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研究“奥斯曼帝国史”是有难度的。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面积最大时有400万平方公里以上，是今天西亚、东欧、北非二十几个国家的领土总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庞然大物”。如果说把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算作帝国的形成，到1918年帝国解体，奥斯曼帝国前后有465年的历史。如果从1299年奥斯曼埃米尔国的建立算起，到1922年最后一位素丹被废黜，早期国家史和帝国史加起来有623年。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关键是其民族成分复杂、宗教教派多，帝国留下的资料庞杂，涉及的语言种类多，很不容易理解和把握。面对这个望而生畏的“研究对象”，常常让人想起“盲人摸象”的寓言。一般情况下，要么做帝国通史一类的浮泛介绍，要么是做具体的专题研究，做得好就是打几个“深井”，成为系统研究的基础；做得不好，就是零敲碎碰，几乎可以算“添乱”。

本人是起步较晚的研究者。2002～2005年，以“中东近代经济转型（1809～1938）”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初次接触晚期奥斯曼帝国经济方面的内容，后来的研究，或者着眼于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西亚、北非，或者局限于晚期奥斯曼帝国衰亡的过程。虽没有离开这一领域，但研究的功力尚浅，成果有限。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课题“晚期奥斯曼帝国（1792～1918）研究”时，原计划完成12章，最后统稿时发现，其中十章内容构成一个整体，另外两章的体例则完全不同，无论如何没法放进去。从篇幅来说，十章内容已达到36万多字，只能考虑删减这两章。摘出的这两章中，一章专门讨论奥斯曼帝国的外债问题，一章专门讨论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笔者就帝国外债问题，相关内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做过一次学术报告，听取了同行专家的意见，修改成一篇论文发表。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作为课题来写时是按国别的，如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与俄国的关系、与德国的关系等，字数较多，后来提取主要观点修改成一篇一万余字的文章发表，其余3万字搁置于文档中。早先，笔者对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有兴趣，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涉及西化改革对少数民族地位的影响，另一篇探究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与演变。关于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特征，还有一万余字的文稿留存。这些都是现成的旧稿（已发表和未发表各占一半）。从2012年课题结项到2016年申请新课题，四年的“间歇”中笔者主要的研究涉及帝国的边疆问题、帝国的教育和社会风气变化问题、帝国的遗留问题，有一些新稿的积累（约10万字）。把手头的所有文稿集中起来，总共有六个专题：“民族问题”“外债问题”“边患问题”“对外关系”“世风之变”“遗留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以专题形式把这六部分内容铺开，形式看起来有点“散”，实际上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奥斯曼帝国由衰落到解体的过程中，哪些因素起到重要作用？换言之，本书从不同层面揭示奥斯曼帝国分裂和瓦解的根源、伴生条件，以及帝国瓦解的深远影响。

对这六个专题涉及的问题，有必要做一些阐释。

}kt}其一，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危机。}/kt}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国家衰弱、民族矛盾尖锐时，出现民族分离倾向，若有国外势力的挑唆，民族、宗教矛盾会演化为内乱甚至战争。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危机之一就是民族危机，直接的结果是行省独立和属地脱离。自1830年希腊独立，到1913年巴尔干诸国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疆域逐渐缩小，人口和可供支配的资源不断减少。那些追求独立的民族，最终还是先后脱离了帝国。有的是以民族独立的旗帜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主动脱离帝国，有的是接受欧洲大国安排，按照国际条约取得独立，还有的直接被欧洲国家占领。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的独立是这些民族主动寻求独立，得到欧洲大国的支持，最后脱离奥斯曼帝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是被大国占领而脱离奥斯曼帝国。

有果必有因。民族问题虽然复杂，但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往往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动因。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是帝国晚期社会变革的受益者，其经济影响力明显高于土耳其和阿拉伯穆斯林。奥斯曼政府的西化改革倡导民族平等，为少数民族争取独立提供了机会。例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活跃于新兴的商业和金融业领域，他们寻求自治或独立，实际上受到新政策鼓舞。当然，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构成分裂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力量。不可否认，欧洲大国的干预加快了少数民族脱离帝国的步伐。到19世纪中后期，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不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kt}其二，外债问题与帝国的依附。}/kt}

奥斯曼帝国并非因为外债而亡国，但从外债问题着眼来审视这个伊斯兰帝国，可以弄清它的衰弱、它的危机，及其瓦解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奥斯曼政府由于财政困难被迫举债，而不同时期举借外债的规模有大有小，多年债务累加，无法偿还。为清偿债务，1881年成立了帝国公债管理处。这个机构化解了帝国的外债危机，但伴随其职能的扩大，成为奥斯曼帝国政府离不开的财政机构，即影响了帝国经济（尤其帝国政府的经济管理），也削弱了帝国臣民对土耳其统治者的忠诚。

从另一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家起初主动寻求西方帮助，后来是西方国家大规模的资本输入，看似把奥斯曼帝国引向经济依附的道路，实际上是阻止了这个帝国一路下滑的趋势。当然，奥斯曼帝国的开放伴随着“依附”。奥斯曼帝国处于西方支配下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为了对付俄国和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最先寻求普鲁士、瑞典的帮助，继而寻求法国、英国的帮助，后来不再信任英国和法国，转而寻求德国的帮助，从德国获得大量的援助（包括修筑铁路、改善军队装备等）。奥斯曼政府对德国的依赖增强，其后果是被德国拖入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kt}其三，帝国边疆治理的难题。}/kt}

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但帝国被地中海、黑海、红海分割，边境线不是一个完整的闭合曲线，边疆领土呈现支离破碎的形状。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相连，距离首都伊斯坦布尔很近，但历史上土耳其人并未完全控制爱琴海，爱琴海南边岛屿归属不定。土耳其人把势力延伸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但与西班牙、法国的长期冲突，使那里成了遥远的移动边疆。黑海以北的领土被俄国占领后，奥斯曼帝国北疆门户大开、干戈不休。巴尔干半岛上的属地和属国因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的差异，以及靠近奥地利和俄罗斯，大小矛盾和冲突从未间断。在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北部非洲，帝国的边界线从未明确划定，沙漠部落与奥斯曼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多变，边疆治理一直是很大的难题。奥斯曼政府对属地管辖相对松散，帝国的政治结构僵化，属地的正常利益诉求不能及时上达。在国家机器强大时，属地不敢反抗素丹政府，当素丹的权威下降、帝国的军事力量衰弱时，维护边疆的安宁和稳定就不容易。又由于行省和属地之间的联系不紧，各地发展不平衡，治理的程度有差异，一旦属地出现问题，中央政府往往顾此失彼。

}kt}其四，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kt}

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过程，就是不断侵占拜占庭领土，吞并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并逐步控制东地中海的过程。所谓“对外关系”，主要是和欧洲国家的争夺战。1699年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奥斯曼土耳其人由进攻转为防守，且节节败退，被迫与欧洲大国在谈判桌上谈割地赔款的问题。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表面上始终维系着主权，英国和法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逐渐缩小，最终退出了东欧和北非。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中有四个主题：一是与俄罗斯持续的战争；二是与英国和法国的“相互需要”；三是行省和属地脱离的无奈；四是靠近德国获得的好处。希腊独立削弱了奥斯曼帝国，也埋下了后来的巴尔干危机的引线；埃及与奥斯曼帝国两次战争，既打击了奥斯曼帝国，也改变了近东均势，为英、法等国进入东地中海准备了条件。此后的苏伊士运河问题、近东危机、埃及奥拉比起义，每次都有欧洲大国干涉。在《晚期奥斯曼帝国研究（1792～1918）》一书中，关于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关系有一个判断：“19世纪欧洲大国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延缓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尤其是英国和法国抵制俄国，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20世纪初期大国的插手，无疑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

}kt}其五，西化与帝国的社会风气变化。}/kt}

广义的“西化”，奥斯曼帝国较早。18世纪前期奥斯曼上流社会开始学习西方人的消费和娱乐方式。在帝国历史上有名的“郁金香时代”（1703～1730），艾哈迈德三世不仅倡导学习西欧文化，翻译书籍，还仿照法国的建筑风格在托普卡帕宫门外修建了喷水池。至于引进栽种荷兰郁金香，早已被作家们铺陈和渲染。在19世纪的西化改革中，素丹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阿齐兹等除了推行各项改革，还大兴土木，修建新宫殿，建造凯旋门。作为时尚，达官贵人和富裕市民的家里摆上了欧式家具和生活用品，室内装饰采用法国风格。上流社会喜欢邀请西方享有盛名的画家，来为达官贵族及其家属画肖像。法国、意大利的歌剧、音乐和各种表演也流行于帝国境内的大城市。政府各部门的大小官员戴着菲兹帽，穿着欧式的马靴、黑皮鞋、礼服大衣。服务人员也穿着整齐的西式服装。不少官员能说英语、法语或德语，娴熟地与西方人打交道。穆斯林喜欢过有秩序的、安静的生活，土耳其人谨慎、注重维护隐私、不张扬、礼貌，总喜欢优雅地捧着水烟管，斜靠着吸烟。但当欧洲的时尚和消费方式“袭来”时，土耳其人这些旧习惯和生活方式很快就改变了，统治阶层、富裕阶层弃旧图新的态度出人意料。

关键是西式教育带来的变化，尤其是大量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现，阅读本身带来的变化更大。19世纪后期，随着土耳其人去西欧各大城市参观、学习人数的增多，学法语和英语的土耳其人越来越多。土耳其的青年人模仿法国诗歌、艺术，钻研西方哲学，也仿照西欧上层社会的方式组织沙龙，建立民间团体。不仅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法国人的礼仪，甚至连法国的自由主义也在奥斯曼社会流行。由于识文断字的人增加，青年人知识水平的提高，有条件接触西方的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社会风气由浅层的消费和娱乐方式的改变，深入教育和文化层面并不断取得进步。

}kt}其六，帝国的遗留问题及其影响。}/kt}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许多“遗留问题”成为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的负资产。这些遗留问题包括海峡主权问题、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民族问题，一度成为共和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为此，领导人凯末尔和伊诺努花费很大精力去解决。土耳其与希腊的边界和人口问题，到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根据《洛桑条约》交换人口之后告一段落，后来的纠纷长期延续（比如塞浦路斯的希土矛盾）。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两国边界是在1926年签订《摩苏尔协定》后土耳其和英国协商解决的。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边界划定，从1921年的《安卡拉协定》一直拖延到1939年，亚历山大勒塔州由独立最后划归土耳其，问题才得以解决。奥斯曼帝国的“遗留问题”中最为棘手的一个是海峡主权问题，根据1936年的《蒙特勒公约》土耳其政府才收回海峡主权，真正实现了主权统一保障了帝国安全。至于库尔德民族问题，酿成了1925年的赛义德起义和政府镇压，并成为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总体而言，本书的六个论题是晚期奥斯曼帝国衰落到瓦解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但还不是全部。本书的研究在阐明史实的基础上，探究奥斯曼帝国晚期历史不同层面的细节，力图澄清晚期奥斯曼帝国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都和奥斯曼帝国有关，或者是因为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而引发的。研究奥斯曼帝国的衰亡史，不仅涉及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起点，涉及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巴尔干地区基督教国家（曾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或属地）的根基或起点，还涉及近代欧洲大国英、法、俄、德等国的外交以及国际关系史。这个帝国出现的危机及其特点，帝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策略，既有经验和总结，也有教训可吸取，可以为现当代大国治理提供历史参照。

国外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成果较为丰富，英、美、法、意等国都有研究机构，西文著作极为丰富，土耳其本国和部分阿拉伯国家也出版了不少著作。相比之下，我们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还欠缺。为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和讨论很有必要。但奥斯曼帝国史资料浩如烟海，作为研究者，对奥斯曼帝国史的探究只能触及某一个层面、某一类问题，难以把握全部内容。拙著《晚期奥斯曼帝国（1792-1918）研究》只勾勒晚期帝国演变概史，对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论述（帝国的衰落、帝国的西化改革、属地的丧失、哈米德二世的统治、第二次宪政等），仅仅是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阶段性成果。本书是探讨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的继续尝试。

论题一 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与“民族问题”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包括巴尔干地区、安纳托利亚高原、亚美尼亚高原、肥沃新月地带、汉志和也门、埃及至阿尔及利亚等地。庞大的帝国内，除了鲁米利亚、埃迪尔内、阿勒颇、科尼亚、巴格达等数十个行省，还有克罗地亚、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等属国。帝国境内的民族成分多，宗教派别复杂。大体来说，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可分为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两类，按照信仰，可分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少数民族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库尔德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等。奥斯曼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信仰伊斯兰教，是穆斯林，而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还有犹太教徒等统称“非穆斯林”。

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动中，民族因素是不是一个突出的因素？这一点是需要讨论的。少数民族在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中是积极的推动力量还是阻碍力量？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同的观点。尽管奥斯曼帝国有数十个少数民族，但在帝国经济领域里起主导作用并支持奥斯曼帝国改革的，主要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不可否认，18、19世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但掀起民族解放运动是出于对帝国统治的不满，还是国外分裂势力的挑唆和欧洲大国的干涉？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晚期奥斯曼帝国政治衰败，少数民族自身利益是否得到保护？政治地位是提高还是降低？造成少数民族群体与土耳其统治阶层的对立，是政府政策的失误还是其他原因？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形成与演变，是否反映出帝国国内民族关系紧张？其影响为什么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范围。亚美尼亚人的自治要求，是属于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还是被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利用？这些问题需要仔细分析。

一 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穆斯林民众占多数，非穆斯林属于少数。作为统治阶层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起源于中亚突厥部落，皈依了伊斯兰教，占领安纳托利亚并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建立了新兴帝国，征服了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奥斯曼土耳其人居于帝国政治大厦的顶层。素丹和大多数高级官员均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担任，高级军官也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中的普通民众，主要是士兵和农牧民。奥斯曼土耳其人享有政治特权，其地位高于帝国内的其他民族群体。阿拉伯人是奥斯曼帝国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构成穆斯林的主体，生活于叙利亚、巴勒斯坦、汉志、也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广阔的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在宗教界占有重要地位，但仅有少数阿拉伯人进入高级官员行列。因为是被征服的民族，阿拉伯人的政治地位低于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普通阿拉伯民众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处于被统治地位。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穆斯林，比如，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的库尔德人，还有改变原来的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犹太人或其他宗教的信仰者。库尔德人以游牧和农耕为主，他们信仰伊斯兰教。这种类型的穆斯林所占比例不大。

既是“非穆斯林”群体，也是少数民族，并在奥斯曼帝国占有重要经济地位的，主要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黎凡特地区的天主教徒等，他们也在奥斯曼帝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等少数民族在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不突出。奥斯曼帝国境内，1800年仅大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为主）就占帝国总人口的10%以上。当时帝国总人口有2400万人[1]，大叙利亚的基督教徒超过240万人，而安纳托利亚、鲁米利亚、埃及和伊拉克均有基督教徒，总计数百万人（1829年希腊独立，75万希腊人脱离奥斯曼帝国）。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等独立，基督教徒的数量减少（帝国总人口也随之减少）。

按统计数据，1883年帝国境内的希腊基督教徒约232.9万人（留在帝国的希腊人），占总人口（约1737.5万）的13.4%；亚美尼亚基督教徒不到99万人，占当时帝国总人口的5.7%；犹太人总数为18.4万余人，占总人口的1%。1897年帝国境内希腊基督教徒约257万人，占总人口（约1905万）13.5%；亚美尼亚基督教徒104万人，占当时帝国总人口的5.5%；犹太人21.5万人，占总人口的1.13%。1908年帝国境内希腊基督教徒280多万人，占帝国总人口（约2095万）的13.4%；亚美尼亚基督教徒105万人，占当时帝国总人口的5%；犹太人有25.6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22%。1914年帝国境内希腊基督教徒近180万人，占总人口（约1852万）9.7%；亚美尼亚基督教徒129万人，占当时帝国总人口的6.99%；犹太人约18.7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2]总体来看，帝国的希腊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大部分时期在13%以上（希腊独立前占比例更高，占17%以上），亚美尼亚人所占人口比例在5%～7%，不同时期犹太人所占人口比例都在1%左右。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合起来，人口最多时占到帝国总人口的20%左右（最少时占17.5%）。[3]同样，按照1883、1897、1908、1914年的统计数字，穆斯林人口数分别是1258.6万、1411.2万、1551.9万、1504.5万，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72.4%、74%、74%、81.2%，也就是说，除了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之外，帝国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合起来所占的比例不大（分别占7.6%、6%、6.9%、2.3%）。有的奥斯曼帝国史或中东史书籍中说，帝国的人口中非穆斯林的比例占到了40%，是有所夸大的。

（一）少数民族的经济地位

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伊斯坦布尔后，由于宗教信仰差异和战争引起的对立，欧洲国家大多对穆斯林持敌视态度。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被“非穆斯林”群体所掌控，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充当起了欧洲商人与奥斯曼帝国的中介人或经理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善于经商，但帝国境内阿拉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从事商业活动会得到保护。在手工艺、造船、航海、金融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也是少数民族。

1.希腊人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希腊人在奥斯曼帝国分布很广，是奥斯曼帝国少数民族群体中的“多数”。除了希腊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诸行省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散居着不少希腊人，富裕的希腊商人则选择定居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和萨洛尼卡这样的大城市。希腊人有的信仰东正教，有的信仰天主教。

希腊人拥有出色的造船技能和航海技术，奥斯曼帝国的造船业和航运依赖希腊人。比如，奥斯曼土耳其人组建地中海舰队，就雇用了大批希腊人。希腊人既是造船工匠，也是水手，奥斯曼土耳其人要远航，穿越地中海，离不开希腊人。所以，希腊史中说，希腊人为奥斯曼帝国做出了贡献。奥斯曼帝国控制地中海东部，擅长航海的希腊人在商业活动中大显身手，但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西班牙等的军事对抗，影响了这里的商业。17世纪中叶后，地中海世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减少，希腊人利用航海方面的优势，支配了帝国的海洋运输和贸易。到18世纪晚期，希腊人垄断了爱琴海、亚得里亚海、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海运业，成为地中海贸易的主角之一。起初，希腊人和犹太人竞争且不占上风。后来，奥斯曼帝国的许多港口和城镇，都由希腊代理人控制。希腊人的足迹也遍及欧洲各地，例如维也纳、莱比锡、伦敦、巴黎和马赛，都有希腊人的商业据点。1774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The 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俄国得到了保护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臣民的权利，也取得了在黑海和多瑙河的国际航行权。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悬挂俄国国旗，与俄罗斯帝国南部的城市进行贸易。希腊人不仅受俄国的保护，也能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特权。总体来说，18世纪希腊人在商业上占据优势，尤其是垄断了奥斯曼帝国西部的贸易。当时欧洲大陆国家间的战争，影响了内陆贸易，地中海贸易变得举足轻重，希腊人显然抓住了机遇。

当然，除了正当的贸易，一些希腊人还从事走私活动。奥斯曼帝国禁止谷物出口，实际上谷物走私盛行，运送货物的有马其顿人、安纳托利亚西部海滨的居民，还有希腊人。拥有大量商船的希腊人，走私活动的范围很广，在18世纪后期，经营托运业务的希腊人把西亚的货物运至法国和西班牙，甚至有些希腊人跨越大西洋，到美洲去赚钱。希腊水手被雇用去从事海盗和走私活动，有的希腊水手因此积累了许多财富。

随着希腊人的财富增加，许多富商投资造船厂，刺激了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例如，加拉克西季翁（Galaxidhion）和迈索隆吉翁（Mesolongion）的造船厂，就是帕特拉斯和贾尼纳的富商们投资建设的。希腊人是制造业中的行家里手，在伊斯坦布尔和萨洛尼卡等大城市创办了许多公司和企业，比如铁路和港口营运公司、纺织厂、食品加工厂等。这些企业大量雇用奥斯曼帝国臣民，其中基督教徒是主要的劳动力，尤其技术工人，有的基督徒还是中层管理者。[4]希腊人是这些基督教徒中的主体。

希腊人也进入了奥斯曼帝国政府机构，主要是充当翻译，因为帝国与欧洲国家打交道时需要翻译人员。希腊人掌握着欧洲语言，并且与地中海、黑海、大西洋有着生意联系，见多识广，奥斯曼帝国主要从希腊社区中招募人才。伊斯坦布尔法纳尔区的希腊人，和统治阶层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利益攸关，因此，他们支配奥斯曼帝国的海上贸易，与欧洲基督教商人建立联系，成为帝国经济领域的柱石，也是不难理解的。

2.亚美尼亚人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亚美尼亚人是由世代生活在亚美尼亚高原的本地部落哈伊阿斯人与乌拉尔图人、胡里特人和赫梯人等以及外来的阿尔明人长期融合而成的一个古老民族[5]，保持了安纳托利亚原始居民的人种特点，属于欧罗巴人种西亚类型。他们大多生活于城镇，以商人和工匠居多，山区的亚美尼亚人主要散居于库尔德穆斯林和牧民之间，生活条件与当地人差不多。[6]他们使用的亚美尼亚语，属于印欧语系亚美尼亚语族，有多种方言。大多数亚美尼亚人信仰基督教格里高列教派，也有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帝国，亚美尼亚人在许多领域从事各种被伊斯兰教法所允许的职业，其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其他非穆斯林群体。亚美尼亚人有的经营货币兑换、金饰工业、珠宝业，有的进入外贸行业，有的在制造业、医药行业。[7]沿街兜售的小贩，也有不少是亚美尼亚人。由于善于经营，他们成了希腊人和犹太人最大的商业竞争者，在奥斯曼帝国的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另外一些领域，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希腊人并驾齐驱。当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种种原因衰落时，亚美尼亚人填补了他们的空缺。比如，在货币交换、金饰工艺、珠宝业、对外贸易、医药、戏剧等方面，亚美尼亚人后来居上，取代了希腊人在帝国中的重要位置。[8]单从贸易来看，来自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的亚美尼亚人的足迹遍及威尼斯、利沃诺、马赛，甚至到达了阿姆斯特丹和圣彼得堡[9]，而从波斯到阿勒颇的贸易长期以来被亚美尼亚人垄断。中东史专家们的基本判断是：亚美尼亚人是奥斯曼帝国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反过来，他们比希腊人更得到信任，比如在货币兑换商和银行业中，他们占据了原先由希腊人和犹太人占据的许多职位。在奥斯曼帝国中，亚美尼亚人不是希腊人那样的庞大民族群体，但亚美尼亚人的适应性很强，他们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类型的商业活动。例如，在波斯的亚美尼亚人成为金匠，在阿姆斯特丹的亚美尼亚人成为商人，在俄国的亚美尼亚人成为制造商，在意大利的亚美尼亚人种植水稻和养蚕。亚美尼亚人不仅在商业组织上不亚于其竞争对手犹太人和希腊人，而且有着更强烈的进取精神。他们离开家乡，前往亚洲和欧洲的不同地区去冒险。

亚美尼亚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聚居地，以商业活动而知名，人文生活也是独特的。第一份亚美尼亚人地图，以及反映亚美尼亚史的书籍，是在阿姆斯特丹印刷的。17～18世纪保存下来的契约、遗嘱、信件和关税档案等原始资料证实，亚美尼亚人经营的以阿姆斯特丹为起点的贸易活动十分繁荣。亚美尼亚商人以阿姆斯特丹为起点，向俄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输出欧洲商品（货物数量非常巨大，品种丰富），然后收购这些地区的原材料运往欧洲。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张，亚美尼亚人的居住区广泛分布于中东主要城市，在阿克曼、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布尔萨和伊斯坦布尔都有亚美尼亚社区。通过这些社区，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波斯、俄罗斯、波兰以及印度建立起商业网。从17世纪起，亚美尼亚人增强了与欧洲的联系，他们在荷兰和意大利建立起许多公司，在伦敦、塞维利亚、马赛和亚洲的科罗曼德（尤其在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确立自己的商业地位，在中国西藏、缅甸、爪哇岛建立了自己的贸易据点。[10]

在奥斯曼帝国以东，亚美尼亚人几乎是唯一能往来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商人。亚美尼亚人逐渐控制并最终垄断了波斯向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丝绸贸易，还把东南亚出产的香料，以及东方世界的翡翠、瓷器等奢侈品运往奥斯曼帝国和欧洲。就跨洲贸易而言，显然海路更为安全和方便，许多亚美尼亚人建立了自己的商船队，并且通过悬挂欧洲国家的旗帜来进行贸易。17世纪法国教会试图使亚美尼亚人皈依天主教，想把商人资本从教会中撤出来，以转移或削弱亚美尼亚人的商业网，不过显然未能如愿。[11]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亚美尼亚商人之间长期存在贸易关系，亚美尼亚人以诚信为本，他们的家族企业遍布从黎凡特到菲律宾的东西方要道上。亚美尼亚商人的组织，优势之一是节约交易成本，之二是组织方式创新。亚美尼亚商人的成功取决于其自身素质，也和商业网的存在密不可分。家族关系和商业网保证了亚美尼亚人的商业经验和技能传承。

亚美尼亚人能垄断波斯的丝绸贸易，取决于特定的条件。丝绸产地波斯是伊斯兰教国家，对来自西欧的商人不完全信任，波斯的穆斯林商人很少将丝绸运至欧洲去进行贸易，况且，波斯和欧洲之间隔着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之间长期敌对，有许多商业禁令。于是，只有非穆斯林商人才可能充当中介，把波斯的丝绸经由奥斯曼帝国转运到欧洲。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有自己独立的基督教徒社区，享有一定自治权。亚美尼亚人既可以进入基督教的欧洲国家，也可以到邻近的波斯国家，从事一种不会带来危险的商业活动。关键是，亚美尼亚高原位于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交界处，亚美尼亚人比其他商人更熟悉和了解波斯的丝绸生产及销售。在奥斯曼帝国与波斯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大批亚美尼亚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有的逃到伊斯法罕等城市。在伊斯法罕的新朱尔法区，大批亚美尼亚人被安置，形成了一个亚美尼亚人聚居地。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利用他们在丝绸贸易方面的优势发财致富，在阿勒颇、伊兹密尔、布尔萨、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都形成了范围不小的亚美尼亚商业区，他们主要经营从波斯、奥斯曼帝国到欧洲的丝绸贸易。[12]

亚美尼亚人对波斯丝绸贸易的垄断，也受到外国商人的挑战，最大的对手是英国商人。英国商人看到了丝绸贸易的高额利润，试图直接收购丝绸运往欧洲。英国商人用比亚美尼亚商人更高的价格从波斯购买丝绸，在商品出售和贵金属的交易方面也具有竞争力。起初英国还缺少向波斯地区扩张的力量，插手波斯丝绸生意的英国商人为数不多，和亚美尼亚商人竞争未必占上风，于是不得不向亚美尼亚商人妥协。英国东印度公司满足了亚美尼亚商人一些交换条件，但亚美尼亚人凭借天然优势，把英国商人排挤了出去，仍保持了在波斯丝绸贸易中的优势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波斯帝国伊斯法罕的亚美尼亚商人有协定，根据协定，亚美尼亚人承诺使用英国船和欧洲人做生意。作为交换条件，东印度公司也允许亚美尼亚人在印度做生意，其用意有二：一是想让亚美尼亚人放弃旧商路，尤其是穿过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区到地中海的商路；一是令其放弃去俄国的新商路，但似乎没有达到英国人期望的结果。[13]当然，波斯帝国的政策变化也是重要因素。一是波斯政府放弃了对丝绸出口销售的国家垄断，允许亚美尼亚人直接从地方生产商得到供货；二是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在1639年达成和平协议，亚美尼亚人可以控制从生丝加工到丝绸成品出售的全部环节，到17世纪中期，几乎所有波斯丝绸的出口都由亚美尼亚商人经手。

3.犹太人在帝国的经济地位

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有一部分是土耳其人征服之前就在阿拉伯地区生活的犹太人，有一部分是欧洲移民。前者能使用阿拉伯语。迁移来的欧洲犹太人，有的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西欧，有的来自东欧，使用卡斯提尔语（西班牙语的一种方言）或葡萄牙语。犹太人建立犹太“米勒特”，是奥斯曼帝国的臣民。17世纪末18世纪初，帝国又出现了新的犹太人移民，这些犹太移民保留原国籍，使用葡萄牙语或意大利语，他们出于经济考虑而迁入奥斯曼帝国。[14]犹太人有自己信仰的犹太教，主要从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

犹太人尤其是欧洲来的犹太移民，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犹太人融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生活，参与帝国商业，也进入政府部门。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比如，来自意大利的犹太人把“复式记账法”引入奥斯曼帝国的会计行业，尤其是在经济活动和商业方面的经验，极大地增添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活力。

犹太人在帝国商业中大显身手是在16世纪和17世纪，即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成长起来之前。犹太人在商业上发挥作用，在银行业中引人注目，也参与政府部门的工作，深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的信任。有的犹太商人出入帝国宫廷，地位显赫，如犹太商人多娜·芒德（Dona Gracia Mendes）和侄子唐·约瑟夫·纳西（Don Joseph Nasi）。[15]唐·阿尔瓦罗·芒德（Don Alvaro Mendes），一个来自葡萄牙的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通过开采钻石获得了巨额财富，这个犹太富商在欧洲许多国家辗转，后来定居萨洛尼卡。犹太商人所罗门·耶尔什（Solomon Aben Yaesh）利用自己与欧洲人的联系，以及遍及欧洲地区的代理人发展贸易，获取了大量财富。他服务于奥斯曼政府，主要贡献是为宫廷和英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6]

当然，多数犹太人是以小规模的商业团体和个人身份进行商业活动的。帝国的主要城市都有犹太工匠的身影，金属器皿制造、马车制造、修帆船和制作绳子等都是他们擅长的职业，铁匠、锻工、油漆匠、制鞋匠、锁匠大多数是犹太人。据说犹太人中有1/4是流动的小商贩，他们或开设小商铺，或经营香料等商品。在萨洛尼卡，犹太人也从事编织、染布等工作。[17]

犹太人活跃于开罗、亚历山大、巴格达、大马士革、布尔萨，以及北非的阿尔及尔等地。不过，犹太人主要聚集在萨洛尼卡和伊斯坦布尔。他们把奥斯曼帝国生产的毛织品和干果等物品卖到欧洲，再把欧洲的物品卖到奥斯曼帝国。有的犹太人常去小镇，甚至深入山区和沙漠地区，向当地居民提供咖啡、糖、靛蓝染料、衣物以及多种多样的制成品。有的犹太人给当地的种植业主贷款，让他们购买家畜、烟草以及类似的农产品。犹太人懂得如何把自己的商品卖到好价钱，也懂得在哪些地方推销物品最赚钱。[18]17世纪中叶，犹太人财阀们不再去从事跨越亚地区的国际贸易，而是设法取得政府垄断特权，比如充当宫廷银行家，或者军需供应商。[19]在与奥斯曼帝国官方建立密切联系后，犹太人逐渐转型，从直接经手生意的个体商人转变为包税商或政府官方机构的供货商。这种“官商结合”带来了巨大利益，当然也伴随危险，当奥斯曼帝国政局出现动荡，犹太人也难免会受其影响。事实也证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犹太人的优势地位逐步丧失，某些行业的机会让给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

在伊兹密尔，犹太人在日用品的生产和制造方面也居主导地位，纺织品、丝绸、衣物、地毯、蜡烛、无花果、葡萄、酒类等物品都出自犹太手工业者之手。伊兹密尔的犹太人也经营银行业和货币兑换，给外国商人和领事充当翻译或代理人。在与威尼斯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关税方面的交涉中，犹太人作为中间商、代理商以及翻译人员而大显身手。犹太人运用他们在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知识，为奥斯曼帝国政府服务的同时也得到了回报，许多犹太人与帝国的上层人物建立了联系。大多数年轻的犹太人不再跟随父辈去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原来从事的职业（例如金银器制作、开银行等），需要良好的技能渐渐被丢弃，等于让给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如今只从事那些需要少量知识和智力就能胜任的简单职业，诸如沿街兜售食品和日用百货，或是当渔夫或农民，去种植水果和蔬菜。有的犹太人去从事抄写员的职业，抄写宗教经典，代人写信，或是替别人保管账目，或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雇主充当排字员。[20]在18世纪，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商业方面所起的作用，已无法与前两个世纪相提并论。

总体而言，少数民族的商业活动，不仅为奥斯曼帝国带来了世界各地的商品，而且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发展。1699年后奥斯曼帝国逐渐放弃军事征服和掠夺财富，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和他们缴纳的各种税赋，对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举足轻重。同时，少数民族也促进了奥斯曼帝国社会与欧洲社会的交流。因为绝大多数穆斯林直到“坦齐马特”（1839）之前的生活观念仍相对落后，少数民族积极往来于东方和西方两个世界，把外部世界的信息、技术和观念带到奥斯曼帝国。

当然，讨论少数民族的经济地位问题，必然要考虑到奥斯曼帝国的整体经济环境。奥斯曼帝国的国力强时，政府能够控制偏远行省，保障帝国境内大多数贸易路线的安全通畅，在帝国鼎盛时期领土广阔，从巴尔干到阿拉伯半岛，多种物产远销欧洲市场。帝国的宫廷、官僚和封建领主对欧洲的酒类、玻璃制品等国内无法生产的商品有很大需求，客观上刺激了贸易活动。重要的是，土耳其统治者重视发展商业，帝国在16世纪开始大规模从事国际贸易活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观念是商业为军事服务，后来这个观念有所改变。一段时期内，奥斯曼帝国控制着黑海的商品和原料，以及到达伊斯坦布尔的商路，并控制亚丁至印度的贸易。17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贸易衰落了；另一方面，帝国中央权力弱化，地方分裂趋势明显，政府岁入越来越少。18世纪，大批法国商人来到奥斯曼帝国，他们有的进入宫廷机构，有的从事银行业，有的成立公司，有的进行贸易活动，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的贸易得到发展。19世纪30年代，英国成为奥斯曼帝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之间进出口贸易增长，是因为奥斯曼政府给予了英国人更多的商业优惠条件，许多英国商人参与了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奥斯曼帝国19%的进口货物源自英国，到了20世纪7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了32.4%。奥斯曼帝国出口到英国的主要是原材料，奥斯曼帝国对英国的出口贸易占比从13.3%（19世纪30年代）增加到了27.2%（19世纪70年代）。[21]欧洲其他国家的商人也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进入奥斯曼帝国，他们凭借种种特权，打破了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的商人对本国进出口贸易的垄断。此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伙伴除了英国，还有法国、奥地利、俄罗斯和美国。

（二）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变迁

奥斯曼帝国管理少数民族实行“米勒特”制。奥斯曼帝国在征服过程中，把非穆斯林宗教团体或社区称之为“米勒特”（millet）[22]，即“奥斯曼帝国境内有特殊信仰的集团或民族”。非穆斯林群体只要承认素丹权威，缴纳人头税，就可以建立自治性社区“米勒特”。这一制度，是有条件的宽容政策的制度化，实质是内部自治，等于是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来换取社区内部的司法独立。

奥斯曼统治者起初以为，基督教和犹太教臣民是容易管理的，采取古典伊斯兰帝国对待“迪米人”的传统管理方式。包含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社区，是奥斯曼帝国臣民以宗教信仰为基础构建的各种社区组织。一般的说法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时，留在当地的基督教居民在“米勒特”制下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其实，制度是在征服时采用的，但“米勒特”的名称出现较晚）。奥斯曼帝国的这种制度，构建了一种在宗教关系基础之上的自治组织，由兼有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宗教领袖来领导（由希腊主教担任）。奥斯曼帝国按照伊斯兰的法律和传统进行统治和管理，土耳其人对待异民族和异教徒是宽容的，至少比同时期基督教欧洲的统治者宽容。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一个“团结”在统一秩序和管理框架内的大帝国。[23]素丹满足于组织和控制这些民族和异教徒，使他们保持秩序、遵守法律、缴纳赋税，而不是压迫和强制他们改变宗教信仰。“米勒特”制推行之后，也吸引了不少来自欧洲的非穆斯林移民。

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无论人口数量还是政治地位都不可忽视。在1830年希腊独立之前，一般所谓的希腊人，既包括希腊本土的希腊人，也包括伊斯坦布尔、叙利亚、埃及等地的希腊人。1830年之后，帝国境内的希腊人，仅指奥斯曼帝国所辖臣民中的希腊人。前文提到，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多数信仰东正教，而希腊东正教徒的地位高出其他少数民族的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堡的希腊东正教大主教，被官方承认是素丹统治下的所有东正教徒臣民的领袖。大主教和他的教士们剥削希腊人以外的其他东正教徒，故而受到了罗马尼亚教徒、保加利亚教徒、塞尔维亚教徒和神职人员们的抵制，教派独立的呼声一直存在。可以说，不是土耳其人压制希腊东正教徒，而是希腊东正教会压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其他非穆斯林教徒。

奥斯曼帝国时期，亚美尼亚人人口较多，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生活也是较为稳定的。在少数民族中，亚美尼亚人忠实于奥斯曼素丹，得到土耳其人的信任。直到19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人还被土耳其人看作忠实的臣民。君士坦丁堡是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宗教中心，有为数众多的亚美尼亚人社区。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社区有着明显的阶级区分，一小部分富裕的亚美尼亚人是政治上掌权的群体，被称为“阿米拉”（Amira）。他们完全掌控着社区和教会，也得以行使自己的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素丹对大主教的任命。18世纪时这些亚美尼亚显贵之间出现了进一步的分裂，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神职人员、商人和工匠的控制。这种控制一直保持到“坦齐马特”时期。

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亚美尼亚人的生活开始变化。来自欧美的新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亚美尼亚人的影响，尤其俄国支持下的亚美尼亚政治倾向，使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在19世纪兴起。素丹马哈茂德二世曾于1830年承认亚美尼亚天主教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区，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意义。亚美尼亚新教教会在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中间建立特派团和学校，新教社区从此不断增长。1839年由素丹阿卜杜·迈吉德颁布的改革法令中，给予亚美尼亚商人和工匠在米勒特社区内取得政治权利的机会。[24]可是奥斯曼统治者并不打算准许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的政府或者实行自治。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决心阻止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运动，采取压制措施以防素丹政府失去对亚美尼亚行省的主权。库尔德人与亚美尼亚人之间发生流血冲突，哈米德二世并未及时制止，相反，派政府军队平息“叛乱”，发生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后文详述）。

帝国早期和中期，城市里的犹太人平静地生活着，只从事经济活动，不参与帝国的政治事务。到19世纪晚期，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下的奥斯曼帝国臣民中，有着数十万犹太人。他们大多分布在帝国西亚诸省的城市，小部分居住于帝国的巴尔干地区。“犹太人从未成为过帝国政府的麻烦，在犹太人与土耳其人之间，没有类似巴尔干基督徒或亚美尼亚教徒那样因宗教问题而产生的隔阂，也没有敌对意识被唤醒而产生的民族运动。米勒特制度在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造就了一种合理的、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25]但哈米德二世在处理日益增长的犹太人与外国人的纠纷时遇到难题。对奥斯曼帝国政府而言，犹太人问题日益增长：一是那些外籍的犹太人，但已在奥斯曼帝国定居或者将要在奥斯曼帝国定居，他们要求享有特权；二是作为殖民者前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保留着与原先国家的隶属关系；三是那些居住在奥斯曼帝国之外的外国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充满热烈的兴趣，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26]哈米德二世把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明显区别对待，所以没有发生大的事件。

整体来看，在奥斯曼帝国前期，非穆斯林得到了一定的权利，政治上非穆斯林所处地位低于穆斯林。在某些地区穆斯林人数占少数，但非穆斯林仍处于伊斯兰宗教团体的支配之下，因为穆斯林在法律上属于主体。当然，这种“可以接受”的关系长期保持下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因素的渗透，各宗教社团之间的等级秩序受到削弱，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关系。奥斯曼帝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产生的经济变化，以及欧洲观念的混合，对当地宗教团体而言并非幸事。19世纪由于奥斯曼帝国政权的日益衰弱，欧洲影响不断增长，使得奥斯曼帝国境内非穆斯林的地位发生了不利变化。伯纳德·刘易斯认为，“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的关系因为新思想和野心而被破坏”。因为，根据自由主义原则，应该要求土耳其人给予所属各民族以完全的平等权利；按照民族主义原则，被统治的民族有权利起来造反，并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依照基督教的原则，欧洲国家能够出面进行干预，支持他们自认为应该取得的公民权和脱离奥斯曼帝国的要求。[27]于是，猜疑、恐惧、仇恨代替了原来的平安相处，处于衰弱状态的土耳其人，对非穆斯林的态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奥斯曼帝国越来越依赖它与欧洲之间的经济关系，削弱了帝国统治的政治稳定性。[28]这一看法揭示了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地位变化的根本原因。其实，城市里有钱的希腊商人和犹太商人以及希腊银行家和犹太银行家们，无论经济实力多么雄厚，在政治上仍受制于人。不管他们的金融活动规模和范围多么广，帝国无法为他们的商业活动提供更有利的政治保障，自己难以建立起稳定的信贷体系。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政治地位得不到保证，影响了帝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经济和政治地位变动的原因各不相同。希腊人是主动要求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开始质疑“米勒特”制度并要求自治和独立，是受了欧洲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希腊人政治地位高于其他少数民族，但他们不满足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给予的米勒特内部自治，而是想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成立独立的希腊民族国家。希腊人的独立愿望，在奥斯曼统治者看来是不可容忍的。19世纪初期希腊人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1821年爆发了希腊人起义，希腊人由帝国的臣民变成了帝国的敌人。战争持续多年，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官员和商人，不仅失去了享有的特权和地位，有的甚至被驱赶或处死。比如，希腊起义的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后，土耳其人处死了希腊主教和翻译官，法纳尔区的希腊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希腊独立后，仍有许多希腊人居住在奥斯曼帝国的其他行省，但帝国境内的希腊人被看作对帝国有威胁的人，希腊商人无法像以前一样在帝国内自由地进行贸易，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活动中，希腊人逐渐不占重要地位。在政府部门或学校中原来由希腊人占据的职位，大部分被亚美尼亚人取代了。[29]亚美尼亚人的地位变动，主要是受大环境的影响。欧洲强国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原料产地以及销售市场，尤其英国和俄国的争夺导致奥斯曼帝国东部的波斯政治动荡，贸易活动难以得到保障。随着国际贸易路线的转移，传统的陆地贸易成本高，收益不确定，亚美尼亚人原来的商业网络到19世纪被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确立的世界市场取代。[30]亚美尼亚商人选择了转型，有的成为欧洲商人的代理人，有的则投资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公司。最终，西亚一些城市的亚美尼亚人社区衰落甚至消失了。犹太人的地位变化，没有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那么剧烈。17世纪后期开始，犹太人在帝国商业中的地位开始下降，他们不再像16世纪那样得到土耳其统治者的信任。反过来，由于失去了政治依托，犹太人在帝国经济领域也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虽然大多数犹太人愿意与穆斯林以及其他少数教派臣民保持良好关系，为此主动学习阿拉伯语和其他相关语言，但仍然被排斥。可能是犹太人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所致，他们的努力未得到应有的回报。犹太社区变得相对封闭，只限于不同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之间的交流。犹太人在帝国的影响力逐渐落后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奥斯曼政府给国内的基督徒以法律、资金和贸易上的特权，而犹太人并没有得到这些特权。当然，犹太商人地位下降，也有自身竞争力下降等原因。犹太人移民经过长期生活基本上融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生活，年轻一代犹太人的冒险精神不如祖辈，他们乐意选择一些低风险行业，维持现状。到18世纪，犹太人的理想是和官方建立联系，或者从事风险较低的本地贸易。这样一来，犹太人逐渐输给了竞争对手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

二 少数民族与帝国的社会变革

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历史上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19世纪晚期出现了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后人阅读奥斯曼帝国史时，首先想到的是土耳其人与国内少数民族之间的恶劣关系，而不去深究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社会地位和生活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把研究范围聚焦到晚期奥斯曼帝国（1792～1918），即从法国入侵、土耳其改革等一系列事件，到奥斯曼帝国最后解体的百余年历史，就能发现：奥斯曼政府在这个迅速变革的时期处理民族关系时是很慎重的，并没有一味采取民族高压政策。一个基本事实是，奥斯曼帝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之后，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教派率先接受了新的观念、知识和技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当主体民族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仍在维持游牧和农耕传统时，少数民族已作为新型的生产者，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系。可以说，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民族关系问题，不仅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土耳其人如何压迫少数民族的问题，而应该同时看到少数民族如何从经济领域撕开奥斯曼传统社会帷幕的问题。少数民族中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主动要求政治上的独立，把奥斯曼统治者推到“严防死守”的被动境地，整个过程是复杂的，不弄清历史细节，任何“宏观”的判断都不能说明实质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的地位与特点

奥斯曼帝国史书中反映出的信息是：少数民族在奥斯曼帝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判断的理由有五：其一，少数民族在帝国的商业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少数民族充当欧洲商人的中介或经理人，并与欧洲商人一道控制了中东地区的对外贸易；其三，从19世纪开始少数民族在工业中占据越来越多的利益；其四，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希腊人主宰城市主要的经济部门；其五，少数民族资本家的势力也逐步控制了农村地区。

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展，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贸易日趋增多，当地人与欧洲人之间的商业“中介”出现。经济史家伊萨维指出：中东地区充当“中介”的几乎是当地少数民族或米勒特制度下的民众——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31]而且，奥斯曼帝国与世界经济之间关系扩展后的主要得益者，就是这些商业上的中介。“在东西贸易中，非穆斯林群体（包括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起着主导性作用。没有这些中介的参与，帝国中央的官僚不能管理帝国的供应系统（其实官僚们尽力限制这些非穆斯林商人群体的活动，以防止他们发展壮大）。”[32]希腊商人自18世纪中叶开始超过其他非穆斯林商人群体，尤其在帝国西部的贸易中最为明显。希腊商人和犹太商人也控制了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对外贸易。黑海地区的穆斯林商人也没法与希腊人竞争。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事务以及与欧洲商人进行关税协商中获得职位，而且犹太人中间商、代理商以及翻译家们，充当奥斯曼帝国派往城镇和村庄的外商代表及奥斯曼政府的官方代表。有的学者指出，犹太人的“商业投机往往与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穆斯林、亚美尼亚基督徒、希腊东正教徒以及部分土耳其穆斯林相互配合，这些商业投机使得商业上的联系变成文化联系”。[33]国内贸易中，亚美尼人占23%的份额，希腊人占43%，土耳其人占15%，其他民族占19%。20世纪初期，少数民族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达到顶点。[34]

奥斯曼帝国的工业中，外国人和本国的少数民族也起主导作用。在伊兹密尔和阿达纳的产棉区，纺织业和植物油工业在19世纪开始发展，其他工业如食品加工、造纸、木材加工、制陶业、在伊斯坦布尔等地也有发展，机械纺织更为普及。[35]纺织品制造商多是犹太人，黎巴嫩的丝绸生产由基督教徒控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外国人和帝国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开始在工业中占据越来越多的利益”。[36]亚美尼亚人也是勤劳的手工匠。在奥斯曼帝国的手工业中，尤其是金饰工艺、珠宝业中，亚美尼亚人的作用也是明显的。不过，希腊人后来超过了亚美尼亚人。1913年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工业集中的7省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在269家工业企业中，总资本之中的50%属于希腊人，20%属于亚美尼亚人，5%属于犹太人，10%属于外国人，只有15%属于土耳其人。[37]帝国的城市里，多数银行家是希腊人（他们也把持东正教的主教职位），还有犹太人。例如，1912年伊斯坦布尔的私人银行有40家，其中希腊人开设的银行占12家，亚美尼亚人开设的银行12家，犹太人开设的银行8家[38]；奥斯曼帝国的112位银行家和银行管理者中仅有1名穆斯林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犹太人通晓欧洲语言，有财力和商业经验，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管理机构中也占突出地位，尤其在财政、内务、外交、教育、司法、公共工程各部门以及在邮政、电信、统计、铁路等部门承担着重要工作。总之，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共同主宰城市中的主要经济部门。

19世纪中后期，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还控制着农村大部分地区。例如希腊人在棉花种植业方面发挥作用。除了棉花产业，在其他重要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中活跃的，即便不是亚美尼亚人，也是“米勒特”制下的劳动者。不过，这些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在统治民族土耳其人之下，控制着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资本家不能影响政府的农业政策。

奥斯曼帝国的主体民族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明显不够。穆斯林主体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在城市工商业中穆斯林也不占主要地位。穆斯林的商业活动仅限于叙利亚等地。西方文明影响下出现的新兴产业中，很少能找到穆斯林经营者。凡是与欧洲资本家有联系的经济活动，也往往被少数民族把持，见不到穆斯林的身影。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中，穆斯林从事传统行业，而少数民族垄断新兴产业，控制城市工商业、银行、信贷等系统，是奥斯曼帝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也是帝国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

（二）帝国西化改革对少数民族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为寻求富国强兵而实行的西化改革，开近代亚非落后国家西化改革的先河。1718年就有政治家主张改革，指出赶上西方军事强国的必要性，建议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到了塞利姆三世（1789-1807）时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按照欧洲方式训练军队、建立新式正规化军团、学习和采用新的战术等。同时改建炮兵工厂、枪械厂，试制新式武器。马哈茂德二世从1809年起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改革，将原有的帝国行政机构改换成西欧模式的政府各部门，设立了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外贸部、公共工程委员会；裁撤原来挂名当差的宫廷职务，提高办事效率，杜绝贪污腐败；同时削弱宗教势力，加强对行省的控制；经济领域，废除了采邑制，开展了全国人口普查、土地丈量、财产登记；政府鼓励发展农业和工业，在伊斯坦布尔西部形成了新工业区。1839～1876年实行了有名的“坦齐马特”，触及行政、司法、财政、教育等制度层面。如颁布新民法、新刑法、商业法，建立民事刑事混合法庭；颁布的新土地法确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建立第一家欧式银行，定期发行纸币；建立了财政预算制度，废除原来的包税制，代之以政府直接征税；免除羊税和人头税，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收所得税。然而，上述改革在不同阶段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和反对，使一部分改革措施未能落到实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还是“坦齐马特”，大多得到帝国境内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支持。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常常是把帝国之外的新知识、新观念向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传播的传送者。穆斯林接受新生事物比本地的基督教徒缓慢，而基督教徒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也不均等。奥斯曼帝国1876年的宪法，试图把素丹制度变成君主立宪制，使帝国的臣民变成帝国的公民，各个民族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无论属于哪个教派，无一例外地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坦齐马特”时期的精英人物努力实现折中方案，给予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宗教社区以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权利，作为他们忠诚于帝国、忠诚于素丹的回报。为实行这一方案，精英人物寻求建立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其目标是：不同社区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以“独立而平等”为标识，实现社会和睦而又保持他们各自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39]当然，“坦齐马特”精英人物的理想并未实现。“在素丹眼里所有臣民一律平等”的声明，未能立即改变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但这些改革是非穆斯林少数民族所期望的，他们的期望是实现1876年宪法的目标。

在西化改革中，非穆斯林首先表示赞成新的改革法令。例如，“坦齐马特”时期社会习俗改革中有一项是服饰改革，要求帝国的臣民戴费兹帽（被当作现代文明的象征）。1844年，政府要求城里人戴费兹帽的法令到达阿勒颇，没有人响应。但1847年有一群青年基督教徒集体决定戴上费兹帽，支持阿布杜·麦吉德的改革法令。不久，基督教精英中的男性几乎全都接受了改革，改穿欧式服装。[40]其他一些改革措施，也是非穆斯林少数民族率先接受，在局部得到推广。难怪伊萨维得出这样的结论：“1914年之前中东地区的变化差不多全是由外国商人和本国少数民族（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信仰基督教的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推动的，正如日本经济和社会变化是由统治阶层推动的，印度的变化是由英国人推动的。”[41]

在“坦齐马特”中，服兵役的问题是很敏感的。法令宣布：所有基督教臣民、其他非穆斯林臣民，要和穆斯林一样承担服兵役的义务，后又颁布了补充规定：允许找人代役或通过“购买”方式免役。后来这项规定制度化，体现在一项叫作“代役税”的税项中，该项新税向所有非穆斯林的男性公民征收。这一措施引起各方面不满，基督教徒抱怨政府变相加税，但还是表示服从；穆斯林则认为不公平，他们自己的子弟在守卫边疆；基督教徒则待在家里享福。直到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除了出钱代役的法令，规定无论属于何种宗教信仰，所有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42]这项改革最后达到了目标。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虽然没有达到富国强兵、赶上西方的目标，但改革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如果从穆斯林主体民族的状况看，改革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尤其是广大农村和牧区。但从少数民族的状况看，改革前后的差异不小。比如，改革使黎巴嫩等地的基督教民众的部分权利得到保障，使他们得到较为稳定的收入；改革后基督教徒有资格加入军队；正常的权利平等也得到明确规定，包括税收平等，实行什一税制的明确允诺；每年预算公开，向纳税人表明税收用在何处等。实行改革，道路和运河得到维修，新建立的银行开始吸收欧洲资本并在素丹政府的支配下发展经济。[43]“坦齐马特”后，管理和司法状况已经有所变化。非穆斯林民众被给予自由，那些遥远的行省再次被纳入伊斯坦布尔的控制。改革措施实行后，在农村，耕地面积有所增长；在较大的城市和港口，生活设施得到改善。在政府机构中，男士礼服和土耳其毡帽取代了长袍和穆斯林头巾；商人以及社会名流从旧城市的老房屋，搬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意大利别墅，住进了开罗新区、士麦那和贝鲁特。素丹自己也搬到了华丽的、有着吊灯和镀金长镜的新式水上宫殿，看起来已不再是东方式的专制君主。[44]

西化改革后，住在大城市、沿海城市以及交通发达的城镇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变化最为明显。帝国境内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上层土耳其人，以及外来的法国人、英国人生活在城市里的豪华区域。本地的富有人家或官僚们大都对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着迷，他们着意模仿欧洲礼仪，在社交圈中讲西方语言以示与普通东方人不同。他们熟练掌握的是英语和法语而不是阿拉伯语。他们甚至模仿欧洲人的和生活方式，加入俱乐部，穿黑色毛料制服、晚礼服，露着白领子。同时，当地富人和官员们模仿西方的消费方式和居住样式。[45]就大的方面而言，亚美尼亚东正教徒和希腊东正教徒的社区，在“坦齐马特”时期也接受了天主教的民主化因素。[46]因为新的竞争迫使当地人应对新形势，尤其是主宰亚美尼亚社区的富有者阶层，改革对他们的影响是明显的。

总之，少数民族、少数教派支持奥斯曼政府的改革，而改革也使他们受益。

（三）民族因素与奥斯曼帝国社会基础的瓦解

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多数历史学家的判断是：17世纪帝国由盛转衰，接着进入停滞状态，帝国的许多制度慢慢地陷入了腐败和低效的困境，而“坦齐马特”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处于试图突破传统藩篱的变革。另一方面，随着希腊独立、埃及挑战素丹的权威、巴尔干民族陆续脱离帝国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奥斯曼统治者明显感到大一统帝国的危机。维护国家的统一甚至比发展经济、追赶西欧更为迫切。统治者激励自己实行改革，想通过变革尽力延缓帝国的解体，但改革既未使其由弱变强，也未使其由乱到治。事实上，旧标准和新标准的并存使帝国秩序更为混乱。

从根本上说，当奥斯曼帝国走向衰弱时，商业和手工业大范围停滞。少数民族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对统治民族的不满情绪也逐渐增加。不过，正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整体衰落，尤其统治的松弛，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民族显得相对强大，也更加团结一致。通过与更大范围的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接触，使他们在多方面获得利益。

少数民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除了他们在帝国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还由于19世纪对现存制度的改革动摇了素丹与臣民之间“社会契约”的根基。穆斯林目睹了日益增长的欧洲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在帝国境内的渗透，越来越感觉世界变了，管理自己的统治者现在看来也不是不可动摇。1850年在阿勒颇发生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冲突，1854年在摩苏尔，1858年在吉达，1860年在纳布卢斯、黎巴嫩、大马士革等地也发生了冲突。1882年埃及发生了针对基督教徒的暴力行为。穆斯林的怒气也被引向针对犹太人的行动，1889年在摩苏尔和巴格达也发生过暴力行为。[47]穆斯林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恶化，尤其是穆斯林在一些地方采取的激烈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唤醒了少数民族的民族保护意识，事实上推动了各种形式的民族运动和斗争。

“坦齐马特”的主旨包括“践行”西方的自由、权利、平等观念。例如，“坦齐马特”时期给予亚美尼亚商人和手工业者一定权力。在反对亚美尼亚权贵的斗争几度沉浮之后，一个基督教会的委员会和一个管理民事的委员会建立起来。[48]1863年，一个所谓的《亚美尼亚宪法》被承认，该宪法把亚美尼亚事务授权给“国民会议”，国民会议由主教主持每两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一次，下设两个分委员会（负责宗教和内务），分委员会成员作为亚美尼亚在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代表。[49]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亚美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生，不单单是受了俄国或欧洲其他国家民族主义的蛊惑，事实上也得到奥斯曼改革政策的鼓励。

少数民族能够动摇奥斯曼帝国的根基，还与帝国的社会结构有直接关系。晚期奥斯曼帝国是这样的状况：其一，帝国的政治权力仍由素丹及各高级官僚组成的中央政府掌握；其二，帝国主要的经济利益集团是大地主和城市少数民族买办资产阶级，而希腊商人、亚美尼亚商人、犹太商人构成帝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基础；其三，奥斯曼帝国依附型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它不可能大规模发展本地工业，因此也没有产生大批工业资本家；其四，无论民族工业还是外国人控制的本地工业，规模有限，又受多种因素制约，工人阶级的数量不大；其五，农业人口大多数由小农构成，并直接受大地主的控制；最后，各部门的小资产阶级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均缺乏有机联系，阻碍了小资产阶级在整个帝国中的稳定发展。伯彻·柏布兰奥卢在《危机中的土耳其》一书中对此有详细分析。[50]

从帝国自身来看，过分依赖欧洲资本家和本国的少数民族，帝国社会就存在严重的问题。第一，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大部分果实被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获得；第二，外国人和受过教育的少数民族的存在，使政府扩大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的迫切性减弱；第三，外来的资本家和少数民族资本家的存在，阻碍了穆斯林资本主义的发展；第四，土耳其、埃及都采取过反对外国人和少数富人阶层的措施，没有起到好的作用。在晚期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不能像以前一样得心应手地统治少数民族臣民，是有客观原因的。前奥斯曼政府的高级官员和行政职员，可以算是土耳其人中的中产阶级，但职业只限于行政和军事部门。真正的土耳其人几乎没有现代商业经验，也没有涉足现代工业、银行业，或其他技术性强的领域。帝国境内就不存在拥有现代商业、工业和财政技能与经验的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土耳其中产阶级。同样，缺少一批能取代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和其他外国商人在相应部门发挥作用的、训练有素的土耳其人。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也就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管理模式，但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几乎与资本主义没有实质性的联系，改革的结果会让谁得利，是一目了然的。少数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买办阶级，使奥斯曼帝国工业的落后性和经济结构的依附性得以延续，奥斯曼帝国作为债务国和原料产地，其经济对欧洲资金的依赖进一步增加。

我们知道，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是由于土耳其政府加入德奥意同盟，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基础在19世纪已经逐步瓦解。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然希望提高自身政治地位。奥斯曼帝国不能用压制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中倡导民族平等，就应该给予少数民族自治或寻求独立的权利。少数民族觉醒和民族意识增强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不得不面临如何维护多民族大帝国的统一问题。

研究民族理论的学者指出，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性。民族问题虽然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联系、相互交织，但并不依附于其他社会问题；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会产生；对抗性的民族矛盾暂时解决了，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51]奥斯曼政府的西化改革倡导民族平等，这等于是为少数民族争取独立提供了机会；帝国政府的改革提高了少数民族的地位，打破了穆斯林主体民族与非穆斯林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关系；西化改革旨在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让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少数民族受益，而主体民族得到的益处有限。一方面，少数民族支持并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变革，这是对帝国有利的一面；另一方面，受到新政策鼓舞的希腊和亚美尼亚东正教徒寻求自治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构成了分裂奥斯曼帝国的基本力量。奥斯曼帝国推行西化改革后，少数民族买办资产阶级形成帝国主要的经济利益群体，而统治民族土耳其人和人口占多数的阿拉伯人变成了经济领域的落伍者，几乎被挤到现代社会的边缘，无力掌舵奥斯曼帝国这艘风雨飘摇的航船。也就是说，民族因素是晚期奥斯曼帝国社会变动中一个突出的独立因素，而且，民族因素与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在帝国经济领域起主导作用，支持并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而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并掀起民族主义运动，形成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力量。从另一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有利于少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工商业者、银行家、资本家构成了帝国重要的社会基础；但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变革时期政治衰败，少数民族自身利益得不到保护，政治地位没有提高反而降低。这造成少数民族群体与土耳其统治阶层的对立，帝国的社会基础松动，庞大的多民族共同体瓦解。

三 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与演变

亚美尼亚人问题是跨国家、跨地区的问题，至少涉及土耳其、伊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国。亚美尼亚人的家园在亚美尼亚高原，地理上又分为南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北地区两个部分，历史上亚美尼亚被分割为东亚美尼亚和西亚美尼亚。由于南高加索属于苏联范围，那里的亚美尼亚人问题习惯上被当作苏联和当今独联体内部的民族矛盾，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冲突在当代仍然时有发生。[52]安纳托利亚东北地区属于地缘政治概念上的中东，这里的亚美尼亚人问题主要围绕着亚美尼亚人与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和伊朗人的民族矛盾而展开，并掺杂着宗教争端。因此，亚美尼亚人问题在中东地区被认为是仅次于阿以冲突和库尔德问题的另一个复杂的民族问题。

（一）历史上的亚美尼亚人

公元前16世纪时亚美尼亚人的先祖就已生活在亚美尼亚高原，当时接受阿尔马丹国（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5世纪）的统治。其后，除了曾受到乌拉尔图人和亚述人的侵略和统治外，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亚美尼亚人先后臣属于波斯帝国和塞琉古王国。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亚美尼亚人建立统一的“大亚美尼亚国”，进入文明社会，国势一度强盛，但后来为邻国所征服，整个亚美尼亚高原的居民被罗马帝国征服。公元2世纪，继南边的强邻安息王国衰落后而兴起的萨珊王国，与罗马帝国展开对亚美尼亚高原的争夺。到337年，萨珊王国趁亚美尼亚人发生内乱之机占领了亚美尼亚地区，罗马帝国极力要夺回失地，双方战争不断。到萨珊王国沙普尔三世时期（383～388年在位），亚美尼亚被瓜分，萨珊王国获得东部亚美尼亚，罗马帝国获得西部亚美尼亚。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亚美尼亚属于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的领土。7世纪阿拉伯国家兴起，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期（644～656）打败了拜占庭和萨珊王国，夺取了对整个亚美尼亚地区的控制权。当时生活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北地区的民族还有库尔德人，当穆斯林大军围困该地区时，大部分库尔德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亚美尼亚人仍然信仰基督教。阿拉伯帝国统治初期，亚美尼亚人的生活是安定的。10世纪以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弱及四分五裂，亚美尼亚地区又成了周边强邻征服的对象。11世纪，一支操都兰语的游牧部落入侵者进入小亚细亚，把亚美尼亚人驱散到更广的范围，尤其在陶鲁斯山背面及北叙利亚等地，这支游牧民族入侵者在那里建立过“小亚美尼亚”王国，但存在的时间很短。11～13世纪，世界历史上发生了西欧教俗封建主组织军队远征东地中海国家（主要对象是伊斯兰国家）的事件，史称“十字军东征”。为了反抗阿拉伯人的压迫，亚美尼亚人把“十字军”的到来看作天赐良机，于是加入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十字军的行列。这一行为引起了当地其他民族对亚美尼亚人的憎恨，亚美尼亚人同邻居库尔德人、土耳其人、波斯人之间出现了深刻的矛盾，这也是亚美尼亚人与邻族之间产生不信任并发生冲突的开始。历史上进入过小亚东北高地的不同民族（包括游牧民和武装征服者）中，多个世纪以来保持其民族特征直到20世纪仍未中断其文化传统的民族群体，只有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此后，亚美尼亚人又先后被蒙古人、塞尔柱人、帖木儿征服。亚美尼亚人或接受奴役，或离乡背井，异地求生，几个世纪里任人宰割，生活动荡不安。到了14世纪，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强迫亚美尼亚人离开故土迁到叙利亚、埃及等地，这是亚美尼亚人较大规模迁徙的开端。到了15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了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地区大部分被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也就是说，亚美尼亚人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主要表现为亚美尼亚人多次被外族奴役，多次被迫迁徙，甚至集体被强制迁移，同时，亚美尼亚人与邻居库尔德人的矛盾逐步加深。反映世界民族问题和民族历史的各类书籍中，对于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根源，一般都要追溯到11～14世纪。

（二）15～19世纪早期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演变

奥斯曼帝国征服亚美尼亚之初，当地基督教居民被迫在“米勒特”制下接受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当时，亚美尼亚人没有武装，也不被允许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服役，亚美尼亚人还是接受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53]奥斯曼帝国任命东正教主教对亚美尼亚人实行管理，亚美尼亚成为中东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他们绝大多信仰格列高利教，属于基督教一性论派；一部分信仰天主教，属东仪天主教派；也有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属逊尼派。总之，在宗教信仰上，亚美尼亚人属于这个伊斯兰帝国的异教徒。

前文提到，亚美尼亚人善于经营，在奥斯曼帝国的手工业和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他们掌握欧洲语言知识，有财力，有商业经验，“坦齐马特”时期（1839～1876）在管理层各机构中都占突出地位，尤其在财政、内务、外交、教育、司法、公共工程各部门以及在邮政、电信、统计、铁路等部门均起了重要作用。[54]而且，亚美尼亚人“不仅为奥斯曼帝国本地人带来东方的知识，也有助于把西欧社会的宗教与本地的宗教连接起来”。[55]所以，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亚美尼亚人的生活也是相对稳定的：当时帝国统治范围内秩序稳定、法律有效、商业流通顺畅，亚美尼亚的上层人生活得相当好，手艺人可以谋生，农民的生活至少和中世纪欧洲大多数农民差不多；亚美尼亚村社数量增长，一度景象繁荣，亚美尼亚商人致富，从政者在帝国政府里也得到高的职位。[56]在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社区，少数富人结成社区的领导层。在某种程度上，亚美尼亚人已融入了传统的奥斯曼社会。在行省的农村地区，亚美尼亚人不占多数，他们散布于库尔德血统的穆斯林农民和游牧民中间，生活条件与当地人差不多。[57]总体上说，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眼里还是顺民，土耳其人对其没有实行过于严厉的压榨政策。

但是，随着外部形势发生变化，亚美尼亚人面临着新的威胁。由于亚美尼亚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16世纪兴起的伊朗萨非王朝很快把这里看作争夺的目标。萨非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展开了对亚美尼亚的争夺。1603年双方作战时，伊朗萨非王朝强迫居住在两国边境的亚美尼亚人迁往马赞德兰和伊斯法罕，不愿迁居的亚美尼亚人即遭到屠杀；迁到马赞德兰的亚美尼亚人有3万户，因气候不适而大批死亡。1639年，伊朗萨非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君士坦丁协定”，两国瓜分了亚美尼亚，西亚美尼亚归奥斯曼帝国，东亚美尼亚归伊朗萨非王朝。伊朗国王阿巴斯一世将拥有高超手工技艺的亚美尼亚人强行迁移至伊斯法罕近郊，在这里形成亚美尼亚人聚居的新朱尔法市。[58]从18世纪起，沙皇俄国将侵略矛头指向南高加索，插手亚美尼亚事务。俄罗斯人很快征服了高加索，然后与伊朗展开直接的领土争夺。1813年和1826年，俄国和伊朗之间发生两次战争，亚美尼亚支持俄国人，结果伊朗战败，亚美尼亚人害怕伊朗政府的报复而大批外逃。俄国最终夺取了伊朗统辖下的东亚美尼亚地区，在奥斯曼帝国边界东部建立了一个俄国人统治下的亚美尼亚。

18～19世纪的另一个变化是，奥斯曼帝国走向衰弱，商业和手工业大范围停滞，农民和商人的财产安全均得不到保障，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也逐渐增加。[59]18世纪末，法国和美国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及巴尔干基督教徒的革命运动，都感染了亚美尼亚人；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也唤起了亚美尼亚人的希望，鼓舞了他们当中的精英，唤醒了亚美尼亚人的独立意识。19世纪30年代，美国新教传教士进入中东，他们在亚美尼亚人和当地基督教徒中间建立传教使团和学校，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发展起新教社区。受传教使团的影响，在天主教和新教社区出现了亚美尼亚人民族文化的复兴，亚美尼亚人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中心、恢复了对古代亚美尼亚的研究，发展了大众化的新语言文字。许多富有的亚美尼亚人把子女送到法国留学、接受法国文化的熏陶。这一代回国后，不仅要求不触动“米勒特”制的政治改革，还要求实行彻底的世俗化和区域自治。尽管倡导亚美尼亚独立的人占少数，他们的影响仅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并受到格鲁吉亚教派和富裕的亚美尼亚商人、官员的反对[60]，但民族主义意识和反抗意识在亚美尼亚人中间确实在日渐增强，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化。同时，1707～1759年，信奉天主教的亚美尼亚人和信奉格列高利教派的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在城市里几乎每年都发生。1828年希腊革命期间，信奉基督教的希腊革命党人屠杀穆斯林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愤怒。此事演变为一种传闻，说所有的基督徒计划起来反对穆斯林，亚美尼亚教派成员正密谋反对素丹，由此导致官方的逮捕和非官方的屠杀。[61]此外，俄国人是带着瓜分甚至夺取西亚美尼亚的野心鼓动和利用亚美尼亚人的，但客观上“鼓励”了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他们开始强调政治目标，亚美尼亚人革命团体亦在帝国内纷纷建立起来，并在俄国境内以及欧洲的许多城市的亚美尼亚富人中发行期刊、使用广播和通过外国邮局往奥斯曼国内传递信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在梯夫里斯等地组建起来，并从境外运送枪支弹药给国内的组织。[62]这样，到19世纪早期，亚美尼亚人内部已经在酝酿着反抗奥斯曼政府以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

（三）亚美尼亚人问题的扩大

东亚美尼亚归入俄国版图后，俄国人的下一个目标是吞并西亚美尼亚。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直接影响着居住在俄土疆界两边的亚美尼亚人。俄国军队的入侵和在东部高原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报复，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急剧升级。1878年柏林会议前夕，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积极活动，他们拟订自治议案，寻求列强的支持。6月13日柏林会议召开时，西亚美尼亚人的一个代表团赴柏林参加会议，他们提出方案，要求建立经列强同意、由奥斯曼政府委派总督管辖下的自治的亚美尼亚。由于英国施压，在柏林会议达成的《柏林条约》中，关于亚美尼亚问题的第61条款声称：土耳其政府应毫不迟疑地按亚美尼亚本地需求实行改革，改善条件，确保亚美尼亚人不受强邻的侵扰。根据《柏林条约》，除英、法、俄三大国，其余列强也承担了对亚美尼亚人的集体义务。[63]但是，亚美尼亚代表团要求自治的方案没被考虑。事实上，在呈递给柏林会议的秘密请求中，亚美尼亚人放弃了独立的政治愿望，只请求仿照黎巴嫩模式设立基督教的总督，但列强只在安全保障和改革方面做出了模糊的许诺，使亚美尼亚代表团很失望。在奥斯曼帝国内，亚美尼亚人变成了素丹怀疑的对象，土耳其人和别有用心的俄国人都声称“要从那些不受欢迎的商人中辨清亚美尼亚危险”。[64]

由于民族独立的愿望受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采取了极端的行为，强迫富有的亚美尼亚人支持他们，并且有意激起穆斯林对亚美尼亚人实行报复，他们认为这样做会促成英、俄政府来进行干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攻击奥斯曼帝国的税官、邮差、法官，屠杀村民，迫使亚美尼亚农民和商人躲藏起来，或因恐惧而支持这些革命者。[65]由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人数不多，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对他们的活动持淡漠态度，所以行省警察足以应对他们。不过，自此以后亚美尼亚人和穆斯林数代人并肩相处的局面彻底被破坏了。素丹阿布杜·哈米德害怕亚美尼亚高地的六个或更多的东方省区以及西亚美尼亚从帝国分裂出去，为了消除成立一个亚美尼亚国家的可能性，素丹对亚美尼亚人的反抗活动进行了坚决镇压。

1894年夏末，库尔德人在土耳其军队的支持下，摧毁了24个亚美尼亚人村庄，用残酷手段屠杀了他们所能发现的每个亚美尼亚人。[66]1895年9月30日亚美尼亚人在君士坦丁堡示威游行，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失业者蜂拥而至，加入其中，扰乱了首都的安宁，激起更大的暴乱和流血冲突。哈米德二世准备派警察恢复首都秩序，但因外国大使们指责素丹单方面镇压亚美尼亚人而没有采取措施，于是首都混乱持续多日，其他城市也发生类似情况。[67]同年10月至整个11月，亚美尼亚人被大批屠杀，几乎所有的城镇和村庄都遭到浩劫，埃德萨、凡城也遭受洗劫。1896年8月，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住处遭到暴徒袭击。1905年、1909年、1915年亚美尼亚人又先后遭受屠杀。这些暴行不仅损害了奥斯曼帝国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威信，而且也动摇了这个政权的基础。[68]哈米德二世受到欧洲人的谴责，被称为“血腥的素丹”。其实，问题比想象中的更复杂，即使在哈米德二世下台后，土耳其政府对亚美尼亚人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活动热情则更加高涨。

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影响扩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英、法两国认为，只有保持奥斯曼帝国不被肢解才能确保自己在中东和印度等地的利益，因而俄国吞并西亚美尼亚的企图引起了英国和法国的反对，并遭到了他们的竭力抵制。这样，亚美尼亚人问题成为当时国际关系中“东方问题”很敏感的一部分，俄国的阴谋最终没有得逞。其次，由于亚美尼亚人遭屠杀而使奥斯曼帝国陷入持续的混乱，威胁了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最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革命虽被镇压，但国外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活动仍未停止，法国、瑞士、俄国都有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在活动。国外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与其他反对奥斯曼政府的民族主义组织联合，尤其与那些来自马其顿、克里特和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宣扬革命的书刊通过外国邮政系统被送进帝国，炸弹在公共场合爆炸，官员在办公室被暗杀，这些活动甚至招致了穆斯林游牧民和村民对亚美尼亚人的报复，大批亚美尼亚人被杀，事态进一步恶化。哈米德二世不想给予西亚美尼亚自治权，竭力防止亚美尼亚行省从帝国中独立出去，他反对任何对帝国东部行省事务的干预，对于《柏林条约》所要求履行的条款采取拖延办法，引起列强的不满。总之，这一时期的亚美尼亚人问题已经超出了奥斯曼帝国的范围。

（四）亚美尼亚人问题评析

弱小民族群体遭受外族入侵、长期接受异民族统治在世界历史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由此产生的民族问题亦有其共性，即问题的根源总体上都是由于统治他们的民族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最后造成不同民族间的矛盾、隔阂甚至仇视。但在中东地区，亚美尼亚人问题又有其特殊性。首先，亚美尼亚人在向世界各地流散的范围及规模、受迫害的程度及时长无法与犹太人相比，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后与阿拉伯人冲突的激烈程度也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但亚美尼亚人在自己家园被动地遭受外族侵略的次数、被列强肢解的次数更多，历史积怨和仇恨并不少于犹太人。其次，亚美尼亚人虽像库尔德人那样长期得不到政治权利，但库尔德人近代以前遭受的欺凌远远比不上亚美尼亚人，而且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都信奉同一种宗教，库尔德问题主要是政治地位问题，没有亚美尼亚问题那么复杂。亚美尼亚人是伊斯兰世界中的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异教民族，历史上亚美尼亚人与穆斯林存在宗教矛盾，加之亚美尼亚人内部天主教与格列高利教派的冲突十分剧烈，流血事件不断发生，给仇视亚美尼亚的外族人可乘之机。最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冲突远比他们与统治民族土耳其人的矛盾更持久。从7世纪起，信基督教的亚美尼亚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放债人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库尔德游牧民就长期处于冲突状态。[69]19世纪奥斯曼帝国境内最先发生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始于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冲突，而不是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和镇压。

通过分析亚美尼亚人问题的起源及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造成该问题长期难以解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亚美尼亚人始终是弱势群体。这个民族生性和善，只满足于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维持生活，而不喜好通过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们没有自己的武装，不能保护自己（亚美尼亚人只有少数在俄国军队中服役）。历史上，亚美尼亚人几乎没有建立过长期的武装力量以抵抗入侵者。亚美尼亚人居住在高原地区，村庄比较分散，城镇里的亚美尼亚人则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总体来说势单力薄。然而，周围的邻居库尔德人是剽悍勇武的民族，亚美尼亚人受到欺侮是避免不了的。[70]而且，亚美尼亚人内部不团结，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始终是有限的。土耳其政府采取分化措施时，一些亚美尼亚官员重新被任命到新岗位任职，亚美尼亚商人和农民恢复旧业，另一些亚美尼亚人则离开了奥斯曼帝国，去了其他国家。

第二，亚美尼亚高原北依高加索山，东临里海，西北靠黑海，位于欧洲和亚洲的连接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对于亚美尼亚人多次遭受侵略的原因，一些西方学者解释说：“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小亚细亚东北部高地在历史时期对周边的所有强大邻国都至关重要，亚述、古波斯、亚历山大希腊、罗马、帕提亚（安息）、阿拔斯哈里发、拜占庭皇帝，先后都考虑过对这一高地控制的问题。”[71]该地的区位重要性，也决定了奥斯曼政府对该地控制的程度与其他地区不同。对土耳其人来说，亚美尼亚解放运动是所有威胁中最大的一个，正如著名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所指出：“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等人的地方，不管土耳其人怎样不愿意，他们倒还能从那里后退，还能够放弃远方的省份，把帝国的边疆缩短到离本土更近的地方。但是，亚美尼亚人在由高加索边疆直到地中海沿岸横贯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正好处在土耳其人故土的心脏地带，如果宣布放弃这些地方，那就不仅仅意味着缩小了土耳其版图，而是瓦解这个国家。”[72]因此，当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的斗争方式威胁到帝国的完整时，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坚决镇压。

第三，大国争夺是亚美尼亚人问题不断激化的重要原因。亚美尼亚人总是把自身的解放寄托于外来力量，给列强以可乘之机。在11世纪时亚美尼亚人首先寄希望于欧洲的“十字军”解救自己，后来又先后求助于罗马教皇、俄国、英国、法国等，但均未获得成功。相反，没有哪个列强真心帮助亚美尼亚，它们只想利用亚美尼亚人以达到各自的目的，从未真正帮助亚美尼亚人获得独立。亚美尼亚人争取合法权利的斗争往往被列强利用，这些国家在支持亚美尼亚人争取民族权利的幌子下，把亚美尼亚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正义要求引入歧途，并由此引发一系列流血冲突，制造了诸多悲剧。

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延续和难以解决是历史上亚美尼亚人多次遭受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累积所致。这些积怨既有亚美尼亚人与其他相邻民族的矛盾，又有宗教层面的争端。而亚美尼亚人的独立愿望长期得不到满足、近代列强在亚美尼亚高原的争夺又加剧了固有的冲突。其结果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当今解决亚美尼亚人问题最大的阻碍因素，它困扰着南高加索和中东存在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国家，也对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五）亚美尼亚人问题的延续

当奥斯曼政府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产生了一种乐观的情绪。他们认定，土耳其军队很快就会被强大的俄、英、法军队打败，这样一来亚美尼亚会得到有利的机会。然而，亚美尼亚人估计错了。由于战争持续，1915年4月土耳其政府决定把亚美尼亚人从东安纳托利亚迁出，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如叙利亚、伊拉克进行重新安置，以防他们在东部边疆生事或倒向俄国。亚美尼亚人进行抗议，而搬迁工作在5月展开。政府颁布临时法令，让军队监督这次搬迁。政府声称：亚美尼亚人搬迁会得到财产和物资的补偿，以保证他们在新的地区按照原来的生活标准生活。然而，这次的迁移安置对亚美尼亚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缺少交通工具、食品和临时住所，加之天气恶劣，疾病流行，使大批亚美尼亚人丧失了生命。报复行为、强盗抢劫，也造成了重大伤亡。这次迁移中亚美尼亚人有20万人死亡（悉纳·阿克辛等学者认可斯坦福·肖的估计）。[73]亚美尼亚人的问题到帝国瓦解都没有解决。这也就是世界通史中提到的，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军队一度占领奥斯曼土耳其的凡城等地，奥斯曼土耳其人以发现通敌叛国者为名颁布遣散令，大批屠杀和驱逐亚美尼亚人，数十万亚美尼亚人被迫逃离奥斯曼帝国。1917年，随着“一战”的进程，土耳其军队和英国军队占领了东亚美尼亚。

战争结束后列强忙于各自的事务而无暇东顾，亚美尼亚革命联盟乘机于1918年建立了亚美尼亚共和国。1920年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色佛尔条约》承认了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合法性，规定土耳其必须允许亚美尼亚独立。但是，土耳其拒绝退出占领区。苏俄军队在这一年里收复了东亚美尼亚（许多书中称“解放了东亚美尼亚”），建立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亚美尼亚仍在土耳其统治之下。两年后，《色佛尔条约》被废除，这里的亚美尼亚人的独立愿望没有实现。

1922年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外高加索联邦。1936年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74]另外有大约131.5万亚美尼亚人分布于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土库曼等中亚国家。苏联境内亚美尼亚人问题的焦点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简称“纳-卡”地区）的归属问题。十几个世纪以来“纳-卡”地区都是亚美尼亚人的聚居区，18世纪伊朗（萨菲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分割亚美尼亚时，“纳-卡”地区既不属于伊朗，也不属于奥斯曼帝国，是亚美尼亚人的最后一块家园。1920年亚美尼亚国家建立时，“纳-卡”地区划归亚美尼亚，但1923年苏联政府又把“纳-卡”地区划归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卡”地区面积为4400平方公里，居住着18万亚美尼亚人。[75]

在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建立的土耳其新政府继续执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民族高压政策。在此情况下，亚美尼亚人被屠杀，成立仅两年的亚美尼亚共和国被剿灭，许多返回家园的亚美尼亚人又被迫陆续外迁；留在土耳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只得隐瞒身份，称自己是土耳其人，不敢公开承认真实身份。这就使得土耳其共和国的亚美尼亚人的数量锐减。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土耳其政府的民族政策有所变化，许多亚美尼亚人返回家园，一些亚美尼亚人公开身份，亚美尼亚人的数量才有所回升，达到20万～30万人。[76]当时，在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境内的亚美尼亚人数量分别为40万、30万、16万，塞浦路斯等国也有少量亚美尼亚人。[77]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伊朗等国处于社会底层，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为摆脱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自决权”或“民族区域自治”，他们与所在国主体民族的纷争从未间断，但他们寻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尚未实现。历史的积怨是不容易消解的，亚美尼亚人问题一直是困扰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只是由于阿以冲突的严重程度和国际影响都远远超出亚美尼亚问题，库尔德问题的地区影响也超过亚美尼亚人问题，再加上中东地区50多年来战火连绵不断，暂时掩盖了亚美尼亚人的问题，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目前亚美尼亚人约570万，主要分布于亚美尼亚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伊朗、土库曼等国。

[1] M.E.Yapp，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1792-1923，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7，p.11.

[2]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1，p.273.

[3]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p.273.

[4] Donald Quataert，The Ottoman Empire：1700-192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82.

[5] 赵锦元等主编《世界民族通览》（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第519～521页。

[6]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Cambridge University，1977，pp.200-201.

[7]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8]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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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ushil Chaudhury，Michel Morineau，Merchants，Companies and Tra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75.

[11] Sushil Chaudhury，Michel Morineau，Merchants，Companies and Trade，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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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ushil Chaudhury，Michel Morineau，Merchants，Companies and Trade，pp.89-90.

[14] Suraiya N.Faroqhi，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urkey，Cambridge University，2006，p.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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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pp.92-93.

[18]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pp.95-96.

[19] Suraiya Faroqhi，The Cambirdge History of Turkey，Vol.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p.256.

[20] Stanford Shaw，The Jews of Ottoman Empire and the Turkish Republic，pp.139-140.

[21] Şevket Pamuk，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Trade，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Cambridge University，1987，pp.31-32.

[22] 土耳其语millet从阿拉伯语milla转化而来，《古兰经》中指“宗教”，后引申为“宗教社团”，奥斯曼帝国时期指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等有组织的、得到法律认可的宗教团体。

[23] Albert Hourani，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St Antony’s College，Oxford，1981，p.9.

[24]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Ann Arbor，Michigan：Univo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9，p.114-115，121.

[25]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45.

[26]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45-146.

[27]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75页。

[28]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31.

[29]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30] Sushil Chaudhury，Michel Morineau，Merchants，Companies and Trade，p.93.

[31]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89.

[32] Resat Kasaba，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8，p.28.

[33]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p.16-17.

[34]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pp.89-91.

[35]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p.155.

[36]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p.85.

[37] 曹宏举：《利用外资须固守主权——西方资本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西亚非洲》2000年第6期。

[38] Charles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Chicago University，1980，pp.13-14.

[39]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p.140.

[40]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p.137.

[41] Charles Issawi，“The Middle East Economic Development，1815-1914：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Albert Hourani，The Middle East：A Reader，London：I.B.Tawris & Co.Ltd.p.187.

[42]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p.138.

[43]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6，p.299.

[44] Albert Hourani，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pp.14-15.

[45] M.Riad EL-Ghonemy，Affluence and Poverty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78，pp.31.

[46] Stanford J.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47] Bruce Alan Masters，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30.

[48]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21.

[49]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pp.427-428.

[50] Berch Berberaglu，Turkey in Crisis：From State Capitalism to Neo-colonialism，London：Zed Press，1982，pp.6-9.

[51] 何叔涛：《试论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

[52] 例如，1994年5月在国际社会的调解下停火的“纳-卡冲突”，就是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亚美尼亚人自治”问题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至今尚未彻底解决。

[53]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London，1959，pp.118-119.

[54]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0.

[55] Daniel Goffman，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6.

[56]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20-121。

[57]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p.200-201.

[58]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非洲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5～26页。

[59]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19.

[60]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p.201-202.

[61]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14-115.

[62]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p.202-203.

[63]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15.

[64]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pp.427-428.

[65]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p.202-203.

[66]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p.429.

[67]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204.

[68] 〔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孙硕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425～436页。

[69]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17-118.

[70]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p.427.

[71]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p.115-116.

[72] 〔英〕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范中廉译，第375～376页。

[73] Sina Akşin，Turkey：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Hurst & Company，London，pp.109-110.

[74] 1945年，苏联强制迁徙数万亚美尼亚人到西伯利亚居住，违背了亚美尼亚人的意愿，但没有引发大的民族事件。1990年8月，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国名为“亚美尼亚共和国”。1991年，独立的亚美尼亚民族国家宣告成立，并加入独联体。

[75] 由于阿塞拜疆人对亚美尼亚人实行民族歧视，亚美尼亚人的愤懑和反抗情绪一直存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1985～1991）推行“民主化”政策，亚美尼亚人要求解决历史问题的呼声很高，终于爆发了1988年的大规模冲突，苏联政府为平息这一事件做了努力，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纳-卡”冲突就演变成了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在国际社会调解下，1994年5月双方停火，但国际社会提出的解决方案双方均不能全部接受，该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只是被搁置起来了。

[76]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非洲百科全书》，第25页。

[77] 赵国忠主编《简明西亚非洲百科全书》，第25～26页。

论题二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外债问题”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财政问题反映在中东史论著和教科书中，常见的表述是“财政亏空”（或“国库空虚”）、“债台高筑”、“被列强控制了经济命脉”。国内学者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经济状况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反映晚期奥斯曼帝国史的汉译名著。《帝国的剖析》（伊兹科维兹著）、《从瓦解到新生》（戴维森著）、《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伯纳德·刘易斯著）、《奥斯曼帝国》（斯坦福·肖著）、《中东史》（费希尔著）等著作，是我国学者编写教材和撰写中东史论著的基本依据。阅读其他的奥斯曼帝国史料和西文著作，就会发现：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前的一百多年，确实被财政问题困扰。这说明对奥斯曼帝国经济的基本判断是一致的，国内学者的引述也没有错。但是，涉及具体的概念和术语，涉及各个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现阶段的表述中存在不少模糊的说法，有些甚至经不起推敲。比如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到底是由于税收收入不足？还是财政开支过大？帝国举借外债的后果很严重，但是不是说，政府不该举借大额的外债？仅仅是政策的失误吗？外债数额过大、帝国宣布财政破产、公债管理处成立、外国控制经济命脉，我们对这样的层递关系似乎没有什么疑义，但导致外国控制经济命脉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外国资本输入”这样的标题下，把外债和外国投资算到一起，是否合适？总之，确有必要厘清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财政问题。本章仅从税收、外债着眼，试图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封建帝国，它的财政制度与其他封建帝国至少有三个相似的特点。一是以税收为主要财政收入形式，而税收以土地税和人头税为主要的税种，国家的直接税征自农业、商业和手工业。二是国家财政收支与王室财政收支的界限并不严格。三是帝国有相对稳定的税收制度，有专门的管理王室和政府财政收支的机构，并能依据一定的法规或原则取得收入、管理开支。但这个大帝国与其他封建帝国又不一样：它既是一个军事帝国，也是一个伊斯兰国家，还是一个与西欧资本主义新型强国并存的老牌帝国。因此，帝国的财政还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奥斯曼帝国是通过军事征服实现国家统一，并以武力来强化帝国控制的，通常被称为军事封建帝国，所以财政预算中最大的份额是军费预算，财政为军事需要服务，国家税收也相应地服务于这一目标。[1]到了帝国晚期虽然失去扩张的能力，但防御性质的战争和维护帝国统治防止属地分裂的军事行动从未间断，财政服务于军事的性质没有改变。第二，奥斯曼帝国是伊斯兰国家，与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一样，财政方面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所有穆斯林必须缴纳“天课”，但免除人头税。“天课”征自现金、牲口或五谷，现金的最低征收率是2.5%，用以救助贫困者和急需者。其二，“瓦克夫”（清真寺占有财产）制度，是以安拉名义永久性地占有的宗教财产，用于宗教慈善事业是其专门用途；“瓦克夫”本来不纳入国家财政，但晚期奥斯曼帝国一度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管理，设立宗教基金部，将“瓦克夫”收益款项集中使用。第三，奥斯曼帝国的税收制度中把征税对象划分为信教和不信教两个群体，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税负。在征税方式上，实行包税制（包税制本是西亚古国的创造，为阿拉伯帝国所接受并长期运用，奥斯曼帝国也承袭了包税制）。第四，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比邻，所以帝国政府已学会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新方式，如发行债券、举借外债等，而且，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中叶建立了类似西欧国家的财政预算制度。

任何国家的财政都是以国家为主体，为实现国家职能而筹集资金（取得税收收入、发行公债等）并使用资金（军费支出、行政开支等）。财政是国民财富的分配活动，财政制度的功能涉及国家收入和政府及公共事务支出两方面。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也不例外。按照财政学原理，制约财政收入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生产技术水平、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奥斯曼帝国即使在强势时期经济发展的规模也有限，生产技术没有多少改进；在处于军事强势并大规模对外征服的阶段，帝国的财政收入依赖掠夺，对各种形式的战利品进行分配，虽有一定规则和制度，但毕竟是粗线条的分配方式。自1699年《卡洛维茨条约》签订之后，奥斯曼帝国失去军事优势，只能依赖税收，财政管理不得不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勉强维持，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形可想而知。况且，奥斯曼帝国的财政管理存在问题：帝国的国库分为公共金库（或国家金库）、王室私家金库（或内部金库）两部分，实际上这两部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机构。王室私家金库积储现款和各种财宝，国家金库管理各种税收收入（这些收入可能被储存或被用作实际开支），实际运作中，经常出现混乱。比如某些收入应直接归入私家金库，却由国家财务官征收；某些后宫的消费性开支和宫廷服务费用应由私家国库支付，财务官可能从国家金库中支付。[2]到了18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的衰弱和腐败在各个领域表现出来，统治者不得不实行改革。尽管塞利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的改革只限于军事改革，但当时计划要改革税收制度、改革货币制度、改革采邑制。之所以把军事改革放在首位，主要是与俄国和奥匈帝国打仗屡战屡败，尤其俄国的威胁迫在眉睫，而花掉国家大量军饷的近卫军团腐败至极，没有战斗力。塞利姆三世锐意改革，可是实行军事改革耗费资金巨大，奥斯曼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增加收入，充实金库。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尚未彻底展开，他本人就被废黜了。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的改革涉及各个领域，耗资尤多，马哈茂德二世把增加税收收入当作首要任务。在1826年之后，大量来自租税、宗教地产和没收的财产、新增税的各项收入，都划拨到公共金库，以解决军事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所需资金。马哈茂德二世没能像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实行的那样，通过国家垄断和商业政策来开辟财源，而是求助于古老的货币贬值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3]政府设法限制贵族的军事权和征税权，加强对行省的管理，并通过改善行省交通条件、引进邮政制度等办法，控制国家税收收入，使税款正常到达国库。当然，这些措施限于首都附近地区，外省几乎不受改革影响。[4]为通过税收渠道增加收入、扩大兵源，马哈茂德二世于1831年宣布废除采邑制，不再给政府官员分封采邑或授“免税田”。这一年也开展了全国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工作，对财产进行登记，派专人负责征收直接税。此外，通过增收关税、向“瓦克夫”征税等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为配合税收改革，奥斯曼政府采取措施对货币制度进行了全面调整，在1829年和1833年两次铸造新币。到“坦齐马特”时期，税收改革主要是废除原来的包税制，由政府派征税官去征税，收入直接归入国库。这一改革实际上在马哈茂德二世统治的后期已开始实行了，但当时地籍调查在许多地方没有完全展开，这一时期才实现了真正的税收改革。官僚们希望通过改革建立他们对现有税种的控制，并为中央政府开辟新的税收来源。奥斯曼帝国历史文献显示，“坦齐马特”措施中最主要的举措是简化税收征收手续。[5]“坦齐马特”时期为政府带来较大财政收入的税还是关税、向企业征收的税，以及印花税。当然，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由于改革而加强中央集权，行政费用大幅增加，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行政开支的增长，政府不得不发行债券，或发行纸币”。

一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外债问题

当奥斯曼帝国还在被外债问题困扰的时候，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并研究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和金融。除了一些报刊的评论文章，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有莫拉维茨的《土耳其财政》和比利奥提的《奥斯曼帝国银行》两本书[6]问世。1929年出版的布莱斯戴尔《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控制》[7]一书影响很大，奥斯曼帝国经济史著作及论文中，只要涉及帝国的债务问题，几乎都会引用这本书。布莱斯戴尔的著作不仅记述了“奥斯曼公债管理处”的成立及主要活动，还把这个机构放在世界金融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考察，重点探讨欧洲国家如何渗透到奥斯曼帝国，公债管理处是如何变成欧洲控制奥斯曼帝国的工具的。当时的研究者们认为，奥斯曼帝国由举借外债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具有典型性，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益于探究近东国家的财政，而且对于了解其他处于国际金融链条中的国家的财政状况也有帮助。[8]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者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土耳其文著作《新编奥斯曼土耳其债务史》《土耳其财政史》《奥斯曼土耳其的经济结构与外债》《奥斯曼土耳其的债务》《奥斯曼政府的外债》等[9]，西文著作有《奥斯曼帝国与欧洲资本主义：1820-1913》[10]，以及《土耳其公债》《奥斯曼土耳其的经济政策与财政预算》[11]等论文。关于奥斯曼帝国外债问题的主要观点有三。第一，奥斯曼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尤其宫廷奢侈消费开支过高、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开支过大，所以不得不举借外债。第二，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偿还外债的能力，西方国家的债权人组成公债管理处控制了帝国的经济命脉。第三，欧洲国家把奥斯曼帝国拖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奥斯曼帝国变成依附性的国家。

这些观点成为关于晚期奥斯曼帝国财政状况的基本论断，然而，阅读奥斯曼帝国经济史相关文献时就能发现，上述结论虽具有概括性，却轻易地放过了一些重要细节。第一，奥斯曼财政的亏空是事实，可是从经济数据看19世纪政府税收收入是不断增加的，这反映出怎样的社会“病症”？第二，举借外债数额大，多年债务累加，致使政府无力支付外债的本息，这一点是明确的。可是，陷入外务危机仅仅是奥斯曼政府的政策失误？第三，奥斯曼公债管理处是如何“控制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命脉”的？第四，史料反映出，公债管理处带给奥斯曼帝国直接的益处也不少，那么到底如何看待公债管理处的作用？最后，公债管理处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哪些？这些影响是不是导致奥斯曼帝国出现政治危机的重要因素？

奥斯曼帝国被外债问题困扰，这在西方殖民国家全球资本输出的大背景下并不是特例，但立足于外债来看这个帝国的衰弱和危机，不失为一种变换视角的研究。本书顺着一条并不复杂的思路，分析奥斯曼帝国从举借外债到“被外国控制”过程中的细节，试图深化对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衰弱和危机的认识。

（一）奥斯曼政府举借外债的基本事实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衰弱，既表现在军事上的败退，政治管理的低效和皇权统治的弱化，也体现在经济停滞，财政入不敷出。史料显示的信息是，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前长期经受着财政压力，尤其最后几十年被外债问题困扰。

在“坦齐马特”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财政问题就是制约政府改革的重要因素。改革的启动需要巨大资金，实行薪水制增大了政府开支，购买军事装备更需花大量的钱，改革者们发现只有足够的“钱”才能挽救这个“病夫”。[12]即使从纳税人身上再榨取，也不能弥补帝国财政开支空缺；当时政府再不敢像前任政府那样以货币贬值的方式来弥补赤字，于是政府起初向国内亚美尼亚人银行借款，但这一类银行规模小，且利息过高，政府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考虑向外国借款。[13]

奥斯曼帝国举借外债明确的记载是1838年签订《英土商约》到1840年英土签订《伦敦协定》，英国向奥斯曼帝国贷款，数额不大。奥斯曼帝国的举借外债，算得上“大规模”的政府举债始于1854年。因为1853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奥斯曼帝国的军费开支急剧增长，当时国库空虚，出现军队发不出薪饷的局面。政府先在国内发行债券，强迫政府官员和商人购买债券，以应付战时开支。同时，对财政部门进行改组，强化财政收入的管理。为了解决贷款问题，还创建了伊斯坦布尔银行，但战事紧迫，小数额的款项不能解决问题，1854年帝国首次向欧洲借得利率为6%、总额不到300万英镑的一笔款。关于这次借款的数额，各类数据出入较大，土耳其文献中常见的统计数据是228.6万英镑（251.46万土耳其里拉）[14]，帕慕克（Şevket Pamuk）的著作中引用的就是这个数据[15]；布莱斯戴尔著作中的数据是300万英镑（330万土耳其里拉）[16]，而《中东经济史导论》引用的是以法郎为单位的数据，借款5500万法郎，折合230万英镑。[17]数据有较大出入的原因是复杂的[18]，为了弄清真实情况，西方学者和土耳其学者已花费功夫做了研究，折算出较为符合实际的几种数值。

第二次借外债是1855年，借债数额是513.1万英镑。1858年借款344万英镑。1860年借外债的数额差距大，土耳其文献中一个数据是123.3万英镑，一个是7.74亿法郎，折合3096万英镑。[19]1862年借外债515万英镑；1863年借外债498.2万英镑；1865年借外债551.7万英镑；1867年借外债300万英镑；1869年借外债1155.5万英；1870年借外债1104.4万英镑；1871年借外债404.7万英镑；1872年借外债460.5万英镑；1873年借外债2540.2万英镑；1874年借外债1509.1万英镑。[20]

1854～1874年是奥斯曼政府举借外债的第一个阶段。1875年没有借债，因为帝国政府无力清偿旧债，出现债务危机，这年10月6日奥斯曼政府宣布停止偿还债务。那么，1854～1874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向西方举债总额是多少呢？土耳其文的“公债”统计数据为：债务总数2.39亿土耳其里拉（折合2.17亿英镑），其中外债与内债分别占的比例没有具体的数据（内债所占数额较小），可以确定的是，实际借到的外债1.27亿土耳其里拉（折合1.15亿英镑）；[21]帕慕克的数据是1.025亿英镑；土耳其文的《奥斯曼土耳其史》中的数据为2.1亿土耳其里拉（1.91亿英镑）。[22]布莱斯戴尔研究后得出的数据与《中东经济史导论》的数据一致，即1854～1874年借外债总额2亿英镑，实际收到1.227亿英镑（折合1.35亿土耳其里拉）。[23]

从借款数据反映出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奥斯曼政府实际得到的贷款，总是比名义上的借款数字少。一是奥斯曼政府与外国银行或企业签订的贷款合同并不能兑现；二是在国外发行的公债总是被折价认购。而且，奥斯曼政府签订贷款协议时，外国放债人强迫奥斯曼帝国接受利息和折扣方面的苛刻条件，贷款的利息有时定得很高。[24]例如1858年与外国签订贷款合同时，外国放债人坚持要求兑付那些正在失去价值的债券和纸币。按照布莱斯戴尔的研究结果，这一年借款500万英镑，奥斯曼政府收到300万英镑，尽管只得到60%的贷款，但这些贷款还是暂时缓解了奥斯曼政府当年的财政紧张。[25]处于弱势的奥斯曼政府，不可能与欧洲债主谈条件。又如1860年的贷款，土耳其文献和布莱斯戴尔的统计差距很大。土耳其文献显示这一年借外债仅有123.3万英镑，西文资料则是1600万英镑。经济史专家的研究表明，1860年借款1600万英镑，贷款实际发放额度只有53.75%，利率高达14%以上，奥斯曼帝国蒙受损失。由于贷款不能顺利发放，货币的兑换飙升到前一次兑换标准的近一倍以上，导致奥斯曼帝国金融的剧烈震动，欧洲金融市场也受影响。英国政府急忙组建一个财政咨询委员会，帮助奥斯曼政府克服“危机”。[26]

对比土耳其文献中的数据与英文、法文数据，可以确定，1854～1869年贷款发放额都在50%～70%，而1870年的借款发放额不足1/3。[27]不管怎么说，1875年出现债务危机是事实，奥斯曼政府金融的信誉度降到了最低点，欧洲国家的银行不愿意给奥斯曼政府贷款。在1875～1881年的七年，只有1877年得到260万英镑借款。

第一阶段举借外债是在“坦齐马特”时期，最后的结果是无力清偿外债导致债务危机。第二阶段举借外债是在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1909）和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1909～1918），外债都是经由公债管理处负责筹借的，也是这个机构负责清偿的。

1881年奥斯曼公债管理处成立后，第一步是缓解外债危机。奥斯曼政府的外债被削减至117080867土耳其里拉，折合106437152英镑，并把这些应付款分割为四部分：1868～1862年的债务需偿还7902259土耳其里拉，1862～1864年的债务需偿还11265153土耳其里拉，1865～1869年的债务需偿还33915672土耳其里拉，其余的债务需偿还63997783土耳其里拉。[28]

不过，旧债削减的同时又增加了新债。阿布杜·哈米德二世时期帝国政府在1886～1906年借外债11次。数额最少的一次是61.2万英镑（1893年借），数额最多的一次是590.9万英镑（1886年借），总额2989.9万英镑。[29]“青年土耳其”政府从1908～1914年借款5次，总额2714.9万英镑。[30]根据帕慕克的统计，1886～1914年借外债总额是5704.8英镑（折合6275.3土耳其里拉）。土耳其文献中，1886～1914年借外债总额是108774278土耳其里拉（折合9888.6万英镑），实际收到92773999土耳其里拉（折合8434万英镑）[31]。1914～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政府通过公债管理处向德国和奥匈帝国借款，土耳其文献中的借款总数是1.805亿土耳其里拉（1.6409亿英镑）[32]，布莱斯戴尔的统计是1.9亿土耳其里拉（1.73亿英镑）[33]，实际得到的借款数据不详。相关资料表明，战时的借款合同往往不能兑现，因此有的经济史家只统计1854～1914年的外债，不统计1914～1918年的外债；有的学者按照一半折算，即实际借外债大约8200万英镑。

从奥斯曼政府历年借外债的情况看，64年内的借款呈现阶段性特征：1854～1860年连续借款，但每年的借款额不超过550万英镑；1869年、1870年、1873年、1874年借债数额均在1000万英镑以上。相比之下，1881～1903年的借款次数少，数额也不大，至少不能算“巨额”借款。1903～1918年连续借款，数额相对较大。因此1862～1877年可以算作第一个借债高峰，1903～1918年是第二个借债高峰。

把两阶段的外债放在一起，1854～1918年奥斯曼政府举借外债总数超过3亿英镑。具体来看有几个不同的数据：土耳其统计资料中的借债总额是3.158亿英镑（347372040土耳其里拉）。[34]布莱斯戴尔、莫拉维茨的数据一致：总外债3.63亿英镑（3.995亿土耳其里拉），中东经济史权威专家伊萨维也认可这一数据。[35]经济史家帕穆克做过统计，在不计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债的情况下，1854～1914年奥斯曼帝国借用外国款项的名义价值为2.9685亿英镑，实际借款即净流入款项1.80619亿英镑，而奥斯曼帝国逐年偿还本金4404.7万英镑，付息1.5239亿英镑，还债总额1.96437亿英镑。奥斯曼帝国的资金净流入为负数。也就是说，60年间奥斯曼帝国在借债与还债的债务活动中使本国资金外流1581.8万英镑。[36]即便如此，不仅奥斯曼帝国瓦解时债务没有还清，直到1928年土耳其共和国还在与欧洲债主商讨偿还旧债的问题。

（二）从借债缘由看帝国的财政

奥斯曼帝国政府为什么举借大额外债，本来史实是清楚的。第一、第二次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借的；前后几十年的借债为什么出现两个高峰？其实也是清楚的。第一个高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帝国遇到一连串经济困难。尤其1874年，几个行省的庄稼收成不好，政府不得不发放物资以防止饥馑；这一年洪灾比往年严重，有的地方疾病流行，税收征收困难，国库几乎变空。187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起义，1876年保加利亚发生叛乱，帝国政府与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发生战争，1877～1878年与俄国发生战争。[37]第二个高峰是在20世纪初，先是国内发生革命，接着与意大利发生战争（1911）；与巴尔干属国的战争（1912～1913）刚刚结束，又被卷入世界大战。相比之下，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举借次数和债额均比较少。因为1882～1902年帝国没有大的战事，军费开支减少，灾荒和突发事件不多。但是，各类奥斯曼帝国史中长期以来认为，主要由于宫廷奢侈开支和行政费用过高，政府入不敷出，不得不举借外债。

要弄清这个问题，需分析奥斯曼帝国举债前后的财政状况。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财政亏空可能是由于税收收入没有增加（假定财政开支不变），也可能是由于开支过大（假定收入不变），还可能是收入、开支均有增加但开支的增加额超过收入的增加额。以奥斯曼帝国1850～1881年的财政开支情况为例：1850年奥斯曼帝国财政支出额大约724万英镑[38]，1860年预算支出费用1368万英镑，帝国的财政支出额净增加644万英镑，增长率为89%。1872～1873年度财政开支猛增到1945.9万英镑，1874～1875年为2284万英镑，1875～1875年为2629.9万英镑，1880～1881年为1519.6万英镑，1909～1910年为2776.4万英镑，到1915～1916年度已经达到3241.6万英镑（3565.7万土耳其里拉）。[39]可见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财政开支大幅度增加。不过，据中东经济史家统计，这一时期财政收入也在较大幅度增长。例如，1853～1854年度什一税、土地税、财产税、人头税、关税、各种间接税、贡金收入共计725万英镑[40]；1860年奥斯曼国家预算首次公开，财政预算收入是1448万英镑[41]，实际收入971.2万英镑。1863～1911年，税收收入逐年增长[42]，其中第一阶段（1854～1874）的增长率为143%；第二阶段（1881～1907）增长率为42%。把财政开支和收入稍做对比就可以看出，虽然奥斯曼帝国的税收收入在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呈增长趋势，但财政收入增长赶不上财政开支的增长幅度，故而“入不敷出”。

奥斯曼帝国财政开支大幅度增加，是不是由于宫廷奢侈开支和行政费用过高，需要看帝国政府财政开支的明细账。1860年预算支出费用的1368万英镑之中，有502万英镑用于战争和海军建设，115.9万英镑用于文官薪俸，358.2万英镑用于偿还公债。用于贸易、教育和公共事务的预算不到全部支出的1%，而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几乎没有。[43]“1880～1907帝国部门预算变化表”显示：1880～1881年度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军费89.9万英镑[44]，陆军军费497.6万英镑，警务支出168.2万英镑，三项合计是755.7万英镑（831.4万土耳其里拉）；主要行政机关开支合计62万英镑；王室开支补贴96.3万英镑。[45]1907～1908年度，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军费55.3万英镑，陆军军费816.5万英镑，警务支出118.7万英镑，三项合计是990.5万英镑；主要行政机关开支合计104.9万英镑，王室开支补贴52.5万英镑。

财政明细账反映出：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开支中，军费所占比重过大，用于教育和公共事务的开支太少；消费性开支太多，积累性支出太少。[46]而且，通过对比可以看到，1880～1907年，军费和警务支出增长了234.6万英镑，主要行政机关开支增长了42.9万英镑[47]，增长幅度最大的还是军费和警务支出。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财政开支过大，并不仅仅是由于宫廷消费过高和行政开支过多引起的。这表明，奥斯曼帝国的整体运转出现明显的问题。军费开支和警务支出之所以大幅度增长，一是战争危机，一是国内安全形势严峻。从克里米亚战争到近东危机、巴尔干属地的反抗，奥斯曼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始终疲于应付，为此耗费了许多财力物力，这不仅仅是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上的困局。

一个国家解决财政资金缺口的办法，除了增加税收，就是从国库（或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透支，或者向社会投资者发行国债、举借外债。晚期奥斯曼帝国政府在税收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仍不能弥补财政开支的空缺。其一，不能继续使用增税的办法；其二，因为国库空虚，想透支也没有资金，于是只能借债。[48]史书中说的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依赖，主要是指帝国一遇到额外的财政支出，就不得不举借大额外债。本来负债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之一，出现财政赤字也不奇怪，向外国借债没有什么不正常，关键的问题是外债用于何处。举借外债是为了发展生产，还是为了弥补公共消费性支出的不足，这是完全不同的。

奥斯曼政府64年里举借的外债大体上有这样几种用途：解决军费的巨大缺口；为了抽回本国发行的纸币，稳定通货；偿还旧债；维持帝国政府管理机构和皇室的消费性开支。在奥斯曼帝国1874～1875年的财政预算中，偿还债务的支出占到43.9%，而用于投资的只占10%（用于修筑铁路）。[49]伊萨维的研究表明，1854～1914年的总借款中的45%用于偿还以前的债务，6%用于军费，5%弥补财政赤字，另有5%用于生产性投资，其余存入国库或留作他用。[50]实际上，在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用于铁路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比重有所提高，只是没有改变外债用途的总的比例。

通过上述分析，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点结论。首先，受国家安全问题影响，军费、警务开支以及政府机关费用增加，使得政府各项消费性财政开支太多，导致了财政开支增长幅度超出财政收入的涨幅。其次，财政收入的增加，表明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社会财富在增长。按照财政学原理，制约财政收入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生产技术水平、分配政策和分配制度。奥斯曼帝国的生产技术没有多大改进，17～18世纪国家财政收入一直不足。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的税收增长，既是因为奥斯曼政府的持续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也是因为哈米德二世时期奥斯曼公债管理处发挥了作用（后文详述）。再次，外债用于生产性开支的比例很小，用于偿还旧债和支付战争开支的占主体，所以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最后，从外债举借缘由、外债用途等方面总体反映出，帝国的经济是脆弱的，而持续的财政困难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通过军事征服掠夺财富，财政开支中最大的份额是军费，财政为军事需要服务。[51]到帝国晚期不但失去扩张能力，连防御性质的战争和维护帝国统治、阻止属地分裂的军事行动，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不得不举借外债，可见这个军事帝国衰弱到何种程度。

二 公债管理处及其影响

奥斯曼帝国多次举借外债，新旧债务累加以致出现债务危机。无力偿还外债的奥斯曼帝国，是否一定会被外国人“控制经济命脉”？按照经济学原理，只要外债确保在适度的规模，就不至于给国家经济带来严重损害，而外债规模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关键的问题不是奥斯曼帝国政府该不该借债，而是外债数额超过了帝国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取决于政府财力大小，并受国际收支状况和国际汇率市场变动的影响。财政学中有三个衡量偿债能力的指标：偿债率、经济债务率和出口债务率。[52]三个指标中有两个涉及出口收入的多少。直观的估计是，如果出口收入高，还本付息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小（不高于20%），或者外债余额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小（小于100%），则表明奥斯曼帝国有偿债能力，反之则表明帝国偿付能力不足。

很显然，奥斯曼政府具有偿债能力时，并不会出现债务危机，帝国经济也不会被外国控制。奥斯曼政府于1875年选择了“停止支付债务”，等于宣告财政破产，是由于外债数额过大而超出帝国的偿还能力。资料显示，1820～1853年奥斯曼帝国对外贸易扩大，1854～1896年帝国对外贸易停滞，1896～1913年奥斯曼帝国对外贸易和农产品生产保持较高增长率。[53]可见1875年前后正处于对外贸易的低谷。另一份统计表显示，奥斯曼帝国1878～1881年的出口值是平均每年855.1万土耳其里拉（折合777.4万英镑）[54]，而1875年偿还债务1279.1万土耳其里拉（折合1162.8万英镑），当年还债额超出“出口值”（不是出口收入）424万土耳其里拉（385.4万英镑）。1874～1875年实际财政收入仅为1700万土耳其里拉，而该年度外债的还本付息额竟高达1300万土耳其里拉，占政府实际收入的76.5%。[55]单从财政角度看，奥斯曼政府1875年这一年走到山穷水尽的境地了。停止偿还贷款六年之后即1881年，奥斯曼政府颁布《穆哈兰姆法令》（Muharram Kararnamesi），成立奥斯曼公债管理处[56]。公债管理处的任务是清理奥斯曼帝国所欠的债务。

其实，《穆哈兰姆法令》只是土耳其政府与国内外的债权人签订的协议书，经素丹同意，以官方颁令的形式公布。《奥斯曼帝国通史》中说，“英法以武力相威胁，奥斯曼政府被迫于1881年颁布《穆哈兰姆法令》”。“武力威逼”没有实据，但这个法令的颁布并不是与外国债主所在的大国毫无关系，它反映的是强国的意愿。[57]根据《穆哈兰姆法令》成立的奥斯曼公债管理处设在伊斯坦布尔，主要由欧洲（英、法、荷、德、奥匈、意）债主的代表们组成，也有帝国国内放债人和银行家代表参加，是一个庞大的机构，雇员超过5000人。[58]奥斯曼公债管理处的执行委员会，名为“公债委员会”或“债务委员会”。

由这个机构清理奥斯曼政府所欠的外债，具体办法是：把奥斯曼帝国税收项目中的一部分税项的征收权交给公债管理处，所得税款直接抵偿外债。这些税项包括：盐和烟草的专卖税，渔业、酒、丝的消费税，印花税，以及具有许可证的工矿企业所得利润的一部分，东鲁米利亚、塞浦路斯等地的贡赋收入，还有根据新修定的商业条约而取得的关税盈余等。[59]表面看，公债管理处仅能控制奥斯曼政府税收的1/3，实际上，公债委员会取得征税权后，无论从帝国的盐、丝专卖中征得的税款，还是从酒、鱼、烟草等重要商品以及印花税取得的税款，数额都不小，尤其行省的赋税是一大笔收入。[60]

从后来的情况看，公债委员会获取收入的最主要的税项是盐税和蚕丝税。奥斯曼帝国盛产盐，盐税本来是奥斯曼帝国垄断的税项，是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公债委员会得到盐税垄断权后收入大增，盐税收入1898年增长到80万土耳其镑（72.7万英镑），1900年达到87.5万土耳其镑（79.5万英镑）。后来公债委员会发展盐的出口贸易，红海的盐主要出口印度，1908～1909年的年收入有10万土耳其镑，其中净利润1.2万土耳其镑。公债委员会同时发展渔业和橄榄种植业，这两样产业对盐的需求大，等于为盐的内销开辟了市场。从盐业中获得的总收入1881～1882年达到63.5万土耳其镑，1907～1908年107.6万土耳其镑，1913～1914年达到110万土耳其镑。[61]在蚕丝业方面，公债委员会不惜一切代价从外地引进蚕种，在安纳托利亚北部大面积种植桑树，建立孵化室和丝厂。这些地区的蚕丝业税收收入在1906～1907年有12.5万土耳其镑。在不受公债管理处控制的地区，蚕丝业也在增产，而且获得了收益。蚕丝税的总收入在1881～1882年的增长额是2万土耳其镑，1906～1907年增长额达到27.6万土耳其镑。[62]

公债管理处控制的印花税、渔业税、酒税等间接税收入也是增长的。1882年之后的20年里，印花税从14万土耳其镑增长到24万土耳其镑；酒税从17.5万土耳其镑增长到27.8万土耳其镑；渔业税由2.3万土耳其镑增长到5万土耳其镑。公债管理处控制的税项的总收入从起初的年均2339749土耳其镑（212.7万英镑），增加到后来的年均9887482土耳其镑（898.9万英镑）。[63]

一般认为，奥斯曼公债管理处成立后，奥斯曼帝国的财政被外国债主组成的委员会控制。也就是说，1881年是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经济控制的开端，公债管理处从此掌握了奥斯曼政府的“钱袋子”。其实，这是后来的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对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而言，公债管理处暂时化解了债务危机；对帝国的臣民而言，公债管理处给他们带来了多方面的益处。

首先，公债管理处改变了还债期限，缩减了还债数额，使奥斯曼帝国从中受益。例如，按以前的折算法，借款至少要付5%～6%以上的利息，1881年以后按新的折算法只付3%～4%的利息[64]，这使奥斯曼帝国的还债数额减少。公债管理处成立前奥斯曼政府债券的发行价一般只有票面价的60%，“折扣”达到40%；1881年之后奥斯曼政府债券发行价达到票面价的80%或90%，折扣只有20%或10%。[65]

其次，公债管理处的存在，以及公债委员会对金融及相关事务的良好管理，提高了奥斯曼政府的信誉。[66]较好的信誉，使奥斯曼政府能够从欧洲银行顺利借到债款。如果1875～1881年奥斯曼帝国遇到的财政困境（想借债也没有国家愿意借）持续更久，奥斯曼帝国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巴尔干诸国分离，外国列强控制经济的问题了。在近东危机期间上台的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于1876年颁布宪法，许诺推行宪政改革，才换得欧洲列强的支持，通过成立公债管理处缓解财政问题。财政问题暂时得以缓解，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才能够维持，各项改革才能实行。另一方面，有了公债管理处树立的信誉，外国实业家愿意到奥斯曼帝国投资，比如铁路建设的投资。在外国放债人和投资者看来，有欧洲人控制的公债管理处的存在，给奥斯曼政府贷款或投资比以前风险更低，而且利润有保障，他们愿意放心地给奥斯曼帝国借款和投资。如1888年奥斯曼政府同意与德意志银行签订修筑铁路的合同，公债管理处担保从帝国征得一部分税款支付给德意志银行，以保证其每年从铁路运营中获得的最低收益。后来，管理处也为延长的安纳托利亚铁路和巴格达铁路作担保。[67]19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能够吸引外资，就是依赖公债管理处，而到了1900年，很多铁路公司都由公债管理处监督，并由它负责偿还铁路公债。

最后，公债管理处建立后不几年，不但清理债务效果显著（债款较快地得到清偿），税收收入增加，而且显现出对奥斯曼帝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例如，在公债管理处的引导下，奥斯曼帝国养蚕业有了很大的改进，烟草走私减少。与此同时，征税的效率提高，贪污减少，从而使收入增多。例如，到1889年时安纳托利亚铁路经过的那些省，税收收入达到145378土耳其里拉；1898年税收收入达到215470土耳其里拉；1909年达到291919土耳其里拉。[68]

不过，公债管理处给奥斯曼帝国带来可以感受到的益处的同时，逐步地控制了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奥斯曼公债管理处理论上是奥斯曼政府同意设立的一个不大的附属性组织，实际上发挥了相当于财政部的独立分支机关的作用。公债委员会负责签订新的贷款合同，帮助奥斯曼政府征收其他税[69]，甚至负责偿还奥斯曼政府所欠的其他贷款，有时帮助政府管理财政部门的账目。奥斯曼帝国一些铁路、公路和港口的修建需要外国投资，也依赖公债委员会与银行、铁路公司沟通，并进行财政监督。尤其奥斯曼政府与德意志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还有德国政府在奥斯曼帝国的其他投资项目，都是靠公债委员会来实现的，而资金的担保、铁路建设中的监督，也是由公债管理处负责的。[70]一个本来只负责清偿债务的机构，竟然对奥斯曼帝国产生越来越深的影响，这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未曾预料到的结果。

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外债是信用的转化形式，外债对债务国来说具有两重性：它客观上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同时也产生负面效应。外债利息对债务国是一种负担，“外债会导致债务国公民可支配资源的净减少；外债利息的沉重负担，意味着债务国消费水平的降低”。[71]外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意义，应该分两个阶段来看。1854～1881年的外债只是为了弥补军费等项目的开支，没有用来发展生产，两重性不明显。1881～1918年的外债除了弥补消费开支和偿还旧债，还用于经济建设，发挥了外债应有的正面效应，也为债权国控制帝国经济甚至干预内政准备了条件。

三 外债问题与帝国的危机

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奥斯曼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外债对奥斯曼帝国各阶层的意义是不同的。只要不断贷款，素丹和官僚们便不愁吃穿，日子过得舒坦，他们不去考虑如何偿还外债的问题；只要能保持贷款的高利息，奥斯曼帝国的银行家、金融家有利可图，满心欢喜，外国的投资商也有利可图，想尽一切办法扩大贷款业务。[72]偿还外债的负担落在帝国臣民的身上。所以，探究奥斯曼政府的外债问题要考虑国家财政制度之外的多种因素。

直观地看，奥斯曼公债管理处的存在并不能说明奥斯曼帝国被外国人控制财政。因为这个组织的地位不是国际条约认可的，甚至就不是外交活动的产物。公债管理处成员的薪水是奥斯曼政府支付的，管理处的开支来源于公债委员会征收的一部分税收的收入。而且，公债委员会是由几个国家的债权人代表组成，并不是由债权人所在国家的政府任命的代表。但是《穆哈兰姆法令》中模糊的“许可”，给予欧洲大国在奥斯曼帝国自由行动的权利，却没有严格规定应该遵守的义务。正如布莱斯戴尔分析的，委员会成员的“非官方”身份，使他们不负太多的官方责任，于是这些代表们可以任意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不受限制。公债委员会管理奥斯曼帝国税收中较小份额的税收，产生的幻象是“奥斯曼政府仍主宰国家财政”，其实公债委员会已经对奥斯曼政府的财政政策施加了充足的影响。“公债委员会代表的多样性，恰好使这个委员会代表的是欧洲社会的一个阶层，而不仅仅是代表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这个管理处从根本上起到了欧洲大国控制奥斯曼帝国财政的作用。”[73]到20世纪初，公债管理处开始降低以“经济担保”为主的职能，更多地参与政治事务，发挥政治功能。

前文分析可知，公债管理处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经济上直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深刻而不利的影响；但从政治影响看，危害远远大于益处。晚期奥斯曼帝国从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执政的第六年到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的外债举借和偿还，都是公债管理处负责的，也就是说1881～1918年奥斯曼政府的财政由公债委员会操控，可以说，帝国晚期的危机在许多方面都与公债管理处有关。

第一，公债管理处的首要危害不在于公债委员会拿走多少税款，而在于奥斯曼帝国让渡了部分主权。征税权是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霍布斯指出，征募军队、武装军队并发放薪饷，向民众征收税款，支付战争开支，这是主权范围内的权利。铸币权、处理遗产等权利让渡并不影响主权者保卫臣民的权力，但征税权和征募军队权的让渡，就会使国家失去主权。[74]外国债权人组成的公债管理处控制了重要税项的征收权，尤其是取得了在征税时改变原有税则的权力，相当于从奥斯曼帝国得到了部分主权。奥斯曼帝国虽然从外债减免中少缴纳大约8500万土耳其里拉的债款，但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损失不可估量。研究经济史的学者认为，1881年是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经济控制的开端，因为公债管理处的代表除了负责财政问题还负责公共管理事务。《穆哈兰姆法令》中虽然规定奥斯曼政府有监督公债管理处的权力，实际上，帝国政府的代表在这个机构中仅仅处于顾问的地位。[75]关键是，许多本来不属于公债管理处的权利，都是奥斯曼政府主动让出来的。这些奥斯曼政府的统治者们，多数不知道如何同精明的欧洲资本家打交道。奥斯曼帝国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为减少欧洲控制带来的损失还是做了一定努力，比如雷希德帕夏、米德哈特帕夏、富阿德帕夏，都有担任外交官的经验，了解西方人的游戏规则。在1862年组建奥斯曼帝国银行[76]时，富阿德帕夏提出注入法国资金的方案，使奥斯曼帝国银行由英、法两股资金构成，这样会减少英国独资可能带来的风险。[77]可惜奥斯曼政府这样有眼光又掌握权力的政治家为数不多。

第二，奥斯曼帝国大规模举借外债，正好满足了欧洲大国输出资本的愿望。奥斯曼帝国需要借款的时候，正是欧洲大国的盈余资本急于寻找输出地的时候，欧洲国家给奥斯曼帝国贷款的政治意图是明显的。研究19世纪奥斯曼帝国财政和贸易的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对经济失去控制的国家，往往会失去政治控制。而外国进行政治控制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控制固定资金。[78]在欧洲人看来，奥斯曼帝国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但这些土耳其统治者不会利用资源，既不会减少开支，也不会增加收入，只知道借钱，所以帝国几十年欠了2亿～3亿英镑的债务。欧洲人估算，虽然奥斯曼帝国欠了巨额外债，但这样大的一个帝国只要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所产生的收入抵偿这些债务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欧洲人想控制这个帝国，通过控制获得更多的利益。[79]按照埃德姆的说法，“公债管理处试图稳定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却深刻地改变了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十几二十年前不可想象的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控制，把以前缺失的一种‘帝国主义的标尺’引入奥斯曼社会”。[80]

第三，公债管理处控制奥斯曼帝国的30多年，也是帝国境内少数民族群体与土耳其统治阶层之间利益分化的阶段，外国资本的快速渗透，直接或间接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从推行西化改革开始，帝国境内生活的外国人和本国的少数民族从社会改革中受益较多，而帝国政府在商业、金融和文化教育领域对欧洲资本家和本国少数民族的依赖性增强。奥斯曼帝国境内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已经掌握金融、新兴工业、贸易等行业的主导权[81]，而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几乎没有现代商业经验，也没有涉足现代工业、银行业。少数民族利益集团构成奥斯曼帝国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充当了外国资本渗透并控制帝国的有效“代理人”。[82]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商品流通和资金流通中，各个环节都有少数民族资产阶级的身影。他们与公债委员会有紧密的共同利益，而与土耳其统治阶层则是越来越对立。

第四，公债管理处影响了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管理，也影响了普通民众的观念。

一方面，公债委员会掌握征税权后，通过促进农业产业化，以保持土壤肥力、控制病虫害、分配良种等方式，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反过来，由于农作物产量提高，使农业税的收入相应地增加。[83]对帝国的农民来说，收入提高的情况下缴纳较多数额的税，反而可以承受；比起以前奥斯曼政府竭泽而渔的强征，这一时期的税收负担相对有所减轻。令奥斯曼帝国的纳税人感受深刻的是，以前奥斯曼政府随时增加赋税，税吏的勒索也让人不堪忍受；而公债委员会的征税，是先让纳税人发展生产增加财富，然后再以此为基础纳税。更重要的是，公债委员会督促奥斯曼政府中那些办事拖拉的征税官提高办事效率。在通常情况下，农民的谷物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而上缴税收的环节也不受勒索。[84]倘若某个环节遇到问题，公债委员会可以与外国银行交涉，比如延期付款等。同时，铁路的运营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生产，剩余农产品又借助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卖到外地市场，换取更多的收入。

另一方面，由于公债管理处日常管理工作富有效率，为帝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欧式财政管理的榜样。公债管理处给奥斯曼帝国引入了现代的财政理念，至少引入了现代财政管理的方式。在公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管理中从不宽恕拖拉推诿的行为。在与奥斯曼政府的事务中，公债委员会持续施加压力迫使该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也提高了效率。在公债管理处工作的本地官员和普通服务人员的薪水是充足的，并且会按时发放。[85]与公债管理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斯曼政府的财政部各个分支机构的管理混乱，职员的工资经常拖欠，特权和不公正现象无处不在。[86]因此，成为公债管理处的一名职员是许多土耳其青年和帝国境内基督教青年的愿望。

这两方面的变化，直观地看也是公债管理处带来的好处，但对纳税人的好处，对奥斯曼帝国青年的吸引力，恰恰不利于土耳其人维持政治统治。在纳税人看来，欧洲人的“控制”比土耳其人的统治好一些；在奥斯曼帝国的青年人看来，给欧洲人打工要比给本国老板打工好得多；相比之下，土耳其人的统治是不好的，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说，1881年以来奥斯曼帝国财政领域的变化波及整个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社会下层对公债管理处的依赖，使其对欧洲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即便没有直接对土耳其人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至少表现出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87]这表明奥斯曼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了，臣民对土耳其统治者的忠诚度降低了。从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立场看，这是真正潜在的政治危机。

总体来看，奥斯曼帝国被外国控制，主要是由于外国债权人组成的公债管理处控制了重要税项的征收并把职能伸展到其他领域。奥斯曼帝国政府让渡了部分主权是其损失，而本国的纳税人改变对欧洲人和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不再像以往那样对土耳其统治者忠诚，这是更严重的后果。不过，无论外债本身或者与外债相关的因素造成的政治危机多么严重，都不足以直接导致奥斯曼帝国解体或崩溃。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是由于加入同盟国集团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遭到失败而被协约国占领。从纵向看，外债引发的问题并不是造成帝国崩溃的主导因素；从横向看，欧洲大国控制奥斯曼帝国的财政，但并不希望奥斯曼帝国解体，只是在努力推进奥斯曼帝国的资本主义化。

按照经济学原理，合理的外债结构是：在债务资金来源上，不能依靠某一国或某一个机构；期限上，要长期债务、中期债务、短期债务搭配合理，以适应多方位、多层次的需求；此外，利率结构要均衡，浮动利率与固定利率的比重要适当控制。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债务结构明显不合理：资金来源上，起初依赖英国和法国，后来对德国的依赖增大；期限上，为了应急而举借短期债款较多，但短期债务无力偿还而拖延，与中长期债款叠加在一起；至于利率，往往取决于债权国，奥斯曼帝国政府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谈不上利率控制。据记载，英、法等国的贷款能够源源不断地到达奥斯曼帝国，还有另一个渠道：英、法等国的金融家使团到近东后，贿赂奥斯曼帝国的官员，经过总督同意借外国款项，这种渠道也变成一种特殊的借款方式。而且，素丹建筑新宫殿，后宫帝妃们的奢侈生活开支等都在不断上升，帝国所借款项，有些就是为了偿还王室消费支出。[88]所以，探究奥斯曼政府的外债问题，要考虑国家财政制度之外的多种因素。当然，债务对奥斯曼帝国各阶层的意义是不同的。只要不断贷款，素丹和官僚们的消费就不受影响，只要保持贷款的高利息（1854年利率为7%，1876年利率为12%），本国的银行家、金融家、外国的投资商都有利可图，但广大人民不仅受本国统治者剥削，还受外国人剥削。[89]

从研究可知，虽然帝国政府的税收收入和贸易收入一直是增长的，但赶不上军费、警务开支和其他行政费用的增长。由于财政困难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政府被迫举债。奥斯曼政府不同时期举借外债的缘由不同，外债规模也有差异。为清偿债务而成立的公债管理处，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直接的益处和深层的危害。这个机构化解了帝国的外债危机，但其职能扩大之后深入奥斯曼帝国的各个领域，对帝国的政府管理和普通民众的观念均产生影响，同时削弱了帝国臣民对土耳其统治者的忠诚。利益的多元化、社会下层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以及向新生活目标的努力，客观上不利于奥斯曼土耳其人维持其统治。

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危机，包括巴尔干半岛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欧洲大国的政治干预、阿拉伯行省闹独立、帝国内政的腐败和行政管理的低效等多个方面，外债问题的困扰和公债管理处的控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不过，从外债问题入手，可以揭示奥斯曼帝国的衰弱程度，帝国出现危机的原因，以及危机的演进过程。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为了抵制俄国入侵而举借外债，可以说借债是外因造成的；但支付军费本来是国家财政的基本支出，国库空虚或入不敷出都是内因。签订借款合同以及在欧洲发行债券都是与外国人打交道，但外债用于何处是土耳其统治者自己的事；外债负担要本国纳税人承受，也属于内政问题。公债管理处设在伊斯坦布尔，清偿的是欧洲债主的债务，征收的是奥斯曼帝国臣民的农业税和工商业税，这算是外国人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还是外国人帮助土耳其人理财，为土耳其当政者分忧？确实不好分辨。公债管理处清偿债务又借新债，促进帝国的经济又给帝国带来危害；帝国臣民不希望被外国控制，又感受到欧洲人管理的好处。可见，晚期奥斯曼帝国出现危机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危机的演化过程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1] 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p.51.

[2] H.A.R.Gibb & H.Bowen，Islamic Society and West，Part.2，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57，p.1.

[3] Roger 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1，pp.60-61.

[4] Erik J，Zu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London and New York：I.B.Tawris，1993，p.45.

[5] Resat Kasaba，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Economy：The Nineteenth Centu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88，p.50.

[6] C.Morawitz，Les Finances de la Turquie，Paris：Guillaumιn et Cie，1902；A.Biliotti，La Banquet Impériale Ottomane，Paris：H.Jouve，1909.说明：这两本一百年前的著作国内没有原著，只有对其内容的介绍。不过，安德烈·奥特芒的同名著作《奥斯曼帝国银行》（André Autheman，La Banquet Impériale Ottomane，Paris，1996.）内容更详细，国家图书馆有馆藏本。

[7]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a Study of the Establishment，Activities，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Ottoman Public Deb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29.说明：作者布莱斯戴尔在1925年之前已经在近东旅居三年，为了研究奥斯曼公债管理处，1927～1928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资助去君士坦丁堡查阅档案，完成《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控制》一书，并于1929年出版。

[8] S.C.Wyatt，“Near and Middle East：A Review for ‘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es，Vol.9，No.2 （Mar.，1930），pp.272-273.

[9] Hakkι Yeniay，Yeni Osmanlι Borçlarι Tarihi，İstanbul Üniv-ersitesi yayιnla-rιndan，1964；A.du Velay，Türkiye Maliye Tarihi，Ankara，1978；E.Kιray，Osmanlι’da Ekonomik Yapι ve Diş Borçlar，Istanbul：İlestişim，1995；Rιfat Önsoy，Osmanlι Borçlarι，Turhan Kitabevi Yayιnlarι，Ankara，1999；Sait Açba，Osmanlι Devletinin Dιş Borçlanmasι，Vadi Yayιnlarι，Ankara，2004.

[10] Şevket Pamuk，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87.

[11] Charles Morawitz，“The Public Debt of Turkey，”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75，No.549，August，1902，pp.275-288；Engin D.Akarli，“Economic Policy and Budgets in the Ottoman Turkey，1876-1909，” Middle East Studies，Vol.28，No.3，July，1992，pp.443-476.

[12] Engin D.Akarli，“Economic Policy and Budgets in the Ottoman Turkey，1876-1909，” Middle East Studies，Vol.28，No.3，July，1992，p.443.

[13] Erik J，Zu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pp.66-67.

[14] “Osmanlι dιş borçlanmasιndan doğan fon akιmlarι，1854-1881，” Kaynak：Osmanlι Devletinde Dιş Borç ve Borçlanma，s.2/3，http：//www.ekodialog. com/osmanli_ekonomisi/osmanli-devletinde-dis.

[15] Şevket Pamuk，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pp.176-177.

[16]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28.

[17] Z.Y.Hershla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Leidon，Wetherlands，1980，p.63.

[18] 首先，当时英、法等国金融机构公布的数据与奥斯曼政府公布的借款数据不同；其次，奥斯曼政府当时使用的是阿拉伯文字，自推行西化改革以后也公布法文和英文的统计数字，不同文本有差异，不同时期的记载也有差异；最后，统计方式有差异。

[19] Biltekin Özdenir，Osmanlι Devleti Dιş Borçlarι：1854-1954，Döneminde Yüzyιl Süren Boyunduruk，Desen Ofset，Çankaya—Ankara，Eylül 2009，s.51.说明：1855～1860年的借款数以土耳其文献和帕慕克所引的数据为凭。布莱斯戴尔统计的数据是：1855年借债数额是500万英镑。1858年借款500万英镑，奥斯曼政府实际收到300万英镑。1860年借外债1600万英镑。详见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p.28-30。

[20] “Osmanlι dιş borçlanmasιndan doğan fon akιmlarι，1854-1881，” Kaynak：Osmanlι Devletinde Dιş Borç ve Borçlanma，s.2/3，http：//www.ekodialog. com/osmanli_ekonomisi/osmanli-devletinde-dis.说明：布莱斯戴尔统计的数据是：1862年借外债515万英镑；1863年借外债800英镑；1865年借外债551.7万英镑；1867年借外债300万英镑；1869年借外债2200万英镑；1870年借外债3200万英镑，实际收到不足1/3；1871年借外债404.7万英镑；1872年借外债460.5万英镑；1873年借外债800万英镑；1874年借外债4000万英镑。详见Donald c.Blaisdell，pp.36-38。

[21] Düyun-u Umumiye，Kaynak：Düyun-u Umumiye-Vikipedi，http：//tr.Vikipedia. org/viki/Düyun-u_Umumiye.

[22] Enver Ziya Karal，Osmanlι Tarihi，Vol.Ⅷ，Birinci Meşrutiyet ve İstibdat Devirleri，1876-1907，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1995，s.427-428.

[23] 还有不同的数据：一说借款总数为2.688亿土耳其里拉（2.444亿英镑）；一说借债总额达2.43亿土耳其里拉（2.11亿英镑）。

[24] Stanford.T.Shaw & E.K.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6，p.98.

[25]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29.

[26] Edhem Eldem，“Ottoman financial Integration with Europe：Foreign Loans，the Ottoman Bank and the Ottoman Public Debt，” in European Revie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13，No.3，2005，p.436.

[27]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p.34-38.

[28] Enver Ziya Karal，Osmanlι Tarihi，Vol.Ⅷ，Birinci Meşrutiyet ve İstibdat Devirleri，1876-1907，s.428.

[29] 1886年借外债590.9万英镑，1888年借外债110万英镑，1890年借外债390.9万英镑，1891年借外债127.2万英镑，1893年借外债61.2万英镑，1894年借外债161.4万英镑，1896年借外债247万英镑，1902年借外债147.1万英镑，1903年借外债534.2万英镑，1904年借外债196.3万英镑，1905年借外债423.7万英镑。详见Şevket Pamuk，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p.177。

[30] 1908年借外债1245.3万英镑，1909年借外债531.4万英镑，1910年借外债135.4万英镑，1911年借外债596.1万英镑，1913年借外债206.7万英镑。详见Şevket Pamuk，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p.178。

[31] Biltekin Özdenir，Osmanlι Devleti Dιş Borçlarι：1854-1954，Döneminde Yüzyιl Süren Boyunduruk，Ankara，2009，s.95.

[32] Biltekin Özdenir，Osmanlι Devleti Dιş Borçlarι：1854-1954，Döneminde Yüzyιl Süren Boyunduruk，s.108.

[33]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185.

[34] Biltekin Özdenir，Osmanlι Devleti Dιş Borçlarι：1854-1954，Döneminde Yüzyιl Süren Boyunduruk，s.60-77.

[35]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2，p.65.

[36] Şevket Pamuk，The Ottorn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p.58.

[37] Z.Y.Hershla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65.

[38] 说明：有关奥斯曼帝国财政收支及外债的原文献中，货币单位有法郎、英镑、土耳其里拉（T.L.）、土耳其镑（Ltqs.）、库鲁什（Kuruş）等几种，本文折算为英镑和土耳其里拉。当时的大致比价：1英镑≈1.1土耳其里拉，1英镑≈1.1土耳其镑，土耳其里拉和土耳其镑等值；1土耳其里拉=0.9091英镑；1法郎=0.044土耳其里拉，1土耳其里拉=22.7272法郎；1土耳其里拉=100库鲁什；19世纪50年代1英镑≈23.9法郎，19世纪70年代1英镑≈27.5法郎。

[39] Engin D.Akarli，“Economic Policy and Budgets in Ottoman Turkey，1876-1909，” Middle East Studies，Vol.28，No.3，July，1992，p.465.

[40] Z.Y.Hershla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57.

[41] Roger Owen，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 1800-1914，Nethuen，London and New York，1981，p.58.

[42] 1863～1864年度奥斯曼政府的预算收入1368.2万英镑，五年后即1868～1869年的预算收入1557.9万英镑。1874～1875年度预算收入2255.2万英镑，1880～1881年度预算收入1468.7万英镑，1900～1901年度预算收入1782.9万英镑，1908～1909年度预算收入2150万英镑，1910～1911年预算收入为2365万英镑。虽然实际税收收入达不到预算数字（实际收入一般达到70%左右），但足以表明奥斯曼帝国的税收收入是增加的。需要说明的是，原表中数据的货币单位为库鲁什，此处换算成英镑。Stanford.T.Shaw，“The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Tax Reforms and Revenue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6，No.4（Oct.，1975），p.451.

[43] 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London：Routledge，1998，p.58.

[44] 原文献中的货币单位为库鲁什，此处做了换算。

[45] 不少西方学者的著作批评奥斯曼素丹宫廷的奢侈靡费，当时的一些报道说，素丹原来有50多座宫殿，1858年之后又大修宫殿，据说还要建50座宫殿。那个时期的宫殿建设费一度达到280万英镑，所借外债中，很大份额用于宫廷消费的开支。详见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30。

[46] 按照财政学原理：一个国家的财政开支，一部分应是补偿性开支（即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支出），一部分是消费性支出（包括行政管理费、国防费用、文教卫事业费、社会救济费等），一部分是积累性支出（即基本建设支出、国家物资储备支出、流动资金支出等）。

[47] “Changes in Ottoman Empire Departmental Budgets between 1880 and 1907 （in millions of kuruş），” Stanford.T.Shaw & E.K.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p.225.

[48] 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等公共部门举借的债务，称为公共债务（Public Debt or Government Debt），简称“公债”。公债和税收都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但税收具有强制性和无偿性，公债具有自愿性和有偿性。公债分为国内公债（内债）和国外公债（外债）。

[49] Geyikdaği，V.Necla & Geyikdaği，M.Yaşar，“Liberalization in Turkey：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5，No.1，Janurary，2009，p.78.

[50]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p.63，65.

[51] 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p.51.

[52] 偿债率是指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出口收入的比重；经济债务率指当年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出口债务率指当年外债余额占当年出口总收入的比重。按照“偿债率”衡量时，如果一个国家的还本付息额占到出口收入的30%就有些危险（安全线为20%）。按“经济债务率”衡量，当年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比例应该小于30%。按“出口债务率”衡量，当年外债余额占当年出口总收入的比重应小于100%。

[53] Şevket Pamuk，The Ottoman Empire and European Capitalism，1820-1913，pp.11-15.

[54] Stanford.T.Shaw & E.K.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p.239.说明：数据来源于土耳其文“1878-1895年统计总览”（1878-1895，Istatistik-i Umumi，p.109）。

[55] Engin D.Akarli，“Economic Policy and Budgets in the Ottoman Turkey，1876-1909，” Middle East Studies，Vol.28，No.3，July，1992，p.465.

[56] 全称：Osmanli Düyun-u Umumiye İdaresinin Kurulmasina。英文名：Ottoman Pubic Debt Administration。

[57]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99.

[58] Erik J.Zu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p.88.

[59] Charles Morawitz，“The Public Debt of Turkey，”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75，No.549，p.279.

[60] Z.Y.Hershla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67.

[61]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p.109-110.

[62]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p.111-113.

[63] 1892～1897年的年均税收收入为2339749土耳其里拉，1902～1907年的年均税收收入为3060643土耳其里拉。1907～1912年的年均税收收入为4527539土耳其里拉，1912～1917年年均4035789土耳其里拉，1917～1922年年均9887482土耳其里拉。详见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p.117-118。

[64] Z.Y.Hershla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68.

[65] Z.Y.Hershla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69.

[66] Charles Morawitz，“The Public Debt of Turkey，”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75，No.549，p.282.

[67]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t，p.3.

[68]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t，p.7.

[69] 比如，从1888年起公债管理处从政府需要出发，提高政府对蚕丝和烟草征收1%和1.5%的附加税，收入上缴政府的农业银行和公共教育部；1890年又替政府征收鸦片税，1907年征收3%的关税附加税。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t，pp.147-150.

[70] Charles Morawitz，“The Public Debt of Turkey，”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75，No.549，p.282.

[71] 〔美〕保罗·萨缪尔森、〔美〕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萧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第276页。

[72]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Mayflower，London，1959，pp.93-94.

[73]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p.7-8.

[74]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校，商务印书馆，1986，第138～139页。

[75] Z.Y.Hershla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67.

[76] 土耳其文全名：Osmanlι İmparatorluğu Bankasι。

[77]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7.

[78] Geyikdaği，V.Necla & Geyikdaği，M.Yaşar，“Liberalization in Turkey：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5，No.1，Janurary，2009，p.71.

[79] 说到奥斯曼帝国受外国财政控制，其实早在1881年建立公债管理处之前的几十年中，欧洲大国早已在奥斯曼帝国的管理中获得干预权。欧洲国家也获得税收方面的特权，帝国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很有限。1856年建立奥斯曼银行后，英国对这个银行的运作取得控制权，奥地利政府和法国政府也派了财政顾问。1858年英、法和奥地利的财政专家组成顾问委员会，1860年这个委员会变成高级财政委员会，负责监督帝国财政。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p.24-26.

[80] Edhem Eldem，“Ottoman Financial Integration with Europe：Foreign Loans，the Ottoman Bank and the Ottoman Public Debt，” European Review，Vol.13，No.3，2005，p.431.

[81] Charles Issawi，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urkey，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hicago，1980，pp.13-14.

[82] Berch Berberoglu，The Turkey in Crisis：From State capitalism to Neo-colonialism，pp.6-7.

[83] Z.Y.Hershlay，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pp.68-69.

[84]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7.

[85] Donald C.Blaisdell，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pp.6-7.

[86] Charles Morawitz，“The Public Debt of Turkey，”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175，No.549，p.283.

[87] 1908年发生土耳其革命时，帝国臣民对恢复宪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当时伊斯坦布尔和亚洲行省的人民的反应与马其顿行省一样，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表现得异常喜悦。不管来自哪个社区，不论是穆斯林、犹太人还是基督徒，都在大街上友善地谈笑，庆祝这个好消息。民众们表达着一种普遍的期待，期待着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详见Zurcher，Erik J.，Turkey：a Modern History，p.99。

[88] Lord Eversley，The Turkish Empire，From 1288 to 1914，New York：T.F.Unwin Ltd.，1969，pp.312-313.

[89]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Mayflower，London，1959，pp.93-94.

论题三 奥斯曼帝国的“边患问题”

从地图上看，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拥有欧洲东南部、亚洲西部、非洲北部的广阔领土，但整个帝国的版图被亚得里亚海、爱琴海、红海、马尔马拉海、黑海等隔开，国土形状不规则（类似章鱼的形状）。安纳托利亚连同两河流域、叙利亚构成一整块，巴尔干地区是一整块，而北非从埃及向西至阿尔及利亚北部，像一条伸出去的长腕；沿着红海伸展到也门，形成另一条长腕；从波斯湾西南岸延伸到今阿联酋边界是一条短腕。正因为疆域不规则，所以边界线很曲折，疆界的伸缩幅度很大。15世纪后期占领希腊后，土耳其人能控制爱琴海地区，但并未把爱琴海变成帝国的内海，不得不与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长期争夺。1517年占领埃及，但土耳其人只能控制地中海东部。当土耳其人把势力延伸到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之后，便开始了和西班牙、法国的激烈冲突，最终未能控制地中海。奥斯曼帝国曾把黑海变为内海，但17世纪晚期以来被俄国屡次打败，18世纪克里米亚半岛被俄国占领，黑海不归奥斯曼帝国独有。巴尔干诸属地和属国维持和奥斯曼帝国的从属关系，但靠近匈牙利和俄罗斯的边疆地区从未安宁过，边疆治理成为很大的难题。在非洲北部和西亚的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奥斯曼帝国与沙漠部落之间的关系不稳定，边界线从未划定。

一 帝国的领土与边疆

奥斯曼帝国的兴起，离不开几位创建基业的君主的努力。而奥斯曼帝国军队横扫欧洲、出击地中海，也与君主的意志和能力分不开。对帝国而言，遇到英武之君，会出现短期的繁荣和稳定；遇到昏聩之君，帝国会衰弱和动荡。比如，在奥斯曼一世、奥尔罕素丹、巴耶济德一世、穆罕默德二世、塞利姆一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军事上节节胜利，版图不断扩大，苏莱曼一世时期帝国经济繁荣、政令畅通，达到“帝国鼎盛”，而塞利姆二世、穆拉德三世、穆罕默德四世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政局不稳、吏治腐败、边疆危机、军纪废弛。

奥斯曼国家的起点，是奥斯曼（1299～1326年在位，奥斯曼一世）继承了从塞尔柱突厥王国得到的一块封地（这块封地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北角，在今天土耳其埃斯基谢希尔城北面的瑟于特）。1299年奥斯曼自立为“埃米尔”，奥斯曼国家建立。经过奥斯曼一世和奥尔汉（1326～1359年在位）两代君主的扩张，14世纪中期完成对小亚细亚中西部的征服，把势力延伸到爱琴海和黑海。经过几代素丹的扩张，疆土安纳托利亚伸展到欧洲中部、西亚的也门、北非的阿尔及尔，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由三部分组成，获得这些领土的时间跨度大，有些是14世纪得到的，有些是16世纪得到的，有些失而复得，有些得而复失，情况比较复杂。可以按照欧洲领土、非洲领土、亚洲领土来分别叙述。

在欧洲，奥斯曼土耳其人首先控制了巴尔干半岛。据记载，奥斯曼土耳其人第一次占领巴尔干半岛上的土地是在1354年。此后，穆拉德一世和巴耶济德一世两代君主（1359～1402）夺取亚德里亚堡，在科索沃平原打败塞尔维亚军队，摧毁了塞尔维亚王国，进而占据马其顿、保加利亚部分地区，入侵匈牙利。[1]穆拉德二世（1421～1451年在位）于1430年把萨洛尼卡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回来，1444年在瓦尔纳打败欧洲的十字军，1446年侵入希腊，攻占科林斯，两年后打败瓦拉几亚人。不久，阿尔巴尼亚、希腊、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尽归奥斯曼国家版图。[2]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除了于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还征服波斯尼亚王国，征服阿尔巴尼亚，把黑塞哥维那纳入帝国的统治范围，也征服了希腊大部分地区。[3]苏莱曼一世（1520～1566）继续向西北扩张，于1521～1526年占领贝尔格莱德、莫哈奇，一路向西进入匈牙利，占领布达、佩斯。1529年9月围攻维也纳，未攻克。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占据领土最多时，西北边界的突出部位大约在今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边界，向西南延伸至今天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边界。

在西亚地区，原来的领土仅限于安纳托利亚西部，奥尔罕时期（1326～1359）占领布尔萨、尼西亚、尼科米底，穆拉德一世时期（1359～1389）占领安卡拉，巴耶济德一世（1389～1402）占领科尼亚、尼代等地，并与蒙古帖木儿多次争夺锡瓦斯和埃尔津詹。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征服了特拉布宗（黑海南岸）的希腊人王国，夺取热那亚人在黑海的殖民地，兼并了克里米亚。塞里姆一世时期（1512～1520年在位）从波斯人手中夺得阿塞拜疆和库尔德斯坦，征服了两河流域北部。苏莱曼一世向东扩张，向波斯和两河流域用兵，一度占领波斯的大不里士，南下占领巴格达，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波斯湾。后来的素丹继续扩张，高加索地区、波斯湾南岸地区也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其中穆拉德四世（1623～1640年在位）时期从伊朗手中重新夺得巴格达，而且，在奥斯曼帝国和伊朗之间，库尔德斯坦、高加索类似于“缓冲区”，奥斯曼帝国在这一时期的统治是有效的，当地人的生活变得稳定，帝国的东部边疆得到巩固。[4]帝国的东部边界大致在今天伊朗和伊拉克边界向北延伸至今天格鲁吉亚中部。

在北非，塞里姆一世在1516年征服叙利亚之后，于次年征服埃及，使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延伸到红海。苏莱曼一世征服非洲北部的沿海地区。后来有几位素丹，如塞利姆二世（1566～1574年在位）和穆拉德三世（1574～1595年在位），继续扩张，沿着北非海岸展开军事行动，1569年围攻突尼斯。1571年西班牙和奥斯曼帝国发生海战（勒班陀战役），奥斯曼舰队被摧毁，突尼斯之围被解。1574年土耳其人再次攻打突尼斯，并迅速向马格里布推进，远至阿尔及利亚，至此，奥斯曼帝国领土扩展到北非沿海地区。1578年打败摩洛哥地区的葡萄牙军队[5]，但没有占领摩洛哥地区，而是退回到阿尔及尔附近。奥斯曼帝国在北非地区的领地主要在沿海，未能深入今天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的中部和南部。

一般认为，奥斯曼帝国在苏莱曼一世时期达到鼎盛，但当时的疆域还不是帝国历史上最大的，因为后来还有所扩展。1683年围攻维也纳时是帝国疆域最大的时候，然而随着1684年、1685年和1695年几次被奥地利军队打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扩张停止，并开始丧失土地（曾占据的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土地失去了）。帝国疆域最大时的范围，大致包含今天西亚的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叙利亚和黎巴嫩、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的汉志地区、也门西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欧洲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希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摩尔多瓦、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及附近地区；非洲的埃及、苏丹的北部、利比亚北部、阿尔及利亚北部、突尼斯，以及地中海的克里特、塞浦路斯等。

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主体部分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并从四面进行了扩展。但在一般人印象中，拜占庭帝国是古罗马文明的延续，而奥斯曼土耳其人野蛮、落后，长于征服而短于治理，文化建设有限。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帝国，兴起于中世纪，灭亡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存在，改变了近东地区的历史进程。不过，习惯于攻城略地的土耳其人，只知道通过掠夺获取财富，未能在帝国管理上花工夫，没有把打仗的技术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技术。每次获得新领地后，还来不及规划内部管理（或许没有兴趣认真做管理规划），就又开始新的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尽管英勇善战，但不可能永远胜利。比如，三次围攻维也纳失败，多次与波斯萨法维王朝交手，未能挫败萨法维军队，多次在地中海用兵，也未能夺得摩洛哥、直布罗陀海峡，取得通向大西洋的出海口。总体上看，帝国的国内治理有所欠缺，官吏贪污腐化，军队纪律涣散，军人到处劫掠，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长期保持的战时军事体制不适宜和平时期的政治运作。当战争失利，不能开拓疆土时，奥斯曼帝国会出现财政危机，国内矛盾加深。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和维持庞大的行政费用，只能增加捐税，加大民众的负担。在边疆行省和属地的治理方面，奥斯曼土耳其人几乎乏善可陈。关键是，帝国的周边很少安宁，不是外敌入侵，就是属地的叛乱，长期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

二 地中海的争夺和消耗战

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希腊之后，表面上看，爱琴海成为帝国的内海，但奥斯曼帝国对地中海的控制是有限的。15～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为了确立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不断地与威尼斯、热那亚、西班牙、法国发生冲突，大小海战不计其数，国力消耗严重。

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希腊，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据记载，奥斯曼土耳其人第一次踏上希腊土地是在1390～1393年，此前威尼斯人控制爱琴海区域。1390年，奥斯曼第一支海军建立，这些船舰骚扰希腊海岸，并袭击爱琴海上的岛屿，并宣布禁止外来装运谷物的船只驶向罗德岛、利姆诺斯岛、雷斯波斯岛（米提利尼岛）、希俄斯岛。1393年，巴耶济德一世本来准备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又放弃了计划，把注意力转向了希腊。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侵犯色萨利，也侵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占领了几个市镇和小县城。不过，没有攻占雅典、萨洛尼卡、纳夫普里翁等重要城市。穆拉德二世（1421～1444年、1446～1451年两次当政）彻底征服了马其顿所有领地。1429～1430年，奥斯曼军队占领萨洛尼卡，完成对爱琴海一侧的希腊主要港口的控制。1431年，穆拉德二世从阿尔巴尼亚向南征服约阿尼亚（Janina，也译“杰尼纳”）。到1443年时，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着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拜占庭公国向奥斯曼国家交纳贡赋。1449年，伊庇鲁斯王国完全纳入奥斯曼国家版图。

1453年4月6日奥斯曼土耳其人开始攻打君士坦丁堡，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攻城期间，一艘希腊船和四艘罗马船躲过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封锁，抵达君士坦丁堡，试图帮助拜占庭帝国的守军。海盗在爱琴海四处劫掠，1456年穆罕默德二世发动海上征服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埃内兹、伊姆罗兹角、萨索斯岛。1458年夏天，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北部。1459年1月奥斯曼土耳其人吞并了雅典公国。1460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米斯特拉斯（Mystras）[6]。同年7月，奥斯曼军队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南部，渡过科林斯地峡，打败了拜占庭皇帝亲属建立的两个公国[7]的军队。奥斯曼军队逐个攻陷半岛南部的城市，拜占庭帝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结束了。至此，整个希腊地区，除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隆港、莫顿港口（Modon）和皮洛斯港（Pylos，即纳瓦里诺），其余都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之下。1461年，特拉布宗公国向穆罕默德二世投降（这个公国是1204年希腊人建立的）。此后穆罕默德二世用兵于其他地区。1463年9月，威尼斯人夺取爱琴海的一些岛屿，也占据摩里亚的大部分地区。1479年12月4日，奥斯曼军队曾攻打罗德岛。1481年土耳其人围攻罗德岛的战役失败。40年后，苏莱曼一世于1522年夏率领大军围攻罗德岛。该岛被圣约翰十字军骑士团占领，难以攻克。岛上6万名抵抗者，多次杀退围攻的土耳其人。12月20日，罗德岛的抵抗者被迫投降（据说也是由于奸细引奥斯曼军队突破要塞）。苏莱曼一世大获全胜。1539～1540年，奥斯曼帝国吞并克里特岛等岛屿，爱琴海大部分岛屿被土耳其人控制。1540年土耳其人也攻陷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纳夫普利翁（Nauplion）。1566年，奥斯曼素丹决定征服希俄斯岛[8]，理由是他们拖延缴纳贡金。1万土耳其军队抵达希俄斯岛，不费一兵一卒就控制了这个岛屿。土耳其人毁掉偶像，改教堂为清真寺，掠夺走了一些财产。也就是说，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时期大规模进攻希腊、征服希腊和爱琴海地区，并取得辉煌战绩。[9]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希腊，第一阶段是夺取拜占庭帝国控制下的希腊土地，第二阶段是从威尼斯人手里夺回希腊城市或港口，两阶段的性质和特点不一样。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太费力地占领了希腊地区（除了罗德岛遇到强烈抵抗），但所占的领土被威尼斯人抢夺，奥斯曼土耳其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彻底控制希腊。1570年，土耳其人攻占塞浦路斯，奥斯曼帝国对东部地中海的征服告一段落。

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消耗战，一是和威尼斯人争夺爱琴海霸权，二是与西班牙争夺地中海的霸权。

（一）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的争夺

1463～171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之间发生了六次战争。1463～1479年是第一次，起因是1463年9月威尼斯人夺取了爱琴海的一些岛屿，也占据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地区。次年穆罕默德二世组织军队直扑伯罗奔尼撒半岛，打败威尼斯军队。此后威尼斯和土耳其人战争扩大。威尼斯人1466年短暂占领雅典，1469年进入爱琴海东部，占领东部的岛屿，并劫掠安纳托里亚西南海岸。1470年，土耳其人攻占尤卑亚岛（埃维亚岛）。[10]1479年，土耳其人短暂占领爱奥尼亚群岛，占领群岛中的凯法利尼亚岛（Kefallinias）。至此，这场战争已延续了16年。这16年中，奥斯曼帝国舰队获得爱琴海的利姆诺斯岛、雷斯波斯岛，占领了尤卑亚岛，吞并了内格罗蓬特公国。1479年的6月25日，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和平条约，结束战争。威尼斯承认阿尔巴尼亚全归奥斯曼帝国统治，并承认奥斯曼帝国对爱琴海诸岛的征服。威尼斯人仍控制着南斯波拉泽斯群岛的大部分。

1499～1502年是第二次战争。这次战争规模不大，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争夺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几个港口。1537～1540年是第三次战争。主要战役是普雷韦扎战役。科孚岛遭劫。奥斯曼土耳其人重新占领纳夫普利翁。1540年10月20日，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新条约。威尼斯放弃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所有领地，奥斯曼帝国承认威尼斯继续统治克里特岛。1645～1648年，是第四次土耳其和威尼斯的战争。1647年7月7日，奥斯曼土耳其人围攻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围城战役漫长而无力。威尼斯人于1648年4～5月与土耳其人争夺伊拉克利翁，也派兵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后来的争夺中威尼斯人于1656年击败土耳其舰队，占领利姆诺斯岛。1657年这里又被土耳其人重新占领。

1669年，土耳其人占领克里特岛的伊拉克利翁。另一种说法是，1647～1669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伊拉克利翁进行了长达22年的围攻，双方伤亡数万人。1683～1699年，是威尼斯与土耳其人第五次战争。由于1683年土耳其人攻打维也纳受挫，威尼斯人乘机夺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许多地方。1685～1687年，威尼斯人进攻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奥斯曼帝国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战斗中失败，但打败了进攻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威尼斯军队。1687年，威尼斯人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上，于9月25日占领雅典，破坏了帕特农神庙等古典建筑。了解雅典历史的人知道，帕特农神庙就是在此时受损的：威尼斯军队炮轰雅典卫城，引爆了土耳其人堆放在神殿里的炸药，把神殿的顶和墙炸塌。1715年，土耳其人和威尼斯人发生第六次战争。主要战果是，土耳其人重新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同年，土耳其人包围科孚岛（克基拉），由于奥地利人打败了土耳其人，科孚岛之围被解除。同年，土耳其人占领基克拉泽斯群岛的蒂诺斯岛和米克诺斯岛等。

总体来说，这六次争夺战有如下三大特点。其一，有的是威尼斯人趁着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别处用兵的机会，抢占了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的希腊城市或岛屿，奥斯曼土耳其人为“收复失地”而战；有的是威尼斯人公开叫板，与奥斯曼土耳其人争夺爱琴海霸权。其二，威尼斯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都善于使用“声东击西”的兵法。威尼斯人多次派兵直抵达达尼尔海峡，做出攻打奥斯曼首都的姿态；为了迫使威尼斯人放弃爱琴海的港口或岛屿，奥斯曼素丹派兵几次远征意大利半岛。其三，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大炮、帆船、长舰，都是向热那亚人学习的。热那亚人因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征服而蒙受损失，但不得不努力讨好素丹。后来，1456～1462年，热那亚人还是被赶出了黑海和爱琴海。

奥斯曼土耳其人还通过降服的海盗，成功地打击了威尼斯人。比如，奥斯曼帝国在与威尼斯的争夺战中，任命海盗首领海鲁丁·巴巴罗萨（Hayruddin Barbarossa，约1478～1546）[11]为奥斯曼军队的舰队司令，得到这位海盗首领的很大帮助。海鲁丁是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海盗。在塞利姆一世征服埃及后不久，海鲁丁寻求素丹帮助，愿意效忠于奥斯曼素丹，帮助土耳其人。素丹允许他从安纳托利亚征用水手，扩大舰队。[12]据说他有84艘船舰，长期经营和管理阿尔及利亚等地，在地中海世界叱咤风云。1540年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条约中，承认海鲁丁在爱琴海的所有战果，同意给奥斯曼帝国支付一笔巨额的战争赔偿金。海鲁丁由此控制着地中海的许多岛屿。

（二）奥斯曼帝国与西班牙的战争

奥斯曼帝国在东地中海，主要与威尼斯人争夺；在西地中海，主要与西班牙交战。

关于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战争，一个基本判断是：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之间对立，长期争夺，海上力量此消彼长；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之间（在特定时间段）处于“力量均衡”状态；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天主教联盟之间形成均势。比如，1551～1577年是一个阶段，西班牙主政者为查理五世（1516～1556年在位）和菲利普二世（1556～1598在位），奥斯曼帝国是苏莱曼一世时期（1520～1566）、塞利姆二世时期（1566～1574）和穆拉德三世（1574～1595）时期。

事实上，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奥斯曼帝国。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在作战的同时，经常扩展它的遏阻线和保护线，把自己的躯体掩蔽起来，罩上铁甲。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拥有一系列对付伊斯兰国家的‘帷幕’和加强的‘前线’”。[13]在黎凡特等地维持的间谍机构，也是为了及时获得和估量土耳其人威胁的程度。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地中海的防御工事构筑得少而差。在阿尔及尔也一样。意大利等国对付土耳其人的海防前线，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海岸，延伸至马耳他岛，对基督教国家来说，这条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布林迪西、塔朗托、奥古斯塔、墨西拿、巴勒莫、那不勒斯是基督教国家船队的集结地，或可称为战略基地。从16世纪起，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海岸就遍布堡垒和防御工事。陈旧、塌垮的旧堡垒不时被修复。

在奥斯曼帝国和西班牙之间，1545～1550年处于“地中海和平”。因为，1544年9月西班牙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签订和约；1545年1月费迪南二世和奥斯曼素丹缔结了休战协定；1545年法国从地中海撤出25艘帆船战舰；1546年法国和英国达成协议；1546年阿尔及尔的海鲁丁·巴巴罗萨（约1478-1546）去世；1547年2月英国亨利八世去世；1547年3月弗朗索瓦一世去世。

1551年战端重启。1551年，土耳其舰队于7月18日抵达马耳他，然后推进到戈佐岛。土耳其人在这个岛上抓走5000～6000名俘虏。7月30日土耳其舰队到达非洲海岸。1551年8月，查理五世下令把西班牙和意大利军队调往地中海，这个举动直接助长、诱发了1552年的德意志叛乱（诸侯战争、宗教战争）。菲利普二世于1557年取得对法国的胜利，是西班牙第一次大的军事胜利，实际上由尼德兰人指挥，西班牙的军队只占总人数的12%。尼德兰和意大利人总是站在最前线支持西班牙帝国。1559年1月，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和土耳其人的谈判在维也纳进行，已经决定给土耳其支付贡金。1559年前后，西班牙的政策模糊不清，奥斯曼帝国也是同样如此。

土耳其人在1561～1564年没有大规模出战，这给西班牙一个喘息的机会。后来的研究者发现：首先，1561年奥斯曼帝国农业歉收，与威尼斯争夺谷物，瘟疫流行，所以没有精力组织起来攻打西班牙军队；其次，苏莱曼大帝晚年国内遇到困境，素丹的几个王子之间争权，各省的分离主义者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扩张势力，掀起对抗宫廷的反抗行动，国家政局不稳；最后，东部边境与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冲突，不仅是军事层面，关键在于宗教层面（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是宗教领域的对手）。[14]这些因素，导致奥斯曼帝国无法在地中海有任何行动。

布罗代尔的观点是：“菲利普二世似乎满足于并且长期满足于进行小规模战争，而不去冒大风险，去大量耗费。他身上就没有能够酝酿制定一项真正的十字军东征政策的思想和狂热的激情。”[15]因此，在地中海是一系列偶然事件迫使菲利普二世做出一定努力，但他并没有高瞻远瞩的政策。其中的经济因素是：查理五世向欧洲大陆借债近2900万杜卡特。菲利普二世时期，国家债务的总数是岁入的8倍。到了后一代君主时期，大约93%的国家支出都花在了对外政策上。

1541年，西班牙征服阿尔及尔的战争失败。1559年6月15日远征杰尔巴。西班牙战败，使菲利普二世的帝国转而把注意力放到地中海，建造海军舰队。西班牙和盟国签订为期三年（1571～1573）的军事协定，联盟成员承担每年派出一支海军舰队（有帆桨战船200艘、圆头帆船100艘、海军士兵5万名、轻骑兵4500名）的义务。军费问题，协定规定：罗马教廷如果不能支付它承担的份额，就由威尼斯和西班牙分摊。

1571年10月7日，土耳其舰队和基督教联盟国家的舰队在勒班陀海湾入口处相遇。基督教舰队很快把敌人围在海湾内。土耳其舰队230艘，西欧国家的舰队208艘，火炮和火枪等武装比土耳其舰队占优势。一场恶战，最后，土耳其只有30艘帆船战舰逃脱，其余均被虏获，有的被盟军瓜分，诱饵被凿沉。土耳其死伤3万多人，被俘300人；天主教联盟一方2.1万人受伤，8000人战死，兵员的半数被歼灭，16艘船舰损失。这就是有名的勒班陀战役（Battle of Lepanto）。1572年，西班牙等盟国在莫东（莫顿）战败，1573年威尼斯退出同盟；土耳其人重建地中海舰队后，1574年在拉古莱特和突尼斯取得胜利，夺取突尼斯，恢复对西部地中海的统治。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胜利成果烟消云散了。土耳其人1574年在突尼斯的胜利也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勒班陀战役后，天主教联盟国家的统治者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各种远征伊斯坦布尔的计划冒出来，幸亏菲利普二世没有参与这种狂热发疯的计划。他一如既往地冷静，盘算、权衡，听取有地位之人的意见。[16]其实，关于1569～1574年西班牙的外部环境，英国北部发生了男爵的叛乱，其他地区也不安宁；法国1572年发生圣巴托洛缪惨案，其后出现内战，武力对付西班牙。到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的力量不断壮大，注意力转移到欧洲大陆和海外的事务中了。[17]

不过，奥斯曼帝国和威尼斯之间没有“均势”[18]可言，和西班牙之间并非处于“力量均衡”状态，西欧天主教联盟之间也未形成均势，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消耗战。布罗代尔认为，西班牙和土耳其人没有明确的地中海战略。也有学者指出，西班牙的衰落是由于和奥斯曼帝国的对抗和消耗战。

北非海岸，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控制区域的边界线在费迪南统治时期确立，尤其是1509～1511年。这里是一个古老的、不连续的、自卫力量不足的地带。西班牙最终未能占据马格里布地区。1516年，巴巴罗萨家族去阿尔及尔定居。1518年置于奥斯曼帝国素丹的保护之下。查理五世1535年远征突尼斯，1558年远征穆斯塔加奈姆，但并没有改变在地中海原有的格局，其中1558年的远征失败了，并被迫放弃与摩洛哥结盟的庞大计划。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行省，并一度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1831年奥斯曼政府军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发生战争（阿里一度占领巴勒斯坦、叙利亚的重要城市阿克、大马士革、阿勒颇等）。1839年第二次埃土战争阿里战败，奥斯曼帝国收复这些城市。埃及实际上早已脱离奥斯曼帝国，成为独立王国，1882年被英国占领，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奥斯曼帝国的非洲属地中，阿尔及利亚于1830年被法军武装占领，阿尔及利亚人民40年的反抗最终宣告失败后，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96～1900年，阿尔及利亚被给予行政上的自治权。突尼斯是奥斯曼土耳其人17世纪占据的领土，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法、英、意、土展开了对突尼斯的争夺。1881年法军占领了突尼斯，奥斯曼帝国被迫让步，根据条约，法国从1883年开始确立了对突尼斯的保护关系。

利比亚一直是法国和意大利征服和争夺的对象。意大利先是与法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而发动战争，1911年9月～1912年10月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发生战争，1912年签订的《洛桑协定》中，奥斯曼政府被迫承认意大利对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今利比亚北部）拥有主权。总之，北非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地在19世纪陆续被英、法、意占领，使帝国的领土缩减大约220万平方公里。

三 东部边境和北疆战事

奥斯曼帝国东部有劲敌波斯，16～19世纪，高加索地区和伊朗高原的西部边缘时而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时而被波斯人据为己有，两国的边界线不断移动。其间，黑海北岸的领土也被俄罗斯吞噬和侵占，奥斯曼帝国的北部疆域缩小。

（一）与波斯人争夺领土

16世纪土耳其人东征，与波斯人作战。当时波斯萨法维王朝内乱，土耳其人乘机入侵。1576年，奥斯曼帝国东征波斯。与波斯的战争持续五年，于1581年结束。1579年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签订通商协定。土耳其人在高加索地区用兵十余年（1579～1590）。

1578年，在格鲁吉亚边境的库拉河边取得胜利，轻易占领了第比利斯，从第比利斯到卡纳克，一路行军穿越森林、沼泽，遇袭，伤亡较大。在卡纳克河边与波斯人作战再次获胜，控制了格鲁吉亚大部分地区。波斯人利用气候条件，在1578～1579年之交的冬天进行反攻，土耳其人占领的一些据点被攻破，只得后撤。希尔万（Şirvan）的军队撤离，退至杰尔宾特（Derbent）。后来，一些部队直接撤回首都。当然，留在卡尔斯的守军仍在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1579年夏，波斯人似乎有意采取守势。不过，波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始终存在。1580年土耳其军队才能够从埃尔祖鲁姆出发，向第比利斯进军，计划攻打大不里士。1582年，双方谈判。1583～1584年战事又起，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埃里温一线修筑工事设防，因此，这里形成了帝国东部的一条边界线，有要塞，有守备部队和后勤运输队。同时，高加索的战事也在持续，从黑海至里海，素丹集中了较多的兵力。此后，奥斯曼土耳其人一度打败巴库的波斯守军。158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进攻大不里士，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最终于1590年双方停战，签订了条约。根据条约，奥斯曼帝国获得格鲁吉亚、希尔万、洛雷斯坦、大不里士等地。16世纪两国的较量，除了军事因素，重要的还有宗教因素：奥斯曼帝国东部地区穆斯林的逊尼派信仰和波斯萨法维王朝统治区的什叶派信仰之间的冲突，表现为哪一种信仰在当地占主导地位的问题。[19]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斯人是要挑战奥斯曼素丹主宰穆斯林世界的野心。

1603～1604年，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军队夺占了阿塞拜疆，控制了高加索地区。由于奥斯曼军队纪律涣散，抵抗不力，波斯军队还攻入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加上库尔德首领的叛乱，使得奥斯曼帝国东部边境有十余年时间处于不稳定状态。奥斯曼军队一度退守凡湖和迪亚巴克尔。萨法维王朝控制了卡尔斯、第比利斯、根奇、巴库等地。1612年11月两国又签订条约，奥斯曼帝国承认萨法维王朝在阿塞拜疆和高加索部分地区的统治。事实上放弃了1590年以来对这一地区的占领。1618年再一次签订条约，东方战事结束。[20]

不久，杰拉里叛乱（1598～1608），加上巴格达的加尼沙里军叛乱，给了波斯军队可乘之机。1624年前后，波斯君主阿巴斯一世占领了巴格达，接着征服了伊拉克中部其他地区，向西北推进，直至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马尔丁。只有摩苏尔和巴士拉还在奥斯曼军队的控制中。奥斯曼土耳其人试图在1625年收复巴格达。在奥斯曼军队已打败波斯守军，并完成对巴格达的包围时，波斯的国王带兵赶来增援，巴格达未能收复。不过，奥斯曼军队收复了巴格达以北的领土，足以威胁波斯在阿塞拜疆的统治。1630年奥斯曼军队再次试图收复巴格达，未能成功。[21]

穆拉德四世统治时期（1623～1640）发动了两次对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大战役。1634年进攻高加索和阿塞拜疆，埃里温和大不里士的守军未做抵抗便撤离了，土耳其人控制了这一地区。素丹在冬季返回首都，波斯人重新占领了高加索和阿塞拜疆行省。由于注意力转移到北非，素丹未能在1637年组织新的东征。1638年，穆拉德四世围攻巴格达，波斯守军虽然顽强抵抗，但奥斯曼军队获胜，从波斯人手中夺回了巴格达。收复巴格达之后，奥斯曼素丹恢复了伊斯兰逊尼派在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地位，驱逐了在这里控制半个世纪的什叶派宗教机构和毛拉。1639年5月，两国签订条约，确立了边界：伊拉克地区归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控制的埃里温和高加索地区归波斯。奥斯曼帝国恢复伊拉克通往波斯湾的道路，使东方疆界能够较长时间保持稳定。[22]

80多年后，波斯的军队于1723年占领杰尔宾特和巴库。奥斯曼帝国于1723～1725年先后派出三路军队。从卡尔斯和迪亚巴克尔出发的军队占领第比利斯和库里（Kuri），还抢占了埃里温、纳希切万、根奇。从巴格达和凡城出发的军队，占领克尔曼沙阿（Kirmanşah）、洛雷斯坦（Luristan）、哈马丹（Hamadan）和马拉盖，还占据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的大部分地区。[23]根据1724年7月签订的协定，奥斯曼帝国控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1732年又签订条约，规定高加索由奥斯曼帝国控制而阿塞拜疆归波斯管辖，奥斯曼帝国和波斯都对条约的规定不满意，1733年波斯军队攻入高加索，占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24]到1735年，波斯人已经占据基尔库克、德尔内（Derne）及高加索主要地区。然后提出和谈，奥斯曼素丹接受和谈提议。按照新签的协议，奥斯曼帝国放弃原属波斯的土地。

1742～1746年，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之间再次发生战争。波斯军队一度进攻基尔库克、摩苏尔和巴格达，被奥斯曼军队击退，波斯人在高加索取得胜利，但未能扭转整个局面，没有哪一方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746年9月双方签订条约，按照条约划分边界线。奥斯曼帝国同波斯的战争时断时续，战争规模有大有小，但奥斯曼土耳其人未能保持在波斯战场上获得的土地。1774年和1775年，波斯军队偷袭安纳托利亚东部，试图彻底征服巴士拉。奥斯曼素丹派巴格达驻军东进抗击波斯军队，但未能把波斯人赶出巴士拉，直到马穆鲁克在伊拉克的统治确立之后，才赶走波斯人，暂时解除了来自波斯的威胁。

（二）俄国人侵占黑海北岸的领土

克里米亚半岛、黑海以北的草原以及从比萨拉比亚延伸到北高加索的范围，曾是克里米亚可汗的统治区，这里成为奥斯曼帝国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带。克里米亚具有战略、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历代沙皇都想得到这个半岛以及附近的地区，因为占据了克里米亚，就可以征服黑海西端的君士坦丁堡。[25]1695年，彼得一世为实现他南下的计划，组建和装备新军队，第一次攻打奥斯曼帝国，未能取胜。1696年8月，再次南下，占领亚速，为进一步侵入克里米亚打下基础。根据1699年的《卡洛维茨条约》和1700年的俄国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单独条约，俄国取得了亚速海。

1768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战争时，奥斯曼帝国指望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支持帝国军队，但俄国人挑拨，鞑靼人发生纷争，奥斯曼帝国未能得到鞑靼人的帮助。根据奥斯曼帝国与俄国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The 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奥斯曼帝国同意俄国占据基尔布伦恩、顿河河口的塔甘罗格、亚速海进入黑海的刻赤海峡和耶尼卡莱，俄国由此控制了第聂伯河河口，黑海北部海岸不再由素丹控制。[26]黑海向俄国开放，奥斯曼政府允许俄国商船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奥斯曼素丹名义上还是克里米亚地区的宗主，但这一地区实际已被俄国控制。黑海从此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海。

1774～1775年奥斯曼帝国与波斯之间发生战争，俄国人趁机入侵克里米亚。奥斯曼帝国试图恢复素丹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但俄国先发制人，1778年俄国军队迅速进入克里米亚，屠杀叛乱者，占领克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27]奥斯曼政府被迫让步，承认俄国支持的沙欣·吉拉伊为克里米亚汗，俄国暂时撤军。1779年1月，俄国吞并了克里米亚。1784年1月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签订条约，承认俄国兼并克里米亚的事实。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对克里米亚鞑靼人来说，不仅仅丧失了独立，也开始向奥斯曼帝国境内移民。俄国统治克里米亚后，鼓励斯拉夫人（或者至少是基督教移民）在半岛上殖民。[28]奥斯曼帝国失去克里米亚，北方屏障消失，直接与俄国为邻，帝国北部边疆的危机加深。

四 阿拉伯行省沙漠地区的“边患”

奥斯曼土耳其人于1516年占领阿勒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加沙，控制了叙利亚地区（包括今天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第二年占领亚历山大里亚和开罗，控制了埃及；后来向南占领汉志地区并扩张至也门，向西扩张至阿尔及尔。除了纳季德高原之外的阿拉伯人生活区皆为奥斯曼帝国领土。问题也随之而来，沙漠地区的贝都因部落一直是帝国边疆的不稳定因素。而且，叙利亚以南、巴勒斯坦以东、汉志以东、科威特西南和沙漠交界的地方，始终没有明确的边界线。

奥斯曼帝国征服和控制城镇后，周边农村和沙漠地区多次发生叛乱，在塞利姆一世时期和苏莱曼一世时期，叙利亚和埃及的叛乱者试图恢复马穆鲁克的统治，给奥斯曼政府带来很大挑战。当然，大多数阿拉伯人关注的不是帝国由马穆鲁克统治还是土耳其人统治，而是宗教信仰问题（信仰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只要伊斯兰法和秩序存在，税收合理，大多数阿拉伯人还是乐于接受新的统治者的。可是，对奥斯曼统治者而言，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带来的改变，远远超出征服对阿拉伯世界的改变，因为此前奥斯曼帝国领土局限于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29]征服增加了多个阿拉伯行省和北非的属地，而这些地方远离伊斯坦布尔，增加这么多土耳其人并不了解的阿拉伯人，而且语言、习俗和教派差异较大，实际上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地理结构、民族构成和文化构成。如何组建服从于奥斯曼中央政府的地方管理机构，如何选拔忠于素丹的官员，如何化解推翻马穆鲁克政权后的社会矛盾，都是奥斯曼统治者面临的难题。有些问题处理得好，有些力不从心，大体上保证了政治稳定，但帝国政府对中心城市的管理有效，而对偏远的农村和游牧地区的管理明显力不从心，尤其在沙漠地区的统治是脆弱的、不稳定的。

位于帝国边疆的库尔德斯坦、约旦河东岸地区、也门、北非地区，游牧部落与城镇交错分布，历史上，这些地带不断有外来部族进入，地方政府的管理呈现松散、混乱的状态。有时政府权力强化，完全控制这些地区，阻挡外来入侵者（形成封闭状态）。[30]就以外约旦为例，这个地区距离帝国的腹地并不远，被当作“边疆地带”，就是因为治理的效果不好。处于部落组织和国家管理的交界，城镇和农村与当地部落共同组成政治单位酋邦。部落基础上的酋邦，形成自己独有的秩序，对奥斯曼帝国的直接统治构成障碍。奥斯曼政府试图使用武力使边疆的部落屈服，但始终是付出代价而收获甚微。游牧部落不希望被纳入国家管理，部落军事力量也向帝国的高压统治提出挑战。[31]自从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后，帝国政府尽力想治理好这个政府管辖区与游牧社会的交界地带。早期叛乱频繁，奥斯曼统治者诉诸武力，但并不能取得长治久安。奥斯曼帝国在叙利亚南部、阿拉伯沙漠边缘直到18世纪后半期才出现有限的管理，此前长期处于无政府的松散状态。奥斯曼政府试图确立直接统治，却总是不成功。奥斯曼政府在“坦齐马特”时期向沙漠地区推行过移民政策，鼓励外来移民进入。比如，1858年的土地法、1864年的行省改革法令[32]，通过法令形式解决移民定居和管理问题，向当地的生产者和商人征税，以此扩大帝国的直接统治。1858年的土地法在外约旦一些地方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般认为，奥斯曼帝国到18世纪末期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帝国的疆域仍然辽阔，从阿尔及利亚到也门，从波斯湾到高加索，从厄立特里亚到巴士拉，1800年前后人口达到3000万，但是，伊斯坦布尔的政府权力在大部分时候只能控制安纳托利亚中部和鲁米利亚，素丹领地的其余部分基本上处于半独立状态。[33]这是因为，帝国境内地方割据状态严重，地方总督、酋长等实权人物拥有军队，推行自己的管理方式。至于阿拉伯半岛的部落民族，认同部落组织，未必认同奥斯曼国家，对酋长的忠诚超出对素丹的效忠。所以，奥斯曼素丹名义上统治着整个阿拉伯半岛，实际上只对汉志、也门西部实行统治，依赖麦加谢里夫地方权力的支持。在北非，拿破仑入侵埃及前政府各级机关几乎被马木鲁克控制，出现割据，不久被穆罕默德·阿里统治，埃及事实上脱离了帝国。在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南部边界一直模糊，地方政府的控制很薄弱，对奥斯曼素丹来说那里只是概念上的疆土。

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瓦哈比教派的影响迅速扩大，而纳季德的沙特家族接受了瓦哈比教派，形成了与麦加谢里夫相对抗的势力。瓦哈比教派的号召力超越了奥斯曼国家逊尼派信仰的影响，尤其在汉志地区和附近的部落。[34]在西亚的阿拉伯行省尤其约旦河东岸地区，奥斯曼政府在19世纪30～50年代试图重新确立其统治地位。如30年代奥斯曼政府征服了一些库尔德酋邦，还派军队接管了非洲的的黎波里等地。在汉志地区，以武力恢复统治明显无效，便通过怀柔的方式赢得当地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同时，在汉志地区实力派人物的帮助下多次用兵，重新确立了对也门的直接统治。当然，试图在边疆确立直接统治的早期的努力是失败的。[35]此时，奥斯曼帝国已很衰弱，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20世纪初英国取得在波斯湾的支配地位，奥斯曼政府放弃对波斯湾地区的要求，波斯湾的科威特谢赫领地受英国“保护”。[36]这一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奥斯曼帝国中央权力弱化，地方权力分散。到1914年时，奥斯曼帝国名义上的领土只有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汉志、也门西部，实际只是一个西亚的国家，算上欧洲的色雷斯，面积不到210万平方公里。

五 欧洲边境的内困外扰

尽管奥斯曼土耳其人很早就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并把边界线推进到匈牙利，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疆界一直不稳固。在东侧，多瑙河并不是地理屏障，作为早期的边界也是脆弱的，其阻挡北方民族入侵的作用还不如南喀尔巴阡山。在西侧，迪纳拉山脉、克罗地亚山谷倒是地理屏障，不过主要是人为设置的防线。鞑靼人部落不时地入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东部地区，烧杀抢掠。西北更远的地方，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防线。奥地利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防守是坚不可摧的。

在匈牙利的辽阔平原上毫无地理屏障，大约15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人就攻占匈牙利南部地区，到16世纪40年代，匈牙利大部分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区。16世纪末，匈牙利漫长的边界线固定下来，但从未安宁片刻，边境袭击、追杀、抢劫不时发生。攻守双方在这个地区布满了堡垒、监视塔、防御工事。1593～1606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和基督教国家展开耗费国力的持久战争。一面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地区作战，另一面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东部地区作战。特兰西瓦尼亚是一个复杂的地区。1594年匈牙利局势极不明朗，奥斯曼帝国控制的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出现叛乱，给奥斯曼帝国带来很大压力。奥斯曼土耳其人先占领瓦拉几亚的旧都，但不久后撤出。在特兰西瓦尼亚也未能获胜。战争的最后几年，交战双方势均力敌，财力和兵力耗费很大。1605年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小规模胜利，趁势与哈布斯堡王朝进行谈判，次年11月签订条约。奥斯曼帝国放弃直接统治的权威地位，但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的大公要履行属国的义务。

1683年奥斯曼军队围攻维也纳未果。不久，奥地利人把奥斯曼军队驱逐出匈牙利。1687年，奥地利军队向守卫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奥斯曼军队发起攻击，奥斯曼军队溃败，四散逃走。奥地利军队从莫哈奇一路进军，直指贝尔格莱德。1688～1689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发生起义，反抗奥斯曼政府。其间，奥地利军队于1688年9月8日占领贝尔格莱德，打开了通向巴尔干半岛的门户。奥斯曼帝国寻求和谈未成。1689年6月，奥地利军队进入波斯尼亚。7～11月，奥地利军队先后占领尼什、维丁、斯科普里、普里兹伦。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的奥地利军队与当地的贵族达成协议。按照协议，这两个公国表示愿意承认奥地利的宗主权，奥地利允许这两个公国拥有自治权，享有宗教自由。[37]1690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收复尼什和贝尔格莱德。1691年，奥斯曼军队从贝尔格莱德出发，跨过多瑙河，准备袭击奥地利军队，但遇到埋伏，损失惨重，军队溃散。此后奥斯曼帝国军队未能组织反攻，奥地利人也忙于中欧的事务，双方处于相持状态。1697年，奥斯曼军队在桑塔（Zanta）与奥地利军队激战，奥斯曼军队被奥地利军队彻底击败，奥斯曼帝国从此彻底失去了匈牙利和贝尔格莱德以北的大片土地。[38]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只能寻求和谈。1699年，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奥地利等国在卡洛维茨谈判，并签署《卡洛维茨条约》[39]。根据条约，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归奥地利，泰梅什堡归奥斯曼帝国，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以蒂萨河、萨瓦河和翁纳河一线为新的边界。达尔马提亚、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爱琴海上的重要岛屿归威尼斯，勒班陀和艾因纳马夫拉归奥斯曼帝国。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划归奥地利，卡梅涅茨、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划归波兰，奥斯曼帝国从威尼斯人手中收回雅典。[40]根据《卡洛维茨条约》和其后俄国和奥斯曼政府的单独条约，俄国取得了德涅斯特河地区。

1710年12月20日，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煽动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民众反抗土耳其人统治。鞑靼人和哥萨克人订立联盟，合力反抗俄国，支援了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军队向摩尔达维亚进攻，俄国军队北撤。俄国提出和谈，并答应归还已占领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双方于1711年7月23日签订《普鲁特条约》。[41]根据条约，俄国归还先前得到的奥斯曼帝国领土，答应拆除边界堡垒，承诺不干涉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奥斯曼政府同意俄国商人在帝国境内自由贸易。1713年4月30日，素丹艾哈迈德三世向俄宣战，但这场战争匆匆结束，双方于6月5日签订了和平条约。

奥地利于1716年4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由于统率帝国军队的大维齐轻敌，主力部队被奥地利军队打败。第二年发生在塞尔维亚北部的几次战役中，奥斯曼军队均告失败。[42]随后，奥地利军队占领泰梅什堡，并于1717年8月再次攻占贝尔格莱德。奥斯曼军队溃败，塞尔维亚北部的领土被奥地利占领。威尼斯军队此时从另一个方向攻击波斯尼亚的奥斯曼军队，夺占普雷韦扎，登陆达尔马提亚。奥斯曼军队还算守住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经英国和荷兰调解，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在1718年7月签约、停战。1736年5月俄国和奥地利与奥斯曼帝国再起战事。1737年俄军越过德涅斯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奥斯曼军队奋起还击，俄军后撤。奥地利军队夺取尼什、萨拉热窝，占据波斯尼亚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军队一度击败奥地利军队，夺回尼什。[43]在1738～1739年的多次激烈争夺战中，奥斯曼军队夺回贝尔格莱德等城市，但俄国军队占领雅西，控制摩尔达维亚。1739年签订《贝尔格莱德条约》后，俄国从摩尔达维亚撤军。1768年，奥斯曼军队再次被俄国人打败。1769～1770年，俄国军队攻入摩尔达维亚，挺进瓦拉几亚，于1770年2月占领布加勒斯特。这次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失去了雅西、布加勒斯特、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俄国军队占领多瑙河两岸，兵锋直指保加利亚。奥斯曼素丹被迫求和。依据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俄国除了占据黑海以北的土地，控制第聂伯河河口外，还取得“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的权利，从此时起以保护基督徒的名义干涉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行省和属地的内部事务。当然，奥斯曼帝国收回奥扎科夫、比萨拉比亚、阿基尔曼等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恢复原来的地位。[44]

1787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再次发生战争，战败后于1791年与奥地利签订条约，奥地利表示“维持边界现状”。奥斯曼帝国同时与俄国作战，失败后求和，1792年与俄国签订《雅西和约》，奥斯曼帝国同意俄罗斯将其疆界推进到德涅斯特河一线。在1828年的战争结束后，根据1829年签订的《亚德里亚堡和约》，俄国从奥斯曼帝国取得多瑙河入海口的土地，也取得对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公国的控制。第二年希腊独立，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地区的领土大大缩小。

克里米亚战争奥斯曼帝国是胜利一方，根据1856年签订的《巴黎条约》，俄国军队退出南比萨拉比亚，巴尔干诸公国不再受俄国保护。欧洲大国共同保证，巴尔干诸国仍以奥斯曼帝国为宗主国，大国不干涉巴尔干诸公国的事务。[45]然而，巴尔干属国还是逐步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1859年和1861年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于1878年形成独立的罗马尼亚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875年发生起义，1878年在奥匈帝国的“保护”下取得独立，但1908年被奥匈帝国吞并。1875年塞尔维亚和门得内哥罗发生叛乱，对奥斯曼帝国构成严重威胁。根据《圣斯蒂法诺条约》和《柏林条约》，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获得独立。阿尔巴尼亚是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中仅有的穆斯林人口占到70%的属国，实际上处于自治状态。阿尔巴尼亚人1878年掀起反抗保加利亚和门得内哥罗的起义，但《柏林条约》没有涉及阿尔巴尼亚。1911年，阿尔巴尼亚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冲突，奥斯曼政府做出让步。1912年，四个阿尔巴尼亚省取得自治权，不久阿尔巴尼亚独立（人口不到100万人）。[46]《柏林条约》的54个条款中有22个条款涉及保加利亚问题，条约同意把瓦尔纳、索菲亚桑贾克的部分地区划归保加利亚统治，规定：俄国在9个月之内结束对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的占领。[47]于是，保加利亚被分成三部分：南部仍归奥斯曼帝国；北部自治，但由俄国控制；剩下的东鲁米利亚取得自治后接受国际监督。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取得独立。马其顿在1878年之后仍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1913年独立。

也就是说，自从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开始，到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签订《伦敦条约》），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领土几乎丧失殆尽。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马其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在列强的干预和操纵下，要么获得独立，要么被吞并，先后都脱离了奥斯曼帝国。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趁机收复了包括埃迪尔纳在内的东色雷斯，这一地区成为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仅有的领土（面积由原来的16.25万平方公里减少到2.75万平方公里，人口由原来的600万减少到300万）。[48]长期以来，奥斯曼政府为了保住欧洲领土把帝国安全放在首位，但所有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在奥斯曼帝国瓦解前，巴尔干半岛上的民族几乎都脱离了奥斯曼帝国，帝国的领土面积缩减大约76万平方公里。

总体来说，由于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边疆省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地方自治权力大小、欧洲人干预的程度、奥斯曼政府的租税征收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奥斯曼帝国的边疆管理。奥斯曼帝国17～19世纪的素丹不能像苏莱曼一世那样开拓疆土，通过战争掠夺大片土地和大量财富。况且，奥斯曼帝国既不能主宰地中海，也不能控制黑海，波斯湾和红海对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也没有起到有利的作用。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和维系财政，只能增加苛捐杂税，官吏乘机贪污腐化，社会动荡，边疆的治理更加松懈。所以，奥斯曼帝国的“边患问题”一直伴随着帝国的兴衰。

[1] 1362年，穆拉德一世（1359～1389年在位）率军队夺取亚德里亚堡（今土耳其的埃迪尔内），其后侵入马其顿平原，1384年攻占索非亚，不久控制了整个保加利亚。奥斯曼土耳其人还征服了巴尔干地区的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部分地区，兵锋直达亚得里亚海。1389年6月，奥斯曼土耳其人在科索沃（Kosovo）战役中大败南斯拉夫人的军队，塞尔维亚帝国从此灭亡。穆拉德一世遇刺，继位的巴耶济德一世（1389～1402年在位）接着率领军队越过多瑙河，打败塞尔维亚军队，摧毁了塞尔维亚王国，进而占据马其顿、保加利亚部分地区。1396年尼科堡战役（Battle of Nicopolis）规模较大，土耳其人打败了巴尔干各公国的联军，其后入侵匈牙利。

[2] Wayne S.Vucinich，The Ottoman Empire，Its Record and Legacy，p.15.

[3] 在1459～1475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塞尔维亚的迪斯波塔特，接着占领雅典的公爵领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公国，征服黑海南岸特拉布宗的希腊人王国，征服波斯尼亚王国，夺取热那亚人在黑海的殖民地，兼并克里米亚，黑海从此变成奥斯曼帝国的内湖。1478～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阿尔巴尼亚，把阿尔巴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纳入帝国的统治范围，并征服希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地区。威尼斯由于受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不断袭击，于1479年1月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签订条约，答应放弃全部阿尔巴尼亚属地，并放弃优卑亚、雷姆诺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泰格托斯。穆罕默德二世与威尼斯之间发生多次战争，但未能征服意大利（1480年占领过意大利半岛的奥特朗托，后来撤退了），只是占领爱琴海诸岛，巩固了他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参见〔德〕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馆，1987，第330页；Wayne S.Vucinich，The Ottoman Empire，Its Record and Legacy，p.17。

[4] Suraiya Faroqhi，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London，New York，I.B.Tauris，2004，p.49.

[5] David Nicholas，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1300-1600，London，New York，1999，p.280.

[6] 米斯特拉斯是一座位于斯巴达西北的拜占庭古城，曾是拜占庭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曾有拜占庭皇帝的行宫。

[7] 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的亲属托马斯和德米特流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两个国家，相互不断发生冲突。这两个公国被土耳其人征服，托马斯逃亡，后来死于罗马，托马斯的女儿佐德活下来，1472年嫁给伊凡三世。德米特流斯是帕列奥列格家族最后一位男性继承人，1470年死于埃迪尔内。

[8] 希俄斯岛（Chios）是爱琴海中部的岛屿。13世纪以来被热那亚人控制，岛上的居民以希腊人为主。从1470年开始，希俄斯向奥斯曼土耳其人进贡。1566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后，希俄斯人不断争取自治权。后来，有的希俄斯人迁居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方，有的甚至移居美洲。留在岛上的希俄斯人和奥斯曼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9] 首先，由于拜占庭的衰落，十字军东征的破坏，尤其1204年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尼西亚流亡政府时期，希腊地区四分五裂，变成大大小小的半独立王国、公国，例如伊庇鲁斯王国、雅典公国等，不是一个整体。奥斯曼土耳其人各个击破，征服较为顺利，没有遇到强大的抵抗。其次，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希腊人和征服希腊地区，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拜占庭帝国时期，希腊人分布在安纳托利亚的许多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精英人物不少，黑海南岸还有希腊人建立的特拉布宗公国。奥斯曼第一代和第二代君主开始扩张，就使希腊精英人物臣服，并心甘情愿地效忠于素丹。比如，第二代君主奥尔罕夺取小亚细亚一座城市后，娶了城中一位希腊领主的女儿尼鲁弗尔为妻，奥尔罕的医生塔罗尼特斯是希腊人，翻译官也是希腊人。

[10] 尤卑亚岛一直是威尼斯人在爱琴海的重要基地，这里是内格罗蓬特公国领地。

[11] Hayruddin一译“赫尔丁”；“巴巴罗萨”是海鲁丁的外号，即“红胡子”。

[12]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96.

[13]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1998，第314～315页。

[14] Suraiya Faroqhi，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I.B.Tauris，London，New York，2004，pp.33-35.

[1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第586页。

[16]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下），第745～746页。

[17] 1580年西班牙占领葡萄牙，统一伊比利亚半岛，面向大西洋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来了。1580年与葡萄牙开战。西班牙兼并葡萄牙（60年后分离），至此，西班牙必须在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作战。西班牙本土面积只有50万平方公里。在欧洲，拥有神圣罗马帝国、撒丁岛、西西里岛、那不勒斯王国、尼德兰、弗朗什-孔泰（德）；在美洲，拥有除巴西以外的中美洲和南美洲；在亚洲，拥有菲律宾；在非洲，拥有突尼斯。1552年西班牙败于新教联盟。1567～1572年，镇压尼德兰革命运动，处决尼德兰新教徒，许多显贵人物也被绞死。“奥兰治的威廉”逃往德国新教地区。1584年菲利普二世派人刺死威廉，但尼德兰北部诸省已于1581年成立联省共和国。

[18] 均势：equilibrium，指力量相当；balance of power，指力量平衡的态势。国际关系体系中，“均势”指国家间力量对比的一种暂时的均衡状态。

[19] Virginia H.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Harlow，London，The U.K.，2007，p.31.

[20]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1），p.188.

[21]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1），pp.194-195.

[22] Virginia H.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p.32；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1），pp.199-200.

[23]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1），pp.238-239.

[24] Yaşar Yücel，Ali Sevim，Türkiye Tarihi，Vol.Ⅳ，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1992，s.4-5.

[25] Hakan Kirimli，“Emigrations from the Crimea to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4，No.5，September 2008，p.751.

[26] Virginia H.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pp.158-159.

[27] Virginia H.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p.159.

[28] 在俄罗斯人统治克里米亚的70年（1784～1853），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受到极大的压迫，后来，在半岛上所有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方面，鞑靼人事实上变成二等臣民。详见Hakan Kirimli，“Emigrations from the Crimea to the Ottoman Empir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4，No.5，September 2008，pp.751-752。

[29] Eugene Rogan，The Arabs：A History，Penguin Books Ltd.，London，England，2001，p.25.

[30] Eugene L.Rogan，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Transjordan，1850-1921，Cambridge University，1999，pp.5-6.

[31] Eugene L.Rogan，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Transjordan，1850-1921，p.9.

[32] 1864年颁布的行省改革法令1866年在叙利亚推行，1867年在利比亚推行，1868年在汉志地区推行，1871年在阿拉伯半岛东部行省推行，1872年在也门推行。详见Eugene L.Rogan，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Transjordan，1850-1921，p.12。

[33] M.S.Haniog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7.

[34] M.S.Haniog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12.

[35] Eugene L.Rogan，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Transjordan，1850-1921，pp.10-11.

[36]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A Documentary Record，Vol.Ⅰ，1535-1914（European Expansion），Compiled，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C.Hurewitz，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p.567-569.

[37]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p.220.

[38] Yaşar Yücel，Ali Sevim，Türkiye Tarihi，Vol.Ⅲ，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1992，s.226-228.

[39] 英文名The Treaty of Karlowitz，地名Karlowitz被译为“卡洛维茨”。土耳其文的条约名称为Karlofça Antlaşmasι（《卡尔洛夫察条约》）。

[40]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p.224；亦见Yaşar Yücel，Ali Sevim，Türkiye Tarihi，Vol.Ⅲ，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1992，s.236-237。

[41]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p.230.

[42] Virginia H.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Pearson Longman，Harlow，London，the U.K.，2007，p.83.

[43] Yaşar Yücel，Ali Sevim，Türkiye Tarihi，Vol.Ⅲ，s.14.

[44] Virginia H.Aksan，Ottoman Wars 1700-1870：An Empire Besieged，Harlow，London，the U.K.，2007，pp.158-159.

[45] M.E.Aderson.，The Eastern Question，1774-1923，London，1966，p.143.

[46] M.E.Yapp，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p.67-68.

[47] M.E.Aderson，The Eastern Question，1774-1923，London：Macmillan，1966，pp.211-212.

[48] M.E.Yapp，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p.68.

论题四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对外关系”

奥斯曼帝国日渐衰弱，而欧洲国家日益强大（荷兰、法国、英国、俄国、德国先后崛起）。18～19世纪，欧洲大国要控制东部地中海，奥斯曼素丹统治下的东欧、西亚、北非广阔领土成为欧洲国家争夺和瓜分的目标。这是近代国际关系史的主要内容之一。问题在于，内忧外患的奥斯曼帝国是否衰弱到不堪一击的地步？是否失去了外交选择的主动权？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在1918年之前的几百年里从未丧失国家主权，要不是参加世界大战，这个帝国是否解体还不一定。欧洲大国有实力瓜分奥斯曼帝国，而且握有主动权，但是，19世纪与奥斯曼帝国有关的战争、谈判、条约，没有一次是欧洲大国完全联合起来对付奥斯曼政府的，相反，每次都是欧洲大国的外交官之间“意见不一致”。举例来说，俄国要吞并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属地，英国和法国坚决抵制；法国要控制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英国、俄国和奥地利都不同意；英国和法国不愿帮助奥斯曼政府修铁路，德国会主动给予帮助；奥斯曼帝国要进行西化改革，欧洲大国热心支持。在延缓奥斯曼帝国衰亡的诸多因素中，奥斯曼帝国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对欧关系），至少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奥斯曼帝国从1699年签订《卡洛维兹条约》之后由进攻转为防御，开始丧失领土。奥地利依据《卡洛维兹条约》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波兰夺占了奥斯曼帝国的两个省。因无力反抗欧洲国家对自己领土的蚕食，奥斯曼帝国此后被欧洲强国视为一个日渐衰落的国家。[1]当然，欧洲人眼中的奥斯曼帝国衰落，主要指军事力量不再对欧洲构成威胁。较为准确的表达是：《卡洛维兹条约》的转折意义体现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方面，这个条约是双方力量消长的一个分水岭。其实，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面对的强敌只有一个俄国，与俄国发生多次战争，1774年签订《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1792年签订《雅西和约》。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取得了一些特权，并以保护东正教徒为由想插手奥斯曼帝国事务，但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东部地中海。欧洲忙于内部争斗，比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三次瓜分波兰（1772～1795）等，而奥斯曼帝国并未四面临敌，顾此失彼。

近代国际关系史中，立足于欧洲大国，对如何处理“东方问题”、如何化解“近东危机”已经有了较多的深入研究。在中东史中，受革命史和殖民地史的影响，更多的是叙述奥斯曼帝国如何被支配、被宰割，表明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诸多民族摆脱帝国统治有充足的理由。单从1798年法国入侵到1918年协约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的百余年历史看，奥斯曼帝国在衰落过程中与欧洲大国的关系是复杂的，却并非理不清脉络，是主线分明的，却并非像近代国际关系史中讲的那么简单。

一 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

英国人很早便认识到东方的重要性，控制东方需要处理好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但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形成是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希腊革命和穆罕默德·阿里入侵叙利亚时。促成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政策出台，与其说是由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或因为奥斯曼帝国，不如说是由于欧洲力量的均衡，以及保持欧洲均衡的需要。[2]英国并没有考虑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从19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1914年的政策，即所谓保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只是英国不愿坐视俄法两国主宰和瓜分奥斯曼帝国而已。国际关系史的这个判断大致是客观的。

“坦齐马特”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石是与英国建立非正式的联盟。这一联盟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奥斯曼帝国与英国有共同的敌人俄国。按照富阿德帕夏的判断，俄国不会放弃吞并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防止俄国的侵略，寻求抵制俄国的同盟者，是奥斯曼帝国长期的外交战略。在土耳其人看来，英国也许靠不住，但在权衡利弊之后，土耳其当政者觉得，英国抛弃奥斯曼帝国的损失远小于俄国侵占奥斯曼帝国行省和属地的损失。1815年维也纳会议建立的英、普、俄、奥（奥地利）、法联合称霸的均势结构——维也纳体系，客观上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生存。第二次埃土战争（1839年4～7月）结束后，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奥斯曼帝国于1840年7月签订了《伦敦条约》。条约主要是迫使穆罕默德·阿里退出所占领土，解除阿里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武力威胁。

1841年1月埃及的问题解决了，土耳其海峡的问题凸显出来。列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于1841年7月签订了《伦敦海峡公约》，将海峡置于国家共管之下，限制了任何列强单独控制土耳其海峡，进而控制奥斯曼帝国的可能性。这在客观上维护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但《伦敦条约》以及相关的《亚历山大条约》《海峡公约》的签订，实质上是欧洲大国把奥斯曼帝国纳入“欧洲国家体系”，成为欧洲大国保护下的附属性国家，而1856年的《巴黎条约》进一步确认了这种关系。[3]

这就不得不说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的重要性。这场战争的起因是：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名义上一直是素丹的属地）在匈牙利革命的影响下爆发了革命，这对沙皇和奥斯曼素丹都是威胁，两国派军队进行镇压。当俄国帮助奥地利皇帝约瑟夫扑灭匈牙利革命时，匈牙利革命的领导人路易·科苏斯（Louis Kossuth）和数名革命者寻求在土耳其避难，奥地利和俄国要求把他们移交给奥地利政府，素丹在英国支持下拒绝引渡。[4]后来，这一问题通过协商解决。不久，法国支持下的天主教派和俄国支持下的东正教派产生纠纷，巴尔干的危机再次出现。沙皇派缅什科夫向素丹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要对东正教在圣地的安全问题做出决定；第二，根据1774年《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承认俄国有权保护所有在素丹统治下的东正教徒的安全。奥斯曼帝国因有英法的支持，断然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俄国政府宣布要占领罗马尼亚诸公国。英法的舰艇驶至达达尼尔海峡的入口处，奥斯曼素丹命令军队进攻俄国，俄国沙皇号召俄国人民保卫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徒。这样，俄土之间的战争就于1853年爆发了。1854年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签订同盟条约，把自己的军队开赴多瑙河前线，战争全面展开。[5]英法联军打败俄国军队后，一直追到克里米亚俄国海军基地，多瑙河战争变成了克里米亚战争。奥斯曼帝国得到英、法的大力支持，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失败。

1856年3月30日，奥地利、法国、英国、俄国、普鲁士、奥斯曼帝国、撒丁王国签订《巴黎条约》。条约要求交战各国从战争期间所占领或征服的土地上撤出，重建缔约各国间的和平。《巴黎条约》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半个月后英国、奥地利、法国签订了另外的条约，确认巴黎条约的有效性。《巴黎条约》和相关附件涉及这样一些内容：一是由列强共同尊重并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二是黑海中立化，并重申1841年《海峡条约》的有关条款；[6]三是俄国退出南比萨拉比亚，巴尔干诸公国不再由俄国保护，而是在奥斯曼素丹宗主权的名义下由列强共同保证；四是奥斯曼政府承诺实施改革。《巴黎条约》的意义不可低估。欧洲大国协调处理“东方问题”，试图防止大国均势破坏导致近东发生危机，这次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1875年巴尔干民族起义引发的“近东危机”，使欧洲大国在近东的利益之争表面化。1876年鲁米利亚出现土耳其当局屠杀基督教徒的事件，英国国内对这件事情反应很强烈。时任外交大臣的格莱斯顿（William E.Gladstone）做出外交上的反应，并在不久之后发行了一个名为《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和东方问题》的小册子，揭露并谴责土耳其人的暴行。英国人愤怒地举行公众集会。不久，这种抗议活动传遍了欧洲。[7]英国舆论给迪斯雷利（Disraeli）首相施压，要他采取措施，在保加利亚和其他的奥斯曼帝国欧洲行省建立更好的政府。1876年10月，列强很快聚集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爵士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们的目的是说服奥斯曼政府，在巴尔干半岛进行改革，满足当地民众的合理要求，防止类似保加利亚屠杀的严重事件在其他地方发生。10月23日形成的一项改革方案被与会国大多数代表接受，但奥斯曼政府代表不能接受。欧洲国家的代表们试图对方案进行修改，以期望奥斯曼政府代表接受。事实上，奥斯曼政府能在巴尔干采取什么改革措施呢？[8]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欧洲大国在巴尔干地区确立临时的秩序，塞尔维亚、门得内格罗和罗马尼亚等国的独立，违背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在奥斯曼统治者看来是欧洲大国侵犯奥斯曼帝国的主权。

19世纪70年代后，一方面，英国在新一轮全球扩张中逐渐落后，无力在近东地区维持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完全由英国控制，英国1882年吞并埃及，黑海海峡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英国不愿再像以往那样投入大量精力。1877～1878年俄土战争之后签署的《圣斯蒂法诺条约》，承认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罗马尼亚独立，使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土丧失。《圣斯蒂法诺条约》加剧了危机。奥斯曼帝国为了挽回失去的主权，尽可能地降低损失，把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英国抵制欧洲其他强国对奥斯曼领土的吞并，但又打着自己的算盘。英国最担心俄国控制地中海东部，威胁英国的运输线安全，迪斯雷利和其内阁成员考虑的是，设法在地中海东部建立一个海军基地。英国外交官认为，塞浦路斯对英国控制小亚细亚和叙利亚附近地区非常有利，最大的好处还在于英国获取塞浦路斯不会“引起欧洲强国的嫉妒”，不会“打扰欧洲的和平”。[9]1878年6月4日，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塞浦路斯条约》，主要内容是英国答应以武力保卫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答应实行改革，保证帝国治下的基督教臣民的利益，同意把塞浦路斯岛让与英国“管理”，作为英国履行条约义务的条件。

在柏林会议上，英国的目标有所改变。英国政界认为以“有限瓜分土耳其”取代“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将“欧洲土耳其”与“亚洲土耳其”分开，这样更符合英帝国的整体利益。国际关系史专家说，《柏林条约》确认了英国、奥匈帝国、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其实未必。比如，奥匈帝国获得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英国攫取塞浦路斯，俄国得到卡尔斯、阿尔达罕，巴统成为自由港，大保加利亚被一分为三（保加利亚公国、东鲁米利亚、马其顿），表面看大体维持了所谓的“近东均衡”，关键在于奥斯曼政府怎么看柏林会议的安排。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导者眼里，英国在柏林会议上并没有帮助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只是在主持会议的俾斯麦的帮助下，保全了保加利亚南部东鲁美利亚自治省，仍然占有马其顿。英国在这次会议和会后签约时的表现令奥斯曼统治者大失所望。

回顾这一段历史（1831～1878），一些关键的环节是清晰的。埃土战争期间英国提出“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这在近代国际关系史著作中的引用非常频繁。英国抛出这一说法的理由并不复杂：一旦欧洲国家群起瓜分奥斯曼帝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法国就会抢先，这是英国不愿看到的。从希腊起义开始，经历两次埃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到近东危机1875年发生，英国“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的主张没有变。英国外交官员们对奥斯曼帝国的前途有多种预测，比如，帝国出现混乱状态怎么办？素丹政权垮台了怎么办？奥斯曼帝国会不会被瓜分？会被大国用武力瓜分还是被“和平瓜分”？会不会成为某一个欧洲国家的“保护国”？[10]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导致的后果很严重，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大国都不愿意看到另一个国家独吞或某几个大国联合肢解奥斯曼帝国，更不愿看到由此引发战争。英国表示要“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法国虽然支持埃及，但在抵制俄国的问题上与英国利益一致，英国和法国共同抗拒俄国，这是对奥斯曼帝国非常有利的。

当然，“促成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外交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由于英国在亚洲的利益，由于奥斯曼帝国本身，不如说是保持欧洲均衡的需要”。[11]英国并没有真正考虑奥斯曼帝国的命运，所谓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完整”，根本原因是英国不能坐视俄国和法国主宰和瓜分奥斯曼帝国。这一点是清楚的。不过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说：奥斯曼帝国无意中利用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只要英国的这一政策持续，对奥斯曼帝国就有好处。部分近代国际关系史和中东史著作中说，英国在19世纪30年至1914年的政策一直是“维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这样的判断不够准确。柏林会议上英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英国为达到自己的目标，以“有限瓜分土耳其”取代了“保持土耳其领土完整”。英国认为，“将欧洲土耳其与亚洲土耳其分开，这样更符合英帝国的整体利益”。其实，这是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在新一轮全球扩张中逐渐落后，无力在近东地区维持主导地位的表现。

1880年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向来对土耳其人没有好感，他再次主持英国政务，自首相帕麦斯顿、坎宁和迪斯雷利以来两国保持的友好关系开始变得冷淡。两年后英国占领埃及，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认定英国有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企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丧失工业垄断地位的英国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突出的问题是海外殖民地的保护和防御。英国政治家们认识到，单凭海上军事力量不足以解除俄国的威胁，必须借助外交手段，因此英国与日本、法国签订协约，并准备与俄国对话。英国外交官员打算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向俄国让步，以换得俄国在中亚问题上做出有利于英国的选择。英俄在1906～1907年进行了谈判，最后签订了《1907年英俄协约》。显然，英国人在权衡利弊时，把印度殖民地的安全看得远比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重要。土耳其海峡的权益几乎成为英国向俄国示好的一份厚礼（幸亏俄国没有提出由俄国独享在土耳其海峡的特权，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也玩了手段，没有兑现给予俄国的承诺）。面对德国迅速崛起而欧洲势力均衡被打破的事实，英国政府仍然坚信，增进与俄国的关系，同时改善与德国的关系，是强国在奥斯曼帝国谋求利益的关键。

1908年土耳其革命前，英国外交官们几乎对青年土耳其党人不感兴趣。土耳其革命在1908年7月3日爆发，英国外交部得到消息是7月8日（这一天才收到第一封发自君士坦丁堡的报告）。7月14日外交部得到更多更详细的报告，才做出最初的反应。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巴克莱至7月18日仍说不出这次革命的进展，到底是可能半途而废，还是范围扩大。[12]几天后，英国政府谨慎地表达了对新政权的支持。7月27日，英国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及其宪政表示祝贺。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在议会正式宣布，英国以前对奥斯曼政府的政策终止。1908年9月2日，奥斯曼帝国的内政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会见英国外交代表，表明新政府的外交意图，希望得到英国的认可和支持。奥斯曼新政府正式请求英国派技术人员，帮助奥斯曼帝国建设海军、发展海关，扩大灌溉。奥斯曼帝国内政部长塔拉特等人的观点温和，对未来困难的估计也是客观的，这给英国外交官留下深刻的印象。[13]结果是，英国除了发表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声明，并不愿给奥斯曼帝国新政府提供真正的支持。

事实上，英国政府在对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仍然主张大国“共同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任职后告知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对奥斯曼帝国，我们将遵循兰斯顿爵士（Lord Lansdowne）的政策，与其他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尽可能远离奥斯曼土耳其人。英国驻俄国大使亚瑟·尼克尔森爵士要求英国与俄国多协调。格雷爵士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外交信件和声明中，他仍是“欧洲共同行动”的坚定拥护者。即使面对德国迅速崛起，打破欧洲势力均衡的事实，英国政府也坚信，加深与俄国的关系，改善与德国的关系，这是英国在奥斯曼土耳其问题上的利益所在。因此，英国能接受俄国在马其顿的要求。

1908年10月保加利亚独立，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这些事变引发奥斯曼帝国民众的极大愤慨。英国建议奥斯曼政府承认波斯尼亚以及保加利亚的独立，奥地利归还诺维巴沙等地来补偿，还提出了文明国家间以友好条约取代不平等条约的前提条件。英国外交部把这些重要建议当作对新政权的道义支持。奥斯曼政府不愿意妥协，英国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说：“奥斯曼新政权不应争辩具体的‘方式问题’，英国的政策并非缺乏同情心，这样的建议是出于客观考虑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利益。”[14]英国的态度使奥斯曼政府中对英国不满的人增多，英国对奥斯曼政府的影响开始减弱。新的大维齐1909年2月主政后，奥斯曼政界人士对英国的成见更深。面对这种局势，英国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利益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英国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在1908年土耳其革命后采取亲土耳其的政策。1908年土耳其恢复宪政后英国外交大臣说过：“如果土耳其政府打算提高整个国家的管理，并且通过改革，确保有利于穆斯林和天主教徒间的平等……必须对那些试图推进改革的人给予同情。……假定他们通过努力达到目的，成功地改革，那么英国将支持他们。”[15]也就是说，英国也希望奥斯曼新政府实行一些变革，当然也希望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产生有利于英国的结果。青年土耳其党人也与英国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不管怎么说，英国政府起初并不准备对新土耳其政权做出更多的承诺。1909年4月24日哈米德二世被废黜，英国外交部才决定认真地对待青年土耳其党。青年土耳其党人一些政策也赢得了英国的尊重。在英国上层看来，青年土耳其党人能保持奥斯曼帝国的稳定，就已经值得肯定。英国态度的改变没有换来奥斯曼帝国新政权对英国的好感。青年土耳其党人明白，英国支持奥斯曼新政府是有别的意图，尤其想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湾、埃及和克里特等地区攫取特殊利益。新政府对这些地区很敏感，所以拒绝在这些地区给英国以特权。而英国也拒绝出售战舰给奥斯曼政府。这样一来，双方互不信任，关系几近走向冰点。当然，英国政府中还是有人支持奥斯曼新政权。比如1910～1911年担任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访问了君士坦丁堡。他满怀信心地会见了塔拉特等高级官员，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品德、能力和作风有好印象。[16]丘吉尔想不通英土关系怎么会如此疏远。

不管怎么说，英国政府对奥斯曼帝国的外交行动仍很谨慎，比如，英国决定不介入马其顿事务。至于1912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英国起初希望，无论奥斯曼帝国还是巴尔干同盟一方，最好都不要取得彻底胜利。理由是，任何决定性的胜利都会不利于达成解决双方争端的协议。当奥斯曼帝国军队首战失利之后，英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奥斯曼政府担心全面失败，故而请求英国帮助（采取干涉手段）。英国外交大臣的答复是：奥斯曼政府想避免进一步失败，必须无条件地将解决问题并达成协议的权力交给欧洲大国。巴尔干国家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英国外交决策者准备支持巴尔干国家，同意保加利亚对亚德里安诺堡的要求，也准备支持希腊对爱琴海诸岛的要求，最终让巴尔干国家把奥斯曼帝国从欧洲赶出去。

前线的奥斯曼军队投降。停战协定在1912年12月3日签订。谈判僵持到1913年。青年土耳其党内部对战争的看法有分歧，大维齐和海军大臣意见不一致。大维齐决定召开政府主要领导人会议，希望大家支持他放弃埃迪尔纳（亚德里亚堡）以换取停战的和平方案。支持恩维尔的部分官员发动政变，更换了大维齐，使帝国政府的注意力重新转到战场上。此时，巴尔干同盟各国发生内讧，奥斯曼军队于1913年7月22日重新夺回埃迪尔纳。

奥斯曼政府重新夺取埃迪尔纳，英国外交官表示理解，因为埃迪尔纳本来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不过，英国外交官告诫奥斯曼政府，帝国军队不能越过《伦敦条约》规定的埃内兹—米迪耶界线。奥斯曼政府官员指责英国，认为英国在战争中支持保加利亚和希腊。不久，奥斯曼政权倒向德国一边，加入了德、奥匈、意缔结的三国同盟。1914年11月9日，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预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不仅在欧洲，也在亚洲敲响了丧钟”[17]。至此，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发生转变。而奥斯曼政府疏远英国，始于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奥斯曼素丹哈米德二世对英国充满疑惧，相反，把德国看作可以信任的盟友。[18]德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超过英国和法国。

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的关系由亲近到疏离，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是不断变换的，奥斯曼帝国希望得到英国支持时英国恰恰没有给予支持，奥斯曼统治者对英国失望，转而寻求其他欧洲大国帮助，甚至在某些方面与英国对抗。其次，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帝国面临太多的难题，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属国和行省要求独立，不断反抗，奥斯曼政府疲于应付，把寻求帝国安全放在首位。再次，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转向支持俄国，这是奥斯曼帝国统治者不能容忍的，或者说，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与奥斯曼的国家利益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的一点，英国的当政者们把奥斯曼帝国看作一个亚洲国家，坚持削弱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地区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即便依赖英国，也不得不保持一定的戒备。

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关系的演变，并不完全取决于奥斯曼政府的外交政策，而是英国政府的近东政策。而英国的近东政策和几位任职时间较长的首相的行事方式和政治理念分不开。比如，帕麦斯顿（Palmerston）1855～1858年、1859～1865年任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68年（2～12月）、1874～1880年任首相，格莱斯顿（William E.Gladstone）1868～1874年、1880～1885年、1886年（2～7月）、1892～1894年几度任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1885～1886年、1886～1892年、1895～1902年任首相。帕麦斯顿、索尔兹伯里还担任过外交大臣。

在帕麦斯顿眼里，奥斯曼帝国（或者其他东方国家）是什么制度（君主制的或议会制的）并不要紧，这些国家的国民是自由的还是受奴役的都不重要，只要这些国家和英国的经济往来不中断，只要对英国有利。当然，他的建议起初并未引起注意，直到后来才被重视。[19]帕麦斯顿一贯主张开放的经济政策，把航海业、海外投资放在重要地位，帕麦斯顿政府期间英国的出口贸易成倍增长，海外投资收益也翻了几倍。不过，在他看来，国家越来越富强，也越来越脆弱。[20]帕麦斯顿认为英国和俄国的争夺中心在远东，欧洲大陆包括近东实际上保持了和平，而克里米亚战争本来可以避免，前任阿伯丁伯爵和他的内阁在近东问题上联合俄国的做法是徒劳的。帕麦斯顿指出，英国的优势地位在海军方面，事实证明，英国皇家海军的优势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丧失，至少在某些方面出现颓势。克里米亚战争的目标是把俄国舰队赶出黑海。帕麦斯顿让公众认为英国更愿意一战而非接受和平。

格莱斯顿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政治家。他借着巴尔干危机达到自己的目标。当1876年4月奥斯曼政府使用武力残酷镇压保加利亚人起义后，在欧洲引起很大公愤，但本杰明·迪斯雷利政府的政策也受到指责。格莱斯顿抓住机会，谴责本杰明·迪斯雷利政府。1880年的大选前夕，格莱斯顿把“你支持还是谴责迪斯雷利的对外政策”作为论题，利用有利的场合发表演说，既指责土耳其统治者的暴行，也批评本杰明·迪斯雷利的错误政策，表现出维护弱小民族利益的热情，得到极高的声誉，使自由党在1880年大选中以压倒多数战胜了保守党。格莱斯顿再度组织政府。其实，格莱斯顿长期担任财政大臣，财政是他的强项，而外交非其所长。格莱斯顿指责本杰明·迪斯雷利政府的政策是侵略政策，他实际上继承本杰明·迪斯雷利的政策。至少在对奥斯曼帝国的问题上，没有多少新的举措。格莱斯顿在《保加利亚恐怖与东方问题》中大声疾呼，尽快结束奥斯曼帝国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的统治。问题在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奥斯曼土耳其的舆论战，对英国坚持还是改变原来的近东政策，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塞尔维亚和门得内格罗利用奥斯曼帝国国内的乱局寻求独立，是俄国在背后纵容的结果，英国并不能改变巴尔干的局势，更不可能解决这一地区的矛盾。

英国政治家之所以把“欧洲土耳其问题”与“亚洲土耳其问题”区别对待，是因为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巴尔干的统治迟早要瓦解。如果英国重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事务，至少能把西亚的奥斯曼统治区变成对抗俄国的堡垒，因此，奥斯曼帝国的亚洲事务远比欧洲事务更重要，也具有可能性。在谈及奥斯曼帝国时，英国政治家们会在前面加上“亚洲”二字作为定语。英国事实上偏袒巴尔干国家，以尊重当地居民的愿望及政治信仰为由，坚持削弱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地区的统治。英国的政治家中，有人坚持认为奥斯曼政府的内部改革是治疗帝国疾病的良药。当他们发现奥斯曼政府未能按照英国的意愿来改造自己的国家时，就责难奥斯曼政府的当政者。奥斯曼政府没有解决其内部的问题，英国外交官表示失望，他们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治愈帝国痼疾的能力表示怀疑。青年土耳其党掌握政权后，倾向于军事独裁，英国政府更为不满。

事实是，英国除了争夺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还占领埃及，但英国外交官谎称在埃及的占领是暂时的。19世纪60～90年代，英国先后与波斯湾沿岸诸国签订协约，同时向阿富汗和伊朗渗透，构成对奥斯曼帝国的包围之势。巴尔干战争爆发后，英国认为奥斯曼在欧洲的统治将就此终结，英国同意保加利亚对亚德里安诺堡的要求，还支持希腊对爱琴海诸岛的要求。英国的这种态度是奥斯曼政府无法接受的。奥斯曼政府不听英国的建议，英国改变了态度，除了拒绝财政援助还施加政治压力。1908年11月13日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在伦敦就巴尔干问题谈判破裂，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英国拒绝给奥斯曼政府提供一笔贷款，也不支持新政权。[21]1910年也讨论过是否给奥斯曼政府贷款，以及是否附加严格条件，最后的结论是：奥斯曼统治者残酷地对待马其顿臣民，对希腊人很不友好，英国的银行给他们贷款，是希望英国的资金使奥斯曼帝国出现经济复兴，但两年过去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似乎以行动来反对英国，推行对英国不利的政策。[22]1911年阿尔巴尼亚起义发生后，英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先前对土耳其新政权的友好政策。奥斯曼统治者转而寻求与德国结盟，是因为不能指望得到英国的帮助。

二 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关系，很难用较短篇幅说清楚。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交往和冲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时期。因为，黑海变成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奥斯曼土耳其人还控制了流入黑海的重要河流，多瑙河、德涅斯特河、顿河、布格河、普鲁特河等，俄国人没有南下的出海口。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在黑海范围的争夺从此展开。有的探究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关系的书，还上溯到13世纪之前，操都兰语的土耳其游牧部落来到南俄草原，与基辅罗斯公国争夺草原的控制权。后来蒙古人入侵南俄草原，控制黑海以北广大地区，金帐汗国解体后，一部分鞑靼人占据了克里米亚半岛以及黑海北岸地区。操蒙古语的鞑靼人皈依伊斯兰教后，与操都兰语的土耳其人之间的区分逐渐消失。[23]早期阶段奥斯曼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争夺战的规模不大。

莫斯科公国在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时期发展壮大，到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开始时，俄国已经是一个疆域不小的集权国家。随着俄国力量的增长，沙皇已不能容忍奥斯曼帝国控制所有通往南部的出海口，试图夺回曾经是东正教徒生活的从多瑙河到伏尔加河的地区，尤其是通向黑海的出海口。从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到叶卡捷琳娜（1762～1796年在位）时期，俄国政府努力寻求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途径。

1710年12月20日，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并鼓动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民众反抗土耳其人统治。奥斯曼帝国应战。两个月后，鞑靼人和哥萨克人也起来反抗俄国人，奥斯曼帝国军队跨瓦拉几亚，向摩尔达维亚进攻，俄国军队撤退。俄国愿意和谈，两国于1711年7月23日签订《普鲁特条约》。[24]根据条约：俄国归还已占据的奥斯曼帝国领土，承诺不干涉奥斯曼帝国内部事务；奥斯曼政府同意俄国商人在帝国境内自由贸易。

20多年后，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爆发了战争（1736～1739年）。奥斯曼军队一开始就吃败仗，俄国军队占领克里米亚半岛的亚速，后来又撤出。1737年俄军越过德涅斯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奥斯曼军队坚决还击，俄军后撤。奥地利和俄国结盟，奥地利军队夺取尼什、萨拉热窝，占据波斯尼亚的大部分地区。1738～1739年，奥斯曼军队与俄国和奥地利军队展开多次激烈争夺战，从奥地利军队手中夺回贝尔格莱德等城市，但俄国军队占领雅西，控制摩尔达维亚。这场战争互有胜负，1739年交战三方签订《贝尔格莱德条约》，俄国从摩尔达维亚和克里米亚撤军。[25]

1768～1774年，奥斯曼帝国与俄国发生新的战争。战争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奥斯曼帝国损失严重。俄国军队占领多瑙河两岸的公国，在地中海的战斗中重创奥斯曼舰队。在克里米亚地区、高加索地区，俄国都取得胜利。奥斯曼素丹被迫求和。1774年7月21日，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签订《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根据条约，俄国占据黑海北岸重要港口城市，控制了第聂伯河河口；黑海向俄国开放，奥斯曼政府允许俄国商船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获得“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的权利。俄国把领土扩张到黑海，黑海从此不再是奥斯曼帝国的内湖，黑海北岸从此不再为奥斯曼帝国所控制。1779年1月，俄国直接吞并了克里米亚。1784年1月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签订条约，承认俄国兼并克里米亚的事实。

吞并克里米亚后，叶卡捷琳娜还有更大的侵略计划。俄国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第聂伯河河口的赫尔松建立海军基地，并鼓励希腊海盗在爱琴海袭击奥斯曼帝国舰队。俄国咄咄逼人的行动，激起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愤怒，1787年8月14日，奥斯曼素丹向俄国提出抗议，要求俄国军队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撤军。欧洲大国调解失败，9月17日俄国宣战，两国战争爆发。[26]1788年2月奥地利参战。俄国和奥地利军队取得阶段性的胜利，由于欧洲局势变化，奥地利先与奥斯曼帝国签订条约，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摩尔达维亚撤军；素丹承诺改善国内基督教民众的地位，同意接受奥地利对这些基督教臣民的保护。1791年4月，俄国军队击溃了奥斯曼帝国驻守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军队，塞利姆三世接受欧洲大国调解，1792年1月8日与俄国签订《雅西和约》。

在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历次战争，奥斯曼土耳其人失败多而取胜少，其结果是失去了对克里米亚以及黑海北部的广阔领土，也局部丧失了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等公国的有效控制。为抵制俄国向南的扩张，奥斯曼当政者被迫寻求英国、法国，或奥地利、德国的帮助。俄国向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地区的扩张触动了其他大国在近东的利益，这些大国有力地干涉，使俄国始终未能实现控制巴尔干地区、土耳其海峡和伊斯坦布尔的目标。

为实现主导近东事务的野心，沙皇声称自己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东正教徒的保护者，也在巴尔干地区鼓吹泛斯拉夫主义。俄国人确信，一旦土耳其海峡地区被其他国家控制，对俄国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严重威胁。在爱琴海地区，俄国支持并鼓励希腊人反抗奥斯曼帝国，希腊人也曾经把脱离土耳其人统治的愿望寄托在俄国人身上。1769年俄国军队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鼓动希腊人起义，但没有成功。到了1821年，希腊人掀起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俄国担心刚刚恢复的正统秩序受到破坏，没有表示支持希腊起义，而是和奥地利、普鲁士一样，从“正统主义”出发谴责希腊起义。1821年4～5月，土耳其军队镇压和屠杀基督教徒，4月22日，大主教格列高里奥被绞杀，马上引起俄国沙皇的关注。以“天主教保护者”自居的沙皇认为这一事件是对他本人的侮辱，立即做出反应。[27]

俄国申明自己有权保护素丹臣民中的东正教徒，于1824年1月提出一个解决希腊问题的方案。方案主要内容是：把希腊地区分为三个公国，名义上仍归奥斯曼帝国统治，但拥有与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样的地位；三个希腊公国继续向奥斯曼政府纳贡，但奥斯曼素丹不能干涉希腊公国的内政；希腊人自由通商不受奥斯曼政府限制。[28]这个方案引起奥斯曼素丹的愤怒，希腊起义者也激烈抗议。俄国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决心支持希腊独立运动，不惜与奥斯曼帝国开战。英国不愿意看到俄国率先出兵巴尔干地区，于1826年4月与俄国签订《彼得堡议定书》。在议定书中，英国支持希腊自治，但希腊仍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29]奥地利不赞成这样的折中方案。[30]奥斯曼政府军和埃及军队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拒不同意给予希腊自治权。1827年9月，俄国和英国、法国正式出兵，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Navarino）战役中打败了奥斯曼政府的军队和埃及的海军舰队。俄国军队跨过多瑙河，开进奥斯曼帝国领土。1828年4月26日，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经过一年多的交战，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8月，俄国军队逼近伊斯坦布尔，奥斯曼政府被迫求和。9月14日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签订《埃迪尔纳条约》。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

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是迟早的事。1828～1829年俄国发动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占领了多瑙河河口、高加索地区的土地。但1831～1833年的第一次埃土战争（埃及行省与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战争）中，俄国帮助奥斯曼帝国。因为奥斯曼政府的军队败于埃及行省军队，素丹向欧洲强国求救，英国未承诺帮助奥斯曼帝国，俄国毫不犹豫地出兵。1833年6月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签订条约，建立军事同盟。条约规定：两国之间永久保持和平，共同抵抗所有外来的侵略，如遇外敌则积极给予军事支援。[31]1839年4月爆发了第二次埃土战争。俄国出兵“保卫素丹”。最后俄国和英国、奥匈帝国、普鲁士一道迫使穆罕默德·阿里退出所占的克里特、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等地。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沙皇派军队镇压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奥斯曼帝国签订条约，保证在这两个公国恢复秩序后就撤兵。尽管沙俄在1839～1848年多次帮助奥斯曼帝国，但尼古拉一世仍然认为奥斯曼帝国会崩溃，而且，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会给欧洲带来冲击，甚至导致严重的国际冲突。因此，尼古拉一世又希望推迟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1844年夏天，沙皇尼古拉一世访问英国，与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达成了一个协议：当奥斯曼帝国快要崩溃或者是遭到了其他国家的进攻时，英国和俄国一致行动；英俄将继续努力维持帝国完整。协议没说明，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最终如何处置。协议中清楚的是，尼古拉表明他将反对任何大国（包括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也反对希腊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32]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了欧洲政治家们对未来形势的判断。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并不反对俄国军队镇压瓦拉几亚的革命，但1849年大量匈牙利和波兰革命者逃到了奥斯曼帝国境内，引起新的危机。俄国政府要求引渡波兰革命者，奥地利政府要求引渡匈牙利革命者。奥斯曼政府拒绝了两国的要求，9月17日俄国和奥地利提出断绝和奥斯曼政府的外交关系。尼古拉一世安抚奥斯曼政府派到圣彼得堡的特使富阿德帕夏，放弃了引渡波兰流亡者的要求。[33]俄国一直打算单独控制奥斯曼帝国，为此进行了多次努力，可是每次努力都被其他强国联合起来挫败。

对奥斯曼帝国和俄国关系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的起因是1852年法国从奥斯曼政府得到“圣地保护权”（对圣地耶路撒冷的保护权）。沙皇尼古拉一世反应强烈，除了在欧洲进行外交活动，还直接向奥斯曼政府提出抗议，坚决反对奥斯曼素丹在“圣地”问题上向法国妥协。[34]第二年夏天，俄国军队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奥斯曼政府抗议未果，10月，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多瑙河战场上失利，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撒丁王国参战，1854年8月打败俄国军队。1854年9月战场转移到克里米亚半岛，在高加索等地也有战场，战争规模大，俄军伤亡惨重，最后被迫接受停战协议。1856年3月30日，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撒丁王国与战败国俄国在巴黎签订《巴黎条约》，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这次战争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意义重大，这次来之不易的胜利，整体上挫败了俄国南下侵略的野心。通过《巴黎条约》，迫使俄国放弃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俄国在奥斯曼帝国获取的特权。[35]黑海又回归奥斯曼帝国。不过，奥斯曼帝国为了应付战争不得不举借外债，这些外债成为帝国的负担。涉及土耳其海峡的争端，根据1856年的《巴黎条约》，无论奥斯曼帝国还是俄国都不能在黑海保有战舰。1870年普法战争发生后，俄国沙皇提出俄国在黑海的主权问题，一度引发战争危机，但伦敦会议提出，涉及黑海海峡的条款应被取消，在限制枪炮、战舰进入的情况下，准许素丹打开达达尼尔海峡。[36]

从奥斯曼帝国史角度看，阿卜杜·阿齐兹时期（1861～1876）奥斯曼帝国没有与俄国交战，但俄国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威胁。其中对奥斯曼帝国伤害最大的，是俄国在高加索的政策。俄国军队1864年占领北高加索，1867年占领阿布哈兹，大约120万穆斯林被赶出家园。奥斯曼帝国不得不把这些沦为难民的穆斯林转移到帝国境内。奥斯曼政府把难民大多数安置在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地区。由于没有多少土地分给他们，这些饥饿的高加索人大批成为盗贼。难民与村民之间的冲突，长期困扰着奥斯曼政府。[37]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实力已有所增强，但面对俄国的威胁，阿卜杜·阿齐兹采取了妥协政策（后来被批评为亲俄政策），例如，任命俄国大使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Nicholas Ignatiev）为顾问。阿卜杜·阿齐兹的出发点也许是为了避免发生战争，但这样做的结果，等于迎合了俄国人的愿望，况且也没有起到维持和平的作用，在他死后第二年（1877）俄国军队就进攻奥斯曼帝国了。阿卜杜·阿齐兹和继位后仅仅当了3个月素丹的穆拉德五世，是19世纪的素丹中仅有的两位没有与俄国打仗的素丹。后来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根源还是阿卜杜·阿齐兹时期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起义引起的，与保加利亚的流血冲突也有关联。[38]

1875～1878年发生的近东危机，使欧洲大国争夺近东的矛盾表面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农民起义是巴尔干问题的导火线，此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民族掀起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斗争。奥斯曼政府派军队镇压。从巴尔干民族的立场看，争取民族自治和独立，是他们正当的要求，属于民族解放运动。站在奥斯曼政府的立场，必然不能容忍素丹统治下的臣民叛乱。欧洲大国带着各自的目的插手，使巴尔干问题复杂化。所谓的“东方问题”，既是欧洲强国之间争夺对奥斯曼帝国的控制权，也是巴尔干民族国家为摆脱奥斯曼帝国，为取得独立而斗争。

从根本上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演变，并不在于两个国家实现怎样的外交政策，而在于英国是支持俄国还是遏制俄国。英国支持俄国时，俄国在近东可以获取利益，英国坚决抵制俄国时，英国就是俄国控制近东的最大障碍。在19世纪，英国多数时候是抵制俄国的，英国“努力阻止俄国舰队获得自由进入地中海的权利”。[39]英国要充当奥斯曼帝国的保护者，让土耳其海峡控制在奥斯曼政府手中，这对英国有利。俄国的目的是要肢解奥斯曼帝国，至少要获得对巴尔干民族的支配权。英国不想让俄国的力量扩展到地中海世界。英国在19世纪前期对俄国始终不信任，由于英国的反对，俄国控制多瑙河公国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但19世纪中后期形势发生变化，欧洲大国在近东的敌对状态变得不那么严重了，英俄之间1844年还有过秘密的协定。[40]但20世纪初英国还是和俄国走到一起。

1907年《英俄协定》签订，俄国加入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一方。奥斯曼素丹感到非常不安。俄国在近东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插手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事务、夺取南下出海口以及鼓噪泛斯拉夫主义。为此，两个多世纪里俄国多次诉诸武力，几次把战线推进到距离君士坦丁堡很近的地方。俄国人把1904年日俄战争的失败归因于未能控制黑海海峡（土耳其海峡），被迫绕大半个地球调动波罗的海舰队赴远东作战，耽误了时机，导致了俄国的失败。既然俄国在远东失去了旅顺、大连等港口，此时比18世纪更迫切地希望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俄国步步紧逼，而奥斯曼帝国不可能再从英国那里获得支持。在英国的近东政策中，俄国比奥斯曼帝国更重要。英国外交官直言“我们将尽可能多地与俄国共同行动”。欧洲局势日渐紧张，英国决定和俄国合作，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只能处于从属地位，但英国官方试图保持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良好印象。在1908年保加利亚独立的问题上，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的态度是，支持俄国，但敦促奥斯曼政府接受俄国的建议。他坦承对俄国妥协，有可能失去奥斯曼政府的信任，但从更长远的利益看，与俄国的合作是必要的。[41]直到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国一方，英国仍不愿彻底放弃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按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说法，就是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支持奥斯曼政府，同时又不引起类似反对俄国的猜疑。[42]事实上，支持奥斯曼政府而不反对俄国，是做不到的。在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和俄国是交战国。俄国要求军舰自由通过土耳其海峡，也想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海峡两侧的土地，英国必须表态，支持还是不支持俄国的要求。英国和法国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

俄国在奥斯曼帝国要得到的利益未能实现，因为1917年国内发生二月革命，紧接着是十月革命，占领土耳其海峡的愿望成为泡影。俄国最终退出了战争，改变了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俄国军队中正在打仗的士兵放下武器，纷纷返回各自的村庄，俄国高加索边境敞开着。形势突变，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如果能让奥斯曼军队可以长驱直入高加索，夺回被俄国占领的卡尔斯、阿尔达罕和巴统，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英国和法国考虑的是如何阻止社会主义革命蔓延，如何对付苏俄新政权。1917年12月5日，苏维埃政府果断与奥斯曼政府签订停战协定，按协定，苏俄把卡尔斯、阿尔达罕和巴统归还奥斯曼帝国。[43]奥斯曼帝国军队赶在协定生效前占领了这些地区。几个月后，奥斯曼军队在整个战争中失败，不得不撤离高加索。

说到底，俄国几代沙皇武力南下侵略奥斯曼帝国领土，不惜一切代价要控制巴尔干地区、占据土耳其海峡，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特殊的地理位置。这个横亘在地中海东部的帝国，领土扼守黑海要塞，土耳其海峡是连通黑海和地中海的咽喉，而俄国能否通过海峡运送商品和货物，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争夺黑海和土耳其海峡的控制权，是俄国统治者长期以来的梦想。当这一梦想快要实现时，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梦想破碎，俄国的历史进程彻底改变。奥斯曼帝国也随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而瓦解了。

三 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的关系

德国1871年完成统一后，德国政府就与奥斯曼政府建立了联系。统一之前，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和奥地利都与奥斯曼帝国有过战争，也有过和平协定。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曾经占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但经过1683～1686年的多次军事失败之后，佩斯城、布达城和匈牙利北部的大片地方被奥地利军队占领。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匈牙利南部坚守一段时间之后，也被迫撤退。奥地利军队把奥斯曼军队全部驱逐出匈牙利，并占据了原属奥斯曼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1687～1689年，奥地利军队向奥斯曼帝国守卫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军队发起攻击，奥斯曼军队溃败。奥地利军队一度占领贝尔格莱德、尼什、维丁、斯科普里等城市。1690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收复尼什和贝尔格莱德，准备向奥地利军队发起反攻，未能如愿，双方相持。奥斯曼素丹穆斯塔法二世（1695～1703年在位）向奥地利发动了三次战争，均告失败，彻底失去贝尔格莱德以北的土地。1699年签署《卡洛维茨条约》（The Treaty of Karlowitz）之后，奥斯曼帝国之北方由攻势转入防御，再也无力与奥地利争夺领土。

19世纪前期奥斯曼帝国发生的重要事件中，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参与了。比如，1839年的第二次埃土战争，奥地利、普鲁士外交官参加了1840年的伦敦会议，参与了《伦敦条约》的签订。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也派了军队。奥地利也参加了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巴黎条约》。为了确保《巴黎条约》有效，奥地利还与英国和法国签订了另外的条约。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当政期间行事谨慎，德国在近东没有采取明显行动。俾斯麦清楚德国的实力，所以他的外交努力主要是避免卷入大国在近东的争夺。俾斯麦甚至认为，一个奥斯曼帝国，不值得欧洲文明国家为了维护其存在而互相残杀。[44]事实上，德国在奥斯曼帝国尚没有直接利益，由于发生“近东危机”（187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起义得到门得内哥罗和塞尔维亚支持，上升为与奥斯曼政府之间公开的战争），巴尔干民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欧洲强国之间的斗争表面化，而奥斯曼帝国和俄国都需要德国的支持。关于俾斯麦的态度变化，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俾斯麦已敏锐地觉察到“东方问题”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可能，想让德国在近东地区有所作为，只是暂时不愿因为巴尔干争端而与奥斯曼帝国或俄国冲突；一种说法是，俾斯麦更关注德国的和平局面，或者暂时满足于德国统一后的良好态势，他从1875年的近东危机意识到，盟友是靠不住的，英国和俄国之间发生大的冲突必然会把德国卷进去，所以一定要避免卷入近东事务。[45]

形势进一步恶化，1877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发生战争，奥斯曼帝国战败，根据《圣斯蒂法诺条约》（1878年签订），奥斯曼帝国被迫承认塞尔维亚、门得内哥罗、罗马尼亚独立，失去了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土。英国和法国坚决反对俄国对奥斯曼政府的步步紧逼，俄国和奥匈帝国也产生严重的冲突。这种局势若不控制，随时会引发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其结果，会极大地损害德国在欧洲的地位，这一点俾斯麦洞若观火。德国本来希望同时与俄国和奥匈帝国保持友好关系，一旦这两个国家诉诸武力，德国会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其实，德国要和俄国、奥匈帝国保持纯粹的外交关系，也面临着做选择的问题，与其中一个友好，会与另一个为敌。若以肢解奥斯曼帝国为代价，俾斯麦可以料到这样的结果：奥匈帝国将会获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支配巴尔干西部国家；俄国将会控制巴尔干半岛东部大半个地区，并控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英国将会占领埃及，也许还会占领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的一些岛屿；法国将会在叙利亚得到补偿。[46]问题是，缓和了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矛盾，同时满足其他大国在近东的野心，就能换得巴尔干地区和整个东地中海的和平吗？这个问题是无解的。但局势刻不容缓，俾斯麦积极奔走，想取得与英国的合作，考虑召开欧洲会议来解决分歧。俾斯麦的努力是在防止俄奥冲突引起三皇同盟的解体，保证德国在欧洲均势中的地位。德国想在争议的各方之间协调，充当调解者。

1878年召开柏林会议，欧洲大国试图在巴尔干地区推行一套全新的秩序。几经周折，达成一系列协议，违背奥斯曼帝国的利益，支持巴尔干民族建立了几个独立国家。这种侵犯主权的行为，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中的评价是：开启了以瓜分奥斯曼帝国为主旨的“东方问题”的新阶段。[47]俾斯麦此后总结出了解决外交困境的经验，那就是建立秘密联盟。这种方式至少可以化解德国的孤立，还可以阻止各大国威胁欧洲的和平。柏林会议后德国处于孤立状态，俾斯麦主要的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摆平与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的关系，谋求此后20年的欧洲大国之间的新平衡。

1888年威廉二世登上皇帝宝座后，德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变化。威廉二世不顾俾斯麦的反对，在近东迅速采取积极行动，准备全面渗入奥斯曼帝国。俾斯麦认为德国和奥斯曼之间关系不断亲近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但威廉二世即位的第二年访问奥斯曼帝国，与哈米德二世建立友谊。从伊斯坦布尔返回后，威廉二世坚定地认为，奥斯曼帝国是等着德国来利用的资源。[48]威廉二世抛弃俾斯麦的谨慎外交，准备在地中海东部大显身手，德国要取代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位置，接着德国开始迅速行动。

柏林会议之后，奥斯曼素丹也不再信任英国和法国，转而寻求新的盟友。这就是世界近代通史的一个判断：英国与奥斯曼之间的失和，给了德国人走近奥斯曼帝国的机会。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重要特许权于1888年签字，安纳托利亚铁路公司获准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修筑（实际上从伊士密特）沿着马尔马拉海亚洲一侧的沿岸，延伸到安卡拉的铁路（这条横贯小亚细亚的干线本来是授予一家英国公司修筑的，后来搁置了），1893年通往安卡拉的铁路通车。1893年德国又获得修筑安卡拉至科尼亚一条铁路支线的权利，1896年这条铁路支线建成。1899～1903年，德国的铁路公司又得到了从科尼亚东南方向，通过亚达那、摩苏尔和巴格达延伸到巴士拉的铁路修筑和经营权（由于资金问题，以及地形给施工带来困难的原因，1911年德国人同意更改部分特许权，巴格达被作为铁路的终点站）。到1904年，德国主持修筑的科尼亚到布尔古鲁200公里长的铁路通车。到1912年，一条铁路支线修到幼发拉底河；1903年，一条修到亚历山大勒塔的支线通车。

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建设，起初是英、法、德三国都有投资。在巴勒斯坦地区，已经修建了从雅法到耶路撒冷的单线窄轨铁路；在奥斯曼帝国计划中的大马士革—麦地那的铁路，先修建了从海法到德拉的支线；在黎巴嫩和叙利亚，法国承修一条铁路线，连接了贝鲁特、大马士革、阿勒颇，同时还修建了从胡姆斯到的黎波里的支线。[49]不过，1900～1908年奥斯曼政府修建的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的汉志窄轨铁路基本上使用德国的车辆，到1913年时，这种德国造的机车有近100台、车皮100多节，到1914年大约有200台蒸汽机车、3500节货运和客运车皮在奥斯曼帝国境内运营。[50]德国生产钢轨的公司从奥斯曼帝国的建设工程中明显受益。一些德国的海运公司通过运输笨重的铁路设备也获得了大宗生意。1910～1913年，从德国运往奥斯曼的铁轨和枕木总计价值超过1900万金马克。德国从奥斯曼帝国获得极大利润，而奥斯曼帝国的基础建设也得到较快发展。阿卜杜·哈米德二世同意德国修筑巴格达铁路，理由就是与德国的合作有利于帝国经济发展，有利于统一，能确保亚洲领土的安全。[51]1906年起，在波斯湾港口提供固定服务的汉堡哈帕格公司也开始对巴格达铁路事业提供支持。

德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投资和建设不限于基础设施。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迅速发展，以至于必须寻求国外市场，而奥斯曼帝国恰好为德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在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和投资领域影响快速增长。1888年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货物出口总值1170万马克，到1893年德国出口总值增加到4090万马克。1895年奥斯曼帝国得到外国投资7.14亿法郎，其中法国投资占39%，英国占24%，德国占19%，此后平均每年增长大约1500万法郎。到1914年，外国投资总额增加到11.44亿法郎，其中法国投资份额上升到45%，英国下降到16%，德国上升到25%。[52]1886～1910年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由原来的第15位上升到第2位（仅次于英国）。1913年，德国作为奥斯曼帝国出口商品的市场，在欧洲大国中位列第四（在英、法、奥匈之后），作为奥斯曼帝国进口商品产地，排第三位（在英国和奥匈帝国之后）。不过，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在德国全球商业活动中所占比重较小。例如：1912年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量的1.3%，进口仅占进口总数的0.7%。

其他方面，继1892年的德意志银行之后，另外几家德国大银行也纷纷在奥斯曼帝国开始营业。1899年德国金融集团建立了德国巴勒斯坦银行，并在贝鲁特、大马士革、加沙、耶路撒冷等地设有分行。继银行业之后，德国几家主要的兵器生产公司对奥斯曼帝国也产生浓厚兴趣。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最大的火炮生产商克虏伯公司向奥斯曼帝国售出了数以百计的轻重各型火炮，别的公司也向奥斯曼帝国提供大量来复枪、卡宾枪，卖给他们子弹、弹药筒和其他类型的武器。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海军也开始从德国的船厂购买船舰。1890～1895年，由法国公司在贝鲁特修建一座面积23公顷、耗资产44万英镑（1100万法郎）的港口，1924～1938年该港口扩大到43公顷。[53]奥斯曼帝国的港口建设起步晚，但经济效益是明显的。德国人“帮助”奥斯曼帝国搞基础建设，得到奥斯曼帝国素丹的信任。1889年德国近东航运公司建立，1905年阿特拉斯航运公司建立，与德国近东航运公司一起共同控制了从波罗的海到雅典、伊斯坦布尔，以及地中海沿岸城市的运输业务。德国的影响还扩展到黑海地区，德国的一家电报公司提出建立德国与奥斯曼之间的通信。1908年，德国在巴格达设立领事馆，直接为德国的商业、投资、银行业提供保障。此外，德国根据巴格达铁路的特许权，希望他们能部分控制储有大量石油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德国人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人的石油公司以及英国人和荷兰人的公司开始了激烈的斗争。[54]

德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还不限于经济方面。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科学考察团、宗教使团在奥斯曼帝国大受欢迎。德国人要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建立学校，推广德国文化，奥斯曼素丹是欣然接受的。时间不长，德国的学校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建立起来，德国的代表团多次访问近东，德国的风俗也在奥斯曼帝国流行。为数众多的传教士、护士、社会工作者和教师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积极活动；“在新教联盟和德国东方使团等宗教组织资助下，圣地耶路撒冷和奥斯曼帝国其他地方建起了许多学校、孤儿院、诊所和医院”。[55]在奥斯曼帝国社会层面，德国逐步取代了英、法两国在奥斯曼帝国的位置。

奥斯曼帝国的外交选择发生变化，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帝国面临太多的问题，真是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帝国经济衰退、税源不足、国库空虚，而维持皇室腐朽生活和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巨大的开支。组建新军、建立工厂、聘请专家、引进设备都需要资金，于是只能向列强借款。可是举借的债款大部分要用于弥补财政空缺，投入生产和建设的数额极少。非但富国强兵的目标无法实现，反而增加了对西方的经济依附。更为严重的是，属国和行省要求独立，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奥斯曼政府穷于应付，列强乘机插手。尤其俄国的领土野心，使得奥斯曼政府把寻求帝国安全放在首位。奥斯曼政府一直寻求依靠某一个欧洲强国来抵制其余的侵略者。

其次，奥斯曼素丹认识到，英国和法国不能给予他的国家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便寻求新兴的德国的支持。奥斯曼帝国在半个世纪里（1821～1878）与欧洲强国打交道，素丹和帝国的政治家们明显意识到，必须得到一个或几个欧洲国家的支持，否则，帝国的主权难以维系。因为，巴尔干的民族运动得到俄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支持，威胁到帝国的统治；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出海口是俄国觊觎的；埃及和部分阿拉伯地区是英国和法国意欲得到的。奥斯曼帝国对欧洲主要大国的政策，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既避免与他们冲突，故不与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结盟，依赖大国均衡的运作，维持帝国与欧洲关系的现状；二是帝国政府尝试与一个或多个欧洲国家协商，建立稳固的联盟。到底采取哪一种外交，取决于当时局势的变化，以及欧洲大国的力量对比。帝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决定，哪一个国家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哪一些国家是事实上的或潜在的盟友。[56]1840～1878年，欧洲各国的行为使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家认定俄国是危险的敌人。可是后来的形势表明，俄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野心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俄国似乎也在准备接受现状。英国和法国似乎靠不住，英国的优势是海军，依赖英国未必能阻止俄国南进从而保护奥斯曼帝国。在一种形势下奥斯曼政治家想避免结盟，另一种形势下，他们又准备寻求结盟。德国的出现，成为奥斯曼帝国的盟友候选国。

最后，20世纪初期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了奥斯曼帝国执政者的判断。1908年出现土耳其革命，是出乎德国人意料的。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大部分可能赞成延续帝国和德国的友好关系，但一部分领导人对先前德国支持哈米德政府不满，倾向于寻求英国的支持。[57]1909年4月哈米德二世被废黜，青年土耳其党人明确了政府的外交意向，请德国介入奥斯曼军队的改组，比如邀请德国的军事家冯·戈尔茨返回奥斯曼帝国，帮助德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外交理念是模糊的，起初赞成与英国结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显然，欧洲大国已经分成两大阵营，法国、俄国和后来加入的英国为一方，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为另一方。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希望依赖一个欧洲国家反对其余欧洲国家是困难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试图与所有欧洲国家保持良好关系，他们的希望注定要落空。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政府迫切需要欧洲大国支持时，起初一个盟友都没有，孤立无援。[58]德国成功地在伦敦会议上为奥斯曼政府说话，让青年土耳其党人感觉到，亲德国的选择是对的。

换个角度看，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关系的疏远，给了德国人走近奥斯曼帝国的机会。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起初没有力量和机会染指中东，恰好利用奥斯曼素丹对英、法的怨隙。“素丹依靠德、意对付俄国，取代了以往求助于伦敦和巴黎”；“再加上素丹个人的好恶，例如，素丹哈米德二世欣赏德国，憎恨俄国，蔑视法国，惧怕英国，于是决定了最后把德国当盟友”。[59]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得到德国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客观上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发展。尤其铁路、港口的建设，军事技术的提高和装备的改进，主要是在德国帮助下实现的。教科书中基本的判断是：修筑铁路为德国攫取奥斯曼帝国的资源提供了方便。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德国给予奥斯曼帝国援助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并非为了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不过，对处于衰落阶段的奥斯曼帝国而言，德国的援助是其迫切需要的，客观上增强了帝国的经济力量，也为土耳其后来的独立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

青年土耳其党人从1909年开始掌权，名义上实行宪政，实际上权力斗争升级，社会矛盾尖锐。奥斯曼帝国在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失败，保加利亚等国趁机脱离奥斯曼帝国。这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最严重的事件。也许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迷信德国的军事力量，在亲德势力的推动下，1914年8月2日，土耳其内阁的三巨头与德国签订一项秘密盟约，奥斯曼帝国作为正式盟友加入同盟国集团。10月29日奥斯曼帝国素丹宣布向协约国发起“圣战”，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这就是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友好的最后结局。

四 奥斯曼帝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

（一）奥斯曼帝国与法国的关系

法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有自己的利益。自16世纪起法国的基督教团体就在奥斯曼境内活动，以宗教为纽带，依托各地建立了学校和医院，法国文化在奥斯曼帝国境内渗透较深，法语是奥斯曼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西欧国家第一次侵入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就是法国东方军司令拿破仑，时间是1798年。法国的军事占领遭到英国的抵制和打击，法国在埃及不超过三年。1799～1815年，欧洲国家忙于对付拿破仑，无暇关注奥斯曼帝国的事务。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建立起英、法、俄、普等国之间的均势，即所谓的维也纳体系，客观上有利于奥斯曼帝国的生存。不久，希腊起义爆发（1821），奥斯曼政府军队未能迅速镇压希腊起义，求助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埃及军队开赴伯罗奔尼撒半岛，围攻希腊要塞，占领雅典等重要城市和港口。法国暗中支持埃及。英国和法国暂时搁下双方在东地中海的矛盾，一致反对俄国干涉奥斯曼征服和埃及行省的军事行动。1827年法国和英国、俄国一道，出兵东地中海，在纳瓦里诺打败奥斯曼政府和埃及的舰队，武力帮助希腊脱离奥斯曼帝国。不过，在1830～1875年发生的重大冲突中，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被动地等待欧洲强国的宰割，而是积极采取行动，借助欧洲强国的力量，遏制埃及脱离帝国的行动，对外打败宿敌俄国，缓解了北部边境的威胁。

第一次埃土战争（1831～1833）中法国是支持埃及的。第二次埃土战争（1839）中法国和英国提出“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的声明。战争的结果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军队失败，损失惨重。十年后，法国把注意力转到巴勒斯坦。1850年5月，路易·波拿巴向奥斯曼政府发出照会，对黎凡特地区天主教徒的合法权利被东正教徒剥夺表示抗议，向奥斯曼政府提出“圣地保护权”问题。这个照会要求奥斯曼素丹履行1740年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条约中规定的关于天主教徒权益的义务。由于俄国反应强烈，路易·波拿巴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1851年5月，法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向素丹转达了路易·波拿巴的意见：要尊重耶路撒冷天主教的特权和基本权利。7月15日，奥斯曼素丹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赴圣地考察。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后，信心十足地实行强硬政策，派使臣到伊斯坦布尔，提出圣地的所有建筑物由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共同占有。几个月后，调查委员会递交的报告支持法国的要求。1852年2月9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得到了素丹的认可。[60]奥斯曼政府正式颁布敕令，承认奥斯曼政府与法国早年签订的条约有效，基督教圣地的管辖权归法国天主教徒。

奥斯曼素丹不敢得罪俄国，私下告知东正教徒，他们的权利也不受影响。“圣地保护权”问题引起俄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新的利益需求，法国支持的天主教派与俄国支持的东正教派斗争，沙皇要求素丹承认俄国有权保护素丹统治下的所有东正教徒的安全。奥斯曼帝国获得英法两国的支持，断然拒绝俄国的要求，由此引发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法国和英国、奥地利、撒丁王国加入战争，打败俄国军队。1856年3月法国和其他国家一道签订《巴黎条约》。

法国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往往不惜损害奥斯曼帝国的利益。例如，为取得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权，法国不顾英国反对，于1854年与埃及签订了修建和使用苏伊士运河的租让合同，于1857年成立国际苏伊士运河海运公司，1859年开始运河修建工程。普法战争之后法国的国力衰弱，政体不稳，国际地位下降。法国天主教团的影响，也遇到希腊东正教的挑战，法国在奥斯曼帝国越来越依赖经济利益。1863年在奥斯曼帝国银行建立时，它就已经成为法—英重要的风险投资，但是英国的投资者不再接受奥斯曼帝国的债券。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的投资者已在奥斯曼证券上获得丰厚的利益，截至1898年，他们至少拥有奥斯曼50%的债权。法国银行家在帝国金融事务以及奥斯曼银行的管理中拥有支配性的地位。到19世纪90年代末，奥斯曼帝国银行的管理大半由法国人控制。[61]奥斯曼帝国与法国关系的着眼点主要在经济领域。

从1830～1875年的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看，由于英、法等国的协助和直接干预，奥斯曼政府挫败了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军事进攻，通过克里米亚战争打败俄国，使陷于国内危机的俄罗斯20年没有侵犯奥斯曼帝国领土。奥斯曼帝国也从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中得到了实惠。奥斯曼帝国推行社会改革，聘请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主要是法国人，依赖法国的技术，也需要法国人“指导”，所以与法国一度关系亲密，奥斯曼帝国是受益者。

奥斯曼帝国愿意与法国保持友好关系，并不是期望得到法国的保护，而是不想看到法国加入敌对一方的同盟中去。[62]奥斯曼帝国长年战争耗费巨大，国内的革新运动尤其发展教育、创办新军等措施，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开支。政府提高关税，增加国内税收，均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为摆脱财政窘境，奥斯曼政府开始寻求外国资本支持，法国成为奥斯曼政府所倚重的国家。随着德国势力对奥斯曼帝国的全面渗透，奥斯曼帝国对法国的依赖慢慢减弱，表面看奥斯曼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有意无意地冷落法国，还要看到法国也武力侵占奥斯曼帝国的属地。1870年，奥斯曼帝国的属地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1881年，法军占领了突尼斯，并确立了对突尼斯的保护关系。

1908年的土耳其革命带来了一些重要变化，奥斯曼的领导层出现自由倾向，法国对奥斯曼新政府的期望一直很高。法国政府相信自己会在君士坦丁堡享有特权。为表示对这个新政府的友好态度，法国同意无条件向其贷款2500万法郎。但是法国外交官很快就失望了。在青年土耳其党执政的第一年里，法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恶化。青年土耳其党人上台后，新政府对法资银行不信任，对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康士坦斯表示厌恶，因为奥斯曼银行负责人和康士坦斯秘密参与了宫廷阴谋。青年土耳其党激进的情绪和做法，与法国政府的意愿相违背。青年土耳其党领导者人也对经济上依赖法国的现状不满。

（二）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关系的变化

奥斯曼帝国除了强敌俄国，还不得不对付奥匈帝国。奥匈帝国是1867年建立的，即奥地利脱离德意志帝国后（1866），提高了它统治下的匈牙利的地位，成为“二元帝国”。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的关系前文已述，奥斯曼帝国曾占领并统治匈牙利。因此，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也是源远流长。奥匈帝国算是欧洲中部的一个新帝国，统治着这个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被德意志和意大利排斥，不再控制中欧的大小事务，只能朝巴尔干方向拓展。巴尔干是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属地，这里民族复杂，奥匈帝国控制巴尔干地区的野心，引起奥斯曼帝国的警惕，两国的利益冲突很明显。

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北方除了劲敌俄国，还有奥匈帝国。奥匈帝国卷入近东事务很深。奥匈帝国强势的军界人物想把巴尔干半岛的西部纳入奥匈帝国版图。问题是，奥地利人与巴尔干半岛基督教徒之间并没有民族或宗教的联系，一旦这些巴尔干国家独立，很可能变成受俄国支配的国家。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民族已经超过了帝国所能吸收的饱和点。欧洲民族运动日益高涨，这些斯拉夫属民越来越不容易统治。所以，奥匈政府多数政治家认为：兼并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属地，会导致奥匈帝国内部斯拉夫人数量增加，削弱帝国在1867年协议基础上的政治平衡。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安德拉西反对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安德拉西看来，这样的吞并对民族成分复杂的奥匈帝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一旦巴尔干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会在奥匈帝国边境出现一个由俄国支持的大斯拉夫国家；如果真是这样，对奥匈帝国境内那些骚动不安的斯拉夫民族将具有巨大吸引力，从而动摇奥匈帝国的统治基础。[63]而且，奥匈帝国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利益日益增长，因为民族问题处理不当而影响经济利益，是得不偿失的。1870年奥匈帝国已和法国一起获得在奥斯曼帝国修建铁路的特权。安德拉西的态度反映了奥匈政府对奥斯曼外交的基本立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奥匈帝国更希望巴尔干保持小国林立的状态，那些解决民族纠纷的负担落到奥斯曼素丹头上，对奥匈帝国来说未必是坏事。

1875年巴尔干起义发生，奥匈帝国和俄国一样反应迅速。不过，外交大臣安德拉西反对立即派军队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认为俄国提出的“在奥斯曼帝国宗主权下波、黑两省自治”的方案不可行，所以安德拉西和俄国驻奥匈帝国大使诺维科夫在维也纳起草了一份《安德拉西照会》。1875年12月30日，俄国和奥匈帝国把这份照会告知欧洲各国。照会的内容有：建议奥斯曼政府给予两个叛乱省份宗教自由；素丹应建立一个由穆斯林和基督徒混合的委员会管理推行在两省的改革，并确信会正式实施这些变革。[64]《安德拉西照会》得到了其他欧洲大国的承认，奥斯曼政府也承诺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改革。但这两省的基督徒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不信任，起义者拒绝停战。1876年5月，安德拉西和俄、德两国外交官继续讨论巴尔干问题，达成协议后公布《柏林备忘录》。1876年12月至1877年1月，德国、奥匈帝国、俄国、英国的大使聚集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使级会议，再次为和平解决危机寻找出路。1877年4月，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土战争爆发。俄国获胜，迫使奥斯曼帝国接受《圣斯蒂法诺条约》的条款，承认门得内格罗公国、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独立，刺激了奥匈帝国，也触及英法等国的利益。欧洲大国纷纷反对《圣斯蒂法诺条约》。安德拉西提议召开国际会议，其他国家表示赞同安德拉西的提议，于是有了1878年6月13日召开的由德国为东道主、俾斯麦担任大会主席的柏林会议。

根据《柏林条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主权仍属于奥斯曼帝国，但奥匈帝国有权驻军，尤其直接控制新帕扎尔地区。对奥匈帝国来说，在占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之后再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领土就扩展到亚得里亚海，奥匈帝国一直寻找机会。20世纪初，巴尔干地区由于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冲突而出现了新的危机（1905～1908），而1906年出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的亚棱塔尔主张加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地位，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在亚棱塔尔鼓动下，趁着奥斯曼帝国发生要求恢复宪政的革命（1908年7月的土耳其革命），奥匈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于1908年9月29日给驻各国的大使发出皇帝本人签署的信件，透露“归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信息。1908年10月6日奥匈帝国政府正式宣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成为奥匈帝国领土（引起波斯尼亚危机）。奥斯曼政府提出抗议，国内开始抵制奥匈帝国的商品。由于德国坚决支持奥匈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最后只得接受奥匈帝国的“补偿领土损失”的250万土耳其镑。1909年2月，奥斯曼政府的亲德派与奥匈签订协定，承认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兼并，放弃了对这两省的主权[65]，奥匈帝国宣布放弃对新帕扎尔地区的占领。

虽然奥匈帝国和俄国一样威胁着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安全，然两害相权取其轻，加上德国的积极斡旋，奥斯曼政府还是容忍了奥匈帝国对其主权的侵害行径，并成为世界大战中同一个阵营的盟友。

（三）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还有一个盟友意大利。意大利是1861年才统一的，此前，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长期争夺地中海，热那亚、撒丁王国都与奥斯曼帝国有过冲突或交往。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撒丁王国也派军队参战，站在奥斯曼帝国一方与俄国作战。19世纪后期，当奥斯曼帝国有意寻求德国和意大利支持时，意大利正好有进入近东的企图。意大利统治者不仅想控制巴尔干地区，还想把势力延伸到小亚细亚。意大利在和法国争夺突尼斯，未能成功，主动靠近德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签订同盟条约（1882）。意大利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英、俄、德等国抗衡，于是把注意力转向奥斯曼帝国的北非属地马格里布地区。[66]的黎波里（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是意大利统治者锁定的目标。这块地方位于非洲北部、地中海南岸，与西西里岛隔海相望，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法国在1881年占据突尼斯之后，还想兼并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意大利表示强烈反对，并开始加紧在这里的行动：政府支持从意大利半岛向这里移民，投机商人在这里购买土地，海军军官在海岸做测量，天主教神甫在此收集情报，媒体也制造舆论。不过，意大利害怕引起其他欧洲大国的反对，不敢轻易采取行动，而且，1894～1896年远征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遭到失败，侵略行为受挫。意大利积极进行外交上的准备，并等待合适的时机。

意大利和德国、奥匈帝国有同盟条约，德国和奥匈帝国不公开反对。意大利1900年和法国签订《法意协定》，1909年与俄国签订《拉匡尼基协定》，意大利在北非的侵略实际上得到法国和俄国的认可。1911年7月德国舰队抵达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引发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法国和德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西欧大国的注意力放在摩洛哥，意大利认为时机成熟。1911年9月29日，意大利发动战争，迅速侵占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这次战争即世界史上的意土战争[67]。

奥斯曼帝国守军数量少，很快被打败，沿海的重要城镇失陷，但奥斯曼政府仍不肯妥协，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1912年10月巴尔干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处境艰难，不得不放弃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战场上的努力，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恢复这一地区的旧称利比亚。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失去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意味着帝国在北非的属地至此全部丧失。

由于奥斯曼帝国加入了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同盟，所以不得不与意大利“化敌为友”。奥斯曼帝国卷入世界大战，与英、法、俄协约国集团为敌，意大利却倒向协约国一方，奥斯曼帝国和意大利对垒。随着同盟国集团1918年的失败，奥斯曼帝国解体，领土被协约国军队占领，意大利也参与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占领。

五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关系演变的特征

欧洲国家关系的格局是不断变动的。奥斯曼帝国对19世纪前期欧洲大国关系的判断基本准确。当时要想靠自己的力量抵御俄国和奥地利的入侵几乎不可能，除非得到一个或几个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依赖英国和法国对付俄国是明智的。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后，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形势失去正确判断。尽管从帝国与德国的合作中获得短期利益，但欧洲大国关系的变动，使处于依附地位的奥斯曼帝国付出惨痛的代价。一句话，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格局变动中“因小失大”。

国际关系史中一个耳熟能详的结论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19世纪后期欧洲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1870～1914年的欧洲国际关系极为复杂。先是欧洲大陆强国法国丧失了大陆霸主的地位，接着是德国迅速崛起并挑战长期以来由英、法、俄把持的欧洲均势。德国为了削弱法国，改善了与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关系，于1873年10月建立“三皇同盟”，于1882年5月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而法国为了摆脱普法战争后的孤立地位，积极寻找盟国。1894年1月，法俄正式建立军事同盟。同一时期，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两个强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出于对付共同敌人的需要，英国和法国于1904年4月签订《英法协定》。英俄之间在远东和近东地区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英国政府意识到，与俄国妥协有利于解除俄国南下伊朗和阿富汗对印度殖民地造成的威胁。英国外交官员想到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与俄国妥协，换得俄国在中亚问题上做出有利于英国的让步。英俄在1906～1907年进行了谈判，最后于1907年签订《英俄协约》。欧洲大国的力量经过分化组合，最后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

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开始变动时就疏远英国和法国，快速走近德国，表面看确实是最好的选择。比如疏远英国，是因为英国不再值得奥斯曼帝国信任。英国外交官员为了换得俄国在中亚问题上做出有利于英国的让步，毫不犹豫地拿土耳其海峡与俄国做交易。很显然，英国在权衡利弊后认为，印度殖民地的安全远比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重要。从根本上说，英国自1882年吞并埃及后，完全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占据东地中海最重要的位置；相比之下土耳其海峡的战略不像以往那样重要，所以不愿再投入大量精力。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权后，帝国内政部长和外长于9月2日会见英国外交官，重申土耳其新政府的外交意向，希望得到英国的“认可和支持”，新政府正式请求英国派技术人员，对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海关、灌溉等事业进行帮助。[68]但英国除了发表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同情声明外，并不愿给新政权提供真正的支持。这一年保加利亚宣布独立，奥匈帝国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英国拒绝进一步承担尊重土耳其领土完整的责任，还劝青年土耳其党不要为此进行战争。1910年，在对奥斯曼的贷款是否应附加严格条件的争论中，英国外交官认为，“奥斯曼的情况已经变了。他们残酷地对待马其顿臣民，对希腊人非常不友好，令人忧虑的是他们做着军事准备。我们国家的银行给他们贷款，曾希望英国的资金能使奥斯曼帝国进入一个复兴时期。两年多了，尽管我们为他们做了那么多，但现在奥斯曼人似乎以行动来反对我们的利益”。[69]1911年阿尔巴尼亚起义发生后，英国最终决定放弃先前对新政权的友好政策。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后，英国希望无论哪一方都不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任何决定性的胜利都会使得达成解决双方争端的协议变得困难。巴尔干国家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奥斯曼帝国代表请求英国带头发起大国的干预。英国的答复是：如果奥斯曼政府想避免进一步失败，就要无条件地将解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权力交给欧洲列强。1913年巴尔干战事又起，希腊、门得内哥罗、罗马尼亚向保加利亚开战。奥斯曼的军队趁机收复埃迪尔那。英国认为奥斯曼政府重新夺取原属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很正常”，但告诫奥斯曼人不要越过《伦敦条约》上规定的防线。而奥斯曼政府则指责英国支持保加利亚和希腊，可见，双方互不信任。

法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吞并阿尔及利亚，占领突尼斯并确立了对突尼斯的保护关系，严重损害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如果说抛弃与英国和法国的传统友谊没什么不合适，那么，选择德国作盟友则是有利有弊。奥斯曼帝国确实从德国得到了实际利益，但选择德国作盟友，就得与德国的其他盟友建立同盟。奥匈帝国损害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奥斯曼帝国还得表示友好。趁着奥斯曼帝国发生革命的机会，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奥斯曼帝国可以反抗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吞并，但奥匈帝国的背后是德国，而德国是奥斯曼帝国的亲密盟友，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几年后成为“盟友”。

一般认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依赖欧洲，丧失了独立性。其实，奥斯曼帝国没有被某一个欧洲国家单独控制，只是陷入了被几个欧洲强国支配的境地。奥斯曼帝国从大国争夺中有时是获利的，或者说至少不吃亏。在大国争夺的间隙，帝国倒有自由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70]总体来看，奥斯曼帝国面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土野心，把寻求帝国安全放在首位，先依赖英国和法国，成功地抗拒着俄国和奥匈帝国。谨慎的外交是奥斯曼帝国存活下来的关键。后来奥斯曼帝国与德国亲近，抵制其他欧洲国家，但巴尔干诸国最后还是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而奥斯曼帝国被德国拖进战争的泥潭。纵观奥斯曼帝国一个多世纪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演变，可以概括出如下三点特征。

第一，奥斯曼帝国对欧关系的选择也有一定的主动性。

奥斯曼帝国失去军事优势后，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与欧洲强敌的非武力较量上。土耳其人认识到与胜利者进行外交谈判、尽量减少受到的惩罚是多么重要。不过，“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概念一直是陌生的舶来品。当西方国家设在伊斯坦布尔的使馆不断增加时，奥斯曼帝国却满足于偶尔派使团去欧洲，直到1793年才在伦敦设立第一个外事机构。土耳其人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刚开始不会主动运用建立军事联盟等外交方式，一些宗教领袖甚至对建立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联盟不能接受。[71]出人意料的是，迟迟不会使用外交手段的土耳其人，迫于形势不得不使用外交手段时，倒是运用自如，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俄国和奥匈帝国是奥斯曼帝国的强敌，帝国“永久性的政策”就是防止俄国和奥匈侵吞自己的领土。为此，奥斯曼政府建立联盟的对象不断转换。18世纪之前曾求助于普鲁士、瑞典，19世纪前期求助于法国和英国，19世纪后期与德国结为盟友，得到德国大力援助。奥斯曼政府的外交，起初几乎就是“病急乱投医”，因为面对强邻，形势不容迟缓。不过，奥斯曼帝国把外交的功利原则运用得很透彻。奥斯曼帝国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都是为了对付俄国，但奥斯曼政府为了平息穆罕默德·阿里的“叛乱”，两次向俄国借兵，并于1833年6月与俄国签订条约，建立军事同盟，声称“两国之间永久保持和平”。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总体的外交方针是与德国结盟，依靠德国的帮助，但一度赞成与英国结盟。[72]我们以前的教科书中说奥斯曼土耳其任人宰割，是过分强调了奥斯曼帝国的衰弱和统治者的无能。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前百余年的对欧关系表明，帝国政府的外交主动权并没有完全丧失。欧洲大国之间的争斗和所谓均势原则，给了奥斯曼帝国生存的机会，奥斯曼帝国统治者抓住了这个机会。

第二，帝国的内政问题影响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帝国内部的问题尤其是民族、宗教问题影响到奥斯曼帝国的对外关系。例如，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与基督教臣民的关系问题，几乎是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主要大事件的导火线。希腊起义、克里米亚战争、近东危机、俄土战争、巴尔干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都是由奥斯曼帝国境内天主教或东正教的地位问题引发的。1876年土耳其政府在镇压保加利亚人起义时，依靠巴希布祖克人和契尔克斯人的非正规武装，对保加利亚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式屠杀，据英国领事杜普伊报告，菲利普波利斯附近地区有12000名无辜居民包括妇女儿童惨遭杀害，60个村庄被夷为废墟。[73]这样的暴行在英国以至整个欧洲舆论中产生强烈反应，声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言论一时高涨。1894～1897年，阿卜杜·哈米德二世镇压亚美尼亚人起义，在约兹加特、埃津兼、哈尔浦特、锡瓦斯、马腊什、乌尔法，甚至在伊斯坦布尔，都出现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许多城镇和村庄都遭到浩劫，土耳其警察和士兵参与了屠杀活动。直到目睹惨状的欧洲驻土耳其代表提出强烈的抗议，素丹才下令停止屠杀。[74]1894～1897年总共约有10万亚美尼亚人丧失生命。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在欧洲国家产生普遍的激愤，欧洲的舆论一致谴责阿卜杜·哈米德二世，称他为“血腥的素丹”。在西欧人眼里，这样一个专制国家的残暴君主，没有资格成为与文明国家的政治家平等的对手。

另一方面，帝国内部腐败，政治低效。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消除特权，整顿吏治，建立法制化、高效率的行政机构和服务系统，是很迫切的问题。为了延缓帝国的崩溃，英法等国派出一批又一批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顾问，到伊斯坦布尔指导和支持帝国的改革。到世纪之交，欧洲顾问们几乎插手从财政建设到军事训练的每一个领域，但奥斯曼帝国按照西方模式改革政治制度的努力未见成效。在观察家看来，这个帝国明显在等死。[75]当然，19世纪晚期的奥斯曼帝国既没有出现英国担心的瓦解和灭亡，也没有取得西方期望的改革成功，而是出现了秩序混乱。当英国人发现奥斯曼政府未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改造这个穆斯林帝国时非常失望。土耳其革命之后半年，驻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外交官发现：在新政权下“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特质”没有发生改变，管理上也没有任何大的改进，而且对法令的遵守还不如旧政权时。有的外交官尖锐地指出：“（奥斯曼土耳其人）恐怕没什么希望了；尽管他换了外套，并尽力把自己打扮一新，但一样还是旧土耳其人。”[76]英国外交官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挽救奥斯曼帝国的能力表示怀疑。青年土耳其党掌握政权后，逐渐倾向于军事专制，表面上实行宪政，实际上权力斗争升级，影响了正常外交工作。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战败，保加利亚等国趁机脱离奥斯曼帝国，这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最严重的事件。不久，在奥斯曼国内“亲德”势力的推动下，土耳其政府的部分亲德派与德国签订秘密盟约，并于1914年10月29日向协约国宣战，走进世界大战的战场，也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这一错误的外交选择，是内部政治权力斗争造成的恶果。

第三，欧洲国际政治大环境制约着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奥斯曼帝国仍然统治着一个广阔的地区，问题是奥斯曼帝国丧失了有效地对内统治的力量，也丧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力量。如果说16世纪奥斯曼帝国在某些方面与欧洲国家相差不是太大，那么到18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各个方面都比欧洲落后。事实上“奥斯曼帝国既不是一个强大的力量，也不是弱小的力量，但这一时期分明是一个曾经强大的力量在逐渐衰弱。它的未来去向，对帝国的统治者、对欧洲主要大国都变成了连续不断的难题”。[77]一般认为，在西欧帝国主义的黄金时期，奥斯曼帝国坚持着“存活”下来已相当不易。当时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人民被迫屈服于英、法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欧洲大陆以外仅有极少数国家凭借自己的力量保持了独立。奥斯曼帝国就是这些少数独立国之一。[78]谨慎的外交是奥斯曼帝国存活下来的关键。

然而，奥斯曼帝国毕竟只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弱国，曾经利用了欧洲国家英国、俄国、法国、奥地利之间力量的平衡，但这种大国间的力量平衡是短暂的。奥斯曼帝国外交活动中取得的一些“成果”，也并不是必然结果。比如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帮助奥斯曼政府对付穆罕默德·阿里，是因为西方强国不允许出现一个足以威胁奥斯曼帝国稳定，打破国际力量平衡的强大的埃及国家。而且，1840年的《伦敦条约》以及《亚历山大条约》《海峡公约》的签订，实质上是欧洲大国把奥斯曼帝国纳入“欧洲国家体系”，成为欧洲大国保护下的附属性国家，而1856年的《巴黎条约》进一步确认了这种关系。[79]柏林会议签订的条约则表明，19世纪后期欧洲国家强大到足以把它们的意志强加给世界，随意在地图上勾画，决定一些民族命运的程度。[80]尤为重要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主要大国已经分成两大阵营：法国、俄国和英国为一方；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另一方（后来意大利退出同盟）。这时候，奥斯曼帝国要通过外交手段促使某一个欧洲国家反对其余欧洲国家是困难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后试图采取相反的政策，与所有欧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结果，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希望落空。在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迫切需要欧洲大国支持时，奥斯曼政府一个盟友都没有，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81]这就进一步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成败全系在欧洲国家关系转动的车轮上。换言之，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活动，不能摆脱欧洲国际关系的大格局。20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政治家的选择余地并不大：要么避免与欧洲大国冲突，也不与他们任何一个国家结盟；要么尝试与一个或多个欧洲国家建立稳固的联盟。因为欧洲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并迅速走向战争，而奥斯曼帝国不知不觉做了欧洲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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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eith M.Wilson，British Foreign Secretaries and Foreign Policy：From Crimean War to First World War，p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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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69.

[53] Charles Issawi，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50.

[54]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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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William Hale，Turkish Foreign Policy，1774-2000，pp.32-33.

[59] Marian Kent，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p.11.

[60] S.P.Hayden Duggan，Eastern Question：a Study in Diplomac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London，New York，1902，pp.99-100.

[61] Marian Kent，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p.141.

[62] M.Sükrü Hanioğ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r Ottoman Empi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77-78.

[63] 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20页。

[64] M.S.Aderson，The Eastern Question，1774-1923，pp.182-183.

[65] Marian Kent，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p.39.

[66] Marian Kent，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p.52.

[67] 意土战争又称的黎波里战争［土耳其文为Trablusgarb Harbi；英文为War of Tripoli或称为利比亚战争（War if Libyan）］。

[68] Joseph Heller，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4，pp.13-14.

[69] Josper Heller，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4，p.36.

[70] Sina Akşin，Dexter H.Mursaloğlu，Turkey：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Hurst & Company，London，2000，p.29.

[71] Bernald Lewis，The Middle East and the West，Harper & Row，Publishers，New York，London，1964，p.118.

[72] William Hale，Turkish Foreign Policy，1774-2000，London，Frank Cass，1940，p.18.

[73] 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第52～53页。

[74] William Miller，The Ottoman Empire and Its Successors，pp.429-430.

[75] Jonathan S.McMurray，Distance Ties：Germany，the Ottoman Empire，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ghdad Railway，London，Westport，Connecticut，2001，pp.13-14.

[76] David Fromkim，A Peace to end all Peace：Creating the Modern Middle East，1914-1922，Henry Holt and Company，New York，1989，p.25.

[77] William Hale，Turkish Foreign Policy，1774-2000，p.14.

[78] Donald Quataert，The Ottoman Empire，1700-192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1.

[79]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a Documentary Record，Vol.Ⅰ，1535-1914，European Expansion，Compiled，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C.Hurewitz，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p.271，319.

[80] Donald Quataert，The Ottoman Empire，1700-1922，pp.58-59.

[81] William Hale，Turkish Foreign Policy，1774-2000，pp.32-33.

论题五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与“世风之变”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西方的知识、观念以及生活方式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奥斯曼帝国。尽管1792～1807年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取得的成果有限，富国强兵的目标没有达到，但欧洲军官、技术人员（尤其法国军官和技术人员）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一些促进因素。此后，历经塞利姆三世、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麦吉德、阿卜杜·阿齐兹几任素丹的大力倡导，在坚持西化改革的策略下，奥斯曼社会的许多方面出现“西化”倾向。外国商人团体、驻伊斯坦布尔外交官、外国科技人员在奥斯曼帝国长期居住，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到欧洲各国学习、经商、从事外事活动，这种互通方式，使奥斯曼帝国臣民有机会接触和模仿欧洲人的处世方式、生活习惯和娱乐方式。到19世纪中后期，帝国社会风气的变化是明显的。

一 穆斯林生活习俗和娱乐方式的改变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社会风气较以前已经有很大差异。伊斯兰教徒喜欢过安静的、有秩序的生活。以前在城市里，白天市场开放时人潮涌动，各色人等混在一起，热闹非凡，但一到晚上，市场关门，广场一类的地方较少，人们都待在自己家里，街巷里只有执行巡逻的人员。凡是筑有围墙的城市都在夜晚关闭城门，整夜保持关闭和防守的状态直至天亮。大巴扎、营地、居民区、庭院、宗教学校、旅店也在同一时间关门，晚祷后街上一片空旷。土耳其人始终保持着谨慎、礼貌、不张扬、注重隐私等游牧民族的特点，不喜欢把所有物品铺开摆放，而喜欢收在袋子里，挂在钩子上。[1]日常生活中，土耳其人总是优雅地捧着水烟管，斜靠着吸烟，黎明起身、晚上休憩。然而，当欧洲的时尚和消费方式袭来，土耳其人旧有的习惯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较快发生了变化。按理说，社会习俗和消费方式的改变是困难的。因为，在伊斯兰社会，每个穆斯林的服饰、习惯都关系宗教信仰，尤其服饰本身就是穆斯林区别异教徒的标志，服饰是代表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不能随意改变。在西化改革时，预计社会习俗方面的改革难度大，为了预防头饰改革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素丹准备在必要时动用武力应对抗议行为。结果，上流社会、统治阶层、富裕阶层的生活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改变。

（一）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变化

奥斯曼帝国历史有几个明显的阶段，16世纪苏莱曼一世时期是“黄金时代”（Golden Age），整个19世纪是“西化时期”（Westernization），而17～18世纪是一个由盛转衰、发展缓慢的阶段，有时被称为“衰落时期”或“黑暗时期”。当然，这期间，政治上有科普鲁吕（Köprülü）家族辅政的复兴阶段，文化上有一个被称为“郁金香时代”（Tulip Age）的表面光鲜的阶段。这个“郁金香时代”指艾哈迈德三世统治时期（1703～1730），这一称呼标志着与旧时代的决裂和“西化”进程的开始。达马德·伊卜拉欣帕夏（Damad Ibrahim Pasha）担任大维齐期间（1718～1830），喜欢欧洲人的生活方式，纵容精英阶层的文化喜好和奢侈生活，遍地栽种郁金香就是一个例证。[2]后来在叛乱者逼宫时，大维齐达马德·伊卜拉欣被视为帝国奢侈和浮夸风气的始作俑者而被处死。[3]

艾哈迈德三世对法国风格的建筑颇感兴趣，在宫门外修建了仿巴黎卢浮宫的喷水池，在远离托普卡帕宫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大型逍遥宫（名为“萨达巴特”，意为“快乐之地”）。主建筑的周围有豪华的亭阁、雕塑、水池、花园、喷泉。大臣和贵族很快模仿，在伊斯坦布尔建起了许多私人豪宅，也有类似的人造景观。当时所谓的“郁金香热”，实际上发生在艾哈迈德三世统治的最后十年（18世纪20年代），先是宫廷栽种荷兰的郁金香，后来高官、富商纷纷仿效，栽种郁金香在伊斯坦布尔成为一种时髦。不但花圃里种植郁金香，在镶嵌画和纺织品中也流行郁金香花的图案，诗人以郁金香为题材吟诗，画家以郁金香为题材作画，郁金香仿佛成为皇室的象征。宫廷和上流社会出现一股奢侈、享乐的风气。上流社会常以各种借口举行庆典和节日宴会，观景、赏花、饮宴，一掷千金，达官贵人极尽声色之娱。随着艾哈迈德三世1730年被迫退位，帝国当政者马哈茂德一世尽力整顿，加之对外战争（1736～1739年与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战争、1742～1743年与波斯的战争）消耗国力，这一阶段的奢侈之风渐渐消歇。

到了19世纪，马哈茂德二世除了推行政治经济改革，还大兴土木，修建新宫殿，比如道尔马巴赫彻宫（Dolmabahçe Sarayι）就是他下令修建的（他并未入住就病逝了）。这座法国风格的宫殿很豪华，一些摆设和装潢模仿凡尔赛宫。[4]后来，素丹阿卜杜·阿齐兹访问英国和法国，看到巴黎和伦敦的繁华，深受鼓舞，回国后把他在欧洲看到的礼仪搬到宫廷，也让大臣们实践，他将自己看到的欧式建筑，依样在伊斯坦布尔建造（建造了凯旋门，并建造了一些宫殿）。19世纪的素丹们借着西化改革之机修建的宫殿还有：1856～1857年建造的库楚克苏宫（Küçüksu Kasrι），1865年建造的贝勒贝伊宫（Beylerbey Sarayι），1874年建成的彻拉昂宫（Çιrağan Sarayι），哈米德二世时期修建的耶尔德兹宫（Yιldιz Şale）。

西洋化之风先从宫廷开始，逐渐进入达官贵人和富裕市民的家里，比如欧式的沙发、椅子取代了传统的长凳，房间的装饰采用法国风格。上流社会人家的家里还流行摆放肖像画，为此不惜重金邀请西方享有盛名的画家为家人画肖像。商人、贵族和社会名流从旧城搬出，住进博斯普鲁斯的意大利式别墅。帝国的大城市修建了不少法国风格的公园，向公众开放。除了建筑形态上的西化，西欧的休闲方式也相继传入，比如跳舞、饮酒等。

（二）奥斯曼帝国的庆典和娱乐活动

奥斯曼帝国的节日庆典（或纪念活动）在15世纪之前就有了。有的学者甚至说，奥斯曼帝国的节日庆典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奥尔汉时代（1326～1359），素丹为儿子的婚礼举办大型庆典，是这类活动的开端。此后，或大或小的庆典断断续续存在到20世纪初帝国终结。[5]实际上，规模较大、次数频繁、场面热烈的庆典活动多发生在苏莱曼一世时期（1520～1566）。比如，苏莱曼一世在1524年为庆祝大维齐（宰相）伊卜拉欣帕夏的婚礼举办公开庆祝活动，1530年和1539年为自己几个儿子的割礼举办公开庆贺活动。1582年素丹穆拉德三世为儿子穆罕默德的割礼举行了庆祝活动，并且持续了好几周，场面宏大，许多伊斯坦布尔的工匠也参与其中。庆贺胜利的大典也举行过多次。1596年穆罕默德三世为庆祝他在匈牙利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在穆拉德四世统治时期（1623～1640）重新收复巴格达，为此举行庆祝活动，还在托普卡帕宫新添了两个华丽的亭台（亭台后来就成了举办节庆的地方）。塞利姆三世（1789-1807）对音乐感兴趣，但没有留下关于他举办音乐活动的记录。1856年新皇宫道尔马巴赫彻宫竣工，素丹阿卜杜·麦吉德举办了庆典和娱乐活动。新皇宫还建有一个剧场（后于哈米德二世时期废弃了）。哈米德二世（统治时间1876～1909年）在自己登基的周年举行过纪念活动，也举办过生日庆典，1887年他搬到耶尔德兹宫居住，那座宫殿设有剧场，音乐家和艺人们专门为他演出。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庆典和纪念活动的各种演出中，主要的节目类型有：舞蹈、吹奏、弹唱、杂耍、杂技、木偶戏、皮影戏、滑稽戏等。舞蹈表演中主要是男孩扮女孩，直到19世纪才有女孩子的舞蹈。杂技种类多，如爬高杆、在高空绳索行走、在悬空的绳索上倒立，甚至在悬空的绳索上赶车等。在行业协会举办的游行活动中，农夫牵牛扶犁，面包师举着特制的面包，理发师和蜡烛制作者走在游行队伍中。军人也表演列队，手持枪械，像做行进操。此外还有变戏法、模仿秀、喷火表演等。在帝国时期的消遣和娱乐活动中，体育运动和竞赛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常见的摔跤等，还有独特的竞技方式，例如：名为“陶巴-达博”（Torba Darbι）或“普塔”（Puta）的投箭竞赛[6]，名为“吉里德”（Cirid）的标枪投掷比赛，名为“托马克”（Tomak）的扔球击背的比赛[7]，还有射箭、火枪射击等竞赛。

在19世纪中叶之前，许多表演都是在节日、节庆活动中进行，当然也有例外，如木偶戏表演者可能在咖啡屋的开业仪式上表演。因为这种表演只需一个屏幕或一个帘子，把演员遮蔽起来就可以了。表演皮影戏[8]对场地和道具要求也不高，所以在民间有市场。有时候，木偶戏或皮影戏的演员得到富商的赞助，但这种赞助不过是得到礼物，表演者只是为了娱乐，纯朴而简单，不习惯于卖艺。到1900年之后，娱乐形式日趋丰富多样，皮影表演也就不受青睐了，仅存的表演者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9]从19世纪中叶起，非营利性的、作为正规舞台的剧场出现在伊斯坦布尔，有的就位于宫廷或学校附近。不过，大多数舞台还是有较为固定的演员来演出，这些演员也以此谋生。观众去剧场只是图个高兴，尤其在斋月的晚上，因为白天的活动劳碌，晚上就放松放松。总之，此时新型剧场在娱乐上为观众提供了又一选择，人们不是只有杂耍表演和皮影可以观看。根据现有的资料，在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几十年，欧洲风格的剧场和各种演出在伊斯坦布尔十分受欢迎。

在奥斯曼帝国，庆典和各类表演看似是艺术和文化范畴的东西，其实都反映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政治和仪式总是无法分离，仪式并非是权力的面具，而是权力的另一种类型。在整个社会上，宗教和文化的差异固然存在，权力无处不在。政治与庆典的关系有时是微妙的，比如取得胜利或平定内乱之后，会举行大的庆典；而在庆典之后不久，又会发生叛乱或宫廷政变。例如，1638年的大型庆典[10]，就是在1631年平叛、1634～1635年打败了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军队之后举行的。十余年之后，1651年就发生了叛乱。1720年举行盛大典礼，而十年后的1730年发生了政变，废黜了艾哈迈德三世。庆典有时也象征原有社会道德秩序的崩溃。通过庆典的场景、舞蹈、音乐、烟火，以及军人和臣民争着去吃庆典的饭食，表现素丹的慷慨赏赐。持续几小时或几天的庆典活动，让奥斯曼社会上下的等级秩序得到了暂时的转变。[11]

帝国各个时期，庆典活动的重点在于仪式。例如，王子和公主的婚礼、王子的割礼等仪式之后举行的庆贺活动。帝国改变宫廷礼仪，仿照欧洲宫廷，实行新的礼仪制度。素丹阿卜杜·阿齐兹于1867年访问巴黎和伦敦，对欧洲的社交礼仪以及面向公众的庆祝活动很欣赏，回国后就着手改变奥斯曼帝国宫廷的一些陈规陋习，改变那种封闭、幽暗的环境。他在位时，就在道尔马巴赫彻宫举行官方宴会，外国的使臣、宗教界领袖、各国来访的首脑人物都参加了。哈米德二世时期，公众参与的许多活动变成强制性的。素丹生日庆典，常规性地要鸣放礼炮，在宫廷里举办宴会。不过，由于财政紧张，素丹举办的庆祝活动次数不算多，规模也不大。素丹生日庆典上臣民高呼“素丹万岁”，也有诗人写了颂诗，如1896年的素丹生日颂诗。[12]哈米德二世是帝国最后两个世纪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将官方的庆生转化成展示权力的机会，展示他的慷慨和仁慈，美化他的统治权。从帝国权威的角度看，哈米德二世以庆祝生日这个方便的场合提示他的臣民，帝国何等荣耀，素丹值得尊敬。哈米德二世向臣民展示了自己慈爱和宽厚的形象，向西方世界展示他积极向上的形象。[13]

在大部分时间里，民间故事、民族歌舞是奥斯曼世界最重要的娱乐形式。但是，19世纪伊斯坦布尔各种娱乐式样增加，民间故事和民族歌舞的传承和延续也面临挑战。皮影戏表演很快吸收了民间故事，有些剧本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能够在各地上演，已算是稀罕的传统娱乐。19世纪晚期，城市下层和民间的皮影戏演出、游吟诗人的说唱，都源于流动人口的增加。帝国的巴尔干行省闹独立，使帝国失去了许多省份，大量的流民进入帝国亚洲城市，城市失业人口剧增，生活条件差，安全无保障，流民和难民群体能够欣赏到的娱乐，就是低成本的皮影戏和说书、吟唱。伊斯坦布尔附近地区的农村居民，还有会讲故事的人走城串乡，漂泊多年，如今都挤到帝国首都谋生。他们吟唱着忧伤的民歌，讲述着悲壮的民族往事，这些题材被皮影戏吸收，丰富了他们表演的内容。[14]

晚期帝国，有许多现代的演出。除了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建立现代剧场的城市还有阿达纳和特拉布宗。从表演形式上，有意大利歌剧、法国喜剧、俄国芭蕾舞剧。其实，欧洲风格的现代剧也是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感兴趣的。帝国晚期，在剧场和舞台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亚美尼亚人。有些业余的表演者到富商和高官的别墅里演出，还组织剧团到城乡各地演出。

晚期奥斯曼帝国（1876～1922），帝国的剧场和舞台被政治化、商业化了。剧场表演的题材和内容，反映西方化特色或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甚至抨击官员腐败和素丹专制，于是政府实行审查。从哈米德二世到青年土耳其党时期，一直实行审查制度，动不动就处罚金。为了生存，剧场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政府查封过剧场，理由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1908年后，有一个短暂的自由时期，审查制度一度放松，舞台剧繁荣，剧作家的创作出现一个高潮，演出内容也变得多样化。当然，1913年之后，土耳其执政者也借舞台做政治宣传，如以“拯救帝国”为主题，反映战争（巴尔干战争）的创伤，戏剧首先要反映政治和经济问题，剧本审美价值倒在其次。

（三）大城市的夜间娱乐

从18世纪初期起，上流社会举办晚间聚会。据编年史家拉希德（Rasid）记载，第一次灯会是在1720年4月26日举办的，地点在贝希克塔什（Besiktş）的大维齐的新官邸。素丹艾哈迈德三世带着女眷和随从参加灯会，并在这里逗留了一周时间。白天素丹听音乐，晚上参加灯会。奥斯曼帝国百科全书中记述，素丹这次玩得很高兴，希望举办者来年春天继续举办，灯会从此形成传统。当时的大维齐是达马德·伊卜拉欣帕夏，所以18世纪的作家们通常把灯会与伊卜拉欣帕夏联系起来。一个多世纪后建成的新宫殿被命名为“彻拉昂宫”（Çιrağan Saray），其实土耳其文Çιrağan的含义就是“灯笼”或“蜡烛”。

艾哈迈德三世时期，不仅素丹和大维齐喜欢灯会和夜宴，当时主政的高级官员们大多醉心于这种聚会。除了大维齐达马德·伊卜拉欣帕夏，还有他的副手穆罕默德（Mehmed）、海军部长兼司令卡伊马克·穆斯塔法（Kaymak Mustafa）帕夏。灯会和夜宴大多在博斯普鲁斯两岸的新宅邸的花园里举办，时间一般在入夜时分。

在灯会上，在郁金香花圃布置了成千的蜡烛和灯笼，五颜六色的水的花瓶和多面镜子被安置在各处，创造了一个光影交错的迷人世界。有时，也在此进行烟火表演。装夜莺的笼子被放置在灯笼和郁金香丛中，为这里的环境增添了音乐背景。[15]在灯会上吃喝玩乐的人们，面对夜景、花园的气氛、光怪陆离的灯影、丰富多彩的活动，一定会陶醉其中。来访的外国王公和帝国的高官成群结队赶到灯会现场，比如举办过众多灯会的贝希克塔什大维齐官邸。当时的诗词、歌曲和散文都描绘过这些让达官贵人流连忘返的灯会，尤其描述了“灯光”这个主题，因为“灯光的独特布局表达多层含义。在政治层面上，灯光与赞助人相一致，灯会歌颂君主权力和他的高级代理人”[16]；在社会层面上，灯光代表着亲和力以及愉快的共同体验；在精神层面上，它被视为神赐予应得之人的礼物。[17]在政治层面上，灯光代表着将黑夜变成白天的能力，把权力的信息传递给花园外的中下级官员或平民。

奥斯曼帝国精英人物的聚会，大多数在私家花园、住所、庭院和酒馆里举行。聚会上通常有茶点和美酒，有交谈、游戏，有时候还会有音乐、歌唱和诗朗诵。在精英圈子中，聚会讲排场，礼仪也很复杂。理想的聚会可能是春夜，在围墙隔开的花园里举办，有亲近的朋友参加。参加聚会者在聚会中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东正教仪式和苦行原则，追求肉体享乐。精英聚会不同于外界的聚会，与普通民众的聚会有很大差别。在他们自己眼中，参与者就是局内人，他们的精神境界高于局外人，无知的民众和道德家无法真正理解美和快乐。

奥斯曼帝国晚期，平民也会在家中举办聚会，不过他们的房子通常狭小，主办聚会花销大，尤其照明方面的开支很大，因此平民宁可在外面约见并共同承担花销。由于伊斯兰国家禁止饮酒，人们通常到穆斯林社区之外（例如去博斯普鲁斯沿岸的开阔地区）去饮酒。白天的聚会上，参加者一般抽烟、交谈、拨珠子、吃西瓜、喝咖啡或喝水，入夜后他们开始饮酒，因为不会被别人看见。普通人之间饮酒聚会选择酒吧和酒馆（分散在城里的非穆斯林社区）。不仅仅是非穆斯林，穆斯林海员、士兵和苦修士在夜晚饮酒同样不受限制。条件好的酒馆，有精美的蜡烛、有管乐，参加者喝到尽兴，总有人醉倒。简陋的酒馆，只要有灯光，有聚会的气氛，就能使参加者享受无拘无束的快乐。

有人说，在新的城市休闲文化中精英和普通人都是沉迷者，且都有奢侈浪费的特点。19世纪后期有了电灯，电灯带来的光亮是灯笼和蜡烛无法比拟的。新的灯具是工业化的、统一的、标准的，不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的。新灯具越来越发挥抽象功能，尤其路灯的出现，似乎能够永久驱散黑暗，延长白昼。当然，统治者们试图加强在夜间对街道的控制，防止非法的社会活动在夜间发生。素丹想尽一切办法强化权力，但他的权力再大，能控制他的官员和军队，却无法控制社会的各个角落。奥斯曼社会白天发生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习俗等大小事务，都在素丹的亲信和密探的视野里；夜晚，一切都变得静谧、沉寂、安宁。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们，由于照明条件的改善，夜间的娱乐活动增多，持续时间拉长，素丹根本无法知道、更无法掌控夜晚会发生什么，在宫廷不能控制的地方平民也忙于各种各样的夜间社交活动。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社会地位微不足道，缺少基本的社会公德，会沉溺于公开饮酒和其他被人蔑视的行为。

二 新式学校与帝国官方教育

理论上说，从奥斯曼帝国过渡到后来的世俗国家，伊斯兰教必须从公共领域退回到私人空间（让其处于边缘位置）。新式学校意味着要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从宗教氛围中摆脱出来。在土耳其，教育继承了帝国大部分土地和教育基础设施，这对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所谓现代化进程，是以毫不掩饰的目的论的方式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即西方化、世俗化、现代化的不可阻挡的过程，此过程始于18世纪，19世纪增强，20世纪取得成功。[18]

奥斯曼帝国最早建立西式学校是18世纪末期。1773年建立海军工程学校，1793年建立军事工程学校。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措施中，就包括设立各类学校，开展西式教育。1827年在伊斯坦布尔开办了医学院（为新军训练医师的学校），还附设一个预科。一度停顿的海军工程学校和军事工程学校恢复办学，重新招生。1831年建立军事音乐学校，1834年建立军事专科学校。[19]这些学校主要培养专门人才，为充实各个急需人才的部门。但帝国兴办世俗学校时也受到宗教势力的反对，政府采取变通的方式，在宗教学校开设非宗教课程，如外语、数理、生化等课程，聘请懂西方科技的乌勒玛任教。

“坦齐马特”时期，厉行改革的大维齐拉希德帕夏计划筹办伊斯坦布尔大学，于1846年把帝国境内已有的医学院、农学院、海军学院、兽医学学校进行了合并，但大学并未建成，办学计划多次推迟。不过，这一时期由政府支持创建的小学、中学初见成效，政府成立的教育委员会建议推行义务教育。到1851年时已开办了6所中等学校（后来因缺少经费和不受重视而停办）。私立中学和宗教学校暂未得到政府支持。1857年帝国政府设立教育部。1859年建立林业学校、政治科学学校、文官学校。[20]欧美的传教使团在大叙利亚建立许多学校，其中最有名的是1866年建立的叙利亚新教徒学院（即今天的贝鲁特美国大学）。[21]1869年制定《普通教育法》，旨在建立全帝国范围的课程体系，强调现代课程，如科学、工程学、地理学等。

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无论学校规模还是在校生总数都有较大的增长。[22]1882年还没有中等学校，但1882～1894年帝国境内的中等学校的数量增加较快。1883年罗德岛上有了第一所中等学校，1884年中等学校增加了5所（分别在布尔萨、阿达纳、伊兹密尔等地），1885年增加4所，1886年增加5所，1887年增加1所，1889年增加10所，1890年增加11所，到1894年，全国有中等学校51所。[23]政府也重新组建了文官学校、法律学校、财政专门学校，开放办学。[24]例如，1877年改组和扩建了文官学校，增加了现代科学的课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的帝国或区域性帝国一样，重新估量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消除西方模式和西方观念的影响，模仿西方被当作“进步”的措施继续全力推进，学校体制迅速扩展。学校体制扩展到帝国人口稠密的地方，仿效西方的做法迅速增加。哈米德政府想办法确保奥斯曼学校为满足国内需要而发展，而不是消极地为了西方化而模仿西方。哈米德二世时期，国家利用1869年教育章程第129条，几乎关闭了所有私立学校。[25]1889年，许多还在计划中的或刚建立不久的学校扩大规模，成为寄宿制学校。1890年11月为止，萨洛尼卡、亚尼亚（Yanya）、玛纳斯蒂尔（Manaster）、伊兹密尔、大马士革、贝鲁特、阿勒颇都有了寄宿高中。1892年，来自农村的学生可以上寄宿高中，在埃迪尔内、布尔萨、埃尔祖鲁姆、科尼亚、特拉布宗、安卡拉、锡瓦斯、迪亚巴克尔等城市都有这样的寄宿高中。[26]19世纪80年代的一些计划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变成现实。到1903年，奥斯曼帝国在所有省会建立了高中，实现了中等教育的阶段性目标。

教育是哈米德二世时期重要的一个改革领域，主要表现为教育的独立性增加。以课程改革为例，哈米德二世时期的教育改革政策继续支持普遍的、向所有奥斯曼人开放的教育体制的诉求，其改革内容不同于“坦齐马特”时期世俗课程的计划。如何管理新建的非穆斯林学校和外国学校，统治阶层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派乌勒玛到各个行省去宣讲，或者在非穆斯林学校和外国学校配备了检查员（或巡视员）等，甚至还关停了一部分学校。这表明，哈米德二世时期并非像一些西方书籍描述的那样，把外国教育带来的变化看作威胁，也没有消极对待西方教育，他采取的应对方法是尽量多建立一些传统教育学校，使其达到平衡，或者加强对西式学校的监督。当然，影响奥斯曼帝国世俗教育和传统教育平衡的还有其他因素。例如，随着帝国领土的大片丧失，在剩余领土上穆斯林的人口比例增大；又如，帝国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者或亲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这迫使政府对各社区之间的教育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27]

探究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变化，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教学技术；二是道德教育；三是教育目标及学校管理。

其一，关于教育技术。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使用教学地图。最早使用教学地图是19世纪80年代。[28]因为奥斯曼帝国1877～1878年与俄罗斯打仗遭到失败，哈米德二世认识到，在对青年英才的培养教育中应重视地图的作用。也就是说，以前地图只是提供行军打仗用，此时用于教育，海军地图挂在教室里，让学生懂得地理科学知识，同时了解战争的战略形势。哈米德二世让奥斯曼教育部长穆尼夫帕夏（Münif Paşa）指导地图的绘制。据英国学者本杰明·福特纳研究，当时绘制的地图以36∶1000的比例尺，把多瑙河、埃迪尔内、萨洛尼卡、布尔萨以及地中海和里海地区、黄金角、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海包括在内。这样的设计挂在教室里教育学生，让民众了解帝国面临的军事形势，意识到战线已经迫近首都。这一方式，是有意识让公众了解并支持抗俄战争。从效果看，地图的教诲意图是明显的：第一，地图倾向于向大众公开；第二，地图是容易被缺少制图常识的人识读的，海洋、湖泊、河流等都按照实际的池塘、水流、山脉、山峰的形状标识，甚至涂上实际的颜色，而且，大炮模型、灯塔、铁路、桥梁、军事基地在图上标识得很详细，远超过当时可能提供的任何标准地图；其三，地图上所有的地点都标出名称，目的是让伊斯坦布尔所有居民都能看懂，达到教育大众的目标，像学校里使用地图一样，要给民众普及地图学知识，让越来越多的奥斯曼臣民们熟悉和阅读地图。[29]

到了哈米德二世统治后期（19世纪90年代末），学校使用的地图明显完整了。可能是以当时现成的地图为蓝本，把欧、亚、非都纳入一幅图中，山脉、河流、领土边界、铁路等都标得很细致。考虑到了帝国边界的形状，如官方文件所说，要警惕欧洲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企图。在1906年及以后各年出版发行的袖珍地图册中，已突出了奥斯曼帝国“主权范围”的意识，标出奥斯曼帝国版图包括突尼斯等北非领土，其实突尼斯早在1881年就被法国占领了；标出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但埃及在1882年就被英国占领了；标出东鲁米利亚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其实1885年这块地方就被保加利亚吞并了。

挂在学校墙上的地图，其构图方式起初有些与众不同。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教学地图是将不同大陆单独绘制在一张地图上的（按照奥斯曼帝国传统以陆地划分地区的方式，是出于管理的需要）。帝国疆域跨东欧、西亚、北非三块大陆，在地图上也是分三张图，单看地图很难获得一个完整的大帝国的印象。比如亚洲的地图，对帝国小亚细亚领土的标识是详细的，水域、城市等标识很明确，但对相邻的东欧部分、非洲部分几乎就是空白，没有具体的图标，缺少政治上和地理上的细节。[30]哈米德二世时期的许多地图都是把西欧绘制的地图“翻译”成土耳其文地图。新学校的课程几乎是照搬欧洲的，课程安排强调地理教学，在末尾列出地图和教材。[31]中学里的学生们每周要花费两小时学习地理课程。通过地图，也可以让学生了解帝国内部生活着其他各个民族群体、宗教团体，至少明白在帝国同样存在着一些不同生活方式的群体，种族、信仰、民族特征的差异是明显的。通过地图学习，高中学生可以获知帝国各个行省的地理状况，也获知帝国境外都是哪些国家。对帝国的中央集权机关也有所了解，比如，公路、铁路、电报的扩展。总体来说，地图教学鼓励学生用新的方式思考问题，以全新的方式构想世界，尤其奥斯曼帝国所处的位置。

其二，关于道德教育，在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晚期奥斯曼帝国社会被描述为：由于不同世界观的冲突而撕裂，“传统的”乌勒玛社会曾在历史时期承载着帝国教育主体的功能，但这个社会是停滞、僵化的，这些宗教界人士的知识是过时的，他们的教育方法是荒谬的，他们抵制现代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受到新式学校的挑战。统治者觉到心里没底的是：对新式学校（非穆斯林学校）的课程设置、教科书、教师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他们一点也不清楚。本来，道德教育是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引入西方教育，对奥斯曼帝国来说，始终存在一个“道德”层面如何判断的难题。西式教育不管多么高明，是否合乎奥斯曼和伊斯兰传统，这是至关重要的，相互的冲突不能视而不见。

在哈米德二世时期的教育工程中，并不是简单地让人相信“现代化”理论上是怎样，关键在于“现代化”在实践中如何操作，在帝国境内如何推行。课程中强调“道德”教育，是因为哈米德二世时期要改变“坦齐马特”时期的课程设置的“西化理想”[32]，把它转变为和帝国现实状况相符合。学校的课程改革是在哈米德二世时期的1885年2月推行的，为建设高中而征收教育税不到一年。从那时起直到他的统治结束，哈米德二世在改革学校课程方面是下大力气做的，目标是改善全国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是培养欧洲式的个人主义，而是要培养集体意识或社会意识。“道德”不是简单地区分好品质与坏品质，而是涉及理智与真理。对学生来说，透过事物的现象去探求本质，才是应有的要求；而“公德”是指一个社会普遍接受的品质，进一步说，“道德”教育就是培养年轻一代忠诚于素丹（哈里发），忠实于国家。[33]在国立的中学，品德教育的内容就是培养忠诚和服从，而且，宗教在学生的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其实，奥斯曼帝国的教育并非全是引进外来的教育方式，本土的机构和场所占较大比例，所以出现了新旧学校并存的现象。那些仿照西方模式新建的学校，被看作“世俗的”“欧洲的”教育场所。在许多方面，这些教育场所和机构表示，要与伊斯兰世界尤其奥斯曼帝国传统教育决裂，比如，改变传统的着眼于宗教的教学法，从清真寺、教堂、犹太会堂等教学场所分离出来。以前，伊斯兰道德课程是由乌勒玛来教的，这些乌勒玛占据了各类学校和各省教育机构的管理岗位，带有明显伊斯兰特征的道德教育，占据了新学校课程的主要位置。在新建立的学校，乌勒玛仍被聘用做暂时的导师（乌勒玛的存在不是短期的）。学校公开聘用乌勒玛，尤其为教伊斯兰课程的目的，这种制度化的长期聘用，模糊了新式学校和旧式学校的界限。[34]奥斯曼国家的对策似乎是有意让旧式学校抗衡西方学校。从结果看，哈米德二世时期帝国教育政策接受那些西式教育中成功的方面。[35]哈米德二世时期有选择地借用西方教学技巧，教育政策中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学实践中则表明，奥斯曼和伊斯兰的基础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关于教育目标及学校管理。奥斯曼帝国的教育目标是远大的，要为富国强兵和赶上西方先进国家而培养人才。这就要求，必须仿照西方的教育模式，建立西式学校，同时，要保持伊斯兰和奥斯曼传统，重视道德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忠于素丹，忠于帝国。在实际的教育管理过程中，并非教育机构的规模太大而不易管理，而是要协调新旧教育制度的冲突，正确地贯彻统治阶层的意志。一方面，统治者坚信“坦齐马特”时期深受法国影响的那种教育方案是适当的，政府需加倍努力，尽可能多地建立和建设新学校，尽可能保持1869年的教育章程的原貌。另一方面，尽量减少外国学校的数量，控制外国学校的影响力。结果是，统治者发现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政府不得不彻底检查学校的章程，以及开设的课程，以确保学生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忠诚。这样，就要构建学校体制的统一规划，并保证其在帝国范围内的有效执行。

为了达到这一教育目标，基本的做法就是使学校整齐划一。或者，至少在制度层面产生“整齐划一”的规划，由统治者授权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下达相同的任务。比如，全国所有的学生遵循相同的课程体系，阅读相同的教科书，看相同的日程表，穿同样的服装，生活在外观一致的校舍和教室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管理者的梦想。政府控制学校教育，一个重要的目标是监督教师在课堂上的实际言行。选择教师的标准在1869年教育章程中已有明确规定。教师候选人必须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获得相应的师范学校的文凭，但也不是绝对强制的。章程并未提及道德品质的要求，真实的情况是，哈米德二世时期高质量的师资一直是短缺的，教师薪水一直是个问题。[36]

当然，国家对学校教育的监督不限于对教师的监督，主要关注点在学生身上。政府管理部门采用的办法就是一次次的检查。常用的检查方法，一是任命巡视员，各自负责一定地理区域的学校，监督课程改革项目，评估教学情况；二是在每个高中和伊斯坦布尔的高等教育机构常设检查员职位，增设管理机构，有的地方的检查员相当于副校长。在学校的奖惩制度中，惩戒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在具体学期中的体罚，即限制学生的自由，不准他们离开学校，甚至将其关起来，包括体罚学生；另一种并不是对学生身体上施加暴力，而是在较长的期限内记录学生的违纪次数，给他们打道德分数。[37]

关键在于，哈米德二世时期奥斯曼教育的种种努力可以表述为“保卫帝国的未来”。无论奖惩制度、各类监督和检查，还是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监督，都是要服务于前文提到的目标：学校传授西方科技知识，但要消除欧洲制度的影响；要摆脱落后，但不能丢掉奥斯曼和伊斯兰传统；要走向现代化，但学校的规章、课程、奖惩基本上不偏离伊斯兰原则。对教育竞争，哈米德二世予以还击。要赶上西方，但不能丢失伊斯兰和奥斯曼传统。于是，国家对控制学校教育尤其对学生生活的控制，可以落实在两方面：一是国家对书面语的监督，比如决定课程和教科书[38]；二是纪律约束，包括学生活动中那些不直接被禁止的内容，如学生行为问题，惩戒及体罚问题等。教师是否伤害学生，惩戒是否适当，都在国家的监督范围内。[39]这里涉及“道德教育”和“智力开发”两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各种类型的学校的课程都要检查，大教长的办公室多次举行会议，讨论课程的改革问题。即使不能全部改变，至少高中和伊斯坦布尔的一些专门学校应该推行，最低标准是保持学校教育金字塔结构（少数学校达到道德教育的要求）。但是，过分依赖规章的约束也是有问题的，比如学校纪律毫无疑问使学校生活显得非常机械，起床、洗漱、祈祷、吃饭等日程安排都要遵循国家的章程或规章。

其实，“整齐划一”也是难以完全实现的。比如，学校的选址和位置、校舍建筑的外观、师资的配置、学生的住宿等，在奥斯曼帝国的教育中会出现一种难以分类的混合体。由于所处位置的差异，不同学校得到的政府财政支持有差异，从学校建筑的规模就能看出国立学校和省属学校分属不同档次。据本杰明·福特纳研究，建在埃迪尔内和耶路撒冷的学校更接近宗教场所。在旧都埃迪尔内，城市中心就有教育部建立的高中学校，它与16世纪的塞利姆清真寺仅隔着几个街区。在耶路撒冷城，高中就建在旧城墙内，距离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不远的地方，即这些学校建在城市的宗教和政治中心。行省新建的学校，高中一、二年级分别能容纳300名和200名学生。校舍显然是结合了法国式建筑的风格，在平面和立面上都很对称，是新古典的设计。新的奥斯曼学校与帝国已形成的教育传统有所区别，它们包含了程式化和古典化（西方意义上的）的外观，有的新学校与城市中心有一定距离。[40]而且，学校建筑与奥斯曼各级机构的建筑不是同一类型，学校建筑互相之间有相似性，这些是容易辨认出来的。学校建筑的风格似乎要表达一种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不可否认，国立学校给帝国成千上万的青年引入了新的生活方式。与旧式学校的惩戒方式[41]和不留情面的包着头巾教师相比，新学校的教师的教学方法基于友好或善意，教师以新颖的引导者角色来吸引学生，现代教学意在通过激发学生的兴趣而赢得孩子们的尊敬。新教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不体罚任何学生。孩子们被吸引到学校，等于是从精神上脱离家庭，甚至让教育管理机构的权威们疑惑，这种教育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42]此外，寄宿学校的学生在常年寄宿的过程中，其生活习惯因学校严格的组织和纪律得以改变，并把这些习惯带回家庭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寄宿学校对改变土耳其传统的生活发挥了有力作用。在寄宿学校使用的床、课桌、椅子、凳子、欧式校服，被寄宿学校的青年学子逐步推广到社会上。这些在校生的吃和住也反映出他们必定吸收了西方的教学、训练方法和教学管理。[43]

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开始，已经有人在探究新式学校发展的影响、学校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基本的判断有四。第一，学校是国家的缩影（学校是微型的国家），学校里有许多小朋友，是自己国家的兄弟姐妹，他们爱自己的家，也爱国家。第二，学校里的好朋友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友好相处。第三，教师比父母更值得去爱，因为教师是为国家的未来而工作。爱自己老师的学生长大后会爱国家。第四，山脉、海洋、陆地、平原、房舍、建筑、铁路、果园、湖泊都属于国家，热爱它们也是热爱国家、它们是为国家服务的人们的共同财富。[44]

尤杰·罗根教授的研究以大马士革为例，认为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在于任何特殊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塑造了一个精英群体，这个群体由受过同类学校教育的人组成。从长礼服、西裤、费兹帽等服装，到吃饭、睡觉的习惯，新式学校对不同背景的学生赋予一种明显的社会化责任。学生所学的课程和所掌握的语言混合了阿拉伯的、土耳其的、波斯的、法国的语言和文化。[45]这一时期奥斯曼教育制度明显反映出欧洲的影响。从根本上说，晚期奥斯曼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变化，而这一变化过程中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致力于发展西式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比如军事人才和各个领域的专家，也塑造了一批具有新观念新思想的精英。虽然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教育强调忠诚和服从，但接受西方教育的人还是形成了平等和自由的观念，包括民族主义观念。[46]

哈米德二世时期的教育政策带来的重要改变，在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中就能体现出来，比如，宗教课程的份额变化，国家指定的教育项目的扩大等，从技术层面满足学生的需要，这是国家教育做得比较好的。奥斯曼帝国教育得以扩展，写在纸上的教育计划落实到帝国各个行省的教育实践中，尤其是中等学校的建立，这都是不可忽视的成绩。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帝国保持的力量平衡被改变，不得不与来自西方的、邻国的、不同少数民族群体不停地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西方赢得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但事实是，奥斯曼国家主动采用主流教育模式，借用外来教育制度并使之奥斯曼化。本杰明·福特纳（Benjamin Fortna）[47]认为，这和中国的自强运动性质一样。

在晚期奥斯曼帝国，教育是伴随着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国立学校越来越多，教师数量增加，教师的构成也不限于从乌勒玛中选拔，更多是来自教育机构中受过培训的专门人才。逐渐地，学校的课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课程大致接近。素丹委派的委员会监督新式学校课程设置的重要决策。委员会的负责人由最高职位的宗教领袖——大教长担任，成员从宗教和行政部门中产生。总体来看，晚期奥斯曼帝国的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是混合的、互补的。所谓的“现代”教育，在概念上完全不“世俗”，人员配置、课程、出版物和监督方面也远非“世俗”。相反，共和国初期的“世俗”教育最后在一些关键的方面免除了伊斯兰的课程内容。

三 阅读带来的改变（与福特纳教授对谈）

“阅读带来社会的改变”或“教育改变社会”，是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史专家本杰明·福特纳的观点。他早年的《帝国的教室：晚期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国家与教育》一书探究奥斯曼帝国的国立学校和政府教育。福特纳认为，政府教育的目的性明显，导向性明显，有其优势，但存在缺陷，教育应该是年轻人自己获得知识，以及体验获取知识的快乐的过程，而政府教育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他的《阅读带来的改变：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到早期共和国》[48]一书以新颖的角度，解析青年人阅读能力的普遍提高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福特纳认为，年轻人开始阅读，这一不起眼的变化，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推动。换句话说，教育的普及是奥斯曼帝国晚期重大的改变之一。《阅读带来的改变》采用的材料更宽泛、更多样化，书中强调，“获取知识的范围和手段”起决定作用。除了教材，晚期奥斯曼帝国民间创办报纸、杂志，社会上出现较多的印刷品、私人回忆录，信息渠道增加，文明化程度和范围扩大。这是土耳其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侧面。受教育面扩大，对改造“传统社会”起了重要作用。

2013年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笔者的合作导师是福特纳教授。在阅读他的两部著作后，我有许多感想，也有一些疑问，于是和福特纳教授相约，占用福特纳教授两个上午的时间，围绕他的著作，专门谈晚期奥斯曼帝国和共和国早期的教育和青少年阅读的问题。我认真做了笔记，有些未能听明白的问题我记下了其著作的页码，回头阅读著作，把自己的认识写下来，发邮件请教福特纳教授，彻底弄清楚福特纳教授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记录弃之可惜，但要整理成访谈稿也不容易，只能粗略地以对谈的形式保留下来（下文的对话中，“W”是我，“F”是福特纳教授）。

W：抱歉，要占用您的时间！我阅读了您的两部著作，第一部著作的内容是清楚的，我也读懂了。但《阅读带来的改变：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到早期共和国》一书，还有许多不明白，能否听听您的当面指点？

F：没问题。谢谢你对两本不重要的书读这么认真。

W：先说说我的理解。第一，《阅读带来的改变》和《帝国的教室》一脉相承，都是以特殊的角度，分析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文化的吸纳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帝国的教室》探究传统教育、政府教育，《阅读带来的改变》采用的材料更宽泛，更多样化。第二，年轻人自己学会阅读，通过阅读自主地获取知识和信息，这比课堂上讲什么更重要（对吗？）。重要的是获取知识的范围，除了教材，还有期刊、回忆录、报纸以及其他各类印刷品。阅读的自主性、广泛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三，您的研究发现，从青年人的阅读问题看，不仅能反映教育现象本身，还能反映出奥斯曼帝国后期民间办报纸、杂志，社会上文化繁荣，印刷业发展，信息渠道增加，文明化程度和范围扩大（您说这是土耳其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侧面，是不是呢？）。您的看法是，受教育面扩大对改造“传统社会”起了重要作用。第四，从阅读来看，晚期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共和国早期是贯通的，找不出编年史上的1923年之前的帝国与其后的共和国的“分水岭”（您反复强调多次）。

F：您的理解很对。我的两本书取材范围确实不一样。《帝国的教室》一书聚焦于制度化的公共教育，研究资料主要来源是档案和个人作品，涉及国家支持的教育，但局限于“国家教育”这个范围。《阅读带来的改变》一书聚焦（或着眼于）教育的另一个方面，即阅读。《阅读带来的改变》的资料来源不限于档案材料，或其他政府记录，而是依赖各种不同资源，如教科书、杂志、回忆录等，能反映奥斯曼帝国晚期和共和国早期的阅读实践的资料，比如有孩子的课本、教师写的书、官员写的书、反映教学法的著作等，其实这些资料收集很难，费了很大工夫，花了很多年时间。

奥斯曼帝国晚期教育的传播，是社会变化引起的，反过来又促使社会发生变化。算是土耳其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侧面。这是我要说的。还有“分水岭”是研究历史的人搞出来的，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史是两个不同阶段（不同分段），给人的印象，所有的事件都以1922年帝国终结，或以1923年共和国建立为分界线。但是，土耳其共和国是延续了晚期奥斯曼帝国的青少年阅读习惯，并没有在1922年突然中断，或者在1923年突然开始，分界线不存在。

W：您在书中说，识字面扩大，阅读能力的提高，自然地导致“语言革命”，这怎么理解？

F：是的。由于识字面扩大，阅读水平提高，1928年的“语言革命”是其结果。你想想，使用了多种语言，就必须考虑“怎样的文字才能让更多的人容易接受”，那些造成语言障碍的因素必须改革。我仔细研究后发现，奥斯曼帝国由于识字的人增多、文盲人口下降而带来的变化超出我的预料。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文化环境的整体改变，粗略地看，1880～1930年可以划作一个时间段。不仅是课本、书籍、杂志的增量和内容变化，在市民生活中，海报、广告牌、标语、旗帜等也在发挥文化传播的功用。当然，语言是影响阅读和教育氛围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些人口集中的地方，语言是多样化的。除了土耳其语，许多地方使用阿拉伯语、波斯语、法语，具体情况因当地人口构成的不同而不同。孩子们学习阅读会接触不同语言和字母，家长、教师对孩子的影响较大。根据这一时期自传体的文学作品反映的情况，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叔叔、婶婶给孩子提供了识字的最先经验。也就是说，随着识字人数的普遍增加，读写能力的普遍提高，孩子们通过家庭进入阅读世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必须借助清真寺的识字班或小学。

W：阅读最大的好处是开阔眼界。

F：阅读意味着获知不同时期不同的“事实”，也包括了解过去不同地域发生的事件。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阅读的意图、学习的方式和价值都体现在改变中，有时变化剧烈，有时变化轻微。青少年学会阅读并广泛阅读，无一例外地来自西方经验。学会阅读的过程中，比如，儿童时期的阅读不同程度地受到各自历史文化背景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受西方影响相对少，但青年人的选择范围大一些，受的影响大一些。

阅读什么内容，哪些阶层的人在阅读，这反映的是社会整体的情况。有一点是明显的，年轻人通过阅读进入一个新领域，走进一个新世界。当这些年轻的阅读者成长为社会的支柱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会是一种新形态。我觉得，以“青年人的阅读”为切入点是一种可取的方法，或者说从“学会阅读”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许多需要解决的困惑：宗教与世俗、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民族）、旧的与新的、区域的与世界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阅读有利于突破宗教视域下狭窄的教育范围，有利于群体团结和国家公民的形成，有利于继承旧的吸收新的，有利于超越地域限制，有利于实现多样化，也有利于走向现代化。

W：先说具体的问题，阅读需求刺激了出版业，各种出版物丰富多样，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吧。

F：是的。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开始，新的出版物大量增长，当然，大多数是成人读物，不过，针对孩子们的出版物无论数量还是范围，都比想象的大。奥斯曼帝国第一份儿童杂志创刊于1869年。19世纪80年代儿童杂志数量大增可能和哈米德二世时期学校的扩大有关。1869～1928年，土耳其语的儿童杂志不少于50种（我在书里有详细的数字）。有一段时间出版方面限制多，儿童读物数量减少；1908年青年土耳其革命之后，出版方面的限制撤销，儿童杂志的数量再一次增加。儿童读物主要是适合在校学生阅读的短故事、画报、自传之类的书籍。作者、插图画家、出版者在这个时期似乎不怕麻烦，展示、模仿、发明，甚至虚构阅读方案，广而告之。印刷业、书报业的发展会刺激商业活动，进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私人活动拓展为公共空间，也对文化与政治产生影响。

W：青少年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还是在学校，阅读较为集中的还是在学校吧。

F：当然，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学习阅读和正规阅读都只能在家里和学校。宗教背景和世俗背景是有差别的。对大多数穆斯林人口来说，孩子们学习的场所一般就依附当地的清真寺，讲阿拉伯语的宗教学校讲授伊斯兰的各种学问，一般位于较大的城镇或城市。对那些非穆斯林人口来说，他们有平行的教育机构，有初级的，也有高级的，由基督教会或犹太教会堂组建的教育机构。其实这类宗教学校从18世纪就已增设了军事课程、数学课程，开始了西式教育。到19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各处都有外来的传教使团创办的学校，影响较大，也就是常说的，新式教育越来越多地挑战传统教育。

W：我的理解是，“宗教”氛围下和“世俗”环境中的阅读是有差异的。在清真寺或其他宗教场合，阅读依赖宗教内容，因为宗教故事是深入人心的。相反，在公共场合、图书馆、阅览室就未必采用宗教形式，比如，咖啡屋这样的环境，阅读内容和方式不受限制，宗教和世俗的边界显然模糊了。所以，客观环境也是影响年轻人阅读的因素。

F：确实是。不过，从奥斯曼帝国启动西化改革之后，当时的人总要区分哪些是“新”的，哪些是“旧”的，简单的划分就是，西方引入的是新的，传统的都是旧的。像其他新政权一样，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通过贬低旧政权来抬高自己，并给自己定位。于是，过去是落后的、文化教育偏低的，而共和国是新的、世俗的、文化教育程度高的。其实，帝国和共和国之间在文化教育方面并没有那么截然不同。帝国与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如果把共和国当作世俗主义和提高识字水平的开端，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W：我阅读奥斯曼帝国通史和现代土耳其史，一个明显的感觉是，晚期奥斯曼帝国就代表落后、专制、腐败，现代土耳其从凯末尔时代才获得新生，很快现代化、世俗化了。我总是怀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难道不是一点一滴地积累？依靠领导人的感召或一个高明的政策就突然提高了？

F：青年土耳其革命后文学作品中一个主题是区分“旧的”和“新的”。写给青年读者的作品中，其实显现出“新旧并置”。其实，从哈米德二世时代起，儿童文学充满着现代意义的话题，也展现对“传统”主题的兴趣。事实上，晚期奥斯曼帝国在许多方面采取新形式，阅读材料仅是起点。这一时期，孩子们有较多获取知识的新途径。他们见到玩具、游戏、书、杂志等多种东西，再通过一些新的宣传媒介，很快就获得这些学习工具。阅读本身为对待“新”“旧”的态度提供了一种可能。比如，阅读的课文涉及社区情感，也涉及同过去的联系。

不可否认，凯末尔的语言改革明显贯彻他的目标，新的阅读风格、新的流派、新的读者群、新的主题，有一种与过去决裂的感觉。但阅读从来不可能是要么全新，要么全沉浸于过去，它毋宁说是一种联系过去与现在的途径。事实上，阅读是同步发生的既“新”又“旧”的体验，因为变化并非是单向度的。我在《阅读带来的改变》中有详细的论述。[49]再说，对现代性固有的东西而言，共和国并没有完全抛弃旧故事，早期共和国的儿童出版物继续包括传统的故事，尤其是那些16世纪作品里的故事。共和国时代儿童杂志试图搭建连通新旧故事的桥梁，把西方故事以东方的语言表现出来。

在20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技术发展带来的象征意义，儿童读物作者敏感地抓住这些信息，在儿童读物上做文章。比如，一本读物从标题上一看就是“新的”，具有符号意义，这便可以获得商业利益。儿童出版物增加插图，对展示新内容是有利的。例如，现代工具飞机、火车、悬浮桥、电话等，通过插图让儿童阅览，使儿童接触这些新的发明，这个意义不可低估。

W：按我的理解，土耳其共和国时期的新变化是多方面的。关键是有了“大众阅读”（有吗？不肯定）。或者说，阅读成为更广阔的社会活动，书籍、杂志、报纸带来的广泛的知识传播，使阅读变成一种消费。写作、出版必不可少，也许青年人欣赏和赞美的就是这种新变化。比如，城市里有了阅览室、图书馆、咖啡屋，这些都为阅读提供方便，阅读也推动了这些场馆的发展。

F：共和国时代的记载（材料、书籍）也不能全信。比如，为了向青少年灌输“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优越性或好处”，抨击“过去”就变成一种策略，假想旧式学校多么落后，旧式学校的教师们多么粗暴，把这些当作靶子来批评。有时，把奥斯曼帝国的某些失败或错误变成重要的话题大肆渲染。或者，把发生在20世纪的打败希腊人的事件与历史上土耳其人的困境进行比较，以表现现代土耳其人的伟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民族主义者、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创立的一套思想，成为共和国时代儿童杂志中的土耳其新神话的要素。

W：您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不过，凯末尔的感召力也是存在的。

F：不可否认。比如，凯末尔1927年的演讲中说：“你们是土耳其青年人，你们的第一责任是坚持和保卫土耳其的独立，永远维护土耳其共和国”，“你们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高贵的血液”。这样的伟大人物，容易吸引青年人，他的话能让青年人激动。

话说回来，真正的提高和改善都是日积月累的，基础是在晚期奥斯曼帝国打下的。就从“爱国”这个主题来说，奥斯曼帝国晚期就开始培养了。无论是学校教科书还是普通读物，都要让孩子通过阅读认清“家庭”“祖国”“家园”的概念，学会分清友人与敌人、“奥斯曼帝国”与“西方帝国”。当然，“穆斯林之间都是朋友”，以及穆斯林的宗教义务是什么，都是不能忽视的常识。有了这些基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儿童读物和学生课本灌输“国家的敌人”——如入侵的希腊人、背后的支持者西方国家等，才能起到激发民族感情，鼓舞民族行动的作用，不然的话，民族解放运动就无从谈起。

W：我发现在帝国时期的教科书和儿童读物中，强调师生关系的重要性，把学生尊敬老师和热爱老师当作一项基本义务。您在《阅读带来的改变》中（第93页）有详细的描述：有的读物中说，尊敬和热爱老师要胜过爱父母，因为父母只能给你生命，老师使你成长，给你知识和智慧。同时，也强调学校的作用。一个人只有在学校，才能变得丰富，变得慷慨，变得完美，才能开始理解他的人生，他的世界，他的存在。人本来在世界上是无知的，只有学校才能驱除无知。

F：学习阅读和阅读本身，不仅仅是开发孩子的智力，让孩子掌握知识，重要的是培养孩子们对国家的感情，至少要建立个人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到早期共和国，儿童文学就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途径之一。在这些途径中，有些是微妙的、充满同情心的；有的是粗野的、直接的。作者的意图就是规范孩子们的行为，教导孩子们脱离家庭轨道，投入国家的怀抱。

一个基本常识是：国家以家庭为基础，依赖家庭，如何抛开家庭而投向国家，这是潜在的难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在认可家庭作用的同时削弱家庭的作用。有的儿童文学作者，把家庭和国家描述为双重关系，即两者都需要。家庭教育必不可少，但有远见的父母为了孩子的未来还会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而学校教育只有国家才能提供，家庭是办不到的，实际上这说明了国家的重要性。有的作者表现家庭与学校的鲜明对照，描述家庭在培养孩子们的进步精神方面的薄弱，而学校在培养孩子感情和进步精神方面具有优越性。在学校里，孩子们第一课就是爱国教育课，比如，课文中说，每个人要爱自己的国家，因为被母亲生下来之后，第一口呼吸的是祖国的空气；在成长中，喝的是祖国的水，吃的是祖国的面包；每个人在舒适的家庭里生活，也就是在他的国家舒适地生活。离开国家的人会变得非常忧伤，因为离开家的人会思乡，离开国家同样会思念祖国。（以上内容福特纳所讲较为笼统，笔者再一次查看《阅读带来的改变》第89～90页，翻译了书中的段落，作为补充。）[50]

W：奥斯曼帝国晚期对待青年人的爱国教育问题引人关注。比如，各种学生读物强调理想，强调青年的奉献、努力、服从、纯洁、尊重权威等，塑造模式化的理想青年类型。在年轻读者可阅读到的许多课文中，大致明确表达了帝国的、民族的观念。青年通过阅读获得的进步，主要是这方面的进步。似乎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不重要，即使突出家庭，也要表现家庭正确地鼓励他们的孩子参加爱国教育。通常的情况下，孩子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最为重要，学校和教师是媒介，通过学校和教师的作用，使孩子成长为忠诚于素丹、热爱国家、努力奉献的人才，这才是最重要的。

F：对的。回头看看，学校里学生阅读的书籍和读物是什么，把新旧学校的课程设置和不同课文内容进行比较，就一目了然。“坦齐马特”时期模仿法国教育体制而设置的课程，与哈米德二世时期的教育内容有所不同。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教育，特征是更加奥斯曼化，更加伊斯兰化。所谓传统教育的变动，不是那么突然的变化。从青年土耳其党时期到共和国早期，似乎有回归“坦齐马特”时期的倾向。大多数宗教课程内容被取消，世俗教育的内容占上风。随着教育机构增加，学生入学的选项多了，择校倒成了难题。

W：传统与世俗之间，似乎在不停地反复，时而这个占上风，时而那个占上风。

F：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孩子们放学后要帮助父母做事，如果你没有家务可做，可以去花园里玩，但绝对不允许去街上和邻家的孩子玩。当然，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开放，这种情况也会变化的，孩子们也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出去玩。不过，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所产生的大量初级读本，传达的大多数是伊斯兰信息，似乎帝国“复兴”或“再生”，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传统也跟着复兴或振兴了。许多教科书的作者，尽管来自不同的背景，或来自不同的地区，但他们仿佛自然而然地都强调伊斯兰道德，比如爱整洁、服从、勤奋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伊斯兰教与“国家”的联系再一次加强，即使在土耳其独立战争中，伊斯兰教发挥过决定性的作用，比如，它增进了全国人的团结。尽管在民族运动中宗教控制青年阅读的方面被弱化，但它在其他方面以新形式浮现。这是我这个英国人和你这个中国人不能理解的。

W：您的著作中，对土耳其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杂志做了较多的研究，您提到“儿童文学倾向于产生国际主义的意义”，我起初是弄不明白的。反复阅读您关于这一问题的阐述，总算理解了。作者和出版商要似乎表达：文学是进入文明世界的途径，通过阅读而认识世界各地。或者说，阅读是进入广阔世界的大门，是打开新的地平线的积极行动。不过，从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文学作品又着眼于本土、地方风格，无论建筑、服饰或文化，从帝国到共和国早期，主流倾向就是这样？

F：强调本土性、地方性，并不是现代性的倒退。书籍中大量的插图，表露各种现代发明，各种方便的用具等信息。从帝国到共和国早期，孩子们的读物便显现出一种张力（tension），全球性倾向与地方性之间，世界性倾向与民族性之间的张力；一方面着眼于现代世界的广泛信息，一方面又聚焦于本土，如道德、节日、服饰等。儿童读物的插图，不可能全部来自外国的出版物。插图中出现的服饰、建筑等，似乎是插图作者有意传递本土风格。例如，在战争期间，插图中的国家形象，大多表现巴尔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等。在插图中的地方主义特点也是明显的，比如“礼貌的孩子”，就画一个孩子背着书包，一只手向帝国贵族敬礼，而这个贵族穿着长礼服、带着费兹帽、拄着一根拐杖，身后的清真寺穹顶和宣礼塔清晰可见。[51]

W：这真是有趣的现象。另外，我在读奥斯曼帝国史时发现，实用的目的是教育和培训事业发展的动力。比如，19世纪政府办教育，主要是需要培训一定数量的承担行政事务的文秘或书吏（scribes）。您的著作也提到，19世纪初估计培训2000人担任文秘或书吏。后来随着军事改革和西方化的军事实践，对军需管理的需求增加，也需要士兵识文断字。此外，行省事务扩大，需要税收官等等，帝国官僚机构扩大，需要文职人员更多。到1900年，奥斯曼中央政府的雇员保守估计有3500名。[52]随着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事务扩大，高素质的外事工作者是帝国政府的主要需求，例如，法语学校的兴办，就是培养这类人才。

F：是的。那些伊斯兰学校根本不能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其实，社会上还需要提高读书人的应用写作水平。比如，私人之间需要通信，官方也需要信件往来，军事报告、祝贺信、电报、邀请函等也是需要以现代语言简明扼要地表达。我查资料时，找到一些课本，就介绍写书信的格式，相当于应用文指南。这些指南提供了大量的“新”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展示通信、往来书信的恰当格式，内容涉及官方、民间、军事、宗教等领域，也涉及节日、生日、私人生活。

W：可见我们把教育、阅读、西化等概念简单化了。单就阅读而言，不仅仅是辨认字母和单词，它还包括获得信息、取得进步，也包括修养提升等。正如您书中说的，开始读得不好，不久就能读得很好，并以此为乐趣，同时，通过学习而使行为端正；阅读和正确行为之间的联系是无处不在的，有时强调世俗，有时又强调宗教。

F：学习阅读常常与宗教目的联系在一起。孩子阅读的篇章，反映的是宗教精神。当然也有例外。在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几年，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后来共和国的诞生，阅读题材增加，阅读经验多样化，宗教内容反而减少。共和国建立后，有些方面比晚期帝国的控制还要严格，依然有审查制度。帝国晚期政府对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蔓延是束手无策的，但到了共和国早期，这些都不成问题。

W：这涉及各种读物的题材和主旨问题吧。

F：是的，阅读什么内容，与作家和学者们写什么有直接的关系。读者要获取信息，作者要表达观点。晚期奥斯曼帝国就开始强调学生、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外乎涉及“爱国”“为民族而奉献”“个人的才智”的统一。这种导向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时代。前面说过，把“家庭”的位置降低，让青年直接为本民族做贡献，“民族认同”的任务就变得容易。比如，儿童文学的作者在帝国晚期就关注国家与家庭关系的主题，他们揭示的主题贯穿于帝国和共和国，在某些情况下，作者出版相同内容的课本。当然，为了赶上时代需要会做一些适当的调整，因为读者群毕竟不同了，共和国时期对学校课程也有新要求。新的出版物去迎合不同的读者群体。以妇女、儿童、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职业群体等不同读者为目标的出版物开始出现，而且迅速增加。例如，1923～1928年的新的儿童出版物《新路》中，规劝年轻读者支持共和国新方案、政府的规定，发展新事业，把自己变成国家需要的发明家、机械师、技术人员、公司职员。

W：最后还想和您讨论一个问题，即前文提到的“渐变”。1928年的文字改革影响很大，即所谓的“语言革命”，但真正掌握新土耳其语，并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则是在几年之后。比如，1932年首次阅读用土耳其语翻译的《古兰经》，首次用土耳其语诵经，算是最为震撼的大事之一。当然，由阿拉伯文诵经变为用土耳其文诵经，这个目标是实现了，但您书中也提到，不久有些地方又变回用阿拉伯文诵经。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些清真寺，使用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两种语言诵经。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F：这个问题后来是有争议的，一两句话说不清。直观地看，民族主义兴起后，语言问题也转化成民族问题之一。也许是研究者对所谓的“土耳其转型”概念化了，或者高估了。至少从教育普及、阅读提高的角度看，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到共和国早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尽管许多学者强调帝国与共和国之间的转型，好像也算是传统的断裂，事实上，在教育、文学等层面，延续或继承的成分更多，尤其文学及文化生活，几乎就是一脉相承的。从19世纪早期以来经历“坦齐马特”、哈米德二世统治、青年土耳其党、共和国时期，国立学校的课程随着形势而变化，官方不断修补和调整课程内容；而伴随政治变革，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青少年学习阅读的经验和范围扩大，需求多样化，选择性也增大，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过，阅读带来的改变是明显的。

[1] ﹝英﹞杰森·古德温：《奥斯曼帝国闲史》（Jason Goodwin，Lords of the Horizons：a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罗蕾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100～101页。

[2] Ahmet Refik，Lale Devri （Istanbul：Hilmi Kitaphanesi，1932），from：Avner Wishnitzer，“Into the Dark：Power，Light，and Nocturnal Life in 18th Century Istanbu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6，No.3，2014，pp.513-531.

[3] 1730年9月下旬发生了叛乱，大维齐达马德·伊卜拉欣帕夏被处死，穆罕默德一世（Mahmud Ⅰ，1730-1754）取代艾哈迈德三世（Ahmet Ⅲ）成为新的素丹。据说是当权者的奢侈激起了民众的愤恨，因为当时穷人在遭受暴行和压迫，而大维齐和高官却沉浸于日夜笙歌的聚会和娱乐中。叛乱者见到大维齐及其副手和海军部长的尸体后，摘掉了这些死者的眼睛，并插上蜡烛，说：“如果还要举办宴会，就用这种方式举办。”后人无法判断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4] 道尔马巴赫彻宫全长800英尺，有285个房间，枝形吊灯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重的。

[5] Suraiya Faroqhi，Arzu Öztürkmen，Celebration，Entertainment and Theatre in the Ottoman World，Seagulll Books，Calcutta，India，2014，p.187.

[6] 用木制的箭或带金属头的箭，向一个皮革制的袋子上投，袋子里填充了棉籽和木屑。

[7] 一个拳头大的皮球（实心的，填充了粘毛等物），一头连着一根鞭子（70～80厘米）。比赛时分两队（每队6人），目标是扔这个皮球击中对方一位队员的后背，队员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队友不被击中。

[8] 据考证，土耳其的皮影戏源于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埃及，1517年土耳其人征服埃及之后，皮影戏才被土耳其人仿效。大约16世纪中叶，皮影戏表演进入奥斯曼民间社会。当然，16世纪土耳其民间文学中游吟诗人的诗作是另一种类型。详见Suraiya Faroqhi，Arzu Öztürkmen，Celebration，Entertainment and Theatre in the Ottoman World，Seagulll Books，Calcutta，India，2014，p.295。

[9] Suraiya Faroqhi，Arzu Öztürkmen，Celebration，Entertainment and Theatre in the Ottoman World，Seagulll Books，Calcutta，India，2014，pp.24-25.

[10] 1638年的庆典中，伊斯坦布尔的妇女、儿童、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各行各业组织参加游行，展示工艺。有晚会表演，表演中还有烟火。

[11] Suraiya Faroqhi，Arzu Öztürkmen，Celebration，Entertainment and Theatre in the Ottoman World，p.174.

[12] Suraiya Faroqhi，Arzu Öztürkmen，Celebration，Entertainment and Theatre in the Ottoman World，p.262.

[13] 其实，土耳其人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18世纪的时候土耳其人的形象被欧洲人搬上了他们的舞台，如维也纳歌剧的人物形象中的土耳其人往往是小丑，粗鲁、滑稽，被人嘲笑、耍弄；土耳其统治者却在执着于把娱乐场所当作政治道场，试图以此强化帝国的统治。

[14] Suraiya Faroqhi，Arzu Öztürkmen，Celebration，Entertainment and Theatre in the Ottoman World，p.294.

[15] Vincent Mignot，Histoire de l’Empire Ottoman，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la paix de Belgrade en 1740，Vol.4（Paris：Le Clrec，1773），pp.317-319.

[16] Koslofsky，Evening’s Empire，pp.91-127，from：Avner Wishnitzer，“Into the Dark：Power，Light，and Nocturnal Life in 18th Century Istanbu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6，No.3，2014，p.523.

[17] Avner Wishnitzer，“Into the Dark：Power，Light，and Nocturnal Life in 18th Century Istanbu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46，No.3，2014，p.523.

[18]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

[19] Wayne S.Vucinich，The Ottoman Empire，Its Record and Legacy，Princeton，Van Nostrand，1965，p.34.

[20] Dexter H.Mursaloglu，Turkey：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Hurst & Company，London，p.25.

[21]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by Trevor Mostyn，Albert Gouran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New York，Sydney，1988，p.81.

[22] 科林尼·布莱克说，哈米德二世时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各类学校估计接近10000所。参见Corinne Blake，“Training Arab-Ottoman Bureaucrats：Syrian Graduates of the Mülkiye Mektebi，1890-1920，” Ph.D.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1，p.64。

[23]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24.

[24] M.E.Yapp，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Near East 1792-1923，p.179.

[25]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p.127-128.

[26]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235.

[27]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p.175-176.

[28] 奥斯曼帝国有制图学的传统，在1876年哈米德二世上台时，制图学已经有500年历史。国家资助的地图绘制是为军事、航海、管理和公共事业、建筑等目的服务。晚期奥斯曼帝国把制图学用于教学是新颖的事。不过，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资助，这一点和传统一样，由海军官员绘制出的地图运用于国立学校，但制图的方式和内容受了西欧影响。

[29]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167.

[30]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p.179-180.

[31] 这种课程接近于以西方分析方式为基础的地理学，关于奥斯曼领土的课程也是以大陆顺序安排，先讲欧洲，其次是亚洲和非洲。

[32] 1869年的教育章程规定，高中不再设立道德和宗教方面的课程。当时教育部门的做法是，调整学校的课程而不涉及道德教育议程。规定了语言课应该怎么上，比如，阿拉伯行省的学校主要语言是阿拉伯语而不是土耳其语，也就是用阿拉伯语代替土耳其语；有的学校法语课完全取消，有的学校则可以选择多种语言教学。

[33]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p.206-207.

[34]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p.134-137.

[35]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长期以来仿效法国。无论在建筑领域、社会领域、政治思想方面，或是社会时尚方面，奥斯曼帝国都崇尚法兰西的风格。按照土耳其人的理解，“与法国比较，我们的位置可能相当于未接受教育的孩子站在一位有才华的学者身旁”。教育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方案应以法国教育制度为模板。

[36]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236.

[37]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p.238-241.

[38] 从教科书就能看到哈米德二世时期的教育政策，简单地说，学校使用的教材表明国家对教育非常担忧，甚至有些多疑症。当局花费很大力气把那些非权威的教材从学生手中拿走，以保证学生阅读的都是健康的内容。教育委员会专门检查并控制学校的教科书。不过，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还是纯朴的：学生为什么要尊敬老师呢？教师有和父母一样大的力量，父母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和成长的理由，我们的老师使我们摆脱无知，教导我们成长，传授我们科学知识。

[39]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p.151-152.

[40]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p.136，140.

[41] 体罚仅仅是传统社区教育的一个方面，学生多、教室拥挤、灯光暗、还不透气，就是学校的整体环境让人讨厌或害怕，而不仅在于体罚。伊斯兰学校（kuttab）容易让人想到昏暗的教室和严厉的教师，事实上，伊斯兰学校大多位于清真寺内或者清真寺附近，学生受教育的氛围并没有那么差。当然，有的旧式学校和新式学校离得不远，两种学校并存。详见Benjamin Fortna，Learning to Read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Early Turkey Republic，Palgrave Macmillan，London，2011，p.54。

[42] Benjamin Fortna，Learning to Read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Early Turkey Republic，pp.55-56.

[43] Benjamin Fortna，Imperial Classroom：Islam，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p.145-147.

[44] Benjamin Fortna，Learning to Read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Early Turkey Republic，p.57.

[45] Eugene Rogan，“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an Ottoman Education，” Erlangen，28 July-2 August，2000，p.5.

[46] Bill Williamson，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 in Egypt and Turkey：A Stud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Macmillan Press，1987，p.52.

[47] 本杰明·福特纳（Benjamin Fortna），长期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任教，2015年被聘为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的教育。

[48] Benjamin Fortna，Learning to Read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Early Turkey Republic，2011.说明：原书名直译《晚期奥斯曼帝国和早期共和国时期学习阅读》，而根据全书的内容，译为《阅读带来的改变：从晚期奥斯曼帝国到早期共和国》更恰当。

[49] Benjamin Fortna，Learning to Read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Early Turkey Republic，p.104.

[50] Benjamin Fortna，Learning to Read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Early Turkey Republic，pp.89-90.

[51] Benjamin Fortna，Learning to Read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Early Turkey Republic，pp.114-115.

[52] Benjamin Fortna，Learning to Read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Early Turkey Republic，pp.79-80.

论题六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的“遗留问题”

奥斯曼帝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随着战争结束而瓦解了。

1918年夏秋季节，世界大战的结局已定，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一方的失败不可挽回。在西亚战场上，协约国的军队取得重大胜利：基尔库克、摩苏尔被英国军队占领，达达尼尔海峡被协约国军队（主要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军队）封锁；纳布卢斯、海法、阿克等城市被协约国占领。到了10月1日，奥斯曼帝国守军撤出大马士革。不久，阿勒颇和霍姆斯的守军向协约国投降。贝鲁特和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也在10月上旬和中旬被法国军队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南部战线已全面溃败。欧洲主战场上，德国已无力抵抗，同盟各国也放弃抵抗。奥斯曼帝国的素丹穆罕默德五世于1918年6月28日病逝，穆罕默德六世继承大位，君主立宪制的奥斯曼政府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失败，以塔拉特帕夏为首的内阁理应承担战争责任，他们被迫于10月13日公开辞职。从1914年1月就担任陆军部长的恩维尔帕夏也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离开了首都。1918年10月30日，在摩德洛斯港外的英国军舰上，奥斯曼帝国海军大臣劳夫帕夏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

《摩德洛斯停战协定》中的条款包括：土耳其在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汉志、阿西尔、也门的行政当局被废止。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结束对阿拉伯人的统治。其实英国军队已占领肥沃新月地带主要地区，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还有叙利亚的主要地区。费萨尔的军队控制着大马士革及叙利亚腹地的一些据点，法国控制着叙利亚西部。根据停战协定，奥斯曼帝国由协约国占领。协约国军队开进伊斯坦布尔，成立一个由英、法、意三国成员组成的最高委员会，负责对伊斯坦布尔的临时管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则由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共同控制。1920年8月签订的《色佛尔条约》（Sevres Treaty），正式确认了英法等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占领：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被划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包括黎巴嫩）被划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东色雷斯和亚洲本土伊兹密尔及周围地区被割让给希腊。

但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赶走了安纳托利亚的协约国占领军，从而赢得了民族独立。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宣布，素丹制自四年前英军占领伊斯坦布尔之日起即不复存在。同时宣布，哈里发仍从奥斯曼家族中选出，但新任哈里发只是精神领袖，不具有任何世俗权力。11月7日，奥斯曼最后一任素丹穆罕默德六世乘车从王宫逃走，长达几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制从此成为历史。不过，帝国的“遗留问题”（海峡主权、领土归属与边界、库尔德问题、债务问题等），几十年后才逐步得到解决。

本章论及海峡主权、邻土归属与边界、库尔德三个遗留问题。

一 海峡主权问题

根据《摩德洛斯停战协定》，土耳其海峡[1]完全开放，协约国军舰可自由出入于马尔马拉海和黑海，海峡沿岸炮台拆除，海峡归协约国联合管辖；奥斯曼帝国的战舰一律交出；解除奥斯曼军队的武装（除一小部分警察部队之外其余都被解散）。11月13日，协约国军队60艘战舰组成的胜利者之师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驶向伊斯坦布尔，公开占领了奥斯曼帝国首都和整个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此后，协约国军队陆续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城市、港口和战略要地，控制了所有的铁路和电报线路，并宣布有权介入并保护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2]同时，协约国的战俘被释放，德国、奥匈帝国军队被勒令在两个月内离开奥斯曼帝国。

协约国军队负责伊斯坦布尔的军事管制，舰队司令卡尔索普（Calthorpe）被任命为最高行政长官，英、法、意三国组成的最高委员会负责伊斯坦布尔的临时控制和管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岸由英国军队和法国军队控制（海峡欧洲一侧由法国控制）。[3]从此时起直到1923年7月，土耳其海峡属于“国际共管”。根据《洛桑条约》，土耳其共和国仅得到名义上对海峡的主权，但直到1936年《蒙特勒条约》签署，土耳其政府才得到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土耳其海峡问题作为奥斯曼帝国的“遗留问题”，对土耳其新政权来说是负资产，影响着共和国初期的外交活动。

（一）历史上的海峡问题

在晚期奥斯曼帝国史上，土耳其海峡是欧洲大国争夺的目标，所谓的近东危机或东方问题，都绕不过土耳其海峡的控制权。不过，主要的争夺者是俄国和英国。根据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尔扎条约》和1792年签订的《雅西和约》，奥斯曼政府允许俄国商船出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黑海向俄国开放。俄国吞并黑海沿岸的奥斯曼帝国领土，并取得出入土耳其海峡的权利，引起英国的警惕，英国的判断是：俄国的扩张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关系到英国在近东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此后，英国开始干预俄国的扩张，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1809年英国和奥斯曼政府签订《达达尼尔条约》，其中一条是：任何国家的战舰不能进入君士坦丁堡水域；各国应遵循奥斯曼帝国古代惯例；英国率先承诺不违反。1833年，俄国和奥斯曼政府秘密签订《云加尔码头条约》，条约中关键的一条是：奥斯曼帝国承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只对俄国舰队开放，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舰以任何理由进入海峡。英国和法国对俄国的行动表示不满。1841年，英国与俄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奥斯曼帝国签订《伦敦海峡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奥斯曼帝国在和平时期外国战舰一律不准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几乎是重申了《达达尼尔条约》中关于海峡的规定。《伦敦海峡条约》事实上抵消了《云加尔码头条约》带给俄国的优势条件。

俄国于1877年发动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并在1878年迫使战败的奥斯曼帝国签订《圣斯蒂法诺条约》。虽然条约主要涉及巴尔干公国的地位问题，但也规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对往来的俄国商船开放。这遭到英国、德国、奥地利等国反对，俄国被迫让步。在《柏林条约》中，关于土耳其海峡的规定回到《伦敦海峡条约》的原则。俄国控制黑海海峡的图谋再次受挫。

显然，在整个19世纪，英国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并没有让步。可是，1907年英国和俄国签订了《英俄协定》，两个长期敌对的大国讲和了。按理说，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英国会满足俄国的要求，其实不然，俄国在谈判过程中试探英国对于海峡向俄国开放的态度，英国外交官同意将修改海峡规则的讨论延迟到更合适的时候。而英国更关注波斯问题、阿富汗问题和西藏问题，并且和俄国达成协议。1908年土耳其革命后，英国外交官认为应支持奥斯曼帝国新政府，英国要回到传统外交立场上，便索性不再提修改海峡规则的议题。英俄之间虽有协定，但还是相互猜忌、防范，对土耳其海峡规则的修改遥遥无期。1911年意土战争爆发，俄国向奥斯曼政府提出，为俄国军舰开放海峡，奥斯曼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英法等国也反对。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10月～1913年5月）期间，巴尔干同盟的军队节节胜利，奥斯曼帝国差点保不住伊斯坦布尔。俄国一反常态，提出“不准任何国家占领土耳其海峡”，充当起此前英国扮演的角色。

奥斯曼帝国与德国有军事同盟条约，在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努力促使奥斯曼帝国尽快参与战事。1914年8～9月，德国士兵、水手、官员和技术人员陆续到达伊斯坦布尔。同时，军用物资、弹药和大炮装备也经由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运送至君士坦丁堡。9月份，君士坦丁堡附近到处都是德国人。9月26日，土耳其的一艘驱逐舰在达达尼尔海峡外被英国舰队拦截，被迫返航。担任达达尼尔海峡军队指挥官的德国上校韦伯（Weber）下令关闭了海峡。[4]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通道被封锁，切断了英法两国与俄国的联系，引起英法两国和俄国的极大不满。俄国不能通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和海峡，等于是从此被“孤立”，难以与协约国联手，更不用说实现控制土耳其海峡的企图。

对于关闭达达尼尔海峡，海军大臣恩维尔起初并未支持，但恩维尔还是按照德国军官的意图，在达达尼尔海峡水域布了水雷，做好全力防守的准备。[5]对协约国来说，即使土耳其保持中立，关闭达达尼尔海峡仍会带来极大的不利，因此想尽一切办法重新打开海峡。[6]

英国决定远征达达尼尔海峡。1915年2月19日，英国舰队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准备从海峡进入伊斯坦布尔，从而引发了近东战场激烈的一次战役——加利波利战役。英国和法国军队在加利波利半岛准备登陆，结果遇到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伤亡惨重。1916年1月8～9日，英军的彻底撤离，宣告这次远征彻底失败。英国政府决定暂时放弃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在1915年3～4月，英国和法国、俄国之间为解决海峡问题又多次协商，多份备忘录作为外交文件，统称《君士坦丁堡-波斯协定》或《海峡协定》。这些文件显示，英国和俄国之间在波斯中立区问题上分歧严重，英国对海峡的承诺，似乎要换取俄国放弃波斯中立区。后世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对这个协定的内容和性质有争议。[7]

（二）作为帝国“遗留问题”的海峡主权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失败，协约国（特别是英国）不得不应对近东的新危机。协约国占领伊斯坦布尔，控制海峡之后，围绕海峡问题的斗争仍未平息。首要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命运，以及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能否签订一项和平条约。1919～1920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外交大臣寇松就君士坦丁堡的处置花费了不少心思，一度设想，使君士坦丁堡脱离奥斯曼帝国，置于美国政府的管理之下。[8]后来形势的变化让劳合·乔治放弃了最初的打算。毕竟，对英国来说君士坦丁堡问题的关键是海峡由谁控制的问题，英国长期以来为了保持这条水道的畅通和近东战略而不懈努力，岂能轻易让步。[9]此外，1915～1916年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争失败，在英国人看来，已为保卫这条水道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劳合·乔治政府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坚持也是顺乎民意的。

1920年8月10日，奥斯曼政府与协约国在巴黎近郊的色佛尔签订《色佛尔条约》。条约中关于海峡的规定，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句话：“海峡地区由国际共管，各国军舰和商船均可自由通航。”关于海峡的具体规定：（1）包括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内的土耳其海峡开放，今后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任何国家的商船、军舰、商用或军用飞机（不管挂哪国的旗帜）都可以自由航行。除非有国际联盟理事会的决定，否则，这些水域不应被封锁，不得行使任何交战权，也不得在海峡内对船舰采取敌对行为。[10]（2）土耳其政府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海峡上的航行自由。为此成立一个“海峡委员会”（简称“委员会”），对海峡水域分别以土耳其政府和希腊政府名义并按照条约规定实行管制。[11]（3）海峡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将扩大到从达达尼尔海峡地中海口至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口之间的所有水域，包括这两个海口三英里内的水域，包括岸上的事务。[12]

单从海峡问题来看，似乎并不严重。然而，《色佛尔条约》确认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占领，这等于剥夺了奥斯曼帝国的主权，使其彻底丧失独立，帝国的行省和属地被肢解，政府被置于协约国占领军的监管之下。比如，伊拉克、巴勒斯坦和从中划出的外约旦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划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奥斯曼帝国承认汉志地区和亚美尼亚独立，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成立“独立国”，实际上由英国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属地东色雷斯和亚洲本土伊兹密尔及周围地区割让给希腊；摩苏尔产油区割让给英国；土耳其的财政经济和关税必须接受英法意建立的财政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并恢复领事裁判权。

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首都、海峡及阿拉伯行省的占领，激起土耳其民族的抵抗运动。反对协约国占领的精英人物聚集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在凯末尔帕夏领导下开展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和军事斗争。1919年7月23日，埃尔祖鲁姆召开国民大会，草拟了《国民盟约》，宣告土耳其民族将获得独立，不受外国托管或保护；放弃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仅保留土耳其人统治的地方。[13]1920年4月23日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组成临时政府。1921年1月10日，新组建的1万余名国民军打退了6万希腊军队的进攻，取得了民族战争的第一次胜利。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土耳其国民军于9月9日收复伊兹密尔，把希腊军队赶出安纳托利亚。

接着，土耳其国民军向伊斯坦布尔挺进，目标是驱赶驻守海峡“国际共管区”的协约国军队。英国驻军负责人决心以武力阻止土耳其国民军，为此照会法国和意大利，但法国和意大利表面上答应，私下里把军队撤出海峡。英国方面只得同意与土耳其安卡拉政府谈判。1922年10月3日，英国、土耳其、希腊、法国、意大利的军事代表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穆达尼亚镇（Mudanya）举行会谈，10月10日签署停战协定。根据停战协定，希腊军队在30天内撤离东色雷斯，退至马里察河一带，承认土耳其政府对伊斯坦布尔和海峡地区拥有主权，同时，土耳其政府承诺海峡沿岸为“中立区”，等待签署一项最终的和平条约。[14]

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宣布废除素丹制。11月7日，奥斯曼帝国末代素丹穆罕默德六世离开王宫，奥斯曼帝制终结。以希腊军队为主力的占领军溃败，迫使欧洲大国重新考虑修改《色佛尔条约》。1921～1922年，欧洲格局变动，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与土耳其临时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在对待土耳其临时政府的问题上，英法两国有尖锐的矛盾。奥斯曼政府欠法国债务多，法国在奥斯曼帝国投资多，战争使法国投资建造的铁路等设施受到破坏，法资企业难以为继，法国损失惨重。当土耳其国民军打败希腊军队后，法国外交官背着英国与安卡拉政府谈判。法国承认安卡拉临时政府为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府，并从安纳托利亚撤军。意大利对英国不满，主要是由于英国曾答应将西里西亚至伊兹密尔一带划分给意大利，后来却支持希腊军队占领伊兹密尔。意大利秘密与安卡拉政府达成谅解，承认伊兹密尔的管理权属于安卡拉政府，并同意从安纳托利亚撤兵。

1922年11月21日在瑞士洛桑召开和平会议，英国、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日本、希腊、土耳其和美国的代表参加，商讨重新签订对土耳其的和约。洛桑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包括摩苏尔归属、外国在土耳其的特权及外债、土耳其海峡问题。苏俄代表的主张：恢复土耳其在海峡地区的全部主权；商船有充分的航行自由，但不论平时和战时都不允许军舰通过海峡。土耳其代表接受苏俄的建议。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强烈反对苏俄的方案。寇松主张：土耳其海峡非军事化；无论平时或是战时，任何国家的军舰可以自由通过海峡；海峡区域解除武装，建立海峡国际委员会加以监督。苏俄旨在保持海峡封闭。英国的主要利益在于能够确保英国军舰通过海峡的通行自由，以及将有争议的摩苏尔省划归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法国和意大利代表同意英国的方案。土耳其一方准备允许非黑海国家的海军有限进入黑海，以保持与俄罗斯的平衡。土耳其外交部部长伊斯麦特·伊诺努尽可能不和寇松冲突，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非黑海国家的军舰有限进入海域，海峡两岸非军事化，由国际海峡委员会监督。[15]这样满足了英国的要求。对新生的土耳其政权来说，在海峡问题上暂时让步也是必要的，“国际共管”对土耳其也是有利的。

1923年7月24日，土耳其代表和参会国签署和平条约（《洛桑条约》）。条款中规定：缔约各方同意承认并宣布在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航行的自由，无论海上还是空中，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土耳其海峡均保持开放，具体可依据关于海峡主权的单独公约。缔约各方同意，《海峡公约》和《洛桑条约》具有同样的效力。[16]《海峡公约》具体内容包括：承认海峡地区的全部主权归土耳其；如果土耳其保持中立，无论平时或战时，任何商船和战船都有通过海峡的自由；如果土耳其是参战国，中立国商船有航行的自由，交战国军舰是否可以通过海峡由土耳其政府决定；海峡两岸15公里内为非军事区。海峡公约标志着英法占领海峡时期结束，国际共管对土耳其是有利的。此后土耳其政府要争取的是打破海峡“国际共管”，让各国承认土耳其拥有对海峡的主权。

（三）海峡问题的解决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建立。海峡主权问题成为遗留问题，久拖未决。此后，土耳其政府为了彻底解决海峡问题做过几番努力，但未达到目标。30年代国际形势变化较快。意大利加强东地中海的兵力，在土耳其附近的罗得岛上建立军事基地，威胁土耳其小亚细亚地区的安全。1935年秋天，意大利扩军备战，出兵侵犯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近东地区的局势紧张。1936年3月，德国军队进入莱茵河不设防区，国际形势紧张。土耳其政府高度警惕《洛桑条约》中“各国军舰均可自由出入黑海”的规定，因为这威胁到土耳其的安全。所以，土耳其政府迫切希望修改《洛桑条约》。

此时英国政治家意识到，海峡区非军事化降低了土耳其抵御意大利的能力，因此有必要允许土耳其人将海峡重新军事化。早在1932年土耳其人提出海峡区域重新军事化的问题，并未得到英国的同意。如今土耳其人可能会单方面行动，而不是求助于国际协议，这样一来英国会陷于被动，还不如和土耳其签订协定。[17]1936年4月10日土耳其政府向1923年参加洛桑会议的各国提出要求修改《洛桑条约》的正式建议，苏联、英国表示支持。

1936年6月22日，《洛桑条约》的签署国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国际会议。九个国家（英国、苏联、法国、土耳其、希腊、日本、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代表共同讨论土耳其海峡重新设防的问题。土耳其海峡需要重新设防，在这一点上九国代表没有异议。主要的争议是：黑海沿岸国家和非黑海沿岸国家军舰通过海峡的权利的区分。苏联代表的意见是，黑海沿岸国家应享有与非黑海沿岸国家不同的特殊待遇，非黑海沿岸国家的船舰应受限制。蒙特勒会议期间苏联代表有所妥协，提出了限制海峡通行的军舰吨位的建议，不过，同意非黑海国家的军舰在和平时期可以自由通过海峡。[18]英国代表主张，黑海沿岸国家和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军舰通过海峡应受相同的限制，各国应承认黑海为国际公海，从土耳其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限制外国军舰的吨位，也是合理的。苏联和英国的代表之间激烈争论，但德国正加紧在欧洲腹地的侵略活动，各国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于是基本上接受了苏联代表的建议。7月20日，九国签订了一项新的“关于海峡制度的公约”（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也称《蒙特勒公约》。

《蒙特勒公约》关于海峡通行做了详细的规定，第2～7条款对商船经过海峡做了规定，第8～22条款对军舰通过海峡做了详细的限制，并对限制的理由做了说明，第23条款对飞机飞越海峡上空做了专门规定。公约的各项规定中的关键内容包括如下六项：（1）和平时期所有商船都可以在土耳其海峡上自由航行（不分白天或夜晚，无论悬挂哪国国旗，无论装载何种货物），不需履行通行手续（货物税费另行规定）。[19]（2）在战争时期，如果土耳其是中立国，则任何商船无论悬挂哪国国旗装载何种货物均可以从海峡自由通过；如果土耳其是交战国，不是和土耳其交战的国家的商船（只要所装载物资不是去帮助敌对国家），可以自由通过，和土耳其交战的国家的商船，是否可以通过由土耳其政府决定。[20]（3）和平时期原则上允许任何国家（黑海沿岸国家和非黑海沿岸国家）的轻型军舰、小型战舰和辅助舰通过海峡，不征收任何税费，但应通过外交途径预先告知土耳其政府：黑海沿岸国家应提前8天告知，非黑海沿岸国家应提前15天告知。[21]（4）和平时期非黑海沿岸国家从海峡中通过的轻型军舰、小型战舰和辅助舰的总排水量不得超过15000吨位；同时进入黑海的非黑海沿岸国家的全部军事船舰的总吨位不得超过30000吨位，数量不得超过9艘，停留期限不得超过3个星期。黑海沿岸国家除了能从海峡通过轻型、小型战舰和辅助舰，还可以通过排水量15000吨位以上的主力舰（但对通行的方式有规定）。[22]（5）战争时期，若土耳其为中立国，非交战国的战舰原则上可以通过海峡，但要遵守严格的关于军舰类型（轻型、小型、辅助）和吨位的限制，交战国的战舰不能通过海峡；若土耳其是参战国或者受战争威胁，土耳其政府有权决定是否开放海峡。[23]（6）允许跨地中海和黑海的民用飞机进入土耳其领空，但航线由土耳其政府划定。[24]此外，土耳其政府根据公约获得对海峡重新军事化的权利，海峡管理委员会从此撤销。

《蒙特勒公约》的有效期为20年，但土耳其政府在公约期满前没有提出废除公约，这个条约成了关于土耳其海峡的最后一个国际公约。土耳其政府收回海峡主权，解决了奥斯曼帝国“遗留问题”中最为棘手的一个。土耳其政府控制了土耳其海峡，才谈得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完整。

二 领土归属和边界问题

（一）土耳其与希腊的边界争端

奥斯曼帝国晚期，希腊人于1821年掀起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起义，在欧洲大国的帮助下，希腊在独立战争中取得胜利。1830年2月3日，英、法、俄签订《伦敦议定书》；4月，奥斯曼政府接受议定书，认可希腊完全独立，根据《伦敦议定书》，希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在政治、行政管理、贸易等方面享有完全独立的权利。[25]希腊独立后局势不稳，1831年1月土耳其军队撤出北希腊，10月9日总统卡波迪斯特里被杀。1832年5月英、法、俄三国与巴伐利亚签订《君士坦丁堡协定》，选择巴伐利亚的奥托亲王接受希腊王位。奥托1832年成为希腊统治者，称奥托一世（1832～1862年在位）。希腊王国的首都起初不在雅典，而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卢普林港。1833年2月6日，奥托一世从巴伐利亚来到希腊，现代希腊的历史正式掀开。然而遗留的问题是，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未能严格划分。

根据《埃迪尔纳条约》《伦敦议定书》《君士坦丁堡协定》等外交文件共同确立了希腊在列强保护下的独立国家地位。根据1829～1832年的几个条约（或协定）划定了希腊边界，建立希腊政府。[26]希腊王国边界的范围是：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岛和中部希腊构成疆域主体，连同邻近的岛屿，如基克拉泽斯群岛、萨洛尼卡岛。而在希腊独立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克里特岛、萨摩斯岛、希俄斯岛和佐泽卡尼索斯岛等，仍然归奥斯曼帝国管辖。

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1822年8月的维罗纳（Verona）会议上明确了将要建立的这个国家的范围：希腊疆域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埃维亚岛（Evvia）、维奥蒂亚（Boeotia）、阿卡纳尼亚、埃托利亚（Aetolia）、色萨利和伊庇鲁斯的大部分，以及克里特岛、爱琴海诸岛，但边界仍是模糊的。[27]奥托国王即位时，国土面积大致仅有今天希腊的1/3，希腊国民只是说希腊语的基督教徒中的一小部分。而且，1828年时希腊本土的人口仅有60万人，直到1838年之后人口才开始增加，1853年增长到100多万人（1042527人）。[28]到1833年时，希腊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的人住在中希腊，22%的人居住在爱琴海诸岛。

1912年巴尔干战争结束后，根据新的条约，克里特岛划给希腊，而爱琴海上有几个岛屿被希腊人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希腊军队于1919年5月在协约国舰队的帮助下占领了伊兹密尔，后被凯末尔的军队赶出来。

《色佛尔条约》中关于土耳其与希腊边界的规定：从黑海岸靠近比尤科河谷（Biyuk Dere）谷口，即珀迪马（Podima）西北约7公里处，向西南至伊斯塔兰贾河谷（Istranja Dere）盆地西北最边缘（在伊斯塔兰贾西北约8公里），穿过卡皮利亚山（Kapilja Dagh）和乌赫布纳尔山丘（Uchbunar Tepe）一线；然后向南再向东南，到锡内克利（Sinekli）火车站以西1公里处的乔尔卢（Chorlu）到查特里亚（Chatalja）的铁路上，折至伊斯塔兰贾溪谷的盆地最西端的边缘线；从那里向东南至费内尔（Fener）和库法利（Kurfali）之间，即从流入东北的比尤克-切克梅耶盖尔（Biyuk Chekmeje Geul）的那些河流的分水岭处，经过锡内克利南端，再往东南到卡利克拉提亚（Kalikratia）西南约1公里处的马尔马拉海边，大致这一条分界线。[29]

1923年《洛桑条约》关于土耳其和希腊边界的规定：从阿尔达河（Arda）和马里尔扎河（Marilza）的交汇处，马里察河（Maritza）一线，然后沿着阿尔达河至上游，直至乔莱克柯伊（Tchorek-Keuy）村附近，然后向东南方向至一公里处的马里扎。波斯纳柯伊（Bosna-Keuy）村庄划在土耳其境内。乔莱克柯伊应划给希腊还是土耳其，根据第5条规定由边界委员会认定，希腊人占多数就划给希腊，土耳其人占多数就划给土耳其。1922年10月11日之后迁入这个村的人口不在考虑之列。从这里再到爱琴海，即马里察河一线。[30]1923年希腊和土耳其根据《洛桑条约》交换人口之后，大体上确定了希腊国民的基数。[31]

为了保证维持和平，希腊政府承诺在米蒂利尼、希俄斯、萨摩斯岛和尼卡里亚群岛遵守以下限制：在上述岛屿内不建立海军基地和防御工事；希腊军用飞机将被禁止飞越安纳托利亚海岸的领土上空。土耳其政府将禁止其军用飞机飞越上述岛屿；对这些岛屿上的希腊军队数量和接受训练都有具体规定。[32]伊布罗斯群岛和泰内多斯群岛仍然属于土耳其，这些岛应由专门的行政组织管理，保障当地非穆斯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已经或可能缔结的有关希腊和土耳其人口交换的协议，不适用于伊布罗斯群岛和泰内多斯群岛的居民。[33]

（二）土耳其与伊拉克边界

摩苏尔地区的归属问题影响了土耳其东南部边界的划定。

奥斯曼帝国的摩苏尔省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东北的山区，其核心城市有摩苏尔、基尔库克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英国军队占领基尔库克，停战协定签署后英国军队占领了摩苏尔城，整个摩苏尔地区成为英国控制范围。1922年的洛桑会议上土耳其政府提出要收回摩苏尔地区，未能如愿。摩苏尔的归属问题被搁置起来。

摩苏尔城自1534年起就被土耳其人占领，该城连同以东以北的库尔德人生活区成为奥斯曼帝国辖地，后来成为帝国的行省。20世纪初摩苏尔地区发现了石油，引起西方大国的关注。20世纪初（1914年之前）德国从奥斯曼政府获得了摩苏尔地区石油的开采权。英国也打算开采摩苏尔的石油，英国和德国联合组建石油公司——土耳其石油公司[34]，准备开发摩苏尔地区的石油。世界大战爆发，石油开采许可权议案未得到奥斯曼帝国议会批准。

1916年，英国与法国秘密签订《赛克斯-皮柯协定》。根据协定，伊拉克中部和南部由英国直接占有；叙利亚东部和摩苏尔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在这个协定中，英国将摩苏尔让给了法国。在战争结束时，英国已占领伊拉克北部，控制了摩苏尔地区。1918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向法国提出，法国应将摩苏尔还给英国，而法国要求得到摩苏尔石油的开采权，两国未达成一致意见。1920年4月，英、法、意等国意大利圣雷莫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属地的问题，最后签订了《圣雷莫协定》。这个协定明确了英法两国“委任统治”的范围，美索不达米亚由英国统治，法国被排除在外。协定中对摩苏尔石油特许权问题的规定是：摩苏尔地区脱离奥斯曼帝国后获得独立，暂由国际联盟委任英国代管。英法两国对摩苏尔石油开采权的争议，由两国协商解决，并另立协约：德国战败前在土耳其公司的股份由法国继承，同时法国得到摩苏尔石油的部分开采权。

1920年8月，协约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色佛尔条约》，关于摩苏尔地区的规定是：库尔德斯坦成立独立国家，摩苏尔产油区（基尔库克地区）让给英国。土耳其石油公司总部设在伦敦，摩苏尔地区被英国军队控制。根据后来的国际联盟盟约，由英国对整个伊拉克（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地区）实行“委任统治”。《色佛尔条约》中关于土耳其与美索不达米亚边界的规定：摩苏尔行省北部边缘，从一个固定点向东直至土耳其和波斯的边界处。[35]

涉及摩苏尔地区的石油开采，美国也想争取发言权。在巴黎和会上美国声明不参与讨论美索不达米亚的委任统治权问题，但对于摩苏尔石油区，美国政治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打算。当时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从国外掠夺石油资源是必由之路。在圣雷莫会议后，美国国务卿致电英国政府，声明：美国虽未加入国际联盟，但作为参战国之一，对世界大战的胜利有功，所以有权参与战后协定中关于委任统治权的所有决定，否则，凡是未经过美国政府同意的决定将来不予承认。1921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答复美国政府：奥斯曼政府在战争爆发前已把摩苏尔石油的开采权给予土耳其石油公司，因此，摩苏尔石油开采权与美国对战争胜利是否做出贡献没关系。美国对摩苏尔的争夺，几乎没有结果。

到1922年11月土耳其国民军已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土耳其新国家的建立已成定局。土耳其安卡拉政府明确提出，废除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所有条约。这一变化超乎英法等国政治家的预料。在洛桑会议上，土耳其代表团负责人伊诺努先是在和英国外交大臣寇松的私人谈话中提出摩苏尔问题，接着正式通知寇松，土耳其安卡拉政府要求收回摩苏尔。寇松意识到私人谈判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于1923年1月23日提交给领土委员会，并声明英国坚持把摩苏尔划给伊拉克与石油无关。[36]会议期间伊诺努和寇松展开激烈争论。伊诺努认为，摩苏尔不是阿拉伯地区，而且是在停战后被英国占领的，所以要求改定伊拉克边界，摩苏尔仍然归土耳其。伊诺努列举的理由还有：摩苏尔地区的阿拉伯人较少，土耳其人多，而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几乎没有种族上的区别；经济上摩苏尔对安纳托利亚的贸易占主体；摩苏尔居民自己要求恢复土耳其主权。寇松在各种场合表示：英国接受国际联盟的委任，有责任扶持、监督和暂时管理包括摩苏尔在内的伊拉克，英国不能放弃国际义务。寇松认为，摩苏尔省的人口大多数是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和伊朗人同族，与土耳其人没有任何关系，摩苏尔城的居民也是阿拉伯人多于土耳其人，这些居民不是奥斯曼人，而是土库曼人，是和阿塞拜疆人一样说图兰语的民族。[37]寇松和伊诺努持对立的观点，互不相让。英国代表团的意见是把摩苏尔问题交给国际联盟解决，土耳其代表团的意见是由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直接交涉，最终未能达成解决方案。

根据1923年7月签署的《洛桑条约》，“奥斯曼遗产”中的许多问题得到解决，比如，欧洲的东色雷斯，包括埃迪尔内城等被划给新的土耳其政府管辖，亚洲的安纳托利亚全境包括西里西亚和东部省份也被划给新土耳其政府，海峡的主权和外国船舰通航的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即海峡由国际共管，海峡地区非军事化，对土耳其还是利大于弊。在这种情况下，摩苏尔的归属问题暂时被搁置，土耳其人也是能理解的。[38]

关于边界问题，《洛桑条约》中规定：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的边界应在9个月内由土耳其和英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协商划定。如果两国政府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协议，则应将争端提交国际联盟理事会。土耳其和英国政府相互承诺，在边界问题做出决定之前不得在摩苏尔地区采取任何军事。[39]

土耳其代表团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发生的纠纷，但土耳其政府还是在东南边界陈列重兵，大有武力解决的态势。伊诺努提议，在摩苏尔地区进行民意测验，让冲突地区的居民表达他们的实际意愿。寇松坚决反对民意测验的提议。寇松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划分伊拉克和土耳其之间的界限，进行民意测验没有必要，因为当地居民的民智未开，很难看到他们的真实意愿。寇松考虑的是，摩苏尔地区长期受土耳其的宣传鼓动，可能会倾向于土耳其。土耳其代表还坚持一条：“委任统治”并未得到所有国家一致认可，土耳其也没有在划分伊拉克边界的条约上签字，伊拉克仍是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新政府早已声明过，绝不承认《色佛尔条约》。在英国和土耳其争议的问题上，法、美、意等大国不支持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也反对土耳其的要求，摩苏尔问题无法解决。

通过洛桑会议第一阶段的谈判，土耳其政治家认识到，夺回摩苏尔并非易事。拖延摩苏尔问题也影响其他问题的解决。在第二阶段（洛桑会议复会）的谈判中，土耳其代表努力改变策略，为保持在谈判中的主动地位，利用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并寻求美国的支持。

1923年3月，美国海军司令切斯特访问土耳其，代表美国政府与土耳其进行谈判铁路许可权等问题。土耳其安卡拉政府承诺，把土耳其东部包括摩苏尔在内的几条铁路和安装电报的权益给予美国，此外，美国还获得了在拟建的铁路旁20公里内进行开采自然资源的权利。也就是说，土耳其政府单独与美国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英法两国政府立即表示强烈抗议。寇松改变谈判策略，背着法国与美国进行秘密交涉，将原定给予法国的土耳其石油公司1/4的股份许诺给了美国。美国参加洛桑会议的代表立即声明，美国对土耳其的要求只限于“门户开放”政策和给予美国侨民平等待遇，并未从土耳其获得在拟建铁路旁进行开采石油的权利。面对这样一个结果，伊诺努知道通过洛桑会议解决摩苏尔问题无望。

1924年5月19日英国和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再次讨论土伊边界的问题，但仍然未能达成协议。摩苏尔的归属问题只能提交给国际联盟。9月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上，土耳其和英国发言人分别陈述意见，并进行了辩论。双方坚持的观点和提出的论据与洛桑会议上所提大同小异。土耳其代表强调摩苏尔地区在历史上的归属、民族构成以及与安纳托利亚的经济联系，英国对这些观点也逐一反驳。这次会议期间没有达成协议，连折中方案也没有。不过，英国和土耳其代表都同意由国联派一个调查团去摩苏尔进行调查。

在此期间，土耳其一方控告伊拉克侵犯边界，伊拉克也控诉土耳其侵犯边界，为避免武装冲突发生，10月29日的布鲁塞尔会议上确定了临时边界线（后来称“布鲁塞尔线”）。1925年1月，国联派摩苏尔问题调查团到摩苏尔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团在获取证据、听取各种意见后，拟出一份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的建议是：摩苏尔地区应划归伊拉克，不过，要承认库尔德语为官方语言，在行政、司法和教育部门雇佣库尔德人。当然，调查团的报告只是提出建议。9月19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向国际海牙法院提交申请，请求国际法院裁决。12月10日，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决议认可调查团的建议，决定把摩苏尔划归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土耳其政府反对这个裁决，退出了国际联盟会议。摩苏尔问题因当事国的反对而再一次搁置。

摩苏尔问题久拖未决，英国和土耳其两国关系深受影响。土耳其政府拒绝承认国际联盟的裁决，最后双方又回到了谈判桌前。1925年3月，伊拉克政府与土耳其石油公司就巴格达和摩苏尔两省石油开采达成为期75年的协议。土耳其和英国的直接交涉从1925年末持续到1926年夏天，终于商讨出一个结果。1926年6月5日，英国驻土大使和土耳其外交部部长在安卡拉正式签署了《摩苏尔协定》。协定主要内容包括：摩苏尔地区归伊拉克，土伊边界大致以“布鲁塞尔线”为基础，两边划出中立地带；伊拉克境内的居民可根据自己意愿选择是否回归土耳其，伊拉克不得干涉；在伊拉克现在和未来可能发现的石油矿，土耳其享受所有石油产地使用费总收入的1/10，有效期25年。法国因放弃对摩苏尔的主权要求，在土耳其石油公司中获得25%的股份作为补偿。据此，摩苏尔正式划归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拉克划定了两国边界。

在解决摩苏尔归属、划定土伊边界的持久谈判中，土耳其政府立场是强硬的，但最终还是做了让步，原因大致有三方面。第一，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在1925年掀起反抗运动（赛义德起义）。倘若摩苏尔地区的库尔德人要求自治，也许会引发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民族问题。为了不至于引起连锁反应，土耳其政府决定放弃摩苏尔地区。第二，国际形势的变化迫使土耳其政府保持现实主义立场。从周边局势来看，希腊与土耳其结怨，土耳其的边界安全不容乐观，意大利在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中同情并暗中支持安卡拉政府，但洛桑会议后意大利和英法等国站在一起，意土两国之间的矛盾突出。关键是，与英国长期僵持，对土耳其极为不利。为避免树敌太多，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从摩苏尔问题中抽身是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做的选择。第三，获得一定比例的石油收入，对于土耳其来说也是补偿。

摩苏尔问题的解决，主要因素还是取决于英国。后世的研究者想探究英国的库尔德斯坦政策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法国的秘密协定对库尔德斯坦区的安排是出于什么考虑？《色佛尔条约》所规定的库尔德“民族自治”，为什么不能实现？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摩苏尔问题为什么久拖不决？这些问题在许多著作中都提及，也有一些专题研究[40]，观点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英国人考虑摩苏尔地区，早在德邦森委员会[41]的报告（1915年6月30日）中就提出来了。当时德邦森委员会的主张是，英国对“南库尔德斯坦”（摩苏尔地区）进行军事占领，系统解决中东问题。[42]战后形势变化，英国并没有反对《色佛尔条约》中提出的库尔德自治。英国支持库尔德人的民族自治诉求，是对国际舆论支持“民族自决”原则的回应，关键是英国无法在这一地区投入足够的兵力和财力。当英国官员们还在讨论库尔德斯坦地区如何划分时，凯末尔领导的国民军连打胜仗。英国不得不面对现实，和土耳其安卡拉政府谈判。在谈判桌上，库尔德民族自治问题不再是主要问题，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与土耳其之间的边界才是关键。这也就是学者们所探讨的，英国调整了中东政策，库尔德斯坦自治落空。对英国而言，在库尔德地区的利益再重要，也比不上它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利益。

（三）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

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争议，主要涉及亚历山大勒塔的归属。

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43]是土耳其南部靠近地中海的一个港口城市，在地中海的伊斯肯德伦湾（Iskenderun），与叙利亚的西北部边境接壤。这个地区约5500平方公里，居民中约41%是土耳其人，其余是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400多年来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奥斯曼帝国解体后，这里被作为叙利亚的一部分而成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

在英、法、俄1916年签订的《赛克斯-皮柯协定》中，叙利亚西部、黎巴嫩等地被划为法国的直辖领地。在英国人心目中，即便向侯赛因许诺成立阿拉伯国（1915），这个阿拉伯人的国家也是不包括亚历山大勒塔的，因为这里主要的居民不是阿拉伯人。1918年10月，英国军队和费萨尔率领的阿拉伯军队攻入大马士革，10月底占领了叙利亚全境。占领肥沃新月地带的主要是英国军队和阿拉伯军队，这是关键。根据《摩德洛斯停战协定》，奥斯曼帝国被迫放弃对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汉志等地的统治。1918年年底，英法两国对占领区做了简单划分，其中，包括黎巴嫩、拉塔基亚和亚历山大勒塔在内的叙利亚西部由法国军队管辖，包括大马士革、阿勒颇、德鲁斯山区在内的东部由费萨尔管辖。1920年3月，叙利亚大国民会议宣布叙利亚独立，建立包括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独立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推举费萨尔为国王。

但根据1920年4月英、法、俄在圣雷莫秘密签订的协议，法国获得对整个叙利亚（范围包括阿勒颇、大马士革、贝鲁特等大城市及周围地区）以及北部的亚历山大勒塔的统治权。7月，法国先向费萨尔发出通牒，要求其无条件接受法国对叙利亚的统治，11天后法军占领大马士革，驱逐了费萨尔。法国完全占领整个叙利亚后，叙利亚被划分为四部分：大黎巴嫩、阿勒颇（包括亚历山大勒塔）、拉塔基亚、大马士革（包括南部的德鲁兹山区），并允许其组建地方政府。[44]

《色佛尔条约》中关于土耳其叙利亚边界的规定：从哈桑河口的东岸，即卡拉塔什（Karatash）西北约3公里处，朝东北方向延伸至杰伊汉河（Djaihun Irmak）靠近巴贝利的地方，再到凯斯克堡（杰伊汉河上游），继续向东北方向，至卡尔斯巴扎（Karsbazar）以东偏东南15公里处，再跨过卡拉泰普以北，至杜尔杜尔山以西的杰伊汉河弯道处；然后从东南方向延伸到埃米尔-穆西山，距离铁路约18公里的地方；折向叙利亚，再向东到乌尔法（Urfa）以北5公里处的一个点，从西向东大致为一条连接安泰普、比利杰克、乌尔法的直线，然后向东，至阿泽科（Azekh）以北约6公里的底格里斯河弯道（西南端），再自西向东直线从马尔丁到叙利亚，然后延伸至卡布尔苏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处的吉兹雷镇。[45]

1922年的国际联盟盟约正式确认法国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法国主导的叙利亚政府建立后，亚历山大勒塔地区是叙利亚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勒塔作为土耳其在地中海的出海口，战争时期运输粮食和军事物资，和平时期进出口货物，这里对土耳其来说非常重要。早在停战前，凯末尔就指出失去亚历山大勒塔的危害，英法以这一地区为基础有可能进一步侵犯基里基亚（Kilikya）和安纳托利亚。法国占领叙利亚后，果然入侵基里基亚，凯末尔率土耳其国民军迎战。法国军队初战失利，不断增兵，但未能获胜。最终，法国政府决定与安卡拉政府进行谈判。其实，当时法国在叙利亚等地驻军的耗资巨大，法国外交官认为英国并没有解决近东问题的诚意。10月20日土耳其安卡拉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安卡拉协定》，协定的要点是：法国承认安卡拉政府为合法政府；法国从叙利亚北部边界撤军，基里基亚交还土耳其；亚历山大勒塔仍为法国所有，但土耳其安卡拉政府在这里保留特殊行政制度，官吏从土耳其人中挑选任命，当地人使用土耳其语。1923年的《洛桑条约》确认《安卡拉协定》中关于亚历山大勒塔的规定。关键是法国在洛桑会议上宣布承认土耳其政府，并公开声明法国在《色佛尔条约》上的签字无效。土耳其安卡拉政府也发表声明，放弃在亚历山大勒塔及附近地区的权利。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土法之间的关系发展顺利，1926年签订法土友好条约。

此后十年里，亚历山大勒塔州居民对法国支持的叙利亚政府的统治措施不满，掀起反法行动，但土耳其政府并没有正式提出亚历山大勒塔自治权问题。1936年1月叙利亚爆发了反法罢工，全国经济近乎瘫痪，法国采取的高压政策没有奏效，于是决定让步。9月9日，法国雷昂·勃鲁姆政府与叙利亚政府签订《法叙友好援助条约》。在条约中，法国承认叙利亚的独立和统一，亚历山大勒塔州在叙利亚版图之内，并宣称法国将于三年后结束在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土耳其报刊登载谴责法国的文章，土耳其民众开展反法运动，强烈抗议法国把亚历山大勒塔州并入叙利亚王国。10月9日，土耳其政府同法国开始谈判。土耳其正式提出“亚历山大勒塔地区应取得独立地位”，并要求法国与亚历山大勒塔签订协定。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曾在土耳其议会明确说，伊斯肯德伦（亚历山大勒塔的土耳其语名称）和安塔基亚的命运是土耳其人最关注的，解决这些问题的立场是坚定的。土耳其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将亚历山大勒塔州并入土耳其版图。

在土耳其和法国协商解决亚历山大勒塔问题的全过程中，双方的立场变化、双方观点的冲突与化解、双方的真实意图，外交文献中有详细呈现。比如，土耳其政府坚持收回亚历山大勒塔的论据主要有：《安卡拉协定》是土耳其安卡拉政府与法国签订的，当时并不存在“叙利亚王国”；洛桑会议上答应亚历山大勒塔地区归法国统治是有条件的，即土耳其人保留“特别行政制度”；法国要放弃对亚历山大勒塔的统治，主权不应交给叙利亚而应转给亚历山大勒塔州的居民；不经法土友好条约当事国同意，法国无权转让给第三方。法国几乎是针锋相对，提出了不同意亚历山大勒塔州独立的理由：法国受国际联盟委任暂时统治叙利亚，《安卡拉协定》是法国代表叙利亚签订的；国际联盟盟约只规定法国委任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不能建立第三个独立国——亚历山大勒塔，否则，等于分裂委任统治区；而且，《安卡拉协定》没有赋予亚历山大勒塔特殊的政治地位，仅仅给予类似“自治”的专门行政制度，将来法国对叙利亚不再进行委任统治，这一制度仍可以保持。土耳其和法国的现实利益较量是清晰的。土耳其政府想得到亚历山大勒塔，法国不想失去亚历山大勒塔这样的军事基地，也不想因失去这一地区而恶化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当然，法国也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土耳其发生更多冲突。

当亚历山大勒塔的归属问题成为悬案，土耳其和法国互不相让时，亚历山大勒塔州出现乱象，人心不稳。起因是当地的土耳其居民拒绝参加叙利亚议会选举，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土耳其和法国政府都觉得问题棘手，同意交由国际联盟来裁决。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们，有的袖手旁观，有的鼓动土耳其不要让步，有的支持法国采取强硬政策。英国政府怂恿土耳其政府采取断然行动，英国报刊又利用亚历山大勒塔的“争端”煽动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人。

1936年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国和意大利成为“轴心国”后，法国政府感到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的危机临近，于是决定和土耳其政府协商，解决原奥斯曼帝国遗留的亚历山大勒塔的归属问题。不久，法国的莱昂·布鲁姆政府决定签订一项《法国叙利亚条约草案》（1936年9月），法国宣告委任统治结束，叙利亚国家独立。土耳其政府极力反对把叙利亚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来谈亚历山大勒塔问题。[46]亚历山大勒塔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南边的大港口，不仅关乎商业、贸易，也关乎疆域完整，以及凯末尔的声誉（宣称所有土耳其人在共和国司法管辖下）[47]。土耳其坚持强硬态度，于是“亚历山大勒塔争端”提交给国际联盟。国际联盟通过决议，派出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团到亚历山大勒塔，同时建议法土政府接受调停，继续双边谈判。1937年1月土法两国外交官恢复谈判。国际联盟行政院制定出关于亚历山大勒塔州的新决议，决议规定：承认亚历山大勒塔州是一个独立行政单位（类似“自治区”），在1937年5月29日之前继续由法国控制。[48]按照国际联盟的决议，历山大勒塔在关税、货币制度方面和叙利亚统筹，内政方面有自主权，不设防，由土耳其和法国共同保障其领土完整。不过，土耳其有权使用亚历山大勒塔港，亚历山大勒塔州的宪法和法规由国际联盟行政院批准，并负责监督。不久，法国和土耳其政府签订了法土协定，并得到土耳其国民议会的批准。

此后两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亚历山大勒塔州内部也不平静。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发生了武装冲突。土耳其政府支持土耳其居民的诉求，认为出现这种局面国际联盟观察员和法国当局应负有责任，而法国和叙利亚政府谴责土耳其人故意煽动敌对情绪，制造混乱，排挤其他民族。到1938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发生了武装冲突。此时，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步伐加快，英国和法国面临极大压力。为了避免在西亚出现严重危机，英法两国在亚历山大勒塔的问题上做了较大让步。就在国际联盟安排派委员会进行公民投票时，法国政府于1938年6月撤换了叙利亚委任统治地的高级专员，满足土耳其人的要求，及时和土耳其政府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同意土耳其军队进入亚历山大勒塔，然后宣布建立法国和土耳其管理下的亚历山大勒塔自治区。[49]至此，亚历山大勒塔已经不再属于法国的叙利亚-黎巴嫩委任统治地。

在凯末尔去世之前，亚历山大勒塔的归属已成定局。土耳其军队进入亚历山大勒塔州。1938年7月，亚历山大勒塔州议会进行选举，土耳其人获得全胜。州议会宣布成立新国家——“哈塔伊”（Hatay），国旗和国歌就是土耳其的国旗和国歌。由土耳其人组成了新政府，“总统”是土耳其国民议会的议员。“总统”和议会向凯末尔和大国民议会发出致谢的电报。本质上，亚历山大勒塔已归土耳其了，但土耳其政府还不满足。几个月后，意大利军队逼近土耳其边界，土耳其人感到震惊。英国政治家明白，土耳其吞并亚历山大勒塔的步伐无法阻挡，便说服土耳其政府与英法两国积极合作。1939年5月英国和土耳其政府同时发表宣言（《英土宣言》），表示一旦地中海战争发生，两国将进行有效的合作和给予全面援助。土耳其取消了与德国的武器订单，解除了与德国农业方面的合同，开始与英国进行新贷款的谈判。6月23日《法土互助宣言》在巴黎签订，宣言的内容与《英土宣言》大体一致。法土双方在同一天签订《安卡拉协定》。7月29日，土耳其政府宣布“哈塔伊”正式被并入土耳其版图。[50]亚历山大勒塔从此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一个省（伊斯肯德伦省），首府是安塔基亚。

自亚历山大勒塔地区1918年脱离奥斯曼帝国算起，到1939年回到土耳其共和国，前后达21年之久。悬而未决的亚历山大勒塔难题总算解决了，对法国来说，以此换取法土关系的和缓，也是值得；对英国来说，换得土耳其加入英法同盟，可增强在近东地区抵御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亚历山大勒塔回归土耳其国家，这一地区结束冲突。

不过，亚历山大勒塔的脱离对叙利亚来说是很大的损失。在叙利亚现代史中，对“失去亚历山大勒塔”完全是另一种叙述。首先，亚历山大勒塔自古以来就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的居民从人口结构、语言、文化、信仰、习俗方面都和叙利亚其他地方有密切联系，理应回归叙利亚。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历山大勒塔被纳入法国委任统治区是不合理的，叙利亚人民从未放弃为黎巴嫩、亚历山大勒塔、德鲁兹山区实现统一而斗争的决心，叙利亚代表在谈判桌上也是据理力争。再次，法国把亚历山大勒塔划作所谓的自治区，是帝国主义分而治之的手段。最后，叙利亚政府坚决反对和抵制土耳其人。当土耳其政府一步步准备吞并亚历山大勒塔时，叙利亚成立了保卫亚历山大勒塔全国委员会，发动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但法国殖民者还是出卖了叙利亚的民族利益，允许土耳其吞并亚历山大勒塔。[51]所以，1939年亚历山大勒塔被并入土耳其是“叙利亚人最难忍受的一件痛苦的事”[52]，伤害了叙利亚人的民族情感，妨碍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统一计划。1939年2月叙利亚内阁解散；7月，总统哈希姆·阿塔西辞职，就是抗议亚历山大勒塔被割让给土耳其的行动。

三 库尔德问题

笼统地说，阿拉伯民族的独立、巴尔干民族的矛盾、亚美尼亚人问题、库尔德人问题都属于奥斯曼帝国的遗留问题。本书所探究的是奥斯曼帝国遗留给土耳其共和国的问题，即库尔德人问题。对现代土耳其影响较大的一是亚美尼亚问题，二是库尔德问题。亚美尼亚问题前文已讨论过，此处仅简要地讨论库尔德问题。

早在1908年，伊斯坦布尔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成立了“库尔德进步和互助会”。这个组织于1918年改组为“库尔德斯坦立国筹备会”[53]，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成员数百名。成员主要来自在奥斯曼帝国政府担任高级官员的库尔德重要家族，还有库尔德知识分子、城市中产阶级和一些库尔德部落成员。[54]战后，伊斯坦布尔等地建立起各种库尔德人组织，其中，1919年5月成立的“库尔德斯坦振兴协会”影响最大，该协会的主席是阿卜杜卡迪尔，副主席是阿明·阿里。阿卜杜卡迪尔倾向于建立隶属土耳其国家的库尔德自治区，阿明·阿里等人主张建立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斯坦振兴协会”中的意见并不统一，一些人退出协会另建组织，削弱了协会的力量。

根据《色佛尔条约》（1920年签订）第62款的规定，由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政府任命的三名外交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在君士坦丁堡举行会谈，将在条约生效后六个月内起草一个方案，即关于库尔德地区自治的方案，涉及土耳其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界划分。如果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委员会将把问题移交给各自的政府。这个方案应包含保护该地区的本土居民和其他少数民族、宗教群体的安全。英国、法国、意大利、波斯和库尔德人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应到现场调查，决定土耳其边界的划定。[55]在安卡拉临时政府取得全国统治之前，伊斯坦布尔的素丹穆罕默德六世名义上仍掌握着奥斯曼帝国国家最高权力。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活动就在这一时期开始的。1920年的2月，阿拉维派库尔德人的部落首领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包括迪亚巴克尔、凡城、比特利斯、埃拉泽省和德西姆地区）而进行武装斗争。

1920年夏天库尔德人采取反抗行动，目标是袭击政府官员，特别是警察和宪兵队，抢夺他们的弹药。科奇吉里（Koçgiri）[56]的反抗行动是由土耳其库尔德人中的阿拉维派发起的。反抗行动参与者哈依达尔（Haydar）和巴耶塔·努里（Baytar Nuri）是库尔德斯坦立国筹备会的成员。早在1919年7～8月的埃尔祖鲁姆会议之后，凯末尔与科奇吉里部落领导人举行过一次会谈。哈依达尔的哥哥阿里沙（Alişan）与凯末尔会面，表达了库尔德部落的领导人对该地区未来的关切。凯末尔认为奥斯曼政府将无法履行《色佛尔条约》或库尔德斯坦自决的条件，并要求他们与土耳其抵抗运动合作。凯末尔提出让阿里沙和巴耶塔·努里（后改名努里·德尔希米）一起成为国民议会席位的候选人，阿里沙起初接受了，但受到巴耶塔·努里的影响，最终拒绝了这个建议。[57]

1920年11月15日，科奇吉里反抗行动的主要领导人将第一份“备忘录”送给了土耳其安卡拉政府。他们要求官方落实对库尔德人自治的承诺。安卡拉政府派出一个委员会，承诺会接受这些要求，并试图说服“叛军”与政府合作。几天后，“叛军”向安卡拉国民议会发出一封电报，声称库尔德独立。安卡拉政府没有书面回应（据罗伯特·奥尔森的研究，安卡拉政府回应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58]12月，科奇吉里的武装行动开始了。起初规模不大，1921年1～5月，起义队伍壮大，而安卡拉政府派军队坚决镇压[59]。5月底，安卡拉政府军司令努雷丁帕夏（Nurettin Paşa）宣布，已处决了叛军272人，包括部落领袖和“匪徒”，并逮捕了56人，清洗了幼发拉底河、埃尔津詹和乌姆拉尼耶之间的地区，处死近500名叛军。6月，数百名库尔德人被流放到安纳托利亚西部。这次镇压明显扩大化，破坏村庄，杀害年轻人，将老年人驱赶到西部地区，并烧毁森林。[60]地方官员报告说由于过度使用暴力，许多村民因害怕而逃到山里，死于饥饿和痛苦。1921年10月的国民议会期间，许多议员对暴行和滥用武力表示了抗议，迫于压力，凯末尔不得不召回努雷丁帕夏，在议会要制裁努雷丁帕夏时，凯末尔仍然保护了他。1921年锡瓦斯军事法院对监禁的400名“叛军”做了判决（95人被判死刑、195人被判处5～15年的徒刑、110人被定罪流放）。后来官方认为，这次“叛乱”是库尔德人的第一次民族分离运动，镇压之后，科奇吉里地区的动乱停止了。并且科奇吉里的库尔德人部落没有再参与和支持后来的库尔德起义。[61]

在洛桑会议期间，为了换取英法等大国在重要协约条款中对土耳其的支持，土耳其安卡拉政府代表宣称尊重土耳其境内的非穆斯林和非土耳其人的权利，但后来土耳其领导人在外交场合表示，土耳其共和国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即土耳其人。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第三年（1925），库尔德地区爆发了谢赫赛义德领导的反抗行动。大约15000名库尔德人参加了武装行动，迪亚巴克尔省大部分地区卷入了该行动，谢赫赛义德宣布恢复哈里发制度，他率领的队伍围攻迪亚巴克尔，占领了埃拉佐格，进攻凡湖以北、亚拉腊山和比特利斯地区，在一个月内控制了土耳其库尔德斯坦地区约1/3的地方。由于迪亚巴克尔久攻不克，土耳其政府大兵压境，谢赫赛义德领导的反抗行动很快受挫。但这次“叛乱”的规模和最初的胜利震惊了凯末尔。3月4日，总理伊诺努宣布《恢复秩序法》，授权在东部省份设立“非常法庭”（可以不经安卡拉同意就对叛乱分子宣判、监禁或执行死刑）。政府集结了35000人的军队前去镇压起义，并且派出空军。[62]4月中旬，赛义德被俘，“叛乱”被平息。谢赫赛义德和其他领导人于6月29日被以叛国罪名处死。那些没有直接卷入叛乱的教长、部落上层人士和库尔德平民也被强行迁到安纳托利亚西部地区，库尔德村庄被夷平。在此期间（1925年5月），政府取缔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纳克什班迪教团。因为抵制政府的强制迁移，库尔德地区不断发生骚动，为此，《恢复秩序法》及“非常法庭”又延续了两年。

土耳其政府把谢赫赛义德起义定性为“反动的宗教叛乱”，认为叛乱背后有国外势力（主要是英国人）支持，“叛乱”的目的是阻挠土耳其对摩苏尔地区行使主权。后来的研究表明，这次起义的主要酝酿和组织者，是1923年在埃尔祖鲁姆成立的库尔德人组织“阿扎迪”（Azadî），其主要领导者来自前奥斯曼帝国时期库尔德民兵军团的军官，他们是狂热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者。[63]他们决定发动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凯末尔废除了伊斯兰教哈里发制度。

1926年，摩苏尔地区划给了伊拉克，摩苏尔地区也称“南库尔德斯坦”，这里的库尔德问题，以后就变成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早年发动起义的马哈茂德一年后被放回来。英国希望他能与英国合作，恰恰相反，马哈茂德在“自由库尔德斯坦运动”的旗帜下于1922年宣布库尔德独立，自立为国王。[64]英国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才使得1922～1923年库尔德部落地区的骚动逐渐平静下来。英国在库尔德斯坦的军队分散成一些小分队，派驻到未设防的地区以便维持秩序。苏莱曼尼亚各部门和机关的正常管理由英国官员索纳负责。此后，苏莱曼尼亚进入了一个平稳的恢复和发展时期。[65]在英国积极支援下，苏莱曼尼亚城镇在战争中遭受的创伤和破坏很快得到了恢复。建筑物得到修缮，商队重新活跃起来。库尔德语被定为官方语言，库尔德官员得到任命。

在摩苏尔被划给伊拉克之后，国际联盟也要求伊拉克允许库尔德地区自治。马哈茂德对国联的支持还是存有幻想，他把总部迁到波斯境内，在东库尔德斯坦的马里万镇发动起义。被波斯军队打败后，马哈茂德返回苏莱曼尼亚地区。[66]马哈茂德领导的反抗斗争持续多年，其间，他既与库尔德部落首领斗争，也与英国势力斗争，但他的真正权威仅限于苏莱曼尼亚。在当地部落谢赫们看来，放弃半独立而接受马哈茂德的统治，与接受英国人、伊拉克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的统治没什么大的差别，所以并不热心支持他，这是斗争失败的主要根源。为了抗议《英伊同盟条约》，马哈茂德于1931年再一次（是最后一次）发动起义，英国摧毁了马哈茂德的军事力量，1931年12月，马哈茂德彻底失败。[67]库尔德地区另一位起义领导人是阿哈迈德·巴尔扎尼（Ahmed Barzani），巴尔扎尼与兄弟穆拉·穆斯塔法不定期地发动袭击，曾两次打败伊拉克军队（1931、1932），但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政府通过在部落地区修筑道路、构筑碉堡等方法，再加上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最后于1932年打败了阿哈迈德（穆拉·穆斯塔法于1943～1945年又发动了一次起义，失利后撤至伊朗）[68]。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此后再没能发动武装起义。

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后来又掀起了两次反抗行动，一次是1927年阿勒省的库尔德人在亚拉腊山（Mt.Ararat）发动的起义，一次是1937年发生的“德西姆叛乱”（持续到1938年）。亚拉腊山的库尔德人起义是由伊赫萨·努里（Ihsan Nuri）帕夏领导，目标是建立独立的亚拉腊山共和国。到第二年（1928），起义军占领了凡湖周边地区（凡城、比特利斯市等），1929年，起义军控制了从亚拉腊山到凡湖以北和比特利斯的广大区域。这次起义的主要参加者是库尔德人中的库尔曼其部落。[69]起义持续到1930年夏季，土耳其军队发动武装反击，轰炸了亚拉腊特山周围的库尔德人居住地。亚拉腊山的库尔德人军事失利，被迫撤离到其他地区。很多叛乱领导人被捕并被处死，约100名库尔德知识分子被装入麻袋沉入凡湖，伊赫萨·努里帕夏逃往伊朗。亚拉腊山起义彻底失败，土耳其共和国恢复了对亚拉腊山地区的领土控制，还与伊朗政府合作，将亚拉腊山东部的前伊朗领土归还给伊朗，换取了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朗境内消灭起义军。1932年1月23日，土耳其和伊朗在德黑兰签署了边界条约，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5月，土耳其共和国政府通过了迁移库尔德人的法令，当地库尔德人完全被驱逐和疏散到安纳托利亚各地。同时，政府向库尔德地区迁入土耳其人，取缔一切母语非土耳其语的人占多数的社团或群体，库尔德部落首领和大教长及其家族被迁往安纳托利亚西部。[70]“德西姆叛乱”是库尔德人的最后一次反抗行动，发生于1937年3月。库尔德部落袭击了德西姆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德西姆中部辛市的一个警察局。5月初，共和国派兵镇压。由于政府军镇压行动进展迅速，只有少数部落能够坚持抵抗。起义领导人中，阿里谢尔和他的妻子被反叛部落内部人杀害，努里·德尔希米坚持到9月就流亡叙利亚。赛义德·里扎于9月10日向埃尔津詹的军队投降，不久被处决，和他一同被处死的还有他的儿子雷希科·胡赛因、部落领导人赛义德·哈苏等人。[71]叛乱的领导者被处死后，剩余的叛乱分子在1938年初又袭击政府军队。政府对德西姆地区进行清洗行动。大规模的清洗行动到9月初结束，有上万的男子、妇女和儿童丧生，包括已经投降政府的库尔德部落民众。

库尔德问题涉及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在中东民族问题中属于大课题。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罗伯特·奥尔森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谢赫赛义德叛乱，1880～1925》[72]一书，详细介绍了谢赫赛义德叛乱的进程及后果；艾哈迈德·卡赫拉曼的《起义、镇压、惩戒：20世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斗争》[73]概括介绍了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库尔德人的几次起义：谢赫赛义德起义、亚拉腊山起义和德西姆起义。马丁·凡·布鲁内森的论文《民众的伊斯兰、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乡村起义：土耳其的谢赫赛义德反抗行动》[74]分析了谢赫赛义德起义的社会经济状况等背景，认为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纳克什班底教团在起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安德鲁·曼古的《阿塔图尔克和库尔德人》[75]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尤其是土耳其民族精英在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对库尔德部落的承诺，对库尔德部落上层重要人物的拉拢等。马西卡·艾丽斯的《镇压科奇吉里叛乱：1920-1921》[76]和凯瑟·汉斯卢卡斯的《库尔德阿拉维人反抗土耳其凯末尔民族主义：科奇吉里1919-1921》[77]两篇文章详细论述了科奇吉里叛乱和德西姆叛乱的起因、经过、结果。这些著作或论文使用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叛乱参与者的回忆录、政府档案等，史料价值高。中国学者对库尔德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敏敬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78]，唐志超的《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79]，李秉忠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80]，汪波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81]，张学琼的《当代中东库尔德问题》（博士论文）[82]等。可依据的资料、可阅读的著作很多。本书涉及奥斯曼帝国的遗留问题，提及库尔德问题，参阅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说明。

[1] 土耳其海峡也被称作“黑海海峡”，因为它是连接地中海与黑海的通道；由于海峡在土耳其境内，一般称“土耳其海峡”。土耳其海峡由三部分组成：东北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The Bosphorus），别名“伊斯坦布尔海峡”，全长约30千米，最宽处3.7千米，最窄处747米，水深27.5～124米，北连黑海，南通马尔马拉海；西南端的达达尼尔海峡（The Dardanelles），别名“恰纳卡莱海峡”，全长约65千米，最宽处7.5千米，最窄处1.7千米，水深约57～70米；两个海峡之间的内海，即马尔马拉海（Marmara），南北宽约70千米，东西长约266千米，水域面积11800平方千米，平均水深357米。土耳其海峡把欧洲大陆与亚洲大陆分割开，是出入黑海的唯一通道。

[2] Douglas A.Howard，The History of Turkey，Greenwood Press，Westport，Connecticut，London，2001，p.84.

[3] Stanford Shaw，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Vol.Ⅱ，p.329.

[4] Harry Howard，The Partition of Turkey，a Diplomatic History，1913-1923，The Univ.of Oklahoma Press，New York，1966，pp.106-107.

[5] Geoffrey Miller，Straits：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The University of Hull Press，1997，p.334.

[6] Geoffrey Miller，Straits：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ardanelles Campaign，p.335.

[7] H.N.霍华德、W.W.戈特利布等学者认为，1915年的《海峡协定》是英国对俄国的单方面让步；赵军秀教授认为，英国实际上是想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得到更大的利益，未必是真的在海峡问题上做出了让步。A.L.麦克菲认为，如果俄国不退出战争而坚持到战争胜利，英国会遵守承诺，让俄国得到土耳其海峡；赵军秀认为，即使俄国没有发生革命，这个《海峡协定》的可行性也值得怀疑。详见Harry Howard，The Partition of Turkey，a Diplomatic History，1913-1923，p.129；W.W.Gottlieb，Studies in Secret Diplomacy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57，p.106；A.L.Macfie，“The Straits Question in the First World War，1914-1918，”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19，No.1，（Jan.，1983），p.6；赵军秀：《英国的土耳其海峡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172～173页。

[8] Erik Lance Knudsen，Great Britain，Constantinople and the Turkish Peace Treaty，1919-1922，Garland Publishing，Inc.，New York，London，1987，p.9.

[9] Erik Lance Knudsen，Great Britain，Constantinople and the Turkish Peace Treaty，1919-1922，pp.10-11.

[10] The Treaty of Sèvres，Section Ⅱ，Straits，Article 37.

[11] The Treaty of Sèvres，Section Ⅱ，Straits，Article 33.

[12] The Treaty of Sèvres，Section Ⅱ，Straits，Article 39.

[13] Douglas A.Howard，The History of Turkey，London，2001，p.86.

[14] William Hale，Th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774，p.38.

[15] William Hale，Th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774，p.39.

[16] Treaty of Lausanne，Special Provisions，Article 23.

[17] William Hale，Th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774，p.47.

[18] William Hale，The Turk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774，p.48.

[19]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 （signed at Montreux，July 20，1936），Article 2.

[20]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 （signed at Montreux，July 20，1936），Article 4-7.

[21]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 （signed at Montreux，July 20，1936），Article 10，Article 13.

[22]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 （signed at Montreux，July 20，1936），Article 14-18.

[23]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 （signed at Montreux，July 20，1936），Article 19-22.

[24] Convention Regarding the Regime of the Straits （signed at Montreux，July 20，1936），Article 23.

[25] Sina Akşin，Dexter H.Mursaloğlu，Turkey：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Hurst & Company，London，2000，pp.24-25.

[26] Thomas W.Gallant，Modern Gree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8.

[27] Greece：Ethnicity and Severeignty，1820-1994，Atlas and Documents，by J.M.Wagstaff，Archive Editions，London，2002，p.65.

[28] Nicholas Doumanis，A History of Greece，Plagrave Macmillan，London，2010，p.176.

[29] The Treaty of Sèvres，Part II，Frontiers of Turkey，Article 27，I-2.，The Treaties of Peace 1919-1923，Vol.Ⅱ，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New York，1924.

[30] Treaty of Lausanne，Part I.，Section I，I.Territorical Clauses，Article 2.WWI Document Archive，Conventions and Treaties，The Treaties of Peace 1919-1923，Vol.Ⅱ，New York：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24.

[31] 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p.242.

[32] Treaty of Lausanne，Part I，Section I，I.Territorical Clauses，Article 13.

[33] Treaty of Lausanne，Part I，Section I，I.Territorical Clauses，Article 14.

[34] 1911年成立的一个包括多国资本的特许开采有限公司，1912年定名为“土耳其石油公司”，公司总资本中，德意志银行占25%，壳牌公司占25%，英波石油公司占50%，古勒宾金集团则得5%固定利息。1929年，土耳其石油公司改名为“伊拉克石油公司”。

[35] The Treaty of Sèvres，Part Ⅱ，Frontiers of Turkey，Article 27，Ⅱ-3，The Treaties of Peace 1919-1923，Vol.Ⅱ，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New York，1924.

[36] Salâhi Ramadan Sonyel，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75，p.196.

[37] 寇松估算摩苏尔地区的库尔德人有45.5万人，阿拉伯人有18.6万人，而土耳其人只有6.6万人。伊诺努坚持认为，摩苏尔地区的土耳其人有将近14.7万人（146940人），库尔德人26.383万人，阿拉伯人只有4.3万人。寇松认为摩苏尔地区的土耳其人仅占摩苏尔总人口的1/12。Salâhi Ramadan Sonyel，Turkish Diplomacy，1918-1923：Mustafa Kemal and the Turkish National Movement，p.194.

[38] MacFie，A.L.，The End of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23，London：Longman，1998，p.207.

[39] Treaty of Lausanne，Part I.，Section I，I.Territorial Clauses，Article 2.WWI Document Archive，Conventions and Treaties，The Treaties of Peace 1919-1923，Vol.Ⅱ，New York：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24.

[40] Peter J.Beck，“‘A Tedious and Perilous Controversy’：Britain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Mosul Dispute，1918-1926，”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17，No.2，Apr.，1981，pp.256-276；Saad Eskander，“Britain’s Policy in Southern Kurdistan：the Formation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First Kurdish Government，1918-1919，”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27，No.2，Nov.，2000，pp.139-163；Saad Eskander，“Southern Kurdistan under Britain’s Mesopotamian Mandate：from Separation to Incorporation，1920-23，”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37，No.2，Apr.，2001，pp.153-180；Sevtap Demirci，“Turco-British Diplomatic Manoeuvres on the Mosul Question in the Lausanne Conference，1922-1923，” Journal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37，Apr.，2010，pp.57-71.

[41] 德邦森委员会（De Bunsen Committee）成立于1915年3月，由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海军部、战争部和商务部的官员组成，莫里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为委员会的主席。经过多次会议的讨论，6月30日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有英国解决中东问题的系统方案。详见Elie Kedourie，In the Anglo-Arab Labyrinth：The McMahon-Husain Correspondence and Its Interpretations，1914-1939，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58-62。

[42] Aaron S.Klieman，“Britain’s War Aims in the Middle East in 191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No.3，Jul.，1968，p.245.

[43] 据说得名于古代的亚历山大东征，亚历山大勒塔即“小亚历山大”，是为纪念亚历山大打败波斯军队而建。

[44] William Ochsenwald，The Middle East，A History，New York，2004，p.434.

[45] The Treaty of Sèvres，Part Ⅱ，Frontiers of Turkey，Article 27，Ⅱ-2，The Treaties of Peace 1919-1923，Vol.Ⅱ，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New York，1924.

[46] Willi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Mayflower，London，1959，p.349.

[47] Emory C.Bogle，The Middle East：From Imperialism to Freedom，1800-1958，Prentice Hall，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1996，p.160.

[48] Emory C.Bogle，The Middle East：From Imperialism to Freedom，1800-1958，p.160.

[49] 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A Modern History，p.349.

[50] Erik J.Zürcher，Turkey：A Modern History，I.B.Tauris，London，New York，1993，p.212.

[51] 关于“亚历山大勒塔被割让”的叙述，参见菲利普·希提《叙利亚史》（Philip K.Hitti，History of Syria，London，1951）、S.H.朗里格的《法国委任统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Stephen Hemsley Longrigg，Syria and Lebanon under French Mand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佩特兰的《叙利亚》（Tabitha Petran，Syria，London，1982）等书。

[52] ﹝美﹞费希尔：《中东史（下）》，姚梓良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534～535页。

[53] 土耳其语名称为 Kürdistan Taâlî Cemiyeti，简写为KTC。

[54] Van Bruinessen，Agha，Sheikh and State，London：Zed Books，1992，p.275，278.

[55] The Treaty of Sèvres，Section Ⅲ，Kurdistan，Article 62，The Treaties of Peace 1919-1923，Vol.Ⅱ，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New York，1924.

[56] 科奇吉里是信仰什叶派的阿拉维人部落，他们生活在锡瓦斯省以东地区，有一百多个村庄，万余人口，主要语言是库尔曼其语（Kurmanji）。

[57] Nuri Dersimi，Kürdistan Tarihinde Dersim，Istanbul：Doz，1997，p.139.

[58] Robert Olson，The Emergence of Kurdish Nationalism and the Sheikh Said Rebellion，1880-1925，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9，p.30.

[59] Nuri Dersimi，Kürdistan Tarihinde Dersim，Istanbul：Doz，1997，p.163.

[60] Nuri Dersimi，Kürdistan Tarihinde Dersim，p.163.

[61] Uğur Mumcu，Kürt-İslam Ayaklanmasι 1919-1925，İstanbul：Tevin Yayιnlarι，1991，p.15.

[62] Van Bruinessen，Agha，Shaikh and State：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Kurdistan，Utrecht：University of Utrecht，1978，p.290.

[63] Mehmed S.Kaya，The Zaza Kurds of Turkey：a Middle Eastern Minority in a Globalised Society，London：I.B.Tauris，2011，p.64.

[64] Reeva S.Simon & E.H.Hejirian，The Creation of Iraq，1914-1921，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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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Reeva S.Simon & E.H.Hejirian，The Creation of Iraq，1914-1921，p.107.

[67] Reeva S.Simon & E.H.Tejirian，The Creation of Iraq，1914-1921，p.108.

[68] D.K.Fieldhouse，Kurds，Arabs and Britons，the Memoir of Wallace Lyon in Iraq，1918-1944，p.47.

[69] Wadie Jwaideh，The Kurdish Nationalist Movement：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Unpublished PhD thesis，New York：Syracuse University，1960，p.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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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Kieser Hans-Lukas，A Quest for Belonging. Anatolia beyond Empire and Nation，Istanbul：Isis，2007，pp.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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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Andrew Mango，“Atatürk and the Kurds，”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35，No.4，1999，pp.1-25.

[76] Massicard Elise，The Repression of the Koçgiri Rebellion，1920-1921，Online Encyclopedia of Mass Vidence 28 sep，2009.

[77] Kieser Hans-Lukas，Les Kurdes Alevis Face au nationalism turc kemaliste L’alévité du Dersim et son rôle dans le premier soulèvement kurde contre Mustafa Kemal Koçkiri（1919-1921），Middle East Research Associates，Vol.18，1993.

[78] 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79]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80]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81] 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4。

[82] 张学琼：《当代中东库尔德问题》，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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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王三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201-3163-6

Ⅰ.①帝… Ⅱ.①王… Ⅲ.①奥斯曼帝国-历史-研究-1792-1918 Ⅳ.①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8883号

帝国之衰：奥斯曼帝国史六论

著者/王三义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宋月华 郭白歌

责任编辑/孙美子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9.125 字数：211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3163-6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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