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荣耀：王朝鼎盛与命运转折
Author: 上医治国, SoBooKs.cc
Date: 2019-06-30T16:00:00+00:00
Publisher: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自序

虽然已经写了几十万字并终于等到自己的作品出版，可当需要给自己的书写序言时，我其实不知道说什么好，回首过去的十年，真有点《出师表》中诸葛亮“临表涕零，不知所言”的感觉。

提到本书的创作经历，实话实说，我的心里是五味杂陈的。大概在十年前，也就是2009年的时候，我无意中在书店里买到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读完之后，我对作者有了高山仰止的感受，我再次意识到，给大众读的历史应该是这样的。对，没错，是“再次”，因为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类似的通俗历史作品，但那个时候还太小，对很多东西看了就忘，根本没印象。后来又陆陆续续地在网上看了不少跟风的历史书，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写一段历史。

那时候年轻，做事想一出是一出，既然要写，就写自己熟悉的历史，好在我从小看过不少历史书，尤其喜欢战国和秦汉史，便决定写一本跟这段历史有关的书。当时我做了这个决定后，就在网上购买了三十多本有关秦汉的史书、古籍和近现代大家的作品阅读，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做准备。之后又花了几个月时间列出两部作品的大纲：一部是穿越到秦汉时期的小说，另一部是秦汉小说体历史。最后，我选择了后者，主要是因为我坚信，给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一段正史的机会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写作的时候，我对本书的定位，或者说，希望每个读者都能在本书中读到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如果你希望了解的是一段正史，这里有最接近真实的历史；如果你是想读点故事，那你就能读到有趣的故事；如果你只是想在忙碌的生活中娱乐一下，它也不会让你失望。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对我而言，开头还算容易的，真正要写了，才知道什么叫“难”。我的本职工作是内科医生，每个星期必须要进行将近七十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通常只能隔三岔五地熬夜写作，创作之初凭的完全是一股血勇之气。但血勇之气显然是难以持久的，因此，从真正开始动笔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个年头，其间经历了结婚、家庭的一胎二胎、职称考试、进修以及对秦史完成后不满意的弃稿。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都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次，因为压力想要放弃，又不舍地重新提笔，过程断了续、续了又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看着作品字数一点点变多，我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一样，越来越不忍心置之不理。

后来我以《巍巍大汉：英雄的时代》为题，把它放到网上，每天更新一千字左右，目的其实挺简单，就是寻求继续创作的动力。这每日一千字的更新速度虽然不是即时的，但的确是我每天写作速度的极限，幸运的是，我的作品在网上得到了众多网友的支持，大概五个月的时间，点击量超过了一千五百万，并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谨代表自己，对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给过我支持的父母、妻子、我可爱的一双儿女以及出版社的朋友、天涯论坛的若干好友表示感谢。

另外，我必须郑重地感谢天涯论坛上点击阅读过本书的广大网友，是你们的支持让我最终坚定了创作的决心，感谢！

希望各位在轻松愉快的阅读氛围中读到书中真正想告诉大家的东西，不管你读到的是正史、是故事还是启示。

这就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

你们的支持让我的坚持最终变得有意义。

谢谢大家！

王瑞

于广西钦州

第一章 汉初的儒与道

战国是一个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战国末年尤其以儒、墨、道、法四家名气最大。秦始皇嬴政正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统一了六国，随后又出现了以统一学术思想、巩固帝国统治为目的的“焚书”事件，由此可见学术思想对政治的影响之巨大。

然而，到了秦末汉初，情况又有了变化。墨家的那套“兼爱”“非攻”理论在统治阶级中失去了地位（当然，它也可能从未获得过相应的地位），只能到基层百姓中求生存。而因为嬴政的关系，法家的名气也被搞得奇臭无比，世人连提都不愿提。天下于是便形成了儒、道两家争霸的局面。

我们知道，道家讲究清静无为，予民自治。老子主张“柔弱”和“谦下”，认为应该通过这样的手段去战胜强大的对手。他认为，要想不受别人的欺负，就要先让对手不想欺负你。你变柔弱了，爱闹事的人就不会来跟你生事。如果他铁了心要欺负你，你就让着他，他满足了也就完事了。他从你这里得了甜头，就会以为欺负人是件简单的事情，从而变得越发不可收拾。随着被他欺负的人不断增多，终有一天，他会碰到一个比他更强横的人。所以，你让着他并不吃亏，只是骗他上当而已，最终胜利还是属于你的。

与道家不同，儒家注重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和繁文缛节，提倡礼义廉耻。这些东西在民不聊生的乱世是没什么用的，连汉初的大儒叔孙通都承认“儒生不能进取，只可守成”。所以，汉初动荡的社会局势决定了道家在上层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而儒家则成为受压迫的对象。

我们清楚，在汉初的君臣中，开国皇帝刘邦对儒家那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而刘邦身边的大多数大臣要么尊崇道家，要么是杂家，都不是儒家的信徒。

比如曹参，他是刘邦手下武将中排名第一的功臣，这个人毫无疑问是笃信黄老的。他到齐国去做国相，齐国那地方有很多儒生，曹参却尊胶西国的盖公做老师。盖公研习的就是黄老之学，应邀到了曹参那里后，他就教曹参用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管理齐国，结果，曹参在齐国九年，齐国大治。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相国萧何去世，死前他推荐素来与之不和的曹参继任丞相一职。曹参赴任之后，只对相府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整，把能说会道的吏员通通赶回了家，然后招了一批木讷、不爱说话，只知道埋头干活儿的老实人进来，而朝廷所有的规章制度一律沿用萧何当年的制度，不做一字改动。据说，当时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朝廷上的事情报告到曹参这里，他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话：“按萧相国以前定的规矩办。”平日里，手下人如果不小心犯点小错，曹参也只是敷衍过去，并不求全责备。

于是有人就奇怪了，既然曹参什么事都不管，那他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答案是曹参每天在家就做一件事——喝酒，有时还趁着酒劲和下人中的同道一起纵情和唱，笑傲京城。

曹参就这样做了一阵子丞相，朝廷中很多“积极上进”的官员都看不惯其所作所为。于是，有人就想去提醒他。这些人本来也是好意，可一进曹参家，曹参便看出了他们的意图，但凡想开口谈“正事”的，曹参便主动给他们敬酒。丞相可谓位极人臣，这么大的官给他们敬酒，不喝是不行的，而曹参又是长年锻炼出来的海量，结果可想而知，每个进丞相府的大臣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始终没有一个人能开口劝他一句。

时间一长，连皇帝刘盈也看不下去了。刚好，曹参的儿子曹窋当时在刘盈身边做中大夫，刘盈便让曹窋不上朝的时候回家帮忙问问，就说高皇帝刚驾崩不久，眼下正是需要老臣们尽心尽力办事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年纪轻不懂事，曹相国看不起他才这样怠慢政事。

皇帝的要求让了解父亲脾气的曹窋十分为难，他忐忑不安地回到家，看见父亲又在亭子里喝酒，心情好像还不错，就硬着头皮上去请安，然后把皇帝的意思跟父亲说了。结果，刚才还面带微笑的曹参顿时暴跳如雷，把酒杯一摔，揪过曹窋就是一巴掌，又让下人狠狠地赏了儿子两百大板，让他滚回去专心服侍皇帝，还说国家大事他曹窋还没有资格关心。

曹窋平白无故地挨了顿板子，要不是因为自己是曹参的亲儿子，这两百大板下来，他恐怕早被打死了。等曹窋让人架着一身是伤的自己进宫面见皇帝时，刘盈也十分过意不去，他告诉曹窋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他自己去问曹参。

汉初的上朝制度是五日一朝，刘盈耐着性子又等了三天，终于等到了上朝的日子，就亲自问曹参：“相国，曹窋也没什么错，您干吗要这样责罚他？他说的那些话都是我让他说的。”

这时，曹参出列，把帽子摘了跪伏在地，说道：“臣斗胆问一句，依陛下看，陛下跟先帝比起来怎么样呢？”

刘盈马上回答说：“我怎么敢跟高皇帝比？”

曹参又接着问：“那陛下觉得，我曹参比萧相国又怎么样呢？”

刘盈顿了顿，犹豫了一下才说：“似乎也比不上。”

曹参再拜：“这就对了，陛下。既然您比不上高皇帝，我也比不上萧相国，而他们已经把这江山打下来了，规章制度也制定好了，我们就应该按着他们已经铺好的路一直走下去，这样就可以了，难道还需要改变什么吗？”

刘盈听了哑然失笑道：“对对对，相国您说得对，您回去该喝酒还喝酒。”

三年以后，曹参最终喝死在了丞相的任上，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当政期间对恢复社会发展和维持社会安定所做的贡献。他死后，当时的百姓将其和萧何放在一起歌颂：“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对于一个人物的定性，人民的评判往往才是准确的。同时，百姓的歌声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汉初的社会稳定也缘于统治阶级对人民需求的了解。此后，不仅是朝中大臣，就连皇室贵族，甚至皇帝本人，也大多信奉黄老。文帝是信黄老的，景帝的信仰我不太清楚，大概也是信黄老的，因为文帝的皇后窦老太太是黄老的忠实粉丝，她因为自己信奉黄老，便要求太子和皇族中所有的窦家人都要研读黄老的学说，禁止他们读其他学派的书，这也导致了黄老之学在汉初宫廷的盛行。

当然，道家的圣典《道德经》之所以受当时的政治家欢迎，大概还因为这本书的言语非常简练，即所谓的微言大义。说白了，就是它留给读者想象、发挥的空间非常大，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想做的事情套上黄老的外衣，然后按自己的意思解释一番。

可时间到了公元前140年，这时距刘邦建立汉朝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国家的生气恢复了，人口也成倍增长了，粮食也堆积成仓了，国库也充盈了，国库中很多钱甚至因为长时间花不出去，串钱用的绳子都烂掉了。简单地说就是，社会又经得起折腾了。

这时候又碰到刘彻这么一个雄才大略且好大喜功的皇帝，儒家也该翻身了。

刘彻也是学黄老出身的，但他对道家那一套非常不感冒，而儒家提倡的新王要改制，要改正朔、易服色、建明堂以别于旧王这一套很对刘彻的胃口。这里只需简单讲一下什么是明堂，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刘彻会喜欢儒家了。

明堂并不是当时的儒生窝在角落胡乱编出来糊弄统治者的东西，这一制度在《礼记》中就有记载。所谓明堂，就是明诸侯尊卑之堂。比方说，一堆朝廷官员平时待在一起，这三公那九卿，你是什么侯，他又是什么侯，乱哄哄的也说不清谁比谁牛，但只要你进得明堂来，往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一站，自己在朝廷中是什么地位便一目了然，不需要再解释说明什么。

按《礼记》中记载的规矩，在这个明堂里，皇帝一人背对屏风，面南背北而坐，皇帝面前有向下的阶梯，臣子中地位最高的三公站在阶梯的中间，地位低一点的诸侯站在东边的阶梯上，地位再低一点的伯爵站在西边的阶梯上，都要面朝皇帝而站。如果你的地位比伯爵还低，对不起，你就不能站在阶梯上了，请到正门的东面站着，地位更低者就到正门的西面站着，而且都不能东张西望，一律要向北面对陛下。如果你不是中原人，而是少数民族的首领，不好意思，那你连明堂都没资格进，东方的少数民族同胞请站在东门外边，南边来的少数民族同胞站在南门外边，西边来的少数民族同胞站在西门外边，北边来的少数民族同胞就站在北门外边，一律面朝陛下。

然后，你以为这就完了？非也，如果你是没有爵位的郡守一级的官员，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你连看正门的资格都没有，请到二重门以外站着。尽管你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依然要恭恭敬敬地面朝皇帝站着，形成一幅“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景象。

以这样的阵势来彰显皇帝的威严，刘彻怎能不喜欢？！于是，刘彻一即位就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窦婴和田蚡又推荐赵绾做御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这几个人都尊崇儒学，于是就准备按着刘彻的意思把定礼仪、建明堂的事搞起来。随后，刘彻下令以策问的方式向全国征召贤良文学之士，结果儒家董仲舒凭《天人三策》位列第一。刘彻又让人打造了减震性能极好的马车，把赵绾和王臧的老师，即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的申公，从鲁国千里迢迢请到长安来求教。一下子，儒学好像就要在朝廷上压过其他学派一头了。

然而，世上的事但凡有门派，便有门派之争，学这家的尊崇这家，自然也就看不上其他的。学术也是如此，学儒的瞧不上道家的清静无为，崇道的看不惯儒家的繁文缛节，见面时双方往往要在口头上相互贬低讽刺对方。在当时，道家恶心儒家倒也没什么，可儒家反过来指责道家时就出问题了。道家的后台是谁？那可是太皇太后窦老太太，赵绾这些人贬低道家本来就让老太太很不满了，何况他们还策划要让长安的侯爷们“之国”[1]。

“之国”这事当年文帝就干过，那是诸侯们不能接受的事，尤其跟皇帝的外家沾点关系的诸侯，更加不愿意“之国”。他们于是都跑到窦老太太那儿说窦婴、田蚡、赵绾和王臧的坏话，窦老太太对赵绾等人的不满因此就变得更强烈了，处处给他们下绊子、设障碍。

关于儒家的祖师孔子，有则很有名的故事，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当年，孔子经常在各国之间来回跑，到处给自己求官要官。有一次，他跑到陈国和蔡国之间时被困住，一连饿了十天，几乎快饿死了。这时候，他的弟子子路就偷了别人家的肉，又抢了别人的酒，拿去孝敬孔子。孔子见到酒肉，顾不上问东西是哪里来的，也没管什么仁义道德，拿起来就是一顿胡吃海塞。后来，孔子一行人脱困后到了鲁国，鲁国的国君以极高的规格接待孔子时，孔子的表现就不一样了：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切得不齐，他不吃。

于是，子路就很奇怪，他问老师：“为什么您前后的表现相差如此之大？”孔子回答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求生存啊，哪里顾得了那么多，现在我们是要生活，就要把礼义廉耻捡起来。”

这个故事不管怎么解读，至少说明孔子是一个很懂变通的人，后世的儒者却多为顽固之辈，赵绾、王臧亦是如此。他们看到太皇太后总是对朝廷大事横加干涉，就建议皇帝以后凡事都不要向太皇太后请示。

窦老太太的眼睛虽然瞎了，但耳朵灵得很，赵绾几人的建议很快就被老太太知道了。这下子，他们彻底惹怒了窦老太太。老太太将他们视为蛊惑皇帝的新垣平第二，勒令刘彻将窦婴、田蚡、赵绾和王臧全部打入大牢。尽管刘彻多次向老太太求情，但老太太始终坚持严肃处理：因为窦婴、田蚡毕竟是皇家的亲戚，不好赶尽杀绝，便就地免职；至于赵绾和王臧，这两人都不是皇家的亲戚，那就杀头。

赵绾和王臧到底知趣，没敢再为难皇帝，没等宣判自个儿就在大牢里自尽了。赵绾、王臧一死，什么改正朔、建明堂的事情也就吹了。年轻的刘彻也拗不过老太太，可他转念一想，自己才十八九岁，急什么急呀，老太太年纪那么大，估计也熬不了几天了，等等再说吧。

终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老太太薨逝，之后再也没人能阻止刘彻倒向儒家了。他重新把尊儒的事情提上日程，按照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刘彻不但把明堂建了起来，还把儒家提倡的巡狩、封禅、改制、郊祀等所谓的大典都搞了个遍，又按儒家的意思创立了年号。刘彻这一番举动正式确立了儒家作为国家学术的正统地位，在之后的两千多年里，儒家的这一地位都未曾改变。

巡狩、封禅、郊祀、改正朔、易服色、定年号，这一切在现在看来都不过是些虚头虚脑的把戏而已，尽管它们在当时意义重大。这里有一个问题：对我们现代人而言，其中哪一点最有意义呢？

答案或许会出乎你的意料：定年号。

年号的确立是在公元前122年。这一年，刘彻去雍县祭祀五帝，途中闲暇之余还不忘去打打猎，结果，他猎到了一头从未见过的异兽。这只动物全身的毛发都是纯白的，每只脚上有五个蹄，头上只有一只角。看过西方神话故事的人大概都知道，西方似乎也有这玩意儿，叫独角兽。但那个年代的人是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当时大臣们纷纷猜测，认为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麒麟。刘彻一听是麒麟，也很高兴，就亲自作了一篇《白麟之歌》来记述这件事情。大臣们却觉得，此等上古神兽出现，光写篇文章哪里够？于是，他们就请皇帝定年号为“元狩”来纪念这件事情，刘彻认同了他们的建议，这一年便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有皇帝年号的年份——元狩元年。

然而，这时刘彻已经在位十九年了，过去的十八年没有年号怎么办？刘彻就让大臣们再讨论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把之前的十八年进行三等分，然后依照当时国家发生的重要事件分别补一个年号，定为“建元”“元光”和“元朔”。此后，一出现刘彻自认为的祥瑞征兆和大事件，他就会宣布改年号。这传到后来就成了各朝各代皇帝约定俗成的规矩，有的皇帝甚至改年号改上了瘾：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间换过十四个年号，而她的老婆武则天虽然只当了十五年的皇帝，却也改了十三次年号，有的年号甚至只存在了数月。

皇帝似乎觉得，最近好像什么事都不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改个年号去去晦气呗。

后来一直到明清时期，皇帝继位确立年号后才不再改动，年号因而也成了皇帝的代称。比如，爱新觉罗·玄烨当了皇帝，定年号为康熙，就可以称他为康熙皇帝。

对此，或许有人有疑问：对于我们来说，年号有什么用？

答案是，有了年号，我们现在的人就可以很准确地知道史书上的某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或某件物品出现的具体时间。比如，考古学家挖到一件东西，不知产于何时，这时一看底部的落款“元狩四年”，就知道它是公元前119年的东西了，十分方便。

汉武帝之前的皇帝是没有年号的，秦始皇没有，汉高祖没有，文帝和景帝也没有，后人只能在写史的时候人为地给它粗略划分个“前××年”“中××年”“后××年”。再往前追溯到周朝，人们对时间的描述一律可概述为“唯王××年”。如果考试的时候，老师给你个东西，说是东周的，让你考证下时间。你一看落款是“唯王五十二年”，东周一共五百一十五年，一般人哪里知道“唯王五十二年”指的是这五百多年间的哪一年？当然，如果你很牛，知道东周在位的君主中只有一个人干到了五十二年，那就是末代的赧王，那么，翻看下年表，你就能很快得出答案。要是不幸来个“唯王二年”，任谁都要骂娘了。

然而，刘彻按着儒家的方式做了这么多，他真的信奉儒家吗？其实不然，刘彻要的只是儒家的排场，他内心实际向往的是法家的独裁。刘彻想要的是如嬴政和刘邦一般，做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刘彻生性雄才大略，身子骨比他父亲刘启硬朗太多，精力旺盛得无处发泄。

大丈夫在世，就要建不世之功，享奢靡之福，清静的不取，无为的不要。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汉帝国的权杖传到刘彻手上，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1] 之国：前往封地。

第二章 张骞

要想和父辈们不同，刘彻首先就要改变汉朝当时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周边国家中的地位。说白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和匈奴论清楚谁是孙子谁是爷的问题。年轻的刘彻想要改变父辈们在位时汉朝被动挨打的局面，想要建功立业，可他对汉朝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因此也就无从下手。当时，整个朝廷的情况跟刘彻的差不多，大臣们只知道北方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叫匈奴。匈奴的地盘有多大？匈奴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国家？还有多少国家？那些国家的人都是什么样的？是不是都如匈奴人一般穷凶极恶？好多问题长期困扰着刘彻，无法得到解答。

后来，由从边境投降而来的匈奴人口中，刘彻逐渐了解到北方除匈奴以外还有很多国家，这些国家有的屈服于匈奴，有的与之对立。其中有一个月氏国，本来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前几年因被匈奴打败，不仅整个月氏的部族都被赶出了水草茂盛的祁连山，月氏国王的头颅还被匈奴人砍下来做成了饮酒的器具。现在，月氏人对匈奴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只是力不从心，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大国帮助自己消灭匈奴。

刘彻一听便来了兴致，如果能派人联络到月氏，两国联合起来不就可以夹击匈奴吗？刘彻是个决绝的人，凡事想干就干，极少瞻前顾后。他立马就开始在朝廷中招募愿意出使月氏的人。

朝廷之事历来是“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鬼知道月氏在什么地方，有多远，要过几座山、几条河。什么？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就这样，刘彻的征集令发出好多天都没一个人响应，就在刘彻失望之际，他手下的一个郎官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出使月氏。

这个人就是张骞。

张骞是汉中人，在刘彻身边做郎官的时间不长，刘彻甚至可能都没来得及注意身边有这么一个人。张骞的能力如何，水平怎么样，刘彻可能一概不知，但既然只有他愿意自告奋勇，那也没得选择了。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一支以张骞为首、以匈奴堂邑父为副手、成员只有百余人、规模和规格都不怎么高的使节队从陇西出发，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未知的前路。

当时要去月氏，别说导航，张骞手头上连张地图都没有，只知道月氏大概在匈奴的北面。张骞的队伍出了陇西就一头扎进匈奴的地界，其实就相当于开始如盲人瞎马般乱闯，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他们就被匈奴的骑兵发现了。百十来号人的队伍怎么跟匈奴打？毫无悬念，他们全被活捉了，并被带到了匈奴单于那里。

匈奴单于见过不少汉族俘虏，但一听说这次捉住的是汉人派去月氏的使节，他便哈哈大笑道：“月氏在我匈奴的北面，汉朝人怎么能越过我去月氏？如果我想派人出使南越，你们汉人会同意吗？”

不过，匈奴单于还是挺佩服张骞的勇气的，他没有杀张骞，而是没收了他的所有随从及物品，把他留在匈奴并派人看管了起来。能活下来已经是意外了，张骞于是只好在指定的地方过着半监禁的日子。他就这样在匈奴生活了十年多，不但学会了匈奴语，还娶了一个匈奴女子为妻，末了又生了个儿子。但尽管这样，他内心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直保留着象征汉朝使节身份的节杖。后来，张骞在衣着、生活习惯、语言等外在方面看起来跟匈奴人已经没什么两样，匈奴人对他的看管也变得越来越松懈。这时，张骞就瞅了个空子，跟自己的副手堂邑父一起带了干粮，又偷了两匹好马，趁夜逃出了匈奴，继续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虽然在匈奴生活了十几年，但张骞还是不知道月氏在哪里，因为匈奴人自己也不知道月氏人当年被打败北逃后到底去了哪里，张骞只能继续一路向北。这次，他的运气似乎好一些，出了匈奴后，他闯入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倒是知道匈奴的南边有汉朝这么一个国家，江湖上一直传说它很强大，也很富裕。大宛的国王很想见识见识汉朝的风采，可惜他从来没见过汉朝人。

张骞见大宛国王有心与汉朝结交，为了完成任务，也顾不得许多，马上夸下海口：“我们皇帝派我来出使月氏，只是我迷失了道路，如果大王能派人带我到月氏，一旦我完成任务回去，我们皇帝一定会送来数不清的金银珠宝感谢大王的帮助。”

大宛国王听了很高兴，说：“这事好办，从这里出了大宛就到康居了，过了康居就是月氏的地盘，但是康居和月氏的人都不通匈奴的语言，我可以派向导和翻译跟你们一起去。”

在大宛国王的帮助下，张骞随着向导很快便到了康居。康居国和大宛素来交好，也很乐意帮张骞去月氏。就这样，在出使十几年后，张骞终于踏上了月氏的土地。

然而，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仇恨也不例外。月氏人在国王被杀、全族北逃后又立了新王，而且占领了大夏国大片肥沃的土地。十几年来，他们过上了相对安定的生活，月氏年轻的一代甚至已经不太记得当年发生的惨剧。这时候月氏人的复仇热情已经冷淡，张骞再想游说月氏的国王和汉朝联合起来对付匈奴就没那么容易了。结果，张骞在月氏国逗留了一年多，始终无法说服月氏人为十几年前的仇恨对匈奴进行报复。无奈之下，他只好踏上了返乡的旅程。

这次张骞长了心眼儿，为了避开匈奴人，他决定绕道经羌族的地盘回中原。可人算不如天算，在张骞离开的这段时间，原属羌人的地盘已经成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张骞一入境就被匈奴人逮到了。

再次被匈奴人抓到，就没上次那么凶险了，因为好歹张骞在匈奴也算有车有房有老婆孩子和长期居住证的。匈奴人也没有为难他，继续让他和自己的妻子、孩子在一起生活。这次，张骞在匈奴又生活了一年多，后来竟碰上匈奴发生内乱。原来，匈奴的军臣单于死了，军臣单于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和侄子於单打了起来。这一乱起来就没人顾得上张骞了，张骞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和副手堂邑父趁乱跑回了长安。

此时，时间已经到了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虽然时间已过去了许久，但听说张骞回来了，刘彻还是马上召见了他。在见到皇帝之前，张骞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虽然这十三年来他历经千难万险，好几次都差点把命搭进去，可自己毕竟没有完成皇帝交代的联络大月氏打击匈奴的任务，天知道皇帝会怎么对自己。

好在这时候的刘彻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对匈奴一无所知、无可奈何的年轻皇帝了。世易时移，自从卫青当了将军，汉军夺回了中原失去多年的河套地区，大汉朝已经有能力独自对匈奴作战了。对于现在的刘彻而言，大月氏能来当然好，不来也无所谓。只是张骞却不好处理，严格地说，他是没有完成既定任务的，但考虑到他在外漂泊多年，始终矢志不渝，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刘彻最后决定，不讨论什么功过，就把张骞不清不楚地晾着算了。

又过了两年，大将军卫青在对匈奴作战时再次取得巨大胜利，一举将匈奴右贤王所部打回了“解放前”。这让张骞想到自己常年在匈奴生活，一身的经历和经验对军队或许还是有用处的，便投到大将军卫青的帐下，做了一名校尉。

自从有了熟悉匈奴地形、水源的张骞的帮助，卫青的军队在草原上就更不会断水或迷路了，也正因如此，张骞才得到了自己本来应得的那份奖励：受封博望侯。

然而，张骞并不适合做一名征战沙场的将士，他在军中的角色更接近高级向导而非指挥千军的将领。张骞所擅长的依然是在未知的地区探索，游走于各国各民族之间，沟通往来。但是，这时候皇帝已将注意力全然放在了进攻匈奴这一件事上，整个国家都在围绕着这一目的运转，哪里还有机会让张骞重返那依然充满未知的西域？

好在，张骞的等待并不算漫长。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军分东西两路跨越两千里大漠清扫了匈奴主力，使蒙古大漠以南再无匈奴人常驻的痕迹，这使得刘彻对西域又有了兴趣。

所谓西域，最初指的是匈奴以西、乌孙以南，东西长六千多里，南北宽一千多里的地区。这里原本有三十六个国家，后来又逐渐分化成五十多个，即便我们不怎么了解西域的历史，对其中的一些国家也早已耳熟能详，比如楼兰、安息、大月氏、大宛，以及精绝古城。这些国家大小不一，有泱泱大国，比如安息，即波斯帝国；也有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地方，也称一国，比如单桓国。据记载，单桓全国上下有二十七户，一百九十四人，如有需要，可发动四十五人参军。这怎么算都还不如我家所在的单元楼里住的人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之后，匈奴人逐步退却，把汉朝和西域各国交通往来的道路让了出来，并且已没有能力再对西域各国进行严密的控制，这下刘彻又动了心思，准备让张骞再次出使西域。

这时候，张骞因为在先前的战斗中误期而丢了爵位，正寻思着找个机会把可以荫福子孙后代的侯爵爵位给挣回来，就对皇帝说：“臣在匈奴的时候曾经听说有乌孙这么个国家，乌孙王叫昆莫，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听说他白手起家建立乌孙，经过多年的发展竟也能与匈奴抗衡。陛下如果能不吝财物结交乌孙，就好比断了匈奴一条臂膀，进而西域其他国家也就更容易倾向我大汉了。”

刘彻虽然赶跑了匈奴人，但他们只是跑了，并没有被消灭，保不准什么时候还会杀回来。刘彻当时正思量着怎么才能彻底消灭匈奴，听张骞这么一说，马上就拍板同意了。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刘彻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由三百人、六百匹马、数万头牛羊以及价值几千万的黄金珠宝和绫罗绸缎组成的使团再次踏上了通往西域的道路。由于漠南的匈奴势力已经被肃清，这次张骞的出使很顺利，使者团平安到达了乌孙，张骞很快便见到了乌孙王昆莫。

昆莫以前从来没见过汉朝的使者，不懂得汉朝的外交礼仪，可他见过很多匈奴的使者，便以接见匈奴使者的方式接待了张骞一行人，大大咧咧地跟张骞行了一礼。张骞一看他们竟把天朝上国的使者当匈奴人对待就不干了。要知道，匈奴人已经被大汉的天兵赶到天边吃沙子了，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雄霸北方的强大民族，怎么能将汉人和匈奴人等同起来？不过，张骞久在塞外生活，听闻乌孙人贪财，便对昆莫说：“我们皇帝陛下的赏赐我已经带来了，按照我们的规矩，大王应该跪拜受礼，不然，礼物我可就原封不动地带回去了。”

依照现代人的观点，国家与国家之间，无论大小，均为平等关系。大家可以想象下，让一个国王对另一个国家的使者行拜礼是什么画面。然而，乌孙人毕竟是实用主义者，再说，他们大概也从来不讲究“男儿膝下有黄金”那一套，既然有好东西干吗不要呢？于是，昆莫依张骞的意思行了拜礼。这样，张骞心里得到了满足，昆莫得到了实惠，实在是双赢的局面。

之后，张骞先送上早已准备好的厚礼，然后说：“我们陛下很是敬仰大王，希望大王能搬回南边居住，陛下还愿意将汉室的公主嫁与大王为妻，这样两家结为兄弟，还怕他匈奴人吗？”

乌孙王不喜欢匈奴人，他很喜欢汉朝的厚礼，也喜欢娶异国的公主，可要他和匈奴人完全划清界限，站到其对立面上，昆莫还是要仔细思量一番的，所以也没一下子应承下来。而张骞也没有一味死等，他又命手下多名副使带着礼物，由乌孙的向导引路，从乌孙的国都赤谷城出发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和大夏等国。

又过了好一阵子，在维持现有平衡还是倒向汉朝之间，乌孙王还是没法决断，遂打发一队人先跟张骞回去，想先看看传说中的汉朝究竟是什么样子。张骞带着这一队人和几十匹作为礼物的马回到了长安。皇帝很高兴，将张骞提拔为大行，并以很高的规格接待了这些使者，也让乌孙的使者领略了汉朝的强大。

两年后，张骞在赤谷城派出去的副使们陆续回到了长安，他们把有关沿途所经国家的信息带回了长安，让汉朝人开阔了眼界。从此，汉朝和西域各国的往来逐渐成了常态，每年从汉朝出发的使者少则五六拨，多则十几拨，规模也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西域各国到长安的使者更是络绎不绝。

然而，这一切是张骞所不知道的，因为从乌孙返回后第二年，长期奔波积劳成疾的他就在长安病逝了，享年五十岁。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出使更是历经十三载，其中的艰难险阻是旁人所不能想象的。虽然第一次他没能完成促使月氏和汉朝联合对付匈奴的任务，而且第二次乌孙虽和汉朝建立了邦交，最终却没有按汉朝皇帝的意思搬到南边，但是张骞始终矢志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使命，并开阔了汉朝人的眼界，他的精神和贡献是值得后人学习和肯定的。若干年后，一条从长安出发，途经中国现在的甘肃和新疆地区，跨中亚和西亚，连接地中海各国，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正式形成，并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对中国及欧亚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路线大体就是张骞当年所走的路线。由于当年这条路上的主要流通物是中国产的丝绸，所以人们又形象地称它为“丝绸之路”。

这是张骞对国家和民族所做的最为重要的贡献，尽管他生前并未看到，但历史将永远记得。

我们再回到元光年间的汉朝。起先，刘彻的想法是联合月氏对付匈奴，但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以后，张骞一去便杳无音信，想来恐怕是凶多吉少，刘彻已经等不了了。对刘彻而言，驱逐匈奴这件大事，有月氏人帮忙要干，没有月氏人帮忙，自己想办法也要干。

大臣们反对？不管。没有经验？不管。

刘彻决定先投入激烈的战斗，然后自会见分晓。

第三章 汉武雄风

马邑之谋 ——大汉旧军事战略的最后一次尝试

自白登之围后，从刘邦到吕后再到文景二帝，汉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政策。然而，汉朝付出女子、财物以及帝国尊严换来的往往只是边境数年的和平，有时甚至只是减少了匈奴大规模入侵的次数，都不能称之为和平。总之，匈奴人常年在边境上溜达，高兴了进来扰一下，不高兴了也进来扰一下，每当皇帝下定决心集合了步兵、骑兵和车兵准备前去驱赶他们的时候，匈奴人早回到草原深处的帐篷里睡大觉了。

这看起来已经很糟糕了，但还不是最糟糕的。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了，他的儿子稽粥当了单于，号称老上单于。刚一即位，老上单于便写信提醒文帝：现在匈奴由我主事了，赶紧送女人和财物过来。

文帝再三思量还是没想到办法，只能继续实行和亲政策。这次和亲的规模和形式与以往以及后来的和亲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它因为一个人而变得不同。

这个人就是中行说。

中行说虽不是第一个，但绝对是早期且最有资格享受以下两个字评价的人，这两个字就是“汉奸”。

中行说是燕国人，本是朝廷的宦官。或许因为燕国本就邻近匈奴，当时朝廷在选择送亲人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将出身燕国的中行说定为了出使人员，但中行说并不愿意离开繁华的长安，便一再向上司请求换人。可他毕竟人微言轻，再说了，要是能选择的话，公主自己还不愿去呢。再三恳求无果之后，中行说就发了狠心，撂下一句话便头也不回地出发了：“如果一定要逼我去，我必然会成为汉朝的祸患！”想必当时的官员听起来只觉得它是一句气话，然而，它真的不只是一句气话。

和亲的队伍一到匈奴，中行说就主动死心塌地地拜服在了老上单于的脚下，做了一名彻彻底底的汉奸，老上单于也很愉快地接受了他。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它的军事实力并不成正相关。彼时，强大的匈奴居然人人都不会算术，直到中行说将算术引入匈奴后，很多匈奴人才第一次真真正正地算清楚了自家有几只羊、几匹马。但如果这算文化交流，是件好事的话，那中行说一辈子所做的好事也就到此为止了。

来到匈奴后，中行说不懈地实践着自己“祸害汉朝”的誓言。他不仅让老上单于在外交场合使用比汉朝长一寸的竹简通信，还让单于在名字前冠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的称号，以力压中国的“汉皇帝”。如果他只是耍耍文字游戏、逞口舌之快也就罢了，可他还唆使匈奴人要多多要求汉朝赠送金银珠宝、美酒和丝绸，但不要沉迷于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并不适合匈奴人原有的生活。更可恨的是，每次汉朝和匈奴通使，使者觐见单于时，中行说总是在一旁言语匈奴人如何如何好，汉人如何如何不好，每每都把汉朝的使节恶心一番。如果汉朝派言辞犀利、能说会道的使者来和他辩论，中行说就摆出一副泼皮样，一句话就把对方呛回去：“说这么多干什么呢？！回去让你们的皇帝把每年定期送来的粮食、美酒、丝绸和布匹都准备好，记住要挑上等货送过来，如果不给，或是想给些歪瓜裂枣的残次品糊弄我们匈奴人，那我们就等秋天稻谷熟的时候去你们的田里放放马。”

这种心理就如同“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何其恶心！中行说就这样在单于身边时时撺掇，让单于派兵来糟蹋自己父母之邦的百姓，为的只是报自己的一己之私怨。有这么一个人在旁边出主意，老上单于也乐意给他当枪使。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出动十四万骑兵对汉朝边境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洗劫，匈奴的侦察兵甚至出现在了雍县的甘泉宫附近，着实把刘恒吓得不轻。

匈奴骑兵每次对边境进行寇略总能获得大量好处，当汉军反应过来时，匈奴骑兵早就拉着他们的战利品，赶着俘虏来的百姓，优哉游哉地回到草原深处了。对于匈奴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无本万利的买卖。

这样的事情，文帝能忍，景帝能忍，年轻气盛的刘彻可不能忍。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又派人来跟汉朝提和亲的事情。这时候，对于和亲，朝廷大臣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大行王恢表示，之前朝廷屡次和亲都没有太好的效果，匈奴人还是一样，该来抢的时候来抢，想要夺的时候就夺，现在不如回绝和亲要求，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

王恢此言一出，朝廷中出现一片反对声。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首的老成持重的大臣仍坚持认为，让大军进入茫茫草原寻找匈奴人决战不是明智之举，既浪费人力又要担当极大的风险，还是延续和亲的办法，息事宁人算了。朝廷中的其他大臣大多也倾向于韩安国，尤其是像丞相田蚡这种享乐派的大臣，更是想维持现状，不愿意出兵冒险。毕竟，第一，韩安国的意见是有道理的；第二，国家嘛，稳定最重要，反正匈奴要打也打不到长安，边境上的老百姓受了苦，丢了命，又与自己何干呢？最多表示表示谴责，表示表示哀悼就可以了。

由于大多数大臣都支持和亲，刘彻只得继续派出和亲队伍，而且这次和亲的规格比以往的都高，财物也比以往的都多，开放关市的规模也比以往都大。这让匈奴人以为，这个新来的皇帝和以前的也没什么区别，照样是个软柿子。

其实，刘彻心里是支持王恢的。建元三年南方的闽越攻打东瓯时以及建元六年年初闽越攻打南越时，朝廷都曾派兵前去调停，结果，闽越一听说汉朝派军队来了，没等汉军开到前线，他们就主动撤退了。这两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让刘彻对汉军的实力信心大增，所谓“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说的不正是这个吗？依他想来，匈奴的人口比闽越的也多不了多少，即便匈奴比闽越难对付十倍，朝廷应该也对付得了。于是，刘彻准备在和亲政策的掩盖下收拾下匈奴人，他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计划。

正好，不久之后，主战派的王恢便给刘彻带来了一个伏击匈奴的计划。事情是这样的：王恢认识一个叫聂壹的马邑人，他是个专门在边境搞投机生意的商人，经常背地里往匈奴走私铁器等禁物，在边境一带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甚至在匈奴高层面前也说得上话。王恢说，聂壹这个人有爱国情怀，认为任由匈奴长期这样胡闹下去不好，希望朝廷能将匈奴彻底消灭。当然，如果你认为聂壹是因走私禁物东窗事发，朝廷要他将功折罪也无不可，毕竟大多数商人都以利字为先。聂壹也不是什么本分人，做的是犯禁的勾当，一旦匈奴被赶跑了，他还跟谁去赚这个钱？反正，不管怎样，聂壹向王恢献计说，由他去诓骗军臣单于，说自己能带手下混进马邑城杀死守城的官员制造混乱，然后与匈奴人里应外合，将马邑城里能搬走的物件一次性洗劫一空。以聂壹对军臣单于的了解，单于必然禁不起这么大的诱惑，一定会上当。这时候，朝廷的大军只要提前在马邑周围埋伏停当，就能一举将匈奴人围而歼之。

王恢的这个计划也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战国时赵国大将李牧就曾做过类似的事情，结果一战便消灭了匈奴十几万人，使赵国与匈奴的边境获得了长时间的和平。王恢的这个计划既诱敌深入，又以逸待劳，是一个理想得不能再理想的计划，就连韩安国这样坚决反对深入敌后的主和派也难以反驳。当这个计划呈到刘彻的面前时，心中早就不满和亲政策的他对其非常满意。既然大臣们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刘彻便决定让王恢全权负责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经过充分的准备，刘彻决定出动汉军骑兵、车兵、步兵和弓箭兵等共三十余万人，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伏击匈奴。按计划，各军提前埋伏在马邑城周遭的山谷中，匈奴单于一旦上当入城，全军便一拥而上将匈奴军队连人带马剁成肉酱。

准备停当后，刘彻心想，这次即便不能消灭匈奴，也要打得匈奴人下半生生活不能自理。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聂壹跟军臣单于接上头后，在双方约定的时间杀了几个死囚，并把他们的脑袋挂在城门上充作马邑官员的脑袋。匈奴的侦察兵在城外远远看到城墙上的人头也信以为真，以为是聂壹的人已经得手，就迅速回去告诉了军臣单于。早在边境等候多时的军臣单于便率十万骑兵迅速越过边境，途经武州进入马邑，准备对马邑城采取三光政策。

事情至此还算比较顺利。然而，刘彻还是想得太简单了。一个如此繁杂、涉及人数众多的计划是很难不出纰漏的，而且当年司马迁的《史记》还未成书，刘彻和王恢对当年李牧战匈奴一事恐怕也仅知道个大概，并不了解李牧当年为了诱敌深入可是下足了血本，不仅连续诈败了几场，还放任几千散兵游勇和百姓在城外任匈奴人肆意砍杀，这才诱使匈奴的十万大军进入伏击圈。刘彻显然舍不得像李牧一般作为，汉军早早便通知沿途的百姓近期要在家待着，禁止出门，只放了牛羊牲畜在野外游荡。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要骗以畜牧业为生的匈奴人，光有牛羊显然是不够的。匈奴骑兵进入汉朝边境后，军臣单于越走越觉得不对：为什么到处都跟他们草原那里一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人呢，都去哪儿了？越往前走，军臣单于的疑虑就越大，走到离马邑还有一百里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了，命令手下暂停前进，同时派人到最近的汉朝官府所设立的亭里抓个舌头过来问问。

匈奴骑兵都是套马的汉子，狂奔的野马也能套住，要在平地里抓个活口还不容易？碰巧，当时雁门的一个尉史正从附近路过，远远望见匈奴的大队人马，就赶紧到最近的亭里躲了起来。也该刘彻倒霉，非常不巧的是，尉史藏身的这个亭就是匈奴要抓舌头的那个亭，这下雁门尉史就成了俘虏。

这个尉史与一般的下级士兵不同，他见过皇帝要伏击匈奴的檄文，匈奴骑兵拔出刀来一吓唬，他便吓得魂飞魄散，也不等匈奴人发问，立即将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军臣单于听说汉军几十万人马已在马邑张好了口袋，就等自己往里钻，大惊失色，赶紧命令手下后队变前队，快马加鞭循着原路跑回了草原。

在离匈奴骑兵不远的地方，将屯将军王恢带着手下的三万士兵正准备等匈奴人进了口袋阵后，就杀出来截住对方的后路，没承想却出了变故。是冲出去跟匈奴人拼个你死我活，还是就这样按兵不动，看着他们走掉？

“还不如就这么算了吧。” 王恢掂量了下自己，又掂量了下身边这几万人马，自觉没有勇气独自面对匈奴的铁骑。

就这样，匈奴人撤回了草原，王恢也命令军队往马邑撤退。一路上，他还不断地安慰自己，刚才没冲出去那是给国家保存了几万的生力军。想着想着，原本还有点愧疚的他也就释然了很多。

匈奴人半道逃跑了，三十万汉军主力却不知情，还在马邑空张着口袋等待军臣单于。等他们从王恢那儿得到消息再去追赶的时候，匈奴人早就没了踪影，汉军只好全部撤回长安。远在长安的刘彻每天都在坐卧不安地等待前线大捷的消息，可到头来只是空欢喜一场。马邑伏击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却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刘彻多少有点恼羞成怒，一番追究下来，便将主战的将屯将军王恢打入了大牢。

刘彻认为，王恢是此次行动的策划者，又是第一个知道匈奴撤退消息的将军，却没有对匈奴进行哪怕一丁点的打击，让整个伏击战彻底沦为他人日后的笑柄。这是刘彻所不能忍的。皇帝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因此，必须有人对此负责，主审此案的廷尉很是知趣，就按皇帝的意思给王恢定了个“延误军机”的死罪。

背地里得到消息的王恢立马慌了，赶紧托牢里的关系，叫家里人拿出千金去找当时的丞相田蚡帮忙捞人。田蚡是王太后同父异母的弟弟，也是皇帝的舅舅，出了名地贪财，见了黄灿灿的金子马上拍胸脯保证一定把王大人捞出来。

为了提高捞人的成功率，田蚡没去找皇帝，而是直接找到了姐姐王太后。

王太后和田蚡姐弟情深，想也没想就满口答应帮弟弟这个忙。然而，这时候刘彻正不爽得紧，加上前段时间太后逼他杀了自己的弄臣韩嫣，刘彻心里正和太后闹别扭，所以，这次他连太后的面子也没给，坚决要严惩王恢。收到消息的王恢彻底没辙了，在狱中自杀。

跑回草原的军臣单于虚惊一场，他是个实在人，觉得那个尉史是上天派来拯救匈奴的，所以非但没杀尉史，还给他封了个王，号称“天王”。有了这次教训，军臣单于再也不相信来自汉廷的任何有关和平的消息了，而且为了报复汉朝，匈奴人更加频繁地穿梭于两国边境，时时往返，入寇不绝。

经过马邑事件，刘彻也意识到，再想通过和亲手段缓解边境问题是不可能了。在如何解决汉人和匈奴人的纠纷问题上，他亲手毁掉了其他的方案和可能，不仅和平的方式已行不通，被动的防御也化为泡影。现在只剩下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条路可走，而且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没办法了，进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卫氏崛起

马邑之谋失败后，刘彻下定了以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决心，甚至愿意为此搭上整个帝国的命运，但还有一件事令他极度困扰和担忧：派谁去担这个担子？父辈几十年的经营给刘彻留下来的是御史大夫韩安国这样的将领，这并不是说像韩安国这样的将军不好，当年要不是他的老成持重，梁国说不定已经被刘濞踏平了。但韩安国的问题在于，他太老成持重了，防守有余，进取不足。难道只凭稳固的防守就能把匈奴人防回他姥姥家去吗？为此，刘彻决定亲自重新选拔一批人，来帮助他摆平匈奴。这些人至少要具备这样的特点：年轻、身体好、肯折腾、有干劲、有冲劲、敢进攻、不怕死。不太恰当地说，他要找的就是不要命的愣头青。

然而，即便是愣头青，要找信得过又敢去对付匈奴的愣头青也并不容易。在马邑之谋四年之后的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骑兵侵入上谷，杀掠人畜无数。这次，不堪忍受匈奴骚扰的刘彻终于发飙了，决定派军队深入草原攻击匈奴。

这是汉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史上一次决定性的改变。汉军的骑兵将第一次单独踏足以前从未到过的茫茫草原，他们要克服之前从未遇到的困难，去寻找那些杀汉人父母、虏汉人妻儿、抢汉人牲口、喝汉人美酒、传闻中穷凶极恶又强大无比的敌人。正因为这样，刘彻也不敢过于冒险，他组建了四支骑兵队伍，每支一万人，而将领人选则锁定在四个人身上：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和卫青。

从名单上就可以看出，这是刘彻夹杂着私心的一次赌博。

李广的祖上来历不凡，他的爷爷乃是秦朝的大将李信，曾在秦灭燕的过程中立下大功，因此，李广是真正的将门之后。李广本人也非常人，他在刘彻的爷爷刘恒当权时就已经从军，论资历也非同一般。而且，李广力大臂长，骑射技艺精湛，曾多次在文帝面前表演单人格杀猛兽的好戏，还有一身过人胆识。文帝就曾感叹：“可惜李广生不逢时，如果生在高皇帝那个年代，以他的能力，当个万户侯易如反掌。”由此可见，其勇敢绝非常人。此外，李广在匈奴人中也有很大的名头，匈奴军中呼其为“飞将军”，匈奴的将领常告诫手下士兵，不到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到李广的地头儿上闹事，免得自取其辱。

现在刘彻要主动攻击匈奴，有能力又有声望，连匈奴人都畏惧其三分的李广自然是不二人选。然而，没有人料到，当年文帝竟一语成谶，李广非但在文帝当权的年代生不逢时，就是在景帝、武帝当权的年代，也不得其时，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然而，名单里除了李广，剩下的这三个人则是靠关系入选的。公孙贺，义渠人，祖父公孙昆邪曾做过陇西太守。公孙敖，义渠人，大概是公孙贺的堂兄弟之类的亲戚。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孙贺是卫子夫的姐夫，公孙敖曾在长公主手下救过卫青的命，而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

那卫子夫又是何许人也？原来，此时刘彻已经做了十二年的皇帝，即便他当年真的说过“金屋藏娇”的誓言，想来也记不太清了。何况，皇后陈阿娇知道，刘彻能做皇帝，全凭自己母亲长公主在背后大力扶持，想必平时在宫里对这个表亲丈夫也不太尊敬，这让年轻气盛的刘彻如何受得了？当上皇帝没多久，刘彻便开始冷落她。况且，陈阿娇自己也不争气，又得了那个年代的女人最不愿得的一种病——不孕不育。为了这事，长公主刘嫖没少操心，甚至为此一年花了九千万来给她治病，这可是一笔相当于朝廷当时的年财政收入几乎百分之一的巨额资金。然而，尽管耗费了如此大的财力，可陈阿娇的病始终没什么好转，刘彻即便再怎么努力，陈阿娇的肚子也不见动静。这下，刘彻就更有理由在外面找女人了，卫子夫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讨好当皇帝的兄弟，汉朝的长公主们爱干的事都差不多，和刘嫖一样，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也喜欢给自己的皇帝弟弟介绍女人。尤其在见到陈阿娇空占着窝不下蛋之后，平阳公主更是替自己的弟弟着急，亲自在长安通过海选挑了十几位美人留在家养着，就等着刘彻哪天到家里来的时候，给自己的皇帝弟弟看看。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平阳公主好不容易等到刘彻路过平阳侯府，便摆了桌宴席，席间又请出了自己在家养了多时并且精心打扮好的美人给刘彻过目。

不得不说，女人看女人的眼光和男人看女人的眼光真的很不同，平阳公主亲自选出来的十几个美人全都没能入刘彻的眼。末了，平阳公主只得唤退美人，宴席在一种略带尴尬的气氛中继续进行。

然而，平阳公主没想到，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就在平阳公主失望至极时，她家中一个弹琴唱歌的女子却吸引了刘彻的目光。那女子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其相貌、身材什么的，当然也很好，可具体怎么好，现在谁也说不上来了。但这就足够了，反正男人在某些方面是一种进化极其缓慢的动物，两千年前的男人的审美观和我们现代人一样，就如同小时候听的广告词：“我的梦中情人，一定要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乌黑的头发，我觉得才够健康。”

那女子乌黑发亮的长发立即吸引了刘彻所有的注意力。有了乌黑长发的衬托，再一看长相，刘彻瞬时觉得，这女子秒杀前面一众的庸脂俗粉。然后，他就趁着去换衣服（也有可能是上厕所）的空隙将那女子叫了出来，在更衣室里就把事给办了。

对，您看得没错，刘彻在换衣服的空隙就宠幸了一个刚认识没几分钟的女子。

换完衣服回来，刘彻神清气爽，开心得不得了，离开的时候还赏了平阳公主一千金。虽然刘彻回去的时候没带上那女子，可皇帝宠幸过的女子，平阳公主哪还敢留在家里？再说了，把卫子夫送入宫以后，自己在皇帝身边也能有个帮忙说话的人，不是吗？没几天，平阳公主就上奏皇帝，请求将那女子送入宫中。刘彻立马答应了平阳公主的请求。

或许，这时候刘彻才真正记住，这个女子叫卫子夫。

平阳公主亲自将卫子夫送上进宫的马车，意味深长地对她说：“走吧！这皇宫也不是那么好进的，以后你只能自己好好照顾自己了，如果有了出头之日，可别忘了我这个牵线的媒人。”

正如平阳公主所说，卫子夫进宫后并非一帆风顺。那时候，窦太后还强势得很，刘彻干脆撒手不管朝政，每天只顾着玩，但皇帝可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没想起卫子夫来。入宫一年多，卫子夫从没见过皇帝，甚至还被列入了外放出宫的名单，但她终究熬了过来，又一次得到了侍寝的机会。这次，命运没有再遗忘卫子夫，她很快就怀上了刘彻的孩子。

有了身孕，卫子夫对刘彻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尽管当时没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但卫子夫能怀上就证明刘彻是个身体健康的大好男儿，问题全在阿娇身上。此后，即便面对丈母娘长公主刘嫖，刘彻的腰板也能挺直了。这样一来，卫子夫在宫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

对于皇后陈阿娇而言，卫子夫毕竟出身寒门，甚至连她的姓氏“卫”都只是她母亲的姓氏，而她母亲只是平阳侯曹寿家里的一个下人，在朝廷中没有任何根基和势力可言。如果卫子夫只是得到了皇帝的宠幸，那对贵为皇后的陈阿娇并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怀孕的卫子夫着实击中了陈阿娇的死穴，证实了她不孕不育的事实，这无异于当着全天下人的面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有长公主刘嫖撑腰，平时就傲慢惯了的陈阿娇哪里会把卫子夫放在眼里，好几次都要将卫子夫除之而后快。好在卫子夫机灵，刘彻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后的脾气，平时多留了个心眼儿，这才保住卫子夫娘儿俩的性命。

陈阿娇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心想：“既然干不掉卫子夫，那就干掉她身边的人，让她痛不欲生。”

陈阿娇准备干掉的这个人就是卫子夫同母异父的弟弟——卫青。卫青的出身比卫子夫还差，他的父亲郑季本是一个无名小吏，在平阳侯府工作时和卫子夫的母亲私通生下了他。郑家本就不是什么高门大户，卫青这个私生子在郑家就更没有地位了，吃不饱穿不暖不说，每天还要起早摸黑地给家里放羊，基本就是一个兼职的童工，还是免费的。卫青好不容易长大后，因为卫子夫到平阳公主府做了歌女，他也就随着过去，做了平阳公主的马奴。此时，卫青的境遇其实和小时候差不多，只不过小时候喂羊，长大了喂马。

据说，曾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卫青遇到一个会看相的刑徒，刑徒给他相了面，然后告诉他：“你这是贵人相，以后至少可以封侯。”

卫青不以为意地回答：“我就是一下等人，只要每天有饱饭吃，能少挨骂就满足了，哪敢奢望什么封侯？”

说是这么说，可卫青内心不见得真就这么想，毕竟理想嘛，还是要有的，以后万一实现了呢？这次卫子夫被皇帝相中，对他而言也是个机遇。于是趁着卫子夫进宫的机会，卫青冒称自己也是卫氏，单名一个青字，随卫子夫一起进了宫，在皇帝的上林苑建章宫做了一名给事的小官。

早年的艰辛经历使卫青养成了谨慎谦恭的性格，他平时做人和善，做事处处小心，很得同事的喜爱。然而，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由于陈皇后嫉恨卫子夫，可又不能直接针对卫子夫，于是她和长公主刘嫖一合计，决定暗中派人将卫青抓起来，将他杀了泄恨。

得到主子的命令后，刘嫖的手下来到建章宫，见到卫青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暴打。之后，他们将卫青押到了刘嫖家私设的法场。这时候，人已绑好，刀也磨快，卫青眼看就活不成了。好在，他在建章宫的好友公孙敖纠集了一帮不要命的兄弟冲了进来，将卫青从刘嫖的刀下救了出来。死里逃生的卫青走投无路，只能硬着头皮带着兄弟们闯到宫里求姐姐庇护。

卫子夫见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在家处境可怜，出来了又受人这般欺负，也是伤心不已，就带着卫青一同找到了刘彻。此时，卫子夫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已和一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见到自己心爱的女人如此伤心，刘彻自然要给她撑腰做主的。刘彻马上提拔卫青做了建章宫的总管，又让他担任侍中，待在自己的身边做事，卫青的救命恩人公孙敖也跟着得了封赏。

刘彻虽然没有处理陈阿娇，但他公开给卫子夫姐弟撑腰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然而，陈阿娇出生在富贵人家，常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二三十年的人生里从没经受过什么挫折，做人也就多少有些不识趣，仍旧不知道收敛，从而使自己和刘彻的关系越闹越僵，终于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闹出了巫蛊事件。

所谓巫蛊，就是类似诅咒一类的事情。大概做法就是，找个巫师先跳一通大神，在巫师施法之后，用针扎木头小人或者把木头小人埋在地里时时诅咒，以此对木头小人所代表的人造成无形中的伤害。

从这种类似鬼画符的可笑手段就可以看出陈阿娇的智商，这种行为明显没什么用，但她针对的是皇帝，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陈阿娇的巫蛊行为最后还是东窗事发了。这下，刘彻拿住了把柄，直接废了陈阿娇的皇后之位，让她到长门宫独居。

再说卫青。自从有了皇帝这座大靠山，他终于苦尽甘来，在偌大的朝廷中开始有了一席之地。这次，刘彻要找敢于主动进攻匈奴的年轻将领，对于领军的将军来说，一旦成功，那可是将来飞黄腾达的跳板。刘彻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个小舅子，毕竟前人口耳相传留下了朝廷“非功不侯”的传统，刘彻也不敢随便破坏。公孙贺、公孙敖的情况我们也介绍过了，他们的情况都差不多，也是搭上了卫子夫这条线。尽管刘彻对他们的军事才能并不了解，甚至都不知晓他们是否具备军事才能、是否有能力统领一支军队，但在刘彻看来：于公，以往韩安国那一派防守型的老将是指望不上了，必须不拘一格选拔一批进攻型的人才；于私，历来富贵险中求，只要卫青他们这次不那么丢脸，有了领军出征的资历后，自己想给他们加官晋爵，别的大臣也没话可说。

所以，想来刘彻是在一种迷茫甚至有点焦虑不安的状态中下令发动对匈奴的第一次主动攻击的，而卫青着实拯救了这一次并不算成功的出征。

突袭茏城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刘彻命令汉军骑兵四万人分四路出击：车骑将军卫青兵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兵出代地，轻车将军公孙贺兵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兵出雁门。

这是历史上一次奇特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没有目的地，没有预定计划，也没有既定目标，刘彻只给了四位将军一个模糊的指令：寻找并消灭匈奴军队。

四万骑兵扎进茫茫草原，全都一头雾水：匈奴人在哪里？对于李广、卫青、公孙贺和公孙敖几位将领来说，这个问题只有天知道，鬼晓得。为了找到匈奴人，这四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他们不同的结局。

四个人中的李广和公孙敖决定走个捷径：跟着从关市出来的匈奴人去袭击其聚居地。

当时朝廷和匈奴人还在互通关市，所谓关市，是“关”和“市”的合称，简单地说，就是边关上两国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虽然马邑事件后双方邦交极度恶化，但由于匈奴人贪图中原的财物，除了匈奴骑兵经常性的抢劫，不少匈奴百姓还是爱好和平的，喜欢以物易物，他们常用牛羊到关市上换些急需的生活物品。

李广和公孙敖的队伍埋伏在各自邻近的关市附近，待匈奴人离开关市后，由探子在前，大部队偃旗息鼓地跟随匈奴人往草原深处走。

一开始，汉军将士的心情是紧张而激动的，将士们走了一程又一程，每次总以为翻过了眼前的山丘就可以看见成群的牛羊在悠闲地吃草，匈奴人在帐篷里、草地上又唱又跳，没有丝毫的戒备，然后，他们突然出现，杀匈奴人一个措手不及。然而，现实总是让人失望，李广和公孙敖率领的汉军跟着匈奴人翻过一座山丘后，放眼可及的只有下一座山丘，再翻过一座山丘后，眼前又是另一座山丘。在翻过不知第几座山丘、人困马乏之际，他们终于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匈奴早已歇够脚力的战马和在马上养精蓄锐多时的战士。

原来，汉军刚开始行动，匈奴人就已经得到了情报。匈奴的军臣单于一看将领名单：李广，那是汉人鼎鼎有名的将领，而公孙敖、公孙贺，还有那个卫青，什么玩意儿？匈奴是个崇尚强者的民族，哪怕强者是敌人，他们也会怀着敬畏之心去作战。军臣单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李广，誓要将其生擒活捉，至于其他人，让手下随便找些人跟他们玩玩得了。当李广和公孙敖螳螂捕蝉自以为得计之时，哪会想到其实匈奴人是黄雀在后。当李广和公孙敖的队伍最终遇上匈奴的军队后，战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公孙敖率军与兵力与之差不多的匈奴军队激战了一天，虽然毙敌不少，但其手下也有七千士兵战死，公孙敖最后只带着三千残兵逃回了代地；李广被兵力数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团团围住，虽经奋力作战，但无奈众寡悬殊，且匈奴人以逸待劳，仓促应战的一万汉军骑兵全军覆没，李广受伤被俘。

由于单于事先交代手下要优待李广，因此，李广受伤后，匈奴人没有像平时赶牲口那样将他绑了拖在马后，而是让几个骑兵张开一张大网，各牵一头，把李广困在网里抬着走。这时候，李广向我们展示了平时多学一门技术傍身的重要性，他装作伤得很重、几乎晕厥过去的样子，以分散匈奴骑兵的注意力。其实，他是在休息和恢复体力，顺便眯着眼在相身边的几匹马。就这么走了十几里后，李广已经看中了一匹最健硕的好马，并在心里做好了逃走的计划。

准备就绪后，李广趁人不备，猛地一发力，整个人顺势弹身而起，飞身扑向自己早已相中的好马。匈奴人只以为李广已身受重伤，哪里想到他会突然发难。马上的匈奴骑兵被李广一把推下马去，连长弓和箭壶也被一并夺走。

李广飞身、腾跃、夺马，只在一瞬之间，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李广已经打马回身，双腿一夹马肚子，飞也似的冲出了匈奴骑兵的队伍。反应快的匈奴骑兵回身追赶，又被李广连发几箭射下马来，等其他的匈奴骑兵反应过来时，李广早已在一片惊愕声中远远逃去。

与李广和公孙敖不同，卫青和公孙贺指挥的另两路汉军忠实地执行了皇帝的命令，在茫茫草原中前进。匈奴人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也不知道匈奴人在哪里，似乎只能指望如瞎猫撞上死耗子般找到匈奴人的聚居地。结果，公孙贺的队伍前进了几百里后，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没遇上，只能转头绕个圈回到云中郡，权当带着队伍出来拉练了一番。至此，三路汉军，一路全军覆没，一路折损大半，一路毫无收获，刘彻雄心勃勃的军事行动眼看即将以惨败告终。

如果这次主动进攻失败，朝廷中的防守派必将抬头，汉匈两方的攻守形势很可能再次转变回以前的局面，这样刘彻以后还能不能被称为“汉武帝”可就不好说了。

好在，上天眷顾了卫青，或者说眷顾了刘彻。

卫青率领着军队从上谷出发后，一路也是风餐露宿，其中的艰苦自不必说，但和其他将军不同，卫青在出发前认真做了功课，他知道皇帝的意思：这次行动杀多少人并不重要，甚至死多少人，皇帝也未必关心，他要的只是一个态度和一个结果。他要向世人证明，即便是对付匈奴，大汉的军队也可以深入千里主动出击，也可以把战火延伸到对方的腹地，也可以越过以往世人认为不可能逾越的天然屏障，给对手以打击，而不是一味地躲在家里防守。

寇可往，吾亦可往！

把握了皇帝的心思后，卫青在出发前就已经锁定了行动目标——茏城。茏城既不是匈奴单于的王庭，也并非匈奴重兵把守的要地，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而，这个地方对匈奴人而言意义重大，它是匈奴人的宗教圣地，是他们举行大规模祭祀的场所，每年匈奴人都要在这里聚集三次，以祭祀他们的天神。

茏城在哪里现在已说不清楚了，有人说它在塔米尔河附近，有人说在察哈尔左翼旗界附近，也有人说它在现在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境内。这几个地方中，离上谷（今宣化）最近的也有七百里的路程，远的更在千里之外。然而，不管它在哪个地方，选择茏城都非常符合卫青谨慎的性格：首先，这个目标是固定不动的，虽然远是远了点，但终究看得见、摸得着，不像匈奴人平时的聚居地一样会移动；其次，正因为远，匈奴人平时并不在这个地方重兵设防；再次，还是因为远，所以它才符合刘彻深入敌后的意思。

虽然当时关中正值深秋，大草原却已早早进入了冬天，卫青和普通的士兵一样顶风冒雪，在荒草和大雪中艰难地辨别着方向，饿了啃两口干粮，冷了喝几口酒，沉默地向茏城进发。

这支沉默的军队就这样继续前进着，几天之后的夜里，卫青和他的骑兵终于到了茏城附近。卫青登上一座山丘，见到目标就在眼前，并没有多说什么，这时候也不需要再做过多的动员，他只是一挥手：“准备！”手下的一万骑兵齐刷刷地拔出了腰间明晃晃的刀。

经过几天的同甘共苦，士兵们已经打心眼儿里对这位和他们一样出身低微的将军表示了认同，他们和卫青一样，渴望着与敌搏杀，渴望着一场胜利，而在经历了大自然的考验后，现在他们想要的机会就在眼前。一万骑兵眼里燃烧着烈火，手中紧勒着缰绳，跟在卫青后面缓步来到高处。

“杀！”卫青高喊一声，发出了进攻指令。

“杀！！”沉默了几天的士兵突然像变了个样似的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一万骑兵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如滚滚潮水向匈奴人席卷而去。茏城的匈奴人从没有在草原上见过汉人的军队，以为是天降神兵，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汉军的战刀砍作两半，或是被汉军的战马踏成了肉泥，仅少数人侥幸逃脱。天明之后，汉军打扫了战场，留下七百余具匈奴人的无头尸体，离开了茏城。

李广只身逃回，公孙敖折损大半，公孙贺无功而返，刘彻在长安城已快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想想朝中老臣的冷嘲热讽，想想韩安国等保守派背地里的阴笑，刘彻简直要抓狂。在这样的焦躁不安中，刘彻终于等到了卫青的消息：直捣茏城，歼敌七百。

刘彻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就要赏功罚过了。李广、公孙敖按律当斩，但由于当时刘彻到处开战，朝廷财政入不敷出，便有了让重罪之人花钱买命的政策，李广和公孙敖各自交了一大笔赎金后，回家待业去了。公孙贺白跑了一趟，既无功也无过，只有卫青被封了一个关内侯。

或许有人觉得，刘彻是不是抠门了一点？其实不然，怎么说关内侯也是侯，虽然名头不如列侯响亮，但毕竟也是个侯爷。李广这样的名将，一辈子的愿望也不过是“封侯”，最后还没能实现，可见想跨进这门槛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歼敌七百在哪个朝代都不能算是一场大胜，如再综合下其他将领的战绩，汉军这次的损失恐怕远大于匈奴。但卫青达成了刘彻的愿望，他向世人证明了大汉的军队一样能驰骋草原，一样能奔袭千里，一样能克敌制胜，并不是只能一味地躲在家里被动挨打。

在军事上，卫青的横空出世让刘彻兴奋不已，他终于还是赌赢了一把。现在，有了卫青这张牌，保守派的大臣们就不敢公开对进攻匈奴的战略方针发表太多的质疑了。

“就这么干，让卫青把匈奴人一直赶到天边去！”刘彻更加坚定了决心。

茏城之战对当时的汉帝国有着重要的意义，以致后来补定年号的时候，刘彻拍板将下一年的年号与之前的区分开，开始使用他即位后的第三个年号——元朔。正好，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二月，已经为皇帝生了三个女儿的卫子夫再次临盆，这次终于生了个儿子。二十九岁的刘彻有了自己的儿子，激动得无以复加，亲自给皇子起名“据”，同年正式封卫子夫为皇后。

有了刘据这个儿子、卫子夫这个新皇后，以及卫青这样有天分的将领，“元朔”这两个字更显得恰如其分。“元”者，“首”也；“朔”者，“始”也。

就让大汉帝国从此刻起，从我刘彻的手中重新开始。

连战连捷

卫青袭破茏城给了刘彻底气，从这一年开始，汉军彻底放弃了以往被动防守的军事策略，开始和匈奴人在边境地区你来我往地对仗。

茏城之战后，匈奴的军臣单于为报复汉朝不断骚扰边境，尤其在渔阳一带，可以说是三天一入五天一寇，并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天派两万匈奴骑兵大举犯边。匈奴骑兵来势凶猛，在边境大破朝廷守军，不仅杀死了辽西太守，还劫掠了百姓两千余人。同时，另一支匈奴骑兵进犯雁门，杀掠百姓千余人。

面对匈奴的报复行动，刘彻毫不退缩，一面任命卫尉韩安国驻守渔阳，防备匈奴的入侵，一面指派卫青率骑兵三万出雁门，再次深入草原打击匈奴。

有了上次的经验后，卫青对军队的指挥调度更加娴熟，他很快就找到了一支匈奴军队。双方激战一天，汉军在兵力优势下斩杀匈奴骑兵数千人。匈奴人又一次在自己的地盘上被汉军击败，军臣单于更加愤怒，再次命令部下进攻渔阳，对汉朝进行报复。

说来也是镇守渔阳的老将韩安国倒霉，年前他被派到渔阳后也积极准备防务，但当时恰逢卫青在草原上大败匈奴人，他在渔阳左等匈奴人不来，右等匈奴人也不来，就带着一小拨亲随，出了渔阳到草原上抓舌头。被抓的匈奴人都说，因为卫青的缘故，现在匈奴的骑兵已经远离了渔阳一带。韩安国认为，既然匈奴骑兵已经远去，就没有必要让过多的人力财力在边境上空耗了，所以他把消息上奏皇帝，要求取消渔阳一带的军屯。

韩安国是朝廷的老将、宿将，他的上书刘彻不得不重视，既然韩将军认为渔阳一带已无大患，刘彻便取消了渔阳的军屯，并撤回了部分军队。没想到，一向以老成持重著称的韩将军这次却晚节不保，就在取消军屯一个月后，匈奴人再次大规模进犯渔阳和上谷。这时候，韩安国手下的将士不足千人，虽然个个作战勇猛，但无奈双拳难敌四手，汉军只能节节败退，一直从渔阳退到了右北平，直到李息率军队从代地赶来增援，匈奴人才放弃围城而去。

退守右北平城的韩安国受到了皇帝的斥责，羞愤难当，数月之后，这位曾经在七国之乱中顶住了吴楚数十万叛军的进攻、挽救了帝国的老将在城中发病呕血而死。

匈奴人似乎小小地扳回了一局，可刘彻并不罢休。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刘彻起用李广镇守右北平，同时命令卫青率军由云中郡出发，直捣匈奴腹地。

对于士兵来说，战争有时候就是这样：光听前人传说敌人如何如何凶猛，没见过时仿佛他们个个都是恐怖的存在，直到自己真的试过了，才发现对手也不过是个长着一个脑袋、两只手的人，并非三头六臂或是能喷烟吐火的怪物。只要上面的将领指挥得当，下面的士卒悍不畏死，再凶残的对手也是可以战而胜之的。刘彻手下的战士并不见得就比当年刘邦手下的将士强壮和勇敢，兵器也不见得比当年先进，但他们在卫青的指挥下一扫汉军数十年逢匈不胜的名头，可见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人，尤其是统军之人。

出了云中郡，卫青并没有像上次那样直扑草原深处，然后派出斥候寻找敌人，简单地迎着对方的阵势冲上去干他一仗，靠着真刀真枪的正面搏杀和老天爷的眷顾杀他个三五千人。现在，这已经不能满足卫青的胃口了，或者说已经不能满足刘彻的胃口了。这次，卫青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要夺回中原王朝失去了近百年的河南地。

所谓“河南地”，并不是指现在的河南省的地盘，而是指河套地区（今鄂尔多斯草原）。黄河在自西向东流淌的过程中转了几个大弯，形成了类似“几”字形的路线，这个“几”字突出的部分就是河套地区。所谓“黄河九曲，唯富一套”，在大量黄河水的滋养灌溉下，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是整个黄河流域最为富饶的一块土地。当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北驱匈奴，夺下的地盘就是这片河套地区。在之后的十年间，秦朝在河套地区驻守了大量军队，牢牢掌控着这片土地。然而，在秦末的乱世中，为了应付境内的起义，朝廷不断从边境抽调兵力，从而放弃了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没有了军队的保护，当地的百姓也陆续迁往内地，河套地区便又重新回到了匈奴人手里，现在守在那里的是匈奴的白羊和楼烦两个部族。

卫青带着士兵们一路向西急行军。虽然他没有跟士兵们讲此次出征的目的，虽然军中的将士对此次去向何方也存在疑问，但士兵们坚信他们所爱戴的将领，严格地执行着卫青的命令。由卫青亲自带领的军队，其行动是迅速而高效的，在躲过匈奴人的耳目后，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道到达了高阙山下，突袭并占领了高阙山的隘口。高阙山口是连接河套地区与匈奴王庭的纽带，汉军占领了这里，就一举切断了白羊王和楼烦王与匈奴单于本部的联系。

直到这个时候，已经被困在河南地的白羊王和楼烦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听说卫青早些天带着军队可能往自己这边来了，但过去了这么多天，他们连一个汉兵的影子都没看见。难道汉军这次是到草原上免费旅游去了？当匈奴的侦察兵每天迷茫且疑惑地注视着南方的时候，卫青的军队已经在高阙山由北向南从匈奴人的背后杀出。这下子，匈奴人猝不及防，别说战斗了，逃都没地方逃。从地理上说，东、西、北三面是黄河天险，唯一没有黄河阻拦的南面又是汉朝的地界。从局势上论，北边是卫青的天兵，南边是汉朝的边防军，东边是由代地出发的李息的军队和驻守在右北平、连匈奴人都畏惧三分的李广将军，匈奴人战不能战，退又不能退，最后只能一狠心一咬牙，向西逃窜。然而，卫青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们，尽管经过长途跋涉，士兵们已经疲惫不堪，但在卫将军的指挥下，大家依然奋起直追，终于在陇西抓住了敌人的尾巴。

此时，匈奴的军队已经没有了战斗的欲望，只顾着头也不回地逃命，汉军几乎没付出什么代价便将匈奴人击溃。白羊王和楼烦王撇下自己百余万牛羊马匹的家当和数千士兵的尸体侥幸逃脱，卫青一举收复了自秦末以来一直沦于敌手的河套地区，史称“河朔大捷”。

夺得了河南地，刘彻很高兴，理直气壮地把卫青从关内侯升为列侯，号长平侯，食邑三千户。要知道，从匈奴人手中收复失地可是上几代明君都没有做到的事情。除了封赏手下，刘彻还在想应如何巩固这一战果。这时，刘彻手下一个叫主父偃的人趁机提议在河套地区筑城并移民以实边，尽管朝中许多大臣都对此事持反对意见，认为在河套地区筑城过于劳民伤财，但此计正合刘彻好大喜功的胃口。他于是任命将军苏建率十余万人以黄河为依托，在河套地区建造了一座新的城池，并亲自将其命名为“朔方”，还在第二年从内地迁徙十万百姓到朔方地区居住。

就事论事地说，朔方城的建立虽然耗费巨大，但总体还是利大于弊，它不但解决了十万百姓（主要是无土地的百姓）的生活问题，充实了边防，还可以作为下一步对匈作战的桥头堡，极大地延长了汉朝军队的作战半径。此后，军队若想入草原作战，就不必再从云中、雁门、上谷这些地方出发，然后长途跋涉了。而且，朔方郡的存在大大扩宽了匈奴领地和汉朝都城长安之间的缓冲带，刘彻再也不用像自己的祖父和父亲那样，匈奴一有风吹草动，就要到处调集重兵卫戍长安了。

在丢掉河套地区的第二年，军臣单于也死了。军臣单于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趁机发动叛乱，赶走了侄子於单，自立为单于。走投无路的於单带着部分亲信向汉朝投降。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外加心中有气，没几个月，於单也病死了。然而，汉匈两个民族的恩怨远没有就此完结。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伊稚斜单于即位，企图一扫匈奴近几年在作战中的颓势。他命令右贤王陈兵边境，时不时地骚扰朔方郡，还亲自率数万骑兵进攻代郡，不仅杀了代郡太守共友，还杀掠了千余百姓。第二年，匈奴再次大举犯境，九万骑兵分三路进攻代郡、上郡和定襄，杀掠边民数千人。

到了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刘彻终于忍无可忍，大发步骑十余万人，由卫青率领六位将军，统领全军，从右北平和朔方两路齐出，进攻匈奴。在出师之前，刘彻特地嘱咐卫青：“这次一定要给匈奴人一个沉痛的教训。”

皇帝姐夫有要求，小舅子自然是不敢怠慢的。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卫青准备一举除掉长期窥伺朔方的匈奴右贤王。

左、右贤王是匈奴单于之下最高的官，分管匈奴的东西两部。左贤王多由匈奴的太子担任，而右贤王在匈奴的诸侯王中地位最高，两者相当于单于的左膀右臂，如果能吃掉右贤王部，就等于断了匈奴单于的一只胳膊。

目标确定后，卫青再次诠释了什么叫兵贵神速。他一开始便指挥精锐的骑兵部队人不卸甲、马不解鞍、日夜兼程地猛扑匈奴右贤王的驻地。匈奴右贤王料到卫青会来，也料到汉军这次定然来势汹汹，正吩咐手下杀猪宰羊又开了大量美酒，准备饱食一顿，第二天整装迎敌，但他没有料到汉军竟来得如此之快。正当夜幕深沉，匈奴人酒醉不起的时候，汉军的骑兵已经赶完了七百里的路程，悄然出现在右贤王大营附近。

对于匈奴人来说，汉军又一次从天而降，本已喝得酩酊大醉的右贤王被帐外的喊杀声惊醒，出帐一看，四周火光冲天，双方的喊杀声、兵器的碰撞声、战马的嘶鸣声混作一团。右贤王的酒意登时醒了多半，第一反应就是逃命要紧，便赶紧上马，招呼手下数百亲随往汉军人少的地方溃围而去。其他匈奴士兵一看领头的跑了，便再也没了抵抗的信心，纷纷作鸟兽散。

得知右贤王逃窜，卫青立即命令轻骑校尉郭成率精兵追击。无奈右贤王熟悉路况，加上汉军长途奔袭已是疲惫，虽然郭成等奋力追了二三百里，最终还是让右贤王跑掉了。

虽然右贤王跑了，但那些跑得慢的、受了伤的以及酒没醒的，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待到天明，汉军收拾战场，死者不计其数，光被生擒活捉的就有一万五千余人，其中裨小王就有十余人，另外还有百万余头牛羊等牲畜。可以说，右贤王的整个家底基本都被卫青抄家似的打包带回了朔方。

这里要说明一下，大家不要以为裨小王中有个“王”字就是多大的官，在匈奴的官职里，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存在。匈奴人中称王者多了去了，当年把马邑伏击的计划透露给军臣单于的那个雁门尉史还被封了个“天王”呢。而且，“裨”字本身就有“小、偏”的意思，“裨小王”可能指的是两个不同的称号，即“裨王”和“小王”，也可能指的是一个称号，就是小小王，即比小王还要小的王。我怀疑，“裨”字甚至可能是当时的史学家自己加上去以调侃匈奴人的。

但是，不管怎样，这是汉朝对匈作战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经此一役，卫青巩固了河套地区，基本肃清了威胁关中的匈奴骑兵。从此，文帝当年匈奴侦察兵轻易就可到达雍城甘泉宫的局面一去不返。捷报传到长安，刘彻兴奋至极，甚至破格做出了这样的举动：不等军队班师，他就让人拿着大将军的印信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并加封卫青食邑六千户。有权且任性的刘彻还把卫青尚在襁褓之中的三个儿子也封了侯，分别为宜春侯、阴安侯和发干侯。

卫青就这样从一个不知名的马奴变成了皇帝眼中的第一红人，可他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谦卑和谨慎，没有得意扬扬，也没有目空一切，而是马上上书皇帝，表示战场上的胜利应归功于皇帝英明的领导和将士们的英勇作战，跟他那几个没断奶的儿子没有关系，既然皇帝已经封赏了自己，就不用再封自己的儿子了，而应该奖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流汗的将士。

这时候的刘彻对卫青这个小舅子可以说是倚若长城，又怎么会吝啬区区几个侯爵爵位？他马上回信一封告诉卫青，这都是他卫家应得的，至于大将军手下的将士们，他会另行封赏。

刘彻的这个举动表明，卫青这个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马奴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惊喜，他把卫青和卫子夫视为上天赐予他最好的礼物。然而，连刘彻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卫氏家族的另一份惊喜正悄然地等着他去揭开。

天生勇将霍去病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二月，大将军卫青兵出定襄，又和匈奴打了一仗，这次只取得了一点小胜，斩杀匈奴数千人。一个月后，卫青再次率十余万人出征，尽管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最终给帝国带来了另一份惊喜。

和一个月前的出征一样，卫青率领着手下六位将军二出定襄。有鉴于历次出征时卫青手下的将领大多都是这几个人，我们也可称之为“六大金刚”，他们分别是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左将军公孙贺、后将军李广、中将军公孙敖和强弩将军李沮。这里不提其他人，单说这个前将军赵信。此人原名不详，本是匈奴的一个头目，降汉以后改名为赵信。由于出身的关系，赵信熟悉匈奴的地形，又作战勇猛，是打先锋的合适人选。这次出征，赵信和苏建所带的兵马都是大军中的精锐，一直走在前方为大军开路。

虽然此次大军出征也打了几次胜仗，但一直没找到匈奴的要害，且大部队的行军始终不顺利，于是卫青便命令大部队驻扎下来，派出先锋去寻找匈奴大部队的踪迹。作为前锋的赵信和苏建领命后就率领着各自的队伍一起出发了。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一路疾驰，越走越远，最终遇上了伊稚斜单于率领的匈奴主力。

这时候，苏建和赵信手下共计三千人，而匈奴骑兵少说也有好几万。欲战？虽然他们手下全是精锐，但苏建和赵信还不至于自信到相信靠这三千人就能打败匈奴主力的地步。想跑？文帝在位时，李广曾带着百十号人在离大部队几十里的地方和匈奴的几千骑兵不期而遇，当时，就连被匈奴人称为“汉之飞将军”的李广也没敢跑。他告诉手下，这么近的距离，一旦他们掉头逃跑，匈奴人就会立马来追，而且会一边追一边射箭，谓之“追射”。这样的话，他们就只可能有一种结果，那就是“立尽”。既然连李将军都认为逃跑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去死磕了，万一吓退了敌人，自己还能保住性命，实在不行，好歹也博个为国捐躯的名声。苏建和赵信合计后，带着手下径直冲入敌阵。赵信果真是“一点寒芒先至，然后枪出如龙”，他带头第一个扎进敌阵，接着双方就是一通厮杀。

但凡军队出征，不管规模如何庞大，先锋都是最重要的，能打先锋的队伍也必是大军中最精锐之师。这奋起余勇的三千骑兵对阵数万匈奴人，打打跑跑，居然持续厮杀了一昼夜。最后，苏建手下的士兵全部阵亡，而赵信手下也只剩八百人。

平日里经常听到很多青年或中年人吹牛，夸耀自己如何不畏死，其实那是因为他们还远没到临死的那一步。如果真到了要做出生死抉择的那一刻，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活着的，哪怕能多活一时三刻，他们也会为之付出一切。到了这个时候，想活命并不意味着贪生怕死，更多的只是人的求生本能，而能超越这种本能的，那就是英雄。

苏建显然还不是英雄，他一看自己的手下已经全交待在这里了，自己要是再不走，估计也要死在这里，而且都打到这份儿上了，自己回去也能有个交代了。于是，他就瞅个空子溜之大吉了。赵信本来也想走，可他身边还有八百骑兵，目标太大，跑起路来不如苏建孤家寡人来得轻巧，早被匈奴骑兵重重围住。眼看赵信已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这时，匈奴人阵中认得他的人用匈奴话招呼了几句，赵信也用匈奴话回了几句，一阵叽里咕噜之后，赵信直接投降了。

当然，赵信自己可能也不觉得投降有愧于朝廷，反正他本来就是匈奴人。前些年，他一直帮着汉人打自己人，并不曾有过懈怠，也算对得起大汉了。这下，自己虽称不上荣归故里，好歹也不算投敌叛国。

按理说，先锋部队被消灭，卫青也有指挥失误的责任。苏建和赵信的三千人和匈奴主力厮杀了一昼夜，汉军居然没有一兵一卒的增援，甚至事先都不曾知晓。直到苏建只身逃回大营，卫青才知道已经折了先锋。

对于如何处理逃跑回来的苏建，卫青否决了其他将领提出的杀了苏建立威的建议，只把他关了起来，准备押回长安等候皇帝发落。虽然他们一路上也斩杀了上万匈奴人，但毕竟军队折损了先锋，于大军不利，再战恐怕也讨不到什么好处。然而，卫青并不打算撤军，因为他的外甥剽姚校尉霍去病带着自己的队伍已出去了一天，至今还没有下落。

霍去病的父亲叫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个县吏，他被派去平阳侯家做事的时候和卫子夫的姐姐卫少儿私通，生下了霍去病（瞧这一家子）。同样是私生子，霍去病和卫青的境遇却不可同日而语。霍去病生在侯爷家里，至少可以吃得上饱饭。到了后来，卫子夫得宠，卫氏一族便一同鸡犬升天，霍去病更是获得了皇帝的喜爱，小小年纪就经常在皇帝身边玩耍，可以说是命运的宠儿。等到了十八岁，霍去病长得高大壮实，马背上的功夫也是不凡，皇帝便让他随舅舅卫青出征，给了他一个剽姚校尉的名号，还让他在军中挑选了八百名专属于自己的手下，并赋予了他独立作战的权力。

一个月前的出征，霍去病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这次憋足了劲儿要好好表现一番。卫青派出先锋后，霍去病也在征得舅舅同意后，带着自己手下的八百壮士远离大部队前去寻找匈奴人。霍去病无愧于皇帝给他的“剽姚校尉”名号。“剽姚”者，迅疾而勇猛是也。他带着手下一口气就跑出了几百里地。同样是远离大部队，霍去病比苏建他们幸运多了，他在草原深处遇到了匈奴人聚居的帐篷群，从高处往下看，呼啦啦的一片，目测也有数千人。

在这种情况下，正常人的反应应该是原地待着不动，派人赶快回大将军那里搬大部队过来，集中优势兵力吃掉这股敌人。然而，霍去病竟是天生的勇士，手下就八百骑兵，第一次作战就遇到了兵力数倍于己的敌人，他感到的不是恐惧，不是害怕，而是兴奋。他二话没说，拔出腰间的战刀，一马当先冲了出去。手下的儿郎们一见头领自己冲了出去，哪里敢有丝毫的懈怠，面对众多敌人，前一秒还存在的恐惧下一秒便化作了亢奋。八百骑兵个个争先恐后，人人热血沸腾，如同水银泻地般拥向匈奴人的营地，但凡见到服饰不同于汉人的活物，一律当草人砍。匈奴人已知那个擅长奔袭的卫青仍在数百里之外，哪里会想到这里还能冒出一队汉人的骑兵。很多匈奴人甚至没来得及有所反应就做了汉军的刀下亡魂，侥幸没死的也纷纷四散奔逃。

待到杀散了匈奴人，霍去病让战士们赶紧清理战场。骑兵们把几个衣着华丽的俘虏押到霍去病面前，经通晓匈奴话的手下一审问，霍去病不由得得意起来，原来这里驻扎的竟是单于的亲戚和大臣，被活捉的俘虏中不仅有伊稚斜的叔叔罗姑比，还有匈奴的相国、当户等大官，而伊稚斜的爷爷辈的籍若侯产[1]，已经在乱军中被砍作两段。

霍去病并非有勇无谋之辈，以八百壮士出其不意地击溃匈奴数千人马后，他没有得意到继续率部追击，而是懂得见好就收，让手下在匈奴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前赶紧绑了俘虏，割下死者的人头，带回去跟舅舅邀功。

正在大营中焦急不安的卫青，终于等到了霍去病，看到他的手下还提溜着俘虏和两千零二十八颗人头，卫青大喜过望，立即命令手下人马鸣金收兵，撤回定襄。

这次出征，他们虽然折损了先锋，但所斩杀的匈奴士兵足以抵上大军的损失，卫青至少算是功过相抵。此外，军队中还冒出了霍去病这样的勇将，这让刘彻非常高兴，他马上下令嘉奖“勇冠三军”的霍去病为冠军侯。

为什么皇帝会如此喜欢霍去病呢？除了霍去病是他打小看着长大的，私人感情深厚，还另有原因。这时候，皇后卫子夫已是一个陪伴了皇帝十五年、生了一儿三女的妇人，而且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之后，卫子夫再也没有生育过。由此可知，对刘彻来说，她的新鲜感早已不在，眼下刘彻新宠幸的是王夫人。然而，后宫中有皇后卫子夫，朝臣里有大将军卫青，加上这个时候刘彻的姐姐——那个把卫子夫介绍入宫的平阳公主——因为原来的丈夫曹寿有“恶疾”（大概是身体极差或不能行人事之类的），日子过得很苦，便和曹寿和平离婚，并最终选择下嫁给自己家原来的马奴、现在的大将军卫青。这一下子，卫家人就好比从里到外把刘彻包围了，不管卫青有没有想法，刘彻对此肯定很不爽。

从此次出征后的赏赐中就可以看出刘彻的不爽，卫青虽然损失了先锋部队三千人，但与斩杀万余人的战果相比，应该还是功大于过的。按刘彻以往的性格，必定会再次加封卫青，可他偏偏只赏赐了卫青一千金。这足以证明，已到人臣之极的卫青开始失去皇帝的信任。现在有了霍去病，刘彻在军事上就摆脱了只能依赖卫青一个人的窘境，这如何不让他高兴？而得到皇帝欣赏的霍去病，也将用一次次的胜利证明自己。

横扫漠南

霍去病一战成名又封了侯，更加跃跃欲试。终于，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等到了机会。这一年的春天，皇帝任命冠军侯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一万精锐骑兵从陇西郡出发，此次出征的目的依然很模糊：继续打击匈奴。

如此宽松、没有约束的指令让霍去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进攻才华，他率领的一万骑兵都是一个人带两匹马轮流骑乘，马歇人不歇。军队出了陇西后，翻过乌盭山，越过狐奴水，途经匈奴五个部落，斩杀匈奴折兰王、卢侯王，及以下八千九百六十人，还活捉了浑邪王的儿子，收缴了匈奴休屠王用来祭天的金人，兵锋越过焉支山一千多里后才折返入塞，前后却只历时六天。

按说，当年卫青第一次率兵出征，就敢深入敌军境地七百里突袭茏城，已经很了不起了。然而，霍去病在这方面更胜一筹，他的战法领先当时二十个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耳曼人才在战场上大规模地应用类似战术，结果，他们用二十七天征服波兰，一天征服丹麦，二十三天征服挪威，五天征服荷兰，十八天征服比利时，连号称“欧洲陆军最强”的法国也只坚持了三十九天。至此，这种战术的名字才随着它的战果广为人知，人们叫它“闪电战”。

然而，这还没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注定是霍去病迎来井喷式爆发的一年。休整了两个月后，霍去病在这一年夏天再次出征。这次，他率数万人从北地郡出发，历时数日，直取两千里外的祁连山（今天山山脉）。霍去病的骑兵所过之处，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累计斩首三万零二百，不仅生擒了匈奴酋涂王，还活捉了包括小部族的首领、首领的母亲、单于阏氏和王子共五十九人，以及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六十三人在内的两千五百人。直到将士实在是拿不了这么多东西了，霍去病才率部返回，真正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这两次胜利，刘彻共给霍去病加封了七千六百户，还亲自在长安城里给他挑选了一块最好的宅基地。刘彻让人把房子盖好后，带着霍去病去看新宅，没想到霍去病一听说是看房子，连去都不去，一口回绝了皇帝的好意：“我霍去病就是在外带兵打仗的，现在匈奴还没有被消灭，我要房子干什么呢？！”

有了霍去病这句话，皇帝更加信任他了。而且，霍去病的这两次闪电战着实把匈奴人打怕了，见识过霍去病军队神速的匈奴人一听到“霍去病”三个字，双腿都忍不住一个劲儿地打摆子，他们在草原上哀歌：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接连的失败使伊稚斜单于恼羞成怒，他并不相信霍去病所率领的骑兵真的如同侥幸逃回来的士兵所描绘的天兵神将一般不可阻挡，只认为是手下这些人太无能，便要把被霍去病接连打败的浑邪王与休屠王召回王庭杀掉。

收到线报的浑邪王与休屠王也是郁闷：伊稚斜单于没亲眼见过所以不知道，不是兄弟们无能，实在是汉军太狡猾。眼下活命要紧，两个人一合计，王庭是不能去了，再在草原上待着迟早也会被霍去病取了性命，不如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手头还有些本钱干脆投降算了。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天，半年来被霍去病彻底打怕了的浑邪王与休屠王率余部四万多人来到黄河边向汉朝投降。皇帝也怕匈奴人诈降，玩他当年在马邑玩的那一套，于是派霍去病去受降。

等到霍去病带着队伍过了黄河，休屠王就反悔了，跟浑邪王支支吾吾地说这说那，一会儿说还是草原的风光无限好，过了黄河恐怕会水土不服，一会儿又说要不趁机杀将过去，把霍去病做了，这样单于就不会怪罪他们了，诸如此类，说个不停，听得浑邪王心里直骂休屠王：“你个浑蛋，对面霍去病的军队可是全副武装，不是赤手空拳过来欢迎你的，平时在草原上躲他都躲不及，还妄想现在打他个冷不防？”事情都到这步了，浑邪王也是骑虎难下，他虽是浑邪王，可一点也不浑，知道自己今天要是敢临阵变卦，恐怕就再难见到明天的太阳了。于是，他一狠心，一咬牙，拔出刀来，一刀就把休屠王的脑袋剁了下来。

这下，休屠王的手下见首领死了，便一哄而散。霍去病在阵前远远地看到匈奴人这边又是杀人又是逃跑，乱哄哄的，好不热闹，就带着几个亲随快马上前斥责浑邪王，问他究竟想搞什么名堂。浑邪王看到霍去病来了，指指休屠王的尸体，摊摊手表示跑的那些都不是他的手下，他没办法控制，他本人可是一心要投降的。霍去病看罢一挥手，身后的大部队一拥而上，将休屠王手下那些要逃跑的一个个追上剁翻在地，一连杀了八千多人，一直杀到剩下的都再也不敢跑，乖乖地跟着浑邪王过河投降。

匈奴人如此大规模地投降让刘彻很高兴，他把浑邪王和他的几个手下都封了侯，又把他们带来的那些人分开安置在了陇西、北地、朔方、云中、上郡五地，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风俗。

等到浑邪王投降了汉朝，伊稚斜单于才真正意识到霍去病的可怕，他接受了自次王的建议：有鉴于目前匈奴人作战不利的情况，宜将匈奴的势力暂时往北撤，一直撤到汉军无法抵达的蒙古大漠以北，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再做打算。至此，大漠以南，尤其是陇西、北地、河西，大概相当于现在甘肃省黄河北岸到新疆的罗布泊一线，基本上已见不到匈奴人的身影了。于是，刘彻下令将北地郡以西的戍卒减半，并迁关东的贫民到长安以北、朔方以南的广大地区开荒实边，大大解决了因连年战争导致的流民问题。

至此，霍去病扫清了蒙古大漠以南广大草原地区的匈奴人，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何其壮哉！

漠北决战

提议让伊稚斜单于搬到漠北暂时躲避的自次王，其实就是那个投降的匈奴人赵信。虽然他原本就是匈奴人，投降过汉朝，现在又投降回了匈奴，按中原那些正人君子的标准来看，他的道德是有问题的，但这并不影响赵信在单于心中的地位。赵信投降匈奴后，伊稚斜单于为了拉拢他，破格授予他“自次王”的称号，意为仅次于单于自己的王，还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做妻子，并在大漠深处筑了一座城池给他居住，名曰“赵信城”。

得了这么多好处，赵信死心塌地地为伊稚斜单于出谋划策。他久在卫青帐下听命，对大将军的作战风格和习惯知之甚详，依他的了解，在当时落后的后勤运输条件下，汉军的作战半径不可能远达蒙古大漠以北的地区，既然最近大汉屡战屡胜，那匈奴就要先避其锋芒，保存力量以图再战。

赵信毕竟常年只在一线战场作战，他准确地估计了汉军的作战能力，却低估了刘彻战斗到底的决心。开汉以来，汉匈关系一直都是匈奴人高压一头。高祖、文帝和景帝，哪个不是圣明一时的君主，然七八十年间，大汉军队屡屡被匈奴骑兵玩弄于股掌之中。好不容易等到他刘彻掌权，耗费巨大的心血方才一扫以往汉军在作战中的颓势，岂能让匈奴人说走就走？要走也要先把以往的一切连本带利地还回来！现在，伊稚斜单于打不赢了就撤出漠南，刘彻却准备连漠北也不让他待了，要搬家就直接搬回姥姥家去。

然而，赵信的计谋也不无道理。兵法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没有足够的后勤补给，以常规部队行军所携带的粮草来看，军队是不可能走太远的，尤其还要横跨沙漠。军队再牛，士兵总得吃饭喝水吧，马也总得吃草吧？即便是忍饥挨饿过了沙漠，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还能有什么战斗力？这不就是古人说的“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虽有精兵良将，又岂能不饮不食？

然而，以上种种只是对常人而言，毕竟古人又云：“成非常之事者必非常之人。”刘彻就是这么一个非常之人。

为了彻底解决北逃的匈奴，刘彻下令，要求有关部门倾全国之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不管是人挑、马驮，还是牛拉（正是牛牵马拽，无所不用其极），都要把粮草送过沙漠，保证作战部队到了漠北后一样有强大的战斗力。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天，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刘彻决定发动十万骑兵，以步兵及私从者数十万作后勤保障，分东西两路由定襄和代郡出发，誓要一鼓作气彻底解决匈奴。

这将是一次规模和困难都前所未有的出征。军队要两路齐出，主帅当仁不让就是卫青和霍去病这舅甥俩。在原来的计划中，东路军的主帅是大将军卫青，西路军的主帅是骠骑将军霍去病，但因为出发前从捕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伊稚斜单于可能在东边，为了让霍去病立大功，刘彻不仅把作战能力强的士兵都派给了霍去病，还临时互换了东西两路军。这显然是在霍去病和卫青之间厚此薄彼，而且临时互换两路军又犯了兵家大忌，两者都为这次出征定下了一个不完美的基调。

虽然事先做了调整，但事实仍打乱了刘彻的计划，伊稚斜单于还是和卫青撞了个正着。汉军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根本不可能隐蔽得了，当伊稚斜单于得知汉军即将超越极限、横跨大漠来进攻时，他早早地就集结好了精兵，准备等着疲惫不堪的汉军出现在漠北，然后看一场好戏。古代人都是迷信上天的，但这次劳动人民靠着意志、鲜血和汗水，用实践证明了人能胜天的道理。汉朝的大军克服了千里荒漠的天然屏障，如期出现在了蒙古沙漠的北边。

伊稚斜单于终于看到了他等待已久的敌人，但他想象中汉军人困马乏、衣不蔽体、四处躺倒、狠命休息、混乱不堪的景象并没有出现。他所看到的依然是一支阵容整肃的军队，尽管他们看上去似乎有些疲乏，但他们的精神依然振奋，目光仍如头顶的烈日一般炽热。伊稚斜单于不信这个邪，他认为这只是汉军制造出来的假象，他相信没有一支军队在横跨千里沙漠之后未经休息却依然能保有战斗力，他要先下手为强，一举击溃汉军的意志。

然而，还没等伊稚斜单于这边有动作，汉军已经先动了起来。只见卫青一挥手，一辆辆匈奴人从未见过的奇怪车辆就被汉军的士兵推到阵前，排成了阵势。这是卫青为这场战斗精心准备的秘密武器，他相信这一武器能为赢得这场战斗增加重要的砝码。这种秘密武器有个虎气的名字——武刚车。

尽管皇帝事先把肥肉留给了外甥，卫青仍然十分重视这次出征，知道这次是失败不得的。他吸取了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出征时的经验教训，仔细地做了很多功课，最后终于从孙武和吴起的兵法古籍中复原了武刚车这种传说中的器械。

武刚车每辆长两丈，宽一丈四，头顶有盖，侧有护栏，外绑长矛，内藏大盾。行军的时候，武刚车是运输工具，可以运送粮草和士兵；战斗的时候，武刚车外面蒙上牛皮，再配上弓箭和长矛，就是一件犀利的器械。有人胡乱形容，说它是古代的坦克，其实不然，否则卫青只需命令武刚车阵碾轧过去，匈奴人逃得慢的定成肉糜。说到底，这是一件用于防守的器械，车上装有盾牌和浸了水的牛皮，寻常的弩箭和短矛根本奈何不了它，而面对敌人，距离较远时，藏在车里的士兵可以用弓箭去射，离近了就可以用长矛去戳，在防守时端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综合火力平台。

虽然皇帝提供的强大的后勤保障能让士兵们抵达漠北，古籍中记载的武刚车能让将士们有一道可靠的屏障，但是，要想战胜敌人，最后还是要靠卫青自己的临场应变。卫青在队伍中精心挑选了五千名最有战斗力的士兵打先锋，让这五千人对匈奴人发起冲锋，余下的士兵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休息。

一连跑了一千多里路的汉军居然先发动了进攻，这不是欺负他匈奴无人吗？伊稚斜单于哪里肯答应，他于是也指挥手下将军率一万骑兵向汉军阵地发起反冲锋，誓要先赢一阵。

这下伊稚斜单于就中卫青的计了。假如这时候匈奴人全军突击，卫青打先锋的五千骑兵肯定支持不住，汉军就要全力防守。如果是这样的话，早就以逸待劳多日的匈奴人应该会占据优势，而现在，只有五千对一万，汉军虽不能保证获胜，至少拖住对手还是可以做到的。

就这样，匈奴的一万骑兵和汉军的五千先锋在两军阵前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匈奴骑兵中若有冲到汉军主力阵前的，就会被武刚车里射出的利箭所射杀，偶有躲过箭雨冲到近前的，身上也被长矛戳出了窟窿。看到汉军居然有如此利器，匈奴的大部队更是不敢妄动，战斗从上午打到了中午。

在这关键的时候，风又来了。

有人似乎很奇怪，怎么起风了？这其实很好解释，尽管两千年前没有发达的工业，然而，沙漠化地区在什么时候都是存在的，尤其这里还是蒙古大漠的边缘，一年刮几次沙尘暴并不稀奇。只见沙尘暴一起，飞沙走石，遮天蔽日，能见度瞬间降到了数米以内，狂风卷着沙砾劈头盖脸地打过来，双方的将士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面对面都看不到人。虽然双方手中有杀人的利刃，心中有刻骨的仇恨，却也只能暂时掩面躲避风沙的袭击，战斗似乎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越是发生意外的情况，越是考验主帅随机应变的能力。伊稚斜单于率部退到漠北多时，没少受沙尘暴的苦，每次风沙一起，匈奴人就得赶快扎紧帐篷的帘子，等待沙尘暴过去，这让伊稚斜不经意间养成了一个习惯：沙尘暴来了，那就等等看。但卫青可不想等，他的军队本来人数就不占优势，在大漠中行军时又分出去了一万人，原本是要当奇兵用的，可出了大漠这支队伍就没了踪影，卫青手头上的士兵因此就更少了。如果现在不能一鼓作气吃掉对手，等匈奴摸清自己的底细，到时候再想取胜就更加困难了。正好这时候沙尘暴骤起，卫青马上命令休息了半日的大部队开始行动，骑兵们顶着漫天的狂沙从左右两翼包抄了匈奴的大部队。

这边汉军两翼齐出，那边的匈奴人却因为单于的等待而迟迟没有行动，待到风沙稍缓和，伊稚斜才发现，他这一等就等出了大问题：汉军的主力差不多已经把匈奴的军队围住，这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伊稚斜只能指挥军队全力迎击汉军，双方又是一场恶战。

这时候，汉军虽然几乎包围了匈奴人，但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他们这边，其实占不到多少便宜，要想取得胜利，能依靠的只有士兵们的意志。兵家常言：“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卫青知道，这次要想击败匈奴，就必须先击垮他们的意志。当然，可能到了这份儿上，卫青也无法可想了，任何策略在短兵相接的肉搏中都会失去意义，他只能寄希望于汉军战士能咬牙坚持住，等待对手的意志先垮下来。

好在，汉军战士没有让他们敬爱的大将军失望，尽管他们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但他们的意志依然坚强，仍可以勇猛地冲上去和敌人厮杀，毕竟他们或家破人亡，或妻离子散，或丧兄失长，他们一路上没少喝咸沙窝子里的水，现在又吃了满口的黄沙，全是因为眼前这群匈奴人！

要报新仇旧恨，就在此一举！

双方从日中又一直杀到了日暮时分，两军的死伤都差不多，但伊稚斜终于先顶不住了。他或许在想，自己面对的这是一群什么人啊？！他们的精神分明已经超越了肉体！

要远离这群疯子！

这可能是伊稚斜离开战场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意志已经崩溃的他没有对仍然在战斗的军队发布任何命令，只率着几百亲随，趁着黄昏从西北溃围而去。

单于跑了，一开始匈奴人还没反应过来，又过了一会儿，太阳的余晖渐渐减弱，一些人突然发现他们的单于不见了。“单于跑了！”的消息以比沙尘暴还快的速度传播着，整个匈奴军队立即土崩瓦解，士兵四散奔逃。

前一秒还在拼死反抗的敌人突然之间丢盔弃甲，四处奔逃。卫青意识到，匈奴方面肯定出问题了，等到手下抓来两个俘虏一问，才知道伊稚斜早跑了。卫青不敢懈怠，马上命令轻骑兵在前觅路追赶，大军也不做停留，一路尾随前进。漠北好歹是匈奴人的主场，伊稚斜又逃跑在前，汉军虽连夜追出二百多里地，终究还是让他跑了。

汉军一直追到第二天天明时分，当他们来到窴颜山下时，彻底失去了匈奴人的踪迹。单于筑的赵信城就在窴颜山上，这时候城中早已没了人影，只有匈奴人还没来得及运走的大量粮草辎重。看到再也无望追上伊稚斜单于，卫青只能叹息，他和匈奴作战十年，虽然未尝一败，但也是第一次能和匈奴单于正面交锋，这次让伊稚斜跑掉了，天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第二次机会。

大军在赵信城逗留了一日后，卫青决定撤军。临走前，他下令将匈奴人囤聚在城中的粮草一部分充作军需，剩下的一把火烧个干净，然后带着一万九千多匈奴人的首级撤回了定襄。

伊稚斜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好不狼狈。他只顾没命地逃窜，竟和自己的王庭失去了联系，待到从战场上撤回的匈奴散兵游勇重新在单于王庭聚集后才发现，原来谁都不知道伊稚斜单于去哪儿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匈奴的右谷蠡王于是便自立为单于，直到十多天后伊稚斜才回到王庭，并重新掌管了大权。

这边匈奴的精兵主力以逸待劳尚且被汉军的西路军击溃，那边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更加势不可当。霍去病本就是冲着伊稚斜去的，当得知单于不在东边时，他多少有些失望。失去了主要目标后，霍去病干脆哪里匈奴人多就往哪里去。他手下皆是从全国挑选出来的最精干的士兵，全军没有一个副将，只听霍去病一人指挥。霍去病带领这五万骑兵出了代郡后横冲直撞，跨大漠，渡章渠，翻山越岭转战两千多里，所向披靡。匈奴的精兵主力都被卫青吸引到了西边，东边的这些匈奴杂王根本不是霍去病的对手。东路军策马狂奔，杀人如砍瓜切菜一般，直杀到匈奴人听到霍去病来了，连卧床多年的病秧子也马上跳起来逃命。

一路上死在东路军刀下的亡魂不计其数，光匈奴部落的王就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总计八十三人，有数的人头就有七万零四百四十三颗之多。古人认为，海是地的尽头，东路军于是一直杀到了瀚海（大概是贝加尔湖）边上，直到方圆百里之内再也没了匈奴人才罢休。

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走到这里，可以说是他军事生涯里最大的一次胜利。接着，他代替皇帝在狼居胥山顶祭天，在姑衍山脚下祭地，完成了一套象征性的封禅仪式，随后又登高远眺一望无际的瀚海，大有“北临大漠，以观瀚海”的感觉。做完了这一切，霍去病志得意满，方才带领军队南归。

卫青在西边击溃了匈奴单于，霍去病在东边杀得匈奴人只顾逃命，一次出征就消灭匈奴战士九万人，这对总人口只有数十万的匈奴人而言，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为了表彰两人的功绩，刘彻特地设立了“大司马”一职，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共同担任。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刘彻赢得了汉朝开国以来对匈奴作战的最大胜利，大汉的军事实力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甚至在之后的数百年间，也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

小论卫青和霍去病

离开硝烟滚滚的战场，我们来讨论一些相对轻松的话题。

自古以来，人们凡事总喜欢讲排名，在某个领域一定要分清楚谁强谁弱，喜欢搞排行榜、兵器谱、top10之类的，末了还要冠以“史上”“最强”等字眼，就连后来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搞了个云台二十八将，仿佛不排名不足以安天下，不排名不足以平民愤。那么，问题来了，在武帝时期，众多将领中排名前两位的卫青和霍去病究竟孰强孰弱？我们对此也可以讨论下，如果读者不同意以下结论，请笑过，勿拍砖。

论出身。两人都是私生子，这个没什么好比较的。

论个性。卫青沉稳内敛，霍去病热情张扬，这跟个人能力关系不大，说不清楚到底孰优孰劣。

论为人。因为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卫青为人仁善、谦和，懂得尊重同僚和手下，在士卒中得到了广泛爱戴。出征时，他能和士兵们同甘共苦；获胜后，也知道给自己的手下争取应得的封赏。后来淮南王刘安准备谋反的时候，他的手下伍被是这样评价卫青的：“大将军这个人号令严明。打仗的时候，他临阵勇敢，常身先士卒；行军遇到水源紧缺的时候，士兵没有喝饱，他绝不喝一口；渡河的时候，只要有一个士兵还没有过河，他绝不渡河；平时所获的赏赐，他也通通分给手下的士兵。跟大将军一比，即便是古代最有名的将军，也不过如此。”

不仅这样，面对在他最被皇帝看重、出任大将军时都不肯给他行跪礼的汲黯，卫青表示尊重；面对因私怨击伤他的李敢，卫青反而帮他隐瞒，人品好得没话说。他唯一可以让某些人诟病的是 “柔和媚上”，说白了，就是爱讨好皇帝，在皇帝面前从不敢据理力争。但是，这恰恰反映了卫青的高情商。他就是一个放羊娃子出身之人，让他能出人头地的是谁？是皇帝；他当上了将军，要建功立业，扫平匈奴，要依靠谁？还是皇帝；他是位极人臣的大将军，姐姐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外甥是太子，妻子是皇帝的姐姐，那最担心、提防他的人是谁？依然是皇帝。除非卫青想造反，不然，他不讨好皇帝讨好谁？这就如同明朝的名将戚继光将军的情况。所向无敌的戚家军是戚继光的私人军队，并不领国家的军饷，为了养活这一大拨弟兄以抗击倭寇，他可能既行贿又受贿，不仅结党而且营私，但他从未通过这些手段给自己谋过一点私利，他仍然无愧于名将的美名。

再看霍去病，跟卫青相比，他自小可以说没受过什么苦，后来更是在皇帝身边长大，这样的经历让他不仅遇事敢说敢做，而且敢做敢当。霍去病因为李广的儿子李敢曾经打伤卫青，就自作主张射杀了李敢，事后还第一个跑去跟皇帝说“就是我杀的”。另外，常年接触社会顶层的他似乎也不懂得人间疾苦。据说，每次出征，皇帝都会亲自给他派遣随军的厨子，并准备大量的只给他一人特供的酒肉美食，征途中哪怕士兵们缺衣少食，霍去病也不会关心，还在营地里踢球作乐。征战结束的时候，若给他特供的酒肉有剩余，则一律丢掉，这也是为后世学者所诟病的。

论战功。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项比较才是最重要的。历史上从不缺乏道德品质无可挑剔、办事能力却一塌糊涂的人。作为一名将领，哪怕你其他方面一无是处，只要能打胜仗，就是一个有用的人，因而霍去病的战绩是挺霍派最为津津乐道的一点。霍去病曾六次出征匈奴，其中后四次是独立带队作战，共计消灭匈奴士兵十一万余人。要注意，这些数字是靠战后算人头算出来的，那些在战场上跑掉了但受伤致残或重伤不治的并没被计算在内，而且谁能保证战场上每个被杀死的匈奴人的脑袋都被带了回来？因此，“十一万余人”还只能算是保守估计。而相比之下，卫青七次出征只消灭了五万多人。这样看来，霍去病似乎比卫青强一点。

但我们还应注意两位名将的作战风格。之前提到过霍去病的战术，他使用的是超越时代的打法。在战术上，他的想法可能与当时的人格格不入，以至刘彻提出要教他孙武和吴起等古代军事家的兵法时，霍去病这样回答了一句：“打仗要看策略是否得当，不一定要学什么古兵法。”吕思勉先生在他的《秦汉史》里评价说，这就是霍去病这个人不学无术的铁证，又进而把火烧到刘彻身上，说汉武帝这个人经常轻率地就把统领三军的重任所托非人。

我本人是极敬重吕先生的，但对他的这个论点实在不敢苟同。霍去病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打仗要有好的、适当的策略，而他的策略就是快速突击，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不跟你玩什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那一套。霍去病坚信“天下战术，无所不破，唯快不破”。这就是他的兵法，不用去学“古”兵法。

相比之下，卫青就显得保守老派一些。尽管他有突袭茏城的记录，有快速包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的辉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卫青出征时还是自己带一部分兵，手下将领带一部分兵，有时候还会分兵从不同地方出击，他很多时候起到的都是一个帅才临场统筹调度的作用。一个行动方案越复杂，需要调动的人员就越多，对下面各级指挥员的要求也就越高。然而，终武帝一朝，战术素养能望卫青和霍去病舅甥俩项背的将领又有几人？因此，事先准备周密的计划临到实施的时候时常就出了这样那样的岔子。

别的不说，就说漠北那一仗，如果李广、赵食其那一路能如期抵达，和卫青的大部队协同作战，伊稚斜能不能跑掉还不一定。临阵时无法预测的失误经常导致卫青的军队打的是击溃战，而非歼灭战。收复河套、驱逐右贤王、击退匈奴单于主力，卫青的胜利多为战略大局上的胜利，而非个别战役、战术上的胜利。

相反，霍去病是一个战术大师，将闪电战术运用得可以说炉火纯青。《史记》中记载了漠北决战之后刘彻对霍去病所得战功的亲口描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

我绝少如此大段地引用古籍，但这段文字透露了霍去病的骑兵闪电般地横行漠北两千里依然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秘诀——取食于敌。这是当时甚至之后的千年间极少有军事家能做到的。说白了，就是打到哪儿吃到哪儿，不恰当地说，霍去病的队伍经过匈奴人的聚居地时甚至大有“汉军进村”的感觉。他们总是尽量少地携带辎重，以最快的速度连续攻击敌人，战斗时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主。为了不减慢速度，他们甚至都不怎么抓俘虏，更不讲究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能说，其他的将领跟霍去病一比，真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然而，任何人都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的影响。霍去病虽然一时超越了时代，但终究还是无法逃脱时代的局限。霍去病的战绩虽然彪炳史册，其中却有许多隐患。其一，其他的将领无法与之配合。刘彻给霍去病的军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没有副将，霍去病就经常把手下的校尉们当副将使用。这一方面体现了霍去病的与众不同，另一方面也是无奈之举。霍去病并不是一开始就喜欢独来独往的，实在是他的队伍跑得太快了，其他将领根本适应不了他的节奏。太史公就曾这样感叹霍去病率领的军队：“这样的撒足狂奔，居然从来没有受困过，实在是上天的眷顾。”霍去病四处征战的前两年，在他风光战绩的背后，往往是其他将领因为赶不上他的队伍而误期受罚的寂落背影。

更重要的是，战争中霍去病手下士兵的伤亡数字时常被大家刻意地忽略。其实，他如此不计代价地突击，士卒和战马的损耗也是巨大的。有时，一仗下来，军队甚至会减员十分之七。要知道，霍去病的手下从来都是汉军中最强壮勇敢的士兵，“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实在也不能算是大胜。当然，中国历来人多，哪怕以一换一，也不是匈奴区区几十万人口能扛得住的，但是战马的损耗就不能忽略了。只漠北一战，汉军损失的战马就超过十万匹之多。虽然汉朝有马政，武帝时期为了和匈奴作战，又积极鼓励民间养马，而且卫青在收复河套地区和驱逐右贤王时也收缴了匈奴无数的牲口，他本人还在朔方郡常年养马备战，但这都抵不过汉军积年作战所消耗的军马数量。

如果继续依着霍去病这样在短时间内极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使用马力，估计不久的将来，或许汉军就可以尝试着骑牛上战场了。漠北一战之后，喜欢“趁他病要他命”的刘彻居然十多年都没有再对匈奴发动战争，个中缘由说起来也无奈，就两个字——马少。总不能指望士兵们靠着双腿在草原上跑赢匈奴人吧？

所以，总体上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卫青是领先霍去病的，虽然不多，也就半个身位，但哪怕没有霍去病，只要皇帝一心任用卫青，他也能把匈奴人赶到漠北去吃黄沙，尽管会多耗些时间。而如果只有霍去病，在当时的条件下，依照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则是有失败隐患的。

然而，历史并没有为我的结论提供验证机会，这是霍去病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在漠北决战两年之后的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就因病身亡，年仅二十四岁。

霍去病死后，皇帝给了他极高的待遇，亲自调拨由边境投降而来的匈奴人组成玄甲军为他送葬，队伍一直从长安排到了茂陵。皇帝还命人将他的坟墓堆成祁连山的形状，以纪念他不朽的功勋，并亲自给他上谥号“景桓侯”。此后又过了十一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也在无仗可打的落寂中度过了自己最后的人生。

随着霍去病和卫青的相继离去，汉帝国的军事力量一下跌入了低谷，刘彻却变得更加迷信武力，最终差点将西汉王朝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话题我们暂且放在后面再表。当卫青和霍去病这两位曾经闪耀一时的名将成为过去、西汉历史进入下一页的时候，让我们放慢脚步，最后再提一个时常会被人谈及的问题：为什么霍去病会英年早逝？

对于霍去病的具体死因，史书上唯一的相关记载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曾经说，霍去病是在征战中感染了匈奴人故意散播的瘟疫一类的传染病而死的。当然，除此之外，我听过无数的谋杀说和阴谋论。其实，事情也许并没有这么复杂，真相也许就隐藏在他的名字中。

在中国，从古至今，父母给子女起名字时总会将长辈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寄托在名字中，后来的汉宣帝刘病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霍去病的“去病”二字想来也是一样，或许，这个孩子小时候就体弱多病，所以他的父母才给他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希望他能够健康成长。一个幼年时体弱多病、多少有些先天不足的孩子，十七八岁就开始从军出征，并且连年征战不休，而在草原大漠征战的辛苦及其对身体机能的损害远非我们这些旁观者所能体会的，如此长期的折腾，即便不中瘟疫，早死也并非意外。

但卫青和霍去病是幸运的，他们至少在自己有生之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赢得了后人的敬仰；而有人幸运就会有人不幸，与卫青、霍去病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名将就只能在郁郁中了断自己的生命。

这个人就是李广。

飞将军李广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带领一万骑兵出征却遭遇全军覆没的李广只身逃回了关内，按当时的法律，他是要被处以极刑的。用钱赎回性命后，李广便在长安的家里赋闲，每日靠打猎打发时间。

当时李广为了打猎方便，并不常在长安城里居住，而是和灌婴的孙子灌强在城外蓝田的南山中搭窝棚而居。一天晚上，李广带着一名家丁与友人外出喝酒，大家喝得十分尽兴，直至深夜方归。夜色深沉，多少有几分醉意的李广摇摇晃晃地骑着马沿着大路往城里走。路过文帝霸陵附近的时候，霸陵的廷尉拦住了他们，可能因为李广酒意上头并没怎么搭理这个廷尉，廷尉便大声呵斥他下马。

当时，社会并不是很太平，朝廷规定任何人深夜都不能在外随便走动，即所谓“宵禁”。这时候，李广的家丁就上前请求霸陵尉通融一下：“大人，这位是前任将军李广。”

霸陵尉大概当晚也喝了几杯，一听对方是一个贬了职的将军，脑子一热就不管你以前是什么玩意儿了：“这是上头的命令，现在就是将军，晚上也不能出来随便走动，何况是前任将军，给我老实在这儿待着。”

这就叫祸从口出，要不是下人死命拦着，李广恐怕就要冲上去对霸陵尉施以一顿老拳。这时候的李广大有虎落平阳之感，最后只好悻悻地在霸陵亭里窝了一晚上。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揭过，不久之后，韩安国病死右北平，李广重新被启用为右北平太守，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让他吹了一夜寒风的霸陵尉“请”到军中斩了祭旗。

李广干的这件事着实不光彩，既然国家有规定不能夜行，霸陵尉顶多是秉公执法，没有徇私情，并没犯死罪。李广却只因自己面子上过不去就怀恨在心，胸襟实在算不上宽广，这也为他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战场上的李广是一员勇将，骑射功夫天下无双，对手下的士卒也十分好。据说，行军的时候，如果遇到水粮短缺，士兵们没喝足，他绝不先喝一口水；士兵们没吃饱，他绝不先尝一口饭。将能如此，兵复何求？这让他的军队十分有战斗力，匈奴人也对他十分敬畏，称他为“汉之飞将军”。韩安国在右北平的时候听说匈奴人不来了，就以为对方真的不来了，结果被匈奴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到了李广接手右北平时，匈奴人听说李广在那里，当真不敢来了。

李广在战场上厮杀成瘾，早在景帝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皇帝这样评价他：“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可他仗着自己能打，在边境一天到晚跟匈奴人火拼，搞不好哪天就会失手的。”李广的名气也是在长期的厮杀中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到了这个时候，匈奴人已经不敢主动招惹他了，搞得李广在右北平好生无聊。穷极无聊的李广只好在右北平继续靠打猎打发时间。

要说打猎，李广和别人也不一样。别人打猎无非是为消遣，也就是打个獐子、狍子、狐狸、梅花鹿之类的。李广的爱好比较特殊，专喜欢打老虎。

据说，一天李广外出打猎，一行人从早上到傍晚，什么猛兽也没遇到，正失望之际，突然，借着夕阳的余晖，众人似乎看到数十步外的草木密集之处有猛虎伏卧。李广先是大惊，全身毛孔一紧，随后又大喜过望，旁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已经下意识地在瞬间张弓搭箭，屏息凝神，手落箭出。一套动作一气呵成，一天射猎无获的闷气全在这一箭中释放了出来，利箭夹持着劲风命中目标。

没想到，李广无心的一箭却也成了超神的一箭。众人上前观望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草丛中哪里有什么猛虎，只是一块伏卧的长条状青石而已，而李广的一箭竟已将箭镞直射入青石数寸之深。大家惊叹不已，等李广回到原来的位置又连射了几箭，都没能再有第一箭的表现。不过，有这一箭足矣，李广居然能“射虎入石”，这下他的名气就更大了。

之后，李广又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两次随军出征匈奴，一次无功而返，一次因为博望侯张骞误期，致使他所率的四千骑兵被十倍于己的匈奴左贤王军包围。李广不同于一般的将领，被围后仍意气风发，四千骑兵在他的带领下和匈奴人鏖战一昼夜，直到第二天张骞的大部队找到李广的队伍后，匈奴人才退去。这时候，李广的军队已经杀伤匈奴四五千人，差点全军覆没。回到朝廷后，张骞因为误期按律是要杀头的，当然他也花钱赎了命，而李广只能算功过相当，不赏不罚。

李广如此喜欢跟匈奴人玩儿命，并不全是因为兴趣爱好。从军将近半个世纪，食邑两千石的省部级高官也做了三四十年，可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凭借自己的军功得到皇帝封侯的赏赐，以荫福子孙。然而，尽管他很能打，几十年拼杀下来，手底下射杀的匈奴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却没有一次像样的军功可以拿得出手，而没有军功就意味着不能封侯。文帝在位时他就是两千石，到武帝的时候还是两千石，甚至连那个没什么才能且人品在六等开外的堂弟李蔡都已经封侯又拜了丞相，他依旧在原地踏步，哪里能不着急？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出征后，年近六十的李广还一直在等待另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刘彻大发骑兵十万，绝幕以战匈奴。李广以为他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然而，最终他等来的却是一次充满疑问的出征和令人叹息结局。

古人常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已经六十出头的李广是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出征机会的，尤其自己正逐渐垂垂老矣，这次如果不能去，恐怕就等不到下次了。因此，他主动向皇帝请缨，要求随军出征。

对于刘彻来讲，这次出征是倾尽全国之力的一战，当然他也希望这能是定乾坤的一战，所以他要选择的将士都是最强壮、最勇敢的。根据这个标准，已经六十多岁的李广并不在他的选择范围内，可他竟拗不过李广的苦苦哀求，最后还是答应让李广随大将军卫青的西路军出征，并担任前将军。

接下来就是一段谜一样的征程。

按史书上的说法，计划中，西路军原本是不会和匈奴单于正面对抗的，只因刘彻的情报有误，卫青和伊稚斜最终不期而遇。当卫青在途中从捕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大漠北面静待自己的是伊稚斜和他的主力的时候，卫青做了一个给自己抹黑且影响李广一生的决定：让前将军李广和右将军赵食其率一万人马走东面绕路穿过沙漠，将中将军公孙敖顶到先锋的位置。

接到命令，李广当即就跳了起来，说什么也不同意跟卫青分道，他恳求卫青道：“大将军，我本来是大军的先锋，现在匈奴单于就在大漠的北面，你却让我到东边去绕路。我少年从军，和匈奴人打了几十年的仗，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和匈奴单于交锋，我愿意在大军的最前面拼杀，即便死在匈奴单于阵前也毫不畏惧，要绕路你找别人绕去。”

然而，不管李广怎么请求，卫青还是坚决不同意。最后，他直接让人把军令传到了李广的军营中，让士兵们准备好马上启程。根据史料记载，卫青这么做是因为出发前皇帝给他下了命令。刘彻认为，李广年纪大，命又不好，如果要对付匈奴单于，他不适合做先锋。根据这个最高指示，卫青才临时把李广调离先锋的位置，换他的好哥们儿、刚刚丢了爵位的公孙敖做先锋。对于卫青的命令，李广表示不解和愤怒，以致临走都没有给卫青行礼道别，而是拂袖而起，转身愤愤离去。

后来的事情大家已经知道了，卫青遇上并击溃了伊稚斜的主力，李广和赵食其一路却因为迷路误了和主力会合的时间，最终汉军因为兵力不足使伊稚斜溃围而去。战斗结束之后，卫青派人去李广军中找他取证，准备上报皇帝，李广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当卫青再次派人去的时候，李广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征战数十年却从没得到封侯的奖赏，末了还落到这副田地，越想越不甘，最后在军中愤而自杀。

李广的自杀似乎已被后人讨论了千年：为什么李广这次选择了死亡？他不是没被俘过，不是没全军覆没过，不是没坐过牢，也曾经花钱赎过命，之前的一切他都承受过来了，怎么这一次就自杀了呢？

我想，他这次之所以选择死亡，大概是因为他年纪已经很大，而且这次卫青击溃了匈奴主力，可想而知，往后的几年朝廷都不会再有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等再有的时候，他可能也已经没有机会了。这让一生追求建功封侯的李广感到了理想破灭的绝望，在绝望中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人们将李广的死归咎于刘彻和卫青，毕竟是卫青把李广从先锋的位置上调走，让他走水草缺乏又道路难行的东边的，这才导致李广所部失期，而卫青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私底下事先受了刘彻的告诫，说李广这个人年纪大了，命数又不好，不能让他在前面对付单于，不然会坏了大事。

然而，事情或许并非如此。要解决这个疑问，我们要弄清楚这里面的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不去考虑李广的命到底好不好，单就皇帝的这个告诫存不存在，还得分两说。本来，皇帝就是故意让霍去病去对付匈奴单于的，这才临时调换了东西两路军，又怎么会留下不让卫青派李广去对付匈奴单于的话呢？当然，刘彻的话也可能是为了做两手打算，提醒卫青万一撞上了单于，可不能让李广去打这个先锋。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刘彻大可不必派李广出征，或是直接安排他做个后将军什么的，岂不省事？抑或说，刘彻本没有打算让李广随军出征，是他自己强烈要求去的，可你作为皇帝不仅亲口答应了，竟然还让他担任先锋？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先锋并不是李广自己要求的，而是刘彻任命的。那么，李广既然是御口亲封的先锋，以卫青的谨慎性格，他又岂敢空口无凭地轻易就换将？刘彻至少得私底下给卫青下个诏书什么的做证才好吧？然而，司马迁作为治学严谨的史学家，似乎又不太可能把一件才发生不久的事情弄错，或是故意捏造个刘彻的碴儿，在李广之死的问题上为卫青洗脱干系。

其次，卫青为什么要把李广调开走东边？注意，这里非常重要的两个字是“调开”。如果皇帝或者卫青觉得李广这个人不行，那把他的队伍放到最后面，给大军殿后就可以了，何必把他调开，弄得这么麻烦呢？而且，调走李广的时间也非常有意思，不是在大军出发之日，也不是准备跟伊稚斜死磕的前夕，而是在卫青的侦察兵捕获匈奴人、得知伊稚斜下落的时候。如果卫青看不上李广，压根儿不想跟他一起玩，那他大可在出发的时候就让李广率军走另一条路，从而甩开他单干；如果卫青这么做是出于皇帝的告诫，那他也可以等到临阵的时候再让公孙敖先上，让老将李广在后面给小辈们观敌瞭阵、呐喊助威。李广要打先锋，为的是获得军功，得到封侯的奖赏，可谁规定了只有前将军能封侯，后将军就一定会垫底？即使随大军出征没打先锋，只要着实立功了，回来后照样封侯的也大有人在。

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即李广和赵食其并不是两个人单独走的东面，他们还带走了大概一万人。这一万人也很重要，如果刘彻或是卫青就是想撇开李广，免得被他耽误了消灭伊稚斜的良机，那给他个千八百人意思意思就行了，何必分出大军五分之一的兵力去做毫无意义的迂回？

我是一个很擅长和稀泥的人，为了解决上面的三个问题，我想事实大概是这样的：

在出征以后的某一天，卫青从被俘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了伊稚斜单于就在大漠的对面等着自己送上门去的消息。卫青认为，要和匈奴主力决战，他既不得天时，也不占地利，手上的兵力更比不上伊稚斜，因此，要战而胜之就必须出奇制胜。经过慎重思考，卫青在地图上找到了一条可以出奇制胜的小路，如果有另外一支军队能通过这条路按时抵达漠北的话，他们就可以包抄匈奴的军队，这条小路就是我们所说的东路。

但问题来了：这条路不仅远，而且十分难走，路上水草既少，补给又困难，这就决定了走这条路的将领不仅要行军经验丰富，还要能和部下同心，另外还要能打，而且要有独立的指挥作战能力及应变能力。那派谁去好呢？请帮卫青在下面的选项中选择最佳答案：

A. 前将军郎中令李广

B. 左将军太仆公孙贺

C. 右将军主爵赵食其

D. 后将军平阳侯曹襄

E. 中将军公孙敖

我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是谁都会选择A。下面那几位，不管是能力还是资历，都和李广不是一个等级的，如此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让最能干的人去做。如果当时李广能按期到达，与大军会合，并以这一万兵力在背后包抄匈奴人，那伊稚斜真的不一定能逃掉。

为了让李广能顺利完成任务，卫青把右将军赵食其也派去陪他一起绕路，还让他们带走了一万人马。可李广对此并不知情，他打了几十年的仗，只知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从来没想过这么复杂的事情，所以觉得卫青让他绕路是看不起他。而这样重要的军事机密，当然是不能明说的，谁知道隔墙有没有匈奴人的奸细？然而，事与愿违，李广的军队最后还是迷路了，并没能按时走出那条崎岖蜿蜒的东路，而卫青在手下最得力的将军和士兵都不在场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指挥才能和应变能力，靠着士兵们的顽强意志，堪堪和伊稚斜打了个平手。如果不是伊稚斜看到打了一天的汉军战斗力依然强悍，先行产生了汉军无法战胜的幻觉，进而生出了畏惧的话，他是不会走掉的。汉军最后的胜利其实是意志上的胜利，是汉军的意志战胜了匈奴人的意志。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伊稚斜输给了他自己。

有人会问：那这跟刘彻有没有关系呢？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刘彻大概确实曾经跟卫青讲过类似李广命不好不能打先锋的话，但时间绝不该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出征漠北前夕，而是在此之前。或许，太史公把时间和事件搞混了。

这也许更接近历史真相。

李广的死不仅在军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在百姓中间也引起了广泛的同情。据史书记载，听闻李广自杀的消息后，不管见过还是没见过他的百姓，都忍不住为他流下了眼泪。李广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我所知的李广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是一个武艺超群、胆气过人的将领，在治军上也很有一套，能让士兵们甘愿为他出生入死。这些都是历史上大多数将领难以企及的优点。但实话实说，会治军不等于会用兵，李广人生的失败不仅仅是“数奇[2]”这么简单。作为一名将军，李广常仗着自己能打而以身犯险，多次使自己和士兵被困险境。他一生和匈奴打过大小七十余仗（这是李广自己说的），至少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接近全军覆没，此外几乎没打过什么像样的胜仗。因此，李广只能算作军队中善打先锋、冲锋陷阵的将才，实在算不上杰出的帅才或军事家。

[1] 籍若，侯爵的称谓；产，人名。

[2] 点背、命不好。

第四章 一个书呆子的闹剧 —淮南王的谋反

淮南反案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经过七国之乱的折腾，国家和社会经历了一次劫难，诸侯王的实力也被折腾得差不多了。因此，尽管朝廷连年对外用兵，导致社会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终刘彻一朝，也没有哪个诸侯王敢真的出来扑腾一下。当然，如果你非常较真，非要说还是有诸侯王造反的，那淮南王刘安大概可以算作一个。

对于淮南王刘安这个人，有的书上是这么记载的，颇有些传奇色彩：

淮南王刘安，为人和善，淮南国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条。刘安本人礼贤下士，喜好琴棋书画，尤尚道术。一天，淮南王宫里来了八位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老者，他们是听说刘安喜爱道术才不远千里来求见的。没想到，八位老者竟被宫里看门的当骗子拦住了，老头们瞬间变化成八位样貌俊朗的少年，这下可吓坏了宫里看门的，立马屁滚尿流地跑进王宫里回报。刘安听闻有仙人来访后也是大惊，忙亲自出迎。

当刘安把这八个人迎进宫里叙谈一番后才得知，这八位仙人号“八公”，分别是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寿千龄、叶万椿、鸣九皋、修三田和岑一峰。他们自称有吹嘘风雨、震动雷电、倾天骇地、回日驻流、役使鬼神、鞭笞魔魅、出入水火、移易山川、千变万化的本事，还现场表演了一段。这下，刘安对八位仙人的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仅把仙人视为上宾，还亲自拜仙人为师，学习道法，最终得仙人传授《玉丹经》三十六卷。

刘安按仙人的指引勤修苦炼三年，就在即将丹道大成之际，刘安的臣子雷被因过失触犯了刘安，他担心自己被杀，遂恶人先告状，上书皇帝诬告刘安谋反。当皇帝派遣九卿之一的宗正前去调查的时候，刘安已在八公的协助下炼成金丹，与其亲属三百余人一起服用后同日飞升。其炼丹所用的鼎炉之内残存的药末被家中所圈养的鸡狗啄舔后，鸡犬亦白日飞升，空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一段佳话。

以上均出自葛洪的《神仙传》，属于怪力乱神一类的诬妄之谈，毫不可信。

事实其实是这样的。刘安是刘邦的小儿子淮南王刘长的长子。和不学无术的刘长不同，刘安从小就博览群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在刘长死后的第十年，文帝将原来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封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刘勃、刘赐为王，刘安仍称为淮南王。

刘安当了淮南王后并没有吸取父亲之死的教训——夹着尾巴做人，而是始终咽不下自己父亲之死的怨气，时刻想瞅个机会造反。

谋反在哪个王朝都不是新鲜事，刘安的谋反却与众不同，他自十五六岁从阜陵侯升为淮南王后便开始了持续数十年之久的谋反准备，而且好几次都是差那么一点就要动手了。

第一次是在七国之乱的时候，当时吴王刘濞曾派人去联络刘安三兄弟。对于刘濞的提议，刘勃和刘赐都没有回应，刘安却心动了。毕竟圣人在书上也说过“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二十五岁年轻气盛的刘安当时就准备起兵，和刘濞组成联军。这事被刘安手下的淮南国国相知道了，他主动跑去找刘安，说：“大王要是准备起兵响应吴王，我愿意替大王统兵，去冲锋陷阵。”

刘安很高兴，他正为自己不懂行军打仗而发愁，现在有人主动出来帮忙，自然求之不得，马上就把兵权交给了国相。可刘安没想到的是，国相一拿到兵权就翻脸了，还派兵把淮南国的都城寿春里里外外围了个水泄不通，绝口不提起兵助吴的事情。正因为这样，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刘安的淮南国才没有受到牵连。刘安这次恐怕受惊不小，以至十几年间没敢再有什么非分的想法。

虽然任何事情的刺激都会使人产生应激反应，但哪怕是再强的应激，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逐渐淡化并消失。对刘安而言，七国之乱的惊吓也一样。时间到了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刘安入朝。当时的太尉田蚡为了巴结刘安，亲自到霸上去迎接他，还在私底下跟他说了这样一番话：“现在陛下没有儿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子，又勤政爱民，仁义布于天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陛下不幸驾崩了，那当今天下没有人比大王您更适合当皇帝了。”

田蚡无疑是在拍马屁，而且这个马屁拍得还十分高明——一个马屁的好坏不在于拍的人说了什么，而在于被拍之人怎么看，如果被拍之人不认为这是马屁，那这个马屁就是一个好马屁。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田蚡纯粹是在扯淡。这时刘彻才刚刚继位，而刘安已经四十岁了，依照自然规律，他和刘彻谁会先死那是连想都不用想的事情，而且田蚡是刘彻的舅舅，刘彻万一挂了，对他能有什么好处？他怎么可能希望其他人来坐皇帝这个位子？然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刘安听了田蚡的话居然觉得非常在理，内心也把自己当成了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

到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一个少见的天文现象出现了：一颗彗星划过了天际。彗星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只是稀奇而已，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这罕见的天文现象对古人而言就不一样了。古人十分讲究天人一体，认为如此罕见的天象必定是上天在暗示什么。刘安也看到了这颗彗星，并心生好奇：是不是上天在预示什么？当然，如果只是好奇并不算坏事，可刘安平时就爱研究学问，他自己又有钱，手底下养了几千门客帮他做学问，这些人里面就有专门研究星相学的。既然心生好奇，刘安就找了这方面的专家来讨论。

事情坏就坏在这帮人身上。

他们不仅一口气列举出近年来所出现的类似天文异象的具体时间，还举一反三，并坚定地告诉刘安：“当年吴楚起兵的时候，天空中也有彗星出现。而且，那时候的彗星只有数尺之长，吴楚叛乱就造成了流血千里的兵祸，而今的彗星竟长过天际，想必天下不久定有大乱。”

这话刘安听着在理，而且这时刘彻还没有儿子，几年前田蚡的马屁他还当宝似的暗暗藏在心里：一旦天下乱了，现在的皇帝被赶下了台，那他刘安不就是最有机会登上皇帝位子的人吗？刘安相信，上天总是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的，为了响应上天的号召，他又决定造反了。

与当年那个二十多岁的莽撞青年不同，这次刘安谨慎多了，不仅亲自主持操办了购置兵器的事情，还不惜重金在民间网罗了一批谋士说客为自己制造舆论。这些谋士说客里当然有很多擅长溜须拍马的，碰上刘安这么一个爱被拍马屁的主子，一通诸如“大王盛德满于天下，堪比尧舜禹汤”之类的马屁拍下来，竟把刘安拍得飘飘然起来。仿佛只要天下一乱，所有人都会翘首以盼，拥戴他刘安出来匡扶社稷，平定天下，然后登基做皇帝。

除此以外，刘安还做了两项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安排。

第一是派遣美女间谍进长安做卧底。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怀揣着给刘安刺探消息的使命，一位女子乘坐马车匆匆离开了寿春。对自己派出的这个女间谍，刘安很放心，因为这个人就是他的女儿刘陵。刘陵从小机灵聪慧，口齿伶俐，能言善辩，而且据说长得还不错。刘陵到了长安非常卖力，利用自己的美色以及父亲的影响和资源，很快就成为长安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游走于皇帝的多位近臣之间套取舌漏，为远在淮南的刘安提供各种消息。

第二是清除自己身边有可能存在的朝廷的眼线。刘安这样做无非怕自己想要谋反的消息会提前走漏。对刘安来说，整个淮南王宫乃至整个淮南国的所有官吏都好办，大不了辞退了再聘请新人，有一个人却非常棘手，这个人就是太子刘迁的太子妃。太子妃是修成君的女儿，修成君是王太后和其前夫金王孙所生的女儿。尽管这个太子妃在皇帝和皇太后那里似乎并不得宠，不大可能是皇帝派来的卧底，但刘安现在心里有鬼，看谁都可疑，必要将她赶走而后快。刘安想要儿子休妻，但皇太后的外孙女哪是随随便便说休就能休的，于是他和儿子一合计，想出来这样一个苦肉计：让刘迁不和太子妃同房。

依照老子刘安的意思，儿子刘迁找了各种理由，一连三个月都没有和太子妃同睡过一张床。三个月后，这事“一不小心”被刘安知道了，他“勃然大怒”，一顿板子下去把刘迁狠狠地教训了一番，然后让人把刘迁和太子妃关在同一间屋里不许外出，这一关又关了三个月。或许，刘迁这小子在某些方面也端的是能忍，或许是刘安的那顿板子打重了，刘迁想不忍都不成，结果，三个月过去后，双方还是平安无事。这下，太子妃自觉失去了女人的魅力，自己都没脸再待下去了，便主动向刘安提出要和丈夫刘迁离婚。刘安听罢当然是极力劝阻的，最后，在“百般无奈”之下，刘安只好同意了太子妃的请求，派人将太子妃送回了长安。

做完这些以后，刘安自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安静地等了几年后，上天预示的大乱没有出现，他家里却出事了。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没了正妻的刘迁在宫里闲来无事便开始学习击剑。刘迁继承了刘安的秉性，宫里的陪练为了奉承太子，每次练剑都假意不敌刘迁，这让刘迁学了几天剑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每当一剑在手就生出独孤求败的感觉。当时，淮南国的第一剑客名叫雷被，是淮南王手下的“八公”之一，在宫里已经找不到敌手的刘迁就提出要挑战雷被。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刘迁手头儿有几斤几两，哪能逃得过雷被的火眼金睛。雷被一看太子眼神散漫、双腿无力、步伐飘浮，就知道他练得都是些没有用的花架子，而自己的武艺是在长期实打实的搏杀中历练出来的，不用比也知道是什么结果。况且，刘迁平日里骄横惯了，若和他比武，输了砸自己招牌，赢了断自己活路，怎么看都是赔本买卖。因此，雷被哪里敢接受太子的挑战。再说，刀剑无眼，真要动起手来，万一伤了太子，自己非但逃脱不了干系，到时候恐怕连父母妻子都没办法保全，所以，对于刘迁的比武要求，雷被再三推辞。可他越是推辞，刘迁就越觉得雷被看不起他，于是拔剑挺击，一再相逼，雷被最后迫于无奈只好出剑反击。

刘迁和雷被，一个步步紧逼，一个处处退让，两人斗作一团，竟也好似打了个半斤八两，但时间一长，雷被的血性再也按捺不住，稍一发力便将刘迁的长剑击飞，一不小心还伤了太子。这下，雷被吓得不轻，赶紧告退回家，可是身体和心理受到双重伤害的刘迁哪里会放过他。雷被知道自己在淮南是没法待了，可怎么才能离开淮南国呢？雷被苦思无策，整天在家惶惶不可终日。正好，这时候皇帝下诏，要在全国征集敢于从军出征匈奴的人，并下令说只要应征者有从军出征的决心，全国上下不论官职大小，谁都不能对其进行阻拦。

这道诏令让雷被看到了活的希望，他马上向淮南王提出要应征入伍。可是，刘迁又怎会轻易放过这个不给自己面子的第一剑客？他每天都在刘安面前说雷被的坏话，刘安一听雷被这么不识时务，竟对自己儿子不敬，那对自己这个老子岂不是大不敬？刘安因此非但没同意雷被的应征请求，还准备将雷被拿下杀一儆百。

俗话说：“人急拼命，狗急跳墙。”雷被这下被逼急了，为了活命只好只身逃亡。经过好一番周折，雷被逃到了长安。到了长安后，雷被马上向皇帝上书，检举揭发淮南太子刘迁公报私仇、违抗诏令、阻挠他应征为国尽忠的罪恶行径。

要注意，雷被的起诉仅此而已，并没有提及淮南王要谋反的事情，因为雷被自己并不知道这件事，但这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就像第一块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时，抗击匈奴仍然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为此让路。现在，居然有人敢抗诏，哪怕这个人是诸侯王，皇帝也是不允许的。刘彻于是下令，要廷尉和河南郡的郡守严肃处理淮南太子刘迁。

刘安很快就从女儿刘陵那里得到了皇帝要派人将自己的儿子押解进京审讯的消息。一听到这个消息，刘安和王后十分惶恐，他们哪里舍得自己的宝贝儿子，就决定一旦皇帝真的逼他们抓自己的儿子，他们就马上起兵造反。

刘安做事优柔寡断，头脑一热就喊打喊杀，等到惶恐过去，头脑稍微冷静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什么时候反，怎么反，以什么理由反，反了以后怎么打，刘安通通都没想好。就这么拖了十几天，长安城里又传来消息，说皇帝下令不再逮捕刘迁，改为派人下来对质，取下口供即可。刘安一听，一口气松了下来，这个反也不准备造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安刚松一口气，就又听说淮南国的国相上书朝廷，把寿春县的县丞给告了，理由是县丞徇私舞弊，没有及时执行朝廷要求将刘迁押解进京的命令。国相是诸侯国中由皇帝派来监督各诸侯王的最高一级官员，淮南国国相当然是向着皇帝的。而且，刘迁平日在淮南国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国相要么是作风端正，很看不惯刘迁平日的作为，要么就是跟刘迁有私仇，而县丞没有及时执行命令致使刘迁逃过一劫，这让国相很不爽，就上书弹劾县丞，说他为了奉承淮南王而没有及时执行皇帝的命令。

拖延、不执行皇帝的命令是大不敬的行为，按律是要砍头抄家的。刘安一看，你敢动我的人，我不保县丞怎么行。于是他就把国相请了过来，让他高抬贵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国相丝毫不给刘安面子，一口回绝了刘安。这下，刘安面子上挂不住了，就也寻了个莫须有的罪名，给皇帝上一道书把国相告了。

但凡是上级告下级，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告一个准。这次没人能保住淮南国国相了，国相很快就被押解到长安并下了大狱。淮南国国相大祸临头，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一道上书又反告淮南王，理由和雷被的类似：刘安因雷被和刘迁的私人恩怨徇私，阻挠雷被从军。

皇帝接到淮南国国相的上诉后，马上就和众臣们商议处理办法，大臣们的主流意见是，不管那么多，先把淮南王刘安抓起来再说。

刘安在长安的眼线办事效率倒是挺高，大臣们这边刚商议结束，那边刘安便得到了线报。一听说大臣们商议要派人来抓他，而且据说皇帝已经同意了，甚至派来抓他的人已经在路上了，刘安又开始准备造反了：他暗地在宫中安插了几十个武士，只要朝廷派来的人到了寿春并宣旨说要捉拿他，他便马上让武士们把朝廷派来的人杀掉，同时让太子带人杀掉淮南的中尉夺取兵权，然后起兵。

事实上，刘安的谋反再次停留在了想想而已的阶段，皇帝派来的中尉殷宏匆匆宣读完圣旨便离开了，圣旨中只是就阻挠雷被从军一事对刘安进行了批评教育。刘安接过圣旨，又一次松了口气，就把造反的事情又放下了。

当刘安以为事情就将这么过去的时候，手下人告诉他，之前刚走的中尉殷宏很快就会回来，听说是朝中的一些大臣坚决要按抗旨不遵的罪名处斩刘安，殷宏去而复返可能是为了这事。一听到这消息，刘安再一次跳了起来，接着就又准备造反。

等殷宏二进寿春城时，刘安立即让刀斧手在房子四周埋伏好，一旦殷宏拿出皇帝的诏书宣布逮捕自己，刘安就用摔茶杯作信号，让刀斧手们一拥而上将殷宏剁翻在地。

对于刘安的计划，殷宏毫不知情。可他情商过人，虽然皇帝的命令不是让他抓人，只是让他宣读一下朝廷对刘安进行削地惩罚的判决，但一边是皇帝，一边是诸侯王，自己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哪个都得罪不起。殷宏知道，自己毕竟是来替皇帝宣布处罚判决的，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本来就讨人厌，总要想个法子让刘安不迁怒于自己才好。殷宏一路走一路想，终于拿定了主意。见到刘安后，他马上摆出一副笑脸：“恭喜大王，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刘安端着茶杯，漫不经心地坐在椅子上，问道：“喜从何来？”

殷宏上前两步，拱手鞠躬答道：“大王，就之前雷被一事，朝中有大臣建议要将王爷处斩，可陛下圣明，没有同意，大臣们又要求废除王爷淮南王的爵位，陛下也没同意，最后大臣们要求削王爷五个县，陛下只同意削两个县，以示惩戒。这是陛下对王爷的器重和恩典啊，难道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吗？请王爷接旨。”

刘安一听没说要抓自己，只是削自己两个县，就再次松了一口气，缓缓地把茶杯放下，看着殷宏离去。

殷宏就这样离开了淮南，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刘安本以为自己要被逮捕杀头，后来听说只是削两个县，便把造反的事情放下了。可过了几天，他认为自己以仁义治理淮南，居然还平白无故地被削了两个县，这个皇帝实在可恶，越想越气愤，越想越伤心，就再次有了造反的打算。刘安于是就每天和手下亲信伍被、左吴等人在宫里研究地图，推军棋，演练行军布阵的方案。

在古代，造反毕竟是逆天的行为，刘安也知道自己确实没什么理由和底气造反，便捏造出一些理由来自我麻醉。他时常对身边的人说：“陛下没有儿子，一旦驾崩了，朝廷里的那些大臣肯定会让陛下的兄弟，什么常山王、胶东王这些人来即位，我刘安是什么人？是高皇帝的孙子、先帝的弟弟，和那些小屁孩就不是一辈人，而且天下人都知道我以仁义治理国家，所以无论德行辈分，我都是最适合管理天下的。现在陛下对我不错，我还可以忍忍，要是皇帝换成了其他人，他们有什么资格让我称臣！”

刘安的自我麻醉还真麻出了感觉，他越来越相信这个国家即将大乱，刘彻这个皇帝没什么能力并且不会有儿子，而自己则是他想象中即将崩塌的社会的救世主，他只需要等待时机的到来。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刘安等待的时机始终不见踪影。汉朝社会稳定，皇帝不但有了儿子，还摆平了强悍的匈奴人。与此相反的是，刘安自己家里却乱作了一团。

原来，除了刘迁这个儿子，刘安还有一个庶出的长子，叫刘不害，这个人平日里并不得宠，刘安甚至不把他当儿子看。在家里，刘不害时常被刘安、王后和太子随便找个缘由提溜出来教训，生活过得十分窝囊。而刘不害性格也蔫，虽然整天受气，却也不辩解，不抗争，只是尽量躲着，不跟他们接触。刘不害知道反正抗争也没有用，自己无非是隔三岔五地被骂几句，挨几顿板子，时间一长，挨着挨着习惯了就好了。

虽然刘不害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不抗争，他的儿子刘建却看不下去了，想方设法要给父亲出口气。但是，在淮南国，哪里有人敢给刘不害出头？于是，刘建就打算进京告御状以扳倒刘迁，一旦刘迁被废，自己的父亲就可以做淮南太子了。可惜，刘建的预谋还没来得及实施，消息就被人走漏给了刘迁。刘迁一看，好小子，竟想在背地里搞你大爷，我平日里连你爹都打得，现在打你个小王八蛋还不是信手拈来？刘迁立马派人把刘建抓了起来，打了个皮开肉绽。

刘建被打后更加不忿，他不知从哪里听来消息，知道了当年太子曾打算密谋杀害皇帝派来的中尉殷宏一事，便托好友给皇帝上书，要揭发当年的密谋。

既然又有人告淮南王，皇帝照例把事情交给廷尉审理。这次刘安就没以前那么幸运了，因为这时候的丞相是公孙弘。公孙弘有个姓审的好友，是辟阳侯审食其的孙子，他非常不爽当年刘安的父亲淮南厉王刘长锤杀他爷爷的事情，就重金收买知情人，获取不利于刘安的内幕消息，想要趁此机会扳倒淮南王，给自己爷爷报仇。

世事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刘长当年自作主张锤杀审食其的果应验在了自己儿孙的身上，多年来朝廷一直没有察觉的刘安谋反一事，最后竟然让审食其的孙子揭开了冰山一角。他把收集到的材料送给了丞相公孙弘，公孙弘从材料中也察觉到淮南王刘安有谋反的可能。公孙弘是一个善于揣测皇帝心思的人，他知道皇帝忌讳这些诸侯王，便一面让人将刘建押往异地审讯，一面放开手脚，大肆彻查淮南国的事情。

这次刘安真的坐不住了，可他面对的问题仍和当年一样：自己不会带兵打仗，怎么办？他于是便想让手下伍被做将军，统领军队。

最初参与这事时，伍被以为就是陪领导玩玩，在王宫里纸上谈兵，让领导开心开心而已，并没料到自己的上司还真有谋反的举动。伍被是个有些见识的人物，知道这事情是做不得的。所以，当刘安让他领军时，一开始他是拒绝的，还说了不少朝廷的好话，可后来刘安抓了他父母做人质，伍被只好给刘安出主意。

伍被说，现在社会安定，百姓安居，朝廷的军队实力强大，如果非要造反，只能先伪造两份皇帝的命令：一份下令把全国财产在五十万以上的百姓全迁移到朔方去，而且要立即执行，任何人不得延误；另一份要下令将诸侯和太子的亲信全都关进诏狱。前者会使百姓不满，后者能让诸侯们恐惧，先用这样的方法扰乱社会，再派能言善辩的人到处散布谣言，这时候刘安再起兵，或许就可以取得一些人的支持。而且，伍被还建议派卧底到大将军卫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家里，一旦起兵，就同时刺杀卫青，诱降公孙弘等大臣。

伍被的办法只能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抱什么信心，刘安却自我感觉良好。虽然他也按伍被的建议去做了，心里却始终觉得不够光明正大。他为造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把皇帝的玉玺以及丞相、大将军、御史、两千石甚至淮南国附近郡的太守、都尉的印章都刻了出来，仿佛自己只用等着君临天下了。

事情到了这里，可能连刘安自己也记不清楚这是他第几次下定决心要造反了。这次，刘安终于向前迈出了一小步。他先是准备以宫中失火为借口，引诱国相（不是之前那个国相）及朝廷派来的淮南内史前来救火，然后趁机把他们都杀掉。后来，他又准备派人谎称南越入侵，然后趁机夺取兵权。这些都还没有实施，刘安又想：如果自己起兵了，周围的诸侯没人响应，那该怎么办？

伍被只好继续给他出主意：“如果事情真变成了这样，你就干脆吞并衡山国，然后临长江据守，二分天下，再派人联络南越，实在不行就跑到南越去。”

刘安觉得伍被的这个主意很好，准备照办，伍被却在心里暗暗摇头：自己这个领导太不成器了，要做造反这么大的事情，居然先想的是退路！这种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一旦失败，哪里会有什么退路？！

另一边，根据刘建的供词，朝廷很快便派人来抓淮南太子刘迁。等朝廷派来的人到了淮南，刘安就和刘迁商量，要随便找个由头把淮南国的国相和内史招到宫里来杀掉，然后立即起兵。

没想到，事到临头又出了变故，接到淮南王的命令后，国相来了，内史却不肯来。刘安认为，如果内史不来，只杀国相一人恐怕不能成事，就把国相放回去了。这么一折腾，刘安又不想反了，刘迁跟刘安说：“父王，朝廷派人来抓我，主要是因为当年我们曾策划谋杀中尉殷宏的事情，当年参与这事的其他人都已经被我们灭口了，他们想查也查不到什么，要不然，我就随他们走一趟，我们暂时就不造反了吧？”

刘安再次决定暂时不造反了，可事情到了这份儿上，伍被实在受不了自己的这个领导了，他主动向朝廷投案，交代了淮南王谋反的事实，而他为造反做过的唯一一件实事——私刻各种玺印——也成了如山的铁证。这下，刘安终于东窗事发。最终，刘安自杀，淮南王后、太子和其他参与过谋反的一干人等，包括告发刘安谋反的伍被，都被灭门。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月，刘安就此结束了他纠结于反与不反间的一生，淮南国的封号也就此被取消，改为九江郡。

刘安的造反始终是他心里的一场闹剧。古人常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以刘安的事情看，岂止是三年，三十年也不会成事。

这才是历史中的刘安，但这还不是刘安的全部。

历史上的刘安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读书人。他应皇帝的要求所著的《离骚传》是历史上最早对《离骚》给予高度评价的文章。而由刘安主持，由他的手下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号称“八公”）主笔，集结了淮南王门下数千门客智慧所撰写的《淮南子》，则是道家理论的又一经典之作。

历史上的刘安也是一个崇尚道术、勤于钻研的读书人。在对道术的研究中，他发明了“豆腐”这一流传至今的可口食物，甚至研制出了热气球的原型。据说，他利用艾草燃烧产生的热气使鸡蛋的蛋壳成功升离了地面。但是，刘安不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他终归是个诸侯王，常年处于政治旋涡的中心，而对一个纯粹的读书人来说，政治是可怕的。

大独裁者

刘安的谋反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伍被主动投案之前，朝廷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的。从一开始的雷被到淮南国相，他们所说的罪状不过是刘安与刘迁父子阻挠爱国人士应征入伍。到了刘建告状，也无非是告刘迁企图谋杀国家公务员未遂。即便是后来丞相公孙弘怀疑刘安谋反，也没有真凭实据，只是要逮捕刘迁进行审讯。后来，朝廷官员在淮南王宫里搜到的证据也只有那些地图和刘安私刻的皇帝玉玺以及百官的官印。

对于刘彻来说，一直以来他处理淮南王，无非都是因为一些小事，最后查到刘安谋反，实在是个意外的发现。刘安父子阻挠雷被入伍出征匈奴，虽然确实违抗了朝廷的诏令，可这也不是什么大事，抓起来打几顿板子，罚个千八百万的也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刘彻好像始终都抓着刘安不放呢？

我们看一下当时其他诸侯王的情况或许就知道了。

燕王刘定国是当年吕后封的琅琊王刘泽的孙子。这家伙比较不像话，他当了王以后，仿佛要效仿匈奴人物尽其用，不仅和自己父亲的妾勾搭成奸，还堂而皇之地生了个儿子。看到弟弟的老婆漂亮，他就干脆抢过来给自己做老婆。这还不算什么，他最后还跟自己的三个女儿搞在了一起。这个乱人伦、丧天良、禽兽不如、人神共愤的社会败类，就应当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被人唾弃千百年，承受道德和良心的双重谴责。最后，他丑事败露，依律被判处斩首的极刑。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刘定国在接到判决后自杀，燕国的封号被取消。

齐王刘次昌的母亲齐太后姓纪，这个老女人为了让自己的娘家人把控齐国，就给齐王定了门亲事，让齐王娶她的外甥女为妻。但是，强扭的瓜不甜，刘次昌对这个表亲老婆一点兴趣都没有，每天都在别的女人那里睡。纪太后一看，这样可不行啊，就想了一个馊主意，要把这两个人强扭到一块儿。她的办法是让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刘次昌的姐姐住到宫里，让姐姐来隔绝刘次昌和其他女人的联系。没想到，最后刘次昌依旧把王后晾在了一旁，这姐弟俩倒是干柴烈火地滚了床单。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刘次昌的事情不久就被朝廷知道了，他害怕会落个跟刘定国一样的下场，惶惶不可终日，后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服毒自尽，齐国的封号也被撤销。

刘安的弟弟衡山王刘赐家里也是窝里斗、一团糟。因为担心刘安造反以后会吞并衡山国，刘赐也在偷偷地做准备。一旦刘安起兵，他也准备起兵占据江淮一带，偏安一隅。结果，在刘安死的那年，刘赐也因他受了牵连，加上自己儿子告密，刘赐最后被逼自杀。他的王后和儿子也都被弃市，衡山国的封号被取消，改为衡山郡。

江都王刘建（不是之前的那个刘建）则比上几位更不像话，他不仅像刘安、刘赐一样想要造反，还有跟刘定国、刘次昌相同的嗜好，那他还能有好下场？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因为受刘安等人谋反的牵连，刘建也被定为谋反罪，最终服罪自杀，江都国纳入中央政府，改称广陵郡。

这里还不包括像山阳王、清河王、胶西王这些自然死亡又没有儿子，因此封国被取消的，也不包括像济川王、济东王这些犯法被革职并被取消封国改为郡县的。

那问题来了：以上的事情说明了什么？

我知道大家想说什么，无非是感叹：贵圈真乱。

不可否认，汉朝皇族的私生活确实很乱。然而，这并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是，刘彻是在继续自己父亲做过的事情——削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是给他提供了个由头而已，而且这时候朝廷的军事力量之强盛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时，相比于景帝一朝，诸侯王的实力、水平又都比较差，所以他们只有被宰的份儿，并没有反抗的机会。但是，老是这么明目张胆地削藩，刘彻也怕大家心里有怨言，怎样才能让大家甘心被削呢？正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臣主父偃及时给他带来了这么一条计策：推恩令。

推恩令这玩意儿说来也无甚稀奇，简单地说，就是让诸侯王把地盘分给自己众多的儿子，人人有份，儿子死了再分给儿子的儿子，绝不落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实就是当年贾谊在《治安策》里提出的“割地定制”的把戏，新瓶装旧酒而已。这次，刘彻执行了这一政策，这让他着实省了很多心力，之后的诸侯王再也没能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可怜贾谊如果在天有灵，定然会为朝廷这几十年走的弯路痛心不已，我们也只能感叹：再对的政策也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刘彻并不是为了削藩而削藩的，削藩只是他心中那个巨大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个计划至少还包括另外两部分：

第一，不仅削藩，还要削侯。汉初，刘邦曾分封了连功臣到亲戚一共一百四十三个侯爵，并且赐给他们丹书铁券，承诺朝廷会世代优待这些侯爷和他们的后代。刘彻却不管这些，既然是高皇帝的承诺，有本事你们找他兑现去。到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这一百多个号称能“爰及苗裔”的侯爵仅剩下五位，其他的大多都在武帝一朝被朝廷以各种理由革掉了爵位。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刘彻甚至一口气就革掉了一百零六个侯爵，理由是当年这些列侯进献助祭的黄金要么分量不足，要么成色不好，是对上天的“大不敬”。

第二，撇开丞相，建立内朝。刘彻在原来的朝廷制度之外又纠集了一批人才参与政治，为自己出谋划策。这批人直接听命于皇帝，独立于朝廷之外，不受百官之首的丞相管辖。为了和以往的制度相区别，历史上称以丞相为首的官员体系为外朝，与之对应的、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这批人所形成的体系则被称为内朝。内朝确切的建立时间似乎已无法确定，但最迟应该不会晚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因为这一年卫青与霍去病同时被任命为大司马，而大司马则是内朝的首领。

了解了这三点后，我们就知道刘彻的心思了。他是要改变以往的政治制度，不仅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还要架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把国家的政权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做一个独裁者。刘彻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够不受限制地传达给基层，同时基层的声音也能直接上达天听。不可否认，刘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雄才大略的帝王，而历史上每一位雄主或多或少都喜爱法家的独裁专制。然而，对确保国家稳定的政治制度而言，内朝的建立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和破坏，直接导致了西汉初年好不容易建立的皇权和相权之间微妙平衡的崩溃。

内朝的建立证明刘彻是聪明的，他懂得在不破坏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如何轻易地绕开束缚皇权的那把枷锁；它也证明刘彻是勤奋的，因为架空了丞相就意味着所有事情他都要亲自去操心。然而，内朝实在是一个坏东西，它后来甚至引发了西汉的灭亡，这说明刘彻并不懂得丞相的重要性。

西汉的皇帝和丞相

之前我们并没有过多涉及汉朝的政治制度，因为汉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秦朝的延续。一方面，建国以后，刘邦忙于军事平叛，基本没什么时间理政；另一方面，刘邦在政治上是个极懒惰的人，平日里大小事情总交由丞相萧何处理，自己五日一朝，只对国家大事做一些批复。这非常符合刘邦的脾气。之后虽然经历了吕后的折腾，但朝廷的政治制度大体没什么变化。为了讲清楚内朝为什么坏、坏在哪里，我们就要先了解下外朝，以及外朝的首领丞相与国家的统治者皇帝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秦吞并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个政府和之前的政府是不同的，它有一个世袭的领袖——皇帝。秦始皇终结了封建制度，废除了贵族官员的世袭传统，除皇帝之外，朝廷里再没有第二个能够世袭的官职。这是国家政治制度上一个极大的进步。然而，进步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样分开了以后，皇室是不是就是政府？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国人的意见和历史的发展来看，皇室并不是政府，皇帝只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国家的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在世袭的皇权和不世袭的政府之间，便需要有人来调剂，这个人就是政府的首脑——丞相，由他对国家的政治负实际责任。这便是西汉初年的情况。

那又有人要问了：皇权和相权相比，哪个比较大呢？

这个问题在汉初的答案是说不清楚。

所谓朝廷官员，就是指我们常说的三公九卿以及其下的各级官员。汉初，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所有文官的首领，太尉是所有武官的首领，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并协助丞相完成工作，相当于副丞相，而朝廷的丞相人选必须做过御史大夫，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丞相”这个词本身就有一定的含义，“丞”是副、贰的意思，“相”也是副的意思。由此可见，丞相本身就是一个副官，只是这个副官比较牛，是皇帝的副官，而皇帝这个正官通常又是不管事的，因此，事情就要由丞相这个副官来做。事情做得不好，皇帝可以不负责任，但丞相是一定要负责的。这是古代一种非常好的政治制度，因为对事情负责任的人并不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以，一旦出了问题，作为最高领导人的皇帝是可以去追责的。丞相既然管理天下的事情，自然也包括皇宫里的事情，可丞相一个人哪里顾得了这么多？尤其皇家的事情，通常是需要亲临现场的，丞相总不能一天到晚猫在皇宫里办公吧？于是，丞相便在御史大夫之下又设立了一个御史中丞，专门负责皇宫里的相关事务。在大汉朝廷的官职里，但凡带有“中”字的，都是需要在皇宫里办公的，而御史中丞便是政府在皇宫里的代表。

这下情况大概就明白了。丞相既然是皇帝任命的，皇权当然高于相权。然而，皇帝有事并不能自己直接去操办，必须先通过御史中丞将事情传达给御史大夫，再由御史大夫传达给丞相，最后由丞相主持具体的工作。丞相也一样，有事需先转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御史中丞，然后由御史中丞转给皇帝，最后由皇帝对事情进行批复。这就是汉朝时皇室和政府的关系，依照这个关系，皇帝甚至可以不用上朝。

在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之下，又设有所谓的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太常是管理皇家祭祀的；光禄勋是皇帝的门房；卫尉是皇宫的卫戍司令；太仆是皇帝的司机；廷尉掌管司法，皇家犯法也归他管；大鸿胪负责国家之间的交往；宗正管的是皇帝的家族，包括同姓的本家和不同姓的外戚；大司农管理政府的财政工作；少府则负责管理皇室的经济。这些人原本大都是负责皇家的事情的，可又都隶属于丞相，皇帝的意思从宫里传出来后，必须经由丞相同意，然后才能下达九卿执行。在这条线上，丞相是一个决策者，而九卿只是执行者。另外，少府隶属于丞相，这就意味着皇帝的财政大权也在丞相手里，所以相权又可以制约皇权。

凡事有制约才有平衡。只有皇权和相权能相互制约时，国家和社会才能稳定。可是，刘彻觉得自己太牛了，凡事不能亲自指挥，而要假手于人，实在是不爽。他想跳过丞相，直接对九卿下达命令，便在三公之外又设立了大司马一职。自从有了大司马，皇帝便取代了丞相的作用，凡事都由他自己做决定，并且这个决定可以直接通过大司马传达给下面的九卿。丞相的决策权和制衡能力基本上就消失了，成了一个无用的摆设。

但这个无用只是政治上的无用，丞相在其他方面对皇帝来说还是有用的，比如做替罪羊。我们知道，终武帝一朝五十四年，刘彻共任命了十三位丞相，平均下来，每位丞相任职的时间都不算长。除了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那位善于揣摩圣意的公孙弘病死在丞相任上算是善终外，其后的七位丞相命运大都不怎么样。除去最后一任丞相车千秋，其他六人中的五人均被杀或自杀，唯一算正常死亡的，还是那位在政治方面没什么才能，也没什么建树，遇事谨慎无比的石庆。

刘彻这样对待丞相，导致朝廷官员一听说自己要升任丞相都噤若寒蝉。一旦某个官员接到升迁丞相的圣旨，不仅意味着他的仕途到了顶点，同时也意味着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所以，当公孙贺听说皇帝要让他做丞相时，当场痛哭流涕，伏地不起。可公孙贺毕竟拗不过皇帝，虽然他泪流满面，极不情愿，最后还是接了相印，出门后只跟手下人说了一句话：“我这回死定了。”

虽然刘彻通过大司马从丞相手中夺走了政权，但他本人雄才大略，所以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内朝成了常规，而以后的皇帝又没有刘彻那么大的能耐，自然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当大司马的权力越来越大，甚至大到皇帝无法控制，丞相又无法牵制的时候，事情就会向无法预测的方向发展。后来的王莽便是从大司马大将军一职开始掌握国家大权，并最终取而代之，霸占刘氏江山的。

但这都是后话，从元鼎到太始年间，刘彻毕竟还紧紧把控着权力，大司马仅是皇帝意志的传声筒而已。随着卫青、霍去病等优秀将领的离去，刘彻的年纪越来越大，他手中的权力和心中的私欲也越来越大。这不受限制的权力终将给鼎盛的汉帝国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

第五章 穷兵黩武

再战南越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之后，因为朝廷的战马不足，刘彻暂缓了对匈奴的进攻，但不打匈奴人不代表不打其他人，正好这时候南越国主动送上门来了。

刘彻对南越这块地已经垂涎很久了，当皇帝后不久他就有了吞并南越的心思，但那时候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匈奴人身上，暂时顾不上南越。而且，自文帝之后，南越还算安定，赵佗明面上再没敢和朝廷对抗。赵佗死后，他的孙子赵胡做了南越王。在此期间，闽越曾出兵攻打南越，后来在朝廷的干预下，闽越退兵。赵胡因此对朝廷更是表现得敬重有加，甚至派自己的太子赵婴齐到长安做人质。再后来赵胡去世，赵婴齐就做了南越王，赵婴齐死后，他的儿子赵兴继承南越王之位，他们都对汉廷十分恭敬。朝廷和南越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候的南越王是赵兴，他自小在长安长大，其母王太后摎氏是邯郸人，是赵婴齐在长安做人质的时候娶的妻子，这两个人无疑都是亲汉的。所以，当赵兴作为新王即位时，刘彻派使节出使南越，依照旧例要求南越入朝觐见，并且希望赵兴能亲自来。刘彻的要求本也没有错，错就错在他派去的人不合适。

刘彻派去的使者叫安国少季，是霸陵人。相比于一般人，安国少季的身份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对于南越王太后摎氏来说，他却意义非凡。原来，摎氏在嫁给赵婴齐之前曾经和安国少季私通过。这安国少季本不是什么知名人物，摎氏离开长安也已经有些时日了，本来是好聚好散的事情，现在，刘彻居然让人找到了安国少季，让他出使南越，也不知道刘彻到底是怎么想的。一个是寡居的太后，一个是离别多年的情人，让他们见面，对国家能好吗？果然，安国少季到了南越，还没等把赵兴请到长安，就先把王太后摎氏请上了自己的床榻。

红杏出墙的艳事历来最难掩人耳目。摎氏是中原人，本就不被南越的大臣待见，现在居然和汉朝的使臣私通，这下更如同打了南越人的脸，南越朝里朝外反对赵兴和摎氏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摎氏见自己的丑事败露，且南越国上下都对自己阳奉阴违，很是不高兴，就想找汉廷做靠山，教训那些不听话的臣子。于是，摎氏开始撺掇儿子赵兴学习东瓯好榜样，举国内迁，纳地入汉。

对于摎氏的提议，年纪轻轻的南越王赵兴是没有意见的，可南越的大臣们就不同意了，尤其是南越的丞相吕嘉。他是南越的三朝老臣，亲戚故吏遍布南越。他在南越国中威望甚高，若单论在南越民众中的声望和地位，甚至赵兴也不如他。这种人做惯了土皇帝，呼风唤雨于一方，怎会甘心到汉朝做一个小小的臣子？

但是，还没等吕嘉有所动作，摎氏已经抢先一步上书朝廷，要求南越内属。接到摎氏的请求后，刘彻大笔一挥，曰：“可。”同时准许南越王比同于诸侯王，南越国内改用汉法，除国内的丞相、内史、中尉和太傅外，南越王可以自主任命南越的其他官员。此外，刘彻还同意了除关，允许南越和汉朝自由往来，并同意南越王三年一朝，而刘彻派去的朝廷使者甚至都已将南越丞相的银印以及内史、中尉和太傅的官印送至南越。

然而，事情并不像刘彻想象中那样顺利。摎氏一心想内属，为此甚至准备杀了反对派吕嘉等人。可一方面，摎氏在南越原本就没有什么势力，近来跟旧情人私通又不得人心，单凭她自己根本没能力推动南越内属汉朝；另一方面，以吕嘉为首的大臣坚决反对南越内属汉朝。吕嘉一看改变不了太后的决定，就使用软暴力，干脆称病在家，带头罢工。一边是来自太后的压力，一边是瘫痪的朝政，赵兴夹在中间没了主意，事情就这样僵了下来。

但事情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刘彻觉得，既然王太后和南越王都有这个意向，那肯定就是大势所趋，只不过是吕嘉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捣鬼而已，并不足为虑。至于事情为什么一直拖着办不成，刘彻认为，肯定是自己派去的使者胆子小、怯懦，就决定再派个胆大的带两千人去摆摆威风，显示显示天朝上邦的威严，吓唬吓唬吕嘉那些人，事情自然水到渠成。于是，他便找来了一个叫庄参的人。

庄参大概比较熟悉南越的情况，而且这个人头脑很清醒，马上一口回绝了皇帝：“陛下，这事如果好办，您随便派几个人去就行了；如果不好办、非得动武的话，这两千人也是没什么用的。您要让微臣带两千人去，微臣坚决不去。”

皇帝一听，好家伙，这么不给朕面子：“不去你就给我回家种地！”

种地就种地，庄参宁可不做官也坚决不去，毕竟还是小命要紧。刘彻一看，没辙了，只好另外找人。招聘榜文贴出去不久，便有手下来报，说外面来了个颍川郏县的叫韩千秋的壮士，自告奋勇，要求带兵出使南越，而且自信满满：“区区一个南越，王和太后都向着朝廷，不服王法的只有吕嘉几个人而已，小的愿意率领两百名勇士前去，必定把吕嘉的人头砍下带回朝廷献给陛下。”

韩千秋好大的口气，他并没有什么经天纬地之能、神鬼莫测之机，居然放言只率两百人就要去取远在南越的吕嘉的人头，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然而，韩千秋的话正合了越来越膨胀的刘彻的意：想那身材魁梧的匈奴人都被朕的天兵赶到了漠北，南越那些瘦得像猴子的家伙又哪敢直撄大汉的兵锋？刘彻于是便命令韩千秋率军两千，即刻开赴南越。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韩千秋率两千步兵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崇山向南越杀来，一直冲到离番禺四十里地的地方，中伏，全军覆没。

原来，吕嘉得知汉朝出兵的消息后，在家再也待不住了，他也知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的道理，知道自己不能继续在家等着束手就擒，必须抢先动手。不同于摎氏的有心无力，吕嘉说干就干，他先发动叛乱杀死了南越王赵兴、王太后摎氏和汉朝的使者，然后立赵兴的堂兄赵建德为王，又派兵伏击并全歼了韩千秋的队伍。做完这些事，吕嘉知道自己惹怒了汉朝，干脆派兵把守要塞关隘，以抵御汉朝即将到来的报复。

刘彻被南越人打了脸，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一面下令追封韩千秋为烈士，把韩千秋的儿子韩延年封为成安侯，把王太后摎氏的侄子摎广德封为龙亢侯，以表彰他们的功劳，顺便也替自己洗脱指挥失误的责任，一面命令大军集结，向南越进发。

这次，刘彻要玩儿真的了。但他也不是一味蛮干的主，想当年秦始皇攻打南越，完全是靠五十万人堆进去的。吕后也曾派遣隆虑侯率数万兵马攻打南越，结果军队光行军就花了一年多，直到吕后死时，军队都还没翻过南越的崇山峻岭，可见让大部队走陆路进攻南越，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以史为鉴，刘彻这次决定改走水路，他集结了大批罪犯及长江、淮河以南的水军共计十万人，分别由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以及越人的两位降将戈船将军和下厉将军率领，从桂阳、豫章和零陵三地走水路出发，又派人发巴蜀的罪犯和夜郎兵沿牂柯江，也就是现在的蒙江顺流而下，准备四管齐下合围番禺。

十万大军走水路三路并进，大江之上战船首尾相连，一眼望不到边，船帆鼓动，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自当年五十万秦军攻略南越之后，百年间南越人哪里见过如此的阵仗，大军所过之处，守城的南越士兵早就被吓破了苦胆，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杨仆所率领的数万精兵很快就占领了距番禺只有三十公里的石门。

楼船将军杨仆指挥汉军占领石门后，得到了南越囤聚在石门的粮草，士气更是大振。这时，另一路距离稍远的路博德也已赶到，两路军队合围番禺。番禺是南越的国都，吕嘉并不打算就此放弃抵抗，他集中了所有能集合起来的力量，准备做殊死一搏。

杨仆和路博德带着两路人马来到番禺城下，一番商议之后，两位将军计议已定。杨仆的军队驻扎在番禺城的东南面，路博德则驻扎在西北面，两路军队互成掎角之势，合围番禺城。

既然敢于死守番禺城，说明吕嘉还是有些信心的。番禺城是南越国最坚固的城池，城中又集合了国内大部分的军队和粮草，吕嘉虽不敢说自己一定能杀退汉军，但依照之前的经验，拖上汉军两三个月却是没有问题的。南越地区气候潮湿、闷热，中原人到了这里，最大的敌人不是南越士兵手中的刀剑，而是天气。眼下时值寒冬，只要拖上两三个月，两广地区就会进入闷热潮湿、令人抓狂的梅雨季节，到了那个时候，如果汉军不撤兵，瘟疫和瘴疠自然就会把他们打垮。

吕嘉的计划在于拖，杨仆和路博德却毫不配合。杨路两位将军结合番禺城里木结构建筑多，眼下天气寒冷、气候相对干燥的特点，一合计便找到了克敌制胜的办法。傍晚时分，汉军从东南面开始攻城。

见到汉军攻城了，吕嘉便指挥一队南越士兵在城外列阵，企图御敌于城门之外。哪知南越的士兵并不擅长正规的阵地战，稍一接触便败下阵来。吕嘉于是赶紧命令士兵往城里撤。这时候才有人注意到，汉军士兵除了背着平时的装备外，每人身上都绑了几支火把，他们一边追赶，一边把火把取下来点燃。这本不稀奇，毕竟天已经黑了，谁也没长一双猫眼，总不能摸黑走路吧。吕嘉从城头往下望去，城下全是汉军明晃晃的火把，真正的明火执仗。

咦？这火把怎么好像有点多？

吕嘉正自疑惑，只见汉军一批批地把手中的火把往城里掷，弓箭手也点燃了裹着油布的箭头往城里乱射，汉军仿佛要把一切能点着的东西都往城里扔。

火攻！

等吕嘉醒悟过来时已经晚了，无数的火苗落在屋顶上、草丛里，立马燃烧了起来，经冷风一刮，火势陡然增大，迅速蔓延开来，甚至连南越王的王宫也未能幸免，整座番禺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堆。

城里的火光照亮了天空，丢完了火把，汉军士兵又开始攻城。本来吕嘉手头上的士兵要防御汉军的进攻是足够的，要救火也是足够的，可又要防御又要救火，那就不够了。一个，两个……十个，百个……不断有汉军攻上城头，随着拥上来的汉军越来越多，一些南越士兵逐渐放弃了抵抗，开始往汉军阵势薄弱的西北方向逃跑。

驻扎在西北方的路博德并没有与杨仆一起发动进攻，夹击番禺，而是早早地建好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军营，严阵以待，并在营门竖着“伏波将军”的大旗。看到城西北开始出现南越逃兵，路博德并没有下令让士兵们趁机斩尽杀绝，而是让他们齐声高喊“缴枪不杀”一类的口号。

对于路博德，南越人都久仰威名，那可是跟随骠骑将军、大司马霍去病横扫匈奴的人物。在南越人看来，一个杨仆已经让他们吃不消了，现在走近一看，伏波将军的军营规模比楼船将军杨仆的只大不小，如果伏波将军也出击的话，那他们哪儿还有活路？现在伏波将军肯给自己一条活路，哪有不走之理？于是，从城里逃出来的士兵就跑到汉军军营里缴械投降了。随后，路博德又命人将几个投降过来的南越小头目带到自己面前，待问明了他们在军中的官职品阶后，立即让手下拿出官印来，就地将他们官升一级，让他们跑回去宣传汉军对俘虏的优待政策。

这些小头目本来能逃得性命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哪曾想居然还能升官，因此对路博德的命令更是言听计从，纷纷跑回城里大喊：“不要打了，我们输定了，快随我投降伏波将军路大人吧，到了路大人那里，好吃好喝，强过在这城中替吕嘉这个反贼做冤死鬼啊。”

杨仆率精兵一阵强攻，南越的军队本就快吃不消了，这下又有人从中鼓动，大量南越士兵立马丢下兵器，并被从东南方向拥上来的汉军集体赶往西北方向，基本上都随大流跑进路博德的军营做了俘虏。

本来打算长期打消耗战的吕嘉没承想自己经营多时的番禺城连一个晚上都守不住，眼看城破在即，连刚刚被自己扶持上台的南越王赵建德，吕嘉也顾不上管了，急匆匆地带着一些亲兵逃命了。最后，赵建德被汉军的校尉司马苏弘活捉，吕嘉没逃出多远也被自己手下的郎官孙都绑了，带回了汉军军营。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当晚路博德之所以没和杨仆一起夹击，是因为他手下其实就千把人，还大多是由罪犯临时组成的杂牌军，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想来等到天明，南越的一众官兵，尤其是吕嘉，若知道了真相，恐怕肠子都悔青了。

路博德、杨仆迅速攻陷了番禺，撤销了存在了九十三年的南越国的字号，而这时从巴蜀出发的第四路军队甚至还没抵达战场。汉军如此神速的胜利震惊了南越周边的国家，苍梧王赵光、瓯骆王等纷纷主动向朝廷纳表称臣。路博德又乘胜出击，率军渡海拿下了现在的海南岛。刘彻将这些地方连同南越通通纳入了汉朝的版图，设立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九个郡，形成了现在我国南方诸省的大概规模。

新增的九个郡使帝国南边的版图远超过了秦始皇或高祖刘邦时期，但刘彻并没有就此满足，既然帝国的南疆已经跨海，再不能往前扩展了，他便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平定西南

在汉朝的西南，即巴蜀的周边，有很多小国，其中又属夜郎、滇国和邛都三国较大。这些地方也属于农耕文明，但自古不遵王法，不管是战国时候的楚国，还是一统天下的秦朝，都管不了它们，理由很简单：距离太远，道路又不通。所谓“山高皇帝远”大概就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自从汉朝建立以后，历代皇帝都对西南的这些小国听之任之，可到了刘彻这里，情况就要改变了。刘彻是个什么皇帝？那可是少有的好大喜功又喜欢四面出击的主，让他假装没看见地图上还有这么一大片王土之外的地方，怎么可能？

刘彻之所以要通西南，最初是为了避开崇山峻岭的阻隔，从夜郎顺牂柯江而下，进攻南越。为此，他先走的是金元路线。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刘彻任命唐蒙为中郎将，让他带领一千名士兵和一万人的运货队伍从长安出发，出使夜郎。唐蒙几经磨难才到达夜郎国，见到夜郎的首领竹多同。

夜郎是蜀郡南边数十个小国中最大的一个，常年做井底之蛙的竹多同一见到汉朝来的使者，上去就问了一个贻笑千年的问题：“我夜郎国和汉朝比，谁大啊？”随后，他便拜服在了汉朝皇帝送来的堆积如山的礼品中。

夜郎及其周边的小国既贪图汉廷送来的礼品，又觉得自己这里通往内地的道路非常难走，汉人的大股军队无法通行，自己不会被汉人武力吞并。因此，它们认为，在名义上做个朝廷的内臣，既得了利益又保全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然而，朝廷送来那么多礼物，也不是钱多烧得慌，皇帝的意思最主要是想修通从西南边境到牂柯江的道路。但是，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要在路都不通的蜀地修一条能行军的道路，何其艰难？工地上被活活累死的农民工不在少数，还有不少人因熬不住长期施工的辛苦选择了逃跑。唐蒙受朝廷的委派来监工，他是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人，但凡敢逃跑的，逮住就杀头。杀的人多了，工程人员就不够了，只好就地抓壮丁补充。

这下，那些小国们就都不干了：说好了我们光拿钱不干活儿的，现在居然出尔反尔！于是，夜郎和周边的小国便联合起来造反，杀了好多朝廷派去的官吏。

从此，刘彻给自己在西南边上整了个大坑，完全就是一个死循环：路不通，需要修路；抓人修路，当地人造反，朝廷派兵，少了打不赢，多了进不去，偶尔进去了，当地人一看，好嘛，这么多人，就投降了；人都投降了，你怎么办？总不能来个三光政策，全都杀掉吧？于是，撤军继续修路，结果，当地人哪天不爽了就又造反。

事实证明，当时刘彻对夜郎及其周边小国的政策是错误的，可他哪里是会低头认错的主，不惜消耗国力也要和当地人对着干。反了打，打了反，反了再打，死撑着下不了台，就这样一直耗到了元朔年间。元朔年间的御史大夫是公孙弘，这人我们之前提到过，办事油滑得很，他去了一趟西南做调研，发现实在不能这样搞了，回来就跟皇帝讲：“陛下，您对西南的想法总体上是正确的，可我们现在主要的敌人是谁呀？是匈奴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其他的事情暂且放一放，集中力量经营朔方，先把匈奴人赶跑再说。”

刘彻这时候估计也被那些蛮夷搞得有点烦了，公孙弘给了他一个台阶，他就赶紧顺势下来了，把西南的事情就此晾在了一边。

到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路博德摆平了南越，大大震慑了曾经以南越为依靠的夜郎等国。加之当时为了夹击南越，皇帝曾派一支部队从牂柯江顺江而下，可惜还没等部队抵达前线，南越就被灭了。返程的时候，这支部队就顺手把在当地叛乱的且兰国给灭了。这下，夜郎和其他小国也知道朝廷的厉害了，便在竹多同的带领下，纷纷上表称臣。到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举国投降，西南才算平定。刘彻又在那里设置了犍为、牂柯、越巂、益州、武都、沈犁、汶山七个郡。

至此，汉帝国在西边和南边共扩张了十六个郡，在地域上，帝国的疆域几乎已经达到了那时认知的极限，还有什么可以让人心动的吗？

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许没有，可刘彻显然不是普通人。

汗血宝马

古人早就意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刘彻即位后之所以选择对外宣战，也有其不得已的原因，而这时候的刘彻已经无愧于“武帝”的谥号了。当然，如果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漠北决战之后，刘彻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发展生产、稳定社会上，国家就能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得相对较大的成果。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刘彻不仅驱赶了匈奴人，平定了南越和西南夷人，还摆平了朝鲜和西北的羌人，汉朝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限，但这也是国力的极限了。如果这时候刘彻能停下征战的脚步，那他甚至可以独享“千古一帝”的称号，其历史地位将甩出他之前及之后所有有建树的皇帝一条街。然而，世上哪有这许多的“如果”，武力让刘彻为帝国赢得了尊严，也让他迷失在了其中。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还要使用武力不顾一切地去夺取他想要的东西，这次他要的东西叫“天马”。

所谓“天马”，原本是指张骞从乌孙带回来的高头大马，这种马比汉朝本族人所养的战马优良，刘彻见了很是高兴，就把乌孙马称为了“天马”。

这时有大臣说：“陛下，乌孙马虽然优良，但岂敢妄称‘天马’？臣听说在我大汉朝西边万里之遥的大宛国有一座贰师城，城外有高山，山上有神马，凡人不可得。大宛国人专门找了一群年轻体壮、毛色艳丽的五色母马放在山下。这么大一群母马在山下日夜嘶鸣，搞得山上的神马也动了凡心，数月之后便陆续有母马怀孕，产下的马驹长大后神骏异常，据说可以日行千里，跑到激动的时候，身上流下的汗跟血一样是红色的，故名‘ 汗血宝马’，那才是天下无双的宝马。”

刘彻一听世上居然有此神驹，不由得神驰向往，下令改称乌孙马为 “西极马”，而将传说中的汗血宝马称为“天马”。既然知道世上有此神驹，光凭空想象可不行，怎么也得弄个千八百匹回来。于是，刘彻便决定派人去大宛国“请”天马。

既然是天马，那自然不是凡物，刘彻当然也不会让大宛国白给。他命人准备了一大堆贵重的礼物，打算送到大宛去，其中甚至有一匹个头儿与正常马相仿的纯金马。带着如此多的礼物，使者们着实经历了好一番艰辛才把金马送到大宛王庭。见到如此厚重的礼物，大宛国的人当然非常高兴，但礼物他们想要，天马他们却不想给，准备空手套白狼。大宛国的官员觉得，汉朝离他们太远了，道路难行不说，路上还十分不太平，以往汉朝的使团往返一次，往往在路上就要折损一半人手，尽管汉朝的军队非常强大，恐怕对他们大宛也是鞭长莫及，所以不给天马也没事。

和群臣们一番商量后，大宛国王毋寡这样回复了汉使：“大汉朝的礼物我们收下了，非常感谢，可这天马呢，实在不好意思，它也是我们大宛的国宝啊，是不能随便给人的。”

使者们一听，自己万里迢迢地来了，不给哪行啊，于是就陪着说好话，一定要毋寡给他们几匹天马，好让他们回去复命。一番软磨硬泡之后，毋寡也是烦了，就告诉使者们，要么把礼物留下，自己回去，要么把礼物带走，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反正天马是不能给的。

为首的汉使叫车令，是一个壮士，肚子里本就没有如文人那么多的弯弯肠子，见自己好话说了一箩筐，大宛国王都不愿意给天马，最后也火了，一气之下也顾不得什么礼仪了，站起身来便发了几句狠话，然后转身就告辞了。刚走了几步，车令又瞟见了在成堆的黄金中立着的那匹金马。看着自己和手下千辛万苦带过来的这匹价值不菲的金马，他心想，这实心的金疙瘩，往少了说，也有一两千斤重，能一路带过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本指望能换几匹天马回去，好歹路上天马还能自己走不是？现在难道还要把这玩意儿再弄回去？！哪怕不要也不能便宜了他们！于是，车令突然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从手下那里拿过一把铁锤，转过身来，几锤子下去，当场就把那匹金马砸成了几块，然后在众人的惊愕声中带着手下人扬长而去。

这下轮到大宛国王毋寡不干了，好端端的一匹金马就这么没了。有人可能会说，不对呀，车令虽然把它砸了，不还丢在原地没带走吗？是的，是没带走，可一千斤重的金块和一千斤重的黄金艺术品能是一个价吗？这么一锤子下去，金还在，可马没了，它的艺术价值也就没有了，只能当作等重的黄金来用，怎么能让嗜宝的毋寡不难受？他于是便和大臣们密谋，在大宛的边境郁成附近伏击了车令一行人，不仅抢夺了使者团的财物，还几乎把整个使团都杀了个干净。

这下可惹恼了刘彻，没想到大宛这么不识好歹，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依刘彻的习惯，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简单地说，就是要出兵教训下大宛。

那大宛比匈奴怎么样呢？刘彻不是很清楚，不过，曾经到过大宛的将军姚定汉说：“大宛城小民寡， 好对付得很，强如我大汉军队，一旦到了城下，只需要三千弓箭手乱箭齐发就可以摆平他们。”

太初元年（公元前年104）时，刘彻尽管在军事方面狂妄，可也不是傻子，不会听一个手下言语几句就随便出兵，但是，架不住以往横扫匈奴的日子在前，前些天又有浞野侯赵破奴以七百骑兵大破楼兰在后。最终，他还是准备出兵教训下那些不知好歹的大宛人。然而，这个决定一下，刘彻又有点犯难了：让谁去好呢？

当然，在军事上，刘彻有一个极其信得过的人，那就是他自己。在伊稚斜死后，汉匈边界迎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刘彻两次派军队进入草原数千里，都没有碰到一个匈奴人。后来，刘彻来了兴致，亲自率领骑兵十八万列阵边境，并让使者越过大漠找到了当时的乌维单于，很是一番冷嘲热讽，然后告诉单于，他大汉皇帝刘彻已亲自率兵在边境上等着，乌维单于要有本事且带种的话，就也领着军队到边境上跟他决一死战，不要老躲在漠北吃黄沙。这意思就是，有种你过来呀！

使者的话让乌维单于很生气，但他也不傻，当年漠北一战，匈奴元气大伤，至今还没有缓过来，他自然是不会去的，也就隔空跟刘彻喊喊话：你当我傻呀，有种你过来。

结果，谁都不愿意过去，最后只能作罢。

虽然这次不是对付强大的匈奴，可国人历来自重身份，皇帝是万金之躯，是不能轻易赴险的。兵者，是凶器，也是死地，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年的白登之围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换作以前，如果要出征，朝廷有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在两年之前的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发生了一件对整个卫氏家族以至整个汉朝都影响重大的事情：大司马大将军卫青薨了。

虽然在漠北决战之后的十四年里，卫青一直处于赋闲的状态，可他在朝廷和整个汉军中的影响力始终无人能及，只要他在一天，他就是卫氏家族的擎天白玉柱，是大汉军队的架海紫金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可现在他不在了，又有谁能担此重任，万里迢迢地出征呢？

对于这个问题，刘彻并没有过多犹豫，他既没有通过考核选拔人才，也没有征求他人的意见，而是根据以往的经验来选人，而他的经验说来也简单：宠幸谁就用谁的亲戚。以前，刘彻最爱的是卫子夫，所以卫青和霍去病得以登上历史的舞台，可现在卫子夫年老色衰，卫青和霍去病也已经不在人世，如今谁才是他最为看重的女子呢？

这个人就是李夫人。

谁是李夫人？她又是凭什么成为皇帝最为看重的女人的？李夫人的名字现在我们已无从考证，“夫人”在当时只是对除皇后之外的皇帝妾室的一个统称，但古诗有云：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诗中这位倾城倾国的女子讲的就是李夫人。由此可见，李夫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是个极其貌美的女人。当然了，刘彻都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了，什么国色天香没见过，如果李夫人只是貌美如花，恐怕也很难让他记住，可她还是个极其聪明的女人。

当年李夫人能到皇帝身边，她的哥哥李延年功不可没。李延年出身倡优世家，后来因为犯了事被处以腐刑，即我们熟知的阉割，随后被下放到为皇室贵族们养狗娱乐的狗监做事。

按理说，一个人出身低贱，好不容易长大又失去了象征男人身份的器官，沦落到整天与狗为伴的地步，实在是惨得无以复加，换作别人，搞不好就自尽了，反正早死早投胎，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然而，祸兮福所倚，本来就擅长音乐的李延年在受了腐刑后内分泌开始紊乱，以致其声音和体态开始发生变化，不仅可以在男女声之间自由切换，跳起舞来也是婀娜多姿。凭借动人的歌声和舞姿，李延年一下子成了宫中的红人。而正是他“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的一曲，使其和刘彻产生了男人的共鸣，从而把自己的妹妹推到了皇帝的身边。

有了这么好的铺垫，再配上李夫人的美貌，刘彻当时就将其视为天人，马上对李夫人恩宠有加，让她成了自己身边最得宠的妃子。

这要是换了别的女人，从社会最底层一下子攀上全国最高的高枝，想必已经欢喜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可李夫人不一样，她入宫后并没有狂妄自大地不把皇后和其他的嫔妃放在眼里，相反，她的行为举止依然十分得体，在宫中的人缘也很好，这足以证明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这无疑更增加了她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当然，这时候可能又有人要说了，漂亮又聪明的女人尽管不多，但终归还是有一些的，比如皇后卫子夫。论相貌，比德行，卫子夫也不见得比李夫人差，凭什么她李夫人就能在刘彻心里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

因为和上到皇后卫子夫、下到级别较低的良人、长使、少使相比，年轻的李夫人不仅美丽、聪明，而且有一点是其他人都比不了的，那就是这时她已经是个死人了。

李夫人也许真的是红颜薄命，也许是有得必有失，要么就是命中难以承受此等富贵，她得到的恩宠既隆重又凶猛，但付出的代价也大。就在恩宠日隆之后不久，李夫人便身染重疾，一病不起。虽然她身在皇家，且享受着当时社会中最高的待遇，但在疾病面前，人是那么的脆弱和无力。李夫人很快就到了病重不治的地步，即便宫里有最好的太医和最好的药物，也只能徒呼奈何。

听说爱妃病危，刘彻急急赶到李夫人的宫里，想再看一眼自己心爱的女人。这时候，李夫人的聪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史册中发挥了作用：她狠心地让侍女将皇帝挡在了屋外，不让皇帝进屋来看她。可区区侍女又怎有胆子挡皇帝的万金之躯？从太医的口中得知李夫人的病情已无回天的可能后，刘彻也不指望能有奇迹发生，只是想再见自己心爱的女人一面。然而，当刘彻闯进李夫人的寝宫时，她却用被子蒙住了头。

“陛下，臣妾久病憔悴，不敢再见天颜。妾死之后，愿陛下念在往日的情分上，能善待我儿及我的兄弟。”

“爱妃病重恐难回天，为何不肯见朕最后一面？只这最后一面，爱妃能当面托付孩儿及兄弟于朕，岂不是很好吗？”

李夫人的回答很决绝：“臣妾病重，且未曾洗漱打扮，依礼不能见陛下，陛下请回。”

这时候，刘彻的语气已近乎哀求：“我这就召见爱妃的兄弟，赐千金，封予高位，可好？”

李夫人淡淡地回了一句：“是否给予他们高官厚禄只在于陛下的决定，在于以往陛下对臣妾的感情，并不在见不见这最后一面。”

说完也不等刘彻再有言语，李夫人直接转过身去，把背影留给了皇帝，再不发一言。在百般哀求而不得之后，刘彻只好默默地退出了李夫人的寝宫。

当时，李夫人的亲戚和心腹侍女都不解她为何要拒绝皇帝的要求，李夫人只好解释道：“以色相服侍君王的人，色相衰败后恩宠就没有了，我现在这副样子还敢见陛下吗？倘若陛下见了我现在的样子，肯定就再也不会喜欢我了，我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象也会大打折扣，还不如就让他记得我以前漂亮时候的样子，这样说不定以后他念及往日的恩情还会照顾我的兄弟姐妹们。”

聪明，这在以往很多人眼里都是很大的聪明。就是因为李夫人的这番作为，她在刘彻的心中一直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死后甚至得到了和皇后同等的待遇。在现在这种喜欢排座次的年代，李夫人因此还常被列入各种“最聪明妃子”的榜单，而且历来排名都比较靠前。

可是仔细一想，事情又得分两说。

皇帝是什么人，他想看一个将死之人一眼，就真的做不到吗？即便李夫人还有一口气在，生前都不许皇帝看她一眼，那她这口气断了之后呢？恐怕其他的人也没李夫人的胆子和气魄，敢阻拦陛下吧？而且，在没有火葬的年代，李夫人这种身份地位的人死后是要入土为安的，而人死一时三刻之后，尸斑即开始出现，再留得三五日，如果保存条件不好，尸气产生，尸体就会膨胀，五官可能都会扭曲，容貌就更为恐怖了，这时候再让皇帝看见，心理落差恐怕更大，搞不好可能都会吐出来。

当然，这也可以解释，比如说，李夫人得的可能是一种急性的传染病，不仅容貌尽毁，而且有传染性，刘彻即便再爱她，也是惜命的，而且朝廷的大臣以及宫里的太医恐怕也不会允许皇帝再接近李夫人，哪怕是接近她的尸体。于是，李夫人生前的愿望便得以实现：多情的皇帝最终记住了她生前婀娜的身姿和绝世的容颜，且终身不能忘却，甚至为了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而对李夫人的孩子和兄弟另眼相看。

但我要说的是，李夫人的这种聪明其实还是小聪明，并不是大智慧。因为是小聪明，所以她看不清自己身边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兄弟亲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她真的有智慧，就当了解自己的兄弟都是些什么人，有多大的能力和本领，就应该给他们讨一个爵位或重赏，让他们安安分分地过富足的日子，而不是在后来招来灭门的惨祸。

这且按下不表。

单说皇帝现在要选将，根据他任将唯亲的原则，他很自然地就想到李夫人还有个哥哥叫李广利，长得好像也蛮高大的，想必也有膀子力气，得，就他了。

按理说，要为一个重要的职位选人，不拘一格地选择有足够才能的人才是正道，可有了之前的例子，刘彻也上瘾了，认为自己喜欢哪个女人，只要提拔她的亲戚就可以了，想当年卫青不就是这样吗？霍去病不也是这样吗？殊不知，运气一事，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尤其当年刘彻选对卫青和霍去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是上天对他极大的眷顾了，这种天大的运气哪会常有？所以，当运道恢复正常后，光用猜的，也知道刘彻随着自己的性子选出来的人是个什么货色了。

当然，刘彻可能也知道李广利不成器，可现在毕竟不是当年刚开始攻打匈奴的时候，需要卫青这种军事天才。如今的汉军强大无比，去攻打一个据行内人说只需要三千弓箭手就能拿下的小国，领头的将领不管是谁，只要有基本的行为能力，应该就不成问题。这样的好事不给自己宠妃的兄弟，难道还要便宜了他人？所以，攻打大宛、到贰师城取天马的事情，不管李广利本人愿不愿意都得去，因为这是皇帝为他将来飞黄腾达甚至以后担任大司马而准备的跳板。

将军姚定汉说三千人就能摆平大宛，刘彻就给了李广利十倍于三千还多的兵力——六千精锐的骑兵和数万好勇斗狠的年轻士兵。大军既然要去贰师城，那为首的李广利将军自然就号称贰师将军。而且，为了保险起见，刘彻还给李广利安排了一个主管军事的叫李哆的校尉、一个叫王恢的向导和一个主管军中刑罚之事的叫赵始成的军正。这样看来，李广利这个将军在大军中其实也就充当个门面摆设，不过，一旦凯旋，那最大的功劳还是他统兵大将李将军的。

在准备就绪后的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大军开拔了。

依刘彻的看法，这本是一件并不困难的差事，想来天马不久就可以在上林苑里奔驰了。可苦等了一年多，刘彻才等到李广利的消息：大军并没有抵达贰师城，只到大宛边上的郁成就被杀败了，而且回来的士兵不到出发时的五分之一。

面对如此的惨败，李广利竟还大言不惭地向刘彻上书，说这次出征大宛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征战本身，而在于饥饿导致的非战斗减员太多，后来大家都认为军队人数太少，不足以攻占大宛国，为了保存剩余的有生力量，他才带兵回来了。

看来李广利不仅没有军事能力，连脑子也比较简单。皇帝在哪儿没有眼线，你以为你说人手不足，他就相信你了？其实，刘彻早已得到密报，将李广利出征的前前后后了解得清清楚楚。

原来，因为李广利这个人本身就没什么军事素养，也没什么行政能力，一下子做了这么大的官，便以为天下无事不可为，对内作威作福。而且，上梁不正下梁歪，自他以下，官吏对下级都是层层盘剥，整支军队的作风十分乌烟瘴气，结果大军所经之处，所有的国家都把汉军拒之门外。起初，李广利不以为意，可大军走了一段时间后，士兵们自带的粮草很快就消耗光了。李广利仿佛这时候才知道士兵们也是要吃饭的，可他不说派人好声好气地联系当地群众，依靠当地群众获得粮草补给，还摆出一副大爷的样子，伸手就跟人家要酒要肉，吃完了还要打包，别人不给，李广利还不愿意，就要强取豪夺。

这样的做法自然会让沿途的西域小国不满，一听说汉军就要到了，各国都紧闭城门，坚壁清野。李广利尽管跋扈，可他也是人，也知道饿，于是命令军队路过一座城池就攻打一座城池。遇到抵抗力弱的，他们两三天就能打下来，然后冲进去将城中的物品掠夺一空，吃上一顿饱饭，再打包几天干粮；遇到抵抗力强的，几天打不下来就绕开，拖着饥肠辘辘的身子寻找下一个目标。

李广利治下的汉军，完全没有当年那支屡战屡胜的天兵的风采，一路上逃跑和饿死的人数不断地增加，等到了大宛边境的郁成，几万人的大军就只剩下数千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士兵了。这样的军队，别说战斗力了，连军心也是一盘散沙。结果，郁成城里的军队主动出击，只半天就将汉军打得大败，成千的士兵血洒城下。

李广利尽管什么本事都没有，还是知道要保命的，现在的情况怎么还可能到贰师城去取马？他找来手下的将军李哆、赵始成一合计，认为还是赶紧跑路要紧，于是便带着残兵灰溜溜地跑回了敦煌。

刘彻习惯了当年卫青和霍去病的威风，现在遇上这样一个废物大舅子，让他气不打一处来。他马上下了一封斥责李广利的诏书，并命人把守住玉门关，声称贰师将军受命取天马，现在天马未到，如果贰师将军及其手下胆敢踏入玉门关一步，通通格杀勿论。

第一个被刘彻的诏书吓到的，并不是李广利手下的士兵和将领，而是李广利本人。他进不敢到大宛取马，退不敢踏入玉门关，堂堂的大汉将军、国舅爷，竟也沦落到跟着手下几千名残兵败将在敦煌吹西北风的地步。按说，如果换个稍有羞耻感的人，这个时候保不齐就带兵重新杀回大宛一死了之了，要么就在羞愤之下刎颈了。可李广利平时虽作威作福，面对生死却是个没什么胆气的小人，比起死，他还是情愿在西北苦寒之地苦熬。想想也是，自己的妹妹处心积虑地设了这么一个套把皇帝套牢，说不定过些日子，皇帝念及旧情又改主意了呢？

世事无常，转眼间春去夏来。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夏天，浚稽将军浞野侯赵破奴率两万骑兵主动出击，进攻匈奴左贤王部，不想却掉进了匈奴人早就设好的口袋阵，被左贤王集合的八万大军团团围住。汉军力战不敌，全军覆没，赵破奴也被生擒活捉。

按理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刘彻和匈奴人打了几十年，虽说互有胜败，但终究是赢的次数更多些。这次损失了两万人，虽然肉疼，但还不算伤筋动骨，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有的大臣就不这么想了，他们见皇帝在匈奴左贤王那里吃了这么大一亏，都要出来替皇帝分忧解难。

谁都知道伴君如伴虎，其中的困难之处不仅在于你不能跟他唱反调，而且哪怕你是在迎合他，也要先揣摩清楚他的想法，不然事情恐怕就会超出你的想象。

朝中的大臣邓光自以为窥得圣意，率先牵头上疏，请求把大宛的事情放一放，先把贰师将军的队伍调回来，集中力量对付匈奴人。他还说，想来漠北决战过去快二十年了，匈奴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该让他们再好好长长记性了。

先不管大宛，把李广利调回来对付匈奴？这时候的刘彻，你可以说他浮躁，可以说他奢靡，可以说他自大，可你不能把他当傻子，大宛和匈奴孰强孰弱，他还是分得清的。现在，国家已经向大宛宣战，堂堂大汉帝国连一个小小的大宛都摆不平，岂不让西域各国耻笑？连大宛都对付不了，又拿什么对付匈奴？难道靠李广利？要他先罢了大宛的战事，就相当于让他承认对大宛宣战本身就是个错误。在刘彻的观念里，与其认错，他宁可死撑到底。

历史上，除去那些真正能放下身段实事求是的明君，对于一般的统治者，面子永远比人命重要，死个几万人事小，伤了皇帝的尊严事大。这时候的刘彻虽然已经建立了旷古的功绩，但他现在离“历史上最好的”那几个皇帝还差了最后一点——知错就改。

邓光的上疏在他自己看来是顺便拍了皇帝的马屁，可在刘彻看来，却觉得是打了自己耳光，于是他做了一个令很多大臣都没想到的决定：将邓光等一干要求罢大宛攻匈奴的大臣斩首，然后发布全国动员令，鼓励人民参军伐大宛，并将全国的囚犯、恶少以及边境的骑兵通通调往还在敦煌的贰师将军那里。在给李广利的军队补充兵力的同时，刘彻下令在帝国北疆的酒泉郡北边增设居延和休屠两个县，并在全国调集戍卒十八万人实边，为讨伐大宛建立最巩固的大后方。

刘彻做完这些大动作，李广利想不去也不行了，而且这时候李广利手下的将士已经增加到了六七万人，光军中的校尉副官就已超过五十人，马匹超过三万，运粮食的牲口则多得不可计数，军中还添加了大量用于远程攻击的机弩。有这么大一支队伍，哪怕李广利之前再，现在胆气也上来了。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率领着这支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大军再次踏上了前往大宛的征程。六七万人的军队，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后勤人员，沿途西域各小国的人哪里见过如此大的阵仗？他们纷纷主动出来迎接李广利的队伍，好酒好肉地招待。当然，也有不怕死不给李广利面子的，比如轮台就紧闭城门，坚壁清野。李广利知道后大为光火，心想居然敢不给他李广利面子，于是马上命令大军停下脚步，先踏平了轮台再说。

轮台就是一个芝麻大的地方，哪里经得起数万大军的折腾？正常情况下，大军一人一脚就可以把它踏平，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足以把它淹没，用整支大军对付一个轮台，根本就是杀鸡用牛刀，但这也符合李广利这种欺软怕硬的人的作风。面对这种绝对的优势，李广利亲自指挥大军作战，居然用了好几天才攻克轮台，可见李广利指挥作战的能力实在不是一般，而是非常一般。

虽然拿下了轮台，但几万人马居然折腾了好几天，这让李广利自己脸上也挂不住，气急之下便下令屠城。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李广利几乎把轮台城里所有的活物屠杀了个干净。

有了轮台做例子，沿途其他小国谁还敢主动招惹汉军？反正汉军也不是来打自己的，只求他们能尽快拍屁股走人，免得惹恼了他们，祸及自身。

就这样，李广利终于到了大宛国的都城。这时候，军队的兵力已经减少了一半，出发时的六七万人如今只剩下了三万人。但是，三万人也不是大宛能对付的，何况这支队伍还装备了大量的远程武器。刚开始，大宛的士兵还想像上次一样，冲出去将汉军杀个大败，没想到这次他们连汉军士兵的身都近不了，直接就被一阵阵飞蝗般的箭雨射成了刺猬，侥幸活着跑回城里的，也再不敢出来了。

大宛人也不傻，既然正面打不过，就打算跟汉军来次拉锯战、持久战。汉人不是说“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吗，何况现在汉军更是不远万里而来？拖一拖，把汉人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等康居国的援兵一到，内外夹击，定能把汉朝皇帝这个没用的大舅子再次赶回老家去。

见敌人固守，李广利就抓瞎了，弓弩毕竟不是火炮，总不能靠射箭把城墙射塌吧？好在，皇帝也知道李广利这人攻城乏术，出征的时候特地给他安排了一支“水工”部队以应付这种情况。

西域三十六国，不论城大城小，很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缺水。按现代人的实验结论，一个人只喝水不吃饭，大概能活不到一个月，如果连水都喝不上，那三天都够呛。汉军中的“水工”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就是要断大宛人的水源。

接下来的战斗就没什么可记述的了，城外的水源一断，加上天气又热，光靠城里现挖的井已经不能保障全城人每天的最低饮水配给。这样下去，大概全城的军民在城破被杀之前就会渴死。尽管如此，大宛人还是坚持了四十多天，汉军才堪堪攻破了外城，大宛人又退到了内城。

到了这一步，大宛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虽然康居的援兵已到，可看到汉军仍然士气高涨，也不敢轻易过来送死。大宛的一些贵族见势就发动了政变，杀死了最先得罪汉使的大宛王毋寡，然后派人拿着毋寡的人头来跟汉军议和：要么双方罢兵，大宛让汉军在城中随意挑选好马，并且给汉军提供粮草；要么双方一拍两散，大宛人准备把所有的马匹都毒死，然后继续和汉军死磕到底。

既然大宛人认，李广利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其实，他也顶不住了，只是碍于面子，不敢像上次一样再回敦煌去，只能在这里死撑。现在大宛人主动出来投降，哪儿还有不答应的道理？

于是，李广利和手下的副将一商议，就在大宛的将军里选了一位对汉人还算亲善的做了继任的大宛王，而军中早就准备好的相马专家此时终于派上了用场，他们在城里遴选了几十匹皇帝最看重的天马，又搜罗了三千匹各个品种的好马，带着大宛人提供的粮草一起回家。

汉军直到最后也没能进入大宛的内城。这场耗费了全国国力、靠几十万人在前线后方支持起来的对一个数千里之外的小国的远征，在李广利的领导下终究不能算全胜。

但凡统兵大将，要么治军严谨、赏罚分明，要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要么临阵果断、应变迅速，要么作战勇猛、身先士卒，反正你总得有些让人信服的能力。但是，李广利同志很特殊，可以说，以上种种特点他都不具备。他面对敌人犹豫胆怯，面对手下倒是牛气得很，他最擅长的恐怕就是压榨部下，克扣将士们的粮饷中饱私囊。

李广利所擅长的其实是任何一个朝代的贪官污吏都擅长的，前线的粮饷、赈灾的款项、漕运的经费、治河的银两，哪个贪官看到这大笔的银子能不动心？他们觉得反正东西这么多，自己拿一点也没什么影响，可金山银山也经不住每个贪官都来拿一点。

本来刘彻举全国之力给这支军队提供后勤保障，正常情况下粮饷应该是充足的，至少不至于饿死人。可统兵大将如此，手下的偏将和校尉们为了应付上头，只能往下层层盘剥。到了最底层士兵那里，已经不可能再往下盘剥了，留给他们的只有三个选择：要么忍饥挨饿，继续作战，祈求能活着回到家乡；要么为了活命逃亡，但在远离故土万里之外的西域，想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活着走出这片土地似乎不太可能；要么就什么都不干，饿死。

数万名战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好不容易捡条命回到军营，却发现连顿饭都吃不上，他们没死在敌人手里，却饿死在了自己人手上。而在饿死之前，他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以致康居国的援军赶到大宛时，看到他们的对手，这支历尽艰险不远万里而来的汉人军队依旧军容整肃、士气不堕，吓得不敢再往前半步，何其令人敬佩！

当李广利回到玉门关时，他手下的这支队伍已经从出发前的六七万人锐减到一万多人，且大多数士兵并不是死在与敌人厮杀的战场上，而是死于征途的艰险、上司的盘剥以及长期的营养不良，而他们换来的只是几十匹汗血宝马。

不管怎么样，刘彻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汗血宝马。当看到这些经过千辛万苦才得到的骏马果然体态神骏、四蹄大如海碗、步伐矫健、不论速度还是耐力都超过汉军骑兵所使用的军马时，刘彻高兴不已，以致故意对李广利贪赃枉法、治军不善从而导致数万将士无故身死的事实视而不见，还按预定计划对李广利等将领进行了加封。李广利被封为海西侯。

求天马只是晚年的刘彻穷奢极欲的生活的缩影和冰山一角，然而，我们无法得知的是，刘彻是否意识到，为了满足他的私欲，耗时四年、用几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汗血宝马，流出来的汗怎么可能不是红的？！

第六章 司马迁与《史记》

太史公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一位老者在家中完成了他耗时十三年、参考无数古籍所撰写的一部史书，老者写完后又小心翼翼地誊抄了一份副本保存于家中，而原本则被他进与皇帝。大约在成书后不久，这位老者便离开了人世。因为这部史书并非一味地歌功颂德，而是以纪实甚至批判的手法记述了当时汉朝皇室的很多辛秘，所以，终西汉之世，它都被列为离经叛道的“禁书”，一度面临被修改甚至销毁的危险。这部著作在成书之初甚至连书名都没有，仅以作者的官职代称为《太史公书》，在朝廷中只供少数贵族及官员作内部参考之用。这部史书的身世非常曲折，虽然后来它越来越受到世人的推崇，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甚至有“史家之绝唱”的美誉，但可以明确的一个事实是，原著中有些章节已经被篡改，有些甚至不复见于世。

这部现存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的巨著就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一部通史——《史记》，而这位老者，便是司马迁。

孝景皇帝五年（公元前145年），司马迁生于夏阳县龙门（今陕西韩城附近）。中华大地上敢叫龙门的地方多了去了，但夏阳龙门可不是一般的龙门，这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凿出来的地方。司马家也不是一般的家族，其家族成员曾多次做朝廷的史官，可谓家学渊博。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不是一般人，他是武帝刘彻的太史。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司马迁一生下来就注定和其他的史官不同。

汉朝原来是没有“太史”的，是刘彻首先设立了这个职位。这个职位怎么说呢？说它高，它不高，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也就是看看天象，做一些缥缈的预测，手头并没有实权；说它低，它也不低，朝廷所有的报告、书信、奏章一类的，都要先送一份正本给太史，副本才交给丞相，也就是说，太史是接触朝廷机密最多的那一群人之一。而且，司马迁自己也不是一般人，他种过地，放过牛，十岁便能诵读《古文尚书》。跟他相比，很汗颜的是，我到现在还没通读过《尚书》，更何况《古文尚书》。二十岁时，司马迁便四方游历，往南到过江淮地区，向北到过汶水、泗水，还去看过上古圣贤大禹和舜的葬地，到齐鲁瞻仰过孔子的遗风，也曾受困于荒郊野外，游走于生死之间。大家都知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道理，那如果一个人既读过万卷书又行过万里路呢？

以上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说，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司马迁，而后世那么多史学家之所以都没有成为司马迁，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因为任谁也架不住这种比你有天分还比你勤奋的人。

然而，这只是史圣司马迁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大概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之前，已过而立之年的司马迁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他在自己不起眼的位置上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看看书，做做学问，阅读和研究那些在大多数人看来无聊且无趣的故纸堆。

就在这一年，刘彻摆平了西南的夷地，需要派一些人作为皇帝的特使出使并安抚这些地方。经过认真的选拔，司马迁有幸入选，以郎中的身份出使如今四川的西昌、汉源以及云南的曲靖一带。司马迁等人成功地安抚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使得朝廷顺利地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五个郡。

由此可见，司马迁并不是一个只懂得死读书、空谈大道理的人，而是一个能办实事的人。按照一般的规律，有了这样的资历，又有渊博的学识，还有父辈的荫福，司马迁的仕途应该相当平坦。只要他积年累月一步步地往上爬，做个俸禄两千石的郡守总不成问题，甚至他日位列九卿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总不至于还像他父亲司马谈一样，一直担个“不治人”的虚衔。

然而，司马迁的一生因为两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太史司马谈突然病危。这一年，司马迁大概三十六岁，依此类推，司马谈可能也就五十来岁。他平时没灾没病的，工作又没什么压力（不治人），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又高，怎么就突然不行了呢？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司马谈之所以病危是自己给急的。

当时，刘彻在儒生们的鼓动下早就开始着手准备封禅的事情了，并在元鼎六年年末带着文武百官及护卫军队十几万人浩浩荡荡地启程前往泰山。在当时的儒生眼中，封禅是神圣到无以复加的仪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举行的。按儒生的说法，一个皇帝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才有资格举行封禅仪式，简单地说就是，一要天下统一，二要长治久安，三要有龙啊、凤啊、麒麟啊各种所谓的祥瑞之兆降临。既然前提条件如此苛刻，在有生之年能够参加皇帝举行的封禅仪式便是儒生们最大的愿望和荣光，可司马谈也许是病了，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大概到了洛阳附近，他就被滞留在那里不能随行了。

我们之前说过，司马迁家学渊源，司马谈自然不是泛泛之辈。早年，他在唐都处习得观星术，又从当时的易学大师杨何处习得《易》，还曾经师从有名的黄老之学的宗师级人物黄生，再加上自己数十年的钻研，他深得儒、墨、道、法、易、阴阳六家精髓，可谓当时学术上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可惜的是，和他的学识相比，他的气量忒小了点。他这样的学术大拿，居然半途错过了大汉建国百年才举行一次的封禅大典，这让司马谈无法接受。尽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司马谈是爬也要爬到泰山上的，可皇帝让你留下来，你总不能不听吧？被留在洛阳的司马谈眼巴巴地看着大队人马渐行渐远，一阵急火攻心，呕出了两口瘀血，整个人很快就不行了。

这时候，司马迁正好刚从西南回来，接到父亲滞留洛阳且病重的消息，他立马赶到洛阳探望。当司马迁赶到洛阳的时候，司马谈已经奄奄一息，只是硬扛着想要见自己儿子一面，因为如果不向司马迁交代一些事情，他心里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见到司马迁后，司马谈首先回忆了他们司马家族以往的荣光，慨叹自己时运不济，然后交代了这样一件事情：“孔子曾作《春秋》，将历史记述到鲁哀公获麟为止，至今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现在天下一统，而且最近这三百多年间出现了无数的明主贤臣和英雄豪杰，如果就这样让他们被遗忘在历史中，实在是我们史官最大的罪过。我曾经打算将他们的事迹整理并记录下来，可惜还没来得及做。眼下我快不行了，我死以后，依皇帝的性格，一定会让你接替太史的职位，你一定记住，千万不要忘了完成这件事情。”

待司马谈看到自己的儿子倒伏于地、痛哭流涕地表示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所托时，他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果然如司马谈所料，三年丧期服完后，司马迁就接到了朝廷让他正式接任太史公一职的任命书。

这时候司马迁已经三十八九岁，他一上任便开始广泛收集各个渠道的历史资料，为撰写史书做准备。我们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司马迁也不例外，既然是新任的太史，总得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建树。那太史的专业是什么？我们之前交代过了，不是史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天文学，所以，司马迁上任后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著书，而是参与制定了新的历法。

我们在前面说过，就律法而言，秦朝的法律并没有大的不妥之处，秦律的完备程度是必须承认的，这也为文化层次普遍不高的汉朝初创者们大开了偷懒的方便之门。刘邦与萧何在建国时所颁布的汉律，只是把秦朝的律法拿来，在原有的框架内修补了一下，换了个封面了事。“秦法一直沿用在汉初”并不是一句空话，而且这个“法”不只是法律，还包括历法，这种情况一直到刘彻要“改正朔，易服色”时才有所改变。

汉朝一直沿用秦朝的历法，这种历法有个名号唤作“颛顼历”，为上古六历之一，它已经把一年的时间精确到了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虽然颛顼历肯定不是在五帝之一的颛顼在位时创立的，但也是极古的历法，可谓久经考验。关于颛顼历的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就是以十月（亥月）为岁首，将闰月放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九月）之后，称为“后九月”。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颛顼历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于是，在司马迁等人的建议下，同时也为了满足自己想要“改正朔，易服色”、与前朝彻底划清界限的虚荣，刘彻在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下令以朝廷大臣邓平、唐都、司马迁和落下闳等人为首，并征集民间的天文爱好者数十人，开始着手修订新的历法。

经过司马迁等人夜以继日的工作，一年之后，新的历法完成。新的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将一年准确地推算到365.25016天，一个月为29.53086日，这和我们运用现代科学所得出的一年为365.24220天已经极为接近，并且新的历法开始使用二十四节气，以配合农耕的需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在我国历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我国所有的历法均与此大同小异。由于在使用新历法的这一年，刘彻改元“太初”，因此，这个历法也叫“太初历”。太初历一直使用了一百八十多年，直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才被更科学的“四分历”取代。

在完成太初历的制定后，司马迁才开始着手史书的撰写工作。虽然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太初历，它也在后世被更为先进的历法所替代，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太初历在社会发展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远非司马迁最重要的成就《史记》所能相比。

忙完历法的事情后，司马迁就逐渐闲了下来。虽然刘彻自打年轻时起就对神仙之事格外着迷，还多次上了民间方士的恶当，但他对官方的“神棍”并不十分上心。本来神仙之事就虚无缥缈，既然皇帝不来问，司马迁也乐得清闲，开始认真投入史书的编写。有政府发工资、提供条件，让你去做自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和现在的很多作家一样，写作并不是司马迁的本职工作，只能算作他的副业，使用的也是他个人的业余时间，并且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每天忙完本职工作，大多数时候只要有空闲，除了吃喝拉撒睡，便会一头扎到如山的典籍里，不断地阅读、思考、推理、论证，不时记录、整理下自己的想法和结论，这样的生活是十分无趣和枯燥的，这样的人似乎不会，也没有时间去招惹是非。

然而，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第二个人的出现，让司马迁这个看起来不可能惹事的人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彻底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

这个人就是李陵。

将门虎孙

说起来李广也是够倒霉的，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李当户和二儿子李椒都死在了自己前头，好不容易三儿子李敢因军功得封个关内侯，却又因为击伤卫青被霍去病射杀。这下，刘彻心里也觉得挺对不起李广一家，毕竟人家为大汉朝廷征战数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且对于李广的死，刘彻或多或少是脱不了干系的，可不能让老李家就这么绝后。于是，李敢死后，刘彻派人一打听，得知李广的大儿子李当户当年还留有一个遗腹子，就赶紧安排人把这个孩子照顾好，也算为老李家留下一丝血脉。这个孩子就是李陵。

李陵毕竟是李广的后人，家族的基因十分强大，长大后骑射功夫同样非常了得，而且因为小时候的遭遇，为人也没什么架子，相当能团结身边的同龄人。成年后，李陵进了建章宫，做了侍中，后来同样独自率领八百骑兵深入匈奴腹地两千余里。当时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皇帝让他走的还是卫青和霍去病的路子。虽然李陵第一次出征没什么斩获，但回来还是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做了一个骑都尉。随后，刘彻命他屯兵酒泉和张掖两郡备战。

李陵本就年少气盛，这下得了皇帝的赏识，更是摩拳擦掌，时刻准备着做出一番大事业，重振他李家将门的威风。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皇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进攻匈奴右贤王。这时离卫青和霍去病横扫匈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匈奴人眼中，如今汉朝的一线将领，如浞野侯赵破奴等辈，其水平比之当年让他们闻风丧胆的卫霍二人相去甚远，李广利就更加不入流了，所以匈奴人并没怎么防备他。以匈奴高层对李广利的认识，李广利能做的也只是到大漠草原免费观光旅游一番，然后就班师回朝，甚至可能顺路拿几个边民的人头杀良冒功，还可能捎带着克扣一些军队粮饷之类的。

让匈奴人没想到的是，李广利这次也不知道是抽了哪根筋，三万人居然一路杀到天山脚下，打了右贤王一个措手不及，砍杀匈奴一万多人。这下，李广利算是把匈奴人惹毛了，且鞮侯单于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调集了数万骑兵，把打完仗正得意扬扬、没来得及撤退的李广利团团围了起来。

打猎的猎人一下子成了猎物，李广利马上就慌了。他本来就没什么经验，现在更是胡乱地指挥手下突围。由于匈奴人早有准备，汉军连续战了几天都没能在包围圈中打开一个缺口。这下李广利抓瞎了，原本军队的粮草就不足，现在更是到了人困马乏的绝境，眼看就要为国捐躯了。

想到自己在长安还有大把的银子没有花，还有大好的荣华富贵没有享受够，李广利既绝望又不甘心。正无计可施的时候，军中一个叫赵充国的代理司马找到李广利，对他说：“将军，现在情况非常紧急，军中的粮草已经耗尽，如果再不能突围，恐怕谁都没有活路。我虽然是军中一个管律法的文官，但请让我带领一拨人在前面突围，将军您率大军在后相机而动。如果成功了，将军您就跟着突围，如果失败了，您再想其他的办法。”

李广利哪里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反正他自己肯定是不敢带头突围的，于是就答应了赵充国。赵充国虽然是个代理的司马，但这个人着实是个猛将，他手下的一百多个士兵也个个都是敢于陷阵杀敌的勇士。赵充国早就瞅准了敌人包围圈的薄弱处，领了军令便一马当先，带头直扑敌阵，他身后的士兵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都如出笼的猛虎，只把匈奴人打得措手不及。

本来匈奴军队已围了汉军好几天，看汉军始终没法突围，就等着再过两天汉军自己饿死，哪会想到汉军中竟突然杀出这样一群家伙。看着眼前的这些人，他们跟这几天前来突围的汉军相比，不管是战斗力、作风，还是不要命的程度，都不是一个级别的，尤其那个带头的，身中二十余刀，整个人都已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却依然冲杀不止。匈奴人一下子慌了手脚，几万人马的包围圈一下子就被这一百多人硬生生地撕开了一条缝隙。和匈奴人一样被赵充国吓得心惊胆战的李广利这才得以带着残余的部队顺着这一丝缝隙逃出匈奴人的包围。

主将无能累死三军，三万人的队伍大败而归，仅剩三五千残兵。依律，李广利罪责难逃，按以前李广和公孙敖的例子，至少也得落个拿钱赎命的下场。可李广利虽然带兵打仗对付敌人不行，对付皇帝他还是有一套的。刘彻让他去述职，他先讲述了自己如何奇袭右贤王，并强调当时斩获甚多，而对于为何会陷入匈奴人的包围，李广利则轻描淡写，将其归结为意外。最后，他又着重强调了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自己如何带领手下的将士与敌人僵持，以及在自己大无畏精神的感召下，手下的将领赵充国如何身负二十余处创伤依然死战不退，直杀得匈奴人心惊胆战，无奈实在寡不敌众，这才撤退。他硬生生把一场大败讲成了一场惨胜。

当然，刘彻不是傻子，事情究竟是怎样的，他心里自然有数，但李广利代表的是他刘彻，否定李广利就是打自己的脸。所以，刘彻并不愿意处罚李广利，而李广利也懂得刘彻的心思，知道树立赵充国这样一个正面典型，正好拿来做挡箭牌，转移大臣们的注意力。

听了李广利的一席话，刘彻马上转移话题，命人传赵充国觐见。等赵充国一到，刘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他当众解开衣服。想那赵充国也是刚刚缓过命来，身上一道道深可及骨的伤口尚未愈合，甚至包裹伤口的布料上血迹还未凝固，这一脱上衣可谓触目惊心，那伤口比任何文身刺青都霸气，看得刘彻不由得感叹：“将军真勇将也！”一旁的大臣也随之惊叹附和，于是刘彻马上任命赵充国为中郎，至于李广利兵败该怎么处罚一事，谁都没有再提。

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这么糟蹋李广利？他是不如卫青和霍去病会打仗，也不如李广勇敢，可他前面不是也打了一场胜仗吗？虽然后来被匈奴人包围了，可以寡敌众，输了也不丢人，何至于这么恶心他呢？

原因在于，李广利根本就不会带兵打仗，他在天山打了右贤王一棍子，打得人家丢盔卸甲，本来是占了先手的，应该打扫打扫战场，把值钱的战利品和人头拾掇拾掇赶紧撤退，回去就可以找皇帝邀功。可他呢，行军慢腾腾，以为自己打赢了一仗就天下无敌了。那边右贤王的人从天山逃了出去，跑到匈奴王庭找单于带齐人马再赶过来，居然就在半路把他们围住了。要不是赵充国“天神下凡”了一回，李广利这时候恐怕连命都没有了。而且，李广利不仅打仗不行，治军也是个废物。以前伐大宛的时候，他就爱欺压士卒，这次三万汉军溃围之后，回到塞内的仅剩几千人。可这并不是说其余的两万多士兵都死在了战场上，这里面有十之六七的人都死于“物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非战斗减员”，也就是说，他们死于水土不服、疾病、伤病、缺水和由于上司盘剥导致的营养不良。这样的将领怎么配带兵打仗？

既然李广利如此不堪，那为什么他前面还能打胜一仗呢？其原因之一是，当时右贤王没有准备，压根儿就没想过李广利敢来。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时候汉军骑兵已经练出来了，可以和匈奴人堂堂正正地正面作战了。

以往不少研究历史的人总爱说，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如何的天生善战，不管世事如何变化，只要他们抖掉身上的铁锈，拔出刀，挽起弓，跨上马，就可以踏平一切，而我们南边的农耕民族，这方面的天赋注定比他们差一些。

这话乍听有道理，可仔细一琢磨，却又未必是这么一回事。必须承认，中原的军事力量历来以步兵为主，中原人以吃稻米为主，整体上确实不如吃牛羊肉长大的匈奴人高大魁梧。在茫茫草原上作战，中原士兵确实不如匈奴骑兵好使。可两军交战并不是一对一的单挑掰腕子，谁的力气大谁赢，作战讲究的是勇气、协作和意志，而农耕民族在这方面一点不差。一旦中原的军队组建起职业化的骑兵部队，再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未必就不如游牧民族。从大秦的蒙恬到宋朝的岳家军，再到明朝的关宁铁骑，哪个不曾把游牧民族的骑兵打得丢盔卸甲、退避三舍？而刘彻数十年如一日，不断跟匈奴人交战，要锻造出这样一支专业的骑兵部队，时间早够了。

练骑兵就好比学武术，就像现在那些学搏击的，只要肯练，一般练个三五七年就到个人的巅峰了，剩下的日子只是减缓技艺衰退的速度而已。大家在武侠小说里看到的一个人独自在深山老林练个三五十年、出来之后天下无敌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农耕民族相对较弱的地方只在于其本职是种地，而游牧民族是专业养马的，中原的军队经常打着打着人还够，马没了。

这时候的汉军骑兵就类似已经练成了的武林高手，在双方人数差不多的情况下，只要上面的主将不，不被敌人的气势吓倒，见着敌人就跑，或无脑地让士兵冲锋，他们就能和匈奴人打个旗鼓相当。如果主帅知道用计，懂得正奇相辅、迂回包抄之类的，那就十拿九稳了。所以说，李广利压根儿就不是个合格的将领。

此外，不只是我看不起李广利，当时汉军中也有不少将领不服李广利，这里面的第一个就是李陵。这时候，李陵手下有五千人，刘彻本来打算让他给李广利做副将，让他的五千人给大军管理粮草辎重。可李陵一听就不满意了，当时就对刘彻表示，自己的手下都是精兵强将，搞后勤实在是大材小用，自己要带手下自成一队，从另一个方向出击，以分散匈奴人的注意力。

什么分兵出击，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还吸引匈奴人的注意力，其实李陵就是看不起李广利，不愿给李广利打下手。可不给李广利面子就是不给皇帝面子，所以刘彻当时就火了：“我这次派出去的兵多，没有多余的骑兵分给你！”

刘彻这句当然是气话，当时他分给李广利的骑兵就三万，怎么也不可能是整个汉军的全部家底，这样说无非就是想让李陵知难而退，可没想到李陵也是年轻气盛，毫不退让：“臣不需要骑兵，就以手下五千步兵出击，愿以少敌众，直取匈奴的单于王庭！”

李陵敢这么说，倒也不完全是不知天高地厚。在他看来，对付匈奴，他至少有两个有利条件：其一，和匈奴人的弓箭相比，当时的汉军已经装备了更先进、射程更远、杀伤力也更强的弩箭，这是步兵克制骑兵的一件利器，后来诸葛亮发明的连弩就一度打得曹魏的骑兵闻风丧胆；其二，李陵手下这五千人可不是普通人，他们都是骁勇善战且射箭百发百中的楚地勇士，想当年项家的八千子弟兵差一点就横扫天下。所以，李陵并不认为五千最强的战士，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要直捣黄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李陵是知己了，可他不知彼，他把自己一方的长处看得很透，却没有认识到对手的优势。我们在前面说过，匈奴骑兵的优势就是机动性强。茫茫草原又是匈奴人的主场，以骑兵对步兵，若打得赢，他们撵得上汉军，若打不赢，他们还跑得了，因此，还没开战，匈奴人可以说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但两个人话赶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以刘彻的脾气，当然是不会服软的，而且刘彻既欣赏李陵初生牛犊的气势，又想杀一杀他的锐气，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刘彻也知道，要以五千步兵进入大漠草原，哪怕他李陵有通天的本事，也是不妥的，此去肯定凶险无比。于是，第二天，刘彻就给强弩都尉路博德下令，让他另率一支队伍，半道去接应李陵，一旦李陵败了，起码确保他能全身而退，也好让李陵知道，行军打仗并不是逞一时之血勇就可以的。

但是，事情再次超出了刘彻的预料，路博德作为久经沙场的将领，既羞于为初出茅庐的李陵打掩护，也不愿意为李广利看辎重，就找了个借口给刘彻回话：“陛下圣明，现在是秋天，正是匈奴战马长膘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人强马壮，我们去和他们拼命是不划算的。不如等熬过这个冬天，到来年春天他们的马都饿瘦的时候，我和李陵再率骑兵两路出击，分别攻击东西浚稽山，夹击匈奴，正可以‘趁他病，要他命’，陛下以为如何？”

应该说，路博德的话也不无道理，可刘彻一听就不干了，心想：“你什么意思？我堂堂汉军威武雄壮，打个匈奴还要考虑什么秋天春天？老子二十年前就已经把匈奴人打得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李陵那小子脑子一热要出征，回去冷静下来一想就了，跟你串通好了来糊弄朕？”

想罢，刘彻也不理会路博德的意见，马上命令李陵带着自己的五千人出征，还想着上次他曾深入草原千里，那这次就要更进一步，不仅要越过居延海，还要一路向北，直抵浚稽山的龙勒河。到时候如果实在找不到匈奴人，就让他们转向汉朝在草原中所筑的受降城休整，而路博德则进兵西河攻击匈奴。

其实，从李广利、路博德和李陵三人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时候汉军内部已经混乱了。其主要原因是，军队中缺少一个能镇得住场的大将，各个将领之间谁都不服谁。要是倒退二十年，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卫青和霍去病两人不管谁强谁弱，也不管谁在历史名将榜上排名更靠前，那都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其他的将领对他们都是敬佩有加，就算能给他们俩提鞋，都是一种荣耀，不会出现皇帝让你随大将军出征，你还不乐意的事情。

为将戎马一生，要在军中站得住脚，无非靠两样东西：一是能力，二是资历。李陵是个愣头青，说话直来直去，在他看来，李广利虽然当了好几年将军，但他打过的那些仗，别人当面虽不好意思说，可心里都清楚，论水平还不如他李陵，他凭什么要给这么个废物做后勤。路博德呢，他对李广利的看法跟李陵差不多，而且论资历和能力，他可不比李广利差。路博德当年是霍去病手下的将领，后来又平定过南越国，还攻下了海南岛。正是因为他，海南岛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的版图上。皇帝让他这样一个将军给一个还从来没真正展示过自己的军事才能的小将打接应，他自然也是不愿意的。至于李广利，在其他将军的眼里，他就是皇帝的大舅子，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能力不行，资历也不怎么样。

因此，李广利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将领，他的胜利是偶然的，他的失败是必然的。虽然他运气好，仗着赵充国的神勇捡回了一条命，却连累数以万计的将士血洒疆场。可是，路博德这次看走了眼，他带着队伍到草原上转了一圈毫无所获，徒劳无功不说，还害了李陵。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的军队出征后不久，李陵的五千人也踏上了征途。当然，他们并不是真的就靠双脚走进草原的，队伍里虽然没有足够的骑兵，但他们装备了当年卫青远征漠北的制胜利器——武刚车，并且士兵们每人还装备了一百支弩箭，专门对付匈奴的骑兵。

一切准备就绪后，李陵带着这五千人来到了边境。

秦汉之时，边境上每隔百里便有一处依长城而建的小型要塞，又称为遮虏障。居延海边上也有一个，当时被唤作居延塞，建成之后历来都是朝廷对匈奴用兵的桥头堡。这里便是李陵此次出征的起点。

出了居延塞，李陵一马当先，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意气风发。他认为这次出征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他将取得超过祖辈们的成就，建功立业，封侯拜相，光耀李家的门楣。可惜的是，他只猜对了前半部分，这确实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只是这个弯转得太大了。

征途

李陵身后的队伍军容整肃，五千士卒目光坚定、神情亢奋，他们眼中没有一丝恐惧和惊慌。毕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出征作战是他们作为军人应尽的本分，但他们或许从未想到过，对他们绝大多数人来说，踏出这一步后，迎接他们的将是惊心动魄的悲壮征途，同时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段征途。

李陵的军队按既定的路线一路前行，绕过居延海，然后向北朝一千多里外的浚稽山行进。起初，路上十分平静，他们先到了皇帝指定的地点东浚稽山。浚稽山旁边是龙勒河，这里有山有水，风景优美，水草丰盛，是养马的好地方，也是匈奴人的聚集地，这也是为什么刘彻会把出征的目的地选在此处的原因。可是，李陵带着军队在龙勒河边转悠了几圈，一个匈奴人都没见着，便只好在浚稽山安下营来。

安下营寨后，李陵让手下将他们沿途所经之地的详细地形绘成地图，并安排一个叫陈步乐的骑上快马给皇帝送了回去，顺便让他告诉皇帝，自己没找到匈奴的军队，准备撤军了。陈步乐单枪匹马一路狂奔，以最快的速度到了长安，向皇帝禀告了军队的情况。

看到李陵年纪虽然不大，却能和士兵们同甘共苦，很得士兵的爱戴，刘彻很是高兴，认为李陵不愧为李广的孙子。他觉得，尽管李陵出征没有什么斩获，但知道把这一大片区域的地形和地貌摸透，也算是功劳一件，便马上让陈步乐做了自己的侍卫。至于李陵，刘彻准备等军队回来后再加以重用。

皇帝这边暂且不表，单说李陵在浚稽山下安营后，第一天，他早上派出去的斥候晚上才回来，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第二天还是一样，第三天又是一样，五千步兵就这样在浚稽山下逗留了几天，始终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接下来该怎么办？是继续进军还是原路返回，抑或就留在这里守株待兔？在犹豫不定之中，渐渐地，李陵心里开始不安起来：这里实在是太平静了，平静得让人都能在空气中嗅到不安的气息。

既然他们已经到了龙勒河，而且出征的时候，皇帝的命令说得很清楚，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找不到匈奴人，就要掉头，退到受降城休整。最后，李陵决定，明天就掉头回去。说实话，谁都知道，对一支孤军来说，他们已经走得太远了，而且由于他们的队伍以步兵为主，在非急行军的情况下，通常只能日行百里，一旦发生紧急状况，这样的速度真是想跑都跑不掉。

如果李陵有记日记的习惯，这天他也许会在竹简上记下“天汉二年十月，晴，浚稽山下，出征三十日，一路无事，准备返程”云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迟来的相遇终于还是来了，匈奴骑兵出现了，而且一来就是三万人。

其实，李陵的军队早就被匈奴的侦察兵发现了，可他们不知道这样一支不足万人的军队到底想要干吗，就一面派人向且鞮侯单于报告，一面一路跟随李陵的军队来到了浚稽山下。这时候，且鞮侯单于正因为之前让李广利跑了而浑身不爽，一听说居然还有一支汉军跑到了浚稽山下，仅几千步兵就敢孤军深入草原一千多里地，这不是欺负他匈奴无人吗？单于马上决定亲自率领三万精锐骑兵出发，向浚稽山前进，准备悄悄地包围这支汉军，然后将这三五千人撕碎出气。

然而，出乎且鞮侯单于预料的是，见到匈奴人来了，还是人数数倍于自己的骑兵，汉军士兵完全没有身陷重围的惊恐，他们似乎一点也不慌张，反而每个人眼里都充满了狂热，甚至有一种恨不得反过来将他们撕碎的冲动。这其实很好解释，他们本来就是来打仗，来杀人或被杀的，早就做好了以寡敌众的准备，只要匈奴人敢来就行，管你来多少人。

战斗在李陵出征后第三十天正式打响。

匈奴人偷偷从背面摸上浚稽山，本打算居高临下打汉军个措手不及，没想到却被汉军提前发现。面对匈奴大军，李陵并没有像匈奴人预想的那样准备死守，而是命令将士们在两山之间的谷地将武刚车排成环形为营，让前排士兵持盾和长戟，后排操弩，自己亲自率兵出营叫阵。

这下可把且鞮侯单于乐坏了，匈奴骑兵突然出现并包围汉军，不仅占了天时，还居高临下占了地利，三万对五千，以众击寡，又得人和，汉军哪有不败的道理？于是，他想也没想就命令全军出击，直扑汉军军营。

成千上万的骑兵跨着战马同时从山上冲下来是何等震撼的场面，然而，汉军士兵没有一丝惊慌，他们出奇地冷静，静静地等待着将军的号令。待到匈奴骑兵冲到汉军弩箭的射程之内，李陵果断地一挥手，早已瞄准多时的汉军士兵顿时千弩齐发，数百匈奴骑兵应声而倒。第一批士兵射完后退后填装弩箭，第二批早已准备就绪的士兵马上接着射击，接下来第二批士兵后退，第三批士兵立即再将弩箭射出，然后后退，而这时第一批士兵的弩箭已填装完毕，整个过程完全是无缝对接。

明朝鼎鼎大名的科学家宋应星曾在其所著的《天工开物》中记述，弩箭的射速虽然比弓箭慢，但射程普遍比弓箭远五十步，且穿透力更强，是守城的利器。由于弩箭的射程比普通的弓箭要远，待到冲在最前面的匈奴骑兵终于冲到其手中弓箭的射程时，已经稀稀拉拉只剩几个人了，即使远远地放上几箭，也被汉军阵前的盾牌兵轻易挡开。更要命的是，成千上万的骑兵从山上直冲下来，气势是够大，但最前面的骑兵被汉军的弩箭一通射，有的人被射中倒地而死，有的人没被射中，马却被射中，又把骑手掀翻了。一下子，地上就凭空多出很多障碍物。谁都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冲下来的士兵只能一往无前，别说是退回去，就是想原地停下来，也不可能。结果，前排的骑兵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无形中给后边的人增加了难度。匈奴骑兵的马术竞速赛一下子变成了障碍赛，而且难度系数都爆了表，不少骑兵躲闪不及，连人带马被绊倒在地，又被更后面冲下来的骑兵蹋成了肉泥。

由于冲锋之前对汉军弩箭的精准打击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间，匈奴骑兵大乱，还没冲到汉军阵前，速度已经慢了下来。李陵一看时机到了，立即命令士兵放下弩箭，手持长短兵器，开始对匈奴发起反冲锋，直杀得匈奴人哀号一片，丢下数千尸体，调头往山上跑。

先是跑了李广利，现在三万人对付几千步兵，又被杀得丢盔卸甲，且鞮侯单于的愤怒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马上下令调集左右贤王的军队前来会合，誓要将这一支孤军挫骨扬灰。虽然胜了一仗，李陵回到营中后却更忧虑了，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步兵对付骑兵时的无力感：一旦对方跑起来，自己的步兵实在是撵不上人家。这时候李陵才知道，当时自己在皇帝面前说的那句以五千步兵直捣单于王庭的豪言，真是一句笑话。

然而，李陵没有时间后悔，也没有时间嘲弄自己，或者为自己的莽撞辩解，他要解决眼下的难题：现在他们是一支深入敌后的孤军，少马，被围，最近的友军都在千里之外，怎么办？原地固守？一天两天没问题，十天八天也可以，但之后呢？最重要的是，现在消息都很难送出去，即便能送出去也来不及了，朝廷里没有人知道他们已经被围，匈奴人就是困也能把他们困死。撤退突围？以军队的移动速度来看，他们根本不可能摆脱匈奴骑兵的追击。

怎么办？

就算自己手下的士兵个个都是强悍勇士，一个能打对手十个，可如果敌人不止十个呢？在匈奴人的地盘上固守，匈奴的援军就会越来越多。思量再三，李陵还是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于是，汉军虽然打胜了一仗，却开始撤退。匈奴人刚败下阵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击。

李陵指挥着军队边打边撤，遇到地形有利的地方或匈奴人追近了，就停下来和匈奴人干一仗，等把匈奴人赶远了，就继续往南跑。匈奴人一路狂追，眼看就要追上了，在汉军弩箭的招呼下又赶紧掉头狂奔，远远跑开，等缓过一口气来，就再次掉头追赶汉军。由于左右贤王的援军不断地赶来，这时候匈奴单于的军队已经由开始时的三万人增加到了八万人，但这八万人一连往南追赶了好几天，也没能把李陵的五千人吃掉。

匈奴人郁闷，李陵同样也不好过，将士们向南跑了几天后，疲惫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而且这时候李陵也不敢按原计划往受降城去了，因为那里也没有驻兵，去了同样只能靠他们自己。与在浚稽山相比，去那里无非就是换了个大点的坟墓而已。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队伍尽量往南撤，往最近的边塞靠近，说不定那里还有朝廷的其他军队可以支援自己。

在撤退的第四天，匈奴的大军又一次逼近，李陵赶紧退到附近的一个山谷里，并且依仗地势又打了匈奴人一个伏击。虽然又杀伤好些匈奴人，可李陵发现，自己和手下真的被困住了。这也难怪，谁叫他们不是骑兵，机动性差，即使一天到晚没命地跑，也不过跑出百十里地，而匈奴骑兵的速度比他们快多了，完全可以一批追赶一批休息，一批休息一批追赶，等一批休息完了再快马加鞭追上前面的同伙，将他们替换下来，三班倒地追汉军。李陵手下的楚人再强，毕竟也是人，也会疲惫，也会感到恐惧和绝望，而且这个时候全军上下基本上人人负伤，个个见血，但凡有匈奴军队靠近，只能是重伤者在武刚车上举盾防御，受伤稍轻的赶车，轻伤者就持兵刃和敌人搏杀，完全就是重伤者当轻伤者使，中伤者当没伤者使，轻伤者当神人使。

李陵一看，这样可不行，这样下去大家全都得困死在这山谷里，必须想办法一鼓作气突围。可是，此刻大家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这时候李陵想，既然体力不行了，就只能从精神上入手，便决定拿军中的营妓开刀，把她们集中起来杀了祭旗。反正大家都出不去了，宁可一死，也不能让这些匈奴人糟蹋了大汉的女子。

军中的士兵们见到女人们的惨死，斗志再次被激发。第二天，李陵指挥军队再出击，不仅击杀匈奴三千余人，还成功地从包围圈中冲出，朝东南逃去。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说法。有人可能看过《汉书》，会说这不对呀，《汉书》里面说，一天交战下来，李陵说：“这几天我手下的兄弟们气色不好，都鼓不起劲儿来，怎么回事？难道是军中有女人，害得弟兄们阳气不足吗？”于是，他就让亲信将每辆武刚车都逐一进行搜查，果然，在不少车里都搜到了偷偷随军的士兵妻子，便通通抓起来杀掉。少了晚上跟女人玩儿命，第二天士兵们果然精神焕发，腰也直了，手脚也利索了，一通猛砍猛杀，砍翻三千多匈奴人，得以往西南溃围而去。

班固在写《汉书》的时候，因为受当时的正统儒家思想和政治的影响，有不少事情是不太靠谱的，把这些女子说成是被流放到边境的罪人的老婆和女儿，出征前被李陵手下的士兵们娶为妻子，这就是不靠谱的事情。大军出征，将军带家属的都不多，士兵们又怎么能带上自己的老婆呢？如果带上了，李陵作为一个深得士卒爱戴的将领，又怎么会不知道？军队出征，自然有随军的伙夫负责饮食，那这些妇女能随军还能干什么？想想就知道，这么多人到晚上得弄出多大动静。这些姑且不论，就是五千人的队伍带上了家属，那又是几千张吃饭的嘴啊，这个统帅要多迟钝方能到最后才察觉到。

有人说了，未必每个人都带着老婆，可能也就少数带了，比如就几十几百人而已。可问题又来了，如果只是少数人带了老婆，那影响的也就是少数人，如何能让李陵手下的兄弟们都阳气不足？所以，这些随军的女子，如果真的有，那她们只有一种称呼：军妓。

这个猜测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军妓”的雏形虽然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但正式将其作为制度确立下来的则是刘彻，目的是“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李陵杀了她们，并告诉士兵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男人们战死后，这些女人会受尽匈奴人的折磨而惨死。这些可怜的女子跟随军队出征，虽然没什么专一可言，但毕竟和士兵们一起受过苦，一起遭过罪，多少也有些感情，这才能激起士兵们的愤慨和复仇的斗志。如果这些妇女是士兵们的妻子，这下子都被李陵杀了，别说提士气了，肯定会有人冲出来跟李陵拼命，军队不内讧就不错了。

不管当时的情况究竟怎样，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战争从来也没让女人走开。

从包围圈里跑出来的李陵带着队伍又没命地狂奔了四五日才停下来。这时候，有一个好消息跟一个坏消息正在等着他们：好消息是，他们前两天已经过了茏城，离最近的汉朝边塞也就三五百里的距离；坏消息是，匈奴骑兵就要追上来了，而士兵们实在已经跑不动了。李陵环顾四周，发现他们已经到了居延海附近，海边有大片大片的芦苇荡。因为没有其他办法了，李陵就命令士兵们躲到芦苇荡里。

且鞮侯单于带兵追上来时，发现汉军突然消失了。难道是长翅膀飞了不成？不能够啊，能飞早飞了，何必等到现在呢？再一看，哦，肯定是躲到那边的芦苇荡里了。派兵去搜吧，单于又怕汉军在里面打伏击或是出什么幺蛾子，随即想了想，微微一笑，一挥手命令手下开始在上风口放火，准备来个火烧芦苇荡。

随着单于的一声令下，数十处火头开始燃烧，火借风势，风助火形，瞬时间，大火伴随着浓烟从上风口往下滚滚而去，只消一时三刻，李陵他们就会要么被火烧死，要么被烟熏死，要么跳水淹死，看来是没有活路了。

这边，李陵的手下见火势起来，也慌了神。有人说，要么干脆跳到居延海里，活一个算一个；有人说，干脆冲出去跟匈奴人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这时候，李陵急中生智，让士兵们也在芦苇荡里放火，对冲掉上风口的火势，提前在芦苇荡中间烧出一片空地，从而避免他们最后被大火围困而死。而且，两边一起放火，烟就更大了，遮天蔽日，能见度直线下降，李陵带着士兵，趁着浓烟又一次逃了出去。

逃出芦苇荡后，他们离边塞越来越近，在地平线上已经能隐约望见鞮汗山了，只要翻过鞮汗山，居延塞便在百里之外，他们一众人就可以逃出生还。然而，从芦苇荡里跑出来后，他们并没能暂时摆脱匈奴的追兵，因为这时候全军将士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已经到了极限，似乎已经无法再前进一步了。他们才跑出十几里地，匈奴人就又追了上来，李陵只好命令士兵们赶紧躲进山谷中的树林里。

且鞮侯单于率领大军在一旁的小山上看到李陵带着人进入树林后，马上命令大军把树林围了起来，他认为汉军进了树林就是走上了绝路，遂让自己的儿子亲自率军发起冲锋。

这正中了李陵的下怀，树林里林木茂密，骑兵到了里面完全施展不开，汉军的步兵游走其间倒是如鱼得水，或躲或打，显得格外灵活。李陵让士兵们依着树林的地势集中兵力，发挥弩箭的优势伏击匈奴骑兵。汉军士兵有的躲在树上，有的藏身树后，有的猫在土坑里，匈奴的骑兵一接近，弩箭便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匈奴人的战马卡在树木之间，想转身都困难，便纷纷被射成了刺猬。只见且鞮侯单于的儿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带着一拨人马冲进树林，不一会儿就纷纷冲了出来，跑得快的抱头鼠窜，跑得慢的已经命丧树林了。

山坡上的单于看到自己的儿子狼狈地逃了回来，没想到已经山穷水尽的汉军居然还有这样的战斗力，心里不禁惊愕不已。更想不到的是，李陵竟然还敢在这个时候发起反冲锋—树林里的汉军远远望见匈奴单于的旗帜在南山坡上，手中的弩箭毫不犹豫地通通往上招呼。弩箭射穿了单于的大旗，吓得且鞮侯单于掉转马头就跑。

然而，汉军的这次反击也让自己成了强弩之末，虽然打退了匈奴人的进攻，他们也无力冲出匈奴人的包围。回到林子里，李陵正发愁该怎么逃出去，突然听手下人说，刚才居然破天荒地抓到了几个匈奴俘虏，便提过来审问，他要弄清楚为什么这次匈奴人对他如此穷追不舍，毕竟以往匈奴人作战讲究的是来去如风，很少拖泥带水。

匈奴人历来崇拜勇士，哪怕是敌人，只要是比他们强的，他们也会毫不吝啬地给予对手应有的敬意，于是匈奴俘虏也不隐瞒，对李陵直言相告。原来，单于追了这一路也在犯嘀咕，就对身边的将领说：“我们一路追击都不能击破敌人，这肯定是汉朝的精兵，现在他们引着我们一路往南走，这都快到汉朝边境了，保不齐前面还有汉朝的伏兵在等着我们呢！”于是，一时之间，单于就准备退兵，可他手下的将领都不同意，说：“单于亲自带兵追了这一路，几万人打几千人都拿不下来，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还怎么混？汉朝不是更加轻视我们了吗？现在，在丛林山谷间，我们施展不开，可再过四五十里就是平地，如果到了平地我们还吃不下这支军队，再撤也不迟。”

听了俘虏的话，李陵心里暗自高兴，虽然匈奴人的进攻越来越猛烈，但这有可能是放弃前的疯狂。现在，一路的坚持只差最后一步，他们即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可凡事往往最后一步最为艰难，那边匈奴有人被俘，这边李陵的队伍里也出了叛徒。这个人叫管敢，是李陵手下的小兵。白天的时候，管敢因为见军队形势岌岌可危就发表了一些悲观的言论，没想到这几句话很快就传到了顶头上司的耳朵里，这下可惹恼了上司。结果，管敢在遭到上司一通辱骂之后，连夜偷跑出军营，朝匈奴单于的大帐逃去。

当管敢跑到匈奴那边的时候，且鞮侯单于正和手下大将商议明日撤军的事情，闻得下人说外面来了个李陵军中的降兵，便让人把管敢带到帐中来。不一会儿下人们就推搡着已经被五花大绑的管敢进来了。单于先前已经知道带领这支汉军的将领是李陵，此次交战，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战，指挥得当，匈奴八九万骑兵竟不得胜，匈奴人不由得对李陵高看一眼，因而对他手下的士兵亦有几分敬重。

且鞮侯单于让人给管敢松了绑，问他：“你们李将军好生勇猛，跟我们一路打过来，是不是要把我们往伏击圈引啊？你们的伏兵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

管敢先是一愣，随即告诉单于，李陵这支军队真的是孤军，没有后援，连天作战下来，人困马乏，而且弩箭已经快用光了。现在也就李陵和他手下的校尉韩延年各领的八百撑着黄旗和白旗的士兵还有些战斗力，其他人都不值一提，只要单于集中精兵消灭这两部分人，李陵的队伍定然一击即溃。

听了管敢的话，且鞮侯单于心里大呼好险，差点就这么让李陵跑了，不由得对李陵又多生了三分佩服之情，而且看管敢的神色，也不像是来诈降的，于是就命令手下各部队做好准备，第二天要一举击破汉军。

转过天来，匈奴人的进攻越发猛烈而密集，而且专往汉军的要害打，也不冲锋，就专往有黄、白旗帜的地方射箭，一时间矢下如雨。匈奴人一边打还一边喊：“李陵、韩延年，快快投降，可留尔等一条性命。”

李陵一看，形势已经到了绝境，只好带领军队强行突围。这时候，汉军还有三千多人，但出发时所带的五十万支弩箭几乎已经用光，大部分的武刚车也已经损坏。更要命的是，连天的作战使将士们手中的兵器都卷了刃，连木头都劈不开了。如今，大部分军官手中只有一把短刀，很多士兵则赤手空拳，只能把损坏的武钢车的车轴拆下来当棍棒，轮子卸了当盾牌，就这样跟匈奴人拼，边打边跑，一次次打退了匈奴的追兵。

然而，不管李陵手下的士兵如何不畏死，这时候都已经是强弩之末。匈奴骑兵三面包抄把李陵的队伍逼进了鞮汗山前的峡谷中，然后匈奴人在山上居高临下地往谷中又是垒石又是滚木的一通招呼，汉军很多士兵都惨死于谷中，李陵和剩余的手下被堵死在山谷里。

一直到夜幕降临，谷中才稍稍得以平静，李陵的心里却无法平静。至少到这一刻为止，他还是一个英雄，以五千步兵对抗十几倍于己的骑兵，转战千里，杀敌过万，他自信亘古以来还未有一个将领能做得比他更出色。可他现在离边境只有百里，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为何他的国家和朝廷还没派来一兵一卒的援兵，难道就这样抛弃了他和他手下的士兵？接下来该怎么办？战死沙场吗？

不！

李陵爱惜自己的生命，自己年纪轻轻，还有大好的年华，无论如何一定要活着。为了突围，他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自己换一件普通士兵的衣服，不带随从，只带一把刀，趁着夜色刺杀匈奴单于制造混乱，然后趁乱突围。可现实不是武侠小说，李陵也不是飞天遁地的侠客，想要一个人潜入重兵把守的匈奴大帐，怎么办得到？李陵远远地在匈奴军营边上观察了好一阵子，也没瞅见什么空子，只好又转了回来。

回到军营里，李陵十分丧气，认定此次兵败身死已成定局。这时他的内心已经起了变化：相比于战死沙场，求生的意念比往常更强大。这个很好解释，就好比一个病人，如果得的是急病，可能说死就死了；但如果是慢性病，长年累月地熬着，身子一天不如一天，渴望生的意念就会越来越强，为了活着，他可以尝试任何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很多所谓的延年益寿的“保健品”和包治百病的“神医”屡禁不绝。

李陵让手下把旗子烧了，身上但凡有值钱的东西也都埋了，自己独自坐在火堆前喃喃地说：“要是还有那么几十支箭，就足够突围出去了。”

这时候，李陵手下一个随从看出了他的心思，低声对他说：“将军现在已经威震匈奴，如果实在不行，不如先假投降，以后有了机会，再回去报效朝廷。就像浞野侯赵破奴将军那样，他投降了匈奴后又跑了回来，皇帝不也还很信任他吗？将军的本事远超赵将军，陛下都能礼待赵将军，难道会容不下将军您吗？”

李陵一听，马上呵斥手下：“住嘴！我要是不死，就算不得英雄好汉。”

可实际上，至少从李陵要去刺杀匈奴单于，见没机会就没动手开始，他的内心就已经动摇了。手下的一番话无疑给他提了个醒：为了活命，投降也算一条出路。李陵觉得苟且地活着的弱者也比死了的英雄好汉要强，毕竟活着一切才有希望。况且从他爷爷李广开始，他李家不欠大汉朝什么，倒是汉朝亏欠他李家不少。可他毕竟不是只身一人，他还有跟他一路出生入死的兄弟们，让他们投降匈奴，他们断然是不肯的。为了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活下来，也为了让国家和朝廷的人知道他们这十多天来惊天地泣鬼神的经历，思来想去，他最终决定让军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结果如何，听天由命罢！

李陵把手下集中起来，每人分两升炒米，装一片冰，吩咐大家趁着夜色各自突围，一旦突围成功，就约定在居延塞碰头。

约定完毕，李陵和韩延年率先上马，其他的士兵三五成群地紧随其后。为了鼓舞士气，李陵让士兵把战鼓擂起来，想要一鼓作气，带头冲出去。可是连日作战下来，军队里的鼓都已经破了，怎么用力都擂不出气势来，再敲也只有泄气的闷声。李陵暗自叹了一口气，和韩延年一起率先带着十几个士兵在沉闷的破鼓声中开始突围。

李陵一行人没有走出多远就被匈奴人发现了。虽然夜幕深沉看不见长相，但凭他们骑着马，匈奴人就知道，跑的一定是汉军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不一会儿，几千人就呼啦啦地追了上来。

几千人追这么几十个人，想当年以项羽之能尚被逼自刎于乌江，李陵一行人更是不济，没跑出几里地，韩延年率先战死。李陵一看四面被围，韩延年也死了，叹息一声，翻身下马投降。

可能还是有人会问：李陵最后为什么会投降？我的解释总结起来有两点：第一，这时候的李陵还年轻，而且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征，应该说如果他最终能顺利逃脱，那他的战果是斐然的，这让他不甘于就这么战死沙场；第二，他带着五千孤军千里转战，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却依然看不到哪怕一个援兵，这让李陵对朝廷心生绝望。如果他在浚稽山下、在芦苇荡中或是在之前撤退途中的任何一处陷入绝境，他可能说战死就战死了，但是李陵一次次获得了胜利，一次次突围成功，又一次次身陷重围。任何人在绝望与希望间反反复复地折腾，都会导致赴死的勇气逐渐消失，求生的欲望愈加强烈，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堂堂七尺男儿呢？

李陵投降的地方离最近的居延塞仅有百里，骑马最多只需一两个时辰，对他而言，边塞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但不管怎样，之前十几天的奋战、艰苦和壮烈，在别人的眼里，从他下马的那一刻，便化为乌有。

《史记》

李陵兵败后，一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战死了，后来军队里有四百多名士兵陆陆续续回到了塞内，李陵投降的消息也随之传入朝廷。

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后，刘彻怒不可遏。以往汉匈两国交战多年，或降或叛的事情不在少数，可刘彻对李陵投降一事的态度与其他时候完全不同，这大概是因为他心里对李陵充满了期望。现在李陵居然投敌，这让刘彻认为，李陵有辱李广一家的门风，简直不可饶恕。我们知道，最高统治者一发怒，有人就要倒霉了。

第一个倒霉的是陈步乐，刘彻认定陈步乐替李陵邀功说好话，见到他便指着鼻子一顿臭骂。天威震怒，吓得陈步乐魂不附体，他出了皇宫就如同行尸走肉，好不容易回到了家，魂魄才堪堪归体。虽然自己冤枉，虽然李陵投降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可皇帝哪里会跟你讲那么多道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最后，陈步乐思来想去，尽管自己确实无辜，但他还是一咬牙自尽了。

当然，陈步乐的死是可以预见的，尽管他对李陵投不投降这件事情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就凭他是李陵的人这一条，在皇权至上的时代就足够了。然而，第二个倒霉的人让当时的人谁都意想不到。

坐实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后，刘彻在朝廷上征求大臣们对此事的看法。以刘彻当时的震怒来看，所谓的廷辩，其实就是在开公判大会，批判李陵投敌卖国的可耻行为，只不过嫌犯没有到场，也无权辩护。

朝堂上，大臣们也很识相，纷纷站出来指责李陵的投降行为，说他缺乏将军战死沙场的勇气，其行为不仅可耻，简直可恨，非但玷污了李广将军的威名，还令朝廷蒙垢。更有甚者还无端捏造一些李陵的往事，证明其脑后有反骨，投敌是迟早的事情，进而归结到皇帝明察秋毫，尽管李陵要求出征，也只让他带了五千人，倘若让他带领五万大军，还不知会连累多少无辜的将士枉死沙场。

在众人一边倒的批李声潮中，刘彻问一旁的司马迁有什么看法。从司马迁对李广流露出的崇敬看，他大概平时也是欣赏李陵的，而且根据司马迁自己的观察，皇帝本人非常喜欢李陵，甚至有把他看作霍去病第二的可能。因此，司马迁想，如果自己现在不跟风，反而为李陵说几句好话，是不是就合了皇帝的心思？

于是，在朝堂之上，司马迁做了这一番揣测圣意的寻思之后，说出了影响他下半生的回答：“据臣所知，李陵是至孝至信之人，而且常怀为国献身的信念，是真正有国士之风的人才。现在不过一次战败，满朝那些平时只知道保全自家性命的人就揪住这一点不放，死命地攻击他，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想那李陵，以五千步兵深入北方，独斗匈奴数万精锐之师，杀得敌人心惊胆战，迫使匈奴举全国之兵聚而击之。就算如此，他尚能带领军队转战千里，与士卒同心御敌，直至弹尽粮绝，即便是古代最有名的将领，恐怕也不过如此！臣窃以为，他之所以选择投降，是要保留有用之躯，他日定当再报效朝廷。”

不管在哪个朝代，胡乱揣测圣意都是风险极大的事情，对于司马迁这种平时就不精于此道的臣子而言，更是如此。可惜了司马迁，头脑一热，一念之差，做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结果，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司马迁的意料。本来李陵不愿意给李广利看辎重就已经得罪了皇帝，要求独立带兵出征，最后又兵败投降，刘彻心里对他有的只是不满，并无一丝同情。这时候，司马迁竟然站出来替李陵说话，而且言语中隐隐地还有影射贰师将军无能之意，这让刘彻将对李陵的不满和愤恨一下转嫁给了司马迁。

司马迁话音刚落，刘彻当场拍案而起，指着司马迁就是一通诘难和谩骂：“你怎么知道李陵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肯定他是假投降？这都是他告诉你的吗？还是你们之间有什么阴谋？！按你的意思，以后将士们上了战场，也不用拼死杀敌了，打不过投降就可以了，是不是？！”

司马迁知道自己触了逆鳞，可到了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愤怒的刘彻一挥手，当场让卫士把司马迁押下去，交由廷尉杜周审理。

一听杜周的名字，司马迁顿时绝望，知道这次自己算是玩儿完了。

至于杜周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但这不要紧，因为杜周这个名字其实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那么，只要知道这是一类什么人，我们就知道司马迁为什么会绝望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历史上但凡有大作为的君主，骨子里都是法家独裁思想的信徒。而为了让举国上下都能不打折地传递自己的意志，所有的独裁者都需要这么一群人：他们外表看起来是独立的人，但实际上只是独裁君主们的牵线木偶，通常以严酷的手段一丝不苟地执行独裁者的命令，甚至为了满足独裁者内心的需求不择手段。这群人的本事总结起来就两条：如果皇帝说你有罪，他们就能让你承认自己有罪；如果皇帝怀疑你有罪，他们就能让你承认你确实有罪。在历史上，这群人有一个统一的称谓——酷吏，而在汉武帝一朝，杜周就是酷吏中的杰出代表。

虽然杜周是主管刑狱的廷尉，但对他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严格执行皇帝的意志，法律和真相什么的并不重要。但凡落到他手里的人，如果是皇帝想要放过的，他就会把人关上几天，找个由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皇帝想要除掉的，他不仅要把这个人的罪证做死，还要深究其党羽，尽可能地把事态扩大，就连曾经和犯人一起吃过饭、见过面甚至呼吸过同一个地方空气的人，他都不会放过，真正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由于杜周们的努力工作，武帝一朝，光诏狱里的犯人就多达十几万。你可能以为，这样一来，廷尉要审的人是不是太多了，杜周自己会不会忙不过来？那你就太小看酷吏们了。但凡如杜周这样的酷吏，根本不用审什么案子，找什么证据，犯人还没上堂呢，他的罪名、犯罪动机、过程啊什么的，杜周早就已经想好了。你只要招“是”就可以了，杜周让你招供的办法也很简单，一律刑讯逼供，说白了就是打，打到你说“是”为止。所以，司马迁被皇帝下了廷尉，他想不绝望都不行了。

依皇帝的愤怒程度看，杜周认定司马迁是死罪，于是，审判的结果是，司马迁依律被判处死刑。各位可以自行脑补过程。我们知道，在汉朝，如果你被判了死罪可你又不想死，是有两种办法的。第一种办法比较常见，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将军（比如李广）都用过，就是花钱买命。现在我们觉得，一个官员要想弄点钱那太容易了，尤其是在古代，只要向下面人一伸手，三年清知府还有十万雪花银呢。可惜的是，司马迁和他父亲做的都是太史，“掌天官，不治人”，没办法跟神仙们索贿。现在急用钱，可司马迁一家一时半会儿根本凑不出赎命的钱。

没钱，又不想死，怎么办？还有第二种办法——受宫刑。

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太残忍了，不过是说了几句话，就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而作为一个相对意义上的穷光蛋，司马迁要是不想死，那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当然，李陵最后也辜负了司马迁对他的信任。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刘彻以李广利为首，再发大兵二十万进攻匈奴，同时派将军公孙敖深入匈奴腹地，发动宣传攻势，试图迎回李陵。然而，公孙敖这一趟徒劳无功，他白跑一趟不说，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还把一条没有经过确认的信息反馈给了皇帝：“根据捉到的俘虏的口供，是李陵教匈奴单于平时如何设防以防备汉军的袭击的，所以臣等才无功而返。”

后来我们得知，教匈奴人如何防备汉军的并不是李陵，而是汉朝的另一个投降将领李绪，但当时刘彻闻言勃然大怒，将李陵尚留在中原的一家老小灭了族。这是致李陵于死地的最后一击，从此以后，李陵即便有心，也再不可能返回中原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当时投降匈奴已经很丢人了，现在如果回去，那等于再丢一次人，算了吧”。

至此之后，李陵虽然很得匈奴单于的赏识，甚至被单于封为右校王，但那个意气风发、以五千步兵就敢直面八万骑兵的少年英才已一去不返。二十三年后的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李陵在碌碌无为中病死于匈奴。

李陵的一生无疑是个悲剧，他本有可能成为卫青和霍去病一般闪耀的将星，却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落得如此下场，不得不让人感叹造化弄人。实话实说，李陵的悲剧虽然有他自己年轻气盛的主观因素，可是客观因素也非常重要。以五千孤军千里转战八万敌军，他并不算对不起大汉朝廷，相反，对不起他的是让他孤军出征的刘彻，是不肯给他打接应的路博德，以及害得他家被满门抄斩的公孙敖。若非要说他对不起谁，满打满算也就是对不起隔空为他说了两句好话的司马迁。

对于司马迁而言，人生虽然残酷，但生活还要继续。在牢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司马迁又被放了出来，并出任比原职务更高一级的中书令。受了宫刑的他已经断了一切的念想，唯一支持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只有那一部寄托着他父亲的临终愿望，而他自己即便在牢里也坚持写作却仍未完成的作品。可是这个时候司马迁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他心里对这个社会，对社会的统治者和统治阶级，都充满了失望甚至痛恨。以这样的心境写作，无怪乎司马迁会对历史上那些悲剧人物或失败者充满同情，而对那些成功者，甚至当权的统治者刘彻，却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和讽刺。这使得司马迁的作品跟历史上所有的史学作品相比，都显得那么的与众不同。然而，他无所畏惧，他已经失去了一切，没什么可以再失去了。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一百三十卷的通史。这部作品第一次改变了以往史书按纪年编写的方式，以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的形式记录了从黄帝到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史学本身，更深入后世的小说、戏曲、传记和散文之中。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史记》，知道鲁迅先生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乍一听似乎它是到了近现代才被人们广泛认可的。其实不然，哪怕是在《史记》成文之初的汉代，就已经有很多大学者对它推崇备至。文学家扬雄在他的《法言》一书中说，即使是圣人，看了《史记》也能从中有所收获。哲学家桓谭在他的著作中也曾评价过《史记》，大意是说，历史上的通才们写过数以百计的论著，但只有《史记》算得上巨著，而其他的都只能算小论，汉代的学者不少，但只有司马迁是大河，而其他都是小溪。

司马迁在完成《史记》之后，又小心地誊抄了一份，他将副本保存在家中，交由自己的女儿和女婿保管，正本则献给了皇帝刘彻。司马迁把自己的作品给皇帝看，似乎是个充分非必要条件，毕竟皇帝并没有让他写这个东西，而且可以想到的是，司马迁在书里对汉朝的皇帝尤其是刘彻恐怕没几句好话，刘彻看了以后脸色定然不会好看。我只能揣测，司马迁这样做是为了小小地满足下自己的报复心。

大概在完成《史记》后不久，司马迁便离开了人世，因为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之后，除了一封他留给因为卷入一场动乱即将被处死的好友任安的书信外，关于司马迁的其他消息都消失在了历史中。

从现在来看，司马迁估计是病死了，因为刘彻看了他送上来的《太史公书》后虽然勃然大怒，立即销毁了《今上本纪》等章节，但他最后还是把这部著作大体保留了下来，而且也并没有史书记载他对司马迁进行过什么进一步的处罚，因为这时候的刘彻正被朝廷中一场波及甚广的动乱弄得焦头烂额，可能他对这个仍然用笔头和自己抗争的司马迁已经没什么兴趣了。

这场动乱是当时朝廷中的一件大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影响了西汉王朝未来走势的大事，其牵连之广，破坏之大，在汉朝前百年的历史中前所未有，而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在这件事情中只是一只小虾米而已。

后来，我们管这件大事叫“巫蛊之祸”。

第七章 巫蛊之祸

站在金字塔最顶端的两个男人

巫蛊一事由来已久，对于当朝皇帝刘彻和皇后卫子夫来说，这也不是新鲜事。当年卫子夫就是得益于陈阿娇的巫蛊事件才得以上位的。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刘彻迎来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刘据，他对这个儿子非常满意，甚至刘据一生下来，他便命宫里的文人写了一首《皇太子赋》，光看题目就知道这个儿子在刘彻心中的地位。刘据七岁的时候，刘彻就正式将他立为太子，并找来当时的大儒做太子的老师。太子成年后，刘彻又给他建了一座“博望苑”，准许太子在其中自由地与宾客来往。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统治者历来都怕手下结党营私，哪怕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行。原因很简单，谁知道这小子私底下跟这么多人勾结在一起是想干吗，是不是等不及了准备把老子推下台去，自己上来做皇帝？而专权独断的刘彻居然能够允许刘据这样，可见他对这个儿子抱有多大的期望。

或许真的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渐渐地，刘彻发现不对劲了，刘据这小子越来越不像自己，还处处和自己做对。刘彻主张严法酷吏，刘据说不对，要宽和待人；刘彻办事激进，要一蹴而就，刘据说不对，要张弛有度，循序渐进。这让刘彻非常不爽：你小子这是想干吗，处处和老子过不去？要不是刘彻对自己有绝对的信心，又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搞不好，他都要找人来给刘据做亲子鉴定了。

其实，这也好解释：这不都是刘彻自己造成的吗？他接受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形式上把儒学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他找人给太子教授的也是儒家的思想。儒家讲究的不就是“仁义”那一套吗？可刘彻表面上推崇儒家，其实心里满满的全是对法家独裁思想的爱。儒和法，哪能不冲突对立？

刘据也不是傻子，他知道自己这么做有可能得罪自己的父亲，可他满脑子都是儒家的思想，看着父亲做的一件件错事，他又不能不出来纠正，毕竟他父亲做的错事损害的是天下，而这个天下是他刘家的天下，说白了，将来也是他刘据的天下。由于常常陷于爱护自己的东西和不得罪父亲的两难之间，刘据感到了深深的不安。还好，这时卫家正如日中天，有母亲皇后卫子夫、舅舅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和舅妈平阳公主在后面支持自己，刘据和父亲刘彻之间尚能保持微妙的平衡。

当时，为了缓和太子的不安，刘彻找来许久未曾深谈的大将军卫青一起喝酒，在酒席间有意无意地对卫青说：“朕即位之初，汉家王朝尚在草创阶段，朕不革新变法，后世就无法可依，朕不征讨四方，天下就永无宁日。朕也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劳民伤财的，但这些事情也就到朕这里为止了，如果后来人也学朕的样子，那就会走亡秦的老路。现在太子仁德宽厚，以后必是能安定天下的皇帝，朕要找一个能守成的接班人，难道还有比太子更合适的人选吗？现在，朕听外面有人风言风语，说因为与朕意见不合，太子和皇后时常感到惶恐不安，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爱卿你可要明白啊。”

刘彻不仅这样安慰太子，平时自己要出兵征讨的时候，遇到太子出来劝诫，他还会哈哈大笑说：“朕把这些辛苦的事情都做完了，留个安逸的江山给你小子不好吗？”

可以说，这时候，刘彻心里还是明镜似的，头脑还是清醒的。即便后来卫青死了，每当出门在外，刘彻还是将宫里的事情交由皇后处理，将朝廷的事情交由太子处理，依然对太子和皇后足够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刘彻自己的身体依然健朗，依然能自信地把控时局，一旦他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他和太子之间微妙的平衡也就开始出现问题。

可是，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时间总是在前进，人也总是要老去的。当刘彻的身体日渐衰老之后，他变得多疑且易怒，时常担心下面的人（其实就是太子）是不是想提前抢班夺权。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刘彻的身体开始一年不如一年，他和太子之间微妙的平衡从出现问题逐渐发展为失衡，又由失衡变为关系坍塌，而诱发帝国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之间关系坍塌的最初起因，却是两起原本毫无关联的事件。

第一件事情

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根本说不清楚，我们姑且称之为“龙华门事件”。

我们只知时间是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一日正午时分，刘彻正在建安宫静养。当时，时已入冬，所谓“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不管哪个季节，中午都是人最容易犯困的时候，这时候安坐在殿中的刘彻恍惚间似乎看见一人，身穿一袭白衣，径直从龙华门而来。因距离较远，那人的面目不可分辨，但其腰间明晃晃的利剑因反光而无比刺眼，这让刘彻大吃一惊。

要知道，在汉朝，臣子见皇帝，那是有很多规定和要求的，比如不能穿鞋子。如果你的地位很高，可以让你穿双袜子，如果地位一般，那就只能光着脚。鞋子都不能穿，刀剑这种东西更是不可能让你带在身上。开汉一百多年，似乎也就只有萧何可以脚上穿着鞋子、腰里挎着宝剑、大大方方地见皇帝。现在居然有人挎着剑就过来了，刘彻岂能不吃惊？一惊之下，刘彻忙起身上前，想看个究竟，没想到来人看见刘彻过来，丢下手中的剑就跑。

这一跑让刘彻意识到，眼前的人并非宫中的侍从，于是大呼：“有刺客！”他一连叫了三声，建安宫里的侍卫们才反应过来，纷纷出来保驾。看着皇帝手脚并用地比画着刺客的模样，侍卫们把建安宫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可哪里见到半个人影？就连皇帝描述的那人丢下的宝剑，侍卫们也未曾寻到。

这下，刘彻龙颜大怒，堂堂建安宫居然让宵小如入无人之境，简直不成体统！刘彻首先把看守龙华门的门侯拉出去斩了，又关了长安城门，禁止一切人员出入，然后调集长安周围的骑兵入上林苑，命令骑兵们一字排开，进行拉网式的搜索。士兵们也不敢怠慢，一连十一天，把包括建安宫在内的整个上林苑翻过来覆过去，筑篱式地来来回回搜了三遍，结果却连鬼影都没见着一个。这下子，长安及附近百姓的生活全被打乱了，百姓们怨声载道，刘彻只能停止搜索，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在我看来，这件事最大的可能就是，刘彻自己看花眼了。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刘彻已经六十有四，早到了该老眼昏花的年纪，身体也不如以往硬朗，犯困的时候迷迷糊糊间出现短暂的幻视并非不可能，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刘彻内心也越来越怕死。

怕死其实是人的通病，世上但凡敢出来说自己不怕死的，绝大多数都是那些身体还算健康的人。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说，是因为自己还远没到要死的那个地步，等真到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没几个人是不恋生的。刘彻也不例外，他无法认同自己身体机能的衰退和疾病的不断来袭，一旦有些头疼脑热，就开始担心是不是有人暗地里要害他。所以，龙华门的事情看起来是不了了之了，但其实刘彻心里留下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既然来的是一个凡人找不到的人，那有没有可能，又是有人在背地里搞那方面的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情，当然，这只是一个引子。

第二件事情

我们在前面说过，刘彻需要的丞相大多只是一个门面上的摆设而已，不需要有什么出众的能力。但即便是个摆设，丞相还是丞相，毕竟名义上还是百官之首，皇帝可以不看重他，其他人却不能将其忽视，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类的，还是不能少。所以，一旦身处丞相这个位置的人德才平庸甚至缺失，那就很容易出问题，即便他自己很小心，也保不齐身边的人借他的名头为非作歹。公孙贺吃的就是这个亏。

公孙贺并不想当丞相，当皇帝的任命诏书送到他手上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痛哭流涕，死活不肯接旨。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可见公孙贺是知道在刘彻手下当丞相的风险的。可是，老子知道的事情，儿子却未必能够理解。公孙贺很勉强地赴了丞相的任，而他升迁后空下来的太仆之位就由他的儿子公孙敬声接替了。爹是三公之首，自己做了九卿，妈又是皇后的姐姐，公子哥儿公孙敬声顿时有种“天老大，我老二”的感觉，只要不见皇帝，其他时候他都是横着走的，骄奢淫逸不说，胆子还越来越大，最后竟然发展到挪用国防经费的地步。

从公孙敬声平日的表现看，就他那跋扈性格，既然犯了法，那被人揪出来只是迟早的事。果然，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公孙敬声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的事情被揭发，被下了大狱。刘彻一看，好家伙，老子眼下正是缺钱的时候，你还敢把手伸到我的碗里，便下令严查。这下公孙贺紧张了，公孙敬声那小子再怎么浑蛋也是自己的儿子，说什么也要把他捞出来。

公孙贺一家毕竟是朝廷重臣，和皇帝多少也算沾亲带故，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想要捞人总还是有办法的。按刘彻的习惯，犯了法又不想受罚的，至少还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是把挪用的钱补齐，可能还要多少缴纳一些罚金；第二条是立功，将功赎罪。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第一条路其实是最好走的，毕竟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按公孙敬声平时的作为，也不像是第一次做违法的事情，平日里恐怕也没少索贿受贿，断然不可能是司马迁那种拿不出钱来的穷官。可惜，也许公孙贺是抠门过头了，舍不得那白花花的银子，又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他偏偏选了第二条路，他要缉拿朱安世，替儿子赎罪。

公孙贺没有想到，这是一条绝路。

朱安世是当时社会上仅次于郭解的黑社会老大，也是国家的S级通缉犯。这个人牛的地方在于，虽然被朝廷通缉了十好几年，可他居然一点事都没有，而且在地方上日子过得还挺滋润，似乎官府也拿他无可奈何。可惜，这次要抓他的是丞相，这意味着朱安世的好日子到头了。丞相要抓的人，地方上谁敢包庇？于是，朱安世很快就被官府缉拿归案。

然而，公孙贺从没想过，朱安世之所以能够横行地方数十年，凭的绝不仅仅是豪强手段，同时还要上面有人。这些人或是朝廷大员，或是大员的心腹，虽然不如丞相那般地位显赫，但朱安世通过他们可以得到朝廷的各种内幕消息，这些消息汇总到朱安世那里，再经过他自己的筛选，便成了他保命的护身符。

等到朱安世进了大牢，一打听才知道抓他的是丞相公孙贺，目的是拿他的命来捞自己的儿子。他先是一阵狂笑，然后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说出了一句让公孙贺听了三伏天也会脊背发凉的话：“丞相抓我，只会给他带来灭三族的祸事。”

朱安世也当真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他马上就开始反击了。不知道朱安世找的是什么关系，他在牢里就给皇帝写了一封状子，状告当朝丞相公孙贺，其中列举了公孙贺一家的罪状：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而公孙贺趁皇帝临幸甘泉宫的时候，在驰道旁埋设小木人，意图诅咒皇帝，并且“有恶言”。

在朱安世控告的这些罪状里面，情节有轻有重，有致命的，也有不致命的。其中，公孙敬声和卫皇后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一事就是不致命的。公主或皇族的私生活不检点，在汉朝并非少见。比如，卫子夫的姐姐当年也和陈掌私通，后来卫子夫被立为皇后，而作为皇后姐姐的情人，陈掌顺带着也被刘彻封了个官；再比如，长公主刘嫖长期半公开地养了个年轻的面首董偃，刘彻到刘嫖家做客的时候还半开玩笑地对自己的姑姑说：“把你家的主人翁叫出来让我也见上一见吧？”可见，即便刘彻知道了公孙敬声和阳石公主私通一事，可能就是把公孙敬声发配去充军，若公孙敬声是个貌若潘安的有为青年，说不定连发配都免了。另外，诅咒皇帝，“有恶言”，这样的控告是没办法求证的，当时也没有录音设备，谁知道他到底诅咒没有，又诅咒了谁，而且既然是诅咒，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好言。所以，在这些罪状里面，致命的是在驰道旁埋小木人的巫蛊行为，因为它是最能刺激刘彻的神经而且又能取到物证的。

果然，接到朱安世的状子后，刘彻又一次大怒，让人按朱安世所说的位置掘开驰道寻找，真就找到了小木人。这下公孙贺悔得肠子都青了，本来想把自己儿子捞出来，没想到自己反而也陷了进去。就在下大狱的当晚，父子俩大哭一场后一起在狱中赴了黄泉。公孙一家也被灭了族，就连皇后卫子夫的女儿诸邑公主和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也未能幸免。

虽然掘出了小木人，又杀了一干不法的臣子，但刘彻的身体并没有明显的好转。相反，他一天到晚做噩梦，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几千个小木人正拿着棍子朝自己冲来，吓得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只好朝也不上了，政也不理了，自己一个人跑到甘泉宫静养。

可到了甘泉宫，刘彻也没安生多少，该做噩梦的时候还是做噩梦，该睡不着的时候同样睡不着。这时候，一个叫江充的人说，这一定是还有人在搞巫蛊的事情，意图加害皇上。刚经历了龙华门的怪事，又掘出了驰道上的小木人，年老的刘彻很难不把它们联系到一起，进而怀疑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巫蛊事件。于是，刘彻便委派江充彻查长安城里的巫蛊事件。

成语有云：“所托非人。”这个词十分贴切地描述了刘彻的这个决定。正是这个江充，把一件巫蛊个案不断地扩大，最终酿成了一场牵连甚广、血流成河的惨案，几乎把国家逼到了绝境。

有病乱投医的老头子刘彻在启用江充的时候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个人能在不久的将来，给自己和整个西汉王朝带来何等巨大而不可磨灭的创伤。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正月，巫蛊祸起。

巫蛊之祸

江充，赵国人，原名江齐。此人本就不是什么好鸟，最早是通过告发昔日亲戚兼好友赵国太子刘丹发迹的，往上爬靠的都是一身投机取巧的本事。像他这样的人，在哪个朝代、哪个集体中都是少不了的。可江充比一般投机倒把的贩子玩儿得溜，因为他知道自己要靠谁。一般人只知道讨好顶头上司，而江充则不然，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能给他最大利益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刘彻，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皇帝面前玩儿命地表现。皇帝喜欢奇人异士，他就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去见皇帝；皇帝希望官员执法严明，不留情面，他就装出一副公正无私的样子，依仗自己直指绣衣使者的身份专门找达官贵人开刀，最后甚至连太子刘据也未能幸免。

有一次，太子刘据让下人出门办事，也许是图方便，刘据就让下人乘了自己的车马在驰道上疾驰。驰道在平时是专供皇帝及得到皇帝特许的皇家人员使用的道路，太子的下人上这条道是犯禁的。不幸，这事正巧被江充碰到了，他很高兴，马上就把太子的车马扣了下来，太子的下人也被抓了起来。

得到消息后，太子刘据这下急了，他知道江充这个人，知道按这个人平日的作风，肯定会拿这件事到皇帝面前邀功，便立即找人私底下给江充捎话，实际上是向江充求情：“江大人，太子殿下不是爱惜车马，东西扣了就扣了，只是陛下最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太子殿下希望江大人能网开一面，不要拿这事去叨扰陛下。”

好不容易逮到这么好的表现机会，江充哪里会答应，转过头去便将此事上奏给了皇帝刘彻。刘彻对江充大为满意，认为他居然连太子的面子都不看，是真正的大公无私、不畏强权，便提拔他做了水衡都尉。

有人可能就说了，这不对呀，要按你这么说，不管江充是不是装的，至少他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还算是个好官。

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江充这个人之所以敢这样对这些达官贵人，并不是出于什么责任心和正义感，而是看准了皇帝对达官贵人平日所作所为的不满，不管他怎么在太岁头上动土，总有皇帝这个大太岁在最上面罩着他，这让他有恃无恐。江充知道，自己越是在权贵面前表现得公正、不畏强权，就越能得到皇帝的赏识，既爽了自己，又满足了皇帝的需求，同时还能得到皇帝的赏赐，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呢？而除了会迎合皇帝，江充在为官的其他方面却着实不怎么样，他不仅以权谋私，还利用职权大肆提拔和培植自己的亲信。当然，这些事情虽然可恶，但对皇帝来说也不算太大的事，毕竟不久江充就因徇私舞弊被罢免了官职。按一般人的思维，一个贪官因事发丢了官，好不容易又重新做官后，不管会不会改邪归正，总会夹着尾巴低调一段时间，可江充不是一般人，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越做越出格，这次抓住机会就要将巫蛊的事情尽可能地扩大。

江充为什么要暗示皇帝还有人在搞巫蛊呢？他其实有自己的小九九。眼看着自己的靠山皇帝的身体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在不久的将来，晏驾归西也是可以预见的，而现在的皇帝一旦驾崩，上位的必然是太子。江充可是清楚地记得，自己当年正是靠着扣了太子的车马才做上水衡都尉的，如果太子当了皇帝，能不拿自己开刀，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吗？

这就是江充极力要让皇帝扩大巫蛊事件的唯一原因，也充分暴露了江充的本性。且不说太子刘据的宽厚仁德在朝野上下都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人即便得势，也不见得会挟私报复，就算太子刘据就等着一当上皇帝就拿江充开刀，江充要是个坦坦荡荡、大公无私的人，也不会在乎这种因为秉公执法而招致的报复。只有江充这种内心狭隘的人才会以自己的小人之心度别人的君子之腹。他的这种担心随着皇帝刘彻的老去一点点地加重。终于，在被自己内心制造出来的恐惧击垮之前，江充决定先发制人，趁信任自己的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借他的手除掉太子。

想是这么想的，可是机会不是说来就来的。江充知道，皇帝是父亲，太子是儿子，父子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牢不可破的关系之一，自己再怎么得皇帝的信任，毕竟也只是个臣子，自己和皇帝之间的联系远不能和太子相比。之前宫中也有不少臣子因为卫皇后失势就想趁机离间皇帝和太子的关系，他们捏造一些无端的缘由，凭空构陷太子，最后无一不被皇帝识破，落得身首分离。江充深知以前人为鉴，那么，究竟有什么能比太子在皇帝心中的地位还重要？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在皇帝心中，比太子和皇后还要重要的东西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自己。只有当皇帝自己的生命受到直接的威胁时，他才可能不顾一切，才可能被人当枪使，而公孙贺的巫蛊事件则是江充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决定把这把火烧大，一直烧到皇后和太子身上。

因为刘彻喜好神仙，长安城里当时聚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巫师方士，他们都希望能投皇帝之所好，凭空博得富贵荣华，这正中了江充的下怀。江充拿着皇帝的旨意，带上几个号称能见鬼神、能嗅出怨气的心腹方士，领了一众官兵开始大肆在长安城搜查木头人。

江充和手下们在长安城里挨家挨户地搜查，不管是官是民，砸开一家的门就开始翻箱倒柜，掘地拆瓦，但凡有看上的东西，也不问主家是否愿意，一律强行笑纳。对此，长安城里的官员和百姓也只能敢怒不敢言，一旦哪家稍有不从或表示不满，在江充嘴里便是“大逆不道”，士兵们就能依据江充心腹的指示在他家掘出巫蛊的木头人。有识相的赶紧认栽，好让全家死个痛快，如果坚持否认或反咬说是江充派人埋下去的，那江充就会让你尝尝铁钳烤肉的滋味，直到你招供认罪为止，末了还是一样全家被斩首。

江充搜查巫蛊木头人的事情很快就引起了长安居民的大面积恐慌，随着恐慌情绪的不断蔓延，大家纷纷开始相互举报，说某家埋有木头人以求自保。这里面不排除有少部分人确实是对皇帝心存不满的，也有部分是诅咒自己的仇人的，更多的则是子虚乌有，但在江充的眼里，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都是一个样，被举报就抓，抓住就审，不服就打，打完就杀。到这一年的七月，长安城里因为巫蛊事件遭牵连的人中，从官员到百姓被杀的就有好几万。

但这并不是江充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扳倒太子。于是，江充再次到甘泉宫见刘彻，告诉刘彻说他找人看过，皇宫里也有巫蛊之气。虽然刘彻曾经无比地信任自己的皇后和太子，但这时候他已经多少有点头脑发昏，见江充整治巫蛊成绩斐然，不由得也将信将疑起来。转过天去，刘彻便找了自己信得过的术士檀何前来咨询。

等檀何来了，刘彻便问他：“照你看，宫中有没有巫蛊之气啊？”

刘彻就这么简单地一问，可没想到，面对皇帝的问话，檀何一脸的犹豫，欲言又止。刘彻一再追问，檀何只好跪下磕头，作极不情愿状告诉刘彻：“陛下，臣罪该万死。前日臣曾望气，发觉皇宫中的巫蛊之气更胜宫外，恐怕皇宫中的巫蛊之事比长安城中只多不少。如不能尽除，恐怕陛下的病难愈！”说完又是一通磕头请罪。

刘彻一听，那还得了！他马上命令江充率领檀何、按道侯将军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和一队士兵进宫，要彻查皇宫里的巫蛊。

江充等的就是这个，他带着手下先从宫女的房间挖起，挖完宫女的就挖众嫔妃的，最后连皇后卫子夫的寝宫和太子宫都没放过。在江充的重点照顾之下，皇后和太子宫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掘地三尺挖了个遍，甚至到了连一张床都已经放不下的地步。

“找到了！”经过江充和他手下会望气的心腹的授意，士兵们终于掘出了第一个木头人。有第一个就有第二个，有第二个就有第三个……最后，江充如愿以偿地在太子宫里掘得了众多他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小木人。

手握着新鲜出土还带着泥的小木人，江充十分得意，自认为这样就铁证如山，太子肯定在劫难逃了。

在太子宫里，对掘出木头人一事，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太子的老师石德。要是皇帝认定太子犯了巫蛊的罪行，作为太子少傅，他肯定逃脱不了干系，所以石德极力鼓动太子：“前些日子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长平侯卫伉都是因为这事丢的性命，如今江充这个贼子又把这套用到了您身上。现在，下面人都说太子宫里有巫蛊，我们即便知道这事是江充有意栽赃，也有口难辩啊。殿下，为今之计，只有先发制人抓了江充，从他嘴里撬出真相，并连根拔除他的党羽，才能还殿下清白。”

太子生性仁厚，一听老师的话，吓得就差没跳起来，忙说：“我是陛下的儿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石德又说：“现在我们只知道陛下在甘泉宫养病，这么多天了，陛下的身体是否好转，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就连太子您和皇后都不能去探望。臣斗胆，可以说，现在甚至陛下的生死都未可知，谁敢保证江充就不是赵高那样的奸臣，太子难道忘了当年公子扶苏的事情吗？”

江充刚一带人进宫挖木头人，太子刘据可能就预感到他这次是冲着自己来的，等到江充声称从太子宫里掘出众多木头人后，刘据就已知道，这次江充和自己的冲突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不然等待他的只能是和公孙贺、卫伉这些亲戚一样的结局。走投无路的刘据狠下心，决定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七月壬午日，没等江充到甘泉宫向皇帝汇报，太子刘据就采取了行动。刘据让自己的门客扮成皇帝的使者闯入江充、韩说、章赣、檀何和苏文等人的住所，假冒皇帝的命令要缉拿他们。江充和檀何本来心里就有鬼，看到使者一来，以为自己的诡计被皇帝识破了，只得乖乖束手就擒。

虽然顺利拿住了江充，但韩说、章赣和苏文等人毕竟在朝为官多年，比较了解皇帝的性格秉性，很快就对使者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也是刘据准备不足，他的门客眼见就要被对方识破身份，就拔出刀来，作势要将几人正法。没想到，行伍出身的韩说仗着自己手上着实有些功夫，并不买他们的账，也拔出刀来和他们对峙。最后，一番搏斗下来，韩说被当场格杀，章赣和苏文负伤逃出府邸，直往甘泉宫而去。

本来事情到这里就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若大刑伺候，想办法撬开江充的嘴，让他认罪画押，再把人送到甘泉宫，一切或许就可水落石出了，可是刘据这个时候做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私自动用军队。

走脱了章赣和苏文，刘据不想着怎么第一时间去甘泉宫跟父亲澄清事实，首先担心的却是江充的同党会回来劫人，就凭自己手下这几个门客，连几个人都拿不住，到时候怎么能挡住江充的余党？于是，他让亲信连夜到未央宫找母亲卫子夫要兵。

卫子夫前些日子刚死了两个女儿，又死了侄子，现在不仅自己住的地方被翻了个底朝天，江充还来威胁自己的儿子。别说卫子夫是堂堂大汉皇后，她就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虽然卫子夫入宫四十多年，历来以为人谦和忍让著称，但到了这个时候，她也不得不做出选择。此时的卫子夫已不是当年那个长发如瀑的少女，不再是那个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贫民歌女，不再是那个唯一有皇子可凭的妃子，也不再是那个有弟弟和外甥在朝中如日中天的皇后。虽然名义上依然母仪天下，可如今的她在丈夫刘彻那里不仅谈不上恩宠，实际上就连接近丈夫、面对面沟通都很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的儿子刘据便是她人生唯一的依靠。所以，尽管知道不可以，卫子夫最后还是选择了支持自己的儿子。

卫子夫用皇后的印信发了长乐宫的卫兵，放出了长安马厩中的战马，又打开了长安城里的武库，将卫兵、战马和武器交给了太子刘据，让太子把他的门客和支持自己的一些百姓临时武装成了一支军队。

致命的错误就这样不可挽回地发生了。

然而，刘据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起先拿住主犯江充时，刘据只是觉得十分解气，现在有了军队，他就有了对抗江充党羽的底气。刘据让手下把江充提上来，要亲自审问。没想到，江充这个包知道拿住自己的是太子，再也没有了当年不把太子、长公主和达官贵人放在眼里的神气劲儿，全身哆嗦着，一句整话还没说完，屎尿就从裤裆里流了出来，最后干脆两眼一翻晕了过去。

刘据一看，得，这还审什么，于是直接向百官们宣布江充谋反，而那个号称能看到皇宫里布满巫蛊之气的檀何，则被绑在上林苑的一棵树上活活烧死了。

在大庭广众之下，江充临死前才想到要求饶，刘据哪里会理会他，只愤愤地骂道：“赵国的奴才！你祸害完赵王父子还不罢休，现在又来祸害我和我的父皇，真是死有余辜！”

太子杀了江充，虽然出了胸中一口恶气，但也惊吓住了满朝的文武百官，尤其是当时的丞相刘屈氂。此人本就是个贪图富贵、胆小怕事，又没什么本事的人，看着太子这又是起兵又是杀人的，早吓掉了魂，丞相印绶什么的都不要了，带着几个下人连滚带爬地逃出了长安城，直奔甘泉宫而去。

甘泉宫里的刘彻经过一段时间的静养，脑子方才清醒了几分，就见侍卫们把头破血流的章赣和苏文扶了进来。刘彻正在纳闷，只见两人一见了他便跪下，声泪俱下地哭诉，说自己因为查到了太子宫里有小木人而受到太子的迫害，他们俩侥幸逃了出来，而韩说将军身死当场，江充大人恐怕也难逃一劫。

对于章赣和苏文的一面之词，刘彻是不怎么相信的，根据他对自己儿子的了解，刘彻并不认为太子是一个会起兵篡权的人，他认为太子可能是被江充逼急了，心里害怕才杀人的，于是便让手下一个侍从到长安去把太子叫来，当堂对质。

可刘彻派出去的这个侍从极是贪生怕死，一听太子杀人了，本就不愿意去，到了长安城外，看到城里乱糟糟的，根本就不敢进城，只在城外转了几圈，从城里跑出来的人口中捕风捉影地打听了一些消息，就急匆匆地往回赶。回到甘泉宫，对着皇帝就是一通信口雌黄，说得跟亲眼看到过一样：“太子已经起兵造反了，现在城里到处都在杀人，奴才好言相劝，让太子来见陛下，可太子也不回答，手下人过来就是一刀，要不是奴才机灵，趁乱逃了出来，此间多半是见不到陛下了。”

见侍从言辞凿凿，刘彻就开始将信将疑了，又过了一会儿，丞相府的长史也到了甘泉宫。原来，刘屈氂逃出了长安城才发现，自己跑得匆忙，连丞相大印都没记得带出来，官员丢了印信那可是欺君的大罪。本来丞相就应当坐镇京师主持大局的，结果一遇事，自己私自逃出来不说，连大印都丢了，这下刘屈氂也没胆量去见皇帝了，只能夹在长安和甘泉宫之间进退不得。可这么耗着罪过更大，刘屈氂思来想去，最后只能派手下的长史去见皇帝。

丞相的长史这才硬着头皮来见皇帝，到了甘泉宫，他一下子便扑倒在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禀告：“陛下，太子在长安起兵造反了，还杀了江充等好些大臣，臣要不是跑得快，也一并葬送在他手上了。”

俗话说：“三人成虎。”这下刘彻不由得不信，气得跳起来大骂太子不孝，又指着丞相长史骂道：“丞相呢？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不立即采取行动，干什么去了？”

长史不敢说丞相已经逃了，而是回答：“丞相怕事情影响太大，还在策划秘密镇压，没有敢公开发兵。”

刘彻气急败坏：“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秘什么秘！”他说完想也没想，立即给丞相下了一份诏书，让他马上带兵封锁长安城，镇压太子的叛乱，命令军队必须尽量避免和百姓短兵相接，减少伤亡，但不论死活，一定要拿住太子。

刘屈氂有了皇帝的诏书，理直气壮起来，马上纠集了长安附近的士兵，组成一支军队将长安城封锁得严严实实的，并宣称“太子造反，丞相奉命平叛，无论官民，拿住反贼重重有赏”。刘据一看丞相带兵来了，马上也宣称“皇帝在甘泉宫病重，奸臣刘屈氂作乱”，拿出清君侧那一套准备和丞相刘屈氂对着干。

要对抗刘屈氂的正规军，光有口号是不够的，还得有足够的军队。说来也算刘据倒霉，长安城外的长水和宣曲两地本有一股少数民族组成的骑兵，人数虽不算多，却是一支战斗力爆表的军队，刘据于是命令如侯拿着自己的太子节杖冒充皇帝的命令，要求这支骑兵部队全副武装进入长安城听候太子调遣。没想到，如侯刚到骑兵的军营，皇帝的侍郎莽通也到了，当场戳穿了如侯的谎言。这下非但骑兵没调成，如侯本人也被莽通和骑兵们当场杀死。

刘据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让人招来北军护军任安，命任安拿着节杖发北军士兵助阵。没想到任安口头上虽答应了，可一进北军大营就紧闭营门不出。最后，刘据没有办法，只好假传皇帝的诏书，把长安大牢里的囚犯都放了出来，将他们和支持自己的百姓一起编入军队，由石德及自己的宾客张光统领，与丞相的军队在城里对峙起来。

丞相和太子两方各执一词，长安城的官民们都不知听谁的好，结果只能是稀里糊涂地要么跟着太子，要么跟着丞相，两方的人就这样在长安城里打了起来。只四五天工夫，就有几万人死于非命，长安的大半街道都被鲜血染红，血流到低洼的地方甚至汇成了一条条红色的小溪。

刘彻一看，刘屈氂连这事都办不好，只好亲自从甘泉宫赶到建章宫主持大局，又发了长安城周围三辅地区的骑兵助阵。

前有皇帝的诏书，后又亲眼见到了皇帝本人，这下长安城里的官员和百姓才相信真的是太子造反。很快，帮助太子的人都纷纷离去，刘据手下的军队瞬间分崩离析，为首的将领张光和石德也在战斗中阵亡。太子刘据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带着两个儿子，在同情自己的长安城南门守官田仁的帮助下逃出了长安城。

七月庚寅日，太子兵败出逃后，刘彻命宗正刘长乐和执金吾刘敢入未央宫收缴了卫子夫的玺绶，废黜了皇后。卫子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用三尺白绫在宫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卫氏家族也因受到牵连而遭到灭顶之灾。

终成大错

皇后卫子夫自尽，太子逃亡，卫氏一族灭门，刘彻的气却还没消。他一方面出台赏罚条例，继续穷究太子的党羽，凡记录在案曾进过太子“博望苑”的宾客，不问缘由一律诛杀；随太子造反的，通通以谋反罪灭族；但凡参加了太子军队的百姓士卒，不管是否自愿，尽皆流放，发配到敦煌。守南门的田仁，因为放跑了太子当然是要腰斩的；至于任安，他先是答应太子起兵，随后进了北军军营就反悔闭门不出，是为“首鼠两端，坐观成败”，此等二心贼子也难逃一死；甚至就连只是帮着田仁说了一句公道话的御史大夫暴胜之也被逼自杀。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跟随丞相平叛并出了死力的人，刘彻分别予以褒奖：戳穿如侯谎言的侍郎莽通被封为重合侯；平民景建因为在战斗中拿下太子少傅石德，一下子平步青云，被封为德侯；大鸿胪商丘成擒获反将张光，被封为秺侯。此外，刘彻还下令不惜重金悬赏，在全国通缉逃跑的太子刘据。

但是，不管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如何巧舌如簧，事情的真相终在众人的心里。太子和江充一伙谁善谁恶，谁忠谁奸，不论朝野官民，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可盛怒之下的皇帝对自己的亲儿子尚且不放过，这时候谁又敢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呢？

朝堂上没有一个敢帮太子说话的人，地方上却出了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令狐茂。令狐茂是上党郡壶关[1]的三老[2]，在谁都不敢帮太子说话的时候，他来到了长安，有可能是交代了后事带着棺材来的。他到了长安后就给刘彻上书：“陛下，臣听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儿子是万物，只有天平地安，万物才能调和，所以只要父慈母爱，儿子没有不孝顺的。而今太子是大汉的嫡嗣，陛下的至亲，而江充不过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靠着一些手段才得到陛下的重用。以往他在赵国迫害赵国太子的事情是天下人都知道的，没想到他现在仗着陛下的信任更加胡作非为，竟然又想迫害太子。太子进不能见陛下，退受困于乱臣，在进退失据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奋起反击，杀了江充，随后又怕被陛下诘责才逃亡。臣以为，太子不过是临时拿了陛下的兵自救罢了，并没有谋反的二心。现在陛下盛怒之下追捕太子，而天下有智谋的能言善辩的人都不敢说一句话，臣深感痛心。臣现在愿效仿伍子胥、比干这样的忠臣，不惜自己的性命，请求陛下尽早撤销对太子的缉捕令。如此迁延日久，万一太子有个三长两短，陛下岂不铸成大错？至于臣斗胆妄言，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愿在建章宫外随时听候陛下处置。”

这时候刘彻的心情多少也平静了一些，看了令狐茂的上书，仔细想想确有道理，太子的为人，几十年来他都看在眼里。这时候，刘彻心里多少有些后悔了，所以他并没有处罚令狐茂。但是，对他来说，撤销对太子的追捕就等同于让他堂堂的大汉天子低头认错。要天子认错，又没有台阶下，这在刘彻心里是不能接受的。可如果不撤销追捕，谁能保障太子的性命？自己的海捕文书早就发下去了：普天下的臣民都有责缉拿太子，而且“不论死活”。说不定哪天太子就被杀了呢？

认错，还是死扛？要面子，还是要儿子？

等等看吧。

这也许是矛盾重重的刘彻心里最后的决定，而就等了这么一下，大错便不可避免地铸成了。从长安城里逃出来的刘据往东一直逃到了现在湖南省湖县阌乡一带一个叫泉鸠里的小村子，躲在村里的一户普通农家中。这户农家人好，品德也高尚，就是太穷了。本来一家人温饱都成问题，现在多了太子、太子的两个儿子和几个随从，一下子多了好几张吃饭的嘴，更是难以为继，只好每天加班编草鞋去卖，来供给太子。

要说圣贤书，刘据也读了不少，为人也仁慈，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没吃过苦。看着每天都是清得见底、上面漂两根菜叶的稀饭，不说山珍海味，连肉粥都没有，这种日子刘据哪里受得了？这时候，刘据想到自己以前在湖县曾有个朋友，家里倒是挺有钱的，要是能到他那里躲一阵子，或是让他给自己送点钱过来，也能改善改善生活不是？可刘据也知道自己正被全国通缉，一旦自己离开，说不定会被人发现，搞不好就被人打死了。

不出门就可能饿死，出门可能被打死，刘据权衡再三，还是受不了咕咕叫的肚子的抗议，想了个自以为折中的办法。他决定冒一冒险，就找了个人拿着太子的信物替自己到城里去寻以前的那个朋友。

刘据以前出门哪次不是大部队拥着，坐着轿子或骑着骏马，什么时候自己走过路？那个有钱朋友的地址，他自己说不定都弄不清楚，更何况是托了个人去找？

那人出去不仅没找到人，回来时还把“尾巴”带回来了。湖县里那些立功心切的官吏一路尾随着他来到了泉鸠里，还没等将刘据所躲藏的农家围严实，便有好几人迫不及待地冲将进去，要将刘据生擒活捉。

主人见来了一队官兵，赶紧让刘据到里屋躲一躲，然后将房门紧闭，又上了门闩，自己则用背死死顶住房门，可本就家徒四壁的房子，那一扇破门怎经得住一众如狼似虎的官兵的冲击？官兵中一个叫张富昌的尤其卖力，飞起一脚，将门和农家主人一起踹翻在地，第一个冲进房中。农家主人还想起身阻挡，就被张富昌一刀捅了个对穿，两个皇孙试图冲上去和官兵搏斗，也被张富昌两刀撂翻在地。张富昌被农家主人和两个皇孙阻了一下，新安令史李寿便超过了他，第一个冲到了里屋。这时候，在里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刘据已经找了根麻绳上吊，等到李寿把刘据从房梁上拽下来，他已经没气了。

得了刘据的尸体，李寿和张富昌邀功心切，马上跑到长安请赏。刘彻没想到自己就这么一犹豫，儿子就被人弄死了，但有什么办法呢，命令是自己下的，刘彻只好给李寿封了个邘侯，将张富昌封了题侯。

太子也死了，侯也封了，可刘彻的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历史上哪有自己儿子死了，老子还奖励杀他之人的？自己这个皇帝做的也算前无古人了。就这样又过了一年，可能是巫蛊之祸的影响太大，搞得那些以往爱吹嘘自己方术的巫师方士也不敢再在皇帝面前吹牛了，偶尔有几个仍号称自己有神仙之术的，末了也未能应验。加上这一年里刘彻的身体越来越差，他不得不开始正视死亡的问题。

刘彻从十六七岁刚当上皇帝的时候便开始迷信神仙方术，数十年间他信过很多方士，也杀了很多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方士。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对神仙和长生之说都深信不疑，可这并不意味着当一次次求神失败，当术士的谎言一次次被戳穿，当自己的身体不可抗拒地衰老的时候，他就不懂得去思考。

老之将至的刘彻慢慢地意识到，古往今来有那么多能人异士，也没听说过谁真能让哪个古圣先贤长生不死。以此说来，神仙之术是否真的不存在？既然长生不老不可得，那巫蛊害人是否也是无妄之谈？如果巫蛊害人本身就是一个笑话，那自己儿子刘据的死，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为了验证自己的疑惑，刘彻命人严格审查各地近年来的巫蛊案件，最后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冤案，那些曾称能害人的巫术经检验没有一个灵验的，刘彻这才知道自己真的上了江充的当。原来在天下人眼中，自己才是最大的笑话，这下他对太子刘据的思念和懊悔之情就更加浓烈了。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九月，看守高皇帝陵寝的郎官田千秋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敏感地觉察到了皇帝心态上的变化，便抓住机会给皇帝上书。同样是为太子的事情喊冤，他说得就比较有艺术性：“儿子拿父亲的兵耍了一番，该怎么处罚呢？打一顿屁股就够了。天子的儿子因为过失杀了人，这不算什么大的罪责。陛下，以上这些话是我做梦的时候，一个白头翁告诉我的。”

田千秋这个人在此之前于史无载，我们并不清楚他的出身来历是否有何特别之处，但从他对上书时机的把握和其言辞技巧上来看，此人绝不简单。首先，在时间上，他算准了刘彻在清查巫蛊事件后心里定然会有所醒悟，这时候上书是最合适的。如果田千秋提前半年上书，可能其对刘彻的触动并不会比令狐茂大；而如果迟上一段时间，说不定刘彻自己就忍不住给刘据平反了。

其次，田千秋的上书帮刘彻解决了一个为太子平反的最大难题，那就是，太子起兵是既成事实，不是造反又是什么，该如何定性太子的行为？田千秋说，太子那不叫起兵，不过是儿子拿父亲的兵玩儿了一通（子弄父兵），要说罪过，打一顿屁股，教训教训就可以了。而且，这话还不是他田千秋说的，是一个头发胡子都花白的老头教他说的。那这个老头又是谁呢？田千秋没有说，但谁都可以猜到，他是看守高皇帝刘邦陵寝的官，那老头自然就应该是刘邦本人了。高皇帝都这么说了，这台阶还不够刘彻下吗？

刘彻很高兴，他马上召见了田千秋，也不跟他讨论什么白头翁，什么子弄父兵罪当笞，只是告诉田千秋一句话：“父子之间的这点事是最难说清楚的，而你却一言而明，这是高皇帝显灵让你来告诉朕的，你当留在朕身边辅佐朕。”然后，刘彻马上就把田千秋从高寝郎直接提拔成了九卿中的大鸿胪。

有了高皇帝给的台阶，这下刘彻终于可以不用硬撑了，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懊悔和对太子的思念了。他一面下令修思子宫，筑思子台，表达对太子刘据的思念，一面着手为太子平反。刘彻把江充全家灭族，又将那个逃回来污蔑太子的苏文活活烧死在了横桥上，而在泉鸠里格杀太子和皇孙并被封侯的李寿和张富昌，刘彻本来是想把他们调到北地郡去打匈奴，让匈奴人把他们杀了，没想到那段时间匈奴人不给力，刘彻干脆就自己动手，随便安了个罪名给他们，也通通灭了族。

然而，不管刘彻再怎么杀人，再怎么在思子台上深情眺望，太子都不可能活过来了，已经铸成的大错不可挽回。而且到了刘彻晚年，对于整个朝廷而言，失去继承者并不是唯一的危机，刘彻数十年如一日的对外用兵所导致的生产力被破坏、流民四起和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和经济危机也逐一爆发。不夸张地说，整个王朝已经开始向秦始皇嬴政晚年乱世的前奏靠拢，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等待汉王朝的恐怕是下一个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

而刘彻，就在这种充满危机的环境中迎来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1] 地名，今山西省壶关县。

[2] 吏名，掌管教化。

第八章 最后的岁月

惨败

大概是之前已耗尽了人生的运气，自从刘彻开始重用李广利这个窝囊亲戚，以往威风八面、战无不胜的天兵就开始走下坡路，面对当年可以随便捏着玩儿的匈奴人，汉军也开始屡战不胜了。自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之后，先是没了浞野侯赵破奴的两万骑兵，后又亡了李陵的五千精锐，至于数次损失在贰师将军李广利手上的将士又何止十万之数。可刘彻就是信了李广利的邪，充分显示了老年人的固执，依然坚持用李广利统兵，结果等待刘彻的只能是一场更为惨痛的失败。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二月，匈奴人再次入侵五原和酒泉两郡，并杀死了屯守两地的都尉。对于匈奴人的挑衅，刘彻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三月，刘彻便下令对匈奴进行报复性打击，命李广利率军七万出五原，马通率军四万出酒泉，商丘成率军两万出西和。

面对汉军的大举进攻，匈奴人主动后撤六七百里严阵以待。马通的四万人没有遇到匈奴人的抵抗，出去转了一圈就又回到了酒泉；商丘成的两万人遇到了匈奴的三万多骑兵，但大概是匈奴的统兵李陵心里有愧，和差不多只有自己一半数量的汉军周旋了九天，硬是没讨到什么便宜，最后主动撤军；而李广利则又开始了和以往一样愚蠢的征程。

或许是匈奴单于看不起李广利，虽然知道他有七万人，却只命令右大都尉和汉朝降将卫律率五千人去阻击他。想来匈奴的右大都尉和卫律也同样看不起李广利，以区区五千人对七万人，也不事先设好伏击点，准备好滚石、檑木和陷阱，多备些强弓利箭，只草草埋伏于峡谷两侧。看到李广利的队伍进入峡谷后，他们便从两侧突然杀出，要杀李广利个措手不及。

李广利一开始也吓了一跳，但对于训练有素的汉军士兵来说，匈奴这样的伏兵无非就是出来的时间突然一点，地方偏一点，末了双方还是要近身搏击的，只要近了身，七万人还能怕了你五千人？李广利见匈奴人没有“万箭齐发、矢下如雨”，胆子也大了一回，只命令手下来自属国的两千少数民族骑兵出击和五千匈奴兵接战。

我严重怀疑这两千少数民族骑兵和刘据当时假冒皇帝命令想要调遣的那些驻扎在长水和宣曲两地的少数民族骑兵来自一路，因为他们的战斗力都极其强悍，只两千人就杀得五千匈奴骑兵大败。两千骑兵迎着五千匈奴人，上来就是一阵反冲锋，反倒把匈奴人的阵势冲得七零八落。匈奴右大都尉和卫律眼见势头不对，赶紧丢下数百匈奴人的尸体，带着余部逃之夭夭。

这下李广利来了精神，马上命令大部队挥师北上，死死咬住匈奴败兵不放，一直追到了范夫人城。一路上，汉军就如狼入羊群，赶得匈奴人四散奔逃，匈奴的军队没有一支敢靠近跟汉军较量一下。

按以往的经验，到这里李广利就可以吹嘘自己“追亡逐北，大获全胜”，就该回家洗洗睡了，可这次李广利的行为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命令军队继续深入追击。

对！继续深入！李广利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一夜之间打通了任督二脉，变得天下无敌，也不是被卫青、霍去病附体，更不是他本人洗心革面终于雄起，这完全是他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死路。

我们知道，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哥哥，也是因为李夫人才得以发迹，而他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丞相刘屈氂的儿子。这下朝廷的大将和丞相便成了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偏偏这两只蚂蚱又都不是什么好货色，凑在一起想来也干不出什么好事。

在李广利出征之前，亲家刘屈氂亲自将他送至渭桥。想当年群臣迎接代王刘恒入主称帝，也不过才到渭桥边等候，这两人一路相送竟也到了渭桥，原因并不是两人情投意合，难舍难分，而是他们在密谋一件大事，需要掩人耳目。

原来，虽然太子刘据已死，但帝国的继承人还没有着落，李广利和刘屈氂为了共同的利益，准备把李夫人的儿子昌邑王刘髆推到太子的位置上。到了渭桥边上，李广利拉着刘屈氂的手低声对他说：“现在陛下老了，身体明显一天不如一天，希望丞相能在我出征的这段时间尽早劝说陛下立昌邑王为太子，只要他做了太子，将来就是皇帝，到那个时候，丞相的地位还有什么可担忧的？”这话正中刘屈氂的下怀，他马上表示十分同意。

历来臣子私下议论立储之事都是大忌，而李广利的脑子也十分不清醒，刘彻向来只是重用他，并不是信任他，哪次他出征的一举一动能逃过刘彻的眼睛？在长安城里商量这事不安全，难道到了长安城外就一定安全了？果然，李广利一走，马上就有一个叫郭穰的官员向刘彻告状：“丞相夫人诅咒皇上，丞相还和将军李广利密谋要立昌邑王做太子。”

这个时候，刘彻虽然还没有公开为太子平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后悔之意已生，而刘屈氂在平叛过程中的拙劣表现也已经让刘彻对他感到由衷的失望。现在刘据死了，李广利和刘屈氂居然想打太子之位的主意，是否他们一开始就别有用心？这样一想，刘彻不由得就把刘屈氂看作了导致太子死亡的罪魁祸首之一，要除掉他而后快。

不管怎么样，现在既然有人实名举报，刘彻便要一查到底。以刘屈氂的能力和贪生怕死的性格来看，他的家人想来也不是什么口风很紧、能抵死不认的死硬派。果然，刘彻刚把刘屈氂一家抓起来，他们就都认了：诅咒皇上，有；密约立昌邑王做太子，也有。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样的事情按律应当以大逆不道论处。结果，刘彻很干净利落地腰斩了丞相刘屈氂，丞相夫人也被处以枭首的极刑。因为李广利在外征战，为稳定军心，刘彻暂时只将李广利一家收监。

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李广利的耳朵里，这下李广利慌张了，害怕了，他向来依仗的只有皇帝，如果皇帝抛弃了他，那他在世人眼里还算个什么东西？！有人可能会觉得，李广利干吗不马上回师去和皇帝认错？这次出征到目前为止，他还算是有功的，到时候大不了把李夫人这张感情牌打出来，再号上两嗓子，被贬为庶民留下性命总还是可能的。

这样想之前，各位不要忘了李广利这个人的性格，当年第一次出兵大宛的时候，他被刘彻一吓唬就乖乖地留在敦煌吹西北风了，现在依他的性格，注定是不敢回去的。

就在李广利彷徨无措的时候，一个手下向他建议：“将军一家老小都在狱中，现在只有奋力一搏，求个大胜利回去将功抵罪，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将军就这么回去，那定然会落得跟丞相一样的下场。”

比起匈奴人，李广利更怕刘彻，况且他心里本就有鬼，这时候就更不敢回长安城了。于是，李广利听信了手下的话，继续进攻，要么大胜，要么大败。此刻就班师回去，他断然是万万不敢的。

以李广利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军事能力，要深入匈奴腹地继续进攻，结果是胜是败不用猜就知道，只可惜了他身边这七万热血儿男！

李广利首先向匈奴狐鹿姑单于屯兵的郅居水边进发，这个时候匈奴的主力已经转移，李广利便命令两万人先期渡水，继续深入，结果正巧遇上路过的匈奴左贤王和左大将率领的两万骑兵。汉军士兵奋起攻击，以两万对两万，反倒打了匈奴人一个措手不及。一天下来，匈奴人损失惨重，左大将也被杀死于阵前。

但李广利的好运至此也到头了，他平庸的军事才能并不足以支撑他掌控千军万马。只因害怕皇帝的责骂而一味地深入敌境，置数万将士于险地，这让李广利手下的将士们也起了二心。

不久，为了制止李广利这种疯狂的行为，军队里的长史和军官密谋要发动兵变。这次李广利倒是先知先觉，先下手斩杀了长史，但李广利这个无能的将军带着这样一支内忧外患的军队根本不可能走远，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匈奴人的重兵包围。汉军士兵依然不屈地战斗着，在倒下之前，他们也让狐鹿姑单于的精锐部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李广利还不如军队中的普通战士有胆气，白天不死不休的厮杀已经让他肝胆俱寒。到了夜间，匈奴人又连夜在汉军营前挖出数尺深的沟壑，同时猛攻汉军营后，进退不得的汉军将士乱作一团。这时李广利不说站出来稳定军心，指挥军队反击，反而第一个带头投降了匈奴。结果，数万士兵成了匈奴人的刀下亡魂。

也许李广利在决定深入的时候就已经打好了投降的主意，这也好，反正再也不用回去见皇帝了。

狐鹿姑单于倒是个实在人，既然李广利投降了，他也就没要李广利的命。因为李广利是汉朝皇帝身边的红人，单于还特别优待他，甚至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李广利。但李广利这种人在哪儿都不受人待见，同样是投降过来的卫律对此就很不爽，觉得李广利让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就不断变着法子想要整李广利。

终于，一年多之后，卫律找到了机会。当时狐鹿姑单于的母亲病了，那时候文化落后的匈奴人治病靠的大多不是药物，而是神明，治病者也不是医生，而是巫师。卫律便收买了给单于母亲治病的巫师，巫师一通作法后告诉狐鹿姑单于：“你母亲的病恐怕是好不了了，因为你过世的父亲在天上生气了，他说李广利这个蛮子三番五次地骚扰我们，当年他曾经发过誓，一旦抓到李广利，就要拿他来祭天地。现在你居然这般优待李广利，先单于在天有灵，怎么会不生气？”

狐鹿姑单于听了巫师的话，转头出去便把李广利当牲口祭了天，而李广利一家早在他投降匈奴后便被刘彻灭了族，当年李夫人临死前的智慧最后也成了无用功。

即将崩坏的社会

在刘彻晚年，比起前线的失败，国内的形势似乎更令人担忧。

刘彻终其一生都喜欢铺张浪费，好大喜功。建宫殿、修明堂、封禅、求神仙，哪个不是烧钱的罐子？他用兵数十年，战时的费用加上战后的赏赐，所需的钱财更是多到不可计数。虽然文帝和景帝给他攒下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架不住刘彻这样折腾，几十年来，为了圈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刘彻着实费了不少心思，笼统地说，他大概做了五件事。

第一件事是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权收归国有，也就是后人最为熟悉的盐铁官营。吃饭必须有盐，耕地必须有铁器，这是农耕民族的刚需，而且是消耗品，虽然每家每户的所需不多，总和起来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以往朝廷并不对盐和铁进行管制，地方上的奸商和诸侯仗着地利开山得铁，煮海得盐，着实是一条暴富的路子。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刘彻正式下令将盐和铁收归官营，天下有敢私自铸造铁器及卖私盐的，一律处以没收工具、罚款及砍掉左边脚趾的惩罚。

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好的政策，既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又阻止了少数豪强用此牟利，减少了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此后虽然经历了朝代更替，但朝廷始终把盐和铁紧紧抓在手里，在有的朝代，贩一石以上私盐就要掉脑袋。

第二件事叫算缗，即增加商人的税。当然，这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增加对商人的盘剥，而且是极厉害的盘剥。“算”是一种货币单位，相当于一百二十文钱，“缗”也是货币单位，一千文钱串在一起就是一缗。主张实行“算缗”的是当时有名的酷吏张汤。

我们知道，张汤就是皇帝的爪牙，虽然名为御史大夫，但他其实只为皇帝服务，皇帝需要什么，他就为皇帝做什么。现在皇帝要钱，那他就要为皇帝搂钱。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经皇帝同意，张汤宣布实行“算缗”，具体的做法就是增加商人的税款，商人手上的货物每价值两缗就要纳一算的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视情况可以减半，四缗一算。当然，如果仔细算一下，两千文收一百二十文，税率不过是百分之六，并非苛捐重税。尽管商人大多都贪财，并不想多缴纳一文钱，但多交百分之六的税也不算伤筋动骨，而且商人的这一堆货物到底值多少钱，哪是那么容易算得清的？没事，张汤也不派人去算，他的做法是让商人自己把货物的价值上报官府，官府再根据上报的数额收取相应的税款。

这下商人们笑了：想那张汤恬为酷吏，却如此懒惰。自己上报，哪有傻子会如实地上报数额让你收税？于是，个个都往少了虚报数额，有一万的说五千、三千，当然也有敢说的，就说一千、五百，张汤也不派人核实，就按上报的数额收税。

然而，商人们确实小看了张汤，正当他们庆幸得意的时候，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十一月，张汤抛出撒手锏，宣布了一条“告缗令”，即鼓励百姓举报隐瞒财产的商人，一旦核查属实，被告者的财产全数充公，告发者可以得到相当于被告者一半财产的奖励。

这下可以说举国震动，试想，天底下哪有如实算缗的商人？告缗的可以说一告一个准，最后甚至达到了“中产以上，大抵皆遇告”的地步。这一下子就基本扫清了全国中产阶级以上的商人，而且偷税漏税无论何时都是违法的勾当，张汤扫得你还无话可说。

第三件事叫均输。要想知道什么是均输，就要先了解汉朝初年的进贡政策。那时候地方除了要纳税每年还要向朝廷纳贡一定数量的实物，至于纳多少，纳什么种类的实物，那得由朝廷说了算。这样的规定有时候就有点不靠谱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设你是巴蜀的官员，而朝廷很可能会告诉你，今年你们要在某月某日之前进贡一千斤海鱼。

“大人，我们这里离最近的海边都不止两千里远，没有海鱼。”

“那我不管，反正你们要出一千斤海鱼。”

得，没办法，时间紧，任务重，你只好先找人到处高价收购一批海鱼，然后再在鱼发臭之前花高价将其用快马运到长安交差。这一趟折腾下来，为了这一千斤海鱼，官府搞不好要花上超过其本身价值十倍甚至更多的金钱，不仅苦了百姓，愁了官府，还肥了很多知道囤积商品的商人。

针对这种情况，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农丞桑弘羊开始实行“均输法”。所谓均输，就是把中央政府指定的贡品按市价折算成当地出产的货物上交，再由均输官统一管理交上来的货物，将其调度到缺乏相应物品的地区销售，从中赚取差价。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而是中间商从商人变成了国家，既减少了地方的支出，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中央也借货物在不同地区的差价赚取了巨大的利润。

第四件事是酒酤，也就是把酒的生产和销售权也收归国有，禁止民间私酿及贩售酒类。然而，米酒毕竟不同于盐和铁，不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花不起钱的，实在不行忍住不喝也就是了。而官家自己酿酒并贩售，成本既高，利润又少，到了后来，桑弘羊自己就放弃了酒酤。

最后一件是卖爵赎罪。卖官卖爵的事情是汉文帝首创的，刘彻又将它进一步发扬光大。汉朝的爵位是比照秦朝的制度设置的，从低到高一共有二十级，前面八级都是虚名，直到第九级的五大夫才开始有真正的实惠—免除徭役。为了能够尽可能多地圈钱，刘彻可谓绞尽脑汁，他依照爵位制度另设了一套分十七级的武功爵系统，一个平民从第一级买到第十七级，大概要花三十多万金。

那花了这么多钱买这个武功爵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有两条：第一，有爵位的可以“优先补吏”，就是国家招聘低级公务员的时候会优先考虑你；第二，如果你将来犯了法，罪不至死的话，可以降低两级爵位来抵罪。

依照这样的规定，有了武功爵就好比得了一张简化版的免罪金牌。谁知道自己明天会不会犯事？而且，刘彻在推广武功爵的同时，又大量任用酷吏，施行严法，很多百姓都被无端卷入官司之中，这让人们对武功爵趋之若鹜。而武功爵昂贵的价格更是催生了好大一批不法之徒。他们首先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有了钱就去买武功爵，一旦事发被抓住，就用爵位赎罪，出来之后继续变本加厉地去赚钱买爵位，接着再被抓再用爵位赎罪。这其实是个恶性循环，而且一旦哪一次你犯的事情很大，被酷吏抓住了要砍头，武功爵是不能赎死罪的。这时怎么办？

大家放心，当时只要你肯出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刘彻早就贴心地为你准备好了应急方案——交五十万就可以“减死一等”，死刑直接变成无期，给你时间让你再慢慢用钱继续赎命。司马迁就是出不起这五十万才被迫受了宫刑的。

以上这些财政措施，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有些本意是好的，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被搞坏了。毕竟刘彻在财政方面的重要依仗桑弘羊本身就是商人的儿子，桑弘羊管理财政所任用的下属大多也都是商人出身，而他要治理的主要对象也是商人，这就好比运动场上让选手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怎么可能玩儿得转？刘彻有一次还很奇怪地发问：“朕的政策刚决定下来还没正式下达，地方上的商人就知道了，还做了应对准备，就像他们亲耳听到了朕的话一样，真奇怪？”

其实，有什么可奇怪的，以商治商，与虎谋皮，就是这么回事儿。

不管怎么样，这些终归是实在的政策，对百姓或多或少都是有好处的，比刘彻在这五件事之外干的第六件事要强上百倍。

这件事就是货币改革，也叫钱法。

刘邦是个不懂经济的半文盲，他的后代也没什么经济学头脑，对于经济学方面的事情常常想一出是一出。当年汉文帝刘恒废除盗铸钱令、造四铢钱时就曾经把货币制度改得很乱，到了刘彻这里更是一塌糊涂。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刘彻下令改用三铢钱。过了几年，他又废除三铢钱改用半两钱，后来又让各个郡国铸五铢钱。发现五铢钱容易被盗版后，他就又命人造了专门用于在政府机构流通、能以一当五的“赤侧”。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彻又废除了赤侧。

当然，这看起来已经很乱了，可还没完，刘彻不仅不断地改革货币，还自己定货币的价值。他命人用白银和锡混合制成合金，称为白金，分三个等级：八两重的白金上文龙，相当于三千铜钱；轻一点的白金上文马，值五百铜钱；再轻一点的白金上文龟，值三百铜钱。稍微懂点社会经济学的都知道，货币的价值在于它真实的购买能力，八两重且掺了锡的白银在当时的价值真比不上三千文铜钱，即便文了龙也不行，并不是你皇帝张口说它值三千它就值三千的。

但是，白金还不是最流氓的，我们知道，西汉皇帝的上林苑中有很多野生动物，皇帝常在里面打猎游玩。既然是放松游玩性质的打猎，皇帝就不太可能经常去和老虎、熊之类的猛兽玩儿命，他们最常见的猎物是鹿。为了满足皇帝的需求，上林苑里养了大量品种众多的鹿。按照现代生物学原理，物种的数量一多就容易出现变异。刘彻后来无意中发现上林苑里出现了少量白鹿，大概是杂交突变产生的白化品种。这下刘彻心里突然一动，便有了想法：既然物以稀为贵，那就让人猎取白鹿，裁出一尺见方的鹿皮，再用金银加以修饰，制成一种新的货币——皮币，然后钦定此皮币的价值为四十万。

这不是耍流氓是什么？！

而且，既然只要把铜钱一面磨出铜屑来重新铸造，十个铜钱就能变成十五个用，把白银和锡混合一下就能涨价好几倍，到山上运气好猎到一只白鹿瞬间就能暴富，比种地经商强多了，大家何乐而不为？于是，天下兴起了一股全民铸私钱的热潮，即便政府对此严打整治，下令凡是盗铸金钱者一律从重处罚，仍然不能禁止。有统计数字表明，就在白金开始流通的前五年，因为盗铸钱而被砍头的人就多达几十万，为此坐过牢的人更是超过两百万。

直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以后，如此混乱的货币制度才有了改观，也许是刘彻突然开了窍，他终于想通了，下令在中央增设水衡都尉，负责全国统一的货币铸造，并且使用了防伪程度更高的货币模板，使得铸造货币所需的成本甚至高于货币本身的面值。刘彻还废除了地方政府铸钱的权力，同时将市面上流通的其他铸钱一律作废。这下，其他人再想做假币就没了利润空间，要搞也是类似现代“投资十八万搞出十六万假币”的下场。

然而，此时汉朝百姓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廷连年用兵破坏了社会生产，混乱的货币制度打乱了百姓的生活，执法严苛的酷吏将人们逼上了绝路。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社会即将崩溃的预兆终于出现了——各地相继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南阳有梅免、白政，楚地有殷中、杜少，齐国有徐勃，燕赵有坚卢、范生，这还是规模成些气候的，至于那些几百上千人一伙的小规模起义，则不可胜数，甚至长安附近也有农民起义发生。这些人虽然也出身穷苦百姓，但他们夺取武器，攻占城镇，砍杀官员，释放囚犯，劫掠乡里，大都是一副土匪嘴脸，让没造反的普通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苦。

有人造反，朝廷就要镇压。皇帝镇压起义历来采取的都是严酷的暴力手段，刘彻也不例外。除了派兵，刘彻还用酷法镇压起义，下令但凡给造反的军队提供饮食的就杀头，亲戚有参加造反的就连坐。本来百姓的生活就已经很苦了，造反的来折腾一番，现在军队又来折腾一番，逼得那些没反的最后也不得不反了。尽管朝廷的大军杀了很多人，也抓了不少起义的头目，但这些起义军后来也学精了，一旦被军队打散就躲入山中，等避过了风头再重新聚集起来，阻塞交通要道，啸聚山林。这下子，军队也拿他们没办法，起义军的日子反而过得更滋润了。

刘彻一看，这还得了，他没去考虑是否是政策的问题，而认为一定是手下官员办事不力，易暴就要以暴，甚至以更暴，刘彻于是想出了个“沈命法”。简单地说，就是规定如果辖地有盗贼（指农民起义），当地的官员没有上报，或者上报了却没有将其消灭干净，当地官员就会被一撸到底，从两千石以下的官员到衙门里的小吏，通通都要被杀头。

这下惨了，有哪个官员敢保证自己的地盘上没有造反的？即使知道有造反者，谁能肯定就一定能清剿干净？于是，大家为了保命只好相互隐瞒，亭里有了造反的，亭长不敢上报，乡里帮着隐瞒，县里也假装不知道，郡守只能跟朝廷汇报一切平安。地方政府这样上下欺瞒，只求苟且偷安，得过且过。朝廷不派人来逮就万事大吉，要是不幸走漏了风声，朝廷派下直指绣衣使者，那就只能一郡之地“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

不仅地方上不安生，刘彻身边也不太平。莽何罗是侍郎莽通的哥哥，他们还有个小弟叫莽安成，这三人以前和江充的关系非常好。莽通又在平定太子刘据造反的过程中出过大力，哥儿几个本来以为从此就走上了飞黄腾达的大道。没想到后来皇帝醒悟，为太子刘据平反，又反过来灭了江充的三族，并开始清算那些曾经参加过平定太子叛乱的所谓功臣。莽何罗因此变得很紧张，担心自己哪天一觉醒来脑袋就搬家了。在这种紧张情绪的支配下，莽何罗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很快便得了神经衰弱一类的病症，脑子也变得不太好使了。最后，为了摆脱这种担心，他居然决定要谋逆，要杀掉刘彻。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正常人都想得到，要是杀了皇帝，自己就不是睡不着觉，而是连睡觉的机会都没有了，还得赔上自己一家老小及亲戚朋友的性命。但是，神经衰弱的莽何罗没想这么多，他开始密切关注皇帝的一举一动，时刻准备着抽个空子刺杀皇帝。

莽何罗的反常举动引起了皇帝的近臣光禄大夫金日磾的注意，虽然不知道莽何罗具体要干什么，但只要他一出现在皇帝身边，金日磾总是如影子一般紧紧地跟随。这样一来，本来心里就有鬼的莽何罗就更害怕了，要是他想刺杀皇帝的打算让人知道了，不管是不是确有其事，那都是死罪。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人可能就偃旗息鼓，再也不提刺杀皇帝的事情了，莽何罗却不同于常人，他决定在金日磾没有拿到确凿证据前尽快动手。

终于，有一天莽何罗瞅到了机会。这天刘彻要到一处叫光林宫的行宫小住，而金日磾又偏偏病了。莽何罗感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们兄弟三人先偷偷离开行宫杀了皇帝的使者，断绝了行宫与外界的联系，然后莽何罗让两个弟弟莽通和莽安成假造皇帝的命令，想办法去搞一支军队来，自己则返回光林宫去刺杀皇帝。

这时候天刚蒙蒙亮，刘彻还没起床，莽何罗袖子里揣着短刀就往刘彻的寝宫走去，赶巧路上迎面碰到了早起拉肚子的金日磾。一看见金日磾，莽何罗的脸色就变了，也不打招呼，急匆匆地从金日磾身边走过。看着这个平时就很可疑的家伙居然在往皇帝的寝宫走，金日磾一下子警觉起来，厕所也不上了，掉头就跟了上去。

这两人一个走得急，一个跟得紧，走在前头的莽何罗一不小心碰到了一旁的一把瑟，瑟倒在地上噌噌作响，莽何罗一下子呆住了，袖子里的短刀也露出柄来。金日磾一看，好家伙，这是要行刺皇帝！他赶忙两步冲上去，一把将莽何罗抱住，两人滚倒在庭院里扭打起来。金日磾一边打着，一边还不忘大喊：“莽何罗造反了！”

金日磾的喊声惊动了刘彻和宫里的侍卫，本来要是寻常情况，侍卫们拿着刀扑上去，三五下就可以解决问题，可刘彻爱惜金日磾这个人才，怕人多误伤了他，只让侍卫们将两人团团围住。好在金日磾虽然有病，但有一身在草原上横练的摔跤功夫，对付区区一个莽何罗还是不在话下的，很快，他便一个抱摔制服了莽何罗。众侍卫这才一拥而上，将莽何罗死死制住。

幸亏金日磾这个以往的休屠王子忠心，不然以刘彻的年纪，要是让莽何罗近了身，恐怕很难支持到侍卫们赶来。

如果说百姓生活艰辛、地方上混乱不堪等情况离刘彻还很远，很难让他有什么切身感受的话，莽何罗的事情则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刘彻不由得开始思考：国家忧患，百姓疾苦，盗贼四起，自己身边也不安全，这究竟是为什么？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显然，历史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这最后的岁月里，刘彻和他的汉王朝又会何去何从呢？

时代的终结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正月，刘彻欲效仿秦始皇晚年“战海神、寻仙山”的事迹，便不顾劝阻，执意带着群臣和卫队出巡。

此次出巡，刘彻的计划是从东莱的海边出发，乘船到海中寻访神山仙人。不巧的是，刘彻一到东莱，本来晴空万里的天空骤然变色，乌云压顶，大风狂卷，海潮涌动，天地似乎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这样的天气谁敢下海？可刘彻还不死心，于是便带着大队人马在东莱住了下来，希望能等到天气转好的一天。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刘彻一连等了十几天，天气却丝毫不见好转，刘彻只好败兴而归。

出海寻仙的失败让刘彻彻底死了心，想那长生不死的事情在他身上恐怕再没有指望了，他几十年来对神仙的迷恋，对长生的渴望，终于随着东莱的海水一去不返。但刘彻和普通人不同，在经历了绝望之后，他并没有消沉，既然长生不可得，那就必须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做好那些该做好的事情。

什么是皇帝该做好的事情？说起来也简单，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天下太平；二是政权稳定。所谓天下太平，就是要恢复社会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所谓政权稳定，就是要选取合适的接班人。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刘彻至少从这一刻便开始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三月，从东莱回来后不久，刘彻又去了钜定县，亲自下地耕作——当然也就是摆摆样子，以他那个岁数、那个经历，不大可能真的去种地，但这是刘彻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朝廷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恢复生产上来了。紧接着，刘彻公开对群臣表态：“朕即位以来做了很多错事，让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后悔也晚了。但从今日起，不管是朝廷还是朕个人，如果还有伤害百姓的事情，或有铺张浪费的举动，通通都不要做了。”

一看皇帝有了悔意，那个很会抓时机的大鸿胪田千秋马上进言：“以往那些方士所摆弄的所谓方术现在看来也都是些骗人的把戏，陛下以后还是不要再听他们的话了，把他们都遣散了吧，不要再让他们骗人了。”

这时候的刘彻似乎大彻大悟了一般，不但马上同意遣散长安城里的方士，不再听信方士的谎话，此后还不止一次地对大臣们说：“以往朕总是迷信神仙方术之事，受了他们很多蒙骗，现在看来是多愚蠢的事情啊，天底下哪有不死的仙人？！人生一世，无非就是注意节制自己的饮食，身体不适的时候用药物调理，保持身体健康，少生病就是了。”

终于醒悟过来的刘彻彻底放弃了以往对武力的迷信与执着。两个月后，他又把田千秋从大鸿胪提拔为丞相，封富民侯。刘彻的意图非常明显，如果说以往他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强国，那现在他就要着重于富民了。

田千秋一上任就接到了搜粟都尉桑弘羊提出的两条增加财政收入的建议：其一是要求向百姓每人多征收三十钱的国防税；其二是在轮台东面开垦五千亩田地，长期设立军队屯田，并招募百姓到那边开荒，然后以此为基地不断在酒泉、张掖郡设立亭障，进行扩张，这样就可以联合乌孙国，起到长期威慑西域各国的作用。

桑弘羊是刘彻最为倚重的经济能手，他的话以往刘彻都会慎重考虑，但这次刘彻否决了他的提议，还趁着这个机会发布了一份诏书，不但公开否决了加赋、屯田、对西域用兵等提议，还对自己以往屡次派李广利出征西域和匈奴、造成大量士兵死亡一事进行了忏悔，并在结尾这样说道：“当今最重要的事情在于禁止一切苛捐暴政，减轻百姓的赋税，朝廷的重点在于恢复和鼓励全国的农业生产。至于其他的事情，只要能做到国家的正常运作不缺费用，边境的防备常抓不懈就可以了。”

这份诏书被后世称为《轮台罪己诏》，它不但标志着国家大方针政策的改变，还意味着刘彻思想境界的升华。能够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予以纠正，对一个帝王来说，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因为刘彻能够罪己，他便由一个优秀的帝王升为一个伟大的帝王。尽管这份悔过来得迟了一些，但毕竟不算晚，它最终纠正了帝国前进的轨道。此外，各地那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在刘彻改变政策后也逐渐放弃了抵抗，毕竟大家的愿望是能安安分分地过日子，有几个人没事喜欢过刀头舔血的生活？而刘彻晚年社会上出现的那些蠢蠢欲动的不安因素也因为他的改变逐渐趋于平静，从而避免了帝国这艘巨轮的提前翻船。就连在《资治通鉴》中认为刘彻的所作所为其实和嬴政无异并给予他负面评价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感叹刘彻“有亡秦之过而免于亡秦之祸”。

稳定了社会后，刘彻还有最后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让谁接自己的班？

刘彻共有六个儿子，除去已死的太子刘据，还有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昌邑王刘髆及小儿子刘弗陵五人。刘彻是一个果断的人，在这方面根本没有选择困难症，他很快就放弃了前面四个成年的儿子，而选择了时年只有七岁的小儿子。

刘彻的果断也不是没有理由的，除了死去的太子刘据，二儿子刘闳也没熬过刘彻。三儿子刘旦看着两个哥哥都死了，自己成了长子，野心就膨胀了起来，看着自己老爹的身体一天天不行了，就想抢占立储的有利地位。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刘旦上书说，自己不做这个燕王了，要到宫里给父亲做侍卫。刘彻一看，这是什么意思？平时也不见他关心自己，现在倒想入宫卫宿，不就是想等自己一旦蹬腿，他好坐上皇位吗？！刘彻很生气，不但命人把刘旦的使者拉到北门砍了，还削了燕国三个县，顺便也把刘旦当太子的机会削没了。四儿子刘胥是一个刘长式的人物，力大无比，喜欢徒手和猛兽格斗，平日里无法无天的行为也和刘长无二，这样的人刘彻是看不上的，没治他的罪就已经算是不错了。而最后一个成年的儿子昌邑王刘髆因为李广利和刘屈氂的关系失宠，后元元年直接就死掉了。

这下要立太子只能轮到刘弗陵了。

刘弗陵是何许人也？

要说刘弗陵，首先要说到他的母亲。刘弗陵的母亲赵氏也是一个有些传奇色彩的女子。当年已经六十多的刘彻是在巡守河间（地名）时遇到她的，那时赵氏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据当地人说，赵氏自打生下来两只手就紧紧地攥成拳头，谁都掰不开。当然，可能老百姓就是这么一说，也可能它是后来人杜撰出来的，反正我就想象不出整天攥着拳头平时是怎么吃饭的。

刘彻虽然是皇帝，可也有猎奇心理，一听说有这么奇怪的人，他便起了好奇心，想当面见见这个奇怪的姑娘。等到下人们把赵氏带到刘彻面前，刘彻一看，嗯，长得真不错，两只手也果然是攥成拳的，不由得就想亲自去掰掰看。没想到，赵姑娘那双号称谁都掰不开的拳头，刘彻用自己的老胳膊老腿，没怎么用力一下子就掰开了。两旁那些会拍马屁的文武大臣赶紧向刘彻贺喜，称这是天意，陛下果然非常人能及。

一听是天意，刘彻越看越喜欢，就让赵氏跟着入宫了。

入宫以后，赵氏先被封了夫人，号拳夫人。可能刘彻见惯了宫廷内的争宠是非和尔虞我诈，未经世事的拳夫人深得刘彻的欢心，很快便怀孕了。这一怀孕不得了，一怀就怀了十四个月，等到终于生下个儿子后，刘彻欢喜异常：想那古代的圣君尧也是在他母亲肚子里待了十四个月才出来的，我的这个儿子岂不是跟尧一样吗？！既然儿子可能是尧一般的人物，那他母亲便是尧母一般的存在，于是刘彻便命人在拳夫人生儿子的宫殿门上挂牌“尧母门”，赵氏也由夫人晋升为比同诸侯王的婕妤。

老父向来爱幺儿，刘彻对刘弗陵的喜爱也是一样，尤其在刘彻认为太子刘据性格不像自己，和太子的关系越来越失衡、越来越僵之后，刘彻看这个“类己”的小儿子越来越满意，也时常有让刘弗陵做太子的打算。

不同于刘邦易太子所受的重重压力，当刘据兵败身亡后，随着刘弗陵一天天长大，让他做太子在刘彻心里其实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唯有三件事让刘彻感到困惑：一旦自己真的撒手人寰，这么小的孩子当了皇帝，谁来帮助他？没有了老皇帝，年轻的太后必然要走到前台，会不会出现像吕后那样干政的事情？退一步讲，即便赵氏不干政，她这么年轻就守寡，依照汉朝皇室圈的混乱状况，谁能保证她以后不会给九泉之下的自己戴绿帽子？

刘彻知道，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好在，关于辅政的大臣，他心中早有人选，这个人就是霍光。刘彻让画师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送给霍光，打算让霍光做周公，让刘弗陵做成王继续管理刘家的天下。

安置好了大家，那他自己的小家该怎么办？刘彻思来想去，发现不管自己做什么准备，其实都不能保证事情在自己死后仍然按自己的意愿发展，只有赵婕妤死了才能解决问题。最后，刘彻一发狠，让人把赵婕妤招来，随便找了个由头便厉声斥责她。赵婕妤自打进宫便受到刘彻的百般恩宠，哪里听过这样的斥骂？吓得她赶紧把头上的发簪、头饰都摘了下来，匍匐在地谢罪。

刘彻背过身去，不忍心再看赵婕妤，同时命令手下卫士把她拖出去打入掖庭。赵婕妤虽然天真，但并非不懂事，入宫这么多年，掖庭是什么地方她不会不知道，进了那里的嫔妃哪里还有活路？赵婕妤一路挣扎，发疯似的磕头呼喊求饶，刘彻回过头来只回应了一句：“快走！反正你是不能活了！”说完便背过身去，不再回头看一眼，直到赵婕妤的呼喊声渐渐远去。被打入掖庭的赵婕妤看着皇帝将自己赐死的诏书万念俱灰，当即就自尽了。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秋天，刘彻在做完这些事情后终于稍稍松了一口气。这一年是刘彻的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常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刘彻以自己的智慧和魄力最后一次为帝国掌舵，为汉王朝选择了一条相对正确的前进道路。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正月，刘彻还能勉强支撑着身体会见群臣，到了二月，他的身体状况就急剧恶化。这一次，刘彻知道自己真的是不行了，他在病榻上召来了四个人——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和桑弘羊，下令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以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为主，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为辅，四人共同辅政。

刘彻当了五十四年皇帝，其谥号里的“武”字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刘彻的“武”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其兵锋所到之处，不仅扩张了领土，还使国家的威名得以传播，让世界知道了我们这个民族叫汉族，我们的语言叫汉语，而我们是汉人。刘彻的“武”也为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滥用武力，不仅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还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全国人口大幅下降。通行的说法是，与之前鼎盛时期的人口相比，刘彻晚年时全国人口“减半”。当然，有些专家也论证了“减半”这个数字是靠不住的，但人口增长率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经济被严重破坏，社会上出现数百万流民等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不论是谁，有得必有失。当你一心去争取一些东西，不管是功名利禄还是其他的什么，你都必定会失去一些东西，比如时间、感情、健康，或是一些你自己未曾察觉却又无比重要的东西。可谁又能做到只有得，没有失呢？

汉孝武帝的五十四年已经过去，你可以说他雄才大略，也可以说他穷兵黩武，可以说他非常成功，也可以说他极其失败，功过得失，只在每个人的心中。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这个时代的主人合上他的双眼，这个时代也随之结束。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丁卯日，汉孝武帝刘彻崩于五柞宫。

第九章 霍光秉政

霍光

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去病在战场上横扫匈奴大受皇帝的宠爱，爱屋及乌的刘彻自然也十分喜爱霍光。霍光十几岁时，刘彻就让他做了自己的侍卫，霍去病死后，霍光也没有被冷落，一直由郎官做到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始终侍奉在皇帝身边。

有卫青和霍去病两人的光辉事迹，这一家人也可称为将门世家，但霍光是这家人中的一个另类。对于卫青和霍去病，他们有什么本事，我们很清楚，可要说霍光有什么本事，我们却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平日里行止十分有度，甚至到了这种地步：每次出入殿门，霍光走的路线长短以及步伐大小，甚至最后停下来的位置，从来没有变过。当时就有好事者专门对此进行过测量。正是因为霍光行事如此一致，所以他在皇帝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出过错。

这就是他的本事。人人都说“伴君如伴虎”，能在皇帝身边二十多年而没有被皇帝挑剔过一次，这是什么概念？有人说，这是因为霍光为人小心谨慎。这个因素不可否认，但比小心谨慎更重要的是，这说明霍光这个人城府极深，很会装，能藏得住，也能沉得住气。当然，他的运气也很好，汉朝的时候犯事最多不过灭三族，要是碰到后世的灭九族，甚至再不幸点，像方孝孺一样被灭十族，就后来卫氏一门的事情，他肯定也会被牵涉进去而丢了性命。不管怎么样，城府极深、心思缜密又小心谨慎的霍光最终让对谁都不满、对谁都猜疑的刘彻也不由得对他信任有加，在最后需要选择托付对象的时候，刘彻跳过了三公，跳过了九卿，而选择了霍光做辅政大臣第一人。

当然，这样说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哗众取宠，净把人往坏处想。对此，我必须严正声明：“城府极深”应该是个中性词，并没有褒义或贬义之分。奸臣要有城府，忠臣更要有城府。当年看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意是说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才治得了贪官。这里的“奸”也不是个贬义词。而且，如果霍光不是这样的人，那请问，怎么解释刘彻托孤之前的那件事情？当时，刘彻让人送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给霍光，其中的托孤之意简直就是跃然纸上，可霍光硬是表现出一脸的茫然，继续装傻，眼看皇帝快不行了，还要问他：“如果陛下不幸弃天下而去，谁来继承皇位？”刘彻只好挑明了说：“送你那幅画还看不懂吗？立小儿子，你来做周公。”如果以霍光的智商拿到画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他也不用做什么周公了，可他就是能装傻充愣，能沉得住气，才最终坐到了大司马大将军这个真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刘彻一死，即位的刘弗陵说起来是八岁，其实周岁只有七岁，这样一个小屁孩还没有了母亲，能做什么事情？于是“政事一决于光”（《汉书》）。这下子，霍光可以不用装了，开始大胆地做起事来。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不管霍光是不是装的，至少他做这个首辅大臣确实比其他什么上官桀、桑弘羊要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

当上辅政大臣大概半年以后，霍光突然拿出一份刘彻的遗诏。遗诏中宣布封霍光为博陆侯，金日磾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前文已有提及，封侯对于百官来说意义非凡，正可谓“三公九卿常有而封侯不常有”。既然封侯不易，那自然就有人出来质疑了。卫尉王莽有个儿子叫王忽，也在晚年的刘彻身边做侍郎，他就跳出来到处宣称：“先帝驾崩前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侍奉左右，从来也没听说过皇帝有一封什么遗诏，这东西肯定是霍光他们自己鼓捣出来的。”

王忽其实并没有质疑霍光等人辅政的合法性，只是不满于霍光获得的封地和爵位，但这也不行，在霍光看来，王忽这个无名小卒是在挑衅他的权威。可霍光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人物，若亲自对王忽这个小小的侍郎下手，就会显得有失身份。霍光于是就找来王忽的父亲卫尉王莽，一见面就严厉地斥责他教子无方，纵容王忽造谣生事。王莽没有办法，回家后只好以一杯毒酒鸩杀了自己的儿子。

问题是，王忽说的是不是事实？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不然，正常情况下，封侯的事情应该和受命辅政同时发生，而不应在刘彻死后半年才出现一封封侯遗诏。当然，班固的说法是，因为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三人在摆平莽何罗谋反的事情中都出过大力，当时刘彻就要封他们为侯，但他们高风亮节，都没有答应，刘彻这才留下一封遗诏，叮嘱下人等自己死后再拿出来宣布。

然而，事情最后也没有按霍光的预想发展。作为生擒莽何罗的第一功臣，金日磾首先站出来表示自己不愿受封，搞得剩下的两人也不好意思领侯爵的封地，只好将封侯的事情暂时作罢。

班固这人是个正统的官方史学家，他要为当朝的大人物文过饰非是很自然的事情，顺便也圆了当年刘邦“非功不侯”之事。可他忘了在其他人的传记里交代霍光和上官桀究竟在莽何罗的案子里立过什么功。所以，要说霍光这个时候伪造一份遗诏给自己谋些好处也并非不可能，反正这时候他的地位已经无人能及，唯一在他头上的就是那个才七八岁大的孤儿（能有个屁用）。在整件事情中，王忽虽然罪不至死，可他也有取死之道；霍光则一定程度上表露了他唯我独尊的内心；剩下唯一识大体的大概就是卫尉王莽，为了国家大局的稳定，他宁可牺牲掉自己的儿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长乐宫里传出一件怪事，据说一到晚上，殿里就莫名其妙地传出很多怪声。按理说，皇宫里即便闹鬼，也应该严密封锁消息才是，可这个消息传得出奇的快，天亮的时候，大臣们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并在朝堂上议论纷纷。这时候，霍光以保证玉玺的安全为借口，让管皇帝玉玺的尚符玺郎把玉玺交出来，由他保管。

玉玺是什么？那是皇帝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即便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大臣，也没有资格拿玉玺。霍光没想到尚符玺郎官虽不大，却是个极讲原则的人，当场便驳回了他的要求。霍光恼羞成怒，竟然捋胳膊挽袖子，要上前去抢。没承想那尚符玺郎端的是条好汉，毫不畏惧，将手按在腰间的剑柄上，正气凛然地说道：“我的头可以让人拿去，但只要我活着，玉玺绝不可以让人拿去！”

大概是尚符玺郎的正气震慑了霍光，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将尚符玺郎大加表扬了一番，并当场给予了他升两级工资的奖励。

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霍光是个对权力有着极强欲望的人，这大概就是他的本性。

说到这里，可能又有人说我语不惊人死不休了。其实，我只是揭露了人的本性而已。霍光是个做实事的首辅，是个认真治理国家的大臣，至少肯定比共受刘彻遗诏的金日磾（他在受遗诏后的第二年就死了）、上官桀和桑弘羊做得要好，但这并不能说明霍光是个贤臣。历史证明，所谓“言传身教”，即真正高风亮节之人，其后代在父辈身体力行的熏陶之下，能力或许不高，气节品德却应是一流的，而在霍光的子女中，我们最终看到的只有贪权、好利、愚蠢和大胆妄为。这且容后再表。

经过这些事情，霍光也意识到了自己锋芒太露，这时候又有谋士劝说霍光：“将军难道没有听说过当年诸吕的事情吗？您现在处于伊尹、周公的地位，如果跟吕家人一样，把持着朝政独断专行，把刘姓宗室排除在外，最后定会失去天下人的信任，引来灭门塌天的祸事。现在将军位高权重，应该反吕家之道而行，凡事多亲近宗室，和大臣们打成一片，这样才能避免当年吕家的惨剧。”

对于谋士的建议，霍光表示接受，暂时把自己的锋芒隐藏，积极改变自己的形象，开始和满朝文武其乐融融起来。大臣们也很识趣，对霍光更是表现出支持、赞赏有加的态度，有人甚至开始公开为他歌功颂德。

然而，摆平一般的大臣对霍光来说不算什么，摆平那三个作为辅政副手的大臣才是重中之重。

三个人

刘彻在选择托孤人选的时候实在是费了不少心思。在他看来，霍光忠诚能干，上官桀能征惯战，桑弘羊善于理财，金日磾最能体现他晚年胡汉一家和平发展的思想，这一阵容可谓能文能武、中外结合，既能搞政治又能搞经济，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那么，这里有个问题：除去霍光，在上官桀、桑弘羊、金日磾三个人里面，谁是刘彻最为看重的呢？

答案或许有些出乎你的意料，不是打过匈奴、征过大宛的上官桀，也不是经济能手桑弘羊，而是匈奴人金日磾。

金日磾原是休屠王子，本可在草原上过上层社会的生活，不巧当时汉朝出了个霍去病，带兵横扫草原，先抢了休屠部落祭天的金人，后又逼得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走投无路，只好投降。投降就投降吧，按刘彻的习惯，休屠王投降过来虽然不能再称王，但做个侯爷总是没有问题的，金日磾不是王子也还是个公子。没想到，休屠王临场退缩，当即就被浑邪王杀了，他的手下也死的死，散的散，剩下那些没死没散的也并入了浑邪王手下。金日磾一下子成了孤家寡人，只能跟随母亲带着弟弟来到长安城，在黄门做了一名养马的马夫。这一年是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金日磾十四岁。

让匈奴人养马，朝廷也算物尽其用。十四岁的金日磾在母亲的教导下并没有生活在仇恨中，他每天都认真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切草、喂料、放马，毫不倦怠。机会总是青睐那些认真的人。金日磾把马养得又肥又壮，人也长得高大威严，而且行事端正，得到了刘彻极大的赏识。他先做了马监，很快又被提拔为侍中、驸马都尉，后来又做了光禄大夫，出入都跟随在刘彻身边。

能够时常跟在皇帝身边，即便是在汉人官员里，也是不可多得的荣耀，可金日磾从没敢忘记自己的身份，几十年间在皇帝身边目不忤视。刘彻赏赐的宫女他也一个不碰，更是曾经生擒莽何罗，救了刘彻一命。可以说，他对皇帝的谨慎忠诚，丝毫不比霍光差。

金日磾的家教也非常严格，当年他母亲对他的教育甚至得到了刘彻的赞许，刘彻还命人给金日磾的母亲画像，并悬挂于甘泉宫内，而且在画像上注明“休屠王阏氏”。金日磾对母亲也极为孝顺，甚至在母亲死后，金日磾只要进入甘泉宫，每次都在母亲的画像前驻足，流泪跪拜一番，方才离去。当金日磾得到皇帝的重用后，刘彻对他的长子弄儿也十分喜爱，甚至称呼弄儿为“我的儿子”。一般人的孩子要是得到皇帝这样的宠爱，早被捧到天上去了，金日磾却不一样，他对儿子的要求因此变得更为严格。然而，亲爹的严格比不上皇帝干爹的宠爱，弄儿长大后还是向着二世祖的方向发展了，甚至已经到了敢在宫里公开调戏宫女的地步。对于弄儿的不成器，金日磾忍无可忍，又担心他做出淫乱宫廷的丑事，最后只好含着泪逼死了他。

金日磾做人严谨如斯，让刘彻也好生敬畏，甚至已经忘了他匈奴王子的出身，把他当作最忠心、最值得敬重的臣子对待。据说，当年刘彻托孤的时候，本是有意选择金日磾作为首辅大臣的，但金日磾以自己是匈奴人，如果他做了首辅就会让匈奴看轻大汉为理由拒绝了刘彻，甘心为霍光做副手。等到刘弗陵做了皇帝，霍光宣布刘彻遗诏的时候，金日磾又说现在皇帝还小，做大臣的应当尽心尽力辅佐皇帝，就推掉了封侯的诏命。试想，如金日磾这样忠心、低调、能干、孝顺、讲原则且知进退的大臣，哪个皇帝会不喜欢？作为一个匈奴人，他对汉朝的忠诚和贡献已经超过了同时期几乎所有的汉人大臣。

按常理计算，在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作为年纪还不满五十岁的辅政大臣，金日磾正是一展宏图的时候。令人没想到的是，金日磾在辅政后不久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很快就要不行了。

金日磾的病很可能是他在中原长期水土不服造成的。当时，他生擒莽何罗的时候已经病了，也可能后来一直就没好，病情越来越重，直至不治。当然，也可能有一些人为的因素，请容后再提。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九月，弥留之际的金日磾在床上接受了皇帝（实际上可能是霍光）赐予的秺侯封号，第二天便病死在家中。

三个人中的第二个人是上官桀，他是刘彻晚年的一个重要武将。这个人早年间也是养马的，因为力气大，加上马上功夫不错，刘彻安排他做了未央宫的养马头子。

可能有人会觉得：怎么又是个养马的？

要知道，有的时候，养马并不见得是下等的活计，尤其在刘彻那个时代。刘彻喜欢打仗，也非常重视和喜欢马，在那时，一般人要是能给皇帝养好马，那就是往上爬的一个阶梯。上官桀却不走寻常路。

有一次刘彻病了，治了许多天，好不容易病好了，刘彻就惦记着他养的那些好马，也没跟其他人打招呼，自己急匆匆地跑去看马。没想到，在未央宫的马厩里，刘彻发现原本那些膘肥体壮的好马如今一匹匹全都没精打采，不少甚至变得骨瘦如柴。这下刘彻勃然大怒，把养马的头子上官桀抓来一顿臭骂：“你小子以为我没机会看这些马了，是吗？！”说罢就要将上官桀拖出去砍了。

一看皇帝发怒，上官桀赶忙跪下来辩解：“前段时间听说陛下龙体欠安，臣日夜思念，寝食不安，时刻盼望着陛下能早些好起来，实在是没什么心思料理这些马。”他说着说着眼泪就开始不住地往下流，最后干脆哽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也无法分辨上官桀的话是不是真的，或许他就是看皇帝不在所以偷懒了呢？但至少他的应变能力是一流的。皇帝位于统治阶级的最顶端，看似众星捧月，实则内心孤独。为了各自的利益，肯为他尽心办事的人多了去了，却有几人能打心眼里关心皇帝的身体？听了上官桀的话，刘彻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一下被触动了：上官桀这个人居然这么把朕的健康放在心上，这是何等的忠臣！于是，上官桀迅速升迁，先做了侍中、搜粟都尉、少府等，后来又做到太仆，一跃成为政坛的红人。

发迹了的上官桀还是武帝后期惯战的将领之一，曾多次带军出征匈奴和西域。当然，以上官桀的水平，和武帝前中期那些优秀的将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相比，他还是远远不如的，就连李陵的军事能力也要超过他。惯战不等于善战，上官桀履历上能查得到的战功中最显著的一次要数跟随李广利出征大宛那次：上官桀领一骑偏师攻破郁成，迫使郁成王败走康居国，随后被上官桀擒杀。我们知道，征大宛那次本来就是杀鸡用牛刀，结果是杀敌八百自损三千，严格地说，算不上什么光彩的战绩。但没有办法，谁让当时朝廷的军事人才青黄不接，刘彻只能从矬子里面拔将军，拔出来的就是上官桀。虽不如人意，但好歹也堪一用，至少比李广利靠谱吧。而且，上官桀和霍光的私人关系很好，很早的时候霍光便把长女嫁给了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这当然是一场政治婚姻，就是拉帮结派的意思，它让霍光和上官桀两家在朝中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固。这一点也印证了我对霍光的看法，即便是在尚未独揽大权的早年，霍光的内心也不像他平时在百官面前表现得那么谨慎、公正和稳重。

三个人里面的最后一个是桑弘羊。如果不刻意去查，或许谁都想不到桑弘羊竟是当时朝廷中资格最老的重臣（注意，这里连“之一”都不需要）。此人出身商贾世家，天生自带神奇的特异功能。

我们知道，在计算器出现之前，中国人都是用算盘计算的。按现代人的认识，算盘的雏形大概出现于东汉后期，成熟于宋代。在没有算盘的西汉，商人们普遍使用由竹子做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而桑弘羊则从小就可以不借助筹码直接进行心算，既快又准。在当时人看来，这就可以算是了不得的特异功能。桑家是当时洛阳屈指可数的富户，桑弘羊又天生是个神童，这使得他早早地便可以接触上流社会，得到在皇帝身边做侍中的机会。

这一年是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刘彻十六岁，桑弘羊十三岁。

我们知道，在刘彻的手下为官是非常不易的，得宠失宠、起起落落都是常事，哪怕你做到百官之首的丞相，也不意味着明天不会丢掉性命。然而，纵观整个武帝一朝，桑弘羊却是政坛的一棵常青树，最终他当官的时间比刘彻当皇帝的时间还要长，几十年间不仅屹立不倒，还步步高升，官越大，皇帝对他越信任。

要说桑弘羊有什么秘诀能得到刘彻如此的青睐，除了两人未成年就认识，感情基础好，最重要的是，桑弘羊一辈子都致力于为皇帝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还是皇帝最不能拒绝的，那就是挣钱。尤其是对没什么节约意识、花钱如流水的刘彻来说，再多的钱也不够他折腾，因此，一个能帮他挣钱的大臣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有文景两朝的积蓄，加上一些增加收入的措施，在刘彻当皇帝的前二十年，朝廷的财政勉强还能支持，这个时候的桑弘羊对于刘彻是没什么大用的，所以桑弘羊这个侍中一侍就侍了二十几年。到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刘彻已经把汉初七八十年的积蓄挥霍一空，百姓却因为繁重的赋税、豪绅的剥削和连年的灾祸而日趋穷困。为了扭转社会和财政的不利局面，刘彻开始重用所谓的“言利之臣”，主要是炼铁大户孔仅、贩私盐出身的东郭咸阳，还有就是桑弘羊，而这三人里最重要的无疑是桑弘羊。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之后，桑弘羊摆脱了单纯的侍中身份，开始以“算计用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之后，他历任大农中丞、治粟都尉等职，并代理大农丞一职，总理国家财政工作达三十年。武帝一朝，几乎所有重要的财政改革均出自桑弘羊，或经由桑弘羊一手实施。

桑弘羊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的理财家，他推崇法治，主张“设法奸禁”，认为国家的政策是用来指导百姓的，而法律是用来惩戒那些想钻政策空子的奸民的，有了严格的规章制度，百姓才知道怎么按规矩做事，有了完整的法律才能惩戒那些不法之徒。桑弘羊想尽一切办法增加财政收入，使得朝廷的财政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好转，不仅满足了刘彻个人奢侈的生活需求，还为他对匈作战提供了支持。这和刘彻大半生的治国理念都是相符的，因此，桑弘羊才能长期在皇帝心中占据重要地位，最终坐上御史大夫、辅政四大臣之一的位置。

了解了这三个辅政的副手，我们就知道了霍光现在的处境：没有了最大的潜在对手金日磾，霍光基本上已经大权在握，而且上官桀是霍光的亲家，桑弘羊只知道为皇帝赚钱，个人能力全发挥在了经济上，要论政治，他完全不是霍光的对手。此外，霍光也开始在朝中培养自己的势力，拉拢并提拔了杨敞、王䜣、胡建等一批大臣做自己的心腹。这样一来，霍光便成了整个国家的实际掌权者，刘弗陵则沦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有人可能会问：霍光毕竟是大司马大将军，主管的是内朝，外朝不是还有一个丞相吗，他就对霍光专权没有一点意见？大家不要忘了当时的丞相是谁，是那个极会把握时机的富民侯田千秋，这样的老油子哪里会看不透霍光，和他争一日之长短？霍光也曾向田千秋公开提出，国家大局应当由他大司马霍光主内，丞相田千秋主外，田千秋应当时刻监督他，不要让他做错事。

这摆明了是在试探田千秋，结果，田老爷子只淡淡地回了一句：“凡事只要大将军小心谨慎，三思而行，就是天下的大幸了。”自此之后，对于霍光主持的朝政，田千秋并无一言反对，终其一生只肯做个摆设。

皇帝太小不能理政，又没有外戚势力，表面上满朝文武都唯霍光马首是瞻。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之后，霍光真正成了当时汉朝的第一人。

然而，光是别人表示支持自己还不行，霍光必须做点什么，树立自己公正公平的姿态，让大家相信自己有功必赏，只要认真工作，最后都可以获得奖励，这样大家才会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就好比当年刘邦先封了他最讨厌的雍齿为侯以稳定大臣们的心思一般。那对霍光来说，谁能做他的“雍齿”，让满朝文武感受到他普照大地的光芒呢？想来想去，霍光终于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苏武。

苏武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开春，一位满脸沧桑、须发皆白的老者手持着一根节旄掉光、是使节但看起来又不像使节的使节，迈进了阔别二十年的长安城。

一时间，老者的出现在长安城内引起了轰动，全城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像迎接凯旋的英雄般迎接归来的老者，不少人被老者脸上那种不屈的气节感动，纷纷落下泪来。

这个老者便是苏武。

苏武是将军苏建的二儿子。苏建曾多次随卫青出征，也曾立过战功封过侯，最后病死在了代郡太守的任上。因为父亲苏建的关系，苏武兄弟三人很早便得以在宫中做郎官。后来，苏武得到提拔做了马监。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因为前阵子匈奴人不断骚扰边境，还扣押了汉朝的使者，刘彻打算找个时间再去教训下匈奴人。偏巧在这时候，之前被扣押的路充国等十几个使者都被匈奴人放了回来，路充国还告诉皇帝，匈奴的单于死了，现在的且鞮侯单于根本不敢和大汉朝为敌，并让自己回来给大汉皇帝传话：汉朝是匈奴的老丈人，他且鞮侯是晚辈，怎么敢得罪长辈呢？

且鞮侯的话让刘彻很是受用，大有满足之感，心想既然匈奴人主动认，我堂堂大汉也不能表现得小家子气：“苏武，来来来，朕命你为中郎将，持节率一百名士兵把我们这些年扣下的匈奴使者都送回去。另外，再给匈奴的且鞮侯单于送一份厚礼，也好让他知道我大汉皇帝不是心胸狭隘之人。”

这下可害苦了苏武。说好的就是一个送人送礼的简单任务，但等苏武把人和礼物送到匈奴王庭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原来，且鞮侯并不是真的要和汉朝和好，等苏武把人送回匈奴，且鞮侯又平白得到了这么多贵重的礼物，便觉得汉朝不敢得罪他，就摆起架子来，态度也不是女婿对丈人，而是主子对下人了。面对这种意外的局面，一方面为了两国和好，另一方面在别人的地盘上也不好乱来，苏武只好忍着，打算等且鞮侯单于依礼写完给皇帝的回信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没想到，且鞮侯根本不提回信的事，就这么让苏武等着，这一等就等出了事情。

前文曾多次提到一个叫卫律的人，他的父亲是关中地区长水一带归顺汉朝的胡人，卫律自小生长于大汉的土地上，曾经和李夫人的兄长李延年关系密切。因为李延年的推荐，卫律得到皇帝的赏识并被派去出使匈奴，结果，等他出使回来，李延年一家已经因为犯事被抓了起来。卫律担心自己受牵连，就带着手下跑到匈奴那里做了降将。没想到，匈奴单于还是蛮喜欢卫律的，他不仅被单于封为丁零王，而且常伴单于左右。

卫律是死心塌地地投降了，可他手下的心思就不见得跟他一样。虞常是卫律的副手，虽然他跟随卫律一同来了匈奴，却时刻惦记着找个机会拿下匈奴一两个达官贵人，然后逃回汉朝。正巧，虞常和苏武的副手张胜是老相识，便私底下找张胜商量：“听说皇帝非常怨恨卫律投降匈奴，我打算设计以伏弩射杀卫律。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国内，我也不图别的，就希望立个功，让朝廷能优待他们。”

张胜一来很同情虞常的遭遇，二来两人又是好朋友，就答应了帮他这个忙，给他提供所需的物资设备，而且表示只要虞常能成功干掉卫律，自己愿意在皇帝面前替虞常作保。

计划定好后，等了一个多月，虞常好不容易才瞅到机会。这天，且鞮侯单于要外出打猎，带走了身边绝大部分的士兵。这次卫律没有随着单于外出，而是留了下来。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虞常准备联合七十几个同伴，第二天就去干掉卫律。没想到临时出了变故，头天夜里，虞常的同伴中有一人临阵退缩，跑去把消息透露给了匈奴的大臣，结果虞常不但没能干掉卫律，还被匈奴人捉了个活口。

虞常事发，这下张胜紧张了，只好硬着头皮把虞常和自己说过的话告诉了苏武。苏武一听也急了，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看虞常也靠不住，只要他把你供出来，我们谁也逃不了，我作为国家的使节，决不能受这样的侮辱。”说罢，苏武拔出刀来就要自杀，吓得手下人赶紧把他牢牢拉住，才没让苏武死成。

事情果然如苏武所料，匈奴人抓住虞常后刑讯逼供，最后还是牵连了张胜。卫律把审讯结果上报单于，单于大怒，要一并处死汉朝的使者。这时，匈奴的一个大臣出来劝阻单于：“哪怕他们要刺杀的是单于，到头来也不过是判个死罪，况且他们要杀的还不是单于，就这样把他们杀了也是无益，不如劝他们投降为我所用。”

单于倒是把大臣的话听进去了，就让卫律将苏武一干人等叫来受审。对此，苏武早有准备，心想大不了就是一死，倒也不惧，就带着常惠和张胜，三人一起去了单于大帐。

进到帐里，只见单于一句话也不说，只有卫律一个劲儿地叫他们投降，说得唾沫横飞，听来听去也无非那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日荣华富贵不可限量的话。苏武也不打断卫律的话，而是等他说完后，上前两步，自顾自地转过头对身后的副使常惠说：“如果我们照着卫律大王的话做，那就是侮辱了自己的使命，丢失了自己的气节，这样的话，即便活着又哪有脸面去见人呢？！”说罢又拔出刀自刺胸口。

苏武的举动让在场的人惊呆了，没人想到一直闷声不吭的苏武居然如此刚烈，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刀插入自己的前胸，刀刃透背而出，鲜红色的血溅到地上，随后他整个人直挺挺地往后倒去。张胜和常惠等人早被吓傻了，站在原地抹眼泪。倒是卫律最先反应过来，他赶紧上前两步抱住苏武，叫下人召大夫来急救，这时候苏武已经没了气息。

在古代，尤其是在远离中原的边疆，医学与巫术大多不分家，巫师平时就是给族人看病的，匈奴人也不例外。巫医看病总带些神秘色彩，面对已经气绝的苏武，匈奴的巫医采取的抢救办法看起来比较特殊：首先在地上刨个坑，下面点上火，类似北方的炕一样，然后把苏武放在上面，巫医则站在苏武背上，口中念念有词，不断地跳来跳去。巫医忙活了半天，一直踩到苏武的伤口再次出血，才将他从鬼门关前拉回来。

当然，这并非有鬼神相助，巫医看似玄乎的抢救办法其实也有其科学依据。炕下烧火提高温度，为的是促进血液循环；在人为控制下对患者背部的踩踏可以诱发自主呼吸和刺激心跳，说白了，就类似于现代的胸外心脏按压，而且坚持抢救了半天之久。所以，归根结底，苏武之所以能抢救成功，靠的不是神明的保佑，而是科学的方法。

对于毫不畏死的苏武，且鞮侯单于倒是挺敬重的，虽然也把他看管了起来，但每天早晚都派人探视，安排大夫给他调理身体，好吃好喝地招待着。而早已被吓傻、只知哭泣的张胜等人，则被扣押了起来。为了劝降苏武，且鞮侯单于和卫律也是绞尽脑汁，等苏武的身体好转之后，他们再次提审虞常，并让苏武等人列席听审。

其实，提审并没走什么正规程序，也没走什么过场，卫律三下五除二就给虞常宣布了审判结果。毫无疑问，结果自然是死罪，主审是卫律，受害者也是卫律，虞常安有不死之理？别看卫律平时地位挺高，养尊处优的，这时候倒也活跃，做完主审官后，又要过一把刽子手的瘾，便从主审的位置站起来，拔出刀上去就是一刀，直接把虞常的脑袋砍了下来。杀完人后，卫律把还滴着血的刀尖指向张胜：“汉使张胜伙同虞常意图谋杀单于的近臣，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也是死罪，但单于说了，投降的可以免死。”说完举刀就又要砍向张胜。

张胜哪经得起这样的吓唬？眼看刀口就要落到自己脖子上了，他赶紧跪倒在地，投降求饶。卫律很满意，让人把瘫在地上的张胜架了出去，转而又把刀尖指向苏武：“副使有罪，上司也要连坐！”

苏武死都不怕，还能怕几句吓唬？他只是淡然地回了一句：“我原本就没参与这事，和张胜又没有亲戚关系，连坐从何说起？”

一看苏武这么说，卫律也不答话，上前一步，举刀便砍。迎着刀锋，苏武既不躲闪，也不反抗，只是瞟了卫律一眼，然后轻轻“哼”了一声，从鼻孔中喷出一股轻蔑之气。

卫律的刀自然没有落下，他的目的是让苏武投降，见苏武并不为所动，便知道来硬的不行，于是改变策略，好声好气地对苏武说：“苏君，之前我也是有负汉朝，但承蒙单于不弃，封我为王，现在我手下有数万战士，牛马不可计数，这是何等的富贵！今日你要是听我一言降了单于，我的今日便是苏君的明日！难道不比枉死在这草原之上，无人知晓好吗？”

苏武继续一言不发，卫律以为他心有所动，继续说道：“今日苏君要是听我的话，我们即刻结为兄弟，如若不然，要是苏君改天又想通了，可就没这个机会了。”

看着恬不知耻的卫律，苏武再也忍不住了，破口大骂：“你既然是大汉的臣子，不顾大汉和父母的养育之恩投降了蛮夷，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现在匈奴单于信任你，让你来判案，你不秉持公道，却为了一己私欲要杀害汉朝使者，挑拨两国的关系，试图让两国起纷争，是何居心？！你也不睁大眼睛看看，和汉朝作对是什么下场：南越人杀了汉朝的使者，结果南越被分作九个郡；大宛国王杀了汉朝的使者，如今脑袋都已经挂在了北边！现在就剩下匈奴还能苟活。你明明知道我是不可能投降的，还一味地怂恿单于和朝廷敌对，这分明是想让两国重新开战，那匈奴灭国的祸事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卫律听了苏武的话，也知道言语已无法打动苏武，只好回去向单于复命。没想到，且鞮侯单于多少有点受虐倾向，苏武越是反抗不从，他越是喜欢，下决心一定要收服苏武为己用，于是心生一计，让人把苏武关在存放羊皮等杂物的地窖里，不给饭吃，想要用饥饿击垮苏武。

其实，我们知道，地窖里关人，最可怕的不是黑暗和饥饿，而是缺氧。人不喝水能撑三天，不吃饭至少能扛一周，可要是空气中氧气浓度不足，那可活不过一时三刻。好在，匈奴人的地窖做得简陋，谈不上什么密封条件。时值冬季，大雪纷飞，雪片竟也落入地窖中，苏武喝着混杂了泥土的雪水，嚼着羊皮充饥，就这么硬扛了好多天。等到匈奴人以为苏武早已饿死的时候，把他从地窖里拉出来才发现，他居然还能动弹。

这下匈奴人服了，以为是神明在保护苏武，也不敢再继续关押他了，但又不愿意把他放回汉朝，便把苏武流放到北海[1]牧羊。其他不肯投降的常惠等人则关押在他处。匈奴人放出话来：你苏武不是有神明帮助吗？那好，你什么时候让公羊生了小羊，就可以回去。

这分明就是无期徒刑！但苏武没有反抗上诉的权利，只好到北海牧羊。在荒芜的北海边上，苏武过着孤独且艰苦的日子，没有饭吃，就挖田鼠掘草根果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仿佛对他已经失去了意义，陪伴苏武的只有他手中那根代表其汉朝使者身份、早已掉光毛的使节。

后来汉昭帝继位，霍光掌了大权，汉朝和匈奴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迎回苏武便成为霍光树立自己威望的重要一步。试想，就连苏武这么一个流落在外、失联多年、地位又不甚重要的旧臣，大司马大将军都能如此上心，那证明他的心胸是何等宽阔，皇上的恩泽是多么广大？于是，派人去匈奴迎回苏武就被朝廷提上了议事日程。

等到朝廷的使者到了匈奴，一提苏武，匈奴人很不好意思地说，苏先生一众人都已经死了。

“死了？不会吧？”

“不信你们可以自己找啊。”

对于匈奴人来说，这样的态度很正常，苏武被匈奴人扣押了小二十年，他们用尽了各种方法都无法让他屈服，现在要是就这么让他回去，什么英雄不英雄的暂且不论，光这个脸，匈奴人就丢不起。如果将苏武放回国，然后汉朝再这么一宣传：“我们苏武在匈奴被扣押了十九年，虽然历尽磨难，但始终没有屈服于匈奴人！”那匈奴人以后在西域还用不用混了？

使者没有办法，大漠茫茫，要找一个人，跟大海捞针有什么区别，你去哪里找？因此，使者也只好回去复命。这样看来，苏武的出头之日似乎遥遥无期了。

好在，霍光也不死心，再次派使者去匈奴要人。这一次，使者的运气比较好，他见到了一个重要的人——苏武当年的副官常惠。常惠不仅告诉使者苏武还活着，还告诉使者见到单于后不能直截了当地说“苏武还活着，你们要交人”之类的话，而是应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使者受教，第二天见到匈奴单于就说：“单于，现在两国交好，我们陛下希望这次能把苏武等人接回去。”

“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们了吗？苏武先生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单于，明人不说暗话，我们陛下前段时间在上林苑打猎，一箭射下来一只大雁，那大雁的脚上缠有布条，上面写着苏武现在还活着，还在荒泽之中，敢问单于此事可当真？”

这下，匈奴的壶衍鞮单于语塞了，他多年来就一直听闻苏武有神明保佑、怎么害都害不死的传说，一听汉使的话更是震惊不已。他又环顾了下身边的大臣，大家也是一副惊恐的表情，再想想像苏武这样的人，还是不要得罪为好，便起身主动向使者道歉：“苏武确实还活着，我这就派人把他请回来，还望使者原谅我之前的隐瞒。”

能迎回苏武就是大功一件，使者当然也没敢和单于较真。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春天，苏武终于又回到了长安城，这时候他已经是年近六十、须发皆白的老人了。

苏武的回归巩固了霍光在朝中的地位，但要说苏武在霍光的眼里有多么重要，则不尽然。苏武回国后，昭帝刘弗陵亲自接见了他，刘弗陵抚摩着苏武手中那根光秃秃的使节感慨万千，他不仅让苏武到武帝庙里去祭祀，还让霍光给苏武论功行赏。结果，霍光让苏武做了专管外交的典属国，赏钱两百万、田二顷、长安城内住宅一所，然后……就没有了，连个关内侯都舍不得给。而作为被扣押人员，与苏武一同从匈奴返回的十人中，有九个都是当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的，但也只有常惠、徐圣和赵终根三人拜了郎中，赐帛两百匹，其他六人只赏钱十万，然后就被打发回家了。还有一个叫马宏的，他不是跟苏武一起出使匈奴之人，而是在武帝末年跟随光禄大夫王忠出使西域的。结果，他们在半道上遭到匈奴人截杀，王忠当场阵亡，马宏被俘。被俘后马宏同样宁死不屈，这次一并被匈奴人放了回来。这个马宏好像连安家费都没有，由此足可见他们这些为国家尊严不屈抗争的人在霍光心中的地位如何。

好在，马宏这些人能从匈奴人手中捡回一条命并回到故土，已经心满意足，也不计较什么，便心安理得地回了家，而苏武则很快就被卷入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

[1] 贝加尔湖。

第十章 争权

燕王案

二十世纪，在远方的不列颠群岛上，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后来被引为至理名言，其实两千多年前，霍光就深谙这个道理。

按理说，霍光和上官桀本没有太大的矛盾。于公，两人同为辅政大臣，位高权重，霍光为主，上官桀为副，在霍光不在皇宫的时候，朝政就由上官桀代为决断处理；于私，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的女儿为妻，两人是儿女亲家。但就是这样，两个人最后也走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当然，主动挑事的是上官桀。

上官桀这个人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本事是有的，但不大；德行也是有的，但不多。上官桀老早就坐上了九卿的位置，他本来是在霍光之上的，后来反而被霍光压了一头，心里本就不服气，因此，自从做了辅政大臣，他就时刻琢磨着怎么能再进一步。可这时候的上官桀已经是朝廷的第二重臣了，还能怎么再进一步呢？他就想，光和霍光攀上亲戚不行，要跨过霍光，就要寻求更大的靠山，而天底下比霍光还大的靠山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上官桀于是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既和皇帝攀上关系，又不至触怒霍光。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这样一个法子：皇帝不是年纪还不大吗？正好自己有个孙女（也就是上官安的女儿），年纪也就五六岁，和皇帝相差不是很多，何不把她送到宫里？

上官桀把这个想法和霍光说了，本以为霍光不会反对，毕竟那也是他的外孙女，没想到霍光以“孩子年纪太小”为由，一口回绝了他的提议。这下上官桀脸上挂不住了，心想自己好歹也是辅政大臣之一，这种事情都做不得主，还得听他霍光的，难道天下事都是他霍光说了算吗？他不同意自己就偏要送，而且不仅要进宫，还要做皇后，看他以后怎么在自己面前嘚瑟。正是从这件事开始，上官家与霍家开始交恶。

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其实也简单：朝廷里的大臣向来都闲不住，既然现在皇帝的位置也稳了，百姓的生活也安定了，匈奴人也不闹腾了，这么闲着总觉得哪里不对，怪怪的，那就斗一斗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霍光的路子走不通，上官桀就转而向皇帝的姐姐盖长公主求助。这个盖长公主继承了汉室公主的精髓，先是嫁了盖侯为妻，结果这个盖侯没蹦跶几年就挂了，剩下长公主一人孤枕难眠，她就和原来自己丈夫手下一个姓丁名外人的门客勾搭在了一起。反正以前的公主们不少也经历过这种事，盖长公主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当时，这在满朝文武甚至皇帝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汉武帝死后，霍光为了让长公主到宫里照顾年幼的昭帝刘弗陵，干脆就让丁外人和盖长公主一起住到了宫里。

要知道，在外面偷偷摸摸和公开住到宫里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要换一个耿直讲原则的大臣，是根本不可能同意的。当年刘彻带着长公主刘嫖的面首董偃想从正门进宫里玩耍，当时看门的东方朔是什么态度？一把长矛横在门口，坚决不让董偃从正门进去，硬是逼刘彻带着董偃走了偏门。由此可见，霍光这个人的谨慎守规矩也是分情况的。

上官桀想走长公主的路子也是因为他有便利。这个丁外人在朝中有两三个好友，正巧上官安就是其中之一。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的某一天，上官安找到丁外人跟他说：“你看我上官安也算是一表人才，老子长成这样，闺女能不好看吗？我想让长公主帮忙走动一下，让我女儿能进宫当皇后。如果这事办成了，我们上官家就能真正飞黄腾达了，到时候还能忘了你的好处吗？想汉代历朝以来都是以侯爷配公主的，现在你丁外人得了公主的青睐，封侯一定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丁外人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说白了，就是长公主的一个小白脸，这身份好说不好听，也正寻思着怎么才能改变一下自己的社会地位，眼下上官大人说得这么明白，他岂能不动心？于是，丁外人就跟盖长公主提了上官桀想要将自己的孙女送入宫的事情。

长公主也清楚，她和丁外人这事老是这样也并非长远之计，别人明面上不说，可背地里指不定会怎么编排自己，眼下也正寻思着要找个办法给丁外人转正。既然上官安提出了这么个对大家都有利的建议，双方马上一拍即合。昭帝刘弗陵这时候只是一个十岁大的孩子，这种事情哪能做得了主？自然是姐姐长公主怎么说怎么是，结果，上官安的女儿很快就进宫做了婕妤。没过多久，到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三月，又由婕妤升为皇后。

丁外人帮着上官家得了好处，上官桀也准备投桃报李，就来到霍光家为丁外人求官，还想给丁外人求个侯，而这事不得不和霍光商量。

“上官大人，难道你忘了高祖的遗训‘非功不侯’了吗？”在上官桀表明来意之后，霍光不咸不淡地回答道。其实，上官家居然联合盖长公主，跳过他霍光把上官安的女儿立为了皇后，霍光已经很气愤了，无奈那女孩好歹也是自己的亲外孙女，他才没发作。这次上官桀居然又来给丁外人要官要爵，霍光怎么会答应他？

上官桀也料到霍光不会同意，马上退而求其次：“要不，做个光禄大夫也行。”

光禄大夫没有实权，可是能自由进出皇宫，丁外人要是做了光禄大夫，那跟盖长公主也算是光明正大了，但霍光还是不同意：“敢问上官大人，丁外人何德何能居此显职？还请大人不要再提这事了。”说罢便挥手送客。

霍光让上官桀碰了一鼻子灰，顺便也就把丁外人的后台盖长公主得罪了。正巧，就在这档口，霍光接受了杜延年的建议，准备放弃武帝时期的政策，重新把文帝休养生息那一套搬出来，并且要将实行了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均输、酒酤和盐铁官营等财政政策一并废除，还要恢复文帝时期准许私人铸钱的法令。这些举动刺激了主持财政事务的桑弘羊，桑弘羊马上跳出来跟霍光唱反调。

这下好了，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三个辅政大臣中的两个，加上皇帝最亲的姐姐，联合起来准备要把霍光扳倒。但尽管人多势众，他们三个人还是担心斗不过霍光，想来想去，便又拉上了燕王刘旦，想要壮大声势。

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是在把自己推向死路。

因为燕王刘旦不是一般人，他是燕王。

这看起来是一句典型的废话，其实不然，正因为刘旦是燕王，是汉武帝刘彻的亲儿子，这个人是有资格且想当皇帝的。在刘彻没死的时候，刘旦就曾上书，要求到宫里宿卫，时刻准备着接班，结果被刘彻一顿臭骂，不但把他的使者砍了，还削了燕国三个县，也绝了立他为太子的念头。昭帝刘弗陵继位后，霍光让人送书至燕国，加封刘旦一万三千户，赏赐三千万钱。刘旦当场就把诏书摔在地上，大骂：“皇帝的位子本来就是我的，用得着你个小孩子给我什么赏赐？！”后来，刘旦还和刘泽密谋过造反，事情败露后，霍光为了稳定政局没有追究他的罪责。上官桀也是智商有限，和刘旦这样的人绑在一条船上，到头来不淹死才怪。

不管怎么样，上官桀和刘旦，一个想扳倒霍光，一个想做皇帝，大家各有所需，就开始密谋起来。要扳倒霍光，首先要破坏他在皇帝面前高大全的形象，最方便的办法莫过于通过盖长公主之口向皇帝说霍光的坏话，可这日积月累的需要时间，上官桀等人却等不了这么久，他们开始不断寻找别的机会。终于，有一天霍光去巡视羽林军，回来的时候便把羽林军的一个校尉调到了自己手下。上官桀自认为抓住了机会，等霍光沐出的时候，马上找了个人向皇帝上书参了霍光一本。

当然，为了保险起见，上官桀的上书没敢用自己的名义写，而是以燕王刘旦的名义写的，但口气倒是蛮像刘旦的：“陛下，听说大将军霍光这个人不得了，苏武在匈奴二十年坚贞不屈，回来也不过做个典属国，而大将军的长史也没听说有什么功劳，就升迁做了搜粟都尉。臣还听说最近大将军去巡视羽林军，居然用的是皇帝的车马仪仗，还私自调动了羽林的校尉，臣担心他背地里有什么阴谋。正因为这样，臣斗胆提出，这个燕王臣不做了，愿意回到宫里给陛下做一名侍卫，以免陛下一不留神被乱臣钻了空子。”

看完上官桀递上来的“燕王”上书后，刘弗陵问上官桀怎么看这事。

上官桀自认为说得很圆滑：“燕王所说的事情可能也是捕风捉影，不一定是真的，陛下可以让大司马到有司那里辨明清白，到时候清者自清。”

其实，这种事情的道理谁都明白，只要皇帝下令缉拿霍光，再送到有关部门审问，然后上官桀等在外操作，管你霍光是大司马还是小司马，总能让你变成死马。

刘弗陵又问其他大臣的意见，这时候主管监察的御史大夫桑弘羊早就撺掇好了一批人，他们齐声要求皇帝下令先把霍光控制起来查明事情真伪，以防有不测的事情发生。

刘弗陵看着满朝的大臣，也不言语，也不表态，也没有让人去缉拿霍光，他只是微微一笑，将事情搁置了起来。

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上官桀和桑弘羊等人心里不甘，第二天上朝便准备继续昨天的话题。但今天不同于昨日，今天霍光可是正常来上朝办公了，而且在上朝之前，他已经知道了昨天的事情。这时候霍光的反应有些出乎众人的意料，听到昨天燕王上书告他的事情后，霍光便吓得躲到了偏殿的画室里，不敢出来见皇帝。

刘弗陵上朝后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点了点前排的人数，很奇怪地问：“大司马大将军呢？”

上官桀马上站出来回答：“大将军听说燕王告发他，现在正躲在偏殿里不敢进来。”

刘弗陵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看了看上官桀，然后让人把霍光从画室里召来。霍光很不情愿地进了大殿，见到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脱了帽子，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个劲儿地磕头谢罪，心里还在使劲地盘算该怎么办。这时候，上官桀又把所谓的燕王上书一事说了一遍，恳请刘弗陵定夺。

一直没表态的刘弗陵说话了：“大将军请起，把帽子也戴好了，朕知道燕王的上书是假的，这是有人想要害大将军。”

听到皇帝这么说，霍光看着他简直比看着自己亲爹还亲，又是一通磕头谢罪。刘弗陵再一次让霍光站起来说话。霍光站起来后顿觉一身轻松，但他还是很奇怪地问皇帝：“陛下怎么知道此书是假的？”

刘弗陵说：“大将军巡视羽林军，那是职责内的事情，而且这事过去还不到十天，远在北边的燕王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得到消息？况且，即便大将军要作乱，那也要联合其他的将军，靠个校尉能有什么用？”

刘弗陵的话震慑了满朝的大臣，以往觉得皇帝是个小孩子的人也收起了轻视之心。霍光不在时，他隐忍不言，霍光在场时，他一语戳破对方的阴谋，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能有这样清醒的头脑实在是十分难得，不得不说是大汉的幸事。接着，刘弗陵叫上官桀把上书的人叫来对质，果然，之前上书的人早已逃得不知去向。

刘弗陵并不打算就此罢休，下诏全国缉捕上书之人。这下，上官桀坐不住了，他对皇帝说：“陛下，这只是一件小事，犯不着这么兴师动众，不如就这么算了吧？”

“算了？”刘弗陵斜眼看着上官桀，“何人如此大胆，竟然诽谤当朝大司马大将军？！如果这一本告的是你上官大人，你能就这样算了吗？”

这一句问得上官桀语塞，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事情到了这份儿上，真相是什么其实不用查在场的人心里大概也已有数了。

这次，上官桀自以为很好的计策却弄巧成拙，不仅使自己和霍光彻底决裂，还把皇帝推到了霍光一边。接下来，上官桀不管是找谁说霍光的坏话，皇帝都不再同以往一样沉默，而是直截了当地驳斥：“大将军是忠臣，是先帝让他来辅佐朕的，以后谁敢再说他的坏话，那不仅是对朕的不敬，更是对先帝的不敬。有再说大将军坏话的，一律砍头！”

皇帝的态度让上官桀彻底蒙了，而且霍光也不是好惹的，他表面上虽然很平静，没有继续追究上书诬告他的事情，可他表面越是平静，上官桀心里越是不安，谁知道霍光私底下正在谋算着什么？这种对于未知的恐惧让上官桀整日坐立不安，大概一个月后，即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八月，狗急跳墙的他决定使出最后一招：谋反。

上官桀的谋反计划是这样的：由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在酒席间伏兵格杀霍光，然后废掉刘弗陵，改立燕王刘旦为皇帝，刘旦则答应事成之后封上官桀为诸侯王。

上官桀认为杀一两个人就能得天下，这看起来当然是一个傻瓜般的计划。然而，更异想天开的人是他的儿子上官安，上官安的计划更进一步：等刘旦来了就再把他杀掉，然后由上官桀做皇帝，他上官安就是当朝太子。

上官安想到如此一来自己就是这个天下未来的主人了，顿时觉得飘飘然起来，恨不得马上就以“朕”自居。这时，身边的人提醒他：“那现在的皇后，你的女儿怎么办？”

上官安不以为然：“现在是狗抓麋鹿的时候，管它兔子干吗？再说了，皇后再风光也只是一时的事情，她现在是皇后，地位尊贵，可等哪天皇帝宠幸了其他的妃子，她得不到皇帝的宠幸了，这个皇后对我来说有什么用？”说完还哈哈一阵大笑。

由此看来，上官一家不仅愚蠢，而且无情，这样的人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果然，谋反还没开始，消息就随着上官安爽朗的笑声传了出去。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是盖长公主的一个舍人，然后消息又七转八转地传到了谏大夫杜延年的耳朵里，杜延年马上把上官桀联合燕王准备谋反的事情告诉了霍光。霍光哪里会犹豫，他一面禀报皇帝，一面派人把上官桀、桑弘羊和丁外人的三族都抓了起来一并杀掉。盖长公主一看情况不对，也赶紧上吊自杀了。

接着，霍光又把平时和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关系好的那些大臣，包括苏武在内，也一并该罢免的罢免，该降职的降职。处理完朝廷里的这些人，霍光以皇帝的名义下诏燕王，让他放老实点。刘旦这个人也就自我感觉良好，其实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虽然叫嚣着要起兵要做皇帝，可上官桀等人一死，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等皇帝的诏书一到，刘旦知道事已不可为，干脆就上吊了。

刘旦上了吊，他的王后和夫人等二十多人也给他陪葬了，他延续了汉朝开国以来刘姓诸侯王“想谋反却流产”的习俗（唯一例外的就是七国之乱），到头来只成为皇帝巩固中央集权的垫脚石。霍光也因此顺利地铲除了上官桀和桑弘羊两个辅政大臣，又提拔了自己的亲信张安世做车骑将军、光禄勋，充当自己的副手，把国家的权柄牢牢地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唯一躲过一劫的是上官皇后，因为她年纪小没参与谋反，而且是霍光的外孙女，也没人进一步追究她，继续让她做着皇后。

突变

霍光把控着朝廷的实权，事情做得还算漂亮，他把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发展了生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对外也屡有建功。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霍光派范明友征乌桓，斩首六千余，第二年又派傅介子平定了楼兰。最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一向与汉朝为敌的匈奴也逐渐开始消停，朝廷上下显现出一派“百姓充实、四夷宾服”的景象（《汉书·霍光传》）。

到了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国内政治稳定、朝中大臣能干、边境安定，而当朝的皇帝又聪明早慧，按理说，一个盛世王朝来临的必备条件都已经具备，只等着年轻的刘弗陵如同他的父亲刘彻一般，去开创一个伟大的时代。

然而，历史在这里又莫名其妙地拐了个弯，问题出在了最关键的人——皇帝刘弗陵身上。

时间到了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这一年春天，刘弗陵正式举行了元服仪式。这标志着他可以作为一个有独立行为能力的人君来治理国家了，而且刘弗陵不同于一般的皇帝，在处理上官桀诬告霍光一事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是众所周知的。虽然以往的政绩主要是霍光的功劳，但作为皇帝，刘弗陵的贤能众人也是看得出来的。这样一个贤君胚子，要按当时老百姓的要求，恐怕是要提早出来亲政的。可奇怪的是，他在元服之后居然继续委政于霍光。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朝气蓬勃，正是精力旺盛、无处发泄的时候，刘弗陵又不是昏庸之人，该他亲政的时候不去亲政，那他去干什么了呢？

答案是不知道。

元凤五年和六年，除了偶尔出来宣布减减赋之外，对于国家和社稷，基本上没见刘弗陵有什么举动，社会活动的劲头还不如当年六七十岁时的刘彻。在转过年去的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刘弗陵一病不起，很快就在未央宫驾崩了。

历史上短命的皇帝有的是，单就汉朝说，恵帝刘盈死的时候也是二十三四岁，可刘盈是长期积病在身，又沉溺于酒色，而刘弗陵平时生活规律，没听说有什么不良嗜好，也不像霍去病那般长期劳累，怎么刚二十一岁就病死了呢？

也许，问题的根源出在刘彻身上。刘弗陵出生的时候，刘彻已经六十好几了，虽然他的身体很好，能力很强，但毕竟岁月不饶人，以他年过花甲的半残之躯所播下的种子有可能本身就先天不足，导致刘弗陵稍微长大后就隔三岔五地犯点小毛病。而且，刘弗陵又不幸碰到了权臣霍光。霍光独揽大权，对于天下百姓也许是福祉，但对于刘弗陵来说，更多的可能是灾难。想当年刘盈一边生着病，一边泡在酒缸和脂粉堆里，还生了五个儿子。刘弗陵当时已经二十，早过了性成熟期了，可由于霍光想让自己的外孙女首先生下孩子，就禁止刘弗陵跟宫里的其他女子欢好，但他自己的外孙女年纪又太小，这就导致了刘弗陵人生的尴尬：后宫里有的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可是能生的不能碰，能碰的又不能生。

对刘弗陵来说，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也许过得非常郁闷，原因在于他太过聪明了。虽然当年霍光和上官桀、燕王等人争权的时候，他倒向了霍光一边，可等处理掉张扬跋扈的上官桀等人之后，刘弗陵才发现，在把持朝政、架空皇帝方面，霍光同样不是省油的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个时候霍光大势已成，其声望和地位早已不是他刘弗陵一个孤家寡人可以动摇的，这才有了刘弗陵元服后依然委政于霍光的举动。

这就是早慧的悲哀，如果换成另一个人，能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混日子，没准还能多活两年，但聪明的刘弗陵也许从身体到心理都实在无法承受这种折磨，所以他选择了某种形式的对抗行为，从而导致了自己的早死。

这样猜测有道理吗？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对于刘弗陵的突然驾崩，整个朝廷完全没有准备，甚至连修陵的材料和保存尸体所需的木炭都没准备足，只好临时在民间紧急抽调。如果刘弗陵是长期卧病，然后逐渐不治，中间有一定的时间，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皇家是说不通的。

当然，对于刘弗陵的病，史书上记载得相当含糊，我也只是妄自揣测而已。也许，真就是一场意外，天妒英才罢了。但对于霍光来说，不管怎么样，皇帝驾崩了都是件不好的事情。不好的原因就在于霍光的身份：他是首辅，再怎么有能力，也是个“辅”。现在皇帝没了，他这个首辅还有什么可“辅”的？所以，赶紧找个人来当皇帝就成了重中之重。

第十一章 嗣子皇帝

“奇人”刘贺

因为上官皇后没有孩子，霍光于是也面临了高后吕雉当年的窘境，只能在刘姓的其他宗室里找人出来做皇帝。那找谁好呢？按当时的情况，武帝刘彻的儿子中唯一还健在的是广陵王刘胥，但是大臣们都说这个人不行，智力低下且道德品质又差，当年刘彻就看不起他，现在就更不能让他来接这个班了。而且，他是刘弗陵的哥哥，帝位的继承讲究父死子继，实在不行就兄终弟及，刘胥他算哪出？

那刘胥不行谁行呢？

这不还有昌邑王刘贺吗？他是刘髆的儿子，按辈分来讲，是昭帝的侄子，可以让他做刘弗陵的嗣子，以嗣子身份继承皇位就可以了。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然。刘胥这个人当然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做事荒唐，可刘贺也不是什么好鸟，他的狂纵无节也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当年给武帝刘彻服丧期间，刘贺还到处游山玩水，甚至在方与这个地方半天就纵马狂奔二百里。手下臣子谏他，他就假装收敛一下，没几天就又恢复如常。这样的人恐怕也不适合做皇帝，那为什么霍光会选他呢？

答案是刘胥这人年纪大了，有自己的主见和认知，而且这人天生神力，没事的时候就喜欢赤手空拳和熊、野猪一类的猛兽搏斗，他要是当了皇帝，哪天和霍光说掰了，搞不好会当场手撕霍光，霍光不敢冒这个险；而刘贺年纪小，没主见，容易控制，或者说霍光认为这个人相对容易控制。

刘贺手下有个明眼人，这个人叫王吉。接到朝廷让他到长安做皇帝的消息后，刘贺高兴得简直迫不及待，黎明接到消息便马上命令手下打包家当，日中就开始往长安跑，晡时就到了定陶。在那个没有高铁的年代，带着这么一大家子人，两个时辰居然跑出一百三十多里，可见他有多急切。

这时王吉告诉刘贺，现在是皇帝死了才征他去长安的，他是去奔丧的，应该日夜不停地悲戚号哭，不能这么兴高采烈，而且到了长安也不能乱说话。他还说，大将军这个人“仁爱、智勇、忠信”的美德是天下都知道的，一旦刘贺做了皇帝，只需要“事之、敬之”，不管是朝政还是什么事都“壹听之”，他只需要“垂拱面南”做个摆设就可以了。

好犀利的见解！这应该也是霍光想要刘贺做到的，这才是他选择刘贺的根本原因。

对于王吉的话，刘贺并没在意，继续任性妄为，途中听说有新奇的物件就让手下弄来供自己把玩，见到漂亮女子就让手下直接抢来给自己享乐。就这么一路走一路玩儿，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霸上。

在霸上，大鸿胪早已准备好了皇帝的车马仪仗，等着迎接刘贺。刘贺换了车，也没搭理大鸿胪，还一脚把朝廷派来赶车的人踹了下去，然后让自己的亲信过来赶车，又把自己在昌邑的郎中令叫到车里一起坐。

好吧，车谁赶不是赶呢，可从礼节上说，来奔丧的总不能一脸的喜气吧？到了长安外围的东都门外，郎中令告诉刘贺，过了东都门就算是长安的地界了，依礼，奔丧的人从这里开始就要遥望长安哭泣了。

刘贺本就不受先帝待见，和刘弗陵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现在自己这个皇帝堂叔死了，刘贺自然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悲伤的。刘贺说：“我现在喉咙痛，实在是哭不出来。”

车子继续前行，一路行到了长安城门下，郎中令再次提醒刘贺该哭了。和在东都门时一样，刘贺仍说哭不出来。

直到车子驶进皇宫，缓缓地就要停在未央宫门外时，郎中令在车上第三次劝说刘贺：“我们现在的住所不在未央宫里，而在未央宫的北面，现在离那里就几步路，要是再不哭就来不及了。”

这时候刘贺才说：“好吧。”然后下车伏地，勉强挤出几滴眼泪，对着北面十分礼节性地号了两嗓子。刘贺这一哭，霍光等大臣都松了一口气，认为这家伙还不算太混账。

六月丙寅日，经过一番必要的仪式后，刘贺接过皇帝的玉玺，正式继承了皇位。这时距离他被废仅有二十七天。

过把瘾就被废

一个新来的皇帝，当政仅仅二十七天就被废黜，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然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要知道，别说是废黜皇帝，就是要在朝中扳倒某个大臣，走程序也不止这个时间啊。

问题在于刘贺本身。

刘贺这个人怎么说呢？他把皇帝当成了以前的昌邑王，以前在昌邑干什么，现在在长安也干什么。对于刘贺来说，皇帝和昌邑王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换了个地方享乐而已。

可是，说刘贺游手好闲，喜欢玩乐，随性惯了，不假，说他骄奢淫逸，也对，但这个人和一般意义上的昏君还不太一样。尤其，他对手下人还算不错，手下指出他的错误，他也知道暂时收敛（虽然时效很短），手下敢于正面顶撞他，他也知道羞愧，并不像一般的昏君一样杀伐任性。刘贺并不是一个人来长安的，而是把他在昌邑的整个官僚机构都带了过来，而且他还将这些旧臣逐个超规格地安放在了朝廷里，毕竟自己的熟人用起来也顺手。

刘贺这样对他的老部下，他的老部下对他也算不错。就说那个跟他一起坐车进长安城的郎中令，有一天，刘贺梦到成群的绿头大苍蝇停在阶梯下，满满的有五六十只之多，醒来后就问郎中令这是何意。郎中令以《诗》解梦，告诉刘贺：“这是上天的预兆，说陛下身边的小人很多，多得就跟那些苍蝇一样，您现在做了皇帝，可是在朝中并没有什么根基，应该先拉拢一些朝廷大臣或大臣的子孙。如果不依靠他们，而继续信用以前在昌邑的旧臣，必将有祸事临头。如果陛下要避祸，就应该立即把从昌邑带来的人都遣散回去。这样吧，我请求做第一个被遣返的人员。”

刘贺听后不以为意：不就是大臣不满嘛，不满又能怎么样？我是皇帝我怕谁？！他既不同意郎中令的请求，也没听取郎中令的意见，继续往朝廷里塞自己人。

这下彻底触怒了霍光和满朝的文武大臣。你做皇帝的昏庸一点不要紧，懒散一点也无所谓，哪怕是日日宴饮、夜夜笙歌也都还能忍，可你把自己的人都放到朝廷里算怎么回事，毕竟蛋糕就这么大，你吃了大头还带人来抢，那我吃什么？！

而且，经过这十几二十天的观察，霍光也发现了问题：刘贺这个人油盐不进，根本不听自己的指挥，这样下去，假以时日，等到他把朝廷里的人都换完了，那他霍光还有立足之地吗？

可刘贺都做了皇帝了，还能怎么办？霍光也没有办法，只好找亲信大司农田延年询问计策。田延年很能设身处地地为领导着想，他一语中的：“大将军是国家的栋梁和基石，如果您觉得这个皇帝不行，那为什么不告诉太后再选一个人当皇帝呢？”

霍光心想，我也想啊，可我是臣，刘贺是君，只有君杀臣，哪有臣废君的道理？如果我废掉了皇帝，世人会不会认为我犯上作乱，我霍光多年以来高大全的光辉形象岂不毁于一旦？于是就又问：“我是想这样干，可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先例吗？”

“有啊！”田延年不假思索地说，“当年商朝的宰相伊尹废了商王太甲，才使得商朝天下安定，后人也都称赞伊尹是忠臣。如果大将军这样做了，那您就是汉朝的伊尹！”

好啊，既然如此，那就不必有什么心理障碍了，必须立即扼杀刘贺这股歪风！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霍光哪里还会犹豫，马上和车骑将军张安世商量起废黜刘贺的行动方案。

就在霍光和张安世已商量得差不多时，某天早上，霍光手下的官员来报：“陛下刚把一位大臣关到大牢里，然后自己出去玩儿了。”

“哦，什么罪名呢？”霍光漫不经心地问。

“妖言。这位大臣说，有人可能要谋反，叫陛下要提防，不要随意外出走动。”

听了手下的话，霍光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在喝退了手下后，霍光一个劲儿地责备张安世不该把这么重要的事情泄露出去。张安世赶忙澄清，说自己可是一个字都没跟其他人提过。

“混账！”霍光的火气也上来了，“不是你，难道还是我自己说出去的不成？！”

张安世不敢捋霍光的虎须，只好默不作声。好不容易等霍光的火气消了，他赶忙来到大牢，想要见见这个知道他们秘密的人。看着这个叫夏侯胜的光禄大夫，张安世实在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跟他表达过要废黜皇帝的意思，就开口问夏侯胜为什么说有人要谋反。

夏侯胜直白地告诉张安世：“我猜的。”

张安世闻言，一口老血差点没喷出来：“猜的，怎么猜的？”

夏侯胜说：“最近天气很不好，阴天，又不下雨，按《洪范》上的说法，这叫‘ 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者’。这就是有臣子要谋反的征兆，所以今天早上我叫陛下不要出去，可他不听，还说我妖言惑众。”

张安世听得背上全是冷汗，幸好刘贺没有听夏侯胜的，不过，这个人可不能轻易放出去。张安世安慰夏侯胜，让他宽心先在牢里等几天，过段时间霍大将军一定会在皇帝面前给他说几句好话，到时候让他出来官复原职。

张安世回去就把情况告诉了霍光，霍光这才放下心来，不过更是觉得废黜刘贺这事宜早不宜迟，谁知道还有没有第二、第三个夏侯胜？霍光和张安世更加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很快，两人便敲定了行动方案，也联系好了在朝中的心腹大臣，就准备要行动了。

当然，在行动之前，霍光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必须取得外朝丞相的支持。虽然说丞相在这时候发挥不了什么重要作用，但他毕竟是百官之首，能多拉一个人下水也是好的，霍光于是便派心腹田延年去知会丞相。

田延年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有才识，有胆气，有决断。他来到丞相府，直截了当地就把霍光的计划告知了丞相，请丞相到时务必支持大将军的行动。

原来的政治老油条田千秋已经死了，这时的丞相是杨敞，这个人的能力与田千秋相比更是不济。听田延年说了霍光的计划，杨敞当场吓得大汗淋漓，话都说不利索了。田延年一再让他表态，他都只是“嗯嗯”，不知所言。

事情都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要么同意，要么反对，这不表态算怎么回事？田延年一看杨敞这副样，估计心里也是不爽，就起身去上厕所。

等田延年一出去，杨敞的夫人就从里屋出来，这女人倒是个明白人，她跟杨敞说：“事情大将军已经计划好了，现在让田延年这样的九卿高官来告诉你，已经是非常给你面子了，你不马上表示赞同，站到大将军一边，却这样犹豫不决，恐怕如果皇帝明天下台，我们家今天就得玩儿完。”经过夫人的点拨，杨敞恍然醒悟，等田延年上完厕所回来，杨敞马上拍着胸脯表示凡事皆由大将军做主，他定当全力支持，不管水里火里，绝不说半个“不”字。

万事俱备。

第二天，霍光便以开会的名义把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和博士等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召集到了未央宫。等所有人坐定后，霍光环视了一圈，开门见山地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怕会危害国家社稷，你们大家有什么看法？”

殿里的很多人都以为就是来开个会而已，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没想到一上来听到的消息就如此劲爆，这下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连昨天拍着胸脯保证的杨敞也不敢说一句话。

这时候还是田延年第一个站了起来，手还按在随身佩带的宝剑上，朗声说：“先帝把天下托付给将军，就是因为以将军的忠诚和才能足以安抚刘氏江山。现在正是人心惶惶、天下将倾的时候，您作为大将军怎能不替国家拿主意？要是刘氏的江山毁在您的手里，日后您死了哪里有脸去见大汉的历代皇帝？！我今天把话搁这儿，这事情不能再拖了，您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要是有人犹豫迟疑，我就以手中利剑斩了他的头！”

霍光很高兴，马上装出一副羞愧悲愤的样子：“田大人身为九卿有如此担当，骂我骂得很对，现在天下混乱不安，都是我霍光的罪过，我责无旁贷！”

两人一唱一和，好精彩的表演，不拿奥斯卡可惜了。在场的大臣有一个算一个，都被这精彩的表演所折服，纷纷趴在地上磕起头来，生怕磕晚了，田延年的剑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们一边磕着头，一边大声地表示这也是他们的罪过，现在天下百姓的性命都靠大将军了，还请大将军为他们做主。

既然大家都同意听霍光的了，他便随手掏出事先写好的废黜刘贺的奏章大声朗读了一遍，然后问大臣们还有什么意见。

下面的大臣哪里还管奏章里写的是什么内容，只一个劲儿地点头称好。霍光又让三公、九卿、将军和列侯们都在奏章上签字，大臣们也很配合地签了。得到了大臣们的一致认可后，霍光立马带着他们去见皇太后，表示昌邑王刘贺不适合当皇帝，请皇太后出来为群臣和天下黎民做主。

这个十五岁的上官皇太后能做得了什么主，不过是按外公霍光事先的交代行事罢了。皇太后早就穿好了最隆重的礼服，等群臣一到，就应他们的请求摆驾未央宫承明殿。这时候，刘贺出去玩儿还没回来，霍光交代好一众事宜后，就让皇太后和百官们在承明殿等着，自己带着侍卫去了宫门口。

刘贺终于游玩够了，刚回到皇宫外，霍光就上前拦住了刘贺的车马并告诉刘贺，皇太后在承明殿等他。

虽然这个女娃子年纪比自己小不少，可辈分在那里摆着，刘贺不能不去。等刘贺的车马进了宫门，守门的卫士立马就关上了宫门，把跟在刘贺后面的昌邑旧臣们全拦了下来。

刘贺不知所以，问霍光：“你这是干吗？”

霍光跪下说：“这是皇太后的命令，请陛下一个人过去。”

刘贺甩了甩袖子，过去就过去，干吗搞成这样，怪吓人的。他哪里知道，这边宫门一关，在外面埋伏的张安世就立马带着羽林军把他带的两百多个大臣全都抓起来下了诏狱。

刘贺在里面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大难临头了，一个人跟着霍光进了承明殿。只见皇太后盛装坐在武帐中，旁边站着数百个手拿明晃晃刀剑的侍卫，等刘贺进了承明殿，大臣们也依次进来，都跪伏在地上。

一看气氛不对，刘贺当场就扑通一下也跪了下来。这时候尚书令开始宣读霍光等人要求废黜皇帝的奏章，奏章里历数了刘贺当皇帝二十七天以来所做的错事。霍光一共总结出一千一百二十七件，从肆意赏赐、不守礼仪、淫乱，到飞车、斗鸡走狗，再到下诏书时盖了皇帝的玉玺却不封口等，无论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里面都有，单列出来都可以写一本书以警示后来的皇帝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书名大概可以叫《皇帝可能犯的那些错儿》。

二十七天，一千一百二十七件事，平均一天得犯四十二件，也够难为霍光了，竟能想得出这么多名堂来。当尚书令朗声读到奏章最后时，也不容刘贺辩解，主审官上官皇太后马上落锤：“可。”

宣判完毕，霍光提醒刘贺该起来拜受诏书了，刘贺这才醒悟过来。这时候，刘贺说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朕听说‘天下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

这是一句很有杀伤力的话，大意为：如果朝中有七位直言敢谏的大臣，即便皇帝再昏庸，也不至于丢了江山。反过来说就是，我丢了江山，那你们这些臣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尤其你霍光，做过一次争臣吗？我有罪，你也跑不了。

如果刘贺早一时三刻说出这句话，霍光恐怕是难以回答的。然而，刘贺的聪明才智发挥得太晚了，这时候霍光哪里会理会他，只说了一句：“这句话指的是皇帝，而你现在已经不是皇帝了。”随即一把把刘贺拉起来，从他身上搜出玉玺交给皇太后，然后带着群臣把刘贺径直拉出了金马门。

刘贺本以为做了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此时他才想明白朝廷是怎么回事，皇帝是怎么回事，这些大臣们又是怎么回事，但他这个人心性如此，过了把瘾后似乎对皇位也不眷恋。出了金马门，刘贺也不理群臣，只向西跪地拜了一拜，说：“我刘贺太笨了，玩儿不转你们朝廷这些事。”说完便起身上车，由霍光陪着回了长安城里的昌邑王府邸。

来到昌邑王府邸后，霍光一直提着的心才彻底地放下来。他没想到事情会进行得如此顺利，想象中可能出现的混乱和冲突通通没有出现，原本准备好的应急方案也一个都没用上。然而，一是为了把必要的台词说完，二是为了感谢刘贺的配合，最后离开前，霍光还是拉着刘贺的手流着泪说：“这是大王你自绝于天，我宁可辜负了大王，也不敢辜负天下社稷。希望大王以后洁身自好，我霍光就不陪你了。”

表演完毕，精彩无比，毫无破绽。

刘贺被废了，可这并不是说他就能继续回去做他的昌邑王了。按朝中大臣们的意思，像刘贺这样不像话的人，应该把他远远地流放到汉中房陵去。霍光现在心情大好，对于刘贺这种在他眼中基本上属于人畜无害的家伙，霍光觉得没有必要斩尽杀绝，便通过皇太后下诏，赐给刘贺汤沐邑两千户，让他回了昌邑。刘贺原来在昌邑的财产，霍光也全部给他留着，但关在诏狱里的两百多号昌邑旧臣，霍光却不打算放过他们，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余几乎全部被砍了脑袋。

刘贺过了二十七天的皇帝瘾，虽然被废，但他个人好像也没太大损失，毕竟他过日子的原则似乎是只要有得玩儿没人管就好，也不眷恋皇帝的位子。而经过这几十天立刘贺又废刘贺的折腾，最后真正得益的还是霍光。这下看来，让谁做皇帝都由霍光说了算，这让大臣们明白了当今之寰宇竟是谁人之天下，此后朝廷中就更没人敢忤逆霍光的意志了。

第十二章 霍氏兴衰

再立皇帝

虽然霍光在名义上不是皇帝，可他很享受现在这种唯我独尊的感觉。不过，送走了刘贺后，霍光还要再找一个人来做皇帝，毕竟他只是首辅嘛。

一说到这事情，霍光就发愁了，现在的皇室里，哪里还有能让他满意的人？没有办法，霍光只好求助于朝中大臣，向他们询问如今刘姓皇室之中究竟谁适合继承皇位。

其实，一般的大臣能想到的，霍光何尝想不到？但凡宗室里有一个合适的，霍光早就自己拿主意了。就在大臣们没主意的时候，一个叫丙吉的光禄大夫上书霍光：“听说大将军您考察了诸侯和宗室的刘氏子孙都不满意，那何不把目光放到民间来。当年武帝遗诏中养在掖庭的曾孙刘病已现在已经十八九岁了，他有才学，有相貌，行为也很得体，不如大将军考虑下他？”

那丙吉提到的这个刘病已又是何方神圣？

当年，卫太子刘据有一个儿子叫刘进，娶了一个王姓女子，生了一个儿子，人称皇曾孙。虽说投了帝王家的胎，可说来这个皇曾孙也倒霉，生下来没几个月就碰上了巫蛊之祸，结果卫太子一家全部遇害，连这个几个月大的孩子也进了监狱。

那么小的孩子没爹娘就已经很惨了，这会儿又进了监狱，十有八九想必是活不成了。也是天见可怜，恰巧丙吉奉了诏书去巡查监狱，看到这个几个月大的孩子在监狱里没人管，瘦得皮包骨，几乎要饿死了，就起了恻隐之心。他让人安排了一间温室专门安置孩子，还特地找了两个为人老实又正在哺乳期的女犯人来轮流喂养他。丙吉有时候还一天来看他几次，防止有人偷懒和虐待这孩子。

据说，皇曾孙也是天生异象，不仅脚底有毛（类似至尊宝），而且他待的地方经常有光耀出现。这本来是挺好的兆头，可当时这一缕光被长安的方士发现了，并立马告诉了刘彻，说长安的监狱中有天子之气。

这下可惊着了刘彻，有天子之气就意味着有人可能会替代他这个现在的天子。这还了得？！刘彻哪管你是何方神圣，立马让一个叫郭穰的人带着他的命令到长安监狱里，将所有的犯人不管何罪一律处决。

好在方士学艺不精，没能准确地指出所谓的天子之气具体在哪个监狱的哪个地方，郭穰不得不带人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杀。结果，丙吉得到了消息，便早使者一步把皇曾孙所在监狱的大门关牢，说什么也不让郭穰等人进去。

郭穰进不得门，也不敢贸然硬闯，只是在门外说他是奉了皇帝的命令行事的。丙吉隔着门大声喊道：“皇曾孙在里面，你们不能进来。哪怕是普通老百姓也不能无辜枉死，何况是皇曾孙？！”

郭穰是带着侍卫来的，但没有皇帝的命令，他也不敢让人破门而入，双方就这么在监狱门口僵持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郭穰只好带着人回去跟刘彻复命，又参了丙吉一本，可这时候刘彻已经冷静了下来，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他并没有继续追究，皇曾孙才得以逃过一劫。

虽好不容易躲过了杀头的祸事，但这个皇曾孙的霉运还远没有到头。丙吉本想将他送到环境更好的地方，奈何转来转去，没有人愿意接盘，丙吉只好用自己本就不算多的薪水抚养孩子。可丙吉自己的薪水也不算高，除去一家人的用度，多养一个小孩也是不小的负担，加上皇曾孙从小身体就不算好，经常感个冒发个烧什么的，请医问药的花费也是一笔不少的钱。尽管困难重重，丙吉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等到皇曾孙年纪大一点、身体逐渐强壮之后，丙吉给他取了一个很有寓意的名——病已，意思是疾病已经一去不返了。

于是，这个皇曾孙有了自己的名字，刘病已。

等到刘病已年纪稍大一些，刘彻已弄清楚了巫蛊之祸的真相并开始给卫太子平反，不仅公开表达了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对于卫太子刘据的遗脉，刘彻也做了安排。

首先，刘彻承认了刘病已的宗籍，然后把他接到掖庭抚养。这对刘病已而言很重要：一来，他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二来，当时的掖庭令是张贺，他以前曾经服侍过卫太子，对刘病已自然也有不同的感情，他不仅细心教导刘病已读书认字，而且他还有个做右将军的弟弟—张安世。

通过张安世，霍光对刘病已的情况也知晓一二，这时候丙吉提出可以考虑下刘病已，张安世等人也是赞同的。此时，从小生活在宫廷之外、过惯了市井生活的刘病已已经十八九岁。霍光从张安世那里得知，刘病已熟读《论语》《孝经》《诗》等书籍，不仅颇有学识，而且为人谦恭谨慎，没有像其他王子王孙们那样从小养成养尊处优的坏毛病，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当然，对于霍光而言，更重要的是，刘病已在朝廷中可以说什么关系都没有，如果他做了皇帝，那就不得不依靠霍光了。如果他不依靠霍光，那霍光要想处理他，简直比处理刘贺还要容易。

得，就他了。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七月，刘病已即皇帝位。当了皇帝后，包括刘病已在内，所有人都认为“病已”这个名字太配不上大汉皇帝的身份了，于是思量再三，刘病已将自己改名为“询”。从此，他就是大汉的皇帝——刘询。

另外，这里还要再次提到一个尊贵但不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上官皇太后。由于孙子辈的刘询做了皇帝，十五岁的她便由皇太后又升格为太皇太后，而且她将顶着这个头衔过完余下三十七年孤独而乏味的人生。

她只不过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加牺牲品。

识时务的刘询

每个人都是带着某种天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刘询也不例外，他的天赋就是当皇帝。虽然自从懂事起没有过过一天皇子皇孙的生活，但刘询天生就是做皇帝的料，他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大封那些所谓拥立有功的大臣。刘询知道，在整个朝廷里，说话算数的不是他，而是霍光，天下人关注的也不是他，而是霍光。刘询清楚，在霍光面前，他除了有一个皇帝的名头，什么都不是，可以说基本上穷得就只剩下钱了。

对于钱，刘询也不在乎，出手甚是大方。刚一即位，刘询便下令加封霍光食邑一万七千户，赐黄金七千斤、布匹三万匹、钱六千万、马两千匹、奴婢一百二十人，外加首都三环内高档别墅一栋。此外，车骑将军张安世加封一万户，其他数十个没有爵位的大臣也都被封了侯，有爵位的则加封食邑。

这样一比，刘询和刘贺两人的作为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大臣们受赏后都很高兴，很快就有人报告说胶东和千乘两个地方有凤凰出现。神兽的出现更显示了新皇帝的圣明，以此祥瑞之兆为借口，刘询直接大赦天下，文武加官，百姓晋爵，还免除了百姓一年的赋税。

在这一点上，刘询想得很透彻，反正即便封赏完了，天下还是皇帝的天下，更何况，这天下对于他来说就是捡来的，说白了就是无本的买卖，何乐而不为？

如果你觉得刘询对霍光的赏赐已经多得过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对于霍光这样一个能把握皇帝命运的权臣，刘询还会将更多的糖衣炮弹砸向他。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春天，在皇帝大赏群臣后，霍光马上上书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操心不了朝廷的事情了，想还政于君。

对于霍光这种假惺惺的试探，刘询十分警觉，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场驳斥了霍光：“大将军的贤能比之于古代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朕初登大位，什么都不懂，这时候您怎么能撒手不管呢？！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紧接着，刘询下了一道诏令：以后朝中一切事务都需要先通报大将军，然后才能上报皇帝。此外，每次上朝的时候，只要霍光一来，刘询马上站起身来向他投以崇敬的目光，还主动和他打招呼，表现出一副恨不得把屁股下的龙椅让出来请霍大人上去坐的姿态。

这还不算完，刘询不仅给了霍光前所未有的权限，还让他的儿子霍禹和侄孙霍云做了中郎将，让霍云的弟弟霍山做了奉车都尉，霍光的两个女婿也分别做了东西宫卫尉。至于其他的什么族弟、诸婿，以及张三李四、阿猫阿狗之类的，只要是霍光的亲戚，刘询就给他封个官做，亲手把自己置于了霍家的重重包围之中。

就这样，刘询誓要在霍光面前将装孙子进行到底。对于刘询的表现，霍光甚是满意，而刘询也很快就坐稳了皇帝的位子。不知道远在昌邑的刘贺知晓了这一切后会作何感想。

灭口

把刘询扶上皇位之后，霍光得到的甚至比他之前能想到的还要多。这下，他总该心满意足了吧？不，霍光心里还是隐隐地有一点不爽。

这就好比我和几个人一起做了一件非常见不得光的事情，通过这件事哥儿几个都发了横财，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白以后，我成了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和上层人物，受到万人的膜拜敬仰。这时候如果我心里面还有忌惮的人，那会是什么人？不用说，肯定是和我一起做那件见不得光的事情的人。他们知道我之前的一切，将来也有可能会以此来要挟我，让我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当然，我可以通过重金收买这样的方式来堵住他们的嘴，但这不是万全的办法。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永远不会泄露别人的秘密，那就是死人；只有一种口不会说话，那就是灭口。

我，就是霍光；他们其中之一就是田延年。

很多时候，人有没有能力和品性好不好完全是两码事。有的人有能力，但可能是个坏人，有的人除了是个好人，可能一无是处。比如霍光，对于国家和百姓而言，他当然是个有能力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同样，物以类聚，能跟他搅和到一块儿并成为其心腹的田延年，道德品质大概也是有问题的。

说到田延年这个人，他一直是以霍光的心腹爪牙的身份出现的，他不仅有学识，有胆气，而且是个肯干脏活儿累活儿、自愿唱黑脸让领导唱红脸的好下属，最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才能非常高。单从建议废黜刘贺一事就可以看出，和他比起来，看似权倾朝野的霍光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水平。正是因为田延年能力强，所以霍光所做的大多数见不得光的事情，他都参与了，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样，当除掉了所有的政敌以后，田延年便成了霍光的心头大患。

这只不过又是一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故事。

要说田延年有什么缺点，那就是贪财。作为主管财政的大司农，田延年要想利用职务之便捞点钱实在是太容易了。刘弗陵意外驾崩以后，为了加紧建设平陵，朝廷从民间租调了大量的牛车来运送土方。这等赚钱的机会，田延年怎会放过？他给百姓的报价是每车土方一千钱，但他给朝廷的报账是每车两千钱，这多余的一千钱差价自然就进了他的口袋。最后，平陵建好后一结算，共用了三万车土方，仅此一项，田延年就赚了三千万钱。

田延年一方面要捞钱，另一方面还要在大臣面前表现出清明廉洁、时刻为朝廷着想的形象。接触过现代考古学者发掘出的古代墓葬或是读过现在流行的盗墓小说的朋友都会知道，古代为了保持尸体不腐，总要使用大量的木炭、石灰之类的可以保持环境干燥的物品。同样是在平陵的建设中，由于刘弗陵驾崩得过于突然，朝廷居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最后只好到民间购买。按一般贪官的思路，这同样也是低买高报赚差价的机会。

可不知道田延年那天是哪根筋搭错了，竟打着节省财政开支的旗号给朝廷上书，说根据他的了解，现在有很多不法的商人囤积了大量木炭、芦苇等物品，妄图奇货可居，赚取暴利，而他们囤积的这些东西都是违法的，国家应该把这些违法的物品通通收缴上来。

霍光一看，有理呀，就下令按田延年的建议在长安城周边进行地毯式的巡查，但凡有人囤积这些物品，全部没收。这样一查下来，没几天朝廷没花一分钱，平陵所需的木炭等一应物品就已经齐全了。

田延年虽然为国家节省了一笔开支，可他让很多商人损失惨重。在中国古代，商人从来不是一股政治势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势力，而有势力的人总不甘被别人欺负，做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窝囊废。因此，为了表现自己而得罪了那些富商的田延年就成了商人的报复对象。

田延年毕竟是朝中大员，要打击报复他，就必须掌握他的把柄。当然，这对商人们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肯花钱打探，总能挖出点材料来，何况田延年本身也不是无缝的蛋，贪污的手法也算不得高明。很快，富商们就得到了田延年在租调牛车过程中贪污的黑材料。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春天，在平陵一事中损失最大的茂陵大商人焦某和贾某通过关系向丞相状告大司农田延年，罪名是贪污公款三千万钱，而且把具体的时间、手法和数额都写得清清楚楚。

田延年是霍光的心腹，丞相不敢擅自处理，就又上报给了霍光。霍光私底下把田延年找来，问他是不是有这回事。

哪个贪官都不会当面说自己是贪的，田延年也不例外，还义正词严地说：“我田延年出自大将军门下，多亏大将军提携，我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大将军是如此廉洁、贤能的人，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这通马屁拍得霍光都觉得恶心，而且自从刘询表现得对霍光唯命是从之后，霍光早已开始计划要处理掉像田延年这样知道得太多的人。原本正愁没借口，现在田延年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霍光哪里会放过他？于是，霍光表现得大为感动：“田大人不愧是国家的栋梁，既然没有这种事，我就要彻查，看看是谁在背后诬告田大人，田大人先安心回去吧。”

田延年听罢就是一惊，可话已出口，又怎么反悔得了？只好惴惴不安地退了回去。

霍光于是就把田延年的案子发到了御史大夫那里。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大臣们都是明白人，用不着审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唯一让御史大夫田广明摸不清楚的是霍光的态度：大将军把其心腹干将的案子推到我这里，究竟是何用意？难道是在试探我的立场不成？对，肯定就是这样！

自认为摸透了领导意思的田广明也不敢直接去找霍光，而是让太仆严延年去跟霍光转达自己的处理意见：“按《春秋》上圣人的说法，臣子的功劳和过错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当初废黜嗣子皇帝的时候，满朝的大臣都不敢说一句话，若不是田大人仗义执言，事情恐怕就办不成了，田大人的功劳不可谓不大。现在，田大人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看不如就由政府出资三千万补偿那些百姓，把这件事就这么遮过算了。”

霍光这时的态度很奇怪，他回答严延年：“是啊，田延年真是个勇士！当时在朝堂上，他的一番表现真的是震惊了所有人。”然后，霍光用手捂住自己的胸口，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不说旁人，就是我现在每每想起当时的情况，这心都还一个劲儿地狂跳呢！请让御史大夫转告大司农，他这样的勇士完全没有必要害怕，就先按程序到牢里去，皇帝和法律一定会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

大家都不是傻子，不管是太仆还是御史大夫，听霍光这么一说，就已经知道他对田延年的态度了。这其实就是霍光对田延年的宣判，而霍光对田延年的宣判实际上就是皇帝和法律对田延年的最后宣判。

有人也把霍光的话转给了田延年，田延年叹了口气，假意说道：“即便朝廷想对我网开一面，大家也会在背后耻笑我的，我以后又有什么脸面再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其实，以田延年的聪明，哪会听不出霍光话里的意思，这些年来他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也料到自己早晚有一天会因此丢掉性命，但他没想到霍光这么快就要对他下杀手。

霍光对田延年的态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御史大夫和廷尉虽然知道霍光想要做掉田延年的意思，但实在是猜不透霍光的真正用意，也不敢派人上门去缉拿这个大司马的得力助手，只能干等着田延年自己到监狱里报到。

与此同时，田延年也在等上门抓他的人。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时而消沉，时而感叹，时而愤怒，有时候还光着膀子，袒露着上身，把磨快了的刀紧紧地握在手里，急促地在房间里踱着步，甚至有冲到霍光家里跟他来个鱼死网破的冲动。然而，理智告诉他这样做完全无济于事，现在霍光不过是要自己一个人的命，但自己要是行刺霍光，非但不可能成功，还会把自己全族老小的性命一同赔进去。

要取我性命就来吧。

结果，双方你不来，我不动，也没人主动提这件事情。几天以后，第一个忍不住行动的还是霍光，他让皇帝派使者拿着诏书到田延年家里，让田延年即刻去廷尉那里报到。

行，那就让那些秘密全烂在我的肚子里，大将军可以放心了吧？

第二天清晨，当鼓声骤起，使者来到田延年家门前的时候，在里屋的田延年用刀了断了自己的生命。

田延年一死，霍光再也不心悸胸闷了，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安稳觉了。

就这样，霍光的权势一天比一天大，欲望也一天比一天大，但他终究还算是有节制的，知道不能捅破大臣和皇帝之间这最后一层窗户纸，不能在明面上跟皇帝对着干。可他的家人就不懂这些了。霍光是天下第一，霍光的家人自然天下第二，就连霍家的奴才也高人一等，不是寻常官吏可比的。这些人平日里为非作歹，惹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但迫于霍光的权势，大家只能敢怒不敢言，这反而更加助长了霍家人的气焰。

有人可能会问：对自己的家人和奴才，霍光难道也不管一管？

他之所以不管，原因有二：其一，霍光自己尚且横行于朝堂之上，随意拿捏满朝文武甚至皇帝的命运，这样的人怎么以身作则教导家人；其二，即便霍光想管也管不了，人人都以为霍光是实际上的皇帝，是天下的掌控者，可谁又知他其实是个耙耳朵[1]，家里还有个母老虎“太上皇”在管着他。

这“太上皇”可了不得：你霍光弄死个把大臣算什么，且看老娘给你整把大的。

立皇后

在这里，我们先要了解下霍家的这个“太上皇”，也就是霍光的老婆。

霍光早年结婚，原配夫人有一个名叫显的使唤丫头，因为入了霍家，也跟着姓了霍，叫霍显。这个霍显大概有几分姿色，又有几分狐媚，十分得老爷的宠爱，已和霍光眉来眼去许久。后来，霍光的原配夫人死了，霍光也不忌讳霍显姓霍，便将她收为正房，然后和她生了一堆的孩子。

像这样的人，大家在电视剧中应该也见多了，但凡类似出身的夫人基本上都会有以下几个特点：娇蛮、胡闹、任性，仗着夫君的宠爱为所欲为，经常闹出一些不像话的事情，让自己的夫君帮忙擦屁股，等等。霍显不仅有这些特点，而且更甚。

刘询初登帝位的时候，霍显的小女儿霍成君才十五六岁，霍显非常宠爱这个小女儿，就打算让她进宫当皇后。

既然夫人有这个愿望，霍光就得去办。可霍光也不好意思直接去跟皇帝说：“你要立我的女儿做皇后，不然，我就怎么怎么样。”霍光于是就走了个弯路子，让大臣们朝议立后的事情。毕竟现在是新皇登基，皇帝怎么能没有皇后呢？霍光这么一说，很多人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不断有人给皇帝上书，建议皇帝在大臣们的家属中选择好的女子立为皇后。

可刘询在朝堂之上每天对着霍光装孙子，已经恶心得不行了，他又没有自虐倾向，怎么可能立霍光的女儿为皇后，让自己回到后宫继续受同样的恶心？况且，刘询早年在民间生活时便已经娶了昌邑人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许姑娘贤惠、勤劳，对当时落魄的刘询百般照顾，没有丝毫的嫌弃。刘询也深爱着这个朴实的姑娘，小两口感情很是深厚，容不得其他人再横插一腿。后来，刘询进宫当了皇帝，就把许姑娘带回宫中做了婕妤，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把她立为皇后，但如果非要立后的话，在刘询心中，许姑娘是不二人选。而且，刘询继位以来，对霍光事事顺从忍让，没想到霍光还要干涉自己的家庭生活，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次，大臣们在霍光的授意下提出立后的事情，刘询下定决心要雄起一回。

一日，朝堂之上，大臣们希望皇帝对立后的事情做决断。刘询问霍光：“爱卿，你怎么看？”霍光自认为皇帝已经明了他的意思，就假装很客气地说：“这是陛下您自己的事情，当然应该由您做决断。”

好，要的就是这个。刘询挺了挺腰杆，说：“朕年轻的时候在地方上生活，随身佩带着一把宝剑。虽然时间长了剑有些破旧，但朕很是珍惜这把宝剑，希望你们帮我把这把剑找回来。”

皇帝话里的意思大家都听得懂，皇帝这就是要立“旧人”，一下子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霍光之所以愣住，是因为他没想到刘询会这么不识好歹，其他的大臣会愣住，是以为皇帝和霍光已经达成了一致，这是皇帝的意思，那大概也是霍光的意思。有自以为明事理的大臣立马站出来提议：“许婕妤从陛下于微末，此情可动天地，当立为皇后。”

一愣神的工夫居然让别人抢了先，失了拥立的头功，大臣们懊悔不已，赶紧纷纷跪倒在地，恳求皇帝立许婕妤为皇后。刘询假装再次询问霍光的意思，这下唯一还站着的霍光也不好意思提反对意见了，只好附和大家的说法。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十一月，许婕妤被立为皇后。

刘询很庆幸，在和霍光的斗争中，这是他第一次取得胜利。不幸的是，刘询不知道，这也是霍光活着的时候他唯一的一次胜利，而且他即将为这次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

谋杀

刘询的不配合让霍光很不高兴。后来刘询提出既然许婕妤做了皇后，那她的父亲许广汉做个侯爷总没有问题吧？虽然以霍家的权势和地位来看，许家就是多出三五个侯爵也对霍家造成不了什么威胁，但霍光仍然很干脆地一口回绝了刘询的提议。刘询知道，自己大概已经惹怒了霍光，也没敢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双方在这件事上保持了沉默。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刘询发现在立皇后一事上霍光虽然不高兴，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后续动作，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然而，刘询没想到的是，在这件事上比霍光更愤怒的是霍显，她的女儿居然没能当皇后，这让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老太太怎么能接受，在家里不住地埋怨自己的男人没用。

霍光拿这个女人没办法，但他自己也没往心里去，毕竟自己的外孙女做着太皇太后，现在多出一个没有势力根基的皇后，对他霍光并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哪天霍光不爽了，想要废掉现在的皇帝，并不用多费多少力气，犯不着现在就跟皇帝翻脸。再说了，把现在的皇帝整成刘贺第二，下一个刘病已可就不好找了，所以霍光只是一个劲儿地给霍显赔不是，并没有继续做什么。

一向蛮横惯了的霍显看这次霍光居然没有顺她的意，气不打一处来，思虑再三，老太太决定自己动手。

最毒妇人心，这话在那些骄横的女人身上一点也不假。要是霍光一意想要自己的女儿做皇后，他大概会找个理由废了现在的许皇后，然后把她送入永巷了此残生，而霍显则不同，她准备弄死许皇后。

然而，皇后不是普通人，也不是一般的贵族，即便没什么势力，皇后的身份地位还摆在那里，不是说弄死就能弄死的。因此，霍显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也算她有耐心，等了一年多之后，机会终于来了。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正月，怀胎十月即将临盆的许皇后突然生了病，这下可急坏了刘询，不仅召了好多太医来看病，还召回了几个曾经给许皇后做过护理的女医入宫，准备让她们二十四小时轮值，而受召的女医中有一个叫淳于衍。

这就是霍显要的机会。

原来，淳于衍以前和霍家有过不浅的交情。淳于衍的丈夫是掖庭的郎官，掖庭是宫女和犯了罪的官僚女眷居住的地方，是个十足的清水衙门，淳于衍的丈夫每月吃的都是死工资，便时刻想换个油水大的地方当差。正好这次淳于衍又要进宫服侍皇后，她丈夫就跟她说：“你既然跟霍家有旧，不如就借这个机会去霍家辞行，正好顺便跟霍夫人说道说道，让我去做安池监吧。”

淳于衍想想就同意了。

等到了霍家，淳于衍跟霍显提了这事，霍显一听，计上心来，立刻喝退了左右侍从，独留下淳于衍，说：“你有事要求我，我也有事要求你，我帮了你，你也要帮我，可以吗？”

淳于衍受宠若惊：“我一个小女子有什么能帮到霍夫人的，夫人尽管说就是了。”

霍显说：“大将军非常爱他的小女儿成君，一直想让她得到世上女人最尊贵的地位，这是大将军的心愿，但只怕这事会连累你。”

淳于衍马上表示不管什么事，她都愿意尽全力去办。

霍显说：“好。”然后，她压低了声音说：“女人生孩子的时候是身体最虚弱的时候。现在皇后快要生了，你找个机会给她下点药，只要她一死，成君就可以当皇后了。如果事情办成了，那还能少得了你的好处吗？”

谋杀皇后这样的事情，放在普通官员和百姓身上，是想都不敢想的，一般人听到这里正常的反应都应该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拒绝，胆小一点的恐怕就要马上告退了。淳于衍能和霍显这样的人相熟，显然也不是一般人，她甚至没有考虑这事情能不能做、该不该做，而是直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药是太医们一起开的，而且皇后服药前，所服用的汤药都要经专人事先尝过，想要给她下毒，怎么办得成？即便成了，我又如何脱得了干系？”

“下药就只能看你的本事了。至于其他的事情，”霍显一挺胸膛，倒是十分自信，“大将军统领天下，有谁敢说他的不是？！只要你肯帮忙，一旦有什么事，大将军都会替你扛着，怕就怕你没这个胆！”

淳于衍知道，霍显说得再好听也不能全当真，到时候她一旦翻脸不认，自己又能拿她怎么办？不过，淳于衍似乎受了霍显这种胆大妄为之人的影响，觉得富贵险中求，认为这种事虽然风险极大，可要是成功了，那所得定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安池监。所以，她虽犹豫再三，竟也还是答应了下来。

既然答应下毒，淳于衍便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专业特长，在进宫前将一味中药“附子”捣碎磨成粉，包起来贴身藏好，进宫的时候还躲过了皇宫侍卫们的搜查。

淳于衍在宫里每天揣着这包附子粉末，就跟揣着个火炉似的，惴惴不安，时刻想着赶紧把它丢出去，可转了好几天都没找到机会。后来，许皇后顺利分娩，生下一个男孩。分娩以后，许皇后的身体还是有些不舒服，太医们几经会诊，最后给许皇后开了一记方子。这次药煎好了以后，负责端药递水的是淳于衍，她终于找到了机会。

本来煎药的事情自然有专人负责，淳于衍只负责端茶递水，是没有机会下手的，但为了皇后服用方便，太医们就将药物制成了药丸，准备让许皇后和水服下。这就给了淳于衍下手的机会，她把藏了多时的附子粉裹在药丸上让许皇后吃了下去。

附子又称乌头，本是一味补火助阳的中药，但用法不当也极易中毒。果然，服下沾了大量附子粉末的药丸不多时，许皇后便觉得头部胀痛不适，整个头顶汗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便问左右的人：“是不是药里面有毒？”

一旁的淳于衍赶忙回答说：“没事，大概是药物起效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淳于衍就这么硬拖了一段时间，等许皇后的头痛烦闷愈加严重，甚至出现全身休克症状时，她才假装着急匆匆地把太医叫了过来。但这时候已经太晚了，太医们到了后，还没来得及查出病因，许皇后便一命呜呼了。

转变

许皇后一死，最伤心难受的莫过于刘询，他不断地想，这个以往陪自己过苦日子的女子好不容易过上几天好日子，怎么就突然离自己而去了呢？许姑娘的善良、勤劳和音容笑貌仿佛还在刘询眼前。想着想着，刘询不由得起了疑心。许皇后的身体怎么样，刘询自己心里有数，而按太医的说法，许皇后这次得的并不是什么大病，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说死就死了？刘询于是下令把当天给皇后开药、制药、端茶倒水甚至有可能接触过药物的人全都抓起来逐个审问。

虽然旁人不知情，太医和侍女们也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但一审之下，大家为了立功保命，自己葫芦里的那点东西只要是沾点边的，不管有用没用，全都倒了出来。有人揭发说侍女和女医们在服侍皇后的时候态度很不好，无道。这下负责此案的官员们更来劲儿了，对一干人等严加审问，一定要再问点什么出来。

本来皇后一死，服侍她的女医们就解散回家了，淳于衍第一时间便来到霍家把事情跟霍显说了，就等着过一阵子霍显找个理由给她家点好处。霍显听到许皇后身亡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开始为她的小女儿置办入宫的衣服等一应物件，只想着过几天就能把成君送入宫里做皇后了。没想到，过了不多时，皇宫里的侍卫又把淳于衍给逮了起来，这下子可急坏了霍显，她赶紧把霍光叫过来，让他设法把淳于衍从诏狱里捞出来。

这时候，霍光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以为意地说：“那是皇帝下的命令，毕竟许皇后死得突然，他怀疑有人下药，要追查一番也不奇怪。”

霍显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跟霍光说了。霍光这才知道，不是怀疑有人下药，而是真的有人下药，并且下药的主使者就在自己眼前。霍光当时心里就冰凉冰凉的，冷汗一直从后背流到了脚底板。谋杀皇后可是抄家诛三族的大罪，霍光本就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不然他早就自己做皇帝了，没想到这败家娘们居然如此胆大妄为。

霍光气急败坏地指着霍显就是一通臭骂，霍显挨了骂显然不爽，加上不服气，便瞪着眼跟霍光对骂：“要不是你无能，我们成君早就当皇后了，也犯不着让我找人除掉许家那个贱人。你现在赶紧想办法把淳于衍弄出来，别让她在牢里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挨了一顿回骂，霍光指着霍显的手一个劲儿地哆嗦，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他拿霍显没办法，想去和皇帝自首又没有那个勇气，犹豫许久后还是决定先把这事瞒过去再说。

于是，霍光紧急进宫见了刘询，他说：“许皇后的事情我们都很意外和伤心，可陛下一味责怪那些太医和侍女也没有用，他们又有什么胆子敢去谋害皇后呢？不如把他们放了吧，这样才显得陛下仁德宽厚。”这时候，刘询并没有明确表态（注意这一点）。接着，霍光还特别交代下面的官员把淳于衍放了，这时刘询才同意下诏把所有的太医和侍女都放了，再不提此事。

好歹躲过一劫，霍显又继续置办起女儿入宫的器物来。不久，霍光向皇帝提出纳他的女儿霍成君入宫，这次刘询很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很快就忘了许皇后，而和新来的霍姑娘黏在了一起，“亦宠之”（《汉书》）。刘询每晚都和霍姑娘一起过，一年之后，霍姑娘被封为皇后。

这是史书上简单的记载，但我们读史书不应当只满足于听前人所说，还应当深究其中隐含的东西，这样看历史也许会更通透，也更有趣。用一个史学家的说法表示，史书上的记载叫作“挂一漏万”，以上的这段记载也一样，这里面至少有两件事情值得探讨。

先说一件简单的，淳于衍被放出来以后怎么了？是继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还是在霍显的运作下一家人飞黄腾达了？按野史的记载，霍显后来给了淳于衍极为丰厚的奖励，其中包括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走珠一琲、绿绫百端、钱百万和黄金百两，还给她盖了房子，并配置了数量众多的奴婢。这里不说别的，光说散花绫，那可是当时的著名工匠需要花费两个月时间才能织出一匹的限量版珍品。但就是这样，淳于衍还是不满足，觉得霍显给她的东西太少了。

然而，我想，这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结果，至少不是最终的结果。从后来霍显东窗事发时的记载来看，对作为投毒者的淳于衍，史书上竟然没有交代一个字，再结合霍光一贯的作风，恐怕淳于衍前脚刚出诏狱的大门，后脚就已经踏入了鬼门关。原想靠着霍家飞黄腾达的淳于衍一家应该是暗地里被霍光送上了西天。

再来一个复杂点的，就是刘询的态度问题。以他的聪明才智，即便是在当时，他就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认为恰恰相反，至少从霍光跳出来建议不追究太医和侍女们的责任到霍成君入宫前这期间，刘询大概已经能猜到事情的真相了。但那个时候不能解剖尸体，也不能化验，没有真凭实据，刘询不敢说话，可哪怕有真凭实据，刘询又能拿霍光怎么样呢？下诏治他的罪？杀了他？刘询相信，自己只要敢有一丁点异动，恐怕下场不见得就比昌邑王刘贺强。

难道就让许平君白白地死了？刘询或许会想：如果我不执意要立她做皇后，她是不是如今还快乐地在我身边陪着我？我作为一个皇帝，难道连替自己的女人查明真相的能力都没有吗？就在这一夜夜的煎熬中，刘询想明白了，他要更加隐忍，对霍光要更加顺从，但同时他对整个霍家也更恨之入骨。

我们可以猜测，终于，在某一天的晚上，刘询完成了某种转变。第二天，他起床洗干净脸以后，面带微笑地上朝迎接霍光的到来，并很快就把他的女儿霍成君纳入宫中。“你不是想让你的女儿做皇后吗？好！你不是要做伊尹、周公吗？好！好！你不是想要谁都听你的话吗？好！好！好！”

刘询满面堆笑的背后恐怕就是咬牙切齿的仇恨，以致霍成君入宫之后，虽然和刘询夜夜欢愉，但一直到后来被废，也没能怀上一男半女。如果霍成君不是像陈阿娇那样先天不孕不育，你要说刘询背地里没动过手脚，恐怕很难让人相信。

霍成君表面上得到了皇帝无限的宠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娇生惯养的她跟许平君一比，完全不符合皇后的标准。许平君小时候跟着父亲许广汉虽然不说吃了多少苦，但正经没过过多少富足的日子，因此从小就知道节俭、谦恭，即便当了皇后，节俭的习惯也没有改变。对于那个实际上比自己年纪还小的太皇太后，许姑娘也能按晚辈对待长辈的态度恭敬地侍奉她，依照汉朝的礼节每五日到长乐宫朝见，还亲手给太皇太后端茶倒水盛饭送汤，从不间断。霍成君做了皇后就不一样了，不仅一改许皇后节俭的做派，生活上极尽奢华，而且对太皇太后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从皇家的身份来讲，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太皇太后，中间差了两辈人，可从霍家的关系来讲，皇后又是太皇太后的姨妈，又大了她一辈（这都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按最简单的加减法来算，太皇太后最后还是该比皇后大一辈吧？

霍成君也每五天来见一次上官太皇太后，可也许太皇太后以前在上官家就不怎么得宠，面对霍成君时内心总有些自卑，而皇后自小在霍家受尽了宠爱，谁都不放在眼里。长乐宫的侍女们总能看到以前从未见过的场景：皇后来长乐宫吃饭，也不客气，坐下来吃饱喝足就离去，而整个过程中太皇太后总是恭敬地站在一旁看着。

以此看来，霍成君对刘询的态度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可刘询必须表现得不以为意，还要对她更加宠爱。

上官太皇太后心里也许是悲哀的，可她没有办法，她只是政治这盘棋中的一颗弃子，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直到生命的尽头。

可刘询心里不甘心，属于他的日子还长着呢，但他必须等，如果他不想过早出局，他就不能不等，因为他正被一个高大的黑影控制着，在这个笼罩着自己的黑影面前，他的任何挣扎和反抗都可能给身边的亲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和灾难。刘询的内心是痛苦的，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但他的内心又是坚定的，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摆脱眼前这个黑影，实现自己的理想。刘询知道，这个黑影的后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他去作为。

好在，上天让他等待的时间并不算长，在霍成君当皇后的第三年，刘询的等待终于结束了。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春，霍光病笃。

当霍家上下沉浸于悲痛之中时，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料到，霍光死后，随之而来的将是刘询压抑已久的报复。

暗战

霍光病重的时候，刘询还是要做表面工作的。他来到霍光家，亲自嘘寒问暖，祈求大将军的身体能早日好起来，现场还流了泪，表情异常悲痛。当然，刘询心里到底是悲痛还是高兴，旁人就猜不出来了。霍光这时候最后一次为整个霍家的未来争取了地位，他请求从自己的食邑中分出三千户给他的侄孙霍山，让霍山来继承霍去病的香火。

对于霍光最后的要求，刘询是不会反对的。霍光死后，刘询便让霍光的儿子霍禹继承了霍光陆博侯的爵位，又封霍山为乐平侯，后来又封了一个冠阳侯霍云。这样一来，霍家就有了三个侯爷，声势都快赶上当年的卫家了。当然，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这个对比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时候的刘询虽然很想马上拔掉如同扎在自己肉里的刺一般的霍家，但他不能着急，因为他还没有摸清楚霍禹的底细，鬼知道这家伙到底是个二世祖，还是和霍光一样是个城府极深的人？现在敌我情况不明，刘询还要继续麻痹他们，毕竟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在乎再多两天。

因此，在给霍光置办丧事的时候，刘询也超规格地赐给了霍光很多东西，包括金钱、秀被、衣服、壁珠玑玉衣，还有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以及枞木外臧椁十五具。

这里别的不提，单说壁珠玑玉衣和黄肠题凑这两件东西。

看过盗墓小说的可能知道，所谓壁珠玑玉衣就是我们常说的金缕玉衣，是诸侯王以上的贵族才能享受的玩意儿；题凑是古代的一种丧葬形式，是用木条层层平铺累叠起来，和棺椁的壁板保持垂直，古人认为这样可以保持棺椁内的尸体不腐。在汉代以前，一般的贵族和士大夫也能用题凑，但所用的木头只能为松木或杂木，只有使用剥皮后呈淡黄色的柏木做的题凑，才能称为“黄肠题凑”，这也是诸侯王以上的贵族才能享有的权利。到了霍光出殡的时候，刘询不仅亲自到场，还让朝中所有两千石的大臣都要到场祭拜，并允许使用辒凉车运输霍光的灵柩，还特许在车顶盖上了皇室才能使用的黄色布料。

刘询做这一切是为了让周围的人知道，在皇帝看来，霍光的地位至少等同于诸侯王。当然，这主要是给霍家那帮还活着的人看的。

这就是刘询高明的地方，不管怎么说，霍光已经是个死人了，一个死人对自己能有什么威胁，就是给他皇帝一般的身后待遇又怎么样？你们要说也只能说我刘询知道霍光劳苦功高，知道感恩，难道霍光还能从棺材里跳出来再威胁我的皇位不成？

但对那些活着的可能威胁到其皇位的霍家人，刘询的表现就不一样了。霍光一死，刘询便不再委政于霍禹，而是开始亲政了。不久，刘询便有了动作。

刘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立了太子。立太子是国之根本，而且是大臣最不方便干涉和插手的事情。刘询立的太子是许皇后的儿子刘奭，然后他又给以前因为霍光的反对没有封侯的岳父许广汉封了个平恩侯。

对于立太子一事，第一个跳出来大声叫骂的不是霍禹，而是老太太霍显。说来也是，毕竟她的女儿是皇后，现在有了太子，那以后皇后一旦有了儿子又该放在什么位置？骂完后老太太还愤愤不平地绝食抗议，最后气得呕出一口黑血昏了过去。好在家里人抢救及时，霍显才慢慢醒过来。

醒来后霍显依旧骂个不停，说什么刘奭是民间的儿子，怎么能做太子？！再看看一旁默不作声的霍禹，老太太也指望不上他，就差人给自己的女儿捎话，让她按自己的方法悄悄地做掉太子刘奭。

那么霍显能有什么办法做掉太子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高招，无非就是老办法——下毒。她给霍成君出的主意是请太子吃饭，然后在席间给太子下毒，毒死刘奭之后，自己赶紧生个儿子出来当太子。

你说霍显出的这叫什么主意？！不过，这也很符合霍显的一贯作风，简单、粗暴。她也不想想，即便这样把太子毒死了，接下来怎么收场？现在不是霍光“将军领天下，谁敢言者！”的时代了，难道霍光还能从坟墓里爬出来替你擦屁股不成？！

母亲智商如此，女儿又能好到哪儿去？霍成君真就准备请太子吃饭，然后当面给太子下毒。好在，有了之前的教训，刘询早已对太子做了全方位的保护，他安排了信得过的宫女做保姆，时刻跟在太子身边，不管太子吃什么东西，哪怕只是一碗水、一口饭，保姆都要先尝过才能给太子。

霍成君好几次请太子吃饭，保姆都尽职尽责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害得霍成君屡次想动手都没有机会，最后只好作罢。霍成君的反常举动反倒引起了刘询的注意，虽然刘询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但以他的聪明大概也能猜出皇后有不轨的图谋，这下他就更防备这个皇后了。

霍成君或许从未想过，霍光在时刘询表现出来的宠爱和百依百顺都只是假象而已，戒备、疏远和不信任，其实才是刘询对她的态度。这样一来，霍成君除非敢当面拿出刀子行刺，否则绝没有机会害死太子。

既然霍禹对立太子一事没有反应，刘询就打算继续行动，下一步他要架空做尚书的霍山。

尚书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品级很高的职位，但它有着特别的权力。当年刘询为了麻痹霍光，曾经宣布所有的奏折必须先送给霍光过目，之后再送达御前。当时大臣们给皇帝的奏折，同样的内容都要写一正一副两份，且两份都要先交到尚书那里，副本由尚书先过目，其实就是给霍光先看。如果霍光觉得你说的这事还行，他就把正本再上奏给皇帝，如果你写的东西不合适，不好意思，正本也一起没收。这就保证了皇帝看到的东西都是他霍家想让皇帝知道的，而谁对霍家有意见，霍光也能第一时间知道，有点把皇帝变态软禁的意思。霍光死了以后，霍山领了尚书一职，职责就是先读这个副本。如今刘询要收回权力，就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而且一旦霍家有过激反应，刘询也好圆场。毕竟皇帝都亲政了，连先看个奏折的权力都没有吗？于是，刘询宣布从今往后大臣和百姓有事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不必再经过尚书。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要逐渐处理霍家的信号，要是霍光还在，搞不好又要再鼓捣个千八百条罪状废掉皇帝了，可霍禹的反应呢？他仅仅是不爽而已。这下子，刘询逐渐摸清楚霍禹到底有几斤几两了，并逐渐开始大张旗鼓地行动。

又过了几个月，刘询把霍禹升为和霍光地位一样的大司马大将军，但讽刺的是，他给大将军霍禹的头冠却是与以往的大将军冠不同的小冠，而且没给他大将军的印，实际上就是收缴了他的军权。同时，刘询把霍光的大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升为没有军权的少府，把二女婿骑都尉赵平外放屯兵，同样也收了他骑都尉的印，将霍光的小女婿未央卫尉范明友升为没有实权的光禄勋，并将其他之前受封的霍家亲戚子弟一律外放到外面做太守。

刘询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霍禹即便再迟钝这时候也该有反应了吧？他果然有，霍禹这次感到非常不爽，非常不爽的表现是宣布罢工，干脆称病不上班了。由此看来，霍禹的智商大概都是遗传自霍显吧。

一看霍禹不上班了，也不知道他在背地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刘询就派了个人去他家打探消息，顺带着忽悠一下霍禹。刘询派去的这个人是以前霍光的长史，叫任宣。任宣接了皇帝的命令后，便到霍禹家问候。

一阵没有营养的寒暄过后，任宣装作很是关切地问：“大将军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霍禹看任宣是个熟人，也不隐瞒，说道：“我能有什么病，就是现在这个皇帝太不像话了。当年要不是有我爹，他怎么能当上皇帝呢？现在我爹尸骨未寒，他就把我们霍家的人都放到外面去了，净用那些姓史的和姓许的，还没收了我大将军的印绶，真是气死人了。”

任宣说：“大将军这就不对了，您还是要上朝才行。虽然霍光大将军掌控一切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大臣们对您的尊重还是和对霍光大将军一样的。现在许家和史家是当今天子的亲戚，春风得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可这完全不能遮掩大将军您的光芒，您完全没有必要对他们有什么怨恨之意。”

有人觉得我这是胡说，任宣是霍光的旧吏，应该是向着霍禹的，他这是在暗示霍禹，当前他的对手是许家和史家的外戚，要学霍光抓紧了权力不能放松。这当然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但我认为，任宣背地里还是刘询的人，具体的理由放在以后再提。

不管暗示也好，忽悠也罢，霍禹似乎都没听懂任宣话里深层次的意思，不过，他在家里又待了几天后，还是继续上班了。

其实，不止霍禹，霍光的后辈们生下来就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智商着实堪忧。对于刘询的一系列明升暗降，霍家这些人大多还挺高兴，以为自己真的升了官，觉得霍光虽然没了，可这个皇帝还是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于是，霍家人越发地飞扬跋扈，做事也毫不顾忌起来。

首先是老太太霍显，这个狠毒的老女人先是私自扩大霍光墓地的规模，把它建成了一座有三进三出院落的大建筑。有房子没人可不行，霍显就让人在民间抓了很多女子关在房子里给霍光守墓。折腾完死人还不行，霍显自己也开始越发张扬。原来霍光有一个下人叫冯子都，非常得霍光的宠爱。霍光经常通宵达旦地和冯子都搞在一起（也不知道霍光是不是好男风），让霍显守了活寡。霍显可能也由此产生了变态的报复心理，霍光死后，她居然和冯子都鬼混到了一起。在生活上，霍显也越发出格。比如，她把自己乘坐的马车做了超规格的升级，增加了很多精美的图案不说，四周还涂上了黄金，轮子也用皮革裹住。此外，霍显走路时，必须有多个侍女用五彩的丝绸缎子挽着她，但凡走得急了或是起风的时候，她身边便有五彩的丝绸随风鼓荡（情景请各位自行脑补）。后来霍显发现，自己的房子再超规格也比不上皇宫舒适，自己总不能建个皇宫吧？

不能住世上最豪华的房子那怎么办？这可难不倒霍老太，她的女儿和外孙女不都管着后宫吗？我女儿家也就是我家。霍显于是就带着自己的女儿和媳妇等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群人在长信宫里呼呼呵呵随意进出，真把皇帝的后宫当成了自己的家。

老太太如此，下面的子孙辈们也有样学样。霍禹和霍山不仅住进了超规格的豪宅，还经常纵马狂奔，丝毫没有安全驾驶的意识。霍云不爱骑马，但是爱打猎，如果上朝的时间和他打猎的档期冲突了，他就随便写张病假条子，然后也不管皇帝批还是不批，便带着手下打猎去了。

你说这像什么朝廷重臣？不仅主子如此，就连霍家的奴才也不像话。据说某一天，霍家的奴才和御史大夫魏相的奴才大白天在路上起了争执，大概是霍家的奴才先挑的事。御史大夫好歹也是三公之一，他的家奴怎么肯轻易向旁人服软，于是就出言顶撞了几句，但后来一听对方是霍家的，御史大夫这边的奴才就了，赶紧灰溜溜地往家里跑。这时霍家的奴才还是不依不饶，一路跟到御史大夫家门口，伸脚就把御史大夫府的大门踹得震天响，非要里面的人出来赔偿他们的精神损失。最后御史大夫魏相亲自出面赔礼道歉，并让自己家当事的几个奴才当场跪下来给霍家的奴才磕头认错，事情才作罢。

当然，稍微有点经验的读者此时就可以猜出来，跋扈到这个份儿上就意味着霍家蹦跶不了几天了。

刘询要剪除霍家的势力，就必须培植自己的亲信，还要瓦解霍家在朝中的同盟。这件事难吗？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如果霍光还活着，这当然是难以做到的，但现在霍光已经死了，事情就好办多了。朝中的大臣看似唯霍光马首是瞻，但反对他的声音也不是没有。早在霍光废刘贺立刘询的时候，就有侍御史严延年上书状告霍光，说他“擅自废立皇帝，没有一点做人臣的样子，无道”。虽然霍光当面没有处理他，但背后还是指使人弹劾他，使得严延年一度只能逃亡在外。

还有一个叫黄霸的，因为反对给武帝刘彻增加庙乐[2]被关了两年大牢，刚放出来不久，闲聊的时候他对老师夏侯胜说：“我看大将军这个人现在权力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专制了，这样下去……”

夏侯胜不等他把话说完，赶紧打断：“我们还是谈谈古人的事情吧，你我年纪都大了，犯不着为了这种事再到牢里去。”

严延年和黄霸还算运气好的，廷尉李种、王平，左冯翊贾胜胡，少府徐仁，这些人都因为公开和霍光作对而丢了性命，所以霍光在的时候满朝大臣默不作声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二十几年来霍光把这个国家管理得还算井井有条，既然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大家也犯不着拿自己的性命去和他以卵击石。威武不能屈当然是令人尊敬的，但在完全没有胜算的前提条件下，暂时屈一点也未尝不可。

刘询现在要找的就是这些暂时“屈”了的人，这些人如弯曲的弹簧一般，一旦有可能伸起来,其所爆发的能量必然巨大。比如御史大夫魏相，居然被霍家的奴才欺负到头上，他肯定是憋了一肚子火的。刘询于是就提拔魏相做了丞相，又让那个对自己有大功劳的丙吉做了御史大夫。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霍光自己选定的副手张安世，刘询把他提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让他来制衡霍禹的权力。对于外调霍家子弟留下的空缺，刘询就用他的外戚，也就是史家和许家的子弟填充，并开始重用外朝的官员。到了后来，刘询有事也不跟内朝的大司马商量了，而是找丞相、御史大夫和平恩侯许广汉来参谋，逐渐把原来由霍家掌控的朝政慢慢回归到外朝，再过渡到自己手里。

这下子，霍禹等人终于感到不对了，几个人围在老太太霍显身边发牢骚，说现在这个皇帝对他们霍家这些忠臣如何如何不好，丞相又如何如何坏，大臣们又如何如何狡诈，可怜他们霍家满门忠良，现在却如此受人排挤。

老太太霍显以己度人，反问霍禹几人：“你们说丞相多次说我们霍家的坏话，难道他就一点问题没有吗？逮住他的毛病弄他呀！”

霍山愣了一下，又苦思冥想了好一会儿，再说话时声音都带了哭腔：“丞相为人正直，哪儿有什么毛病？倒是我们霍家的那些亲戚，实是有一些不法的事情。而且，听坊间的传闻说，许皇后是被我们霍家毒杀的，有这样的事吗？”

霍显自认为那事做得天衣无缝，没想到竟已弄得满城风雨，只好把霍禹哥儿几个聚拢在一起，小声地把当年叫淳于衍给许皇后下药的事情说了出来，当场就把霍禹、霍山、霍云等人吓得不轻。最后，还是霍禹先反应过来：“有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现在皇帝把霍家很多人都外放了，我们的兵权也被收缴了，大概是他猜到了一些端倪。这事牵涉体大，如果追究下来，谁都好不了，我们应该早做打算。”

霍禹所说的早做打算，指的就是谋反。

当然了，以霍禹等人以往的表现来看，很难让人对他们的谋反计划抱太大的希望。

清算

霍禹说是要早做打算，但其实最早反应过来的还是别人。

在霍家这一大群人里面，较早对刘询的作为有所反应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霍光的女婿赵平的门客石夏，这人精通天文学，他通过观星发现霍山有被皇帝贬官或杀死的危险；另一个是霍云的铁哥们儿张赫，就霍家岌岌可危的形势，他找到霍云的舅舅李竟，希望李竟能建议霍云：“现在朝廷中是丞相和平恩侯当权，可以告诉霍老太太让太皇太后先杀了这两个人，然后皇帝的去留问题不就是太皇太后说了算吗？”

说来说去还是八年前那一套，想来霍家人做这事都轻车熟路了。然而，有人比他们反应得还早，这个人就是刘询。

张赫的密谋很快就被长安城里的一个平民张章知道了（实在想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张章先把事情告诉了旗门[3]董忠，然后又借百姓可以直接给皇帝上书的便利，上书揭发了张赫的密谋。

经过刘询之前的一番动作，霍禹和整个霍家已经没有能力把控局势了，张章的上书很快就到了廷尉那里，廷尉正要依法派执金吾去抓人。这时候，刘询下诏，命令执金吾停止抓捕石夏、张赫等人，因为这两个人实在是无足轻重的小虾米，刘询的目标始终是他们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霍家。

刘询的算盘打得很准，廷尉的抓捕命令已经发出，事情已经人尽皆知，这个时候停止行动只会增加霍家人的恐慌，刘询相信只要再给他们施加一丁点压力，他们就会自己炸锅。于是，刘询一方面下令不准继续追究石夏、张赫的事情，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用“霍家的女眷对太后不敬”“霍家的亲信冯子都违法乱纪”之类的借口批评和谴责霍禹等人，还取消了霍云、霍山两人的宿卫资格，让他们没事就回家待着去。

这下子，霍家上下就更加紧张了，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都能把他们吓出一身白毛汗。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下，平时注意不到的一些情况，现在也成了催命符，刺激着霍家人的神经，比如，白天成群结队的老鼠满院子跑，晚上猫头鹰在门前的枝头上使劲地叫，大概是被白蚁蛀坏的门也在这时候很配合地塌了下来。

霍禹嘴上不说，但心里对这些所谓的“凶兆”讳莫如深，一刻不停地在想：是不是皇帝就要对霍家下手了？所谓梦由心生，这样的事情白天想多了，晚上自然就睡不踏实。霍禹就梦到霍光托梦让他快跑，抓他的人就要来了。吓得他半夜里惊醒过来，好不容易再睡下，又在梦中恍惚听到了来抓他的差人所骑骏马的马蹄声。

整个霍家都几近崩溃了。可笑的是，刘询在这段时间里甚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动，几乎就相当于一个旁观者，看着霍禹、霍显、霍山、霍云这些人在那里团团转，一步步地把自己推向死亡。实际上，霍禹他们是被自己心里的巨大阴影所击败的，他们认为这个阴影是刘询，其实不是，这个阴影是道德，是公理，是良知，是隐藏在他们心中的恐惧和愧疚。

终于，他们崩溃了，在自认为这样下去必死的情况下，霍禹决定做鱼死网破的最后一搏。方法嘛，还是一样：太后设宴请吃饭，让丞相和平恩侯作陪，然后在席间杀了他们，最后再逼刘询退位让霍禹做皇帝。

这简直就是一个小孩过家家似的计划，别的不说，就算真能杀了丞相和平恩侯，又废黜了皇帝，霍禹又有何德何能，能坐上这个刘姓天下的龙椅？要能坐上去，霍光也许早坐上去了。所以，霍禹等人的整个打算与其说是计划，不如说是笑话。

但这些都不要紧，只要霍禹他们做了这样的打算就够了，即便只是在口头上。

这时候，刘询第一时间下令抓人，廷尉的行动也非常迅速，带着早已准备好的大队人马就往霍家冲。收到皇帝要抓捕他们的风声后，霍山、霍云、范明友三人还算硬气，直接服毒自杀，霍禹和霍显母子俩以及邓广汉还在犹豫呢，就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到这个份儿上这母子俩也不打算顽抗了，就一股脑地把谋杀许皇后，又打算让霍成君毒杀太子等罪行一并交代了。最后霍禹被腰斩，霍显和她的女儿女婿们都被弃市，刘询又连带着灭了几十家和霍家来往密切且参与谋反的家族，甚至连太仆杜延年这样的九卿高官，也因为曾是霍光的旧部而被免职。霍家唯一没被杀的皇后霍成君也被废黜，送往昭台宫，在过了十二年的监禁生活后自尽而死。

迅速、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扯下伪装后，这才是一个真实的、生长于市井之间精明能干又务实的汉宣帝刘询。在隐忍了八年之后，刘询终于摆脱了霍家这个一直压在他身上的巨大的阴影。

在这里，还必须提一下前面说过的一个关于任宣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还可以扩展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霍光死后仅仅两年的时间里，刘询便扳倒了霍光之前经营了好几十年、看似根深蒂固的霍家？

我觉得答案是，刘询所做的事情应该远不止我们表面所能看到的这些。比如，在那个没有锦衣卫每天钻房顶监视大臣的年代，刘询为何能如此迅速地知道霍家的举动，以至霍禹一正式决定谋反，刘询就能抢先将他们缉拿？也许在此之前，他背地里早已拉拢和收买了很多霍家的盟友或者在霍家人周围安插了很多自己人，任宣也许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不仅是霍禹的旧部，还给霍光抬过棺材，在霍家的外围应该还是个有一定分量的人物。可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就倒向了刘询，玩起了无间道，而在最后要跟霍家彻底摊牌之前，刘询用一纸调令将他调往代郡做太守。

如果说霍家其他人的外调是一种变相的贬斥，任宣的外调也许是刘询对他这一段时间的表现的一种奖励。毕竟在此之前，任宣只是一个太中大夫，也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功绩和才能，薪水不过是“比千石”，也就相当于一千石，说白了就是还不到一千石，现在一下子就做了两千石的封疆大吏。而且，在清理霍家时，其他两千石的高官大多受牵连被贬，比如太仆杜延年就因为和霍家有旧被免了职，任宣却什么事都没有，这不能不让人起疑。此外，知人善任，明了吏事，能充分利用和发挥每个官员的才能，让他们最大限度地为朝廷和百姓工作，这是刘询作为一个有为帝王最重要的标签，他有能力也有手段拉拢一批任宣这样的人为自己所用。

当然，以上纯粹属于个人猜测，和之前及之后的一些个人观点一样，我并没有能力去进一步证明或证伪它们，仅仅是提出来供大家思考或娱乐一下而已。

最后，在霍光和他家族的时代结束之时，还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霍光作为汉朝第一个能骑到皇帝头上的大臣，一个掌控一个时代、影响一个国家的官员，我们应该怎么相对公正地评价他？

接下来，我将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解释一下我对霍光的看法。当然，不一定准确，如果和你的看法不同，请一笑而过。

关于忠臣、能臣、权臣、名臣和贤臣

看了这么久我写的东西，或许有人会觉得我是个以悲观眼光看世界的人，看谁都充满了阴谋论。其实，我的讲述以及一些有根据或没根据的猜测都只是想更为客观公正地还原一段历史，还原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像看神仙般带着某些耀眼的光环去看待那些曾经真真正正生活过、有血有肉的人。

而人，始终是非常复杂的。

那霍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大臣呢？

班固和司马光对霍光的评价比较一致，都认为他是一个忠臣，班固更是把他比作周公、阿衡这样的贤臣。班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作为一个正统的官方史学家，除非是板上钉钉的奸臣佞臣，其他人在他眼里都是一副高大全的扑克脸，以至班固在不少地方替他们文过饰非。霍光作为昭宣两朝的名臣，班固把他捧得高一点是很正常的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主要是给宋朝皇帝看的，以起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的作用，所以突出放大人物的缺点必不可免，比如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就基本上全是负面的，可他也认为霍光是个忠臣。

那么，问题来了：霍光究竟算不算忠臣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忠臣的定义。所谓忠臣，本指忠于君主、效忠君主的官吏。从这个解释出发，请问，霍光效忠的是哪个君主？刘弗陵？刘贺？还是刘询？恐怕都不是，按吕思勉先生的说法，霍光拥立刘弗陵和刘询的过程，其实是他策划和发动的两次宫廷政变。立刘弗陵是不是霍光篡改武帝刘彻遗嘱所进行的一次宫廷政变，我们不好说，但废刘贺当然可以算一次政变，而擅自废立君主之人，显然不能算一个效忠君主的官吏。

也许有人要说，霍光的品格境界比较高尚，他效忠的不是某个皇帝，而是大汉这个朝廷，所以他不是某个皇帝的忠臣，而是大汉的忠臣。真的是这样吗？那么怎么解释他把持朝政二十多年的行为？昭帝刘弗陵十四岁便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智，可到二十一岁临死前，他还没能亲政（而且死得还蹊跷）。刘询明于吏治，可他的才能也是直到霍光死了才得以施展出来的。甚至可以不客气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汉的真正统治者不是未央宫龙椅上坐着的那位，而是下面站着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之所以没有把龙椅上的那位拉下来自己坐上去，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么做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他已经是“不是皇帝的皇帝”了，不管龙椅上坐的是谁都是他说了算，犯不着冒险去戳破这最后一层窗户纸。

那他有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呢？从他给儿子起名“禹”来看，可能还是有的。禹是什么人？那当然是古代的贤君了，可大家都知道他后来做了件什么事，他废除了以往的禅让制度，把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这是不是意味着霍光希望朝廷君臣的关系在自己的儿孙辈情况能有所变化呢？

既然霍光可能不算一个忠臣，那他是个什么样的臣子呢？能臣？权臣？名臣还是贤臣？

我还是先做下名词解析。这几个词很容易理解，所谓能臣，指能尽为臣之道的臣子，也指才高干练之臣。所谓权臣，指掌权而专横的大臣。所谓名臣，指有名的大臣。这个有名可以是好名，也可以是坏名，不但指当时为人所知，更指身后也被人牢记。而贤臣，指的就是贤能的大臣。

可以肯定的是，霍光算不上能臣，几乎所有的史学家对他的评价都是不学无术，因此，他也谈不上有什么高才，而其所作所为也显然超出了为臣之道的范围。

也许又有人问：在霍光秉政期间，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难道这不算贤能吗？但是，要做一个像伊尹、周公那样贤能的人，其充分必要条件是道德高尚，而道德高尚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自己的子女家人，让他们的思想境界也得到升华，所以他们的子女即便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华，至少也会是个尽忠尽孝之人。反观霍显、霍禹、霍云和霍山等人的所作所为，霍光连自己那个小家都弄成这样，有何贤能可谈？

至于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百姓安居乐业这两点，当年吕后把朝廷的上层搞得天翻地覆时，由于对国家的政策制度坚守如一，结果，百姓一样安居乐业，难道能将吕后和贤能联系起来？其实，在古代，别的不敢说，要做一个被百姓称赞的皇帝有时候并不难，只要你有正常的思维，该劝农的时候劝农，该赈灾的时候赈灾，有能力的话整顿下吏治，如果国家财政宽裕，隔三岔五再免个赋税什么的就差不多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要求的真不多，就三个字——别折腾。如果你是一个皇帝，只要你没事不瞎折腾，“爱民如子”这个头衔基本上你想甩掉都难。

所以，霍光是西汉的一代名臣和权臣，仅此而已。

[1] 四川方言，意为怕老婆的人。

[2] 用于祭祀或歌功颂德的宗庙音乐。

[3] 官职。

第十三章 刘询是个好同志

赵充国破羌

摆平了巨大的霍家，刘询终于可以开始做一个真正的皇帝了，而他也确实不愧为一个好皇帝。

那么问题就来了：要说刘询是个好皇帝，那这个好皇帝的标准又是什么？

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会有不同，但起码有两点是必要的：一是要听得进不同的意见，二是要做得出合适的决断。听得进意见就不会一意孤行，做得了决断就避免了犹豫不决。刘询就是一个既听得进不同意见又做得出决断的皇帝。当然，要是依这个标准的话，刘邦才是西汉最好的那个皇帝。

刘询显然也不差，他很快就要面对一件既要听得进意见又要做得出决断的事情了。

汉朝的北部是匈奴，西边的河湟地区（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有羌人。什么是“羌人”呢？传说羌人源于三苗，原本也是农耕民族，奈何生在西北苦寒之地种不出粮食，便逐渐去农耕，化游牧，成了和匈奴人一样的游牧民族。这从他们的称呼里就可以看出来：“羌”者，上“羊”下“人”，谓之牧羊人是也。

同样是游牧民族，一方面，羌人和匈奴人有着类似的习性：崇尚武力。羌人力气大的受人尊敬，勇猛的被人爱戴。在部落中，一个羌人如果战死了，就会被同族们敬佩，要是不幸病死了，却会为众人所耻笑，羌人的这些特点都和匈奴人类似。另一方面，羌人和匈奴人又极为不同，羌人的爆发力强但持久力弱，擅长山地作战，却短于平地奔驰。

在极长的一段时间里，羌人远没有匈奴人强大，其原因并非在于人口少，而是因为他们内部极为分裂。羌人以氏族部落的形式聚居，称之为“种”。大种豪强割据一地，相互争斗，小种则只能依附于他人任人宰割。这种情况持续了千年，西羌内部一直没有出现一位如同冒顿单于一般能统一西羌的人物。以往，羌人要想在边境和中原朝廷为敌，就必须先解决内部问题，先通过一番讨价还价“解仇合约”，组成一支临时相对稳定的联合军，否则就凭三五个大种，根本掀不起什么波浪。但这种带有临时性质的组合并不牢固，一旦战况进入僵持状态，联合军内部就极易分裂，所以，羌人始终没有成为中原政权的大患。

汉初的时候，羌人大体平静，而到武帝刘彻时期，羌人中的大种曾与匈奴联合攻打汉朝边境。但以匈奴之强大尚且不能在刘彻手上讨好，羌人就更是不济了。结果，刘彻先在河西开拓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个郡，把羌人和匈奴人隔绝开。后因先零羌和匈奴人勾结攻略金城郡，刘彻又派李息将军率领十万大军横扫黄河以西的地区，将羌人赶出了湟水流域。

之后，羌人老实了好一段时间，直到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因为朝廷派到西羌的使者义渠安国处理外交事务不当，加上羌人性格上的一些原因，本已投降汉朝的先零种首领杨玉联合西羌其他大种豪族，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不仅打败了屯守的骑都尉义渠安国，而且起兵包围了金城郡的令居县城。

这下刘询不得不应战了，可算来算去，这时朝廷里有能力且了解西羌的将领只有后将军赵充国。虽然当年赵充国率百余勇士击溃匈奴大军的包围时英勇非常，后来也多次出战匈奴功劳不小，但毕竟岁月不饶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已经是年逾七旬的老人。让这样的老将上战场，首先刘询心里就没底，便让御史大夫丙吉去向赵充国询问出征西羌的合适人选。

听丙吉说明来意后，赵充国便看透了刘询的意思，马上回答道：“陛下如果要出征西羌，朝廷里没有比老夫更合适的人选了。”

既然赵充国毛遂自荐，刘询就问他有什么计划，需要多少人马。

赵充国倒是自信满满：“人说百闻不如一见，具体的情况要到前线看过才能决定，但只要陛下肯信任老臣，西羌的事情，陛下就不用担心了。”

这下刘询放心了，他大笑着答应了赵充国。

得到皇帝的允许后，赵充国火速赶到了金城郡。待到亲自了解敌情之后，针对羌人不善平地作战的特点，除了常规的步兵，赵充国又向刘询要了一万骑兵。

要平定羌人的叛乱，汉军就必须击败羌人的军队，而要击败羌人的军队，当然不会很容易。不过，赵充国的汉军与羌人的军队之间还隔着黄河，怎么安全地渡过黄河才是汉军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在昭宣二帝时期，赵充国确实是朝廷不可多得的将军。总结起来，他指挥作战的特点有三：老成持重，爱护士卒，凡事必谋定而后动。现在，赵充国虽得到了朝廷调派来的一万骑兵，但他没有轻敌，没有随随便便就过黄河去和羌人决战。为了避免过黄河的时候被羌人偷袭，赵充国先派了少量人马连夜渡过黄河，并在河边迅速建了一座庞大的军营，然后摆开架势严阵以待，让羌人误以为汉军的大部队已经过河了。等到探明敌人的动向后，赵充国才率领大队人马过河。

等汉军过了黄河，羌人才发觉上了当，就派出数十精锐骑兵来到汉军营前晃荡。一看对方只来了几十人，赵充国手下的将士纷纷请命要出击打一仗。

将士们的请求也有道理，行军打仗讲究旗开得胜，只要得胜，哪怕出动一万人来碾轧这几十人也无不可，管它大胜还是小胜，先胜一阵对提升士气很重要。

但赵充国的头脑很清醒，他告诫手下的将士说：“我们这次出征西羌，目的是全歼对手，所以切忌贪图蝇头小利。我们的队伍刚刚过了黄河，正是人困马乏的时候，而我仔细观察过羌人这支小部队，这是一支精锐的骑兵。对付这样一支骑兵，人少了不一定打得过，而出动大部队则是杀鸡用牛刀，并不划算，况且我们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诱饵，专钓我们上钩的。”然后，赵充国下令加固营寨，让将士原地休息，并不理会扬长而去的羌人骑兵。

等到夜色降临、羌人的骑兵退去后，赵充国派出侦察兵到前面两山夹水、利于埋伏的四望陿中侦察，结果并没有发现羌人的军队。赵充国于是便命令军队连夜启程，占领了位于黄河上游的落都山。

到了落都，赵充国的心算是放下了一半，他很得意地召集手下的校尉，对他们说：“我说羌人脑子不行吧，这下还有人怀疑吗？如果他们派个三五千人守住四望陿，我们怎么能到这里？现在我们到了落都，那些羌人恐怕再难有什么作为了。”

手下的校尉们这时对赵充国心悦诚服，可赵充国得意归得意，并没有忘形。虽然占据了有利地形，可在作战上，他依然十分小心谨慎，平时常派侦察兵侦察羌人的动向，一旦遇到羌人挑阵就谨守不出，每天只给士兵们最好的伙食蓄养气力。

羌人一看拿赵充国的军队没办法，就派出游骑兵去断他们的粮道，企图逼赵充国出来决战。面对这种情况，赵充国早有准备，他事先已经让自己的儿子中郎将赵卬率一支由期门、羽林和胡人组成的精锐骑兵在令居城中等待策应。赵卬一看自己老子的粮道被断了，赶紧上书朝廷，皇帝就下诏让他带兵连同骁骑都尉和金城郡的军队一起去肃清敌兵。很快，赵充国的粮道便恢复了。

这下局势好像又陷入了僵持，而这种僵持是羌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不久他们自己就吵了起来，他们相互指责对方：“让你别反别反，你偏要反，结果惹得朝廷派赵将军前来，这人年纪大，又善用兵，现在好了，你就是想决一死战也做不到了！”当然，这个锅谁也不愿意背，但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的：越没人愿意背锅，集体就越容易分裂。

罕羌和开羌的首领叫靡当儿，在赵充国出征之前，最先得知先零羌反叛消息的他曾经派兄弟雕库来给汉朝报信，却被金城郡的都尉抓了起来，这时赵充国又命令把雕库放回去。放回去前，赵充国亲自对雕库说：“你前来报信是有功无过的，现在天子的大兵前来，只是征讨那些有罪的人，不主张造反的人最好不要自取灭亡。你现在可以回去了，麻烦回去告诉所有的羌人，就说陛下已经下诏说得很清楚了，现在给大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便是参与了反叛的，只要能及时悔改并捕获叛党的，一律既往不咎。如果能斩杀有罪头领的，斩杀大种的头领赏钱四十万，斩杀中种的头领赏十五万，斩杀小种的头领赏两万，斩杀其他叛党也各有赏赐。”

这时羌人内部已经出现分裂，而雕库回到自己的部落一宣传，分裂的联合军更是几近瓦解，虽然还未开始进行激烈的战斗，但战争的结果已经注定。从此时开始直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五月，赵充国大获全胜期间，战场上也没有特别值得记述的事情，倒是赵充国和皇帝的几番书面对话，体现了他过人的战略意识和博大的胸襟。

尽管当时赵充国表现得自信满满，刘询心里却是没底的。虽然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汉使冯奉世曾发动西域多国联军一万五千余人一举攻破了投靠匈奴的莎车国，杀了莎车王并传首长安，一时间威震西域。但莎车国的事情是冯奉世临时自作主张，刘询事前毫不知情，因此，这次出征是他亲政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即便刘询政治天赋过人，但想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刘询的紧张表现在他除了派出赵充国，还陆陆续续地往西羌附近调派了大量军队，共有六万人之多。这时，酒泉郡的太守辛武贤上书皇帝，说他愿意率一万骑兵携三十天的口粮，从张掖和酒泉两地出发，夹击开羌和罕羌，即便不能全歼对手，也能打击对方并掠夺一些牲口和妇女，等来年春天再来一次，羌人恐怕就只能投降了。

辛武贤的计划乍一看很不错，刘询听了很心动，可他拿不定主意，就把辛武贤的上书送给赵充国看，征求赵充国的意见。

赵充国上书皇帝说：“一匹马背负三十天的口粮，就要背米二斛四斗（一斛等于十斗）、小麦八斛，加上衣服、兵器和人，马驮负这样的重量是没办法追击敌人的。只要羌人进了山林据险而守，再断了粮道，整支军队都有覆灭的危险。至于辛武贤说的掠夺牲口、俘虏妇女一类的话更是笑谈。且现在我们不能确定先零羌和匈奴人是否勾结，而张掖、酒泉是隔绝两者联系的要地，这里的骑兵尤其不能轻易出动。先零羌的杨玉是这次反叛的首犯，其他羌种只是被其胁迫，并非一心要与朝廷为敌。臣愚昧，以为应该首先打击先零羌，对其他种的羌人则应采取宽大政策，赦免他们的罪过，选派了解当地风俗的官员来管理他们，这才是既能降低士兵伤亡、确保胜利，又能够保持边境长期安定的策略。”

刘询看赵充国说得有理，辛武贤说得也很诱人，左右拿不定主意，就让朝廷的大臣讨论赵充国的意见。大臣们大多赞同辛武贤的话，认为先零羌的势力很大，又有开羌和罕羌相助，十分难对付，不如先捡稍微弱一点的罕羌和开羌开刀。大臣们十个里面只有两三个支持赵充国。

听了大臣们的话，刘询觉得真理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就拜许延寿做强弩将军，辛武贤做破羌将军，准备发动进攻，并且下书一封，斥责赵充国贻误战机的胆小行为：“皇帝问候后将军，在外面暴晒吹风的日子不好过吧？！将军总是说来年再战，难道从没想过数万大军陈兵前线，朝廷和百姓需要为此付出多少的辛苦吗？现在朕已经集合了一万两千人和三十天的口粮，准备在七月二十二日渡鲜水北上，攻击开羌和罕羌，希望将军能率军东出，就算不能合围羌人，也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样即便不能歼灭对手，也能瓦解他们，最后必然能取得胜利。朕已经派中郎将赵卬率两校士兵增援将军，希望将军早做准备。”

要是换一个普通将领，都被皇帝责骂了，接下来当然是乖乖地出兵，输赢无所谓，至少先别得罪皇帝，不然到时候自己的命恐怕都保不住。再说，出兵后哪怕被杀得大败，那也是陛下让出兵的，回去也罪不至死，可一旦自己抗命贻误战机，那到时候赔上的也许就不止自己一颗脑袋了。

然而，作为优秀的将领，赵充国毕竟有大智慧和大勇气，接到皇帝的斥责后，他并不为所动，坚持认为必须先击败先零羌，他冒死再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现在造反的是先零羌的杨玉，开战以来，开、罕羌人并未有所犯，如今放过有罪的不惩罚而先去攻打无罪的，这恐怕不是陛下您的本意。如果现在去打开、罕羌，先零羌一定会去帮他们，到时候反而会把开、罕羌推向先零羌那边，而且现在正是羌人马肥食足的季节，去进攻他们不一定就顺利，一旦进攻受挫，必然会坚定他们和朝廷对抗的信心，到时候恐怕羌人就不是眼下两三年能解决的忧患了。”

赵充国最后说：“臣一家蒙陛下厚恩，臣现在已是列侯，年纪也七十有六了，已经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没有什么好顾虑的，只是知道用兵对社稷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才谨慎行事的。以我的看法，如果先拿下先零羌，则开、罕羌就会不战而降。如果他们不肯投降，到了来年正月再去攻打他们，又正是时候。如果现在就去攻打开、罕羌，实在是有害无利的事情，希望陛下明察决断。”

赵充国是在六月上书的，七月份刘询给他回信，同意撤销攻击开、罕羌的计划，而按赵充国的原定计划进行。

过了一段时间，赵充国算得羌人大概分裂得差不多了，就举兵开进了先零羌的领地。羌人的联合军折腾了这么久毫无所得，气势已经泄了，见到汉军整肃的阵容，反叛之初的争斗之心早已不知去向，大队人马还没开打就落荒而逃。

羌人逃得匆忙，什么辎重器械都不要了，赵充国却很从容地命令军队跟进，也不说乘胜追击，先零羌人逃一步，汉军就跟进一步，顺便捡些战利品。按赵充国的说法，这叫“逐利行迟”。他告诉手下，这些羌人现在是穷寇，而穷寇不可追，你稍微松懈一点，他们就只会逃跑，自顾不暇，一旦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就会回过头来跟你死磕。果不其然，汉军在赵充国的指挥下就这么慢慢地边尾随边追赶先零羌，一直追到了湟水边上，为了争渡淹死在湟水中的羌人就有好几百，投降和被俘的又有好几百，而汉军缴获的牛马则不下十万。

后来，汉军到了开羌和罕羌的地盘，秋毫无犯，这让靡当儿确信汉军对他们并无恶意，于是便开城投降。朝廷并没有把他当反贼看待，反而给了他优厚的待遇。有了靡当儿的例子，其他被挟持的部族就越发不愿意再和朝廷对峙，先零羌变得更加孤立无援，就连其内部主动投降汉军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这一年的秋天，投降的羌人甚至超过了一万人。

本来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可不巧到了秋天，赵充国病了。他这一病刘询急了，赶紧下诏问他：“皇帝问候后将军，将军毕竟年纪大了，现在又生了病，朕非常担忧。现在朕派破羌将军去你那儿做个副将，眼下天气大好，士气正盛，之前将军说来年正月再发动进攻，朕看不如提前到十二月。如果将军实在是病重，就留守不要随军前行，派破羌将军去就可以了。”

本来羌人大规模投降，赵充国估计羌人已经成不了气候了，正准备给皇帝上书，建议取消前线的骑兵，只留一万步兵边防守边屯田，等待时机一举击败羌人。这时接到皇帝进兵的诏令，赵卬毕竟没有他父亲的胆气，就让自己的门客去对父亲说：“现在陛下下令出兵，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再防守了吧，不然陛下下次派来的恐怕就不是诏书，而是直指绣衣使者了，到时候我们的命都保不住了，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国家？”

赵充国大怒：“简直放屁！你这是一个忠臣该说的话吗！”

教训完儿子后，赵充国依然上书建议屯田：“陛下，兵者是用来明德除害的，所以不可以不谨慎。要使西羌长期安定，用兵是下法，用德才是上策。前线有无人耕种的田地两千顷，现在臣建议罢骑兵以减少后勤费用，只留一万零两百八十一名步兵开荒屯田，这样朝廷所需花费就很少了，而臣可以一边屯田，一边防守，相机平定西羌。”

刘询又把赵充国的上书拿给大臣们商议，这时一半的大臣都同意赵充国的意见，但刘询还是放心不下，就再次下诏：“皇帝问候后将军，你说要罢骑兵，只留一万步兵屯田，如果按将军说的，那西羌的事情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战争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请将军再一一分说仔细。”

赵充国给皇帝上书说道：“臣听说帝王的军队应当重谋略而轻战斗，应当先立己于不败之地，再谋求战胜敌人。现在留万人屯田，是顺天时因地利的事情。羌人前后投降过来的已经有一万零七百多人，接受了我的劝说而离去的羌人也有七十多批，这些都是敌人的阵营即将瓦解的预兆，而我军的胜利也是可以预期的。”

随后，赵充国还详细列举了十二条屯田防守的好处，以证明对付羌人，屯田远胜于出兵。

皇帝照例把赵充国的上书拿给大臣们讨论，这时候大臣十之八九都站在赵充国这一边，但刘询还是有自己的疑问，便再一次下诏询问赵充国：“依老将军的计策，决胜似乎就在近期了，但不知这个近期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今年冬天，还是明年？如果罢骑兵屯田，羌人又聚集重兵来袭，将军将如何处置？还请将军再次说明。”

很明显，相比于之前，皇帝的意见已经倾向于赵充国了。赵充国于是又给皇帝上书说：“按臣的计算，先零羌现在剩下的精兵不过七八千，而且每天都有反叛的人，因此，留一万人屯田足以应付突发情况。臣估计，最迟到明年春天，战事就会有结果。”

到了这时，连一开始反对赵充国作战计划的丞相魏相等朝廷重臣都对赵充国心悦诚服，为这事魏相还上书向皇帝检讨自己：“臣愚昧不懂军事，而后将军计划得当，所说的也都非常合理，现在看来，后将军的计策是一定行得通的。”

既然大臣们都统一了意见，刘询也放心了，他又一次下诏，这次就没什么问题可问的了，只是告诉赵充国：“皇帝问候后将军，将军的计策非常好，就按将军的意思去办。请将军小心用兵，保重身体。”

说是放心，可最后刘询还是嫌时间长，就命令破羌将军和强弩将军率军攻击羌人。结果，先零羌已经不堪一击，一战下来，破羌将军斩首两千余，强弩将军俘获四千余人，赵卬连斩首带俘虏也拿下两千人，而先零羌的若零和弟泽两人杀了他们的首领杨玉，率五千人主动投降赵充国。

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五月，西羌的战事已几近完结，赵充国最后上书说：“羌人本有五万军队，一年间被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死及饿死的有五六千人，这样算下来，他们只剩四五千残兵，已经不成什么气候，现在军队可以罢屯田了。”

刘询命令赵充国班师，让投降的若零和弟泽做了羌人的王，投降的其他羌人首领也都给了封赏，还让他们世代居住在金城郡附近，并且让羌人自己推荐几个能干的人做“护羌校尉”，西羌于是逐渐平静了下来。

摆平西羌当然是一次胜利，但对于刘询来说，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两年之后，即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和汉朝打了一百多年的匈奴人主动提出恢复和亲，又过了五年，匈奴人连和亲也不提了，直接入朝称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匈奴的没落

纵观西汉中期，在武帝刘彻之后，朝廷对匈奴用兵的次数和强度都大为缩减，但取得的成效又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被武帝刘彻穷追猛打了二三十年后，匈奴人不仅马下的日子一年不如一年，连在马上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甚至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还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匈奴人大概是很久没有认真地来打秋风了，心痒难耐之下便派出两万骑兵进入汉边，结果不但没有打成秋风，反倒被汉军追击斩杀九千多人，还被生擒了一个瓯脱王，而汉军“无所失亡”（《汉书·匈奴传》）。

放在几十年或一百年前，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匈奴人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经过与汉朝的连年战争，匈奴遭受了几乎不可恢复的重创，他们已经连以往顺手拈来的“入寇”都做不到了。因此，匈奴内部的“和亲派”势力逐渐抬头，不仅在普通的匈奴人中，而且在匈奴的高层中，“和亲”“和平”的呼声也日趋高涨。

略有讽刺意味的是，匈奴“和亲派”的代表居然是那个投降过去的卫律。或许是心有悔悟，抑或是一心为匈奴百姓着想，凭着单于的信赖，卫律时常跟匈奴单于讲和亲的好处，希望能促成汉匈双方再次和亲。但两家死磕了这么多年，脸皮早已撕破，匈奴单于虽有和亲之意，却拉不下这个脸来开口求和，而汉朝皇帝也是个“当年你对我爱理不理，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的拧种：朝廷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把匈奴人干趴下了，哪能再扶他起来？双方谁也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只能这么僵着。

僵着僵着，匈奴人先支持不住了。匈奴单于首先放出了和平的信号，不仅犯边的次数越来越少，对汉朝使者的待遇也越来越高。接着，匈奴开始有意无意地向汉朝释放求和的信息，最后匈奴人的手指还是伸向了那层窗户纸。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两个：一是人祸，二是天灾。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匈奴人和汉人同出一源。这事大概不是空穴来风，既然大家都是同根生，骨子里自然有相同的特征。以往汉朝把匈奴人往死角逼，他们就紧紧抱成一团，强烈反抗，现在稍微放他们一马，匈奴人自己就开始窝里斗了。

这便是匈奴的人祸，而最重要的始作俑者也是卫律。

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狐鹿姑单于病逝。临死前，他曾经交代身边的卫律等大臣，因为自己的儿子年少，怕是不能服众，改立自己的弟弟右谷蠡王为单于。虽然卫律当场表示一定遵守单于的遗嘱，可狐鹿姑单于咽气之后，他就不干了。他和狐鹿姑单于的颛渠阏氏合谋，改立颛渠阏氏的儿子左谷蠡王为单于，称为壶衍鞮单于。这下，原本作为单于第一继承人的左贤王就不服了，可又不敢公开提兵来和壶衍鞮单于理论，只好联合同样不满的右谷蠡王带着人马远离王庭，再也不到龙城见单于了。

虽然这算不上分裂，但它是匈奴内部开始分裂的苗头，就好像完整的冰块内部震开的一道裂纹，只要在某个时间恰当地给上几次打击，就有可能使看起来完整坚固的一整块冰瞬间碎裂。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以汉朝派出与乌孙和亲的解忧公主的求救信为契机，霍光决定联合乌孙对匈奴发动一次重击。当时，乌孙出动了相当于全国一半兵力的五万人马，由校尉常惠协助，从西边进攻，汉朝则出动了五位将军和二十多万人马围攻匈奴。

这是武帝以后汉朝第一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又有乌孙人从旁夹击，本有希望重创匈奴。只可惜，匈奴人提前得到了汉朝出兵的消息，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想，就决定避开汉军的锋芒。古人说“退避三舍”，匈奴人这次更彻底，连象征性的抵抗也不做了，集体退避了不止三十舍，直接让出了千里的空地。但因为当时汉朝缺乏像霍去病那般善于奔袭的将领，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成功，反倒是前去夹击匈奴的乌孙人颇有斩获，斩杀匈奴三万九千余人，并俘获各类牲口七十余万。

当然，汉军的攻击也不是完全徒劳的，虽然直接斩获很少，却使匈奴人在这种仓皇的逃窜中损失惨重。按史书上的说法，为了躲避汉军，匈奴民众的死伤及因迁徙导致的牲口死亡“不可胜数”。

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壶衍鞮单于脸上也挂不住了，要是不找回这个场子，自己以后还怎么在这个道上混？但壶衍鞮单于也知道吃柿子拣软的捏，在汉朝和乌孙人之中，乌孙当然是软柿子。于是，那年冬天，壶衍鞮单于亲率一万骑兵攻击乌孙。要论正面交锋，乌孙人哪里是匈奴单于率领的精锐部队的对手？战争结果毫无悬念：匈奴骑兵所过之处，乌孙人只得抛妻弃小，仓皇躲避。

在班师途中，看着手下绑着的俘虏和驱赶的牛羊，壶衍鞮单于的脸色刚有所缓和，不想一抬头，脸色又是一变。这时，第二个击垮匈奴人的因素不期而至：天灾。

大概也合该匈奴气数不济，连老天都不帮他们了。

就在壶衍鞮单于准备长舒一口气的时候，一场范围极大且强度百年不遇的暴风雪降临在了他和族人的头上，大雪席卷了匈奴的大部分地区。仅一夜，地上的积雪就厚达一丈有余，壶衍鞮单于的一万精锐骑兵十不存一，而匈奴的百姓因为缺乏统一的救灾指挥也损失惨重。

等壶衍鞮单于好不容易从大雪中捡回一条命回到匈奴王庭时，身子还没焐热乎，乌孙就联合长期被匈奴欺压的乌桓和丁令，从东、西、北三面同时进攻匈奴，斩杀匈奴数万人。匈奴人外受重创，内又困于天灾导致的饥荒，据说这一年冬天，整个匈奴族，人死了十分之三，牲口损失一半。

此后，匈奴陷入内外交困，不仅不复当年纵横大漠与西域的威风，甚至连匈奴内部都开始分裂成数个不同的势力。又过了四年，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壶衍鞮单于去世，新即位的虚闾权渠单于更不受老天的待见，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席卷匈奴全境，这次匈奴的损失更为惨重。依史书上的说法，匈奴百姓及牲口损失了十之六七。

几年间，先是十分之三，后又十之六七，由此可见，比起人的力量，大自然还是无敌的。

当然，史书上的说法多有夸大，不然，这时候匈奴人几乎十不存二三了，差不多该死绝了才是，断不会出现八年之后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纠集十多万人计划大举寇边的事情。

然而，虚闾权渠单于的运气并不比壶衍鞮单于好，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呕出的一口鲜血提前结束了他的生命，匈奴再次陷入内斗。

统治者突然死亡，又没有及时确立继位者，这在哪个朝代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等待的机会，这次跳出来的又是颛渠阏氏。她这次的戏码和当年拥立壶衍鞮单于时的类似。这时候卫律虽然早已死了，但颛渠阏氏依然活力十足。

说到这个颛渠阏氏，也是一个奇女子，当年和卫律合谋立自己的儿子做单于后，二十七八年过去，她不仅风韵犹存，而且社会活动的心依然不减，守寡多时的她早勾搭上了右贤王。这次，虚闾权渠单于病死，颛渠阏氏不等匈奴各部集体商议，就和自己的弟弟匈奴左大将合谋，立了自己的姘头右贤王做单于，称握衍朐鞮单于。

关于这个握衍朐鞮单于，史书上说他亲汉，希望恢复和亲，又说他残暴，杀伐无度，使得匈奴各部落分崩离析。这些或许是事实，或许不是，我并不能求证，也无法解释，就好像我解释不了为什么大多数匈奴单于的称号都这么怪一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握衍朐鞮单于的出现是压垮曾经强大无比的匈奴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握衍朐鞮单于的缘故，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非但没有成为单于，还被迫跑到自己的岳父乌禅幕那里避祸，而一向和握衍朐鞮单于不和的匈奴日逐王则直接率手下人马投降了汉朝。又过了一年，由于握衍朐鞮单于既无法统一匈奴内部，对外用兵又接连受挫，声望已经降到冰点，乌禅幕就联合部分匈奴部落推自己的女婿，也就是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做了单于，号称呼韩邪单于。

这下同时有了两个单于，匈奴彻底分裂了。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呼韩邪单于率五万骑兵首先对握衍朐鞮单于发动了进攻，双方在姑且水隔河列阵。

这个握衍朐鞮单于人缘也是极差，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连亲弟弟右贤王都不肯帮他一把，这让本来能力就不济的他连一战的勇气都没有了，两军对垒不触即溃，仗都还没打就跑了，地盘、人口和牲口什么的都不要了。他跑了以后才想到，已经众叛亲离的自己又能跑到哪里去？之前虽然胜算不大，好歹还能一战，现在地盘都没了，也只能抹脖子自杀了。

等呼韩邪单于干掉握衍朐鞮单于掌握了匈奴的大权时，握衍朐鞮单于的弟弟右贤王就害怕了，自己的哥哥落得这般下场，想来自己恐怕也没什么好结果。于是，他先发制人，和颛渠阏氏的弟弟都隆奇一起推日逐王做了单于，号称屠耆单于。

这里要说的是，日逐王似乎是匈奴政权里一个固定的爵位，这时的这个日逐王并不是原来那个投降汉朝的日逐王，而是之前的日逐王投降汉朝后单于又封的新人。这个屠耆单于新官上任三把火，当头就给了呼韩邪单于一棒子，打得他措手不及，呼韩邪单于败走。可屠耆单于还没来得及高兴，他身边就有人不满了：既然你能做初一，我就做不得十五？既然你能称单于，他能称单于，我称一个又怎么了？很快，匈奴部落中又冒出了一个呼揭单于、一个车犁单于和一个乌藉单于。

这一下子匈奴就有了五个单于，而他们又分成了三方势力：屠耆单于是一方，呼韩邪单于是一方，其他三个单于又是一方，三方攻伐不断。

恐怕有些人现在已经弄不清谁是谁了，更别提后来又出现的什么闰振单于、郅支骨都侯单于了。但这些都无所谓，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安定、统一和团结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强大的保证，而对于内部已经乱成一锅粥的匈奴来说，衰败是必然的结果。

等到众多单于里比较强的呼韩邪单于打败他的强劲对手屠耆单于，又捕杀了李陵的儿子所拥立的单于乌籍都尉，终于占领了以往代表神圣和权威的单于王庭的时候，跟随在他身边的匈奴民众满打满算也就数万人而已，匈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已不复当年纵横大漠草原的荣光。

又过了一年多，后起的闰振单于打败呼韩邪单于，将其逐出了匈奴王庭。走投无路的呼韩邪单于最后选择了向汉朝称臣，还亲自入朝见了皇帝刘询，并派遣自己的儿子右贤王入侍（实际上就是做人质）。见到匈奴人臣服了，刘询很高兴，他不仅赏赐了不少东西给呼韩邪单于，给予他高于一般诸侯王的地位，还同意让呼韩邪单于把自己的人马全都迁徙到靠近汉朝边塞的地方居住。闰振单于一看呼韩邪单于居然找了个这么大的靠山，心想可不能让他独占了这个便宜，也派遣自己的右大将入侍汉朝。

这在汉朝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从此，汉朝的北方再无那个曾经强大到让我们头痛的对手了。这一年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距离当年刘邦被困白登山已经过去了147年，距离当年卫青突袭茏城已经过去了76年，距离刘彻驾崩也已经过去了34年，离刘询开始做皇帝也已经过了21年。

在这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比之刘彻时代对匈奴作战的轰轰烈烈，朝廷几乎没进行过什么有效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为什么刘询在对外军事行动上能获得其祖父刘彻穷极一生都没能获得的巨大成功呢？很显然，除了刚好赶上匈奴人窝里斗的运气，刘询对国家的管理和运营同样功不可没。整个国家在刘询的管理下不仅彻底摆脱了刘彻末年的亡国风险，社会生产和发展还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展现出一派强国风范，可谓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做到这一点，刘询靠的是他的政治手腕。

王道与霸道

以前听说过一个笑话，大意是一个很有钱的富二代想追求一个女孩，为了避免女孩是因为看上自己家的财富才和自己在一起的，富二代思来想去决定扮穷。他跟女孩说自己家境一般，只有两辆车和一栋别墅——以这个富二代的理解，穷人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就如同这个富二代一样，每个朝代的皇帝普遍都有同样的尴尬，他们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并享受着当时最好的条件成长起来的，不少人甚至一辈子也没出过几次皇宫，只通过一封封奏折上枯燥的数字和文字，他们很难切身地理解那些在自己治下视自己为苍天的黎民百姓。都说百姓苦，可他们体会不到这个苦到底有多苦；都说百姓贫，可他们想象不出这个贫究竟有多贫。

和一般的皇帝不同，早年多灾多难的刘询知道百姓平时是怎么生活、如何劳作的，以及百姓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对一个统治者而言，这是多少金钱都难以买到的知识。作为一个皇帝，刘询尽管非常勤奋，但他知道自己不能事无巨细地去管每一件事情，那样的话，他肯定会累死，也不可能完全放任不管，把事情都交给手下去做，那样的话，他会被底下人玩死。纵观历史上所谓的明君，他们都能在被累死和被玩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刘询也不例外，他很聪明地抓住了其中的要害，这个要害就是两个字——吏治。

刘询的吏治简单地说就是四个字：抓大放小。由于早年经历的市井生活，刘询很了解在社会基层工作的吏员们的生活现状。对于这个直接接触普通百姓的公务员阶层，刘询并没有一味地大喊口号，要求他们高风亮节。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刘询下了一道诏令：“国家的低级公务员（小吏）如果不廉洁公正，则统治者就无法治理国家。如今低级公务员要做的工作很多，得到的俸禄却很少，要让他们不鱼肉乡里、欺压百姓，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从即日起，俸禄在百石的公务员一律加薪百分之五十。”

刘询的弦外之音也很明白：待遇给你们提高了，至于工作，你们看着办，我不管，也管不了这么多。

有人就要问了：“你不管谁管？”

刘询说：“吏员的事情由县令一级去管。”

有人又要问：“那县令一级的事情谁管？”

刘询说：“这个我也不管，让太守一级去管。”

“那你作为皇帝，整天都干吗呢？”

刘询会说：“我就管太守（两千石）以上官员的事情。”

这就是刘询的聪明之处，皇帝管好了俸禄两千石的官员，他们才能管好县令，县令才能管好吏员，吏员才能管好百姓，每人各司其职，手不需要伸得太长。

刘询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作为皇帝，他不仅坚持了汉朝五日一听事的制度，而且绝不走过场。每五日丞相以下各个部门的官员都要一一奏事，刘询不仅都听，而且还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但凡有新上任的两千石官员，上任前刘询也都会亲自接见，了解情况。加上刘询大力宣传儒术，提倡文教，使得宣帝一朝称职合格的官员层出不穷。

为了在官员中树立典范，刘询还亲自在当朝大臣中选出来十一个功劳最大的臣子，让人把他们的画像挂在未央宫的麒麟阁里供他人瞻仰。说到当朝的大臣，就不能不说霍光，可对刘询来说，霍光却是最难评判的。按功劳说，他的功劳应该最大，没有霍光哪里有皇帝刘询？可按罪过而言，霍光的罪过也是第一的。怎么评价霍光，刘询着实费了不少功夫，思来想去，最后刘询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霍光排在第一，但不写他的名字。

这十一个功臣分别是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霍氏、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阳侯丙吉、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宗正阳城侯刘德、少府梁丘贺、太子太傅萧望之、典属国苏武。

这时，这十一个人里面只有萧望之还活着，而萧望之的经历，同样可以看作当时很多大臣的一个缩影。

萧望之是东海郡兰陵县人，后随家迁徙至杜陵。萧家世代以种田为业，而萧望之生来好学，小时候先学了《齐诗》，后来在杜陵的名人后仓那里学了差不多十年，随后被推荐到太常的门下继续学习，还学过《论语》等，可以说是学富五车，在京城的儒生中名声很响，学问不可谓不大。

后来，萧望之和其他几个儒生一起被推荐给大司马霍光，这本是他人生中一次难得的机会，可萧望之没想到，和大司马见个面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简单。那时候的霍光已经权势滔天，为了防止有人刺杀自己，寻常官员和百姓若想见他，可不是说见就能见的，而是要走一套烦琐的安保程序：若你是一个普通官员或百姓，不仅不能带兵器，而且进门之前必须脱衣服搜身，搜完了也不能自己走，而是要被两个吏员一左一右挟持着胳膊前行。

这样的做法在儒生萧望之看来简直是莫大的侮辱，还没等见霍光，他就从旁门退了出来，表示“不愿拜见”。当时，普天之下就连皇帝想见大司马霍光，弄不好也得看霍光的心情，一旁的吏员们哪里会想到居然有人敢不给霍光面子，于是不容分说，一拥而上就要强行挟持着他往里走。萧望之也是硬气，又是嚷嚷又是推搡，拼死不让吏员们拽自己，以寡敌众，一时间竟和对方数人形成僵持状。

霍光听说居然有人不愿意见自己，来了兴趣，就吩咐下人不要挟持萧望之，叫萧望之自己走进来让他看看。

斗争胜利的萧望之这下颇有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意思，径直来到霍光面前，又是一番长篇大论，毫不客气地对霍光说：“人人都把辅佐小皇帝的大司马比作周公，现在天底下的士人都伸长了脖子、踮起脚尖争相来为大司马效力，而您呢？想见面就要搜身，还要被人挟持着才能进入，这套做法恐怕不怎么符合周公当年对待人才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礼节吧？”

儒家出身的萧望之大概是把霍光当成了理想中的君子，可霍光是什么人？事后没砍了萧望之的头就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结果，当时同行的几个人都得到了在大将军府任职的机会，只有意气风发的萧望之从哪里来又回了哪里去。

又过了三年，当萧望之和那日与他同行的王仲翁再次相遇的时候，王仲翁都已经做了光禄大夫给事中，萧望之才刚通过考试做了一个代理的门侯（就是看门的小官）。

这时，王仲翁问萧望之：“当年你不肯遵循大司马的规定，现在只做了一个看门的，有没有后悔啊？”

萧望之淡淡地回答说：“没什么，大家只不过是各从其志罢了。”

萧望之毕竟是有才能的人，后来还是得到了御史大夫魏相的器重，做了御史大夫的属官。直到霍光死后，萧望之才得到飞黄腾达的机会。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天，长安地区天降冰雹。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这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若干年后体现个人经历的例子；对于稍有文化的人来说，不过是一句类似“六月飞雪，千古奇冤”的话语；而对于萧望之则不同，这是他翻身的机会。

在得到皇帝的同意后，萧望之上书说：“鲁昭公三年的时候，鲁国也同样在夏天下了雹子，这是上天给他的预兆，但鲁昭公没有警惕，结果，后来他被专权的季氏流放。如果当时鲁昭公能及时察觉天灾的征兆，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现在也一样，朝廷上一姓专权同样会危及朝廷。陛下现在亲政了，就应当选拔合适的贤才做心腹，还要考核朝廷中的那些大臣，使大家都能各称其职，这样才能树立公道，堵塞奸途。”

萧望之很清楚皇帝对霍家的态度，猜测到皇帝要除掉霍家，所以说得也很明白，“鲁昭公”指的就是皇帝刘询，“季氏”指的就是霍家，如果刘询不想步鲁昭公的后尘就要及早对季氏下手。当然，我们也可以猜测，萧望之所说的可以作为皇帝心腹的“贤才”，未尝指的就不是他自己。

果然，萧望之的上书很对刘询的胃口，他立即被任命为谒者，在朝中的政治地位急速上升，甚至达到一年之内升迁三次的地步，很快就做到了俸禄两千石的高官。

霍家被铲除后，刘询更加重视萧望之。为了进一步考核萧望之，刘询又让他担任了三年的左冯翊，结果，萧望之很受当地百姓爱戴，再次被升为九卿中的大鸿胪，后来又做了御史大夫的高位。刘询对他也越发器重，甚至觉得他有丞相之才，有了让他接替丙吉做丞相的想法。

这时候，志得意满的萧望之开始膨胀起来。这也很正常，一个人平时再谨小慎微，当他屡屡得志、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尾巴难免要翘起来。此时的萧望之自认才能无双，开始看不起天底下的人了。

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御史大夫萧望之突然向丞相丙吉提出要处理一个叫韩延寿的官员，罪名是挪用公款一千万钱。

这个韩延寿早年做过淮阳、颍川和东海等郡的太守，治理地方非常有一手，哪怕是豪强横行、公认难治的颍川郡，在他手上也被治理得井井有条，是朝廷中公认的人才。萧望之出任大鸿胪之后，由韩延寿接替了左冯翊一职。

韩延寿治理地方很有特点，他崇尚礼义，喜好道德教化，并不注重刑罚。有一次，他到下辖的高陵县巡视，正好碰到两兄弟为了分家里的田地而打官司，县里的县令正没法决断，韩延寿就把两兄弟叫到跟前来，痛心疾首地说：“我作为这个地方的地方官，没能在道德教化方面为手下和百姓做出表率，才让兄弟之间起了争执诉讼，这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自己没做好。你们兄弟先回去吧，等我先检讨了自己，过几天再来审理你们的案子。”

说完，韩延寿就进了自己住所的卧室，一连几天都闭门不出，什么人也不见。这下，高陵县的县令就紧张了，不知道领导要干什么，赶紧和自己手下的县丞、啬夫和三老等官吏一起做自我检讨。老百姓一看当官的这么爱民都很感激，打官司的两兄弟的族里人也不再看热闹了，纷纷出来指责两兄弟的不团结行为。兄弟俩很后悔，便到韩延寿的住所前负荆请罪，表示田地不分了，以后兄弟俩也不再闹矛盾了。

这时韩延寿才开门出来，好酒好肉招待了兄弟俩，又鼓励县里的官吏应当勉励百姓从善，感动得当地百姓和官员不少都当场落泪。韩延寿也用类似的方法管理地方，在他的治下，左冯翊管辖的二十四个县大治，一年到头没几个人告状，监狱基本上就是个摆设，韩延寿在当地百姓中的声望也远超过了前任萧望之。

坏就坏在这里。

虽然这个时候萧望之已经贵为御史大夫，但一听说韩延寿在地方上的风头超过了自己，他心里顿时感到极度的不满，准备找个理由打压下韩延寿的风头。这其实是很多有才但心胸狭窄之人的通病，如果你的能力和地位不如他，那他对你可能很好，甚至会积极地帮助你，一旦你的能力或地位有超过他的苗头，那他会是第一个伸手掐断这苗头的人。

这时候，有个侍者察觉到了御史大夫的意图，他秘密地告诉萧望之，韩延寿在东海郡做太守的时候曾经私自用了公家一千多万钱给自己的车马仪仗等设备升级。萧望之听后大喜，就和丞相商量着准备拿这个到朝堂上告韩延寿一状。

没想到，丞相丙吉却不同意，他说：“听说皇帝准备大赦天下了，这种事情就不用追究了吧？”

按说，丙吉这人一向谨慎，在政治上不太可能与韩延寿是一党的，而且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屡有先例，就算罪名坐实了，无非就是让韩延寿把钱吐出来，最多再贬个庶民而已。按汉朝以前的规律，不用说，像韩延寿这样出色的人才改天还是要拿回来用的。按丙吉的意思，不如给个口头警告，留职以观后效。

萧望之看丞相不同意处理韩延寿，干脆就不再商量，寻思着要自己动手，便到皇帝那里告了韩延寿一状。这时候，皇帝的御史刚好要去考核地方官员的行政情况，正巧被考核的地方中有东海郡。萧望之作为御史大夫自然有行政上的便利，就交代到东郡的御史要彻查韩延寿当年在东郡的情况。

知道萧望之要查自己私用公款的事情后，韩延寿就紧张了，他大概是了解萧望之的，知道萧望之是要打压自己，心想：你萧望之说我做太守不干净，你自己在地方上任职时也不是无缝的蛋！于是，他便向朝廷举报萧望之在担任左冯翊期间曾亏空地方财政一百多万，想以此来迫使萧望之放弃对自己的追查。

这个时候，皇帝是站在萧望之这边的，状告萧望之让刘询对韩延寿失去了好感。萧望之拿到检举韩延寿的材料后再次上书，假意替自己辩白：“臣不久前被韩延寿弹劾，现在如果主持揭露韩延寿的罪行，那其他人就会以为臣有心公报私仇，不如让丞相、文武百官和博士们来给韩延寿定罪。”

皇帝同意了萧望之的要求，这时其他的大臣为了奉承皇帝，也纷纷站出来指责韩延寿，要求重判韩延寿。加之韩延寿挪用公款也确有其事，刘询就毫不客气地批准了众人给韩延寿定的死罪。

韩延寿临刑前，数千百姓和官吏为他送行，一直送到了渭城。百姓们围着囚车，扶着车轮，希望囚车能走得慢一点，还纷纷献上酒肉给韩延寿。韩延寿不忍拒绝，一路上光酒就喝了一石多。最后，在数千人的啼哭声中，韩延寿在渭城被弃市。

终刘询一朝，像韩延寿这样因为一些小事惹怒皇帝而丢掉性命的治国人才并非个例，像杨恽、盖宽饶这样的耿直之臣最后也是身首异处的下场，其他像张畅这样的能臣、王吉这样敢说真话的谏官，只能郁郁不得志。

至于萧望之，大概是因为韩延寿的事情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自觉自己是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不管自己做什么事情，皇帝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自己，而现在的丞相丙吉年纪又大，身体也不好，以他的年纪看，在不久的将来坐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位置也是可以预见的。

在这种错觉的影响下，萧望之行事越来越不谨慎，很快就一脚踢到了铁板上。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大司农耿寿昌上书建议设常平仓调控粮食价格，这样利民的事情刘询是赞同的，可萧望之因为对耿寿昌有偏见就极力反对，他还上书说：“现在有些百姓还很贫困，有的地方盗贼猖獗，朝廷中两千石以下的官员很多都不称职。依以往的规律，三公的人选不当，日月星辰就会失去光明，今年正月日月少光，这罪责就在我们这些大臣身上。”

萧望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上了一道莫名其妙的上书。依以前的规律，上天的警示是在警示谁？自然是天子。天子被警示了，就要找一个人做替罪羊，找谁？丞相。而眼下的丞相是谁？是称职且行事素来谨慎的丙吉，他是皇帝的救命恩人，而且还是一个黄土差不多盖过脑门的老头。老头都这把年纪了，你萧望之还不能等一等？

刘询接到萧望之的上书后，第一反应就是他在针对丞相，马上就对萧望之产生了不满，随后他又接到了许多揭发萧望之不将丙吉放在眼里的汇报，这下刘询就开始讨厌萧望之了。就如同韩延寿一样，萧望之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后，马上就有很多关于他的黑材料被上报给皇帝。朝廷的大臣们对落井下石的事情向来是不遗余力的，纷纷请求将萧望之逮捕治罪。

当然，刘询没像治其他人的罪一样处理萧望之，他下诏给萧望之说：“有官员弹劾你，说你对我派去的使者礼数不周，对丞相也没有礼貌，平时既无廉洁之名，还桀骜不驯，这样的人是无法辅政为百官做表率的。我不忍心让你受到法律的制裁，就让你降职去做太子太傅吧，什么也不要说了。”

就这样，前不久还准备要做丞相的萧望之被降职做了太子太傅，刘询提拔黄霸做了御史大夫。几个月后，丞相丙吉病逝，黄霸就接替他做了丞相。黄霸死后，御史大夫于定国又接替黄霸做了丞相，而萧望之最终也没能得到与他才能相匹配的职位。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刘询就彻底放弃了萧望之，他还是欣赏萧望之的能力的，不仅给了他上麒麟阁功臣名单的机会，甚至还在临终的时候任命萧望之做了辅政大臣。

这其实是刘询的政治手腕，他能发掘并信任那些确有才干的官员，但并不一味地专任，尤其是对那些耿直或有主见、不能绝对顺从自己意愿的大臣，在任用他们一段时间之后，刘询就会打压他们一下。刘询大概是这样理解的：任用合适的官员治理天下，这是保证天下太平的王道；打压那些不服从皇帝意志的大臣，这是保证帝王独裁的霸道。要保证刘家天下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一手抓王道，一手抓霸道，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然而，并不是谁都能理解刘询的想法，他没有很好地把自己的经验总结并传递下去。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学儒家出身的太子刘奭觉得刘询的政策似乎不符合“仁治天下”的圣贤理念，便劝诫父亲说：“陛下用的刑罚太多了，应该用儒生。”

刘询一听这话，就马上训斥自己的儿子：“我们汉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制度，是将霸道和王道结合，怎么能一味地讲究德教，还用周朝那一套过时的东西呢？！况且，世俗的儒生不能与时俱进，而且好古非今爱慕虚名，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却没有实际的本领，这些人是不足以委以重任的。”

父子的这一番对话实际体现了现任统治者和未来统治者在统治理念上的矛盾和冲突。虽然用后世的眼光看，刘询对当时儒生的看法还是准确的，可惜太子刘奭的言论没能引起他足够的警惕，对太子生母许皇后的眷恋也使他没有着手去解决这种矛盾，仅仅发出了一声“乱我家者，太子也！”的感叹。

既然皇帝已经有了太子乱政的论调，要是依着当年刘彻的性格，为了朝廷的稳固，单就这句话保不准就能把刘奭从太子的位置上一撸到底。从这一点来看，刘询确实不如他曾祖父刘彻。因此，整个汉朝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也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当然，尽管刘询因为许皇后的原因没有换掉太子，但他未尝没有慢慢改造太子的想法，毕竟太子才是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他自己也不过是个四十不到的汉子，似乎还有大把的时间让他去慢慢改变一些事情。

然而，历史给刘询的时间却在四年后即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戛然而止，这年夏天，年仅四十三岁的刘询突然一病不起，很快便于十二月的甲戌日（初七）病逝于未央宫。

第十四章 石显专权

争斗

刘询的病来得突然，他甚至可能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自己一去这天下该怎么办，这个可能乱家的太子该怎么办？

然而，死神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并不会因为刘询是皇帝就给他额外的优待，放慢步伐。到了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二月初，时间已经不允许刘询去做太多的事情了，好在他还有先例可依，那就是当年刘彻用过的辅政大臣一法。

虽然当年刘彻指定的几个辅政大臣后来在辅政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他们对朝廷和社会的影响总体还是正面的，或者说还是利大于弊的。因此，从有利于政权稳定的角度出发，刘询在驾崩之前比照刘彻的做法给自己当时已经成年但看起来不太争气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元帝刘奭，安排了三个辅政大臣：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前将军光禄勋萧望之和光禄大夫周堪。

但刘询的想法肯定不止这么简单，从这份名单来看，对于刘彻的方法他其实还是下了功夫去修改的。当年刘彻指定辅政大臣时存在的问题就是选了霍光做一把手，而霍光也成了刘询心里永远的阴影。从能力上说，霍光是合格的，但这个人的问题在于不忠诚，要不是他刘询沉得住气，说不准早落得跟刘贺一样的下场。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刘询认为对于首辅大臣来说，忠诚还是第一位的，能力什么的不重要。

那到底谁才靠得住呢？常人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自己的兄弟。但遗憾的是，刘询的父辈和祖辈在当年的巫蛊之祸中都已经死了，并没有其他的血脉传承下来，刘询自己也是因为是遗腹子才得以苟活下来，哪里还有兄弟可托？况且，依汉朝以往的经历，同姓同族对皇权的威胁往往比旁人更大，要是指定一个刘姓的宗室辅政，结果很可能是把皇位传给了别人。

既然外人靠不住，同族的人更靠不住，刘询不免陷入了困境。那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好在，在人类复杂的关系里，还有一类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就是自己的外家人。皇帝的外家人虽不是刘姓的宗室，却和皇帝及太子属于同一命运共同体。对于刘询而言，他们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既然人选的范围已经框定，那在自己众多的外家亲戚中要选谁呢？刘询最后的选择是史高。

史高是刘询的表叔，曾经因为揭发霍禹谋反而立下大功，被封为乐陵侯。霍禹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不管有没有人揭发，他都是死路一条，只因为是亲戚，所以皇帝让史高捡了个现成的便宜而已。可以说，在辅政之前，史高这个人在朝中并没有太多出彩的表现，也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政治才能，但这正符合刘询的要求。

首辅的人选决定下来后，刘询还要给他安排副手。既然史高没什么本事，那就应该给他配备几个有本事的帮助他，刘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看重也确有大才能的萧望之，还有一个是周堪。这两人都是太子的老师，在大臣中与太子的关系也是最密切的。

首辅忠诚，次辅有才，依刘询看来，这已经是自己能想到的最佳组合了，至少应该能保持政局十年的稳定。然而，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偏离了刘询的预测。

首先是萧望之，我们知道，这个人学识和能力都不差，但性格明显是有问题的，不然也不会在自己最红的时候栽跟头。现在，做了几年太子太傅（闲职）的他又大权在握，看着顶头上司首辅史高，心里不免鄙夷：一个无能的外戚而已，哪懂什么政治——这就是萧望之对史高的定位。

于是，萧望之不顾史高的感受，仗着新皇帝的信任，和周堪一起又提拔了宗室的谏大夫刘更生和侍中金敞，组成新的辅政四人组，整天和皇帝开御前小会议，指点江山，自顾自地干了起来，而无所事事的大司马史高只能退居下风，不问政事。

其实，这四个人一心为公，干的事倒也不错，只是萧望之不该就这样架空史高。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拉拢史高，而不是让他在权力的中心受到排挤。哪怕史高有千不是万不是，他至少还是首辅大臣，是内朝的首领大司马，这个名头还是很有分量的，能占着这么有分量的位置的人，通常即便没有本事，也是会有脾气的。史高也一样，被架空了以后，他十分不爽，但自己又确实没什么本事，再不爽也只能忍着。

这是萧望之的第一个失误。

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的一天夜里，一胖一瘦两个猥琐的身影偷偷摸进了史高的大司马府，三人一番密谋之后，一个对抗辅政四人组的倒萧三人组正式成立。

这一胖一瘦两个人都是受过宫刑的，一个是中书令弘恭，一个是仆射石显。这两个人可不是一般人，因为当年刘询吃过外戚和权臣的亏，就对阉人有特别的感情，毕竟这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刘询觉得他们可以让自己相对放心。尤其这个石显，不仅深通法令政事，头脑更是灵活，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宣帝在位时就很受重用。体弱多病的刘奭继位以后对他更加倚重，甚至到了事无大小都让石显替他拿主意的地步。

谁都知道汉朝是被外戚和宦官搞坏的，这三个人大概可以算是这股歪风的源头。

倒萧三人组成立后就开始和萧望之的辅政四人组对抗，常常在同一件事情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谁也不理会谁。前一阵子顺风顺水惯了的萧望之哪儿受得了这个，就对自己的学生刘奭说：“中书令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当年孝武皇帝因为贪图后宫享乐才把这样的职位交给宦官，这是不合古制的事情。陛下平时应该远离宦官并任命士人来做中书令。”

萧望之本以为刘奭会对自己言听计从，却低估了石显和弘恭在刘奭心中的地位。刘奭直接假装没听见他的话，继续让两人待在自己身边，但萧望之和石显等宦官算是彻底撕破脸皮了。弘恭和石显不同于史高，既然双方已经撕破脸皮，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萧望之准备不足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这是萧望之的第二个失误。

又过了几天，一个叫郑朋的楚人想投靠萧望之，就上书说他要检举大司马史高，说史高曾派人到地方上索贿，还说他掌握了许姓和史姓两家外戚弟子平日诸多不法的事情。

首先看到其上书的是周堪，他认为这是一个打击史高等人的机会，就让郑朋在金马门住下，等着皇帝召见。

待诏金马门的郑朋自以为得计，又给萧望之写了一封私信，并在信中极尽吹捧之能事，把萧望之抬到周公、召公、管仲等先贤的高度。萧望之很高兴，就单独和郑朋见了几次，每次郑朋都把萧望之捧上天，而把史高和史许两家的外戚贬得一文不值。

虽然爱被拍马屁，但萧望之毕竟是当时的大儒，学问见识是极高的，并非郑朋想象的那样，简简单单地吹捧几句就能蒙混过关。几番接触下来，萧望之觉得郑朋这个人无学识却有问题，再找人去郑朋的老家一了解，果不其然，郑朋不过是个行为不端、反复无常的小人。这下子，自觉清高正派的萧望之对郑朋的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仅不再见他，也再不提皇帝召见的事情。

还有一个叫龙华的人，情况与经历和郑朋差不多，只不过他要投靠的是光禄大夫周堪，最后也被扔在金马门置之不理。

常言道：“物以类聚。”萧望之和周堪大概不是搞政治的料，既然已经知道郑朋等人是这样的小人，却没有进一步处理他们，只是就这么放任着不闻不问，以为他们住上一段时间自讨没趣后就会回家，没想到正是这些小人最后成了导致自己官场失败的马前卒。

这是萧望之的第三个失误，但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失误。

萧望之太小看小人的力量了。郑朋在金马门待诏，可皇帝的召见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耐不住性子的他就找人去打听，才知道萧望之已经放弃了自己。这下郑朋不干了，想也不想就倒向了史高一方。

大家可能以为，按一般的推理，郑朋前不久才上书要检举揭发史高等人，以史高和石显这些人的度量，总不会轻易就原谅他们吧？

谁要是这样想就错了，郑朋和史高、石显这些人可谓臭味相投，而且郑朋只一句话就把之前上书的事情撇清了：“以前那些事情都是周堪和刘更生让我那么说的，大人您想想，我就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函谷关外偏僻小地方的人，怎么会知道京城的事情？”

史高等人觉得有道理，他们很高兴，马上就接纳了郑朋，很快就着手安排让皇帝召见郑朋。有一天，史高、石显随便找了个缘由进宫见皇帝，史高按事先和石显等人商量的，似有意似无意地跟皇帝说：“陛下，臣听闻有一个外地来的老百姓叫郑朋，不远千里进京，多方请求面见皇帝，恐怕是有重要的事情，陛下不妨见他一见。”

史高满以为以他的身份，刘奭总会给他个面子，可没想刘奭的反应同样出人意料。刘奭对皇帝这份工作的积极性算不上高，一天就十二个时辰，除去必要的上朝和睡觉，自己玩耍的时间都还不够，哪里还有心思去理会其他的事情？他对工作的热情不仅比不上自己的父亲，甚至还不如当年已经六七十岁的刘彻，眼下一听要让他接见一个无名小卒，还没等史高多说，他就一个劲儿地摇头，表示自己日理万机，实在是抽不出空来见这个人。

这下史高几人傻眼了，郑朋是因为认为在他们这边能见到皇帝的天颜才倒戈的，如果他的愿望落空，不说少了一杆对付萧望之的枪，保不准还会生出什么事端来。

好在石显这人鬼主意多，马上从旁给刘奭出了个折中的主意：“陛下也不需要亲自召见，只要派一个亲近的官员去接待他，让他把想说的事情说清楚，再回来禀报陛下即可，这样既表现了陛下的亲民大度，又不至挫伤百姓的积极性。”

刘奭一听也有理，既然不用浪费自己的时间，那就给表爷爷一个面子。刘奭便派了一个当时在朝廷做侍中的叫许章的外戚过去，让他代表自己同石显他们一起去见一见这个郑朋。

就这样，事情遂了石显、史高的愿。郑朋虽然没有见到皇帝，但见了代表皇帝的侍中好像也知足了，就赶紧把早已准备好的检举萧望之一干人罪行的上书递了上去，还将自己和石显等人事先商量好的一套污蔑萧望之、周堪等人的说辞当着许章和石显的面说了出来。

送走了许章，自以为计谋得逞的石显还没来得及高兴上十二个时辰，就遭到了萧望之的严厉斥责。原来，郑朋这个人终究只是个小地方出来的小人，不仅小鼻子小眼，格调还小，见了个代表皇帝的侍中，就跟见了天王老子一般高兴，出门走起路来步伐都比以往轻盈迅捷，仿佛整个人都要飘起来似的，嘴巴也比平常大了几分，一路上遇见个认识的人就说：“我刚才得到陛下派来的使者的接见了，我还当面说了前将军的一项大罪和五项过失。”

对于郑朋的话，大多数人是不以为然的，但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郑朋马上就跳起来：“当时中书令弘恭大人也在旁边，他可以做证我说了什么！”

本来弘恭和石显是要偷偷搞萧望之的，现在事情还没做就弄得尽人皆知了，石显要是早知道郑朋是这么个猪队友，想来当初也不会接纳他。果不其然，郑朋这一张扬，萧望之很快就得到了消息。

萧望之此人一生热衷于政治，虽然确有大才华，为了权力斗争也打压过不少人，不过，他骨子里并不是搞政治的料。得到郑朋已经跟皇帝告状的消息后，虽然知道是弘恭和石显搞的鬼，可萧望之没想着第一时间去皇帝那里为自己申辩，而是气冲冲地去指责石显和弘恭：“你们在搞什么鬼？！”

面对萧望之，石显等人只会装傻，一个劲儿地表示无辜，说这事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连皇帝是怎么知道郑朋这个人的，他们都不清楚。

虽然郑朋所为明摆是石显等人指使的，可萧望之毕竟没有真凭实据，况且石显和弘恭还一边赔着笑脸，一边咬定不关自己的事，表现得诚恳至极，就差没剖心掏肺给萧望之看了：“前将军，真冤枉啊，这事我们确确实实不知道。”

“要是让我查到证据，定要你们好看！”萧望之逞完口舌之快后便甩手愤愤离去。

好不容易挨到萧望之发完飙，石显和弘恭一合计，知道不能再犹豫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定要尽快行动，如果等到萧望之在皇帝面前一申辩，事情恐怕就超出他们的控制了。

为此，弘恭和石显又找史高连夜制订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可以看作是上个计划的加强版：让郑朋和龙华马上写一篇萧望之意图扳倒车骑将军史高并恶意打压史姓及许姓外戚，以达到独揽大权目的的上书。

有了这份上书，石显和弘恭也不像上次那样询问皇帝的意见了，而是等萧望之出休那天，直接将上书呈给了刘奭。

果然，因为萧望之不在，刘奭就向中书令询问该怎么办。

弘恭答道：“可以派臣去向前将军问个明白。”

弘恭不说让萧望之进宫来解释，而是让皇帝派他去萧望之家听解释，只这一句，就可立判萧望之和弘恭在政治斗争中的手段高下。

弘恭和石显清楚，在宫廷的政治斗争中，一般来说，皇帝才是斗争的关键，或者说是胜负的审判长，紧紧依靠皇帝并隔绝对方与皇帝的联系才是最终取胜的关键，而萧望之始终没弄懂这一点。或者，可以把皇帝看作足球比赛中的裁判，斗争双方就好比两队的队员，球员萧望之在被对方偷摸侵犯后，不是第一时间去找裁判，而是想着冲过去给对方一脚，因此，被红牌罚下也是必然。

弘恭得到皇帝的旨意后，整个人意气风发，到萧望之家后，不仅出了前两天被萧望之堵在自家门里指责的恶气，还得意扬扬地把圣谕拿出来读，并故意把声调提高了几分贝，问道：“前将军大人，陛下问了，你是不是有排斥许史两家外戚的意思，嗯？”

萧望之哪里受得了弘恭那小人得志的嘴脸，气呼呼地回答：“外戚们平时多有淫逸不法的事情，即便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匡扶国家，并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

萧望之的回答再次显露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幼稚，他完全是被弘恭牵着鼻子走的，他不说拒绝回答，也不说要求面圣解释，而是类似赌气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也许外戚们确实行为不端，萧望之也的确一心为公，可这么一说不就等于变相承认自己确实打算对外戚们下手吗？

得了，既然是这样就够了，看来郑朋等人的上书确实是言之有物的。刘奭继续问弘恭和石显：“那现在该怎么办？”

既然皇帝已认定萧望之确有过失，石显和弘恭便继续往他身上泼脏水：“萧望之和周堪、刘更生几人结党营私，不仅在朝中排除异己，现在又诋毁和离间陛下与外戚们的关系，恐怕是想专权把持朝政。这不是忠臣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石显和弘恭终于说出了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这是一个杀招，他们建议刘奭这样处理萧望之：“请谒者召致廷尉。”

石显和弘恭之所以这样计划，是因为他们远比萧望之这个老师更了解他的学生刘奭：刘奭不仅身体羸弱，而且思想幼稚，甚至可以说，不管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在某种程度上他根本没达到做一个皇帝的基本要求。

也不知萧望之是怎么想的，从当年被贬作太子太傅到后来做前将军辅政，其间隔了七八年，按理说，他教太子的时间也不算少了。要知道，他教的这个可不是普通人，而是将来要管理天下的统治者，可作为老师的萧望之不但没教好自己的学生如何治理这个国家，甚至连做皇帝所必需的基础知识都不曾教全。这就有点像某些英语老师，一上来就大谈语法，却从来没告诉过自己的学生要背单词。荒谬。

对学生刘奭的教育之失败才是萧望之一生最大的失误。

很明显，从萧望之那里肄业的刘奭并不知道这一句“请谒者召致廷尉”是下大狱的意思，就从字面上将其大概理解为“找一个谒者请萧望之到廷尉那里把事情说说”。

好吧，就让前将军去廷尉那里把事情说说清楚吧。

差等生刘奭这次让萧望之尝到了自己酿的苦果，前几天还到对手家里耀武扬威的萧望之怎么也没想到，只几天工夫，自己就连同周堪和刘更生一起被对手击倒，下了大狱。

过了一段时间，还不知发生了什么的刘奭突然觉得不对了，还傻愣愣地问：“这段时间怎么没见周堪和刘更生啊？来人，把他们召来，朕要见他们。”

过了一会儿，才有人在旁边回答：“陛下，您不是把他们下大狱了吗？”

刘奭还反应不过来：“朕只是让他们去廷尉那里把事情说清楚而已呀！”

一旁的侍从这才战战兢兢地告诉刘奭，“致廷尉”就是“下大狱”的意思。

这时，后知后觉的刘奭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责备地看了石显和弘恭一眼：“怎么不早告诉朕？”

不等皇帝继续斥责，石显和弘恭马上很懂事地摘下了头上的冠，脑袋在地上磕得咚咚响。石显究竟是摸透了皇帝的心思性格，这一磕，刘奭马上就心软了，而且毕竟是自己同意“致廷尉”的，再追责下去不更显得自己无知吗？

于是，刘奭话锋一转：“算了，让他们出来继续干活儿吧。”

好不容易把萧望之等人打入了大狱，石显哪里会让他们翻身，马上假装善意地提醒刘奭：“陛下，您新即大位，还没来得及做出一番功德就先把自己的老师下了大狱，现在又要将他无罪释放，您想，天下的人会怎么看您。”

刘奭虽然是死脑筋，但面子还是要的，听石显这么一说，仿佛自己就要在天下人面前把刘家的脸给丢光了，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他问石显：“为之奈何？”

石显这时的回答，刘奭倒是听得清楚明白：“将错就错吧。”

石显充分抓住了刘奭的心理弱点，毕竟是皇帝，什么都能丢，唯独面子不能丢。刘奭下诏让丞相昭告天下，这个诏书相当于对这场政治斗争进行宣判，并对由此引出的自己的无知行为做了个掩盖性的总结，大意是说：“前将军萧望之教了朕八年，并没有什么过失，只是因为年纪大了，头脑不是很清醒，所以，朕也不计较他的什么过失了，只是他已不适合继续担任光禄勋和前将军这样重要的职务了。”同时把周堪和刘更生也一同贬为了庶人。

这时才是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正月，萧望之辅政大臣的位子还没焐热。

生死

石显无疑是个坏人，还是个阉人。小时候受电视剧的影响，我们总爱把那些坏阉人想象成一个面白无须、细皮嫩肉、举止行为阴阳怪气，平时一无是处，只懂得在背后耍阴谋的形象，但作为阉党干政的先行者之一，石显却是有本事的，毕竟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想在坏人堆里露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作为顶尖的坏人，石显有两个拿手本事：一是明习法令，善于理政；二是聪明且善于揣测上级的心思。按理说，这是两个中性的优秀技能，无论好人还是坏人都需要它们。只可惜，它们错生在了石显的身上，因为石显的性格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阴贼且睚眦必报。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内心的善恶，石显有这样的性格，也就注定他必将成为一个坏人，加之他又有这样的技能，因此就铸就了一个不一般的坏人。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宣帝看中石显和弘恭，一是因为他认为阉人不会结交朋党，二是看上了他们的才能。然而，刘询是一个精于吏治的皇帝，能把朝中各个官员拿捏得很好，只让石显发挥他的才能，而压制他的性格缺点。可满脑子只知道仁义道德的刘奭完全没有遗传他父亲的天赋，加上自己身体又不好，一看先帝给自己留了这么个能干的臣子，干脆就撒手让他去干，甚至对他产生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依赖感。结果，朝廷中凡事都由石显代为决定，百官平时看见石显比看见丞相都尊敬。这下子，石显就更如脱缰的野马，无人能约束了，本来被皇帝拿来当枪使的他现在可以反过来把皇帝当枪使了。

依靠着皇帝的无知和无能，石显迅速扳倒了萧望之，可石显仍有隐隐的不安，因为他太了解眼前的这个皇帝刘奭了，懦弱和心软是他作为皇帝的致命伤。依刘奭的性格来看，只要萧望之不死，总会有复燃的可能。

果然，没出两个月，刘奭就又想起萧望之的好了，就给他封了个六百户关内侯的爵位和给事中的官职，让他每月初一和十五上朝，并且把他的座位安排在紧挨着将军的位置，给予了他远高于其官职的地位。

这还不算完，又过了一个月，刘奭又想起刘更生和周堪来了，要让他们做谏大夫。这下，石显和弘恭不干了，好不容易摆平了这几个家伙，怎能让他们没两个月就又重新蹦跶起来？于是，他们赶紧出言反对：“陛下，周堪、刘更生这两个人前阵子刚被贬为庶民，如果一下子就提拔他们做谏大夫，那不等于向天下人承认陛下之前的决定是错误的吗？如果陛下要用他们，也应该从底下一步步提拔，不如先让他们做个中郎吧。”

刘奭一听，是啊，怎么能丢自己的脸呢？于是，他就把原来要提拔周堪和刘更生两人做谏大夫的旨意改成了提拔两人做中郎。

这里有必要跟一些不是很了解汉代官员制度的读者解释下，为什么周堪等人去做谏大夫，石显会这么着急，宁可退一步让他们做中郎。

虽然从制度上说，谏大夫和中郎两个官职都不大，谏大夫的俸禄是比八百石（相当于八百石），中郎的俸禄是比六百石，但实际上两者的差距远大于两百石。在汉朝，但凡官职中有“大夫”二字的人都极为牛叉，因为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法令制度的谋议和制定。就连大夫中排在最末的“谏大夫”也不可小觑，因为他们的职责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直言极谏”，不但可以参与朝议，甚至还可以直接干预皇帝的决策。相比之下，中郎虽然也是皇帝的近侍，也很神气，却是备用官员，去向也多为外补地方官吏。只要石显在一天，他们能不能“补”还不一定。

心里头拿不定主意的刘奭虽然同意了让周堪和刘更生做中郎，但是石显和弘恭的心仍无法放下，谁知道这想一出是一出的皇帝指不定明天又会有什么新想法。

不行！一定要尽快干掉萧望之、周堪和刘更生！

石显嘴上大呼“陛下圣明”，心里却在暗暗发狠。

不出石显所料，没过多久，刘奭渐渐又开始想起萧望之的好了，而且越想越不能自已，觉得萧望之应该做丞相，有一天甚至情不自禁地跟侍从们说：“你们觉得朕让萧望之做丞相好不好啊？”

当然，刘奭或许也就是随口这么一说，未必真就会有什么行动，但就这么一句，也足以让石显和弘恭紧张起来，他们马上找到史高商量对策。毕竟以石显和弘恭为代表的宦官，与以史高为代表的外戚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决不能让萧望之有一丝一毫翻身的机会。

也该萧望之倒霉，这时候他这边又出了个帮倒忙的人。

周堪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知了皇帝的话，认为既然皇帝有重用萧望之的意思，那么只要萧望之做了丞相，扳倒石显等人岂不是很轻松的事情？所以，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促使皇帝下定这个决心。

可是，这个话周堪不能直说，而且即便他直说了，也未必有用。那怎么才能让皇帝下定决心呢？周堪自有主意，他是这样想的：刘奭是学什么出身的？儒学；儒家讲究的是什么？是天人一体。

好，有些话既然人不方便说，那就让天来说。于是，周堪拟了一份奏章，大意是说前段时间陇西地区发生了地震，想来上天是有用意的，这是在告诫皇帝应该罢免石显、弘恭之类的阉人，提拔像萧望之一样有才能的贤人，这样才能大开太平之门，平息上天的愤怒。

书罢，周堪还留了个心眼儿，他自己并没有出面，而是托一个远房亲戚上书。周堪可能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虽然知道避人耳目，但就这份奏章而言，其水平的确不敢恭维——意图、指向都如此明确，这不是明摆着告诉石显等人，此书的作者非萧望之即其朋党吗？

果然，奏章刚递上去，还没等说动皇帝顺天，石显就先说动了皇帝追查奏章的幕后黑手。要追查这个还不简单吗？上书的人有名有姓有地址，抓来一顿拷打就什么都说了，果然是周堪所为。这下，周堪连后备官员都做不成了，又被一撸到底，做了庶民。

解决一个周堪显然不能满足石显一伙人，他们打算将此事扩大化，进而牵连到萧望之。就在石显等人正没主意的时候，萧望之的儿子萧伋大概受了周堪的传染，也犯了混，同样上书皇帝说：“上次我父亲无缘无故地受冤枉坐了牢，这事陛下您得查查，给我们个说法。”

查什么查啊？这不是要抽刘奭的耳光吗？于是刘奭也不批示，直接把萧伋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哪个不是贼精，萧望之和石显、弘恭一伙的争斗，大家都看在眼里，以前萧望之辅政时都斗不过石显，又何况是眼下这种局面？谁会为了他说话？

因此，大臣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结论，根本没人提萧望之是否冤枉，而是深挖其用心：“上次萧望之的罪过是明确的，可他非但不思悔改，反而教唆儿子上书，这有失大臣的体统，是大不敬的罪过，应当把他交给廷尉处理。”

这时，石显和弘恭趁机落井下石，跟刘奭说：“上次陛下饶过萧望之，还赐给他爵位，这是给了他一个错误的信号。他现在自认为是陛下的老师，不管自己做什么事情，陛下最后都不会把他怎么样。他让自己儿子上书所说的话，不正是把错都归到陛下身上吗？如果不让他坐几天牢吃吃苦头，恐怕天底下就没几个大臣把陛下您的威严放在眼里了。”

刘奭这次不傻了，他可知道大臣们要把萧望之“交给廷尉处理”是什么意思，可萧伋的上书驳了他的面子，石显的话又戳中了他的痛处，他也不顾及什么老师不老师了，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萧太傅为人素来刚强，恐怕不肯就这么到牢里去吧？”

其实，石显了解萧望之，以他估计，萧望之是受不了这种打击的，他要的就是这个！石显拍着胸脯保证：“人都是惜命的，况且萧望之犯的不过是小罪，陛下放心，他犯不上为此送命。”

刘奭认为石显言之有理，大笔一挥，在大臣的朝议上圈了一个“可”字。可怜萧望之！他教出一个蠢学生，又错误地投入了自己不擅长的政治斗争，因此，他的失败是注定的。

石显还怕萧望之这次死不了，便又生了个坏心眼儿。首先，在替皇帝拟定圣旨时，他故意不说明具体的事情，只是再次让萧望之“致廷尉”。然后，他又假借皇帝的旨意，命令太常调动皇宫的侍卫部队将萧望之家团团围住，名义上说是怕萧望之逃跑，其实是想制造一种灭门抄家的架势。皇帝的旨意一到，萧望之看着宅子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禁军，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变故，恐慌之中，他向身边一个叫朱云的学生询问意见。

朱云是个鲁国人，崇尚男子汉大丈夫要有宁死不能受辱的气节，主张老师应当自尽以保全气节。

萧望之经朱云一怂恿，顿时心生绝望，仰天长叹：“老夫好歹也是几次差点出将入相的人物，现在都六十多岁了，怎么能在牢狱中苟活？！”于是就饮鸩自杀了。

这下果然遂了石显的意，而我们可爱的刘奭再次后知后觉，捶胸流泪地说：“朕就说过，老师是不会愿意到监狱里去的，你看你们，果然害死了我尊敬的老师！”一看皇帝哭了，一旁的石显赶紧跪下磕头认错。

当然，刘奭的话虽是这么说的，可这并不能说明他对萧望之到底有多少真情，同样也说明不了他真的有多伤心，因为他在伤心之下仅绝食了一顿，石显和弘恭等人也仅是脱了帽子跪了半宿而已，并没有受到任何其他处罚。

专权

石显一伙干掉了萧望之，皇帝刘奭任他们随便捏着玩，剩下的事情不用说大家都能猜到了，那就是窝里斗。

史高是外戚，石显和弘恭是宦官，双方本也不是一类人，只是为了对付萧望之才临时绑在一条船上一致对外的。现在，对外的压力没有了，他们内部接下来就要有一方被踹入水中了。

依之前在扳倒萧望之时双方的表现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史高虽然贵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兼首辅大臣，但能力不济，石显和弘恭要踢掉他那还不是像挪挪屁股那么简单。好在史高也就是占个位子而已，大家除了上朝时见见面，基本起不了什么冲突。石显和弘恭也不急着动他，况且史高虽然无能，但不能无视史姓和许姓外戚的力量，一旦惹急了他们，自己也不好收场。

史高就这么没有存在感地又在大司马的位置上待了四年。可能是厌倦了朝廷的尔虞我诈，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也可能是经过几年终于想明白了萧望之为什么会得罪石显而惹来杀身之祸，也可能是背地里感到了石显日益临近的逼迫，亦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总之，他终于想通了：自己确实不适合在这个朝廷混。

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全国大规模地出现了霜降和冰雹的反常气候，致使农田大面积减产，饥荒出现。以前出现异常的气候现象，按古人天人合一的看法，总认为出了灾异是上天在警示他的儿子，所以天子就要做一些事情来补救。可光有补救没有惩罚不行啊？谁家儿子犯了错还不得挨顿“竹笋炒肉”，怎么也得有些惩罚措施才能让他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不然他老是不长记性怎么办？

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孝武帝刘彻。可皇帝作为天子，谁也不敢替他老子来抽这顿板子，这时候刘彻就想：不行，我总得做点什么来回应下老天，以显示自己已经深刻反省过了。

当然，要受罚首先不能伤自己，那就得找一个重要人物来替代自己；其次，这事情又不能表现得太随意，必须是一件让天下人都震惊的事，不能是一件今天可以做一次，明天又可以再做一次的事情。

那什么事情可以满足这些要求呢？答案呼之欲出：那就是罢免三公，尤其是百官之首的丞相。

刘彻对自己的想法很是满意，而第一个倒霉蛋就是那个没什么能力和学识，只知道恭敬待人的丞相石庆。自从刘彻发明了这个以罢免三公来代替自己受罚的办法后，汉朝后来的各个皇帝都乐此不疲，甚至到了东汉末年，从孝安帝永初元年（公元前107年）到孝灵帝末年（公元前189年）的八十二年间，就有三十六次因灾异罢免三公的记录。皇帝们借此机会给朝廷中那些整日沉醉于权力斗争的大臣生动地讲述了人不能与天斗的道理。

这一次，全国出现大面积饥荒，趁着丞相和御史大夫替皇帝受过的机会，史高也一并上书要求乞骸骨。刘奭大概也没怎么考虑就同意了，还很高兴地赏了他安车、驷马和六十斤黄金。按理说，除了特别强势的几个皇帝，大多数时候，外戚应当是帝王在朝廷的帮手，尤其是像史高这样位高权重却又没什么野心的外戚，有他占着大司马这个位置，皇帝在朝中想做点什么事也方便许多。刘奭的想法却与众不同，很可能他的想法非常简单：这次把丞相、大司马和御史大夫撸得一个不剩，足可向老天表达自己悔过的诚意了。

赋闲在家的史高，日子过得恐怕也不怎么安生，没过几年就病死了。至于与石显同是宦官的弘恭，则比史高死得更早。当然，弘恭的死多少还是有疑问的，他身为中书令，地位比身为仆射的石显要高，恐怕石显已经觊觎他的位子很久了。毕竟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和一母，除此之外，即便是两只阉虎也不成。

而且，“中书令”这个官职对石显这样的人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中书令是孝武帝刘彻发明的官职。依据古人给官职命名的规矩，中书令的“中”字说明了这是一个日常要在皇宫里工作的职务，负责给直接向皇帝上奏的秘奏“封事”。所谓“封事”，就是将臣下上奏的重要奏折用皂囊密封以确保机密不外泄。既然中书令负责密封奏折，那他完全可以自己先看了奏折再密封，由此可见这个位子的重要性。当年刘彻设立中书令的时候对此是有过充分考虑的，因此，能够担任中书令的人除了要有才能，至少还要符合两个条件：首先，他必须得到皇帝的极度信任；其次，他必须是刘彻认为的没有结党营私之可能的宦官。第一任中书令我们之前提到过，就是司马迁。到了后来，中书令的地位越发重要，像刘奭这样性子又懒、身体又差的皇帝，直接就让中书令替自己处理政事，而且上朝的时候，中书令站的位置在百官之首的丞相之上。

人活于世间，若非甘于寂寂无闻，执着前行者总会受一些难以抵御的事物诱惑。石显受了宫刑，绝了男人的念想，皇帝又常年大加赏赐，身家巨万的他对金钱也失去了渴望，权力便成了他唯一执着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猜测（虽然这似乎没有什么根据），这场斗争中剩下的石显和弘恭两人，关系也绝对不像表面那么平和。

不管怎么样，在两个人的暗斗中，最后石显获得了胜利，他顺利地在弘恭死后接任了中书令一职。在此之后，外戚中地位最高的史高也去世了。于是，在这场历时数年的外戚、宦官和大臣的三方角逐中，宦官石显最终胜出。

从此之后，石显权倾朝野，朝中之事大多都由他替皇帝决断，很多为求富贵的大臣，如少府五鹿充宗、中书仆射牢梁之流，都纷纷投在石显麾下，充当其党羽和爪牙，甚至后来朝中的五位尚书都成了石显的党羽。当然，朝中也有正直不阿的大臣，很看不惯石显的作为，可这些大臣但凡敢跟皇帝提石显的不是，很快就会收到石显送来的直达地府的单程票。

京房是这些大臣中的代表。之所以说他是代表，是因为别人揭发检举石显，都是抱着一种事后大不了一死的想法去的，而京房是知道自己事后肯定会死却还要去的，因为京房的学术专长是算卦。

京房的老师叫焦延寿，此人精通《周易》，在小黄县做县令时常常算卦预测县内即将发生的奸邪事情，竟也非常准确。小黄县在他的治理下风气很好，每次政府考核，焦延寿的得分都很高。京房大概是在小黄县拜师学艺的，他不仅是焦延寿的得意门生，而且在专业上青出于蓝。

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京房被举为郎官，在其后的几年里，他多次上书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情。事后证实，京房所说的这些事情在他上书后早则数月，迟则一年，基本都应验了。京房的表现引起了刘奭的注意，刘奭经常找他咨询事情。京房为人正直，很看不惯石显在朝中肆意结交党羽、排除异己的作为，常想趁着皇帝召见的机会揭露石显的面目。

一天，京房趁着刘奭召见他的机会，请求和刘奭讨论一些过往的事情，在得到刘奭的同意后，京房发问：“陛下，您说像周幽王和厉王这样的君主为什么会亡国呢？”

刘奭学识很高，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因为他们昏庸，任用了那些谄媚的小人。”

京房又问：“那幽王、厉王知不知道他们任用的是小人？”

刘奭说：“当然不知道，知道还能用吗？”

京房接着问：“那现在的人怎么知道他们是小人呢？”

刘奭说：“这还不简单，我们读书啊，我们通过史书的记载知道当时的社会很乱，而且后来幽王和厉王都败亡了，所以说他们当时任用的是小人。”

京房进一步启发刘奭：“陛下圣明，君主任用有贤能的人，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君主任用谄媚小人，国家就会民不聊生，这是有道理的。那幽王和厉王为什么不觉悟呢？”

刘奭大概还不知道京房所指何意，笑道：“每个君主都以为他的臣子是贤能的，如果他们都觉悟了，那天下哪里还有亡国之君？”

京房继续诱导刘奭：“那后来的齐桓公和秦二世也知道幽王和厉王的事情，并且还嘲笑过他们，可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免不了步了他们的后尘呢？”

刘奭说：“那是因为只有真正有德的君主才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惩前毖后。”

好了，铺垫完了，京房郑重其事地脱下帽子叩首，说道：“陛下，《春秋》中记载了两百多年间的灾异以给后来的君主借鉴，而这些日月不明、星辰逆转、山崩地裂、四季混乱、灾祸横行、民不聊生的事情如今都已经出现，臣敢问陛下，当今算治世还是乱世？”

这时，刘奭好像才听出一点意思，他说：“是有点乱，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京房马上接口问道：“那陛下，您现在任用的是谁？”

刘奭再傻也知道京房是什么意思了，他也不回答，而是顾左右而言他：“现在的灾异比以前轻多了，这和用人没什么关系吧？”

京房决定豁出去了，他回答刘奭：“以前齐桓公和秦二世也是这么想的，恐怕以后我们就成他人的笑话了。”

刘奭沉默了许久，反问京房：“你指的是谁？”

京房再拜：“圣明的陛下心里知道。”

刘奭装傻：“朕不知道，要是知道的话，还能用他吗？”

京房这时已经不是暗示了，简直就是明示：“就是您最信任的、能够罢免天下大臣的那个人。”

刘奭最后以一句“知道了”结束了这场对话。

刘奭的“知道了”其实和“不知道”一样，因为对话前和对话后，他对京房也好，石显也好，态度上都没有一丁点变化。然而，京房的话显然刺激了石显，石显决定将他除之而后快，而且之前京房在朝中的提议也引起了绝大部分大臣的不满。

大臣们不满京房绝非因为灾异的事情，而是因为京房多次向刘奭建议，由他主持考察官员的政绩。这项工作在朝中历来由刺史负责，可对于大臣们而言，由别人做可以，由京房做却不行。别人来考察政绩，平时工作好的自然不怕，工作差的做做假资料，塞塞红包，走走过场，多数也能蒙混过关，可谁也架不住京房这家伙会算啊，要是他来考察地方政绩，可能他都不用下地方，在家里摆开先天六十四卦算一下就可以了。

事能瞒人，还能瞒天乎？

京房先得罪了大臣，后又得罪了石显，很快便被石显找个由头下放到了地方，紧接着又由地方下了大狱，不久便被石显以“诽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弃市。

此外，还有诸如太中大夫张猛、御史中丞陈咸、淮阳王的舅舅张博、待诏贾捐之等人，也因为得罪石显而死。至于那个周堪，则在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犯了不能言语的疾病，结果被石显用话活活挤对死了。

这下，朝中再也没人敢明着跟石显斗了。对此，刘奭却不在意，不仅因为在他看来，下面斗成什么样都不要紧，只要他依旧坐在皇帝的位置上就可以了，还因为他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朝廷之外。接下来西域发生的事情，正让他享受着天朝上邦的感觉。

第十五章 威震西域

西域都护护西域

前几年看过一部成龙大哥主演的片子，讲他所饰演的西域都护被人冤枉后被发配，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查清真相昭雪的故事，有朋友就问我：“西域都护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问题的答案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西域都护最早出现于神爵年间，简单地说，西域都护就是一个官职，是汉朝在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可要说起它的来历，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知道，汉代的丝绸之路并非一条道到底的直路，其从敦煌出发，然后分为南北两支，一支出玉门关经车师国向西北，一支出阳关经鄯善国向西南。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刘询派遣侍郎郑吉在离鄯善国百里外的渠黎[1]屯田。郑吉是会稽人，出身行伍，曾经多次随军出征，精通西域诸国的事务。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败退后，朝廷开始开发西域，通过丝绸之路与世界联系。但西域诸国并非一致向汉，它们很多立场也不坚定，更有不少国家依然和匈奴沆瀣一气，截杀途经西域的汉朝使节，阻塞丝绸之路。

这次宣帝刘询让郑吉去屯田，正是为了先做好粮食上的准备，以攻打阻碍汉朝通往西域的车师国。这年秋天，到了收粮食的季节，郑吉简单地收了收屯田的粮食，就联合西域诸国的胡兵一万余人和屯田的一千五百名汉军，直不愣登地向车师国挺进。

车师国原本也是汉朝的属国，但在昭帝的时候，匈奴单于出动四千骑兵控制了车师国。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刘询派汉军二十多万围攻匈奴，顺道就把控制车师国的匈奴骑兵给吓走了，车师国再次回归汉朝。这下匈奴单于怒了：虽然匈奴已经不复以往的强大，但也不是你个西域小国可以看不起的，打不过汉朝，我还打不过你车师国！于是，匈奴人便召车师国的太子军宿来匈奴。军宿太子知道匈奴人这是要他去做人质，他哪里肯去，一听到消息就赶紧逃出了车师国，跑自己外公那儿去了。太子跑了，车师国国王可跑不了，他只好又立了个叫乌贵的儿子为王太子。这个乌贵是亲匈奴的，老车师国国王一死（当然也可能是乌贵促其早死的），乌贵就做了车师国国王，还和匈奴人结了姻亲，带着车师国再次倒向匈奴，阻塞了汉朝通往乌孙国的道路。

郑吉的这次出击，正是要疏通这条被车师国堵塞的道路。当然，当年匈奴四千人就能让车师国人臣服，现在汉军有一万多人，车师国更加抵抗不了，郑吉很快便攻破了交河城。等破了交河城，汉军满城抓捕车师国国王无果，最后抓来车师国的大臣一问，郑吉才知道罪魁祸首乌贵并不在交河城内。原来，郑吉的大军刚出发，乌贵就知道大事不好，赶紧跑到交河城北边的石城躲了起来。

乌贵的想法很好：汉军远道而来，粮草必然不足，只要尽量拉长汉军的补给线，一旦军粮供给不上，郑吉就只能撤退，等他再有足够的军粮来进攻时，就是明年的事情了。

如果你要问乌贵，若明年汉军准备好足够的粮食再来怎么办？可能你得到的答复会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年的事情哪里管得了？！

应当说，乌贵的想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郑吉攻下交河城后粮草告罄，剩余的军粮无法支持军队继续攻击石城，只好退兵。然而，乌贵没有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车师国毕竟国小民寡，缺乏战略纵深。郑吉撤兵回到渠黎后，并没有如乌贵所愿准备来年再战，而是让军队稍作休整，把之前田里没收割的粮食收割完毕，转身又直扑石城而来。

这下乌贵傻眼了，这边郑吉的队伍刚出发，那边他就赶紧撒丫子往匈奴那儿跑，向匈奴单于求救。乌贵娶了匈奴人为妻，便以为自己在匈奴人那里很重要。其实，这时候匈奴人已经避汉军唯恐不及，哪里还会为了一个小小的车师国和汉军再起争端？单于对乌贵的出兵请求非但不予理会，还把他赶了出来。

被匈奴人赶出来的乌贵灰头土脸好不狼狈，他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车师国。既然匈奴人抛弃了自己，为了保命，乌贵和国中一个叫苏犹的贵人商量了一番后，决定干脆投降汉朝。

乌贵虽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却是个懂规矩的人，知道自己就这么去跟郑吉说要投降，郑吉大概是不会相信的，况且汉军来势汹汹势在必得，到时候他免不了要和整个车师国一起玉石俱焚。

那怎么才能取信于郑吉呢？

乌贵犯难了：献出金银珠宝和美女？自己好像舍不得；光着上身去负荆请罪？感觉没用；还是干脆认郑吉做爷爷？这个……

就在乌贵犹豫不决的时候，苏犹告诉乌贵：“大王，你只需要如此这般便可。”

乌贵听了苏犹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对！既然匈奴不仁，也就不要怪我乌贵不义。根据苏犹的主意，乌贵率军突袭了匈奴边境的一个附庸小国，杀了国王并把国内的居民全数掳走，以示和匈奴断交，并以此作为诚心向郑吉投降的凭证。

击破车师国后，因为车师国离匈奴比较近，汉军难以保持大部队长期驻扎，为了躲避匈奴人的打击报复，郑吉便把车师国的居民迁徙到渠黎居住。他因击破车师国被提拔做了卫司马，并被授命维护丝绸之路上从鄯善国往西南方向去的道路的畅通。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匈奴日逐王先贤掸打算率手下向汉朝投降。匈奴的王投降汉朝并非个例，但先贤掸叛逃出匈奴无疑给了当时已经混乱不堪的匈奴王庭一记沉重的打击，因为先贤掸的父亲在世时曾是匈奴的左贤王。比照于汉朝，先贤掸就相当于太子，本是单于的继承者。

当初，前任单于且鞮侯死后，匈奴贵族等不来左贤王，便以为左贤王被疾病缠身，难堪重任，就将当时身为左大将的且鞮侯单于的另一个儿子立为单于，这个左大将就是先贤掸的父亲。此公虽名不见经传，但着实是高风亮节，虽然众人推他做单于，可依匈奴惯例，左贤王才是单于的继承人，于是他主动提出要让贤于当时的左贤王，并多次派人到左贤王驻地，坚持要等左贤王来继位。

然而，左贤王并没有自己兄弟这般的胸襟，听说其他贵族已经推左大将做了单于，他不免以己小人之心度兄弟君子之腹：你已经做单于了，再叫我去，莫不是想永绝后患？于是，左贤王坚决不肯去。这时，左大将恨不得把一颗红心剖出来给自己的兄弟看，最后他亲自到左贤王那里，请左贤王到王庭做单于。面对左贤王的一再推辞，最后左大将不得已退让了一步，约定：“如果兄弟你不幸死了，再把单于的位置传给我，这样行了吧？！”如此这般后，左贤王才答应做单于，也就是后来的狐鹿姑单于，而狐鹿姑单于似乎也遵守了约定，立左大将为左贤王。

如果各位读过春秋战国史，即便没读过也无妨，只要是从本文开头看到这里的，大概就能猜出后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又是一个因继承权问题导致国家内乱的故事。因此，我们也不必再追究匈奴是否真的与中原民族同根的问题了。司马迁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史记·匈奴传》）一语大概也绝非虚谈，毕竟刨去风俗习惯这些表象，匈奴与中原民族在精神思想上甚至在犯的错上，都何其相似！

以之前的惯例推测，左大将应该是弟弟，狐鹿姑单于是哥哥，但结果出乎这个弟弟的预料，他哥哥并没有如他所说“不幸死亡”，他自己反而在做了左贤王后没几年就突然病死了。左贤王死后，狐鹿姑单于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举动：他没有让左贤王的儿子，也就是自己的侄子先贤掸接替左贤王一职，而是任命他做了日逐王，其位置不但次于左右贤王，也在左右谷蠡王之后。

狐鹿姑单于死后，单于的位子几经易主，始终没有先贤掸的份儿。先贤掸又没有其父的气度，这下让他如何受得了？而且，虚闾权渠单于死后，新上台的握衍朐鞮单于与先贤掸素来不和，先贤掸的日子就变得越发不好过。掌了大权后，握衍朐鞮单于开始处处逼迫先贤掸，先贤掸的地盘和人口不断被挤压，手下仅剩下没什么战斗力的一万两千多人。最后，走投无路的先贤掸干脆就起了投降汉朝的心思。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先贤掸派心腹来到渠黎，向已经升任骑都尉的郑吉表达了归降的意愿。郑吉大发渠黎和周围西域诸国的士兵五万人去迎接先贤掸，不仅成功制止了匈奴降部的逃亡，还顺利地把先贤掸带到了长安。

宣帝刘询对先贤掸的归降很满意，封他为归德侯。对于郑吉在西域的工作，刘询也很满意。而且，因为日逐王的投降，汉朝在西域的威望大增，匈奴几乎完全失去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于是，郑吉又被授命维护丝绸之路上从车师国往西北去的道路的畅通。为了表彰郑吉的功劳，刘询不仅封他为安远侯，还寻思着要给他创造个新的职位。

那这个职位叫什么好呢？

之前郑吉护了西南道，如今又护了西北道，既然南北两道都由他护着，那就叫“都护”吧。郑吉于是便在乌垒城设立了都护府，正式做了第一任西域都护。至此，汉朝终于可以对西域诸国中的大多数行使号令，始于张骞的丝绸之路也才算正式形成。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初刘询让郑吉做西域的都护，给他的任务并非把西域的三十六国纳入汉朝的版图，而是监督诸国的动静。有人说，西域都护相当于汉朝在西域的调解法庭，我认为这个比喻并不贴切，因为刘询在诏书中对都护的职责说得很清楚：如果它们中间某些国家发生了事情，可以安抚的，都护就带人去安抚处理；安抚不了的，那就用拳头和武器教他们做人。说白了，西域都护就类似西域地区的扛把子。

然而，这个西域大哥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因为不服你的人明里暗里始终都存在。

一封信引发的血案

自打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南投以来，匈奴便不再是往日那个能纵横草原沙漠的强悍部族，在汉朝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西逃的郅支单于甚至跑到了康居栖身。对于这些昔日压迫奴役自己许久的匈奴人来投降一事，康居的臣民都持反对意见，都不愿意接纳郅支单于，但康居国王有自己的小算盘。由于康居长期受乌孙的压制，康居国王便想利用郅支单于对付乌孙，并胁迫周围的国家臣服于自己，也让自己在西域称王称霸一回。郅支单于跑到康居虽然是出于走投无路，可他也没安好心，况且康居当年在匈奴人眼里不过是个连提鞋都不配的小国家，郅支单于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寄人篱下？

既然康居国王和郅支单于都有各自的心思，其他人的意见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双方一拍即合。为了表现两家惺惺相惜，他们还互做了一次交换——康居国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康居国王。

两家结亲后，郅支单于便从到处流窜、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摇身一变成了康居国的座上宾。郅支单于到了康居国后便借康居国的兵屡次攻击乌孙，甚至一度打到乌孙的国都赤谷城，劫掠并杀害了数以万计的乌孙民众，迫使乌孙国放弃了乌孙西边临近康居的千里土地。

这下康居国王开始得意扬扬，兀自做起了西域霸主的美梦。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和郅支单于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到了康居，郅支单于就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借了康居的兵，他的力量就得到了壮大；多次打败乌孙，他在康居就树立了威信。有了地盘，有了兵，又有了威信，你以为郅支还是刚投奔康居时那个落魄的匈奴单于？接下来，郅支单于凶残的本性就暴露了。他先是对康居国王不敬，然后又对自己的新阏氏即康居国王的女儿实施家暴，后来甚至杀了康居国王的女儿和康居国内反对他的贵族和老百姓，而且一连杀了好几百人——手段是极其残忍的肢解。

这下，康居国内再也没人敢公开站出来反对郅支单于了，于是郅支让康居的百姓为他在康居国内以土筑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又靠着土制的外城城墙延伸出以粗大树木搭建的用于瞭望和射击的木城，建了一座名曰“单于城”的复杂新城。而可怜的康居国王不仅死了女儿，自己大概也被郅支单于囚禁了起来，日子过得生不如死。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郅支单于躲在康居国里爱怎么闹腾就怎么闹腾，汉朝也管不着，反正原告兼受害者康居国王都没有出面求救，即便是西域都护也不好插手别人的家事。可郅支大概是在自己的新城里面待得太久了，控制了区区一个康居，又打败了乌孙，制服了临近的几个小国，就搞不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了。他公然写了一封信给汉朝皇帝，信中只有寥寥几行字，但语气颇为傲慢：“我郅支单于现在受困于西域这穷苦的地方，日子没法过了，计划投靠强大的汉朝，还打算把自己的亲儿子送到长安去做人质。”

当然，以汉元帝刘奭的蔫脾气来看，估计他即使生气也不会把郅支单于怎么样。可也该郅支单于倒霉，他的一封信虽没让刘奭生气，却引起了西域都护府的注意。这时候的都护叫甘延寿，而甘延寿有一个副手，叫陈汤。

这是一个喜欢没事找事、不走寻常路的主。

陈汤自小家道赤贫，虽然也读过不少书，写得一笔好字，但早年间常以行乞和借贷维持生存。行乞借贷，必然不在乎操守；家道赤贫，大多渴望金钱——这成了陈汤一生中抹不去的两个污点。但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反过来也一样。不在乎操守，往往能为常人所不能为；渴望金钱，遇事则比常人更敢于闯荡冒险——这又成了陈汤身上突出的两个特点。

成年之后的陈汤因此始终得不到邻里乡亲的认同，每次政府选拔后备公务员，一提到“陈汤”二字，大家都拿他的德行说事，以致他始终无法进入地方低级公务员系统。经过几次失败后，陈汤一拍大腿，在心里愤愤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地方不留爷，爷投向西路！”他于是离开老家山阳郡，直奔西边的长安而去。

以陈汤的性格来看，到了长安之后，大概是用了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他很快就替自己谋到了一个职务：太官献食丞。

依汉朝官制，太官是负责皇帝的日常膳食、祭祀的官员，俸禄只有六百石，而他手下的太官献食丞主要负责管理地方进献上来的食材，目测薪水顶死不会超过四百石，在长安城里也就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官。

官职虽低，可这对陈汤而言意义重大，至少他算是出人头地了，而且后来他还认识了名臣张安世之孙富平侯张勃。张勃对陈汤的才能崇拜不已，于是向皇帝刘奭保举陈汤，使其进入了待升迁官员之列。

当陈汤觉得自己终于混出了头，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正要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时候，却碰到了一件无法回避的大事：他的父亲去世了。

这意味着陈汤要“丁忧”。

国人历来重视孝道，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子女为父母守丧三年的习俗，而汉代是一个以“孝”治天下的朝代，国家和社会都很注重个人的孝行，于是在原有风俗上便衍生出了带有法律意义的丁忧制度。

人们总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这话不假，从只用“丁忧”两字便传神地概括了子女在守丧期间需做的一切事情就可见一斑：“丁”者，当也；“忧”者，居丧也。当居丧的时候，人会怎么样？当然会很忧伤，很悲戚，所以会不出游，不宴饮，不作乐，不结婚。如果是官员，朝廷还必须强制他离职回家服丧。时间说是三年，其实更准确些应该是二十七个月。对于不丁忧的官员，朝廷也有惩罚制度，大多是免官——既然父母去世你都可以不管不顾，依这个德行也没资格做官了。

可陈汤不愿意离开长安回到老家山阳郡，他升官的事情现在八字才刚刚有了一撇，你叫他如何甘心回家？！

能不回去吗？当然可以，丁忧既然是国家强制的，自然就会有补充制度，那就是“夺情”。简单地说，就是虽然你父母去世了，但你对这个国家非常重要，当朝的皇帝实在一天都离不开你，迫不得已国家夺去了你的孝亲之请，要求你继续留在朝中做官，比如明朝万历年间很有名的首辅张居正的夺情故事。

但很显然，陈汤并没有资格被“夺情”，他不过是个四百石的小官，这种官在长安城里一抓一大把，任务也不过是负责处理地方上送来的贡品，其职责也没有多重要。

对陈汤来说，更要命的是，保举他的张勃不久前已经死了，如果自己丁忧三年，那之前的努力就付之东流了，保不准以后偌大的官场就没他陈汤什么事了。

思量再三，陈汤决定铤而走险，对外隐瞒自己父亲逝世的消息，继续跟个没事人似的在长安待着。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何况不管哪朝哪代，朝廷中都有专门负责挑别人刺的人，比如明朝大名鼎鼎的锦衣卫，而在汉朝，则有司隶校尉做着类似的事情。

司隶校尉一职设立于武帝征和年间，最初的职责是代表皇帝行驶督查权，尤其是督查巫蛊方面的事情。这个职位设立之初极不讨好，受到了群臣的强力抵触，因为朝中的大臣大多也不好惹，这个是皇亲，那个是侯爷，不是谁都可以任由你一个俸禄比两千石的司隶校尉随意督查的。

可大臣们不好惹，刘彻就更不好惹了，一看司隶校尉因为受到大臣们的反对无法正常进行工作，马上大笔一挥，给司隶校尉配了一千两百名专属士兵，更赋予了他逮捕权和惩治权，一下让司隶校尉由口头批判升级为武力批判，这下才让大臣们噤声。

武帝之后，司隶校尉的权力有所缩减，但仍有督查和弹劾百官的权力。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朝中的石显和萧望之两派争斗正激烈，司隶校尉大概没敢蹚浑水，朝中的其他大员他也不敢得罪，可在其位不能不谋其政，他就开始穷究底下的官员，终于挖掘出了太官献食丞陈汤父死不丁忧的事情。这时，大概刘奭也还没看懂朝中两派的斗争，每次上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石显和萧望之两方面红耳赤的争吵，也有些审美疲劳，现在出来个新鲜事，马上就转移了他的注意力。于是，一封奏折上去，皇帝亲自批示，陈汤无孝行，不仅被免官，下了大狱，还连累了举荐他的张勃一起受罚。

咦？张勃不是死了吗？死了也不能放过他，刘奭不仅削了他老张家世袭的富平侯两百户食邑，还赐已故的富平侯张勃谥号“缪侯”，死了也要将他恶心一番。

因为逃避丁忧被免官下狱，如果换作他人，估计这辈子就很难翻身了，可陈汤毕竟是陈汤，他居然很快就从大狱里出来了，并且又通过其他贵人的推荐做了郎官。经过上次的事情，陈汤觉得中央的官场也不是那么好混的，而且没什么背景的他在这里很难得到好的机会表现自己，要想出人头地，还是应当到危险的地方去，毕竟风险始终是与收益共存的。在人人都想尽办法撞破头往长安挤的时候，陈汤却申请到边疆去。终于，在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陈汤得以副手的身份跟随西域都护甘延寿到乌垒城赴任。

到了西域后，陈汤就准备找个借口做些惊人的举动，正好这时候郅支单于的信让他看到了机会。机会是什么呢？机会就是，郅支单于的狂妄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君可忍，臣不可忍！

陈汤马上找甘延寿商量，一开始其言语还算平和：“西域诸国本性都是欺软怕硬的，他们本来就臣服于匈奴，现在郅支到了康居那里，不断地侵略临近的大宛和乌孙，如果等他把这两个国家占领了，他在西域的威名就会更胜，那西域其他的国家就会被他一步步蚕食，日久必成朝廷大患，大人应当早做防范。”

“嗯，说得有理。”甘延寿可能是在西域水土不服，还没到乌垒城就病了，一直都没治好，这时候头脑正有点晕乎，也想不了那么多，便问：“依你之见，当如何？”

“大人，康居国虽然远，郅支其人虽然剽悍，但他们的城防不行，也没有足够的像弩箭一样强有力的防御性武器。眼下只要联合乌孙等被郅支侵略过的西域诸国，让它们出兵康居，我们再发动西域屯田的士兵，如此两军齐出直指单于城下，郅支想守也是守不住的，想跑他也没地方跑。如此一来，”陈汤拱手，直起身一脸正气，大义凛然地朗声道，“将军！千古奇功岂不唾手可得？！”

听罢陈汤一番慷慨激昂的话，甘延寿似醍醐灌顶，本来晕沉沉的脑子瞬时也亢奋起来：“你所言极是。”

接下来，陈汤就趁机跟甘延寿商量起兵马调度、粮草分配以及联系西域各国等问题，两人一直从下午讨论到晚上，一通谋划好不热血沸腾。末了，两人计议已定，陈汤正准备告辞，这时候甘延寿从亢奋中醒了过来，恢复了一丝清醒，突然想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都还没有皇帝的诏命，商量什么打仗啊！

甘延寿一把拉住正要往外走的陈汤，告诉他：“此事还应当先上报朝廷，待有陛下的手谕后才能行事。”

其实，陈汤早已想到这一点，但他哪里等得了这一来一回许多时日。再说了，若上报上去，朝议批不批准还不一定，而且以陈汤对朝中大臣的了解，他们多半是不会同意的，所以他才故意不提这事。现在甘延寿反应过来了，陈汤只好糊弄过去：“这样利国的千载大计，岂是朝中那群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我觉得还是不要说了吧，报上去他们肯定不会同意的。”

说得轻巧！没有皇帝的命令私自出兵，那可是杀头的重罪，如果打了败仗，恐怕连自家三族都得一起受连累。这样的事情哪里是甘延寿敢做的？他赶忙否定陈汤的想法：“不不不，你先回去，此事还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陈汤看着甘延寿，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喏”便退了出来。

第二天，陈汤也没再去找甘延寿商量出兵康居的事情，而甘延寿大概是被陈汤昨夜的想法吓出了一身冷汗，又被西域晚上的冷风一吹，就感了风寒，原本没好的病这下更重了，连日卧床不起，都护府的事情也没心思管了。

过了些时日，甘延寿的身体逐渐好转。这天，他出了自家的院子，忽然发现乌垒城内比以往更加热闹和嘈杂，嘶喊声不绝于耳。他让手下出门一打听，才知道坏事了：陈汤已经矫诏伪称得到了皇帝进攻康居的授权，把西域各国的士兵和汉军在西域各处屯田的将士集合了起来，正准备请他去做誓师动员。

这下甘延寿的魂都快被吓出窍了，他立即让人把陈汤叫来，等陈汤一身戎装到了甘延寿面前时，甘延寿让他赶紧停止现在的行动。这时候陈汤可不那么好说话了，他一手按在剑柄上，怒目瞪视，说道：“甘大人，现在大军已经集合完毕，此事已成定局，难道你认为还有退路？！”

其实，甘延寿也明白，如果现在遣散众人，那么陈汤矫诏大抵是死罪，自己作为上司，肯定也逃脱不了干系。那么，现在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带领着这支还蒙在鼓里的队伍去取郅支单于的首级，那样回来后他们才可能有活路。

甘延寿是北方人，从小擅长骑射，力气绝伦，本也有些豪迈果敢的气概，他想既然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用了。他迎上陈汤的目光，竟也被陈汤炙热的目光感染，胸中顿时燃起一团火焰，他一咬牙，狠狠地说：“好！”

甘延寿接过指挥权，把这支胡汉杂合共四万多人的军队分作两支，一支由副将带领沿丝绸之路南道翻越葱岭经大宛入康居，另一支由自己率领沿北道过乌孙入康居，然后两支军队一南一北合围郅支单于。当然，临出发前甘延寿还是写了一封奏折上报朝廷，主要是交代陈汤矫诏发兵的缘由，至于其他的事情，甘延寿暂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切已准备就绪。

“出发！”甘延寿一挥手，乌垒城里两路大军齐出，往南北两个方向进发。看着身边鱼贯而过的骑兵，甘延寿和陈汤心里的感受似乎是不同的：陈汤的心情更多的是激动和亢奋，甘延寿则心怀不安与无奈。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拿下郅支单于的首级！

这是一场豪赌，一次只能赢不能输的战斗。哪怕只是为了自己！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甘延寿和陈汤带领军队一路疾行，先经过乌孙国都赤谷城，然后又到了阗池[2]附近。原本陈汤和甘延寿打算在乌孙境内补充一些粮草，没想到由于前两年反复遭到郅支单于的攻击，赤谷城以西已经变成了乌孙百姓避之唯恐不及的千里赤地，想要就地获得补给变得困难重重。

当然，面对这些许的困难，他们是不会退缩的，况且他们也无路可退。好在，这时候提供补给的运输大队来了。这个运输大队的大队长叫抱阗，是康居国的二把手，大概是投靠了郅支或者郅支的爪牙。以往康居总是被乌孙人压着打，但自从郅支数次打败乌孙军队后，仗着郅支的余威，此人似乎也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改多年逢乌孙便㞞的窝囊样，多次跑到赤谷城附近打劫乌孙百姓，乌孙人竟拿他没办法。

这次抱阗甚至带着数千人越过赤谷城，到东面敲了乌孙大昆弥一棍子，杀掠乌孙军民千余人，并抢了大量的牛羊马匹。就在抱阗得胜而归的时候，他的队伍与汉军的后军辎重部队不期而遇。大概是在大昆弥那里打出来了自信，抱阗看到面前这支明显杂有汉人的军队居然没什么惊奇的反应，也把他们和乌孙军队等同起来。看到队伍中有钱粮辎重，秉着这两年在乌孙国养出来的“你的就是我的”原则，抱阗想也不想就带头冲过来要接管这些财物。

陈汤接到后军的报告后，到前线看了一眼抱阗手下康居兵的阵势，心里暗自发笑：如此一支乌合之众竟敢来送死？！他没做过多安排，只命令手下胡兵纵马追击，很快便把抱阗的军队击溃。抱阗这下偷鸡不成蚀把米，非但之前在大昆弥那里夺来的人畜损失殆尽，还折进去四百六十人，自己也只得仓皇逃窜。

收拾完战场，陈汤命人把从抱阗手下救下的四百多乌孙人送还大昆弥，但一同缴获的乌孙人的牛羊马匹，他却假装不知，全充作了军队的畜力和口粮。当然，对此大昆弥也不敢说什么，毕竟陈汤救了他的人，又替他找回了面子，这些只能权当是谢礼了。况且面对抱阗，大昆弥尚无可奈何，现在面对的是远强于抱阗的汉军，大昆弥哪里还敢吱声？

得了补给，甘延寿和陈汤的队伍很顺利地到达了康居国。为了进一步瓦解郅支单于，甘延寿和陈汤一商量，下令严禁将士骚扰康居国的百姓。这让汉军得到了康居百姓的民心，甚至有不少怨恨郅支单于的康居贵族出来帮助汉军，不仅提供了关于郅支单于的具体情报，还把汉军带到了临近单于城六十里的地方。

别看郅支单于在康居和临近的几个小国那里似乎可以呼风唤雨，其实，这时候他手下并没有多少人。当时跟他来康居国的匈奴士兵就三千多人，到了康居国后数次跟乌孙交战，虽然大多数是借康居的兵，但几年折腾下来，不死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匈奴军队的人数肯定不足三千。而且，郅支单于在康居国的所作所为极不得人心，平时威风八面的时候也就罢了，现在惹怒了汉朝大难临头，哪里会有几个康居人肯继续留在郅支单于那里陪他等死？所以，我大略估计，单于城里的郅支手下大概也就三千人——我保证，不可能再多了。

探得了郅支单于的真实实力后，陈汤和甘延寿的心里有了底，第二天就又把军营往单于城的方向推进了三十里。城里的郅支单于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恐怕对自己那封只为嘴上爽一把的信懊悔不已，没想到自己是“嘴上一时爽，匈奴火葬场”。收到西域都护府出兵的消息后，郅支单于完全没了他在那封信上表现的嚣张和自信，他的第一反应只有一个字：跑！

郅支单于的这个反应不是想想而已，他第一时间就带人匆匆离开了自己经营了数年的单于城，那时候他甚至连汉军的影子都还没见着。等在西域的狂沙中飞奔了数十里后，郅支单于才反应过来：自己该往哪里跑？自己还能往哪里跑？

没有人回答他，可郅支单于知道，依自己在康居国的所作所为，康居人不反他就烧高香了，根本不可能帮他抵御汉军。康居周围的乌孙、大宛等国，平时受尽了他的欺负，必然会与汉军联合起来对付他，断不会接受和庇护他。很快，他便意识到了问题的答案：无路可逃。

对郅支单于来说，这是个多么讽刺的答案，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偏偏是他自己！既然无路可逃，那还有必要再逃吗？郅支单于于是掉转马头又往单于城奔去。

我们无法得知之后几天在单于城里等待汉军到来的郅支单于的内心感受究竟如何，是恐惧，是愤怒，还是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但我们可以得知的是，在这些情绪之外，他内心至少还存有一点侥幸，那就是汉军不远千里而来，补给困难，必定难以持久，只要自己能拖上一段时间，等到对方粮尽，自然会撤退。

那该怎么办？匈奴人素来崇尚武力，讲究强者为尊，遇事总信奉“能动手就别吵吵”一类的原则。然而，今时不同往日，郅支单于完全没有不服来战的信心和勇气。无奈之下，他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师汉长技以制汉，即使用“拖”字诀。

终于，等甘延寿和陈汤的军队出现在三十里开外时，郅支单于派了一个人去见甘延寿和陈汤，这个使者前往汉军只是为了替郅支单于问一句话：“汉军远道而来是为什么呀？”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几万大军远赴千里，不是为了教训你吗？难道是闲得慌？汉人不同于化外的匈奴人，经过孙子兵法的熏陶，稍微有点脑子的都知道郅支单于问这句废话背后的意思：拖延时间。

陈汤刚打了抱阗一顿秋风，又在康居贵人口中探知了郅支单于的虚实，此时已然成竹在胸，面对来人明知故问的问题，他先是嘿然一笑，随后眼珠子一转，已然有了决定：既然郅支单于要耍计谋，那便先从心里击溃他的防线。陈汤也装傻充愣地回答（实际上是要挟）：“你们单于上书我们陛下，说他受困于西域这个苦地方，表示愿意归降我汉朝，还说要亲自来朝拜见。我们陛下可怜单于弃匈奴大国而屈居康居弹丸之地，所以派都护将军来接单于一家。因为怕惊动了其他人，所以才没敢直接到城下。”

当然，这句话里可能也有给郅支单于投降提供台阶的意思，毕竟打仗是要死人的，能不打还是不打好。来人显然得了郅支单于的叮嘱，也不管陈汤说什么，只是回答：“容我回去禀报单于，还请贵军稍等时日。”

第二天，郅支单于又派了一个人来见甘延寿和陈汤，又是一番毫无营养的对话，末了来人总是要“回报单于”，让汉军再“稍等些时日”。

如是再三。

面对郅支单于的雕虫小技，陈汤开始时还表现得极其有耐心，毕竟他胜券在握，可后来也烦了。看到郅支单于显然没有投降的意思，加上虽然军队士气正旺且不缺粮草，但毕竟在城外吹沙子也不是那么好玩的，陈汤决定不再跟郅支单于纠缠下去。再次面对郅支单于的使者时，他装作很生气地说道：“回去告诉郅支单于，我们大军为他远道而来，结果这么多天了，连个在匈奴说得上话的人都没有见着，这就是你们匈奴人的待客之道吗？！你回去告诉郅支单于，我们大军远道而来，如今人困马乏粮草不济，恐怕等不了了，让他早做决断吧！”

这无疑是给郅支单于下的最后一道通牒，而且第二天汉军就再次拔营起寨，逼近到离单于城三里的地方。

郅支单于原本想再拖上几天，进一步消耗汉军的粮草，可没想到汉军粮草充足，军容整肃，陈汤的调侃与威胁反而对他造成了更大的伤害。当郅支单于最终在城头看到这支不远千里来取他人头的威武之师时，他的心中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幻想，剩下的只可能是一种情感：疯狂。

上天要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

当然，可能又有人说我是在扯淡，在胡乱揣测人物的内心，但我已然觉得自己的猜测应该还是靠谱的，虽然它只是猜测——且看当甘延寿和陈汤的四万大军出现在城下，城里只有不足三千人时，一开始打定主意坚守，以待对方粮尽退兵的郅支单于做了些什么事情：

郅支单于命人在城上竖起五色彩旗，数百匈奴战士全副武装伫立城头，城外还有百余匈奴骑兵绕城来回奔驰，城门也未曾紧闭，而是半掩半开，其间更有一百步兵摆出错落不齐的鱼鳞阵，有模有样地在那里操练。郅支单于甚至主张全民皆兵，让自己的几十个阏氏也披甲挽弓上了城头。郅支单于一挥手，便有人从城上向城外的汉军挑衅性地大呼：“有种来打！”

后来，陈汤曾经给皇帝分析过汉胡的军事实力。陈汤指出，对西域各国士兵而言，汉军的优势主要在于器械犀利。在双方均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汉军士兵甚至可以一打五，即便后来随着中国铁器制品大量流入西域，西域各国的器械水平有了提高，汉军也能以一当三。由此可见，当时单于城里的三千人大概就相当于汉军几百人的水平，郅支单于要击退城外四万人的汉军，按正常人的想法不外乎加固城防，最后将城门也钉死，多准备些滚石檑木以应对汉军的攻城，最好能提前在城外坚壁清野——当然，以西域荒漠的环境看，大概没什么好清野的，但至少能把城外的水源都断了，这样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汉军的可作战时间。

以上这些该做的事情郅支单于一件都没做，居然还主动向汉军邀斗。这时候郅支单于大概已经疯了，他命令骑兵率先向汉军发起冲锋。虽然郅支单于疯狂，可他手下的骑兵们脑子还算清醒，就这么百十号人，怎么敢往几万对手的堆里扎？果然，刚才还颇有气势地冲过来的骑兵，一看汉军士兵已把手中弩箭的弦拉满，还没等第一拨弩箭射出，这百多号人就赶紧掉转马头，以比之前快一倍以上的速度撤退，连带着还冲散了在城门附近操练鱼鳞阵的步兵。接着，陈汤命令士兵自由射击，一阵箭雨就让城外气势颇大的两百多号匈奴人全躲进了城里。

随后，汉军开始了正式进攻。不同于先前匈奴人儿戏般的冲锋，汉军士兵不动则已，这一动，城里的匈奴人就知道什么是专业的了。只见汉军从单于城的四面同时进攻，最前面的士兵手持一人高的卤楯防御，后面的士兵用长戟进攻，更后面的士兵持弩箭射击，而且专射附近高处箭楼上的匈奴人。把原本想居高临下射箭的匈奴人全赶到箭楼下后，汉军冲到城下，部分士兵在盾牌掩护下用大斧破门，用大铲挖墙，分工合作，井然有序，杂而不乱。

在由单于城外城城墙延伸出的木城里，郅支单于让他的几十位阏氏也加入战斗，并且亲自上阵指挥士兵射击城外的汉军，但匈奴人的弓箭无法穿透汉军厚重的卤楯，郅支单于只好集中火力射击攻城的胡人士兵。陈汤的军队中胡人占了多数，他们不像汉军士兵有完整的防护装置和防御体系，匈奴人在木城中居高临下地射击，箭矢借助势能的加速，贯穿了不少胡人士兵的身体。这时，汉军中的胡人出现一阵骚动，他们的将领一挥手，胡人的队伍稍稍后退。

郅支单于还没来得及高兴，几分钟之后，大股的胡兵又冲了上来，很多人背上还背着一袋鼓鼓的东西，乍一看像临时弄出来的防御器具。郅支单于也不管那么多，继续命士兵集中箭矢射城下的胡人，可汉人军队里的胡人也不是好惹的，况且他们大多都和匈奴人有着很深的仇。现在，郅支单于已经被困死在城里了，此时不报仇，更待何时？！

终于，胡人军队仗着人多和一股凶狠彪悍的狠劲，硬冲到了木城下，然后他们把背上的东西全抖落在地上堆作几处，净是些柴火、油布、火油之类的物品，又有人从怀里掏出一根铁锥子插在干树枝上就开始搓，更有甚者从后面拿着火把冒死冲上来往柴火堆里扔，瞬时火焰便沿着木城蹿了上去——原来刚才胡人是准备放火的东西去了。

西域本就干旱多风，只要有一个火星子，再借助风势，往往就能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这下轮到匈奴人乱作一团、慌张逃命了。城下的胡人趁机又往城上射箭，郅支单于的好多阏氏都被射死，郅支单于也被不知从哪里来的飞矢射中了鼻子。

郅支单于负伤后逃入外城，木城里的匈奴士兵一下子群龙无首，更加难以支撑。到了半夜，木城终于被攻破，郅支单于在外城里如坐针毡，他冲着门外的手下咆哮：“来人！你、你、你，还有你，去给我看看康居的饭桶们怎么还不来？！”

“单于，康居的军队已到城外了。”一个士兵战战兢兢地回答。

“赶紧叫他们滚进来！”郅支单于继续咆哮道。

其实，康居的一万多士兵早就到单于城外了，可他们一来怨恨郅支单于，二来又畏惧汉军的阵势，只好远远地观望，并未敢真的冲过来和汉军交战。等到了半夜，在单于城里匈奴人反复的高声呼喊和催促下，个别康居将领不情愿地带着军队象征性地冲向汉军的军营。

甘延寿和陈汤早已知晓康居军队的到来，他们在阵前观望了康居人的阵势，再一合计，认为目前城里的匈奴人兵败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康居人不会真的来蹚这趟浑水，便命令士兵严阵以待，禁止手下主动攻击康居军队。

果然，康居的军队冲到汉军营前，见各营的汉军士兵均严阵以待，他们也没敢真的攻击军营，只象征性地转了两圈，喊了几嗓子，又往天上胡乱放了几箭，感觉可以交差后就匆匆撤退了。

“报告单于，康居人撤退了！”

“浑蛋！”夜里，郅支单于还在等待城外的消息，手下的一句话让他大为愤怒。他一捶桌子站了起来，正想做一个愤恨的表情，没想到脸部肌肉动作太大，撕裂了鼻子处的伤口，鲜血立即汩汩流出。郅支单于还没来得及发飙就又捂着鼻子倒在地上，动作好不狼狈，周围的人见状赶紧上前给他止血包扎。

一通忙乱之后，郅支单于伤口处的出血终于被止住了，他知道自己再留在城里已无获胜可能，即使万分不愿，也只好准备突围。可想在城市攻防战里突围哪是那么容易的？城池不论大小，四面的城墙对防守方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守住了，这是对手的坟墓；守不住，这就成了自己的棺材。城里的人想突围，就必须走四周的城门，只要对手重兵守住城门及附近，城里的人就在劫难逃。难不成他们还能从城墙上飞过去？

郅支单于点齐了手下尚能一战的士兵，总共才数百人。他叹了口气，便带着这几百号人趁着夜色开了一侧城门，向汉军发起最后的绝命冲锋。

然而，汉军并没有给他丝毫的机会，见到城里有匈奴人冲出来，士兵们充分发挥器械犀利的优势千弩齐发，一时间天空中矢下如雨，冲在前面的匈奴人连喊都来不及喊一声，就已经被射成了刺猬。郅支单于并没有决死的信念，他和手下很快便被箭雨赶回了城里。

回到城里的郅支单于甚至已经没有时间去懊恼和悔恨，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刺破天际，城外金鼓之声震天动地——汉军的总攻开始了。甘延寿和陈汤指挥士兵从四面进攻，单于城的城墙上被凿出一个个大洞，汉军士兵鱼贯而入，依然是卤楯在前，稳步推进。弹尽粮绝的匈奴人甚至已经无法击破最前面的卤楯对汉军造成伤害，最后逐渐被逼退至单于的王宫内，而城外的康居军队已被汉军的战鼓声震慑心胆，早就撤出了这场本来就和他们关系不大的战斗。

到了这个时候，胜负早已没了悬念，汉军士兵在王宫外四处放火，争先恐后地杀入宫中。最后，随着代理军侯丞杜勋砍下郅支单于的首级，其他一息尚存的匈奴人都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投降了。在军营里的甘延寿同样也松了一口气，事情成功了，他和他甘家全族的命应该能保住了。

随后，汉军简单地收拾了下战场，将单于城里的一干事物均留给随同前来的十五个西域国家的军队自行处理，汉军只带走了郅支单于的头颅和之前被郅支单于杀害的汉人使节的信物。

整场战斗，汉军共击杀匈奴人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俘虏一百四十五人，收降一千多人，几乎把漠北的匈奴部族连根拔起。

甘延寿和陈汤带着汉军退回了乌垒城，他们上书皇帝，讲述了讨伐匈奴的理由和意义，并将郅支单于的头颅一并送到了长安。

甘延寿和陈汤立此大功，可以说完成了朝廷自武帝时起与匈奴人作战数十年的最后一击，功劳不可谓不大。然而，对于他们的赏罚，朝廷却迟迟难以下结论。皇帝刘奭和朝中的大多数大臣都认为甘延寿和陈汤立下的是千古奇功，虽然陈汤矫诏在先，却也瑕不掩瑜。可朝中主事的丞相匡衡对此却极力反对，深究其中原因，不能不让人感到无奈！说穿了，丞相之所以坚决不同意表彰他们，并非因为陈汤的矫诏，而是因为甘延寿之前得罪了石显。

原来，当年石显曾经想拉拢甘延寿，并打算把自己的姐姐嫁给甘延寿，可甘延寿不愿意与石显这样的人扯上关系，就一口回绝了他。石显自打做了中书令掌了大权，什么时候被人当面拒绝过？于是，他咬牙切齿地窝了一肚子火，下定决心要做掉甘延寿，而匡衡又是石显一伙的。他们本打算只要进攻不顺，便以矫诏的名义杀掉甘延寿，没想到郅支单于这么不经打，一下子命都丢了。

“那也只能算功过相抵，且陈汤的行为不值得鼓励。假如开了此例，以后人人效仿，谁还会把陛下的威严放在眼里！”朝议时，匡衡坚持反对，还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朝议无法得出结论，最后刘奭自己做主，给甘延寿封了个义成侯，给陈汤封了个关内侯。当然，因为石显和匡衡的阻挠，两个侯爷的食邑都只有区区三百户。然而，陈汤虽然追求功名，可此时的他也许并不在乎这些，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已经能够让“陈汤”两个字名留青史。而刘奭之所以能小小地雄起一回，大概是因为消灭郅支单于这个成就足以让他在宗庙前面对列祖列宗时也能感到超越前辈的自豪。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陈汤在奏折中说的一句话，不仅当时为他们开脱矫诏的罪名加分不少，而且流传千古，这句话就是：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昭君出塞

刘奭虽没什么雄才大略，却因为陈汤意外地完成了一件前人耗尽毕生心血都未曾完成的大事，便也飘飘然起来。这个时候，郅支单于的死让他的老对头—本已依附于汉朝的呼韩邪单于—在欣喜之余更多地感到了恐惧，更加不敢对汉朝再起什么别的心思了。为了表示自己的臣服，也为了防止自己成为别人建功立业的踏板，从而落得跟郅支单于一样的下场，思来想去，呼韩邪单于在公元前33年再一次亲自来到长安入朝。他这次是有备而来的，见到皇帝后，他主动要求做汉朝的女婿，并发誓永保汉匈两族的安宁。

汉朝皇帝总不好意思打自己的女婿吧？这大概就是呼韩邪单于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以往汉匈和亲多是汉朝的无奈之举，所以，尽管不能真送皇帝的女儿过去，但至少也要是宗室的公主，怎么也得和皇帝沾亲带故。可现在时移世易，呼韩邪单于主动上门求亲，说是和亲，其实呼韩邪的意思谁都懂：求你放我一马。

对于呼韩邪的讨饶，刘奭当然很得意，想也不想，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可得意过后，刘奭立即陷入了另一个难题：派谁去和亲好呢？

“陛下的宫女熟识宫中的礼仪，陛下不如从中选一人吧。”有大臣提议道。

由于现在的局势是汉强匈奴弱，皇帝不再愿让自己的宗族远嫁异乡，宗族的公主们也不愿离开故土到水土不服的边疆去，且呼韩邪单于也不可能敢对和亲者的身份提什么质疑和要求，所以，刘奭决定选个宫女去和亲。不过，即便这样，要从后宫的千万宫女中找出一个合适的人选，依然让刘奭很为难。

当然，如果是我等旁观者，解决的办法大概很简单：抓阄。可刘奭不这么想，他有自己的私心：宫里的宫女颜值和质量良莠不齐，怎么能随便找一个？虽然留在宫里他也不一定会宠幸，可秉着宁滥勿缺的原则，他是一个好的都不想给呼韩邪。

“来人，把后宫画册拿上来。”最后，刘奭下了决心吩咐道。

我们知道，在古代，从黄帝起后宫就至少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宫女更远超此数，而像嬴政、刘彻这样的雄主，精力和能力同样远超常人，后宫女子都是以万计的。这样多的女子，究竟今晚让谁侍寝？这个难题困扰着每一位皇帝，他们不可能有时间亲自过目挑选，否则从掌灯时分选到五更都不见得能选出来，就更别想睡觉了。

那怎么办呢？真的抓阄吗？

别急，只要肯动脑子，办法总比问题多。更早的我不好说，但至少从刘奭开始，宫廷里就养有不少御用画师，在绘画方面，他们个个都是当时一等一的大家。他们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给每个新入宫的宫女画像，然后把画好的画像装订成册，供皇帝不时地翻看选择。这下，皇帝对宫里的宫女们就心里有数了，不致被晚上点来的歪瓜裂枣惊吓了龙体。

刘奭花了好几天的工夫把宫里所有宫女的画像都看了一遍。最终，经过反复的选择，刘奭选了一个从画像上看精气神不怎么好的女子—王樯。

王樯，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入宫，入宫数年未得见皇帝一面。好几年了，刘奭都没想过见一见她，想来此人必极是普通，得，就她了。刘奭自认为找到了合适的人选，心里甚至有一点恶作剧般的喜悦。

过了一段时间，和亲的事情准备完毕后，在大殿之上，刘奭命人把王樯请上来与呼韩邪单于相见。直到这一刻，大殿上的所有人才第一次见到王樯的真面目，没想到她一出现，其美貌便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可能通过这样简单的描述大家无法理解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有“落雁”美誉的王樯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史书上说，王樯出场的时候“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她的光艳甚至照亮了整个宫殿，她的一颦一笑，牵动了在场每个男人的心弦。

无疑，在这群张口结舌的男人中，有两个人的心思最为天差地别：一是呼韩邪单于，他没想到刘奭这么大方，居然把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作为和亲的使者；二是刘奭，他则是悔恨不已，自己选的人自己为什么不先看一眼？！还是依《后汉书》的说法，当时刘奭看到王樯的美貌后大惊失色，甚至几乎要站起来当场毁约，将她纳为己有。

当然，也有人不屑于以上说法，认为王樯只不过是个姿色平庸的宫女，加入和亲之列也是因为自己在宫中没有出头的机会。这个说法显然站不住脚，从呼韩邪单于之后的做法中我们就可以推断出王樯到底美不美：皇帝赐婚以后，呼韩邪单于大喜过望，立即上书表示自己愿以性命担保，以后匈奴人就负责汉朝自上谷往西一直到敦煌数千里漫漫边境线的安全，朝廷可以把戍边的将士都遣散回家，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且，呼韩邪单于的这个保证并不是他个人的，还要“传之无穷”。

不过，对于呼韩邪的建议，刘奭和朝廷的大臣还是保留了一丝清醒，没有答应。然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能让呼韩邪单于主动做出这样的保证，王樯究竟要有多惊为天人才可以。

世上毕竟没有后悔药，刘奭再后悔，为了统治者的尊严他还是强忍住了对王樯的不舍。又过了几天，朝廷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仪式欢送呼韩邪单于和王樯，刘奭只能强颜欢笑目送王樯离开。

回到后宫，刘奭拿着王樯的画像久久不愿放下。要说画像到底画得像不像，刘奭自己也糊涂了：好像是这个眼睛，是这个鼻子，也是这个身段，可总少了一点点精、一点点气、一点点神，让人看着也像，也不像。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最后，刘奭越想越气急败坏，干脆拿了几个下人来一顿好打。下人招架不住，就对刘奭吐露了实情。下人一招，刘奭才明白，这其实是宫里所有人都知道的秘密，除了自己。

但凡新宫女入宫，总希望自己能得到皇帝的恩宠，可按规矩，她们是不能自己去找皇帝的，宫女和皇帝联系的纽带只有画师画出来的那一幅画像。因此，也不知是哪个开的头，大家都开始主动往画师那儿送礼送银子。

一开始画师也不好意思，可拿人家的手短，于是画像变了，送了钱的宫女在画像上总好像更生动一点、可爱一点，两尺的腰看起来就像一尺八，反正皇帝好什么口味就迎合着来。但人的贪欲就如潘多拉的魔盒，打开就关不上了。由于受贿所得的银子比画师自己的俸禄高出不知多少倍，于是画师们也变了，从一开始的被动收钱变成主动要钱，给钱的就给你画一张开心的微笑脸，昂首挺胸；不给钱的，就画一张生气的苦瓜脸，含胸驼背。反正人还是那个人，总不算欺君。

王樯吃的就是这个亏，她出身于平民之家，想来入宫的时候也没有足够的钱去贿赂画师。也不知当时的画师故意少画了点什么，以至如此美人五年来都未曾得到皇帝的恩宠。

“居然把朕当猴耍？！”知道真相的刘奭更加愤怒了，他让人一查，给王樯画像的画师是毛延寿。他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画家，但这个时候再有名也没有用了。刘奭把失去王樯的怒火全撒在了毛延寿的身上，没几天，他就因“贪污受贿”被杀了头。

王樯离开了长安。她骑上马，带着皇帝丰厚的赏赐跟随呼韩邪单于去了塞外。我无法猜测和亲之事朝廷是否征求过王樯的意愿，但想必王樯心中多少有些不愿，因为在婚后的第三年，呼韩邪单于便病死了，这时王樯曾上书朝廷，要求回归汉朝做个未亡人。然而，朝廷却驳回了她的请求，要求她依从匈奴人的风俗。王樯只好改嫁呼韩邪单于的长子复株累单于。后来，她一直在塞外生活了四十年，直至逝世。因为王昭君的努力，直到她去世，汉匈之间再未发生过冲突。

这就是王昭君，一个出身平凡，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最后却又流芳千古、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奇女子。

关于王樯，还有一个我之前故意没提的问题，那就是“昭君”二字的由来。有人说这是她的字，也有人说这是皇帝给她的封号。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因为按照惯例，以前汉朝的皇帝都会给和亲的女子安个公主的名分，现在虽不必了，可王樯也不至于是白身一个。比照当年刘彻同母异父的姐姐金俗，刘彻后来也封了她一个“修成君”，因此，在临行前作为皇帝的刘奭赐王樯“昭君”的封号，以示“昭明君德，边境安宁”之意似乎更为合理。同样，王樯嫁给呼韩邪单于后受封“宁胡阏氏”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不管王樯心里到底愿不愿意远嫁塞外，她始终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给汉匈人民带来了五十年的和平，这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再回到公元前33年。这一年，王樯远嫁后，刘奭宣布改年号为竟宁。从字面上看，大概有国家从此安宁的意思。然而，这个年号并未给刘奭带来安宁，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刘奭崩于未央宫。

[1] 也作渠犁。

[2] 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

第十六章 大乱之前

朝廷大乱斗

刘奭死得匆忙，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安排好后事，而这意味着朝中大臣们又有得忙了，况且国人大多信奉“一朝天子一朝臣”之类的理念。关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我有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比方：偌大的朝堂就好比拳击擂台，大臣们是选手，皇帝是裁判，选手再怎么斗，都得在裁判允许的范围之内。可现在裁判提前离场，擂台上只剩下了选手，选手没了约束，这场比赛就乱了。然而，这场比赛又是一场没有时间限制的比赛，于是，选手们就在混乱之中开始了下一回合的较量。

刘奭驾崩后，朝廷这个擂台上有不少选手，但最有实力的无疑是宦官，而宦官里打头的自然是那个已经当了好久擂主、看似无敌的中书令石显。在石显独孤求败的时候，场上来了一位新裁判，这位新裁判显然不愿意遵守擂台的规矩，上来直接把老擂主石显按住一顿痛揍。

那这是为什么呢，又是谁能让裁判上场动手呢？

公元前32年，新君即位，他就是元帝刘奭的太子刘骜。这一年正月，刘骜上台做的第一件大事就让当时的人大跌眼镜——他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免去了石显中书令的职务，让他去做长信中太仆。这是一记重拳，打得石显头昏眼花。

大家已经知道中书令是什么官了，那长信中太仆是什么官呢？长信宫是太后的寝宫，太仆是皇帝的马车夫，长信中太仆也就是太后的车夫。长信中太仆并不是朝廷常置的官职，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全看皇帝的心情和需要，而这次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处理石显而特意添设的。

石显一下子从位于权力中枢的中书令变成了太后的马车夫，虽然俸禄还是中两千石，但地位与之前远不可比。一看石显不得新君喜欢，失了势，以前那些在他面前低三下四的大臣的脊梁骨似乎也硬了起来，纷纷出来落井下石。

最先站出来跟他翻脸并划清界限的是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他们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历数石显的数十条罪状，并揭发其朝中党羽多人。刘骜派人核实，发现丞相所述罪状条条属实——那是自然，因为就在一年多前，匡衡还和石显穿一条裤子，要一起搞甘延寿，因此，石显做过的事他大多有份儿，怎么会不清楚？

看了匡衡的奏折后，刘骜便授意有司彻查石显和他的党羽。这下石显非但不能翻身，连马车夫也不能做了，直接被贬为庶民，并被遣返老家济南，先帝之前赏赐他的万贯家财也被抄没。

尽管几个月前石显还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现在他离开长安时没有一个人来送行，因为他的爪牙党羽，甚至凡是靠巴结他得到一官半职的人，都已经被朝廷彻查并免官了，即便有侥幸逃过一劫的，现在也不可能出来见他。能陪伴石显的除了监视他的衙役，就只有他受宫刑之前所娶的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儿子了。从长安一路到济南，路程何止千里？因为没有钱，他们大概是靠双脚往回走的，这让十几年来在京城养尊处优的石显难以承受，而更难承受的是心理上的打击，因为在他看来，他对刘骜是有恩的。

刘骜小的时候很得他的爷爷刘询的喜爱，到了他父亲刘奭做皇帝时，刘骜很顺利地就做了太子，生活对他来说顺得不能再顺了。可刘骜这个人有些像方仲永，自小聪明伶俐，饱读经书，加上长得又壮实，看起来将来完全是一副有为君主的样子。然而，等做了太子后，大概是受到了过多的吹捧，刘骜自觉书已读饱，而且此饱非一朝一夕之饱，乃是蛙蛇过冬前之饱—今日一饱便可长期不进食。刘骜在穷极无聊之下走了歪路，受了某些不正之风的诱惑，年纪轻轻的便沉溺于酒色。刘骜身为太子，所得资源既丰富质量又高，加上他的身体本身也壮实，他更是深得其中滋味，便把之前多年的圣人教训抛之脑后，整日只知道泡在温柔乡里寻欢作乐。

刘骜这样的表现让刘奭非常不高兴，而且时移世易，此刻刘奭宠爱的是傅昭仪，他喜爱的也是傅昭仪的儿子定陶王刘康，因此，老戏码就又来了：皇帝起了换太子的念头，甚至刘奭在驾崩之前就要将其付诸行动。

最后，因为大臣的极力反对，刘奭才断了换太子的念头，而史书上明确记载的出力最多的是三个人：乐昌侯王商、侍中史丹和中书令石显。而刘骜也投桃报李，在当了皇帝后立即提拔史丹做长乐卫尉、右将军，还将其封了侯。王商也做了左将军，后来还做了丞相。这让石显放了一百二十个心，想来新皇帝即便不提拔自己，对自己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可事实出乎石显的预料，新皇帝非但没对他感恩戴德，反将他一撸到底，发配回了济南。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在皇权面前，自己以前那些自以为得意的手段全是无用的把戏。他一路走一路想，越想越悲愤，结果一股气堵在胸口，饭都吃不下了，加上长途跋涉，他的身体根本吃不消，最后在途中就一病不起，很快便死于回济南的路上。

石显倒台后，主动揭发他的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也没好日子过。当时的司隶校尉王尊就上书弹劾丞相和御史大夫，说他们“本就知道石显是什么人”，却没有站出来维护正义，而是“阿谀曲从”，任石显“为海内患害”，这是“无大臣辅政之义”的表现。现在陛下降了石显的职，他们非但“不自陈不忠之罪”，反而跳出来举奏石显，这是揭“先帝任用倾覆之徒”的短。因此，丞相和御史大夫“失大臣体”。

王尊是有名的不畏强权的大臣，多次因为得罪朝中大员及诸侯王被免职或下放，他的这个弹劾不可谓不犀利，吓得匡衡当场就脱帽子认罪，回家就拿出自己的丞相印和乐安侯印上交皇帝，上书乞骸骨。刘骜因为刚刚除掉了石显，不好意思再对丞相动手，就好言安慰匡衡，反而把弹劾他的王尊降为高陵令。

对于匡衡这个人，大家或许还不了解，可我只要说一个关于他的成语，大家可能就对他有一定了解了。我们熟知的成语“凿壁借光”的主角就是匡衡，这家伙着实是一个学富五车、饱读诗书的大儒，只可惜，他的道德远不如他的学问那么光彩。

虽然王尊被贬，匡衡继续做他的丞相，但公道自在人心，王尊和匡衡孰是孰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匡衡自己也感到十分不安。尽管皇帝让他继续做丞相，可从此他这个丞相做得可谓战战兢兢，只要一听说地方上有什么旱涝灾害或地动山崩之类的天灾，匡衡就第一个跳出来要求乞骸骨，完全变成了一个尸位素餐的存在。后来，匡衡明知自己的封邑内因地方官员的失误多了四百顷良田，他却为了多收粮食假装不知，事发后被官员弹劾，最终被贬为庶人。

终于，在刘骜做皇帝的第三年，也就是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这场朝廷的大乱斗分出了胜负，接任匡衡做丞相的是王商，而此时的大司马叫王凤，此二人皆为外戚。

这下谜底解开了，刘骜之所以对宦官和大臣动手，最终的目的就是给外戚腾位子。也就是说，外戚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可以前最得势的外戚不是许家和史家吗？冒出来的这两个姓王的又是怎么回事呢？

最大的豪门

在说王家之前，要先说明一点：丞相王商和大司马王凤并非兄弟。王商之所以是外戚，是因为他是刘询的生母王翁须的外甥，王凤则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哥哥，两人除了都姓王之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有人觉得这好像是一句废话，但其实它让我糊涂了很久，以前看史书观其大略时总有疑问：为什么史书上对王商的说法和评价大相径庭？后来仔细看了才知道，因为此王商非彼王商—王凤有个不学无术的同父异母兄弟也叫王商。

这里单说这个皇太后王政君的王家。在汉成帝年间，要说到魏郡元城[1]王家，知道的人都会说，那是个豪门。

王家祖上乃是齐国的王族田氏，后来齐国虽破，但田家毕竟曾是王族，便以“王”为姓。后来，王家传到王翁孺一代，王翁孺是个颇有仁心的人，在武帝年间曾做过绣衣使者。在其他绣衣使者争先恐后杀人过万的时候，唯独王翁孺在出使魏郡时将他本可以杀的人都免了罪。王翁孺也因此落了个“不作为”的罪名，进而被革职。之后由于与人结怨，王翁孺举家迁徙到魏郡。王翁孺有个儿子叫王禁，曾在廷尉手下做过小吏。史书上牵强附会地说这个人有大志，其实就是手高眼低，不肯正经工作，唯一热衷的恐怕就只有男女之事，甚至因为多情闹得他的原配夫人李亲和他离异改嫁，但王禁似乎不以为意，继续娶妻纳妾，光孩子就生了四女八男共一十二个子女。

这四个女儿中的二女儿就是王政君，此女生性温顺，年幼时王禁曾将她许与他人，结果还没出嫁，所许的人就死了。这在常人口中就算克夫了，要是普通人，恐怕是不好再嫁了，可大概是王政君长得确实可人，当时的东平王不信邪，就下聘聘王政君做了小老婆。没想到，这家伙高估了自己，还没等王政君入门，他也死了。

这下王禁慌了，难道自己的女儿真的克夫，这以后可咋办？无奈之下，他只好找相师给自己这个女儿看相，结果大出所料，相面的结果是王政君“当大贵”，而且“贵不可言”。

现代社会总是提倡人们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更不信什么占卜算命的，然而，那个年代没人不信这东西。得了这个结果，王禁虽深信不疑，但也犯嘀咕，敢情是他们配不上自己的女儿才遭横死，可东平王家难道还不够富贵？那要什么人才能镇得住自己的女儿？

其实，想也不用想，既然诸侯王都镇不住，那答案就有且只有一个：皇帝。

从此，王禁也不再做其他打算，开始全面培养王政君，在她年满十八学有所成时便将其送入了宫中。虽然进了宫，但长相很好、内涵也不错的王政君并没得到皇帝的赏识，进宫一年多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但事有凑巧，当时恰逢太子刘奭钟爱的司马良娣死了，刘奭伤心欲绝，直接不近女色，甚至一见到自己往日的那些姬妾就没有好脸色，心情不好的时候甚至会给对方一顿打骂。这让皇帝很着急，甚至担心太子从此连性取向都出问题，况且此时太子年纪也不算小，有过的女人两只手都数不过来，却还没有孩子，就连太子宫里那些服侍了太子七八年的妃子，肚子也不见动静。如果太子往后都不碰女人了，那该如何是好？

刘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不好出面干涉，只好让皇后在宫女里选了五个年轻貌美的，趁太子朝见的时候叫出来给他看，王政君就在这五人之中。等太子和这五个花容月貌的宫女见过之后，皇后让自己身边的长御[2]代为询问太子，其中是否有他中意的人。

太子那时还沉浸在失去司马良娣的哀痛之中，哪有心思看什么女人，可又耐不住皇后的询问，只好信口胡诌：“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那很好。但到底是哪一个呢？长御不知道，太子也不知道，皇后和皇帝却很想知道。虽然这五个宫女长得都很好，可当时王政君刚好坐在太子旁边，而且常年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她的举止和气质都异于他人，长御就自作主张地认为太子指的就是王政君。

正是因为这次美丽的误会，王政君被送入太子宫过了一夜。没想到，王政君果然命当大贵，只这一夜，她就完成了之前太子宫里几十个妃子数年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一击中的，而且一举得男。皇帝刘询对这个孙子非常满意，不仅将他置于左右，还亲自为他起名刘骜。此外，因为有了儿子，王政君在刘询驾崩刘奭继位后便很顺利地做了皇后。

王政君虽做了皇后，做事却依然谨慎有礼，这也是后来刘奭死前下不了决心废太子的原因之一。可等刘骜做了皇帝，王政君由皇后升格为皇太后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太后的娘家成了当时最大的外戚，而参照当年吕后的事情，我们可以推测下太后最喜欢做什么事情。

没错，就是分封娘家人。然而，不同于吕后等前辈家的人丁单薄，王政君的父亲王禁所生的八个儿子似乎就是为此提前做的准备。随后，王政君的亲哥哥王凤首先发达起来，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并且领尚书事，不久，她的亲弟弟王崇又被封为安成侯，食邑一万户。又过了六年，除了早死的王曼，王政君其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共五人在同日被封侯：王谭被封为平阿侯，王商（就是这家伙）被封为成都侯，王立被封为红阳侯，王根被封为曲阳侯，王逢时被封为高平侯。时人称之为“五侯”，一时盛况空前，而所有与王家沾亲带故的子弟有一个算一个，都在朝廷做了侍中、大夫或诸曹等官。

在这兄弟七人里面，最先发迹且权力最大的就是王凤。在刘骜继位之初，他便位列大司马大将军。刚开始做大司马的时候，王凤可能还没搞清楚大司马是怎么回事，做事也还算小心，但两三年后，当弄清楚朝廷是怎么回事时，他对待皇帝和其他大臣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此公的志向大概是效仿当年的霍光，想把皇帝攥在手里玩儿。如果有人觉得他的想法是不知天高地厚，那你就太小看王凤了。他仗着妹妹是皇太后，自己是皇帝的舅舅，在朝中只手遮天，生活奢靡，除了精于排除异己，其他什么能力都没有。

话说王凤自从做了大司马，但凡有在刘骜面前说他不是的，王凤回头就会想办法做掉他。如果一时做不掉，王凤也有办法，就是上书请辞以要挟刘骜，迫使刘骜出面处理反对他的人，而王凤在朝中最看不惯的就是王商。虽然两人都姓王，也都是外戚，但王商为人正直，看不惯王凤的骄奢淫逸，能力上也比王凤高出不止一星半点。

在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秋，王凤还是个左将军的时候，关中地区连续下了四十几天的大雨，这时长安城里的百姓突然传出谣言，说第二天“大水且至，将淹没长安城”。

毕竟大雨是人所共见的，大雨可导致洪水也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虽然当时的人没有互联网，通信也基本靠喊，但这个谣言传播得非常快，须臾之间长安的老百姓便人心惶惶，纷纷举家外逃。由于人数众多又没有秩序，拥挤的百姓不仅堵塞了长安的街道，甚至到了相互践踏、哀号一片的地步。这下宫里也不得安宁了。一听说大水就要淹没长安了，年轻的刘骜不知所措，只好召集大臣们商量。

“众位爱卿，据说大水将至，为之奈何？”年轻的刘骜显然有些慌乱。

朝中的大臣似乎也是一群不知理论联系实际的家伙，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赶紧避到地势高的地方去，有的说应当先离开长安城，还有的主张立即举行盛大的仪式向天告祭，祈求洪水改道，竟没人站出来质疑传言，更别说辟谣了。

大司马王凤当然怕死，虽然还不知道洪水从何而来，可看着大臣们围绕着如何避难献言献策，王凤也不甘示弱，他眼睛咕噜一转，说出的办法更绝。长安城外有河，名曰沣水，王凤建议让皇帝和后宫之人到沣水上乘船避难，等洪水来了，水涨船高，自然无事，而让老百姓到长安的高处安置，比如城墙上。

这种主意也亏王凤想得出来，即便到了现代，如遇暴风雨，江河湖海里的船只也都要停港靠岸，就是千万吨的巨轮，在大水中依然如同一叶扁舟，何况在古代？倘若真有滔天的洪水把船一掀，皇帝连同整个后宫岂不都成了龙宫里的鱼虾？

王凤的这个主意听得刘骜都直嘬牙花子，要不是王凤是自己的亲舅舅，自己就可以判他个欺君罔上的大不敬之罪。

这时候王商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他从容地对刘骜说：“陛下，从古至今即便是最无道的国家，也没有听说过天谴暴雨能将城池淹没的，何况自陛下即位以来，天下太平，百姓安康，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洪水就淹过来了？臣以性命担保，此事必是谣传，陛下不宜轻动，更不能惊扰了百姓。”

为了统治者的尊严，刘骜也不可能真跑船上去，加上王商的坚持，刘骜决定静观其变。而长安城里的百姓一看，宫里面那群性命比自己金贵万倍的人都不着急，慢慢也就平静了下来。之后大雨逐渐止歇，而直到雨过天晴传说中的洪水也没见着影子。

这下，王凤在王商面前输了见识，又在皇帝面前丢了面子，他意识到王商的水平确实比自己高太多，这让他开始对王商有了成见。

王商有背景，有学识，有能力，身形高大，容貌英俊，超于常人，而且举止得体。后来他做了丞相，连匈奴单于入朝见到他都敬畏三分，怎么看他都是大汉一代贤相的风范。只可惜，他生不逢时，遇到了王凤。

王商虽然一直看不惯王凤在朝中的专权横行，但两人的真正交锋则是因外人而起的。当时，在琅琊太守杨肜的管辖地内，将近一半的地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害事件。按当时人的看法，有灾害事件发生，定然是当地官员无德，或是出现了冤情，因此，王商作为丞相就要派人去琅琊郡调查。

琅琊郡一半地方受灾，杨肜再怎么说都有赈灾不力的罪过。以此反推，此人大概能力一般，能做到两千石的高官证明他关系过硬。事实也是这样，因为杨肜和王凤有姻亲关系。

既然有这层关系，王凤就去王商那里给杨肜说情。他的理由是天灾非人力所能左右，而据他所知，杨肜是一个好官员，因此，他请王商不要派人下去查了。

王商根本不听王凤的，而且王凤这么一说，他更加肯定杨肜这个人有问题。然后，王商私底下派人一查，果然查到了杨肜不称职的证据，一封奏折上去就要罢免杨肜的官。

关于这件事，我认为王商大概也有杀鸡给猴看、想杀一杀王凤威风的意思，可他要么是高估了自己这个丞相的能力，要么是低估了大司马的职权，他的奏折送上去后竟如泥牛入海，连个回声都没有，大概半路就被王凤截了。

这下王商可能才意识到王凤的厉害，就赶紧走关系，想送自己的女儿进宫服侍皇帝，给自己增加一点对抗王凤的资本。然而，太迟了，因为王凤的反击来得既凶猛又迅速。

就在王商弹劾杨肜的时候，王凤已经开始行动。既然你王商不给我面子，那就休怪我王凤跟你撕破面子。王凤于是开始派人四处挖王商的黑材料。

什么？丞相为人正直，社会声誉良好？我就不信了，给我使劲儿挖，工作上没有就挖生活上的，生活上没有就挖私生活上的。

终于，王凤的党羽挖到了两条可能有用的材料。当然，在我看来，这更像栽赃：一、据说王商曾和他父亲的婢女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二、王商的妹妹和人通奸，然后一个奴仆把奸夫杀了，据说也是王商指使的。

王凤很是得意，立马把王商的黑材料捅了上去，要求皇帝处理王商。以王凤的想法，只要有他在，即便是“据说”，也能发挥实锤的功效。可没想到的是，刘骜这时并没听王凤的，他认为哪怕这些都是事实，也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小事罢免丞相。

王凤一听怒了，一拍桌子：“你小子居然不听我的？！”吓得刘骜一哆嗦，只好同意把事情交司隶校尉处理。

既然由司隶校尉处理，那这场争斗王商注定会失败。王凤连皇帝都不怎么放在眼里，要指挥个司隶校尉就太简单了。对王商来说，更不幸的是，偏偏这时候月亮跑到了太阳和地球中间，三者处在了一条直线上——日食出现了。这下，王凤理直气壮地宣布：日食代表什么？代表老天爷在提醒皇帝，现在的大臣里面有乱臣贼子蒙蔽皇帝。贼子是谁？就是王商！

王凤对自己的这番解释很是满意，授意手下官员弹劾丞相。刘骜也不傻，知道这是王凤的计谋，就在奏折上答复说：“算了（勿治）。”

王凤却不愿算了，他强硬地瞪视着刘骜，非要刘骜定王商的罪。刘骜大概从小就对王凤产生了摆脱不了的依赖和阴影，最终他妥协了，下诏赦免了王商所有可能的罪责，但收缴了他的丞相绶印。

而此案的被告，作为百官之首的丞相王商，自始至终都没能获得辩护甚至出庭受审的机会，以致被罢官回家才三日，王商便在激愤中呕血而死。

王商的死大概超出了刘骜的意料，他的本意不过是让王商回家避避风头，日后等王凤气消了，刘骜可能还会起用他，现在这样做至少能阻止王凤进一步迫害他。可没想到，王商就这么被气死了。王商死后，刘骜心里或许不乏愧疚之情，于是便给他上谥号“戾侯”，算是表达自己对王商的歉意。

有人说我这样猜测不对，因为按古代上谥号的规则：不悔前过曰戾；不思顺受曰戾；知过不改曰戾。不管怎么样，“戾”字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此，这个谥号应该是王凤给王商上的，目的只有一个：进一步恶心他，死了也不放过。

其实，“戾”应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戾者，身曲戾也”（《说文解字》），可见此字含有蒙冤受屈之意。当年，宣帝刘询给自己的父亲刘据上谥号的时候，用的就是“戾”字，所以，后世又称刘据为“戾太子”，取的也是这个意思。而且，王商死后，王凤不仅把王商在京城做官的子弟通通外放到了地方，还让手下上书，要求撤销王家世袭的乐昌侯爵位。这时候，刘骜顶住压力坚持让王商的长子王安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后来又做到了长乐卫尉、光禄勋。

按理说，王商的能力绝非王凤可比，为何最后却落得个身死的下场？究其原因，无非在于王商虽然也是外戚，但他的姑姑即宣帝刘询的生母王翁须早在公元前91年的巫蛊之祸中就已经死了，因此，他虽然顶着个皇帝表亲的头衔，但比起皇帝的舅舅来，实在是差得太远。

王商的死震动了朝廷，在此之前，谁都知道王凤专权跋扈，但没有人想到他居然如此专权跋扈，堂堂丞相想要与之争斗竟如螳臂当车。一时间，朝中群臣噤若寒蝉，即便有人想为王商说两句公道话或是弹劾王凤，也赶紧把话咽回肚子里了。

然而，就在这种背景下，京兆尹[3]王章还是毅然决然地参了王凤一本。

那一弹劾的决绝

王章，泰山郡矩平县人，自幼家贫，成年后为了求学和妻子辗转来到长安。长安乃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城市，本来就没什么积蓄的王章在这里求学，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一日两餐都不能保证，唯一陪伴他的只有对他一直不离不弃的妻子。

后来，虽然王章学有所成，却依然没有找到出路，而随着在长安的时间越久，夫妻俩的日子越过越拮据。有一次，王章生病了，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的他哪里有钱看病，只能自己咬牙硬熬。可拖得越久病情越重，最后病情蔓延，他全身打寒战，高烧不退，眼看整个人都快烧煳了，而他家里已经没有哪怕一床像样的被子了，夜里实在熬不住的王章趁妻子不注意便自己爬到牛棚里裹着稻草取暖。

夜里的长安幽暗寂静，空气中充斥着悲凉的气氛，此情此景和此种窘境让王章心灰意冷，他不禁低声抽泣起来，闻声寻来的妻子看着牛棚里蜷缩成一团、不住颤抖的王章，不由得也掉下泪来。这时，王章大概已经有了一死的念头，他望着妻子，看着这个自从跟了他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的女人，心里感到无比的愧疚。最后，王章忍着不断战栗的上下颌勉强地从嘴里挤出一句话：“我死以后，你就找个人家改嫁吧，跟着我你受苦了。”

一句话还没说完，王章悲从心来，由低声的抽泣转为失声痛哭。这时，他的妻子反倒不哭泣了，而是生气地瞪大了眼睛，怒目呵斥王章：“仲卿（王章的字），你这是什么话？！想朝廷中那些权贵，谁的本事及得上你？你现在虽暂时受了挫折，但那也是上天对你的考验，你不说鼓励自己渡过难关，反而在这里哭泣，真枉费了这么多年的努力！”

妻子的一番话让王章醍醐灌顶，他重新抖擞起精神，病情竟也渐渐好转起来。

之后，王章否极泰来，终于获得了朝廷的赏识，得以入仕为官。他先做了谏大夫，元帝时又做了左曹中郎将。王章为官，历来以敢直言著称，而在元帝一朝，敢直言就不可避免地会得罪一个人，那就是石显。果然，做了左曹中郎将后，王章就因为和御史中丞陈闲一起说了石显的坏话，不久便遭到石显的打击报复。只不过相比于其他人，王章的运气还算不错，只是丢了官而已。

虽然又成了平头百姓，但这一次王章的社会地位明显不同了，他毕竟做过大官，不用再为腰包发愁。由于他敢于对抗石显，更是获得了很好的名声。刘骜继位的时候，石显倒台，王章就再次被举荐做了谏大夫，后来又做了司隶校尉。

尽管受到过石显的打击，但王章耿直的性格丝毫没有改变。现在，他做了专门挑别人刺的司隶校尉，朝中很多大臣都对他敬畏三分。要注意的是，举荐王章的人恰巧就是王凤，可王章并没有因此成为王凤的党羽，在政治上他反而更倾向于有学识和能力的丞相王商。

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四月，丞相王商被免职，朝中无一人敢为之鸣不平。此时，已升为京兆尹的王章在家中郁郁不平，在思考了好几天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自己也明知非常危险的决定：弹劾大司马王凤。

临行前，王章和夫人说起了此事，他的夫人又问他：“你现在已做到京兆尹了，就应当知足，难道你忘记当年在牛棚里哭泣的自己了吗？”

这一次，王章拉着夫人的手决绝地望着她，许久不言语，最后，出门前王章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这事不是你们女人可以理解的，这一本，我必须要上！”

以前他不畏惧石显的强权，现在他同样不惧王凤的强权。王章知道，以前他得罪石显能侥幸不死并不代表这次他也能有同样的运气。但在他看来，这件事他不得不做，正义必须得到伸张，道义总得有人捍卫。

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王章出门径直就去弹劾了王凤，他历数了王凤的三条罪状，并建议刘骜辞退王凤，另选贤良以代之。出人意料的是，王章的话竟然被刘骜接受了，大概是王商的事情对刘骜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刘骜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要不是京兆尹直言，朕还被蒙在鼓里。”此后，刘骜对王章尤为重视，每次王章一有事情上奏，为了防止被王凤的耳目偷听，刘骜都会把左右侍从撤下，自己单独和王章交谈。而且，经过王章的推荐，替代王凤的人选也有了，就是当时鼎鼎有贤名的中山王的舅舅—琅琊太守冯野王。

然而，俗话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刘骜对王章的反常重视让一个人看到了邀功的机会。

王音是王禁弟弟的儿子，也就是太后王政君的堂兄弟，此时正在宫中做一名小小的侍中，在庞大的王家中并不显山露水。为了能够出人头地，王音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恰巧这时刘骜连续召见王章，并且两人还是单独密谈，此事落在王音的眼里，便觉得这是自己往上爬的好机会。当王章再次进宫和刘骜密谈的时候，王音悄悄地来到了殿堂的侧室。结果，很不幸，刘骜和王章密谈的内容落入了第三个人耳中。

王音整个人贴在侧室的门墙边，屏息静气用耳朵努力地辨析殿内的对话，恨不得整个脑袋都伸到门里面去。终于，通过偷听到的对话片段和自己的脑补想象，王音推断出了王章建议刘骜辞退王凤并以冯野王代之的重要消息。

得此劲爆消息，王音大喜过望，但他也留了个心眼儿，没有就近去太后那里告密。告诉太后自己能有什么好处？太后最多把皇帝叫过来骂一顿，对自己顶多口头表扬两句，完事后自己该侍中还是得侍中。而相比于太后，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利益的无疑是王凤，王音于是立即出宫，他要把这件事告诉大司马王凤。

得了王音的告密，王凤的第一反应是称病罢工。然后，他在家里酝酿了几日，觉得这时若与王章正面交锋，自己得胜的机会不大，莫不如走感情路线。于是，他上书一封，要求乞骸骨。王凤说，自己有三条应当被辞退的理由：辅政七年无建树；引发日食惊天人；旧病缠身难称职。然后，王凤说自己本也是仗着亲戚关系而非才华坐上高位的，天下人本就对他有微词，现在自己病体沉重，全仰仗皇帝的恩泽才没有死，希望能回家休养一个月，如果幸得不死再出来为国效力，言语间极尽哀伤之能事。

就事论事，我倒觉得王凤说的“三退”理由是很充分的，要是换个强硬的君主，只需在上面圈个“可”字，就能让王凤吃一次哑巴亏。可这份以退为进的上书经王凤的授意由宫内人传到了王政君那里，情况就不一样了。王政君一看自己的亲兄弟说得这么可怜，顿时伤心欲绝，遂以绝食向皇帝抗议。

刘骜本就不是个自己能拿主意的人，太后这一绝食，就绝了王章的命。原本倾向王章的刘骜立马又倒向了王凤，并发誓要治王章的罪。太后得了皇帝的保证，这才放下心来吃饭。王凤的病也立马好了，又能来上班了。只可惜了王章，一个忠心耿耿的直臣，竟不如太后的两顿饭。

之后，原本还能跟皇帝密见的王章很快便被刘骜授意的尚书弹劾下了大狱，又经廷尉的不公正审判，被定为“大逆罪”。于是，王章的妻子和十二岁的女儿也一起被下了大狱。在狱中，王章和妻女被分开关押，虽可能只有数墙之隔，却好似身处天涯，不得一见。

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冬天的某一日半夜里，王章的女儿突然坐起大哭，哭声惊醒了一旁的母亲，她把女儿搂在怀里轻声安慰。近一年的牢狱生涯让这个本就坚强的女人变得更加坚强，她以为女儿是做了噩梦，便鼓励她不要害怕，女儿却一边抽泣一边说：“往日隔壁的狱卒清点犯人，总要叫九个，今天只叫八个就停止了，少的那个恐怕就是父亲。”说着便又痛哭起来，“父亲可能不在了。”

果然，第二天传来消息，王章死于狱中。后来王章的妻女被发配到了合浦，这个坚强的女人却在合浦靠采南珠为生，家财达到数百万之多，这也许是冥冥中上天给予他们的补偿吧。

王商和王章的死使得朝中大臣不仅不再反对王凤，甚至上朝面对王凤都只敢侧眼偷瞄，连直视王凤的勇气都没有了。王章死后，大臣们纷纷投到王凤的麾下，那个告密的王音很快便由侍中升为御史大夫。此后，非但长安城里，就连地方上的官员也大多出自王家门下。一时间，整个朝廷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官员，要么姓王，要么骨子里姓王，汉朝几乎变成了王家的王朝。

那有人就有疑问了，都到这个地步了，刘骜也不管吗？他作为帝国统治者的尊严和态度又到哪里去了？

答案是，这时候的刘骜想管也晚了，不说朝中的大臣，就连宫中的下人都是王家的人，他大概也就剩下个皇帝的空号，已经没什么能力去扭转这个局面了。甚至有一次，刘骜很欣赏刘向的儿子刘歆，想封他做一个叫中常侍的小官，就连官衣官帽和官印都准备好了。这时，旁边有人提醒他：“陛下应先告知大司马。”

刘骜还不以为意：“这种小事情就不用惊动大司马了。”

刘骜的侍从们大概都是王凤派来的耳目，如果让王凤知道皇帝居然不经过他同意就随便下诏令，下人们恐怕都没有好下场。两旁的侍从于是赶紧跪地磕头，请求皇帝一定要先告诉大司马，否则他们就都磕死在那里。

刘骜无奈，只好叫人找来王凤，并把自己想要封刘歆做中常侍的事跟王凤说了。其实，不管刘歆做什么官，对王凤都不会有一丁点影响，可刘骜居然在没有得到他同意的前提下就提前准备好了官印官服，这让王凤很不爽。王凤要给刘骜一点教训，让他也让所有的大臣都知道这个天下究竟谁说了算。等刘骜说完，王凤想也不想直接表示不同意，并且没什么理由，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开始时刘骜大概还想争取一下，但看着王凤跋扈的样子最后他连反抗的念头都断了，只好让人把做好的官服撕了，官印也敲碎作罢。

此事大概剥夺了刘骜对政治的最后一点兴趣，就让他王凤闹腾去吧。而且，刘骜年轻时就极好色，食髓知味的他本就对男女之事乐此不疲，从此更是躲入后宫尽情欢乐，大有“躲进后宫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之意，再也不想管外面的事情了。

不行了

西汉的历史到这里大概就没刘家人什么事了。以往看史书的时候，对于元帝、成帝以后的事情，书上大多也记述简略。其实也是，这个时候真没什么好说的了。依我以往所读的汉史看，此情此景可以用前辈的一句话概括——元帝以后就不行了。至少到这个时候，西汉基本上真不行了，国家和朝廷成了王凤的一言堂，王家成为国家的第一大家。

霍光时代有一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太后，还有个有作为的皇帝刘询，而这时候的皇帝刘骜不成气，太后王政君又正处于权力的中心，加上王凤掌了朝廷的大权，王家七侯并立，基本上控制了朝政，因此，自王凤以下，王家基本上没什么人把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刘骜放在眼里。

尽管王家人控制了朝政且都不把皇帝放在眼里，那时的朝堂之上却另有一番奇景：王家人一提出什么建议，就有人出来提反对意见，而且双方往往能当场在朝堂上吵起来。这不是因为别的大臣胆子大，而是因为反对的也是王家人。个中缘由说起来也令王凤无奈：王家兄弟虽多，却不是一母所生，因此兄弟之间并不和睦。唯一和王凤合得来的就是他的亲弟弟王崇，但他在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就死了，而其他的五个兄弟虽然也是沾了王政君的光，却都不怎么买王凤的账。在王章死后第三年，也就是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凤病重。当刘骜去探病，问及大司马接班人的事情时，王凤并没有让当时还在世且年纪最大的弟弟平阿侯王谭接任，而是推荐了御史大夫王音，并且在临死前反复向皇帝强调，他那几个弟弟都是不成器的。当然，王凤并非是幡然醒悟了，只是因为平时王谭对他毫不客气，而王音侍奉王凤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般尽责谨慎。

对于王凤临死前的请求，刘骜肯定会答应，反正他也看透了，朝政的事让谁做不都是王家说了算？而刘骜的各位舅舅也越来越不像话，个个争相攀比生活上谁更会享受。至于超大的豪宅、几十个小老婆、成百上千的仆童等，这些都是普通人能想到的寻常配置，而你想不到的还有很多。比如，成都侯王商有一次病了，估计大概是中暑一类的小问题，大夫嘱咐他要避暑，王商就向刘骜借光明宫养病，还在自己的宅子里建了个码头，并让人把长安城的城墙凿穿把城外的沣河河水引到自己家里。又比如曲阳侯王根，他在家里建了个规模超大的园子，园子里有一座建筑，造得跟皇宫里的白虎殿一模一样。

这些事情刘骜都看在眼里，可他能有什么表示呢？最后只是按监督不力治了司隶校尉和京兆尹的罪，至于王商和王根，则“不忍诛，然后得已”，就这么算了——当然，想来他也不敢怎么办，不然，太后那里又得浪费两顿饭了。

做了大司马后，王音行事还算谨慎，偶尔也能出两句正直之言，不像刘骜的舅舅们那样嚣张跋扈，大概是因为他只是个表舅而已。王音死后，成都侯王商接着做了大司马；王商死后，曲阳侯王根也过了回大司马的瘾。

这个王根就是饭桶一个，可他在大司马的位置上做了两件影响整个王朝的大事：第一件是将定陶王过继给刘骜做太子；第二件是推荐王莽接任大司马。

王莽的事情我们之后会着重提及，这里先按下不表。单说这个定陶王，他又是怎么回事呢？

定陶王刘欣本是刘骜的弟弟定陶恭王刘康的儿子，曾于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来朝，同时来朝的还有中山王刘兴。这次来朝，定陶王府上下做了充分的准备。刘欣的祖母傅太后早用金钱买通了宫中的第一红人赵合德与朝中的第一重臣大司马王根，目的是希望刘骜能够立刘欣为太子。

这事在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最终做成了，刘欣被立为太子，做了帝国的继承人。可事情乍一听似乎有点蹊跷，尽管有王根和赵合德的游说，尽管入朝时刘欣的表现确实比刘兴强上不少，但刘骜为什么非得让一个侄子来做太子呢？他自己的儿子难道就没能力做太子吗？

刘骜同志，别激动，请坐下，我来替你回答这个问题，反正现在大家都知道你没儿子了。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国人受的教育多重道德而轻人性，甚至将之视为洪水猛兽。殊不知，人类的欲望就如同滔天的大水，只可疏导，不能堵塞。你越想堵住它，它决堤那一刻的反噬就越凶猛，刘骜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幼年时的刘骜好读诗书，宽仁博爱，更难得的是，他还头脑清醒，行事谨慎。有一次，刘奭急召太子，可当时太子刘骜住在未央宫西北的桂宫，根据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原理，从桂宫到未央宫走直线当然最快，却要穿过驰道。驰道是皇帝的专用车道，太子如果横穿驰道，于礼不合。结果，虽然是急召，刘骜还是往西到直城门绕路去见了皇帝，其谨慎一度至此。至少此时的刘骜怎么看将来做了皇帝都差不到哪儿去，可没承想，这家伙到了青春期后，某天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对异性前所未有的欲望。这种欲望让刘骜很困惑，然后翻翻书，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哦，既然这是人本身的欲望，那试一试也无妨。结果，尝试了一下后，刘骜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前面说过，刘骜出生后深得宣帝刘询的喜欢，不仅常将其置于左右，而且亲自为他取了个表字“太孙”。只可惜，刘询驾崩的时候刘骜才三岁，宣帝还没来得及将那套王霸结合的治国理论传给他。后来刘骜做了太子，跟着刘奭学的就是儒家思想了。依后来刘奭、刘骜父子优柔寡断的表现看，当年刘询那句“乱我家者，太子也”几乎就是一句关于王朝未来的谶语。

刘骜本来性子就软弱，又碰到了强硬的外戚势力，干脆就自我麻醉，自我放飞，每天在醉生梦死的脂粉堆里寻求征服感。但让刘骜颇为尴尬的是，即便在后宫佳丽身上他也没获得多少成就感，因为他始终没有孩子。许皇后好不容易给他生了一男一女，可惜都没能养活。后来，刘骜宠爱的班婕妤也曾生过一个儿子，奇怪的是，生下来不久也没能养活。这让刘骜十分抓狂，于是他决定乱枪打鸟，便更加疯狂地进行尝试，妃子不行就宫女，宫里不行就宫外。

最后，刘骜终于惹上了让他绝根的赵氏姐妹。

关于赵飞燕，史书的记载着实有限，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传下来。我们只知道她出身于平民之家，家庭条件大概极差，以致赵飞燕生后一度被抛弃。然而，在无饮食且寒冷的野外，她竟三日不死。这下惊吓着了赵飞燕的父母，以为她有神明保护，这才重新把她抱回家抚养。

长大后赵飞燕进入阳阿公主家做了歌妓，学习音乐和舞蹈。由于她体态纤瘦，舞姿轻盈，故号之“飞燕”，甚至有人传说她能在侍女手中的托盘上舞蹈。

不管怎样，赵飞燕算是才貌双全了，而她恰巧又碰到了刘骜这个喜欢到处拈花惹草的皇帝。这天，刘骜到了阳阿公主家，阳阿公主设下宴席，又命歌妓们出来表演。这一表演，刘骜马上就被赵飞燕的容貌、身段和舞姿吸引了。

刘骜很是直接，那还喝什么酒呢？随朕回宫。

这个时候，恐怕没人会在意这个新进宫的歌妓，毕竟在她之前，宫里已经有数量众多的女子有跟她类似的经历。但谁也不会想到，赵飞燕这个平民歌妓却从宫女升婕妤，由婕妤升皇后，哪怕在始终生不出儿子的情况下，她依然能死死地抓住刘骜的心。

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般的说法是，赵飞燕非常有心计，她知道自己出身平民，在朝中和后宫都没有依靠，虽然眼下自己获得了皇帝极大的恩宠，但日后不免有色衰爱弛的一天，因此，老早就开始计划找人来帮她。

找谁呢？打虎还需亲兄弟，宫里只有姐妹亲，她最放心的人当然是自己的妹妹赵合德。

一日，赵飞燕和刘骜在后宫饮酒作乐，其间刘骜对她当然是情话绵绵，不吝溢美之词。这时赵飞燕告诉刘骜，自己不过普通姿色，她知道还有人远比她漂亮。

刘骜一听，马上来了兴趣。

“什么？还有人比爱妃漂亮，谁呀？”

“就是臣妾的妹妹呀。”

“什么都不说了，赶紧叫她进宫来给朕看看。”

对这种事情，刘骜的积极性最高，他一刻钟都不耽搁，立即派人到赵家召赵合德进宫。没想到，使者来到赵家把事情一说，赵合德想也没想就一口回绝了，理由是她没有得到姐姐的允许，不愿意进宫。

刘骜碰了一鼻子灰，反而更加兴致盎然，就跑去赵飞燕那里苦苦哀求，终于得了赵飞燕的一封亲笔信，这才召得赵合德入宫。

赵合德进宫后，刘骜一看，果然国色天香。赵飞燕体态轻盈，赵合德骨细丰盈，姐妹俩各擅胜场。从此，刘骜只流连于两姐妹之间，将往日广撒的三千宠爱集于赵家姐妹一身。终于，在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由于赵飞燕的构陷，刘骜废掉了那个曾深得自己宠爱的许皇后，并在两年之后立赵飞燕为皇后，赵合德为昭仪，从此赵氏姐妹完全掌控了皇帝和后宫。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刘骜又不是没见过漂亮女人，端庄贤德的许皇后当年也曾受过专宠。《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姑姑班婕妤，也是一位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可为何赵氏姐妹能在这一众美女中脱颖而出，恩宠历久不衰？刘骜为何明知自己搞不好要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还对她们言听计从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有一天我读了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才豁然开朗。“龙妈”丹妮莉丝被她哥哥嫁给“马王”卓戈时，起初两人并不幸福，在日常生活甚至夫妻生活中丹妮莉丝处处都在逆来顺受，完全是一副要隐忍终老的小媳妇姿态。但当丹妮莉丝在女仆多莉亚的指引下勇敢地转过身面对自己的丈夫后，她很快就掌握了主动权，甚至让在外强硬无比、战无不胜的丈夫对她越爱越深。

好吧，简单地说就是，刘骜这个人有点受虐心理，你越顺从他，他越不耐烦，你反过来抽他两鞭子，越抽他越喜欢。不管是许皇后还是班婕妤，她们大概吃的就是这个亏，而赵家姐妹明显就是抽鞭子的那类人。当然，这两姐妹里面，赵合德是更加强硬和狠毒的那一个。

虽然赵飞燕和赵合德把刘骜紧紧地拴在了她们身上，甚至禁止刘骜接近别的女人，可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这两姐妹都有不孕不育症。刘骜虽钟情于二人，但为了延续刘家香火，时常也免不了顶风作案。赵家姐妹的性格是蛮横而强硬的，由于自己生不出孩子，她们的心理便逐渐扭曲，见不得别的妃子生孩子。只要后宫哪个妃子怀孕被赵家姐妹知道了，第一时间就会被堕胎，即使有人侥幸逃过把孩子生了下来，事后她们也一定会弄死那个孩子。

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十一月，后宫许美人生下了一个儿子，刘骜很高兴，一不小心在赵合德面前说漏了嘴。结果赵合德怎么表示？她立即暴怒，骂道：“你平时说晚上住在皇后的宫里，既然住皇后宫里，那这个孩子是从哪里来的，难道你还想让姓许的做皇后不成！”

赵合德一边说，还一边以头撞柱，甚至从床上滚到地下，极尽泼皮耍赖之能事。她一边滚还一边死死抓住刘骜的衣衫大呼：“你放我回娘家，我不跟你过了！”

这时候身为皇帝的刘骜是怎么表示的？他只是幽幽地说：“我把许美人生儿子的事情告诉你，你生那么大气干吗？真不懂道理。”说完就一边坐着生闷气去了，连饭也不吃了。

结果，赵合德还不依不饶，继续说：“既然你说你没错，那怎么不吃饭！你常说永远爱我，现在许美人生了儿子，你就变心了是吧？！”

赵合德对刘骜的顶撞就如同在他心里抽鞭子，刘骜一个哆嗦马上服软，张口就发誓：“我说过让赵家的做皇后，就肯定不让姓许的做皇后，天底下没有比赵氏更尊贵的了，这个你放一百个心。”

为了让赵合德消气，刘骜还做了一件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命手下带着信去许美人的住处，用一个竹子编制的小箱子把孩子带来。

等手下人放下箱子后，刘骜遣散了身边所有的人，独将自己和赵合德反锁在房中。随后，没有人知道屋子里发生了什么，直至一刻钟过去，刘骜才开门把箱子提出，并招来手下让他拿着箱子去找掖庭狱丞籍武。刘骜命手下传话给籍武，说箱子里有个死婴，让他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埋了，千万别让其他人知道。

这不是赵家姐妹在宫中弄死的第一个孩子，但值得注意的是，依两人平日的表现看，这孩子极可能是赵合德逼着刘骜亲手掐死的！

亲手掐死自己唯一活着的骨肉，刘骜内心大概也崩溃了，可他还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刘骜这个人的奇怪之处就在于他那过于软弱的内心。他知不知道王家专权弄政？答案是肯定的，但他没有选择去对抗；他知不知道赵氏姐妹的种种恶行及其对皇室造成的严重后果？答案也是肯定的，但他同样无法下决心去改变。刘骜是可怜的。对外，他无法摆脱王氏外戚的控制；对内，他同样无法摆脱对赵氏姐妹的依赖。此后，不管在朝廷还是后宫，他变得更加没有兴致参与任何事情，精神也越发萎靡，整日醉生梦死。刘骜更是可恨的，正是因为他的放纵和不作为，最终将这个强极一时的王朝推向了衰败的深渊。

在强权和强势面前，刘骜选择了沉默和逃避。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显然，刘骜带着他的帝国最终走向了后者。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月，王家的第五个辅政大臣正整理衣衫准备迈向大司马的位置，正是这个人给了这个即将没落的王朝最后一击。

他就是王莽。

[1] 今河北邯郸大名县。

[2] 宫中女官之首。

[3] 官名，首都的市长。

第十七章 王莽：作秀与起落

从最失意到最得意的那一个：王莽的表演时刻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王家的五兄弟同日被封侯，加上大司马王凤和安成侯王崇，王家的声势达到了顶峰。在这人人得意的时候，要说王家谁最失意，那这个人无疑就是王莽。

王莽的父亲叫王曼，是家里八兄弟中死得最早的一个，就因为死得早，他没能让儿子王莽享受到家族的福利。那时的王家已经权倾天下，王莽生活在这样的豪门之中，看着各个叔伯兄弟每天过着锦衣玉食、相互攀比的生活，大概不免有些羡慕嫉妒恨。

我们之前说过，王家的兄弟彼此都不怎么合得来，所以后来王凤临死前才反复跟刘骜强调他那几个兄弟都是不可委以重任的。他宁可提拔自己的表兄弟王音，也不给自己的亲兄弟辅政的机会。因此，可以猜测，年轻的王莽没了父亲，那些叔伯没把他踩死就算烧高香了，根本别指望有人会拉他一把。

生活给你磨难的同时，肯定也给了你成功的机会。王莽想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想出人头地，他要把那些看不起他的人都踩在脚下，可他知道要做到这些不能指望别人，只能靠自己，而自己无疑也是最可靠的。

在这种环境下，年轻的王莽完成了与其他王家子弟不一样的心理蜕变。

条件不如别人，起点也不如别人，怎样才能超过别人呢？王莽的答案是，只有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以此为指导，王莽盯着自己身边的王家子弟，事事都和他们反着来：他们奢侈，王莽就表现得节俭；他们懒惰，王莽就表现得好学；他们高傲，王莽就表现得谦让。这样一来，王莽身边的苦难和倒霉事反而成了他表现自己的道具。王莽的父亲死后，他的哥哥也死了，于是，他无可选择地开始当家做主。对于年迈的母亲和守寡的嫂嫂，王莽每天认真地侍奉，从不敢有一丝不敬；对于哥哥留下的孤儿，王莽把他视作自己的儿子一般抚养；对待宾客、士人和那些看不起自己的叔伯，王莽同样礼数周到，让人无可挑剔。

俗话说：“迎面不打笑脸人。”王莽的谦卑谨慎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好感，这让他成为家族中一个另类的存在——虽然王家几个侯爷之间谁也看不上谁，但他们都一致认为王莽这小子还不错。

但王莽知道这还不够，他还远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需要继续表现自己的谨慎和谦卑。阳朔年间，王莽又抓到了表现的机会。这时，大司马王凤得了重病，在所有的兄弟都对他敬而远之并盼望他早点死好取而代之的时候，王莽出现在王凤身边，比儿子还像儿子地服侍王凤。每一碗汤药，王莽都要亲自尝过；每一个夜晚，王莽都在王凤身边谨慎伺候着，以至几个月下来，王莽都未曾脱衣服睡过一个整觉。

王莽的野心此时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因为这一表现实在太过了，哪怕历史上最有名的孝子，和王莽一比也难分高下。所谓“反常必为妖”，王莽过头的表现恰恰证明了他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虚假的。可王凤不这么看，病好了以后，他对王莽大加赞许。我甚至猜测，要不是还有其他人同样把王凤当老子供着，比如辈分比王莽高一辈的御史大夫王音，王凤死前推荐的大司马接班人说不定就是王莽了。

虽然王莽没有一步登天，但王凤死前还是将他托付给了太后和皇帝。之后，王莽很快就做了射声校尉。射声校尉虽说已经是俸禄两千石的高官，但它离王莽心中的那个目标还差得远。

终于取得了一点成绩的王莽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反而变得更加谨慎、谦卑。为了达到心里的那个目标，王莽继续着自己的作秀，他收留并供养那些生活困难的社会名士，散财广济门下宾客，这使得当时很多士人都对他有好感。

当然，上面那些事情只不过是常规操作，王莽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提升自己形象的机会。比如，对于他哥哥留下的孤儿王光，王莽先是推荐他到太学的博士门下学习，之后但凡休假他就备齐酒菜亲自送去以慰劳王光的老师和同学，让王光的老师和同学在饱餐之余，也非常羡慕王光有他这样一位叔叔。王光长大后，王莽不仅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同日娶妻，还把婚宴规模搞得非常大，而他早已准备好了一次众目睽睽之下的现场秀。

考虑到此次的观众非常多，王莽特意在自己家里开了个极大的场子。等宾客们都落座开席后，王莽的表演正式开始。

席间，大家交杯换盏好不热闹，王莽也表现得很高兴，和各位来宾开怀畅饮。大家正吃得兴起，这时，一个下人上来报告王莽：“大人，老夫人忽觉头痛。”

王莽马上作吃惊状：“可曾看过大夫？”

下人回禀：“已请大夫瞧过了，开了一副治头痛的方子，药已煎好，正准备给老夫人送去。”

王莽伸手做出制止的手势，自言自语道：“且慢，依孝道，母亲服药需儿子先尝。”然后，他立即起身向在座宾客表示歉意，随后便快步向后堂走去。

片刻之后，王莽从后堂回到宴席上，神色如常，继续和众人把酒言欢。又过了一会儿，手下再次出来禀告：“老夫人服过药之后头痛减轻，但腹中又隐痛难忍。”

王莽又起身：“大夫可曾看过？”

下人说已经看过了，另开了几味药，药已煎好。

王莽再次向宾客致歉，离席去尝药。

如是再三，直到宴会结束。

脸皮超厚就是王莽比一般沽名钓誉之辈高明的地方，即便是如此矫揉造作的作秀，他做起来也十分泰然，这让他在数量庞大且不明真相的宾客中赢得了好名声。

由于大多数人都称赞王莽，太后王政君便也觉得自己对那个早逝的兄弟似乎太薄情。在王家所有兄弟都封侯好几年后，王曼也终于被追认为新都哀侯，王莽则顺利地继承了新都侯的爵位。

可能有人就有疑问了：既然你说王莽的这些行为都是在作秀，难道当时就没有人看出来，千年以来只有你一人独醒？

当然不是，王莽如此沽名钓誉，标榜自己，肯定会引来一些人的不满。什么人会不满呢？当然是那些成为王莽光辉形象的陪衬的王家子弟。如果大家小时候经常被长辈数落，还经常被拿去跟某人对比，有过“你看某某某，如何如何好”的经历，大概也不难理解他们的心理。王家的这些同辈是真小人，当然看不惯王莽这个伪君子，就时刻盯着王莽，誓要戳穿他的画皮。

有一次，形象高大正直的王莽看上了一个绝色女子，就偷偷让手下把这女子买来给他做妾。结果也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人刚买回来就被王家的其他兄弟知道了，他们哈哈大笑：平时想做道德圣人，这下露底了吧？他们于是派出人手到处宣扬王莽要纳妾的消息。

不得不说，王家的这些兄弟头脑太简单了，也不说等王莽把生米煮成熟饭，他们就到处宣扬。可惜他们高兴得早了一点，王莽这时还没来得及下手，听说外面都在传他纳妾的消息，就赶紧进行了一次危机公关。王莽公开宣称：“后将军朱元子还没有儿子，我听说这个女子屁股大好生养，因此准备买来送给朱将军。”然后，王莽忍痛当天就把自己好不容易看中的女子送到了朱元子家里。

有了这次教训，王莽再也不敢松懈，毕竟他是有大志向的人，也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可光是这样还不够，因为王莽头上除去王凤外的六个叔伯就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好在，到了王根做大司马辅政的时候，这六个人要么死了，要么已经过过瘾了，都已不是王莽的威胁。可这时要排排坐分果果还是轮不到王莽，因为王莽还有一个强劲的对手：淳于长。

淳于长是王政君的姐姐王君侠的儿子，从其发迹之路来看，此人真是王莽的劲敌。

淳于长年轻的时候因为王政君的关系进宫做了黄门郎，但他并没什么学问和才华，也一直没什么机会表现自己。看着王政君当了太后，王家一众人鸡犬升天的样子，淳于长羡慕不已，也决心要寻个机会出人头地。

可事情说起来轻巧，机会又在哪里呢？淳于长抓住的机会正巧和王莽一样：阳朔年间大司马王凤的病。

谁都知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王凤虽然位极人臣，权倾天下，但面对疾病也同样需要关爱，因此，此时的他就成了别人追名逐利的工具。可王凤身边已经有一个比儿子还孝顺的王莽在服侍了，淳于长还能插得进去吗？当然能。王莽替王凤尝药（现在看来，这是他的技能），淳于长就给王凤当扶手、拐杖；王莽通宵服侍，淳于长就达旦服侍。而因为表演的需要，王莽故意不搞个人卫生，以致蓬头垢面。虽然王凤看了很感动，但我认为，从常人的情感和好恶上来说，王凤可能更喜欢亲近身上闻起来没什么异味的淳于长。因此，王凤死前同样嘱咐太后和皇帝多多关照淳于长。随后，淳于长的仕途一帆风顺，很快就做到了地位比射声校尉高得多的卫尉。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卫尉淳于长又做了一次政治投机。他凭借自己的外戚身份游说太后王政君，终于使王政君松口，让赵飞燕如愿做了皇后，他也因此被封为定陵侯。攀上赵飞燕这棵大树后，淳于长在刘骜面前“大见信用”，一时风光无限。在别人眼里，他俨然已是下一任大司马的不二人选。这时候，淳于长表演功力不够且智商不足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他志得意满，渐渐显露出自己的本性，不但娶了多位娇妻美妾，过起了声色犬马的生活，还公开向下面的官员收受贿赂，而且手越伸越长，最后竟伸到了宫里。

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淳于长居然勾搭上了被废的许皇后守寡的姐姐，还堂而皇之地把她纳为小妾。许皇后被废以后，皇帝对她还不算太坏，毕竟许氏跟自己除了是夫妻，多少也有些表亲关系，因此，刘骜不仅没让她住冷宫，还给了她一个“长定贵人”的称号，让她住在长定宫。可许氏心里对赵飞燕极为不服，一直想和她再较量一次，现在姐姐搭上了皇帝的红人淳于长，许氏就想走关系让皇帝重新宠幸自己。

这其实是一件比谋反当皇帝还难的事情。如果许氏有机会翻阅下中国帝制两千多年的历史，她就会知道，一个废后能重新得宠的概率基本为零，那她大概也就不会起这种心思了。可那时许氏或许是认为事在人为，而且她很清楚现在掌权的是王家，皇帝实际上是说不上什么话的，只要王家有人提出恢复她的后位，事情就有可能办成。

许氏毕竟做了十几年皇后，现在虽然被废了，可还有万贯的家财。因此，许氏就想用钱来通神。可虽说百姓常言“钱能通神”，但神也不是想见就能见的。许氏在王家没什么人脉关系，现在见着淳于长这个王家的旁亲，也就只能把他当万能的真神供起来。

淳于长这人极不地道，他明知道这件事情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但他既贪恋许氏的钱财又垂涎许氏的美色，就满口答应帮忙，而且拍着胸脯保证能让许氏和赵飞燕并立，做“左皇后”。然后，他就提出需要金钱来疏通关系，并且屡次在言语上调戏许氏。许氏也许是再做皇后心切，听了淳于长的大话竟真的以为有戏，对淳于长有求必应，不仅对他逆来顺受，而且在一年的时间里前后共搭进去超过千万的钱财。其实，淳于长根本没那个能力，也不敢跟皇帝或大司马提这事。每次许氏写信来催时，他就以“陛下正在考虑”一类的借口推托。

淳于长推托了许氏，却给了王莽机会。

当时的大司马王根身体也不好，眼看着辅政也没有几天了，这时最着急的无疑是王莽。王莽知道，如果王根乞骸骨，那下一任的辅政大臣必然还是在外戚中选出，而淳于长位居九卿高官，辅政的机会远比他大，自己要想夺得下一任大司马的位置，就必须把淳于长拉下来。

想把淳于长拉下来容易吗？当然不难。王莽平时如此谨慎尚且差点被人捉住马脚，何况形骸放浪的淳于长，岂不全身上下都是破绽？于是王莽私下买通了淳于长身边的下人，很快就挖到了他与长定贵人的姐姐私通，并收受长定贵人的贿赂帮她谋求后位的大料。

得了此消息后，王莽并没有莽撞地往上捅，而是将其先隐匿了下来。不同于淳于长的狂妄自大，王莽虽知道这是可以助他扳倒淳于长的黑材料，可他还摸不清王家人尤其是大司马的意思。如果淳于长的所作所为是得到王家的默许甚至支持的，他这样贸然捅上去，不仅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反而会引来淳于长的反扑。“打蛇不成反被蛇咬”的风险是一路小心翼翼走到现在的王莽所不能承受的。

出于谨慎起见，王莽决定先试探下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的口风。王根自出任大司马辅政以来身体一直就不怎么样，常年处于半养病状态，这段时间王根又在家养病。服侍病人是王莽的拿手绝活，一通比亲儿子还尽责的试药、守夜流程下来，王根的病很快有了好转。这时王莽有意无意地告诉王根：“听说淳于长知道您病了非常高兴，他认为只要您一有不测，下一个辅政的就是他了，而且据说他已经开始在家里计划朝中官员的任免问题。”

王根本就对淳于长有意见，因为以前王凤养病，听说他每天都在床旁搀扶，怎么到了自己养病，他就不见人影了？而且，王根前些日子生病，大概服用了不少滋补药物，此刻病体稍愈，精气十足，一听王莽的话便很生气，问王莽：“有这种事？”

王莽拱手鞠躬，不慌不忙地说：“何止！他还私通长定贵人的姐姐，将之纳为小妾并收受长定贵人的贿赂，妄言要为其谋取左皇后之位！”王莽说完便将在怀里揣了多日、早已焐得热烘烘的证据呈给了王根。

王莽的这个小心思耍得不错，原本他只有淳于长收受许氏贿赂的证据，但现在这么一说，似乎他前面说的淳于长在家中计划朝中官员任免的问题也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果然，王根看了大怒，一拍桌子就把手边的药碗震得颤动不已，指着王莽就责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早说？！”

王莽假装很为难地回答：“实在是因为不知道大人您的意思，所以不敢说。”

王根想也没想就说：“你赶紧进宫把这事告诉太后！”

王莽这下摸清王家对淳于长的态度了，他马上进宫去见太后。见到太后，王莽诉说淳于长过失的重点就不同了，主要有三点：一、妄图替代大司马王根；二、私通长定贵人的姐姐并收受其贿赂；三、对王莽的母亲也就是淳于长的舅妈不敬，竟然当着舅妈的面上轿子——这于礼不合。这第三条明显就是专门说给太后听的，王莽之所以没有跟王根提，是因为他估计提了也没用，而同是女人的太后对此则能感同身受。

淳于长的三条罪过条条都刺痛了王政君的心，她大概从没想过自己的外甥是这样的人，便马上给王莽拿了主意：“这小子居然如此不像话，你马上去告诉陛下！”

既然能拿主意的人已经发话，王莽就没什么好顾虑的了，于是又去皇帝那里把事情说了一遍。刘骜其实也没什么主意，既不能不处罚淳于长，又不敢把他杀了，最后只好把淳于长免官，让他去之国。

事情到这里，淳于长虽然败了一阵，但还不算一败涂地，若他肯自己收拾收拾，带着那些娇妻美妾回家过平安祥和的下半生大概是不成问题的，甚至说不定哪天还能翻身。可淳于长自己作死，竟然花重金贿赂红阳侯王立的儿子王融，希望王立能在皇帝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好让他继续留在长安做官，而王立是个只认钱没原则的主，收了钱倒也实在，立即就进宫给淳于长说好话了。

淳于长大概是这几年过惯了舒坦日子，昨天自己还在做着后备大司马的美梦，今天就莫名其妙地被免职了，此时他的脑子里或许已经是一团浆糊了。找王立替他说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为满朝上至皇帝下至群臣，谁都知道王立对淳于长抱有很深的成见。

当年淳于长做侍中的时候很得皇帝信任，通常负责在皇帝和太后之间传话，是宫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立在王家兄弟中排行第六，按他自己的理解，排行第五的王商过完大司马的瘾后就理应轮到自己了，可没承想，最后竟被排行第七的王根抢了先。这下王立就不服了，不知他依照的是什么逻辑，最后他认定应当是淳于长这个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传话的人在背地里搞鬼，因此“怨毒”于淳于长，此后便没给过淳于长好脸色，甚至在淳于长背后也没少吐唾沫星子。

如果是别人来说情还好，这时王立主动出来给淳于长说好话，反倒不得不让刘骜怀疑，而且越想越可疑。刘骜非但没有听王立的，反而下令让有司去深究其中的隐情。官吏们一查发现，王融和淳于长私底下有过接触和交易，就要去缉拿王融。

这下王立急了，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情急之下，他竟在拿人的官吏上门之前就逼自己的儿子王融自杀了。王立以为这下就彻底灭口了，然而，虽说这在法律上已“死无对证”，难以进一步侦查和宣判，可王立反常的举动反而引起了刘骜更大的怀疑：这是得有多大的阴谋才能让他宁愿逼死儿子？既然王立这边查不到什么，刘骜就决定从淳于长那里下手，遂命人将淳于长拿下，送往洛阳的诏狱——这是现今典型的为了有效排除和预防干扰而进行的异地审判。

到了洛阳的诏狱后，就由不得淳于长耍什么花样了，况且此僚原本也非心坚口硬之辈，可能诏狱里的主审官才刚把审讯用的刑具的名称和用途罗列一遍，淳于长便招供了所有的事情，包括对长定贵人许氏的调戏。

这下谁也救不了淳于长了。刘骜平时虽然蔫，可那也得分人，一个不受王家庇护的小子居然还敢调戏自己的前妻，这次自己要是再忍，那做人也没什么意思了。经皇帝批准，淳于长被判“大逆罪”，被诛杀于狱中。他的妻子和儿女也被流放合浦，而逼死自己儿子的王立也没能彻底摆脱干系，虽然他没有被定罪处罚，但还是被遣之国。

淳于长死，王立之国，剩下受益最大的无疑就是王莽了，他不但获得了忠心正直的名声，还顺理成章地成了大司马的第一候选人。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十月，大司马王根因病乞骸骨去官。临退休前，他推荐王莽做下一任的大司马。一个月以后，王莽正式接到接任大司马的诏命。

这一年王莽三十八岁，他的地位已经远超同龄人，他终于完成了从王家子弟中最失意之人到最得意之人的转变。

惊变

做了大司马后，王莽依然保持着平日的节俭和谦卑，如果说他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更大的野心或者理想，恐怕也不尽然。因为这时的刘骜虽然已经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可他的年纪比王莽大不了几岁，在没有前车之鉴的前提下，王莽再怎么也不太可能打他的主意。做一个不同于之前其他王家人的大司马，想办法博一个世人眼中的好名声，然后物色下一任大司马的人选，这大概就是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的执政纲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王莽辅政四个月后，即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三月，平时没什么疾病的刘骜跟赵合德睡了一夜，早晨醒来时还好好的，正坐在床边准备穿衣服起床，突然衣服掉落，他整个人一下子瘫在床上不能说话了——这是中风脑出血的典型表现。又过了大约十刻钟，太医宣布抢救无效，刘骜驾崩。

对于刘骜的死，我猜测有不少人想看野史的记载。诸如《西京杂记》那些我也看过，什么壮阳丹，头天晚上一次吃了十颗，然后那个什么流了一床，而当天侍寝的赵合德也因此畏罪自杀。

我认为这不太可信，任何一个皇帝的饮食起居都有专人在旁边盯着，何况是丹药一类的物品，医嘱一次一颗的玩意儿，不是你说吃十颗下人就会给你拿十颗的。所以，即便刘骜的直接死因真跟赵合德有关，那也应该是次要原因。

当然，我也没什么证据，可依照刘骜这二十几年憋屈的皇帝生涯——外受制于外戚权臣，无一事敢做主；内不能摆脱赵氏姐妹，甚至还有可能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来看，刘骜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才长期沉溺于酒色，而这种内心的煎熬更加重了酒色对其身体和精神的伤害，让他长期处于崩溃的边缘。刘骜的身体是没什么大病的，但也绝谈不上健康，在这样一种亚健康状态下，又到了四十出头这么一个年纪，突发脑出血并非不可能。而且，在脑出血丧失意识的状态下，人极容易出现大小便失禁，可能正因如此他才被后来那些猎奇的人牵强附会成了和《金瓶梅》里西门庆一样的下场。

刘骜驾崩以后，朝野臣民一片哗然。刘骜做皇帝的这二十几年，虽然没做多少好事，可他也没机会做什么坏事，因此，百姓纷纷将其死归罪于赵氏姐妹，而最愤怒的莫过于太后王政君，她要彻查其中的隐秘。在太后的授意下，大司马王莽带领丞相、廷尉和御史等轮流找赵合德了解皇帝发病前后的情形，结果，赵合德因承受不了这样大的心理压力自杀身亡。

有人又说，赵合德自杀是她心里有鬼的表现，正是她榨干了刘骜，使得他英年早逝。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如果赵合德或者赵氏姐妹确实对刘骜的死有直接的责任，比如让他长期过量服用某种丹药之类，那赵飞燕何以能摆脱干系？而且，赵氏姐妹跟西汉以前的一位妃子很像，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这个人了，就是后来被做成人彘的戚夫人。

赵氏姐妹和戚夫人类似的地方是，她们都只依仗皇帝的宠爱。赵氏姐妹拿住了刘骜的要害，在刘骜的庇护下可以为所欲为，可一旦失去了皇帝的庇护，满朝文武，她们能镇得住谁？别看赵合德平日恃宠而骄，蛮横得谁都不放在眼里，可这种狐假虎威的人往往最为胆小怕事。看着自己的靠山刘骜在自己面前突然瘫痪倒地，口吐白沫，赵合德光吓都已经被吓死了，更别提后来大臣们还反复强迫她回忆这段记忆，这种折磨是她无法承受的，因此，自杀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

赵合德自杀后，升级为太后的赵飞燕日子也过得非常低调，再也没了往日的风光。但就是这样，大臣们也不准备放过她及其家人。首先遭殃的是赵家仅有的两个侯爷，在赵飞燕成为太后的当月，他们即被贬为庶人。五年以后，太皇太后王政君又下诏把赵飞燕由皇太后贬为孝成皇后，后又由孝成皇后贬为庶人，让她去守园——实际上就是把她当活死人一样软禁了起来。终于，赵飞燕在当上皇后十六年后，又回到了自己的起点。在诏书下达的当日，赵飞燕自尽而死，十六年的黄粱一梦终于到了尽头。

当然，没了皇帝的庇护，赵飞燕和赵合德姐妹在庞大的王家面前屁都不是，王莽根本不需要为她们费心，而相比之下，即将继位的定陶王就要麻烦许多。

外戚对外戚

汉成帝刘骜无后是件让太后王政君和王家抓狂的事情。虽然刘骜立了定陶王刘欣做太子，可那只是权宜之计，毕竟刘欣不是王政君的亲孙子，王政君心里或许并不乐意，她未尝没有拿刘欣暂时过渡，等刘骜有了儿子便另立太子的想法。可在赵氏姐妹的控制下，刘骜始终没有完成传承香火的任务，而刘骜的猝死也打乱了王家的计划。公元前7年，十九岁的刘欣当了皇帝，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摆在了王政君和王莽的面前——刘欣也有自己的母亲、祖母和外戚集团。

这下后宫就要乱了，赵飞燕成了太后，王政君成了太皇太后，可让刘欣将母亲丁氏和祖母傅氏置于何地呢？而且，刘欣的母亲丁氏还好说，其祖母傅氏是元帝刘奭的昭仪，此女原也非寻常妃子，当年就是她一手促成了刘欣做太子的事情，目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做主东宫。想来此人也是极有心思和计谋之辈，如今她的目的已然达到，这样的人安肯屈居别人之下？

果然，等刘欣坐稳了皇位，朝中就发生了所谓的“尊号之争”。

先出手的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四月，安葬了刘骜后，刘欣继位，王政君下的第一道诏令就是让傅氏和丁氏到宫外居住，每十天来一次未央宫。

傅氏也不是那么好摆布的，王政君的这个诏令摆明了是要把她们两人从政治中心踢出去。可还没等傅氏有所表示，这事就引起了皇帝的不满，刘欣找来当时的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他首先问孔光：“你觉得朕的祖母定陶共王太后应当住在哪里呢？”

孔光知道傅氏性格刚强暴躁，而且心里有很多花花肠子，如果让她住得离皇帝太近，日子久了势必会生出事端来，就建议在他处另外给傅氏造新的宫殿。这个答案显然不合刘欣的心思，他又问了何武同样的问题。

何武是个直愣的书呆子，只知按规矩行事，他说：“以往太后的居所都在东宫（指在未央宫以东），可现在东宫有主了，那就让傅氏住与东宫相对的西宫。”这话合了刘欣的心思，他也不问王政君的意见，直接下诏让丁氏和傅氏住进了西宫。

过了几天，高昌侯董宏上书，提议说现在的定陶太后，就是傅氏，也应该称为帝太后，还举了当年嬴政的父亲秦庄襄王异人的例子：异人的生母是夏姬，但他后来认了华阳夫人为母，这才得了秦国的继承权，等到异人称王时，便把夏姬和华阳夫人都尊为太后。

董宏平时也就是个不显山不漏水、混吃等死的角色，此时居然主动跳出来搅浑了后宫的这趟水，我猜测他大概是得了傅氏的授意，才如此大胆的。董宏的提议立即遭到了大司马王莽和左将军师丹的反对，他们抓住了董宏提议中的一个大漏洞—拿亡秦的太后做比较，说这是对圣朝的大不敬，故此应当查办董宏。

刘欣虽刚当皇帝，可这不代表他不懂得朝廷的形势。以太皇太后王政君为依靠，二十多年来，王家人五任大司马，现在满朝文武除了几个自己的亲戚，其余的要么姓王，要么是王家的亲戚，要么就是王家的门生，剩下跟王家沾不上边的大概也在王家的淫威下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而自己一个刚上来做皇帝的，确实没能力对抗这样强大的势力。因此，刘欣做出裁决：把董宏贬为庶人。

刘欣的决定严重地刺激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定陶太后傅氏。此人虽说在谋立刘欣做太子一事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城府和谋略，但可惜道行不够深。她觉得自己的孙子现在是皇帝了，那么自己的优势很大，就应当做太后，为此甚至要挟刘欣一定要马上解决她的称号问题。这让刘欣左右为难，自己初来乍到，怎么能搬得动王家这块大石呢？好在，这时王政君主动替刘欣解围，同意下诏尊已故的定陶恭王为恭皇，并以此为依据尊傅氏为恭皇太后，丁氏为恭皇后。

这下后宫就出现了四个太后：太皇太后王政君、皇太后赵飞燕、恭皇太后傅氏、恭皇后丁氏。一下出来四个难伺候的主，搞得宫女们都头大。事情表面上的起因是刘欣的母亲和祖母的身份问题，然而，深究起来又并非那么简单：这其实是一场原来的王家外戚与新来的傅家及丁家外戚的斗争。

眼下乍一看后宫局势好像是势均力敌的二对二，可仔细看却是一对三——刘欣能做皇帝，本就是因为皇太后赵飞燕生不出儿子，而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赵飞燕明显地在向傅氏靠拢，这也是她在妹妹赵合德死后仍然能活着的重要原因。

有人可能觉得，王政君这不是老了脑子糊涂了吗，给自己弄这么一个棘手的对头？其实，这才是老太太的智慧所在，她知道现在新的皇帝有新的外家，而这些外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必将得势。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几年王家已在朝中扎稳脚跟，可现在和对方正面对抗并不合适，为今之计只有保存有生力量以图日后再做计较，尤其是在王莽试探过这个所谓的恭皇太后之后，王政君更加意识到王家现在应该隐忍退让。

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七月的一天，刘欣在未央宫设宴。大人物开会吃饭最讲究的是什么？座次。谁主谁客，谁上谁下，谁左谁右，皆有礼仪，饭可以乱吃，但座位绝不能乱坐。王莽先到了未央宫，见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多出了一个用轻纱所做的帐幕，于是就问一旁的内者令：“这是谁人的位置？”

内者令回答：“这是恭皇太后的位置。”

王莽当时就非常生气：“所谓的恭皇太后，不过是一介藩妃，如何能与太皇太后并坐？！速速撤去！”

内者令也不敢反驳王莽，只好把原来给傅氏准备的位置撤了，挪到一旁的偏位上去。其实，王莽心里不会不明白，内者令哪有什么资格决定位置，把恭皇太后的位置设在太皇太后旁边，绝对是傅氏自己的意思。

这边内者令平白挨了一顿骂，还没说生气呢，那边傅氏就不干了。一听说王莽挪了自己的位置，她直接拒绝出席宴会，搞得原本计划好的宴会也没开成，大家只好在尴尬的气氛中草草散去。

这下傅氏就恨上王莽了，而王莽也不含糊，直接向皇帝上书乞骸骨。两个月前，王莽在王政君的授意下也曾乞骸骨，虽然刘欣非常不喜欢王家人，可那时他因为自己新继位，还不敢对王家怎么样，只好变着法子求太皇太后让王莽回来上朝。这次王莽再乞骸骨，刘欣也不再客气，马上同意了他的请求，赏给他安车驷马和五百斤黄金，并保留了王莽等同于三公的待遇。

王莽隐退后，王家其他人也没能好过，王根被遣之国，王商的儿子王况被贬为庶人，王家的党羽也大多被免官。一时间，王氏在朝廷中的影响似乎销声匿迹。

对于王家的种种遭遇，所有的王家人都默默接受了。王家人是真的服了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以上种种在我看来都是在王政君主持下王家采取的退让措施，类似于丢卒保车，目的是尽量保存王家的政治有生力量。傅氏做了太后之后锋芒毕露，要处理王家的旧势力是板上钉钉的事。王莽等人若再在朝廷中待着，最后难免陷入党争之中，成为傅氏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因此，最好的做法就是暂时远离权力中心。

前两年我听说别的单位有一位内镜专家想要跳槽，但因为他掌握了本专业的核心技术，单位不愿意放人，无奈之下他就故意弄出了点事。因为这事既构不上犯法，又让单位尴尬，他这才得以从原单位离职。王莽的心思大概也差不多，他故意在排座位这样的小事上开罪傅氏，好为自己的隐退找借口。王莽弄的这事大吗？实在不算大，远够不着砍头抄家的罪名，可又能让傅氏记恨自己。

然而，对傅氏来说，即便如此也还不算完。又过了两年，恭皇太后觉得她这个名号听起来不够响亮，既不能让人家一听就明了她到底是何方神圣，也压不住已经过了气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就给自己换了个直抒胸臆的尊号——皇太太后。相应的，她的媳妇恭皇后丁氏的尊号也被改成了帝太后。为了展现自己皇太太后的威严，也为了试探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态度，傅氏还授意大臣把已经乞骸骨的王莽提溜出来修理了一番，理由是当年他在议尊号的时候持反对意见，因此“亏损孝道”。大臣们还说这样的人应当杀头，但看在太皇太后的面子上可把他贬为庶人了事。对于这样几近莫须有的罪名，王莽也不上书申辩，王政君也不绝食抗议，而是集体保持了沉默。当然，以这个理由就把王莽贬为庶人是不太可能的，刘欣最后给王莽的判决是“遣之国”。

总之，自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之后，王家在朝廷中的势力大幅度地收缩，王家人的日子也越过越低调。相反，在皇太太后傅氏的包庇下，傅家和丁家的外戚越来越嚣张跋扈，终于引起了一个人的强烈不满。

这个人就是刘欣，而这正是王政君想要的结果。

郁闷的刘欣

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欣的第一感觉是自己是幸运的，强盛无比的王家居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扳倒了，这让他可以不必像当年的孝宣帝刘询那样一上来就活在权臣的阴影里。按他的理解，他现在可以直接开始大展宏图了。

他先是取消乐府，限制有钱人占有的土地数量，免除财产不足十万的穷人的赋税，后又积极进行人事调整，消除王家的影响，巩固皇权。刘欣一开始也是斗志满满，要以刘彻、刘询等先祖为榜样，做一个中兴之主。可日复一日，随着做皇帝的新鲜劲过去，刘欣才发现事情并非自己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王家人是销声匿迹了，可想要把持朝政架空皇帝的，远不止王家一家，他祖母傅氏和傅家人也不比太皇太后和王家强多少。

王莽乞骸骨后，大司马一职就空缺了下来，对于如此重要的职务，不管哪个皇帝都会用自己最亲近和信任的外戚，刘欣准备让傅喜做大司马。傅喜此人来头不小，论辈分，他在傅家甚至比皇太太后傅氏还要高一辈。他平日里恭谨节俭，能力也非同一般，是王莽隐退后众望所归的大司马人选。

可有人不同意让傅喜辅政，这个人就是皇太太后傅氏，原因是傅喜为人正直，遇事帮理不帮亲，甚至多次在皇太太后面前提反对意见，而傅氏是准备效仿当年的吕雉从幕后走到台前指挥朝政的。

由于皇太太后的反对，刘欣只好任命自己的太傅师丹做大司马。可诏命一出，大臣们都极力反对，因为师丹并非皇帝的近亲，他做大司马主持内朝并不合旧制。对此，皇太太后傅氏也不满意，因为这不利于她控制朝政，最后，傅氏只得退而求其次。一个月之后，师丹改任大司空，由傅喜出任大司马。

没想到，傅喜做了大司马后，并不领皇太太后的情，依然秉持正道。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傅氏要二上尊号，傅喜拉上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一起表示反对，说这于礼不合，“恭皇太后”是天下议定的事情不能更改，况且天下从来没有上两次尊号的事。由于大臣的反对，傅氏只好暂时作罢。

又过了一年，傅氏旧事重提，还要上尊号，傅喜依旧反对。这次傅氏不干了，她先罢免了师丹杀鸡儆猴，但傅喜不为所动，依旧不同意给傅氏重新上尊号。结果，十日之后傅喜被罢免，又过了几个月，丞相孔光也被贬为庶人。

这下刘欣郁闷了，原来朝中的重臣是什么人？大司马傅喜——相比于傅家众人的奢靡霸道，他是傅家外戚中少有的一股清流，不仅有能力且为人恭谨节俭，甚至因此遭到族中其他人的嫉恨；大司空师丹——他原来是刘欣的太傅，学问和人品在朝中都是一等一的；丞相孔光——这个更不得了，他是孔子的十四世孙，来头大，名气大。可这些人全被自己的祖母撵回家了，换上来的都是一些如朱博、赵玄之类的听命于皇太太后且只想着铲除异己、睚眦必报之辈。而且，在傅氏的操作下，朝中原来的王家外戚虽然被踢出去了，可填进来的也无非是傅家和丁家的外戚，换汤不换药罢了。在这种情况下，刘欣指挥不动朝政，摆脱不了祖母的掌控，完全不知该怎么办。

刘欣不是别人，别人不知道怎么办没事，刘欣不知道怎么办问题就太大了。

气数是个很奇妙的东西，说也说不清楚，小到个体，大到社会，似乎总摆脱不了它的影响，而西汉开国至此已将近两百年，大概是气数将尽了，所以国家陷入了外戚干政的内患，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把最后一次纠正机会给了刘欣。可这是个无奈的选择，面对疾病缠身的国家和社会，用傅家、丁家的外戚取代原来王家的外戚，谁都知道这不是治本的办法，甚至连标都治不了，但这是刘欣唯一能拿出来的办法。这个治法的副作用很明显，就是让皇太太后傅氏把持了朝政，原来的王家天下变成了傅家天下。

很快，刘欣便意识到做皇帝不像他之前想的那么容易，并非只要自己想做一个好皇帝就能做一个好皇帝。刘欣不是刘彻那样的雄主，也远没有刘询那般的隐忍和手腕，甚至他那算不上坚强的神经很快也在这种重压下崩溃了。

凡事总是这样，建设总比破坏难，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毁掉它往往只需要一个念头。刘欣本想做一个如世宗和中宗那般的好皇帝，然而，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发现自己一事无成。可一旦他不想做一个好皇帝了，便很快就向刘盈和刘骜们靠拢了。

从孝惠帝刘盈开始，汉代的皇帝中不少人的性取向似乎都有一些怪异，男女不忌。从籍孺、邓通到韩嫣，皇帝们似乎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展现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那与众不同的把控力和征服欲。

刘欣在这方面也不例外，甚至他在某种程度上还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太子的时候，刘欣就看上了一个叫董贤的娘炮。做了皇帝后，他又把董贤提为驸马都尉、侍中，其对董贤的喜爱超过以往所有皇帝对佞臣的喜爱：同吃一碗饭，同坐一辆车，同睡一张床。更让人咋舌的是，据说有一天中午，刘欣和董贤一起午睡，董贤的睡姿大概不怎么样，头枕在了刘欣的袖子上。这时刘欣要起床，可上衣的袖子被董贤压着了。于是，刘欣想轻轻地把袖子抽出来，但董贤的头实在太重了，他尝试了几下都没成功。这种情况如果换作各位会怎么办？我想你们的做法和我差不多，想那么多干吗，用点力使劲拽出来呗！然而，刘欣的想法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怕自己力气使大了把董贤吵醒，就让人拿刀把自己的衣袖割断，让董贤继续他的美梦——这就是“断袖”一词的来历。

刘欣如此对董贤，董贤更是一刻都不离他，甚至连每五天一次的沐日，董贤都不愿意回家。为了增进董贤和自己的关系，刘欣还招董贤的妹妹进宫做了昭仪，而且刘欣十分替董贤着想，既然他不愿意出宫，干脆就让他的妻子也进宫来住。然后，董贤的妻子也常和她小姑子一起服侍皇帝。这恐怕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宫廷都难以见到的奇景：丈夫、妻子和妹妹一起陪着皇帝玩耍。

我们知道，刘欣当皇帝后，在皇太太后的粗暴干预下，傅家和丁家的外戚虽然取代了原本的王家，可干的还是原来王家干的事——干政，这个朝廷还是没刘欣什么事。原本应该还有一战之力的王家在太皇太后王政君的指挥下以不反抗、不辩解、不喊冤的态度成功地转移了刘欣的注意力，让刘欣对他的祖母和傅家不满起来，常常背地里和他祖母对着干，甚至成了朝中和傅家外戚对着干的第一人。因此，傅家虽然取代了王家，却始终没能达到当年王家的政治影响力。

可刘欣毕竟能力有限，他没能力甚至没信心改变这一切，能做到的只是使使绊子，发发牢骚，以及破罐子破摔。到了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皇太太后傅氏崩，刘欣终于摆脱了禁锢在身上的枷锁，可以自己发号施令了。现在回头再看，此时傅氏外戚失去了主心骨，王氏外戚还在隐伏之中，这或许是历史老人给予西汉王朝的最后一丝机会，如果这时候刘欣能及时地补充一部分有能力的官员，摆脱孝宣帝之后外戚干政的局面，历史的车轮或许就会往另一个方向驶去。可刘欣完全没有准备，他在这一年做了两个最重要的人事变动决定：一是任命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二是逼死了不同意任命董贤做大司马的丞相王嘉。

虽然傅喜之后的几任大司马能力水平皆不如人意，可董贤算什么东西，何德何能肩负此等重任？然而，刘欣并不在意这些，他不仅让董贤做了大司马，还给了董家的子弟超过傅家、丁家外戚的信任。有一次，在麒麟殿宴请众人的时候，刘欣甚至表示：“我想效仿尧禅位舜的故事，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历史老人想给刘家一个机会，可惜所托非人。而且很奇怪的是，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的六月戊午，年仅二十五岁，才做了没几年皇帝的刘欣突然驾崩于未央宫。

刘欣的死比刘骜的还要蹊跷，毕竟刘骜内心常年被摧残，又被酒色掏空了身子，可即便如此他也挺了二十几年，为何刘欣连五六年都挺不住？史书上的说法是，他刚继位就得了一种叫“痿痹”的病症，所以才英年早逝。但这个说法不一定可信，因为痿痹的症状类似于四肢肌无力或者小儿麻痹，主要影响人的运动能力，病情如果加重也有明显的渐进过程，不大可能猝死。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从他任命董贤做大司马一事便可以预测，即便刘欣活着，他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而已经蛰伏多年的王家早已等得饥渴难耐。

第十八章 王莽与新朝

王莽掌权

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以后，王莽一直在他新都县的家里猫着，没敢有丝毫过分的举动。然而，王莽管得了自己却管不了儿子，他的二儿子王获还是给他闹了一出大事：杀人。

虽然那个年代人分三六九等，而王莽一家无疑是上等人，王获杀的又是最下等的奴仆，若换作其他权贵，这可能都不算个事，可对王莽来说就不行。本来，以他的地位和势力，要想把这事瞒过去也并非难事，但王莽担心此事如果这样处理了，有朝一日定会被别人揭露出来。试想，日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若知道王莽的儿子曾经杀过人，会怎么样？

“哟，王莽的儿子杀过人，这么多年都没事，有权就是厉害哟！”

“王莽就是一个伪君子，平时表现得正义凛然，自己的儿子杀人了，却又是另一套标准。”

“王获随随便便就杀了一个下人，完全不当回事，根据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原理反推，想来王莽也……”

这种种话语都是王莽不能接受的。这么多年来，他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而且时间越久，他的精神压力就越大，更加怕自己的形象崩塌，他的心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允许任何有可能玷污他形象的事情发生。他爱惜自己的羽毛，甚至在这方面有一点神经质。在这种神经质的影响下，王莽做出了一件令当时所有权贵都不能理解的事情：逼自己的儿子王获自杀。

他的理由堂堂正正，毕竟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此后每到夜里，王莽总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儿子的死让他开始重新思量自己这半生的表演究竟是为了什么。之前他可以说是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荣华富贵。然而，他也曾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这又怎么样呢？他依然只能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行差踏错，一有事情甚至连自己的骨肉也不能保全。看来，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不对的，不应该只想着做王家地位最顶尖的那个，而应该做这个天下地位最顶尖的那个。

或许就是在当时的某个夜晚，王莽开始了自己内心最重要的转变。之后，王莽在新都住了没两年，皇太太后傅氏就崩了。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傅家和丁家在皇太太后傅氏的支持下过足了暴发户的瘾，可与看似强横的傅氏一比，王政君无疑是更厉害的那个，因为她吃得了亏，受得了辱，还沉得住气，更重要的是，她活得也够久。我们可以想象，在之前的几年，王政君独自在皇宫里与傅氏周旋，生活是何等的战战兢兢，她这个太皇太后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皇太太后干掉。但她终于熬过来了，傅氏一死，王政君又开始掌握主动权，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莽从新都召回长安。

刘欣对此并没有意见，也没有一点警觉。在他看来，反正这就是一烂摊子，谁来不都一样？

王莽回到长安后还没来得及重新适应环境，转过年的六月，刘欣也驾崩了。刘欣驾崩的当天，太皇太后王政君的第一反应既不是悲痛哀伤，也不是给刘欣发丧，而是第一时间把皇帝的玉玺攥在了手里。然后，王政君召见了大司马董贤，问了董贤一个问题：“陛下驾崩，这个丧事礼仪应当如何办？”

董贤的回答是一阵沉默。王政君就知道，以董贤的能力，他根本就说不出什么来。她心里不由得一阵冷笑，但脸上还假装好意地说：“这样吧，新都侯王莽以前做大司马的时候经办过先帝的丧事，他比较熟悉这方面的事情，我叫他来做副手协助你。”

董贤赶紧磕头，表示“那太好了”。

好什么好？董贤但凡智商稍微正常一点，这几个头磕完回家后就该赶紧跑路了，可他竟真以为王莽回来是给他做副手的。他也不想想自孝武帝设立大司马一职起，这个内朝首领何曾有过副手？

太皇太后王政君稳住了董贤后，当天便派人驰召王莽进宫，并宣布把大司马的所有职权，包括尚书的领导权、百官的奏事权和期门羽林军的指挥权，通通划归王莽。

这边董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一觉醒来便听说尚书们弹劾他，理由是大司马在皇帝病重期间居然不亲自尝药。不用说，这一听就是王莽想出的主意，董贤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出门往皇宫跑，他想去给自己辩解，毕竟以刘欣对他的喜爱，恐怕也舍不得让他试药。

等跑到皇宫门口，董贤才知道太皇太后已经削了他的门籍，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进宫了。董贤在宫门口徘徊了许久，想找个人进宫帮他说两句话也没找到，最后只能把头上的冠和脚上的鞋都脱下来，朝着皇宫一个劲儿地磕头请罪。

董贤磕完头就又回家待着了。

然而，太皇太后不会让他安稳地待着，她马上下诏，说董贤年纪太轻，而且什么都不懂，做大司马不合众人的心意，因此免去了董贤大司马的职位。这下，这个什么都不懂的董贤终于懂了，在被免职的当天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第二天王莽得到董贤自杀的消息后还不信，生怕董贤使的是金蝉脱壳的计谋，非得亲眼看看董贤的死相。可由于董家的下人害怕，当天晚上就偷偷地把董贤和他妻子埋了。王莽死不见尸总是不甘心，他让有关部门派人把董贤的尸体重新挖了出来，亲眼看到董贤真的死了才放心。

这要搁在当年那个行事小心谨慎的王莽身上，大概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此时的王莽无疑已经完成了某种转变：一切阻碍他的人都将被铲除！

既然董贤确死无疑，王政君就让大臣们推举一个人做新的大司马。大臣们不傻，都这样了还选什么呢，就王莽了。

最后一步

王莽重新做了大司马，这时有一件事情需要他马上解决，那就是确定自己的顶头上司是谁，因为刘欣也没有儿子。

这对现在的王莽而言太容易了，因为根本没得选。当年刘奭虽然占据了最好的资源，可他的繁殖能力也不怎么样，最后满打满算也就三个儿子：太子刘骜、定陶王刘康和中山王刘兴。现在不管怎么算，轮也得轮到中山王一家了，而且王莽从刘欣的教训中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上来做皇帝的，其外家越弱越好，皇帝的年纪嘛，越小越好。

这时的中山王叫刘箕子，是刘兴的儿子，虚岁也只有八九岁。看着这乳臭未干的小子，王莽恐怕会暗自得意：大事定矣！

王莽派人去中山国把刘箕子接到了长安，但在刘箕子继位前，王莽要做一件事情给所有的人提个醒，让他们别忘了从此该听谁的。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七月，根据王莽的提议，太皇太后下诏把皇太后赵飞燕贬为孝成皇后，令其退居北宫，同时令刘欣的傅皇后退居桂宫，后来又把她们贬为庶人去守园；傅家和丁家的外戚除了傅喜也都被罢官免职，迁往合浦；董贤死后被抄家，财产价值四十三万万钱，他的父亲和弟弟也被免官迁往合浦。

同时，王莽还盯上了一个最可能威胁他地位的人——红阳侯王立。虽然这时候王立因为受淳于长的牵连在长安家中赋闲，并没有在朝中担任要职，可就凭他是太皇太后的亲弟弟，王莽就不能放心。因此，王莽找了个借口，强行把王立挤回了红阳县。

这些措施都只是针对活人的，至于死人，王莽也不准备放过。还是根据王莽的建议，已死的皇太太后傅氏被改称为定陶共王母，帝太后丁氏则被改称为丁姬——怎么抢来的就怎么换回去，死人也不例外。这还不算完，王莽每每想到自己之前的遭遇还是气不过，以致五年之后，他又寻了个蹩脚的借口继续对傅氏进行打击报复。王莽认为，傅氏和丁氏虽然已经去了尊号，但是她们下葬的时候还怀揣着有“皇太太后”和“帝太后”字样的印章，且她们的坟居然堆得跟元帝刘奭的渭陵一样高，这于礼不符，便提出要发其冢，迁其坟，毁其印。

这下，连太皇太后王政君都看不过去了，她认为死者为大，不需要再追究这些徒有虚名的东西了，建议王莽就这么算了。可这时候的王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王莽了，此时的他羽翼已丰，强硬的态度已表露无遗。最后他仍然强行让太皇太后按他的意思下诏，还发动十几万人花了大半个月时间把傅氏和丁氏的坟给铲平了——这真比挫骨扬灰好不了多少。

看了傅家、丁家和董家的遭遇，少数几个不开窍的大臣也总算明白了，虽然又来了个新皇帝，可这次天下真的在王家手中了。

反正大家这三十年也过惯了“皇帝没用权臣当道”的日子，见风使舵的本事早已炉火纯青。等王莽在活人和死人身上耍了一通威风之后，绝大多数大臣便争先恐后投到王莽门下，王莽也火速提拔了一批自己的亲信，让他们出任朝中要职。而少数几个心怀不满、不肯依附王莽甚至对他的专政提出异议的人，很快便被他划入傅家或董家同党消灭了，此正所谓“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汉书·王莽传》）。

那我既不反对王莽，也不支持他，独善其身行不行？答案是不行。王莽给所有人的都是一道只有两个选项的单选题，就像一枚铜钱只有正反两面，往空中一抛落下后要么是“是”，要么是“否”，要想让铜钱立起来，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也有人不愿意抛这枚铜钱做选择，比如大司空彭宣，他直接把大司空和长平侯的大印上缴朝廷，上书乞骸骨。王莽一看这老家伙居然这么不配合，第一时间就批准了彭宣的请求，还扣下了他的养老金，转手就把大司空的位置给了依附于自己的右将军王崇。

做完了这些事情，时间已经到了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九月，这时候王莽才让早已在长安等了两个月的刘箕子继承帝位。小皇帝虽然继位了，但以他这个年纪，是不可能从政发号施令的，于是便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听政，大司马王莽摄政，百官皆服从大司马而不受丞相节制。从此，百官成了王莽的附属，而他只要瞒住太皇太后一个人，让她觉得自己是好人就可以了。

恐怕有人又有疑问了：刘箕子的母亲呢，她不能参政吗？

当然不能，有皇太太后和帝太后的例子在前，王莽怎会再让另一个王后进京？在刘箕子到长安的同时，王莽便下令禁止中山太后卫氏及其亲属进京，任凭母子分离。不管卫氏如何哭泣，王莽都权当不知，卫氏的两个弟弟也仅得了个关内侯的爵位。

这时候王莽已经清除了朝中一切可能阻碍他的力量，可以说，哪怕他在朝堂上横着走，大家也只能高呼“走得合理”。但他依然想博个好名声，每当他想做一件事情或想要得到什么奖赏时，自己从来不提，而是给底下的大臣们各种暗示，等他们猜出来后，再在上朝时提出，然后请皇帝决断——小皇帝哪有什么决断，自然是听太皇太后的，而太皇太后自然是同意的。这时候王莽总是先推辞一番，摆出一脸“不可不可，受之有愧”的表情。

现在好了，朝堂上基本也没什么其他事了，满朝的大臣每天都在忙着做一个游戏：猜大司马今天到底想要什么。

转过年去，王莽给小皇帝定了个新的年号“元始”。元者，始也。王莽用两个重复的“始”字似乎是在宣告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时代的到来，因为对于已经权倾天下的他来说，眼下远非结束，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

元始元年（公元1年）开春，在王莽的授意下，益州的地方长官不知从哪儿找来了几个谎称是赵裳氏的人，并给朝廷献上了一只白雉和两只黑雉。大臣们纳闷了：白色的雉鸡虽然少见，可毕竟就是只野鸡，而且看个头儿，这一只也就够大司马自己炖个汤什么的，他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捉摸不出来。

王莽看大家没什么反应，就让太皇太后下诏，用蛮夷进献的白雉进献宗庙祭祀。这时朝中大臣有博学者终于后知后觉，一拍脑袋：白雉就是白凤凰啊！传说当年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也有赵裳氏出来献过白雉，那是千载一遇的祥瑞！原来，大司马是要把自己比作周公。

唉！糊涂啊，差点误了大事！

第二天，大臣们上朝前对了一下口供，上来就跟太皇太后提出，以前霍光有安定宗庙社稷的大功，所以皇帝给了他三万户的封地，还给了他等同于开国第一功臣相国萧何的待遇，现在以大司马的功绩应当“如霍光故事”。

太皇太后听得有点迷糊，就问大臣们：“你们都说大司马有大功，到底他是真有大功，还是因为跟我是亲戚？”

“太皇太后圣明！大司马的功绩岂止可以与霍光相比，甚至与周公相比也不逊色，那只出现于周公辅成王时的祥瑞白雉就是证明！古时圣人有言：‘ 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因此，依臣等愚见，大司马应当被赐号曰‘ 安汉公’，这样才能上应古制，下顺民心。”

“好吧，就依众卿家的意思。”

这显然正合王莽的意思，可他还要装，而且他十分懂得如何收买人心，那就是“有福大家享，有难我来当”。他上书强调国家的政策不是他一人想出来的，是他和孔光、王舜、甄丰、甄邯五个人一起商量出来的，太皇太后要赏赐也应该同时赏赐他们几人，而且自己实在没能力接受如此重的称号。王莽就这样一连推托了四次，最后干脆称病不上朝，甚至连太皇太后的诏书都不接。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再次陷入沉思。

这次太皇太后身边的下人首先反应了过来，他们告诉太皇太后：“大司马现在就是在装病。可国家这么大，一天也少不了他啊，您应当遂了大司马的意，这样他才肯起来干活儿，国家也才有希望。”

“好吧。”太皇太后于是下诏，先封了王莽提到的四个人：孔光封为太师，王舜封为太保，甄丰封为少傅，甄邯封为乘阳侯。然后，太后又单独下诏封王莽为太傅，并加封他两万八千户封邑，任命他和孔光、王舜、甄丰为辅政四大臣，同时表明大司马、太傅王莽是四大臣之首，也是三公之首，更是百官之首。

这下王莽终于肯起来上朝了，但是他只肯接受安汉公的头衔和太傅的任命，不肯接受封邑，表示要等天下百姓共同富裕了，他才敢接受如此重的封赏。

这时众人又向太皇太后请求，太皇太后于是准许王莽先不接受封邑，但他大司马的俸禄以及下人的俸禄都要翻倍。王莽还是表示不接受，并表示应当对高祖以来的功臣子孙以及各诸侯王的后代，还有现在的大臣逐一封赏，真可谓人人有份，绝不落空。太皇太后只好应允了王莽的请求。封赏这么多人，谁都说不清国库需要出多少血，可这份人情无疑又落到了王莽的头上。

这只是王莽日常表演的一部分，其他的还包括但不仅限于：每个进京的官员无论官职大小，王莽都要亲自接待以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和关心；宣布带头捐钱一百万、良田三十顷以资助贫农；但凡听说有地方受灾，王莽就在家里吃素表示哀伤，并通过周围人把他吃素的事情告诉太皇太后；为了显示天下太平，王莽还让人拿重金去贿赂当时的匈奴单于，让单于把他的名字由四个字的“囊知牙斯”改成单字“知”，以示对汉朝的向往和仰慕。

王莽的沽名钓誉大多如此，他带着整个国家陪他一起演戏。

通过种种手段，王莽在朝中营造出了一种天下在他安汉公的领导下四海昌平、国泰民安的表象。元始二年（公元2年）二月，王莽给皇帝刘箕子改了个名，叫刘衎。衎者，行喜皃（《说文解字》），就是高兴愉快的意思。王莽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在他安汉公的领导下国泰民安，而按王莽自己的说法就是“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也就是说，有他王莽在，姓刘的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坐享清福，所以非常愉快。

但说真的，刘衎名不副实，尤其是在元始三年（公元3年）之后。王莽先是把自己的女儿塞进宫里做皇后，接着又给自己安上“宰衡”的称号，并把自己的地位定在诸侯王之上。最后，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王莽又给自己加了“九锡”。

看到王莽的种种作为，刘衎实在是愉快不起来。

所谓“九锡”，指的是皇帝赐给有特殊功勋的大臣或诸侯王的九种礼器，包括车马、衣服、乐县（定音、校音的器具）、朱户（红漆大门）、纳陛（上朝时的专用通道）、虎贲（士兵）、弓矢、斧钺、秬鬯（香酒）。这九种器具也代表了所得者的九种德行和权力，分别是车马——有道德，衣服——能安民，乐县——使民和乐，朱户——得民心，纳陛——能进善言，虎贲——能退恶，弓矢——征不义，斧钺——诛有罪，秬鬯——有孝道。

这一看就明白了，“九锡”之所以非同一般，不在于它的价值，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意义。天下人谁都知道，不管哪个大臣，一旦加了“九锡”，大概就离篡权不远了。

在王莽加“九锡”七个月之后，十四岁的刘衎就驾崩了。刘衎之死是王莽心中另一个不能触碰的伤口，因为挑起这事的是王莽的大儿子王宇。

王莽的几个儿子大概都没学到王莽作秀的本事，也难以体会王莽的用心。王宇受的是儒家教育，他很正统地认为，现在的皇帝是刘衎，那最有听政资格的就是刘衎的母亲卫氏。虽然王家现在掌权，风光无限，可皇帝总有长大的一天，等他长大亲政了，能不回头算今天的旧账吗？

面对儿子王宇的质疑，王莽总是嗤之以鼻，他心里大概在想：那也得他能长大才行。

王宇没有读心术，不知道自己老爹的想法，心里觉得自己得为王家的未来打算，就私底下擅自联系了卫氏的弟弟卫宝，教他如何替自己的姐姐上书，请求进京。

对于这个要求，王莽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一计不成，王宇和自己的老师吴章以及自己的大舅子吕宽一商量又生一计。吴章告诉王宇，他老子劝是劝不动的，但他怕鬼神，因此可以借鬼神之手来吓唬王莽。

这师徒两人的计划分两部分：第一步由吴章当众演卦推算天命，推演结果是上天希望太皇太后归政于卫氏。吴章的表演很精彩，他毕竟是当世名儒大家，光教过的弟子就不止千人，在学术上很有号召力。他这一宣布让王莽也将信将疑起来，想起老天的话语，王莽回到家心里也有些忐忑不安。

可没想到，计划的第二步却出了岔子。这一步是由王宇实施的，本来操作很简单，就是弄点鸡鸭狗血之类的，趁天黑泼到自家门口，替代老天来进一步恐吓震慑王莽。往自己家门口泼点脏水有什么难度？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王宇也没做好。他不说堂堂正正地把下人支走再行动，而是乔装打扮了一番，偷偷摸摸行事，结果蒙着脸刚把一桶血泼到门上，就被家丁当贼子拿住了。

等下人把事情告诉王莽后，王莽再找王宇一问，事情就都明白了。

王莽气急败坏又骑虎难下，他咬牙切齿了一个晚上，最后仍然不愿放弃自己早已定下的目标，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任何阻挡他的人都将面临同一个下场！

第二天，王莽亲自把王宇送进了大狱。在狱中，王宇大概是被逼服药自尽了。王宇的妻子也同样被杀，而吴章则被腰斩，卫氏一族除了卫氏本人，其余全部被诛杀。就算这样，王莽还不愿意收手，他还要拉更多的人给自己的儿子垫背。王莽以自己儿媳的哥哥吕宽为突破口，罗织各种理由，把朝中几乎所有敢反对他或对他有威胁，甚至只是不依附于他的人一网打尽。在这份被杀和被逼自杀的近千人名单中，甚至包括这样几个名字：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梁王刘立、敬武公主。

这场杀戮震惊了天下，之后再也没人敢公开对王莽表示任何不满，朝廷甚至宣布了新的规矩：天下任何官吏都不能使用和安汉公王莽相同的名字；加封安汉公为宰衡；此后哪怕是三公这样的重臣，在王莽面前说话时也要加上前缀“敢言之”——我豁出去了才敢说。

但这已经不能满足王莽了，他的眼睛在杀戮中早已嗜血，他的头脑在杀戮中早已疯狂。如果说当年二儿子的死使他决定不择手段地走上权力的顶峰，那现在大儿子的死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个决心，而且已经迫不及待。

接下来，他血红的双眼死死地盯住了最后一个人：皇帝。

元始五年（公元5年）秋，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当年周成王年少，周公居摄行天子事，如今陛下年纪也不大，安汉公应当如周公故事。”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皆称好。刘衎这时候已经听得懂大臣话里的意思了，他很生气却不能发作，心里大概已经恨死王莽了。十二月的某一天，刘衎在后宫很不合时宜地表露了因为母亲家的事自己对王莽的不满。刘衎的这些话马上就传到了王莽的耳朵里，王莽也没说什么，只暗地里叫手下人准备了一份既无药可救又不见血封喉的毒药。

到了十二月的腊日（每年大寒之后的第一个戌日），皇帝照例在宫中摆席宴请群臣，王莽偷偷地把毒药放到酒里让还蒙在鼓里的刘衎喝了下去。第二天刘衎就病得起不了床了。这时王莽还要表演，他声称陛下病重，自己做臣子的愿意以身替皇帝受罪，甚至愿意以命换命，又仿效周公做策书放于金滕之中。

可不管王莽嘴上说得多好听，他心里十分明白，刘衎这次是必死无疑的。果然，到了十二月的丙午日，刘衎就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未央宫。

刘衎一死，王莽更加没了顾忌，马上着手为自己取代刘氏统领天下做最后的准备。虽然成帝、哀帝和平帝三个皇帝接连都没有后代，可这时候天下还有宣帝的曾孙五十三人。不过，这些人年纪都不小了，完全不符合王莽选傀儡的标准，王莽把选择范围定在了宣帝的玄孙辈子弟里。

为了掩人耳目，当然也是掩耳盗铃，王莽假意从全国招来了宣帝的玄孙辈二十三人，宣称要在这些人里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海选。在进行了一通事先早已彩排好的祈祷、告祭和占卜之后，王莽宣布上天替他在这群人里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广戚侯刘显的儿子刘婴。

在这二十三人中，刘婴之所以最合王莽的意，原因非常简单：那时他只有两岁，是宣帝玄孙辈里最小的一个。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孩子，王莽也不准备让他做皇帝，毕竟把他扶上去之后再拉下来，也是要出一膀子力气的，而现在的王莽连这个力气都不想出了。

就在刘衎驾崩的当月，王莽就已经找人上报朝廷，称武功郡有人在挖井的时候挖出了一块白石。石头上圆下方，长得跟大印差不多，石头上还有一行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不用说，石头肯定是事先打磨好的，字也是事先写上去的。

下面的官员把这事当作一件极重要的事报到了太皇太后那里，太皇太后王政君的第一反应是“万万不可”！这时候大臣的反应出乎王政君的意料，大家几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后，在群臣的建议下，其实也可以说是胁迫下，王政君下诏以刘婴为皇太子，而王莽则行“居摄”之职，王莽在祭祀宗庙的时候称“假皇帝”，天下臣民称王莽为“摄皇帝”，而王莽所享受的礼仪待遇均与皇帝相同。

王政君这时终于有点弄明白王莽心里想要的是什么了，可这时候她作为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已经无力阻止王莽了，只希望在她有生之年，王莽不要踏出最后一步，好歹能让她在地下见到刘家的列祖列宗时保有一丝薄面。然而，朝中的大臣却不像王政君那般忧心忡忡，虽然王莽和皇帝之间还隔着薄薄的一张窗户纸，可他们似乎已经把王莽看作了帝国的统治者，早已跃跃欲试的他们一直在静待王莽的暗示，然后伸手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现在，王莽之心已经路人皆知，可朝廷的大臣就是装作不知，还使劲地给他打掩护。当然，朝廷的官员也不是都对王莽唯命是从或不敢反对，已故丞相翟方进之子，东郡太守翟义就是刘家的忠臣。居摄二年（公元7年）五月，翟义在东郡打出“替天行道诛杀王莽”的旗号，立东平王刘匡的父亲严乡侯刘信为天子，招募乡勇占据州郡，起兵讨伐王莽，而且其军队很快就发展到了十多万人。翟义的举动震惊了全国，已经两百年未经历大兵乱的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甚至关中都变得不太平。随后，茂陵以西又出现了赵明、霍鸿，他们自称将军，聚众十余万直扑长安。乱军所过之处屋舍残破、百姓流离，王莽在未央宫前殿踮起脚甚至都能看见城外暴乱引发的火光。

别看王莽平时在朝堂上横行无忌，一副天王老子的神气劲儿，谁不服就杀谁，可现在轮到别人要杀他了，他的样就暴露无遗，更何况翟义的“天诛”二字又正中王莽内心的要害。想到叛军有可能旦夕就到城下，自己的性命有可能不保，王莽整天处于精神紧张之中，连饭都吃不下了。他第一时间就派出谏议大夫桓谭等到处昭告天下，内容却并非声讨叛军，号召各地勤王，而是强调自己摄政是暂时的无奈之举，并保证等皇太子刘婴长大以后，自己一定会还政于刘家。

王莽这人还颇具阿Q精神，他在公开场合强行给自己打气：“当年周成王年幼的时候周公辅政，尚有管、蔡二人的反叛，古代圣人都还如此，我王莽斗两个宵小又怎样？！”

然而，精神胜利法终究只能忽悠别人，骗不了自己。王莽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只好任命甄邯为大将军保卫长安，命王邑等亲信八人为将，分守关口要塞，阻击翟义。就这样，王莽还觉得不安全，又命令王舜和甄丰带领大队人马在宫中日夜巡逻保护自己，而他每天就知道抱着皇太子刘婴在宗庙祷告，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这一事件充分揭露了王莽虚伪的本质和企图篡权的事实。太皇太后听说王莽因为“忧心国事”吃不下饭的时候，无奈地笑了笑，对左右的侍从说：“你们别以为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他这分明就是怕了。”

就这样，惶惶不可终日地过了半年后，王莽终于收到了让他稍微心安的消息：王邑击破叛军，翟义授首，刘信不知所终。

翟义手下的人虽然不少，但终究是乌合之众，与堂堂正规军是无法相比的。翟义又非将门出身，仅是凭一股血勇起事的，因此，尽管王邑等人也不以行军打仗见长，但磨蹭了半年之后，依旧将翟义打败。翟义失败后，在关中与他呼应的赵明等人也难逃一死的命运。

等到翟义和赵明等人授首，王莽终于不再抱着刘婴躲在宗庙里跪着了，回家也能安心咽下饭了。饱食一顿之后，王莽的腰杆子又挺直了，气势也上来了，而且他心里似乎也有了底——原来所谓的造反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不过尔尔！

跟王莽一样，半年来在朝堂上不太敢吱声的大臣们这下又开始活跃起来，纷纷结合时事对王莽进行新一轮的歌功颂德，其中以监军陈崇的上书最具代表性。他说：“陛下（注意这里指的是假皇帝王莽）真是上天认可的君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天认可的君主只要思考就能改变风气，只要开口就能感化万物，只要行动就能达成教化。臣陈崇伏读陛下的诏书，然后私底下推算了时间。这一算不要紧，臣发现当陛下开始思考的时候，前线的反贼就开始连续打败仗；当陛下开始起草诏书的时候，前线反贼的阵营就被击破了；陛下的诏书正式成文颁布的那天，反贼被消灭干净了。而这时候众位将军还没来得及展现他们的锋芒，臣作为监军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作战，事情就已经解决了。”

大臣们从中也看懂了王莽的意思，此后不用王莽暗示或吩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纷纷自发地发掘（其实就是伪造）出各种明示王莽应做皇帝的所谓祥瑞之兆，而王莽大概是入戏太深了，他现在真的以为自己就是上天选定的替代刘氏的人。

到了居摄三年（公元8年），据地方官员报告，这一年又出现了几个了不得的祥瑞之兆：

广饶侯刘京报告，齐郡的临淄县有一个亭长晚上梦到有人跟他说：“我是上天派来的，目的是告诉你，现在的摄皇帝应当做真皇帝。如果你不信，我在亭里给你开一口井看看。”等到天明，亭长果然发现亭中多了一口井，而且这口井足足有一百尺深。

水井再玄，毕竟属于不动产，王莽也只能听人说说，无法亲眼见证。于是，车骑将军千人扈云和太保属臧鸿也不甘落后，纷纷上书说巴郡出了石牛，扶风郡出了石文，而这些都是祥瑞的象征。而且，当石牛和石文被送到未央宫后，突然狂风大起，一时间飞沙走石，面对面都看不见人。等风停了，地上无端地出现一块铜符锦帛，上面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

王莽看了这许多的祥瑞之兆，也飘飘然起来，自以为天道民心都在自己一身，就给太皇太后上书，说：“现在出现的种种祥瑞之兆都印证了朝廷应改元的事情，《尚书·康诰》中曾提到过周公摄政称王的事情，只是孔子在修订《春秋》时用了隐晦的手法，没说继位而说摄政。这是古代先贤们定下的规矩，我不敢不遵守。所以，现在我请求侍奉神明宗庙，上奏太皇太后、孝平皇后，都自称代皇帝，此后凡是号令天下或臣民上奏言事，都不再称‘摄’字。等皇太子长大，我再把政权交还给他，就像当年的周公一样。”

笑话，给你个“摄皇帝”还不知足，不称“摄”，那称什么？！

皇帝！

王莽就差没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

新朝

王莽不好意思说“皇帝”这两个字，可有人帮他说，还强行推了他一把。

长安的太学里有一个在读生叫哀章，此人好说大话，素来没什么德行操守。眼看自己的学习成绩也不算好，做个太学生不知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于是，在谁都知道王莽要做皇帝但谁都没敢说出口的时候，他决定做一次政治冒险。哀章在家里偷摸着做了两个铜匮，又在铜匮里放了两册书，一册上面写着“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册上写着“赤帝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这里的“某”指的无疑就是刘邦。哀章在书里说王莽是真命天子，太皇太后应当顺应天命把政权交给王莽，他还顺便写了上天派给王莽的十一个辅臣，并一一注明了这些辅臣的官职和爵位。这十一个人是王舜、平晏、刘歆、甄邯、王寻、王邑、甄丰、孙建、哀章、王兴、王盛。

做好了这些准备后，哀章特意挑了黄昏时分（光线不怎么好的时候），穿了一件黄衣服，把这两个铜匮拿到高庙给了仆射。仆射在夜色朦胧中接到这么一个玩意儿，不敢自己做主，马上上报给了王莽。王莽不知所以，因为他也不记得自己曾叫谁做过这事。

第二天清晨，王莽来到高庙，看了铜匮里的两册书后，又高兴又紧张。他高兴的是，自己想做而没敢做的事情终于有人帮他做了，虽然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不是自己授意的；紧张的是，这下可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王莽立即决定：就在今时今日彻底捅破这层窗户纸，走出自己计划许久的最后一步。

王莽假意拜受了上天的旨意，然后也不再回家，而是拿出事先早已准备好的王冠，让人马上召集百官。等大臣们都进了未央宫才发现，今天前殿里当头坐着的只有王莽一个人。

终于要来了。

这时候，大臣们的眼睛里流露出的不是惊诧，而是欣喜，毕竟身为群演的百官陪着王莽表演了这么久，终于盼到领劳务费的时候了。

果然，王莽宣布虽然自己十分不乐意，但迫于天命，他只好即真天子位，改国号为“新”，并且宣布即将对国家及社会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汉书·王莽传》）。

虽然对于王莽称帝一事，大臣们没人反对，但有一件事令王莽比较尴尬，就是自己没有皇帝的玉玺。那玉玺在哪儿呢？在太皇太后王政君手里。而只要王莽手中没有玉玺，他这个皇帝就始终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这样一来，跟太皇太后讨要玉玺便成了他最重要的事情。

王莽并不敢亲自去做这件最重要的事情，这恐怕是因为他没脸面对自己的姑姑。他于是叫自己的得力干将，也是最得太皇太后喜爱和信任的王舜去执行这个任务。

这时候，身处长乐宫的王政君已经知道了王莽在未央宫前殿的所作所为，虽然她心里清楚这是迟早的事情，但事情真的成为事实还是让她难以接受。王政君手抚着象征皇权的传国玉玺，一股悲愤之意涌上心头，此刻她的内心恐怕第一次恨自己太能活了，终究没能在王莽走出最后一步之前死掉。

许久之后，长乐宫的殿门被打开，王舜走了进来。

无须多言，王政君很清楚王舜这个时候来是为了什么：“你是替他来要玉玺的吧？！”

王舜一脸堆笑不语，缓步向前。

“站住！”王政君流着泪厉声呵斥道，“你们王家父子宗族受着皇恩才有今天，又受了托孤的重任，不仅不思报答，还要夺人家的基业，世上哪有你们这等猪狗不如的人？！王莽不是要建立新朝吗，新朝就应该做一个新的玺印，要这个亡朝的不祥旧印干什么？！我是刘家的一个老寡妇，这个玉玺我是要带到坟墓里去的，谁也别想夺走它？！”

王舜也不好反驳什么，只是陪着老太太流了一会儿泪，然后说：“事到如今，臣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是太皇太后您想想，现在王莽要这个玉玺，难道您有办法不给他吗？”

王政君听出王舜话里有威胁之意，大怒，一下就把玉玺扔到了地上，接着骂道：“我老了，也快死了，但你们兄弟一定会被灭族的！”

这时王舜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他把玉玺捡起来后也不管王政君在背后骂什么，一溜烟就跑回去跟王莽复命了。

王莽得了玉玺大喜过望，仔细一看才发现，刚才王政君扔玺时把这个无价玉玺磕坏了一个角，但他并不在意，也不敢回去寻找，而是让人用黄金把玉玺缺损的一角补了起来。

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初一，拿着一角镶金的玉玺，王莽异常高兴，在宫里大摆宴席，宣布大赦天下，并将这一天改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国家也正式去掉“汉”的字号。至于原来的皇太子刘婴，王莽下策书将他改为安定公，封万户，取平原县、安德县、漯阴县、鬲县和重丘县中的百里之地为安定公国。

从这一刻起，王莽撕下了最后的伪装，让西汉成了过去式。

Table of Contents

自序
第一章 汉初的儒与道
第二章 张骞

第三章 汉武雄风

- 马邑之谋 ——大汉旧军事战略的最后一次尝试
- 卫氏崛起
- 突袭茏城
- 连战连捷
- 天生勇将霍去病
- 横扫漠南
- 漠北决战
- 小论卫青和霍去病
- 飞将军李广

第四章 一个书呆子的闹剧 —淮南王的谋反

- 淮南反案
- 大独裁者
- 西汉的皇帝和丞相

第五章 穷兵黩武

- 再战南越
- 平定西南
- 汗血宝马

第六章 司马迁与《史记》

- 太史公
- 将门虎孙
- 征途
- 《史记》

第七章 巫蛊之祸

- 站在金字塔最顶端的两个男人
- 第一件事情
- 第二件事情
- 巫蛊之祸
- 终成大错

第八章 最后的岁月

- 惨败
- 即将崩坏的社会
- 时代的终结

第九章 霍光秉政

- 霍光
- 三个人
- 苏武

第十章 争权

- 燕王案

- 突变

第十一章 嗣子皇帝

- “奇人”刘贺

- 过把瘾就被废

第十二章 霍氏兴衰

- 再立皇帝
- 识时务的刘询
- 灭口
- 立皇后
- 谋杀
- 转变
- 暗战
- 清算
- 关于忠臣、能臣、权臣、名臣和贤臣

第十三章 刘询是个好同志

- 赵充国破羌
- 匈奴的没落
- 王道与霸道

第十四章 石显专权

- 争斗
- 生死
- 专权

第十五章 威震西域

- 西域都护护西域
- 一封信引发的血案
- 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 昭君出塞

第十六章 大乱之前

- 朝廷大乱斗
- 最大的豪门
- 那一弹劾的决绝
- 不行了

第十七章 王莽：作秀与起落

- 从最失意到最得意的那一个：王莽的表演时刻
- 惊变
- 外戚对外戚
- 郁闷的刘欣

第十八章 王莽与新朝

- 王莽掌权
- 最后一步
- 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