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总参谋部／（英）斯宾塞·威尔金森著；鹿婷婷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12

（中画史鉴）

书名原文：The brain of an army；a popular account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ISBN 978-7-5146-1641-5

Ⅰ．①德…　Ⅱ．①斯…②鹿…　Ⅲ．①总参谋部—军事史—德国　Ⅳ．①E516.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6809号

德国总参谋部

［英］斯宾塞·威尔金森　著　鹿婷婷　译

出 版 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冯　章

执行编辑：朱露茜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地　　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发 行 部：010-68469781　010-68414683（传真）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359

开　　本：16开（710mm×1000mm）

印　　张：16.5

字　　数：180千字

版　　次：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关注公众号：死磕读书杂志会

书　　号：ISBN 978-7-5146-1641-5

目录

序言

第1部分　总参谋部与战役指挥

第1章　绪论

第2章　克尼格雷茨战役前夕

第3章　幕后

第4章　五条简短的命令

第5章　战役准备

第6章　评论家

第2部分　总参谋部与陆军

第1章　普鲁士军事机构的精神

第2章　陆军的编制

第3章　士兵训练体制

第4章　军团

第5章　军团参谋部

第6章　总参谋部的构成及其在陆军中的分布

第3部分　总参谋部与总参谋长

第1章　情报部

第2章　军事学院

第3章　学术进步

第4章　总参谋长

附录1　格奈瑟瑙小传

附录2　沙恩霍斯特小传

附录3　米夫林小传

附录4　毛奇小传

附录5　腓特烈二世小传

附录6　腓特烈·威廉二世小传

附录7　腓特烈·威廉三世小传

附录8　腓特烈·威廉四世小传

附录9　威廉一世小传

附录10　腓特烈三世小传

附录11　普鲁士大事年表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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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887年5月，英国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对英国陆军、海军预算做了调查。在特别委员会调查期间，亨利·布兰肯博里(1)少将比较了英国与德国的陆军管理体制。他特别提到了德国陆军庞大的总参谋部，并把德军的总参谋部称作“德国军事机构的基石，德国陆军骁勇善战的根本原因，德国军事机构强有力的大脑，德国军事机构得以高效运转的智囊团”。亨利·布兰肯博里少将说：“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任何一个了不起的中央智囊团都需要简约、高效地运转。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我国陆军需要的。”

无论何时，一个政治家如果想担任英国陆军大臣一职，首先需要抓住德国军事体制基本原则的本质，区分德国军事体制基本原则中的实质性条款与附属条款；弄清楚哪些基本原则具有地方性、临时性及个人性；掌握德国军事体制得以壮大的原则。只有了解了这些，他才能大刀阔斧地改革而不会毁掉之前的体制，避免既吸收精华又吸收糟粕的全盘接受，将德国军事体制中的优点引入英国军事体制，而不丧失本国特色。

谨以此书献给有此抱负的政治家以及支持他的公众。本书旨在讲述德国总参谋部及与其密不可分的军队机构之间的关系。

为了阐述德国总参谋部在战争中的作用，本书以普奥战争为例，而没有选取普法战争，因为普奥战争是战略与政策之间关系的更好例证。

(1) 亨利·布兰肯博里（Henry Brackenbury，1837—1914），英国陆军上将。他是陆军元帅嘉内德·约瑟夫·沃尔斯利的得力助手，“沃尔斯利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主动请求参加阿萨蒂战役（1873—1874），在祖鲁战争中担任重要大臣（1879—1880）。他曾任印度总督私人秘书（1880）、英国驻法国巴黎使馆武官（1881—1882）、爱尔兰总督助理。1885年，他晋升为陆军少将。1886年，他升任军事情报处总监，后任军械委员会办公室主席（1896—1899）、皇家炮兵团上校指挥官（1897）、军械署署长（1899），后晋升为上将（1901）。——译者注（此后未另作标注的均为译者注）

第1部分　总参谋部与战役指挥

沙恩霍斯特

第1章　绪论

精彩看点

德国总参谋部体制的基本特征——总参谋长是伟大的战略家——别国不应盲目模仿德国总参谋部——毛奇伯爵的来信——弗雷德里克·斯雷·罗伯茨伯爵的来信——亚瑟·贝尔福的观点

1884年，在哈廷顿勋爵(1)的带领下，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2)对国防管理进行了调查。报纸上关于德国总参谋部的评论很多，且大部分评论认为英国效仿了德国的做法，这说明参与讨论的人士似乎并不了解德国总参谋部。因此，我认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真实地描述这个机构，以帮助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和大众对德国总参谋部有一个正确的解读很有必要。1890年2月11日，本书出版。就在当日，《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被签署。

明确的职责分工是德国总参谋部体制的基本特征。战场上，每位将军都需要很多助手，帮助他们处理细节问题，做他们的机要秘书，在他们不能亲临的地方代表他们处理事务，所有助手合起来构成参谋部。司令部职责众多，因此庞大的参谋部需要对参谋不断进行职责分配。在德国，职责分配基于理性和实际原则。将军的职责细分为两类：管理与惩戒，掌控对敌军事行动方向。其中，一方面涉及管理与惩戒，另一方面涉及与战斗准备、指挥直接相关的事务，专业地讲，即战略与战术问题。帮助将军处理战略、战术问题的军官们被称为将军的“一般参谋”。这些军官要接受专门训练，学习对敌军事行动的指挥艺术，即将才艺术。与别国陆军相比，德国军队更重视对将才的培养。英国陆军中，根据承担的具体职责，将军的助手们也有分类。职责的分类源于偶然因素，没有具体原则可循，但会在长期实践后固定下来。参谋部的军官分为副官与军需官，但长期以来却没有合理的标准具体分配其职责。这是个弊病，因为一群各自为战、互无联系的军官是无法接受科学训练的。现在，人们已经感受到该弊病并试图弥补，合并了副官和军需官的职能，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将他们的职责明确分开。

担任自由党领袖时的哈廷顿勋爵

获封德文郡公爵时的哈廷顿勋爵

然而，公众感兴趣的是，德国总参谋部虽然附属于陆军体系，但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的功臣、伟大的战略家不是普鲁士(3)陆军总司令，而是总参谋长。普鲁士陆军体系的这一特色是否适合别国仿效有待商榷。显然，德国人自认为陆军体系的特色是应运而生，没有普遍适用性。在组建海军过程中，经过大量实践和商讨，德军更换了体制。德军任命中意的海军上将担任“海军司令”，而没有选择皇帝的总参谋长，因为总参谋长身处陆军战场，不能亲自指挥海军作战。

在第一版中，我只满足于告诫别国不要盲目仿效，并没有从德国的这个军事机构中总结出适用于英国陆军的经验教训。当时，官方在某种程度上对毛奇伯爵与德皇威廉一世的关系避而不谈，没有任何出版物可以作为证明二者关系的可靠的、直接证据，一切仅凭推断。毛奇伯爵死后，他的私人信件(4)发表，其军事信件(5)初次连载，这些为搞清楚所有问题带来了极大启发。我有幸较早得到了相关线索。书出版之时，我斗胆向毛奇伯爵发了一份校样，请求他允许我在献词中提及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工作是研究的主题。我有幸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件译文如下：

毛奇（右）与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中）、俾斯麦（左）合影

尊敬的威尔金森先生：

我饶有兴致地拜读了你关于德国总参谋部的作品。很高兴看到，在书中第63页，你抨击了一个流传于民间的说法：每次做重要决策之前，都要召开军事会议。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期间从未召开过此类军事会议。

如果与军事顾问商讨后，总指挥仍觉得有必要询问他人的意见，那么可以断定，这个总指挥缺乏主见。

如果威廉一世陛下确实说过书中第58页那样的话，那是他对自己极大的不公。威廉一世陛下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有着异常清晰的判断。他绝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还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并且在军队指挥中，总指挥的品行远比他所掌握的知识与科技更重要。除去那一段，对你的文章并无其他大的意见。

在书中，你谈到了总指挥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总指挥与政治家都不能事先设定要达到的目标。与敌军初次交火后，战役计划会有所调整。战役成功与否靠的是行动计划，而非最初设定的目标。此外，战役是失利还是捷报频传，这些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家们的主张。战役过程中，只有最权威的人才有能力平衡军事命令与外交主张之间的关系。

你注意到不能在战争爆发之际临时成立总参谋部，早在和平时期就应设立总参谋部，让总参谋部切实运作起来，与部队密切联系。我认为即使这样仍不够。总参谋部必须清楚谁将是未来的总指挥，提前与总指挥密切沟通，取得他的信任。没有这些做基础，总参谋部的地位难保。

威廉一世

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战争中的领袖，这样很有好处。国家元首对总参谋部和部队了如指掌，同时总参谋部和部队也十分了解领袖。在这样领袖与部队相互了解的军队中，战争公告无须发表。

然而，不是每个国家的宪法都允许国家元首做军队首领。如果英国政府想要并能提前选拔胜任的军官担任这个职位，就必须在和平时期给予该军官权威，使他能够影响部队，确立领导权威，并与总参谋部之间建立理解。陆军大臣通常另有其人，不会由该军官担任。整个战争过程中，陆军大臣在国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处理形形色色的行政事务。

你表示要把这部有趣的书的题献给我，但我认为你应当考虑如果没有这样的题献，你的书是否仍能完美地保持独立判断的特征。

衷心感谢你的沟通。

陆军元帅毛奇伯爵

1890年2月20日

于柏林

因为毛奇伯爵身居要职，所以不能直白地说出英国陆军需要进行的改革，不能详细解释自己的工作性质(6)。

毛奇伯爵认为他所任的总参谋长一职并不一定适合英国陆军，将他的观点与弗雷德里克·斯雷·罗伯茨(7)伯爵的独立判断进行比较会很有趣。罗伯茨伯爵允许我公开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威尔金森先生：

感激你赠予我《德国总参谋部》以及其他军事著作，几封邮件发出前我已收到这些书。其中一些我之前读过，也经常听人提起《德国总参谋部》一书。本想在时间允许时拜读，唉！却总是鲜有空闲。现在，我已带着浓厚的兴趣拜读了该书。

其中一点我印象最深。书中有强烈的倾向认为德国的参谋体制与职责分配体制值得全世界借鉴，因为特殊情况下，在能力超群的总参谋长领导下，这一体制十分成功，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就是证明。

一些人认为，总参谋长负责战役准备以及战役行动计划，在国家军事决策方面起主导作用。然而，正如罗伯特·霍姆(8)1882版《现代战术概要》一书第17到18页总结的那样，一些颇有才干的总指挥和战略家们对此并不认同。一个真正才华横溢的将军或总司令是否会欣然默许德军职责分配体制中所要求的指挥权与责任的分离，我对此表示怀疑。去年8月21日，《泰晤士报》评论说，陆军元帅《毛奇文集》第三卷清楚地证明了毛奇伯爵正是德军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名副其实的总司令，那些名义上的指挥官对所要执行的任务没有任何发言权。毛奇伯爵是一名足智多谋的战士，他以国王威廉一世的名义发布命令，并且经他发布的命令部队必须无条件服从。在他的领导下，军事机器顺利运转。但如果总参谋长不能始终发布贤明的命令，行动遭到牵制甚至失败，又或者手下的指挥官们在才智和判断力上胜过总参谋长，结果可能就大相径庭了。

毛奇骑马雕像

奉行军国主义的国家都需要像德国这样的总参谋长，尤其在与德国类似的国家，君主是军队的首领和名义上的总司令，总参谋长就不可或缺了。原因在于，首先，君主可能不具备胜任总司令的才干，从而在战争中领导陆军；其次，即便君主具有这样的能力，他还有很多本国民政事务以及与别国的外交事务要处理，没有时间特别关注军事问题。但对总司令而言，想要拥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陆军，就必须专注于军事问题。因此，总参谋长就至关重要了，他实际上是真正的总司令。

然而，我国陆军规模小，总司令又是职业军人，因此不需要德国陆军中那样的参谋长。对我们而言，《德国总参谋部》一书第3部分第4章中所勾勒的应当是陆军统帅——陆军中人人敬仰、绝对信任的总司令。书中的一些注释与我的见解不谋而合。布吕歇尔(9)需要沙恩霍斯特(10)和格奈瑟瑙(11)辅佐，从而洗雪前耻。但正如注释中提到的那样，“把真正的指挥权交给沙恩霍斯特和格奈瑟瑙难道不是更好吗”？

布吕歇尔

格奈瑟瑙

我认为，与地位不够高的人相比，皇帝或国王更有可能采纳参谋长的建议。对于周围的人而言，皇帝或国王虽然高高在上，但他会倾听建议。书中的注释提到，德皇虚心听取毛奇伯爵的建议。如果总司令与他的总参谋长社会地位大致相当，且可能没有总参谋长在陆军中的资历深，总司令有可能会憎恶所谓的无理干政。如果总司令心胸狭隘、性格倔强，更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这种憎恶一定会产生，除非总司令是一个脾气随和、本性软弱的人，但身居高位的人绝不应有这种特征。

当然，我的个人经验微不足道，但我曾经做过有参谋长辅佐的总司令，也给总司令做过参谋长，“让他扬眉吐气”。身居这样的职位着实令人尴尬，我绝不会再出任这样的职位。已故查理·麦格雷戈爵士(12)担任参谋长期间，我十分幸运，他对我帮助极大。如果他摆出一副陆军统帅的姿态，我本该反对他，但我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性格倔强的人。

至此，我更多提到了战争时期而非和平年代。但即使在和平年代，德军式的总参谋长体制也不一定适合英国的军事机构，不一定适合英国相对规模较小的陆军。战争时期，德军式的总参谋长体制极易导致灾难的发生。名义总司令越没有能力，就越容易固执己见。相反，名义总司令能力越强，就越不能容忍无理取闹的干政。总之，英国军事机构中或许不可能设立德军式的总参谋长一职。我认为，英国陆军总参谋部能与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履行相同的职责，没有必要扰乱目前的体制。我们只需让情报和动员部门与副官、军需官密切联系，听从副官与军需官指挥。印度正在采用这种方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想你应该明白，前述评论基于这一假设：在英国军事机构中，总司令的职位由军人担任，他的经验和能力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如果要挂帅上阵，他最能胜任组建军队参战；为了国家，挑选陆军统帅时可以仿效德军的体制，有必要任命德军式的总参谋长做总司令和内阁的军事顾问。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充分明确、清晰界定总参谋长的职责。

弗雷德里克·罗伯茨

1891年9月11日

于西姆拉

1890年春签署的《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似乎证实了我的担忧。《报告》提议成立一个被称为“总参谋部”的部门，但该部门与其要复制的范本——德国总参谋部——无任何相似之处。然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处境十分尴尬，在陆军指挥上遇到了两个问题：管理与宪法。公众期待拥有一支骁勇善战的陆军，抵御大不列颠的敌军，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政治家们一心想组建一支听命于政府的陆军。指挥军队本是皇家的特权，事实上，由英王委任顾问指挥军队的传统也一直存在。皇家调查委员会希望确立这样一个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举措。与邮局一样，军队是公共服务机构，受内阁管理与支配。如今的英国，其他理论都不适用。人们感情的脆弱点应得到尊重，但企图让这一理论付诸实践却触碰到了人们感情的脆弱点。皇家调查委员考虑更多的是尊重人们感情的脆弱点，而不是设立陆军部的必要性。

查理·麦格雷戈

弗雷德里克·罗伯茨

毫无疑问，第一要务是提防历史重演。因为发号施令的人并不完全服从陆军大臣的领导，所以试图让陆军顺应时代与国家的需要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同样重要的是，为了实现该目标而进行的所有变革都应有助于英国应对与列强的冲突。近来，英国与列强的斗争十分激烈。

从本书对普奥战争的部分调查不难发现，普鲁士由参谋长起草指导全军的命令，参谋长没有指挥权，以总司令(13)的名义发布命令。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就是这样，普王威廉一世完全信任参谋长，无一例外地接受他的草案、军队的行动方向；尽管参谋长并没有指挥权，并且在整个过程中被他人的权威掩盖，但战役的谋略全部出自他之手。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的谋略、策略都出自毛奇伯爵一人，这点威廉一世最清楚，与此同时，毛奇伯爵本人亦深知他受到威廉一世庇护。

一般来讲，陆军总司令拥有唯一指挥权，如果总司令并不是因为军事原因而坐拥这个职位，他最好选一个足够专业的将领来做这项工作。普鲁士就是这样，国王生来就是国王，生来就是总司令。但如果政府能够自由选择总司令，那么任总司令的人定会希望独立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反感助手的敦促、支配。哈廷顿勋爵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同时提议取消总司令、设立参谋长一职。这个新任的军官要就所有重要军事问题向陆军大臣提出建议，他要研究陆军的兵力和部署以及帝国的防御、制订总体防御计划，并根据计划做具体预算，总之，他要行使总司令的很多重要职责。但他并非陆军总司令，而是陆军民选总督的顾问或助手。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平民都无权带兵打仗、指挥军队。陆军必须有军事上的总司令，而这位总司令则听命于政府，得到政府支持，行使惩戒与指挥陆军的权力，同时，在面对指责时，他又能得到政府的庇护。哈廷顿勋爵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对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避而不谈：战争中陆军的军事指挥问题。政府只有给予所委任的将军充分的权限去领导军事行动，战争才能进行下去。该军官有责任就所有事务、战争计划以及计划的实施情况向政府做出解释。

《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并没有陆军在战争中的指挥做任何规定。事实上，在和平时期，参谋长就被委以部署军事行动的职责，而不是战争临近时，政府才去挑选总司令。被选中的总司令要么是参谋长，要么另有他人。但任何一位名副其实的总司令都不会为了执行一个二手的军事计划而拿自己的名誉和国家的命运做赌注。但凡总司令有点儿自尊，都不会在这种情形下承担国防的职责，因为在制订军事计划时，他没有发表意见，并且上任时他已经来不及对既定的军事计划进行修改。因此，如果采纳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计划，就有必要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和平时期的参谋长。不过，该参谋长在和平时期并没有与军队建立起任何关系，不具备指挥军队所必需的精神权威。因此，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计划不能被采纳，因为该计划极易导致战争失败的风险。

修改前言校样时，我听到了两个公告。第一，沃尔斯利勋爵(14)要接替剑桥公爵(15)的职位；第二，尽管要保留总司令的头衔，但要更改该职位的职责，缩小该职位的权力。

沃尔斯利勋爵

剑桥公爵

英国政府提议改变总司令的职责范围，这表明它与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有相同的忧虑。该忧虑使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工作陷入窘境。然而，关于新计划的公告并没有提到战争。政府考虑取消总司令对副官、军需官的领导，取消其对其他军事部门负责人的领导。

除其他事务外，军务局还负责与惩戒、训练、陆军教育直接相关的事务；部队驻扎、部队行动计划由军需官办公室负责，副官、军需官直属陆军大臣领导。也就是说，陆军总部的参谋是陆军大臣而非名义总司令的参谋，陆军大臣才是真正的陆军总司令。

显然，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对此不能草率地赞成或反对。首先要挖掘促使政府做出这一提议的动机。8月31日，在下议院讲话时，亚瑟·贝尔福(16)就政府观点做出解释。

1902年的贝尔福

1908年的贝尔福

他说：“英国陆军部体制已经存在多年，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对英国陆军部体制提出批评，其主旨与实质是什么？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批评的实质在于，如果总司令大权在握，通过总司令，并且只能通过总司令才能将治理陆军的意见、陆军事务告知陆军大臣，那么，首先，总司令被赋予了任何个人都无法承担的重任；其次，陆军大臣只不过是陆军部名义上的首脑，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因此，即使总司令与陆军大臣直接进行沟通，在行政方面陆军大臣仍然只是总司令的傀儡，因为统军大权掌握在总司令手中。陆军大臣即使征求总司令的建议，最终也不可能对建议真正负责，原因是在议会中，陆军大臣最多是陆军总司令的喉舌，向议会传达总司令的命令罢了。

亚瑟·贝尔福认为总司令肩负的责任过重，难以承受。马尔伯勒公爵(17)、威灵顿公爵、拿破仑或许难以苟同。1887年，已故詹姆斯·斯蒂芬(18)爵士领导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对陆军大臣的职责进行了公正的司法调查。皇家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英国陆军部体制中，首当其冲要考虑陆军大臣。我们需要注意：首先，陆军大臣职责众多；其次，他是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履行这些职责的。他承担着五种不同的重大职责，其中任何一种职责都足以耗尽一个兢兢业业、能力超群、知识渊博的人的全部时间。

首先，陆军大臣是内阁成员、议会成员。身居此位，他不仅需要关注自己部门的内部事务，还需关注当代所有重要政治问题。他需要参与重大议题的辩论，并且很多时候，需要在议会中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就这些议题发表见解。

马尔伯勒公爵

威灵顿公爵

拿破仑

其次，他是陆军政治部首脑，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他需要考虑而且要以最快速度考虑战争的全盘指挥；关于对世界各地进行远征的所有重要问题；类似于取消购买这样的政治问题；类似于《惩戒法案》这样的立法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

第三，他是军械部的首脑，需要处理所有与加农炮、小型武器、军火相关的问题，四家大型军火工厂的管理，以及形形色色色的大量军需品的管理。

第四，他需要处理所有关于防御工事、粮食供应的问题。

第五，他负责计划军事预算，凌驾于其他军事部门之上，管理一千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英镑的公共经费。

确实，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用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履行所有这些职责。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有履行这些职责所需要的时间、精力或才智；即便能找到这样的奇才，他也将不得不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履行职责，这些不利条件会使他无能为力。

所以如果总司令不堪重负，为了减轻总司令的负担而增加陆军大臣的职责，这样的办法肯定行不通。

亚瑟·贝尔福对此事的看法如下：

如果总司令大权在握，通过他并且只能通过他才能将治理军队的意见及军队事务告知陆军大臣，那么实际上，陆军大臣在此过程中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责任”一词悄然出现说明辩论过于轻率。政治术语中没有哪个词比“责任”更危险，因为没有哪个词比“责任”更容易引起歧义。确切地说，如果一个人需要对他的行为做出解释，他就肩负责任。责任暗示着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责任一词具有两面性，从而使该词可用于表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思。有时，责任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时，责任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他人控制。通常来说，责任不等同于权力。毛奇伯爵谈到普王威廉一世肩负重任，其实他是说威廉一世承担着在重大时刻做决策的职责，这些决策通常由他的顾问提供，通过这种方法，威廉一世在世人面前掩盖了顾问的存在。毛奇伯爵并不是说威廉一世必须对这一点做出解释，除非威廉一世心存愧疚并接受历史的审判。处理与陆军的关系时，陆军大臣使用了政府权威，他唯一不能做的就是与同事的意愿背道而驰。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将不能再担任陆军大臣一职。只要同事们与陆军大臣意见统一，他就是陆军的首领。但陆军大臣几乎没有责任做解释。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形仅仅是，他所属的政党在下议院中失去多数票，他所在的内阁不得不辞职。这样的事件总有可能发生，却与陆军大臣的表现无关。陆军大臣的表现通常不会导致内阁辞职，除非由于其他原因内阁准备辞职。因此“陆军大臣的责任”一旦出现，我们就应当用更准确的话语代替它：“掌握大权的内阁如果为所欲为，那么在下议院中就有可能失去多数票。”

亚瑟·贝尔福反对总司令大权在握，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抓住他反对的根本原因。如果军队的大事小情都由总司令领导下的唯一一个部门来处理，那么，陆军大臣的权力则仅局限于处理总司令管辖范围内的事务。毋容置疑，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不该同时身居此位，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如果陆军大臣只是一味地接受总司令的决策，那么陆军大臣就仅仅是形式上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陆军大臣需要调查决策的根据，提出反对意见，并且重新决策，那么这样一来，总司令就成了摆设。总司令凌驾于陆军大臣之上，但二人却处理同样的事务，这种机构组织形式确实很糟糕。

亚瑟·贝尔福反对这种机构组织形式，不是因为它有悖于机构的良好组织原则，而是因为在这种机构组织形式下，陆军大臣几乎无法发挥作用。这种机构组织形式使决定陆军部以及陆军内部事务的权力落入非内阁成员之手，从而削弱了内阁的权力。只有内阁成员团结一致，并掌控所有政府事务，内阁才能保持其权力。

在我看来，这些反对意见都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我要说的是，陆军大臣的职责范围一定要超过总司令，并且我不明白由陆军大臣领导的陆军部为什么会损害内阁管理军队的合理权威。

即便这些反对意见有理有据，但如果让总司令兼任陆军大臣，所有的反对意见将不攻自破。也就是说，取消陆军大臣一职，让总司令兼任陆军大臣，同时，总司令应是内阁成员。那么，政府为什么不采纳一个看似如此简单的计划呢？原因很简单。内阁是由贵族和议会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是一个政党领袖从他的追随者中挑选的。党派契约是内阁成员之间的纽带，旨在保持其在下议院中的多数席位，而军队总司令则应当代表全体国民，而非一个政党。他是战略智慧的化身，拥有战略才华和英明的战略判断力。让总司令成为内阁成员有悖于内阁政党忠诚的原则，会破坏内阁的和谐。

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内阁才能恢复和谐：把决策权交给政党——这违背了总司令的意愿；或者使政党服从战略需要——只有在战争迫在眉睫的巨大压力之下，政党的领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

那么，由此可以初步断定，或者肯定地说，无论是否为内阁成员，任何军官都不能掌握统率全军的权力；必须维护内阁的绝对权力，任何军官都不能拥有超出本部门的权威；唯有陆军大臣拥有治军权。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决断很不成功，因为时局动荡不安，需要英国政府做好准备应对冲突，而不是极力维护内阁的至高权力。尽管如此，现实问题是，提议把陆军部的事务进行分工由多个部门完成是否正确。我认为这一提议糟糕透顶，因为分工有悖于要完成的工作的性质。

对陆军管理职责进行必要分工要视战争形势而定，而不是由陆军部决定。如果国家卷入危急的战争，并且我们不希望敌军成功入侵我国，国家就会动用全部或者大部分陆军抵御敌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需要对两种职能进行清楚的界定：战场上必须有一个发号施令的人领导军队抵御敌军，所有军官、官员都必须服从有绝对领导权的将军的领导；战场外必须有一名政府官员负责为战场上的部队输送军需物资——食品、弹药、衣物、军饷、新的士兵和战马来代替伤亡者。战场外的这位政府官员与战场上的将军不能为同一人，因为两种职责需要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履行。此外，这两种职责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或者说它们是军队指挥艺术的两个分支。战场上的总指挥需要杰出的军事指挥才干、指挥技能；战场外供应部门的首脑必须是一名娴熟的后勤管理者，精通物资的购买、生产以及分配，而无须精通军队纪律管理及训练。

战场上的总指挥与战场外供应部门的首脑和陆军大臣的职责不尽相同。战争中，陆军大臣的职责是协调政府的政治主张与战场上总指挥采取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陆军大臣是总司令的上级。然而，尽管掌管军事物资供应的官员形式上并不是总司令的下级，但他必须努力确保陆军在战场上的需要。

很多重要军事事务既不属于指挥部也不属于供应部管辖，士兵服役期限、征兵条件、军官的任命与提拔制度就属于这一类。这些事务的处理不仅代表军事还代表非军事的观点与利益；陆军大臣要虚心听取由他的助手组成的总理事会的意见，由内阁做最终决策，有时需经议会批准。由于战时通常需要迅速补充兵员、向部队输送大量物资，因此和平时期就需要对以上事务提前考虑并做出安排，因为做出关于国家超额占用公民的精力、时间、金钱的决策时需要十分谨慎。只有经过由资深的军队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委员会的商讨，才能制定出这样的规章。以下是陆军事务的合理分工：指挥部负责军队的惩戒与训练、组织军队参战、行动部署、和平时期以及战时部队的调遣与分配以及出谋划策——这些都是总司令的职责范围；与指挥部平行的是供应部。供应部设法为总司令提供组装战斗武器以及保证战斗武器正常运行的物资；政府的权威通常由陆军大臣来行使。在政府的权威之下，指挥部与供应部协同作战。根据国家政策以及国库状况，陆军大臣调控各个部门的支出。陆军大臣还负责大议会，制定条款，规定由于国防需要国家有权减少对公民在财务、财产和个人方面的服务。

只有提前调查战争形势，和平时期就采用战时所必需的职责分工，才能真正解决亚瑟·贝尔福提出的问题。陆军的内部事务确实应由一个部门负责，但该部门的首脑不应是陆军大臣，而是总司令。总司令一职并不等同于陆军大臣。陆军大臣代表内阁处理与陆军的关系。陆军大臣应当主要考虑国家政策以及如何运用军事手段让政策取得实效。试图让陆军大臣掌管陆军，证明政府似乎并没有真正考虑过陆军大臣的职责到底是什么。因此，治国理政观念的缺乏会让陆军的管理陷入窘境。

我不再具体讨论战争中德国陆军机构组织原则在英国陆军中的应用。在《帝国的防御》最后一章中，我和查理·笛尔克(19)爵士就此问题做了详细讨论。这赢得了大家的赞许而非批评。在这里我想要说的是，德国的做法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用于支持哈廷顿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或政府的提案。对那些从国家防御角度考虑问题的人而言，这些建议或提案既多此一举、鲁莽冲动又不合时宜。

(1) 斯宾塞·康普顿·卡文迪什（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1833—1908），第八世德文郡公爵，英国著名政治家，1858—1891年称“哈廷顿勋爵”。1857年入选下议院，其后在帕麦斯顿和约翰·罗素勋爵的政府中任陆军大臣（1866），后来在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的第一届政府中任邮政大臣（1868—1871）、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1871—1874）。1875年自由党竞选失败后，他成为下议院反对党领袖。

(2)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是英联邦国家就调查某个重大问题而成立的临时公共问讯机构。该机构拥有强大的权力，它的权力甚至高于法官。

(3) 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时期，德国尚未统一。普鲁士曾是德国一个最大的邦国。德国总参谋部当时称普鲁士总参谋部。本书涉及普鲁士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两个时期。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使用普鲁士总参谋部和德国总参谋部两种称谓。

(4) 收于《毛奇文集》，第5卷，298—299页。《德国总参谋部》一书中有我对这一段的全部翻译。——原注

(5) 迄今为止，毛奇元帅关于1864年丹麦战争的重要军事信件竟然被英国军事作家忽视，这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原注

(6) 第一版中，毛奇伯爵不希望公之于众的内容已经删除，引用他信中的话来代替。为了使信的内容更易理解，第二版刊登了原文。第二版中，为了更加简洁、明了，最后一章被缩简。根据毛奇伯爵阅读校样时的标注，经过慎重考虑，有一两处措辞略微做了修改。——原注

(7) 弗雷德里克·斯雷·罗伯茨（Frederick Sleigh Roberts，1832—1914），英国陆军元帅，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著名军事家。他先后参加镇压印度民族起义（1857）、远征埃塞俄比亚（1868）、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78—1880）、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并曾任英国陆军总司令，因功勋卓著而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嘉德勋章。

(8) 罗伯特·霍姆把近年来欧洲大陆作家的作品编纂成《现代战术概要》一书。——原注

(9) 布吕歇尔即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1742—1819），普鲁士陆军元帅，瓦尔施塔特公爵，因为参加莱比锡战役（1813）、滑铁卢战役（1815）而声名远扬。布吕歇尔原在瑞士军队效力，1760年在波美拉尼亚战役中，他被普鲁士军队俘获，而后加入普鲁士陆军，后来在七年战争中做轻骑兵军官。1773年，因反抗腓特烈大帝被迫辞职，一直务农至1786年腓特烈大帝驾崩。1786年，他官复原职并被提拔为陆军上校，后来晋升为少将（1794）和中将（1801）。1813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爆发，七十一岁高龄的布吕歇尔重新挂帅，指挥了著名的吕岑战役、包岑战役、卡茨巴赫战役、莱比锡战役。他是柏林、汉堡、罗斯托克的荣誉市民。

(10) 沙恩霍斯特即格哈德·约翰·大卫·维特兹·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Waitz von Scharnhorst，1755—1813），普鲁士军事改革家及将军。他出生于汉诺威，1801年转入普鲁士军队，次年任柏林高级军官学校校长。他以军事理论和军事改革著称，著有《炮兵研究指南》《军官手册》等。

(11) 格奈瑟瑙即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瑟瑙（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1760—1831），普鲁士陆军元帅、著名军事改革家。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指挥了1814年的巴黎战役，率领普鲁士军队直捣法国的心脏，直接导致拿破仑退位。1815年滑铁卢之战中，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2) 查理·麦格雷戈（Charles Metcalfe MacGregor，1840—1887），英国探险家、地理学家及英属印度陆军军需官、情报部长，曾跟随弗雷德里克·罗伯茨伯爵参加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1878—1880）。

(13) 即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1871年，威廉一世即德意志第二帝国皇位，称“德皇威廉一世”。他的孙子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原注

(14) 沃尔斯利勋爵即嘉内德·约瑟夫·沃尔斯利（Garnet Joseph Wolseley，1833—1913），英国陆军元帅。他参加过英军在缅甸、克里米亚的战争，镇压印度民族起义。

(15) 剑桥公爵是指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Prince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1819—1904），英王乔治三世的孙子。他受封剑桥公爵（1850），曾任英国陆军元帅兼陆军总司令（1856—1895）。

(16) 即亚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第一代贝尔福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英国首相（1902—1905），外交大臣（1916—1919）。191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贝尔福宣言》。

(17) 马尔伯勒公爵即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1650—1722），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英国政治家，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任英格兰和荷兰联军总司令。

(18) 詹姆斯·史帝芬（James Stephen，1789—1859），英国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副大臣（1836—1847），在实施《废除奴隶制法案》中起到重要作用。

(19) 查理·笛尔克（Charles Wentworth Dilke，1843—1911），英国自由派政治家。19世纪70年代早期，他是托利党成员，后来成为反辉格党运动的领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一度被吹捧为未来首相的人选，最终因1885年臭名昭著的离婚案而没能成为首相。

第2章　克尼格雷茨战役前夕

精彩看点

7月2日的政治、军事形势——普鲁士陆军的方位——该区域的地形——腓特烈·查理亲王推测奥地利陆军的方位——为7月3日与奥军决战作相关部署——普军发现奥军的真正方位——位于伊钦的大本营重新向第二集团军下达命令——普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1866年7月2日是星期一。这天下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他的随行人员驾车驶入位于克尔科诺谢山南部北波希米亚山区的小镇——伊钦。威廉一世气宇轩昂、英姿飒爽，数十年的执政岁月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丝毫的印记。他言谈慷慨激昂，没有一丝忧虑。经过数月的疲惫外交，德意志联邦议会做出决议，大意是普鲁士违反了“联邦的和平”，德意志联邦军队即将出动讨伐普鲁士。决议做出不到三周，政治危机更加激化，这意味着普鲁士将与萨克森、汉诺威、黑森、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奥地利帝国同时交战。除了这些敌人，普鲁士还得考虑那些各有图谋的友好国家。俄国是乐善好施的旁观者；意大利是积极的盟友，尽管战斗力不强，却能牵制一部分奥地利军队；法国爱管闲事，但此时态度尚不明确，很可能根据时局变化选边站队，并且法国大使意欲对普鲁士国王表示不敬。与此同时，普鲁士国内也是困难重重。普鲁士议会代表自由派选民，极其反对包括战争在内的所有政策。由于两周来一直担心复杂的军事行动，威廉一世于周六早晨离开柏林，亲自视察部队。此前通过军事行动，普鲁士成功击败汉诺威军队，并且不动一兵一卒就占领了萨克森王国。

克尔科诺谢山地形图

普奥战争时期的柏林

6月22日，普鲁士两个军团分别接到命令，对波希米亚发起进攻。6月29日，两个军团均越过了位于波希米亚北部的大山。这座山是波希米亚的屏障，就如壁垒般。它们离伊钦仅有几个小时车程，途中零星分布着一些村庄。再行军一天，两个军团就能在伊钦会师。经过一周的艰苦战斗，士兵们已疲惫不堪。率领十一万五千名士兵从西里西亚归来的腓特烈王储与奥地利陆军各部进行了三场硝烟弥漫的战役和三场激烈的前哨战。他的部队驻扎在易北河左岸，总部位于克尼格霍夫，距伊钦正东二十英里(1)。威廉一世的侄子腓特烈·查理亲王，率领另一支共十四万人的大军。他们几乎没有遭到抵抗，但因为部署不周，所以士兵们厌倦了不必要的行军。腓特烈·查理亲王亲自从其位于卡梅涅茨的大本营出发前往伊钦大本营汇报。他的大本营距伊钦六七英里。

当时，奥地利军队的确切行踪不明。据推测，奥军可能驻扎在易北河的另一岸。易北河与位于牛津边上的伊西斯河流域面积大致相等。易北河由北向南蜿蜒向东流去。从克尼格霍夫到克尼格雷茨直线距离二十五英里，方向正南正北。如果把这条直线看作弓弦，易北河就相当于弓，约瑟夫(2)的要塞就是弓的把手。作为弓的最南端，克尼格雷茨与伊钦平行，距伊钦二十七英里。一条大路几乎与这条直线并行。周一下午，位于伊钦的大本营揣测奥地利军队驻扎在易北河东岸，其侧翼被克尼格雷茨和约瑟夫的要塞环绕。这个位置易守难攻。因此，总参谋部决定让两个普鲁士军团次日休整，召集军官们研究方案，准备改变战术。

返回位于卡梅涅茨大本营的途中，腓特烈·查理亲王得知整个预测都是错误的。对克尼格雷茨进行侦察的军官发现比斯特里兹溪旁大路两边有大量奥地利军队警戒。比斯特里兹溪几乎与易北河平行，距易北河大约七英里。比较几个情报后，腓特烈·查理亲王发现比斯特里兹溪附近至少有四个奥地利军团。据此，他推测奥军将于次日清晨发动进攻，于是，他决定先发制人，于次日天亮前率先发起攻击。晚上9时，他发布了行动命令，9时45分给在克尼格霍夫的腓特烈王储写了一封信，请求对方向约瑟夫派一两个军团，牵制那里的奥军。他派参谋长前往伊钦向威廉一世汇报。参谋长于晚11时抵达伊钦。

腓特烈王储

腓特烈·查理亲王

威廉一世陛下(3)即刻决定，无论在比斯特里兹溪附近发现了奥地利的全部军队还是仅发现了奥地利军队的主力，都将派出所有兵力进攻易北河畔的奥军……因此，根据威廉一世陛下的旨意，毛奇伯爵立即向第二集团军（即腓特烈王储的部队）发布了命令，内容如下：

“根据第一集团军的情报，奥军共有三个军团，或许后面还会得到增援，敌军已经越过位于萨多瓦由比斯特里兹溪构成的防线。第一军团预计于清晨时分与敌军交战。

“根据命令，第一军团将于7月3日凌晨2时与霍斯兹的两个师，米德维兹的一个师，斯勒克维兹的一个师，皮斯坎尼科和布瑞斯克的两个师，格特沃瑟的骑兵团共同抗敌。

“威廉一世陛下将立即做出相关部署，尽快开始行动，以便你军支援第一集团军，阻止敌军右翼前进。如若情况发生变化，今天下午的命令将不再有效。”

冯·毛奇

这封信函以及另一封短笺于午夜发出。另一封短笺写给驻扎在伊钦和克尼格霍夫之间的一个军团（这是此时第二集团军驻扎在易北河西岸的唯一一支军队）总指挥，信中要求总指挥等待腓特烈王储的指令。

事实上，奥地利-萨克森联军（共八个军团）都聚集在易北河与比斯特里兹溪之间。他们不是要发动进攻，而是要捍卫比斯特里兹溪左岸、面朝西的战略要地。如果腓特烈·查理亲王的行动得不到支援，7月3日就有可能成为普鲁士军队的灾难日：第一集团军将与兵力强大、几乎两倍于自己的敌军交战；第二集团军向约瑟夫派遣一个军团，但几乎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第二集团军的其余兵力相距遥远，无法及时与第一集团军并肩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伊钦的命令正合时宜：在不妨碍腓特烈·查理亲王进攻的前提下，第二集团军奉命在最有效的方位——敌军的侧翼，发动进攻。

第二天清晨，正如所料，奥地利军队兵力充足，在第一集团军进攻过程中，奥军显示出顽强的抵抗力。腓特烈·查理亲王只能牵制奥地利军队，等待第二集团军支援。那日，腓特烈王储的主力师的进攻让战斗分出了胜负，主力师攻占了克鲁姆——奥军阵地的要隘，奥军形势危急，这次战斗乃至整个战局胜负已定。7月2日夜间11时至12时在伊钦雄狮酒店形成的决议确保了克尼格雷茨战役的胜利。克尼格雷茨战役可能是当代规模最大、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普军与奥军在克尼格雷茨激战

两军骑兵混战

威廉一世亲临克尼格雷茨战场

战后的克尼格雷茨

克尼格雷茨之战结束后，威廉一世与腓特烈皇储握手

(1) 1英里约为1.6千米。

(2) 自1850年起，维也纳划分为八个区，约瑟夫就是第八个区。

(3) 《1866年普奥战争》，第249页，德意志总参谋部战争事务处第二处出版发行。——原注

第3章　幕后

精彩看点

国王威廉一世取得军事成功的秘密——选定唯一的顾问——坚决执行顾问的决议——参谋长一职的历史由来——克尼格雷茨战役前夕伊钦大本营的行动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人谦逊，他自知才疏学浅，不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曾经对他的弟弟腓特烈·查理·亚历山大(1)说：“如果我不是生来就是霍亨索伦家族的一员，我应该只是个军士长。”那么，他是如何迅速做出决断，取得重大胜利，成为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偶像的呢？一位研究1859年意大利战役的普鲁士历史学家给出了答案。这位历史学家写道：

历史上，有些统帅不与人商讨就可独自做出决断，周围的人只需执行命令，这样的统帅往往是旷世奇才。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陆军总司令不会对他人的建议置若罔闻，因为这些建议很可能是训练有素、极有经验的人讨论后形成的正确判断。然而，即便在这些建议中，也只有一个可以被采纳。军事等级机构就算在思想上也有从属关系。建议只能由专人提交给总司令，供其考虑。选择顾问不是看军衔或资历，而是依靠总司令对顾问的绝对信任。尽管顾问给出的建议并不总是最佳选择，但如果始终如一地按照顾问的建议采取行动，顾问的军事主导思想一经采纳就会被坚定地执行，那么事情总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与顾问不同的是，一切功过都属于总司令。

腓特烈·查理·亚历山大

腓特烈大帝

如果总司令周围有一群各自为战、互无联系的人，那么这种人越多，越聪明，越自以为是，事情就越糟糕。总司令一会儿听这个人的，一会儿听那个人的；一会儿执行相对较明智的举措，一会儿采纳另一个更加明智的计划，然后又觉得第三个顾问的反对意见、第四个顾问的补救措施更合情合理，被其说服——极有可能的是，尽管每个策略都有理有据，但总司令却屡战屡败。

依据普鲁士的制度，陆军总参谋长是国王任命的最具权威的顾问。尽管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2)时期，总参谋部只是隶属于战争部的和平调停机构，总参谋长这一职位已开始变得尤其重要。在此之前，与拿破仑作战的普鲁士军队中没有能与拿破仑匹敌的人，普王只能任命布吕歇尔为统帅，由沙恩霍斯特辅佐，沙恩霍斯特死后由格奈瑟瑙辅佐。1815年和平来临后，总参谋部正式成立。1821年，卡尔·冯·米夫林(3)成为总参谋长。根据规定，卡尔·冯·米夫林直接对普王负责，总参谋部不再隶属于战争部。在战争部之外设立独立的军事机构是军事分工的进步，说明普鲁士军队需要一个全新的机构行使战争部之前没有被很好行使的职能。战争部、总参谋部分设后，战争部负责军队的招募、维护与管理；总参谋部战争时期负责统率军队，和平时期负责为战时做准备。为了让总参谋部集中精力指挥陆军作战，不受日常琐事的干扰，总参谋部被设为一个独立机构。1829年，陆军中将威廉·冯·克劳泽内克(4)接替卡尔·冯·米夫林；1848年，陆军中将卡尔·冯·赖赫尔(5)接替威廉·冯·克劳泽内克；1857年，卡尔·冯·赖赫尔将军死后，总参谋长一职由少将冯·毛奇接任。

克尼格雷茨战役前夕的行动很好地说明了总司令与参谋长之间的分工。冯·福伊格茨·雷茨(6)将军——腓特烈·查理亲王统帅的第一集团军参谋部参谋长——抵达伊钦准备向国王汇报时，威廉一世正准备就寝。威廉一世派冯·福伊格茨·雷茨将军去见毛奇。威廉一世说：

如果毛奇伯爵认为情报至关重要，需要重新做出部署，无论多晚，让毛奇伯爵前来听命。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之莱比锡战役：俄军、普军与奥军集结待命，准备进攻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之图卢兹战役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之蒙米拉伊尔战役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之巴黎战役

冯·福伊格茨·雷茨将军来到毛奇伯爵的住处，向他做了汇报。毛奇伯爵做出决策，然后去见威廉一世，并向威廉一世阐明观点：无论全部还是仅有部分奥地利军队驻扎在萨多瓦，都应同时派出两个集团军从正面和侧翼发动进攻，从两侧同时发动进攻一定会让普鲁士军队赢得最佳机会，最终大获全胜，这正是普鲁士军队所希望的。即使奥地利军队兵力众多，普鲁士军队也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威廉一世马上批准了毛奇伯爵的建议。接下来，毛奇伯爵写了两个便笺，立刻派人发出。

冯·福伊格茨·雷茨将军抵达伊钦时已是夜里11时。便笺于午夜时分发出。短短一小时内，冯·福伊格茨·雷茨将军分别向国王威廉一世和毛奇伯爵做了汇报，毛奇伯爵深思熟虑并做出决策，来到威廉一世的住所，写下便笺，并将便笺发出。由此看来，中间没有经过商讨。在此刻，首次重大战役即将打响之际，威廉一世已经对毛奇伯爵建立起了深深的信任，如同四年后一样。

(1) 也就是腓特烈·查理亲王的父亲。——原注

(2) 即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War of the Sixth Coalition，1813—1814），奥地利、普鲁士、俄国、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瑞典七国联军于1813年将拿破仑赶出德意志，1814年进攻法国，占领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其中重要的战役有吕岑战役、包岑战役、德累斯顿战役。其中的莱比锡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战役。

(3) 卡尔·冯·米夫林（Karl Freiherr von Müffling，1775—1851），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理论家。滑铁卢战役期间，他担任布吕歇尔的联络官，是最终击败拿破仑的筹划者之一。作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首任参谋长，他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地形学和制图学颇有研究。

(4) 威廉·冯·克劳泽内克（Wilhelm von Krauseneck，1774—1850），曾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部总参谋长（1829—1848），接替卡尔·冯·米夫林的工作。他曾在1834到1835年考虑过铁路在战争中的作用，但没有对其进行深入和持续的研究。

(5) 卡尔·冯·赖赫尔（Karl von Reyher，1786—1857），曾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部总参谋长（1848—1857）。他尤其注重对总参谋部军官的培养和选拔。他规定，从事总参谋部勤务的军官必须在普通军事学校学习三年，在测绘局工作三年，夏季从事野外测绘勤务，冬季从事军事科学工作。他十分注重新技术在军事中的运用。1848年，即他任总参谋长的第一年，便将后膛枪引入普军。1855年，他起草了一份关于国内外铁路运输能力的报告，将铁路纳入作战计划之中。在赖赫尔与战争部长博因的合作下，总参谋部的特殊地位逐渐显露出来。

(6) 冯·福伊格茨·雷茨（von Voigts-Rhetz，1809—1877），普鲁士将军。1827年入伍，先在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1833—1835），后在地形师服役（1837），接着在总参谋部工作（1839）。他历任上尉（1841）、陆军少校（1847）、第五军团参谋长（1852）、陆军上校（1855）、陆军少将（1858）、战争部长（1859）、陆军中将（1863）。普奥战争期间，他担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普法战争期间，他加入第二集团军。

第4章　五条简短的命令

精彩看点

普鲁士军事体制的职责分工与专门责任机构——少量、简短的命令充分说明普鲁士军事体制的简洁性

在某种意义上，1866年7月2日的决策并无非凡之处。如果两个集团军在同一战线作战，彼此相距仅一天的路程，并且敌军与两个集团军各相距一天的路程，判断两个集团军应当采取什么策略并不难，研究中解决此类问题也很容易。普鲁士陆军尽管掌握的情报并不完整，但还是能根据军事常识在伊钦部署行动。形势看似简单明了，但在战争中确保能制订出这样的行动计划也绝非易事。军事评论说，如果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1)元帅的行动计划合情合理并被贯彻始终，失败或许可以避免——这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后聪明。普鲁士军队的优势在于其军队体制使军事常识在机构中拥有一席之地，以便在需要时能加以应用——这样的军事分工很明智。

陆军总部有诸多事务需要管理。和平时期负责征兵、训练，部队的衣、食及装备，传达命令，维护军纪。战时，陆军总部需要持续关注这些问题，确保下属能执行规定的任务。最重要的是，总部要日日甚至时刻关注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普鲁士军事制度规定，总参谋长只需负责各集团军的军事行动，把每个新情况都视为战略问题看待，并对军事行动方案做出解释。这些军事行动方案是总参谋长知识与经验积累的成果。与肩负重担、为许多事务分心的总司令相比，身居此位的总参谋长无须担心被其他事务打扰，为过多职责分心。他能明辨局势，沉着应对。按照类型对军务进行分类，把每项工作交给训练有素之人；有专门责任机构，依据监管范围，减轻军官们处理烦琐事务的负担；陆军被分成几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有自己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因此，总参谋长只需考虑战役中的重大问题以及麾下两三个集团军要参加的行动的目标。总参谋长向各集团军总司令下达战役的总目标、分配任务，每个集团军的负责人又把自己的军团或师(2)分成许多分队。除了确定战役目标外，每个集团军的负责人还须确定战役的总体方向，这些是军团或师的总司令不能自行决定的，军团或师的总司令和参谋可自行安排行动的具体细节。

1849年的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

1866年的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

普鲁士军队简便、高效的体制减轻了最高司令部的工作压力，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866年6月21日，普鲁士军事谈判代表向奥地利哨兵递交了战书。当时，第一集团军集结在萨克森与西里西亚的边境上，第二集团军集结在尼斯附近。从6月21日到决战打响，有记载称威廉一世的大本营只发出了五条简短的命令。

第一条命令

6月22日，国王威廉一世在柏林向位于格尔利茨和尼斯的两个集团军发电：“国王陛下命令两个集团军向波希米亚挺进，在伊钦方向会师。”

同日，威廉一世写信详细解释电报内容，并对腓特烈·查理亲王补充道，由于第二集团军肩负翻越苏台德山脉的重任，第一集团军必须加速前进，以解第二集团军的燃眉之急。

第二条命令

6月29日，国王威廉一世在柏林向腓特烈·查理亲王发电：“第二集团军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但目前处境仍十分艰难。国王陛下希望第一集团军加速前进，救第二集团军于水火之中。”

由于腓特烈·查理亲王行动迟疑、缓慢，丧失了很多时间，国王威廉一世向腓特烈·查理亲王重申了他的命令。

第三条命令

6月30日，国王威廉一世在克霍弗特向两个集团军发电（此时国王正在离开柏林前往部队的途中）：“命令第二集团军在易北河休整，第一集团军朝克尼格雷茨挺进。”（因为形势发生变化，所以第一条命令被修改）

第四条命令

7月2日，国王威廉一世在伊钦命令两个集团军于7月3日进行休整，对前方及奥地利军队的驻地进行侦察。当晚，该命令被取消。

第五条命令

毛奇向腓特烈王储下达的命令(3)。

这些命令简短、易懂，与陆军总司令发布的命令异曲同工。周一午夜时分，毛奇在伊钦写信给腓特烈王储。周二凌晨4时，信就被送到了腓特烈王储位于克尼格霍夫的大本营。凌晨5时，第二集团军参谋长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4)将军下达命令，长约二十行。

根据收到的情报，预计敌军将于今日进攻位于霍斯兹、米洛维兹和斯勒克维兹的第一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前往支援，命令如下：

第一军团分两路纵队沿赞布勒斯和格托丁向格布格里茨进军。

……

第二军团军令亦如此。每句两行，共五句话的命令指导着十一万五千名陆军（四个军团与一个骑兵师）。这些命令足矣。各军团由各自的参谋长辅佐军团总司令做具体安排。

高级军事会议。最靠左而站者是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

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与同僚亲切握手，站在他旁边穿白衣者是俾斯麦

(1) 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Ludwig August Ritter von Benede，1804—1881），奥地利帝国陆军元帅。1822年在奥地利陆军服役。他在平息加利西亚叛乱（1846）、反撒丁王国的库尔塔托尼之战（1849）、文森之战（1849）和第一次库拉托扎之战（1849）中功勋卓著，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1846）、玛利亚·特蕾莎骑士勋章（1849）。他历任第二军团司令（1857）、第八军团司令（1859）、总参谋长兼匈牙利总督（1860）、意大利奥军司令官并晋升陆军元帅（1861—1866）、波希米亚奥军司令（1866）。他在指挥奥军与毛奇指挥的普军在克尼格雷茨作战时失利，战败后引咎辞职，1881年在格拉茨去世。

(2) 1866年，第一集团军由师而非军团组成，第二集团军由军团组成。——原注

(3) 见本书正文第44页。

(4) 莱昂哈特·冯·布卢门塔尔（Leonhard von Blumenthal，1810—1900），普鲁士陆军元帅。他历任普鲁士皇家警卫军少尉（1827）、第三军团参谋长（1864、1866）、第二军团参谋长（1866）、第三军团参谋长（1866），后晋升上将（1873），被封为伯爵（1883），最后晋升陆军元帅（1888）。他在克尼格雷茨战役（1866）、色当战役（1870）和围攻巴黎（1870—1871）等战役中起过重要作用，1900年在克腾附近的奎伦多夫去世。

第5章　战役准备

精彩看点

战役准备的特性——发布动员令——集结军队——政治因素的影响——国王威廉一世一心想避免战争——战役准备过程中总参谋部要处理的问题：计算所需兵力、战场上的兵力分配、选择集结地点、根据需要成立两个集团军——部队向指定地点前进——用铁路输送兵力及随后的徒步行军——6月6日普军的方位——由于政治原因普军决定推迟开战——推迟开战使普军更加了解奥军的行动——普鲁士修改作战计划——威廉一世最终决定宣战——普军进攻萨克森——6月22日普鲁士两个集团军的方位——总结

事实上，陆军的详细行动几乎不可能在战前确定。在很大程度上，陆军的行动取决于敌军的行动，但战前是不可能准确预测敌军的行动的。宣战前，部队仍在自己的阵地上时，高效、英明的政府可以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做战斗准备。陆军可以实行战时体制，在有利时机集结。普鲁士陆军的战前准备工作不同程度上都由总参谋部负责。

首先，陆军按战时体制编制，统称为“战前动员”，包括调动预备役部队和战马；在各军团间分配预备役部队和战马，为它们提供装备；设立、完善各军团的参谋部及各种后勤保障。总参谋部已就战前行动做了具体安排、调整，以便命令一经发布，整个军事计划能在规定日期顺利进行(1)。无论战争的前线在哪里，动员的过程本质上都一样：部队在大本营待命。在普鲁士，除非做好开赴战场的充分准备，否则任何军团不会离开指挥部。

其次，在边境集结陆军是军事行动真正开始的第一个阶段。与象棋比赛类似，最重要的是集结地点的选择，集结地点应选在最适合开战的地方。

按战时体制编制把陆军输送到边境是危急时刻采取的行动，这既受政治因素也受军事因素制约，对这样的行动做出正确评价不可能不考虑政治环境的影响。然而，政治环境对动员与集结军队这两个过程影响不同。动员是个机械过程。政治家们可能会敦促或放缓动员。在这两种情况下，军事动员的本质没变，尽管因此引发的摩擦可能会增加。进攻或防御的直接准备就是集结陆军，但政治家们如果不愿发动进攻，就可能会影响集结可用兵力的时间和地点的选择。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一心想避免战争。直到1866年6月14日，他仍然决定不打第一枪，也不赞同任何有进攻倾向的举措。劝威廉一世同意备战真的很困难。当奥地利早已进行动员，即将把部队开赴边境时，普鲁士才在5月3日至5月12日陆续发布了动员令。调动的兵力共计三十二万六千人，分成九个军团(2)，以及柏林的一个预备役军团(3)，荷尔斯泰因文工团和集结在韦茨拉尔，由德意志联邦要塞撤退的普鲁士守备部队组成的军团。5月12日至6月22日做的兵力部署安排，为后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部署兵力或许更像提出一系列问题，然后找到答案。

战争准备的第一步是计算所需兵力(4)。对英国的小规模战争而言，计算兵力显然是有必要的。1882年的英埃战争就是很好的例证，英国对兵力的计算可谓相当精准。两个欧洲国家交战，从一开始，双方都会认为对方会动用所有可动用的兵力。然而，很多战役的失利主要归咎于疏于计算兵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859年，奥地利军队用不足一半的陆军兵力对抗法国和撒丁王国联军(5)。1885年，国王米兰一世在没有调集塞尔维亚全部陆军的情况下贸然进攻保加利亚(6)。这两次失利主要归咎于最初的错误判断。

兵力的计算以对敌军可调遣兵力的估算为基础。1866年，普鲁士总参谋部不得不面对最初的困境：即便到了5月8日仍然难以确定德意志联邦的哪些州会站在普鲁士一边，哪些州会站在奥地利一边。普鲁士总参谋部做出最坏的假设，估计北德意志会派兵三万六千人，南德意志十万人，萨克森和奥地利二十六万四千人，共计四十万人(7)。毫无疑问，普鲁士必须动用全部可动用的兵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部署兵力对抗这三支敌军。根据之前的估算，按比例分配兵力，需要动用二十万五千人抵抗奥地利和萨克森，三万人抵抗北德意志，八万人抵抗南德意志。总参谋部预计，直到战争后期，南德意志的兵力才能准备就绪，所以战争初期可以忽略不计。汉诺威和黑森将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与普鲁士王国的主体分开，因此汉诺威和黑森是劲敌，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在它们做好准备之前发动猛攻。然而事实上，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的命运取决于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军事对抗的胜败。如果奥地利战败，普鲁士无论如何都会乘胜追击；如果奥地利在战争中获胜，那些小国即使没有战败，也无疑会听命于奥地利。普鲁士决定动用全部陆军（八个半军团以及一个预备役军团，共计二十七万八千人）抵抗奥地利和萨克森，动用第七军团的一半兵力以及集结在荷尔斯泰因和韦茨拉尔的少量陆军对抗德意志联邦的其余兵力。这些兵力首先迫使黑森和汉诺威的军队缴械投降（于6月29日签订《朗根萨尔察投降协定》），然后进攻并打败南德意志的军队，之后，选择陆军集结的地点，以便开始下一步行动。这是战役中最高统帅的初次行动，一旦决策错误将意味着拉开厄运的序幕。如果可能，每位将军都希望用其全部兵力去对抗敌军的分散兵力。因此，最高统帅会首先想到把军队集结在一个地方，或者至少让军队集中起来，以便所有军队能联合作战。

撒丁王国的军队与奥军激战

塞尔维亚国王米兰一世

如果在上西里西亚集结，普鲁士陆军将位于距奥地利首都最近的位置；如果在格尔利茨集结，普鲁士陆军将位于柏林或布雷斯劳与从波希米亚逼近的奥地利陆军之间。这两处一个有利于进攻，一个有利于防守，因此是最佳的集结地点。但普鲁士陆军只有一准备就绪就向维也纳进军，西里西亚的地理位置才不会失去价值。在威廉一世看来，5月中旬采取这样的行动不可接受。然而，还有一个不容辩驳的理由反对把全部陆军集结在这两个地区，即无法在合适的时间开展军事行动。因为从遥远的省份抵达这两个地区将耗时几周，等到军队集结完毕恐怕为时已晚，即便使用铁路运输也克服不了这个难题。由于铁轨的特性，姑且抛开距离因素，用唯一的铁路线去输送所有的军团需要九至十二天，但通往上西里西亚只有一条铁路可用，因此，通过铁路把全部陆军输送到这两个地区将耗费相当长的时间。此外，上述两个地区中没有一个足够富裕，能长时间供给如此庞大的陆军。如果战争能够避免，威廉一世决心不开战。因此，有必要让陆军在集结完成后等待几周，这意味着第一发枪打响之前，陆军不得不忍饥挨饿。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无论进攻还是防守，把九个军团集结成一个集团军都行不通，普鲁士需要成立各自独立的集团军，优先考虑防御。集结的中心定在格尔利茨和希维德尼察周围。格尔利茨和希维德尼察位于来自波希米亚的奥地利军队向柏林或布雷斯劳进军的铁路线上。据说，此时(8)，奥地利军队正在集结。

布雷斯劳

总参谋部根据这一决定安排军队开往前线的行动。如前所述，铁路系统不可能将军队直接、快速地输送到格尔利茨和希维德尼察。总共有五条铁路通往面对萨克森王国和奥地利帝国的普鲁士边境地区。五条铁路的终点分别位于蔡茨、哈雷、赫茨伯格、格尔利茨和希维德尼察（或者尼斯）。铁路终点的分布构成一条曲线，长达二百五十英里。同时使用五条铁路是集结军队最快、最可行的办法。以上五个地点集结了部分军队后，继续通过徒步行军的方式集结兵力。徒步行军集结全体陆军的最短路线是通往弧线中心的半径距离，但弧线的中心位于敌军的领土，因此，尽管这些路线称心如意，普鲁士在战前却无法采用。还有一条路线是徒步行军沿圆周集结，这一计划最终被采纳。一下火车，所有军团沿弧线朝指定地点行进。

来自波森和西里西亚的军团在希维德尼察和尼斯集结(9)，向右方的兰茨胡特和瓦尔登堡挺进。来自威斯特伐利亚的半个军团和莱茵省的军团在蔡茨和哈雷下火车，沿萨克森边境挺进，直至易北河的源头。这些部队与来自柏林的预备役军团一起，构成易北河集团军，一旦萨克森王国的军队来攻，则继续向东行动。来自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和普属萨克森的军团被编入第一集团军，由腓特烈·查理亲王率领。他们起初在托尔盖德和科特布斯之间集结，然后沿边境朝格尔利茨挺进，于6月的第一个周末抵达西里西亚西边的角落(10)。当时，其余行动已经完成。

现在，总参谋部急于开战。然而，三个集团军无法在普鲁士的国土上实现协同，这样一来，某些重要区域将得不到保护。它们也不能原地等待奥地利进攻，这样会冒其中一个集团军孤军奋战、遭受敌军优势兵力打击的风险。如果它们同时朝位于奥地利的那个圆心进军也会招致同样的风险。奥地利也在做准备，每增加一天，风险也会随之增加。但威廉一世仍然认为可以调解，不允许动用武力。

1866年6月11日，普鲁士总参谋部获悉，正如所料，欲与普鲁士作战的七个奥地利军团中有六个位于摩拉维亚，而非波希米亚。据此推断，奥地利军团打算经由尼斯向布雷斯劳进军。对于这次行动，获悉的相关数据显示奥地利军团中有五或六个军团大约会在6月19日穿越西里西亚边境。为了抵御奥地利的可能入侵，第二集团军被调往尼斯河，面朝南部署，柏林的皇家禁卫军以及第一军团前往支援。第一军团原计划乘火车向东挺进至格尔利茨，这里离布雷斯劳很近。如果奥地利军队入侵西里西亚，或者没有按预期方向进军，一旦奥地利军队进入萨克森或波希米亚，第一集团军就能直逼布雷斯劳。6月19日，上述行动执行了。同时，易北河集团军也将调往东部，加入第一集团军。但由托尔高到格尔利茨的最短路线要经过德累斯顿，因此，易北河集团军须首先占领德累斯顿。以上军事行动进行的同时，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变化。1866年6月14日，国会做出不友好决议，敦促国王威廉一世下决心。6月15日，普鲁士对萨克森王国宣战。6月16日，易北河集团军越过边境；6月18日，易北河集团军占领德累斯顿；6月19日，易北河集团军与位于格尔利茨由腓特烈·查理亲王率领的第一集团军取得联系。腓特烈·查理亲王把第一集团军聚集在格尔利茨南面的靠近萨克森王国和西里西亚的边境地区，紧邻波希米亚边境。此时，来自德累斯顿的易北河集团军迅速向第一集团军右翼靠拢，以便使两个集团军联合起来向波希米亚进军。第一集团军左翼沿克尔科诺谢山脚前进，与第二集团军会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奥地利会对西里西亚发动进攻，因此，腓特烈王储接到命令，向西行军至波希米亚与他的表兄会合。6月19日，腓特烈王储打算提前派一个军团前往兰茨胡特，让其他军团留在尼斯，准备抵抗来自南部或西部的进攻。一两天后，他的两个军团撤到山区，只有一个军团留守尼斯。普鲁士费了很大周折才骗过奥地利军团，让其相信普鲁士的所有军队仍然驻扎在尼斯，准备向摩拉维亚挺进。这就是普鲁士的两个集团军在6月22日的处境。此时，电报命令它们穿越波希米亚边境，在伊钦附近会师。

从最初的准备阶段可以看出，参谋长毛奇有一个目标，即尽可能集结大量的兵力打败奥地利-萨克森联军。起初，他的部署受到政治因素限制。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一开始就成立集团军的做法行不通。后来，国王威廉一世决定开战之前，普鲁士调集集团军应对由奥地利的部署引发的形势变化。进攻萨克森王国是全面集结的又一个阶段。6月22日，形势变得明朗——奥地利军队打算进攻西里西亚。问题在于是让第一集团军通过普鲁士领土继续朝第二集团军行进——既然奥地利的形势已经明朗，这个路线很安全——还是让两个集团军都采用最短的路线会师，然后朝波希米亚挺进，但这样会给第二集团军带来风险。参谋长大胆采用了第二种路线，结果证明很成功。

勃兰登堡

德累斯顿

(1) 动员的细节没有被公开，但各国复制了普鲁士体制的基本原则。其基本原则可用一个虚拟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和平时期一个连队拥有兵力一百二十人，并且每年有四十人会转入预备役部队，与此同时，每年招募同等数量的新兵，战时兵力为两百四十人。接到公开的动员令后，每个预备役士兵都有责任径直前往连队指挥部报到，根据其居住地与连队的距离，他们会在接到动员令的第一天、第二天或者第三天赶到连队指挥部。连长有全连战士的名单，负责为两百四十名战士准备崭新的战斗装备。预备役士兵抵达后，接受体检，领取装备，然后被分派到各自的岗位上。根据分工制度所规定的职责（制定分工制度是总参谋部的主要工作），从将军到号兵会分配到最能胜任的并且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的任务。快速、从容、确定是动员要达到的目标。——原注

(2) 和平时期，皇家禁卫军驻扎在柏林，第一至第八军团主要驻扎在以下八个省：普鲁士、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勃兰登堡（Brandenburg）、普属萨克森（Prussian Saxony）、波森（Posen）、西里西亚、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莱茵（Rhenish Prussia）。——原注

(3) 1866年5月19日召集的预备役军团。——原注

(4) “国王威廉一世坐立不安，准备向奥地利国王宣战。他询问总参谋长普鲁士一万兵力是否能抵挡奥地利两万大军。如若不行，鉴于奥地利军队还没有迫近，他将派外交使节商讨和平解决的条件。”——原注

(5) 史称“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

(6) 史称“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

(7) 对抗普鲁士的实际兵力为：北德意志军两万五千人；南德意志军九万四千人；奥地利及萨克森王国军队二十七万一千人；合计三十九万人。——原注

(8) 1866年5月中旬。——原注

(9) 两个军团整编为第二集团军，由腓特烈王储率领。——原注

(10) 西边的角落是指霍耶斯韦达（Hoyerswerda）周围地区。——原注

第6章　评论家

精彩看点

干扰评论家对战役指挥做出正确评价的因素——对指挥官的主要动机缺乏了解——军事评论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草率的判断——只有充分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

除了指挥军事行动外，最难的要数对军事行动做出正确的评价了。领军打仗受诸多因素影响，历史学家往往会忽略其中很多因素。因此，评论家几乎不能确定他能否站在所研究的将军的角度看待问题。例如，评论家假设指挥官没有掌握某些情报，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评论家的评论就是以被完全歪曲的事实为基础的，即使最严谨的历史学家都无法避免犯此类错误。普鲁士总参谋部关于1866年普奥战争的资料宣称，奥地利的指挥官们没有觉察到腓特烈王储从尼斯向西进军，然而奥地利总参谋部的资料显示，早在6月25日腓特烈王储的集团军还没有越过边境时，奥地利指挥部就得到了详细情报。当难免犯错时，固执己见堪称鲁莽之举。不过，我们允许对普奥战争传统评价的价值提出质疑。例如，1889年3月23日，奥康纳·莫里斯先生在《论军事学院》一书中写道：“毛奇伯爵的战略并不像成功人士的崇拜者所吹嘘的那样完美无缺。他在进攻法国时并未试图像在伊钦那样，把位于在贝内德克率领下的敌军集中兵力攻击范围内分散的普鲁士陆军联合起来。”(1)《比利时概要》一书中也有类似的批评，但绝无嘲讽之意。两本书的作者都没有说明毛奇伯爵究竟错在哪里，就连奥地利历史学家也宣称鉴于普鲁士的阵地位于尼斯和卢萨蒂亚，前往伊钦会师是唯一明智的路线。难道错在原先不该沿边境分散兵力？如果是这样，评论家应该说明面对当时的政治条件和战场的地形还有什么可行的办法。1866年普奥战争的准备工作表明，复杂的政治形势对战争策略的选择有重大影响，这样讲不是更恰当吗？相比之下，1870年普法战争的问题要简单得多。普鲁士要对付的敌人只有一个，没有理由犹豫、拖延。此外，普军三十三万对抗法军二十五万，即使前提条件再不利，普鲁士总参谋部也能宣战(2)。1866年，战略家们的任务可能更简单。如果早在5月国王威廉一世就意识到动员就意味着战争，并从那时就充分授权毛奇伯爵，那么后代对普鲁士政策的评价也就不会那么糟糕了。但二十年后，人们很可能仍会提出这样的批评。冲突发生在德意志人之间，并且当时普遍的观点都在谴责普鲁士的政策。此外，自滑铁卢战役(3)以来，普鲁士没有重大的胜利记录在案。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一世自然会犹豫不决，而他想保护普鲁士每寸国土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因为许多年后该时期的主要人物的个人历史才会公之于众，因此，历史学家对很多东西不得而知，与此同时，评价的作用首先在于理解要评价的事件。

阅读战役中部队的行动总结，然后列举出双方将领所犯的错误不是目的所在，这只会误导读者，让读者误以为将领们通常马虎大意、懦弱无能、愚昧无知，却不能让读者明白干扰行动指挥的因素。但如果结果显示战场上采纳的策略伴随着风险，或者灾难接踵而至，企图弄清楚将军们为什么还会一如既往地使用该策略，就需要让读者了解战争的性质。这种研究方法尽管不能满足喜欢偏袒一方、散布赞扬或批评的虚荣心，却能让付出的辛苦得到回报，增强读者的洞察力，帮助读者形成正确的评价。

滑铁卢战役中法军冲锋

滑铁卢战役中，英军与法军鏖战

滑铁卢战役中，普军重创法军

滑铁卢战役关键时刻，威灵顿公爵激励士气

威灵顿公爵来到滑铁卢战场与将士们庆祝大捷

(1) 如果奥康纳·莫里斯先生在地图上标注出6月22日奥地利和普鲁士陆军的分布位置，以及“把分散的陆军集合起来”的命令发布日期等等，他会发现奥地利兵力分布的范围也并不比普鲁士两个集团军分布的范围小。——原注

(2) 《普法战争史》，德国总参谋部编，第1卷，第74页。——原注

(3) 滑铁卢战役（Battle of Waterloo），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小镇滑铁卢（当时属荷兰联合王国），由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与由拿破仑·波拿巴率领的法军进行决战，反法联军获得了决定性胜利。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此战役也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最后一战。

第2部分　总参谋部与陆军

威廉一世

第1章　普鲁士军事机构的精神

精彩看点

普鲁士军官的精神——军官、教师与士兵的领袖——提拔制度——选拔高级指挥官——上级对下属的工作效率负责

总参谋部被视为“陆军大脑”，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因为如同人的大脑，总参谋部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有机体的一部分，只有与其控制的机体保持关联，并通过神经系统的分支与机体联合起来，大脑才能正常工作。那么，普鲁士陆军是怎样适应、接收来自智力中心的刺激信号的呢？

有什么样的军官，就有什么样的军队。普鲁士陆军军官们恪尽职守，才有了普鲁士陆军的稳如泰山。世界上是否有这么一群男人一心一意献身于自己的职责着实令人怀疑，英国人认为：多数普鲁士军官穷得可怜，他们收入微薄，从未用过奢侈品。

1874年，威廉一世在对陆军的正式演说中这样写道：“奢侈和舒适越普遍，军官就越要庄严地面对责任，越不能忘记他还没有得到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尊贵地位，而尊贵地位也不能靠物质财富维持。萎靡不振的生活方式会损害军官的斗志，患得患失、追求舒适会严重削弱军官在国家和社会中尊贵地位的根基。”(1)这番话正说出了普鲁士军官的精神。很多军官以贫穷为荣，即使忍饥挨饿也心甘情愿，甚至兴高采烈。一些高级军官率先垂范，放弃了钟爱的雪茄，普鲁士军官的伙食决称不上美食。

19世纪70年代的德皇威廉一世

19世纪80年代的德皇威廉一世

“军官还应扮演教师与部门领导的角色。这意味着他在知识、经验、人格魅力上要胜过他人。每个军官都要勇于承担责任，无论情况多么特殊，都能以人格作担保完成使命，甚至是在无法等待命令发布的情况下。”(2)这是普鲁士军事纪律的基石，它确保了“军官的合法地位，让士兵信心满满、大家相互奉献，深信每个人都不可或缺，领袖更是举足轻重。”(3)提拔制度有利于实现官方的远大目标。资历原则合法化，只有伤残人员退役或者总参谋部进行特别选拔时才会有所调整，没有资历原则，任何公共服务都不可能成为职业。“高级指挥权应交给能力出众、受过军事教育、品行和体力兼备的军官。”(4)此外，“将军的特殊职责在于下令确保所有要塞的司令，所有师、旅、团、营的指挥官以及他的军团中所有校级军官，只要具备战场上所需要的体力和应对特别召唤所需的智慧和能力，就能坚守岗位。一旦发现有损于军事机关正常运转的微小变化，将军有责任向我汇报。同时，将军必须向我递交优秀军官或者能胜任高级别职位的军官名单。”(5)

普鲁士军事体制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从而确保该体制朝既定目标发展，这是普鲁士军事体制的首要特征，这一方法显然是成功的。

(1) 《普鲁士军官荣誉法庭条例》，1874年5月2日。——原注

(2) 《野战勤务条例（六）》，1887。——原注

(3) 泰纳：《旧制度》，第108页。——原注

(4) 1849年5月8日内阁发布的命令。——原注

(5) 内阁发布的命令，即1816年3月13日威廉一世在内阁做出的指示。——原注

第2章　陆军的编制

精彩看点

军团及其划分——连、骑兵中队、炮兵连指挥官——上级规定目标，下属自行选择实现目标的方法——权力、责任的分级——上级不用为琐事费心

编制意味着对每个人的工作都做了规定；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确切职责，懂得权力与责任并存。

当代陆军以军团为作战单位。和平年代以及战争时期，普鲁士陆军均以军团为单位进行管理。每个省是一个军区(1)，该省的所有部队都属于某军团(2)，由该军团将军指挥。在军事问题上，将军拥有绝对权力，独立于战争部，直接对国王负责。除了少数问题需要经国王同意或由战争部安排外，军团内的所有大政方针最终由将军定夺，但鲜有细节问题需要将军处理。

无论何时，军团均以战时体制进行编制。在步兵中，四个连组成一个营，三个营组成一个团，两个团组成一个旅，两个步兵旅加上适当比例的骑兵和炮兵组成一个步兵师。四五个骑兵中队组成一个骑兵团，两三个骑兵团组成一个骑兵旅，两三个骑兵旅组成一个骑兵师。两三个炮兵连组成一个炮兵大队，两三个炮兵大队组成一个炮兵团，两个炮兵团组成一个炮兵旅。军团由多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或骑兵师(3)以及一个炮兵旅组成。

责任和权力始于基础单元——连队、骑兵中队或炮兵连。这些单元的上尉或指挥官是拥有惩戒权的级别最低的军官。和平时期他们负责训练，战争时期率领连队、骑兵中队或炮兵连打仗。中尉以及级别更低的军士协助其工作。在连队中，以步兵为例，上尉的权力最高。上尉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训练方法、时间分配和训练中要遵守的指令，他的上级无权干涉。

上级只需关注训练结果。在连队训练规定时间的最后阶段，上级会到连队视察训练结果，如果士兵没能接受良好的训诫，或者该连不能胜任营里的工作，这一切将归咎于上尉，他很可能因此失去晋升的机会。

营长接着对连队进行训练，在营队的军事演习中锤炼连队的战斗力。营长负责为由四个连队组成的营服务，而不是干涉连队的内部事务。演习场犹如战场，也要遵守这个原则。例如，“如果营队接到命令攻打农场，其营长必须向连队下达各自的任务，指示进攻地点，或者至少笼统指明前进的方向。营长要安排行动的时间，以便连队间相互配合。但各个连队如何完成指定任务，按什么样的编队战斗——营长在确认上尉们拥有必要的洞察力的前提下，会把这些以及类似的细节问题交给他们处理。”(4)

这样一来，军团中的权力和责任就有了等级。上尉军衔以上的指挥官监管由基础单元构成的团体，除非对营长直接负责的军官失职，否则不干涉其内部事务。指挥官的级别越高，权力越大，监管的范围越大，对细节问题的责任就越小。上级规定目标，下级可以自由选择实现目标的方法，只有特殊情况下才会被干涉。因此，每种身份的军官都习惯了行使权力，自主做出判断。

普鲁士陆军连级指挥官。他们是拥有惩戒权的级别最低的军官

普鲁士陆军营级指挥官

普鲁士骑兵中队

训练间歇，连长向营长汇报

军事演习期间，普鲁士陆军一名军官向百姓问路

普鲁士的军事体制使指挥军团的工作和责任被下放。上校决定团务；少将决定旅务；由中将指挥的师是一个有条不紊的整体，如果需要，可以独立行动，不受军团长的监管；指挥军团的将军只需与几个下属直接打交道；步兵师、骑兵旅或骑兵师以及炮兵旅的指挥官与军团各机构的领导打交道，安排后勤保障和医疗服务。将军视察、检查各部队的工作情况，但从不越俎代庖做下属的工作，因此，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专心处理需要他做决策的重要事务。例如，战争中军团前进还是后退，向左推进还是向右推进；立即开战还是推迟开战；如何部署兵力，与敌军交战的兵力以及预备部队的安排。因为不受琐事的干扰，所以接到来自陆军总部的命令后，将军可以足够慎重地考虑陆军总部的意图，冷静地做决策。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一旦做出决策，他要以个人生命和名誉做赌注去执行该决策。

(1) 省与省之间的军事和非军事界限并不完全相同。——原注

(2) 守卫要塞的部队除外。——原注

(3) 近年来，骑兵师独立于军团之外。——原注

(4) 布卢姆：《论战略》，第136页。——原注

第3章　士兵训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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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需要决定了和平时期军队训练的内容——军事演习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形式——部队训练以军事演习告终——提高、检验将军的能力

“战争对军队的要求决定了和平时期的训练内容……作战期间，士兵的任务很简单——能够冲锋陷阵、熟练使用武器。只要士兵具备高品质和高智力，接受过有效的身体锻炼与军事训练，就能做到这两点。此外，只有服从指挥官意志和纪律的约束，士兵的行动才有价值。”(1)

只有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训练、指导每个新兵，上述目标才能实现，可以说，士兵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训练上。接下来是连队训练，同样要一丝不苟。连队羽翼丰满，就能在营中占据一席之地。经过一段时间，营就能在团中拥有立锥之地，进而团在各旅中获得一隅之地。军事演习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形式，各师（有时甚至整个军团）联合进行训练，进行实战演习。

军事演习要达到以下几个目标：首先，军事演习前各旅结束日常训练，通过大规模机动演习对三个兵种进行操练；通过各师甚至军团的军事演习，提高三个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通过各种军事演习，明确部队训练的进展和士兵技术掌握的程度。

军事演习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训练指挥官。模拟战争中，部队被分为敌我两方，双方指挥官从裁判处了解让双方短兵相接的模拟行动的敌我形势，像在实战中一样，了解敌军情报。

双方指挥官需要独立判断，采取行动，这样一来，将军们快速、准确掌握战争形势并根据已知情报采取行动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检验。这种安排是为了尽可能让各个级别的军官都经受锻炼，通常主要受益者是将军和各旅、师或军的指挥官们。

最终，普鲁士的士兵训练体制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傀儡般的、对指挥官百依百顺的军团，任何时候都能轻易操控；另一方面造就了一个将军，游刃有余地控制着这个强大、复杂的傀儡。

参加冬季训练的普鲁士将士

实战演习中的两名普鲁士士兵

一名参谋向长官汇报演习情况

演习中的骑兵旗手

(1) 《野战勤务》条例一与条例二。——原注

第4章　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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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确保军团正常运转的方法——军团内大量的行政事务——勾勒了一副普鲁士军团接到动员令后徒步行军、驻扎的虚拟画面——指挥官的双重担忧——为消除指挥官忧虑而构建的军事体制——由两至三人负责行政事务——指挥军队、管理日常事务的军事职能——副官负责日常事务

1866年，普鲁士陆军共有九个军团，现在德国陆军有二十个军团，一旦战争爆发，军团的数量还会增加。把如此庞大的部队整编成由四五个军团组成的集团军，更易于管理。显然，集团军乃至整个陆军能否有效运转取决于将军们能否对军团得心应手地指挥。前文提及一些保证军团有效运转的方法：首先，军团的各组成部分必须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第二，各军团要联合起来协同训练，这样才能避免“乌合之众”的弊端；第三，将军必须是名副其实的指挥官，能看清战场形势，冷静地判断，且当机立断。一方面，选拔(1)、任命将军时，这些是必备素质；另一方面，军事演习为将军们提供了锻炼、检验必备素质的机会。

然而，保证将军具有战略设计能力、战术指挥能力和作战经验还不够，还必须同时保证将军不为日常管理分心。

由三万名士兵组成的部队在指定演习阵地或战场集结前，将军有大量事务需要处理。除了战斗中管理、指挥部队的能力外，他还需要另一种执行能力：必须给所有士兵提供军装、武器，定期给士兵提供充足的食物。给军团提供粮食就好比养活一个小镇。不同的是，小镇原地不动，但军团每天都会移动到距原地点十到十五英里的新地点。三万名士兵中总会有人生病需要照顾，如果军团与敌军交战，则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照料、转移、保护和给养。为使这个过程井然有序，需要一群特殊的官员来执行管理陆军的职能，同时还要不断从和平地区招募新兵、启用有战争经验的老兵，以此保证军团的兵员数量。

普鲁士陆军步兵

这其中的每件事情都需要被不断关注，否则整个军事机器将会发生故障并停止工作。军团的几个部门之间职责重合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盘根错节的事务而必然引发的摩擦，但指挥官对以上事务的忧虑永远无法消除。为了说明将军的众多严重忧虑，我将在下面尝试勾勒一副战役中军团运作的画面。

一个军团正沿着欧洲大陆的一条大路向西前进，道路两旁是绵延数里的大片树林，阻碍着部队走上真正的公路。骑兵师正在警戒前方树林西侧二十英里处空旷地带上的敌军，各条大路、小路、便道上，一队队轻骑兵穿越八九英里的区域，密切关注着敌军。后面两三英里处是其余的骑兵师，一列由骑马步兵、枪骑兵、骑马炮兵组成的纵队绵延两英里。走在纵队最前面的是指挥骑兵师的中将和他的参谋长。现在是上午10时，7月骄阳的炙烤下，骑马步兵枪骑兵和骑马炮兵稳健地向前跑着，尘土飞扬，遮蔽了一切，只能看见领头的骑兵中队。有时，一阵微风将尘土向南吹去，一时之间，长长的队伍尽现眼前。

两位骑手朝西北的一条大路疾驰而去。队伍的步伐放缓，开始行走。这二人一位是年轻的轻骑兵军官，另一位是个列兵。从列兵打着绷带的胳膊可以看出他受了伤。二人满身尘土，他们的马匹极度疲乏。二人接近大路时，将军和他的随从人员继续向前，到右侧的牧场与他们会合，纵队继续沿大路前进。两位骑手礼貌地行了军礼，简短地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中将问了几个问题，两位骑手做了回答。纵队突然停下来。接下来的短暂休息中，中将口述了一封短笺，一名军官做了记录。这封短笺被交给了一位枪骑兵，他立即沿大路朝后方疾驰。几分钟后，中将发布进攻指令，所有骑马步兵和枪骑兵离开大路，小跑着穿过田野，向西北而去，不久就消失在一片凹地里。

疾驰五英里后，去送信的枪骑兵与一群躺在路边休息的同伴会合，他们的马拴在附近的草地里，其中一匹马搭着马鞍、上了马勒。信使一到，其中一人立即跳马上鞍，信使将短笺交给这位精神抖擞的骑兵，几句话过后，骑兵沿大路朝后方飞奔。就这样，短笺三次易手。第四位骑兵的目的地距森林西边界五英里。途中，他不断与行进中的部队相遇。他首先超过几队胸甲骑兵。一两英里后又超过了步兵、骑马炮兵、更多的步兵，还有一队一英里长的四轮马车，马车上装满了弹药、搭桥材料以及医疗用品，还超过了走在最前面的先锋警戒部队。

普鲁士枪骑兵

枪骑兵指挥官

骑兵接近树林时发现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有一英里长。之后，骑兵继续追赶军团指挥官，将短笺交给他。

天还没亮，指挥轻骑兵的中将就出发了，往前线骑行了数英里，躲过了敌军的斥候，发现了四处露营的敌军骑兵师。他能认出这个师，并确定这个骑兵师的骑兵和骑马炮兵都能征善战。返回的途中，他被敌军的巡逻兵发现，受到夹击，后来逃脱。

此次获得的情报对骑兵师乃至整个军团以及该军团所属的陆军都至关重要。骑兵师的指挥官马上根据情报做出部署。军团指挥官派一名军官带着报告和他的回执短笺前往森林东面的陆军后方总部。因为要沿着大路走，这名军官途中赶上并超过了军团的大部队。

走在最前面的步兵旅以及许多装满枪支弹药的马车占满了道路，绵延1.75英里。军团炮兵紧随其后，绵延1.5英里。接下来的4.5英里是步兵第二师（包括骑兵团和炮兵团）。在空旷的道路上飞奔十五分钟后，这名军官到达了大路东面的树林。其间，他经过了负重的辎重部队，这是一队运输军需品的，在大路上绵延1.5英里的军用马车。每晚部队都需要这些物品，士兵们从而能舒服一些，但这些物品又不便装入背包。经过这些马车后不久，正当他要赶上军团辎重部队最前面的队伍时，他上了一条往北的交叉路。这条路上，辎重部队在大路上绵延十一二英里，马车接二连三，队伍拉得很长：载有枪支、小型武器和弹药的马车；载有三万士兵四天所需粮食的马车；载有骑兵、炮兵和马车的马匹所需干草、燕麦的马车；装有军团浮桥纵列的马车；为了运输额外的粮食，减轻军用四轮马车负担而征用的医用两轮马车和大量的农用两轮马车。

因此，将军前方五英里是走在最前面的先锋警戒部队。从将军到辎重部队的末尾有将近十二英里。如果所有队伍同时前进，从辎重部队的前端到主力部队的末尾还有十二英里。

傍晚，骑兵带着写给军团指挥官的一封信从陆军总部返回时，看到了另一番情景。在树林中间的一个村庄，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马车正沿大路由北向南列队。这里有一片广阔的空地。夜晚来临前，这里将挤满马车。前面的马路空旷开阔。沉重的辎重分散在十字路口，每队马车都在寻找其团队的住所。树林的西面、路边以及周围地区的所有村庄都住满了军团的部队。所以，与马路相连的空地方圆六英里内，每个农场或建筑物都被军团的连或炮兵连租用。最西面的村庄里住着走在最前面的先锋警戒部队。村庄旁边通往西面的所有大路、小路上，前哨站里都驻扎着哨兵。将军居住的白十字酒店位于大路旁一个布局散乱的村子里。在房屋前方，一名军官正告诉一位老农，他对村民们提供的食物很满意，必需品已经够用，但还需要更多的燕麦、奶酪和培根，如果第二天早晨能送到，就将用现金支付。酒店的一间小会客室里，两名军官正忙着检查从这个地区的邮局取来的半打邮件袋里的东西。

楼上，刚从前哨站回来的将军正在听取汇报。军团的监督官提议在辎重队停靠的村庄建立临时补给站，第二日清晨把征用的两轮马车送回军团的铁路终点站。第二位军官说，像在同一个村庄一样，来自总部的电报晚上一定会送达。第三位军官说，有一百五十匹战马不能继续服役，来自家乡的新战马将在两天后到达补给站。还有一位军官提交了因脚痛、腹泻、中暑而不能继续前行的士兵名单。这时，大本营来信，命令将军立即准备沿树林向北挺进。这意味着辎重部队要沿穿越树林的交叉路前进。这条路崎岖不平，因此必须清理掉路上的障碍物，否则这条路将难以承受繁重的交通。

在检查邮件袋的过程中，最新的敌情被发现了。除一人外，其余军官解散。将军和他的机要秘书继续研究刚得到的情报。这时，又一名信使带着一封短笺飞奔至将军驻地。短笺的大意是南面邻近军团的先锋警戒部队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攻击，该军团指挥官请求将军立即派兵支援，以便援兵第二日正午前能加入战斗。

上面只是对现实情况的虚拟描述(2)，旨在说明使将军分心的事务的双重性。在行使军事指挥职能的同时，他还要行使监督管理的职能。作为指挥官，他的职责包括持续关注敌军的行动以及上司的命令，他需要研究上级指挥官的意图，并在对敌行动中遵照执行。但仅仅管理军团就需要付出全部精力，因此他很有可能忽略上级指挥官和敌军。

一个良好的体制应尽可能减轻将军管理军队的负担，使其专心研究指令、关注敌军。将权力分配给各战斗单位有助于将军行使总体指挥权，此外，还应有一个以类似管理服务原则为基础的机构，可由将军随从人员中的主任参谋对该机构进行监管。

军团监督官负责粮食、军需品、军饷的供应及运输；军医总监负责医院和救护工作；将军做决策时，军团审计员为其处理司法事务。

严格地讲，军事指挥职能分两类：对敌作战时指挥部队的职能和内部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士兵的日常生活就像例行公事。每个团都有警卫、哨兵和值日官；每个团都有巡逻队和杂役队。所有士兵轮流承担这些职责，因此，需要每天对这些职责进行合理分配。每天都会有名册说明军官和士兵的职责。各团中，副官安排内部机制的运作，指挥官监督、管理。同样，各旅、师及军团都设有副官一职。军团中由四名军官组成的办公署行使副官的职责。

普鲁士军旗

将军指挥步兵发起冲锋

将军指挥步兵射击敌人

(1) 近年来，由于多数被委任的将军都接受过总参谋部的特殊培训，选拔变得越加严格。不管军衔多高，只要不能胜任，就会被无情地辞退。——原注

(2) 上述场景以1875至1885年间德国陆军的战斗组织细节为基础。无法获得1866年普鲁士军团的类似报道。读者或许能够想象战争的混乱状态，尤其在战败时，军团被迫尽量以树林作掩护撤退，而辎重队很可能被困在通往北面的交叉路上。——原注

第5章　军团参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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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佐将军决定军事方向——战争时期军团参谋部的职能——和平年代军团参谋部的职能——军团参谋长——军团高效使用人才的原因——专业军官详细阐述军事行动计划

将军的权力包括：与陆军总部沟通、指挥部队作战；指挥部队前进、暂停和战斗；为了行动需要对该地区进行侦察；搜集、筛选敌军情报；汇编报告，向上级指挥官汇报，给军团提供纪录。

军团参谋部协助将军处理这些事务。军团参谋部包括一个由上校或中校担任的参谋长，一个校官和两个上尉(1)。战时，师或军团参谋部的职能如下(2)：

（1）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详细安排部队的战斗、行军、休整及安全保障工作。

（2）以命令的形式将安排传达下去。

（3）搜集、筛选、分析敌军情报。

（4）保证师或军团的运转效率，确保对各方面情况了如指掌。

（5）将所有行动记录在案。

（6）侦察。

和平时期，参谋部负责为战争做准备，制定详细的动员计划，该计划需要定期更新；制订详细的行军及驻扎计划；为秋季军事演习(3)精心挑选地点并做相关准备；监管军团铁路及电报服务。

将军不能履职时，军团参谋部参谋长有权代表将军，并以将军的名义发布紧急命令。此外，参谋长对所有参谋有总体监管权，不仅有权管理他的直接部下，还有权管理副官、监察官、审计员。

保障军队的物资供应也是参谋部的职责之一。只有物资供应得到有力保障，行军或打仗时士兵的生命安全才有保障。参谋部还要了解军事形势，以保障专门负责该事务的几个部门领导高效工作。例如，他们必须了解何时发动进攻、何时撤退或在一场战争蓄势待发时做相应安排。因此，军团参谋部的参谋长就是部门负责人与指挥官之间交流的喉舌，部队行动的所有命令以及部队的部署都要经他之手，同时，他还负责搜集、筛选敌军情报。他的三个助手协助他处理琐碎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讲，参谋长是将军的机要秘书，为将军准备重要信函；是将军的至交，他了解将军的观点和意图，能用将军的视角看问题。他熟知陆军总部的工作方法和观点，因为他曾在柏林陆军总参谋部接受过培训，深受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影响。他熟悉军团的工作，因为战前的和平年间他就担任此职，负责安排军团军事演习。他接受的训练和经历使他非常胜任将军的得力助手这一角色，能够把将军的意图转化为具体的命令，在适当的时候把各种建议交由将军批准。

上述体制为军团贤明地使用人才提供了便利。各个管理部门井然有序，权力集中在一个能谋善断的管理者身上。尽管这位管理者的决策要提交将军批准，但几乎不会被修改或推翻。通过参谋部处理军团内部事务，将军得以全身心地关注军事行动。军事行动计划也早已为将军准备好，一组接受过特定学科——指挥技能——培训和训练的军官会详细阐述军事行动计划的细节。

秋季军事演习开始

秋季演习中的两名军官

秋季演习中的一名参谋和几名士兵

(1) 和平时期，通常只有一个上尉。师的指挥官具有中将军衔，总参谋部通常派具有上校或少校军衔的军官辅佐其工作。在只有一个兵种的小分队里，没有总参谋部的代表。——原注

(2) 布隆萨特·冯·舍伦道夫：《总参谋部勤务》，第1卷，第4页。——原注

(3) 秋季军事演习又称“秋季练兵”，是普鲁士传统的军事活动。

第6章　总参谋部的构成及其在陆军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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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部自身构成一个军团但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机构——军官在师或团总参谋部与部队间交替工作——从事科学研究的军官放弃了领兵打仗的机会——参谋部的数量及其分布——军官在总参谋部与陆军各师或团参谋部间交替工作——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对工作的影响——分散在陆军中的总参谋部成员——由精心挑选的年轻军官组成的总参谋部

德国总参谋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军团。总参谋部的军官穿特殊的制服，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团的名单里，他们的提拔申请由陆军总参谋长递交(1)。总的来讲，参谋部军官军衔的晋升要比陆军中的其他军官快。

然而，用这种方式构成的军团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机关。按照规定，军官要在团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交替服役，这样就确保了军团和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系以及参谋部军官实践能力的提高。同第一次被委派到总参谋部一样，随后再返回总参谋部也要靠选拔，也就是说，依靠特长。

在总参谋部工作四五年后，上尉会被调到团级单位。一两年后，他可能晋升为少校，然后被再次选入总参谋部。经过一个任期，他会接管一个营，然后又回到总参谋部工作，之后被提拔，指挥一个团。他可能会从团长的职位上再次被选到总参谋部，最终以少将身份指挥一个旅。

那些被总参谋部选中做纯科学研究工作——例如地理、地形调查——的军官从事特殊的职业，放弃了在战场上领兵打仗的机会。他们属于总参谋部的一个辅助机构，被列在附属人员的名单里。一般来讲，他们都是学者而非战士，科学成就卓越却不具备战斗所需的充沛体力。他们待在辅助机构里，无需在广阔的沙场上冲锋陷阵。

总参谋部共计有两百名军官，其中九十名被分配到各师和军团(2)，大约一百名军官组成了位于柏林的总参谋部，其中又有一半在辅助机构任职。军官们在师级或团级参谋部与总参谋部之间交替工作，勤奋、有能力的军官开始了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并且他的优异表现将保证他能定期返回总参谋部工作，他将经历陆军各师或团参谋部的工作以及中央管理机构的工作。

因此，总参谋部不仅是智慧的源泉，推动着全军的发展，还是循环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各部分与中央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系。总参谋部研究指挥艺术，将陆军作为战争武器，与奥地利军队、意大利军队或其他盟军合作，对抗法国军队、俄国军队及其他潜在的敌人，研究中获得的意见被广泛应用于管理陆军各部。进行全面研究时，这一中央部门的优越性由于军官具有管理步兵连、骑兵中队、炮兵连乃至师和军团的实践经验而突显。

总参谋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在特定时期组成总参谋部的两百名军官，还在于很多正在团或营锻炼的指挥官都曾有总参谋部的工作经历，几乎所有高级指挥官都曾在总参谋部担任过各个级别的职务。总参谋部一直致力于培养新一代军官。每年大约有六十名低级别军官被暂时委任而没有正式入编，也就是说，还没有与原来的团脱离关系。他们是每年毕业于军事学院或陆军参谋大学的一百名陆军中尉中的精英分子，会在柏林总参谋部工作一年，并由总参谋长亲自监督他们的工作。一年后，他们重新回到团级单位。团级单位任职期满后，其中的精英会晋升为上尉，就职于总参谋部，填补其他军官因升职而留下的空缺。通过这样不断选拔合适的军官，总参谋部的人数保持不变。

奥地利军队

法国军队

俄国军队

(1) 1864年3月22日的内阁命令：团长递交团属军官提拔申请。——原注

(2) 有四个德国陆军军团不属于普鲁士陆军，分别时萨克森军团、符腾堡军团和巴伐利亚军团（两个）。——原注

第3部分　总参谋部与总参谋长

毛奇伯爵

第1章　情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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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准备包括战前决定兵力分配以及往前线集结、输送兵力——总参谋部负责采集与战役部署相关的信息——总参谋部的职责划分——总参谋部工作的详细情况——对各国进行军事研究的基础——普鲁士在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对敌军资源的了解情况——别国军队中的类似机构——铁路调度——地图绘制

陆军总参谋部的驻地位于柏林。作为参谋长的喉舌，总参谋部协助总参谋长工作。和平时期，总参谋长专注于准备战时部队指挥，为此，总参谋长承担的工作分为三部分：对特定的、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实际部署；对军官进行指导、技能培训；对作为造就、运用指挥能力手段的战争进行科学研究。

针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总参谋长需要亲自做的准备工作包括行动部署、预测各种可能的复杂情况、合理分布可用兵力、在边境集结军队、把部队从和平地区输送到指定地点(1)。做决策前，总参谋长需要对交战国及其参战军队了如指掌。

和平年代，德国总参谋部负责不断搜集、分析军事信息。根据这一职能，总参谋部下设三个师(2)，负责特定地区信息的采集和分析：第一师负责瑞典、挪威、俄国、土耳其和奥地利；第二师负责德国、丹麦、意大利和瑞士；第三师负责欧洲东部除俄国外的国家及美洲。关于这项工作的详细情况，大家可查阅《参考书目索引》(3)。多年来（1869—1883），该索引每年都在印刷、出版。打开其中名为“大英帝国”的一章，读者会发现这里有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在别处是找不到的。这一章的开头详细描述了这些年来军械部分别针对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英国海军部的调查进展。“国家与人民”这个条目下有一系列书目，包含有最新统计数据的出版物、人口普查概要、总注册官报告概要，以及针对阐述相关问题的著作的注释。接下来的条目有机构、管理、金融、文化、移民、矿业、农业、林业以及海洋经济、海洋工业和海洋贸易，每条都很详细。通讯又细分为铁路、邮政、电报和内河航运。有几页是英国陆军这些年出版物的详细目录。出版物有英文版或外文版，包括官方出版物、争论性小册子、杂志和报纸文章。还有几页是英国海军出版物的详细目录，其所占页面较少。最后回顾了新旅行指南、旅行手册、大英帝国地图，尤其包括各县旅行指南、历史、地图及详图。各殖民地的概况紧随其后。

《参考书目索引》对欧洲各国资源详细、系统的研究为判断各国战斗力提供了依据，远比单纯搜集军事统计数据可靠。《参考书目索引》仅仅是对各国进行军事研究的基础。它不是德国总参谋部三个师的成果，而是辅助机构——地理部、统计部的成果，辅助机构为德国总参谋部的三个师提供工作所需的材料。

《参考书目索引》现已不再公开发行，但已出版的书堪称系统研究的典范，显示出德国总参谋部决策基础的深度和广度，即总参谋长制定行动计划时所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充实性。因此，1866年，开始为普奥战争做准备时，总参谋长对奥地利陆军各部的位置及状况了如指掌，能够准确判断其动员及兵力运输的时间，同奥地利人一样深知奥地利帝国继续战争所面临的困难。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总参谋部完整地掌握了敌军的军事资源和其他资源状况。

英国陆军骑兵

英国陆军步兵

我们在看过法国总参谋部第二局出版的双周刊《国外军事期刊》（自1872年起发行）后会发现，德国总参谋部所做的研究并不占据垄断地位，英国陆军情报处(4)也从事类似的工作，进行地理及统计数据研究。

前面提到，1866年普奥战争时，普鲁士陆军从和平时期的驻地被调到指定集结地点，一部分步行，一部分乘火车。普奥战争结束后不久，在一篇总结普奥战争经验的文章中，资深军事评论家安托万·亨利·约米尼(5)极力主张“认真研究之后铁路对战争中行动计划总体方向即战略，所引发的改变”，并坦言该研究是“目前战争指挥艺术理论中的空白”(6)。你或许会认为，总参谋部很好地填补了这个空白。二十一天内，总参谋部把一百二十到三百六十英里外的十九万七千名士兵，五万五千匹马，五千三百辆军车调到集结地，没有发生一起事故，与原定的时间表没有太大偏差。

总参谋部设有专门的师负责战时铁路调度，并试图给总参谋部的每位军官在这个特殊单位短期工作的机会。

绘制军事地图与对有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区进行研究密不可分，因此，不能把这两项工作交给不同机构。在德国，研究地理的主要政府机构隶属于总参谋部，该机构的军官都在增补名单上。研究地理的工作交由三个部门完成——三角学部、地形测量部和地图绘制部。国家测量局局长监管这三个部门，局长本人是陆军总参谋长的下属。

(1) 参考第一部分第四章。——原注

(2) 近年来，德国总参谋部机构组织形式有所变化。——原注

(3) 《总参谋部地理数据库》，柏林，1869—1883。——原注

(4) 参考1875年已故陆军少将、时任陆军少校的皇家学院院士布兰肯伯里在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会所作的题为《国内外总参谋部的情报搜集职责》的讲座。读过该讲稿后，应记住英国陆军部情报处的创立日期。——原注

(5)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1779—1869），19世纪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之一，拿破仑时期的将军。由于遭到拿破仑的参谋长贝蒂埃的嫉恨和排挤，安托万·亨利·约米尼于1813年毅然离开法军，投奔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俄土战争期间（1828—1829），安托万·亨利·约米尼任俄军总参谋长。他在理论上总结了拿破仑战争的规律、经验和教训，是近代国防思想的奠基人，提倡建立“全民皆兵”的预备役制度。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和19世纪另一位大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并称为西方军事思想的两大权威。他有关战争和军事理论的鸿篇巨著包括：《论大规模军事行动》《拿破仑的政治与军事生涯》《战争艺术论》《法国大革命军事批判史》等。他的著作从19世纪起便成为西方国家各大军事院校的教科书，至今仍是军校学生的必读课本。

(6)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战争艺术论补编（第三版）》，巴黎，1866年。——原注

第2章　军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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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依靠教育改革再次崛起—1810年沙恩霍斯特创办高级军官学校——沙恩霍斯特早年的教育著作——1810年以来军事学院的历史——现行的规章制度——工作制度——军事学院的目标——军事学院的构成及管理——入学考试——必修实践课程——教学制度——检验教学质量的标准——军事学院的课程——教学方法——战术——军事历史——参谋部实习和旅行——军事学院的教学目标与大学的理想教学目标的对比

与拿破仑初次交锋之后，腓特烈大帝缔造的普鲁士王国被粉碎。后来，依靠革新，普鲁士再次崛起。此次革新的显著特点是努力为机构尤其是教育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1)推动普鲁士政治改革，威廉·冯·洪堡(2)推行通才教育，而沙恩霍斯特则在陆军中同时推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沙恩霍斯特认为军事教育是军队改革的基石。1810年10月15日，柏林大学正式开学。同一天(3)，由沙恩霍斯特将军创办的高级军官学校也开学了。它是普鲁士最高军事学府，现称军事学院。沙恩霍斯特将军在军事教育方面的成就尤其显著。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

威廉·冯·洪堡

早在1792年，沙恩霍斯特还没有经历任何战争时，他就已经出版了《军官手册》一书。书中以他那个时期的战争为例解释并阐述了实地作战的原则和细节。1793年至1794年，沙恩霍斯特参与镇压法国大革命，凭借他的初次战争经历，在汉诺威王国服役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撰写了回忆录，回忆录中突出了军事教育的重要地位。1801年，沙恩霍斯特进入普鲁士军事机关工作，最初被派往由腓特烈大帝创办、当时仍然存在的军事学校为年轻军官授课。其间，他重新编排并拓展了教授的课程，担任学院主管，为高级军官讲授战略和战术方面的重要课程。沙恩霍斯特1801年至1805年的讲稿被零零散散地保存下来。这些讲稿证明沙恩霍斯特不仅让学生关注推动行动计划指挥的技能和科技，他还是让学生关注战争行动计划指挥的第一人。1805年，沙恩霍斯特为军事学院起草了规章，其中包括教育体制的主要原则，现今普鲁士高等军事教育仍保持先前教育体制的特点，只不过形式有所发展。当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是沙恩霍斯特的爱徒，多年后，他仍然认为早年学习的课程是他撰写精彩文章的智慧源泉，让他找到了支撑所有理论的论据。1805年，动员一开始，所有讲座和课程突然中断；1806年，大灾难接踵而至。

汉诺威王国国徽

1810年创办的高级军官学校旨在对有能力、有希望晋升高级军衔的军官进行培训，有别于旨在对即将成为军官的年轻人提供专业训练的初级军官学校。高级军官学校与普鲁士总参谋部联系密切。当时，沙恩霍斯特任总参谋长，十分重视对年轻军官的培养。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是高级军官学校最早的教授之一。

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高级军官学校几乎停办。1815年，和平实现后，高级军官学校恢复，归军事教育监察长管理，不再由参谋长管辖。接下来漫长的和平时期中，有很多杰出人物在军事学院工作过：1818年至1830年，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任校长；1820年至1859年，伟大的地理学家卡尔·李特尔(4)任教授。1859年，高级军官学校正式更名为军事学院。1872年，总参谋长再次接管军事学院。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卡尔·李特尔

现行规章制度尽管很新颖，但也不过是从沙恩霍斯特制定的规章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制度。现行规章制度的价值和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所代表的长期的、连续的传统。

两则名为《工作制度》和《教学制度》的简短准则，集中体现了军事学院的规章制度，这两则简洁的叙述性文献较好地说明了军事学院的运作模式。

“百日皇帝”德皇腓特烈三世签署了军事学院《工作制度》。在短暂的统治时期内，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工作制度》开篇写道：“军事学院旨在让各兵种中具有一定才能的军官进入高等军事科学领域深造，从而增加、拓展他们的军事知识，加强他们做出准确军事判断的能力。”

“除了直接接受职业训练外，军官们还要努力按照军队的要求深入了解正式学科的某些领域，掌握一至两门外语，能进行交流，从事写作。”

作为教学机构，军事学院的运转归总参谋长管辖。总参谋长负责任命教师、选拔军官进入军事学院学习（被召入军事学院）、需要时解散军官、批准没有被召集的军官偶尔听课。军事学院的校长具有上将军衔，负责军事学院的惩戒、管理。校长由一至两名助理和教学委员会协助，并对助理和教学委员会有任命权。教学委员会的职责是批准教授们的课程计划，课程开始前及结束后组织考试。军事学院的学制为三年，每年有三个月假期。被选派或征召的学生学制为一年，视其勤奋程度和品行决定是否延期。服役五年、被授予上尉军衔超过四年的军官均可向军事学院递交入学申请，是否被录取视考试成绩而定。

“入学考试的目的在于确定候选人是否具有普通教育的程度以及在军事学院学习所必需的知识储备。入学考试还要考查候选人的判断力。没有判断力，候选人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仅凭死记硬背的知识是无法回答考试中的问题的。试题要考查候选人清晰、镇定、连续表达的能力。必考的军事科目包括战术（包括正式考试和应用）、火器的特性及构造、筑城术及勘测。普通科目包括历史、地理、数学和法语。考查战术应用的试卷要尽可能简单，必须包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让候选人给出解决办法并解释原因。候选人需从几个月前公布的题目中选取一个，撰写论文并提交。文章可用德文或法文撰写，这旨在测试候选人的判断力和接受普通教育的程度。校长会将“考试成绩优异的军官（通常由教学研究委员会评判）的名单提交给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希望将这些军官招入军事学院，总数不超过100人。参谋长向各军团指挥官下达决议，由各军团指挥官通知相关军官。”

《工作制度》规定，军事学院的教学中决不能忽略实际应用：

作为对讲座的补充，在教授们的带领下，学生们要参观军工厂、技术学院、柏林和施潘道(5)的训练场及要塞。学生们要参加铁道军事机构的训练，沿着军用铁路边旅行边学习。

战术、防御工事、运输方面的课程要有实践训练做补充。此外，第一与第二学年过后的假期中的部分时间，由于教学需要，每名军官都将被派往另外两个军种的团级单位实习，尽管他并不属于该军种。最后，第三学年末，军官要执勤三周，实践参谋职责。

1888年3月9日，腓特烈三世登基时的画像

1888年6月15日，腓特烈三世驾崩。在位九十九天，史称“百日皇帝”

《工作制度》本身并不涉及教学范围和方法，但《工作制度》中说明，陆军总参谋部即将发布的《教学制度》会就教学范围和教学方法做出具体规定。

毛奇伯爵在总参谋长任期快结束时颁布了军事学院现行的《教学制度》(6)。只有再现其中的主要条款，我们才能真正明白该教学制度的价值。但对教育机构的准确评判必须以比较标准为基础。比较标准是人们乐于接受的、用于衡量事物完美程度的原则。目前，这样的范例在最佳的大学培养模式中可以找到，其精髓可用几句话概括。

针对成人而非儿童的教学体制不是为了弥补早期教育的不足，而是致力于培养一些接受过训练、服从管制的人，因此不能机械管理。在智能教育中，教学制度不做作，富有理性，根据培养目标，对科目进行分类。对学生而言，只要他做好准备，取得新进展将水到渠成。课程具有统一性、完整性，这对学生品格的形成至关重要。然而，高等教育独树一帜，以科学理念为基础，不只为了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恰当的方法了解、领悟各个领域的知识”(7)。高等教育是学习方法的传授，这个观念大大影响了实践。学生一旦成熟起来，就会放弃普通领域知识的学习，专攻某一领域(8)。相关领域中，他不仅是追随者，还是独立的学者，能独立分析并做出判断，与老师共同在知识的海洋里探索。“交流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一辈与年轻一代思想交流的过程。”(9)

从教育的观点来讲，毛奇伯爵的《教学制度》值得深入研究。下面谨列出其开篇段落的全文：

学习的课程

根据军事学院的建校宗旨，学习的课程旨在让学生接受全面的专业教育，决不能在一般学科研究的广泛领域中迷失方向。

完好的正规教育是接受全面军事专业教育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专业学习期间决不能忽略正规教育以及普通智力和判断力的强化。根据学生在军训队、军事学院、炮兵学校及工兵学校掌握的知识情况以及体育常识进行课程设置。我们强调，通过记忆简单重复已有的知识远远不够，所有课程旨在对学生进行高层次的训练，因此必须独具特色，完全不受非军事学校的束缚。

在服五年兵役的过程中，军官们获得的实践能力在很多方面为教学打下了基础。

教学方法

在军事学院，各科目的教学从基础知识开始，目的在于加深、拓展对已学知识的理解。随着课程的深入，教学转向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最终目标是让军官按照当代战争的要求做好充分准备。形式科学(10)的教学方法有别于军事科目。形式科学教学采用讲座形式，学员理解、记忆讲座的内容，军事科目要求学生应用并充分利用所学知识。此外，师生间积极的意见交流、激励学生共同研究也很重要。在一人讲解、其他人倾听的课堂上，合作的激励效应是绝对看不到的，只有教师清晰的讲解加上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具体实践中才能产生激励效应。因此，在纯理论的军事科目讲座中要尽可能增加实例，解释细节时要结合地图。此外，在讲座过程中，要不断鼓励学生发表原创性讲演。准备讲演的过程能促使学生形成独立的见解。讲演的题目应与军事相关，不能只与形式科学相关。

教师如果能够凭借语言能力和个人魅力让学生的智力获得发展，使其渴望进入下一学年的学习，充分激起学生为自己而学的意念，那么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军事学院向学生教授的不是支离破碎、毫无关联的知识，而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已经掌握和自己推断出来的理论情况决定是否开设新科目。

至此，《教学制度》的基本框架被搭建起来。《教学制度》继续评述军事学院教授的科目，针对每门科目说明学习该科目的原因及授课方法。

以下是四门主要科目，让我们对军事学院的教学体制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战术

战术教学为重中之重。战术教学的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我国及邻国军队现行的战术规则；通过讲授、设置问题让学生熟悉当代战争千变万化的状况。

第一学年学习的课程包括：我国军队机构和战术形式的历史发展梗概；训练手册、野战勤务条例、步枪射击训练等对部队实战极其重要的课程；当代欧洲战斗形式详解。

除正规教学外，涉及德军行军、打仗、休整的战术规则应通过设置问题进行解释，其中包括各兵种联合作战。解决此类复杂问题的重点在于各兵种间的合作和相互支持。

第二、第三学年只开设应用战术学。第二学年系统学习步兵师、骑兵师勤务，尤其是关于发布命令、指挥战斗方面的相关问题。第三学年学习军团在军队中的作用。

教师应致力于通过讲解战斗实例，在地图上练习指挥作战以及实战训练，使教学具有启发性。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讲授当代及近期战争经验，教师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二、军事历史

军事历史讲座是和平时期教授战争、真正唤醒学生研究重要战役兴趣的有效方式。讲座要强调，应对不断变化的作战方式是优秀指挥人才必须具备的条件，突出杰出人物对事件进程的影响，以及与单纯物质手段相比精神力量的重要性。

讲座决不是对一系列军事事件互无关联的描述，而应注重事件之间的偶然联系，关注领导能力，同时阐明每个时期的战争主张。如果教师能通过讲座成功地训练学生的判断能力，讲座就很有意义。

这里所说的判断能力绝不仅仅是单纯的负面评论，而是应当怎样做、怎样决断之类的明确建议。

第一学年的讲座应涉及腓特烈大帝时期一个或多个战役；第二学年涉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役或者拿破仑一世时期的战役；第三学年涉及拿破仑一世之后的战役，尤其是德皇威廉一世时期的战役。

三、历史

渊博的历史知识是普通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军官的职业生涯有诸多价值。历史讲座将为军官渊博的历史知识奠定基础，这样的讲座通常持续三年。讲座的目的在于使用有代表性的国家和个人的历史说明人类在宗教观念、政治和社会形态的各阶段以及科学、艺术、哲学成就上的总体发展，联系先前的形势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形态加以说明，以史为鉴，服务当代。军官必须了解，当代是历史的延续。了解历史是军官工作的基础。

四、总参谋部的职能和军事实践

该课程涉及总参谋部的职能以及和平时期与战时总参谋部参谋的工作。内容如下，具体顺序由教师自行安排：（一）我国总参谋部的发展历史。（二）其他列强的相应军事机构设置。（三）根据帝国宪法、军事法律及协议(11)对我国军队的划分。（四）总纲领指导下的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职责；军事演习准备及动员准备；机动军队的构成。（五）铁路和运输。（六）战场上总参谋部参谋长的职责，尤其是参谋长在总指挥部的地位和职责。（七）和平时期以及战时军队的补给原则，可用资源、财源以及补给方法。（八）邻国的战争实力和军队构成。

腓特烈大帝时期的著名战役——霍奇基尔战役。该战役是军事学院学生第一学年的必修课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战役——瓦尔密战役。该战役是军事学院学生第二学年的必修课

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接受奥军投降。奥斯特里茨战役是军事学院学生第二学年的必修课

丹麦步兵在德波尔击退普鲁士骑兵的进攻。德波尔战役是普丹战争著名战役，是军事学院学生第三学年的必修课

课程结束时的军事实践(12)为每位军官提供了检验自身的能力、知识和耐力，了解自己能做什么的机会。根据实习指导教师给出的一般性和专门意见，对总指挥部的决策以及总参谋部的参谋在被采纳的措施中所起的作用加以说明。军事实践将部队分为两方，通常每一方的兵力都不能超出战时假想敌步兵师的兵力。实习安排应当让军官在正规战场上得到锻炼，提高发布命令的能力，掌握军队部署知识，讨论作战形势，分析部署对部队的影响，并全面了解战役或战斗状况。每位参加军事实践的军官都应拥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解决各种难题。

乍一看毛奇伯爵的《教学制度》，将原创性研究作为高等教育真正手段的鼓吹者们或许看不到他的鸿鹄之志，他们会耻笑军事学院用仅利于学生智力和记忆力发展的讲座形式教授自然科学和历史。但作为一所军事学校，柏林军事学院有其实际目标：德国总参谋部的参谋在这里学习如何把旨在训练理解力的自然科学应用到解决与战争相关的问题中。此外，同德国其他军事条例一样，《教学制度》并没有体现遵照规范进行教学的彻底性。以军事历史为例，《教学制度》规定第三学年学习“德皇威廉一世时期的战役”。粗浅的学习就能满足这个要求，细读普奥战争或普法战争概要也能完成规定的任务，研究官方历史中的一个或多个战役似乎也完全符合要求。但实际上，军事学院的学生对指定战役的研究往往更加广泛、深入。军事学院学习期满后的见习期，学生们开始接触用于编纂总参谋部历史的材料，根据原始文献做出独立判断，这正是历史教授教学的最终目标。

毫无疑问，人们对军事学院褒贬不一。严格说来，在大学里，应当解放思想，使体验大学生活、感受大学精神的人形成自由、主动、独立的世界观、自然观和人生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接受过文科教育的人可能会更富同情心，并通过大学教育形成民主或专制倾向。无论如何，只要大学教育不辱使命，学生就能找到方向，并且能为自己定位，思想不受条例影响，不受权威限制。不同的是，学术自由不是军事学院的目标，军事学院关心的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为普鲁士国王培养优秀的士兵，实现这个直接目标是否是实现更高目标的有效途径还有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探讨。

(1) 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Stein，1757—1831），通称施泰因男爵，普鲁士政治家、改革家，曾任普鲁士首相（1804—1807）。他和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进行的改革，挽救了即将灭亡的普鲁士王国。施泰因于1806年施行的改革措施包括让公民参与政治以唤醒其民族主义情感、释放农奴、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由于主张体制改革，由大臣分掌朝政，施泰因于1807年初被免职。著有关于普鲁士行政机构改革政治见解的《拿骚备忘录》。他曾担任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顾问（1812），在法兰克福创立历史学会（1819）。

(2)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著名教育改革家、语言学家及外交官，曾任普鲁士宗教和教育大臣（1801—1810）。1810年，他创办了柏林大学，极其重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提出了“教研合一”的教育主张，实施教育改革，被誉为“德国现代大学之父”。

(3) 卡尔·施瓦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传》，第1卷，第151页。——原注

(4) 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普鲁士地理学家。他与亚历山大·冯·洪堡并称为现代地理学的创始人。他曾任法兰克福大学历史学教授（1819），在柏林大学教授历史（1820），并取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821），之后任柏林大学地理学教授（1825）直至1859年逝世。他还在柏林高级军官学校任地理学教授（1820—1859）。他对探索非洲大陆有极大的兴趣，著有《地球学》一书。他是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的老师。

(5) 施潘道（Spandau）是德国柏林最西面的一个区，位于哈韦尔河与施普雷河汇流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施潘道是大型弹药工厂所在地，设有众多的军营。1920年，施潘道被作为一个区纳入柏林。

(6) 《教学制度》的颁布日期为1888年8月12日；报纸刊登毛奇伯爵递交陆军总参谋部参谋长辞职报告的时间为1888年8月10日。——原注

(7) 马克·帕蒂森：《关于学术组织的建议：特别论及牛津》，第307页。——原注

(8) 马克·帕蒂森：《关于学术组织的建议：特别论及牛津》，第262页。——原注

(9) 马克·帕蒂森：《关于学术组织的建议：特别论及牛津》，第165页。——原注

(10) 形式科学（formal science）是与形式系统，例如逻辑、数学、理论计算科学、遥控学、信息理论、博弈论、系统理论、判定理论和理论语言学等有关的形式语言学。严格说来，形式科学并非一种科学，而是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建构的抽象逻辑系统。形式科学是一种语言工具，用于描绘用符号系统表示的抽象结构。

(11) 这里的协议指普鲁士王国与萨克森王国、巴伐利亚王国和符腾堡王国签订的协议，以此来管理这三个国家的陆军。——原注

(12) 军事实践（实习）的形式为模拟战斗或者模拟战役，实践地点通常选择在专门进行该项训练的无人居住的地区。部队是虚拟部队，但是参加模拟战役的军官各自有不同的指挥职务，根据虚拟的战场形势，在仲裁的沟通下，发布命令，做出部署。——原注

第3章　学术进步

精彩看点

教学与研究的关系及其在总参谋部中的体现——军事历史——克劳塞维茨的主导思想——批评方法——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著作—1859年意大利战役——应用方法——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历史专著——军事历史与理论间的联系——普鲁士的军事理论为个人成果——毛奇论新式火器对战术的影响—1866年的普奥战争证实了毛奇的观点——德国总参谋部成员对军事理论的个人贡献——德国总参谋部在学术上占据领先地位

教师的不断学习是高等教育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教师应对自己的学科抱有极大的兴趣，而这样的兴趣源于教师努力拓展知识范围以及对本学科知识的研究与突破。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不应是教学，而是他痴迷于该学科的表现。高等阶段教学的受益者决不是单方面，学生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回馈教师的帮助：经过活跃的知识先驱者的积极阐述，尽管一些原理变得鲜活、富有生气，但要把它们讲清楚，还需要研究者将研究与要阐述的学说体系或主体结合起来，军事学院与德国总参谋部之间的紧密联系正体现了教学与研究的基本关系。

前文提到德国总参谋部的部门职能：在和平时期，总参谋长搜集、分析军事信息，以此为依据制定作战计划；军事行动开始后，总参谋部通过其各职能部门为总参谋长提供我军以及敌军的相关资料，总参谋长随时需要根据这些资料作进一步判断。

这些只是预备或准备工作，关键之举在于总参谋长根据获得的信息设置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向自己提问题：现在该怎么办？然后进行回答。如前所述，总参谋长作为总参谋部的灵魂体现在他能运用特殊的才能。因此，对总参谋长胜任该职位所具备的能力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调查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军事学院的《教学制度》阐述了初级阶段发展、训练指挥才能的方法。《教学制度》的各部分阐述了一位骁勇善战的军官应具备的全套“知识装备”，并按重要性进行了分类。首先要安排的是军事历史，它被誉为“和平时期教授战争最有效的手段”(1)，在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占很大比重。德国总参谋部设有专门部门深入研究军事历史，普鲁士的军事智慧便源于历史研究以及历史研究的方法。

克劳塞维茨(2)的著作体现了军事学院的主导思想，阐述了普鲁士在对拿破仑的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区分了对事件的单纯描述和批判性研究，指出对事件的单纯描述只能揭示事件之间浅显的因果关系。他把应用于军事历史的批判方法分为三个阶段或者说首先是研究历史过程本身(3)，包括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弄清史实，在此基础上，弄清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查明事件之间的历史联系(4)；最后着手判断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否恰当。只有在最后一个阶段(5)才能找到军事历史的教育价值。

普鲁士军事学院不仅旨在发展学生的理解能力，而且着重培养他们的品格(6)。这就要求学生不仅要熟知战役的基本情况以及理论对战役结果的总体影响，还要得出明确的结论，弄清该怎么做。研究军事行动时，学生必须明确如果把自己放在将军的位置上，自己会采取什么路线。

1806年10月14日，普军与法军在耶拿会战

拿破仑率军攻占柏林

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对总参谋部的历史研究有重大影响。1862年，《1859年意大利战役史（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历史部汇编本）》出版了。该书为毛奇伯爵所著，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值得一提的是，前言中几乎用克劳塞维茨的原话叙述了该书的写作目的：“尽可能准确地弄清楚动乱中北意大利发生的事件的起因，根据事件的起因推断事件的性质。简而言之，就是客观评论事件的性质。如果缺乏客观评论，事件的经验教训就不能为我所用，更不用说为我们提供有效指导了。”意大利战争史是进行积极评价的范本，作者在每个阶段都把自己依次放在双方指挥官的位置上，清楚、准确地指出在他看来当时最恰当的举措。毫无疑问，这是教授指挥技能的有效方法，是和平时期为具有相关知识的军官设计的最佳训练方法。

1867年出版了《1866年德意志战争史（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历史部汇编本）》。前言中称该书为“来自普鲁士军队的官方报道，起初仅供普鲁士军队使用”。作者写道：“书中的描述具有片面性，因为迄今为止，我们近来的敌人还没有公开任何消息解释他们的行动动机。”德国总参谋部出版的法德战争报道也有类似的局限性。但抛开作者提到的局限性，这两本书恰恰提供了对军校学生极具价值的史料。作者费尽心力确保事实陈述真实可靠，清楚地阐述了普鲁士或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作战的的主要动机。这些著作以及近来出版的《1864年丹麦战争史》构成了丰富的客观批评资料。客观批评是军事判断力成熟的主要手段。

1883年以来，德国总参谋部出版了一系列历史专著，目的是以近年来的战役为主题，“阐述与指挥艺术相关的重要问题，尤其是雇佣方式、各兵种的职能、安全保障工作、小型战争、防御工事、军队的构成及维护”。文章以先前的战争为例，旨在使读者“增进对战争本质的理解，对事件及其中的相关人物做出更深刻、更准确的判断。”

军事学院的《教学制度》阐述了军事历史的研究目的——让人们了解“优秀的指挥才能赖以存在的固定因素，以及这些固定因素与不断变幻的战术形式之间的联系”。良好的实践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同时，只有运用合理的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论。此外，理论决不能孤立存在，理论是对历史现实的概括，必须在与历史现实的不断接触中汲取营养，如同巨人安泰俄斯，每当他被举到空中，离开母亲大地女神的怀抱，他的力气就消失殆尽。同样，没能造就理论的历史研究既无益又无用。

普鲁士政府部门的传统体现了历史研究与理论的关系：德国总参谋部理论著作创作的活跃程度不亚于历史研究，但理论部门的每本著作均由作者独立署名出版，因此，没有官方理论(7)，只有军官个人的理论。威廉一世时期，德国总参谋部的著作均以军官个人名义出版，对这些著作的短篇报道显示，被人们所接受的军事理论的主体几乎全部来源于军官的个人理论。

1865年，一份军事报纸的增刊上刊登了一篇长达八页的未署名文章，题目为《论改良火器对战斗的影响》，后来，毛奇伯爵承认该文为他所写。该文以详实的历史数据为依据，透彻地分析了由于采用膛线炮和后膛来复枪，战场上部队管理预期进行的改革。作者用专业的语言言简意赅地描述了随着新式武器的使用，当代战场士兵生理学、心理学的新特点。

后膛来复枪在位置不变的情况下能变换射击目标，其射程远、精度高，在距离已知、目标能见的情况下，一英里范围内，能阻击敌人派来的大军。除精准射击外，使用后膛来复枪的士兵还需经过精心的训练。

在很大程度上，战役的最终结果取决于短程武器的炮火储备，距离估算的误差对短程武器并不重要，军官要严格控制炮火的使用必须避免浪费弹药。射击时一横列排开；在敌人的来复枪射程范围内调动军队排成一列纵队，这样调度起来就迅速、易于操控了，而且移动时能充分利用地面做掩护。新式火器只有在开阔地带才能充分发挥效力，因此，防御者会寻找一片开阔的坡地作为射击的阵地。前进过程中，进攻者会选择起伏不平的地面或者树林、村庄作为掩护。尽管文章中提到新式武器有利于防御，防御方的将军会迫使敌军在有利的阵地发起进攻，但是如果防御者处在后膛来复枪的有效射击范围内，后膛来复枪的攻击效果就立竿见影，防御者根本无法抵挡枪林弹雨的攻击，如果他们企图手持刺刀冲锋，最终也只能在针式步枪的猛烈火力面前止步不前(8)。

1866年，普鲁士在对奥战争中践行了上述观点，证明其确为真知灼见。纳霍德战役中，腓特烈王储的右翼纵队出现在大山中，击败了试图阻止其从大山隘口走出的奥地利军团，这印证了毛奇伯爵的主要观点。普军的阵地位于奥军进攻的山坡顶。普军以小分队为单位，分散开来通过短距离持续、猛烈的射击阻止奥地利大部队前进。战后，总参谋部的年轻军官，时任少校、后任中将的库恩，发表了关于腓特烈王储早期战争的历史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发现战场上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士兵学会了使用针式步枪，指挥官利用小分队做机动，部署了射击队形。在起伏不平或有掩护的地点发动进攻更有利，克尼格雷茨战役本身就是个例证，因为爱德华·冯·弗兰泽基(9)率军在马斯洛德森林的激战为普军的致命一击奠定了基础。

1870年普法战争后的很长时间里，德国总参谋部一直在研究这段历史，该研究持续到1881年。这期间，为了提升理论水平，或者说为了更好地指挥未来的战争，仔细审查这段历史成了军事批评的主要内容。有意思的是，对普法战争的批评竟然是由德国人自己进行的。军事批评的大部分工作由总参谋部完成，成果为总参谋部成员以个人名义出版的军事理论著作。从1870年到1875年，《指挥艺术》发表了韦尔迪·杜·维尔诺斯(10)将军的系列研究，他的研究对当今军事文学影响深远。他研究回顾了沙恩霍斯特将军的教学成果，指出沙恩霍斯特将军的教学成果不是一系列毫无关联的理论，而是关于战争指挥的原则(11)。韦尔迪的研究基于其在总参谋部历史部从事普奥、普法战争记录的工作经历。1882年，布卢姆发表了《论策略》一文，该文以1872年公开的普法战争中色当会战之后所有战役的策略为依据进行阐述。1883年，科尔玛·冯·德·戈尔茨(12)将军的杰作《武装的人民》出版了，此书深受大众喜爱，是大量历史研究的成果。以上作者都曾供职于德国总参谋部。

色当会战中，正在观察敌情的法军军官

色当会战中正在进行防御的法军

普法两军在色当激战

色当会战中，拿破仑三世被俘

被俘后的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交谈

拿破仑三世向威廉一世投降，色当会战结束

战后，一些军官对战术问题进行了讨论，当然，他们的经验源于实战指挥，而不是做参谋的工作经历。法国战场或波希米亚战场上，博古斯拉夫斯基、雷曼、特伦巴赫和梅都担任过连长，即便如此，做参谋的工作经历对他们仍有巨大影响。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13)撰文回复了梅《战术回顾》一文；威廉·冯·舍尔夫(14)关于正规战术的系列文章一经发表（1873）就被广泛阅读；1881年，雅各布·迈克尔(15)出版了关于战术问题的专著，将十年来大量的争论结果浓缩为一个体系。他们都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因此，可以说二十多年来，德国总参谋部在欧洲军事思想研究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样讲绝不为过。

至此，我们讲述了一名普鲁士军官在成为将军前必需完成的学业及其特点。任中尉五年后，他已掌握了基本的勤务，与同年应征入伍的士兵一样，具有了军人气质，怀抱理想，精明强干，对国家绝对忠诚；经过军事学院的三年学习，他懂得了战争的性质，掌握了军队指挥技能，同时学会了运用实际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做决断时斩钉截铁。现在，他在心理素质、智力和性格上已经完全成熟，把男子汉的大好年华献给了总参谋部的高等研究，用以指挥行动的实施与实践，在师或军团参谋部发挥全面的指导作用。这些年的时间里，通过各个层面有价值的工作，他的能力得到充分提升。获得将军军衔时，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成熟、敏锐的判断力，他在行军中以及战场上迅速、敏锐的观察力让门外汉觉得不可思议；拥有可靠、迅速的决断力，能够瞬间准确无误地解决指挥中遇到的百分之九十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鲁士的军事教育体制完美无缺，每种体制都有不足之处，不可能完全排除偏袒或偏见的影响。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普鲁士陆军高级军官实践能力的平均水平都很高，这主要归功于学生的选拔、各阶段上级领导的仔细检查以及指导参谋部高等教育的领导人的成熟智慧。

各部队的军官在学术进步过程中都遇到了特别的困难：权力和服从是所有军事机构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些原则似乎完全有悖于学术的自由发展；学术不发展，军队就会面临衰败的危险；评论自由会削弱纪律的基础，但养成无条件服从的习惯又会毁掉独立判断的能力；没有独立判断力，道德和学术就不可能发展。德国总参谋部摆脱了这一窘境，科学进步上敢为人先，把自身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研究国防事务。

(1)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莫里斯上校的文章《战争》第345页：“根本不存在，并且从来没有什么‘战争艺术’。它只不过是对军事历史的系统学习。”——原注

(2) 特别有趣、值得一提的是1823至1826年间，毛奇是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当时克劳塞维茨任校长。然而，校长本人并不从事教学，并且克劳塞维茨在世时没有出版任何著作。所以这证明克劳塞维茨本人对毛奇没有任何影响。——原注

(3) 《战争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第2卷，第5章。——原注

(4) 克劳塞维茨充分认识到批判性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很多情况下，采纳特定策略的真实原因和动机无法考证。——原注

(5) 指上文提到的“判断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是否正当”。——译者注

(6) 与约翰·福斯特的《品格决定论》进行比较会有有趣的发现——《品格决定论》讨论了“结论性思维方式”的价值。——原注

(7) 士兵训练手册和野战勤务条例代表官方理论，但这些手册并不是由总参谋部负责撰写的。通常的做法是任命一个由各个级别的战斗军官组成特别委员会——一名指挥军团的将军以及师长、旅长、团长、营长。委员会的军官们通常接受过总参谋部的培训，作为经验丰富的指挥官，他们的意见会被参考。他们负责拟定条例草案，先发布试行本，经过全面评估、修正后正式发布。——原注

(8) 文中对《论改良火器对战斗的影响》一文的内容提要做了两处改动，以便符合目前的说法。其中用“两英里”替换了“一英里”，用“一横列”替换了“line two deep”。读者可以参考一位著名军官、总参谋部的资深成员近来关于《仲夏夜之梦》中战术问题的有趣但异端的讨论。——原注

(9) 爱德华·冯·弗兰泽基（Eduard von Fransecky，1807—1890），普鲁士将军，参加过丹麦战争、第一次石勒苏益格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他曾在普鲁士总参谋部历史部任职（1843—1857），被授予蓝马斯克勋章、黑影勋章、红鹰勋章。

(10) 1882年，科尔玛·冯·德·戈尔茨发表了关于罗斯巴赫战役和耶拿战役的文章。——原注

(11) 韦尔迪以真实或虚拟战役为材料，给学生设置一系列问题。在德国，这被称为“应用方法”。该方法由1854至1872年任普鲁士及统一后的德国军事教育主任冯·普克将军提出。——原注

(12) 科尔玛·冯·德·戈尔茨（Colmar von der Goltz，1843—1916），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史学家、军事作家。他参加了普法战争和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期间，他在腓特烈·查理亲王的参谋部任职。他曾在波茨坦军事学校任教（1871）。著有《武装的人民》，开创了人民战争理论。他帮助土耳其重建了陆军。

(13) 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1864—1950），德国军官、政治家、总参谋部参谋。他奉命到奥斯曼帝国执行军事任务，任奥斯曼陆军参谋长，在为奥斯曼陆军起草作战计划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被称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的发起者”，也是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狂热支持者。

(14) 威廉·冯·舍伦夫（Wilhelm von Scherff，1834—1911），德国将军、军事作家。1852年加入普鲁士陆军，曾任普鲁士陆军副官（1860—1866），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中任普鲁士总参谋部参谋，普鲁士军事学院军事战术教师（1873—1878），保加利亚边境调整委员会成员（1879），第29步兵团指挥官，第11军团参谋部参谋长（1882），德意志帝国驻斯特拉斯堡第33步兵师中将、指挥官。

(15) 克莱门斯·威廉·雅各布·迈克尔（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1842—1905），普鲁士陆军将军，日本明治天皇时期政府的外国顾问（1885—1888），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以及普鲁士军事演习的概念引入日本军队，强化了日本军官绝对效忠天皇的思想。他曾参加普法战争，并被授予铁十字勋章。

第4章　总参谋长

精彩看点

战略家应具备的品质——总司令与总参谋长之间的关系——普鲁士军事体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要素——职责分类——全书总结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人胜似一所学校。凡夫俗子的行为皆有原因，先前的经历就可以解释他的所做所为，但出类拔萃之人却有极高的天分。牛顿、哥伦布、斯坦利(1)或惠特沃斯(2)这样的人身上潜藏着无穷的力量和洞察力，陆军领导机构，尤其是负责军事行动计划的领导机构，更需要这种类型的人才。

战争爆发前夕，人们总会义愤填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表现得情绪激动、心神不宁，这直接干扰人们作判断，甚至扭曲人们对人和事的看法。此时正是千钧一发之刻，需要做出重大决定。根据形势，和平时期制订的临时集结计划需要重新审议、安排并执行，战略家此时必须拥有清晰的判断力，不受自身和国人情绪的影响。

集结令发布，部队开始行动，各种困难接踵而至。无论大本营准备再充分，信息再灵通，每天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与意外事件相比，国民情绪的波动更容易打乱战略家的平静。他必须为决战做好充分准备，只有他最明白决战要付出的牺牲、所面临的风险：几千人会因此丧命；成千上万人会因此负伤；一个错误估计、错误判断或不幸事故都会导致失败，给国家造成影响深远甚至毁灭性的后果。在巨大的责任之下，战略家必须得心应手地运用判断力，就像暴风雨中的指南针，其精准的平衡决不会被打破。

战略家要有雄才大略，当众人因形势危急而无法自持时，他依然能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当众人在看似无法阻挡的趋势前发生动摇时，他却能忠于内心。普通人在琐事面前畏首畏尾，但战略家却卓尔不群、意志坚定，普通军官与他之间的差距决非训练体制所能弥补。战略家面对任何重大事件、危险、责任时均能保持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这种内心的镇定是普通人通过任何方法都无法获得的。

人民领袖应有最高指挥权。拥有最高指挥权的将军领导陆军，亲自监管位于柏林的总参谋部的战略准备工作。他的总参谋长做他的机要助手，减轻他的负担，处理细节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如军团总指挥和军团参谋长之间的关系。

在普鲁士，作为陆军首领，国王有充分理由亲自上阵，这些理由并没有因为他后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而发生变化。他掌握政府的总体方向，无法亲自解决战役策略准备的相关问题，所以无论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总参谋长都是他的战略顾问。较之专职总司令的助手，总参谋长的作用举足轻重。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国王威廉一世在他亲自指挥的两场了不起的战争中，他对自己挑选的总参谋长言听计从。两场战争中对陆军的成功指挥都归功于国王屈尊纡贵的优秀品质以及毛奇伯爵的杰出才干。毛奇伯爵总是把战略决策权交给国王威廉一世，这是明智之举，而国王威廉一世认为毛奇伯爵是战略决策的提供者，把陆军的成功归功于毛奇伯爵的“行动指挥”，也体现了他的广阔胸怀(3)。1866年普鲁士的胜利以及1870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都归功于国王威廉一世与毛奇伯爵共同建立的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极其重要的是，威廉一世拥有最高政治、军事统治权。政治部门中，他也有一位股肱之臣——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与毛奇伯爵地位相当，这确保了政治指挥与军事指挥之间的和谐，对战争取得胜利至关重要。根据威廉一世、俾斯麦首相和毛奇伯爵的卓越品质以及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推论说一个军事体制切实可行，难免有些草率，毕竟只有在国王完全行使管理权的情况下，该体制才适用。

综上所述，总司令与总参谋长之间是一种个人关系，由于双方的性格和能力不尽相同，这种关系的本质也会有所变化：如果总司令本人才华横溢，总参谋长必须俯首听命；如果总司令在军事行动计划上需要帮助，总参谋长必须主动献计献策。显然，如果下属成为策略的来源，那就意味着总司令要豁达大度，并且这绝非寻常之举。

对职责进行分类，以此调节劳动分工，是普鲁士军事制度的永恒价值所在。国王集政府权威与军队领袖于一身，不亲自理政，有专人为他打点所有事宜。把整个陆军的事务分门别类，每个部门都有军官领导，在本部门内行使国王赋予的权力。国王的监管权并不表现为国王重复军官们的工作，而是军官们对国王负责，向国王递交重要计划。但如果国王不同意，我们有理由相信递交计划的军官会因此辞职，由与国王政见相同的人取代他的职位，这既维护了国王的权威，也不会打击国王挑选、授权的助手的积极性。

1871年，威廉一世在俾斯麦等文臣武将的拥戴下，在凡尔赛宫即皇帝位，德意志帝国建立

威廉一世与俾斯麦

1889年的俾斯麦

部队的真正指挥权掌握在军团长官或要塞司令手中，他们直接对国王负责，他们的下属对他们负责。陆军的总体事务分属三个部门管理：个人事务，例如军官的任命与提拔、退休、军饷和勋章，属国王的军事内阁管理，军事内阁有自己的首长；行政事务，即机构、装备、军备、防御工事，属战争部管理；第三个部门，即总参谋部，主要负责陆军的战略、战术问题，而非陆军的行政指挥。各部门之间直接沟通，制度规定，无论何时，各方都有决定权，这加速了沟通的进程。因此，作为陆军管理机关之一的总参谋部赖以存在的纲领同样适用于所有受过训诫的陆军和有序的战争。

创立之初，各国陆军中总参谋部的基本形式为辅助指挥工具，唯有普鲁士充分认识到参谋部的重要性，成立了专门机构，将重要的对敌行动指挥与次要的但必不可少的行政事务分割开来(4)。总参谋部被委以制订陆军行动计划或与对敌行动计划的主要方面直接相关的职责，因此，总参谋部拓展了指挥官的思想，帮助其履行独特、艰巨的职能。

为了适应陆军指挥权的加强，德国将陆军适当划分为永久独立的部分，自行管理行政、军事事务。军团管理自身内部事务，设有副官、审计员、监督官，在战争部的帮助下，与战争部一起满足军团需要。由于军团完全服从中央的战略指挥，因此，战略指挥机构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其他机构的相应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机的整体。

陆军总参谋长一职至关重要，需要精心选拔。陆军总司令对精心挑选的总参谋长充分信任，意味着总参谋长的履职方式不会受到干预。总参谋长受托为自己的部门选拔、训练军官。

策划军事行动需要精通军事科学知识，掌握娴熟的军事技能。普鲁士总参谋部已经成为一所培养将才的学校，这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创作出许多经典著作，涉及战争艺术理论的各个学科。

军事学院作为总参谋部的培训学校，隶属于总参谋部，将军事教育的标准提升到最高水平。

总参谋部各部门共同致力于开展对智力和意志力要求极高的军事行动，这正是参谋部在陆军各部门中团结一致的表现。通过选拔组建军团，使军官通晓领导职责，熟悉部队生活和精神风貌，其结果必然是军官们不断往来于团参谋部和总参谋部之间，在总参谋部的各部门轮流任职。

简而言之，总参谋部是陆军大脑或者胜似陆军大脑。

“总参谋长和两百多名参谋一起提前为各种可能的战役做准备；研究战场的同时，他们还密切关注邻国陆军的动态；他们共同制订战争策略；他们对陆军机构了如指掌，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干预与组织、训练相关的所有问题；他们构成了一个有机体，人员在陆军中遍布，不断获取实践经验。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带去相同的原则和教义。”(5)

(1) 威廉·福特·罗宾逊·斯坦利（William Ford Robinson Stanley，1829—1909），英国发明家、工程师、慈善家。他在英国和美国申请了七十八项专利。他设计并制造了精确的绘图和数学仪器、测绘仪器。他筹划并成立了英国第一所职业学院——斯坦利职业技术学院（现在的哈里斯南诺伍德学院）。

(2) 乔治·弗雷德里克·惠特沃斯（George Frederick Whitworth，1816—1907），长老会教的传教士，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汉诺威学院。他在华盛顿的大丘建立了第一所教堂。曾任华盛顿大学校长（1866—1867，1874—1876），创办了惠特沃斯学院（今惠特沃斯大学）。

(3) 参考《毛奇著作集》国王威廉一世给毛奇1870年10月28日写给其信件的回信：“您对军事行动的英明指挥”，以及给毛奇1871年3月22日写给其信件的回信：“杰出的战争行动指挥”。第1卷，第268页。——原注

(4) 军队行政官员负责用政府认为适当的国家资金为军队购置物资。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这都是必要的工作。在普鲁士，战争部行使该职能，用国家资金购买军用物资，用于对抗敌军。——原注

(5) 《国外军事期刊》，第32册，第261页。——原注

附录1　格奈瑟瑙小传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特·冯·格奈瑟瑙是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改革家。1760年12月27日，他出生于上萨克森的席尔道。他的父亲是普鲁士炮兵中尉——奥古斯特·威廉·奈哈特。他的童年生活十分穷困，分别在席尔道、维尔茨堡、爱尔福特度过。1777年，格奈瑟瑙进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两年后加入驻扎在爱尔福特的奥地利军团。1782年，格奈瑟瑙进入拜罗伊特·安斯巴赫侯爵的部队。拜罗伊特·安斯巴赫侯爵的部队受英国军队雇佣，格奈瑟瑙跟随侯爵的部队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并在战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786年回国后，他加入了普鲁士军队，任步兵中尉，1790年，晋升为上尉。1793年至1794年，格奈瑟瑙参加了俄、奥、普三国第二次瓜分波兰的行动。在亚沃尔十年平静的军旅生涯中，格奈瑟瑙广泛研究了政治、军事历史。1796年，他与卡洛琳·冯·科特维茨结婚。

1806年，作为腓特烈·路易的参谋，格奈瑟瑙参加了萨尔费尔德战役以及耶拿战役，随后指挥一个临时步兵旅，在莱斯托克的带领下参加了立陶宛战役。1807年，格奈瑟瑙少校被普鲁士陆军任命为司令官，前往科尔贝格。尽管普军人数少，装备、弹药不足，但在斐迪南·巴普蒂斯塔·冯·希尔(1)和约阿希姆·克里斯蒂安·内特尔贝克的帮助下，普军顶住了拿破仑大军的进攻，直至1807年签订《提尔西特条约》，为此，格奈瑟瑙被授予蓝马克斯勋章，并晋升为陆军中校。

作为工程兵主任、重组委员会成员，在重组普鲁士军队方面，格奈瑟瑙与沙恩霍斯特发挥了巨大作用。1809年，格奈瑟瑙晋升为陆军上校，但他重组军队的改革措施引起了法国的怀疑，普鲁士首相卡尔·冯·施泰因被迫辞职，格奈瑟瑙也被解职。之后，他秘密出使奥地利、俄国、瑞典、英国，最后返回柏林，继续担任爱国党的领袖。

1812年，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爆发。格奈瑟瑙少将担任布吕歇尔的军需官、参谋长，开启了军事历史上总司令与其参谋长和谐、紧密合作的历史。作为布吕歇尔的参谋长，格奈瑟瑙指挥了1814年巴黎战役。格奈瑟瑙与布吕歇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他们的带领下，普鲁士军队虽然屡有败绩，却斗志昂扬。1814年4月，他们率领普鲁士军队直捣法国的心脏，拿破仑被迫退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格奈瑟瑙的指挥。1814年，为了表彰他的杰出贡献，格奈瑟瑙与约克、克莱斯特、比洛一起，被封为伯爵，同时布吕歇尔被封为瓦尔施塔特公爵。

1815年，格奈瑟瑙再次担任布吕歇尔的参谋长，并在滑铁卢之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815年的利尼战役中，格奈瑟瑙统领普鲁士军队，直达瓦夫尔，部分普鲁士军队从瓦尔夫出发与威灵顿将军的部队会师，参加了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普鲁士军队的侧翼进攻帮助英普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滑铁卢战役中，格奈瑟瑙乘胜追击，俘获了拿破仑的马车。接下来的战斗中，普鲁士军队在威灵顿公爵的部队之前抵达巴黎。为了表彰格奈瑟瑙，他被授予黑鹰勋章。

利尼战役

1816年，格奈瑟瑙担任普鲁士第八军团总司令，但不久之后，因为病痛和政治原因，格奈瑟瑙辞职。随后的两年间，格奈瑟瑙住在西里西亚的艾德曼斯多夫。1818年，格奈瑟瑙接替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冯·卡尔克罗伊特伯爵，成为柏林总督，1825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831年，波兰起义爆发后，格奈瑟瑙被任命为波兰前线普军总司令，克劳塞维茨担任他的参谋长。格奈瑟瑙在波兹南染上霍乱，于1831年8月24日不幸逝世，不久后，克劳塞维茨也染上霍乱，病故。

格奈瑟瑙是腓特烈大帝执政以来普鲁士最伟大的将军，他崇高的品质不仅赢得了军队中他的上下级的尊敬，而且赢得了全体普鲁士人民的爱戴。1855年，雕塑家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为格奈瑟瑙塑像，将他的雕塑竖立在柏林；1889年，为纪念1807年的巴黎围攻战，科尔贝格的掷弹兵团以格奈瑟瑙命名；1870年，格奈瑟瑙的一个儿子带领第八军团的一个旅参加了普法战争；德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着格奈瑟瑙的画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装甲巡洋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舰以及战后的护卫舰，均以格奈瑟瑙命名，此外，德国一些城市的街道也以格奈瑟瑙命名。

(1) 斐迪南·巴普蒂斯塔·冯·希尔（Ferdinand Baptista von Schil，1776—1809），普鲁士陆军少校。1809年，法国进攻普鲁士时，他率军奋起反抗，但因寡不敌众而一败涂地，最终向拿破仑军队投降。

附录2　沙恩霍斯特小传

格哈德·约翰·大卫·维特兹·冯·沙恩霍斯特是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改革家。1755年12月2日，他出生于汉诺威附近、今下萨克森州的吕本贝格新城的一个地主家庭，后通过自学，成功考入位于文斯托夫的威廉军事学院；1778年进入汉诺威王国军队服役，利用在团队服役的间歇继续自学，并从事文学创作；1783年转入炮兵部队，在汉诺威的炮兵学校任教。在此期间，他创建了一个军事期刊，该期刊一直持续出版到1805年；1788年，他撰写并出版了《军官手册》；1792年，他撰写并出版了《战地实用军事手册》。

沙恩霍斯特与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妹妹克拉拉·施迈茨结婚，尽管他在吕本贝格新城农场每年有一定的收入，但从事写作的收入仍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1793年，在约克公爵的带领下，沙恩霍斯特参加了荷兰战争。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场战争。1794年，他加入梅嫩防卫部队，不久晋升为少校，然后进入汉诺威王国参谋部工作。

1795年，《巴塞尔协议》签订之后，沙恩霍斯特返回汉诺威。此时，他在反法联军中名声大噪，接到各国邀请，邀其效力。后来，他接受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邀请，于1801年加入普鲁士军队，担任陆军中校，收入比在汉诺威翻了一番。他被派往军事学院任教，成立了柏林军事协会。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是他的学生。在1804至1805年的动员及安全防卫阶段以及1806年的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他担任布吕歇尔的参谋长，并在战斗中负伤。在普鲁士军队撤退的过程中，他表现得十分果断。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的最后阶段，普鲁士军队伤亡惨重，布吕歇尔与沙恩霍斯特向法国军队投降，签订《拉特考投降协议》。由于在埃劳战役中的出色表现，沙恩霍斯被授予普鲁士最高军事勋章——蓝马克斯勋章。

显然，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才能远远超越了一名优秀的参谋。经过七年的战争磨炼，他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放弃了采用陈旧的战争形式的思想，认为只有建立全民皆兵的预备役制度并且进行决战才能缓解法国大革命给普鲁士带来的政治、军事威胁。1807年，普俄联军与法国签订《提尔西特条约》之后，沙恩霍斯特晋升为少将，领导军事改革委员会，进行军事改革。委员会中有诸多优秀的年轻军官，如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瑟瑙、卡尔·冯·格罗曼、赫尔曼·冯·博恩等，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施泰因也是军事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但拿破仑很快对普鲁士的军事改革起了疑心，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得不搁置甚至取消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改革提议。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沙恩霍斯特对单一的正规军制度进行改革，提出全民预备役制度。虽然全民预备役制度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实施，但他为预备役制度定下了原则，为其实施铺平了道路。他主张在军队中慎用酷刑，确立军官依靠战功晋升军衔的制度，废除了外国人服军役的制度，简化了军事行政机构。

腓特烈·威廉三世

1811年至1812年，法国迫使普鲁士与其结盟，共同对抗俄国，普鲁士向法国派遣了一支部队，听命于拿破仑，沙恩霍斯特也跟随这支部队离开了柏林。1813年，沙恩霍斯特撰写并出版了《炮兵研究指南》。

沙恩霍斯特回国后，拒绝接受更高的职位，出任布吕歇尔的参谋长。俄国维特根斯坦亲王十分欣赏沙恩霍斯特的才华，请求布吕歇尔暂时将沙恩霍斯特借给他，做他的参谋长，布吕歇尔同意了。1813年的吕岑战役的第一次战斗中，普鲁士遭遇失败，这次失败与以往不同，法军虽然取得胜利，但由于严重缺乏骑兵，同样伤亡惨重。在这次战斗中，沙恩霍斯特的脚受伤，加上向德累斯顿撤退的过程中疲劳过度，伤势恶化。1813年6月28日，在前往布拉格与施瓦岑贝格和拉得茨基协商武装干涉奥地利时，沙恩霍斯特不幸逝世。就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刚刚晋升为中将。为了纪念他，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在柏林为沙恩霍斯特竖立了雕像，沙恩霍斯特被葬于柏林伤残军人公墓。

附录3　米夫林小传

卡尔·冯·米夫林是普鲁士陆军元帅、军事理论家。滑铁卢战役期间，米夫林担任布吕歇尔的联络官，是最终击败拿破仑的筹划者之一。他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对地形学和制图学颇有研究。

1775年6月12日，米夫林出生于哈雷；1790年，参加普鲁士陆军；1799年开始致力于编纂军事字典的工作；1802年冬，被派往一个新成立的参谋部担任军需官助理，在天文学家弗朗兹·西弗·冯·扎克男爵手下从事测绘工作；1805年，普鲁士与法国开战在即，普鲁士军队处于战时状态，米夫林晋升为上尉，相继就职于利奥波德·亚历山大·冯·沃腾斯勒本将军、腓特烈·路易以及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的麾下；1806年11月7日，吕贝克战役之后第二天，米夫林参与签订了《拉特考投降协议》，之后，米夫林加入了魏玛公爵的文职机构。

1813年，米夫林再次加入普鲁士军队，任职于西里西亚陆军参谋部。米夫林的军事业务素质和常识受到赏识，但他与格奈瑟瑙性格不和，经常发生摩擦。第一次攻占巴黎期间，米夫林任俄国将军迈克尔·安德烈亚斯·巴克莱·德·托利和弗雷德里希·格拉夫·克莱斯特·冯·诺伦多夫的参谋长。米夫林是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公爵司令部的普鲁士专员。拿破仑倒台后，米夫林与法国签署了《圣克劳德条约》。后来，米夫林在法国占领军总参谋部担任参谋，这期间，他利用部分时间在莱茵河从事测绘工作。1821年，米夫林任普鲁士总参谋部参谋长。尽管人们认为米夫林过分沉迷于地质学研究，不注重为战争做训练准备，但他的研究没有白费，他为普鲁士总参谋部确立了良好的体制，开展了详细的测绘工作。1829年，俄国与土耳其和谈期间，米夫林参观了君士坦丁堡和圣彼得堡。米夫林在普鲁士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1838年至1847年，米夫林出任柏林军事总督，后来他还创造了绘制地图的晕滃线法(1)。随着身体每况愈下，米夫林辞去总参谋长，1851年1月10日，米夫林在其柏林附近的庄园逝世。

(1) 晕滃线法地图上表示地形的一种方法，1799年由莱曼创制，20世纪中叶被晕渲法取代，现已较少使用。

附录4　毛奇小传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是普鲁士陆军元帅，他担任普鲁士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达三十年之久，为与其侄儿小毛奇区别，又被称为“老毛奇”。

1800年10月26日，毛奇出生于帕庆，其父为丹麦中将。1805年，他们在荷尔斯泰因定居，但法国军队烧毁了他们乡下的房屋，吕贝克镇上的房子也被法军劫掠一空，他们变得一贫如洗。毛奇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九岁时，他被送到荷尔斯泰因的寄宿学校；十二岁时，他被送到为丹麦军队和朝廷培养士官的少年军校；1818年，他成了丹麦国王的侍从，后在丹麦步兵团担任少尉；二十一岁时，毛奇参加了普鲁士陆军；1822年，他担任驻扎在法兰克福的第八步兵团的中尉；二十三岁时，进入普鲁士高级军官学校（后改名为普鲁士军事学院）学习；1826年，三年学习期满后毕业。

毛奇负责过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少年军校，在西里西亚和波森做了三年军事测绘。1832年，毛奇被举荐到柏林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工作；1833年，调入普鲁士总参谋部，晋升为中尉。

俄裔美国军事史学家马克斯·布特在《战争改变历史》一书中这样评价毛奇：毛奇热爱音乐、诗歌、美术、考古和戏剧，精通七国语言（德语、丹麦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还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的写生中有许多风景画和肖像画。此外，他还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作家。1840年，毛奇返回柏林后出版发行了《土耳其游记》，并为该书创作了很多插图，这使他成为文学名人。毛奇头戴土耳其毡帽，做了公开演讲，欣然接受了文学名人这一角色。尽管毛奇兴趣广泛，但他绝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他被1848年席卷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所惊骇，坚定地效忠于国王和旧制度。

1827年，毛奇发表了短篇小说《两个朋友》；1831年，他撰写文章《论荷兰与比利时的关系》；1832年，根据平时的阅读以及对波兰人民生活和性格的观察，他写下《论波兰的内部环境与社会状况》一文；1832年，他与出版商签约，翻译爱德华·吉本的长篇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为此，他将得到七十五马克作为报酬，他想用这笔钱买匹马。但十八个月过去了，他只翻译了十二卷中的九卷，《罗马帝国衰亡史》最终没能出版，毛奇也只得到了二十五马克。

1835年，毛奇晋升为上尉，被准许休假六个月。这期间，他在欧洲东南部游历。后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邀请毛奇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陆军改革，得到普鲁士国王的许可后，毛奇接受了邀请。在伊斯坦布尔的两年时间里，毛奇学会了土耳其语，勘察了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瓦拉吉亚、保加利亚和鲁米利亚等地。

1838年，毛奇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安纳托利亚军队司令的顾问，其间进行了大范围的侦查和勘测。1839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安纳托利亚军队与埃及军队交战，但敌军到来之时，该军队司令拒绝听取毛奇的建议，毛奇便辞去参谋的职位。1839年，尼西比斯战役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战败。返回柏林后，毛奇出版了《1835—1839土耳其社会状况与事件》一书。1840年，他与英国姑娘玛丽亚·贝莎·海伦娜·伯特结婚，婚后生活十分幸福，但没有孩子。

1840年，毛奇任普鲁士第四军团参谋，出版了他绘制的伊斯坦布尔地图，以及与另一位德国旅行家共同绘制的小亚细亚新版地图。他热衷于铁路研究，1843年，他发表了文章《决定铁路线选择的因素》。1845年，出版《俄土战争：1828—1829》一书。1848年，毛奇返回普鲁士总参谋部，任第四军团参谋长，共七年时间，他相继晋升为陆军中校、陆军上校。

1857年，毛奇被任命为普鲁士总参谋部总参谋长，他上任后，致力于改革普鲁士陆军的战略、战术方法，改良军队装备以及通讯、交通方式，改革参谋的培训体制，改变调动军队的方式。

1859年，奥地利与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爆发，普鲁士调集了军队，但是没有参战。之后，陆军大臣阿尔布雷特·冯·罗恩对普鲁士军队进行了重组，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毛奇密切关注意大利的战争形势，并写下了《意大利战争史》。

1864年，普丹战争（即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爆发。战争一开始，毛奇留守柏林，没有跟随普军到前线。由于普军对毛奇的战争计划执行不力，致使战争迟迟分不出胜负，随后毛奇被任命为普鲁士、奥地利和北德意志联军总参谋长，亲自到前线指挥，彻底改变了战局，联军大获全胜，至此，毛奇取得了国王威廉一世的绝对信任。

1866年，作为总参谋长，毛奇指挥了普奥战争。他拟定作战计划，利用铁路运输线实施战略输送，使用电报进行统一指挥，克服了远距离机动和外线作战带来的困难。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将部队集结到了萨克森和奥地利的边境地区。普奥战争的胜利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地位，为普鲁士最终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普军总参谋长毛奇在战前就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色当战役中，普鲁士军队包围了法军，从各个方向对法军发起进攻，最终迫使法军投降。色当战役取得胜利后，毛奇继续率军向巴黎挺近，随后普军围攻巴黎和梅茨。1871年1月26日，法国签订《巴黎投降条约》，2月26日两国签订《凡尔赛和约》。

1870年，由于在普法战争以及色当战役中的功绩卓著，毛奇受封伯爵；1871年晋升为陆军元帅，后被授予汉堡市荣誉市民称号。

毛奇负责研究普法战争历史，这段历史在1874年至1881年间由德国总参谋部陆续公开，毛奇成为民族英雄和家喻户晓的名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各地为毛奇塑了50多座雕像，尽管其中一些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仍有很多保留至今。

1888年8月9日，88岁高龄的毛奇辞去了总参谋长一职。1890年10月26日是毛奇的90岁生日，这一天被定为国定节日。1891年4月24日，毛奇在柏林的家中病逝，德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附录5　腓特烈二世小传

腓特烈二世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子，1712年生于柏林，1713年被立为王储，1740年至1786年在位，实行开明统治。他是霍亨索伦家族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被尊称为“腓特烈大帝”，也被亲切地称为“老弗里茨”。

童年时期，腓特烈王储对音乐、文学和法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其父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尚武思想产生严重冲突，经常遭到父亲毒打。1730年，腓特烈二世试图和汉斯·赫尔曼·冯·卡特逃往英格兰，但以失败告终，最终被囚禁并被判处叛国罪。腓特烈·威廉一世曾经威胁他放弃继承权。卡特被处决时，他受父亲逼迫，亲眼目睹了行刑的过程，结果当场昏厥。后来，他被赦免，但军衔被剥夺了，并被迫待在昆斯特林，接受了严格的军事教育。

迫于父亲的压力，腓特烈王储不得不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远房亲戚——伊丽莎白·克里斯丁娜结婚。他们之间既没有爱情，也没有友谊，两人无子女。这场政治婚姻是自1701年以来奥地利干涉普鲁士政治的结果。婚后两人基本保持分居状态，只在节庆场合一同出现。

后来，腓特烈王储返回部队，担任陆军上校。波兰王位继承战期间，他随欧根亲王学习军事。1740年，腓特烈·威廉一世驾崩，他继位，称“腓特烈二世”。因为没有子嗣，他立弟弟奥古斯都·威廉为王位继承人。

1740年，普鲁士发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占领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1744年，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普鲁士守住了既得领土。这两次西里西亚战争都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腓特烈二世亲自领军作战，显露了出色的军事才华。

1756年至1763年，普鲁士与英国结盟对抗法、奥、俄同盟，与奥地利争夺殖民地及在德意志的霸权。通过七年战争，普鲁士巩固了在德意志的特殊地位。1772年，普鲁士、俄国、奥地利第一次瓜分波兰，普鲁士获得西普鲁士。自此，他自称普鲁士国王，而非普鲁士领土上的国王(1)。1778年，普鲁士参加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执政期间，腓特烈二世改革了政府机构、司法体系，使非贵族血统的平民有机会成为法官和高级官员；鼓励各国移民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来普鲁士发展；实行出版和文学自由；重组军队，扩张了疆土。普鲁士成为欧洲的重要政治力量。

腓特烈二世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音乐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影响力很大的军事理论家。

1786年8月，腓特烈二世在波茨坦驾崩，享年七十四岁。

(1) 普鲁士领土上的国王是勃兰登堡选帝侯的称号（1701—1772）。1772年后，勃兰登堡选帝侯采用普鲁士国王的称号。霍亨索伦家族以选帝侯的身份统治勃兰登堡，并臣服神圣罗马帝国。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取得对普鲁士公国的统治权，勃兰登堡和普鲁士组成共主邦联。为了回报霍亨索伦家族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贡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允许腓特烈加冕称王，称“普鲁士领土上的国王”，王号只适用于普鲁士地区。1772年，腓特烈二世成为包括普鲁士、勃兰登堡等地所有领土的国王，称“普鲁士国王”。

附录6　腓特烈·威廉二世小传

腓特烈·威廉二世是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孙。其父奥古斯特·威廉是腓特烈·威廉一世第五子，腓特烈二世之弟，1744年生于柏林，1786年至1797年在位。由于腓特烈二世没有子嗣，他的弟弟奥古斯特·威廉成为普鲁士的王位继承人。1758年，奥古斯特·威廉薨逝，腓特烈·威廉二世被立为王储。腓特烈二世驾崩后，他继位。

1765年，腓特烈·威廉二世与布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公爵查理一世的女儿结婚，育有一女。1767年，二人离婚。同年，他与黑森-达姆施塔特伯爵路德维希九世之女弗里德里克·路易丝结婚，育有四子三女，腓特烈·威廉三世是他们的长子。此外，腓特烈·威廉二世有许多情妇，并与她们有不少私生子女。

执政初期，腓特烈·威廉二世采取一系列措施减轻人民负担，实行税收制度改革、教育改革，降低海关税，修建道路、运河，鼓励贸易，深受臣民们欢迎。不过，他深受神秘主义的影响，支持基督教反对启蒙运动；制定严格的出版物审查制度，限制言论自由。

腓特烈·威廉二世插手欧洲事务，但没有给普鲁士带来任何好处。1787年，荷兰爆发反对威廉五世的起义。为了保护妹妹（威廉五世的妻子），腓特烈·威廉二世武力介入，帮助威廉五世复辟，但普鲁士付出高昂代价，得不偿失。1790年，普鲁士与俄国、奥地利对抗土耳其，虽然战争取得胜利，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没有获得一寸土地。战后，普鲁士首相赫茨贝格被罢黜，而腓特烈·威廉二世彻底放弃了腓特烈二世以来的反奥传统。

1791年，腓特烈·威廉二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波德二世在皮尔尼茨会晤，发表《皮尔尼茨宣言》。1792年7月，腓特烈·威廉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缔结第一次反法同盟，这是后来欧洲形成的一系列反法同盟的基础。1793年1月，普鲁士与俄国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条约，普鲁士获得但泽、托伦和波兹南等地。1794年11月，普鲁士与俄国、奥地利共同镇压波兰民族起义。1795年4月，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签定《巴塞尔和约》，法国将莱茵河以东的领土还给普鲁士。至此，第一次反法同盟宣告失败。1795年10月，俄、普、奥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条约，导致波兰灭亡。

腓特烈·威廉二世在位期间，虽然普鲁士疆土不断扩大，但其在欧洲的威望却大大下降。政府无能，债台高筑。1797年11月16日，腓特烈·威廉二世在波茨坦驾崩，享年五十三岁，其子腓特烈·威廉三世继位。

附录7　腓特烈·威廉三世小传

腓特烈·威廉三世是腓特烈·威廉二世的长子，1770年生于波茨坦，1797年至1840年在位。

幼年时代，他的父亲与情妇威廉·恩科打得火热，他被交给家庭教师抚养。后来，他去了汉斯·冯·布卢门塔尔伯爵的领地帕雷茨，与伯爵的儿子一起长大。他生活得非常开心，长大后买下了这块领地。

青年时代，他加入了普鲁士军队，1784年成为中尉，1786年晋升为陆军中校，1790年晋升为上校，参加了1792年至1794年的反法战争。1793年，他与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的露易丝结婚。两人相敬如宾，深受普鲁士臣民爱戴。

1797年11月6日，腓特烈·威廉三世登基。在位期间，他削减王室开支，解散了腓特烈·威廉二世时期的幕僚，改革了腓特烈·威廉二世时期的高压政策。

拿破仑战争初期，腓特烈·威廉三世试图保持中立，没有加入1805年的第三次反法同盟。后来，受到王后影响，他于1806年加入第四次反法同盟。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普军几乎覆没。拿破仑占领柏林，王室成员逃往东普鲁士，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庇护。1807年6月法军占领整个普鲁士。7月9日，普鲁士与法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向法国割地、赔款，割让其在波兰的大部分领土（第二次与第三次瓜分波兰所得，以及第一次瓜分波兰所得领土的南半部）以及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

1806年，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惨败后，普鲁士的重臣卡尔·施泰因、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堡、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以及奥古斯特·奈哈特·冯·格奈瑟瑙等人开始推行改革，改组政府机构，改革普鲁士军队。

1812年，普鲁士与法国结盟入侵俄国。1813年，法国在俄国战败，普鲁士转而与俄国等国结成第六次反法同盟。10月，莱比锡战役爆发，普鲁士军队发挥决定性作用，大败法军。

拿破仑战争后，腓特烈·威廉三世变得极端保守，不仅没有兑现为普鲁士制定一部宪法的诺言，而且制止立宪运动。腓特烈·威廉三世在位的后二十五年时间里，普鲁士国势渐弱。1840年6月7日，腓特烈·威廉三世在柏林驾崩，享年六十九岁，其长子腓特烈·威廉四世继位。

附录8　腓特烈·威廉四世小传

腓特烈·威廉四世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的长子，1795年生于柏林，1840年至1861年在位，人称“浪漫君王”。

1814年，他参加第六次反法战争。1823年，他与巴伐利亚公主伊丽莎白·路多薇卡结婚，婚后生活幸福，但没有子女。

1840年6月，腓特烈·威廉四世登基。他属于保守派，但不是暴君，他放宽了父亲统治时期极端保守政策和出版审查制度。他决定制定宪法，但拒绝通过选举建立立法议会。他虽然虔诚地信奉路德教，但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对建筑学及园艺颇感兴趣，出资继续修建科隆大教堂（天主教大教堂）。1844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亲临科隆大教堂竣工仪式，成为第一位进入天主教教堂的普鲁士国王。

1848年，柏林爆发三月革命，腓特烈·威廉四世起初决定武力镇压，但在3月9日，他决定撤军，带头进行革命，成立了自由主义政府，召开国民议会，下令起草宪法。后来，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命令军队重新占领柏林。1848年12月，他解散了国民议会。他一度想统一德意志。1849年4月3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授予他德意志皇帝的称号，但他拒绝接受，因为重建神圣罗马帝国才是他的梦想。他尝试成立爱尔福特联盟议会，统一德意志邦国，将奥地利排除在德意志邦联之外。然而，俄国与奥地利结盟，开始对付普鲁士。腓特烈·威廉四世自知势单力薄，为避免战争，1850年11月29日与奥地利签署《奥尔米茨条约》，被迫放弃统一德意志的计划。

解散国民议会后，腓特烈·威廉四世并没有恢复官僚统治，他颁布了新宪法，设立了两会制的普鲁士议会，上议院由贵族组成，下议院由民选产生。下议院由所有纳税人选出，但选举资格则基于缴税额，所以不能实现普选。新宪法授予国王任命部长的权力，重建保守的地方议会与州议会，确保了国王操纵行政机构与军队的权力。该制度比1848年以前的制度更为自由，但仍是一个保守的制度，由国王、贵族与军队掌握大权。该宪法直到1918年普鲁士王国被废除后才失效。

1848年革命后，腓特烈·威廉四世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风瘫痪，精神失常。1858年，他的弟弟威廉出任摄政王，直至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去世。

附录9　威廉一世小传

威廉一世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第二子，腓特烈·威廉四世之弟，1797年生于柏林，1861年至1888年在位。

179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祖父腓特烈·威廉二世驾崩，随后，其父腓特烈·威廉三世继位。威廉一世是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第二子，本不该继位，因此所受教育不多。1801年到1809年，他同哥哥（未来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同时跟随约翰·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德尔布吕克学习。1814年，威廉一世入伍，参加了反法战争。因在战争中表现英勇，他晋升为上尉，并获得铁十字勋章。1815年，威廉一世晋升为少校。在滑铁卢战役中，威廉一世效命于格布哈德·列博莱希特·冯·布吕歇尔元帅麾下。1815年后，他开始从事外交活动，成为一名外交官。

1826年，他被迫与波兰公主艾丽萨·拉齐维尔断绝关系，因为父亲腓特烈·威廉三世不同意他们结合。据说，他们有一个私生女，由他人抚养。1829年，他与萨克森-魏玛-艾泽纳赫公国卡尔·弗里德里希大公之女奥古斯塔结婚。他们的婚姻表面上十分稳定，实际上并不幸福。

1840年，威廉一世的哥哥腓特烈·威廉四世登基。因为他的哥哥没有子嗣，所以他成为王位的第一顺序继承人。1848年革命期间，他成功粉碎了针对其兄长腓特烈·威廉四世的政变。因为他使用了加农炮，所以不受臣民欢迎，得到“霰弹亲王”的绰号。他不得不乔装改扮成商人，逃往英国。回国后，他指挥普鲁士陆军，平定了巴登起义。1849年，他出任莱茵兰和韦斯伐利亚总督。1854年，他升任陆军元帅兼美因茨联邦要塞总督。

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风，精神失常，无法料理国事。1858年，他担任摄政王。他不顾兄长的反对，宣誓就职，承诺维护宪法的权威。尽管威廉一世在军队改革问题上与自由党意见相左，但仍任命自由党成员卡尔·安东·冯·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为首相，开启了普鲁士发展的“新纪元”。

1861年1月2日，腓特烈·威廉四世驾崩，他登基，称“威廉一世”。7月，来自莱比锡的一名学生企图暗杀他。幸运的是，他仅受轻伤。10月18日，莱比锡战役周年纪念日时，威廉一世在柯尼斯堡的一座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这是自1701年普鲁士建国以来普鲁士国王的首次加冕仪式。

威廉一世与议会不和，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与腓特烈·威廉四世相比，威廉一世较少干涉议会。1862年，议会拒绝增加用于军队改革的军事预算。军事改革包括将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从十五万增加至二十万，将每年的新兵人数从四万增加至六万三千。然而，当时争议最大的是继续推行1856年开始实行的三年制兵役，这遭到议会否决。威廉一世一度想退位，但遭到他的儿子（腓特烈王储）反对。后来，威廉一世接受了阿尔布雷特·冯·罗恩的建议，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首相，推行铁血政策。按照普鲁士宪法，首相只对国王负责，不听命于议会。

威廉一世在柯尼斯堡的一座教堂举行加冕仪式

俾斯麦是保守的容克贵族，威廉一世忠实的朋友。虽然他与威廉一世是臣子与君主的关系，但实际上他掌握着普鲁士内政和外交的实权。他与威廉一世的政见数次不和，扬言辞职。最后，威廉一世妥协，并好言慰留。

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以及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威廉一世任普鲁士陆军总司令。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后，威廉一世想继续进军维也纳，但俾斯麦和腓特烈王储意欲与奥地利和解。他们企图说服威廉一世放弃进攻计划。激烈的讨论过程中，俾斯麦说如果威廉一世不同意，他就辞职。最终，俾斯麦取得胜利。

1867年，北德意志邦联成立，威廉一世出任北德意志邦联军队司令。威廉一世与南德意志邦联签订协议，约定一旦与别国交战，将由威廉一世统领南德意志邦联的军队。1870年普法战争中，威廉一世在色当战役中统领南、北德意志邦联的军队。后来，南德意志邦联加入北德意志邦联，成立德意志帝国，将德意志邦联主席改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新宪法于1871年1月1日生效。

然而，威廉一世担心新宪法中德意志皇帝的尊号会使之前普鲁士国王的头衔黯然失色，就迟迟不肯接受德意志皇帝的尊号。威廉一世想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俾斯麦劝谏道，这会引发南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抗议。随后，威廉一世勉强同意接受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尊号。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称帝，行加冕礼。1872年，英国与美国的边界纠纷中，威廉一世担任仲裁。最后，圣胡安群岛划归美国，英美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领土争端。

俾斯麦在回忆录里写道，威廉一世是一位传统、谦恭、彬彬有礼的绅士，名副其实的普鲁士军官，但有些判断偶尔会被“妇人之仁”所影响。作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将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了首相俾斯麦，只负责审批俾斯麦的政策，而他成了国家尊严的象征。

1878年5月11日，埃米尔·马克斯·霍黛尔企图刺杀威廉一世，但以失败告终。当时，威廉一世和他的女儿乘坐马出行。霍黛尔向八十一岁高龄的威廉一世开枪，但没有击中。霍黛尔穿过大街逃窜时再次向威廉一世开枪，又没有击中。混乱之中，一个抓捕霍黛尔的人受了严重内伤，两天后死去。霍黛尔被捕，被判处死刑。同年6月2日，威廉一世再次遭到刺杀，并受了重伤。刺客卡尔·诺比林随后企图开枪自尽，三个月后死于自杀时的枪伤。

尽管霍黛尔被社会民主党开除，但1878年10月，俾斯麦政府以刺杀事件为借口制订了《反社会主义法》。《反社会主义法》旨在打击社会主义分子和工人阶级运动，取缔了社会民主党，工人组织、社会主义分子和工人阶级的刊物被停刊，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不被允许发表，打击社会民主党人。《反社会主义法》的内容每两三年增加一次。尽管受到报复，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继续扩大。迫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1890年10月1日《反社会主义法》被废除。

1878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写信给威廉一世，抱怨柏林无视俄国的利益。为此，威廉一世不顾俾斯麦反对，携妻子和儿子前往俄国，与亚历山大二世当面会谈，目的是改善两国关系。俾斯麦再次以辞职相威胁，并不顾威廉一世的反对，与奥地利结盟。1878年10月，威廉一世同意与奥地利结盟，共抗俄国。

1883年9月18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企图刺杀威廉一世。但天气潮湿，炸药无法引燃，刺杀再次失败。尽管多次遭到刺杀，并且因在1848年镇压起义时使用了加农炮而不受欢迎，但大多数时候，威廉一世和他的妻子还是非常受臣民爱戴的。尤其到了晚年。很多人视他们为“旧普鲁士”的化身，喜欢他们简朴的生活方式。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在柏林病逝，享年九十一岁，其子腓特烈三世继位。

附录10　腓特烈三世小传

腓特烈三世是威廉一世的独子，1831年生于波茨坦，1861年被立为王储，1871年成为德意志帝国皇位继承人，1888年3月9日至6月5日在位。因为在位仅九十九天，所以他被称为“百日皇帝”。

腓特烈三世的母亲在萨克森-魏玛-艾泽纳赫公国较为民主、自由的氛围下长大，信奉自由主义。但威廉一世在霍亨索伦家族尚武思想的影响下长大。因此，他们的婚姻并不幸福。在这样的氛围中，腓特烈三世度过了煎熬的童年。他成长在一个政治极其动荡的时代，自由主义思潮兴起，获得百姓的热情支持。自由主义者试图维护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创建议会，制定宪法。

腓特烈三世天资聪颖，童年时期曾学习英语、法语、历史、地理、物理、音乐、宗教，尤其擅长体操。十岁时他就担任第一步兵警卫团少尉，并被授予黑鹰勋章。他本该积极参与军队事务，但十八岁那年，他打破了霍亨索伦家族的传统，就读于波恩大学，学习历史、法律、管理及公共政策，成为第一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普鲁士王储。

1858年，他与英国维多利亚公主结为夫妇。维多利亚公主是自由主义者。腓特烈三世虽然在尚武主义家庭背景下长大，但由于波恩大学的学习经历以及在英国的经历，所以也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他为自由主义者在政府中寻求话语权，反对父亲威廉一世任用俾斯麦为首相，公开与俾斯麦为敌，谴责俾斯麦限制出版自由等政策。威廉一世为此十分恼火，并斥责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他主张使用和平手段统一德意志，并不赞成首相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威廉一世执政期间，腓特烈很少参加政治活动，因此没有什么政治影响。

1864年，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他监督德意志邦联总司令和他的参谋，机智地处理了二人之间的争论。普奥联军打败丹麦军队，占领日德兰半岛南部。战后，普鲁士与奥地利争夺德意志邦联的领导权，引发了普奥战争。他认为这场战争是兄弟相残，所以不主张通过战争来统一德意志。然而，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第二集团军司令，在克尼格雷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获得蓝马克斯勋章。1870年普法战争中，他率领第三集团军，取得维森堡之战及沃尔特岛之战的胜利。1871年，普鲁士完成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大业，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首位皇帝。

1888年3月，威廉一世驾崩，腓特烈三世登基。他决心改革行政部门，由内阁取代对皇帝负责的首相的权力，认为内阁成员应对国会负责，由内阁制定政府政策。然而，1887年5月他就患上喉癌，病痛使他有心无力。1888年6月5日，腓特烈三世驾崩，享年五十七岁。

附录11　普鲁士大事年表

1740年　腓特烈·威廉一世驾崩，腓特烈二世继承普鲁士王位

1740年至1742年　经过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腓特烈二世占领西里西亚

1744年　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爆发

1745年6月　普鲁士打败奥地利与萨克森联军

1745年12月　签订《德累斯顿和约》，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结束

1750年至1753年　腓特烈二世邀请伏尔泰到柏林

1756年1月　腓特烈二世与英王乔治二世签订《威斯敏斯特条约》

1756年至1763年　普鲁士参加七年战争

1758年10月　腓特烈二世的姐姐维尔哈米娜去世

1760年8月　普鲁士在里格尼茨打败奥地利

1762年1月　沙皇彼得三世帮助普鲁士作战

1763年2月　《胡贝图斯堡和约》签订，七年战争结束

1772年　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

1778年至1779年　普鲁士参加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1785年7月　组建由德意志邦联，抵制奥地利扩张

1786年8月　腓特烈二世驾崩，其侄腓特烈·威廉二世继位

1787年　镇压荷兰起义，帮助威廉五世复辟

1790年　参加俄国、奥地利对抗土耳其的战争

1791年　腓特烈·威廉二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在皮尔尼茨会晤，发表《皮尔尼茨宣言》

1792年2月　与比利时缔结第一次反法同盟

1793年1月　与俄国签订第二次瓜分波兰的条约

1795年4月　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签定《巴塞尔和约》

1795年10月　俄、普、奥三国签订第三次瓜分波兰条约

1797年11月　腓特烈·威廉二世驾崩，其子腓特烈·威廉三世继承王位

1806年　加入第四次反法同盟

1806年10月　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普鲁士几乎全军覆没

1807年7月　与法国签订《提尔西特和约》

1807年10月　普鲁士公布废除农奴制的《10月赦令》

1810年　洪堡创办柏林大学

1812年　与法国结盟入侵俄国

1813年　与俄国等国结成第六次反法同盟

1813年10月　取得莱比锡战役胜利

1815年　拿破仑战败，英、俄、普、奥四国结盟，普鲁士、奥地利崛起，根据维也纳会议组成德意志邦联

1835年　第一条铁路在纽伦堡与菲尔特之间通车

1840年　腓特烈·威廉三世驾崩，其子腓特烈·威廉四世继位

1848年　柏林爆发三月革命

1850年11月　签署《奥尔米茨条约》

1857年　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风瘫痪，精神失常

1858年至1861年　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弟弟威廉出任摄政王

1861年　腓特烈·威廉四世去世，其弟弟威廉一世继位

1862年　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为首相，推行铁血政策，加快了德意志统一步伐

1864年　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发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

1866年　普奥战争

1867年　建立北德意志邦联

1870年至1871年　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法国，兼并了南德意志邦联，统一了德国

1871年1月　威廉一世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位皇帝

1888年3月　威廉一世去世，腓特烈三世继承王位

1888年6月　腓特烈三世因喉癌驾崩。威廉二世继位

1890年3月　威廉二世辞退俾斯麦

1898年10月　威廉二世访问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1905年3月　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

1905年3月至1906年5月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

1911年7月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

1914年6月　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

1914年7月2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4年9月5日至12日　第一次马恩河战役

1916年　凡尔登战役与索姆河战役

1918年7月15日至8月6日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

1918年11月3日　基尔港水兵起义

1918年11月9日　威廉二世退位，德意志帝国灭亡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

Royal Commission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

Lord Hartington

哈廷顿勋爵

Prussian General Staff

普鲁士总参谋部

Count Moltke

毛奇伯爵

Chief of Staff

总参谋长

Commander-in-Chief

总司令

Army Head-quaters Staff

英国陆军总参谋部

Grand General Staff of Germany Army

德国陆军总参谋部

Hartington Commission

哈廷顿勋爵皇家调查委员会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

Intelligence and Mobilization Departments

情报与动员部门

Adjutant-General

副官

Quarter-Master-General

军需官

Duke of Cambridge

剑桥公爵

Lord Wolseley

沃尔斯利勋爵

House of Commons

下议院

Minister of War

陆军大臣

War Office

陆军部

Select Committee

特别委员会

Giant Mountains

克尔科诺谢山

King William of Prussia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Nothern Bohemian

北波希米亚

Diet of Germanic Confederation

德意志联邦议会

Elbe

易北河

Precis of Modern Tactics

《现代战术摘要》

Discipline Act

《惩戒法案》

Ordance Department

军械部

Lion Inn

雄狮酒店

Hohenzollern

霍亨索伦家族

War School for Offices

高级军官学校

War Academy

军事学院

National Survey

国家测量局

Battle of Waterloo

滑铁卢战役

Order of Service

《工作制度》

Order of Teaching

《教学制度》

Capitulation of Langensalza

《巴特朗根萨尔察协议》

The Academy

《论军事学院》

Revue Militaire de l'Etranger

《国外军事期刊》

Imperial Defence

《帝国的防御》

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

格哈特·列伯莱希特·冯·布吕歇尔

Scharnhorst

沙恩霍斯特

Gneisenau

格奈瑟瑙

Carl von Clausewitz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Carl von Muffling

卡尔·冯·米夫林

Antoine Henri Jomini

安托万·亨利·约米尼

Wilhelm von Krauseneck

威廉·冯·克劳泽内克

Karl von Reyher

卡尔·冯·赖赫尔将军

von Voigts Rhetz

冯·福伊格茨-雷茨

Boguslawski

博古斯拉夫斯基

Robert Home

罗伯特·霍姆

Frederick Sleigh Roberts

弗雷德里克·斯雷·罗伯茨

Arthur Balfour

亚瑟·贝尔福

Layman

雷曼

Tellenbach

特伦巴赫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

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

von Scherff

冯·舍尔夫

Wilhelm von Humboldt

威廉·冯·洪堡

Stein

施泰因

O'Commor Morris

奥康纳·莫里斯

Benedek

贝内德克

von Blumenth

冯·布卢门塔尔

Major-General Brackenbury

布兰肯博里少将

Charles Macgregor

查理·麦格雷戈爵士

Malborough

马尔伯勒

Napoleon

拿破仑

Charles Dilke

查理·笛尔克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Prince Frederick Charles

腓特烈·查理亲王

Crown Prince

腓特烈王储

King Milan

国王米兰

Koniggratz

克尼格雷茨

Horsitz

霍斯兹

Milowitz

米洛维兹

Cerekwitz

斯勒克维兹

Zabres

赞布勒斯

Gr.Trotin

格托丁

Gr.Burglitz

格布格里茨

Holstein

荷尔斯泰因

Wetzlar

韦茨拉尔

Sardinia

撒丁王国

Buagarians

保加利亚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Prussian Saxony

普属萨克森

Posen

波森

Westphalia

威斯特伐利亚

Rhenish Prussia

莱茵省

Gorlitz

格尔利茨

Breslau

布雷斯劳

Schweidnitz

希维德尼察

Zeitz

蔡茨

Halle

哈雷

Hertzberg

赫茨伯格

Neisse

尼斯

Landshut

兰茨胡特

Waldenburg

瓦尔登堡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Torgad

托尔盖德

Cottbus

科特布斯

Hoyerswerda

霍耶斯韦达

Lusatia

卢萨蒂亚

Sadowa

萨多瓦

Gorlitz

格尔利茨

Kohlfurt

克霍弗特

Moravia

摩拉维亚

Torgau

托尔高

Dresden

德累斯顿

Bistritz

比斯特里察

Horsitz

霍斯兹

Cerekwitz

斯勒克维兹

Pschanek

皮斯坎尼科

Briskan

布瑞斯克

Gutwasser

格特沃瑟

Clum

克鲁姆

Gitschin

伊钦

Hanover

汉诺威

Hesse

黑森

Bavaria

巴伐利亚

Wurttemberg

符腾堡

Simla

西姆拉

Kamenitz

卡梅涅茨

Leipzig

莱比锡

Spandau

施潘道

Table of Contents

中画史鉴——全景插图版：德国总参谋部

序言

第1部分　总参谋部与战役指挥

第1章　绪论

第2章　克尼格雷茨战役前夕

第3章　幕后

第4章　五条简短的命令

第5章　战役准备

第6章　评论家

第2部分　总参谋部与陆军

第1章　普鲁士军事机构的精神

第2章　陆军的编制

第3章　士兵训练体制

第4章　军团

第5章　军团参谋部

第6章　总参谋部的构成及其在陆军中的分布

第3部分　总参谋部与总参谋长

第1章　情报部

第2章　军事学院

第3章　学术进步

第4章　总参谋长

附录1　格奈瑟瑙小传

附录2　沙恩霍斯特小传

附录3　米夫林小传

附录4　毛奇小传

附录5　腓特烈二世小传

附录6　腓特烈·威廉二世小传

附录7　腓特烈·威廉三世小传

附录8　腓特烈·威廉四世小传

附录9　威廉一世小传

附录10　腓特烈三世小传

附录11　普鲁士大事年表

专有名词英汉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