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茨·沃尔夫冈·施瑙费尔（Heinz Wolfgang Schnaufer）少校

阿尔布雷希特·布兰迪（Albrecht Brandi）中校

费迪南德·舍尔纳（Ferdinand Schörner）元帅

哈索·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装甲兵将军

特奥多尔·托尔斯多夫（Theodor Tolsdorff）中将

卡尔·毛斯（Karl Mauss）中将

迪特里希·冯·绍肯（Dietrich von Saucken）装甲兵将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第4卷

汪冰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23

字数：300千字

版本：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定价：6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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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荣誉而战！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这是骑士恪守的信条。“骑士”这一称号本身就是一个荣誉，获得这样的称号并不容易。因为其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还有自身具备的优秀品质，这就是骑士精神。骑士精神信奉的是一种信仰，倡导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绝对服从、国家至上。一名候补骑士想要成为正式的骑士，需要经过很多严格的考验，那不仅仅是需要高明的骑术，还需要有杰出的统率力、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显赫的战绩，最重要的还有骑士精神必备的“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公正”这八种美德。

在中古时代，国王会设立骑士勋位组织，组织中的高阶骑士必须发誓对国王与战友效忠。成为骑士勋位一员可享有极大的名望，也因此成为国家的重要人物。百年战争期间，英国的爱德华三世成立嘉德勋位，并一直留存至今。这个等级是由英国25个最高等级的骑士所组成，他们必须保证对国王的忠心并在战争中全力以赴以取得胜利。德国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普鲁士往昔的荣光，日耳曼人永不磨灭的尚武军魂，再加上希特勒及追随者们的日耳曼尼亚复兴之梦，这都驱使着这位第三帝国元首决心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条顿骑士团，颁发骑士勋章则成为了他给那些忠诚、勇敢的军人们的最好奖赏。汪冰先生为我们讲述的这27位纳粹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顺理成章的便成为了至高无上的骑士勋位的主人，成为了希特勒身边最信任的军人。“沙漠之狐”隆美尔、“防守大师”莫德尔、“非洲之星”马尔赛尤、“坦克杀手”鲁德尔、“暗夜幽灵”施瑙费尔、“坦克伯爵”施特拉维茨……在整个“二战”期间，从嗜血的东线到惨烈的英伦空战，从灼热的北非大漠到浩瀚的大西洋，均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他们战功赫赫，已成为了军史爱好者心中的英雄，永远的战神！这恰恰就是普鲁士从骑士团时代继承下来的军队精神，在普鲁士发展壮大的同时成为普鲁士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成为以旧普鲁士军官和容克贵族为主的德国国防军军官们的优秀品质。正是这些人让整个欧罗巴乃至整个世界战栗，甚至令英国首相丘吉尔喊出了“普鲁士是万恶之源”的感叹！这些具有骑士精神的军事指挥官，勇敢而不失光明磊落，他们信仰着自己的剑，守护着自己的国家，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甚至于在德意志民族存亡的关头，一些人多次谋划刺杀希特勒的壮举，相信这也是骑士精神的表现形式吧。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初稿大概是在三年前，一个做出版的好友发给我让我帮忙进行策划，当时书名为《撒旦的武士》。去年底，远在美国的汪冰先生通过朋友联系到我，让我提出意见并作序，我无法婉拒，欣然应允，因为三年间同一本书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我，我相信这就是我与此书的缘分啊！当年的初稿字数大概在60万左右，经过三年时间的资料收集和文字润色，目前竟已达到百万字之巨，不论作为同好还是作为兄长，汪冰先生的严谨文风着实让我敬佩！作者在与我交流过程中流露出的诚实、公正和谦卑，让我找到了其为何能潜心研究十余载，参阅150余部国内外专著和资料，成功推出了《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也是骑士精神的美德。

汪冰先生秉承骑士精神著述的《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这套书共分四卷，试图以百万文字和1500余幅历史图片，相对客观真实地展现“二战”德国27位最高战功勋章得主的传奇人生和战时经历。在“二战”时德国动员的1500万军人中，只有27人获得了象征军人最高荣誉的“钻石双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正是因为勋阶如此崇高的勋章可以不受军阶限制而颁受给任何阶级的士兵，因此获颁者受到格外尊敬和特别礼遇，成为了现今“二战”历史研究专家和爱好者们备受推崇的英雄。这套书是汪冰先生关于“二战”将帅传记研究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其关注的焦点是这些勇敢军人的战时经历、作战技能、指挥艺术、自我牺牲和个人信念，也对他们的痛苦、失落、错误、残忍乃至邪恶的一面作了详细的史实描述，是深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巨大灾难的起源与发展的论据型篇章，也将成为广大“二战”历史研究专家和爱好者们值得收藏的工具书，确属佳品！

钻石骑士恒久远，英雄传奇永流传！

随历史尘埃远去的是永载史册的伟大战役和战场上厮杀的勇士，而不灭的只有骑士精神！让我们穿越汪冰先生的文字，透过帝国残阳的落日余晖，一同去感受这27颗耀眼将星的传奇一生吧！

《较量》杂志总编，《号角》杂志联合创始人

于2013年春节

目录

CONTENTS

序

前言

第一章　“夜空幽灵”：海因茨·沃尔夫冈·施瑙费尔少校

早年岁月：“纳波拉”学校走出的少尉飞行员

战争的头18个月：缓慢艰难的开端

倚剑称雄：获颁骑士勋章

难以置信的1944：突破夜战百胜大关

末路狂花与意外身亡

第二章　“地中海杀手”：阿尔布雷希特·布兰迪中校

早年岁月：从扫雷艇艇长到U艇见习艇长

U-617：北大西洋一鸣惊人

最危险的水域：地中海“无畏骑士”

小型潜艇部队指挥官

战后岁月

第三章　“魔鬼将军”：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

早年岁月：从一战勇士到山地兵团长

强悍的山地兵将军：转战地中海和北冰洋

一战成名：尼科波尔桥头堡

平步青云：从喀尔巴阡到库尔兰的集团军群指挥官

最后一位陆军元帅：负隅顽抗与遗弃部队

战后岁月

第四章　“二战齐腾”：哈索·冯·曼陀菲尔装甲兵将军

早年岁月：少年军校生·骑兵军官·装甲兵教官

初战东线：从维亚济马到亚赫罗马

转战北非、乌克兰、罗马尼亚、东普鲁士和立陶宛

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洛林·阿登·奥得河

战后岁月

第五章　“疯子托尔斯多夫”：特奥多尔·托尔斯多夫中将

早年岁月

列宁格勒城外的“嗜血猎犬”

“维尔纽斯雄狮”

阿登反击战及最后的抵抗

战后岁月

第六章　“牙医中将”：卡尔·毛斯中将

早年岁月：最年轻的少尉·飞行员·牙医·步兵营营长

从色当、加莱到叶利尼亚和维亚济马

“有谁在战斗中见过毛斯博士在后方呢？”

第7装甲师的最后带头人

1945年及战后

第七章　“最后的贵族”：迪特里希·冯·绍肯装甲兵将军

早年岁月：从骑兵连长到摩托化步兵旅旅长

东进：随第4装甲师入侵苏联

装甲王牌：从库尔斯克到科韦利

第39装甲军和“大德意志”装甲军军长

最后一位钻石骑士：最后的战斗及战后

参考书目

前　言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这套四卷本著作关注的对象是“二战”中获得过德国最高军事荣誉的27位军人。在德国前后动员的1500万军人中，只有他们获得了“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德文Ritterkreuz des Eisernen Kreuzes mit Eichenlaub，Schwertern und Brillanten，英文Knight's Cross of the Iron Cross with Oak Leaves，Swords and Diamonds，简称钻石骑士勋章）。全套书中虽频繁地提及这种勋章及铁十字勋章系列中的其他级别，但勋章勋饰本身并非主题，因而这里有必要对骑士和铁十字勋章的简史做一浮光掠影式的介绍。

当人们看到“骑士”这个字眼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或许就是“坐着高头大马、身穿闪亮铠甲、手持长矛利剑、冲锋锐不可当”的中世纪武士。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们勤练马上作战的攻防艺术，对自己的身心和言辞表达施以绝对的控制；他们严守纪律，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主人”，包括宗教上的主人——上帝，世俗中的主人——君王、大贵族或领主，以及情感上的主人——心仪的女性；他们具备所谓的“骑士风范”，不仅同情弱者，更要公正、平等地对待敌我双方的所有骑士。作为一种历史人物和封建社会的一个阶层，“骑士”们留给后世的印象似乎是“勇敢、忠诚、荣誉、谦恭有礼”等品德的化身，即便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的血腥暴力也被演绎出一层“荣耀”的传奇色彩。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以闪击波兰的侵略战争拉开了“二战”的帷幕。就在当日，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法令，重新设立发轫于1813年的铁十字勋章系列，包括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大十字”勋章（Grand Cross of the Iron Cross），并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级别——“骑士铁十字勋章”（简称骑士勋章）。希特勒在法令中声称：“我已得出结论，是该召唤和武装德国人民抵御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了，为此我将为德意志的男儿们重新设立铁十字勋章，就像我们在以往的历次保家卫国之战中所做的那样……”当希特勒说出这番冠冕堂皇的“保家卫国”之辞时，他或许想到了1813至1815年以推翻拿破仑法国统治为目标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或许还会溯及到公元9年的日耳曼部落联盟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被称为“德意志解放者”的这位古代骑士，在条顿堡森林全歼了2万余罗马帝国军队，成功挡住了罗马帝国向北欧的扩张，阿米尼乌斯和条顿堡森林之战经过漫长的岁月也成为19世纪下半叶泛日耳曼主义神话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希特勒把“骑士”这个字眼嵌入作为国家象征的“铁十字”之前时，或许他脑海中出现了“条顿骑士团”那些中世纪骑士的身影——手持利剑强制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以武力和杀伐在波罗的海地区疯狂扩张。在希特勒眼中，他的“骑士”或许就是神秘的条顿森林中走出的东征十字军，因为这个形象与纳粹政权的战争心态颇为吻合——第三帝国不仅要征服他国，更要通过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圣战”来“清洁欧洲”。无论如何，当第三帝国元首在这天设立骑士铁十字勋章时，他无疑期待日耳曼战士们在铁十字大旗的召唤下，以骑士的勇敢、忠实和无条件服从，投入到他所声称的“保家卫国”之战中。凯旋之日，他将以高规格的骑士勋章犒赏武士们。

尽管骑士勋章之上尚有极难获得的“大十字”勋章，但它还是被视为德军事实上的最高军事荣誉。“大十字”勋章自1813年创立到1918年为止一共仅颁发过19枚（1813—1815年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期间5枚，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9枚，1914—1918年的“一战”期间5枚），获勋者不是皇帝、亲王和显贵，就是赢得过重大战役或战术胜利的元帅或兵种将军级高级将领，普通军官和士卒完全无缘染指。为弥补一级铁十字和“大十字”勋章之间的明显缺口，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诸邦国均曾在“一战”中设立了介于两者之间的高规格勋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俗称的“蓝色马克斯”（Pour le Mérite）的功勋勋章（仅授予军官），以及“金质军事荣誉十字”（Goldenes Militär-Verdienstkreuz）勋章（授予军士和士兵）。随着德皇在1918年11月的逊位和普鲁士王国的终结，这两种勋章也终结了其历史使命，结果造成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体系中曾经存在的缺口依然如故。希特勒创设的骑士勋章据信就是填缺之作，无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卒均有资格以战场表现获勋。

战后曾有“‘二战’德军勋章泛滥成灾、一钱不值”的说法，这或许适用于较低级别的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6年间德军颁发了超过450万枚的二级铁十字勋章，这还不包括约45万个二级铁十字勋饰（在“一战”中已获二级或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军人，在“二战”中再有资格获得同级勋章时将被授予相应的勋饰）；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发放了30万枚以上（同级勋饰的发放量在15万枚以上）。虽然不同的资料来源有不同的数字，但估计至少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官兵获得过最低两等的铁十字勋章。但是，“泛滥”一说并不适用于骑士勋章这一级别——自戈林1939年9月获得首枚骑士勋章以来（他在1940年7月19日还获得了“二战”德国唯一的“大十字”勋章），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共颁发了7361枚骑士勋章（含授予外国人的43枚）。获颁骑士勋章的先决条件是已获得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一般而言，军人在战场上有一次超过职责要求的勇敢行为即可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有3到5次的勇敢表现就足以得到一枚一度相当难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而欲获骑士勋章，候选者必须在面临对手时反复地表现出勇敢无畏——至于需要“反复”多少次才能证明自己，虽无明确规定，但指望战场上的“灵光一现”并不现实——比如一名普通步兵凭借某日突然击毁数辆敌军坦克的战功，虽能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但并不能确保他获颁骑士勋章。如果说陆军的骑士勋章标准只是相对笼统的“战场勇敢或卓越指挥”，那么海军和空军的标准则更为明确。海军（尤其是U艇部队）一般以击沉敌军舰船的吨位数计算，通常10万吨击沉战果足以为U艇艇长带来一枚骑士勋章（地中海战场因作战难度甚高，其战果按双倍计算，击沉敌方军舰另有加分），但这个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放宽，当然也有U-47艇艇长普里恩这种凭借惊人一击而获得骑士勋章的例外。德国空军颁发骑士勋章的标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1940年的法国战役和不列颠空战期间，取得20架左右击坠战果的飞行员有资格获颁骑士勋章，如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1940年5月29日获得骑士勋章时的战绩就是20次击坠，第2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加兰德在1940年7月29日以17次击坠的战果也获得了骑士勋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飞行员们摘取骑士勋章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东线飞行员在战争中后期需要45至50次击坠才有可能获颁骑士勋章，最后阶段甚至还出现了100次击坠才能确保骑士勋章的情况。空军高层也意识到西线飞行员在对垒英美盟军战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编队）时面临着比东线空战更多的困难，为提振西线飞行员的士气并提高作战绩效，德军1943年在西线引入了“积分制”（击坠一架单引擎战斗机、双引擎轰炸机和四引擎轰炸机时分别获得1分、2分和3分，通过击伤轰炸机将它从敌机编队中隔离出来也有积分）。根据有关资料的数字，西线飞行员获得40点积分后有资格获得骑士勋章。值得指出的是，德军的“击坠战果”和“积分”是两类不同的统计数字，确认击坠战果依然要经过一套复杂严格的审核确认程序，“积分”更多地被用于西线飞行员的晋升和授勋等目的。

无独有偶，苏联的最高军事荣誉获得者们——“苏联英雄”所佩戴的“金星勋章”（Gold Star Medal）也是在“二战”前夕（1939年8月1日）创设的。这种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标志着获勋者对苏联做出了最高程度的贡献，一个衔级最低的列兵只要佩戴了“金星勋章”，即便大将和元帅都会肃然起敬并体面地对待他。研究军事勋章勋饰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二战”主要交战国的最高军事荣誉——苏联的“金星勋章”、德国的“骑士勋章”、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及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 Légion d'honneur）等大体上是可以类比的。就“苏联英雄”佩戴的“金星勋章”而言，元帅和将军们可凭一场重要的战役胜利获得这一奖赏，校官和下级军官们也能以所部的显著成功戴上“金星勋章”，在近战或徒手搏斗中表现出最大勇气和牺牲精神的普通士兵也能加入“苏联英雄”的行列。唯一具有相对明确标准的是苏联红军的空军，斯大林曾在1941年8月19日发布命令，获得“金星勋章”的最低要求应以执行飞行作战任务的次数和击坠敌机的数量为基础——击坠10架敌机的飞行员有资格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并同时获颁“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昼间对地攻击机飞行员在成功执行了40次危险作战任务后也将有类似的资格。平心而论，这些标准相对于德军的骑士勋章而言并不算高。

虽然比较交战国颁发的主要功勋勋章的数量可能既费力不讨好，又难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下表的数据至少能够表明，战争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战场勇敢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独美于此”。不管是在火热的激战中，或面对必死无疑的危境时，还是面临占压倒优势的对手，甚至在与个人信念和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各国都有自己最勇武的战士和军人们最引以为荣的勋章。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曾说：“很难想象还有多少中年法国人没有得过梅毒和获得过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这句夸张的话语虽属笑谈，但多少显现出某些勋章的颁发门槛过低的事实。美国人非常珍视自己的“国会荣誉勋章”，“二战”中仅颁发了400余枚（多半还是死后追授），杜鲁门就曾称自己“宁可获得一枚国会荣誉勋章，也不愿做总统”。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或许是最难获得的勋章之一，自1856年创立以来只颁发过1300余枚（多是追授），“二战”中仅有182名军人获得过此种最高军事荣誉。相对于英美苏等颁发勋章的数量和标准而言，德国的骑士勋章得主们佩戴的绝非“发滥的玩意儿”，而是代表着他们确属德军最著名、最受尊重的一个精英群体。在中国军事爱好者中颇有名气的装甲王牌卡里乌斯（Otto Carius）曾是890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中的一员，他在1980年代末曾这样写道：“我在前线佩戴骑士勋章时的感受非常愉快，这使我能较容易地实现目标，即便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时也是这样。这个荣誉对战士们也产生了正面影响。当那些根本不认识我，或可能只听说过我的战士们看到我佩戴的骑士勋章时，他们往往能更主动地信任我。另一方面，骑士勋章也使佩戴者们处于重压之下，因为他不能显露出自己的任何弱点。总之，他必须向人们证明，自己配得上他人给予的信任。”

第三帝国的扩张野心就像条顿骑士团时代一样没有止境，战争规模的一再升级自在纳粹元首的掌控之中，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们取得的空战击坠战果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1940年5月10日的法国战役开始前，德军一共颁发过52枚骑士勋章，但仅在5月10日至6月3日前的第一阶段作战中，又有72人获颁骑士勋章。为褒奖并进一步激励“忠勇”的骑士们，希特勒6月3日修订了前一年的法令，设立了更高一级的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种新的勋章，而是加上了银质橡叶徽饰的第2枚骑士勋章（与“苏联英雄”的授勋方式颇为类似）。这个徽饰由三瓣橡树叶组成，中间的叶片与两旁的叶片部分重叠，佩戴时直接挂在骑士勋章的上方，徽饰背面的铁环可供缎带穿过。“二战”中德国一共颁发了890枚橡叶骑士勋章（包括8名外国人），希特勒曾亲自为其中的许多人授勋，他本人保留是否将获勋者召至大本营亲自授勋的最后发言权。第1位橡叶骑士得主是山地兵将军迪特尔（Eduard Dietl），他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将领之一，因在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中夺取和固守纳尔维克的战功获此勋章。第2和第3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和加兰德获勋时的空战击坠战绩均为40架。1940年时，德军一共只有7人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除前述三人外，还有王牌飞行员维克（Helmut Wick）与三大U艇王牌艇长普里恩、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和舍普克（Joachim Schepke）。因而，把橡叶骑士勋章视为1940年时的德国最高军事荣誉是毫不为过的。

资料来源：David T. Zabecki（ed.）.World War II in Europe：An Encyclopedia，Volume 1. Routledge，1999. p.1048。关于这些勋章的种类和颁发数量，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数字。如关于“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的数量，有资料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称，“二战”中获得一次和两次“苏联英雄”称号的分别有11633人和115人（参见Henry Sakaida. Heroes of the Soviet Union，1941-1945. 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04. p.9）。关于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维基百科提供的数字是有464人（上表中为440人）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获得了这一最高军事荣誉。关于德国骑士勋章得主的数字是作者自行添加的，资料来源见：Stephen T. Previtera. The Iron Time：A History of the Iron Cross. Richmond，VA：Winidore Press，1999. p.294.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终身仇视共产主义、发誓要像十字军一样“清洗劣等种族”的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了侵苏战争，欧亚和地中海的遍地狼烟之上再次燃起冲天的烈火。就在6月21日，希特勒在展望着即将发动的“新十字军东征”之时，下令在橡叶骑士勋章之上再加上双剑徽饰，并把这种最新的勋章授予战斗机飞行员加兰德。截至当日，德军已颁发了15枚橡叶骑士勋章，加兰德的个人击坠总数已达70架，非常接近里希特霍芬“一战”中创下的80架击坠世界纪录。苏德战争的首日，莫尔德斯就以总战绩72次击坠获得了第2枚双剑骑士勋章。不过，纳粹政府正式修改1939年的法令，并将双剑骑士勋章纳入铁十字勋章系列却是1941年9月28日的事了。到那时为止，德军已颁发了35枚橡叶骑士勋章，双剑骑士团中又增添了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厄绍（Walter Oesau）。到一年后的9月28日，德军一共颁发了20枚双剑骑士勋章，统治了天空的飞行员们也牢牢把持着双剑骑士的俱乐部，除隆美尔、凯塞林和3名U艇艇长外，其余15名获勋者皆为飞行员。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共颁发过160枚双剑骑士勋章，除1名叫做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外（死后追授），获勋者无一例外都是德军的战争精英。

1941年夏，无论是苏联的天空和地面，还是北大西洋的广阔海域，抑或非洲的无垠大漠，只要有战火点燃的地方，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7月15日，莫尔德斯以击落敌机101架的战绩成为世界上首位突破空战百胜大关的飞行员，乐不可支的希特勒当日决定更慷慨地表达他对骑士们的感激——集银、金、铂金和钻石于一体的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在这一天问世了，并在次日授予给首位得主莫尔德斯。在1941年9月28日修改过的法令中，钻石骑士勋章与6月21日创立的双剑骑士勋章一起成为了铁十字勋章家族中最新的成员。

钻石骑士勋章的基本设计和佩戴方法与之前的两种高级勋章基本相同，最主要的区别是在橡叶和双剑上镶嵌了手工磨制的钻石。钻石骑士勋章有两种尺寸略有区别的款型。第一款中钻石徽饰的尺寸略小，据信只颁授给过前五位获勋者（马尔塞尤除外，他在有机会领取钻石骑士勋章前即已阵亡）。1942年，戈林认为该款徽饰的钻石质量不佳、整体感觉不够流光溢彩，因之命令新的制造商克莱因（Klein）公司制作了第二款钻石徽饰。新款与老款的外观基本一致，但加大了尺寸且更加耀眼夺目。此后的每位获勋者都获得了两套新款钻石徽饰，其中一套用于正式的授勋典礼，是由铂金和53颗天然钻石制成的艺术精品，另一套用于日常佩戴，外观尺寸与正式的一套毫无二致，不过材质是银和人造钻石。前五位获勋者中，有三位后来补发了新款的两套钻石徽饰，当然，早亡的莫尔德斯和马尔塞尤与之无缘。

钻石骑士勋章在战时只颁授过27名勇冠三军、战绩超群的军人，他们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下表列出了这些军人的姓名、生卒年月、最后军衔、获勋时间、获勋时的职务和军衔等基本情况，以及本书四卷中每卷所覆盖的具体人物。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中，有12人来自空军（其中7名昼间和2名夜间战斗机飞行员、1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1名伞兵将军和1名元帅），11人出自陆军，2人为U艇艇长，2人为武装党卫军将军。他们中的莫尔德斯、马尔塞尤、隆美尔、诺沃特尼、舒尔茨、胡贝、伦特和莫德尔等8人未能幸存于战争，吕特在停战的当月被忠实执行自己命令的哨兵误杀。希特勒战时一直都亲自颁发钻石骑士勋章，但有4人例外：马尔塞尤还未来得及领受第4枚钻石骑士勋章就殒命于北非大漠；拉姆克在1944年9月19日被授予第20枚钻石骑士勋章时，他负责守卫的法国布雷斯特要塞即将城破，而他一天后就向美军第8军投降了；毛斯获得第26枚钻石骑士勋章时，已无可能前往柏林的总理府地堡领受勋章；最后一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绍肯获勋时，希特勒已自杀一周有余，绍肯的勋章是由第三帝国末代元首邓尼茨下令颁发的。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是名动全德的战争英雄，也是纳粹宣传机器大加利用的宠儿，他们的战绩和经历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肖像也被印制在明信片上，印有他们头像的卡片甚至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收藏的宠物，孩子们可以用一个“隆美尔”换一个“加兰德”，或用一个“马尔塞尤”换好几个印有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头像的卡片。这27人中既有被载入空战史册的十名最杰出的飞行员，也有知名度不高，甚至获勋资格都颇差强人意者，如第20位得主拉姆克（在美军围困下坚守布雷斯特要塞长达一个月，投降前夕被希特勒一天之内连续授予双剑和钻石骑士两枚勋章，颇有“安慰奖”的味道）及第22位得主布兰迪（后人称他是U艇部队的“高估之王”——上报战果为击沉敌船11万余吨，实际战果平庸得甚至不足4万吨）。他们中既有身后受到敌友高度称赞的模范军人（如莫尔德斯），也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戈洛布、吕特、鲁德尔、迪特里希、舍尔纳等），更有试图通过逮捕希特勒来拯救德国的人物（如隆美尔和施特拉赫维茨）。幸存于战争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有或长或短的战俘营经历，他们的战后岁月也可谓大相径庭，既有加入西德新国防军并成为战斗机联队上校联队长的哈特曼，也有成功的企业家兼任“飞行员和平大使”的加兰德，还有晚景凄凉、始终不被袍泽原谅的戈洛布和格拉夫，更有被西德法庭判刑入狱的巴尔克和舍尔纳，当然还有成功跻身政坛的曼陀菲尔，更多的人则是在平淡的和平年月中追忆远去的叱咤风云。

希特勒梦想中的“千年帝国”只存在12年便被历史唾弃了，但在崩溃的前夜，即便失败的阴影已进入他杂乱无章的疯狂心绪，他依然在叫嚣：“取得最终胜利的将不是中亚，而是德国所领导的欧洲，我们在过去1500年里曾经保卫过欧洲，现在仍将继续带领欧洲抵御东方。”1944年12月29日，希特勒最后一次修订了1939年的相关法令，创设了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他希望到战争最终胜利之时，以这种至高无上的勋饰褒奖12名最忠勇的战士——他的12名现代骑士，将像不列颠的亚瑟王手下的12名最勇敢、最忠实的骑士一样，与他们的元首在圆桌旁聚首欢宴。希特勒的“圆桌骑士团”之梦自然无法实现，但据说已有3枚，甚至多达6枚的金橡叶骑士勋章被制作出来，而且在1945年的第1天颁授给了第10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鲁德尔（第2卷有详细介绍）。德国报纸曾对此做过报道：“元首大本营1945年1月2日电。在1944年12月29日的一项法令中，元首创立了德国表彰勇敢的最高勋章——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将最多颁发12次。1月1日，‘殷麦曼’（对地攻击）联队联队长鲁德尔中校从元首手中接过了这一勋章，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首位获勋者。与此同时，为表彰鲁德尔中校作为飞行员和战士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战功、久经考验的英雄主义，元首已晋升其为上校。”四个月后，第三帝国彻底覆灭了，鲁德尔也就此成为唯一的金橡叶骑士勋章得主。

从技术上讲，铁十字勋章系列的顶峰是“大十字”勋章，就连金橡叶骑士勋章都位居其下，但“大十字”勋章的得主只有一人——被后人讥为“小丑”的帝国元帅戈林，显然他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德国军人，如果把他作为战场勇敢的象征，那只能玷污了“勇敢”这一军人最重要的品质的真意，也只能是无视历史的荒唐闹剧。严格说来，“二战”时期德国的最高战功勋章是仅有鲁德尔一人获得的金橡叶骑士勋章，但是，把他和其他26名军人获得的钻石骑士勋章视为最高战功勋章，应该并无大的不妥，毕竟，1500万德国军人中只有这27人获得了该等勋章。同理，朱可夫元帅、波克雷什金（Alexandr Pokryshkin）和阔日杜布（Ivan Kozhedub）这三位在“二战”中三获“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虽然理所当然地居于苏联最高军事荣誉群体的巅峰，但这并不妨碍后人认为，10000余名两次或一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也是苏联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群体中的成员。

本书试图以四卷百万字的篇幅和大量罕见的历史图片，相对全面地讲述27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们的战时经历和人生轨迹。我为撰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和相关著作，在阅读、分析和写作过程中，在以后人的眼光审视那些往事和历史图片时，我尽量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相对客观的立场，如实地记载这些军人的传奇经历。撇开战争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对错，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军人的人生经历丰富多样，他们的战场勇敢并不逊于英美盟军和苏军的勇士们，他们的战功（尤其是飞行员）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惊叹号”。我的目的是既不“漂白”也不“涂黑”这些军人，既不“赞美”也不“挞伐”他们那些给受害国留下无数痛苦的战功，我只想把他们留下的那些“惊叹号”以数字和史实较完整地呈现出来。读者朋友们可以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若干观点和评论，但如果大家在读完本书后能发出一声“了解了这些人那些事”的感叹，那么本人的一番努力就算没有白费。当然，由于涉及人物众多，资料繁杂，比对史料和滤掉纯粹传说的任务相当繁重，最主要的是能力和时间精力有限，本书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军事历史爱好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在本书首卷即将付梓之时，有两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则是2013年1月初的一篇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探访德国海外驻军的家属时声称：“我们向很多地方派遣了士兵。有时，我细看地图上德国士兵或者维和警察派驻的地方，发现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地球仪！”视角独特且多少有些神经质的《纽约时报》将之解读为“德国海外驻军很快就会遍布全球，从而引发德国军事扩张的忧虑”。出于对不堪回首的那段惨痛历史的记忆，德国加强军事地位的举动及言辞自然会引起一些国家和德国国内某些人士的警觉与关注。包括德国官方不少人士在内的许多人则认为，随着驻欧美军的不断减少，德国在拱卫欧洲自身安全方面必须挺身而出。另一则是2013年1月26日的一篇新闻报道：默克尔在“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像她的诸多前任一样再次公开声称：“……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二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要确保种族主义不会卷土重来。”交叉阅读这两条新闻的时候，我不由得感慨连连——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在战后无疑得到了充分清算，战后的德国政府和人民也长时间地、痛苦深刻地反省全体国民的历史罪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民族终于摆脱了历史的阴影，自信地引领着世界前进的步伐；同时，德国并没有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而是以持之以恒的诚意和行动向世人证明，德国将永久地揖别那段黑暗的岁月。我也不由得联想起本书27名曾获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他们是那个邪恶政权的“代表人物”吗？他们在战场上的奋不顾身和勇猛无畏到底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元首、勋章，还是祖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人物的悲剧在于，他们心甘情愿地充任了纳粹战争车轮上一根根“光芒四射”的辐条，同时坚信自己仅仅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他们追随希特勒踏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浑然不觉地自以为是在为国尽忠。即便如此，德国朝野和国民在战后坦荡反省的态度和作为，包括对待这些曾经的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的立场（书中会有详述），还是令人感佩不已。

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得到了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的大力帮助，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并提出了很多见解独到的改进意见；我也必须向指文图书的编辑团队和出版社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较量》杂志总编刚寒锋先生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我还应感谢关心我的著述的读者朋友们，他们的热情鼓励也成为我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来源。在最后定稿阶段，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里读到本书前言的一些同好，在肯定本书立意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包括shtuka-letchik、tvonk、commtek、reichsrommel、陈寿亭、近卫龙骑兵、拒绝再战、小河流水、我爱瑶瑶、raingun等（恕不能一一列举），这里特向大家表示感谢。raingun 先生通过朋友为我提供了各语种的人名翻译手册，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宽容、理解和支持，想完成这种规模的一套大书在我而言是无法想象的。

2013年2月

21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施瑙费尔少校
（获勋时间1944年10月16日）

Chapter 01
第一章
“夜空幽灵”：海因茨·沃尔夫冈·施瑙费尔少校

德国人哈根（Hans-Peter Hagen）在其1964年出版的名为《空中轻骑兵：德国著名战斗机飞行员及其作战史》的著作中，记载了英国广播公司（BBC）1945年2月16日向德军第4夜间战斗机联队（NJG-4）联队长施瑙费尔（Heinz Wolfgang Schnaufer）少校祝贺其23岁生日的往事：“……少校先生，如您所知，我们的轰炸机机组们给您起了个‘夜空幽灵’的荣誉名号。我们尊重自己的对手，也了解您在作战中的公正表现，所以对您非常敬重。值此您的生日之际，BBC舞曲乐队正在为您演奏打击乐‘夜空幽灵’。”⁽¹⁾无独有偶，军史家弗拉施卡在以轶事为基调的《帝国骑士》一书中，也在有关施瑙费尔的章节里似乎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他在写下与前文类似的文字时又做了进一步渲染：“……驻居特斯洛（Gütersloh）的NJG-4的同志们，你们好！我们仰慕你们勇敢顽强的作战表现，但为什么你们还要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下去呢？你们的联队长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成功的夜战飞行员。施瑙费尔少校，我们在此特意祝贺您的23岁生日！”⁽²⁾

二战期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与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之间可谓“仇深似海”，竟然还发生过这么一档子祝贺头号对手生日的轶事，真是匪夷所思！二战期间曾任皇家空军轰炸机领航员的史家欣奇利夫（Peter Hinchliffe），在其1999年出版的《施瑙费尔：钻石王牌》一书中指出，战时名为“西线战士广播电台”（Soldatensender West）的英国秘密电台“有可能”在节目中向施瑙费尔祝贺过生日，但由于“似乎那些日子的档案记录都未能留存下来，所以难以证实或证伪这件轶事。”⁽³⁾欣奇利夫同时声称，哈根在其1964年著作中使用的BBC引语“扭曲了史实”。尽管不乏这样的警示，但就像许多二战人物或战役始终都存在一些含混不清、扭曲、甚至虚构的情节一样，关于施瑙费尔的这个传说也流传至今—2010年，施托克特（Peter Stockert）在《德军钻石骑士勋章得主：1941-1945》一书中曾写道：“……在军官餐厅里，有位军官把收音机调到被禁敌台‘加莱战士广播电台（Soldatensender Calais）’的频率—收音机里传来一阵流利的德语，英国人正在祝贺施瑙费尔的生日……”⁽⁴⁾施托克特把问候“生日快乐”的电台称作“加莱战士广播电台”（为“西线战士广播电台”之前身，基地位于法国加莱），但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他却复制了哈根的话语，最后还加上了“夜空幽灵，夜空幽灵，它在我们的城堡里游荡”等曲调。

当然，前述只是施瑙费尔的诸多传奇中的一例，还曾出现过更离谱的传说和牵强附会的描述，比如，说施瑙费尔靠服用药物增强夜视能力；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司令部为铲除心腹大患，曾专门筹划如何干掉施瑙费尔；1944年7月末的一场空战中，施瑙费尔为扰乱对手的轰炸，专门击杀轰炸机编队中的所谓“主轰炸机”（负责现场指挥、控制和协调轰炸行动），从而“以一己之力拯救了家乡斯图加特”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有或没有这些传说或“创意”，也无论它们与事实相去多远，都不能动摇施瑙费尔作为空战史上最优秀的夜战飞行员之一的地位。美国空军上校托利弗战后之初曾写道：“……施瑙费尔最大的仰慕者群体可能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飞行员们。在许多军官餐厅里，飞行员们都在谈论这个名字，讲述他向‘兰开斯特’和‘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发起狂野猛攻的那些传奇。一战时期的英军飞行员曾大谈殷麦曼、波尔克和里希特霍芬等人，而今人们也在栩栩如生地描绘施瑙费尔这个光彩鲜活的人物……作为德国最顶尖的夜战飞行员，施瑙费尔在英国享有仅次于加兰德和莫尔德斯的战时声誉。”⁽⁵⁾在普通夜战飞行员眼中，施瑙费尔是“里希特霍芬式的传奇人物，是一个勇敢大胆、充满理想主义的军官……”⁽⁶⁾

1922年出生的施瑙费尔于1941年底进入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三年后，22岁的他成为空军最年轻的联队长——当今日的22岁年轻人才刚刚踏入社会时，施瑙费尔已在战火的浸润下变得坚韧成熟，成为一个有着百余架战机、上百名飞行员、大批地勤和辅助人员的作战联队的领路人。他是夜战部队除伦特以外的唯一钻石骑士，也是空军最后一位获颁最高战功勋章的飞行员。他一共取得过121架得到确认的夜战击坠战果，这个数字也遥遥领先于盟军昼间战斗机飞行员创下的最高战绩（英、美、苏三国飞行员的昼间击坠纪录分别是34次、28次和62次击坠），虽然在所有德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击坠排行榜中只能名列第70位，但施瑙费尔的战果无疑极具“含金量”——除7架双发轰炸机外，余者皆为四发重型轰炸机，或如托利弗所言：“……就真正的成就而言，施瑙费尔在所有战斗机王牌中是无人能够超越的。”施瑙费尔可能还是射术最精准、杀伤力最强大的王牌——他仅以164次出击作战就猎杀了121架敌机，其准头和效率，恐怕令马尔塞尤和诺沃特尼等昼间超级王牌都自叹弗如。施瑙费尔最惊人的一次战绩出现在1945年2月21日，当天凌晨时他击坠了两架敌机，当夜又在26分钟内一举击落7架轰炸机（另有一架未能确认）——如果说英军电台确曾祝贺过施瑙费尔的生日的话，那么后者显然“太不领情”，生日刚过五天，就在一场杀伐中斩落了对手的9架轰炸机！

有后人曾估算，二战期间命丧施瑙费尔之手的英军轰炸机机组成员超过了800人⁽⁷⁾——按照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指挥官哈里斯（Arthur Harris）爵士的估计，战时培养一名机组成员的费用超过了1万英镑，这当然还不包括轰炸机本身与雷达等电子设备的损失。从这个角度来看，施瑙费尔自然有资格成为令对手畏惧的“心头大恨”。不过，在施瑙费尔三年多的夜战生涯中，除首次获胜时的难忘经历外，从无任何一位对手（包括负有专门猎杀使命的“蚊”式高空战斗机）能够击落或重创他，他也从未被己方的高射炮击落，或者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发生意外，除偶一受过轻伤外，他也从未使用过降落伞，这在伤亡率很高的夜战部队、乃至整个空军都称得上是个奇迹。施瑙费尔的战时成功虽有命运眷顾的因素，但与他的高智商和性格特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头脑、决断力和领导能力，帮助他在战后成功地经营家族产业，不到30岁即成为令人侧目的企业家。但是，就是一切看似花团锦簇的1950年，他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丧生，不由得令人感叹造化弄人！

早年岁月：“纳波拉”学校走出的少尉飞行员

施瑙费尔于1922年2月16日出生在巴登-符滕堡州的黑森林地区，这里不仅有阴翳蔽日的墨绿色森林和蜿蜒起伏的山峦河流，还点缀着一个个古老精致的小城。施瑙费尔的出生地卡尔夫（Calw）就是这些小城中美仑美奂的一个。施瑙费尔的父亲阿尔弗雷德（Alfred Schnaufer）曾是一名在英国工作的机械工程师，一战爆发时作为敌国公民被拘禁，战后回到德国时，阿尔弗雷德发现在自己擅长的专业领域里很难就职，于是帮助父亲一起经营家族的酒类生意。父子二人勤奋工作，也很善于经营，再加上卡尔夫成为黑森林地区的酒类分销中心，施瑙费尔家族的家境于是变得愈发殷实。长子海因茨1922年出生时，虽然整个社会仍在动荡中挣扎，经济上也处于超级通胀的边缘，但施瑙费尔家族的生意似乎并未受到经济危机的过大影响，反而出现了兴旺的势头。在这个衣食无虞的家庭中（海因茨陆续有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母以慈爱但不失严格公正的作风培养着孩子们，海因茨更是很小就明白，遵守纪律和规则是家庭和睦的先决条件之一。1928年，6岁的海因茨进入卡尔夫国民小学就读，良好的家教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好孩子——他幼时的同学曾回忆说，施瑙费尔从不伤害他人的自尊和情感，反而因善于调停孩子们的纠纷而赢得同学的拥戴及老师的嘉许，小小年纪就展示出善于与人相处的特质。施瑙费尔是学校里的优等生，天赋过人的他不仅在学业成绩上出类拔萃，在体育和音乐等方面也有着令人侧目的才华。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是个恃才傲物的孩子。

与夜战部队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伦特的经历相似，施瑙费尔也在1933年初加入了颇为时髦的“希特勒少年团”，成为这个准军事化组织的一员，着实满足了少年施瑙费尔的虚荣心—即便十年后崭露头角时，他仍对当年的选择留有深刻的印象，在一份幸存下来的简历中他曾写道：“……这一青少年运动的基本理想——以成就为基础选拔领袖——形成了将在很大程度上指引我的整个军旅生涯的一种理念。从这些理念中，我进一步萌生了进入‘国家政治教育学校’（Nationalpolitische Lehranstalt）的念头。”⁽⁸⁾施瑙费尔言及的“国家政治教育学校”一般简称为“纳波拉”（Napola），是纳粹政府为把优秀青少年培养成军事、政治和政党精英而特设的三类新型学校之一。“纳波拉”的门槛很高（据说是一战前的军校的翻版），不仅要求申请者具有纯雅利安人血统，还严格规定了学业、品行和体格等方面的标准，每年仅有约10％的幸运儿能通过筛选。战后曾有人对施瑙费尔的“纳波拉”经历颇有看法，并将他本人贴上了“纳粹信徒”的标签。施瑙费尔的一位战友在推测前者加入“纳波拉”学校的动机时，曾说他“或许是想尽快成为一名军官，而‘纳波拉’的经历显然是一条捷径”，但这位战友并不排除施瑙费尔“也有可能对那个时代的思潮充满热情，因而愿意进入这种学校。”其实，30年代中期时的希特勒无疑受到多数德国人的拥戴和崇拜（1938年时英国还曾有政客“羡慕”德国拥有铁腕人物希特勒，而他的国家却只有专精绥靖的张伯伦），声誉处于巅峰的纳粹元首创办的“精英学校”，如果不能吸引施瑙费尔之类的青年，可能才是咄咄怪事。“纳波拉”虽是纳粹政府培养后备精英与领导人才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走出的所有人都是忠实的纳粹分子—与施瑙费尔同年（1939年）毕业于波茨坦“纳波拉”学校的珀佩尔（Johannes Poeppel，二战中为第32炮兵团上尉），在1979至1981年间曾担任西德联邦国防军陆军总监（上将总司令）；同在波茨坦“纳波拉”的格雷韦（Carl-Heinz Greve，二战末期任第30轰炸机联队少校大队长），在战后也曾官居联邦国防军空军中将；同样有着“纳波拉”背景的韦赫马尔（Rüdiger von Wechmar），二战期间曾在非洲军服役两年（后被美军俘虏），1974年起担任了西德驻联合国大使，1980年时还一度成为联合国大会主席。另外，哈特曼也曾于1936年进入罗特韦尔的“纳波拉”学校，不过由于不适应学校的刻板作风和严格要求，他只呆了一年便转到普通文理学校继续学业。

1938年初，施瑙费尔经过严格筛选后成为斯图加特东北30公里处的巴克南（Backnang）“纳波拉”学校的一员。学校虽然强调灌输德意志民族史和诸如种族理论的纳粹教义，但并未放松一般文理中学必修的课程，还将相当多的时间分配在强身健体、培养领导才能、养成军官必备的品质等方面，毕竟这种学校标榜的目标之一就是秉承普鲁士-德国的军事传统，以及重振所谓的“骑士荣誉”等。学校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并不只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切实体现在每门功课、每项社会活动、每次劳动实习和体育竞技中。施瑙费尔在这里依然出类拔萃，在小口径射击和滑翔飞行等军体项目上的表现同样令人难以望其项背，他那善解人意、乐于伸出援手的性格，使他广受同学们的喜爱和钦服。

摄于1938或1939年，“纳波拉”学校的学生们正在研习功课，右四为施瑙费尔。

1938年末，施瑙费尔提交了成为空军候补军官的申请（据说从14岁起他就产生了成为飞行员的强烈愿望）。1939年初，他如愿转入最早成立的波茨坦“纳波拉”学校，加入了这里开办的“飞行班”，当时这个班汇集了所有“纳波拉”学校（包括一所女校在内共16所）中有志成为飞行员的学生。几十名年轻人接受了多种型号的滑翔机飞行训练，对飞机的结构和飞行理论也有了初步的认识。“飞行班”的同学曾忆称，施瑙费尔从训练之初起就显得与众不同，他似乎具备多数人都没有的飞行天赋，首次滑翔飞行就在滞空时间上遥遥领先。此时，施瑙费尔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欧洲上空笼罩的战争阴云，但对17岁的他来说，他更在意的是能否成为一名令人钦羡的飞行员，虽然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命运会是什么样，但像里希特霍芬、波尔克和乌德特等一战王牌那样建功立业的念头，一定曾在他的内心深处时时闪现。

1939年11月初，施瑙费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这时的他已拥有B级滑翔机飞行员证书，还获得过“帝国青年体育奖章”（Reichsjugendsportabzeichen）、“德国救生员协会证章”（Deutsche Lebens-Rettungs-Gesellschaft）以及铜质“希特勒青年团技术熟练奖章”（HJ-Leistungsabzeichen）等。⁽⁹⁾稍后的11月15日，施瑙费尔被征召入伍，作为候补军官来到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介于汉堡和马格德堡之间）的第42空勤训练团接受基本军事训练。刚刚加入空军的施瑙费尔，担心的并不是严格的训练、艰苦的生活以及空战的危险，而是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忧虑战争很快就要结束，而他们将失去证明才华的机会和分享荣耀的可能！

1940年4月，“士官生”施瑙费尔来到勃兰登堡州尼斯河畔的古本（Guben），在这里的第3飞行学校接受以获取A/B级飞行员证书为目标的训练。训练持续到当年8月20日告一段落，施瑙费尔期间接受了系统的飞行理论学习，也驾驶过众多的老旧机种，当然军官职责和修养方面的培训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获得A/B级飞行员证书和徽章后，根据个人志向和考评结果（尤其是教官对学员潜力的综合评估），施瑙费尔被派往旧勒纳维茨（Alt Lönnewitz，位于勃兰登堡州西南）的第3高级飞行学校继续受训。这所学校训练的飞行员主要学习驾驶多引擎战机，以获取C级飞行员证书和徽章为直接目标。施瑙费尔在受训中于1940年9月1日晋升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次年2月1日又成为“一级中士候补军官”，到1941年4月1日基本完成训练时，他被正式授予了少尉军衔。他此时已掌握了Ju-88、Ju-86、He-111和道尼尔型号的双发战机，以及Ju-52三发运输机等重型战机的驾驶技能，可能是由于盲飞训练不足，他在晋为少尉后来到慕尼黑以北的多瑙河畔诺伊堡（Neuburg an der Donau），进入第2盲飞学校接受专门训练。为时八周的训练结束后，施瑙费尔又被派到汉诺威附近的文斯托夫（Wunstorf），在第2驱逐机飞行学校（Zerstörerschule）学习驾驶Bf-110重型战斗机。期间，施瑙费尔遇到了个人军旅生涯中最重要的人——受过报务员和盲飞训练的二等兵伦佩尔哈特（Fritz Rumpelhardt）。施瑙费尔之前的报务员由于应付不了特技飞行而被他舍弃，见到伦佩尔哈特后，他首先驾驶两款战机好好“审核”了后者应付特技飞行的能力，伦佩尔哈特倒是对这位年轻少尉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如果说两人起先还互有疑虑的话，那么他们很快都认识到，对方无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上都是足以信赖之人。从1941年7月起，他们将在暗夜苍穹下同生共死，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施瑙费尔的121次击坠中的100次都有这位报务员的功劳），一起为不能阻止城乡各处毁于战火而黯然神伤，更为德国滑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扼腕叹息。

1941年9月1日，施瑙费尔与伦佩尔哈特来到慕尼黑附近的施莱斯海姆（Schleißheim），进入第1驱逐机飞行学校（当月16日改称第1夜间战斗机飞行学校）接受夜间飞行训练（在文斯托夫受训的收尾阶段，两人经仔细考虑后志愿加入了夜间战斗机部队）。德军的夜间战斗机部队此时已有几个联队、约250架战斗机（多为Bf-110）的规模，但由于英军轰炸机部队的规模也在同步扩大，针对德国城镇和工业厂矿的轰炸强度和战术都在持续演进，德军夜战战斗机部队也相应地亟需扩大规模。由于夜战部队的早期成员多数出身于驱逐机单位，所以他们会顺利成章地到各驱逐机飞行学校招募新人。施瑙费尔一方面觉得有责任保护本土，另一方面也认为夜战领域颇具吸引力，成功的机会应比王牌济济的昼间战斗机部队更多。伦佩尔哈特后来曾说，施瑙费尔可能还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原因——在“暗夜同志”的庇护下，夜战的幸存机会应该更大。⁽¹⁰⁾

摄于1939年末或1940年初，在第42空勤训练团开始基本步兵训练时的施瑙费尔。

1941年时的施瑙费尔少尉。

摄于1940年探亲期间，从左至右依次为：母亲玛尔塔、海因茨、弟弟曼弗雷德（Manfred）和埃卡特（Eckart）、妹妹瓦尔特劳德（Waltraut），后为父亲阿尔弗雷德。

尽管施瑙费尔已积累了相当的飞行时数，也驾驶过Bf-110和Ju-88等夜战机种，但进入夜战部队还意味着更多的飞行训练。他在施莱斯海姆受训时，除白天进行射击练习等以外，着重训练了夜间起降和越野飞行、与探照灯部队进行配合、在无线电导航台引导下飞行等一系列夜战科目。两个月后的11月1日，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被分配到易北河畔施塔德（Stade）的NJG-1第2大队。NJG-1是最早成立的一支夜战联队，联队长法尔克（Wolfgang Falck）手下的第1大队大队长是施特赖布（Werner Streib），当时以22胜位列战绩排行榜榜首，第2大队大队长埃勒（Walter Ehle）也是夜战部队最早的成员之一，埃勒手下的4中队更是夜战部队战绩最显赫的王牌中队，中队长伦特以20胜名列战绩榜第3位，此外还有贝克尔（Ludwig Becker）和利佩－魏森菲尔德（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ßenfeld）等一干强将。不过，等施瑙费尔到第2大队5中队报到时，伦特已成为NJG-2第2大队代理大队长，贝克尔和利佩－魏森菲尔德也都随着伦特一起调往该部。伦特已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王牌，而施瑙费尔不过是刚刚迈出校门的青涩新人，事实上，伦特直到一年半之后才第一次认真注意到才华横溢的施瑙费尔。在1941年11月时，恐怕无人能够料到，一脸稚气、谦逊平和的施瑙费尔，将在三年里超越所有前辈，成为既被对手敬畏和诅咒的“夜空幽灵”，又是德国人赞颂和感激的“夜空守护神”。

摄于1941年上半年，满脸稚气的施瑙费尔少尉在照相馆里留下了这张修饰过的照片。

摄于1940年，正在接受飞行训练的18岁青年施瑙费尔。

战争的头18个月：缓慢艰难的开端

施瑙费尔在NJG-1第2大队的头半年并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地方。按照惯例，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将先由老手们带着进行一段时间的实地训练，但是，等他们觉得做好了实战准备时，却发现鲜有机会升空迎敌，更勿论取得什么击坠战果。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条：其一，在施瑙费尔参战的头半年里，不管是因为冬季的天气恶劣，还是因为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正在养精蓄锐或进行调整，英军以德国本土为目标的轰炸确实较少，夜战飞行员们的潜在猎物也相应较少。其二，每支夜战联队都负责某个区域的防空，如果光顾某区域的轰炸机数量多于其他区域，那么这里的飞行员接敌和收获战果的机率自然就高。驻守荷兰吕伐登地区的夜战单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比其他地区的单位拥有更多的作战机会，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由英军的轰炸重点和航线等决定的。其三，夜战部队的首脑卡姆胡伯将军打造的“天床”夜战控制系统此时已初具规模，但其缺陷也在实战中有所露头。除了不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外，它还有形无形地挫伤了资浅的飞行员的士气。收到预警后，夜战部队首批起飞的一般都是中队长和王牌飞行员，他们会被地面控制台指引到敌机附近，取得战果的概率当然要高得多。施瑙费尔等夜复一夜做好了准备的年轻人，经常得不到起飞的机会，即便偶尔有幸升空，也常被指引到边缘地带待命，或者绕着导航台盘旋，并没有多少机会实际接敌。其四，夜间与昼间空战的最大区别恐怕是在夜间发现敌机的难度更高，在机载雷达普遍列装之前，德军夜战部队一直依靠探照灯和地面雷达的帮助来发现和接近敌机，但是，即便飞到敌机附近，飞行员最后还是得依靠个人的夜视能力“看到”对手，才能以技术、射术、意志和耐力展开周旋，当然运气在空战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最后，任何飞行员都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同时也是必须突破的心理门槛，就是“在未受到过度惊吓的前提下取得首胜”。有些人的首胜来得异常轻松，有些人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战争后期，更是有许多从未品尝过空战胜利的年轻人一战就消失在茫茫夜空里。

1942年1月中旬，NJG-1第2大队准备迁往比利时的圣托德（Saint-Trond，亦作圣特雷登，位于德国亚琛和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中途）。就在转场还未完成之时，大队长埃勒在2月8日接到命令，率部开往比利时海岸边的科克赛德（Koksijde）驻防。施瑙费尔等匆忙赶到科克赛德后，才得知所部将作为“战斗机保护伞”的一部分，参加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组织的“霹雳行动”，负责掩护海军三大主力舰“沙恩霍斯特”号、“欧根亲王”号和“格奈瑟瑙”号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行动。这一作战定于2月12日发起，穿越英军重兵布防、水雷密布的英吉利海峡当然难度极大，加兰德为此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也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欺骗手段，把JG-1、JG-2和JG-26等联队的250架昼间战斗机分阶段、时段组成“战斗机保护伞”，同时约有30架Bf-110负责日落后至黎明前的护航。⁽¹¹⁾加兰德的精心组织和冷静指挥、战斗机部队的卓越表现、海空军的高效配合，使德军舰队成为250年里第一支成功突破英吉利海峡的舰队。德军在作战中损失了17架战斗机（11名飞行员失踪），但英军损失了60架以上的战机。⁽¹²⁾不过，这些战果中并没有施瑙费尔的贡献，他与伦佩尔哈特驾驶着Bf-110在几天里忙碌地逡巡飞行，先后辗转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德国叙尔特（Sylt）岛、丹麦奥尔堡、挪威特隆海姆和斯塔万格等机场，但期间没有一次遭遇敌机的机会，更勿论交手了。不过，施瑙费尔对于拥有作战飞行的机会还是感到非常高兴，当“霹雳行动”结束后回到第5中队位于波恩的新基地时，他对回归令人受挫的夜战角色还曾大感沮丧。

摄于1942年2月的“雷霆行动”期间，德军Bf-110编队在挪威上空飞行，据说中间的那架战斗机是施瑙费尔的Bf-110。

摄于1942年2月的“雷霆行动”期间，NJG-1第2大队的部分机组在挪威特隆海姆机场合影。左起第6人为施瑙费尔，右三为伦佩尔哈特，左四为格赖纳少尉。

图为比利时圣托德城堡，NJG-1第2大队的战时驻地。

摄于1942年上半年，施瑙费尔少尉登上自己的Bf-110准备执行任务。

1942年4月，施瑙费尔被任命为NJG-2第2大队的技术军官，负责技术方面的所有事务，包括三个中队的战机保养和维护、组装和测试新到战机、重大检修、地面设备的维护和改进、零部件供应等。按说这是相当重要的职位（加兰德1940年时就曾在JG-27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但也意味着大队直属军官施瑙费尔更没有什么出击作战的机会。施瑙费尔此时已经参战6个月，不仅没有任何胜绩，就连升空机会都少得可怜。他感到非常沮丧和失望，曾与伦佩尔哈特认真探讨过调回驱逐机单位的想法。伦特进入夜战领域的头半年里也曾由于颗粒无收而倍感失落，除要求调回驱逐机联队外，他甚至还怀疑过自己的夜战潜质。当然，伦特的情形有所不同，他当时是急于树立威信的中队长，更何况他本人之前还是驱逐机圈子里有名的王牌之一。

哈里斯爵士于1942年2月接任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的指挥官，上任之后他改变了英军的作战重点和战术，明确地把轰炸德国城镇、摧毁平民的士气作为战略目标，在战术上强调短时间内集中力量进行轰炸，多使用既能造成大面积杀伤、又可为后来者指明位置的燃烧弹等。哈里斯先进行了多次战术演练，获得成功后又对德国北部沿海城市展开了一系列小规模轰炸，最后在1942年5月末至6月末期间，凑集兵力进行了三次规模空前的“千机轰炸”（目标分别为科隆、埃森和不莱梅）。5月30日至31日夜，英军对科隆进行了前所未见的轰炸，施瑙费尔没有得到出战的机会。两日后，英军又对重工业中心埃森发起了第2次“千机轰炸”（实际派出956架轰炸机，其中347架来自于作战训练单位），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则抓住了难得的机会，收获了搭档以来的首次战果。6月2日晨1点左右，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按照地面控制中心的指示升空迎敌。大约40余分钟后，他们根据控制中心的数据，“理论上”应已接近一架返航的轰炸机，但是，在漆黑的暗夜里他们一时并未目击到对手，直到伦佩尔哈特无意间瞥见右前方有一架战机的轮廓。施瑙费尔进一步拉近距离后，认出这是一架“哈利法克斯”四发轰炸机。

军史家库罗夫斯基（Franz Kurowski）曾描绘过施瑙费尔机组的首次击坠：“……随着距离的拉近，他们看到了轰炸机发动机的发光尾迹。突然，从敌机尾炮塔里喷射出一束束的曳光弹。施瑙费尔本能地降低机头，借助俯冲躲过火舌后，他在向上爬升的过程中再次逼近了这架轰炸机。敌机机身渐渐占满了瞄准具，他按下了机炮按钮……敌机的一侧发动机立时起火，又一梭子炮弹击中了翼根，轰炸机倒转过来后，垂直俯冲着坠毁了。施瑙费尔试图再寻找一架轰炸机，但没能找到。伦佩尔哈特安慰他说：‘长官，取得首胜已足够好了，或许下次我们就能多击落几架。’”⁽¹³⁾然而，库洛夫斯基的描述与伦佩尔哈特的战后回忆存在着较大出入——伦佩尔哈特称，英军轰炸机始终没有发现Bf-110的逼近，施瑙费尔的第一次开火即令对手的机翼起火，第二次射击更令“哈利法克斯”冒出冲天的火焰，整个攻击过程中对手根本没有还击。⁽¹⁴⁾这架轰炸机凌晨2点左右坠落在比利时勒芬（Louvain）附近。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随后在地面控制台指引下前去追逐另一轰炸机，其过程远比库洛夫斯基的描述惊心动魄：施瑙费尔盯上的是一架型号不明的四发轰炸机，与前次进攻一样，他把Bf-110开至敌机下方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稍作观察后，施瑙费尔朝敌机的右侧机翼开火，不过未能命中，再次进攻也没能得手。施瑙费尔加速拉近与敌机间的距离，最后逼近到相隔仅20米处，这时，他的Bf-110遭到猛烈的火力回击。施瑙费尔赶紧俯冲，改平之后他与伦佩尔哈特仍然有些惊魂不定——Bf-110机身多处中弹，左舷发动机起火，方向舵失灵，施瑙费尔的左腿甚至还挨了一颗子弹。施瑙费尔与伦佩尔哈特当时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靠着运气、过硬的驾驶和导航技能，他们勉强飞回了圣托德，但Bf-110着陆时无可避免地歪向一侧，最后冲进一片耕地里停了下来。

迅速逃离战机之后，两人默默对视了片刻，谁都说不出话来——来之不易的首胜险些要了他们的命！取得首胜的兴奋，显然已被发生的一切冲淡了许多。虽然击落敌机一架，但飞行员受伤，战机遭受重创（机身上有19个弹孔），显然并非完胜，不过，令人讶异的是，这竟是施瑙费尔机组在二战期间唯一一次有人受伤或战机受损！信心开始在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的心中扎根，至少他们再也不提调到驱逐机部队的事了。6月2日当天，施瑙费尔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他在基地里硬扛了几天后，因腿伤恶化而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施瑙费尔有时间细细地总结得失和经验教训，对夜战的危险性有了更切实的体认——尽管有各种技术手段的辅助，在暗夜里搜寻敌机和发起攻击仍是一件令人高度紧张的困难工作，而那些勇敢且咄咄逼人的英军炮手们，更是德军夜战飞行员必须面对的冷面杀手。英军炮手也深知手中的机枪实为己方唯一的防御武器，为履行职责和保证集体的生存，他们不仅积极地寻找敌机的踪影，更是在交战中极富攻击性。许多夜战飞行员曾称，即便轰炸机正在坠落，那些炮手们仍攥着机枪不停地射击，直到完全坠落或凌空爆炸为止。夜战飞行员们无一例外地对英军轰炸机炮手抱有由衷的敬意。此外，英军的护航战斗机也是德军的一大强敌，尤其是战争后期的“蚊”式战斗机的速度和高度优势，曾给德军带来过无尽的烦恼和损失。在“天床”夜战系统指引下作战的夜战飞行员们还面临着另一个威胁，即己方的高射炮，这些立功心切的部队有时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误击己方战斗机。不仅德军自己非常清楚夜战的风险和难度，就连英军轰炸机飞行员们也一样心知肚明，他们对对手的胆量和勇气也都表示过由衷的钦佩。

施瑙费尔在1942年8月迎来了第一个夜战小高潮。8月1日晨，在没有机载雷达帮助的情况下，他在1小时内成功击落了2架“惠灵顿”和1架“惠特利”双发轰炸机。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战绩——整个NJG-1第2大队此时仅有两人取得过类似的成功，即便伦特到那时都还没有一战击落过3架敌机。这次空战后没几天，施瑙费尔的Bf-110装上了“明石BC”雷达。不少飞行员和报务员对这个黑色魔盒曾抱有怀疑态度，他们觉得装上它不仅影响速度和性能，还使紧张的报务员兼炮手（有时还要负责导航）变得更加繁忙、职责更重。不过，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对这种堪称“第三只眼”的雷达似乎印象不错。经过一番演练，伦佩尔哈特在8月25日时借助雷达，成功地把施瑙费尔指引到一架“惠灵顿”轰炸机附近，后者则将之击落在前去轰炸法兰克福的途中。8月29日凌晨1时许，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如法炮制，又在布鲁塞尔西南击坠一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10月19日，6胜在手的小王牌施瑙费尔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¹⁵⁾虽与战绩逼近50胜的伦特仍有很大差距，而且战绩10胜以上的夜战飞行员足可组成一个大队，但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再也不用为起飞时靠后、甚至垫底而苦恼了，更何况8月这一个月里他们就取得5次击坠，还曾一夜击落3架敌机，已经显示出“不凡的潜力”了呢！⁽¹⁶⁾

摄于1942年，NJG-1第2大队的技术军官施瑙费尔少尉，尽管参战不久，疲惫和紧张已在他的面容上下了痕迹。

摄于1942年8月29日，施瑙费尔（右）和伦佩尔哈特正在检查一架“哈利法克斯”的残骸。这架飞机坠落在比利时托姆比克（Tombeek）附近，是施瑙费尔的第6个战果。

摄于1942年6月初，施瑙费尔收获了首胜，图为他回到基地后准备离开座舱的场景（也有人称他正准备升空作战）。

德军Bf-110战斗机正在执行任务。

图为英军的“惠特利”双发轰炸机（机组5人、载弹量3180公斤、航程2400公里），这款轰炸机是最先飞抵柏林进行轰炸的机之一。施瑙费尔的121次击坠中只有1架是“惠特利”。

约摄于1942年，NJG-1的一架Bf-110，这时的夜间战斗机还没有装备机载雷达。

图为英军的“惠灵顿”双发轰炸机（机组6人、载弹量2720公斤）。施瑙费尔在1942年8月1日曾击落过两架这种轰炸机，其全部121次击坠中有6架是“惠灵顿”。

图为英军的“哈利法克斯”（型号Mark II Series I）四发重型轰炸机（机组7人、载弹量5900公斤）。施瑙费尔的121胜中有19架是“哈利法克斯”。

图为英军的 “兰开斯特”（型号Mark II）四发重型轰炸机（机组7人、载弹量6350公斤、航程2660公里），这款轰炸机是英军最著名的轰炸机之一，战争期间共生产了7374架。施瑙费尔共击落过45架“兰开斯特”，另外，他的121胜中有45架是机型难以辨识的“四发轰炸机”（即德国人称的Viermot），其中“兰开斯特”可能也占有一定比例。

图为英军的“肖特斯特林”四发重型轰炸机（机组7至8人、载弹量6350公斤、航程3090公里），施瑙费尔的121胜中有5架被确认为“肖特斯特林”轰炸机。

结果证明，施瑙费尔8月份的成绩可能仅是昙花一现——在1942年9月至1943年5月中旬前的9个月里，他仅仅收获了一次击坠，即1942年12月21日接近子夜时击落的一架“兰开斯特”。在当夜的空战中，施瑙费尔还可能击落了另一架“兰开斯特”，事实上他已提交了空战细节说明和目击证人报告，但NJG-4第1大队的大队长赫格特（Wilhelm Herget）上尉也声称在同一时间和地点击落了一架“兰开斯特”。申请确认战果的报告递交到第12航空军军部后，指挥官卡姆胡伯难以决断，遂要求施瑙费尔与赫格特抽签决定战果的归属，结果，已有12次夜战胜果（另有14次昼间击坠）的赫格特胜出。托利弗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提到这一有趣的事例，并将之作为“追求精确的德国人无法容忍合作击坠这种模糊概念”的证明之一。不过，托利弗把这架“兰开斯特”机坠落的时间误作为1943年3月22日——这一天，赫格特和施瑙费尔都从未取得过任何战果。⁽¹⁷⁾

1943年的头5个月对施瑙费尔来说可能失望的时刻居多，除了在空战中颗粒无收外（不过第2大队1至4月的战绩也屈指可数），他的军衔也未能如期晋升（到1943年4月任少尉已满两年，但有几位战绩为零的少尉都已晋为中尉），另外，伦佩尔哈特年初时因到军校学习也离开了大队。5月14日凌晨，施瑙费尔终于再次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在截击轰炸鲁尔工业区的英机编队时，他与临时报务员巴罗（Leo Baro）少尉击落了“肖特斯特林”和“哈利法克斯”各一架。5月29日深夜，719架英军轰炸机前来轰炸鲁尔工业区的重镇伍珀塔尔（Wuppertal），约有150架轰炸机在穿越比利时东部时被“天床区”内的“维尔兹堡”（Würzburg）雷达捕捉，NJG-1第2大队从圣托德起飞了13架Bf-110和3架“道尼尔”Do-217战机，其中就包括首波升空的施瑙费尔和巴罗。30日晨的空战中，NJG-1第2大队损失了3架战机和2个机组，但有6个机组击坠了11架轰炸机（占英军总损失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两架“肖特斯特林”和一架“哈利法克斯”记在了施瑙费尔的名下。施瑙费尔曾在作战报告中描述过取得第一个战果时的情形：“……5月29日夜23点51分，我在列日北面的“天床区”升空作战。30日零点35分，我被指引到正沿3500米高度飞行的一架敌机附近。敌机当时已出现在Fu SG 202雷达上，收到巴罗少尉的进一步指示后，我在零点45分时看到了这架四发轰炸机，它位于我的右上方约200米处。我拉近到80米距离处，从后下方进攻这架正进行猛烈的躲闪机动的轰炸机。炮弹在敌机左舷机翼上引发了明亮的火舌，燃烧中的敌机翻滚着朝下栽去。零点48分，敌机撞击地面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¹⁸⁾

这架“肖特斯特林”轰炸机是施瑙费尔的第10个牺牲品，约1小时后，他又将一架“哈利法克斯”击落。2点22分，在比利时村庄绍芬（Schauffen）附近，英国皇家空军第218中队的一架“肖特斯特林”在4500米高空成为施瑙费尔的第3个猎物，7名机组成员无一幸存。地面德军当时以为轰炸机上只有5人，在收殓对手的遗骸并安葬时，由于只能确定其中两人的身份，他们便将第三口棺材标注为“三名无名氏的遗骸”。绍芬附近有一座德军机场，驻军牧师在主持下葬仪式时让人拍摄了照片，其中的一张留给了公墓的掘墓人。可能是这些信息随后辗转传回英国，致使机组成员的家属们误以为有两人或许并未丧生，而是跳伞后被俘或藏匿于某处。直到战后的1945年7月9日，英国官方发布的伤亡调查报告才家属们最终彻底死心。⁽¹⁹⁾

似乎是与英国皇家空军第218中队“有仇”，施瑙费尔在6月22日又击落了该中队的一架“肖特斯特林”。在21日夜的轰炸行动中，705架轰炸机的目标本是德国与荷兰边境上的克雷费尔德（Krefeld），但其中的一架“肖特斯特林”因迷航飞到比利时方向。德军远程“弗雷亚”雷达早早发现了这架轰炸机，随即将敌情通报给“天床区”内的两台“巨型维尔兹堡”雷达（一台负责继续追踪，另一台负责指引己方战斗机进行拦截）。大约在22日凌晨1点20分，地面控制中心向半小时前从圣托德起飞的施瑙费尔发出警报，声称一架轰炸机正从西面飞来。6分钟后，就在施瑙费尔向西飞行的同时，地面控制中心向报务员巴罗通报了敌机的距离、高度和航向，后者很快在雷达上发现了敌机，于是开始指引施瑙费尔调整高度和修正航向。1点30分，施瑙费尔在自己的右上方约500米处最终发现了发动机的尾迹。随着距离的拉近，他识别出这是一架“肖特斯特林”，但当他贴近轰炸机后下方并准备进攻时，英军炮手意识到了眼前的危险，为甩开敌机，来自澳大利亚空军的机长希林劳（William Golder Shillinglaw）少尉开始进行猛烈的螺旋形躲闪机动。施瑙费尔不可能让这个猎物轻易溜走，他冷静地朝规避中的对手射击，炮弹命中了轰炸机的机腹和机翼，但希林劳仍在驾驶燃烧中的战机径直前飞，直至最后垂直坠落。施瑙费尔击坠轰炸机的整个过程正好被地面控制单位的一名士官所目击，负责指引施瑙费尔接敌的那名地面控制军官也在天亮后亲自赶往坠机现场，丧生的全部7名机组成员随后被安葬在附近的朗多普（Langdorp）教堂墓园。⁽²⁰⁾

1943年6月22日是苏德战争爆发满两周年的日子，施瑙费尔在这天获得了第13次胜利。“13”虽是西方人眼中不吉利的数字，但对施瑙费尔来说，第13次胜利标志着他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前夕的夜战胜利狂潮的开始，自此之后，除1945年1月外，施瑙费尔再未出现过一个月内没有任何胜绩的情况。

倚剑称雄：获颁骑士勋章

1943年6月29日凌晨1点25分至55分，施瑙费尔在30分钟内击落了两架“哈利法克斯”和一架“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这是他第3次上演一次出击击落3架敌机的好戏。7月1日，施瑙费尔终获晋升为中尉，到当月9日时个人战绩提升到20架击坠，堪称夜战部队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7月14日，NJG-1第4大队大队长伦特少校曾短暂地逗留于NJG-1第2大队的驻地圣托德，施瑙费尔找到伦特要求调往他的大队，理由是该大队的基地吕伐登比圣托德的作战机会多。⁽²¹⁾的确，吕伐登正处于英军轰炸机编队从北海经荷兰飞抵德国的必由之路上，是名副其实的防御第一线。伦特此时的战绩高达63胜，某种程度上可能确实得益于他的战场位置和升空作战的机会比旁人要多。施瑙费尔在埃勒少校的NJG-1第2大队似乎过得并不如意，晋升军衔的时间比一些战绩平庸、甚至还未开张的同僚都晚，对他这个长时间的大队技术军官来说确不寻常。另外，也许是伦特大队夺目的战绩吸引着施瑙费尔，使他也想加入这个耀眼的集体。施瑙费尔在8月13日正式调入NJG-1第4大队出任12中队中队长，但是，阴差阳错的是，伦特已在8月1日升任NJG-3的联队长，身后高悬着66次夜战胜绩和令人敬畏的双剑骑士勋章，而施瑙费尔此时甚至还未摘取骑士勋章，两人之间的差距不可谓不大。

施瑙费尔带着21次击坠的战绩调入NJG-1第4大队之时，德军的夜间防空体系和夜战战术，因应于英军轰炸机部队的持续扩张以及作战重点和战术的推陈出新，也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卡姆胡伯主持的“天床”防御体系由5个夜战联队、400余架战机组成，这套从日德兰半岛延伸到地中海的体系，犹如德占区上空的一个硕大屋顶，基本覆盖了从空中接近第三帝国的所有通道。由于对手的实力激增，卡姆胡伯正在组建第6个夜战联队，同时，他还雄心勃勃地设想成立类似于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的战斗机航空队——这个航空队将由3个军、6个师构成，每个师包括3个夜战联队（每个联队有4个大队），这样，夜战部队就将从6个联队的规模激增至18个联队，合计将拥有2160架战斗机！⁽²²⁾卡姆胡伯向戈林汇报时曾得到后者毫无保留的支持，但是，他在向希特勒汇报时却遭到无情的拒绝、甚至是羞辱，因为纳粹元首认为卡姆胡伯为拔高夜战部队的重要性，“人为地”将美国的战机月产量夸大到5000架。最令卡姆胡伯寒心的是，戈林不仅当场不予表态支持，事后还翻脸不认账，甚至还训斥说：“如果你想把整个帝国空军都吞下去，那你为什么不坐在我的位置上？”卡姆胡伯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天才组织者，他的全部目的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能够阻截对手轰炸机编队的强大夜战力量，如果其提议得以接受和实施，那么德军的夜间防空力量将对英军构成压倒优势，势必将成为对手难以逾越的屏障。不过，卡姆胡伯无止境的扩军和资源要求，以及与空军其他兵种的高级将领们的紧张关系，终于惹恼了高层。同时，“天床”防御体系占用并浪费大量资源的内在缺陷，既使夜战飞行员们不满，也使百姓难以免除被炸之苦，这一切注定了卡姆胡伯领导夜战部队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1943年7月24日至8月2日期间，英军轰炸机部队对汉堡发起了4次大规模夜间轰炸，美军则进行了2次昼间轰炸，造成汉堡约有4万到5万人丧生。英军在夜袭中使用了称为“Window”的金属干扰带，德军雷达被干扰得完全失灵，地面控制系统也在突然间陷入瘫痪，探照灯一直漫无目的地照射天空，高射炮更失去了往日的密度和准头。英军的金属干扰带是大约40吨的9200万个铝箔条，这些铝箔条的长度约为德军雷达波长的一半，而地面雷达不仅与战斗机机载雷达的波长一致，还被用于控制探照灯和高射炮，所以德军的所有防空设施一时间全数失灵，每捆铝箔条都被误释为一架轰炸机！“天床”系统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就这样被扯了下来，卡姆胡伯的夜战领袖角色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天床”系统被汉堡空袭逼迫着淡出历史舞台之前，空军部参谋军官赫尔曼（Hajo Hermann）少校出于对该系统的缺陷以及夜战力量严重不足的认识，已在试验名为“野猪”的夜战新战术。赫尔曼认为，Bf-109和Fw-190等单座单发战斗机在夜战中也有用武之地，它们将独立于常规夜战部队投入夜战，既不装备复杂的导航设备，也不依赖于地面控制系统的指引，飞行员们将以探照灯、对手的“探路者”战机掷下的标识焰火、坠毁的敌机冒出的火焰浓烟等为参照物，凭夜视能力飞赴目标区域展开自由猎杀。7月4日凌晨，施瑙费尔在英军空袭科隆的途中击落了两架轰炸机，而赫尔曼和他手下的飞行员们也在科隆上空进行了“野猪”战术的首演，竟一举击落了12架敌机！赫尔曼随即被戈林正式任命为JG-300的联队长，他一边加快充实联队的力量和训练飞行员，一边设法与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改进协同作战的能力。在首次汉堡空袭中，英军金属干扰带成功克制了德军的防空力量，但在7月28日夜的第二次汉堡空袭中，多数夜战飞行员出于对“天床”系统的失望，转而根据地面控制中心即时通报的机群位置、高度和航向数据实施自由截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常规夜战部队正在自发使用赫尔曼倡导的“野猪”战术。7月29日，米尔希元帅的夜战顾问、空军部的洛斯博格（Viktor von Lossberg）上校又提出了所谓的“家猪”（Zahme Sau，或作“驯猪”）战术。这位上校认为，夜战飞行员应该放弃在导航台附近盘旋等待的惯例，应尽早飞入盟军轰炸机机群形成的绵绵不绝的“溪流”中，一旦渗入敌机机群并与对手保持同向飞行，夜战飞行员就能发现足够多的目标。德军地面控制中心可以借助简称“Y系统”的甚高频无线电导航系统，把敌机机群的位置、航向、高度和可能目标区域等通报给所有参战飞行员。飞行员们得到通报后便可自行导航和杀入机群。⁽²³⁾由于“家猪”战术有可能使多个基地的夜间战斗机同时升空迎敌，而不是像“天床”系统的程序要求的那样待在各自的导航区，这种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潜力和灵活性得到了米尔希和加兰德等的大力支持，而卡姆胡伯出于可以理解的种种原因，既不满意赫尔曼的“野猪”联队对常规夜战部队的蚕食，又强烈反对势必将进一步边缘化“天床”系统的“家猪”战术。8月1日，随着戈林批准实施“家猪”战术并进一步扩大“野猪”联队的规模，夜间战斗机部队的作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月10日夜，NJG-1第2大队的17架战斗机升空，准备拦击轰炸纽伦堡的英机编队，这17架战斗机中，有12架依然在传统的“天床”控制区等待战机，大队长埃勒和施瑙费尔等人驾驶的5架战斗机则准备试用“家猪”战术。11日子夜过后不久，施瑙费尔成功击坠了一架“兰开斯特”，据信这是德军夜战部队在“Y系统”控制下收获的第一个胜果，也是施瑙费尔本人在第2大队的最后一次胜利。

施瑙费尔到吕伐登后的8月16日获得了一枚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但他在次日率队进行的作战却是一次完败——17日夜，德军地面雷达在邻近北海的德国北部侦测到速度与重型轰炸机编队相当的一队战机，施瑙费尔根据第4大队大队长雅布斯（Hans-Joachim Jabs）的命令，率领4架Bf-110以“家猪”战术赶去拦截。出发后不久，施瑙费尔和一位战友的座机都出现了发动机故障，他们只得返回基地。其余两架Bf-110飞抵目标区后，开始借助雷达在夜空中搜索，不想它们突然遭到一架英军“英俊战士”（Beaufighter）夜间战斗机的攻击！总战绩15胜的军士克拉夫特（Georg Kraft）被迅速击落，他也随着燃烧的战机一头扎进了大海。文克（Heinz Vinke）中士的Bf-110也被同一对手击坠，3名机组成员虽然跳伞成功，但只有文克在海里漂浮了18个小时后被德军救走，另外两人未能生还。虽然中队长施瑙费尔的开端并不美妙，但到第4大队9月10日移驻本土的夸肯布吕克（Quakenbrück）时，他的总战绩还是上升到了25次击坠。

时间不详，施瑙费尔正在地勤组长乌尔里希帮助下系好安全带和准备起飞。

施瑙费尔的Bf-110准备起飞升空，图中依稀可以看见他的面容。

摄于1943年7月的汉堡轰炸期间，本图应是从德军夜间战斗机上拍摄的，由于相机晃动，高射炮射出的曳光弹弹道轨迹变成了波纹状线条。

一架安装了SN2雷达天线的Bf-110夜间战斗机。

一架安装了SN-2雷达的Bf-110G4夜间战斗机，机腹吊舱处有双联装MG151机炮。

以“野猪”战术参加夜间空战的Bf-109战斗机。

“野猪”战术的创立者赫尔曼上校，本图摄于1944年1月末他获得双剑骑士勋章之时。

1943年10月初，离开施瑙费尔近9个月的伦佩尔哈特终于回来了，他欣慰地看到施瑙费尔中尉的名下已有28次胜利，同时也为后者担任了中队长感到高兴，但令他意外的是，曾为诸多王牌们带来荣誉的“天床”系统正在淡出夜战舞台，而施瑙费尔身边竟然多了一个“第三者”！这个叫根斯勒（Wilhelm Gänsler）的技师，曾是有“夜战教授”绰号的贝克尔上尉的机组成员。贝克尔在1943年2月末丧生后，根斯勒几经辗转，于8月底成为施瑙费尔机组的“第三者”。“第三者”在战机起降和攻击敌机时负责嘹望观察，随时提醒飞行员警惕英军夜间战斗机（如“蚊”式和正被取代的“英俊战士”等）的偷袭，另外，随着“野猪”和“家猪”战术陆续被采纳，“第三者”还负责在敌军轰炸机机群中帮助发现和锁定目标——而根斯勒恰恰有着不同寻常的夜视视力，有知情人曾称，根斯勒在此方面的才能甚至还超过施瑙费尔。不过，对于有人把根斯勒的夜视能力夸大到神奇的程度，伦佩尔哈特颇不以为然：“……我们都有远超普通人的夜视视力。根斯勒加入机组前，施瑙费尔和我曾是NJG-1第2大队夜视比赛中表现最棒的。关于我们的这个机组曾有很多不着边际的胡说，其中之一就是根斯勒有着超人的夜视视力。如果要探究我们成功的原因，那么除了施瑙费尔的能力以外，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卓越的团队。”⁽²⁴⁾诚如伦佩尔哈特所言，成功的夜战和保全自身无疑是团队努力的结果，技巧娴熟的地面控制军官可以在漆黑的夜晚把战斗机引向敌机所在的方位，但前提是飞行员必须具备相当高超的技巧，他与报务员、负有观察职责的“第三者”之间的互信与合作也至为关键。施瑙费尔虽是机组的大脑和心脏，但他绝非贪功之人，而是一个以无私和谦逊赢得所有战友钦佩的人。日后获得成功时，施瑙费尔总是第一时间让人了解到两位战友的重要性：“……我一直都能倚重他们，伦佩尔哈特把我们指引到敌机的位置，根斯勒使敌机不敢迫近并解决轰炸机的炮手。没有什么比夜间战斗机机组能更好地体现出相互依存的必要性。”⁽²⁵⁾

伦佩尔哈特可能还注意到夜战部队已经试飞、并开始陆续装备新的“明石SN-2”（FuG-220）雷达。这种波长330厘米的雷达可以有效地防止英军金属干扰带的破坏，能侦测到与己方战机飞行高度大体相当的距离外的敌机。⁽²⁶⁾不过，除需要安装四根体积庞大、被称为“鹿角”的天线外，此时的“明石SN-2”在探测近距离目标时还存在一定的盲区（1943年末时为500米，1944年初则降至300米）。在这几百米盲区内飞行时，雷达屏幕上的目标常会突然消失，但对手很可能就在前方不远处的黑暗中，因此飞行员必须小心地努力逼近目标，当然，如稍有不慎或误判，空中相撞的事故也有可能发生。为解决这一缺陷，德军夜战部队把“明石C-1”（FuG-212）等稍早型号的雷达也保留或安装在机首部位，在拦截敌机的最后阶段里，报务员改为使用FuG-212雷达探测近距离内的目标，直至观察员或飞行员目击到对手。除效率更高的新型雷达外，夜战部队这时还装备了俗称“爵士乐”的倾斜机炮。这种武器由安装在机背上的双联装20毫米机炮组成，炮口朝上倾斜大约70度，因其巨大的杀伤力而被称作“革命性的空战武器”。以SN-2雷达和倾斜机炮为利器的夜战飞行员们，通常先借助雷达确定敌机方位，看到对手后溜至目标下方，保持与对手的速度和航向一致，然后慢慢向上提升战机，一旦进入射程，夜战飞行员借助座舱顶部安装的反射式瞄准具进行瞄准射击，倾斜机炮随即便朝敌机机腹喷出凶猛的火舌。由于轰炸机乘员很难发现从自己下方溜上来的敌机，机腹本身的防御能力相当薄弱，油箱和弹药舱一般都在此处，软肋处突遭致命打击的轰炸机因此几乎没有幸存的可能，但机组成员一般有机会跳伞求生，因而倾斜机炮也被称为“多少仁慈一些”的武器。关于施瑙费尔对待这种武器的态度，战后曾出现过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他的一些战友声称他对倾斜机炮很不感冒，不愿放弃使用“更符合飞行员本能和经验”的前射机枪和机炮，直到战争结束前夕才装上这款杀伤力惊人的武器。伦佩尔哈特却指出，在他1943年10月返回部队前施瑙费尔就已装上倾斜式机炮，而且只要条件合适就会使用它，甚至还更偏爱它。另外，还有后人声称施瑙费尔实际上是倾斜机炮的创始者之一，至少也是重要的推手。施瑙费尔在1945年5月中旬曾向审讯他的英军军官供称，自己在战争后期发起的攻击中，大约有一半是用倾斜机炮进行的。⁽²⁷⁾虽然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可能难以辨明，但与事实相去不远的是，施瑙费尔擅长使用前射机枪和机炮等传统攻击武器，但对倾斜机炮的威力一样欢迎，毕竟他具有根据实际情形选用不同武器和战术的能力。到战争的最后阶段，许多从未进行过昼间空战的年轻夜战飞行员可谓高度依赖于倾斜机炮，有些人甚至到了完全放弃使用前射机枪和机炮的程度。

规模一再升级的夜袭，数量逐日增多的靶子，多种方式互补的夜战战术，高效实用的雷达和无线电设备，杀伤力空前的攻击武器，“第三者”带来的保护自身和发现敌机的额外能力……这一切注定了德国夜空下的搏杀更加激烈，施瑙费尔机组也将拉开取得惊人成功的大幕。伦佩尔哈特回归后的首战中（10月9日凌晨），施瑙费尔击坠了两架重型轰炸机，10月20日夜，前去轰炸莱比锡的两架“兰开斯特”在12分钟内被施瑙费尔先后击落，这两架敌机并非普通轰炸机，而是装备了特殊雷达和干扰仪器，携带着标识焰火、信号弹和燃烧弹，且由经验丰富的机组操作的“探路者”（德国人称其为“司仪”，它们掷下的标识被称作“圣诞树”）。这些“探路者”实为英军轰炸机部队的精英，他们飞在主力的前方，负责为后续机群标识出轰炸目标。如果德军夜间战斗机能在“探路者”们识别目标、发射标识焰火或掷下燃烧弹前将之击落，那么英军机群扔下的炸弹有不少难免会偏离目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德国城镇的损失和伤亡。施瑙费尔和许多飞行员都是这么想的，自然也会为击落“探路者”而感到兴奋——11月23日被施瑙费尔击落的2架轰炸机中，有一架就是“探路者”。

图为德军夜战部队和防空体系的领导者卡姆胡伯将军。当施瑙费尔在1943年8月调入NJG-1第4大队并开始显山露水之时，卡姆胡伯已升任挪威的第5航空队指挥官，虽就高职，但被剥夺了他一手创建的夜战部队的领导权。

图为英国皇家空军元帅、轰炸机部队指挥官哈里斯爵士。

骑士勋章得主施瑙费尔中尉 。

摄于1943年8月，伦特被任命为NJG-3联队长后，雅布斯上尉（右三）继任NJG-1第4大队大队长，图为大队军官们的合影照。前排左二为11中队中队长德勒韦斯（Martin Drewes），左三是被称为“空军最佳地面控制军官”的鲁佩尔（Heinrich Ruppel），右一为12中队中队长施瑙费尔，右二为大队副官祖托尔（Heinrich Sutor）。

1943年12月1日，NJG-1第4大队奉命返回吕伐登基地，施瑙费尔此刻的战绩已升至36次击坠。12月16日傍晚，近500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在10架“蚊”式战斗机保护下前往柏林轰炸，德军远程雷达侦测到这一动向后，第1、第2和第3战斗机师的多支夜战大队奉命以“家猪”战术升空迎战。吕伐登的飞行员们聚集在作战室里，急切地渴望出击迎敌，但基地上空乌云低垂，浓雾缭绕，德军不得已关闭了机场。施瑙费尔再三恳求大队长雅布斯允许他起飞，得到批准后，他的Bf-110遂成为吕伐登基地唯一升空的战斗机。根斯勒和伦佩尔哈特虽对潜在的危险未置一词，但还是对施瑙费尔在这种天气条件下主动请缨感到有些恼怒。施瑙费尔小心地操纵着战机起飞，爬升到近5000米高空后终于得见明亮的夜空。未几，伦佩尔哈特在雷达上发现了一个目标，他指示施瑙费尔修正航向朝着目标飞去，根斯勒以其敏锐的视力看到了一个模糊的黑影，这是一架孤独地向东飞行的“兰开斯特”轰炸机。伦佩尔哈特兴奋地喊道：“是个‘司仪’！”施瑙费尔悄悄摸到敌机正下方，在对手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将距离拉近到50米处，尔后他略微调整了一下位置，仰起头的同时身体朝后仰，透过反射瞄准具瞄准了对手。18点01分，倾斜机炮射出的炮弹准确命中了敌机，转瞬间这架“司仪”喷发出耀眼的光芒，周边的夜空一下子被照得透亮。这架“兰开斯特”轰炸机一边下坠一边固执地前飞，随着它装载的燃烧弹发生连续的爆炸，夜空中缓缓落下了一座座“圣诞树”，只不过标示的是它自己的坟墓。施瑙费尔使劲拉杆左转，以免被敌机崩落的碎片击中。

摄于1944年1月3日，接替卡姆胡伯出任第12航空军指挥官的施密德（Josef Schmid，左）将军向施瑙费尔颁发骑士勋章。

时间不详，NJG-1联队长施特赖布中校（中）与格赖纳中尉（左）和施瑙费尔中尉。

或摄于1943年秋，戈林在视察NJG-1第4大队时向官兵们训话。图中前排左三为大队长雅布斯，左四为施瑙费尔，左五为德勒韦斯。

施瑙费尔完成了一个小坡度转弯，朝相反的方向继续搜索猎物。不久又有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出现在雷达上，施瑙费尔小心地将战机开到敌机下方，再次用倾斜机炮朝头顶上的轰炸机发起了攻击。炮弹直接命中机腹，“兰开斯特”立即头朝下急速俯冲，英军尾炮手也在不停地开火——这个无畏的军人一直没有停止射击，直到战机栽下天空时，子弹还在夜空中划出长长的曳光。当英军轰炸机机群逼近后，施瑙费尔挑选了一架距自己最近的“兰开斯特”作为目标，几番机动后潜至这架轰炸机的机腹下方。他炮射出的炮弹明明命中了敌机机身和右侧机翼，但轰炸机既未起火，也没有改变航向或偏离编队。施瑙费尔感到有点奇怪，当他的Bf-110正处于轰炸机尾部的后方时，他改用前射机炮再次开火。这次轰炸机机身冒出了火苗，但仍在坚持前飞，不过，轰炸机上的火势蔓延极为迅猛，灼热的气浪迫使施瑙费尔连忙驾机躲闪。18点23分，这架“兰开斯特”终于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巨大的气浪一度曾使施瑙费尔失去了对座机的控制，几秒钟里他的Bf-110陡降几百米，之后施瑙费尔才设法重新掌控了战机。

Bf-110上的三个人惊魂不定地捏了一把汗，精疲力尽的施瑙费尔觉得可以带着击落敌机3架的战果回家了。返航途中，根斯勒的锐利鹰眼又发现了六点钟方向上的一架“兰开斯特”。施瑙费尔不知从哪里又涌出新的勇气，决定解决眼前的这个猎物。不过，对手似已察觉到危险，开始进行螺旋形躲闪机动，致使施瑙费尔射出的炮弹纷纷偏离目标。施瑙费尔擦了擦额头上涔涔而下的汗水，就在他寻找更好的位置的同时，英军尾炮手的机枪也喷出了火舌。施瑙费尔本能地操纵战机躲避子弹，观察着对手的转弯、俯冲和爬升等动作，同时在心里盘算飞行员的意图。他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踪对手的每个机动，相反，他在观察中耐心地等待机会。最后，施瑙费尔突然出现在敌机下方约50米处，他毫不犹豫地按下倾斜机炮的按钮，“兰开斯特”的一侧油箱顿时起火爆炸。18点41分，这架轰炸机像一支巨大的火把那样径直朝着地面摔去。

40分钟内击落4架“兰开斯特”，无疑这是施瑙费尔机组值得庆贺的一个夜晚。虽然此后他们还曾有过四次一夜击落4架敌机的经历，但这个第一次显然令他们印象更加深刻。返回基地时，施瑙费尔发现浓雾依然厚重，连试四次都看不清机场的准确位置。由于整个西北欧当夜都被大雾笼罩，他们不太可能找到可供降落的替代机场，随着油料指示器发出油料将尽的警示，三人变得紧张不安起来，甚至还考虑过弃机跳伞的可能。但是，命运之神注定要在这个夜晚青睐他们，再次尝试时施瑙费尔在云层中瞥见了一条缝隙，他不仅看见了机场，就连跑道上的灯火也都历历在目！随着战机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施瑙费尔三人不禁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他们才注意到每个人早已是大汗淋漓。

1943年的最后一天，施瑙费尔获颁骑士勋章，新年过后的第3天，接替卡姆胡伯出任第12航空军指挥官的施密德（Josef Schmid）将军，将这枚早就应该颁发的勋章挂在了施瑙费尔的脖子上。这时施瑙费尔的个人战绩已达42胜，不仅远远超过25胜即可获得骑士勋章的非正式标准，也助其攀升到战绩排行榜的第14位。

难以置信的1944：突破夜战百胜大关

1943年8月时，施瑙费尔离开圣托德前往NJG-1第4大队出任第12中队中队长，7个月后的1944年3月，他又回到了圣托德，但身份已变成第4大队的大队长——NJG-1的原任联队长施特赖布当月以66次夜战击坠获颁双剑骑士勋章，旋即升任夜间战斗机部队总监，雅布斯少校接任NJG-1的联队长，他留下的第4大队大队长职务则由22岁的施瑙费尔继任。虽是拥有47胜的新锐王牌，但掌管三个中队的三十几架战机和近千号官兵，对刚过弱冠之年的施瑙费尔来说，实为相当重大的责任。但是，施瑙费尔就是那种天生具有领导才能和领袖魅力的人，他的战友格赖纳（Georg Greiner）战后曾说，施瑙费尔对周围的环境有着与生俱来的直感，知道何时可以依靠常识解决问题，何时又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虽然他采取较为宽松的管理方式，但绝对了解所部的任何异常。施瑙费尔虽然年轻，但头脑清楚，谈吐不凡，既富有同情心，又有很强的责任感，同时还兼具谦逊有礼的美德，这些品质使他成为战友和上级眼中的一位几乎完美无瑕的领导者。施瑙费尔的联队长雅布斯曾这样评论说：“……施瑙费尔的确雄心勃勃，但绝非为一私己，他的目的是为保卫祖国付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不像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那样冷酷且不顾一切地想成为战绩最高的夜战飞行员……与这位亲王正相反，施瑙费尔总是帮助自己的飞行员，当他们获得成功时，他的高兴劲儿丝毫不亚于他们。”⁽²⁸⁾

雅布斯提到的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于1944年1月21日夜阵亡，当时他是NJG-2的少校联队长，丧生时的总战绩83胜是当时的夜战最高纪录（两个月后被伦特超越）。诚如雅布斯所言，赛恩-维特根施泰因毫不掩饰自己渴望登顶夜战巅峰的雄心，他不仅仅是不知疲倦，可以说是完全不顾一切地出击迎敌，连他自己的报务员战后都曾说“亲王为成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夜战飞行员而疯狂行事”。与施瑙费尔的谦逊、热情开朗和乐于助人相比，赛恩-维特根施泰因留给战友和后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孤傲和个人主义，欣赏他、厌恶他的都大有人在，但所有人都钦佩他在任何情况下表现出的惊人斗志、勇气和忘我精神。伦特曾在1944年7月给赛恩-维特根施泰因的母亲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的一些言辞可以说代表了夜战飞行员群体对这位亲王的敬意：“……如果您的儿子仍然健在，我确信他将是第一个突破夜战百胜的飞行员。由于他曾在我的NJG-3联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大队长，我们彼此间有了更多了解，我也因之开始真正地欣赏他……1944年初时我们还曾准备一起度假……我想借此机会让您知道，夜间战斗机飞行员群体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斗士，他的英雄主义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²⁹⁾

施瑙费尔担任NJG-1第4大队大队长没几天，夜战部队3月12日又失去了NJG-5的联队长利佩-魏森费尔德。如果再加上与赛恩-维特根施泰因同日阵亡的NJG-1第1大队大队长莫瑞尔（Manfred Meurer，总战绩65胜）上尉，1944年的头3个月里，夜战部队已失去了3位著名王牌。

施瑙费尔担任大队长后的第一次胜利出现在3月22日，当时他在哈雷（Halle）附近击落了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三天后的25日子夜，施瑙费尔在截击轰炸柏林的英军机群（英军是夜出动了811架轰炸机）时，在20分钟内击落3架重型轰炸机，个人战绩上升到51胜。此番空袭柏林是英军轰炸机部队在二战期间对德国首都的最后一次大轰炸，共有72架轰炸机未能返航，9％的战损率虽然非常高昂，但相对于3月30日夜至31日晨轰炸纽伦堡时的损失，却又显得“尚能接受”。轰炸纽伦堡的行动中，英军出动了近800架轰炸机，结果有95架被德军夜间战斗机和高射炮部队击落，战损率高达12％（还不包括返航时损毁的十余架）。升空作战的德军夜间战斗机中也有不少错失了接敌的机会，NJG-6的整个第2大队都被地面雷达指引到非常靠北的位置，但在那里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敌机的踪影。施瑙费尔在3月30日夜从圣托德起飞后，为尽早拦截到英军机群，他一直朝着海峡沿岸飞行，但由于方向错误，等他赶到预定目标区时英军机群已经飞过，掉头回去的路上又未能截击到返航的机群。有后世史家曾笑言，施瑙费尔的这一“失败”纯粹是“聪明反被聪明误。”⁽³⁰⁾

摄于1944年2月15日，施瑙费尔当日的战绩达到47胜，他与战友在座机的垂尾边上合影。左一为马察克（Kurt Matzak）少尉，左二为罗兰（Heinz Rolland）少尉，右一为魏斯弗洛格（Erich Weissflog）中尉。

1944年4月，施瑙费尔在4次出击作战中收获了击落敌机10架的战果，其中的4月25日晨，施瑙费尔在40分钟内接连击落了2架“兰开斯特”和2架“哈利法克斯”。5月1日，施瑙费尔被晋升为上尉，他的名下已有61架夜战战果—此时距二战终结尚有一年的时间，他的战绩已超越舍纳特（Rudolf Schoenert，第10夜战大队大队长）少校的59胜，仅次于伦特（88胜）、赛恩-维特根施泰因（83胜）、施特赖布（67胜）和莫瑞尔（65胜）。不过，在这四人中，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与莫瑞尔已经作古，施特赖布因出任夜间战斗机部队总监而脱离了前线作战，施瑙费尔真正需要超越的对手，只有第32位双剑骑士勋章得主伦特中校。

摄于1944年初的吕伐登，施瑙费尔正满面笑容地冲镜头挥手，左一为伦佩尔哈特。

或摄于1944年的荷兰吕伐登，施瑙费尔在出击作战前留下了这张照片。

摄于1944年初的荷兰吕伐登，NJG-1第4大队12中队中队长施瑙费尔正在主持仪式，祭奠阵亡的战友吕勒（Ruehle）少尉及其机组成员。

摄于1944年2月15日，施瑙费尔的座机垂尾上绘有象征击坠胜利的47个标志。

1944年1月21日，夜战王牌、战绩高达83胜的NJG-2联队长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丧生。本图摄于1942年10月7日，当时他还是NJG-2第9中队的中队长，图中右侧的卡姆胡伯正为他颁授骑士勋章。

面色严肃的施瑙费尔，或摄于1944年5月至6月末之间，注意他的军衔已是上尉（5月1日正式晋升），但尚未佩戴橡叶骑士勋章（6月24日获颁）。

摄于1944年初，NJG-1第4大队的军官们正在聚餐，最远处靠门的是施瑙费尔，左一背对镜头者为德勒韦斯，读报者是雅布斯，雅布斯左边是博宁（Wilhelm von Bonin），右一是大队副官祖托尔。

图为1944年3月12日死于飞机坠毁事故的NJG-5联队长利佩-魏森费尔德少校。

摄于1944年4月，已升任NJG-1第4大队大队长的施瑙费尔与联队长雅布斯在一起，后者在3月25日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

摄于1944年3月15日，地点是荷兰艾瑟尔斯泰恩（Ysselstein）的德军公墓。在这张罕见的图片中，NJG-3的联队长伦特中校（中左）正向老部下利佩-魏森费尔德少校致以最后的敬意。

摄于1944年上半年的圣托德，施瑙费尔（中）与雅布斯（右）正在检视被高射炮击落的一架P-47战斗机。左一据信是米利乌斯（Walter Milius）上尉。

摄于1944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的当天，施瑙费尔正在阅兵式上检阅列队通过的官兵。

摄于1944年上半年的圣托德，NJG-1的几位指挥官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4大队大队长施瑙费尔，3大队大队长德勒韦斯，联队长雅布斯，1大队大队长弗尔斯特（Paul Foerster），2大队大队长博宁。

位于荷兰艾瑟尔斯泰恩的德军公墓里的两座墓穴，左为利佩-魏森费尔德亲王的墓穴，右为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的墓穴，他们两人被并称为二战德军的“暗夜王子”。

摄于1944年春，施瑙费尔与到访的NJG-3联队长伦特（左一）在交谈。

摄于1944年5月12日，第2战斗机军指挥官容克（Werner Junck，图中最右侧）视察NJG-1第3大队时与大队副官谢尔（Walter Scheel）少尉交谈。图中背对镜头者为大队长德勒韦斯，他与容克中间的就是谢尔，这位少尉在1974至1979年间曾任西德总统。

1944年5月是施瑙费尔在二战期间战绩最好的一个月（共13次击坠），而且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了一夜击落5架敌机的情形。5月24日深夜，施瑙费尔机组升空拦截轰炸亚琛的英机编队。地面控制单位指引他们朝西和西南方向飞去，伦佩尔哈特不断地收到有关敌机位置和航向的修正数据，他告诉施瑙费尔，只要保持这个航向，迟早会在自己的右侧遭遇英军的先头机群。这天夜里的天气相当不错，除了高空有些薄云外，非常适合夜战。接近亚琛时，施瑙费尔的Bf-110被移交给另一个地面控制中心指挥。施瑙费尔和根斯勒在夜空中苦苦搜寻，但什么都看不见，正当他们有些心焦时，一直盯着雷达显示屏的伦佩尔哈特突然叫着说在西南方发现了多个“小妖怪”。虽然自己什么都没看见，施瑙费尔还是改变航向，朝着西南面的敌机方位飞去。没过多久，根斯勒突然叫着说敌机就在Bf-110的右前方，施瑙费尔循声扭头朝右看去，结果发现了一些黢黑的暗影在夜空中划过。伦佩尔哈特随即向地面控制中心通报了机群的位置和航向，施瑙费尔此时已改为朝西北飞行，他打算摸到机群背后寻找合适的攻击位置。施瑙费尔挑选了最靠左侧、约有20架轰炸机组成的一个小机群。展开攻击前，他先用肉眼扫视了一下夜空，没有发现护航战斗机的踪影，根斯勒也报告说Bf-110的右方和下方均没有英军轰炸机出没。施瑙费尔于是飞到位置最低的一架轰炸机下方，耐心地调整到与对手相当的速度，然后一米一米地拉近距离。在距英机约40至50米处，施瑙费尔按下了倾斜机炮的按钮，Bf-110随着炮弹的出膛轻微摇晃了一下，而上方的轰炸机左侧机翼和发动机几乎同时中弹。几秒钟后，这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偏离航向，开始像断线的风筝般坠落，爆炸引起的火球霎那间点亮了夜空的一隅。伦佩尔哈特习惯性地记下方位（位于荷兰埃因霍温附近），时间是5月25日凌晨1点15分。

施瑙费尔旋即飞回英军轰炸机机群下方相对安全的区域，略作调整后，他又盯上了第二个猎物。类似的机动，一样的耐心，再度出击的倾斜机炮……第2架“哈利法克斯”1点18分应声落下。施瑙费尔一边满意地看着猎物坠下天空，一边盘算着选取下一个攻击对象。就在这时，根斯勒提醒说有4架轰炸机正出现在Bf-110右前方的碰撞航向上。施瑙费尔在200米外用前射机炮朝其中的一架射击，不过没有命中，反而招来对手的还击。Bf-110的机身数处中弹，但所幸都不严重，施瑙费尔立即进行大坡度下降转弯机动，以躲避对手的火力。潜至轰炸机机群下方后，施瑙费尔做了一个270度转弯动作，而后突然现身于机群最左侧的下方约400米处。他爬升着逼近机群中最靠外的一架轰炸机，小心调整着射击位置，而后朝这架“哈利法克斯”射出了短促致命的炮火。攻击完成后，施瑙费尔向左转弯，以躲避爆炸的敌机的碎片，根斯勒同时密切观察着右侧的动静。这时，英军的首波轰炸机机群已在少了三个伙伴的情况下渐行渐远，但第二波轰炸机的先头机群又出现在夜空中。伦佩尔哈特指引施瑙费尔朝先头机群的后方飞去，后者擦了擦流入眼睛的汗水，静静地观察着周边——明朗的夜空里随处可见轰炸机的发动机排出的尾气，时不时地还从稍远的西边传来爆炸声，显然其他夜战飞行员正在全力阻止英军飞抵预定目标。施瑙费尔从英军机群中挑选了一架“哈利法克斯”，告诉两位伙伴说自己准备发起进攻，三人都像新手那样紧盯着前方不远处的那架“哈利法克斯”。随着施瑙费尔按下机炮按钮，轰炸机右侧机翼迅速起火，几秒钟后便脱离了机身，失去平衡的轰炸机开始旋转着坠落。这架轰炸机被击落的时间是1点25分，与前两架一样都坠落在荷兰的蒂尔堡（Tilburg）附近。伦佩尔哈特建议施瑙费尔准备返航，但后者并未立即作答。此时，施瑙费尔的脑海中或许短暂地浮现出NJG-1第3大队大队长德勒韦斯的形象，他的这位好友在5月4日凌晨一举击落过5架轰炸机，三天前的22日，他竟然又一次上演了一战猎取5架敌机的大戏，这个战绩曾让施瑙费尔大感羡慕。在这个特别适合空战的夜晚，既然前四次击坠都很顺利，似乎也不用费力气就能找到充足的猎物，为什么不再锦上添花，再提高一下自己的一夜击坠敌机的最高纪录？1943年12月20日夜，赫格特少校（即那位与施瑙费尔抽签决定战果的飞行员）曾在50分钟内一举击落过8架轰炸机，虽然这个纪录眼下还有点高不可攀，但赶上德勒韦斯的一战5架击坠的战绩，还是非常现实的。

施瑙费尔定了定神，在无线电中说道：“为什么不干掉5架敌机呢，伦佩尔（伦佩尔哈特的昵称）？”话音刚落，施瑙费尔便已逼近一架轰炸机，但对手显然也发现了他的意图，抢在前头朝Bf-110先开了火。施瑙费尔眼见暴露，立即终止了进攻，绝不冒险追击和缠斗是他一向坚持的原则。飞离这架轰炸机后，施瑙费尔发现一点钟方向有一架“兰开斯特”正朝自己开火，而Bf-110的机翼似乎又被子弹击中了。他压低机鼻进行俯冲，而后拉起战机，用前射机炮朝那架“兰开斯特”射击。虽因射击位置欠佳而难以对敌机造成致命的伤害，但不知是炮弹或子弹侥幸命中了轰炸机的炮塔，还是施瑙费尔气势汹汹的架势吓着了英军炮手，总之轰炸机突然停止了射击。施瑙费尔绕了一圈后飞回来，发现那架“兰开斯特”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天空中不乏猎物，他很快把战机开到另一架轰炸机的侧下方。或许是有点急于取胜，施瑙费尔决定再用前射机炮试试运气，炮弹虽像长了眼睛一样准确命中了目标，但轰炸机却坚挺地径直前飞。施瑙费尔没有气馁，小心地把Bf-110开至轰炸机下方，最后以致命的倾斜炮将之一举击毁。伦佩尔哈特看了看时间——1点29分，距离第1架英军轰炸机被击落也不过刚刚过去14分钟。

这里描述的空战过程相信已能展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施瑙费尔真正地具有“闪电般”的快速反应能力和足够强韧的意志力，当然，他掌控战机的高超技能，因地制宜地使用恰当攻击方式的能力，与机组成员们的互信和密切配合也是成功的基础。14分钟内击落5架轰炸机，多达35名飞行员和机组成员丧生或被俘，这些轰炸机携带的几十吨炸弹未能投放到目的地，应该说施瑙费尔机组的确高效地尽到了职责，也实现了“减少德国城镇和平民头上落下的炸弹”这个目标。

说到德军夜战飞行员的前述职责，不由得令人联想起以摧毁军用和民用目标为宗旨的所谓“战略性轰炸”，以及这种作战方式对空战和战争整体形势的深刻影响。一战时期的交战国飞行员之间的格斗，曾被后人描绘为“复活的骑士对决”，而且还蒙上了一层所谓“高贵、浪漫和富于理想主义”的色彩。二战之初，英德双方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空中搏杀之际，多少还能维持着对骑士风范的憧憬，双方对击杀对手的看法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英军王牌飞行员希拉里（Robert Hillary）在其1942年出版的《最后的敌人》一书中，曾描绘过自己首次击杀德军飞行员时的感受。他说自己在获得首胜前曾经很好奇，对手被击坠丧生时是会“高呼元首的名字”，还是只为自己一介普通人的命运而悲叹？希拉里这样写道：“……我的感觉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对手死了，我活了下来。相反的结局也很容易出现，但那也没有什么错。战斗机飞行员拥有击杀的特权，空战中并不存在步兵们面对的过分个人化的情感，也不像轰炸行动所体现的那种渴望摧毁一切的孩子气。相反，战斗机飞行员是决斗士，是冷静、精确、毫无感情可言之人。在击杀和被击杀的游戏中，必须带着尊严地血溅沙场……”⁽³¹⁾希拉里本人曾为昼间战斗机飞行员，在1940年9月的不列颠空战中被击落时，他的手脸都曾被严重烧伤，但他以惊人的毅力返回了部队，还开始接受夜战飞行训练，不幸的是，他在1943年1月8日夜的一次飞行事故中丧生。如果希拉里能够幸存下来并投身于轰炸德国的夜战中，不知他的“骑士情节”以及对待战争的态度是否会出现什么变化？史家莫罗（John H. Morrow）曾说，针对平民进行战略性轰炸的神话，实质上是把“空战视为总体战时代的一个产物”，“这种总体战把军用和民用目标混为一体，也认定轰炸妇孺是赢得战争的一种可接受的手段。”⁽³²⁾当成千上万的炸弹落在平民头上时（如德军轰炸伦敦和英军空袭柏林），很难想象哪一方还能感受到所谓的“英雄主义”或“骑士风范”，拼死抵御和阻止对手轰炸的一方，可能还更容易产生一种“悲怆豪迈的情怀”。德军在1940年时试图以大规模空袭令英国臣服，拯救了天空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们曾被视为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西方盟军在1943至1944年试图以更大规模的空袭尽快终结纳粹政权，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年轻人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履行着军人职责，但他们的对手——伦特、施瑙费尔及大批阵亡的夜战飞行员也以类似的牺牲、勇敢、坚持和敬业，千方百计地阻止敌人摧毁自己的家园，或者至少减轻平民们遭受伤害的程度，他们这些纯粹军人的作为一样值得尊重。在无边的暗夜中，一方是立意摧毁纳粹战争机器和国民心理基础的盟军轰炸机机群，另一方则是誓死捍卫血色夜空的德军夜战飞行员，曾经的骑士风范虽已荡然无存，但至少双方都在勇敢地履行各自的职责。尤其是施瑙费尔这些1941年底或更晚才投入战争的年轻人，他们成长的环境、所受教育和宣传的影响、数年训练的目的，以及包括家人在内的平民被炸得死伤惨重的现实，注定了他们自己虽然时常面对危险和恐惧，仍会不顾一切地阻止敌人。

1944年6月13日，施瑙费尔在零点27分至34分的7分钟内，以极高的效率将三架“兰开斯特”击落在法国康布雷附近。返回圣托德基地后，有装填手发现，大队长的两门Mk-108机炮只发射了18发炮弹，这很可能是一个无人能够匹敌的纪录。⁽³³⁾16日，施瑙费尔的战绩提升到78次击坠，伦特也在同日取得了第100次空战胜利（92次夜战击坠加8次昼间胜利）。22日，施瑙费尔再次上演了40分钟内击坠4架“兰开斯特”的戏法，以84次击坠飚升为仅次于伦特的超级王牌。两天后，施瑙费尔获颁橡叶骑士勋章的电文传到了圣托德——这无疑是一个迟到的认可，取得42次夜战击坠时方获骑士勋章，已使人觉得施瑙费尔是否受到了不公待遇，摘取橡叶骑士勋章竟然还要等到战绩翻倍！无论是伦特、还是莫伊尔和吉尔德纳（Paul Gildner），他们获得骑士勋章以及橡叶勋饰时的战绩，大约都只及施瑙费尔的一半左右。⁽³⁴⁾

7月和8月两个月里，施瑙费尔机组的战绩相对比较平庸（分别只有5次和4次击坠，但8月份的4次击坠是在30分钟内完成的），但这是他们“收获荣誉”的季节。

先是根斯勒在7月27日获颁骑士勋章（之前于3月20日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这位上士此刻已在80次击坠中立功（其中的17次是随阵亡的贝克尔取得的，63次是以施瑙费尔机组成员的身份收获的），是夜战部队唯一获得骑士勋章的观察员。

28日，NJG-3的联队长伦特一举突破夜战百胜大关（31日获第15枚钻石骑士勋章），堪称毫无争议的夜战第一人。7月29日凌晨近1时，施瑙费尔在19分钟内击落了空袭斯图加特的三架英军轰炸机，仅过了一日，89胜在握的他意外得知自己已获颁第84枚双剑骑士勋章，空军总司令戈林还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这个消息来得实在有点突然，施瑙费尔从摘取骑士勋章到缀上橡叶勋饰，足足花了半年时间和42次击坠的胜绩，而摘取更高级的双剑竟然只需一个月和5次额外的击坠！或许是在决定授予伦特钻石骑士勋章的过程中，高层发现了施瑙费尔经受的“非常待遇”，也注意到了这个势不可挡的年轻人的潜力。二战期间德军共有160名军人获颁双剑骑士勋章，夜间战斗机部队仅占5人，施瑙费尔是伦特、赫尔曼、施特赖布和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之后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获勋者。8月3日，施瑙费尔来到元首大本营，与超级王牌哈特曼等十人一起领受双剑或橡叶骑士勋章。因7月20日刺杀事件而遭受精神重传的希特勒显得衰老迟缓，据说，他进入接见室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那个夜战飞行员在哪里？”希特勒的右臂当时还缠着绷带，只能用左手与施瑙费尔和哈特曼等人握手，另外，由于右耳被震聋，当施瑙费尔说话时，希特勒甚至得用左耳冲着前者才能听清楚。希特勒愤怒地谴责了试图谋杀他的人都是胆小鬼和懦夫，另一方面又向面前的“英雄们”表示自己对未来依然乐观自信。⁽³⁵⁾虽然无法获知施瑙费尔对这次觐见的印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与其他军官一样都对有人试图谋杀元首和发动政变感到难以置信，或许还谴责过这一“可耻的行径”。

可能摄于1944年6月末，佩戴橡叶骑士勋章的施瑙费尔上尉与圣托德基地的指挥官合影。

可能摄于1944年6月末，NJG-1第4大队的几位王牌飞行员，从左至右依次为施瑙费尔、布雷费斯（Adolf Breves，1944年10月末任第2大队大队长）、时为第12中队中队长的奥根施泰因中尉（Hans-Heinz Augenstein，1944年12月阵亡）、时任第11中队中队长的格赖纳中尉。

摄于1944年7月，施瑙费尔正在接听电话。

图为NJG-1第4大队的部分战绩表，大队长施瑙费尔的名字在上面多次出现。

最后得到表彰的是8月8日获骑士勋章的伦佩尔哈特。他在1944年4月1日已成为少尉，在担任报务员的同时兼任施瑙费尔大队的情报军官，作为夜战部队第6位获颁骑士勋章的报务员，此时他为施瑙费尔的68次击坠做出过贡献（施瑙费尔的其他21次击坠是与巴罗等多位报务员合作时取得的）。⁽³⁶⁾至此，施瑙费尔的机组已成为夜战部队独一无二的“骑士机组”，他对两位战友的贡献和面对强敌时的一贯表现非常感激——施瑙费尔的好友格赖纳曾在闲谈中对报务员的角色发表了一些不好听的评论，施瑙费尔当时闻言色变，立即气愤地打断道：“我的所有击坠战果里至少有80次应归功于我的报务员！”⁽³⁷⁾除了认可和感激伦佩尔哈特与根斯勒所扮演的角色外，施瑙费尔与他们的关系也很耐人寻味：他从未像赛恩-维特根施泰因那样居高临下地对待合作伙伴，军衔和职位的差别根本不能成为交往的障碍，平等团结的他们彼此以“你”而非“您”来称呼；作为主心骨的施瑙费尔有时会因看不见敌机而对伦佩尔哈特发脾气，但后者总能在事后得到施瑙费尔诚恳的当面道歉；施瑙费尔偶尔也出现过判断错误或错失战机，根斯勒这个上士竟敢于直言不讳地指出前者的错误，有一次甚至还气恼地“威胁”说“如果你不改进射术，我就拒绝再跟你飞行作战”！施瑙费尔可谓是心胸开阔、虚怀若谷之人，他在每次作战归来后，都要就空战中的得失与两位战友进行总结和点评，德军王牌飞行员中认可战友贡献的不在少数，与地勤组长结成生死之交的也不乏其人，但与军衔、职务和名气远不及己的伙伴能够平等相处，并开诚布公地相互批评的确实少见，施瑙费尔算是罕见的一个。

摄于1944年8月初的狼穴大本营。左二为获得第84枚双剑骑士勋章的施瑙费尔，左一是第75枚双剑骑士得主哈特曼，其余三人获得的是橡叶骑士勋章。

摄于1944年8月，施瑙费尔获得双剑骑士勋章后，同僚们向他表示祝贺并赠送一只“幸运小猪”的场景。图中最左侧之人为德勒韦斯上尉。

或摄于1944年8月，施瑙费尔正与某位下属交谈。

摄于1944年8月25日，第3战斗机师指挥官格拉布曼（Walter Grabmann，左一）将军抵达施瑙费尔大队视察，右二为施瑙费尔，右一为芬勒中尉。背景是格拉布曼的Siebel Fh104联络/教练机。

摄于1944年夏，施瑙费尔三人组在战机前留影，左为根斯勒，右为伦佩尔哈特。

摄于1944年8月末，施瑙费尔在与副官芬勒（Georg Fengler）中尉交谈。

摄于1944年夏，施瑙费尔帮着整理根斯勒佩戴的骑士勋章。

可能摄于1944年9月的多特蒙德，NJG-1第4大队的骑士勋章得主们，从左至右依次为奥根施泰因、根斯勒、施瑙费尔、格赖纳和伦佩尔哈特。

可能摄于1944年9月的多特蒙德，施瑙费尔、伦佩尔哈特（右三）与一些地勤们在一起，背景是一架道尼尔 Do-215夜间战斗机。

摄于1944年10月，施瑙费尔获颁钻石骑士勋章后与根斯勒（右）和伦佩尔哈特（左）合影。

摄于1944年10月，NJG-1第3大队大队长德勒韦斯祝贺施瑙费尔取得100次夜战击坠的场景。有人称背景中右侧之人是伦特，但这不太可能，施瑙费尔取得夜战百胜的时间是10月9日（获颁钻石骑士勋章则是10月16日的事），而伦特在10月7日已死于飞行事故。

1944年9月初，西线德军在盟军的紧逼下步步东撤，英军在9月3日和4日分别攻克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美军第1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也在亚琛附近逼近德国边境。荷兰和比利时的许多德军机场都不断地遭到盟军轰炸，NJG-1第4大队被迫于9月2日撤离无法使用的圣托德基地，迁往多特蒙德东面的布拉克尔（Brakel）。失去前沿机场并非德军夜战部队的唯一损失，更大的灾难还是丢失了北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一批大型雷达站，这些远程雷达站在侦测盟军机群、向己方防空力量发出预警方面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德国本土的雷达在效用上与前者根本无法相比，夜战部队现在几乎只能靠无线电监听这个途径，来预判对手的空袭意图并做好出战准备。这种局面对夜战部队的作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从9月起，德军在夜间击坠轰炸机的数量开始直线下降，施瑙费尔全月也只有两个作战日取得过战果，不过其中的一次出战（9月23日）效率很高，30分钟内击坠了4架轰炸机，个人总战绩借此飙升至98胜，突破夜战百胜大关的时刻似乎已指日可待。个人纪录高达102胜的伦特，虽然很清楚施瑙费尔随时都有可能超越自己，但他已没有机会看到这个时刻了。10月5日，伦特从施塔德飞往帕德波恩（Paderborn）探视好友雅布斯，准备着陆时座机发生了致命的意外，机上有两人当场丧生，伦特的报务员、骑士勋章得主库比施次日死于医院，伤势相对较轻的伦特两天后死在手术台上。施瑙费尔与夜战部队的所有人一样，都对这位才华和品行皆令人仰慕的传奇人物之死深感悲痛。10月9日夜8点半至9点之间，施瑙费尔击落了两架重型轰炸机，总战绩达到了100胜。11日，纳粹政府在柏林总理府为伦特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次日将他安葬在施塔德的军人公墓里，夜战部队几乎所有的将领和指挥官都来到墓地向伦特致以最后的敬意，孤独的夜战新王施瑙费尔上尉也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默默地追思着伦特的音容笑貌。10月16日，施瑙费尔被授予第21枚钻石骑士勋章，第1战斗机军指挥官施密德在18日发布的褒奖令中声称：“……施瑙费尔上尉以最高程度的作战绩效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经常在一次夜间作战中获取多枚胜果。施瑙费尔取得的100架击坠中有92架是敌军的重型轰炸机，这一功绩为他赢得了最高战功勋章。我祝贺施瑙费尔上尉获得这一荣誉，真诚地感激他的始终如一的英雄主义，也向骑士勋章得主伦佩尔哈特少尉和根斯勒上士表达我最诚挚的感激。今天，第1战斗机军的全体官兵都满怀兴奋和自豪之情仰视着施瑙费尔上尉！”⁽³⁸⁾

10月26日，施瑙费尔被提名接替蒂米希（Wolfgang Thimmig）中校出任NJG-4的联队长——不足23岁的一名上尉来执掌一个夜战联队，这在德国空军史上当属绝无仅有。施瑙费尔在11月14日正式接管NJG-4（还有一说是他在11月20日才到职），在之前的11月6日夜间，他在15分钟内击落了3架“兰开斯特”，以103胜的战绩超越了伦特，为自己在NJG-1第4大队的任期划上了完满的句号。NJG-4成立于1942年5月，当时负责以自己的4个大队保护德国南部，不过它的第4大队在1943年8月改为NJG-6的第1大队，现有的3个大队中，第1大队驻法兰克福的莱茵—美因机场，第2大队与联队部的驻地位于居特斯洛（位于多特蒙德东北、比勒菲尔德南面），而第3大队驻扎在卡塞尔与哥廷根之间的小城罗特韦斯腾（Rothwesten）。在施瑙费尔的新联队里，伦佩尔哈特继续担任联队情报军官，技术军官和联队副官分别为特腾博恩（Falk von Tettenborn）少尉和科尔特曼（Eberhardt Koltermann）中尉，三名大队长则分别是第3大队大队长坎普（Hans-Karl Kamp，21胜）上尉，第2大队大队长劳（Paul-Hubert Rauh，31胜）上尉，第1大队的大队长就是曾与施瑙费尔抽签决定战果归宿的赫格特少校，不过这位少校12月时被调去参加Me-262喷气式战机的转飞训练（稍后加入加兰德的JV-44），大队长换成了克劳泽（Hans Krause，28胜）上尉。施瑙费尔将以这些骨干军官为依托，翻开自己夜战生涯的最后一幕。

资料来源：http://www.asisbiz.com/il2/Bf-110/Bf-110-NJG4-Stab.html；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Charleston，SC：Tempus Publishing Inc.，1999．p.298-302.

11月21日夜，施瑙费尔在6分钟内击落了两架敌机，战绩上升到105胜。一周后的27日，施瑙费尔带着机组飞往柏林，他从希特勒手中接过了耀眼的钻石骑士勋章。在柏林期间，有关方面专门为施瑙费尔机组拍摄了纪录片，稍后在名为“德国每周报道”的节目中播放。返回NJG-4后，施瑙费尔于12月1日晋升为少校（空军最年轻的少校和联队长），虽然整个12月里个人战绩只增加了一胜，但毫无疑问，他是夜战战绩排行榜上无人能够接近的领跑者。从1943年的最后一日算起，施瑙费尔在一年里把战绩从42胜提高到106胜，职务从中尉中队长变成了少校联队长，同时又包揽了骑士勋章的所有等级，如果说他在这一年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以至令人难以置信，恐怕也不会有任何争议。

末路狂花与意外身亡

二战进入行将谢幕的1945年初时，夜间战斗机部队的命运也同崩溃前夜的帝国一样江河日下，苦苦挣扎。自1944年秋被迫撤回本土以来，失去了远程雷达支持的夜间战斗机部队，就像失去了眼睛和耳朵一样无从侦测对手的动向，就连“天床”控制系统、“野猪”和“家猪”等都失去了效用。夜战部队的基地频遭轰炸，油料短缺限制了能够升空的战机数量，即便能够起飞的飞行员，现在也只能得到地面单位有限的帮助，更多的时候，飞行员们必须靠运气、经验和意志力来发现并截击愈发强大的对手（英军轰炸机部队现已能够动辄出动千架以上的轰炸机）。在施瑙费尔看来，夜空下的搏斗此刻进入了意志力较量的高潮，尽管他很清楚失败的命运无可扭转，也了解己方的一切努力都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加入夜战部队起形成的一个信念——如果能多击落一架轰炸机，那么扔在德国人头上的炸弹就会少一些——从来没有改变过，在大厦将倾之际，他的这个信念甚至还愈发坚定。

1945年1月1日拂晓，德国空军在西线上演了一幕“天鹅绝唱”——为挽救濒于失败的阿登反击战，空军发起了代号“底盘（Bodenplatte）”的作战行动，来自JG-1、JG-2和JG-3等十余个联队的约850至900架战斗机，向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27处盟军机场发起了攻击。夜战部队也有数个中队参与了这次行动，负责为昼间战斗机充当“黎明前的探路者”。施瑙费尔曾参与“底盘”作战的计划和准备阶段，NJG-4也有部分飞行员参战，但他本人及战绩在10次击坠以上的飞行员都被禁战。德军的反扑使盟军305架战机被毁，190架战机遭受重创，但德军自身的损失堪称釜底抽薪，损失300余架战机的同时，更是有包括夜战飞行员在内的至少213名飞行员战死、失踪或被俘。

2月8日，施瑙费尔被召到卡琳宫面见戈林。早已不受希特勒信任的帝国元帅先是好言勉励了施瑙费尔一番，然后声称打算任命他出任夜间战斗机部队总监。施瑙费尔闻言大惊，对于他这个距23岁生日还差8天的少校来说，就任总监将意味着多么重大的责任！更主要的是，现任总监施特赖布上校既是施瑙费尔最好的朋友之一，又是他素所尊敬的导师，他绝不愿意无端地取而代之。施瑙费尔耐心地向戈林解释，称自己更希望把知识、技能和经验都留在作战岗位上，戈林最后无奈地收回了提议。⁽³⁹⁾

或摄于1944年末，施瑙费尔三人组的一幅经典照片。

或摄于1944年末，施瑙费尔三人组在摄影师面前满足地微笑。

或摄于1944年末，根斯勒和施瑙费尔站在一架Bf-110前与地勤们交谈。

或摄于1944年秋，根斯勒、施瑙费尔和伦佩尔哈特正在研究地图或构思出击计划。

可能摄于1945年初，NJG-4联队长施瑙费尔似乎正在对照地图研究作战任务。

时间不详，施瑙费尔帮助地勤把自己的Bf-110 G4战斗机推回机库。

德军曾在二战末期把Me-262喷气式战机用于夜战，但投入实战的时间太晚，数量有限，对夜战和战争的结局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图中的这架Me-262 B-1a 机鼻上安装有雷达天线。

图为英军“蚊”式夜间战斗机，1940年至战争结束前共有6710架这种性能优越的战斗机问世，堪称德军夜战部队最头疼和畏惧的对手。

2月20日夜，英军以超过千架重型轰炸机和200架“蚊”式护航战斗机的规模，向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蒙海姆（Monheim）及“中部运河”（Mittelland Kanal）等多个目标发起了空袭。21日子夜1点刚过，施瑙费尔驾驶一架备用战机升空，前去拦截炸完多特蒙德后准备返航的英机编队。进入战场时，他已看见远处的夜空中燃烧着下坠的战机，还有曳光弹发出的点点光芒。施瑙费尔很快盯上了距自己最近的一架“兰开斯特”，对手也发现了他，开始进行躲闪机动。施瑙费尔先用前射机炮开火，炮弹虽命中对手，但不足以将之击落，“兰开斯特”的躲闪动作随后变得更加夸张。施瑙费尔在追逐中把座机开至对手下方，用倾斜炮打爆了轰炸机机翼和一侧发动机。5分钟后，施瑙费尔又以教科书般的经典方式，将另一架“兰开斯特”凌空打炸。不过，当他准备进攻第3个猎物时，前射机炮突然卡弹，而对手的尾炮手也开始向Bf-110射击，施瑙费尔于是脱离了战场。

当晚，NJG-4再次接到升空拦截敌机的命令，联队长施瑙费尔照例第一个准备起飞，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职位和经验决定了升空次序，还因为他的机组时常担负着为他人指引敌机方向的重任。施瑙费尔准备起飞前，发现伦佩尔哈特正在作战准备室里吃饭，他罕见地冲伦佩尔哈特大嚷了一通，不过这也无济于事，只得由其他飞行员先行出发。8点刚过，施瑙费尔机组总算腾空而起，但当他们按指示飞往预定地点时，却未发现任何敌机，也没有看到高射炮的炮火。迟疑不定之时，北面的天空突然传来猛烈的高射炮弹爆炸声，施瑙费尔立即降低高度，朝着西北方的多特蒙德—埃姆斯（Ems）运河（连接北海港口埃姆登和鲁尔工业区的战略性内陆水道）方向扑去，希望能及时拦截到返航的英军机群。途中，伦佩尔哈特注意到雷达上出现了数个目标，根斯勒根据观察也确认Bf-110的下方有一群远远飞来的轰炸机。这些战机来自于英国皇家空军第5集群（Group，但不应与德军的Gruppe[大队]建制混淆，英军的Group要大许多，下辖数个联队，联队下又有中队，因此建制上类似于战斗机师或轰炸机师），该部的165架“兰开斯特”和12架“蚊”式夜间战斗机试图在格雷文霍斯特（Gravenhorst）附近炸开重要的“中部运河”——这条运河在格雷文霍斯特与前述的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相连，是鲁尔工业区与德国中部和东部相连的关键性水道。盟军自1943年以来一直试图摧毁这条水道，这次始获成功，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在评估中称运河已“百分之百地无法使用”。英方付出的代价是13架“兰开斯特”和几十名机组成员，其中的7架则直接毁于施瑙费尔之手。

施瑙费尔降低高度，静候敌机的到来。他先选中了靠右的一架“兰开斯特”，而对手对将至的灭顶之灾似乎仍毫无警觉。8点44分，施瑙费尔射出的炮弹命中了轰炸机右侧机翼，轰炸机虽然起火，但顽固地前飞了一段，直到机组成员们跳伞之后才一头扎向地面。在轰炸机机群上方高空飞行的护航战斗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下面发生的战斗，但轰炸机机群中已有人留意到这架渗入进来的敌机。施瑙费尔盯上了又一架轰炸机，但对手警觉地开始进行螺旋躲闪，施瑙费尔也随着英机上下翻滚，令伦佩尔哈特和根斯勒倍感惊讶的是，施瑙费尔在作出杂耍特技的同时，还能冷静地寻觅到最佳的攻击位置和时刻。8点48分，这架“兰开斯特”在躲闪过程中被击落，3分钟后，又一架“兰开斯特”被Bf-110的前射机炮所摧毁，又过了4分钟，第4架“兰开斯特”成为施瑙费尔的第113个战果。

施瑙费尔随后开足马力，像夜鹰一般朝着位置更高的另一轰炸机机群飞去。8点58分，第5架“兰开斯特”被击中后燃起了熊熊大火，为躲闪敌机的碎片和喷射的燃油，施瑙费尔急忙转弯，躲开危险后他看见轰炸机里出来几具降落伞，但是，这些机组成员顷刻间又被燃烧的火焰所吞噬。施瑙费尔检查了弹药油料情况后，对两位伙伴说暂不返航，继续搜寻下一个猎物。9点整，他把Bf-110飞到一架有点惊慌失措的“兰开斯特”下方，接近敌机后用倾斜机炮命中了机身前半部。“兰开斯特”坠落的过程中，英军尾炮手一直在愤怒地射击，但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徒劳与无奈。在追击过程中，施瑙费尔的Bf-110曾遭到美军高射炮的射击，但无论是炮弹还是机枪子弹，都未能对战机造成任何损伤。伦佩尔哈特在雷达上看到一点钟方位1000米外有一个目标，施瑙费尔加速追上了这架“兰开斯特”，轰炸机抢先开火，但施瑙费尔仍在不断逼近，最后在垂直距离约50米处，以倾斜机炮命中了对手的一侧引擎。“兰开斯特”挣扎着逃命的同时，施瑙费尔将Bf-110拉到与猎物大体相当的高度，最后以前射机首炮彻底摧毁了对手。

施瑙费尔已在19分钟内击落了7架“兰开斯特”，但他还不打算就此收手。他准备进攻第8架敌机时，倾斜机炮却在关键时刻未能射出炮弹！施瑙费尔大惊，立即试图与敌机脱离接触，他拿出了所有技巧、拼尽了全力，才算从对手的火力网中全身而退。施瑙费尔当夜还进行过第9次攻击，虽然他的倾斜机炮用光了炮弹，但他希望前射机首炮能帮助自己再斩获一胜，至少也要追平赫格特一年多前创下的一夜击落8架敌机的纪录。不过，前射机首炮也在紧要时刻“掉链子”，害得施瑙费尔又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最后逃走。

伦佩尔哈特晚年回忆时曾这样写道：“……施瑙费尔在19分钟里摧毁了7架敌机，而我们的战机毫发无损。这无疑显示出他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也表明他的所有进攻都经过深思熟虑，每次都是在近距离、以短促的炮火一蹴而就的。凭着他的大胆无畏和敏捷反应，他每一次都能在以秒计的瞬间逃离危险区域。”⁽⁴⁰⁾短时间的高强度连续进攻，耗尽全身力量的防御躲闪，使施瑙费尔的体力严重透支，精神也显得紧张不安，用伦佩尔哈特的话来说，“联队长已濒临身心极限之边缘……他几乎无法控制住操纵杆。”伦佩尔哈特忆称，返航途中他们又一次遭到美军高射炮的射击，为帮助精疲力尽的施瑙费尔驾机返回居特斯洛，他紧急联系驻于多特蒙德的老部队NJG-1第4大队（大队长就是格赖纳），请他们协助导航，并通知沿途单位打开探照灯或发射信号弹，以助施瑙费尔集中精力飞回基地。在多方协助下，战机终于平安降落在居特斯洛，每个人都精疲力竭，汗流浃背、面色苍白的施瑙费尔尤其如此。战机停稳后，他们三个并没有立即下机，而是静坐了一会儿，似乎都在低头思索着什么。他们也许在想，无论如何努力和拼命，也无法改变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以及“中部运河”等生命线被摧毁的事实，更无可能阻止对手把炸弹倾泻在平民百姓的身上，刚刚上演的精彩夜战，最多只是谢幕前的末路狂花罢了。

困兽犹斗的纳粹政府，自然会大肆宣扬施瑙费尔机组的这次胜利，早被称为“夜空幽灵”的施瑙费尔也再次成为英军轰炸机部队的一大谈资。有一位名叫麦卡弗里（Dan McCaffery）的加拿大人当时为加拿大空军第3大队90中队的飞行员，他曾参与过轰炸德国的多数行动。他在战后出版的著作中曾记载，他和战友们在得知施瑙费尔2月21日的惊人战绩后，竟然都产生了避战的念头。麦卡弗里的一位战友在军官餐厅里曾说：“……我们不可能成功，因为到处都有这个‘夜空幽灵’的影子。”周围的飞行员们闻言陷入了沉默，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前不久刚在多特蒙德与一位攻击性超强的德军飞行员缠斗过，而大家一致认定那人就是施瑙费尔。在胜利已指日可待之时，无人愿把性命交给这个“凶残的敌人”。就在众人无语之际，有一位飞行员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咱们别再听广播里的那些事了。”另一飞行员接过话茬：“但他确实是2次出战就击落了我们的9架轰炸机。”麦卡弗里插话道：“别再担心他会把我们怎么样，多想想他飞到附近时，我们该怎么对付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不休，直到麦卡弗里的中队长出面讲话，他充满自信的话语才驱散了空气中消极沉闷的气息。有位担任尾炮手的军官附和道：“……中队长说的对！伙计们，我们总能躲开每个试图接近我们的德国佬。这个叫施瑙费尔什么的只不过是宣传，说不定压根儿就没这个人！这一切都是纳粹的欺骗，只不过这个骗局听起来挺真的。我们更要担心的是别被高射炮击中，而不是那个什么嗜血的夜空幽灵！”⁽⁴¹⁾对麦卡弗里及其战友而言，他们在1945年3月后的轰炸行动中并无机会再遭遇施瑙费尔和NJG-4，因为这支加拿大部队已被改为承担昼间轰炸任务。

1945年3月3日夜，夜战部队发起了不同寻常的代号“吉塞拉（Gisela）”的远程入侵作战，任务是把NJG-2、NJG-3、NJG-4和NJG-5等联队的战斗机分成三个梯次派往英格兰，等轰炸德国的合成炼油厂、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等目标的英机编队返航着陆时，再向缺乏防范的对手发动突然袭击。在纳粹帝国几乎马上完结的最后时刻，夜战部队的这种作战无疑凸显出孤注一掷的窘境和情绪。据信，施瑙费尔正是该计划的构思者，早在1944年11月时他就曾建议，夜战飞行员可一路尾随返航的英机编队，等对手抵达北海上空时发动突然袭击，因为干扰技术在海上很难奏效，飞行员届时有可能会相应地放松警惕。不过，施瑙费尔的上级、第3战斗机师指挥官格拉布曼（Walter Grabmann）把前者的有关设想前推了一步，他的进攻时机选取在英机编队降落之时，因为轰炸机在那时会打开着陆指示灯，跑道上也会有照明灯火。“吉塞拉”作战原定于2月末实施，但由于事不机密，英方提前获知了计划的详情，还在“西线战士广播电台”通过播送打击乐“今夜我与吉塞拉共舞”，向参与轰炸行动的英军飞行员广为通告。⁽⁴²⁾第3战斗机师只得推迟行动，希望等到对手放松警惕时再予实施。

3月3日夜，142架Ju-88夜间战斗机分批次飞往英格兰，开始实施“吉塞拉”作战计划。这些战机沿超低空飞行，抵达英格兰南部的数个空军基地后发起突袭，一共摧毁了24架盟军战机（13架“哈利法克斯”、9架“兰开斯特”、1架“蚊”式和1架B-17），但德方自己却损失了33架Ju-88（5架坠毁在英国，8架失踪，3架在德国本土坠毁，6架由于油料耗尽而遭弃，11架着陆时损毁）。⁽⁴²⁾施瑙费尔联队的参战战机中，有13架未能返回或着陆时损毁。由于高层不愿看到施瑙费尔在英格兰附近出现意外，他被禁止参加“吉塞拉”作战，不过他自己也没有闲着——“吉塞拉”行动开始前几小时，施瑙费尔向轰炸多特蒙德—埃姆斯运河的英机编队发起过进攻，他在9点55分和10点04分击落了两架“兰开斯特”，个人纪录涨至118次击坠。相对于“吉塞拉”行动的损失来说，施瑙费尔的这个战绩实在算不得什么：就战果而言“吉塞拉”作战并没有取得事前希冀的成功，就目的来说，也很难判断德方的意图，对于可随时出动1000架轰炸机、另有500余架预备战机的英军轰炸机部队来说，损失一批战机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德军的这一行动及其惨淡结果，不由得令人想起了1945年首日进行的“底盘”作战。尽管是一次昂贵的失败，但已“气急败坏”的夜战部队（整个纳粹帝国何尝不是如此），还是又在3月发起了两次规模更小的远程入侵作战行动，除了让一些本可幸存的年轻人无谓送命以外，没有任何值得书写的结果。

施瑙费尔在3月7日夜的作战中击落了3架“兰开斯特”，个人战绩最后定格在121次击坠。他在这个月还试飞过“道尼尔”Do-335战斗机，并由衷地赞赏过这款曾被寄予厚望的战机，但一切都来得太迟了。4月9日，施瑙费尔机组执行了最后一次作战任务，他们于当晚10点在法斯贝格（Fassberg）起飞升空，一个多小时后着陆，但没有取得任何战果。4月21日，施瑙费尔又进行了18分钟的测试飞行，这是他在二战中的最后一次飞行。至此，施瑙费尔的飞行日志中记载了这样一些数据：2300次起飞，累计1133个飞行小时，164次作战飞行，击落121架敌机，其中114架为四发重型轰炸机。

5月8日，施瑙费尔最后一次以NJG-4的联队长身份发布命令，体现了他这位曾经的战争英雄面临失败时的沉痛与无奈：“……敌人进入了我们的国土，我们骄傲的战机都被移交给了他们。德国被占领了，也无条件投降了……这个令人心碎的事实催人泪下。摆在我们前面的未来既模糊不清，又冷酷无情，只会带给我们悲伤和痛苦。但是，有一样东西将永远伴随我们，那就是联队的传统和取得的战绩。当我们遭到羞辱时，这一传统将赋予我们力量，使我们能挺直腰板，骄傲地面对未来……无需用空洞的言辞描绘我们的成长过程——我们夜复一夜地升空作战，被我们击落的重型轰炸机坠落在法国和德国南部，它们在地上留下的弹坑和残骸就是最好的明证。NJG-4在苦涩的战斗中，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摧毁了足以装备3个轰炸机师的579架重型轰炸机……战友们，这些成功之所以可能，完全应归功于你们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你们的兢兢业业、以及对祖国的忠诚……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牺牲——102个机组的400名军官、士官和士兵永远离开了，50名官兵不是战死在地面工作岗位上，就是阵亡于空袭行动中……他们将一切都献给了德国和我们的联队，他们有权利要求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继续做一个体面正直、受人尊敬的德国人。今天，我带着悲伤、同时又无比骄傲的感情向我的联队告别，衷心感谢你们全体在危急之秋给予我的信任。现在，如果你们必须在一个别样的德国艰难度日，那么，NJG-4的官兵们，你们可以问心无愧，你们都曾为帮助德国赢得战争而竭尽全力。我们挚爱的祖国万岁！”⁽⁴³⁾

一切都结束了。夜战飞行员击落敌机时经常发出的快意之声——“Pauka！Pauka！”（击坠！击坠！）——永远沉寂在漆黑冰冷的无边长夜里。

在最终获得自由前，战俘施瑙费尔经历过一系列或友善、或咄咄逼人、或嗤之以鼻的胜利者的审讯。1945年5月末，英国皇家空军的王牌奇泽姆（Roderick Aeneas Chisholm）率领12名技术专家和军官，来到石勒苏益格审讯投降的德军军官。奇泽姆战时在驾驶“布伦海姆”、“英俊战士”和“蚊”式战斗机时曾先后击坠过9架德军战机，战争的最后一年半里他是第100集群的副指挥官，这个集群的主要任务便是研发试验各种电子战设备，与德军夜战部队展开电子对抗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奇泽姆1953年曾出版过自己的战时回忆录，在这部极为坦率的著作中，他除了详述英德双方在夜战技战术对抗方面的演进外，还真实地描绘了自己在执行任务时的自我怀疑，以及时常出现的恐惧感。奇泽姆曾介绍过他们到埃格贝克（Eggebek）审讯施瑙费尔等军官时的情形，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对手对这位头号夜战王牌的态度与观感：

“我们一行在视察中曾遇到一架梅塞施密特110夜间战斗机，它的尾舵上布满被其主人击毁的英军轰炸机的徽记……有121个这样的徽记，每一个都用小字母小心翼翼地注明机型和日期……一个德国人说这是联队长施瑙费尔少校的座机。王牌施瑙费尔就在这里等着我们的讯问。下午我们开始审讯，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位不容轻视的施瑙费尔少校……他进来时潇洒地敬个礼，然后按照吩咐坐了下来。他是个很精致、让人一见面就再也不会忘的人，他脖子里戴着最高一等的铁十字勋章，一个镶有钻石的很漂亮的勋饰。由于从明天起就禁止再佩戴勋饰，我很为他难过。他为自己的国家做得很不错，也被抬高到足令任何人侧目且被公开吹捧的崇高地位。现在他再也不能佩戴那些勋饰了。我很好奇，他从战俘营获释后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至少他还会有一件见证过他的那些伟大经历的纪念品……这些是我难以避免的思绪，为了平衡心态，有必要牢记附近的一座俄国战俘营里那些难以言说的状况……我们是胜利者，这些被击败的人都应该对那些恐怖行径承担部分责任……施瑙费尔的开场白是表示遗憾，他说很遗憾自己造成了那么多优秀的人的死亡，这是鳄鱼的眼泪，在那种氛围下这几乎不可能是真的。他还暗示说这场争斗并不对等，一旦战斗机咬上了轰炸机，其结果便已注定……不过，他承认，螺旋形躲闪机动——我们曾向所有机组推荐过，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充分地使用这一动作——在暗夜中是一种完全有效的躲闪机动，他还忆称，自己曾追逐一架轰炸机长达45分钟，最后不得不放弃。他对我们的装备和战术都有着深刻了解，显而易见，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游刃有余。由于他在交代某些计划时不够坦率，审讯收尾时我们突然将他赶走，命令他到战俘营指挥官那里报到。他在那里得到命令，要在24小时内撰写一份书面报告。他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我们的审讯官直言不讳地把他赶走，他离开时似乎被吓着了，有些垂头丧气。这真是很奇怪，我们每个人此刻的情感都有些复杂和混乱。但这些人都是令人痛恨的纳粹，为什么要对他们彬彬有礼？……怎么能忘记他们每个人都要对机场大门外的那座战俘营负责？”⁽⁴⁴⁾

稍后，英国皇家空军的头号夜战飞行员、联队长伯比奇（Branse Burbridge）上校带着报务员前来探访。他们两人与德军飞行员们交谈一番后，要求看看“传说”中的那架Bf-110战斗机。一头红发、戴着墨镜的伯比奇被领到施瑙费尔的座机附近，他一看到垂尾上的那121个击坠标记，就忍不住用手中的拐棍指着说：“这就是戈培尔博士的那架战斗机？”显然，这位在夜战中击落过21架德军战机的头号王牌，并不相信施瑙费尔有可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战绩。在英国人眼中，任何一个一夜能够击落4架或更多英军轰炸机的人，肯定是“不正常的”，事实上，英方战时就曾怀疑施瑙费尔作战前服用药物，以增强身体和精神机能。按照舒曼（Ralf Schumann）的说法，施瑙费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被带到英国接受讯问，许多空军军官都赶来见他……尽管英方不停地质疑和讯问，而且施瑙费尔自己也一力否认，但英国人还是不相信，认为他如果不靠药物帮助，根本不可能取得那些战绩。”⁽⁴⁵⁾但是，按照欣奇利夫采访伦佩尔哈特后取得的资料，施瑙费尔从来没有被送往英国受审。伦佩尔哈特本人在1945年8月4日获释，稍后不久，施瑙费尔因病住进了弗伦斯堡的医院——他染上了足以致命的白喉和猩红热，靠着医生的精心治疗、过硬的身体底子和顽强的意志力，施瑙费尔在当年11月病体痊愈，随后获得了自由。

施瑙费尔回到家乡卡尔夫后，作为长子的他责无旁贷地从母亲手中接过了家族产业。自父亲1940年过世后，母亲一直勉力维持着摇摇欲坠的产业，但交到长子海因茨手上时，这份产业已经凋敝。施瑙费尔只有23岁，但在战争中历练了性情、积累了管理经验，这时他已是一个相当成熟并有卓越才能之人。他很快恢复并巩固了父亲战前建立的供销关系，也建立起新的经销渠道，为家族企业的壮大奠定了基础。在他的领导下，“赫尔曼·施瑙费尔有限责任公司”步入了多样化经营的时代，不仅涉足酒类贸易的其他领域，还在进口酒类的同时自行开发新品种，在整个西部也都陆续建立了代销点，家族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势头。不过，施瑙费尔虽然经营有方且勤勉能干，但他并非真心地喜爱经商，更多的还是出于长子对家庭的责任。对于接受过全面飞行训练，战时攀登过职业巅峰的施瑙费尔来说，飞行仍是令他魂牵梦绕的最爱，他也时时惦记着在民航领域找到一份能让他重返蓝天的工作。施瑙费尔曾与好友格赖纳一起偷越边境，来到瑞士的伯尔尼后，他们到几个南美国家的大使馆打听招募民航飞行员的情况。但是，询问的结果令人大失所望，就在他们试图偷返德国时，瑞士边境警卫队逮捕了他们，并将之移交给占领德国西南部的法国驻军。施瑙费尔和格赖纳在狱中整整待了六个月，在一位与施瑙费尔家族有着生意关系的法国将军干涉下，最后获释出狱。

从来都乐于助人的施瑙费尔没有忘记NJG-4的战友们，他利用商务旅行之便四处拜访老部下，帮助他们渡过生活难关，还通过聘请他们分销产品的方式施以直接援手。施瑙费尔邀请了一些老部下来到卡尔夫加入公司，其中就包括根斯勒以及曾为施瑙费尔担任副官的芬勒。根斯勒在公司里负责技术事务，一直工作到退休为止。而芬勒不仅是施瑙费尔的得力助手之一，还在1950年夏以后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那时的芬勒已经成为施瑙费尔的妹夫。许多因故不能到卡尔夫的老部下，也都非常感激施瑙费尔的真诚帮助，终生铭记他的友善和对昔日战友之情的珍视。

陈列于伦敦战争博物馆中的施瑙费尔座机的左垂尾（右垂尾为澳大利亚战争博物馆所收藏）。

摄于1945年6月中旬的石勒苏益格，澳大利亚空军第462中队的一些成员在施瑙费尔的Bf-110 G4战斗机前留影。

图为“施瑙费尔有限责任公司”的外观（图片摄于1990年代）。

图为卡尔夫公墓里的施瑙费尔的墓石。

图为卡尔夫城“海因茨·施瑙费尔大道”的路牌，这个路名也曾引起过争议。

1950年7月13日傍晚，施瑙费尔驾驶着奔驰敞篷车，以80公里的时速行进在法国比亚里茨（Biarritz）至波尔多的10号国道上。突然间，一辆速度很快的大卡车从辅路径直插入主干道，猝不及防的施瑙费尔虽然极力刹车，但还是与卡车相撞了。奔驰车的右侧直接撞上了卡车的左前侧，巨大的冲击力将奔驰车抛离了国道，施瑙费尔也被甩了出去，重重地摔到一条沟渠里。撞车过程中施瑙费尔可能并未受到重创，但那辆卡车运载的是空氧气瓶，其中的一个重重地砸到了他的后脑和身体。施瑙费尔失去了知觉，全身的骨头几乎都被砸碎了。救护车把血流不止的施瑙费尔送往波尔多的圣安德鲁医院进行急救，但是，两天后的7月15日，施瑙费尔还是走完了28年的短暂人生。对于一向颇受命运青睐的施瑙费尔以这种方式离去，有后人曾感慨地写道：“……研究战斗机飞行员的命运的人很可能会成为宿命论者。施瑙费尔的情形自然为这些人提供了例证。他幸存于截击重型轰炸机的无数次夜战，躲过了试图干掉他的‘蚊’式战斗机的攻击，己方高射炮更是从未击中过他，夜战的所有危险，包括无数次在恶劣天气下进行起降时的那些危险，统统与之无缘……英国皇家空军战时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现在由法国的一个卡车司机做到了。”⁽⁴⁶⁾

1950年7月27日，施瑙费尔的遗体被安葬在卡尔夫公墓最高处的一排，墓碑上刻有一只展翼飞翔的雄鹰，图案下面写着几行文字：“这里长眠着二战期间最优秀的、从未被征服过的夜间战斗机飞行员，少校联队长海因茨·沃尔夫冈·施瑙费尔1922-1950”对卡尔夫人来说，施瑙费尔就是他们的骄傲，在德国各地如火如荼般展开的去纳粹化运动中，为昔日纳粹帝国的战争英雄立下这样一块墓碑，无疑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卡尔夫人视施瑙费尔为小城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就像曾获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卡尔夫人黑塞（Hermann Hesse）一样，施瑙费尔也永远驻留在他们的心中。

纳戈尔德河（Nagold）一刻不停地绕着卡尔夫静静流淌，精致的小城依然那么秀美。几十年过去了，当世界各地的游人访客来到卡尔夫，徜徉在名为“海因茨·施瑙费尔大道”的主干道上时，当他们骑着单车，从依然完好的“施瑙费尔大楼”前经过时，或者当他们坐在繁茂的林荫道下，品尝着“施瑙费尔公司”生产的醇酒时，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了解“施瑙费尔”这个名字及其背后的传奇。1994年，当卡尔夫市政府将城内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海因茨·施瑙费尔大道”时，这个尘封的名字又一次进入了人们争论的视野。反对这种做法的人声称，不管施瑙费尔在二战期间曾经多么辉煌和成功，他都不适合成为今日世界的榜样。支持者则认为，没有经历过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人没有资格评头论足，施瑙费尔和他那一代年轻人根本不是纳粹分子，而是“与你我无异的德国人”，更何况他曾经承担着极具挑战性的危险任务，他只是忠实地履行了军人对国家的职责，他的表现超过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期待。立场更中立的一些人则声称：“……施瑙费尔拯救过无数的无辜平民，他每次执行任务时都很清楚自己正在冒着生命危险。我们应向施瑙费尔致敬，应该铭记他，相较于他所做的一切，这并无任何过分之处。”⁽⁴⁷⁾

也许只有历史才能评判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真实历史地位。施瑙费尔是一位堪与里希特霍芬和莫尔德斯比肩的传奇人物，作为西方史家眼中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夜战飞行员”，他更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浪漫主义的勇敢军人。换个角度来看，施瑙费尔的身上无疑充满着那个时代里德国年轻人的狂热、愚忠和迷茫，虽然后人难以指责他们为什么没有意识到自己献身的是一种“错误、乃至邪恶的理想和信念”，也无法可笑地要求这些军人在面对强敌时不经抵抗便高举双手投降或背弃国家，但是，无论如何，施瑙费尔都是在为错误的信念而战，他的命运是战争一代人的悲剧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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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s Peter Hagen．Husaren des Himmels．Berühmte deutsche Jagdflieger und die Geschichte ihrer Waffen．Stuttgart，Germany：Erich Pabel Verlag，1964．p．214.

(2)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Atglen，PA：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2004．p．256.

(3)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Charleston，SC：Tempus Publishing Inc.，1999．p.230．美国空军上校托利弗与其合作者康斯特布在1968年首版的影响深远的著作“Horrido！：Fighter aces of Luftwaffe”中，曾明确提到：“1945年2月16日，英国人实际上从加莱的一个军用电台通过广播祝贺年轻的王牌施瑙费尔的生日。”（p.212）Franz Kurowski 在“德国空军王牌”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见 Luftwaffe aces：The German combat pilots of WWII．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4．p.363.

(4)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Selent：Pour le Merite，2010．p.148.

(5) T.J．Constable & R.F．Toliver．Horrido！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New York，NY：The MacMillan Company，1968．p.212.

(6)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279.

(7) A.D.Harvey．Collision of Empires：Britain in three world wars，1793-1945.London，UK：The Hambledon Press，1992．p.690．

(8)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18.

(9) Ralf Schumann．Ritterkreuzträger Profile Nr．1 Heinz-Wolfgang Schnaufer — der erfolgreichste Nachtjäger des zweiten Weltkrieges．UNITEC-Medienvertrieb，2000．p.4.

(10)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31.

(11) David Baker．Adolf Galland：The authorized biograpgy．London，UK：Windrow & Greene，1996．p.182.

(12) R.F．Toliver & T.J．Constable．Fighter General：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Zephyr，NV：AmPress Publishing，1990.p.188.

(13) Franz Kurowski．Luftwaffe aces：The German combat pilots of WWII．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4．p.327.

(14)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49.

(15) Franz Thomas．Die Eichenlaubträger 1939–1945 Band 2：L–Z.Osnabrück，Germany：Biblio-Verlag，1998．p.273.

(16) T.J．Constable & R.F．Toliver．Horrido！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p.18．赫格特的击坠战果表可参见：

(17) http://www.asisbiz.com/il2/Bf-110/Bf-110-NJG4.2.html；施瑙费尔的完整战绩表参见：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298-302；http://www.asisbiz.com/il2/Bf-110/Bf-110-NJG1-％28G9+EF％29-Schnaufer.html；http://www.luftwaffe.cz/schnaufer.html.

(18) Martin Bowman．Bomber Command：Reflections of war，Volume 2–The heavies move in 1942–May 1943．South Yorkshire，UK：Pen and Sword，2012．p.204.

(19) Martin Bowman．Bomber Command：Reflections of war，Volume 2．p.205.

(20) Martin Bowman．Bomber Command：Reflections of war，Volume 2．p.214-215.

(21) Peter Hinchliffe．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Bristol，UK：Cerberus Publishing Limited，2003．p.194.

(22) Franz Kurowski．Luftwaffe aces：The German combat pilots of WWII．p.334.

(23) Mike Spick．Luftwaffe fighter aces：The Jagdflieger and their combat tactics and techniques．New York，NY：Ivy Books，1996．p.162.

(24)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101.

(25) Franz Kurowski．Luftwaffe aces：The German combat pilots of WWII．p.326.

(26) Cajus Bekker．The Luftwaffe war diaries：The German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Cambridge，MA：Da Capo Press，1994．p.302.

(27) David C．Isby（ed.）．Fighting the bombers：The Luftwaffe's struggle against the Allied bomber offensive as seen by its commanders．London，UK：Greenhill Books，2006．p.224．这本书的第15章是施瑙费尔成为战俘后，向英军介绍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夜战战术的审讯报告。

(28)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153.

(29) Claire Rose Knott．Princes of darkness：The lives of Luftwaffe night fighter aces 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and 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ssenfeld．Surrey，UK：Ian Allan Publishing，2008．p.111-112.

(30) Mike Spick．Luftwaffe fighter aces：The Jagdflieger and their combat tactics and techniques．p.169-170.

(31) Richard Hillary．The last enemy．London，UK：Vintage，2010．p.97.

(32) Joanne Bourke．An intimate history of killing：Face to face killing in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NY：Basic Books，2000．p.53.

(33) Ralf Schumann．Knights's Cross profiles，Volume 1．Atglen，PA：Schiffer Military Books，2012．p.14.

(34) David P．Williams．Nachtjäger，Volume 2：Luftwaffe night fighter units 1943-1945．Surrey，UK：Classic Publications，1995．p.159.

(35) R．F．Toliver & T．J．Constable．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Blue Ridge Summit，PA：TAB Books，1970．p.116-117.

(36) Ralf Schumann．Knights's Cross profiles，Volume 1．p.18.

(37)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217.

(38) Ralf Schumann．Knights's Cross profiles，Volume 1．p.18；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216.

(39) Ralf Schumann．Knights's Cross profiles，Volume 1．p.28；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p.148.

(40)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236.

(41) Dan McCaffery．Dad's war：The story of a courageous Canadian youth who flew with Bomber Command．Toronto，Ontario：James Lorimer & Company Ltd.，2004．p.158-159.

(42) Martin Bowman．100 Group（Bomber Support）：RAF Bomber Command in World War II．South Yorkshine，UK：Pen & Sword Books，2006．p.26.

(43) Ralf Schumann．Knights's Cross profiles，Volume 1．p.31-33.

(44) Roderick Chisholm．Cover of Darkness．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53．p.213-216.

(45) Ralf Schumann．Knights's Cross profiles，Volume 1．p.34.

(46) T.J．Constable & R.F．Toliver．Horrido！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p.218.

(47) Peter Hinchliffe．Schnaufer：Aces of Diamonds．p.274-275.

第22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布兰迪中校
（获勋时间1944年11月24日 ，时为海军少校）

Chapter 02
第二章
“地中海杀手”：阿尔布雷希特·布兰迪中校

二战期间，德军U艇部队先后约有1170余艘潜艇下水服役，37000名官兵中约有28000人葬身海底或失踪，另有约5000人被俘。⁽¹⁾与任何国家的海军类似，德军U艇部队也拥有自己的英雄，由于U艇部队是相对弱小的海军的主攻力量，他们甚至还拥有更多的传奇人物。类似于德军王牌飞行员占据着世界空战战绩排行榜的前100名，U艇艇长们至少也牢牢把持着击沉击伤敌舰吨位数排行榜的前50名，击沉敌方舰只10万吨以上的即有34人之多，29名艇长获得过橡叶饰，5人获颁双剑饰，但仅有2人获得了钻石骑士勋章。这两位艇长就是吕特海军上校和本章主人公布兰迪（Albrecht Brandi）海军中校。

在所有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中，布兰迪无疑属于知名度最低的一类，即便在U艇部队，他也不是声名显赫之人。布兰迪与早亡的普里恩无法相比，他没有后者奇袭斯卡帕湾的惊人战功和在战时德国享有的地位；他也不像传奇人物克雷奇默，后者仅用了18个月便击沉了近25万吨的敌方舰船，如果不是在1941年3月被俘，那么他所创下的世界纪录将会更加高不可攀，而且势必将会获颁钻石骑士勋章；布兰迪也不同于有着“超级快手”之称的U-96艇艇长莱曼-维伦布罗克（Heinrich Lehmann-Willenbrock），后者曾在为时70天的三次出海作战中击沉16艘敌船；布兰迪甚至也不及吕特，这位在战争结束的当月被哨兵误毙的上校，不仅在战绩榜上高居第二，还曾创下连续出海作战203天的纪录。与这些人相比，布兰迪的战绩相对平庸，经历也大为逊色，但他取得成功的战场是被认为最危险的地中海，这里的作战难度使U艇指挥部自动地按双倍计算艇长们取得的战果。布兰迪绝对属于艇长中的“晚辈”，当其他王牌已获橡叶骑士勋章，或被调往参谋和作战训练岗位时，布兰迪才刚刚率艇独立出海作战。他获得双剑和钻石骑士勋章的1944年，U艇部队不仅再也难以重拾“快乐时光”，反而一再遭受沉重打击，急需提振士气和获得认可——希特勒把钻石骑士勋章挂在布兰迪的脖子上，实际上是在为U艇部队和海军“授勋”。布兰迪自己曾坦承，他的钻石骑士勋章的象征意义大于对其战功的褒扬，是“对所有U艇官兵坚持不懈、共渡难关的认可。”但他同时也认为，在他获得高规格勋章时，已经很少能听到振奋人心的胜利，而他还能在艰难的地中海把成功的消息传回德国。其实，布兰迪的过人之处在于，即便在极危险的水域里他也从不畏惧向战舰发起进攻——他所在的地中海战场有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和空军基地，英军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亦很严密，而地中海本身相对较浅，多数时候还清澈见底，使德军U艇活动的空间和躲闪余地都很小，但即便如此，布兰迪也极少让进攻敌舰的机会溜走。据说，被他击沉的战舰至少包括一艘轻巡洋舰、一艘布雷艇和三艘驱逐舰，他还击伤过“罗德尼”号（HMS Rodney）战列舰、“卓越”号（HMS Illustrious）航母和“可畏”号（HMS Formidable）航母，因而被称为“整个战争期间击沉击伤敌方战舰最多的人。”⁽²⁾在U艇部队损失惨重、对战争全局的影响日渐式微的艰难时刻，布兰迪的这种奋勇作战的坚定信念，无疑是邓尼茨最为赏识、也认为最值得褒奖的。

但是，U艇部队实在是强手如云，对布兰迪“意外”获颁最高战功勋章，并非人人都感到心悦诚服。布兰迪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上报的战绩与战后确认的战果差距实在太大（上报击沉11万余吨，实际确认的仅为31689吨），许多海军历史学家和研究者都把他作为U艇艇长中高估战果的最典型的代表。军史家沃瑟（Jordan Vause）曾写道：“……如果布兰迪不是故意伪造战果的话，那么他也太过于明目张胆地夸大或拔高战绩。他在各个时段声称先后击沉了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几艘驱逐舰，此外还有数量惊人的商船，事实上，他得到确认的战果非常平庸。布兰迪也使吕特获得的最高战功勋章蒙上了阴影。这枚勋章授给布兰迪显然是出于权宜之计，而不是以战绩和荣誉为基础。每当有人把德国的军事荣誉勋章贬得一钱不值时，他们总会拿布兰迪做例子。”⁽³⁾英国海军史学者康普顿-霍尔（Richard Campton-Hall）说得更加直白：“……只有一位叫布兰迪的艇长看起来一直在蒙骗海军总司令部，而他却获得了所有战功勋章中最高的一等。”⁽⁴⁾的确，由于确认的战果仅有31689吨（12艘），布兰迪不仅无法跻身于战绩在10万吨以上的34名顶尖艇长之列，就是在下一档次——击沉敌船5万吨——的50名艇长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他是如何成为获颁钻石骑士勋章的两名艇长之一的呢？有后人曾尖刻地写道：“……布兰迪靠的是欺骗。交战各方战时都有高估战果的情形，但布兰迪所做的远不止是高估，他是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如果你声称击沉了一艘英军战列舰，那么你最好有点把握，因为英国皇家海军总是赶在德国人前面公布自己被击沉的某艘战列舰，但布兰迪从未真正地击沉过任何战列舰……在一个由骗子们组成、建立在谎言之上、并靠撒谎过活的政权里，布兰迪在骗术方面胜过几乎每个人……这就是布兰迪一生中真正的成就。”⁽⁵⁾不过，也有一些史家为布兰迪进行辩护，如德国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斯图加特大学教授罗韦尔（Jürgen Rohwer）曾写道：“……我认为判断潜艇的战果报告是相当困难的。布兰迪是个年轻指挥官，迟至1943年才进入U艇王牌的行列。那时已经很难有机会直接目击是否击中了敌船。多数情况下，艇长们都是根据回声判断是否命中目标并做出相应报告的，报告中出现错误也有多种原因，特别是当U艇使用声自导鱼雷时更是如此。可能布兰迪以过于乐观的方式解释了他所收到的回声，但在此方面他并不非什么特例。他进行过很多次出海作战，更向盟军战舰发起过许多次大胆的攻击。”⁽⁶⁾

本章主要介绍布兰迪在二战期间指挥U-617、U-380和U-967等潜艇的作战经历。

早年岁月：从扫雷艇艇长到U艇见习艇长

作为一位知名度有限的U艇艇长，德国和西方几乎很少有人系统研究过布兰迪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后人除了知道他于1914年6月20日出生在多特蒙德，父亲是当地煤矿的一名主管外，⁽⁷⁾对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可谓知之甚少。青少年时期的布兰迪喜爱建筑艺术，在多特蒙德的文理中学读书时有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但这个梦想只有等到1945年之后才有机会实现。父亲希望布兰迪在高中毕业后加入海军，但他本人不太情愿，不过还是按照父亲的愿望于1935年4月加入海军，成为“35级学员队”的一名预备军官（Offiziersanwärter）。布兰迪的“35级”同学共有462人，其中的351人是航海专业学员，余者皆为技术类专业的学员，“35级”学员中有很多人成为U艇艇长，其中比较出名的包括获双剑骑士勋章的祖伦（Reinhard Suhren）、获橡叶骑士勋章的恩德拉斯（Engelbert Endrass）和拉森（Georg Lassen）等人。

1935年4月5日至6月17日，布兰迪等“35级”学员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新兵训练营接受了基本训练，而后获准身着海军制服，开始为期3个月的海上训练。布兰迪等在三桅训练舰“福克”（Fock）号完成海上基本训练后，于1935年9月25日被授予“海军后备军官下士”（Seeadett）军衔。1935年10月至1936年6月，布兰迪随“埃姆登”（Emden）号轻巡洋舰周游世界，这次为期8个月的旅行应是他一生中最受教益的一段经历。⁽⁸⁾旅行结束后，学员们面临着严格的考试，失败者的海军生涯将就此戛然而止，而过关者则被提升为“海军二级中士候补军官”，同时进入弗伦斯堡-米尔维克的海军学院继续深造。1936年7月1日，布兰迪通过考试后进入海军学院，开始为期10个月的正规军官教育。这所由德皇威廉二世1910年亲手创建的学院，是培养海军军官的摇篮，也是每个海军军官心中的圣地。1937年4月，布兰迪在海军学院通过了综合毕业考试，随后被派到专门学校接受鱼雷、反潜和海岸炮兵方面的训练。1938年1月1日，布兰迪晋升为“海军一级中士候补军官”，随即被分配到扫雷艇M-125号上担任第三值星官，时任艇长为察普（Robert-Richard Zapp）上尉（后任U-66艇艇长，1942年4月23日获颁骑士勋章）。⁽⁷⁾1938年4月1日，布兰迪晋升为海军少尉。

摄于1938年，一艘德国潜艇正在波罗的海进行训练。

时间地点不详，一艘VII级U艇上的官兵正在进餐，从背景中排列整齐的其他潜艇来看，本图应摄于战前或战争初期。

摄于1940年7月，德军扫雷艇编队在北海巡航，布兰迪此时为扫雷艇M-1的艇长。

1930年代末的一幅德国海军征兵宣传画，图中的背景是一艘VIIC级U艇。

1939年6月，布兰迪调往扫雷艇M-1号任首值星官。该艇艇长是颇有名气的海军上尉巴特尔斯（Hans Bartels），这位军官以足智多谋和富有想象力著称，也是布兰迪海军生涯中的一位重要导师。布兰迪随M-1号参加了二战初期的作战行动，学会了水面舰艇指挥官应具备的指挥能力和编队协同作战战术。波兰战役中，布兰迪所在的M-1艇负责为战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护航，参加了夺取维斯瓦河入海口处的维斯特布拉德岛（Westerplatte）的作战。1940年4月，布兰迪随M-1又参加了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行动，当时M-1艇俘获了挪威的一艘驱逐舰和一整个鱼雷艇支队。挪威投降之后，巴特尔斯因战功获颁骑士勋章，同时调任“挪威巡逻艇支队（Vorpostenflottille）”指挥官，M-1艇艇长职务则由布兰迪继任（他在1940年4月获颁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5月时晋升为海军中尉）。巴特尔斯曾在1941年出过一本书（或为纳粹宣传部代笔），专门描述过M-1扫雷艇在挪威战役中的经历。不过，巴特尔斯最绝的地方是他根据挪威渔船的设计来改造德军扫雷艇，还在1940年10月擅自下单订购了11条改进型扫雷艇，随后却要求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付账。这一出格举动使他丢掉了官职，被贬往驱逐舰Z34号上任大副，任务是“重新熟悉适当的海军程序。”⁽⁹⁾不过，布兰迪与巴特尔斯的渊源并未随着职务的交接而结束，巴特尔斯结束了驱逐舰上的“惩罚性服务”后又回到挪威，除负责设计和构筑强大的海岸防御体系外，他还富有想象力地组建了小型潜艇编队，并不断地游说上级批准生产小型潜艇。1944年1月，巴特尔斯的不懈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希特勒批准建造50艘小型潜艇，要求既能携带水雷，又可作为单人鱼雷艇，以求成为阻止敌军海岸登陆的重要防御武器。布兰迪在二战的最后阶段里接过了巴特尔斯首创的事业，在荷兰出任小型潜艇编队的末任指挥官。

U艇部队在波兰战役中开始攻击英国军舰和船队。1939年9月19日，U-29艇艇长舒哈特（Otto Schuhart）上尉炸沉了英军“勇敢”号航母，10月14日，普里恩的U-47艇成功奇袭了戒备森严的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炸沉了英军战列舰“皇家橡树”号。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成功，使U艇部队顿时成为德军骄子，而纷纷取得战果的艇长们迅速成为名噪一时的英雄。出于对这一新兵种特有魅力的向往，布兰迪在1939年底第一次申请加入U艇部队，但不知出于何故被拒绝了。曾有资料介绍，德国海军在战前每年征召13000人，其中仅有三分之一能通过潜艇部队的资格审查，而其中只有60％的人被最终接受。⁽¹⁰⁾即便到U艇部队早已风光不再的1944年，该兵种的新兵审核通过率仍然只有37％，足见这个兵种始终不肯放松兵员选择的高标准。至于布兰迪被拒的原因，或许是由于扫雷艇支队不肯放人，也可能是他存在着某些欠缺，使U艇部队认为他并不适合潜艇作战。

1941年4月，布兰迪加入U艇部队的第二次申请终于得到批准，奉命来到潜艇学校接受理论和实际操作训练。U艇部队指挥官邓尼茨在荷尔斯泰因的诺伊施塔特（Neustadt）建有新潜艇和艇员训练基地，规定所有人员不论军衔级别，都必须到潜艇教导总队学习，尔后还需到总队附属的教练支队受训。⁽¹¹⁾邓尼茨要求未来的艇长们务必精通鱼雷攻击技术，必须参加近乎实战的检测和演练，还要学习使用“狼群”战术来打击有重兵护航的敌方船队。布兰迪在诺伊斯塔特受训8个月，大强度的体能训练使这些准艇长们一般都具备强健的体魄，大量的紧急下潜、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攻击等极限训练，又使他们具备了长时间出海作战所必需的坚韧神经。到训练临近结束时，准艇长们最需要的是在血与火的实战考验中学会应对复杂的天气和海洋条件，掌握带艇击沉击伤敌船的诀窍，以及了解如何在困难的作战条件下始终保持士气。1941年12月初，布兰迪完成了所有训练和考核后，奉命来到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圣纳泽尔（St. Nazaire），向U艇第7支队报到。他将作为见习艇长，登上托普（Erich Topp）上尉的U-552艇出海作战。

托普是比布兰迪高一届的“34级”学员，但1937年10月便加入了U艇部队，在U-46任过一段时间的值星官后，1940年6月至8月间曾率U-57取得过击沉敌船7艘（36862吨）的战绩。托普于1941年3月改任VIIC级的U-552艇艇长，在布兰迪登船报到之前，他又击沉了14艘敌船，其中包括10月31日击沉的美国军舰“鲁本·詹姆斯”号（USS Rueben James）——当时美国还是中立国，不过，从托普击沉“鲁本·詹姆斯”号的这一天起，德美双方事实上已处于交战状态。托普1941年6月即获颁骑士勋章，1942年4月成为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同年8月又在骑士勋章上缀上了双剑饰，是U艇部队最著名的指挥官之一。虽然其年龄比布兰迪还要小两个星期，但托普是邓尼茨最资深的艇长之一，其丰富的经验和出色的战绩足以担当布兰迪的导师。有后人曾说，布兰迪能在托普这样的王牌艇长指导下见习，实在是他的幸运。

时间地点不详，一艘U艇正在举行下水仪式。

可能摄于1942年，托普的“红魔”艇U-552正在进港。1941年12月至1942年2月间，布兰迪作为见习艇长曾在U-552上服役。

摄于1941年夏，获得骑士勋章时的托普。

摄于1941年末或1942年初，托普正在签发传给U艇指挥部的电文，布兰迪此刻在前者的U-552上任见习艇长。

摄于1941年底或1942年初，一艘U艇正在北大西洋顶风破浪地前行，据说这艘U艇就是正朝加拿大东海岸开去的U-552。

布兰迪随U-552的第一次出海作战发生在1941年12月25日，终于次年1月27日，历时34天。U-552当时的目标是位于北大西洋中央的亚速尔群岛（距葡萄牙西海岸约1800公里），由于是盟军重要的补给基地，这里可谓戒备森严，同时其周边海域的气候更是变化无常。出海几天后，U-552抵达了亚速尔群岛中的圣米格尔岛外海，托普乘着夜色溜进了重要港口蓬塔德尔加达（Ponta Delgada），但没有发现合适的目标。⁽¹²⁾1942年1月3日，托普奉命与其他5艘U艇分头驶往加拿大海域。从此处向北驶往加拿大海岸的1900公里航程中，布兰迪亲身体会到了大洋的威力，途中的风暴使航行异常艰难，汹涌的波涛时常淹没潜艇指挥塔，舰桥上的瞭望哨必须用皮带互相捆绑在一起，才能避免巨浪把他们冲进咆哮的大海。这种天气对老手托普来说也是个严峻的考验，此外U-552还出现过一些技术故障，包括鱼雷发射装置和右舷引擎的故障，由于是临时接受任务，U-552没有携带必要的冬季装备（艇员们甚至都没有准备棉衣），更没有准确的海图。不过，在托普的沉着指挥下，U-552还是成功摸到了加拿大纽芬兰东南角的开普雷斯（Cape Race）。1月15日凌晨1时许，U-552在开普雷斯西南外海击沉了一艘没有护航的英国武装商船，当托普宣布击沉敌船时，艇员们的兴奋和自豪感深深感染着布兰迪，仿佛一路所受的磨难霎那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布兰迪全程都在观察托普如何指挥艇员渡过难关和展开攻击，与托普及艇员们的密切接触，使他更深地意识到，在潜艇这个到处充斥着噪音、飘荡着怪味的狭小空间里，艇长既要通过作战成功与所有艇员建立互信，又必须在长时间没有发现目标时，竭力保持艇员的士气，确保每个人都能有效率地完成各自的工作，否则，单调机械的海上生活会导致效率低下和懈怠，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潜在的灾难。

1月18日拂晓，托普又盯上了一艘2600吨的美国商船，他在四次进攻中发射了四枚鱼雷，但全都鬼使神差地错过了目标。这艘商船不仅极力躲避，还多次发射信号弹，并在第二次受到攻击时就发出了求救信号。托普丝毫没有慌乱，布兰迪在一旁仔细观察着他如何下令追击，如何在距商船500米处冷静地发起第五次攻击。鱼雷这一次命中了商船船尾，致使它在10分钟内开始下沉，不过，船头依然漂浮了25分钟，28名船员试图乘救生艇逃生，但在寒冷的冬日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两天后的20日傍晚，U-552在返航途中发现了一艘希腊商船，这是ON-53船队的一只掉队商船，托普追上后于6点30分用炮弹发起了进攻，整整一个半小时里，U-552发射了126枚88毫米炮弹，直到将商船炸沉为止。⁽¹³⁾除非U-552用完了鱼雷，或者出现了鱼雷发射故障，否则，托普的攻击方式——以100多枚炮弹彻底炸毁对手——就多少有些不职业，布兰迪对此不知会做何感想？

无论如何，U-552的这次远航击沉了3艘商船，1万吨的总吨位数虽然算不上特别醒目，但布兰迪还是从托普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也许是和加拿大有缘，布兰迪的第一次出海作战是在加拿大海岸，战争结束时他所投降的盟军也是加拿大部队，并最后从加拿大战俘营中获释。

托普对布兰迪的表现评价颇高，尤其是后者在紧急情况下的处变不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月27日，U-552回到圣纳泽尔基地，托普在提交的报告中称布兰迪“不像是初次出海作战的手足无措的新手，倒像个经验丰富的优秀U艇指挥官。”另外，托普还在其他场合称布兰迪“总是表现得很欢快，显得无忧无虑……他是个很受欢迎的人物。”⁽¹⁴⁾其实，布兰迪除加入U艇部队的时间较晚外，他在个人素质、悟性和领导能力等方面并不逊于在职U艇艇长，毕竟他本人受过完整的教育和训练，又曾当过扫雷艇艇长，水面舰艇上的丰富经验对他的U艇生涯自然会有不小的帮助。

回到圣纳泽尔基地后，布兰迪曾返回老家多特蒙德短暂休假，不久后收到U艇指挥部的命令，要求他到汉堡的布洛姆-福斯（Blohm & Voss）造船厂，参加VIIC级新艇U-617号的下水仪式——1942年4月9日，布兰迪被正式任命为U-617艇艇长。

U-617：北大西洋一鸣惊人

初创于1935年的U艇部队到1941年9月二战爆发两周年之际，已有230艘U艇下水服役（其中48艘被击沉），1942年时拥有的潜艇数更是达到了1939年的3倍。潜艇数量的大幅增加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称职能干的艇长，邓尼茨的信条之一就是潜艇的建造工期可以缩短，培养优秀艇长的时间却绝无可能大幅缩减。这也是布兰迪作为称职的扫雷艇艇长，还需经过相当时间的训练和见习，才会被授权指挥自己的U艇的原因。另外，U艇部队曾出现过数起由于艇长和艇员训练不足而酿成悲剧的事例，最突出的一例当属1941年8月损失的U-570。该艇艇长拉姆洛（Hans Rahmlow）由于获准独自带艇的时间过早，使他既无能力使艇员信服，又不能与艇上的其他军官和睦相处，以至最后在面对危机时完全失去了掌控能力。8月27日，举止失措的拉姆洛在爱尔兰海岸附近向英国皇家空军第269中队投降，把未受任何损伤的U-570交给了英国人。⁽¹⁵⁾虽然拉姆洛投降的真正原因可能更为复杂，但不容置疑的是他本人此后的一生都活在耻辱中，其行为也曾令海军、特别是U艇部队蒙羞。这一事故发生后，邓尼茨进一步加强了对新艇长的训练强度，只有在认定新艇长完全准备就绪的情况下，U艇指挥部才会赋予其独自带艇的重任。

摄于1942年4月9日的汉堡，布兰迪的U-617正在进行下水服役仪式。

摄于1942年，几位U艇军官在一起，右一为布兰迪。

U艇部队任命艇长接掌新艇时，还有一项雷打不动的规矩，即这位艇长要先带艇进行最长可达6个月的检验和试航。布兰迪虽被委任为U-617艇的艇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立即出海和加入“狼群”作战，他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来熟悉潜艇的性能，以及艇员们的个性和爱好。布兰迪来到基尔的U艇第5支队进行训练时，他手下的多数艇员都是新手，只有领航员和4名水手有着多少不等的实际经验。1942年4月至8月底，U-617先在基尔港进行测试，然后在格腾哈芬（Gotenhafen）的U艇鱼雷测试指挥部进行鱼雷发射试验，随后又参与过U艇第5支队组织的战术演练与艇群合练。布兰迪还在波罗的海进行过潜艇耐久性测试，当时潜艇进入慢速航行阶段，试验两台电机同时工作、以及只有一台电机运转时的性能表现。虽然布兰迪理解这些测试、试航和训练的必要性，但也时时感觉枯燥乏味，他和艇员们的心思早都被北大西洋上的破交战勾走了。

1942年8月29日，布兰迪开始了自己作为艇长的处女航，他的U-617与另两艘U艇一起离开基尔朝着冰岛方向驶去。在描绘U-617处女航的一些细节前，有必要简略提及1942年9月至10月间U艇在北大西洋的部署情况。邓尼茨在这段时间里一共派出过73艘U艇在北大西洋巡弋，9月初，U艇指挥部组织了“洛斯”（Loss）、“福韦尔茨”（Vorwärts）和“普法伊尔”（Pfeil）艇群等三个“狼群”，负责打击北大西洋中的盟军运输船队。⁽¹⁶⁾组成每个艇群的U艇几乎每天都有变化，有些潜艇因伤退出，有些则因燃油不足或鱼雷告罄，而被迫返回基地或在海上进行补充，而新的潜艇也会奉命从本土或法国赶来取代退出的老艇。这些“狼群”的名字并非一成不变，老的艇群逐渐撤出或换上新的名字，而全新的艇群又被组建起来投入战斗，邓尼茨和U艇指挥部则通过无线电全面遥控各“狼群”中的每艘潜艇。另外，到1942年秋时，几乎所有U艇都装备了名为“梅托克斯”（Metox）的米波雷达探测仪，这种装置理论上可以帮助U艇侦测到敌机或敌船上的搜索信号，虽然略显原始，但非常实用，大大减少了U艇穿越比斯开湾时受损的可能，也迫使英军在1942年10月1日完全取消了比斯开湾中的高密度空中攻击行动。不过，“梅托克斯”有个致命的弱点，即不能侦测厘米波雷达信号，而英军的护航舰艇、远程和超远程反潜战机中有一些已装备了厘米波雷达，突然现身的它们往往能挫败“狼群”的进攻，击沉或至少重创某些U艇。

邓尼茨U艇指挥部的军官们正在研究作战计划，中为邓尼茨的作战部长戈特（Eberhard Godt）海军少校，左为厄尔恩（Victor Oehrn）海军上尉，图片摄于1940年前的某个时候。

时间不详，一艘U艇正在水面上乘风破浪地航行。

就天气来说，U-617的首航并不令人愉快。原本结伴航行的3艘U艇8月31日时在挪威南部水域分手，布兰迪负责巡弋的海域天气十分糟糕，狂风巨浪推着U-617在大海中起伏颠簸，潜艇中没有固定住的东西都在左右滑动，一多半的餐具都被摔得粉粹。艇员们虽然士气不错，但被剧烈的颠簸折腾得无法休息，人人精疲力竭。瞭望哨顶着风浪观察周边的水域，但除了扑面而来的巨浪和黑森森的海洋外，什么都看不清楚。这样的航行一直持续了数日，风暴一点没有减弱，首值星官高蒂尔（Georg Gautier）少尉在夜间嘹望时还几乎被巨浪卷走，最后幸运地跌落在甲板炮附近。9月5日风暴稍平，但盟军的反潜飞机又出来四处搜索，在U-617附近海域扔下的几十颗深水炸弹，迫使布兰迪五度命令紧急下潜，虽然潜艇毫发无损，但憋在水下避敌和等待深水炸弹爆炸时的压抑感，让包括布兰迪在内的每个人都神经紧绷，疲惫不堪。

德军王牌战斗机飞行员莫尔德斯曾说，飞行员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在未受到过度惊吓的情况下取得首胜。这一断语同样适用于首次出海的U艇艇长，击沉第一艘敌船甚至还具有更大的意义。一艘潜艇中除艇长和4至5名军官外，还有大约40至50名艇员，这些艇员与水面舰艇上的水手完全不同，他们无不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为荣，甚至以这项工作所包含的危险和不舒适为傲。U艇艇员普遍相信自己是海军最优秀的成员，他们愿意为值得效力的艇长献出生命，也把成功的艇长获得的荣誉当作自己的荣誉。对他们而言，海军、帝国或元首都是抽象的概念，他们最在意的就是艇长这个领导者。他们可以容忍恶劣的工作环境、单调乏味的生活以及深水炸弹那足以摧毁神经的爆炸声，但不能容忍一个不能带艇获胜的艇长，更鄙视惊慌失措的失职艇长。布兰迪这种新人如果想领导这样一群骄傲的艇员，就必须尽快取得首胜，用战绩来建立威信和赢得尊重。U艇艇长也许要花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才能在茫茫大海上寻觅到一个猎物，有时却受限于天气或作战条件而无法取得哪怕一次胜利。不过，“鸿运当头”之时，U艇甚至都不需太多嘹望，就能发现由几十艘商船组成的一整支船队。有时整个U艇艇群都会撞上好运气，就像“快乐时光”里发生的那些战事，随便一艘U艇都能击沉敌船，但也有如同1941年头几个月那样的令人懊恼的时段，当糟糕的天气使对手暂停组队出海时，U艇也就只能无望地来回游弋。布兰迪在海上与风浪搏斗了近十天后，他的好运气就要到来了。

9月7日凌晨，U-617发现了一艘孤零零的拖船，当时它的船速很快，呈之字形朝着冰岛的雷克雅未克方向行驶。布兰迪决定击沉这艘毫无防备的拖船，但由于天气和海浪等原因，或许还有过于兴奋的因素，布兰迪花了6个小时才找到理想的攻击位置。不过，发起攻击前一刻，拖船突然改变了航向。布兰迪耐着性子再次寻找攻击位置，期间拖船又一次改变航向，直到最后才被U-617发射的两枚鱼雷击中。爆炸声传来时，U-617的艇员们兴奋地相互拥抱，满含笑意地向艇长表示祝贺。布兰迪估计首个牺牲品约为1400吨，但这艘法罗群岛籍的“托尔（Tor）II”拖船实际排水量仅292吨，这是他第一次显著地高估战果。

可能摄于1942年初秋的出海作战期间，布兰迪在U-617的瞭望塔上抽烟。

图为1942年9月23日被布兰迪击沉的英国油轮“阿瑟尔苏丹”号。

图为1942年9月23日被布兰迪击沉的英国商船“田纳西”号。

取得首胜之后，布兰迪和艇员们紧绷的神经暂时松弛了一下。活跃在北大西洋的“福韦尔茨”艇群也取得了不错的战果，隶属于艇群的12艘U艇（其中8艘的艇长与布兰迪一样都是处女航）向盟国OB-127船队发起了多次进攻，成功击沉了总吨位118000吨的19艘商船，以及包括加拿大驱逐舰“渥太华”号在内的两艘军舰（盟军确认的损失是“渥太华”号驱逐舰和7艘商船，合计吨位51500吨，另有4艘油轮受伤）。⁽¹⁷⁾不过，邓尼茨和U艇指挥部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一边谨慎地控制着艇长们的满足感，一边准备规模更大的海战。

9月12日，布兰迪收到加入“普法伊尔”艇群的命令，开始向新的会合地点进发。海上的天气一直未见好转，十级狂风使U-617像蜗牛一般爬行，但又不能在水下潜航过久，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布兰迪在与风浪搏斗中消耗了大量燃料，却没能再发现任何一艘敌船。布兰迪有点沉不住气了，他开始担心剩下的燃料还能支撑多久。9月18日，“洛斯”艇群中的U-599艇意外发现了向东行驶的盟国SC-100船队，这支船队由24艘满载货物的商船组成，护航舰艇包括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两艘海岸警卫船、来自英美和加拿大的7艘轻型护卫舰等。U-599艇艇长布赖特豪普特（Wolfgang Breithaupt）将情况上报给U艇指挥部后，邓尼茨指示“洛斯”艇群的其他U艇立即前来支援。U-757、U-259和U-659等多艘U艇开足马力全速赶往战场，试图撕咬SC-100船队这只肥硕的猎物。为确保成功，邓尼茨又命令“普法伊尔”艇群与“洛斯”艇群会合，形成拥有21条U艇的强大作战力量，与此同时，他还批准“洛斯”艇群中已咬住船队的潜艇发起攻击。接到命令后，“洛斯”艇群的U-373和U-596几乎同时向SC-100船队发起攻击，U-373艇艇长勒泽尔（Paul-Karl Loeser）声称击中了一艘加拿大轻型护卫舰（其实是错失了目标），U-596艇则在9月20日成功击沉了一艘5676吨的英国货船。

9月20日的战场上巨浪滔天，强烈的飓风令海面上一刻不得安宁，已被咬伤的SC-100船队在风浪中挣扎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提防着隐伏于黑黢黢的水面下的U艇。其实，U艇们也一样正在苦苦挣扎，“普法伊尔”与“洛斯”艇群已无会合的可能，前一艇群中只有卡皮茨基（Ralph Kapitzky）的U-615艇、梅森豪森（Wilhelm von Mässenhausen）的U-258艇及时赶到战场，布兰迪的U-617等都还在航行的途中。卡皮茨基曾向U艇指挥部报告，称自己不得不放弃进攻两艘护卫舰的机会，因为“咆哮的大海使他根本没有机会瞄准。”U-599、U-596和U-755等艇也向邓尼茨报告了类似的困难局面，不过，这些U艇并没有彻底放弃咬住SC-100船队的希望。

21日凌晨时，风暴仍然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SC-100船队的负责人盖尔（N.H. Gale）、护航舰艇总指挥海涅曼（Paul R. Heineman）决定让船队迎着风暴前进——这可能是在避让和退却尽皆无济于事时迎击风暴的最佳办法，这种策略能使各船只减少与风暴的接触面积，缩短与风暴接触的时间，有可能让船队尽快冲出风暴圈。但是，理论上的最佳方案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这些船只上装满了汽车、卡车、飞机、拖拉机和木材等各种物资，船队中只有部分船只设法做到了迎着风暴航行，就连英军轻型护卫舰“金莲花”（Nasturtium）号都在风暴中迷失了方向——该舰舰长史密斯（C.D. Smith）曾忆称：“……我的船舵机被卡住了，我们发现自己在最糟糕的一场风暴中竟打起了转转……”⁽¹⁸⁾SC-100虽在海战的中间突然尴尬地陷入了进退两难的窘境，但天气还是公正无私的，德军潜艇们也有自己的大堆麻烦：U-221的天线在早晨8点被强风吹断，U-432的一名艇员在关闭指挥塔舱门被风浪击倒，造成双臂立时骨折，U-258的领航员甚至还在风浪中坠海失踪了……由于风暴过于猛烈，远在巴黎指挥部里的邓尼茨下令取消了作战。

狂风在22日有所减弱，大海略微平静了一些。海涅曼开始着手收拢SC-100船队的掉队船只，但他仍然十分担心随时可能再起的风暴，也很忧虑德军潜艇会乘隙突然进攻。忙碌的上午过后，英军“金莲花”号护卫舰、美军“斯宾塞”（Spencer）号海岸警卫船等护航舰只总算将12艘商船聚拢起来，船队继续朝着东面的英伦三岛方向驶去。昼夜交替，日出日落，SC-100船队在渐趋安静的大海中安全行驶了24个小时。海涅曼和船队的诸位艇长、船长们以为已度过了危险期，但他们并不知道，有一艘U艇远远跟在他们的身后已经很长时间了。这艘U艇就是U-617，布兰迪曾一度失去了目标，当他突然在潜望镜中瞥见船队的身影时，虽然兴奋异常，但还是竭力抑制住立即进攻的念头，他一直耐心地尾随着船队，等待着夜幕的降临。23日夜8时左右，SC-100船队的总指挥盖尔正坐在油轮“阿瑟尔苏丹”号（Athelsultan）的船长室，与船长多诺万（J.D. Donovan）饮茶闲聊。突然间，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将盖尔和多诺万从座椅上摔下，就在他们惊魂未定之时，又传来更刺耳的一声爆炸——布兰迪发射的两枚鱼雷命中了“阿瑟尔苏丹”号的右舷引擎室！排水量8882吨的“阿瑟尔苏丹”号是SC-100船队的“旗舰”，随着海水灌入各个角落，这艘160米长的油轮很快遭遇了厄运，船员们惊恐地跳上救生艇逃命。盖尔下落不明，船长多诺万在下沉中的油轮附近抓住了几块木头，最后幸运逃生（总共只有8人获救）。布兰迪在U-617的航海日志中曾写道：“……击中油轮。紧急下潜。在艇内就能听到第二次爆炸发出的声响，随后又传来连续的爆炸声（锅炉爆炸）。光用耳朵就能准确无误地做出结论：油轮正在下沉。”⁽¹⁹⁾

U-617发起的突袭令SC-100船队的阵形大乱，油轮爆炸引起的大火也点亮了周边的海面，虽然失去了总指挥盖尔，海涅曼手下的护航军舰也一时搞不清潜艇的方位和距离，但在救起落水船员后，整个SC-100船队还是继续向前方小心地驶去。布兰迪紧急下潜后并没有撤离，他仍然隐伏在船队洒下的阴影中待机而动。当夜21点20分左右，在格陵兰最南部的法韦尔角（Cape Fairwell）东南海域，SC-100船队落在最后面的一艘货轮出现在布兰迪的潜望镜中，他在航海日志中曾这样记载过此后的情形：“……［21:21］在130度方向发现落在船队最后面的一艘蒸汽船。[21:32］发起进攻，3号和4号鱼雷发射管发射鱼雷。错失目标，原因在于目标运动速度设定过高。掉头后再用艇尾的5号鱼雷发射管进攻。[21:42］5号鱼雷发射管射出的鱼雷命中了船体中部。蒸汽船开始倾斜，11分钟后锅炉爆炸，蒸汽船迅速下沉。估计吨位5500吨。”⁽²⁰⁾布兰迪斩获的猎物是实际排水量仅为2342吨的英国货轮“田纳西”号，它的左舷引擎室被击中后爆炸起火，36名船员中仅有16人陆续获救，包括船长、大副和轮机长在内的20名船员沉入海底。

布兰迪像一只闻见血腥便再也不肯松口的猎犬一样，依然没有收手的打算。他继续远远地跟在船队后面，等待对手放松警惕的时刻。24日上午的海面相当平静，灰色的天空中布满腥湿的铅云，布兰迪又盯上了不幸落单的比利时散货船“罗马尼亚”（Roumanie）号。9点58分，布兰迪在潜望镜中仔细观察着这艘货轮，他看到“货轮尾部有一门炮，舰桥上安装有机枪”，于是下令“下潜后进行水下攻击。”布兰迪命令发射的两枚鱼雷“均命中了目标，只能看到巨大的烟云……蒸汽船在迅速下沉。沉没时只有一些小筏子和木桶还在漂浮……”⁽²¹⁾布兰迪看到的筏子和木桶上确实趴着一些幸存者，但全体船员中最后仅有一人幸免于难。布兰迪当时曾命令救起正在挣扎的“罗马尼亚”号的轮机长，这名船员跟着布兰迪在10月7日回到了法国圣纳泽尔——战后，盟国指控邓尼茨曾在1942年9月向U艇部队下达过“处死海难幸存者”的命令，姑且不论这一指控是否站得住脚，即便确有这道命令的话，那么布兰迪也以上述作为立刻“违背了命令”。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有关研究，布兰迪在重新发现SC-100船队的第一时刻，就向U艇指挥部报告了船队的方位和朝向，但U艇指挥部竟然没有收到他的讯息，致使没有任何一艘U艇能够赶来帮助U-617。⁽²²⁾不过，U-432和U-258在24日曾偶遇SC-100船队，前者击沉了5868吨的美国货轮“彭马尔”（Pennmar）号，后者则声称击伤了两艘货轮（没有得到确认）。25日起，英军海岸司令部的反潜战机编队开始为SC-100提供全方位护航，迫使U艇放弃了继续追踪。在接下来的三日里，曾一度掉队的多艘商船陆续与船队主体会合，SC-100终于在9月29日开入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从而结束了艰难多险的航程。SC-100船队共损失了6艘船，其中一艘毁于9月15日的一起事故，另5艘（合计26331吨）被对手的U艇击沉，布兰迪的U-617就占了其中的3艘（上报总战果20000吨，实际为14787吨）。对于邓尼茨来说，投入20余艘U艇换来的战果可能并不丰厚，但对布兰迪这个新人而言，首航便能取得相当显赫的战果，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9月26日时天气开始再度恶化，布兰迪的U-617曾在狂风巨浪间与另一支规模更庞大的盟国船队不期而遇。这支代号ON-131的船队由大约30至40条商船组成，加拿大海军的2艘驱逐舰和5艘轻型护卫舰负责护航。布兰迪发现大把的猎物后，立即向U艇指挥部通报了船队的方位，邓尼茨的反应同样迅速，命令由“福韦尔茨”艇群和“闪电”（Blitz）艇群的17艘U艇组成代号“虎”的新狼群，日夜兼程地赶往布兰迪报告的方位。邓尼茨同时指示布兰迪可在援兵赶到前相机行事。布兰迪称自己发射的3枚鱼雷击沉了2艘货轮，同时还重创了第3艘，不过他的这些战果战后都没有获得确认。完成攻击后，U-617被一艘装备了厘米波雷达的加拿大军舰逼退，但布兰迪不甘心就此舍弃嘴边的猎物，他与对手玩起了6个小时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U-617每次上浮时，布兰迪都能在潜望镜中看到军舰的身影，对手还投掷了大量的深水炸弹，迫使他只得放弃进攻。昼夜兼程赶到的其他U艇，还是像赶来分食的狮子一样狠狠咬掉了几艘货轮。不过，随着天气的愈发恶劣，U艇指挥部最终取消了对ON-131的追击。

10月3日，布兰迪率U-617抵达比斯开湾，7日时回到圣纳泽尔基地。应该说，布兰迪的第一次考试的成绩相当优秀，9月25日前击沉的4艘商船都得到了确认，虽然报告的总吨位数比实际高出约25％，但这毕竟是新艇长的第一次独立出海作战。U-617在9月26日的战果（击沉总吨位8000吨的货轮2艘、重创1艘）没有得到确认，可能与恶劣的天气有关，另外，对手军舰的存在和攻击也使他无法目视敌船的沉没，或许他听到的爆炸声是未能命中目标的鱼雷发出的，而不是货轮爆炸所发出的巨响。

经过这次出海作战，布兰迪上尉（1942年10月1日晋升）精明能干的艇长形象已在U-617艇树立起来。艇员们知道自己只需安心做好各自的工作，别的一概不用担忧，艇长布兰迪会照顾好一切，也会让他们带着荣誉安全地返回基地。

最危险的水域：地中海“无畏骑士”

自1941年初抵达北非以来，隆美尔以一系列猛烈的攻势把英军赶到埃及边界，但这位“沙漠之狐”的战场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他能获得的物资装备和补给。英军非常清楚非洲德军的弱点，他们以马耳他岛为基地，用战机、潜艇和水面舰艇袭击驶往北非的轴心国船队，这一招数屡见奇效，令隆美尔的非洲军（及非洲装甲集团军）时常陷入严重的补给困境，装甲部队经常只有仅够使用三天的油料。希特勒曾命令邓尼茨派潜艇到地中海水域作战，打掉英国海空军在这片水域里的锐气和威胁。邓尼茨总体上支持这一决策，但坚决反对在并不适于潜艇战的地中海集中过多的U艇，在他的心目中，U艇最重要的任务是大西洋破交战——“只有在迫不得已、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才需从大西洋抽调兵力，数量也不宜过多，只要能满足克服危机的需要即可。”⁽²³⁾1941年9月底，6艘原在大西洋战场的U艇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11月初时，又有4艘U艇潜入地中海。这些U艇于1941年12月被编入第29U艇支队，该支队一般维持着15艘U艇的规模，加上意大利潜艇部队的配合以及出没无常的作战方式，还是减轻了轴心国船队面临的压力。这些U艇对英军驶往北非的船队也进行过无情打击，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隆美尔的地面战事，帮助后者在1942年6月成功夺取托布鲁克，以及随后在阿拉曼与英军形成对峙的局面。

1942年11月2日，布兰迪率U-617艇离开圣纳泽尔开始进行第二次巡航。出发仅两天，他又收到U艇指挥部的命令——改变航向进入地中海！收到该命令的不只是布兰迪，另外5艘正在北大西洋活动的潜艇（U-407、U-259、U-596、U-755和U-380），以及正在法国布雷斯特港的U-595都收到了这个命令。邓尼茨根据希特勒的要求，把前述7艘U艇编组成代号“海豚”的艇群，派往地中海支援那里的潜艇部队，防止盟军在隆美尔身后的的黎波利或班加西等地登陆。邓尼茨命令U-617等5艘U艇在11月8日至9日的新月之夜沿直布罗陀海峡溜进地中海，U-259和U-380则在11月10日至11日夜进入这片危险的水域。

地中海对U艇来说是一片危险度极高的水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和水情所带来的极大困难。经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本身就非易事，这条水路十分狭窄（最窄处仅8英里），强劲的水流从大西洋流入地中海，而地中海海水因蒸发的缘故含有很高的盐分，密度更大，地中海的水流在朝大西洋流动时也因之往往沉在表面洋流之下。流向大西洋的水流与流进地中海的水流在直布罗陀海峡西段的海底山脊附近会发生激烈的碰撞，引发的波浪又沿着两股水流的交汇处流回地中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U艇一旦进入地中海，再想沿着海峡撤回大西洋就几无可能。进入地中海的最好方式，是顺着大西洋表面洋流借势进入，对U艇来说，这意味着漂在水面上穿越欧洲最狭窄、防守最严密的一段水路。英军在海峡沿岸布有大量兵力，设置了密集的反潜网，驱逐舰也在不停巡弋，因而潜艇只能在夜间潜行穿越海峡。尽管官兵们事先都有思想准备，也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但是，在派往地中海的U艇中，还是至少有7艘在穿越海峡时遭到重创或完全失败。

U-617收到命令后放下手头的任务，在缺乏进一步明确指示和专门装备的情况下直接扑向直布罗陀海峡。幸运的是，包括U-617在内的所有7艘U艇都在11月8日至10日夜间成功穿越海峡和进入地中海，使该水域的U艇总数增加到25艘，但这些潜艇也在陌生的环境中面对着盟军的防御兵力、舰艇及战机的严重威胁。邓尼茨在战后回忆录中曾说：“……在地中海的狭窄水域里，敌人能够给予自己的海上交通线全程的空中保护。从苏伊士运河和亚历山大到托布鲁克和马耳他，从直布罗陀到北非和马耳他，他们的船队都一直紧贴着海岸线航行。他们很容易从陆地上给予保护。因而，从一开始地中海的U艇就面对着十分强大的防御力量。”⁽²³⁾此外，地中海的海水深度明显不足，多数时候还清澈见底，即便U艇只是伸出潜望镜，也会留下一长串的泡沫，盟军反潜战机可以轻易地发现水面下的潜艇的踪迹。在大西洋航线往返的主要是运输经济物资的大规模船队，相对而言，地中海的盟国船队一般都规模较小，但运载的多为支援北非和马耳他的作战物资和装备，所以护航力量倒是空前强大。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地中海成为危险程度最高的U艇作战水域，也注定了这里的U艇想取得大西洋战场那样的战绩几无可能。有一组数字颇能说明地中海水域就是U艇的“死地”：到1944年5月时，一共有62艘U艇先后进入地中海，但没有任何一艘能够从直布罗陀海峡溜回大西洋，所有U艇不是被击沉或遭受重伤，就是龟缩在法国的土伦、意大利的拉斯佩齐奥和波拉（Pola）、或希腊的萨拉米斯（Salamis）等少数基地里。邓尼茨对此曾表示：“……这些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一进入地中海，就如同被关进了‘捕鼠笼’。”⁽²³⁾

布兰迪率艇进入地中海的当天就赶上了一场大规模战事，即盟军以登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为目标的“火炬作战”。盟军的这次重大作战具有多重目的，除消灭非洲德军、确保地中海运输线的安全这些直接目标外，还包括震慑西班牙并使之不敢轻易加入轴心国，在维希法国和德国之间制造紧张关系，使意大利时时感受到本土遭受威胁等。而邓尼茨增援地中海U艇部队的直接目的，就是试图以潜艇战阻止盟军登陆和威胁到北非德军的后方。不过，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部显然没有汲取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中的教训——仅靠U艇的偷袭，根本不足以对抗对手有着重兵护航的登陆舰队，更何况盟军为这次行动投入了13艘航母，以及数百艘装备了厘米波雷达的各种战舰。U艇部队在地中海面对的局势比1940年4月时更加严峻，虽然指望U艇阻挡对手没有任何的可能，但希特勒还在电文中一如既往地打气鼓劲：“……致地中海的所有U艇：非洲军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你们能否摧毁直布罗陀的敌军，我期待着你们取得一场冷酷无情的酣畅大胜。”布兰迪的U-617与其他7艘潜艇被地中海U艇部队指挥官克赖施（Leo Kreisch）少将部署在奥兰（Oran）外海，负责阻挡盟军在这个方向进行登陆。虽然这些U艇对盟军舰只发起过多次攻击，但一共只击沉了8艘舰只（包括2艘驱逐舰和2艘运兵船），意大利潜艇部队出动了不少潜艇，但在大堆所谓的战果中只有4艘得到了确认。⁽²⁴⁾盟军舰只遭到攻击后，海空军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猎潜作战，U艇艇长们再也不能通过目击或潜望观察来确认战果，被迫较多地依靠爆炸声来判断进攻是否得手。但是，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实际上有可能是鱼雷过早爆炸，或深水炸弹爆炸时发出的声音，于是，1942年11月间的地中海战场便出现了大量无法确认的战果，布兰迪更是被人称为“最乐观的战果申报者”。11月19日至23日间，布兰迪声称自己击沉了一艘5500吨的货柜船（并击伤了相同吨位的另一艘货轮），还击中了一艘33950吨的战列舰、一艘6496吨的轻巡洋舰及一艘1500吨的驱逐舰。事实上，这些“极显赫”的战果竟没有一艘能得到确认！U-617在11月19日完成攻击后，曾遭到4个小时的追杀，期间先后有80多枚深水炸弹在潜艇周围爆炸。在盟军的“火炬作战”期间，共有5艘U艇被击沉，U-81和U-458等6艘潜艇也带着满身的创伤和各种机械故障，脱离战场后溜回各自的基地。

U-617于11月28日驶入意大利拉斯佩齐亚港，休息了三周后，布兰迪在12月21日率艇进行第三次出海作战。在这次一直延续到1月17日的航行中，布兰迪取得了纸面上十分惊人的成功。他报告说击沉了总排水量达25600吨的8艘敌船（含一艘驱逐舰），并重创了总计14000吨的2艘货轮。如果这些都是实情，那么这些战果绝对可算是地中海战场上的一大成功，但实际上，布兰迪的战果中只有3艘得到了确认：12月28日凌晨，U-617在班加西外海击沉了英军蒸汽拖轮“圣伊赛”（HMS St. Issey）号，这一战果得到了确认，但吨位仅为810吨。这艘拖轮拖曳的驳船是布兰迪的下一个目标，但他错失了靶子。另外两个获得确认的战果是在1943年1月15日取得的，即一艘4324吨的希腊货轮和一艘1862吨的挪威货轮。前述三艘船的总吨位数只有7000吨，至于布兰迪声称击伤的两艘货轮则根本无法确认。不过，其他U艇艇长也在同期出现过显著的高估现象，如U-375艇艇长克内坎普（Jürgen Könenkamp）声称击沉了一艘10000吨的“伦敦”级巡洋舰，实际上只是击伤了一艘2650吨的布雷艇；U-443艇的艇长普特卡默（Konstantin von Puttkamer）报称击沉了6000吨的货柜船一艘，但其实际吨位数仅为1600吨。

虽然史家们战后的研究表明布兰迪的确大大高估了战果，但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尤其是在北非局势急转直下的时刻（隆美尔正在节节败退，北非德军很快就只剩下突尼斯的桥头堡了），邓尼茨没有理由不对布兰迪做出嘉勉的姿态，后者也顺利成章地在1943年1月21日获得骑士勋章。布兰迪此时上报的战绩相当突出，击沉包括1艘驱逐舰在内的15艘敌方船只（58700吨），另外击伤6艘舰只（61500吨）！⁽²⁵⁾U艇指挥部对布兰迪十分信任，并没有怀疑过他的战果存在误报或夸大的成分。但是，邓尼茨对U艇指挥官过高估计自己击沉的商船数和吨位数，并非一无所知或毫无警觉，他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各艇长的报告不免有夸大之处，这种误差是人为造成的。虽然各潜艇也想精确地报告击沉数，但当许多潜艇在夜间与护航运输队作战时，由于黑暗，又是多艇同时攻击，再加上不可能用太长时间去仔细观察攻击效果，因此很难弄清敌船是谁击沉的。在各艇单独击沉敌舰的情况下，潜艇的报告经过后来的证实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但总的说来潜艇指挥官在战争期间对战绩的估计还是偏高。”⁽²⁶⁾邓尼茨所言不虚，几乎所有的王牌艇长，包括大名鼎鼎的克雷奇默、吕特、托普和祖伦等人，在作战初期都曾不同程度地高估过战果，但随着他们各自的作战经验的日益丰富，其高估比例已从初期的平均25％左右，下降到战斗生涯结束前的15％，但也有很多艇长高估战果的比例更高，达到40％乃至50％的人比比皆是。布兰迪堪称所有王牌中的“高估冠军”，终其整个军旅生涯，高估比例竟达到68％！难怪战时总是有人对布兰迪一再获颁高规格勋章感到不服，战后更有人嘲笑他“完全是靠虚报和高估战果才能跻身于王牌和精英之列。”

1943年1月27日至2月13日间，布兰迪率领U-617再次出海作战。他在这趟巡航中取得了击沉3艘敌船的战绩，虽然3个战果都得到了确认，但实际吨位数只有7000吨，远远少于他上报的12450吨。2月1日，布兰迪在托布鲁克东北近海击沉了英军一艘由巡洋舰改装的布雷艇“威尔士人”号，造成242名水手和乘客中的154人丧生，这艘军舰虽然仅有2650吨，但被后人认为是布兰迪军旅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成功，因为这艘军舰在1942年初夏解救马耳他岛的作战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为留守马耳他岛的守军和潜艇运来了至关重要的武器弹药和补给），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和邓尼茨都曾对布兰迪一举击沉了这个宿敌感到欣慰。

摄于1943年1月21日的萨拉米斯港，获颁骑士勋章的布兰迪上尉。

摄于1943年初，停泊在意大利波拉港基地的U-617。

摄于1943年，U-617艇的几名艇员正在工作中，背景是意大利波拉港。

摄于1943年1月21日的萨拉米斯港，布兰迪上尉（右）获得了骑士勋章，左为爱琴海德国海军指挥官弗尔斯特（Erich Förste）少将。

摄于1943年，布兰迪的U-617正在出海或返回基地。

摄于1943年1月21日，布兰迪获得骑士勋章后接受艇员们的祝贺。

摄于1943年1月27日的意大利拉斯佩齐亚港，布兰迪准备率领U-617艇出海作战。

布兰迪对战果的高估并没有随着经验的增多而减少，反有愈演愈烈之势。1943年3月25日，U-617从波拉港出发，开始了为时23天的第5次巡航。在这次出海中，布兰迪声称取得了如下战果：击沉英军一艘8000吨的“乌干达级”巡洋舰，重创2艘驱逐舰，以及一艘充作运兵船的23500吨的远洋客轮。虽然布兰迪进攻战舰的勇气“殊为可嘉”，但这些战果没有一艘能够得到确认。到4月11日，布兰迪至少在报告中已取得了显赫的成功——击沉敌方船只19艘（总吨位8万吨，包括2艘巡洋舰和1艘护航驱逐舰），另外击伤敌船9艘（88500吨，含1艘战列舰、1艘大型运兵船、1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²⁷⁾邓尼茨对布兰迪的勇敢和战绩显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4月11日提请希特勒授予布兰迪橡叶骑士勋章，后者由此成为第224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也是海军第26位、U艇部队第22位获此勋饰的军人。布兰迪在U艇部队的知名度有了显著提高，“地中海的老狐狸”、“沉静的大鲨鱼”等绰号开始不胫而走。如果说布兰迪的确有着高估战果的习惯，但他似乎不太可能故意捏造或虚报战果。在“视荣誉为生命”的U艇部队，这样做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潜艇里的军官和几十名艇员自己就会把一个贪慕虚荣、谎报战功的骗子钉在耻辱柱上。毫无疑问，布兰迪是个颇有胆略的艇长，在别人聊起地中海战场便摇头、谈及主动攻击军舰就色变的时候，他确实还在坚持不懈地主动进攻那些对U艇和运输船队构成最大威胁的敌方军舰。布兰迪当然了解那些速度快、火力猛、随时都会投掷深水炸弹的战舰有多么危险，也深知一旦进攻不顺或错失目标，敌舰和敌机就会以强大的火力置潜艇于死地，但他依然毫不畏惧，哪怕这意味着U艇要在清澈见底的海底长时间蛰伏，甚至还有被深水炸弹击沉或炸为齑粉的可能。可能主要是囿于客观原因，布兰迪没有条件目击或亲自确认许多战果，但这并不等于他在有意地谎报战绩，更何况他的确击沉击伤过一些盟军水面舰只，对于明显处于下风的地中海U艇部队来说，这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成功。布兰迪每次向军舰进攻后，总能安全撤出或逃离，这说明他已在历时一年的作战中成熟起来，成为一个技术精湛、总能将艇员安全带回基地的优秀艇长。所以，U-617的艇员们充分地尊敬并信任布兰迪，也以能与其并肩作战为荣。

1943年的上半年是地中海U艇部队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他们的损失巨大——失去了11艘U艇、近500名经验丰富的艇员，战绩却非常惨淡——20余艘U艇总共只击沉了30艘盟军舰只和9艘帆船，这当然再次证明了U艇并不适合于对抗占尽海空优势的盟军。盟军在地中海战场建立了严密高效的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强大的海上力量时刻处于警觉和快速运动中，从马耳他岛和北非海岸多处机场频频起飞的反潜战机，也使U艇针对运输船队的攻击经常失手，甚至还遭到全方位的报复。应该说，U艇官兵的努力，对于在突尼斯桥头堡苦苦挣扎的德意军队而言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此外，地中海U艇部队指挥官克赖施的管理和指挥方式，也使辖区内的潜艇作战雪上加霜。这位海军少将特别喜欢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以无线电指挥潜艇攻防，将U艇随意地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区域，甚至每隔几小时就改变艇群的组成，不少潜艇因之疲于奔命，无所适从。另一方面，由于地中海水域里U艇作战的危险程度很高，克赖施被迫放松了对申报战果的审查，也对艇长们更慷慨地颁发勋章—有史家明确指出，德军把地中海战场取得的战果按双倍计算，如果击沉的是军舰，还会给予额外的加分。⁽²⁸⁾

1943年5月中旬，突尼斯桥头堡的20余万德意军队向盟军投降，标志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北非历险”的灰飞烟灭。邓尼茨在希特勒面前曾多次强调，派往地中海的U艇在更具决定性的大西洋战场本来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在突尼斯桥头堡覆灭之后，他却声称U艇部队对北非战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于希特勒，出于牵制盟军、保护盟友意大利的目的，始终坚持在地中海维持20余艘潜艇的兵力，哪怕现在的北非已完全落入盟军之手。不过，1943年5月和6月短短两个月里出现的突发性重大损失（大西洋战场损失了53艘U艇，地中海和北冰洋战场分别有4艘和1艘U艇被击沉），在U艇部队内部引发了一线艇长、支队指挥官与总部的大辩论，辩论的唯一主题就是是否还应该把吨位战持续下去。第27U艇支队的指挥官托普及其副手祖伦都是获得双剑骑士勋章的前王牌艇长，他们两人反对继续进行吨位战，在他们看来，德国不仅难以承受高昂的损失，即便强行为之，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成功希望。另一位双剑骑士勋章得主、U-181艇艇长吕特则力主“以最大的强度将吨位战进行到底。”布兰迪支持吕特所代表的大批一线艇长的意见。邓尼茨也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他曾留下过这样的文字：“……1943年6月，我面临着整个战争期间最艰难的一项决定。我必须下决心明确，是从所有战场撤出潜艇和取消潜艇战，还是让他们无视敌人的优势地位，以某些改进的、更适宜的方式继续作战。”⁽²⁹⁾邓尼茨预计，如果再将潜艇战继续下去，损失将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艇长和艇员们都得做出相当大的牺牲。但是，出于多重原因，邓尼茨还是作出了他所称的苦涩决定：“除了继续战斗下去，我们别无选择。”⁽²⁹⁾

1943年2月1日，布兰迪率U-617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2650吨的布雷艇“威尔士人”号，图为该艇的档案照。

1943年4月11日，布兰迪获颁橡叶骑士勋章，图为授勋后拍摄的标准照。

摄于1943年6月至7月的出海巡航途中，布兰迪坐在指挥塔边，表情显得非常轻松。

布兰迪获颁橡叶骑士勋章后拍摄的标准照。

摄于1943年，布兰迪的潜望镜中出现了敌军的一艘大型船只，最后一刻他认出这是艘医疗船，于是放弃了进攻。

时间不详，某位U艇艇长正借助潜望镜观察海面的情形。

摄于1943年夏，在一次成功作战之后，情绪高涨的布兰迪和艇员们面对镜头大笑。

一位U艇艇长和艇员们正在指挥塔嘹望，图中戴白帽的是艇长，其侧面轮廓酷似布兰迪。

摄于1943年夏，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布兰迪与U-617的艇员们在一起。

摄于1943年夏，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布兰迪作战归来时受到热烈欢迎。

1943年6月至7月间，U-617两次从法国土伦港出海巡航，但第一次为时仅一天，可能目的仅仅是测试设备和武器系统，第二次出海则从6月19日延续到7月20日，布兰迪声称击沉了一艘驱逐舰，但战果未能得到确认（地中海的7艘U艇在此期间共击沉总吨位27000吨的7艘敌船）。在7月中旬至8月中旬的盟军西西里岛登陆作战期间，地中海U艇向西西里岛近海的盟军舰只发起过多次进攻，以损失4艘潜艇的代价，换来了击沉7艘、击伤5艘盟军舰只的战果。当西西里岛的轴心国军队8月中下旬全面撤至意大利本土时，地中海U艇部队只剩下13艘潜艇仍在苦撑，湛蓝的地中海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凶险，不仅航线上到处都是护航的盟军舰艇和反潜战机，就连几个主要潜艇基地也是频遭轰炸，在那些既拥挤、又缺乏有效防护设施的基地里，U艇们几乎无处藏身。第29U艇支队当年8月因之奉命离开意大利拉斯佩齐亚（当然还有意大利政局不稳的因素），迁往条件和设施更佳的法国土伦港。

1943年8月28日，布兰迪率艇离开土伦港，开始第8次、也是U-617的最后一次出海作战。他的任务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水域寻机进攻英军的一支海上战斗群，德国间谍传来的情报表明，这个战斗群至少拥有1艘战列舰、2艘航母及其他一些战舰。⁽³⁰⁾布兰迪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执行这一危险任务的最佳人选，没有人像他那样进攻过、而且“击沉击伤过”如此之多的敌方舰艇，也无人能像他那样总能全身而退。这次巡航中，U-617携带了一种新式武器，即代号“T-5”、被盟军称为“GNAT”的声自导电动反舰鱼雷。这种鱼雷问世于1943年初，到当年8月初时每艘U艇都得到了4枚。不过，艇长们被告知，只有在进攻护航舰艇时才能使用“T-5”，攻击商船则仍须使用传统的鱼雷。据有关史家研究，布兰迪的U-617是有据可查的第一艘使用声自导鱼雷进攻军舰的U艇。⁽³¹⁾9月1日，U-617在直布罗陀以东水域遭遇了前述海上战斗群，布兰迪向其中的一艘驱逐舰发射了“T-5”鱼雷，虽然命中了目标，但鱼雷却被卡在驱逐舰的螺旋桨附近，英舰虽然受伤，但并无大碍。由于距离英军海上战斗群很近，布兰迪发射鱼雷后看都没看一眼，便命令紧急下潜至200英尺深度。据说，除“发射鱼雷后立即下潜”的惯例外，布兰迪事先曾得到警告，潜艇自身的螺旋桨发出的噪声干扰，也有可能吸引射向敌舰的鱼雷。

布兰迪除了携带几枚新式鱼雷外，还带着一名来自奥地利的新人——7月刚刚登艇的次值星官阿尔科（Ferdinand von Arco）少尉。这位少尉2004年去世于维也纳，生前曾向西班牙军史研究者马塔（Santiago Mata）描绘过U-617在1943年9月的几次作战，后者在所撰的《U艇：二战德国潜艇》一书中这样引述过阿尔科的回忆：“……U-617曾遭遇英军航空母舰‘卓越’号和‘可畏’号，与有些资料声称的正相反，我们并没有机会向它们发射鱼雷……几天后，我们正在水下吃饭，大家还在喝汤时，报务员报告说西边约5英里外传来战舰螺旋桨发出的噪声。当时的大海非常平静，由于升起潜望镜时造成的波浪很容易令潜艇暴露，艇长布兰迪说除非自己疯了才会这样做，但在军官们坚持下，潜艇还是上浮至潜望深度，布兰迪随即称自己看到有两艘驱逐舰正朝直布罗陀方向全速驶来。军官们问他敌舰是否在鱼雷射程范围内，布兰迪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但他拒绝发射鱼雷。我再次坚持攻击敌舰，布兰迪总算下令鱼雷发射器待命。布兰迪测算了距离和目标的运动速度后，两枚鱼雷分头瞄准并射向了两个目标。艇员们非常高兴地得知鱼雷都按时爆炸了，布兰迪同时收起潜望镜并命令下潜。驱逐舰像落水的石头一样下沉了，自然，我们不能爬出去看看有没有幸存者——考虑到沉没的速度非常快，几乎无人可以幸存。我们下潜25米，向南朝摩洛哥海岸和休达（Ceuta，位于非洲北部海岸的西班牙自由市，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本土相望）方向航行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潜入海底停了下来。”⁽³²⁾

阿尔科晚年的记忆可能出现了较大偏差（或者像艇长布兰迪一样，都养成了高估战果的习惯），当时布兰迪进攻的并不是两艘驱逐舰，而是1050吨的英军驱逐舰“帕克里奇”号（Puckeridge）。这艘驱逐舰当时正从直布罗陀驶往北非的奥兰，9月6日，在直布罗陀以东40英里处被U-617发射的两枚鱼雷击中，8分钟后完全沉没，191名船员中有62人丧生，129名幸存者被西班牙商船“安特克拉”（Antequera）号救走。确如阿尔科所言，布兰迪很清楚进攻完成后盟军势必将进行报复和追击，于是他指挥U-617潜行到距摩洛哥海岸线不远的海底休息，准备等到夜深人静时浮出水面透气，同时为电池充电。随后几天里，布兰迪沿着摩洛哥外海向东航行，他的目标是到阿尔沃兰岛（Isla de Alboran，位于摩洛哥海岸北面30英里外的西地中海）的南面隐伏下来，寻机进攻途经此处的盟军船只。布兰迪没有料到的是，“帕克里奇”号竟是他的“功勋潜艇”U-617的绝唱。

盟军一直在搜寻击沉“帕克里奇”号的“元凶”，9月11日零点过后不久，英国皇家空军第179中队的加拿大飞行员霍奇金森（D.B. Hodgkinson），在自己的“惠灵顿”反潜轰炸机的机载雷达上发现了一艘潜艇的踪影。这艘潜艇就是盟军苦苦追寻的U-617，它当时的位置约处于西班牙殖民地摩洛哥外海，距离非洲大陆上的梅利利亚（Melilla）港不远。布兰迪自己曾这样回忆过U-617遭受攻击的一刻：“……当夜幕降临在北非和直布罗陀海峡之间狭长的水面上时，我的潜艇浮出了水面。我们的蓄电池需要充电，但最主要的还是大家都需要呼吸几口新鲜空气。这真是一个星光闪烁的美好夜晚。周围静谧无声，举目望去，茫茫的海面波澜不兴，更不要说有什么飞机的隆隆声了。我将瞭望的职责交给阿尔科，嘱咐他多注意非洲海岸方向的梅利利亚，随后我转身下到艇里。突然间，巨大的爆炸声撕碎了静谧的夜空。潜艇开始剧烈地摇晃，我也随之跳了起来。”⁽³³⁾

不过，次值星官阿尔科少尉的忆述与他的艇长有所不同：“……9月11日星期六子夜刚过，我们几位军官正在艇里打牌，突然上面传来了瞭望哨的惊呼声——‘敌机！’……确实有一架敌机出现在天空，而且飞得离潜艇很近。我看到艇长布兰迪跳起来后朝着指挥塔跑去，与此同时又传来三声巨大的爆炸声。布兰迪在指挥塔上冲着下面高喊：‘快上浮，潜艇要沉了！’……”⁽³⁴⁾

霍奇金森发现U-617后，立即降低高度俯冲下来，直到在月光下清楚地看到潜艇的轮廓时才拉起战机。接近凌晨1点时，霍奇金森绕了一圈后打开战机上装备的探照灯，向U-617投掷了6枚深水炸弹，他的炮手米歇尔（L. Mitchell）也向潜艇甲板进行了扫射。炸弹落在了潜艇的左右两侧，其中的一枚显然距艇身很近，装有延迟引信的炸弹落水后才在艇身下方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掀起的气浪将U-617托离水面足有1米！当潜艇重重地落回水面时，U艇里几乎所有的玻璃和陶瓷制品都被震碎，电线也发出兹兹的火花，到处都有管道在漏水漏气，灯光也暂时熄灭了。霍奇金森在空中借助探照灯看到，U-617正胡乱地摇摆，指挥塔上不断地有人爬上爬下，显得乱作一团，而且U艇似乎已经开始漏油。按照阿尔科的回忆，他在漆黑一团的潜艇里摸索着打开空气泵，把压缩空气打入蓄水舱，这才使潜艇成功地开始上浮，但是阿尔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在不停地祈祷“不要像老鼠那样被淹死。”U-617伤得不轻，两台马达都不能工作，一只柴油发动机完全失灵，剩下的一只也出现了故障，海水顺着裂缝渗入潜艇，与电池里的铅酸发生化学反应后产生了难闻的有毒氯气。布兰迪呼唤三名志愿者戴上防毒面具，下去处理有毒气体并堵住渗漏，结果有6名来自奥地利的艇员与阿尔科一起志愿前往。据阿尔科回忆，他曾到甲板上了解潜艇的伤情，看到潜艇300米外的海面上似乎有燃烧的飞机残骸，不过，当他注意到甲板上的双联装20毫米高射炮及一门37毫米高射炮都被巨大的气浪掀离了底座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火焰不过是英军战机掷下的燃烧弹。

U-617的轮机长、8月14日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的克勒姆茨（Karl-Guenther Klemz）中尉，带领几名机师设法修复了一只柴油发动机，潜艇能够再次动起来，但航速不能超过5节。布兰迪命令以最低速度朝摩洛哥海岸驶去，希望能在中立国水域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地方进行检修。大约在凌晨3点15分，布兰迪和阿尔科正在甲板上吸烟，嘹望哨突然又大喊一声：“敌机！”布兰迪扭头一看，果然又一架“惠灵顿”出现在不远的天空中。霍奇金森完成攻击后，即把U-617的行踪向直布罗陀的基地做了通报，现在杀来的是同样来自第179中队的布鲁尼尼（W. H. Brunini）少尉。布鲁尼尼毫不犹豫地向U-617发起了进攻，他也投下了6枚深水炸弹，海浪将甲板和指挥塔中的每个人都淋了个透湿。阿尔科回忆说，布鲁尼尼随后发射了火箭，一枚磷光弹直接命中U-617的指挥塔，结果烧伤了指挥塔中的几个人，他们的救生衣都被烧着了（阿尔科的回忆可能有误，英军此时并未在“惠灵顿”上安装火箭，布鲁尼尼发射的可能仅为曳光弹；另外，英军一向否认自己的战机使用过凝固汽油弹或磷光弹等化学武器）。U艇上再次陷入混乱之际，布兰迪命人将艇内的两艇机枪搬上来还击对手。阿尔科亲自把机枪安放在舰桥上，在他人帮助下朝着“惠灵顿”开火。这时，“惠灵顿”又朝着潜艇俯冲下来，以航炮和机枪猛烈地攻击甲板和指挥塔。“惠灵顿”反潜轰炸机上的炮手琼斯（W. Jones）上士被阿尔科射出的子弹击成重伤，布鲁尼尼随即变得谨慎起来，不再进行俯冲攻击，而是在距潜艇500米外的空中绕圈飞行，同时每隔100米掷下一个发光浮标，以便标识出U-617的挪动路线和方向。

布兰迪指挥着U-617缓慢地朝摩洛哥海岸爬去。潜艇遭受到重创，头顶上的“惠灵顿”虽然停止了进攻，但一直在绕着圈穷追不舍，再加上拂晓即将来临，布兰迪必须尽快决定是否弃艇。他自己后来曾回忆说：“……放弃U-617是我一生中作过的最困难的决定。它是那么卓越的一条潜艇，但除此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呢？”⁽³⁵⁾布兰迪犹在踌躇之时，U-617距离梅利利亚的海岸越来越近了，“惠灵顿”战机也在绕了最后一圈后飞走了。布兰迪一边提醒手下小心触礁，一边命令离海岸稍远一点，但在距海岸仅1英里处时，U-617还是撞上了礁石，搁浅不动了。这一意外倒是免去了布兰迪的烦恼，但据阿尔科回忆，还没等艇长下令弃艇，许多艇员便已经跳入水中并争先恐后地朝岸边游去！阿尔科声称自己曾吹起哨子，命令他们回来，但被布兰迪制止了，艇长当时缓缓地说道：“让他们游过去吧，拐回来也没有意义。游到海滩上的人原地待命！”布兰迪回身命令摧毁密码机和密码本，将尚能工作的那只发动机也破坏掉，然后所有人弃艇。

据阿尔科回忆，布兰迪这时与几名军官发生了争执：首值星官高蒂尔中尉建议他们离艇前通过引爆一枚鱼雷来炸沉潜艇，阿尔科表示赞同，但布兰迪强烈反对，他说不管他们是留在艇上还是跃入水中，巨大的冲击波都将令他们葬身鱼腹。阿尔科和高蒂尔称即便自己将被送上军事法庭，也要尝试一下，布兰迪见军官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表示留在艇上与他们同进退。他命令轮机长克勒姆茨乘皮划艇离开，除携带一些机密文件外，后者还把布兰迪的一件白制服和橡叶骑士勋章一并带走了。而后，阿尔科和一名艇员进入鱼雷室，在一枚鱼雷下放上炸药，四处喷洒了大约40升汽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布兰迪和高蒂尔等三人趴在潜艇的尾部，阿尔科则点燃了一块沾满汽油的布团，从指挥塔的舱盖扔了下去。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着，鱼雷引发了惊天动地的爆炸，游到岸边的艇员们关注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只见舱盖处蹿出了足有百米高的火焰，但潜艇并未像想象那样被炸成碎片，艇尾的布兰迪等人也都安然无事！原来，阿尔科在掷下沾满汽油的布团时，匆忙之中忘记关严舱盖了！⁽³⁶⁾

1943年9月6日，1050吨的英军驱逐舰“帕克里奇”号被U-617击沉于直布罗陀以东40英里处，图为该舰的档案照。

一艘德军潜艇正在高速逃逸，试图躲避空中的“解放者”反潜轰炸机的攻击。

摄于1943年5月的一幅经典图片，美国海军的一架PBM-5 Mariner水上飞机正在南大西洋某处攻击一艘德国潜艇。

反映U艇遭受攻击场景的另一幅经典图片，图中的潜艇被深水炸弹迫出了水面，然后又遭到一架“解放者”反潜轰炸机的攻击。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布兰迪的U-617身上。

摄于1943年9月12日，布兰迪的U-617遭到英军第48和第233中队的“哈德逊”轰炸机攻击的场景。稍后又有来自第833和第886中队的战机前来参加“射击练习”。

摄于1943年9月12日，地点在西属摩洛哥梅利利亚附近海岸，图为已侧翻的U-617。

1943年11月，布兰迪化名为贝格曼，经法国回到了德国。图片是“贝格曼”护照上的照片。

1943年9月中下旬，U-617的艇员曾被西班牙当局拘禁，布兰迪被分开关押在西班牙本土的加的斯军官营地。图为布兰迪设法从加的斯向U艇指挥部发出的电文抄件，简要描述了英军战机攻击搁浅的U-617的情形。

布兰迪等四人随即朝岸边游去，很快便拖着沉重的步伐踏上了北非的土地。清晨6点15分左右，一架“哈德逊”轰炸机飞抵U-617上空，英军飞行员看到燃烧中的潜艇已向左舷倾斜，也发现了海岸边的皮划艇和几个晾衣服的人。布兰迪上岸之后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但眼见对手的战机已经赶到，他决定抛下武器（仅阿尔科保留了一把手枪），立即带着大家离开海滩。布兰迪一行刚刚离去，来自英军第48、第233、第833和第886中队的“哈德逊”轰炸机和“剑鱼”鱼雷轰炸机，便从直布罗陀基地蜂拥而至，对已如死鱼一般的U-617进行了一通轰炸。⁽³⁷⁾有史家曾指出，由于个别炸弹落在了海滩附近，造成西班牙海岸炮兵还曾向空中开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海津特”号（Hyacinth）、“哈莱姆”号（Harlem）和“卧龙岗”号（Woolongong）等3艘盟军战舰竟也赶来“助兴”，朝着U-617艇发射了大量炮弹，试图将这个可恶的对手炸成齑粉。不过，几艘军舰发射的炮弹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有一些偏得离谱的炮弹“飞进”了海边的一个村庄，当场炸死1人、炸伤7人，西班牙海岸炮兵也向盟军军舰开炮还击，迫使这些军舰很快撤离了现场。从这么多战机和军舰“恃强凌弱”的举动来看，英军对U-617等潜艇可谓恨之入骨，即便背负“鞭尸”的恶名也在所不惜。战后有人说英军曾派人进入过U-617，目的是为了寻找密码机等重要设备。⁽³⁸⁾这种说法可能不足为凭，因为盟军早已掌握了德军的密码通信系统，另外，布兰迪弃艇时不可能不毁坏绝密的资料或设备。

摄于1943年9月12日，从另一个角度拍下的U-617。

布兰迪一行49人显然目睹了U-617最后的命运。布兰迪自己曾回忆说：“……英国人把这些狂轰滥炸当作庆祝的焰火了。显然，这些巨响和噪声惊动了（西班牙）海岸警卫队，当一切都平静下来、英国人也离开了以后，有一个身着西班牙军服的摩洛哥人快步朝我们走来。他手里挥舞着一枝长长的、看起来怪吓人的燧发枪，从他的动作来看，你会觉得他简直就像一支大军的指挥官。他一边嚷嚷着说我们都是他的俘虏，一边还花里胡哨地摆弄着枪，他的这些举动还真让我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告诉手下，‘把那支玩具枪从这个兴奋过头的先生手里拿过来’。转眼间摩洛哥人就蔫了，但还是在不停地嘟囔，用一些谁都听不懂、也听不清的话诅咒我们。”⁽³⁹⁾

布兰迪等人被西班牙驻军送到诺多尔（Nador）的军营拘禁起来，他们在这里停留了将近三周，然后搭乘西班牙海军的炮艇，来到西班牙本土的加的斯（Cadiz）。不过，有两个人没有随队前往加的斯——阿尔科陪同一位需要手术的艇员留在了梅利利亚的军医院。U-617的艇员们在加的斯受到的待遇还不错，西班牙方面的管理也十分松弛，艇员们被拘期间曾发生过数起逃跑事件，招致了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强烈抗议。布兰迪似乎一踏上西班牙本土就没有和艇员们关在一起，他一共被拘押了2个月左右，11月时回到了德国，见到邓尼茨后汇报了U-617最后的经历和自己的逃亡过程。关于布兰迪是如何逃离西班牙的，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称，邓尼茨得知布兰迪被拘后立即指示全力营救，德国间谍成功地将他救出后，帮助他从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溜走。另一种说法是，名义上中立、实际偏向德国的西班牙政府对布兰迪及其下属十分礼遇，只是碍于英国政府的抗议，才不得不将他们拘禁，但一直给予优渥的待遇，等风头一过，西班牙政府即将布兰迪等人“驱逐出境”（有一说是U-617的首值星官高蒂尔和46名艇员一直被关到二战结束为止，另一说则是他们被关到1944年4月时即被集体遣返）。第三种说法称，布兰迪得到西班牙人的默许后，直接逃到了法国土伦，而后从那里绕道返回德国。第四种说法是，布兰迪被关在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军官营地，他利用警卫的疏忽和懈怠，设法逃出后来到马德里的德国大使馆武官处。他在那里作为客人待了几天，大使馆为他提供了化名“贝格曼”（Albert Bergmann）的假护照，这样他便得以合法离开西班牙和进入法国，最后绕道返回德国。军史家弗拉施卡即认同这种说法，他指出布兰迪“越过西法边境后抵达土伦，而后从那里转赴巴黎，最后回到德国。”⁽⁴⁰⁾

关于U-617何时沉没也有着不同的说法，盟军方面称9月12日即将这艘潜艇击沉，但西班牙海军的战机在9月28日拍摄的照片表明，U-617直到那时仍然冒着烟、歪斜地浮在梅利利亚外海。阿尔科晚年忆称，他曾在1943年10月接到柏林的命令，要求他在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武官处的秘密协助下，炸沉“死活不肯沉没”的U-617。阿尔科花钱雇佣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渔船船长，他们在一个无月的暗夜里从梅利利亚出发，摸到了U-617附近。阿尔科把炸药绑在鱼雷发射器的下方，然后用遥控装置引爆，结果未能成功。阿尔科还不死心，很快用威力更大的炸药又试了一次，但还是失败了。最后，邓尼茨的海军总司令部通过外交途径获得了西班牙政府的秘密支持，西班牙海军同意帮助炸毁U-617。10月末，西班牙海军的扫雷艇“拉腊什”（Larache）号开至U-617所在的水域，一名潜水员将高爆炸药安置在艇壳底部。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U-617最终被炸成碎片，布兰迪唯一值得骄傲的一艘潜艇就这样沉入了深渊。

小型潜艇部队指挥官

1943年12月，布兰迪被任命为U-380艇艇长，该艇与U-617一样同属于VIIC级，是第29 U艇支队下属的15艘U艇之一。该艇在前任艇长勒特尔（Josef Röther）指挥下，曾取得过击沉击伤敌船4艘（28000余吨）的战绩。布兰迪到任后进行了几次训练和演习，然后于12月20日率艇离开土伦，直到次年1月21日返回，在这次为时一个月的巡航作战中布兰迪声称击沉了1艘7000吨的油轮和1艘驱逐舰。德国人阿尔曼（K. Alman）曾在向有严重脱离史实之称的“士兵”（Der Landser）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长文，他在文中描述过布兰迪在此次出海作战时的一些细节：⁽⁴¹⁾

布兰迪命令轮机长将潜艇上浮到潜望深度……他在潜望镜中看到一批蒸汽船，其中有几艘大型油轮，可能是为正在意大利南部作战的盟军运送油料的。这些船只周围有一些驱逐舰和护卫舰提供保护……布兰迪打算进攻两艘吨位均约7000吨的油轮，但他先得绕过那几艘驱逐舰……他把攻击计划通报给艇员们，然后指示下潜至140米，在这个深度上U-380开始小心地朝左舷方向滑动……盟军舰只发出的噪声越来越响，有一段时间它们就在U艇的正上方……大约过了1英里，布兰迪命令左转，然后上浮升起潜望镜……他第一眼就瞥见了一前一后行驶中的两艘驱逐舰，然后他转动潜望镜，视野中出现了两艘油轮的轮廓。布兰迪命令1至4号鱼雷发射管准备射击，前两枚鱼雷将攻击正前方的一号油轮，航速10节，后两枚鱼雷则射向右舷方向的二号油轮。随着与一号油轮距离的拉近，布兰迪在不停地修正数据，大约一分钟后他下令发射鱼雷……约20秒后，后两枚鱼雷也应声而出……布兰迪在潜望镜里看到，正前方的一号油轮突然改变了航向，致使他的鱼雷偏离目标，所幸二号油轮仍保持着原航向……“时间到！”领航员的话音刚落，布兰迪就在潜望镜中看到两枚鱼雷爆炸时掀起的巨大水柱，它们接连击中了二号油轮。“命中二号油轮！”布兰迪的声音回荡在潜艇中……他随即转动潜望镜，观察两艘驱逐舰的反应。其中的一艘正朝右舷方向摆动，另一艘则已转身朝着潜艇开来。“5号发射管是否准备完毕？”布兰迪一边询问，一边迅速地做着计算，调转方向的那艘驱逐舰正朝U艇全速驶来，估计距离不超过1英里。“5号鱼雷发射！”布兰迪的话音刚落，鱼雷便带着嘶嘶的声响冲出了发射管。这时，盟军的一些护卫舰停了下来，其中一艘轻型护卫舰还朝着U-380的方向驶来。布兰迪不等5号鱼雷的结果，立即下令“潜至100米，航向350度”…….他的命令刚一下达，鱼雷命中驱逐舰时引起的爆炸声便传了过来……脸色苍白的首值星官报告说“有深水炸弹在爆炸”，报务员则大喊着称听见了“沉船的噪声”。布兰迪命令首值星官继续负责航行，他自己走到报务室里戴上耳机，听到了船体裂解时发出的可怕的声音……毫无疑问，被鱼雷击中的驱逐舰正在裂解、下沉……

阿尔曼的描述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不乏吸引力，但布兰迪的上述战果并没有出现在史家们战后考证过的盟军舰只损失清单上，因而无法得到确认。如果说布兰迪相信自己的确击沉了驱逐舰和油轮各一艘的话，那么，这些也就是他指挥U-380时所取得的全部“战果”了。1944年3月11日，U-380艇的噩运不期而至。美国陆航第9航空队当日对土伦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土伦城被炸得面目全非，还有多枚高爆炸弹直接落在码头，除炸沉货轮和客轮各一艘外，也重创了U-380和芬斯基（Horst-Arno Fenski）中尉的U-410，致使两艇均在当日中午沉没。布兰迪和芬斯基都拒绝了上级将他们调入参谋部门的提议，选择继续留在地中海作战。布兰迪在4月初获得了新近开抵地中海的U-967艇，芬斯基则接掌一艘1941年下水的老艇U-371。

4月11日，布兰迪率U-967艇离开土伦，开始了个人的第10次出海作战。两周后，芬斯基的U-371艇也从土伦港出发进行巡航作战。游弋了多日以后，芬斯基发现了一支盟国船队，这个船队是从北非塞德（Said）港出发，试图经直布罗陀海峡驶往美国的GUS-38船队，其规模相当庞大，由107艘货船和14艘护航军舰组成。5月3日子夜刚过，芬斯基在距阿尔及利亚海岸不远的地方浮出了水面，他打算在为电池充电的同时，让艇员们能够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但是，U-371刚一露头便被盟军发现，很短的时间内其周边竟然出现了6艘为GUS-38护航的军舰和3个中队的反潜战机。芬斯基极大胆地向军舰发起了主动进攻，发射的T-5鱼雷重创了美军护卫舰“门格斯”（USS Menges）号。芬斯基一击得手后立即下潜，盟军其他护航舰只则全力搜捕，期间投下了大量深水炸弹，造成U-371艇多处遭受重创。尽管海水已经渗入潜艇，芬斯基还是命令潜至200米深的海底，并在那里整整蛰伏了一天。5月4日凌晨，由于艇内的积水已经齐膝，芬斯基被迫冒险上浮，当他看到盟军舰艇正张网以待时，他又朝一艘护卫舰发射了T-5鱼雷（击伤了自由法国的一艘军舰）。随着包围圈越缩越紧，无处可遁的芬斯基只好下令弃艇投降。

芬斯基的U-371艇与盟军军舰的缠斗为布兰迪的U-967赢得了时机。5月5日凌晨近4点，在距奥兰西北约120英里的阿尔沃兰海水域，U-967向GUS-38船队中的一艘货轮发射了鱼雷。布兰迪根据回声认为自己命中了货轮，但事实上鱼雷不仅错失了目标，还惊动了美军护航驱逐舰“兰宁”（USS Laning）号。“兰宁”号的雷达发现U-967大致位于前方13英里外，另一艘护航驱逐舰“费希特勒尔”（Fechteler）号随即开始在船队和具体位置不明的潜艇间快速运动。⁽⁴²⁾4点41分，“费希特勒尔”号突然发生了猛烈爆炸，周边的夜空瞬间仿佛被点亮了一般——正是布兰迪发射的一枚T-5鱼雷，准确击中了这艘下水服役不足一年的驱逐舰。由于中弹部位位于舰中，“费希特勒尔”号的舰首和舰尾竟被掀离海面高达125英尺（37米多）！⁽⁴²⁾威力惊人的爆炸很快将驱逐舰撕为两半，不到半个小时其残骸便沉入了海底，29名水手丧生（另有26人负伤），但186人被其他船只救走。⁽⁴³⁾

摄于1944年，被盟军炸沉在地中海某海港的一艘德国潜艇，虽然不能确定该艇就是布兰迪的U艇，但被炸沉在土伦的U-380的命运应与此相仿。

摄于1944年5月4日，芬斯基的U-371艇官兵在北非海岸向盟军投降的场景。

布兰迪的U-967艇的徽记。

布兰迪任U-967艇艇长期间，唯一得到确认的击沉战果就是美国海军1300吨的护航驱逐舰“费希特勒尔”号。图为该舰1943年7月1日举行下水仪式时的场景。

摄于1944年5月，U-967艇艇长布兰迪在法国土伦港。

摄于1944年5月17日的法国土伦，U-967艇艇长布兰迪结束了自己在战时的最后一次出海巡航，回到基地时受到人们的欢迎。

1944年5月，布兰迪成为U艇部队第5位、也是最后一位双剑骑士勋章得主，图为授勋后拍摄的标准照。

“费希特勒尔”号是布兰迪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一个战果（获得确认），此前他还向支队报告过另一战果，即4月26日在撒丁岛外海命中的一艘驱逐舰。虽然该战果并未得到确认，但在1944年的4月和5月，当许多U艇不是被击沉，就是被迫躲在海底，或停在基地里进行大修而无法出战时，唯有U-967的布兰迪还在摘取胜利的果实。希特勒和邓尼茨自然不会吝惜高规格的战功勋章，5月9日，布兰迪在航行途中得悉自己已被授予第66枚双剑骑士勋章。这一荣誉使布兰迪成为一名精英级艇长，在他之前只有克雷奇默、吕特、托普和祖伦获此殊荣，在他之后则再无艇长能跻身此列。艇员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有手巧者很快制作了一个远看足以乱真的假勋章，提前为布兰迪戴在了脖子里。布兰迪获得双剑骑士勋章时的战绩在纸面上的确非常出色：击沉26艘敌船（100000吨），重创13艘（100000吨），战果中包括2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如果这些战果（尤其是击沉击伤的敌方军舰）都能得到确认，那么的确称得上是“前无来者”。如前所述，地中海的战果按双倍计算，击沉击伤军舰另有加分，所以布兰迪具有“足够的资格”获颁双剑骑士勋章。

图为布兰迪的双剑骑士勋章获勋证书。

图为布兰迪的钻石骑士勋章。

摄于1944年11月，图为希特勒向布兰迪颁发第22枚钻石骑士勋章的场景。

1944年6月，已晋升为海军少校的布兰迪率领U-967再次出海，但他突然在海上生起了重病（据说是心绞痛），不得不中断巡航返回土伦。⁽⁴⁴⁾告别U艇一线作战的日子很快到来了，布兰迪把U-967移交给继任艇长埃博巴赫（Heinz-Eugen Eberbach）中尉后，奉命前往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负责指挥整个芬兰湾地区的U艇部队。这是邓尼茨为保护高规格战功勋章获得者而采取的例行措施，此外他还有另外一层用意——由于一直担心苏军波罗的海舰队从喀琅施塔德港进入波罗的海，从而对U艇基地和训练水域造成毁灭性打击，并威胁运往芬兰的补给以及从瑞典运回铁矿石的航线，邓尼茨在1944年夏秋之交曾想尽办法将对手阻隔在芬兰湾以里，派布兰迪去指挥那里的艇群，也算是这位海军总司令为加大U艇作战力度所做的一项安排。但是，芬兰在1944年9月初退出了战争，苏军在陆地上也攻至里加附近，使德军为封锁芬兰湾而设置的种种障碍都失去了实际意义，另外，9月底时瑞典宣布停止向德国供应铁矿石，还禁止后者继续使用其港口。布兰迪的艇群虽然不能阻止苏军潜艇在波罗的海水域出没，但对苏军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等军舰还是构成了相当的威胁，这些大型水面舰只都还不敢突入波罗的海。此外，在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撤出爱沙尼亚、10月中旬几乎全部撤入库尔兰地区的行动中，布兰迪的艇群在保护海军运输船队方面发挥过相当的作用，这些船队当时负责转运部队、物资装备和补给，是库尔兰德军能够赖以生存并顽抗到底的根本保证。

1944年11月2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授予布兰迪第22枚钻石骑士勋章。这一决定令人感到费解：其一，布兰迪脱离一线作战已有数月之久，击沉击伤的敌方船只总数和总吨位数都没有继续增加的任何可能。其二，有资料说这枚勋章是为表彰布兰迪领导东波罗的海U艇艇群时取得的成就，因为“在他的指挥下U艇在波罗的海水域摧毁了许多敌方船只”，⁽⁴⁵⁾对此笔者无法信服，除了没有见过相关的数据资料外，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水面舰艇基本都没有渗入波罗的海水域，沿岸各国不久前都还是德国的“盟友”或者至少是中立国，哪里来的那么多“敌方船只”？倒是德方因忙于海上撤退和转运物资，在波罗的海往来行驶的德国船只非常之多。其三，从1944年6月至年底，德军曾派出多达19艘U艇进入芬兰湾，以压制苏军在这片水域以及东波罗的海的活动，但布兰迪先后损失了6艘潜艇（其中包括被深水炸弹击沉的U-250）。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潜艇部队在1944年的最后三个月里，一直在东波罗的海保持着9艘潜艇的规模，虽然它们并未取得过特别显赫的战果，但根据瑞典方面的资料，这些潜艇声称击沉过12艘德军舰只（20969吨），击伤过一艘3038吨的船只，此外还有数艘德国舰船撞上了潜艇布下的水雷。⁽⁴⁶⁾布兰迪的U艇艇群发挥的主要作用，恐怕还是体现在震慑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水面舰艇，以及保护德国海军的舰船免受对手潜艇的威胁，这些当然重要，但足以赢得最高战功勋章吗？

由于波罗的海水域并没有出现苏德海军展开对攻的预期局面，布兰迪的U艇艇群可能并没有进行过多少激烈的战事。1944年底，布兰迪在晋升为海军中校后，主动提出调往海军特种作战部队，从而翻开了个人军旅生涯的最后一页。

在二战交战国中，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等都拥有海军特战部队，德国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组建此类部队的国家。德国海军特战部队的创始人就是布兰迪在M-1扫雷艇时的老上级巴特尔斯。这位精力充沛的上校从1943年初起就开始呼吁发展小型潜艇，以保卫德占区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但其提议一直未得到积极回应。直到1944年4月，邓尼茨任命海耶（Helmut Heye）将军担任“小型作战舰艇司令部”（Kommando der Kleinkampfverbände，简称K.d.K，所属部队简称为K-Verbänd）指挥官，负责统管蛙人、小型潜艇、高速摩托艇和单人攻击鱼雷艇等单位，这个兵种才算得到了重视，不仅其组织架构很快建立起来，也陆续开发并列装了几种新型小型舰艇。海耶曾任重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的舰长，担任过黑海地区德国海军的参谋长，他十分重视按英军的方式训练自己的特种兵，着力培养他们的能力和胆识，要求他们敢于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攻击敌方港口、军舰和商船。海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招募和管理部队，很快使下属们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邓尼茨对此深表满意，又从U艇和扫雷艇部队抽调了一些经验丰富的军官，加入小型舰艇部队担任艇群指挥官。巴特尔斯上校被任命为第250“教导司令部”（Lehrkommando）指挥官，负责“海狸”（Biber）小型潜艇的训练和作战。曾担任过U-106艇艇长的海军总司令部参谋军官拉施（Hermann Rasch）上尉，则被任命为第300“教导司令部”、即“海豹”（Seehund）小型潜艇部队的指挥官。“海豹”可能是德军诸多型号的小型潜艇中最成功的一种，其艇长约为39英尺（近12米），重约16吨，可搭载两枚鱼雷和两名艇员，水面航速约6节，潜航速度3节，最大航程约275英里，最大下潜深度约为100英尺。另外，这种潜艇上还安装有潜望镜。“海豹”等小型潜艇的“瘦小”身形自然增加了敌方的侦测难度，但它们在抵抗深水炸弹的攻击方面能力很差，加上速度慢、操作不便及作战半径有限等局限，一般只适合在平静的水域里偷袭慢速行驶的商船。1944年12月底，拉施曾率部在荷兰发起过“海豹”小型潜艇的首次实战，成功击沉了一艘英国军舰，但自身也损失了16艘小型潜艇和18名官兵。

图为一艘小型潜艇，以荷兰为基地的德军小型潜艇单位一直作战到战争结束。

图为1944年4月后负责领导德国海军特种兵的海耶（Helmuth Heye）。本图摄于1939至1940年间，当时他还是“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的舰长。

摄于1945年2月的荷兰艾默伊登，在这张罕见的图片中，“海豹”部队指挥官布兰迪中校（前景四人中最靠右者）正在码头与下属们交谈。右下方是一艘“海豹”小型潜艇。

摄于1945年，布兰迪手下的“海豹”小型潜艇U-5074号。这艘潜艇在最后时刻还在向敦刻尔克的德军运送弹药补给，并在那里与其他两艘“海豹”一起投降。

摄于1945年战争结束后，被美军俘获的XXI级潜艇U-2513，该艇最后的艇长就是托普。

摄于1945年，被俘的XXIII级潜艇U-2361。这种潜艇虽然速度很快，但只能携带两枚鱼雷，过小的尺寸也使它在远洋作战中基本无用。图中的这艘U-2361被拖往英国后被凿沉。

摄于1945年6月的法国土伦港，被遗弃的德军潜艇U-471。

摄于1945年，一批未及参战便被炸毁的XXI级潜艇（只有4艘XXI级潜艇在战争结束前参战）。

图为U艇部队的三位著名人物，左为时任U-48首值星官的祖伦，中为U-48艇艇长布莱希罗特（Heinrich Bleichrodt），右为U-48艇的轮机长齐恩（Erich Zürn）。祖伦是布兰迪早年的同学，1966年他曾在后者的葬礼上致悼词。

1945年2月3日，布兰迪正式取代拉施（后者调回德国诺伊施塔特负责训练），成为驻荷兰艾默伊登（Ijmuiden）的“海豹”小型潜艇部队指挥官，下辖第311、第312、第313和第314等小型潜艇支队。⁽⁴⁷⁾最高战功勋章得主布兰迪的到来无疑振奋了部队的士气，海耶一直向下属们灌输的“精英部队”说法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海豹”和“海狸”等特种部队的成员基本都是年轻志愿者（据说来自陆海空三军和武装党卫军），这些人的入队动机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出于纯粹的冒险念头，有的则是在原单位缺乏晋级机会，当然也有不少人的信念是要在最前沿保卫陷落中的帝国，但这些充满勇气的年轻人，绝非日本的那种“神风特攻队”队员或人肉炸弹。⁽⁴⁸⁾事实上，无论是海军总司令部，还是海耶和布兰迪这级指挥官，都坚决反对让官兵白白送死——按照布洛克斯多夫（Helmut Blocksdorf）的说法，“小型作战舰艇”部队信奉的理念是尽可能地保证官兵能幸存于攻击行动，因而每艘舰艇的构建和每次出海的计划，都以尽力保证参与者能够安全返回为出发点，如果舰艇被敌军发现后受到追逐，而自己又没有逃脱希望时，特战队员们可以投降。⁽⁴⁸⁾

德军小型舰艇部队曾在1945年1月进行过几次作战，虽然战果有限，但已引起盟军的足够重视。布兰迪在2月3日正式接管了“海豹”部队，但就在当天，36架英军“兰开斯特”轰炸机出现在艾默伊登和波尔特港（Poortershaven），向小型潜艇藏身的混凝土洞库投掷了“高脚柜”炸弹。英军的轰炸相当准确，但德军并没有损失小型潜艇。几天后，又有15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在光顾艾默伊登时投下了巨型炸弹。⁽⁴⁹⁾相对于作战基地的轻微损失，布兰迪更忧虑的还是频频被炸的德国本土至荷兰的铁路，失去了这些铁路线就意味着小型潜艇部队无法及时获得新的替代舰只。这一点对于布兰迪来说非常重要，他的部下中虽有少数能在击沉敌船后顺利返回（如U-5361号小型潜艇2月15日在英国北福尔兰角外海击沉了TAM 80船队的一艘荷兰货轮），但有很多小型潜艇刚一出海便因机械故障被迫返回，有些则因为天气恶劣难以到达指定的作战区域，还有一些则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永远消失在大海中了。

2月14日，布兰迪奉命将“海豹”部队的作战区域扩大到泰晤士河河口，甚至连英格兰北部东海岸的亨伯（Humber）河河口都在其扩大的作战范围中。同时，上级还命令他暂停沿着泰晤士河至安特卫普航线的布雷活动，以便常规U 艇能在这一水域发起海军针对盟国船队的最后一次反扑。从16日起，在一系列消耗和损失惨重的作战中，布兰迪的“海豹”部队及其他小型舰艇作战单位，以极大的牺牲阻击着进出泰晤士河口的盟国船只和舰艇，据说曾取得过击沉、击伤敌船60000吨的战绩（但实际战果可能少得可怜）。有资料介绍，英方估计德军小型潜艇在1945年1月1日至4月25日期间，曾造成己方损失了12万吨的船只，德方自己的数字则是在154次作战中共击沉93000吨的敌方船只。至于德军小型潜艇的损失，美国海军部在194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曾指出：“1944年12月23日（小型潜艇在英吉利海峡开始作战的日子）至1945年4月底，估计大约有80艘小型潜艇被击沉或被俘获。”⁽⁵⁰⁾还有后人近年的研究表明，“海豹”小型潜艇在1945年1月1日至4月末期间有35艘战损（多数毁于恶劣的天气），其战果是击沉盟军9艘舰只（18451吨），另外击伤3艘（18354吨）。⁽⁵¹⁾

1945年2月底、3月初，海耶将所属特种部队重新编组为5个所谓的“师”（K-Verband Division），分别管辖挪威和荷兰的所有小型作战舰艇单位，其中的第4和第5师负责荷兰地区——第5师仅负责“海豹”部队的作战和训练，第4师则统管“海豹”部队之外的其他单位（蛙人、突击艇、鱼雷攻击艇和摩托艇单位）。布兰迪改任第5师指挥官，据说他的部队已有大约3000人的规模。虽然他和官兵们都很清楚纳粹德国的末日即将到来，但他们在1945年4月间仍维持着相当旺盛的“斗志”。4月5日至28日间，布兰迪先后派出36艘“海豹”出海作战，其中的4月12日就有16艘小型潜艇在海上同时巡弋。当然，布兰迪所能取得的战果极其有限，他们眼中的“自我牺牲”不过是徒劳的最后挣扎，对第三帝国的命运更不能产生丝毫的影响。在战争结束前夕，布兰迪还负责用小型潜艇向死守敦刻尔克要塞的地面部队运送粮食和弹药，据说有一批反坦克炮就是用“海豹”送到守军手里的。另外，据德国海军相关文献的记载，4月27日夜，来自小型潜艇部队的30名官兵曾准备飞往柏林“充任元首私人卫队”，这些全副武装的官兵当时已经准备登上3架Ju-52运输机，不过他们的任务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在已被围死的柏林，根本找不到一块可以安全降落Ju-52的地方了。⁽⁵²⁾

战后岁月

1945年5月6日，加拿大第1步兵师接受了艾默伊登地区德军的投降。在大群面容憔悴的官兵中，出现了布兰迪和“海豹”部队成员们的身影。布兰迪在U艇部队效力的日子里，从未失去过任何一位艇员，现在他将伴随着“海豹”部队的特种兵们在战俘营里共同面对未来。“海豹”部队的一位老兵曾这样描写过投降当日的情景：“……我们大约有3000人来自于布兰迪的小型作战舰艇部队，大家都被关进了战俘营。‘钻石布兰迪’在对手那边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听说过他的敌人，甚至比知道他的德国百姓还多……=我们把武器好好擦洗了一番，最后检查一遍后，把枪支弹药完好无损地放进一排卡车里。我们这些‘布兰迪海军师’的人保持着良好的纪律，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了由帐篷搭成的一处营地，那里设有专门的食物供给点。盟军命令不得再佩戴刻有纳粹万字图案的勋章……布兰迪向聚在镇子中央广场的部队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些勋章是我们的最高指挥官颁发的，如果不能再原样佩戴，那么我们就要把它们都摘下来。’随后他摘下了自己的钻石骑士勋章，3000人中得过勋章的也都纷纷效法……”⁽⁵³⁾

出于布兰迪的威望，加拿大部队任命他担任艾默伊登战俘营的德军指挥官。几周后，他被转移到“埃姆登扫雷艇支队”投降的地方，担任一处拘有万余战俘的战俘营指挥官。⁽⁵⁴⁾虽然布兰迪是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但盟军有关方面认为他是个真正的军人，经过一番甄别后便在1945年9月允许他自行回家了。在返回家乡多特蒙德的途中，布兰迪认真思考过今后的生活方向，他意识到战后重建这个巨大的工程将会产生大量就业机会，对建筑师、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需求会非常旺盛。由于就业殊为不易，年近32岁的布兰迪先得从泥瓦工干起，在建筑工地上活灰捣浆的经历，帮助他熟悉了建筑业的各项流程，同时，他也打定主意要实现自己青少年时代即有的建筑师梦想。但是，就在他充满信心地申请进入亚琛技术学校学习时，发现自己曾经的“战争英雄”身份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埃森的国立建筑学校也因类似的原因拒绝了他。⁽⁵⁴⁾四大占领国开展的大规模去纳粹化运动此时已进行了一段时间，曾受欢呼崇拜的英雄们现在都被视为“军国主义的帮凶和急先锋”。布兰迪虽被拒之门外，但他并未垂头丧气，他设法通过一位表亲的关系，找到英国占领军官员出面说项，最后如愿进入了埃森国立建筑学校。

像布兰迪一样在战后学习建筑的还有托普，他于1946年6月进入了汉诺威工业大学学习建筑。当年9月，托普发动他能找到的几十名U艇艇长，联名致信盟军管控委员会，为他们最敬畏的“领路人”、即将在纽伦堡出庭受审的邓尼茨辩护。布兰迪、祖伦、舒哈特（Otto Schuhart）、施内（Adalbert Schnee）、拉森和拉施等人都在信上签下了大名。这封信可能并未起到任何作用，但托普表示从不后悔这么做过，即便在加入战后的西德海军，逐渐晋升为海军作战部长和副总司令时，他的态度依然如故。⁽⁵⁵⁾

布兰迪以超人的毅力勤奋学习，毕业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建筑设计工作，到1950年时，他已经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适逢西德正在创造经济起飞的奇迹，设计水准上乘的布兰迪很快便在建筑业闯出了名气，个人事业可谓蒸蒸日上，他不仅在多特蒙德当地颇有名望，在西德乃至境外也都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布兰迪曾担任过三年的西德建筑师协会（Bund Deutscher Architekten，1903年成立）主席，这当然是对其成就的肯定。此外，有资料称布兰迪曾在1964年“经过竞选出任威斯特法伦州州长或大区区长”，这种说法实际是一种误解——布兰迪并未从政，他在1964年担任的是国际慈善组织“扶轮社”（Rotary Club）第150区（即多特蒙德所在的威斯特法伦州）的负责人。⁽⁵⁶⁾

1966年1月6日，不满52岁的布兰迪因长期疾病去世于多特蒙德。为表达对这位曾因勇敢而获颁钻石骑士勋章的老战士的敬意，西德海军派出多名军官组成护卫队，为布兰迪举行全套军人荣誉的葬礼。在多特蒙德的中央公墓里，布兰迪的妻子和六个子女、亲朋好友、U-617艇的老兵、小型潜艇部队的一些幸存者们环立在墓地前，布兰迪的“35级”同学、双剑骑士勋章得主祖伦致以简短的悼词，他称赞布兰迪是“一位从不畏惧、从未失败过的骑士。”随着棺椁被缓缓放入墓穴，老兵们仿佛看到了布兰迪的音容笑貌，还有他安静但坚定的神情，耳边也仿佛回荡着他低沉的声音：“……我的勋章也属于你们大家，我永远是为艇员佩戴勋章的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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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el Gunton．Submarines at war：A history of undersea warfare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the Cold War．New York，NY：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3．pp.103.

(2) Adrian Forman．Bravery，courage and valor：Decorations and awards of the Third Reich．Port St．Lucie，FL：Milspec Publishing，2008．p.181.

(3) Jordon Vause．U-Boat ace：The story of Wolfgang Lueth．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0．p.189.

(4) Richard Compton-Hall．The undersea war，1939-1945．Poole，UK：Blandford Press，1982．p．62.

(5) Charles McCain．U-Boat aces：The knave of Diamonds：U-Boat commander Albrecht Brandi．http://blog.charlesmccain.com/2010/09/u-boat-aces-knave-of-diamonds-u-boat.html.

(6) Jordon Vause．U-Boat ace：The story of Wolfgang Lueth．p.192.

(7)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Selent：Pour le Merite，2010．p.14.

(8) K.Alman．Albrecht Brandi：Ein Brillantenträger der U-Boot-Waffe．Landser-Groäband No.733．Rastatt/Baden：Erich Pabel Verlag，November 1988．p.20.

(9) Lawrence Paterson．Weapons of desperation：German frogmen and midget submarin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6．p．4.

(10) 周明著。《碧海群狼：二战德国U艇全史（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219页。

(11) 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12) K.Alman．Albrecht Brandi：Ein Brillantenträger der U-Boot-Waffe．Landser-Groäband No.733．p.21.

(13) 参见：Maro：Greek motor merchant．http://www.uboat.net/allies/merchants/ships/1272.html.

(14) David Fairbank White．Bitter Ocean：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1939-1945．New York，NY：Simon & Schuster，2007．p.130.

(15) Jordon Vause．U-Boat ace：The story of Wolfgang Lueth．p.102-104.

(16) Clay Blair．Hitler's U-boat war：The hunted：1942-1945．New York，NY：Modern Library，2000．p.30.

(17) Clay Blair．Hitler's U-boat war：The hunted：1942-1945．p.31-32.

(18) David Fairbank White．Bitter Ocean：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1939-1945.p.165.

(19) David Fairbank White．Bitter Ocean：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1939-1945.p.167.

(20) David Fairbank White．Bitter Ocean：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1939-1945.p.168-169.

(21) David Fairbank White．Bitter Ocean：The Battle of the Atlantic，1939-1945.p.172.

(22) Clay Blair．Hitler's U-boat war：The hunted：1942-1945．p.33.

(23) 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38页。

(24) Lawrence Paterson．U-boats in the Mediterranean，1941-1944．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7．p.104.

(25) Clay Blair．Hitler's U-boat war：The hunted：1942-1945．p.209.

(26) 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62页。

(27) Clay Blair．Hitler's U-boat war：The hunted：1942-1945．p.209.

(28) Clay Blair．Hitler's U-boat war：The hunted：1942-1945．p.524.

(29) Clay Blair．Hitler's U-boat war：The hunted：1942-1945．p.553-554.

(30) Gordon Williamson．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1945．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 Ltd.，2006．p.52.

(31) Robert Gannon．Hellions of the Deep．College Station，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9．p.100.

(32) Santiago Mata．U-Boote：Submarinos Alemanes en la II Guerra Mundial．Mito y realidad de un trágico destino．Madrid，Spain：Editorial Almena，2003．p.155-157.

(33) Lawrence Paterson．U-boats in the Mediterranean，1941-1944．p.148-149.

(34) Santiago Mata．U-Boote：Submarinos Alemanes en la II Guerra Mundial．Mito y realidad de un trágico destino.p.157-158.

(35) Jochen Brennecke．The hunters and hunted：German U-boats，1939-1945．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3．p.233.

(36) Santiago Mata．U-Boote：Submarinos Alemanes en la II Guerra Mundial．Mito y realidad de un trágico destino.p.160-165.

(37) Clay Blair．Hitler's U-boat war：The hunted：1942-1945．p.414.

(38) Jak P．Mallmann Showell．Enigma U-boats．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0．p．96.

(39) Lawrence Paterson．U-boats in the Mediterranean，1941-1944．p.149-150.

(40)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2004．p.278.

(41) K.Alman．Albrecht Brandi：Ein Brillantenträger der U-Boot-Waffe．Landser-Groäband No.733．p.54-56.

(42) Robert F．Cross．Shepherds of the sea：Destroyer escorts in World War II．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2010．p.34-35.

(43) Gordon Williamson．Kriegsmarine U-boats，1939-45，Volume 1．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 Ltd.，2000．p.34.

(44)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p.18.

(45)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lbrecht_Brandi.

(46) Norman Polmar．Submarines of Russia and Soviet Navies，1718-1990．Annapolis，MD：Naval Institute Press，1991．p.108.

(47) Lawrence Paterson．Weapons of desperation：German frogmen and midget submarin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186，p.238.

(48) Helmut Blocksdorf．Hitler's secret Commondos：Operations of the K-Verband．Yorkshire，UK：Pen & Sword Books，2008．Foreword.

(49) Lawrence Paterson．Weapons of desperation：German frogmen and midget submarin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186.

(50) Charles M．Sternhell & Alan M．Thorndike．Antisubmarine warfare in World War II.（OEG Report No.51）．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Navy Department，1946．p.76．

(51) 数字参见：http://uboat.net/ops/midget.htm.

(52) Lawrence Paterson．Weapons of desperation：German frogmen and midget submarin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213.

(53) Lawrence Paterson．Weapons of desperation：German frogmen and midget submarin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p.213-214.

(54)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p.280.

(55) Erich Topp．The odyssey of a U-boat commander：Recollections of Erich Topp．Westport，CT：Praeger，1992．p.144-145.

(56) 参见：“扶轮社”专门刊物“The Rotarian”1964年8月（总第105卷第2期）第43页的资料。“扶轮社”是国际性组织，1905年创始于美国芝加哥，由一些商家和专门职业者组成，是历史悠久的服务性慈善社团组织，旨在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及世界和平。

第23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舍尔纳元帅
（获勋时间1945年1月1日；图中时为上将）

Chapter 03
第三章
“魔鬼将军”：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

1955年1月底，西德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被冬日的严寒笼罩着，春天的气息依然遥远，但新闻媒体却像一锅即将煮沸的水那样突然间大声鼓噪起来，热烈地议论着一个人及其身上发生的种种故事，为这个寒冬平添了几分热度。是什么人、什么事具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流言蜚语在百姓中流传，令报章杂志竞相发表评论？1月3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揭开了谜底，该刊当期的一篇文章写道：“第三帝国陆军元帅费迪南德^_舍尔纳（Ferdinand Schörner）上周从死亡中归来了。他从苏联的洗脑营获释，将到东德出任一个军方职位。东德政府已把他们的‘人民警察’部队正式重组为东德人民军，西德人现在预计，舍尔纳这位有着‘魔鬼将军’之称的人将出任东德军队的一号或二号人物。”⁽¹⁾

不过，新闻媒体估计错了，舍尔纳拒绝了苏联和东德要他出任东德人民军总司令的邀请，而是回到了老家慕尼黑。这位曾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排名第六，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的老者，回到故土后等来了什么结果？除妻子和长子均已亡故外，一贫如洗的他还面临着牢狱之灾！舍尔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军人和指挥官，既能让纳粹元首在自尽前夕指定他为自己的军事继承人，又能被莫斯科邀请出任东德人民军总司令？他有哪些经历、作为和性格特征，既让他在经历多年的战俘营岁月后再被西德法庭判刑入狱，又能让他的老部下们自发捐款，接济这位穷困潦倒的老长官？

舍尔纳是第三帝国的19名陆军元帅之一，他和空军的格莱姆是最后获得元帅军衔的两位将领。他被认为是德军所有将帅中最具争议的人物，有着一大串与其战斗过的地方相对应的绰号，包括“嗜血的费迪南德”、“雅典暴君”、“北冰洋公路上的恐怖”、“里加屠夫”、“扩大布拉格战事的魔鬼”等等。有人说他是“最残忍的将军”，是个“身着军装的魔鬼”，许多著作都将其描绘成“凶残、心胸狭窄、死忠希特勒的怪兽；”⁽²⁾也有人说舍尔纳对待敌友都毫不留情，“会因最小的过失枪毙自己的士兵或上校”；还有人说他性格简单，胸无城府，愿意照料下属，官兵们畏惧他但又相信他的能力，甚至对他“充满敬意”；更有后人说舍尔纳其实是被媒体“妖魔化”的典型，那些“所谓的诚实报道充斥着谎言、诋毁、侮辱和人身攻击”，使他成为战后政治环境和冷战铁幕的“牺牲品”。

就军事才能而言，有人说舍尔纳是最不称职的将军、声望最差的元帅，其才具根本不足以指挥一个集团军，更勿论统帅集团军群规模的部队。不过，称舍尔纳是“卓越的防御战术家”的也不乏其人，他虽比不上曼施坦因或莫德尔，但也绝非无能之辈。在政治立场方面，舍尔纳被有些史家称作是“一名纳粹信仰根深蒂固的狂热忠臣，坚信‘意志力足以带来胜利’，也认定德国陆军需要一种精神上的革命……是一名最能体现纳粹价值观的残忍的将军。”⁽³⁾舍尔纳对纳粹政权的“赤胆忠心”集中表现在1944年初，他当时曾短暂地担任过陆军总部的“国家社会主义督导部（即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军官团——NSFO）主管”——这个不少将领唯恐避之不及的部门，负责陆军与纳粹党之间的联系，还兼有向官兵灌输纳粹教义的职责。舍尔纳的“忠诚和献身”在希特勒那里自然会得到积极的回应，据说，纳粹元首自杀前两天曾感慨地说过：“……整个战场上只有一个人显示出自己是真正的将军，那就是舍尔纳。他的表现无论怎么赞誉都不为过。如果再多一些他这种将领的话……”⁽⁴⁾据信，曾与舍尔纳对垒的苏联元帅科涅夫也曾说过：“……如果不是因为舍尔纳的话，红军早就打到了巴伐利亚。”⁽⁵⁾

毫无疑问，舍尔纳是一位勇气十足的军人，一战中获得的“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和二战中获得的第23枚钻石骑士勋章，应该就是最好的注脚，事实上，舍尔纳与隆美尔就是德军仅有的两位在两次大战中均获最高战功勋章的人。卡雷尔在《焦土》一书中曾写道：“……舍尔纳的声誉在于其杰出的个人勇气、强韧彪悍和意志坚定，他有着出色的战术技能，也因坚信钢铁般的纪律而为人所知。他是个绝对无所畏惧之人。”⁽⁶⁾卡雷尔虽然称“每个参谋军官都知道舍尔纳是个很难打交道的野战指挥官，”但他似乎没有说出全部的实情——舍尔纳并不仅仅是让参谋军官头疼，他也令前线部队谈之色变，更是二线部队和后勤官兵最大的梦魇。虽说“在别人溃败的地方总能看到舍尔纳前去补救的身影”，虽然1944年初从尼科波尔（Nikopol）桥头堡逃出生天的那些官兵，“没有一个会忘记自己欠舍尔纳一条命”，⁽⁷⁾但他那似乎与生俱来的粗暴性格，加上习惯性地执行最严酷的、羞辱性的、有时甚至达到“草菅人命”程度的战场纪律，还是大大贬损了他的个人声望，也令他的战术才能和钢铁意志相形见绌——在舍尔纳任职过的每个单位和战场，他从一开始就让人噤若寒蝉，他会因最微小的不服从和违纪而毫不容情地严惩，有些官兵因他所认定的“胆小怯懦”、“失败主义情绪”和“逃跑行径”而被处以极刑，更有一些军官因莫须有的过失被解职、降级、调走或被褫夺勋章。有不少德军老兵战后曾指责舍尔纳的“残暴”（称其为“刽子手”），特别诟病他于1945年初下达的一道命令——在前沿的后方发现的任何官兵，如果没有获准进入该区域的书面命令的话，都将受到军法审判，经查实确有逃跑行径的，将被当场吊死。⁽⁸⁾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欧战全面结束的当天，以“勇敢和残忍”并称的这位元帅据说还曾遗弃了部队，换上巴伐利亚人的传统服饰后踏上了逃亡之路，而不久前他还因类似的举动处死过他的士兵！舍尔纳在1944年夏之后的参谋长纳茨默（Oldwig von Natzmer）将军，曾在战后出庭作证时谴责这位元帅的“可耻行径”，但质疑纳茨默的也不乏其人：“……在芬兰亲身参与过徒手搏斗，在尼科波尔口袋组织过顽强防御并成功撤出部队的舍尔纳，绝无可能在1945年以胆小鬼的面目示人。纳茨默的批评听起来并不可信——至少关于舍尔纳离开总部时的那些情形并不可靠。”⁽⁹⁾可以说，舍尔纳留给后人的印象中充满着诸多矛盾之处，他究竟是像战时的老部下描绘的那样——“总是试图以残暴取代能量，以僵硬的防御原则取代作战灵活性，以无良取代责任感”⁽¹⁰⁾，还是如同无处不言的梅林津所称的那样，“……是一个最简单的人，非常直截了当，言谈举止鲜有禁忌。浑身上下充满能量，是个既勇敢、又讲求实际的指挥官，战术上不乏才能，但在战略方面能力不足。统率集团军群对他来说有点勉为其难，沉重的责任压弯了他的肩膀。他说话的方式只能用粗鄙来形容，官兵们都怕他，但都尊敬他。他照料他们，他们反过来也都信任他。”⁽¹¹⁾

早年岁月：从一战勇士到山地兵团长

舍尔纳于1892年6月12日出生于慕尼黑，其父约翰（Johann Schörner，1859-1931）是一名警察中尉监察员（Polizeioberinspektors），⁽¹²⁾母亲鲍尔（婚前名Anna Katharina Bauer，1866-1930）也出身于中下阶层。关于舍尔纳的青少年时代人们知之甚少，他成年后表现出的那些既勇敢、又粗暴的行为，与其性格形成期的环境、教养和经历等到底如何相关，后人也无从得知。另外，由于出身极为普通，舍尔纳终其一生都闭口不谈他的父母和家庭背景。⁽¹³⁾舍尔纳在一所国民小学就学四年后，进入慕尼黑著名的卢伊特波尔德（Luitpold）文理学校读书，1911年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同年10月，舍尔纳志愿加入巴伐利亚陆军接受后备役军官训练，由于成绩出众，他有资格挑选受训单位，而巴伐利亚皇家禁卫步兵团则欣然接纳了他。服役一年后，舍尔纳离开军营，先后在慕尼黑大学、瑞士洛桑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及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等学习哲学和现代语言学，准备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或担任中小学校长。在大学求学的前六个学期里，舍尔纳几乎每逢假期必定参加后备役训练，或到国外旅行以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顺利通过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译员考试，应该颇能说明舍尔纳的学习能力。不过，舍尔纳未能上完大学，一战的爆发既中断了其学业，又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

1914年8月，22岁的舍尔纳以后备役中士（Vizefeldwebel）军衔重新加入皇家巴伐利亚禁卫步兵团，成为12连的一名排长，3个多月后的11月29日，他被委任为临时后备役少尉（资格回溯至1913年6月），之后不久出任连长。在1914年的所有西线战事中，舍尔纳的12连都有着出众的表现，他也因之于1914年12月22日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当年12月24日起，禁卫步兵团团长变成了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时代相当有名的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上校，次年5月，有着“精锐”之称的禁卫步兵团，与新建的巴伐利亚第1、第2和第3轻步兵团等部队一起，组成了德尔门辛根（Konrad Krafft von Dellmensingen）中将领衔的 “德国山地军”。舍尔纳的一战生涯自此便与这支师级规模的山地部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德国山地军成军后的第一件任务是立即开往意大利多洛米蒂（Dolomite）山区，帮助奥匈帝国打退南部边境上的意大利军队。舍尔纳随禁卫步兵团到达战场后，并没有参加过多少进攻作战，但在一系列激烈的防御战中打退了意大利山地部队的反复进攻。整个德国山地军的任务就是帮助奥匈军队固守防线，直到后者能从东线调来足够的兵力，接管此间的阵地为止。约在1915年9月，随着多洛米蒂山区形势的趋稳，德国山地军被调回法国，但仅仅过了一个月，该部又被派到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作战。当年12月20日，舍尔纳肩部负伤，被送回慕尼黑军医院住院治疗，直到1916年1月15日返回部队。1916年3月，舍尔纳随禁卫步兵团返回西线，经过短暂休整后，于6月投入了血腥的凡尔登战役。在凡尔登附近的沃堡（Fort Vaux）和弗勒里（Fleury）周边的激战中，整个德国山地军的伤亡率高达70％，在6月22日的战斗中，舍尔纳的左手被手榴弹弹片炸伤，随后被送往梅斯和达姆斯塔特（Darmstadt）治疗。舍尔纳养伤期间，德国山地军所属各团也在进行休整重建（第3轻步兵团被调离），稍后的1916年9月，德国山地军被派往喀尔巴阡山南部同罗马尼亚军队作战。舍尔纳听说这一调动时，乘着禁卫步兵团途经慕尼黑开往战场的机会，自作主张地溜回了部队，9月底时又继续指挥他的12连。颇有“乘火打劫”之嫌的罗马尼亚，在8月末刚刚参战时还取得过相当的成功，但随着德国山地军的到来，罗军很快支撑不住，开始向本土撤退。德国山地军在9月末的锡比乌（Sibiu）之战中曾重挫罗军，为阻止罗军第1集团军撤离，舍尔纳率领他的12连死死守住了有名的“红塔（Roten Turm）关隘”，致使对手无法沿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撤退，只得匆忙避入无路可循的喀尔巴阡山区。因为这一突出的战功，舍尔纳在1917年1月27日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

巴伐利亚禁卫步兵团在罗马尼亚一直驻留到1917年4月，之后返回了西线。当年7月，沙俄军队发起了自己在一战中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克伦斯基（Kerensky）作战”，禁卫步兵团又随着德国山地军在8月初开回罗马尼亚，正赶上“克伦斯基作战”收尾阶段的战事。9月间，德国山地军再次转换战场，来到意大利前线支援奥匈军队即将展开的第12次伊松佐战役。在过去的两年里，奥匈军队在这里与意军已进行过11次大规模交战，为准备眼下的这次孤注一掷的攻势，德军将新组建的第14集团军调来支援盟友，山地军就是其最重要的攻坚矛头。隆美尔中尉所在的“符腾堡山地营”被配属给德国山地军，负责保护巴伐利亚禁卫步兵团的右翼，同时协助后者夺取意军核心阵地所在的马塔鸠尔（Matajur）山。10月24日凌晨，第12次伊松佐战役在弹幕射击中拉开了帷幕，到下午4点，巴伐利亚禁卫步兵团担任矛头的3营（尖刀连就是舍尔纳的12连）已穿过第1066高地，开始在通往第1114高地的山间小径上奋力攀爬。隆美尔率领的6个山地步兵连负责保护前者的右翼，因而在前者的右后方跟随进军。禁卫步兵团3营在傍晚6时左右夺取了第1066高地，隆美尔带着副官来到3营的指挥部，与该营营长及舍尔纳等人协商如何在次日协力攻打第1114高地，从而打开整个科罗弗拉（Kolovrat）山脊的意军防线。不想，禁卫步兵团3营营长霸道地不许隆美尔所部向西运动或进攻第1114高地，理由竟是“这个任务必须由禁卫步兵团完成。”⁽¹⁴⁾隆美尔很不高兴，回去后整夜未眠，满脑子琢磨的都是次日的作战计划。他决定在25日晨率部悄悄绕过第1114高地，沿科罗弗拉山脊向西直扑库克（Kuk）山。隆美尔当时并不清楚，而且也从未从禁卫步兵团3营那里得到哪怕一点消息，舍尔纳率其12连已在24日夜突袭第1114高地得手！英国历史学家欧文（David Irving）在关于隆美尔的传记中曾这样描述：“……舍尔纳中尉（作者注：实际上仍为少尉）是一名勇敢的巴伐利亚军官，他一马当先，残酷地催逼那些勉强的、疲惫的志愿者们前进——无视他们身上的机枪、弹药等重负——以至部队在到达目的地1114号高地，整个科罗弗拉山脊的咽喉之前，有一名士兵由于过度疲劳倒下死去了。由于夺取了1114号高地，舍尔纳被授予普鲁士军队的最高勋章：功勋奖章。这使隆美尔感到十分愤怒，他认为这荣誉本该属于他的。”⁽¹⁵⁾名气很大的德国《明镜周刊》也曾于1955年2月发表文章称：“……隆美尔与舍尔纳从来都不打招呼。法国战役结束时，他们分别是第7装甲师和第6山地师的师长，但开会时总是一个离开会议室后，另一个才会进去。其原因就是隆美尔觉得舍尔纳抢了他在马塔鸠尔山的战功，两人之间的敌意到隆美尔死后都没有完全平息。”⁽¹⁶⁾当然，这篇文章发表时正值舍尔纳从战俘营回到东德，其真实性和客观性颇成疑问。

皇家巴伐利亚禁卫步兵团的部分成员在作战间隙中留影。

摄于1918年初，“蓝色马克斯”勋章获得者舍尔纳少尉。

摄于1918年初，“蓝色马克斯”勋章获得者舍尔纳。

图为伊松佐河谷地区的卡波雷托，这个小镇背后的丛山峻岭便是第12次伊松佐战役中隆美尔与舍尔纳摘取“蓝色马克斯”勋章的战场。

舍尔纳因夺取第1114高地的战功，于12月5日获得了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荣誉——“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但是，隆美尔并未如欧文所说的那样“感到愤怒”，他对舍尔纳少尉没有什么意见，令他不满的是禁卫步兵团在24日深夜派人通报情况时，竟然只字不提舍尔纳连已攻上高地之巅的事实，以及由此造成的整体战局的变化，最令隆美尔愤恨不满的还是禁卫步兵团的“霸道和不合作”。⁽¹⁷⁾真正“与隆美尔争功”的是第12步兵师第63“西里西亚”团1营4连的少尉斯奈伯（Walther Schnieber）。10月26日，隆美尔率部突袭马塔鸠尔山成功，创下了山地战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但德军总部27日发布的战报却声称，马塔鸠尔山是被“勇敢的西里西亚连指挥官瓦尔特^_斯奈伯攻克的。”虽然最高统帅部“摆了乌龙”，但当隆美尔听说斯奈伯当天即获颁“蓝色马克斯”时，不由得勃然大怒。不过，他在1930年代出版的《步兵进攻》一书中，仅以平淡的语气称斯奈伯夺取的实际上是马塔鸠尔山后面的科隆纳山（Colonna）。⁽¹⁸⁾1917年末时的隆美尔远没有十几年后那样平和，他曾不依不饶地索取自己应得的荣誉，最后还在德皇的亲自干预下，与自己的营长一起于12月13日获得了“蓝色马克斯”。隆美尔还担心自己的战功在官方战史中得不到恰当承认，停战后，他成功说服了战史部门补充修改相关的档案记录。

舍尔纳与隆美尔争功一事可能并不存在，前者获得的奖赏毫无争议，他所在的整个禁卫步兵团一战期间也仅有两人获得过“蓝色马克斯”，除舍尔纳外就只有团长埃普，不过后者获勋的时间迟至1918年5月29日。由于舍尔纳在二战中的表现，他这段足以引以为荣的历史，似乎也在后人的笔端下变得可疑起来。曾追随隆美尔转战法国和北非的卢克（Hans von Luck）上校，在其战后回忆录中曾有点不自然地写道：“……舍尔纳像隆美尔一样，也在一战的意大利战场获得过‘蓝色马克斯’勋章。据说他很嫉妒隆美尔的声望和名气，看起来，他很想通过非比寻常的苛严与成功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¹⁹⁾

1918年初，舍尔纳随禁卫步兵团回到西线作战。3月份他在兰斯（Rheims）附近的战斗中曾身负重伤，但不等伤势痊愈，他又随部队参加了4月份在比利时弗兰德斯地区发起的大反攻。德国山地军的指挥官此时刚刚换成图舍克（Ludwig Ritter von Tutschek）将军，但首席作战参谋仍是克鲁格上尉（即二战中的那位元帅），在二战中以斯大林格勒之役“名动天下”的保卢斯当时是山地军参谋部的一名中尉参谋，此外，巴尔克任连长的第10轻步兵营也被配属给山地军麾下的第2轻步兵团。这些将在二战中成名的人物齐集在西弗兰德斯，准备一举攻克控制西弗兰德斯的制高点凯默尔山（Kemmelberg）。4月25日晨2点半，德军250个炮兵连向凯默尔山周边发射了大量毒气弹和高爆炮弹，摧毁了法军炮兵阵地后，又对一线阵地进行了弹幕射击，德国空军也出动96架战机助战。巴伐利亚禁卫步兵团作为山地军的突击矛头随后发起了冲锋，彪悍的舍尔纳再次率领12连冲在最前方。到上午10点半，凯默尔山已成为德军的囊中之物，参加过凡尔登战役的法军幸存者被俘后曾心有余悸地表示，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最可怕的轰炸。夺取凯默尔山相对容易，但在守住这个制高点并继续向凯默尔村推进的作战中，山地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舍尔纳和巴尔克都在作战中负伤（都幸运地保住了性命）。虽然舍尔纳所在团的伤亡不详，但巴尔克轻步兵营的伤亡已足以说明问题——5月7日该营改任预备队时，全营仅剩3名军官，几个连均伤亡过半，被迫合并在一起。舍尔纳在养伤期间，因长期努力作战且屡立战功，于7月15日晋升为现役中尉（之前已在1917年的圣诞节从预备役转为现役）。1918年10月，德国山地军在西线的“百日攻势”失败后，被派往塞尔维亚地区，不过，舍尔纳此时已不再担任连长，而是供职于参谋岗位。⁽²⁰⁾

历时四年有余的一战在1918年11月11日终于结束了，但舍尔纳的战斗仍在继续——他在1919年初加入了老团长埃普组织的“埃普自由军团”，这个右翼准军事化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舍尔纳这样的老兵，后来的冲锋队首领罗姆、希特勒的宠将迪特尔（Eduard Dietl）等当时都是“埃普自由军团”的一员。舍尔纳随着该自由军团先后到慕尼黑和鲁尔工业区镇压革命运动，后来又到上西里西亚地区同觊觎东部边境的波兰人作战。1919年夏，有着勇士之名的舍尔纳中尉，顺利成章地成为战后4000人军官团中的一员，他先在第21轻步兵营任连长，稍后调入驻慕尼黑的第19步兵团，先后在多个连队担任连长。1922年，舍尔纳通过了所谓的“领袖助理”（即改头换面的参谋军官）资格考试，开始接受相关的学习和训练，1923年他被派给慕尼黑第7军区（即第7步兵师）指挥官洛索（Otto von Lossow）少将担任副官。慕尼黑是纳粹党早期活动的大本营，舍尔纳在这里成为纳粹运动的同情者，还有证据表明他曾先后加入过数个反犹组织。在1923年11月8日发生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中，第7军区指挥官洛索曾与其他两名高官被希特勒扣押（无从知晓洛索的副官舍尔纳当时是否随侍在侧），但后来逃离险境，决定按照帝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的命令镇压暴动。11月9日，巴伐利亚州警和驻军与希特勒的冲锋队员们在慕尼黑街头发生枪战，共有16名暴动份子被杀，伤者不计其数。参与镇压的军人中也有舍尔纳的身影，也许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的天职使他这个纳粹同情者无奈地参与其事。不过，希特勒1924年底离开兰茨贝格监狱后，舍尔纳倒是从纳粹的同情者变成了支持者，虽然他的转变过程不得而知，但希特勒的鬼才、雄辩能力和迎合动荡时代的主张等，无疑吸引了大批对社会不满的追随者。

舍尔纳在1925年时曾供职于第7炮兵团，当年10月进入国防军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1926年7月1日晋升为上尉后，舍尔纳在10月份被分配到第21步兵团任参谋，一个月后任第19步兵团16连连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28年10月，然后改任第19步兵团3营（即第19山地轻步兵营）10连连长。据说，舍尔纳曾极力想进入柏林的“军队办公室”（参谋本部），但未能通过严格的资格考试。⁽²¹⁾舍尔纳虽受过参谋训练，但他供职的是野战部队的参谋部门，而非位居柏林中枢的“参谋本部”（Großer Generalstab）。在参谋本部供职的军官多数都属于参谋本部军官团，但也有一些不具备这一资格的技术军官和辅助军官，而在野战部队（包括后来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参谋部门任职的军官，多数并非参谋本部军官团成员，只有参谋长、首席作战参谋及少数重要职位上的参谋，才具有这种资格。正因为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曾经的群星璀璨，参谋本部军官团成员普遍高度自信，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傲慢自大的作风——贵族气派、自信倨傲、桀骜不驯等字眼常被用来形容德军参谋本部军官团，此外它具有的内敛性和排斥性，也令不得窥其门径者大感恼火。舍尔纳虽有战场勇士之名，但出身普通，一战期间除最后时刻外基本没有参谋经历，又未能通过资格考试，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进而滋生出憎恶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念头。前面提到的《明镜周刊》曾载文称，“舍尔纳一心渴望加入参谋本部，尽管他是个强烈的宗教反对者，但为达到目的，他不惜谎称自己是基督徒（他的家族信奉罗马天主教）——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参谋本部非常保守，进入参谋本部对那些与基督教的关系不密切的人来说几乎毫无可能。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同僚的蔑视，有人还曾写诗嘲讽他。不过，舍尔纳和隆美尔像85％的申请者一样，都没能通过他们各自军区的考核。”⁽²²⁾舍尔纳后来确有机会加入参谋本部，但那时的他已经全无之前对参谋本部的憧憬——他与参谋本部的普鲁士军官相比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反差，绅士们或许还曾小瞧过他。在此方面，舍尔纳或许与希特勒有着相似的认识，纳粹元首到死都不改自己对参谋本部军官团贵族作派的厌恶，到战争中后期，当希特勒发现了舍尔纳的才能、忠诚、坚定和粗旷的作风时，一力提携与信任这位新宠的背后，或许就有着“口味相近”的原因。

这是一幅画作，描绘的是1918年的比利时西弗朗德斯地区的制高点凯默尔山。

摄于1919年上半年，“埃普自由军官”的指挥官埃普（左一）视察他的自由军团。除舍尔纳外，迪特尔和罗姆等都是该自由军团的成员。

1931年8月，通晓多种语言的舍尔纳被派往意大利第1山地旅担任翻译官，但这项职责只履行了很短的时间，他就被任命为德累斯顿军校的战术和军事史教官（校长是后来的李斯特元帅）。据说舍尔纳在军校期间就已向同僚和学员们展示过自己的某些“特质”，他的一句座右铭也颇为人熟知：“对长官的恐惧必须大于在前线对敌人的恐惧！”据说舍尔纳还在军校教授过一些非正统战术，《明镜周刊》就曾披露过这样一桩轶事（真实性值得怀疑）：舍尔纳曾在课堂上问学员们，如果某个步兵营在行军中接到了进入某村建立临时营部的命令，而营长同时得到报告，说村子已被友军的某营占据，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怎么做？有学员称自己会先派副官到村子里接洽友军营长，同时自己将率领全营向村子赶去，最终目的是让两个营都能在村子里住下。舍尔纳这时正色答道：“完全错误。没有哪个营长会为别人挪地方。你们必须这样做：派人把村子入口和出口的房子各烧掉一座，一旦房子起火，村里的那个营就会大乱，他们会主动挪窝的。”⁽²³⁾

摄于1937年底或1938年初的米腾瓦尔德，舍尔纳的第98山地步兵团正在驻地举行狂欢活动。当时，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地区总督瓦格纳（Adolf Wagner）正在造访舍尔纳所部。

或摄于1938年初，前排左一为时任第7军军长的朔贝特（Eugen Ritter von Schobert）将军，左二为时任第99山地步兵团团长的迪特尔，左三为山地旅指挥官屈布勒（Ludwig Kuebler），朔贝特和迪特尔中间的就是第98山地步兵团团长舍尔纳中校。

这是一张明信片的正面，所绘的是舍尔纳第98山地步兵团在卡文德尔（Karwendel）山进行高海拔训练的场景。

摄于1938年初，左一为22岁的山地兵上士蒋纬国，他曾在舍尔纳的第98山地步兵团接受山地作战训练。在舍尔纳手下完成严格的山地战训练绝非易事。

1938年春，舍尔纳当时率部参加了吞并奥地利的行动，图片是第98山地步兵团在回国途中经过奥地利蒂罗尔（Tyrol）附近时拍摄的。

摄于1938年春，舍尔纳（左一）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布伦内罗（Brenner）隘口受到欢迎的场景。图中右侧手持步枪行礼者似为意大利军人。

时间不详，身着上校军服的舍尔纳正在签署文件。从其军服和没有佩戴骑士勋章的情况来看，这幅图片应摄于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间，或许是在波兰或法国战役期间。

1934年8月，舍尔纳晋升为少校，还从10月1日起担任德累斯顿军校指挥官的副官。1936年3月，他被调往柏林的参谋本部，担任第3部（外军部）4处主管，负责搜集和分析南欧与东南欧国家的军事情报。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1937年7月31日，期间晋升为中校。不过，舍尔纳似乎对来之不易的参谋本部职位失去了当年的兴趣，他觉得自己既不愿意、也不适合坐办公室，他的心思始终都在一线部队，尤其是随着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他更觉得只有练兵场和战场才是军人大显身手的舞台。1937年10月，舍尔纳奉命出任驻米腾瓦尔德（Mittenwald）的第98山地步兵团团长。这个团是德军最早组建的山地部队之一，与第99、第100山地步兵团及第79山地炮兵团一起，组成了德军当时唯一的山地步兵旅。1938年4月9日，德军以这个山地旅为核心（加上第54反坦克营和山地通信营）在巴伐利亚组建了第1山地步兵师。⁽²⁴⁾虽然舍尔纳毫不掩饰他对纳粹政权的支持（这在当时实属常态），他也本着“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原则，对所部进行了强度极大的训练，但官兵们对这位“粗壮的大嗓门”并无恶感——他的那枚“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让人肃然起敬，他的战时经历、教官背景和山地战专长，令下属们庆幸能拥有他这样一位专家级团长，他“绝不强求下属做自己做不到的事”的作风，更令官兵们还曾产生过同心同德的归属感。

1939年8月27日，舍尔纳晋升为上校，他所在的第1山地步兵师两天前刚刚收到向东运动，开至斯洛伐克北部的摩拉维亚占据出发阵地的任务。对波兰宣战之后，第1山地师将与第2山地师一起从这里越过波捷边境。舍尔纳期盼的战争终于拉开了大幕。

强悍的山地兵将军：转战地中海和北冰洋

进攻波兰的德军被编组成南北两个集团军群，北面的集团军群包括第3和第4集团军，南面的则由第8、第10和第14集团军组成。由第1、第2和第3等三个山地步兵师组成的第18山地军，隶属于李斯特上将的第14集团军。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德军将以南北对进的双重合围攻势围歼波军，而第18山地军将与第14集团军的其他部队一起负责形成南翼的铁钳。具体来说，第18山地军的3个山地师首先需要穿越塔特拉山脉（Hohe Tatra），进入开阔地带后，最西面的迪特尔第3山地师负责夺取塔尔努夫（Tarnov），中间的福伊尔施泰因（Valentin Feuerstein）将军的第2山地师负责攻打亚斯沃（Jaslo），而最东面的屈布勒（Ludwig Kuebler）的第1山地师则以萨诺克（Sanok）为第一阶段的目标。这三个师抵达并夺取加利西亚的首府利沃夫后，将旋转向北运动，寻求与南下的第3集团军会合于波军后方，从而合拢包围圈的外环。⁽²⁵⁾

波兰战役打响后的第5天，第2和第1山地师跨越了捷波边境，他们首先遭遇了波军第1和第2山地步兵旅以及支援它们的一个摩托化旅。这些波军是拥有三个师的“普热梅希尔（Przemyshl）集群”的一部分，由于两面受敌，他们很快放弃了防线，开始向后方撤退，德军山地兵们也得以快速地穿过塔特拉山脉。进入波兰南部的开阔地带后，第1山地师的官兵们发现这里的道路残破不堪，路上堆积的尘土足以淹没脚踝，为加快进军速度，师长屈布勒把一个由装甲车、卡车搭载的山地兵（第98团1营和第99团2营）、部分自行火炮组成的先头战斗群交给舍尔纳，命令他尽快扑向并夺取利沃夫，掐断这个波军转运部队或撤退时必需的铁路枢纽。舍尔纳拿出了一战中驱赶部下夺取第1114高地时的劲头，无情地鞭策部队奋力向前，他下达的命令中曾包含有这样的文字：“……像在帝国高速公路上行军那样直扑利沃夫，尽可能多地扬起灰尘吧！”⁽²⁶⁾舍尔纳完全不顾侧翼的危险，以及所部与师主力之间越拉越大的距离，在行进间克服了零星抵抗后，很快出没于波军“普热梅希尔集群”的后方。在每日至少50公里的推进中，舍尔纳曾数次遭遇过撤离前沿或前去换防的波军，当他的战斗群从对手旁边经过时，他总是命令山地兵以各种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或用炮弹将对手炸得失去建制。被舍尔纳战斗群冲散的波军往往立即进行重组，以凶猛的火力和坚定的意志阻击那些跟在舍尔纳身后徒步行军的山地兵。不过，波军仅凭勇敢并不能长时间迟滞第1山地师，到9月12日，舍尔纳战斗群已进抵利沃夫西南仅66公里处。这时，他把两个山地步兵连和一个150毫米榴弹炮连组成突击队，命名他们尽快夺取利沃夫。这支突击队绕过波军防线，当日即抵达利沃夫郊区，但被装备居明显劣势的对手生生挡住。舍尔纳次日率领战斗群主力抵达，稍事准备后下令攻城，到下午2点时已有部分德军突入市中心，但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前日夜间得到增援的波军又把舍尔纳所部赶了出来，还造成了德军不菲的伤亡。舍尔纳眼见强攻难以奏效，决定稍作后撤，在围住利沃夫的同时等待第1山地师主力的到来。为改善己方态势，他指挥第98山地步兵团（加上第99山地步兵团一部）夺取了利沃夫郊区的兹博伊斯卡（Zboiska）及其附近的第374高地。不过，利沃夫的苏军也得到了大量增援，从波兰中部撤下的部队再加上城内新组的志愿者单位，一时间在数量上还占有相对优势。随着波军第10摩托化旅的到达，波军从舍尔纳手中夺回了兹博伊斯卡，但第374高地还被德军牢牢控制着——舍尔纳把炮兵部署在高地上，借助这里俯瞰全城的地利，向利沃夫城内发射了大量炮弹。德国空军也对利沃夫进行了不间断的轰炸，摧毁了这座文化名城中的许多教堂、医院以及发电厂、水厂等民用目标。

第1山地师全部就位后，开始进行大规模攻城的准备。但是，随着波军“普热梅希尔集群”快速撤往利沃夫方向，山地师的左翼顿时受到威胁。所幸，德军第5装甲师和第7步兵师各一部及时赶到，以一道坚实的防护屏障迫使前述波军改变了方向，才使第1山地师避免了可能面对的两线作战的窘境。9月17日时德军的作战环境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重大变化——苏军第6集团军所部越过苏波边境后正朝利沃夫城高速扑来。18日，德国空军在利沃夫上空撒下了一批劝降传单，遭到守军拒绝后，舍尔纳率部发起强攻，但再一次被无情击退。19日晨，苏军一个先头坦克旅抵达利沃夫东郊，很快便与从西面包围利沃夫的德军第1山地师建立了联系。苏德双方都在19日要求利沃夫守军投降，苏方声称自己的目的“仅是帮助波兰抵抗德国，因此必须先进入利沃夫”，而德军则直接威胁说“将于9月21日发起总攻，利沃夫到时必然城破。”9月20日，希特勒下令取消进攻利沃夫的计划，命令南方集团军群把利沃夫留给苏军处理，第18山地军所部则开往维斯瓦—桑河一线的西面待命。两天后的早晨，利沃夫的波军与苏军签署了投降协议，但到下午时分苏方便撕毁协议，内务部队开始大肆搜捕波兰军官，许多人被送往俄罗斯各地的古拉格，很多军官在1940年时丧生于恶名昭著的“卡廷惨案”。⁽²⁷⁾

舍尔纳可能未曾料到，自己一心想拔得头筹的利沃夫之战，竟以这样一种结局收场。攻打利沃夫之初，他率领的战斗群几次攻城皆告失败，整个山地师还伤亡一千余人（484人阵亡和918人受伤，另有608人病倒），十几天的行军作战、受苦受累和流血牺牲似乎都是徒劳之举，反而要带着“羞辱感”开到苏德双方划定的分界线以西。虽然有后人将舍尔纳的长途奔袭称作“风暴般突袭利沃夫”，他也在9月12日和20日分别获得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上的勋饰（师长屈布勒还在10月获颁骑士勋章），但客观而言，舍尔纳的首战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

舍尔纳率部回国后，驻扎在德国与比利时交界的艾菲尔山区。法国战役前，希特勒决定先夺取北欧的挪威和丹麦，迪特尔率其第3山地师的两个团参加了这一代号“威悉河演习”的作战，迪特尔也因纳尔维克之战中的出色表现，在1940年7月成为首位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军人。舍尔纳所部当时被留在西线担任预备队，当迪特尔的第3山地师正在纳尔维克进行防御苦战时，第1山地师作为A集团军群所属的第18军的一部分，从比利时越过马斯河后进入法国作战。虽然该师在塞纳河渡口进行过激战，也曾沿着埃纳河岸的“贵妇小径”（Chemin des Dames）——一战中夺去无数性命的四次埃纳河之战的战场——奋力拼杀，但整个法国战役中风头最劲的自然是以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为代表的装甲部队，舍尔纳的山地兵只能扮演着微末的角色。据说，比利时政府在二战后还曾试图审判舍尔纳当年的战争罪行，但并不清楚他在比利时犯下何种罪行，另外，排在他前面的军政官员实在太多，根本轮不到这个当时仅为上校的团长。

法国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舍尔纳将第98山地步兵团的指挥权移交给皮科尔（Egbert Picke）上校，自己则在6月1日出任新组建的第6山地师师长。该师在奥地利兰德克（Landeck）成立时，番号在前的第4和第5山地师尚未完成组建，它的基干部队第141山地步兵团来自于第3山地师未参加挪威战役的部队（即第139团），第143山地步兵团则是原准备用于组建第4山地师的部队，此外，舍尔纳还辖有第118山地炮兵团、反坦克、工兵和通信等单位。令人惊讶的是，第6山地师似乎飞快地做好了战斗准备，舍尔纳在6月13日即率部渡过莱茵河，朝着孚日山区的圣迪耶（Saint-Dié，位于南锡东南）推进。停战之后，第6山地师在法国与瑞士边境的蓬塔利耶（Pontarlier）执行占领军任务，舍尔纳也在期间的8月1日晋升为少将。同年11月，第6山地师被划归第10军指挥，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当时也属于该军。如果前文引述的《明镜周刊》的故事果有其事，那么隆美尔与舍尔纳不能在同一间会议室开会的轶事，应该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940年12月，第6山地师已奉命开往波兰充任占领军，转年2月又被调往罗马尼亚南部驻防。

摄于1941年的希腊战役期间，德军山地兵的一处机枪阵地，从这里能够清晰地俯瞰斯特鲁马河谷沿岸。

摄于1941年的希腊战役期间，山地兵在岩石上留下了“小心骡马滑落山坡”的警告牌。

摄于1941年3月的保加利亚某地，左一可能是德军第12集团军指挥官李斯特元帅，中为第6山地师师长舍尔纳，右一或为第18山地军军长伯梅（Franz Boehme）。

摄于1941年的希腊战役期间，德军山地兵牵着骡子在陡峭光秃的山地间行军。

舍尔纳的第6山地师真正的战火洗礼出现在1941年4月的巴尔干战场。希特勒为解除侵苏前在巴尔干半岛的后顾之忧，同时也为帮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盟友墨索里尼，责成李斯特元帅的第12集团军发起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及英联邦远征军）的“玛莉塔（Marita）作战”。第12集团军包括克莱斯特装甲集群（负责南斯拉夫）、第50军（负责罗马尼亚的防御）、第40摩托化军、第18山地军和第30军等庞大的力量，舍尔纳的第6山地师与林格尔（Julius Ringel）的第5山地师，与第2装甲师、第72步兵师和第125加强步兵团组成了第18山地军。⁽²⁸⁾第40摩托化军（第9装甲师、第73步兵师和迪特里希的“希特勒警卫旗队”摩步团）将在进入南斯拉夫后夺取重镇斯科普里（Skopje），切断南斯拉夫和希腊之间的铁路与公路联系后，该军大部将旋转向南，进攻南、希两国边境上的莫纳斯提尔（Monastir）。第18山地军将集中第5和第6山地师突袭希腊边境，以强行穿越鲁佩尔（Rupel）峡谷、突破梅塔克萨斯（Metaxas）防线为先期目标，该军的第2装甲师将先穿越南斯拉夫国土，之后沿斯特鲁马（Struma）河的上游前进，掉头南下后再向萨洛尼卡（Salonika）方向推进。第30军的任务是沿着最短路线进抵爱琴海海岸，而后从东面进攻梅塔克萨斯防线上的诸多堡垒和要塞。这三个军最终将汇聚在萨洛尼卡，夺取该城后，第5、第6山地师及三个装甲师将朝雅典和伯罗奔尼撒方向推进。

4月6日晨，第18山地军所属各部按照部署分头进军。第2装甲师（巴尔克为其第3装甲团团长）的进展非常顺利，虽然地形崎岖复杂，人手不足、装备落后的希腊军队也进行了英勇抵抗，但第2装甲师的侧翼包抄任务实现得堪称完美，9日晨即进入了萨洛尼卡城。不过，担负主攻的第6和第5山地师在梅塔克萨斯防线前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希军凭借天然的地形、坚固的工事和殊死拼杀的斗志，给舍尔纳和林格尔造成了巨大困难。山地兵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每个堡垒和支撑点都需要通过正面强攻与侧翼包抄相组合的战术，并在空军支援下才能得手。第5山地师7日逼近了鲁佩尔峡谷的南入口，但即便得到了最强大的战术空军支援，林格尔所部还是在付出重大伤亡后被击退。在鲁佩尔峡谷北侧进攻的第125加强步兵团，伤亡更是惨重到被直接撤出了前沿。德军在7日出动了大量的俯冲轰炸机，重炮也整日不停地倾泻炮火，但梅塔克萨斯防线上的20余座要塞中仅有2座被炸毁，其余的则继续给德军山地兵们造成大量的伤亡。一筹莫展之时，舍尔纳的第6山地师在罗多波利斯（Rodopolis）附近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从两支希军的结合部实现了突破，而这里的地形一向被认为是无人能够攀爬或穿越的。战后，有被俘德军将领在为美军撰写的一份报告中称：“……突破梅塔克萨斯防线的首功必须给予第6山地师，该师越过了一座白雪皑皑的7000英尺高峰，在希腊人认为根本不可能通行的地段突破了希军防线。”⁽²⁹⁾实现突破后，舍尔纳率部疾进，7日夜即切断通往萨洛尼卡的铁路，希腊第2集团军的补给线顿时被掐断。随着实施大范围机动的第2装甲师在9日晨兵不血刃地夺取萨洛尼卡，瓦尔达尔（Vardar）河以东的希军防线亦宣告解体，尽管梅塔克萨斯防线上未曾陷落的要塞仍在浴血抵抗，但希军第2集团军还是在9日宣布投降。随着形势的变化，李斯特相应调整了部署，他将部队编组成东、西两个攻击集群（第18山地军为东集群，得到第5装甲师增援的第40摩托化军为西集群），命令各部朝希腊中部快速进军，以求阻断希军第1集团军和英联邦远征军的退路。第18山地军负责沿奥林波斯山两侧进军，以夺取重镇拉里萨（Larissa）为直接目标，第2装甲师此时分成左右两个战斗群，右翼战斗群负责从西面绕过奥林波斯山，而后朝埃拉索纳（Elassona）推进，左翼战斗群则沿着海岸至奥林波斯山之间的铁路线进军，突破坦佩（Tempe）峡谷后再朝拉里萨推进。介于第2装甲师两个战斗群中间的就是舍尔纳的第6山地师，他将直接翻越奥林波斯山，以突然出现在坦佩峡谷地带的敌军后方为目标。⁽³⁰⁾

4月11日，舍尔纳率部渡过瓦尔达尔河，朝着西面的埃泽萨（Edhessa）方向推进一段距离后，掉头南下直扑韦里亚（Veroia）。突袭韦里亚得手后，舍尔纳率部迅速前出至希腊最大的河流哈利亚克蒙（Haliacmon）河。他在对岸建起桥头堡后，继续驱赶官兵沿着困难的山地南下，很快便出现在奥林波斯山的山脚。巴尔克在15日接过了第2装甲师左翼战斗群的指挥权，他在当日强攻无果的情况下，命令所部展开包抄机动，16日晨时成功逼退了守卫坦佩峡谷东入口的新西兰守军一个营（该部撤往峡谷西入口）。17日，巴尔克战斗群进入坦佩峡谷，开始沿着皮尼奥斯（Peneus）河狭窄的北岸艰难前进。由于向西的道路被炸毁的隧道所堵塞，巴尔克决定泅渡皮尼奥斯河，到达对岸后再择路而行。当日下午，巴尔克已有数辆坦克渡河成功，不过它们在绕过被炸坏的路基时陷入沼泽地。与巴尔克战斗群的运动几乎同步，舍尔纳的山地师经过几天艰难的跋涉，也于17日下午出现在坦佩峡谷西入口附近，但他失望地发现皮尼奥斯河上的渡桥和渡口早被炸毁，铁路路基也被破坏得无法使用。河南岸的守军是被巴尔克驱赶至此的新西兰第21营，他们用密集的机枪子弹“欢迎”这些疲惫不堪的山地兵。18日晨，舍尔纳的部分手下搭乘橡胶艇渡河成功，但他的多数部队绕到了新西兰营的侧后方，夹击之下几乎全歼了这个营。到当日下午，巴尔克在西入口已集结了一个装甲营和一个摩步营的兵力，他与舍尔纳立即携手进攻防御拉里萨接近地的澳大利亚第16步兵旅。19日，巴尔克的装甲兵和舍尔纳的山地兵占领了拉里萨，还俘获了机场里英军遗弃的大量油料和军需物资。这些战利品使舍尔纳获得了充足的补给，继而能够不停顿地继续前突和追击对手。

摄于1941年4月，第6山地师师长舍尔纳正在离开座车。

摄于1941年，希腊战役获胜后，李斯特元帅（中）、第18山地军军长伯梅（左）和第6山地师师长舍尔纳正在赶去参加某项活动。

摄于1941年4月末，舍尔纳在雅典卫城前留下了这张照片，他已经获得了骑士勋章。

具体时间不详，舍尔纳在医院里向一名军人颁发骑士勋章的场景。

常见的一张舍尔纳的照片，摄于1941年4月的雅典卫城。

此时，德军第12集团军命令各步兵师停止前进，追击对手的任务完全由机动能力更强的第5和第6山地师、第2和第5装甲师及“希特勒警卫旗队”摩步团承担。而英联邦远征军指挥官为保证主力及时撤离，命令后卫部队在通往雅典的门户温泉关（Thermopylae）附近严防死守。22日，第5装甲师的矛头进攻温泉关时，遭到英军炮火和若干坦克的有力阻击。试探性进攻失败后，舍尔纳率部在23日沿着英军防线以西的山地，进行了一场大范围侧翼包抄，与此同时，一个有坦克支援的摩托车营也在温泉关以东同步进行包抄。24日夜，三面被围的英军弃守温泉关，德军通往雅典的道路已是一片坦途，舍尔纳的先头部队和装甲部队的前锋开始狂奔着向雅典发起最后的进攻。27日，在全城之巅的雅典卫城，第6山地师升起了纳粹的旗帜，舍尔纳佩戴着一周前获得的骑士勋章（4月20日获颁），骄傲地检阅了部队并向官兵们致以谢意。

舍尔纳在27日当天被任命为雅典军事长官。据《明镜周刊》的文章所言，舍尔纳把师部建在豪华舒适的“大不列颠大饭店”里，却不允许下属享受类似的待遇——已入住各大饭店的军官们都被他赶了出来！舍尔纳在“统治”雅典期间的行为，尤其是他对待自己部队的方式，为他赢得了“雅典最后的暴君”这个不雅的称号。《明镜周刊》的文章还曾批评说，尽管舍尔纳获得了骑士勋章，但他攻打梅塔克萨斯防线时驱策官兵的残暴方式，就军事上而言毫无意义，因为第2装甲师不仅绕过了希军防线，还早早赶在前面夺取了萨洛尼卡。这种批评很难称得上公正，因为适合装甲部队的作战应该是能发挥其机动能力强、速度快和火力猛等优势的任务，它承担的职责就是进行大范围机动包抄，由第5和第6山地师等长于山地战的部队负责正面强攻再天经地义不过，除非德军决定根本不进攻梅塔克萨斯防线，否则总要有部队进行强攻。再说，第5山地师付出的伤亡更多，取得的战果也远不如率先打开突破口的舍尔纳师。仅就军事而论，舍尔纳的战功无可指责。

希腊战役结束不到一个月，德军又向克里特岛发起了两栖登陆作战。这次作战的主力是伞兵部队和林格尔的第5山地师，舍尔纳的第6山地师只有一个团奉命参加赫拉克利昂机场周边的作战，其余各部均在希腊本土待命。就在第6山地师的官兵享受着地中海和煦的阳光与微风时，苏德战争爆发了，舍尔纳意识到所部的轻松时光已经屈指可数了。

苏德战争在1941年6月22日爆发后，迪特尔的挪威山地军（辖第2和第3山地师，合计27500人）经过一周的艰难进军，沿着芬兰北部的贝柴莫（Petsamo，佩琴加的旧称）走廊侵入了苏联境内，之后开始朝摩尔曼斯克（Murmansk）方向推进。到7月初，挪威山地军在无路可寻的荒原上打打停停，跌跌撞撞地向东推进到汇入北冰洋的利察（Litsa）河附近。德军一个营在河对岸建立了一个小小桥头堡，但苏军的反攻令桥头堡一直处于危境之中，迪特尔的两个师也被迫相继转入防御。迪特尔在7月21日至24日间多次要求希特勒速派增援，帮助其防御近60公里长的防线，但元首一再拒绝——7月末时，英军航母舰载机曾多次轰炸贝柴莫，证明了希特勒对英军有可能袭击挪威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不过，希特勒在7月30日同意把舍尔纳的第6山地师从地中海调至北冰洋战场。

舍尔纳接到前往摩尔曼斯克前线的命令后，立即率部返回本土，而后踏上了前往苦寒之地的漫长旅程。由于英军控制了北海，舍尔纳山地师无法从海路直达挪威北部，只能经由波罗的海、芬兰与瑞典之间的波的尼亚（Bothnia）湾到达芬兰北部，登陆后沿着罗瓦涅米（Rovaniemi）—伊瓦洛（Ivalo）—贝柴莫的北冰洋公路向北抵达贝柴莫，而后再朝利察方向运动。8月30日，苏军潜艇击沉了两艘德军运输船，进一步推迟了舍尔纳师的抵达时间，但该师最后总算在10月初开到前线。⁽³¹⁾迪特尔的第2和第3山地师与苏军已经对垒了足足三个月，舍尔纳师的到来终于使他们能够稍作喘息，第2山地师随即撤至贝柴莫休整，第3山地师位于利察河沿线的阵地也被舍尔纳接管，迪特尔交给舍尔纳的任务就是守住这条距摩尔曼斯克仅30英里的防线。

摩尔曼斯克的冬天比莫斯科大约早来两个月，第6山地师陆续抵达北冰洋沿岸时，酷寒已经笼罩着这里的一切。当莫斯科前方的德军正勉力进行着“台风”作战时，北冰洋沿岸的大规模交锋已经偃旗息鼓，进入了偶有小战，更多是与高寒和严峻的生存环境相搏斗的阶段。舍尔纳的防区里有座至关重要的木桥连接着前沿与后方，而大自然似乎是为了宣示力量，以一次巨大的雪崩摧毁了这座木桥。前沿部队立即出现了给养危机，舍尔纳马上命令包括师部官兵在内的所有能出动的人连夜工作，抢修通信线路和搬运食品弹药，工兵们也冒着令人发指的严寒赶修桥梁。艰难的修复工作完成后，又一场来自北冰洋的狂风再次教训了试与天公作对的德军，生命之桥又一次遭到破坏。短短几周里，舍尔纳所部有1400匹战马冻死，从地中海带来的那些耐力极强的骡子也无一幸存。不过，利察河防线依然在严寒中坚若磐石。

可能摄于1941年底，舍尔纳在北冰洋战场。

摄于1941年底或1942年初，北冰洋战场上的德军山地兵正在训练。

可能摄于1942年初，德军第3山地师一部正在举行仪式。

1941年圣诞节前夕，苏军以来自西伯利亚的精锐师团为先头，向挪威山地军发起了进攻。在恶劣天气的帮助下，精于防守的舍尔纳挫败了对手，苏军不仅寸土未获，反而有大批士兵战死或冻毙。这次成功的防御战后，迪特尔于1942年1月15日升任“拉普兰（Lapland）”集团军指挥官，舍尔纳则接任挪威山地军军长（1942年11月改称第19山地军），并在2月28日晋升为中将。舍尔纳的防区包括第6山地师所在的利察河防线，雷巴奇（Rybatchiy）半岛（由苏军占据）连接大陆的颈部由第228步兵团加上第2山地师的一个营防御，第2山地师大部与第193步兵团在贝柴莫附近充任预备队。⁽³²⁾由于苏军占据着雷巴奇半岛，一旦他们从这里突破德军薄弱的防线后踏上大陆，就极可能切断利察河沿岸的德军，迪特尔因之准备通过主动进攻来夺取雷巴奇半岛，不过，攻势何时能够发起，以及从哪一方面抽调兵力等都迟迟难以决定。3月中旬，“拉普兰”集团军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3个营的兵力调给舍尔纳，以加强芬兰的北冰洋沿岸的防御。

强悍的舍尔纳毫不动摇地固守在连世居北极的芬兰人都不愿守卫的区域，他既面临着气候、地形和补给短缺的严峻考验，又经常面对着数量占优的苏军富有技巧的攻击。1942年4月27日，苏军第14集团军的第10近卫步兵师向第6山地师的右翼发起了进攻，而苏军第14步兵师也向第6山地师的左翼同步展开了辅攻。防御利察河桥头堡的第141和第143山地步兵团与对手激战整整三日，方保桥头堡不失。更严峻的是，苏军第12海军陆战旅在鱼雷艇掩护下，在利察湾以西的莫托夫斯基湾（Motovskiy）强行登陆，切断了德军赖以生存的补给线。面临被围危险的舍尔纳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意志，他决定在正面先拖住苏军的两个步兵师，自己亲自组织恢复和确保交通线安全的作战。他把参谋和后勤在内的所有能参战的官兵，都投入到收复补给线的决战之中，本人也曾亲率突击队投入反攻。5月1日，苏军第5和第6雪地旅等增援部队在第10近卫步兵师的西面绕过了德军的左翼防线，准备楔入德军的后方包围对手。5月3日，舍尔纳把第2山地师一部迅速调往最吃紧的区域，但是，由于担心英美有可能乘机登陆北冰洋沿岸，他并未把第2山地师全数调去增援。苏军稍后又派出一个拥兵22000人的超强步兵师（第152“乌拉尔”师），摆出了攻击第6山地师中段防线的姿态，舍尔纳与迪特尔协商后，决定孤注一掷地把第2山地师全部增援到利察河——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塔纳角（Tana Fjord）至贝柴莫湾的全部海岸防御力量就将只剩下4个营。不过，在最后一支预备队开到前，战场形势发生了突变——在莫托夫斯基湾登陆的苏军第12海军陆战旅，因补给线频遭俯冲轰炸机袭击，该旅以无法固守所占的地盘为由主动撤离了；第6山地师右翼的苏军也迫于伤亡而停止了进攻，挪威山地军乘势发起反击，到次日即恢复了前沿态势。为加强前线补给，舍尔纳待形势刚一趋稳，便立即组织成千上百的卡车抢运食品弹药，长达550公里且脆弱不堪的北冰洋公路一时不堪重负。为保证公路不至坍塌，舍尔纳曾下达过一道特别的命令——卡车在公路上一辆接一辆行驶时，必须错开彼此的车辙，违令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当时在芬兰作战的老兵曼茨（Bruno Manz）战后曾忆称，有谣言说舍尔纳本人就当场审判和枪决过违令者，曼茨自己在北冰洋公路两侧亲眼见到过一批十字架，虽然不确定这些亡者是不是死于舍尔纳的严酷军纪，但有关的流言和传说一直不断。⁽³³⁾

利察河桥头堡的战事是舍尔纳山地军独自进行的一场战斗——他的左翼是北冰洋，右翼最近的友军是在数百公里外自顾不暇的第36山地军。舍尔纳以劣势兵力挡住了数倍于己的对手（包括西伯利亚的精锐部队），造成了苏军8000余人的伤亡，一场危机化解了，德军防线依然牢不可破。这一成功给希特勒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为此，舍尔纳在1942年5月15日晋升为山地兵将军——1940年8月前他还是个上校，不到两年就跻身于兵种将军行列，蹿升速度虽不如隆美尔，但也不可谓不快。这一飙升自然是舍尔纳效忠纳粹政权所换来的奖赏，但不容否认的是，他也具有相当的战术才华和指挥能力，尤其是其意志力更是非比寻常——并非所有将领都能以劣势兵力击退对手的多次大规模进攻，也不是每个将军都能做到时常在最前线指挥战斗的。舍尔纳1941年末在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时曾豪言“北冰洋算得了什么”，这句话恐怕早已传进了最高统帅部及希特勒的耳朵里。

北冰洋战场利察河前沿的攻防态势图　1942.4.27-1942.5.14

摄于1941年底或1942年初的北冰洋战场，图为进攻中的苏军。这里的苏军指挥员具有丰富的雪原作战经验，因而展现出的指挥水准也较高。

可能摄于1942年初，在北冰洋战场作战的红军士兵。本图有可能是战时宣传照。

摄于1942年初，北冰洋战场的德军运输车队正在北冰洋公路上行进。

摄于1942年初，北冰洋战场的苏军正在运输物资装备，人推马拉可能是这里唯一可行的运输方式。

摄于1942年，几名德军指挥官正离开总部，左一为舍尔纳，中为第20山地集团军指挥官迪特尔，右边的据信是第210步兵师师长温特格斯特（Karl Wintergerst）将军。

摄于1942年，舍尔纳与迪特尔在一起。

摄于1942年，迪特尔离开舍尔纳的指挥部时所摄。

时间不详，舍尔纳与前来所部视察的迪特尔在一起。

左为第2山地师师长亨格尔（Georg von Hengl），中为第20山地集团军指挥官迪特尔，右为挪威山地军军长舍尔纳。舍尔纳和迪特尔的左胸口袋处都戴有纳粹金质党章，考虑到舍尔纳是在1943年1月底才获得这个金质党章的，因而本图应摄于1943年2月至10月间。

时间不详，从左至右依次为舍尔纳、迪特尔和第2山地师师长亨格尔。

这是一张罕见的照片，左为希姆莱，右为舍尔纳，可能摄于1943年冬的芬兰北部。据信当时的场合是一场冰壶比赛，希姆莱可能正在极北视察党卫军部队。希姆莱素来赏识舍尔纳，在后者的升迁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1942年夏，德军极北战场的重心放在了舍尔纳山地军的方向，重中之重就是针对英美可能发起的北冰洋登陆行动加强海岸防御。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位置险要的雷巴奇半岛对极北战场具有最高程度的重要性，因而要求迪特尔和舍尔纳准备相应的作战方案。不过，由于增援部队何时抵达、弹药武器和补给何时能充裕到足以支撑进攻等都是未知数，进攻雷巴奇半岛的作战暂时被安排到1942年秋末或初冬进行。6月间，迪特尔的“拉普兰”集团军改称为第20山地集团军，他除了进一步强化海岸防御外，也在紧张筹划和准备夺取雷巴奇半岛的进攻战。最高统帅部曾提出把一些没有战马和车辆的所谓“静态步兵师”调来守卫利察河前沿，以便第6和第2山地师能够投入雷巴奇半岛的作战，但这个提议遭到了舍尔纳和迪特尔的反对。他们认为，利察河防线十分重要，决不能由一些“装备不整的三流师”前来布防。结果，由于缺乏适于作战的部队，进攻雷巴奇半岛的计划被慢慢搁置起来，苏德双方在1942年夏秋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战事，双方对垒的焦点一度竟是相互骚扰，比着在对方的区域里点燃森林大火！⁽³⁴⁾

有后人曾这样描绘当时陷入僵局的利察河战场：“……德军前沿背后的区域呈现出一幅奇特的景象，在北冰洋这个‘神奇之地’竟出现了错落有致的大批补给站：弹药库、补给中心、餐厅、面包房、炭窑、医院和休息站等都建起来了，前线官兵的配给在国防军中算是最高一等的，但某些前沿的士兵还找到了进一步丰富配给的途径——打猎、捕鱼、养猪和种菜。”⁽³⁵⁾士兵们悠闲的生活和还算不错的待遇，自然有重视补给的舍尔纳的功劳，但前线的平静并不意味着他会放松部队的训练，尤其是他对战场和后方纪律的严格管控。1942年秋，舍尔纳曾组织过多次小规模演习，其中的一次是由30名芬兰海军官兵对垒两个连的德军，结果芬兰人胜出。舍尔纳分析了败因后曾冲着官兵们大叫：“这些芬兰人会把你们都干掉，你们真应该感到羞愧，回去后每天都要勤练！”舍尔纳认为不打仗的时候，过于安逸的生活会腐蚀军官的意志，于是下令把一些所谓的“奢侈”家具从军官宿舍中搬走，命令少校以下的军官不得配备轿车和摩托车，必须使用时也只能用于公务。舍尔纳还有一个绝招——他把后勤部队里一些超重的官兵或派到前线驻守，或命令他们立即减肥，而瘦子们则被派到厨房帮厨！他还有一些令人难以理解或遭人痛恨的怪癖，二战时期的芬兰海军军官拉赫登佩拉（Leo Lahdenperä）曾回忆称，1942年夏的某日，一艘德国商船停泊在贝柴莫附近的港口时，船长邀请了一些芬兰和德国军官上船喝咖啡。负责北部战场交通运输的一名德军少校也在来宾之列。就在大家愉快地交谈时，不速之客舍尔纳出现了。他向船长致意之后，转身盯着那位少校恶狠狠地说道：“你已经不再是少校了，现在你是一名列兵。一小时后到我的军部报到。”然后，舍尔纳走上前去撕下这位少校的肩章。船长大声地抗议说，船上由他说了算，舍尔纳将军要执行纪律的话，大可回到自己的地盘再做。舍尔纳当时眨了眨眼，略一弯腰致意，神气活现地离开了，来宾们和那位倒霉的少校无不目瞪口呆。拉赫登佩拉在一份芬兰战史杂志上还曾描绘过一件更极端的往事：1941年圣诞节前有一艘德国商船曾被击沉，这艘载有圣诞礼品和酒类的商船在1942年春解冻后被打捞上来，物资随后被运往挪威北部的希尔克内斯（Kirkenes）、芬兰的利纳哈马里（Liinahamari）等几个城市。利纳哈马里有一名负责管理补给品的德军士官，邀请了一些朋友来聚会，自作主张地拿出一些香肠和啤酒招待大家。聚会很成功，既无人醉酒，又没有打架闹事，但这名士官次日晨即被逮捕。他被带到舍尔纳的总部接受了军法审判，下午时即被枪毙。⁽³⁶⁾

舍尔纳在摩尔曼斯克前线一直坚守到1943年10月被调走为止，期间苏军曾发起过许多次无功而返的攻势。希特勒很欣赏舍尔纳这个残忍无情、粗鲁无礼、对参谋和非战斗人员十分严厉的将军，与那些令他大倒胃口的普鲁士将军相比，舍尔纳显得是如此与众不同，即便在危急时刻他依然镇定自若，毫不动摇地执行最严格的战场纪律。迪特尔本人就曾亲自领教过“疯子费迪南德”的疯劲：舍尔纳特别喜欢像交警一样指挥交通，像军警一样执着地维持纪律，他经常在公路边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尽职尽责地”指挥往来的队伍和车辆。有一次，他看到一辆VW82“桶车”跑得飞快，于是先命人发射信号弹，要求那辆车立即停下，但对方根本不予理睬。舍尔纳马上跳进座车，命令司机全速追赶，最后他的车子追上去别住了“桶车”。舍尔纳愤怒地走上前一把拽开对方的车门，结果发现里面竟是迪特尔！同为巴伐利亚人的迪特尔，微笑着用南德口音对舍尔纳说：“费恩特尔（Ferntl，Ferdinand 的昵称），你这个该死的警察，追得这么紧！”在另一个场合，迪特尔还曾当着舍尔纳的面说：“你真不像个将军，倒是个最棒的军士长。”不过，迪特尔确实非常欣赏舍尔纳，曾称颂后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职业军人。”⁽³⁷⁾

舍尔纳惯于不惜代价地驱赶官兵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行军作战，但他本人也是一个身先士卒的将军。他从不把指挥部设在后方，战士们总能看见他戴着雪镜、拄着拐棍出现在他们中间。他的这种作风对于保证士气和防守强度确有作用，同时也利于维护战场纪律。虽然严厉得令人敬畏，但他绝非像对待牲畜一样驱使官兵，或毫不介意他们的生死，相反，他信奉的原则是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胜利，为此十分强调进攻的快捷性和出敌不意。他虽是二线部队和后勤的噩梦，但对前线将士非常尽心，他的那句座右铭“一切为了前线”可谓掷地有声，以命相搏的前线官兵在他心目中必须有获得给养的绝对优先权。摩尔曼斯克前线的德军相当爱戴和尊敬舍尔纳，尤其是跟随他从法国和地中海转战至北冰洋的第6山地师的官兵，大多数人都终生忠实于他——当舍尔纳从苏联战俘营获释，但又在西德身陷囹圄时，这些老兵对他不离不弃；当舍尔纳贫病交加、生活难以为继之时，也是老兵们自发接济他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当舍尔纳的退休金被政府扣发时，还是这些并不富裕的老兵每月捐款凑钱帮助他艰难度日，而他们凑得的钱数正好相当于应发给他的退休金。

美军历史学家齐姆克（Earl F. Ziemke）曾写道：“……舍尔纳是一个能量特别充沛、意志特别坚定的军官。情形越是危急，他的前述特质就展现得越出色，这一声誉使他在东线后来的战事中快速蹿升，在战争结束的最后一个月还被晋升为元帅。”⁽³⁸⁾齐姆克评语中的两个“特别”可谓切中要害，希特勒欣赏舍尔纳的地方正在于此。舍尔纳以充沛的能量支持纳粹事业，这为他在1943年1月30日赢得了一枚纳粹金质党章，尽管作为现役军官他并不是纳粹党的一员。⁽³⁹⁾1943年秋，当东线的中央和南方战场危机此起彼伏，各路德军在逼迫和挤压下纷纷西撤之时，希特勒需要舍尔纳这种将领来忠实地执行自己“绝不放弃一寸土地”的命令。舍尔纳很快将从北冰洋沿岸这个几乎被遗忘的角落，来到足以影响战争全局的东线南方战场。

一战成名：尼科波尔桥头堡

1943年9月下旬起，苏军在第聂伯河沿岸的基辅、卡内夫、切尔卡瑟、克列缅丘格、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个地方都建立了大小不等的桥头堡。斯大林格勒之后重组的德军第6集团军，利用莫洛奇纳亚（Molochnaya）河的掩护，在梅利托波尔附近的第聂伯河沿线还守卫着一个桥头堡，这段防线向北延伸到扎波罗热，同时屏障着从北面进入克里木的接近地。10月24日，舍尔纳被任命为第40装甲军军长，所部包括第14装甲师、党卫军“骷髅”师和新近从意大利开来的第24装甲师。对于没有任何装甲战的训练背景、也没有指挥过装甲部队的舍尔纳来说，这个任命颇不寻常，显示出希特勒对他的高度信任和期待。不过，就在任命发表的当天，第40装甲军被曼施坦因调拨给第8集团军，负责阻挡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向克里沃罗格的推进。曼施坦因命令上述三个师从东南方向打击苏军的突击矛头，但在德军完成调动前，苏军先头部队已在25日抵达克里沃罗格郊区。第40装甲军从27日起发起反攻，经过三天激战后摧毁了苏军两个机械化军的大部，重创了对手9个步兵师，将科涅夫的先头部队逐出了克里沃罗格，苏军的整条战线也被逼退20英里。⁽⁴⁰⁾10月28日，苏军以优势兵力对德军第6集团军把守的第聂伯河至亚速海防线发起了攻击，并迅速撕开了这段防线，迫使第6集团军“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西撤，同时，其北翼的第4和第29军被迫撤往第聂伯河南岸一个宽大的桥头阵地，这样至少可使第1装甲集团军背后以及尼科波尔地域得到暂时的掩护。”⁽⁴¹⁾苏军通过这个方向的强大攻势，收复了诺盖草原及第聂伯河以东的大部分区域，尼科波尔以南直至通往克里木的门户彼列科普地峡等尽皆易主，德军只在尼科波尔和克里沃罗格地域还占据着一个较大突出部。由于尼科波尔的锰矿、克里沃罗格的铁矿对德国战争经济的重要性，希特勒要求南方集团军群严防死守这个被称作“尼科波尔桥头堡”的突出部。

克里沃罗格的危机化解后，曼施坦因曾考虑把舍尔纳的第40装甲军调到尼科波尔南面的第6集团军区域，由该部朝诺盖草原方向发动反击，以恢复与被切断在克里木的第17集团军的联系。但是，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Eberhard von Mackensen）表示反对，他认为最重要的任务是守住尼科波尔和克里沃罗格，一旦舍尔纳的装甲军南下，前述两地势必很快将被苏军攻克。曼施坦因在11月4日改变了想法，决定把舍尔纳手下的“骷髅”师和第24装甲师分别留在克里沃罗格和尼科波尔附近担任预备队。11月1日起，南方集团军群把尼科波尔桥头堡内的部队编成所谓的“尼科波尔集团军级支队”，由埃博巴赫（Heinrich Eberbach）指挥，不过这位将军很快便奉命回国改任补充军的装甲兵总监，“尼科波尔集团军级支队”的指挥权随即交给了舍尔纳，因此这支部队有时也被称为“舍尔纳集群”。舍尔纳有权节制第4和第29军（后又增加了第17军），通过自己的第40装甲军军部控制多达10个师（第335、第9、第79、第17、第258、第302、第111步兵师，第97轻步兵师，第3山地师，第24装甲师）。⁽⁴²⁾11月上旬，苏军在增调部队包围尼科波尔桥头堡的同时，夺取了桥头堡周边的上罗加奇克（Rogatschik）等几个村庄。由于该村位于德军第17和第79步兵师防线的结合部，舍尔纳命令第24装甲师（得到第653重型反坦克歼击营的支援）堵住被捅开的缺口。实力强劲的第24装甲师很快完成了任务，但第79步兵师与北面的第258步兵师之间的防线又被突破，舍尔纳只得再把第24装甲师调去恢复局面。⁽⁴³⁾这样的小规模战事贯穿于1943年的最后两个月，舍尔纳总是把值得信赖的第24装甲师调往各个危险地带灭火除险，而该师在遍地泥泞的桥头堡内辗转跋涉，成功地扮演着桥头堡内的救火队角色。在邻近的克里沃罗格地域，第9和第23装甲师也一直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力保德军始终牢牢控制着第聂伯河河曲的突出部。

摄于1943年底或1944年初的尼科波尔桥头堡，舍尔纳正与第3山地师师长魏特曼（August Wittmann）中将在战场上研究地图。

摄于1944年，一名山地兵在标有“尼科波尔—巴尔基（Balki）公路”的路牌前留影。

11月20日，舍尔纳的上级、第1装甲集团军新任指挥官胡贝向曼施坦因报告称，他的步兵师的兵力已降至能够容忍的最低水准，宽大的前沿缺乏足够的人手看护，每次打退苏军进攻的代价都是平均每师伤亡达一个营。胡贝声称，除非采取不寻常的措施并以空运派来足够的增援，他不认为所部还能继续防御第聂伯河河曲地带。胡贝所言不虚，舍尔纳的防区里作战力量就十分匮乏，但他注意到各级指挥部和后勤单位经常满编，于是开始在后方无情地掘地三尺，参谋、后勤、轻伤员和准备休假者都被送上前线，他甚至还亲自到训练补充单位搜刮兵员，一些年纪大、本不适合服役且尚未完成训练的人也被他送去蹲守战壕。后勤部门虽然人手锐减，但舍尔纳的要求一点没有降低，仍然严厉地要求后勤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为前沿及时提供弹药补给。当然，他自己也在竭尽所能地向上索取物资装备和补充兵员。11月24日，曼施坦因在回复第8集团军的询问——“是否打算在严寒气候到来时全线撤退”时，还曾以一句缺乏说服力的格言答复道：“能比对手多坚守阵地一分钟的一方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两天后胡贝又发出了新的警告，要求尽快决定是否放弃尼科波尔桥头堡和第聂伯河河曲突出部，如果必须坚守，第1装甲集团军就必须获得足够的增援。刚过一天，胡贝又向曼施坦因报告称，第1装甲集团军已用尽了所有能够“自救”的办法，他和舍尔纳等将领都必须知道尼科波尔桥头堡还要守卫多久。胡贝以忧虑、但有些蔑视的态度说，苏军正把来自新占领区的兵员补充到前线，人数虽多，但不足为惧，不过“这些人还是造成了弹药的大量消耗和短缺。”⁽⁴⁴⁾曼施坦因表示赞同胡贝的一系列意见，但他没有办法说服希特勒改变之前的命令，克里沃罗格和尼科波尔桥头堡都必须死守。

进入12月后，尼科波尔桥头堡周边的战事曾冷清了一些日子，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军正在忙于调集兵力和补充物资装备，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协调该方向的作战）的话来说就是，“乌克兰第3和第4方面军旨在拔除尼科波尔登陆场的进攻战役，需要推迟到弹药补充齐全，各自行火炮团、KB重型坦克团、反坦克歼击炮兵旅等部队抵达后再开始。”⁽⁴⁵⁾在尼科波尔桥头堡内部，舍尔纳的部队占据着整条防线的大约一半（即原来的第聂伯河防线剩下的部分），从东到东南依次部署着第17军、第4军和第29军，防区内虽有着较好的野战工事，但其后方是第聂伯河冲积平原，沼泽湿地和水网遍布，这些水路在冬季也很少封冻，因而给部队的调动和物资补给的转运带来了较大困难。令舍尔纳所部的形势一直较为紧张的是，离开桥头堡的出口非常有限，在北面只有尼科波尔以东的一座临时桥梁，在南面靠近大列佩季哈（Bol'shaya Lepatikha）的出口则是两座浮桥。一旦这些桥梁被对手夺取，那么几个军的退路将被切断。尼科波尔桥头堡的另一半由第30军和第57装甲军负责，它们在北面和东北方向与苏军对峙。这片防区里有五条大河，德军防线的最北沿距离克里沃罗格仅30公里，距铁路枢纽阿波斯托洛沃（Apostolovo）也仅有50公里。途径阿波斯托洛沃的铁路是唯一尚能向北和向尼科波尔转运物资兵力的生命线，因而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另外，苏军第3乌克兰方面军所部只需突破德军第30军的前沿，而后南下50公里便可切断舍尔纳的几个军。

苏军统帅们早就把这种南北对进、切断舍尔纳所部的策略作为首选，虽然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尚未完成，但乌克兰第3和第4方面军还是在12月19日发起了进攻，重点就是尼科波尔南面的突出部，但针对北面的德军第30军前沿也进行了同步攻击。乌克兰第4方面军统帅托尔布欣大将虽是个颇具才干的指挥员，但此时的尼克波尔还不是他展示才华的舞台。第聂伯河冲积平原的困难地形使双方的进军道路都极为有限，但更主要的是，舍尔纳已确保所有通向桥头堡的接近地都被雷场覆盖，且都在炮火打击的范围之内。托尔布欣的突击部队以密集队形向舍尔纳所部的阵地逼近，当他们接近德军前沿时，苏军官兵们突然站起来、高呼着口号发起了冲锋——这一幕仿佛令德军将领们回到了一战的时光，只不过此时的机枪火力网和炮火的威力更胜往昔，大片的苏军官兵倒在了浸透鲜血的黑土地上。舍尔纳并不满足于在阵地前扼杀对手，他要把苏军远远地赶离桥头堡接近地，第24装甲师被他调到前沿发起反击。在德军第258步兵师把守的大列佩季哈方向，苏军不计牺牲地连番进攻，试图夺取那两座至关重要的浮桥，但第24装甲师的到来彻底扭转了局势，该师19日当天就在这里就摧毁了81辆坦克和装甲车，足见这些“局部”战斗的激烈程度。⁽⁴⁶⁾苏军在南面展开主攻的同时，北面的3个步兵师、1个独立坦克旅和2个步兵旅向德军第30军的前沿也发起了进攻，激烈的战事持续了一整天，由后勤和休假归队者组成的德军战斗群乘着夜色发起突袭，也成功阻止了对手的势头。

第24装甲师完成大列佩季哈附近的反击任务后，被舍尔纳连夜调往尼科波尔东北布防，因为他认为苏军即将在次日从这里发起新的攻势。不过，舍尔纳出现了判断错误，尼科波尔东北方向没有出现预想的激战，倒是第17军第111师的防区在12月20日遭到了对手团营级规模的连番冲击。20日的战事中最紧张的还是大列佩季哈地带，苏军对地攻击机的持续攻击以及炮火射击的集中程度都表明，大列佩季哈的两座渡桥才是苏军真正的目标。舍尔纳只得把第24装甲师的一个装甲战斗群再度调到南面支援第258步兵师，第24装甲师击毁了20辆坦克和装甲车，但苏军在夺取部分地盘后迅速建起的反坦克防线给该师制造了很多困难，装甲战斗群的正面反击未能奏效。21日时，大列佩季哈防线上的700米宽的缺口始终无法缝合，但部队按照舍尔纳的要求，用火炮和重武器完全覆盖着这条缺口。舍尔纳曾考虑从邻近的第3山地步兵师防区袭击苏军的侧翼，但他的部队都已被拖住，只有第24装甲师可供调动，但该师也被分成了几个战斗群在各地救险，舍尔纳的侧翼打击计划因之无从实现。

1943年圣诞节，苏军第1乌克兰方面军在南方集团军群的左翼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进攻战”，短短几天内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曼施坦因对左翼的重视程度一直高于南翼的尼科波尔桥头堡，他曾多次要求希特勒批准放弃尼科波尔桥头堡，以便缩短防线后尽快支援带有全局性的左翼。当然，希特勒每次都严词拒绝了。不过，由于受到第1乌克兰方面军成功的鼓舞，再加上第2乌克兰方面军也即将在北面发起歼灭基洛沃格勒（Kirovograd）德军集群的进攻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与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协商后认为，德军不大可能在第聂伯河河曲和尼科波尔桥头堡继续顽抗，估计对手将放弃尼科波尔和克里沃罗格，之后会先撤至因古列茨（Ingulets）河附近，然后再撤到南布格河一带。⁽⁴⁷⁾由于尼科波尔桥头堡既拖住了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右翼，又使第4乌克兰方面军不能放手进攻克里木的德军第17集团军，苏军一直都在努力敲掉这个令人厌恶的突出部，而这个突出部本身又为苏军提供了围歼大批德军的良机。华西列夫斯基误认为德军准备放弃桥头堡，他与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协商后决定，不管天气如何恶劣，第3乌克兰方面军都将向肖洛霍夫（Sholokhovo）和阿波斯托洛沃方向发起进攻，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第3近卫集团军、第5突击集团军和第28集团军等部先攻打大列佩季哈，而后再朝阿波斯托洛沃方向进攻。⁽⁴⁷⁾苏军攻势发起于1944年1月10日，六天后以失败告终了，华西列夫斯基战后曾坦承自己误判了形势：“……同我们估计的相反，希特勒分子不仅不想放弃这个地域，反而竭尽全力想把它变成几乎是密集的、筑有坚固工事的、相互保持密切火力联系的一些支撑点。”⁽⁴⁸⁾

1944年第一周，新一轮严寒笼罩着乌克兰大地，冻得梆硬的地面又足以支撑坦克和装甲车的运动，马利诺夫斯基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在1月10日向第聂伯河河曲发起了攻势。炮火准备完成后，第一梯队的80辆苏军坦克沿着布祖卢克（Buzuluk）河西面向德军第30军展开了冲击，跟在坦克后面的是9个步兵师的步兵。苏军炮火虽为坦克廓清了道路，但跟在后面的步兵却被隔离开来，德军第9和第23装甲师为数不多的坦克在前沿后方几公里处伏击了苏军坦克，几小时内便摧毁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到当日日终前，德军第30军基本收复了失去的前沿阵地。马利诺夫斯基重组部队后发起了规模更大的攻势，德军第30军的防线被撞开了，还被推挤着向南退让了大约8公里。形势危急之际，第6集团军指挥官霍利特（他的集团军与1月3日接管了尼科波尔桥头堡）准备把第24装甲师调来进行反攻，但该师尚未动身，托尔布欣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又朝舍尔纳的防区发起了进攻，尤其是尼科波尔南面最狭窄的一段防区形势最为紧张。霍利特认为，相对于桥头堡北面失去的8公里纵深，失去南面的哪怕一公里的地盘都有可能造成舍尔纳所部被切断，他在权衡之下决定把第24装甲师留在南面预备发动反击。舍尔纳以无比的能量和严酷的措施命令各部不得退让，同时祭出拼凑兵力的法宝，冷静、精确地把预备队投入到被突破的方向，整整五天里挡住了对手的每一次进攻，也堵上了所有被捅开的防线缺口。到1月16日，苏军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攻势被迫偃旗息鼓，除了在桥头堡周边撞开过一些缺口外，没有取得任何值得夸耀的战绩。华西列夫斯基在总结这次作战时，除承认错估了对手的意图，低估了德军守住桥头堡的决心外，“兵力兵器不足、弹药严重匮乏”是未获成功的主要原因。曼施坦因战后则把桥头堡防御战的成功归因于官兵：“……我们在1944年1月不仅保住了尼科波尔桥头阵地，也守住了第聂伯河河曲部，这完全归功于德军部队的献身精神。他们在没有一丝喘息和极为艰苦的防御作战中所做出的努力难予言表。它说明，德国军人堪称效忠、尽职、服从和献身德意志的楷模。”⁽⁴⁹⁾对于舍尔纳在防御成功中扮演的角色，曼施坦因虽然没有提及，但胡贝在1944年1月16日提交的报告中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意见：“……舍尔纳是个勇猛坚定的军人，在尼科波尔桥头堡的近期战事中他对所部的领导富有技巧和创意……他有能力引领部队渡过任何危机，既能不知疲倦地维持纪律，又尽最大可能地照料部队。他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身体的强悍程度远在普通人之上，并以特别的能量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祖国。”⁽⁵⁰⁾

前述作战失败后，华西列夫斯基意识到仅凭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力量不可能夺取尼科波尔桥头堡，于是他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索取援兵，尽快遭到斯大林的斥责，但他最终还是从第2乌克兰方面军那里得到了第37集团军，又从大本营预备队获得了第31近卫步兵军，这些新援都被部署到第3乌克兰方面军负责的德军桥头堡北侧。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准备把打击重点放在北段，他利用1月19日开始的连续数日的浓雾天气，把托尔布欣方面军的第4近卫机械化军秘密调动到北面，从而使苏军在德军第30军的前沿集结了起压倒优势的强大兵力。霍利特对于苏军的调动和重新部署并非毫不知情，相反，他很清楚苏军在桥头堡北侧集结了庞大的兵力兵器，整个桥头堡的命运在下一场决战中将完全取决于北侧。他决定把自己全部的4个装甲师从前沿撤下，集中在第57装甲军麾下，负责支援桥头堡北侧必将出现的险情。但是，霍利特的如意算盘很快落空了，短短几天里，他手下的一个步兵师被派去支援克里木，另两个步兵师则被调拨给第8集团军，更大的损失还是第24装甲师的离去。希特勒命令该师北上进入第8集团军的战区，加入第47装甲军的作战序列后，准备参加解围“切尔卡瑟口袋”的作战。第24装甲师堪称尼科波尔桥头堡的防线砥柱，它在泥泞中跋涉了近250英里后，于2月3日抵达科尔逊周边战场。次日，就在第24装甲师刚与苏军第5坦克集团军所部交火时，却收到立即返回尼科波尔桥头堡的命令，原来这个方向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1944年1月底时，少了4个师的第6集团军只有第9装甲师这一支预备队（但也仅剩13辆坦克，步兵和炮火数量只及编制的三分之一），整个桥头堡内虽有20个师，但一线作战部队平均每师仅2500人，面对的苏军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共有47个步兵师、2个机械化军、1个坦克军和1个骑兵军，⁽⁵¹⁾对手虽然也不满编（据信有一半的步兵师达到编制兵员数），但在数量上还是占有明显的优势。

1月30日，决定尼科波尔桥头堡命运的时刻到来了。第3乌克兰方面军率先进攻，1小时内向德军第30军防区发射了3万发炮弹，而后，大批步兵向布祖卢克河西面6公里宽的德军前沿发起攻击。这次苏军坦克部队没有率先冲锋，而是等待步兵打开缺口后再扩大突破口。不过，交战之初德军的炮火同样猛烈，一时间将苏军步兵炸得难以前进，一场精心策划的攻势很快演变成多处同时进行的、难以协调的局部小规模战斗。31日，第3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改变了战术，派出130辆坦克伴随一线步兵师进攻，同时，第17空军集团军也奉命出动300架左右的战机轰炸和扫射德军阵地。苏军的推进取得了进展，德军被挤压着向南撤退了4公里左右，防线虽然弯曲得很厉害，但暂时还没有被突破。霍利特把第23装甲师从其他方向撤下，命令该师与第9装甲师一起进行反击，他同时还准备从舍尔纳的防区抽调一个步兵师加入反击的序列。不过，舍尔纳方向也在31日燃起了冲天的战火，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突击集群像利刃一般插向大列佩季哈外围的德军阵地。此时，尼科波尔桥头堡南北两侧的德军都已自顾不暇，霍利特当晚向曼施坦因报告，一旦苏军在北面实现突破，整个第6集团军将被分割包围。霍利特要求放弃尼科波尔桥头堡，撤至卡缅卡（Kamenka）河一线后再重新布防。这一要求在曼施坦因那里自然没有问题，但要希特勒放弃重要的尼科波尔却不那么容易。当德军高层仍在踟蹰不定时，苏军第8近卫集团军在2月1日沿着多个地段刺穿了德军第30军的防线，到当日夜幕降临时，苏军已在布祖卢克河西面打开了近10公里的缺口。按照卡雷尔的说法，舍尔纳此时下决心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不再等待最高统帅部的决定，2日时便自作主张放弃了尼科波尔以东的第聂伯河对岸的阵地，驻守部队撤离后，被他派去迎击南下的苏军第4近卫机械化军和第8近卫集团军的其他部队。⁽⁵²⁾同日，德军第9和第23装甲师曾在泥泞中向苏军第8近卫集团军的侧翼发动过反击，但如蚍蜉撼树般无足轻重，第8近卫集团军所部顺利夺取了肖洛霍夫，第4近卫机械化军也在卡缅卡河西岸抢得了立足之地，到当日日终时，苏军距离通往尼科波尔的铁路已不过8公里。⁽⁵³⁾希特勒在2日夜终于做出决定，允许第6集团军有限度地撤至卡缅卡河防线（尽管苏军已出现在西岸），但要求舍尔纳死守大列佩季哈一带。希特勒还出人意料地命令第6集团军脱离南方集团军群，立即加入克莱斯特元帅的A集团军群——尽管霍利特的战区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纳粹元首还准备从这里抽调两个步兵师，把它们分别调至克里木和第聂伯河下游，由于担心曼施坦因不会痛快地从命，元首才决定将第6集团军全部转交给克莱斯特！本就捉襟见肘的第6集团军此时可谓雪上加霜，尼科波尔桥头堡的局势从未像现在这样灰暗过。

尼科波尔桥头堡与克里沃罗格态势图　1944.1.10-1944.2.29

舍尔纳在2月4日才收到正式的撤退命令，但他手下的第3山地师和第17步兵师早已全部渡过了第聂伯河，还准备在肖洛霍夫以南拦截南下的苏军，试图在第聂伯河河岸至阿波斯托洛沃之间建立一条突围走廊。同日，被调往科尔逊战场的第24装甲师接到了速返尼科波尔桥头堡的急电，该师师长埃德尔斯海姆（Maximillan von Edelsheim）将军只得无奈地调转方向，带着手下的万余人马和近百辆坦克踏上250英里的返程。在很短的时间里，战斗力出众的第24装甲师踏着泥泞奔波500英里，无论是在科尔逊、还是在返回尼科波尔桥头堡后，都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太多的坦克、装甲车和机动车辆被无谓地浪费在路上，等疲惫的官兵们赶回尼科波尔桥头堡时，这里的大局可谓木已成舟。希特勒的命令刚下达时，无论是参谋总长蔡茨勒、曼施坦因和第8集团军指挥官韦勒，还是第47装甲军军长或埃德尔斯海姆本人，都曾试图改变这个错误的决策，甚至克莱斯特也愿意挤出一个步兵师支援尼科波尔，从而能让第24装甲师留下来投入“切尔卡瑟口袋”的救援战，但一切都无济于事。⁽⁵⁴⁾第24装甲师踏上归途的次日（2月5日），苏军第8近卫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以敏捷的迂回机动一举攻克了铁路枢纽阿波斯托洛沃。华西列夫斯基战后曾忆称，“企图沿铁路向尼古拉耶夫撤退的法西斯3个坦克师和4个步兵师在这里被歼。”⁽⁵⁵⁾这位元帅的上述说法并不准确，德军虽然节节败退，但并没有被聚歼，相反，由于第8近卫集团军得到的命令是从阿波斯托洛沃南下奔袭40公里外的大列佩季哈，而不是直接扑向不到20公里外的第聂伯河河岸，苏军还给舍尔纳手下的第17军留下了逃生的时间和空间。此外，苏军第46集团军抵达阿波斯托洛沃北面后，立即奉命向西和西北运动（试图从南面包围克里沃罗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苏军自己的力量，客观上为舍尔纳的几个军成功脱逃创造了条件。

遭受打击最重的德军第30军从2月3日起即可谓全线崩溃，不仅遗弃了几乎所有重武器和车辆，部队也被撕裂成乱哄哄、竞相逃命的小群体（有人说甚至是以排为单位），上至军师长、下至普通士卒，个个都只带着最基本的衣物和随身武器，许多官兵甚至还在泥泞中失去了靴子！第30军的多个步兵师之所以没有遭受灭顶之灾，其主要原因是苏军同样受困于难以展开快速追击的地形，此外，德军第9装甲师在第30军的右翼拼死阻击对手，才给了溃兵们逃亡的机会。第30军的溃败直接造成了舍尔纳所部面临着被切断的险境，由于苏军第8近卫集团军也做出了从阿波斯托洛沃南下的姿态，舍尔纳大声要求立即放弃大列佩季哈东面的小桥头堡，然后把撤出的三个师集中起来迎击南下的苏军。经历了一番请示汇报和迟疑不决后，舍尔纳在2月6日获准弃守大列佩季哈桥头堡。7日，第聂伯河对岸的最后一支德军过河后炸毁了渡桥，次日，尼科波尔城即被苏军第3近卫集团军所部攻克（莫斯科当日曾以124门礼炮同时鸣放12响以示庆贺）。德军撤离前曾全面破坏了尼科波尔城里的补给基地和附近的矿山，在尼科波尔以东负责防御第聂伯河转弯处的第17军，也按照舍尔纳的命令正在向西撤退。为守住第聂伯河河岸至阿波斯托洛沃南面的逃生走廊，舍尔纳把第17军的先头部队调到走廊的北沿加强防御，同时命令第3山地师和第17步兵师（归第4军指挥）反击阿波斯托洛沃，试图夺回这个重要的铁路枢纽。前述两部的反击未能达到目的，但苏军也无法突破和切断德军的逃生走廊（舍尔纳又把第97轻步兵师和第258步兵师增派至走廊的北沿），双方在这里形成了僵持局面。出现这种局面的主因可能还是天气和地形，正如华西列夫斯基战后所言：“……我一生曾多次经历过道路泥泞的情况。但是像1944年初冬春之际的这种道路泥泞无法通行的现象，在以前和以后都未曾见过。甚至连拖拉机和牵引车也只能在原地打滑，炮手们扛着炮走，战士们……走几十公里远，靠双手把炮弹和枪弹从一个阵地运到另一个阵地。”⁽⁵⁶⁾华西列夫斯基的言辞似乎从侧面证明，许多德军将领战后把失败归咎于地形和天气的说法似乎也有其道理。但这些因素对双方来说都是公正的，苏军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这自然也是舍尔纳能最终逃脱的重要原因之一。舍尔纳曾痛苦地决定，仅保留马车牵引的火炮和履带车，炸毁所有其他不便运动的重武器，因为他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拖拽陷入泥泞中的车辆，轻装的部队能够更快地逃离。此外，舍尔纳在撤退过程中还非常注意战场纪律，据说，他在2月8日时曾出现在一座渡桥边，当时泥泞的道路上挤满了恐慌的士兵，一些车辆也在拥堵着挤向渡桥，于是舍尔纳命令附近的一支轻型高射炮单位时不时地隔空开炮——这一举动无疑清楚地警告官兵们，如果他们毫无秩序地惊慌逃窜，那么他会毫不迟疑地向他们开炮！这就是舍尔纳的风格，无论后人是赞赏、还是诟病这一举动可能都不重要，因为他的确在撤退过程中成功维持着所部的纪律，也有能力保持着部队的内敛力。

2月10日，第24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终于赶到尼科波尔桥头堡（德军已失守多数地盘），立即与第9装甲师的余部一起朝阿波斯托洛沃南面发动了反击，据史料记载，这些装甲部队曾在此处以少量的坦克重创了苏军的一个近卫步兵军。11日，第24装甲师的主力部队赶到战场后，奉命与第97轻步兵师一起在阿波斯托洛沃西南的大科斯特罗姆（Bol'shaya Kostromka）建立阻击防线，以全力保障逃生走廊西面的安全。舍尔纳手下的第3山地师和第17步兵师此时还在走廊东头的上米哈伊洛夫卡（Verkhne Mikhaylovka）附近进行防御，稍后，舍尔纳命令前述两师向西撤退，所遗防线由第125和第387步兵师接管。根据克莱斯特的命令，舍尔纳把所有撤出的部队都派往大科斯特罗姆附近加强防御。到2月15日夜，舍尔纳的部队全部撤离了第聂伯河河曲和尼科波尔桥头堡。

德军将领提佩尔斯基希战后曾说，尼科波尔桥头堡内的德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从泥海般的包围中为残部捡到一条生路。⁽⁵⁷⁾舍尔纳对此并不讳言，他自己也曾说过：“部队在泥泞、肮脏和严寒中，在数量占优的敌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西撤，虽避免了被歼，但人力和战争物资的损失都是巨大的。”不过，他毕竟成功救出了数万部队，且没有一个伤员被遗弃（卡雷尔在《焦土》一书中所言），这一点与同时突围的切尔卡瑟德军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照。有后人称舍尔纳的撤退堪称“杰作”，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个观点，但对于1944年2月中旬时的希特勒来说，舍尔纳的表现无疑会令他感到非常“欣慰”。2月17日，希特勒下令把第398枚橡叶骑士勋章授予给舍尔纳。次日，舍尔纳离开了渐趋稳定的前线（第6集团军填上了阿波斯托洛沃西南面的新防线上的所有缺口）。⁽⁵⁸⁾2月18日回到柏林领受勋章后，舍尔纳曾在3月2日至14日间短暂代理过克里木的第17集团军指挥官。

3月14日，舍尔纳在柏林正式担任陆军总部的“国家社会主义督导部”的主管。与许多常见的说法相反，有可靠的史料表明，舍尔纳早在1944年1月7日即获得了这个职务，只不过是由于尼科波尔桥头堡的紧张局势使他无法到任罢了，凯特尔对此还曾遗憾地说“舍尔纳哪怕连有限的时间都抽不出来。”⁽⁵⁹⁾随着东线战事的节节失利，希特勒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向军队灌输纳粹思想和教义，与物资装备和秘密武器有着同等的重要性，但他不打算效仿苏军的政委制度，也不准备让宣传纳粹教义的那些“讲师们”穿上军装，他的设想是把一些“既忠诚、又有政治头脑的军官”提升到足以影响同僚的重要岗位上。⁽⁶⁰⁾1943年末，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之下设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督导部”，由赖内克（Hermann Reinecke）将军负责领导。1944年1月，赖内克曾向希特勒报告，他和纳粹党魁鲍曼正在招募经验丰富的老党员以及一些经过战火考验的年轻军官，凯特尔也提醒说陆军更需要任命一位称职能干的“主管军官”，据说希特勒听到这番话时曾脱口而出：“舍尔纳。他是个很狂热的人。”在希特勒眼中，强悍无比、绝不向失败低头的舍尔纳无疑是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舍尔纳正式上任的命令在3月15日发布，他这个山地兵将军竟然真刀真枪地开始草拟具有“舍尔纳特色”的“陆军国家社会主义督导指南”，其理念核心便是“意识形态和精神上的优越性足以战胜对手的军事和工业能力”！当代德国军方的几位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曾感慨地写道：“……随着舍尔纳的上任，一阵大为不同的风从陆军总司令部吹向了部队。”不过，舍尔纳在这个职位上只干了很短的时间便挂冠而去，因为他与阴险的鲍曼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表面上的原因是两人在理念上的差异——鲍曼试图尽可能多地任命纳粹党老党员出任各级督导官，以利于按照纳粹党的要求训练补充军以及向野战部队灌输纳粹意识形态，但真正的原因还是舍尔纳与希姆莱的密切关系，后者正是鲍曼最大的权力对手。

1944年3月30日晚，希特勒在大本营授予克莱斯特和曼施坦因双剑骑士勋章。希特勒在这个晚上表现得平静自若，他首先感谢了两位元帅的贡献，接着话锋一转：“……战术大师在东线纵横驰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需要的是能把部队聚拢起来抵抗到底的指挥官。”⁽⁶¹⁾就在希特勒与两位元帅虚与委蛇的同时，纳粹元首瞩意的两位将军正在大本营的电报室内等候传见——新科元帅莫德尔将接替曼施坦因出任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而从未正式指挥过集团军、军衔还是山地兵将军的舍尔纳（迟至5月中旬才晋为上将），则出人意料地接替克莱斯特出任A集团军群指挥官。如果说莫德尔早已是令人钦服的东线防御专家的话，那么舍尔纳又有何德何能？除了在尼科波尔桥头堡之战中有着出色的表现，以及来自希姆莱的推荐和有力支持外，舍尔纳的能量、狂热、对纳粹意识形态的认同、对纳粹政权的鼎力支持等，应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平步青云：从喀尔巴阡到库尔兰的集团军群指挥官

手握重兵的统帅面对劲敌时，最需要的是智慧、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而梅林津战后曾评论说，舍尔纳出任集团军群的统帅确实勉为其难，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总表现得更像一个战术家，而非战略家。⁽⁶²⁾在梅林津看来，作为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舍尔纳，其使命自然不应是关心交通线、行军纪律、人事任免或散播令人恐惧的名声，但可能多年的积习难改，他还是时不时地“捡起芝麻，丢了西瓜”。不过，舍尔纳上任后并非一事无成，在A集团军群改称为“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后，他至少在几个方面还算有所建树。

舍尔纳就任陆军“国家社会主义督导部”主管的两周里，东线的形势再次发生剧变，溃逃成为南方德军1944年3月唯一的“主旋律”。苏军第1、第2、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在极短的时间间隔里依次发起了大反攻，在泥泞中上演了一幕无与伦比的闪电战，尤其是科涅夫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更是以空前的速度在行进间跨越了南布格河，之后片刻不停地朝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Prut）河扑来。第聂伯河下游的德军第6集团军也被苏军第3乌克兰方面军逼迫着撤往德涅斯特河一线。舍尔纳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无疑就是尽可能多地救出濒于绝境的部队，而到4月中旬时，随着苏军进攻能量的衰竭，惊魂不定的德军总算在罗马尼亚北部和东北部稳下神来，开始借助喀尔巴阡山脉和德涅斯特河等天然屏障积极布防，试图挡住苏军向罗马尼亚腹地和巴尔干地区的推进。舍尔纳尤感欣慰的是能把第6集团军的多数部队及时撤出，这标志着他虽然狂热于纳粹意识形态，但并不妨碍他在危机关头制定出清醒的策略。舍尔纳刚接替克莱斯特时，撤过南布格河的第6集团军正奉命死守敖德萨周边地区，但第3乌克兰方面军很快形成了合围敖德萨的态势。指挥官霍利特曾多次要求撤退，但均被希特勒驳回。舍尔纳到任后宣称赞同霍利特的主张，他直接致电希特勒陈述自己的意见，但希特勒由于不愿刺激罗马尼亚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坚决不许弃守敖德萨。舍尔纳认定死守只会毫无意义地葬送官兵，于是再次飞往大本营向纳粹元首力陈意见，但希特勒的答复只有一句话：“必须坚守至最后一人。”舍尔纳决定不再理睬希特勒的命令，他回去后立即下令第6集团军撤退，尽管撤退过程相当混乱，但最后有2个军从陆路撤过了德涅斯特河，其他部队也从海上成功撤离。希特勒对于舍尔纳擅自弃守敖德萨的反应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似乎是容忍了后者的抗命，毕竟这是与他“同心同德之人”。不过，第6集团军指挥官霍利特上将倒是被解除了职务，显然成为舍尔纳抗命行为的替罪羊。

也许是第6集团军的成功脱险令舍尔纳信心高涨，他在判断克里木的第17集团军的形势时出现了离谱的错误（某种程度上似乎印证了梅林津的评价）。4月7日，舍尔纳来到连接克里木半岛与大陆的彼列科普地峡进行巡视，当天即向陆军总部报告称“这里的状况一切良好，预计可以坚守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判断被军事历史学家齐姆克称作“战争期间最不准确的预测之一”——就在次日，托尔布欣的第4乌克兰方面军即向彼列科普和有着“臭湖”之称的锡瓦什（Sivash）湖展开了进攻！德军第50和第111步兵师扛住了苏军第2近卫集团军在彼列科普方向的猛攻，第336步兵师也经受住了轮番重击，但锡瓦什湖防线东侧的罗马尼亚第10步兵师受到苏军第51集团军的重创，到4月9日时其防线已经松动，使苏军步兵师和坦克旅冲出湖区后杀向彼列科普地峡后方的可能性大增。9日夜，舍尔纳向参谋总长蔡茨勒报告了相关局势，声称必须随时准备撤往塞瓦斯托波尔，因而请求允许第17集团军指挥官耶内克（Erwin Jaenecke）相机行事。虽然舍尔纳声称自己坚信耶内克将军不会匆忙做出撤退的决定，但还是遭到希特勒的一口回绝，不过，纳粹元首同意派蔡茨勒来了解情况。蔡茨勒还未赶到舍尔纳的总部，罗马尼亚第10步兵师的防线在10日即告崩盘，仅仅两天后苏军就突入了克里木半岛，不仅地峡根部的德军第49山地军面临被合围的危险，就连刻赤半岛的第5军也有后路被断之虞。耶内克迅速命令第5军放弃刻赤半岛，立即向240公里外的塞瓦斯托波尔撤退，整个第17集团军也开始准备全线南撤。希特勒虽然大为不满，但由于蔡茨勒和舍尔纳都支持耶内克，他也只得批准第17集团军撤往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附近的“格奈瑟瑙防线”。希特勒同时批准第17集团军可在必要时撤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但要求耶内克无限期坚守，舍尔纳则称，“格奈瑟瑙防线”和塞瓦斯托波尔本身最多只能坚守三到四周。在没有进一步指示的情况下，舍尔纳要求海军方面从罗马尼亚的康斯坦萨港派来船队，准备将非战斗部队先行撤离。

无论是昼夜兼程的第49山地军，还是飞速逃离刻赤的第5军，都以每天40至60公里的强行军快速南撤。但苏军全线追击的速度和力度更加惊人，舍尔纳本指望能在“格奈瑟瑙防线”拖住对手一些时日，但这个奢望很快落空了，苏军先头坦克旅12日即突破了“格奈瑟瑙防线”，次日晨还一举克复了克里木的首府辛菲罗波尔，而两天前这里还是耶内克集团军总部的所在地。4月16日，第49山地军的后卫部队撤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第5军的最后一支精疲力竭的部队也在17日上午进入要塞的东面和南面，至此，耶内克的集团军已损失了大约3万人，遗弃或损毁了无数的战马、武器装备和弹药，整个集团军甚至只剩下81门大炮、36门反坦克炮和9辆坦克！⁽⁶³⁾17日当天，希特勒命令舍尔纳撤出所有非战斗部队和非必需的物资装备，但再次重申必须坚守塞瓦斯托波尔。

舍尔纳在4月21日夜面见希特勒时，曾以兵力不足（18日时要塞内的德罗军队合计还有124000人左右，人数虽然不少，但作战部队仅占30％），海军无法持久地运输补给等理由，反复劝说元首放弃塞瓦斯托波尔。当一切努力都无法改变元首的决定之时，舍尔纳转变了态度，开始积极整饬纪律并鼓励官兵严防死守。他曾“不乏想象力地”颁布过一些措施，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如下命令：任何没有书面命令擅离战场或岗位的士兵都将被处以极刑，不能很好解释为何会出现在后方的军官也将被立即枪毙，同时，任何击毁一辆苏军坦克的士兵都将获得回国休假3周的奖赏。考虑到塞瓦斯托波尔朝不保夕的危险处境，这种奖赏对普通士兵而言差不多就是逃生的最后希望，因而许多人都在战斗中“奋不顾身地”专打苏军坦克。或许是舍尔纳的措施收到了奇效，苏军近十天的一系列大小攻势均被打退。4月27日，苏军向萨蓬（Sapun）高地方向发起了攻坚战，虽然德军借助坚固的防线和顽强的抵抗再次挫败了对手，但耶内克很清楚第17集团军不可能坚守太久，挽救整个集团军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全面撤退。28日，耶内克奉召来到贝希特斯加登，他试图说服希特勒立即批准全面撤退，但元首根本不为所动。据说，由于希特勒允诺提供的援兵只有区区4个营，失望的耶内克在29日曾写信给希特勒，要求把集团军直接置于陆军总部之下——言外之意是由希特勒这个陆军总司令直接负责第17集团军的命运。结果，被激怒的希特勒立即解除了耶内克的职务，同时禁止后者重返塞瓦斯托波尔，第17集团军指挥官的职务由第5军军长阿尔门丁格尔（Karl Allmendinger）接任。

第17集团军换将后的几天里，第4乌克兰方面军一直在为即将发起的决胜攻势进行准备，塞瓦斯托波尔周边也短暂地没有发生激烈的地面战事，当然，苏军重炮和轰炸机几乎从未中断过炮击和轰炸。舍尔纳一边忧虑地关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命运，一边紧张地履行着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保卫具有重要政治、战略和经济意义的巴尔干地区，特别是为德国提供石油、木材和食品等资源的罗马尼亚。塞瓦斯托波尔上空即将电闪雷鸣的前夜，科涅夫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在罗马尼亚雅西西北的特尔古-弗鲁莫斯地区，向德罗军队发起了大规模进攻。曼陀菲尔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在第24装甲师、党卫军“骷髅”师及第46步兵师等协助下，曾连续三日重创对手，到5月4日夜已成功迫使科涅夫方面军全线转入防御。这样的显赫成功当然令舍尔纳大感宽慰，但到次日上午时，塞瓦斯托波尔方向传来的消息又令他的轻松情绪一扫而光。5月5日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北面的第49山地军遭到苏军第2近卫和第51集团军的攻击，经过两天激战，双方均伤亡惨重，但德军防线在7日晨被挤压着向南收缩。事实上，北面的进攻只是苏军精心准备的辅攻，最致命的打击在7日出现在要塞南面的巴拉克拉瓦（Balaklava）。苏军在面对德军第5军的前沿上平均每公里部署了200门火炮，独立滨海集团军在坦克和对地攻击机支援下，当日便撕开了德军第50步兵师的防线，并在第111步兵师防区内实现了纵深突破。5月8日，萨蓬高地被攻克，苏军得以俯瞰整个要塞和周边海岸，以及对德军撤退而言至关重要的赫尔松涅斯（Khersonyes）角。舍尔纳请求希特勒立即批准撤退，同时严令阿尔门丁格尔通过反击夺回萨蓬高地，但第17集团军已很难把乱作一团或被困在前沿的部队进行重组，反击高地的战斗不出意外地归于失败，几乎所有士兵此时都已无心恋战，他们引颈等待的是撤退的命令！5月8日夜11点，希特勒终于批准撤退，9日凌晨2点，阿尔门丁格尔命令部分部队继续阻击，余部迅速撤往赫尔松涅斯角等待登船。

接下来的几天里，德国和罗马尼亚海军冒着炮击和空袭运走了大约38000名官兵，到5月12日破晓时分，还有近27000人只能沮丧地呆望着空荡荡的黑海海面——他们事实上被遗弃在赫尔松涅斯角及附近的海滩上，等待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时光轮回，曼施坦因在两年前攻打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时还曾历时数周，而此刻的德军竟然只能坚持几天！撤退过程中地面部队出现了混乱和溃败，海军却力求自保而不肯舍命相救，力量弱得可怜的空军也是狼狈逃离，这些无不昭示着德军战斗力的急剧下降和战争潮流的彻底逆转，舍尔纳著名的“通过意志获得力量”的“高论”，至少在克里木战事中完全破产。不过，舍尔纳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第17集团军指挥官阿尔门丁格尔倒是遭到了与耶内克类似的命运——军法审判和屈辱退役。舍尔纳还曾像希特勒一样指责同僚，尤其是克莱斯特、耶内克和阿尔门丁格尔等人，声称正是他们的胆怯和失败主义情绪才造成了克里木的溃败。他尤其是把败因推到前任克莱斯特头上，声称这位元帅“把部队搞得纪律涣散，让非战斗部队过着每天敷衍工作6至7个小时，然后就泡在克里木葡萄酒里面的腐烂日子。”⁽⁶⁴⁾

摄于1943年4月的罗马尼亚战场，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官舍尔纳与第8集团军指挥官韦勒将军在研究战场态势。

摄于1944年夏，舍尔纳视察曼陀菲尔的“大德意志”师工兵营时所摄。

摄于1944年5月的罗马尼亚城市罗曼，舍尔纳到党卫军“骷髅”师视察时，师长普里斯（Hermann Priess）在车旁迎接他的场景。

摄于1944年5月，舍尔纳（右）在机场迎接罗马尼亚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左）。

可能摄于1944年6月的罗马尼亚雅西战场，舍尔纳与斯图卡王牌鲁德尔少校（左），他们可能正在研究如何为雅西西北的反击战提供空中支援。

摄于1944年7月7日，舍尔纳（左）与获颁骑士勋章的罗军少将拉科维塔合影。

摄于1944年7月7日，舍尔纳（右）正为罗马尼亚将领拉科维塔（Ioan Mihail Racovita）少将颁发骑士勋章。

克里木失守后，第17集团军残部至少要从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作战序列中消失一段时间，随着相互指责、谩骂和处罚等告一段落，舍尔纳把重心调整到稳固罗马尼亚的防御上。为确保罗马尼亚依然站在德国一方，也为防止安东内斯库突然撤走部队，舍尔纳在布防时将德罗部队进行了穿插部署，总体上看，罗军第4集团军被夹在德军第8和第6集团军之间，而每个罗马尼亚师的左右各有一个德国师，以这种方式两个德军集团军实际上能够监视和提防罗马尼亚的第3和第4集团军，罗军即便想撤也无法轻易脱身，足见舍尔纳老辣和狡诈的一面。当然，这种部署可能还另有深意——舍尔纳试图让德军给盟友树立榜样，以增强罗马尼亚人守住防线、保卫国家的信心和决心。舍尔纳深知，固守罗马尼亚的关键就在于确保罗马尼亚人的合作、忠诚并重振他们低靡的士气，除了花时间与罗军将领结交和经常沟通外，他还下大力气改变罗军武器装备落后的面貌，甚至将德制武器优先供应给盟友。另外，罗马尼亚战场在5月上旬至7月下旬的两个多月里一直相对平静，舍尔纳借机派遣一批德军军官到罗军各部帮助整训部队，缓慢但扎实地提高罗军的战斗力。舍尔纳一边与盟友周旋，一边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其高层的动向。对于罗马尼亚的一些政治人物和将领摇摆不定并试图联系盟军的活动，舍尔纳心知肚明，他曾多次提醒希特勒提防该国反对安东内斯库的势力，一旦察觉到安东内斯库有可能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就必须采用有力的措施予以制止。虽说焦头烂额的希特勒当时并未重视舍尔纳的意见（1944年8月末的情形果然应验），但后者作为方面大员的眼光和能力还是毋庸置疑的。

舍尔纳在罗马尼亚的几个月里最主要的工作是强化防线和改善防御态势，但他也发起过“东线德军1944年唯一的一次主动进攻”。5月底时，德军侦测到苏军正在雅西西北地域大量集结，意图显然是夺取雅西后把轴心国的防线撕为两半。舍尔纳指示韦勒的第8集团军以主动进攻破坏苏军筹备中的攻势。第8集团军的进攻作战大致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5月30日，第23和第24装甲师为主力，第79步兵师和罗军第11步兵师掩护两翼，第14装甲师担任预备队；第二阶段从6月2日开始，主力是曼陀菲尔的“大德意志”师以及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重组的第24装甲师，罗军第18和第3步兵师负责保护两翼。6月6日，韦勒宣布实现了作战目标，由于夺取了雅西西北和北面的一系列高地，轴心国的防御态势因纵深增加而有了大幅改进。此战之后，舍尔纳认为苏军暂时无力再度进攻，而罗军的战斗力和士气都有显著提升，因而他在6月8日命令由罗军全面接防德军的前沿阵地，罗马尼亚战场也再次成为东线最沉寂的战场之一。

仅仅过了两周，广袤的东线又出现了重大危机。这次遭受致命打击的是白俄罗斯方向的中央集团军群，仅在6月22日到7月3日的12天里，该部就损失了25个师和无数的武器装备，从而造成了普鲁士-德国军事史上最大的一场惨败。中央集团军群在7月初的全面溃败暴露了北方友军的南翼，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林德曼（Georg Lindemann）上将强烈要求批准后撤，希特勒的回答则是立即以弗里斯纳（Johannes Friessner）上将取代了林德曼。苏军第3波罗的海方面军在7月中旬猛攻德军第18集团军的右翼，试图楔入第18和第16集团军的结合部，从而分割歼灭北方集团军群的两大主力集团军。几天后，中央集团军群最北翼的第3装甲集团军被击溃，致使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出现了宽达70英里的缺口。弗里斯纳也开始像前任那样无休止地要求撤退，希特勒深厌其烦，刚刚躲过刺杀之劫的纳粹元首坚信，只有手腕强硬、意志坚定的人才能扭转北方战场的颓势，于是他按照新任参谋总长古德里安的建议，在7月23日对调了弗里斯纳和舍尔纳的位置。曾赞扬舍尔纳“120％地支持希特勒”的戈培尔，得知这一任命后在日记中写道：“……扭转北方战场日渐恶化的局势，需要将领有决定性的领导才能，舍尔纳无疑是最佳人选。”⁽⁶⁵⁾古德里安在向莫德尔说明这一决定的动机时，也曾表示自己“相信舍尔纳有能力扭转北方集团军群的乱局。”⁽⁶⁶⁾

舍尔纳这时犹如一位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希特勒不仅授权他统领波罗的海地区的海陆空三军、武装党卫军和地方官员，还赋予他相当大的战场处置权，包括相机撤退和重组防线等其他人视为奢望的特权。舍尔纳到任后，首先在7月27日赶到最北翼视察格拉塞尔（Anton Grasser）将军的“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该部前日刚刚撤出被基本夷为平地的纳尔瓦城，现正在纳尔瓦以西的“坦能堡防线”与苏军列宁格勒方面军激战。格拉塞尔向舍尔纳表示，除非给予足够的增援和武器弹药，他的部队无法长时间地阻止苏军，更无法挡住对手朝爱沙尼亚腹地推进。舍尔纳赞同格拉塞尔的意见，但他无法提供任何增援，他的手头能够调动的只有几千人，还必须按照希特勒的要求，把他们用在堵住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的缺口上。舍尔纳临别时一再强调守住“坦能堡防线”的重要性，要求格拉塞尔用好党卫军第3装甲军、第26军和第43军等现有的力量。7月26日至8月10日间，“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与苏军第2突击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整整大战15天，在无数次的防线失守、即时反击、夺回阵地和重整防线的过程中，以自身伤亡10000余人的代价，造成苏军阵亡35000人、负伤13.5万人，迫使对手在8月10日停止了攻势。⁽⁶⁷⁾虽然难以衡量舍尔纳本人对这场战事的影响力有多大，但在希特勒的心目中，他无疑会认为自己把舍尔纳和弗里斯纳换位的决策非常正确。

7月28日，向里加西海岸高速推进的苏军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攻克了铁路枢纽叶尔加瓦（Jelgava，即德国人所称的米陶［Mitau]），从而切断了连接北方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最后一条铁路线。舍尔纳竭尽全力地四处搜罗部队，试图让少得可怜的部队凭借纯粹的意志力挡住苏军，但两天后苏军的坦克部队还是抵达了里加湾海岸。至此，舍尔纳的北方集团军群被孤立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北部，德军第一次出现了一整个集团军群与本土的陆路联系被斩断的情形。随着舍尔纳所部的命运再次变得危急，同样关注其命运的芬兰领导层也出现了忧虑、恐慌和动摇。为安抚盟友，希特勒在8月4日派舍尔纳前去面见芬兰领导人曼纳海姆（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为最高副统帅凯特尔的随后到访做些准备工作。舍尔纳在曼纳海姆元帅面前表现得很有自信，承诺自己一定能够守住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北方集团军群虽与帝国本土已失去陆路联系，但他将通过海运和空运获得足够的补给，而他的部队还将与中央集团军群协力恢复陆路联系。舍尔纳8月6日向希特勒汇报时声称，自己能坚守到中央集团军群所部通过进攻恢复陆路联系之时，但前提是后者的攻势绝不能发起得太迟；同时，舍尔纳又告诫古德里安，如果反攻不能很快打响，那么北方集团军群就将只有一条路可走：全面撤至里加—希奥利艾—考纳斯这条防线。⁽⁶⁸⁾古德里安对于恢复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非常重视，他领导的参谋本部8月9日即拟定了代号“双头作战”的计划，具体由莱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团军组织实施（8月17日指挥官换成了劳斯，莱因哈特则升任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第39装甲军（辖第4、第5和第12装甲师）和第40装甲军（辖第7、第14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将扮演主角，前者负责进攻叶尔加瓦，后者的目标是夺回希奥利艾。舍尔纳方面除由第16集团军出动步兵师进行牵制性辅攻外，还将以装甲战斗群攻打里加海岸边上的图库姆斯，得手后再向里加进军，从而与第16集团军建立联系。

就在舍尔纳不耐烦地等待第3装甲集团军进行集结部署的同时，他自己的防区在8月10日又出现了新麻烦。苏军第2和第3波罗的海方面军当天突破了第18集团军左翼位于楚德湖（Peipus）南面和德维纳河北段的两处防线，舍尔纳没有预备队可去增援，但防线缺口还必须堵上，他除了要求第1航空队全力支援外，只得命令第18集团军指挥官洛赫（Herbert Loch）采取“冷酷无情、直至残忍的严厉措施”。第23步兵师的前沿正是被突破的地段之一，该师师长德博略（Walter Chales de Beaulieu）收到过舍尔纳签发的一份电文：“……德博略将军必须通过勇敢的表现恢复他的师和他自己的名誉，否则我将令其蒙羞退役。此外，他必须得在今夜9点前报告，他枪毙了、或正要枪毙哪些个胆小怯懦的指挥官。”⁽⁶⁹⁾舍尔纳虽然又祭起了恐怕连莫德尔都会自愧弗如的法宝，但他确实缺兵少将，如果不将前线部队的最后一滴血榨出来，第18集团军及其北面的“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的联系势必将被撕裂。8月12日，舍尔纳召见了自己专门请来领导装甲部队反攻图库姆斯的施特拉赫维茨少将。这位已获第11枚钻石骑士勋章的悍将声称，需要3个装甲师才有可能夺取图库姆斯和解围里加，但舍尔纳所能提供的兵力和装备少得可怜：已在图库姆斯附近的党卫军“格罗斯”装甲旅，来自第337步兵师的两个步兵营，第19拉脱维亚炮兵团3营，以及尚在转运途中的第101装甲旅。⁽⁷⁰⁾

“双头作战”在8月16日正式发起，近300辆德军坦克和突击炮在进攻之初曾取得过出其不意的效果，但苏军稳住阵脚后，充分利用便于防御的地形，以诸多的反坦克炮防线拖住、并最终挡住了德军装甲部队的推进。德军在历时12天的作战中共推进了大约30英里，但始终无法逼近希奥利艾和叶尔加瓦。德军装甲掷弹兵在很多时候都没有体现出应有的热情和能量，一旦军官阵亡或负伤，其攻势往往立即走样或戛然而止，本应代行指挥职责的军士也由于缺乏经验、训练或热情，根本无法完成其职责。不过，德军还是实现了最主要的目标——恢复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陆路联系。由于第39和第40装甲军吸住了大量苏军，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在8月20日乘隙突袭图库姆斯得手，沿着里加湾海岸建立了一条通向第16集团军的狭窄通道。施特拉赫维茨抵达里加后，舍尔纳几乎立刻把他的装甲战斗群装上了火车，派往第18集团军位于楚德湖西南的前沿。舍尔纳命令施特拉赫维茨重点反击苏军第1近卫集团军的侧翼，以保证第18集团军和“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之间的联系不被切断。不过，随着施特拉赫维茨在8月23日因车祸身受重伤，舍尔纳不得不取消了这场反击。

8月28日，舍尔纳因成功稳定北方集团军群的局势等一系列战功，获颁第93枚双剑骑士勋章。几天后，北方战场的形势再次激变，最主要的事件就是芬兰9月2日宣布与德国脱离同盟关系，同时限令驻芬兰的德军必须在9月15日前撤出。芬兰的退出对德军北方战场的整体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苏军右翼的威胁被完全解除，列宁格勒方面军得以腾出手来，与几个波罗的海方面军一起对舍尔纳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一变化还使德军死守爱沙尼亚的重要原因之一——防止苏军获得进攻芬兰的跳板——已不再成立。由于苏军已在爱沙尼亚南部、里加西面以及希奥利艾至梅梅尔（Memel，立陶宛名为克莱佩达［Klaipeda]）之间抢占了有利的进攻位置，随时有可能以大规模攻势切断舍尔纳的几个集团军的内部联系，或干脆再次掐断北方与中央集团军群的陆路通道，希特勒不得不批准舍尔纳放弃爱沙尼亚。但是，希特勒为确保瑞典铁矿石运输线的安全，要求舍尔纳在塔林（Tallinn）周边无限期固守一个桥头堡！舍尔纳和“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的将领们都认为这个命令实在荒唐，但要改变元首的想法，还需要一场迫在眉睫的灾难来促成。这场若隐若现的灾难在9月14日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当日，苏军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在里加南面继续向北朝着海岸进攻，第2和第3波罗的海方面军也向北方集团军群发起了全线进攻。9月16日，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的第43集团军成功推进到里加附近，这时，舍尔纳跳上一架飞机急速赶往狼穴，向希特勒仔细但又悲观地描绘了北方集团军群的局势。舍尔纳说自己基本上没有任何预备队，兵力稀薄的前线被突破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不可能既守住前沿，又分出兵力去防御所谓的“要塞”或桥头堡，唯有撤退才能防止整个集团军群被分割包围。舍尔纳的说辞非常雄辩，对形势的分析精确到位，只过了15分钟，希特勒便批准舍尔纳立即撤出爱沙尼亚全境。⁽⁷¹⁾其实，苏军攻势发起前，舍尔纳根据各方情报已做出相应的部署，他在里加以东约60英里和50英里处分别构筑了两条半弧形防线，即所谓的“采西斯（Wenden）”和“锡古尔达（Segewold）”防线，另外，他在里加南面约20英里处还修建了与前述防线相连的“叶尔加瓦”和“德维纳河”两条防线（见附图）。撤退命令一经下达，“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和第18集团军各部便开始交替掩护，有序地向前述“采西斯”和“锡古尔达”防线撤退，或者经海路撤离。为减轻里加周边的第16集团军面对的巨大压力，舍尔纳在17日夜下达了一道特别命令——施泰纳的党卫军第3装甲军必须以强行军方式，在两天内从纳尔瓦河前线赶到200公里外的海滨城市派尔努（Paernu），然后再用两天开抵200公里外的里加南面的前沿。舍尔纳的这一调动虽然颇有不顾官兵死活之嫌，但无疑在9月22日收到了奇效，施泰纳手下的党卫军“北方”师当日及时赶到战场，击退了已杀至里加南面10英里处的苏军，化解了一场几乎无法避免的灾难。

为帮助水深火热中的第16集团军，第3装甲集团军于9月16日发起了代号“凯撒”的反击战，“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和第4装甲师等一干装甲精锐，在贝内（Bene，位于叶尔加瓦西南）附近朝苏军第6近卫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发起了猛攻。这场反击战的命运与之前的“双头作战”颇为相似——起步顺利，而后受困于地形和对手的顽强抵抗，接下来是磕磕绊绊和进退两难，最后是草草收场。到9月20日作战终结时，德军只推进了不过11公里，但德军借助这一攻势成功地迫使苏军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分兵迎敌，从而减轻了里加方向的压力，也破坏了苏军扑向波罗的海海岸的后继攻势。20日当天，第3装甲集团军被调拨给舍尔纳，在“锡古尔达”防线驻防的若干步兵师也将替换守卫里加—图库姆斯走廊的装甲部队。

9月24日，苏军大本营命令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重组部队，把进攻重点从久攻不下的里加轴线转向立陶宛西部的海港梅梅尔，从而再次切断北方德军与东普鲁士的陆路联系，同时，其他两个波罗的海方面军也奉命继续保持对里加的压力。希特勒一直没有放弃以攻代守的念头，他在9月28日召见舍尔纳时，要求后者把第4、第7装甲师及“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等重新部署到希奥利艾西面，准备朝东北方向发起反攻，而第16集团军位于包斯卡（Bauska）地带的步兵师则同步朝西南进攻，以钳形攻势围歼希奥利艾—包斯卡突出部中的苏军。这个方案在纸面上看起来似乎可行，但鉴于装甲部队在“双头”和“凯撒”两次作战中的表现，以及步兵师兵员严重不足、实际战斗力有限等实际情况，该计划基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舍尔纳非常清楚己方的弱点，但又不便直接抗命，便采取一个“拖字诀”，9月30日向元首汇报称最早要到11月3日才能展开攻势，而且还要求把撤离里加作为预防措施。

巴格拉米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效率，不到10天就完成了进攻前的所有准备，10月5日从希奥利艾西面发起了剑指梅梅尔的攻势。古德里安之前曾建议舍尔纳把第3装甲集团军的主力部署在梅梅尔接近地，或许是因为不相信遥远的梅梅尔会有真正的危险，或许是仍在按照希特勒的要求重组部队和准备反击，也有可能是苏军高超的欺骗措施蒙蔽了舍尔纳的眼睛，总之，他没有使用好配属的第3装甲集团军，也未能对苏军的意图及时做出反应。仅仅6天后，苏军第3近卫坦克军开抵梅梅尔北面的海港帕兰加（Palanga），第43集团军所部也在同日抵达梅梅尔南面的海滨，第3装甲集团军顿时被苏军切割成三个部分，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等进入梅梅尔进行防御，另一部向南逃去后加入了中央集团军群，而第三部分则向北退入库尔兰地区。至此，舍尔纳所部与本土的联系再次被切断。苏军抵达梅梅尔南北两侧的前一天，舍尔纳曾向希特勒建议，以第4和第12装甲师等为主力从西拉脱维亚朝梅梅尔发动反击，而后再向南朝东普鲁士方向进攻。但是，舍尔纳要求希特勒先批准他撤离里加，释放的兵力才能前去支援装甲部队的反击，或进入库尔兰北部以防止苏军从海上突然登陆库尔兰地区。当时，里加已处于苏军炮火的射程之内，唯一安全的撤退通道就是里加至图库姆斯的狭窄走廊，而这条走廊也随时都有可能受到对手的攻击。希特勒对舍尔纳的提议一开始大为不满，但到次日不得不做出让步。到10月13日，里加周边的德军完成了相对有序的撤退，当然，城内的重要设施都被摧毁殆尽，各种桥梁也被炸毁。

舍尔纳北方集团军群撤入库尔兰地区的示意图　1944.9.14-1944.10.23

摄于1944年10月，北方集团军群所部撤离里加时炸毁了图中的这座铁路桥。

摄于1944年10月，被炮火、空袭和德军蓄意破坏所摧毁的里加城。

摄于1944年末的第4次库尔兰战役期间，往战场驶去的德军装甲车辆。

摄于1944年末的库尔兰，两名忠于德军的拉脱维亚士兵正用反坦克火箭发射器（Panzerschrek）瞄准苏军坦克。

时间地点不详，作风彪悍的舍尔纳将军。

在柏林，古德里安敦促希特勒进一步放弃库尔兰和已被包围的梅梅尔，舍尔纳所部虽经过1944年整年的作战而实力大损，但仍拥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兵，如果以这些老兵为核心进行重组，而后把他们部署在东普鲁士边境或波兰战场，无疑能强化更紧要的地带的防御。但希特勒这次不再妥协，10月20日时严令舍尔纳不惜任何代价固守库尔兰。希特勒声称，库尔兰地区可作为日后进攻的跳板，而放弃该地区将会对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党卫军官兵造成致命的士气打击。这些辩词在后人看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1944年底还奢谈“进攻跳板”既显得脱离实际，又非常可笑，而党卫军中仅有一个爱沙尼亚师和两个拉脱维亚师，维持这三个师的士气显然不能成为让几十万人困在死地的决策基础。在希特勒的真实想法中，或许是他顾虑到撤退的困难和漫长，以及在陆地和海洋上的潜在重大损失，即便能拼凑出足够的船队撤出部队，也无法带走重武器装备，而失去装备的的几十万人又有多大的军事价值？此外，库尔兰德军开始撤退时，数量占优的苏军有可能立即席卷一切，撤退很有可能变成一场重大军事灾难，即便能够侥幸成功撤退，围攻库尔兰桥头堡的苏军也能比通过海运撤退的德军以更快的速度重新部署。与其如此，还不如严令部队原地死守，至少还能拖住100个以上的苏军师。

1944年10月到1945年5月间，德军在库尔兰地区与对手共进行过六次大战，其中的前三次是在舍尔纳领导下进行的。虽然后人并不清楚舍尔纳对死守库尔兰的决策持有何种真实想法，但他的确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既千方百计地令官兵们“发自内心地认识到死守的重大价值”，又不遗余力地以钢铁般的纪律强化指挥官和基层官兵的作战意志。10月27日，第一次库尔兰战役正式打响，德军第215步兵师的防线曾出现过险情，虽然该师在有限撤退后即以玩命的反扑夺回了失地，但该师后方还是出现了舍尔纳派出的军法官和大批宪兵——舍尔纳以这种方式晓谕全军，任何无令撤退者都将被带到军法官面前，受到临阵逃脱的指控，除非他们能证实自己的行为的正当性。在随后的战斗中，有些官兵根据上级的口头指令到后方公干，但一旦被宪兵抓获，这些没有书面命令的人的解释往往并不被军法官所接受。舍尔纳的这种僵硬态度当然与“高潮时节”的德军惯例背道而驰，那时的指挥官往往根据形势做出灵活的快速决策，同时尽可能避免书面命令造成的延迟，但今非昔比，此刻的德军不仅进攻之矛时常受挫，防守之盾更是常被戳得千疮百孔，更有大量一触即溃的狼狈逃窜。舍尔纳的强硬措施旨在预防前线发生恐慌和失败主义情绪蔓延，虽然其真实影响难以估量，也有很多人对舍尔纳几乎随意处决士兵的行径感到可鄙和痛恨，但多数前线官兵对他的举措表示认同，毕竟，身在一线者不会同情在后方享受相对安全和舒适的人。另外，舍尔纳无情地从后方和二线部队搜刮兵力支援前线的做法，在一线部队那里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拥护。

第一次库尔兰战役中，舍尔纳灵活地调遣第4和第14装甲师等“救火队”，尤其是指示这些装甲预备队发起即时反扑，在挫败苏军的攻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到11月6日，遭受了重大损失的巴格拉米扬虽然还未投入预备队，但已经心烦意乱地命令各部转入防御。与德军之前发起的“双头”和“凯撒”作战的过程类似，天气和地形同样羁绊着进攻方的作战进程，德军也以无所不在的反坦克阵地阻击着苏军的每一步推进。另外，舍尔纳所部的抵抗意志和实力也超出了巴格拉米扬的事先估计。11月19日，第二次库尔兰战役打响。如果说巴格拉米扬首次进攻的目的是突破库尔兰桥头堡并分割歼灭对手的话，那么，这次尝试的目的更加明确——确保库尔兰德军被钉在原地，不能被撤出支援其他方向。舍尔纳当日发布的一道命令表明他很清楚对手的意图：“……集团军群指挥官当日发布的命令，有效地唤起了库尔兰地区的官兵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这些遥远的阵地上的使命，就是帮助减轻东普鲁士的战友们面对的压力，以最大的决心拖住这里的敌军，就能帮助东普鲁士方向击退布尔什维克对祖国的攻击。”⁽⁷²⁾这次大规模交手到11月26日偃旗息鼓，双方都出现了不菲的伤亡，苏军前沿向北推进了几公里，但舍尔纳的防线依然完整如初。

第三次库尔兰战役是所有六次交战中最激烈、双方付出的代价也最高昂的一战。12月21日，苏军在发射了17万发炮弹之后，以25个师的兵力向35公里宽的德军前沿发动了猛攻，遭受打击最重的是德军第1军和党卫军第6军。但是，德军依然守住了防线，第4和第12装甲师等机动部队还以凌厉的反击在12月31日迫使苏军放弃了进攻。这些成功的防御跟舍尔纳提出的“要战壕、不要坟墓”的口号，以及一系列强化防御的举措不无关系。他把步兵师的主力部署在苏军炮火射程之外，前沿只留少数部队警戒，一旦对手的弹幕射击结束，大部队立即赶回前沿进行阻击，装甲预备队则同时开赴战场着手反击。库尔兰德军的正面相对较窄，运动路线也较短，这使舍尔纳能将预备队从一个地段迅速调到另一个地段。另外，在海军舰只的倾力支援下，舍尔纳所部在坦克、突击炮和大炮等方面拥有相当强的实力。巴格拉米扬元帅战后曾仔细检讨过未能消灭库尔兰德军的各种主客观原因，其中的重要一条因就是：“……库尔兰集团与简直像落入铁桶的保卢斯集团军不同，它三面有大海作屏障，可以密集使用兵力，对正面总共只有200公里的陆上地段进行坚守，其最大战役密度为每个师防守正面不超过6公里。在军队如此密集的情况下，希特勒指挥机构有可能建立工事完备的纵深梯次防御，这种防御拥有兵力雄厚的第二梯队（在最重要的方向还有第三梯队）及能够实施强大反冲击和猛烈反突击的预备队。”⁽⁷³⁾在普通德军官兵的眼中，库尔兰地区作战成功的关键因素还应包括他们的指挥官舍尔纳，正如第215步兵师（就是舍尔纳曾派军法官和宪兵督战的那个师）的许多官兵认可的那样：“……我们的补给系统一直运作良好，从家乡寄来的信也能按时到达。在重大作战时，我们一直都有足够的弹药补给。在最危险的时刻，坦克或突击炮总是适时地开进我们的前沿阵地，用他们的火力迫使敌军撤退。这些都不是没有缘由的。那时我们的指挥官是后来的元帅舍尔纳上将。他的那些严厉措施为自己树敌不少，他也遭到很多苦涩的批评。但是，他总是确保后勤部队尽一切可能优先保证前线作战单位的补给。不管是高级指挥部，还是直到营级的基层单位，从未发生过没有过硬的理由就弃守任何阵地的情形。库尔兰地区的前沿没有出现过局势恶化的迹象。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敌军根本不可能征服我们。”⁽⁷⁴⁾第4装甲师的一名士官也在战后曾留下这样的感言：“……在库尔兰，除了越来越紧密的战友关系外，只有不顾一切地守住阵地这道钢铁命令，才能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舍尔纳将军就是一位有着钢铁意志的指挥官。他经常呆在作战部队，这个人把无数的后勤和行政人员动员起来并派到前线参战，正是他的努力才避免了混乱和崩溃。”⁽⁷⁵⁾

在东西两线的德军纷纷败退的季节里，库尔兰战场的舍尔纳尤显出类拔萃，他的坚韧意志和作战成效也赢得了纳粹元首的真心尊敬。1945年1月1日，希特勒授予舍尔纳第23枚钻石骑士勋章，使之成为继隆美尔之后的又一位（事实上只有他们两位）在两次大战中均获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

最后一位陆军元帅：负隅顽抗与遗弃部队

1944年底，德军情报部门向希特勒报告称，有不少于225个步兵师和22个坦克军的苏军正准备发起大规模进攻，但纳粹元首根本不信，还向古德里安说“这是成吉思汗时代以来最大的欺骗！是谁制造了这些垃圾情报？”⁽⁷⁶⁾希特勒仍然拒绝撤出库尔兰地区的德军，或中止阿登山区势头日益衰竭的反击战。对石油迷恋不已的希特勒认为，只有守住匈牙利的产油区和维也纳盆地，才有可能继续运转德国的战争机器，因而他把大量的兵力部署在柏林东南方，负责屏障布拉格和接近奥地利的地带。A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第17集团军负责保卫华沙以北直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喀尔巴阡山，20个步兵师、8个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面对的是苏军第1、第2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庞大兵力。如果德军的这些部队能达到编制的数量和装备水准，无疑将是一支可怖的力量，但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许多平庸无奇的部队都被冠以令人窒息的名号，一些骑着自行车、肩扛火箭筒的中老年人拼凑在一起，便被命名为所谓的“反坦克歼击营”，可以想象，这种部队在面对苏军的钢铁狂流时会有怎样的表现。

1945年1月12日，苏军发起了排山倒海的维斯瓦河进攻战，A集团军群的防线仅维持了三天便告瓦解，希特勒解除了A集团军群指挥官哈佩的职务，1月16日任命舍尔纳出马收拾局面。三天后，舍尔纳出现在集团军群总部，他发现自己的任务十分艰难，所部虽有40万人、1150辆坦克和4100门大炮，但对手的兵力高达220万人，拥有6400辆坦克和46000门大炮。如此悬殊的兵力兵器对比，即便是白痴也知道舍尔纳根本无法抗衡苏军。舍尔纳从希姆莱的补充军那里得到的增援，不过是训练和装备都很差的几个国民掷弹兵师，还有一些军校的职员和学生，甚至还有一些由警察拼凑出来的部队。舍尔纳首先把这些能力可疑的援兵派给形势吃紧的第4装甲集团军，第17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虽在维斯瓦河上游遭到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沉重打击，但还能保持着联系，而第1匈牙利集团军则在撤退中已经自行解体了。

舍尔纳此刻的主要任务是守卫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纳粹军备部长施佩尔和交通部长多普穆勒（Julius Heinrich Dorpmueller）曾一起来到A集团军群，向舍尔纳传达元首要求死守工业区的命令。他们最后以恳求的语气说：“如果失去了上西里西亚工业区，那我们就全完了。这里的钢铁和煤炭是支持战争机器继续运转的全部命脉。”舍尔纳当时一直在专心地察看作战地图，似乎根本不为施佩尔等的言辞所动。他当然知道这里的重要性，否则希特勒也不会把厚望再次寄托在他的身上，但他更清楚，以他的实力和所部的现状根本无法阻挡苏军。上西里西亚的失守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他必须尽最大努力推迟它的陷落，以便撤出部队和大量哀嚎惊恐的平民。舍尔纳命令第17集团军奋力作战，以掩护即将开始的大撤退。1月23日，第1乌克兰方面军左翼已抵达奥得河，并在布里格（Brieg）和施泰瑙（Steinau）强渡得手。舍尔纳没有像样的预备队，只能命令兵力又严重不足的第24装甲军和“大德意志”装甲军发动反击，但德军摧毁苏军桥头堡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

大批德军和平民在零下20度的严寒中开始西撤，舍尔纳安排部队行进在平民两侧，负责维护秩序和警戒。出于对苏军的极度恐惧，几乎所有的妇女儿童都志愿跟随部队朝奥得河方向撤去。舍尔纳的撤退无疑是先斩后奏，撤退开始几天后他才向最高统帅部进行汇报。他当时在电话中说已撤出上西里西亚，但电话那头的希特勒不置一词。舍尔纳接着说：“……部队已苦战多日，不能再要求他们多做什么了。如果不撤退，整个集团军群都会完蛋，通往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大门就会向苏联人敞开。我们将撤到奥得河，然后在那里死守。”⁽⁷⁷⁾舍尔纳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以及会造成什么后果，他静候着希特勒的突然发作。站在舍尔纳身边的参谋长等人面面相觑，他们相信元首在盛怒之下会马上解除舍尔纳的职务，甚至将其送上军事法庭。舍尔纳自己也估计在劫难逃，但在一阵短暂的沉默后，电话里传来希特勒疲惫焦虑的声音：“好吧，舍尔纳，如果你认为情形确实需要如此。一直以来你的行动证明都是正确的，你干的很不错。”77此时的舍尔纳恐怕是唯一一个抗命之后尚能全身而退，甚至还能博得希特勒赞誉的将军。

1月26日，希特勒对东线德军进行了重新命名，原北方集团军群改称库尔兰集团军群，原中央集团军群成为新的北方集团军群，而舍尔纳的A集团军群则改称为中央集团军群。2月4日，舍尔纳在发给希特勒的电文中称：“……俄国人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首次大攻势已被基本挡住。虽然许多前沿还承受着压力，但我们在其他地带正发起局部反击。”⁽⁷⁸⁾2月8日，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所部从施泰瑙桥头堡破茧而出，在德军防线上敲开了一个宽达95英里、纵深40英里的大口子，苏军在接近尼斯（Neisse）河的同时，包围了格洛高（Glogau）要塞中的18000名德军。一周后，苏军第5近卫集团军成功冲出了布雷斯劳南面的布里格桥头堡，与从施特瑙桥头堡出发的第6集团军携手合围了布雷斯劳。布雷斯劳是希特勒和舍尔纳严令死守的一座重要堡垒，它的命运也是第三帝国崩溃前夕的一个所谓“史诗”。布雷斯劳被围死之前，有两个步兵师奉舍尔纳的命令突围成功，但几周前刚组建的第609步兵师不幸地需要留下守城。3月2日，原第371步兵师师长涅霍夫（Hermann Niehoff）少将被舍尔纳任命为城防指挥官，涅霍夫虽拥有一些大炮，但没有一辆坦克，手下的部队五花八门，第609步兵师更是由一些散兵、国民突击队队员、党卫军溃兵组成的。为确保守军不致轻易弃城，舍尔纳竟把涅霍夫的家眷做人质，还警告他说“丢失布雷斯劳的代价就是你的项上人头。”结果，涅霍夫守卫的布雷斯劳直到欧战结束前一天才告陷落，当时负隅顽抗的德军消耗殆尽，平民伤亡巨大无比。像布雷斯劳这样的钉子，虽然对战争的结局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也不能完全阻止对手的狂飙突进，但某种程度上确实也迟滞和消耗着苏军。

1945年3月初，舍尔纳命令第56和第39装甲军合作夺回劳班（Lauban），第17装甲师和“元首”掷弹兵师在北，第8装甲师居南，向苏军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占据的劳班发起了反攻。三天后，德军第6国民掷弹兵师开进了劳班，被围苏军多数逃出了包围圈，未及撤走的则被全数屠杀（舍尔纳下令“不抓俘虏”）。劳班反击战的规模并不大，但被认为是二战期间德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战胜利，在当时自然会被视为一次重大成功。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3月6日还曾赶赴劳班，亲自向他素所赏识的舍尔纳表示祝贺。戈培尔对舍尔纳执行的“残忍的战场纪律”击节赞赏，称颂后者是“将军们的表率”，他在3月11日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舍尔纳对逃兵绝不心慈手软。这些人被吊死在附近的树上，脖子里还挂着告示牌，上面写着‘我是个逃兵，我拒绝保卫德国的妇女和儿童，因此我被吊死在这里。’这些方法自然很见成效。在舍尔纳的辖区内人人都知道，自己或许会在前线战死，但在后方肯定会被处死。”

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最后挣扎　1945.1.17-1945.5.11

摄于1945年初，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一些士兵正在山道上行军。

摄于1945年3月6日的劳班，德军通过反击夺回这座城市后，戈培尔在市中心广场向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舍尔纳表示祝贺。

摄于1945年3月初，德军豹式坦克和步兵正向上西里西亚的劳班进军，舍尔纳的部队经过反击夺回了劳班，取得了德军在最后覆亡前不多的胜利之一。

摄于1945年2月，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一支部队正向前线开去，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也不能阻挡苏军朝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迅猛推进。

摄于1945年3月6日的劳班，舍尔纳与戈培尔见面握手的场景。

虽然纳粹帝国已是四面楚歌，但在现实和虚妄中挣扎的希特勒，仍然拒绝相信苏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柏林，他还在坚信苏军将对布拉格大举用兵。舍尔纳这时写了一封信给希特勒：“……我的元首，历史早已证明了一切。记得俾斯麦的那句话吗？‘谁守住了布拉格，谁就拥有整个欧洲’”⁽⁷⁹⁾对舍尔纳宠信不疑的希特勒闻言大悦，立即下令把维斯瓦集团军群的3个装甲掷弹兵师从奥得河前沿调给舍尔纳，此刻的舍尔纳拥兵60万，所部是东线最庞大的军事集团，但这一灾难性调动，却是二战最后阶段里希特勒最致命的错误之一。1945年4月5日，舍尔纳奉召来到柏林总理府地堡，几近疯狂的元首此时仍然相信，英美盟军与苏军之间很快将会发生冲突，甚至是开战。希特勒向舍尔纳提到了组建所谓“阿尔卑斯山堡垒”的计划，准备抽调有经验的部队全力阻止苏军西进，同时把即将朝阿尔卑斯山运动的德军变成与英美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舍尔纳向希特勒汇报了救援布雷斯劳要塞的计划，后者对于布雷斯劳守军能够长时间坚守、还给对手造成重大杀伤表示欣赏。希特勒对舍尔纳的部署感到满意，交谈期间还曾情不自禁地轻拍后者的后背。⁽⁸⁰⁾两人在书房里关上门密谈了3到4个小时，期间，希特勒宣布晋升舍尔纳为元帅，舍尔纳虽非纳粹帝国最后一名获元帅军衔之人，但他是最后一名陆军元帅。

苏军攻打柏林的最后攻势于4月16日发起，舍尔纳麾下的第4装甲集团军进行过极顽强的抵抗，但到18日，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还是推进到了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Spremberg）。19日起，舍尔纳命令部队竭力反扑，迫使科涅夫中止了夺取前述要塞的作战，但科涅夫并不恋战，命令先头部队从施普伦贝格的南北两面绕过去后继续推进，结果这一运动切断了舍尔纳与北边的维斯瓦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4月20日希特勒生日这天，舍尔纳出现在总理府地堡向元首祝贺生日，他的到来似乎令元首的情绪很不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希特勒依然幻想着舍尔纳能够力挽狂澜，能够拯救将倾的帝国大厦，而舍尔纳也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的第4装甲集团军朝奥得河发起的反击必将能够挫败对手。4月27日，希特勒曾感慨地对身边人说：“……整个东线只有一个人证明了自己是真正的战略家。这个人面对着最猛烈的进攻，却拥有秩序最井然的前线：他就是舍尔纳。他的装备很差，但他的前沿守得稳若磐石。交给他的每项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出色。他能在几周内把一团糟的局面大为改观——他并不仅仅是建立防线，还为之注入了新的精神，并能牢牢守住。当他离开这个前线时，混乱和糟糕的局面又开始重新出现，秩序和稳固的防守都不见了。”⁽⁸¹⁾戈培尔也在日记中毫不掩饰自己对舍尔纳的欣赏，除赞誉后者具有政治头脑和眼光外，还把他和莫德尔誉为最好的将军，称舍尔纳是“可以完全不用担心、足可胜任任何前线职责的指挥官。”戈培尔还说，舍尔纳从不试图向元首描绘不切实际的美景，总是汇报真实情况，希特勒也从不质疑舍尔纳的忠诚，总是指望后者提交的报告“没有扭曲现实”，因而能够接受或容忍后者做出的、与自己命令相悖的某些决定。在德军将领中，除莫德尔外，恐怕也只有舍尔纳能享有如此高的信任，无论是邓尼茨、还是古德里安或党卫军诸将，恐怕都难以望其项背。

绝望的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他的政治遗嘱中的一份被送到舍尔纳手中，舍尔纳在遗嘱中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排在前面的五人分别是继任元首邓尼茨、戈培尔（自杀）、鲍曼（失踪）、赛斯-英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帝国外交部长，在纽伦堡被绞死）和吉斯勒（Paul Giesler，内政部长，5月8日自杀）。舍尔纳并没有时间来行使陆军总司令的职权，4月底、5月初时，他的中央集团军群已被包围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据邓尼茨战后回忆，5月1日时他曾在会议上指出，应把中央集团军群立即从苏台德地区撤出，以便尽量靠近美军占领区，从而使官兵们能向美国人投降。但是，凯特尔和约德尔建议不要立即撤退，他们认为舍尔纳所部一旦放弃阵地，很可能会立即土崩瓦解。邓尼茨忆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在亲自听取舍尔纳或他的参谋长纳茨默中将的意见之前，违心迁就了他们的意见，收回了撤退的命令。”邓尼茨说自己后来曾遇到过纳茨默，后者转述了舍尔纳当时的意见——如果中央集团军群放弃了坚固的苏台德阵地，就会陷入崩溃的境地。邓尼茨见最高统帅部与舍尔纳的意见一致，颇有如释重负之感，但后来的事态发展令他十分后悔没有坚持撤出苏台德的意见，因为他看到舍尔纳的士兵们被美军驱赶到一起后交给了苏军。“……他们在战争中勇敢地尽了自己的职责，在战争结束后却仍被关在俄国监狱多年，有的饿死，有的冻死”，邓尼茨对此曾痛心地承认“这是我的过错。”⁽⁸²⁾

摄于1945年4月的维也纳，被自己人吊死的德军士兵。虽然本图反应的这一幕发生在伦杜利克（Lothar Rendulic）上将的南方集团军群，但在舍尔纳的战区内只怕过犹不及。

据信本图摄于1945年4月20日，舍尔纳在总理府地堡向希特勒祝贺生日的场景。

摄于二战结束时的一张罕见照片，据说左侧便是邓尼茨，右为舍尔纳。

摄于1945年5月，身着巴伐利亚平民服饰的舍尔纳被美军逮捕后的场景。

舍尔纳在5月2日曾向邓尼茨报告称自己坚持不了多久，参谋长纳茨默也认为最多只能硬挺两周，必须着手准备有序的撤退。舍尔纳集团军群的处境非常凶险，但邓尼茨等人当日的决定却是把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与盟军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考虑宣布布拉格为不设防城市，同时派密使去与西方盟军谈判。希姆莱和凯特尔等人还建议把残余的政府部门迁至波希米亚，但邓尼茨否决了这一提议，因为这片土地既非德国固有的领土，政治局势又极不稳定，事实上，三天后布拉格便发生了全面暴动。舍尔纳在5月3日曾向中央集团军群的官兵发布了一道命令，把自杀身亡的希特勒描绘为“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献身的烈士，是为欧洲的使命而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战士。”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多数官兵对元首之死并不怎么在意，他们更忧虑自身的命运，更关心如何才能避免落入苏军之手。当东线其他战场的德军纷纷解体或逃往西方占领区之时，舍尔纳为保持所部的完整性，依然在慷慨陈词或执行严格得堪称残忍的纪律。5月5日，当布拉格全城发生起义时，舍尔纳向中央集团军群的几十万官兵发出了“最后的呼唤”——他声称，按照国家元首兼武装力量总司令邓尼茨元帅的命令，“我们这些战士的任务就是继续战斗，直到最有价值的德国人民获得拯救为止。”舍尔纳称自己打算带领所有部队，“高昂着头、骄傲地返回祖国。在这个最后时刻，绝不允许出现丝毫的解体迹象。任何试图打乱队形、寻求独自行动的行为，都是对同志和人民的可耻背叛，因之都将受到严惩。我们的纪律和手中的武器，就是我们体面勇敢地结束这场战争的保证。”⁽⁸³⁾舍尔纳最后承诺：“你们大家可以信赖我，我将引领你们走出危境。”

舍尔纳集团军群的局势在5日后变得更为危险，布拉格全程爆发起义的同时，苏军开始大举进攻布拉格。随着德国被迫接受全面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拯救”舍尔纳的60万人已成为邓尼茨政府最优先的一项任务，但撤退的命令还是来得晚了，从北面的萨克森（Saxony）朝布拉格方向进攻的苏军已阻断了舍尔纳所部的西撤之路。关于舍尔纳在5月7日的活动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种说法称，一架英军飞机当日搭载着德军参谋本部的迈尔-德特林（Wilhelm Meyer-Detring）上校，从弗伦斯堡（邓尼茨政府所在地）飞往舍尔纳总部。迈尔-德特林负责向舍尔纳解释全面投降的必要性，同时敦促后者指挥部队尽快西撤。抵达美苏分界线附近的比尔森（Pilsen）后，迈尔-德特林在40名美军官兵陪护下于8日晨见到了舍尔纳。上校转达了邓尼茨的指示，声称由于全面投降协议签署得非常迅速，已无可能再按原计划有序撤退，因而必须舍弃所有武器装备，赶在投降协议正式生效前尽快向西南方运动。舍尔纳相应下达了命令，但他怀疑部队是否还能真正地从命，因为他认为“领导部队的可能性已几乎不复存在，每个地方都无法阻止全面解体和不按投降要求行事的作为。”舍尔纳请迈尔-德特林转告邓尼茨，“不排除个别地段或下级指挥官把命运紧攥在自己手中，他们会忽略命令，径直杀出一条西撤之路。”⁽⁸⁴⁾另一种说法则称，德军最高统帅部在7日命令舍尔纳于9日子夜停止一切作战。参谋长纳茨默意识到，在给予的时间范围内，集团军群无法全部从前线脱身，因而将有许多人无法摆脱被苏军俘虏的命运。据说，舍尔纳当时曾高声叫嚷自己不会从命，同时要求将军们在天黑前把意见汇报上来。将军们普遍无心再战，认为继续抵抗不仅违法，还会使美军将领们减少对他们的“同情心”。舍尔纳对众人的决定深感震惊，开始担心自己也有可能会落入苏军之手。⁽⁸⁵⁾

5月8日，从舍尔纳的总部开出了几辆车，这位元帅打算赶到附近的机场，搭乘一架轻型飞机向西逃跑。虽然途中几乎与苏军先头部队遭遇，但舍尔纳最后总算在波德斯海姆（Podersham）找到了那架“鹳”式侦察/联络机，换言之，舍尔纳在最后时刻抛下部队只身逃走了。他的参谋长纳茨默战后忆称，由于停战协议生效在即，舍尔纳命令部队向美军投降后，自己带着钱和行李，乘飞机飞往巴伐利亚和奥地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区。纳茨默声称，舍尔纳曾说自己在那里有一处无人知晓的木屋，他要去那里躲起来。纳茨默恳求他不要逃走，因为集团军群次日还要向西撤退，部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的约束。⁽⁸⁶⁾但舍尔纳去意已决，他在波德斯海姆将当地纳粹党党部的人找来，命令他们提供一身老百姓的衣物。结果，在众人惊讶的目光注视下，舍尔纳身着巴伐利亚人的传统服饰——绿色夹克衫和皮短裤——踏上了逃亡之路。

舍尔纳在战后接受西德法庭审判时曾给出过不同的解释。他说自己离开总部的时间是5月9日（纳茨默说是5月8日），按照投降命令的要求，他当时已不再是集团军群的指挥官。舍尔纳辩称，邓尼茨的总部之前传来的命令曾令他错误地相信，投降期限可延到5月12日中午，他可以在截止时刻到来前率部回国。然而，突然传来的全面投降的消息令他措手不及，致使其无法兑现5月5日作出的“把部队完整地带回国”的承诺，他只得在7日下达了“有组织地逃跑”的命令。舍尔纳并不讳言自己确曾搭机飞往奥地利，但他终其一生都坚称，自己的全部意图就是执行希特勒的“遗命”——组建阿尔卑斯山防线并继续战斗下去。⁽⁸⁷⁾当时，巴伐利亚和奥地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确实集中了数量庞大（据说有30万之众）的德军，但舍尔纳离开部队的真正动机到底是为避免落入苏军之手，还是执行所谓的“元首遗命”，前去统领那些意欲背靠“阿尔卑斯山要塞”顽抗到底的军队，现已殊难厘清。纳茨默的战后证言影响久远，无数的战史著作都秉承了前者的说法，但也有史家倾向于认为，以舍尔纳的“勇敢和冷酷无情”，以及从他多次撤出被围部队和平民的经历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关键时刻胆小怯懦之人。因此，一些史家认为舍尔纳的战后自辩之词也有可信之处。⁽⁸⁸⁾

不管舍尔纳的动机如何，也不管他到底是5月8日还是9日离开，他的确不光彩地突然抛弃了那些曾被他施以严酷纪律的官兵们。不过，舍尔纳并没有到达目的地，他乘坐的“鹳”式侦察/联络机中途出现了故障，随后迫降在奥地利东部的一个城镇里。他在那里盘桓了几日，但在5月18日被当地人认出，这些人把他的行踪报告给了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总部（还有一说是舍尔纳于5月15日自己主动上门）。该部虽然也是战俘，但正奉美军之命负责遣散基层官兵。舍尔纳被移交给了美军，后者则在月底时把他转交给四处觅其踪影的苏军。对舍尔纳来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将开始了。

战后岁月

1945年6月2日，舍尔纳被送往莫斯科的卢布扬卡（Lubyanka）监狱受审，6月6日起被关押在距莫斯科不远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Krasnogorsk）第27号监狱。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后，舍尔纳又回到卢布扬卡，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牢狱生活。舍尔纳在狱中不仅面对着无休止的审讯和身心折磨，还要忍受反纳粹的前德军将领们的诘责、痛斥和骚扰。他在多数时间里都保持沉默，但实在忍无可忍时，也会挺起壮硕的身板，痛斥这些同为命运挣扎的狱友们——如果在前线时他们也能表现得如此充满能量，那么大家谁都不会出现在这里。1949年9月19日至1952年1月，舍尔纳被先后关押于莫斯科的列夫托沃（Lefortovo）监狱和布特尔卡（Butyrskaya，即Butyrka）监狱。⁽⁸⁹⁾1952年2月11日，已被关押7年的舍尔纳等到了出庭受审的机会，在这场既不公开、也无律师在场的审判中，莫斯科的最高军事法庭对舍尔纳进行了总清算——1920年代对鲁尔的共产主义政府的血腥镇压，担任军校战术教官时的经历，任职参谋本部外军处时的活动，在芬兰战场担任第19山地军军长时造成的苏军重大损失，担任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指挥官时造成的苏军重大伤亡和物资装备的惊人损失等——最后的结果是苏方以战争罪判处舍尔纳25年监禁。宣判后的次日，舍尔纳即向斯大林写信，在抱怨自己已服刑7年的同时，表示对过去的罪行感到懊悔。当年4月末，舍尔纳收到了上诉结果，他的刑期被减为12年半。⁽⁹⁰⁾1952年5月末至1954年11月13日，舍尔纳在距莫斯科东北200公里处的弗拉基米尔（Vladimir）监狱服刑，1954年圣诞节期间他获得假释，在莫斯科附近等待遣返回国。

1949年5月西德立国之时，盟国占领军开展的去纳粹化再教育运动已收到显著成效，多数德国人在痛苦反思过去的同时，也指责前将领们必须为纳粹政权的崛起和国家的毁灭而负责，占领军为了根除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和根基，也把前军官团、尤其是高级将领群体作为攻击的靶子。可以说，在1950年代初，西德社会充满着反军事、反军人的舆论情绪。舍尔纳被拘押期间，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西德内外的报刊上，关于他的各种传闻始终不绝于耳：伦敦的一家报纸在1950年10月称“舍尔纳正在北朝鲜出任军事顾问”；德国吕贝克的一家报纸1951年6月称，“舍尔纳正在苏军的一所步兵学校教授进攻战术和部队控制方面的课程……事实上他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52年4月舍尔纳获得减刑后，西德舆论曾猜测他已受雇于苏军，有一家报纸称：“……英国记者特里（Anthony Terry）说舍尔纳元帅正在中东充当苏联的代理人……苏方的卷宗表明，舍尔纳在那里统帅着一支有4万人的‘阿拉伯军团’，他们拥有大量的武器弹药，据说这些武器弹药以前是属于德国人的……”类似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时不时地见诸于报端。可以想象，在冷战铁幕深深笼罩欧洲、西德加快重整军备和组建新军的时代背景下，舍尔纳即将获释回国的消息又将会引起怎样的舆论波澜！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的一篇社论：“……舍尔纳有勇气藏起来，却不敢自行了断……我们不怀疑舍尔纳能成为一个同样好的布尔什维克，就像他曾是希特勒的疯狂追随者和仰慕者一样。”⁽⁹¹⁾

1955年1月17日，舍尔纳回到了柏林，东德红十字会的代表和前德军将领代表团等热情欢迎他的归来。苏方想尽办法说服舍尔纳留在东德，除为其办妥居留手续外，据说还承诺由他担任东德人民军总司令。但舍尔纳拒绝了苏方的挽留，执意要回到慕尼黑。苏方只得同意，但同时希望这一举动能够搅起西德舆论对舍尔纳的挞伐，从侧面起到破坏西德重整军备之进程的作用。情形的确如此，“不受欢迎的”舍尔纳要回慕尼黑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巨大震动，愤怒的报道一时充斥大小媒体。事实上，1月28日下午，大批新闻记者和抗议者云集在慕尼黑中央火车站，等待着舍尔纳所乘的火车的到来。但是，由于事先有所准备，舍尔纳在终点的前一站弗赖兴（Freising）提前下了车！空等六个小时的众人非常不满，情绪激动地奔向舍尔纳之女安内利泽（Anneliese Schoerner）居住的公寓继续守候，当他们获悉舍尔纳将下榻于弗赖兴时，又赶到弗赖兴继续围堵。当夜，疲惫的舍尔纳在女儿和次子的陪伴下总算回到了慕尼黑，他在女儿公寓的门口向步步逼近的人群恳求道：“……我的上帝，请给我一点理解，我有12年没见到我的孩子们了……”

舍尔纳回到巴伐利亚后，很快听说司法机关正在搜集证据，准备把他送进监狱！他也听到了战时参谋长纳茨默对他的公开抨击，由于后者的“告发”，他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形象变得非常不堪。舍尔纳在巴伐利亚北部的霍夫（Hof）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首先驳斥了苏方关于所有战俘均已获释的说辞，然后承认自己曾在战争期间执行过严酷的纪律，他“愿意、而且准备在法庭上回答任何指控，尽管那些指控非常可笑。”⁽⁹²⁾倍感痛心的舍尔纳也曾在新闻发布会上驳斥纳茨默的不实指责，但在公开审判之前，无人能够确知事情的真相。舍尔纳对于自己引起的反响非常吃惊，当巴伐利亚州财政部声称将尽最大努力挫败他获取退休金的要求时，他不得不又在慕尼黑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舍尔纳还同时致电总理阿登纳，要求后者支持他反击某些政客的“恶毒诽谤”。阿登纳的回复也很简单——司法当局对那些指控进行调查后会很快给予答复。

1955年2月9日出版的西德《明镜周刊》，当期封面人物就是刚从苏联战俘营获释的前陆军元帅舍尔纳。

摄于1955年，舍尔纳在返回慕尼黑的路上正在阅读报纸上关于自己的一篇文章。

2月1日，西德内政部长下令调查所有针对舍尔纳的指控，要求曾在后者手下供职的军官提供证词。内政部的调查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其一，舍尔纳1945年5月6日曾在德累斯顿下令绞死或草率处决了士兵；其二，战争期间舍尔纳曾数次非法地口头上将军官解职或降职；其三，舍尔纳在战争的最后几日里未宣布布拉格为不设防城市，这一过失造成了成千上万人丧生，而他本人却换上平民服饰后扔下部队逃跑。接到作证要求的军官们反应各异，有些前将领利用自己的影响发动老兵组织，千方百计地与舍尔纳划清界限，而有些将领（如曾与舍尔纳对调职务的弗里斯纳），则认为审判舍尔纳的实质就是把军官团作为被告再次集体羞辱一番。

摄于1955年，舍尔纳与女儿安内利泽和次子彼得（Peter）在一起。

时间不详，面露惊讶之色的舍尔纳。

可能摄于1957年，出庭受审时的舍尔纳。

时间不详，舍尔纳与儿子彼得和女儿安内利泽（未显示）正在阅读报纸上的文章。

可能摄于1957年，舍尔纳与辩护律师莫泽（Franz Moser，左）正在商量着什么。

摄于1973年7月5日，老兵们在德国米腾瓦尔德的公墓向舍尔纳告别。图中的旗帜似为一面奥地利旗帜，可能是因为在场老兵大多来自第6山地师（战时主要由奥地利人组成）。

舍尔纳家族位于米腾瓦尔德公墓里的墓碑。

德国画家维尔里希（Wolfgang Willrich）战时绘制的1942年时的山地兵将军舍尔纳。

慕尼黑地方检察官和西德内政部分头进行了大量的证据收集工作，但期间曾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而进展一直缓慢，直到1957年10月1日，舍尔纳才最终出现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虽然此时距舍尔纳回国已两年有余，但新闻记者们的热情似乎并没有降低多少，他们用“普通士兵的凶神恶煞”、“坚持到最后一刻的纳粹元帅”等吸引人眼球的标题，全方位地报道这天的公审。对舍尔纳的最初指控多得惊人，包括25件屠杀行为、13件非法干预军事司法公正行为、10件草率处决罪行和14件其他控诉，但真正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展开审判的只有两件：一是枪决未遂，另一则是实际执行了枪决。⁽⁹³⁾

第一件指控与西里西亚尼斯（Neisse）的城防指挥官施帕雷（Georg Sparre）上校有关。尼斯城在1945年3月24日失守，舍尔纳认为守军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便弃守城池，于是未经军法审判便下令枪毙施帕雷及其副手。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海因里希曾派人做过调查，发现施帕雷之前已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因而不能承担尼斯失守之责。舍尔纳不顾海因里希的干预和调查，坚持要求行刑。幸运的是，施帕雷躲过了此劫，也幸存于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在出庭作证时声称，他当时谎称自己的妻子与纳粹党党魁鲍曼相熟，正是这一说辞才延迟了枪决的执行。施帕累还指出，他在医院养病时曾亲眼看到过舍尔纳为他准备的棺材！纳茨默出庭作证时也证实舍尔纳喜欢在部队“制造恐怖气氛，而且对固守阵地简直入迷。”凯塞林在为舍尔纳作证时指出，根据希特勒下达的“元首7号令”，因维持战场纪律而越界的指挥官们不应受到惩处。

第二件指控是舍尔纳未经审判即下令枪毙名叫阿恩特（Walter Arndt）的一名士兵。这件事情也发生在1945年3月，当时这名士兵烂醉如泥，歪躺在一辆弹药车的车轮后。该指控的主要证人是前第8装甲师少将师长哈克斯（Heinrich-Georg Hax），他在作证时声称舍尔纳的确下令枪决这个玩忽职守者，虽然记不清所有的细节，但他相信阿恩特已被枪毙。不过，舍尔纳的辩护律师后来在上诉时曾找到一位关键证人，证人说阿恩特并没有死，而是被某军官悄悄放走了。这个证人称自己在报纸上看到了对舍尔纳的量刑，觉得十分不公才愿意出来作证。不过，舍尔纳的上诉请求于1962年12月10日被高级法院驳回。

10月15日，历时半个月的庭审结束，检方要求判处舍尔纳八年徒刑，但慕尼黑地方法院最后裁定的刑期是四年半。法庭认为，尽管有证据表明舍尔纳确在最后一刻乘飞机离开部队，但由于无法证实所有细节，同时这一行为与立案的指控并不直接相关，所以量刑时没有考虑他“遗弃部队”的罪行。判决书发表后，新闻媒体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两极分化，有的嫌量刑过轻，大有不杀舍尔纳不足以平民愤之意；有的则较冷静地报道事态发展，声称正是这一审判才使人们了解到许多强加在舍尔纳身上的不实指控；还有的认为这场审判是对前军人的一次“集体攻击”，因而大声疾呼“舍尔纳无罪”。如此喧嚣且不一而足的舆论，倒也从侧面反应了舍尔纳是“最有争议的将军”这个事实。

1958年8月4日，舍尔纳开始在莱希河畔兰茨贝格监狱服刑。由于健康原因，他在1960年8月3日被假释出狱，六年后的12月22日被免除所余刑期。舍尔纳的晚景可谓凄凉，既无妻子照顾（其妻于1949年自杀），又被政府剥夺了领取退休金的权利，在艰难度日中经常为衣食发愁。好在第6山地师的老兵们没有忘记他们的老师长，自发地接济他食品和钱物，而舍尔纳基本上也只和少数老部下来往。1962年12月的上诉被驳回后，舍尔纳慢慢变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老人，在孤独、贫困和愁苦中，81岁的舍尔纳于1973年7月2日死于心脏病发作。之前的1973年6月9日，曼施坦因元帅刚刚离世，舍尔纳的去世标志着第三帝国时代的所有元帅均已作古。

舍尔纳死后被葬于米腾瓦尔德的公墓。西德国防部曾发布过一道命令：“将不会以军人荣誉葬礼安葬前陆军元帅舍尔纳。严禁联邦武装力量的任何成员身着军服出席葬礼，也不鼓励任何军人身着便装出现在现场。”⁽⁹⁴⁾

本章的文字应该能够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舍尔纳终其一生都是个充满争议之人。就军事才华和指挥能力来说，有人认为舍尔纳主要靠狂热的纳粹信仰和誓死效忠，才能在能人辈出的国防军爬上高位，才能最后手执元帅权杖。这种说法本无大的不妥，但如果据此认为“舍尔纳的军事能力最多可以忽略不计”⁽⁹⁵⁾，那显然也与史实相去甚远。舍尔纳依靠纳粹元首扶摇直上自然不假，但他本身首先是一位相当出色的防御专家，客观而言，他任师长和军长时指挥的多次攻防战都具有相当的水准和研究价值，他能熟练且富有韬略地将被困部队及时撤出，他所领导的防御战（尤其是库尔兰之战）对于阻滞对手的大规模攻势也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希特勒欣赏他、苏军将领痛恨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⁹⁶⁾

舍尔纳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指挥官。纳茨默曾说过：“……有着壮硕身板的传奇元帅舍尔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也以其大声咆哮和严厉的面貌四处散播着恐慌。他粗暴地向参谋长下达命令，而且一经下达几天内都有效。他认为这就是指挥德军最大的作战力量——集团军群——时需要做的全部。他对于指挥细节根本没有兴趣。他的参谋长不得不在战场形势或基本要素发生突变时修正他的命令，而只要与其想法吻合，他就会接受参谋长所做的一切。舍尔纳曾说，参谋长就是干这个的。”⁽⁹⁵⁾同为参谋长出身的梅林津似乎对纳茨默的抱怨很能认同，他说舍尔纳把几十万大军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而自己只管人事和战场纪律，这种分工在德军中是极为罕见的。梅林津曾很有趣地描述过舍尔纳的典型一天：他一般早晨7点离开总部，但从不告诉别人自己去哪里，不过过不了多久参谋长就会知道其行踪，因为很快就有某位将军愤愤地打电话告状，说舍尔纳在某地抓住了一辆没有路条的卡车，或在另外一个地方将某个上尉降为少尉，或者由于极小的过失把某某的铁十字勋章或军衔标志扯下来了，诸如此类。舍尔纳还有一次在巡视途中竟把某军医的生日蛋糕劈面夺下，命人径直送到了前沿阵地！由于接到太多的此类投诉，参谋长不得不在总部设立了一个“投诉处”。舍尔纳晚上回来询问有什么新情况时，参谋长会一本正经地报告，说自己今天将数辆没有路条的卡车放行，把几个少尉“提拔”为上尉，并向某士兵重新颁发了铁十字勋章等等。舍尔纳听后抚掌大笑。

舍尔纳有一个方面特别像他的主子希特勒——坚信仅凭决心和钢铁般的意志就能取得成功。舍尔纳对维持战场纪律和树立权威十分着迷，深信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纳茨默战后曾尖锐地批评说，舍尔纳把时间都浪费在指挥交通和吓唬厨师等小事上，却把集团军群的指挥任务委托给参谋长或下级指挥部，可谓因小失大的典范。舍尔纳从不隐讳自己对维持秩序的喜好，甚至称自己“其实就是半个党卫军”。不过，舍尔纳借助极端、乃至残忍的措施确实能牢牢地控制部队，在漫长的防御战中，他的部队也很少出现其他方向的德军的那种士气低迷。纳茨默在批评舍尔纳个人作风的同时，也承认正是他的极端措施，才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尼科波尔和库尔兰等防御战的成功。纳茨默虽然抱怨舍尔纳把大部分作战指挥工作都交给参谋长或首席作战参谋，但他制定的原则和总体战略、包括数次解围和撤退作战的计划都证明是没有问题的。曾在舍尔纳手下任职的将军们虽然多数都不喜欢或赞同他的方式方法，但鲜有人否认过他所具备的指挥和领导能力。梅林津曾评论说，舍尔纳的某些突出的天分，使他能很好地应对军事指挥官必须面对的局势，在判断以何种方式反制对手方面他也有着令人侧目的能力。梅林津还说，面对着同样“冷血残忍”的对手，德军重用一个风格类似的将领，“可能并不完全失当”。

舍尔纳虽是一个颇具水准的防御战专家，二战初期也表现过过人的勇气和指挥才能，但他的纳粹信仰和对希特勒的狂热支持，使他成为后人眼中不折不扣的“纳粹将军”——虽然将军们无不标榜自己是“非政治化军人”或“一切皆为德国”，但如果不是舍尔纳这类将领的鼎力支持（突然又想起了“临危受命”的古德里安和邓尼茨），纳粹政权能否在1944年夏之后继续支撑下去，战争机器是否还能运转到1945年5月，恐怕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另一方面，舍尔纳本人的粗暴作风和草菅人命的残忍行径，也使他的军事才能被人们轻易地抛诸脑后，尤其是最后时刻“遗弃部队”的可疑行径，更使之成为同时代人和后人眼中的“卑劣之辈”。即便舍尔纳是奉命飞往阿尔卑斯山，这也只能证明他直到最后一刻还是纳粹的忠心维护者，也无法改变那些被他“严厉管束”的士兵们被抛弃的事实。如果舍尔纳真地是仓皇逃跑，那么，他有何面目去面对那些被他以“胆小怯懦”或“临阵逃脱”的罪名处死的众多士卒？或许，舍尔纳留在军事史上的印记会有两个侧面：一面是有才能的防御战专家，另一面则是色厉内荏的可鄙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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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ast Germany：The devil's general．The Time．January 31，1955.

(2)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 Ltd，2004．p．297.

(3) Ian Kershaw.The End：The Defiance and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4-1945．New York，NY：The Penguin Group，2012．p.50，p.203.

(4)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p．294.

(5) Anthony Kemp．German commanders of WWII．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1990．p．29.

(6) Paul Carell．Scorched earth．London，UK：George G．Harrap & Co.，1970．p.384.

(7) Paul Carell．Scorched earth．p.389.

(8) Siegfried Knappe．Soldat：Reflections of a German soldier，1936–1949．Edited by Charles T．Brusaw．New York，NY：Dell Publishing，1992．p.335.

(9) Samuel W．Mitcham．Hitler's field marshals and their battles．Lanham，MD：Scarborough House Publishers，1994．p.353.

(10) Ian Kershaw.The End：The Defiance and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4-1945．p.50．

(11) F．W．von Mellenthin．German generals of WWII：As I saw them．Norman，OK: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77.p.186．

(12)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Selent：Pour le Merite，2010．p.150.
另参见：Schärner–Hitlers „Durchhaltemarschall“.http://www.geschichtekompakt.de/.

(13) Schärner：Der laute Kamerad．Der Speidel，9 Februar，1955．p.11-18．见第12页。

(14) Erwin Rommel．Infantry attacks．New York，NY：Fall River Press，2011．p.220.

(15)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23页。

(16) Schärner：Der laute Kamerad．Der Speidel，9 Februar，1955．p.11-18．见第12页。

(17) Erwin Rommel．Infantry attacks．p.221-223.

(18) Erwin Rommel．Infantry attacks．p.235.

(19) Hans von Luck．Panzer commander：The memoirs of Colonel Hans von Luck．New York，NY：Dell Publishing，1991．p.248-249.

(20) Richard Brett-Smith．Hitler's generals．San Rafael，CA：Presidio Press，1977．p.201-202．Otto E．Moll．Die deutschen Generalfeldmarschlle，1939-1945．Rastatt：Erich Pabel Verlag，1961．p.170.

(21) Samuel W．Mitcham．Hitler's field marshals and their battles．p.340.

(22) Schärner：Der laute Kamerad．Der Speidel，9 Februar，1955．p.11-18．见第13-14页。

(23) Schärner：Der laute Kamerad．Der Speidel，9 Februar，1955．p.11-18．见第12页。

(24) 马文俊、王懿著。帝国精锐：二战德国特殊部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8页。

(25) James Lucas．Alpine elite：German mountain troops of World War II．New York，NY：Janes's Publishing Inc.，1980.p.7-8.

(26)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p．285.

(27)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Lw％C3％B3w_％281939％29．

(28) Department of US Army．The German Campaigm in the Balkans．U.S．Army Pamphlet No.20-260．November，1953．p.81.

(29) Department of US Army．The German Campaigm in the Balkans．p.88.

(30) F.W．von Mellenthin．Panzer battles．New York，NY：Ballantine Books，1971．p.41.

(31) Chris Mann & Christer Jorgensen．Hitler's Arctic war．Surrey，UK：Ian Allan Publishing，2002．p.85.

(32) Earl F．Ziemke．The German Northern Theater of Operations 1940-1945．U.S．Army Pamphlet No.20-271．June，1959．p.221.

(33) Bruno Manz．A mind in prison：The memoir of a son and soldier of the Third Reich．Potomac Books Inc.，2001．p.118-119.

(34) Earl F．Ziemke．The German Northern Theater of Operations 1940-1945．p.230.

(35) Barry Gregory．Mountain and Arctic warfare from Alexander to Afghanistan．London，UK：Patrick Stephens，1989．p.152.

(36) 这些故事由二战中的芬兰海军军官Leo Lahdenpera 讲述，发表在芬兰战史杂志“Taisteli Kansa”上。其英文译文由Juha Hujanen整理，发布在Axis History Forum上。详见：
http://forum.axishistory.com/viewtopic.php?f=5&t=6813.

(37) Gottolob Herbert Bidermann．In mortal conflict，1941-1945．Memories of a German soldier on the Eastern Front．Athens，Greece：Eurobooks，2008．p.387.

(38) Earl F．Ziemke．The German Northern Theater of Operations 1940-1945．p.230.

(39) Ralf Blank，et al．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 IX/I：German wartime society 1939-1945．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23.

(40)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Washington，D.C.：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U.S．Army，2002．p.184.

(41) 曼施坦因著、戴耀先译。《曼施坦因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464页。

(42) Rolf Hinze．Crucible of combat：German's defensive battles in the Ukraine，1943-1944．West Midlands，UK：Helion and Company，2009．p.112；另参见：朱世巍著。《东线：决战第聂伯河》。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45页。

(43) Franz Kurowski．Panzer-grenadier aces：German mechanized infantrymen in WWII．Mechanicsburg，PA：Stackpoles Books，2010．p.193-196.

(44)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p.188-189.

(45) 华西列夫斯基著、徐锦栋等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29页。

(46) Rolf Hinze．Crucible of combat：German's defensive battles in the Ukraine，1943-1944．p.107.

(47) 华西列夫斯基著、徐锦栋等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38页。

(48) 华西列夫斯基著、徐锦栋等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41页。

(49) 曼施坦因著、戴耀先译。《曼施坦因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第484页。

(50) Ralf Blank，et al．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 IX/I：German wartime society 1939-1945．p.623.

(51) 朱世巍著。《东线：从乌克兰到罗马尼亚》。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14页。

(52) Paul Carell．Scorched earth．p.385-386.

(53)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p.242.

(54) Sean M．McAteer．500 days：The war in Eastern Europe，1944-1945．Pittsburg，PA：Red Lead Press，2008．p.79.

(55) 华西列夫斯基著、徐锦栋等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41页。

(56) 华西列夫斯基著、徐锦栋等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42页。

(57) 转引自：朱世巍著。《东线：从乌克兰到罗马尼亚》。第115页。

(58)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p.244.

(59) Ralf Blank，et al．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Volume IX/I：German wartime society 1939-1945．p.623.

(60) David Irving．Hiltler's war．New York，NY：The Viking Press，1977．p.594-595.

(61) Correlli Barnett．Hitler's generals．New York，NY：Grove Weidenfeld，1989．p．259.

(62) F．W．von Mellenthin．German generals of WWII：As I saw them．p.181．

(63) David Irving．Hiltler's war．p.622-623.

(64) 转引自：朱世巍著。《东线：从乌克兰到罗马尼亚》。第162页。

(65) Howard D．Grier．Hitler，Doenitz，and the Baltic Sea：The Third Reich's last hope，1944-1945．Annapolis，MD：US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7．p.28.

(66)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p.336.

(67) Prit Buttar．Between giants：The battle for the Baltics in World War II．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13.p.209.

(68)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p.388，p.342.

(69)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p.342.

(70) Hans-Joachim Räll.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ä-Zauche und Camminetz：Vom Kavallerieoffizier zum Führer gepanzerter Verbände．Würzburg，Germany：Flechsig Verlag，2011．p.153.

(71) Prit Buttar．Between giants：The battle for the Baltics in World War II．p.238.

(72) Prit Buttar．Between giants：The battle for the Baltics in World War II．p.290.

(73) 巴格拉米扬著、赖铭传译。《巴格拉米扬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440页。

(74) Franz Kurowski．Bridgehead Kurland．Winnepeg，Canada：J.J.Fedorowicz Publishing，2002．p.175-176．

(75) Prit Buttar．Between giants：The battle for the Baltics in World War II．p.304.

(76) B.H.Liddell-Hart．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New York，NY：Putnam，1971．p．663.

(77) Christopher Duffy．Red storm on the Reich：The Soviet march on Germany，1945．Cambridge，MA：Da Capo Press，1993．p.93.

(78)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p.428.

(79) Anthony Read & David Fisher．The fall of Berlin．New York，NY：W．W．Norton & Company，1993．p.283.

(80) Henrik Eberle & Matthias Uhl．The Hitler Book:The secret dossier prepared for Stalin from the interrogation of Hitler's aides.New York，NY：Perseus Books Group，2005．p.199．

(81) 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01页。

(82) 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13页。

(83) Roland Kaltenegger．Schoerner：Feldmarschall der letzten Stunde．Munich und Berlin，Germany：F.A．Heibig Verlagsbuchhandlung GmbH，1994．p.297-298.

(84) Ian Kershaw.The End：The Defiance and Destruction of Hitler's Germany，1944-1945．p.373-374.

(85) Christopher Chant，et al．Hitler'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Secaucus，NJ：Chartwell Books，1976．p.194.

(86) Juergen Thornwald．Defeat in the East．New York，NY：Bantam Books，1980．p.276-280.

(87) Roland Kaltenegger．Schoerner：Feldmarschall der letzten Stunde．p.306-307.

(88) 例如：Samuel W．Mitcham．Hitler's field marshals and their battles．p.353；Roland Kaltenegger．Schoerner：Feldmarschall der letzten Stunde．p.315；Peter Steinkamp．‘Generalfeldmarschall Ferdinand Schoerner’．In：Gerd R．Ueberschär（ed.）．Hitler's militärische Elite，Volume 2：Vom Kriegsbeginn bis zum Weltkriegsende．Darmstadt，Germany：Primus，1998．p.238.

(89) Roland Kaltenegger．Schoerner：Feldmarschall der letzten Stunde．p.320.

(90) Roland Kaltenegger．Schoerner：Feldmarschall der letzten Stunde．p.321.

(91) Schärner：Der laute Kamerad．Der Speidel，9 Februar，1955．p.11-18．见第11页。

(92) Alaric Searle．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2003．p.247.

(93) Alaric Searle．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p.247.

(94) 参见：http://www.ritterkreuztraeger-1939-45.de/Infanterie/S/Schoerner-Ferdinand.htm.

(95) Howard D．Grier．Hitler，Donitz，and the Baltic Sea：The Third Reich's last hope，1944-1945．Annapolis，MD：US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7．p.xxi.

(96) F．W．von Mellenthin．German generals of WWII：As I saw them．p.183．

第24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曼陀菲尔装甲兵将军
（获勋时间1945年2月18日）

Chapter 04
第四章
“二战齐腾”：哈索·冯·曼陀菲尔装甲兵将军

二战期间曾任德军G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梅林津少将，在其1977年出版的《我所认识的二战德国将军》一书中，曾将哈索·冯·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称为“二战齐腾”。⁽¹⁾齐腾（Hans Joachim von Zieten，1699-1786）是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骑兵名将，虽然身材矮小，声音纤细，但性烈如火（一生与人决斗74次），嗜酒如命，追随腓特烈大帝历战无数，曾因勇猛大胆和一系列战功获得“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本章传主曼陀菲尔是二战德军的第24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他与齐腾确有几分相似，身材不高（将将1.5米），精明过人，作战勇猛，敢于冒险，进入现役的第一支部队还是齐腾曾为首任团长的“第3‘冯·齐腾’（勃兰登堡）轻骑兵团”……不过，曼陀菲尔出生于德国家喻户晓的军事、政治世家，毕业于著名的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两次大战期间的20年里成长于骑兵和装甲部队，二战中凭借出色的战场表现迅速蹿升为耀眼的将星——他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仅为中校营长，但到1944年9月便跃升为装甲兵将军和最年轻的集团军指挥官之一，他的快速升迁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指挥能力和领导才干。曼陀菲尔是少数敢于面对权威坦率直言的将领之一，虽然希特勒终生厌恶普鲁士贵族将领，但对曼陀菲尔相当尊重和赏识，许多资深年长的高级将领在纳粹元首那里碰壁、遭斥和被无端挑剔之时，曼陀菲尔陈述的意见却往往能被接受——可能正是他的能量、自信和决不放弃的性格，使他在二战后半程德军的局势日趋晦暗的时候，能够引起希特勒的关注并赢得许多将领同僚的敬意。

德军老兵兼军史家弗拉施卡在其战后出版的著作曾称曼陀菲尔是“军事史上的所有时代里最有能力、最勇敢和最成功的装甲指挥官之一。”⁽²⁾也有一些人曾把曼陀菲尔与隆美尔相提并论，如在二战最后几个月里为曼陀菲尔担任参谋长的穆勒-希勒布兰德（Burkhart Mueller-Hillebrand）将军战后之初曾说：“……曼陀菲尔是一个优秀的战术家，但不是很出色的战略家。他与隆美尔一样精力充沛，总在前沿指挥作战，对战场态势的嗅觉十分敏锐。”⁽³⁾美国著名作家瑞安（Cornelius Ryan）在1960年代出版的《最后一战》中曾称“曼陀菲尔可能是继古德里安和隆美尔之后德军最伟大的装甲战术家。”⁽⁴⁾2012年出版的一部关于突出部之役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评语，⁽⁵⁾2003年出版的《装甲军团》一书则把古德里安、隆美尔、巴尔克、曼施坦因和曼陀菲尔列为二战德军最优秀的装甲指挥官和领导者，认为他们为对手和他人树立了足以大加效仿的高水准。⁽⁶⁾不过，与隆美尔相比，曼陀菲尔在战时的将领同僚中似乎享有“更好的声誉”，他的为人处世、职业操守、热情和能量，以及作为传统普鲁士军官表现出的绅士风度和气质，给同时代的将领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很早就熟悉和赏识曼陀菲尔的古德里安（正是他把后者从骑兵引入了装甲战领域）曾这样评论：“……曼陀菲尔是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领导者，不仅拥有卓越的军事才华，还具有令人侧目的、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能力。”⁽⁷⁾曼施坦因元帅在1944年3月的一份考评中称赞曼陀菲尔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装甲师长，是一个耀眼的、充满热情和能量的领导者，在每一方面都卓尔不群。他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他是一个鹤立鸡群的人物。”⁽⁷⁾1945年，莫德尔元帅曾这样评价在他麾下主导阿登反击战的曼陀菲尔：“他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个性很强，在精神和身体两方面都充满活力。他不仅为完成任务而冷酷无情和不知疲倦，也有着出众的军事才华，头脑极为清醒。他还能成功地感染下属并将自己浑身的能量传递给他们。作为集团军指挥官和装甲兵领袖，他在进攻和防御战中均已反复地证明过自己。”⁽⁸⁾巴尔克将军也曾两度称赞曼陀菲尔“勇敢过人，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不仅极其勇敢，也是卓越的领导者，没有什么他不能完美完成的任务。”⁽⁹⁾凡与曼陀菲尔共过事的将领，如伦德施泰特和凯塞林元帅、阿尼姆（Hans-Jürgen von Arnim）上将等上级，以及一批军长、师长或参谋长等下级，都曾给予曼陀菲尔很高的评价。

曼陀菲尔的战时对手也对他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尊敬和欣赏。他曾数次受邀前往美国战争学院讲学，1968年时，身着西服的他与大批美军高级将领一起在西点军校观礼毕业阅兵式，并在典礼上做了主题演讲。曼陀菲尔在1964年秋应邀来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私人牧场做客，并在纽约见到了布莱德雷等昔日的对手——当时，布莱德雷曾握着他的手，笑意盈盈地对左右说：“这么一个小个子怎么能在阿登给我们制造了那么多麻烦？”⁽¹⁰⁾影响极大的李德·哈特也堪称曼陀菲尔的忠实拥趸，他在《隆美尔战时文件》一书的序言中，在称颂隆美尔的时候曾写道：“……在出其不意地调动部队，敏锐把握时机，进行足以瘫痪对手的机动等方面，除古德里安外很难找到堪与隆美尔比肩者。战争后期，巴顿和曼陀菲尔也展示出类似的特质和能力……”⁽¹¹⁾李德·哈特与曼陀菲尔战后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在多部著作中对他的战时表现予以称赞，还在赠给后者的书上题写过这样的“仰慕”词句：“致赠机动与突袭艺术的大师”、“致赠卓越的装甲兵领袖”。⁽¹²⁾最令人惊讶的颂词，来自于二战中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对德国军事历史颇有研究的美军四星上将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当曼陀菲尔将军完成了他在地球上的使命，敲响（掌管天堂大门钥匙的）圣人彼得的大门时，当圣人看到曼陀菲尔之时，他的脸上定会绽放出愉悦的光彩。圣人彼得会让助手暂时看守大门，自己则会亲自引领着战士兼政治家——曼陀菲尔——加入德国英雄腓特烈大帝、沙恩霍斯特、格奈瑟瑙、施利芬、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众神的行列。”⁽¹³⁾

昔日对手认定曼陀菲尔不仅身后会升入天堂，还将侧身于最著名的普鲁士-德国军事家和战神的行列，无疑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誉。从这个角度来看，曼陀菲尔的知名度虽然不如隆美尔，但在昔日对手那里获得的认可似乎并不逊于后者，给战时同僚们留下的印象甚至还远胜隆美尔。曼陀菲尔有什么过人之处，能使那些挑剔严谨的德军将领、傲慢自负的英美将帅异口同声地齐唱赞歌？他有什么惊人的战功和强悍表现，能使他在3年内从营长蹿升为集团军指挥官，并获得钻石骑士勋章？他的哪些人格魅力和领导才能，使其麾下官兵一生对他充满感情和仰慕？他又有什么样的才华，使他成为1944至1945年间最经常被希特勒召见和咨询意见的将领，更使后人称其为伟大的装甲战术家之一？

早年岁月：少年军校生·骑兵军官·装甲兵教官

曼陀菲尔1897年1月14日出生于柏林近郊波茨坦（Potsdam）的一个名门望族，其家族是普鲁士最古老的贵族世家之一，据说1287年的波美拉尼亚地方文献上就载有曼陀菲尔先祖的事迹。⁽¹⁴⁾这个家族在近代既出过治国重臣，如1850至1858年间任普鲁士首相的奥托·冯·曼陀菲尔（Otto von Manteuffel），也产生过埃德温·冯·曼陀菲尔（Edwin von Manteuffel）元帅这种杰出的战将。这个显赫世家自古就有从军的传统，曼陀菲尔的父亲埃卡德（Eccard von Manteuffel）曾是一名近卫军上尉，父亲身着戎装的英武气概和举止有度的作风，家里四处悬挂的腓特烈大帝及其他著名战将的画像，给年幼的曼陀菲尔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虽然父亲在1904年去世，但优渥的家境、良好的社会关系和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还是使曼陀菲尔有着一个愉快的童年。1903年，6岁的曼陀菲尔进入波茨坦著名的维多利亚文理学校，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对英语更有着浓厚的兴趣。

波茨坦是一座汇聚了普鲁士-德国建筑艺术精华的名城，也是历代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居住地，因之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军城。近卫军军人们的军服、仪容、操练和阅兵式对年幼的曼陀菲尔一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他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父亲那样的近卫军军官，这个念头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天愈发强烈起来。母亲起初并不支持儿子的想法，但也无可奈何，毕竟这是曼陀菲尔家族的传统和数百年显赫门庭的基础。1908年，11岁的曼陀菲尔进入了萨勒河畔瑙姆堡（Naumberg und der Saale）的预备军官学校，成为一名少年军校生。这所建于1900年的军校是德国当时的8个预备军官学校中成立最晚的一个，但也因之拥有各种现代化的设备、军事和体育训练设施，曼陀菲尔在这里系统学习了与普通中学相仿的各种课程，更接受了“斯巴达式”的军事训练。预备军校的全部目的就是把少年军校生逐渐培养成遵守纪律、服从命令且效忠皇室的合格军官，因而，养成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也是学校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911年，曼陀菲尔转入在普鲁士-德国军事史上占据独一无二之地位的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入学时他只有14岁，身高仅约1.42米，是同级学员中最矮小的一个。据说校方专门为他改小了几套军服，就连毛瑟枪也挫短了一些，否则装上刺刀的枪支对他来说负担太重。曼陀菲尔在这里学习生活了5年，经历过严酷得几近“残忍”的军事训练，军校倡导的敬忠职守、纪律严明、体面尊严、重视战友之谊、珍视军人荣誉等，也在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军校里年长的学员通过体检后都被征召服役，曼陀菲尔虽然也有报名参战，但因年纪较小且未能通过所有体检，只能待在学校里继续学习。1916年初，曼陀菲尔在军校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并在王储威廉王子的直接干预下，于2月初被派到第3“冯·齐腾”轻骑兵团补充连任候补军官。曼陀菲尔来到补充连的驻地瑞丝瑙（Rathenow）后，不到两个月便在4月底被授予骑兵少尉军衔，然后奉命前往法国前线，向第6步兵师所属的第3轻骑兵团第5连报到（1914年8月时，第3轻骑兵团的10个骑兵连被平均配属给第3军的第5和第6步兵师）。第6步兵师号称德军的一支精锐部队，总是被部署在最具决定性的地方，曼陀菲尔到达西线后，承担的任务有时是充当信使，有时则潜入敌后进行侦察，还有的时候负责带队进行侧翼巡逻或观察前沿敌军的态势。1916年10月，曼陀菲尔随部队调动到索姆河前线，在10月12日进行的一次侦察中，他的右侧大腿被弹片击中，由于血流不止，他被送回明斯特的陆军医院疗伤。次日，曼陀菲尔在医院里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医生估计他的伤势至少需要3个月方能复原，但他不等痊愈便偷偷溜回了部队。随着医院的“控诉电”抵达部队，上级要关他3天禁闭以示惩戒，不过，由于前线人手短缺，曼陀菲尔的的人缘和表现又一向不错，禁闭令并没有得到执行。

1917年2月初，曼陀菲尔调到第6步兵师师部，在师首席参谋军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新岗位帮助曼陀菲尔熟悉了师级参谋工作的内容和流程，加深了他对战场全局的了解，某种程度上也开阔了他的视野和心胸。无论是在前线连队，还是在后方参谋部门，曼陀菲尔都表现得精力非常充沛，似乎永远也闲不下来，他对普通士兵和军官同僚都一样谦恭友善，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得颇具绅士风度。但是，言行友善丝毫不妨碍他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在前线指挥作战时直接下达命令，还是代表师部向各团、营传达任务，从来都表现得干脆利落和精确到位。

1917年5月2日，曼陀菲尔因在埃纳—贡比涅前线完成的对敌侦察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7月，他随第6步兵师在东线参加了突破东加利西亚俄军防线的作战，夺取塞列特河沿线的俄军阵地后该师转入了堑壕战，直到1917年底沙俄退出一战为止。东西两线旷日持久的堑壕战，伴随着泥淖、风雪、暴雨、毒气、疾病、士气低迷以及无可避免的惨重伤亡，都被善于总结的曼陀菲尔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或许对他日后逐渐形成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的指挥风格产生了无法低估的影响。

1918年开春，曼陀菲尔随第6步兵师返回西线。德军从当年3月到夏末先后发起过五次大规模的决胜攻势，第6步兵师在这些作战中都有着卓异的表现，曼陀菲尔还在苏瓦松（Soissons）至兰斯（Rheims）之间的战场上，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德军坦克部队并不成功的反击。当年9月底、10月初，第6步兵师被调到康布雷（Cambrai）和圣康坦（St. Quentin）一带布防，但不久后与其他部队一起被逼退到安特卫普。此时，德军最高统帅部打算把多数部队撤往马斯河、乃至莱茵河沿线，在南翼固守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一些要塞，同时要求政府出面进行停战谈判。11月3日，德国水兵在基尔港发动了起义，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德皇被迫宣布逊位并仓皇出逃荷兰。11月11日，喧嚣了4年多的一战战场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对于局势的这一戏剧性变化，曼陀菲尔和前线军官们一样无不感到愕然，在他们心目中德军根本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过，此刻仍有几百万官兵在外国的土地上作战，失败和投降应完全归咎于国内的失败主义份子和阴谋势力，同时，曼陀菲尔对德皇遗弃了忠心耿耿的部队也“深感轻蔑并为之羞愧”。⁽¹⁵⁾第6步兵师此刻依然有着良好的纪律和战斗力，尽管对投降的震惊远未消失，该师已奉命前往科隆保卫莱茵河上至关重要的大桥，以防大桥被毁后西线德军回撤的通路被阻断。曼陀菲尔带领第5骑兵连的骑兵们成功完成了这一任务。此后，曼陀菲尔这个年轻的少尉被推选为士兵委员会主席，在部队从科隆开回勃兰登堡的沿途负责与各地市民委员会沟通协调，保证行军不受骚扰和阻挠。

回国后曼陀菲尔对现实非常失望，他对临时共和政府和革命者一方都没有好感，由于感到军旅前途不明朗，他准备离开军界另谋发展。就在他联系好了一家银行之时，他的姑父——全德工业联合会会长兼政府商务顾问拉韦纳（Louise Ravene）的一席话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姑父当时鼓舞他说：“……柏林眼前的状况和别处的混乱很快必将过去。我们需要有经验的军官，需要那些珍视荣誉、深谙传统的军人，你必须接着做军官！”⁽¹⁶⁾曼陀菲尔深受鼓舞，迅速放弃了自己的其他想法，在1919年2月即加入由第6步兵师第24团团长冯·欧文（Ernst von Oven）上校组织的“冯·欧文自由军团”。作为冯·欧文本人的副官，曼陀菲尔参与过柏林平叛，也曾开赴德雷斯顿、不伦瑞克和莱比锡等地镇压革命运动。

摄于1909年，12岁的曼陀菲尔在瑙姆堡的预备军官学校。

摄于1919年的柏林，佩戴着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曼陀菲尔少尉，当时他是“冯·欧文”自由军官的副官。

摄于1921年6月的柏林，曼陀菲尔结婚时拍摄的照片。

1919年5月26日，曼陀菲尔被帝国临时国防军吸纳，成为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国保留的10万军队中的一员。⁽¹⁷⁾他所服务的单位是驻瑞丝瑙的骑兵第25A 团，当年10月该团易名为第3骑兵团。1921年，曼陀菲尔与阿姆加德·冯·克莱斯特（Armgard von Kleist，二战元帅克莱斯特的侄女）结婚，除细心地照顾家庭外，他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马术训练和钻研军事理论与战史上。1923年，曼陀菲尔成为第3骑兵团团长迪林斯霍芬（Max von Diringshofen）中校的副官，此后直至1930年，他先后为四任团长担任过副官，其中的勃兰特上校（Georg Brandt）给他留下过最深的印象。勃兰特深感骑兵部队仍把单兵和编队马术作为训练核心的落伍状况，到任后即开始对第3骑兵团进行整改，试图打造一支擅用现代化武器的新式骑兵，目的是既能完成侦察和侧翼掩护等传统骑兵职责，又能在机动作战中扮演突击矛头的角色。他废止了过于重视战马和骑手训练的传统，高度重视战术演习以及与使用模拟坦克的步兵单位的协同训练，他为手下的骑兵连都装备了轻机枪，并将其中一个连改建为包括机枪排、榴弹炮排、反坦克炮排、工兵排和通信排等在内的机械化骑兵连。曼陀菲尔目睹、亲历并协助进行了第3骑兵团的全部整改过程，1930年2月，当勃兰特从第1骑兵师师长的任上晋升为国防军骑兵总监时，曼陀菲尔中尉（1925年4月晋级）被任命为上述机械化骑兵连（第3骑兵团第2“技术”连）的连长。骑兵中不乏比曼陀菲尔的资历更深、经验更丰富之人，而且骑兵连长的军衔一般要求是骑兵上尉，曼陀菲尔中尉能够领衔这样一支新式骑兵，足见上级对他的赏识和信任。1932至1933年间，曼陀菲尔撰写了一本名为“骑兵连长”的小册子，不仅记载了自己在训练新式骑兵和照料战马等方面的切身体会，还大胆探讨了对骑兵进行步兵训练和使用的问题。在骑兵部队浸淫过数十年的有些资深连长对曼陀菲尔的见解不以为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骑兵部队上上下下的关系，大家对他的喜爱和欣赏一如既往。另外，与军事经验和阅历同步增长的是马术水平，1931年1月2日曼陀菲尔曾获得一枚“金质骑手奖章”，数年后又获得过“金质国民运动奖章”，还有资料称他也是现代五项运动的高手。

1932年10月，曼陀菲尔被调往驻班贝格（Bamberg）的第17骑兵团任连长。约在1933年3月13日，曼陀菲尔率领结束训练的骑兵连走在返回兵营的路上，在路过班贝格市政厅时，他看到许多市民都在引颈观望冉冉升起的纳粹万字旗。曼陀菲尔下意识地命令骑兵连举手敬礼，结果次日的“班贝格日报”载文报道了他和骑兵连的举动，声称“国防军也认可这面迎风飘扬的旗帜”。据说曼陀菲尔还曾因这一举动受到上级的批评。⁽¹⁸⁾曼陀菲尔本人在晚年曾谈论过自己当年的立场：“……领导人的更迭并没有带给我们不好的印象，相反我们的观感还相当不错……我们坚信德国人民的生活将大为改善。武装力量和警察曾遭受的诋毁和失誉、官兵曾受到的轻蔑和虐待立即停止了，失业也仿佛消失了…… 一夜间大街上恢复了秩序，而几个月前这里还回荡着枪声。政府和国家机器恢复了权威性，德国这个国家和它的新政府在国内外都赢得了声誉……我团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军官当时都不拒绝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在政治上表现活跃，因为国防军没有被动或主动选举权。我们在内心里深信，军队是任何形式的政府的可靠的政治工具。这一信念是……塞克特上将浇铸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军队必须效力于当政政府，因为政府是支撑国家的柱石。”⁽¹⁹⁾

曼陀菲尔在1934年4月1日晋升为骑兵上尉后，军旅生涯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他在当年10月随第17骑兵团的两个连被调到图林根地区的“埃尔福特（Erfurt）骑兵团”，这个所谓的骑兵团实际上辖有两个摩托车营（很快又组建了第三个营），是一支初创中的快速机动部队。1935年10月，当德军正式成立首批3个装甲师时，“埃尔福特骑兵团”的3个营分别加入了第1、第2和第3装甲师，曼陀菲尔所在的第2摩托车营就此成为古德里安任师长的第2装甲师的一部分。作为古德里安手下的一名连长，曼陀菲尔参与了这位装甲兵先驱亲自组织的冬训和演习，也目睹了后者为装甲部队的发展而付出的巨大努力，尤其是古德里安擅于笼络人心、做事雷厉风行、长于组织指挥的特点，给曼陀菲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在观察和接触中从古德里安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曼陀菲尔投身新兵种后表现出的钻研热情和学习能力，尤其是他的理论水准、带队训练时的认真执着、善于演说和鼓动的特质，也很快引起了古德里安的关注。1936年初，古德里安将曼陀菲尔调到第2装甲师师部担任参谋军官，同时委托他负责训练全师的候补军官。在温斯多夫（Wünsdorff）附近的装甲兵学校里，曼陀菲尔训练过许多候补军官，其才华在练兵场和讲台上得到了充分展示。1937年2月，曼陀菲尔少校（1936年10月晋升）被调到直属于陆军总司令的总务局（Allgemeines Heeresamt），负责协助步兵总监部将首批4个步兵师整改为摩托化师，他还与几位同样出身骑兵的军官一起，负责制定快速机动部队的作战条令。

1938年11月，装甲兵将军古德里安出任重组后的机动兵总监部总监，全面负责装甲兵、骑兵、反坦克兵、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的发展与训练。由于扩军备战急需训练大批基层军官，古德里安在1939年2月1日把曼陀菲尔调到柏林附近的克拉姆普尼茨（Krampnitz）第2装甲兵学校担任总教官。曼陀菲尔在这里一共任职两年多，训练、教学和管理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自陈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他非常喜爱学校里的那些志愿投身于装甲部队的年轻人（其中有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及赖歇瑙等大员的儿子），把古德里安的装甲战理论和他自己的个人体会融入教学中，向学员们宣讲有空军配合的装甲军团的巨大潜力，他既竭力教导年轻军官们养成团队努力的习惯，又重视培养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独立行动的能力。曼陀菲尔充分认可坦克在扮演突击矛头和攻城拔寨方面的作用，但也强调装甲部队的机械化步兵在防御战中的主角地位。他告诉受训学员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固守己方坦克碾过的敌军阵地需要步兵们付出巨大的努力，装甲兵与机械化步兵、工兵、反坦克兵和高射炮兵等多兵种的密切合作，才是一切防御成功的基石。可以说，在教官这个职位上，曼陀菲尔在装甲部队的许多军官身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摄于1928年的基尔，曼陀菲尔正在一次马术比赛中展示自己的身手。除了是马术高手外，据说他还是现代五项运动的好手。

摄于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德国骑兵上尉施图本多夫（Ludwig Stubbendorf）在马术赛场上展示英姿，他获得了综合全能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两枚金牌。曼陀菲尔也是一名马术高手，虽无缘参加奥运会，但他深为战友们的成功感到自豪（骑兵军官们囊括了所有马术金牌）。施图本多夫于1941年7月在东线阵亡。

摄于1940年柏林附近的第2装甲兵学校，曼陀菲尔骑着战马在校园附近溜达。

二战在1939年9月1日拉开了大幕，当古德里安指挥着装甲部队驰骋于波兰战场之时，曼陀菲尔中校（1939年4月1日晋升）仍在第2装甲兵学校供职，就像古德里安把自己欣赏的另一位助手巴尔克也留在了机动兵总监部处理部务一样。战争的开始意味着需要训练更多的基层军官补充前线，曼陀菲尔比战前更加忙碌了。同巴尔克一样，他也申请过到前线参战，不过他的运气不如巴尔克，后者在1939年10月底调任第1装甲师第1摩托化步兵团团长，而曼陀菲尔的申请却被驳回——据说，来自希特勒的命令指出，曼陀菲尔在装甲兵学校“训练25000名候补军官的职责同样重大。”⁽²⁰⁾曼陀菲尔无缘参与的不仅仅是波兰战役，就连装甲部队取得闪电战大胜的法国战役他也一并错过。不过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尤其是古德里安摩托化军的作战进程。法国战役期间，曼陀菲尔经常收到装甲兵学校毕业生的来信，也有一些前线军官来到学校讲解装甲部队的作战经验和特点，他自己也曾数次赶赴前线考察，还检视了缴获的英法重型坦克。在马斯河畔迪南的渡口，曼陀菲尔曾久久地沿着河岸踱步，考察周边地形的同时，他还想象过隆美尔日前是如何从这里渡河的，沉思过自己若是指挥官的话，又将以怎样的方式跨越天堑。此时的曼陀菲尔无论如何也难以料到，他日后的军旅生涯和声誉会与隆美尔指挥过的第7装甲师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不少人将他与隆美尔相提并论。

1941年上半年，曼陀菲尔第一次获悉苏德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于是急切地要求调到一线作战部队。虽然他坚信在解决英国之前开辟东线战场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但由于已错过波兰、北欧、法国和巴尔干等一系列战役，他绝不甘心再放过亲历战争的机会。曼陀菲尔这次如愿以偿，他被任命为第7装甲师第7摩托化步兵团2营营长。

初战东线：从维亚济马到亚赫罗马

法国战役中，第7装甲师在隆美尔领导下确立了精锐王牌的地位，还赢得了“幽灵之师”的称号。隆美尔于1941年2月被派往北非，接替他的是丰克（Hans Freiherr von Funck）将军。该师第25装甲团拥有280余辆各型坦克，团长罗森堡（Karl Rothenburg）上校1918年作为连长时曾获“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1940年时是装甲部队最出色的中级指挥官之一。第25装甲团还有一个也在战史上留下了大名的舒尔茨上尉，他将成为第9位钻石骑士勋章获得者，1944年初时曾从曼陀菲尔手上接过了第7装甲师师长之职（但仅过三日便告阵亡）。除第25装甲团外，第7装甲师还有两个主力步兵团，即翁格尔（Erich von Unger）上校的第6摩步团和隆格豪森（Karl-Hans Lungerhausen）上校的第7摩步团。

1941年6月22日，第7装甲师作为霍特第3装甲集群的第39摩托化军的一部分，从东普鲁士出发后，朝着立陶宛城市阿利图斯（Alytus，亦作奥利达）附近的梅梅尔河（在东普鲁士以外称涅曼河）方向发起了强攻。舒尔茨上尉率领的第25装甲团1营一马当先，当日中午即杀入阿利图斯市中心，还成功夺取了城北的涅曼河大桥。曼陀菲尔的第7摩步团2营则与第2装甲营携手夺取了城南的另一座渡桥，为全师的渡河做好了准备。渡过涅曼河后，第7装甲师迅速建立了一北一南两座桥头堡，但就在德军试图扩大桥头堡之时，驻阿利图斯北面的苏军第3机械化军，以其第5坦克师和一个步兵师为主发起了突然反击。反应不及的第7装甲师所部一时陷入了恐慌，不过，该师毕竟是久经阵仗的精锐部队，装甲兵和摩托化步兵很快从慌乱中恢复过来，充分利用自己在战术、兵器和协同作战能力上的优势，在得到第20装甲师的第21装甲团增援后，彻底地将战场局势扭转过来。这场从下午厮杀到入夜的战斗被称为苏德战争之初规模较大的一次坦克战，苏军第5坦克师几乎全军覆灭，不过，第7装甲师也有大批坦克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6月23日夜，第7装甲师占领了重要交通枢纽维尔纽斯，随即从这里杀入苏联境内。第39摩托化军的3个师（第7、第20装甲师及第20摩步师）奉命朝东南的明斯克挺进，第7装甲师以第25装甲团和第7摩步团为主组成的战斗群是整个摩托化军的矛头，26日夜即切断了明斯克至莫斯科的主干公路。次日，古德里安装甲集群麾下的第17装甲师在明斯克东南地带与第7和第20装甲师建立了联系，初步包围了苏军西方面军的大约30万部队、2500辆坦克和1500门大炮。不等被围苏军被彻底消灭，第7装甲师便与其他机械化部队一起，开始朝维捷布斯克和斯摩莫棱斯克方向进军。在7月初强渡别列津纳河的战斗中，曼陀菲尔的第2摩步营在第25装甲团部分坦克的支援下，以突袭方式成功夺取了列佩利（Lepel）南面的一座完好无损的大桥，他在夜色掩护下主动渡过别列津纳河，并在对岸建立了一座足以掩护全师渡河的桥头堡。7月5日，第7装甲师开始从列佩利桥头堡直扑维捷布斯克，在距列佩利以东约50公里的别申科维奇（Beshenkovichi）村附近，该师遭遇到了顽强阻击，不仅前进的道路被苏军预先构筑的坚固工事所阻断，苏军重炮还向行进中的装甲师倾泻了大量炮火。攻势的一再受阻引起了霍特的关注，他命令集中附近的所有炮火炮击别申科维奇，同时要求第7装甲师尽快廓清进军障碍。丰克师长命令曼陀菲尔的第2摩步营担任攻坚主力，同时给予坦克和炮火支援，不久后曼陀菲尔率部杀入村庄，与苏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第7摩步团1营也乘势加入曼陀菲尔的行列，两个营的德军很快肃清了村内的苏军及周边的炮兵阵地。这一战使曼陀菲尔在霍特的心目中留下了重重一笔，他后来曾说：“……曼陀菲尔的进攻就是坚定的意志力与最大程度的机动和突袭相结合的杰作。”⁽²¹⁾7月5日夜，第7装甲师推进到维捷布斯克西南约50公里处的森诺（Senno）地区，苏军第20集团军在这里又一次迟滞了德军的推进。事实上，在森诺南北两侧爆发了一场规模不俗的战事，德军第39和第47摩托化军与奉命反攻的苏军第5和第7机械化军进行了一场坦克大战。先后参战的德军第7、第17、第18和第12装甲师，在四天里全面挫败了对手，苏军的两个机械化军到7月10日被迫东撤时，在森诺周边留下了832辆坦克的残骸和大批士兵的尸体。⁽²²⁾

7月14日，第7装甲师成为首支抵达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公路的德军。次日，丰克以曼陀菲尔的摩步营为主体，组建了包括坦克、工兵、炮兵和高射炮单位在内的突击战斗群，命令曼陀菲尔带领战斗群南下夺取重镇亚尔采沃（Yartsevo）。曼陀菲尔再次祭出突袭制胜的法宝，当夜即夺取了亚尔采沃，还切断了斯摩棱斯克通往莫斯科的铁路和公路。苏军第一时间里向曼陀菲尔战斗群发起了反击，但所有的反攻都被击退。次日，霍特装甲集群在北，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居南，两路大军在斯摩棱斯克周边基本包围了苏军第16、第19和第20集团军的几十万人马和装备。苏军曾发起过多次救援和突围尝试，乘着德军包围圈尚未完全系紧的机会，先后有20余万人从第7装甲师等装甲部队把守的包围圈外环成功突围。第7装甲师在这段时间里主要是在亚尔采沃附近进行防御，直到8月初才将防线移交给步兵师，之后进行短暂休整。

8月21日，第7装甲师第6摩步团团长翁格尔在佛普河（Vop）和洛伊亚尼亚（Loiania）河一线的作战中阵亡，曼陀菲尔被任命为继任团长。9月中下旬，即将参加“台风”作战的第7装甲师被划归沙尔（Ferdinand Schaal）将军的第56摩托化军指挥，奉命向北调动到科克希（Kokosch）河一带，准备从这里朝第聂伯河方向推进。10月3日，曼陀菲尔率领由其摩步团和部分坦克组成的战斗群，赶到亚尔采沃东北的格卢什科沃（Glushkovo）附近准备强渡第聂伯河。4日夜，曼陀菲尔的战斗群摸到格卢什科沃附近后发起突袭，他乘坐的装甲指挥车第一个出现在第聂伯河大桥上，出敌不意地夺取了大桥。尽管第25装甲团的主力和师属炮兵都落在后面，但曼陀菲尔决意固守对岸的桥头堡，为全师渡河创造条件。第聂伯河对岸的苏军在森林边缘地带构筑了精心伪装的防御工事，也接到了战至最后一人的死命令。曼陀菲尔估计对手的反扑必然异常凶猛，他必须计划周全才能避免出现过大的伤亡。等第25装甲团主力和师属炮兵赶到后，曼陀菲尔在斯图卡轰炸机部队的支援下开始努力扩大桥头堡，他的战斗群向苏军的一座座堡垒发起了猛攻，第25装甲团也在侧翼展开包抄，到5日夜幕降临时，整个地区的苏军都被肃清。第7摩步团团长隆格豪森上校曾描述过当日的战况：“……曼陀菲尔的第6摩步团在突破第聂伯河防线的战斗中表现异常出色。当夜，当我们在第6团身后进军时，惊讶地看到长长的俘虏队伍正朝我们的后方行进。我们还看到了意在阻止我们的座座地堡和条条反坦克堑壕——不过它们现在都没有用了——曼陀菲尔搞定了一切！”⁽²³⁾

一辆坦克从苏军战壕上方碾过的瞬间。

摄于苏联卡卢加地区的斯帕斯-杰缅斯克（Spas-Demensk），时间或为1941年秋，德军坦克搭载着步兵经过某个村庄。

地点不详，或摄于1941年秋，德军车队和摩托车兵正在一条破烂的道路上行军。

时间地点不详，德军步兵和坦克在进攻中。

突破第聂伯河防线后，曼陀菲尔率其战斗群继续朝下一个目标维亚济马高速推进，进军途中一切有顽强抵抗的地方，都能看到短小精悍的曼陀菲尔猛冲猛打的身影。在维亚济马西北接近地，曼陀菲尔战斗群曾包围了大批苏军，他所进行的机动不仅完全出乎对手的意料，就连德军最高统帅部接到战情通报后也感到惊讶不已。曼陀菲尔战斗群穿过苏军防线后一直沿着明斯克—维亚济马—莫斯科公路前进，他充分利用突袭给对手造成的混乱，有时甚至乘着夜色与后撤的苏军行进在同一公路上。10月6日上午，曼陀菲尔率部抵达维亚济马北郊，夜幕降临时所部已渗入苏军后方，切断了维亚济马往东通向莫斯科的公路。当晚7时许，从南面展开奔袭的第10装甲师第7装甲团2营攻占了维亚济马机场，两小时后，毛斯（Karl Mauss）少校的第69摩步团2营与第2装甲营会合，切断了维亚济马通向卡卢加（Kaluga）和莫斯科的铁路线。到10月7日上午10点半，第7和第10装甲师建立了联系，从而合拢了维亚济马包围圈，苏军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第16、第19、第20、第32集团军及第24集团军的残部，都被包围在亚尔采沃至维亚济马以西的地域里。德军第4和第9集团军的5个步兵军迅速赶来，准备着手消灭被围之敌，而被围苏军也展开了一轮轮极其惨烈的突围。包括曼陀菲尔战斗群在内的德军各部与极力突围的苏军展开了浴血苦战，一方试图突出重围，另一方决意不放走一兵一卒，双方都出现了巨大的伤亡。第7装甲师师长丰克曾报告称，他的师仅在10月11日和12日两天内就损失了1000人，一个摩步营也基本上损失殆尽。⁽²⁴⁾有资料声称，丰克曾收到集团军群指挥官博克元帅发来的电文，质问他为何还不率部朝莫斯科扑去，丰克则答复称“苏军第19集团军指挥官也正着急地想去莫斯科，第7装甲师正承受着突围苏军的巨大压力……”⁽²⁵⁾10月13日夜，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曾汇总过维亚济马及其北面的勒热夫、南面的布良斯克等几个大小围歼战的初步战果：摧毁苏军11个集团军，至少俘敌558825名，摧毁或缴获坦克1066辆、大炮3753门、反坦克炮485门、高射炮406门、飞机49架……⁽²⁶⁾虽然德军的战果“堪称辉煌”，苏军的灾难亦可谓深重，但希特勒在10月初会见日本大使时夸下的海口——10月12日便可占领莫斯科——却再也无法兑现，德军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战术大胜，但被围苏军以自己的牺牲彻底打乱了对手的作战进程。朱可夫曾在战后描述过百万红军的挣扎与牺牲的真正意义：“……对我们来说，1941年10月中旬时最重要的就是为准备防御争取时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被围在维亚济马西面的第19、第16、第20、第32集团军及博尔丁集群的作战，那么我们必须给这些部队的英勇牺牲以应有的赞颂。尽管被切断在敌军后方，但他们并未投降，而是继续勇敢地战斗，试图突围后重回红军主力的行列。他们拖住了大量敌军，否则这些敌人就会长驱直入地扑向莫斯科。”⁽²⁷⁾

维亚济马周边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德军还曾试图发起一次规模同样浩大、但因最终失败而被遗忘的作战——第3装甲集群朝加里宁西北的托尔若克（Torzhok）地域进军，与瓦尔代山以西的北方集团军群的第16集团军合作，携手包围并消灭不少于7个苏军集团军（西方面军的第22和第29集团军，西北方面军的第11、第27和第34集团军及诺夫哥罗德集群，直属大本营的独立第52集团军）！⁽²⁸⁾如果这一作战计划能够获得成功，那么北起沃尔霍夫河畔的丘多沃（Chudovo），南至伏尔加河畔的加里宁，长达300公里的苏军最后一条完整的防线将被捅穿，莫斯科以北和西北地域将被德军完全控制。第7装甲师和第14摩步师被指定为第3装甲集群的进攻矛头，但前者在维亚济马战事中伤亡过重，最主要的还是油料无法及时运抵前线，只能把战斗力犹存的部队和剩下的油料集中在一个加强团规模的战斗群里，由曼陀菲尔率领执行前述任务。10月中下旬，曼陀菲尔所部一直在泥泞、暴雨和积雪中朝着北面的加里宁进军，但由于天气和道路实在糟糕，苏军的抵抗和反扑又异常顽强，德军没有可能实现预定的目标。经过一周失败的努力后，德军高层决定放弃前述作战计划。

11月8日，第7装甲师进入扑向莫斯科的出发前沿——大约介于加里宁和勒热夫之间的卡尔马诺沃（Karmanovo）。一周后，地面的冰冻板结使装甲部队能够继续运动，第7装甲师又开始朝着克林（Klin）扑去。该师此时组成了两个战斗群，其中一个以曼陀菲尔的第6摩步团为核心，包括装甲团3营、第7摩步团1个营、第37搜索侦察营和第58装甲工兵营，另一个战斗群则以舒尔茨的装甲团1营和第7摩步团余部为主。曼陀菲尔战斗群在11月17日夜夺取了加里宁—克林—莫斯科铁路线上的萨维多夫斯卡娅（Sawidowskaja），舒尔茨所在的战斗群则在20日抵达克林北面的斯帕斯扎洛克（Spas Zaulok）。23日，曼陀菲尔奉命将防区移交给第36摩步师，然后率其战斗群赶到克林北郊助战。当日，舒尔茨率其装甲营从苏军防线的结合部实现了突破，他坐在指挥坦克上第一个踏上了克林的街道，打开了莫斯科西北方的大门。

第7装甲师此时减员非常严重，幸存官兵也极为疲劳，但曼陀菲尔在夺取克林之后建议立即向莫斯科进军，他认为短暂的休整会给对手提供重整防线和调遣援兵的时间，因之极力要求率其战斗群立即扑向伏尔加—莫斯科运河，而此时德军的大部队仍远远落在后面，或与地形和天气较量，或与宁死不屈的红军对垒。得到师长丰克和军长沙尔的批准后，曼陀菲尔率其战斗群朝着距莫斯科北郊仅34英里的亚赫罗马（Yakhroma）进发了。为悄悄抵达亚赫罗马并突袭附近的运河大桥，他决定绕开人烟相对稠密的村镇，竭力避免惊动沿途的苏联军民。曼陀菲尔战斗群离开主干公路后潜入冰雪覆盖的丛林，一路上有些地段积雪齐腰，有些地带泥泞湿滑，为了不迷失方向，曼陀菲尔手持罗盘一直走在最前面。工兵们用大锯为战斗群开路，紧随工兵的装甲车和坦克也就将将能够通行，而步兵们则在车辆两旁艰难地向前挪移。11月27日入夜时分，曼陀菲尔带着先头部队逼近了运河西岸的阿斯特雷佐沃（Astrezowo）村，为避免最后时刻暴露目标，他禁止任何人离开丛林，自己则带着几名军官摸到附近的高地进行侦察。雄伟的运河大桥依然横跨在运河上，村子里冒出的袅袅炊烟显示出人们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依然毫无察觉。军官们敦促曼陀菲尔立即发动奇袭，但他打算次日凌晨再行动，因为到那时整个战斗群都将到位，坦克和炮兵能够给突击队以最大程度的支援。另外，长途跋涉后坦克和装甲车的油料都已不足，连夜突袭虽足以夺取大桥，但到次日晨将没有足够的油料和弹药进一步扩大桥头堡。当夜11点30分，曼陀菲尔命令雷奈克（Rudi Reineck）中尉率领的突击队（以第6摩步团2营7连为主组成）出发，这支小部队先绕过苏军在公路上设置的工事，而后于28日凌晨2点朝运河大桥扑去。突击队悄悄绕过了苏军第133步兵师一个营的阵地，摸上大桥后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岗哨，凌晨4点左右宣告突袭大桥成功。曼陀菲尔随即命令第37搜索侦察营进攻亚赫罗马，第6摩步团2营等部则负责迅速增援在对岸建起的小桥头堡。天明之后，苏军步兵在一辆装甲列车和第58坦克师的一些T-34坦克支援下，向东岸的德军桥头堡发起了反扑。上午10点，曼陀菲尔命令第6摩步团1营赶往运河东岸建立更大的纵深，2营则返回西岸占领亚赫罗马附近的支援阵地，第25装甲团3营被他部署在桥头堡充任机动预备队。

突袭运河大桥的战斗中，曼陀菲尔的手下俘虏了一名苏军军官，搜出了运河地区的防御地形图和作战命令。曼陀菲尔发现亚赫罗马的地下供热和排水系统有可能直通莫斯科市中心，而且运河边上巨大的发电站还负责为莫斯科供电。一位德军老兵战后曾回忆说：“我参加了奇袭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大桥的行动，亲眼目睹了我们的小个子团长曼陀菲尔把亚赫罗马发电厂的电源切断。他在进攻中总是冲在最前面，撤退时又总是最后一个。”⁽²⁹⁾曼陀菲尔不仅控制了莫斯科的电力来源，还为整个第3装甲集群建立了运河东岸的桥头堡——在并不遥远的克里姆林宫里，斯大林正通过电话与朱可夫和伏罗希洛夫等人不停地交换意见，甚至直接下命令给第1突击集团军的两个旅长，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即刻消除亚赫罗马的威胁。曼陀菲尔也在第一时间里向丰克报告了突袭成功的消息，同时请求立即增援，以便发起夺取莫斯科的最后一击。方克要求军长沙尔增援摩托化步兵和坦克，但第56摩托化军当时竟派不出一兵一卒，无论是第7装甲师左翼的第14步兵师和第36摩步师，还是右其翼的第6装甲师，都可谓已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曼陀菲尔深感失望，但不得不强打精神应对苏军的反扑。28日上午11点起，苏军第29步兵旅从德军桥头堡的南北两面发起了数次反攻，其中一次几乎得手，但最后还是被打退。苏军轰炸机、重炮和喀秋莎火箭炮也对运河大桥和德军阵地进行过猛烈轰炸。当苏军第44步兵旅从东北方向反击桥头堡时，曼陀菲尔拿出了自己最后的预备队——第6摩步团1连和第25装甲团11连——才算阻止了苏军的攻势。当夜9点，苏军沿着运河河岸与铁路之间的地段，自北向南朝桥头堡再次进攻，曼陀菲尔的手下们开始感到不支——经过长时间的奔波和作战，曼陀菲尔战斗群眼下已不可能单凭意志力来应付苏军的2个精锐步兵旅，以及数量相当可观的T-34坦克、大炮和轰炸机的支援。

11月29日凌晨2点30分，曼陀菲尔接到撤至运河西岸建立防御周边的命令。丰克后来曾描绘过自己向曼陀菲尔传达集团军群的命令时的失望情绪：“……当军长告诉我说没有任何力量来扩大我们在亚赫罗马取得的战果，当他说集团军群命令我们撤出流血牺牲才换来的桥头堡时，我感觉这不是个祥兆，似乎预示着这场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转折点就要到了。”⁽³⁰⁾当日凌晨5时，曼陀菲尔命令所部交替掩护撤退，到7点时东岸的所有部队都撤过了大桥，工兵还将大桥的一段炸毁，以阻遏苏军的追击——曼陀菲尔对此曾扼腕叹息，坦承大桥被炸的那一瞬间是自己“整个军旅生涯中最令人失望的一刻。”其后数日里，曼陀菲尔在运河西岸转入防御，舒尔茨所在的战斗群则在亚赫罗马南面的斯蒂凡诺沃（Stepanowo）村附近驻防，负责屏障曼陀菲尔的右翼，同时与第7装甲师右翼的第6装甲师所部保持联系。

12月5日和6日，苏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反攻，在拖住莫斯科正前方的德军步兵集团的同时，苏军把打击重点放在了北翼的第3和第4装甲集群，以及南翼的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团军身上。曼陀菲尔和舒尔茨战斗群方向面对的是苏军第1突击集团军的10个步兵旅和多个独立坦克营，面对对手压倒性的优势，第7装甲师及其右翼的第6装甲师开始了撤退。然而，冬季的路况和漫天飞雪，使德军的撤退之路既艰难又危险，很多重武器装备和物资均被遗弃或炸毁。12月14日，包括第7装甲师在内的第3装甲集群各部，都赶在苏军彻底围死克林之前成功向西撤退。到12月下旬，第7装甲师等撤到了斯塔里察（Staritza）和沃洛科拉姆斯克（Volokolamsk）之间的拉马河防线进行防御，并在这里渡过了1941年圣诞和1942年新年。1941年12月30日，曼陀菲尔因其表现出的“勇敢睿智和卓越战功”而被授予骑士勋章，同时晋升为上校。

摄于1944年11月末，当时，曼陀菲尔率领第7装甲师的突击战斗群，正朝距离莫斯科仅50余公里的亚赫罗马进军。

摄于1942年初的东线中央战场，佩戴骑士勋章的曼陀菲尔上校站在雪地间留影。

摄于1944年11月末，曼陀菲尔率领的突击战斗群正在奔向莫斯科—伏尔加运河边上的重镇亚赫罗马。

可能摄于1942年初的东线中央战场，曼陀菲尔站在装甲车上与人交谈的场景。

苏军在1942年1月初再度发起强大的攻势，造成了德军第9集团军的战场态势显著恶化，第3装甲集群各部被迫继续撤至所谓的“柯尼斯堡防线”。这条防线北起勒热夫，经格扎茨克（Gzhatsk）和奥廖尔一直延伸到南面的库尔斯克，许多地段上都筑有工事和避寒掩体。第7装甲师在1月15日至3月13日期间一直在“柯尼斯堡防线”驻防，1月27日时全师尚有5000余人，但只剩4辆P-38（t）捷克造坦克和1辆IV号坦克能够运转。⁽³¹⁾勒热夫—维亚济马突出部在1942年初被称为整个东线最具决定意义的要地，第9集团军新任指挥官莫德尔以无比的凶猛和强悍，在齐腰深的脏雪里与苏军第29和第39集团军等展开了生死搏斗。曼陀菲尔曾奉命率其战斗群反击楔入勒热夫西南的苏军，但由于接敌前必须越过大片开阔的雪地，曼陀菲尔在进攻发起后不久便下令停止，因为他认为部队不仅要面对炮击，在雪地上毫无伪装地缓慢行进时，简直等同于为苏军狙击手提供活靶子。莫德尔得悉后非常生气，他认为曼陀菲尔的部下多是图林根人，而在这个闻名全德的滑雪之乡每个孩子都会滑雪，所以曼陀菲尔必须率部滑雪进攻！曼陀菲尔觉得这位上将的想法毫无根据，即使自己的手下都会滑雪，也无法与防御严密的对手边滑雪边作战，所以还是拒绝进攻。莫德尔不由得肝火大盛，威胁说要把这个胆敢违令的上校送上军事法庭！所幸，师长丰克将曼陀菲尔救了下来，由于第7装甲师已预定撤至法国进行休整和重组，丰克立即派曼陀菲尔前去法国打前站，让他远离盛怒不已的莫德尔。

转战北非、乌克兰、罗马尼亚、东普鲁士和立陶宛

1942年5月初，第7装甲师奉命离开东线前往法国重组。7月15日，曼陀菲尔被任命为第7装甲师第7摩步旅的旅长，但在有机会率领亲手组训的部队参战之前，他在11月4日突然被解除了职务，成为一名随时听调的后备将领。不久，曼陀菲尔接到命令，要求他先赶到罗马，而后准备到北非突尼斯指挥一个师。第7装甲师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师长丰克称赞他是“第7装甲师这所大学校的校长”，特别感谢他在一年多里为全师带来的荣誉和卓越的领导力。

曼陀菲尔在12月6日来到突尼斯，但他并没有立即被派去指挥一个师，执行的首件公务却是与高斯（Alfred Gause）少将一起，向比塞大（Bizerte）的法国海军基地指挥官达里恩（Louis Derrien）上将下达最后通牒——他们命令此处的所有法军舰只在30分钟内投降，否则无法保障6000名法军官兵和海员们的生命。⁽³²⁾1943年2月1日，第10装甲师师长菲舍尔（Wolfgang Fischer）中将在马雷特附近触雷阵亡，原任“布罗伊希师”指挥官的布罗伊希（Fritz von Broich）少将继任第10装甲师师长，曼陀菲尔则奉命接过了前者留下的空缺，“布罗伊希师”也相应地改称为“曼陀菲尔师”。这支部队原组建于1942年12月18日，主要包括第160掷弹兵团、空军“巴瑞信”（Barenthin）伞兵团和第11伞降工兵营、意大利第10伞兵团以及部分炮兵等，当时正在突尼斯桥头堡的最北翼驻防。曼陀菲尔接手的部队虽然来源复杂，但在过去两个月的战事中有着不俗的表现，尤其是空军“巴瑞信”伞兵团和第11伞降工兵营有着相当强的战斗力。曼陀菲尔到任后，利用自己的战场基本没有战事的机会，抓紧时间训练部队和补充装备，同时督促各部沿着山地和海岸修筑牢固的防御工事，这些举措在稍后进行的攻防战中都发挥过显著的作用。出任师长后不久，曼陀菲尔曾意外地被召到狼穴大本营，汇报桥头堡内德意军队的士气和装备情况。这是曼陀菲尔平生第一次见到纳粹元首，他在希特勒面前有条不紊地陈述了桥头堡的实际状况，还建议最高统帅部派员前去实地视察，尤其是化解非洲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隆美尔元帅与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阿尼姆上将之间的纷争（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副部长瓦利蒙果然来到北非视察，但他的匆忙之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2月26日，阿尼姆上将在突尼斯桥头堡的北段发起了代号“牛头”的反击战。曼陀菲尔所部仍旧被部署在最北翼，负责把当面英军从“绿山”和“秃山”等制高点击退，同时夺取英军控制的塞拉特港（Cap Serrat）及其附近的雷达站。中路德军是第334步兵师师长韦贝尔（Karl von Weber）统领的“韦贝尔军”（辖两个掷弹兵团、一个山地步兵团及一个炮兵团等），第10装甲师的一个装甲战斗群（14辆虎式和63辆中型坦克）被配属给韦贝尔。最南端的德军是新近支援北非的“赫尔曼·戈林”师及第10装甲师一部。“牛头”作战打响前夜，曼陀菲尔又得到了一个“突尼斯野战营”及第21装甲师的15辆坦克的支援，他将所部分为3个战斗群，其中的一个负责进攻塞拉特港，另外两个则朝铁路线上的重镇塞杰南（Sedjenane）推进。到3月3日，曼陀菲尔所部成功夺取了塞拉特港和塞杰南，得到少许的增援补充后，他的左翼部队还一鼓作气地把英军第46步兵师第139旅逼退到塔梅拉（Tamera）山脊地带。与曼陀菲尔所部的成功相比，中路和南翼的德军攻势从一开始就未取得任何显著进展（反而损失了不少坦克和重武器），阿尼姆于是把“牛头”作战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曼陀菲尔的方向，他还亲自来到后者的前沿指挥部了解战况。在其他两路德军早已裹足不前的时候，曼陀菲尔经过近一周的反复厮杀于3月17日攻陷了塔梅拉，两日后甚至还逼近到距阿比奥德（Djebel Abiod）山脊不足3英里处。曼陀菲尔无疑是此战中最成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推进最为深远，取得的战果和对英军构成的威胁也最大。但是，仅仅过了一周，英军第1集团军向桥头堡的北段发起了反攻，到3月底、4月初时，曼陀菲尔所部丢失了前阶段作战中夺取的所有地盘，还被逼入了山区。4月中旬，巴顿的美军第2军（辖第1装甲师、第1、第9、第34步兵师以及一个团的法军）从突尼斯桥头堡的南翼调动到北翼参战，这样，曼陀菲尔的3个团以及第334步兵师的一个团就将以区区8000人之力，对抗几乎拥兵10万的美军第2军。悬殊的力量对比，迫使曼陀菲尔只能依靠部队的经验、意志力以及沿着崎岖山脊构筑的防御工事。曼陀菲尔布置的防线搭配得相当合理，广泛敷设的雷场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官兵们作战更是勇猛顽强，使每座不知名的山脊都成为青涩的美军必须付出高昂代价才能通过的地域。“巴瑞信”伞兵团曾在第609高地长时间挡住了美军第34步兵师，美军直到4月30日才算拿下高地，从而打开了德军整个防线中最关键的一环。这时，曼陀菲尔却因染上疟疾而病倒，呕吐和腹泻使他离开病榻都十分困难，更勿论继续指挥部队了。

5月1日，曼陀菲尔被正式晋升为少将，但他离开北非的时刻也到来了。阿尼姆上将晚年曾回忆说：“……曼陀菲尔是我在突尼斯战场上最优秀的指挥官和师长之一。他做出了很多自我牺牲，以致于在战场上病倒。只是在我的严令下，他才搭乘医疗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北洲战场。这样德国武装力量才又多了一位优秀的将军。”⁽³³⁾从某个角度而言，曼陀菲尔算是幸运地逃过了一劫——数日后的5月9日，“曼陀菲尔师”（该师没有再变更名称）与第10和第15装甲师等一起向美军第1装甲师投降，三天后，包括阿尼姆在内的16名少将以上的将官都进入了英美战俘营。

曼陀菲尔回到德国后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养和康复，8月中旬时奉命来到狼穴大本营面见希特勒。希特勒热情接待了他，嘘寒问暖之余痛快地批准他回到第7装甲师任师长。曼陀菲尔对此曾大感意外，因为排在他前面的将军足有百人之多！曼陀菲尔担任第7装甲师师长的时间并不长（只有5个月），但他抓住机会充分展露了战术才华和指挥能力，给上级们以及希特勒本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自己成为第7装甲师除隆美尔以外的名头最响亮的师长。

8月20日，曼陀菲尔在哈尔科夫西北的阿赫特尔卡（Akhtyrka）正式接过了第7装甲师的指挥权。仅仅几天后，曼陀菲尔的指挥车遭到苏军战斗机的追逐和扫射，他的后背有多处受伤，但坚决不肯撤离战场，仅在诊所包扎了一下创口，便又回到部队继续指挥作战。曼陀菲尔的伤口到四个星期后方才复原，期间他忍着疼痛组织部队进行延迟阻击和分阶段撤退，直到9月末时在克列缅丘格撤至第聂伯河对岸。10月初，曼陀菲尔所部与第8装甲师一起被临时划拨给第59军，准备参加铲除苏军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桥头堡的作战。9月的最后十天里，苏军在第聂伯河西岸的多个地带建起了大小不等的桥头堡，其中位于第聂伯河与普里皮亚季河交汇处的切尔诺贝利桥头堡很具威胁，它的存在直接威胁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南翼和南方集团军群北翼的安全。德军最高统帅部指示两大集团军群抽调兵力尽快消灭这座桥头堡，北方集团军群派出了包括第2、第4、第5和第12等四个装甲师的第56装甲军，重点负责打击桥头堡北翼的苏军第13集团军，南方集团军群则以第59军（除第7和第8装甲师外，还辖有第291、第217、第339和第183步兵师）进攻切尔诺贝利西南方的苏军第60集团军。两路德军从10月3日开始进攻桥头堡南北两侧的苏军，一周内取得了较大进展，虽未能完全铲除桥头堡，但将之撕裂成彼此不相连的屯兵点，切尔诺贝利城大部也被德军攻克。德国国防军10月8日的战况公报曾言及“……曼陀菲尔少将领导的第7装甲师在第聂伯河中游的作战中，因其大胆的进攻和强悍的防御而表现格外出众。”⁽³⁴⁾

11月3日晨，曼陀菲尔奉命离开捷捷列夫（Teterev）河沿岸战场，紧急奔赴基辅北面的柳捷日（Lyutezh），迎击苏军冲出桥头堡的大规模攻势。曼陀菲尔带领先头部队赶到战场后立即与其他援兵一起发动反击，但是，苏军的力量非常强大，尤其是在次日下午投入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1近卫骑兵军，使桥头堡周边布防的德军就像汪洋中的孤舟一般，在钢铁洪流的裹挟和敲打中狼狈逃窜。第7装甲师也被一路推挤着退向日托米尔。11月6日，苏军第5近卫坦克军光复了基辅，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则绕过基辅继续朝西南推进，不仅切断了科罗斯坚（Korosten）至日托米尔的铁路和公路（这两个重镇也先后失守），基辅西南30英里外的法斯托夫（Fastov）也在7日凌晨被攻克。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坦因设法说服了希特勒，把原用于增援尼科波尔桥头堡的第1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改派至基辅方向，他准备在日托米尔—法斯托夫以南地带集结强大的装甲部队发起反击。这场反击战将由巴尔克的第48装甲军负责实施，到月中时已集结了6个装甲师（第1、第7、第19、第25装甲师、党卫军“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及“帝国”师的装甲战斗群），这些部队拥有938辆坦克和突击炮（其中360辆可参战）。11月15日，第48装甲军按计划从法斯托夫南面朝日托米尔—基辅铁路线方向发起了进攻，第25装甲师和“帝国”师装甲战斗群在右翼推进，左翼为第7装甲师和第68步兵师，中路则是担任主攻的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17日，中路德军切断了日托米尔通向基辅的铁路和公路，德军的突然出现令对手大吃一惊，苏军被击溃后朝东北方向撤去。这时，巴尔克命令“希特勒警卫旗队”师面朝东方负责警戒，第1装甲师则调转方向，与第7装甲师合力进攻日托米尔。18日的多数时间里，曼陀菲尔都在试图突破日托米尔东南的苏军防线，但苏军第60集团军所部的顽强抵抗还是令他一筹莫展。当日下午，曼陀菲尔与装甲团团长舒尔茨上校协商后决定，他自己率领主力继续沿东南方进攻，舒尔茨则带领一个小战斗群先向北推进，到达铁路路基后再自东向西逼近日托米尔。傍晚时舒尔茨的方向传来了好消息，曼陀菲尔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11月18日我一整天都在试图突入日托米尔，但无法在敌军防线上找到明显的弱点……大约天黑前一小时我收到无线电呼叫，要我迅速赶到舒尔茨上校那里。这可真是不同寻常——两小时前我们刚在师部碰头，很担心他发生了意外。当我赶到舒尔茨处时，得知他在朝日托米尔推进的途中，在一处反坦克炮阵地附近撞见了一群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士兵。这个消息无疑提醒我要立即行动，于是我马上命令各部组织攻城……我还发出了这样一条讯息：‘圣诞礼物正在日托米尔等着我们！’我与舒尔茨带着6辆坦克和大约100名掷弹兵，乘着夜色逼近了日托米尔…….我们的每辆坦克都能与装甲掷弹兵密切合作，在堪称典范的团队努力下，我们的小战斗群沿着一条条街区逐渐逼近市中心……到19日凌晨3点，我们终于突破了苏军最顽强的防御阵地，开始肃清城里的零星抵抗。掷弹兵与装甲兵们十足的冲劲直到今日仍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舒尔茨与我最后一起徒步前进，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不停地握我的手，显然每个人做到的每样事情都令他激动不已。”⁽³⁵⁾

攻克日托米尔使纳粹宣传机构极为兴奋，德国国内的报刊给予了大肆宣扬，曼陀菲尔也被称为“日托米尔雄狮”，并在11月23日被授予橡叶骑士勋章。不过，曼陀菲尔本人倒是非常谦虚，他称所有的荣誉都属于第7装甲师官兵，尤其是那位勇猛善战的舒尔茨上校。在他的鼎力推荐下，舒尔茨稍后于12月14日获得了第9枚钻石骑士勋章。

德军攻打日托米尔的同时，苏军正在日托米尔以东约40公里处的布鲁希洛夫（Brussilov）集结兵力（第1近卫骑兵军、第5和第8近卫坦克军），并于18日向第48装甲军发起了反击。巴尔克决心以钳形攻势消灭对手，他命令第19装甲师从布鲁希洛夫南面进攻，“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自西向东进行正面强攻，第1装甲师先向布鲁希洛夫东北推进，尔后伺机南下杀入苏军后方，交给曼陀菲尔的任务是在装甲军的北面形成保护带，然后南下夹击苏军。“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正面强攻很不顺手（第48装甲军参谋长梅林津称这是该师在东线的第一次失败），但两翼的第1、第7和第19装甲师表现不俗，尤其是曼陀菲尔的作战进程堪称完美。20日，第1和第19装甲师在完全包围布鲁希洛夫之前停止了夜行军，大怒的巴尔克严令两部连夜合围对手，尽管两个装甲师此后竭尽全力，但还是有大批苏军在包围圈合拢前撤出。

11月30日，第4装甲集团军命令巴尔克准备进攻日托米尔与拉多梅什利（Radomyshl）之间的苏军第60集团军所部。巴尔克拟定了正面强攻与侧翼突袭相结合的作战方案：第68步兵师负责从日托米尔出发打击苏军的右翼；第68步兵师左侧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负责正面攻击；再往左是第1装甲师，负责运动到拉多梅什利的东北地带；部署在第1装甲师西北面的第7装甲师，将先穿越日托米尔—科罗斯坚公路，尔后朝东北开进，抵达伊尔沙（Irscha）河畔的马林（Malin）后楔入苏军后方施以重击。梅林津战后曾对曼陀菲尔及第7装甲师在此战中扮演的角色给予过高度评价：“……第7装甲师是我们取胜的一手王牌。第48装甲军把该师部署在第1装甲师的左面，令其向苏军后方运动。这个精密复杂的计划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就是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巴尔克将军认为第7装甲师的大胆机动将决定此战的总体成败……该师担负的角色要求指挥官具有娴熟的技巧和调整能力，还要拥有充沛的精力和坚定的意志。幸运的是该师指挥官是曼陀菲尔将军，他不仅完全具备上述条件，还拥有无畏的个人品质和非凡的勇气——在面对这一极其困难危险的任务时，指挥官的个人勇气是激励下属勇敢作战所必不可少的。”⁽³⁶⁾

摄于1943年秋，向第聂伯河方向撤退中的德军某部正在执行焦土政策，将沿途村镇付之一炬的场景。

摄于1943年11月下旬的基辅突出部反击战期间，图中右三头戴大檐帽的即第7装甲师师长曼陀菲尔少将，在他右手边的是第25装甲团团长舒尔茨上校。

摄于1943年12月，地点为基辅西面的日托米尔—拉多梅什利—科罗斯坚战场，与曼陀菲尔装甲师并肩作战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师正在进攻中。

摄于1943年12月13日，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劳斯（右）正在科罗斯坚南面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师部与该师师长维施（Theodor Wisch）交谈。

摄于1943年12月21日的梅列尼附近，远处的村庄就是“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第7装甲师合力进攻过的切波维奇村，黑烟是由被摧毁的苏军坦克冒出的。

可能摄于1943年12月末，第7装甲师师长曼陀菲尔正在乘车出行。

可能摄于1943年12月末，第7装甲师师长曼陀菲尔正与某位军官握手。

摄于1943年圣诞，曼陀菲尔在狼穴大本营领受第332枚橡叶骑士勋章的场景。左一是曼陀菲尔，左二为第3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威尔曼（Ernst Wellmann）中校，左三为第14装甲师第36装甲团团长朗凯特（Willi Langkeit）中校，右一为第266掷弹兵团团长巴克（Karl Baacke）中校。

摄于1943年圣诞，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第7装甲师师长曼陀菲尔。

摄于1943年12月末的日托米尔附近，曼陀菲尔坐着一辆SdKfz.2半履带车外出视察。

摄于1944年1月5日，曼陀菲尔正率领第7装甲师向别尔季切夫以西的柳芭地区撤退。图中他乘坐的似乎是一辆SdKfz.263八轮装甲车。

时间地点不详，战场上的一辆德军坦克，右为一些过往车辆。

可能摄于1943年末或1944年初的东线某地，第7装甲师师长曼陀菲尔。

时间地点不详，一辆苏军坦克向德军坦克编队射击之后瘫痪在战场上，图中的苏军坦克乘员已阵亡在炮塔上。

12月6日清晨，曼陀菲尔组织的两个战斗群穿过了日托米尔至科罗斯坚的公路，迅速突破苏军的前沿阵地后，开始沿东北方向向苏军侧翼穿插。当夜，曼陀菲尔的一个战斗群与科罗斯坚附近的第59军所部建立了联系，另一个战斗群则杀入苏军侧后方达30公里。到9日，曼陀菲尔完成了预定任务，也摧毁了对手位于马林的伊尔沙河桥头堡。与此同时，“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第1装甲师等完成了对拉多梅什利苏军的围歼，正在伊尔沙河与捷捷列夫河之间肃清苏军的若干桥头堡。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劳斯战后曾称，12月6日起的十天里，德军以相对轻微的伤亡和损失，打死打伤和俘虏对手成千上万人，还摧毁了200余辆坦克和缴获了800余门火炮，“缩短后的防线再次面朝东方，可以仅由步兵师把守，这意味着又可以把第48装甲军投入到新任务中去了。”⁽³⁷⁾劳斯所称的新任务就是以新攻势消灭伊尔沙河沿岸的苏军，防止对手撕裂第13军和第59军刚刚建立的完整防线。巴尔克首先命令曼陀菲尔渡过伊尔沙河后在马林北面建立一个稳固的桥头堡，然后把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秘密调动到科罗斯坚南面，两部将从此处向东北方进攻，以肃清梅列尼（Meleni）周边的苏军为目标，而曼陀菲尔师将配合行动，从马林桥头堡向西和西北展开攻势。12月18日进攻发起后，“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第1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经过两天激战，夺取了梅列尼东面的切波维奇（Chepovichi）村，第7装甲师也在打退了沿途苏军的层层阻击后，逼近了目标梅列尼。但是，这三个装甲师遭到了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对手不仅能一再延迟德军的推进和会合，还时常能在数量不菲的坦克支援下发起颇具规模的反击。21日中午，巴尔克从一份缴获的苏军地图上发现，梅列尼至切波维奇之间竟集结有3个坦克军和4个步兵军的庞大兵力。巴尔克意识到对手正在这一带集结兵力和预备发起大规模反击，他决定放弃包围攻势，命令各部转入防御。

12月24日，曼陀菲尔应希特勒的邀请来到狼穴大本营共渡圣诞。除了向曼陀菲尔颁授橡叶骑士勋章外，希特勒还与他进行了一番长谈，纳粹元首饶有兴味地询问了日托米尔周边的一系列反击战的情形，特别是对后者把不多的兵力组织成若干战斗群，以机动灵活的战术迷惑对手的作法大感兴趣。希特勒对曼陀菲尔的表现非常满意，要求他去担任国防军宠儿“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的师长。曼陀菲尔虽然有点不舍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的第7装甲师，但还是接受了任命，但请求延期赴任——在遥远的乌克兰，苏军发起了“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攻势”，德军第24装甲军在布鲁希洛夫的防线已经被突破，包括第7装甲师在内的第48装甲军各部正奉命紧急南下恢复局面。希特勒批准了曼陀菲尔的请求，也同意由舒尔茨接任第7装甲师师长，据说，希特勒还慷慨地赠给曼陀菲尔“50辆坦克作圣诞礼物”。

曼陀菲尔返回前线后，发现基辅西南地带的局势已经难以收拾，苏军第1乌克兰方面军以空前强大的力量沉重打击着第4装甲集团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正迅速滑向灾难的边缘——科罗斯坚29日被攻克，铁路枢纽卡扎京（Kazatin）30日失守，日托米尔31日易主，别尔季切夫也陷入了岌岌可危的险境（1944年1月5日失守）。撤退成为德军唯一的选择，第7装甲师也于1月2日从别尔季切夫西撤，8日时进入铁路枢纽瑟柏托夫卡（Shepetovka）的东南布防。1月12日，曼陀菲尔收到了速去“大德意志”师报到的命令，但老对手苏军第60集团军不计伤亡的轮番进攻，使他觉得此刻还不能离开。直到1月26日，曼陀菲尔才将指挥权移交给舒尔茨少将，搭乘飞机赶往第聂伯河下游基洛夫格勒地域的“大德意志”师。仅仅过了三天，曼陀菲尔收到了舒尔茨阵亡于瑟柏托夫卡的噩耗，对于这位忠实勇敢的老战友的离去，曼陀菲尔感到悲痛莫名，甚至在战后依然不胜唏嘘。

曼陀菲尔在1944年2月1日晋升为中将，三周后获得第50枚双剑骑士勋章——刚到“大德意志”师履新的曼陀菲尔，还没有来得及率部取得任何显赫的战功，便又一次加官进爵，可见希特勒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过，“大德意志”师的官兵们不用多久便将会发现，这个精力充沛的小个子师长，其大胆和勇猛的程度绝不亚于曾任装甲团团长的施特拉赫维茨，作为指挥官更是该师历史上最出色的师长之一。

曼陀菲尔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利用防区在2月间的暂时平静，抓紧时间重组部队和补充装备。但是，这种日子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苏军第1、第2、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从3月4日起接连发起了铺天盖地的反攻，北起瑟柏托夫卡和杜布诺，中间的乌曼与文尼察方向，南至第聂伯河下游，一时间全都燃起了熊熊战火。曼陀菲尔的防区在3月8日遭到苏军5个步兵师和机械化部队的攻击，所部曾一度被包围，在曼陀菲尔冷静的指挥调度下，最后携带着重武器装备突出了包围圈。此后，南方德军纷纷朝布格河败退，“大德意志”师也随着第8集团军的其他部队一起后撤。可能是由于“大德意志”师在撤退中尚能保持纪律并保全重武器装备，国防军战况公报在各战场均乏善可陈的情况下，还于3月14日特意表扬了曼陀菲尔师在延迟阻击对手时的“出众表现”。事实上，南方德军全线均处于溃败之中，曼陀菲尔师也在3月的多数时间里踏上了逃亡之旅。3月底至4月初，“大德意志”师退入罗马尼亚北部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开始在雅西东面的科内斯蒂-特尔古（Cornesti Targul）、安戈赫尼-特尔古（Ungheni Targul）等地布防。4月8日，曼陀菲尔奉命率部开往雅西西北的特尔古-弗鲁莫斯（Targul-Frumos）战场，负责夺回这座重镇的同时，拦腰斩断南下中的苏军第27集团军所部。“大德意志”师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后赶到雅西西面进行了重组，然后曼陀菲尔命令工兵营、燧发枪兵团和掷弹兵团轮流担任向西推进的矛头，沿途消灭了多支苏军，10日夜间一举夺回了特尔古-弗鲁莫斯。曼陀菲尔曾这样回忆这场战斗：“……收到命令仅48小时后，我的装甲掷弹兵团就全面控制了特尔古-弗鲁莫斯城，城西和城北的各处高地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俄国人突向普罗耶什蒂油田的攻势被挡住了。”⁽³⁸⁾由于曼陀菲尔的成功，特尔古-弗鲁莫斯至雅西之间的铁路和公路再次畅通起来，德罗军队也得以经由这条生命线向东面的德涅斯特河防线转运兵力和补给。特尔古-弗鲁莫斯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扼守着向南通往普罗耶什蒂油田及罗马尼亚腹地的道路，第8集团军命令“大德意志”师这里营建牢固的防御阵地，曼陀菲尔在此后三周里指挥所部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布置了雷场、铁丝网和反坦克堑壕，还将兵力进行了精心的调配和布置。

5月2日凌晨，科涅夫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向特尔古-弗鲁莫斯周边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弹幕射击和空袭结束后，第一梯队的8个步兵师在坦克支援下涌向“大德意志”师的外围阵地，跟在他们身后的是第5近卫坦克与第2坦克集团军的先头坦克旅，4个坦克军的数百辆坦克则负责扩大步兵捅开的防线缺口。曼陀菲尔的第一道防线很快被突破，装甲掷弹兵团的多数兵力虽被隔离在地堡和掩体里，但仍在负隅顽抗。这时，曼陀菲尔精心准备的火力网和兵力配置发挥了作用，他曾这样描绘当时的战况：“……我们前沿的步兵放任苏军坦克绕过阵地，部分原因是想把战利品留给88毫米高炮连——他们扼守着从北面进入特尔古-弗鲁莫斯城的372高地。扑进来的苏军坦克中约有25辆被命中后爆炸起火，剩下的10辆一头扎进了装甲团的集结地，它们自然也是有来无回。我很快意识到苏军的主攻来自西北方向，目标就是特尔古-弗鲁莫斯城，于是我命令装甲团开到掷弹兵团的左翼，在城西的一处高地后就位，另外我在这个高地上还部署有一个精心伪装的突击炮连。当我的指挥车向高地开去时，正赶上约有30辆坦克进攻此地。高地前埋伏的步兵们不动声色地放对手进来，突击炮连则一直等到对方逼近到大约30米处时才突然开火，每辆突进来的坦克都被干掉了，多数还被炸得四分五裂……另一个连的苏军坦克就像‘迈着正步’——即一辆接一辆地排成纵队——似地从罗军弃守的阵地附近驶来，结果我的一个坦克连及时发现了它们，并将之迅速全歼。”⁽³⁹⁾

摄于1944年3月，GD师在白雪皑皑的原野上撤离乌克兰时的场景。

或摄于1944年3月，曼陀菲尔正在听取一名下属的汇报。

摄于1944年4月初，GD师驻地附近的一个路牌，图中背对镜头者即曼陀菲尔。

摄于1944年4月初，GD师师长曼陀菲尔在师部外留下了这张照片，他的右边是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洛伦兹上校。

摄于1944年5月，GD师师长曼陀菲尔在特尔古-弗鲁莫斯战场上。

摄于1944年5月的罗马尼亚特尔古-弗鲁莫斯战场。

摄于1944年5月的特尔古-弗鲁莫斯，曼陀菲尔正与部属通话和指挥作战。

摄于1944年5月的特尔古-弗鲁莫斯战场。

摄于1944年5月的特尔古-弗鲁莫斯，曼陀菲尔与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克雷戈少校（Harald Krieg，右侧低头看地图者）等在战壕里躲避炮火。

摄于1944年5月的特尔古-弗鲁莫斯，曼陀菲尔正在掩体里向军官们布置作战任务。

摄于1944年5月的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召见曼陀菲尔时的场景。

摄于1944年5月的贝希特斯加登，曼陀菲尔在元首乡间别墅小憩时留下的镜头。

摄于1944年5月16日的科特布斯，曼陀菲尔与希特勒青年团前领袖、纳粹维也纳总督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交谈的场景。

摄于1944年夏，GD师师长曼陀菲尔中将应邀在本土的某兵工厂发表演讲。

摄于1944年夏，曼陀菲尔在本土的某兵工厂发表演讲时的留影。

双方当夜都在紧张地进行重组和调动，准备来日再战。3日晨，科涅夫的两个突击集群分别沿着特尔古-弗鲁莫斯的正北和西北轴线展开了攻势，由于前一日损失了大量的坦克，苏军坦克部队的支援力度明显减弱。红军官兵们依然不计生死地冲锋陷阵，但德军的抵抗意志和能力似乎更胜昨日。曼陀菲尔的部下们在阵地的前方以雷场和反坦克堑壕迟滞着对手的推进，掷弹兵们则在阵地上借助掩体和地堡不停地扫射步兵，阵地周边部署的机枪火力网、迫击炮和反坦克炮，反复绞杀着突入进来的苏军坦克与步兵，阵地后方的88毫米高射炮和重炮也向对手发射致命的炮火，机动待命的装甲团时不时地冲上前去摧毁少量的漏网之鱼……苏军昨日还能突破阵地和制造险情，但在3日就只能哀叹“当日的攻势完全失败”。大失颜面但又不甘心失败的科涅夫，在5月4日命令集中5个团的步兵（得到130多辆坦克的支援）猛攻曼陀菲尔防线中狭窄的一段，但是，除了损失1500人和几十辆坦克以外，苏军可谓一无所获。5日和6日，除个别地段的小规模冲突外，整个特尔古-弗鲁莫斯北面的战场一片平静。5月7日，曼陀菲尔奉命乘专机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因为希特勒迫切地想了解特尔古-弗鲁莫斯战场的状况和部队的士气，曼陀菲尔还把所部摧毁的“斯大林”重型坦克的炮弹和相关照片都带了去。5月8日的国防军战况公报又一次报道了“曼陀菲尔中将领导的装甲掷弹兵师的卓异表现。”

摄于1944年夏，GD师师长曼陀菲尔中将。

具体时间不详，曼陀菲尔与一些军官们似乎在观看某项活动，图中最左侧之人与曼陀菲尔一样都佩戴着GD师的袖标，似乎表明本图应摄于1944年初夏。

摄于1944年6月初的罗马尼亚雅西西北地带，德军坦克、装甲车和火炮正在集结地待命，准备向斯坦察（Stanca）地区发动反击。

特尔古-弗鲁莫斯之战是曼陀菲尔任师长期间最成功的一仗，也是个人的巅峰之作。这次堪称经典的机动防御战，战后曾得到英美将领和史家们的高度评价。除在战后被用作美军军校战术教程的经典战例外，英军准将辛普金（Richard Simpkin）还曾写道：“……估计苏军在此战中损失了350辆坦克和装甲车，双方的战损比可能高达20比1。曼陀菲尔所部之后还能保持着之前的作战效能。这次作战令我着迷不已，因为它代表的是闪电战的防御层面，是与今日依然相关的一个典范。”⁽⁴⁰⁾

1944年6月至7月的多数时间里，曼陀菲尔率领“大德意志”师在雅西南面的后方进行休整，同时设法完成几次被打断的重组改制工作。在这两个月里，西方盟军已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并正在竭力扩大桥头堡，苏军6月22日发起的夏季攻势一周内即造成中央集团军群的全面溃败，7月中旬时苏军又向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即“利沃夫—桑多梅日攻势”），但这一切似乎离曼陀菲尔所部还显得那么遥远。直到7月末，当高速推进的苏军逼近了东普鲁士边境时，曼陀菲尔再也待不住了——当希特勒询问他是否还必须把“大德意志”师留在雅西和塞列特河之间的防线上时，曼陀菲尔建议将自己的师调往更重要的东普鲁士边境。7月26日，“大德意志”师的先头部队登上了北上的列车。一周后，曼陀菲尔的先头部队装甲掷弹兵团抵达东普鲁士，刚一下车便被送上了前线。当时，苏军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的一支坦克部队逼近了东普鲁士与立陶宛交界处的希尔温德特（Schirwindt，今为俄罗斯库图佐夫）。8月5日，“大德意志”师装甲掷弹兵团在刚刚抵达前线的第一批虎式坦克支援下，成功地将对手赶离希尔温德特。曼陀菲尔本人带着师部于6日开抵特雷克内恩（Trakehnen），但他的许多下属部队仍在转运途中。8月8日下午，曼陀菲尔意外地收到命令，要求他准备进攻距东普鲁士很近的立陶宛小城维尔卡维什基斯（Vilkaviskis），负责摧毁那里的苏军先头部队后夺回城池。曼陀菲尔对这道命令很不满，因为“大德意志”师并未全部就位，不仅敌情不明，就连侦察地形的时间都没有。9日凌晨，曼陀菲尔所部在第5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各一部的支援下，开始朝着维尔卡维什基斯方向推进。他利用黎明前的黑暗和天亮后弥漫的晨雾，命令装甲掷弹兵团和燧发枪兵团运动到城南就位，装甲团则悄悄地绕到城东，从西、东和南三面包围了维尔卡维什基斯。但是，当德军开始攻城时，借助有利地形精心伪装的苏军坦克、反坦克炮和突击炮等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以猛烈的炮火击毁、击伤了许多德军坦克和装甲车。曼陀菲尔本人曾说“苏军的反坦克炮、坦克和野战炮像下雨一样倾泻着炮弹，1小时里我就损失了80多辆坦克，不过只有11辆完全报废，其他受损的坦克经过修理后还能继续作战……”⁽⁴¹⁾损失虽然惨重，但曼陀菲尔的两个掷弹兵营在50辆坦克和突击炮支援下，还是在中午时分突破了苏军第157和第222步兵师的防线，成功杀入了城内，到夜幕降临时城里只剩下零星的抵抗，这些残余苏军最后也乘着夜色溜走了。⁽⁴²⁾

“大德意志”师离开罗马尼亚时刚刚补充了大批坦克和突击炮，现今一战即损失如此惨重，这不能不引起曼陀菲尔的忧虑。就在他进行部署和准备迎击对手反扑的时候，他意外接到了速到大本营报到的命令。当曼陀菲尔出现在希特勒的面前时，后者劈头盖脸地指责他损失了那么多宝贵的装备，还质问他为何无令擅自进攻。曼陀菲尔疑惑地望着希特勒，解释说自己有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还把作战命令拿出来读了一遍。现在轮到希特勒大惑不解了，他马上找来凯特尔进行质问——原来，希特勒在会议上提到可以用曼陀菲尔师反击维尔卡维什基斯，但并未形成决议，而凯特尔却自作主张地命人下达了进攻命令。希特勒生气地训斥了凯特尔一番，曼陀菲尔尴尬地站在原地无所适从。通过这一事例，他坚信元首及其主要军事助手们早已脱离了实际，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状况和官兵们的想法。

摄于1944年8月初的东普鲁士边境，曼陀菲尔正与GD师的几名团长讨论作战方案。

摄于1944年8月初的东普鲁士边境地区，曼陀菲尔正与燧发枪兵团团长尼马克（左一）上校、装甲团团长朗凯特（右一）上校等协商作战方案，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洛伦兹上校此时正在接受师级指挥官培训，他在9月初接替曼陀菲尔担任了GD师师长。

摄于1944年8月的“双头”作战期间，曼陀菲尔正在巡视战场。

摄于1944年8月中下旬的希奥利艾战场，GD师当时参加了以恢复中央和北方集团军群联系为目标的“双头”作战。曼陀菲尔正与装甲掷弹兵团代团长施梅尔（Hugo Schimmel）少校核对地图，右为曼陀菲尔的副官施罗德尔（H. Schroder）少尉。

摄于1944年8月31日，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曼陀菲尔。

摄于1944年8月，图中的背景是一辆III号指挥坦克。

整个8月间，东线德军最重要的行动是恢复北方和中央两大集团军群被切断的陆路联系（北方集团军群在8月初已被隔离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北部）。古德里安的参谋本部在8月10日拿出了代号“双头作战”的反击计划，由莱因哈特上将的第3装甲集团军负责实施，第39装甲军将以其第4、第5和第12装甲师进攻叶尔加瓦，该军的北面是施特拉赫维茨少将领导的一个装甲战斗群，负责夺取里加湾边上的图库姆斯，南面则是克诺贝尔斯多夫（Otto von Knobelsdorff）将军的第40装甲军，隶属该军的“大德意志”师和第14装甲师负责攻打希奥利艾，毛斯少将任师长的第7装甲师将在稍后增援。一旦攻克希奥利艾，第40装甲军将朝东北方向推进，协助第39装甲军夺取叶尔加瓦，从而恢复里加—叶尔加瓦—希奥利艾—东普鲁士的提尔希特（Tilsit）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联系。“双头作战”在8月16日正式打响，北翼的第4和第5装甲师当日曾取得了相当进展，南面的曼陀菲尔师和第14装甲师分别夺取了文塔（Venta）河上的渡桥，但第7装甲师在凯尔梅（Kelme）东北地域遭到强力阻击，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进展。次日，第39装甲军的3个装甲师进攻受阻，全天只推进了不到5公里，南面的第14装甲师因渡桥被苏军炮火摧毁，整日未能有所作为，只有曼陀菲尔师有所进展，夺取了库尔舍奈（Kursenai）后正在朝希奥利艾方向进军。此时，苏军认为希奥利艾方向的德军威胁最大，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下令把预备队第1坦克军和第103步兵军调往希奥利艾，增援面对“大德意志”师和第14装甲师的第2近卫集团军，同时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也奉命朝这一地区加快运动。

8月18日和19日，曼陀菲尔所部继续逼近希奥利艾的外围防线，但在有着大炮、反坦克炮和坦克支援的苏军步兵防线前，“大德意志”师的进攻势头越来越弱，直至完全止步。8月20日，随着最北翼的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突袭图库姆斯得手并继续向里加推进，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已建起了一条狭窄的联系通道。同日，第3装甲集团军把曼陀菲尔师从南翼撤下，改派至第12装甲师所在的扎加莱方向。22日，“大德意志”师与第39装甲军的其他几个师一起，曾在5小时内向苏军第19坦克军和第52集团军左翼的步兵师发起过6次猛烈的进攻，但总体成效并不彰显，推进最远的曼陀菲尔师由于远远领先于其他装甲师，反而把自己的两翼都暴露了出来。22日夜，曼陀菲尔根据第3装甲集团军新任指挥官劳斯的指示，把部队撤到奥采（Auce）西南地域进行重组，准备与第4装甲师一起沿着奥采—贝内—多贝莱方向展开新攻势。23日，第4装甲师顺利推进到奥采西郊，次日上午时攻克了奥采，随后朝东北方向的贝内展开攻势，试图保护在自己北面的“大德意志”师敞开的南翼。曼陀菲尔所部23日夜即撕开了苏军的第二道防线，在贝内东北地域实现突破后，显著加快了扑向多贝莱的速度，而本应掩护其南翼的第4装甲师却一直在狭窄难行、布满地雷的公路上挣扎。曼陀菲尔不愿坐等迟缓的友军，决定继续朝多贝莱推进。24日，“大德意志”师燧发枪兵团团长、双剑骑士勋章得主尼马克在战场上身负重伤，但该团作为曼陀菲尔的矛头，并没有因为团长的离去而放缓前进的步伐，到25日时该团占据了多贝莱外围的几个制高点，最远曾推进到距多贝莱城仅5英里处。在这里，曼陀菲尔的“大德意志”师被对手死死挡住了去路，迫使他放弃了正面强攻，转为绕行至多贝莱北面，与北方集团军群的第81步兵师建立联系。落在后面的第4和第12装甲师于8月27日发起了夺取贝内的最后一次尝试，但在苏军的严防死守下还是归于失败，劳斯将军当夜下达了结束“双头作战”的命令。

9月1日，“消失”了一个月的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洛伦兹（Karl Lorenz）上校突然出现在曼陀菲尔面前——前者结束了师级指挥官的培训，奉命接任“大德意志”师师长，同时转告曼陀菲尔前往大本营报到。不明所以的曼陀菲尔赶到大本营后，才发现自己已被晋升为装甲兵将军，同时还将赴西线出任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完全没有料到是这样一件喜事，他既无参谋本部军官的教育和训练背景，又从未正式指挥过一个军（尽管他自称在罗马尼亚代理过第4军军长），而且排在前面的资深将领就有9位（其中还包括时任西线的第47装甲军军长的丰克），现在却被撮升为集团军指挥官！自然，有人会说曼陀菲尔是靠着希特勒的宠信才能一步登天（如同1942年初的莫德尔），受宠自然不假，但曼陀菲尔晋升高位后的表现，足以证明纳粹元首的这个决策并无任何不妥。

曼陀菲尔在“大德意志”师的任期只有7个月，但其强悍的性格、坚强的意志、不乏幽默感与同情心的作风，还是在官兵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德意志”师的战史中曾载有这样的文字：“……曼陀菲尔中将很受官兵欢迎，即使他严格得近乎冷酷无情，但他绝不要求官兵们去做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他的名字与特尔古-弗鲁莫斯、雅西和维尔卡维什基斯等战役紧密相连，他证明了自己作为装甲指挥官的指挥艺术和巨大价值。”⁽⁴³⁾战后成为西德联邦国防军少将的尼马克，晚年接受采访时还曾感慨地称曼陀菲尔是“父亲一样的朋友……他无疑是‘大德意志’师所有战士的楷模。”

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洛林·阿登·奥得河

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的情形并不乐观，他只有疲惫不整的3个装甲掷弹兵师以及夏季刚刚组建的第111、第112和第113装甲旅，尤其是这些装甲旅还存在着严重的兵力构成缺陷，训练不足和缺乏实战经验更是使曼陀菲尔严重怀疑它们的内在凝聚力与实际战斗力。另外，曼陀菲尔也不熟悉对手——巴顿的美军第3集团军的技战术特点，虽然他曾于1943年初在突尼斯重创过巴顿和布莱德雷先后领衔的第2军，但1944年秋的美军与一年半以前已有天壤之别，包括步兵师在内的所有部队都实现了机械化和摩托化，不仅拥有超强的火力，还拥有占压倒优势的炮兵和战术空军支援。但是，希特勒没有时间让曼陀菲尔熟悉战场和对手，在后者赴任前，纳粹元首已命令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和G集团军群指挥官布拉斯科维茨（Johannes Blaskowitz）拟定作战计划，尽快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发起反攻，铲除巴顿集团军在摩泽尔（Moselle）河建立的桥头堡。

曼陀菲尔在希特勒的多次督促下于9月18日发动反攻，以夺取吕内维尔（Luneville）和沙托萨林斯（Chateau-Salins）、摧毁摩泽尔河东岸的美军第12军为目标。曼陀菲尔的左翼是辖有第111和第112装甲旅以及第21装甲师的第47装甲军，右翼是包括第113装甲旅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的第58装甲军，两个装甲军面对的直接对手是美军第4装甲师。巴顿并没有把曼陀菲尔的反扑放在眼里，他最关心的还是第12军能否在次日按时发起针对齐格菲防线的攻势。美军第4装甲师的一个旅级战斗群当天虽被德军逼出了吕内维尔，但在得到增援后，夜幕降临时又将对手赶了出去。19日，双方交战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吕内维尔北面的阿拉库尔（Arracourt），在这里，德军第5装甲集团军与美军第12军展开了一场历时两周、号称卡昂（Caen）之战以后西线规模最大的坦克战。由于美军在曼陀菲尔的南翼发动了突然进攻，他被迫把第47装甲军的多数兵力转入防御，能够投入进攻的就只剩下第111和第113装甲旅，而这两个旅在19日的作战堪称完败，损失了43辆坦克不说，还没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进展。G集团军群指挥官布拉斯科维茨上将非常恼火，当夜命令曼陀菲尔在次日继续进攻，而当后者要求取消反攻，声称继续下去将是不负责任地浪费兵力时，布拉斯科维茨指责他“缺乏进攻精神”，还就进攻战术喋喋不休地说教了一番。⁽⁴⁴⁾双方在20日交战的规模并不大，各损失了数量相当的坦克，但布拉斯科维茨依旧不满，当曼陀菲尔抱怨说装甲旅这种部队的战斗力实在太差时，布拉斯科维茨又就战术问题猛批了曼陀菲尔一通。

21日，布拉斯科维茨被希特勒以“缺乏进攻精神、胆小怯懦”为名解除了职务，来自东线的巴尔克带着他的参谋长梅林津接过了G集团军群指挥权。精明强干的巴尔克到任后，第一件举措便是加强战场纪律并向元首显示他的“进攻精神”，不过，即便他下令“枪决任何临阵畏缩之人”，也难以令第5装甲集团军的反击出现大的起色。22日和23日两天里，第111和第113装甲旅旅长相继丧命，前者刚来时拥有90辆坦克和2500名官兵，此刻只剩下了7辆坦克和80名士兵，参战各部的士气可谓跌落到了冰点。但是，希特勒并不准备结束无望的反攻，反而在22日重申，第5装甲集团军必须与第1集团军连成一体，为消灭马恩—莱因运河以北的所有美军创造条件。24日，曼陀菲尔终于等来了西线战斗力最强的第11装甲师，也获准把第111、第112和第113装甲旅的残部分别并入第11装甲师、第21装甲师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25日上午，首次参战的第11装甲师出手不凡，在瓢泼大雨中进攻得手，成功地与第1集团军麾下的第559国民掷弹兵师建立了联系，也迫使美军西撤至阿拉库尔外围的山脊地带，算是为德军多日来灰暗的战场态势涂抹了一点亮色。

9月27日，曼陀菲尔命令第11装甲师师长维特斯海姆（Wend von Wietersheim）集结坦克和突击炮，向美军在阿拉库尔城外占据的两座高地发起进攻。维特斯海姆拥有丰富的西线作战经验，出于对美军战斗——轰炸机机群杀伤力的畏惧，他反对一次性投入过多的坦克，但曼陀菲尔此时表现得很固执，根本不为所动（美军的洛林战役官方战史曾讥笑他“仍在援引自己的东线经验”）。第11装甲师所部与少量守军展开了激烈的高地争夺战，三日里高地反复易手，谁都无法牢牢地控制。29日，美军第19战术空军集群的战斗机—轰炸机光临战场，除直接炸毁十余辆坦克外，还与地面炮兵一起将第11装甲师的掷弹兵们炸得无路可逃。第11装甲师的有些部队开始擅自撤退，直至演变成蜂拥逃窜，最后还是在曼陀菲尔派出的若干坦克和拦截部队阻止下才算收敛。

从战损情况来看，曼陀菲尔作为集团军主官指挥的洛林反击战可以说是一次惨败——两个装甲军在与美军第4装甲师及若干步兵师的对垒中，损失的坦克数量竟然高达281辆（美军数字）。虽然面临很多困难和先天不足，但曼陀菲尔的确存在战术和用兵上的失误。不过，就结果而言，曼陀菲尔的反击还是堵上了德军第1和第19集团军之间被捅开的危险缺口，也迫使巴顿放弃了扑向齐格菲防线、乃至莱茵河的计划，其影响或如梅林津战后所言：“……那时的齐格菲防线兵力还很空虚，尚未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在我们看来，曼陀菲尔向美军第12军发起的反攻，以及挫败美军先头部队的努力确有其合理性。尽管代价十分高昂，但似乎达到了目的，事实上我们有效遏制了美军第3集团军的推进。”⁽⁴⁵⁾

1944年10月中下旬，曼陀菲尔离开了平静的洛林战场，率其集团军总部加入北面的B集团军群，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当时都认为，他的任务可能是率领装甲部队反击包围亚琛的美军。在10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曼陀菲尔总算明白了这一调动的目的。当日，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把曼陀菲尔、第6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迪特里希及第7集团军指挥官布兰登贝格（Erich Brandenberger）召到B集团军群总部开会。自从两年多以前在东线勒热夫发生摩擦后，曼陀菲尔就一直没有再见过莫德尔，他一边向后者敬礼，一边思忖着这位元帅会怎样对待他。只见莫德尔冷冷地招呼道：“还记得1942年我们在俄国前线的对话吗？”曼陀菲尔紧张地点点头。莫德尔接着说：“那件事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有同样的任务。我们是好朋友。”曼陀菲尔如释重负地点头称是。不过，他们并非什么“好朋友”，出身显赫的曼陀菲尔与莫德尔的作风和行事风格完全不同，他更愿意与这位性格暴躁的教师之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不妨碍他们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形成和谐的工作关系。

摄于1944年9月初的东普鲁士狼穴，希特勒正在接见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他旁边的是新任第1集团军指挥官克诺贝尔斯多夫。

摄于1944年9月的法国洛林战场，曼陀菲尔正为立功官兵颁发铁十字勋章。

摄于1944年9月22日，曼陀菲尔正向第111装甲旅旅长舍伦道夫（Heinrich-Walter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上校下达命令。舍伦道夫当日晚些时候死于战场。

摄于1944年9月的洛林战役期间，曼陀菲尔在与第111装甲旅的两名连长交谈，右一为该旅豹式装甲营4连连长彭兹勒（Walter Penzler），右二为2连连长吉特曼（Horst Gittermann）。

在这次会议上，曼陀菲尔了解到希特勒准备在阿登山区发起大规模反攻，德军将集结强大的兵力、坦克和火炮，出其不意地突破阿登山区的美军防线后，装甲部队将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列日两侧渡越马斯河，最终实现夺取安特卫普、合围大量英美盟军的目标。与会将领们一致认定希特勒的作战目标完全不现实，为说服元首改变计划，他们讨论了莫德尔提出的“小方案”——突出阿登山区后不再朝马斯河推进，而是旋转向北或西北，以在亚琛附近切断和消灭20多个英美师为目标。整个11月间，曼陀菲尔除积极整训部队、展开夜战训练和进行秘密调动以外，曾与莫德尔频繁碰面，讨论如何说服希特勒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并接受他们的“小方案”。12月2日，莫德尔、曼陀菲尔和迪特里希赶到元首大本营，试图最后一次尝试说服希特勒。曼陀菲尔战后称，莫德尔就德军自身的弱点、冬季作战的困难和设定的目标超出了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完美的陈述，“希特勒显然对汇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纳粹元首心意已决，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他的想法。7个小时的漫长会议后，希特勒将面露失望神色的曼陀菲尔留下来闭门交谈，他向后者承认，可供调遣的兵力对夺取安特卫普这样的目标来说“或许显得不足”，但他决心豪赌一场，如果能够一战功成，西线的局面将会稳定一段时间，届时他会把部队调往东线，应对苏军即将沿着维斯瓦河发起的大规模进攻。

曼陀菲尔从会谈中得到的唯一成果，就是希特勒在战役展开方式和某些战术细节上做了让步。事实上，曼陀菲尔是所有将领中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他获准发起进攻时不进行密集的炮火准备，因为这样做只会惊醒对手和削弱进攻的突然性；他还说服希特勒允许他在战役开始时使用两个装甲师沿乌尔（Our）河推进；他获准把部队布置在宽一些的正面上，因为他的战区里地形崎岖，河流众多，而道路和桥梁却很稀少，另外，宽一些的正面能让他感受到美军防线的薄弱之处，便于他及时地投送预备队；他也准备在首波攻击中就使用坦克，因为他认为这样有助于更快地取得决定性突破。相较于曼陀菲尔的部署和用兵，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则完全相反，后者不仅使用密集的炮火准备，还把步兵作为首波进攻力量。此外，迪特里希的进攻正面非常狭窄，一旦攻势受阻，预备队将很难在拥挤的道路和困难的地形下增援前沿。阿登反击战发起后的进程表明，曼陀菲尔比迪特里希的战术素养、组织能力和指挥水平高出不止一筹，前者起步阶段即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担负主攻的后者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

12月16日，被称为“帝国最后一赌”的阿登反击战拉开了帷幕。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遭遇到各种困难，许多路段被车辆和人员拥堵得无法通行，美军的抵抗也出乎意料地顽强。迪特里希手下的猛将派普带着一个5000人的装甲战斗群狂突猛进，17日时已楔入美军后方，但派普战斗群前进道路上的一些桥梁均被炸毁，沿途又不断地遭到对手的阻击，其推进势头没几日便告衰竭，甚至还面临着被包围的危险。第6装甲集团军其余部队的进攻始终没有起色，在很多地带都与美军小部队陷入了缠斗之中。曼陀菲尔曾这样评论友军的作战：“……迪特里希把自己的主要任务完全放在了一边，他忘记了自己应该全力向前推进，必须实现最大程度的突破，必须无视左右两翼发生的任何事情。遗憾的是，他在艾森博恩—克林凯尔特（Elsenborn-Krinkelt）一带让主力部队陷入了激战之中。”⁽⁴⁶⁾

在第6装甲集团军南面的第5装甲集团军在战役打响时尚能按计划推进，这自然与曼陀菲尔的周密计划和部署有密切关系，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与其对手实力较弱——美军第106步兵师及第28步兵师的两个团——也有一定的关系。17日夜幕降临时，曼陀菲尔手下的第66军所部在施尼—艾菲尔（Schnee Eifel）一带包围了美军第106步兵师的第422和第423团，这两个团（约7000至9000人）几经挣扎之后于19日放弃了抵抗，这是二战期间美军在一天之内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不过，曼陀菲尔所部在攻打重要枢纽圣维特（St. Vith）的作战中，却遭到美军第7装甲师两个旅级战斗群和两个步兵团的顽强抵抗，迫使他不断地向圣维特增兵，直到22日才迫使守军撤退。在南面的巴斯托涅方向，装甲教导师曾在18日夜推进到巴斯托涅的南面，但该师师长拜尔莱因却因地形、疲劳和误判战场形势等原因，没有立即发起夺城攻势，最后被美军第101空降师抢先入城增援了守军。曼陀菲尔闻讯后赶到巴斯托涅，命令拜尔莱因留下一个团与其他部队一起包围守军，主力则绕城而去，负责在向西推进中夺取圣于贝尔（St Hubert）。曼陀菲尔的另一个装甲矛头第116装甲师正在进攻巴斯托涅北面的乌法力兹（Houffalize），但是战事也一时陷入了胶着。此时，曼陀菲尔通过B集团军群总部向迪特里希提出调用后者的装甲预备队，但被迪特里希一口拒绝，后者声称只有元首本人才能够决定怎样、以及何时动用预备队。有史家对此曾评论说：“如果迪特里希能把他的预备队及时调去增援曼陀菲尔，而不是等待希特勒批准的话，那么迪特里希将为自己赢得恒久的声誉。”等到伦德施泰特获得希特勒的许可后再投入装甲预备队时，取胜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伦德施泰特曾批评说，把装甲预备队部署在迪特里希的身后，而且唯一的目的只是确保他能有机会取得一场大胜，实在是一个荒唐的基本错误。

摄于1944年末，阿登反击战中的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

摄于1944年12月中下旬的乌法利兹附近，曼陀菲尔与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元帅（右）、西线装甲部队总监托马勒（Wolfgang Thomale）少将在交谈。

摄于1944年末，阿登反击战中的德军一部。

摄于1944年末，阿登反击战中的德军装甲部队。

摄于1944年12月中下旬的乌法利兹附近，曼陀菲尔与莫德尔和西线装甲部队总监托马勒少将（背对镜头者）在商议战场局势。

摄于1945年1月，曼陀菲尔与其参谋长瓦格纳（Carl Wagner）少将正在商议撤退方案。美军突出部之役的官方战史曾称瓦格纳领导的参谋班子可能是当时“西线德军中最好的”。

由于迪特里希集团军在北面一直举步不前，曼陀菲尔所部又在圣维特耽搁多日，巴斯托涅这个重要枢纽虽然被围，但并无很快陷落的迹象，使莫德尔和伦德施泰特早在20日夜即悲观地认为反击战业已失败，就连之前的“小方案”的成功机会也在一点点溜走。不过，曼陀菲尔最锋利的矛头第2装甲师在21日晨突破了乌尔特（Ourthe）河防线，走完了到马斯河的一多半路程，这个消息顿时像兴奋剂一样振奋了希特勒和大员们的情绪。受到曼陀菲尔所部“英勇冲刺”的鼓舞，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建议把作战重心从迪特里希的方向转移到曼陀菲尔的战场，得到希特勒批准后，第9装甲师、第15装甲掷弹兵师和党卫军“帝国”师等预备队奉命向第5装甲集团军的战场运动。当圣维特22日被曼陀菲尔所部夺取后，迪特里希麾下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也开始向南调动。然而，突击矛头“灵光一现”式的成功无法持久，只要扼守通往各方道路的巴斯托涅还在美军控制之下，德军就无法为突击矛头迅速补充弹药油料，也不可能将增援部队快速前送。装甲教导师在朝罗什福尔（Rochefort）进军的途中用光了所有油料，第2装甲师虽在12月24日抵达了距离迪南仅6公里处的塞勒（Celles），但油料基本告罄，侧翼还遭到美军第2装甲师接连不断的打击，同时身后的补给线又被美军第84步兵师切断。与突击矛头的功败垂成相比，更令曼陀菲尔烦扰的是久攻不下的巴斯托涅，而巴顿手下的第3军正以第4装甲师为矛头，从南面展开救援攻势，此时距巴斯托涅城南已不过十余公里。第7集团军麾下的第5伞兵师凭借有利的地形和顽强的抵抗意志，极大地迟缓着美军接近巴斯托涅，但曼陀菲尔知道，第5伞兵师不可能长久地挡住美军第4装甲师这个强硬高效的对手。果然，美军第4装甲师一部在12月26日打通了从南面进入巴斯托涅的通道，虽然这条生命走廊依然狭长脆弱，但毕竟坚冰已被破除。同日，曼陀菲尔获准撤出第2装甲师及其右翼的第116装甲师，这两个突击矛头已在美军包围下苦战多日，突围成功时均是遍体鳞伤，其中的第116装甲师“到此时为止其装甲掷弹兵团、搜索侦察营和装甲团已基本不复存在，全师被迫沿着一条薄弱的防线转入防御。”⁽⁴⁷⁾

曼陀菲尔在圣诞节前曾多次抱怨，他的第5装甲集团军不可能在攻打巴斯托涅的同时，还要夺取马斯河畔的渡口。圣诞节后，虽然几个装甲矛头都向东进行了撤退，但曼陀菲尔依然认为，莫德尔和他力主的“小方案”仍有成功的可能，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巴斯托涅。莫德尔和伦德施泰特赞同他的看法，希特勒的注意力此时也完全转移到了“复仇”巴斯托涅上。圣诞节后的几天里，曼陀菲尔在巴斯托涅周边集结了包括第39和第47装甲军以及第53军在内的8个师，准备在12月30日发起大规模进攻。与此同时，美军第3和第1集团军也准备从南北两面发动切断阿登突出部的钳形攻势。双方的这场交战从12月30日一直延续到1月7日，德军虽然无力夺取巴斯托涅，但在麻木的战斗意志支配下，也令对手付出了比前阶段重得多的伤亡和损失，美军每日的推进更是少得可怜。1月8日，就连希特勒也意识到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于是批准曼陀菲尔将部队从乌尔特河西面撤至巴斯托涅西北地带。几天后的1月12日，苏军在东线发起了规模庞大的维斯瓦河攻势，迫使希特勒将迪特里希集团军调离前线进行紧急整补，同时批准曼陀菲尔把防线继续东移至乌法力兹附近。曼陀菲尔率部秩序井然地撤退，官兵们也从未对他失去过信心，他们深知这位指挥官头脑清楚，历来进退有据，从不惊慌失措。1月16日至17日，南下的美军第84步兵师与北上的第11装甲师在乌法力兹建立了联系，标志着德军形成的阿登突出部已被拦腰切断。但是，美军撒下的大网却没有兜住几条鱼，乌法力兹以西的绝大多数德军都已成功撤离了。到1月末，德军各部陆续撤至反击战发起前的出发阵地。

希特勒代价高昂的最后一睹以惨淡的结局收场了，但就曼陀菲尔这个“败军之将”而言，他却一举登上了个人军旅生涯的巅峰——“这个德军最年轻的集团军指挥官现在广为人知了，他在几乎没有胜算的情况下，领导部队克服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他赢得了德国国防军和盟军的广泛尊敬。”⁽⁴⁸⁾1945年2月18日，曼陀菲尔更因阿登反击战中的突出表现而被授予第24枚钻石骑士勋章。

1945年3月8日夜，曼陀菲尔将第5装甲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哈佩（Josef Harpe）上将后，奉命赶往柏林总理府面见希特勒。9日上午见到希特勒时，他发现后者正在大发脾气，坐在椅子上朝着他走来的方向高叫“所有将军都是骗子！”曼陀菲尔当时平静温和地询问他本人或手下的哪位将领曾经欺骗过他。希特勒挣扎着站起来，重复了两遍说自己责骂的并不包括曼陀菲尔和他手下的将领。平静下来后，希特勒向曼陀菲尔简要介绍了柏林前方的战场局势，要求他从劳斯手中接过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权，负责沿着从什切青（Stettin）至施韦特（Schwedt）的奥得河防线挡住苏军。曼陀菲尔像以往一样，表示自己将竭尽所能地保卫祖国。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

曼陀菲尔与劳斯在3月10日完成了交接。第3装甲集团军隶属于希姆莱任指挥官的“维斯瓦”集团军群，防区长约150公里，所部约有10.5万人，但在考察部队和防区之后，曼陀菲尔的第一印象非常糟糕：“……部队几乎缺乏进行有效防御的一切必要手段，既无足够的火炮，也没有工兵或技术人员帮助建立防御体系……现有各师都是屡受重创的残部，战斗力都不强，还因缺乏车辆而造成机动性很差。甚至都没有战术预备队。”⁽⁴⁹⁾曼陀菲尔上任之时，德军在奥得河东岸还占据着一个桥头堡，这个桥头堡以阿尔特丹（Altdamm）城为中心，北起戈莱纽夫（Gallnow），南至格雷芬哈根（Greifenhagen），周边地形十分适合防御。由于这个桥头堡直接威胁着主攻柏林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右翼，朱可夫曾于3月9日向桥头堡内的党卫军第3装甲军发起过猛攻，但在付出了重大伤亡后也未能铲除桥头堡，他只得在12日暂停攻势，转为在预定突破地段集结大量的炮兵，准备为突击部队轰出一条道路。与此同时，曼陀菲尔也把大批武器弹药和补给运进桥头堡，搜刮一切所能抽调的部队进行支援。3月14日，朱可夫再度进攻桥头堡，德军抵抗了一天后被迫撤离外围阵地，于15日夜陆续撤入阿尔特丹城。雪上加霜的是，希特勒在15日下令，把什切青和阿尔特丹一带的装甲部队南调至第9集团军战区内的科斯琴（Kurstin）附近，这一调动使曼陀菲尔失去了以成建制的装甲部队反击苏军的任何可能。16日，苏军杀入阿尔特丹城，双方开始在破烂的街道和残存建筑物间展开血腥的巷战。19日，曼陀菲尔急电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和希特勒，声称“如果不立即将桥头堡内的部队撤过奥得河，次日晨时守军将全军覆没。”希特勒批准了曼陀菲尔的撤退请求，守卫阿尔特丹的党卫军残部（多为来自北欧的志愿兵）于19日夜陆续撤至什切青，但有些未及撤退、或宁死不撤的官兵又在城内恶战了一天，阿尔特丹城直到21日方才陷落。至此，朱可夫拔除了自己侧翼的最大威胁，苏军沿着奥得河的整个东岸已拥有一条完整的防线，可以集中精力准备发起对柏林的最后一击。

曼陀菲尔于1945年2月18日获得了第24枚钻石骑士勋章，本图是授勋后的标准照。

曼陀菲尔获得第24枚钻石骑士勋章后拍摄的标准照。

阿尔特丹桥头堡覆灭之时，德军有名的防御悍将海因里希（Gotthard Heinrici）上将被调来接替希姆莱指挥“维斯瓦”集团军群。海因里希在3月末下令掘开西里西亚奥特马豪（Ottomachau）附近的一座人工湖，泛滥的洪水奔涌而下，顿时将曼陀菲尔防区内的奥得河下游变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堑。这里的奥得河本分成东、西两条河道，中间原本以浅滩相隔，现在河面完成连成一体，有些地带甚至宽达5英里。有参加过强渡奥得河的苏军老兵曾这样夸张地抱怨道：“……这哪里是一条河，分明是两条第聂伯河，中间还要加上一条普里皮亚季河！”⁽⁵⁰⁾除了天然地利以外，曼陀菲尔在防区内至少修筑了三道完整的防御带：第一道防御带沿河岸延伸至内陆6至7英里纵深，由2至3条阵地构成，每条阵地有1至2道绵密的堑壕和据点；第二道防御带距河岸约12英里，以兰多夫（Randow）河河岸为依托而建；第三道防御带位于深远后方，曼陀菲尔将所有适于防御的民居都改建成了支撑点和工事。不过，虽然工事构建得相当完备，但曼陀菲尔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进行防守，更缺乏有决心、有战斗力的预备队来打退苏军的进攻。

从4月10日起，与曼陀菲尔隔河对峙的苏军变成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4月16日，朱可夫和科涅夫的两个方面军发起了剑指柏林的最后一战，罗科索夫斯基的三个集团军则在四天后的20日发起了强渡奥得河的作战。担负主攻的第49集团军全天没有取得任何显著进展，倒是该部右翼的第65集团军登陆奥得河西岸成功后，到20日日终时已夺取并扼守着宽6公里、纵深1.5公里的桥头堡。由于前沿德军无力挡住对手，曼陀菲尔被迫当天就投入了预备队——党卫军的两个师，这些预备队在少量坦克支援下发起过多次反扑，虽暂时阻挡了苏军扩大桥头堡，但想把对手赶回河对岸已毫无可能。罗科索夫斯基把主攻方向迅速转移到第65集团军的桥头堡，曼陀菲尔所部进行了更猛烈的抵抗，一天之中发起反击多达几十次，令苏军的每一步推进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4月23日，苏军第65和第70集团军占据的桥头堡已宽达30公里、纵深6公里，越来越多的重武器装备也渡过了奥得河。由于朱可夫方面军早已挺进至柏林西北，苏军大本营取消了罗科索夫斯基从北面包抄柏林的任务，要求他向施特雷利茨（Strelitz）方向发动突击，同时从西面包抄什切青。曼陀菲尔虽然仍在坚守奥得河防线，但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和集团军群指挥官海因里希都认为，已被压得严重变形的弓弦即将绷断了。在柏林的总理府地堡里，参谋总长克雷布斯（Hans Krebs）向希特勒报告了柏林城外和奥得河前沿的状况，最令希特勒失望的就是曼陀菲尔所部被切断的消息——罗科索夫斯基的右翼正朝新勃兰登堡、施特拉尔松德和罗斯托克推进，什切青南面的第65集团军桥头堡也在迅速地朝施维特扩大，第3装甲集团军与其南面的第9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已被完全切断。希特勒听到这些消息后，一边用颤抖的手指敲打地图，一边向克雷布斯吼道：“第3装甲集团军有奥得河这个宽广的天然屏障庇护，竟然还让苏联人获得了成功，这只能归咎于那里的指挥官无能！”⁽⁵¹⁾克雷布斯虽与曼陀菲尔并无特别的交情，但对于这些指责也觉得不公，他提醒希特勒注意曼陀菲尔的防线至今依然完整，何况他的部队基本都是由孩子和老人组成的，既无作战经验，又缺乏重武器装备，根本不能与罗科索夫斯基和朱可夫的精锐部队相抗衡。希特勒不耐烦地打断了克雷布斯的辩词，接着发号施令：“……第3装甲集团军必须动用一切可用的力量发起进攻，即便这意味着要削弱暂未受到攻击的地带的防御。北面与柏林的联系必须恢复。”当海因里希收到这些命令时，除了惊讶得大张嘴巴外，他就只有摇头叹息了。4月25日晨，曼陀菲尔向到访的海因里希分析了战场态势，坦承所部很可能只能再坚守一天。海因里希闻言不语，他很清楚曼陀菲尔既无预备队、又缺乏坦克和反坦克部队的窘况，他在内心里已经认同，应该让尚算完整的第3装甲集团军准备西撤了。25日夜幕降临时，罗科索夫斯基的第65、第70和第49集团军全面突破了曼陀菲尔的第一道防御带，推进纵深已达22公里，而且还沿着20公里宽的正面逼近了兰多夫河西岸的第二条防御带，另外，什切青的德军也面临着被围歼的局面。海因里希当夜授权曼陀菲尔撤出困守奥得河沿岸的部队和什切青守军，他还利用指挥通讯系统此时的混乱失控局面，将曼陀菲尔所部开始撤退的消息进行了封锁——此后两天里，除海因里希及其参谋长外，德军指挥体系中无人知晓第3装甲集团军到底在干什么。曼陀菲尔战后曾回忆道：“……我得到了海因里希上将的全力支持。他从自己的良知和对平民命运的关注出发，数次抵制纳粹党地方领袖对撤出平民的阻挠…..我开车从一个师转到另一个师，不停地提醒并敲打每个战士：‘大家保持队形携手西撤。如果你们都这样做，俄国人就不敢进攻’……事后总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再死守，毋庸置疑，我的部队还能再坚守几天，但我没有预备队、交通工具、重武器和大炮，最主要的是敌人已深入我的侧翼，第3装甲集团军已不再有力量进行任何有效的延迟阻击。我们面对的是压倒一切的敌军装甲部队，如果还不结束这一切，等待我们的将是完全毁灭。”⁽⁵²⁾

4月28日，凯特尔在探视前线的途中发现曼陀菲尔集团军正在撤退，而他在头一天下午与莱因哈特交谈时，后者竟然只字未提此事。凯特尔打电话要曼陀菲尔做出解释，后者当时故作轻松地表示“正在进行演习”！凯特尔大骂曼陀菲尔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命令他与海因里希在下午2点半到新勃兰登堡北面的某个十字路口汇报。为防不测，曼陀菲尔的参谋长希勒布兰德带人埋伏在附近的林子里，一旦凯特尔拔枪，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冲出去。凯特尔先是痛骂了海因里希批准曼陀菲尔撤退的行径，然后命令曼陀菲尔立即停止撤退和倒转方向。海因里希则针锋相对地说，只要自己还是集团军群指挥官，就绝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而曼陀菲尔也适时插话称“第3装甲集团军只听从曼陀菲尔将军的命令。”这番话令凯特尔火气更盛，他嘟囔着说了一些咒语，最后高声怒喝道：“你们都将在历史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曼陀菲尔接过话茬回敬道：“曼陀菲尔家族为普鲁士王朝尽忠已有200年了，他们一直都为自己的行为负全责。我，哈索·冯·曼陶菲尔，很高兴承担这个责任。”⁽⁵³⁾凯特尔哼哼唧唧，铁青着脸钻进轿车离开了。曼陀菲尔的参谋长这时带人从林子里钻了出来，曼陀菲尔诚恳地表示愿意负责海因里希的安全，但后者婉言谢绝了。

4月29日，凯特尔来到曼陀菲尔的指挥部，命令他接替海因里希出任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官，并允诺晋升他为上将。曼陀菲尔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还反过来指责如此对待海因里希很不公平。稍后，约德尔也赶来试图说服曼陀菲尔，但后者还是拒不从命，也坚决不肯接受晋升。5月1日上午，当曼陀菲尔从广播中听到“希特勒已英雄般地死去”时，他立即带领所部朝什未林（Schwerin）—路德维希斯卢斯特（Ludwigslust）铁路撤退——这条线正是苏军和西方盟军划定的受降分界线，他决定把自己、几十万军队和平民的命运交给英美，而不是他素所痛恨和轻蔑的苏军。

5月3日夜，英国广播电台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今天，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和第21集团军指挥官提佩尔施基希，向蒙哥马利元帅提出所部15万人投降的请求。元帅拒绝了这一请求，但愿意接受两位将军及其他高阶军官的个人投降。”⁽⁵⁴⁾

战后岁月

曼陀菲尔投降后，以战俘身份接受了英美盟军的多次讯问，就苏军的作战特点、战斗力以及东线机动作战的经验教训等向昔日的对手们侃侃而谈。约在1945年11月中旬，曼陀菲尔被送往威尔士南部的“第11特别战俘营”，李德·哈特前来探访时，曾同情地表示此处的条件实在差强人意，但曼陀菲尔不乏幽默地回应道：“或许还会更糟。我估计下一冬我们将栖身于某个荒芜的小岛，或在一艘抛锚于中大西洋的船上度过。”⁽⁵⁵⁾1946年3月，曼陀菲尔与伦德施泰特一起来到纽伦堡出庭作证，当年7月他又被移交给美军，开始参加哈尔德所主持的战史研究、访谈与撰写项目。曼陀菲尔参与撰写的部分是阿登反击战，他完成了200余页的手稿，详细总结了自己对美军强项与弱点的认识。他的总结和评估曾引起美军将领们的高度关注，在漫长的战后岁月里，他更是以阿登之战的德军主将兼专家身份，不下几十次地在北约和英美的军营发表演讲。另外，曼陀菲尔还撰写了题为“快速机动与装甲部队”的报告（美国陆军战史研究报告MS #B-036），详细介绍了德军装甲部队的创立过程、组建之初各兵种之间的分歧和倾轧、装甲指挥官的特点以及古德里安对该兵种的深远影响等。

1947年结束前，曼陀菲尔获得了自由，在朋友帮助下，他很快在科隆谋得了一份银行的工作。没过多久，曼陀菲尔举家迁往与杜塞尔多夫隔莱因河相望的诺伊斯（Neuss）——一位密友帮他介绍了一份制造业的工作，精明强干的曼陀菲尔很快升迁为出口部经理。在诺伊斯定居期间，曼陀菲尔曾被选为市议会议员，他也没有辜负市民们的信赖，在解决诺伊斯面对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与占领军打交道时，曼陀菲尔展示出了他在参政议政方面的特殊才华。曼陀菲尔在另一个领域里也表现得十分活跃，即在西德立国后为首任总理阿登纳出谋划策。阿登纳当选总理前夕，他曾要求曼陀菲尔准备一份关于重整军备之可能性的专业备忘录。曼陀菲尔提交的备忘录题为“一个坦诚德国人的告白”，他在报告中蔑称布尔什维克为“世界之恶魔”，呼吁西德要全心全意地与西方结盟，但他不赞同英国希望在莱茵河筑防的观点，认为西方必须从根本上转变防御欧洲的态度。他向阿登纳清楚地表示自己鄙视“背弃誓言之人”，未来的新军队“需要诚实可靠、坚定和有远见的人，他们拥有勇敢的品质和领导能力，他们过去信守誓言，将来也会这么做。”⁽⁵⁶⁾

1949年，曼陀菲尔加入了西德自由民主党，被视为该党重要的军事问题专家，同时他被认为是阿登纳身边的非正式军事顾问之一。曼陀菲尔以各种方式为西德重整军备摇旗呐喊，并在许多场合阐述他对组建新军的看法。1950年初，曼陀菲尔曾卷入一起“丑闻”中——当时有媒体声称，阿登纳的重要军事智囊曼陀菲尔是右翼极端组织“兄弟会”的重要成员。曼陀菲尔立即出面否认，美国占领军也对“兄弟会”及曼陀菲尔本人进行了调查，虽然调查结果未能证实相关谣传，但美军还是对曼陀菲尔在重整军备等重大议题上的活跃程度感到忌惮。“兄弟会”事件之后，阿登纳逐渐疏远了曼陀菲尔等前将领，虽然远离了总理的军事顾问圈子，但曼陀菲尔在重整军备中的作用并未消弭，他一面为前台的有关人士出谋划策，一面在老兵组织中扮演着积极活跃的领军角色。作为重要老兵组织“大德意志装甲军传统协会”的主要发起人，曼陀菲尔曾在聚会上向老兵们宣示自己的政治观点，还代表老兵们向时任总统致电，声称“大德意志装甲军的老兵们支持宪法和共和国”。但也有老兵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无处不在的曼陀菲尔已经成为一个政客，他和他代表的自由民主党不应该在老兵组织中过于活跃。

1953年，曼陀菲尔代表自由民主党成功当选国会议员，成为本届国会中仅有的两名前将领出身的议员。他是国会的国防和外交两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曾多次大声呼吁盟国占领军归还西德主权，也数次应邀出访英国和美国。1955年夏，西德在成立联邦国防部的同时开始组建新军，曼陀菲尔也有在新军中谋取领导职位的考虑，因而在立法和宣传方面给予过大力支持。由于议员的特殊身份，曼陀菲尔并未在1955年立即提交申请，而是在1956年底或1957年初时申请加入新军。据1957年7月24日的西德《明镜周刊》载文报道，曼陀菲尔的申请被拒绝了，官方理由是他在战争期间有过不当的演讲和命令。⁽⁵⁷⁾

1956年初，曼陀菲尔所在的自由民主党与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党因政见不合而无法继续联合执政，部分自由民主党领袖决定脱离阿登纳政府，但自由民主党的内部也有着严重分歧，阿登纳内阁中有4名来自自由民主党的部长，他们与国会中的12名自由民主党籍议员一起脱离了该党，发起成立了“自由人民党”（FVP，Freie Volkspertei）。曼陀菲尔就是这4名部长和12名议员中的一个，而“FVP”在1957年初又与“德意志党”（DP）合并，这也是为什么在曼陀菲尔的履历上经常能看到“1956 FVP，1957 DP/FVP”字样的原因。

作为政治人物的曼陀菲尔，其忙碌充实的生活在1957年3月初被一封意外来函打乱了。这封来自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的公函声称，地方检察官正在调查曼陀菲尔1944年1月在乌克兰瑟柏托夫卡下令枪决一名士兵的案子。精明过人的曼陀菲尔当然记得他在担任第7装甲师师长的最后几天里发生的这件往事：一名19岁的士兵在夜间值勤时，眼睁睁地看着苏军侦察兵将2名战友掳走，却因惊惧或别的原因，既未施以援手，也未开枪示警，甚至事后都没有立即上报。第7装甲师的军法官以临阵退缩为名判处这名士兵2年徒刑，但曼陀菲尔听说后认为这一举动影响极坏，既损害了他着力培养的战友之间的感情，又危及到防区的安全，因而推翻了军法官的判决，下令执行枪决。

摄于1953年，西德总理阿登纳（左）在曼陀菲尔成功当选国会议员后向他表示祝贺。

摄于1953年，踌躇满志的国会议员曼陀菲尔。

时间不详，曼陀菲尔（正中）与第7装甲师的几名老部下在一起，他们当时正在探访位于明斯特的第7装甲师纪念碑。

左二是曼陀菲尔，左三为曼施坦因，右一是曼陀菲尔在GD师时的老部下尼马克。尼马克在二战末期曾为装甲教导师少将师长，1952年当选为西德奥委会主席，西德1955年成立新军时，他被吸纳并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外，他还是“德国骑士勋章获得者协会”的主席。

由于自认所做所为合理合法，并无任何不妥之处，曼陀菲尔决心尽一切努力阻止法院提起诉讼——像他这样一个国会议员，人称“干干净净的”将军和“战斗英雄”，怎么能出现在被告席上，为一件问心无愧的往事接受一些平民的质疑呢？他首先联系曾在纽伦堡审判中为战犯们辩护的大律师拉特恩泽尔（Hans Laternser）博士，请他介入此案，接着又向国防部查询1944年冬下达给指挥官的命令。尽管很有信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曼陀菲尔觉得出庭受审恐怕在所难免，为了不给政府或国防部造成难堪，他在1957年6月辞去了国防军顾问的职务。拉特恩泽尔收集了各种材料为他辩护，包括时任上级巴尔克的证词及元首7号令的副本。拉特恩泽尔在写给地方总检察长的复函中强调，曼陀菲尔“如果不杀一儆百，部队的士气将受重创，防线有可能就此瓦解。”另外，曼陀菲尔当时有元首7号令作依据，事后又向上级进行了汇报，而上级并未指责他有任何不妥之处。曼陀菲尔在自己撰写的陈述信里，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他进行审判简直“荒唐透顶”的委屈。1959年，曼陀菲尔在致李德·哈特的一封信中曾写道：“……经过差不多两年半的调查，而且还是在我本人协助下，法院将对我提起诉讼，指控我在1944年1月作为第7装甲师师长时，曾根据有效的战时法律下令枪毙了一名士兵。”⁽⁵⁸⁾

1959年8月17日，前战争英雄和国会议员曼陀菲尔出现在被告席上。这条新闻传遍了大街小巷，甚至连英美等的一些地方小报都发布了消息。此案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曼陀菲尔的战争经历和政治家身份外，还涉及到如何认识将领们在纳粹时代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当然也体现了西德新国防军与前军官团之间麻烦不断的关系。另外，根据西德当时的法律，除谋杀以外的所有战时罪行，在纳粹帝国灭亡15年后一般不再予以追究。换言之，到1960年，包括误杀在内的所有罪行都将被免予追究，而到曼陀菲尔被起诉的1959年时，二战已过去了整整15年，距1960年也就是几个月的事情。西德司法部门坚持要在1959年审理曼陀菲尔这个闻人，更显得非比寻常。8月18日，巴尔克和曼施坦因先后出庭作证，他们对曼陀菲尔的为人、领导能力和指挥水准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第7装甲师当年的随军牧师和军医先后出庭描述了行刑过程。检方在休庭前要求判处曼陀菲尔有期徒刑两年，法庭也认为，第7装甲师当时的士气并未低落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因而曼陀菲尔推翻军法官判决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不过，法庭承认曼陀菲尔一直都被上级和下属视为严格公正之人。8月19日，曼陀菲尔当庭进行了25分钟自述，再次强调那名士兵实际上已将成千上百人置于危险之中，如果法庭认为他当时犯有判断错误，那也是因为身心两方面的巨大压力所致。陪审团经过9个小时的辩论，最后拿出了长达30页的判决书，他们认为临阵胆怯一说不能成立，根据元首7号令下达的行刑令也不妥当，更不能接受“若不杀一儆百、第7装甲师行将解体”的说法。不过，法庭考虑到曼陀菲尔长期的良好声誉和行事作风，认为前线的紧张气氛确实使其行为偏离了一贯轨道，故而将检方提出的两年徒刑酌减为一年半。

对于这一审判结果，许多媒体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元首7号令是否能被视作合法命令，也不在于被处决的士兵是否表现出怯懦的举动，真正的要害在于，时隔这么多年，国防军将领是否还应该为自己的某些战时决策受到惩罚。一些报纸直截了当地声称“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和平时期的标准来裁决战争。”也有少数报纸支持判决，这些报纸首先讨论了战争中的人性问题，然后逐渐将攻击矛头引向前将领群体——“什么才是‘懦夫’，将军阁下？”就是一家报纸的大标题。老兵协会及其领导人对审判结果普遍持批评态度，“德国战士协会”的主席在一封公开信中声称：“经过这么多年，今天已无人能够想像曼陀菲尔这样一个清楚自己的义务与职责的高级将领，当年面临的战场形势有多么困难，为了以极其有限的资源照料好官兵，他又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和努力。”前军官团的多数成员认为，对他们的老将军曼陀菲尔等人的审判，实际上代表的是西德社会反对战争和拒绝重整军备的一个声明，也是把他们这些“前线一代人”拒之门外的直接体现。不过，前军官团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比如曾参与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前少将格斯多夫（Rudolf-Christoph von Gersdorff）撰文称，根据他与曼陀菲尔的交往，他认为后者是个毫不妥协的希特勒支持者，“曼陀菲尔之所以下令枪毙士兵，是因为他想在希特勒和凯特尔面前露脸，登上他们的‘有狠劲’的将军名单，从而帮助自己的职业生涯。”⁽⁵⁹⁾格斯多夫的言论一出即遭到许多前将领的批驳，他们称枪决士兵固然难以让人接受，但在前线面对那种情况时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维持铁的纪律。还有一位将领特别指出：“……区分谁是谁不是纳粹分子的意义并不大，曼陀菲尔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在前线血战过的将军。”由此可见，围绕曼陀菲尔一案展开的争论（以及之前对托尔斯多夫和舍尔纳等人的审判），表明前军官团成员对自身历史的认识正在发生激烈的碰撞——纳粹时代的国防军是在履行军队的职责，还是为虎作伥的邪恶军事集团，也与德国社会对纳粹战争罪行的反思相伴相随。虽然不是所有军官团成员都喜欢或认同曼陀菲尔，虽然他也在战后的十几年里多次因言辞不当招来麻烦和争议，但他断无可能为给纳粹高层留下“有狠劲”的印象，而去有意枪毙一个士兵。

1960年3月，曼陀菲尔曾就判决结果提起上诉，但被驳回，4个月后的又一次上诉也未成功。1960年10月24日，曼陀菲尔在兰茨贝格监狱开始了18个月的服刑期。不过，他在狱中只待了4个月，便以健康原因交保获释。前总统豪斯（Theodor Heuss）的干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豪斯眼中，曼陀菲尔的“军旅生涯无可挑剔，平民生活也一样卓尔不凡”。的确，曼陀菲尔在战后为老兵代言，鼓动重整军备，支持联邦政府和宪法，积极参政议政，所有这些作为无不表明他早已成功地融入了民主社会。不过，曼陀菲尔的名誉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他一直被禁止公开使用“退役装甲兵将军”的头衔，直到1971年时，时任西德武装力量总监才恢复了他的这一权利。⁽⁶⁰⁾

摄于1964年9月，曼陀菲尔应邀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盖蒂斯堡，到艾森豪威尔总统位于此间的私人农场做客。左为艾森豪威尔。

摄于1964年9月，曼陀菲尔与布莱德雷（左）在纽约见面的场景。

摄于1964年9月的华盛顿，曼陀菲尔与美军几位将领的合影，左一为战后曾任驻欧美军总司令的四星上将克拉克，右二为1944年底时曾任第7装甲师师长的哈斯布鲁克（Robert W. Hasbrouck），右一为1944年底率第101空降师死守巴斯托涅（战后晋为四星上将）的麦考利夫。

摄于1965年4月英国伊辛顿山蒙哥马利元帅的私宅前，右为曼陀菲尔，中为蒙哥马利，左为他的战时参谋长德吉冈（Francis de Guingand）将军。

1960年代中后期的曼陀菲尔。

出狱后不久，曼陀菲尔举家迁往巴伐利亚州阿默尔湖畔的小城蒂森（Diessen am Ammersee）。此后十余年里，曼陀菲尔并没有完全退隐，他一方面忙于著书立说（1960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一书撰写阿登战役一章，1965年出版关于第7装甲师的一部权威战史，1970年与美军将领合作出版英文著作《另一种决战：闪击战的和平潜力》，1978年出版关于第7装甲师的一本图文战史），另一方面与赏识他的西方将领和政要们过从甚密。2001年出版的《美国的军事对手：从殖民地时代到当代》曾这样写道：“在德国的装甲兵领袖中曼陀菲尔是一个巨人。他富于进取心，创新能力十足，东线的数年作战磨砺了他的军事才华，在突出部战役中他向美军释出了自己的强大武力。在那时的所有德军将领中，曼陀菲尔取得过最大的进展……他那些令人愉悦的友善举止，既使他在德国备受喜爱，也同样赢得了昔日对手们的尊敬。”⁽⁶¹⁾确如上述著作所言，曼陀菲尔从60年代初开始，先后9次应邀出访美国，每次至少停留4周，他或在军事基地参观，或在西点军校和美军战争学院等院校进行演讲，或与美军退役和现役高级将领们见面晤谈。1964年9月，曼陀菲尔曾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邀请，访问后者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盖蒂斯堡的私人牧场，享受的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这次访美期间，他还在纽约与布莱德雷将军见面恳谈，与战后曾任驻欧美军总司令的老朋友克拉克将军（Bruce C. Clarke）、当年坚守巴斯托涅的第101空降师炮兵主任麦考利夫（Anthony McAuliffe）等人也曾愉快地聚首。1965年4月，曼陀菲尔还应蒙哥马利元帅的邀约，来到后者的家中见面畅谈。1968年，曼陀菲尔应时任美国陆军参谋总长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之邀造访五角大楼，并在西点军校当年的毕业典礼上，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了主题演讲。可以说，到1960年代末时，曼陀菲尔作为军事理论家和战术家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迟至1976年，时任北约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美军四星上将小黑格（Alexander M. Haig，Jr.），还曾请克拉克将军从美国专程来到欧洲拜会曼陀菲尔，由他们两人召集北约成员国的80名现役将校，总结1944年12月的圣维特之战的攻防战术，以应对华约成员国可能对北约发起的攻击。

1970年代的曼陀菲尔。

即将走完人生道路的曼陀菲尔。

摄于1970年代，曼陀菲尔在阿登山区的一座德军阵亡将士墓园里。

摄于1978年9月的曼陀菲尔的葬礼上，图中的老兵是一位骑士勋章得主，他手里托着的丝绒垫上放有曼陀菲尔生前获得的主要勋章。

1978年9月24日，曼陀菲尔在距离巴伐利亚不远的奥地利城市蒂罗尔休假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最后安息在蒂森小城，与蓝天白云和碧水青山永久为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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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W．von Mellenthin．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Norman，OK：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77．p.239.

(2)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 Ltd.，2004．p.304.

(3) A．Stephen Hamilton．Defending the Oder Front：The final battle of the 3rd Panzer Armee，March-May 1945．Raleigh，NC：LuLu，Inc.，2010．p.34.

(4) Cornelius Ryan．Last battle：The classic 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Berlin．New York，NY：Touchstone，1995．p．87.

(5) Leo Barron & Don Cygan．No silent night：The Christmas Battle for Bastogne．New York，NY：NAL CALIBER，2012．p.18.

(6) Peter McCarthy & Mike Syron．Panzerkrieg：The rise and fall of Hitler's tank divisions．New York，NY：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3．p.4.

(7) Correlli Barnett．Hitler's generals．New York，NY：Grove Weidenfeld，1989．p.433.

(8) Marcel Stein．Flawed genius：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a critical biography．West Midlands，UK：Helion and Company，2010．p.163.

(9) F.W．von Mellenthin．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p.249.

(10) Donald Grey Brownlow．Panzer Baron：The military exploits of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North Quincy，MA：The Christopher Publishing House，1975．p.158.

(11) Erwin Rommel & H.B．Liddle-Hart．The Rommel papers．Cambridge，MA：Da Capo Press，1982．p．xx.

(12) F.W．von Mellenthin．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p.250.

(13) Donald Grey Brownlow．Panzer Baron：The military exploits of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p.15.

(14) Donald Grey Brownlow．Panzer Baron：The military exploits of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p.15；Correlli Barnett．Hitler's generals．p.422.

(15) Franz Kurowski（ed）．Hasso von Manteuffel，Panzerkampf im Zweiten Weltkrieg．Schnellbach，Germany：Verlag Siegfried Bublies，2005．p.15．

(16) Franz Kurowski（ed）．Hasso von Manteuffel，Panzerkampf im Zweiten Weltkrieg．p.20；Correlli Barnett．Hitler's generals．p.423.

(17)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Selent：Pour le Merite，2010．p.76.

(18) Peter Hoffmann．Stauffenberg：A family history，1905-1944．Montreal，Canada：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3．p.314-315.

(19) Correlli Barnett．Hitler's generals．p.423-424.

(20) Donald Grey Brownlow．Panzer Baron：The military exploits of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p.66.

(21) Donald Grey Brownlow．Panzer Baron：The military exploits of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p.75.

(22) 汪冰著。《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46-47页。

(23) Donald Grey Brownlow．Panzer Baron：The military exploits of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p.77.

(24) Lev Lopukhovsky．The Viazma catastrophe，1941：The Red Army's disastrous stand against Operation Typhoon．West Midlands，UK：Helion & Company，2013．p.349．

(25) Lev Lopukhovsky．The Viazma catastrophe，1941：The Red Army's disastrous stand against Operation Typhoon．p.336．

(26) Lev Lopukhovsky．The Viazma catastrophe，1941：The Red Army's disastrous stand against Operation Typhoon．p.376．

(27) G．K．Zhukov．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New York，NY：Harper and Row，1969．p.51.

(28) Jack Radey & Charles Sharp．The defense of Moscow 1941：The Northern flank．South Yorkshire，UK：Pen and Sword Military，2012．p.5.

(29) Correlli Barnett．Hitler's generals．p.426.

(30) Franz Kurowski．Panzergrenadier aces：German mechanized infantrymen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10．p.50.

(31) Franz Kurowski．Panzer aces III：German tank commanders in combat in WWII．Mechanicsurg，PA：Stackpole Books，2010．p.257.

(32) Rick Atkinson．An army at dawn:The war in North Africa，1942-1943．New York，NY：Owl Books，2002．p.166.

(33) Correlli Barnett．Hitler's generals．p.427.

(34) Franz Kurowski．Panzergrenadier aces：German mechanized infantrymen in World War II ．p.153．另可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Hasso_von_Manteuffel.

(35) Franz Kurowski．Panzergrenadier aces：German mechanized infantrymen in World War II．p.154-155.

(36) F.W．von Mellenthin．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p.241-242；F.W．von Mellenthin．Panzer battles．New York，NY：Ballantine Books，1956．p.312.

(37) Steven H．Newton（ed.）Panzer operations：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3．p.261.

(38) David M.Glantz．Red storm over the Balkans．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7．p.66.

(39) Hasso von Manteuffel．The tank battle of Targul Frumos．Military Review，September，1956．p.78-84.

(40) RichardSimpkin．Tank warfare：An analysis of Soviet and NATO Tank philosophy．London，UK：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1979．p.44-48.

(41) Franz Kurowski（ed）．Hasso von Manteuffel，Panzerkampf im Zweiten Weltkrieg．p.128-129.

(42) Helmut Spaeter．History of the Panzerkorps Grossdeutschland．Winnepeg，Manitoba：J.J.Fedorowicz，1995．p.389-390.

(43) Donald Grey Brownlow．Panzer Baron：The military exploits of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p.117-118.

(44) 汪冰著。《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第189页。

(45) F.W．von Mellenthin．Panzer battles．New York，NY：Ballantine Books，1956．p.381-383.

(46) Correlli Barnett．Hitler's generals．p.431.

(47) Heinz Guenther Guderian．From Normandy to Ruhr with the 116th Panzer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Bedford，PA：The Aberjona Press，2001．p.337.

(48) Donald Grey Brownlow．Panzer Baron：The military exploits of General Hasso von Manteuffel．p.144.

(49) Franz Kurowski（ed）．Hasso von Manteuffel，Panzerkampf im Zweiten Weltkrieg.p.185.

(50) 罗科索夫斯基著，徐锦栋等译。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82页。

(51) Anthony Read &David Fisher．The fall of Berlin．New York，NY：W.W．Norton & Company，1992.p.379.

(52) Franz Kurowski（ed）．Hasso von Manteuffel，Panzerkampf im Zweiten Weltkrieg.p.190.

(53) Anthony Read &David Fisher．The fall of Berlin．p.431.

(54) Desmond Hawkins & Donald Boyd．War report：A record of dispatches broadcast by the BBC's war correspondents with the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6 June 1944-5 May 1945．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420.

(55) Samuel W．Mitcham&Gene Mueller．Hitler's commanders．New York，NY：Cooper Square Press，2000．p.145.

(56) Alaric Searle．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2003．p.37.

(57) Hasso von Manteuffel．Der Spiegel．24.07.1957．p.48.

(58) Alaric Searle．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p.258.

(59) Alaric Searle．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p.265.

(60) Marcel Stein．Flawed genius：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a critical biography．p.163-164.

(61) John C．Fredriksen．America's military adversaries：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Santa Barbara，CA：ABC-CLIO Inc.，2001．p.317-319.

第25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托尔斯多夫中将
（获勋时间1945年3月18日）

Chapter 05
第五章
“疯子托尔斯多夫”：特奥多尔·托尔斯多夫中将

如美国电视系列剧《兄弟连》曾在2003年前后名噪一时，该剧的最后一集呈现过这样一幅场景：1945年5月7日，在德国和奥地利边境阿尔卑斯山的希尔施比奇尔（Hirschbichl），一名国防军中将率部向美军第101空降师的一名上校投降。这位将军在向所部发表最后一次演讲时说道：“官兵们！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也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你们勇敢且骄傲地为祖国战斗过。你们是不凡的一群，生死与共的你们一起分享散兵坑，危难时刻彼此帮扶，共同面对死亡，一起受尽磨难。能与你们一起效力令我无比自豪。你们有资格享受长久快乐的和平生活！”

说出这段临别辞言的将军，其原型就是本章主人公托尔斯多夫（Theodor Tolsdorff）中将。1939年二战爆发时，托尔斯多夫仅为一名中尉连长，几年下来几乎创下了德军的升迁纪录——战争结束时他还不到36岁，却已是第82军军长，号称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中将。虽是战争临近尾声时获得快速蹿升，但无人怀疑托尔斯多夫出任师长和军长的能力与指挥水平，他在战场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为他赢得了“疯子托尔斯多夫”的绰号，1944年夏发生在立陶宛维尔纽斯的攻防战，更使他被称为“维尔纽斯雄狮”。作为一名身先士卒的军官，托尔斯多夫在二战期间先后负伤14次，但都顽强地恢复过来并重返战场。若论负伤次数，除了30余次负伤的“斯图卡上校”鲁德尔外，遍数陆海空三军，恐怕只有“装甲伯爵”施特拉赫维茨能与托尔斯多夫争夺第二把交椅。

年轻的托尔斯多夫是第25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也是德军战时动员的总共294个步兵师、几百万步兵中的唯一代表，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鲜为人知、或者说被遗忘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之一。这种状况或许与他来自步兵有关。德国陆军手册中曾这样描述步兵的职责：“……得到其他兵种支援的步兵，通过夺取和固守阵地而决定战斗的结局。它的作战能力使其能够近距离接敌并摧毁对手。”⁽¹⁾但是，德国陆军中最出风头、杀伤力最大的是装甲部队，在二战前半程的一连串闪电战和包围战大胜中，冲在前方撕裂对手的防线并将之击溃或合围的是装甲部队，远远落在后面、时常被抱怨像蜗牛一般爬行的则是步兵，尽管负责消灭被围之敌、守卫防线、自身伤亡最重的也是步兵。在二战后半程，尤其是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5月的突尼斯桥头堡和7月的库尔斯克等战役结束后，德军已处于处处被动挨打、防线缺口此起彼伏的阶段，虽然守卫防线的仍是步兵师，但扮演消防队角色四处救险的还是装甲部队，甚至有后人称，装甲部队是纳粹德国能将战争拖到1945年的主要支柱。后人们听说过哈特曼这种超级王牌飞行员以一己之力击落350余架敌机，也耳闻吕特这类U艇艇长击沉过几十万吨敌方舰只，更是惊叹于魏特曼等装甲王牌摧毁上百辆的敌军坦克，这些军人及其兵种的许多人都获得过高规格战功勋章，而步兵们呢？他们远没有装甲铁骑那么威风，用的是步枪、机枪、手榴弹、反坦克枪和火箭发射筒，行军靠的是双腿、战马、自行车和少量的摩托化车辆，蹲守的是冰天雪地中或烈日炎炎下的战壕和散兵坑，进行的是伤亡最重的阵地战。但是，托尔斯托夫和他所代表的步兵，在战争中的表现并不亚于其他兵种，尤其是在空军和装甲部队早已风光不在的最后两年里，仍在拼死作战的还是步兵——抵挡着对手占尽优势的空军的狂轰滥炸，面对着重型坦克等钢铁怪兽的死亡威胁，顶着猛烈的炮火将受伤的战友从几百米外拖回…..

早年岁月

托尔斯多夫1909年11月3日出生于东普鲁士奥莱茨科（德语Oletzko，今为波兰的Olecko）地区的莱纳尔蒂（德语Lehnarten，今为波兰Lenarty，位于奥莱茨科北面12公里）。托尔斯多夫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上面还有三个姐姐，父亲是一名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家境可谓相当富裕。1914年8月，老托尔斯多夫作为炮兵上尉参加了一战。⁽²⁾随着沙俄哥萨克骑兵侵入东普鲁士，恐惧的母亲带着四个孩子逃往德国西部避难。四年后他们返回了家乡，也迎回了饱受创伤的父亲，终日带病卧床的父亲终于在1919年10月撒手人寰（也有一说是他在一战中即已战死）。托尔斯多夫在东普鲁士都城柯尼斯堡的文理学校接受了完整的中学教育，之后进入一所农业学校学习。毕业后，他又到夜校学习地产管理课程，以便接手和管理父亲留下的地产（据说有695公顷之多）。⁽³⁾在全面接管家族地产之前，托尔斯多夫打算先到军中服役一段时间，其目的既在于锻炼自己，又有履行公民“保家卫国”的职责的意图。尽管从未设想成为职业军人，但托尔斯多夫自入伍那天起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军队，一直“出色地”效力到1945年的最后时刻。

1934年初，托尔斯多夫作为志愿兵加入了“帝国国防军”，成为驻柯尼斯堡的第1步兵团的一名候补军官。第1步兵团是一支颇具历史的部队，其前身可追溯到普法战争中的第1师和一战中的“东普鲁士”第1步兵师。1934年10月，德军以第1步兵团为核心重新组建了“东普鲁士”第1步兵师，时任师长就是后被晋为元帅的屈希勒尔（Georg von Küchler）中将。为掩盖希特勒上台后德军快速扩张的面目，第1步兵师成立之初先后使用过“柯尼斯堡师管区（Wehrgauleitung）”和“第1炮兵司令部”等名称。⁽⁴⁾德国1935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也撕去了扩军备战的伪装，托尔斯多夫所在的部队当年10月15日正式成为第1步兵师。该师官兵几乎全部来自东普鲁士，为保持普鲁士军队的传统，该师特意把霍亨索伦王室的标志性徽章作为师徽。

当第1步兵师1936年2月从柯尼斯堡移驻因斯特堡（Insterburg）时，这个“第一师”已是一支拥兵17700人的庞大力量，下辖三个步兵团（第1、第22和第43步兵团）及炮兵团、搜索侦察营、反坦克炮营、工兵营和通信营等。托尔斯多夫在1936年6月被撮升为少尉，任职单位也从第1步兵团转至驻贡宾嫩（Gumbinnen，即古谢夫）的第22步兵团，两年后的10月1日，他又被晋升为中尉。这段时间直至1940年的法国战役前，第1步兵师师长一直都是科茨弗莱施（Joachim von Kortzfleisch）将军（后任第11军军长和柏林第3军区指挥官）。科茨弗莱施被上级和同僚认为是一名颇具效率的优秀指挥官，他在整训第1步兵师及波兰战役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同时也被视为是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和支持者——在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中，由于科茨弗莱施任首脑的第3军区十分重要，政变首领奥尔布里希特（Friedrich Olbricht）将军曾把他请来接受命令，但科茨弗莱施拒不从命，坚持要求了解事情的全貌，还一再高呼“元首没有死，元首没有死！”⁽⁵⁾科茨弗莱施在反复安抚下总算稳定了情绪，但始终拒绝合作，政变分子们只得将其拘禁，此时他还在高声宣示自己对纳粹元首的忠诚。

德军入侵波兰的前夜，第1步兵师被编入北方集团军群麾下的第3集团军（指挥官即首任师长屈希勒尔），与第12步兵师一起隶属于沃德里希（Albert Wodrig）的“沃德里希军”（后改称第26军）。托尔斯多夫此时任第22步兵团14连连长，该连是一个反坦克炮连，装备的是早期型号的37毫米反坦克炮，这种口径的反坦克炮虽在日后的苏德战争中无力应对苏军T-34和KV重型坦克，但在1939年秋，对付波军坦克还算“称职”，它所发射的钨芯穿甲弹足以穿透波军坦克的装甲。

摄于1930年代中期，一群德军士官正在教官指导下进行沙盘推演。随着德军在1935年以后的快速扩张，这些士官多数都成为基层军官，托尔斯多夫也在1936年成为少尉。

摄于1930年代末，地点不详，第1步兵师所部正在举行阅兵式。

摄于1938年，托尔斯多夫所在的第1步兵师第22团的军官带队行进在驻地贡宾嫩街头。

记者兼历史学家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曾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这样描绘过1939年9月爆发的波兰战役：“……完全出人意料的进攻；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天空呼啸而过，他们或侦察或攻击，既喷吐着火舌，也散播着恐怖；斯图卡轰炸机边俯冲边发出凄厉的嘶鸣；整师整师的坦克不停地突破，一天之中向前突进30或40英里；自行速射重炮即便在波兰那车辙密布、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也能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滚滚向前；即使步兵的速度也快得令人难以置信，指挥官们借助无线电、电话和电报组成的复杂的电子通讯迷宫，指挥和协调着搭载在摩托化车辆上的150万大军。这真是世所未见、足以摧毁一切、怪兽般的机械化力量。”⁽⁶⁾夏伊勒的渲染不可谓不精彩，但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波兰战役中，150万德军组成的近50个师中，仅有6个是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也仅有4个），而且德军的轻型坦克既小又便宜，战场价值实在有限。有军史家即指出：“德军最新的兵种装甲兵不过是是举着战旗、张牙舞爪的阅兵示范部队罢了。”⁽⁷⁾此说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绝大多数德军都是像第1步兵师那样的依靠双腿和战马的步兵单位，他们在机动性方面可能比1812年进攻俄罗斯的拿破仑大军强不了太多。

屈希勒尔的第3集团军就只有一个名为“肯普夫（Werner Kempf）装甲师”的机械化单位，步兵师倒有7个。9月1日战役发起后，屈希勒尔所部轻松越过了东普鲁士与波兰的边境，之后他命令右翼的第21军朝西南方推进，第1军则负责进攻波军莫德林（Modlin）集团军所部把守的姆瓦瓦（Mlawa）防线。姆瓦瓦位于华沙西北约110公里，是从北面拱卫波兰首都的重要屏障，波军第20步兵师和“马佐夫舍（Mazovian）”骑兵旅负责防御姆瓦瓦及其周边地带，驻切哈努夫（Ciechanow，即Zichenau）的第8步兵师为预备队。当日中午，德军第1军在坦克、重炮和空军支援下气势汹汹地发起了进攻，但很快受阻于波军的反坦克阵地，屈希勒尔命令第1军继续强攻，但数次都被击退，到傍晚时分不仅损失了25辆坦克，甚至还被迫撤回出发地。面对这一窘况，屈希勒尔只得投入“沃德里希”军的第1和第12步兵师，命令它们次日沿着通向格鲁杜斯克（Grudusk）的公路推进，而后夺取姆瓦瓦东北侧翼的卡缅斯卡高地（Gora Kamienska）。波军在卡缅斯克高地周边敷设了多层铁丝网和许多路障，这些障碍物的后面是多条反坦克堑壕、步兵战壕和一系列混凝土碉堡，还有一些伪装得很好的炮兵阵地，因此高地及其周边的防御工事被称为姆瓦瓦防线的基石。9月2日接近中午时，“沃德里希军”集中了第1和第12步兵师的炮兵及军属炮兵，在第12炮兵团荣誉团长、前陆军总司令弗立契上将指挥下向波军阵地进行了约2小时炮击（当日的炮火支援前后竟持续了8个小时）。下午3时，第1和第12步兵师展开了夹击卡缅斯卡高地的作战，第1步兵师进攻的重点是波军右翼阵地，该师自身也展开了钳形攻势——得到加强的第1步兵团从北向南进攻，第43步兵团3营和托尔斯多夫所在的第22步兵团3营则自南向北进攻（其他营担任预备队）。守卫卡缅斯克高地的是波军第79步兵团外加7个连的炮兵。第1步兵师第43团3营在进攻之初曾取得过较快的进展，但攻入一座村庄后遭到炮火和机枪火力的压制，攻势基本陷入停顿。

托尔斯多夫所在的第22团3营此时成为攻坚主力，该营的首要目标是夺取扎博克立克（Zaboklik）村，然后再切断勒佐努沃—博尔科沃（Rzognowo-Borkowo）公路。这两个任务迅速完成后，3营的几个连开始越过大片开阔地朝卡缅斯卡高地逼近，但在这个过程中，德军官兵们遭到了波军炮火的炮击，尤其是几座碉堡里机枪喷出的火舌曾长时间迟滞着3营的推进。第1步兵师的炮兵虽然也一直在进行炮火支援，但似乎未能尽数铲除那些坚实的混凝土碉堡，3营营长命令迫击炮连炮击对手的碉堡，但根本没有取得效果。这时，3营营长命令托尔斯多夫率其14连的几门反坦克炮进入最前沿，在近距离内朝碉堡进行直瞄射击。尽管波军炮弹在托尔斯多夫及其手下的身旁不断爆炸，未被清除的机枪也在朝他们倾泻着子弹，但托尔斯多夫非常镇定，冷静地指挥手下用37毫米反坦克炮拔除了几座碉堡——第1步兵师的战时记录曾载有这样的文字：“……单凭炮火不可能完全摧毁或压制对手用混凝土浇灌的碉堡和掩体，如果不是将14连的反坦克炮调往前沿并进行直瞄射击，我方的攻势势必将会受挫。”

由于托尔斯多夫清除了继续前进的障碍，22团3营对卡缅斯卡高地的进攻在下午晚些时候达到了高潮，22团2营也奉命加入攻击的行列，一度受阻的第43团适时地再次进攻，从高地的另一面展开强攻。两个团的德军一鼓作气，到下午6点左右将波军第79步兵团赶离了高地，卡缅斯克高地已在第1步兵师的全面控制之下。不过，波军第20步兵师命令第79团余部立即反扑，并派两个步兵营和一个坦克连从扎博克立克方向协助反击。德军打退了这些反扑，托尔斯多夫的反坦克炮连在阻击波军坦克时表现尤其出众。9月2日夜，波军莫德林集团军命令预备队第8步兵师增援姆瓦瓦前线，该师在3日晨抵达战场，但上级却命令它朝两个方向分兵反击，一部负责支援受德军装甲部队威胁的“马佐夫舍”骑兵旅，另一部则朝姆瓦瓦东面的格鲁杜斯克反攻。本就实力不强的第8步兵师无法撼动对手，到3日夜幕降临时，这个步兵师除了第21步兵团成功逃往莫德林要塞外，多数都被德军歼灭。虽然第1步兵师已控制了卡缅斯卡高地，但在姆瓦瓦正前方那些复杂严密的反坦克堑壕前，德军的正面攻势仍然没有大的起色。据波兰方面的资料所言，德军最后靠着把波兰百姓充作人盾在前面开路，几经努力之下才算突破了波军的反坦克防线，而顽强无畏的第20步兵师（尤其是第79步兵团的残部）依然在以最大的牺牲迟滞着对手。就在第1步兵师的各级指挥官渐感不耐之时，托尔斯多夫再次展露出异于常人的战场本色，他带着14连出现在波军火力和抵抗最猛的前沿，用自己的反坦克炮朝碉堡和掩体进行直瞄射击。由于托尔斯多夫成功的即兴发挥，第1步兵师在波军第79团和“马佐夫舍”骑兵旅的结合部打开了缺口，成建制的德军开始深入后方，被配属给“沃德里希军”的肯普夫装甲师也从缺口穿过，迅速扩大突破的正面和深度。波军莫德林集团军眼见所部即将被合围，命令第20和第8步兵师残部朝华沙和莫德林要塞撤退，姆瓦瓦及其附近的堡垒防线也被完全放弃。姆瓦瓦之战对德军来说实为一场惨胜，参战两个军共有1800人阵亡，另有3000人负伤，而波军的损失是1200人丧生和1500人负伤！⁽⁸⁾德军伤亡的数字远高于对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姆瓦瓦防线的坚固程度以及攻坚战的困难程度。有德军军官曾称，防御姆瓦瓦防线的波军官兵十分勇敢，他们的防御工事更是牢不可摧，如果守军换作了德国人，那么这条防线可能永远都难以被攻克。

相较于第1军和“沃德里希军”，屈希勒尔手下的第21军的进展一直相当顺利，9月3日即与北方集团军群的其他部队会合，俘虏了约1万名波军，并迫使莫德林集团军继续后撤。此后，肯普夫装甲师开始朝华沙方向奔袭，古德里安的第19军和施特劳斯（Adolf Strauss）的第2军也奉命支援屈希勒尔集团军。这些部队朝波兰东部开去，任务是掐断对手向东撤退的道路，确保将波军合围在华沙一带。第1步兵师在鲁然（Rozan）渡过纳雷夫河后继续向东推进，9月12日奉命折向东南的谢德利采（Siedlce）建立阻击防线，稍后又被调往维斯瓦河畔的登布林（Deblin）。15日，第1和第12步兵师携手俘获了8000名波军官兵，次日完成了摧毁从维斯瓦河逃出的波军残部的任务。在围歼波军残部的作战中，托尔斯多夫再次有着出人意料的表现。当时，大批波军试图以骑兵为先头乘夜突围，但他们的意图被发现后，托尔斯托夫的反坦克炮连竟然在近战中朝着骑兵开火！号称马上近战无敌的波兰骑兵们，虽然挥舞着阴森可怖的马刀奋力拼杀，但他们还是与嘶鸣的战马一起倒在德军的炮火之下，突围尝试被托尔斯多夫的反坦克炮无情扼杀了。9月22日，托尔斯多夫因战功获颁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是第1步兵师最早获得勋饰的军人之一。

摄于1939年9月初，托尔斯多夫所在的第1步兵师正在波兰境内行军。

摄于1939年9月初，第1步兵师所部正朝波兰北部的姆瓦瓦方向进攻。

摄于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期间，德军的一处机枪阵地。

摄于1939年9月初的姆瓦瓦之战期间，波兰军队在姆瓦瓦前方的反坦克堑壕。

摄于1939年9月初的姆瓦瓦之战期间，第1步兵师的步兵们正在掩体里躲避炮火，从面对镜头的这名士兵的面部表情来看，初涉战火的德军似乎还相当紧张。

摄于1939年9月，德军步兵正用火焰喷射器攻打一处碉堡。

摄于1939年9月初，来自肯普夫装甲师的坦克正向姆瓦瓦驶去。

摄于1939年9月初，被夷为废墟的姆瓦瓦，托尔斯多夫所在的第1步兵师在这里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

波兰战役结束后，第1步兵师在10月6日奉命开往德国西部，准备应对西方盟国“随时”可能发起的进攻。⁽⁹⁾众所周知，西方盟国在德军入侵波兰期间除了宣战和提供道义支援外，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行动，第1步兵师也随即作为第6集团军的预备队在西部驻扎下来。1939年10月23日，托尔斯多夫因在波兰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兵强马壮的第1步兵师原被指定为进攻法国的主力步兵师之一，1939年底至1940年初还进行过大量的训练和演习，但是，法国战役开战前夕，该师却成为B集团军群的预备队，战役打响后只扮演过后卫和安全警戒的次要角色，甚至可以说基本错过了第一阶段的激烈战事。5月末，第1步兵师在新任师长科勒费尔（Philipp Kleffel）带领下，随第1军被划归克鲁格上将的第4集团军，并在攻打里尔（Lille）要塞的作战中有过出色的表现。托尔斯托夫的同僚、时任第22团11连连长的普鲁士亲王威廉（逊位德皇威廉二世的皇长孙），5月23日在瓦朗谢纳（Valenciennes）附近身负重伤，三日后不治身亡。这位亲王1926年时曾因身着戎装参加演习，直接导致了时任陆军总司令塞克特上将在舆论压力下被迫辞职。威廉亲王的战死引起了德国公众对霍亨索伦王室的同情，有5万余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结果引起了纳粹政府的极大不满和猜疑。希特勒就此下达禁令，禁止任何前王室成员在国防军中继续服役。

虽然第1步兵师在法国战役第二阶段的战事中也留下了一些印记，尤其是在索米尔（Saumur）之战中表现出众，但主宰战场的陆战之王无疑是羽翼丰满的德军装甲部队，这个兵种已演变成连其创始人都无法想像或曾预料到的强大力量。身为步兵的托尔斯多夫根本没有机会取得任何骄人的战绩。1940年7月至8月，第1步兵师在大西洋沿岸充任了一段时间的占领军，之后返回东普鲁士担任第18集团军的预备队。

列宁格勒城外的“嗜血猎犬”

仅就军事方面而言，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部虽在二战期间犯下过诸多的战略和战术错误，但在苏德战争的最初计划上，希特勒认定在深入苏联腹地夺取莫斯科之前必须先占领列宁格勒，还是显示出他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列宁格勒作为彼得大帝和列宁的城市，作为苏俄革命的摇篮，其象征意义、政治和战略价值自不待言。夺取了列宁格勒还能确保德军左翼的安全，并使芬兰更深地陷入战争。一旦牢牢控制了列宁格勒，德军就不用完全依赖苏联北部和中部极易受到攻击的铁路和公路，可以经由波罗的海国家把部队和物资补给更快更安全地运抵苏联腹地。而失去了列宁格勒，苏军不仅将在士气上遭受重创，还将失去众多的军工企业和原料基地。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和列宁格勒的任务交给了勒布的北方集团军群，包括屈希勒尔的第18集团军、布施（Ernst Busch）的第16集团军以及霍普纳（Erich Hoepner）的第4装甲集群，共有23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¹⁰⁾面对北方德军的苏军地面部队是库兹涅佐夫（F. I. Kuznetsov）的波罗的海特别军区（后改称西北方面军，计20个步兵师和2个机械化军）与波波夫（M. M. Popov）的列宁格勒军区（后改称北方面军，20个师）。勒布很清楚自己的进军路线上险阻重重，基本没有纵深合围作战的空间，于是在兵力部署上把屈希勒尔和布施的集团军部署在左右两翼，霍普纳装甲集群（主力为曼施坦因的第56摩托化军和莱因哈特的第41摩托化军）居中担任突击矛头。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时，勒布的三个集团军都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侵入苏联境内后很快击溃了苏军第8和第11集团军所部。托尔斯多夫也随第1步兵师投入到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事中，他的部队隶属于第18集团军的第1军，6月23日突破波兰东部的苏军防线后进入立陶宛，开始朝希奥利艾和杜纳堡（Daugavpils，即陶格夫匹尔斯）方向推进。霍普纳手下的摩托化军进展神速，只用4天便完成了从东普鲁士到德维纳河的150英里进军。6月26日，曼施坦因的第56摩托化军在杜纳堡占领了桥头堡，而莱因哈特所部则在北面的叶卡布皮尔斯（Jekabpils）附近夺取了另一座桥头堡。在装甲师和摩步师侧翼的是步兵单位，他们负责切断苏军从库尔兰地区沿德维纳河撤离的路线。托尔斯多夫所在的第1步兵师在7月初转隶于第26军，这时该部已深入爱沙尼亚境内，而德军装甲矛头在7月8日就突破了被苏军寄予厚望的“斯大林防线”。从开战到此刻不过16天，勒布的大军已推进450公里，其先头部队距列宁格勒也仅有70英里。

7月15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勒布展开包围列宁格勒的下阶段攻势，但是，德军越是接近列宁格勒，遭遇的抵抗越顽强，苏军反击的力度也越大，造成北方德军的主力在7月中至8月初的近三周时间里，基本被挡在纳尔瓦河、鲁加（Luga）河及姆沙加（Mshaga）河一线。与此同时，第1步兵师等4个师正在爱沙尼亚及波罗的海沿岸清剿被绕过或被完全孤立的苏军，目标就是确保集团军群左翼的安全，剥夺苏军使用波罗的海地区的海空军基地的机会。8月初，第1步兵师被划拨给莱因哈特的第41摩托化军，与第1装甲师等一起准备发起突破鲁加河防线的作战，到当月11日，第1步兵师与第1、第6装甲师等经过三天激战，以伤亡1600人的代价突破了鲁加河防线，来自曼施坦因摩托化军的第8装甲师则乘隙切断了金吉谢普（Kingisepp）至克拉斯诺伐迪斯克（Krasnogvardeysk，即“赤卫军城”）之间的铁路。莱因哈特的装甲部队迅速旋转向东，朝着克拉斯诺伐迪斯克方向推进，而第1步兵师等步兵单位则朝金吉谢普发起了辅攻。16日，第1步兵师经过血战夺取了金吉谢普，迫使苏军第8集团军5个师的守军仓皇撤退（该集团军曾报告称自己在金吉谢普的激战中损失了所有的团营长）。⁽¹⁰⁾8月29日，勒布命令部队着手展开包围列宁格勒的攻势，计划先行抢占涅瓦河上的桥头堡，而后夺取乌里茨克（Uritsk）、普尔科沃（Pulkovo）、普希金（Pushkin）及科尔皮诺（Kolpino）等一系列重镇，从而在列宁格勒大区周边建立一条包围带。为此，勒布把参战各部重组为“克拉斯诺伐迪斯克”和“斯卢茨克（Slutsk）—科尔皮诺”两个突击集群，前者由第38军、第50军和第41摩托化军组成，任务是夺取之前曾久攻不下的克拉斯诺伐迪斯克，推进到芬兰湾南岸后，切断列宁格勒的守军与西面的苏军之间的联系。此时已转隶第38军的第1步兵师被编入该集群。第38军所属的第1、第58和第291步兵师居左，第50军的第269步兵师与党卫军“警察”师在右，第41摩托化军的第1、第6装甲师及第36摩步师居中。⁽¹¹⁾

摄于1941年夏的苏联某城市，德军士兵正在进行街头巷战。

摄于1941年8月，德军步兵经过纳尔瓦古城墙下的纳尔瓦河大桥。纳尔瓦城位于芬兰湾南岸，约介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至列宁格勒的中点。

摄于1941年8月或9月，列宁格勒附近的一个被德军焚毁的村庄。

德军步兵师装备的210毫米大炮。

列宁格勒城外的一处德军MG-34机枪阵地。

摄于1941年秋，北方集团军群的步兵正在坦克掩护下朝列宁格勒方向进攻。

摄于1941年末或1942年初，第1步兵师第22团14连连长托尔斯多夫获得骑士勋章后拍摄的标准照。

时间和地点不详，德军步兵防线的中坚——反坦克炮。

摄于1942年4月的北方集团军群某战场，德军突击队正在战壕里待命出击，最前方是一具苏军士兵的尸体。

摄于1943年1月末的锡尼亚维诺战场，被摧毁的苏军坦克和阵亡的红军士兵。

摄于1942年10月，经过一年激战后的锡尼亚维诺战场，这里的战事还将一直持续到1943年秋。

摄于1942年5月的北方某战场，一些步兵正在路边休息，壕沟里躺着的红军战士的尸体似乎根本不能引起德军的注意。远处的背景似乎是几辆III号突击炮。

摄于1943年初，锡尼亚维诺的德军外围防御工事。

9月9日，斯大林出于对北方战场状况的极度不满，派朱可夫前往列宁格勒取代伏罗希洛夫元帅担任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履新之时，正值德军对重镇乌里茨克和克拉斯诺伐迪斯克发起强攻。9月14日，朱可夫下达了不许后撤一步的严令，同时决心以炮击和空中轰炸等一切手段粉粹德军的攻势。虽然苏军杀红了眼，也有不得撤退的死命令，但苏军第42集团军所部还是抵挡不住德军第1步兵师等的猛攻，当天被逼退到乌里茨克郊外的沃洛达尔斯基（Volodarskiy），而德军先头部队离芬兰湾海岸甚至只有不到3英里的距离了。朱可夫准备集结第8和第42集团军的残部发起反扑，但在他完成部署前，先发制人的德军再起攻势，造成了苏军的大量伤亡。15日，疲惫的双方进入了胶着的对峙，但在16日清晨，第1步兵师的官兵拖着疲惫的身影站了起来，在晨曦中向苏军第10步兵师发起了最后一搏。托尔斯多夫的营长在激战中身受重伤，他立即接过指挥权，继续率部猛攻。红军官兵一样地奋不顾身，但到天色渐暗之时，他们还是被赶出了沃洛达尔斯基。托尔斯多夫带着突击队不知疲倦地追击，一直到自己牢牢控制住通往芬兰湾海岸的走廊，才最终停止了追杀。托尔斯多夫在这次作战中的表现非常关键，他在战场上及时接过指挥权，从而保持了攻击势头，实现突破后虽然负伤，但他依然身先士卒地继续猛攻，打通通往芬兰湾的走廊后，支离破碎的苏军第8集团军被隔离在“奥拉宁鲍姆（Oranienbaum）口袋”中，列宁格勒与西面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了。《真理报》当夜曾以“兵临城下”（ENEMY AT THE GATES）为标题发了头条，可谓丝毫没有夸大局势的危急程度。

1941年10月，中央集团军群发起了扑向莫斯科的“台风”作战，相对而言，北方德军的攻势在规模和目标上都逊色得多，最主要的就是第39摩托化军（得到第1军支援）进攻季赫温（Tikhvin）及沃尔霍夫（Volkhov）河东岸的攻势。11月，托尔斯多夫随第1步兵师转赴列宁格勒东面30余公里处的什利谢利堡（Shlisselburg）。德军在9月8日即夺取了涅瓦河源头上的这座重要堡垒，从这里沿拉多加湖南岸向东延伸约10英里，构成了德军防线上的所谓“瓶颈”地带。第1步兵师的任务就是在什利谢利堡的南面加强“瓶颈”地带的防御，确保从东面和东南切断列宁格勒与腹地的联系。11月21日，苏军经过艰苦的努力在涅瓦河东南岸建立了一个小型桥头堡，托尔斯多夫的第22团1营奉命与其他部队一起铲除这个桥头堡。他亲自率部发起进攻，激战中三次负伤，但他毫不介意，始终在最前沿指挥作战，直至苏军丢下300余具尸体后匆忙撤退为止。托尔斯多夫布置完前线防务后，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营部，直到这时他才因身体不支被下属送往战地医院处理伤势。由于伤势比表面上看起来更为严重，托尔斯多夫只得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期间他被晋升为上尉，并在12月4日获颁骑士勋章——托尔斯多夫是第1步兵师第22团首位摘取骑士勋章的军人，就全师而言，也只有第1团团长格拉瑟（Martin Grase）上校比他早两个月获勋。事实上，在医院里向托尔斯多夫颁发勋章的，正是此刻担任代理师长的格拉瑟（1942年1月16日正式被任命为师长）。

1941年末至1942年初，德军把列宁格勒围得如同铁桶一般，城内的苏联军民在饥饿和死亡中挣扎，围城的第1步兵师等各部德军经过几个月的作战和消耗，也是同样的伤痕累累，仅第1步兵师就失去了60％的兵员，包括托尔斯多夫在内的许多官兵都被送回本土养伤，还有不少严重冻伤的士兵被除役。1942年1月，被苏军称作“嗜血猎犬”的第1步兵师奉命从前沿阵地撤出，开至姆加（Mga）防线的后方进行休整。⁽¹²⁾

托尔斯多夫在1942年4月伤愈归队，5月间随第1步兵师在涅瓦河畔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攻防作战。5月末，托尔斯多夫率领他的第22团1营调往沃尔霍夫河前沿，准备参加围歼被困在柳班（Liuban）以南的苏军第2突击集团军的作战。弗拉索夫（Andrey Vlasov）中将的第2突击集团军在1942年初的冬季反攻中，曾孤军突入德军第18集团军的深远后方，但在制造了德军的一系列混乱之后，不幸处于基本被包围的状态，只在沃尔霍夫河沿岸地段保持着一个狭窄的补给通道，并借此与第52和第59集团军等保持着薄弱的联系。苏军在5月间曾发起救援第2突击集团军的作战，同时，弗拉索夫也得到了尽量向东突围的命令。德军第18集团军指挥官林德曼（Georg Lindemann）奉命全力阻止对手突围，他在5月末打响了掐断弗拉索夫的补给通道的作战。德军第1军和第38军被部署在南北两侧，以凌厉的向心攻势切断了弗拉索夫集团军与其他苏军的联系。托尔斯多夫随第1步兵师参加了这次作战，与党卫军“警察”师、第61和第121步兵师等一起从北面进攻第2突击集团军。到5月31日，第2突击集团军被彻底包围，尽管弗拉索夫率部拚死抵抗，包围圈外还有2个集团军在奋力相救，但德军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剿灭第2突击集团军的作战一直持续到7月10日左右，弹尽粮绝的弗拉索夫所部除6000余人侥幸逃生外，有9万余人战死和被俘，弗拉索夫本人被俘后投靠了德国，后来组建了一支由战俘组成的部队并与德军并肩作战，成为苏联永久的罪人。托尔斯多夫在剿灭被围苏军的战斗中表现出色，因之获得了一枚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不过，他在战斗中又一次身负重伤，弹片使他失去右脚的几个脚趾。伤势复原后，托尔斯多夫重返沃尔霍夫河前沿，但在一次防御战中头部不幸中弹，他被迅速送往野战医院接受手术，在上级请来的名医救治下，托尔斯多夫总算保住了性命——返回前线4个月即两度重伤，足见托尔斯多夫在战场上的勇猛和玩命，也可见其运气和生命力着实不同寻常。

1943年1月，托尔斯多夫晋升为少校，担任第22燧发枪兵团1营营长。此时，第1步兵师已转隶第26军节制，被部署在列宁格勒以东和东南的什利谢利堡—锡尼亚维诺（Siniavino）—姆加防线上，与第170、第227步兵师及党卫军“警察”师等一起，负责看护什利谢利堡至锡尼亚维诺之间的防线。北方集团军群借助这一带的湿地和森林构筑了强大的防御体系、纵深搭配的防御阵地和支撑火力网，苏军1942年曾两次试图摧毁这个所谓的“瓶颈”，打通通向列宁格勒的陆路交通线，但均受挫于对手的严防死守。1943年1月初，朱可夫奉斯大林之命，来到列宁格勒指导和协调实施代号“火花”的作战（即第三次锡尼亚维诺战役）。1月12日上午9时30分，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两个方面军在“瓶颈”地带的西面和东面发起了同步进攻，4500门大炮向德军前沿进行了长达105分钟的猛烈炮击，什利谢利堡西南方向的4个步兵师在4个坦克营支援下越过涅瓦河，朝着德军的左翼阵地扑来。首当其冲的是德军第170步兵师，该师前沿一度曾被突破，第26军军长希尔珀特（Karl Hilpert）迅速调动预备队第96步兵师（5个步兵营），配属以88毫米高射炮连和150毫米榴弹炮连各一个，再加上第502重装甲营的虎式装甲连，这个实力不俗的突击集群被派去增援第170步兵师。希尔珀特熟练地组织着大小不等、但火力凶猛的战斗群，增援各个吃紧的前沿阵地。

托尔斯多夫所在的第22燧发枪兵团在1942至1944年间曾不定期出版一份名为“勇敢与忠诚”（Tapfer und Treu）的小报，团长伊夫兰（Ulrich Iffland）上校1943年夏时曾在这份小报上回顾过所部在1943年1月12日的一些战况：“……清晨6点30分，我们收到了兄弟单位第1掷弹兵团发来的电文，说敌方投诚者声称苏军即将发起大规模攻势。7点30分，我们遭到了参战以来经历过的最猛烈的炮击。大炮、迫击炮、坦克、步兵炮和火箭炮开始轰炸我们的主防线、后方交通线和补给公路。只过了几分钟，我们的通信线路便被完全摧毁，只得依靠无线电通信了。上午10点起，一波波的苏军步兵开始进攻我们的阵地，我们自己的炮火虽炸死炸伤了不少对手，但还是有些士兵溜了过来。我们开始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收拾他们。在托尔斯多夫的1营将对手撕成碎片的同时，苏军又向6连的阵地发起了冲锋。我们部署在主防线上及其后方的反坦克炮很快击毁了9辆敌军坦克，燧发枪兵们在近战中也摧毁了2辆坦克。1营和2营的官兵们都像雄狮一般勇猛地作战，丝毫不惧地摧毁着敌军的坦克和步兵。有两名士兵所在的机枪掩体曾被苏军坦克碾过，但他们待坦克过去后继续朝着跟进的步兵射击。虽然敌军的炮火和对地攻击机一直都在轰击我们的防线，但作战的胜负结局已经很明显了——到中午12点时敌军的进攻被打退了，苏军在战场上留下了成百上千的尸体和11辆坦克的残骸……”⁽¹³⁾

按照第1步兵师第22燧发枪兵团提交的正式报告，到12日结束时，主攻该团1营和2营前沿的苏军第73海军陆战旅损失了大约75％的兵力，配属的一个加强坦克营也损失了18辆坦克，另有8辆坦克瘫痪在战场上动弹不得。不过，1月12日晚些时候，德军右翼的防线被沃尔霍夫方面军的第2突击集团军（1942年末重建）和第8集团军所部捅开了多个缺口。为保护通向锡尼亚维诺的公路，希尔珀特命令把第1步兵师调往锡尼亚维诺附近控制周边的高地和支撑点，由该师组成的一个战斗群负责夺回失地和屏障前述公路。苏军第376和第71步兵师反复地朝向锡尼亚维诺方向推进，但都被老练的第1步兵师所打退，托尔斯多夫的第22燧发枪兵团1营是防御的主力，虽然他对士兵要求十分严苛，绝不允许任何人后退一步，但他自己也从头到尾都在最前沿作战。由于第1步兵师的顽强防御，锡尼亚维诺周边的态势尚在德军控制之下，但什利谢利堡附近的战事很快滑向灾难的边缘——苏军第67集团军与第2突击集团军所部在1月17日取得了重大进展，从东、西两面对进的步兵师和坦克部队建立了联系，基本合围了德军第95和第227步兵师及第5山地师。由于苏军只需最后一次重击便能彻底围歼前述3个师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命令它们沿着锡尼亚维诺北面的森林走廊向南撤退，第61步兵师奉命保护这条逃生走廊，第1步兵师也接到严令，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锡尼亚维诺周边接近地的安全。随后几日里，苏德双方不断增兵和调整部署，苏军竭力扎紧包围圈，德军则奋力突围和展开同步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被围德军的大部逃回到己方一侧。到1月31日，苏军耗尽了进攻能量，被迫在锡尼亚维诺北面和西面停顿下来。德军在两个星期里阵亡1.2万人（另有约3万人负伤），失去了什利谢利堡等一系列要地，但锡尼亚维诺及其周边高地仍在德军的牢牢控制之下。从结果来看，苏军无疑取得了一场战略和战术上的胜利——突破德军防线15公里，收复了一些失地，最主要的将对手赶离了拉多加湖南岸，打通了一条连接列宁格勒与腹地的宽约8至10公里的走廊。⁽¹⁴⁾从战略高度来看，此战的胜利使德军夺取列宁格勒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与芬兰军队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不过，就伤亡情况而言，苏军阵亡3.4万人并有8万余人受伤，这无疑又是苏军的一场“惨胜”。

但是，只要德军还盘踞在锡尼亚维诺及其周边的高地上，苏军就无法真正地破解列宁格勒之围，因为从列宁格勒经什利谢利堡通往内陆的交通线还处于德军炮火的射程范围之内。苏军大本营及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方面军对德军的这条防线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前述“火花”作战刚一结束，苏军又在1943年3月发起了代号“北极星”的新攻势。这场战事的规模十分庞大，事实上，“北极星”作战是苏军全线反击的一部分。仅就北方战场而言，西北方面军将以围歼杰米扬斯克和旧鲁萨的德军第2和第10军为初期目标，得手之后再朝西北方向的普斯科夫（Pskov）乃至芬兰湾沿岸的纳尔瓦挺进，北面的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两个方面军将同步进攻列宁格勒周边的德军第18集团军，与西北方面军的突击集群建立联系后，以围歼整个北方集团军群、彻底解开列宁格勒之围为最终目标。列宁格勒周边的苏军并没有把目标局限在锡尼亚维诺及其周边高地，而是试图夺取姆加并包围姆加以北的所有德军，当第55和第8集团军通过协同进攻完成这个任务后，第67集团军和第2突击集团军将再度进攻锡尼亚维诺周边的德军。当时，托尔斯多夫随第1步兵师正驻守在姆加附近，与第223、第69步兵师等负责保护姆加通向基里希（Kirishi）及沃尔霍夫等方向的铁路。苏军第8集团军所属的9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2个独立坦克旅和4个独立坦克团，3月19日向第1步兵师等部的防线发起了猛攻。经过三天激战，苏军在第1步兵师和第223步兵师的结合部打开了缺口，然后冒着大雨朝姆加—基里希铁路推进。在第1和第223步兵师试图堵住缺口的同时，北方集团军群从第21、第61和第121步兵师各抽调一个战斗群，派往姆加地区挡住苏军。尽管进军的道路一片泽国，推进的势头也在很大程度上受阻于德军的层层阻击，但苏军第8集团军还是根据朱可夫的严令不计代价地继续前突，哪怕每天的进展只能以米来衡量。这样的拉锯一直持续到4月初才算告一段落。

摄于1943年9月末的狼穴大本营，希特勒正向托尔斯多夫等人颁授勋章。图中与希特勒握手者为第1步兵师第43掷弹兵团团长朗格上校（Walter Lange，第300枚橡叶骑士），右一为时任第11装甲团2营营长的贝克少校（第262枚橡叶骑士），右二为第39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帕佩 上校（Guenther Pape，第301枚橡叶骑士），右三为托尔斯多夫少校。

摄于1943年9月末的狼穴大本营，希特勒正在向托尔斯多夫等人颁授勋章。被希特勒头部遮挡的是托尔斯多夫，左一为获得第284枚橡叶骑士勋章的第308掷弹兵团团长舒尔茨（Paul Schultz）上校。

摄于1943年9月末的狼穴大本营，希特勒正与托尔斯多夫握手。

摄于1943年9月末，托尔斯多夫获颁橡叶骑士勋章后手捧鲜花留下的镜头。

摄于1943年9月末，托尔斯多夫回家探亲时受到驻军、警察及百姓们的欢迎。

摄于1943年9月末，托尔斯多夫获颁橡叶骑士勋章后曾回家探亲，来自“希特勒少女团”的两名女孩子向他献花的场景。

橡叶骑士勋章托尔斯多夫的一张签名照。

经过三个多月基本没有大规模战事的平静期后，苏德双方于7月初在库尔斯克地域再度展开大规模厮杀。一旦在库尔斯克方向取得防御战的重大成功，苏军随即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地域分别发起了代号“库图佐夫”和“鲁缅采夫”的反击战。在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全程取守势的北方苏军，也奉命打击盘踞在姆加和锡尼亚维诺地区的德军第18集团军所部，重点是消灭德军第26军，以进一步扩大列宁格勒通向内陆的走廊。7月22日，在15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苏军第67集团军向德军第121和第23步兵师发起了进攻，苏军第一天顺利完成了预期的目标，但德军第26军向锡尼亚维诺正面战场迅速调派了增援，致使苏军从23日起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苏军第8集团军负责进攻姆加方向的德军，为彻底摧毁对手的前沿阵地和堡垒支撑点，苏军进行了为时六天的炮火准备！但是，无论是在锡尼亚维诺，还是在南面的姆加，德军步兵们据险而守，寸土必争，即便支撑点或高地已有一半被苏军夺取，步兵们还是以惊人的顽强和意志，用机枪、手榴弹、迫击炮进行即时反击，双方在阵地上徒手相搏的场面屡见不鲜。苏军在姆加地区的作战持续到8月中旬时还是没有明显的突破，面对进攻乏力的局面，沃尔霍夫方面军在8月13日投入了第311步兵师和第503独立坦克旅等最后一批预备队，虽然这些新锐力量夺取了一些被德军放弃的地盘，但距姆加火车站这个作战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8月16日，第1步兵师和第254步兵师奉命解救危急中的第132步兵师，当时苏军的6个步兵师在几十辆坦克支援下，正在迫使第132步兵师节节败退。托尔斯多夫带着他的营接管阵地后一直战斗在最前沿，对手一天内曾发起几十次营、团规模的进攻，但都被托尔斯多夫所部击退，苏军有几十辆坦克在阵地前方被摧毁，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被步兵们以轻武器或手榴弹击毁的，托尔斯多夫本人也因亲手击毁一辆坦克而获得“坦克击毁奖章”。第1步兵师各部在前沿阵地上固守了整整6天，直到8月22日苏军的攻势偃旗息鼓为止。苏军为这次攻势投入了25万人，但战果和成效甚微，还出现了近8万人的伤亡。经过一年多的激烈交锋，锡尼亚维诺—姆加战场已被称为是“红军战士的坟场”。似乎还嫌牺牲的人不够多，列宁格勒和沃尔霍夫方面军9月中旬时又对锡尼亚维诺及其周边高地发起了进攻，但经过三天的激战后不仅寸土未获，反而在乱坟场中又平添了10000余具红军战士的尸身。

历时一年有余、惨烈无比的六次锡尼亚维诺攻防战，某种程度上铸就了托尔斯多夫钢铁般的意志，也锻炼了他在面对险境时的指挥能力。普通步兵们无不钦服于托尔斯多夫的勇气和用之不竭的能量，他总是在最前沿与官兵们并肩作战，也总能激发部属的作战热情和抵抗意志。他对部属要求很高，但对自己的要求更是苛刻，多次伤势尚未复原便赶回战场参战，既让众人心服口服，又令他们好奇这位少校如何能够承受住身心两方面的巨大压力。1943年9月15日，托尔斯多夫成为第302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对于以防御为主、栖身战壕居多的步兵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高的荣誉。

“维尔纽斯雄狮”

托尔斯多夫的团长伊夫兰上校在1943年10月3日获颁骑士勋章，但在11月18日的战斗中阵亡，托尔斯多夫旋即被任命为第22燧发枪兵团团长。⁽¹⁵⁾1944年新年前夕，第1步兵师离开了列宁格勒前线，奉命来到南方集团军群的文尼察—敖德萨一线，担任第1装甲集团军的预备队。开至南方战场后，托尔斯多夫在一次激战中腹部近距离中弹，他被送往医院进行了急救，成功脱险后在医院里只待了几周，他便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前线。

1944年3月初至月中，朱可夫统领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以锐不可当的攻势，切断了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右翼与第1装甲集团军左翼的联系，科涅夫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则斩断了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与第8集团军左翼之间的联系。胡贝将军的第1装甲集团军事实上已处于被包围的边缘——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翼，苏军第1近卫集团军的11个步兵师在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支援下，正从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地域发起猛攻；在这些苏军的西面和南面，第1和第4坦克集团军正从德军防线的缺口蜂拥而入，沿着兹布鲁奇（Zbruch，又作Sbrucz）河与塞列特河向南穿插；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南翼，苏军第27集团军和第2、第6坦克集团军已在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Mogilev—Podolskiy）南面越过德涅斯特河，虽然多数苏军的目标似乎是继续向南追击撤退中的德军第8集团军，但第6坦克集团军已经旋转向西，打击胡贝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的意图十分明显；在两支包围铁钳中间的是苏军第18、第38和第40集团军，这些集团军的28个步兵师和多支独立坦克旅正从东向西朝德军第24、第3和第46装甲军施加强大的压力。

托尔斯多夫返回部队时，第1步兵师已被划归第46装甲军指挥。该军负责看护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防线，但所属各部却被德涅斯特河分为两半——第1步兵师与第82和第254步兵师位于德涅斯特河的北岸，正在试图阻挡苏军第40集团军的推进，南岸的第75步兵师和第18炮兵师在苏军第6坦克集团军的压迫下，也正在缓慢地后撤。第46装甲军的这两部分部队之间没有直接的陆路联系，而该军的最左翼（即第1步兵师的防区）与北面的第24装甲军之间被捅开了约40公里宽的缺口，德军第3装甲军负责堵住这个缺口，但该军及其右邻的第1步兵师无力阻挡苏军第38集团军的西进攻势。德军北翼的第24装甲军和第59军都在进行分阶段撤退。到3月23日，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已被完全包围在以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为中心的大口袋中。

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坦因设法说服希特勒后，命令胡贝率部向西突围，目标是抵达150英里外的捷尔诺波尔西南地带，与负责接应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所部会合。为避免突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混乱，胡贝对所部施以严格的控制和协调，他将部队建制打散后组成了两个军群——北面的是由第24装甲军和第59军组成的“切瓦勒里（Kurt von der Chevallerie）军群”，南面的则是由第3和第46装甲军组成的“布赖特（Hermann Breith）军群”，托尔斯多夫所在的第1步兵师属于“布赖特军群”（该军群还辖有第17装甲师、党卫军“帝国”师、第82、第168、第254、第371步兵师及第101轻步兵师）。⁽¹⁶⁾虽然南北两个军群的装甲部队可以带头突围并取得快速推进，但胡贝担心步兵单位在困难的地形和天气条件下会被远远甩在后面，从而对指挥体系的统一性造成致命伤害，因此他决定两个军群的突围前锋由得到坦克支援的步兵和工兵组成，后卫部队主要由步兵师组成，但也配属一些机动能力强的作战部队。在“布赖特军群”方向，第17装甲师和第371步兵师担任突围先头，第1步兵师、第101轻步兵师及党卫军“帝国”师一部则是后卫。⁽¹⁷⁾

被后人称为“胡贝口袋”的德军包围圈从3月27日夜开始向西运动。两个军群的突围先头在几天里进展顺利，到3月30日时都在兹布鲁奇河建立了多个桥头堡，而担任后卫的第1步兵师等也陆续撤退到乌施察（Ushitsa）河西岸，31日时所有后卫部队都进入了沿着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一线划定的阶段性防线。不过，胡贝十分忧虑所部获得的空中补给不敷所需，另外，侦察表明苏军第1坦克集团军已有一些部队正越过德涅斯特河向北调动，试图阻挡德军继续向西突围。他认为装甲部队有能力立即突出包围圈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所部会合，但落在后面的步兵至少还需6天才能抵达塞列特河。为加快突围速度，胡贝决定在必要时将把步兵单位拆分成每组约100人左右的战斗群，要求他们沿着宽大的正面从苏军阻截防线的缝隙中冲出去。⁽¹⁸⁾托尔斯多夫率领的第22燧发枪兵团是第1步兵师的后卫，在阻击苏军第40集团军所部的作战中，他的头部不幸被弹片划伤，但他不肯提前撤离，坚决要求与部下们一起西撤。

4月2日，“切瓦勒里军群”的先头第7装甲师、“布赖特军群”的前锋第17装甲师都抵达了塞列特河，并建立起几座桥头堡，前一军群的后卫部队当日抵达了兹布鲁奇河西岸，但“布赖特军群”的后卫——第1步兵师和第101轻步兵师——因受困于破烂的道路和交通堵塞，以及苏军的穷追不舍，直到4月4日才出现在兹布鲁奇河西岸。4月6日，“切瓦勒里军群”的一个装甲师与党卫军第10装甲师在斯特雷帕（Strypa）河畔的布查奇（Buchach）会师，标志着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联系已初步得到恢复。此后几日里，胡贝命令装甲部队暂停西撤，在塞列特河西岸建立阻击防线，以掩护两个军群的后卫步兵师撤过塞列特河。9日，第1装甲集团军所部全部撤过了斯特雷帕河，随着形势的趋稳，三日后胡贝解散了南北两个军群，各部恢复原有的建制，第1步兵师相应地被划归第24装甲军指挥（该军还辖有第16和第19装甲师、第18炮兵师及第254步兵师）。⁽¹⁹⁾第24装甲军此时的任务是在斯特雷帕河西岸为集团军准备一条主防线，这条防线将从斯特雷帕河与德涅斯特河的交汇处向北一直延伸到布查奇。直到此刻，托尔斯多夫才正式交卸了第22燧发枪兵团的指挥权，随后被送往卢布林的陆军医院疗伤。住院期间，他被晋升为中校，上级考虑到他在东线多次负伤（早已是“金质伤员证章”得主），出于保护他的目的，等他痊愈后将之改派到法国梅斯的一所候补军官学校担任战术教官。不过，要塞的氛围和学校的工作性质令托尔斯多夫很不满意，据说，他在新单位仅待了三天就坚决要求返回东线。托尔斯多夫的愿望很快得到了满足，他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1067掷弹兵团团长。这个掷弹兵团由4个步兵营组成，装甲车和机动车辆的数量极少，基本没有重武器。⁽²⁰⁾据说，第1067掷弹兵团是纳粹政府为准备执行“瓦尔基里”（Walküre）计划（当第三帝国本土和占领区发生内乱时的一项安全应急计划）而组建的部队之一，其兵员多数都未完成训练，团部和各营连既缺少合格的军官，又缺乏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官。⁽²¹⁾

不过，就是这样一支半生不熟、装备很差的部队，也被作为“重要”增援在1944年6月末被派给东线的第3装甲集团军，负责支援危急中的立陶宛维尔纽斯守军。自6月22日发起代号“巴格拉季昂”的夏季攻势以来，200个师的苏军以疾风骤雨般的强大攻势，将中央集团军群自北向南的防线戳得千疮百孔，相继攻克了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等重要枢纽，在一系列大小包围圈中围歼了数量庞大的德军。7月3日，苏军一举攻克明斯克，次日，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Ivan Chernyakhovsky）奉命沿着莫洛杰奇诺—巴拉诺维奇（Molodechno-Baranovichi）一线发动新攻势，负责在7月12日前夺取立陶宛的维尔纽斯（Vilnius）和利达（Lida），然后再推进至涅曼河西岸建立桥头堡。苏军大本营将第33集团军的7个步兵师支援给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他则把夺取维尔纽斯的重任交给了实力强劲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

维尔纽斯位于立陶宛东部，既是该国首都，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更是屏障东普鲁士的重要堡垒。如果维尔纽斯失守，北方集团军群的右翼将完全暴露，北方和中央两大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也将被切断。希特勒对维尔纽斯及其周边的安危高度关注，他命令把维尔纽斯变成一座必须严防死守的“要塞”。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元帅出于对前线实际状况的考虑，打算利用这一带的一战时期的老堑壕构筑新防线，充分利用密布的森林、湖泊和河流延迟阻击对手，为重组溃败中的部队争取时间——由突围的第9集团军残部和一些增援组成的第2集团军当时正在紧张地重组，只有拖住对手，第2集团军才有可能投入战场。⁽²²⁾7月初，曾任罗马城防司令的空军少将施塔赫尔（Reiner Stahel）乘坐侦察机飞抵维尔纽斯，奉命接管这里的城防。维尔纽斯守军的番号五花八门，但多是残兵或战斗力不强的单位，包括第14和第299步兵师、第221和第391安全警备师的残部，第170步兵师、第765山地旅和第671山地旅各一部，第712掷弹兵团和第9警察团各一部，以及几个工兵营等。⁽²³⁾施塔赫尔的手下约有12000至15000人，但只有8个营具有战斗力，另外他还拥有一些坦克、大炮和高射炮。尽管维尔纽斯城周边和城内均筑有相当坚固的防御工事，但施塔赫尔未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工事和有利的地形。

摄于1944年初夏，第1067掷弹兵团团长托尔斯多夫正与下属交谈。

摄于1944年初夏，担任第1067掷弹兵团团长的托尔斯多夫中校。

摄于1944年初夏，橡叶骑士勋章得主、第1067掷弹兵团团长托尔斯多夫。

摄于1944年夏的维尔纽斯附近，在泥泞和烂路上挣扎的德军III号突击炮。

摄于1944年夏的维尔纽斯战役期间，堪称德军防线中坚的MG-42机枪，这款机枪的杀伤力虽然惊人，但也需要大量的维护和保养。

摄于1941年6月末、7月初的一幅照片，图中前面4人中右起第2人为瓦尔登费尔斯，他在1944年7月中旬率第6装甲师成功救出维尔纽斯的部分守军。左一是时任第6装甲师第11装甲团团长科尔上校（Richard Koll，后任第1装甲师中将师长），左二是时任第6装甲师师长兰德格拉夫中将（Franz Landgraf），右一则是时任第6装甲师第6摩步旅旅长的劳斯上校（先后担任过第47装甲军军长及第4、第1和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图中的瓦尔登费尔斯时任第6摩步旅第4摩步团中校团长。

摄于1944年夏的维尔纽斯战役期间，红军战士在维尔纽斯城头插上了红旗，不过此时守军已成功突围，托尔斯多夫也因此战中的战功获得双剑骑士勋章。

摄于1944年8月初，托尔斯多夫从希特勒手中接过第80枚双剑骑士勋章的场景。

摄于1944年秋，双剑骑士勋章得主托尔斯多夫上校。

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莱因哈特将军在7月初命令托尔斯多夫率其第1067掷弹兵团增援维尔纽斯，后者率部在白俄罗斯的格罗德诺（Grodno）登上了火车，朝着东北方的维尔纽斯进发，但是，掷弹兵团在距维尔纽斯西南40余公里处的鲁迪什凯斯（Rudiskes）被迫弃车，也暂停了继续前进，因为苏军已切断了此处通向维尔纽斯的铁路。托尔斯多夫安顿好部队后，带着少量随从乘车继续逼近维尔纽斯，设法与城防指挥官施塔赫尔见了一面，商谈了两部如何配合作战等事宜。7月7日上午，苏军第3近卫机械化军的第8近卫机械化旅与第5集团军的先头步兵师携手夺取了维利亚（Viliia）河西岸的德军阵地，下午时又攻克了维尔纽斯城北的第一道防线。同时，第3近卫坦克军的第35近卫坦克旅在维尔纽斯西南与德军发生激战。苏军第72步兵军在7日晚抵达维尔纽斯东北，第29坦克军和第11近卫集团军所部则在维尔纽斯外围与德军的援兵展开了捉对厮杀。德军第5和第7装甲师、第170和第35步兵师及第707安全警备师等，在100余辆坦克和自行火炮支援下，曾向苏军第11近卫集团军发起过数次反扑，但都被无情地击退，而苏军第11近卫集团军在激战的同时还能向前推进近50公里，新败的德军各部似乎无心恋战，更无力阻止对手迅速完成对维尔纽斯的合围。到7月9日，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所部已在维尔纽斯西南的柳德维纳沃（Liudvinavo）附近构筑起沿河防御阵地，从而断绝了托尔斯多夫率部进入维尔纽斯城的可能。⁽²⁴⁾莱因哈特随即命令托尔斯多夫切断通往考纳斯的铁路和公路，并指示他借助湖区的有利地形建立一条面朝东方的防线。苏军在合围维尔纽斯的同时，德军也在试图进一步增援守军，不过，由于苏军对维尔纽斯机场进行了轰炸（炸毁了机场并击落14架德军战机），从德国本土派来的第16伞兵团仅有团部和2个连着陆成功，其余部队无法按时抵达。第16伞兵团余部在7月10日抵达托尔斯多夫的防区，同时奉命加入第1067掷弹兵团作战序列的还有一个重炮营。按照第6装甲师师长瓦尔登费尔斯（Rudolf von Waldenfels）将军战后的回忆，在维尔纽斯被围死之前，原在城郊的第24伞降工兵营突围成功后也进入了托尔斯多夫的防区。这些部队奉命组成了所谓的“托尔斯多夫战斗群”，由托尔斯多夫统一指挥。

维尔纽斯城防指挥官施塔赫尔获悉火车站和机场均已丢失时，他觉得大势已去，于是致电莱茵哈特和莫德尔请求批准突围。莫德尔虽表示同意，但把最后的决定上交给最高统帅部。希特勒毫不意外地严词拒绝，甚至直接下令给距维尔纽斯最近的托尔斯多夫，命令他率部发起进攻。7月10日，托尔斯多夫按时发起了反攻，除短暂地逼退过苏军外，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成功。相反，苏军第3近卫机械化军、第72和第65步兵军、第3近卫坦克军从北面、东北、西南和南面继续紧逼维尔纽斯，其他部队也开始朝城内和托尔斯多夫驻守的西面发起猛攻。在维尔纽斯的陷落指日可待的同时，“托尔斯多夫战斗群”在7月10日晚些时候被向西迂回的苏军所包围。托尔斯多夫率部进行过多次反击，虽无法打开包围圈，但苏军也暂时无力围歼这支德军。托尔斯多夫此时与维尔纽斯的施塔赫尔还有着电话联系，与莱因哈特第3装甲集团军总部的无线电联系也一直畅通。

7月11日，苏军对维尔纽斯西边的托尔斯多夫所部进行了大规模轰炸，维尔纽斯城内则开始了激烈的巷战，苏军第65步兵军在坦克支援下正步步进逼市区。施塔赫尔支持不住，不断地要求莱因哈特火速增援，但后者明确表示自己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救援力量，还声称即便是希特勒亲自下令，他也不会再做尝试——莱因哈特对希特勒一再拒绝批准突围的作法深感不满，他认为自己之前的命令和判断与战场态势高度吻合，但大本营就是执拗地不许突围。既无援军，又不能突围，施塔赫尔只有拼死抵抗，同时寄望奇迹发生了。不过，为减轻维尔纽斯守军的压力，莫德尔从维尔纽斯以北的战场挤出了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命令该部在坦克和自行火炮支援下（据说有150辆之多），朝梅沙格拉（Meishagola）和伊夫（Eve）等维尔纽斯的接近地发起猛攻，意在打开苏军营造的维尔纽斯包围圈。梅沙格拉地区的激战进行了整整两天，苏军被迫将第5集团军主力调往该地区应对威胁，第3近卫机械化军也随第5集团军一起开往梅沙格拉阻挡对手的反扑。另外，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所部稍后被调离维尔纽斯，准备从西南方向包抄梅沙格拉地区的德军。⁽²⁵⁾莫德尔的这一调动收到了效果，尽管梅沙格拉方向的反击最终未能获得成功，但无疑减轻了维尔纽斯城的压力，为守军随后的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托尔斯多夫在维尔纽斯以西不断地坚持反击，不知疲倦地指挥所部一次次冲击苏军的防线。在莱因哈特和莫德尔的请求和坚持下，希特勒终于在7月11日夜允许维尔纽斯守军突围。施塔赫尔打算在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突围，届时，第3装甲集团军将拿出最后的家底进行接应。12日当天，第6装甲师师长瓦尔登费尔斯中将奉命率领本部的一半兵力开往考纳斯，准备朝维尔纽斯方向进军，以接应守军和托尔斯多夫战斗群的突围。除了本部的第114装甲掷弹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反坦克炮营和一个工兵营外，瓦尔登费尔斯还得到了“大德意志”装甲团豹式坦克营的支援，另外，莱因哈特还把第221安全警备师、第16和第5警察团及部分伞兵配属给他。瓦尔登费尔斯把救援部队分成“突击”和“打援”两个战斗群，前者由他本人带队，包含“大德意志”装甲团的豹式坦克营、第114装甲掷弹兵团的装甲运兵车营、师属反坦克营和工兵营大部，先期目标是抵达托尔斯多夫所在的位置后，合兵一处继续朝维尔纽斯发起强攻。“打援”战斗群则由第11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指挥，将跟在“突击”战斗群和运输车队（由80辆装载食品衣物等的卡车组成）身后，负责保护考纳斯与维尔纽斯之间的铁路和公路的安全，并在回程时保护运输车队。

瓦尔登费尔斯与托尔斯多夫分头进行准备的同时，维尔纽斯城内的巷战已进入白热化状态。苏军在空军的强力支援下于13日晨占领了维尔纽斯市中心，并将试图突围的守军分割成两个较大的群体。第一个群体借助城西的一座监狱负隅顽抗，另一个群体则在天文台附近拼死挣扎。得知援军已经上路的消息后，施塔赫尔指挥着士气有所提升的部队，开始一次次地试图撕开西边的苏军防线。与此同时，托尔斯多夫战斗群仍在不懈地向东反复冲击，试图与突出来的守军建立联系。除与苏军作战之外，托尔斯多夫还得分出部分兵力，清剿在维尔纽斯西面不断骚扰的“波兰救国军”所部。⁽²⁶⁾

瓦尔登费尔斯带领的“突击”战斗群在7月15日清晨6时准时出发（据说莱因哈特本人曾亲自随着“突击”战斗群行动），一路狂奔50余公里后，利用苏军第72步兵军与第65步兵军防线之间的空隙，杀进并夺取了伊夫，随后突入维尔纽斯正西面的雷康第（Rykonty，距维尔纽斯西郊仅8英里）地区。苏军第29坦克军立即赶来阻击，但被杀红眼的德军迅速击溃，德军“打援”战斗群也向对手进行了猛烈的炮击。上午11时，瓦尔登费尔斯的先头部队在突破了苏军三层防线后，终于与托尔斯多夫建立了联系。托尔斯多夫本人当时正在沃利（Voly）高地与对手厮杀，竭力接应正朝该方向突围的维尔纽斯守军。施塔赫尔带领部分守军经过激战，终于突出了城西的苏军防线，于17日上午与托尔斯多夫的接应部队合兵一处。这些德军试图渡过维利亚河，但由于只有一条渡船，苏军也在河岸不远处追杀和炮击，许多士兵情急之下跃入水中泅渡，这个过程中先后有不少人溺毙或被炸死。托尔斯多夫率部阻击追兵，同时严令确保伤病员优先登船，由此拯救了许多病患的性命。瓦尔登费尔斯率部赶到后，命令工兵营立即架设浮桥，第6装甲师的战斗群也与托尔斯多夫所部共同承担起阻击对手的责任。17日下午1时，瓦尔登费尔斯带来的运输车队开始把伤病员朝考纳斯转运，到入夜时分，所有突围成功的德军都已过河，为收容掉队者，托尔斯多夫还派出小分队到维利亚河南岸纵深活动。当日子夜，托尔斯多夫所部搭乘第6装甲师“突击”战斗群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开始朝考纳斯撤退，他本人是最后一批渡河回撤的人。

维尔纽斯守军中约有3000人逃生成功，另有约12000人丧生或被俘。⁽²⁷⁾虽然维尔纽斯守军多半被歼，最后仅有不足30％的人逃离绝境，但在东线战场一片糜烂的情况下，成功推迟苏军夺取维尔纽斯的时间、守军不致全军覆灭，还是被德军最高统帅部视为一场胜利（至少是精神上的）。国防军7月15日的战况公报曾有这样的记载：“……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勇敢的守军们，在指挥官施塔赫尔的率领下，经过5天的顽强抵抗后按照命令冲出了优势苏军的包围圈。他们成功突破到维尔纽斯以西，与负责接应的托尔斯多夫中校的部队建立了联系。这些作战部队的职责感和坚韧性值得最高程度的认可……”

维尔纽斯之战是托尔斯多夫军旅生涯的巅峰之战，他所表现出的勇敢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执行命令时的坚决态度以及组织攻防的能力都受到上级的好评。7月18日，最高统帅部宣布授予施塔赫尔第79枚双剑骑士勋章（同时撮升为中将），托尔斯多夫则成为第80位双剑骑士，同时被晋升为上校。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二战的后半程，德军在颁授双剑和钻石骑士勋章等高规格勋章时，越来越倾向于褒奖那些服从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固守阵地或城池的指挥官，如果坚守之后余还能奉命成功突围，获得高级战功勋章的机率就会大增——吉勒以科韦利防御战和成功突围而获得第12枚钻石骑士勋章，胡贝以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突围战成为第13名钻石骑士，拉姆克更因法国布雷斯特要塞的浴血保卫战，而在1944年9月的一天之内连获双剑和钻石骑士勋章等。托尔斯多夫也因维尔纽斯一战成名，被纳粹宣传机器称作“维尔纽斯雄狮”。

顺便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资料声称，最后突破苏军防线、打通维尔纽斯守军逃生走廊的除第6装甲师外，还有施特拉赫维茨亲自率领的“大德意志”装甲团。⁽²⁸⁾“大德意志”装甲团的豹式装甲营确有参战，但战场上不可能出现施特拉赫维茨的身影。这位传奇人物在1943年11月即因健康原因（实际上是与师长不合及伤势复发等）辞去了装甲团团长之职。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后，施特拉赫维茨曾奉命来到西线，接替受伤的拜尔莱因出任装甲教导师师长。他在西线一直呆到7月底，之后才应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舍尔纳上将的要求返回东线北方战场，因而施特拉赫维茨不可能参加维尔纽斯的救援战。在1944年8月中下旬的德军“双头”作战中，施特拉赫维茨倒是率领装甲战斗群出现在拉脱维亚，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里加湾岸边的重镇图库姆斯，为初步打通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的陆路联系立下了头功。第1步兵师原本奉命准备参加“双头”作战，但由于其他方向出现了危机，该师作为“仍有较强战斗力的步兵师”被改派至他处救援。不过，这一切与托尔斯多夫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在8月初奉命来到狼穴大本营领受双剑骑士勋章，希特勒在授勋仪式上首先感谢了他在维尔纽斯之战中的贡献，嘉勉几句后命令他离职参加师级指挥官的“速成”训练，要求他准备承担更大的职责。⁽²⁹⁾

阿登战役及最后的抵抗

托尔斯多夫在1944年9月完成了师级指挥官培训，之后奉命前往东普鲁士的托恩（Thorn），负责完成第340国民掷弹兵师的最后组建工作。所谓的国民掷弹兵师是一种新型陆军师，德国推出这种建制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提振国民和部队的士气，另一方面也有继承普鲁士-德国陆军的“掷弹兵”传统的考虑。二战进行到1944年下半年时，德国在人力资源方面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为更好地利用有限的兵源和装备，国民掷弹兵师炮火轰炸和空袭结束后，美军第19军的三个师——第2装甲师、第29和第30步兵师开始向具利克和鲁尔盆地推进。北面的美军第2装甲师沿着通向林尼希（Linnich，位于具利克西北约8英里）的道路推进，中路的第29步兵师在正面朝具利克城逼近，南面的第30步兵师则以夺取维尔瑟伦（Würselen，位于具利克西南15英里）、尔后继续朝鲁尔盆地推进为目标。美军第30步兵师经过4天的苦战夺取了维尔瑟伦，但北面的第2装甲师遭到德军的有力反击，预备队第9装甲师在第506重装甲营的虎王坦克支援下，曾一度阻止了美军的继续推进。中路的美军第29步兵师在具利克西面重创了德军第246国民掷弹兵师，对具利克城构成了直接威胁。到11月22日，前述三个美军师都已做好了突向鲁尔河（Roer）河西岸的准备，有鉴于此，西线德军总司令部指示第81军投入托尔斯多夫的第340国民掷弹兵师，负责接管第246国民掷弹兵师遗留的防线。11月23日，美军第29步兵师的第175步兵团乘着夜色进入了具利克西南的布尔海姆（Bourheim）村，但在子夜时分，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向美军进行了15分钟的炮击，之后托尔斯多夫发起了反击，虽然未能将美军逐出村庄，但阻止了对手在这个方向的继续推进。此后两日里，双方主要进行了相互炮击，据德军第81军军部估计，美军平均每天发射27500发炮弹，而第81军则还以13410发炮弹。⁽³⁰⁾11月25日，托尔斯多夫所部在布尔海姆北面不远的科斯拉尔（Koslar）村，与美军第29步兵师第115和第116步兵团发生了又一场激战。第340国民掷弹兵师一部与美军进行了刺刀肉搏战，最后被赶出科斯拉尔村，但在26日清晨，托尔斯多夫又一次奉命发起了反击。第81军军长克希林（Friedrich Köchling）命令托尔斯多夫举全师之力夺回布尔海姆和科斯拉尔——这两个村庄及具利克南面的基希贝格（Kirchberg）村构成了具利克城前的最后一道防御屏障。为帮助托尔斯多夫，克希林特意支援给他来自第3装甲掷弹兵师、第341突击炮旅和第301重装甲营的14个炮兵营和28辆坦克与突击炮。得到强援的托尔斯多夫信心倍增，以其惯常的勇猛率部展开反扑，由于成功压制了美军的炮火，第340国民掷弹兵师的两个团26日上午分头杀入了前述村庄。10点30分左右，随着天气的逐渐放晴，足以左右战场态势的美军战斗——轰炸机编队出现在上空，没过多久便遏制了托尔斯多夫的继续推进。不过，美军第116步兵团的两个连被托尔斯多夫包围在科斯拉尔，直到次日才被美军派出的援兵解围。几乎与此同时，美军第115步兵团朝具利克城南的基希贝格村发动了突袭（未进行炮火准备），27日下午时占据了该村，从而把基希贝格—布尔海姆—科斯拉尔这三个村庄连成了一条完整的防线。托尔斯多夫这时已奉命撤至鲁尔河东岸，仅在西岸留有两个小型桥头堡。美军第2装甲师、第29和第30步兵师到11月28日时都已进抵鲁尔河西岸，但托尔斯多夫留下的两个小型桥头堡直到12月9日才被美军最终铲除。

摄于1944年秋，双剑骑士勋章得主托尔斯多夫上校。

摄于1944年秋，德军步兵正朝许特根森林腹地撤退。德军借助这里的复杂环境和天气，与美军第1集团军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厮杀。

摄于1944年10月中旬，德军第506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停在通向亚琛和盖伦基兴（Geilenkirchen）的路口。虽然莫德尔试图以这些威力巨大的重武器阻止美军包围亚琛的双钳合拢，但还是在10月末丢失了亚琛。

12月初时，托尔斯多夫师隶属于灿根（Gustaf-Adolf von Zangen）将军的第15集团军，与第9装甲师、第15装甲掷弹兵师和第246国民掷弹兵师一起被部署在集团军的右翼，负责看护鲁尔河地区。在德军即将发起的阿登反击战中，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担负主攻，突破美军防线后将在列日渡过马斯河，尔后再向安特卫普方向推进；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在第6装甲集团军的南面作战，除保护后者的侧翼外，也担负着突破马斯河后朝安特卫普进军的重任；再往南的第7集团军负责保护前述两个集团军的侧翼。除了这些部队以外，灿根的第15集团军也将参战——当南面的装甲矛头逼近马斯河时，第15集团军将以第9装甲师、第15装甲掷弹兵师和托尔斯多夫的第340国民掷弹兵师为主，在第6装甲集团军的北面发动进攻，以保护迪特里希的侧翼和后方。此外，希特勒还构想在时机成熟时投入荷兰方向的H集团军群，这支德军将从芬洛（Venlo）朝安特卫普进攻，以配合第6和第5装甲集团军的攻势。不过，希特勒的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宏大构想”在阿登反击战发起后没多久便无情地落空了，筹划的侧翼辅攻也从来没有机会实施。

摄于1944年秋，亚琛附近的德军步兵。图中的一名士兵肩扛的是俗称“铁拳”的反坦克火箭筒，这种武器比美军的同类武器杀伤力更大，有些美军部队在缴获这些武器后，也用它们来对付德军的坦克和突击炮。

据信摄于1944年10月亚琛城破前夕，德国平民沿着已成废墟的街道逃难。

摄于1944年10月末，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托尔斯多夫上校在具利克城外的具利克—亚琛公路旁，站在一座民宅的房顶观察美军的动向。

阿登反击战在12月16日正式发起，担任主攻的第6装甲集团军受制于地形、道路堵塞和对手的顽强抵抗等诸多困难，其进展远远落后于预期。南面的第5装甲集团军的攻势相对更加成功，在艾菲尔附近迫使约8000名美军缴械投降后，该集团军一部在18日逼近了交通枢纽巴斯托涅，但另一部攻打重镇圣维特（St. Vith）的作战颇不顺利。德军统帅莫德尔和伦德施泰特对于进展落后于预期，尤其是第6装甲集团军方向的迟缓颇为忧虑，18日夜即向最高统帅部表达了悲观看法（私下里他们都认为阿登反击战已经失败）。希特勒虽然对前景仍然表示乐观，但还是下令取消了第15集团军右翼兵团原定的进攻计划，包括托尔斯多夫师在内的3个师奉命做好准备支援南面的战事。

美军第101空降师赶在德军前面抵达巴斯托涅城，随即展开了顽强的抵抗，曼陀菲尔所部未能一举攻克该城，但以重兵包围了这座城池。伦德施泰特要求曼陀菲尔尽快攻克巴斯托涅，同时又不能减缓装甲矛头扑向马斯河的势头。12月25日晨，比托尔斯多夫师先行开到战场的第15装甲掷弹兵师奉命进攻巴斯托涅，该师以极大的伤亡曾推进至距离第101空降师的前沿指挥部仅1公里处，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巴顿麾下的第4装甲师次日却在巴斯托涅城南突破了德军防线，建立了一条通向第101空降师的狭窄通道。27日，巴顿手下各师继续攻击围困巴斯托涅的德军，冲垮了第5伞兵师和第26国民掷弹兵师的防线。伦德施泰特命令将托尔斯多夫师、第89步兵师、第9和第167国民掷弹兵师等部调往巴斯托涅附近，在第7集团军指挥下负责切断美军第4装甲师打开的走廊。1944年的最后几天里，德军在巴斯托涅附近集中了重兵，党卫军第1“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和第167国民掷弹兵师在12月30日夜从巴斯托涅东面朝西发动了进攻，但到31日中午时只取得了微不足道的进展。伦德施泰特认定投入的力量不够强大，于是命令加快调动托尔斯多夫师、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及第12“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决心向巴斯托涅城发起最后的一击。莫德尔认为，之前的巴斯托涅攻势基本都是从东、西两面进行的，而美军已朝这些方向增援了大批部队（包括第35、第87和第90步兵师等），另外这些地带的有限的道路也容不下更多的德军，因而建议从巴斯托涅的西北、北面和东北发动新攻势，他认为这几个方向的美军防御能力可能稍弱，地形也更适合展开党卫军装甲部队的坦克与装甲车。伦德施泰特和希特勒对此都没有异议。1945年1月2日，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长普里斯接过了巴斯托涅周边的指挥权，计划以第26国民掷弹兵师沿乌法力兹（Houffalize）至巴斯托涅的公路西侧向南进攻，托尔斯托夫的第340国民掷弹兵师沿布尔西（Bourcy）—巴斯托涅铁路的两侧朝西南进攻，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则从米尚（Michamps）附近展开攻势，另外，党卫军“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到位后，将从巴斯托涅西北的隆尚（Longchamps）和莫纳维尔（Monaville）地域朝东南进攻。⁽³¹⁾普里斯要求把进攻发起日推迟到4日，因为“希特勒青年团”师在1月2日夜才陆续抵达（炮兵团要更晚才能到），托尔斯托夫师的若干部队也无法在3日晨全部就位。莫德尔同意普里斯的部署，但坚持要求3日发起进攻。攻势发起前，“希特勒青年团”师仅有26辆坦克和突击炮能够参战，其掷弹兵营平均每营仅120人左右，“霍亨施陶芬”师也只能凑出30辆坦克和突击炮，6个装甲掷弹兵营平均每营约160人。⁽³²⁾只有托尔斯多夫师因为基本上一直作为预备队被调来调去，兵员和装备的损失并不大。

1月3日上午，托尔斯多夫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师预备发起进攻，第506重装甲营的一些虎王坦克也奉命赶来助阵。托尔斯多夫把第694和695掷弹兵团集结在布瓦雅克（Bois Jacques）森林的北面，不想，在他完成集结前，美军第101空降师第501伞降步兵团的2营和3营突然从森林杀出，朝东北方向进攻的过程中楔入了托尔斯多夫的集结地。托尔斯多夫立即派第340工兵营驱逐美军，德军负责提供炮火支援的一个所谓“国民炮兵军”，也朝着森林东北角发射了大量炮弹，迫使美军撤回出发地。下午1时，托尔斯多夫率部先行进攻，“希特勒青年团”师由于其第26装甲掷弹兵团2营迟到，直到2点才开始进攻。托尔斯多夫所部与“希特勒青年团”师成功突破了美军第6装甲师的防线，占领了米尚和布尔西这两个村庄。美军立即还以颜色，组织重炮猛轰前述村庄。虽然德军斗志高昂，也采取了不惜代价的野蛮进攻方式，但在对手强大的炮火轰击下也只好暂停攻势。德军对美军第101空降师和第6装甲师的战斗力很为赞赏，曾称他们“表现得坚韧不拔，是非常优秀的部队”。巴顿曾在日记中黯然承认“……德军肯定比我们更冷、更饿、更虚弱，但他们的仗打得依然很出色，”不过，成功挡住“希特勒青年团”师的第101空降师的士兵则显得更有豪气，一位参战士兵曾这样写道：“……德国佬用炮火和机枪把我们钉死在林间掩体里的同时，他们也就失去了赢得这场战斗的机会。如果双方换位，是我们把他们钉死在掩体里的话，那么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杀入森林，彻底终结他们。”⁽³³⁾

1月3日夜，托尔斯多夫所部与党卫军第26装甲掷弹兵团配合作战，朝着巴斯托涅东北不远处的富瓦—马热雷（Foy-Mageret）铁路推进。4日子夜刚过，托尔斯多夫在党卫军的右侧展开攻势，经过10小时的艰难行进和作战，托尔斯多夫率部在上午11时左右抵近铁路，他的另一个营则承担了守卫一座重要的铁路桥的任务。不过，在托尔斯多夫左翼的“希特勒青年团”师所部进展甚微，除不停地遭到炮击和反坦克炮的袭击外，还被美军的战斗—轰炸机机群炸得动弹不得，部队的损失极为惨重，据说有一个营惨到只剩一名军士和二十多名士兵。虽然前线部队的战斗力正在急剧下降，但从莫德尔、曼陀菲尔到普里斯的一干高级将领还想再做一次尝试，5日，托尔斯多夫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师的第26装甲掷弹兵团奉命沿布尔西至巴斯托涅的铁路两侧继续朝西南进攻，后者的第25装甲掷弹兵团与装甲团则奉命从阿泽特（Azette）森林与马热雷北面的森林之间实现突破，以推进至巴斯托涅东北郊的比佐里（Bizory）为目标。托尔斯多夫手下的侦察兵在5日晨发现美军放弃了前夜的防线，还在阵地上遗弃了一些武器装备，于是他命令部队朝富瓦至火车站之间的道路推进。但是，就在托尔斯多夫接近当日的目标时，所部遭到美军周边支撑点的顽强阻击，他只得命令各部就地转入防御。⁽³⁴⁾“希特勒青年团”师拿出最后的力量和勇气，将美军第6装甲师所部逐出了马热雷和沃丁（Wardin）。据称这是美军第6装甲师自诺曼底登陆以来第一次未能守住阵地，也是该师参战以来单日伤亡最高的一天。但是，与托尔斯多夫所部的际遇相似，一旦党卫军的坦克和掷弹兵离开村子继续推进，他们便会遭到美军重炮劈头盖脸的狂轰，惨重的损失使一向玩命的“希特勒青年团”师也失去了进攻能力和继续下去的意愿。

就在巴斯托涅周边的德军倍感疲惫、无力继续进攻的同时，北面的美军第1集团军正向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南面的巴顿第3集团军虽然总体上处于守势，但仍在从巴斯托涅努力地向北和向东进攻，试图与第1集团军在乌法力兹会合后拦腰切断德军的阿登突出部。为帮助第6装甲集团军渡过险关，莫德尔在1月5日下令撤出党卫军“霍亨施陶芬”装甲师，所遗防线由第26国民掷弹兵师接管，“希特勒青年团”师也在当夜奉命将防线移交给托尔斯多夫师，之后转为党卫军第1装甲军的预备队。1月6日，托尔斯多夫接过了“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各处防线，并从7日起在巴斯托涅东北方向进行了一系列颇富技巧的延迟阻击战。1月8日，托尔斯多夫所部在数辆虎王坦克的支援下，向美军发起了规模有限的反击，挫败对手的势头之后，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奉命撤至富瓦至马热雷的铁路线进行死守。第101空降师的第501和第502伞降步兵团在9日试图以钳形攻势夺取富瓦，但在托尔斯多夫的顽强抵抗下，直到13日方才如愿，但托尔斯多夫随即发起的反击又将第101空降师赶出了富瓦！在马热雷方向，美军第6装甲师所部也与托尔斯多夫的一个掷弹兵团展开了搏杀，兵力和装备远逊对手的这个掷弹兵团以令人叹服的表现迟滞着美军，成功地掩护其他部队陆续撤离巴斯托涅周边的战场。美军第90和第26步兵师等在其他方向也与对手陷入了胶着的阵地战，难怪巴顿此时还曾感慨地说“1945年1月时我们仍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

1月16日，南下的美军第84步兵师和北上的第11装甲师在乌法力兹建立了联系，标志着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完成了切断德军阿登突出部的作战目标。但是，美军的成功几乎称得上是一场“空洞的”胜利，德军的拼死抵抗和恶劣的天气极大迟缓了盟军双钳的合拢，乌法力兹以西的绝大多数德军都已设法脱离了险境。或许是受到包围圈合拢的鼓舞，包括第101空降师在内的美军各部当日继续向德军占据的村庄发起进攻，第35步兵师从德军第9装甲师手中夺走了米尚和隆维利（Longvilly），但第101空降师在布尔西附近再次受挫于托尔斯多夫所部，该师还需数日才能夺取布尔西及其北面的哈迪格尼（Hardigny）。不过，到那时托尔斯多夫所部已成功撤离，第340国民掷弹兵师也在1月22日被划归第7集团军的第58装甲军指挥。⁽³⁵⁾

在阿登反击战这场失败的豪赌中，托尔斯多夫师可能是防御战中表现最出色、最顽强的部队之一。实力并不算强的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在巴斯托涅周边的战场上给美军第101空降师和第6装甲师等精锐部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托尔斯多夫的友军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师更是为之侧目，那些并不受待见的国民掷弹兵们在某些攻防战中甚至比党卫军表现得更突出，这不能不归因于托尔斯多夫领军有方、带兵有道。虽说败军之将不言勇，但托尔斯多夫的表现并未被遗忘——1月30日，年方35岁的托尔斯多夫被晋升为少将，以这样的年纪晋升少将高位，在德国陆军中还是很罕见的。

时间和地点不详，右一为第340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托尔斯多夫，左一为第66军军长卢赫特（Walter Lucht），左二为莫德尔，左三为第67军军长希茨费尔德（Otto Maximilian Hitzfeld）将军。

摄于1944年12月的阿登，装备了StG-44突击步枪的德军步兵在作战中。据说图中的士兵来自于托尔斯多夫的第340国民掷弹兵师。

莫德尔指挥B集团军群撤离阿登地区时，他曾恳求希特勒批准他撤往莱茵河东岸构筑新防线，但元首严令坚守齐格菲防线和不得放弃一寸土地。随着盟军在2月份再次发起大规模攻势，莫德尔清楚地意识到，借助齐格菲防线拒敌于莱茵河以西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到2月底时，B集团军群的整个防线基本坍塌了，第15和第7集团军及第5装甲集团军无力守住通往莱茵河的接近地。3月初，希特勒终于放松了禁令，允许非战斗人员撤至莱茵河对岸，但要求作战部队必须在西岸继续阻击，莱茵河上的任何一座大桥都决不能落入敌手。在西岸后卫部队的掩护下，多数德军陆续撤到莱茵河东岸，托尔斯多夫的第340国民掷弹兵师也在科布伦茨西北的安德纳赫（Andernach）附近渡过了莱茵河。

1945年3月7日，美军第9装甲师第14坦克营营长恩格曼（Leonard E. Engeman）中校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莱茵河畔的雷马根“意外”夺取了完好无损的鲁登道夫大桥，从而在德军完整的莱茵河防线上捅开了一个致命的窟窿。负责科布伦茨至杜塞尔多夫之间的莱茵河防线的，正是托尔斯多夫多年前的老师长科茨弗莱施将军，但由于手下没有成建制的部队，他只得依靠一些工兵、高射炮部队和补充连发起反扑，这些反扑无一例外地均以失败告终，工兵和斯图卡轰炸机部队的几次炸桥尝试也未能获得成功。3月9日，莫德尔命令第53军军长拜尔莱因以第11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残存的装甲部队为主，发起铲除美军东岸桥头堡的反击战。但是，这两个装甲师当时并不在雷马根附近，即便能搞到足够的油料，它们在运动途中也将势必遭到盟军的无情轰炸。不过，莫德尔与新任西线总司令凯塞林还是在积极争取和调遣增援，试图先控制住美军的桥头堡，之后再将其彻底铲除。3月13日至14日，第272和第287国民掷弹兵师赶到雷马根南面的巴特亨宁根（Bad Hönningen）布防，第62国民掷弹兵师和第9装甲师则在雷马根北面的巴特洪内夫（Bad Honnef）布防，托尔斯多夫的第340国民掷弹兵师也出现在巴特洪内夫东面，与第11装甲师、第106装甲旅、装甲教导师等一起形成了包围桥头堡的态势。

在反击作战的方式以及如何分配补充兵员等方面，莫德尔与拜尔莱因产生了较大的分歧。3月10日时，拜尔莱因曾准备以手头仅有的力量即刻发起反击，但莫德尔反对前者选取的进攻地段，结果一来二去造成了耽搁，随着美军桥头堡兵力兵器的与时俱增，德军的这一反击计划无法实施了。13日，在凯塞林的直接干预下，拜尔莱因再次拟定了铲除桥头堡的作战计划，准备用来自荷兰的的第130步兵团及装甲部队的部分坦克发起反攻。但是，莫德尔此时再次介入，他不仅指责拜尔莱因把部队零敲碎打投入战场的方式（拜尔莱因被俘后曾向美军审讯官愤愤地指责莫德尔的头脑根本不清楚），还命令后者把拥有2000人且装备较好的第130步兵团划拨给托尔斯多夫，目的是“帮助第340国民掷弹兵师把战斗力恢复到适当的水平。”⁽³⁶⁾也许是托尔斯多夫在阿登的出色表现给莫德尔留下了至深的好印象，这位元帅对他寄予了厚望，不仅把第130步兵团划拨给他，还把从丹麦开来的第160后备步兵师的3个营也纳入托尔斯多夫师的建制。拜尔莱因对莫德尔赏识的托尔斯多夫很不感冒，战后他曾对美军军官称“（托尔斯多夫）不过是靠着用反坦克火箭筒击毁坦克才赢得的声誉。”拜尔莱因称托尔斯多夫师当时仅剩200人，实际上没有武器，更没有重武器或受过这些方面的适当训练，显示出托尔斯多夫是个“不称职的领导者”。⁽³⁷⁾不过，看法归看法，拜尔莱因还是服从地把第130步兵团交给了托尔斯多夫，并把桥头堡以东通往高速公路的地带划归后者看护。拜尔莱因战后坦承，随着第130步兵团这支有战斗力的部队转入防御，他深信已经没有铲除美军桥头堡的任何可能了。

由于雷马根大桥的意外失守对莱茵河防线造成了致命影响，希特勒不仅解除了伦德施泰特的西线总司令职务，还派出特别军事法庭前来兴师问罪，B集团军群有5名将校因为未能及时炸毁大桥而被逮捕或被处以极刑，就连莫德尔本人也被盘问了一整天。自此，上至将军、下到少尉的所有军官，都把相当多的时间、精力和人力用来炸毁撤退途中的各种大桥，即便这些行动有时候在军事上显得毫无意义，且对最后阶段的作战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胆战心惊的军官们已达成一项“共识”，即便战争已确定无误地输掉了，也务必要确保自己不致因未炸毁某座大桥而被枪毙！托尔斯多夫此后也“识相地顺应潮流”，巴伐利亚兰茨胡特（Landshut）附近的一座大桥便是毁于他手，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一举动倒是成为他在战后被起诉的罪状之一。

3月18日，拜尔莱因的第53军奉命撤出前沿，托尔斯多夫师也随之向北调动，来到科隆和波恩东面布防。当日，莫德尔打电话给托尔斯多夫，祝贺他已成为第25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同时命令他立即飞赴柏林面见希特勒。托尔斯多夫还在同日被晋升为中将，成为普鲁士-德国军事史上最年轻的陆军中将。待托尔斯多夫返回前线之后，却发现形势出现了完全逆转——莫德尔之前曾判断，对手从雷马根桥头堡冲出后将朝北进攻波恩和科隆，但美军却选择了沿高速公路继续向东突破！莫德尔急令第53军南下，要求拜尔莱因在阿尔滕基兴（Altenkirchen）周边布防。这样，托尔斯多夫师又随着第53军在路上折腾了一回，其结果是在任何地带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4月1日，托尔斯多夫被任命为第82军军长（隶属于G集团军群的第7集团军）。该军在3月15日时还辖有第256国民掷弹兵师、第416步兵师、党卫军“北方”山地步兵师及一批配属部队，但一个月后就只剩下第416步兵师和第36国民掷弹兵师。⁽³⁸⁾

摄于1945年2月，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左）与第1伞兵集团军指挥官施勒姆（Alfred Schlemm）将军。施勒姆的集团军在阻击蒙哥马利所部渡越莱茵河的作战中表现非常突出，但雷马根的莱茵河大桥的意外失守，还是令伦德施泰特被解除了职务。

摄于1945年3月的雷马根的鲁登道夫大桥，德军俘虏抬着伤员向战俘营走去，在中间行进的是美军士兵。

摄于1945年3月18日，托尔斯多夫从希特勒手中接过第25枚钻石骑士勋章的场景，中间的是凯特尔元帅。托尔斯多夫同日被晋升为中将，希特勒则在十余天后自杀。

摄于1945年3月末，率先夺取雷马根大桥的美军第9装甲师在突出桥头堡后，攻入科布伦茨北面的本多夫（Bendorf）城时的一幕。

摄于1945年3月27日，美军第9装甲师突出莱茵河桥头堡后，正沿着高速公路朝东面的林堡（Limburg）推进。

摄于1945年4月末，随着美军逼近和杀入阿尔卑斯山区，越来越多的德军开始向美军投降，图中的德军军官正与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的军官交涉，地点约位于巴特赖兴哈尔（Bad Reichenhall）。

如果后人认为德军的抵抗在1945年4月初即告崩溃，那么史实证明这个认识并不准确——欧洲战场上的美军当月共有10677名官兵阵亡（与1944年6月的人数大体相当），而之前的1945年1月至3月加起来也只有不到3000人丧生。⁽³⁹⁾这组数字清楚地表明德军在1945年4月仍在负隅顽抗，真正的崩溃是在4月的最后十天里才出现的。只要还有枪支弹药和油料，德国人就会战斗，就会将西方盟军和苏军一起拉入死亡的深渊；凯塞林这样的指挥官仍在履行着所谓的对国家的责任和对元首的效忠誓言；托尔斯多夫这样的野战军军师长们仍在坚守阵地和岗位；成千上万的普通士兵也仍在进行毫无胜算的血腥挣扎。整个4月间，托尔斯多夫率领的第82军，在凯塞林的指挥下竭力阻挡盟军的推进。美军第7集团军以迅猛的势头完全隔离了德军第1和第7集团军，廓清了朝班贝格（Bamberg）和纽伦堡两翼展开攻势的障碍。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G 集团军群指挥官舒尔茨（Friedrich Schulz）组织一个突击战斗群，由托尔斯多夫率领向北突击，切断正朝符尔兹堡推进的盟军。⁽⁴⁰⁾凯塞林认为这一命令根本不切实际，说服大本营放弃了这一计划。4月15日，托尔斯多夫的第82军无力阻挡美军第7和第3集团军在正面与侧翼发起的双重打击，同时他的第36国民掷弹兵师和第416步兵师被困于班贝格一带。凯塞林命令托尔斯多夫率部向南突围，他还在17日把第82军和党卫军第13军部署在高速公路的南段布防。不过，由于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的一个主力团被调至纽伦堡方向，托尔斯多夫所部与党卫军的防线之间出现了缺口，美军的一个步兵师迅速穿插，迫使托尔斯多夫继续南撤。在距多瑙河北岸不远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托尔斯多夫所部再遭重创，直到附近工兵学校的学员及党卫军第38“尼伯龙根”师（Nibelungen）合力发起反扑，才暂时挡住了美军的迅猛势头。

战争进行到收尾阶段时，西方盟军统帅们最担心的莫过于退往阿尔卑斯山区的德军与从意大利撤至同一地区的德军会合起来，凭借复杂的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在某些“誓死战斗到底”的狂热将领指挥下，进行玉石俱焚式的疯狂抵抗。事实上，在战时的德国和战后的西方一直流传着所谓的“国家堡垒”（National Redoubt）一说，尽管无人确知这个最后的堡垒是否存在以及它到底在哪里，但人们声称纳粹政府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粮食、武器装备和弹药，希特勒准备在此进行最后的“圣战”。“国家堡垒”是否存在以及希特勒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无关紧要，但西方盟军当时对于堡垒存在的可能性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事实上，自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刻起，盟军对对手最后的负隅顽抗之地便给予了高度重视。盟军最高统帅部认为这个堡垒的中枢位于希特勒乡间别墅所在的贝希特斯加登，以这里为核心向外围扩展，大体呈东西走向的蒂罗尔（Tyrol）—巴伐利亚、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脉构成了所谓的“国家堡垒中心”。盟军估计，这个“国家堡垒中心”构筑有许多纵深搭配的防御阵地，当然，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本身就为德军提供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机会。盟军还认为“国家堡垒中心”的外围存在着一条所谓的“最终掩护线”，其范围东起维也纳的南北两侧，北至拜罗伊特（Bayreuth）、纽伦堡和乌尔姆（Ulm），西至瑞士边境，南至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南麓。令盟军统帅们忧虑的是，一旦德国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捷克、奥地利和巴尔干等方向的德军退入“国家堡垒”，至少在名义上会有100个师的对手隐伏于山地丛林和坚固的防御工事间，其中还将包括德军剩下的多数装甲师和党卫军部队。赶在德军前面尽快杀入阿尔卑斯山区，便成为西方盟军在最终胜利前的一大任务。⁽⁴¹⁾

如果说“国家堡垒中心”和“最终掩护线”都确有其事的话，那么盟军在4月中旬事实上已突破了“最终掩护线”——掩护线以里的纽伦堡和雷根斯堡都已落入盟军之手，西面掩护线上的斯图加特也被包围。到4月21日凯塞林命令西线残部撤入阿尔卑斯山区时，美军第6军和法军第2军在瑞士边境附近合围了没剩几个师的德军第24集团军，并决定性地挫败了德军第19集团军的残兵败将，西面的“最终掩护线”被彻底洞穿，从西面直通“国家堡垒中心”的道路已完全敞开。美军第15军和第21军分居左右，自北向南稳健地穿插，到4月26日时已全歼德军第719和第89步兵师，重创了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第198、第79、第2步兵师等，托尔斯多夫手下的第416步兵师也同样遭到沉重的打击。美军的这两个军在5月2日发起了夺取萨尔茨堡和贝希特斯加登的奔袭作战，他们在撤退中的对手后方进行穿插，一天之内就俘虏了约6万名德军！与此同时，从西向东进攻的美军第6军一鼓作气夺取了奥地利的兰德克和因斯布鲁克，5月3日时，该军一部在意大利边境的阿尔卑斯山隘口布伦内罗与北上的美军第88步兵师会师。当时曾参战的美军准将简金斯（Reuben E. Jenkins）战后曾写道：“……随着因斯布鲁克、兰德克和布伦内罗隘口相继被攻克，德国人试图守住‘国家堡垒中心’的一切计划现在都没有实施的可能了。G集团军群指挥官舒尔茨将军受够了这一切，他在5月3日晚些时候致电凯塞林，请示应与哪位美军将领协商投降事宜。”⁽⁴²⁾5月4日和5日，萨尔茨堡和贝希特斯加登被美军第15军所部先后攻克。

5月5日，德军第1集团军指挥官弗奇（Hermann Foerstch）代表舒尔茨出现在美军第6集团军群指挥官德弗斯（Jacob L. Devers）将军的总部，除签署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外，弗奇还请求德弗斯和美军第7集团军指挥官帕奇（Alexander Patch）为阿尔卑斯山区的德军提供食物。弗奇称G集团军群自己还有6天的存粮，但在纳粹政府那些巨大的地下仓库里没有任何存粮。美军将领们闻言颇为吃惊，接着询问弗奇阿尔卑斯山里大约有多少德军。弗奇估计各种各样的残部加起来至少有25万人，但可能会多达35万人（这个数字更接近美军实际俘虏的数字）。当时，这一数字曾令德弗斯和帕奇等人大感震惊——如果这些德军被疯狂的将领们组织起来再度抵抗，那将是一支足令美军付出惨重代价的可怕力量。美军将领们同样觉得难以置信的是，在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国家堡垒”里，短时间里聚集的25万兵力竟然这么快就放下武器投降了。据说，德弗斯将军当时曾正色道：“你们必须明白这是无条件投降！”而弗奇也有些激动地答复说：“……我向你保证，先生。我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抗这一要求。”⁽⁴³⁾

战后岁月

1945年5月6日，美军第101空降师的3名士兵在距贝希特斯加登南面几公里处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消防车，他们开着这辆车穿过了德奥边境的希尔施比奇尔，最后在一座被炸毁的大桥前停了下来。不久，这3人被附近的党卫军士兵抓获，其中的一名伞兵巴恩森（McFarlan Barnson）粗通德语，他一再解释说战争已经结束，但对方死活不肯相信。他们随后被带进山中的一座农舍，在这里见到了第82军军长托尔斯多夫中将。此时，托尔斯多夫的身边聚拢了第36和第256国民掷弹兵师及第416步兵师的残部，还有一些空军和党卫军的散兵，总数大约在1200人左右。⁽⁴⁴⁾据说，巴恩森一整个晚上都在与托尔斯多夫谈论投降的事，军士长波文（William H. Bowen）和伞兵巴克（Harry A. Barker）则连比划带说地与德军士兵们“交换战斗故事”。第二天一早，托尔斯多夫将巴恩森和巴克放了回去，让他们带一名军官来，波文则被扣作人质。两名伞兵步行返回贝希特斯加登后向师部汇报了情况，师里随即指派一名上尉前来受降，但托尔斯多夫认为这名军官的军衔太低，要求对方至少派出一名上校军官。接近中午时，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团长辛克上校（Robert Sink，战后升任中将和驻巴拿马美军总司令）赶到，他接受了这部分德军的投降，托尔斯多夫按照辛克的命令把武器弹药集中在指定的地方，然后向官兵们发表了本章开头的那一通告别演说。

托尔斯多夫所部分乘30余辆卡车“大摇大摆地下山了”，他的座车走在最前头，身后的每辆车都装满了官兵及行李和烟酒等物品。为便于集中俘虏及其随身武器，辛克允许全副武装的德军士兵监督整个过程，德方军警甚至还在指挥交通，这一幕令路旁的美军大兵们看得目瞪口呆。有美军媒体曾报道说：“……托尔斯多夫的部属们傲慢地守护着他们的财物。一名德军中尉带着党卫军的一个军警分队负责卸车。从他们的大堆物品中还掉出了一面崭新的万字旗。有个美军士兵好奇地凑上前去，那名德军中尉对他说‘你们需要一条船才能把这些战利品运回家！’这个士兵则称‘我们早都准备好船了！’”⁽⁴⁵⁾有资料曾介绍说，随托尔斯多夫所部一起下山的还有许多女孩子（被称为托尔斯多夫的女朋友们），甚至还有个德军军官想同一名美军军官交换佩枪。

摄于1945年5月，美军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的部分官兵进入贝希特斯加登镇的情景。图中右侧的建筑物在笔者2013年夏造访该镇时依然存在。

摄于1945年5月初，一辆美军吉普车行进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山间公路上，远处背景中的山峰名为凯尔施泰因（Kehlstein）山，顶峰的建筑就是俗称“鹰巢”的希特勒乡间别墅。

摄于1945年5月初，第82军军长托尔斯多夫（左二）投降后与美军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团长辛克（Robert Sink）上校（右边头戴钢盔、双手叉腰者）交谈的场景。

摄于1945年5月初，托尔斯多夫（右二）向美军第101空降师第506伞降步兵团投降后，在地图上向该团团长辛克上校（正中）介绍所部的位置等。

摄于1945年5月8日，凯塞林（中）在贝希特斯加登向第101空降师投降后，与该师师长泰勒（Maxwell D. Taylor，右一）少将和助理师长希金斯（Gerald Higgins，左一）准将合影。背景是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凯塞林的脸上依然挂着招牌式的微笑。

1947年5月9日，在被美军拘押两年后，托尔斯多夫获得了自由。早在1944年，托尔斯多夫便将妻子和1941年出生的长子从东普鲁士送到多特蒙德附近的伍珀塔尔（Wuppertal）定居。托尔斯多夫回到伍珀塔尔后，发现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为维持全家的生计，他开始为一家运输公司开货车（有资料称这家公司是其岳父经营的）。随后他又当过长途货车司机，在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之后，他在建筑行业谋得了一份差事。与他一起工作的人们，都不知道这个身材高大之人曾是最年轻的中将和钻石骑士勋章得主。

生活虽然艰辛，但总算平静，不过麻烦还是很快找上门来。1952年4月，西德的一家报纸率先披露了战争结束前夕发生在巴伐利亚艾森岑特（Eisenarzt）村的一桩往事，当时有个上尉被一名德军高级指挥官下令处决。巴伐利亚州特劳恩施泰因（Traunstein）的地区法院要求州警展开调查，事件的矛头很快指向了托尔斯多夫，后者也于1952年12月10日在伍珀塔尔被批捕。⁽⁴⁶⁾托尔斯多夫承认自己在1945年5月3日下令处死了名为霍尔茨海（Franz Xaver Holzhey）的国防军上尉，但声称后者当时穿的是百姓服饰，因而被视为逃兵。巴伐利亚警方认为托尔斯多夫所言与相关证词存在较大出入，调查中还发现他与另外两起事件也有牵连：其一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兰茨胡特毫无必要地炸毁一座大桥，另一事件是托尔斯多夫曾于1945年4月在杜塞尔多夫下令执行了另一起枪决。不过，警方决定集中精力专攻霍尔茨海一案，同时申请长期拘押托尔斯多夫，以防“纳粹分子窜供”。

1950年代初时，前国防军可以说就像一个难解的谜团，军官团和普通士兵无不声称自己“干干净净且没有犯下任何战争罪行”，一些前将领撰写的回忆录和众多老兵组织的不懈努力，甚至还为国防军官兵营造了“普通一兵的英雄形象”。此外，大批官兵此时仍被苏联和西方拘押，老兵组织和一些投机政客都强烈要求释放这些人，他们的活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国防军官兵也是战争受害者”的氛围。因此，西德的总体舆论是有利于、甚至是同情前国防军的。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托尔斯多夫被逮捕收监就显得不同寻常，警方和检方都要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阻力。

1953年4月，托尔斯多夫因健康原因暂时获释。他在战时曾14次负伤，医生出具的病例载有这样的文字：“……托尔斯托夫的右侧大腿曾中弹，右脚曾被冻伤，几个脚趾头曾被截去，左膝曾中弹，头部和鼻子右侧曾遭弹片炸伤，腹部也曾中弹……”⁽⁴⁷⁾尤其是头部所受的重伤一直都在困扰托尔斯多夫，但检方却认为他在使诈，声称他在最后的日子里“精力非常充沛，显然身体状况极佳。”⁽⁴⁸⁾不过，托尔斯多夫在多家医院辗转治病也确属实情。由此可见，司法当局试图将托尔斯多夫“绳之以法”的决心还是很大的。

1954年6月21日，托尔斯多夫一案在特劳恩施泰因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新闻媒体对此案很有兴趣，以很大的篇幅报道了托尔斯多夫火箭般蹿升的军旅生涯，以及他曾获得最高战功勋章并14次负伤的事实。此外，出庭作证的凯塞林和前第1集团军指挥官弗奇也引起了媒体的兴趣。有趣的是，有媒体还就前线官兵所面对的压力、流血和挥汗如雨，与法庭外面油绿的草坪所代表的和平生活进行了意味深长的比较。托尔斯多夫在法庭上首先描述了他的第82军在最后的日子里的态势，声称有必要维持纪律和强化士兵的抵抗意志，“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成千上万的官兵和平民能从东南欧和捷克撤至阿尔卑斯山区。”在描述霍尔茨海被枪杀的事件时，托尔斯多夫称这位曾是一战老兵的上尉已年约六旬，当时他手举白旗，出现在第82军一部设在艾森岑特村口的几门大炮前。霍尔茨海被带到托尔斯多夫的指挥部后，却声称是艾森岑特的村长要求他在附近的医院前树起两块牌子，希望医院能够免受炮击。托尔斯多夫在法庭上称，虽然自己记不清上尉所举的一定是红十字会的白旗，但记得曾有命令说任何手举白旗之人都可被立即枪毙，因而认定自己可根据这一命令惩处霍尔茨海。当法官质问他为何不搞清楚霍尔茨海怎么会一身平民装束（实际上是在休假）时，托尔斯多夫答称，自己宣布枪决令时，上尉一言不发，使他想当然地认为后者显然认罪。另外，托尔斯多夫称自己当时的压力非常大，根本没有细想枪决令是否合法，“我每天要抽60至70枝香烟，还喝很多咖啡”，托尔斯多夫这样为自己辩护。

陆续出庭的证人也从各自的角度描绘了当天的事件。弗奇和托尔斯多夫的军参谋长在出庭时，对托尔斯多夫作为个人和军人的品质给予了绝对肯定。庭审在6月22日继续进行，凯塞林出庭作证时，借助一幅地图向法官解释战争结束前的态势，他的结语是“托尔斯多夫在那种情况下执行枪决，不仅允许，也有必要。”据称，凯塞林发言期间，高大挺拔的托尔斯多夫（据说他的身高约为2米）一直笔直地站在他的身边。凯塞林之后是一名关键证人，即当时的艾森岑特村村长艾京格尔（Franz Egginger）。这位村长断然否认自己曾让霍尔茨海到医院前挂起红十字会白旗，还说直到今天自己仍对托尔斯多夫的粗暴态度感到愤怒——当时，托尔斯多夫曾冲着他大骂：“这里还在打仗，你们这些胆小的猪猡！”⁽⁴⁹⁾庭审第三天，托尔斯多夫称自己为霍尔茨海上尉之死感到懊悔，但自认所做所为没有任何违法之处。3小时后，陪审团宣布，鉴于托尔斯多夫未经军法审判便处决了霍尔茨海上尉，也没有给后者机会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因而裁定托尔斯多夫的“谋杀罪”罪名成立，处以三年半有期徒刑。

这一判决引起了一些舆论的批评，不少人认为枪杀霍尔茨海的行动固然错误，但必须结合托尔斯多夫当时的处境来看待其行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应为这一不幸事件负责，而不应由他本人承担过失。入狱三年半的判决还引起了一些前国防军将校的愤慨，这些人当时正为重整军备、组建新军而努力，他们认为对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一向勇敢的托尔斯多夫的判决，势必将在国内引发大的争议，从而对组建新军和征兵造成不良影响。还有传言说，阿登纳总理的军事顾问布兰克正有意把这位年轻的前中将招入新军。

1956年6月10日，西德联邦上诉法院推翻了特劳恩施泰因地方法院的裁决，责成地方法院重审。在等待重申期间，托尔斯多夫生于1944年的次子于尔根（Jürgen Tolsdorff）不幸意外丧生，使原定于1957年4月开庭的日程被一再拖延，直至1958年9月23日才再度开庭。⁽⁵⁰⁾这次审判引起的舆论关注更胜前次，法庭旁听席上人满为患，新闻媒体也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托尔斯多夫在法庭上再次声明，自己并不知道霍尔茨海挂起的是一面红十字会旗，他接到的报告是一面白旗或类似的标识物，此外他还称自己并不了解艾森岑特附近有一座野战医院。特劳恩施泰因的首席检察官呼吁法庭维持原判，但托尔斯多夫的律师一再主张无罪。9月29日，法官施密特（Friedrich Schmidt）博士根据陪审团的意见，宣布“根据1957年7月17日通过的大赦法案，对托尔斯多夫免于起诉。”不过，巴伐利亚州总检察长和州司法部对这个结果感到不满，尤其是他们认为特劳恩施泰因法院援引的大赦法案并不适用于中将级的托尔斯多夫（法案仅适用于下级军官）。1959年10月13日，联邦上诉法院再次驳回了地方法院的裁决，要求再度听证和审理。1960年5月30日至6月3日间，托尔斯多夫又一次出现在特劳恩施泰因法庭的陪审团面前。州检察官主动将刑期从三年半减为两年半，希望以此让步来增加胜算，但是，法官在6月3日宣布，因证据不足，托尔斯多夫无罪获释。

托尔斯多夫案在1954年第一次开庭审理前，西德已有过三起鲜为人知，或者说很少受到关注的审判将领的个案，即1948年9月审判前装甲兵将军巴尔克一案，1948年11月对少将许布纳（Rudolf Hübner）的审判，以及1953年1月对少将本塔克（Georg Benthack）的审判。当时，尽管公众对审判党卫队、盖世太保和纳粹高官的必要性已毫无争议，但对审判国防军的前将领还是感到不满。大约从1954年9月起，西德民众对前将领们一度所持的“同情”立场发生了激变，国内出现了彻底清算军国主义、反对重整军备、反对前国防军将领的浪潮，在此期间发生的几件审判都引起了广泛关注。除托尔斯多夫一案的再审和三审外，还有1957年10月舍尔纳在慕尼黑被裁定入狱四年半，1959年8月曼陀菲尔在杜塞尔多夫被判处18个月有期徒刑等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巴尔克、托尔斯多夫、舍尔纳和曼陀菲尔等人都是曾获钻石骑士勋章的前高级将领，曼陀菲尔在1953至1957年间还是著名的老兵领袖和国会议员。尽管如此，西德司法机构还是毫不犹豫地拿他们开刀，彰显了独立司法在直面前将领群体的战争罪责时的基本态度。1949年纽伦堡审判时，普通德国人还认为那是“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1954年后，西德司法机构（包括舆论）开始直面一度被“漂白”的国防军，锲而不舍地追究将领们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里，以维持纪律为名草率实施的行刑。除了民情舆论和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外，恐怕这也与德国人敢于直面过去，深刻检讨整个民族的战争罪行等不无关系。相较之下，罪行不亚于纳粹德国的日本，却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在二战结束将满70周年的今天，人们看到的仍然是拒不承认侵略行径、甚至美化其作为的倭人的丑陋嘴脸。

摄于1958年9月，托尔斯多夫正等待出庭接受庭审。这次的结果是“免于起诉”。

图为1945年5月3日被托尔斯多夫下令枪决的国防军上尉霍尔茨海。

摄于阿尔卑斯山间艾森岑特的一幅近照，后人在霍尔茨海当年被杀的地方树起的纪念铭牌，前方不远处种有一棵尚未成才的纪念枫树。

时间不详，托尔斯多夫在伍珀塔尔的家中向人展示自己当年领受勋章时的照片。

托尔斯多夫位于伍珀塔尔公墓中的墓碑。第一行文字是“勇敢、忠诚”，下面是名字、退役中将军衔和生卒年月。最下面两行中的于尔根是托尔斯多夫的次子。

托尔斯多夫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他从未刻意回避过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在一审中，他曾宣称“愿承担霍尔茨海上尉一案的全部责任，希望法庭量刑时不要考虑我的头部曾受重伤的因素。”尽管1945年5月8日时他曾向官兵们说“你们有资格享受长久快乐的和平生活”，但自己还是被官司缠身长达8年之久，而且长时间里都在为生计挣扎。当法院在1960年6月宣布他无罪之后，托尔斯多夫很快受聘于德国沥青公司，次年成为该公司卡尔斯鲁厄分部的主管，八年后的1969年，他又调至公司的多特蒙德分部担任主管，直到1974年65周岁时退休。1978年5月25日，69岁的托尔斯多夫在多特蒙德离开了人世，6月1日被安葬在伍珀塔尔的普通公墓里。

在离世前的1977年，托尔斯多夫的长子——伍珀塔尔当地一位出名的耳鼻喉科医生——为他生下了一个孙子，这个名叫蒂姆（Tim Tolsdorff）的孙子现在柏林从事新闻行业。蒂姆2010年曾在波茨坦的报纸上发表过两篇关于祖父的文章——他称自己根本不了解祖父，但小时候听父亲说过，祖父在老兵群体那里有着“明星”般的地位，“老兵们聚会的时候，当托尔斯多夫进入会场时，那些老兵们纷纷爬升凳子或桌子，一边拍巴掌，一边使劲地跺脚，就好像他们在迎接某个大明星似的。”⁽⁵¹⁾蒂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对祖父的模糊印象，在他2009年7月接到一位老兵的电话后得到了深化。当时，一位名叫博鲁陶（Gottfried Boruttau）的老兵自称曾在托尔斯多夫任职的第1步兵师服役，与蒂姆的祖父有过密切交往。88岁的博鲁陶带着感情地向蒂姆回顾了自己与托尔斯多夫的接触，除了描绘列宁格勒战场当年的艰苦和生死挣扎外，他还说：“……你的祖父从不要求下属做自己无法完成的事情，他处处关心他人，与下属官兵的关系十分密切，而且这种关系让他感到很光荣。他的勇敢、纪律感和责任感让他晋升得很快。”⁽⁵¹⁾

与博鲁陶的面晤使蒂姆产生了进一步了解祖父的想法，于是他沿着祖父当年的足迹来到了巴伐利亚，在阿尔卑斯山间的艾森岑特，他遇到了73岁的当地农民格尔纳（Konrad Göllner），后者则向他描述了一个与老兵们的赞誉有加根本不同的托尔斯多夫。曾与哥哥亲眼目睹过枪杀霍尔茨海一幕的格尔纳说，当时负责行刑的几名士兵都不忍心下手，射出的子弹都故意偏离了目标，最后还是一个“狠心肠”的军官掏出手枪杀死了霍尔茨海。格尔纳坦诚地说：“……你的祖父在艾森岑特表现得可不怎么好。”艾森岑特镇的居民们都认为霍尔茨海是无辜的，而托尔斯多夫则逃过了对他的审判和谴责，人们在霍尔茨海遇难处修建了坟墓，立起了纪念铭牌，也种下了富有象征意义的枫树，更把村里的一条路命名为“霍尔茨海路”。蒂姆丝毫没有为祖父进行任何辩解的企图，他在文章中称“表现不怎么好”这个说法其实还算是客气的，他在客观描述了祖父下令枪毙霍尔茨海的前后过程，以及战后西德法院的多次审判后，感慨地写道：“……如果祖父不是下令执行枪决，而是把霍尔茨海上尉先关起来，然后再放掉，就像他在另外两起指控中所做的那样，那他还会这么遭人憎恨吗？……面对的压力肯定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过量的烟酒和头部的创伤也会有影响，但托尔斯多夫绝对做过了头。无论怎样，最后的结果都一样：盲从。而希特勒在这件事发生的四天前已经死了。”⁽⁵²⁾

或许，蒂姆所说的“盲从”二字，足以道出包括其祖父在内的大批德国军人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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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rge Forty．German infantryman in the war：1939-1945．Surrey，UK：Ian Allan Publishing，2002.p.6.

(2)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Atglen，PA：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2004．p．317.

(3)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Selent：Pour le Merite，2010．p.170.

(4) Samuel W．Mictham．German order of battle Volume One：1st to 290th divisions in World War II．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7．p.34-35.

(5) Michael C．Thomsett．The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The resistance，the underground，and assassination plots，1938-1945．Jefferson，NC：McFarland & Company，1997．p.218.

(6) William L．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New York，NY：Simon and Schuster，1960．p.625.

(7) Peter McCarthy & Mike Syron．Panzerkrieg：The rise and fall of Hitler's tank divisions．New York，NY：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3．p.2.

(8) 数字参见：Baptism of fire–Gora Kamienska，Poland 1939–Experiences of 1．Infanterie-Division．http://gottmituns.net/tag/1939/.

(9) Florian Berger．The face of courage：The 98 men who received the Knight's Cross and the Close-Combat Clasp．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11．p.197.

(10) David M．Glantz．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2．p.60-61.

(11) David M．Glantz．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p.70.

(12) Franz Kurowski．Infantry aces：The German soldiers in combat in World War II．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5．p.96.

(13) 参见：Operation Spark–The Second Battle of Lake Ladoga，January 1943．Experiences of a German Division．http://gottmituns.net/2013/02/.

(14) David M．Glantz．The Battle for Leningrad，1941-1944．p.284-285.

(15)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p.172.

(16) Helmuth Reinhardt．Encirclement and breakout of First Panzer Army．In：Selected German Army Operations on the Eastern Front．Carlisle，PA：U.S．Army War College，1983．p.362.

(17) Paul Carell．Scorched earth：Hitler's war on Russia，Volume 2．London，UK：George G．Harrap & Co．Ltd，1970．p.449.

(18) Paul Tiberi．Encircles forces：The neglected phenomenon of warfare．Fort Leavenworth，KS：U.S．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1985．p.145.

(19) Helmuth Reinhardt．Encirclement and breakout of First Panzer Army．p.381.

(20) Aloys Sommerfeld.Generalleutnant Theodor Tolsdorff．Deutsches Soldatenjahrbuch，Vol.31.Munchen：Schild Verlag，1982．p.201.

(21) 这种说法见诸于Albert Seaton的著作：Albert Seaton．The German Army，1933-1945．New York，NY：St．Martin's Press，1982．p.127，187，229，231.

(22) Samuel W．Mictham．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1944-1945．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7．p.57.

(23) David M．Glantz & Horold S．Orenstein．Belorussia 1944：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study．New York，NY：Frank Cass Publishers，2004．p.159．但是，在有关资料中，维尔纽斯守军的兵力构成与格兰茨的数字完全不同，曾任第12装甲师首席作战参谋的尼波尔德（Gerd Niepold）在他的著作“白俄罗斯战役”中指出，维尔纽斯被围之时，守军只有第170步兵师的一个营、第761掷弹兵旅的两个装备很差的营、第16伞兵团团部和两个连、4个高射炮连、由溃兵和休假归队者组成的3个连、以及一个军警连。参见：Gerd Niepold．Battle for White Russia．London，UK：Brassey's Inc，1984．p.216，233．负责救援维尔纽斯守军的第6装甲师师长瓦尔登费尔斯（Rudolf von Waldenfels）将军在战后曾根据记忆指出，维尔纽斯守军的兵力包括第24伞兵工兵营、第16伞兵团一个营、一个重型高射炮营、一个混合型高射炮营、一个自行火炮营、几个地方守备营和后勤部队，总人数约4000人。参见：Rudolf von Waldenfels．The advance and penetration of the 6th Panzer Division for the liberation and relief of encircles fighting forces west of Vilno on 15 and 16 July 1944．In：Steven H．Newton（ed.）．German battle tactic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1-1945．Atglen，PA：Schiffer Military，1994．p.208-209.

(24) Rudolf von Waldenfels．The advance and penetration of the 6th Panzer Division for the liberation and relief of encircles fighting forces west of Vilno on 15 and 16 July 1944．p.209.

(25) David M．Glantz & Horold S．Orenstein．Belorussia 1944：The Soviet General Staff study．p.132-133.

(26) Prit Buttar．Between giants：The battle for the Baltics in World War II．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13.p.193.

(27) Steven J．Zaloga．Bagration，1944：The destruction of Army Group Center．London，UK:Osprey Publishing Ltd，1996．p.73.Prit Buttar 列出的数字是，维尔纽斯守军仅有5000人逃离，损失了大约10000人。见上一条参考书目。

(28) 参见：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p．321．另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odor_Tolsdorff.

(29) Donald M Goldstein et al．Nuts！：The Battle of Bulge：The story and photographs．London，UK：Brassey's Inc，1997．p.48.

(30) David Higgins．The Roer River Battles：German's stand at the Westwall，1944-45．Havertown，PA：Casemate Publishers，2010．p.175.

(31) Hubert Meyer．The 12th SS：The history of the Hitler Youth Panzer Division Volume II．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5．p.336-337.

(32) Danny S．Parker．Battle of the Bulge：Hitler's Ardennes Offensive 1944-45．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4．p.286.

(33) Mark Bando．101st Airborne：The Screaming Eagles in World War II．St．Paul，MN：Zenith Press，2007．p.195-197.

(34) Hubert Meyer．The 12th SS：The history of the Hitler Youth Panzer Division Volume II．p.345.

(35) Danny S．Parker．Battle of the Bulge：Hitler's Ardennes Offensive 1944-45．p.322.

(36) Charles B．MacDonald．The last offensive．Washington，D.C.：Department of U.S．Army，1973．p.226.

(37) Robert Osborne，et al．The 9th Armored Division in exploitation of Remagen bridgehead，Mar–Apr 45．Fort Knox，KY：U.S．Armored School，1950．p.10-11.

(38) 参见：http://www.lexikon-der-wehrmacht.de/Gliederungen/Korps/LXXXIIKorps-R.htm.

(39) Williamson Murray & Allan R．Millett．A war to be won．Cambridge，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80.

(40) Albert Kesselring．The 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Kesselring．London，UK：Greenhill Books，2007．p.271.

(41) Reuben E．Jenkins．The battle of the German National Redoubt—Planning phase．Military Review，1946，26（9）：3-8.

(42) Reuben E．Jenkins．The battle of the German National Redoubt—Operational phase．Military Review，1947，26（10）：16-26.

(43) Reuben E．Jenkins．The battle of the German National Redoubt—Operational phase．p.26

(44) Leonard Rapport & Arthur Northwood．Rendezvous with destiny：A history of the 101st Airborne Division．Washington，D.C.：Infantry Journal Press，1948．p.737-740.

(45) Arthur Mitchell．Hitler's mountain：The Fuhrer，Obersalzberg an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Berchtesgaden．Jefferson，NC：McFarland & Company Inc．Publishers，2007．p.146.

(46) Alaric Searle．The Tolsdorff Trials in Traunstein：Public and judicial attitudes to the Wehrmach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1954-60．Germany History，2005，23（1）：50-78.

(47) Tim Tolsdorff．Erschossen am Fichtenstamm．Märkische Allgemeine vom 20．November 2010.

(48) Alaric Searle．The Tolsdorff Trials in Traunstein：Public and judicial attitudes to the Wehrmach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1954-60．p.55.

(49) Alaric Searle．The Tolsdorff Trials in Traunstein：Public and judicial attitudes to the Wehrmach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1954-60．p.57.

(50) Alaric Searle．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2003．p.263.

(51) Tim Tolsdorff．Eichenlaub und Fichtenstamm．Märkische Allgemeine vom 13．November 2010.

(52) Tim Tolsdorff．Erschossen am Fichtenstamm．Märkische Allgemeine vom 20．November 2010.

第26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毛斯中将
（获勋时间1945年4月15日，图为获双剑骑士勋章时所摄）

Chapter 06
第六章
“牙医中将”：卡尔·毛斯中将

毛斯（Karl Mauss）是二战的最后阶段里出现的德军优秀装甲指挥官之一，也被后人称为“陆军最具声望的装甲兵领袖之一”。毛斯在1944年1月末至1945年3月末期间曾任第7装甲师师长，与前任师长隆美尔、曼陀菲尔和舒尔茨等一样获得过钻石骑士勋章，都在装甲战战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毛斯在16岁那年志愿加入德皇陆军投身于一战，曾因不同凡响的作战技能和勇敢成为所在的师里首位获颁铁十字勋章之人，当然也是最年轻的一个。机敏过人的毛斯在战场上屡立战功，17岁时被晋升为陆军最年轻的少尉。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毛斯曾志愿参加飞行员训练，座机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从高空摔下（后查明是有人蓄意破坏），但他大难不死，只摔断了几根骨头。一战后毛斯未能成为10万帝国国防军中的一员，但在平民生活中获得了显著成功——他进入汉堡大学医学院学习牙科，经过几年苦读后成为牙医博士，并在吕贝克成为一名受人敬重的执业牙医。不过，毛斯对军旅生活的向往一直没有泯灭，他在1934年放弃优渥的职业和宁静的生活，重新加入快速扩张中的武装力量，逐渐成为凤毛麟角的既有博士头衔和医生资格、同时又担任野战部队指挥官的军人之一（另一位具有类似的牙医背景、也在装甲部队大放异彩的，是曾任“贝克重装甲团”指挥官、后任“统帅堂”装甲师师长的贝克少将）。有后人曾感叹，很难想象毛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举止得体的牙医博士，会在战场上表现得如此勇猛——作为师团级指挥官，他竟然还获得过一般面向普通步兵的“铜质近战勋饰”（至少参加过15次近战徒手搏斗方有资格获得）！

毛斯在二战期间参加过波兰和法国战役，在1941年6月之后的四年里，除养伤以外他一直都在东线作战。毛斯曾短期代理过第4和第8装甲师的师长，当他正式成为第7装甲师师长时，东线德军已处于勉力支撑、四处被动的境地，他带领第7装甲师从乌克兰的瑟柏托夫卡和捷尔诺波尔，转战到白俄罗斯阻挡苏军的1944年夏季攻势，再到北方战场的维尔纽斯、但泽和东普鲁士，哪里有激烈的战斗，哪里就有毛斯和第7装甲师。毛斯总是出现在战况最激烈的前沿，即便负伤也绝不轻言放弃，以顽强的意志力一直战斗到纳粹帝国行将覆灭前的最后一刻——他在1945年3月末被炸成重伤，据说他还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关于战场指挥，毛斯曾有这样一段名言：“……指挥部就应该设在枪炮声最密集的地方，指挥官就应该与战士们同在，也必须在前线领导装甲突击。唯一会令我不能掌控战场形势的时刻，就是我只能呆在后方的指挥部里，从地图上获知敌情之时！”⁽¹⁾

毛斯在二战结束后重操旧业，继续开设牙科诊所，但这个天生的战士对军旅生活的留恋远胜于安逸对他的吸引力。西德于1955年组建新国防军之时，左腿装着义肢的毛斯竟然再次申请入伍，声称愿将自己的战场经验和战术技能传授给新一代官兵。不过，由于身有残疾，年龄偏大，再加上当时的舆论和政治环境对纳粹时代的将领，尤其是获得过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十分不利，新国防军拒绝了他的申请。毛斯对此十分不快，认为这是“对前线老兵的侮辱”，直到几年后遗憾辞世时，他的这块心结也一直未能打开。

早年岁月：最年轻的少尉·飞行员·牙医·步兵营营长

毛斯于1898年5月17日出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普伦（Plön）。关于他的家庭背景一直缺乏翔实的史料记载，但有资料表明，他的父亲是一名糕点师，母亲明娜（Minna Mauss）则是普通家庭妇女。⁽²⁾毛斯与自己的父亲同名，是家中的长子，下有弟弟威廉（Wilhelm Mauss）和妹妹安内利泽（Anneliese Mauss）。⁽³⁾

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刚满16岁的毛斯出人意料地从吕贝克文理学校的校园直奔招兵站，坚决要求加入陆军。负责招兵的军官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他当时还不到17岁这个最低年限。毛斯不肯轻易放弃，回家后向父亲大倒苦水，穿戴整齐的父亲于是找到吕贝克自由市的议员出面说情，在后者的帮助下，毛斯终于在8月14日被第162“吕贝克”步兵团接受为志愿兵，父亲也同时被该团接受为后备役老兵。第162步兵团战前隶属于第17师的第81步兵旅，兵员基本来自于吕贝克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其他地方。一战开始后，第162步兵团仍为第81步兵旅的一部分，不过转隶于第9后备军的第17后备师。第17后备师在1914年8月进军比利时后，先后转战于阿拉斯、拉巴西、弗兰德斯和索姆河战场，由于表现出众，英法盟军曾将该师评为一流的德军作战部队。

1915年5月20日，17岁生日刚过三天的毛斯被授予少尉军衔，这使他成为德军最年轻的少尉军官。这时，毛斯被调往第117步兵师，在该师第157步兵团7连任排长。⁽⁴⁾在1915年9月的索姆河战场，毛斯因出色完成了侦察任务而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是全师最年轻的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毛斯虽然年幼，但周身洋溢的活力和灵气使他被视为全师最好的侦察兵，他在战场上展示的勇气、毫不畏惧的精神以及强烈的自信，也使他受到比自己年长的上级和下级的一致尊重。毛斯随第157步兵团在西线的弗兰德斯和阿图瓦（Artois）一直战斗到1916年2月，而后转往法国和比利时交界的艾泽尔（Yser）河布防。1916年8月，第117步兵师被调往东线与俄军作战，毛斯也在当月晚些时候抵达喀尔巴阡山区。此时毛斯已担任了机枪连连长，并因突出的战场表现在10月21日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1917年下半年与罗马尼亚军队作战之后，毛斯随第117步兵师转赴意大利战场，10月末参加了著名的第12次伊松佐战役及其后的皮亚韦（Piave）河追击战，据信毛斯带领他的连队至少俘虏了上千名意大利官兵。毛斯在意大利战场一直待到1918年3月，而后返回西线，这时他的军旅生涯出现了一次重大转变——当年5月20日，根据毛斯本人的请求，第157步兵团同意放他加入空军接受飞行员训练。加入空军并成为一名飞行员并非毛斯的一时心血来潮。早在1916年6月的索姆河战场，德军王牌飞行员殷麦曼（Max Immelmann）在第162步兵团的前沿上空被一架英军战斗机击落。毛斯所在的第157步兵团与他的老部队第162步兵团当时被部署在相邻的区域，他也亲眼目睹了殷麦曼的坠机阵亡。或许是这位大名鼎鼎的空战英雄激起了毛斯加入空军驰骋蓝天的欲望，也可能是伤亡惨重却进展甚微的堑壕战令他日久生厌，他开始不断地要求调往空军。但是，团里不舍得放走他这种精力旺盛、富有鼓动性和领导才干的人，几次都不予批准。直到将近两年后，毛斯才得以如愿，前往施奈德米尔（Schneidemühl，今波兰皮瓦［Pila]）参加飞行员训练。不过，毛斯虽然最终取得了飞行员徽章，但在训练中的表现差强人意，不仅令教官大伤脑筋，还曾数次出现意外，其中的一次（1918年10月18日）几乎机毁人亡。在这次奇迹般的生还中，他的座机在2000米高空失去了控制，俯冲着向地面栽去。毛斯虽大难不死，但摔断了9根骨头并有严重的脊柱损伤，迫使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迎来了一战的结束。

伤愈后的毛斯发现已经没有部队能让他继续自己的军人理想。战败后的德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甚至使整个国家滑入了内战的边缘。凡尔赛条约只允许德国保留10万常备军，军官总数不得超过4000人。德国没有足够的力量保证国防，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争斗不已，在这种情况下，以老兵为主体的自由军团纷纷成立，他们或开往慕尼黑和鲁尔工业区镇压共产主义者建立的政权，或奔赴西里西亚等东部省份与波兰人作战，或赶到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国家阻止苏联的蚕食。毛斯加入的自由军团名为“埃尔哈特海军旅”，由海军上校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组建和统领，大约是1919年至1922年间最知名的自由军团之一。“埃尔哈特海军旅”1919年2月刚在德国北部的威廉港和汉堡平定叛乱，3月初又出现在柏林的街头镇压暴乱，4月和5月间马不停蹄地赶到革命运动最激烈的巴伐利亚州和慕尼黑，中间还穿插着开赴德累斯顿、莱比锡和马德格堡等地维持秩序。⁽⁵⁾1921年5月，大批自由军团和民兵组织开赴西里西亚与波军作战，其中就包括毛斯任连长的“埃尔哈特海军旅”、迪特里希所在的“上高地联盟”以及施特拉赫维茨的“上西里西亚自卫队”等。这三名日后均将获得钻石骑士的军人都参加过上西里西亚的安娜贝格之战，其中施特拉维茨是第一个登上最高点的人，毛斯也因战功获得过“西里西亚二级战鹰勋章”。1921年10月22日，毛斯被晋升为中尉（还有一说是晋升时间为1920年12月31日），不过，此时的自由军团已被战后国防军的缔造者塞克特上将视为纪律极差的乌合之众（也可能是剩余价值不多了），多数自由军团都被强制解散。未能进入战后国防军的大批自由军团成员普遍觉得自己被政府利用和欺骗了，其中的一些人成为后续骚乱乃至政变的积极参与者，还有不少人被襁褓中的纳粹党所吸引和招募。毛斯的军旅生涯虽也就此告一段落，但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1922年毛斯来到汉堡，试图寻找人生的位置和新方向，他尝试过出版行业，也做过销售代表，但都未能获得成功，最终他下定决心回到学校继续求学。毛斯于1925年进入汉堡大学学习牙科，期间成为汉堡的“日耳曼尼亚兄弟会”的活跃成员。1929年3月，毛斯获得牙医博士头衔，之后在吕贝克开办了自己的诊所。毛斯在吕贝克的生活平静而安逸，在职业上干得有声有色，曾被选为全国牙医组织吕贝克分会的执行主席。1933年初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后，纳粹党除了攫取国家的一切权力外，还针对各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进行了大规模渗透与夺权活动。比如，德国“全国教师协会”曾向兴登堡总统抱怨，说教师们除纳粹党以外不能加入任何政党，拒绝加入纳粹党的教师则将受到失业的威胁。非纳粹党人士毛斯被选为牙医组织的执行主席，也曾使部分纳粹党人不满，他们认为只有纳粹党成员才有资格成为专业组织和行业商会的领导人。毛斯对纳粹党的高压政策也表达过不满，他曾抱怨道：“……以充满偏见的政党—政治关联来苛求专业组织的代表实在是荒唐之尤，尤其是身边的同事只有极少数是纳粹党成员，即便他们也都是刚加入的。”⁽⁶⁾其实，毛斯的抱怨不过是德国走向希特勒独裁的关键阶段中的冰山一角。声称代表德国中上层和专业人士群体的国家人民党（DNVP），1933年1月开始奉行与纳粹党合作的政策，但之后不久，纳粹党就强行要求国家人民党的成员要么加入纳粹党，要么彻底离开政治舞台。1933年7月后，任何成立政党的活动都被纳粹政府视为非法。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毛斯加入过国家人民党，但该党一向自诩为专业组织和工商行业协会的代表，所以毛斯的不满应该是针对纳粹党的高压政策而发的。另外，毛斯在其他场合还抱怨过纳粹党强制推行的一项政策——“所有非政治性工商协会的理事会中，纳粹党员应占51％的多数”⁽⁶⁾。

毛斯摄于一战期间的一幅肖像照。

1925年末或1926年初，毛斯在汉堡大学学习牙科时曾加入“日耳曼尼亚兄弟会”，本图即摄于这一时期。2009年是毛斯去世的50周年，汉堡的“日耳曼尼亚兄弟会”还在他的墓穴前举行过追思活动。

不过，令人深感意外的是，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毛斯放弃了颇为成功的牙医职业，于1934年9月志愿加入了第6步兵团（10月1日起该部开始使用“吕贝克步兵团”的伪装称谓）。1935年3月17日，也即是希特勒宣布收回军事主权的次日，毛斯担任“吕贝克步兵团”新组建的第17连上尉连长。不过，“吕贝克步兵团”一部很快被并入组建于什未林（Schwerin）的第69步兵团，该团1营由第6步兵团的补充营组成，2营由乡村警察以及来自第5和第25步兵团的官兵组成，3营则主要来自税务警察以及第4、第6和第25步兵团的官兵。毛斯被调往第69步兵团后担任1营3连连长。1935年10月中旬起，第69步兵团隶属于第20步兵师，1937年4月该团调至汉堡—万德斯贝克（Wandsbek）后开始改建为摩托化步兵团，第20步兵师也在朝摩托化步兵师的方向改制。1938年4月1日，毛斯晋升为少校，担任第14连（反坦克连）连长。同年11月，维克托林（Mauritz von Wiktorin）将军出任第20摩托化步兵师师长。

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前夜，第20摩托化步兵师与第3装甲师和第2摩托化步兵师一起隶属于古德里安的第19军，该军的任务是迅速抵达维斯瓦河，分割消灭“波兰走廊”地区的波军。毛斯所在的第20摩步师位于左翼，任务是先行夺取科尼兹（Konitz），穿越图赫尔（Tuchel）草原后再向格劳登茨（Graudenz）进军；右翼是加强有军属部队的第3装甲师，该师在渡过布拉赫（Brahe）河后将朝维斯瓦河畔的施韦茨（Schwetz，现为波兰希维茨）方向推进；第2摩托化步兵师位于中间，负责在突破边境防线后朝图赫尔方向进军。⁽⁷⁾9月1日，第20摩步师经过一番艰难的缠斗后夺取了科尼兹，其他两个师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远未发挥出机械化部队兵贵神速的特点和长项，反而出现了一些混乱和不必要的停顿。2日，第2和第20摩步师在图赫尔草原地带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两个摩步师边走边战，迅速穿越草原后于4日夜推进到格劳登茨以西、原属德国的军事训练区。至此，德军将波军合围在施韦茨以北、格劳登茨以西的第一阶段作战目标基本实现。稍后，第2摩步师因改任集团军预备队而离开了古德里安的作战序列，不过，第10装甲师这支尚未完成训练的新装甲师被划归第19军指挥 。

9月11日，古德里安所部渡过了纳雷夫（Narev）河后开始朝布格河推进。第20摩步师在赞布鲁夫（Zambrov）南面遭遇了从东南方撤退的波军，双方展开了一场苦战，师长维克托林命令已朝布格河推进的部队调转方向，寻求与师主力合围对手。古德里安闻讯后派出第10装甲师一部赶来支援，被围的波军次日被迫投降，俘虏中包括波军第18步兵师师长波德霍尔斯基准将。⁽⁸⁾古德里安的下一个目标是横跨布格河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塞。14日，第10装甲师的搜索侦察营和第8装甲团突破了要塞的外围防线，第20摩步师和第10装甲师一部两日后发起了正面攻坚，但由于第10装甲师的步兵未能在弹幕射击停顿时立即发起冲锋，致使攻城失败。古德里安生气地赶到前沿，但尚未来得及做出进一步的部署，第10装甲师的步兵就在没有明确命令的情况下继续贸然攻城，不仅被对手击退，自身还出现了相当的伤亡，古德里安自己的副官也在重伤后不治身亡。16日夜，第20摩步师的第69和第76步兵团乘着夜色渡过布格河，次日凌晨，两个团相互配合着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坚战。德军进攻时，波军正准备向西突围和渡过布格河上完好无损的大桥，结果与冲在最前面的毛斯营狭路相逢，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乘着毛斯与对手激战的机会，第76步兵团团长戈尔尼克（Hans Gollnick）率部乘势夺取了要塞。戈尔尼克后来担任过第36步兵师师长和第28军军长，在1944年末的波罗的海梅梅尔之战中，毛斯任师长的第7装甲师曾隶属于戈尔尼克的第28军。毛斯在布列斯特要塞之战中表现勇猛，指挥有方，虽未获得更高级的勋章（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上的勋饰），但其表现得到了一致认可。用古德里安的话来说，布列斯特要塞的失陷 “标志着波兰战役的结束。”⁽⁹⁾

在1939年末至1940年初的所谓“静坐战争”期间，第20摩步师第69步兵团被陆续拆散，所属的3个营被分别划拨给三个装甲师：1939年11月1日，1营成为第3装甲师第3摩步团1营，3营变成了第1装甲师第1摩步团3营，毛斯任营长的2营则在1940年4月成为第10装甲师第69摩步团2营，第10装甲师自己原属的第86步兵团3营同时被重新命名为第69摩步团1营。⁽¹⁰⁾至此，第10装甲师经过战火的洗礼、整补和训练，在法国战役前终于成为一支兵强马壮的部队，主要作战单位是第10摩步旅所属的第86和第69摩步团、第4装甲旅所属的第7和第8装甲团、第90炮兵团等。在该师的历史上，除师长沙尔（Ferdinand Schaal）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外，还产生过一位名人，即1943年初担任装甲师的首席作战参谋（即参谋长），并在1944年7月20日试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校。

从色当、加莱到叶利尼亚和维亚济马

在法国战役中，第10装甲师再次隶属于古德里安的第19摩托化军。古德里安的手下还包括第1和第2装甲师及“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团，他对3个装甲师非常熟悉和了解，对3位师长的能力和意志力也可谓相当信任，而3位师长不仅敬重古德里安，也都认同他的装甲战术理念——一旦装甲矛头形成突破，就必须允许它像脱缰野马一般狂飙突进，直至油料耗尽或抵达目的地为止。古德里安摩托化军在战役初期的任务是从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穿越阿登地区，进抵色当后建立并固守马斯河上的桥头堡。

1940年5月10日，第10装甲师像第1和第2装甲师一样，也在凌晨5点30分开始了穿越卢森堡的进军。分配给该师的两条进军路线基本都是开阔地，但中间点缀着一些起伏的山林。第10装甲师在6点30分抵达比利时边境，到上午10点时突破了比利时守军的边境防线。继续西行约10公里后，第10装甲师遭遇了法军第2骑兵师和第3殖民地步兵师一部，双方展开激战的同时，沙尔师长把配属的“大德意志”摩步团派去掩护左翼。“大德意志”摩步团2营与毛斯所在的第69摩步团于午后向法军发起了进攻，成功地将对手逼退到圣马利（Sainte-Marie）附近。在这场遭遇战中，“大德意志”摩步团2营营长以及毛斯的顶头上司、第69摩步团团长埃勒曼（Kurt Ehlermann）中校阵亡。当晚8时许第10装甲师暂停进军，这时该师已推进了大约75公里，但距离预先设定的目标仍有5公里，只能留待次日继续完成。11日凌晨，由于担心第19摩托化军部分暴露的南翼，克莱斯特装甲集群要求古德里安把第10装甲师改派到隆维（Longwy）地带，以对付潜在的法军骑兵的威胁。古德里安及其参谋长内林上校费了一番口舌才使装甲集群总部改变了对形势的判断，第10装甲师也得以沿预定方向继续进军，不想，当日下午时装甲集群总部又要求第10装甲师迅速朝弗洛朗维尔（Florenville）进军，似乎完全忘记了之前对南翼潜在威胁的顾虑。第10装甲师已按原定方向前进了太远，无论是其第10摩步旅，还是第4装甲旅或“大德意志”摩步团，都不可能再改变方向朝弗洛朗维尔进军，不过，第19摩托化军还是命令沙尔组织一个营级战斗群掉头折向弗洛朗维尔。沙尔下午5点收到命令时，曾准备以毛斯营为主体组建战斗群执行任务，但几番犹豫之后，他还是在夜里通知军部，称不能抽调兵力赶赴弗洛朗维尔，因为自己需要全部的兵力才能保证施特雷蒙（Straimont）和苏克西（Suxy）等地段的安全。最后，沙尔巧妙地提议，由友军第7军的第29摩步师朝弗洛朗维尔方向推进，从而提供所需的侧翼保护。这一建议立即为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所接受，第10装甲师也得以继续向瑟穆瓦（Semois）河方向进军。

尽管古德里安摩托化军未能完成头两天的预定任务，但到5月12日，第1、第2和第10装甲师均在一天内弥补了前两日的“亏空”，尤其是第10装甲师在11日夜漏夜行军，到12日晨时已成功渡过瑟穆瓦河，当日入夜时分更与第1装甲师一起，一举占领了马斯河北岸和历史名城色当。13日，第10装甲师在强渡马斯河时曾遭遇重大困难，从该师的集结藏身处到马斯河河岸有着大片的平坦开阔地，法军炮兵和机枪火力网能准确地向德军渡河突击队进行饱和攻击，而第19摩托化军的军属炮兵及第10装甲师的重炮营等都配属给了第1装甲师，沙尔并没有足够的火力支援渡河突击队，造成突击队在巴泽耶（Bazeilles）附近渡河时出现了重大伤亡，也损失了许多舟桥设备。经过一整天不成功的尝试，毛斯的第69摩步团2营在当夜7点30分取得了重大突破，他的一个连在瓦代兰库（Wadelincourt）左近抢渡得手，过河之后与地堡和支撑点里的法军展开了激战。一旦法军防线出现松动，沙尔立即命令包括毛斯营余部在内的两个步兵营过河，在渡河过程中，藏身于侧翼的法军重炮曾给德军造成了不菲的伤亡，但总算成功渡过了马斯河。夜深之时，沙尔命令毛斯的2营等已过河的部队继续朝蓬莫吉（Pont Maugis）至马尔菲树林方向推进，工兵则开始在色当的南面架设浮桥。14日，古德里安命令第10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摩步团将桥头堡向南扩展至斯托讷（Stonne）附近，第1和第2装甲师则继续向西跨越阿登运河，随后两日里第1和第2装甲师取得了决定性突破，开始了“奔向大海”的奔袭战。第10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摩步团在此期间曾短暂地被划拨给第14军指挥（负责保护装甲矛头的南翼），沙尔率部在南翼与法军进行了整整3天的攻防战，斯托讷及其周边的高地先后易手多达17次。“大德意志”团仅在15日和16日两天内即伤亡570人（该团在法国战役期间的总伤亡数也不过1108人），第10装甲师则至少损失了25辆坦克。17日晚些时候，在第2摩步师掩护下，疲惫的第10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团撤出了斯托讷周边的战场，把防线移交给第6军的3个步兵师后，沙尔又带着部队连夜行军，前去追赶已走完到英吉利海峡一半路程的第1和第2装甲师。

摄于1940年5月的法国战役期间，第19摩托化军所部正在马斯河附近的树林里准备橡胶皮划艇等渡河器材。

摄于1940年5月，第19摩托化军军长古德里安正在了解工兵架设渡桥的进展。

摄于1940年5月的法国战役期间，第10装甲师的II号坦克行驶在法国某城的街道上。

摄于1940年5月26日，第10装甲师当日夺取了加莱，图为加莱街头被毁的车辆。

摄于1940年5月26日，第10装甲师夺取加莱后的城市一角。

摄于1940年5月的法国战役期间，第10装甲师一部正从驳船上接受油料补给。

摄于1940年5月26日，第10装甲师的一名士兵站在废墟般的加莱城。

摄于1940年5月26日，加莱港口附近被炸成废墟的建筑物。毛斯的第69摩步团2营率先夺取了滨海火车站和港口，为第10装甲师夺取加莱“立下了头功”。

5月19日，第10装甲师奉命保护第19摩托化军的左翼，原本承担这一职责的第1装甲师则向亚眠全速进军，以在索姆河南岸建立一座桥头堡为目标，第2装甲师则奉命向阿布维尔进军，任务也是夺取索姆河上的另一座桥头堡。20日，第1装甲师第1摩步团团长巴尔克中校在索姆河上成功抢占了一座桥头堡，但他不等第10装甲师的换防部队赶到，便急冲冲地率部朝亚眠转进，唯恐赶不上突袭亚眠的攻势。负责接防的第10装甲师第4装甲旅旅长兰德格拉夫（Franz Landgraf）上校对巴尔克的行为大为不满，曾向师长沙尔和军长古德里安表示过强烈抗议。⁽¹⁰⁾22日，古德里安本想命令第10装甲师朝敦刻尔克推进，但该师却被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留作了预备队，再次回到古德里安麾下之后，第10装甲师开始朝加莱进发。第10装甲师在24日晨包围了加莱，沙尔命令第86摩步团夺取加莱老城和要塞，而毛斯所在的第69摩步团负责从城东进攻，以夺取港口和滨海火车站为目标。不过，前述计划未能按时实施，第86摩步团需要不少时间来清除加莱外围的英法据点，而第69摩步团当日被调去支援第1装甲师，直到当晚才有可能发起进攻。25日，德军先对加莱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希特勒曾交代古德里安，如果强攻过于困难，则由空军接过夺取加莱的任务），然后第10装甲师开始攻城，沙尔曾派人（包括加莱市长）向守军劝降，但都被守军总指挥、英军第30摩托化旅旅长尼科尔森（Claude Nicholson）准将所拒绝。英军的抵抗十分顽强，但毕竟兵力和弹药储备都相当有限，当英军大部被毛斯的第69摩步团2营逐渐逼退到滨海火车站和港口一带时，包括尼科尔森在内的各级指挥官的信心开始动摇了。但是，英国政府坚决不许守军撤离，据说丘吉尔还发出了“整个大英帝国都在关注加莱”之类的口号式呼吁。26日上午，200架轰炸机和大批重炮再次轰炸加莱及其周边地区，英军被迫一再收缩防线，但德军还是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中午时分，有些焦虑的古德里安来到沙尔的指挥部，建议先暂停攻势，重组部队后再度强攻，或者干脆将摧毁极为坚固的加莱要塞的任务交给空军。沙尔觉得对手已是强弩之末，己方只需最后一次重击便可大功告成。果然，毛斯的2营又一次率先取得突破，他身先士卒地带队冲在最前面，一举夺取了滨海火车站，而在加莱港口的另一侧，第86摩步团也在跨过运河大桥后包围了加莱要塞。下午近5时，加莱要塞被最终攻克，尼科尔森及数千英法官兵被俘。毛斯因加莱之战的战功，在自己一战时获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上缀上了相应的勋饰。

法国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英军被基本逐出了欧洲大陆（只剩下一个第51高地师），法军则损失了多达30个师的兵力兵器，包括训练最精良、装备最好的大多数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但是，法军在1940年6月初时还拥有60个师及上千辆坦克和装甲车（虽然战斗力和重武器的质量远不如前），还把一些战斗力犹存的师团从马奇诺防线和阿尔卑斯山区调至索姆河与埃纳河前沿，试图沿着海峡沿岸直至色当南面的“魏刚”防线，挡住德军140多个师的全面进攻。古德里安此时担任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装甲集群指挥官，但第10装甲师离开了他的作战序列，转隶于维特斯海姆（Gustav Wietersheim）将军的第14摩托化军（仍隶属于克莱斯特装甲集群）。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打响后，法军在最初几天里曾以顽强的防御阻止了德军的突破，但由于防线十分漫长，又缺乏纵深和预备队，不久后有些地带的防线便被对手撕裂，进而演变成全线失守。毛斯率部参加了攻打法军第7集团军把守的“魏刚”防线的作战。法军第7集团军当时辖有第11、第19和第23等三个现役步兵师，还得到第7和第87北非步兵师、第29山地师与一个后备步兵师的支援。第10装甲师是第14摩托化军的突击矛头，维特斯海姆还特地把6月4日进入亚眠桥头堡的“大德意志”摩步团配属给该师。⁽¹¹⁾6月6日至8日，维特斯海姆手下的第9步兵师和第13摩步师突破了法军索姆河防线，第10装甲师（以及第9装甲师）等装甲部队立即奉命扩大突破口。沙尔把第86摩步团部署在右翼，出发地位于亚眠南面的圣索夫略（St. Sauflieu），担任左翼攻击矛头的第69摩步团被部署在埃斯特雷（Estrees），“大德意志”摩步团则居于两者之间的圣菲西安（St. Fuscien），三个摩步团伴随着坦克部队开始向南追击撤退中的法军。6月11日，第10装甲师追击到塞纳河支流瓦兹（Oise）河附近时，由于法军炸毁了所有桥梁，该师不得不转向东北，赶往吉斯卡尔（Guiscard）邻近地域渡河。两天后，第10装甲师开始了扑向塞纳河的强行军，毛斯率领第69摩步团2营一直行进在全师的最前列。巴黎陷落后，第10装甲师继续南下追击，先后夺取了斯内斯（Snes）和讷韦尔（Nevers）等城镇，最后在维耶尔宗（Vierzon）停止了进军作战。德法签署停战协议后，第10装甲师开始执行占领军任务，同时进行整训和补充，直到1941年3月调回本土。

组建时间不足一年的第10装甲师在法国战役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与第1和第2装甲师等成立更早、装备更精良的装甲师相比，它的表现可谓毫不逊色，从师长沙尔、摩步旅旅长菲舍尔（Wolfgang Fisher）到营长毛斯等各级指挥官，都证明了自己指挥部队完成任务的能力。在1941年下半年的苏德战争之初，第10装甲师还将发挥醒目的矛头作用，充分证明了自己是一支快速机动、作风勇猛的部队。该师在1942年上半年撤离苏德战场，来到法国亚眠进行休整补充后，于1942年晚些时候奉命转赴非洲，迅速成为北非大漠中最优秀的装甲部队，直到1943年5月在突尼斯桥头堡随着非洲集团军群一起覆灭为止。

1941年4月1日，毛斯被晋升为中校，仍然担任第69摩步团2营营长。两个月后，第10装甲师被编入古德里安装甲集群麾下的第46摩托化军（军长为著名战将维亭霍夫，该军还辖有党卫军“帝国”师和“大德意志”摩步团），准备投入规模空前的侵苏战争。6月22日凌晨，当德军重炮和战机向苏联境内进行炮击和轰炸之时，古德里安的第17和第18装甲师的潜水坦克已经潜行在布格河河床上，这些坦克露出水面朝布列斯特要塞发起了猛攻。德军第45步兵师在强攻要塞的战斗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7月1日时守军仍在顽强地周旋，甚至到古德里安的矛头已深入苏联腹地几百英里的7月下旬，布列斯特最后的残存守军才被肃清。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和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构成了中央集团军群的两只铁拳，短短5天内就向东推进了200英里，并在明斯克合围了大批苏军。经过多日不停顿的行军和作战，到7月初时，古德里安麾下的装甲师中，第3和第18装甲师都只剩下大约35％的坦克还能参战，只有沙尔的第10装甲师拥有80％的作战坦克，是当时战斗力最雄厚的装甲师。⁽¹²⁾

7月10日开始，古德里安所属各部开始渡越第聂伯河，第10装甲师在什克洛夫（位于奥尔沙和莫吉廖夫之间）渡河时曾遭到猛烈的炮击和空中轰炸。渡过第聂伯河后，古德里安手下的第47、第46和第24摩托化军分别朝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Yelnia）及其北面的多罗戈布日（Dorogobuzh）、罗斯拉夫尔（Roslavl）等预定目标推进。北翼的第47摩托化军负责沿斯摩棱斯克轴线进军，该军的第29摩步师16日一举攻克了古老的军城斯摩棱斯克，但斯摩棱斯克包围圈的形成还是充满波折，一度甚至很不顺利。古德里安当时的心思并未完全放在合拢包围圈上，在他看来，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和东南、介于第聂伯河上游与杰斯纳河源头之间的一系列高地才是关键，扼守住这些高地就等于打开了从西面进军莫斯科的大门，只有莫斯科才是令其“魂牵梦绕”的终极目标。第3装甲集群指挥官霍特与古德里安的看法不同，前者更关注如何彻底锁死斯摩棱斯克包围圈的苏军。7月中旬，古德里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他决定不按计划把第46摩托化军派往亚尔采沃地域与霍特装甲集群会合，而是将之派往叶利尼亚—多罗戈布日一带的高地，为进军莫斯科预留伏笔。但是，古德里安的这一决定客观上使德军丧失了在斯摩棱斯克以东树起铜墙铁壁的机会，间接地帮助了苏军第16和第20集团军避免了覆灭的命运。突围出去的这些苏军随后在距斯摩棱斯克东南约80公里处的叶利尼亚，与德军展开了长时间的血腥搏杀，其战况之惨烈，使一些参加过一战的德军军官称叶利尼亚之战为“1916年凡尔登之战的再现”。还有史家曾评论道：“叶利尼亚这个名字已浸入德国陆军的集体意识之中，人们对这里的记忆非常之深，其程度仅次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这些规模更大的灾难而已。”⁽¹³⁾

毛斯随着第10装甲师也在叶利尼亚突出部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该师于7月16日接到攻打叶利尼亚的命令，面对的对手是苏军第24集团军的第19步兵师。由于桥梁垮塌造成了道路不通等原因，第10装甲师的进攻一直推迟到19日下午才开始，苏军则借机抓紧时间修筑了数条反坦克防线。德军攻势发起后，苏军又以数量众多的重炮猛轰沿公路行军的对手，造成第10装甲师各部的推进非常缓慢。师长沙尔在颇觉棘手的同时，还接到军部的急电，要求他派兵增援党卫军“帝国”师，当时后者正在朝叶利尼亚北面的多罗戈布日推进。沙尔向军长维亭霍夫抗议说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既攻打叶利尼亚，同时又分兵支援多罗戈布日方向的攻势。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沙尔只得派出摩步团和炮兵团各一部及师属反坦克营，前去支援“帝国”师夺取多罗戈布日附近的第聂伯河大桥。19日下午晚些时候，毛斯的第69摩步团2营和师属第10摩托车营相互配合，成功迂回到叶利尼亚的东面，在肃清了该方向的苏军之后，推进到距叶利尼亚北郊仅800米的公墓附近，但在这里受到苏军炮火的猛烈打击和压制。毛斯率部冒着炮火一米米地逼近城区，终于在傍晚6点30分夺取了城中心的制高点主教堂。当夜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苏军重炮也在城南和东南向涌入城区的对手开炮，叶利尼亚火车站附近的战斗尤为激烈。直到当夜10时左右，苏军炮火才逐渐平息下来，城内的残余苏军也被渐次肃清。⁽¹⁴⁾

夺取叶利尼亚城之后，第4装甲旅所属的两个装甲团均用完了油料，大批坦克由于没有油料、机械故障或过度磨损而无法投入战斗（到7月22日时第10装甲师仅剩5辆II号和4辆III号坦克尚能参战），各摩步团的弹药消耗也很大。由于第46摩托化军无法为第10装甲师及时补充油料和弹药，再加上叶利尼亚周边部署有数量庞大的苏军（特别是炮兵的实力非常雄厚），维亭霍夫经请示后决定推迟向多罗戈布日的进军，撤回党卫军“帝国”师以及还在赶去增援前者的第10装甲师的战斗群。随着“帝国”师进入第10装甲师的北翼战场布防，所谓的叶利尼亚突出部形成了，不久后这里将变成葬送成千上万的苏德官兵的一座大屠场。开战以来无坚不摧的德军装甲部队不得不放弃自己擅长的围歼战，第一次停下来进入战壕和掩体，与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挡住对手的苏军进行堑壕战。此后的近一周里，第10装甲师和党卫军“帝国”师几乎每天都要面对苏军的炮击和反扑，“大德意志”摩步团也被投入到叶利尼亚周边的防御战中。直到7月28日，第9军的步兵师开始陆续进入叶利尼亚突出部，才把第10装甲师等伤亡不菲的机械化部队替换下来。7月30日，第10装甲师奉命撤离突出部，但就在试图脱离前沿时，苏军向该师的原防线发起了大规模进攻，尤其是密集的炮击造成了德军的大量伤亡。斯摩棱斯克包围圈的战事在8月初进入了尾声，苏军有30万人被俘，还损失了3000余辆坦克和3000余门大炮，但叶利尼亚周边的战事却一直持续到9月初，才随着德军主动放弃突出部而告终。与斯摩棱斯克的“辉煌大胜”相比，全盘负责叶利尼亚突出部战事的古德里安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反而遭受了重大损失，据朱可夫本人估计，德军的损失约在45000人至47000人之间！古德里安当初夺取叶利尼亚的目的是将之用作进攻莫斯科的跳板，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无法决定是否继续进攻莫斯科，这时的古德里安以“事关陆军之荣誉”为由，坚持要求守住这个三面都有强敌环伺的突出部。为了这个跳板，也为了所谓的“荣誉”，德军付出了相当于三个师的兵力，代价不可谓不高昂。

第10装甲师师长沙尔中将在8月初被提名担任非洲军军长，师长职务由第10摩步旅旅长菲舍尔少将继任。不过，沙尔在北非没待几天便染上了疾病，回国后很快被任命为第34军代军长（稍后又从曼施坦因手中接过了第56摩托化军）。⁽¹⁵⁾古德里安率其第2装甲集群参加基辅战役时，第10装甲师和第46摩托化军都没有随之南下，而是在斯摩棱斯克东南地带休整。古德里安对自己用得十分顺手的第10装甲师念念不忘，曾三番五次地要求将该师归建，不过他的心愿始终未能达成。

1941年9月底，延迟了两个月的扑向莫斯科的作战行动终于展开，离开中央集团军群长达45天的古德里安和霍特装甲集群也都回归中路，同时，原属北方集团军群的霍普纳第4装甲集群也奉命南下，准备通过一场大规模围歼战，消灭斯摩棱斯克至莫斯科之间的全部苏军，尔后全力扑向莫斯科。在这场代号“台风”的作战中，南面的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奉命朝奥廖尔和布良斯克方向进攻，除本身拥有的第24和第47摩托化军外，他还获得了第48摩托化军和两个步兵军的增援。但是，古德里安一再要求归还的第46摩托化军被划拨给了霍普纳，菲舍尔的第10装甲师隶属于施图姆将军的第40军，而沙尔任军长的第56摩托化军则加入了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10月2日，德军第4和第9集团军的步兵师以刺刀和手榴弹等近战武器突破了苏军阵地，装甲矛头开始沿着捅开的缺口疯狂地扑向杰斯纳河。

第10装甲师是第40军的突击矛头，为了在斯摩棱斯克以东150公里外的维亚济马附近合围苏军，施图姆尽最大可能地加强菲舍尔所部的力量，除将第128炮兵司令部、第618炮兵团和第479步兵团等加强给第10装甲师外，军属工兵部队还沿着该师的进军道路架桥修路，并清除了对手的几条反坦克堑壕。⁽¹⁶⁾10月2日晨，在35分钟的炮火准备完成后，第10装甲师出现在罗斯拉夫尔—尤赫诺夫（Yukhnov）—莫斯科主干公路的南面，开始沿着与公路平行的方向朝东北推进。第10装甲师所部通过突袭夺取了杰斯纳河上的铁路桥，为加快过河速度，菲舍尔派搜索侦察营寻找可以徒涉的地方，同时命令装甲团和摩步团加快进军速度。上午9时，第7装甲团的一个营等部队开始徒涉杰斯纳河，毛斯的第69摩步团2营等则跟随大部队沿铁路桥过河。下午4时，菲舍尔命令把毛斯的摩步营和第90炮兵团的一个营并入第7装甲团，组成一个实力不俗的战斗群，朝着40英里外的莫萨利斯克（Mosalsk）城推进，装甲师的两个摩步团则沿着另一路线也朝莫萨利斯克方向进军。10月3日，装甲师的进军虽然遇到困难地形和路况的阻碍，也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但毛斯的摩步营和第7装甲团并未放缓步伐，他们绕过了苏军阵地后继续推进。倒是被先头部队完全绕过的一个苏军步兵团，给菲舍尔的指挥车队造成了较大的麻烦，不过，这部分苏军在中午被赶来的第69摩步团1营和第90炮兵团1营等击溃。下午4点，菲舍尔把所部重组为南、北两个战斗群，南战斗群包括第90搜索侦察营、第10摩托车营和第86摩步团大部，北战斗群包括第7装甲团和毛斯所在的第69摩步团，师属和军属炮兵跟随两个战斗群进军。南北两个战斗群当夜不眠不休地沿着不同的路线奔向莫萨利斯克。4日下午，军长施图姆来到第10装甲师，要求菲舍尔在抵达莫萨利斯克后左转向北，以尽快抵达和切断罗斯拉夫尔—尤赫诺夫—莫斯科的公路为目标。菲舍尔随即命令北战斗群朝乌格拉（Ugra）河畔的尤赫诺夫进军，目标是建起一座能够屏障侧翼的桥头堡，以保护向北朝维亚济马运动的主力部队。北战斗群的攻势很快取得了势头，毛斯率部在苏军后方大胆穿插，抵达公路后冲垮了一支对整体形势毫不知情的苏军——这支苏军当时仍在向西（德军后方）开进，困惑之余未进行任何抵抗便向毛斯投降了。不过，毛斯没有时间和人手押送俘虏，解除了对手的武装后，他命令俘虏们自行列队向德军一侧开去。当晚8时许，毛斯指挥2营出其不意地夺取了乌格拉河大桥，也迅速建立了桥头堡，第7装甲团以类似的方式突袭尤赫诺夫得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乌格拉河大桥与尤赫诺夫均已落入德军之手时，第40军军部要求第10装甲师夺取前述两处要地的命令才刚刚下达，由此可见，无论是师长菲舍尔，还是毛斯或第7装甲团团长凯泽（Theodore Keyser）中校，这些精干的军官都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很强的主动性。4日深夜，菲舍尔向军部询问下一步的目标是扑向维亚济马，还是朝维亚济马东北的格扎茨克（Gzhatsk）奔袭。军部在5日凌晨3时回电，称第10装甲师应沿乌格拉河西岸推进，以抵达维亚济马后合围苏军为目标。

自10月2日从杰斯纳河西岸出发以来，第10装甲师克服了地形和对手的顽强抵抗等诸多困难，3天里整整推进了175公里，到10月5日拂晓时，再次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和决心向前推进。不过，德军很快面临着油料告罄的窘境，深谙兵贵神速的菲舍尔命令一个装甲营就地等候补给车队，所剩的油料则全部交给另一个装甲营，该营随后奉命与毛斯的第2摩步营一起继续前进。主要由摩托化步兵组成的南战斗群负责尤赫诺夫周边的防御，保护向维亚济马进军的北战斗群的侧翼和后方，等党卫军“帝国”师所部赶到尤赫诺夫接防后，南战斗群再北上支援北战斗群的进军。5日中午，由于道路崎岖难行，油耗过大的装甲团又出现了油料不济的情况，为保持进攻势头，菲舍尔命令毛斯率部超过第7装甲团那些无法动弹的坦克和装甲车，作为全师的先头继续前进——菲舍尔估计前方的苏军抵抗程度恐怕不会太强，另外他也相信毛斯的应变能力和指挥才能。下午5点，毛斯向师部报告称，自己的车队只剩下还够25公里左右的油料，不过，一小时后毛斯又汇报称所部已进抵斯洛波卡（Slobodka）西北的乌格拉河畔，距离维亚济马仅有40公里了！

5日夜，毛斯营及随后到达的装甲团都只剩下很少的油料，虽然毛斯占领了乌格拉河对岸的一个小桥头堡，并与即时反扑的对手进行了几小时的激战，但苏军的反扑力度越来也大。当晚10点，第7装甲团团长凯泽中校致电菲舍尔称，仅凭北战斗群的现有兵力恐怕无法固守桥头堡，师长菲舍尔估计援兵最快也只能在天亮后赶到，于是命令北战斗群暂时撤出桥头堡。但是，在毛斯的强烈建议下，北战斗群最终没有撤退，而是以一场极富攻击性和主动性的夜袭，夺取了桥头堡以北的几个战术制高点，从而彻底压制住了反击的苏军。6日晨，第10装甲师的后勤部队设法将油料和补给前送至北战斗群，毛斯的第2摩步营和第7装甲团的坦克又能继续向北轰隆推进，但是新的困难很快出现了——在北进的道路上有不少溪流，虽然水并不深，但河床淤积了厚厚的污泥，轮式车辆无法轻易徒涉。师部急忙派来工兵架桥和探路，在等待过程中，菲舍尔将原先的北战斗群重组成规模较小的左、右两个战斗群，每个战斗群包括装甲营和摩步营各一个，配属以炮兵、高射炮和工兵单位。右路战斗群的任务是在6日子夜前阻断从维亚济马向东通往莫斯科的铁路，而左路战斗群则负责夺取维亚济马南郊的机场，并寻机攻入维亚济马城，毛斯的第2营被分在右路战斗群，负责截断铁路的同时阻止苏军向东突围。菲舍尔进行重新部署时，军长施图姆再次到访，他不仅完全赞同前者的部署，还命令附近的第2装甲师一部进入第10装甲师的战场，除全力保障第10装甲师补给线的畅通外，还将在适当的时候直接支援前者的进攻。菲舍尔在维亚济马包围圈合拢前的最后阶段里，不仅表现出清醒的头脑、高超的指挥水准和对部队的良好掌控能力，也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个人勇敢——他曾亲率师部直属的少量部队据守乌格拉河上至关重要的大桥，多次打退了苏军的反击。

摄于1941年6月末，德军装甲部队正向苏联腹地推进，图中装甲车车尾的字母“G”清楚地表明这是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部队。

摄于1941年夏，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两名德军机枪手。德军虽在苏德战争之初大获全胜，但也付出了不菲的伤亡代价，疲惫的神色清楚地展现在这些普通士兵的脸上。

在1941年10月初发起的“台风作战“中，毛斯所在的第10装甲师隶属于霍普纳将军的第4装甲集群。图中坐着的是霍普纳上将，右一为曾任第10装甲师第4装甲旅旅长、时任第6装甲师师长的兰德格拉夫少将。

摄于1941年10月下旬，突破了莫斯科西面的苏军首道防线后，第10装甲师朝莫斯科方向进军的场景。

摄于1941年10月初，第10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正向维亚济马方向推进。

摄于1941年10月2日，第6装甲师第11装甲团（加强有第7装甲师的第25装甲团）在维亚济马北面实现了突破，图为狼烟滚滚的战场一隅，图中右侧是出轨翻车的苏军列车，左侧是推进中的德军坦克。

摄于1941年11月末，德军借助橡胶皮划艇渡越莫斯科河的场景。

摄于1941年末，获颁骑士勋章的第69摩步团第2营营长毛斯中校。

摄于1941年12月中下旬，位于莫斯科西面40公里的伊斯特拉的一处德军阵地。

在1941年12月初至1942年1月初的苏军冬季反攻中，成千上万的德军丧命于莫斯科以西的冰雪旷野之中，图为一座德军阵亡官兵公墓。

如果说第10装甲师合拢维亚济马包围圈的进军和作战像一部小说的话，那么这部小说的高潮出现在10月6日夜。第7装甲团2营在当夜7点15分致电师部，声称维亚济马机场已被该部夺取。两小时后，毛斯的第69摩步团2营与第2装甲营会合，同时切断了维亚济马通向卡卢加（Kaluga）和莫斯科方向的铁路。之前不久，第56摩托化军的矛头第7装甲师已从维亚济马的北面南下杀入苏军的后方，到7日上午10点半，第10装甲师所部与第7装甲师建立了联系，从而合拢了硕大的维亚济马包围圈。在亚尔采沃至维亚济马以西之间被围的苏军包括第16、第19、第20、第32集团军及第24集团军残部，西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仅在最后一刻匆匆撤离。10月7日夜，德军5个步兵军（第5、第7、第8、第9和第27军）迅速束紧了包围圈并开始消灭被围之敌。几乎与此同时，在维亚济马以南的布良斯克方向，古德里安麾下的第17和第18装甲师也于10月5日在布良斯克以东切断了通往莫斯科的铁路。6日，德军在攻克布良斯克城时几乎俘虏了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8日，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与魏克斯（Maximillan von Weichs）上将的第2集团军在布良斯克城北会师，所谓的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包围圈就此完全成形。约55个师的苏军被包围在亚尔采沃至维亚济马的大口袋里，在布良斯克的南北两面大约有26个师的苏军陷入重围。⁽¹⁷⁾到10月下旬两个包围圈被基本肃清之时，苏军损失了近70万官兵和无数的物资装备，德军成就了军事史上的又一次巨大的围歼战胜利。

维亚济马围歼战之后，毛斯随第10装甲师参加了博罗季诺（Borodino）和莫扎茨克等地的一系列战斗。在无尽的泥泞和冰雪中，整个中央集团军群的推进基本上等同于爬行于泥淖间的步兵的速度，装甲部队像蜗牛一样步履蹒跚，唯一还能运动的坦克像火车头一般拖拉着挣扎于泥泞间的轮式车辆。10月25日清晨，毛斯的第2摩步营在第7装甲团部分坦克的配合下，成功夺取了重镇鲁萨（Rusa），上午10点，毛斯营等先头部队在杜布罗沃（Dubrovo）渡过了塞尔纳（Serna）河，做好了继续朝新彼得罗夫斯科耶（Novo-Petrovskoje）及伊斯特拉（Istra）等地推进的准备。⁽¹⁸⁾但是，从10月26日起，连续多日的豪雨使德军车辆无法通行，糟糕的路况和天气迫使德军暂停了大规模运动。等到11月第一个星期大地开始冰冻板结，坦克和车辆又能再度运动时，德军却又面临许多新问题，诸如油料和弹药严重匮乏，坦克和汽车引擎难以发动，大炮和重武器出现了润滑油冻结的现象。情形刚有好转，强劲的暴风雪呼号着降临了，一夜之间积雪齐腰，冷风吹在人身上就像刀子一样钻心刺骨。经历了多日的折磨后，德军在11月17日开始了“爬向”莫斯科的最后一搏，第40军（第10装甲师在左、党卫军“帝国”师居右、中路是第7步兵师）的任务是突破对手的首道防线后，在别利（Bely）以南及伊斯特拉—新彼得罗夫斯科耶公路周边展开攻势。第4装甲集群指挥官霍普纳在11月25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元首对于追踪我部的进展显然怀有特别的兴趣，但是，我的部队正承受着可怕的苦难，官兵们已接近精疲力竭的边缘。”⁽¹⁹⁾不过，此时的霍普纳还相信，只要得到克鲁格第4集团军步兵的大力支持，第4装甲集群的攻势还有可能取得成功——26日，党卫军“帝国”师在距莫斯科仅40公里的伊斯特拉近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进攻伊斯特拉河西岸的城堡及东岸的筑垒区时，因受制于凶猛的火力而无法攻入城池。此时，第10装甲师奉命从城北乘隙进攻伊斯特拉城，这个任务交给了以第69摩步团为主组建的加强团规模的“毛斯战斗群”。毛斯搭乘着装甲指挥车，在攻击队伍的前列镇定地指挥部署，经过一番巷战后杀入了伊斯特拉北半部，而党卫军“帝国”师则在城南展开猛烈的夹攻。到夜幕降临时，支撑不住的苏军撤出了伊斯特拉河东岸和城区，莫斯科西面最关键的一道防御屏障终于落入德军之手。因为这一战功以及之前数月的出色表现，毛斯当日成为第10装甲师的第12名骑士勋章得主。该师的一名军官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曾写道：“……我们在伊斯特拉受到的欢迎是敌军猛烈的炮击。我们昨夜一直没有怎么睡觉，敌军发起了顽强的反扑。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全城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大家都想知道的是，现在应该做什么？还会继续向莫斯科进军吗？”⁽²⁰⁾这名军官乃至所有基层官兵的疑惑很快得到了解答——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博克元帅虽然深知疲劳至极的部队已到强弩之末，但他坚信，与其将进攻推至来年春，现在在莫斯科附近的旷野里渡过严冬，还不如“引领剩勇走完最后一英里”，因为在他看来，“最后的决战纯粹是个意志力问题。”

第10装甲师剩下的坦克（原有的150辆坦克现仅剩7辆）和数量稀少的摩托化步兵继续朝东面的莫斯科“爬去”，“毛斯战斗群”作为第10装甲师的先头，先后夺取了佩希科瓦（Petschkova）、卡希诺（Kaschino）、达尔纳（Darna）和亚力克西诺（Aleksino）等在地图上根本找不着的小村庄，直到12月2日，毛斯在夺取了彼得罗夫斯科（Petrovsko）和图罗沃（Turovo）这两个村庄后才彻底停了下来。这一带距离莫斯科西郊仅有23公里，毛斯和他的残兵龟缩在基本毁于苏军空袭的村子里，气若游丝地等待命运的裁决。当日，第10装甲师师长菲舍尔和第40军军长施图姆请求霍普纳停止进攻，着手撤回过于暴露的先头部队，因为“第10装甲师的战斗力量已不复存在，该师已无力继续进攻”（党卫军“帝国”师官方战史所言）。⁽²¹⁾12月3日，霍普纳根据所部的实际状况，自作主张地命令暂停进攻三日。次日，第4装甲集群指示第40军将第10装甲师从最前沿撤出，其所遗防线由第5装甲师接管。

结果表明，第10装甲师只比友军早撤退了几天而已。苏军在12月6日晨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莫斯科反攻，成功地将南北两翼的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群击退。仓皇撤退变成了整个12月直至1月初的德军唯一的“主旋律”，先撤一步的第10装甲师在伊斯特拉和鲁萨等地先后建立阻击防线，帮助党卫军“帝国师”和第5装甲师等后撤，间或出手援助一时陷入危境的友军。第10装甲师被划归维亭霍夫的第46摩托化军指挥，1942年初时撤至两个月前激战过的尤赫诺夫。在此后的近4个月里，该师一边疗伤和休整补充，一边以顽强的防御挫败了苏军的多次进攻。第10装甲师在1942年5月初撤离东线，前往法国亚眠进行重新装备。不过，毛斯此时已离开第10装甲师，前往正在奥廖尔地区进行防御战的第4装甲师就职——他在2月26日被任命为该师第33摩步团团长，并于4月1日正式晋升为上校。⁽²²⁾

“有谁在战斗中见过毛斯博士在后方呢？”

毛斯到第4装甲师任职时，该师隶属于第2装甲集团军的第24摩托化军，师长为著名战将埃博巴赫（Heinrich Eberbach）少将。1942年2月，当第4装甲师撤至布良斯克附近时，与损兵折将的其他东线装甲师一样，该师也仅剩12辆坦克和18门大炮，损失了几乎所有重型装备和装甲运兵车。⁽²³⁾1942年4月22日，埃博巴赫所部隶属于第47摩托化军，但在5月初转赴第35军的防区姆岑斯克，沿着伏尔加河最大的支流之一奥卡河（Oka）进行防御作战。毛斯在姆岑斯克周边的一次作战中身负重伤，被迫离职回国养伤，但他只缺席了两个月，便于当年7月5日返回东线。在1942年剩下的日子里，第4装甲师基本是在第35军和第53军的防区交替进行机动防御，但相对于南方的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地区的重大攻势，毛斯所部参加的行动规模甚小，甚至还时不时地被派去清剿游击队。由于资源有限，而且1942年的进攻重点是在南方战场，中央集团军群的许多消耗殆尽的装甲师都没有在当年得到及时的兵员和装备补充。第4装甲师在1942年全年的实力都非常弱，它的第35装甲团2营甚至还在当年6月被移交给第11装甲师的第15装甲团，并成为后者的第3营。

毛斯在1942年11月24日至27日间曾短暂地代理第4装甲师师长之职，其后将指挥权移交给施奈德（Erich Schneider）少将，不过，毛斯又在1943年1月7日至28日间再度代理师长，期间接收了一批补充兵员、车辆和装备，但还是没得到新坦克，上级早早承诺的豹式坦克也迟迟不见踪影。1月28日起施奈德少将继续担任师长，但该师只能作为一个旅级战斗群，与同样虚弱的第17、第18装甲师及两个步兵师一起，参加库尔斯克周边的防御作战。第4装甲师此刻仅有8辆坦克可以参战，迫使施奈德把第35装甲团的装甲兵编入步兵连投入战斗。⁽²³⁾德军被迫放弃库尔斯克后，第4装甲师在3月初参加了罗姆内（Romny）和北诺夫哥罗德地带的作战。3月8日起，第4装甲师在谢韦尔斯克（Seversk）周边进行过一系列规模不等的攻防战，期间得到了一些补充，到3月13日时拥有36辆坦克、26辆反坦克歼击车和20辆突击炮。3月19日，第4装甲师奉命进攻谢夫斯克（Sevsk）这座18个月前曾被该师攻占的城市，施奈德命令第12装甲掷弹兵团不惜一切代价肃清城外的制高点，毛斯的第33装甲掷弹兵团负责攻城，当师长冒着炮火来到毛斯的指挥部了解情况时，发现后者正在最前沿与2营的官兵一起战斗。第35装甲团的一位军官曾感慨道：“……有谁在战斗中见过毛斯博士在后方呢？”⁽²⁴⁾第4装甲师在此战中打死打伤对手4000余人，摧毁了68辆坦克、2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但自身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除损失3辆IV号坦克和2辆III号突击炮外，竟有千余官兵阵亡或负伤。4月初，第4装甲师师长施奈德和第47装甲军军长莱梅尔森（Joachim Lemelsen）曾推荐授予毛斯橡叶骑士勋章，但陆军总部未予批准，足见德军的奖励和授勋制度此时依然相当严格，尤其是对橡叶骑士以上的高规格勋章更是十分慎重，非得有超人的勇敢行为、杰出的战功或卓越的战场指挥表现方能获得褒奖。

1943年5月1日，第4装甲师撤离奥廖尔至库尔斯克之间的前沿，退入诺夫哥罗德地区进行补充休整，同时负责清剿该区域里的游击队。第4装甲师当月陆续接收了一大批重武器装备和补充兵员，实力迅速得到了恢复，更在5月31日迎来了离开东线长达一年半的老师长绍肯中将。绍肯与毛斯此前并不相熟，但经过此后半年多的相处，毛斯的战场表现和指挥才能征服了绍肯，在1944年1月末欢送毛斯出任第7装甲师师长时，绍肯曾留下过这样的评语：“毛斯上校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前线老兵，也是一位熠熠闪光的模范军官，更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第4装甲师的装备情况在“城堡”作战前夕进一步改观，到7月初时该师已拥有101辆坦克，第33和第12装甲掷弹兵团补充了大量兵员和半履带装甲车，第103炮兵团也得到了一批自行榴弹炮，用来运输物资和牵引大炮的1800匹战马被全数赠给了友邻的步兵师。

按照德军的计划，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周边即将发起的大战中，南方集团军群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等负责从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向北进攻库尔斯克，位于突出部北侧的是中央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该部将沿奥廖尔至库尔斯克的铁路和公路向南进攻，目标是以南北对进的钳形攻势围歼库尔斯克突出部中的苏军。绍肯的第4装甲师隶属于莫德尔上将的第9集团军，与第2、第9、第12、第18和第20装甲师等构成了北翼的装甲打击力量。不过，“城堡”作战打响时第4装甲师并未进入前沿，而是与第12装甲师和第10装甲掷弹兵师一起充任中央集团军群的预备队。

摄于1943年7月的“城堡”作战期间，第9集团军的III号和IV号坦克向前沿开去。

摄于1943年7月的“城堡”作战期间，两名德军掷弹兵在凌乱的战场上，朝着一辆似乎动弹不得的苏军T-34坦克（图中右上角）跑去。

摄于1943年7月的“城堡”作战期间，被苏军击毁的德军坦克。

摄于1943年7月的“城堡”作战期间，被苏军摧毁的德军豹式坦克。由于舱盖并未打开，乘员们可能已在坦克里毙命。

摄于1943年7月的“城堡”作战期间，两名德军士兵在掩体前留影。这个掩体是借助两辆被毁的T-34坦克构成的，从两辆坦克叠压的位置来看，它们极可能是毁于空袭。

可能摄于1943年8月初的奥廖尔街头，一名德军装甲指挥官借助望远镜侦察对手的运动情况。城市并非有利于装甲作战的战场，反倒是狙击手们异常活跃和斩获猎物的好去处。

可能摄于1943年8月，一队德军掷弹兵“兴高采烈”地撤离奥廖尔的情形。

时间不详，毛斯上校为一名装甲兵颁发骑士勋章后向对方表示祝贺。

毛斯获得德军第335枚橡叶骑士勋章后拍摄的标准照。

1943年11月24日，毛斯上校获颁橡叶骑士勋章，图为获勋之后拍摄的标准照。

时间不详（或为1943年秋），右一为毛斯，右二是第4装甲师师长绍肯（佩戴当年8月末获得的橡叶骑士勋章），左二似为时任第103炮兵团团长的贝策尔（Clemens Betzel）上校。

“城堡”作战在7月5日正式打响，第9集团军所部当日突破了苏军的首道防线，打开了宽约15公里、纵深约为6至8公里的缺口，但在逼近奥利霍瓦特卡（Olkhovatka）北面的第二道防线时，遭到对手的沉重打击。苏军中央方面军统帅罗科索夫斯基连夜将大量的预备队调派至第二道防线的若干关键地段加强防御，同时命令第3、第16和第19坦克军及第17近卫步兵军等次日从奥利霍瓦特卡向北反击。但是，苏军的反攻很快受阻于自己布下的雷场，莫德尔为延续己方的进攻势头，把第二梯队的第2、第9和第18装甲师等投入战场，命令它们分别夺取捷普洛耶（Teploye）西南的第272高地、奥利霍瓦特卡东北的第274高地以及波内里（Ponyri）东边的第253.5高地等战术制高点。如果这些高地连起来的话，将形成一条长约15英里的弧线，正好楔入苏军防线的核心地带，因而能否占领这些高地事关北翼德军的大局。不过，罗科索夫斯基已在自己防线的中央部署了1000辆坦克、3000门大炮和5000挺轻重机枪的强大力量。

德军第20装甲师在萨莫杜罗夫卡（Samodurovka）村与对手展开了激战，该师当日下午曾一度夺取了村庄，随后又向周边的高地发起进攻，但三次攻势都被守军打退，还在对手的反击之下被逐出了村庄。第2装甲师在第20装甲师一部和第505重装甲营支援下，以140辆坦克和50辆突击炮的强大力量，气势汹汹地扑向奥利霍瓦特卡东北的第274高地，但始终无法达成目标。⁽²⁵⁾奥利霍瓦特卡周边的战场一整天都笼罩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天空中弥漫着黑烟，双方交替攻防，阵地反复易手，曾有德军军官这样描述当天的搏杀：“……在著名的阿拉曼战役中，蒙哥马利曾以1000门大炮扭转了非洲的局面，但与库尔斯克这天的战斗相比，阿拉曼只能算是中等规模。即便是斯大林格勒之役，尽管它更具有灾难性的悲剧色彩，但就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而言，它也不能与规模巨大、战场空旷开阔的库尔斯克大决战相比。”⁽²⁶⁾

7月6日下午，中央集团军群将第4装甲师拨给莫德尔指挥，该师奉命向战场开进的同时，仍作为第9集团军的预备队待命。7日晚些时候，第47装甲军军长莱梅尔森命令绍肯准备次日晨参战，负责与第20装甲师一起攻打捷普洛耶村及其周边的第272高地。同样是在这个夜晚，罗科索夫斯基向捷普洛耶周边增援了2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2个坦克旅和1个机械化步兵旅的强大力量。8日晨，第4装甲师从第20装甲师打开的缺口穿过，朝着捷普洛耶村快速推进，但在村庄外围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装甲师的攻势开始变得步履蹒跚，伤亡迅速增加，师长绍肯后来曾这样写道：“……大炮、迫击炮、火箭炮、机枪、狙击手，特别是无所不在的反坦克炮一直喷吐着火舌，成群结队的苏军坦克开着炮、扫射着进行反击。为使敌军的炮火不那么容易命中目标，我方坦克（其中一些是虎式坦克）在开阔地带里全速前进，结果造成掷弹兵们很难跟上，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被我方坦克席卷而过的苏军支撑点仍在不停地开火射击，我们的掷弹兵不得不就地隐蔽，无法抬头，我方的有些坦克被迫回过身来保护掷弹兵们。”⁽²⁷⁾第4装甲师的主要对手是防御捷普洛耶村的苏军第175和第70近卫步兵师，绍肯不顾所部的伤亡，命令毛斯率其第33装甲掷弹兵团猛攻苏军防线的结合部。在前沿指挥时毛斯不幸受伤，但他不愿撤至后方，依然毫不畏惧地组织部队继续进攻。德军突击队的带队指挥官曾回忆道：“……我带着官兵们向近在咫尺的村子发起了冲锋。我们一定能拿下这个村子！1连在侧翼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离村子的边缘越来越近。经过激烈的徒手搏斗，我们拿下了一幢幢房屋……村里的战斗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最后一批守军被最终消灭了。”⁽²⁷⁾

苏军并未如那位德军军官回忆的那样被消灭，而是在紧逼之下退出了捷普洛耶村，他们撤至村外后在第272高地进行了重组，来自预备队的第140步兵师和第11近卫坦克旅也被迅速派来增援。绍肯见毛斯取得了突破，立即命令第35装甲团的一些坦克支援毛斯展开后续攻击，以阻止苏军建立新的防御阵地或进行反击。毛斯和绍肯所不清楚的是，苏军第3反坦克炮兵旅已悄悄部署在第272高地的伪装阵地上，进入战壕、只剩炮塔在外的一些T-34坦克为该旅提供支援，而配备了反坦克枪的步兵负责掩护坦克的侧翼。毛斯手下的掷弹兵们小心地朝高地方向前进，但苏军在狭窄的正面集中了上百门火炮，凶猛的火力压制得德军根本抬不起头来，毛斯的部下只前进了几百米便无法继续下去。德军坦克冒险继续推进，但苏军放任它们前行至400至500米处，然后以重型反坦克炮、反坦克枪和坦克炮一齐开火，摧毁了数量不菲的德军坦克。不过，在不计伤亡的攻击浪潮中，有几辆IV号坦克碾过了苏军的反坦克炮阵地，跟随其后的掷弹兵们蜂拥而上，一举拿下了第272高地。但是，在这些德军有机会庆祝和休息一下之前，苏军发起了反扑，转瞬间又将毛斯的部下逐下高地——这样的战斗在接下来的两日里反复上演，到7月10日时，毛斯手下的迪塞讷（Joachim Diesener）上尉已是2营剩下的最后一名连级军官，他收拾残部再次进攻，又一次成功拿下了高地，但很快又被撵了下来。苏军第3反坦克炮兵旅也可谓损失殆尽，该旅旅长在致电罗科索夫斯基时曾声称“誓与阵地共存亡”——这位旅长兑现了诺言，该旅的确守住了阵地，但据说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人！⁽²⁸⁾

7月10日下午，苏军第19坦克军、第40、第70和第75近卫步兵师在第1近卫炮兵师的支援下，朝第47装甲军的防线发起了反击。但是，德军比较轻松地挫败了对手的反击，莫德尔当夜决定次日继续进攻。不过，11日拂晓时传来了令人忧虑的消息，苏军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沿着三个方向对德军占据的奥廖尔突出部发起了规模有限的攻势，莫德尔对此不能不给予重视，他在暂停11日攻势的同时，准备把一些部队调往奥廖尔周边，以应对后方可能遭到攻击的危险局面。12日，苏军西方面军的第11近卫集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第61和第63集团军等突破了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在奥廖尔北面和东面的防线，而就在当日夜，绍肯还在与毛斯合计如何在次日继续向南进攻。13日凌晨，在炮火准备开始前一个小时，第47装甲军军长莱梅尔森到访，向绍肯等人通报了“强大的敌军装甲部队已在奥廖尔突出部取得纵深突破”的情况。莱梅尔森指示绍肯立即转入防御，同时将防线延伸到即将撤离的第20装甲师的阵地。⁽²⁹⁾14日，绍肯把第35装甲团1营几个连的坦克部署在前沿侧后方，毛斯的第33装甲掷弹兵团负责看护第20装甲师留下的阵地，达梅劳-达姆布罗斯基（Joachim von der Damerau-Dambrowski）上校的第12装甲掷弹兵团则在原防线防守。苏军中央方面军所部在15日拂晓前向第47装甲军发起了全线反攻。这是苏军“库图佐夫作战”的一部分，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与提前两日动手的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试图在奥廖尔附近围歼已归莫德尔统一指挥的第9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在第4装甲师的前沿，第12和第33装甲掷弹兵团的步兵们竭尽全力地力保防线不被突破，激战在当15日下午达到高潮，面对兵力兵器占有优势且拥有空中支援的对手，第4装甲师渐感不支。第47装甲军急调第505重装甲营剩下的坦克支援第4装甲师，该营与第35装甲团1营携手作战，日落时分终于遏制了苏军的强攻，41辆苏军坦克横七竖八地歪倒在第4装甲师的防线前方。⁽³⁰⁾接下来的三天里，第4装甲师奉命分阶段撤退到“城堡”作战发起时的出发阵地，而后被调往特罗斯纳（Trosna，位于奥廖尔西南约50英里）村附近充任第9集团军的预备队，负责阻止苏军对此间德军的包围攻势。

第4装甲师在7月22日经历了该师参战以来最危险、最紧张的一场战斗。苏军炮火从拂晓起即开始肆虐装甲师的步兵防线，天空中有大量的轰炸机向工事和掩体倾泻炸弹，苏军坦克支援着步兵发起了一轮轮冲锋，但在毛斯和达梅劳-达姆布罗斯基的步兵防线前始终占不到上风。苏军见啃不动第4装甲师的前沿阵地，便把主攻方向转移到该师右翼的第7步兵师的防线。上午9时，约有40辆苏军坦克和一个步兵营突破了第7步兵师的前沿，夺取了附近的第254.9高地后，这部分苏军掉头向东，朝着第4装甲师的后方扑来。绍肯急令第35装甲团1营营长科塞尔（Hans-Detloff von Cossel）少校率部挡住突破中的苏军坦克，科塞尔带领3个装甲连从侧翼截住了对手，在混战中科塞尔所在的坦克被击中，这位1941年9月即获骑士勋章的少校当场丧命（其后被追授橡叶骑士勋章）。部分苏军坦克乘着第35装甲团指挥系统出现的混乱，一直向东推进到卡纳耶夫卡（Kanayevka）村的南面才被最终挡住。与此同时，毛斯团的侧翼和后方都遭到苏军坦克的攻击，他的部下抵挡不住，被迫向东撤退，结果将第12装甲掷弹兵团的侧翼暴露出来。达梅劳-达姆布罗斯基率部奋力抵挡，这位上校在激战中阵亡（死后被追赠少将军衔），1营长阿贝尔（Werner Abel）上尉紧急接过全团的指挥权（三日后移交给霍佩［Johannes Hoppe］中校），但局势依然岌岌可危。第4装甲师的上级第46装甲军派出第505重装甲营和第244突击炮营帮助绍肯恢复防线，这些援军赶到第33装甲掷弹兵团的方位后，毛斯所部军心大振，步兵和装甲兵以凌厉的协同反击在下午晚些时候夺回了失地，第12装甲掷弹兵团面对的危境也迅速得到了化解。当夜，第4装甲师的整体局势得到了恢复，苏军全天一共损失了62辆坦克。

1943年7月末的最后几天里，莫德尔命令第4装甲师从一线撤出，开至特罗斯纳西北的弗伊基纳（Foykino）附近充任预备队，以随时支援第46装甲军所属步兵师的防线。到8月1日，第4装甲师虽在7月的一个月里损失超过了2300人，但还拥有相当多的重武器，包括38辆IV号和9辆III号坦克、14辆自行反坦克炮和160辆装甲车。⁽³¹⁾当日，莫德尔命令第2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分阶段撤往“哈根”防线，这一行动被冠以颇有浪漫气息的“秋季旅行”（Herbstreise）的代号，但苏军立即注意到了德军的动向，几个方面军也随之加大了进攻的强度。第4装甲师作为奥廖尔南面德军的后卫部队，负责掩护步兵师朝西面的杰米特罗夫斯克（Dmitrovsk）撤退，而毛斯带领的第33装甲掷弹兵团则又经常担负装甲师后卫的角色，撤退过程中经历过一些异常血腥的延迟阻击战，其激烈程度可从毛斯8月份获得的“铜质近战勋饰”略窥一二（该等级的勋饰授予曾参加15天以上的近身肉搏战的官兵，获银质和金质近战勋饰的标准分别是30天和50天）。

在“哈根”防线刚刚立足，莫德尔手下的部队便开始被陆续调离——苏军西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由于始终无法围歼莫德尔所部，把复仇的怒火撒在了前者的左邻第4集团军和右邻第2集团军身上，许多原属莫德尔的装甲师和机械化部队被调去增援处境危险的邻居，第4装甲师也在9月初被划拨给第2集团军麾下的第56装甲军。据有关资料记载，毛斯上校曾在9月1日至3日间，短暂代理过南方集团军群第59军所属的第8装甲师师长。9月初，第4装甲师在谢夫斯克附近经过激战后，作为后卫部队掩护第2集团军的步兵师朝杰斯纳河方向撤退。在继续撤往第聂伯河期间，第4装甲师又被临时划归第20军指挥，负责掩护该军的右翼。毛斯在此期间曾率部与苏军游击队数度交手，楔进德军第20军防线右翼的苏军先头部队曾在几个地段实现了局部突破，但这些缺口都被第33装甲掷弹兵团和第35装甲团迅速缝合。⁽³²⁾9月底，第4装甲师撤过索日河后重新回到第56装甲军的作战序列。此时，位居中央集团军群南翼的第2集团军被推挤到普里佩特沼泽地东面，沿着普里皮亚季河和第聂伯河交汇处楔入进来的苏军，已有切断德军中央和南方两大集团军群之间联系的势头。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的部署，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准备联手铲除苏军在切尔诺贝利附近建立的普里皮亚季河桥头堡，北面的第2集团军将以第56装甲军（辖第2、第4、第5和第12装甲师）为主力，向南打击位于桥头堡北侧的苏军第13集团军，而南面的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则派出第59军（辖数个步兵师并得到第7和第8装甲师的支援），负责向北进攻桥头堡西南面的苏军第60集团军。这场战事在10月初打响，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十天，德军到10月14日时攻克了切尔诺贝利城大部，虽然挫败了苏军扩大桥头堡的所有努力，但也无力将之彻底铲除。随着战场态势趋于稳定，绍肯暂时离职回国，毛斯又在10月23日开始代行第4装甲师的指挥权，所部在普里皮亚季河与第聂伯河交汇处的所谓“湿三角”地带驻扎下来。

11月10日，苏军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所部在戈梅利附近的列奇察（Rechytsa）成功强渡了第聂伯河，之后开始向西推进。第56装甲军奉命派出第4和第5装甲师北上阻挡对手的推进，就在第4装甲师准备执行命令时，突然遭到苏军第13集团军一部的攻击，一时被缠在切尔诺贝利附近无法脱身。一周后，疲惫的第4装甲师方才赶到戈梅利西南，但这时苏军早已取得重大突破，正在进攻马洛杜希（Malodush）周边的德军第20军防线，夺取更往西的交通枢纽卡林科维奇（Kalinkovichi）的意图十分明显。11月19日，第4和第5装甲师在马洛杜希东面向苏军侧后方发动了反击，德军第45步兵师则在马洛杜希北面朝南同步进攻，一开始曾取得过相当的进展，但苏军的层层阻击令德军很快失去了进攻的能量和势头。更致命的是，一直朝西南方推进的苏军先头已逼近卡林科维奇，迫使第2集团军取消了马洛杜希的作战，速派第4和第5装甲师前去保护通向卡林科维奇的公路。

11月24日，毛斯因在“城堡”作战及其后数月的防御战中的出色表现，获颁第335枚橡叶骑士勋章。他在第4装甲师的最后一次主要作战出现在1943年12月的圣诞节前夕，第4装甲师作为第2集团军的矛头，与新近增援第9集团军的第16装甲师一起，在博布鲁伊斯克南面铁路线上的帕里奇（Parycy）附近阻止了苏军的进一步突破。至此，德军第2和第9集团军的防线终于连成一体。

1944年1月28日，曼施坦因麾下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传来了噩耗，第9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第7装甲师师长舒尔茨少将，在瑟柏托夫卡附近的战场被炸成重伤后不治身亡。1月30日，毛斯从第7装甲师代理师长格莱塞默（Wolfgang Glaesemer）上校手中接过了该师指挥权，掀开了个人军旅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第7装甲师的最后带头人

先后4次代理过装甲师师长的毛斯，能正式接过第7装甲师的指挥权，无疑是高层对其勇敢、能力和指挥水准的肯定。第7装甲师的官兵们用不了多久也将发现，新师长与他的前任隆美尔、丰克、曼陀菲尔和舒尔茨等一样，也是一员能将“幽灵之师”的大名延传下去，并能带领他们在危局中力挽狂澜的装甲名将。

毛斯到任后的第三天（2月1日），第7装甲师奉命离开瑟柏托夫卡战场，开到西北方向不远的杜布诺（Dubno）后加入第13军的作战序列。次日，苏军第13集团军所部一举攻克了瑟柏托夫卡与杜布诺之间的重镇罗夫诺（Rovno），罗夫诺西面的卢茨克（Lutsk）守军也被苏军骑兵部队撵出了城。接下来的两周里，曼施坦因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面临着完全失控的局面，第13军大部匆忙地朝杜布诺方向撤退，但就在德军还在撤退的途中时，杜布诺已处于被苏军半包围的状态，一个近卫骑兵军已出现在杜布诺以西，摆出了随时可能从背后进攻杜布诺的态势。曼施坦因不敢怠慢，虽然同时进行中的切尔卡瑟口袋救援战占用了几乎所有能调动的兵力，他还是把第340步兵师增援给第13军，同时把第7和第8装甲师、从波兰赶来的两个加强团拨给第48装甲军，指示该军向北朝斯特里（Styr）河方向进攻，尤其是在科韦利地带——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的结合部——挡住苏军的推进。⁽³³⁾2月22日，第7和第8装甲师发动了反击，从杜布诺西面向北朝卢茨克的推进非常顺利，到27日时毛斯所部已率先抵达卢茨克城两侧的斯特里河。第48装甲军随即命令毛斯继续向北运动，与科韦利方向的德军取得联系后，建立一条北起科韦利东南、南至杜布诺西面、由一系列支撑点组成的完整防线。到3月1日时，南方集团军群最北翼的第4装甲集团军终于能在几个月里第一次缝合上北面的防线缺口。

1944年2月的最后十天里，曼施坦因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救出了被围在“切尔卡瑟—科尔逊口袋”中的数万德军，第7装甲师等又堵上了集团军群北翼的防线缺口，但对手不会给南方德军任何喘息之机，苏军决意要在雪地和泥泞中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闪电”战。3月初，朱可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命令第13集团军进攻北翼的德军第13军，由4个集团军组成的重兵则把重拳砸向了德军第59军。科涅夫的第2乌克兰方面军在拖住德军第8集团军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向西推进和包围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上。第8集团军手忙脚乱地应对自己的险境，无暇分兵支援第1装甲集团军。再往南去的德军第6集团军也在第聂伯河下游被苏军第3乌克兰方面军完全拖住。庞大的苏军步兵和坦克兵团穿越泥泞和积雪，在德涅斯特河的诸多支流间大踏步前进。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劳斯的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前者通过反击在3月17日设法恢复了与劳斯的联系，但两者之间薄弱的结合部绝对经不起苏军的再次重击。果然，朱可夫的继续进攻迫使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各部一直向西败退到捷尔诺波尔的西南地带，苏军则沿着捅开的缺口快速推进，到3月24日时在戈罗登卡（Gorodenka）北面抵达德涅斯特河，胡贝的左翼与劳斯的右翼之间被撕开的距离已超过50英里。祸不单行，科涅夫方面军发起的新攻势又切断了胡贝集团军与右邻的第8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大量的苏军坦克和机械化部队沿着缺口高速进军，像雪崩一般渡过布格河后，苏军先头部队于3月18日至19日抵达德涅斯特河畔的扬波尔（Yampol）和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Mogilev—Podolskiy）。胡贝第1装甲集团军的20余万人事实上已被包围在一个大口袋里。

当苏军3月中旬第一次切断第4和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联系时，曼施坦因即命令胡贝收缩右翼并沿着德涅斯特河布防，同时把中路的部队加强到左翼，一切以恢复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系这个大局为重。而当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被朱可夫逼退到捷尔诺波尔西南（捷尔诺波尔本身很快也将被围）时，胡贝的任务变成了“……挡住沿兹布鲁奇（Zbruch，又作Sbrucz）河向南运动的苏军，恢复对乔特科夫—亚莫林策（Chortkov-Yarmolintsy）铁路的控制，将集团军的防线延伸到特雷姆波夫利亚（Trembovlya）附近的塞列特（Sereth）河。”⁽³⁴⁾为帮助胡贝完成任务，曼施坦因把第7装甲师、“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装甲战斗群和第68步兵师等原属劳斯的部队编组成一个军级战斗群，交给仅为上校的毛斯指挥（一个上校要指挥一个党卫军少将旅队长和一个国防军中将，足见曼施坦因对毛斯的信任和器重），并将该部转隶于胡贝集团军。毛斯的这些部队当时位于兹布鲁奇河东面，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主力有着相当远的距离，同时又处于胡贝集团军的身后。3月24日，朱可夫手下的第4坦克集团军越过兹布鲁奇河畔的斯卡拉（Skala），开始朝东南方的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enets-Podolskiy）扑去，与此同时，第1坦克集团军所部也在格罗登卡附近渡过了德涅斯特河，这些行动不仅切断了胡贝集团军在德涅斯特河北岸的逃生之路，也切断了毛斯的军级战斗群与周边友军的联系。曼施坦因在战后回忆录中曾写道：“……当胡贝后方的所有部队都被苏军的两个集团军击溃之时，只有毛斯将军像根粗大的柱石那样挺立着。毛斯的任务是阻滞苏军装甲矛头后面的步兵，并切断对手的补给线。”⁽³⁵⁾

毛斯的任务如果说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少也极为困难，他的军级战斗群已成为四面都有强敌环伺的孤军，更勿论阻滞如同潮水般奔涌的苏军了。疲惫惊惧的第1装甲集团军不仅在北面和西面面对强敌，在包围圈的南面，科涅夫麾下的第6坦克集团军在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南面渡过德涅斯特河后，正在全力西进中挤压胡贝的右翼，而在包围圈的正东，苏军第18、第38和第40集团军的28个步兵师和独立坦克单位，也正向胡贝的第24、第3和第46装甲军施加强大的压力。⁽³⁶⁾胡贝本打算向南突围，越过德涅斯特河后退入罗马尼亚，但见识和大局观远超常人的曼施坦因认为，向南突围将正中苏军下怀，因而严令胡贝向西突围（关于向南和向西突围这两种方案的利弊分析，详见本书第2卷第7章）。确定了突围方向后，胡贝一面进行突围前的准备，一面指示3个装甲军分头派出有实力的先遣队，预为夺取兹布鲁奇河沿线的渡桥。为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并保证步调一致，胡贝把集团军重组成两个“军群”：第59军和第24装甲军组成由第59军军长切瓦勒里（Kurt von der Chevallerie）指挥的“切瓦勒里军群”，先期任务是与位于格罗多克（Gorodok）的第1装甲师、位于乌施察（Ushitsa）河与兹布鲁奇河之间的毛斯战斗群建立联系，然后在乌施察河与兹布鲁奇河之间掩护集团军的北翼；南面的第3和第46装甲军则组成由第3装甲军军长布赖特（Hermann Breith）领导的“布赖特军群”，以夺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重新控制通向霍廷（Hotin）的公路为先期目标；“戈尔尼克战斗群”（包括第75步兵师及第18炮兵师等，指挥官戈尔尼克就是前文提到的1939年时的第20摩步师第76团团长）和匈牙利第7军，负责在德涅斯特河南岸力所能及地掩护集团军的南翼，并固守位于霍廷的桥头堡。

3月27日夜，胡贝下令向西突围，包围圈东面、北面和南面的后卫部队的任务也从机动防御转换为延迟阻止。担任前锋的装甲部队出动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恰到好处地掩盖了部队的调动和坦克的行进。28日，“切瓦勒里军群”的先头部队成功地与第1装甲师和毛斯战斗群建立了联系，从苏军手中缴获的油料亦使装甲部队能够继续推进，毛斯的第7装甲师开始扮演整个军群突击矛头的角色。南面的“布赖特军群”当日包围了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还切断了向北通往乔特科夫的道路。29日，毛斯在斯卡拉及其以北夺取了兹布鲁奇河上的数座渡桥，次日将桥头堡进一步扩大，“布赖特军群”则在30日夜间在兹布鲁奇河建起了两座桥头堡。31日，南北两个军群的先头部队继续向西前进，当日抵达德涅斯特河一条稍小的支流尼奇拉瓦（Nichlava）河，毛斯率部在斯卡拉西南面的鲍希楚夫（Borshchuv）迅速建起一座桥头堡，做好了扑向塞列特河的准备。“切瓦勒里军群”的后卫部队这时已西撤至乌施察河以西，正按照胡贝的布置，有条不紊地占据过渡防线，同时保持与“布赖特军群”后卫部队的撤退步调一致。

同样是在3月31日，一直坚信德军将向南突围的朱可夫，终于意识到自己误判了对手的意图，急令德涅斯特河南面的第4坦克集团军回头，赶赴格罗登卡地域向北进攻“布赖特军群”。但是，4月1日起连续三日的风雪交加，迟滞了苏军坦克部队的重新部署和运动。天气对双方都是公正的，但德军为尽快脱离险境，似乎在意志力和决心方面更胜一筹。毛斯的第7装甲师于4月1日抵达塞列特河，在乔特科夫南面迅速建起一座桥头堡，在扩大渡口和等待后续部队的过程中，毛斯收到了自己被晋升为少将的电文。“布赖特军群”的矛头第17装甲师当日几乎同步抵达了塞列特河，并在塞列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交汇处的北面建立了桥头堡，第1装甲师于4月2日在毛斯的北面抢占了另一座渡口。不过，囿于风雪和地形的限制，以及自东向西追击的苏军的压力，南北军群的后卫部队都落在了后面，直到4月4日才全部渡过兹布鲁奇河。

4月4日，胡贝得到南方集团军群的通知，党卫军第2装甲军（辖党卫军第9和第10装甲师及第100轻步兵师）将从别列扎内（Berezhany）附近出发，朝布查奇（Buchach）方向展开攻势，以接应第1装甲集团军的西向突围。胡贝命令“切瓦勒里军群”把注意力放在阻止苏军朝乔特科夫方向的推进，在确保北翼防线不被突破的同时，派出装甲战斗群保障乔特科夫至布查奇的公路的畅通。胡贝还命令“布赖特军群”夺取斯特雷帕（Strypa）河上的渡口，必要时自南向北发动进攻，以打开布查奇附近的斯特雷帕河渡口。当时，来自苏军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的4至6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军正在塞列特河东面向南施加压力，3个苏军步兵师已出现在塞列特河以西，甚至还有3个师的苏军正在斯特雷帕河的西面布防。4月5日，德军的南北两个军群都与对手发生了激战，中路的一个装甲师（一说是第6装甲师，另一说是第16装甲师）当日进抵斯特雷帕河后，沿着东岸向北推进，次日午后强攻布查奇得手，与党卫军第10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在这里建立了联系。

与第4装甲集团军建立联系之前，曼施坦因被解除了职务，南方集团军群也在几日后改名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4月9日，胡贝向新任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建议放弃塞列特河防线，将第1装甲集团军全部部署到斯特雷帕河西面进行重组和布防。得到批准后，胡贝12日下令恢复各部原来的建制，解散了毛斯军级战斗群，第7装甲师转隶于第59军，第68步兵师归第46装甲军节制，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则改任预备队。⁽³⁷⁾党卫军第2装甲军被临时划归胡贝指挥，负责朝布查奇的东北地带进攻，在掩护第59军撤过斯特雷帕河的同时，支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正在进行中的捷尔诺波尔救援战。第59军和第46装甲军将进行分阶段撤退，撤退中需沿布查奇至乔特科夫的铁路和公路建立由支撑点构成的警戒防线，毛斯的第7装甲师负责朝布查奇以东进行目标有限的佯攻，以分散对手的注意力。第3装甲军所部负责消灭斯特雷帕河西面的苏军，第24装甲军的任务是沿斯特雷帕河西岸准备集团军的主防线，其范围从南面的与德涅斯特河交汇处向北延伸到布查奇。4月15日至16日，胡贝集团军大部已在斯特里帕河西岸站稳了脚跟，第7装甲师和党卫军第2装甲军所部朝布查奇东面和东北方向的进攻，最远曾推进9英里。莫德尔和胡贝此时认为，苏军已全线转入守势，对手在有能力继续进攻之前，势必需要进行大范围的重组，也需要相当的时间调遣预备队和进行整补。⁽³⁸⁾

胡贝因挽救第1装甲集团军的战功，于4月20日晋升为上将并获颁第13枚钻石骑士勋章。据说，胡贝曾在形势已经明朗的4月9日向毛斯表示过谢意：“……如果不是你同我们在一起的话，那么结果可能会变得很糟。你的部队帮助第1装甲集团军避免了覆灭的命运。”⁽³⁹⁾没成想，胡贝在贝希特斯加登领受勋章后因飞机失事身亡，他对毛斯的一番感激之词竟成了最后的遗言。

到4月21日，毛斯的第7装甲师只剩下1872名作战兵员、9门大炮、11门反坦克炮和9辆坦克（其中一辆还是缴获的T-34）。⁽⁴⁰⁾一度强悍的装甲师这时只剩下团的兵力和架构，但没有改变的是幸存老兵和师长毛斯的钢铁意志。随着战场态势进一步趋稳，第1装甲集团军各部开始进行补充休整，毛斯在5月2日将第7装甲师移交给代师长施密德胡贝尔上校（Gerhard Schmidhuber，原第30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后任第13装甲师少将师长）后，返回国内休假。6月22日，苏军发起了代号“巴格拉季昂”的夏季攻势，迅速地给中央集团群造成了毁灭性打击。第7装甲师此时正在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防区进行休整，随着莫德尔被派去收拾中央集团军群的残局，他开始把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陆续调往中央战场，第7装甲师也在6月底、7月初奉命转赴白俄罗斯，投入明斯克周边的防御作战中。但是，到战争的这一阶段，德军装甲部队的黄金岁月早已逝去，苏军的战斗力更是今非昔比，德军既无法堵住被戳开的防线缺口，又无力阻止明斯克等一系列重要枢纽的被围和失守，到7月初时德军即损失了多达25个师的兵力兵器。

图为第7装甲师师长舒尔茨少将（第9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他于1944年1月28日丧生于瑟柏托夫卡，毛斯于1月30日接过了第7装甲师的指挥权。

率部成功冲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包围圈”（亦称“胡贝口袋”）的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胡贝将军。

约摄于1944年4月初，第1装甲集团军的装甲部队正顶风冒雪地向西突围。

约摄于1944年4月初，“胡贝口袋”中的德军步兵正徒步向西突围。

7月初，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正朝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进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也在展开钳形攻势，他的一只铁钳试图从莫洛杰奇诺（Molodechno）经维尔纽斯进抵立陶宛的重要城市考纳斯（Kaunas），另一只铁钳则试图在强渡涅曼河后直逼东普鲁士。7月5日，毛斯率第7装甲师来到距维尔纽斯不远的重镇利达（Lida），加入正在此处作战的第39装甲军的行列。这个军是以“绍肯集群”为基础刚刚重建的，主要部队是第5装甲师、第505重装甲营以及一些残余部队，军长就是毛斯在第4装甲师时的老上级绍肯。绍肯的任务是保证莫洛杰奇诺通往维尔纽斯的公路和铁路的安全，毛斯率部抵达后，绍肯命令他立即向北运动，在维尔纽斯东南约30英里处建立一条防御带。苏军的推进非常迅猛，到7日时就从东、北和南三个方向形成了合围维尔纽斯的态势。几乎与此同时，苏军第3近卫骑兵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11近卫集团军也开始围攻利达。毛斯的第7装甲师和德科尔（Karl Decker）中将的第5装甲师构成了利达至维尔纽斯一线德军的主力，这两支装甲师在第170和第35步兵师、第707安全警备师及其他一些部队协助下，曾以100余辆坦克和突击炮向苏军第11近卫集团军发起多次反击，但所有的反攻都以失败告终。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苏军于7月9日攻克利达。其后数日里，苏军继续围攻维尔纽斯，维尔纽斯守军在第6装甲师和“托尔斯多夫战斗群”的接应下，一共约有3000余人成功突围。

摄于1944年4月至11月期间，佩戴橡叶骑士勋章的第7装甲师师长毛斯少将。

摄于东线某处，具体时间不详，一队由战马牵引的德军大炮正在前进途中。

第7装甲师没有参加维尔纽斯的救援战，而是被苏军推挤着步步西撤。7月10日，毛斯率部撤往涅曼河东面的瓦雷纳（Varena），负责防御附近的涅曼河渡口，由于缺乏油料，他在撤退过程中下令炸毁了一些坦克和重武器，再加上一周的战损，全师此时只剩下26辆IV号坦克、6辆突击炮、20门重型反坦克炮和13门88毫米炮。⁽⁴¹⁾与此同时，苏军先头部队在第7装甲师的北面高速推进，率先抵达德军防线以西约40英里外的立陶宛重镇阿利图斯（Alytus，亦作奥利达，1941年6月末时第7装甲师曾在这里进行坦克战）。毛斯所部此刻正面朝东方进行防御战，但在阿利图斯守军的紧急恳求下，毛斯派出一个战斗群驰援阿利图斯。不过，苏军的攻击力量相当强大，毛斯派出的战斗群不可能阻挡对手的夺城攻势，而第7装甲师的主体也在重压之下于7月13日撤过涅曼河，随后在西岸挡住了苏军。14日，在本土完成换装豹式坦克的第25装甲团1营奉命返回第7装甲师，齐装满员的该营在18日抵达战场时，为毛斯带来了急需的战斗力和打击能力。⁽⁴²⁾

北方集团军群南翼的第16集团军与中央集团军群北翼的第3装甲集团军之间，到7月中旬时已出现了70公里宽的防线缺口，苏军可以集中庞大的兵力，随时从这个缺口包围整个北方集团军群。希特勒一再敦促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弗里斯纳派兵南下，与莫德尔向北进攻的部队一起堵住这个大缺口。第7装甲师是莫德尔指定的执行这一任务的部队之一，但由于北方的第16和第18集团军面临着被分割包围的危险，弗里斯纳只能派出两个单薄的步兵师参与进攻。毛斯将所部组成两个战斗群，由第6装甲掷弹兵团和第25装甲团1营组成的战斗群负责向考纳斯北面发动反击，由第7搜索侦察营和第58装甲工兵营组成的另一个战斗群，则被派往更靠北的希奥利艾附近作战。虽几番努力，但终究实力不济，第7装甲师和北方集团军群派出的步兵师始终无法堵上缺口。随后，希特勒命令弗里斯纳与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官舍尔纳互换职位，后者到任后立即停止了这一作战。7月27日，苏军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成功突破了希奥利艾和考纳斯之间的防线，次日抵达重镇叶尔加瓦（德国人称之为米陶），一举切断了北方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之间的最后一条铁路线。30日，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推进到图库姆斯附近的波罗的海海岸，北方集团军群与第三帝国的陆路联系也被截断。同时，苏军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所部试图在快速推进中夺取涅曼河左岸的提尔西特（Tilsit，距波罗的海海港梅梅尔仅57英里，距柯尼斯堡72英里），不过，这一意图在考纳斯西北的小城拉塞尼艾（Raseiniai），被第7装甲师和第252步兵师的顽强防御所挫败。

8月3日，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一部、第3近卫坦克军和第29坦克军占领了拉塞尼艾，但在第7装甲师和第252步兵师的即时反扑下，苏军又被赶出城区。⁽⁴³⁾两日后苏军再度夺取了拉塞尼艾城的东半部，但西半部还在德军第9军所属的第252和第212步兵师控制之下。德军炮兵隐伏在城西的树林中，等对手的T-34肆无忌惮地扑到近处时才进行直瞄射击，瞬间便击毁了大批坦克，少数横冲直撞的T-34冲到了德军阵地前50米处也被最终击毁。第252步兵师尽管只有第7和第252掷弹兵团以及炮兵团的残余兵力，但作战十分勇猛，再加上第7装甲师、空军第500伞兵营以及由元首护卫队改建而成的装甲掷弹兵旅的强力支援，与对手进行了整整四天的拉锯战，造成了苏军惨重的伤亡和上百辆坦克的损失。8月9日，苏军攻克拉塞尼艾城西半部，德军被逐出城区后进行了重组，准备积蓄力量进行反攻。当然，苏军经过连番苦战也是一样疲惫不堪，因而并未乘势追击和继续推进。14日，德军第9军发起了代号“悲伤”（Greif）的拉塞尼艾反击战，第252步兵师的第7掷弹兵团是攻击主力，毛斯的第25装甲团1营和第6装甲掷弹兵团大部提供支援。这次作战取得了成功，击毁苏军60余辆坦克后，德军于当日夺回了拉塞尼艾。⁽⁴⁴⁾8月16日的国防军战况公报曾特意提及拉塞尼艾的作战：“……拉塞尼艾之战的高潮暂时过去了。多日里，数量极多的苏军坦克向德军防线发起了一轮轮攻势，但每次都被赶了回去……6月22日以来，第9军所部在防御战中一直表现得勇敢顽强，在为期6天的拉塞尼艾战斗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击溃了对手装备精良的2个坦克旅和2个步兵军，苏军损失了多达345辆坦克。毛斯将军的第7装甲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阻止了苏军在提尔西特以北地区的突破，他们的努力为进一步成功地防御东普鲁士创造了条件。”⁽⁴⁵⁾军史家弗拉施卡二战中曾任第252步兵师反坦克营的副官，他在自己战后的著作中曾描绘过第252步兵师如何在拉塞尼艾之战中与第7装甲师协同作战，以及他本人在与毛斯的近距离接触中所获得的印象。在弗拉施卡眼中，毛斯是“拉塞尼艾前线的天才”，第252步兵师的老兵们也交口称赞毛斯的装甲兵与他们这些步兵的战术配合“堪称典范”。⁽⁴⁶⁾

拉塞尼艾之战其实是规模更大的“双头作战”的一次预演——8月16日，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发起了旨在恢复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联系的反击战。绍肯的第39装甲军负责以其第4、第5和第12装甲师进攻叶尔加瓦；绍肯北面的施特拉赫维茨装甲集群（由第101装甲旅、党卫军“格罗斯”装甲旅及其他零碎部队组成），负责夺取里加湾边上的图库姆斯，得手后再伺机进军里加和增援北方集团军群；绍肯南面的第40装甲军，将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和第14装甲师为主力攻打希奥利艾，毛斯的第7装甲师将在稍后增援该方向的攻势。第40装甲军攻克希奥利艾后，将协助第39装甲军夺取叶尔加瓦，从而恢复里加—叶尔加瓦—希奥利艾—提尔西特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联系。德军反击发起的当日，位于第40装甲军北翼的“大德意志”师在库尔舍奈（Kursenai）附近夺取了文塔河上的渡桥，稍往南去的第14装甲师也在绍科奈（Saukenai）附近夺取了渡桥，最南侧的第7装甲师以一个掷弹兵团外加30辆坦克的兵力，负责进攻希奥利艾西南的凯尔梅，但遭到苏军第11近卫步兵军所部的强力阻击。8月17日，绍肯手下的第4和第5装甲师曾推进数英里，但在苏军反坦克防线的阻击下陷入停顿。“大德意志”师当日夺取了库尔舍纳，但第14装甲师占据的文塔河渡桥又被苏军空袭和炮火炸毁，毛斯的第7装甲师则在凯尔梅东北地带遭遇了重大损失——几发炮弹准确命中了突击部队指挥官的半履带车，当场炸死了第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韦策尔（Adalbert Weitzel）中校，同时丧生的还有韦策尔的副官、通信军官、报务员及第1装甲营的副官等人，“第7装甲师负责突破防线的战斗群失去了它的指挥体系。”⁽⁴⁷⁾

此后几天里，第39和第40装甲军各部继续在困难的地形条件下缓慢推进，毛斯装甲师也终于攻克了凯尔梅，继续沿着东北轴线朝希奥利艾进军。19日，施特拉赫维茨少将的装甲集群成功夺取了朱克斯特（Dzukste），而后突袭图库姆斯得手，随着该部继续朝里加进军，第3装甲集团军与第16集团军之间的陆路联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受到这一成功的鼓舞，也由于希奥利艾方向的苏军力量过于雄厚，第3装甲集团军新任指挥官劳斯当日下令，把“大德意志”师调动到第4和第5装甲师的北面，帮助绍肯装甲军完成攻打叶尔加瓦的任务。第7装甲师被留在最南翼，但位置向北做了调整。到8月27日前，“双头作战”的重心已转移到第39装甲军的方向，尤其是在贝内至多贝莱一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而毛斯在南翼的角色则完全变成了牵制对手。虽然未能夺取希奥利艾和叶尔加瓦，但恢复中央和北方集团军群陆路联系的目的已经达到，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莱因哈特于是在8月27日夜下令中止了“双头作战”。

本图是传说中的、由毛斯创立的“梅梅尔盾章”的图样。不过，毛斯战后曾说自己对此盾章毫不知情。

摄于1944年末的梅梅尔，图中的这辆豹式坦克（Ausf.G.）可能来自第7装甲师，也有可能是“大德意志”师的，不过这两个师从10月底开始都陆续撤出了梅梅尔。

据信摄于1944年年底，第7装甲师师长毛斯在门齐格（Menzig）北面的战场与士兵交谈，当时他的任务是掩护其他德军部队和百姓撤退。

摄于1944年9月的“凯撒作战”期间，毛斯与第4装甲师师长贝策尔（左）正在协商两部协同作战的事宜。

摄于1944年末，图中的德军坦克越来越频繁地单独作战，以支援挣扎中的步兵。

摄于1944年10月末或11月初，希特勒向毛斯中将颁发双剑骑士勋章。

9月13日，毛斯奉命率第7装甲师主力向北调动到贝内的北面（但仍有部分单位在希奥利艾地域进行防御），参加旨在缓解第16集团军的压力并改善其防御态势的作战。德军这次行动的代号是“凯撒作战”，由绍肯的第39装甲军统一指挥，从北到南依次部署着第7装甲师、“大德意志”师和第4装甲师。16日，“大德意志”师率先进攻，在遭遇苏军第6近卫和第51集团军的猛烈反扑前，曾推进了8公里，但绍肯和毛斯共同任职过的第4装甲师，这次却成为“作战不利”的部队。毛斯所部在16日发起进攻的时间最晚，但成功突破了苏军两支部队的结合部，因而取得的进展是三个师中最大的。当夜，莱茵哈特指示绍肯把第4装甲师的主力战斗群撤出前沿，调至北面准备支援“大德意志”师和第7装甲师。第4装甲师在师长贝策尔少将率领下连夜完成了调动，进入毛斯所部北面的战场后准备展开新攻势。17日晨，第4装甲师的120辆坦克和突击炮（部分来自于第12装甲师的一个装甲营）发动了攻势，稍微靠南一点的第7装甲师也以自己的70辆坦克和突击炮同步出击，再往南的“大德意志”师更是拿出了137辆坦克和突击炮（得到第5装甲师装甲战斗群的加强），三路装甲矛头气势逼人地朝多贝莱猛扑过去。⁽⁴⁸⁾不幸的是，从出发地到多贝莱的沿途到处都是山林、溪流和湿地，并不适合大规模装甲战，而苏军则很好地利用地形，沿途修筑了多条反坦克防御带，沉重打击并迟缓着对手的推进。当日日终时，第4和第7装甲师都没有取得太大进展，倒是“大德意志”师成功推进到多贝莱南面不远的高地。18日，毛斯和贝策尔发起了密切协同的进攻，尽管遭到苏军轰炸机的轰炸，但两个装甲师还是一路冲杀，联手推进到多贝莱西面2英里外的高地。当日下午，莱因哈特、劳斯和绍肯等经过协商后认为，此番攻势已达到了拖住敌军主力、迫使其放弃进攻里加的目的，“大德意志”师应立即转入防御，以应对苏军的一个坦克军即将发起的反扑，而第7和第4装甲师还应继续进攻，但目标改为进入多贝莱以北地域，加强与第16集团军所属的第81步兵师之间的联系。

9月末，第7装甲师奉命在扎加莱西南的克鲁奥皮埃（Kruopiai）布防。鉴于苏军正在希奥利艾周边大量集结兵力，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发起代号“闪电”的钳形攻势，北面的德军将从叶尔加瓦地域朝西南进攻，南面的德军则从拉塞尼艾—凯尔梅地域朝东北方向推进，以摧毁希奥利艾附近集结的苏军为目标，至少也要扰乱对手的集结和进攻准备。毛斯装甲师奉命参加拉塞尼奥—凯尔梅方向的攻势，但不知出于何故，他的装甲师此时却被肢解得“四分五裂”——按照德军参谋本部一份作战地图的显示，到10月2日时，毛斯自己带着装甲师主体仍在克鲁奥皮埃附近，但第6装甲掷弹兵团被配属给第12装甲师，另两个较小的战斗群已被部署到拉塞尼奥附近，还有几个更小的单位在希奥利艾外围被划归所谓的“第18装甲旅旅部”指挥！⁽⁴⁹⁾

10月5日，苏军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在希奥利艾周边发起了大规模的西向攻势，直接目标就是夺取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海港梅梅尔，从而彻底切断北方德军与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的陆路联系。“大德意志”师和第551国民掷弹兵师进行了顽强抵抗，但苏军坦克部队很快绕过了他们的防线继续向西迅猛推进。毛斯自己带领的战斗群也对苏军进行了阻击，他的第25装甲团在希斯马（Shisma）河附近与苏军第19坦克军（属第6近卫集团军）一直激战到入夜时分，成功挡住了对手的推进。但是，与“大德意志”师等部的际遇相似，毛斯也发现对手的其他部队早就从自己的两翼绕了过去，正在向西漏夜狂奔。毛斯只得无奈地指挥所部西撤。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此时已转隶于第28军，该军军长戈尔尼克命令两部在梅梅尔接近地挡住苏军，但第28军的南翼早早就被苏军突破或绕过，毛斯等只得继续西撤。在撤退过程中，第25装甲团尽可能多地让其他部队的溃兵搭乘坦克或装甲运兵车，但期间曾数度被苏军包围，装甲团的坦克虽冲出了重围，但搭载的步兵死伤甚众。10月9日，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基本撤入梅梅尔，来自里加方向的援兵第58步兵师搭乘着军舰也进入了梅梅尔。10月10日，苏军将梅梅尔与其他方向的德军完全隔离，第3近卫坦克军当日开抵梅梅尔北面的海港帕兰加，第43集团军同日抵达梅梅尔以南的海滨。短短五天里，苏军以惊人的效率和战斗力完成了彻底切断北方德军与德国本土联系的艰巨任务。

毛斯中将（10月1日正式晋升）的第7装甲师此时负责防御梅梅尔城东的接近地，“大德意志”师和第58步兵师分别负责城南和城北接近地的防御，此外，城内尚有几个基本没有战斗力的国民突击队单位，港口和海岸附近还部署着一些海岸炮兵和空军高射炮部队。包围梅梅尔的苏军至少有19个步兵师、3个坦克军和3个炮兵军，这些部队从11日起展开了为期三日的大规模攻击，虽然预先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和空袭，但在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这些王牌部队的抵抗和不断反攻下，苏军的所有攻坚均告失败，三日内损失了150多辆坦克，阵亡受伤的官兵多达万人。德国海军战舰“欧根亲王”号和“吕措”号在近海处以精准的火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援，其杀伤力和对苏军士气的影响毫不亚于固守前沿的部队。接下来的两天里，双方都在抢运弹药和重新部署，德国货轮也冒着空袭的危险，在几乎被摧毁的码头卸载弹药和补给。10月16日，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又向梅梅尔展开猛攻，但迎候他们的是铺天盖地的弹雨，大炮、坦克炮、反坦克炮、岸防炮和要塞炮、海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都在朝对手开火。苏军一次次突破德军的前沿并向纵深穿插，但又一次次地被德军的反击所打退。由于在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方向占不到任何便宜，苏军把主攻点转向了梅梅尔北面的第58步兵师。苏军第179和第235步兵师以巨大的牺牲，迫使第58步兵师后退至梅梅尔北郊，但该部的防线依然是弯而不折，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的防线更是丝毫没有变化。10月23日，苏军发起了最后一次、也是力量最弱的一次梅梅尔攻坚战，其结果与前两次大同小异。不过，经过两周的防御苦战，守军的伤亡和损耗同样惊人，第7装甲师现在只有一个团的规模，坦克和重武器所剩无几，“大德意志”师和第58步兵师各自的战损也都高达60％。此后，疲惫的交战双方进入了静态阵地战。

10月23日，毛斯被授予第101枚双剑骑士勋章，陆军总部也下令将被困在梅梅尔的第7装甲师所部撤出，经海路运往东普鲁士休整和重新装备。此外，第7装甲师分散在其他各处的单位（如第78装甲炮兵团一部就在库尔兰）也接到了到东普鲁士回归本部的命令。不过，毛斯所部的撤退过程相当缓慢，虽然到11月7日时多数部队已撤至东普鲁士的阿瑞斯（Arys）训练基地，但直到11月13日，还是有一些单位滞留在梅梅尔。情形相仿的还有“大德意志”师，该部10月26日接到撤退命令，但直到12月4日方才完成。 损失惨重的第7装甲师此时可谓疲惫不堪，老兵越来越少，正值盛年的毛斯看起来却像一位花甲老人，就连希特勒在为他授勋时，也看出这位东线猛将有些接近透支了。希特勒曾关切地要求毛斯回家看看，顺便好好休个假。不想，毛斯客气地拒绝了纳粹元首的一番好意，当希特勒询问他有什么个人要求时，毛斯的回答竟是“请给第7装甲师调拨40辆坦克！”值得一提的是，第7装甲师后来确实收到了一批新坦克，还根据命令接收了第102装甲旅的剩余兵力和装备（82辆装甲车）。授勋结束后毛斯可能还是径直回国休假了——10月31日，他将指挥权移交给曾任希奥利艾城防司令的梅德上校（Hellmuth Mäder，1945年4月以“元首掷弹兵师”师长身份获颁双剑骑士勋章），直到一个月后的11月30日，才继续执掌第7装甲师。

另外，关于毛斯在梅梅尔作战的经历还存在着一个“插曲”。战后有人声称，毛斯在梅梅尔被围期间曾“创立”了名为“梅梅尔盾章”（Memelschild）的纪念臂章。这枚盾章最上方有着“Memel”字样，最下方写有“涅曼前线”（Njemenfront），中间是三座塔楼图案。但是，当战后有人就此盾章询问毛斯时，他却表示毫不知情，更不用说还是由他本人“一手创立”的了（一位师长是否有权创设一种勋饰，这本身似乎就不太可能）。有著者曾写道：“……由于苏军大将巴格拉米扬经过为期两天（1944年10月8日至10日）的作战即夺取了梅梅尔，为如此短暂的一场战役创设纪念臂章就显得极不可能。故而，这种盾章不可能在第三帝国时期获得批准，或者干脆就从未存在过。”⁽⁵⁰⁾值得指出的是，梅梅尔并未在10月10日被巴格拉米扬夺取，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10月末开始陆续撤离时，第95步兵师又奉命开入梅梅尔，与第58步兵师一起承担防守重任。幸运的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巴格拉米扬的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也撤走了大批部队，致使双方基本没有大规模交手。随着战火深入东普鲁士腹地，德军在1945年1月主动放弃了已经失去价值的梅梅尔。因而，如果说“梅梅尔盾章”根本不存在的话，至少其原因并非“战役进程过于短暂”。

1945年及战后

1945年初，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在中央集团军群战区作战，担任维斯将军（Walter Weiss）的第2集团军的预备队。1月1日时，毛斯曾向上级报告说：“第7装甲师虽受到坦克不足和油料稀缺的困扰，但士气良好，对自己的作战能力充满信心。”⁽⁵¹⁾1月12日夜，科涅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桑多梅日的维斯瓦河桥头堡向德军第4集团军发起了大规模进攻。由于德军侦测到苏军在东普鲁士也即将发动类似的攻击狂潮，毛斯的第7装甲师在12日夜奉命开往波兰的切哈努夫（Ciechanow，即Zichenau）附近，“大德意志”师也从原驻地南下，准备协助第2集团军的步兵师守住防线，迎击即将冲出鲁然（Rozan）—塞罗茨克（Serock）桥头堡的罗科索夫斯基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当时陈兵于纳雷夫（Narew）河畔，在鲁然桥头堡部署有第3和第48集团军及第2突击集团军，面对的德军是第129和第299步兵师及第5轻步兵师一部；在鲁然西南的塞罗茨克桥头堡，罗科索夫斯基在一线部署了第65和第70集团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担任预备队，面对的德军是第35和第232步兵师及第592国民掷弹兵师。⁽⁵²⁾罗科索夫斯基手下的每个合成集团军都还有坦克军、机械化军和骑兵军各一个，他的任务是沿西北方向攻入维斯瓦河下游，以夺取但泽和隔离东普鲁士为目标，同时负责掩护朝柏林轴线进攻的朱可夫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的侧翼。除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外，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也将在北面进攻东普鲁士，但主要目标为柯尼斯堡。

1月14日，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拉开了反攻的序幕，他的第35步兵军在鲁然桥头堡取得了重大成功，德军第129步兵师的防线被迅速突破。“大德意志”奉命帮助第129步兵师堵上被突破的缺口，毛斯装甲师也从切哈努夫向东运动，反击正越过纳雷夫河向西和西北推进的苏军。不过，令毛斯和“大德意志”师师长洛伦兹（Karl Lorenz）都不高兴的是，他们的装甲营和反坦克营都被拆散“借给”了一线步兵师，使得各自的打击能力大为削弱。不过，这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没有这两个师的支援，德军步兵师毫无可能挡住对手强大的突击部队。第7装甲师奉命插入第299步兵师和第5轻步兵师的防线结合部，面对的苏军是第98、第108和第42步兵军。15日夜，毛斯率领以第25装甲团为主构成的战斗群朝纳雷夫河方向发动反击，或许是运气使然，他恰到好处地楔入了苏军第98和第108步兵军的结合部。苏军第2突击集团军指挥官费久宁斯基（Ivan Fediuninsky）闻讯后紧急调遣第60反坦克炮兵师和第94重坦克营迎击毛斯的装甲战斗群。苏军把重型反坦克炮隐藏在德军推进路线两侧的树林里，静候对手坦克的到来。结果，毛斯的一个先头坦克连几分钟内就被苏军敲掉了6辆坦克，其余坦克连则急忙循原路撤退，退至安全距离后，毛斯指挥战斗群进行重组，随后与对手的坦克和步兵进行了多半夜的激烈厮杀。16日，苏军前线各集团军开始投入坦克军和机械化军，无力抵挡的德军一线步兵师开始后撤，苏军借机把纳雷夫河左岸原本孤立的桥头堡连成一体。德军第2集团军此时已没有了预备队，而苏军预备队、实力雄厚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还根本没有出动。16日，毛斯根据上级的要求，命令第25装甲团团长皮克勒（Graf Pueckler）中校集结剩下的坦克和装甲车，向对手再次发动反击。但是，皮克勒中校一再贻误战机，犹豫不决中被向西推进的苏军第1近卫坦克军包抄了侧翼，所部遭受了重大损失。无奈的毛斯只得命令残部退往切哈努夫，以免被对手完全包围。17日时，德军第2集团军的防线已被撕裂，苏军正沿着切哈努夫的南北两侧迅速推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庞大的坦克部队此刻也进入了战场。毛斯所部向切哈努夫西南的普翁斯克（Plonsk）撤退，虽逃出险境，但第25装甲团竟然只剩下5辆IV号坦克！但是，毛斯又得到发动反击的命令，他只得在19日清晨，以这5辆坦克和凑集的一些突击炮、半履带车为主发起一场无望的反击。毫无意外，反击很快受挫，倒霉又有点能力不足的第25装甲团团长皮克勒也被炸死在炮塔上。

第7装甲师从1月21日开始朝西北方向撤退，此时毛斯已没有任何一辆坦克能够参战（另有一些坦克还在修理连紧急抢修）。第25装甲团5连在撤退途中发现了一列无法前行的火车，车上载有17俩崭新的IV号反坦克歼击车（计划运给第24装甲师），该连把这些弹药油料俱全的反坦克歼击车据为己有，随后朝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发动了反攻。1月23日，罗科索夫斯基的右翼部队以极快的速度推进到埃尔宾（Elbing）东北的波罗的海海岸，事实上已将中央集团军群的主体（第2集团军的8个师、整个第4集团军及第3装甲集团军余部）隔离在孤立无援的东普鲁士。埃尔宾南面不足20公里处也出现了苏军第48集团军先头部队的坦克和步兵，而第7装甲师的残部此刻还在朝着埃尔宾方向行军。罗科索夫斯基在东普鲁士战役中的杰出表现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曾以赞誉的语气说：“我没有苏沃洛夫，但罗科索夫斯基就是我的巴格拉季昂。”

目睹着沿途的溃败和座座被毁的城镇，毛斯的情绪变得非常糟糕，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以及对那些把德国带入不堪境地的人的轻蔑。毛斯的装甲指挥车上的报务员曾在战后回忆说：“……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时，师长毛斯几乎已毫不掩饰自己对‘褐衫政权’的仇视，特别是对戈培尔和他的那些亲信们。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党官员们发表的意见和评论冷淡地不予理睬。他经常跟我们这些指挥车上的乘员讲陆军高层是如何无能，希特勒把北方集团军群留在库尔兰送死的动机是如何邪恶，因为这些部队的兵力兵器足以帮助维斯瓦集团军群保持与西面的联系……希姆莱成为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后，毛斯博士曾奉命赶到特切夫（Tezew，即Dirschau）报到。他在途中看到了许多男男女女的尸体，有些人还很年轻，他们都被吊死在树上，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拒绝为大德意志帝国效力’或‘我是个逃兵’之类的文字。从这一刻起，毛斯博士的全部计划和行为就变成了竭力帮助德国百姓逃离波罗的海地区，把他们从推进中的红军手中解救出来。”⁽⁵³⁾

1月底时，毛斯装甲师的主体基本位于埃尔宾和东面的马林堡（Marienburg）之间的地域，准备参加旨在打通与东普鲁士德军联系的反击战。此时，毛斯在向上级提交的评估报告中称“第7装甲师的车辆和人员损失非常惨重，不过仍有能力展开有限的攻势。”⁽⁵⁴⁾毛斯非常了解自己的部队，清楚部属们这个时候还能做到什么，从修理单位得到一些修理完毕的坦克后，他把不多的坦克都集中到第25装甲团2营，失去坦克的装甲兵则被他集中到1营充作步兵使用。在试图重建与东普鲁士德军的联系前后，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莱茵哈特被解除了职务，第4集团军指挥官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也遭解职，顶替他的穆勒（Friedrich-Wilhelm Mueller）将军竟称自己“不过是个不错的军士”，还说“我只知道如何执行命令，战略、战术之类的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告诉我该干什么！”⁽⁵⁵⁾如果这位穆勒将军不是天性幽默或在大开玩笑的话，一个自称不懂战术的集团军指挥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那么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地区的大批德军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1月27日至29日期间，毛斯率第7装甲师参加了埃尔宾附近的反击战，但是，试图恢复陆路联系的所有努力都被苏军挫败。2月1日，苏军包围了埃尔宾，毛斯的部分手下也被陷入城中，并与突进来的对手展开过激烈的巷战。2日，毛斯又一次发起了解救埃尔宾守军和平民的反攻，他并没有高估所部的实力，第7装甲师的确打得很好，但并非每支德军都像他的师那样顽强善战。虽有德国空军的少量斯图卡轰炸机助阵，海军的“欧根亲王”和“吕措”号战舰也像在梅梅尔那样给以有力的支援，但罩在埃尔宾周边的包围铁环始终无法被捅开。2月7日和8日，第7装甲师如久旱逢甘霖般地收到了17辆IV号坦克和17辆III号突击炮，⁽⁵⁶⁾这批装备的到达立即将装甲师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档次，毛斯决定在9日夜率部接应突围的埃尔宾守军（维斯瓦集团军群指挥官希姆莱之前已被迫批准了突围）。9日夜，毛斯端着一挺机枪，亲自率领突击矛头朝埃尔宾运河方向进攻，坦克和突击炮组成的装甲战斗群也在同步进攻，之前留在埃尔宾的第7装甲师所部与3200名守军（身后跟着850名伤病员和数百平民）一起乘势冲杀。到2月10日埃尔宾落入苏军之手时，大部分守军已成功逃出绝境。

2月10日，苏军在格鲁琼兹（Grudziadz）和松波尔诺（Sompolno）之间又发起了史称“东波美拉尼亚战役”的大规模进攻战。13日至15日期间，在格鲁琼兹西北的克尼茨（Koenitz）一带出现了毛斯装甲师的身影。当时，德军第4装甲师和第32步兵师之间的防线出现了20公里宽的缺口，第7装甲师的任务就是堵住这个缺口，在克尼茨周边挡住推进中的苏军第1近卫坦克军和第106步兵军。在15日的作战中，第25装甲团团长布兰德斯（Ernst Brandes）少校阵亡，弹片当时竟切下了站在炮塔上的布兰德斯的头颅！苏军第106步兵军的几个步兵师迫使第7装甲师撤出了克尼茨城，但毛斯率部在城东建起防御周边，挫败了对手的后继攻势。与以前的所有战事一样，苏军在第7装甲师这块硬骨头的两侧绕过了步兵阵地，到2月21日时又形成了包围态势，毛斯只能率领部队进行撤退。2月26日，在鲁梅尔斯堡（Rummelsburg）附近，维斯把第2集团军的一些残余部队编入第7装甲军（包括第32步兵师、第7装甲师及党卫军第4“警察”师的残部），这些部队在鲁梅尔斯堡迟滞了苏军第19集团军的进军，但主要还是在毛斯的直接领导下做到的——据信，毛斯与第7装甲军军长克塞尔（Mortimer von Kessel）将军当时达成默契，由毛斯统一指挥装甲军的作战部队，克塞尔只负责一些分散的单位和后勤补给部队。毛斯借此与其他两个师的师长保持着密切联系，做到了统一部署和战场上的相互支援。

摄于1945年2月的克尼茨北面的战场，毛斯少将与几名普通士兵在一起。

摄于1945年2月的东普鲁士埃尔宾作战期间，毛斯正在听取下级汇报。

摄于1945年2月的克尼茨北面的战场，毛斯正与几名反坦克炮手交谈。

摄于1945年2月的东普鲁士埃尔宾作战期间，毛斯正向部队发放补给。

摄于1945年2月，第7装甲师所部撤过波兰诺加特河（Nogat，为维斯瓦河支流）的场景。

摄于1945年2月20日，一对父子在东普鲁士的梅特格特恩（Metgethen）之战后双双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

摄于1945年初的东普鲁士某地，包括毛斯在内的多数将领和官兵都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已经输了，但他们还愿继续与苏军对垒，其目的可能正是想让尽可能多的平民逃离。

3月1日，毛斯再次向第2集团军提交报告，称所部“损失极为严重，新补充的军官经验不足，而且作战不够强悍。第7装甲师只有能力进行防御战了。”⁽⁵⁷⁾3月第一周，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像一道巨大的铁门那样摆向东北，这个铁门的轴心位于维斯瓦河畔的马林维尔德（Marienwerder），铁门的外沿沿着波罗的海海岸，以顺时针方向横扫着一切挡路的德军。这座铁门的运动挤压着西普鲁士的德军，把他们逼向格腾哈芬（Gotenhafen，即格丁尼亚）、但泽湾西岸以及但泽城。这块地域此时拥挤着约150万难民、10万伤兵和第2集团军的残部。除第4和第7装甲师及党卫军“警察”师等少数特例以以外，为数不少的步兵师和国民掷弹兵师都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就连自保都很困难。3月8日，苏军向但泽和格腾哈芬外围发起了试探性进攻，但由于德军的防御工事相当坚固，而且地形也不利于坦克兵团的大范围运动，苏军未能取得大的进展。几乎同时，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凯特尔向前线部队下达了一道命令：“……元首命令：任何在没有受伤或战斗到底的情况下让自己被俘的官兵，都将失去军人的所有荣誉。体面、勇敢的战士们之间形成的战友之情也将离他而去。他的战友们将对他的行为负责，所有人的薪饷和补给都将被罚没。立即晓谕全军。”⁽⁵⁸⁾对于这道命令，毛斯像许多师长一样根本不予传达，现实情况是此刻的德军官兵会尽一切可能避免被苏军俘虏。毛斯也很清楚，格腾哈芬和但泽两地的城防工事不能与柯尼斯堡相提并论，一旦第7装甲师撤入上述两地，势必将与对手展开惨烈的城市防御战，装甲部队也必将遭受灭顶之灾。他决心全力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他在师部设立了一个所谓“人事处”，负责把失去坦克和装甲车的装甲兵们聚拢起来，以免他们被改派为步兵投入战场。另外，他还派人到格腾哈芬，准备把装甲师富裕出来的人装船撤离（首批190人不久后即撤至斯维内明德［Swinemunde]）。毛斯还与陆军总部取得了联系，坚持要求把第7装甲师全部撤至西波美拉尼亚。

3月12日，绍肯接过了第2集团军指挥官的职务，他所面对的是完全无望的局面——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在但泽—索波特（Zoppot）—格腾哈芬地区集结了包括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在内的6个集团军，第70和第49集团军重点进攻位于但泽至格腾哈芬之间中点处的索波特，试图在这里将绍肯的整个防线切为两半，从而孤立但泽和格腾哈芬。至3月15日，绍肯以第4和第7装甲师为主力，借助山林湿地与对手激战了整整三日，许多地段几易其手，一旦苏军出现疲惫或进攻不继的情形，这两个没剩几辆坦克的装甲师（毛斯所部还有8辆III号突击炮、1辆IV号坦克和3辆豹式坦克）往往立即发动反攻。对于德军此时此刻还能表现出如此的决心和勇猛，苏军指挥员和普通官兵无不惊讶万分。由于第4和第7装甲师都被拖在战场无法分身，苏军突击矛头于3月19日攻克了索波特附近的制高点，索波特城的失守已在所难免。贝策尔的第4装甲师稍后被逼入距但泽城仅2公里处，毛斯的第7装甲师也开始朝格腾哈芬撤退，但他决意避免进入城区，而是撤到城北靠近波罗的海的一片高地后，建立起相对完整的防御周边——毛斯的想法是尽可能地拯救第7装甲师，毕竟，在这里登船撤离，要比穿过废墟般的格腾哈芬城更容易一些。

苏军在3月23日夺取了索波特，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同日开始强攻格腾哈芬。苏军意外得到了一张格腾哈芬德军的火力分布图，于是按图索骥，向城市周边所有的重要位置进行连续不断的炮击。这一天，毛斯在乘坐装甲指挥车巡视前沿时遭到炮击，结果身负重伤，当时在场的师部通信排长霍恩（Karl-Heinz Horn）战后曾描述过这一幕：“……我与毛斯将军站在半履带车旁，周围是几名军官、军警和信使。突然，一排大口径炮弹落在了西北方附近的路上，这个方向之前一直都很平静。在将军下达下一步的命令之前，我的身边已躺下了不少尸体，还有满耳的伤员呼号声。毛斯将军斜靠在半履带车的履带上，一动不动，肯定是受了很重的伤。我发现我手下的报务员们倒都平安无事，他们因忙于操作发报机，并没有被弹片击中。但是，陪着师长的师部通信军官、情报参谋军官的助手，以及其他几名军官全都被炸死了……医务兵和其他帮忙的人赶紧跑过来抢救伤员。我在医务连的掩体里包扎了受伤的手指，突然间，战友们注意到我正站在一滩血洼里，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我的后背有很大的一块创口。”⁽⁵⁹⁾霍恩和其他伤员立即被送往野战医院，经过一番处理后他们搭乘货柜船“戈亚”（Goya）号来到斯维内明德进行治疗。毛斯似乎并未立即离开格腾哈芬，据说他还命令手下把自己放在一张担架上，继续指挥部队的调动！但是，剧烈的疼痛和大量的失血使他很快晕了过去，随后他被抬上一艘鱼雷艇，撤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医院进行手术，在这里他的左腿被截肢。毛斯撤走后，第7装甲师的指挥权移交给了第4装甲师第35装甲团团长克里斯特恩（Hans Christern）上校，而第4装甲师自己也几乎同时失去了师长贝尔策。毛斯的重伤和贝尔策的阵亡令绍肯极为难过，不仅是因为两人都是他的老部下，更是因为他们是防御格腾哈芬和但泽的主心骨。3月26日至27日，格腾哈芬守军将城内的重要设施破坏一空，而后沿着海岸朝格腾哈芬以北的奥克斯赫夫特（Oxhöft）半岛撤去。

关于毛斯的一幅经典照片，摄于1945年3月的格腾哈芬。

摄于1945年4月，第7装甲师所部搭乘军舰撤往黑拉半岛。

摄于1945年5月，第7装甲师部分士兵进入战俘营的场景。

摄于1945年5月，第7装甲师遗弃在科帕奥科斯乌斯卡（Kepa Oksywska）的车辆和装备。

摄于1945年4月，第7装甲师所部从海上经由黑拉半岛撤往斯维内明德。

战后在德国明斯特附近树起的第7装甲师纪念石碑。

摄于1945年4月，第7装甲师所部乘军舰撤往斯维内明德的场景。

据说，毛斯曾在哥本哈根的医院里打电话给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将军，恳求他想办法拯救第7装甲师最后剩下的力量，他实在不愿看到这些跟随他到处转战的官兵，在希特勒所称的“奥克斯赫夫特要塞”中无谓地死去。虽然无从得知布格多夫是否被毛斯的说辞所打动，但在4月5日，绍肯勇敢地自主下令，将第7装甲师和党卫军“警察”师残部撤出奥克斯赫夫特，当时第7装甲师只剩2辆突击炮、3辆豹式坦克和4辆反坦克歼击车，德军的防御周边也只剩下20平方公里见方，苏军由于缺乏弹药和炮弹才暂时没有碾碎面前的残兵败将。第7装甲师先被撤至黑拉半岛，而后在4月15日登上海军舰只，冒着苏军的炮击和轰炸撤往斯维内明德。同日，时刻关注第7装甲师命运的毛斯被授予第26枚钻石骑士勋章，他是希特勒本人授予的最后一名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此前几日，据说毛斯还从前来探视的军官口中获知，自己已被晋升为装甲兵将军，但这一晋升并没有出现在官方记录中。名存实亡的第7装甲师撤至斯维内明德后，陆军总部竟然还下令将该师按“1945年装甲师”的标准进行重组。4月23日，第7装甲师奉命加入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陆军总部限令该师在当月30日前完成重组，准备开往柏林北面作战。第7装甲师最后随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越过了英美与苏军商定的分界线，5月3日在什未林南面的哈格瑙向英美盟军投降。

毛斯比第7装甲师的下属们早几天成为英军的战俘。由于被截肢的左腿还需要再做手术，英军把毛斯先送到距吕贝克不远的拉策堡（Ratzeburg），而后又转至吕讷堡（Luneburg）附近的明斯特拉格（Muensterlager）战俘营，由德国军医为他进行手术并帮助其康复。相对于周边的其他战俘营，明斯特拉格的条件还算相对较好，体格强健且拥有顽强意志力的毛斯幸存了下来。明斯特拉格战俘营里关押有不少海军将领，其中有北海司令部的首席少将军医塔尔诺（Otto Siegfried Tarnow）博士。随着盟军展开大规模的去纳粹化运动，英军也开始在战俘营里甄别与纳粹政权关系密切的将领。几乎所有高级军官都宣称自己与纳粹没有联系，英军对此丝毫没有感到意外，他们根据军官们的背景和战争中的行为，仔细地评估哪些人日后可能会对英国的利益和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出于实用目的以及人道主义原因，英方陆续释放了一些经过甄别认定不会构成威胁、或风险很低的将领，塔尔诺少将就属于最早获释的军官之一。至于毛斯属于哪个范畴并没有具体的史料记载，但估计应属于“中低风险”的一类，尽管他是一位曾获钻石骑士勋章的“英雄”。不过，毛斯在战俘营中也曾遭受过屈辱时刻——他的妻子于1946年2月去世于汉堡，消息传到战俘营后，毛斯曾向战俘营长官口头提出参加葬礼的请求，但被一口回绝。随后，他又提交了书面申请，结果战俘营的指挥官（一名英军上校）不屑地将之撕碎后扔在地上，还命令他把纸屑都捡起来。毛斯后来曾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感到羞辱的困难时刻，并对英国人形成了终生不变的一种厌恶感。

1947年1月28日，毛斯获得了自由。⁽⁶⁰⁾离开战俘营后，他在汉堡定居下来，但根据占领军的法令，他仍然需要每月向地方当局报到一次。三个月后的4月23日，毛斯在英军完成的“去纳粹化鉴定文件”上郑重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相关文件至今仍保存于汉堡市政府档案馆中，文件列出了毛斯的战时履历和英军的所有讯问记录，当然还有最重要的鉴定结论）。毛斯随后在汉堡开设了一家牙医诊所（本章开头提到的贝克于1950年获释后，也重操旧业开设了牙医诊所），同时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放在参与“日尔曼尼亚兄弟会”的相关活动上。毛斯在1949年再婚，婚后育有一个名为迪特里希的儿子，有趣的是，他的儿子成年后也成为了一名牙医。

西德在1949年5月立国后，国内要求归还主权和重整军备的呼声逐渐高涨。1955年，西德国防部成立了“人事筛选委员会”，负责对有意加入联邦武装力量的前国防军中校以上的军官进行资格审查。毛斯闻讯后也提出了申请，希望将自己在装甲战方面的经验传授给新军，但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他的申请被拒绝了。据说毛斯对自己的一腔热血无处报效还曾十分伤心和不满。根据“人事筛选委员会”公布的数字，在提交申请的59位前陆军将领中，有多达42位被接受，除11人自行撤出申请外，只有6人被拒。⁽⁶¹⁾在被接受的前将领中，除个别人以外，多数都是昔日的履历和战绩并不显赫之人。前党卫军高级将领施泰纳和第11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吉勒的申请也都遭到拒绝，事实上，党卫军上校旗队长以上的军官们完全被排除在新军之外。在所有幸存的钻石骑士勋章获得者中，只有年轻的哈特曼最终加入了西德空军。

战后重操旧业的牙医毛斯正在工作中。

这是战后出现的一幅罕见照片，上面有毛斯的亲笔签名，据信他在图中佩戴的是钻石骑士勋章，拍摄时间却是1950年代。

1959年2月9日，年仅60岁的毛斯因心脏病突发在汉堡去世。在当地的殡仪馆里，前来送行的不仅有大批的第7装甲师老兵，还有来自德语区的许多学生——他们是作为“日尔曼尼亚兄弟会”的成员前来吊唁的。毛斯被安葬在吕贝克的圣洛伦兹公墓（St. Lorenz Friedhof），西德联邦国防军派出的荣誉卫队为毛斯扶灵，向这位极其勇敢的装甲兵领袖表达最后的敬意。

图为毛斯穿过的一套军服，现藏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武装力量历史博物馆”。

摄于2009年的一幅图片，当时是毛斯去世50周年，汉堡的“日耳曼尼亚兄弟会”曾在毛斯的墓地前举行过追思活动。

图为毛斯战时获得的主要勋章。据说，这些勋章现收藏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拉尔戈（Largo）的“武装力量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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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Atglen，PA：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2004．p.330.

(2)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Selent：Pour le Merite，2010．p.90.

(3) 参见：http://de.wikipedia.org/wiki/Karl_Mauss.

(4)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p.90.

(5) Carlos Jurado & Ramiro Bujeiro．The German Freikorps 1918-23．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01.

(6) Hermann Beck．The fateful alliance：German Conservatives and Nazis in 1933：The machtergreifung in a new light．Oxford，UK：Berghahn Books，2009．p.234-235.

(7) Heinz Guderian．Panzer leader．Cambridge，MA：Da Capo Press，1996．p．68.

(8) 曹宏、张惠民著。《坦克怪杰—古德里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63-64页。

(9) 参见：Dr．Chuang．Basic Organization of Schützen-Regiment（mot.）in 1940．http://www.panzergrenadier.org/regiment1e.html.

(10) F．W．von Mellenthin．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Norman，OK：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77．p.198．

(11) Horst Scheibert．Panzer Grenadier Division “Grossdeutschland”．Squadron/Signal Publications，1993．p.12.

(12) Bryan I．Fugate．Operation Barbarossa：Strategy and tactics on the Eastern Front，1941．Novato，CA：Presidio Press，1984．p．117.

(13) Bryan I．Fugate．Operation Barbarossa：Strategy and tactics on the Eastern Front，1941．p．129.

(14) Bryan I．Fugate & Lev Dvoretsky．Thunder on the Dnepr：Zhukov-Stalin and the defeat of Hitler's blitzkrieg．Novato，CA：Presidio Press，1997．p.168-172.

(15) Samuel W．Mitcham．The Panzer Legions：A Guide to the German army tank divisions of World War II and their commanders．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6．p.102-103.

(16) Russel H.S．Stolfi．German 10th Panzer Division's Eastern Front offensive near Vyasma during World War II．World War II，September 1997.

(17) Russel H.S．Stolfi．Hitler's Panzer East：World War II reinterpreted．Norman，OK：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p.145.

(18) Otto Wiedinger．Das Reich III，1941-1943．Manitoba，Canada：J.J.Fedorowicz Publishing，2002．p.150-151.

(19) Michael Jones．The retreat：Hitler's first defeat．New York，NY：Thomas Dunne Books，2009．p.102-103.

(20) Michael Jones．The retreat：Hitler's first defeat．p.104.

(21) Otto Wiedinger．Das Reich III，1941-1943．p.222.

(22)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p.93.

(23) Robert Michulec．4．Panzer Division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3．Hong Kong，China：Concord Publications Co.，1999．p.5.

(24) Hans Schaufler．Knight's Cross Panzers：The German 35th Tank Regiment in World War II．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10．p.217.

(25) M.K．Barbier．Kursk：The greatest tank battle 1943．St．Paul，MN：MBI Publishing，2002．p．79.

(26) David M Glantz & Jonathan M．House．The Battle of Kursk．Lawrence，KS：University of Kansa Press，2004．
p.118.

(27) Lloyd Clark．The battle of the tanks，Kursk 1943．New York，NY：Grove Press，2011．p.302.

(28) Lloyd Clark．The battle of the tanks，Kursk 1943．p.303-304.

(29) Steven H．Newton．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5．p.255.

(30) Andrzej Kinski，et al．4．Dywizja Pancerna，Kursk 1943．Warszawa，Poland：Wydawn Militaria，1999．p.19.

(31) Andrzej Kinski，et al．4．Dywizja Pancerna，Kursk 1943．p.20.

(32) Steven H．Newton（ed.）．Kursk：The German view．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2．p.239.

(33)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Army，2002．p.246-247.

(34) Helmuth Reinhardt．Encirclement and breakout of First Panzer Army．In：Selected German Army Operations on the Eastern Front．Carlisle，PA：U.S．Army War College，1983．p.355.

(35) Erich von Manstein．Lost victories．Minneapolis，MN：Zenith Press，2004．p.537.

(36) Earl F．Ziemke．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p.185-186；John 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Stalin's war with Germany：Volume Two．New He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185.

(37) Helmuth Reinhardt．Encirclement and breakout of First Panzer Army．p.377-381.

(38) Paul Tiberi．Encircles forces：The neglected phenomenon of warfare．Fort Leavenworth，KS：U.S．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1985．p.155-157.

(39) Andrea Lombardi．Men and arms：Generalleutnant Dr．med．dent Karl Mauss.参见：http://uominiearmi.blogspot.com/2008/03/generalleutnant-karl-mauss.html．另参见：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p.330.

(40) Samuel W．Mitcham．The Panzer Legions：A guide to the German army tank divisions of World War II and their commanders．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6．p.82.

(41) Samuel W．Mitcham．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1944-45．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6．p.58.

(42) Kamen Nevenkin．Fire Brigades：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Manitoba，Canada：J.J.Fedorwicz Publishing Inc.，2008．p.221.

(43) Duncun Rogers & Sara Rhiannon Williams．On the bloody road to Berlin：Frontline accounts from North-West Europe and the Eastern Front 1944-45．Midlands，UK：Helion and Company Limited，2005．p.72-73.

(44) Prit Buttar．Between giants：The battle for the Baltics in World War II．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13.p.215-216.

(45) 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p.331.

(46) 详见：Guenther Fraschka．Knights of the Reich．p.331-333.

(47) Hasso von Manteuffel．Die 7．Panzer-Division im Zweiten Weltkrieg．Krefeld：Schaberg，1965．p.423.

(48) Prit Buttar．Between giants：The battle for the Baltics in World War II．p.240.

(49) Kamen Nevenkin．Fire Brigades：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p.223.

(50) Robin Lumsden．Medals and decorations of Hitler's Army．Osceola，WI：MBI Publishing，2001．p 81.

(51) Christopher Duffy．Red storm on the Reich：The Soviet march on Germany 1945．Cambridge，MA：Da Capo Press，1993．p.355-356.

(52) Prit Buttar.Battle ground Prussia：The assault on Germany's Eastern Front 1944-45．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10.p.124-126.

(53) Prit Buttar.Battle ground Prussia：The assault on Germany's Eastern Front 1944-45．p.177.

(54) Christopher Duffy．Red storm on the Reich：The Soviet march on Germany 1945．p.355-356.

(55) Juergen Thorwald．Defeat in the East．New York，NY：Bantam Books，1980．p.166-167.

(56) Kamen Nevenkin．Fire Brigades：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p.225.

(57) Christopher Duffy．Red storm on the Reich：The Soviet march on Germany 1945．p.356.

(58) Prit Buttar.Battle ground Prussia：The assault on Germany's Eastern Front 1944-45．p.336-337.

(59) Prit Buttar.Battle ground Prussia：The assault on Germany's Eastern Front 1944-45．p.352.

(60) 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1941-1945．p.95.

(61) Alaric Searle．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2003．p．123-124.

第27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绍肯装甲兵将军
（获勋时间1945年5月8日）

Chapter 07
第七章
“最后的贵族”：迪特里希·冯·绍肯装甲兵将军

装甲兵将军绍肯（Dietrich von Saucken）是二战谢幕前德军的一位重要将领，也是最后一名、同时又是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授予的唯一钻石骑士勋章得主。1945年5月8日，在德军全面投降的前一刻，绍肯率领的“东普鲁士集团军”残部，在经历了一个月的苦战之后，仍然坚守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费希尔豪瑟（Fischerhauser）湾和弗里施沙咀（Frische Nehrung），掩护着30万难民中的最后一批逃往西方盟军占领区。有感于绍肯在最后时刻表现出的勇敢，以及他的部队所表现出的纪律和顽强，邓尼茨将第27枚钻石骑士勋章授予给绍肯，并派一架飞机接他离开包围圈。⁽¹⁾但是，绍肯放弃了这个机会，他把几名伤员送上飞机后，驱车来到黑拉半岛（Hela，现为波兰海尔［Hel］半岛）最尖角处的渔村黑拉村。绍肯已从这个弹丸之地撤走了多达65000人，但至少还有60000人被留在这里，等候命运的裁决。最后一艘船已离开码头，未能登船逃生的官兵们躁动不安，绍肯把汽车开到他们中间，然后站在后座上向叽叽喳喳的官兵们说道：“我们必须保持镇定。再也没有船来了，也不要再指望还有奇迹会出现。现在，当我们不得不步入俄国战俘营时，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尊严，必须认识到我们直到最后一刻仍在履行职责。”⁽²⁾本有些绝望的官兵们看到他们的老将军始终与自己同在，于是便安静地散去，各自回到简陋的掩体里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绍肯将自己的生死和前途置之度外，以极大的勇气与普通官兵一起踏入了苏军战俘营，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战士们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的豪言壮语，并不仅仅是激励士气的抽象口号。

国防军将领中，鲜有人能像绍肯那样把普鲁士贵族将领的气质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绍肯出身于一个14世纪起就为国王冲锋陷阵的贵族家庭，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军事传统熏陶，任何时候都全身戎装，仪表整洁，夹在左眼眼眶中的单边眼镜使他看起来睿智多谋，颇有儒将风范。他是少有的几位在希特勒的狂啸呼号前，尚能保持镇静并坚持己见的将领。他也从未被纳粹元首的“个人魅力”所蛊惑，从来都不是一个被牵着鼻子走的将领。每次当他命令部队后撤或进行战术机动后，无论指责他的是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指挥官，他总是以平静和缓、但不容置疑的口吻，耐心地解释死守和缺乏灵活机动的灾难性后果。基泽（Egbert Kiese）在其著作《但泽湾1945》一书中，曾描述过1945年3月12日绍肯奉命面见希特勒时发生的一幕：

“……当绍肯进入室内时，希特勒正坐在地图桌边上，身边站着古德里安、鲍曼和一名副官。戴着单边眼镜的绍肯一只手放在他的骑兵佩剑上，向希特勒略一弯腰算是行礼致意，而不是行1944年7月20日之后的强制性举手礼。他的这一举动无疑等同于谋反，尤其是他竟然没有把佩剑留在前厅。古德里安等人都紧盯着绍肯，等待着希特勒突然爆发的雷霆震怒。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希特勒没有理睬绍肯，只是指示古德里安介绍（东普鲁士和但泽地区的）情况。绍肯的举动并不是没有一点影响。情况介绍完后，希特勒开始了惯常的长篇大论，首当其冲的就是评点当地的指挥体系。他说弗斯特（Albert Forster）是负责但泽地区的总督，除了纯军事方面的事务外，绍肯将听命于弗斯特。绍肯用手掌用力地拍了一下地图桌，然后说道：‘希特勒先生，我不能接受一个总督的指挥！’希特勒依然沉默不语，死盯着地图在思考。古德里安和鲍曼敦促绍肯理智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将军的脑袋已经悬在那里了。不想，绍肯又重复了一遍：‘我不接受！’过了好一阵子，希特勒才打破了屋里令人窒息的安静，他以虚弱的声音说道：‘很好，绍肯，那么你独立行事吧。’希特勒与绍肯交谈了几分钟后，后者略略欠了欠身子离开了。希特勒没有与他握手告别。”⁽³⁾

这段轶事般的描述被跟随希特勒10年的侍从副官林格（Heinz Linge）指责为充满传奇色彩的道听途说。⁽⁴⁾林格称自己当时并不在场，但绍肯作为一个被邓尼茨授予钻石骑士勋章的“忠诚指挥官”，根本不可能以基泽描述的方式行事。且不说绍肯称呼希特勒的方式有多奇怪（最常见的应是“我的元首”），也不提他用手掌拍桌以示抗议的行为有多离谱，就连经常面见元首的古德里安，每次都必须经过重重关卡并交出佩枪，更不要说绍肯还能佩戴着和平时期的骑兵佩剑进入会议室了。但是，不管怎样，绍肯都是一个有主见、头脑清楚、绝不唯唯诺诺的将领。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他在一战期间曾7次受伤，二战期间又有6次负伤，最重的一次使他一年都不能视事和指挥部队。绍肯曾长时间领导王牌装甲师第4装甲师，他的战术才华和指挥水准得到曼施坦因和莫德尔的高度评价，两者皆称他是“国防军最值得信赖的将军之一”。古德里安对绍肯的印象也很好，曾在回忆录中多次称赞这位老部下的“出色”和“杰出”。1945年1月中下旬，时任“大德意志”装甲军指挥官的绍肯，曾奋力解救出另一装甲名将内林（Walter Nehring）领导的第24装甲军，而后两部合兵一处成功突围，古德里安称这一作战是“那些日子里完成的军事史上大师级的杰作，只有新的（古希腊将军兼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的生花妙笔，才能将它充分地描绘出来。”⁽⁵⁾

早年岁月：从骑兵连长到摩托化步兵旅旅长

绍肯于1892年5月16日出生在东普鲁士濒临波罗的海的小城费希豪森（Fischhausen）。这里既是16至17世纪的普鲁士大公弗里德里希（Albert Frederick）的安息之所，又是19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恩（Wilhelm Wien）的诞生之地。二战后这座小城被划归苏联加里宁格勒州，名字也改为普里莫尔斯克（Priomorsk）。

绍肯的父亲是一名法官，但其家族自古以来就有从军作战、效忠君王的传统。从最早加入条顿骑士团开疆拓土，到为东普鲁士历代国王效命，一代代的绍肯浴血疆场，既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也为家族争得了财富和无尚的荣耀。绍肯出生和成长于这样一个贵族世家，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尚武传统的熏陶。1910年10月，绍肯在柯尼斯堡文理学校毕业后，以候补军官身份加入了帝国陆军，效力于东普鲁士的第3“威廉一世国王”掷弹兵团。两年后的6月19日，绍肯正式晋升为少尉军官。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绍肯所在的第3掷弹兵团隶属于第1步兵师第2旅，参加了在贡宾嫩（Gumbinnen，即古谢夫）、坦能堡及马苏里安湖进行的一系列东线战事。1915年，绍肯又在东线参加了罗兹（Lodz）战役和戈尔利采—塔尔努夫（Gorlice-Tarnow）战役，作战中表现勇猛顽强，即便受伤也不下火线。1916年3月，绍肯随第1步兵师来到西线，参加了血腥的凡尔登战役，在法国的沃克斯堡（Fort de Vaux）附近激战数月后，第3掷弹兵团于当年8月调回东线，参加针对罗马尼亚人的作战行动。在喀尔巴阡山区作战期间，绍肯于1917年8月晋升为中尉，此时他已成为团级副官（1917年4月10日起），先后担任过连长（1914年10月起）和营级副官（1916年8月起），其能力和品质得到广泛的认可，也被认为具有培养前途。1917年底返回西线后，绍肯随第3掷弹兵团参加了1918年的“春季攻势”，当年7月15日，德军发起了西线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绍肯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再次受到师长的称赞。一战结束时，绍肯是第2步兵旅的副官，他在整个一战中共负伤7次，获得过二级（1914年10月19日）和一级铁十字勋章（1916年5月23日）、奥匈帝国三级服役十字勋章以及金质伤员证章，当然，最令他感到自豪的还是那枚“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佩剑骑士十字勋章”。

虽然没有参谋军官训练的背景和经历，但出身显赫、颇受好评的绍肯还是顺利进入了一战后的10万国防军，成为4000人军官团中的一员。行伍生活显然颇为适合绍肯的兴趣和志向，但他并未像许多一战老兵那样参加过“自由军团”，而是在名为“东部边境巡逻队”（Grenzschutz Ost）的准军事化组织里浪迹过一段时间。1919年末，绍肯供职于东普鲁士柯尼斯堡的第1骑兵团，之后又曾短暂服役于第1步兵团和第8骑兵团。1923年1月，绍肯主动要求调往驻东普鲁士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亦作奥尔什丁）的第2骑兵团，并在1925年4月1日晋升为骑兵上尉，直到1927年春之前一直供职于骑兵团团部，稍后担任过第2骑兵连连长。有资料表明，绍肯在1927年曾利用休假访问过苏联，苏德当时签有秘密军事和贸易协定，绍肯访苏的目的是加深对苏联的了解和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1934年，绍肯曾到波罗的海国家进修俄语，并于1935年2月通过了陆军俄语译员考试。

绍肯除了在1934年5月调往汉诺威军校担任战术教官这段时间以外，一直都在骑兵任职，直到二战爆发后的1940年末才调到装甲部队。门槛曾经很高的骑兵在一战后饱受冷遇，虽然数量不菲（德军的全部10个师中有3个是骑兵师，当然这是因为盟军认为骑兵已经过时的缘故），但几乎处于被忽视的角落。而骑兵高层也颇有抱残守缺之相，长期以来把注意力放在训练军马和骑手上，对骑兵部队的观念更新、作战演练、现代武器的训练、与其他兵种的技战术配合等不够重视。虽然骑兵部队也有一些颇富远见之人开始探索改革骑兵的传统角色，但总体来说，骑兵部队还是显得保守和缺乏活力，直到30年代初，骑兵高层甚至还在为是否保留马刀和马上战术与各方争辩不休。虽然不能确认绍肯也属较保守的骑兵军官，但他对骑兵的昔日辉煌显然特别骄傲，他在二战中担任第4装甲师师长、“大德意志”装甲军军长和集团军级指挥官时，骑兵佩剑刻不离身便是明证之一。

和平年代里军官们的晋升速度极为缓慢，绍肯在1925年4月即是骑兵上尉，十多年后才被提升为少校，而且还是在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扩军备战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的。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废弃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施加的种种限制，声称将根据德国自己的需要重整军备。大约在这个时候，德军开始组建首批3个装甲师。骑兵高层认为，装甲部队将颠覆骑兵的传统角色和战场重要性，因而强烈抵制古德里安等人竭力推进和发展的装甲部队。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3个装甲师的基干力量基本都来自于骑兵部队，超过半数的装甲部队军官，包括后来的许多优秀指挥官都出身于骑兵，如二战中有名的装甲战将克莱斯特、霍普纳、麦肯森、巴尔克、曼陀菲尔、韦尔斯特（Gustav von Vaerst）、施韦彭堡、克吕威尔等都曾长期供职于骑兵部队。在首批3个装甲师中，第1装甲师的第1装甲团主要由装甲兵学校的学员组成，但补充了从骑兵部队选拔出的军官和军士，第2装甲团多数官兵出自于第7骑兵团；第2装甲师的第3装甲团1营完全是第12骑兵团的班底，其2营则是从6个骑兵团中选拔官兵组成的，第4装甲团是由第1、第2和第3装甲团抽调人员并补充骑兵后组成的；第3装甲师的第5装甲团由第1装甲团的部分官兵和骑兵组成，而第6装甲团基本上就是之前的第4骑兵团。⁽⁶⁾在二战中与绍肯的名字紧密相连的第4装甲师组建于1938年。这些装甲团组建后经过多次调整，而骑兵部队也在1936至1937年进行了大规模压缩整编，许多骑兵军官失去了心爱的战马，换来的是钢铁、引擎和机械化。1937年4月1日，已晋升为中校的绍肯成为驻东普鲁士安格贝格（Angerburg）的第2骑兵团团长，不过，骑兵部队的大范围变动似乎对绍肯所部及第1骑兵团都没有大的影响，或许是因为这两个骑兵团是高层千方百计也要保留的一点“骨血”。波兰战役前夕，第1和第2骑兵团组成了新的第1骑兵旅，这支部队也出现在德军作战序列中。已成为上校（1939年6月1晋升）的绍肯，将带领自己的骑兵团在一场新式机械化战争中有着怎样的表现？

波兰战役虽被认为是德军闪电战的开端，但并非装甲部队一枝独秀的战役，德军的主体还是150万徒步行军的步兵。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步兵和炮兵使用着数量庞大的战马，战马也是他们的主要机动手段和运载工具，独立骑兵部队在这场战事中并没有扮演显著的角色，德军高层对骑兵的战场效用也没有十足的信心。拥有11个骑兵旅的波兰堪称骑兵强国，但波兰战役的进程和结果表明，徒有庞大骑兵部队的国家，如果其骑兵既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又不能根据骑兵的特点分配适宜的任务，那么骑兵部队在战场上根本不能与对手的机械化力量相抗衡。

绍肯所在的第1骑兵旅的旅长是费尔特（Kurt Feldt）将军，下辖2个骑兵团，1个半机械化骑兵团以及炮兵营、搜索侦察营和自行车营各1个，总兵力约为6200人和4200匹战马。⁽⁷⁾该旅是参战德军中唯一的独立骑兵单位，被编入屈希勒尔的第3集团军，与第217步兵师一起充任集团军的预备队。⁽⁸⁾第1骑兵旅在9月1日从姆瓦瓦以北的集结地向纳雷夫河推进，参加了渡河作战以及布格河前线的有关战事，而后时常奉命先于主力部队深入波军防线，骚扰对手的后方并破坏其交通线。第1骑兵旅在9月12日抵达华沙地区，负责从华沙以北发起攻击，该旅这一阶段的作战也被后人称作是“二战期间德军进行的唯一的传统骑兵作战。”其实，波兰战役打响的第一天，绍肯的第2骑兵团即与号称“百年来从未在马上失败过”的波兰骑兵进行过一场“古典”式对决。当时，一支波兰骑兵巡逻队在森林边缘发现了一队来自绍肯第2骑兵团的骑兵，这支骑兵当时正在穿越公路，没有注意到波兰骑兵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波兰骑兵抽出战刀，排成冲锋队形，高呼着“冲啊”杀向德军。出乎波兰骑兵意料的是，这些对手既没有一丝的慌乱，也毫无撤退之意，反而拔出战刀发起了反冲锋，而且也在口中高呼“冲啊”，还夹杂着“希特勒万岁”之类的呐喊声。波兰骑兵曾是欧洲历史上最令对手胆寒的骑兵，在往昔的交锋中他们甚至刚一发起冲锋，对手就会望风而逃。眼前的德军骑兵似乎非常自信，也像对手一样挥舞着阴森的战刀直冲过来。两军很快相撞，但由于速度太快，多数人都越过了对方，但还是有人在刀光剑影之下身首异处或被斩落马下。奇怪的是，双方并没有纠缠的意愿，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一位参加过此战的波兰骑兵军官曾回忆说，他一时间似乎感觉不到自己的意识和任何兴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即往前飞奔和抵达自己的阵地。波兰骑兵几分钟后到达了己方的机枪和迫击炮阵地，尽管只是一次小规模交手，但德军骑兵的镇定、骑术和勇猛，想必也给彪悍的对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⁹⁾

在华沙之战趋于收尾的9月23日，德国和波兰的骑兵曾在重镇克拉斯诺布鲁德（Krasnobród）进行过几乎是欧洲战争史上最后的一次骑兵对攻战。当天清晨，波军第25骑兵团曾向德军第8步兵师设在城外的步兵防线发起两路冲锋，伴随这些骑兵的还有手持来复枪与机枪的步兵和支援炮兵。德军步兵面对突袭大吃一惊，在波兰骑兵战刀的凛凛寒光下，一时惊慌失措的德军出现了大范围混乱。就在德军步兵仓皇退入克拉斯诺布鲁德城时，第8步兵师自己所属的一支骑兵（还有一说是这支骑兵是来自绍肯骑兵团的一个连）赶到克拉斯诺布鲁德城外的高地，也挥舞着战刀发起了反冲锋。不过，双眼喷射着复仇火焰的波兰骑兵们技高一筹，在近战对决中击溃了德军，然后冒着对手的炮火和机枪扫射，一路追击着杀入克拉斯诺布鲁德城。波兰骑兵们在祖国全面陷落的时刻，成功夺回了克拉斯诺布鲁德，还包抄了第8步兵师的指挥部，100余名德军俘虏中出现了该师师长科克——埃巴赫（Rudolf Koch-Erpach）的身影——这位将军不幸成为整个二战期间德军被俘的第一位将军。

波兰战役结束后，绍肯率第2骑兵团驻守于布格河西侧的布列斯特要塞，他在10月3日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上的勋饰。10月25日，第1骑兵旅升格为第1骑兵师，费尔特任师长，绍肯继续担任第2骑兵团团长。11月下旬，由第21和第22骑兵团组成的第2骑兵旅加入第1骑兵师的作战序列。这支骑兵师此时除包括传统骑兵外，还混合了摩托化步兵、轻装甲、自行车、通信、工兵和反坦克炮等多个兵种。

摄于1930年7月，德军的一支骑兵部队正在易北河上进行训练和演习。

摄于1930年代初，手持长矛的德军骑兵部队。

摄于1939年9月初，第1骑兵旅的一支骑兵在波兰战场。

摄于1940年5月的法国战役期间，第1骑兵师的部分骑兵在战场上。

骑在战马上的绍肯。这时的他是第4装甲师中将师长，时间约在1943年春夏之交。

摄于1940年5月末，第4装甲师的摩托化步兵和装甲车正从阿尔贝特运河上经过。半年后，绍肯离开骑兵部队，成为第4装甲师第4摩托化步兵旅旅长。

摄于1939年10月5日，在华沙街头举行阅兵式的第1骑兵旅。向队伍还礼的是旅长费尔特将军。20天后，第1骑兵旅升级为第1骑兵师，绍肯仍旧担任第2骑兵团团长。

1940年5月，绍肯随第1骑兵师参加了法国战役，该师隶属于屈希勒尔第18集团军麾下的第10军，战场位于B集团军群的右翼，负责从亚琛朝比利时和荷兰进攻。第1骑兵师参与过夺取荷兰北部省份的一系列作战，不过该师真正的独立作战发生在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当时，费尔特率部参加了强渡索姆河和塞纳河的作战，6月18日至19日，第1骑兵师经过一场空前激战的战斗，夺取了被称为“法国骑兵摇篮”的重镇索米尔。该师还夺取了卢瓦尔河上的渡桥，以日行45至60英里的速度，为截断大批失去机动能力的法军的退路发挥过重要作用。停战协议签署后，第1骑兵师在法国执行占领军任务，直到1941年初夏调回本土。不过，绍肯在1940年11月底即离开了第1骑兵师——挥别了20余年的骑兵生涯后，绍肯被任命为第4装甲师的第4摩托化步兵旅旅长。⁽¹⁰⁾顺便提一句，第1骑兵师在1941年6月投身于苏德战争，半年后撤回法国休整，1942年初被改编为第24装甲师。至此，除党卫军骑兵部队外，国防军骑兵部队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东进：随第4装甲师入侵苏联

绍肯加入第4装甲师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一直忙于熟悉装甲战的特点和技战术要求，最主要的是演练摩托化步兵（第12和第33摩步团）与第35装甲团之间的协同作战。第4装甲师曾按上级要求准备从驻地（靠近维希法国边境）南下，参加可能展开的进攻直布罗陀的作战，但这一作战行动因种种原因后被取消。1941年3月，第4装甲师师长朗格尔曼（Willibald von Langermann und Erlencamp）将军下令取消休假，准备在4月初率部开往巴尔干地区，参加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役。不过，第4装甲师开到匈牙利边境后并没有参加巴尔干战役，4月20日又被改派到波兰的波森（波兹南）地区驻防和练兵。⁽¹¹⁾6月6日，第4装甲师开往苏德边境进行临战前的最后准备，同时被编入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群麾下的第24摩托化军。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在即将发起的“巴巴罗萨”作战中，负责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两侧渡过布格河，之后向罗斯拉夫尔—叶利尼亚—斯摩棱斯克等地推进。这些先期任务完成后，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将与霍特装甲集群一起，根据情况要么向东朝莫斯科方向推进，要么北上参与合围列宁格勒。施韦彭堡将军的第24摩托化军是古德里安的3个军之一，作战序列中包括第3和第4装甲师、第10摩步师、第255和第267步兵师，绍肯的老部队第1骑兵师也是第24摩托化军的一部分。

第24摩托化军所部将在布列斯特的南面绕过这座要塞（要塞本身留给步兵解决），从北到南依次部署着第3装甲师、第4装甲师和第1骑兵师，第10摩步师等在装甲部队的身后担任预备队。第3和第4装甲师是摩托化军的突击矛头，施韦彭堡交给它们的任务是在要塞南面突破边境防线，而后在梅季纳（Miedna）北面朝东北推进，以抢占布尔科沃（Bulkovo）至科布林（Kobryn）的公路为目标，得手后再向斯卢茨克快速进军。第4装甲师的主力自然是绍肯的第12和第33摩步团以及埃博巴赫中校任团长的第35装甲团，全师拥有204辆坦克，主要集中在埃博巴赫的2个装甲营里，绍肯的摩步旅也装备有近80辆装甲车。此外，全师还拥有近2000辆卡车、1600辆摩托车和1000辆各种汽车，是当时装备最精良的师之一。⁽¹¹⁾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实力更为雄厚，仅其第6装甲团就拥有209辆坦克（58辆II号、108辆III号、32辆IV号、11辆中型和轻型指挥坦克）。⁽¹²⁾

1941年6月22日凌晨，第3和4装甲师在布列斯特南面强渡布格河得手，向东穿越丛林地带后，两个装甲师开始按计划朝科布林推进。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第47摩托化军位于第24摩托化军以北，该军的第17和第18装甲师在横扫苏军第14机械化军之余，正朝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方向高速推进，而第3和第4装甲师在23日下午即将守卫科布林的苏军第205摩托化师赶出了城。⁽¹³⁾苏军第14机械化军曾发起数次反扑，但均以失败告终，最后只得仓皇东撤。这个机械化军在6月22日还拥有478辆坦克，经过两日战斗后剩下250辆，但到26日时竟然只剩下30辆坦克！德军在战争初期的战斗力之强、所占优势之大由此可略见一斑。第3和第4装甲师随即朝明斯克方向推进，第17和第18装甲师在清理完巴拉诺维奇的苏军后也快速跟上，霍特装甲集群的第7、第12和第20等装甲师也正在扑向明斯克的途中，随着这些装甲部队的高速推进，德军在明斯克合围大批苏军的态势已然出现。第4装甲师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表现非常出色，据说该师在6月27日晨至28日晨的24个小时里，竟不眠不休地前进了250公里！⁽¹⁴⁾第4装甲师的作战日志曾记载，6月28日至30日期间，该师“在不间断的战斗中摧毁了苏军第4军的3个师和1个骑兵旅，以及包括8辆重型坦克在内的62辆坦克。自身仅9人阵亡，12人负伤。”⁽¹⁵⁾

德军在6月29日至30日攻占了明斯克，形成了包围苏军第3、第10和第13集团军的态势，位于包围圈外的苏军第10步兵军试图在鲍里索夫至博布鲁伊斯克之间沿别列津纳河构筑防线。7月2日，第4装甲师抵达博布鲁伊斯克时，苏军炸毁了这里的别列津纳河大桥，但是，绍肯手下的第12摩步团的一个营，在第35装甲团一个连和第103炮兵团一个营的支援下，成功夺取了别列津纳河畔的小村庄斯维斯洛奇（Swislotsch），并牢牢控制住了附近的铁路和公路桥。这些德军在这里经历了战争爆发后的首次激战，配合第4装甲师作战的JG-51战斗机联队（即莫尔德斯联队）一天之内就在斯维斯洛奇上空击落了不少于90架的苏军战机，500名德军摧毁了苏军4列装甲列车，至少俘敌3000人。苏军充分意识到斯维斯洛奇渡桥的重要性，把所有能够调动的兵力都集中起来，竭力试图摧毁第4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建立的小桥头堡。为尽快增援桥头堡，绍肯敦促步兵旅主力加快行军速度，但由于奔赴别列津纳河的道路需要经过森林和沼泽地带，部队的前进极为困难，在漆黑的暗夜里许多车辆和官兵都迷失了方向。绍肯渐感不耐，于是乘坐指挥车赶到最前面开路，不想，本应紧跟着他的几辆通信车都陷进了沼泽地，这些车辆刚被士兵们推出泥潭，没走多远又陷入了另一处泥坑。士兵们还在汗流浃背地推车时，无线电里不停地传来绍肯不耐烦的声音：“通信连在哪里？”“以最快速度前进！”等通信连好不容易摸到斯维斯洛奇附近的营地时，已是次日凌晨3点，官兵们发现营地里只有绍肯和司机等少数几人，其他的旅部官兵都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¹⁶⁾天亮时，绍肯总算在斯维斯洛奇村聚拢了部队，但又发现不远处的公路桥竟被己方的一辆IV号坦克压塌了一段，铁路桥也时刻处于苏军炮火的打击之下。眼见过河不成，对手又在对岸聚集了数个师的兵力，绍肯只得另寻他策。适逢博布鲁伊斯克方向传来的消息说，第24摩托化军集中的多支工兵部队在那里的别列津纳河上架起了一座大型渡桥，于是第4装甲师大部奉命连夜转赴南面的博布鲁伊斯克过河。

到7月4日，德军第3、第4装甲师及第10摩步师都渡过了别列津纳河，开始朝第聂伯河方向进军。不过，由于苏军把罗加乔夫（Rogachev）、莫吉廖夫、奥尔沙和旧贝霍夫（Starye Bychov）等几个重要沿河城市都变成了易守难攻的堡垒，第24摩托化军针对这些渡口的攻势出现了停顿乃至受挫。经过最初十余天“令人陶醉”的成功，上至古德里安，下到普通官兵，都没有想到对手还能在第聂伯河聚集众多的兵力，并展开极为顽强的抵抗。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负责攻打罗加乔夫，但该师连续苦战多日，始终无法从这里强渡第聂伯河。第4装甲师负责占领博布鲁伊斯克东北的旧贝霍夫以及附近的第聂伯河渡桥。7月9日，绍肯所部在旧贝霍夫北面8公里处的密林中待命，在等待其他友军抵达第聂伯河的同时，也在等待重型榴弹炮和重步兵炮等重武器的运抵。次日，第4装甲师发起了强攻，绍肯亲自率领的步兵战斗群与埃博巴赫的第35装甲团密切配合，成功夺取了旧贝霍夫。第24摩托化军军部据此认为已在第聂伯河防线上找到对手的弱点，决定把莫德尔装甲师调往莫吉廖夫附近进行突破，罗加乔夫周边的防御则由第1骑兵师接管。⁽¹⁷⁾7月11日，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开始进攻莫吉廖夫，但在两天里仍然一事无成，第3装甲师老兵协会战后撰写的师史曾这样写道：“……7月12日终了时第3装甲师再次受挫。整整一个军的兵力需要几天的激战才能最终夺取莫吉廖夫。相较之下，友邻的第4装甲师更为成功。该师在旧贝霍夫成功夺取了第聂伯河上的一座完好无损的木桥，也在对岸建起了桥头堡。工兵们随后搭起了一座120米长的大桥，进攻部队得以继续追击敌军。”⁽¹⁸⁾绍肯是第4装甲师攻打苏军第聂伯河防线的总指挥，他在左岸建立了临时指挥部，协调部队过河和后继的进攻作战。绍肯的先头突击队过河之后，在右岸不远处的大片沼泽林地里陷入了困境，步兵虽然能够绕过沼泽地进入丛林，但步兵炮无法通过，就连稍后送去的牵引车也陷入了泥泞中。由于与突击队失去了无线电联系，绍肯跳上一支小船，带着少量参谋随从渡过了第聂伯河。绕过了先头突击队曾经穿过的沼泽地后，绍肯等也进入了一大片树林，突然间，这几个人发现周围出现了苏军的身影。绍肯的副官利贝（Liebe）中尉等立即拔枪射击，但对手密集的子弹，让利贝等几个轻举妄动之人头都抬不起来，最后连滚带爬地躲进一处洼地。在短暂的交火过程中，绍肯一直站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冷静地观察着对手的动向。当时在场的朔夫勒（Hans Schäufler）战后曾写道：“……旅长绍肯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起。‘敌众我寡时不要盲目开火！’——至少这就是他的表情告诉我的。看起来他的脸上还挂着一点得意的微笑。由于旅长一向运气不错，又有很丰富的战斗经验，我们得以在丛林中隐藏起来，也与先头突击队建立了联系。”⁽¹⁹⁾

刚刚成功渡过第聂伯河，第4装甲师又面临着一项新的挑战——夺取普罗普斯克（Propoisk）及其附近的普罗尼亚（Pronya）河渡桥。由于第4装甲师最重要的任务是经由克里切夫（Kritschev）向罗斯拉夫尔推进，夺取了普罗普斯克的几座渡桥就等于打开了通往克里切夫的道路，因而第4装甲师上下对此战极为重视。装甲师的第7搜索侦察营7月14日在行进间突然杀入苏军控制的普罗普斯克，不过该营根本不与对手纠缠，径直穿城而过后，直接扑向普罗尼亚河渡桥。以突袭方式夺取了几座渡桥后，第7搜索侦察营顶住了苏军发起的多次反扑，第35装甲团也奉命以最快速度赶来支援。不过，绍肯的摩步旅并没有参加普罗普斯克的战斗，他当时正带着步兵主力在北面掩护装甲师的左翼。15日，苏军第7和第8空降旅、第160和第6步兵师以及第55步兵师一部向普罗普斯克周边发起了大规模反攻，在北面的绍肯所部也遭到攻击。绍肯的指挥部设在格里亚西维茨（Grjasiwetz）村的一处果园里，苏军的有些炮弹已经落在果园里，但绍肯根本不为所动，丝毫不受干扰地向聚拢的各级指挥官下达指令。就在这时，一颗大口径炮弹正好落在军官们中间，结果当场炸死三人，绍肯的副官利贝的一条腿被炸飞，后背上还插着一大块弹片，旅部主管通信的贝尔茨（Bälz）中尉大腿受伤（后被截肢）。绍肯的膝部中弹，当时他坐在地上，自己把皮靴切开，在他人帮助下包扎好不断渗血的创口。处理伤口的同时，绍肯还以平静的声音下达命令并嘱咐人向师部汇报。利贝的伤势非常严重，所有人都能看出他支撑不了多久了，利贝以虚弱的声音请绍肯代他向自己的父母最后一次致意。用当时在场的朔夫勒的话来说，绍肯“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与利贝道别”，后者忍着强烈的痛楚，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一直瞪大眼睛看着旅长，直至陷入昏迷（稍后死于战地医院）。重伤员被送往战地医院，亡者则被埋葬在村边的高坡上，但绍肯选择留在部队，他任命了几名替代伤员的指挥官，然后带着手下把旅部迁出了村子。由于绍肯的指挥车里有一部电话，他还试图在指挥车上继续调遣部队，但伤势实在疼痛难忍，迫使他在几小时后将摩步旅的指挥权移交给了第33摩步团团长格罗利希（Oswin Grolig）上校。⁽²⁰⁾

图为第4装甲师的装甲部队指挥官埃博巴赫上校，他曾担任第35装甲团团长和第5装甲旅旅长，是绍肯在第4装甲师初期作战中的重要搭档。图中的他佩戴者1941年12月31日获得的橡叶骑士勋章。

摄于1941年苏德战争初期的一幅图片，进攻中的德军步兵和装甲车。

摄于1941年苏德战争初期的一幅图片，德军坦克经过一番激战后驶离某村庄的情景。由于村舍便于隐蔽和防守，进攻村庄被德军装甲部队视为较困难和危险的任务之一。

摄于1941年苏德战争初期，被第4装甲师击毁的一辆苏军T-50坦克。该款坦克原计划用于取代T-34，但后被放弃，据说战争期间仅生产了65辆。

时间地点不详，德军车辆正在一条路况很差的公路上行走。

摄于1941年12月，地点不详，一名德军士兵正在阵地上警戒。绍肯手下的部队在1941年12月的情形与此相去不远。

摄于1942年1月的东线某地，德军的一处机枪阵地。

时间地点不详，第4装甲师的装甲车正在通过一条泥泞的街道，前面是一辆SdKfz.251.6装甲车，后面的似乎是一辆III号指挥坦克。

时间地点不详，在开阔的雪原上行军或准备发起进攻的德军坦克编队。

摄于1942年初春的冰雪融化季节，茫茫草原上的一座德军孤坟。

绍肯离职养伤期间，第4装甲师与第3装甲师一起在索日（Ssosh）河一带苦战良久，直到8月2日才完成了对罗斯拉夫尔的合围。古德里安次日视察前线时，曾遇到埃博巴赫的第35装甲团的部队，也见到了在该团任2连连长的长子。⁽²¹⁾8月8日，古德里安再次出现在第4装甲师师部，观看该师如何消灭被困于罗斯拉夫尔的苏军。他对第35装甲团和摩托化步兵的作战表现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战后还禁不住赞道：“……第35装甲团和第12摩托化步兵团的进攻，简直就像练兵场上进行的样板攻击。”⁽²²⁾历史学家富盖特（Bryan I. Fugate）也曾称赞德军的这次作战堪称教科书式的步坦协同作战。⁽²³⁾

8月中下旬，经过一系列争论后，希特勒决定暂停莫斯科或列宁格勒方向的攻势，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准备南下，杀入苏军第5集团军后方后，在基辅以东与北上的南方德军装甲部队会师。第24摩托化军是古德里安的突击矛头，该军命令第10摩步师向霍尔姆（Cholmy）—阿夫杰耶夫卡（Avdeyevka）地域推进，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作为先头，越过北诺夫哥罗德（Severskiy Novgorod）后强渡杰斯纳河，第4装甲师则先在杰斯纳河以西、苏多斯特（Sudost）河左岸肃清残敌，然后再跟随第3装甲师南下。莫德尔一马当先，8月24日率部南下，经过三周的连续行军作战，9月中旬时在基辅东面的洛赫维察与北上的第16装甲师所部会合，宣告了基辅口袋的形成和包围圈内近70万苏军的命运。

按照第4装甲师老兵朔夫勒的说法，绍肯于9月26日返回部队，重新接过了第4摩步旅的指挥权。⁽²⁴⁾当时旅部位于通往格鲁霍夫（Gluchow，位于基辅东北约275公里处）的公路边的一处树林里。尽管古德里安曾感慨地说“经过两个半月令人精疲力尽的战斗和大量的伤亡，第4装甲师的掷弹兵和装甲兵们迫切需要休息和恢复，”⁽²⁴⁾但第4装甲师的官兵还得拖着疲惫之躯，接着参加针对莫斯科的“台风”作战。9月30日，第4装甲师以埃博巴赫的第5装甲旅和绍肯的第4摩步旅为主组建的两个战斗群，突破了格鲁霍夫周边的苏军防线，到10月3日，第4装甲师已高速推进了240公里，并一举夺取了重镇奥廖尔——据称，德军缴获的物资补给足够整个第2装甲集群（6日改称为第2装甲集团军）使用六周！苏军少将格里戈连科（Petro G. Grigorenko）在战后回忆录里称，奥廖尔城实际上是被13辆德军坦克突袭攻克的，而守军——包括正规军、内务部队、警察和一些特种部队在内足有15万人之多！第35装甲团的矛头第6装甲连突袭奥廖尔时，城内的电车还在街上行走，市民们还像往常一样赶去上班。第6装甲连的坦克突入城区后死守硬撑了近3个小时，然后装甲团2营其他几个连赶到增援，最后是绍肯率领步兵主力杀到，终于挫败了苏军的所有反扑。在那些日子里，第4装甲师的基本作战模式就是埃博巴赫战斗群在前面攻城拔寨，绍肯战斗群负责掩护两翼和肃清残敌，炮兵团、军属和装甲集群所属的炮兵以及第3装甲师的部分重武器负责提供进攻所需的火力。⁽²⁵⁾

10月4日，埃博巴赫战斗群和绍肯战斗群又开始向姆岑斯克（Mtsensk）方向推进。埃博巴赫6日进攻姆岑斯克时遭到了苏军步兵的顽强抵抗，对手还投入了一个全部使用T-34和KV-I重型坦克的第4坦克旅。埃博巴赫甚至需要两次下令后撤，才算避免了自身被对手所歼灭。到7日战事停顿时，埃博巴赫和绍肯的两个战斗群都遭受了相当的伤亡，据说德军有6辆坦克报废，但摧毁了17辆苏军坦克。苏军战史则记载，姆岑斯克之战中共摧毁德军50辆坦克和35门大炮。古德里安在战后回忆录里曾说：“俄军被击毁的坦克要远远少于我们……在这次紧张的战局中，埃博巴赫上校第一次露出精疲力尽的神态，他那明显的疲劳更多是精神上的，而不是体力上的。看到我们最优秀的指挥官在近期的激战中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实在是令人震惊。”⁽²⁶⁾9日，绍肯和埃博巴赫的进攻再次陷入困顿，伤亡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士气也前所未有地低迷，雨雪交加的天气使任何运动都非常困难。但是，第4装甲师还是奉命准备在10日再度进攻，埃博巴赫战后曾这样回忆：“……当第4装甲师完成重组，准备按命令要求在10日再度进攻姆岑斯克时，我从下属们的眼神中读出了他们的想法，他们不认为这次进攻能够成功，他们对我这个指挥官的信心也在开战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动摇，因为我并没有拒绝执行这道命令。”⁽²⁷⁾无论如何，埃博巴赫的装甲战斗群冒着暴风雪在10日夺取了姆岑斯克，但是从城市的东面继续推进的道路依然为苏军所阻断，能否守住城市以及苏沙（Suscha）河上的桥头堡，则成为绍肯面临的重大考验。此后多日里，绍肯和埃博巴赫试图将姆岑斯克城北面和西北的苏军从他们盘踞的高地上赶走，但几度进攻均告失败——埃博巴赫对此曾说：“……第4装甲师已没有作战力量能把苏军从城北的制高点撵走……我们优越于敌人的信念，其根基也在战争中第一次出现了动摇。”⁽²⁷⁾姆岑斯克之战仍在冰天雪地和泥浆中进行着，直到10月23日和24日，第24摩托化军集中所属各师的全部装甲力量和火力，才终于在姆岑斯克西北地域实现了突破。这时，古德里安的其他部队已在布良斯克南北两面全歼被围的苏军，规模更大的维亚济马包围圈的硝烟也已完全散尽。

1941年11月，古德里安装甲集团军把进攻重心放在了距莫斯科南郊不足200公里的军工城市图拉（Tula）。尽管古德里安百般努力，但大炮、弹药和补给的前送在风雪泥泞中十分困难，第4装甲师等部队无法攻克图拉这座重要的堡垒。到11月初，苏军在图拉一线集结了2个骑兵师、5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旅的兵力（隶属于第50集团军），德军第24摩托化军也在11月9日转入防御。第4装甲师的防线主要由绍肯负责，他的4个力量明显不足的步兵营既要照看20英里的防线，又要负责保持在图拉外线作战的第53军与第3装甲师之间的联系，其任务极为繁重，捉襟见肘的局面也引起了古德里安的忧虑。11月中下旬，随着地面的板结封冻，德军坦克和车辆能够再次运动，第4装甲师等部奉命绕过图拉继续推进。24日，第24摩托化军的第3、第4和第17装甲师均在向图拉东北运动，而第43军则向图拉西面进军，试图以两面夹攻的方式夺取图拉附近的铁路和机场。⁽²⁸⁾埃博巴赫的装甲旅与“大德意志”摩步团一起行动，目标是从北面切断图拉通往莫斯科的铁路和公路，该目标在12月2日实现，两部德军踏上了图拉至北面的瑟普霍夫（Serpukhov）的公路。此时，第4装甲师的先头装甲连距西面的第43军先头部队只有不到15公里，只要两支德军能够建立联系，加上从东面进行包围的第3装甲师等其他部队，图拉无疑将陷入三面包围之中。绍肯奉命完成与第43军建立联系的任务，虽然他率部击退过苏军第31和第299步兵师的多次反攻，但由于德军第43军自己的进攻力量太弱，该部始终未能推进到与绍肯所部相连的位置。这时，古德里安所属各部皆成强弩之末，官兵的伤亡和疲劳自不待言，能够开动的坦克和跟进的大炮数量极其有限（第24摩托化军的军属炮兵就仅能凑出11门大炮），第4装甲师在图拉北面更是遭到苏军的连番进攻。

12月6日，苏军发起了莫斯科大反攻，随着左右邻军的仓皇西撤，古德里安也不得不取消图拉攻势和准备全面撤退。绍肯和埃博巴赫等指挥官都曾对“炸毁所有重武器尽快撤退”的命令感到不解，他们认为这样做无疑是拱手认输，必将造成德军自己在精神层面上的一大灾难，没有坦克和大炮，难道让步兵们用步枪和手枪去抵挡T-34吗？但绍肯等人也无计可施，没有油料的坦克、用完炮弹的大炮无疑都是废铁，没有冬装的部队不要说在严寒和积雪中守住阵地，就连生存都没有可能。对于图拉攻势一再受挫，部队在苏军强力反攻之下被迫撤退的局面，古德里安曾在战后高声哀叹：“……只有那些亲眼目睹过俄罗斯的无尽大雪的人；只有那些亲身体验过冰冷的寒风刺戳着身体、并将一切都深埋于积雪之下的人；只有那些在荒芜人烟的旷野上不停跋涉，最后却发现自己的掩体几乎露天，饿得半死但又没有衣物保暖的人；只有那些见识过冬装齐整、营养良好的西伯利亚对手的人，才能真正地评判眼前发生的所有事件。”⁽²⁹⁾

无论如何，第4装甲师设法把剩下的一点油料集中在一个装甲连里，也带出了少量的牵引车和火炮，几千匹战马则拖拽着辎重沉重地向西撤退。绍肯手下的步兵把机枪和迫击炮安放在马拉雪橇上，随第4装甲师一起西撤。撤退之路漫长艰难，但第4装甲师还是成功撤到了苏沙河畔，在姆岑斯克城北的高地上，绍肯指挥步兵们建立起牢固的防御周边。第4装甲师的战时日志曾记载过12月撤退中的几个片段：12月8日，撤往后方所需的油料仅够第103炮兵团使用；9日，第33摩步团不能赶去为第296步兵师解围，因为没有油料，而且道路状况一塌糊涂；11日，第103炮兵团1营被解散，余部并入2营，原因是油料不敷所需；14日，第35装甲团仅剩8辆III号坦克尚能运转；15日，第33摩步团在漫天飞雪中为第3装甲师建立了一条撤退通道；16日，车辆数目锐减，如果仍需继续撤退，这一数字将会更少。第296步兵师经过一场恶战后已完全精疲力竭……苏军将会在该师区域内实现突破；17日，一支颇有实力的苏军从第167步兵师防线的空隙地带强行穿过，第33摩步团2营被配属给第112步兵师，奉命挡住对手的进攻……到12月23日，绍肯率领所部撤至奥廖尔附近建立阻击阵地，但在圣诞前夜又随第4装甲师一起被划归第53军，奉命在奥廖尔北面的别列夫（Belev）至博尔霍夫（Bolkhov）之间，担任德军奥卡（Oka）河防线上的“机动消防队”。

12月27日，随着第4装甲师师长朗格尔曼升任第24摩托化军军长，绍肯接过了师长职务，并在1942年的第一天晋升为少将。1月2日，苏军的一个步兵师在博尔霍夫以东越过奥卡河，开始向博尔霍夫和布良斯克方向推进。由于博尔霍夫以北的所有德军步兵师的补给公路都处于苏军炮火的威胁之下，绍肯奉命将对手逼回奥卡河对岸。埃博巴赫上校曾在战后简略描绘过绍肯担任师长后的首战：“……第4装甲师到底能不能以自己虚弱的力量完成任务呢？绍肯用第12和第33摩步团发起了他那著名的钳形攻势。苏军的那个步兵师受到了致命的重击。另一个苏军步兵师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他们的残部被撵回奥卡河对岸。亲自带领部队进攻的绍肯上校（应已为少将）在作战过程中身负重伤。这真是第4装甲师的一个重大损失！”⁽³⁰⁾

绍肯的头部为弹片所伤，被下属运离战场后住进了斯摩棱斯克的军医院——据说主刀医生不得不将绍肯的左眉和前额上的大块皮肤移除。1月6日，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克鲁格元帅赶来探视绍肯，向仍在病床上的他颁发了骑士勋章。绍肯离职后，第24摩托化军军长朗格尔曼又兼任了几天的第4装甲师师长，战功赫赫、能力出众的埃博巴赫上校于1月7日开始代理师长。绍肯在两次大战中曾数度负伤，但这一次是最严重的，他直到1942年8月才逐渐康复。恢复现役后，绍肯并未被立即派往前线，而是来到柏林附近的机动兵学校担任指挥官。这里是德军培养装甲兵初级军官的摇篮，绍肯是第3任指挥官（1942年8月24日至1943年5月31日在任），期间他于1943年4月1日晋升为中将。

装甲王牌：从库尔斯克到科韦利

1943年5月31日，绍肯在离开战场一年多后回到东线继续担任第4装甲师师长，开始为即将展开的“城堡作战”进行最后的训练与准备。绍肯到任时全师只有约70辆杂七杂八的各型坦克，作战部队只剩下2840人，但6月间得到了大批补充兵员和相当多的坦克与重武器，第12和第33装甲掷弹兵团获得了半履带车等大批新装备，第103炮兵团也装备了105毫米“黄蜂”和150毫米“野蜂”自行榴弹炮。到7月1日时，绍肯师拥有官兵13000余人，第35装甲团（2营被调往第15装甲团，直到1943年11月方才重建2营）1营装备了101辆坦克（15辆III号、80辆IV号和6辆指挥坦克）。⁽³¹⁾

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城堡作战”的目标包括五个方面：1）缩短库尔斯克周边的德军防线；2）恢复中央集团军群南翼与哈尔科夫之间的铁路联系；3）切断并歼灭库尔斯克突出部内的苏军；4）保护中央和南方两大集团军群各自的侧翼；5）迫使苏军在完成休整前投入更多的兵力，从而减轻整个东线的压力，便于德军在其他战场展开进攻。在这场旨在夺回东线主动权的大战中，南方集团军群的第4装甲集团军等部队负责向北朝库尔斯克方向进攻，位于突出部北侧的莫德尔第9集团军，则将沿着奥廖尔至库尔斯克的铁路和公路向南进攻。第9集团军的主攻力量是莱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该军负责在库尔斯克与北上的德军建立联系，在第47装甲军右翼的第46装甲军负责在对手撤退时封锁其退路，在第47装甲军的左翼部署着第41装甲军，其任务是向南推进到奥利霍瓦特卡，而后旋转向东建立牢固的防御周边。第23军位于第9集团军的最左翼，其任务是从现有的防御阵地出发，在奥廖尔—库尔斯克铁路的东面建立新防线，位于集团军最右翼的第20军最初的任务是固守防线，一旦突出部内的苏军开始撤退，立即朝突出部内发起进攻。中央集团军群在突出部北侧一共部署了8个装甲师，合计拥有坦克747辆，其中包括第505重装甲营的31辆虎式坦克、第216突击炮营的45辆突击炮、来自第656重型坦克歼击团的89辆“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³²⁾

“城堡作战”在7月5日正式打响时，绍肯的第4装甲师并未立即参战，它与第12装甲师和第10装甲掷弹兵师一起担任着集团军群预备队。第9集团军的首日攻势在苏军第13和第70集团军之间的15公里宽正面取得了突破，德军向南推进了6至8公里，逼近了奥利霍瓦特卡北面15公里处的苏军第二道防线。交战双方都出现了大量的伤亡和装备损失，但莫德尔集团军取得的进展远远低于预期。6日，苏军中央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命令第13、第70和第48等集团军在第2坦克集团军支援下，向来势凶猛的德军发起反击。为挡住对手并将己方的攻势继续下去，莫德尔把第二梯队的第2和第9装甲师（以及已参战的第505重装甲营）投入到波内里至索博罗夫卡（Soborovka）之间的地带，双方的恶战从天明持续到入夜，苏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在很大程度上成功迟滞了对手装甲部队的推进。6日下午，中央集团军群把第4装甲师划归莫德尔指挥，后者立即命令绍肯率部开往第47装甲军的战场，但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待命。6日夜，莫德尔和罗科索夫斯基都在紧张地评估局势，为次日势必更激烈的战斗进行准备。罗科索夫斯基命令多数坦克部队转入防御（坦克进入战壕后埋得只露出炮塔），同时要求坚决打击对手的轻型坦克和步兵，此外，他也在调配援兵准备反击波内里地域内的德军。莫德尔鉴于自己的进展已大大落后于既定时间表，准备孤注一掷地投入所有装甲部队，全力突破苏军的第二道防线，为此，他决定投入本应在突破之后方才使用的预备队——第41装甲军奉命投入第18装甲师，第47装甲军的第4装甲师已在赶赴战场的路上，位于奥廖尔南面的第12装甲师、第10和第36装甲掷弹兵师等总预备队也得到准备南下参战的命令。7日，莫德尔手下的数百辆坦克和4个步兵师向波内里至奥利霍瓦特卡之间的苏军防线发起了猛攻。在波内里村及其周边地域，第18装甲师和第292步兵师发起过多次强攻，但都被苏军第307步兵师顽强地击退，直到夜幕降临前莫德尔再次投入援兵，才算控制了波内里的北半部。第2和第20装甲师负责主攻的奥利霍瓦特卡扼守着通往库尔斯克的道路，因而在双方心目中都有着更重的份量，罗科索夫斯基调来的第16和第19坦克军及第3反坦克炮兵旅等部队，帮助布防于萨莫杜罗夫卡至奥利霍瓦特卡之间的步兵师遏制了德军的突破。

7日晚些时候，绍肯接到莱梅尔森的命令，准备在次日与第20装甲师一起夺取萨莫杜罗夫卡南面6公里的制高点第272高地。为集中装甲力量，莱梅尔森把绍肯的装甲团1营抽走，与第2装甲师的第3装甲团和第505重装甲营组成了直属军部的“布尔梅斯特”装甲旅，由布尔梅斯特（Arnold Burmeister，时为第10装甲旅旅长）少将统一指挥。由于装甲营被调走，第904突击炮营作为替代被配属给绍肯装甲师。⁽³³⁾8日凌晨5时起，德国空军对苏军阵地和前沿进行了大规模轰炸，轰炸结束后5分钟，突击炮开始支援掷弹兵们发起进攻。德军很快夺取了通往第272高地的一些次要目标，第238.1高地在首轮进攻中就被攻克，在第4装甲师左翼作战的第35装甲团1营还占领了捷普洛耶村东南的第240高地。但是，当绍肯率部从第20装甲师打开的道路穿过，朝着捷普洛耶村方向扑去时，却遭遇了村庄外围阵地上的苏军的顽强阻击。绍肯的攻势很快变得步履蹒跚，伤亡开始大幅增加，他的部队每次攻克了某处阵地时，苏军总能在有限撤退后进行重组，然后以猛烈的炮火和反击夺回这些失地。8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莫德尔来到第4装甲师的前沿指挥部了解情况，结果发现指挥部里只有一名助理作战参谋在主事——装甲师的首席作战参谋鲁茨（Hans Lutz）中校之前在空袭中身负重伤，绍肯和第33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毛斯上校都正在前线指挥作战，而且两人也都不同程度地负伤。这位助理作战参谋向莫德尔汇报说，第4装甲师经过4小时的激战，已投入了最后一支预备队，各前沿步兵连平均每连只剩下15到20名官兵，而被抽走的第35装甲团似乎正在苏军的高地阵地前“无所事事”。⁽³⁴⁾莫德尔一向欣赏总是战斗在最前沿的将领，他在1941年10月前担任第3装甲师师长时，对于与自己并肩作战几个月的绍肯也有着相当的了解，因而他对第4装甲师的攻势寄予了厚望。当莫德尔惊讶地获悉绍肯的坦克和第505重装甲营都被集中到“布尔梅斯特”装甲旅，第4装甲师实际上被变成了一个实力不强的装甲步兵师时，他不由得怒火中烧，因为他本来就认为第47装甲军从军长莱梅尔森到一干参谋都不了解前线实际情况，一向惯于根据地图发号施令，现在竟然不请示就擅自抽调和集中各师的装甲团！当莫德尔了解到第2装甲师虽得到“布尔梅斯特”装甲旅200多辆坦克的支援，竟然仍未能达成目标之时，他的火气更旺，他不仅勒令莱梅尔森立即将各装甲团归建，警告他日后不得再“剥夺”各装甲师的装甲部队，还声称要进行调查，撤掉布尔梅斯特及第2装甲师师长吕贝（Vollrath Lübbe）的职务。⁽³⁵⁾

绍肯获悉第35装甲团即将回归本部时，曾向莫德尔提出次日再战，莫德尔一开始表示同意，直到夜里分析当日的战况时，才被参谋们列举的伤亡（3200余人）与进展（推进最多不过数百米）完全不成比例的事实所说服，决定在9日暂停进攻一日，以便部队休整、补充弹药和重组攻击矛头。莫德尔考虑到对手的实力和防御强度，以及所部的伤亡和疲劳状况，只为10日的作战制定了有限的目标——第23军和第41装甲军转入防御，第46和第47装甲军负责进攻捷普洛耶附近的防线及苏军第70集团军的侧翼。由于第9集团军的多数装甲部队都集中在第47装甲军，莫德尔要求该军向南推进大约5公里，以抵达并夺取莫洛蒂奇（Molotychi）附近的高地为目标。绍肯的任务是在10日上午夺取捷普洛耶村，下午再攻克附近的第260高地，第505重装甲营负责协助第4装甲师完成这些任务。斯图卡轰炸机和炮火照例先对苏军前沿进行了一番打击，尔后第4装甲师以第33装甲掷弹兵团2营为主组成的突击矛头，在坦克支援下很快逼近捷普洛耶村的北面。第4装甲师老兵朔夫勒曾回忆称，“7月10日，第4装甲师倾巢而出。师长绍肯将军搭乘着他的装甲指挥车‘DO 1’号出现在首波进攻队伍中。他总是在前沿指挥作战，把装甲兵和步兵们都召集起来跟着他前进……在进军途中，将军的装甲指挥车压垮了一座桥，既无法后退，又不能前行。通信军官在想办法救援车辆时负了重伤，他还一直躺在我方防线的最前沿。师长的副官试图伸出援手，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头部也遭受了致命的创伤。绍肯就在那个暴露的位置，通过脆弱的无线电继续指挥他的师……”⁽³⁶⁾第33装甲掷弹兵团虽有上百人在苏军的炮火轰炸或机枪扫射中伤亡，但还是一步步杀入了捷普洛耶村，经过激烈的巷战，中午时分拿下了村庄。苏军被逼出村子，但撤出后立即进行了重组，仍然占据着周边高地。绍肯指挥部队准备继续朝第260高地推进，罗科索夫斯基也在调兵遣将，第19坦克军和第1近卫炮兵师等部队奉命在下午发起反击，第40步兵师、第70和第75近卫步兵师将跟随在坦克军后面将德军赶回出发地。⁽³⁷⁾

摄于1943年6月的库尔斯克会战前，第4装甲师师长绍肯正在试驾新近运抵的坦克。

摄于1943年6月的库尔斯克会战前，绍肯（炮塔中）正在试验新到的坦克。

摄于1943年7月的“城堡作战”期间，绍肯（前中）与参谋随从们在一起。

摄于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场的一幅图片。

摄于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场。

据信摄于1943年7月的捷普洛耶村附近，右为绍肯，左为第4装甲师第12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达梅劳-达姆布罗斯基上校（同月22日阵亡）。

摄于1943年8月的奥廖尔战场，绍肯在Sdkfz 251.6装甲车上听取汇报。

摄于1943年8月的奥廖尔战场，绍肯（左）正在听取汇报，他的身后是自己的Sdkfz 251.6半履带指挥车，右边是一辆Sdkfz 250.1装甲车。

可能摄于狼穴，希特勒正为将领们颁发勋章，左一为绍肯。

绍肯于1943年8月22日获得橡叶骑士勋章，图为受勋后拍摄的标准照。

10日下午，第4装甲师开始朝第260高地方向进攻，第505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这时加入了绍肯的作战序列。德军前进的每一步都遭到大炮和迫击炮的轰击，但虎式坦克依然蹒跚着逐步向前，这些不可一世的钢铁巨兽对付隐身于战壕中、只露出炮塔的T-34非常高效，但是，在苏军的不断轰炸和阻击下，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与支援步兵和其他中型坦克之间失去了联系，仅凭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实现突破，苏军则抓住对手指挥体系上的混乱，迅速集中反坦克炮攻击这些虎式坦克。下午5时，苏军坦克和步兵朝第4装甲师的侧翼发动了反击，绍肯手下的第12装甲掷弹兵团的局面一度险象环生，直到师属第49反坦克营的“黄鼠狼”（Marder）自行反坦克炮赶到后才算解围。傍晚6时，约百名德军掷弹兵在一些坦克支援下冒死登顶第260高地，但在有机会肃清残敌之前，又被对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离高地，被迫后撤至捷普洛耶村。一天的激战结束后，绍肯装甲师有近500名官兵阵亡、失踪或受伤。

莫德尔和克鲁格都认定库尔斯克北面的攻势已经难以为继，越来越多的苏军步兵和坦克还随时可能进攻脆弱的德军防线。11日，第9集团军各部基本没有任何主动进攻，但转入守势后也成功遏制了对手当日的所有反击。12日，在曼施坦因南方集团军群战场的普罗霍罗夫卡，党卫军第2装甲军与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之间展开了一场坦克大战，如果说南方德军此时还保有一丝模糊的成功希望的话，那么莫德尔的战场态势则远远不如南翼——12日凌晨，苏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发起了代号“图库佐夫作战”的大规模攻势，奥廖尔突出部北侧的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遭到了全方位攻击！克鲁格当日晨批准将第12装甲师和第36装甲掷弹兵师北调，第656重型坦克歼击团和陆军总部直属的几个重炮营也被迅速调往北面增援。绍肯在11日和12日连续两天里率部打退了对手规模有限的进攻，12日夜间他还在盘算次日如何展开新攻势。13日晨，在炮火准备开始前一个小时，莱梅尔森突然出现在第4装甲师师部，他告诉绍肯苏军已在奥廖尔突出部的多个地带发起进攻，并以强大的装甲部队取得了纵深突破。莱梅尔森要求绍肯转入防御，由于第20装甲师即将撤离，他还命令绍肯把防线延伸到第20装甲师的原防区。

7月15日凌晨，第4装甲师刚到新防线就位，就遭到对手密集炮火的轰炸。当日晨5时起，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开始向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北翼发起反攻。这是苏军“库图佐夫作战”的一部分，中央方面军将与先期行动的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协同作战，在奥廖尔的南北两面围歼莫德尔统一指挥的第9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第4装甲师的防线也遭到对手优势兵力的冲击，为帮助绍肯守住阵地，第505重装甲营剩下的虎式坦克也被派来助战。经过一天的搏杀，苏军未能撼动绍肯的防线，反而在战场上丢下了41辆坦克。此后两日里，绍肯奉命率部逐步北撤，先是撤到“城堡作战”打响当日德军夺取的首道苏军防线附近，而后又在两条过渡防线短暂逗留，最后于17日夜撤至7月5日时的出发阵地。此后，绍肯装甲师被步兵单位替换下来，撤出前沿后充任第9集团军的预备队。到这个时刻，绍肯装甲师的“城堡作战”才算真正终结，在历时十天的战斗中，第4装甲师损失了约11％的兵力（1400人左右），据说是所有参战装甲师中损失最轻的，报废的坦克数量不到30％，依然保有相当的战斗力。

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由于在前阶段的作战中损失过重，他向奥廖尔突出部南面发起的攻势很快被莱梅尔森的第47装甲军挡住。伦杜里克（Lothar Rendulic）将军的第35军负责防御奥廖尔突出部的东面，虽然仅有4个虚弱的步兵师，但他以不俗的防御技巧挡住了布良斯克方面军两个集团军的攻击。形势最危险的是突出部的北面，即第41装甲军军长哈佩负责防御的方向。莫德尔不断地从南面抽调兵力支援危险地带，绍肯装甲师有一个战斗群被配属给第9装甲师，负责在奥廖尔以北的博尔霍夫地域阻击苏军，第4装甲师的主力则在19日被改派到克罗梅南面的特罗斯纳村附近。7月22日的一场激战曾被后人称为是第4装甲师参战以来最惊心动魄的一战。苏军中央方面军所部从清晨起开始猛攻第4装甲师的防线，在无法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下，把主攻点调整到绍肯右翼的德军第7步兵师方向。第7步兵师招架不住，其前沿被40辆苏军坦克突破，这些苏军随后自西向东楔入了第4装甲师的后方。绍肯命令第35装甲团1营打击对手的侧翼，激战中1营营长阵亡，但苏军的推进势头被阻遏了。与此同时，另一支苏军向第33装甲掷弹兵团的身后袭来，该团匆忙东撤，结果暴露了第12装甲掷弹兵团的侧翼。绍肯眼见形势不妙，立即请求增援，第505重装甲营和第244突击炮营随后被派来支援。第33装甲掷弹兵团得到强援后稳住了阵脚，绍肯指示部队发起协同反击，到下午晚些时候收复了失地，同时也化解了第12装甲掷弹兵团的危机。⁽³⁸⁾

7月25日，绍肯装甲师奉命撤出前沿，在特罗斯纳西北的弗伊基纳村附近充任预备队，负责随时准备前去堵住步兵防线上被捅开的缺口。到7月的最后几日，东线德军全部的16个装甲师中有一半都集中在奥廖尔突出部，虽然防线尚能弯而不折，但莫德尔很清楚自己不可能长久地拆东墙补西墙，必须尽快把部队撤往预先构筑的“哈根”防线。获得希特勒的许可后，莫德尔率领第2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从8月1日起开始分阶段撤往“哈根”防线。第4装甲师作为第46装甲军的后卫，负责掩护步兵单位撤往西面的杰米特罗夫斯克（Dmitrovsk）。绍肯率部在阻击苏军的同时，自身于8月9日开抵“哈根”防线东面不远处的别列索夫卡（Beresovka），在这里扮演了几天“救火队”角色后，绍肯率部退入“哈根”防线，8月14日，第4装甲师开抵维列布斯克（Verebsk，位于杰米特罗夫斯克西北10公里），成为第9集团军的预备队。8月22日，绍肯因在库尔斯克之战和奥廖尔突出部防御战中的突出表现，获颁第281枚橡叶骑士勋章，而第4装甲师在此期间更是史无前例地有9人获得骑士勋章。

苏军西方面军与中央方面军眼见无法围歼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似乎把复仇的怒火全都撒在了这些德军的左邻第4集团军和右邻第2集团军身上，莫德尔的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很快被调去增援处境危险的邻军。9月初，绍肯所部被划归第2集团军的第56装甲军指挥，作为后卫掩护步兵师朝杰斯纳河方向撤退。9月中旬，随着德军开始向第聂伯河全线撤退，第56装甲军把第4装甲师和第31步兵师移交给罗曼（Rudolf Freiherr von Roman）将军的第20军，帮助迟滞苏军7个步兵师的追击。第20军在3天里不停顿地朝索日河方向狂撤，但在该军的南面，少量苏军先头部队沿着切尔尼戈夫—切尔诺贝利公路已渗透到第聂伯河西岸。绍肯装甲师被部署在第20军的右翼，负责消灭越过第聂伯河的苏军先头部队，同时还需清剿十分活跃的游击队。

绍肯所部撤到索日河对岸后，于9月28日返回第56装甲军的作战序列。当时，中央集团军群南翼的第2集团军由于防线背靠普里佩特沼泽地，南北两面极易遭受夹攻，而且苏军已沿着普里皮亚季河，楔入该集团军与南方的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结合部，因而中央集团军群命令第2集团军指挥官维斯将数个装甲师调往南线，除寻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所部恢复联系外，还负责与后者一起铲除苏军在切尔诺贝利附近建立的普里皮亚季河桥头堡。为铲除苏军桥头堡，中央集团军群派出了下辖第2、第4、第5和第12装甲师的第56装甲军，负责打击桥头堡北面的苏军第13集团军，南方集团军群则以第59军（得到第7和第8装甲师支援）进攻桥头堡西南的苏军第60集团军。德军投入的装甲师数量貌似不少，但实际力量相当薄弱，绍肯的第4装甲师只有9辆坦克能够参战（另有41辆还在短期修理中），第5装甲师也只能派出一个战斗群参战。⁽³⁹⁾经过近十天的战斗，德军到10月14日时攻克了切尔诺贝利城大部，苏军桥头堡被撕裂成若干彼此隔离的屯兵点。此后的近一个月里，绍肯所部就在普里皮亚季河与第聂伯河交汇处的所谓“湿三角”地带驻防。

11月10日，苏军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戈梅利附近的列奇察成功强渡了第聂伯河，之后开始沿着宽大的正面向西推进。第56装甲军命令绍肯率部越过普里皮亚季河后迅速北上，尔后旋转向东朝列奇察方向发动反击。绍肯就此命令曾与军长产生过争执，他认为穿越沼泽地的进军不仅十分危险，就是赶到后发起反攻的意义也不大。就在绍肯准备执行命令时，第4装甲师突然遭到苏军第13集团军的攻击，长时间被拖在切尔诺贝利附近无法动身。一周后，当疲惫的第4装甲师总算赶到戈梅利西南时，绍肯发现最佳时机早已错过，苏军已经在朝着更往西的卡林科维奇扑去。由于交通要地卡林科维奇控制着第2集团军的所有补给线，维斯恳求批准他的集团军后撤，就在高层犹豫不决之时，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又朝德军第9集团军发起了进攻，第2和第9集团军的结合部迅速被苏军突破，卡林科维奇向北通往博布鲁伊斯克的铁路也被切断了。中央集团军群新任指挥官布施元帅命令第2和第9集团军以协同反击堵住缺口，但由于需要等待从意大利战场调来的第16装甲师，反攻一直拖到12月20日才得以发动。第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师分别是第2和第9集团军的反击矛头，虽然遭到苏军第48集团军的强力抵抗和不停骚扰，绍肯装甲师还是在12月25日抵达博布鲁伊斯克以南铁路线上的帕里奇。26日，由于担心中央集团军群北翼的局势，布施下令取消了博布鲁伊斯克地域的反攻，把第16装甲师派往北面的第3装甲集团军战场，同时指示第2和第9集团军建立一条更便于防御的防线。绍肯的第4装甲师在不间断的反击作战中损失不菲，不过，正是由于绍肯所部的顽强，第2和第9集团军的防线最终连成了一体，这个战场也随着双方的精疲力竭而再次稳定下来。

1944年1月31日，绍肯获颁第46枚双剑骑士勋章。第4装甲师虽是二战德军获得骑士勋章最多的部队之一（共80余人，其中11人获橡叶骑士勋章），但绍肯是该师唯一一位获得双剑饰的军人。绍肯到狼穴大本营领受勋章之后，获得了短暂的休假机会，直到1944年3月初归队。3月底、4月初时，绍肯迎来自己担任第4装甲师师长期间的最后一次重大作战——科韦利救援战。

小城科韦利位于布格河东南约60公里处，虽然方园仅几平方公里，但正处于华沙—卢布林—罗夫诺的铁路线上，沿西北方向直抵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铁路、沿西南通往利沃夫的铁路都在这里交汇，因而是普利佩特沼泽地边缘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这里也是德军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的分界线，如果该城失守，那么两大集团军群的联系将被切断，转运物资装备和兵员都需绕行几百公里。1944年3月初，随着苏军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所部朝着科韦利推进，希特勒在3月8日下达的11号令中，把科韦利与捷尔诺波尔和文尼察等26个城镇列为“必须守至最后一人的堡垒”。但是，科韦利守军的力量十分薄弱，仅有一个团的地方部队、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一个团、党卫军第17警察团的一个营，以及少量工兵和高射炮部队。希特勒命令党卫军“维京”师师长吉勒率部防御科韦利，但“维京”师刚从切尔卡瑟口袋中逃出，不仅没有重武器和坦克，就连轻武器都严重不足。吉勒命令“维京”师做好前往科韦利继续休整补充的准备，自己则带领少量随从先行飞往科韦利组织防御。到3月16日，苏军第76、第143、第184和第320步兵师已将科韦利包围，还有更多的苏军正往该城驶来。党卫军“维京”师试图开进科韦利的先头部队也在西面受阻，吉勒曾向希姆莱要求批准撤退，但据说后者回电称：“派你去科韦利的目的就是守卫那里，守住它！”

救援科韦利的行动于3月19日开始，负责组织作战的是南方集团军群北翼的第4装甲集团军，具体由第42军军长马腾克洛特（Franz Mattenklott）将军实施，除“维京”师所部外，该军还辖有在布格河沿线看护铁路的匈牙利第7步兵师（欠一个团），以及实力不算强的第131步兵师。⁽⁴⁰⁾为尽快解救科韦利，也为隐瞒救援部队实力不强的真相，马腾克洛特决定沿着铁路自西向东进军，放开自己的两翼完全不顾。3月22日，第131步兵师沿铁路南北两侧推进的两个战斗群曾抵达距科韦利仅10公里处，但是两翼遭到了苏军持续的猛烈打击，伤亡惨重的德军无法突破科韦利西面的苏军防线。由于第42军的救援陷入了瘫痪，在科韦利已坚守十天的吉勒也在不停地要求加快救援步伐，德军最高统帅部在3月26日命令南方集团军群把解围科韦利的任务交给中央集团军群，由后者南翼的第2集团军负责实施（第42军也被移交给第2集团军）。第2集团军把下一步救援作战的主攻任务交给了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的第56装甲军，该军将重新部署到科韦利西北地带，以所属的第4、第5装甲师及第28轻步兵师为主力，配属以“维京”师第5装甲团2营，准备沿着布列斯特至科韦利的公路展开救援攻势。当然，绍肯装甲师等援兵的重新部署和开抵战场都需要时间，在一切就绪前，不仅吉勒所部需要继续坚守，第42军也要在科韦利西面拖住苏军，使对手不能像之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猛攻科韦利。

具体时间地点不详，可能是绍肯率第4装甲师解救科韦利时所摄，他正与下属们观察地形或了解战场态势。

摄于1944年3月末或4月初，绍肯第4装甲师的装甲车和坦克正在科韦利北面运动。

摄于1944年3月末或4月初的科韦利作战期间，第4装甲师第35装甲团的一辆IV号坦克搭载着步兵前进。

时间地点不详，站在装甲车上指挥作战的绍肯。

绍肯于1944年1月31日获得双剑骑士勋章，图为获勋后拍摄的标准照。

3月28日夜，吉勒分别致电老部下——“维京”师炮兵团团长里希特、装甲团团长米伦坎普和“日耳曼尼亚”团团长多尔等人，告诉他们科韦利的局势十分凶险，要求他们立即逼近科韦利发起攻势。次日，米伦坎普手下的第8装甲连连长尼科鲁斯-莱克中尉，带领17辆豹式坦克，搭载着来自第131步兵师的80名步兵，向科韦利方向发起了强攻。经过18小时的跋涉和激战，尼科鲁斯-莱克的小部队最后只剩下7辆坦克和一半步兵，但在30日晨突进了科韦利城。这支小部队的到来虽不能改变整体的被动局面，但无疑振作了守军的士气，也以其防御火力加强了城防，吉勒又因此能够多坚守一周。

4月2日，第5装甲师的先头战斗群抵达马切尤夫（Maciejow）以北10公里的斯米丁（Smidyn）村，但绍肯装甲师的就位出现了耽搁，直到次日方才抵达旧科斯萨利（Stare Koszary）附近的集结地。第5装甲师不待友军就位，4月3日便在党卫军第5装甲团2营6连的支援下向库格尔（Krugel）村发起了进攻。⁽⁴¹⁾一番激战后，第5装甲师受挫于苏军的反坦克防线，只得返回出发地，等待次日与第4装甲师一起进行协同攻击。党卫军第5装甲团2营被配属给绍肯指挥，他在4月3日到位后，把第5装甲团团长米伦坎普请到指挥部，商谈如何展开协同攻击。按照第56装甲军的计划，第4装甲师和党卫军第5装甲团2营负责主攻，以夺取莫希切纳（Moszczona）为初步目标，得手后再经由杜博瓦（Dubova，位于科韦利北面几公里处）进攻科韦利北郊。第5装甲师位于绍肯的左侧，负责从斯米丁朝库格尔方向推进，但首要任务还是掩护绍肯的左翼。党卫军“日耳曼尼亚”团所部将在绍肯装甲师的右侧进军，在保护后者右翼的同时，负责肃清切尔卡瑟村西北面的丛林地带中的苏军。第131步兵师被部署在“日耳曼尼亚”团的右侧，负责在铁路的南面朝科韦利西南郊进攻，目标是掩护救援部队的南翼。

4日子夜过后，解救科韦利的攻势在一阵猛烈的炮火后正式打响。3点30分，绍肯的第12和第33装甲掷弹兵团从旧科斯萨利出发越过了铁路，经过一番激战夺取了铁路北侧的新科斯萨利，而后踏上了扑向莫希切纳的公路。但是，绍肯所部向莫希切纳的推进非常缓慢，一再受阻于丛林中的苏军反坦克炮，按照“维京”师战史的说法，其原因是“第4装甲师第35装甲团的力量太弱，另外，党卫军第5装甲团2营实力强劲的装甲部队尚未抵达进攻区域。”⁽⁴²⁾4日午后，绍肯请求军部召唤斯图卡轰炸机轰炸莫希切纳附近的苏军反坦克阵地，斯图卡轰炸机机群在下午2点半左右进行了一通轰炸，总算软化了苏军的防御，为地面部队的继续进军开辟了道路。第4装甲师在傍晚6时夺取了莫希切纳，第33装甲掷弹兵团的先头部队此时已推进至杜博瓦的西面，该部在越过科韦利至布列斯特的铁路后，形成了次日攻打杜博瓦的有利态势。党卫军第5装甲团2营所部抵达莫希切纳后，奉命与多尔的“日耳曼尼亚”团转向东南，朝科韦利城方向进行侦察。4日深夜，第33装甲掷弹兵团的侦察兵与科韦利外围的前哨支撑点取得了联系，绍肯把指挥官们召集起来讨论进攻方案，他告诉大家说希特勒又发来一份催促的命令，还规定了沿铁路向南进攻的作战方式！第35装甲团的一名军官战后曾回忆说：“……我们的师长非常熟悉情况，他有足够的勇气，在他认为最有可能成功、同时伤亡会最轻的地带部署部队和展开进攻，而不是按照命令要求的那样进行部署。”⁽⁴³⁾由于有第5装甲师保护侧翼和后方，绍肯决定以包围攻势向杜博瓦发起致命的打击，党卫军装甲部队负责夺取杜博瓦南面2公里的高地和附近的公墓，第33装甲掷弹兵团将在第5装甲师第31装甲团支援下从北面强攻杜博瓦。5日凌晨3点15分，绍肯命令各部开始行动，米伦坎普的党卫军装甲兵和绍肯的第12装甲掷弹兵团经过4小时激战，成功占领了杜博瓦南面的高地和公墓，正面强攻的第33装甲掷弹兵团经过努力也铲除了苏军的反坦克防线和炮兵阵地，接近8点时强攻杜博瓦得手。第56装甲军随即通知科韦利城中的吉勒：“……第4装甲师已攻入杜博瓦，将继续进行突破。城西和城北的敌情如何？如有可能，请支援第4装甲师的进攻。”⁽⁴⁴⁾但是，吉勒根本没有兵力配合绍肯，他通过第131步兵师师部转发给绍肯一份电文，声称“科韦利西面和北面的前沿支撑点力量很弱，都是由民兵、警察、铁路工人和警备单位组成的。”⁽⁴⁴⁾

不过，吉勒能不能配合绍肯所部已经不再重要，第4装甲师几小时后突破了科韦利北郊的最后一道反坦克防线，米伦坎普的战斗群也在科韦利西北郊站稳了脚跟。到下午2点，第56装甲军致电第2集团军时声称：“第4装甲师沿着主干道已从杜博瓦攻入科韦利，与守军建立了联系。”稍后，绍肯与米伦坎普来到吉勒的指挥部，商谈撤出伤病员和扩大科韦利的防御周边等事宜。5日夜，吉勒所部、参与救援的第42军（现改称第8军）各部均被划归第56装甲军指挥，这些部队将与第4装甲师一起，向科韦利四周发起规模有限的反攻，以求改善己方的防御态势。次日，科韦利城内的2000名伤病员沿着第4装甲师看护的通道撤离，党卫军“维京”师各部开始朝城西、西南和南面进攻。10日，绍肯所部在党卫军第5装甲团一个装甲连的支援下，朝科韦利东北方向推进了数公里，挫败了苏军发起的多次反攻。经过十余日时段时续的作战，第56装甲军成功地把科韦利西南的防线前推了大约6公里，苏军被赶过了图里亚河（Turja，汇入普里佩特沼泽地的河流之一）。

科韦利救援战是德军不多的能够成功救出被围部队的战例之一，但它主要是快速投入了两个军部、不少于6个师的结果，而且对手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实力并不雄厚，在科韦利周边的只是没有成建制坦克部队的步兵师，但即令如此，德军还是花费了整整两周的时间。苏军最高统帅部对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员库罗奇金（Pavel Kurochkin，曾任西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的科韦利作战非常失望，几十倍于敌的兵力非但无法攻克科韦利，还在损兵折将之余让对手救援成功。不知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惩罚性措施，苏军最高统帅部4月5日下令解散了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总部，⁽⁴⁵⁾刚主持方面军两个月的库罗奇金被解职，随后他被降级任命为第60集团军司令员。

第39装甲军和“大德意志”装甲军军长

科韦利的作战消停之后，绍肯于1944年5月1日被提升为第3装甲军副军长。告别的时刻到了，绍肯检阅完师部和第79装甲通信营的官兵组成的仪仗队后，向赶来的各级指挥官挥手道别。作为第4装甲师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任师长，绍肯在这支部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绍肯获得双剑骑士勋章后，官兵们自发地在所有坦克和车辆上涂上了双剑徽记。⁽⁴⁶⁾这个绘在第4装甲师战术符号旁的徽记，伴随着该部继续征战东线，直至踏入死亡的深渊。

图为几位装甲兵将领正在领受勋章，左一是绍肯的顶头上司、第3装甲军军长布赖特，左二为“贝克重装甲团”团长贝克，左三是内林，左四为意大利战场的第14装甲军军长森格。

摄于1944年4月底，绍肯就任第3装甲军副军长前来到第4装甲师道别的场景。

摄于1944年4月底，第4装甲师官兵正在迎接绍肯乘坐的装甲车。

摄于1944年4月底，绍肯乘坐SdKfz 251装甲车，赶往第4装甲师向官兵们道别。

摄于1944年4月底，绍肯的装甲指挥车经过第4装甲师的营地时的场景。

摄于1944年4月底，绍肯在装甲车上向第4装甲师的官兵还礼。

摄于1944年4月底，绍肯就任第3装甲军副军长前向第4装甲师官兵发表告别演说的场景。坦克炮管下穿大衣者是绍肯。

摄于1944年4月底，绍肯向第4装甲师官兵发表告别演说的场景。

摄于1944年4月底，第4装甲师的军乐队欢送绍肯的场景。

绍肯在第3装甲军任职不到两个月，德军东线战场出现了全面的溃退和完全逆转，从此希特勒的“千年帝国”进入了最后的风雨飘摇期。6月22日，200个师的苏军向中央集团军群的38个师发起了排山倒海的全面进攻。短短一周里，中央集团军群兵败如山倒，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相继失守，第53军、第39装甲军等部转眼间烟消云散。6月28日，莫德尔接替被屈辱解职的布施元帅出任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苏军也在当日下达了尽快解放明斯克和向西推进的命令。莫德尔到任后，除从北方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迅速抽调增援外，还下令尽快堵住第3装甲集团军与其右翼的第4集团军之间的防线缺口，为了从东北方向屏障别列津纳河畔的鲍里索夫并夺回失地，莫德尔特地命令绍肯组建一个军级集群，这个被称作“绍肯集群”的建制包括第5装甲师、第505重装甲营以及由党卫军旗队长格特贝格（Joachim von Gottberg）指挥的“格特贝格集群”（包括几个警察营、安全警备营及一些散兵和掉队者）。绍肯的核心任务就是尽可能长地迟滞苏军朝明斯克的推进，竭力保持别列津纳河渡口的畅通，避免第4集团军余部被完全切断。由于绍肯没有自己的总部，有关方面借给他一些车辆、通信设备和人员，参谋人员则来自第39装甲军的幸存参谋军官——第39装甲军军长马丁内克（Robert Martinek）将军在6月28日阵亡，他的继任者许内曼（Otto Schünemann）将军也在次日战死，该军下属的第12、第31、第110步兵师以及“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等4个师的师长竟然全都被俘了！

第4集团军将防御别列津纳河和明斯克、维持与第3装甲集团军的联系的重任，交给了强悍冷静的绍肯。绍肯手下的第5装甲师拥有70辆豹式和55辆IV号坦克，第505重装甲营也带来了29辆虎式坦克。⁽⁴⁷⁾在各路德军纷纷溃败的乱局中，绍肯镇定地指挥第5装甲师和第505重装甲营左冲右杀，前支后挡，当苏军6月30日在多处突破了别列津纳河时，唯有绍肯所部还在鲍里索夫以东固守着一座桥头堡，试图让第4集团军仍在东岸的残部保持着逃生的希望。7月1日，苏军第31集团军和第11近卫集团军携手攻克了鲍里索夫，绍肯率部撤至鲍里索夫南面10公里处，然后沿着通往明斯克的公路西撤。7月2日，苏军第2近卫坦克军连同第11近卫集团军和第31集团军的部队，将绍肯所部从斯摩洛维奇（Smolovichi）逐出，迫使后者朝西北方向撤退了整整50公里。绍肯所部抵达明斯克西北的莫洛杰奇诺南面后着手发动反击，第5装甲师分作三个战斗群，分别面向西北、北面和东北，在宽达70公里的战场上展开了三场同时进行的战斗。该师的第一个战斗群冒着连绵不绝的空袭成功夺回了莫洛杰奇诺，使通往维尔纽斯的铁路再次畅通起来，第170和第221步兵师及一个突击炮营等新援几乎立即被运到莫洛杰奇诺。第5装甲师师长德科尔中将亲自指挥的另两个战斗群则在拉多希科维奇（Radoshkovichi）和洛戈伊斯克（Logoysk）方向沉重打击了苏军第5坦克集团军所部。⁽⁴⁸⁾7月3日晨，德军第4集团军三个军的残部被包围在明斯克以东至别列津纳河西岸之间的口袋里，包括绍肯所部在内的一些部队侥幸没有被围，多半集中在莫洛杰奇诺附近严防死守。同日，“绍肯集群”正式改称为第39装甲军，由绍肯任军长，其任务是保证莫洛杰奇诺通往维尔纽斯的公路和铁路的安全。同样是在7月3日，苏军第1近卫坦克军所部攻克了明斯克，取得了夏季攻势发起以来最重大的胜利之一。7月9日，绍肯向第4集团军汇报称，第5装甲师在6月27日至7月9日的作战中摧毁了486辆坦克、11辆突击炮、119门反坦克炮和100辆卡车！第5装甲师当日还剩25辆IV号和25辆豹式坦克，第505重装甲营仍有15辆虎式坦克可随时参战。⁽⁴⁹⁾不过，一些配属给绍肯的部队损失颇为惨重，第170步兵师在7月3日至9日的一周内损失了几乎所有的重武器，全师已无自保能力，第7装甲师也只剩下26辆IV号坦克、6辆突击炮、20门重型反坦克炮和13门88毫米炮。⁽⁵⁰⁾

绍肯在第3装甲军任职不到两个月，德军东线战场出现了全面的溃退和完全逆转，从此希特勒的“千年帝国”进入了最后的风雨飘摇期。6月22日，200个师的苏军向中央集团军群的38个师发起了排山倒海的全面进攻。短短一周里，中央集团军群兵败如山倒，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相继失守，第53军、第39装甲军等部转眼间烟消云散。6月28日，莫德尔接替被屈辱解职的布施元帅出任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苏军也在当日下达了尽快解放明斯克和向西推进的命令。莫德尔到任后，除从北方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迅速抽调增援外，还下令尽快堵住第3装甲集团军与其右翼的第4集团军之间的防线缺口，为了从东北方向屏障别列津纳河畔的鲍里索夫并夺回失地，莫德尔特地命令绍肯组建一个军级集群，这个被称作“绍肯集群”的建制包括第5装甲师、第505重装甲营以及由党卫军旗队长格特贝格（Joachim von Gottberg）指挥的“格特贝格集群”（包括几个警察营、安全警备营及一些散兵和掉队者）。绍肯的核心任务就是尽可能长地迟滞苏军朝明斯克的推进，竭力保持别列津纳河渡口的畅通，避免第4集团军余部被完全切断。由于绍肯没有自己的总部，有关方面借给他一些车辆、通信设备和人员，参谋人员则来自第39装甲军的幸存参谋军官——第39装甲军军长马丁内克（Robert Martinek）将军在6月28日阵亡，他的继任者许内曼（Otto Schünemann）将军也在次日战死，该军下属的第12、第31、第110步兵师以及“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等4个师的师长竟然全都被俘了！

苏军在夺取明斯克之后，很快又发起了夏季攻势下一阶段的作战，各方面军掀起了新的进攻狂潮：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向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推进；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莫洛杰奇诺经维尔纽斯向立陶宛考那斯进军，另一路则经由涅曼河扑向东普鲁士；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从巴拉诺维奇向华沙东北挺进；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则朝比亚韦斯托克方向扑去。莫德尔无计可施，只得继续撤退。但是，到7月末、8月初时，长途奔袭数百公里的苏军，无论是官兵、还是战车和机械都可谓疲态尽显，后勤补给无法及时前送，空中支援和掩护的能力也因攻击距离的拉伸而锐减，向西和西北推进的速度已明显放缓。德军虽然损失了几十个师的兵力兵器，但得到喘息之机后还是度过了风声鹤唳的恐慌阶段，随着援兵的陆续抵达，防御强度和抵抗能力都有所恢复。8月初，莫德尔终于建起了一条北起立陶宛希奥利艾、南至波兰普瓦维（Pulawy，位于卢布林西北）的完整防线，新任参谋总长古德里安由衷地称赞“莫德尔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央集团军群的战场趋于稳定的同时，一场更严重的危机已然浮现，中央集团军群北翼的第3装甲集团军与北方集团军群南翼的第16集团军之间的联系被苏军切断，北方集团军群到8月初时已被隔离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北部，立陶宛的多数地方都在苏军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的控制之下。恢复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便成为8月初时德军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古德里安的参谋本部在8月10日左右拿出了代号“双头作战”的反击计划：这一作战将由第3装甲集团军负责，绍肯的第39装甲军将以其第4、第5和第12装甲师向叶尔加瓦方向进攻；在绍肯北面的施特拉赫维茨装甲集群负责夺取里加湾岸边的图库姆斯，而后伺机进军里加，作为增援加入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序列；在绍肯南面的是第40装甲军，该军下辖“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第14和第7装甲师，负责从西南方向攻打希奥利艾。一旦夺取希奥利艾，第40装甲军将向东北推进，协助绍肯装甲军夺取叶尔加瓦，从而恢复里加—叶尔加瓦—希奥利艾—提尔希特之间的铁路和公路联系。

8月16日是一个晴朗干燥、适合装甲部队运动的日子，德军“双头作战”在这一天正式打响。绍肯手下的第4和第5装甲师（合计85辆坦克，另有78辆在短期修理中）率先出击，清晨8时越过出发阵地后很快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第12装甲师（64辆坦克和突击炮）因所部尚未全部就位，只能派出炮兵团的3个连参战。绍肯南面的“大德意志”师和第14装甲师在文塔（Venta）河上分别夺取了渡桥，但第7装甲师在凯尔梅东北地域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基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17日，绍肯敦促各部继续推进，但第4和第5装甲师在苏军的反坦克火力网前踟蹰难行，倒是第12装甲师在北面取得了更大的进展。经过两天的作战，绍肯所部的前沿向东推进了大约15公里。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莱因哈特上将在17日接替莫德尔出任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他留下的职务由劳斯将军接任。18日，苏军依托地形精心构筑的反坦克火力网一再迟滞着绍肯手下的3个装甲师，同时在后方有条不紊地调配增援。第12装甲师当日夺取了奥采南面的高地，第4装甲师的目标是进抵扎加莱，但该师的两个战斗群在推进了几公里后，遭遇了苏军第3近卫机械化军发起的反攻，多数时间里两个战斗群都在忙于打退对手，一度还曾被苏军分割包围。第4装甲师的迟缓给自己右翼的第5装甲师造成了不利影响，后者久等左邻未果，便根据绍肯的命令继续孤军推进。第5装甲师设法逼近了扎加莱，但与第4装甲师本就薄弱的联系被苏军完全切断，最后靠着斯图卡轰炸机的帮助才打退了对手的反扑。绍肯在19日向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劳斯及其参谋长表示，第39和第40装甲军之间的距离已拉得过大，一方面很难取得最大的进攻效果，另一方面它们各自的侧翼都很容易遭到打击。劳斯则指出，一旦第40装甲军夺取了希奥利艾，两个装甲军将会靠得更近，因而侧翼威胁就会减轻许多。第40装甲军的“大德意志”师当日从南面逼近了希奥利艾，但横亘在该师与希奥利艾城之间的大片沼泽地，以及苏军由大炮、突击炮和坦克组成的密集火力网，迫使“大德意志”师放弃了继续进攻的念头，苏军第2近卫集团军、第1坦克军和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所处的方位，更是直接威胁着“大德意志”师暴露的两翼。

但是，德军的进攻战并非毫无亮点，施特拉赫维茨装甲集群在19日早些时候成功夺取了朱克斯特，而后又在海军第2作战集群的火力帮助下一举攻克了图库姆斯。随着施特拉赫维茨装甲集群继续朝里加进军，第3装甲集团军与第16集团军之间的陆续联系正在恢复之中。施特拉赫维茨的意外成功极大地提振了高层的信心，劳斯在19日下午2点命令把至少一个装甲师调动到施特拉赫维茨的方向扩大突破，第40装甲军军长建议把“大德意志”师调到施特拉赫维茨的身后进军，但是，绍肯反对把他手下的装甲师调往图库姆斯，因为他自认所部的进攻一切顺利（实际上苏军60辆坦克和600辆卡车的官兵正朝他的正面赶来），即便不能取得决定性突破，第39装甲军也已拖住大量的对手，一旦装甲军北调，且不说需要两天才能完成部署，到时极可能会有大量的苏军同步向北运动，届时装甲军不得不一路苦战着杀往图库姆斯和里加。⁽⁵¹⁾由于绍肯所言有其道理，劳斯决定第39装甲军继续保持原定进攻方向，但“大德意志”师将向北调动到第4和第5装甲师的北面，帮助绍肯完成攻打叶尔加瓦的任务。

8月20日，绍肯命令第4装甲师抽出多数兵力支援第5装甲师攻打扎加莱，但是当日的进攻颇不顺利，他在当夜汇报时声称自己“至少还需要5天才能抵达遥远的叶尔加瓦”。21日，第39装甲军所部（含“大德意志”师）在5个小时内向扎加莱方向的苏军第19坦克军和第51集团军左翼步兵师发起了6次攻击，但没有取得显著的进展。绍肯与劳斯磋商对策后决定放弃难以取得进展的叶尔加瓦攻击轴线，把“大德意志”师和第4装甲师重新部署到北面的奥采，尔后再朝东北方向发起新攻势。23日，“大德意志”师不等第4装甲师完全就位，便率先向北进攻，夜幕降临时突破了苏军的两道防线。第4装甲师则在24日上午夺取了奥采，随即开始向奥采东北的贝内推进，同时掩护“大德意志”师的南翼。“大德意志”师继续沿着贝内至多贝莱的轴线推进，但第4装甲师落在了后面，该师在狭窄且布满地雷的土路上前进得十分缓慢，令绍肯非常忧虑两个师之间越拉越大的距离。25日，“大德意志”师推进到距多贝莱西南约8公里处，但在这里耗尽了进攻能量，而第4装甲师还在朝贝内方向挣扎，第14装甲师虽被调到绍肯装甲军的北翼参与进攻，但德军已没有可能实现“双头作战”的目标——通过夺取叶尔加瓦恢复中央和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27日夜，劳斯下达了一份命令，事实上终止了“双头作战”：“……第14装甲师将调给北方集团军群使用。由于第39装甲军的左翼不再继续进攻，为增强装甲军阻挡敌军的防御能力，第12和第4装甲师仍将在内翼进攻，目标是把突出部内的敌军赶至贝内的南面和西面……装甲军左翼与第81步兵师之间的联系有待加强。”⁽⁵²⁾

进入9月后，苏军第2和第3波罗的海方面军加大了攻击北方集团军群北翼的第18集团军和“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的力度，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在与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对峙的同时，也奉命在里加周边积聚兵力，重点攻击德军第16集团军。为打乱苏军的进攻准备，同时缓解第16集团军的压力，德军最高统帅部指示劳斯发起破坏性进攻，绍肯的第39装甲军遂成为代号“凯撒作战”的反击战的主力。9月14日晨，苏军三个波罗的海方面军发起了全线出击，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虽然被迫大量分兵，准备迎击劳斯第3装甲集团军随时可能发起的反击，但还是在次日突破到里加南面25英里处。9月16日，德军的“凯撒作战”按时发起，绍肯的第39装甲军（辖第4、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的任务是从贝内向北进攻，以夺取“双头作战”中始终未能攻占的多贝莱为目标。苏军第6近卫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虽然已有所准备，但第4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的突然进攻还是令苏军上下颇感意外，苏军的前沿部队被迫后撤了一段距离。但是，当两部德军推进了大约8公里后，一头撞上了对手借助丛林湿地和山丘构筑的多层反坦克阵地，第4装甲师出现了不菲的伤亡损失。绍肯在16日下午与莱因哈特一起来到第4装甲师师部了解战况，该师以第35装甲团为主力组成的战斗群虽在压力之下再度进攻，但仍然不能突破苏军的反坦克防线。绍肯见状不再勉强自己的老部队，向劳斯建议把第4装甲师北调，支援进展更顺利的“大德意志”师。当日晚些时候，第7装甲师在“大德意志”师的北面也发起了进攻，并利用苏军防线结合部之间的空隙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第4装甲师根据绍肯的命令，连夜把主力部队（120辆坦克和突击炮）从“大德意志”师的南侧运动到第7装甲师的北侧，并于9月17日上午开始展开攻势，南面的第7装甲师（70辆坦克和突击炮）和“大德意志”师（137辆坦克和突击炮）也气势汹汹地同步扑向苏军防线。30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集中在相对狭窄的地域里，自然会令当面的苏军感到极大的压力，但是，地形因素再次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德军出发地直到多贝莱的一路都遍布着沼泽湿地，极大地阻滞着装甲部队的推进。到17日日终时，北面的第4和第7装甲师陷入与地形和苏军的搏斗之中，南面的“大德意志”师则跌跌撞撞杀到多贝莱南郊。18日，三路德军都遭到了苏军的空袭，但第4和第7装甲师经过协同，终于进抵多贝莱西面几公里处的高地。莱因哈特和劳斯联袂来到绍肯的军部，讨论下午的进一步作战方案。莱因哈特对绍肯说，他认为“凯撒作战”的目标已经达成，三天的反击不仅拖住了大量的苏军，还破坏了对手针对里加的新攻势，因而“大德意志”师应立即转入防御，准备迎击苏军将于次日开到的一个坦克军，第4和第7装甲师则应继续朝多贝莱北面进攻，但目标应局限于加强与那里的北方集团军群第81步兵师之间的联系。⁽⁵³⁾第4装甲师又经过三日苦战，到21日时与第81步兵师建立了联系，从而结束了“凯撒作战”。德军虽然达到了目的，但囿于困难的地形和苏军的顽强抵抗，很难说3个装甲师在多日的纠缠中究竟占到了多大上风，绍肯手下的30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的威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德军能够集中投入几个具有战斗力的步兵师（而非装甲师），那么在困难的地形条件下进攻的效果可能会更加彰显。不过，这只能是绍肯、劳斯和莱因哈特等将领们此刻的一厢情愿，莱因哈特本人曾指出，在他手下的诸多步兵师中，只有第1步兵师还具备在东线长时间作战的能力和条件，余者能够自保即足以令人欣慰了。

摄于1944年10月，左为第4装甲师师长贝策尔少将，中为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莱因哈特上将，右为第39装甲军军长绍肯。

摄于1944年秋的北方集团军群战场，德军士兵正向苏军射击的场景。

摄于1944年9月5日，第39装甲军军长绍肯（左）祝贺第4装甲师师长贝策尔获颁骑士勋章的场景。

摄于1944年9月的立陶宛战场，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的几名士兵正用反坦克炮攻击绍肯装甲军的坦克。

9月底时，苏军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奉命停止针对里加的攻势，全力准备向西朝波罗的海海岸的梅梅尔进攻，目标就是再次切断北方德军与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的陆路联系。苏军的意图和进攻准备被德方察觉，已转隶北方集团军群的第3装甲集团军奉命把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调往梅梅尔接近地加强防御。10月5日，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从希奥利艾地域发起了扑向梅梅尔海岸的强大攻势，西进势头势如破竹，绍肯在6日收到命令，率其第39装甲军（辖第4和第12装甲师及第510重装甲营）在文塔河建立阻击防线，防止苏军在迅速向西推进的同时旋转向北，从而威胁到至关重要的波罗的海海港利耶帕亚（Liepaja，即德国人称的里堡）。苏军的装甲矛头以惊人的速度在6天内抵达梅梅尔南北两侧的海滨，干脆利落地将北方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切断，第7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等逼退到梅梅尔后加入了第28军的作战序列。在苏军的西进攻势如手术刀一般划过时，绍肯所部先是负责保护集团军群敞开的左翼（南翼），之后又在10日奉命反击对手的侧翼，但是，当第4和第12装甲师沿着困难的地形准备就绪之时，绍肯却下令取消了反攻——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舍尔纳正计划通过一场大规模反击解救梅梅尔，然后再伺机杀往东普鲁士！绍肯的两个装甲师是舍尔纳反击计划中的装甲矛头，但由于所处的位置距梅梅尔过远，舍尔纳命令绍肯率领第4和第12装甲师向西运动到更接近梅梅尔的地带。但是，舍尔纳筹划的胃口不小的反击战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发起，不过，这对绍肯来说已不再重要，因为他在10月15日被解除了职务（第5装甲师师长德科尔担任第39装甲军代军长），他将到东普鲁士去组建一个新的“大德意志”装甲军——该军的主体是正在梅梅尔苦战的“大德意志”师（即将从海上撤出），另一个师则是新组建的“勃兰登堡”装甲掷弹兵师。

10月22日，绍肯向第4装甲师的老部下告别后回到了东普鲁士，开始组建“大德意志”装甲军的军部和军属部队。10月26日，“大德意志”师开始陆续撤出梅梅尔（直至12月4日完成），该师经海路抵达东普鲁士后进入腊斯登堡地区进行休整。同期，“勃兰登堡”装甲掷弹兵师吸收了来自其他部队的单位，12月初开始进入腊斯登堡以北地区集结，但还有一些编入该师的部队仍在匈牙利作战。12月13日，陆军总部命令绍肯把“大德意志”装甲军重组成构成单位固定的所谓“单一制”军，下辖军部、前述两师和军直属部队，为减少兵员数量但又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各师不再单设后勤补给单位。⁽⁵⁴⁾

1945年1月12日至13日，苏军沿着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的宽大正面发起了大规模进攻。绍肯的“大德意志”装甲军原本被部署在东普鲁士，根据希特勒直接下达的命令，绍肯所部被调至波兰南部的A集团军群战场。这道命令曾引起古德里安和绍肯的强烈不满，“勃兰登堡”装甲掷弹兵师1月13日奉命从安格贝格上车前往罗兹以南，而“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的目的地是距东普鲁士—波兰交界处不远的普拉斯尼茨（Praschnitz）。由于火车运量不够，“勃兰登堡”师直到1月19日才转运完毕，也就是说，该师在整整6天里既不能参加东普鲁士的防御战，又未能及时赶到新战场发挥作用，另外，该师的某些单位在下车和卸载装备时曾遭到苏军炮火的轰击，尚未参战便出现了不菲的损失。由于“大德意志”师被派往不同的战场，为使绍肯装甲军能拥有足够的打击力，“赫尔曼·戈林”装甲伞兵师几乎同时被调往罗兹方向，并暂时划归绍肯指挥。“大德意志”装甲军的任务是堵住第4装甲集团军防线上被冲开的缺口，但当绍肯在1月18日率部抵达罗兹南面时，苏军已切断了他继续南下的铁路，于是他将部队部署在罗兹的东面和南面，准备接应第9集团军残部的撤退。此时，苏军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出现在绍肯防区的西面，并在德军的身后自北向南地高速推进，“大德意志”装甲军西撤的道路随时都有被切断的可能。苏军似乎也根本不介意面前的“勃兰登堡”装甲掷弹兵师，18日夜间即“呼啸”着从前者的阵地周边掠过，转瞬间便将“勃兰登堡”师的官兵冲得七零八落，该师步兵的损失竟然高达一半！

科涅夫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桑多梅日桥头堡冲出后的第2天（1月13日），内林将军的第24装甲军遭到了沉重打击，但他设法在凯尔采（Kielce）一带聚集了残部，躲过了苏军的滚滚洪流后，内林于1月16日深夜开始率领残部向西北方向突围。由于并不清楚其他德军的方位和状况，他只能尽力避免与苏军接触，白天休息时把坦克和装甲车辆藏在粮仓或房屋附近，夜间行军时也只走小路和山林地带。18日，内林率部抵达凯尔采以北40公里处时突然遭遇苏军，他立即命令部队转向正西。幸运的是，当日的天气不佳，天空中雾气弥漫的同时还下着小雪，而他选择的路线正好与两支苏军的进军方向大体平行。向西撤退的途中，内林收容了第42军的残部，后者的5个师中仅有第342步兵师尚有一定的战斗力，于是这个步兵师和内林自己的第16装甲师构成了残兵败将们最倚重的力量。此外，内林所部还发现了被德军遗弃的一处仓库，于是剩下的坦克和装甲车都加满了油料。这个所谓的“移动包围圈”随后继续西行，18日深夜时与空军第8航空军的赛德曼（Hans Seidemann）将军取得了无线电联系。赛德曼的驻地位于波兹南，他虽然无法告诉内林其他部队的方位，但至少能让其他部队知道内林所部正在试图突围。层层上报之后，古德里安通过赛德曼转告内林，他已派出绍肯装甲军前来接应。

摄于1945年1月中旬，第4集团军指挥官霍斯巴赫在腊斯登堡附近检阅绍肯的“大德意志”装甲军的场景。

德军第24装甲军军长内林。

摄于1944年底或1945年初，一名手持“铁拳”反坦克火箭筒的德军士兵。

时间地点不详，绍肯（左二）在指挥车上指挥作战的一幅图片。

摄于1945年2月，当苏军向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逼近时，德国人顶风冒雪逃难的场景。

绍肯接到命令后曾一度考虑向东进军，试图主动与内林所部建立联系，但是，当侦察表明苏军正在威胁罗兹西南的谢拉兹（Sieradz）时，绍肯决定把“勃兰登堡”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全部集结到罗兹南面，尔后撤至谢拉兹周边的瓦尔塔（Warthe）河河谷地带，在那里等候内林的部队到达。⁽⁵⁵⁾绍肯冒着被合围的危险，指挥部队缓慢地撤退，以便内林能够及时赶上和发现他们的踪影。1月21日，内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靠近了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当时这支部队正朝罗兹推进。内林凭直觉命令部队立即放弃能将他们引向罗兹的大路，而是选择向南绕过山林。第16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发现了“大德意志”装甲军留下的一些独特的战术符号，几经追赶之后，第16装甲师所部与“勃兰登堡”师的搜索侦察营建立了联系，内林因此得知绍肯正在谢拉兹附近的瓦尔塔河迎候，同时还有一支部队正在瓦尔塔河右岸的阵地等候。22日晨，在浓雾的掩护下，内林的先头部队经过11天、250公里的亡命之后，终于抵达瓦尔塔河，余部也在几天内陆续抵达。当这些疲惫惊惧的部队渡过瓦尔塔河时，他们已遗失了所有的坦克和重武器。

绍肯见到内林后，立即将他的“大德意志”装甲军置于内林控制之下。进展神速的苏军抢占了通往奥得河的一些交通要道，绍肯所处的位置也被苏军超越，事实上绍肯和内林都被困在了对手的后方。向西突围虽然艰苦且充满危险，但绍肯和内林别无他途，只得勉力为之。他们沿途又收容了大批溃兵和被打散的部队，包括第291、第88、第72、第214和第17等步兵师，以及第6和第45国民掷弹兵师、第10和第20装甲掷弹兵师等部。⁽⁵⁶⁾绍肯和内林带着大队人马向西行进了大约100公里，沿途曾遭遇7倍于己的苏军的围追堵截，但苏军始终无法消灭这个长腿的包围圈。1月底时，绍肯和内林终于抵达格洛高（Glogau）附近的奥得河渡口，从而回到了德军的防区。

回到奥得河一侧后，在没有任何休整补充的情况下，绍肯和内林又接到命令，向苏军沿奥得河建立的施泰瑙（Steinau）桥头堡发起反击。内林带着他的残兵沿奥得河西岸朝施泰瑙的后方奔去，但很快在加弗隆（Gaffron）被挡住了去路。绍肯的情况更加凶险，他的装甲军是在奥得河东岸进军，经过令人困惑的几天混战后，绍肯的突击部队在古拉（Guhrau）南面受阻。当绍肯获准撤退时，他的先头部队已被三面包围，绍肯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前去解救被围的部队。内林也投桃报李，他命令所部在奥得河上架设并固守着一座至关重要的浮桥，帮助绍肯在2月11日把部队带回安全地带。尽管挽救了部队，绍肯还是在2月12日被解除了军长职务。当时，他先去面见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格雷泽尔（Fritz Graeser），后者仅给予了一声令人尴尬的感谢，稍后，绍肯驱车赶往中央集团军群的总部面见舍尔纳，但这位指挥官竟然无礼地让他枯等了整整4个小时！虽然无从得知绍肯与舍尔纳交谈的内容，但绍肯离开时显然怒气冲冲。毫无疑问，绍肯向舍尔纳清楚地表示过，他认为自己之前领受的反击任务实在是愚蠢透顶。⁽⁵⁷⁾古德里安倒是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一节，他说舍尔纳上任伊始就把第9集团军指挥官免职，“接着又与出色的绍肯将军发生了激烈争执，迫使后者被调往另一个战区。绍肯被给予了一个集团军的指挥权。”⁽⁵⁸⁾

最后一位钻石骑士：最后的战斗及战后

1945年3月10日，绍肯从维斯手中接过了第2集团军的指挥权（维斯升任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顺便需要指出的是，有些资料称绍肯的新职位是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第2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在1944年7月至二战结束前一直都是炮兵将军安吉利斯（Maximilian de Angelis），另外，该集团军1945年时的战场不在东普鲁士，而是匈牙利和奥地利。3月12日，绍肯奉命面见纳粹元首，从而出现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虽然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曾说过“不服从希特勒命令的人都已经躺在地下了”，但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刻，纳粹元首已经没有多少比绍肯更优秀的指挥官能够帮助他进行垂死挣扎，虽然一生都对普鲁士将领感到厌恶，但希特勒还是容忍了绍肯的不敬举止。

久经东线的绍肯非常清楚德国已必败无疑，但出于普鲁士军官的骄傲、自尊和使命感，他决定执行交给他的无法完成的任务——防御格腾哈芬、但泽和黑拉半岛等海岸地区。作为一流的职业军人和指挥官，绍肯对自己此后的职责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如一位后人评价他时所说的那样：“……他是东普鲁士之子，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拯救蜂拥而至的大量平民，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们从俄国人手中解救出来。”⁽⁵⁹⁾这一信念成为绍肯与最高统帅部和地方纳粹要员们打交道时的唯一准则，为此他不惜抗令或完全独立行事。到任后，绍肯一再要求为第2集团军补充弹药，但由于久候不至，当一艘驶往库尔兰口袋的德国货柜船在但泽附近抛锚时，绍肯以安全为借口，竟将船上的所有物资和弹药卸下，留给自己的集团军使用。这一胆大妄为之举立即招致上级的严厉警告：“如再有类似举动，格杀勿论。”

3月13日，也就是绍肯出现在但泽的同日，罗科索夫斯基的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在但泽—索波特—格腾哈芬地区发起了全面进攻。苏军第70和第49集团军重点进攻位于但泽和格腾哈芬中间的索波特，试图将德军的整个防线一分为二，从而将但泽和格腾哈芬分割成孤立的堡垒。到3月15日，绍肯以第4和第7装甲师及部分仍有战斗力的步兵师为主，借助山林湿地的有利地形与对手大战了3天，期间海军的各种舰只不舍昼夜地抢运难民。绍肯的部下对苏军的每次进攻都会进行反扑，力争夺回每块失地，一旦对手攻势暂停，德军往往立即转守为攻。虽然绍肯所部为挽救自己和平民而异常勇猛，但苏军的空中和地面优势过于明显，到3月19日时，索波特附近的制高点还是被苏军攻克，整个索波特和但泽湾顿时一览无余。同时，但泽的南面也遭到不间断的炮火打击，堪称防御中坚的第4装甲师被逼入距但泽仅2公里处。绍肯曾冒着战火来到老部队视察，有老兵问他“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不具备战略重要性的地方苦战？”绍肯则很严肃地回答称，第2集团军必须保卫黑拉半岛上的海军基地，唯有如此，才能将平民和伤员从但泽和格腾哈芬撤出。3月23日，苏军突破德军防线后抵达索波特北面的海岸，从而将但泽—格腾哈芬地区分割为两个日渐缩小的堡垒。24日，索波特失守，但泽市区也完全处于苏军炮火打击之下，罗科索夫斯基还命令空军在但泽上空撒下了无数的劝降传单，不过，这些招数对绍肯和绝大多数守军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图为1945年3月12日担任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的维斯将军，绍肯则接过了前者留下的第2集团军指挥官职务。

图为纳粹政府的东普鲁士总督科赫（Erich Koch），希特勒曾命令新任第2集团军指挥官绍肯听命于科赫，但被后者严词拒绝。

摄于1945年3月末，苏军炮兵正向但泽开炮的场景。

第2集团军指挥官绍肯，图片摄于获得双剑骑士勋章之时。

绍肯获得双剑骑士勋章时拍摄的标准照。

摄于1945年3月末，苏军坦克搭载着步兵攻入但泽的场景。

摄于1945年3月末，一辆停在但泽街头的苏军突击炮。

摄于1945年4月，东普鲁士首府柯尼斯堡被苏军攻克后，德军战俘步入战俘营的场景。

摄于1945年3月末，“大德意志”师在东普鲁士卡尔霍尔兹（Kahlholz）海岸构筑的一处防御阵地。

摄于1945年4月中下旬的皮劳之战，德军最后剩下的坦克和突击炮发起反击的场景。

摄于1945年3月末，“大德意志”师师长洛伦兹（右）少将正在东普鲁士卡尔霍尔兹陡峭的海岸边进行部署。本图摄于该师撤往皮劳之前。

摄于1945年4月末，“大德意志”师残部撤离皮劳的场景，该师最终仅有800人抵达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的英军占领区。

摄于1945年4月末、5月初，绍肯所部登船撤离东普鲁士，图中的多数人都是伤病员。

苏军第19集团军对北面的格腾哈芬也在施加强大的压力。绍肯在命令部队撤离的同时，也下令凿沉船只并炸毁港口设施，格腾哈芬的最后一支守军于3月26日夜沿着海岸朝格腾哈芬以北的奥克斯赫夫特撤退。但泽的防御同样危在旦夕，27日时有些前线部队出现了解体的苗头，尤其是当第4装甲师师长贝策尔被炸死的消息传开时，完全指望这个装甲师的步兵单位，开始匆忙逃往但泽西北面的朗富尔（Langfuhr）。第4装甲师的官兵们仍然十分镇定，他们把贝策尔的棺椁固定在师长本人的指挥坦克上，朝但泽背后的维斯瓦河三角洲有序地撤退。绍肯刚刚失去因重伤撤至丹麦的第7装甲师师长毛斯，现在贝策尔也撒手而去，一下子失去两员能力最强的师长，令绍肯不胜唏嘘。28日天色放亮时，绍肯率部撤过了维斯瓦河大桥，当他站在高处回望时，但泽方向的浓烟依然笼罩着天际。

3月的最后几天至4月初，但泽地区的德军主要被孤立在三个包围圈中。第一个位于黑拉半岛，这里已成为平民与军队撤离前的临时避难所；第二个位于奥克斯赫夫特附近的海岸高地，此处聚集了8000名军人和大量的难民。希特勒又宣布这里是必须战至最后一人的“要塞”，但绍肯与海军将领协商后，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批官兵和难民撤往黑拉半岛（绍肯在4月5日下午完成了撤离，希特勒批准撤离的电文数小时后才到达）。第三个包围圈就是从但泽逃出的军队把守的维斯瓦河三角洲一带。绍肯命令炸开维斯瓦河大堤，汹涌的洪水使苏军一时难以接近，但无法阻挡对手的空军长时间的轰炸。4月10日，东普鲁士的都城柯尼斯堡失守，德军战死42000人，被俘92000人，无路可逃的平民中也有25000人丧生。至此，东、西普鲁士地区的所有德军都被挤进一块促狭的区域里，这些部队背朝大海，无路可遁，有些是跟随绍肯撤退的第2集团军所部，有些来自于已被摧毁的第4集团军，有些原属于第3装甲集团军，现在他们都被编入了绍肯任指挥官的“东普鲁士集团军”。土生土长的萨姆兰（Samland）人绍肯，现在要保卫自己的家乡了。他的手下名义上还有8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约有65000人、1200门大炮和166辆坦克。⁽⁶⁰⁾名义上绍肯所部还有一定的实力，师、团和营都还保留着番号，但实际上这些部队都是自己之前的影子，各部基本都是由散兵、掉队者、国民突击队员和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组成，间或点缀着若干剩下的军官、士官和老兵，即便这些老兵们也已到了身心枯竭的边缘。曾威风八面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此时回到了绍肯的麾下，这支部队驻守的地区正是绍肯的故乡，该部在萨姆兰半岛上四处搜寻被遗弃的装甲车辆，经过抢修后勉强凑出了一个小型装甲战斗群，但这样一个战斗群又怎么可能挡住士气高昂、装备精良的对手？绍肯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向下属指挥官们指出，“东普鲁士集团军”唯一的任务是尽可能久地拖住对手，让那些等候在萨姆兰、维斯瓦河三角洲和黑拉半岛的难民们有机会逃离绝境。⁽⁶¹⁾

苏军第19集团军对北面的格腾哈芬也在施加强大的压力。绍肯在命令部队撤离的同时，也下令凿沉船只并炸毁港口设施，格腾哈芬的最后一支守军于3月26日夜沿着海岸朝格腾哈芬以北的奥克斯赫夫特撤退。但泽的防御同样危在旦夕，27日时有些前线部队出现了解体的苗头，尤其是当第4装甲师师长贝策尔被炸死的消息传开时，完全指望这个装甲师的步兵单位，开始匆忙逃往但泽西北面的朗富尔（Langfuhr）。第4装甲师的官兵们仍然十分镇定，他们把贝策尔的棺椁固定在师长本人的指挥坦克上，朝但泽背后的维斯瓦河三角洲有序地撤退。绍肯刚刚失去因重伤撤至丹麦的第7装甲师师长毛斯，现在贝策尔也撒手而去，一下子失去两员能力最强的师长，令绍肯不胜唏嘘。28日天色放亮时，绍肯率部撤过了维斯瓦河大桥，当他站在高处回望时，但泽方向的浓烟依然笼罩着天际。

苏军计划以5个集团军的兵力消灭绍肯所部，主攻地段就选在绍肯的出生地费希豪森。4月13日，苏军攻势发起的首日就突破了绍肯左翼的2个师的防线，坦克部队开始朝北萨姆兰高速推进。绍肯命令后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挡住对手，以掩护大部队向皮劳（Pillau，或译为帕拉阿）方向撤退。16日，苏军攻入费希豪森，包括第5装甲师和第505重装甲营在内的许多单位消失了——他们被困于费希豪森东面的佩泽（Peyse）半岛，完全无路可退。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曾描绘过绍肯所部在最后时刻里的挣扎情形：“……大约2万名德军组成的战斗部队，在皮劳进行了一场无比疯狂的即兴防御战。德军与对手反复厮杀，不断地将进攻之敌碾成碎片，苏军的损失越来越大，直到第二梯队的第11近卫集团军投入战场，苏军才在最后一次愤怒的攻势中摧垮德军的防线。接踵而至的是6个漫长血腥的日子，双方死伤惨重，直到沙滩和附近的松林里堆满尸体，直到损毁的战车冒出的黑烟渐渐散去，战场才在沉沉暮霭中渐渐平静下来。105天的东普鲁士战役在这一刻才算划上句号，血腥杀戮、残忍狂暴和几乎无休止的狂轰滥炸，就是这一战役的标签……”⁽⁶²⁾

皮劳之战中，绍肯所部有8000人丧生，但有30000名官兵（多为伤员）和最后几批难民在皮劳陷落之前被海军舰艇撤走。4月25日，苏军最终攻克了皮劳，但他们看到的是一座空旷的死城。三天后，希特勒命令把绍肯的“东普鲁士集团军”直接置于最高副统帅凯特尔指挥之下。⁽⁶³⁾两天后，希特勒自杀身亡，邓尼茨被指定为继任元首，他在5月3日向绍肯发来一份急电：“……帝国军事形势的变化要求我们立即从东、西普鲁士和库尔兰地区撤出众多的部队。东普鲁士和库尔兰地区的作战行动必须考虑到前述要求。官兵们将携带轻武器登船撤离，包括战马在内的所有物资将被遗弃和摧毁……德国海军将把所有可用的船只派往东普鲁士和库尔兰地区。”⁽⁶⁴⁾绍肯接令后，开始着手撤离维斯瓦河三角洲与黑拉半岛的部队与难民。在维斯瓦河三角洲地带，尚有6个师的残部在第4装甲师的最后几辆坦克支援下守卫着前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战争转眼结束的5月6日，还有抵达黑拉半岛的德国船只给绍肯运来了弹药！当日共有230吨弹药和炮弹运抵，卸载完毕后，这些货船立即搭载着大批伤病员和难民返航。5月7日，绍肯把一份密封的命令下达到所属各部的团以上单位，但要求军官们只能在收到明确指示时方可拆阅。团长和师长们收到这份密令时肯定会出现复杂的感情，指挥官绍肯是命令他们准备在最后一刻撤离绝境呢，还是给出了向苏军就地投降的指示？

5月8日夜幕降临时，绍肯手下的部队纷纷涌向黑拉半岛仅存的两个港口，焦虑地等待撤离船只的到来。先到的是几艘驱逐舰和鱼雷艇，稍后又有几艘大型货轮开抵，无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登上了船，但凡每个可利用的空间都塞进了士兵和难民，只要不超载到有翻船的可能，艇长船长们总是同情地往开一面。夜深了，已经驶离的船只在海面上只留下淡淡的轮廓，但码头及其周边地带聚集的数万士兵仍然不肯离去，他们鼓噪着，喧哗着，推挤着，痴痴地翘首等待下一批“最后的诺亚方舟”。绍肯驱车来到失望的士兵们中间——就在当日，在与盟军全面停火的前一刻，邓尼茨最后一次行使了国家元首的权力，他把武装力量的第27枚钻石骑士勋章授给绍肯，以褒奖他的勇敢、他的部队在最后时刻里表现出的忠诚、顽强与纪律（5月9日的国防军最后一期战况公报特意提到了此节）。邓尼茨还派来一架飞机接绍肯撤离，但被谢绝，相反，绍肯往飞机里塞进了多名伤病员！最后时刻抛弃部队？这不是绍肯的风格。此刻，他来到官兵们中间，以实际行动告诉他们要保持尊严，他本人将与他们一起步入苏军战俘营，一起面对昏暗不明的未来。

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协议正式生效前一刻，绍肯手下的师团长们收到了可以打开密令的指示。这份命令写着：“德国夏时制时间今夜23点整，‘东普鲁士集团军’位于黑拉的部队无条件向苏军投降。指挥官本人向所有战士、军士和军官表示感谢，感激你们久经考验的勇敢和顽强。我们的战斗结束了。冯·绍肯 。”指挥官们向基层官兵迅速传达了绍肯的命令，他们连夜进行着次日投降的准备，所有的重武器和弹药都被炸毁，或被推入海中和维斯瓦河里。但在某些部队里，绍肯的命令中有一条没有得到执行——战士们不忍捕杀或舍弃他们的战马，这是与他们同生共死过的战友和兄弟。

绍肯在黑拉向苏军第43集团军司令员贝洛波罗多夫（A. P. Beloborodov）将军投降。绍肯与这位将军见面时，以一口流利的俄语要求对方，允许德军官兵携带行李车进入战俘营。之后，绍肯带着几名参谋亲随出现在普特齐格（Putziger）沙咀，目送着长长的战俘队列从他的面前经过。11名将军与绍肯一起进入了苏军战俘营。

1945年5月中旬，绍肯被移送到莫斯科，被关入卢布扬卡的苏联内务部监狱。几乎与绍肯同时被关入卢布扬卡的，还有苏方痛恨至极的叛徒、前沃尔霍夫方面军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员弗拉索夫。弗拉索夫次年即被处死，而绍肯等重要战俘则在这里接受无休止的讯问。希特勒地堡里的许多工作人员在1945年5月被俘后也曾被拘押于此，一年里可谓受尽各种折磨，苏方想从他们嘴里得知关于希特勒的一切情况。由于苏军当年攻克柏林时未能找到希特勒的头盖骨，所以前述这批人1946年又被送回柏林，重新挖掘希特勒的地堡。⁽⁶⁵⁾绍肯在卢布扬卡一呆就是32个月，据说他因拒绝合作曾被多次单独监禁，还被捆绑在轮椅上，可以想象，他在这座令人色变的阴森监狱里渡过了多少难捱的时光。1948年初，绍肯被转送到奥廖尔中央监狱继续受审和关押。

绍肯在两次大战中先后负伤13次，初入战俘营时已年过五旬，在长期监禁和食物供给严重不足的双重折磨下，他的健康受到了很大损害。尽管如此，绍肯仍然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的轻蔑。苏方迟迟不予定罪，但在没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于1949年5月10日宣布判处绍肯25年苦役。据有关资料披露，苏方指控绍肯的罪名是“纵容部队就地取食”，大约是指控他纵兵抢掠吧！面对这一牵强的指控，据说绍肯曾反驳称“苏军直到现在还坚持着这个传统！”⁽⁶⁶⁾

西德于1949年5月立国，绍肯也在当年被运往西伯利亚的奥谢尔拉格（Oserlag）特别战俘营服刑。六年后，西德总理阿登纳访苏，除了与苏联达成贸易协定和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外，阿登纳还敦促苏方尽快释放仍被拘押的战俘。出于西德经济的崛起和政治地位的上升，苏联同意释放1945年以来被拘押的战俘。1955年10月，绍肯离开了生活了六年的西伯利亚，获释后回到了西德。到此时为止，63岁的绍肯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光阴，虽然健康受到了极大损害，但相对于1945年时随他一起步入战俘营的其他11名将军，绍肯还算是幸运的——拉帕德（Fritz-Georg von Rappard，第7步兵师中将师长）和里歇特（Johann-Georg Richert，第35步兵师中将师长）1946年1月即被苏方以战争罪当众绞死；6名将军病死在被押期间；还有2名将军身体极差，与绍肯一起获释后几个月内便病故了。

伤痕累累的绍肯获得自由后，再也回不到已被纳入苏联版图的东普鲁士和萨姆兰。他的家人在战乱中逃离了故土，与家人在慕尼黑团聚后，绍肯花了相当长时间来治疗战争的创伤和长期监狱生活的阴影。绍肯生活在默默无闻的宁静中，自幼就有绘画天赋的他重拾画笔，把自己对萨姆兰和东普鲁士故土的思念倾注于笔端，故乡的一草一木、一村一景都在他的画笔下跳跃。1962年时，绍肯曾与人发起成立“周日绘画”协会，他自己的作品也曾在多个艺术展上受到好评。除作画外，绍肯还把相当多的精力用于撰写第4装甲师的战史，这部名为《战斗在俄罗斯的第4装甲师》的著作于1968年在波恩出版。虽然绍肯在战后与军队已无关系，但在1967年5月的75岁生日时，西德联邦国防军还专门派出代表向他表示祝贺，新一代军人们没有忘记这位勇敢的装甲兵将军。

1980年9月27日，88岁高龄的绍肯离开了人世。他被安葬在慕尼黑南郊索恩（Solln）的瓦尔德公墓。距绍肯及其家人的墓室不远处，还安葬着1956年去世的勒布元帅（Wilhelm Ritter von Leeb）。

位于慕尼黑南郊瓦尔德公墓里的绍肯及其家人的墓碑，最上面纪念的是长子汉斯-埃里希（Hans-Erich von Saucken），他在1944年5月30日阵亡于罗马尼亚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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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John Erickson．The road to Berli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p．189．历史学家埃里克森在前述著作的第189页提到了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被解散的事实，但他并未明确指出这是否是斯大林惩罚方面军司令员库罗奇金的措施。纽顿则在著作中声称：“德国人在科韦利的成功显然造成了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被解散，因为该部未能守住科韦利周边的防线。”参见：Steven H．Newton（ed.）German battle tactic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1-1945．第205页第15条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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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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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西列夫斯基著、徐锦栋等译。《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6．朱世巍著。《东线：决战第聂伯河》。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7．马文俊、王懿著。《帝国精锐：二战德国特殊部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

8．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

9．汪冰著。《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

10．戴耀先译、古德里安著。《古德里安将军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11．曹宏、张惠民著。《坦克怪杰—古德里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