目标，并打算通过结盟实现它，那么他们不会将这一想法及其实现简单地归因于泛德意志主义，这个借口根本经不起推敲。

这件事的确令人感到惊讶。高卢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和平时期制订的一份条约，直接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等国划分了出来，细节处理也十分到位，甚至试图消灭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减少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七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签订了这份条约，并系统地规划了所有目标。现在，人们终于明白为什么爱德华七世可以那么从容地实施他的包围政策。这些年来，很多国家已经被英国拉拢，做好了开战的充分准备。当爱德华七世为三方谅解备忘录命名时，这一条约的出现就是针对他们讨厌的新兴国家——德意志帝国的。但对其他国家来说，这却是一个早已存在，并被官方承认的事实。

英王爱德华七世

通过这份协议，人们还可以搞清楚英国为什么在1897年的煤炭基地问题上拒绝与德意志帝国达成谅解，因为德意志帝国和俄国达成了协议，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牢固的落脚点，所以引发了英国的不满。然而，在占领中国的领土时，一份三方协约在没有德意志帝国参与的情况下形成了。

亚瑟教授明确指出了发动世界大战的人。这份也被称作“君子协定”的协约矛头直指德意志帝国，因为很多人认为德意志帝国是世界大战的起因，是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协约国花了十七年时间认真准备这份协约，为了各自的目的，它们获得了俄国和日本的支持。塞尔维亚策划萨拉热窝谋杀事件[9]并点燃火药桶后，各国发起了进攻。

亚瑟教授的声明完全驳斥了所有被动参战的人，这些人被迫在德国的某些军事行动中寻找美国参战的理由。譬如，卢西塔尼亚沉船事件[10]、U型潜艇战等。这些事没有一件是正确的。最近，约翰·肯尼思·图尔纳出版了一本著作——《它会再出现吗？》，证据确凿地指出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参战理由和战争目标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威尔逊总统从一开始，确切地说从1915年开始，就已经决定参与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美国以德意志帝国发动U型潜艇战为借口参战。但事实上，它当时受到了强大的金融集团的影响，在协约国的压力和请求下被迫屈服。此外，当时的法国人力资源越来越匮乏，美国知晓英国和法国吞并加来、敦刻尔克等地的计划，因此它不愿留下羸弱的法国和英国一起分享胜利果实。

威尔逊总统

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这是一件致命的事。概括地说，我们的外交部没有办法打破英国的包围计划，也没有能力和俄国、法国斡旋。部分原因是俾斯麦在执政时期没有对此进行训练。因此，俾斯麦和赫伯特·俾斯麦退位后，外交部失去了独裁专横的意志和精神，没有能力独立处理外交事务。

此外，德意志帝国很难训练出高素质的外交官，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和天赋，只有少数几个德意志人具备这样的能力，比如威廉大帝和俾斯麦。频繁更迭国务秘书的做法也影响了外交部，帝国首相们效仿俾斯麦干预外交部的工作，建议国务秘书指挥外交部的事务。我勉强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有权选择合适的人处理外交事务，但频繁的人事变动对政治政策的持续产生了不利影响。

外交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要和强国有不愉快的争吵”“尤其不要冒险”等观念的影响，就像法国将军向那些希望叛乱的士兵说的。一次，一位国务秘书找我商议一些非常重要的外交事务，我向他分析了外交部在处理外交事务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外交部的行动纲领“让我们静一静”，并提出了改善这种情况的意见。

鉴于外交部的这种态度，下面这名德意志帝国代表给一名德意志帝国商人的答复就不难理解了。在一个南美共和国，一位商人的商铺遭到抢劫，他要求德意志帝国代表给他提供帮助，与当局调解。代表回复说：“哦，不要拿这些事烦我！我们和这个共和国关系良好，你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惹恼他们。”如果我碰到这种玩忽职守的官员，一定会立即将他撤职。

人民群众和军队都不欢迎外交部。在几位首相的任期内，我一直努力改革，但大部分改革都无果而终。如果新任首相没有从事过外交事务，就需要外交部辅助他处理相关外交工作，但这一般需要很长时间。然而，如果新任首相从事过外交部的相关工作，他就有义务对外交部的人事作出调整，但他一般不愿意做太大改变，加上其他事情以及对外交部的人事缺乏了解，他仍然愿意采纳那些已经适应这些工作的人的建议。

第5节　开发青岛[11]

现在我们重新回到青岛问题上。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青岛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因此我们选择和中国人合作，允许清政府的旗帜飘扬在青岛的海关上空。战前几年，德意志帝国在中国注册的所有商业法人中，青岛位居贸易中心第六位，在注册的商业协会中仅次于天津。青岛是一个繁荣的德意志帝国商业殖民地，许多中国商人和德意志人共同努力创造财富，它体现了德意志人的能力和成就。对中国人来说，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德意志帝国，现在，他们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实力，并效仿德意志帝国的产出。我们的殖民地与俄国和英国的完全不同，他们的海军基地纯粹是军事性质的，完全是为了统治和征服。

作为贸易中心，青岛飞跃式的发展遭到了日本人和英国人的嫉妒。尽管如此，不计其数的日本人和英国人还是举家迁到这片蓬勃发展的沙滩，享受这里凉爽的海风和美丽的斯特兰德酒店。他们摆脱了香港、广东和上海的闷热气候后，沉迷在马球和网球游戏中。1914年，这种嫉妒蔓延到英国，虽然青岛是中国的领土，但英国人却说日本应该占据青岛。日本人非常高兴地接过了青岛，许诺将它还给中国。迫于多方压力，日本直到1922年初才将青岛还给中国，尽管日本之前已经和美国达成协议，规定未经与华盛顿提前协商，日本不能在中国有任何领土变化。

德意志帝国官兵在青岛驻地

因此，德意志帝国在异域的土地上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一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堪称典范的、其他民族可以借鉴的工程，但却因为英国的商业妒忌夭折了。总有一天，香港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到时英国一定会后悔自己当时的行为，谴责自己忘记了奉行多年的格言：“白人一起针对其他人种。”一旦日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口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并控制了中国和印度，英国就会将目光投向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舰队。

关于“黄祸”，在日俄战争后，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曾在一次会晤中提及。

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明显被日本日益增长的国力以及日本对俄国和欧洲构成的威胁震撼，他向我征求意见。我回复说如果俄国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就必须做好准备与“黄祸”斗争，为自己和欧洲的安全以及俄国的文化斗争。但如果俄国人认为自己是亚洲人，他们应该和“黄祸”一起攻击欧洲。沙皇尼古拉二世说他会在组织军队，保卫领土时牢记这一点。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问我俄国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时，我回答道：“第二个。”

沙皇尼古拉二世很气愤，他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回答说选择第二项措施是由于俄国的铁路建设以及俄国部署在普奥前线的军队。因此，沙皇尼古拉二世抗议说他和他的宫廷都属于欧洲，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都忠于欧洲，他会将保护欧洲视为一种荣誉。我说如果这是你的态度，你必须立即做出相应的军事部署，但他却什么也没有说。

漫画《黄祸论》

无论如何，我决定利用沙皇尼古拉二世对日本的戒备心理，使其成为有益于德意志帝国和整个欧洲文化的契机。虽然俄国和日本站在一起，但它却是参战国中第一个溃败的国家。

第6节　谴责日本

日本有许多有才能的政治家，他们必定也在质疑日本在战争中是否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他们或许也会扪心自问阻止世界大战对日本是否更有利。如果日本坚定地、毫不犹豫地站在轴心国的一边，它也许有能力阻止世界大战。以前的日本虚心求教，从轴心国学到了很多东西。

如果日本一开始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和平措施，像德意志帝国一样在世界贸易活动中通过和平方式为自己的利益斗争，我一定会秘密处理“黄祸”，然后欣然接受进取的日本民族——“东方的普鲁士”加入爱好和平的圈子。直到1914年危机爆发，“黄祸”一直存在，对此没有人比我更后悔。从世界大战中得到的经验可能会使它死灰复燃。

考虑到德意志帝国在欧洲的形势，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和俄国在日本下关港口采取了联合行动。稳步行进的俄国军队威胁到了普鲁士的边境，法国正在重新加固自己的边境堡垒和要塞。面对俄国和法国之间坚固的友谊，夹在中间的柏林焦虑地审视着未来。两个强国的作战实力远远超过我们，它们有比德意志帝国海军更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装备，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只有几艘破旧的军舰，丝毫没有战斗力。因此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加入这样的团体似乎更明智。如果我们没有加入，俄国和法国可能会立即邀请英国加入，因此，1914年的结盟对德意志帝国来说至关重要。此外，日本为了声援一定会与英国站在一起，而且德意志帝国和法俄的共同目标为在欧洲获得更多信任、减少紧张感提供了可能性。因为在远东采取了相同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与这两个邻邦更加和谐地相处。德意志帝国在这一关键时刻采取的这项措施，正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处理胶州问题时，虽然霍恩洛厄侯爵年事已高，但依然展现了他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不幸的是，在克鲁格电报问题上，霍恩洛厄侯爵固执己见，他一向的慎重和远见并没有派上用场。前任州检察官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12]是一个精力充沛、能言善辩的人，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警告令人心悦诚服，因此霍恩洛厄侯爵只能屈服。无论如何，霍恩洛厄侯爵在这件事上不仅没有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还使我在英国以及自己的国家受到了谴责。

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

第7节　克鲁格电报

所谓的克鲁格电报事件引发了一场风波，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我会详细讲述这件事。

詹姆斯袭击[13]在德意志帝国引起了骚动，德意志人对这种欺负弱小民族的做法感到义愤填膺。受到空袭的人是荷兰人，他们按照出身属于下撒克逊-德意志人。由于种族关系，我们很同情他们。这次空袭在上层社会中引起的骚动让我忧心忡忡，我感觉德意志帝国会和英国发生冲突。我认为如果英国的欲望太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它侵略布尔[14]国家，尽管这类侵略很不公平。我不仅没有办法平复大家的激动情绪，甚至我对此事的态度还招致了亲信们对我的严厉批评。

一天，我和我的叔叔霍恩洛厄侯爵一起参加会议。海军国务秘书、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也在场。会议中，国务秘书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突然情绪激动地出现在会场，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宣称人民群众以及帝国国会的这种情绪需要尽快宣泄出来，因此我们必须给克鲁格发一封电报，他手里拿的正是草拟的电文。

我反对这么做，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也支持我。起初，霍恩洛厄侯爵在辩论中表现得非常消极。我知道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与外交部根本不明白英国人的真实意图，因此我试图向他解释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的后果。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也赞成我的观点，但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却依然固执己见。

詹姆斯被捕

最后，霍恩洛厄侯爵批评我作为宪法的维护者，不能反对民族意志和我的宪法顾问。他认为德意志人的极度兴奋情绪带有一定的危险性，正义的人和同情荷兰人的民众会非常生气，他们可能会冲破阻碍，转过来针对我。他说有些人已经开始散播谣言，称皇帝首先是半个英国人，会同情英国，其次，皇帝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太大，因此，德意志帝国必须拒绝听从英国的命令，皇帝必须独立决策，不能再受英国人的摆布。

第8节　我违背自己的意愿

霍恩洛厄侯爵继续说，虽然他承认我拒绝给克鲁格发电报有一定道理，但作为帝国首相，他有义务坚持让我签署这份电报，因为这样做既是为了政治利益，更重要的也是为了我和德意志人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他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作为我的宪法顾问，可以为这份电报及其带来的后果负全责。

瓦伦丁·奇罗尔爵士当时任泰晤士报的通讯记者。1896年9月11日，他在泰晤士报上做了相关报道，称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作出派兵部署后，告诉他这次派兵没有考虑皇帝的个人意愿，是一次纯粹的政府行为，霍恩洛厄侯爵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会对这件事负全责。

当霍恩洛厄侯爵要求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证实这一观点并要求他劝说我时，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拒绝这么做。他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定会将这份电报归咎于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年长的顾问会做出这种具有挑衅意味的事，所有人都会认为电报是年轻的皇帝一时冲动发出的。

我再次试图劝阻那些绅士们停止这项计划，但霍恩洛厄侯爵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坚持要我签署电报，并重申他们对此事负责。我别无选择，只能在电报上签字。

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在弥留之际，向我详细描述了这起事件的整个过程。他描述的与我上面讲的完全一致。

不出我所料，克鲁格电报公布后，激起了英国民众的不满。我收到了来自英国各界的信件，尤其是一些我不熟悉的贵妇发来的信件，信中表达了她们对我的谴责和不满。一些信件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侮辱我，这些攻击和诽谤随后出现在了各类报刊上。不久，电报传闻就像基督教的“阿门”一样被确定下来。如果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在帝国国会上宣布了他曾向瓦伦丁·奇罗尔爵士说的话，也许我不会受到牵连。

1900年2月，布尔战争还没有结束，我随舰队去了黑尔戈兰岛，观看军舰的演习。新兵在威廉港宣誓就职后，我收到了一封从黑尔戈兰岛转到威廉街的电报，称因为英国对欧洲事务的干涉，所以俄国和法国提议与德意志帝国联合起来攻击英国，削弱英国的海上实力。我反对这一提议，并命令外交部拒绝接受这样的提议。

我认为巴黎和圣彼得堡可能会在伦敦提出是柏林提议让他们两国与德意志帝国联合，因此我立即从黑尔戈兰岛发电报给维多利亚女王和威尔士亲王[15]，告诉他们俄国与法国的提议，以及我的态度。维多利亚女王回电向我表达了真诚的谢意，威尔士亲王也表达了他的惊讶。

后来，维多利亚女王私底下告诉我，她收到我从黑尔戈兰岛发给她的电报前，已经有人告诉她我预见的这件事的错误说法。她很高兴，并说多亏我的电报，她才能向她的政府揭穿并平息这场阴谋，同时也看到了德意志帝国的忠诚。她还说如果我在英国遇到麻烦时，她不会忘记给予我帮助。

第9节　与塞西尔·罗兹交涉

塞西尔·罗兹[16]找我商议修建从东非的内部地区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和电报线路，我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与外交部和霍恩洛厄侯爵就此事达成了共识。但有两个附加条件，即铁路的一条支线要修在塔波拉境内，而且在德意志帝国的领土上修建时必须使用德意志帝国的材料。塞西尔·罗兹默许了这两个条件，他很感激德意志帝国给他实现远大抱负的机会。但没过多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拒绝了塞西尔·罗兹的请求。

塞西尔·罗兹

塞西尔·罗兹对柏林和他常去的大型德意志帝国工业园区大加赞赏。他很遗憾以前没有待在柏林，没有学习德意志帝国工业的崛起和运作模式，也没有接触德意志政府和商界杰出人物。他一直希望在詹姆斯袭击前可以有机会参观柏林，但那时他在伦敦，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如果当时他事先告诉我他要在布尔人的领地和德意志帝国的殖民地上修建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德意志政府也许会劝说克鲁格同意他的计划，因为克鲁格之前一直不愿意批准他的计划。这样一来，也许就可以避免“愚蠢的”詹姆斯袭击，当然也不会出现克鲁格电报事件。但对这次电报事件，他丝毫不怪我。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

对塞西尔·罗兹来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詹姆斯袭击的目标和真实意图，所以这次袭击对我们就像“一次海盗行为”，必定会引起德意志人民的不满。塞西尔·罗兹只想得到修铁路需要的土地，德意志帝国已经答应给他所需的殖民地。他的要求合情合理，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他补充说我不用担心这次电报事件，也不必为英国新闻界的骚动感到烦恼。但他并不知道克鲁格电报的缘由，他认为我是这起事件的发起人，因此他只是想安慰我。

塞西尔·罗兹建议我引进水利灌溉设施后，又建议我修建巴格达铁路以及开发美索不达米亚，他说这是德意志帝国的任务，就像他的任务是修建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一样。因为他修建的铁路需要穿越德意志帝国的领土，所以萨摩亚群岛必须割让给我们。塞西尔·罗兹在伦敦积极周旋，力劝英国将群岛移交给德意志帝国。

在德意志国帝国的政治界，霍恩洛厄侯爵属于温和派，总体上来讲，这对帝国不利。霍恩洛厄侯爵和乔治·冯·赫特林先生相识已久，因此能与梵蒂冈建立友好关系。在阿尔萨斯-洛林[17]问题上，霍恩洛厄侯爵展现了自己温和宽容的做事风格。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对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但因为法国人间接从中撰取利益，而且表现得越来越猖狂，所以他并没有得到对方的感谢。

乔治·冯·赫特林

第10节　霍恩洛厄侯爵

霍恩洛厄侯爵喜欢用调解、妥协和安抚的方式对待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党派，即使在一些适合使用更激进的手段的场合，他依然会采取温和措施。他非常支持我去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的远东之旅，并表示很高兴我们能够加强与土耳其的关系，他认为修建巴格达铁路是德意志帝国值得做的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同时，霍恩洛厄侯爵也非常赞同我1899年访问英国。受维多利亚女王的邀请，我和我的妻子及两个儿子一同前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日渐衰老，她想在有生之年再看看他最年长的外孙。霍恩洛厄侯爵希望我的这次出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发出克鲁格电报后造成的不利影响，也希望我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会晤，澄清一些重要事实。

威廉二世与家人

由于布尔战争和几家德意志帝国报纸的攻击，英国新闻界非常愤怒。为了避免英国新闻界给两国关系造成不愉快，维多利亚女王委托《阿尔伯特亲王传》的作者西奥多·马丁爵士通知英国新闻界，她希望用友好方式接见自己的外孙。因此，这次访问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相处得很融洽。另外，我和几位英国领导人有了几次重要会晤。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双方都没有提到克鲁格电报事件。但维多利亚女王并没有掩饰她对布尔战争的厌恶，也坦言她不赞同此次战争，甚至憎恨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及其派系，同时对我果断拒绝俄法提议以及迅速将消息告诉她表达了感谢。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关心她的军队，因此她的军队在战争一开始就遭遇惨败使她十分悲伤。说到这里，年老的陆军元帅剑桥公爵说：“英国的贵族和军官显示了绅士所具备的临危不惧的勇气。”

我离开英国时，维多利亚女王亲自为我送行，并委托我给她“非常钟爱的外甥”霍恩洛厄侯爵带去最真挚的祝福，她希望霍恩洛厄侯爵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继续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

霍恩洛厄侯爵对我的这次访问很满意，但我依然是新闻界和许多“布尔人的朋友”的攻击对象。英国人长期接受政治自律思想的熏陶，如果发生冲突，即使是外交领域，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听从政府的号令，正如谚语“赛马的时候不能更换骑师”说的那样，这正是德意志人缺少的一种品质。

1900年秋，霍恩洛厄侯爵辞职，因为首相一职对一位老人来说太过辛苦，政党之间永无休止的纠纷和争吵让他很烦恼，而且在帝国国会当着众人的面发表演讲也违背了他的意愿。同样，他对新闻界也很不满。新闻界的一些人一意孤行，试图通过引用俾斯麦说过的话保留俾斯麦式的传统，尤其在布尔战争期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

布尔战争中的英国军队

陆军元帅剑桥公爵

第11节　霍恩洛厄侯爵辞职

选择霍恩洛厄侯爵担任首相是希望俾斯麦不再针对新首相，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通过我的调解，俾斯麦的态度逐渐变得温和，气氛也缓和了许多。霍恩洛厄侯爵庄严地进入柏林、入住古老的霍亨索伦王室的官邸时，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神色。但俾斯麦的追随者和为了反对而聚集在他周围的人并没有停止活动。此外，我去腓特烈斯鲁庄园庆祝俾斯麦的八十大寿时听说，人民政治代表们拒绝了霍恩洛厄侯爵对俾斯麦的敬意。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敏感的霍恩洛厄侯爵，他非常气愤。

晚年的俾斯麦

霍恩洛厄侯爵和我一样，对伟大的俾斯麦的去世感到十分悲痛。我们和德意志人民一起沉痛哀悼俾斯麦，虽然他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但他依然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最伟大的儿子。我坚持尽快从挪威返回，为俾斯麦送终。他是我祖父最忠实的仆人，为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我很骄傲自己曾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

据说霍恩洛厄侯爵辞职是由于他儿子亚历山大的建议。亚历山大在他的家族中很有威望，生活中大家都称他为“世子”，他和他的父亲很不一样。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

回顾霍恩洛厄侯爵在出任首相时的成就，他不仅解决了有关公民法律书的纠纷，改革了军事处罚程序，制定了海军法案，还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任命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为德军指挥，占领了青岛，并签订了《长江协定》。

1900年10月15日，霍恩洛厄侯爵向我告别，我们两人都很激动，因为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的首相，还是我最忠诚的合作者，也是我的叔叔。我对霍恩洛厄侯爵充满感激和敬仰之情。他已经七十五岁，与他同龄的人早已颐养天年，他却毫不犹豫地遵从皇帝的召唤，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离开我的房间时，霍恩洛厄侯爵再次抓住我的手，请求我允许他在有生之年继续待在柏林，与我以及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保持纯粹的、忠实的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霍恩洛厄侯爵以及他为德意志帝国做的一切。

[1]也称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原注

[2]厘金，又叫捐厘，是晚清至民国时期一种重要的商业税。——译者注

[3]直隶湾即渤海湾。1928年前，今河北省被称作直隶省，辖区包括今天的北京、河北、天津等地。1929年，民国政府将直隶湾改称为渤海湾。——译者注

[4]亨利亲王（Prince Henry，1862—1929），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1898年，亨利亲王随东亚中队来中国巩固和保护德意志帝国在胶州湾的殖民地，他是第一个受到清政府接待的欧洲王子。——译者注

[5]英日同盟指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兰斯顿大厦签署的盟约，目的是阻止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译者注

[6]唐宁街是英国伦敦的一条街道，代指英国政府。——译者注

[7]海牙是南荷兰的省会，也是仅次于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荷兰第三大城市。——译者注

[8]泛德意志主义也称泛日耳曼主义，是起源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泛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泛德意志主义者最初试图统一德意志帝国和其他讲德语的民族，但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许多德意志思想家开始在泛德意志帝国联盟中采取公开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译者注

[9]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指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黑手社成员加利洛夫·普林西普刺杀一事。这次事件导致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译者注

[10]卢西塔尼亚沉船事件指1915年5月7日，英国轮船公司内线RMS卢西塔尼亚号客轮在爱尔兰附近海域被德军U-20潜水艇击中，船上的一千九百五十九人中有一千一百九十八人丧生，其中一百二十八人是美国公民。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给德意志政府连发三份照会，并在1915年7月21日下了最后通牒，向德意志帝国宣战。——译者注

[11]威廉二世美化德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诬称亚洲人为“黄祸”。——译者注

[12]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1842—1912），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1890年，他接替赫伯特·俾斯麦任外交部国务秘书。1894年，德意志帝国首相利奥·冯·卡普里维卸职后，他担任了普鲁士的外交大臣，同时任德意志帝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译者注

[13]詹姆斯袭击是1895年12月29日至1896年1月2日，英国殖民政治家利安德·斯特尔·詹姆斯对德兰士瓦共和国（现南非共和国）发起的一次突袭。这次突袭的目的是引发英国外派工人在德兰士瓦的起义，但没有成功。——译者注

[14]布尔指十八、十九世纪生活在东开普边境讲荷兰语移民的后裔，同时也指十九世纪为了摆脱英国统治，离开开普殖民地定居在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移民。——译者注

[15]即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女王驾崩后，他继承了英国的王位。——译者注

[16]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853—1902），英国商人，1890年至1896年担任非洲南部开普殖民地的总理。

[17]阿尔萨斯-洛林是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普法战争胜利后，吞并了大部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摩泽尔省组成的领土。——译者注

[18]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1832—1904），德意志帝国第二任总参谋长，1870年，担任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军事武官，后来成为总参谋长老毛奇的助手。因表现出色，他在老毛奇退役后被德皇威廉二世提拔为总参谋长。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被任命为八国联军总司令，率军入侵东亚。——译者注

第4章

伯恩哈德·冯·比洛

霍恩洛厄侯爵离职后，我唤来了伯恩哈德·冯·比洛。伯恩哈德·冯·比洛当时担任外交国务秘书，首相一职很适合他，因为他懂外交政策，了解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尤其当前英国的政策越来越复杂多变，他在帝国国会里也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和机敏的辩论家。伯恩哈德·冯·比洛之前的几任首相都不擅长辩论。当霍恩洛厄侯爵的辞任意图在帝国国会里越来越明显时，驻柏林的巴伐利亚大使雨果·菲利普·格拉夫·冯·莱兴费尔德犀利地向我指出，不要再选一个南德人担任首相，因为南德人不适合这么重要的职位，而北德人天生适合这样的职位，因此德意志帝国最好选一个北德人出任首相。

伯恩哈德·冯·比洛之前在罗马担任大使，后来他担任了外交国务秘书，那时我已经认识他。我常去他家拜访，在他的花园里召开过多次会议。我们的友谊在去远东的旅程中逐渐加深。在伯恩哈德·冯·比洛和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的共同努力下，我接触到了土耳其政府的重要官员。因此，我和新任首相有着深厚的友谊，多年来我们一起讨论过许多政治问题。前几任首相大多与我的祖父同龄，但伯恩哈德·冯·比洛与我的年龄大致相仿，他是德意志帝国第一位“年轻的首相”，因此我们俩更容易相处和商议政务。

我在柏林时，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一起在他的官邸里散步。我们一边散步一边商讨一些没有解决的事务和实际问题。我也经常和他共进午餐，通常我会受到他和他和蔼的夫人以及一些有趣的人的热情款待。我发现他在选人方面非常专业，与别人谈话时也很有技巧，总能机智地应对大家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话题。对我来说，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相处总是很愉快，我欣赏他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和许多教授、专家学者、艺术家以及各种类型的政府官员交换观点时展现出的睿智。

伯恩哈德·冯·比洛很擅长讲轶闻趣事，有些是他从书上看到的，有些是他的亲身经历，他经常用几种不同的语言讲述一些趣事，并喜欢讲述自己当外交官时，尤其在圣彼得堡时发生的趣事。

首相任上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左）

第1节　俾斯麦的门徒——伯恩哈德·冯·比洛

伯恩哈德·冯·比洛的父亲是俾斯麦的挚友，也是俾斯麦最亲密的同事。年轻的伯恩哈德·冯·比洛在俾斯麦手下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他继承了很多俾斯麦式的观点和传统，深受俾斯麦的影响，但并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的个性。

伯恩哈德·冯·比洛担任帝国首相后，在我和他的第一次谈话中，他想知道我如何处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以及怎么与英国人打交道。我告诉他在处理德英关系以及英国的事务时，必须保持绝对的坦诚。英国人在陈述个人观点、为自身利益与他国交涉时，常常表现得非常蛮横。因此，伯恩哈德·冯·比洛要做好面对这种态度的准备，在外交中不要玩外交游戏或耍小聪明，否则会失去英国人的信任，英国人会怀疑你对他不诚实或欺骗他。一些政治手段只能在处理拉丁人及斯洛伐克民族的问题时使用。如果英国人起了疑心，即使你说很多好话，愿意作出让步，他们也不会再和你来往。因此我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唯一建议是对英国人坦诚。我特别强调坦诚是因为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主要特点是“技巧”，这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

在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谈话中，我提到了俾斯麦对我的警告。俾斯麦提醒我提防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但伯恩哈德·冯·比洛后来还是和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或被迫与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一起做了许多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俾斯麦退位后，外交部一直没有合适的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担起了重任，并在三任首相后依然坐在这个位子上，对外交部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认为他是外交部不可或缺的官员。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精明能干，记忆力超群，在政治组合方面很有天赋，而且他对这一方面也很感兴趣。他能负责外交部主要是因为他在许多方面尤其在年长的官员中，被视作“俾斯麦传统的继承者”，他坚决支持俾斯麦的传统，根本不考虑年轻皇帝的想法。他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外交领域，他学识广博，在官员的任免方面很有影响力，在年轻官员中也很有威望。因此，人们很容易理解他在外交部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他逐渐想在外交政策的执行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他已经成为外交部和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的精神领袖。

第2节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的秘密力量

令人担忧的是，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私底下一直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他竭力推卸作为顾问应该承担的官方责任。他宁愿在暗中施加影响，也不愿担任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职位，并拒绝任何有荣誉的头衔，拒绝晋升。他完全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我一直试着去熟悉他，但都是徒劳。我过去常邀请他一起共进晚餐，他每次都拒绝我，这么多年来也只有一次，他同意和我一起在外交部共进晚餐。在这种场合，其他绅士都身着晚礼服出席，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却穿了一件大袍子，他称自己没有晚礼服。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努力工作，明哲保身。他的秘密越来越明显，有时甚至会体现在他写的备忘录中。这些备忘录很有创造性，也很吸引人，但经常像德尔斐神谕[1]一样，模棱两可，含混不清。查看他做的记录和决定时，可以看到他表达出来的观点和他心里想的截然不同。

我认为这件事很严重。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顾问能够秘密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并躲开了那些恪尽职守的官员和负责的党派，尤其在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2]时代。一位外交大臣就某个政治问题征询我的意见，碰巧我建议他和国务秘书讨论，外交大臣回复说：“我会和我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谈谈这件事。”对我来说，一个外交部的官员越过自己的上级与外国大使打交道显然不合理，但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被外国人视为“朋友”似乎更不合理。

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对外交事务的干涉越来越多。当然，他依然服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命令，但并不在乎我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想法和说法。如果外交部成功处理了一件外交事务，它必定会从中获益，但如果事情办砸了，人们往往会将错误归咎于“年轻冲动的皇帝”。

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

尽管如此，伯恩哈德·冯·比洛仍然认为外交部不能没有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在。伯恩哈德·冯·比洛和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在一起工作了很久，但后来伯恩哈德·冯·比洛也无法容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施加给每个人的压力。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先生担任国务秘书期间，决心改变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我问他原因，他坦言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不可能再保住自己的位子，因为他扰乱了整个外交部的秩序，必须找机会免去他的职务。此外，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先生也设置了各种障碍限制伯恩哈德·冯·比洛。

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

第3节　罢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

于是，我命令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先生准备罢免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获得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同意后，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被免职。伯恩哈德·冯·比洛有段时间饱受疾病的折磨，但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被免职后，他随即恢复了健康。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离职后立即去找了马克西米兰·哈登[3]，他为马克西米兰·哈登提供了很多情报，并一起策划了针对我的哈登-奥伊伦堡事件[4]。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用行动告诉我们他是怎样一个人。

1901年，伯恩哈德·冯·比洛充分显示了他在处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方面的能力。他仍然坚信俾斯麦式的“火里有两个烙铁”的理论，即和另外一个国家达成友好协议的同时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得到了俾斯麦的许多追随者的支持。

在加冕礼的两百周年庆典活动中，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加急信，称维多利亚女王病危。我和我的舅舅康诺特公爵立即赶往英国。康诺特公爵在庆典期间担任维多利亚女王在柏林的代表，他是维多利亚女王最喜爱的儿子，腓特烈·查尔斯亲王[5]的女婿，也是我的好朋友。威尔士亲王和英国王室热情接待了我。我的马车从火车站出来时，一个衣着朴素的人从寂静的人群中走出来，来到我们的马车边，脱帽后说：“谢谢，威廉。”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说：“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到来。”

康诺特公爵

康诺特公爵的岳父腓特烈·查尔斯亲王

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很快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维多利亚女王在我怀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的童年记忆也因此被封存起来。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德意志帝国和英国关系的转折点。我尽量去接触一些杰出的人物，在一片哀伤、友好的氛围中，透露出英国人希望与德意志帝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

爱德华七世和我在告别宴会上分别发表了感情真切、发自肺腑的即席演讲，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宴会后，英国驻柏林大使握着我的手说，这场真诚、简洁的演讲触动了他和他的同胞们的心，演讲内容公开后，一定会在英国产生积极的影响，整个国家都对我的到来表示感激，称这次演讲有助于恢复两国关系。我回答说公布演讲内容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国王应该决定的事，但我并不反对将演讲内容公之于众。

然而，英国政府并没有公布我的演讲，英国人民从来不知道我的那篇感情真挚的演讲。后来，我在柏林会见了那位大使，他对此深表遗憾，但没有解释其中的缘由。

结束对英国的访问时，我没有忽略一个事实，即在英国王室和英国人民处在深深的悲痛中时，一部分德意志媒体不仅没有理解他们的悲痛，还忽视了我的家族关系和政治责任强加给我的责任。

从英国返回后，我向伯恩哈德·冯·比洛描述了英国留给我的好印象，还特别强调英国的舆论显然很支持两国达成谅解并继续保持亲密友好关系。

伯恩哈德·冯·比洛对我的此次旅行结果很满意，我们在洪堡谈完这件事后，继续商议如何利用这次旅行创造出的有利形势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达成友好协议，最好能够结盟，如果无法结盟，一份明确的协议对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很有帮助。这份协议不但适合英国人，而且长期来看，它极有可能使两国发展成盟友关系。

结盟机会突然降临。1901年春，我在洪堡，保罗·沃尔夫·梅特涅作为外交部的代表和我在一起，他给我带来一份来自柏林的通告。通告称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想知道德意志帝国是否准备好与英国结盟。我立即问：“针对谁？”如果英国在和平时期突然提出结盟，它显然是需要德意志帝国的军队，那么我们必须弄清楚英国要我们的军队做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与它并肩作战。伦敦回复说英国需要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对抗俄国，因为俄国对印度和君士坦丁堡构成了威胁。

保罗·沃尔夫·梅特涅的漫画形象

首先，英国需要知道德意志帝国军队和俄国军队有着由来已久的兄弟情谊，两国的宫廷关系也很亲密。其次，我指出了两个前线同时发生战争的危险，因为法国可能会支持俄国，而且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和俄国曾在远东（马关，1895年）联合行动过，在和平时期德意志帝国没有理由与俄国发生冲突。按照和平时期的编制，俄国军队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普鲁士东边边境受到俄国军队的威胁，英国无法为德意志帝国东边的省份提供保护，因为英国舰队远在波罗的海，鞭长莫及，而且舰队也无法进入黑海。即使德意志帝国与英国有共同的理由对付俄国，德意志帝国也将成为唯一处在危险中的国家，与法国是否参战无关。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告诉我，如果德意志帝国与英国形成坚固的联盟，英国会在德意志帝国遇到危险时伸出援手。

第4节　和英国结盟失败

我指出只有英国议会同意援助德意志帝国，这样的结盟才有实效，因为议会可能会将内阁赶下台，所以内阁的签字没有任何作用。目前，我只能将结盟提议视为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个人建议。

约瑟夫·张伯伦回复说适当的时候他会得到议会的支持，也会赢得工会会员的支持，现在只需要得到柏林的同意。然而，事情并没有向他预想的方向发展，因为英国议会没有同意他的计划，这次结盟不了了之。不久，英国和日本缔结盟约。日俄战争爆发，因为日本完全维护了英国的利益，所以英国为德意志帝国保留的走卒角色被日本替代。通过这次战争，俄国军队被迫从东边撤到西边。俄国可以再次考虑与巴尔干半岛国家、君士坦丁堡以及印度的关系，但这恰好对日本有利，为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提供了机会。

日俄战争中的旅顺口海战

1905年，我去了丹吉尔，但这次旅行并不是我想要的。1905年3月底，和前一年一样，我因为身体原因打算去地中海度假，所以我提议搭乘从库克斯港到那不勒斯的一艘空船。但艾伯特·巴林预定了“汉堡”号。由于汽船上空无一人，他建议我带一些客人同去，于是我邀请了许多绅士。同行的有枢密院顾问奥瑟克、海军上将门斯、普科勒伯爵、冯·瓦恩布勒大使、席尔曼教授、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等人。

预定行程公开后不久，伯恩哈德·冯·比洛告诉我里斯本强烈要求我途中停留片刻，访问葡萄牙宫廷。我同意了这一要求。出发的日子逐渐临近，伯恩哈德·冯·比洛又要求我在丹吉尔停留，参观摩洛哥港口，帮助摩洛哥苏丹提升他在与法国关系中的地位。

20世纪初的丹吉尔

我拒绝了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要求，因为我觉得摩洛哥问题十分敏感，我担心这次访问会产生反作用。伯恩哈德·冯·比洛斥责了我，但没有再复述访问摩洛哥的必要性与明智性。

第5节　我再次“妥协”

旅途中，我和随行的外交部代表威廉·冯·舍恩交谈过几次访问丹吉尔的必要性，我们一致认为最好还是放弃访问。我从里斯本给伯恩哈德·冯·比洛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伯恩哈德·冯·比洛立即回复了我，称我必须考虑德意志人民和帝国国会的意见，他们都对这次访问很感兴趣，因此我必须在丹吉尔停留。

我非常沮丧，但还是妥协了。纵观巴黎的局势，我担心这次访问会被解读为一种挑衅。一旦发生战争，伦敦很可能会支持法国。因为法国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希望摩洛哥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所以我担心他会利用这次访问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历尽艰辛，最终到达了丹吉尔的开放泊地，并遇到了许多人，包括意大利人、法国南部的无政府主义者、流氓无赖、冒险家等。我看到许多西班牙人站在小广场上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大喊，据随行的一名警官说，这是西班牙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集会。

我到了直布罗陀海峡，英国人非常敷衍地接待了我。这次接待与一年前的那次完全不同，这时我才觉察到了访问丹吉尔的后果。结果和我预料的一样，巴黎对我充满怨恨和愤怒。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试图开战，但没有成功，因为法国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称还没有做好开战准备。

我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也被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与《高卢人》[6]报纸编辑之间的谈话证实。在他们的谈话中，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告诉世人，如果发生战争，英国会与法国站在一起。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冒着引发世界战争的危险，被迫访问了丹吉尔。对一个统治者来说，按照宪法处理事务实际上是一份苦差事，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最终都是统治者负责。

威廉·冯·舍恩（手拿文件者）与同僚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漫画形象

1905年10月，巴黎《晨报》报道：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在内阁会议上宣布，英国承诺如果发生战争，会派出十万大军在荷尔斯泰因[7]并且占领威廉皇帝运河。英国的承诺后来被再次提及，法国建议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大名鼎鼎的让·饶勒斯[8]已经知道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在《晨报》上发表的言论。1914年战争刚爆发，根据伊兹沃里斯基[9]的外交策略，让·饶勒斯立即被谋杀了。

让·饶勒斯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的垮台和莫里斯·鲁维埃[10]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摩纳哥亲王的影响。在基尔举行帆船大赛时，摩纳哥亲王和我以及伯恩哈德·冯·比洛与其他政府官员认真交谈了一次，我们都希望能够和平地生活。德意志帝国真心想和法国和解，摩纳哥亲王也称他和外交部大使拉多林公爵关系很好，双方也在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积极努力。

伊兹沃里斯基

摩纳哥亲王认为泰奥菲勒·德尔卡塞是维护和平的最大威胁，他希望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尽快下台，并由莫里斯·鲁维埃取代他。莫里斯·鲁维埃是一位谨慎的政治家，他倾向与德意志帝国达成谅解。摩纳哥亲王说他和莫里斯·鲁维埃的关系也很好，他愿意接受德意志帝国大使的委托，担任缓和两国关系的中间人。

莫里斯·鲁维埃的漫画形象

第6节　谈判无果

随后，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下台，莫里斯·鲁维埃继任了法国外交部长。我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依靠摩纳哥亲王的调解，与法国和解。伯恩哈德·冯·比洛奉命准备和法国和解。我特别叮嘱在柏林的拉多林公爵，让他充分利用莫里斯·鲁维埃的权力消除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为莫里斯·鲁维埃与摩纳哥亲王关系密切，所以我提醒拉多林公爵在处理与莫里斯·鲁维埃的关系时可以参考一下摩纳哥亲王的建议。拉多林公爵欣然接受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

起初，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感觉有望实现与法国的和解，甚至可以通过和解消除丹吉尔访问造成的不利影响。谈判期间，有关摩洛哥的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谈判双方召开了阿尔赫西拉斯会议。据伯恩哈德·冯·比洛的报告，经过长时间磋商后，会议最终决定：《马德里条约》[11]里的第十七条最惠国待遇[12]应该继续保留，法国正在进行的摩洛哥改革也要继续，但必要时，需要和《马德里条约》的签约国保持一致。这一条约吸引了各国的注意力，没有人再关注德意志帝国和莫里斯·鲁维埃的特殊谈判。

在德意志帝国国内，我已经和伯恩哈德·冯·比洛达成一致。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帝国国会各党派之间的关系，霍恩洛厄侯爵执政期间这些关系变得一团糟。恢复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前，首先得重新召回被后俾斯麦们拉拢过去的保守党，然后再想办法让他们支持政府。伯恩哈德·冯·比洛凭借顽强的毅力和极大的耐心完成了任务。由于社会民主党选举失败，他还成立了著名的“比洛联盟”。

前来参加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摩洛哥代表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

保守党的许多成员和宫廷来往密切，和我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他们比其他党派更熟悉我在政治和其他方面的计划，我的个人观点在被写进法案前，也更容易与他们讨论。或许我可以尝试和保守党通过非正式谈话解决建造中央运河的问题。众所周知，保守党一直反对这件事。此外，我也可以和他们协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比如修建大教堂和柏林剧院等。虽然我个人对教堂和艺术都很感兴趣，但我并没有把握实现这些建造计划。

和保守党的绅士们相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多年来一直为德意志帝国效力，也获得了许多经验，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因此形成了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且对此忠贞不渝。从保守党的构成看，他们中有伟大的政治家、杰出的大臣、优秀的军官队伍以及模范的军官团体。因此，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对皇帝也十分忠诚。我和德意志人民都应该感激他们。

第7节　保守党的缺点

保守党的缺点是太过保守，他们总是很难认清时局，而且往往反对进步，即使是有益于他们自己的进步。只要回顾一下他们的过去就会发现这一点。这一缺点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我和保守党之间的关系，尤其在我执政时期，帝国的工业和商业都在快速发展，因此我渴望也有义务扫清障碍，促进工商业的发展。虽然和保守党打交道并不容易，但我明白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由于个人原因，我试图靠近保守党，但因为党派原因，我又不是一个保守派。我一直支持不断进步的保守主义，因为它保留了自身非常重要的东西，即摒弃陈旧无用的部分，接受新鲜有用的部分。

与保守党讨论时，只要有人委婉地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就能够忍受，即使真相让人很不舒服，甚至痛苦。

因此，当我和保守党产生分歧时，问题的根源往往在于双方，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进行私下会谈，最后达成共识。我们在运河问题上意见不同，但有谁比保守党更有资格理解、欣赏这种说法，即“如果我们的君主按我们的命令行事，他可能会无条件服从”。我并不认同这句话。如果我根据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则做事，同时保守党也认为我是一个有实权的强权君主，他们肯定会反对我。事实上，保守党非常尊敬我，因为他们可以在皇帝的权杖面前骄傲地展现自己作为男子汉的自豪感，而且我也可以在他们面前展现帝王的威严，正如我对其他政党做的那样。

我偶尔会和保守党以及其他政府官员的意见不同，但我不会忘记他们曾为霍亨索伦王室、普鲁士政府和德意志帝国做的一切。

伯恩哈德·冯·比洛终于将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团结了起来，政府获得了多数派的支持。伯恩哈德·冯·比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雄辩才能、沟通技巧以及政治策略，他对人事的了解使他顺利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他为此做出的努力也为他赢得了国家和我的赏识与感激，我越来越信任他。社会民主党在选举投票中失败一事给柏林民众带来了无限喜悦，在夜间游行狂欢。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的官邸前，我的汽车慢慢挤过欢闹的人群，勒斯特加滕公园[13]挤满了人，民众激动地请求皇后和我在露台接受他们的敬意。

爱德华七世访问基尔时，伯恩哈德·冯·比洛前去陪同他。此外，皇后的前任宫廷首席典礼官艾伯特·冯·塞肯道尔夫曾多次到访英国，和爱德华七世很熟悉，爱德华七世也很信任他。按照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要求，艾伯特·冯·塞肯道尔夫为爱德华七世和伯恩哈德·冯·比洛安排了一次会面。

会面地点选在英国的皇家游艇上。早餐后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受邀前去参加会议。爱德华七世和伯恩哈德·冯·比洛抽着雪茄坐了很久。之后，伯恩哈德·冯·比洛告诉了我这次会面中发生的事。在讨论德意志帝国和英国之间的结盟一事时，爱德华七世告诉他，我们两国之间根本没有必要结盟，因为我们之间既没有仇恨也没有冲突。爱德华七世的拒绝态度成了英国“包围政策”的一个标志，之后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再次证明了“包围政策”的真实性。在这次会议上，英国公开了亲法反德的态度，这是爱德华七世的特殊命令，他派D.华莱士·麦肯齐爵士作为他的监督代表，带着他的个人命令前去参加会议。

D.华莱士·麦肯齐爵士给他朋友的暗示证明了亲法反德态度的确是爱德华七世的个人意愿。爱德华七世利用一切机会强烈反对德意志帝国，支持法国。有人曾向爱德华七世提出，称以后还要与和德意志帝国讨论各种问题，或许两国可以达成谅解。但他回复说首先得达成英俄共识，这一共识确定后，才有可能和德意志帝国达成“协议”。包围德意志帝国是英国的“协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8节　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友谊

这一时期，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一直互相信任，相处融洽。他多次出现在基尔的赛舟会上。除了其他事情，他发现在那里可以有机会与摩纳哥亲王以及许多有影响的法国人磋商。这些人都是摩纳哥亲王游艇上的客人，其中最有名望的是M.朱尔斯·罗奇，他是欧洲财务预算专家，也是歌德的仰慕者。他的口袋里总装着一本《浮士德》。

D.华莱士·麦肯齐爵士

1906年4月，伯恩哈德·冯·比洛由于超负荷的工作在帝国国会里突然昏倒。我一听到消息，就匆忙赶去看望他。枢密院顾问瑞仸就他的健康状况给了我鼓舞人心的消息，我非常高兴。1906年夏，伯恩哈德·冯·比洛在诺德奈疗养，我在黑尔戈兰岛视察。于是我乘坐一艘鱼雷艇前往诺德奈看望他。伯恩哈德·冯·比洛和夫人对我的到来感到非常惊讶。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聊了很久。他已经恢复健康，由于海风的吹拂和阳光的照射，他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

M.朱尔斯·罗奇的漫画形象

1907年深秋，受爱德华七世的邀请，皇后和我去了温莎。英国皇室亲切地接待了我们，拜访非常顺利。随后，我去了海克里夫度假。海克里夫位于英国南海岸，是斯德沃特·沃斯利将军的领地，它的对面是尼德尔斯。

我启程前往英国前，伯恩哈德·冯·比洛很高兴我收到了英国的邀请，并且就如何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跟我进行了长谈。他向我提出许多个人愿望和计划，希望我和英国人交流时能够借鉴他的想法。在访问英国期间，我多次与英国人磋商伯恩哈德·冯·比洛提出的计划。我的报告都通过秘密电报发回了柏林，我也收到了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回复。我常常在晚饭后与陪同访问的亲信们分享电报内容。陪同人员包括首席司法官奥伊伦堡伯爵和菲斯滕贝格侯爵。他们和我一起阅读电报，分享快乐，感受着我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之间的友谊。

威廉二世与皇后

回到德意志帝国后，我向伯恩哈德·冯·比洛做了一个总体通报，他向我表达了感谢，感谢我为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的所有努力。

菲斯滕贝格侯爵

第9节　为著名的访谈辩护

1908年，《每日电讯报》上刊登了所谓的“访谈”事件，试图改善德英关系。我将《每日电讯报》送给我的原稿交给了外交部的冯·耶尼施先生，由他转交给伯恩哈德·冯·比洛审阅。我在原稿上做了一些注解，希望伯恩哈德·冯·比洛着重看一下这些注解，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不应该出现在报刊上。虽然我要求删掉原稿中的一部分内容，但由于外交部的一系列错误，这件事最终没有落实。

新闻界爆发了一场攻击风暴。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帝国国会发表了讲话，他并没有为我辩护，但这一点在我的预料之中。伯恩哈德·冯·比洛宣布希望阻止近几年越来越明显的“个人政治”倾向。保守党大胆地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写给我的公开信，信件内容很快流传开来。

发生这些事时，我起初和奥地利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待在埃卡次奥，随后我们来到维也纳，见到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都反对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行为。离开维也纳后，我去了多瑙埃兴根拜访菲斯滕贝格侯爵。新闻界认为菲斯滕贝格侯爵诚实正直，应该由他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们讨论完事情的整个经过后，菲斯滕贝格侯爵建议我收集1907年来自海克里夫的急件，以及帝国政府给海克里夫的回复，然后一并交给帝国国会。

其间，我非常痛苦，尤其是我的挚友——军事内阁首领迪特里希·冯·胡尔森-黑泽勒伯爵突然去世，让我悲痛万分。迪特里希·冯·胡尔森-黑泽勒伯爵对我很忠诚，而且甘于奉献，很关心我和我的家庭，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时常开导我。帝国的信函和示威游行接踵而至，其中一部分人支持我，并严厉谴责伯恩哈德·冯·比洛，这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奥地利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我返回柏林后，伯恩哈德·冯·比洛立即前来训斥我，要求我签署一份已经众所周知的文件，后来这份文件被新闻界报道了出来。我被迫签署了文件，默默忍受着新闻界对我以及皇权的攻击。

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行为沉重打击了我们坚定的信念以及曾经将我们捆绑在一起的真诚友谊。毫无疑问，伯恩哈德·冯·比洛认为在目前这样群情激昂的局势下，像往常一样处理国会事务和我个人的关系能更好地为我以及崇高的事业服务。然而，我并不同意他的想法，尤其是他在《每日电讯报》事件中对我的态度和以前形成了鲜明对比。以前他对我彬彬有礼、赞誉有加，我已经习惯他的和蔼可亲，但现在他的态度令我费解。

第10节　与伯恩哈德·冯·比洛决裂

我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关系一直很亲密，但最终我们还是决裂了。我不再维护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之间的个人关系，埋头处理政务。和皇室大臣以及内阁的首领商讨后，我决定采纳菲斯滕贝格侯爵的建议，委派外交部收集来自海克里夫的急件。但事与愿违，他们没有找到相关的信件。

1908年冬季即将结束时，伯恩哈德·冯·比洛要求面见我。我和他在宫殿的艺术展览馆里散步，看到了我祖先的画像、有关七年战争[14]的画作以及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画作。当伯恩哈德·冯·比洛重新提起发生在1908年秋天的事件并解释他的态度时，我很惊讶。于是，我抓住机会与他回顾了过去发生的一切。我很高兴伯恩哈德·冯·比洛能与我推心置腹地谈话。后来，他继续留任首相。

那天晚上，伯恩哈德·冯·比洛请求我和他共进晚餐，就像我们以前那样。为了告诉外界我们的关系还和以前一样，我答应了他的请求。难忘的一天在愉快的夜晚落下了帷幕，友善的比洛夫人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以一贯活泼、机智的谈话活跃了气氛。有关伯恩哈德·冯·比洛和我的这次会面，一个幽默诙谐的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其中最有名的一句是：“德意志帝国再次拥抱我，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七年战争中的马克森战役

腓特烈大帝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

我希望通过这次和解证明我常常为了祖国伟大的事业牺牲自己。虽然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帝国国会中对我的态度让我感到痛心，但我也不会忘记他作为政治家对祖国做出的突出贡献。因为他，德意志帝国在几次危机时刻成功避免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其间，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正在建造德意志帝国的军舰。这一切都是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伟大成就。

保守党对上文提到的正式会面做了一个严肃的收尾工作。民事内阁将伯恩哈德·冯·比洛和我正式会面期间发生的事告诉了保守党的领导，请求保守党收回那封“公开的信件”。这一请求完全是为了维护皇权，与我个人无关，但保守党还是拒绝了。直到1916年战争期间，我们才通过保守党的一位代表与陆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

保守党没有为皇权考虑使我感到不满，但左翼民族自由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也都如此。这些党派原本只是很气愤，在他们的党报上大声呼吁限制独裁和暴政倾向，但最后却引发了真正的骚动。这次骚动持续了整个冬季，高层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平息骚乱。最后，伯恩哈德·冯·比洛的拥护者出面平息了这次骚动。

后来，伯恩哈德·冯·比洛和各政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淡。保守党离开了民族自由党，比洛联盟、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也出现了分歧。最重要的是，正如乔治·冯·赫特林先生后来反复向我解释的那样，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个人行为导致了他的下台。乔治·冯·赫特林先生很满意自己积极努力的工作终于使伯恩哈德·冯·比洛下台了。

当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时，伯恩哈德·冯·比洛适时地提出了辞职，并向我推荐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担任德意志帝国的第五任首相。经过审慎的商议后，我决定满足伯恩哈德·冯·比洛的愿望，接受他退休的请求，并决定任命他推荐的人为继任首相。

[1]德尔斐神谕是古希腊的迷信活动，女祭祀通过代神传谕为求问者答疑解惑。——译者注

[2]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Manfred von Richthofen，1892—1918），又叫“红男爵”，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帝国空军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在战争期间共取得了八十次空战胜利，是德意志帝国的民族英雄，甚至受到了敌人的尊敬。——译者注

[3]马克西米兰·哈登（Maximilian Harden，1861—1927），德国记者、编辑。——译者注

[4]哈登-奥伊伦堡事件指1907年至1909年，德意志帝国一些杰出的内阁成员以及德皇威廉二世的随行人员围绕对同性恋行为的指控及附带的诽谤罪审判的一系列军事法庭审判、五次民事审判展开的争议。——译者注

[5]腓特烈·查尔斯亲王（Prince Frederick Charles，1801—1883），普鲁士王国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儿子，也是圣约翰骑士团重新组建后的第一位大教长，但他因对艺术领域的赞助和收藏了大量艺术作品被人们熟知。——译者注

[6]《高卢人》是1868年成立的一家法国日报。——译者注

[7]荷尔斯泰因位于易北河和艾德河之间、德意志帝国最北端石勒苏益格-荷斯坦州的南部。

[8]让·饶勒斯（Jean Jaurès，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和法国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暗杀。——译者注

[9]伊兹沃里斯基（Isvolsky，1856—1919），俄国外交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伊兹沃里斯基曾被视为促成俄国与大不列颠结盟的主要人物。1899年后，伊兹沃里斯基先后担任俄国驻梵蒂冈、贝尔格莱德、慕尼黑以及东京大使。——译者注

[10]莫里斯·鲁维埃（Maurice Rouvier，1842—1911），法国“机会主义”派的政治家、法国总理、财政部长。他多次担任预算委员会的主席和财政部长，他的财政政策和旨在避免与德意志帝国决裂制定的不受欢迎的政策非常著名。——译者注

[11]《马德里条约》正式名称是《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制度》，是促成世界多个法域商标注册的主要国际制度，规定了在不同法域获得一批商标注册的中央管理制度。——译者注

[12]最惠国待遇指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给予另一国的地位或待遇，接受这种待遇的国家必须在名义上与给予这种待遇的国家享有与“最惠国待遇”同等的贸易优惠。最惠国待遇是世界贸易法的基石之一。——译者注

[13]勒斯特加滕是柏林中部博物馆岛上的公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勒斯特加滕公园被用作游行场地、群众集会地等。——译者注

[14]七年战争指1756年至1763年发生的一场全球性冲突，这场冲突波及整个欧洲，横跨五大洲，影响了欧洲、美洲、西非、印度和菲律宾。一些历史学家将这场战争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其规模接近其他两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第5章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我年轻时已经认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1877年，我第一次去军队服役，担任第一步兵卫队第六分队中尉。当时部队驻扎在霍亨菲诺，霍亨菲诺是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父亲的家乡。我被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家中温馨的氛围吸引。贝特曼太太掌管着家里的大小事务，她祖籍瑞士，为人和蔼可亲，端庄优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妇人。

我还是普鲁士王子和继承皇位后，都经常去霍亨菲诺拜访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父亲，每次去都是年轻的乡村地方行政长官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招待我。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以后会成为帝国首相。

由于经常拜访，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关系日渐亲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勤劳能干，有高尚的品格，我慢慢开始喜欢并尊敬他。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直秉持着这些优秀品质。

作为首席大臣和帝国内政大臣，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尽职尽责。担任帝国内政大臣期间，他的优秀品质为自己在帝国国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合作得很愉快。有了他的协助，我可以保持每日拜访他的习惯，可以在他的官邸花园里散步，畅谈政治、日常事务、特殊法案、突发事件等，并听取他的报告。我很高兴去他家里拜访，他的太太是一位典型的德意志妻子，为人大方，心地善良，待人真诚，赢得了每一位到访者的尊敬。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任期内保留了伯恩哈德·冯·比洛创立的举办家庭晚宴的习俗。我喜欢这种晚宴，因为我可以非正式地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流。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四处走动，他出众的外表和真诚的表达赢得了大家的喜爱。那些对我们没有敌意的国家认为他是维持政治稳定与和平的关键人物，他的确为维护和平、增强国力投入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这些都是我希望看到的。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在外交政策上，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刚开始执政，就忙着处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以及爱德华七世的“包围政策”。这一政策从瑞威尔事件以来愈演愈烈，成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心头大患。同时，法国日益高涨的憎恨和复仇情绪以及越来越不可靠的俄国也让他担心。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任首相期间，不再从军事角度看待意大利，因为法国大使卡米耶·巴雷里在意大利的工作使“额外的旅行”变成常态。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一接手工作，就发现法国的形势已经好转，于是在1909年2月9日签订了“德法摩洛哥协定”[1]。意识到法国在摩洛哥占据的政治主导地位后，伯恩哈德·冯·比洛为德意志帝国从摩洛哥撤出自己的政治势力做了最后的准备，计划去丹吉尔的行程以及召开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想法都因此夭折。法国政府为拉多林公爵和威廉·冯·舍恩授予了荣誉勋章，这种不受德意志帝国欢迎的做法表现了法国对这次外交胜利的满意。

第1节　接见英国王室成员

同一天，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德拉王后首次来到柏林正式访问德意志帝国，这是他继位八年来第一次访问德意志帝国。柏林的政府要员热情接见了这位尊贵的绅士，没有对他的不友好政策表露出一丝不满。

亚历山德拉王后（左）与路易丝王后（中）、达奇斯公爵夫人（右）

爱德华七世看起来状态很不好，他显得苍老、疲惫，而且患有严重的黏膜炎。尽管如此，他还是接受了柏林市政当局在市政厅举办的非正式茶会的邀请。从他的描述以及柏林绅士们的报告来看，双方对这次茶会都很满意。

我告诉爱德华七世德意志帝国和法国签订了“德法摩洛哥协定”，他很满意。我补充道：“我希望这个协定能成为两国交好的一块垫脚石。”爱德华七世赞同地点点头，说：“希望如此！”如果爱德华七世真的这么合作，我的计划也不可能失败。尽管如此，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德拉王后的访问暂时营造了一种友好气氛，这对刚上任的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任期内需要处理许多外交事务，这些事务都与1909年到1914年的著名事件相关。其间，许多文献资料在不同的地方出版，譬如国务秘书戈特利布·冯·雅戈撰写的《世界大战的起因》。《比利时的文件》一书从中立角度描述了德意志政府在不同纠纷中的态度。我从下面的信息中得知了德意志政府的态度：

国务秘书戈特利布·冯·雅戈

一方面谨慎，另一方面只要对他们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有一点威胁就支持奥-匈联盟，行动上奉行温和的原则。只要和平受到威胁，就到处努力扮演“诚实的调解人”的角色，坚定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鉴于英国的“包围”野心，为了保护自己，我们要义不容辞地努力稳步增强德意志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实力。一方面是因为德意志帝国在地理位置上处在中间，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边境没有受到保护。斯特格曼在他的书中提到了这段时期的历史，卡尔·赫尔费里希和海因里希·弗里德容也以有趣的方式描述了世界大战前的各国局势。

海因里希·弗里德容

第2节　爱德华七世——实施“包围政策”的主谋

实施“包围政策”的主谋爱德华七世驾崩。据说柏林驻比利时大使馆有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道：“只要英国的国王愿意维护，欧洲的和平从来不会受到威胁。”爱德华七世驾崩后，我立即前往伦敦。我和英国王室家族成员一起为爱德华七世的离去以及他丢下的王朝和民族哀悼。英国所有王室成员都来火车站接我，表达了他们对我的感激之情，因为我的到来表现了我对家庭关系的尊重。

乔治五世[2]和我一起坐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厅。装饰华丽的梓宫停放在一座高耸的灵柩台上，由王室禁卫队、前线部队以及印度和殖民地的特遣队的分遣队守卫。所有人都低下头，背着手，手握刀柄，以传统方式悼念爱德华七世。灰色古朴的大厅上面是巨大的哥特式木质屋顶，高出灵柩台很多。几缕阳光穿过狭窄的窗子射进大厅，一缕阳光恰好撒在爱德华七世的梓宫上，穿过王冠，和王冠上镶嵌的钻石交相辉映。

爱德华七世驾崩

形形色色的人从灵柩台的另一边默默走过，许多人双手交叉在一起，向这位受人爱戴的国王道别。这幅画面感人至深。

我和乔治五世来到灵柩台上，在上面放置了一枚十字勋章，默默哀悼。随后，我的右手和乔治五世的左手不约而同地握在了一起，给在场的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亲戚告诉我：“你和乔治五世握手的消息传遍了伦敦，人们深受感动，将其视为一个好兆头。”

乔治五世

我说：“我真心希望如此。”

我骑着马跟在爱德华七世的灵车后面，目堵了一场规模空前、感人至深的送行仪式，前来送行的人估计有几百万。人们站在街道两旁、阳台上、屋顶上，每个人都穿着黑衣服，大家脱帽致敬，现场显得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喧闹声。在这朴实、庄严的背景下，英国士兵的队列更加引人注目。英国皇家护卫队一列一列有序前进。掷弹兵近卫团、苏格兰护卫队、冷溪近卫团以及爱尔兰护卫队都穿着配有白色羽毛领子的制服，戴着厚重的熊皮帽，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对任何一个崇拜军人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视觉享受。送葬队伍中，所有的陆军队列整齐，显得肃穆庄严。

其间，应乔治五世的邀请，我居住在白金汉宫。爱德华七世的遗孀亚历山德拉王后对我非常友善，并与我一起追忆往事。我的思绪跟着她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参加了已故舅舅的婚礼。

第3节　与史蒂芬·皮克昂的谈话

乔治五世邀请了许多尊贵的客人及其随从以及外国代表参加宴会，法国外长史蒂芬·皮克昂也出席了宴会。有人将史蒂芬·皮克昂介绍给我。在和他的谈话中，我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愿望以及我们在摩洛哥的利益和其他政治计划告诉了他。史蒂芬·皮克昂听了我的话后爽快地同意实施这些计划。此外我们还谈论了许多轻松愉快的事。

虽然需要特别关注1909年到1914年的外交事务，但我们也必须竭力满足德意志帝国国内的商业、交通、农业和工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不幸的是，由于各政治党派之间的矛盾，我们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努力。

白金汉宫

正在发表演说的史蒂芬·皮克昂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希望尽量做好每一件事，但他力求找出问题的根源，试图通过自己缜密的思维处理所有成熟的问题，因此经常阻碍一些事情的进展。此外，他总是希望获得所有人的同意后再做决定，与他一起共事的人都非常厌烦这一点，不熟悉他的人容易认为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但他只是太尽职而已。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统治欲越来越强，这一倾向使他在与别人讨论时变得固执己见，并常常给那些思维固化的人制定规则。因此，他的敌人越来越多，我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我曾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少年时期的一个朋友、同学谈论过此事，那位友人微笑着说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学校时就像现在这样，喜欢给大家当老师，管着大家，因此同学们都叫他“管家”。这位友人还说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这一特点很不利于他的事业发展，但这个特点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消除。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与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的关系证明了他强烈的控制欲。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想让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担任国务秘书，但我坚决反对此事。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性格坚强，特立独行。他任期一年后的一天，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来找我，向我抱怨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先生顽固不化，不服从上级命令，并请求我去劝说他。我婉言拒绝。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一意孤行，违背我的意愿选择了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因此他现在必须自己与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相处。另外，保持外交部的纪律是首相的职责之一，我无意干涉。

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

第4节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缺点

与此同时，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缺点日益明显。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试图与英国交好。我完全理解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这么做只是希望避免战争。虽然他的目的和我的政策完全契合，但我认为他使用的方式和方法并不合适。尽管如此，我还是支持他去尝试，但我不相信他会成功。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出任首相后，远离政治现实的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事理。由于对自己的权力太过自信，他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顽固不化，甚至事情发展到与他的预期完全相反的方向时也不回头。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总是精心准备所有报告，而且形式新颖，因此很吸引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其中也有一些致命的缺点。按照他的观点，通常只有他提出的办法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他的报告和建议完整、清晰，从各个角度对所报道的问题提出一些启发性的处理办法。他给专家、国内外政治家以及外交家的参考材料都容易让人认为只有他的意见值得考虑。虽然他做事一丝不苟，但还是犯了许多错误。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中）与同僚

实际上，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对一些不幸发生的事承担了后果。1914年，我从挪威旅行回来后，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向我递交辞呈，但他承认自己的政治计划偏离了方向。尽管如此，我坚持让他继续留任，甚至他在帝国国会中的演讲和1914年4月4日英国宣布战争也没有影响我的决定，因为我认为在德意志帝国最关键的时候撤换帝国的高层官员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在民族面临协约国的挑战时，政府内部的团结可能会因为一些人事变动受到损害。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民事内阁首领都坚称他们的身后是工人阶级，因此我不愿使工人阶级失去他们的政治家。工人阶级在1914年的表现[3]堪称典范，他们曾告诉我他们信赖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1914年，民事内阁首领和外交部的代表告诉我，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支持者原本只有工人阶级，但现在他还得到了外国的支持，他很享受这种感觉，这对和平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继续担任首相，直到威廉皇储[4]在政党领导中做了调查后，我才知道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离职后，我读到他在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期刊上发表的最不受欢迎的观点时，才真正清楚他犯的错误。当然，他的离职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我不希望用一些坦率的话责备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不愿为其他人开脱，但讨论一些重要的事务时，一定不能顾及个人感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高尚品格。

威廉皇储

请允许我再说几句关于普鲁士选举权的改革问题，这件事由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负责，他在处理这件事时充分体现了自己优柔寡断的特点。1914年到1915年的冬季，激烈的夏季战役后，严冬的战壕战斗使军事行动停滞不前。无论是前线还是医院，军官和士兵身上的昂扬斗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决定为这些备受苦难、值得赞扬的军人做一些事。等他们带着荣誉返回家乡时，他们会看到选举权改革取得的成效，到时，整个国家也会为此高兴。

我经常在谈话中提到普鲁士的选举权问题并建议普鲁士进行选举权改革。我希望等级不同的戴着铁十字勋章的士兵打完仗回到家后，投票时不再分等级。

紧要关头，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递给我一份建议书，他以与我相似的理由提出改革普鲁士的选举权。看了他提出的简洁明了、令人信服的改革措施，我非常高兴。我叫来许多绅士阅读了这份建议书。虽然这份建议书只有一个大致的观点，没有涉及到细节，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看过建议书的人都赞同其中的观点。

我通过民事内阁首领传达了我对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的谢意，并要求他拟定详细的计划。1915年，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完成了任务。新的建议书非常详细，考虑到了改革选举权的各种可能性，但没有向任何一个系统提意见。我赞同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的观点，并让民事内阁首领将建议书递交给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要求大臣们在讨论后进行表决，他们也可以就此提出自己的建议。然而，直到和平时期我们才通过选举权法律。

第5节　德意志帝国早期的胜利

随后，我立即动身前往普勒斯。戈尔里希-塔尔诺乌战役取得了胜利，但却引发了加利西亚-波兰战役。为了再次夺回伦贝格和普热梅希尔，占领华沙、伊万哥罗德、莫德林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等地，我耗费了所有精力，因此无暇顾及选举权改革。

路西塔尼亚事件使德意志帝国的公开行动蒙上了阴影，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普鲁士的选举权改革计划又被推后了。

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以及1916年的夏天，德意志帝国的各条战线一直在战斗，可怕的索姆河战役[5]以及罗马尼亚战役[6]迫使我去了东西前线的各个战场，甚至到达了尼施。我在尼施和保加利亚国王有过一次难忘的会晤，之后我去了奥尔索瓦，因此根本没有机会实施选举权改革的计划。选举权改革非常重要，需要谨慎对待。

威廉二世在戈尔里希-塔尔诺乌前线接见军官们

德意志帝国军队占领华沙

1917年春，我以为大臣们早已商议过普鲁士选举权改革问题，因此我要求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草拟一个改革公告，在复活节向全国公布改革措施。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汉堡拟好了公告，公告内容与我和内阁首领的决定相符，但他提出暂时不决定选举方式，因为他对此还不确定。复活节时我命人发布了公告，与之前的处理方式一样，由于大多数选举人正在前线战斗，我们决定等到和平时期再实施改革。

索姆河战役中德意志帝国炮兵在装填炮弹

战争仍在继续，政党和新闻界纷纷对普鲁士帝国国会的选举权提出质疑，要求介绍选举权法案，并相互指责和批评试图推迟实施我的计划。因此，这一问题导致了令人不愉快的结果。州议会一直就此事进行谈判，这件事始终没有任何进展，直到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退休后，我才从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那里了解到1915年的那份建议书根本没有递交给大臣们，而是放在了办公桌的抽屉里长达一年半。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受到国内一些反动情绪的影响，放弃了建议书中提出的各种制度，将注意力集中在帝国国会的一般选举权上。毫无疑问，他对一般选举权的最终引进很有信心。

由于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拖延和政党之间的冲突，我最初的计划和建议被彻底贻误。我只想以我的个人能力为凯旋的军队和全副武装的民族以及英勇的普鲁士人送上一份荣誉礼物，因为这些人，我才有勇气站在敌人面前。

第6节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外交权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强烈的控制欲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外交国务秘书成了他的助手，外交部几乎成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和只有在新闻发布会上才会提到的一个机构。同样，他在和我交往时，也屡次申明他的独立地位。按照宪法规定，首相单独负责外交政策，因此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外交事务。只有经过首相的许可，外交部才能告诉我帝国发生的一些事。因此，有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

这是帝国宪法的规定，我正好想借此谈谈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和首相的关系，但我不会提到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个人关系，只罗列德意志皇帝和帝国首相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复杂关系是由帝国宪法造成的。

我谨提请注意以下几点：

一、根据帝国宪法，首相是帝国外交政策的负责人和代表，他对各项外交政策承担全部责任。外交政策由首相发布，报告给皇帝后，由隶属于首相的外交部执行。

二、皇帝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只限于首相授予他的范围。

三、皇帝在旅行中听到的言论、获取的信息、建议、提议、报告以及个人印象都可以作为对他亲自访问的国家的大使或大臣们的政治报告的补充。

四、如果首相同意皇帝的观点，他可以据此采取行动，也可以将皇帝的观点作为决策的基础。否则，他可以坚持实施自己的想法，譬如克鲁格电报事件。

五、根据帝国宪法，皇帝不能迫使首相或外交部接受他的个人意见，他也不能强迫首相采纳一项首相无法承担责任的政策。如果皇帝坚持己见，首相可以提出辞呈或要求皇帝免除他的职务。

六、皇帝没有权力利用宪法阻碍首相或外交部实施他认为可疑或错误的政策。如果首相坚持自己的决定，皇帝可以更换首相。

七、首相一职的人员更替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很大，因此，在政治情况复杂和局势高度紧张的时刻，作出替换首相的决定需要很大的胆量，因为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人屈指可数。

帝国首相这一职位，以俾斯麦非凡的个人能力为基础，在帝国日益增多的职位中，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首相被视为首领和主要负责人。

第7节　免责

如果德意志帝国国内与协约国的那些吹毛求疵的革命家和求全责备自称无所不知的人都能记住首相才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领和主要负责人的话，那么没有人会认为皇帝应该对每一件事负责，就像以前一样，尤其是在战争即将结束或结束后。除了个人原因，这只能证明这些人对早期帝国宪法的无知。

1910年11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波茨坦。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借此前去接触新上任的俄国外交大臣萨邹诺夫。萨邹诺夫陪同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波茨坦。显然，俄国的统治者的波茨坦之旅很愉快，他积极参加了为他安排的狩猎活动，并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出色的猎人。两个政要之间的会议结果似乎预示着美好的未来，深入了解后，双方都希望两国关系朝更有利的方向进展。

1911年春天，我去科浮岛访问期间，迈里塞瑞遇到了麻烦，吸引了希腊的注意力。科浮岛的政府非常清楚意大利一直从法罗拉走私军备进入阿尔巴尼亚的事，希腊也知道亚得里亚海和黑山的阴谋并非与迈里塞瑞发生的事没有关系。希腊认为新的土耳其政府在处理阿尔巴尼亚人的问题上并不明智。阿尔巴尼亚人非常敏感多疑，以前的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知道怎么和阿尔巴尼亚人相处以及如何让他们保持安静。然而，土耳其人似乎并不害怕出现更严重的情况。

1911年初，乔治五世诚挚地邀请我参加维多利亚女王雕像的揭幕仪式。维多利亚女王是我俩的祖母。因此，1911年5月中旬，我和皇后以及我们的女儿一起去了伦敦。英国皇室和人民热情接待了我们。

庆祝揭幕的活动进行得井然有序，场面庄严肃穆。白金汉宫前的一大片圆形空地被看台包围，看台上坐满了受邀嘉宾。嘉宾前面是英国军队中的各个兵团和所有兵种的士兵，他们穿着统一的检阅制服，骑兵和炮兵步行前进。军队的所有旗帜整齐有序地放在雕像的脚下。

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

皇室成员和他们的客人及其随从分组围坐在雕像周围。乔治五世在揭幕仪式上的讲话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应，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我和我的妻子。

随后，在一片欢呼和赞叹声中，雕像的面纱被揭开。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是用汉白玉雕刻成的，她端坐在王位上，顶端是鎏金的胜利女神。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时刻。之后，军队经过雕像，英国皇家护卫队坐在大篷车内，其后是苏格兰高地联队士兵，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给这一场面增添了更多画面感，再后面是其他士兵。阅兵式在一个圆形场地内举行，所有军队不停地围着场地行进，外围的士兵向外走，里面的士兵不断后退，虽然这样的行军方式难度很大，但队形变换一直非常顺利，甚至没有一个人出错。康诺特公爵是这次阅兵的总负责人，他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维多利亚女王雕像揭幕仪式

第8节　在英国的其他活动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在英国进行了一次短途旅行，感受到了英国贵族家庭的热情好客，也因此有机会和更多贵族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乔治五世在朱瑞巷剧院安排了一场艺术表演，我们观看了著名的英国戏剧《钱》。这场演出阵容强大，演员都是特意从伦敦召集来的名角。令人惊喜的是，在一幕表演结束后，幕布落下，上面显示出一幅画，是一位女士专门为这一场合制作的。画上是乔治五世和我，我们骑在马背上，朝着对方互相行军礼。这幅画锐气十足，得到了观众的一片喝彩声。

《钱》的演出非常成功，每一位演员都为角色努力，即使是最不起眼的角色也表现得完美无缺，堪称一次经典的演出。

一天，我去了奥林匹亚赛场，出席了英国陆军和海军的体育运动会。运动会上既有令人钦佩的个人徒步和马背上的绝技表演，也有军队队形的各种变换。

在描述这次雕像的揭幕仪式和爱德华七世的葬礼时，我特别留意了英国在这些特殊场合中特有的盛大仪式和浮华排场。在这样一个议会制国家和所谓的民主国家，这些盛大仪式说明英国比年轻的德意志帝国更重视表面上的奢华。

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再次引起了外交官的注意，这次双方不可能再通过阿尔赫西拉斯协议和解了。鉴于此，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请求我找机会了解乔治五世对这一形势的看法。

我问乔治五世是否认为法国的做法和阿尔赫西拉斯协议一致，他坦言说这份协议已经失效。法国人现在在摩洛哥做的事和以前英国人在埃及做的事一样，因此，英国不会成为法国的绊脚石。现在英国只需要清楚摩洛哥被占领的“既成事实”，然后和法国协商保护当地的商业。

英国之旅即将结束，这次访问进行得很顺利。英国国王的客人出现后，伦敦各阶层人士纷纷表达了他们的美好意愿。

我和皇后平安回国。我告诉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访问英国的所有经过后，他感到很满意。从乔治五世的言语中，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推断出英国认为阿尔赫西拉斯协议已经失效，不会在法国占领摩洛哥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

后来，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外交部奉行的政策导致了阿加迪尔危机[7]，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摩洛哥尝试维持德意志帝国的影响力，但没有成功。这起事件造成的影响在基尔龙舟赛期间愈演愈烈。外交部计划将“黑豹”号军舰送给阿加迪尔。我对这一做法表达了我的担忧，但经过与外交部的紧急交涉，我不得不放下自己的顾虑。

1912年上半年，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送来一份普通照会[8]，其内容是英国提出如果德意志帝国遭到“非挑衅性”攻击，英国会保持中立，前提是德意志帝国同意限制海军扩建计划，并撤销新海军法案。我很快给出了合适的答复，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被派到柏林与我们谈判。谈判最终没有成功，因为英国的态度十分强硬。英国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不承认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并撤走了普通照会，他害怕德英协定会惹怒法国人，进而危及到英法俄协约。

“黑豹”号军舰抵达阿加迪尔

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的漫画形象

事件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

1912年1月29日早晨，艾伯特·巴林要求在柏林的宫殿面见我。我以为这是一个迟来的生日祝贺，因此当艾伯特·巴林向我献上祝福后，他说自己是作为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的特使前来，我听了一点儿也不惊奇。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身负特殊使命来到柏林，希望我能接见他。

我问艾伯特·巴林，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是否是为了政治事务来到柏林，如果是，这次会面为什么不是英国大使安排。艾伯特·巴林回答说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认为这件事非常重要，大使不能干涉他的行动，因为伦敦方面强调英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官方外交代表都不应该知道这件事。

我称已经准备好即刻接见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但又补充说如果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的使命和政治问题有关，我会立即传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前来，因为我是一位立宪制君主，不能单独处理外交事务。

艾伯特·巴林带着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前来。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交给我一份文件，并申明已经征得“英国政府的同意和认可”。我读完文件后，对这份保持中立态度的提议并不感到惊讶。提议指出如果将来德意志帝国卷入战争，英国将保持中立，条件是德意志帝国必须限制海军扩建计划，这也是双方会晤与协商的主题。我和艾伯特·巴林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将文件递给他，他读完后，我们俩同时大声说：“一份普通照会！”

很明显，这份“普通照会”的目的是以某种方式推迟或阻挠我们即将成型的海军法案。无论怎么解释这件事，我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特殊难题。艾伯特·巴林也感到很惊讶。这份“普通照会”使我想起1905年发生在克龙贝里-弗里德里希霍夫的事，当时我被迫拒绝了英国副国务秘书查尔斯·哈丁提出的要求。查尔斯·哈丁要求德意志帝国放弃海军扩建计划。

英国副国务秘书查尔斯·哈丁

第9节　对英国的普通照会感到惊讶

爱德华七世的一个亲密朋友没有通过正式的外交方式便出现在了我面前，他拿着英国政府的“普通照会”，带着两国所有外交官员都不知道的明确指示，出现在了德意志帝国。他交出一份英国政府的提议，称在将来有可能发生战争的复杂形势下，英国保持中立，前提是德意志帝国必须签署限制海军军备的协议。这符合英国一贯的行事作风，因为它是“立宪政体”之母。我告诉艾伯特·巴林这件事时，他大喊：“神圣的立宪政体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复仇的‘个人政治’！”

我同意艾伯特·巴林的说法，于是立即将这份照会交给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他需要尽快知道正在发生的事，然后决定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我打电话叫来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他对这一情况也感到惊讶。了解事情的经过后，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脸上浮现出滑稽的表情。他建议将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叫来，作出适当的派遣工作，同时他建议用和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送来的“普通照会”相同的形式起草一份英文回复[9]，拟好后交给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因为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希望今晚返回英国。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要求我来起草这份照会，因为我的英语水平最好。拒绝无果后，我只能答应他的要求。

当时，我坐在副官的书桌前，其他人围站在我旁边。我大声读一句照会中的句子，我们再一起拟定一句回复，然后大家提出意见。有人认为句子太委婉，也有人说语气太唐突，因此我们反复修改、润色。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并不满意我的语法和写作风格，因为他习惯从哲学角度深入彻底地剖析问题，所以他对每一个用词都很挑剔。我们力争从多个角度反复斟酌每句话、每个词，避免让任何人挑出毛病。

几个小时后，我终于写好了回复，然后大家轮流传阅。最后我又大声朗读了六七遍，才在回复上正式签了名。

随后，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询问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英国的谈判大使是谁。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回复说应该是一位大臣，但具体是谁他并不知道，或许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因为这次谈判的议题是关于海军方面的。接着，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又进一步与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商议保持非正式的谈判方式，并由艾伯特·巴林负责传播与这起事件相关的所有消息。

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很感激我们能真诚接待他，对我们的回复也很满意。后来，艾伯特·巴林告诉我埃内斯特·卡斯尔先生说他对能够圆满完成任务感到非常满意，他会向英国政府报告这次美好的德意志之旅。

因此，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再次商议了这件事，我们都认为海军法案存在风险，必须小心谨慎。

第10节　外交准备

我们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收集了所有资料，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会带着这些资料前去与英国谈判。材料包括舰队的短期发展规划和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海军法律、法规、目标、扩充，还有预期的海军法案及其意义和实施方案。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要求在柏林王宫进行谈判，而且我必须在场。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认为谈判时最好使用英语，如果出现比较难懂的科技词汇，我可以进行解释。

英国在宣布他们的谈判人选前，我们一直推测这个人到底会是谁。艾伯特·巴林提出了好几个人选，甚至还有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

艾伯特·巴林终于得到了消息，和我们谈判的是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他很快会到达柏林。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曾经是一名律师。我们感到非常惊讶。但德意志帝国之前也派陆军大臣约西亚斯·冯·黑林根前去伦敦谈判海军事务，而不是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

陆军大臣约西亚斯·冯·黑林根

再次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讨论时，我们又提出了许多假设。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说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曾是歌德的学生时已经很有名，他精通德意志哲学，也会说德语，因此选择他是出于对我们的礼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也注意到，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以前在柏林待过一段时间，在军事内阁与卡尔·冯·艾内姆将军共事，因此他了解德意志帝国的情况。我说这很好，但选择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正好说明英国将这个问题看成了纯粹的政治问题，他们对海军事务的了解很肤浅。因此我们不要忘了英国真正针对的是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政策，尤其是新的海军法案，我们不能让整起事件发展成一次对我们的自主决定权的外来干涉。

卡尔·冯·艾内姆将军

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抵达了柏林，我们将他视为德意志帝国的客人来接待。艾伯特·巴林陪同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并获得了一些信息，解开了英国选择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前来谈判的谜。

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说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回到伦敦后，立即汇报了相关情况，递交了德意志帝国的回复，并称德意志帝国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因此他对谈判的过程和最后达成的协议没有任何质疑。随后，英国的大臣们之间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和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他们争论到底应该派谁去柏林谈判，并在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上签名，使德意志帝国完全放弃海军扩建计划。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是海军首脑。但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财政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不想让温斯顿·丘吉尔获得这个荣耀。因此，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仍旧坐在最重要的位子上。这恰好证明这次谈判关乎政治，并不是几艘轮船那么简单。

第11节　选择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然而，没过多久，英国政府认为最合适的谈判人选应该是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爱德华·格雷无论从个人能力还是官方重要性来看，都是最适合出现在谈判收尾阶段的人，他的名字应该出现在协议上。正如艾伯特·巴林从英国得到的消息，“从德意志皇帝那里得到他的晚餐，然后来英国参加庆祝活动和烟火大会”，用德语讲就是享受“孟加拉烟火”。

因为英国已经决定谈判人选不是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所以必须选择一个与财政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都比较亲密的人，而且这个人需要有十足的信心，愿意前去谈判。此外，这个人不但要在柏林已经大名鼎鼎，而且对德意志帝国的民众来说也不陌生。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确具备这样的资格，因为他已经作为德意志皇帝的客人多次参加过德意志帝国在西里西亚和符腾堡的军事演习。艾伯特·巴林保证这些来自伦敦的消息绝对属实。

谈判之前，我再次告诉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虽然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只是一名陆军大臣，但他一定已经为这次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也一定得到了英国海事部的指令。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在海事领域有着至高无上的威信。在《英国海军军官手册》中，众多值得记住的教规中有一条体现了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和他的部门的精神特点，这条教规的内容是：“如果你撒了一次谎，那么请继续撒下去。”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

财政大臣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英国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

另外，我告诉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我们不能忘记昂格鲁-撒克逊人超强的适应性，他们可以担任与之前的生活和训练完全不同的职位。不仅如此，英国人对海军也非常感兴趣，甚至每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在海军问题的某一个点上都可以称为专家。

在谈判过程中，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博学多识、能言善辩的辩论家，他作为律师的优秀品质使他脱颖而出。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双方都做了一般性澄清，并就推迟建造军舰的时限达成了初步的统一意见。具体的细节记录文件存储在帝国海军办公室。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在谈判中表现得很出色。

随后又举行了几场会议，艾伯特·巴林同样出席了这些会议。之后，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返回英国。艾伯特·巴林告诉我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对这次谈判结果很满意，一两周后他会将起草好的协议初稿递交给我们。

时间过得很快，采用海军法案的日期已经来临。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建议如果之前已经缔结协议，海军法案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12节　怀疑英国的目的

后来，我们并没有收到英国的协议初稿，但收到了一份文件。文件上提出了许多问题，英国希望获得各个方面的数据。我们需要反复商议和认真考虑后才能给予答复。我逐渐起了疑心，我觉得英国人在处理这件事时并不诚实，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协议没有一点关系。英国离自己的承诺越来越远，根本没有给我们送来起草的协议初稿。

柏林开始发生骚乱，不管有没有资格，人们都反对海军法案，但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依然支持外交部的决定。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希望与英国缔结协议，然后在文件上签上他的名字，因为这样一来德意志帝国就可以脱离“包围圈”，和英国的关系进入常规化，所以他也支持停止海军法案。但停止海军法案意味着允许一个外国霸权干涉德意志帝国的民族防御问题，破坏德意志民族的自主决定权，一旦发生战争，这会影响我们的战争准备。如果我们同意停止海军法案，就是承认德意志帝国的头号敌人英国可以按照它的意愿随意对待我们，而我们得不到任何等价的回报。

在这种混乱局势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暴力纠纷，尤其是那些随意曲解海军的人，他们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1912年的整个冬天，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像一名爱国勇士一样与反对海军法案的人斗争，这个冬天对他和我来说都很难熬。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终于认清了形势，也看清了自己的对手，因此他全力支持我。政府官员一致认为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对德意志帝国指手画脚，甚至替我们做决定。

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鞠躬者）与威廉二世

和英国缔结协议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英国政府对这件事也逐渐失去了兴趣，并且删减了原始的普通照会中的许多重要内容。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和我逐渐意识到英国的所有提议其实只是一种“策略”。

德意志帝国海军法案引起的斗争愈演愈烈。当时，我恰巧在库克斯港见到了汉堡参议院主席冯·布尔夏德博士。我非常尊敬冯·布尔夏德博士，他是汉撒商人公会一个贵族市民的模范代表，我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政治问题。我向他讲述了与英国谈判的全过程以及柏林对此事的争论，希望他能坦白告诉我为了民族利益我应该怎么做。我非常渴望听到一个不受柏林敌对阵营影响的客观建议。

冯·布尔夏德博士清晰敏锐地分析了这起事件，并给了我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回复。他说坚持这个法案是我对人民和祖国的责任，无论谁反对海军法案都是在犯罪，而且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认为对德意志帝国的防御有帮助，就必须无条件执行，最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让别的国家干涉德意志帝国的内政。他还说英国提议我们停止海军法案只是一个借口，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德意志民族不能牺牲自己的自决权，因此毫无疑问，必须引入海军法案。冯·布尔夏德博士表示他会像在每一次精彩的、有说服力的演讲中做的那样，不遗余力地说服联邦议会，促使柏林方面接受海军法案。英国人可能会因此寻求其他对策，但没有关系，他们经常这么做，而且他们肯定不会因此卷入战争。他还表示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此外，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必须停止反对海军法案，否则他将因为“亲英”在公众面前丧失威信。

虽然这位伟大的商业城市代表说了这些话，但如果德意志帝国和英国发生战争，汉堡一定会最先受到威胁。是真正的汉撒商人公会的精神激励冯·布尔夏德博士说了这些话。

奇怪的是，冯·布尔夏德博士关于这件事的观点在荷兰被一个荷兰人证实。这个荷兰人从英国人那里听到了这些说法。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猜测完全正确，英国人的目的是限制我们的海军扩建计划，保持中立的提议只是一个政治策略。

第13节　对欺骗的反击

不久，艾伯特·巴林得到消息称英国国内的情况也不好，因为英国人对这个协议存在争议。有人对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很不满，认为他被德意志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欺骗了，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根本没有掉进英国的陷阱，德意志帝国并不打算放弃海军法案。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只是没有办法在喝茶的同时为英国内阁奉上盘子里的美食，但这成了英国人感到不满的原因。英国人诽谤德意志帝国说谎的行为毫无意义，他们谴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恰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合理的，英国人只是在利用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欺骗德意志人民，因此英国人认为事情颠倒过来才正确。我们真心感谢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他为了祖国的利益坚决表明了德意志帝国的立场。

1913年3月底，关于海军法案的斗争愈演愈烈。1913年3月22号，我刚跨出夏洛特公园的大门，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就前来要求我罢免他。经过长时间的商议，我将冯·布尔夏德博士的意见告诉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于是，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收回了之前的请求。

英国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花园拜访他，我发现他非常沮丧，手里正拿着一份伦敦送来的电报。这份电报完全否认了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递给德意志帝国的普通照会，以及撤销保持中立和其他方面的提议，后面还有让我解雇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建议，因为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备受英国政府的信任。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眼含泪水，他为自己受到欺骗感到愤怒。一个外国政府对他的责备深深伤害了他，他和德意志帝国刚刚经历了痛苦。他再次向我递交了辞呈，但我没有接受，并试图安慰他。随后，我命人询问驻伦敦大使任何情况下如何接收并转发这样的电报。

现在，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支持海军法案。他担心一旦与英国缔结协议，海军法案会受到限制。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英国人正在扩建自己的海军。

“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插曲”是英国政策的特点之一。英国政府精心设计了一整套策略，唯一的目的是阻碍德意志帝国军舰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有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商用军舰，法国的舰队在规模上远超德意志帝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国外有自己的造船厂，而且他们的大规模建造项目都是在没有受到英国反对的情况下进行的。德意志帝国夹在法国和俄国中间，为了对抗这些国家，我们必须增强海上自卫能力。

第14节　保卫海军扩建计划

因此，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扩建计划非常有必要。这一计划并不是为了和英国军舰抗衡，英国的海军实力比我们强大四五倍。没有一个德意志人敢想象我们有一天会有和英国一样的海军力量。我们需要自己的舰队保卫海岸线和德意志帝国的商业，防卫能力较弱的潜水艇、鱼雷艇、水雷根本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此外，波罗的海沿线的炮兵连装备已经过时，这些装备坚持不了四十八小时就会被装备精良、持有现代化武器的军队彻底摧毁。我们在波罗的海沿线根本没有防御能力，为了捍卫德意志帝国的主权，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军舰。

日德兰战役已经证明了军舰的价值和作用。如果帝国国会没有拒绝1900年提出的增强海军力量的建议，那么德意志帝国很可能会通过这次战役歼灭英国。我们浪费了宝贵的十二年时间，这十二年注定不能挽回。

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事件结束前，我希望简单提一下他在整个活动中的另一起事件。1906年，经过德意志帝国政府允许后，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来到柏林，考察普鲁士的防御条件、军队招募以及总参谋部等情况。他一直忙着在军事内阁了解情况，卡尔·冯·艾内姆将军亲自为他提供相关信息。两三周的工作结束后，他心满意足地返回了英国。

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位“亲德”派的陆军大臣被禁止在公众场合露面。于是，埃尔莫·霍尔丹勋爵请求著名的文学家、记者爱德华·哈罗德·贝格比为他撰写了《维护大英帝国》一书，他想通过这本书为他担任陆军大臣时的工作辩护。他在书中特别强调了他为建立一个常规的总参谋部做的努力，以及他如何让英国军队为参加世界大战做准备，他还特别强调他想尽办法获得了普鲁士军事内阁的许可，详尽了解了德意志帝国的军事事务，以便回国后按照德意志帝国的模式从细节入手重新组织英国的军队和总参谋部。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战争爆发后帮助英国对付德意志帝国。

从《维护大英帝国》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狡猾、精明的律师利用德意志帝国对他的友好态度，研究德意志的军事模式，目的是用从中获得的材料和学到的知识锻造武器与德意志帝国斗争。这本书后来被送给了爱德华七世。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是爱德华七世的密使和仆人。当时，柏林见证了在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的斡旋下，德意志帝国和英国的关系逐渐“恢复”，德意志人也为此不断努力。然而，真实情况是，这是一次在德意志帝国屋顶下的“侦查性质的远征”。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为战争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英国通过世界大战表达了它对埃尔莫·霍尔丹勋爵的感激之情。因此可以说，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欺骗”了德意志人民。

爱德华·哈罗德·贝格比

这就是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的故事。后来，这个故事经常被政治领域的一些无知的业余人士提及，并在新闻界和人民群众中流传。通过埃尔莫·霍尔丹勋爵，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彻底毁掉了德意志帝国和英国之间的“和解”，因为我们执意要违背“所有明智的参事”的意愿引进海军法案。

第15节　阿尔巴尼亚的王位

1912年，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政权以及列强会选谁统治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许多人对阿尔巴尼亚的王位垂涎欲滴，甚至毛遂自荐，但并没有被列强选中。列强看中的一些人也被阿尔巴尼亚人拒绝了。我并不关心这件事，我认为“建立一个民族”最应该考虑的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人民的风俗习惯。

在阿尔巴尼亚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统治者统治一个王朝的现象。阿尔巴尼亚的部落被绵延起伏的大山包围、切断，这些部落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它们的政治体制与苏格兰的氏族制相似，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各占一半。

“复仇”是阿尔巴尼亚人世代承袭的古老传统，甚至不亚于抢劫或偷盗家畜的传统。阿尔巴尼亚的农业十分落后，农业水平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农具在大洪水之前已经开始使用。

阿尔巴尼亚的氏族首领在村子前面的大树下主持正义，就像古代的德意志人。每一个阿尔巴尼亚人都全副武装，是最优秀的射手。无论何时，只要氏族首领骑着马戴着头盔出现在当地居民面前，居民们就希望首领能送给它们一个叮当响的硬币作为祝福。首领有时会直接从马背上撒下一些硬币。当一个新政府成立后，如果不延续这一特殊传统，就会招致阿尔巴尼亚人的不满。

巴尔干战争[10]开始后，许多阿尔巴尼亚人来到土耳其生活。他们勤劳、智慧、坚忍不拔，很快在土耳其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受到当地人的重视。许多阿尔巴尼亚人成了土耳其政府的官员，其中一部分人从事外交工作，一部分人去了军队服役。年轻的阿尔巴尼亚贵族为能成为土耳其苏丹宫殿里的侍卫感到骄傲，他们并不是个个高大英俊，体格矫健。一些阿尔巴尼亚贵族是苏丹的亲戚。苏丹过去常娶一些阿尔巴尼亚大氏族的妇女为妾，以便在“复仇”时这些血缘弟兄可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此外，娶阿尔巴尼亚大氏族的妇女还有一个好处，即土耳其苏丹可以发现能影响阿尔巴尼亚氏族首领的一些秘密。阿尔巴尼亚人为土耳其苏丹提供武器、军火、校舍以及修建公路等，他们用这种不显眼的方式满足了自己的一些欲望。通过“结亲”，土耳其苏丹可以使这些经常制造骚乱的阿尔巴尼亚人变得安静，并对他忠诚。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选择一个伊斯兰教王子或埃及王子做阿尔巴尼亚的君主，当然这个候选人一定要非常富有，因为这在阿尔巴尼亚很有必要。我的建议没有被列强议会采纳，因为列强对阿尔巴尼亚人根本不感兴趣，只是想找机会在动乱的阿尔巴尼亚水域“钓鱼”，为自己的国家谋利。

第16节　与德意志帝国相反的选择

因此，当阿尔巴尼亚王位的最终人选是维德的威廉王子时，我一点儿也不高兴。维德的威廉王子是一位高贵、品格高尚的骑士，但我认为他不适合这个职位，因为他并不了解巴尔干的情况，没有能力接受这样棘手的任务。令我更不愉快的是，一个德意志王子获得阿尔巴尼亚的王位只能是自欺欺人，很明显协约国从一开始就会给他制造各种麻烦。当维德的威廉王子询问我的意见时，我告诉了他我的所有顾虑，并将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摆在他面前，建议他立即拒绝这一职位。但我不能命令他拒绝阿尔巴尼亚的王位，因为威廉王子作为家族首领，对这件事有最终决定权。

巴尔干战争中发起冲锋的保加利亚军队

维德的威廉王子接受了列强给他的候选人资格后，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接见了他。威廉王子显得有些优柔寡断，他只凭着一腔热情思考自己的新任务。因此，我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决定再努力尝试一次，劝阻这位年轻的候选人接受阿尔巴尼亚的王位，但还是徒劳。威廉王子的妻子野心勃勃，她在阿尔巴尼亚看到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女人的愿望就是上帝的愿望。”

维德的威廉王子与家人

卡门·席尔瓦[11]竭力劝说维德的威廉王子接受阿尔巴尼亚的王位，她甚至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仙境呼唤它的王子》的文章。

卡门·席尔瓦

善意的警告无济于事，我只能强烈建议维德的威廉王子在没有解决财务问题前不要去阿尔巴尼亚，因为我之前建议选择一位富有的统治者的原因现在已经显现出来。维德的威廉王子并不富有，他需要得到列强的“捐助”。这笔“捐助”的数额和分期支付方式引发了不愉快的争吵，列强最后只支付了一部分钱。

埃萨德·帕夏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潜藏在维德的威廉王子和阿尔巴尼亚政府中间。他是一个虚伪、爱惹是生非、贪婪的富家士兵，他对阿尔巴尼亚的王位觊觎已久，有许多武装追随者。他一开始就是维德的威廉王子的对手，并和意大利秘密联合。意大利也不支持维德的威廉王子。阿尔巴尼亚的新统治者如果从德意志帝国带来自己熟悉且忠于他的人马，这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但维德的威廉王子并没有这么做。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成了威廉王子的“秘书”，他们不仅损害威廉王子的利益，给他错误的建议，还在背地里暗算他。

埃萨德·帕夏

第17节　一个统治者的要求

维德的威廉王子在做准备工作时，阿尔巴尼亚出现了一本由奥地利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写的旅游小册子。这位军官用生动、清晰的语言描述了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地理气候以及贫穷落后的现状。

这位军官指出，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住在沿海地区，他必须和当地居民生活在一起，并绕国周游。由于落后的交通方式，统治者必须骑马穿过他的领地，用所有东方神话故事中提到的“金币袋子”装饰马鞍头，通过撒金币的方式统治当地人。另外，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还要紧密团结当地的部落，让这些部落听从他的统治，并召集武装力量维护自己的统治，镇压一切反动派。阿尔巴尼亚没有“部队”或“军队”的概念，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保住统治者的王位。

换句话说，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首先要过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的生活，而且要携带随时安营扎寨的帐篷和其他必需品以及必要的马匹。在第三骑士护卫团的骑兵中队中有很多已经适应这种生活的人，而且很多持矛骑士也非常喜欢维德的威廉王子，他们曾经宣布已经准备好作为志愿者陪同威廉王子前往阿尔巴尼亚。当然，对维德的威廉王子来说，有这些人的保护和服务比他自己毫无准备地接受阿尔巴尼亚的王位要好。

我建议维德的威廉王子尽快研究一下那本旅游小册子，按照上面的建议行事，尤其是有关选择居住地的建议。威廉王子的住处应该尽量远离列强军舰，这样他就不会被迫在列强的压力下采取行动，也不会使阿尔巴尼亚人认为他们的统治者需要这些军舰保护自己。我并不知道维德的威廉王子是否读了那本小册子，总之他后来采取的方针与我给他的建议完全相反。

维德的威廉王子和他的妻子去了阿尔巴尼亚，事情的发展跟我预料的一样。根据报道，到了阿尔巴尼亚后，威廉王子的妻子虽然是德意志人，但却在露台上用法语向阿尔巴尼亚人讲话，因为阿尔巴尼亚人不懂德语。都拉佐的“宫廷”仍然由外国人看管。维德的威廉王子没有骑在马背上，也没有撒金币，甚至他到达后根本没有在露台上露面，也没有将埃萨德·帕夏赶走。维德的威廉王子的冒险在人们的想象中结束了。

我前面详细描述了我在选择阿尔巴尼亚的统治者时的观点和态度，但现在谣言四起，目的是将我完全不知道的动机强加在我身上。在这件事情上，当我被别人质疑时，我还是会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学识给出最诚恳的建议。

1912年，应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邀请，我和他在波罗的海港口会晤。我已经修好了游艇。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游艇并列停靠，方便我们从一艘游艇走到另一艘游艇上。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孩子们以及随行人员都很友善、热情。他和我一起检阅了俄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骑兵护卫队。我们还一起在他的游艇或我的游艇上用餐。

我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港口附近的陆地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早晨。我是第八十五“维堡”步兵团的司令官。步兵团已经整理好队伍，军队先以游行的形式接受检阅，然后变成连营演习的形式，最后又以游行的形式结束。我对整个检阅过程非常满意。

第八十五“维堡”步兵团由四个营组成，士兵们都是野战装备，穿戴着灰褐色的衬衣和帽子，所有士兵的帽子都歪着戴在头上，使强壮的年轻士兵们的古铜色脸上的神态更显大胆。这些士兵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每个注视他们的人都显得非常喜悦。

第八十五“维堡”步兵团士兵

在这样一个美好、亲切的接待场合，我没有收到任何与巴尔干联盟有关的消息。

这是战争爆发前我最后一次去访问俄国。

[1]1911年7月9日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法德两国开始谈判，最后在1911年11月4日达成协议。德意志帝国承认法国是摩洛哥的保护国，并割让了位于今天乍得的一部分土地给法国，作为补偿德意志帝国得到了法国在非洲中部的殖民地。——译者注

[2]乔治五世（George V，1865—1936），英国国王。1892年初，乔治五世的哥哥阿尔伯特·维克多亲王意外身亡，他成为王位继承人。1901年祖母维多利亚去世后，乔治五世的父亲爱德华七世继位，他被封为威尔士亲王。——译者注

[3]指社会民主党人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们在1914年的投票上支持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积极投入战斗。——译者注

[4]威廉皇储（1882—1951）指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妻子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皇后的长子，他是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最后一位皇储。——译者注

[5]索姆河战役是英国和法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德意志帝国的一次战役。索姆河战役发生在1916年7月1日至1916年11月18日，这场战斗旨在加速盟军的胜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场上规模最大的战役。——译者注

[6]罗马尼亚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巴尔干战区的一部分。1916年8月至1917年12月，大部分罗马尼亚地区发生了战斗。罗马尼亚、俄国与英国和法国结盟共同对抗德意志帝国、奥地利和土耳其组成的轴心国。——译者注

[7]阿加迪尔危机又称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指1911年4月因大量法国军队部署在摩洛哥内地引发的一场短暂的国际危机。德意志帝国并不反对法国的扩张，但希望得到领土补偿，于是柏林威胁说要开战，并派出了炮舰，激起了德意志帝国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最终，柏林和巴黎通过谈判解决了危机。——译者注

[8]普通照会是最正式的一种照会形式，最初指对口头传达的信息的正式记录。——译者注

[9]选择使用英文是担心照会在翻译的过程中产生歧义或误解。——原注

[10]巴尔干战争包括1912年和1913年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两场冲突。四个巴尔干国家在第一次战争中击败了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在第二次战争中战败，这场战争为1914年的巴尔干危机埋下了伏笔，从而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译者注

[11]卡门·席尔瓦（Carmen Sylva），罗马尼亚王后（Queen of Rumania）。——原注

第6章

行政机构的同事们

我和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的合作非常愉快。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和我很投缘。他总能很快理解我提出的观点和建议，并坚定地支持这些观点和建议，然后全力以赴去执行。他在工作中很有干劲和毅力，而且积极乐观，非常有幽默感，能快速感知新事物，从来不会对突发事件感到不知所措，对政治和处事技巧也很精通。他似乎就是为了创造性合作而生。我毫无保留地信任他，而且从来不曾改变这份信任。我在与这位富有激情、睿智能干的顾问的合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在邮政部的工作非常出色，全世界都钦佩他。他将电话这一伟大发明广泛运用在公共服务领域，为了改进通讯技术不断进行开发研究。他在建筑领域也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改善意见，并得到了我的同意和支持。

当时，德意志政府的所有大型建筑项目都必须经过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调查后，才能投票决定是否修建。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工作效率低下，机构臃肿，而且非常落后。我曾亲身体验过。“白色画室”起初只是一座临时性的建筑，建造时并没有特别关注它的风格，最初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在印度的化妆舞会拉拉罗克纪念节时纪念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女儿夏洛特女大公和她的丈夫，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我命令建筑科学研究院对这座建筑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座建筑使用的全是劣质材料，它的主体结构已经锈迹斑斑，随时有可能倒塌，必须重新修建。

夏洛特女大公

沙皇尼古拉一世

建筑顾问伊内

我们与腓特烈太后[1]合作制定了计划。腓特烈太后称为“现代施吕特”的建筑顾问伊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但建筑科学研究院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建筑科学研究院的人认为应该保留“白色画室”的历史美感，不需要重新修建它。然而，当新的建筑完工后，以前持反对态度的绅士们都非常赞赏这座建筑。

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与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意见不合。他认为现存的许多邮局太过破旧，尤其是大城市的邮局，都需要修缮或拆掉重建。但由于建筑科学研究院效率低下和拘泥于繁文缛节，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提出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答复或被直接拒绝。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拇指法则[2]可以压倒一切。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认为在建筑或其他方面，年轻的德意志帝国必须给人留下强权印象，帝国邮局必须重新修建。他认为邮局的外观应该和所在城镇的风格协调统一，或至少符合各城镇最古老以及最重要的建筑风格。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第1节　打破建筑科学研究院的束缚

最终，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与建筑科学研究院闹翻了。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失去了耐心，他告诉我他已经将自己的办公室及其所在的建筑物从建筑科学研究院的监督中脱离了出来，并召集了一批建筑学家和官员组建了一个监督委员会，要求我终审一些重要的建造计划。我欣然同意。

海因里希·冯·斯蒂芬

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是一个热情的猎人。在宫廷狩猎时，我经常和这位与众不同、表里如一且忠诚可靠的官员及顾问交流。

我最尊敬的大臣是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他是我的财政大臣，他使普鲁士顺利完成了伟大的改革，为日后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这位机敏的政治家交流不仅让我身心愉悦，还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激励我奋发向上。

讽刺漫画：约翰·冯·米克尔的改革加重了帝国人民的负担

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对德意志帝国所有可能发生的事都了如指掌，令我非常吃惊。他在日常谈话中总是显得反应敏锐、机智幽默，他非常喜欢对一个话题进行解释和辩论，而且经常引经据典。他还十分熟悉历史，懂一些古语，因此他在报告中经常引用古罗马语、拉丁语中的警句格言支撑自己的观点，这些警句格言都是储存在他自己的知识库中，而不是来自格奥尔·格比希曼[3]的知识库。下达指示时，从来没有人厌烦他杰出的辩证法，他的听众经常听得津津有味，甚至不听完不会走。

当普鲁士保守党反对修筑中央运河[4]并导致修筑计划夭折时，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依然鼓励、支持我修筑大运河。在他的激励下，我告诉自己不能在这场战斗中输了斗志，并决心不打胜仗绝不罢休。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和我都知道荷兰以及法国的运河给当地带来了很多好处，相比遭遇困境的铁路，运河减轻了它们不少压力。在世界大战期间，我们本来可以通过自己从东到西的一条运输干线运输军火、伤员以及被封锁的物资、军需品等，以此减轻铁路的负担，利用铁路输送大量士兵，而且还可以解决煤炭短缺问题。另外，运河在和平时期更具优势。

约翰·冯·米克尔先生是德意志帝国和霍亨索伦王室最热心的拥护者。我认真倾听他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他坚持传统，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完全满足了新时代的要求，而且他能正确地欣赏有价值的东西。

我从一开始就一直关注铁路系统的建设。从有关民族防御的报告和总参谋部的投诉以及个人的观察看，我发现东普鲁士对铁路问题的忽视态度让人难以置信。俄国在边境上的兵力越来越稳定、强势，俄国的铁路系统也越来越完善。因此，德意志帝国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

威廉大帝统治的最后几年，他命令陆军元帅老毛奇汇报了当时的形势。当时俄国在法国的影响下大张旗鼓地向普鲁士的东部边境派军，关于大量俄国骑兵是否会突然进入普鲁士、波森、西西里亚的猜测引发了人民的忧惧。阅读民族防御报告时军需主任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和我都在场，我们决定让普鲁士的军队向东转移，抓紧时间完成被遗忘的铁路建设。

实施威廉大帝曾经颁布的措施需要时间，特别是由于新的铁路桥要通过维斯瓦河和诺加特河，这项工作必须由军方当局去完成。但官方代表艾伯特·冯·迈巴赫大臣依然强烈反对这么做，因为铁路被视为“民族的钱罐子”，所以德意志帝国的政府只愿修建“可以赚钱”的铁路，对为保卫祖国而设计的军用线路心存偏见，原因是修建军用线路会减少盈余资金。

艾伯特·冯·迈巴赫

我继承皇位后，打算实现威廉大帝的计划。每个手持1888年铁路地图的人都会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德意志帝国的东边尤其是东普鲁士竟然没有铁路网。通过对比1888年的铁路地图和1914年的铁路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间这些年德意志帝国的发展。如果当时我们有铁路网，也许会在1914年失去东部领土。

毫无疑问，艾伯特·冯·迈巴赫大臣在促进铁路系统的建设方面提供了重要建议。他考虑到了西德快速发展的工业的需求和前景，也考虑到了军队的需要。然而，他在任期内却忽视了东德铁路线、桥梁以及铁路车辆等方面的建设。如果当时军队人员已经开始流动，那么有必要转移几百辆火车去东边保证总参谋部的部分需求。当时通往东边的唯一路线是地尔斯巧和马林贝格的两条陈旧的高架桥。但总参谋部坚持己见，甚至为此和艾伯特·冯·迈巴赫大臣发生了几次争吵。

直到卡尔·冯·蒂伦上任，由于他自我牺牲的工作精神，事情才有了转机，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卡尔·冯·蒂伦准确认识到了军队的需要，因此他积极推动建设东边铁路系统。他是一个能干、勤奋、具有老普鲁士特色的忠实官员，对我非常忠诚，我也很敬重他。和约翰·冯·米克尔先生一样，卡尔·冯·蒂伦一直支持我，为中央运河的建设与建筑科学研究院斗争。在易北-特拉韦运河的开通仪式上，他当着我和一大群人的面说：“我们将修建中央运河，必须这么做。”这是他的行事特点。我和他的关系一直很融洽。

虽然德意志帝国拥有西部铁路系统，但从军队的流向和部署看，铁路建设和帝国的实际需求仍有很大差距，而且许多线路需要修改。从莱茵河到美因兹只有一条铁路桥，而且美因河只穿过法兰克福。总参谋部已经要求改善这里的铁路状态。幸运的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交通是朝一个方向。譬如，如果一个来自西边的旅行者希望去地处托罗特山脉的其中一个水域，或莱茵河右岸火车站附近的某个地方，他可以先到法兰克福，然后沿着来时的方向返回，虽然他在美因兹，但几乎就在威斯巴登的对面。

卡尔·冯·蒂伦

易北-特拉韦运河的开通仪式

赫尔曼·冯·布德负责前去完成铁路修建工作。作为总参谋部的铁路部门领导，赫尔曼·冯·布德早已因为出色的工作能力、充沛的精力以及决策时的果断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经常向我汇报铁路系统的漏洞，这些漏洞可能会阻碍军队在东西战线上的快速部署。他也指出了俄国和法国在这一方面做的准备工作，因此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以民族防御为前提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赫尔曼·冯·布德

当然，在铁路建设方面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铁路可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但目前德意志帝国的铁路系统还无法满足这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因为用来缓解铁路负荷的运河还没有开始修建。两边前线的战争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技术方面讲，我们的铁路还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部分阻碍是财政造成的，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军事需求的关注。俄国在法国的资助下正在修建针对德意志帝国的大型铁路网。另外，法国也正在延伸专门用来部署针对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的三轨铁路系统，但德意志帝国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赫尔曼·冯·布德立即投入工作。他在美因兹的莱茵河上修建了第二条铁路大桥，此外，地处考斯塞姆的美因河上的桥、沿莱茵河右岸连接威斯巴登必经的岔道和环路以及比布里希-莫斯巴赫的三角路段的桥都已经修建完成。在组织和培训铁路员工方面，赫尔曼·冯·布德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他不仅组织壮大了铁路职工队伍，还非常关心自己的下属。

我非常尊敬这位精力充沛、积极向上的大臣。我为他因身体原因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深感遗憾。

保罗·冯·布赖滕巴赫是我修建铁路计划中的另一位重要的协助者和合作者。经过多年的历练，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已经声名显赫。他不但受人尊敬、乐于助人、造诣全面，而且政治眼光敏锐、工作能力突出、积极进取。我与他一直保持着亲密关系。

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和总参谋部在军事事务上有合作，因为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坚信必须加强德意志帝国的防御体系，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敌对攻击。我们计划在吕德斯海姆、新维德和洛勒莱修建三条新的莱茵河大桥，这三座桥直到战争期间才完工，它们分别被称作“王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我们在东边延伸了铁路站点和桥梁，并修建了新的铁路线，其中一些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期间。

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在西边负责的重要工作包括在科隆修筑取代破旧的叉架桥的大型铁路桥，在拜恩塔附近修筑一座用于货运的新桥，在埃菲尔山脉修建新的铁路线。此外，在我的特别建议下，他负责修建了贯通吉森到威斯巴登的铁路，包括重建这段路线上的洪堡和威斯巴登两个火车站，以及在法兰克福和赫希斯特修建会车的环形路，而且还提供了从弗拉兴到陶努斯的直通车。

这些工作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譬如我们曾经遭到了法兰克福的旅店老板们的暴力攻击，他们对拆除法兰克福火车站很不满，因为以前的旅客都要在这里换乘，所以经常会留宿一晚。现在车站被拆除，他们失去了很多顾客。这也是人们强烈反对在赫希斯特修建环形路的原因之一。

修筑中央运河的斗争终于落下帷幕，德意志帝国最终决定实施我的方案。在保罗·冯·布赖滕巴赫的领导下，这项修建工作由多个部门联合推进。已经交付使用的部分中央运河完全达到了预期效果。

修筑中央运河期间，非常棘手的威廉皇帝运河的延长和加深工作也告一段落，这项工作相当于再修筑一条新的水路。埃姆登大船闸也已经完工。在桥梁和船闸施工领域，这些都是非凡的成就，获得了世人的赞赏。譬如，在船闸修建方面，我们修的船闸在体积上已经远超巴拿马运河的船闸。负责修建船闸的官员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些艰巨的任务。因为建造工作掌握在帝国手中，所以大多数修建工作都是在普鲁士交通内阁的合作监督下进行的。

我经常去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家里拜访他。我在他家里常有机会和他以及一些知识分子谈论商业、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有机会遇到许多杰出人士并和他们讨论一些重要问题。所有的大型火车站、船闸、桥梁的修筑计划和草图都会在动工修建或重修前交给我审阅，之后有关部门还要向我汇报相关工作。

德意志帝国大建设时期的海报，背景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工程，上面的人物为威廉二世（上）、艾伯特·冯·迈巴赫（左上）、卡尔·冯·蒂伦（左下）、保罗·冯·布赖滕巴赫（右上）及赫尔曼·冯·布德（右下）

在建设和完善德意志帝国的交通上，为了做如下说明我有意介绍得特别详细：第一，一个君主如何通过个人促进国家的发展；第二，如果君主排除政党因素作出选择，他如何选择有才干的人担任各个部门的要职；第三，如何让君主与各部门的要员真诚合作，让君主信任他们，以便取得最大的成果。我和政府各部门一起做的每一件事都光明正大，我们之间也真诚坦率，大家一起为了祖国的发展和繁荣以及提高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懈努力。

因此，我和公共信仰与教育部在一些常规事务上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古斯塔夫·冯·戈斯勒先生和奥古斯特·冯·特罗特先生是这一部门最重要、最杰出的两位人物。在公共信仰与教育部，阿尔托夫是唯一的天才型长官。

我自己的上学经历使我了解了教育制度中高中学校的黑暗一面。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语言训练导致了教育的片面化。

1874年至1877年，我在卡塞尔高中学习，当时我注意到虽然大多数男生对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新帝国的热情很高，但大家都没有正确的德意志观，缺乏“我是一个德意志帝国公民”的民族自豪感。后来，我在萨尔堡的奠基仪式上向人们强调了这一点。鉴于陈腐、过时的课程，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唤起新生代的民族意识，以及在年轻人心里打下爱国的坚实基础等都超出了学校教师的能力范围。

同时，学校教育忽视了德意志帝国的历史，而学习历史可以使年轻人的心灵焕发光芒，增强他们的爱国意识，唤起他们对民族未来的强烈责任感。但学校并没有将1815年以来的德意志帝国的近代史介绍给孩子们。我们培养了年轻的语言工作者，却没有培养出可以建立更繁荣的年轻帝国的务实合作的德意志公民。

威廉二世在萨尔堡

换句话说，有自觉意识的年轻德意志人民还没有出现。我的同班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型读书俱乐部，为了消除他们狭隘的、阻碍德意志帝国发展的观念，我经常试着给他们灌输一些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观。海军上将莱茵霍尔德·冯·韦纳尔的《德意志帝国舰队之书》是为数不多的杰出著作之一，这类作品可以激发学生对德意志帝国的热爱之情。

除了教育上的片面化，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年轻人规划自己职业时的倾向。大多数年轻人渴望成为政府官员，认为律师或法官是最有价值的职业。

毫无疑问，这种倾向是普鲁士过去的社会状况对年轻的德意志帝国造成的影响。只要我们的国家由政府和行政部门组成，年轻人在规划自己的未来时就会出现这种倾向，这一点不难理解，也合情合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官员组成的国家，为国家服务是年轻人可以选择的正确道路。相比之下，同时代的英国年轻人显得独立自主，精力旺盛，他们可以谈论对殖民地的侵略、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探索，以及英国商业的开拓等问题。英国年轻人希望在先辈们的基础上通过自己自由的、务实的行动使大英帝国变得更强大，而不是仅仅成为一名政府雇员。当然，在英国已经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时，德意志帝国还是官吏之地。因此，相比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英国的年轻人有更远大的目标。

然而，德意志帝国现在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和政治行列，作为不可忽略的问题，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转变志向。因此，我在执政的最后几年常常十分担忧地将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与骄傲的英国年轻人做比较。英国年轻人很少学拉丁语和希腊语，但我们的孩子由于在这些课程上过度用功，个个脸色苍白。当然，德意志帝国也有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但服务祖国不是沿着一条确定的、官方认可的道路走下去，而是独立竞争，然而这种思想在德意志帝国很少见。因此，我提倡德意志帝国向英国学习，我认为在没有偏见的情况下，带着虚心求教的目的去世界各地比带着有色眼镜闯荡世界更明智。

有了这样的认识做基础，尽管语言教育工作者以及内阁和学校内外都强烈反对，我还是为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争取到了教学改革的机会。不幸的是，改革并没有按照我的意愿进行，也没有取得我期望的成果。

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通过他的《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将日耳曼思想中最优秀的部分宣传给了无知的德意志人民。然而，德意志人民的萎靡不振证明一切只是徒劳。虽然大家都会哼唱《德意志帝国高于一切》，但德意志人民却经常听从敌人的命令，允许自己的皇帝下台，允许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甚至听命于文化上不如他们的俄国罪犯，在自己的军队英勇战斗时从背后捅一刀。

如果所有的德意志人民都接受快乐的教育，都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会出现衰退。

但事实是德意志帝国的衰退发生在举世瞩目、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一点很让人费解，因为虽然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由于过度用功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也没有像英国人那样通过体育训练强身健体，但在世界大战中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战绩，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如果按照正确的方向培养年轻人的优良品质，那么1914年至1918年发生的事表明德意志人民可以做到更优秀。1914年8月4日，由来自各个阶层的杰出人士构成的朗厄马克的英雄们[5]从长期的战争中成长起来，他们抹掉了身上的庸俗气，全身心投入到伟大的事业中，体现了德意志人民英勇的一面。希望德意志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自己可以更好，希望他们能领会真正的德意志精神，使自己变得更优秀！

弗里德伯格阁下担任了司法大臣一职，他是我父亲最亲密、忠实的朋友，我小时候已经认识他，当时他很受我父母的欢迎。这位淳朴可敬的人和我一起享受着我父母的关心。

后来，我时常和汉斯·哈特维希·冯·贝泽勒打交道。在汉斯·哈特维希·冯·贝泽勒的家里，我经常听到一些著名的律师非正式地讨论许多有趣的法律问题，也接触到许多杰出的律师。我对律师这一职业并不感兴趣，因为律师往往在法律领域太过教条，而且学究气重、脱离现实，与我的观念差别很大。但《公民法律书》的编纂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出席了处理编撰问题的会议。我很骄傲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可以在我执政期间完成。

汉斯·哈特维希·冯·贝泽勒

访问英国期间，我在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家里遇到了英国皇家首席大法官。我问这位伟大的法学家是如何看待德意志帝国的法律管理及相关工作的。他回答：“你们依靠法律文件办案，我们依靠法律精神和内容办案。”

我经常认为德意志帝国的不幸是因为没有在交通、街道相关的案件中引入英国“警察法庭”式的迅速办案程序。在英国，这类案件在第二天就可以给出判决结果。然而，德意志帝国往往需要耗费几个月时间搜集证据，审问证人，最后在案件已经被遗忘很久后宣布一些无关紧要的判决。德意志帝国新闻界也应该引进诽谤罪的处罚标准，这样的处罚在英国已经成为惯例。

我时常指出威廉皇储和财政大臣肖尔茨在参加会议时毫无存在感。迈内克阁下在会议中非常惹人注目，他在财政内阁担任副国务秘书。因为财政内阁和许多内阁有交往，所以这一职位显得非常重要。迈内克阁下总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微笑着找到走出困境的最好办法，并为自己赢得了声誉。

财政大臣肖尔茨

肖尔茨对工作尽职尽责，也很能干，但他没有将枯燥乏味的税收工作或类似的工作变得有趣，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趣，更没有对这些工作作出任何改变，直到才华横溢的约翰·冯·米克尔先生接管财政内阁后才有所改观。当约翰·冯·米克尔先生向我汇报有关普鲁士的财政改革时，他提出了三点计划：谦虚、适度、有抱负。令约翰·冯·米克尔先生感到高兴的是我毫不犹豫地决定采纳第三个计划。改革实施后，我和他都很满意。

内政大臣杰斯科·冯·普特卡莫先生在任职九十九天后被迫离职，这使威廉皇储感到十分悲伤。杰斯科·冯·普特卡莫先生是一个能干又可靠的老普鲁士官员，对君主非常忠诚，他也是一个老派的波美拉尼亚人，一个典型的贵族。有传言说腓特烈太后曾用计谋将他赶下台，但事实并非如此。腓特烈太后喜欢英国的自由主义，不喜欢这位守旧的普鲁士保守党，但她不应该为杰斯科·冯·普特卡莫先生的离开受到责备。俾斯麦当初只是将杰斯科·冯·普特卡莫先生挤到一边，或许他是顾及到了腓特烈太后。

内政大臣杰斯科·冯·普特卡莫

我对林业及其实际情况的改善很感兴趣，尤其是因为重新造林可以创造新的黄金储备量。

除了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最能干的农业和林业大臣是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为了改善气候环境防风固沙，不遗余力地在东部种植了大片森林，为防范俄国的入侵提供了天然屏障。与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一样，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延修道路，打开了东部的森林保护区，促进了木材的运输，帮助德意志帝国在和俄国的木材生意竞争中取得了进展。

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

两位大臣和我一起努力培养优秀的普鲁士林业人才，提高林业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并帮助他们晋升。这些官员对工作恪尽职守，对皇帝忠心不二，因此他们值得受到更好的待遇。

德意志帝国的富强确实需要依靠这些诚实、勤劳、朴实的劳动人民。我期待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的才干和政治家般的精明能使我们的祖国恢复实力。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一直很清楚自己的奋斗目标。

在多次和这些优秀的猎人、行政管理人员的狩猎探险中，我从林业部门的领导弗雷尔·冯·赫弗尔、约赫姆塔尔、绍夫海德和冯·斯腾伯格以及斯特科内·罗民顿身上学到了许多与林业相关的知识。

俄国在保护野生动物方面一直很积极。沙皇尼古拉二世听说罗民特有上好的雄鹿鹿角，于是他希望波兰的什保洛也能产出这种鹿角。一年夏天，冯·斯腾伯格被派到什保洛的狩猎者小屋，专门负责为这一项目提供建议。

一位住在山林小屋、负责当地狩猎的将军热情接待了冯·斯腾伯格。冯·斯腾伯格注意到那里所有的公寓，甚至没有人住的公寓都在供暖。他提出这样会浪费大量木材，但负责狩猎的将军耸耸肩说不能这么看待这件事，因为沙皇尼古拉二世随时会来。因为这位将军不知道保护区的事，而且对喂养野生动物一无所知，所以当地政府派来了一位德意志籍的猎场看守员。

冯·斯腾伯格在巡察过程中发现当地许多地方的草地可以改成牧场或建成优良的喂养基地，他提出这种安排非常有必要，因为他注意到梅花鹿已经开始大范围脱换鹿角，可能会对森林造成很大破坏。

但猎场看守员伤心地摇摇头，说他已经就此事上报过很多次，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梅花鹿吃的干草必须通过火车从黑海运来，但有时根本没有运来，有时耽搁很久才会运到，干草被运到时都变质了。猎场看守员说他也无可奈何，因为运输干草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而许多人会从中牟利。

猎场看守员还说他在梅花鹿的肠子里发现了许多木头碎片，为了证明梅花鹿没有吃饱，需要查看养殖基地。从圣彼得堡派来的一队兽医负责调查这件事。这些医生在什保洛吃住了几个星期，费用都由沙皇尼古拉二世承担，他们杀死了许多梅花鹿做检查，然后会诊。报告结果是这些梅花鹿的胃里确实有木材，这说明它们可以以木材为生，因此无需建立养殖基地，从黑海运来的干草也足够补充这些木材。虽然冯·斯腾伯格提供了很多建议，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威廉二世查看被杀的梅花鹿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不禁想起伯恩哈德·冯·比洛特别喜欢讲的他在圣彼得堡逗留期间发生的一件趣事。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圣彼得堡参加了杜尔诺沃夫人举办的沙龙，社会各界人士经常通过这种沙龙相聚。一天，一位著名的将军向女主人抱怨他现在被金钱问题困扰，这使他很不高兴。显然，他希望自己的艰难处境可以博得大家的同情，但杜尔诺沃夫人粗暴地反驳道：“我亲爱的将军，你在玩一些肮脏的把戏时，一定要确保成功！”

在挑选帝国邮政部的国务秘书时，我拒绝了许多候选人，最终选择了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的工作非常出色，很像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他很务实，而且有经济头脑，对经济很了解，精通金融事务，有天生的管理才能；另外，他做事敏捷果敢，说话诙谐幽默、能言善辩，对工作充满热情，在世界邮政服务以及无线电报方面是一位先驱性人才。他曾在齐藤骠骑兵团[6]担任上校，为祖国服务时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德意志帝国永远不会忘记他。

与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的事业形成有趣对照的是一个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轻骑兵军官。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东正教教务委员会非常不满，于是将委员会的领导赶走了。不久，沙皇尼古拉二世视察了由普罗塔斯索夫上校指挥的轻骑兵卫士团。沙皇尼古拉二世对这个团的军演和表现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普罗塔斯索夫上校说：“这个团表现得非常好，我很满意，现在我任命你为东正教教务委员会行政长官，你必须为我管理好这个团。”无论是轻骑兵卫士团的指挥还是普罗塔斯索夫上校的下属，他们听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话后都非常惊讶。

齐藤骠骑兵团士兵及装备

这里还必须提到一位非常优秀、值得敬仰的人——默勒大臣。默勒大臣和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都来自比勒费尔德，他们注定是我的老师，并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默勒大臣在立法机关是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为人正直，带有威斯特伐利亚人的特点，有丰富的从商从政经验，因此他在自己的政党内部和帝国国会中都很受人尊敬。

当伯恩哈德·冯·比洛建议我任命默勒担任大臣时，我说他是一名民族自由党，也是帝国国会成员，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伯恩哈德·冯·比洛认为民族自由党会对这一任命感到高兴。我说普鲁士国王的内阁不能也不应该是一个政党内阁，它必须完全独立于其他政党。虽然我非常尊敬默勒大臣，但立法机关里的每个成员都想当大臣，如果默勒成了大臣，对他的任命可能会激起其他政党获得内阁席位的野心，没有人能够预见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帝国国会也不能没有默勒大臣，因此我不希望选他担任内阁大臣。

虽然我强烈反对，但伯恩哈德·冯·比洛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默勒最后当了大臣，和我相处得很融洽。然而，我之前的预言很快变成了现实。由于默勒大臣政党内部的竞争，他被迫辞职。

[1]腓特烈太后（Empress Frederick），即腓特烈三世之妻，德皇威廉二世之母。——译者注

[2]拇指规则指基于实践经验而不是理论获得的容易学习并且容易应用的程序或标准，也称经验法则，是一种适用范围很广的法则。——译者注

[3]格奥尔·格比希曼（Georg Büchmann，1822—1884），德国语言学家，编纂了《名言格言大辞典》，1864年出版，后来经过多次扩充和修订，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译者注

[4]中央运河指莱茵-威悉-易北（Rhine-Weser-Elbe）运河。——原注

[5]朗厄马克的英雄们是指参加过三次伊普尔战役的战士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意志帝国军队第一次在西部前线朗厄马克发动毒气战，那些具有牺牲精神的年轻人组成了朗厄马克第二十七党卫军志愿师。——译者注

[6]齐藤骠骑兵团是建于1730年的普鲁士军队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陆军的一个骑士团，以它的第一任上校汉斯·约阿希姆·冯·齐藤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第7章

科学和艺术

公共信仰与教育部负责很多事，包括刺绣艺术、科学、调查研究、医疗等。我对这些庞杂宽泛的领域一直很感兴趣，并为推动这些领域的发展付出了很多努力。

技术中学的发展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日渐重要的技术工作吸引了大批有才能的年轻人投身这类学习机构，技术中学的教师以及获得学位的年轻工程师取得的成就给德意志帝国带来了新的荣耀。

在夏洛特堡的教师中，阿道夫·斯拉贝教授是其中最杰出、最著名的教授之一。他生前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在与他极富感染力的谈话中，我总能听到一些最新的发明，有些信息是在他的实验室里听到的，有些信息来自勃兰登堡森林里的狩猎小屋。我和皇后以及几位好朋友一起围坐在小屋里，认真聆听阿道夫·斯拉贝教授的讲话。阿道夫·斯拉贝教授对我很亲切，他总能用令人振奋、极具吸引力的方式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每次和他谈话我都很高兴。阿道夫·斯拉贝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对他一直心怀感激。

受技术中学以及阿道夫·斯拉贝教授、奥托·因策等人取得的成就的影响，我决定在普鲁士的上议院授予技术中学与高中和大学同等的权利。但大学向公共信仰与教育部提出了强烈抗议，随后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很多人反对学者们古典科学式的傲慢。最后，我只能通过颁布法令实施我的计划。阿道夫·斯拉贝教授在他的实验室里收到了我的电报，当时他正在讲课，他将消息告诉学生们后，学生们高兴地大声欢呼。技术中学值得被授予这些荣誉。

各国对世界市场及商品出口的争夺日益激烈，为了激发德意志帝国科学家们的潜能，必须给予他们更多自由，给他们提供安静的工作环境和充足的物质保障。许多重要的学者同时兼任教师，这阻碍了他们的科学研究，他们只能利用假期做科研工作，因此他们负担过重，工作量很大。这种情况必须加以改善。

阿道夫·斯拉贝教授

第1节　化学研究

在化学领域，奥古斯特·冯·特罗特先生和内阁长官奥尔索夫对相关事情了如指掌，他们帮助我创建了德皇威廉协会，并且拟定了相关管理章程。德皇威廉协会在短暂的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通过几次大会我认识了化学领域的一些成功人士，后来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并访问他们的实验室，了解了他们的工作过程。这些化学家创建了新的实验室，经费由参议院及其成员资助。

威廉二世出席德皇威廉协会揭幕仪式

我为自己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我的努力对祖国未来的发展帮助很大。化学家们的发明使整个国家受益，这些发明在和平时期前途一片光明。奥古斯特·冯·特罗特指导化学领域的工作，优秀的专家负责相关研究。不幸的是，战争夺走了一切。现在，我无法再和德皇威廉协会的同事谈论相关事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打击。我多么希望德皇威廉协会可以继续存在，为化学研究和祖国的利益服务！

我邀请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到柏林一事招致了众人对我严厉的批评，右翼神学家和东正教分子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因此，我向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寻求帮助。辛兹佩特博士认为如果我轻易妥协将对柏林和普鲁士造成巨大损失。于是我坚持邀请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来柏林。最后，我如愿以偿。

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

我现在依然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反对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与这位充满激情的知识分子交流让我受益匪浅，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作为皇家图书馆的领导和德皇威廉协会的会长，阿道夫·冯·哈纳克教授创造了许多奇迹，这位神学家做过有关科学、研究、发明、化学等方面的内涵丰富的演讲。我常常很乐意谈论他的个人魅力和劳动成果。

柏林大学的埃里希·施密特教授也是我的朋友，他经常来我家。我和这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在聊天中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傍晚。

埃里希·施密特教授

保罗·席曼教授非常欣赏我的自信。他是一位正直、土生土长的波罗的海人，也是一个完全战胜了斯拉夫人的傲慢、拥护德意志帝国思想的人，更是一个有学识的政治家、优秀的历史学家和作家。我经常向保罗·席曼教授请教一些政治和历史问题。我非常感激他给了我很多尤其是关于东方的好建议。保罗·席曼教授经常来我家，也常陪我去旅行，譬如去丹吉尔。他在我和其他官员的谈话中听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政治机密，但他一直保守着这些秘密，因此我非常信任他。波罗的海各省解放后，我很乐意任命这样一位吃苦耐劳的人担任塔尔图大学的学监。

第2节　我对俄国问题的看法

我和保罗·席曼教授对俄国问题的看法非常一致。1905年，在我和罗斯福总统的共同努力下，俄国和日本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随后，柏林外交部的许多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对俄国会走怎样的政治路线感到困惑。总的来说，大家认为俄国对自己的战败感到很气愤，因此它可能会和西方站在一起，譬如德意志帝国，以便找到新的靠山和盟友帮助自己复仇，夺回失去的土地和荣誉。

我的观点与众人的不同，但我不会在官方分享我的观点。我认为俄国人是亚洲人和斯拉夫人。作为亚洲人，尽管战败了，他们仍然倾向支持日本；但作为斯拉夫人，他们愿意和可以证明自己的强大的国家结盟。因此，虽然俄国签署了《比约克条约》[1]，但它仍然会选择与日本团结在一起而不是选择德意志帝国，以后甚至会反对德意志帝国。由于我的观点太过“荒唐”，大家对此嗤之以鼻。

美国总统罗斯福

《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俄代表与东道主美国代表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北极星”号游艇

我征求了保罗·席曼教授对此事的意见，但我事先没有向他透露我的想法。当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时，我非常高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次讨论这一重要外交政治问题时，只有保罗·席曼教授和我持相同观点。

事实证明我和保罗·席曼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柏林那些所谓的“俄国问题专家”和官方人士都错了。

第3节　对建筑的兴趣

在我开始执政的前几年，有很多重要的建筑工程亟待完成。

首先，我祖父母的陵墓上需要树立一块与其身份相称的纪念碑。夏洛特堡旧陵墓的面积不够大，必须再建一座。不幸的是，威廉大帝为这项“额外的工程”留下的建设资金在我父亲执政的九十九天里全部被挪用。因此，我被迫让王室承担了这笔额外的建造费用。我父母亲的陵墓坐落在马利，由我母亲负责规划和设计，我也得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

我命人对皇家宫殿和地方上的宫殿尤其是地处柏林的宫殿做了详细的鉴定，结果表明，这些宫殿的卫生、舒适度等条件都很糟糕，需要进行修缮，而且迫在眉睫。我在三十年的执政生涯中将这些宫殿都进行了修缮，所有工作由我和建筑设计师、艺术家等人共同完成，譬如伊内。我们精心计算预算、认真审查、反复校正、监督后期工作，直到完工。同时，我们对我的祖先们的传统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虽然这些工作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也考验了我的耐心，但我依然从中得到了无限的乐趣。

修复柏林宫殿时，腓特烈太后对宫殿的外观风格严格把控，对细节问题也极其认真，力求用物质弥补这座宫殿过去受到的伤害。我母亲的表达应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她说：“任何风格只要是纯洁的，都是好的。”伊内过去称“折中主义建筑”是“不彻底的风格”，他的最后一项工作是修复美术馆，不幸的是，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工作就与世长辞了，这项工程在战争爆发后的前两年才完工。我祖先的陵墓建造工程既给我带来了痛苦也让我感到骄傲，但后来在战争期间却遭到了革命者无情地炮轰、攻击、劫掠甚至破坏。

这些建筑修缮工程以及前文提到的白色画室的修复，不管其形式是专制、宪法还是民主的，都是每个政府应尽的职责。修缮这些建筑不仅为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标准，还成了鼓励艺术家发展艺术的一种方式。

柏林宫殿修复后威廉二世与家人的合影，中间而站者是腓特烈太后

我度假期间一直专心学习考古艺术，积极投身考古工作。在考古方面，我认为要想发掘古希腊艺术发展的根源，应该架设或找到一座桥梁，努力在西方世界中寻找东方文化的影响力。我觉得亚述研究[2]很重要，因为它可能对解释《旧约》甚至整本《圣经》有一定辅助作用。因此，我接受了德意志东方学会主席一职，积极投身到东方文化的研究中，并为此竭尽所能，我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一场关于古迹勘探结果的公共讲座。我直接对德意志东方学会负责，所有在尼尼微、亚述、巴比伦、埃及和叙利亚的发掘工作的相关细节直接向我汇报。我还经常亲自和土耳其政府协商古迹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德利奇教授是德意志东方学会的会员，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巴别塔和《圣经》的演讲，这些演讲在当时非常著名，但也备受攻击。虽然一些听众经常和教会来往，但因为大多数人太无知而且没有做过准备工作，所以德利奇教授的演讲总是遭到各种误解。

我详细描述这件事是因为我意识到了亚述研究的重要性，也得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支持，包括不同教派的牧师，但仍有一大部分民众不理解这种研究，因此我邀请了自己信赖的朋友、才华横溢的戏剧导演迪特里希·冯·胡尔森-黑泽勒伯爵帮忙。迪特里希·冯·胡尔森-黑泽勒伯爵经过长期的筹备，由德意志东方学会赞助，制作了一部戏剧——《亚述巴尼拔》[3]。我们邀请了其他国家的所有亚述学者前来参加彩排。大家汇集在剧院里，其中不乏大学教授、新教徒牧师、天主教牧师、犹太教徒以及基督教徒等。许多到访者向我表达了他们的谢意，感谢我通过这次表演告诉大家我们取得的成就，并再次向公众传达了亚述研究的重要性。

德利奇教授

在科孚岛度假其间，考古和发掘工作也带给我很多乐趣。考古工作者在科孚岛乡镇附近意外发现了戈尔贡[4]的浮雕头颅，我直接负责这项考古工作。我请来了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及希腊古董研究专家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负责挖掘工作，他和我一样对古希腊社会充满好奇，并成为我忠实的朋友。他在古希腊和亚盖亚人的建筑、风格研究方面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指导意见。

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左上）与他的考古团队

第4节　《伊利亚特》成了指南

听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朗读、解释古老的《荷马史诗》，根据史诗的描述和提示绘制一张地图，然后确定古代亚盖亚的位置是一种享受。后来亚盖亚地区被多立克移民摧毁。古代被驱逐出去的居民似乎经常用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命名新的居住地，因此地理位置的识别工作变得异常困难。尽管如此，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就像带了一本旅行指南一样，一直随身携带着荷马的诗。他还通过荷马的详细描述发现了诗中提到的很多地方的确切地理位置。

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激发了我对考古的兴趣，于是我和皇后在他的陪同下，乘船亲自去验证这些地方是否真实存在。我们去了莱夫卡斯岛的伊萨卡岛，还去了很多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因《奥德赛》出名。其间，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读了《荷马史诗》中提到的每一个地方。我很诧异我去的这些地方和史诗中的描述竟然惊人的一致。

在科孚岛，由我发起、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指导的发掘工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考古人员找到了多立克远古时期的早期艺术品。戈耳贡的浮雕作品引起了业界对它的多种理论假设和猜测，其中有的可信，有的不可信，但也有一些刻薄的言论。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我苦苦寻找的连接亚洲和欧洲桥梁之间的支柱正在形成。

我定期将报告发给考古协会，并从雅典请来著名的卡罗教授和我一起工作。1914至1915年的冬季，我一直忙着准备面向公众的演讲，搜集大家对存在争议的问题的讨论意见，并希望众人能客观公正地解决这些问题。英国和美国的考古工作者经常到科孚岛考察，他们的到来对我来说是件幸事。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以前的学生现在在小亚细亚半岛工作，他们经常热心地为一些难题提供线索。我很喜欢听这些人讲他们有关亚洲对早期希腊艺术的影响的见解。在科孚岛的考古工作中，他们发现了许多希腊与东方的联系。1914年，海德尔堡的弗里德里希·冯·杜恩教授来到科孚岛参观我们的发掘基地，经过一番彻底调查，他对威廉·德普费尔德教授和我的观点给予了肯定。我会专门就我在科孚岛的考古工作写一份总结性的报告。

1914年春天发生的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被起诉因抢劫和征服欲引发了世界大战。当我还沉浸在探索古希腊文化、讨论戈耳贡和多立克圆柱以及荷马的考古工作中时，起诉我的人已经和俄国联合，并在高加索附近动员人们反对德意志帝国。1914年初，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被问及他的旅行计划时，回答道：“我今年会待在家里，因为我们要开战了！”

[1]《比约克条约》是德皇威廉二世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7月24日签署的一份秘密共同防御条约。——译者注

[2]亚述研究不仅研究亚述的考古、历史和语言，还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使用楔形文字的相关文化进行整体研究。——译者注

[3]《亚述巴尼拔》讲述的是新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君主亚述巴尼拔的故事。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68年至公元前627年在位。他因在尼尼微的皇家宫殿收集了大量楔形文字文件闻名，也以残酷对待敌人闻名。他是少数几个能读懂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国王之一。——译者注

[4]戈尔贡，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原注

第8章

我和教廷的关系

有关我和教廷关系的解释已经有很多文献资料，我也说过很多。我还是普鲁士王子并在波恩读书时，已经意识到文化斗争在其最后阶段的不利影响。宗教分歧会导致不同宗教间的敌对状态。譬如，我在一次狩猎探险中，被莱茵兰地区莱茵河-威斯特伐利亚家族最重要的贵族拒绝，这个家族属于教皇权力至上政党。当时，我决定为了民族利益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让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和平相处。不过这类文化斗争在我继承皇位前已经结束。

我耐心、真诚地与主教相处，也与其他宗教人士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大主教胡贝特·特奥菲尔·西马、权威神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冯·舒尔特博士、采邑主教阿道夫·伯特伦、主教安德里亚斯·蒂尔、大主教米夏埃尔·冯·福尔哈伯以及红衣主教费利克斯·冯·哈特曼。这些人个个出类拔萃，为主教区无私奉献，在战争期间证明了自己对皇帝和德意志帝国的忠心。同时表明我成功拨开了文化斗争的迷雾，使我的天主教徒和其他人一起为帝国欢呼。

我的一生都与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即布雷斯劳的采邑主教紧密联系在一起。格奥尔格·冯·科普对我忠心耿耿，我非常信任他。更重要的是，虽然他绝对拥护德意志帝国的思想，但他在梵蒂冈很受尊敬，并积极对梵蒂冈的问题进行调解。

神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冯·舒尔特博士

红衣主教费利克斯·冯·哈特曼

第1节　和教皇利奥十三世的友谊

公众可能不太了解我和教皇利奥十三世之间的关系。一位和利奥十三世关系亲密的高级教士后来告诉我，因为我对教皇利奥十三世十分坦诚，并告诉了他别人有意隐瞒的事，所以我第一次拜访他时就赢得了他的信任。

教皇利奥十三世热情接待了我。场面盛大。穿着华丽制服的瑞士近卫队、大量侍者、宫廷大臣以及罗马教廷的重要人士都出席了接待会，我仿佛看到了罗马天主教廷的缩影。

教皇利奥十三世

我参观了天主教的宫廷、礼堂及画室，所有出席人员整齐地站在我旁边。随后，我去了教皇利奥十三世只有一扇窗的小书房，和他面对面交谈。这位尊贵的绅士有一张高贵的面庞，他静静凝视着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讨论了许多实时话题。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很满意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及其教徒们的生活现状，并保证他会努力使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们像其他德意志人民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忠于自己的祖国。

教皇利奥十三世对我非常友好。譬如，有次我拜访罗马期间，他特地接见了我的随从和仆人；我在为梅斯大教堂新增的入口进行献祭仪式时，他派采邑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代表他前来参加仪式，并非常友好地通知我任命科隆大主教安东·胡贝特·菲舍尔为红衣主教，庆祝当天的活动。

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

在1903年的大赦年[1]庆祝教皇的第二十五个任期周年纪念日时，我派一个特派团向教皇利奥十三世表达了我对他的祝贺。特使团团长费雷尔·冯·勒男爵和教皇利奥十三世是多年的朋友。

科隆大主教安东·胡贝特·菲舍尔

不久，在教皇利奥十三世去世前的几个月，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见了他。这位九十三岁高龄的老人虽然很虚弱，但还是伸开双手来到了我面前。我和教皇在这次访问中都很热诚。拜访结束后我立即做了记录，最近这份记录又回到了我手中。

教皇利奥十三世说除了其他事，他完全赞同我的统治原则。他一直对我的统治方式非常感兴趣，也为我在坚实的基督教教义根基上建立秩序感到高兴。他还表示崇高的宗教原则使他认为有责任为我和德意志帝国祈求天国的祝福，他也给予了我他的使徒祝福。

第2节　教廷的利剑

有趣的是，教皇利奥十三世告诉我在这样一个时刻，德意志帝国必须成为天主教会的利剑。我回复说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2]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情况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教皇利奥十三世说他必须再次感谢我，因为我为争取天主教徒的福利做了很多努力。他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听说了这件事，也很高兴能亲自告诉我他和德意志的天主教徒对我的感激之情，并保证不论什么时候，德意志帝国的天主教徒都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他们要保持绝对的忠诚。”

我非常感激至高无上的教皇能对我说出这些赞美之词，我告诉他一个基督徒君主有义务保护自己的臣民，不管他们信仰什么。我向他保证在我的任期内，任何人都可以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信奉自己的宗教，履行自己对教主的职责。这是我最基本的统治原则，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我一开始就向我的天主教同胞表示，我希望他们能自由从事宗教活动。于是，这片土地上出现了一种静谧的精神环境，文化斗争的影响逐渐消失。事实上，虽然天主教的教士对我都很礼貌友好，但除了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高级教士们仍然将我视为皇帝，也许这种观念在南部和东部的天主教区永远不会改变。我执政期间，人们多次向我表达了感激之情，天主教徒们的生活都很富裕，这和他们期望的生活也许一样。但教会对异教徒婚姻越来越坚定的反对态度，以及政党中的中央党的态度表明这种平静外表下依然存在反异教倾向。

这种现象坚定了我联合新教教会的想法，我希望先团结普鲁士新教教会，然后团结德意志帝国新教教会，最后遍及整个欧洲。我认真和基督教首席议员、总管以及其他人一起寻找促成团结的方法。我热情赞扬了艾森纳赫会议的召开，饶有兴致地关注会议进程，还召集了所有耶路撒冷教堂的总管商讨献祭事宜，并向来自瑞典、挪威等国的受邀代表团致敬。在柏林大教堂的献祭仪式上，来了许多代表团，我向他们表达了我的敬意。其中，英国教会派出了里彭主教W.博伊德卡彭特，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牧师，作为一名牧师和作家享有很高的盛誉。

我竭尽全力促进教会之间的关系，希望它们变得更亲密、团结，但结果并不理想。虽然普鲁士的教会联盟取得了成功，但其他地方的路德派和改革派仍然保持分裂状态。许多地方官员对新教在宗教方面的权力严密监视，并对自己土地上的不同宗教信仰联盟持敌对态度。因此，虽然我一直在努力，但德国新教教会还是没有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敌人。只有通过革命引起的突发事件才有可能使他们团结起来。令我感到欣慰的是，1922年的耶稣升天节[3]这天，德国福音教会联盟在威滕伯格施洛斯教堂庄严成立。

里彭主教W.博伊德卡彭特

第3节　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的影响力

我在波茨坦服役的前几年深切体会到了当地布道存在的问题。波茨坦的布道只有单调的说教，很少关心基督教徒。我在波恩认识了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的布道不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真切关注教徒们的生活，强调“实用基督教精神”。

后来我邀请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来柏林，在大教堂和我的官邸里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一直陪伴着我，直到1922年11月9日。他一直给我精神上的鼓励，经常与我谈论宗教事务，深入研讨新教面临的挑战和未来。他的观点温和但坚定有力，而且清楚明确，带有一股福音会的力量，他因此成了福音教会的支柱，为教会事业不懈努力，并成了我忠实的合作人。我们两人关系一直很亲密，共同为教会的发展努力。

柏林大教堂

自从1922年11月9日以来，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也遭到了迫害，但他依然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的希望、信念、我对他的信任，以及福音教会都会永远伴随着他。根据“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这一信条，教会必须再次撑起内部分裂的德意志民族。

我必须解释一下下面这些工作带来的影响。在我的鼓励下，学者们翻译了英国传教士伯纳德·卢卡斯的《与耶稣基督谈话》、耶路撒冷施内勒尔牧师关于耶稣的布道、红衣主教会议委员康拉德的《上帝还活着》和《摆脱困境》布道集。

我之所以能够客观公正地处理宗教和教会事务是因为我的老师——枢密院顾问辛兹佩特博士对我的教诲。辛兹佩特博士是一位威斯特伐利亚加尔文教徒，他教我在《圣经》中成长、生活，同时让我摒弃了所有教条式的、存在争议的问题。在他的教导下，我不再关注宗教争议，独裁、“正统”等说法也令我厌恶。我一直坚持着我的宗教信念，这些信念在几年前我写给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的信中有所体现。这封信当时已经公开，我会在本章末尾提到。

1898年，我访问耶路撒冷期间从苏丹手中买到了一块名为“安息”的土地，并将其送给了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帝国天主教徒，他们非常高兴。耶路撒冷天主教同学会的代表彼得·施米茨神父受人尊敬，忠实可靠。在土地的授权仪式上，他向我表达了德意志帝国天主教徒对我衷心的感谢。

第4节　耶路撒冷的教会

当我和彼得·施米茨神父商讨将来的建筑施工工作以及选择谁去管理这片土地时，这位老专家建议我不要选择当地的修士，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和“圣地”的阴谋有牵连。我返回柏林后，普拉施马伯爵统领的马耳他德意志帝国骑士的一名代表来向我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我拿到一份教堂的设计图，这座教堂由一名极有天赋的科隆建筑师设计，他巧妙地将教堂风格和当地的建筑风格融合。教堂建好后，我决定由博伊龙本笃会的修士接管“圣母安息堂”。1906年。博伊龙本笃会接管了该教堂，并接管了紧挨新建的玛丽亚教堂的修道院。

威廉二世到访耶路撒冷

多年来，我和博伊龙教会本笃会的修士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而且我和修道院院长莫鲁斯·沃尔特在锡格马林根时已经相识。中世纪时期，博伊龙教会本笃会和德意志皇帝一直相处融洽，去罗马旅行时，德意志皇帝会去蒙特卡西诺参观。当博伊龙的修士们要求在莱茵河边修建住所时，我将当时闲置的玛丽亚-拉赫修道院里的罗马式教堂送给他们使用。博伊龙教会本笃会里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包括神父德西迪里厄斯。这座衰败的罗马式教堂曾经几乎被人们遗忘，但经过内部修缮后又焕然一新。我经常访问玛丽亚-拉赫修道院，也很高兴它能再次换发光彩。我喜欢和修道院院长们谈话，修士们真诚、简单的接待方式使我很放松。

在拜访蒙特卡西诺的修道院时，我认识了克鲁格院长。克鲁格院长曾周游世界，很有素养，领悟能力也很强。他的母语是德语，但他可以流利地使用意大利语、英语以及法语。在他给意大利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和我的致辞中，他说几乎所有的德意志皇帝和伦巴底国王都去过蒙特卡西诺。他从博伊龙教会的图书馆里拿出许多腓特烈二世[4]时期的文献资料赠送给我，作为回报，我也送给他许多腓特烈二世的相关资料。

玛丽亚-拉赫修道院

博伊龙教会负责的修道院周围的农业发展蓬勃，农事活动由修道院做杂役的修士承担，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使当地落后的农民受益颇多。艺术程度较高的修士们在博伊龙教区热心培养唱诗班和风琴演奏者。金匠艺术也得到了很大提高。此外，博伊龙的修女们的刺绣工艺也越来越好。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我要求根据考古学家约瑟夫·维尔珀特先生的调查以及军旗实际尺寸重新设计君士坦丁大帝的军旗。我将新设计的一面军旗交给了教皇利奥十三世，另一面保存在柏林宫殿教堂里。柏林宫殿教堂里的这面军旗在革命期间被暴徒们窃走。军旗的金属装饰部分全部由博伊龙教会的修士们完成，刺绣部分由修女们负责，他们都做的非常好。博伊龙教会的修女们住在一个叫圣希尔德加德女修道院，位于吕德斯海姆北边，1917年我曾访问过这个地方。

第5节　学术成就和宗教

我之所以给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写信，是因为弗朗茨·德利奇教授在德意志东方学会发表的题为“巴别塔和《圣经》”的演讲令我感到很振奋。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是德意志东方学会理事会的成员。

信的第一部分主要涉及弗朗茨·德利奇教授演讲的内容，但在印刷时被漏掉了。其余部分如下：

1903年2月15日

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

关于教义和启示，我想再次说明我的立场，跟我以前阐述给你和其他人的一样。我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启示，一种是进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启示；另一种是纯宗教的启示，为弥赛亚[5]的到来铺平道路。

对第一种启示来说，我丝毫不怀疑上帝不断通过祂创造的人类显明自己。上帝已经将自己的气息传入人类体内，换句话说，祂将自己的一部分灵魂给了人类。上帝用一个父亲的爱和好奇心密切关注人类的发展。为了让人类不断进步并从中受益，上帝在一些伟大的牧师、国王或学者身上显明自己，这些人有些是犹太教徒，有些是基督徒，还有些是异教徒。

汉谟拉比属于这一类人，与摩西、亚伯拉罕、荷马、查理曼大帝、路德、莎士比亚、歌德、康德、威廉大帝等人一样，他们都是上帝选中来弘扬祂的荣耀的人。按照上帝的意愿，这些人在属灵的世界和物质领域为人类提供既美好又永恒的东西。我的祖父经常强调自己只是主手里的一个工具。

伟人的成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以便人类按照这些榜样不断提升自己，在模仿伟人和探索未知世界中摸索着前进。上帝按照人类的身份和受教育程度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显明自己，祂现在仍然在这么做。譬如，当我们认真思考时，我们会被天地万物的辉煌和神奇折服，会惊讶于其中显现出的上帝的伟大。同样，当我们思考一个人的工作多么富有成就时，我们也能感激地意识到上帝的启示的伟大。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工作！

第二个启示是宗教性的，是关于主的再次到来的。从亚伯拉罕时代开始，宗教已经开始逐步地、有预见性地被引进，它无所不知。如果没有宗教，人类将会毁灭。

现在，上帝的启示的影响力令人震惊。亚伯拉罕的支派以及这个支派的后裔们认为最神圣的事就是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而且不容置疑。这是教徒们必须拥有、必须培养的信念。后来，这些教派的教徒被俘后分散在埃及各地，摩西再次将这些分散的教徒团结在一起，他们仍然坚持一神论。上帝一直在重新塑造这些人。

许多个世纪后，先知和诗人们预言弥赛亚终将到来。这是上帝最伟大的启示，因为上帝以他的儿子的身形出现。基督就是上帝，上帝以人的形式出现。上帝来拯救人类，祂激励我们跟随祂，我们感觉到祂在我们体内燃烧起熊熊烈火，祂的怜悯给予我们力量，祂的不满毁掉我们，祂用不同的方式拯救我们。我们的胜利全部依靠上帝的话语，包括我们工作、说谎、悲伤、怜悯、死亡，而且上帝从来不会撒谎。

这是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由于路德，尤其对我们信仰福音教的人来说，上帝的话语成了我们的一切。弗朗茨·德利奇教授作为一名优秀的神学专家，不应该忘记伟大的路德教导我们要赞美、相信“上帝的话就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毫无疑问，《旧约》中的大量篇幅纯粹是描述人类历史的，并不是上帝的启示。其中描述了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政治、宗教、道德以及精神生活。

西奈山上颁布的律法[6]仅可以被视为上帝象征性的鼓励，因为当时那些人纪律松散，缺乏反抗能力。为了团结自己的子民，摩西被迫求助已知的古老法律[7]。历史学家可以从语义或字面上发现摩西律法和亚伯拉罕的朋友汉谟拉比的法律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从逻辑上讲也是正确的，但依然不能否认是上帝鼓励摩西这么做的。在一定程度上，上帝已经通过自己显现在了以色列人面前。

因此，我认为德意志帝国优秀的教授们在社团演讲时应该避免介绍和探讨宗教，而应该描述巴比伦人的宗教形成、风俗习惯以及和《旧约》的关系等。

因此，我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我相信只有一个上帝。

二、为了教育人类，尤其是儿童，社会需要上帝或者一种形式。

三、我们知道这种形式到现在为止指的就是《旧约》。这一形式可能会在调查、碑文以及古物中表现出不同，但这并不会对它造成任何损害，上帝选中的子民的光耀消失也不会对其造成任何影响。上帝和祂的影响的本质和核心内容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宗教从来不是科学的产物，而是人、人的内心和上帝的关系。

我一直对宗教心存最真诚的感激！

[1]大赦年是一项活动的特定周年，通常包含二十五、四十、五十、六十和七十周年。这个词在《圣经》中经常被用来表示数年后与君主统治有关的庆祝活动。——译者注

[2]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是中世纪早期在中欧发展起来的多民族封建君主制帝国，1806年解体。——译者注

[3]耶稣升天节，最早的基督教节日之一。升天节在复活节后的第四十天。基督徒在升天节参加特殊的教会仪式，庆祝耶稣升天。——译者注

[4]腓特烈二世（Emperor Frederick II，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年到1786年在位，是统治时间最长的霍亨索伦国王。普鲁士在腓特烈二世的统治下成为欧洲的主要军事强国，他后来被称为腓特烈大帝。——译者注

[5]弥赛亚（Messiah）指救世主或解放者。弥赛亚的概念起源于犹太教和希伯来圣经，是传统上用圣膏油涂抹的国王或大祭司。但在基督教中，弥赛亚指的是基督。——译者注

[6]即摩西十诫。摩西十诫是一套与伦理和敬拜有关的圣经原则，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戒律包括不可敬拜别神、孝敬自己的父母、谨守安息日、禁止偶像崇拜、不可亵渎、不可谋杀、不可通奸、不可偷窃、不可做伪证、不可有贪欲。——译者注

[7]可能是《汉谟拉比法典》。——原注

第9章

陆军和海军

所有人都知道我和陆军的关系很亲密，在这一方面，我一直坚持家族的传统。普鲁士的国王们虽然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但也意识到只有拥有真正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国家才能实现繁荣。我告诫我的人民“保持火药干燥”“保持刀剑锋利”，其实也是在警告我的敌人和朋友。我希望敌人在鲁莽地向德意志帝国开战前先冷静思考一下，我也希望德意志人民能培养出男子汉气概，我更希望当军队要去保卫德意志帝国的工业成果免遭敌人侵略时，德意志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

因此，我非常重视军队的教育功能。强制性服兵役制度可以对大众产生一种特殊影响。军队里有穷人、富人，有农民的儿子、市民的儿子等等，年轻人在军队里相互认识、理解。如果没有服兵役，这些人可能永远不会相遇、相识，为祖国服务的信念将他们团结在一起。

德意志帝国的年轻人通过服兵役发生了很大变化，脸色苍白的城市男孩变成了健康挺拔、结实强壮的男人，四肢僵硬的男孩通过劳动锻炼变得机灵轻巧，手脚灵活。

我从旅长直接晋升为国王，一路走来一直没有忘记我父亲的名言。我服兵役时已经是一名军官。1869年5月2日举行的春季阅兵中，我第一次站在队伍中接受祖父的检阅。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仍然感到很自豪。我很重视培养自己和军官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在服役期间特别珍惜分配给我的每项任务，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我可以和军官们建立友好关系。我先后担任过连长、骑兵中队指挥、炮兵连指挥、团长等职务，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职务对我的磨砺。

我和士兵们在一起时感到很自在，我对他们非常信任，1918年秋天的那次痛苦经历也无法削弱我对他们的信任。我不会忘记德意志人民经过四年的困苦和历练后，个个身体虚弱，无法抵抗内外敌人的攻击。此外，当其他人都被卷进革命事件中时，德意志帝国的精英们却躺在绿色的草地上。这样的革命本不该发生，因此也无法激发这些精英们的斗志。

在军中服役时期的威廉二世

强制性服兵役对年轻人的身心来说是最好的锻炼，这一制度不仅为帝国培养了明白自己价值的自由人，还因此形成了一支优秀的士官队伍。从这些士官中，政府选出了一批从事政府工作的优秀人才，他们在能力、清廉、恪尽职守方面都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民族。

第1节　相信军官们的忠诚

军官们的忠诚表现在方方面面，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曾在第一步兵卫队第二连服役，与自己的战友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也经历了一段糟糕的岁月。军官们与我分享了一些有关老连长沉浮的故事。1913年，为了庆祝我继位二十五周年，我再次见到了这些军官，他们依然是那一百二十五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紧紧站在一起，优秀的中士哈特曼带领着他们。

服兵役的德意志帝国青年

因为军官团对武装的民族有教育和领导的双重光荣职责，所以他们对德意志帝国来说不可或缺。通过军官投票表决方式补充军源的制度原则已经下发到各机构军官手中，这一制度可以保证公平。等级制度时常会暴露出危害性，因此必须根除这种潜在的危害。

我非常喜欢和不同的军官团打交道，这让我感觉自己仿佛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军官身上一点儿也没有贪图享乐的时代精神，而且必须承认，任何地方的人都不会像军队的军官一样自律、忠诚、简单、朴素。

军队也像其他职业一样优胜劣汰，只留下最能干的军官为军队服务。统领军队的将军们个个成绩裴然、能力非凡，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拥有优秀的个人品质。当然，在茫茫人海中挑选出类拔萃的军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威廉二世继位二十五周年时军官们的合影

虽然位居前列的军官基本都符合我的要求，但我必须特别强调总参谋部对培养军官作出的努力。我曾提到陆军元帅老毛奇不仅知道如何培养在技能方面符合要求的军官，还具备愿意承担责任的行动力，是一位可以作出独立判断、有远见的军官。《总参谋部军官手册》的前言中有一句话是：“做到你比看上去的更好。”

陆军元帅老毛奇为军队后来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继承人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伟大的天才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以及库诺·冯·毛奇将军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正是通过这些人的不懈努力，才有了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壮举，并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赏。

不久，我意识到必须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高度发达的技术部门的技术，以此减少流血冲突。我寻找一切机会努力完善德意志军队的军事装备，尽量通过科技造福军队。

野战部队的重型大炮是军事发明中最重要的一项。为了让这种大炮派上用场，我不得不平息各种反对浪潮，甚至还有来自炮兵队伍的反对。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不仅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为以后大规模使用先进设备打下了基础。我们的敌人在这一方面花了很长时间才赶上我们。

第2节　更好的军用设备

除了新发明的重型大炮，还有机关枪。起初，机关枪并不起眼，后来它逐步发展成步兵战斗的主要武器，取代了步枪，不仅增强了步兵的实力，还降低了军队的损失。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

库诺·冯·毛奇将军

同样，可移动的战地厨房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我在俄国军队演习时第一次看到这种先进设备。这种战地厨房对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帮助很大，因为它可以帮助士兵及时补充食物，获取营养，保持身体健康。

人类还有许多任务亟待完成。尽管如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德意志帝国军队在1914年战争中使用的军事装备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然而，在我执政期间，我发现陆军只需要在已经形成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海军还处在起步阶段。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曾试图说服顽固的帝国国会采取措施逐步增强德意志帝国的海军力量，但因为欧根·里希特[1]议员可鄙的口号以及他对左翼民族自由党的不了解，所以尝试多次后还是失败了。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要求我罢免欧根·里希特，我被他彻底说服，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是一位朴素忠诚、真正的柏林贵族家庭的儿子，他性格正直、尽忠职守，我对他非常重视，我和他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突然离世。我经常去他家里拜访，这位忠诚的将领具有柏林人的智慧。我当时作为德意志东方协会的会长与他共事，经常邀请他和一些挚友来我家小聚，将他视作我最珍贵的朋友一起去旅行。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是我最忠实的朋友，他从来不为个人谋私利，我很高兴柏林能有这样的市民，也非常感激这位久经考验、值得信赖的朋友。

身着海军军装的威廉二世

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接任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的职务，他的第一份报告奠定了第一部海军法的基础。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意见相同，都相信帝国国会不会按照旧程序批准建立海军军舰。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样，我们无法说服反对派，因为欧根·里希特组织的辩论基调和问题的重要性不相称。波兰人在冯·科斯尔斯基先生的领导下在帝国国会得到的炮舰被戏谑为“科斯尔斯基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人们仍在讨论帝国的将来，但还是使用了这种军舰。

海军代表的身后应该有一支支持他的强大队伍，既要有国务大臣，还要有帝国国会成员，而且这些人都要有坚定的信念，积极支持海军代表和伟大的海军事业。因此，对海军事务一无所知的国会成员需要了解这项伟大工作的细节。另外，政府需要在人民群众中策划一项运动，虽然“普通大众”对海军建设漠不关心，但唤起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可以给帝国国会的成员施加压力。最后，还需要组织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大学和技术中学中杰出的科学家对此进行大力宣传。

第3节　帝国国会的内部斗争

帝国国会处理事情的方式需要彻底改变，私人之间无谓的口角之争必须被阻止。在军费预算方面，除非新的编队出现问题，否则尽量不要对涉及军队军力的问题进行争论。海军的组成和陆军一样，必须通过法律一次性解决，只有法律能保证海军的存在。此外，海军的单位组成问题不应该再有争论，而且军官和士官必须通过训练增强实力，以便为新的军舰服务。在我执政初期，海军每年最多招收六十到八十名学员，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海军每年会录取几百名学员。宝贵的十二年时间因为帝国国会的失误再也无法挽回，在一夜之间组建一支海军比组建一支陆军更难。

我们的“风险战略”奋斗目标已经在法律中有所暗示。注意到这个目标后，即使是最强大的敌方舰队在打算攻击德意志帝国舰队前也需要认真思考一下，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无法执行其他任务。日德兰战役证明“风险战略”完全正确。虽然敌人占据绝对优势，但他们不敢冒第二次战斗的风险。“特拉法尔加”号[2]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它决不能完全失去荣光。

德意志帝国海军学员

德意志帝国的军舰总数目是海军法案的立法基础，这些军舰主要指航线上的舰船。除了勃兰登堡的四艘船，其他船比废铜烂铁稍微好一点儿。

许多业余人士根据涉及到的军舰数量将海军法案视作增加海军人数的法案，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因为现存舰队不再是一支舰队。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退休前说现存舰队正在慢慢老去，它的军舰是欧洲所有服役的舰船中最老的。

海军法案即将实施，海军扩建计划也已经开始，相关报纸报道了军舰下水时的具体情况。原先愤怒的人在逐渐增多的军舰面前开始变得高兴，但当他们明白新的军舰将取代旧的军舰，而且有战斗价值的军舰总数并没有增加时，他们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失望。如果我们用曾经被浪费的十二年建造必要的军舰，海军法案可能已经确立了完全不同的、便于使用的基本原则。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重新建立一支德意志帝国舰队的问题。

德意志帝国海军军旗

在计算军舰数量时加上即将淘汰的军舰是荒谬的。因此英国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考虑到了德意志帝国军舰的数量，没有考虑军舰的年代或类型，这和他们针对德意志帝国的宣传正好吻合。按照这种误导性的计算方式，各国对所谓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增长势头越来越担心。

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继续实施我的计划。由于坚强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他很快可以独立处理海军内部的事务。在我的指导下，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起草好海军法案后去了俾斯麦的住所腓特烈斯鲁庄园，试图告诉俾斯麦建立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必要性。

新闻界为引进海军法案积极工作。政治经济学家、商业和政治方面的专家们也积极声援祖国的这项伟大事业。现在，建立海军的必要性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

与此同时，英国无意中为德意志帝国通过海军法案创造了一个机会。布尔战争的爆发唤起了德意志人对小国的同情心，他们对英国用暴力欺压小国感到愤慨。因此在东非沿岸，英国军舰无故捕获了两艘德意志帝国轮船的消息传到国内后，引起了德意志人民的公愤。

伯恩哈德·冯·比洛收到一封英国要求德意志帝国的第二艘轮船停运的电报，我与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当时恰巧和他在一起。伯恩哈德·冯·比洛大声读完那份电报后，我说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大声说：“我们现在已经万事俱备，海军法案就要通过了，陛下必须授予英国海军舰长一枚奖章表达我们对他的感谢。”

执行任务归来的德意志帝国战列舰

伯恩哈德·冯·比洛命人拿来香槟，我们三个为新的海军法案及其得到民众认可，以及德意志帝国舰队的未来举杯庆祝。同时，我们也没有忘记感谢英国海军，因为他们促成了德意志帝国海军法案的通过。

多年后，我和朗斯代尔勋爵一起在劳瑟城堡打猎，返回途中，罗特伯里勋爵邀请我们共进晚餐。罗特伯里勋爵是民族自由党最伟大的政治家、前任外交大臣，因研究拿破仑闻名。罗特伯里勋爵宴请宾客的美丽乡村庄园达尔梅尼城堡位于海边，离福斯桥[3]不远。他邀请的客人还有伊恩·汉密尔顿将军。伊恩·汉密尔顿将军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因参加布尔战争出名，曾作为客人出席过德意志帝国的军演，因此我认识他。另外两位客人是爱丁堡的普罗沃斯特勋爵和当地的军港指挥——英国海军舰长。

朗斯代尔勋爵

罗特伯里勋爵

宴会上，坐在我对面并紧挨海军上将费雷尔·冯·森登是英国海军舰长，他和费雷尔·冯·森登小声谈话时表现出的尴尬引起了我的注意。晚餐结束后，海军上将费雷尔·冯·森登男爵将英国海军舰长介绍给我，但这位舰长的尴尬有增无减，他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神中透露着不安。

我和英国海军舰长的谈话一直围绕着各种海事话题。谈话结束后，我问海军上将费雷尔·冯·森登英国海军舰长出了什么事。费雷尔·冯·森登男爵哈哈大笑，告诉我晚餐期间他从邻座那里得知，那位英国海军舰长在布尔战争期间是英国舰队的指挥，捕获了两艘德意志帝国的轮船，因此他害怕德意志帝国的皇帝知道此事。海军上将费雷尔·冯·森登告诉英国海军舰长他完全搞错了，如果德意志帝国的皇帝知道他是谁，一定会优待他，还会感谢他当时的举措。

伊恩·汉密尔顿将军

这位英国人惊讶地问：“感谢？为什么？”。

海军上将费雷尔·冯·森登回答：“因为你的举措促成了德意志帝国海军法案的通过！”

能否通过海军法案的最关键问题以及后面补充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整个舰队的建造问题，关系到德意志帝国的造船企业能否和海军计划保持同步，以及法案通过后能否实施。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为此不懈努力，他的鼓励唤起了大家的热情。德意志帝国造船厂的问题并不大，这些造船厂积极解决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外国竞争对手远远甩在后面。德意志帝国工程师们的高超技术，以及工人阶层获得的良好教育为取得这样的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4节　匆忙建设海军

兢兢业业的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日常工作是不停向别人咨询、参加会议、及时向我汇报相关情况，以及亲自去各个造船厂调研等。令人欣慰的是，他为此付出的所有努力最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德意志人民终于觉醒了，他们开始思考殖民地的价值[4]和商业关系，开始对商业、航海以及航运等感兴趣。

反对派终于停止了嘲讽。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时刻准备在战斗中挥舞锋利的刀刃。他从来不嘲笑别人，也不允许别人和他开玩笑，因此他的对手不再取笑他做的一切。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引用了四十年代老哈尔科特[5]有关德意志帝国需要舰队的爱国名句来奚落欧根·里希特。现在，轮到帝国国会里另外一些人哈哈大笑了。

见证历史的一刻终于来临。经过长期的努力和争论后，海军法案以绝对优势通过了投票。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力量终于有了保证，海军建设工作即将完成。

通过建造新的军舰，并保持服役军舰的数量持续增加，我们很快组建了一支舰队。军演、指挥、培训新员工等工作急需一套新的规章制度和通信密码。我执政初期，舰队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规模，规章制度也只服务于现存的四艘军舰，而且除了外国水域上的巡洋舰外，这四艘军舰到了秋季就暂停使用。因此到了冬季，德意志帝国根本没有海军。夏季，相关部门花费心血培训船员、军官、士官、机舱工作人员、司炉以及军舰的装配和维修等，秋季时舰船停用，之前做的所有工作都白废了，来年春季一切又从头开始。这种模式根本无法保证培训的连续性、船员之间的凝聚力以及军舰之间的团结性，即无法保证“舰队精神”的延续性。只有驻扎在外国水域的军舰可以保证这种精神的延续性。因此，安装了必要的取暖设备后，我下令启动所有军舰，并规定军舰冬季继续服役。这对舰队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好事。

为了获得新的规章制度中各部门必需的军舰数量，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考虑到航线上军舰短缺，因此将所有可用军舰按照类型分给不同部门，包括炮舰和递送公文的舰船，所有军舰一同发展。当航线上开始更换军舰时，新规章的基础已经奠定。所有相关部门投入大量精力参与制定新规，新的规章制度会随着舰队的发展不断更新。

出海训练的帝国海军官兵合影

同时，我们为开发鱼雷艇也做了很多工作。鱼雷艇是一种重要的新型武器。当时我们很高兴，也很骄傲，因为德意志帝国的鱼雷艇是第一个穿越北海的联合鱼雷舰队。鱼雷艇舰队由我的弟弟亨利亲王率领，1887年参加了维多利亚女王的金禧[6]庆典。

第5节　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上校的拜访

为了保护黑尔戈兰岛，德意志帝国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建设工作。黑尔戈兰岛的开发以及支持小型巡洋舰、鱼雷艇和后来的潜水艇防御工事的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经常争吵不休。

由于舰队的壮大，需要拓宽威廉皇帝运河。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我们争取到了修建最大的船闸的机会。新船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无畏”级战列舰的发展要求。事实证明，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制定的政策非常有远见。

一个外国人偶然证实了我们的做法的正确性。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上校是巴拿马运河的建造者，获得美国政府许可后前来视察威廉皇帝运河和新船闸。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上校和我以及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共进午餐后，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向这位美洲工程师询问巴拿马运河船闸的大小。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上校对我们的建设工作很感兴趣，回复说巴拿马运河的船闸比威廉皇帝运河的船闸小很多。我对他的回答感到吃惊，他告诉我经过调查，海军部事先已经确定航线上船闸的大小。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说这个大小不能满足将来的发展需要，如果新型的“无畏”级战列舰和超级舰船无法通过现在的船闸，那么巴拿马运河很快就对美国以及其他大型军舰没有任何用处了。上校同意这种说法，并说现在正在建造的舰船已经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他很钦佩和羡慕我有足够的勇气修建威廉皇帝运河的大型船闸。

维多利亚女王的金禧庆典

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上校（左四）与同僚

同样，重修落后陈旧的帝国码头成了建设现代化工厂的标志，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称帝国码头是老修补工的商店。另外，我们还根据大家都认可的方式改善了工人福利。只有像我一样从一开始就关注并亲眼目睹了舰队建设的整个过程的人，才能看到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和他的团队的巨大成就。

我们成立了新的帝国海军部办公室，将旧的“国防部”分成了两个主要的部门，一个是帝国海军部，另一个是海事部。这两个部门和陆军部门一样，直接隶属于最高统帅，也就是皇帝直接对海军负责。

第6节　“无畏”级战列舰的出现

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为英国研制出了一种新型军舰——“无畏”级战列舰，震惊了全世界，其他国家仿佛突然遭到了打击。约翰·费希尔认为英国的“无畏”级战列舰永远不会被超越，其他国家也永远不可能研制出类似的军舰，英国海军为此兴奋不已。这一观点并不是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自己提出来的，而是意大利著名工程师维托里奥·库尼贝蒂提出的。为了吸引全世界轮船建造师的目光，维托里奥·库尼贝蒂在弗莱德·简的《海军图册》上发表了一张“无畏”级战列舰照片。

在关于是否引进英国的大型战斗舰——“无畏”级战列舰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和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听了相关报告后一致认为“无畏”级战列舰会使我们原来的军舰成为废铁，尤其是德意志帝国自己建造的军舰。因为旧的船闸太小，所以我们的军舰比其他国家的军舰尤其是英国的军舰小很多。

因此，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做了以下判断：英国的舰队和其他国家的舰队很快会用“无畏”级战列舰替换旧的军舰，英国舰队也会因此丧失“无畏”级战列舰出现之前的巨大优势，它可能会创建一支全新的大型战斗舰舰队与其他国家竞争，但这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英国为了保持自己臭名昭著的海上“两强标准”，一定会敌视甚至反对别的国家建造新军舰。如果我们建造这样的军舰，英国更会这么做，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建造新军舰。因为我们现存的军舰型号根本不可能战胜大型军舰，所以我们只能被迫跟着英国的步伐走下去。

一场战争完全证实了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推断，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军舰都得淘汰。

“无畏”级战列舰

当德意志帝国的第一艘大型战斗舰开始服役时，引发了英国的强烈抗议，同时推翻了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和他的工程师们的观点，即德意志帝国不可能建造任何大型战斗舰的观点。因此，当我们造出大型战斗舰后，约翰·费希尔和他的工程师们非常失望。我们无法理解英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在“无畏”级战列舰之前，德意志帝国的工程师们已经建造了在吨位上远超我们之前的军舰的大型海上远洋快轮，还引发了与英国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虽然我们的大型军舰数量较少，但在日德兰战役中已经显示出和英国不相上下的实力，而且在轮船的适航性和炮火的耐受性方面更占优势。

第7节　迫切需要潜水艇

不幸的是，战前潜水艇的建造工作并不能按照我期望的进度进行。一方面，实施海军法案时不能过度使用海军军费预算；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实验中收集更多数据。

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认为其他国家正在研发的军舰都太小，只能用于沿海防御，德意志帝国必须建造可以进行远航和进入公海的潜艇。因此，必须对大型军舰进行系统的研发，而且需要花很长时间反复进行实验。

1914年，几艘适于航海的潜艇建造完成。如果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不怕激怒英国，我们的潜艇会对英国潜艇带来更多威胁。

战争期间，德意志帝国的潜艇数量迅速增加，而且效率提高也很快。单从数量方面看，需要知道潜水艇的计算方式在战争中按如下方式计算：积极投入使用的潜艇有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一在返回途中，剩下的三分之一正在修复。德意志帝国在潜水艇研发方面的成就引发了全世界的羡慕，也赢得了德意志人民的真诚赞美。

我们不能忘记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对创建青岛商业殖民地作出的巨大贡献，他再次证明了自己在管理和组织方面的天赋。青岛曾经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经过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管理和开发后，现在成了殖民地的商业中心，甚至在几年时间里营业额就达到了五六千万马克。

在和帝国国会、新闻界、大型工业和世界商业组织打交道的同时，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也对政治事务非常关心，尤其是外交事务。这些外交事务常和军舰的使用有关。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水手，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对世界形势有清楚的认识，他熟悉外国的情况，因此可以快速对相关事务作出决定。他性格急躁，总是希望尽快将决定付诸实践。

政府的反对和各部门低下的办事效率激怒了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或许是因为经历太过丰富，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有时会不信任别人，甚至怀疑别人，但有些怀疑并不合理。这一特点导致了他过度克制的性格，也妨碍了别人愉快地工作。当然，他也会对事实进行研究反思后，改变自己之前的看法，对一些重要的事提出新的观点。和他一起工作并不会很快乐或很容易。他对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自豪，因此他越来越强势，这种强势有时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停泊在港口的德意志帝国潜艇

战争期间，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积极参政，因此出现了很多反对他的观点的人，他被迫离职。反对者中，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要求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辞职，他说帝国国务秘书们都是自己的下属，政治政策必须由他独自执行。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默许了这位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人离去。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凭借自己的才能成功实施了我的各项计划，他是一位格尽职守的合作者，德意志帝国应该感激他。如果他能够再次为不幸的德意志帝国服务该有多好！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能做也敢做许多别人不敢做的事，用一句诗形容他最恰当不过了：“对地球上的孩子们最好的祝福莫过于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天赋。”

以我对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的了解，他不会改变自己在书中对我的批评，不过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

[1]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1838—1906），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的政治家、记者、民族自由党党魁。1867年，欧根·里希特进入国会。1869年后，他成为普鲁士下议院的成员。从1885到1906年，他担任《弗赖辛尼基》报纸的主编。——译者注

[2]“特拉法尔加”号是一艘德意志帝国客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用作辅助巡洋舰，后来在南大西洋的一次激烈战役中被摧毁，是第一艘被同一级别的军舰击中并沉没的武装商用巡洋舰。——译者注

[3]福斯桥是1882年由英国工程师约翰·福勒爵士和本杰明·贝克爵士设计的桥梁，1890年开始启用。——译者注

[4]殖民地的价值在于没有外国的中间商，我们可以直接从中获取原材料。——原注

[5]哈尔科特是欧根·里希特所在的区。——原注

[6]金禧指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在君主统治的第五十年举行的庆典。——译者注

第10章

战争爆发

在得知我的朋友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害的消息后，我取消了前往基尔参加赛舟会的行程，返回了家中，打算去维也纳参加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葬礼。但我最后被迫放弃了计划。后来我听说原因之一是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我对此从来没有考虑过。

因为我非常担心事情会出现变故，所以我决定放弃去挪威的行程待在家里。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以及外交部和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他们认为我应该去挪威，还说这会对整个欧洲起到震慑作用。长期以来，我一直反对在局势动荡时离开祖国，但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对我说如果我放弃广为人知的外出计划，可能会使局势更加动荡，甚至可能引发战争。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得为此负责。全世界都在等着德意志帝国发布皇帝已经去旅行的消息消除悬念，但形势并不乐观。

于是，我征求了总参谋长的意见。总参谋长当时很冷静，没有对动荡的局势表现出担心，而且他夏季也要告假去卡尔斯巴德。因此，虽然心情沉重，但我还是决定出发。

关于波茨坦王室会议的召开日期已经讨论过多次，原定于1914年7月5日召开，但并没有如期举行。这是那些图谋不轨的人的意图。我出发前往挪威前，按照自己的习惯接见了几位大臣，听取了他们各自负责的部门的汇报。其实德意志帝国根本没有召开内阁会议，也没有任何一次会议提到战争准备工作。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害

我的夏季度假旅行像往常一样，舰队游弋在挪威的峡湾。我在巴尔霍尔姆逗留期间只能收到外交部的一些消息，并依靠挪威的报纸获得外界的一些消息。从这些消息中我感觉到形势越来越危急。我不断给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外交部发电报，要求立即返回德意志帝国，但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不要中断自己的行程。

当我得知英国舰队在斯皮特海德巡查结束后并没有疏散，而是集中在一起时，我再次发电报给柏林要求回国，但我的建议再次被拒绝了。

随后，我从挪威而不是柏林的报纸上看到了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谍，以及塞尔维亚给奥地利的照会，我决定立即返回祖国并命令舰队去威廉港集合。我刚离开，就从挪威方面了解到英国舰队的分队已经悄悄前往挪威准备逮捕我。虽然表面上依然风平浪静，但重要的是，1914年7月26日，英国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从外交部获悉我擅自返回德意志帝国的消息后，对此深表遗憾，因为这可能引发具有煽动性的谣言。

第1节　没有预见会爆发战争

我一到达波茨坦就看到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外交部与总参谋部的首领正在争吵。库诺·冯·毛奇将军认为肯定会爆发战争，但其他人坚定地认为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只要我没有下达动员令，就还有避免战争的方法。他们一直争吵不休，直到库诺·冯·毛奇将军宣布俄国人已经放火烧了德意志帝国的边防站，破坏了铁路轨道，并张贴了红色动员通知。威廉街的外交官们仿佛被人当头打了一棒，他们已经崩溃，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他们不愿意相信战争已经爆发！

一切已经清楚地表明德意志帝国根本没有预见战争，也对1914年7月的战争没有做任何准备。1914年春天，当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询问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春季和夏季计划时，他回复说：“我今年会待在自己家里，因为我们就要打仗了。”据说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知道这件事，但我1918年才第一次听说。沙皇尼古拉二世曾两次拉着我的手向我承诺，一次在比约克，一次在巴尔提施港口。他承诺时又是拍我的手又是拥抱我，屡次强调这件事很重要，他说万一欧洲爆发战争，他不会对德意志帝国开战，也绝不会和英国结盟，因为他十分感激我在日俄战争中对俄国的帮助，俄国卷入战争完全是由于英国。他还说他讨厌英国，由于英国的误导，俄国才做错了事，继而引发了日本的不满。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他的夏季战争计划时，我正在科孚岛忙着挖掘古物，然后又去了威斯巴登，最后去了挪威。如果一位君主希望战争，并且准备突袭他的邻居，那么他不会花几个月的时间待在别的国家，也不会允许总参谋部的首领去卡尔斯巴德休假，因为战争需要长时间的秘密动员、准备以及集合军队。然而，当时我的敌人正谋划着进攻德意志帝国。

威廉二世（左）与尼古拉二世（右）

德意志帝国的外交部出现了失误。我们没有预见战争的威胁，因为外交部被“不会发生什么大事”的观点催眠，外交部的官员相信战争不会爆发，也相信协约国的政治策略中已经取消通过战争赚取利益的计划，因此他们忽视了重要的战争信号。

这正好证明德意志帝国的和平倾向。外交部的观点和总参谋部、海事部并不一致，还为此发生了争执。总参谋部和海事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发出了战争警报，希望各部门做好防御准备。双方的冲突造成的影响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外交部的错误判断，导致陆军措手不及。外交官们非常生气，因为虽然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战争，但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早在1914年春夏已经出现许多战争即将爆发的信号，但当时国内没有人相信协约国会突然发起进攻，也没有人相信俄国、法国、比利时以及英国已经在准备战争。

我将自己已经掌握的重要证据都收进了由我负责编纂的《历史比较表》中。由于证据太多，我在此只引用其中的几条，并不再提及所有名字。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些材料都是我一点一点搜集来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搜集到的，但大多数材料都是战后获得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1914年4月，英国银行开始积累黄金储备。德意志帝国直到1914年7月底，仍然在向协约国和其他国家出口黄金和粮食。

二、1914年4月，德意志海军军官爱德华·冯·克诺尔舰长在东京发回报告，称每个日本人都预见到不久的将来三国同盟[1]中的另外两个国家会对德意志帝国开战，他对日本人的确定性感到震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氛，人们好像在对还未宣判的死刑表达慰藉。

爱德华·冯·克诺尔舰长

三、1914年3月底，圣彼得堡军事学院院长舍尔巴特舍夫将军向他的军官们发表了一场演讲。他讲到：“因为奥地利反对俄国的巴尔干政策，这场由三国同盟组成的军事力量发动的战争在所难免。战争很可能会在今年夏初爆发，而且俄国为了维护荣誉，可能会立即发起进攻。”

四、驻柏林的比利时大使在关于1914年4月来自圣彼得堡的日本军事代表团的报告中提到，在日本军事代表团的食堂里，日本军官们听到了针对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即将开战的公开谈话，有人说部队已经准备前往前线作战，因为此时开战对俄国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法国人都有利。

五、根据时任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发表在1921年《两个世界》上的回忆录，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妻子安娜斯塔西亚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妻子米莉察于1914年7月22日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别墅里告诉他，她们的父亲黑山国王[2]在一份秘密电报里告诉她们：“这个月底前[3]我们要发动战争，奥地利即将一无所有，你们要夺回阿尔萨斯-洛林。我们的军队会进攻柏林，并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

安娜斯塔西亚（右）与米莉察（左）

六、前任驻柏林的塞尔维亚外交大使博吉什维奇在他1919年出版的《战争的起因》一书中提到了朱尔斯·康邦。朱尔斯·康邦是当时驻柏林的法国大使。1914年7月26或27日，朱尔斯·康邦告诉博吉什维奇：“如果德意志帝国希望爆发战争，它一定会与英国为敌。英国舰队会攻下汉堡，我们会彻底击败德意志人。”博吉什维奇声明这次谈话使他确信如果法国和俄国之前没有确定发动战争，那么雷蒙德·庞加莱[4]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圣彼得堡会面期间已经确定会发动战争。

朱尔斯·康邦

第2节　俄国御前会议

另外一名俄国高官杜马[5]成员后来告诉我，1914年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主持召开了秘密御前会议，这位杜马成员是萨邹诺夫的朋友。随后我通过俄国的相关信息渠道证实了这件事。我在《历史年表》中记录了这次秘密会议。在这次御前会议上，萨邹诺夫发表了讲话，他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建议占领君士坦丁堡，因为如果没有得到三国同盟的默许，君士坦丁堡将引发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地利的战争。他补充说按照事情发展的趋势来看，意大利会和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脱离关系。法国绝对值得信任，英国可能值得信任。

据说，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同意并下令采取必要的战前准备措施。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重获和平后，威廉·冯·米尔巴赫伯爵告诉我，俄国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写信给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了相反的建议。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建议俄国和德意志帝国紧密团结，避免发动战争。他说战争对俄国很不利，甚至可能引发俄国国内的革命，导致王朝的衰落。但沙皇尼古拉二世并没有采纳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的意见，继续推动战争的爆发。

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还告诉我，战争爆发两天后，萨邹诺夫邀请他吃早餐。萨邹诺夫高兴地搓着双手，说：“来，我亲爱的男爵，你必须承认我选择在此时发动战争是最合适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非常担心，他问萨邹诺夫英国的立场是什么，萨邹诺夫拍了拍自己的口袋，然后诡异一笑，小声说：“我的口袋里装着一样东西，几周后它将会使整个俄国受益，也会震惊全世界。我已经得到英国的承诺，英国人会和俄国一起攻打德意志帝国。”

雷蒙德·庞加莱

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

关在西伯利亚兵团的俄国囚犯在东普鲁士被俘。这些囚犯说1913年夏季他们坐着火车被转移到了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地方，因为沙皇尼古拉二世要在那里举行军演。最后军演并没有如期举办，但整个冬季军队一直驻扎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1914年夏季，这支俄国军队被带到离维尔纳不远的一个地方，据说沙皇尼古拉二世要在那里举行大规模的军演，军队驻扎在维尔纳附近。突然，有人给士兵们分发了弹药，命令他们参加反德战争，但这些军人直到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914年至1915年的冬季，一个美国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1914年春天去高加索山脉旅游的报道。具体内容如下：

1914年5月初，我到达高加索山脉，在去第比利斯的途中，我看到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正在行军。我担心高加索山脉附近发生了暴动，于是向第比利斯的官方打听。第比利斯的官员检查了我的护照后，告诉我高加索山脉地区非常和平，我看到的只是日常行军练习和军事演习，而且我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1914年5月底，我的旅行即将结束时，我打算在高加索山脉的港口乘船返回，但所有的船上都是军人。经过一番周折后我才和妻子搭上了一条船。俄国军官告诉我他们会在敖德萨登陆，从那里出发去参加一场重要的军演。

第3节　亚历山大·杜托夫的证词

亚历山大·杜托夫是生活在察里津和阿斯特拉罕一带的卡尔马克哥萨克人的军事首领。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亚历山大·杜托夫担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私人助理。1918年，亚历山大·杜托夫来到位于波斯蒙特的总参谋部，希望和德意志帝国建立友好关系，因为哥萨克人根本不是斯拉夫人，并对布尔什维克充满敌意。

亚历山大·杜托夫说战前他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派往总参谋部，随时向大公通报总参谋部发生的事情。其间，他听到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和总参谋长亚努什卡维奇将军之间的一次重要通话。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德意志帝国皇帝发来的电报打动，决定禁止战时动员，并且打电话命令亚努什卡维奇将军暂缓动员。但亚努什卡维奇将军并没有服从命令，他打电话征求了外交大臣萨邹诺夫的意见。亚努什卡维奇将军和萨邹诺夫几周来一直保持着联系，私下密谋煽动战争。萨邹诺夫回复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命令简直是一派胡言，亚努什卡维奇将军要做的是执行动员令，他打算第二天再劝说沙皇尼古拉二世不要轻信德意志帝国皇帝那份愚蠢的电报。后来，亚努什卡维奇将军告诉沙皇尼古拉二世动员令已经发布，无法暂缓。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亚历山大·杜托夫继续说：“这是撒谎，因为我在亚努什卡维奇将军的办公桌上亲眼看见了那份动员令，这充分说明动员令没有发布出去。”

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行为十分有趣，他在筹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经下令发兵，但在最后时刻又希望退出。我那份诚挚且带有警告意味的电报似乎使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要为自己做的战前准备承担严重后果，因此，他希望停止自己刚刚启动的谋杀人类的战争机器。如果萨邹诺夫没有违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意愿，世界可能会一直保持和平状态。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因为憎恨德意志帝国出名。我问亚历山大·杜托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是否煽动了战争，亚历山大·杜托夫回复说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确实在为发动战争努力，但他没有必要煽动战争，因为俄国军官团受法国军队的影响早已对德意志帝国充满强烈的不满情绪。另外，事实上俄国军官希望在1908年至1909年解决波斯尼亚问题[6]时开战，但当时法国还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同样，1914年，俄国也没有完全做好准备。亚努什卡维奇将军和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正在策划1917年的战争，但他们已经无法阻止萨邹诺夫、亚历山大·伊斯沃里斯基以及法国人开战的计划。亚努什卡维奇将军和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害怕俄国发生革命，也害怕德意志帝国皇帝劝阻沙皇尼古拉二世发动战争。虽然法国人确信英国会帮助他们，但他们也害怕英国以后会以牺牲法国为代价和德意志帝国和解。

我又问亚历山大·杜托夫沙皇尼古拉二世是否已经意识到俄国的参战情绪，并且打算容忍这种情绪扩散。亚历山大·杜托夫回复说，值得注意的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已经彻底禁止了这一切，为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他还邀请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官和陆军武官前去参加俄国军官准备的午宴或晚宴，他自己也会出席。

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

第4节　英国的大衣商店

1914年，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在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的边境一带发现了大批英国士兵的军大衣。当地人说这些大衣在过去几年的和平时期一直存放在那里。1914年夏季，一部分被德意志军人俘虏的英国步兵没有穿军大衣，当问到原因时，他们很天真地回答：“我们要去法国北部以及比利时的莫伯日和勒凯努瓦等地的商店找我们的大衣。”

除了军大衣，英国步兵还藏了大量地图。我们的士兵在莫伯日找到大量绘有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地形的英国军事地图。我看过这些地图的副本，上面的地名都是用法语和英语印刷的，所有的单词在空白处都有翻译，方便士兵们查看。譬如，磨坊、桥、房子、乡镇、树林等单词。这些地图1911年已经被绘制出来，并在南安普敦印刷。

那些大衣商店都是英国经法国和比利时政府同意后在战前和平时期设立的。如果我们想在比利时的斯帕、列日以及那慕尔设立商店放置德意志士兵的军大衣和地图，比利时作为“中立国家”一定会爆发可怕的骚乱，英国和法国也会发生暴乱。

除了雷蒙德·庞加莱，其他政治家们都帮助煽动了世界大战，其中最积极的可能是萨邹诺夫-伊斯沃里斯基团伙。据说亚历山大·伊斯沃里斯基在巴黎骄傲地将手放在胸前宣布：“我发动了战争，我是战争之父。”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对世界大战的爆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也罪孽深重，他是“包围政策”的精神领袖，并积极贯彻实施了这项政策。“包围政策”被视为已故的国王[7]的“遗产”。

据说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国际性的共济会总会所[8]的政策对反对君主政体的轴心国产生了重要作用。这项政策已经颁布多年，我一直在思考它最终要达到的目标。然而，我听到了一些有关德意志共济会总会所[9]和共济会总会所没有关系的言论。德意志共济会总会所有两个特点，一是非德意志帝国的财政利益最重要，二是和巴黎的共济会总会所保持秘密联系。尊贵的德意志帝国共济会会员向我解释了德意志共济会总会所和共济会总会所之间的关系，我当时对这一关系一无所知。这名会员告诉我德意志帝国共济会保持绝对忠诚，他还说1917年他们举行了一项国际性的共济会总会所会议，随后又在瑞士举行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中制定了一个计划，即注销奥匈帝国的成员之名，使德意志帝国民主化，消灭哈布斯堡王朝，迫使德意志帝国皇帝下台，将阿尔萨斯-洛林还给法国，合并加利西亚和波兰，消灭教皇和教廷以及欧洲各国的教会。

我现在还无法调查德意志帝国共济会会员传递给我的关于共济会总会所这一组织及其相关活动的危险信息是否属实。自从有历史以来，秘密的和公开的政治组织一直在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些组织对人们有益，但大多数组织通常具有破坏性，他们有自己的秘密口令，经常在黑暗中行动。最危险的组织一般都用理想化的行为掩藏自己，譬如关爱邻里、帮助老弱病残等。有了这样的借口，这些组织就可以为自己的真正意图采取行动了。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共济会总会所的目的，因为在调查清楚它的目的前我们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态度看待这类国际组织。

我不会向这些危险组织诉诸武力，我将处理这一难题的任务留给了我的军官和历史学家们，因为就像我现在的写作一样，如果没有一份简单的文献参考，我只能大概描述事件的过程。

回顾过去四年的残酷战争岁月，其中夹杂着希望、恐惧，胜利的荣光以及流血牺牲。我内心非常感激和钦佩德意志民族获得的前所未有的成就。

第5节　为德意志帝国的陆军感到骄傲

与那些待在家里忍受巨大痛苦和贫苦的人一样，我们的军队也在战争期间誓死抗敌，不仅战胜了二十八支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还在陆、水、空领域都取得了胜利。虽然目前他们的胜利略显苍白，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他们的胜利在历史上依然闪耀着荣光。此外，无论我们的盟军在何地遭遇危险，德意志帝国虽然军力衰弱，但总会竭尽全力援助自己的盟军，并常常取得显著胜利。在漫长的世界大战期间，德意志人民奋力拼杀在所有战场上。

德意志民族的英勇行为应该获得更好的结果，而不是被人从背后捅一刀，沦为一个受害者。德意志人民的命运似乎注定要被自己人击败。我最近读到一句不好听但并不失公允的话：“在德意志帝国，每一个齐格弗里德[10]身后都有一个霍德尔[11]帮助他。”

最后，我会用两个例子为德意志帝国的“暴行”辩护。

德意志军队进军法国北部后，我立即下令保护当地的艺术珍品。德意志帝国的每支军队都配有艺术史学家和教授，他们四处巡查、拍照，详尽记录教堂、酒庄、城堡等的基本情况。其间，每次我在前线时，莱茵河省的文物负责人卡尔·克莱门教授都会向我汇报艺术珍品的保护工作。

这些艺术史学家和教授将从乡镇、博物馆以及城堡里收集到的艺术品分门别类地整理编号。一旦发现艺术品在战争中受损，受损的艺术品就会被送往瓦朗谢讷和莫伯日的两个大型博物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谨慎保管着这些艺术品，并给每件作品贴上了它原来主人的名字。

德意志帝国的士兵在英国的炮火下冒着生命危险搬走了圣昆廷大教堂的窗户。一名德意志天主教牧师讲述了英国人破坏教堂的故事，并配上图片发表了出来。我命人将发表出来的作品送了一份给教皇。

普瓦公主在皮侬有一个酒庄。普瓦公主是我和皇后的一位客人，第三军团的指挥总部设在皮侬。我参观了酒庄并在皮侬住了下来。那里以前被英国人占领，后来被破坏得一片狼藉。第三军团主将埃瓦尔德·冯·洛霍和他的下属费了一番周折后才将那个地方基本恢复原貌。

在埃瓦尔德·冯·洛霍的陪同下，我参观了普瓦公主的私人公寓，并禁止德意志帝国的士兵入内。英军将普瓦公主的衣帽扔了一地。我命人将每件衣服捡起来清洗干净，熨烫整洁，重新挂回衣橱。普瓦公主的书桌也被打破了，地上到处都是信件。我命令下属将所有信件捡起来装进信封，重新放在桌子上，并锁上了门。

随后，我们在花园里发现了埋在地下的所有银器。根据当地村民们的回忆，他们在1914年7月初接到了撤离的命令，说明普瓦公主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我下令将所有银器备案登记，存放在亚琛的银行，打算战后再还给普瓦公主。我通过元帅冯·赖沙赫男爵给在瑞士的普瓦公主传达了消息，告诉她关于皮侬酒庄以及她的银器和我对她的财产的看顾等事情。我没有收到普瓦公主的回复。后来，普瓦公主在一家法国报纸上发表了一封信，大意是她的所有银器都被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偷走了。

发生在法国北部凡尔登地区的战斗

威廉二世在法国前线与帝国将军们的合影

由于我的关心以及德意志帝国的艺术专家和战士们的勤奋工作，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法国人和法国小镇保留了价值数十亿元的艺术珍品。这些工作都是我们这些德国佬[12]完成的！

[1]三国同盟是1882年5月20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订的秘密协议，该协议规定每个成员国承诺在其他两个国家受到攻击时相互支持。——译者注

[2]黑山国王（King of Montenegro，1841—1921），即尼古拉一世，1860年至1918年在位。他在位期间颁布了黑山王国的第一部宪法并引进了黑山货币。1910年他自封黑山国王，同时在俄国军队担任陆军元帅。——译者注

[3]即1914年8月13日前。——原注

[4]雷蒙德·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3年至1920年任法国总统。——译者注

[5]杜马也称俄国国家杜马，是具有咨询或立法职能的俄国议会。——译者注

[6]波斯尼亚问题，又称吞并危机或第一次巴尔干危机。1908年10月8日，奥匈帝国宣布吞并原属于奥斯曼帝国领土范围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引起了所有大国和奥地利-匈牙利的巴尔干邻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抗议。1909年4月，《柏林条约》的修改标志着该危机的结束。——译者注

[7]指爱德华七世。——译者注

[8]共济会总会所是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兄弟会或类似组织。1717年，第一个共济会总会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成立，后改名英格兰共济会。共济会的领导被称为总会长，其他官员的头衔前都有一个“总”字。——译者注

[9]德意志共济会总会所是德意志联合会所的创始成员之一。该会所由普鲁士陆军医生约翰·冯·津南多夫于1770年创立，是老普鲁士三大会所之一。作为一个共济会总会所，它不是一个宗教团体，成员也不一定要明确信奉基督教，但它要求每一位成员“承认耶稣基督的教导”。——译者注

[10]齐格弗里德是中世纪德国叙述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英雄人物。诗中讲述他杀死了一条龙，后来又被谋杀的故事。——译者注

[11]霍德尔是黑暗之神，与光明之神巴德尔是孪生兄弟。——译者注

[12]德国佬是对德国人的蔑称。——译者注

第11章

教皇与和平

1917年夏季，我在吕克纳施接见了罗马教皇大使欧金尼奥·帕切利和陪同他的牧师。欧金尼奥·帕切利是一位受人尊敬、睿智幽默的人，行为举止文明礼貌，是天主教中一位杰出的高级教士，他还懂德语，能听懂我们谈话，但他的德语讲得不太流利。

我和欧金尼奥·帕切利之间用法语交谈，但他有时也会说一些德语。陪同欧金尼奥·帕切利的牧师可以流利地讲德语，当他担心欧金尼奥·帕切利听不懂我说的话时，即使没有被问到，也会主动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

很快，我和欧金尼奥·帕切利的谈话主题转到了能否通过调解达成和解一事上，双方就此提出了各种建议和意见并反复论证其可行性。

我在1916年12月12日提出的和平和解方案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拒绝了，因此我建议教皇在促成和解方面作出努力。欧金尼奥·帕切利认为促成和解的方法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教皇也曾尝试过，但都失败了。教皇对这种残酷的杀戮感到绝望，他一直在想办法帮助世界文化和欧洲文化摆脱战祸。欧金尼奥·帕切利还说这一方面的任何建议都对梵蒂冈有很大价值。

我说教皇在所有罗马天主教徒和教会牧师中最有权威，他首先应该给所有国家的牧师发布指导方针，将教徒心里的仇恨彻底消除，因为仇恨是和平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不幸的是，协约国的牧师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仇恨和战争的始作俑者。

战争初期需要注意的是，士兵传来的报告中有许多关于神父和教区牧师手持武器被俘的情况，还有红衣主教德西雷-约瑟夫·梅尔切尔和比利时神职人员策划的一场阴谋，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做间谍工作，以及伦敦新教主教经常在布道台上赞美“巴拉龙”号谋杀犯[1]。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因此，我补充说如果教皇能成功使各参战国的天主教牧师谴责仇恨、倡导和平，就像德意志牧师们做的那样，不管是通过讲台布道还是写牧函的方式，都将是非凡的成就。

红衣主教德西雷-约瑟夫·梅尔切尔

第1节　呼吁罗马教皇调解

欧金尼奥·帕切利认为我的想法非常值得考虑，但很难争取到神职人员的支持。我说考虑到罗马天主教中严苛的等级制度，如果教皇积极号召教会的高级教士宣传和解，我想不会有人拒绝服从教皇的命令。高级教士们都拥有显赫的地位，而且仁爱是基督教最基本的信条，因此他们应该义不容辞地为此努力，促使人们遵守教义。

欧金尼奥·帕切利同意我的说法，并承诺会将我的建议汇报给教皇。在后面的谈话中，欧金尼奥·帕切利问我除了这类直接由基督教干涉的方法外，教皇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促成和解。我说意大利和奥地利是两个罗马天主教国家，教皇在这两个国家很容易产生有效影响，而且意大利是教皇的祖国，他在那里居住，当地人也很尊敬他，他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力。奥地利实际上被冠以“使徒”称号的君主统治，奥地利的君主及其家人与梵蒂冈关系密切，他们都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因此我认为对教皇来说，从这两个国家开始，引导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倡导和平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我又补充说梵蒂冈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广阔的视界举世瞩目，有了这样一个开始，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大。只要梵蒂冈不约束其他大国，其他大国也不会拒绝梵蒂冈的邀请。

欧金尼奥·帕切利认为让意大利政府同意梵蒂冈的做法并不容易，因为梵蒂冈和政府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也对政府官员没有影响力。即使只是参加会议，意大利政府也从来不赞成这种邀请。

陪同欧金尼奥·帕切利的牧师插嘴说教皇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一做法会给梵蒂冈带来危险，意大利政府会立即发动大街上的“暴徒”[2]反对梵蒂冈，梵蒂冈一定不能让自己面临这种危险。我没有理会牧师的话，但这位牧师却越说越激动，他说我不了解罗马人，罗马人的情绪一旦爆发就会变得非常可怕，因此一旦大街上的“暴徒”被发动起来，事情会变得非常糟糕，而且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事，“暴徒”可能会对梵蒂冈发起进攻，甚至危及到教皇的生命。

第2节　不相信“暴徒”有危险

我回答说我很熟悉梵蒂冈，绝对不会有乌合之众或“暴徒”袭击梵蒂冈。另外，教皇在社会中和人民群众中有一群强大的拥护者，他们会保护教皇。欧金尼奥·帕切利同意我的观点，但牧师仍然固执地描述“暴徒”的可怕，并极力渲染教皇可能会面临的危险。

我又说任何想要抓捕教皇的人必须首先准备好应对由一场重迫击炮和榴弹炮以及轻工兵和突击队组成的严密围攻，而且“暴徒”并没有能力拥有这些装备，因此，“暴徒”最有可能做的就是什么也做不了。另外，我听说梵蒂冈已经采取措施应对这类紧急情况。那位牧师对此默不作声。

欧金尼奥·帕切利认为对教皇来说，既要促成和平又不能冒犯世俗的意大利政府或引起意大利人的反对的确很难，可能会将教皇置于险境。不幸的是，教皇也不自由。如果教皇可以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统治一个国家或一片区域，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教皇太依赖罗马政府，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我说为世界创造和平是一项既神圣又伟大的工作，教皇不会在纯粹的世俗约束面前放弃自己的使命。如果教皇成功了，其他国家一定会给意大利政府施加影响，支持教皇的愿望和独立。

我的这句话给欧金尼奥·帕切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我说的很正确。在这件事情上，教皇必须有所作为。

随后，我提醒欧金尼奥·帕切利注意以下几点：欧金尼奥·帕切利一定已经注意到所有国家的社会党都在积极促成和平，我告诉他我已经允许德意志帝国的社会党前往外国参加会议，并讨论和平议题，因为我相信德意志帝国的社会党熟悉底层人民的愿望和想法。我们不会阻碍任何诚实工作的人以及真正为和平奋斗的人的事业。协约国及其社会党中也有很多爱好和平的人，但他们却被禁止前往中立国参加这样的会议。世界上的普通大众的和平意愿越来越强烈，各国也逐渐获得了和平，如果政府没有发现愿意为和平工作努力的人，那么人民最终会将这件事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幸的是，我的尝试最终失败了。我补充说只有发生严重冲突或革命才会实现和平，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到时，罗马教廷和教皇肯定会受到伤害。

第3节　争取到采取行动的承诺

我问欧金尼奥·帕切利，当一名信仰天主教的士兵只看到社会党努力促成和平，将自己从恐怖的战争中解救出来，而教皇什么也没有做时，他会怎么想。我继续说如果教皇什么也没有做，社会党强加给世界的和平会受到威胁，这意味着教皇和罗马教廷都会因此终结，甚至天主教徒也难逃厄运。

我的这句话触动了欧金尼奥·帕切利。他称会支持我的建议，并声明会立即报告给梵蒂冈，教皇必须采取行动。

陪同欧金尼奥·帕切利的牧师非常担心，他又插嘴说教皇这样做会有危险，那些“暴徒”一定会攻击教皇。

我告诉那位牧师我是一名新教徒，在他的眼里我就是一名异教徒，但我一直认为教皇是天主教和世界指定的“基督在地球上的总督”。在研读《圣经》时，我真诚、认真地与救世主交流，努力使自己沉浸在《圣经》中。虽然主没有像配备卫兵和武器的堡垒一样的建筑保护自己，但主从来不害怕“暴徒”。主一直与“暴徒”面对面，为了感化那些不怀好意的“暴徒”，祂最终将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

我相信基督在地球上的总督会像他的主一样竭尽全力为这个流血的世界带来和平，但基督的总督会因为那些衣衫褴褛的罗马暴徒害怕变成殉道者吗？我作为新教徒非常钦佩罗马牧师，尤其是教皇，因此我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我认为对教皇来说，虽然可能成为殉道者，但没有比义无反顾地、全身心献身伟大的和平事业更光荣的事了。

欧金尼奥·帕切利听了我的话后深受感动，他眼睛一亮，抓住我的手说：“你说的完全正确！这是教皇的职责，他必须行动。只有依靠教皇世界才能重返和平。我会将你的话转达给教皇。”

那位牧师转过脸摇摇头，自言自语道：“暴徒，暴徒啊！”

[1]“巴拉龙”号谋杀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一艘皇家海军军舰，它的作用是充当诱饵，诱使德意志帝国U型潜艇发动攻击，以便交战时摧毁U型潜艇。——译者注

[2]指大街上的人们。——译者注

第12章

战争结束和我退位

1918年8月8日后，为了认清当前的世界形势以及得出正确的结论，督促首席军事指挥乔治·冯·赫特林先生制定相应的政策，我召开了御前会议。乔治·冯·赫特林先生也认为帝国首相应该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但德意志帝国首先必须占领齐格弗里德防线，在那里彻底击败敌人，然后进行谈判。因此我命令乔治·冯·赫特林先生和中立国荷兰交涉，查明敌人是否准备调解。

试图通过荷兰人实现调解的计划变得越来越难以实施，因为奥地利迟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继续拖延时间，也没有作出任何宣告。查理一世[1]受到斯特凡·布里安·冯·劳耶茨[2]的影响，收回了之前与我达成的口头协定。

荷兰政府已经接到我的通知，并表示愿意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奥地利在没有通知德意志帝国的情况下，单方面提出了一份和平协议，谈判就这样开始了。查理一世私下和协约国秘密联系，并早已决定抛弃德意志帝国。他按照自己的秘密计划办事，并对随行人员解释道：“我去德意志人那里时，先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然后回国后继续按照原计划行事。”

查理一世

斯特凡·布里安·冯·劳耶茨

德意志帝国的政府和我一直被维也纳的行动欺骗，甚至不能对此做任何事，因为我们不断得到奥地利的暗示：“如果阻碍我们的计划，我们会让你们陷入困境。换句话说，我们的军队将不再和你们并肩作战。”考虑到德意志帝国目前的形势，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我们都必须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避免与奥地利发生摩擦。

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背叛使德意志帝国身陷囹圄。如果查理一世能将自己的冲动性格控制三个星期，许多事情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但奥地利已经承认在瑞士背着德意志帝国与协约国谈判了很长时间。查理一世相信他一定能够得到协约国的善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查理一世视察军队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

1918年8月8日，战事失利后，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宣布自己不能再确保军事上的胜利。因此，德意志帝国有必要准备和平谈判。因为我们在外交上没有成功推动任何有希望的谈判，加上军事形势越来越糟糕，以及国内一些人开始煽动革命，所以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将军在1918年9月29日命令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为停战做准备，而不是为和平谈判做准备。

第1节　退位行动

在这一关键时刻，德意志帝国国内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运动，群众要求为结束战争设立新政府。我不能无视这样的运动，因为旧政府从1918年8月8日到9月底的七个星期里，一直没有办法启动任何可能成功的和平谈判。

与此同时，我将马克斯·冯·加尔维茨将军和布鲁诺·冯·穆德拉将军从前线召回。这两位将军向我描述了军队内部的形势，我得知军队中有许多懒散的士兵和频繁抗命的军人，插着红色旗帜的火车里坐满了休假回家的士兵以及其他类似的混乱现象。

马克斯·冯·加尔维茨将军和布鲁诺·冯·穆德拉将军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后方占主导地位的情绪对战士们的不利影响，以及战士们希望结束战争、获得和平的普遍愿望。这一愿望在后方沿着通讯线路从家乡传来，逐渐影响了前线的一些军队。两位将军提议，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必须立即将军队撤到安特卫普-默兹河沿岸。

我立即打电话命令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尽快率军撤到安特卫普-默兹河沿岸。疲惫不堪但并未遭到彻底失败的军队撤退到安特卫普-默兹河仅表明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占据了较短的防线，拥有更天然的优势。诚然，这样做并不英勇，但我们必须记住索姆河战役时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占据的大多是弹坑组成的阵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新获得主动权，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不可能。从军事角度看，我们在战争期间为了占据更大优势经常撤退。

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已经不是以前的那支老军队。1918年的新军队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在夜晚从前线逃回后方。

但绝大多数军人一直奋战到最后，严格遵守军队纪律、发扬军人精神，他们在士气上与敌人不相上下。虽然敌人在人数、大炮、军火、坦克、飞机等方面占据了优势，但他们遭到顽强抵抗时总是选择投降。因此，我们的前线战士联盟是正确的，德意志帝国的军旗上写着：“不败的陆军和海军！”

马克斯·冯·加尔维茨将军

布鲁诺·冯·穆德拉将军

第2节　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依然强大

在四年半的战争岁月里，前线的德意志战士和武装的德意志民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德意志的战士们令人钦佩。1914年的战争中，健壮的青年们还没等到炮火声响起就勇敢冲向敌人，他们的自我牺牲和顽强拼搏精神令人感动。这些年轻人在阴暗的战场上整日担惊受怕、忍饥挨饿，但他们依然坚持晚上挖战壕，白天住在防空洞和地洞里或蜷缩在弹坑里，顶着敌人用大炮、坦克发射出的像冰雹一样的弹片顽强战斗。人们可能认为这样一支军队只能被动地坚持到最后，但四年的浴血奋战练就了一支能够主动进攻的军队。虽然敌人占有巨大优势，但却不值得夸耀。

然而，认为德意志帝国的军队能够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必须撤退。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对撤退令犹豫不决。他认为出于政治原因，譬如和平谈判等，军队应该待在原地。他建议先将战争物资等撤到后方。

为了鼓舞士气，我决定亲赴前线和那些艰苦奋斗的战士们待在一起，亲眼见证他们的战斗精神和生活状态。

我可以立即实施这些决定，因为新政府已经成立，但新政府和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一直没有对我的行程提出任何建议，我似乎变得毫无用处。

陆军大臣威廉·佐尔夫和帝国国会商讨了几个小时后撰写了一份给威尔逊总统的照会，但他们没有通知我。内阁最后一次向威尔逊总统递送照会时，我告诉内阁首领威廉·佐尔夫，在照会送出前，我要先知道其中的内容。

威廉·佐尔夫将照会拿给我过目。他很自豪自己处在威尔逊总统“放下武器”的命令和别人建议的“停战”之间。我向他提起外面有关我退位的谣言并要求外交部通过新闻界对报纸上毫无意义的争论表明态度时，威廉·佐尔夫说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即使是有修养的人也在毫无保留地讨论此事。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

我非常愤怒，威廉·佐尔夫试图安慰我，他说如果我离开他也会离开，因为他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工作。但事实证明，我被自己的政府推翻了，而威廉·佐尔夫留了下来。

当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听说我决定亲赴前线时，极力劝阻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去前线，我回答说作为最高统帅前往前线是我的职责，因为我和艰苦奋斗的军队已经分开一个月了。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称我必须待在家里。我反驳说我们的国家正在打仗，皇帝也是帝国的士兵，应该和战士们在一起。最后，我执意要去前线。一旦威尔逊总统送来休战书，双方肯定会在军队总部讨论相关事宜，届时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和政府其他成员都会去斯帕参加会议。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站立者右三）与家人

陆军大臣威廉·佐尔夫（中间戴礼帽者）与同僚

第3节　受到军队的热情接待

我给斯帕的总参谋部下达了明确命令，要求尽快撤军到安特卫普-默兹河沿岸，将军队尽快从战斗中解放出来。然后我去了佛兰德斯。但斯帕的总参谋部拒绝执行我的命令，找理由说这样做需要时间，而且战地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部队物资也需要先撤出等。我依然坚持撤军，军队最终撤离了战场。

我在佛兰德斯看到各军部的代表和战士们讲话，给战士们颁发勋章。我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军官和士兵们的热情接待。当我返回火车站时，皇家撒克逊新兵站的士兵们非常热情，他们在火车站列队欢迎我。我给预备警卫师的成员颁发勋章时，敌方轰炸机中队以及紧随其后的防空高射炮和机关枪的猛烈炮火直接从我们头顶飞过，在火车专列附近扔下了炸弹。

军队指挥官们一致认为前线军队的战士们精神良好，也很忠诚，但后方的供应站情况并不乐观。更糟的是那些休假返回的士兵受到家乡停战思想的影响，情绪低落，影响了其他战士。但新兵招募站的年轻新兵状态一直很好。

我抵达了斯帕，但我不断听到一些关于我退位和对我充满敌意的消息，以及新政府越来越懈怠、无助，没有主动权或实力，甚至被随意摆布的消息。报纸上轻蔑地称新政府为“辩论协会”，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被一些知名报纸称为“革命首相”。后来，我了解到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在床上躺了十天，因为他染上了流感，最主要的是他已经无法真正掌管政务。现在，德意志帝国由弗里德里希·冯·派尔阁下、威廉·佐尔夫以及常设议会里所谓的陆军内阁统治。

我认为在这一关键时刻，摇摇欲坠的德意志帝国不应该由帝国首相的代表们操控，因为他们不具备政府首脑所具有的威严，而这种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权威。但据我所知，副首相还没有被授予广泛的决策权。

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是负责政府事务的官员们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赶下台，寻找一个更强硬的人替代他。德意志帝国实行的是议会制，各政党有权要求更换首相，并将新的首相继承人推荐给我，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弗里德里希·冯·派尔（左一）与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左二）

现在，政府和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开始竭力劝我退位。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命内政大臣比尔·德鲁兹前来找我，向我传达与国家精神有关的一些消息。比尔·德鲁兹描述了新闻界、高级财政以及公众等领域发生的一些事，着重强调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对我退位一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即便如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还是派了代表前来见我。总之，比尔·德鲁兹建议我主动退位，否则政府可能会对我施加压力。

我告诉了比尔·德鲁兹我退位可能会造成的后果，然后问他作为一名普鲁士官员如何将这种推测和官员向国王宣誓的誓言调和。比尔·德鲁兹听了我的话后有些尴尬，借口说他也是在执行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命令，首相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完成这件事。后来，我了解到比尔·德鲁兹是第一批谈论我退位的官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二世（中）与兴登堡（左）、鲁登道夫（右）

我拒绝退位，并且宣布为了帮助政府维持国家秩序，我会召集军队撤离前线。

随后，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威廉·格罗纳将军接见了比尔·德鲁兹，当时我也在场。比尔·德鲁兹向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威廉·格罗纳将军汇报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交给他的任务。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威廉·格罗纳将军以军队的名义严厉谴责了比尔·德鲁兹。威廉·格罗纳将军对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特点的描述非常犀利，因此我不得不去安抚内政大臣比尔·德鲁兹。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提醒比尔·德鲁兹，说如果我退位，军队将不会继续战斗，甚至会解散，而且多数官员也可能辞职，届时军队将失去领导。

不久，我从我的一个儿子那里了解到，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曾问他是否做好准备接受后来由比尔·德鲁兹接手的那项任务。我的儿子愤慨地拒绝了建议他父亲退位的任务。其间，我派首席内阁大臣克勒门斯·冯·德尔布吕克前往柏林交给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一份演讲稿，并准备发表这份演讲稿，以此代替我向内阁发表演讲，而不是由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发表。演讲稿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明确交代了我对政府和新的公众舆论的态度。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一开始不愿意发表这份演讲稿，但几天后他发现自己必须这么做，因为皇后给他写了封信。

随后，克勒门斯·冯·德尔布吕克告诉我这份演讲稿在柏林和新闻界的反响非常好，不仅缓和了局势，还安抚了人心。有关我退位的言论逐渐烟消云散，右翼社会民主党甚至决定推迟相关行动。

第4节　社会党人的活动

接下来的几天，有关社会党人计划在柏林制造骚乱以及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越来越紧张不安的报道不断传出。比尔·德鲁兹从斯帕返回后发给政府的报告使大家印象深刻。德意志帝国的绅士们都希望我退位，但目前他们害怕造成可怕的后果。

德意志政府官员们的观点和他们的行动一样模棱两可。他们的行动似乎说明他们不想要一个共和政体，但他们又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可能会直接促成共和政体。事实上，许多人解释了政府的行为，认为坚持建立共和政体是政府官员的最终目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对我莫名其妙的态度使很多人认为他想除掉我，然后自己成为德意志共和国的总统，并在过渡期内担任帝国的行政长官。

毫无疑问，人们的这种猜测对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并不公平，这种篡位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来自一个传统的德意志贵族。

威廉·格罗纳将军前往柏林考察，返回后写了一份报告。他对政府和整个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感到担忧。革命即将来临，政府还没来得及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就要垮台。德意志人民想要和平，并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和平，无论什么样的和平都可以。政府几乎没有权威，煽动反对皇帝的气焰很高，我的退位在所难免。

威廉·格罗纳将军补充说军队并不可靠，一旦发生暴动军人们的表现一定会令人大失所望。刑事警察截获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大使的信箱，找到了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俄国大使馆和斯巴达克斯团[3]有联系，双方已经计划进行一场俄国模式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外交部一直收到相关警告，并知道了相关事件，但外交部的官员对此要么不以为然，要么认为布尔什维克不会发动革命。同样，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警察局和外交部之间摩擦不断。威廉·格罗纳将军继续说休假返回的士兵受到一些反动思想的影响，已经将这些消息带回军队。由于停战，战士们获得自由回家后可能会拒绝和造反派斗争。

因此，威廉·格罗纳将军认为不管多难，德意志帝国必须立即无条件接受任何类型的休战。政府不能再相信军队，后方的革命即将发生。

第5节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坚持

1918年11月9日清晨，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正如他在1918年11月7日做的那样，通知我说经过社会民主党以及社会民主党国务秘书的协商，大家一致要求我退位。政府其他成员以前反对我退位，但现在他们也要求我退位，帝国国会里多数政党对此都持相同意见。因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请求我立即退位，否则柏林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引发大规模的巷战，因为类似的小规模事件已经发生。

我立即召来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和军需处长威廉·格罗纳将军。威廉·格罗纳将军说军队不能再参加战争，必须休整，我们应该无条件接受任何形式的休战，而且要尽快休战。军队供给只能维持六到八天，随后会被造反派切断供给，因为造反派已经占领莱茵大桥和所有的军需仓库。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由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大使阿尔弗雷德·冯·奥伯尔尼多夫伯爵、亨利·冯·温特费尔特将军组成的休战委员已经被派往法国，他们两天前越过了法国边境，但还没有就谈判条件的性质发回任何报告。

威廉皇储和他的总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舒伦堡伯爵也参加了会议。我们谈话期间，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发来几个电报询问进展，他显得有些急切，并指出社会民主党已经离开政府，拖延时间只会让事态更危急。陆军大臣报告了柏林的一些军队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他称第四步兵部队、亚历山大军团第二连、第二炮兵营以及于特博格军事基地[4]都前去镇压造反派了，但并没有出现巷战。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中）与同僚

我希望我的人民免遭内战。如果我的退位是唯一可以阻止流血冲突的途径，我愿意放弃德意志帝国的皇位，但我不会辞去普鲁士国王的职位。我必须和我的军队在一起，因为军队将领认为如果我完全退让，军官们也会纷纷离开军队，德意志帝国的军队会因此失去领导人，然后军队可能会返回祖国挑起内战，置国家于危险之中。

我命人将我的回复立即交给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回复内容大概是首先我必须认真权衡我的决定，然后简洁地表述出来，再转交给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我很快收到了令人惊讶的答复。我的决定已经毫无意义，因为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在我做决定前已经擅自宣布我退位，他还宣布威廉皇储放弃了皇位，但根本没有人通知威廉皇储这件事。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已经将政府移交给社会民主党，并任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为帝国首相。无线电广播立即发布了这些消息，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军人都听到了我退位的消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威廉皇储

第6节　否认放弃追随者

因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剥夺了我是否退位以及是否放弃德意志帝国皇位并保留普鲁士国王头衔的决定权。由于在最关键的时刻听到皇帝放弃了德意志军队的假消息，军队中出现了混乱。

如果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一系列行为视作一个整体，那么情况似乎是这样的：首先，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庄严地宣布他将和新政府一起维护皇权。其次，我写的那份演讲稿本来可以给公众留下好印象，但却被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刻意隐瞒，从而阻止了我和新政府的一切合作。马克斯·冯·巴登亲王通过审查机构牺牲了我应有的尊严，甚至在退位这件事上他没有支持君主制度。接着，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试图劝我自愿放弃皇位。最后，他通过无线电广播擅自宣布我退位，他在处理这件事时将自己凌驾于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之上。

这一系列事件其实是菲利普·谢德曼[5]一手造成的，他的这一做法不仅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还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攥在了自己的手心里。菲利普·谢德曼瞒着政府和自己的同事，不断排挤马克斯·冯·巴登亲王。最后，他召回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称政府已经无法控制群众。因此，他以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名义牺牲了皇帝、皇储以及德意志帝国，使马克斯·冯·巴登亲王表面上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罪人。随后，他推翻了这位脆弱又高贵的“政治家”。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与妻子

菲利普·谢德曼

无线电传来信息后，形势越来越危急。为了继续确保总参谋部的工作，军队正向斯帕转移。但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认为现在不能完全依赖军队，如果叛军在亚琛和科隆拦截德意志军队，军队是否应该和自己的同志战斗是一个难题。因此，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建议我离开军队去某个中立国家，躲避这场“内战”。

我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作为一名战士对要抛弃我忠实、勇敢的军队这类想法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宣布不愿意和我缔结任何持久的和平协议，而且我自己的政府也认为只有我去了外国才可以避免内战。

面对这样的局势，我不计个人得失，自愿牺牲了自己和皇位，因为我相信这样做可以尽我最大的努力为我亲爱的祖国服务。但我的牺牲是徒劳的，我的离去既没有给德意志帝国带来更好的休战条件，也没有促成更公平的和平协议，更没有阻止内战。相反，我的退位加速了德意志军队的瓦解，分裂了德意志民族。

第7节　对军队感到骄傲

近三十年来，德意志帝国的陆军一直是我的骄傲，我为它而活，为它工作。经过四年半的战争，陆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绩。现在，和平的曙光就在眼前，革命者的匕首却从背后刺向军队，摧毁了德意志帝国的陆军。

我一手创造的、为之自豪的海军现在也公开叛变，深深伤了我的心。

社会舆论都在谈论我离开自己的军队前往中立国的事。

一些人说我应该去前线和敌人拼死一搏，并在最后的战斗中挺身而出。虽然国家非常渴望休战，从柏林派去的代表团也正在与敌人谈判，但我留在军队不仅不能促成休战，还会致使许多忠诚的战士无谓牺牲，这些战士中有很多人实际上非常优秀，对祖国十分忠诚。

也有一些人说我应该在军队的保护下返回祖国，但安全返回已经不可能实现，因为叛军占据了莱茵河上的许多大桥和军队后方的很多重要据点。可以肯定的是，我本来可以在前线战斗的忠实战士们的护送下返回祖国，但这样做只能加速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因为敌人一定会乘胜追击。此外，内战也会相继爆发。

还有人说我应该自杀。但我是一名基督徒，我的信仰不允许我这么做。如果我选择自杀，德意志人民不会惊叫“我们的皇帝是个懦夫！他现在选择通过自杀逃避一切责任！”但我不会选择这么做，因为在这个可以预见未来的艰难时刻，我需要考虑怎样做才能对我的人民和国家更有帮助。

我知道自己身负特殊使命，我必须为了德意志人民的事业而战，澄清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罪行。这个使命逐渐表明它是德意志帝国未来命运的关键点，因为比起其他任何人，我更能证明德意志帝国对和平的渴望和德意志人民的清白。

经过痛苦的心理斗争，我听从了当时在场的高级顾问给我的紧急建议，我决定离开祖国。根据我的顾问们递给我的报告，我相信只有这么做我才能尽最大努力为德意志帝国效力，为国家促成更好的休战协议和和平协议，使祖国不再遭受流血牺牲和战乱带来的痛苦。

[1]查理一世（Charles I，1887—1922），奥地利末代皇帝，匈牙利最后一位国王（称“查理四世”），波希米亚最后一位国王（称“查理三世”）。1914年，他的叔叔斐迪南大公被暗杀后，他成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法定继承人。——译者注

[2]斯特凡·布里安·冯·劳耶茨（Stephan Burián von Rajecz，1851—1922年），奥匈帝国政治家、外交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外交大臣。——译者注

[3]斯巴达克斯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意志帝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该团以罗马共和国最大的奴隶叛乱领袖斯巴达克斯的名字命名，在1918年德意志帝国革命期间，它试图通过报纸《斯巴达克斯书信》煽动革命。——译者注

[4]于特博格军事基地，位于勃兰登堡省内的一个军事基地，1815年后成为普鲁士军队的驻军城镇。——译者注

[5]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1918年11月9日，在德国革命期间，他宣布德意志帝国改为共和国。1919年初，他成为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译者注

第13章

敌方法庭与中立法庭

当协约国要将我和德意志帝国的军官押去协约国法庭审判的消息传出后，在德意志人民和德意志帝国政府提出的相同要求前，我立即问自己屈服对祖国是否有用。我很清楚，在协约国看来，我和军官们的屈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的威望，使德意志帝国永远无法拥有与同盟国平等的地位、权利以及尊严，让德意志民族消失在欧洲一等民族的名单中。

我的责任是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尊严和荣誉。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牺牲我自己使国家受益，并且避免上面提到的那些不利影响。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条路可以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为德意志帝国再牺牲一次。

我知道那些心地善良和真诚为祖国利益奋斗的人讨论的焦点是应不应该让我屈服。不管是因为心理压抑，还是在协约国面前没有意识到惩罚自我、贬低自我以及徒劳牺牲的后果，德意志政府目前要做的应该是考虑前文提到的协约国的真实目的，作出正确的决定。换句话说，政府应该坚决拒绝协约国的要求。

如果基于这种假设考虑问题并作出决定，我可能会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在全世界面前承担责任，只要这一决定是德意志政府作出的事关这次战争的重大决定或采取的行动。这不是一种与政治无关的多愁善感的行为，而是一种值得褒奖的行为。众所周知，根据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宪法，首相应该独自承担所有责任，而不是我，因此这种想法自然不会使我徒增烦恼。

我认为，如果向协约国屈服，哪怕只有一线希望能使德意志帝国的处境变好，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这么做。当我离开自己的国家、放弃祖先的皇位时，我已经表明愿意作出自我牺牲，因为我自欺欺人地认为这样做可以帮助德意志人民达成和平协议，阻止内战的爆发。其间，虽然已经证明大家认为我的举措可以阻止内战爆发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我依然认为我应该竭尽全力帮助我的人民。

第1节　回忆困境

然而，我的选择并没有帮到德意志人民。我的屈服除了使德意志帝国服从协约国的要求外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现在，德意志帝国像以前那样将所有参战国的档案对外开放，但在此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法庭能够作出公平的裁决。

凡尔赛法庭作出了史无前例的判决后，没有人愿意乐观地相信协约国会将它们的秘密文件交由这样的法庭处理。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认为德意志皇帝和德意志民族的尊严与荣誉更重要，因此我拒绝再次作出牺牲。维钦托利[1]的角色不应由我来扮演。众所周知，维钦托利错信了敌人的宽宏大量举手投降，想要为他的人民争取更好的结局。考虑到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在战争期间以及在和平谈判时的行为，德意志人民一定不要幻想协约国会比恺撒更宽宏大量。恺撒为高卢人套上了枷锁。虽然维钦托利牺牲了自己，但他的人民还是没有逃过被奴役的命运。

凡尔赛法庭的庭审现场

接受敌人的建议通常是一种错误的做法。那些建议我屈服的人虽然并没有恶意，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正好迎合了敌人的需求。因此我必须拒绝这些人的建议。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通过一个国际性的、无党派的法庭进行裁决。这个法庭不审判个人，它要做的是在包括德意志帝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档案公开后，审查所有引发世界大战的相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决。德意志帝国支持这种审判模式。任何反对这个法庭的人就是在请求对他进行审判！

在下面这封信中，我再次提到了我对这件事的态度。1921年4月5日，我将这封信寄给了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他收到后将信公布于众。为了描述清楚事情的经过，我将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之前写的信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第2节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的信

1921年3月30日

写于汉诺威

尊敬的陛下：

我谨向陛下表示我最崇高的谢意，感谢您对我病重的妻子的挂念，她还没有脱离危险。

关于我们国家的情况，我没有任何可以使您高兴的事向您汇报。德意志帝国中部的动乱比普鲁士政府描述的更严重。我希望不久后可以平息动乱。

《凡尔赛和约》签订

《凡尔赛和约》[2]对德意志人民的影响越来越大。这项和约的目的是实施敌人的歼灭政策，而且敌人的这一目的越来越明显。为了使自己的暴力政策看上去更公平，敌人必须继续散播德意志帝国战争罪的谣言。

1920年12月20日，敌方同盟军的发言人大卫·劳埃德·乔治称没有政治家愿意在1914年夏季打仗，所有国家都是被迫参战，他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一事实。1921年3月3日，大卫·劳埃德·乔治在伦敦会议的演讲中平静地说德意志帝国要为这次战争负主要责任，《凡尔赛和约》是以此为基础签订的，如果各国不承认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罪，这一和约也站不住脚。

大卫·劳埃德·乔治

和以前一样，战争罪问题是德意志民族未来面对的主要问题。承认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罪行”，迫使德意志帝国驻凡尔赛的代表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其实是一种可怕的报复行为，与沃尔特·西蒙斯大臣在伦敦会议上对德意志帝国“共谋”的不实承认一样。

我完全同意陛下的观点。在我长期服役期间，我很荣幸凭借自己的好运和陛下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我知道陛下在任期内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和平。我知道对陛下来讲，不能继续为祖国作出贡献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沃尔特·西蒙斯（左一）与德意志帝国代表

陛下最近送给我一本自己编纂的《历史比较表》，这本书详细描述了战争的起源，也纠正了许多错误的概念。令我感到遗憾的是，陛下只在小范围内传阅这本书，并没有将其公之于众。虽然由于一时疏忽使这本书在国外出版，但幸好只是出版了其中摘录的部分内容。我认为在德意志帝国出版这本书的完整版会更明智。

听到皇后的身体最近大有改善的消息后我非常高兴。愿上帝继续保佑皇后！

我是帝国忠诚的陛下最谦卑的仆人，愿您接受我对您最深切的敬意以及我绝对的忠诚和无限的感激之情。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

第3节　我的信

1921年4月5日

写于多伦庄园

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

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你1921年3月30日的来信。你说的完全正确。对我来说，最难的事莫过于被迫生活在异国他乡，痛苦地关注着亲爱的祖国遭受的悲惨命运。我已经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祖国，现在却被禁止继续为祖国效力。

在1918年11月那段黑暗、痛苦的日子里，你一直守在我身边。你明白我是强迫自己离开祖国的，作出这个艰难决定是因为我的顾问们和你都认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为我的人民谋取更有利的停战协议，使祖国免遭内战。

威廉二世退位后的隐居地——多伦庄园

但我的牺牲是徒劳的。敌人和以前一样，依然希望德意志人民为德意志帝国的“罪行”赎罪。

我努力使我个人的利益服从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让自己完全退居幕后。在所有谎言和诽谤面前，我一直保持沉默。我认为和那些攻击、诽谤我的人斗争有损我的尊严。

按照这一克制原则，我尽量客观地在历史表中呈现事实，只让熟悉的人阅读《历史比较表》。当这本书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我不相信只是一时大意。我编纂这本历史表的目的是系统地列举事实、汇编史料，让读者自己根据史实判断战前发生的事。我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资料，战后这些资料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敌国作家的作品中。因此，我很高兴你认可我对历史做出的微薄贡献。

我非常感谢你建议我将已经编纂完成的历史表交由德意志新闻界出版，随后我会按你的建议做。

事情的真相就像雪崩一样以排山倒海之势为我开辟了一条道路。任何听从自己内心理性判断的人都必须承认，我在战前的二十六年执政生涯中，制定的所有外交政策都是为了维护和平。我和我的政府唯一的目的是保护我们神圣的国土不受西边和东边的威胁，保护德意志帝国的商业和政治经济和平发展。

如果德意志帝国曾经打算挑起战争，那我们早在1900年就会发起猛攻。当时英国被困在布尔战争中，俄国正在和日本交战，如果我们那时发动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无论如何，我们一定不会选择在1914年开战，因为这一年德意志帝国恰好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占据绝对优势的敌人。另外，任何一个公正的人都必须承认，德意志帝国从未期望通过战争攫取利益。但敌人希望通过战争实现目的——灭亡德意志帝国。

1914年7月到8月这段时间，我和我的政府都在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在德意志帝国，尤其在敌国出现的文学作品和纪实出版物中，有很多描述可以证实这一点。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萨邹诺夫的声明，他说：“德意志帝国皇帝对和平的热爱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便利，我们可以自己决定战争的时间。”清者自清，上述说明已经充分表明我们的敌国只是想蓄意攻击一个毫无戒备的国家。

上帝见证了我为了避免战争、确保我亲爱的祖国的安全和神圣不可侵犯作出的所有努力。

控告德意志帝国犯了战争罪无效。人们现在对此没有任何质疑，因为是敌军联盟精心策划并有预谋地挑起了这场战争，而不是德意志帝国。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敌军联盟逼迫德意志帝国承认了不公正的和平条约上的“战争罪”，要求我去一个对我充满敌意的法庭。我亲爱的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你非常了解我，应该知道我会为了自己的祖国牺牲一切。然而，这个法庭上的原告是敌军联盟，法官也不是正义的化身，他们都是政治霸权者的工具。通过对我的判决，敌军联盟试图证明强加给德意志帝国的所有和平条件都是合理的。因此，我必须拒绝敌人的要求。

然而，如果将我带到一个中立国的法庭上进行审判，不管这个法庭如何组成，我都会认真对待它。如果对我充满敌意的法官根据我作为皇帝和国王时采取过的措施对我进行裁决，不管这位法官的地位多么显赫，我都不会承认他的判决。换句话说，作为德意志民族的宪法代表，而非责任代表，如果我选择这么做，我可能会牺牲掉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和荣誉。

与罪责、惩罚有关的合法诉讼只起诉所有参战国中的一个国家领袖，剥夺这个国家享有的和别的国家平等的权利，最终夺走它在国际上的声誉，达到敌人希望的效果，即“罪责问题”只涉及一个国家的领袖和他代表的国家。如果合法的诉讼不包括敌方的主要领袖和政治领导人，没有对敌方的行为进行同样的调查，那么根本不可能对罪责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判。只有对双方都进行调查，才有可能做出真正公正的裁决。

德意志帝国和它的敌人对澄清“罪责问题”都很感兴趣。因此，只有由一个国际的、不涉及任何党派的、不会判定个人罪行的法庭去判定所有导致世界大战的事件以及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才有可能真正澄清罪责，然后才能正确地判定每个民族中卷入战争的个人的罪行。

德意志帝国在战后正式提出了这一诚恳建议，但据我所知，这个建议中的一部分内容被拒绝了，另一部分被认为根本不值得考虑。此外，德意志帝国战后立即毫无保留地公开了相关档案，但目前为止敌军联盟并没有效仿这种做法。俄国档案中的秘密文件现在在美国公之于众只是一个开始。

从敌军联盟诉讼程序的方式和它手中的诽谤证据中可以找到真正的“战争罪”！德意志帝国应该义不容辞地竭力收集、筛选、公布和“战争罪”有关的所有材料，揭露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

不幸的是，皇后的身体每况愈下，我非常担心她。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深表感激的威廉

[1]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公元前82—公元前46），阿维尔尼部落的国王和酋长，他在高卢战争的最后阶段率领高卢人反抗恺撒带领的罗马军队，并与其他高卢部落建立了联盟，率领各部落反抗罗马势力。——译者注

[2]《凡尔赛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签署的和平条约中最重要的一份和约。该和约结束了德意志帝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敌对状态。——译者注

第14章

罪责问题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与1914年到1918的世界大战类似的战争，这次世界大战也无法告诉人们战争的真正复杂起因。

更令人惊讶的是，世界大战竟然是一群高度文明、有教养、接受过政治教育的人挑起的，从这些人的行动中可以窥见战争的起因。

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显而易见的串通不会骗人。当时那些超级强国的内阁、领导人之间的电报，以及政客们的活动、一些国家的重要官员和协约国的大人物之间的口头谈判等都是最有力的证据，因为这些人说的话、写的信函和发的电报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战争的起因已经确定，不会因为这些事发生任何变化。人们必须冷静地、着眼于实际，毫不犹豫地从伴随战争爆发的各种事件中，从令人迷惑的苗头中，找出真正的起因。

战前，德意志帝国国内的整体情况越来越好，但外交政治方面并不乐观。工业、商业和交通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使德意志帝国迅速繁荣，并稳步向前发展。

由于德意志人民的勤奋和社会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和平稳定地发展，因此引起了世界强国尤其是英国的不满。这种现象非常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当竞争对手突然出现，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合作伙伴纷纷离开却什么也做不了时，肯定会非常沮丧。因此，我不会因为英国人对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市场取得的进步感到不悦而去谴责英国。

如果英国引进更好的商业策略战胜或限制德意志帝国的发展，一定不会有国家反对它，而且英国也完全有能力这么做。这本来会是一个更优秀的人获胜的案例。对一个国家来讲，如果两国用相同的方式，通过人民的勤劳、胆识和组织能力公平竞争，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受益，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竞争。

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看到世界资产负债表上自己的资产受到另一个国家的工业成就、正确的商业政策的威胁时，由于自己没有能力与年轻的对手竞争，因此采取武力手段迫使竞争对手停止公平竞争甚至企图歼灭竞争对手，而不是通过和平方式，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第1节　海军只起保护作用

德意志帝国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们被迫开始建设能够保护国家利益的海军，但这并不是基于我们的一百九十亿年进出口总额。为了攻击或破坏海上强国——英国的舰队而扩建海军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两国的海军差距太大，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根本不可能取得胜利。另外，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踏步进入世界市场的，因此没有理由抱怨，也没有理由破坏通过和平劳动取得的成果。

法国从1870年至1871年以来，一直以各种形式不断激发人们的复仇欲望。它的这一做法在文学作品、政治和军事著作，以及军官团、学校、社团、政治圈中都有所体现。

我可以理解法国的感受。从国家立场出发，我认为一个民族渴望复仇比毫无怨言、忍受凌辱更值得尊敬。

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阿尔萨斯-洛林一直是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后来被法国占领，直到1871年才重回德意志帝国的怀抱。因此，法国为了夺取属于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前去复仇既不公平也不道德。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在这一点上屈服就是侮辱了德意志民族的情感和正义，因为德意志帝国从来不愿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拱手送给法国。法国的愿望只能靠一场战争实现，这场战争会将法国的边防线推进到莱茵河左岸。

法国孩子们在上地理课。老师教导他们不要忘记那些在地图上用黑色标示的丢失的省份，也就是阿尔萨斯与洛林

相反，德意志帝国并没有对1870年至1871年收回的失地打桩划界，我们想要积极维护与法国的和平关系，尤其当列强联合反对德奥同盟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时，我们更应该这样做。

德意志帝国全盛时期的地图，左下角为阿尔萨斯-洛林

在俄国，沙皇统治的强大帝国正叫嚣着要在通往南海的地方建立港口。俄国的野心人尽皆知，它应受到严厉的批判。此外，俄奥冲突对其他国家影响很大，尤其对塞尔维亚，而且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是盟友关系，因此德意志帝国非常担心事态会持续恶化。

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混乱不堪，每届沙皇政府为了将国内的注意力转向国外，不断引起外部冲突，使国内的热血青年将自己的怒火都发泄在了别国身上。

另外，法国满足了俄国的巨额贷款需求，它将超过两百亿的金法郎借给了俄国。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对如何使用这笔巨款拥有发言权，但俄国却将这笔钱全部用在了筹备战争上。法国的金链子不仅将俄国和法国捆绑在了一起，还使俄国自愿为法国的复仇效力。

第2节　“包围圈”的目的

因此，虽然英国、法国和俄国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但它们实现目的的方式相同，即推翻德意志帝国。英国是为了商业和政治目的，法国要实施自己的复仇计划，俄国首先是法国的附庸国，其次为了解决内部政治问题也希望通过推翻德意志帝国在通往南海的地方建立港口。因此，这三个强国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它们联合行动，精心制定了我们称为“包围圈”的政策。

此外，《君子协定》最近逐渐被世人所知。我在霍恩洛厄侯爵那一章已经详细描述过这一协定。我执政期间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协定，德意志帝国外交部也对此知之甚少。

当我听说《君子协定》后，立即向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询问更多相关信息。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给我写了一封令人费解的信，大意是外交部的文件中确实有关于这一协定的资料，当时驻华盛顿的德意志帝国大使是特奥多尔·冯·霍勒本，他就此做过秘密汇报，但由于没有交代信息来源，外交部并没有重视这件事，也没有向我作相关汇报。因此，《君子协定》对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足以表明在1897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反对德意志帝国，这也是德意志帝国当时在外交事务上处处碰壁的真实原因。这一协定还解释了美国在战争中的态度。

特奥多尔·冯·霍勒本（右）与阿方索博士（左）

此外，我们非常熟悉《英法协约》签署的依据和宗旨，也知道它对我们的政策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英国、法国和俄国结盟，针对德意志帝国谋划了一条政治路线，因此我们一定要避免通过武力消除德意志帝国面临的威胁。只有我们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军事、海事和国家政治地位时，我们的对手才不敢冒然限制我们分摊、管理世界的权利。我们既不希望也不会破坏自己辛苦争取到的权益。

关于《英法协约》的漫画：约翰·布尔（英国）和玛丽安（法国）一起大摇大摆地走着，背对着威廉二世。威廉二世的剑尖从大衣下面露出，暗示着诉诸武力的欲望

协约国的目的只能通过战争达到，但德意志帝国的目的只有通过和平方式才能实现。德意志帝国要谨记这一点，这比其他任何事更具决定意义。因此，我在此不再赘述，也不再讨论比利时或其他报告以及战争爆发前发送的电报内容。这些细节问题属于专业的研究领域。

德意志帝国正确分析了自己的处境，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第3节　试图恢复和英国的友谊

我们竭尽所能试图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正如我给来柏林谈判的陆军大臣埃尔莫·霍尔丹勋爵的报告中显示的那样，我们同意限制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扩建计划。我费尽心思甚至不惜动用家族关系试图恢复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但都是徒劳。爱德华七世采取的行动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解释清楚。爱德华七世是英国人，他要尽力实现自己政府的计划，但他几年后才开始亲政，因此他对德意志帝国实施了“包围”政策。

我们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英国的要求，但依然没有用，因为德意志帝国的出口额一直在增加。当然，我们不能为了满足英国的需求限制本国的进出口贸易，这种要求太高。

由于拒绝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提出的结盟建议，我们遭到了英国的谴责。然而，经过认真考虑，我们发现这件事的性质与它表面呈现出的意图完全不同。

起初，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带来一封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写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的信。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信中宣布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只是为了个人利益与德意志帝国作交易，英国内阁并不支持约瑟夫·张伯伦。这一点确实可以说明英国采纳了外交许可的方针，给予对议会负责的英国内阁充分的自由。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英国的自由组织敌视德英联盟。

然而，英国采取的这种措施可能只是一种外交策略，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也许只是被提前派出。英国内阁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并在伦敦非常受欢迎。尽管如此，经过我的同意后，伯恩哈德·冯·比洛和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还是认真研究了这件事。

后来我们发现，德英联盟实际上是为了对付俄国。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直接提到英国和德意志帝国之后要对俄国发动战争。伯恩哈德·冯·比洛和我的观点完全相同，我们委婉拒绝了破坏欧洲和平的计划。伯恩哈德·冯·比洛在处理这件事时效仿了伟大的俾斯麦首相，因为俾斯麦首创了这一说法，我自己也在他家里经常听他说这句话：“德意志帝国一定不能变成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匕首。”

因此，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做，一直坚持我们的政策，拒绝签署可能引发战争、不以保护国土为目的的任何协议。拒绝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的提议正好证明了我们对和平的热爱。

在法国问题上，我们尽量寻求一种可以保持目前和平状态的方式，但很难做到，因为法国人一直将我们视为死敌，我们也不可能默许他们的复仇计划。我们和平解决了摩洛哥争端，没有一个德意志人因为摩洛哥问题想要发动战争。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当时允许法国侵犯德意志帝国在摩洛哥的合法利益，但法国就埃及和摩洛哥的相互赔偿问题与英国秘密缔结了协约，力量迅速壮大。

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已经可以看出协约国准备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图。与我们在摩洛哥问题上做的一样，德意志帝国肯定不愿意被迫在政治上退缩，但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愿意屈从。

我们竭力通过和平方式维护世界和平，却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我想起了我母亲腓特烈太后去巴黎的一次旅行。我们期望她至少受到法国体面的接见，因为她是英国公主，也是法国的艺术家嘉宾。我曾两次拜访了欧仁妮皇后[1]，一次是从奥尔德肖特出发前往欧仁妮皇后的法恩伯勒城堡与她见面，一次是在她的游艇上，靠近卑尔根的挪威水域上与她见面。欧仁妮皇后非常礼貌地接见了我，我认为这很正常，因为我和她很亲近。当法国博纳尔将军和几名官员在柏林时，他们一起同第二步兵团共进晚餐。我当时也在场，并提议为法国军队干杯，这件事现在看来仍然不同寻常，但却是出于善意。我将法国的很多艺术家邀请到德意志帝国，当然，这些事在复杂的政治游戏中都是琐事，但至少表明了我们维护和平的良好意愿。

欧仁妮皇后

我费了很多心思处理俄国问题。在征得伯恩哈德·冯·比洛的同意后我公开发表了信件，而且是和政府官员达成一致意见并且按照他们的意愿发表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个非常值得信赖的人，在他统治时期，俄国没有和德意志帝国交战。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软弱、优柔寡断的君主，容易轻信别人的话。当然，我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

我尽一切努力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相处，并试图恢复德意志帝国和俄国的传统友谊。我这样做不只是由于政治原因，也是为了我在祖父病危时向他许下的承诺。

我强烈建议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国内实施自由改革，团结所谓的杜马。杜马在伊凡四世[2]统治时期已经存在并开始发挥作用。我并不想干涉俄国的内政，只想维护德意志帝国的利益，消除俄国国内正在发生的动乱，因为正如我前面描述的那样，俄国很可能将即将爆发的内战转变成外部冲突。我希望至少帮助俄国缓和内部的动乱局势，如果任由事态发展很可能引发战争。我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可以通过这件事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俄国服务。

沙皇尼古拉二世并没有重视我的建议，他创建了一个新杜马，但新杜马没有能力应对当前的形势。如果沙皇尼古拉二世召集了旧杜马，就有机会亲自和他庞大的帝国代表们对话、打交道，并赢得他们的信任。

俄国新杜马在召开会议，中间的巨幅挂像为尼古拉二世

当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对日本开战时，我告诉他我可以保证他的后方安全，不会乘人之危。德意志帝国信守了承诺。

第4节　迈克尔大公访问德意志帝国

战争进程没有达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预期，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前线对峙了几个星期，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弟弟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来柏林访问。我们不明白他此次访问的意图。伯恩哈德·冯·比洛时任帝国首相，他请求我问清楚俄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收到了令人担忧的消息，觉得俄国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了。

我按照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要求做了。当我很坦诚地和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谈话时，他显然松了口气，说形势对俄国很不利，还说军队并不可靠，军官们似乎有意煽动内部暴动。因此，我建议沙皇尼古拉二世应该立即与日本讲和。

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很感激我给他这次谈话的机会，他说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往常一样优柔寡断，但俄国必须与日本和解，如果我劝告沙皇尼古拉二世，他可能会同意和解。因此，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请求我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封信，并由他转交。

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与妻子

我用英语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了封信，然后将我与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伯恩哈德·冯·比洛，并给伯恩哈德·冯·比洛看了我写的草稿信。伯恩哈德·冯·比洛很感谢我，他认为这封信写的很合适。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向我再三表达感谢后，通知了俄国驻柏林大使尼古拉·奥斯滕-萨肯伯爵，然后回国直接去见了沙皇尼古拉二世。随后，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了和平谈判。

当我见到尼古拉·奥斯滕-萨肯伯爵时，他说我帮俄国做了一件大事。我很高兴俄国采纳了我的建议，我也希望我的行为可以帮助德意志帝国恢复和俄国的友好关系。日俄战争期间，除了这件事，我还极力阻止俄国革命蔓延到德意志帝国边境。虽然俄国并没有因此感谢德意志帝国，但我们在日俄战争期间的行动再次证明德意志帝国对和平的热爱。

我的建议促成了1905年7月的《比约克条约》。这项条约期望德意志帝国和俄国联盟，其他国家也可以自愿加入这个联盟。由于俄国政府，尤其是亚历山大·伊斯沃里斯基的反对，联盟最终没有达成。

美国签订了前面提到的《君子协定》，这一协定可以保证美国在世界大战期间与英国和法国站在一起。美国不在爱德华七世奉政府之命签订的《英法协约》内，最重要的是，美国目前并没有引发世界大战。或许威尔逊总统在战争初期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不友好回答和《君子协定》有某种关系。

第5节　德意志帝国战败的美国因素

然而，美国确实参战了，并为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的军用装备和物资，大大减少了同盟国在战场上通过武力取胜的机会。

但一定要避免情绪化批评美国，因为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必须考虑真正的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虽然签订了《君子协定》，但美国依然可以选择保持中立，也可以选择站在另一边。只要美国的决定没有违反明确的协定，我们就不能因为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权利作出参战还是讲和的决定而责备它。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虽然如此，但还是必须提到约翰·肯尼思·特纳的《它会再出现吗？》一书。这本书在大量证据的基础上，表明威尔逊总统让美国参战的原因是编造的。美国参战更多地是为了华尔街高层的金融利益。

美国从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它的黄金储备量约占全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百分之五十，美元取代了英镑，并决定着世界汇率。但我们也不应该因此指责美国，因为任何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都会为有机会增加自己的黄金储备、提高自己在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感到高兴。对我们来说，美国没有向同盟国出售战争物资使我们深感遗憾。

与德意志帝国以完全正当的理由拒绝协约国用战争方式破坏和平一样，我们也必须抗议美国在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改变立场的做法。德意志帝国试图通过已经发表的材料提出抗议。

我并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同意美国参战。如果那时美国的妇女已经知道事实真相，她们一定不愿意参加否认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的活动。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受到英国宣传的误导，因此它允许手握大权的威尔逊总统在巴黎采取主动行动。后来，威尔逊总统并没有提到他以前抗议英国封锁的事，仅就自己的《十四点原则》采取了行动。

虽然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有些苛刻，但德意志帝国政府还是接受了。除了海上的自由航行和赔偿外，同盟国也接受了《十四点原则》。威尔逊总统承诺对《十四点原则》负法律责任。

第6节　放弃《十四点原则》

我没有在凡尔赛的正式文件中找到《十四点原则》中最重要的部分，只发现了协约国的暴力政策，而且这些信息被大幅度篡改过。由于威尔逊总统的担保，德意志帝国从敌人的领土上撤了出来，缴械投降，失去了所有防御能力。我们目前的处境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盲目信任《十四点原则》和威尔逊总统放弃了《十四点原则》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德意志帝国国内的革命造成的。

约翰·肯尼思·特纳说《十四点原则》早在谈判停战条件时已经草拟出来。对威尔逊总统来说，《十四点原则》不过是使德意志帝国放下武器的一种手段。这个目的一旦达到，威尔逊总统就不再需要这些原则了。

漫画《欧洲婴儿展》：欧洲妇女将婴儿放在威尔逊总统面前，婴儿身上分别贴着代表英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俄国甚至敌人的各种主张的标签

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反对威尔逊总统，为了维护美国的声誉，他们不愿再支持威尔逊总统。我从未幻想过美国人会自愿帮助德意志帝国，我只希望美国人可以大胆承认他们必须弥补自己的前任总统对德意志帝国犯下的罪行。胜利的喜悦不会持续太久，德意志帝国和其他地方的人会很快想起美国总统背信弃义的行为，然后将其视为美国人民的过错。

因此，这对美国人来说很不利。一个民族的政策被打上不可靠的烙印不会有任何好处。以后人们评判美国的政策时，并不会记得威尔逊总统是因为不懂人情世故才深陷大卫·劳埃德·乔治和乔治·克列孟梭的圈套。

乔治·克列孟梭

我遇到过许多美国人，尤其在基尔龙舟赛期间。根据这些美国人的政治判断能力和谨慎度，我相信他们不可能赞同威尔逊总统公然违背诺言的行为，因为这会影响到美国的政治威望。正是考虑到民族利己主义，而不是情感，我才希望大洋彼岸的国家可以减轻一点儿德意志帝国的负担。

除了放弃《十四点原则》，威尔逊总统还是第一个要求德意志帝国撤军的人，他曾暗示如果德意志帝国撤军，德意志人民一定会得到想要的和平。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也同意威尔逊总统的观点，他们都认为德意志帝国会因此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阻止内战也是给我施压的一种方式。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在要求我退位前，有义务从威尔逊总统那里得到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无论如何，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于是我决定离开自己的祖国，因为我也相信只有这样做才可以帮助德意志帝国。

第7节　“被动地”接受

内心经过激烈的斗争后，我决定将自己的利益和皇室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迫使自己同意了德意志帝国当局的要求。我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个人利益和皇室的利益不重要。然而，德意志帝国政府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保障。在此其间还发生了一系列混乱事件，我必须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发布的明确宣言视作权威言论。因此，我没有调查这份宣言。

现在，协约国通过威尔逊总统逼我退位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可以确定的是，我被迫退位后，德意志帝国会立即发生军事和政治变动，最后被迫接受更苛刻的条件。当时，国内还没有发生可以帮助协约国达到目的的革命。

似乎我继续执政比退位对德意志帝国更有利，但我接受了协约国的建议，事实也证明马克斯·冯·巴登亲王宣布我的退位可以给祖国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并不可信。

我甚至宣布，协约国不敢向领土完整的德意志帝国提出这样的条件。在生死存亡之际，协约国不敢在德意志帝国乌托邦的帮助下帮德意志帝国建立一个议会制度尚未被迫实行的帝国，也不敢建立一个君主政体仍然有权对陆军和海军发号施令的国家。

因此，美国前总统威尔逊会背负深深的罪恶感，因为他曾要求我退位，谎称这样可以给德意志帝国创作更好的条件。我们也有一个支撑强大杠杆的支撑点，这一支撑点注定会从锁子和钥匙后面撬出《凡尔赛和约》。然而，在德意志帝国，我们不应将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混为一谈。

我下面将陈述自己的政治原则，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德意志帝国和世界大战的爆发没有关系。

我继位以来，德意志帝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对国家间存在的分歧的妥协基础上的。整体来看，我的政策一直在维护和平。我执政初期，这种和平妥协的政策在国内的政治以及我试图保护工人权益的立法中十分明显。社会立法的发展也是基于类似的基础。在政府保护方面，社会立法使德意志帝国位居文明国家之首。

由于德意志帝国彻底执行了妥协政策，我们的军力远低于一般的强制性服役的要求，而且人口规模也使削弱军力成为可能。海军扩建方面，皇室和政府都接受了帝国国会缩减费用的要求。当时，德意志帝国的防卫能力问题由人民代表决定。一个希望并正在筹备战争的民族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

第8节　准备不足

协约国的包围和攻击政策越明显，我们越要增强保护自己权益的防御能力。面对敌人的攻击，我们需要通过必要的防御措施进行正当的自我保护，但这一想法在实施过程中却做的不够充分。

事实上，德意志帝国对和平的渴望既无法以符合国家财政和实力的方式通过陆军和海军实现，也无法以战争期间我们的福利必然会面临风险为条件。因此，我们面对的不是将战争起因归咎于德意志帝国带来的后果，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和平的渴望和盲目自信造成的后果。

我已经描述了我与协约国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则，德意志帝国也一直努力和协约国的各成员国建立友好关系。

德意志帝国做的其他一些不重要的工作不应该被忽略，这些工作也包含在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范围内，而且都是为了相同的目的，即化干戈为玉帛。基尔龙舟赛邀请了世界所有大国的客人。就像在科学领域交换教授一样，我们抱着一腔热情在体育这一中立领域寻求妥协，允许外国军官来视察我们的军队体制。这种做法可能会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我们真诚地渴望与所有人和平相处。

另外，德意志帝国没有利用任何一个可以确保成功的机会发动战争。

我前面已经提到在日俄战争中，德意志帝国一直对俄国遵守承诺，始终保持中立。

在英国深陷布尔战争期间，我们本来可以对英国发动进攻或攻击法国，因为当时法国被迫放弃了英国的援助，然而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此外，我们也可以在日俄战争时攻击俄国或进攻法国，但我们也没有这么做。

摩洛哥危机时，我们放弃了参战的想法，还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了波斯尼亚危机，这些都证明了我们对和平的渴望。

将这些显而易见的政治事件看成一个整体，同时列举出协约国政治家们，如雷蒙德·庞加莱总统、乔治·克列孟梭、亚历山大·伊斯沃里斯基、安德烈·塔迪厄等的宣言时，人们肯定会惊讶地自问：“一个以德意志帝国引发世界大战犯下战争罪为基础的和平条约是怎么被起草且全票通过的？”因此，这种误判在世界历史上根本站不住脚。

安德烈·塔迪厄

第9节　因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责备法国

法国人路易·盖唐代表里昂在人权协会发表了如下声明：

如果我们没有偏见地、完全独立地、坦率地看待事情，也没有被出生在哪个阵营的问题困扰，我们首先会注意到下面这件事：1914年的世界大战其实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结果，因为从普法战争开始，法国人的复仇欲望逐渐被掩藏，但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法国政府精心策划并宣布发起的战争。法兰西第二帝国确实需要这场战争来解决国内的麻烦以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反对派的民众领袖莱昂·甘贝塔甚至也惊呼道：“如果法兰西第二帝国将我们带到莱茵河左岸，我会和它和好！”因此，普法战争是一场征服战，没有人考虑过被征服的人民可能会说什么。“我们要使他们屈从我们的意愿！”这是胜利者书写的法则。

现在机会突然摆在了他面前，那就是避开法国。利奥波德二世[3]考虑到自己竞选造成的政治困境和战争危险，宣布准备撤退。这实在是太糟糕了！没有借口就不可能发生战争！

法国的这种情形就像童话里的挤奶女工和破碎的水罐，童话中是这么说的：“再见，奶牛、小猪、小鸡。”但法国却说：“再见，血腥的利益，荣誉、胜利、莱茵河左岸，以及比利时！”因为比利时位于法国觊觎的莱茵河左岸。征服莱茵河左岸非常艰难，简直是幻想，因此必须重新创造机会。盲目爱国的新闻界和所有自夸的人都开始着手工作，不久又找到一条征服途径。外交大臣赫尔佐克·阿格诺尔·甘贝塔派贝内代蒂大使去拜访威廉大帝。威廉大帝在急救医疗服务中心接受治疗。贝内代蒂大使要求威廉大帝写一份书面承诺。如果利奥波德二世改变撤退计划，威廉大帝会以家族首领的身份反对此事。

莱昂·甘贝塔

利奥波德二世以正当方式向法国宣布了撤退，西班牙政府也正式接受了他的撤退计划。不需要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尽管如此，巴黎各报社还是叫嚣着要战争。无论谁反对战争都会遭到其他人的辱骂，譬如在宪法委员会工作的罗伯特·米歇尔表达了他对和平的憧憬，宣布自己很满意现在的结果，却在大街上遭到了辱骂。莱昂·甘贝塔朝罗伯特·米歇尔大喊：“你满意了！多么低级的说法！”人们从报摊上偷走了罗伯特·米歇尔的报纸，将其扔进河里或扔到罗伯特·米歇尔的脸上。埃米丽·德·吉朗丁写信给罗伯特·米歇尔说：“不敢相信这居然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法兰西第二帝国失去这次机会，我们也会丧失帝国！”随后，1914年的战争准备工作开始了。

在法国和英国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它们都可以证明德意志帝国无罪。

第10节　“承认错误，但不内疚”

必须承认，几十年来，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外交行动无论在构想还是执行方面都不完美。我们因为太渴望维护世界和平犯了错误，但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错误感到内疚。

与我在其他地方提到的一样，我甚至认为柏林会议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使我们和俄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柏林会议对本杰明·迪斯雷利来讲是一个胜利，因为英奥战胜了俄国，使俄国的怒火转向了德意志帝国。然而，从那时起，我们为了与俄国和好做了很多努力，我也已经提到过其中的一些措施。正如我指出的那样，俾斯麦举办柏林会议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大规模战争的爆发。

只要有机会，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就会严格执行我的命令维护和平，但他也在1914年犯了一个错误。作为一名政治家，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应对世界危机的能力。但不能仅因为我们的对手从我们的错误中获利就将战争的责任推卸给我们。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和所有人一样，希望避免战争，下面这件事足以证明这一点：直到1914年8月4日，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还在坚持自己一贯的政治态度与英国谈判，因为他误以为自己能让英国脱离协约国。

本杰明·迪斯雷利

在这件事上，我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这种错觉。德意志帝国驻伦敦大使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侯爵一直在这种错觉下工作。他担任大使后不久，乔治五世来大使馆参加晚宴。伦敦最优秀的人纷纷开始效仿乔治五世的做法。

德意志帝国驻伦敦大使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侯爵

德意志的王子和公主非常引入注目，在伦敦处处受到优待。因此，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侯爵认为我们和英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改善。直到战前不久，爱德华·格雷冷静地告诉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侯爵，说他不应该从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方面得出政治结论。

这件事让人深刻洞察到了英国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差异。德意志人认为社交友好就是政治友好的表现，因为德意志人习惯通过社交形式以及其他形式表达自己的憎恶和喜好，而且对自己心中所想总是直言不讳。

第11节　指责英国人不诚实

然而，英国人与德意志人不同。事实上，如果一个正在与英国人讲话的人将讲话的形式和内容混淆，英国人会非常高兴。换句话说，英国人经常将形式看作实际情感和政治观点。从英国人的立场出发，上面提到的爱德华·格雷的话完全是他坦率的表达。

我上文提到我们和俄国的《再保险条约》不续约一事，这件事具有决定性意义，甚至会影响俄国是否发动战争或保持和平。我认为《再保险条约》不会阻止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入协约国。在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期，这份条约显得很多余。

俾斯麦认为俄国大使舒瓦洛夫伯爵应该和他续签《再保险条约》，而不是和他的继承人。俾斯麦当然是诚恳地、主观地看待问题，但事实上，由于当时双方需要考虑的问题，俾斯麦的想法并不合理。譬如，俾斯麦的副国务秘书贝尔歇姆伯爵在一份递给他的报告中正式声明这份条约不能续签，因此俾斯麦的继承人也不能和舒瓦洛侯爵续签条约。

我认为应该起草一份新条约，而不是延用旧条约。另外，起草条约时奥地利必须参加，就像旧的“三皇同盟”[4]一样。

但我也说过，对我来说，德意志帝国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签订的条约似乎不会持续太久，尤其是俄国极具影响力的公众情绪开始反对德意志帝国之后。

德意志帝国的行为是建立在清醒的认识基础上的，即德意志帝国将会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以便在世界事务中产生更大影响力。通过我的努力，德意志帝国的这种态度被不断强化。

我从来没有战争野心。年轻时，我的父亲给我讲过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的惨烈场面，我不愿给德意志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民族带来类似的痛苦。我非常敬重的陆军元帅老毛奇去世前留下了一句预言性的警告，他说：“在欧洲发动战争的人会引火烧身。”俾斯麦也说过德意志帝国一定不能发动预防性战争，如果这样做了，就会失去德意志帝国的抵抗力。我将俾斯麦的话视为一份珍贵的政治遗产。

因此，德意志帝国奉行和平政策的原则由政治洞察力、个人倾向、伟大的俾斯麦和陆军元帅老毛奇的遗产，以及德意志人民愿意献身和平事业而非卷入战争等因素共同决定。

任何关于德意志帝国有一个支持战争的政党的恶意谣言都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诽谤行为。形势严峻时，无论哪里，总有一些人不管是由于坚贞的信念还是缺乏崇高的目的，都喜欢使用武器，但这些人从来没有影响德意志帝国的政策决策。

对德意志帝国的指控，尤其是对总参谋部为战争工作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普鲁士的总参谋部一直努力为国王和祖国服务，增强德意志帝国的防御能力是它的职责，但它从来没有对德意志帝国施加任何政治影响。众所周知，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军队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回顾过去，你可能禁不住会说，如果军队的领导们稍微关心一下外交政策，可能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此，事态已经非常清楚，《凡尔赛和约》以德意志帝国引发世界大战的罪行为根基显然十分荒谬。如果不能查出英国大规模地、肆无忌惮地宣传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新型战争武器的巨大影响的深层原因，这件事就会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迷团。我不能用类似“流氓”等词语批评英国的宣传，虽然这件事的性质令人厌恶，但却卓有成效，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宣传，它其实比敌人手中的武器对德意志帝国的伤害更大。

德意志人民不喜欢伪善、缺乏真诚、歪曲事实的做法，这种做法不符合德意志民族的性格。我们试图用事实和其他方式说服我们的对手，但战争是残酷的，它只在乎输赢。虽然向文明的人类发射大炮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用炮弹炸毁美丽的古城也会让人心痛，但在战争中双方必须这么做。

战争期间，我们不能像德意志帝国的敌人那样大范围地恶意造谣，因为这些国家的后方没有敌人，而德意志帝国却被包围了。此外，大多数德意志人没有能力制定各种各样的宣传计划，并使这些计划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发挥作用。英国人拥有可怕的坦克，但我们没有与之匹敌的武器，而且英国人的宣传武器也比我们的更具威慑力。

英国人的宣传武器仍在起作用，我们被迫一次次进行自卫。毫无疑问，《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不应该归咎于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罪”，除非前期的宣传任务已经完成，并且部分宣传内容得到了德意志帝国和平主义者们的支持，使一亿人相信德意志帝国有罪。因此，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似乎成了公正的审判结果。

第12节　希望得到凡尔赛的回应

与此同时，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国家之间的障碍已经消失，各国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它们的自信是被强加上去的。这种变化对《凡尔赛和约》的缔造者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却帮助了德意志帝国。毫无疑问，那些知道真相的政治家、政客以及协约国的政治评论家，他们没有一个人真心认为是德意志帝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他们都知道事件之间的真正联系，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即诸多预言家因为一个共同的秘密缄口微笑。事实上，你甚至可以将这些人视作一个合唱团，因为有二十八个国家一起参与了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但从长远来看，即使是最精明的预言家也无法创造历史。事实会证明一切，德意志帝国终会证明自己的清白。

《凡尔赛和约》的各项条款都是无效的，因为协约国和德意志帝国都不会遵守这些条款。几个月来，由于这样一份不切实际的文件，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在德意志帝国和胜利者那边都出现了一些麻烦。

协约国试图从多方面削弱这份条约，其中的缘由很容易找出。当代高度发达的世界完全依赖自由、体制化的物质和知识产权交易，并通过自身进行调节。因此，不管协约国多么强大，它们都不可能坐在某个地方对世界发号施令。然而，《凡尔赛和约》却可以这么做，它不仅可以对德意志帝国发号施令，还可以间接对协约国和美国发号施令，因为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相互间的互动解决，而不是仅靠一国之力解决。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生活是由民族的需要而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规定的。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强加任意的决定暂时会影响这些国家的稳定。然而，相关的双方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受到伤害。

我们的世界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但这种情况并不能持续太久，枪支、坦克、大炮都不能使任何民族永存。因此，《凡尔赛和约》中的条款已经开始解除。如果《凡尔赛和约》真的是一份合理公正、无可指责的文件，而且会给世界带来福音，那就没有必要因这一“了不起的”文件召开各种会议，不断讨论。对该文件一直有新的解释是因为在缔结条约时没有考虑到文明国度的需求。

然而，人一定不能伪善。从某种程度上讲，经过一番生死较量后，虽然我们要接受由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种种条约，但这是从致命的危险中解脱出来的最好办法。

虽然如此，但我清楚如果德意志帝国获胜，我们会推行公正的、持久的条约。《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确实没有办法和《凡尔赛和约》相提并论，它们不能被用来攻击德意志帝国。这两个条约都是在战时缔结的，其中包含直到战争结束依然可以确保德意志帝国安全的条件。如果世界回归和平，我们在东方签订的这份条约将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如果德意志帝国战胜，我们会自己修改条约内容。到时，我们必定会优先考虑军事需求。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德意志帝国丧失的领土

但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凡尔赛和约》的不公正。为了维持民生，当今各国都在苦苦挣扎，这无异于在变相地控诉签订和约的战胜国和战败国。经过多年艰苦的审判，不公正地强加给一个强大、坚强、诚实的民族的枷锁终会卸去。到那时，每个德意志人都会再次因为自己是德意志人而感到骄傲。

[1]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1826—1920），拿破仑三世之妻，法国最后一位皇后。普法战争后，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欧仁妮皇后和拿破仑三世在英国避难。——译者注

[2]伊凡四世（Ivan IV Vasilyevich，1530—1584），俄国沙皇。他将俄国从中世纪的一个城邦变成了帝国。在伊凡四世执政期间，俄国征服了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等国，成了一个民族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译者注

[3]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1835—1909），比利时国王，因创立刚果自由邦并使其成为自己的私人领地闻名。——译者注

[4]“三皇同盟”指1873年10月，俾斯麦为了孤立和打击法国，策划德皇与俄国、奥匈帝国的君主结成的同盟。通过这次同盟，德意志帝国实现了孤立和削弱法国的目的，俄国在中亚地区加强了对抗英国的力量，并缓和了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矛盾。——译者注

第15章

革命和德意志帝国的未来

我不在乎我的敌人怎么评价我，因为我不会将他们视为我的审判官。当我看到现在诽谤我的一些人几天前还在我面前阿谀奉承时，我非常怜悯他们。当我听到国内一些人对我的抱怨时我非常失望。上帝是我的见证人，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越来越好，我相信每一个德意志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会心存感激。作为一位君主和一个普通人，我试着使我的政治行动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符合上帝的诫命。虽然许多事最终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但我绝对是清白的。人民的幸福和帝国的繁荣是我行动的动力。

在退位这件事上我顺从了天意，因为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想做什么，祂也知道为什么要让我遭受这样的考验。我会耐心忍受一切，等待上帝给我的其他考验。

唯一让我痛苦的是我的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我为德意志人民正在经历的艰难考验感到痛苦，但我只能被迫生活在国外，不能与他们一起分担痛苦。这一切就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使我备受折磨。虽然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但我仍然记挂着我的人民，仍然竭尽所能改善目前的处境，试图启发、建议或更好地帮助德意志人民。

恶意的批评也无法减少我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不论德意志人民现在怎么对我，我依然对他们绝对忠诚。我很感激那些在我遭遇不幸时一如既往支持我的人，他们安慰我，缓解了我的思乡之苦。我也尊敬那些因为自己的信念反对我的人。至于其他人，他们应该向上帝和自己的良心以及历史证明自己的清白。

试图将我和我的国家、人民分开的人注定不会成功。我总是将我的国家和人民视为一个整体。其他政党还和以前一样，但正如我在1914年8月1日在帝国国会大厦开幕时说的那样：“我不知道其他政党，我只知道我的人民。”

革命伤了皇后的心，她从1918年11以来状态一直不是很好，无法像以前那样抵抗疾病。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对她来说最难忍受的是对自己的故土和祖国人民的思念。尽管如此，她仍然试图安慰我。

革命发生在德意志民族的存亡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在所有人应该齐心协力重建祖国的时候，它破坏了许多价值不菲的东西。这是危害国家的罪行。

第1节　“收获风暴”[1]

我非常清楚，许多团结在社会民主党旗帜周围的人其实并不希望革命，一些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当时也不希望革命，他们中很多人都准备与我合作，但他们没有能力阻止革命。因此，他们对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感到愧疚，而且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比君主政府的代表们更接近革命者，他们本可以向革命者施加更多压力。

然而，领导革命的人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在群众中不断散播革命思想并助其发展。社会民主党早已公开对早期的君主制政府表现出敌意，甚至曾试图有组织地推翻君主制政府。社会民主党释放了一缕轻风，却收获了一场风暴。

晚年时期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皇后

许多领导人不喜欢革命的时间和性质，但正是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将他们的领导职位让给了一群最肆无忌惮的人，而且没有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维护政府权威。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的职责是保护旧政府，但它也没有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因为它太依赖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们。然而，这些领导因为激进分子已经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影响力。

因此，最大的罪责都落在了领导者身上。历史不会谴责德意志帝国的工人阶级，但会谴责工人阶层的领导，因为这些领导人参与了革命，或没有阻止革命。马克斯·冯·巴登亲王的政府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了历史的谴责。

德意志帝国的工人阶级在我的领导下英勇战斗。同样地，工人阶级在国内也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战争提供弹药和军备物资。一定不能忘记工人阶级付出的努力。但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了自己所属的阶层，这一切应该归咎于革命分子和煽动者，与正派的、爱国的工人阶级没有一点儿关系。

那些毫无良知的煽动者应该为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负责。工人阶级将来会意识到这一点。

德意志帝国目前正处在一段艰难时期。我不会对这个积极、强大的民族失望，我相信它会像1871年至1914年的德意志帝国一样，实现前所未有的崛起。一个在面对二十八个国家的攻击时仍能成功坚持四年多的防御战争的民族绝不会被驱赶出地球。从经济方面来讲，世界市场离不开我们，离不开德意志民族。

为了重新获得应有的世界地位，德意志帝国不能再等待，也不能依靠别人的帮助，况且也不会有这样的帮助，如果有，我们充其量也是一群希洛人[2]。另外，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希望得到来自国外的帮助的愿望并没有实现，而且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退位后的威廉二世

协约国的工人们为了摧毁德意志帝国参加了针对德意志人民的战斗，人民群众中已经没有国际团结的痕迹。

第2节　德意志帝国的另一个错误

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在他们的领袖的带领下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但德意志帝国的工人阶级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他们走的是国际主义道路。这个错误是导致德意志帝国在战争中惨败的原因之一。

德意志人民一定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自己。当自我意识、民族意识出现在各个阶层中时，我们就开始进步了。各个阶层的人必须团结，不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国家其他阶层的人有多么不同。英国、法国以及波兰人的力量就在于此。

如果德意志人民真的这样做了，那么全国同胞团结一心的激情、对高贵的国家尊严的认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真正使德意志帝国强大的德意志道德观将会重新回到每一个德意志人身上。

在文明国度里，德意志帝国将再次像战前一样扮演最具劳动能力的角色，在和平竞争的大潮中稳步前进，向自己和其他民族提供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有价值的艺术作品。

我相信异国睿智的法官和德意志帝国最终会撤销不公正的《凡尔赛和约》。我相信德意志人民会一如既往地维护世界和平。虽然和平使命暂时被战争打断，但这不是德意志人民的意愿，因此我们不会承担莫须有的罪责。

[1]因时代身份和阶级立场决定，威廉二世对革命和社会民主党持敌视态度。——译者注

[2]希洛人指被斯巴达人征服的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地区沦为奴隶的原住民。——原注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Bismarck

俾斯麦

Prussia

普鲁士

Deutsches Reich

德意志帝国

Chancellor

首相

Emperor

皇帝

Congress of Berlin

柏林会议

Kulturkampf

文化斗争

Social Democrats

社会民主党

Hohenzollerns

霍亨索伦王室

Bill Bismarck

比尔·俾斯麦

Herbert Bismarck

赫伯特·俾斯麦

Heinrich von Boetticher

海因里希·冯·伯蒂歇尔

Albert Ballin

艾伯特·巴林

Hamburg

汉堡

Grand Admiral Alfred Von Tirpitz

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

Friedrichsruh

腓特烈斯鲁庄园

Foreign Office

外交部

Friedrich von Holstein

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

Old Field Marshal Moltke

陆军元帅老毛奇

General Staff

总参谋部

Gross

格罗特

Klein Popo

克莱因波波

Togo

多哥

Heligoland

黑尔戈兰岛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

Double Alliance

德奥同盟

Russia

俄国

Italy

意大利

Rumania

罗马尼亚

Wilhelm Friedrich Ludwig

威廉大帝

Cabinet

内阁

Emil von Albedyll

埃米尔·冯·阿尔贝戴奥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Treaty of San Stefano

《圣斯特凡诺条约》

Berlin Treaty

《柏林条约》

Benjamin Disraeli

本杰明·迪斯雷利

Raschdau

拉施道

Tsar Nicholas II

沙皇尼古拉二世

St. Petersburg

去圣彼得堡

Order of the Black Eagle

黑鹰勋章

Count Adlerberg

阿德勒伯格伯爵

Gastein

加斯坦

Franz Josef

弗朗茨·约瑟夫

Tsar Alexander II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Mediterranean

地中海

Brest-Litovsk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Strassburg

斯特拉斯堡

Sedan

色当

Narva

纳尔瓦

Prince of Prussia

普鲁士王储

Emperor Frederick III

腓特烈三世

Morell Mackenzie

莫雷尔·麦肯齐

Herr Schnidrowitz

施尼德维茨先生

Second Infantry Brigade

第二步兵旅

Main Headquarters of His Majesty

皇家总司令部

Maximilian von Versen

马克西米兰·冯·费尔森

General Ernst von Wittich

恩斯特·冯·维蒂希将军

Wilhelm von Hahnke

威廉·冯·亨克

Second Infantry Guard Division

第二步兵警卫司

Military Cabinet

军事内阁

Count August Eulenburg

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

Ministry of the Royal House

皇室内阁

Friedrich von Lucanus

弗里德里希·冯·卢卡努斯

Civil Cabinet

民事内阁

Freiherr von Wilmowski

弗雷尔·冯·威尔莫夫斯基

Germanic

日耳曼

Russian Imperial

俄国皇室

Greece

希腊

Sophie

索菲

Crown Prince Constantine

康斯坦丁王储

Alexander III

亚历山大三世

National Liberals

民族自由党

Hans von Benda

汉斯·冯·本达

Barby

巴比

Dietze

迪策

Rudow

路都

Johann von Miquel

约翰·冯·米克尔

Moller

默勒

Levin von Bennigsen

鲁道夫·冯·本宁森

Seydel

赛德尔

Conservative

保守党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South German Democrats

南德民主党

North German Liberals

北德民族自由党

Court Preacher Stocker

宫廷牧师施托克尔

Center Party

中央党

Protestant

新教徒

Burghard von Schorlemer

布格哈德·冯·朔尔勒默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农业大臣

Ludwig Windthorst

路德维格·温索霍斯特

Roman Church

罗马教廷

Heinrich von Achenbach

海因里希·冯·阿亨巴赫

Ministry of State

国务内阁

Crown Council

御前会议

Westphalian

威斯特伐利亚

von Michaelis

冯·米夏埃利斯

Hussar Guard Regiment

轻骑兵卫士团

Dr. Hinzpeter

辛兹佩特博士

State Council

联邦会议

Switzerland

瑞士

Berne

伯尔尼

Roth

罗特

Belgium

比利时

General Moritz von Bissing

莫里茨·冯·比辛将军

August Bebel

奥古斯特·倍倍尔

English Embassy

英国大使馆

Berlin Social Congress

柏林社会大会

Reichstag

帝国国会

Imperial Automobile Club

帝国汽车俱乐部

Ernst von Ihne

恩斯特·冯·伊内

Duke of Ratibor

拉蒂博尔公爵

Duke of Ujest

乌耶斯特公爵

Kiel

基尔

Imperial Yacht Club

帝国游艇俱乐部

Ahlbeck

阿尔贝克

Kaiser Wilhelm Children's Home

德皇威廉儿童福利院

Miss Kirschner

基尔什娜小姐

Prince Wilhelm

威廉王子

Stettin

斯德丁

Vulcan

伏尔甘

Admiral Albrecht von Stosch

阿尔布雷希特·冯·托施

North German Lloyd

北德劳埃德公司

Bremen

不来梅

Schlutow

施卢特瓦

Pomeranian Grenadiers

波拉美尼亚掷弹兵

General Leo von Caprivi

利奥·冯·卡普里维将军

Minister of War

陆军大臣

Secretaryship of State

国务秘书

Admiral Alexander von Monts

亚历山大·冯·蒙茨

Count Berchem

贝尔歇姆伯爵

East Africa

东非

Zanzibar

桑给巴尔岛

Witu

维图

Dar-es-Salaam

达累斯萨拉姆

Empress

皇后

battle of Jutland

日德兰战役

Count Zedlitz

策德利茨伯爵

Prince Hohenlohe

霍恩洛厄侯爵

Paris

巴黎

Algeria

阿尔及利亚

Alsace

阿尔萨斯

Lobanoff

洛巴诺夫

Vienna

维也纳

Hubertusstock

胡贝图斯托克

Eberswalde

埃伯斯瓦尔德

Schorfheide

绍尔夫海德

Slav

斯拉夫人

Emperor William Canal

威廉皇帝运河

Tsingtao

青岛

Kruger

克鲁格

East Asiatic

东亚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费迪南德·冯·里希特霍芬

Kiao-Chau

胶州

Shantung

山东

Japan

日本

Count Muravieff

穆拉维耶夫伯爵

Friedrich von Hollmann

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曼

Perels

沛雷斯

Peterhof

彼得宫

Yalu

鸭绿江

Port Arthur

旅顺港

Mokpo

木浦

Gulf of Chih-li

直隶湾

Anzer

安治泰

Lotalingen

洛塔林根

Prince Henry

亨利亲王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外交国务秘书

Prince Bülow

比洛侯爵

Joseph Chamberlain

约瑟夫·张伯伦

Baron Kato

加藤友三郎

Anglo-Japanese

英日同盟

Downing Street

唐宁街

Hague

海牙

The Problem of Japan

《日本的问题》

Far East

远东

Professor Usher

亚瑟教授

St. Louis

圣路易

Washington University

华盛顿大学

John Bassett Moore

约瑟·贝瑟特·摩尔

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

Pan-Germanism

泛德意志主义

Spanish

西班牙

Mexico

墨西哥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Gauls

高卢人

Anglo-Saxons

昂格鲁-撒克逊人

Edward VII

爱德华七世

Serbia

塞尔维亚

Sarajevo

萨拉热窝

Lusitania

卢西塔尼亚

John Kenneth Turner

约翰·肯尼思·图尔纳

Shall It Be Again?

《它会再出现吗？》

President Wilson

威尔逊总统

Calais

加来

Dunkirk

敦刻尔克

Chinese Empire

清政府

Strand Hotel

斯特兰德酒店

Hongkong

香港

Canton

广东

India

印度

Russo-Japanese War

日俄战争

Central Powers

轴心国

Prussians of the East

东方的普鲁士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

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

Jameson Raid

詹姆斯袭击

Dutch

荷兰人

Boer

布尔

Sir Valentine Chirol

瓦伦丁·奇罗尔爵士

Times

泰晤士报

Boer War

布尔战争

Wilhelmshafen

威廉港

Wilhelmstrasse

威廉街

Prince of Wales

威尔士亲王

Cecil Rhodes

塞西尔·罗兹

King Leopold of Belgium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

Bagdad Railway

巴格达铁路

Mesopotamia

美索不达米亚

Samoan Islands

萨摩亚群岛

Herr Georg von Hertling

乔治·冯·赫特林先生

Vatican

梵蒂冈

Alsace-Lorraine

阿尔萨斯-洛林

Jerusalem

耶路撒冷

The Life of the Prince Consort

《阿尔伯特亲王传》

Sir Theodore Martin

西奥多·马丁爵士

Field Marshal Cambridge Duke

陆军元帅剑桥公爵

Norwegian

挪威

Citizens' Book of Laws

公民法律书

Boxer War

义和团运动

Alfred von Waldersee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

Yangtse Treaty

《长江协定》

Slavic

斯洛伐克

Delphi

德尔斐

Manfred von Richthofen

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

Herr Heinrich von Tschirschky

海因里希·冯·奇尔斯基

Maximilian Harden

马克西米兰·哈登

Harden-Eulenburg affair

哈登-奥伊伦堡事件

Duke of Connaught

康诺特公爵

Prince Frederick Charles

腓特烈·查尔斯亲王

Homburg

洪堡

Paul Wolff Metternich

保罗·沃尔夫·梅特涅

Black Sea

黑海

Unionists

工会会员

Balkans

巴尔干半岛

Korea

朝鲜

Tangier

丹吉尔

Cuxhaven

库克斯港

Naples

那不勒斯

Privy Councilor Althoc

枢密院顾问奥瑟克

Admiral Mensing

海军上将门斯

Count Pückler

普科勒伯爵

Ambassador von Varnbuhler

冯·瓦恩布勒大使

Professor Schiemann

席尔曼教授

Lisbon

里斯本

Portuguese

葡萄牙

Moroccan

摩洛哥

Sultan of Morocco

摩洛哥苏丹

Wilhelm von Schoen

威廉·冯·舍恩

Théophile Delcassé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

Gibraltar

直布罗陀海峡

Matin

《晨报》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

Kaiser William II

德皇威廉二世

Jean Jaurès

让·饶勒斯

Isvolsky

伊兹沃里斯基

Maurice Rouvier

莫里斯·鲁维埃

Prince of Monaco

摩纳哥亲王

Prince Radolin

拉多林公爵

Algeciras Conference

阿尔赫西拉斯会议

Madrid Convention

《马德里条约》

Post-Bismarckians

后俾斯麦们

Central Canal

中央运河

Berlin Opera House

柏林剧院

Lustgarten

勒斯特加滕

Chief Court Marshal

宫廷首席典礼官

Albert von Seckendorff

艾伯特·冯·塞肯道尔夫

Sir D. Wallace Mackenzie

D.华莱士·麦肯齐爵士

M.Jules Roche

M.朱尔斯·罗奇

Goethe

歌德

Faust

《浮士德》

Norderney

诺德奈

Windsor

温莎

Highcliffe

海克里夫

General Stewart Worthley

斯德沃特·沃斯利将军

Needles

尼德尔斯

Count Eulenburg

奥伊伦堡伯爵

Prince Fürstenberg

菲斯滕贝格侯爵

Daily Telegraph

《每日电讯报》

Herr von Jenisch

冯·耶尼施先生

Franz Ferdinand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Eckartsau

埃卡次奥

Donaueschingen

多瑙埃兴根

Minister of the Royal Household

皇室大臣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

Liberals of the Left

左翼民族自由党

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

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Hohenfinow

霍亨菲诺

Chief President

首席大臣

Reval

瑞威尔

Camille Barrère

卡米耶·巴雷里

German-French Morocco Agreement

德法摩洛哥协定

Queen Alexandra

亚历山德拉王后

City Hall

市政厅

Gottlieb von Jagow

戈特利布·冯·雅戈

Causes of the World War

《世界大战的起因》

Belgian Documents

《比利时的文件》

Stegemann

斯特格曼

Karl Helfferich

卡尔·赫尔费里希

Heinrich Friedjung

海因里希·弗里德容

George V

乔治五世

Westminster Hall

威斯敏斯特大厅

English Guards

英国皇家护卫队

Grenadiers

掷弹兵近卫团

Scots Guards

苏格兰护卫队

Coldstream Guards

冷溪近卫团

Irish Guards

爱尔兰护卫队

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

Stephen Pichon

史蒂芬·皮克昂

Herr Friedrich von Loebell

弗里德里希·冯·勒贝尔先生

Pless

普勒斯

Gorlice-Tarnow

戈尔里希-塔尔诺乌

Galician-Polish

加利西亚-波兰

Lemberg

普热梅希尔

Przemysl

伦贝格

Warsaw

华沙

Ivangorod

伊万哥罗德

Modlin

莫德林

Somme

索姆河

Nisch

尼施

Bulgarian Tsar

保加利亚国王

Orsova

奥尔索瓦

Easter

复活节

Landtag

州议会

Constitution of the Empire

帝国宪法

Potsdam

波茨坦

Sazonoff

萨邹诺夫

Corfu

科浮岛

Melissori

迈里塞瑞

Valona

法罗拉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Adriatic

亚得里亚海

Montenegro

黑山

Sultan Abdul-Hamid

苏丹阿卜杜勒-哈密德

Drury Lane Theater

朱瑞巷剧院

Money

《钱》

Olympia

奥林匹亚

Agadir

阿加迪尔

Sir Ernest Cassel

埃内斯特·卡斯尔爵士

Lord Aylmer Haldane

埃尔莫·霍尔丹勋爵

Edward Grey

爱德华·格雷

Cronberg-Friedrichshof

克龙贝里-弗里德里希霍夫

Charles Hardinge

查尔斯·哈丁

Constitutionalism

立宪政体

Winston Churchill

温斯顿·丘吉尔

Josias von Heeringen

约西亚斯·冯·黑林根

Karl von Einem

卡尔·冯·艾内姆

Herbert Henry Asquith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Bengal

孟加拉

Silesia

西里西亚

Württemberg

符腾堡

English Admiralty

英国海事部

John Fisher

约翰·费希尔

Imperial Naval Office

帝国海军办公室

Federal Council

联邦议会

Charlottenburg Park

夏洛特公园

Edward Harold Begbie

爱德华·哈罗德·贝格比

Vindication of Great Britain

《维护大英帝国》

Prince William of Wied

维德的威廉王子

Carmen Sylva

卡门·席尔瓦

Fairyland Wants Its Prince

《仙境呼唤它的王子》

Essad Pasha

埃萨德·帕夏

Austrian General Staff

奥地利总参谋部

Third Guard Uhlan Regiment

第三骑士护卫团

Uhlans

持矛骑士

Baltisch-Port

波罗的海港口

Heinrich von Stephan

海因里希·冯·斯蒂芬先生

Academy of Building

建筑科学研究院

White Drawing Room

白色画室

Lalla Rookh

拉拉罗克

Frederick William III

腓特烈·威廉三世

Grand Duchess Charlotte

夏洛特女大公

Tsar Nicholas I

沙皇尼古拉一世

Empress Frederick

腓特烈太后

Building Councilor Ihne

建筑顾问伊内

Georg Büchmann

格奥尔格比希曼

Posen

波森

Silesia

西西里亚

Vistula

维斯瓦河

Nogat

诺加特河

Minister Albert von Maybach

艾伯特·冯·迈巴赫大臣

Dirschau

地尔斯巧

Marienburg

马林贝格

Karl von Thielen

卡尔·冯·蒂伦

Elbe-Trave Canal

易北-特拉韦运河

Mainz

美因兹

Main

美因河

Frankfort

法兰克福

Taunus Mountains

托罗特山脉

Wiesbaden

威斯巴登

Hermann von Budde

赫尔曼·冯·布德

Costheim

考斯塞姆

Biebrich-Mosbach

比布里希-莫斯巴赫

Paul von Breitenbach

保罗·冯·布赖滕巴赫

Rüdesheim

吕德斯海姆

Neuwied

新维德

Loreley

洛勒莱

Hindenburg

兴登堡

Ludendorff

鲁登道夫

Cologne

科隆

Beyen Tower

拜恩塔

Eiffel Mountains

埃菲尔山脉

Giessen

吉森

Höchst

赫希斯特

Flushing

弗拉兴

Taunus

陶努斯

Emden

埃姆登

Panama Canal

巴拿马运河

Prussian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普鲁士交通内阁

Herr Gustav von Gossle

古斯塔夫·冯·戈斯勒先生

Herr August von Trott

奥古斯特·冯·特罗特先生

Althoff

阿尔托夫

Cassel High School

卡塞尔高中

Saalburg

萨尔堡

Admiral Reinhold Werner

莱茵霍尔德·韦纳尔

Book of the German Fleet

《德意志帝国舰队之书》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德意志帝国高于一切》

Langemark

朗厄马克

Excellency Friedberg

弗里德伯格阁下

Minister of Justice

司法大臣

Hans Hartwig von Beseler

汉斯·哈特维希·冯·贝泽勒

Citizens' Law Book

《公民法律书》

Scholz

肖尔茨

Excellency Meinecke

迈内克阁下

Herr Jesko von Puttkamer

杰斯科·冯·普特卡莫先生

Pomeranians

波美拉尼亚人

Herr von Podbielski

冯·波德别尔斯基先生

Clemens von Schorlemer

克莱门斯·冯·朔尔勒默

Freiherr von Hövel

弗雷尔·冯·赫弗尔

Joachimsthal

约赫姆塔尔

Schorfheide

绍夫海德

von Sternburg

冯·斯腾伯格

Szittkohnen Rominten

斯特科内·罗民顿

Spala

什保洛

Madame Durnovo

杜尔诺沃夫人

Ziethen Hussars

齐藤骠骑兵团

Colonel Protassoff

普罗塔斯索夫上校

Hussar Body Guard Regiment

轻骑兵卫士团

Minister Möller

默勒大臣

Bielefeld

比勒费尔德

Technical High School

技术中学

Professor Adolf Slaby

阿道夫·斯拉贝教授

Otto Intze

奥托·因策

Kaiser Wilhelm Society

德皇威廉协会

Adolf von Harnack

阿道夫·冯·哈纳克

Royal Library

皇家图书馆

University of Berlin

柏林大学

Erich Schmidt

埃里希·施密特

University of Dorpat

塔尔图大学

President Roosevelt

罗斯福总统

Peace of Portsmouth

《朴茨茅斯和约》

Treaty of Björkö

《比约克条约》

Charlottenburg

夏洛特堡

Marly

马利

Assyriology

亚述研究

German Orient Society

德意志东方学会

Nineveh

尼尼微

Assur

亚述

Babylon

巴比伦

Egypt

埃及

Syria

叙利亚

Professor Delitzsch

德利奇教授

Babel and Bible

巴别塔和《圣经》

Assurbanipal

《亚述巴尼帕》

Gorgon

戈尔贡

Wilhelm Dörpfeld

威廉·德普费尔德

Achæan

亚干

Doric

多立克

Homer

荷马

Leukas

莱夫卡斯岛

Ithaca

伊萨卡岛

Asia Minor

小亚细亚半岛

Heidelberg

海德尔堡

Friedrich von Duhn

弗里德里希·冯·杜恩

Caucasus

高加索

Bonn

波恩

Cardinal Georg von Kopp

格奥尔格·冯·科普

Hubert Theophil Simar

胡贝特·特奥菲尔·西马

Johann Friedrich von Schulte

约翰·弗里德里希·冯·舒尔特

Adolf Bertram

阿道夫·伯特伦

Andreas Thiel

安德里亚斯·蒂尔

Michael von Faulhaber

米夏埃尔·冯·福尔哈伯

Felix von Hartmann

费利克斯·冯·哈特曼

Prince-Bishop of Breslau

布雷斯劳的采邑主教

Pope Leo XIII

教皇利奥十三世

Swiss and Noble Guards

瑞士近卫队

Metz

梅斯

Anton Hubert Fischer

安东·胡贝特·菲舍尔

Papal Jubilee

大赦

Freiherr von Loë

费雷尔·冯·勒

German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

Protestant Churches

新教教会

Eisenach Conference

艾森纳赫会议

Bishop of Ripon

里彭主教

W.Boyd-Carpenter

W.博伊德卡彭特

Lutherans

路德派

Reformists

改革派

Ascension Day

耶稣升天节

German Evangelical Church Union

德国福音教会联盟

Wittenberg

威滕伯格

Schloss Church

施洛斯教堂

Doctor Ernst Dryander

恩斯特·德吕安德尔博士

Cathedral

大教堂

Bernard Lucas

伯纳德·卢卡斯

Conversations with Christ

《与耶稣基督谈话》

Pastor Schneller

施内勒尔牧师

The Old God Still Lives

《上帝还活着》

From Deep Trouble

《摆脱困境》

Westphalian Calvinist

威斯特伐利亚加尔文教徒

Dormition

安息

Catholic Society

天主教同学会

Father Peter Schmitz

彼得·施米茨神父

Count Praschma

普拉施马伯爵

German Knights of Malta

马耳他德意志帝国骑士

Dormition

圣母安息堂

Mary's Church

玛丽亚教堂

Maurus Wolter

莫鲁斯·沃尔特

Sigmaringen

锡格马林根

Monte Cassino

蒙特卡西诺

Maria Laach

玛丽亚-拉赫修道院

Father Desiderius

神父德西迪里厄斯

Archabbot Monsignor Krug

克鲁格院长

King Victor Emmanuel of Italy

意大利国王维克多·伊曼纽尔

Lombard Kings

伦巴底国王

Emperor Frederick II

腓特烈二世

Joseph Wilpert

约瑟夫·维尔珀特

Constantine the Great

君士坦丁大帝

Labarum

军旗

Saint Hildegard

圣希尔德加德

Board of Managers

东方学会理事会

Messiah

弥赛亚

Hammurabi

汉谟拉比

Moses

摩西

Abraham

亚伯拉罕

Charlemagne

查理曼大帝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Kant

康德

Prophets

先知

Israel

以色列人

Hartmann

哈特曼

Alfred von Schlieffen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

General Kuno von Moltke

库诺·冯·毛奇将军

Deputy Eugen Richter

欧根·里希特

Herr von Koscielsky

冯·科斯尔斯基先生

Koscielska

科斯尔斯基舰

Trafalgar

特拉法尔加

Lord Lonsdale

朗斯代尔勋爵

Lowther Castle

劳瑟城堡

Lord Rosebery

罗特伯里勋爵

Napoleon

拿破仑

Dalmeny Castle

达尔梅尼城堡

Forth Bridge

福斯桥

General Sir Ian Hamilton

伊恩·汉密尔顿将军

Lord Provost

普罗沃斯特勋爵

Freiherr von Senden

费雷尔·冯·森登

Harkort

老哈尔科特

North Sea

北海

Golden Jubilee

金禧

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

乔治·华盛顿·戈瑟尔斯

Imperial Naval Department

帝国海军部

Admiralty Staff

海事部

Vittorio Cuniberti

维托里奥·库尼贝蒂

Fred Jane

弗莱德·简

Illustrated Naval Atlas

《海军图册》

Carlsbad

卡尔斯巴德

Potsdam Crown Council

波茨坦王室会议

Balholm

巴尔霍尔姆

Spithead

斯皮特海德

Sir Edward Goschen

爱德华·戈申爵士

Comparative Historical Tables

《历史比较表》

Eduard von Knorr

爱德华·冯·克诺尔

Tokyo

东京

Triple Alliance

三国同盟

St. Petersburg War Academy

圣彼得堡军事学院

General Sherbatsheff

舍尔巴特舍夫将军

Austria-Hungary

奥匈帝国

Maurice Paléologue

莫里斯·帕莱奥洛格

Revue des Deux Mondes

《两个世界》

Grand Duke Nicholas Nikolaevich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Anastasia

安娜斯塔西亚

Grand Duke Peter Nikolaevich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Milica

米莉察

King of Montenegro

黑山国王

Alsace-Lorraine

阿尔萨斯-洛林

Bogitshevich

博吉什维奇

Causes of the War

《战争的起因》

Jules Cambon

朱尔斯·康邦

Raymond Poincaré

雷蒙德·庞加莱

Russian Crown Council

俄国御前会议

Duma

杜马

Wilhelm Graf von Mirbach

威廉·冯·米尔巴赫

Vladimir Kokovtsov

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

Siberian Corps

西伯利亚兵团

Vilna

维尔纳

Tiflis

第比利斯

Odessa

敖德萨

Alexander Dutov

亚历山大·杜托夫

Tsaritsin

察里津

Astrakhan

阿斯特拉罕

Bosmont

波斯蒙特

Bolsheviki

布尔什维克

General Januskevitch

亚努什卡维奇将军

Alexander Isvolsky

亚历山大·伊斯沃里斯基

Maubeuge

莫伯日

Le Quesnoy

勒凯努瓦

Southampton

南安普敦

Spa

斯帕

Liège

列日

Namur

那慕尔

Great Orient Lodge

共济会总会所

House of Hapsburg

哈布斯堡王朝

Galicia

加利西亚

Siegfried

齐格弗里德

Hödur

霍德尔

Carl Clemen

卡尔·克莱门

Valenciennes

瓦朗谢讷

Princess of Poix

普瓦公主

Pinon

皮侬

Ewald von Lochow

瓦尔德·冯·洛霍

General Alexander von Kluck

亚历山大·冯·克卢克将军

Huns

德国佬

Krueznach

吕克纳施

Eugenio Pacelli

欧金尼奥·帕切利

Désiré-Joseph Mercier

德西雷-约瑟夫·梅尔切尔

Protestant Bishop of London

伦敦新教主教

His Holiness

教皇

Charles I

查理一世

Stephan Burián von Rajecz

斯特凡·布里安·冯·劳耶茨

Erich von Ludendorff

埃里希·冯·鲁登道夫

Max von Gallwitz

马克斯·冯·加尔维茨

Bruno von Mudra

布鲁诺·冯·穆德拉

Antwerp-Meuse

安特卫普-默兹河

Paul von Hindenburg

保罗·冯·兴登堡

Prince Max von Baden

马克斯·冯·巴登亲王

Wilhelm Solf

威廉·佐尔夫

Flanders

佛兰德斯

Reserve Guard Division

预备警卫师

Revolution Chancellor

革命首相

Friedrich von Payer

弗里德里希·冯·派尔

Vice Chancellor

副首相

Bill Drews

比尔·德鲁兹

General Wilhelm Gröner

威廉·格罗纳将军

Klemens von Delbrück

克勒门斯·冯·德尔布吕克

Socialists of the Right

右翼社会民主党

President of the German Republic

德意志共和国的总统

Spartacus

斯巴达克斯团

Quartermaster General

军需处长

Matthias Erzberger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

Alfred von Oberndorff

阿尔弗雷德·冯·奥伯尔尼多夫

General Henry von Winterfeldt

亨利·冯·温特费尔特将军

Count Friedrich von Schulenburg

弗里德里希·冯·舒伦堡伯爵

Jüterbog

于特博格

Friedrich Ebert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Philipp Scheidemann

菲利普·谢德曼

Vercingetorix

维钦托利

Caesar

恺撒

Peace of Versailles

《凡尔赛和约》

David Lloyd George

大卫·劳埃德·乔治

Walter Simons

沃尔特·西蒙斯大臣

Her Majesty

皇后

Theodor von Holleben

特奥多尔·冯·霍勒本

Empress Eugénie

欧仁妮皇后

Aldershot

奥尔德肖特

Farnborough

法恩伯勒

Bergen

卑尔根

General Bonnal

博纳尔将军

Ivan IV Vasilyevich

伊凡四世

Grand Duke Michael Alexandrovich

米迦勒·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

Count Nicholai Osten-Sacken

尼古拉·奥斯滕-萨肯伯爵

John Kenneth Turner

约翰·肯尼思·特纳

Wall Street

华尔街

Fourteen Points

《十四点原则》

George Clemenceau

乔治·克列孟梭

German Utopians

德意志帝国乌托邦

André Tardieu

安德烈·塔迪厄

Louis Guetant

路易·盖唐

Lyon

里昂

Society for the Rights of Man

人权协会

French Empire

法兰西第二帝国

Léon Gambetta

莱昂·甘贝塔

Herzog Agénor Gramont

赫尔佐克·阿格诺尔·甘贝塔

Ambassador Benedetti

贝内代蒂大使

Constitutionel

宪法委员会

Robert Michell

罗伯特·米歇尔

Emilie de Girandin

埃米丽·德·吉朗丁

Karl Max von Lichnowsky

卡尔·马克斯·冯·利希诺夫斯基

Prince Shuvaloff

舒瓦洛夫伯爵

Count Berchem

贝尔歇姆伯爵

Three-Emperor-Relationship

三皇同盟

Peace of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和约》

Helots

希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