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第3卷／汪冰著．—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107-0664-6

Ⅰ．①帝…　Ⅱ．①汪…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人－列传－德国　Ⅳ．①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0510号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第3卷

汪冰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25.75

字数：300千字

版本：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664-6

定价：6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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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onrad Kesselring）元帅

赫尔穆特·伦特（Helmut Lent）上校

约瑟夫·迪特里希（Josef“Sepp”Dietrich）武装党卫军上将

瓦尔特·莫德尔（Otto Moritz Walter Model）元帅

埃里希·哈特曼（Erich Hartmann）少校

赫尔曼·巴尔克（Hermann Balck）装甲兵将军

赫尔曼-伯恩哈德·拉姆克（Hermann-Bernhard Ramcke）伞兵将军

序

为荣誉而战！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这是骑士恪守的信条。“骑士”这一称号本身就是一个荣誉，获得这样的称号并不容易。因为其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还有自身具备的优秀品质，这就是骑士精神。骑士精神信奉的是一种信仰，倡导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绝对服从、国家至上。一名候补骑士想要成为正式的骑士，需要经过很多严格的考验，那不仅仅是需要高明的骑术，还需要有杰出的统率力、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显赫的战绩，最重要的还有骑士精神必备的“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公正”这八种美德。

在中古时代，国王会设立骑士勋位组织，组织中的高阶骑士必须发誓对国王与战友效忠。成为骑士勋位一员可享有极大的名望，也因此成为国家的重要人物。百年战争期间，英国的爱德华三世成立嘉德勋位，并一直留存至今。这个等级是由英国25个最高等级的骑士所组成，他们必须保证对国王的忠心并在战争中全力以赴以取得胜利。德国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普鲁士往昔的荣光，日耳曼人永不磨灭的尚武军魂，再加上希特勒及追随者们的日耳曼尼亚复兴之梦，这都驱使着这位第三帝国元首决心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条顿骑士团，颁发骑士勋章则成为了他给那些忠诚、勇敢的军人们的最好奖赏。汪冰先生为我们讲述的这27位纳粹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顺理成章的便成为了至高无上的骑士勋位的主人，成为了希特勒身边最信任的军人。“沙漠之狐”隆美尔、“防守大师”莫德尔、“非洲之星”马尔赛尤、“坦克杀手”鲁德尔、“暗夜幽灵”施瑙费尔、“坦克伯爵”施特拉维茨……在整个“二战”期间，从嗜血的东线到惨烈的英伦空战，从灼热的北非大漠到浩瀚的大西洋，均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他们战功赫赫，已成为了军史爱好者心中的英雄，永远的战神！这恰恰就是普鲁士从骑士团时代继承下来的军队精神，在普鲁士发展壮大的同时成为普鲁士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成为以旧普鲁士军官和容克贵族为主的德国国防军军官们的优秀品质。正是这些人让整个欧罗巴乃至整个世界战栗，甚至令英国首相丘吉尔喊出了“普鲁士是万恶之源”的感叹！这些具有骑士精神的军事指挥官，勇敢而不失光明磊落，他们信仰着自己的剑，守护着自己的国家，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甚至于在德意志民族存亡的关头，一些人多次谋划刺杀希特勒的壮举，相信这也是骑士精神的表现形式吧。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初稿大概是在三年前，一个做出版的好友发给我让我帮忙进行策划，当时书名为《撒旦的武士》。去年底，远在美国的汪冰先生通过朋友联系到我，让我提出意见并作序，我无法婉拒，欣然应允，因为三年间同一本书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我，我相信这就是我与此书的缘分啊！当年的初稿字数大概在60万左右，经过三年时间的资料收集和文字润色，目前竟已达到百万字之巨，不论作为同好还是作为兄长，汪冰先生的严谨文风着实让我敬佩！作者在与我交流过程中流露出的诚实、公正和谦卑，让我找到了其为何能潜心研究十余载，参阅150余部国内外专著和资料，成功推出了《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也是骑士精神的美德。

汪冰先生秉承骑士精神著述的《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这套书共分四卷，试图以百万文字和1500余幅历史图片，相对客观真实地展现“二战”德国27位最高战功勋章得主的传奇人生和战时经历。在“二战”时德国动员的1500万军人中，只有27人获得了象征军人最高荣誉的“钻石双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正是因为勋阶如此崇高的勋章可以不受军阶限制而颁受给任何阶级的士兵，因此获颁者受到格外尊敬和特别礼遇，成为了现今“二战”历史研究专家和爱好者们备受推崇的英雄。这套书是汪冰先生关于“二战”将帅传记研究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其关注的焦点是这些勇敢军人的战时经历、作战技能、指挥艺术、自我牺牲和个人信念，也对他们的痛苦、失落、错误、残忍乃至邪恶的一面作了详细的史实描述，是深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巨大灾难的起源与发展的论据型篇章，也将成为广大“二战”历史研究专家和爱好者们值得收藏的工具书，确属佳品！

钻石骑士恒久远，英雄传奇永流传！

随历史尘埃远去的是永载史册的伟大战役和战场上厮杀的勇士，而不灭的只有骑士精神！让我们穿越汪冰先生的文字，透过帝国残阳的落日余晖，一同去感受这27颗耀眼将星的传奇一生吧！

《较量》杂志总编，《号角》杂志联合创始人

于2013年春节

目录

CONTENTS

序

前言

第一章　“笑口常开的阿尔”：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

早年岁月：“塞克特的参谋长”

新空军奠基人·航空队指挥官·越级晋升元帅

“荣耀的军需总长”：从苏德战场到地中海

烽火亚平宁：20个月且战且退800英里

投降与受审：“烈士”与“巨骗”

第二章　“帝国夜鹰”：赫尔穆特·伦特上校

早年岁月：牧师世家走出的少尉飞行员

初尝胜果：冉冉上升的驱逐机王牌

艰难的转型：“在黑屋子里捉苍蝇的人”

斗智斗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血色夜空下的帝国战鹰

钻石骑士及其陨落

第三章　“元首的角斗士”：约瑟夫·迪特里希武装党卫军上将

早年岁月：从一战装甲兵到“警卫旗队”创始人

从鲁莽到稳健：转战波兰、法国和巴尔干

嗜血东线：罗斯托夫与哈尔科夫

灾难连连：从诺曼底到阿登

最后的挣扎与战后岁月

第四章　“防御大师”：瓦尔特·莫德尔元帅

早年岁月：“锦鲤池中的梭鱼”

从幕后参谋长到独当一面的野战指挥官

“守强于攻”：从勒热夫到库尔斯克和奥廖尔

东线“救火队长”

没有奇迹的西线：阿纳姆·亚琛·许特根森林·阿登

“我只是为德国效力”：纳粹狂人、杰出军人还是投机分子？

第五章　“金发黑魔”：埃里希·哈特曼少校

早年岁月：从滑翔机高手到战斗机飞行员

JG-52联队的“菜鸟”

“金发骑士”与“南方黑魔”

空前绝后的352胜

十年炼狱

西德联邦国防军唯一的钻石骑士

第六章　“最优秀的装甲师长”：赫尔曼·巴尔克装甲兵将军

早年岁月：天生的军人

突击先锋：“你们看到冲在最前面的老家伙了吗？”

巅峰时刻：第11装甲师在齐尔河畔

防守反击：萨勒诺滩头—基辅突出部—桑多梅日桥头堡

苦撑危局：G集团军群与第6集团军

投降与战后

第七章　“铁血硬汉”：赫尔曼-伯恩哈德·拉姆克伞兵将军

早年岁月：水兵·步兵团长·空军上校

伞兵地狱：克里特岛力挽狂澜

大漠孤烟：“拉姆克伞兵旅”鏖战北非

浴血要塞：“两次大战中最出色的德国将军”

战后岁月：“一条道走到黑的硬汉”

参考书目

前言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这套四卷本著作关注的对象是“二战”中获得过德国最高军事荣誉的27位军人。在德国前后动员的1500万军人中，只有他们获得了“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德文Ritterkreuz des Eisernen Kreuzes mit Eichenlaub，Schwertern und Brillanten，英文Knight's Cross of the Iron Cross with Oak Leaves，Swords and Diamonds，简称钻石骑士勋章）。全套书中虽频繁地提及这种勋章及铁十字勋章系列中的其他级别，但勋章勋饰本身并非主题，因而这里有必要对骑士和铁十字勋章的简史做一浮光掠影式的介绍。

当人们看到“骑士”这个字眼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或许就是“坐着高头大马、身穿闪亮铠甲、手持长矛利剑、冲锋锐不可当”的中世纪武士。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们勤练马上作战的攻防艺术，对自己的身心和言辞表达施以绝对的控制；他们严守纪律，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主人”，包括宗教上的主人—上帝，世俗中的主人—君王、大贵族或领主，以及情感上的主人—心仪的女性；他们具备所谓的“骑士风范”，不仅同情弱者，更要公正、平等地对待敌我双方的所有骑士。作为一种历史人物和封建社会的一个阶层，“骑士”们留给后世的印象似乎是“勇敢、忠诚、荣誉、谦恭有礼”等品德的化身，即便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的血腥暴力也被演绎出一层“荣耀”的传奇色彩。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以闪击波兰的侵略战争拉开了“二战”的帷幕。就在当日，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法令，重新设立发轫于1813年的铁十字勋章系列，包括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大十字”勋章（Grand Cross of the Iron Cross），并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级别—“骑士铁十字勋章”（简称骑士勋章）。希特勒在法令中声称：“我已得出结论，是该召唤和武装德国人民抵御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了，为此我将为德意志的男儿们重新设立铁十字勋章，就像我们在以往的历次保家卫国之战中所做的那样……”当希特勒说出这番冠冕堂皇的“保家卫国”之辞时，他或许想到了1813至1815年以推翻拿破仑法国统治为目标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或许还会溯及到公元9年的日耳曼部落联盟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被称为“德意志解放者”的这位古代骑士，在条顿堡森林全歼了2万余罗马帝国军队，成功挡住了罗马帝国向北欧的扩张，阿米尼乌斯和条顿堡森林之战经过漫长的岁月也成为19世纪下半叶泛日耳曼主义神话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希特勒把“骑士”这个字眼嵌入作为国家象征的“铁十字”之前时，或许他脑海中出现了“条顿骑士团”那些中世纪骑士的身影—手持利剑强制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以武力和杀伐在波罗的海地区疯狂扩张。在希特勒眼中，他的“骑士”或许就是神秘的条顿森林中走出的东征十字军，因为这个形象与纳粹政权的战争心态颇为吻合—第三帝国不仅要征服他国，更要通过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圣战”来“清洁欧洲”。无论如何，当第三帝国元首在这天设立骑士铁十字勋章时，他无疑期待日耳曼战士们在铁十字大旗的召唤下，以骑士的勇敢、忠实和无条件服从，投入到他所声称的“保家卫国”之战中。凯旋之日，他将以高规格的骑士勋章犒赏武士们。

尽管骑士勋章之上尚有极难获得的“大十字”勋章，但它还是被视为德军事实上的最高军事荣誉。“大十字”勋章自1813年创立到1918年为止一共仅颁发过19枚（1813—1815年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期间5枚，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9枚，1914—1918年的“一战”期间5枚），获勋者不是皇帝、亲王和显贵，就是赢得过重大战役或战术胜利的元帅或兵种将军级高级将领，普通军官和士卒完全无缘染指。为弥补一级铁十字和“大十字”勋章之间的明显缺口，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诸邦国均曾在“一战”中设立了介于两者之间的高规格勋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俗称的“蓝色马克斯”（Pour le Mérite）的功勋勋章（仅授予军官），以及“金质军事荣誉十字”（Goldenes Militär-Verdienstkreuz）勋章（授予军士和士兵）。随着德皇在1918年11月的逊位和普鲁士王国的终结，这两种勋章也终结了其历史使命，结果造成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体系中曾经存在的缺口依然如故。希特勒创设的骑士勋章据信就是填缺之作，无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卒均有资格以战场表现获勋。

战后曾有“‘二战’德军勋章泛滥成灾、一钱不值”的说法，这或许适用于较低级别的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6年间德军颁发了超过450万枚的二级铁十字勋章，这还不包括约45万个二级铁十字勋饰（在“一战”中已获二级或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军人，在“二战”中再有资格获得同级勋章时将被授予相应的勋饰）；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发放了30万枚以上（同级勋饰的发放量在15万枚以上）。虽然不同的资料来源有不同的数字，但估计至少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官兵获得过最低两等的铁十字勋章。但是，“泛滥”一说并不适用于骑士勋章这一级别—自戈林1939年9月获得首枚骑士勋章以来（他在1940年7月19日还获得了“二战”德国唯一的“大十字”勋章），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共颁发了7361枚骑士勋章（含授予外国人的43枚）。获颁骑士勋章的先决条件是已获得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一般而言，军人在战场上有一次超过职责要求的勇敢行为即可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有3到5次的勇敢表现就足以得到一枚一度相当难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而欲获骑士勋章，候选者必须在面临对手时反复地表现出勇敢无畏—至于需要“反复”多少次才能证明自己，虽无明确规定，但指望战场上的“灵光一现”并不现实—比如一名普通步兵凭借某日突然击毁数辆敌军坦克的战功，虽能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但并不能确保他获颁骑士勋章。如果说陆军的骑士勋章标准只是相对笼统的“战场勇敢或卓越指挥”，那么海军和空军的标准则更为明确。海军（尤其是U艇部队）一般以击沉敌军舰船的吨位数计算，通常10万吨击沉战果足以为U艇艇长带来一枚骑士勋章（地中海战场因作战难度甚高，其战果按双倍计算，击沉敌方军舰另有加分），但这个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放宽，当然也有U-47艇艇长普里恩这种凭借惊人一击而获得骑士勋章的例外。德国空军颁发骑士勋章的标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1940年的法国战役和不列颠空战期间，取得20架左右击坠战果的飞行员有资格获颁骑士勋章，如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1940年5月29日获得骑士勋章时的战绩就是20次击坠，第2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加兰德在1940年7月29日以17次击坠的战果也获得了骑士勋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飞行员们摘取骑士勋章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东线飞行员在战争中后期需要45至50次击坠才有可能获颁骑士勋章，最后阶段甚至还出现了100次击坠才能确保骑士勋章的情况。空军高层也意识到西线飞行员在对垒英美盟军战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编队）时面临着比东线空战更多的困难，为提振西线飞行员的士气并提高作战绩效，德军1943年在西线引入了“积分制”（击坠一架单引擎战斗机、双引擎轰炸机和四引擎轰炸机时分别获得1分、2分和3分，通过击伤轰炸机将它从敌机编队中隔离出来也有积分）。根据有关资料的数字，西线飞行员获得40点积分后有资格获得骑士勋章。值得指出的是，德军的“击坠战果”和“积分”是两类不同的统计数字，确认击坠战果依然要经过一套复杂严格的审核确认程序，“积分”更多地被用于西线飞行员的晋升和授勋等目的。

无独有偶，苏联的最高军事荣誉获得者们—“苏联英雄”所佩戴的“金星勋章”（Gold Star Medal）也是在“二战”前夕（1939年8月1日）创设的。这种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标志着获勋者对苏联做出了最高程度的贡献，一个衔级最低的列兵只要佩戴了“金星勋章”，即便大将和元帅都会肃然起敬并体面地对待他。研究军事勋章勋饰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二战”主要交战国的最高军事荣誉—苏联的“金星勋章”、德国的“骑士勋章”、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及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等大体上是可以类比的。就“苏联英雄”佩戴的“金星勋章”而言，元帅和将军们可凭一场重要的战役胜利获得这一奖赏，校官和下级军官们也能以所部的显著成功戴上“金星勋章”，在近战或徒手搏斗中表现出最大勇气和牺牲精神的普通士兵也能加入“苏联英雄”的行列。唯一具有相对明确标准的是苏联红军的空军，斯大林曾在1941年8月19日发布命令，获得“金星勋章”的最低要求应以执行飞行作战任务的次数和击坠敌机的数量为基础—击坠10架敌机的飞行员有资格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并同时获颁“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昼间对地攻击机飞行员在成功执行了40次危险作战任务后也将有类似的资格。平心而论，这些标准相对于德军的骑士勋章而言并不算高。

虽然比较交战国颁发的主要功勋勋章的数量可能既费力不讨好，又难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下表的数据至少能够表明，战争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战场勇敢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独美于此”。不管是在火热的激战中，或面对必死无疑的危境时，还是面临占压倒优势的对手，甚至在与个人信念和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各国都有自己最勇武的战士和军人们最引以为荣的勋章。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曾说：“很难想象还有多少中年法国人没有得过梅毒和获得过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这句夸张的话语虽属笑谈，但多少显现出某些勋章的颁发门槛过低的事实。美国人非常珍视自己的“国会荣誉勋章”，“二战”中仅颁发了400余枚（多半还是死后追授），杜鲁门就曾称自己“宁可获得一枚国会荣誉勋章，也不愿做总统”。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或许是最难获得的勋章之一，自1856年创立以来只颁发过1300余枚（多是追授），“二战”中仅有182名军人获得过此种最高军事荣誉。相对于英美苏等颁发勋章的数量和标准而言，德国的骑士勋章得主们佩戴的绝非“发滥的玩意儿”，而是代表着他们确属德军最著名、最受尊重的一个精英群体。在中国军事爱好者中颇有名气的装甲王牌卡里乌斯（Otto Carius）曾是890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中的一员，他在1980年代末曾这样写道：“我在前线佩戴骑士勋章时的感受非常愉快，这使我能较容易地实现目标，即便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时也是这样。这个荣誉对战士们也产生了正面影响。当那些根本不认识我，或可能只听说过我的战士们看到我佩戴的骑士勋章时，他们往往能更主动地信任我。另一方面，骑士勋章也使佩戴者们处于重压之下，因为他不能显露出自己的任何弱点。总之，他必须向人们证明，自己配得上他人给予的信任。”

第三帝国的扩张野心就像条顿骑士团时代一样没有止境，战争规模的一再升级自在纳粹元首的掌控之中，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们取得的空战击坠战果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1940年5月10日的法国战役开始前，德军一共颁发过52枚骑士勋章，但仅在5月10日至6月3日前的第一阶段作战中，又有72人获颁骑士勋章。为褒奖并进一步激励“忠勇”的骑士们，希特勒6月3日修订了前一年的法令，设立了更高一级的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种新的勋章，而是加上了银质橡叶徽饰的第2枚骑士勋章（与“苏联英雄”的授勋方式颇为类似）。这个徽饰由三瓣橡树叶组成，中间的叶片与两旁的叶片部分重叠，佩戴时直接挂在骑士勋章的上方，徽饰背面的铁环可供缎带穿过。“二战”中德国一共颁发了890枚橡叶骑士勋章（包括8名外国人），希特勒曾亲自为其中的许多人授勋，他本人保留是否将获勋者召至大本营亲自授勋的最后发言权。第1位橡叶骑士得主是山地兵将军迪特尔（Eduard Dietl），他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将领之一，因在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中夺取和固守纳尔维克的战功获此勋章。第2和第3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和加兰德获勋时的空战击坠战绩均为40架。1940年时，德军一共只有7人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除前述三人外，还有王牌飞行员维克（Helmut Wick）与三大U艇王牌艇长普里恩、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和舍普克（Joachim Schepke）。因而，把橡叶骑士勋章视为1940年时的德国最高军事荣誉是毫不为过的。

资料来源：David T. Zabecki（ed.）.World War II in Europe：An Encyclopedia，Volume 1. Routledge，1999. p.1048。关于这些勋章的种类和颁发数量，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数字。如关于“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的数量，有资料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称，“二战”中获得一次和两次“苏联英雄”称号的分别有11633人和115人（参见Henry Sakaida. Heroes of the Soviet Union，1941-1945. 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04. p.9）。关于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维基百科提供的数字是有464人（上表中为440人）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获得了这一最高军事荣誉。关于德国骑士勋章得主的数字是作者自行添加的，资料来源见：Stephen T. Previtera. The Iron Time：A History of the Iron Cross. Richmond，VA：Winidore Press，1999. p.294.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终身仇视共产主义、发誓要像十字军一样“清洗劣等种族”的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了侵苏战争，欧亚和地中海的遍地狼烟之上再次燃起冲天的烈火。就在6月21日，希特勒在展望着即将发动的“新十字军东征”之时，下令在橡叶骑士勋章之上再加上双剑徽饰，并把这种最新的勋章授予战斗机飞行员加兰德。截至当日，德军已颁发了15枚橡叶骑士勋章，加兰德的个人击坠总数已达70架，非常接近里希特霍芬“一战”中创下的80架击坠世界纪录。苏德战争的首日，莫尔德斯就以总战绩72次击坠获得了第2枚双剑骑士勋章。不过，纳粹政府正式修改1939年的法令，并将双剑骑士勋章纳入铁十字勋章系列却是1941年9月28日的事了。到那时为止，德军已颁发了35枚橡叶骑士勋章，双剑骑士团中又增添了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厄绍（Walter Oesau）。到一年后的9月28日，德军一共颁发了20枚双剑骑士勋章，统治了天空的飞行员们也牢牢把持着双剑骑士的俱乐部，除隆美尔、凯塞林和3名U艇艇长外，其余15名获勋者皆为飞行员。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共颁发过160枚双剑骑士勋章，除1名叫做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外（死后追授），获勋者无一例外都是德军的战争精英。

1941年夏，无论是苏联的天空和地面，还是北大西洋的广阔海域，抑或非洲的无垠大漠，只要有战火点燃的地方，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7月15日，莫尔德斯以击落敌机101架的战绩成为世界上首位突破空战百胜大关的飞行员，乐不可支的希特勒当日决定更慷慨地表达他对骑士们的感激—集银、金、铂金和钻石于一体的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在这一天问世了，并在次日授予给首位得主莫尔德斯。在1941年9月28日修改过的法令中，钻石骑士勋章与6月21日创立的双剑骑士勋章一起成为了铁十字勋章家族中最新的成员。

钻石骑士勋章的基本设计和佩戴方法与之前的两种高级勋章基本相同，最主要的区别是在橡叶和双剑上镶嵌了手工磨制的钻石。钻石骑士勋章有两种尺寸略有区别的款型。第一款中钻石徽饰的尺寸略小，据信只颁授给过前五位获勋者（马尔塞尤除外，他在有机会领取钻石骑士勋章前即已阵亡）。1942年，戈林认为该款徽饰的钻石质量不佳、整体感觉不够流光溢彩，因之命令新的制造商克莱因（Klein）公司制作了第二款钻石徽饰。新款与老款的外观基本一致，但加大了尺寸且更加耀眼夺目。此后的每位获勋者都获得了两套新款钻石徽饰，其中一套用于正式的授勋典礼，是由铂金和53颗天然钻石制成的艺术精品，另一套用于日常佩戴，外观尺寸与正式的一套毫无二致，不过材质是银和人造钻石。前五位获勋者中，有三位后来补发了新款的两套钻石徽饰，当然，早亡的莫尔德斯和马尔塞尤与之无缘。

钻石骑士勋章在战时只颁授过27名勇冠三军、战绩超群的军人，他们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下表列出了这些军人的姓名、生卒年月、最后军衔、获勋时间、获勋时的职务和军衔等基本情况，以及本书四卷中每卷所覆盖的具体人物。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中，有12人来自空军（其中7名昼间和2名夜间战斗机飞行员、1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1名伞兵将军和1名元帅），11人出自陆军，2人为U艇艇长，2人为武装党卫军将军。他们中的莫尔德斯、马尔塞尤、隆美尔、诺沃特尼、舒尔茨、胡贝、伦特和莫德尔等8人未能幸存于战争，吕特在停战的当月被忠实执行自己命令的哨兵误杀。希特勒战时一直都亲自颁发钻石骑士勋章，但有4人例外：马尔塞尤还未来得及领受第4枚钻石骑士勋章就殒命于北非大漠；拉姆克在1944年9月19日被授予第20枚钻石骑士勋章时，他负责守卫的法国布雷斯特要塞即将城破，而他一天后就向美军第8军投降了；毛斯获得第26枚钻石骑士勋章时，已无可能前往柏林的总理府地堡领受勋章；最后一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绍肯获勋时，希特勒已自杀一周有余，绍肯的勋章是由第三帝国末代元首邓尼茨下令颁发的。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是名动全德的战争英雄，也是纳粹宣传机器大加利用的宠儿，他们的战绩和经历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肖像也被印制在明信片上，印有他们头像的卡片甚至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收藏的宠物，孩子们可以用一个“隆美尔”换一个“加兰德”，或用一个“马尔塞尤”换好几个印有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头像的卡片。这27人中既有被载入空战史册的十名最杰出的飞行员，也有知名度不高，甚至获勋资格都颇差强人意者，如第20位得主拉姆克（在美军围困下坚守布雷斯特要塞长达一个月，投降前夕被希特勒一天之内连续授予双剑和钻石骑士两枚勋章，颇有“安慰奖”的味道）及第22位得主布兰迪（后人称他是U艇部队的“高估之王”—上报战果为击沉敌船11万余吨，实际战果平庸得甚至不足4万吨）。他们中既有身后受到敌友高度称赞的模范军人（如莫尔德斯），也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戈洛布、吕特、鲁德尔、迪特里希、舍尔纳等），更有试图通过逮捕希特勒来拯救德国的人物（如隆美尔和施特拉赫维茨）。幸存于战争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有或长或短的战俘营经历，他们的战后岁月也可谓大相径庭，既有加入西德新国防军并成为战斗机联队上校联队长的哈特曼，也有成功的企业家兼任“飞行员和平大使”的加兰德，还有晚景凄凉、始终不被袍泽原谅的戈洛布和格拉夫，更有被西德法庭判刑入狱的巴尔克和舍尔纳，当然还有成功跻身政坛的曼陀菲尔，更多的人则是在平淡的和平年月中追忆远去的叱咤风云。

希特勒梦想中的“千年帝国”只存在12年便被历史唾弃了，但在崩溃的前夜，即便失败的阴影已进入他杂乱无章的疯狂心绪，他依然在叫嚣：“取得最终胜利的将不是中亚，而是德国所领导的欧洲，我们在过去1500年里曾经保卫过欧洲，现在仍将继续带领欧洲抵御东方。”1944年12月29日，希特勒最后一次修订了1939年的相关法令，创设了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他希望到战争最终胜利之时，以这种至高无上的勋饰褒奖12名最忠勇的战士—他的12名现代骑士，将像不列颠的亚瑟王手下的12名最勇敢、最忠实的骑士一样，与他们的元首在圆桌旁聚首欢宴。希特勒的“圆桌骑士团”之梦自然无法实现，但据说已有3枚，甚至多达6枚的金橡叶骑士勋章被制作出来，而且在1945年的第1天颁授给了第10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鲁德尔（第2卷有详细介绍）。德国报纸曾对此做过报道：“元首大本营1945年1月2日电。在1944年12月29日的一项法令中，元首创立了德国表彰勇敢的最高勋章—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将最多颁发12次。1月1日，‘殷麦曼’（对地攻击）联队联队长鲁德尔中校从元首手中接过了这一勋章，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首位获勋者。与此同时，为表彰鲁德尔中校作为飞行员和战士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战功、久经考验的英雄主义，元首已晋升其为上校。”四个月后，第三帝国彻底覆灭了，鲁德尔也就此成为唯一的金橡叶骑士勋章得主。

从技术上讲，铁十字勋章系列的顶峰是“大十字”勋章，就连金橡叶骑士勋章都位居其下，但“大十字”勋章的得主只有一人—被后人讥为“小丑”的帝国元帅戈林，显然他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德国军人，如果把他作为战场勇敢的象征，那只能玷污了“勇敢”这一军人最重要的品质的真意，也只能是无视历史的荒唐闹剧。严格说来，“二战”时期德国的最高战功勋章是仅有鲁德尔一人获得的金橡叶骑士勋章，但是，把他和其他26名军人获得的钻石骑士勋章视为最高战功勋章，应该并无大的不妥，毕竟，1500万德国军人中只有这27人获得了该等勋章。同理，朱可夫元帅、波克雷什金（Alexandr Pokryshkin）和阔日杜布（Ivan Kozhedub）这三位在“二战”中三获“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虽然理所当然地居于苏联最高军事荣誉群体的巅峰，但这并不妨碍后人认为，10000余名两次或一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也是苏联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群体中的成员。

本书试图以四卷百万字的篇幅和大量罕见的历史图片，相对全面地讲述27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们的战时经历和人生轨迹。我为撰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和相关著作，在阅读、分析和写作过程中，在以后人的眼光审视那些往事和历史图片时，我尽量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相对客观的立场，如实地记载这些军人的传奇经历。撇开战争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对错，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军人的人生经历丰富多样，他们的战场勇敢并不逊于英美盟军和苏军的勇士们，他们的战功（尤其是飞行员）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惊叹号”。我的目的是既不“漂白”也不“涂黑”这些军人，既不“赞美”也不“挞伐”他们那些给受害国留下无数痛苦的战功，我只想把他们留下的那些“惊叹号”以数字和史实较完整地呈现出来。读者朋友们可以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若干观点和评论，但如果大家在读完本书后能发出一声“了解了这些人那些事”的感叹，那么本人的一番努力就算没有白费。当然，由于涉及人物众多，资料繁杂，比对史料和滤掉纯粹传说的任务相当繁重，最主要的是能力和时间精力有限，本书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军事历史爱好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在本书首卷即将付梓之时，有两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则是2013年1月初的一篇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探访德国海外驻军的家属时声称：“我们向很多地方派遣了士兵。有时，我细看地图上德国士兵或者维和警察派驻的地方，发现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地球仪！”视角独特且多少有些神经质的《纽约时报》将之解读为“德国海外驻军很快就会遍布全球，从而引发德国军事扩张的忧虑”。出于对不堪回首的那段惨痛历史的记忆，德国加强军事地位的举动及言辞自然会引起一些国家和德国国内某些人士的警觉与关注。包括德国官方不少人士在内的许多人则认为，随着驻欧美军的不断减少，德国在拱卫欧洲自身安全方面必须挺身而出。另一则是2013年1月26日的一篇新闻报道：默克尔在“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像她的诸多前任一样再次公开声称：“……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二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要确保种族主义不会卷土重来。”交叉阅读这两条新闻的时候，我不由得感慨连连—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在战后无疑得到了充分清算，战后的德国政府和人民也长时间地、痛苦深刻地反省全体国民的历史罪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民族终于摆脱了历史的阴影，自信地引领着世界前进的步伐；同时，德国并没有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而是以持之以恒的诚意和行动向世人证明，德国将永久地揖别那段黑暗的岁月。我也不由得联想起本书27名曾获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他们是那个邪恶政权的“代表人物”吗？他们在战场上的奋不顾身和勇猛无畏到底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元首、勋章，还是祖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人物的悲剧在于，他们心甘情愿地充任了纳粹战争车轮上一根根“光芒四射”的辐条，同时坚信自己仅仅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他们追随希特勒踏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浑然不觉地自以为是在为国尽忠。即便如此，德国朝野和国民在战后坦荡反省的态度和作为，包括对待这些曾经的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的立场（书中会有详述），还是令人感佩不已。

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得到了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的大力帮助，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并提出了很多见解独到的改进意见；我也必须向指文图书的编辑团队和出版社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较量》杂志总编刚寒锋先生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我还应感谢关心我的著述的读者朋友们，他们的热情鼓励也成为我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来源。在最后定稿阶段，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里读到本书前言的一些同好，在肯定本书立意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包括shtuka-letchik、tvonk、commtek、reichsrommel、陈寿亭、近卫龙骑兵、拒绝再战、小河流水、我爱瑶瑶、raingun等（恕不能一一列举），这里特向大家表示感谢。raingun 先生通过朋友为我提供了各语种的人名翻译手册，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宽容、理解和支持，想完成这种规模的一套大书在我而言是无法想象的。

2013年2月

第14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凯塞林元帅
（获勋时间1944年7月19日）

第一章　“笑口常开的阿尔”：阿尔贝特·凯塞林元帅

凯塞林（Albert Konrad Kesselring）元帅可能是二战时期最被低估和忽视的德国将帅之一。就军衔和地位来说，凯塞林应是德军“精英群体”的主要代表，他在战时被下属称为“阿尔贝特大叔”，也被对手唤作“笑口常开的阿尔”，在西方和轴心国的老百姓中都是名声响亮的“当红人物”。凯塞林被认为是卓越的组织管理者和战术家，但缺乏曼施坦因的战略眼光和赫赫声名；他是德国空军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既担任过空军参谋长，也曾率领第1和第2航空队弄潮于闪电战，但其光彩却被古德里安等装甲战将的风头完全盖过；当他以元帅身份出任地中海战场总司令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风头正健的隆美尔身上，而当北非战局急转直下时，他却因与隆美尔在个性和方略上的矛盾而屡受指责；凯塞林具有军人罕见的外交才华和斡旋协调能力，在意大利政府与军界左右逢源，却被希特勒表面上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和军事乐天派”，私下里不客气地指责他“太软”；永远微笑面对困难的凯塞林深受下属官兵的拥戴，却因总是乐观地对待危局和险境，无形中使其他将领显得既怯懦又无能，从而引起他们的反感与恼火；凯塞林的名字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萨勒诺、卡西诺和安齐奥等战场息息相关，虽曾竭力保护亚平宁半岛的文化珍宝，却在战后被指控纵容下属屠杀游击队和无辜平民，并曾因此被判死刑。

美军首席战史专家马歇尔（S.L.A. Marshall）准将在为凯塞林的回忆录作序时曾写道：“……凯塞林是个有多重身份的复杂之人。没有任何德军高级将领像他那样在一次战争中承担过如此多的重大职责，也无人像他那样获得过众多相互冲突的声誉。总司令！被绳之以法的战犯！希特勒的追随者！不带偏见的战士！取决于人们的立场和出发点，他可以被视为能力卓越的领袖、军事上的胡乱插手者、重罪犯、可敬的对手、军事组织天才、糊涂慌乱的执行者、勤勉工作的老马，甚或圣经中的女人——所有这些称号，甚至更多的称号都能加到他的头上。”⁽¹⁾

军旅生涯长达40余年的凯塞林出身于炮兵，一战中先在炮兵团服役，后成为参谋本部军官。凯塞林一战后曾长期供职于参谋本部（公开名称是“军队办公室”或“部队局”），很受器重与赏识，曾被称作“总司令塞克特的参谋长”，为两次大战期间陆军的组织、发展以及武器装备的研发作出过显著贡献。1933年，凯塞林离开陆军，成为帝国航空委员会的行政主管，负责预算管理、人事、基建和后勤等多方职责。作为新空军的奠基人之一，他曾在1936至1938年担任参谋长。二战爆发后，凯塞林作为航空队指挥官参加了波兰和法国战役、不列颠空战以及苏德战争的初期作战。凯塞林还曾长时间担任地中海战场总司令，1942年6月的北非大胜、1943年7月的西西里岛成功撤退中都有他的功劳。从1943年夏至1944年末，凯塞林在意大利战场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统兵能力和战术才华，率领德军进行了长达800英里的撤退作战，由于长时间成功地阻滞盟军，他赢得了“在防御和撤退方面体会甚多”的英美将领们的认可和尊敬。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当西线德军面对潮水般的英美盟军溃败不止时，凯塞林奉命出任西线总司令，直到最后一刻还往返奔波于各个战场。曾有史家称，“在控制部队方面，古德里安、隆美尔和凯塞林是最顶尖的三位德军将领。”⁽²⁾实际上，脸上时常挂着笑容的凯塞林不容任何人挑战其权威，他时常斥责那些乞求放弃地盘后撤的军师长或集团军指挥官，没有人能够两次违背他的将令——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Eberhard von Mackensen）上将曾不愿把将一个师增援给另一个集团军，结果被凯塞林毫不犹豫地解职；萨勒诺战场上的第16装甲师师长西肯纽斯少将，在执行反攻命令时略有迟缓，也被凯塞林无情地解职，尽管该师刚以一师之力挡住了美军第5集团军长达4天的进攻。当然，最让凯塞林无可奈何的是隆美尔。隆美尔和古德里安等人的显赫名声基本来自于德军“战无不胜”的神话时代，都以进攻能力而著称，而凯塞林的经历则与莫德尔的相似，都是在困难的潮落阶段肩负起重任，在全线崩溃的前夜试图逆转颓势，以防御战中的出色表现帮助第三帝国苟延残喘。

凯塞林的战斗生涯并没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止——1947年，当他被威尼斯的英军军事法庭审判时，他宣称要为国防军的荣誉进行最猛烈的辩护，并将“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审判视为自己的最后一战和终极历史任务”。凯塞林被判死刑后，英军将领们立即发出了不满的声音，纷纷要求为他减刑，一些英美政客和教会代表也奔走呼号，力争将他早日开释。后世史家们称，凯塞林由此变成了“最后的战士”和数百万老兵的“精神领袖”。而老兵们认为，盟军的战犯政策等于否定了他们投入战争的“正当理由”，因而把个人期许和身份认同都与凯塞林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把拯救凯塞林视为一个荣誉问题，一个重塑老兵形象的良机。他们不遗余力地四处活动并向政府施压，宣称是否释放凯塞林代表着“西德和国际社会对老战士的态度与政策”。在冷战铁幕笼罩的时代，面对多方压力的英国出于把西德纳入欧洲防御体系的考虑，于1952年释放了凯塞林。这当然被老兵们视为一大胜利——以凯塞林重获自由为契机和标志，老兵们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卸去了套在身上的枷锁，洗白了身上的罪行，成为一个个“体面的德国兵”。前国防军变成了“既遵守战争法则又干干净净的国防军”，杀俘、屠杀犹太人和无辜平民的罪行统统都是党卫队或仇视社会者所干的。姑且不论凯塞林是否打赢了“最后一战”，他对战后德国政治和民情舆论的深远影响，恐怕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早年岁月：“塞克特的参谋长”

1885年11月30日，凯塞林出生于巴伐利亚州下弗朗科尼亚（Lower Franconia）地区的马克特施泰夫特（Marktsteft）。他在战后称自己的先祖是骑士切策尔林奇（Ouscalus Chezelrinch），后者曾与横行匈牙利的东方游牧民族阿瓦尔人（Avars）作过战。⁽³⁾有研究者认为没有证据支持凯塞林的说法，“这可能是他为抬高出身而散布的神话”。⁽⁴⁾凯塞林的父亲卡尔（Carl Adolf Kesselring）是个颇有能力的小学教师，母亲与父亲是远房堂兄妹，他们共育有三子一女，阿尔贝特是最小的儿子。凯塞林一家于1897年迁往拜罗伊特（Bayreuth），父亲稍后在皇家巴伐利亚师范学院供职过一段时间，并于1898年被撮升为拜罗伊特市学监。⁽⁵⁾

凯塞林在拜罗伊特著名的埃内斯蒂农（Ernestinum）文理学校度过了中学时代，除体育和绘画外，他在许多方面都显得资质平庸——数学、物理和历史成绩尚可，拉丁文和希腊文非常普通，但据说在英语和意大利语下过很大功夫。学校的评语曾说：“凯塞林成绩一般，判断上有些优柔寡断，思考问题略显迟钝，容易气馁慌乱。脾气很好，为人正直……行为举止安静体面。”⁽⁶⁾在拜罗伊特读书期间，年轻的凯塞林无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思潮的影响，他首先视自己为帝国的子民，其次才是巴伐利亚的儿子——当1904年他参加大学入学资格考试时，作文写的就是如何把对帝国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对巴伐利亚的“爱国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⁷⁾到取得毕业证书时，凯塞林身上已展示出教师之子的一些典型特征，比如勤奋守纪、富有进取心、渴望成功等。另外，凯塞林的家教非常严格，某种程度上更像是普鲁士人之家，严厉的父亲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中产阶级地位，在子女的成长阶段就着力培养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父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子女成年后自由择业，但要求他们都成为所选职业中的领军人物。

在凯塞林高中毕业时，父亲曾希望他上大学，但他的志向却是成为军人。凯塞林自己战后曾回忆说：“……我想成为军人，事实上早就有志成为军人，回顾起来，可以说我全身心地盼望着成为一名战士。”⁽⁸⁾虽说父母同意他加入巴伐利亚陆军并寻求成为一名军官，但由于家庭既无从军传统，又缺乏足够的财力和有力的关系，凯塞林只能于1904年7月20日以“士官生”（Fahnenjunker）身份，在梅斯要塞加入第2巴伐利亚要塞炮兵团。当年10月底，凯塞林晋升为下士，次年2月成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Fähnrich）。从1905年3月1日起，凯塞林一直在慕尼黑军校学习，并于1906年3月8日被授予少尉军衔。这时的凯塞林对自己能够跻身于巴伐利亚军官团无疑非常自豪，因为巴伐利亚陆军的任职制度比普鲁士军队更严格，要求候补军官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而后者只要求有中学学历和军校经历即可。普鲁士军校里当时充斥着大批没落贵族子弟，而巴伐利亚军校80％以上的学员来自上层社会，15％至18％的学员出身中产阶级，而其中又约有7％出自教师之家，贵族的比例不足9％。⁽⁹⁾相对于保守封闭的普鲁士陆军而言，巴伐利亚陆军更具资产阶级化倾向，加上重视培养年轻下级军官，一时吸引了大批优秀青年。

凯塞林服务的炮兵团是个典型的要塞炮兵团（德军的要塞炮兵大致对应于英军的守备炮兵或美军的海岸炮兵，负责固定的炮兵设施与重炮，如岸防炮、防空炮、攻城炮和臼炮等），除装备各种大口径重炮外，还负有改进火炮和射击技术的职责。凯塞林在这里掌握了各种炮兵装备，并在探访普法战争战场的参谋旅行中表现出敏锐的战术意识。其才华很快引起了关注，团长迈尔（Otto Mayer）在1909年1月1日的考评中写道：“凯塞林少尉在年轻军官中是最优秀的，所有迹象都表明他的前途将远在众人之上。”⁽¹⁰⁾1908年9月至1910年4月，凯塞林被送往慕尼黑炮兵与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有关方面甚至考虑过把他调到学校任教官，因为他被认为是“对战术和技术的交互作用具有深刻理解的专家”。1912年6月，凯塞林还接受过侦察气球观察员的培训（据说他曾非常入迷），10月时又成为炮兵团1营副官。一路顺风顺水的凯塞林于1913年10月晋升为中尉。上级对他的表现也是好评不断，诸如“责任感强”、“可靠坚韧”、“理解力强”、“刚毅且充满活力”等。在处理上下级关系上，有考语称他“对下属有权威，态度坚决果断、公正，但与人为善”，“对上级圆通得体、谦虚有礼”。被夸得花一般的凯塞林却出人意料地一直没有申请进入战争学院（从而加入令人艳羡的参谋本部军官团），这段学习受训经历的缺失将成为他日后仕途的一块硬伤，尽管他战后曾一再声称，自己早就在实战中学会了参谋军官应具备的一切知识和技能。

1905年时的候补军官凯塞林。

摄于1912年的梅斯要塞，侦察气球中右侧面带笑容者即凯塞林少尉。

凯塞林的一战经历远不如隆美尔、舍尔纳等摘取过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的元帅们那样出彩，他虽然获得过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及一些巴伐利亚军队的勋饰，但基本上是在副官和参谋岗位上度过了一战岁月。一战头几个月里，他曾在梅斯和南锡参加过突破法军防线的作战，但从1914年底至1916年，他不是担任营团级炮兵单位的副官，就是担任炮兵旅副官或负有特别使命的军官（1916年5月19日晋升为上尉）。巴伐利亚第3炮兵司令部指挥官克雷佩尔（Otto Kreppel）少将，曾在1917年1月1日的考评中写道：“凯塞林有很强的理解力和决断力，自学生时代起他就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意志力和韧性，他精通战术、特别是炮兵战术，社交方面也很有风度……但他有个迄今尚未弥补的缺陷，即没上过参谋学院。担任过高级副官也只能部分地弥补这个缺陷，尽管他在每一方面完成的都是参谋本部军官的职责。”⁽¹¹⁾这份考评之后的3月6日，凯塞林被调入克雷佩尔的司令部任副官，而且很快得到了检验自己胆识和应变指挥能力的机会。4月9日，在史称“阿拉斯战役”的作战中，英军一度曾撕开德军防线达12公里。此刻，身处前沿的凯塞林表现出了无畏的气概和优秀的指挥能力——他不知疲倦地在战壕间奔走和鼓舞士气，亲自操作侦察气球侦察敌军动向，向前线部队传达清楚且符合实际的指令，不仅避免了防线的崩溃，还设法及时堵住了英军突破口。这次战役后，凯塞林再次受到克雷佩尔的称赞，第3皇家巴伐利亚师师长温宁格尔（Karl Ritter von Wenninger）也在当年5月19日的报告中称：“凯塞林虽然没有在前线战壕里呆过，但他拥有参谋本部军官应具备的所有品质、能力和必要的知识，特别是他对各种武器的理解非常透彻。他绝对适合在前线部队的参谋部任职。”⁽¹¹⁾第2皇家巴伐利亚军军长施特滕（Otto von Stetten）也在6月明确表示赞同师里的荐语。

摄于1917年，参谋军官凯塞林（左）与同僚在工作中。

凯塞林于1917年11月24日被调往东线的第2巴伐利亚后备师师部，接受参谋军官训练的同时，还在杜纳（Duna）参与了与苏联签署停战协议的谈判，这是他唯一的一次东线任职。与苏维埃士兵委员会代表的接触，给他留下了难忘的“恶劣印象”——他认为苏军士兵非常粗鲁，对军官不够恭敬。当然，他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对方是由士兵委员会出面谈判，也无法想象官兵平等的真正含义。转年1月4日，凯塞林回到西线的巴伐利亚第2军军部任参谋，4月15日，他又被调回第3军继续担任参谋，一直任职到一战结束，甚至停战后还负责该军的遣散复员工作。1918年8月，第3军军长格布萨特尔（Ludwig von Gebsattel）在称赞凯塞林“众所周知的组织能力”时，进一步指出：“……尽管参谋军官凯塞林的战术才能尚未得到实战的充分检验，但鉴于他在准备一次大攻势时所做的参谋和准备工作，他有资格成为一个师的首席作战参谋。”⁽¹²⁾不过，军长在考评的最后又加了一句：“由于缺乏足够的前线经历，应在不远的将来派他去一个营指挥一段时间。”⁽¹²⁾

凯塞林战后忆称，自己在一战停战后曾一度萌生了另谋职业的想法，甚至还与妻子一起拿着报纸满大街找工作，只不过由于上级的坚持和挽留，他才留在巴伐利亚第3军军部负责复员安置工作。大约在此期间，由于见解上的差异，凯塞林与负责监督复员安置的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不仅“言行不谨”，还拒绝执行自认为毫无意义的命令。这件事致使凯塞林被短期关进囚笼，对其军旅生涯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凯塞林曾说这段经历比1947年的受审“还令他感到屈辱”。第3军参谋长当时曾写道：“……凯塞林在这一特定事件中表现得顽固，未能展现出必要的慎重。他一旦形成某种认识，就会顽固地坚持，结果导致灵活性不足，常常对工作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¹³⁾时任第3军军长策尔纳（Eugen Ritter von Zoellner）在1919年8月14日的总评中写道：“……凯塞林是一位具有出色的业务技能和上进心的优秀军官，但由于长期在参谋岗位任职，他养成了高估自己的习惯，有时不能认识到部队为执行上级命令必须克服重重困难。”这位将军相信，让凯塞林下连当连长将为他带来莫大的好处。“等充分证明了自己后，应把凯塞林调回参谋本部。”由于这一考语，凯塞林在1920年2月成为第24炮兵团的一名连长，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放逐”。尽管军旅生涯出现了危机，但他并未消沉，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克服缺陷，也把此番经历作为证明自己的机会。1922年10月1日，凯塞林接到了去帝国国防部报到的命令。

曾有史家这样总结过凯塞林到此刻为止的军旅生涯：“……年约35岁的凯塞林正展示着几十年后将成为其个性标志的一些特质。那个平庸内向的学生已成长为出色的军人。他勤奋、自律，同时还是个举止不凡的热诚之人，当然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也间或表现出一种夸张的自信。作为炮兵，他对合成武器有着深刻的理解，也是一名出色的组织者，但他还是典型的参谋军官，很少目睹或亲历前线的单调乏味与冷血无情——而正是这种经历把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推向了左或右的极端。充斥着中产阶级的巴伐利亚陆军的‘民主化倾向’，也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一位了解他的意大利观察者后来曾说，‘受过良好教养的巴伐利亚人凯塞林有着令人愉悦的行为举止，既没有他的普鲁士同僚那种令人齿冷的傲慢，也没有隆美尔那种粗鄙的自吹自擂……’这位观察者还认为凯塞林热心于追逐军旅职业的攀升——20世纪20年代，凯塞林已跻身于德国军事精英的群体，与勃劳希契、勃洛姆堡、塞克特、阿尼姆、施珀内克和约德尔等都建立了密切关系……”⁽¹⁴⁾

凯塞林上尉作为“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少数军官，被战后国防军的唯一权威塞克特召到国防部任职。从1922至1929年的7年里，凯塞林在“军队办公室”以及国防部的各种职位上获得了宝贵的经验。1924年4月，他在“陆军训练总监部”任职时，部长就是后来任希特勒首任国防部长的勃洛姆堡。1925年2月1日，担任上尉长达9年的凯塞林晋升为少校，10月1日，又被塞克特任命为自己的首席参谋军官。凯塞林战后曾回忆说，在塞克特身边的日子是自己军旅生涯中最关键、最值得回忆的经历。他对精明能干的塞克特评价极高，而他自己也凭借才华和能力成为后者最信赖的少数军官之一。凯塞林从塞克特那里学到了对待下属的方式——毫不留情地要求下属全力以赴，但一旦任务明确，便放手让下属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除偶尔在讨论中旁听和指点一二外，基本不干预下属的工作进程。凯塞林战后还不无骄傲地声称，他的办公室就是参谋本部的例会场所，塞克特会时不时地坐在角落里旁听军官们激烈辩论，偶尔也根据自己宽广深厚的经验，给出一些高明的指点和评论。⁽¹⁵⁾

1926年9月末，塞克特因允许逊位德皇的长孙参加秋演，被指责为试图帮助霍亨索伦王室复辟而被迫辞职。10月9日，他向凯塞林等军官发表了告别演说：“……我向你们、所有同志和国防部同仁致以最诚挚的祝愿……我衷心希望，当你们有朝一日离开这里时，也能带着我今天的这种感激和信心离去。屋外的世界正被金秋渲染得光彩夺目、华美无比，这正是离开的好时候。我能以最真挚的感激之情，回首我的军旅生涯中明媚的春天和丰实的夏天。秋天到来时，我看到了自己的辛勤耕耘结出的果实——年轻的军队。今天，我满怀自信地放下工作。先生们，我想对你们说：‘当严冬笼罩着幼苗之时，越过坟墓——前进！’”⁽¹⁶⁾（最后一句为歌德的诗句，塞克特非常喜爱这句话，在数日后向国防军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中仍以此结尾）

摄于1928年，帝国国防军部的参谋军官凯塞林少校。

不知是否受到塞克特去职的影响，凯塞林也在这个10月离开参谋本部，调至直属陆军总司令的“陆军总务局”（Allgemeines Heeresamt，这个名字直到1934年才被正式启用）。这是负责征兵动员、组织训练、研究开发和军事设施建设的重要部门，凯塞林在这里充分磨砺了自己的行政管理和组织能力：他被委任为“陆军节俭委员会”主任，负责减员增效和精简开支；他处理预算、后勤和法律事务，对国际法方面也有所涉猎；他主持制定了整套的武器采购程序——从参谋本部提出要求到厂商竞标，从设计研发和样机问世，到军方接受和拟定投产合同，再到列装部队等，这套程序一直使用到二战结束。

1929年4月，凯塞林来到慕尼黑第7军区（即第7步兵师）担任首席作战参谋。次年2月，他晋升为中校，并于当年8月被调至陆军人事局工作。至此，他在陆军总司令直属的所有重要部门（参谋本部、总务局和人事局）都有或长或短的历练，这种完整的履历在德军中恐怕算得上凤毛麟角。1932年2月，凯塞林再次被调往基层部队任职，担任第4步兵师第4炮兵团3营营长。当年10月，凯塞林晋升为上校，这是他在陆军取得的最高军衔，因为其军旅生涯即将发生一次重大转折。

新空军奠基人·航空队指挥官·越级晋升元帅

1933年1月底希特勒上台后，立即把加快军备重整，尤其是发展空军和装甲部队作为军事领域的国策。凯塞林在当年9月准备重返国防部工作时，意外地得知自己将从陆军退役，而后以平民身份调入帝国航空部。他这时的感受肯定是复杂的，他刚完成了炮兵团长的任期，很有希望晋为少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戈林正竭力把空军建成与陆军和海军平起平坐的独立军种，这个新军种当然能提供比陆军多得多的晋升机会。凯塞林在回忆录中称自己对到空军任职并不特别兴奋。恐怕他只说出了真相的一半，后来他曾坦言：“……作为德国空军的一员，我们在总司令大权的庇护下，得到了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内的所有阶层令人愉悦的尊敬。”⁽¹⁷⁾

凯塞林在参谋本部时，曾在塞克特领导下主持过一些与空军相关的秘密试验，包括1923至1924年在苏联境内秘密建立飞行员训练基地等。有史家称，塞克特亲手遴选的大约60名参谋军官是“参谋本部培养出的最精致的产品”，而凯塞林和韦弗（Walter Wever）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佼佼者——这两人处事老练、举止有度、能力过人，塞克特离职前就认为他们两人将是创建未来空军的不二人选。1933年10月1日，韦弗和凯塞林等四名参谋本部军官被调到航空部，前者不久后成为首任空军参谋长，凯塞林则担任了行政总管。凯塞林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在新空军的组建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他负责预算和诸多行政后勤事务，此外，建立机场、军营、飞行员训练和战机生产等也在其职权范围内。不过，繁忙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半年后，凯塞林晋升为少将，两年后又成为中将。

1936年6月3日，韦弗中将因飞机失事身亡，凯塞林被戈林任命为继任参谋长。有后人曾指出，空军参谋长凯塞林以自己的影响力“解决了”德国空军在战略和战术上的争论。韦弗生前曾与一些将领认为，空军应着力成为拥有远程轰炸能力的战略空军，而凯塞林觉得空军应朝着能密切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术空军发展，应该重点生产和列装Ju-87等既能实施精确打击，又相对廉价的战机，而不是韦弗等主张的技术复杂、成本高昂的战机。有后人称，炮兵出身的凯塞林“扼杀了”韦弗建立“战略性轰炸力量”的企图，是“对二战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重大决策失误，他和戈林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¹⁸⁾这或许是一种误解，近年的研究表明，韦弗在丧生前的1936年5月即已决定，把生产重点从四发重型轰炸机转移到双发中型轰炸机上。他认为这些速度更快、能更经济地大规模生产的中型轰炸机，足以满足作战需要和支援陆军的角色。⁽¹⁹⁾韦弗的意外身亡使他没有来得及在决议上签字画押，“不幸的差事”落在了凯塞林头上——1937年4月29日，凯塞林在戈林的支持下，取消了“容克斯”Ju-89和“道尼尔”Do-19等四发重型轰炸机的生产计划。⁽²⁰⁾

德国卡通画家于1935年所绘的漫画，反映的是新空军行政总管凯塞林繁忙的一天。

据信摄于1937年的某次演习期间，右一为凯塞林，右二为时任航空部常务副部长（国务秘书）的米尔希。两者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凯塞林在任内还理顺了参谋长与空军总司令的关系。由于戈林身兼总司令和航空部部长，其副手、航空部国务秘书米尔希认为自己才是凯塞林的顶头上司。凯塞林对此并不买账，试图游说戈林限制权势日大的米尔希，双方随即发生了一系列严重冲突。当米尔希任命乌德特担任首席技术军官，借此把战机研发和生产的领导权从凯塞林的领地里夺走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凯塞林战后曾说，由于不愿意在与米尔希的冲突上浪费时间，同时也为了避免分裂，他请戈林解除自己的职务并允其退役。戈林批准了辞呈，但拒绝让凯塞林退役，反而在1937年6月1日晋升他为航空兵将军，令其出任空军第3军区指挥官。戈林还暗示自己将寻机剪除米尔希过于丰满的羽翼。凯塞林辞职的次日，空军便发布命令，在限制各级官员权限的同时，正式确立了参谋长向总司令直接负责的制度。应该说，凯塞林在与米尔希的争斗中并未处于下风，他的空军军区涵盖包括柏林在内的西里西亚、萨克森和中部的广大区域，无论如何都很重要。

1938年4月，凯塞林成为空军第1集群指挥官。他十分熟悉陆军和空军的作战理论与战术，对于空军在支援地面战事中的角色也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又是个天分很高的领导者，乐于接受新的观念和技术，并主动寻求适应新环境。他为树立权威并赢得新一代飞行员的尊重，早在1933年就学会了驾驶飞机，还经常笑容可掬地飞到各机场和联队嘘寒问暖，在空军官兵的眼中，凯塞林无疑是他们的“自己人”。

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爆发前夕，空军第1集群升格为第1航空队（拥有1105架各型战机），除了保护柏林和消灭波兰空军外，凯塞林的任务主要是支援博克上将的北方集团军群。为此，他的航空队将在摧毁对手的空军和地面支撑体系后，迅速转入近距离地面支援角色。不过，德军最初两日的作战并未完全实现目标，主要原因是波军把战机从脆弱的前沿机场都转移到了后方——德方于9月3日即宣称波兰空军已不复存在。实际上，波军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在9月16日前，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地面德军的打击和骚扰。虽然早早取得了制空权，但德国空军付出的代价也可谓不菲——3周内就有285架战机被摧毁，279架战机无法修复。凯塞林在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中表现不俗，他经常驾机与战斗机编队一起飞到敌后，有时评估对手的抵抗能力，有时了解作战联队的表现，有时纯粹是去给官兵们加油打气。凯塞林高度重视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他曾在回忆录中说：“……我并非博克的下级，但在地面战术的所有问题上，我都自愿服从他的命令。”这种密切配合自然是凯塞林推动战术空军的真实写照，也是其作战思想的一大标志，收获的显著战果更为他在9月30日赢得了一枚珍贵的骑士勋章。

波兰战役后，凯塞林曾留在波兰负责建立“帝国新版图”的防空体系，但很快又在1940年初调往西线，从费尔米（Hellmuth Felmy）手中接过了第2航空队的指挥权——费尔米将军及其参谋长卡姆胡伯上校刚因一起泄密事件被解职，这使凯塞林又有机会在即将到来的法国战役中为博克提供支援，同时，再次证明自己执行地空协同的闪电战的能力。5月10日，凯塞林航空队下辖第4和第8航空军、第2防空军和第2“特种任务”航空军（即施图登特的空降部队），拥有1836架战机，其中1285架可参战。⁽²¹⁾博克的B集团军群在法国战役中负责进攻比利时和荷兰，着眼于将英法盟军吸引至侧翼，为从阿登山区突破的A集团军群包围对手创造条件。由于空降部队将以伞降、滑翔和机降等方式，提前夺取B集团军群装甲矛头进军道路上的机场、要塞、桥梁和十字路口，所以凯塞林比在波兰战役时更多地参与了地面战事的计划，面对的也是一项规模空前的任务。许多在现在看来普通不过的问题，比如在保持突然性的同时准确地把空降力量分批次安全运往战场，就当时而言都是先驱性的工作，世界各国都没有大规模使用空降部队的经验，就连德军自己也从未在演习中尝试过。凯塞林不仅要计划和协调空降作战，还要负责夺取制空权的空战，并为装甲矛头提供近距离支援，所有这些任务都绝非易事。他很担心地面部队不能及时与空降部队建立联系，缺乏重武器的伞兵夺取要塞或桥头堡后，如果没有跟进部队的支援，根本无力抵挡坦克和重炮的反击，只能束手就擒或被全歼。为此，他向博克及其军师长们反复强调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凯塞林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后来的战事发展证明了其先见之明，只不过，协同作战中的失误和不足都被德军闪电战大胜的光环所遮掩了。

摄于1939年的波兰，第1航空队指挥官、航空兵将军凯塞林向元首行礼和汇报。希特勒和凯塞林之间的是此时仍默默无闻的元首卫队营指挥官隆美尔少将。

摄于1940年3月，从左至右为米尔希、里希特霍芬、凯塞林和戈林。

摄于1940年上半年，凯塞林视察第1驱逐机联队1大队的驻地基施赫伦（Kisschhellen）。左一为大队长法尔克（Wolfgang Falck）上尉，他很快被任命为第1夜间战斗机联队联队长。背景中的战机是法尔克的Bf-110C双发战斗机。

战事发起后，装甲矛头的锐利大大超出了希特勒的预期，他时不时地在大胆突进和犹豫不决间摇摆，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世人皆知的盟军敦刻尔克大撤退。出于种种原因，希特勒命令装甲部队止步，把消灭敦刻尔克盟军的重任交给了戈林，戈林则将这个检验空军能否独自消灭地面部队的任务交给了凯塞林。凯塞林曾表示反对，他倒不是觉得地面部队比航空兵更适于完成这种任务，而是因为他的航空队战损非常严重（如第4航空军可投入的战机只有2周前的50％至60％），飞行员们也相当疲惫，除第8航空军以法国康布雷—圣康坦为基地外，其余的单位都部署在本土西部，距离敦刻尔克较远。此外，英国皇家空军仍在坚持不懈地向德军进攻。凯塞林明知不可能，还是以其惯常的服从作风竭尽全力——5月26日至29日间，第2航空队向敦刻尔克港口、码头和海军目标发动了连串攻击，30日，因天气恶劣休战一日，从31日起，又收拾“余勇”，重点攻击盟军集结地和登船处。不过，天不灭英法盟军，持续的糟糕天气限制了凯塞林集中使用战机的能力，30余万盟军陆续撤离了敦刻尔克，不知留给德国的陆军将领们多少遗憾和叹息，又使“戈林的空军”遭到了多少指责和嘲讽！

仅就军事而言，40天里将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打得丢盔卸甲、举手投降，不能不说是一次辉煌大胜。1940年7月19日，9位陆军上将和3位空军将领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跻身其间的凯塞林尤为引人注目，因为他是以航空兵将军军衔，越过上将后直升元帅的！论功行赏本无可非议，但显然没有人能比希特勒更了解如何维持将领们的忠诚。有德国史家在2000年曾针对凯塞林的这一撮升发表评论：“……相较于对贵族将领们的态度，希特勒格外尊重中下阶层出身的巴伐利亚人，他在赞赏这一群体在技术上的卓越绩效的同时，特别欣赏他们那几乎变成谄媚的、行尸走肉般的服从。”⁽²²⁾虽然这位史家使用了可以理解的词汇，但在1940年7月，凯塞林无疑展示出他不仅有能力细致周到地计划和执行空降作战，也能高效地协调近距离支援和夺取制空权。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充满勇气、乐观且称职能干的指挥官，非常适应他所参加的进攻作战。

摄于1940年7月，新科元帅凯塞林在自己的侦察/联络飞机前。

摄于1940年夏，凯塞林元帅与第76驱逐机联队（ZG-76）的2名指挥官交谈，从他严肃的表情来看，似乎是不列颠空战的惨重损失引起了他的忧虑。

摄于1940年9月的不列颠空战期间，地点是凯塞林第2航空队位于白鼻角（Cape Blanc Nez）圣山（Holy Mountain）的总部。从左至右依次为凯塞林、第4航空队指挥官勒尔（Alexander Loehr）、戈林和第2航空军指挥官勒尔策（Bruno Loerzer）。

摄于1940年9月，第2航空队位于白鼻角圣山的总部，凯塞林正在指挥调遣。

摄于1940年9月，第2航空队位于白鼻角圣山的总部，从左至右依次为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凯塞林、第2航空队参谋长施派德尔（Wilhelm Speidel）和第2航空军指挥官勒尔策。

摄于1940年9月或10月，凯塞林陪同戈林视察部队。

法国战役后，凯塞林航空队移驻法国西北部、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准备参加不列颠战役。德国空军进攻英国的战机约有2800架，除挪威的第5航空队仅有190架外，其余的2600余架战机大约都被凯塞林的第2航空队和施佩勒（Hugo Sperrle）的第3航空队平分了。在总体战略上，凯塞林为保持无敌的神话，避免遭受过大的损失，主张在地中海区域打击英帝国的海外领地，而施佩勒则力主打击英国的港口和运输线。结果，戈林和希特勒更青睐施佩勒的方案。凯塞林虽有所保留，但一旦决议形成，他还是以高于他人的热情全力以赴。在攻击重点上，施佩勒要求通过轰炸来铲除对手的防空体系，凯塞林则主张直接攻击伦敦——或以轰炸迫使英国屈服，或诱使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进行决战。戈林对两员主将的分歧没有明确意见，他的全部要求就是“以闪电战方式在5天内占据空中优势，13天里夺得制空权”。

不列颠空战的初始阶段从7月10日延续到8月8日，凯塞林手下的斯图卡轰炸机联队向英吉利海峡中的船只发起了多轮攻击，战斗机部队也与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激烈的格斗。一旦封锁英吉利海峡的任务完成，德军准备于“鹰日”发起夺取制空权的攻势，凯塞林航空队为此集中了西线最多的战机（超过1600架，其中战斗机764架、轰炸机821架），但8月13日的恶劣天气挫败了凯塞林精心准备的攻击计划。此后一周里，德军损失了358架战机（另有102架受损），斯图卡轰炸机的损失尤为惨重，不得不陆续退出战场，双发重型战斗机（被戈林称为“铁甲军”的驱逐机）部队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得不减少参战单位的数量。8月19日，戈林命令施佩勒把他的多数单发战斗机移交给凯塞林，第3航空队改为进行夜间轰炸，凯塞林航空队则承担绝大多数的攻击任务，他也根据戈林的严令，要求下属战斗机单位必须为轰炸机进行捆绑式护航。从8月24日起，不列颠空战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凯塞林试图集中力量消灭皇家空军战斗机部队，同时对英军机场进行了反复轰炸。虽然凯塞林强有力的领导造成了英方难以忍受的战损，尤其是战机和飞行员损失的速度远远快于补充的速度，但顽强的皇家空军并没有屈服，英国政府和人民也没有被无休止的狂轰滥炸所吓倒。8月24日至9月6日间，英军有295架战斗机被摧毁，另有171架受重创。⁽²³⁾英方的损失固然惨重，但德方在8月末的评估显然也高得离谱——有情报称“从8月8日起，已有1115架英军战斗机被击毁”。⁽²⁴⁾这一完全不符事实的报告遭到了施佩尔的驳斥，但被乐观的凯塞林所轻信，他还信心满满地表示“英国佬基本上没剩下什么战机了，最近只是由于糟糕的天气，才使我的轰炸机未能实现目标”！⁽²⁴⁾由于轻信对手“只剩150至300架战斗机”，凯塞林于9月3日建议戈林开始攻击伦敦，进而诱出英军战斗机部队进行最后的决战。袭击伦敦的命令于9月5日正式下达，德军625架轰炸机在648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于7日空袭了伦敦，但出乎意料地遭到了强力阻击和抵抗。9月15日这一天，凯塞林航空队又有56架战机未能返回基地。⁽²⁵⁾

美国记者英格索尔（Ralph Ingersoll）曾在1940年11月探访过满目疮痍的伦敦，之后他在所著的一本书中写道：“……经历过这场空战的绝大多数英军将领都相信，在（9月15日）之后的5天里，如果希特勒和戈林有勇气，也有资源付出每天损失200架战机的代价，那么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拯救伦敦。”⁽²⁶⁾但是，纳粹领袖们并没有可供挥霍的资本——1940年7月至9月间，德国空军被摧毁和受重创的战机已分别高达1636架和697架！⁽²⁷⁾

戈林消灭英国皇家空军的意图并没有在秋季到来时实现，对手仍在不屈不挠地抵抗，希特勒也似乎失去了耐心，不过他还想再观察一些时日——他希冀凯塞林对英国城镇的轰炸能摧毁丘吉尔和英国人民的意志。但是，这一奢望也很快落空。当德军的损失高到难以为继的程度时，英国还没有屈服的迹象，希特勒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进攻英伦三岛的计划也被束之高阁。尽管凯塞林的航空队里出现了莫尔德斯和加兰德这样的王牌，飞行员们在空战中也取得过惊人的战绩，但他还是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事实上，正如多数史家战后承认的那样，德国空军并没有足够的优势消灭英国皇家空军。如果凯塞林能将己方在战机的数量和质量、飞行员的战术能力和经验等方面的微弱优势转化成决定性胜利，击败英国皇家空军这个“前所未见的、最强悍的对手”（加兰德语），无疑将是世界空战史上最了不起的奇迹。

“荣耀的军需总长”：从苏德战场到地中海

不列颠空战未能达到令英国臣服的目的自然是德国空军的一大失败，但凯塞林战后还嘴硬地表示自己并没有被击败，只不过是由于其航空队为准备苏德战争调往波兰，才造成了无法继续进攻。这显然与史实不符，虽然凯塞林早就知道希特勒侵苏的意图（1940年12月，他即积极参与了“巴巴罗萨”作战的计划工作），但出于欺骗的需要，以及新机场直到1941年6月才能投入使用，他的第2航空队在1941年5月前一直都在西线，并非如他所言的那样“因被调往波兰致使进攻中断”。不过，他承认确实存在重大战略失误，即德国空军纯粹是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术空军，而征服英国需要不同类型的轰炸机和武器。1942年，当希特勒决定仅靠空军摧毁马耳他岛时，凯塞林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表示过反对。但是，他又忘记了，正是他和戈林在1937年下令中止了远程重型轰炸机的研发生产。

苏德战争中，凯塞林再次负责为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提供支援。在任何战事前都流露着乐观情绪的凯塞林，毫不怀疑侵苏行动在军事上是否明智、在道德上有无不妥，倒是对博克在战前会议上表现出的颓丧感到烦心——用不了多久他就明白了困扰博克的原因：苏联巨大的版图、众多的人口、被严重低估的战争工业产能、军民坚定的抵抗意志，以及地面部队长驱直入后面对的补给困难，甚至是初期大胜后宏观战略的缺失等等。1941年6月22日，德军4个航空队向苏联空军发起了毁灭性打击，首波参战的1280架战机，在最初18个小时内就摧毁了2000架以上的敌机，而自身的损失仅是区区35架！⁽²⁸⁾仅凯塞林的航空队在6月28日时就声称摧毁了1570架敌机。尽管摧毁苏联空军和发动机制造厂的任务远未完成，凯塞林还是很快把重点转移到为博克提供支援，特别是保护装甲矛头的两翼——他在战后曾说：“我指示我的航空兵和高射炮将领把陆军的愿望视为我的命令！”

最初数周的战况似乎预示苏联这艘巨舰即将沉没。随着德军向列宁格勒接近地、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和基辅等方向的高速推进，凯塞林手下的轰炸机甚至已开始轰炸莫斯科。取得制空权后，德军侦察机随心所欲地飞往敌后侦察，无需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则频频光临苏联城市的上空，而战斗机除了搜索仅存的苏军战机外，也向地面目标进行肆意的扫射。凯塞林的乐观情绪更加高涨了，他不知疲倦地召开各种作战会议，也频频驾机出现在前线机场，以他的笑容和富有感染力的言谈为飞行员们加油鼓劲。凯塞林的丰富经验在东线之初发挥过重大作用，与博克的地空协同作战也日臻完善，中央集团军群前4个月的大胜中自然少不了凯塞林的功劳。当7月的明斯克、8月的斯摩棱斯克和10月的维亚济马—布良斯克三大围歼战终结之时，130万被俘苏军除了痛恨神出鬼没的德军坦克外，一定也难以忘记那些斯图卡的尖利叫声和战斗机的冷血扫射。

1941年9月30日，德军声称已摧毁14500架苏军战机（其中约5000架毁于空战），而己方的同期损失是1603架被毁、1028架受损。⁽²⁹⁾德军这时发起了扑向莫斯科的“台风作战”，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为此得到了显著加强，东线的多数装甲部队都被调至中央战场，负责支援博克的仍是凯塞林第2航空队，除了第8航空军从列宁格勒方向回归中路，凯塞林还得到了第4航空队的部分联队，以及来自西欧的JG-3和JG-52第1大队等。不过，经过3个月的苦战，德国空军的实力已被大大削弱。6月22日时，凯塞林拥有1200余架战机，到10月初时，他得到增援后也只拥有549架战机，其中158架是轰炸机。⁽²⁹⁾德军的攻势在10月的前半个月里进展得异常顺利，凯塞林航空队在协助包围苏军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作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还在剿灭维亚济马包围圈北半部的作战中扮演了主角。不过，随着深秋的到来，时断时续的细雨经常演变成瓢泼大雨，一天下来便把尘土飞扬的破路翻腾成泥淖的世界，勉力前突的装甲部队常被泥泞所困，它们的补给线也经常被完全切断。当降雪不期而至时，在阴风湿冷中瑟瑟发抖的官兵，再也没有心思谈论似乎近在咫尺的莫斯科。凯塞林航空队也面临着诸多困难，除进行重要的侦察和拦截作战外，他还需要负责空运补给，甚至还要继续进行实际价值有限的轰炸莫斯科的行动——自然，莫斯科上空的敌方战机和高射炮会令他想起一年前的伦敦。雨雪交替的天气最终令德军的地面攻势完全停顿，而飞行员和战机更是没有做好应对严冬的准备——飞行员精疲力竭，简易机场难以使用，战机无法升空，维护保养异常困难，零部件频频短缺，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战斗机和轰炸机甚至都拒绝发动。

摄于1941年7月的东线某地，凯塞林正在视察JG-53第3大队。右一是大队长维尔克（Wolf-Dietrich Wilcke）上尉。

摄于1941年夏，据说由凯塞林本人拍摄，是苏军某机场被德军轰炸时的场景。

摄于1941年8月9日，凯塞林为JG-53第3大队的2名飞行员颁授骑士勋章后的合影。左一为施密特少尉（Erich Schmidt，第3大队当时的头号王牌，8月31日被高炮击落后失踪），右二是大队长维尔克上尉（当日以25次击坠获骑士勋章，1944年3月23日死于JG-3联队长任上，最终战绩162胜），右一为施拉姆少尉（Herbert Schramm，当日也以25次击坠获颁骑士勋章，1943年12月1日丧生前的总战绩是42胜）。

摄于1941年夏，凯塞林与身份不详的军官交谈，背景是2架Ju-52运输机。

摄于1941年初秋，凯塞林驾驶Fw-189侦察机飞行在东线上空。

摄于1941年10月初的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围歼战期间，凯塞林与第4装甲集群指挥官霍普纳（Erich Hoepner）上将晤谈后离开后者的总部。手举权杖者是凯塞林，他的身后是霍普纳。

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凯塞林正在检阅一支高射炮部队。

不过，命中注定凯塞林不会在东线停留过久——1941年11月28日，他被希特勒任命为南线总司令，重要任务之一是为北非的隆美尔提供空中支援和后勤保障。希特勒之所以选择凯塞林，可能是因为后者到1941年秋时已经声名赫赫，而希特勒一向不喜欢那些贵族做派十足的普鲁士将领；另一个原因或许是，相较于陆军和海军而言，空军是“最纳粹化的军种”。英军准将比德韦尔（Belford Bidwell）战后曾评论说：“……如果说一个杰出人物的标志是凭借纯粹的智力就能应对新问题——不管是战争问题，还是管理或政治问题，而他之前又没有相关的经验或受过专门的教育——那么，凯塞林就是这样一个人，尽管就他的情形而言，‘常识’和‘理性’可能是更恰当的用语。”⁽³⁰⁾凯塞林有能力评估各种可能性并抓住事物的要害，在外交和政治活动中也善于妥协，但他的高职实际上相当尴尬。希特勒本打算让他负责地中海战场的所有德意部队，但在满腹狐疑的墨索里尼和卡瓦莱罗（Ugo Cavallero，意军总参谋长）面前，这个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为合作起见，德意双方达成协议，意军最高统帅部继续统管所有轴心国部队，但没有凯塞林的认可，意方不会下达任何重大作战指令。凯塞林的直接责任是确保隆美尔的补给和空中支援，他有权指挥海、空军力量，但对最重要的非洲军没有直接管辖权，隆美尔名义上隶属于非洲意军总司令巴斯蒂科（Ettore Bastico）元帅，而后者又听命于意军最高统帅部。

当凯塞林与隆美尔12月16日第一次见面时，由于许多油轮都被马耳他岛的英军击沉，甚至没有1艘能够溜到北非海岸，为补给发愁的隆美尔没有情绪迎接笑意盈盈的凯塞林，尤其是后者要讨论的还是与意军合作的烦心事。隆美尔不顾凯塞林和卡瓦莱罗的反对，执意将非洲军撤至班加西，撤退过程中空军还帮了倒忙，使非洲军与空军、隆美尔与凯塞林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显得颇不和谐。见面时，凯塞林兴高采烈地对隆美尔说，空军反复轰炸了追击的英军，但他的话音刚落，隆美尔的手下就报告称非洲军遭到了德国空军的攻击！尴尬的凯塞林表示一定严查到底，但双方已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更糟的是，隆美尔在圣诞前收到了几十辆坦克和一批补给，马上在12月26日和29日发起两次反攻，这两次成功的反击根本没有空军参与，甚至事先都未知会凯塞林！凯塞林的愤懑可想而知，但他在回忆录中却写道：“如果不是我的空军将士们将危险置之度外，隆美尔的部队甚至无法止住败退。”这显然也是不实之词，最多只能算是他对空军的不遗余力的维护。

希特勒希望组织天才凯塞林能有力地协调德意军队的联合作战，在鼓舞意军士气的同时，促使意方在北非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凯塞林心目中的重中之重，还是确保隆美尔获得足够的补给。而马耳他岛的英国皇家海军和空军部队，实为北非战事能否成功的关键性障碍。凯塞林到罗马赴任南线总司令前，希特勒曾要求他以第2航空队之力从空中铲除马耳他，但凯塞林并不赞同，他认为仅靠空军无法彻底消除马耳他岛的威胁，必须借重地面部队一举夺岛。希特勒和戈林显然没有从1940年的敦刻尔克、1941年全年轰炸马耳他的战事中汲取教训，他们并不重视凯塞林的意见，只是简单地要求他服从命令。凯塞林从12月31日起投入驻西西里岛的第10航空军，全力轰炸马耳他岛的英国海空军基地。1942年初，随着第2航空军从东线回归凯塞林麾下，加上原有的第10航空军和意大利空军，轴心国的空中力量得到了加强，德意海军也根据凯塞林的命令积极行动，U艇部队相应增加了在地中海的攻击活动，英军对轴心国补给线的威胁暂时得到了缓解。隆美尔与凯塞林的紧张关系也随着一系列的成功有所缓和。1942年1月4日，隆美尔在日记中写道：“……凯塞林今天又来看我。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次日，隆美尔又称：“我们这里正逐渐得到更多的物资，他（凯塞林）确实打掉了马耳他的锐气。”⁽³¹⁾在地中海和煦微风的吹拂下，凯塞林一度紧锁的眉头舒展了，招牌式的微笑又时常挂在脸上了。

摄于1941年底，可能是凯塞林抵达北非后拍下的首批照片之一。图中他正在视察StG-2（第2俯冲轰炸机联队）第2大队位于特米姆尔（Tmiml）的基地。左为该大队的2名军官，右一是第10航空军指挥官盖斯勒。

摄于1941年底，凯塞林（右二）与隆美尔（右一）见面的情形。

先后为隆美尔、凯塞林和伦德施泰特担任过参谋长的韦斯特法尔将军曾写道：“……在支援地面部队方面，没有任何一位空军指挥官能比凯塞林做得更多更好。他所掌握的资源常常有限，还要被迫分散使用。每当非洲上空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总能在沙漠中看到他。无论是来自天气的威胁，还是来自敌方的威胁，都不能阻止他不断地飞往非洲，前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或在必要时协商解决德意双方冲突的要求。他与隆美尔一样，不介意自己的安危。他在敌军威胁到的区域内飞过200次，所驾驶的施托希侦察机至少被击落过5次。”⁽³²⁾韦斯特法尔的描述，不仅生动刻画了凯塞林为纳粹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奔波，也反映出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大局观和心胸。

1942年初，凯塞林继续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强调占领马耳他岛的必要性。他打算先以第2航空队的持续轰炸摧毁岛上的防御体系，而后进行登陆作战。3月至4月，第2航空队进行的集中轰炸的确有效地摧毁了港口设施，驻岛英军的战斗机力量被削弱到只剩数架战机，皇家海军的水面舰艇4月初被迫撤离，第10潜艇支队也在4月中旬匆匆离去。4月11日，凯塞林宣布轰炸作战取得了良好效果——他的本意是告诉摇摆不定的上司、海军将领和意大利盟友，现在展开登陆作战将会简单得多，但正是他自己的成功和乐观评估，造成夺岛计划在元首眼中显得不再具有紧迫性。希特勒对克里特岛空降作战的高昂代价一直耿耿于怀，因而对马耳他岛的类似作战一样心存疑虑。4月29日，希特勒决定先集中资源支持隆美尔的托布鲁克攻势，之后再进攻马耳他岛。与会的凯塞林曾据理力争，但最后只得接受这个妥协的方案。

隆美尔在6月21日征服了托布鲁克，凭此战功成为家喻户晓的德国英雄和最年轻的元帅。按照2个月前达成的共识，隆美尔这时应停止推进，以便凯塞林集中海、空军攻克马耳他，从而一劳永逸地拔除补给线路上的芒刺。但隆美尔为眼前的大胜所蛊惑，站在埃及边境的他执意要去追求更大的成功，他的目标不止是苏伊士运河和中东，甚至还包括遥远的高加索！隆美尔背着凯塞林要求希特勒批准立即进攻开罗的计划，希特勒似乎也忘记了向凯塞林许下的承诺。凯塞林并不甘心，6月26日在与隆美尔、卡瓦莱罗和巴斯蒂科面谈时，他曾以有力的证据力劝隆美尔改变心意，但后者还是拒绝了。凯塞林战后曾对此有感而发：“……1940年6月时，意大利人错过了夺取马耳他岛的大好时机，这将作为一个基本错误被载入史册……而德国拒绝修补这个大错，则是把地中海战场引向决定性不利态势的第二次战略失误。”⁽³³⁾随着英军迅速重建马耳他岛的设施和防御体系，凯塞林发现再想拔除眼中钉已大为不易（7月1日又对马耳他发起了空中攻势，但由于损失惨重，三周后取消作战），随后几个月里，为隆美尔维持补给的任务越来越困难，甚至几近于不可能——这就注定了凯塞林这个“军需总长”与隆美尔不可能有甜蜜的关系。

凯塞林对北非战略的认识与隆美尔不同，他认为轴心国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第三帝国的南翼，因而应在北非保存实力，采取机动灵活的攻击性防御策略。隆美尔曾豪言9天内抵达开罗，凯塞林当即大声反对，因为地面和空中补给线都会因拉伸得过长而一触即断。尽管史实证明凯塞林是正确的，但希特勒当时曾发来一封电报，声称隆美尔的攻势不关他这个南线总司令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隆美尔在阿拉姆哈尔法山脊受挫后，转而大谈空中力量的重要性和尽早撤离北非的必要性，甚至在1943年3月离开北非前，他就已经开始谈论撤至阿尔卑斯山的必要性。隆美尔无疑是个无与伦比的指挥官和军人，但正如史家欧文所言：“……由于年纪的增长、思想的成熟和加官进爵，助长了隆美尔令人讨厌的一面。他变得固执武断，对同僚和上司的劝告置若罔闻。此外，他鲁莽草率、傲慢无礼，对别人的指责和非议常常神经过敏。”⁽³⁴⁾凯塞林与隆美尔在性格上可谓两极，与后者的时常暴躁和抑郁相比，凯塞林总是面带微笑地乐观对待困难。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欣赏这种性格——曾与之共事的森格尔将军就相信凯塞林的乐观主义会妨碍他的客观判断：“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不能认定乐天派是特别强的人物，事实上他们几乎都不是这样的人，因为过于乐观使他们不能对局势有着清醒的感觉，也无法做出明智的判断。不过，对那种决意战斗至死、消灭任何其他思想的体制来说，他们倒是最好的代理人。对我们这些敏锐诚实，虽意识到失败无可避免但继续浴血疆场之人，历史将会做出怎样的评价？”⁽³⁵⁾撇开森格尔顾影自怜的矫情不说，他显然对凯塞林有时不合时宜的盲目乐观很为不满。凯塞林与隆美尔冲突的根源，可能还是他们在性格和经历上的差异。凯塞林承认隆美尔是个出色的将领，但把他归入杰出将领中层次最低的一档。他曾说后者是“没有参谋本部经历的那种类型的领导者”——当然，参谋本部出身的将领中，轻视隆美尔的并不只有凯塞林。

在凯塞林看来，对出身十分敏感的隆美尔，不仅缺乏与盟友及其他军兵种合作的必要能力，还几乎完全忽视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虽与隆美尔的矛盾和积怨不少，但凯塞林并非不讲大局之人，正如隆美尔自己承认的那样，“南线总司令从来都不是阴谋家”。他对隆美尔的态度总体上是钦佩，也带有真心关怀的情调，尤其是在1942年6月，当他目睹了隆美尔在托布鲁克的运筹决胜后，曾向后者表示过真心的祝贺和钦佩。凯塞林还曾在战场上临时承担起非洲军指挥官的角色（军长克鲁威尔当时失踪），令人惊讶地把自己置于隆美尔的控制下。凯塞林基本上不计较隆美尔对其权威的挑战和不恭，对隆美尔有看法并不代表着他会处处掣肘。1942年8月底9月初的阿拉姆哈尔法山脊之战中，隆美尔突然因绝望而准备撤退，凯塞林当时曾斩钉截铁地指斥说，这一撤退将“破坏元首伟大的战略部署”。凯塞林私下里认为，这时的隆美尔已变成悲观主义者，正以补给短缺为借口掩盖低落的士气。2个月后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打响时，凯塞林一直密切关注着战场态势，起初他仍然乐观，当隆美尔11月4日被严令禁止再撤时，凯塞林曾关切地出现在隆美尔身边。但是，一旦得悉己方只剩下22辆还能作战的坦克时，凯塞林意识到立足非洲的唯一机会完全取决于及时撤退，他立即建议隆美尔电告元首，同时承诺自己也将陈述实情。在非洲装甲集团军艰难的撤退中，屡伸援手、多次空运汽油和弹药的仍是凯塞林。

马耳他岛遭到德军狂轰滥炸后的景象。

摄于1942年春的贝希特斯加登乡间别墅。凯塞林、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凯特尔正在讨论夺取马耳他岛的“大力神”作战计划。

摄于1942年6月19日，凯塞林在北非视察，左一为第135高射炮团团长沃尔茨（Alwin Wolz）上校，右二是北非最著名的斯图卡飞行员、StG-3第1大队的巴尔根（Hans von Bargen）中尉。

摄于1942年，凯塞林到ZG-26第3大队视察时与官兵们交谈。

摄于1942年初夏，隆美尔与凯塞林正在大漠里交谈。

摄于1942年，凯塞林正在他人帮助下系好降落伞，准备搭乘旁边的Ju-87出发。

摄于1942年，凯塞林可能正向指挥官们了解后勤补给情况。

摄于1942年，凯塞林在与普通官兵交谈，身旁是魏赫霍尔德（Eberhold Weichhold）海军少将，后者是德国海军驻意大利海军司令部首席联络官。

1942年2月25日，凯塞林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7月18日，在非洲装甲集团军狂飙突进的高潮中，他又成为第15位双剑骑士。⁽³⁶⁾9月间，有传言说希特勒正考虑以凯塞林取代凯特尔担任最高统帅部副统帅（同时以第6集团军指挥官保卢斯取代约德尔任作战部长），但元首最后的结论是凯塞林和保卢斯都不能离开各自的岗位。这虽属传言，但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忠诚能干”的凯塞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分量。

1942年11月4日，遭受英军第8集团军的重创之后，非洲装甲集团军开始撤离阿拉曼和埃及。4天后，盟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成功登陆。凯塞林战后曾就此局面写道：“如果不能阻遏登陆盟军，非洲的德意军队将遭受完全损失。没有什么能阻挡英军第8集团军和登陆盟军的强大力量，更勿论他们还有着毫无争议的海空优势。进一步讲，这也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意味着盟军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就和平占领法属殖民地；盟军也将夺取一个跳板，使其于1943年初就能登陆西西里岛和意大利，这样，他们就有可能迫使意大利脱离轴心国阵营。”⁽³⁷⁾虽然这些言论都是事后回顾，但凯塞林当时面对截然不同的战略格局时，反应的确很快。希特勒于11月9日允许凯塞林“按他认为妥当的方式组织防御突尼斯桥头堡”，凯塞林迅速抓住机会，当天就派来1个战斗机大队和2个斯图卡大队。他的警卫营和伞兵5团各一部被空运至突尼斯后，于12日即占领了突尼斯城。凯塞林把地面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前非洲军军长内林，命令后者在突尼斯和比塞大建起桥头堡，而后尽可能远地向西扩展。两周内凯塞林就使内林麾下出现了25000名德意官兵，还说服最高统帅部向桥头堡增援第10装甲师、“赫尔曼·戈林师”和第334步兵师等。⁽³⁸⁾虽然援兵的全部到达尚需时日，但当一支小小的盟军坦克部队11月末突袭突尼斯城外15英里处的机场时，内林不仅下令放弃了麦得杰斯（Medjez el Bab），还在给凯塞林打电话时显得惊慌失措，致使后者立刻产生了换将的念头。12月8日，阿尼姆上将成为新组建的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除负责稳固防线和向西扩大桥头堡外，阿尼姆还负责为撤往利比亚和突尼斯边境的隆美尔集团军建立转圜的空间。

1943年1月，凯塞林获准将自己的总部转换成真正的三军司令部，有权节制德意占领区内的所有部队。由此，他也成为二战时期德军唯一的统帅海陆空三军的战区指挥官。但是，表面上统一的指挥权也难掩德意双方的分歧，隆美尔和阿尼姆这两个性格都很强悍的指挥官，也很快因资源、利益和策略问题发生了冲突。凯塞林战后曾说：“……至于隆美尔的独立行为应被视为政治上的特技表演，还是致命的不服从，我不准备发表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把隆美尔留在指挥岗位上的确是个错误。这么久以来，由于他的存在和他的作战行动造成的后果，完全不可能消除不和谐的因素。出于基本战略计划以及政治和战术方面的考量，意军和德军总部都不可能赞同他的想法。”⁽³⁹⁾不过，冲突也好，分歧也罢，凯塞林还是将所有努力都放在最后的立足地突尼斯桥头堡上。他预感盟军的作战重点是阻止隆美尔与阿尼姆的两个集团军连成一体。为此，他先知先觉般地派第21装甲师阻断了盟军的前进道路。1943年1月底，阿尼姆提出了代号“春风”的计划，准备以第10和第21装甲师为矛头，沿西北方向席卷从费德隘口直至丰杜克隘口的整条盟军防线。而隆美尔同时主张“晨风”（Morgenluft）作战，要求由他指挥第10、第21和第15装甲师以及意大利第131“半人马”（Centauro）装甲师，目的是从加夫萨（Gafsa）突破后重点打击美军第2军。两人的反击计划显然都是以自己为主、以对方为辅，凯塞林曾不断地调解分歧和进行安抚。双方交恶的主因是装甲部队的控制权，凯塞林最后拿出了折中方案——阿尼姆缩小作战目标，攻克西迪布济德（Sidi Bouzid）后立即将第21装甲师划拨给隆美尔。

2月14日，阿尼姆的“春风”作战正式发起，12个小时内第10和第21装甲师就完成了合围。隆美尔的“晨风”攻势次日发起，当日夺取加夫萨后，他发现盟军在自己装甲矛头的驱赶下正乱哄哄地溃退，似乎一夜间恢复了敏锐和斗志的他，好像嗅到了取得一场战术大胜的气息。他要求掌握所有的装甲师，这些部队将在凯瑟林隘口（Kesserine Pass）实现突破，而后进攻美军的重要补给基地特贝萨（Tebessa）。但是，阿尼姆怀疑隆美尔方案的可行性，因而要求把第21装甲师等留在手中，实现他眼中“规模虽小，但更现实的方案”——在右转向北的推进中，击垮整个东多舍尔山脉的英军防线。凯塞林当时正在德国与希特勒讨论地中海战略，被迫出面调停时，他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隆美尔可以得到需要的装甲师，但规模必须缩小，目标改为进攻勒克夫（Le Kef）的英军主要补给基地。⁽⁴⁰⁾阿尼姆虽勉强从命，但并未全数移交第10装甲师，只把该师一半的步兵、炮兵和1个装甲营派去，还扣住了隆美尔渴盼已久的第501重装甲营。⁽⁴¹⁾几天后，凯塞林发现了这个情况，虽然对阿尼姆严加训斥，但隆美尔还是错过了或许能扭转北非战局的机会，尽管他在凯瑟林隘口之战中，令美军付出了损失6000名官兵、183辆坦克和200门大炮的高昂代价。

摄于1942年12月初的突尼斯，德军坦克和步兵进入特布尔卡（Tebourka）的场景。

摄于1942年12月初，凯塞林离开内林的第90军军部时的场景，最右边的是内林。不久内林即被解职，从东线的勒热夫战场赶来的阿尼姆接过了突尼斯桥头堡的防御任务。

摄于1943年1月或2月的北非，凯塞林正与隆美尔交谈，中间的是非洲装甲集团军参谋长拜尔莱因（Fritz Bayerlein）。

摄于1943年初的突尼斯，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阿尼姆在机场迎接凯塞林。左一为地中海空运总指挥布赫霍尔茨（Ulrich Buchholz）少将，右为阿尼姆上将。

摄于1943年4月的突尼斯，这是凯塞林最后一次视察突尼斯，不到1个月后桥头堡即告覆灭。左一为凯塞林，左二为阿尼姆，右二为意大利陆军参谋总长卡瓦莱罗元帅。

凯塞林发现隆美尔再次意气消沉，对作战似乎失去了兴趣，即便是2月23日升任非洲集团军群指挥官的消息，也无法振奋他的精神，或改变他对北非前途的悲观看法。3月9日，隆美尔挥别非洲，在罗马面见墨索里尼和凯塞林时再次强调“北非的抵抗已毫无意义，继续留守无异于自杀”。但凯塞林就是那种明知事不可为，却依然义无反顾之人。他不停地往返于突尼斯、罗马和柏林，从元首和领袖那里获得一张张空头支票；他想尽办法稳固意大利人摇摆不定的意志；他敦促意大利海军和德国空军冒险运送有限的补给；他时常出现在最前线，以毫不掺假的乐观鼓励指挥官和普通官兵振奋精神。可以不夸张地说，凯塞林确实是能在艰难时刻展示过人勇气和才能的将领，而隆美尔可能与之相反——取胜时意气风发，魅力无限，失败降临时勇气和耐心消失得飞快。也难怪希特勒曾说隆美尔“不是一个能够持之以恒的军人”。

4月17日，凯塞林最后一次飞抵突尼斯桥头堡视察。之后不到1个月，阿尼姆与16名少将以上的将官，随着25万德意官兵一起走进了战俘营。盟军经过7个月苦战，以伤亡7万余人的代价，终于成为“北非海岸的主人”（盟军统帅亚历山大语）。用凯塞林的话来说，“大不列颠这个传统地中海强权，在美国帮助下，终于建立了一块从南方进攻欧洲大陆的跳板”。⁽⁴²⁾回顾起来，突尼斯之战既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直属战区（东线由陆军总部负责）内的第一次重大作战，也是最高长官凯塞林个人的一次大败。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固然应为这次斯大林格勒规模的惨败负责，但凯塞林（以及隆美尔和阿尼姆）难道不应该也分担部分责任吗？不错，凯塞林对桥头堡的营造和防御可谓尽心尽力、兢兢业业，在保持稳健风格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春风”、“晨风”和“牛头”作战等一系列反攻便是明证。但是，凯塞林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诸如仅凭德国人的意志、能量和战术水准就能弥补兵力与物资方面的巨大落差，还是深深左右着他的判断。他未能充分意识到，往昔屡试不衰的经典战术，自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之后就已不再能保证取得预期的效果，增援、进攻和撤退时机的把握等，都因他的过于自信和乐观而出现了失误。诚然，希特勒“固守至最后一人”的命令是造成其北非冒险覆灭的主因，但如果凯塞林能在1943年初春坚持撤离桥头堡，突尼斯之战虽必败无疑，但绝不会输得如此之惨。不过，凯塞林似乎也从中汲取了教训，他立志不再重演突尼斯惨败的一幕。

烽火亚平宁：20个月且战且退800英里

1943年6月末，德军驻意大利第6集团军（负责西西里岛防御）的联络官森格尔在罗马面见凯塞林时，发现南线总司令对于守住西西里岛的乐观态度，与他刚刚见到的凯特尔和瓦利蒙（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副部长）等大员形成了鲜明对照。森格尔后来曾写道：“……在北非时，就有许多军官指责凯塞林对战场态势的过于乐观，造成对局势评估更准确的隆美尔的影响力受到了不应有的制约。我在某种程度上发现这些指责确有实据，凯塞林显然乐观地认为有可能成功守住西西里岛。”⁽⁴²⁾凯塞林的确乐观，他觉得自己不仅能守住西西里岛，还能守住从意大利的最南端直至那不勒斯—萨勒诺的整个西海岸！

在盟军发起代号“爱斯基摩人”的西西里岛登陆战之前，驻岛守军主要是意大利第6集团军的20万人，训练和装备最差的海岸警卫部队被部署在海岸沿线，他们身后是意军步兵建立的支撑点，而德军第15装甲掷弹兵师和“赫尔曼·戈林”师则按凯塞林的要求被部署在岛南，因为他认定这里将是盟军登陆的主攻方向。果然如其所料，盟军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的南部和东南海岸强行登陆。由于意大利人的防线很快瓦解，凯塞林认为必须由德军主导防务，他在7月12日派第1伞兵师的1个团赶来增援，次日又把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1伞兵师余部从意大利本土调入西西里岛。希特勒在批准这些调动前曾考虑过放弃西西里岛，但凯塞林的说辞——“意大利人的士气正处于关键临界点”——让元首改变了想法，同时，授权胡贝的第14装甲军军部负责指挥驻岛所有德军。为确定总指挥人选，据说隆美尔曾与戈林较劲，隆美尔力荐独臂将军胡贝，戈林则以驻岛部队多为空军为由，试图让空军将领施塔赫尔（Rainer Stahel）出任总指挥。据说，当希特勒决定任用胡贝将军时，凯塞林还曾表示过不满——倒不是对胡贝的能力有何疑虑，凯塞林“猜想”隆美尔并非真心推荐，而是认为胡贝肯定会失败。凯塞林可能觉得，渴望战场指挥权的隆美尔“或许想先制造一场灾难，到局势大乱时再出马收拾残局，这样才符合他的英雄形象”。⁽⁴³⁾不论凯塞林是否真的度君子之腹，还是隆美尔果有私心，胡贝倒是很快就让凯塞林刮目相看，他不仅没有隆美尔的那种悲观情绪和独立王国作风，也没有希特勒及其幕僚完全脱离现实的狂热，凯塞林战后曾坦承自己与胡贝合作得很好，这位将军确实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正确地点的最佳人选。

拍摄时间不详，右为意大利皇太子翁贝托（Umberto），中间是德国驻意大利总部联络官林特伦（Enno von Rintelen）将军。

或摄于1943年，墨索里尼探访位于罗马东南的弗拉斯卡蒂（Frascatti）的凯塞林总部。

摄于1943年的弗拉斯卡蒂，卡瓦莱罗元帅（中）准备登车离开凯塞林总部时的场景，后排两人从里到外分别为凯塞林和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麦肯森（Hans Georg von Mackensen）。

摄于1943年夏秋，凯塞林（前右）与忠实于墨索里尼的国防部长格拉齐亚尼（Rodolfo Graziani，前左）元帅面晤的情形。右一似为凯塞林的首席作战参谋克林科斯特伦（Karl-Heinrich Graf von Klinckowstroem）上校。

摄于1943年9月，凯塞林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左二）少将送别意大利军官的场景。意大利当时宣布倒向盟军，凯塞林奉命进攻罗马，几天后守军宣布投降，这些军官就是到凯塞林总部来签署投降协议的。

摄于1943年的意大利某地，凯塞林坐在1辆IV号突击炮上，有人说他正在检验这种武器，也有人说他正在前线侦察。

摄于1943年末，凯塞林离开第1伞兵师师部的场景，他的身后是该师师长海德里希（Richard Heidrich）。在卡西诺山之战中，第1伞兵师是最顽强，给盟军造成最大困难的部队。

凯塞林在检阅伞兵部队。1943年秋时，部署在罗马附近的伞兵主要是第1和第2伞兵师。

摄于1943年夏秋的意大利某地，凯塞林正在品尝普通士兵的食物。

胡贝不愧为德军最优秀的前线指挥官之一，他把4个师集中在西西里东北部的防御周边上，借助崎岖的地形展开了顽强的延迟阻击，早早剥夺了盟军迅速夺岛的机会。令凯塞林担忧的是，一旦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决定将本土献给盟军，胡贝的归路将被斩断，突尼斯桥头堡式的惨败噩梦将会再现。凯塞林认定，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部队撤至意大利本土，墨索里尼政府在7月25日的突然倒台，更是坚定了他的撤退决心。27日，凯塞林通知胡贝，意军如有倒戈迹象，第14装甲军必须立即与敌脱离接触并尽快撤离。凯塞林把几位优秀的海空军军官交给胡贝，在后者的直接指挥控制下，墨西拿海峡两侧的撤退准备很快取得了重大进展，不仅组建了高效率的渡运船队，还大大加强了两岸岸防和防空的炮火，其防空火力之集中严密，使盟军的空军在白天不敢轻易出动，海军舰艇也因德军的凶猛火力而无法靠近。在西西里岛一侧，胡贝为保证撤退不至变成溃逃，营建了5道主防线，每条防线之间筑有多处过渡阵地，大体上沿着东北西西里的楔形形状渐次缩短正面，最后汇聚于墨西拿。胡贝要求部队在每条防线上固守一天，盟军进攻时务必造成对手的重大伤亡，而后可在夜间进入下一防线。胡贝的部队从8月11日夜开始交替掩护撤离，凯塞林派出空军在海峡上空形成保护带，海军则负责阻止盟军舰只的逼近和干扰。到16日晨，除最后一道防线上的后卫部队外，所有德军都携带着武器装备渡过了海峡。

西西里岛之战中，德军4个师在胡贝的领导下与40多万盟军周旋了整整38天，不仅造成对手伤亡2万余人，最后还带着几乎全部重武器装备成功撤离。夺取空城墨西拿的巴顿，对这场战事以如此方式收尾“深感失望”。这次被称为“德军的敦刻尔克”的撤退行动，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术胜利，胡贝及其手下的执行军官固然功不可没，凯塞林对三军几近完美的协调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有后人曾称：“这一特定作战展示出了凯塞林最出色的一面——有能力在政治纷争和诸多不确定性中，仔细地计划极其复杂的调动。”⁽⁴⁴⁾

西西里岛之战爆发前，希特勒就曾预感意大利有可能退出战争或倒向盟军。1943年5月17日，他命令隆美尔在慕尼黑组建B集团军群，以备突然事发时能迅速占领意大利全境。不过，该计划制定之初并没有知会凯塞林，因为希特勒认为他“过于乐观，亲意大利的立场也使他无法现实地评估局势”。凯塞林从自己的管道获悉了计划，也了解到隆美尔的立场——一旦意大利退出战争，驻守南部的德军立即就有被切断之虞，因而不应固守意大利的南部和中部，应在波河（Po）河谷南面的亚平宁山脉建立最后的防线。凯塞林的看法与隆美尔完全相反，据第10集团军指挥官维廷霍夫战后所言，隆美尔的方案将“造成相当大的政治伤害，放弃非常重要的意大利战争工业和农业，将波河流域拱手予人，不仅使盟军空军能在此处集结庞大的力量，也将导致德国在巴尔干和法国的总体局势的完全逆转……”⁽⁴⁵⁾希特勒对两位元帅的分歧一时拿不定主意，但他知道凯塞林防御意大利全境的计划有一个前提，即意大利将继续与德国并肩作战。对此，纳粹元首难以认同，因而，他在内心里更倾向于隆美尔的方案。当墨索里尼7月25日被捕时，愤怒的希特勒曾冲着凯塞林大嚷：“不要再被蒙蔽，赶快清醒过来准备最坏的情形！”凯塞林自然也很震惊，不过，当意大利新首脑巴多格利奥（Pietro Badoglio）向他保证意大利将与德国共进退时，他又一次轻信了对方。8月5日，凯塞林致电大本营索要防御意大利南部的部队，他在电文开头就写着“此刻，我确信意大利领导人和意国武装力量想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阴谋家的希特勒当然不是傻瓜，他一口拒绝了增兵要求，还在8月15日正式任命隆美尔出任北意大利的最高指挥官。凯塞林意识到元首对自己的方案没有信心，与隆美尔“分疆而治”的局面也令人不快，于是他提出请辞。由于不完全确定最佳的防御方案，希特勒决定暂时保留一南一北两个最高长官的局面，因而拒绝了凯塞林的辞呈。希特勒命令在意大利南部组建第10集团军，把第14和第76装甲军统一置于维廷霍夫（8月22日到任）麾下，一旦盟军入侵意大利南部，这些部队将逐步撤至罗马南面。如果发现意大利倒向盟军，隆美尔和凯塞林都将执行代号“轴心”的作战——全面解除意军武装，撤出撒丁岛和科西嘉岛德军，第10集团军撤至罗马南面后继续向北亚平宁撤退。表面上看起来可谓算无遗策，但希特勒和凯塞林都未料到，盟军登陆、意大利投降这两个“噩耗”竟同时出现了。

9月8日，盟军通过广播宣布意大利已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时，据说凯塞林曾气愤地对左右称“这是最无耻的阴谋背叛……现在，我对意大利人只剩下仇恨”。⁽⁴⁶⁾比凯塞林更气愤的还是希特勒，他在当晚8时下令启动“轴心”计划，命令德军立即占领意大利的战略要地和解除意军武装。隆美尔的8个师需要迅速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北部和西海岸布防，同时还要解除意大利第4、第5和第8等三个集团军的武装，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凯塞林的8个师也面临着类似困难，尤其是罗马周边部署有大批意大利装甲部队和精锐步兵，包括在北非曾与德军并肩作战的“半人马”、“白羊座”等装甲师。凯塞林把南面的任务交给维廷霍夫，自己则运用外交手腕、积累的人脉威逼利诱罗马守军放下武器。凯塞林部署在罗马南北两面的第2伞兵师和第3装甲掷弹兵师虽与意军发生过小规模交战，但最后还是成功说服了意大利最高统帅部下令放下武器。几天里，约有100万意军被解除武装，另有250万官兵消失得无影无踪（许多人回到了家里，或躲进山林加入了游击队）。在这一现代军事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中，德军枪杀了大约7000至12000名试图反抗的意军官兵，虽然多数杀戮都发生在隆美尔的区域，⁽⁴⁷⁾但是，在凯塞林依然“敦厚”的笑容下同样杀机重重，他也曾下令“屠杀任何敢于抗拒之人”。

9月9日，盟军克拉克（Mark W. Clark）将军的第5集团军在萨勒诺地区成功登陆。凯塞林命令第14装甲军代军长巴尔克（胡贝正在休假）把驻防那不勒斯湾的“赫尔曼·戈林”装甲师派来，增援驻防萨勒诺的第16装甲师。同时，他指示维廷霍夫不要在南面与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纠缠，命令后者将部分兵力撤至福贾（Foggia）布防，迅速将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4伞兵团调往萨勒诺，准备以凌厉的反击把盟军驱逐入海。凯塞林充分估计到反击失败的可能性，命令工兵部队立即开始构筑横贯意大利东西海岸的堡垒防线，他的想法是，如果维廷霍夫不能铲除萨勒诺登陆盟军，那么，第10集团军将以延迟阻击的方式渐次撤到这条新防线。

9月12日，随着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4伞兵团的抵达，维廷霍夫发起了反击，旨在楔入英军和美军的结合部并分而歼之。13日夜，德军几乎杀出了直抵海岸的一条血路，克拉克陷入恐慌，曾一度打算把一只军装船派去增援另一个军的滩头阵地。德军在几天的激战中取得了若干局部成功，但无法实现分割歼灭对手的意图，盟军的舰载火炮大量杀伤了德军，战略轰炸机的首次地毯式轰炸也造成了德军指挥系统的大范围混乱。15日，凯塞林将第26装甲师调至萨勒诺地区，维廷霍夫命令该师由东向西、“赫尔曼·戈林”装甲师自北向南发起最后一次反击。两部逼近萨勒诺时，盟军舰载火炮再次发威，挫败了德军的反击势头。维廷霍夫当日致电凯塞林时声称，由于英军第8集团军正从南方迫近，一旦盟军再在萨勒诺以北的某地登陆，第10集团军将有被围之虞。凯塞林批准维廷霍夫向东北方撤退，但必须展开延迟阻击，以便于他在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抢筑防御工事。

维廷霍夫的撤退大致可分作三个阶段，核心任务是尽可能地迟滞盟军，为凯塞林争取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古斯塔夫”防线。第一阶段从撤离萨勒诺直至9月28日，第10集团军的9个师占据了一条西起那不勒斯南面、东至亚德里亚海的泰尔莫利（Termoli）东南的完整防线。28日当日，凯塞林命令维廷霍夫准备撤往“A”防线——始于地中海海岸的沃尔图诺（Volturno）河，向东经卡萨卡伦达（Casacalenda）和帕拉塔（Palata）等地，最后直达亚德里亚海海岸。维廷霍夫所部于10月8日进入“A”防线，完成了第二阶段撤退。这时，凯塞林要求维廷霍夫务必在此坚守到11月1日，之后可撤入当时名为“B”防线、后被称作“伯恩哈特”（Bernhardt）的首条主防线。凯塞林营造的主防御体系在西面其实包括三条防御带：第一条名为“芭芭拉”（Barbara），位于后两条防御带的东南，实际上是一系列前哨阵地；第二条就是“伯恩哈特”防线，从加利格里阿诺（Garigliano）河口向东延伸至中部山区；最后一条、也是最强的一条即“古斯塔夫”防线，与“伯恩哈特”防线一样始于加利格里阿诺河口，充分利用拉皮多（Rapido）河、加利格里阿诺河、卡西诺山区的天然屏障，向东北穿越马泰塞（Matese）山脉后，延伸至亚德里亚海岸的桑格罗（Sangro）河河口地区。凯塞林打算让第10集团军尽可能久地守住前两条防御带，无论如何也要在“古斯塔夫”防线彻底挡住盟军。维廷霍夫以富有技巧的防御战完成了第三阶段的撤退，于11月4日开始进入“伯恩哈特”防线。

10月中下旬时，随着盟军夺取那不勒斯并逼近罗马南面的主防线，希特勒准备任命隆美尔出任意大利战场总司令，凯塞林将被派往挪威。稍后不久，由于第10集团军成功地阻击着对手，并在“芭芭拉”和“伯恩哈特”防线前如铁闸般挡住了盟军的去路，希特勒对凯塞林的领导能力和防御理念恢复了信心，也相应地改变了想法。11月4日，希特勒将两名元帅召至狼穴，最后一次询问他们对守住“伯恩哈特”防线的看法。凯塞林声称自己至少能在罗马南面坚守6个月，而隆美尔依然悲观地认为，面对盟军的压倒优势，唯一的出路是在北意大利布防，甚至退至阿尔卑斯山南麓才有可能挡住对手。这一态度促使希特勒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他在11月6日下令撤销B集团军群总部，隆美尔到法国巡视“大西洋壁垒”，南线总司令部即日改称西南战区总司令部，凯塞林担任总司令兼C集团军群指挥官。这样，凯塞林就成为意大利战场的最高指挥官。

第10集团军占据的“古斯塔夫”防线无疑是一道坚实的天然屏障，凯塞林虽然面对很多困难，如兵力不足、缺乏大炮和坦克、空军无力支援地面部队和轰炸盟军运输线等，但盟军在这道坚若磐石的防线面前还是长时间无所作为。凯塞林把步兵和山地兵部署在前沿阵地，把机动性更强的部队留作反击预备队。由于担心盟军在正面重击“古斯塔夫”防线的同时，在罗马附近或别的地方发起两栖登陆，凯塞林千方百计地筹组预备队，同时要求下属指挥官任何时刻都要手握一定数量的预备队。除将一线部队轮流撤下休整和充任预备队以外，凯塞林还指定第1伞兵军军部为阻遏盟军登陆或突破的反击总部，把第4伞兵师、第3和第29装甲掷弹兵师等置于该军之下进行重组。凯塞林还准备了多达5套的应急方案，目标是在盟军突然登陆罗马附近时，他能立即派出3个师应急，24小时内可抽调5至8个师展开反击。

1944年1月12日，克拉克第5集团军最右翼的法国远征军发起了夺取卡西诺山北面高地的作战，但三日后被挡在“古斯塔夫”防线的主阵地前。16日，克拉克中路的美军第2军夺取了拉皮多河南面的高地，20日强渡拉皮多河后进入了利里（Liri）河谷。1月17日，盟军左路的英军第10军越过了加利格里阿诺河，试图夺取从南面控制利里河谷的高地。维廷霍夫和第14装甲军军长森格尔对法军和美军方向的攻势没有太在意，倒是对英军第10军的进攻感到忧虑，他们一致要求凯塞林派出预备队支援。凯塞林当时也面临着两难境地，既不能坐视“古斯塔夫”防线失守，又不能不提防盟军在罗马突然登陆。但他没有太多时间考虑，准备接受有算计的风险——他肯定要投入预备队，但相信盟军突然登陆时，还有时间撤出部队及时反击。18日，凯塞林决定把第90、第29装甲掷弹兵师及第1伞兵军军部全数调往危急地段，罗马周边只剩下2个营和正在重组的第4伞兵师。

1月22日凌晨，卢卡斯（John P. Lucas）的美军第6军在罗马南面的安齐奥（Anzio）成功登陆。凯塞林当时虽然大吃一惊，但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除立即通知最高统帅部准备启动应急方案外，他冷静地拒绝了维廷霍夫的撤退请求，命令后者继续死守“古斯塔夫”防线，C集团军群总部将直接负责安齐奥滩头的作战。凯塞林以很高的效率调整了部署：第4伞兵师和戈林装甲师一部守住安齐奥通往内陆的道路；第1伞兵军军部和第29装甲掷弹兵师调回罗马；第3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第71步兵师、第1伞兵师和第26装甲师等各派一部开赴安齐奥；北意大利的第14集团军速派3个师南下支援罗马和安齐奥。到当日下午时，凯塞林自信已化解了一场大危机，事实上，到23日下午，美军第6军已无可能实现突破，更勿论切断德军第10集团军与罗马的联系——卢卡斯的4万人马很快就需要为生存而战。为减轻卢卡斯的压力，克拉克向“古斯塔夫”防线发动了更猛的进攻，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盟军原本希望一举突破“古斯塔夫”防线，而后与冲出安齐奥桥头堡的第6军携手进军罗马，这个愿望现在已经落空了。

1月25日，凯塞林命令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负责铲除安齐奥桥头堡的作战。他与麦肯森仔细分析了各种方案，出于对盟军舰载火炮威力的顾虑，他们一致同意沿着阿尔巴诺（Albano）至安齐诺的公路楔入盟军桥头堡，哪怕这个方向的盟军力量最为雄厚。但是，两人在反击时间上的分歧严重：凯塞林要求尽快反击，因为必须把有些部队及时归还给吃紧的第10集团军，同时也必须抓住盟军立足未稳的时机；麦肯森则要求仔细筹划，务求一击成功，理由是德军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度反击。两人僵持不下，麦肯森在2月初两度要求辞职，但凯塞林拒绝接受，只好做了些让步。⁽⁴⁸⁾2月16日，麦肯森终于发起了反击，第4伞兵师和戈林装甲师负责辅攻，第3装甲掷弹兵师、步兵教导团、第114和第715步兵师为首波进攻部队，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26装甲师为第二波部队。德军的重拳基本都落在了沿着阿尔巴诺—安齐奥公路布防的美军第45步兵师身上，但美军在空军和舰载火炮的帮助下挺过了艰难的一日。凯塞林见无法突破防线，强烈建议麦肯森投入第二波部队强行杀出血路，但后者对此置之不理。后续两日里，麦肯森的反击部队曾几乎突破到美军滩头阵地，卢卡斯的防线虽被扭曲到危险的临界点，但始终没有断裂，反而在各种火炮和空军帮助下挡住了德军（美军每日发射炮弹25000发，德军仅有1500发，其中的差异或可解释德军为何无法取得决定性突破）。19日夜，凯塞林和麦肯森被迫决定取消徒劳的反击。虽然反击未能得手，但美军也无力冲出桥头堡，双方形成了僵局。某种程度上，凯塞林也算达到了目的。不过，卢卡斯的第6军就像一把顶住后背的短剑，随时都有可能给凯塞林造成致命的伤害。

摄于1944年初，一幅关于卡西诺山战场的图片。

摄于卡西诺山战场，正在研究作战地图的凯塞林，他的右边是第1伞兵师师长海德里希。

摄于1944年4月的卡西诺战场，凯塞林正在视察部队。

摄于1944年5月卡西诺山之战结束时，这是第435高地（即“刽子手”山）最后的模样。

被炸成废墟和齑粉的卡西诺山一角。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第1伞兵师在盟军轰炸后竟然还能据守着图中的这一隅。

摄于安齐奥战役期间，凯塞林正在里希特霍芬的前沿指挥部观察敌情。图中最右边借助望远镜观察的是凯塞林。

摄于1944年2月的安齐奥战役期间，凯塞林（左一）正在指挥部署，右一是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前景是第2航空队指挥官里希特霍芬元帅。

摄于安齐奥战役期间，远处正在观察的是凯塞林，左二是里希特霍芬，左三是波尔将军（Maximilian von Pohl，时任第2航空队“近距离支援航空军”指挥官，兼任中意大利空军指挥官）。

摄于1944年，凯塞林与将领们研究形势。左一为第10集团军指挥官维廷霍夫，左三为第14装甲军军长森格尔，右一是参谋长韦斯特法尔。

3月15日，盟军575架重型和中型轰炸机向卡西诺城和修道院进行了铺天盖地的轰炸，拉开了持续8日的“第二次卡西诺战役”的序幕。不过，被炸得堆积如山的废墟，无意间反倒成为德军极好的反坦克陷阱，担负主攻的新西兰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负责8英里长的卡西诺防线的第1伞兵师，在师长海德里希（Richard Heidrich）的率领下，把卡西诺变成了自己和对手共同的地狱。3月23日，“古斯塔夫”防线上的枪炮声再次趋于平静。此后一个半月里，盟军一边寻求新的策略，一边试图摧毁凯塞林为第10集团军提供支援补给的交通线，但这一目的从未真正地实现过。盟军统帅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哈尔丁（John Harding）将军穷极思变，根据他拟定的新计划，右翼的英军第8集团军将有大批部队被调往左翼的美军第5集团军，目的是集中力量在卡西诺—加利格里阿诺河一线进行全力一击（到5月11日时盟军在此方向上集结了21个师）。同时，卢卡斯的第6军也将从安齐奥桥头堡冲出后朝东北进攻，以切断德军的退路为目标。5月11日，所谓的“第三次卡西诺战役”正式打响，这一次盟军终于突破了德军防线，率先打开缺口的是法国远征军所属的摩洛哥山地兵，这些勇敢的殖民地老兵从南面打开了通向利里河谷的道路，迫使第10集团军在17日放弃已失去完整性的“古斯塔夫”防线。卢卡斯所部在22日从安齐奥桥头堡破茧而出，一向会变魔术的凯塞林似乎也没有办法阻止第10集团军被围。但是，奇迹就在此刻闪现，盟军的合作再次出现问题，一向轻视英军的克拉克一门心思地试图率先夺取罗马，他命令卢卡斯改变原定攻击方向，拒绝与英军形成双重合围对手的态势。结果，凯塞林在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后，从容地把第10集团军撤至下一防线，并与第14集团军恢复了联系，盟军的前方又平地竖起了一道屏障。

6月4日，克拉克如愿以偿地率先进入觊觎了整整7个月的罗马。当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并试图突出滩头时，凯塞林又开始了顽强的延迟阻击战，6月20日至23日，德军第14集团军安全撤入沿特拉西梅诺（Trasimeno）湖两侧修建的“阿尔贝特”（Albert）防线。随后一个半月里，对抗盟军主攻的是在亚平宁山脉西侧布防的第14集团军，第10集团军负责提供必要的增援，而凯塞林就像一个焦虑的“大厨”，在缺少“调料”的情况下竭尽全力地搜罗增援部队。7月19日，凯塞林获得了第14枚钻石骑士勋章，次日便发生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他在惊愕之余迅速致电大本营表示忠诚。返回前线后，随着一系列城池的陆续陷落，凯塞林在8月2日下令放弃佛罗伦萨，所属各部全部撤往“哥特”（Gothic）防线，而盟军也在8月的第一周结束时逼近了这条防线。

意大利战场态势图（1943年7月至1945年5月）

1944年7月19日，凯塞林获得了第14枚钻石骑士勋章。这张照片与他1939年获得骑士勋章时拍摄的照片几乎完全一样，当然本图中的他是佩戴钻石骑士勋章的元帅，但面部表情的细节几乎一样，或许本图是在1939年那张照片的基础上修饰的。

摄于1944年8月，凯塞林正在视察希佩尔（Ferdinand Hippel）上校的第253掷弹兵团。

摄于1944年8月的意大利某地，凯塞林与时任第34步兵师第253掷弹兵团团长（后任师长）的希佩尔上校。

摄于1944年8月的意大利某地，凯塞林视察第34步兵师所部的场景。

摄于1944年8月，凯塞林视察第34步兵师后，与送行的军官们告别。

摄于1944年，意大利战场的几名德军将领，从左至右依次为第14装甲军军长森格尔，第14集团军指挥官、装甲兵将军莱梅尔森（Joachim Lemelsen），第75军军长、步兵将军多斯特勒尔（Anton Dostler），第14集团军参谋长豪塞尔（Wolff Hauser）少将。

亚历山大和参谋长哈尔丁原准备集中兵力强攻德军防线，但右翼的第8集团军指挥官利斯（Oliver Leese）不以为然，由于对克拉克之前的抢功作为记忆犹新，他坚决反对一体作战，要求英军沿着亚德里亚海岸独立行动。盟军的不团结很快又结出了恶果，利斯8月末发起攻势后，加拿大第1军和英军第5军一度曾突破到德军第10集团军防线的后方10英里处，但凯塞林利用英美各自为战的机会，迅速从西边的第14集团军抽调3个师的增援，最终挡住了对手的继续推进。克拉克的第5集团军于9月12日开始进攻时，凯塞林又凑足4个师前去支援第14集团军。就这样，在忙乱的拆东墙补西墙之中，凯塞林迎来了除地形外的另外两位“老朋友”——意大利的雨季和四处泛滥的洪水。到10月中下旬，“哥特”防线上的激战渐渐平息下来，凯塞林靠着运气、天气和前线官兵的顽强抵抗，又一次挽救了意大利战场，迫使盟军不得不在波河南面多待上一个冬天。“哥特”防线的激战被称为意大利战场消耗物资最多的一战，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20万，仅是饱受空袭的里米尼（Rimini）城，就受到了盟军147万发炮弹的洗礼！

“哥特”防线之战也是凯塞林在意大利的最后一次主要作战——10月23日，他在探视驻博洛尼亚（Bologna）的第29装甲掷弹兵师时，乘坐的车辆撞上了一门大炮的炮管，他的面部和头部遭受重创，昏迷了12个小时后被送回本土治疗。在凯塞林养伤的近3个月里，维廷霍夫代理C集团军群指挥官，以酷似凯塞林的能量和防御策略挫败了盟军所有的攻势。1945年1月中旬，在身体尚未完全复原的情况下，凯塞林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意大利战场。虽然前线相对平静，但凯塞林知道，一旦天气好转盟军势必再度进攻，而报告表明盟军在战术和战斗力方面已有显著提高，德军却普遍缺乏补给、运输工具、油料和弹药，意大利战场最好的一些部队都已被调到西线。整个2月，凯塞林都在巡视前沿和部队，像往昔一样督促各部强化防御工事。当然，他也关注着逼近奥得河的苏军，还有正大踏步迈向莱茵河西岸的英美盟军。

3月8日，凯塞林意外地收到速至柏林的命令。9日到达总理府地堡后，他从凯特尔处获知自己将取代伦德施泰特出任西线总司令。凯塞林有些吃惊，对凯特尔说意大利战场还需要自己，另外他对西线也没有足够的了解。希特勒出现后与凯塞林开始讨论局势，声称伦德施泰特“又老又软”，他需要一个既年轻灵活，又有对付西方盟军经验的指挥官。莱茵河畔雷马根（Remagen）的鲁登道夫大桥于3月7日被美军第9装甲师一部意外夺取，这给了希特勒换帅的借口——戈培尔曾在日记中称，如果凯塞林不是在1944年10月出了车祸，几个月前元首就会派他去取代伦德施泰特。⁽⁴⁹⁾希特勒对凯塞林表示，他理解稳定西线局势的任务的确非常困难，但相信后者会尽一切努力。希特勒还要求对凯塞林离开意大利的消息严加保密，以防“哥特”防线和北亚平宁突然崩溃。

对凯塞林离开意大利感到高兴的，无疑有盟军第15集团军群的新指挥官克拉克将军——他在1956年的著作中曾写道：“……凯塞林元帅是希特勒军队最有能力的将领之一……他无论是作为指挥官还是行政官员都很称职。在意大利的两年里，他指挥轴心国部队作战时表现得很出色，之后他被调去指挥西线德军，我很高兴看到他终于离开了。”⁽⁵⁰⁾还有后人曾对凯塞林在意大利战场的表现做出过精当的评价：“……意大利战场一度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盟军最迟也会在1944年夏叩开奥地利的大门。这一局面之所以未能出现，主要是因为凯塞林的能力和技巧，他在1943至1944年间的成就无需多做评论。他令人羡慕地拥有一些能干的下属——维廷霍夫、麦肯森、莱梅尔森、赫尔（Traugott Herr）、森格尔和海德里希等。他也有着所有将领无不渴求的运气：对手不断地重复犯错，恶劣的天气也让对手举步维艰。凯塞林自己犯的错误也不少，这也一再让他处于灾难的边缘。但是，这个人真正的不凡之处在于，他拥有弥补过失，然后再打好下一场、下一日的战斗的杰出才能。”⁽⁵¹⁾

投降与受审：“烈士”与“巨骗”

1945年3月10日，凯塞林出现在位于齐根贝格（Ziegenberg）的西线总部，他的老部下、西线参谋长韦斯特法尔立即向他汇报了局势，后者战后曾这样写道：“……我马上就发现他变了。当然，他还没有从一场严重的事故中恢复过来，但是，在我汇报期间，他有时拒绝接受，有时表示不信，有时又若有所思地微笑。当我指出部队危险的虚弱状态……并询问他是否不相信时，凯塞林答复说‘元首告诉我的完全不同’。于是我要求他解除我的职务……元帅立即拒绝了，说他对我有着毫无保留的信任。”⁽⁵²⁾如果说韦斯特法尔的言辞还不足以令凯塞林意识到西线局势的糜烂程度，那么，次日与B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的会面就彻底惊醒了他。当时，他想把自己在意大利战场的防御经验介绍给莫德尔，早被战局折磨得心焦力瘁的莫德尔顿时失去耐心，生硬地称自己拒绝接受“一个不了解西线的总司令给他上课”。凯塞林尴尬地重述了凯特尔描绘的局势，不想莫德尔大发脾气，并高声嚷道：“我不想听他们说的任何事，所有麻烦都来自他们！”显然，莫德尔的不满已到了完全不加抑制的程度，连倾诉对象是谁都毫不顾忌。极可能是莫德尔的一通发作，让凯塞林对局势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后者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空军仍在尽最大努力，但他们也无法取得一场胜利。他们已经气馁了……或许需要做些什么来重振地面支援，来擦亮空军已然暗淡的光环，或许这也太迟了？补给情况很糟，某些地区的局势非常危急……后方部队出现了解体迹象，失踪者的数目足以说明局势有多糟糕……在军官间能听到政治性对话，这不仅会削弱抵抗意志，也会滋生失败主义倾向。”⁽⁵³⁾

1945年3月，凯塞林调任西线总司令后，意大利战场最高指挥官变成了维廷霍夫。这位上将与盟军建立联系后，于4月29日签署了意大利德军的单独投降协议。

摄于1945年5月8日的贝希特斯加登，凯塞林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变成了俘虏，图为他与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Maxwell D. Taylor）的合影。泰勒对待凯塞林的随意和友善态度，曾在美国引起过舆论攻击。

摄于1945年4月底5月初，左三为森格尔将军，左四为代表维廷霍夫签字的C集团军群参谋军官施魏尼茨（Viktor von Schweinitz）中校。

摄于1945年11月24日的纽伦堡，凯塞林（最靠外者）正与其他战俘准备进餐。

摄于1945年11月的纽伦堡审判期间，凯塞林在这里出庭作证。

尽管只有残破的55个师对付占尽优势的85个盟军师，但凯塞林给西线德军的命令只有两个字：坚持！不过，德军溃败的速度之快，并没给凯塞林留下多少施加意志和影响力的时间与空间，他觉得自己像汪洋中的孤舟一般无助，乐观的微笑也很少再浮现在脸上。盟军从雷马根和奥本海姆桥头堡相继突破，萨尔和法尔茨（Palatinate）迅速告陷；B集团军群4月初被围在鲁尔口袋中，德国中部的命运已然注定；B集团军群4月17日解体，莫德尔4天后饮弹自尽；南部的维尔茨堡、班贝格和故乡拜罗伊特也逐一陷落……凯塞林的天空从来没有这么灰暗过。

1945年4月最后的日子里，凯塞林的职权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东线的中央、南方和东南集团军群、意大利的C集团军群以及西线的G集团军群和上莱茵集团军群等，全都归他节制。4月29日，维廷霍夫在意大利率部向盟军投降，凯塞林得悉后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还试图逮捕这位忠诚的老部下。次日，希特勒自杀，末任元首邓尼茨组织新政府后谋求向盟军投降，他任命凯塞林担任德国南部、奥地利、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地区的全权代表。5月9日，凯塞林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向美军投降，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将军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一家饭店约见了他。泰勒不仅允许凯塞林佩戴勋饰和手持元帅权杖，还与他一起轻松饮茶，这些照片传回美国后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绅士间会面的温馨气息”立即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尽管凯塞林在西西里岛、意大利和最后的西线作战中曾让美军吃尽苦头，但似乎美国人对他并无恶感。

5月15日，凯塞林在奥格斯堡被勒令交出勋饰和元帅权杖，随后被带往卢森堡的蒙多尔夫（Mondorf）受审。按照韦斯特法尔的说法，凯塞林在这里“坚强得像块石头”，在意气消沉的被俘将领间显得鹤立鸡群。凯塞林劝告同被拘押于此的戈林，“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做的事负责，必要时带着尊严地死去”。他还试图“鼓励、帮助和指引高官们顽抗到底”。当年11月，凯塞林作为证人在纽伦堡出庭作证，不久后被关入纽伦堡的监狱，曾被单独监禁5个月，这段日子也被他自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元帅和将军们的尊崇与光环被剥扯得丁点不剩，不仅受到严密的监视和言语羞辱，还要忍受6名将军同挤一间监舍的待遇。凯塞林的自尊受到了沉重打击，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摄于1946年3月，凯塞林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作证时宣誓。

1946年夏，凯塞林在阿伦多夫参与了美军战史部门组织的访谈与写作计划。9月20日起，他被押往伦敦肯辛顿监狱，由斯考特兰（Alexander P. Scotland）中校对他进行仔细讯问。期间，凯塞林首次听说英方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对他提起诉讼。11月18日至30日间，凯塞林在罗马为两位老部下出庭作证——前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罗马城防司令梅尔策（Kurt Mältzer）被指控于1944年3月24日报复性屠杀335名意大利人。这件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1944年3月23日，德军“博尔扎诺警察团”（Polizeiregiments Bozen）3营11连的一队警察在罗马街头行军时，遭到意大利游击队袭击，当场有28名警察被炸死，稍后又有多名重伤者丧生。⁽⁵⁴⁾参与袭击的16名游击队员成功逃脱。德军按规定进行了调查，梅尔策与驻罗马的帝国保安总局头目卡普勒（Herbert Kappler）一起勘察了现场，并向C集团军群总部做了汇报。由于凯塞林和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均不在总部，集团军群作战部长贝利茨（Dietrich Beelitz）上校要求梅尔策联系麦肯森，后者则将此事立即上报到最高统帅部。下午晚些时候，希特勒下达了报复令——每死1个警察枪毙30至50个意大利人。贝利茨抗议这种残忍的报复手段，而梅尔策和麦肯森稍后商定，以1比10的比例枪毙意大利人。当晚，卡普勒向返回总部的凯塞林报告称，已有足够的死刑犯或“罪当至死”的意大利人可供枪决。8时许，凯塞林对希特勒命令中“枪毙人质”的措辞稍稍做了修改（德军实际上并未扣留任何人质），而后将命令转给麦肯森执行。据说，希特勒稍后又下达了一条指令，要求帝国保安总局负责行刑。韦斯特法尔高兴地看到“不用再由国防军负责”，麦肯森随后于午夜时分通知梅尔策“一切由帝国保安总局负责”。不过，卡普勒并没有凑够足够的“死刑犯”或“罪当至死”的囚犯，于是他拿几十名犹太人、平民和战俘凑数。24日午后，335名意大利人在罗马南面的阿尔地蒂尼山洞（Ardeatine Caves）被杀害。

1946年11月30日，英军军事法庭判处麦肯森和梅尔策死刑，这一天被意大利媒体称为“国家的节日”，不出意外，凯塞林和其他前将领愤怒无比，称之为“政治判决和报复”。凯塞林联络一些前将领替两人申诉，还给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亚历山大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及哈尔丁将军写信求援，甚至搬出梵蒂冈的教皇。在各方的游说和压力下，哈尔丁将军在1947年7月4日将前述两人改为终身监禁。同日获得宽大处理的并不止这两个人，竟然还有凯塞林自己！

对凯塞林的审判始于1947年2月17日，他被威尼斯的英军军事法庭指控犯有两条战争罪行：其一是参与了阿尔地蒂尼山洞的报复性屠杀；其二是指控他在1944年6月至8月间煽动和指挥报复性屠杀，造成了大量意大利平民的丧生。对于第一条指控，凯塞林只承认整个事件中自己只是向麦肯森传达希特勒的命令，而且他也确信只有已被判处死刑者才被实际枪杀。韦斯特法尔和其他军官出庭为之作证，但法庭发现，凯塞林的陈述与证人的证词间存在不少矛盾。1944年3月23日夜，凯塞林从前线回来后，是否收到了希特勒的第2道命令，这件事本身曾令法庭非常困惑——凯塞林坚称不知情，韦斯特法尔却说自己连夜叫醒了凯塞林并做了汇报。不过，对于“3月23日凯塞林在南方的卡西诺防线视察，当夜才返回总部”的说法，法庭予以采信。对于第二条指控，凯塞林展开了猛烈的辩护。1944年6月4日盟军占领罗马后，亚历山大曾向意大利人呼吁：“……不管你们在哪里遇到德国人都要杀死他们；你们要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⁵⁵⁾亚历山大的言论无疑是火上浇油，意大利许多地方当时都出现了暗杀和袭击行动，盟军和德军都认为已无法避免把恐怖和血腥报复强加到平民头上。凯塞林于6月18日发布过两份命令，声称要对任何超出容忍底线的敌对行动进行最激烈的报复。7月，凯塞林为约束部队和加强纪律，曾命令就地枪决实施抢劫和强奸的德军官兵，而对游击队和平民的清剿屠杀，直到9月份墨索里尼表达了不满时，才算有所收敛。凯塞林在法庭上表示不理解自己为何被指控煽动战争，他认为野蛮和残忍是任何战争都无法避免的副产物，暴行是“狂野的热情、对战争的愤怒或纯粹是出于报复而造成的”。凯塞林虽对平民的伤亡感到遗憾和后悔，但他强调，这些伤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他发布了什么命令，而是“游击战本身就违背了国际法”！最惊人的是，他还狡辩说必须在战争的总体情景下“接受平民伤亡这个事实”，特别是意大利人“赌博般脱离了德国的庇护，伤亡实为咎由自取”。凯塞林显然回避，或者说忘记了一个事实——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本身就是对国际法的最基本的背离。意大利平民和游击队因反抗占领军而招致的屠杀，在凯塞林眼中不过是咎由自取——这真是只有日本战犯为自己辩护时才说得出口的可耻论调。

摄于1947年2月的威尼斯，凯塞林正在前往法院受审的路上。

摄于1947年2月的威尼斯，凯塞林在英国军警的押送下前往法庭。

摄于1947年6月的沃尔夫斯堡（Wolfsberg）监狱，左为原第14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右为原罗马城防司令梅尔策。凯塞林依然面带笑容，可能“乐观”就是他留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印象。

5月6日，英军军事法庭宣布判处凯塞林死刑。消息传出后，不仅德军老兵群体群情激愤，就连英国也出现了一片抗议浪潮。丘吉尔第一时间指出量刑过重，并开始着手干预。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亚历山大致电首相艾德礼（Clement Attlee）时称：“作为老对手，我对凯塞林没什么好抱怨的。他和他的战士们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并不肮脏。”⁽⁵⁶⁾亚历山大在1943年就曾对凯塞林的战术水准和防御能力表示过钦佩，1961年时更在回忆录中赞扬这位对手“在解救因受错误情报误导而陷入危机的部队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曾任第8集团军指挥官的利斯爵士也在1947年5月向媒体表示：“凯塞林是一位极其勇敢且光明正大作战的战士，对于英国把胜利者的审判强加到凯塞林身上，我感到难过。”⁽⁵⁷⁾

7月4日，经历了等待执行死刑的8周煎熬后，凯塞林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从10月起在威斯特法利亚州的维尔监狱开始服刑。凯塞林服刑期间，西德于1949年5月立国，西方与苏联之间也拉开了冷战的铁幕。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以亚历山大元帅和李德·哈特等为首的群体一再游说英国当局释放凯塞林，与该群体关系密切的丘吉尔在1951年重新当选为首相，随后加快了释放德军战俘的步伐。西德老兵们成立了一大批老兵协会，代表众多老兵组织的“德国战士联盟”（Verband deutscher Soldaten）在1951年9月成立，前海军上将汉森（Gottfried Hansen）以身后的老兵组织为后盾，为释放凯塞林等在押战犯摇旗呐喊。为凯塞林担任过辩护律师的著名大律师拉特恩泽尔（Hans Laternser），从1950年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向人们描绘凯塞林的“英雄形象”，称“凯塞林是司法不公的受害者，错误的定罪和悲剧性审判使一个无辜者至今仍身陷囹圄”。拉特恩泽尔对舆论和公众的影响很大，一时间使凯塞林成为大众眼中的“烈士”，自由民主党籍国会议员门德（Erich Mende）甚至还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声称：“凯塞林正为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服刑。”⁽⁵⁸⁾凯塞林在狱中与阿登纳总理建立了联系，后者在1952年明确表示，西德是否加入欧洲防御共同体的决定，取决于德国军事人物能否获释。这一强烈信号给英美当局施加了巨大压力，凯塞林的命运也随之出现重大转机。1952年7月，凯塞林因喉癌出狱就医，期间接受了空军老兵协会、非洲军老兵协会和右翼组织“钢盔党”等三个组织的荣誉主席称号。

1952年10月22日，英国当局以健康原因释放了凯塞林。三天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自己的获释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对英国和西德政府的努力没有任何感激之意。他一反获释战犯的低调姿态，视自己为“复仇心切的盟国司法制度的牺牲品和烈士”。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呼吁释放所有在押战犯和战俘，甚至放言：“这个世界还有许多未受到审判的战争罪行”——新闻媒体自然会将此评论与盟军自身的战争罪行联系起来。显然，凯塞林一方面视自己为无辜者，另一方面又觉得有资格和义务为老兵代言。凯塞林的言行不谨对自己的形象造成了损害，西德政府发言人曾直言对凯塞林的幼稚感到震惊，建议其以后“慎言”。

1952年夏秋是凯塞林战后声望的一个高点，但此后开始急剧下降，其主要原因大约有三：首先是凯塞林在1953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把自己美化成“战争中的绅士”，有意忽略或否定国防军和党卫队的战争罪行，仍对希特勒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忠诚”，西德当时有不少人还希望他依然被拘押。其次，凯塞林似乎对西德政治和民意的体察非常迟钝，不停地以证人面目出现在司法当局对前国防军将领的审判中：先是1954年为曾在其麾下指挥第82军顽抗到底的托尔斯多夫作证，后又为有“魔鬼将军”之称的舍尔纳出庭作证。这些将领受到指控的罪名都是在战争末期随意枪毙德军官兵，凯塞林在证人席上的频频现身，使本来就对将领群体毫不容情的舆论，连带着将他一起冷嘲热讽。有人甚至说，凯塞林不自重地频频出庭，实际上把人们之前对将领群体的同情一扫而光。第三，1954年3月至4月间，凯塞林携妻子造访奥地利时曾与当地老兵组织取得联系，还探讨了如何援助奥地利战俘的亲属，结果给西德带来了外交麻烦——苏联和奥地利当局对凯塞林的活动均表示不满，奥地利还下了逐客令，但他根本不予理睬。新闻媒体对此事做足了文章，使凯塞林不合时宜的形象再次凸显于世。

凯塞林没有从社会批评中学到什么教训，反而对自己的作为从不表示后悔或遗憾。1957年后，凯塞林基本上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过了三年安静的生活后，他于1960年7月15日病逝于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最后被葬于巴特维泽（Bad Wiessee）的乡间公墓。出席葬礼的除了“钢盔党”等组织的成员外，也有一些曾经显赫的人物，如邓尼茨、前首相巴本（Franz von Papen）、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和舍尔纳等。韦斯特法尔代表曾在非洲和意大利战斗过的老兵发言，称颂凯塞林是“一位值得敬仰、善待官兵的人物”。时任空军总监的卡姆胡贝将军，则代表前空军和西德联邦国防军致辞，称凯塞林将“以其早期的成就，而非晚近的活动为后人所铭记”。

凯塞林虽然故去了，但对其军事生涯和战争罪行的评价远称不上盖棺定论。虽然从并亲身参与过对游击队和平民的血腥镇压，但作为事实上的“意大利摄政王”，凯塞林未能控制事态发展和约束部队，反而以命令方式将暴行合法化，因此他永远也难辞其咎。在阿尔地蒂尼山洞屠杀案中，由于凯塞林与韦斯特法尔等人的证词相互矛盾，法庭当时就怀疑其中必然有人做了伪证，而且怀疑凯塞林说谎的可能性更大，但一直苦无证据。

摄于1945年12月1日，原德军第75军军长多斯特勒尔被处以绞刑的场景。

凯塞林与其妻子的墓穴，位于巴伐利亚州巴特维泽的乡间公墓。他的墓穴距离勃洛姆堡元帅的墓穴只有几步之遥。

1997年，曾是二战老兵的美国历史学家雷伯尔（Richard Raiber）经过长期研究，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现了重大线索。他的研究表明，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等人都在1947年向军事法庭撒谎，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决定335名意大利平民命运的1944年3月23日和24日，凯塞林本人并未去巡视卡西诺防线，也没有在23日夜返回总部。那么，那天夜里他到底在哪里？雷伯尔遍查包括电话记录的各种战时档案，还采集到凯塞林飞行员的飞行日志，发现这位元帅在3月22日至25日期间，实际上是在意大利北部检查海岸防御工事，因此不可能在23日夜回到总部——这就彻底推翻了凯塞林等人的一切供述。雷伯尔感到大惑不解，既然凯塞林与屠杀平民案没有直接牵连，他为什么还主动兜揽责任，难道就因为他的确是一直自我标榜的“士兵们的元帅”吗？

雷伯尔怀疑凯塞林一定隐藏了极深的秘密。毕竟，承认屠杀平民案中上传下达的责任，也许不会遭到过重的惩罚，凯塞林很可能犯有更重的罪行，因而主动承担自认为较轻的罪名，而隐藏了可能会危及生命的其他罪行。雷伯尔注意到，凯塞林3月24日的落脚点是意大利北部的利古里亚（Liguria），具体是在多斯特勒尔将军的第75军。两天前的22日，美军一支由15人组成的特遣队在拉斯佩齐亚（La Spezia）以北100公里处登陆。这支被称为“金尼特遣队”（GINNY OG）的小部队奉命到德军后方破坏铁路隧道，但还没来得及执行任何任务，甚至还未放出一枪一弹，就向闻讯赶来的少量德军投降了。24日，身着美军军服的俘虏们被送到拉斯佩齐亚的第135岸防旅旅部，这里距凯塞林当晚的下榻处仅有22公里。多斯特勒尔向岸防旅旅长阿尔默斯（Kurt Almers）上校下达了枪毙俘虏的命令。26日晨，不幸的美军战俘们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匆匆处死。雷伯尔强烈怀疑是凯塞林做出了杀俘决策——多斯特勒尔不可能不知道，未经审判即行杀俘是违反海牙公约的战争罪行，在战区最高长官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不做请示就擅自处死俘虏。令雷伯尔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铁证来证实凯塞林不仅知情和参与此事件，而且正是他本人下达的行刑令。但雷伯尔发现，1944年4月初，凯塞林曾命令多斯特勒尔销毁一切有关“金尼特遣队”的审讯记录与文件，这种做法颇有些欲盖弥彰的味道。

1945年5月3日，多斯特勒尔在意大利西北部向美军投降时，承认下令处决了“金尼特遣队”的15名美军，但强调说自己并非自作主张，而是根据希特勒的指令行事——纳粹元首确曾有令，对在德军后方进行颠覆活动的一切军民格杀勿论。多斯特勒尔很快被逮捕、审讯和判处死刑，他在绝望中曾向凯塞林和韦斯特法尔求援，但被前长官们无情地拒绝。多斯特勒尔于当年12月1日被绞死，但在死前一直没有供出到底是谁下达的命令。不过，盟军对多斯特勒尔的快速审判和处决，可能吓坏了凯塞林——如果美军发现了“金尼特遣队”杀俘案的真相，在指挥层次上仅次于希特勒的凯塞林肯定会被枪毙。雷伯尔推测，可能是在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凯塞林利用1945时战俘营管理依然混乱的机会，与韦斯特法尔等人议定，要不顾一切地掩盖“金尼特遣队”被杀的真相，消除他们与此案有牵连的任何蜘蛛马迹。为此，凯塞林不惜在1947年公然撒谎，韦斯特法尔等人也沆瀣一气，同做伪证，以掩盖杀俘真相。雷伯尔曾感叹道：“……当一个人的头颅已伸进绞索时，鲜有人还能坚持不撒谎，凯塞林也不例外。”⁽⁵⁹⁾出乎凯塞林意外的是，他的策略并没有取得成功，自以为在平民屠杀案中只是上传下达的小角色，但依然获得了死刑！可以想像凯塞林该有多么失望、郁闷和愤怒，精心编排的证词和辩护到头来还是要付出项上人头。

时光荏苒，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1997年6月，曾任凯塞林的作战部长，与韦斯特法尔一起为元帅作证的贝利茨上校，终于在90余岁高龄时承认：“1944年3月24日，凯塞林确实是在利古里亚。”⁽⁵⁹⁾这样一句简短平淡、但内涵极深的话，不知能拨开多少笼罩在凯塞林身上的迷雾。曾经自认为，也被德国和英国人认为是“体面的战场绅士”的凯塞林，本以为自己那些“强加之罪”会被光阴荡涤得一干二净，更以为那隐藏极深的杀俘罪行也会随他一起埋葬在坟墓里，却怎么也难以料到半个世纪后还是被人掘了出来。不知这位乐天派，是否还能在天国笑意盈盈？

凯塞林到底是德国人心目中曾经的“英雄”、纳粹帝国的“烈士”，还是英国人眼中的“绅士”、美国人指斥的“巨骗”，抑或“管他是什么的”？他或许都是，或许又都不是，一切取决于时间和立场。历史，毕竟是由一个个国籍、信仰、立场与个人经历迥异的史家所撰写的。

第15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伦特上校
（获勋时间1944年7月31日，图为中校，丧生后追授上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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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lbert Kesselring. A soldier's record.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70. p.vii.

(2)Kenneth Macksey. Kesselring：Grand master strategis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UK：Greenhill Books，1996. p.11.

(3)Albert Kesselring. A soldier's record. p.3.

(4)Richard Raiber. Anatomy of perjury：Field Marshal Albert Kesselring，Via Rasella，and the GINNY mission. Newark，DE：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8. p.19.

(5)Peter Herde. 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 In：Erich Schneider（ed）. Fränkische Lebensbilder：Neue Folge der Lebensläufe aus Franken. Volume 18，Series VIIa，Neustadt/Aische，Germany：Kommissionsverlag Degener & Co.，2000. p. 295-314. 见第295页。

(6)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 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9. p.16.

(7)Pier Paolo Battistelli. Albert Kesselring. 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12. p.6

(8)Albert Kesselring. A soldier's record. p.3.

(9)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 p.17.

(10)Peter Herde. 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p.298；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p.18.

(11)Richard Raiber. Anatomy of perjury. p.22.

(12)Richard Raiber. Anatomy of perjury. p.22-23.

(13)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 p.20.

(14)Peter Herde. 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p.299-300.

(15)Correlli Barnett. Hitler's generals. New York，NY：Grove Weidenfeld，1989. p.268.

(16)Harold J. Gordon. The Reichswehr and the German Republic，1919-1926. New Jersey，N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 p.261-268.

(17)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 p.23.

(18)Richard Raiber. Anatomy of perjury. p.27.

(19)Horst Boog，et al. 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vol.7）：The strategic air war in Europe and the war in the West and East Asia 1943-1944/5. 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6. p.358.

(20)Pier Paolo Battistelli. Albert Kesselring. p.15.

(21)Pier Paolo Battistelli. Albert Kesselring. p.18.

(22)Peter Herde. 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p.301.

(23)Derek Wood & Derek Dempster. The Narrow Margin：The Battle of Britain and the Rise of Air Power，1930–1949. London，UK：Pen & Sword，2003. p.212.

(24)Kenneth Macksey. Kesselring：Grand master strategis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p.83.

(25)R.F. Toliver & T.J. Constable：Fighter General：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Zephyr Cove，NV：AmPress Publishing，1990. p.116.

(26)Ralph Ingersoll. Report on England，November 1940.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40，p. 4–5.

(27)Williamson Murray. Strategy for defeat：The Luftwaffe，1933-1945. Maxwell Air Force Base，AL：Air University Press，1983.p.53.

(28)Sanu Kainikara. Red Air：Politics in Russian air power. Boca Raton，FL：Universal Publishers. 2007. p.124.

(29)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The air war over the Eastern front，Vol.1. Operation Barbarossa，1941. Pacifica，CA：Percifica Military History，2000. p.191-192.

(30)Shelford Bidwell. Kesselring. In：Correlli Barnett（ed）. Hitler's generals. New York，NY：Grove Weidenfeld，1989. p.276.

(31)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 版。第210页。

(32)Siegfried Westphal. The Germany Army in the West. London，UK：Cassel and Co.，1951. p.128.

(33)Albert Kesselring. A soldier's record. p.141.

(34)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602页。

(35)Frido von Senger und Etterlin. Neither fear nor hope：The wartime career of Genneral Frido von Senger und Etterlin，defender of Cassino. London，UK：MacDonald，1963. p. 127.

(36)Peter Stockert. 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41-1945. Selent：Pour le Merite，2010. p.64.

(37)Albert Kesselring. A soldier's record. p.165.

(38)Robert M. Citino. The Wehrmacht retreats：Fighting a lost war. 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2. p.127.

(39)Albert Kesselring. A soldier's record. p.167.

(40)Robert M. Citino. The Wehrmacht retreats：Fighting a lost war. p.93.

(41)汪冰著。《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80页。

(42)Samuel W. Mitcham & Friedrich von Stauffenberg. The Battle of Sicily. 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7. p.47.

(43)Jeff Shaara. The rising tide：A novel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NY：The Ballantine Books，2008. p.487.

(44)Teddy D. Bitner. Kesselring：An analysis of the German commander at Anzio. Fort Leavenworth，KS：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1985. p.22.

(45)Heinrich von Vietinghoff.“Chapter VI – The Tenth Army Campaign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Ital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attles at Salero，on the Volturno，Garigliano，Sangro and for Cassino.”In：The Campaign in Italy（MS# T-1a）. U.S.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December 1947. p.1.

(46)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 p.32.

(47)Robert M. Citino. The Wehrmacht retreats：Fighting a lost war. p.247-248.

(48)Eberhard von Mackensen. “Supplement to Chapter 12.”In：The Campaign in Italy（MS# T-1a）. U.S.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December 1947. p.28.

(49)Charles Messenger. The last Prussian：A biograpgy of Field Marshal Gerd von Rundstedt 1875-1953. London，UK：Brassey's，1991. p.229.

(50)Mark Clark. Calculated risk. New York，NY：Ballantine Books，1956. p.120.

(51)Christopher Chant，et al. Hitler'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New York，NY：Chartwell Books Inc.，1976. p.148

(52)Siegfried Westphal. The Germany Army in the West. p.206.

(53)Albert Kesselring. A soldier's record. p.291.

(54)Richard Raiber. Anatomy of perjury. p.41-42.

(55)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 p.43.

(56)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 p.359.

(57)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 p.130.

(58)Kerstin von Linge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1945-1960. p.299.

(59)Richard Raiber. Anatomy of perjury. p.178

第二章　“帝国夜鹰”：赫尔穆特·伦特上校

二战期间，德军战斗机兵种相对于轰炸机部队来说，在总体战略和发展顺序上处于次要地位，但战斗机部队拥有最多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也产生了大批极具知名度的传奇人物。在战斗机兵种内部，风头最劲的无疑是昼间战斗机飞行员，他们的锋芒和光环如此耀眼，很大程度上使得夜间战斗机飞行员们黯然失色——与无人不知的那些阳光下的骄子相比，又有多少人熟悉伦特（Helmut Lent）、施瑙费尔（Heinz-Wolfgang Schnaufer）、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和利佩-魏森菲尔德亲王（Egmont Prinz zur Lippe-Weißenfeld）等夜幕下的战鹰？夜战飞行员以拦击盟军轰炸机为己任，以保卫本土免受轰炸为目标，尽管一直被昼间战斗机王牌们“炫丽的身影”所掩盖，这支部队也产生了一些暗夜苍穹下的主宰者和卓越领导者。战后曾任西德空军首任总监的卡姆胡伯 将军就是夜战部队最优秀的领导人，而伦特与施瑙费尔则是第15和第21位钻石骑士勋章获得者，分别取得了击落敌机102架（另有8次昼间击坠）和121架（全为夜战战果）的惊人战绩。

如果说莫尔德斯是战时德国宣传机器树立的“完人”的话，那么伦特可能是在个性和才华方面最接近他的人。他们被视作德国青年的“楷模”和“人生榜样”，他们的个人品行、修养和领导能力战时均受到一致称颂。他们都是勇猛无畏、技艺高超的超级王牌和才华横溢的领导者，同时又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战时，伦特的每封家信都充满着对上帝的敬畏和感激，他将每次成功和平安归来都归因于上帝的庇护。他们都以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为动力，从不在所部灌输或宣传纳粹教义，也从不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于人。他们都是律己甚严之人，虽重视空战纪律，但为人谦和，关心下属的福祉和安全。莫尔德斯是首位在昼间击落100架战机的人，而伦特是第一位在夜战中突破“世纪大关”者；前者28岁成为战斗机兵种总监，后者不到26岁即成为空军最年轻的中校，相当年轻时就已在联队长乃至更高的职务上展现出令人信服的领导才华；两人的归宿也具有高度相似性——莫尔德斯在1941年11月丧生于飞行事故，而伦特则在三年后发生了致命的意外。当然，莫尔德斯有着“二战期间杰出的空战战术家之一”的声誉，伦特在夜战战术的创新方面不足以与前者相提并论，但是，伦特对战时德军夜战部队乃至整个夜战史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其影响力或如史家欣奇利夫（Peter Hinchliffe）所言：“……伦特在夜战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不仅是一位无与伦比的战斗机飞行员，也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作为夜战部队的奠基人之一，他迅速攀升到领导职位，他通过树立榜样和自身杰出的领导才干，对夜间战斗机部队的演进方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¹⁾

早年岁月：牧师世家走出的少尉飞行员

伦特于1918年6月13日出生在德国东部兰茨贝格地区的皮雷讷（Pyrehne，今为波兰Pyrzany）。他是家中幼子，上有两个年长的哥哥和两个姐姐。伦特家族可谓牧师世家，不仅父亲是一名基督新教福音派的牧师（母亲也出身于牧师之家），其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牧师，两个兄长成年后也以牧师为职业。伦特家族并不仅仅是几代人侍奉上帝，据说还曾与腓特烈大帝有着渊源——皮雷讷这个村庄是国王本人于18世纪亲手建立的，伦特家不仅供奉着国王的画像，还珍藏着国王当年赐予家族的礼品。很久以来，伦特家族的男丁就有要么当牧师侍奉上帝，要么从军报效国家的传统。这个基督教家庭虽不富足，但亲人间感情笃厚，相处融洽，长辈严格公正，人人珍视宗教传统及其受人尊崇的社会地位。这种家庭环境无疑熏陶甚至塑造了伦特的性格和个人信念——取得过59次夜战击坠战果的王牌飞行员措纳（Paul Zorner）少校，晚年在回忆伦特时曾写道：“……家庭背景对年轻的伦特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他对生命的态度、责任感以及与同事们的关系，简言之，他的每一方面都受其影响。”⁽²⁾早年以研究二战德军飞行员群体驰名的康斯特布尔（T. J. Constable）也曾不吝溢美之词：“……伦特的家庭背景和教养，与这个聪颖过人的年轻人所受的优秀教育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德国青年的这个最高典范。伦特是个宗教信仰根深蒂固之人，但他并不是一个劝改信仰者——他的战友们都可按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但在充满压力的时刻，伦特性格中的诸多优点和有力的宗教信念，对战友们而言实为一种鼓舞和启迪。伦特有着许多与莫尔德斯相仿的品质。”⁽³⁾

一战战败的德国虽步入了经济萧条、内乱不断、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混乱期，但这一切似乎都未影响到瓦尔塔河边小小的皮雷讷村，伦特在这里度过了快乐无忧的童年。他似乎很小就愿意从军，而不是如父亲期待的那样供奉上帝。他最喜欢的历史和文学人物几乎全都是战士和飞行员，他组织小朋友成立过“炮兵司令部”，因具有“不凡的想象力”而被孩子们推举为“司令”，经常指挥大家在村里各处撒野。不过，顽皮归顽皮，伦特在当地的市民学校里一直都是聪颖的优等生。1930年4月，伦特考入兰茨贝格的“国立改革文理学校”（1933年后改称“赫尔曼·戈林高中”）。在校期间，他除了喜爱历史和德文等科目外，对制作模型和技术类课程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战后幸存的学校档案曾这样总括过伦特的表现：“……伦特17岁时就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他理解东西很快，记忆力也很好，具备很强的逻辑推理能力，还能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这些使他成为一名优等生，尽管他远远称不上刻苦勤奋。”⁽⁴⁾

摄于1921年的伦特全家福。从左至右依次为：姐姐乌尔苏拉（Ursula）、克特（Kaethe）、赫尔穆特、维尔纳（Werner）、母亲玛丽（Marie）和哥哥约阿西姆（Joachim）。

在兰茨贝格求学期间，伦特于1933年初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的附属组织“少年团”（Jungvolk）——这时的伦特已经15岁，而“少年团”一般面向10至14岁的青少年。伦特为何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随着民族主义热潮的一再升温，“希特勒青年团”1935年时已吸引了约60％的德国青年），而是“浪迹”于“少年团”，其原因不得而知。有后人猜测，伦特家虽非纳粹政权的狂热支持者，但伦特的父亲认为，在“少年团”当“孩子头”的经历，对培养儿子的领导能力可能大有助益。到伦特离开“少年团”时，他已经成为领导几十名男孩子的“少年领袖”。1935年12月，伦特完成了高中学业，转年2月来到皮雷讷西北十几公里外的莫伦（Mohrin），参加为时8周的必修课——帝国劳动军团服务。像许多被飞行的浪漫、刺激和光环深深吸引的年轻人一样，伦特也提交了加入空军的申请，并在成千上万人中脱颖而出，于1936年4月成为当时选录的几百名候补军官中的一员。

伦特开始飞行训练的地方是柏林—加托空战学校（1940年1月15日改称第2空战学校），同学中也有一些将在二战空战史上留下大名的人，如著名轰炸机王牌鲍姆巴赫、总战绩206胜的菲利普（Hans Philipp）、双剑骑士勋章得主德鲁施尔（Alfred Druschel）、橡叶骑士勋章得主格拉塞尔（Hartmann Grasser）等。他们这些人入校仅两星期，就赶上了每年4月的例行公事——在希特勒生日那天，“以上帝的名义”向德国元首兼武装力量总司令宣誓效忠。18岁的伦特可能既无法预料到这一誓言的真正含义和后果，也无暇思考如何在上帝与元首之间“分配他的忠诚”——4个月高强度、严要求的新兵训练，既让伦特等年轻人疲惫不堪，又令他们翘首期盼飞行训练开始的时刻。1936年8月，伦特进入了以获取A、B级飞行员证书为目标的飞行训练阶段。9月15日，他完成了第一次单飞，在蓝天下自由翱翔的体验带给他难以言状的满足和成就感。随着训练的深入，伦特陆续完成了许多个“第一次”：特技飞行、紧急着陆、越野飞行、夜间起降等等……到1937年2月，他已累积了63小时的飞行时间，驾驶过各种型号的教练机和单引擎飞机。除繁忙的飞行训练、理论学习和军官教育课程外，伦特也学习了驾驶摩托车和机动车辆。当年2月，伦特驾车时发生了意外，右腿骨折迫使他停飞长达5个月。不过，他在康复期内参加了正常的理论学习和考核，也在4月晋升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7月15日重返蓝天时，他向教官和同学们展示了自己的飞行技能没有丝毫的退化。1937年10月，通过严格的笔试和飞行考试后，伦特获得了A级和B级飞行员证书，11月15日又取得了飞行员徽章。

摄于1936年，参加新兵训练时的候补军官伦特。

摄于1937或1938年，柏林—加托空战学校的候补军官伦特。

1938年3月，伦特被正式授予少尉军衔。同学鲍姆巴赫在其回忆录《破碎的万字》中曾说，他、伦特和菲利普等学员对空战学校教授的内容曾大为不满，认为学校“既不能把他们培养成心胸开阔、独立自主之人”，又不能帮助他们“成为掌握现代空战复杂机制的军官”。⁽⁵⁾他们经常搞恶作剧，甚至还有类似“造反”的举动，结果伦特等人都是最后一批通过授衔资格考核的学员。空战学校指挥官舒尔茨（Julius Schulz，1936年4月至1939年1月在任）上校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我之所以网开一面，并不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你们的军旅生涯，也是看在帝国空军缺人的份上。”

不管怎样，伦特少尉现在是一名合格的飞行员了。他先被派到位于图托的轰炸机学校接受3个月的观测/侦察训练，而后在1938年7月向战斗机单位JG-132第3大队报到。在战争阴云密布的1938年深秋，当希特勒攫取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时，伦特也驾驶着Ar-68单座双翼战斗机，与战友们一起在苏台德上空炫耀武力。这是伦特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作战飞行，尽管只是一次耀武扬威的表演。当年11月，JG-132第3大队改称为JG-141第2大队，驻地位于柏林以东50余公里的菲尔斯滕瓦尔德（Fürstenwalde）。⁽⁶⁾战斗机部队这时正在进行重组，部分联队将改成主要使用Bf-109的所谓“轻型战斗机”联队，以本土领空防御为目标；另一部分联队则改成“重型战斗机”联队，主要装备双发Bf-110战斗机，以其高性能、强火力为深入敌境的轰炸机编队护航。别称“驱逐机”（Zerstörer）的Bf-110被戈林视为他的“铁甲军”和“战略性战斗机”，早在1936年末就开始大力支持它的研制和生产，但由于发动机等多方原因，Bf-110的产量远远落在了后面，到入侵波兰前夕，也只有3个“重型战斗机”大队装备了Bf-110。1938年末至1939年5月间，伦特不知疲倦地训练驾驶包括Bf-108和Bf-109等在内的各型飞机，在磨砺自己技术的同时，顺利通过了C级飞行训练并获得了高级飞行员资格证书。1939年5月1日，JG-141第2大队改为第76驱逐机联队（ZG-76）第1大队，移防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尔米茨（Olmütz，今为奥洛莫乌茨）后开始进行换装。6月初，伦特在ZG-76第1中队首次试飞了将与自己的声望紧密相连的Bf-110，也结识了一些新战友，包括将与其共命运的报务员兼炮手库比施（Walter Kubisch），以及第3中队的戈洛布——这位中尉将在三年后因率先取得150次空战击坠，而获得第3枚钻石骑士勋章。

初尝胜果：冉冉上升的驱逐机王牌

1939年9月1日，德军向波兰发起了突袭，伦特所在的ZG-76第1大队负责为南方集团军群的第14集团军提供支援。当日，伦特和报务员库比施从西里西亚的奥劳（Ohlau）基地起飞，与战友们一起为轰炸克拉科夫机场的第4轰炸机联队（KG-4）第1和第3大队护航。战争的到来令伦特兴奋不已，毕竟为这一天他训练了三年，但同时又有些慌乱——战争的不确定性，波军会做出何种反应，抵抗程度会有多强等，使他无法确定自己能否旗开得胜和全身而退。不过，伦特明白军人的责任，他曾以那个年月里常见的“口号”式口吻在家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德国人民能在历史的注视下骄傲地挺立，确保德国空军之魂熠熠闪光，确保不会让元首对他寄予厚望的空军有丝毫的失望。”⁽⁷⁾

第一次作战的兴奋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伦特在克拉科夫机场上空盘旋，发誓要把“任何胆敢伤害德国轰炸机一根毫毛的敌人撕得粉碎”。但是，他一整天都没有发现敌机，第2中队中队长法尔克在返航途中，把一架涂有红色字母“E”的俯冲轰炸机误为敌机，甚至差一点把后者打下来。⁽⁸⁾由于空中基本没有发现对手，ZG-76的上级、第2航空师指挥官勒尔策（Bruno Loerzer）命令在9月2日只派ZG-76的1个中队为KG-4护航。KG-4当日的任务是轰炸华沙以南90公里的登布林（Deblin），那里是有着一连串三个机场的交通枢纽。贝克尔（Cajus Bekker）在他著名的《攻击高度4000米》一书中曾有过如下描绘：“……当88架He-111轰炸机未遭任何抵抗，也不可能遇到任何抵抗地向前飞行时，它们的机组成员正在天空中徒劳地搜寻对手。他们能看到的，不过是在阳光下偶尔闪光的护航战斗机。只有1个中队的战斗机——第2航空师认为1个中队就够了……刚过10点，飞行员们看见了波光粼粼的（维斯瓦河）水面，（KG-4）各大队随即分开飞行。突然间高射炮开始隆隆作响，虽然非常猛烈，但高度太低……轰炸机开始投弹……炸弹沿着机场跑道连番爆炸，地面上碎片飞溅，被炸个正着的机库上空也腾起了桔黄的蘑菇云。轰炸机投弹完毕后，4架Me-110陡降着俯冲下来，它们在机场边缘发现了逃过一劫的几架波兰战机。伦特少尉——几年后他将成为德国最成功的夜战飞行员之一——向其中体形较大的1架发起了进攻……在距离敌机100码时，他的4挺机枪喷出了火舌，几秒钟内这架战机就变成了燃烧的火球。伦特拉起战机，转弯后又朝下一个牺牲品俯冲而去。几分钟后，这些Me-110爬升到高空去追赶轰炸机编队，他们在地面上留下了11架正在燃烧着的波兰战机。”⁽⁹⁾

当日下午，伦特的第1中队和法尔克的第2中队得到了自由出击的机会。伦特所在的四机编队在罗兹（Lodz）上空遭遇了6架波军战斗机，双方随即展开了缠斗。伦特朝对手匆忙地开了火，但早有警觉的对手机敏地躲了过去。他随即追逐另一架敌机，但对方显然也不是新手，左右规避着子弹和炮火。眼见敌机要溜，伦特急得浑身冒汗，最后凭借着战机的性能优势机动到对手下方，在百米距离内将敌机打成碎片。伦特相当艰难地收获了首胜，这架PZL P.24战斗机也是ZG-76第1大队开战以来的首个击坠战果。

由于波兰空军不是撤往后方，就是迅速失去了战斗力，德军战斗机部队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对地攻击作战上。9月5日至9日间，伦特驾机又摧毁了地面上的几架波兰战机。12日，当他在低空扫射地面时，突遭对手1架战斗机的攻击，Bf-110的右舷发动机被打坏，所幸伦特在己方一侧迫降成功，而且只受了一点轻伤。14日，希特勒造访前线时意外地来到ZG-76第1大队视察，还在接见飞行员时握着伦特的手，祝贺他的战绩和成功迫降（见第1卷第123页）。21 日，伦特因击落1架敌机、摧毁多架地面战机和若干高射炮阵地的战功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据说他是最早获得铁十字勋章的十人之一。尽管日后获得的勋章规格越来越高，伦特总是对朋友和家人说，这枚二级铁十字勋章是他最引以为荣的。

波兰战役爆发的第3天，英法即向德国宣战。当年9月至12月，英国皇家空军对德意志湾（German Bight，即赫尔戈兰湾）海域、海军重地威廉港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进行了多次袭扰和攻击。12月16日，ZG-76第1大队奉命从多特蒙德调防距威廉港不远的耶弗尔（Jever）。两天后，英军派出24架“惠灵顿”轰炸机轰炸威廉港内停泊的舰只和其它港口目标。德军部署在东弗里斯兰群岛的试验性“弗雷亚”雷达早早发现了目标，但由于雷达站和空军基地之间沟通不畅，以及空军指挥官对情报半信半疑等原因，22架“惠灵顿”（原编队中的2架因故返航）除了遭到岸防高射炮轰击外，并没有受到德军战斗机的干扰。德军战斗机在英机编队准备返航时匆忙起飞迎战和追逐，从而拉开了二战中第一次有正式名称的空战——“赫尔戈兰湾空战”的序幕。ZG-76、JG-77和JG-26等联队都有若干中队升空拦击。德军展开追逐时，伦特刚结束了早上的两小时巡航，此刻正在基地里加油。地勤组长跑过来告诉伦特：“赫尔戈兰西面发现了50架英军战机！”他这时已看到东方的天空中高射炮弹爆炸时产生的烟云，以及被炮弹追着向大海方向驶去的十余个小点。加油刚一完毕，伦特就跳入座舱开始滑行，全然没有留意到有个地勤还在机翼的翼尖上装填弹药！由于已加速滑行到预备起飞的位置，可怜的地勤只好跳下机翼，翻滚着躲开飞机的巨轮。⁽¹⁰⁾伦特迎着远处依稀可见的小点飞去，他曾“兴致盎然”地回忆道：

约摄于1939年秋，ZG-76第1大队的少尉飞行员伦特。

“……几分钟后，我们飞到英国人的高度，追逐开始了。就像有人下令一样，2架英军战机漂进了我的瞄准器。它们与其他轰炸机稍微拉开了距离。首先要敲掉它们的尾炮，一梭子短促精确的炮火解决了这个威胁。我现在准备击落它们。我在2000米高度向其中1架发射了几发炮弹，浓烟立即翻滚了出来。英军飞行员竭力想迫降在一个德国的小岛上，但战机已变成了一团火球。现在轮到第2架敌机了。这架战机试图沿低空逃跑，飞机距海面的浪尖也就只有4到5米。我以最快的速度追着它，敌机尾炮手显然已经阵亡了。我逼近这架轰炸机后按下了机炮按钮，只见明亮的火舌从机翼上腾空而起。敌机的机尾短暂朝天，而后一头栽入大海，燃烧的油料在水面上冒出滚滚浓烟，清楚地标识出解体的地方。我和报务员在空中继续搜索新的猎物。找着了！不远的海面上，有几架英军轰炸机正被我们的两位战友攻击。我朝着敌机的方向全速冲去，不久后摸到1架暂时尚未与人交手的轰炸机身后。尽管离它很近，但我并未受到尾炮的攻击。我在极近的距离内把所有的炮火倾泻出去，成功地将敌机两翼的油箱打爆起火。英军飞行员显然想在海面上迫降，但由于机鼻先入水，它立刻就像一块石头那样沉入了海中。”⁽¹¹⁾

这次战斗中，伦特在15分钟内击落了2架轰炸机，他所描述的第3次击坠没有得到确认。但伦特以其致命的精准射杀率先撕开了英机编队，从而使赫尔戈兰湾当时的天空一度成为德军飞行员的靶场。他们发现自己的战机不仅速度快于对手，航炮的射程也远超“惠灵顿”轰炸机机枪的射程，于是，他们放心地拉开与敌机的距离，如同“坐在那里”一样尽情地攻击，直到将轰炸机打爆起火为止。还有飞行员发现轰炸机的下方是无法防御的软肋，因而也钻到下面，将敌机机腹打得千疮百孔。除伦特收获了胜利外，JG-26第10中队中队长施泰因霍夫还击坠了2架敌机，ZG-76第2中队中队长法尔克及其僚机亦各自击落了2架（法尔克自己也被击中，但迫降成功）。此外，第3中队的戈洛布带领的四机编队声称击落了6架轰炸机，不过仅有3架最终得到确认。

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的此番遭遇，对它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几天前的另一次受挫发生时，英军高层还曾将损失惨重的主因归咎于飞行员未能保持编队飞行纪律，有一位飞行员曾抗议“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编队，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深入敌军一方作战”，但高层竟然指责这名飞行员“缺乏爱国热情”。“赫尔戈兰湾空战”之后，英军高层总算以血的代价认清了以前的认识误区——轰炸机编队仅凭自身的防御火力就能与敌军战斗机抗衡，故而可在昼间深入德国腹地进行轰炸，同时自身也不会遭受高昂损失。英军轰炸机部队高层随后做出决定，日后主要在夜间进行轰炸，即便在极罕见的情形下需要白天渗入德国腹地，也只针对特意挑选的有限目标。这个决定直接促成了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的创立，而伦特也将在这个年轻的兵种找到自己的位置，逐步创下那个时代乃至整个夜战史上旱逢敌手的战绩。

“赫尔戈兰湾空战”之后，小有名气的伦特开始受到德国媒体的关注，纳粹宣传部门甚至还为他量身定做了明信片——纯雅利安人的金发、明星般的面容、漂亮合体的军服……伦特吸引了众多女性的青睐，也收到不少追求者的情书，其中就有后来的妻子“皮特森小姐”【Elisabeth Peterson，此为化名，本名为泽诺科斯尼科夫（Helene Senokosnikov）】。

约摄于1939年末，伦特在自己的Bf-110前留影，垂尾上有4个代表击坠胜利的标志。

有“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之父”称号的法尔克。从雪地环境和身着救生衣来看，本图应摄于1939年底或1940年初。很快，法尔克被晋升为ZG-1第1大队上尉大队长。

在法国战役开始前的“静坐战争”末期，英德双方都把注意力投向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个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的地区。德国一旦占领丹麦和挪威，既能在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时保护自己的北翼，又能确保瑞典的铁矿石等原材料运往德国的航线安全，更能使海军在那里的良港建立潜艇和舰队基地，为支配波罗的海、北海并出击北大西洋创造条件。基于这些考虑，德军于1940年4月9日发起了代号“威悉河演习”的斯堪的纳维亚战役。尽管德军轻易获胜，但这一战争史上的首次三军协同作战的过程还是充满波折。德军计划对奥斯陆和其他六个港口展开三栖作战，重中之重是夺取奥斯陆及其弗内布机场——战列舰“吕措”号和巡洋舰“布吕歇尔”号将护送运兵船搭载的地面部队登陆奥斯陆，伞兵将搭乘运输机空降夺取弗内布机场。参战的驱逐机部队包括法尔克上尉的ZG-1第1大队和赖内克上尉的ZG-76第1大队，前者的目标是夺取丹麦奥尔堡机场，后者则负责为挪威方向的运输机编队提供掩护。赖内克的第3中队以斯塔万格-索拉机场为目标，第1中队负责支援弗内布方向，第2大队和大队部则进驻奥尔堡机场（在法尔克得手之后），并以此为基地随时增援。伦特所在的第1中队由于起飞基地距目标过远，油料不够返航，所以他们将在伞兵夺取弗内布机场后降落在那里。

战役发起的当日曾出现过数起戏剧性的事件。首先在奥尔堡方向，法尔克所部当日晨轻松夺取了机场，但由于与着陆的伞兵部队沟通不畅，“占领”奥尔堡城的任务竟是由莫尔德斯的弟弟维克托单枪匹马完成的！当时维克托的中队长以为伞兵已占领了城市，于是命令他进城为中队寻找住处。穿着飞行服的维克托搭乘一辆顺风车进了城，结果发现自己是偌大的城市里出现的第一个德国军人！如果说奥尔堡方向还带有几分“喜剧色彩”的话，那么进攻奥斯陆和夺取弗内布机场的行动则完全变了样。在狭窄的奥斯陆峡湾里，“布吕歇尔”号先遭炮击，后被鱼雷炸沉，大批德军葬身鱼腹，“吕措”号也受重创，其余舰只被迫转向，把搭载的山地兵和步兵送往偏离目标达30余公里的地方，夺取奥斯陆的任务就此完全落到了空军身上。搭载第1伞兵师部分伞兵的首批29架Ju-52运输机，在逼近奥斯陆峡湾时遭遇了低云层和浓雾，被迫转飞奥尔堡。为这些运输机护航的ZG-76第1中队的8架Bf-110，此时已经和腾空而起的5架挪威“角斗士”战斗机缠斗在一起。Bf-110具有速度优势，“身形娇小”的“角斗士”则在灵活性上更胜一筹，激烈的格斗中，伦特击落了1架“角斗士”，但己方也有2架战机被击坠。剩下的Bf-110疯狂地围攻对手，迫使挪威飞行员们在又损失了1架战机后避敌锋芒（最后仅1架幸存，余者皆在封冻的湖面上迫降时损毁）。⁽¹²⁾

德军的第二波Ju-52运输机有53架之多，搭载的是第324步兵团2营的步兵。当首波Ju-52转飞奥尔堡时，第10航空军命令第二波运输机编队同样飞往奥尔堡。但是，编队指挥官瓦格纳（Richard Wagner）上尉怀疑命令的真实性，于是自作主张地决定按计划飞往弗内布机场。ZG-76第1中队也收到了相关命令，但所剩油料不足以返航或转飞他处，飞行员们也觉得随便落在挪威的某个地方都比掉到海里强，因而他们决定硬着头皮飞往弗内布机场。伦特等6架Bf-110飞抵机场上空时仅剩20分钟的油料，他们立即抓紧时间扫射地面上的防空阵地。未几，第二波次的Ju-52出现在机场上空，伦特发现这些运输机并没有投放伞兵，而是做出了准备依次着陆的姿态！瓦格纳上尉所在的Ju-52在率先降落时遭到炮火和机枪的射击，迫使飞行员又把战机拉起（瓦格纳本人在机内阵亡），在挪威军队高射炮的射击中，几架冒险着陆的Ju-52也被迫再度飞走，另外一些运输机则调整航向朝奥尔堡飞去，但还是有大批的运输机在机场上空焦急地盘旋和准备降落。伦特等几架战斗机的油料所剩无几，但局势又在命悬一线的危急关头，中队长汉森（Werner Hansen）中尉不管不顾地命令伦特紧急着陆，他与另外4架战斗机负责火力支援。伦特一边准备迫降，一边扫射地面上的机枪和高炮阵地。突然间，伦特的座机被击中，但他设法稳住战机继续滑行。据说，报务员库比施当时曾大喊“右舷发动机起火”，但伦特很镇定地回应道：“别慌，库比施，我们这就着陆！”

图为Bf-110双发战斗机，虽然作为远程战略性战斗机并未达到预期，但这种战斗机却成为夜战部队的主流机型。

图为1940年4月德军占领后的丹麦奥尔堡机场，这里是ZG-1第1大队（法尔克大队）的驻地，挪威战役中ZG-76第1大队第2中队也曾以此为基地。德军1940年时进行首批夜战的战斗机也是从这里起飞的。

约摄于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期间，伦特（前）和报务员兼炮手库比施准备起飞。

摄于1940年4月9日的弗内布机场一角，图中停在篱笆前的是伦特的Bf-110，空中的是Ju-52运输机。

摄于1940年4月9日的弗内布机场，右二为伦特。

摄于1940年4月的弗内布机场，左二为伦特。

伦特就这样冒着枪林弹雨降落在跑道上，由于速度过快，他在滑行时几乎撞上一架瘫痪在跑道边缘的运输机。尽管用尽力气刹车，但战机还是冲出了停机坪尽头，最后侥幸在机场边一户人家的篱笆墙外停了下来。汉森等人的Bf-110跟进着陆，分头抢占便于尾炮手射击的几个角落，很快便将守军火力压制下来。随着运输机陆续成功着陆，机上搭载的伞兵和步兵稍后控制了机场。到下午时，德军已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迈步行进在奥斯陆的街头。

这一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无疑使伦特再次成为宣传宠儿，他被描绘成“单枪匹马接受弗内布机场守军投降的骑士”。毋庸置疑，德军在挪威战事中出现了大量失误，作战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果不是伦特和几名飞行员“侥幸”夺取了弗内布机场，从而确保了空中和地面增援能陆续开抵，要想夺取挪威的首都恐怕还要多费些时日和伤亡。

法国战役在5月10日拉开帷幕时，ZG-76第1大队并未像ZG-1第1大队那样调往西线，而是继续待在尚未投降的挪威，准备支援在极北的纳尔维克苦战的山地兵。5月13日，伦特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5天后又被选入由最有经验的飞行员组成的所谓“特别中队”，驾驶改装有巨型副油箱的Bf-110 D-1/R-1战斗机，从特隆赫姆基地出发支援700公里外的纳尔维克。5月27日，英国皇家空军第263中队的一架“角斗士”战斗机，成为伦特的第5个确认的牺牲品。6月间，伦特又收获了两胜，7月1日，晋升为中尉，虽然他对此非常自豪（曾在家信中戏言“肩膀似乎一下子沉了许多”），但对于自己一直被束缚在次要的挪威感到沮丧——整个法国战役期间，ZG-76第1大队一直驻守挪威，甚至连不列颠空战都无缘参加，而第2和第3大队两个兄弟单位，当时都被调到海峡参战。作为驱逐机飞行员，伦特共执行过98次任务，击落敌机8架。伦特的军旅生涯在1940年8月发生了重大转变——他将在暗夜苍穹下谱写新的传奇。

艰难的转型：“在黑屋子里捉苍蝇的人”

戈林在入侵波兰前曾夸下海口，说不会有任何一枚敌人的炸弹落在德国的土地上。虽然这个承诺在1940年5月中旬时已变为笑谈（5月11日，英军小规模轰炸了德国的一座城镇，一星期后，又有99架轰炸机光顾鲁尔工业区），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戈林从未考虑过如何保护德国的天空，显然也与史实不符。不过，高层坚信自己的空军在昼间占有极大优势，也有能力征服任何敌手，敌军的报复性轰炸只可能在夜间进行。二战爆发前，第2教导联队（LG-2）有1个Bf-109战斗机中队，专门演练如何在探照灯帮助下进行夜间防空。到1939年9月，空军已有5个战斗机中队扮演着昼间和夜间作战的双重角色，即LG-2的第11中队、JG-72的第10和第11中队、JG-2的第10中队和JG-26的第10中队。⁽¹³⁾

1939年9月初，施泰因霍夫的JG-26第10中队曾几度从耶弗尔基地起飞，试图拦截散发传单的英军轰炸机，但均未获成功——地面控制单位虽能将敌机方位通报给战斗机飞行员，但敌机的高度并不清楚，飞行员只有在能见度很高的情况下，在近距离才能“看见”对手。9月底，施泰因霍夫中尉被召到柏林空军部开会讨论夜战事宜。戈林在会上曾大谈他自己的1918——他和伙伴们如何在弗兰德斯皎洁的月光下识别敌机的轮廓，如何加速钻到敌机下方发动进攻……施泰因霍夫战后回忆称自己曾在会上发言，强调眼下的状况与往昔大为不同，英军轰炸机的飞行高度与一战时差别很大，飞行员根本看不见地面的地标，另外，德国北部和德国湾区域经常笼罩着厚厚的云层。他还建议开发更好的定位和追踪系统，以及有助于在恶劣天气下进行夜战的导航工具。傲慢的戈林当时朝着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中尉说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你的路还长着呢！”⁽¹⁴⁾施泰因霍夫虽在“赫尔戈兰湾空战”中与伦特等人一样收获了数次击坠，但他对夜战的前景感到失望。1940年2月，当几支夜战中队被重组在JG-2第4大队的旗下时，施泰因霍夫寻机离开了夜战领域，改任JG-52第4中队中队长，开始了一个颇负盛名的昼间战斗机飞行员兼领袖的征程。

摄于1940年6月，第2航空队指挥官凯塞林（中）视察法尔克大队。法尔克（右一）稍后成为首支夜战联队NJG-1的联队长，凯塞林也在7月19日越级晋升为元帅。

摄于1941年7月9日，右为夜战部队和防御体系的最重要的领导人卡姆胡伯，左为最成功的“远程入侵夜战”（指在英国上空猎杀轰炸机）飞行员哈恩（Hans Hahn）少尉（当日获骑士勋章，1941年10月11日在英国上空与轰炸机相撞后丧生）。

1架Bf-110战斗机在夜色中返航后停在地面上。

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伦特（左）与1名飞行员坐在Ju-52的驾驶舱盖上留下了这张奇怪的照片。

JG-2第4大队的Bf-109战斗机很难胜任夜战的重任，几个月里只有一名飞行员在满月之夜击坠过一架轰炸机，自身还出现过诸多夜间起降事故。1940年4月，为拦截频繁光顾挪威海岸机场的英军轰炸机，驻奥尔堡机场的ZG-1第1大队建立了黎明前例行巡航的制度。大队长法尔克和一些盲飞经验丰富的飞行员经常升空，有时也能得到“弗雷亚”雷达的帮助，但他们收获的只有失望，很多次都无奈地看着轰炸机骤然消失在无边的暗夜中。虽然没有收获战果，但法尔克的关于将Bf-110用于夜战的报告，还是引起了空军高层的注意。随着德国城镇和工业区从1940年5月中旬起一再被炸，尴尬的戈林终于决定加强夜间防空。6月26日，他把空军将领召集到荷兰海牙附近开会，声称“阻止英军轰炸的夜间防空实为德国空军的‘阿喀琉斯之踵’”，为探索性地解决此一重大问题，他委任满脸困惑的法尔克上尉出任首支夜间战斗机联队的联队长。尽管不情愿放弃成功的驱逐机飞行员生涯，法尔克还是以极高的效率组建了第1夜间战斗机联队（NJG-1），下辖第1大队（原ZG-1第1大队）和第3大队（原JG-2第4大队），此外还有以Ju-88和Do-17为主机种的“远程夜战大队”。7月17日，戈林命令第2航空队组建一个夜战航空师，由卡姆胡伯出任指挥官。9月7日，伦特所在的ZG-76第1大队正式成为NJG-1第2大队。作为8胜在手的驱逐机王牌，伦特也不太情愿离开驱逐机部队，但最后还是服从了命令。完成了约12小时的夜间飞行训练后，他于1940年10月初来到荷兰阿纳姆西北的迪伦（Deelen），担任第2大队第6中队代理中队长。

刚到迪伦，伦特就听说第1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施特赖布（Werner Streib）中尉前一天夜里一举击落了3架轰炸机，使其夜战击坠总数达到了7架。作为一名中队长（11月初去掉了“代理”二字），伦特不仅要负责手下9架战机的作战准备和绩效考评，还有责任在空战中做出表率。但是，他的夜战生涯并不像在驱逐机单位时那样顺利，其开端可以说充满挫折。伦特经常出战，却总是空手而归，他抱怨过恶劣的天气，感叹过运气不佳，也咒骂过“愚蠢的”探照灯和高射炮部队吓跑了他的猎物——一句话，在夜间飞行和捕捉敌机的难度超出了他的想象和能力。

德军夜战部队的主机种Bf-110在速度上快于英军轰炸机，火力足够强，续航能力也算不错，内部空间可容纳夜战所需的额外设备，还有一名报务员兼尾炮手帮助导航和发现目标，因而，Bf-110总体而言比较适合夜战。伦特等所有初涉夜战的飞行员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困难，即发现目标，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就像在黑屋子里捉苍蝇”。为在夜空中发现敌机，飞行员需要探照灯指示敌机的方位，但这种方式自身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探照灯部队多部署在工业区，只有当英军轰炸机飞到工业区上空时，夜战飞行员才有可能出击拦截，而这时的地面损失往往木已成舟。其次，即便探照灯锁定了一架轰炸机，高空中的德军飞行员依然无法看见敌机（他们只有在较低高度向上观察时才有可能发现敌机），当他们向上爬升、预备进攻时，战斗机相对于轰炸机的速度优势会被抵消不少。第三，探照灯的强光往往将飞行员晃得头晕眼花，不仅抓不住目标，某些情况下还会被高射炮误击。最后，多架大功率探照灯投射成的强光带，往往将重要地面目标暴露无遗，反而成为英军的“导航助手”。德方很快也认识到这些问题，于是将探照灯部队从工业区移开，在接近德国本土的地区建起一系列连续的探照灯照射区和声音测位系统。夜间战斗机则在照射区边缘巡航，随时准备追逐被“捕捉”住的敌机。这当然是一大进步，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最主要的是该战术对天气要求过高——如果云层较厚，探照灯照射的效果会大打折扣，而德国北部的夜空并不总是月朗云稀。另外，英军轰炸机一接近照射区就会加大马力全速通过危险地带，德军的夜战飞行员最多只有几分钟来发现敌机并发起进攻。

伦特的第6中队就在鲁尔工业区外的探照灯照射区附近寻机作战，但是，直到1941年1月前，他的中队连续三个月都未取得任何战果，而其他中队似乎正干得有声有色，这种局面令伦特非常沮丧。1941年1月，中队的两名飞行员总算收获了两次击坠，但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第6中队再次陷入了完全沉寂。伦特明白，夜战的关键是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发现敌机，运气在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运气似乎一直不肯青睐第6中队，他自己甚至从未品尝过夜战胜利的滋味。4月末，伦特觉得自己无法再忍受下去，自信心也被完全摧毁，他决定和联队长法尔克面谈一次——伦特说自己不适合夜战，更不适合当中队长，要求调回驱逐机联队。

经常有失去信心的夜战飞行员向法尔克要求调回昼间战斗机部队，原因基本都是“夜里什么都看不见”。这次请辞的是法尔克熟悉且喜爱的伦特，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法尔克战后曾仔细回忆过对伦特的良好印象：“……1938年还在菲尔斯滕瓦尔德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新晋少尉伦特……他在新来的军官中非常醒目。他是那种充满活力且颇为优雅的军官，身材颀长，表情自信，里里外外透着镇静平和……他是个有着很高道德伦理水准的年轻军官，又是一位优秀飞行员，同时，在自己的自律范围内他又是个胆大无畏之人……”⁽¹⁵⁾在回忆伦特的受挫感时，法尔克这样写道：“……我们转换为夜战部队后，伦特的下属飞行员们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他这个中队长却没有胜绩。他很生气，实际上有点不知所措。尽管我们俩在年龄和职位上存在差异，但个人关系很好，因为我们都来自同一地区，还都是新教牧师家走出来的孩子。我喜欢他、理解他，也很喜欢跟他一起飞行作战。由于这层关系，当他的下属们收获了夜战胜利，而他自己仍两手空空时，他忍不住来找我了。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法继续当中队长了，想调回昼间战斗机部队。’他的情形与施泰因霍夫没多大区别，后者也不想做夜战飞行员。我对他说：‘再待一个月，如果你还是没能取得成功，我会看看能在调动问题上为你做些什么。不过，如果你成功了——对此，我深信不疑——你还得继续待在NJG-1。’他果然在之后的4周里取得了成功，后来升为大队长和联队长，他是我们最杰出的王牌之一。”⁽¹⁶⁾

这张照片是德军飞行员拍摄的夜战一景，1架英军轰炸机的炮手正向Bf-110开火。

为挽留伦特，法尔克甚至使用了“再给命运、自己和年轻的联队长一个机会”这种动情的话语，其真挚之情可见一斑。5月12日夜，伦特终于砸开了坚冰，击落了2架“惠灵顿”轰炸机，在暗室里捉苍蝇的伦特终于发现了亮光！6月28日至30日，伦特又击落了3架敌机。此时，已有5胜在握的伦特称得上是一个夜战王牌了。7月1日，伦特改任NJG-1第4中队中队长——这是法尔克手下战绩最显赫的中队，以27次夜战击坠远远领先于其他中队，还有一些稍后将声名显赫的夜战王牌，包括贝克尔少尉（Ludwig Becker，总胜绩44次击坠）、利佩-魏森菲尔德少尉（51次胜绩）以及曾与伦特在战绩榜上争过高下的军士吉尔德纳（Paul Gildner，46次击坠）。尤其是吉尔德纳，伦特刚来时他已击落过11架敌机，是夜战部队响当当的头号王牌。法尔克之所以把伦特调至第4中队，据说主因是原中队长不仅未取得过任何胜绩，还因疏于管理造成纪律松弛，一些飞行员颇有居功自傲之态。法尔克相信，战绩突出的伦特有威信和能力来改变第4中队的面貌。

摄于1941年5月，伦特在首个夜战牺牲品的残骸边（“惠灵顿”轰炸机）留下了这张照片。

伦特于1941年8月30日获得了骑士勋章，此时他已在夜战中击落了14架敌机。

摄于1941年9月10日，伦特与新娘泽诺科斯尼科夫小姐举行婚礼的场景。

伦特接手第4中队后，不到4个星期就击落过7架轰炸机，而且表现出轻伤不下火线的勇敢精神，也决不让伤势影响到作战飞行和日常管理工作。他的勇敢和毅力给中队王牌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上与人为善、关心下属的一贯风格，大家越来越敬佩和欣赏这位中队长。8月30日，伦特因8次昼间击坠、14次夜间击坠的战功获颁骑士勋章。

伦特在第4中队的成功还在延续，这与德军引入的雷达引导作战技术和“卡姆胡伯防线”也有密切关系。德军用“弗雷亚”和“维尔兹堡”（Würzburg）雷达来解决将夜战飞行员引导至敌机近前的难题，同时，大体上沿着基尔—不来梅—阿纳姆—鲁昂—蒙斯一线建立了一条探照灯照射带。这条防御带起初分作18“段”，每段大约宽45公里、纵深30公里，部署有1支探照灯部队、3架夜间战斗机和1个通信连。⁽¹⁷⁾在每“段”防线的前方，德军建有多个雷达站，1台“弗雷亚”雷达负责侦测来敌，3到4台“维尔兹堡”雷达随后接过追踪机群的任务，通过地面控制单位把相关数据和情报传给探照灯部队，后者再为夜战飞行员照亮敌机可能经过的天空。这时，3架战斗机中应有1架已经升空，第2架也做好了起飞准备，而第3架则处于待命状态。升空的战斗机需在雷达指引下，于7分钟内飞抵能看见敌机的地方，错过了这个时段敌机就会飞出雷达覆盖的范围。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这当然不成问题，但天气不好时飞行员的视距非常短，迫近敌机也几无可能。到伦特打开胜利之门时，夜战部队已将多个小“段”合并为较大的“区”，建立了所谓的“暗夜夜战”（Dunkelnachtjagd）区。

图为德军的一处雷达站，右为“弗雷亚”雷达，负责侦测敌机编队，左为“巨型维尔兹堡”雷达，负责继续追踪敌机，把机群的高度、规模、速度和航向等数据传递给地面控制单位。

德军的“地面雷达加探照灯照射区”战术曾一度取得不俗的效果，但1941年6月后却被逐渐放弃了，主要原因就是英军轰炸机部队采取了反制措施——轰炸机机群要么高速穿过照射区，要么绕着照射区飞行，使德军的截击时常落空。由于人力和装备投入巨大，换来的回报却日渐不尽人意（尽管伦特等飞行员仍在收获战果），纳粹党地方官员以夜战战果不佳为由，坚决要求把探照灯部队送回重要城镇协助高射炮部队防空。于是空军高层决定放弃“地面雷达加探照灯照射区”战术。1941年夏至年底，夜战部队又引入了所谓的“组合夜战”战术，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地面防空（高射炮部队）和空中截击（夜间战斗机部队）力量。“组合夜战”战术运用得最多的地方是基尔、汉堡、不来梅、杜伊斯堡、科隆、法兰克福、曼海姆和慕尼黑等重要城市。这些地方的防空体系被划分为三个“段”，每段都有一个雷达站，装备一台远程“弗雷亚”雷达和两台“巨型维尔兹堡”（Würzburg-Riese）雷达。“弗雷亚”雷达侦测到敌机编队后，两台“巨型维尔兹堡”中的一台负责继续追踪，另一台则指引一架战斗机升空拦截。两台“巨型维尔兹堡”收集到的数据被传递给高射炮部队指挥部，参谋和技术人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即时分析，并把它们转换成绘图台上的坐标。德军测算敌我双方位置的装置被称为“泽伯格（Seeburg）绘图台”，代表敌机（红色）和友机（蓝色）位置的亮点从台子下方投射到玻璃台面上，因而能显示出很短的时间间隔内的双方位置，便于控制人员分头指引探照灯、高射炮和夜间战斗机做出反应。不过，这个战术并不总能保证成功，有时还造成了己方战机被高炮击落的事故。高炮部队指挥官出于个人野心或贪功，或是从“泽伯格绘图台”得出的数据不够准确，有时并未及时下令高射炮停止射击，另外，紧咬轰炸机不放的德军战斗机，飞入高炮射击区时有时还不愿放手，这也造成了误伤误击事故的发生。

地面控制中心的军官正在“泽伯格绘图台”上工作。“巨型维尔兹堡”雷达传递的数据汇总到控制中心后，德军用投射到绘图台玻璃台面上的蓝色和红色亮点，分别代表己方战斗机和敌军轰炸机，随着数据的不断更新，德军就能较准确地掌握敌机方位、距离和高度，从而将夜间战斗机指引到敌机附近。

尽管德军使用各种技战术手段来提高飞行员接近和截杀敌机的可能性，但夜战的难度与复杂性、技战术的不完善，还是注定了夜战飞行员不可能像昼间飞行员那样轻易地取得击坠战果——到1941年10月末，昼间战斗机飞行员莫尔德斯、吕措和厄绍均突破了100次击坠大关，而夜战部队到1941年底时战绩最高的施特赖布“仅有”22胜，排在第二的是21胜的吉尔德纳，后来居上的伦特则以20胜屈居第三。如果加上昼间作战的胜绩，伦特已是夜战部队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耐心、坚韧、高超的盲飞和导航技能，还将帮助他在1942年的夜战中取得更大的战果。

斗智斗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941年11月，伦特被任命为NJG-2第2大队大队长。时任第12航空军指挥官的卡姆胡伯，在推荐信中曾写道：“……伦特中尉是最成功的夜战飞行员之一。作为一个年轻军官，他的成熟远远超过其年龄和军阶，他有着毫无瑕疵的声誉和责任感，对职业和报效国家都充满热情。他对飞行作战的主动精神、热情以及取得的战绩，已使其成为同僚和下属皆感钦服的熠熠生辉的榜样。他任中队长时即已证明了自己的不凡。鉴于其才能、成就和人品，我请求任命他担任NJG-2第2大队大队长，并提前晋升为上尉。”⁽¹⁸⁾

摄于1941年11月，NJG-2第2大队大队长伦特上尉（左）与战友交谈。

伦特晋为上尉的命令于1942年新年第一天下达，不足24岁的他此时是夜战部队最年轻的大队长，不仅要负责整个大队的日常管理、训练和作战绩效，还要率领约40架战斗机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夜战。NJG-2第2大队是以伦特之前的NJG-1第4中队为核心新组建的，现任的三名中队长——第4中队的舍纳特（Rudolf Schoenert）中尉、第5中队的利佩-魏森菲尔德中尉和第6中队的贝克尔中尉——不仅都是伦特的老班底，在整个夜战部队也都是个顶个的精英人物。NJG-2联队原本只有1个第1大队，主要职责是在英国上空及其外海攻击轰炸机编队，即所谓的“远程入侵作战”，由于希特勒认为“远程入侵”的战果难以确认，国民也“看不见”被击落在英国的敌机，于是下令取消了这种作战。第1大队随后被调往西西里岛，准备参加征服马耳他岛的海陆空三栖行动。伦特的第2大队则继续驻扎在荷兰的吕伐登（Leeuwarden），与NJG-1一起负责拦截英军对德国发起的夜袭。

摄于1942年上半年，NJG-2第2大队大队长伦特正通过无线电了解作战情况。

从1942年初起，卡姆胡伯在马丁尼（Wolfgang Martini）将军领导的空军通信兵总监部的密切配合下，在以往试验的基础上全面建立了所谓的“天床”（Himmelbett）夜战控制系统。这套体系北起丹麦北部，南至易北河口，西面始于德国北部和荷兰，经比利时和法国延伸至瑞士与意大利边境，基本覆盖了接近第三帝国的所有空中通道。“天床”系统的核心是雷达站组成的“天床”控制区（称为“盒子”），每个“盒子”装备有一台“弗雷亚”和两台“巨型维尔兹堡”雷达，以及位于这三台雷达形成的三角形中心的“泽伯格绘图台”。“盒子”的半径取决于“巨型维尔兹堡”雷达的覆盖范围（最大约60至70公里），而“弗雷亚”远程雷达最远能覆盖约150公里。当英军轰炸机机群出发后，德军的海岸雷达站一般会先发出预警，如果机群飞向或正接近某个“盒子”负责的“天床区”，区内的“弗雷亚”雷达会继续侦测敌机动向，并把数据传递给“维尔兹堡”雷达。敌机进入“天床区”后，两台“维尔兹堡”中的一台（称作“红色维尔兹堡”）专责追踪敌机编队，并将方位和高度等传送到作战控制中心。与此同时或更早一点，一架夜间战斗机已紧急起飞并等候在某处，称作“蓝色维尔兹堡”的第二台雷达则负责追踪和指引己方战斗机。这架战斗机在此时尚需绕着“天床区”中央的无线电导航台飞行，以便接受进一步的指令，第二架夜间战斗机此时也做好了随时升空的准备，第三架则处于待命状态。在与红蓝“维尔兹堡”雷达均有直线联系的作战控制中心，专职军官会在“泽伯格绘图台”上计算出敌我方位和高度（以绘图台上的“红点”和“蓝点”代表），而后按照绘图台显示的相对位置，通过无线电指引己方战斗机接近敌机群。如果受指引的战斗机未能发现目标，那么飞行员将飞回来继续绕着导航台飞行，以等待下一次机会。在这种防空体系中，战斗机飞行员仍可得到探照灯的帮助，但依赖雷达的程度显然更高。德军以高效率迅速组建了这种夜战控制系统，为伦特等飞行员提供了发现和击落更多敌机的可能。

同样是在1942年初，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新任指挥官哈里斯（Arthur Harris）改变了以往的空袭重点和方式，强调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展开轰炸，同时更多地使用既能造成大面积杀伤、又可为后来者指明位置的燃烧弹。哈里斯上任后先进行了多次轰炸战术试验，也对德国北部的一些沿海城市进行过小规模轰炸，而后于1942年5月30日至31日夜，以大约1000架轰炸机的规模对科隆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千机”轰炸。英方在行动中仅损失49架轰炸机，不足0.5％的战损率可以说暴露出了“天床”系统缺陷的冰山一角：每一“天床区”内只有一架、最多两架战斗机能够投入作战，如果队形紧密的英军轰炸机编队在时空上高度集中，那么它们飞经某个雷达控制区时，最多只有两架夜间战斗机追逐两架轰炸机，其他轰炸机则能借机穿越过去。如果轰炸机未途径某个“天床区”，那么那里的战斗机部队也就无所事事。德军事后的调查表明，英军首次“千机”轰炸的当晚，只有25架夜间战斗机投入了空战。不过，空军高层还未真正意识到“天床”系统的漏洞，更有效的防御体系的时日尚未到来。

6月1日夜，哈里斯组织的第二次“千机”轰炸指向了工业重镇埃森（Essen）。月底时，不来梅又不幸成为第三次“千机”轰炸的目标。英军在这两次大轰炸之间还进行过许多小规模夜袭，而伦特在这些截击战中的表现非常出色——全月10次出击就取得了击坠9架轰炸机的战果，是他个人飞行生涯中最成功的一个月。每战必有斩获的状态。无疑显示出伦特对夜战愈发得心应手，发现和打击敌机的技术也是日臻上乘。6月6日，伦特在惊喜地获知女儿出生的同时，也得知自己成为夜战部队第一个摘取橡叶骑士勋章的飞行员（总第98位）。到当月21日伦特击落第35架轰炸机时，他的名字在国防军战报上已经出现过4次，月底时到元首大本营领取勋章之时，他的夜战战绩已达到39次击坠。6月28日，希特勒亲自为伦特等飞行员（包括获双剑骑士勋章的戈洛布）颁发勋章，还邀请伦特与自己共进晚餐。对于任何一个刚满24岁的年轻人来说，受到国家元首的如此青睐，如果没有受宠若惊之感，反而是不正常的。

这是一张常见照片，战时曾被广加宣传，或摄于1942年3月末或4月初。Bf-110的垂直安定面上显示出其战绩是34次击坠（根据飞行日志，伦特取得34胜的时间是1942年3月29日）。值得注意的是垂直安定面和方向舵之间夹着的“白手套”，这个物件据说属于被伦特击落的某位英军飞行员，它在战斗中“从天而降正好落在这个位置”。虽说真假莫辩，倒也留下了一段传奇。

摄于1942年6月末，伦特从希特勒手中接过橡叶骑士勋章，他旁边是JG-77第4中队的泽茨（Heinrich Setz）中尉。最尽头被遮住的军官是伦特早年的战友、当日获得双剑骑士勋章的戈洛布。

摄于1942年上半年的吕伐登基地，NJG-2第2大队大队长伦特正在招待两位将军：左一为第12航空军指挥官卡姆胡伯中将，右一为第1战斗机师指挥官德林（Kurt-Bertram von Döring）中将。

摄于1942年6月末，年轻英俊的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伦特上尉。

或摄于1942年6月末的狼穴大本营，也有可能是返回NJG-2后所摄，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伦特上尉的一张“较为随意”的照片。

摄于1942年6月末，伦特获得橡叶骑士勋章后留下的肖像照。

英德之间夜幕下的空战，很大程度上是物资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对垒，尤其是雷达技术方面的较量。双方斗智斗勇，一旦发现一方使用了某种新技术，另一方也竭力在最短时间内研制出反制措施，此消彼长中将德占区的上空变成了血色的天幕。

在机载雷达普遍应用于夜间战斗机之前，德军惯用的战术仍是高空待命，由地面雷达将其指引到敌机附近，然后飞行员凭借个人的夜视能力发现敌机后进行攻击，而较低高度上的机群则留给地面高射炮部队解决。夜战飞行员能否取得战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靠目力首先发现敌机。1942年初，“明石BC”（Lichtenstein BC）雷达的出现和逐渐列装，使德军夜战飞行员只需在进攻的最后阶段看到敌机即可。这种雷达虽获得了高度关注并被寄予厚望，但夜战飞行员接受它的过程却无法一蹴而就。它的研制单位德律风根（Telefunken）公司曾派技术人员来到荷兰的吕伐登，试图说服夜战飞行员们相信雷达的实际价值。而飞行员们对这个黑色“魔盒”大多半信半疑。由于Bf-110和Ju-88等夜间战斗机装上雷达后会有4根鹿角状天线，大约使战机时速下降25英里，从而失去相对于英军轰炸机本就有限的速度优势，包括伦特在内的一些王牌都对配备机载雷达不感冒，甚至还有抵制情绪。⁽¹⁹⁾

伦特既是最初强烈反对安装雷达的军官之一，又是后来不遗余力支持它的人。⁽²⁰⁾除对战机速度的不利影响外，这种雷达对忙碌紧张的报务员兼尾炮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增加了其责任和负担。“明石BC”雷达的显示装置包括三个阴极射线管，分别显示敌机的水平位置、垂直位置和距离。在这些仪器间穿梭并随时将数据变换成指令绝非易事，要求报务员把精力高度集中在显示屏上，而持续地紧盯闪烁的显示屏，只需约15分钟就会让人头昏眼花，进而失去夜视能力，报务员也因此无法很好地履行炮手的职责。伦特等人不愿意以牺牲部分火力为代价来换取截击数据，另外，像他这样的夜战王牌多出身于驱逐机部队，这些功成名就的军官早已习惯于将战机完全置于自己掌控之下，空战中采取何种战术，也几乎成为身体的条件反射，让他们立即相信这种魔术装置，而不是那些同生共死、久经考验的兄弟，显然不是轻而易举的。虽然接受“明石BC”雷达的过程较为缓慢（备有“明石BC”雷达的4架夜间战斗机1942年初即运抵吕伐登，但是，除了贝克尔以外似乎一直无人问津），但到当年8月，随着贝克尔第一次在“明石BC”雷达指引下击坠了轰炸机，而且NJG-1第2大队也在当月靠机载雷达击落了多达25架敌机，伦特等曾经顽固的王牌们开始对机载雷达产生了信心，再加上几公里的覆盖范围为飞行员装上了第三只眼，夜战飞行员们接受雷达的热情于是开始高涨起来。

摄于1942年夏，驻荷兰德军最高指挥官、航空兵将军克里斯蒂安森（Friedrich Christiansen）视察伦特大队时所摄。

摄于1942年夏，NJG-2第2大队大队长伦特上尉（中）与军官们在一起，左一为利佩-魏森菲尔德中尉，右一为贝克尔中尉。

拍摄时间不详，身着飞行夹克、佩戴橡叶骑士勋章的伦特。

拍摄时间不详，伦特与战友们在出击作战前消磨时光的场景。

拍摄时间不详，伦特正在接听电话，或许是收到了升空截击敌机的命令。也有人称，本图和之前的那张打扑克的图片均是德军的战时宣传照。

这张照片中的Bf-110战斗机酷似一只怪物，机鼻上装有FuG-202“明石BC”雷达的鹿角状天线，机腹处安装有2门MG151航炮。

到1942年秋，德军夜战部队已普遍装备了“明石BC”雷达，而英军轰炸机部队之前即列装了名为“Gee”的新导航系统（严格说来不是雷达，因为它没有发射器，只有接收装置）。曾有一段时间，“Gee”系统使英军飞行员能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位置，也能较精确地测算风速对航向的影响，只要在“Gee”系统覆盖的范围内，英军轰炸机就能相对可靠地飞抵目标。但是，1942年8月，德军开发出名为“海因里希”的干扰发射器，能以很高的效率屏蔽英方发送的用以确定德占区位置的导航信号。⁽²¹⁾英军轰炸机的导航系统失去效力之后，战损率步步上升，轰炸机部队又想出另一高招，即建立一支所谓的“探路者”部队。这些“探路者”由英军经验最丰富的精英飞行员组成，他们一般在轰炸机机群前面先行起飞，找到目标后用特制的闪光信号弹将其精确地标识出来，后续机群再根据这些易于辨认的颜色标示进行轰炸。但是，“探路者”部队在8月17日的首战（为轰炸波罗的海港口福伦斯堡指引方向）却完全失败，迫使轰炸机部队司令部继续改进机载雷达。双方在轰炸和反轰炸、雷达导航和屏蔽雷达等技术方面的较量还将激烈地继续下去。

1942年10月1日，伦特的NJG-2第2大队改称为NJG-1第4大队，这是卡姆胡伯试图将每支夜战联队扩编为4个大队的首次尝试，NJG-3和NJG-4等到1942年底时都已拥有4个大队，但NJG-5还是只有3个大队。法尔克的NJG-1可谓兵强马壮，除占据头把交椅的第4大队大队长伦特（45次夜战击坠）外，第1大队大队长是大名鼎鼎的施特赖布上尉，第2大队大队长埃勒（Walter Ehle）上尉也是夜战部队的元老，名头稍弱的第3大队大队长蒂明（Wolfgang Thimming）上尉其实也非泛泛之辈（蒂明在1943年10月至1944年11月间任NJG-4联队长，战争最后几个月里为NJG-2联队长，战后曾任西德驻瑞典大使馆武官）。不过，扩编后的NJG-1囿于1942年最后几个月里的恶劣天气，并没有太多的机会与对手争锋，伦特在主持第4大队的头两个月里也只取得了3次击坠。英军轰炸机部队在此期间除了不经常地派出百余架轰炸机光顾德国上空外，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解决技术和装备缺陷上，同时积蓄力量在来年发起更大的攻势。

1943年1月初，不足25岁的伦特成为少校，晋升速度之快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成为少校后的第3天夜里，伦特带着手下击落了3架负责轰炸杜伊斯堡和在德国北部海岸布雷的轰炸机（英军当夜共损失5架），他与第11中队中队长雅布斯（Hans-Joachim Jabs）、第12中队中队长贝克尔各自收获了一次击坠。1月21日夜，伦特在击落了1架“惠灵顿”轰炸机后，将战绩提升到50次击坠。他自己曾将这次空战称为“最艰难的一战”，有战地记者这样描述过：“……当伦特少校当晚进入分配的作战区域时，他碰到了1架‘惠灵顿’。他操纵着战机复飞，而后朝敌机冲去。但是，在机动过程中英机察觉到了危险。‘惠灵顿’立即俯冲，打算从低空逃走。伦特拒绝让机会溜走，他以卓越的技能保持着与敌机的接触，一场紧张耗神的空战随即开始。双方你来我往射出的曳光弹闪烁着微光。我们的夜战飞行员射出的炮火击中了‘惠灵顿’机身的中央，但它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起火或坠落。它顽固地硬挺着，就是不肯起火。伦特继续逼近这架轰炸机，而英军飞行员正一边转大弯，一边射出很猛的防御火力，显然不顾一切地试图逃走。逐渐地，这架轰炸机在弹雨中冒出了火焰，很快机首朝下栽去。伦特少校成功结束了自己最困难的一战，这是他的第50个夜战牺牲品。”⁽²²⁾对昼间战斗机飞行员来说，50次击坠或许还不如戈洛布和格拉夫等东线王牌们一个月的战绩，但对困难重重的夜战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敬畏，必须仰视的显赫战绩。

这段时期里，英军在无线电和雷达技术方面又有两项重大进步：一是“阿波耶”（Oboe，或作欧波依）导航系统，“探路者”们驾驶的战机（如“蚊”式高空轰炸机）凭借这种装置，可以较准确地飞抵德国工业区上空投掷火焰标识，尾随的机群随后就可以投掷燃烧弹和高爆汽油弹。另一项技术进步是专门用于提高导航能力和对地投弹精度的“H2S”厘米波机载雷达。不过，如前所述，双方在斗智斗勇中经常能很快找到反制手段——英军1架装备了“H2S”雷达的轰炸机2月初时被击落在科隆附近，德律风根公司深入研究了缴获的“H2S”机载雷达，之后很快开发出名为“Naxos”的反制装置。这种装置能把使用“H2S”雷达的敌机方位显示给夜战飞行员，更致命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轰炸机使用“H2S”雷达，掌握了对手频率的德军信号监听部门，在轰炸机编队出发前就能根据“H2S”的信号，预测当晚是否有空袭以及大致的规模。而英机编队出发之始，德军根据“H2S”信号还能掌握其大致航向，从而能提前发出警报和做出相应的部署。

1943年1月起，德国上空又多了一个令人头疼的轰炸者——美国陆航第8航空队的B-17“空中堡垒”及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这些重型四发轰炸机以英国为基地，负责在白天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而英军轰炸机部队则一如既往地在夜间“造访”。继1月27日成功进行了昼间轰炸后，美军于2月4日白天又对埃姆登（Emden）进行了大规模空袭，但遇到相当顽强的阻击——德军甚至把夜间战斗机部队都派去拦截对手，伦特的好友雅布斯上尉率领第4大队的8架Bf-110白天起飞迎敌，不过伦特并未出战，因为高层严禁他这位夜战明星白天出击作战。⁽²³⁾夜战部队攻击美军重型轰炸机机群，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德军在防空作战上的无奈与挣扎。诚然，Bf-110相较于Bf-109这种昼间战斗机来说，具有航程远、火力猛等适合攻击重型轰炸机的优点，但早在1940年的不列颠空战期间，它在昼间作战上的缺陷就已暴露无遗，现在的Bf-110又装备有各种降低速度的电子装置和雷达天线，更使它在面对美军护航战斗机时基本没有机会。虽曾有个别Bf-110机组令人震惊地击坠过护航战斗机，但执行此类任务的多是缺乏昼间作战经验的新手，许多人“已经忘记”，或者说“从未学习和训练过”如何以双机或四机编队发起进攻。当他们习惯性地运用夜战战术，悄悄地单机逼近重型轰炸机机尾或下方时，往往也是他们与死神接吻的时刻——机身上下布满枪炮的B-17几乎没有盲区，庞大的机群的防御火力凶猛异常，可以说，夜间对付英军轰炸机时行之有效的战术，在昼间对付美军时则基本无效。经受了惨痛损失后，空军高层要求夜战部队只攻击单飞的敌军轰炸机，但在一场火热的战争中，这个命令常常被夜战飞行员置之脑后。夜战部队在昼间攻击重型轰炸机的作战曾被后人称为“毫无意义的牺牲”，但还是呈惯性地一直持续到1944年初。夜战部队在此期间损失了不少战机，尤其是宝贵的机载雷达和电子设备，德军也没有时间来弥补损失的那些受过良好夜战训练的飞行员和报务员。

伦特在2月间休了一个长假，直到月底方才归队。结果，等他归队时却接到了第12中队中队长、密友贝克尔丧生的消息。2月26日，雅布斯率第4大队的12架Bf-110升空作战，负责截击刚炸完埃姆登的美军B-24轰炸机机群，两名德军飞行员在激战中各击落1架轰炸机，但贝克尔未能返回基地。有着“夜战教授”之称的贝克尔，是夜战部队最有名的战术家和王牌之一（44次夜战胜利），他的阵亡沉重打击了伦特所部，乃至整个夜战部队的士气。不过，贝克尔只是当月丧生的三位王牌之一：先是NJG-1第3中队中队长、总战绩44胜的克纳克（Reinhold Knacke）上尉在2月3日阵亡，而后是2月24日在返航途中丧生于飞行事故的吉尔德纳中尉。本为军士的吉尔德纳因战功被破格撮升为军官，曾与伦特在战绩排行榜上一争高下，他获得骑士勋章的时间甚至还早于伦特（是夜战部队继法尔克和施特赖布之后的第3位骑士勋章得主）。面对战友和下属接二连三的丧生，伦特的心境也跌到了冰点，在这一时期的家信中，他开始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对战争前景的悲观与怀疑情绪。虽然依然坚信“上帝会将最后的胜利带给德国人”，但他对战争的残酷性、持久性以及对军人做出牺牲的要求，显然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1943年3月5日，英军轰炸机部队发起了旨在摧毁鲁尔工业区周边城镇的所谓“轰炸攻势”，即德国人所称的“鲁尔战役”。英军轰炸机机群将“阿波耶”、“探路者”和“Gee”导航系统等多种技战术手段组合使用，给鲁尔工业带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鲁尔战役”从3月5日一直延续到7月24日，英军在23401次轰炸任务中损失了约1000架轰炸机，阵亡、失踪或被俘大约7000名机组成员。德方估计，被击毁的1000架轰炸机中约有770架是被夜间战斗机直接击坠或受重创后坠毁的。⁽²⁴⁾历时21周的“鲁尔战役”中，伦特共取得12次击坠的战绩，其中4月20日还成功击落过1架“蚊”式战斗机，是首位在夜间击落这种战斗机的德军飞行员。

鲁尔工业带并不是唯一被盟军持续轰炸的地方，多特蒙德、斯图加特、纽伦堡和慕尼黑等大中城市都遭到不同规模的轰炸。夜战部队从联队长到普通飞行员的每个人，都渴望把那些还没机会扔下炸弹的轰炸机击落在本土以外，但被炸的城镇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的现实，令他们对卡姆胡伯的天床防御体系产生了严重怀疑和不满。如前所述，这种体系存在着浪费资源的严重缺陷，由于英军采取了更紧凑的“溪流式”队形，总有相当数量的夜间战斗机没有拦截英机的机会。其次，天床系统的纵深不足，一旦轰炸机机群穿越了某个天床区的有限区域后，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夜间战斗机前来拦截，除非是机群又一头扎入下一个天床区。这种状况使有些指挥官呼吁试验更经济、高效的拦截方式，希望能将夜战部队的现有力量物尽其用。天床体系遭到怀疑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它有意无意间挫伤了不少飞行员，尤其是下级军官和新手的士气。通常情况下，伦特这种王牌和长官往往率先升空，被雷达指引到敌机附近的也是他们，自然他们取胜的概率要高得多（当然被击落丧生的概率也高得多）。那些夜复一夜做好了战斗准备的年轻飞行员，却经常得不到机会，即便有幸升空，也常被指引到天床区边缘地带，要么待命，要么绕着导航台盘旋，鲜有机会接敌。同时，他们还得苦涩地看着王牌们不断提升战绩和获得勋章。

尽管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卡姆胡伯依然固执地把天床系统视为抵御盟军轰炸的最佳体系。两年前英军刚发起“千机”轰炸时，卡姆胡伯曾要求将夜战大队的数目增加8倍，还想再索取15万人为夜间防空部队服务，⁽²⁵⁾这些要求当然不可能实现。1943年3月，卡姆胡伯又提出了一个旨在加强帝国防空的宏大计划：首先，他建议合并空军“中央军区”和西部的空军第3军区，他认为这种一体化策略能使本土空防更加有效；其次，他要求任命一个总指挥官来管理集成后的“空军军区”，辖区内的昼间和夜间战斗机部队以及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都由这个指挥官负责；第三，卡姆胡贝建议大大加强高射炮和战斗机部队的力量，他甚至还提出了组建“战斗机航空队”的设想——这个航空队将由3个军组成，每军下辖3个战斗机师，总计控制约2000架夜间战斗机，并建议把它们部署在英军轰炸机编队的攻击路线上。⁽²⁶⁾卡姆胡伯显然认识到盟军轰炸机数量的激增已构成重大威胁，他试图把希望寄托在加强夜间战斗机部队的实力上，但考虑到德军当时保护本土和西方占领区的昼间和夜间战斗机数量分别只有535架和430架，他将夜间战斗机部队的规模扩大四倍有余的想法显得十分不切实际，而且给人无节制索取资源的印象——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就曾驳斥过卡姆胡伯的过分要求，戈林也抱怨“卡姆胡伯是空军最昂贵的将军”。⁽²⁷⁾虽然卡姆胡伯取得了参谋长耶顺内克和总司令戈林的支持（谁不乐见空军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呢？），希特勒也曾多次表示过要“特别关注夜战战斗机部队”，但纳粹元首并没有准备好把资源倾斜到组建战斗机航空队的程度。希特勒在召见卡姆胡伯时，拒绝了后者的战斗机航空队建议，唯一批准的就是命令更多的高射炮部队移防各个工业区腹地，同时把一些重要工厂内迁。卡姆胡伯虽有极强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但终究未能看清对手轰炸战术的变化和天床防御系统的缺陷，终于在1943年7月的汉堡大轰炸后，黯然离开了自己一手搭建的夜战舞台，无奈地来到了无战事的挪威担任第5航空队指挥官。

血色夜空下的帝国战鹰

1943年7月24日夜，800架英军轰炸机轰炸了汉堡，仅三天后，汉堡又一次遭受了类似规模的夜袭。这次史称“汉堡战役”的空袭，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还深深影响了德军夜战部队的发展方向。当天子夜，德军雷达侦测到一支大规模轰炸机编队朝北海海岸的德国一侧飞来，包括NJG-1第4大队在内的夜战部队立即起飞迎敌（伦特本人没有出战）。看起来这不过是又一次例行的大轰炸而已，但是，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德军机载雷达的显示屏完全变了样——本来显示的应是代表数百架敌机的小点，现在看起来似乎竟有几千架之多！整个显示屏充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点，雷达被干扰得完全失灵，地面控制系统也突然陷入瘫痪。有些试图按雷达指示进行追逐的飞行员，徒劳地发现根本看不见敌机的影子，而雷达还在显示一架架轰炸机正从他们附近穿过！地面上的“巨型维尔兹堡”雷达既看不见己方，也无从追踪敌机，根本无法将相关数据提供给控制中心。英军飞行员返航后曾汇报说，德军探照灯一直在漫无目的地照射天空，高射炮也失去了往日的密度和准头。

看来，英军以某种神奇的魔法克制了对手“明石BC”雷达的魔力。其实，英军的魔术就是他们在空袭中投下的大约40吨的9200万个铝箔条（Window）。这些铝箔条的长度约为德军雷达波长的一半，而德军机载雷达和地面雷达的波长完全一致，地面雷达还被用于控制探照灯和高射炮！德军的雷达不仅将每一捆铝箔条都误释为一架轰炸机，还使高射炮和探照灯都像着了魔似的。英军的这次成功不仅几乎宣告了德军天床系统的死刑，还带来了出其不意的后果——英文词典中“Window”一词有了“金属干扰带”这个新解。

7月27日夜，英军在第二次汉堡空袭中再次使用了金属干扰带，尽管德军仍被干扰和迷惑，但多数飞行员自觉放弃了使用天床系统，转而根据地面控制中心即时通报的机群位置、高度和航向数据，实施自由截击作战。是夜，夜战飞行员们一共击落13架敌机，伦特和雅布斯各自击坠1架“兰开斯特”轰炸机，而另一支将在日后发挥更大作用的力量——赫尔曼少校的“野猪”（Wilde Sau）部队则取得了3架胜绩。英军的第二次汉堡空袭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引起了风暴性大火，德方的保守估计是约有35000人丧生。由于妻子和女儿就居住在汉堡郊区，伦特返航后很快搭乘1架道尼尔战机前去探望妻女。7月30日凌晨1点刚过，伦特再次驾机升空，截杀第三次空袭汉堡的轰炸机，夜战部队当夜击落了26架敌机，但伦特大队只有他自己取得了1胜。当夜出尽风头的正是赫尔曼的“野猪”部队（8次击坠），赫尔曼本人一举收获了3次胜绩。8月2日夜，英军对汉堡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但由于天气原因，多数轰炸机抵达目标前被迫返航，“探路者”也未能准确地标识出轰炸目标，除了投下的炸弹极为分散外，还有30架轰炸机未能返回。伦特当夜也有出战，但未能击坠敌机。

拍摄时间不详，伦特（左）正在出战前向手下的飞行员们交代任务和注意事项。

摄于1943年上半年，伦特少校与橡叶骑士勋章得主施特赖布少校（左，时任NJG-1第1大队大队长）。

摄于1943年6月26日，NJG-1在阿纳姆庆祝联队建立3周年，左一为第1大队大队长施特赖布少校，左二为卡姆胡伯将军，左三是联队长法尔克中校，左五为伦特少校。活动结束后的7月1日，法尔克被调任参谋职位，施特赖布继任NJG-1联队长。

汉堡空战将天床系统的大量缺陷彻底暴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过多的雷达侦测系统使用完全相同的波长，使英军的金属干扰带能轻易干扰所有的防空装置。其实，在英军血洗汉堡之前几个月，已有部分德军飞行员认识到天床系统面对英军新战术时的缺陷，但真正试验新战法的只有赫尔曼少校。轰炸机飞行员出身的赫尔曼是空军部的参谋军官，他在1943年3月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随着盟军轰炸机数量的激增，夜间战斗机部队的力量相较之下远远不足，除大声呼吁提高夜间战斗机的产量外，他还颇有见地地指出：“夜间战斗机的巨大落差可以通过把昼间战斗机投入夜战加以弥补，当然要得到所有可能的技术、组织和训练方面的支援。”⁽²⁸⁾赫尔曼设想的创新之处在于，用速度更快的单座单发Bf-109和Fw-190昼间战斗机来补充常规的夜战力量，这些昼间战斗机不装备任何复杂的导航设施，也不依赖地面控制系统，将只依靠飞行员的夜视能力飞抵目标区域和展开自由猎杀。他唯一需要的是探照灯把城市的上空照亮，并将高射炮火限制在一定高度内。

卡姆胡伯反对赫尔曼的提议，而赫尔曼虽然职位不高，却长袖善舞，秘密地得到了高层允许其试验有关设想的授权。1943年4月，经过几次训练飞行后，赫尔曼在柏林上空进行了首次实战测试，成功地在3万英尺高度拦截到一架被探照灯罩住的英军“蚊”式轰炸机，虽然未能击落对手，但拦截到令人痛恨的“蚊”式轰炸机，还是令空军部上下深受鼓舞。米尔希元帅特许赫尔曼到勃兰登堡-布里斯特飞行学校招募一批飞行教官，开始进行相关的训练和作战准备。米尔希的干预表明，空军高层为打击盟军的轰炸机机群，越来越愿意采取非正统的、甚至是冒险的办法——空军部许多官员以及高射炮部队的许多指挥官都认为，赫尔曼和他的手下需要有“近乎疯狂”的勇气，才能在柏林上空的弹雨中飞行作战。7月3日，经过两个月训练后，赫尔曼和手下的9名飞行员在鲁尔工业区附近腾空而起，准备截击前来轰炸的英军机群。赫尔曼事先与掌管工业区多数高射炮部队的指挥官辛慈（Johannes Hintz）将军谈妥，在2万至3万英尺高空，他们不用担心自己会被高射炮击落。赫尔曼等人先在空中旁观，目击被常规夜战飞行员击中的一架架轰炸机在天边爆炸起火。当英军机群离开鲁尔工业区腹地朝科隆飞去时，赫尔曼的“野猪们”突然杀将出来。地面上的第7防空师向轰炸机和“野猪们”狠狠地开火，探照灯也把赫尔曼等照得透亮，但“野猪们”带着满腔的怒火和热情四处搏杀，号称当夜击落了12架敌机！尽管赫尔曼就战果问题与第7防空师发生了争执（双方稍后平分了这12架轰炸机），但他的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战斗机和高射炮相结合的作战引起了每个空军军区的兴趣”。⁽²⁹⁾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和戈林先后把赫尔曼召来汇报“野猪”战术，还批准他组建下辖3个大队的JG-300，由他本人担任联队长。赫尔曼获得戈林支持后，立即着手改进他的联队与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的作战协调，同时也找到了如何将“野猪们”指引到合适地带的解决办法——由于德国密布着连成一体的无线电导航台，当英军目标被发现后，“野猪们”将被召集到最近的导航台，并在预设高度上盘旋待命。一旦时机到来，“野猪们”就可以迅速扑向目标区域，并在那里以目力展开追逐和猎杀。这种作战当然具有很大的冒险性（尤其是高射炮“不长眼睛”，甚至有意忽略“野猪们”为表明身份而在空中发射的信号弹），更无法逆转敌机业已完成的轰炸。

与赫尔曼出任JG-300联队长几乎同时，伦特在8月1日被任命为NJG-3联队长，雅布斯上尉继任NJG-1第4大队大队长。伦特此时已拥有66次正式确认的夜战战果和令人尊敬的橡叶骑士勋章，除了是夜战部队的头号王牌外，他的人品、性格、责任感、纪律感、组织领导和管理能力，已在22个月的大队长任期内得到了充分体现，出任下辖4个大队的联队主官，对刚满25岁的伦特来说无疑代表着认可、信任和荣誉。伦特丧生后，曾有人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追忆伦特担任中队长以来的军旅生涯：“……伦特还是（NJG-1第4中队）中队长和（NJG-2第2大队）大队长时，与吉尔德纳曾展开过火热的竞争，两人你来我往，总有一个比另一个多一次击坠。伦特本来可以轻易地挑选敌机经常出没的最佳位置，他只需飞到那里参战就行了。但是，战友之谊不允许他那么做。尽管所有军人都有着健康的野心，军官们也都想获得勋章，但在伦特心目中，由他自己亲自尽可能多地击落敌机并非要务，最重要的是必须摧毁敌机，从而使落在德国土地上的炸弹尽可能地少一些。当他与新机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产生了效果，或者年轻飞行员们带着首批击坠的战果顺利归来时，伦特无疑更加快乐和欣慰；最令这位大队长和联队长感到满意的任务之一，就是把曾激励过自己的、摧毁敌机和渴望胜利的热情传递给新一代飞行员。他很关心官兵，他到厨房去品尝他们的食物，探视他们的住处和作战准备室……他总是考虑下属的需要，虽然严格，但绝非不通人情，他总是在与懒散搏斗……伦特深知，行动才是最好的表率。他是天生的领袖、榜样人物，光是他的存在就足以感召人们的忠实和服从，所以他在23岁时就成为大队长，25岁又成为一个联队的主官。而他证明了对他的信任是有根有据的。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人随着责任的增多而成长’。如果认为他的领导才能仅体现在其飞行技能和击坠敌机的数量上，那显然也是错误的……”⁽³⁰⁾

摄于1943年8月初，伦特被任命为NJG-3的联队长，图为他与前任联队长沙尔克（Hans Schalk）上校完成交接后，与联队军官们合影的场景。图中前排左三为伦特，左五为沙尔克。

可能摄于1943年8月10日，希特勒正向伦特颁发德军第32枚双剑骑士勋章。左一似为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左二为伦特，左三为时任NJG-1第3大队大队长的利佩-魏森菲尔德上尉（第263枚橡叶骑士勋章），左四为NJG-5第2大队大队长莫伊尔上尉（Manfred Meuer，第264枚橡叶骑士勋章），左五是JG-3第5中队中队长基施纳中尉（Joachim Kischner，以170次击坠获得第267枚橡叶骑士勋章），最里面的是JG-5第3大队大队长埃尔勒上尉（Heinrich Ehrler，第265枚橡叶骑士勋章）。

第32枚双剑骑士勋章得主伦特少校

可能摄于1943年8月10日，获得橡叶或双剑骑士勋章的飞行员在狼穴大本营留影。从左至右依次为：JG-27第2大队大队长施勒尔上尉（Werner Schröer，第268枚橡叶骑士），JG-5第3大队大队长埃尔勒上尉，NJG-1第3大队大队长利佩-魏森菲尔德上尉，NJG-3联队长伦特少校，NJG-5第2大队大队长莫伊尔上尉，JG-3第5中队中队长基施纳中尉，JG-5第7中队中队长魏森贝格中尉（Theodor Weissenberger，第266枚橡叶骑士）。

可能摄于1943年8月10日的狼穴，戈林与夜战英雄们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利佩-魏森菲尔德上尉、伦特少校、戈林、赫尔曼少校（当日获得第269枚橡叶骑士勋章）和莫伊尔上尉。

JG-300联队长、“野猪”战术的创立者赫尔曼少校。加兰德1945年初被解除战斗机部队总监职务时，赫尔曼曾是主要候选者之一，甚至还接到过戈林的电话通知，但战斗机部队总监这个已成鸡肋的位置最终落在了伦特的老战友戈洛布身上。

米尔希元帅的夜战事务顾问、“家猪”战术的创立者洛斯博格上校（图中为中校）。

更多的荣誉接踵而至——当伦特8月4日抵达施塔德（Stade）正式接手NJG-3时，他意外收到了元首大本营通知他已被授予第32枚双剑骑士勋章的电文！此时，最引人注目的飞行员并不是10日从元首手中接过双剑骑士勋章的伦特，而是“野猪”联队JG-300的指挥官赫尔曼。在1943年的多事之秋，德军夜战部队面临着防御体系的根本变化，“夜鹰”们所熟悉的曾为他们带来2000次击坠胜利的天床系统，正在盟军规模越来越大的轰炸攻势逼迫下淡出历史舞台。仿佛一夜之间，赫尔曼和他的飞行员们变成了受人顶礼膜拜的英雄，他们本就有些虚张声势的态度和行径，好像还激发了饱受轰炸之苦的国人的想象力，电台反复播放着“野猪之歌”，JG-300的飞行员都被捧成无所不能的超人，其情其景很有点像三年前不列颠空战时的飞行员被欢呼为救星那样。这当然会招来冷言恶语和讥笑，驾驶双发战斗机的常规夜战飞行员对他们就很反感和憎恶。在伦特他们看来，“野猪们”就像一些胆大妄为的冒险家，跌跌撞撞地闯入夜战这个他们既不理解、又无力掌控的舞台，而有些人则专挑赫尔曼的刺，讥讽出身自轰炸机部队的他根本没有战斗机作战经验，其全部的夜战经验不过是在1940年的伦敦上空获得的，当时还曾被英军战斗机打得四处逃窜。毫无疑问，伦特等指挥官对赫尔曼及其“野猪”联队的突然蹿红，尤其是他们没有被纳入夜战部队的作战体系，肯定是大光其火，随之而来的相互争宠和负面评价也就可以理解了。事实上，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夜战控制系统早已成为飞行员的眼睛和耳朵，可现在这些都成了摆设，有人却力主回到没有这些复杂系统的1940年，老牌夜战指挥官和技术专家们在感情上当然是难以接受的。

赫尔曼不是个轻言放弃之人，他在高层支持下继续“蚕食”着常规夜战部队的地盘，其中，伦特早年的同学、轰炸机部队总监鲍姆巴赫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除赫尔曼以“野猪”战术挑战着天床系统外，米尔希元帅的夜战顾问、空军参谋部的洛斯博格（Viktor von Lossberg）上校，也在7月29日提出了改进防空体系的新建议。洛斯博格认为，夜战飞行员应该尽可能早地飞入盟军轰炸机机群形成的绵绵不绝的“溪流”中，与敌机同向飞行，而不是在控制区附近傻等。他设想，地面控制中心可借助简称“Y系统”的甚高频无线电导航系统，引导夜战飞行员渗入敌机流，同时将位置、航向、高度和可能目标区域等情况通报给所有参战飞行员。夜战飞行员获悉这些情况后，可自行导航和杀入机群寻找猎物。洛斯博格的战法是对“野猪”战术的补充，有意思的是该战法被称为“家猪”（Zahme Sau，或作“驯猪”）。7月30日，米尔希、加兰德和NJG-1联队长施特赖布少校等人在一次会议上赞同洛斯博格的建议，同时向戈林建议，进一步加强赫尔曼“野猪”部队的实力。与会的卡姆胡伯面对自己的天床系统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局面，强烈反对洛斯博格的提议，但一切都已无济于事。8月1日，随着戈林批准实施“家猪”战术和扩大“野猪”部队的规模，二战德军夜间战斗机作战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

尽管英军的金属干扰带还能干扰“明石BC”雷达，但德军现在已能熟练地指引飞行员飞往受干扰最厉害，也即敌机密度最大的方向，从而保持与机群的接触，如此一来，夜战飞行员们就能相对容易地凭肉眼发现猎物。其实，德军武库中又增添了一样可以破解金属干扰带的利器，这就是新的“FuG-220 明石SN-2”雷达。这种雷达的波长为330厘米，搜索角度达120度（BC雷达只有24度），侦测距离也远优于BC雷达，能侦测到与己方战机飞行高度大体相当的距离以外的敌机。⁽³¹⁾理论上讲，在5500米高空的德军飞行员，借助SN-2雷达可发现约6公里外的敌机。在实战中，一旦地面控制中心成功地将战机导入敌机流，夜战飞行员就可以独立地发现并摧毁敌机。SN-2雷达的生产在汉堡大轰炸后被给予最高的优先地位，到1943年10月时，夜战部队已普遍列装了这种雷达。

伦特出任NJG-3联队长时，夜战部队还列装了另一款新武器，即被称为“爵士乐”（Schräge Musik）的倾斜式机炮。这种武器安装在机背上，由双联装20毫米机炮组成，炮口朝上倾斜约70度（在不同的机种上倾斜角度有所变化，机炮口径也有差异）。以倾斜式机炮攻击英军轰炸机防御薄弱的下方，据说最早是由伦特的老部下舍纳特中尉提出和进行试验的，他在1942年初曾向卡姆胡伯建议使用这种机炮，但后者并不积极，伦特和施特赖布等一干指挥官也都表示反对。⁽³²⁾直到1942年7月末，舍纳特借卡姆胡伯向他颁发骑士勋章的机会再次游说，终于获得了继续试验的许可。后来，舍纳特成为NJG-5第2大队大队长，曾在伦特的ZG-76第1中队服役过的军械上士马勒（Paul Mahle）与他合作，两人在一架改装过的Bf-110G战斗机的机背上安装了倾斜式机炮。1943年5月，舍纳特用它收获了首次夜战胜利，从当年8月至年底，他用“爵士乐”竟击落了18架敌机。夜战联队开始推广使用倾斜式机炮时，与以前的新武器或雷达获得的际遇类似，也曾遭遇不少抵制，伦特的好友、NJG-1第4大队大队长雅布斯就是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更有趣的是，个性极鲜明的夜战王牌赛恩-维特根施泰因，把座机上任何可能降低速度的装置都拆了下来，却独独青睐机背上的倾斜机炮。年轻飞行员倒是欢迎这种新武器，正在冉冉上升的夜战新星施瑙费尔就是该机炮的拥趸。联队长伦特起初虽表示反对，但正如他对“明石BC”雷达等新技术的态度一样，了解了“爵士乐”的潜力之后他也欣然接受，还在实战中积极使用，以求为下属做出表率。

1943年8月23日夜，英军710架重型四发轰炸机轰炸了柏林，英军损失了56架轰炸机，是到此时为止一次行动中战损最高的一次。尽管英军的轰炸未取得决定性效果，但高爆炸弹和汽油弹引发的熊熊烈火，还是将柏林的夜空染得血红血红。参与截击的夜战部队尝试了前述的新技术或战法：夜间战斗机首先被引导到导航台附近待命，当对手的意图和轰炸目标完全明确后，部分夜间战斗机以“家猪”战术渗入敌机流，随即开始自由猎杀，而另一部分使用“野猪”战法的战斗机，则在飞抵柏林上空后，借助探照灯和高射炮部队的帮助进行猎敌。有趣的是，曾对赫尔曼的“野猪”部队颇有微词的伦特，选择的却是飞到柏林以“野猪”战术制敌。他从吕贝克出发向南飞行，24日凌晨1时许在柏林上空击落了“斯特林”（Short Sterling）和“兰开斯特”轰炸机各1架。20分钟后，1架“哈利法克斯”（Halifax）轰炸机成为他当夜的第三个牺牲品。伦特的NJG-3是夜一共取得了17次击坠，占夜战部队击坠总数（62架）的近30％。31日，622架英军轰炸机再次光顾柏林，结果又损失了47架，其中的2架“哈利法克斯”成为伦特的第69和第70个夜战战果。

伦特以出色的战绩证明了自己之前的胜利并不全是“机会多于他人”的结果，虽然担任联队长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更繁杂的事务，他还是寻找一切机会升空迎敌，他的身先士卒和屡有斩获，自然激励着飞行员和地勤们——9月末的一次空战中，夜战部队击落了22架轰炸汉诺威的英军轰炸机，其中的一半战果都记在了NJG-3名下！NJG-3的官兵自然会认为伦特给联队带来了完全不同以往的“新鲜气息”，当时的夜战新王牌措纳战后曾写道：“……对伦特来说，政治是次要的，国家社会主义教义也变得无足轻重。对飞行员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夜战战术，技术人员和地勤需要做的就是解决技术问题。尽管伦特是普鲁士人，但他帮助大家形成了一种友善，而且几乎自治的氛围。”⁽³³⁾

柏林一直是哈里斯的心头大患，尽管在一系列轰炸中损失惨重（仅在8月23日至9月3日的三次空袭中，就损失了125架轰炸机和几百名机组成员），而且由于城市太大造成了轰炸效果难尽人意，但英军轰炸机部队还是坚持不懈地轰炸柏林，或许是想以这种毁灭性攻势摧毁德国的中枢，免除地面部队日后进攻欧洲大陆时的过大牺牲。频繁的轰炸和市民的伤亡引起了希特勒对空军的强烈不满，10月7日，戈林把高射炮部队、昼间和夜间战斗机部队的将领们全都召集到上萨尔茨堡，检讨帝国防空的困难局面和应对措施。戈林开诚布公地表示：“空军正处于最大的危机关头，处于自身历史的最低点……空军已失去了德国人民和战士们的信任。这场危机主要集中在战斗机部队，当然昼间战斗机部队难辞其咎……接下来是高射炮部队，它们以前打不准敌机，现在还是打不准。它们只有在偶尔击中敌机时才会感到震惊……高射炮部队在百姓中很有声誉，不过那是因为它们在地面战事中表现得很强悍，取得过毫无争议的成功……”⁽³⁴⁾就在到会的高射炮和昼间战斗机部队指挥官们如坐针毡之时，戈林转脸表扬了夜间战斗机部队：“……夜战部队的声誉有了很大提高，毫无疑问，百姓们认为夜战部队的表现绝对有大的进步。但是元首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随着恶劣天气的到来，夜间战斗机部队也做不了太多。”⁽³⁴⁾

或许是应验了纳粹元首的判断，在9月末至12月末的三个多月里，伦特放慢了提升战绩的步伐，只取得过5次击坠。但在伦特看来，比他自己收获更多战果还要令人兴奋的是，他的报务员兼炮手库比施终于在1943年的最后一日获颁骑士勋章，成为夜战部队以此种职位获得表彰的第二人。此时，伦特仍以75胜位居排行榜榜首，但8月份调任伦特麾下第2大队大队长的赛恩-维特根施泰因，已把战绩从50胜提升到68胜，位居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63胜的施特赖布和62胜的莫伊尔（Manfred Meurer）。

1944年的第一个夜晚，伦特用在柏林上空击落的1架“兰开斯特”迎来了新年，比他更值得庆贺的是，已在当日晋为NJG-2少校联队长的赛恩-维特根施泰因，竟然一举击落了6架轰炸机！两年来，第一次有人真正威胁到伦特的头把交椅。赛恩-维特根施泰因是一个有着天赋才华的飞行员，其“高贵的出身”使他觉得事事都要出类拔萃，在夜战领域也要力拔头筹。同时，他又是一个孤傲的人，虽然所有人都认可他的才华和能力，也景仰他辉煌的战绩，但官兵们对他普遍敬而远之，不像对伦特那样发自内心的爱戴。赛恩-维特根施泰因在NJG-3第2大队时的报务员兼炮手是奥斯特海姆（Friedrich Osterheimer）中士，他在1990年回忆这位传奇人物时，曾这样述说：“严肃正经、高傲、严格执行纪律之人，他给自己定下了成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夜战飞行员的目标，并为此而疯狂行事。”⁽³⁵⁾赛恩-维特根施泰因无疑是伦特最有力的竞争者，他本人对超越伦特从不讳言，倒是独领风骚数年的伦特，觉得他是在与自己的野心较劲，不但不认为后者的成功会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甚至都不认为自己和这位亲王之间存在竞争。

图为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图片摄于1943年9月末，他获得橡叶骑士勋章之时。这时，他已是NJG-3第2大队的上尉大队长，个人战绩54胜。

图为夜战部队有着“暗夜王子”之称的利佩-魏森菲尔德亲王，摄于1943年8月10日他获得橡叶骑士勋章之时。利佩-魏森菲尔德在1944年初晋升为少校后出任NJG-5的联队长，但在当年3月12日的飞行事故中丧生。他死后被埋葬在荷兰，与先他而去的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比邻而居”。

1月1日的空战结束后，伦特的战绩是76胜，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以74胜暂居次席。14日夜，500架盟军轰炸机空袭不伦瑞克，伦特击坠了敌机3架，赛恩-维特根施泰因只有1架战果，两人的比分是79对75。在一星期后的又一次柏林空袭中，伦特没有出战，赛恩-维特根施泰因则击落了3架“兰开斯特”。在击坠第3架敌机时，他的Ju-88几乎与对手相撞，当时他拼命地控制陡降的战机，终于以机腹着陆迫降成功。尽管险些丢了性命，但他还是很兴奋自己的战绩第一次如此接近伦特（79对78）。在夜战飞行员们看来，两大王牌之间的确存在着激烈竞争，大家对此无不兴致盎然，每次作战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比分。

1月21日夜，盟军轰炸机机群对马格德堡（Magdeburg）进行轰炸。赛恩-维特根施泰因的报务员和技师前夜刚经历了险与对手相撞的惊魂一刻，因此都希望当夜不要出击，但亲王哪肯放过任何超越伦特的机会？赛恩-维特根施泰因是NJG-2最先升空的飞行员，晚上10点左右他取得了首架击坠，20分钟后第2架轰炸机被打得四分五裂，第3和第4架轰炸机又在20分钟内成了他的第81和第82个牺牲品。赛恩-维特根施泰因并不知道，当晚出战的伦特只击落了2架敌机，因而，他已成为头号夜战王牌。他的心思完全放在了发现和击落更多的轰炸机上，报务员奥斯特海姆在“明石SN-2”雷达的显示屏上识别出第5个目标，亲王于是把Ju-88诡秘地开到这架“兰开斯特”的机身下部，用致命的倾斜机炮将之击中起火。第83次胜利在握的亲王满意地看着夜空中燃起的火焰，就在这时，Ju-88的机身被可能来自一架“蚊”式战斗机的炮弹击中，左舷发动机立即起火了。亲王命令弃机跳伞，奥斯特海姆和技师幸存了下来，但亲王本人没有，他的尸体和飞机残骸两天后才被人们找到。德军的调查表明，赛恩-维特根施泰因的降落伞未能打开，很可能是跳出座机时因头部撞上战机而昏厥。果然如此的话，赛恩-维特根施泰因的死亡方式与马尔塞尤如出一辙。

赛恩-维特根施泰因阵亡的次日被追授双剑骑士勋章，他的83次击坠记录也在两个月后才被伦特超越。这位亲王最为战友铭记的是其极端的个人主义，就算战友对他的追忆并不包含太多的挚爱色彩，他至少赢得了所有人毫无保留的尊敬。夜战部队此战失去的并不只有赛恩-维特根施泰因，战绩已达65胜的NJG-1第1大队大队长莫瑞尔上尉也于同夜阵亡。伦特再次成为孤独的领跑者，不过，新一代王牌施瑙费尔正展露出惊人的夜战技巧、冷静和无畏，他最终将以121胜成为夜间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

钻石骑士及其陨落

英军轰炸机部队1944年1月间曾五度轰炸柏林，损失了147架轰炸机（占派出总数的5.8％），在中间点缀进行的马格德堡和不伦瑞克轰炸中，又有95架轰炸机未能返回。2月15日，哈里斯再次派出891架轰炸机轰炸柏林，德军夜战飞行员在高射炮和探照灯部队的帮助下击坠了43架，其中“野猪”联队JG-300的战果最丰，赫尔曼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支持——命令高射炮弹的发射高度不得超过16500英尺！

残酷的夜战和恶劣的气候夺走了夜战部队许多年轻人的性命，就连一些经验丰富的王牌也是一样生死难卜——3月12日，刚任NJG-5联队长没多久的利佩-魏森菲尔德少校，在阿登山区的圣于贝尔（St Hubert）因遭遇恶劣天气意外坠机身亡。对于这位自NJG-1第4中队起就追随自己的王牌的逝去，伦特曾在家信中感慨万分：“……归途中我与利佩亲王找机会见了一面。再度起飞前，我们俩聊得很愉快。令人难过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一周后，他在阿登山区恶劣的天气中坠机身亡了。一个接一个地失去老战友——我与他们有过那么多值得回忆的经历——真令人感觉很不好。但是，谁能知道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们人类实在是太渺小、太无力了，哪能理解上帝的举动。”⁽³⁶⁾伦特此时是为数不多的仍在一线部队作战的夜战元老，但越来越多的伤亡令他忧虑难过，繁杂的职责也使他疲惫不堪，他的战绩仍在增加，但速度已明显放慢。

3月24日夜，哈里斯的轰炸机部队进行了二战期间对柏林的最后一次大轰炸，811架轰炸机中有72架被击落。英军机群在抵近和飞离目标途中都曾遭遇强风，编队被“吹散”到柏林周边有着猛烈的高射炮火的区域，而柏林上空当夜也是乌云低垂，为探照灯和照明弹帮助“野猪”联队提供了极佳的条件。不过，当夜最成功的不是赫尔曼联队，而是使用“明石SN-2”雷达，在照明带之外寻找战机的常规夜战飞行员。3月1日晋升为中校的伦特，在柏林上空击落了2架敌机，其中第一架是负责为主力设定标识的“探路者”。加上两日前在法兰克福收获的2次击坠，伦特的夜战记录已达到85胜。

在1944年的头三个月里，英军轰炸机部队八度空袭德国首都，虽给德方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杀伤，但哈里斯也付出了高昂代价——共计有351架战机被击毁，1787名机组人员阵亡，506人被俘，如果再加上返航后坠毁，或重创到无法修复的战机，这个数字将上升到606架战机！⁽³⁷⁾哈里斯本人在战后回忆录中曾评估过轰炸柏林的行动：“……柏林之战令我们损失了300架飞机，损失率约为6.4％。由于这次攻击历时颇长，针对的又是一个距离远、最困难、防御最严密的目标，这些损失应该算不上过大……但它的确意味着敌军成功重组了其防御体系，也找到了新战术。”⁽³⁸⁾英国皇家空军的官方战史就没有这么隐晦或客气，它直言不讳地写道：“……从战役层面来看，柏林之战不只是一次失利。它是一次被击败。”⁽³⁹⁾失利也好、被击败也罢，就损毁的战机而言，哈里斯八度空袭柏林中的任何一次，都无法与3月30日夜轰炸纽伦堡时的损失相比：950架战机中有95架未能返回，另有10余架返航时损毁，阵亡、失踪和被俘的机组人员高达700人，而纽伦堡本身仅有69人丧生！这次轰炸自然是哈里斯的一次“滑铁卢”，德方也有理由自认取得了大胜。伦特在3月31日凌晨击坠了1架“哈利法克斯”，虽然略有失望，但他欣慰地看到自己的联队一共击落了27架轰炸机。如果说伦特因战绩过少还有点郁闷的话，那么比他更郁闷的应是施瑙费尔——已担任NJG-1第4大队大队长的这位后起之秀，在这个被称为“夜间狩猎”的大胜之夜，甚至还空手而归。

随着盟军6月在诺曼底成功登陆，英军轰炸机部队的轰炸重点已完全转向支援地面战事，对西线重要战术目标的轰炸取得了优先权，无论是德军装甲部队、撤退中的队列或铁路枢纽，还是V1飞弹和V2火箭的发射基地，都遭到盟军的无情轰炸。尽管盟军对德国城镇的轰炸一度冷清下来，但对石油存储基地和炼油厂的轰炸则几乎从未停顿。因应于盟军登陆和战略重点的变化，德军昼间和夜间战斗机部队都进行了重新部署，伦特的NJG-3大部移驻科隆，一部则部署在比利时的勒库洛特（Le Culot）。6月16日夜，约220架英军“蚊”式战斗机和“兰开斯特”轰炸机，在前去轰炸德军集结地和铁路枢纽的途中，遭到伦特联队的阻截。当夜月色皎洁，能见度十分理想，伦特联队击落了11架敌机，他本人在短短7分钟内，以50余发炮弹击落了3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国防军战报第5次提到了他的战绩，媒体也照例宣传了一番——他已成为史上第一个取得100次击坠的夜战飞行员（夜战战绩为92胜），在他身后的施瑙费尔虽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此刻还只有78胜。

摄于1944年春，NJG-3联队长伦特中校在自己的Bf-110前留下了这张照片。

摄于1944年4月，伦特中校与NJG-1第4大队大队长施瑙费尔上尉在交谈。

到6月底，伦特的夜战战绩进一步上升到95胜，飞行员和地勤们开始热烈地议论联队长何时能够突破夜战百胜大关。有趣的是，伦特从未在任何一个夜晚取得过3次以上的击坠，终其整个生涯也只有4次一举击落过3架敌机。施瑙费尔与之相比似乎侵略性更强、效率也更高——施瑙费尔在一次战斗中摧毁3架敌机的情形出现过10次，击落4架的有4次，击落5架的1次，甚至还创下过击落9架的惊人纪录。⁽⁴⁰⁾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伦特应是一个更稳健、更愿首先保护好自己的人，他的一位下属曾回忆说：“……在作战中伦特无疑是个强悍的斗士，但他从不愿把飞行员逼入不计后果的冒险中。他期待我们勇敢地作战，但也一再要求我们小心行事，竭力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他指示过我们，一个晚上击落了2架或3架敌机的任何飞行员都可独立行事或径直返航，如果觉得过于紧绷的神经使自己不能再战，也可选择休息。当我在1945年1月5日击落了2架敌机后，我想起了伦特的教诲，于是选择降落在最近的我方机场。”⁽⁴¹⁾由此可见，以伦特的地位和获得的荣誉，他没有必要像年轻的施瑙费尔那样以命相搏，而从他下达的指令来看，他在关心下属安危的同时，也不禁止施瑙费尔那样的天才不遗余力地奋战。

摄于1944年春，夜间战斗机部队最成功的两位王牌伦特和施瑙费尔。

摄于1944年春的比利时圣托德，伦特在探访NJG-1时与老友雅布斯（右）和施瑙费尔（中）留下了这张喝咖啡的照片。

7月25日至28日，英军轰炸机部队似乎从支援地面战事的任务中“忙里偷闲”，抽空对斯图加特进行了三次轰炸，每次都出动600架左右的轰炸机。英军三次空袭中伦特都有出战，第一次击坠了1架轰炸机，第二次没有收获，第三次则在10分钟内击坠了2架“哈利法克斯”。由此，伦特成为第一位在夜间击坠敌机100架的飞行员。因为这一杰出战功，他于7月31日获颁第15枚钻石骑士勋章，戈林在贺电中曾不吝溢美地写道：“……我亲爱的伦特，我满怀骄傲和感激地祝贺你作为最成功的夜战飞行员，获得了德国表彰勇敢行为的最高勋饰。没有人能比我更好地估量，你在决定德国人民命运的这场战斗中做出了何等令人无法忘怀的表现。你以无比的热情和视死如归的勇敢，夜复一夜地与恐怖的敌军轰炸机浴血奋战，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誓死捍卫着你的祖国。你所树立的榜样一直激励着你的联队和官兵，在最苦涩的战斗中建立华丽的功勋。全体德国人民和我一样，都仰慕你这位最勇敢的战士。我充分认可你作为一名战士和指挥官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真挚地祝愿你拥有美好的未来，取得更多令人骄傲的胜利……”⁽⁴²⁾

摄于1944年8月25日的狼穴大本营，伦特获得了第15枚钻石骑士勋章（于7月31日公布的），图为明显衰老的希特勒向他表示祝贺的场景。

伦特中校获得第15枚钻石骑士勋章后留下的标准照

伦特的钻石骑士勋章的正面、背面和侧视图。这枚勋章曾在1966年被伦敦索斯比拍卖行拍卖，伦特的长女因急需钱支付手术费，不得不拍卖父亲的最高战功勋章，买家据说是加兰德，他代表西德国防部将之买下，国防部把它收藏于拉斯塔特的国防历史军事博物馆中。

伦特与妻子和长女克里斯蒂娜的合影。伦特丧生时，妻子又诞下了次女，但他已无缘相见了。

约摄于1944年9月最后几天伦特回家探亲小住时，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回忆，从左至右依次为：时为随军牧师的哥哥维尔纳、姐姐乌尔苏拉、母亲、父亲、哥哥约阿希姆、姐姐克特、伦特本人。

虽然戈林电文的浮华作风与其衣饰和言谈举止的一贯风格一脉相承，但他对伦特的喜爱在昼间和夜间战斗机部队也是人尽皆知（尤其是在昼间战斗机飞行员早被他当作空战不力的替罪羊的情况下），他和希特勒对伦特的关注也不是从这一刻才开始的。26岁的伦特有着远超年龄的经验和阅历，其成熟稳重早为高层所欣赏。伦特的出色战绩只是其成就的一部分，他具备的技战术知识和技能、经过实战检验的领导才干，还有敢于说出真相和直面问题的勇气，以及与上级、同僚和下属的融洽关系，使他这样的人在夜战部队显得鹤立鸡群。据说，希特勒的小圈子里曾传出消息，说元首正考虑任命伦特担任夜间战斗机部队总监。⁽⁴³⁾8月25日，伦特出现在元首大本营，从明显衰老迟缓的希特勒手中接过了钻石骑士勋章，而后，元首邀请他到书房细谈了几小时。希特勒可能是想借机再最后考察一下伦特——在战后幸存的一份备忘录中，希特勒曾提到伦特将是夜间战斗机部队总监的主要候选人，他准备把高度专门化和技术化的夜战兵种交给伦特进行重建。

伦特返回联队后在9月12日击落了1架“兰开斯特”轰炸机（有资料显示他在17日又击落了1架“兰开斯特”，但缺乏时间地点等具体数据），夜战战绩达到了102胜，加上8次昼间击坠，总战绩为110胜。

10月5日，伦特带着库比施、第二报务员克勒斯（Hermann Klöss）中尉及驻NJG-3的战地记者卡克（Werner Kark）少尉，驾驶着新近开始使用的Ju-88 G-6战斗机，向200多公里外的帕德博恩（Paderborn）飞去。那里是老朋友雅布斯中校的NJG-1联队部的驻地。这是一个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的好日子，但谁能料到，伦特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发生了飞行事故！伦特驾机抵达帕德博恩前不久，美军对这里进行过轰炸，弹坑密布的跑道已无法使用。雅布斯命令地勤在草地上清理出一条临时跑道，也在上面做了可以降落的标志。虽然有一条高压电缆在草皮跑道附近，不过地勤们显然认为它不会构成威胁。然而，恰恰就是这条高压线造成了伦特最后的悲剧。当伦特准备降落时，Ju-88的左舷发动机突然熄火，伦特竭力试图控制侧翻的战机，失去高度和平衡的Ju-88撞上了那条高压电缆。随着飞机的坠毁，克勒斯和卡克当场丧命，伦特和库比施身受重伤。他们迅速被人拖出后送往医院。当库比施在次日死亡时，伦特还在医院里与死神搏斗。

1969年，雅布斯曾回忆过伦特的最后时刻：“……伦特是四人中伤得最轻的，除严重脑震荡外，他的两条小腿摔断了。当天，他曾恢复过意识，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认出了我。他无法告诉我事故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医院的主治大夫担心伦特的腿部生疽坏死，建议将一条小腿截肢。但这个建议被戈林派来给伦特治病的外科专家黑贝勒（Höberle）教授否决了……黑贝勒教授对伦特的创口进行了修复手术……手术后伦特曾清醒过一会，我告诉他，他的二女儿黑尔玛（Helma）在他出事后不久降生了。伦特很失望又不是期盼已久的儿子……10月7日，我得离开伦特一会儿，要去参加NJG-1第1大队大队长弗尔斯特（Paul Förster）上尉的葬礼……临别时，伦特清醒地对我说：‘别迟到了。’随后，他陷入了昏迷，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不在帕德博恩期间，医生发现伦特已经感染坏疽，黑贝勒教授赶来后立即进行截肢，但伦特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上。”⁽⁴⁴⁾

10月11日上午，戈林在帝国总理府主持了伦特的国葬仪式。他手持帝国元帅权杖，向覆盖着万字旗的伦特棺椁行礼，六名护卫军官护送着棺椁走向总理府马赛克大厅，时任夜间战斗机部队总监施特赖布中校则缓慢肃穆地走在前面，双臂抱着装有伦特的各种战功勋章的丝绒垫。整个场面庄重严肃，令人动容。戈林在悼词中给予伦特最高的评价，称颂他“从这一天起加入了德意志民族古今英雄的行列”。第二天，伦特被安葬在施塔德的军人公墓，夜间战斗机部队几乎所有的将领和指挥官都来到墓地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冉冉升起的战星施瑙费尔也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默默地追思伦特的音容笑貌。随着希特勒和戈林致送的花环被掷入墓穴，随着一锹锹泥土渐渐盖住伦特的棺椁，这位“暗夜之王”与先他而去的“暗夜王子”们、成百上千的没有留下任何记号的夜战飞行员们一起，进入了无边的长夜。

在不来梅和汉堡之间有一个叫罗腾堡（Rotenburg）的地方，二战期间这里曾是JG-11的一个基地。1958年，英国占领军将此处的军营正式移交给了新建立的西德联邦国防军。1964年7月18日，联邦国防军将这座军营重新命名为“伦特军营”，以纪念在暗夜苍穹下谱写过惊世篇章的“牧师之子赫尔穆特”。

摄于1944年10月11日的帝国总理府，戈林在伦特的国葬仪式上举起权杖，向他最喜爱的飞行员致敬。

摄于1944年10月11日，伦特国葬仪式上的守灵卫队，从左至右依次为雅布斯中校、舍纳特少校、NJG-6的哈德巴尔（Karl Hadeball）上尉、NJG-2的拉杜施（Guenther Radusch）中校、NJG-1的施特吕宁（Heinz Struening）上尉和措纳上尉。

摄于1944年10月11日的帝国总理府马赛克大厅，戈林在伦特的国葬仪式上发表讲话。

摄于1944年10月11日，戈林在国葬仪式上向伦特的棺椁致敬。

摄于1944年10月12日，伦特的棺椁被伞兵们抬着送往施塔德军人公墓安葬，前面的两名飞行员左为舍纳特，右为哈德巴尔，后排左为措纳，右为施特吕宁。

摄于1944年10月12日，出现在施塔德军人公墓里的将军和政要们，前排左二为第2战斗机师指挥官伊贝尔中将，左三为第1战斗机军指挥官施密德（Joseph Schmid）中将，左五为纳粹国务秘书、党卫队副总指挥阿伦斯（Georg Ahrens），左六为第11空军军区指挥官、航空兵将军沃尔夫（Ludwig Wolff）。

伦特的墓穴上方树起的十字架，上面显示着他的生卒年月和被追授的上校军衔。

摄于1944年末举行的战斗机部队会议上，加兰德中将正在发言（未显示），左为接过NJG-3指挥权的拉杜施中校，右为伦特的好友、NJG-1联队长雅布斯中校。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德国夜空的形势愈发地不妙了。

摄于1944年末举行的战斗机部队会议上，前排左一为法尔克，左二为第7战斗机师指挥官胡特（Joachim-Friedrich Huth）中将，左三为特劳特洛夫特，左四为JG-300的联队长赫尔曼。

西德联邦国防军位于不来梅附近的罗滕堡军营被命名为“伦特军营”，图为军营的外观。

第16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迪特里希武装党卫军上将
（获勋时间194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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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Bristol，UK：Cerberus Publishing Limited，2003. p.xiv.

(2)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x.

(3)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NY：The MacMillan Company，1968. p.219.

(4)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7.

(5)Werner Baumbach. Broken Swastika：The defeat of the Luftwaffe. London，UK：Robert Hale，1960. p.57.

(6)John Weal. Messeschmitt Bf-110 Zerstörer aces of World War 2. 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1999. p.7. 伦特的原单位JG-132中的“3”代表这是一支“轻型战斗机”单位，新单位JG-141中的“4”则表明其是“重型战斗机”单位。1938年11月，德军有7个大队从原来的“轻型”变成了“重型”战斗机大队。

(7)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36.

(8)Colin D. Heaton，et al. The German aces speak：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eyes of four of the Luftwaffe's most important commanders. Minneapolis，MN：Zenith Press，2011. p.180.

(9)Cajus Beckker. Luftwaffe war diaries：The German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 1994 p.35-36；John Weal. Messeschmitt Bf-110 Zerstörer aces of World War 2，p.12.

(10)Dan McCaffery. Battlefields in the Air：Canadians in the Allied Bomber Command. Toronto，Canada：Lorimer, 1995 p.30.

(11)John Weal. Messeschmitt Bf-110 Zerstörer aces of World War 2. p.21-22.

(12)Doug Dildy & John White. Demark and Nowway 1940：Hitler's boldest operation. 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07. p.41.

(13)Manfred Griehl. Night figherts over the Reich. London，UK：Grennhill Books，1997. p.5.

(14)Johannes Steinhoff. The final hours：The Luftwaffe plot against Goering. Washington，D.C.：Potomac Books, 2005 p.105.

(15)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93.

(16)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19-220.

(17)Werner Held & Holger Nauroth. The defence of the Reich：Hitler's nightfighter planes and pilots. London，UK：Arms and Armour Press，1982. p.33.

(18)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120.

(19)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154.

(20)Peter Hinchliffe. The Other Battle：Luftwaffe Night Aces versus Bomber Command. Osceola，WI：Motorbooks International，1996. p.68.

(21)马文俊、王懿著。《帝国精锐：二战德国特殊部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69页。

(22)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171-173.

(23)Cajus Beckker. Luftwaffe war diaries：The German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p.302.

(24)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188-189.

(25)马文俊、王懿著。《帝国精锐：二战德国特殊部队》。第270页和第277页。

(26)Karl-Heinz Hummel. Die Kommandostrukturen in der Reichsluftverteidigung，1939-1945. In：H. Dameran（ed.）. Deutsches Soldatenjahrbuch 1989. Munich：Schild Verlag，1988. p.294-297.

(27)R.F.Toliver & T.J.Constable. Fighter general：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Zephyr Cove，Nevada：AmPress Publishing，1990. p.234.

(28)Hajo Hermann. Eagle's wings：The autobiography of a Luftwaffe pilot. Osceola，WI：Motorbooks International，1991. p.160.

(29)Hajo Hermann. Eagle's wings：The autobiography of a Luftwaffe pilot. p.167-168.

(30)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203-204.

(31)Cajus Beckker. Luftwaffe war diaries：The German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 p.337-338.

(32)Peter Hinchliffe. The Other Battle：Luftwaffe Night Aces versus Bomber Command. p.137.

(33)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219-220.

(34)Edward B. Westermann. Defending Hitler's Reich：German ground-based air defenses 1914-1945. Chapel Hill，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Doctoral Dissertation），2000. p.414-415.

(35)Peter Hinchliffe. The Other Battle：Luftwaffe Night Aces versus Bomber Command. p.236.

(36)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228.

(37)William R. Chorley（ed.）. Royal Air Force Bomber Command loss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5. Aircraft and crew losses during 1944. Earl Shilton，UK：Midland Counties Publication，1997. p.139.

(38)Arthur Harris. Bomber Offensive. London，UK：Greenhill Books，1990. p.188.

(39)Denis Richards. The hardest victory：RAF Bomber Comm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NY：W.W.Norton & Company，1994. p.219.

(40)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German combat pilots of World War Two. 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4. p.325-371.

(41)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255.

(42)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251-252.

(43)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PA：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2004. p.188.

(44)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Helmut Lent. p.259-260.

第三章　“元首的角斗士”：约瑟夫·迪特里希武装党卫军上将

武装党卫军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被称作“第二陆军”的军事集团最高时曾拥兵39师，⁽¹⁾除在东线、西线、意大利和巴尔干战场参战外，还有不少党卫军单位出没于清剿游击队的屠场之上。最早组建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帝国”师、“骷髅”师、“维京”师以及后来成立的“希特勒青年团”师等，都是德军作战序列中战斗力很强的部队。统帅纳粹党卫军的将领自然皆非泛泛之辈，名气最大的恐怕要数迪特里希（Josef“Sepp”Dietrich）、豪塞尔、施泰纳、吉勒和比特里希等人。豪塞尔被称作“武装党卫军之父”，施泰纳被赞为党卫军最有创新才能的指挥官，吉勒作为“维京”师师长曾摘取过第12枚钻石骑士勋章，而迪特里希则是第16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也是豪塞尔以外仅有的既有武装党卫军上将（Generaloberst der Waffen-SS）军衔，又具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SS-Oberstgruppenführer）身份的人。

从外貌和身材上来看，迪特里希与那些戴着单边眼镜、处处追求“举止优雅”的国防军将帅完全不同，颇有几分古罗马角斗士的味道：他身材不高（绝对不够党卫队早期的身高标准），但强壮结实，宽肩脖粗，面部线条粗犷，整个人显得非常强悍。迪特里希话语不多，还时常前言不搭后语，但略带沙哑的嗓音总能激起他人的共鸣，好似他天生就是人兽大战前鼓舞士气的角斗士头领一样。从履历上看，迪特里希早年从事过多种社会底层职业，1918年时是规模极小的坦克部队的一员，也是二三十年代希特勒的贴身保镖和忠实追随者。他既曾为希特勒稳定政权和消除政敌嗜血“长刀之夜”，又一手创建了纳粹元首的铁血卫队——“希特勒警卫旗队”，二战期间先后在波兰、法国、巴尔干和东线左冲右杀，纳粹帝国崩溃的前夜，他更是阿登反击战和“春醒”战役的德军主将。当然，迪特里希在德军将领中只能算是才具平庸者，至少其才具与承担的职责难称匹配——伦德施泰特曾留下过“迪特里希虽然正派但很愚蠢”的典型评价，豪塞尔也曾毫不留情地声称：“正常来说，迪特里希会是个不错的军士长，要是作为士官，他会做得更好，当士兵的话绝对堪称一流。”⁽²⁾曾在党卫军第1装甲军担任迪特里希参谋长的莱曼（Rudolf Lehmann，1945年3月曾任“帝国”师师长）这样写道：“……我们的老指挥官（迪特里希）并非战略天才，但他是个一流的带兵领袖。作为统兵指挥官或总司令，他无法施展自己的这个才能，他也为之深感痛苦。他的强项并不在于拿出全面的战术判断，但他对演变中的战场危机，发现适于行动的时刻等有着不凡的嗅觉……”⁽³⁾参加过诺曼底战役的加拿大军官舒尔曼（Milton Schulman）战后之初曾如此评价迪特里希：“……他粗鲁、自负、多嘴多舌，毫无疑问，他流星般的军旅生涯更多是靠心狠手辣的能量，而非军事才能获得的。”⁽⁴⁾虽然军事才具有限、战术造诣也不高，因受宠信而担任军长乃至集团军指挥官实在勉为其难，但无人否认迪特里希的战场勇敢和领导能力，党卫军官兵对他的拥戴也是显而易见的——1966年迪特里希去世时，曾有5000名以上的老兵前来吊唁，足见这个战时曾扮演“父辈角色”的人的分量。自身就以胆大无边著称的纳粹狂徒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曾就迪特里希“超凡的带兵能力”写道：“……他给武装党卫军注入的作风和团队精神，恐怕只有拿破仑的帝国卫队才能与之相提并论。”⁽⁵⁾

毋庸讳言，迪特里希是希特勒的忠实干将，也是一名核心纳粹分子。武装党卫军虽有别于罪恶深重的盖世太保、行刑队和集中营看守部队，但毕竟是纳粹的党军嫡系，迪特里希与多数党卫军将领一样，都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政治型将领”，他麾下的部队也曾犯下杀俘、屠杀平民和无辜的战争罪行。不少国防军将领战后曾煞费苦心地试图将自己这个所谓的“干净”群体，与迪特里希等代表的党卫军将领划清界限。⁽⁶⁾尽管国防军与党卫军曾长期在东西两线并肩作战，后者还往往承担艰巨或伤亡最重的任务，但国防军将领仍轻视后者为“疯狂的政治军队”，因为迪特里希等只会盲从和忠实执行希特勒的任何指令。其实，迪特里希并非毫无头脑的粗人，他在军事上有着良好的常识和直觉，曾在战争末期多次反对纳粹元首的赌博式愚蠢决策（最典型的当属阿登反击战），更曾数次利用影响力力保国防军将领（如古德里安、伦德施泰特和曾任隆美尔B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施派德尔）。1944年夏时，他可能还支持过废黜希特勒的密谋。许多将领虽然轻视迪特里希的军事才干，但对他并无恶感，反而欣赏他的直率、坦诚和幽默，有些人还与他交好（当然也有利用他与纳粹元首的特殊关系的目的），古德里安和施派德尔等人都曾在战后为迪特里希的早日出狱而前后奔波。

早年岁月：从一战装甲兵到“警卫旗队”创始人

1892年5月28日，迪特里希出生于德国西南部施瓦本（Swabia，又作斯瓦比亚）地区的哈旺根（Hawangen）。⁽⁷⁾与许多巴伐利亚人一样，迪特里希的父母也是罗马天主教徒，父亲帕拉朱斯（Paragius Dietrich）是一名打包工（还有一说是肉联厂工人）。迪特里希是长子，一出生就有一个巴伐利亚人常用的别名“泽普”（Sepp）。后来，家里又添了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均死于一战）。⁽⁸⁾1900年时，全家迁至阿尔高地区的肯普腾（Kempten），迪特里希在这里的国民学校读了8年书之后辍学担任农机驾驶员。1907年，15岁的迪特里希开始离家游历，先后到过奥地利和意大利，后来在瑞士苏黎世的一家旅馆学徒。1911年时迪特里希回到肯普腾的父母处，随后于当年10月中旬加入巴伐利亚陆军。出身底层，教养有限但已颇具阅历，应该说是迪特里希那时的真实状况。

迪特里希服役的部队是第4巴伐利亚“国王”炮兵团。曾有资料称，他在1912年被送往士官学校学习，接受了两年的骑兵训练。⁽⁹⁾但这种说法估计受到了迪特里希本人战后交代材料的误导。有研究者指出，迪特里希在“国王”团乃至第一次从军的经历都非常短暂，他在1911年12月的一次训练中不慎坠马，受伤后即被除役。迪特里希非常失望地回到肯普腾，无所事事中在一家面包房充当听差——这些早年经历以及他在一战期间和一战后的一些履历，都在纳粹党登上政治舞台后被篡改，迪特里希本人也曾提供过很多不实或无从确认的经历。比如，他称自己1911至1914年间干过屠夫（实际上是在面包房听差）；出于虚荣，他曾声称自己效力的兵种是地位更高的骑兵（实际是炮兵），还说自己在山地兵部队当过士官；至于他在纳粹党攫取政权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充满矛盾之处，估计是掌权后的纳粹党为塑造迪特里希“希特勒忠实战友”的形象，编造了一些本不存在的经历。

1914年8月一战的爆发，为迪特里希本已黯淡的军旅生涯又提供了一次机会。他在8月初加入第7巴伐利亚野战炮兵团，10月份调入第6巴伐利亚后备师下属的第6后备炮兵团（希特勒也在第6巴伐利亚后备师服役），作为炮手参加过在比利时弗兰德斯地区进行的第一次伊普尔（Ypres）战役。迪特里希的右小腿和左眼均在战斗中受伤，痊愈之后，他被送到巴伐利亚炮兵学校接受士官训练，显然，上级对他的战场表现已有相当深的印象。在1915年的索姆河战役中，回到第7巴伐利亚野战炮兵团的迪特里希再次负伤，这次是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右侧。伤愈之后，迪特里希曾在第8步兵团短暂效力，1916年11月，他加入了第10步兵炮连，成为所谓的“突击队”（Sturmtruppen）的一员——德军1916年底开始为每个集团军组建一个突击营，到1917年初时至少已组建了17个这样的突击营，迪特里希所在的第10步兵炮连，就是第3集团军所属的第2突击营的一部分。⁽¹⁰⁾“突击队”的作战经历，很可能是迪特里希一生中除结识和追随希特勒外，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经历。德军突击队员普遍感觉良好，因在战斗中承担渗透和突破敌军防线的重任而以精锐自居，虽然对作战技能和勇气要求甚高，但待遇颇为优渥，而且不用受困于单调枯燥的堑壕战，更便于培养队员们冷血强悍的气质。突击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不似一般德军部队那样壁垒森严，士兵称呼军官时往往直呼其名，并使用“你”而非“您”的称谓，反而有一种“同志和兄弟间的温情”。迪特里希在二战中担任军师长时，仍能像父亲一样对待官兵，不能不承认突击队的这段经历对他产生过至深的影响。另外，迪特里希也特别愿意在前沿作战，即便担任集团军统帅时仍乐于组织小股精兵铤而走险。⁽¹¹⁾

1917年的多数时间里，迪特里希都在法国香槟地区作战，当年11月至次年2月（根据慕尼黑档案馆的服役记录），迪特里希随第2突击营在意大利战场作战，并在1917年11月因战功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1918年2月19日，迪特里希成为巴伐利亚第13突击坦克分队（Sturmpanzer-Kampfwagen-Abteilung，也有人直接称之为“装甲营”）的一名坦克炮手。德军当时准备利用突击队发起大反攻，为此设法将新出现的少量坦克整合进相对成熟的突击队战术中。迪特里希有着丰富的炮兵和突击队作战经验，又受过士官训练，应该算得上是坦克部队的理想人选。经过短暂的训练后，第13突击坦克分队于当年5月被投入马恩河一线的攻坚战中。德军坦克的数量本就稀少，第13突击坦克分队和其他先期参战的分队均没有出彩的表现，机械故障和地形困难造成的坦克损失屡见不鲜，因之未能给地面攻势带来多大帮助。迪特里希所在的坦克6月间曾一度攻入兰斯附近的法军阵地，但由于掉入弹坑的坦克出现了发动机过热等机械故障，乘员们被迫放弃了坦克。迪特里希等人负责炸毁动弹不得的坦克，他竟然冒着炮火从坦克中抢出一瓶烈酒！⁽¹²⁾迪特里希“在敌军火力下表现出的镇定和勇敢”（或者说是亡命作风），既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传奇人物，也为之在7月赢得一枚“巴伐利亚三等军事荣誉十字勋章”。1918年7月，迪特里希还参与过德军在苏瓦松地区发起的又一反攻。10月间，第13和第1突击坦克分队被部署在康布雷北面支援地面攻势，但与历次反攻一样，坦克部队都未发挥明显的作用，反而耗尽了有限的资源。不久后，第13突击坦克分队即被撤回德国。

摄于1918年6月末至7月初的比利时沙勒罗瓦（Charleroi）附近，在图中右二的坦克上，坐在右边的据信就是迪特里希。

摄于1918年8月末或9月初的法国圣康坦，图中，坦克顶部左边的人据信是迪特里希。

1918年11月9日，德国本土爆发了革命，第13突击坦克分队迫于形势也选举了士兵委员会，迪特里希因威望和受到战友信赖而被推举为主席。仅仅一周后，随着第13突击坦克分队被解散，他又回到了四年多前开始一战的单位——第7巴伐利亚野战炮兵团。1919年3月26日，迪特里希的军旅生涯告一段落，虽因作战勇敢先后获得过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巴伐利亚三等军事荣誉十字勋章及奥地利勇敢勋章等，⁽¹³⁾但他还是未能如愿留在战后的巴伐利亚陆军里。然而，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放下武器、解甲归田的时刻还远未到来。据相关资料介绍，迪特里希复员后一个月就加入了慕尼黑的志愿者组织“第1防卫团（Wehrregiment）”，参与过镇压革命运动和慕尼黑共产主义政府的行动。⁽¹⁴⁾1920年初，迪特里希志愿加入了自由军团“高地联盟”（Bund Oberland），同时成为巴伐利亚第1州警大队的一名“绿衣”警察。

迪特里希的州警经历存在着许多难以确认的“可能”：他曾声称自己在1921年就听过希特勒所做的演讲，这当然无从考证；1921年5月末，波兰人占领了上西里西亚奥佩伦东南的制高点安娜贝格（Annaberg，亦作安娜堡），当地人组成的“上西里西亚自卫队”和来自巴伐利亚的“高地联盟”，以猛烈的炮击和徒手搏斗赶走了对方。迪特里希当时是“高地联盟”1营2连的一名士官，⁽¹⁵⁾由于表现突出，他与二战期间的第11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施特拉赫维茨都被誉为“安娜贝格的英雄”——还有战友曾感叹迪特里希“丰富的军事知识、面对敌人时的勇猛无畏与主动性”⁽¹⁶⁾；在1923年11月慕尼黑发生的啤酒馆政变中，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的纳粹党人和“高地联盟”成员，在通往慕尼黑市中心的道路上遭到军队和州警镇压。尽管迪特里希本人和纳粹党都称他参与了政变，但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时为州警的迪特里希曾出现在进军队伍中。一些资料称迪特里希在政变失败后的1924年即离开了州警部队，还有人说“或许正是因为参与过政变，才造成他被州警突然除名”，⁽¹⁷⁾不过，也有后人指出迪特里希的警察生涯从1920年一直延续到1927年。迪特里希战后曾向审讯官供称，自己复员时即被晋升为后备役少尉，1923年成为中尉，一年后甚至还被晋为上尉。如果所言属实，那么他的晋升速度之快足令莫德尔和隆美尔嫉妒得发疯——他们在1918年时都已是上尉，但两人成为少校的时间分别是1929年和1932年！

摄于1923年9月，鲁登道夫（手持拐杖者）视察“高地联盟”自由军团，右前为戈林。

迪特里希脱离警界后，在慕尼黑先后从事过烟草行职员、侍者、加油站服务生等普通职业。1928年5月1日，他正式加入纳粹党，不久后成为党卫队的一员，当年8月被任命为党卫队“慕尼黑旗队”的首脑。由于慕尼黑是纳粹党的主要活动基地，迪特里希不可避免地开始受到希特勒的关注——相近的一战老兵背景，出身底层且略显愚钝，率直幽默的性格，所有这些都使迪特里希很快得到希特勒的青睐。希姆莱1929年1月被任命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后，迪特里希也开始快速蹿升，当年5月时他已成为巴伐利亚党卫队组织的负责人。不过，迪特里希的另一项职责对其个人命运而言更为关键，他是希特勒身边几个兼任保镖和司机的亲信之一，后者在各地巡回演说时，身边总能看到那几尊健硕警觉的身影。1930年7月，迪特里希成为负责德国南部大区的党卫队区队长，不仅是希特勒身边炙手可热的红人，在纳粹党核心圈里也是引人瞩目的人物。1931年底，迪特里希又被提升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次年10月起负责掌管党卫队北方大区。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登上了德国政治舞台，3月间，他命令自己“最亲近的朋友、最忠诚的追随者”迪特里希组建一支警卫部队，负责保护他本人、其他纳粹领袖和总理府等重要部门的安全。迪特里希按照严格的标准，从党卫队中精心选出近120人（年龄25岁、身高1.8米、历史清白、无犯罪记录的纯雅利安人）组成了“战旗护卫队”（Stabswache）。⁽¹⁸⁾3月17日，迪特里希的小部队在总理府附近正式露面，虽是党卫队的一部分，同时又算是柏林警察部门的辅警单位，但实际上，无论是希姆莱，还是柏林警察首脑都不能直接控制它，迪特里希只听命于希特勒本人。在11月9日举行的纪念啤酒馆政变十周年的活动上，迪特里希带着800多名下属集体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他的部队也被命名为“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简称LAH）。1934年4月，希姆莱下令将LAH重新命名为LSSAH，加进去的“SS”两字无疑是再次强调这个单位完全独立于冲锋队或陆军的身份。⁽¹⁹⁾

摄于1920年代末，时为党卫队“慕尼黑旗队”旗队长的迪特里希。

摄于1932年，时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的迪特里希。

1934年2月，冲锋队首脑罗姆（Ernst Röhm）在演讲中表达了对新政权的不满，他甚至还要求把10万国防军并入人数已高达300万的冲锋队，并由他来担任国防部长。这当然不是锋芒毕露的罗姆的首次叫嚣，他的一系列言辞和试图取代陆军的愿望，令希特勒的军方支持者深感恐慌，而冲锋队的街头作乱和恣意破坏，也曾令希特勒在商界和工业界的盟友们怨声载道。在多方压力下，希特勒决定在6月30日的“长刀之夜”里清算罗姆和冲锋队。盖世太保、普鲁士州警和迪特里希的LSSAH负责逮捕和处决一些冲锋队领袖。迪特里希虽然没有亲自动手，但他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组织的行刑队枪杀了罗姆等6名冲锋队首脑。留守柏林的LSSAH余部也逮捕了大批冲锋队将领，以及纳粹党意欲借机剪除的政敌。被斩首的冲锋队群龙无首，被解除武装后快速失去了影响力。军方对希特勒一举剪除劲敌的举动非常满意，虽付出了军官团几名高级将领的代价，但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威胁已被铲除，军方不仅公开赞扬希特勒的魄力，也在训练等方面向党卫队展示出更合作的姿态。迪特里希一向重视与军方保持友好关系，据说，他在清洗冲锋队前就与时任第3军区（即第3步兵师）指挥官的弗立契将军过从甚密。弗立契手下的第9步兵团曾负责为LSSAH提供军事训练和相关设施，他个人也很喜欢迪特里希，还把自己早年的一些笔记和论文借给迪特里希，有机会还亲自加以辅导。⁽²⁰⁾国防部长勃洛姆堡也时常应邀到迪特里希处视察，并就LSSAH的训练方式给予过赞扬。陆军对迪特里希的善意也投桃报李，曾多次邀请他参加演习，比如1938年在柏林附近的温斯多夫（Wünsdorf）装甲兵学校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就出现了迪特里希和LSSAH官兵的身影。

迪特里希与陆军的密切交往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希姆莱的矛盾。迪特里希和LSSAH都隶属于党卫队，但由于地位特殊，希姆莱发现LSSAH像个插不进手的“独立王国”，迪特里希从来都只服从希特勒的命令。1934年9月，纳粹党以两个新旗队为主建立了“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SS-VT），豪塞尔、施泰纳和比特里希等前国防军职业军官先后加入党卫队，负责在军事上提高SS-VT的训练水准，以求将之逐渐改造成具有战斗力的作战部队。希姆莱曾试图利用SS-VT加强对迪特里希和LSSAH的控制，他设想SS-VT应包括党卫队第 1、第2和第3团，LSSAH将成为其中的“党卫队第1团”。但希姆莱在希特勒那里碰了壁，元首坚持保留LSSAH这个“独一无二”的名字，迪特里希也借机声称：“LSSAH虽是党卫队的一部分，但由于地位特殊，必须尊敬地对待它。”希姆莱只能无奈地将新建旗队称为第1和第2团，即日后非常出名的“德意志”旗队和“日耳曼尼亚”旗队（SS-VT的第3团“元首”团迟至1938年才组建，豪塞尔曾要求从LSSAH抽调军官和骨干士官，但遭到迪特里希的拒绝，豪塞尔当时还曾向希姆莱提出过辞职）。希姆莱向希特勒多次抱怨，迪特里希总是绕过党卫队总部与陆军直接交往，为此，元首曾专门命令迪特里希经由党卫队的正常渠道行事，但后者仍置若罔闻。从某种角度来看，希特勒或许乐见这两个他都信任的人发生冲突，迪特里希显然能助其牵制权势日大的希姆莱，因而希特勒可能还时不时地鼓励他与党卫队领袖唱对台戏。迪特里希认为自己只需对元首负责，而元首对他的宠幸更胜以往，不仅时常带着他和LSSAH的随从出行，甚至还在不知会希姆莱的情况下，与他单独讨论过党卫队的相关政策，“气焰更加嚣张”的迪特里希选择的策略是继续忽略希姆莱的命令和抱怨。1938年春，希姆莱曾给迪特里希写过一封火气很大但又有点可怜的信，声称LSSAH“自成一统、为所欲为，毫不介意上峰的指令，只有在某人需要欠债还钱，或某人有麻烦需要拉一把时，才想起了党卫队领袖……”⁽²¹⁾日后，希姆莱对迪特里希更多的是忍让，或许还有点“巴结”——迪特里希1943年3月因夺回哈尔科夫的战功获颁双剑骑士勋章时，希姆莱曾主动建议将迪特里希的衔级晋升为集团军级指挥官通常需要具备的上将，但希特勒怕陆军将领的反应过于激烈，暂时按下了这一提议。此外，希姆莱还是迪特里希几个孩子的教父。按理说，迪特里希对希姆莱的“善意”应该有所表示，但据史家研究，希姆莱实际上是迪特里希最憎恶的人，任何敢于对抗希姆莱之人都会赢得他的同情。⁽²²⁾迪特里希战后曾向美军这样评价希姆莱：“……这家伙试图模仿元首。他的权力欲望永无止境。他擅于四处搜刮囤积财富，从每个地方和每个人那里敛财……我和希姆莱干过很多仗。”⁽²³⁾也许迪特里希说希姆莱强取豪夺和贪财是真，但他对这个邪魔的本质和罪行没有任何评论，另外，也不能排除迪特里希有为自己开脱，故意划清界限和夸大昔日分歧的考虑。

摄于20世纪30年代的里希特菲尔德，骑着高头大马的迪特里希正在检阅LSSAH。

摄于1934年，迪特里希陪同希特勒和勃洛姆堡上将（右）检阅LSSAH。

摄于1935年12月17日的里希特菲尔德，迪特里希（右）陪同希特勒检阅LSSAH。

希特勒视察LSSAH时探视士兵宿舍，他的右边是迪特里希。

约摄于1936年，迪特里希正在检阅LSSAH。

摄于1936年，从左至右依次为：党卫队区队长舍费尔（Werner Schäfer）、戈培尔、迪特里希、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Wolf-Heinrich Graf von Helldorf）。右一戴眼镜者身份不详。

摄于1937年4月20日希特勒48岁生日当天，地点是帝国总理府后花园，迪特里希、希特勒和希姆莱等正在倾听“希特勒警卫旗队”乐队的演奏。

摄于1937年进行的一次为期6天的强行军演习中，迪特里希正与参谋研究地图。

不管怎样，迪特里希除了陪同元首外出视察外，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培养LSSAH官兵的“精神”和军事训练上。在里希特菲尔德军营的刻苦训练和频繁地参与陆军演习，帮助LSSAH逐渐成为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迪特里希带领这支军容威严的“样板”部队，曾在1935年与陆军一起重新占领西部的萨尔地区，1938年又参加了吞并奥地利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LSSAH作为古德里安第16军的一部分，从柏林出发，一路南行600英里后进入维也纳。迪特里希喜欢古德里安的直率和目的性强的作风，而后者既尊敬迪特里希1918年即为坦克部队一员的罕见经历，也欣赏他的幽默感。另外，迪特里希对元首的影响力，可能也是古德里安与之交往的原因。1938年秋，在进军苏台德的行动中，迪特里希又带领LSSAH出现在古德里安的作战序列中。在所有这些行动中，LSSAH的官兵总是头戴钢盔，身穿威武制服，迈着正步行进在被占领国的城市街头，耀武扬威地向世人展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

到1939年初时，LSSAH已经成为辖有3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及工兵、侦察和反坦克单位的摩托化步兵团。LSSAH参加了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行动后，正式更名为“希特勒警卫旗队”摩托化步兵团。虽然尚未接受过实战检验，但迪特里希显然已在它的身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军史研究者尼佩（George M. Nipe）对此曾写道：“……迪特里希对‘警卫旗队’官兵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无论是突击队的那种不计后果的精神，还是经验丰富的战士所具有的大胆无畏，抑或是自由军团成员对作战的挚爱，都被他注入到这支部队里……对年轻的党卫队士兵来说，他既是个有魅力的领袖，也是个罗曼蒂克的人物。他不可能不让这些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兵，又是个身体强悍之辈，酷爱户外运动的他周身都散发着粗犷的魅力。”⁽²⁴⁾

从鲁莽到稳健：转战波兰、法国和巴尔干

波兰战役开始时，迪特里希的LSSAH被配属给第8集团军所属的第13军，党卫队“日耳曼尼亚”团隶属于第14集团军，“德意志”团、党卫队炮兵团和搜索侦察营则成为肯普夫（Werner Kempf）的第4装甲旅的一部分。迪特里希虽然参加过两次团级指挥官培训，但在实战中指挥一个团，对他来说仍是重大挑战。所幸，1939年6月调入LSSAH担任作战参谋的比特里希拥有相当的经验，他在二战初期无疑扮演了迪特里希大脑的角色。比特里希对迪特里希的军事素养从来不敢恭维，他说自己曾在一个半小时里试图借助地图向迪特里希解释某个情况，但后者根本听不明白。不过，比特里希对迪特里希有着较深的感情，他在后者的葬礼上致悼词时曾说：“……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告别战士迪特里希时的想法和感受。只有我们的心能说出一切！”⁽²⁵⁾

希特勒在大本营里密切关注着迪特里希所部的进展，甚至还以“Sepp”字样在地图上标识出他的方位。不过，波兰战役开始时，迪特里希的表现并不能让他的元首感到振奋：9月1日，LSSAH从布雷斯劳出发进入波兰，虽顺利夺取了波军第10步兵师把守的普罗斯纳（Prosna）河大桥，但由于遭到对手第10、第17和第25步兵师的反击，未能实现与左翼第17步兵师会合的目标；2日，迪特里希率部强渡瓦尔塔河时遭遇拼死抵抗，出现了较大伤亡不说，还有一个营一度被围，最后靠第17步兵师第55团的援救才摆脱险境；7日，进攻帕比亚尼采（Pabianice）时先得手又失守，就连迪特里希自己的指挥部一度都被切断；8日，第13军命令第10和第17步兵师进攻罗兹（Lodz），却把LSSAH这个摩托化程度最高的矛头放在次要方向清理波军残部；LSSAH的“笨拙”表现，再加上党卫队士兵经常胡乱开枪和焚烧沿途村庄，几位友军师长和军长都要求把LSSAH调作预备队。9日时，LSSAH终于被“悄悄”调至第10集团军的第16军麾下，直接隶属于莱因哈特的第4装甲师指挥（理由是莱因哈特装甲师需要更多的摩托化步兵支援）。从10日起，迪特里希所部与第4装甲师和第31步兵师一起，负责在布楚拉（Bzura）河一线协助第8集团军围歼发起反击的波军，LSSAH在此间近十天的作战中表现有所改善。9月末围攻莫德林要塞时，负责南翼的迪特里希所部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过，初战留下的糟糕印象，使陆军将领普遍轻视党卫队参战各部，特别是后者伤亡和失踪的比例远高于陆军（仅LSSAH就损失400余人），令陆军将领们批评党卫队军官团存在领导不力、训练不足、鲁莽轻率等重大缺陷。党卫队的将领也做出了回击，声称他们被迫在陌生的陆军单位麾下效力，还经常在缺乏支援的情况下承担困难艰巨的任务。⁽²⁶⁾双方的说法可能各有道理，陆军方面紧抓党卫队伤亡比例过高的事实不放，或许是想借以限制党卫队作战部队的规模，但希姆莱方面也用前述辩词强调，有必要组建党卫队军官自己领导的师级作战单位。波兰战役后不久，希特勒下令把LSSAH扩大成加强团，把辖有“德意志”、“日耳曼尼亚”和“元首”三个团的SS-VT重组为“党卫队特别机动师”（SS-Verfügungsdivision），同时组建“骷髅”师和“警察”师。1940年3月，“武装党卫队”这一称号——即人们熟知的党卫军——开始正式使用，涵盖LSSAH、“党卫队特别机动师”、“骷髅”师、“警察”师、党卫队军官学校以及若干补充训练单位。⁽²⁷⁾

摄于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中，迪特里希与希姆莱在交谈。

法国战役前夕，在党卫军的几支部队中，LSSAH和“元首”团（暂时脱离“党卫队特别机动师”）被部署在荷兰边境；“党卫队特别机动师”余部在明斯特附近待命，一旦德军突破边境防线，该师将即刻开进荷兰；“骷髅”师在卡塞尔附近充任陆军总预备队；“警察”师则在C集团军群的后方图宾根地区充任预备队。迪特里希的LSSAH被划归B集团军群的第227步兵师，任务是在突破边境防线后向艾瑟尔（Ijssel）河进军，确保第7航空师和第22机降师先期夺取的桥梁和道路的安全。5月10日凌晨，迪特里希以2营和3营为主组织的两个战斗群（1营充任预备队）轻松突破了边境，北战斗群长驱直入70英里，到中午时夺取了兹沃勒（Zwolle），不过此处的艾瑟尔河渡桥已被荷军提前炸毁。以3营为主构成的战斗群在兹沃勒南面的聚特芬（Zutphen）附近强渡艾瑟尔河成功，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克拉斯（Hugo Kraas）过河后，带领一个加强排继续前驱45英里，俘获了127名荷军官兵和一批武器，他也因这一战功获颁西线的首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尽管这些进展令人印象深刻，兹沃勒渡桥的被毁实际上还是阻止了LSSAH在预定方向上的突破，迪特里希于是奉命向南运动和加入第39摩托化军的序列，与该军的第9装甲师和“党卫队特别机动师”大部一起向鹿特丹进军。14日下午3点，德军开始对鹿特丹进行大规模空袭，迫使守军在2小时后宣布投降，伞兵部队创始人施图登特带着肖尔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中校等赶到荷军总部，准备在那里建立指挥部，大楼外这时聚集了数百名正放下武器投降的荷军官兵。“……突然间，传来坦克和卡车发出的响声，这是迪特里希LSSAH的官兵正在向北冲锋……党卫军可能不知道荷军已放下武器，当他们看到全副武装的对手时，惯于先开火再说话的他们用机枪扫射荷军官兵。施图登特和肖尔蒂茨连忙跑到一扇窗户前看个究竟。一颗子弹正中施图登特的头部，他立即朝肖尔蒂茨的方向倒去，重伤的将军血流不止。”⁽²⁸⁾迪特里希的手下显然不知道差点打死了“伞兵之父”，他们穿过鹿特丹城后继续猛冲。到当夜9时，LSSAH与挣扎了四天的第22机降师残部建立了联系。迪特里希完成了所有任务，俘虏3500多人，虽然表现不错，但由于误伤施图登特，在国防军将领眼中，党卫军纪律差、素质低的看法再次得到了证明。

摄于1939年9月，迪特里希向巡视战场的希特勒行纳粹举手礼。

摄于1939年圣诞，希特勒到巴特埃姆斯（Bad Ems）视察LSSAH，迪特里希随侍在侧。

5月20日，迪特里希率部进入法国参战，奉命从瓦朗谢讷（Valenciennes）出发，以夜间强行军方式赶往英吉利海峡。25日，LSSAH被划拨给古德里安的第19摩托化军（归第1装甲师指挥），这时，迪特里希已在瓦唐（Watten）附近准备强渡阿（Aa）运河。适逢此时希特勒命令装甲部队暂停向敦刻尔克推进，迪特里希虽收到了命令，但仍在夺取瓦唐后自作主张地命令3营渡河，以夺取瓦唐东面约72米高的高地。⁽²⁹⁾时为3营11连代连长的派普在10连的帮助下，当日夜幕降临时消灭了高地上的英军，夺取了这个足以俯瞰周边的制高点。迪特里希随后在高地上迎来了古德里安，后者质问他为何违令，迪特里希答复道：“高地上的敌军可以卡住运河沿岸任何部队的脖子。”古德里安考察了地形后认为迪特里希言之有理，不仅赞同他的决定，还把第2装甲师一部调来帮他扼守要地。⁽³⁰⁾

5月26日，LSSAH奉命夺取敦刻尔克南面的重镇沃尔穆（Wormhoudt），守卫此处的英军第48师2团进行了英勇抵抗，直到28日时德军还是不能如愿。迪特里希对胶着的战况很是不满，他带着赶来祝贺自己48岁生日的第15摩托车连连长温舍（Max Wuensche），驱车赶往前沿考察战况。在LSSAH1营和2营之间的埃斯凯尔贝克（Esquelbecq）附近，迪特里希的座车无意间开到了距英军一个支撑点不足50米处，结果遭到对手炮火和机枪的猛烈打击。迪特里希和温舍赶忙逃出起火的汽车，跳入路边的阴沟里躲避。团长遭难的消息（甚至还传说迪特里希已丧生）传回后，团部立即派出2个连攻打英军支撑点，但很快被对手挫败，即便第2装甲旅的1个坦克连赶来支援也无法消灭对手（自身反而损失了连长和4辆坦克）。最后还是LSSAH的3营在5辆坦克和几辆半履带车的支援下，从背后杀入埃斯凯尔贝克，才使正面的突击队有机会救出迪特里希。这时，狼狈的迪特里希和温舍已在阴沟里呆了5个小时。救出团长后，LSSAH继续进攻沃尔穆，当晚8时许终于得手，还俘获了数量不菲的英军官兵。总体来说，迪特里希的手下处理战俘的方式尚算体面，但在沃尔穆郊外，大约有80名战俘遭遇了不幸——这些人被关进一座粮仓，LSSAH的一些士兵向粮仓里投掷手榴弹并大肆开火，等到这种杀俘行为被制止时，已有65名战俘毙命。英军幸存者曾指认，下令杀俘的是当日接任2营营长的蒙克（Wilhelm Mohnke）。值得一提的是，蒙克战后并未立即因此暴行受到指控，英方曾在1988和1993年两度试图指控他，但均因证据不足草草收场，蒙克也得以在2001年以90岁高龄安静地辞世。蒙克晚年曾对一位史家称，自己“从未下过不抓英军俘虏或就地处决战俘的命令”。⁽³¹⁾不管真相如何，这次杀俘行为显然是迪特里希、蒙克和LSSAH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痕。

摄于1940年5月10日，迪特里希正在荷兰聚特芬附近的艾瑟尔河边观看工兵架设渡桥。

摄于法国梅斯，迪特里希为LSSAH的士兵颁发铁十字勋章。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前方脸色黝黑者为迪特里希，左一是派普，最右边的是迈尔。

摄于1940年5月末，图为迪特里希被打得千疮百孔的的座车。

摄于1940年7月初，迪特里希获得骑士勋章后正搭机返回所部。

迪特里希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元首乡间别墅留下了这张照片。

摄于1940年9月，希姆莱到梅斯视察LSSAH时与迪特里希交谈。

摄于1940年12月26日，希特勒到梅斯视察LSSAH时与该部官兵共度圣诞。希特勒左边的即是迪特里希。

在法国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LSSAH隶属于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先后渡过索姆河和塞纳河后，迪特里希率部一直向南追击撤退中的法军第2和第4集团军。从6月15日起，LSSAH从德军地图上突然消失了，无论是党卫队总部，还是克莱斯特的总部，一时都无法找到迪特里希的踪影，直到18日克莱斯特外出巡视时，才偶尔发现LSSAH正驻扎在讷韦尔（Nevers）南面。克莱斯特显然很不高兴，命令迪特里希率部向南推进，阻止法军沿卢瓦尔（Loire）河一线建立新防线。迪特里希不敢怠慢，立即取道穆兰（Moulins）朝南面的维希（Vichy）逼近。LSSAH的官兵坐在装甲车和卡车上，以自动武器发起行进间攻击，用迫击炮或干脆横冲直撞地摧毁街垒路障。以这种迪特里希和手下们既擅长又喜欢的方式，LSSAH在19日连续攻克圣普尔桑（St Pourcain）和维希西面的加纳（Gannat），并与其他德军在维希建立了联系。20日，在向维希西南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推进的途中，LSSAH夺取了一座机场——242架飞机、8辆坦克，含1名将军在内的287名军官和4075名士兵成为迪特里希的战利品。到24日时，LSSAH因攻占圣艾蒂安（Saint Etienne）而成为西线战事中推进最远的德军之一。

迪特里希7月4日获得了第40枚骑士勋章——表彰词称颂他“展示出特殊的个人勇敢，以及与装甲兵和摩托化部队总部的密切合作能力”，还特别援引他在瓦唐渡过阿运河的行动，“决定性地影响了在法国北部快速追击敌军的作战”。从这个具体战例中不难看出古德里安用心结交迪特里希的影子。尽管不少陆军将领对党卫军的纪律和战斗力仍心存疑虑，特别是后者屡有杀俘劣迹，但党卫军的三个半师此刻无疑已具备相当的战斗力：人数虽少，但装备精良；拥有团队精神并受意识形态驱动，其强悍和决心使之能够完成任务，但在经验和军事传统方面的欠缺，也时常使党卫军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迪特里希6周里又损失500人）；党卫军士兵基本都是身体强健的“好兵材料”，他们的热情能为他们带来绝不亚于任何陆军精锐部队的战果，同时，在一些难以约束的、冷血的中下级军官指挥下，他们也会做出非军人乃至犯罪的勾当。即便党卫军最早成立的几个师在巴尔干和东线战事中演变成与陆军难分伯仲的精锐力量，党卫队这个组织和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念打在它们身上的烙印依然清晰夺目。

法国战役结束后，迪特里希所部驻扎于梅斯要塞，期间完成了升格为摩托化步兵旅的重组工作，并从8月起开始在摩泽尔河进行两栖作战训练，准备参加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行动。由于德国空军未能征服英国皇家空军，希特勒被迫无限期搁置了“海狮”计划。1940年圣诞节，元首来到梅斯视察LSSAH，鼓励官兵们以一流的表现，为带有他的名字的部队“赢得更大的荣誉”。1941年3月，“为元首赢得更大荣誉”的机会呈现在LSSAH官兵们的眼前，不过对手不是预想中的英国或风闻中的苏联，而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南斯拉夫和希腊。希特勒的盟友墨索里尼在1940年末悍然入侵了希腊，但收获的只有耻辱和灾难，鉴于巴尔干形势的混乱，希特勒决定侵苏前必先彻底稳定巴尔干，同时保护至关重要的罗马尼亚油田。3月上旬，迪特里希率部开赴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Temesvar），而后进入保加利亚加入李斯特元帅的第12集团军，与第9装甲师和第73步兵师等同属施图姆（Georg Stumme）的第40军节制。

希腊战役中，LSSAH在1941年4月的推进路线示意图

摄于1941年4月的希腊，迪特里希正在观看工兵架设浮桥的进展。

摄于1941年4月的希腊，LSSAH的官兵正在希腊的山地间行军。

摄于1941年4月的希腊，迪特里希（车上站立者）的座车被困在路上，周围是难民和战俘。

摄于1941年4月，迪特里希正赶着去与希军指挥官谈判受降事宜。

摄于1941年4月20日，迪特里希（右三）在希军“伊庇鲁斯”集团军总部与索拉科鲁（左二）谈判投降条件。

摄于1941年5月的希腊蒂尔纳沃斯（Tyrnavos），希姆莱（右一）在视察LSSAH时，听取蹲在地上的维特（Fritz Witt）讲解战斗经过。左一为施普林格（Heinz Springer，后任莫德尔副官），左二是迪特里希，左三为派普，左四是温舍。

4月6日，LSSAH与第9装甲师一起，从保加利亚边境城市丘斯滕迪尔（Kustendil）进入南斯拉夫。次日，经过与南军第3集团军所部的激战，迪特里希拿下了重镇斯科普里（Skopje），随后沿着狭窄的山路，朝着南斯拉夫与希腊交界的莫纳斯提尔（Monastir）扑去。以轻微的代价完成这一任务后，迪特里希在10日命令自己的1营进攻希腊的北大门克里迪（Klidi）隘口。把守隘口的是英国远征军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部队，迪特里希用两天时间，以伤亡200名士兵的代价将对手赶离防线。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军开始朝奥林波斯山以西的过渡防线撤退，希腊第1集团军也从阿尔巴尼亚后撤。为切断对手的退路，迪特里希命令悍将迈尔率其搜索侦察营夺取克利苏拉（Klissura）隘口，得手之后再朝卡斯托里亚（Kastoria）进军。迈尔把搜索侦察营分成三个小型战斗群，分别由他本人、克拉斯和温舍指挥，但是他们都遭到希腊军第20步兵师的顽强抵抗。迈尔战后忆称，他的战斗群中有些士兵面对强敌时“表现不佳”，情急中他把手榴弹扔到士兵们脚下，才迫使他们打起精神发起冲锋，最后夺取了克利苏拉隘口。16日，迈尔率部渗入希军后方，从南面向卡斯托里亚发起突袭，夺城之余俘获了大批俘虏与重武器。⁽³²⁾4天后的20日，迪特里希的2营在品都斯（Pindos）山脉的卡塔拉（Katara）隘口掐断了通往伊庇鲁斯（Epirus）的公路，希军伊庇鲁斯—马其顿集团军的指挥官稍后请求投降。迪特里希闻讯后立即赶往卡塔拉隘口，由于担心16个师的希军临时变卦，他在未请示军长施图姆、集团军指挥官李斯特的情况下，与希军指挥官索拉科鲁（Georgios Tsolakoglu）将军签署了受降协议。出于对希腊军人勇敢表现的钦佩，迪特里希应允了慷慨的投降条件，不仅允许官兵回家，甚至还允许军官佩戴手枪。据说，李斯特把迪特里希的作为上报给希特勒，后者随即通知了墨索里尼，结果意大利“领袖”暴跳如雷——他认为迪特里希的慷慨等于是“背叛盟友”。已经投降的希军将领只得又与意大利人单独签署条件严苛的投降协议。迪特里希得知后，对意大利人的丑陋做派大为不满（据说意方曾向迪特里希提出“借50000名希腊战俘”，但被他连嘲带讽地拒绝了）。希特勒后来曾教训自己的爱将迪特里希：“……你是个勇敢的好战士，但不是外交家，更谈不上是政客。你忘了我们还有个叫墨索里尼的朋友。”⁽³³⁾

4月24日起，LSSAH开始向南追击经由科林斯（Corinth）运河撤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英国远征军。26日，迪特里希所部抵达帕特雷（Patras）湾，与先期空降至此的伞兵部队建立了联系。为尽快切断对手，迈尔奉迪特里希的命令，率领自己的搜索侦察营用渔船渡过了海湾，而后迅速夺取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帕特雷港。不过，英军大部已经由海路成功撤到克里特岛和埃及，未及撤离的部队多数成为迪特里希的俘虏。5月3日，已控制希腊全境的德军在雅典举行胜利庆典，LSSAH也骄傲地出现在游行队列中，迪特里希在古老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向自己的手下发表了颂词：“……你们高超的技能和不知疲倦的努力使你们能够克服困难的地形，正是你们的优秀表现使希腊战役能如此迅速地终结。”此番作战中，LSSAH 阵亡93人、伤225人、失踪3人，换来的战果不可谓不“辉煌”，尤其是迫使对手16个师投降的机动作战，可以说具有很高的水准，这也是迪特里希和LSSAH在军事上走向成熟的一大标志。国防军一些将领也对迪特里希的表现刮目相看，如施图姆将军曾赞道：“……LSSAH一贯展示的毫不动摇的精神造就了它的成功。”在柏林，希特勒和党卫队高官们更是弹冠相庆，风纪警察最高首脑达吕格（Kurt Daluege）在给迪特里希的信中曾愉快地写道：“……我们在柏林都非常高兴地看到，没有受过参谋训练的老战士一样能够表现出众，这又一次证明了国防军必须得一劳永逸地改变偏见。”⁽³⁴⁾另外，LSSAH没有在这场战事中留下战场纪律方面的污点。来自“第4女王私人轻骑兵团”（Queen's Own Hussars）的被俘英军军官肯纳德（George Kennard）曾说：“……LSSAH在整个作战期间表现得勇敢且具有骑士风范，最后阶段里，他们不惜甘冒风险地俘虏对手，而非随意地索人性命。”⁽³⁴⁾据说，这位有着爵士头衔的肯纳德中校，战后还曾冒着遭受指责和批评的风险，特邀前党卫军军官参加他的轻骑兵团老兵的年度聚会。

嗜血东线：罗斯托夫与哈尔科夫

巴尔干战役后，LSSAH奉命扩建为摩托化步兵师。但是，即便补充了1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等，该师到苏德战争爆发时也只有10796人，仍是加强旅规模，不及“帝国”师（19021人）、“骷髅”师（18754人）和“维京”师（19377人）等人数的60％。6月22日侵苏战争打响时，迪特里希所部是南方集团军群的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群的预备队，但由于扩建改制尚未完成，第一个星期并未参战。6月30日，LSSAH越过维斯瓦河，开始向西乌克兰进军。作为机动能力强的摩托化步兵师，LSSAH经常出现在装甲部队和步兵师之间的缺口，主要负责保障拉伸得很长的交通线的安全。7月24日，LSSAH脱离第3摩托化军的序列，转隶于肯普夫的第48摩托化军。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伦德施泰特打算在夺取基辅前，先在乌曼周边围歼苏军西南方面军的第6和第12集团军，为此他命令肯普夫的三个师开抵乌曼以东，切断苏军向东突围的道路。肯普夫手下的第11装甲师在左，第16装甲师在右，LSSAH居中，三路德军齐头并进，于31日抵达乌曼以东地带。这三个师此时旋转向西，建起了一条阻截防线，迪特里希的LSSAH经过苦战，掐断了苏军突围必经之路上的关键制高点阿尔昌格尔斯克（Archangelsk）。乌曼之战8月8日结束时，苏军损失了大约10万人、300多辆坦克和1100门大炮。肯普夫曾在当日发布命令高度颂扬迪特里希所部的贡献：“……自7月24日划归本军指挥以来，LSSAH在围歼乌曼之敌的战役中立下了头功。LSSAH奉命攻打阿尔昌格尔斯克的敌军关键阵地，该部以无与伦比的锐气夺取了城池及其南面的高地。在左翼的友军第16摩托化步兵师陷入挣扎之际，LSSAH本着各部亲如兄弟的精神主动出手相助，击溃敌军的同时还摧毁了大批坦克。在乌曼围歼战告一段落的今日，我想向LSSAH表达我的认可和特别的谢意，感谢该师堪称典范的努力和无与伦比的勇敢。阿尔昌格尔斯克周边的战斗将不可磨灭地永远载入LSSAH的战史之中……”⁽³⁵⁾

摄于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伦德施泰特视察LSSAH时所摄。从左至右依次为伦德施泰特、迈尔、迪特里希和维特。

摄于1941年6月末，苏德战争之初的迪特里希。

摄于1941年8月的赫尔松，迪特里希正在观看打捞一门88毫米高射炮的进展。

摄于1941年10月，迪特里希（右）与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克莱斯特交谈。

摄于1941年10月进攻塔甘罗格期间，迪特里希正在检视被摧毁的苏军坦克。

摄于1941年11月进攻罗斯托夫期间，迪特里希（左一）与第8航空军指挥官里希特霍芬（右二）在讨论作战方案，右一为温舍。

摄于1941年底的米乌斯河前沿，左为LSSAH的作战参谋、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凯尔豪斯（Wilhelm Keilhaus），右为迈尔。

乌曼包围圈的硝烟逐渐散尽之时，迪特里希率部向南朝着黑海边的工业中心赫尔松（Kherson）推进。8月17日，LSSAH渡过因古列茨（Ingulez）河后逼近赫尔松，经过三日激战，于19日夺取了这座城市。8月21日至9月7日间，LSSAH的官兵获得了休整补充的机会。9月9日，LSSAH转为隶属于第11集团军，奉命越过第聂伯河后，沿着亚速海向东追击撤退中的苏军。9月剩下的日子里，迪特里希手下的搜索侦察营和工兵营曾穿越诺盖草原，试图与第54军的其他部队一起夺取通向克里木半岛的佩列科普地峡。此时的第11集团军指挥官已换成曼施坦因，他的打算是一旦第54军突破佩列科普地峡，将立即投入第49山地军和LSSAH扩大突破。但曼施坦因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苏军第9和第18集团军发起的反攻撕裂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一个山地旅的防线，迫使曼施泰因在9月29日派第49山地军和迪特里希师前去恢复局面。迪特里希率部赶到梅利托波尔（Melitopol）附近后，通过打击对手的南翼迅速阻止了其推进，以一系列主动进攻恢复了德军和罗军之间的联系。曼施坦因曾在战后写道：“……就在这个地区的局势有可能恢复时，一场新危机又开始在第30军的北翼酝酿，罗军的一个骑兵旅无法挡住对手的突破。我不得不出面进行有力的干预，以防止该部匆忙撤退。敌军突破所构成的威胁，通过调动‘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前去迎敌而得以化解。”⁽³⁶⁾曼施坦因显然已把迪特里希师用作防区内化解险情的救火队，他还对LSSAH即将被调去参加罗斯托夫攻势感到惋惜，认为自己的集团军“失去了快速机动部队的效力”。不过，虽不能帮助曼施坦因继续攻打通往克里木的地峡，迪特里希还是在调离前为前者“增添了一次荣誉”——10月6日，曼施坦因的第30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向东进攻中，与南下的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在奥列乔夫（Orechov）建立了联系，7日和8日，迪特里希所部分别夺取了重镇别尔江斯克（Berdyansk）和马里乌波尔，从而锁定了苏军第9和第18集团军被围歼的命运。

10月12日至16日间，重新回到第3摩托化军麾下的LSSAH渡过米乌斯河，17日夜间顺利夺取了重镇塔甘罗格后，又马不停蹄地朝桑别克（Sambek）推进。23日，第3摩托化军奉命暂停进攻和转入守势，迪特里希师负责把守17英里长的防线。接下来的几周里，LSSAH那些疲惫的官兵勉力占据着堑壕和支撑点，虽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栖身于肮脏的掩体，但精神面貌尚属不错，唯一难令迪特里希满意的是人员和装备的大量损失——他的第3营到11月初时只剩下编制数量一半的人员和装备，重新回到东线参战的派普的第11连也就剩下3名军官、8名军士和82名士兵。⁽³⁷⁾11月初，LSSAH抵达图斯洛夫河后右转向南，为即将主攻罗斯托夫的第14摩托化军清除沿途障碍。但由于天气的急剧变化造成第14摩托化军进军困难，克莱斯特把夺取罗斯托夫的任务交给了麦肯森的第3摩托化军，而麦肯森又命令迪特里希负责主攻（得到第13装甲师第4装甲团的加强），第14装甲师则从罗斯托夫北面协助进攻。11月17日，罗斯托夫攻势在漫天飞雪中打响，4天后的中午，迪特里希率部攻占了罗斯托夫的机场，第1和第3营于下午杀入市区，与苏军的激烈巷战一直持续到晚上，1营3连连长施普林格在乱战中突袭顿河大桥得手。

夺取罗斯托夫堪称迪特里希军事生涯的第一个高潮，就在希特勒和希姆莱等举杯庆贺的同时，罗斯托夫周边的战局却出现了前方将领们早有预感的逆转——第3摩托化军进攻的首日（11月17日），苏军三个集团军即在罗斯托夫的北面向第14摩托化军发动反攻，而当麦肯森南下攻打罗斯托夫得手时，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的防线上出现了缺口，苏军统帅铁木辛哥立即抓住机会试图沿着缺口楔入德军后方。苏军第37集团军负责插入空档后渗入麦肯森的后方，第9集团军的任务是由东向西攻击罗斯托夫，而第56独立集团军则在顿河南岸自南向北夹击罗斯托夫。⁽³⁸⁾麦肯森把第13和第14装甲师调到图斯洛夫河地带，试图阻止苏军从后方切断第3摩托化军，迪特里希的LSSAH负责罗斯托夫东面和南面的防御。刺刀上膛的苏军战士不计生死地越过冰封的顿河，向罗斯托夫南郊5英里处的LSSAH防线发起反复冲击。虽然无数的战士被地雷炸死，或被党卫军的机枪火力网绞杀，但不懈的努力终于帮助他们建起了桥头堡并得以陆续突入城中。11月28日，派普的第11连奉命放弃顿河河岸阵地，与3营的其他连队一起担当LSSAH的后卫，他们穿过罗斯托夫城后也向米乌斯河方向撤去。虽然第3、第14摩托化军及第49山地军的右翼都在奉命撤往米乌斯河，但伦德施泰特下令撤退前并未得到希特勒的批准—— 30日，伦德施泰特在致电大本营时声称：“坚守罗斯托夫完全是痴想。部队根本做不到，如果不撤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被歼的命运。我重申，要么取消不许撤退的命令，要么另找人来指挥。”⁽³⁹⁾希特勒毫不犹豫地以赖歇瑙取代咄咄逼人的伦德施泰特，不幸成为将领中首遭重大挫败者的克莱斯特，也被元首斥为“懦夫”。

12月1日，迪特里希的部队陆续进入米乌斯河防线，在桑别克周边的冰天雪地中构筑防御阵地和避寒掩体。几天后，希特勒亲自飞到马里乌波尔的第1装甲集团军总部，特别把迪特里希召来，听取他对近期战事的看法。据说，迪特里希当时曾“力挺伦德施泰特和陆军将领们的撤退决定”。凯特尔后来也曾写道：“正是迪特里希成功恢复了元首对陆军将领的信心。”迪特里希曾声称是他本人自作主张撤离罗斯托夫的，虽言过其实，但挺身支持伦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的姿态倒是很难得。在米乌斯河防线上的拉锯苦战中，仅剩一半军官和士兵的LSSAH继续表现出众，为之动容的麦克森在12月26日曾主动致信希姆莱，表达他们这些非党卫队成员的军师长们对迪特里希师的看法：“……我可以向你保证，‘警卫旗队’师在自己的上级和友军那里都享有不凡的声誉。无论是在进攻时，还是在防御时，每个师都希望LSSAH做自己的邻军。LSSAH有严格的内部纪律，士兵们头脑清醒，令人振奋的对成功的渴望，危机时刻毫不动摇的坚定性，堪称典范的强悍，战友之谊（这点值得特别称道）——所有这些方面都非常杰出，无可匹敌。它的军官团还保持着令人愉悦的谦虚态度。我很高兴拥有这样一支真正的精锐部队，也深深为之骄傲，更真诚地期望能继续指挥它……”⁽⁴⁰⁾相对于麦肯森毫无保留的称颂，克莱斯特对LSSAH的评语——“这支既大胆又冷静的部队是最有力的大规模攻势的主宰”——就显得有些苍白。但无论如何，迪特里希都在12月最后一日获得了第41枚橡叶骑士勋章。希特勒称赞他的爱将时说道：“……迪特里希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我一直让他出现在紧要之处。他是个狡黠、精力充沛且毫不留情的冷酷家伙，同时又是勤勉认真和一丝不苟之人。他多爱护他的官兵！……他是德国人的民族英雄。就我个人而言，他是我在早年奋斗中一直伴我左右的老同志之一。”⁽⁴¹⁾戈林曾在1942年1月以“东线支柱”这样的过誉之词，向前来参加自己生日聚会的高官们推介迪特里希。戈培尔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如果我们有20个迪特里希那样的师长，就根本不用担心东线……”

摄于1942年1月19日，迪特里希与乌尔苏拉（Ursula Moninger-Brenner）结婚的场景。

拍摄时间不详，迪特里希装扮的俄罗斯农妇，据信，此照片为爱娃·布劳恩所摄。

摄于1942年夏在法国休整期间，左为哈泽（Wilhelm Haase）将军。

纳粹高层虽把迪特里希作为党卫军的“杰出代表”而吹捧得有点过头，但不争的事实是，迪特里希的LSSAH等几支强悍的党卫军已得到陆军的认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还保持着较清醒的头脑，也许他心目中更看重的是陆军将领能把他视为他们中的一员。在柏林领受勋章和休假期间，他特意赶去探视被解职后赋闲在家的古德里安，后者曾这样回忆道：“……我只有少数几个访客，‘警卫旗队师’的迪特里希是最早的一个。他特意从总理府打电话说要来看我。他解释说自己是故意为之，目的就是想让上面知道我受到了不公待遇，也想让上面明白他迪特里希不赞同这种做法。”⁽⁴²⁾梅林津战后曾对此事心生感慨：“……迪特里希并不顾忌让希特勒知道他对古德里安被解职一事的看法，这是他具有军人正派作风的明显例证，尽管他在政治上仍忠于希特勒。”⁽⁴³⁾

1942年上半年，迪特里希的LSSAH基本都在米乌斯河前沿承担防御任务。德军夏季攻势在6月28日打响后，迪特里希奉命率部开往巴黎以西休整，同时开始整编为装甲掷弹兵师。当年2月，LSSAH的第1个装甲营已宣告成立，10月间又组建了第2个装甲营，从而使迪特里希拥有了1个完整的装甲团，团长由舍内贝格（Georg Schoenberger）担任，2个营则分别交给了温舍和格罗斯（Martin Gross）。迪特里希还拥有1个装备虎式坦克的重装甲连，该连在陆军训练基地里与“大德意志”师和“帝国”师的重装甲连一起完成了组训。LSSAH原有的2个摩步团分别改建为党卫军第1和第2装甲掷弹兵团（分别由维特和维施指挥），派普被任命为装备半履带装甲车的2团3营营长。装甲炮兵团进一步扩编为4个营，装备有大量自行火炮和轻重榴弹炮。此外，反坦克营、突击炮营和搜索侦察营也都接收了大批新式装备。到1942年12月末接到重返东线的命令时，LSSAH拥兵21000人，装甲团拥有52辆IV号、10辆III号和9辆虎式坦克，⁽⁴⁴⁾实力和装备均超过普通装甲掷弹兵师。1943年1月末至2月初，迪特里希所部陆续抵达哈尔科夫东南地带，隶属于豪塞尔的党卫军装甲军（辖LSSAH、“帝国”师和尚未抵达的“骷髅”师），具体负责保护斯米耶夫（Smijev）至乔特姆列亚（Chotomlja）之间的顿涅茨河防线。

1943年1月至3月初，东线最大的事件当然是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覆灭，但这绝非苏军冬季反攻的全部——美军历史学家格兰茨曾指出，两个月里苏军布良斯克、沃罗涅日、西南和南方方面军等同时或先后发起过至少8次大规模作战。挟斯大林格勒决定性胜利的余勇，苏军以惊人的速度向西突破，他们起步于伏尔加河，重新夺回宽大的顿河河曲，2月初跨越顿涅茨河后，朝着浩大的第聂伯河逼近，这无疑是苏军令人震惊的一个高潮，也是现代军事史上的杰作之一。其中，最具威胁的是西南方面军的“顿巴斯攻势”，苏军第1近卫集团军、第6集团军和辖有4个坦克军的“波波夫装甲集群”越过顿涅茨河后，正在向西和向南高速挺进。这些部队如果抵达亚速海岸的马里乌波尔或塔甘罗格，仍在东顿巴斯的德军第1、第4装甲集团军及“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都将被切断；如果苏军夺取了第聂伯河畔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扎波罗热或克列缅丘格，整个南方德军的补给线将被斩断，苏军就有可能把战役层次的成功转变为战略上的大胜，或如当代德国联邦国防军历史学家所称的那样——“一个超级斯大林格勒”。⁽⁴⁵⁾但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苏军各部都出现了弹药、油料和补给的短缺，坦克军渐渐失去了锐利的锋芒，官兵和机器都在无情的磨损中露出疲态。这让临危不乱的曼施坦因嗅到了反击制胜的机会，新近开抵的LSSAH、“帝国”师和“骷髅”师不仅人员装备焕然一新，还散发着高度的自信，这些党卫军将是曼施坦因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手王牌。他说服希特勒批准放弃顿涅茨突出部，将“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撤往米乌斯河重组防线，从高加索逃出的第1装甲集团军将进入前者的西面布防，而第4装甲集团军则将经过长途跋涉，从最东翼调动到最西翼。装甲部队完成调动之时，曼施坦因将在苏军突破路径的侧翼集中所有装甲师发起反攻。

曼施坦因与时间展开了赛跑，但苏军也没有停顿下来等待补充。LSSAH和“帝国”师在2月4日至10日间沿顿涅茨河前线苦战一周，击退过苏军第12和第15坦克军（属第3坦克集团军）的多次进攻，但到10日时，对手从党卫军的两翼绕过，别尔哥罗德的“大德意志”师也被苏军第4坦克军推挤着撤往南面的哈尔科夫。哈尔科夫以南至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之间存在100英里的真空地带，苏军第6集团军和“波波夫装甲集群”已沿着这个缺口向西和向南高速穿插，而奉命填补缺口的第4装甲集团军仍在长途跋涉的途中。希特勒命令党卫军装甲军摆向东南，填补上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缺口。豪塞尔以“帝国”师为主体（加强有迪特里希的第2装甲掷弹兵团、炮兵团和虎式坦克连等），组建了一个屏障哈尔科夫的战斗群，同时命令迪特里希率领由其第1装甲掷弹兵团、装甲团2营和“帝国”师“元首”团组成的战斗群，从哈尔科夫南面的梅列法（Merefa）出发，向南打击苏军的矛头第6近卫骑兵军（该部正试图与哈尔科夫西面的第40集团军会合）。迪特里希命令大将迈尔率领搜索侦察营（加强有装甲团的1个营）在主力战斗群右翼（西面）运动，试图以侧翼包抄挡住苏军推进。11日傍晚，迪特里希的主力战斗群突然出现在苏军第6近卫骑兵军一部附近，迅速摧毁了这些对手，而迈尔战斗群也完成了侧翼包抄。随后两日里，迈尔战斗群围住了苏军第11骑兵师，但在苏军增援的不断反攻下自身也被切断。迪特里希派装甲团1营营长温舍率部分坦克和装甲掷弹兵增援迈尔，两部合兵一处后立即反击，试图向主力战斗群的第2装甲掷弹兵团靠拢。苏军第6近卫骑兵军在增援步兵师和坦克旅支援下，阻止了迈尔和迪特里希两个战斗群的会合，但由于自身损失也颇为惨重，苏军在2月14日乘着夜色，从“帝国”师“元首”团的防区成功脱身。

迪特里希的反攻虽然阻止了苏军第6近卫骑兵军与第40集团军在哈尔科夫以西的会合，但到14日夜时，这座重镇已被基本包围，只剩下西南方尚存有逃生走廊。由于坚信在严冬中对抗数倍于己的苏军无异于自寻死路，豪塞尔于15日晨下令放弃哈尔科夫，各部德军撤往西南方的乌德（Udy）河背后构筑新防线。这一举措虽使LSSAH、“帝国”师、“大德意志”师和第320步兵师等周边部队不至于陷入绝境，但激怒了一再严令死守哈尔科夫的希特勒。就在党卫军在新防线以顽强防御重创苏军第3坦克集团军时，元首匆匆飞到扎波罗热的曼施坦因总部兴师问罪，但前线局势的迅速变化，尤其是苏军第25近卫坦克军的先头已逼近到距扎波罗热不足50公里处，迫使希特勒匆匆离去，临行前把南方战场的乱局交给曼施坦因全权处理。曼施坦因此刻接近完成了反击部署，豪塞尔装甲军负责切断奔袭第聂伯河的苏军，第4和第1装甲集团军将同步向北进攻，与党卫军建立联系后并肩向北推进，沿着通往哈尔科夫的道路和铁路线摧毁对手，或至少将其驱离顿涅茨河。整个作战过程中，“霍利特”、“弗雷特-皮科”和“兰茨”等“集团军级支队”将提供侧翼保护或辅攻。不过，希特勒离开前，还是把兰茨（Hubert Lanz）作为哈尔科夫失守的替罪羊解除了职务，后者名下的部队也在肯普夫继任后，相应地改称“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

到2月19日夜曼施坦因发起著名的哈尔科夫反击战时，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8和第57装甲军已在南面的克拉斯诺亚梅斯科耶（Krasnoarmeyskoye，即“红军村”）就位，党卫军装甲军也在北面的克拉斯诺格勒（Krasnograd）附近完成部署，伏罗希洛夫格勒至斯拉夫扬斯克之间的北顿涅茨地区也被第1装甲集团军和“弗雷特-皮科集团军级支队”有力地屏障，包围苏军“波波夫装甲集群”、第6集团军和第1近卫集团军的雏形已经显现。“帝国”师和“骷髅”师被划归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统一指挥，任务是先向南并肩推进，抵达巴甫洛格勒（Pavlograd）后掐断苏军第6集团军的先头，而后调头向北朝哈尔科夫运动，把苏军往北面的LSSAH方向推挤。迪特里希的任务是在克拉斯诺格勒及其周边展开攻击性防御，阻止苏军第3坦克集团军干扰南面的攻势，因此，迪特里希师在21日中午又回到“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的序列中。⁽⁴⁶⁾“帝国”和“骷髅”两师发起进攻后，在巴甫洛格勒附近撕开了苏军第25近卫坦克军、第4近卫和第15近卫步兵军的防线，这些苏军因缺乏油料和遭到轰炸几乎失去了机动能力。德军装甲部队在大批被毁或被遗弃的苏军车辆间穿行，虎式和IV号坦克在远距离内“恣意”地攻击反坦克阵地，跟进的装甲掷弹兵则以凶猛的火力消灭孤立被围的苏军步兵群。五天的作战中，苏军第6集团军在德军正面、侧翼和后方的不停撕咬下基本解体。迪特里希的LSSAH在北面承担着虽不“夺目”，但也同等重要的攻击性防御任务。LSSAH南翼的第2装甲掷弹兵团负责保持与南面的“骷髅”师的联系，而迪特里希则在中路每天都组织战斗群发起局部进攻，或在夜间悄悄渗入稀松的苏军前沿进行伏击。迪特里希扮演的角色当然无法与南面的“帝国”和“骷髅”两师媲美——曼施坦因就曾觉得，“从报告中无法明显地看到‘警卫旗队’师的成功”。有后人曾称，考虑到迪特里希面对的压力和防御正面的宽度，曼施坦因的这一评语显得不公，“有可能纯粹是因为缺乏足够的信息，也有可能是陆军对党卫军或迪特里希本人存有偏见的一个实例”。⁽⁴⁷⁾

到2月24日，“帝国”和“骷髅”两师基本完成了消灭苏军第6集团军余部的作战，准备掉头向北朝哈尔科夫推进。24日至26日，苏军第3坦克集团军为了救援南面的部队，向迪特里希的北翼防线施加了强大压力，竭力想在LSSAH和党卫军的另两个师之间楔入进来。迪特里希率部打退了对手的所有尝试。28日，他奉命西撤和放任对手南下，准备与其他部队稍后合围楔进来的苏军。三日后，迪特里希的装甲团再度向东出击，摧毁了对手一批坦克和反坦克炮后，3月3日与北上的“元首”装甲掷弹兵团取得联系，迈尔的搜索侦察营次日又与“骷髅”师一部会合，从而把苏军第3坦克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关进了包围圈。激战过后，苏军第4、第22和第15坦克军大部被歼，冰封的雪原上留下了61辆坦克、225门大炮和9000具苏军官兵的尸体。党卫军的三个装甲师随即继续向北推进，第48装甲军负责保护其右翼，再往东的第1装甲集团军所部也在沿着顿涅茨河向北夺取地盘。由于苏军处于不停的败退中，曼施坦因、霍特、迪特里希乃至普通装甲兵似乎都恍若回到了1941年，甚至是1940年。曼施坦因夺取哈尔科夫的计划是由党卫军装甲军向北运动到哈尔科夫西北，而后右转向东，绕过城北后以扑向顿涅茨河、掐断守军逃离通路为目标，而第48装甲军则负责从南面进攻哈尔科夫城，得到大大加强的“大德意志”师负责在城北设立阻击防线，防止苏军救援部队干扰德军的夺城攻势。

摄于1943年2月末的克拉斯诺格勒防御战期间，迪特里希探视第1装甲掷弹兵团团部时与团长维特（左）握手致意。

摄于1943年2月，LSSAH的1辆IV号坦克（Ausf.G）在哈尔科夫附近。

摄于1943年3月，党卫军部队（据信是LSSAH）从北面进入哈尔科夫的场景。

摄于1943年3月，迪特里希（右）与迈尔（中）正在观察战场形势。

摄于1943年3月，党卫军士兵在哈尔科夫城中。

摄于1943年3月21日，迪特里希与LSSAH的军官们在一起的情景。

摄于1943年3月的哈尔科夫，从左至右依次为：时任第2装甲掷弹兵团1营营长的克拉斯、第2装甲掷弹兵团团长维施、迪特里希和第1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弗赖（Albert Frey）。

1943年3月14日，迪特里希获颁第26枚双剑骑士勋章，图为授勋时拍摄的照片。

摄于1943年4月，迪特里希与LSSAH军官们的合影。

哈尔科夫反击战示意图（1943年2月—1943年3月）

党卫军的3个师（“骷髅”师在左、LSSAH居中、“帝国”师在右）以难以阻挡的势头向北推进，到3月10日时已进抵哈尔科夫的正西方。这时，豪塞尔在“洗刷前耻”念头的支配下，决心不让党卫军以外的任何部队染指收复哈尔科夫的荣誉。他违背了曼施坦因和霍特要求他“竭力避免阵地战或巷战”的指示，命令“帝国”师由西向东攻城，LSSAH和“骷髅”师开至城北后，由迪特里希南下攻城，“骷髅”师继续保持包围态势。迪特里希先打通了从北面进入哈尔科夫的两条道路，然后以第1和第2装甲掷弹兵团为主体组成两个战斗群（配属坦克、突击炮、88毫米高射炮和多管火箭炮），分别由维特和维施带领攻城，迈尔则率其搜索侦察营和配属的1个装甲营继续向东运动，而后由东向西进城，以阻断守军的撤离路线。苏军紧急调派1个坦克旅和1个旅的内务部队入城支援，试图建立一条临时防线挡住德军的推进。豪塞尔命令LSSAH和“帝国”师于11日凌晨发动强攻，迪特里希所部在城北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和间或发起的坦克反击，虽然他派出的突击炮和多管火箭炮造成苏军的大量伤亡，但无法干净利落地突破入城。迈尔则率领战斗群展开了侧翼包抄，途中要经过大片的密林和沼泽湿地，然而，当他率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泥泞和密林中钻出来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前方有整整1个团的苏军挡道。在斯图卡轰炸机的帮助下，迈尔战斗群终于在夜间突入哈尔科夫城，但由于油料将尽，迈尔那些剩下的坦克和突击炮等很快被数千苏军和民兵包围在公墓附近。迪特里希的两个主力战斗群次日继续疯狂进攻，这次他派虎式坦克在最前方充任“流动碉堡”，这些火力强大、装甲厚重的巨兽往往占据一个街角就可控制一片街区，几发炮弹就足以摧毁半幢大楼。派普的半履带车营经过苦战杀出一条血路，与“搁浅”的迈尔战斗群建立了薄弱的联系。城内的战斗在13日趋于白热化，迪特里希驱赶着手下发起一轮轮进攻，完全不计伤亡地试图摧毁隐伏的苏军反坦克炮和零星坦克，当然还有藏身于大楼废墟中的狙击手，党卫军的凶悍和勇猛使苏军很难有机会重新布防和调派增援。3月14日，哈尔科夫城终于被迪特里希攻克，守军主力基本都已撤向南面，但他们又一头撞上了自南向北逼近哈尔科夫的第48装甲军（第6和第11装甲师等）。“帝国”师、“骷髅”师、第6和第11装甲师试图在哈尔科夫南面围歼苏军第3坦克集团军残部，但由于缺乏步兵支援，自身的实力又大为削减，这些装甲师无法阻止苏军的成功突围。

14日当天，尽管哈尔科夫城内的残敌尚未完全肃清，但德军最高统帅部还是迫不及待地宣布克复了哈尔科夫，“最大功臣”之一的迪特里希也获得了第26枚双剑骑士勋章。不过，迪特里希在领取勋章和接受褒奖之前，还需要完成夺取别尔哥罗德的任务。当时，负责该方向的“大德意志”师已在苏军第40和第69集团军之间撕开了口子，党卫军的精锐开始与前者展开了争夺荣誉的竞争。迪特里希派出的矛头是派普的半履带车营。派普在斯图卡轰炸机、炮火和配属的虎式坦克连的支援下，像绞肉机般奋勇直前，摧毁沿途的一切抵抗，将纳粹武士的疯狂和强悍发挥到了极致。18日中午，派普率部杀入别尔哥罗德城中心，随后打退了苏军发起的多次反扑，到下午时，他与协同进攻的“帝国”师“德意志”团建立了完整的防线。乘坐侦察机观战的迪特里希，对派普的勇猛作风和作战技能感叹不已，在空中就向这员爱将表示了祝贺。

LSSAH等三个党卫军师在哈尔科夫之战中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地位，它们不仅能在防御中顶住力量远胜于己的对手，还能以无比的热情和作战技能在反击中制胜。陆军将领中不会再有人小视这三个师的战斗力，尽管他们对党卫军在政治信念支配下表现出的热情、韧性和毫不退让的精神依然感到震惊。不过，党卫军装甲军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有11500名官兵命丧此役，仅迪特里希的LSSAH两个月里就损失4500人；豪塞尔违令强攻哈尔科夫的方式，也让所部付出了伤亡1000人的代价。面对着如此惨痛的损失，可以想象，党卫军在清理哈尔科夫城的残余苏军时，不会像两年前在希腊那样“冒险抓俘虏”，对于平民也同样不会心慈手软——迪特里希的部下曾在3月13日和14日两天，在哈尔科夫苏军医院里枪杀了200多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还纵火焚毁了医院。按照苏方的调查资料，1943年3月占领哈尔科夫的武装党卫军以及尾随进入的盖世太保、行刑队和特别部队，在1943年8月末被最终逐出哈尔科夫前，5个月里屠杀了包括妇孺在内的20000名平民。⁽⁴⁸⁾如果党卫军主子们最大的梦想就是彻底消灭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所有“劣等种族”的话，那么党卫军和一般党卫队在哈尔科夫的作为不过是他们的“标准惯例”，说他们的标志就是“滥杀无辜”并无任何不妥。事实上，希姆莱在4月飞抵哈尔科夫视察时，还曾对三个师的军官叫嚣：“……我们永远不能让那个卓越的武器——在哈尔科夫之战中赢得的恐怖声誉——褪色，相反，我们应不断地为之增添意义。”

4月间，迪特里希从希特勒手中接过了双剑骑士勋章，同时获知自己将出任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长，负责组训另一个带有元首名字的师——“希特勒青年团”装甲掷弹兵师。这当然是希特勒对他的犒赏和信任，正如戈培尔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迪特里希拥有希特勒无尽的信任，元首认为他是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总是期盼他带来奇迹……”4月20日，元首将200万帝国马克的巨额奖金赏给了迪特里希的LSSAH。5月28日是迪特里希的生日，当天，LSSAH为即将前往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部及“希特勒青年团”师就职的官兵举行了告别仪式，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豪塞尔、“骷髅”师师长普里斯（Hermann Prieß）、“维京”师师长吉勒及“大德意志”装甲团团长施特拉赫维茨上校等，都曾赶来为迪特里希庆贺生日。⁽⁴⁹⁾6月4日，迪特里希将LSSAH 移交给原第2装甲掷弹兵团团长维施后回到了德国，虽然LSSAH仍将是迪特里希装甲军的一部分，但对于LSSAH的官兵来说，一个时代已落下了大幕。

灾难连连：从诺曼底到阿登

1943年6月23日，希特勒赠予迪特里希一个独一无二的衔级——党卫队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装甲兵将军。⁽⁵⁰⁾虽然头衔动听，但在1943年夏至1944年上半年近一年的时间里，迪特里希实际上并未指挥任何部队。为组训“希特勒青年团”师，迪特里希从LSSAH带走了维特、迈尔和温舍等35名重要军官，搜索侦察营、1个装甲营和1个炮兵营也被他全数带走。迪特里希的参谋长是原来的第13装甲师首席作战参谋克雷默（Fritz Kraemer），这位有着完整的参谋训练和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也将像之前的作战参谋和助手一样，帮助迪特里希履行越来越重的职责。LSSAH参加了7月初的“城堡作战”，但迪特里希只能无奈地在前线观战；LSSAH于 7月中旬被调往意大利时，迪特里希也来到意大利并与隆美尔进一步密切了关系，但当时LSSAH被划给豪塞尔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指挥；1943年11月至1944年1月初，LSSAH回到东线参加基辅反击战（被划归巴尔克第48装甲军指挥），迪特里希也曾在1943年12月到战场观战，并在回国后心疼地向希特勒抱怨，他的LSSAH伤亡惨重却未及时得到兵员和装备的补充；至于LSSAH在1944年2月参与的切尔卡瑟包围圈救援战，3月末至4月初随第1装甲集团军冲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包围圈的作战，更是曾让身在比利时，心在老部队的迪特里希牵肠挂肚，如坐针毡。

盟军诺曼底登陆之前，迪特里希装甲军辖有“希特勒青年团”师、第2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LSSAH虽已回到他的作战序列中，但自4月起一直在比利时进行休整和重新装备。迪特里希的任务是当盟军在安特卫普至瑟堡之间的某地突然空降或两栖登陆时，以最快速度消灭对手。当盟军抢滩诺曼底的时刻在6月6日凌晨终于到来时，西线德军将领们无不大吃一惊，B集团军群指挥官隆美尔正在德国休假，而迪特里希也正在比利时探访LSSAH。迪特里希匆忙赶回后，6日下午4点即率军部离开巴黎向鲁昂（Rouen）赶去，他从伦德施泰特那里领受的任务是从卡昂（Caen）方向发起反击，乘登陆盟军立足未稳将之赶入大海。由于最高统帅部认定诺曼底的登陆只是佯攻，真正的威胁将来自加莱方向，因此，原属迪特里希的第2装甲师奉命在阿拉斯原地待命，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则被调往瑟堡应付登陆美军。不过，迪特里希装甲军获得了正在卡昂与英军空降兵苦战的第21装甲师，以及驻于沙特尔（Chartres）的装甲教导师，此外，“希特勒青年团”师正在赶往前线的路上，LSSAH一旦完成重新装备也将立即前来增援。迪特里希曾设想在7日晨发起协同反击，但结果证明这是一厢情愿——“希特勒青年团”师由于受到空袭和机械故障的干扰，6日夜时只有1个团开到；第21装甲师正在支援第716步兵师对抗登陆英军和加拿大部队，根本无法抽身；由于通信系统陷入瘫痪，迪特里希无法从第7集团军那里获知装甲教导师的位置。6月8日，鉴于自己的防区与左翼的第84军之间出现了缺口，更主要的还是担忧盟军登陆部队和装备的与时俱增，迪特里希决定无论如何都将以手头的力量发起反击。不过，决心虽大，最后也仅有装甲教导师的一个战斗群投入了反击，由于第716步兵师已被对手打残，“希特勒青年团”师和第21装甲师不得不分出多数兵力进行防御，以求勉强维持着对登陆盟军的半弧形围堵。迪特里希发起反击的当日，隆美尔及西线总部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几乎同时来到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部了解进展。⁽⁵¹⁾他们一致认定，眼下的零敲碎打式反攻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集中力量进行反击——即大量增援装甲师和步兵师——才能稳定局势。迪特里希还介绍了盟军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对地面战事的重大影响，相应地要求加强德国空军的力量。这些当然都是清醒的评估，但在希特勒严密僵硬的控制下，这些要求根本没有很快实现的可能。到10日时，随着基本失去战斗力的第716步兵师的撤退，迪特里希不得不把装甲教导师（左）、“希特勒青年团”师（中）和第21装甲师（右）都部署在卡昂周边的半弧形防线上。

可能摄于1943年7月，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正中）似乎正为某将军颁发勋章。迪特里希是右起第3人，他的右边是豪塞尔。

摄于1943年末的比利时某地，迪特里希视察新组建的“希特勒青年团”师时，与第2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蒙克（左一）握手。

可能摄于1943年7月，迪特里希正与LSSAH第2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桑迪希（Rudolf Sandig）交谈。

摄于1944年3月，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在比利时贝弗洛（Beverlo）视察“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场景。图中手持权杖者为伦德施泰特，同排右侧是师长维特，两人侧后方中间的是第26装甲掷弹兵团3营10连连长帕拉斯（Wilhelm Pallas），次排左为迪特里希，右为第2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蒙克。前方是1辆SdKfz.251/3 Ausf.D 装甲车。

摄于1944年3月，迪特里希向伦德施泰特介绍参加演习的各部的部署态势。

摄于1944年5月，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到比利时亨克（Genk）视察党卫军第1装甲团。图中古德里安（左）正与迪特里希交谈，中间是装甲团团长派普。迪特里希的右边似为装甲团2营营长克林（Heinrich Kling）。

摄于1944年，迪特里希与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奥斯滕多夫（Werner Ostendorf）在一起，后者于6月16日身负重伤后离职。

逐日的激战中，迪特里希所部给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以重大杀伤，但他自己的兵力日渐稀薄，幸存者们也多在盟军强大的轰炸攻势中渐渐失去信心和战斗力。迪特里希仍然没有力量填补左翼的装甲教导师与邻军第84军之间的缺口，蒙哥马利手下的王牌第7装甲师在6月12日时就曾试图从这里突破，所幸有党卫军第101重装甲营的及时干预，才算化解了险情。重装甲营2连连长魏特曼曾在维莱博卡日上演了一幕神话——他带领5辆虎式坦克，不到15分钟就击毁了25辆英军坦克、反坦克炮和运输车辆，再加上第2装甲师及时赶到后发起反扑，最后控制住了盟军通往卡昂的道路。但迪特里希很清楚，蒙哥马利还将以更大的攻势从西面包围和夺取卡昂——6月26日，蒙哥马利发起了代号“爱普生”（Epsom）的作战，英军第8军的3个师把重拳砸向了装甲教导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师，疲惫虚弱的两部德军倾其全力也无法阻挡。万分危急之际，迪特里希把LSSAH第1装甲掷弹兵团调到战场，命令“希特勒青年团”师新任师长迈尔统一指挥进行反扑，总算又挽救了一场危机。事后，迪特里希曾向第7集团军和B集团军群抱怨，称自己在卡昂西面和西南的防线最多只能再坚持几天，恳求上级使用从东线赶来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迅速反击。6月28日，第7集团军指挥官多尔曼（Friedrich Dollmann）因心脏病发作故去，豪塞尔接任集团军指挥官，比特里希则继任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率领所部两个装甲师随后发起了反扑，终于堵上了卡昂西面的防线缺口。至此，本应集中力量发动协同反击的装甲部队，几乎全都被部署到前沿扮演步兵师的角色。

迪特里希和他的参谋长克雷默都要求尽快撤出卡昂，豪塞尔和西线装甲集群指挥官施韦彭堡也敦促隆美尔批准这一撤退，伦德施泰特得到汇报后立即命令隆美尔着手准备，同时在通知最高统帅部时声称：“……有必要利用当下的时机，把党卫军第1装甲军和第21装甲师撤离日渐狭小的包围圈……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部队，必须在奥恩（Orne）河以东保存这些部队的作战能力；这一决策不仅必要，而且紧急，决不能让敌军再次摧毁我们最有价值的部队。”⁽⁵²⁾伦德施泰特于7月1日收到了不许撤退的命令，次日又在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同时被解职，他的继任者克鲁格元帅在7月3日即“带着东线将领常有的、毫无来由的乐观情绪”出现在西线总部。同时被解职的还有施韦彭堡和第19集团军指挥官佐登斯特恩（Georg von Sodenstern），隆美尔、豪塞尔和最早要求撤退的迪特里希都安然无事。不过，高层换将也不能缓解迪特里希在卡昂承受的压力。8日，英军第3和加拿大第3步兵师又向“希特勒青年团”师发起进攻，一向不知生死为何物的迈尔，竟然都向迪特里希要求撤离卡昂！刚刚目睹人事洗牌的迪特里希拒绝批准撤退，但迈尔还是自作主张地撤过了奥恩河，还声称自己“本打算与卡昂共存亡，但实在无法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年轻人为毫无意义的命令而送命”！⁽⁵³⁾由于迈尔师已基本失去战斗力，迪特里希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最后还是靠着LSSAH的及时就位才将局面稳定下来。18日，迪特里希的防区经受了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次考验——蒙哥马利发起了代号“良木”（Goodwood）的大规模作战，英军第7、第11装甲师及禁卫装甲师在卡昂以东朝布尔盖比（Bourguebus）山脊地区发起了进攻，而在卡昂的北面和西面，加拿大第2和第3步兵师同步展开了辅攻。迪特里希在应对这一攻势时表现得相当稳健到位，他把LSSAH和装甲军直属的第101重装甲营分别部署在布尔盖比山脊和弗勒努维尔（Frenouville）严阵以待，第21装甲师的装甲战斗群负责支援。待英军装甲部队跌跌撞撞地开至布尔盖比山脊附近时，德军坦克、突击炮和各种火炮发挥了威力，到18日日终时造成英军3个装甲师损失了197辆坦克。次日，迪特里希又把“希特勒青年团”师调至布尔盖比参战，当日战事结束时英军又损失了99辆坦克。到21日“良木”作战收尾时，英军总共损失314辆坦克，德军的损失估计也多达100辆坦克。⁽⁵⁴⁾在卡昂以西，迪特里希手下的第272步兵师表现非常顽强，在LSSAH的豹式装甲营和1个掷弹兵营的支援下，挫败了加拿大人的所有进攻。

诺曼底战役中卡昂周边的作战示意图（1944.6—7）

摄于1944年6月，迪特里希和参谋们在赶往诺曼底前线的路上研究地图。

摄于1944年7月17日，迪特里希正在“欣赏”被盟军战斗机袭击的一辆汽车。这辆车据信就是隆美尔的座车。

摄于1944年7月，迪特里希与“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几员大将在一起。前左为第2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蒙克，后左为第12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温舍，右为师长迈尔。

就在迪特里希的部队与盟军血战之际，7月20日发生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迪特里希当时正在西线总部开会，但很快获得了希特勒侥幸逃过一劫的消息。尽管他曾多次在陆军将领们面前抱怨，正是希特勒的失误和僵化干涉才造成西线的大量伤亡和被动局面，但得知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还是无比震怒，并厉声斥责“密谋者可耻的胆小鬼行径”。迪特里希的态度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6月和7月间，他在与隆美尔多次密谈时曾谈及“迫使希特勒下台”的打算。7月13日至15日，两人又曾数次会面，隆美尔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西线已经失败，唯有与盟军媾和才有可能集中力量对付东线的苏军。迪特里希表示自己深有同感，当隆美尔暧昧地问他是否愿意执行给他的任何命令，“即便这些命令与元首的命令相抵触”之时，迪特里希郑重地声称：“元帅阁下，您是我的指挥官，不管您准备干什么，我都服从您的命令！”⁽⁵⁵⁾隆美尔曾提到，一旦希特勒不愿结束战争，就必须迫使他下台，迪特里希当时还担心地询问：“如果元首要枪毙我们怎么办？”据称，隆美尔当时宽慰地说：“他不敢，因为那会引起兵变。”⁽⁵⁶⁾迪特里希略加思忖后，决定与隆美尔一起面见希特勒，尽力说服元首接受现实，并与盟军媾和。16日，隆美尔打电话给迪特里希，目的是确保后者的态度没有变化，而迪特里希则回应称，先前所议的方案仍是最佳解决办法。隆美尔反问如果元首拒绝怎么办，不待迪特里希回答，他又自言自语道：“那我们就得接管一切。”迪特里希似乎嗅到了血腥，立即声称自己只在不使用武力的前提下才会参与。隆美尔表示“软禁就足够了”。⁽⁵⁶⁾

摄于1944年7月，迪特里希正向“希特勒青年团”师第12装甲掷弹兵团2营营长普林茨（Karl-Heinz Prinz，左）颁发骑士勋章，右为该团团长温舍。

隆美尔是真的相信这位党卫军最重要的将领已站到他这一边了。迪特里希显然知道有针对希特勒的阴谋正在酝酿，而且将以某种形式发生，但他并未告密，因此，其态度就算不是积极与事，至少也是乐见其成。隆美尔在17日意外受伤，使得他与迪特里希“强行说服元首结束战争”的计划无法实现。当隆美尔的参谋长施派德尔后来被党卫队逮捕时，迪特里希曾全力设法营救。对此，军史家弗拉施卡还曾在著作中发问：“……迪特里希怎么会有这种作为？如果隆美尔元帅在病床上不小心说出点什么，迪特里希就不怕他与元帅的密谋曝光？”⁽⁵⁶⁾迪特里希愿意追随隆美尔采取行动，但他所理解的行动很可能与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毫不相干。他仰慕隆美尔的才华和领袖魅力，后者也欣赏他的坦率和幽默，但不知何故，迪特里希战后受审时却一反常态，说隆美尔从未在东线战斗过，因而算不上是真正的战士：“……他懂得什么战争？他只知道对着相机摆出姿态，在报纸上宣传自己。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站在坦克上，一边挥舞元帅权杖，一边高呼‘我是非洲之王’！”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中有多少是真实想法固然难以判断，但一再要求增援未果，力主撤退的建议屡次被拒后，迪特里希确实变得愈发现实。作为经验丰富且理解士兵疾苦的指挥官，他更愿与普通官兵们在一起，也乐于以一种令他人艳羡的方式照料他们。数年的血战和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希特勒的许多决定既无意义又充满疯狂。在信仰上，迪特里希仍是纳粹信徒，在政治上，他也不质疑希特勒的领袖地位，但在军事上，他对自己鞍前马后十余年的主人的信心，如果不是已经荡然无存的话，那至少也是越来越少。

希特勒从没有怀疑过迪特里希，更未对他失去信心——8月1日，迪特里希被撮升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上将（资格回溯至1942年4月20日）；6日，他又获得第16枚钻石骑士勋章；9日，迪特里希更被任命为第5装甲集团军（5天前刚从西线装甲集群改名而来）的代理指挥官。希特勒坚持要求原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埃博巴赫率LSSAH、“帝国”师、第2和第116装甲师及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等，由东向西朝阿夫朗什（Avranches，亦作阿夫蓝士）发动反击。对于这一脱离现实的危险命令，迪特里希曾抱怨道：“……我警告过克鲁格元帅，加拿大军队在莱松（Laison）河只是短暂地停顿。一旦他们继续进攻，法莱斯只怕一两天就会失守。豪塞尔和埃博巴赫都敦促克鲁格取消反击并命令撤退。但他收到柏林来电，坚持要求他发起反攻。只有一个人应为这场愚蠢、没有任何指望的作战受到谴责，那就是疯子阿道夫·希特勒。这是元首的命令，我们还能怎么样呢？”⁽⁵⁷⁾迪特里希所描绘的其实就是将把诺曼底地区的几乎所有德军关进囚笼的法莱斯口袋。8月13日夜，巴顿手下的第15军进抵卡昂南面的阿让唐（Argentan），北面的加拿大第1集团军16日夜攻克了法莱斯，西面和西北的英军也在不间断地挤压德军。17日夜，取代克鲁格出任西线总司令的莫德尔出现在西线总部时，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4个军部和至少13个师的部队已被孤立在法莱斯口袋中，向东逃生的通道也在南北两面的盟军炮火射程内。尽管莫德尔立即命令被围部队放弃重武器向东撤退，迪特里希也在竭力延迟着对手的南北对进和最终会师，但这个时刻还是在19日来临。所幸，合拢包围圈的盟军力量此刻非常有限，包围圈外的党卫军第2和第9装甲师在20日奋力发起反扑，包围圈内的LSSAH、“希特勒青年团”师、党卫军第10装甲师和第116装甲师等杀出了一条血路，到20日中午时约有数万德军成功脱逃。21日，在盟军彻底切断逃生走廊前，又有相当数量的德军逃离绝境。关于法莱斯口袋中德军损失的总数，史家们一直没有准确数字——他们估计，被围德军的总数介于8万至10万之间，其中1万至1.5万人丧生，4万至5万人被俘，逃走的总人数介于2万至5万，但德军几乎损失了所有坦克和大炮。

逃出法莱斯口袋后，莫德尔命令迪特里希反击已在塞纳河建立桥头堡的美军第15军所部。迪特里希非常不满，称自己的4个装甲师现在就只剩下名字，但抗议无效后，他还是在8月23日下午发起了进攻。由于反攻很快被对手挫败，他请求莫德尔解除其职务，因为他自认无法履行集团军指挥官的职责。B集团军群当天的战时日志曾记载：“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因为他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未能完成交办的任务。集团军群指挥官拒绝了。”⁽⁵⁸⁾莫德尔给迪特里希的答复非常简单——“忘了辞呈，接着干”。迪特里希的情绪显然陷入了低谷，对于逆转败局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几天后的28日，在迪特里希的总部，莫德尔借助地图向迪特里希和几个集团军参谋长介绍说，他准备在塞纳河与最终防线索姆河—马恩河之间构筑过渡防线，以便分阶段撤退。迪特里希当时在会议室里不停地踱步，间或还自言自语。突然间他停下脚步，径直冲着莫德尔说：“不要这样，这根本不管用。”然后，他开始破口大骂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莫德尔只是默默地听着，根本不置一词。⁽⁵⁹⁾到9月8日，莫德尔终于意识到，只有撤至齐格菲防线，B集团军群才有真正的机会立足和稳定防线。希特勒勉强予以批准，但要求必须筹组一支有力的装甲预备队，再向对手发起反击。组建装甲预备队的任务交给了迪特里希，第5装甲集团军则移交给东线调来的曼陀菲尔将军。

摄于1944年夏，B集团军群指挥官隆美尔在迪特里希的指挥部附近留下了这张照片。

摄于1944年7月末，西线装甲集群指挥官埃博巴赫（右）正与迪特里希和第86军军长奥布斯特费尔德（Hans von Obstfelder，中）交换意见（也有人称中间这位是西线总司令克鲁格）。

摄于1944年8月，迪特里希于当月6日获得了第16枚钻石骑士勋章。图为授勋后他与希特勒握手的场景，据说，他还想抱怨一番前线战事并请求撤退，但元首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摄于1944年8月，第16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迪特里希。

摄于1944年秋，迪特里希与党卫军将军瓦尔德格（Josias Fuerst zu Waldegg）在一起。

拍摄时间不详，左为党卫队行动总部负责人于特纳（Hans Jüttner），右为曾任党卫军第6“北方”山地师师长、党卫军第12军和第16军军长的德梅尔胡伯（Karl-Maria Demelhuber）。

西线乱局稍微稳定后，希特勒打算在阿登山区发动反击战，目的是在造成盟军的重大伤亡后迫使对手媾和，而后再集中兵力解决东线问题。10月末，希特勒将已经完成的作战计划向西线高层将领做了通报，副本送给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时，封面上还印着硕大的“不得更改”等几个字。迪特里希战后曾称，他是在反攻发起前四天（12月12日）才得知这个计划的存在，这当然是可笑的不实之词——10月27日，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将迪特里希、曼陀菲尔和第7集团军指挥官布兰登贝格尔（Erich Brandenberger，或作勃兰登堡）召集到B集团军群总部开会，讨论的主题就是希特勒的阿登反击计划。在该计划中，德军将集中西线时所罕见的炮火轰炸美军，步兵突破前沿后为装甲部队打开西进的道路，首波装甲师将以迅捷有力的突刺夺取马斯河桥头堡，跟进的第二波装甲部队再朝安特卫普方向推进，整个作战过程中步兵单位负责掩护突破区域的南北两翼。希特勒指定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担任主攻——他坚信只有党卫军才具有成功所必需的“勇猛大胆和献身精神”，只有老战友迪特里希才会无条件地从命，并能在完成任务之余顺便“给国防军好好上一课”。⁽⁶⁰⁾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将在迪特里希的南面提供支援，而第7集团军则负责保护装甲部队的南翼。对于这个野心勃勃乃至完全脱离实际能力的计划，包括迪特里希在内的西线将领无不表示反对，但希特勒心意已决，他要像自己的偶像腓特烈大帝那样，在敌人认为德国就要完蛋的“最黑暗的时刻”，以最后一赌取得“彪炳历史的胜利”。这是元首比肩腓特烈大帝的最后机会，怎容得“既不懂军事、又不可靠”的将领们指手画脚？西线将领们一边积聚兵力和装备，一边试图说服元首至少缩小反击的规模，但他们的全部收获不过是反攻日期被顺延到12月中旬，以及一些战术细节方面的局部让步。

迪特里希所部在三个集团军中实力最强，拥有14万人、1000余门大炮和多管火箭炮、640辆坦克和突击炮等，辖有第67军（第3装甲掷弹兵师、第246、第272和第326国民掷弹兵师）、党卫军第1装甲军（第12和第277国民掷弹兵师、第3伞兵师、LSSAH和“希特勒青年团”师）及党卫军第2装甲军（“帝国”师和“霍亨施陶芬”装甲师）。但迪特里希并不认为自己和部队能够实现元首的厚望——开战前四天的将领动员会上，他曾向希特勒直言自己“还没有做好进攻准备”；反击期间，他与日渐失望的莫德尔一样经常酗酒，多位将领曾称迪特里希“听取汇报时时常心不在焉，还喝得酩酊大醉”；1947年，他曾向加拿大军官舒尔曼愤懑地表示：“……我要做的不过是先渡马斯河，再陷布鲁塞尔，而后继续推进和占领安特卫普。这一切都要在一年里最糟的三个月里完成，在积雪齐腰的阿登山区，糟糕的道路根本不足以让4辆坦克并行通过，更勿论6个装甲师了；这个季节早晨不到8点天不亮，下午不到4点天就黑了，而坦克又不能在晚上作战；我手下的师团都是新组的，基本都是没经过多少训练的新兵；更何况很快就要到圣诞节了。”⁽⁶¹⁾

阿登反击战可能是被后人研究得最多、最透彻的二战经典战役，这里自然不用详述。12月16日反攻发起后，迪特里希方向曾取得过出其不意的成功，但国民掷弹兵师未能为装甲部队及时打开进军道路。党卫军装甲部队先在蒙绍（Monschau），后在埃尔森博恩（Elsenborn）山脊被美军牢牢挡住，从一开始就在“竞争”中输给了南面的曼陀菲尔。16日下午强行投入装甲部队后，迪特里希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冷血大胆、能力不凡的老部下派普身上，事实上，第6装甲集团军的多数部队在整个战役期间都可谓裹足不前，唯有派普取得过一些突破。派普领导的战斗群拥有包括25辆虎王坦克（来自党卫军第501重装甲营）在内的117辆坦克、149辆半履带车、18辆105毫米自行火炮、6辆150毫米自行榴弹炮及30门以上的高射炮，整个战斗群兵员达4800人，装甲车和运输车辆多达800辆以上。⁽⁶²⁾实力虽然雄厚，但任务也相当艰巨——在恶劣的天气和路况条件下，完好无损地夺取和守住马斯河渡口。迪特里希非常清楚，派普只有5天的弹药和油料，没有任何舟桥设备，楔入美军后方的沿途将面临巨大的伤亡，而这种伤亡乃至全军覆灭，只有派普这种“久经考验的老战士”才能承受。派普开始时确曾取得过相当进展，18日夺取斯塔沃洛（Stavelot）后开始向特鲁瓦蓬（Trois Ponts）进军，目标是夺取横跨在昂布莱沃（Ambleve）河与索穆（Salm）河上的渡桥。但到达目的地时，派普发现美军已将桥梁炸毁，无奈之下只好取道拉格莱兹（La Gleize）渡过昂布莱沃河。到这个时候，他已损失了20辆坦克，油料也开始显得不足。在随后的推进中，由于美军炸毁了乌尔特（Ourthe）河渡桥，派普只得又折回拉格莱兹。此时，美军已在派普身后夺回了斯塔沃洛，也将其补给路线上的桥梁尽数炸毁。20日时，派普面对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他已损失了一半的坦克，油料基本殆尽，补给完全依靠空投，但90％的空投物资都落在了美军防区内。21日，迪特里希曾派兵增援派普，但援兵遭到美军阻击后动弹不得。派普战斗群22日时已基本被围。次日，迪特里希允许派普突围，后者留下300人殿后，扔下没有油料的30辆坦克、70辆半履带车和2个炮兵连，率领800余人在圣诞夜凌晨2点开始了艰难跋涉。抵达德军一线时，9天没睡过整觉的派普向指挥官行礼后，便一头栽倒熟睡起来。派普战斗群的任务无疑是一次完败，一周内损失4000人和90余辆坦克，除了比其他部队突得更远外，没有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战术成功，对迪特里希集团军的整体局势来说，除了曾带来一些肥皂泡般的虚无希望外，也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摄于1944年12月的阿登反击战期间，迪特里希与莫德尔。

摄于1944年12月，迪特里希正在视察前线，身后之人为副官维泽（Hermann Weiser）。

摄于1944年12月，迪特里希正在向党卫军士兵颁发勋章和表示祝贺。

摄于1945年1月19日，据信本图摄于东线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期间。不久后，迪特里希率部开赴匈牙利战场，准备发起二战德军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巴拉顿湖反击战。

派普战斗群的经历很大程度上就是迪特里希集团军在阿登反击战中的命运的缩影。战役发起后的第三天夜里，面对着大大落后于预定时间表的进展，莫德尔和伦德施泰特都认为反击战已然失败，后者曾写道：“……我们应放弃进攻，准备防御已经夺取的地盘。迪特里希的部队在蒙绍和马尔梅迪（Malmedy）之间被挡住了，圣维特（St.Vith）还未被攻克。我们也不过刚刚抵达巴斯托涅，而进攻开始的次日它就应该已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最初的突然性。冰封的路面以及不得不向顽强抵抗的被围敌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致使我们的推进从来没有取得应有的势头。”⁽⁶³⁾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为挽救濒于失败的攻势，曾在派普战斗群失败后对调了迪特里希与曼陀菲尔的角色，命令前者支援第5装甲集团军更具希望的攻势。其实，当曼陀菲尔的进展远快于迪特里希时，他曾要求后者抽调兵力迅速支援，但迪特里希以“有违元首命令”为由拒绝了。有后人曾评论说：“……如果迪特里希能派出预备队支援曼陀菲尔，而不是等待希特勒的批准，那他将为自己赢得恒久的声誉。”⁽⁶⁴⁾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也曾要求把党卫军第2装甲军调拨给曼陀菲尔，以扩大后者取得的突破，但在元首看来，这无疑等于承认党卫军将领和部队不如国防军，于是严词拒绝，同时继续做着突至马斯河的迷梦。

尽管曼陀菲尔的装甲矛头最远曾突至离迪南的马斯河渡口仅数英里处，但已是强弩之末的装甲战斗群旋即被围，几经挣扎后方才脱身，宣告了希特勒最后一赌的彻底破产。1944年底至1945年最初的几日，盟军发起了全面反攻，到1月8日时，疲惫的德军全线撤往几星期前的出发地。这是一场被纳粹元首寄予了无限厚望的赌博，是一场被普通官兵视为挽救德国命运的“圣战”，更是一场高级将领眼中“疯狂得不着边际”的游戏。在回顾这场赌博的败因时，迪特里希曾写道：“……即便突袭能够取得成功，也不能持续多长时间。地形、季节、弹药和油料短缺，使装甲集团军的作战困难重重。因为设立的目标过于野心勃勃，德国最后仅存的一点力量都消耗殆尽了，降雪和准备不足也是造成阿登之战失败的原因。”⁽⁶⁵⁾迪特里希的参谋长克雷默有着不同的认识，他总结的败因包括战争最后阶段里士兵和军官的质量下滑、机动能力锐减、道路糟糕且驾驶员的驾驶习惯也差，当然还有美国陆军航空队对战事的关键性影响。第5装甲集团军参谋长瓦格纳（Carl Wagner）少将的评论就不那么客气了，他把迪特里希的失败归咎于缺乏职业性：“……党卫队将领及下属指挥官的训练匮乏也是败因。它的摩托化部队既缺乏驾驶技能，又无行军纪律，在那些仍被敌军阻断的推进道路上，他们并肩行军的四列纵队很快堵塞了一切。”⁽⁶⁶⁾梅林津在战后对迪特里希曾有过比较公允的评价：“……迪特里希的党卫军和在他麾下作战的陆军部队以其惯常的热忱和勇敢发起了进攻，但进展却微不足道。他的集团军的进攻计划没有充分考虑主要条件——地形格外复杂，道路桥梁稀少——以及如何在需要时把增援补给前送至主攻点。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一场开局不利的攻势才有可能在后续作战的进程中得到调整和矫正。曼陀菲尔将军以其个人的主动精神——不理睬希特勒的许多命令——为第5装甲集团军带来了明显成功，但第6装甲集团军多少有些不折不扣地执行希特勒的指令，结果就连最初的成功都无法取得。希特勒依然受困于他难以忘怀的一战经历，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着无法否认的天才，他正在进行一场伦德施泰特元帅所称的‘下士的战争’（作者注：希特勒的军衔实际上是二等兵）。在这方面，迪特里希与他颇有几分相似。”⁽⁶⁷⁾

无论同僚和后人如何谴责迪特里希，如何嘲笑他和党卫军的不职业，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1944年末的德军已不是1940或1941年的那支军队，对手也不再是当年动辄惊慌失措的英法盟军，而是实现了全面摩托化和机械化、握有完全制空权、在诺曼底和法莱斯等一系列战役中因胜利建立起了高度自信的美军。纵使把“守强攻弱”的莫德尔换成曼施坦因或古德里安，纵使把迪特里希换成巴尔克，纵使死去的胡贝能复活——只要希特勒还牢牢地操控着前线的指挥调遣权，阿登反击战的结局恐怕仍难以逆转。迪特里希对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早已失去了信心，他曾不止一次地抗议、破口大骂和陷入沮丧，也曾想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加以规劝，但当一切都无济于事后，他变得麻木、逆来顺受。随着纳粹帝国这条千疮百孔的破船一起沉没，也许是迪特里希唯一的出路。

最后的挣扎与战后岁月

1945年1月中旬，迪特里希奉命把剩下的坦克和重武器移交给第5装甲集团军，而后率第6装甲集团军撤至科隆西南的普吕姆（Prüm），进行休整的同时开始补充兵员和装备。当时，苏军已发起规模浩大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攻势，无论是德军还是盟军，都认为迪特里希集团军会被用来加强柏林的防御，因而下一步的战场应该位于柏林东南。代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就曾这样力劝希特勒，但元首的“深邃目光”投向了匈牙利——为了帮助这个最后的盟友夺回首都和保卫它的油田，也为了更好地屏障维也纳，希特勒命令把他最信赖的迪特里希秘密派往匈牙利。迪特里希虽然牢骚满腹，但还是按照命令，安排党卫军第1装甲团作为先头，在1月20日左右登上了驶往匈牙利的列车。1月30日，迪特里希集团军正式改称为“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⁶⁸⁾按照保密的要求，迪特里希命令所属各师官兵取下军服上的袖标，除去各种车辆上的战术符号，集团军也使用了伪装番号，他本人更是成为无关痛痒的“匈牙利高级工兵指挥官”（Höeherer Pionier-Führer Ungarn）。2月18日，党卫军第2装甲军和其他部队也登上了东行的火车。

在党卫军第1装甲军抵达匈牙利的前后，布达佩斯刚被苏军攻克，虽然数万守军中仅有800人逃出，但这似乎在希特勒的算计之中——1945年整个1月，第6集团军指挥官巴尔克以吉勒的党卫军第4装甲集团军为主力，先后发起过三次布达佩斯救援作战，虽然每次都功败垂成且损失高昂，但希特勒从中觅到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匈牙利苏军的机会”。他的设想是从巴拉顿湖和韦伦采湖之间的空隙地带发起进攻，切断并摧毁多瑙河、巴拉顿湖和德拉瓦（Drava）河之间的第3乌克兰方面军大部，而后向北夺回布达佩斯，再越过多瑙河将匈牙利东部重新纳入帝国的版图。为实施这一代号“春醒”的作战计划，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韦勒命令党卫军第1装甲军首先摧毁苏军在多瑙河北岸建立的赫龙（Gron）河桥头堡，因为这里的苏军从桥头堡出发，既可南下多瑙河，从而威胁到即将投入“春醒”作战的德军侧翼，又可以向西进攻和威胁维也纳。南方集团军群给予这一行动的代号是“南风”作战。2月17日，LSSAH在陆军单位的配合下，以派普装甲战斗群为主力发起了进攻。经过八天激战，德军以伤亡3000余人的代价挫败了桥头堡内的苏军第7近卫集团军。这无疑是一次局部的战术成功，但也暴露了LSSAH和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的存在，赫龙河桥头堡之战结束后，苏军开始密切关注迪特里希集团军的调动情况。当LSSAH等党卫军部队稍后向多瑙河以南运动时，苏军也相应地在塞克什白堡地区构筑了纵深防御体系。曾在苏军第27集团军第78步兵师服役的老兵捷姆金（Gabriel Temkin）在战后写道：“……第27集团军所属各师都大致了解韦勒将军的计划和所部的力量。我们抓到了几个德军俘虏，我在审讯他们时直接获知了一些重要的集结和增援情况，特别是最近抵达的党卫军部队。”⁽⁶⁹⁾

反攻发起前，迪特里希等将领都对两湖间不适合装甲部队运动的地形感到忧虑——这里遍布着运河、溪流和泄洪沟渠，渐融的冰雪和不合时宜的降雨也使地面变得松软泥泞，曾有指挥官开玩笑称：“让海军的人来干恐怕会干得更好！”还有匈牙利将领指出，他们以前的图上作业和实地演习表明，沿着两湖间的狭窄地域发起的进攻注定都要陷入困境。但是，命令就是命令，地形、天气以及塞克什白堡以北的苏军对德军侧翼构成的威胁，都不在元首的考虑之内。南方集团军群定于3月6日凌晨4时发起“春醒”作战，在韦伦采湖和巴拉顿湖之间的地带从左至右部署了四个军：最左翼是巴尔克第6集团军的第3装甲军（辖第1和第3装甲师及第356步兵师），任务是在韦伦采湖与东面多瑙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建立阻截防线，步兵单位接防后，第3装甲军将旋转向南，在掩护党卫军侧翼的同时夺取多瑙河渡口；担负主攻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部署在第3装甲军的南面，党卫军第2装甲军（“霍亨施陶芬”师与“帝国”师）和第1装甲军（“希特勒青年团”师与LSSAH）被部署在萨尔维兹（Sarviz）运河的左右两侧，目标是向南突破和推进；党卫军右翼是配属给迪特里希的第1骑兵军（第3和第4骑兵师、第44“帝国”掷弹兵师及匈牙利第20步兵师），负责进攻和夺取南面的希欧（Sio）渠。第6和第23装甲师等预备队负责在出发前沿进行防御。参与反击战的还包括巴拉顿湖西南至德拉瓦河之间的第2装甲集团军，该部将以4个师进攻苏军第57集团军，E 集团军群的3个步兵师也将在德拉瓦河一线进攻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和南斯拉夫第3集团军，这些规模有限的辅攻将在3月5日发起。

3月6日，在参战各师的师属炮兵、所谓的“国民炮兵军”和“多管火箭炮军”的炮火射击之后，国防军和党卫军向苏军第26集团军和第4近卫集团军发起了进攻。最左翼的第3装甲军冒着瓢泼大雨出击，但在苏军的顽强抵抗下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困难的地形使该军无法有效地投入坦克和突击炮。党卫军第2和第1装甲军从第23装甲师把守的前沿两侧通过后，遭到了苏军大炮和迫击炮的猛烈轰击，出现了大量伤亡。虽然第23装甲师派出坦克和反坦克歼击车摧毁了一些苏军炮兵，但党卫军的攻势还是很快陷入停顿。接近中午时，党卫军第2装甲军再度出击，这次的进展有所加快，但伤亡依然不菲——第23装甲师的步兵单位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撕开党卫军伤员的衣衫并为他们包扎，因为急救站根本不够用，塞克什白堡的战地医院也很快人满为患”。第23装甲师的战史曾留有这样的词句：“……对于本师任何有责任感的人来说，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勇敢的好战士就这样牺牲掉，真是令人沮丧。党卫军的那些年轻人在最致命的局势中都表现得很勇敢，他们本可以组成价值难以估量的陆军士官团，从而大大提高德国武装力量的总体战斗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集中在少数精锐的党卫军师团里。”⁽⁷⁰⁾迪特里希本人也曾回忆过当时的状况：“……我左翼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成功。多瑙河西岸的位置、又硬又强的敌军、坦克无法通行的泥泞地形等，使我们难以推进和达成目标。中路的党卫军第1装甲军和骑兵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但当坦克进入战场以扩大最初的战果时，地形使得它们完全无法通行。本应冻得梆硬的地面——韦勒将军一再坚持说可以通行——实际上湿滑泥泞。出于保密和伪装的原因，我被禁止事先侦察地形。现在有132辆坦克陷入了淤泥，15辆虎王甚至都被泥浆淹到了炮塔部位。进攻只能由步兵继续进行，部队的伤亡相当可观。”⁽⁷¹⁾苏军方面的反应如何呢？捷姆金从普通士兵的角度曾回忆道：“……虽然从抓到的‘舌头’那里获取的情报表明，德国人的实际力量少于纸面上的数字，但我们面对的仍是一支可怕的力量。我们遭到了摩托化步兵、大量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猖狂进攻。敌军强大的突击力量试图突破我们那些得到炮兵支援的‘战场女王’（Tsaritsa Poley，意指步兵）所把守的防线。但我们的步兵早已今非昔比，以前一看见坦克就会陷入恐慌的他们，现在只是缓慢地后撤，而我们的大炮——足够多的大炮——以我从没见过的准头敲掉了一辆辆德军坦克。地形也有利于防御一方，遍布着沼泽、沟渠和运河的地形对进攻方来说确实是一种障碍，在拖累推进的同时，还把他们的坦克变成了炮兵们的好靶子。他们损失了许多坦克，也有很多人被打死打伤，但我们的伤亡也非常惨重。（我所在的）第78步兵师经过最顽强的抵抗后，也到了山穷水尽的边缘……”⁽⁷²⁾

3月9日，德军的进攻取得了一些进展，最右翼的骑兵军进抵希欧渠，党卫军第1装甲军逼近了希蒙托尼奥，第3装甲军也正在韦伦采湖南面的阿加德（Agard）和加尔多尼（Gardony）地带向前推进。第23装甲师当日被配属给迪特里希，被他安排在“希特勒青年团”师左侧，奉命向希蒙托尼奥方向推进。迪特里希命令第23装甲师在10日强攻沙尔埃格莱什（Sar Egres），LSSAH的右翼战斗群曾向这个村庄发起过多次失败的进攻，LSSAH的左翼战斗群夺取希蒙托尼奥的攻势也是类似地一再受挫。第23装甲师从11日凌晨起开始进攻沙尔埃格莱什，但在苏军的反坦克支撑点和对地攻击机的双重打击下，整个上午未获任何进展。迪特里希曾与该师师长拉多维茨（Joseph von Radowitz）中将发生过激烈争吵，他命令后者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沙尔埃格莱什，但是，到夜幕降临时第23装甲师还是无法完成任务。迪特里希在权衡党卫军两个装甲军和第1骑兵军的困难局面后，建议韦勒和最高统帅部中止进攻。当然，迪特里希的建议不可能获得批准，他也不得不在12日严令党卫军第1装甲军和第1骑兵军尽快渡越希欧渠并在南岸建起桥头堡。12日和13日，第1骑兵军在自己的地段完成了建立桥头堡的任务，LSSAH也夺取了希蒙托尼奥，并准备向南建立桥头堡，“希特勒青年团”师在欧佐劳地带强渡希欧渠的作战未获成功，但第23装甲师总算以高昂的代价控制了沙尔埃格莱什村。刚刚乐观了一个晚上，迪特里希就在次日收到了大堆不妙的汇报：第1骑兵军在对手的反击下转入守势；LSSAH的步兵虽在希欧渠南面建立了桥头堡，但因渡桥被炸，坦克和重武器无法跟进支援；“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困局依然没有改观；一直进展有限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连续几天都在恳求批准后撤；苏军增援部队正在萨尔维兹运河东面猛攻党卫军第1装甲军的左翼……最令迪特里希感到担心的还是党卫军第4装甲军的防区——塞克什白堡至扎莫伊（Zamoly）地域，因为德军侦察发现，苏军在那个地带集结了相当多的兵力，其意图显然是沿着塞克什白堡—皇宫堡—维斯普雷姆一线发动大规模反攻，从而切断仍在两湖地带的第6集团军右翼和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为避免这一危险，迪特里希14日夜要求韦勒批准撤退，以便释出兵力前去应对苏军迫在眉睫的反攻。但是，无论是最高统帅部，还是南方集团军群，此刻都还没有完全放弃通过重组将“春醒”作战继续下去的念头。⁽⁷³⁾

15日，虽然南翼的E集团军群和第2装甲集团军早已放弃了进攻，迪特里希所部和巴尔克的第3装甲军还是又进行了一番徒劳无益的尝试。当夜，韦勒终于有所行动，他命令党卫军第1装甲军准备北调（所遗防线由第1骑兵军和第23装甲师等接管），但调防的目的却是与其他两个装甲军一起向东进攻，消灭萨尔维兹运河与多瑙河之间的苏军后，仍然需要南下执行“春醒”作战计划。⁽⁷⁴⁾16日晨，迪特里希担心的一幕出现了，苏军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精锐预备队在塞克什白堡至莫尔（Mor）一线发起了反攻。匈牙利骑兵和步兵师挡不住汹涌而至的苏军大潮，莫尔南面的匈牙利第2装甲师和党卫军“骷髅”师的结合部被撕裂，党卫军“维京”师防御的塞克什白堡周边也遭到攻击。次日，苏军攻势又延展至韦尔泰什山北面的陶陶巴尼奥（Tatabanya）。迪特里希战后曾回顾过这段紧张的日子：“……俄国人向我左侧的巴尔克集团军发起了进攻，试图实现重大突破。空中侦察表明，有3000至4000辆卡车的步兵和坦克从布达佩斯方向赶来。集团军群命令党卫军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全速赶往塞克什白堡，从那里再向北运动，任务是堵住敌军在那个方向的突破。‘希特勒青年团’师必须保证塞克什白堡—皇宫堡—维斯普雷姆的道路不被切断……苏军朝西南方向的突破，目的就是把我的集团军和左侧的第6集团军都切断在巴拉顿湖地区。激烈的战斗随即而起，我们的对手有4个机械化旅、5个坦克军和10个近卫步兵师，都是些年轻的新部队，训练和装备都很好，其中有些是老兵较多的师。”⁽⁷⁵⁾

“春醒”反击战进展示意图（1945.3.6—3.15）

在一系列摇摆犹豫、判断失误和盲目乐观的影响下（当然还有希特勒的干预），南方集团军群迟至18日下午，才命令迪特里希集团军和第3装甲军全线撤退，而后在一份补充命令中又对调了巴尔克和迪特里希各自集团军的防区。3月20日，LSSAH在皇宫堡及其东面的乔尔（Csor）遭受了苏军极猛烈的进攻；再往东的塞克什白堡周边，“维京”师虽然遭到三面夹攻，仍奋力维持着西南面的逃生之路不被切断；第3装甲师和第356步兵师已被撤至莫尔一带；第1装甲师、第24装甲师的1个装甲营以及第44“帝国”掷弹兵师此时正位于索包德包詹（Szabadbattyan）的萨尔维茨运河西侧；第23装甲师和匈牙利第20步兵师还在更远的基什朗格附近建立阻击防线。随后几日里，皇宫堡和塞克什白堡等要地陆续失守，党卫军各师虽竭力反击，但发现自己很快陷入了包围圈中，他们只得为生存而苦战或避敌；仍沿着巴拉顿湖北岸向西撤退的德军更加混乱，不同单位的官兵混杂在一起，党卫军和国防军留下的后勤单位无可避免地阻碍着后卫部队的运动与掩护作战，各种机动车和马车拥堵在道路上，到处都是叫骂声和斥责声，而一旦追击的苏军发射炮弹、对地攻击机在天空中开始扫射，撤退队伍就会出现一轮轮的恐慌……第6集团军指挥官巴尔克看够了这种乱象，尤其是迪特里希所部擅自撤退，致使他的集团军左翼完全暴露的“无良行径”，引起了他的极大愤慨。他曾在韦勒那里发泄自己的怒火：“……部分是由于党卫军领导层存在缺陷，就连汇报的方式都很拙劣，在前线的背后也完全缺乏纪律。”⁽⁷⁵⁾据信，巴尔克的抱怨传到古德里安和希特勒那里时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最激烈的反应出现在3月26日，当时苏军已攻克帕波（Papa），事实上宣告了匈牙利命运的终结。

摄于“春醒”反击战期间，正在作战中的德军士兵。

摄于“春醒”战役之后，被遗弃在战场上的德军突击炮。据信这辆“灰熊”IV号突击炮来自于第219突击炮营。

摄于1945年4月上旬，苏军第3乌克兰方面军强渡多瑙河后向维也纳进攻的情形。

摄于1945年4月上旬，第3乌克兰方面军攻入维也纳的情形。稍后不久，苏军迅速攻克了下奥地利的林茨。

曾为派普和魏特曼立传的阿格特（Patrick Agte）声称：“……在过去几周里，巴尔克将军曾就武装党卫军各师的作战表现，几次向陆军总部提交过带有倾向性的虚假报告，尽管在迎击苏军步兵和坦克攻击大潮的防御战中，党卫军官兵在难以言说的状况下依然有着毫不屈服的攻击精神。3月26日，将党卫军第2装甲军撤至毛尔曹尔（Marczal）运河西岸的请求，不经意间在元首总部引起了强烈反弹。由于受到巴尔克报告的影响，愤恨的希特勒下令摘除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所属各师的荣誉袖标。”⁽⁷⁶⁾虽然无法确知希特勒是否受到巴尔克的影响，但据信希特勒曾大声地咆哮道：“如果我们输掉了战争，那都是他迪特里希的错！”⁽⁷⁷⁾戈培尔也在日记中写道：“党卫军在匈牙利的表现十分拙劣。‘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自从军官和老兵陆续阵亡后，就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警卫旗队’师了……元首决定杀一儆百，他派希姆莱到匈牙利去摘除他们的袖标。这当然是迪特里希所能想象到的最大羞辱。”⁽⁷⁸⁾

关于迪特里希收到摘除袖标的命令时的反应，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描述。迪特里希本人战后声称，他把自己灌醉后倒头睡了3个小时，醒来后他的脸仍被气得通红。他向赶来的四个师长说：“血战五年换来的就是这个结果！”然后，他命令师长们不要摘除袖标，又给希特勒回了一份抗议电文。由于过了一周还没有收到回复，于是他把自己的所有勋章都退还了回去。当然，像迪特里希战后所做的许多陈述一样，前述说法可能并不属实，时任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作战参谋的迈尔（Georg Maier），在其著作《布达佩斯与维也纳之间的最后战斗》中曾给出过最可信的描绘：迪特里希开始读迈尔递给他的电文时，“慢慢地转过身，弯腰趴在地图桌上，双手使劲地撑着桌面……他深为震惊，也动了感情，花了好长时间才恢复过来。过了好一阵子，他依然趴在桌面上，以一种异常平静，甚至有些虚弱的声音说道：‘这就是对所有一切的酬谢。’最后，他直起身来，眼眶湿润地看着我，指着他自己的袖标说：‘继续戴着。’他不断地摇着头，好像压根就不相信这一切似的……我陪他走到屋外，他一边摇头一边爬进座车，又到前线看望战士们去了。”⁽⁷⁹⁾稍后，希姆莱奉希特勒的命令赶来监督党卫军的四个师摘除袖标，但到维也纳后他再也不肯前往战场，于是迪特里希奉召来到维也纳听训。期间，希姆莱曾接到希特勒的电话，命令他把党卫军军官们的勋章一并没收。据当时在场的纳粹维也纳总督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称，希姆莱当时曾抗议道：“……我得开车到巴拉顿湖从死人身上摘下他们的勋章。我的元首，党卫军军人把生命都交给了您。”迪特里希听到电话的内容后盛怒不已，一把扯下脖子里的勋章，随手扔到了某个角落后，愤然离开了房间。迪特里希的副官赶紧捡起勋章，跟在长官身后走了。这是迪特里希最后一次见到希姆莱。

戈林曾说过，违抗元首命令之人，不是已经躺在地下，就是被送上军事法庭，或被屈辱地赶回家。相对于被解职的韦勒和古德里安来说，迪特里希虽遭受了羞辱，但并未被解职。兵败匈牙利后，他在4月3日奉命防御维也纳。到这个时候，已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苏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包围维也纳。13日，迪特里希奉命率残部撤出维也纳，到西面的特赖森（Traisen）河构置新防线。接下来的几周里，迪特里希指挥党卫军和一些东拼西凑的部队在这条防线前挡住了对手，不过，这倒不是因为党卫军又“焕发了斗志”，而是因为苏军的重点已转向捷克斯洛伐克的重要工业中心布尔诺（Brno）的缘故——战争即将结束了，苏军认为没有必要再为歼灭党卫军而付出过高的代价。迪特里希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守住，然后向美国人投降。

5月9日，迪特里希与妻子在邻近贝希特斯加登的奥地利小城库夫施泰因（Kufstein）被美军逮捕。13日，美军第7集团军对外发布了迪特里希已被收监的消息。从15日起，美军、英军、加拿大军队，轮番审讯了迪特里希。美军的重点自然是阿登战役中派普战斗群在马尔梅迪杀害美军战俘的罪行。迪特里希开始还不承认知晓此事，他为自己辩白时说：“作为一个诚实的军人，我绝不杀俘虏。”美军当然不肯善罢甘休，花大力气搜捕与杀俘事件相关的人，而后进行交叉取证。到当年10月时，已有约上千名派普的手下被拘押在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附近的战俘营。迪特里希于11月被送往纽伦堡出庭作证，在那里一直待到1946年3月，而后被送往达豪战俘营，他的老部下派普、克雷默和普里斯等人都被拘押在此，唯一缺少的是被苏军视为重罪犯、坚决不肯移交的蒙克。美军以各个击破的办法从派普身上首先打开缺口（经过长时间的单独监禁和折磨），而后普里斯等也陆续交代，承认自己曾收到过迪特里希签署的必要时对战俘采取“残忍手段”的命令，但同时指出迪特里希并非自己主动下达的这个命令，“他是按照元首的明确要求行事”。1946年3月22日，面对着下属们的供词，迪特里希最后的防线被突破了。4月16日，迪特里希被正式逮捕，也很快失去了战俘身份。一个月后，美军正式开庭审理马尔梅迪杀俘案，派普领导的战斗群被指控杀害了上百名美军俘虏和平民，尽管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派普本人就在屠杀现场，但法庭认定派普很清楚下属们在干什么，但没有加以制止。尽管迪特里希、派普、克雷默等在法庭上当庭翻供，也有许多下层军官作为证人为老长官辩护，但马尔梅迪等阿登城镇里发现的战俘和平民尸体，容不得派普等人为党卫军的暴行翻案。1946年7月16日，迪特里希被判处终身监禁，克雷默和普里斯分别获刑10年和20年，派普得到了死刑的惩罚，许多直接射杀战俘的党卫军士兵则被处以绞刑。两天后，迪特里希等被送往莱希河畔兰茨贝格（Landsberg am Lech）的监狱服刑，这里正是希特勒1924年服刑的所在地。

迪特里希服刑的头几年里，一直有人质疑马尔梅迪审判中存在着司法不公和刑讯逼供问题，相关的舆论媒体也煽风点火，大肆鼓噪。西德1949年立国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不少政客和媒体认为，需要重新审视西德在反苏冷战中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组织了几个调查委员会，重点审查马尔梅迪审判中的司法公正问题。迪特里希的一些熟人，如二战期间多少受惠于他的古德里安、伦德施泰特和施派德尔等，纷纷提供证词为他开脱。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阵营更加看重西德在对抗苏联阵营时的作用，西德境内呼吁释放所有在押战犯的舆论一时甚嚣尘上。1951年1月31日，包括派普在内的6名死刑犯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同年8月10日，迪特里希的刑期也被改为25年徒刑。1955年10月22日，迪特里希在被捕入狱10年之后终获假释出狱。但是，当西德慕尼黑地方法院于1956年初开始彻查发生在1934年“长刀之夜”里的屠杀事件时，迪特里希又于当年8月再次被捕。1957年5月，慕尼黑法院指控迪特里希与6名冲锋队将领的被杀有密切关系。迪特里希不仅在法庭上为党卫军公开辩护，还把希特勒称为“元首”。法庭判处迪特里希18个月有期徒刑，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58年8月时，他开始服刑的地方仍是兰茨贝格监狱。不过，这次他只在狱中呆了半年，便因循环系统和心脏方面的疾病被提前释放。据说，迪特里希在1959年2月出狱时，赶往兰茨贝格迎接的不仅有以豪塞尔为首的大批党卫军老兵，还有一批前国防军军官。

1945年时被美军拘押的迪特里希。

摄于1945年11月24日，在纽伦堡出庭作证时的迪特里希。

摄于1946年5月至7月的达豪审判期间，美军军事法庭在这里判处第11号被告迪特里希终身监禁。派普是第42号被告（获死刑），第33和第45号分别是克雷默（10年徒刑）和普里斯（20年徒刑）。

迪特里希于1959年2月获释，图为重获自由后参加狩猎活动的场景。

据信摄于1959年，迈尔、派普、京舍（希特勒副官）和迪特里希在战后的首次重逢。

摄于1966年4月，迪特里希的葬礼。

重获自由后，迪特里希在路德维希堡定居下来，除了与家人和孩子们共享平静的生活外（据称，他与妻子已在他初次入狱期间分手⁽⁸⁰⁾），他在“前党卫军老兵互助会”（HIAG）里也相当活跃，还继续受到党卫军老兵们的尊重和爱戴——有资料称，在1959年8月的党卫军老兵聚会上，当迪特里希现身会场时，16000名与会者曾全体起立，热情地向他鼓掌长达数分钟。显然，在这些人心目中，迪特里希的“英雄”形象从未褪过色。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由于身体日渐衰老，迪特里希基本上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在他去世前不久的一次党卫军老兵活动上，有记者在旁观的人群中发现了他的身影。迪特里希当时蹲在地上，怔怔地看着以前的战友和下属们列队游行，记者挤到他跟前请他发表看法。这时的迪特里希微笑着耸耸肩，只说了一句话：“让他们好好玩。”⁽⁸¹⁾

1966年4月21日，迪特里希在睡梦中因心脏病发作死于路德维希堡的家中。有超过5000名前党卫军官兵和部分国防军军官（据说还有一些昔日对手）赶来参加葬礼。迪特里希的棺椁上覆盖着一面铁十字大旗，上面放着一顶钢盔和一把宝剑，六名曾获骑士勋章的老兵抬着棺椁向当地的公墓走去，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行人群举着花环缓缓跟进。比特里希在墓穴边先致以简短的悼词，几位老战友随后陆续缅怀了几句，当棺椁伴随着花环被置入墓穴之中时，老兵们突然开始自发地唱起党卫军军歌！当浅唱低吟最终变成放声高歌之际，这些老兵仿佛看见了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战场东征西伐时的老泽普，与他们在东西两线的地狱烈火中同生共死的“老爹”，还有那些永远消失在苏联和欧洲各地的战友。嘹亮的歌声仿佛也抒发出老兵们胸中压抑甚久的“屈辱感”——当最后一抔泥土填平了墓穴时，这些仍被视为“政治战士”和“纳粹分子”的党卫军老兵们，个个已是泪流满面。

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看，迪特里希当然不是什么战略天才，甚至连战术家都算不上，虽然曾率领LSSAH取得过一些颇具研究价值的战术成功，但有限的军事才能使他并非军级和集团军级指挥官的理想人选——国防军将领们战时和战后对迪特里希指挥能力的评论并非都是偏见，就连老部下派普和温舍等人也坦承，迪特里希作为指挥官确实存在缺陷，他们并不总是赞同他所发出的命令，但他们都认为迪特里希具有足够的常识和良好的直觉，在优秀参谋军官的辅佐下，他能把自己对危急时刻和要害地段的直觉认识，转化为可行、甚至相当好的作战方案。

尽管迪特里希在对手那里留有“凶残”的恶名，在国防军将领眼里是“依附纳粹蹿升的凶蛮暴发户”，但在党卫军老兵眼中，出身底层的迪特里希是像自己父亲一样的“老爹”，是一个能够理解部属、关心士兵疾苦、天生就容易受到普通官兵喜爱的传奇。迪特里希最大的长处在于他真心地照料下属，或如古德里安所言：“……就性格而言，迪特里希是个简单、率直、粗犷的军人，他对自己的战士们十分关心。作为一个极好的同志，他总是为下属们挺身而出，从不顾及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迪特里希并不像希特勒那样巧舌如簧，他是不善于鼓动演说之人，从他嘴里说出的简短话语，虽没有什么天才的火花，但句句发自肺腑，在普通官兵听来就是从心到心和将心比心。为迪特里希担任过参谋长的莱曼曾刻画过老长官“卓尔不凡的魅力”：“……与迪特里希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带着惊讶和仰慕回忆起，他是如何面对那些不顾一切后撤的人群的。他的外套领子翻着，双臂到肘都插在口袋里，嘴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一些让人听不清的话语。显然，他很生气，但他不仅止住了撤退，还能使他们转过身去继续战斗。他给各级指挥官发出的警示永远都不会被人们忘记：‘把我的孩子们都带回来！’”⁽⁸²⁾

迪特里希对战士们的这种态度可谓始终如一，梅林津战后曾讲述过发生于1945年的匈牙利战场上的一件事，认为它清楚地展示了迪特里希这个人的性格：一个在母亲娇惯中长大的18岁青年，1945年初加入了正在匈牙利作战的党卫军，他被分配到一个坦克车组服役。在热火朝天的激烈战事中，战友们自然不会像母亲那样呵护照料他，可以想象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下去，私自踏上了回家的路。半道上被军警抓获后，他被军法官判处了死刑。迪特里希在复核时仔细研究了这个逃兵的案卷，之后派人把逃兵找来陈述，了解到他在精神上经受的折磨和痛苦。迪特里希这时站起身来，狠狠地抽了年轻人一耳光，命令他回到母亲身边休假一周，归队后要做一个体面的军人。年轻人一周后如期归队，真的成了一名勇敢的好兵。⁽⁸³⁾

作为希特勒的老战友、亲信和一手撮拔的高级将领，迪特里希曾是一名坚定的“政治战士”和“国家社会主义英雄”。虽然他并非毫无保留地赞同与“党卫队”这个名字几乎同义的极端世界观和血腥罪行，尽管他也曾在战场上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具有独到且值得后人分析研究的带兵之道，但党卫队欠下的累累血债和党卫军犯下的战争罪行，自然也使迪特里希逃不过历史对其所作所为的谴责和审判。“为职责、为荣誉、为德国而战”，这句党卫军老兵们战后自辩时使用的陈词滥调，用在迪特里希的情形中显得格外苍白无力。毕竟，迪特里希是最早与魔鬼共舞、与死神接吻之人，在这个魔鬼日渐丰满、跳将而出并吞噬世界的过程中，他是魔鬼最忠实的角斗士。

迪特里希在路德维希堡公墓里的墓石。

第17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莫德尔元帅
（获勋时间1944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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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Norman，OK：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77. p.227.

(2)James S. Lucas & Matthew Cooper. Hitler's elite：Leibstandarte SS，1933-45. London，UK：MacDonalds and Jane's，1975. p.151；Keith Simpson. Waffen-SS. Gallery Books，1990. p.58.

(3)Rudolf Lehmann. The Leibstandarte III. Winnipeg，Canada：J.J. Fedorowicz Pubilshing，1990. p.191.

(4)Milton Schulman. Defeat in the West. London，UK：Martin Secker & Warburg，1947. p.104.

(5)Correlli Barnett. Hitler's generals. NewYork，NY：Grove Weidenfeld，1989. p.422.

(6)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226.

(7)Samuel W. Mitcham & Gene Mueller. Hitler's commanders. New York，NY：First Cooper Square Press，2000. p.286.

(8)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London，UK：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1988. p.1.

(9)Correlli Barnett. Hitler's generals. p.412.

(10)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6.

(11)Tim Ripley. Steel storm：Waffen-SS Panzer battle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3-1945. Osceola，WI：MBI Publishing Company，2000. p.182.

(12)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14. 另参见：Rupert Butler. SS- Leibstandarte：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SS division 1933-1945. London，UK：Amber Books Ltd，2001. p.182.

(13)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PA：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2004. p.192. 但是，后人难以确认迪特里希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具体日期。

(14)Peter Stockert.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41-1945. Selent：Pour le Merite，2010. p.20.

(15)Ernst-Günther Krätschmer. Die Ritterkreuztrager der Waffen-SS. Preussisch Oldendorf：Schuetz，1982. p.16.

(16)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31.

(17)Samuel W. Mitcham & Gene Mueller. Hitler's commanders. p.287.

(18)Michael Sharpe & Brian Davis. Leibstandarte：Hitler's elite bodyguard. Surrey，UK：Ian Allan Publishing，2002. p.8.

(19)Stan Cook & Roger J. Bender. Leibstandarte SS Adolf Hitler：Uniforms，Organization & History. San Jose，CA：James Bender Publishing，1994. p.17.

(20)Correlli Barnett. Hitler's generals. p.414.

(21)Heinz Zollin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The story of Hitler's SS. London，UK：Penguin Books，2001. p. 443.

(22)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174.

(23)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51.

(24)George M. Nipe. Last victory in Russia：The SS-Panzerkorps and Manstein's Kharkov counteroffensive.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2000. p.39.

(25)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207.

(26)Paul Hausser. Waffen-SS im einsatz. Goettingen：Plesse Veralg，1953. p.29.

(27)George Stein. The Waffen SS：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1939-45.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 p.48.

(28)Telford Taylor. The march of conquest：The German victories in Western Europe，1940. New York，NY：Simon & Schuster，1958. p.203.

(29)Patrick Agte. Jochen Peiper：Commander Panzerregiment Leibstandarte. Manitoba，Canada：J.J.Fedorowicz Publishing Inc.，1999. p.43.

(30)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2. p.117.

(31)Thomas Fischer. Soldiers of the Leibstandarte. Manitoba，Canada：J.J. Fedorowicz Publishing Inc.，2008. p.26.

(32)不止一份资料称迈尔在卡斯托利亚之战中俘虏了万余希腊官兵，如George Stein在“The Waffen SS：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1939-45”的第115页称迈尔俘敌1.1万人；Franz Kurowski在“Hitler's generals”的第415页称这一数字是1.2万人。

(33)James Weingartner. Hitler's guard：The story of the 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 1933-1945. Carbondale，IL：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4. p.55.

(34)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94.

(35)Rudolf Lehmann. The Leibstandarte II. Winnipeg，Canada：J.J. Fedorowicz Pubilshing，1988. p.96.

(36)Erich von Manstein. Lost victories. Minneapolis，MN：Zenith Press，2004. p.215.

(37)Patrick Agte. Jochen Peiper：Commander Panzerregiment Leibstandarte. p.48.

(38)John Erickson. The road to Stalingrad：Stalin's war with Germany：Volume One. New He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5. p.265-266.

(39)Michael Sharpe & Brian Davis. Leibstandarte：Hitler's elite bodyguard. p.39.

(40)George Stein. The Waffen SS：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1939-45. p.132-133.

(41)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105-106.

(42)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p.272.

(43)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231.

(44)Tim Ripley. Steel storm：Waffen-SS Panzer battle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3-1945. p.50.

(45)Karl-Heinz Frieser & Friedhelm Klein. Mansteins Gegenschlag am Donez：Operative Analyse des Gegenangriffs der Heeresgruppe Süd im February/März 1943. Militärgeschichte，1999，9：12-18.

(46)George M. Nipe. Last victories in Russia：The SS-Panzerkorps and Manstein's Kharkov counteroffensive. p.188.

(47)George M. Nipe. Last victories in Russia：The SS-Panzerkorps and Manstein's Kharkov counteroffensive. p.192.

(48)George Stein. The Waffen SS：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1939-45. p.134.

(49)Patrick Agte. Jochen Peiper：Commander Panzerregiment Leibstandarte. p.116.

(50)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117.

(51)Charles Messenger. The last Prussian：A biography of Field Marshal Gerd von Rundstedt. London，UK：Brassey's，1991. p.189.

(52)Charles Messenger. The last Prussian：A biography of Field Marshal Gerd von Rundstedt. p.197.

(53)Paul Carrel. Invasion：They are coming！London，UK：Harrap，1962. p.215-216.

(54)Simon Trew & Stephen Badsey. Battle for Caen. Phoenix Mill，UK：Sutton Publishing，2004. p.96-98.

(55)Correlli Barnett. Hitler's generals. p.418.

(56)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 Ltd.，2004. p.201-202.

(57)Eddy Florentin. The Battle of the Falaise Gap. New York，NY：Hawthorn Books Inc.，1967. p.340.

(58)Marcel Stein. Flawed genius：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a critical biography. West Midlands，UK：Helion and Company，2010. p.164.

(59)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5. p.311.

(60)Bryan Perrett. Knight of the Black Cross：Hitler's Panzerwaffe and its leaders. New York，NY：Dorset Press，1986. p.213.

(61)Milton Schulman. Defeat in the West. p.229；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149；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 p.330.

(62)David Cooke & Wayne Evans.Kampfgruppe Peiper：The race for Meuse. South Yorkshire，UK：Pen & Sword Military，2005. p.20.

(63)Danny S. Parker. Battle of Bulge：Hitler's Ardennes Offensive，1944-1945.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4. p.126.

(64)Correlli Barnett. Hitler's generals. p.420.

(65)Sepp Dietrich & Joachim Peiper. War experiences of General Sepp Dietrich and Colonel Joachim Peiper. Washington，D.C. ：U.S.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1953. p.5.

(66)Danny S. Parker. Battle of Bulge：Hitler's Ardennes Offensive，1944-1945. p.330.

(67)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235.

(68)陈星波、张啸著。《黑天鹅之死：武装党卫军的最后一战》。汕头，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6页。

(69)Gabriel Temkin. My just war ：The memoir of a Jewish Red Arm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Novato，CA ：Presidio Press，1998. p.212.

(70)Ernst Rebentisch. The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PA ：Stackpole Books，2012. p.456.

(71)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166-167.

(72)Gabriel Temkin. My just war ：The memoir of a Jewish Red Army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p.212-213.

(73) 陈星波、张啸著。《黑天鹅之死：武装党卫军的最后一战》。第113-114页。

(74)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167.

(75)Patrick Agte. Jochen Peiper：Commander Panzerregiment Leibstandarte. p.521.

(76)Patrick Agte. Jochen Peiper：Commander Panzerregiment Leibstandarte. p.524.

(77)David Irving. Hitler's war. 2 volumes. London，UK ：Papermac，1983. p.785.

(78)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168.

(79)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p.168-169.

(80)Samuel W. Mitcham & Gene Mueller. Hitler's commanders. p292.

(81)Ruppert Bulter. SS-Leibstandarte：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SS Division 1933-45. Kent，UK：Amber Books Ltd.，2001. p.171.

(82)Rudolf Lehmann. The Leibstandarte III. p.191.

(83)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236.

第四章　“防御大师”：瓦尔特·莫德尔元帅

希特勒的“千年帝国”只存在了十二载便告覆灭，期间他一共晋升过19名陆军元帅，其中既有勃洛姆堡、勃劳希契和伦德施泰特等老资格的普鲁士军人，也有曼施坦因和隆美尔等才气逼人的新贵，还有保卢斯这种濒临覆亡之际被撮升元帅的将军，更有既死忠纳粹又颇具才华、终能手执元帅权杖的莫德尔（Otto Moritz Walter Model）和舍尔纳。尤其是后两者，翻阅任何一部战史著作，总能在某个章节同时读到这两个名字。他们两人被并称为二战德军将帅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因强悍的作风和酷烈的战场纪律而不受欢迎，因粗暴地对待下属、特别是参谋军官而遭人厌弃，因希特勒宠爱扶摇直上而遭人指责，因有相当的战场处置权而饱受嫉妒和诋毁，因卓越的防御能力和顽强的抵抗意志而被称为“东线救星”或“元首的救火队长”。但是，相对于其他元帅或如古德里安这种著名上将，史家们给予莫德尔和舍尔纳的关注并不算多。一个基本的命题是，莫德尔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历史应该记住的他，究竟应是“国防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防御战术天才”，还是“纳粹狂徒”，抑或“纯粹的机会主义者”？

2005年，美国历史学家纽顿（Steven H. Newton）试图以一部400页的洋洋大著《希特勒的指挥官：元首宠将莫德尔元帅》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发现，揭示莫德尔真实面目的任务出乎意料的困难。⁽¹⁾2010年，出生于柏林，但在二战中效力于法军的史家施泰因（Marcel Stein），出版了名为《有缺陷的天才：莫德尔元帅》一书，除了以过大篇幅讨论莫德尔在国防军战时罪行中的“身影”外，他将传主描绘成“国防军杰出的将军之一，除曼施坦因外，鲜有能与其比肩者”。⁽²⁾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三部经典的战史著作——古德里安的《闪击英雄》、曼施坦因的《失去的胜利》和梅林津的《坦克战》，出于今人多少能够理解的原因，都没有太多言及莫德尔的地位，尽管后者与基辅、莫斯科、勒热夫、库尔斯克、纳尔瓦、北乌克兰、白俄罗斯、阿纳姆、许特根（Hürtgen）森林、阿登山区和鲁尔等许多载入战史的地名都密切相关。即便在不得不提及莫德尔时，几乎所有的战史著作都要么人云亦云地贬抑，要么浮光掠影地称他“总带着单片眼镜，精力旺盛，出言不逊，愚忠于希特勒”等。李德·哈特战后曾向被俘的德军将领们了解到他们对莫德尔的印象——“所有人都赞许他的统率能力，但同时也强调，不管是作为上级还是下级，他都是个极难相处之人”。⁽³⁾曼陀菲尔曾这样对李德·哈特说：“莫德尔是个很优秀的战术家，其防御能力比进攻更出色。他在衡量部队能做和不能做什么方面很有一套。他的方式很粗粝，而且他那套做法在高层也并不总是受欢迎，但希特勒很欣赏他。莫德尔在希特勒面前敢于大胆抗辩，其他人不要说做，连想都不敢想。”⁽³⁾

德军元帅的声望往往与特定的战场紧密相连，如新贵隆美尔的名声在北非达到顶峰，资格极深的伦德施泰特主要是在西线与英美对垒，曼施坦因的声誉与东线的南俄和乌克兰战场密不可分，魏克斯（Maximilian von Weichs）与巴尔干，博克与莫斯科，保卢斯与斯大林格勒等莫不如此。莫德尔截然不同，他总是被派往最危急的关键战场，领受的从来都是艰巨的任务或他人留下的烂摊子，以至有后人称他是“最高效的德军将领”。⁽⁴⁾1944年夏，当苏军夏季攻势造成了普鲁士-德国军事史上最大的惨败后，希特勒曾在8月称赞莫德尔一手挽救了东线，古德里安对此也曾激赏不已：“……莫德尔是个精力过人的无畏战士，他不仅非常了解前线，也以不顾个人安危的习惯性做法赢得了官兵的信任。他既对懒惰或不称职的下属毫不容情，又以最坚定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意图。在东线的中央战区重筑防线堪称一件非常困难乃至不可能的任务，而莫德尔是这一任务的不二人选。”⁽⁵⁾在西线，当盟军统帅们希望1944年秋即能杀过莱茵天堑和荡平对手之际，莫德尔凭借其搜罗一切兵力的才能和种种超凡的努力，以劣势疲兵取得过多次反击战的成功，挫败和惊醒了英美首脑毕其功于一役的美梦。

毋庸置疑，出于对下属和同僚的那些招人讨厌乃至攻击性十足的粗暴态度，莫德尔并非一个战时“招人喜欢”或战后“为人仰慕”的将军。他既没有在聚光灯下“婀娜多姿”的隆美尔的领袖魅力，也缺乏曼施坦因的贵族气质和智力深度（难道不是纳粹元首那些不着边际的奇思怪想‘扼杀’了曼施坦因的天赋才华吗？），更没有“闪电战黄金时代”里的古德里安那种长驱直入的攻击才华。莫德尔的形象在战后一直较为晦暗，原因之一当然是他的个性、作风以及与纳粹高层的关系，另一重要原因似乎与他表现最佳的时间和地点——斯大林格勒崩溃前后的东线——也有密切关系，前德军将领和老兵战后似乎更愿把1943年后的东线装进记忆深处的黑洞里，而苏联红军在1943至1944年间取得的巨大胜利，也使得他们的手下败将并没有多少值得书写的地方。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大批二战档案的解密公开，莫德尔的战时形象也在史家们的笔端下（尤其是格兰茨的几十部皇皇巨著）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用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肖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的话来说，“莫德尔是二战中最优秀的防御型将军之一，同时又是卓越的战场指挥官，他对战场态势的判断极少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一厢情愿的影响”。⁽⁶⁾

早年岁月：“锦鲤池中的梭鱼”

莫德尔在1891年1月24日出生于马格德堡—柏林公路上的小镇根廷（Genthin），小镇位于易北河—哈弗尔运河上，距马格德堡、波茨坦和柏林都不远。莫德尔的先祖没有从军的传统，多为路德教会学校的教师，父亲在当地的一所女校里教书，同时兼任学校合唱队指挥，而母亲这边的亲戚基本都是农民、马贩或开小旅店的。⁽⁷⁾莫德尔家唯一与军队有瓜葛的只有他的叔叔，虽是德意志银行一名颇有影响力的银行家，但他同时兼有第52步兵团后备役军官的身份。

由于在二战的最后日子里莫德尔曾派副官销毁了自己的所有档案记录，因此，后人对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知之甚少。除父母外，莫德尔有个年长自己7岁的哥哥，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佳，除居住环境拥挤促狭之外，用水也有困难。莫德尔是在福音派路德教会的环境中长大的，一开始先在根廷的市民学校读书，1900年时，随着父亲在埃尔福特（Erfurt）找到乐队指挥的工作，莫德尔家的处境有了较大改善，他也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就学于埃尔福特文理学校。⁽⁸⁾这所学校幸存的档案表明，青少年时期的莫德尔并不强健，反而显得病态恹恹、活力不足，不过学习成绩相当不错，不仅在希腊文和拉丁文方面颇有心得，对历史也是情有独钟，更是文学社的活跃成员。这时的莫德尔展现出的气质似乎表明，有朝一日他或有可能继承家族信奉宗教、为人师表的传统。但这一切随着莫德尔家1906年搬到瑙姆堡（Naumberg）而发生了变化。萨勒河畔的瑙姆堡与根廷和埃尔福特的气质截然不同，这里驻扎着德皇陆军的一个步兵团和一些炮兵。莫德尔在当地的“大教堂文理学校”（Domgymnasium）读书时，班里有一些驻军军官子弟，其中一位就是在二战中获得第13枚钻石骑士勋章的胡贝，他的父亲是驻军的一名上校。⁽⁸⁾这些同学曾邀请莫德尔多次观看驻军的操练演习，从而拨动了他从军的心弦，不过，莫德尔体质文弱、视力不佳的形象，与那种孔武有力、英气勃发的普鲁士军人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1909年2月，莫德尔与19名同学一起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莫德尔、胡贝及其他5名青年这时选择了从军之路。莫德尔的父母不免大吃一惊，他们一直以来都想让次子像长子一样到法学院学习。按常规途径，莫德尔可能很难成为普鲁士军官团的一员，但叔父运用影响力和第52步兵团后备役军官的身份，设法说服该团团长给了他一个机会，而18岁的莫德尔在面试中给团长留下了态度坚决的印象，于是被接受为一名候补军官。到基层连队进行了几个月新兵训练后，莫德尔以二级中士候补军官的身份被送往尼斯（Nesse）军校学习。在以“弱肉强食”著称的军校里，莫德尔不仅经受住了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的考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以及冷静高傲、敢于直面冲突的个性。同学胡贝曾说在军校时很难预测莫德尔将来的军旅前途，负责训练的一名士官也曾指责莫德尔“缺乏军官必备的强悍”，而且莫德尔自己有一次几乎都要放弃，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证明了自己是一名雄心勃勃的合格军官。1910年8月，莫德尔成为驻科特布斯的第52步兵团11连的一名少尉——该团虽非最具声望的部队，但也是一支有着骄傲传统的猛虎之师，其军官团也具有同样的内敛排他性。在当时的德皇军队里，任何试图成为军官者都必须得到所在团的所有军官的一致认可，即便皇帝本人都难以强行分配未获一致认可之人。对于出身中下层的莫德尔来说，这的确算得上是一件成就，李德·哈特战后就曾指出：“莫德尔比多数最高级将领年轻十岁左右，他们也出身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莫德尔在这一点及其他方面与隆美尔颇有相似之处，尽管他所拥有的更全面的专业背景令他受益更多。”⁽⁹⁾

莫德尔少尉在第52步兵团很快就出了名，他展示出自己不仅是个有抱负、一丝不苟的军官，而且从不畏惧，敢于直言和正面冲突。另外，他也适当地保持着与同僚的距离。同时，他咄咄逼人、甚至是生硬粗暴的一面，也给其他军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仅对步兵训练中哪怕最小的失误大加挞伐，还公开指责上级不够关注和总结日俄战争的经验教训。军旅生涯之初，莫德尔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大嘴巴”，而且未与任何军官同僚建立密切关系，这些都将是贯穿其军旅生涯的特点。不过，莫德尔执行任务的热情和效率还是令上级大为欣赏，1913年10月，他被撮升为第1营营长副官——在普鲁士-德国陆军中，只有被认为具备培养前途、拥有适宜品质和能力的初级军官，才会被选任副官并进一步接受参谋本部军官的训练。有后人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作为营长副官，莫德尔开始采纳传统普鲁士军官的做派——举止严肃、不苟言笑，醒目的单边眼镜——但他同时又保留了德国小城镇资产阶级的工作理念和说话方式。”⁽¹⁰⁾

1914年8月，莫德尔少尉随第52步兵团（隶属于第3军第5步兵师，军参谋长就是塞克特上校）参加了一战。8月23日，德军和英军在比利时蒙斯-孔代运河（Mons-Conde Canal）渡口发生了激战。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因为是英军数世纪以来第一次在欧陆作战而被载入战史。双方都有大量伤亡，英军躲在堑壕里向正面进攻的德军发起了屠杀般阻击，德军发现对手密布的机枪火力网在有利地形的掩护下支配了战场，而英军也第一次见识了德军重炮的巨大威力。第52步兵团就是正面强攻的德军之一，莫德尔所在的营被英军火力压制得无法抬头，剩下的两个营几小时后又组织了一次进攻，排成密集队形的士兵唱着歌、欢呼着冲向渡口，等待他们的是纷飞的弹雨。有一位德军军官曾这样描述过这场号称要“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我们昏沉的大脑中仅存的印象，就是如注的血流、脸色惨白的尸体、令人困惑的混乱、漫无目标的胡乱射击、起火冒烟的房屋、残骸遍布的乡村、湿透的衣衫、难忍的口渴，以及累得像铅一般沉重的肢体。”⁽¹¹⁾虽然营长副官莫德尔的主要职责是传达命令、了解情况和监控侧翼的安全，但前述的血腥一幕，肯定给他留下过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磨砺着他的神经和意志。

摄于1910年的尼斯军校，后排中间那位身材并不壮硕的二级中士候补军官即为莫德尔。

摄于1910年8月，从尼斯军校毕业后的莫德尔。

德军第1集团军的官兵忠实地执行着“施利芬计划”，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打到巴黎去的信念的支撑，整整四周不停顿地行军作战。就在他们接近巴黎时，高层出人意料地下令撤退——英法联军在马恩河一线发起的反攻，不仅葬送了德军夺取巴黎的希望，也使西线战事很快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堑壕战。9月29日，莫德尔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年底时又被提升为团长副官。⁽¹²⁾1915年初，莫德尔随第52步兵团参加了塞克特筹划的苏瓦松（Soissons）战役，他本人也在2月25日晋升为中尉。随后，第5和第6步兵师等第3军的部队被调往阿拉斯（Arras）一线，在这里与英法联军对峙到夏天。9月，第5步兵师的战场转移到香槟地区（Champagne），莫德尔在这里终于以其战场表现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当时，法军集中了2000门以上的火炮向香槟地区的德军发起了大反攻，而莫德尔的第52步兵团正处在法军炮击的重点区域。持续75个小时的炮击将第52步兵团的阵地几乎完全摧毁，但是，当法军最精锐的殖民地军开始进攻时，他们被第52步兵团顽强地击溃了。莫德尔曾在激战中给第10步兵旅旅长、普鲁士亲王奥斯卡（Prince Oskar von Preussen，德皇威廉二世的第五子）上校送来一份报告：“步兵弹药告罄，法军被挡住了。目前全团的60％失去了战斗力。务请立即支援。”⁽¹³⁾亲王对莫德尔在压力之下尚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应地派出了援兵，尽管听说这个下属“很难愉快相处”，但还是推荐莫德尔参加参谋本部军官的培训。10月19日，莫德尔因战场勇敢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但11月3日时右肩被弹片炸伤，不得不在医院里住了6周。

1916年初，莫德尔到色当参加了参谋本部军官培训的“速成班”，完成训练后出任第10步兵旅旅长副官。莫德尔在参谋职位上表现得相当出色，由于参谋军官需要在总部和前线部队交替任职，他在1916年至1917年上半年期间，既在第52步兵团任过连长，又在第8教导掷弹兵团做过突击连连长，期间还当过代理营长。在前线作战时，莫德尔因再次负伤而获得银质伤员徽章，还因战场表现赢得过仅次于“蓝色马克斯”的“霍亨索伦王室佩剑骑士铁十字勋章”。

1916年夏起，陆军最高统帅部的首脑变成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塞克特上校和韦策尔（Georg Wetzel）中校不仅是参谋本部里最关键的两名军官，他们也将在莫德尔军旅生涯的早期扮演着庇护者的角色。作战勇猛无畏的莫德尔，在参谋工作中也表现得既勤奋又严谨，加上又是第3军的老部下（一战之初时，塞克特和韦策尔分别是第3军参谋长和作战处长），所以塞克特和韦策尔都对莫德尔青眼有加。1917年6月，塞克特将莫德尔调入最高统帅部负责军械事务（一直到次年2月，期间于1917年11月18日晋升为上尉），出访土耳其时也把他作为随员带着。塞克特1917年12月前往伊斯坦布尔出任土耳其军队参谋总长时，韦策尔遂成为莫德尔的直接庇护者，不仅安排他多方锻炼才干，还确保他在离开参谋本部时，能获得较理想的职位。跻身于参谋本部军官团的莫德尔，不仅得窥陆军权力中心之门径，也有机会目睹或亲自参与一些能够左右前线命运的决策。鲁登道夫曾计划在军队开展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而莫德尔日后成为纳粹帝国独当一面的统帅时，往往是第一个支持向部队灌输纳粹信条的将领，恐怕与其一战中的参谋本部阅历具有一定的关系。

可能摄于1917年秋或1918年，德帝国陆军最高统帅部（OHL）的成员们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合影。前排左一为莫德尔，右二和右一分别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

1918年3月，莫德尔被调至波泽克（Maximilian von Poseck）少将的禁卫补充师任后勤参谋军官。波泽克对莫德尔近半年的工作成效极为满意，他的师也被认为是第1集团军各部中准备最充分的一个师。8月30日，莫德尔被调到被英军评为“三流师”的第36后备师担任后勤参谋，在这里他以“吃苦耐劳、能够任事”的表现给师长留下了好印象。一战的硝烟即将散尽时，莫德尔负责总体协调第36后备师从弗兰德斯撤回但泽的过程，他的师长曾这样说道：“（第36后备师）能基本完好地撤至但泽，完全是因为莫德尔的坚持不懈和高超的即兴发挥技能。”⁽¹⁴⁾

完成撤退和善后工作后，莫德尔在1919年1月至6月间担任驻但泽的第17军军部副官，而该军的作战处长就是二战中以密谋反希特勒而出名的施蒂尔普纳格尔。1919年夏，莫德尔成为战后临时国防军第7旅的参谋军官——这个职位颇具挑战性，因为该旅吸纳了从波罗的海作战归来的“钢铁师”余部及其他一些自由军团，当时自由军团正成为战后政府的心腹之患，士兵牢骚满腹，动辄以造反和暴动相威胁。尽管一直都在参谋职位上勤勉工作，但此刻的莫德尔还是对战败的现实难以接受，对军旅的前景颇感失望，他像许多同时代军官一样也产生过退伍的想法。不过，随着1919年底被接受为4000人军官团中的一员，莫德尔再也没有动过改换职业的念头。

1920年初，莫德尔在第14步兵团2营任连长，3月时他的部队曾被派往鲁尔地区镇压共产主义暴动。驻扎在埃伯菲尔德（Eberfeld）期间，莫德尔结识了后来的妻子赫塔·许森（Herta Huyssen，与莫德尔在1921年5月11日结婚，共育有3个子女）。1920年10月，莫德尔调往第18步兵团任机枪连连长，告别前一部队时，他的师长在最终考语中曾称“莫德尔应该到最高层效力”。⁽¹⁵⁾拥有丰富的一线部队经历后，莫德尔被调往第6步兵师任参谋军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并遇到了对其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的导师——第6军区（即第6步兵师）指挥官洛斯贝格（Friedrich von Lossberg）。这位将军有着“一战防御天才”之称，他率先提出了“纵深防御”战术，并因战场上的成功使该战术被载入德军作战条令。洛斯贝格反对有些军官鼓吹的“弹性防御”战术，他认为不能指望部队在炮火打击下还能有序撤退，允许部队随意撤退也会使协防成为泡影。洛斯贝格在坚信必须不惜代价固守一条连续防线的同时，也赞同“最前沿应部署较少的兵力，一旦前沿被突破，附近的预备队必须立即通过反击恢复局面”。洛斯贝格还认为应给予前线指挥官较多的决定权，以便他们能对局部的威胁和机会迅速做出反应。在洛斯贝格身边的这些日子，对莫德尔的防御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从1942年初的勒热夫到1944年夏的华沙和维斯瓦河，莫德尔进行的每场重大防御战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洛斯贝格“纵深防御”理论的影子。

一战后的头几年里，莫德尔有不少战友涉足政治，但他一直保持着与政治的距离。对政治和政党的超然态度并不意味着他是软弱之人，他的理论是不管什么政党执政，武装力量都有义务维持国家的完整和秩序，一旦接到命令，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对国家的内外之敌展开血腥的屠杀。从这个角度讲，他对政治的超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优秀的军事技能，确实使他成为塞克特战后军官团的一个模板。

1925年10月，秉承着在参谋职位和一线部队交替任职的惯例，莫德尔再次离开参谋岗位，来到第3步兵师第8步兵团9连任连长。他格外重视训练军士，希望将每个军士都培养成一流的排长，并将此视为自己和每位连长的职责。⁽¹⁶⁾在第3步兵师这支负责试验技术创新的精锐部队里，莫德尔发现身边有一批头脑敏捷的军官，如古德里安、肯普夫和温克等人，也多次见证了采用新武器和新技术进行的师、军和集团军级规模的演习。1928年10月，莫德尔调到第3步兵师师部任参谋本部军官。次年，对历史一直情有独钟的他出版了一部关于普鲁士名将格奈瑟瑙（Graf Niehardt von Gneisenau）的专著，加上同期撰写的关于一战重大战役得失的系列文章，莫德尔一时间名声大振——相信他将成为普鲁士军官之典范的上级和同僚大有人在。

1929年10月，新晋少校莫德尔回到了柏林的“军队办公室”（即仍处于隐蔽状态的参谋本部），任职于第4部“训练总监部”（T-4）。接下来的4年，莫德尔先后在李斯特（二战元帅）、勃劳希契（1938年至1941年12月任陆军总司令）和韦弗（新空军首任参谋长）等手下工作。1931年8月，莫德尔陪同勃劳希契访问苏联6周，考察了德国根据苏德秘密协议设在利佩茨克的飞行学校和位于喀山（Kazan）的装甲兵学校。他与勃劳希契的私交相当不错，努力工作带来的声誉也帮助他在1932年11月顺利晋升为中校。1933年11月，莫德尔离开参谋本部，赴第1步兵师第2步兵团任2营营长，1934年10月1日晋为上校后，正式担任第2步兵团团长。

摄于1920年，在斯图加特驻军担任连长时的莫德尔上尉。

摄于1927年夏，莫德尔与他的第3步兵师第8团9连的部分官兵在夏季演习中合影。

1935年10月，莫德尔的军旅生涯又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机——他被调往已公开化的参谋本部，主持新成立的第8部“技术部”（T-8），在副参谋总长曼施坦因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搜集分析国内外的技术进展和新武器的研制开发。虽缺乏必要的背景和技术专长，但莫德尔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尤其是把新技术应用于战争的可能性有着天生的直觉，以致有人曾感慨地说：“贝克出任参谋总长以来，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任命莫德尔任技术部部长。”莫德尔对技术创新的热情为他很快赢得了“陆军现代化狂”的绰号，他主持的T-8主导了最早的突击炮和240毫米野战炮的研发，还全力宣扬将规模较小的装甲部队扩大为装甲师和装甲军。⁽¹⁷⁾莫德尔与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等一起，全力推动将机械化部队建设成为陆军的核心。应该说，莫德尔在装甲部队的早期发展中是出过大力气的，对古德里安的支持也是有形且巨大的，虽不至于达到与古德里安和曼施坦因比肩的程度，但在各种战史、包括两人的回忆录中都应该给予相应的承认。但现实并非如此，莫德尔的功劳完全湮灭了，其努力并未得到上级的赏识和下属的完全理解，倒是他的冷酷和缺乏耐心常令下级抓狂，军官们常在背后说“莫德尔的坏脾气让他的聪明显得如此愚蠢”。哈尔德也认为莫德尔常常不必要粗鲁无礼，而且还有意为之。曼施坦因在评价莫德尔的行事风格时，曾说后者“就像参谋本部军官团这个鲤鱼池中的一条梭鱼”，除了指他的另类色彩外，更多的恐怕是贬抑其像梭鱼一样极富攻击性的个性。

的确，莫德尔无论是在参谋本部还是在一线部队供职，都以严于律己和冷酷无情著称，但在为人处世方面似乎完全不讲策略，不仅专横地对待下级，还口无遮拦地公开批评上级和高级将领，似乎与他20年前离开军校时没有两样。多年以后，当他成为元首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时，希特勒有时也会在他出现的场合感到不自在。1942年，希特勒与莫德尔发生了一次严重争执后，曾对随从们说：“……你们看到他那双眼睛了吗？我完全信任他，但我可不愿在他手下工作。”⁽¹⁸⁾从总体上看，20世纪30年代的莫德尔不仅缺乏普鲁士贵族军官们精致的社交手腕和风度，也与希特勒和纳粹高官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为改变人们对自己粗鲁无礼的评价，他有段时间曾处心积虑地将行为修饰得像个乡绅一般，这当然是他一心想向上爬的一个典型写照。另外，莫德尔性格中复杂的一面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着清楚的体现——他既仰慕参谋总长贝克的才华和为人（他很清楚贝克的反纳粹立场），也与为自己孩子洗礼的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牧师交往甚密（后者是一战U艇艇长、希特勒曾经的支持者和后来的坚定反对者，1937至1945年间被关在集中营），同时，莫德尔也利用长期供职于陆军中枢的便利，寻机结识纳粹党要员。据信，莫德尔任参谋本部第8部部长的3年里，与戈林和戈培尔等均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戈林赞许他关于未来战争中空军重要性的见解，戈培尔对他坚决服从且一丝不苟执行命令的态度颇为激赏（当然，莫德尔喜欢发号施令的作风也很对戈培尔的口味），并把他引荐给了希特勒。1938年，莫德尔曾向希特勒演示过步炮协同攻克要塞的战术，不过攻坚对象竟是捷克一座城堡的复制品！他的这一举动当然给希特勒留下了一定印象，但同时却惹恼了参谋总长贝克。

莫德尔与参加过一战的同时代多数军官一样，既痛恨苏俄共产主义，又对魏玛共和体制心怀恶感，他信奉的仍是“秩序必须先于民主”。1930年时，莫德尔在写给岳母的一封信中曾称，“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坚定地防止滑入任何激进主义”。那时他所认识的“激进主义”或许是指共产主义，但当纳粹上台后，莫德尔却和多数军官一样热情拥抱程度更甚的新“激进主义”。虽说性格中有着矛盾和投机的一面，但莫德尔无疑也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纳粹党试图重建武力、打碎凡尔赛条约、恢复国家荣誉的一整套主张，很难不在他心目中引起强烈共鸣。所以，很难说这时的莫德尔就是“坚定的纳粹分子”，他与许多军官一样都是“热情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1938年3月1日，莫德尔成为少将，之前刚刚发生的“勃洛姆堡—弗立契丑闻”（实际是党卫队借机铲除陆军高层政敌的陷害事件）似乎并未让他有多不满。当年夏，当贝克被迫辞去参谋总长职务并由哈尔德继任时，新总长立即将自己素所不喜的莫德尔“一脚踢了出去”。11月10日，莫德尔成为驻德累斯顿的第4军参谋长。战争的幽灵已在欧陆上空飘荡，这将是一场令千万人丧生，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世界大战，莫德尔的命运又将面临怎样的起承转合？

从幕后参谋长到独当一面的野战指挥官

步兵将军施韦德勒（Victor von Schwedler）任军长的第4军是一支不起眼的部队，德军的快速扩张、机械化和技术创新似乎在这里没有引起多大的波澜。顶着“陆军现代化狂”头衔的莫德尔到任后，不仅与性格沉稳保守的施韦德勒显得格格不入，在对新兵器和技战术的认识方面两人也有很大分歧。参谋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各种关系和保证军令畅通，但莫德尔与军长和几位下级龃龉不断，反而引起了混乱和不满。尽管如此，第4军还是作为第10集团军的一部分参加了入侵波兰的作战，不过它担负的角色是在南翼掩护主攻部队。该军的作战经历不仅丝毫未体现出“闪电战”的气息，反而更像是一支警察部队，其“功劳”主要表现在镇压平民、掠夺财产、焚毁村庄等方面。莫德尔很清楚德军对波兰百姓和犹太人的暴行，但他为之辩护，还声称这些行动“无法避免”。

波兰战役后，布施（Ernst Busch）上将出任新组建的第16集团军指挥官。陆军总部认为莫德尔缺乏机动作战经验，对装甲兵和装甲战所持的保守立场也令高层担忧，于是他在1939年11月2日被指派为布施的参谋长。总部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法国战役中，“秉承参谋军官传统，自身又是技术专家”的莫德尔能够很好地辅佐布施。布施与莫德尔相处得不错，两人的性情和政治立场也较为接近。第16集团军隶属于伦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在法国战役中的任务是尽快占领卢森堡南部边境后渡过马斯河，然后沿着马奇诺防线的最西端进攻法军。战役发起后的最初两天里，布施集团军的进展相当顺利，在其后的防御和局部进攻中表现也很出色，但这场战事的“荣光”属于隆美尔和古德里安等人代表的装甲部队，后人记得的只有装甲矛头的狂飙突进和盟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第16集团军等步兵集群的出色表现几乎被完全遗忘。第二阶段作战中，布施集团军再次扮演着辅助角色，所属的战斗力强的步兵师均被调离，替之以战斗力和装备均较差的新建部队，任务是沿着马斯河东岸向南进攻，夺取凡尔登后再向东强渡摩泽尔河，与第1集团军合作夺取梅斯要塞。6月9日作战开始后，布施麾下的第7军曾因对手的顽强抵抗而进展迟缓，最后在莫德尔的恶语交加下终于实现突破，15日攻陷了凡尔登。到23日德法停战时，第16和第1集团军已按计划会师，合围了大约60万法军。

摄于1940年，莫德尔少将时任第16集团军参谋长，右为指挥官布施将军。1944年6月末，布施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在苏军的夏季攻势中遭到毁灭性打击，莫德尔元帅在危机时刻顶替布施，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总算将东线局面暂时地稳定下来。

法国战役结束后，希特勒授予12名将军元帅军衔，在晋升一批将领职务和军衔的同时，还颁发了一批骑士勋章，但这些将校中并没有莫德尔的身影。本来，自沙恩霍斯特和格奈瑟瑙时代起，德军参谋军官就一直以隐身幕后辅佐主官为己任，“匿名”的参谋本部军官虽为无数次战役出谋划策甚至代行指挥，但并未形成追名逐利的传统。不过，由于获得晋升或勋章的参谋军官不在少数，唯独莫德尔不在其列，这恐怕还是与他臭名昭著的坏脾气以及参谋总长哈尔德的打压不无关系。有资料曾说，由于莫德尔时常不能控制脾气，曾在电话里多次咆哮或怒骂参谋本部军官，一度迫使布施与作战部长接过了与总部联系的职责。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希特勒对莫德尔军旅生涯的帮助在这时根本还未开始，他能做到集团军参谋长完全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干。

莫德尔与布施搭档的日子还没有结束——第16集团军与第6和第9集团军一起被确定为进攻英伦三岛的主力。在代号“海狮”的入侵计划最终被束之高阁前，莫德尔领导的参谋班子一直都在兢兢业业地准备作战方案。由于伦德施泰特对入侵英伦缺乏信心和热情，他不允许A集团军群参谋部投入过多精力，因而，莫德尔实际上是在代行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责。他周全地考虑过强渡海峡、滩头突击、巩固阵地和最后突破等所有细节，这些计划和准备工作显然提高了他在后勤补给方面的运筹能力，也帮助他更深地理解多兵种大规模协同作战的精要。莫德尔此时已显示出自己的创新和即兴发挥才能，如主持创立多兵种联合训练项目，成立军官和士官专门训练中心等。随着“海狮”计划在1940年10月被无限期搁置，与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私交不浅的莫德尔获得了另一个重要机会——他被撮升为中将后出任第3装甲师师长（原师长施通普夫被迫“让路”，到第20摩托化步兵师任师长），不仅完成了从幕后参谋长到装甲师指挥官的转变，这个新职位还将让他在东线战事中获得很高的声誉。

第3装甲师是德军最早组建的三支装甲师之一。莫德尔将任师长的消息传来时，据说首先要求调离的就是首席作战参谋，而师部的军官们也很快领略到新师长“舌若毒箭”的名声绝非浪得虚名。第3装甲师老兵协会战后编纂的师史曾这样“客气地”记述：“……官兵们开始说，‘第3装甲师已被重新塑造了（remodel）’——这个词来自于新师长莫德尔中将的名字。11月13日，这个有着无穷精力和热情的人接管了第3装甲师，并以自己的意志、强悍和视野锤炼着本师。”⁽¹⁹⁾莫德尔到任后立即展开强化训练，他手下的旅、团长中，只有刚从第4装甲师调来的装甲旅旅长布赖特（Hermann Breith）少将，能够理解他试图灌输和养成强悍气质的良苦用心，对他越过层级、直接指挥连排级训练的做法也能勉强接受，但多数军官都有微词，尤其不满他越级行事、视各级军官的权威和脸面为无物的做法。莫德尔的上级、第24摩托化军军长施韦彭堡曾评价莫德尔是一个“非常聪颖但有些狭隘的军人”。最厌恶莫德尔的不是一线军官和士兵，而是参谋们——“莫德尔习惯性地忽略参谋们制定的日程和计划，鄙视他们的建议，但是，当他自己把计划弄得一团糟时，却揪住参谋们不放”。⁽²⁰⁾看来，莫德尔以得罪参谋部门的代价取悦了普通士兵（他们欣赏师长与自己同甘共苦的作风，也赞赏他在最基层领导训练时表现出的活力），这也将成为他在各支部队任职时的一大标志——比如，1941年10月，莫德尔即将担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的消息传来时，军部的全体参谋竟集体要求调动！⁽²¹⁾用“臭名昭著”来形容莫德尔的坏脾气和某些癖好，恐怕不会有多少异议。

令人惊异的是，积怨和内耗并未削弱第3装甲师的战斗力和士气，也丝毫没有妨碍该师在苏德战争中成为古德里安最锐利的矛头。1941年6月22日，第3装甲师被部署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要塞以南的布格河西岸，负责与第4装甲师一起迅速渡过布格河并夺取科登（Koden）大桥，而后再沿着布列斯特—科布林（Kobryn）公路向东推进。征得古德里安同意后，莫德尔在总攻发起前20分钟派出由步兵和工兵组成的小战斗群，悄无声息地夺取了科登大桥。当第17和第18装甲师的潜水坦克还在布格河摸索前进时，莫德尔已开始向苏联腹地推进了。当日下午，苏军第22坦克师被莫德尔的先头击溃（苏军竟损失了190辆T-26轻型坦克），苏军第4集团军的防线当晚被撕开长30英里的口子。实现突破后，莫德尔跟随手下的混合战斗群（由装甲兵、摩托车兵和工兵组成）一起进军，沿着普里佩特沼泽地北部的边缘朝斯卢茨克（Slutsk）快速推进，参谋们则远远地落在后面，试图控制已拉得很长的装甲师行军队列。到24日晚些时候，莫德尔已率部推进约250公里，他在斯洛尼姆（Slonim）附近指挥部队成功强渡夏拉河（Shchara），迫使苏军西部特别军区司令员巴甫洛夫下令撤出所有部队，以避免被德军包围。但苏军还是晚了一步，随着第24摩托化军其他部队陆续赶到，苏军撤退的道路已被切断。26日，莫德尔率部抵达明斯克南面不远的斯卢茨克，随后向东朝别列津纳河进军，而古德里安与霍特两大装甲集群的前锋次日即在明斯克东面会师——5天内长驱直入320公里（约为到莫斯科的三分之一路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合围了苏军4个集团军。古德里安随即命令第24摩托化军避免与敌重兵接触，全速向第聂伯河挺进。莫德尔的下属此刻已有一周未能好好睡上一觉，但他在驱赶部队方面绝不亚于“飞毛腿”古德里安。莫德尔在此期间最常说的话就是“现在失去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日后无法承受的更大损失”。第3装甲师的先头战斗群7月3日夜抵达罗加乔夫（Rogachev）附近的第聂伯河，莫德尔冒着苏军炮火，亲自指挥部队建立桥头堡，但由于主力都落在后面，而且基本用光了油料，他无法再继续扩大桥头堡。7月9日，莫德尔被授予骑士勋章，古德里安亲自向他和第3装甲师表示个人的感激。古德里安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提到莫德尔时，基本都集中在1941年，他对莫德尔的勇敢、能量、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成目标的风格，无疑是非常欣赏的。

摄于1940年，第3装甲师第6装甲团1个营装备的潜水坦克，该部原计划参加“海狮”作战，并被配属给第4装甲师。

就在斯摩棱斯克包围圈的硝烟渐渐散尽之时，希特勒命令古德里安掉头南下，在守卫基辅和第聂伯河下游的苏军后方切开一道口子，与南方集团军群所部合围基辅周边的苏军。第24摩托化军是古德里安的南下矛头，而该军又将抢渡杰斯纳河的重任赋予了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负责在莫德尔身后跟进和掩护的是第4装甲师，第10摩托化步兵师则奉命向霍尔米-阿夫杰耶夫卡（Cholmy-Avdeyevka）方向进军。⁽²²⁾8月24日，莫德尔率领先头战斗群踏上了危险困难的征程，他不仅要在苏军后方跋涉近300公里，沿途需穿越3条大河，而且由于两翼完全缺乏保护，第3装甲师有可能成第一支被围歼的德军师。莫德尔仅有41辆坦克还能作战（两个月前有近200辆），全程补给都要依靠空投，没有友军，没有后方，高速推进是他的唯一法宝。莫德尔的先头战斗群出发伊始，就以突袭夺取了杰斯纳河渡桥，而后迅速向南，虽时与对手激战，但并不纠缠。先头战斗群进展神速，甚至连古德里安曾有数日都找不到总在最前方的莫德尔。不过，随着苏军第21集团军展开极顽强的抵抗，第3装甲师一度风驰电掣般的进军有所减慢，开始像楔子那样挤压着向南推进。古德里安非常倚重莫德尔对前线局势的判断，当他得知苏军有可能反击第24摩托化军的侧翼时，他曾非常忧虑继续南下的危险性，正是莫德尔的准确判断和一力坚持，最终使古德里安下定决心尽快完成基辅合围。莫德尔的运气似乎不错，当他的一个小战斗群9月13日晨幸运夺取了洛赫维察及附近的苏拉河大桥后，他立即把剩下的坦克和若干步兵派去支援，竭力阻挡试图从此地发起突围的苏军。15日，莫德尔手下的第3摩步团一部，在洛赫维察外围与由南向北进攻的另一支装甲矛头会合，标志着基辅包围圈的正式合拢。从南面合拢包围圈的正是莫德尔的老同学、第16装甲师师长胡贝，但似乎所有的功劳都被记在莫德尔名下，有后人就称“莫德尔个人系上了基辅包围圈的口子”。⁽²³⁾9月20日，莫德尔的反坦克营俘获了苏军第5集团军总部，司令员波塔波夫将军也出现在战俘行列中。22日，莫德尔在提交的报告中总结了第3装甲师参战3个月的战果：“……俘虏43381人，缴获或摧毁坦克408辆、装甲车56辆、大炮738门、高射炮140门、反坦克炮515具、迫击炮265门、机枪1137挺、卡车2825辆……摧毁、击落和缴获的飞机分别为89架、96架和64架……”⁽²⁴⁾不过，莫德尔自身的伤亡也着实不菲：“……损失264名军官、4111名军士和士兵，为6月22日时的总兵力的27％……”⁽²⁴⁾

基辅战役后，第3装甲师随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北上，准备参加扑向莫斯科的“台风作战”。第24摩托化军在10月第一周的任务是进抵奥廖尔—布良斯克的公路，但主要作战任务交给了第4装甲师，莫德尔师负责跟进和保护。10月3日，第4装甲师成功夺取奥廖尔，第3装甲师此后一周里基本上都在奥廖尔周边负责警戒，同时等待油料和补给。大约在此期间，莫德尔获悉自己将出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10月14日，陆军总部下达了包围莫斯科的作战令，第4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群将从西面和北面进攻，古德里安所部则负责从南面、东南和东面切断莫斯科与外部的联系，他的第24摩托化军渡过苏沙（Susha）河后将朝莫斯科西南的图拉方向进攻，第4装甲师负责居左掩护，第3装甲师则在右翼主攻。莫德尔虽然即将离任，但还是认真“站好最后一班岗”，他一手制定出图拉攻势的详细计划，并在10月18日主持的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上亲自进行部署。之后，莫德尔把第3装甲师移交给自己欣赏的布赖特将军，准备前往第41摩托化军上任。莫德尔在第3装甲师的时间不长，在军官中也不受欢迎，但在士兵间有着很好的口碑。他的勇敢和灵活，对自己即兴发挥才能的高度自信，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并在险中取胜的能力，使他被认为是最出色的装甲师长之一。

摄于1941年7月初的白俄罗斯斯卢茨克，莫德尔正与装甲矛头指挥官、第6装甲团2连连长布赫特基希（Ernst-Georg Buchterkirch，左一）中尉交谈。

摄于1941年7月初，古德里安上将与第3装甲师师长莫德尔交谈。

摄于1941年7月，莫德尔在作战间歇时向下属们讲解自己的计划，图中穿黑制服的是第6装甲团1营营长施密特-奥托（Gustav-Albrecht Schmidt-Otto）少校。

摄于1941年7月9日，莫德尔为两名装甲兵颁发骑士勋章后与他们合影。中为第6装甲团2连连长布赫特基希中尉，右为该团2连的排长赖尼克（Gerhard Reinicke）中士。

摄于1941年9月15日，第3装甲师合围基辅苏军的先头部队指挥官弗兰克（Heinz Werner Frank）少校正向古德里安上将汇报战况。

基辅战役中的德军态势示意图（1941年9月）

10月29日，莫德尔正式接管第41摩托化军，并被晋升为装甲兵将军。莫德尔到任前夕，军参谋长和一干参谋们出于对新军长“恶名”的恐惧，曾集体要求调离，但最后被驳回。第41摩托化军隶属于莱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当时正位于伏尔加河畔的加里宁，距莫斯科不过100英里。在扑向莫斯科的最后攻势中，莫德尔的任务是保护向东进攻克林的第3装甲集群侧翼，同时保持与第9集团军的联系。虽非主攻方向，但莫德尔以其惯常的能量立即重组防线，雷厉风行地提高所部的作战能力。他曾把所有修理单位集中起来，命令官兵们不舍昼夜地抢修能找到的任何坦克（包括缴获的苏军坦克）；他下达命令时常常不经过参谋长和正常程序，本人也常到前线侦察，而理由竟是不相信侦察单位送回的情报！当第3装甲集群左翼的第7装甲师在莫斯科—伏尔加运河边的亚赫罗马建起一座桥头堡，右翼的第6装甲师也推进到距莫斯科仅30公里处时，莱茵哈特命令莫德尔统领第1和第6装甲师等部“走完奔向莫斯科的最后一程”。军史家纽顿曾这样描述过此时的莫德尔：“……整个第3装甲集群中，（对夺取莫斯科）最坚定的似乎就是莫德尔。他坚信俄国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胜利将属于继续向前无情施压的一方，就像他朝乌克兰推进时所做的那样。他试图做到无处不在，赞扬、敦促或诅咒官兵；但他的出现让人不得安宁，因为他不接受任何失败借口。如果有军官指出两个装甲师加起来也只有41辆坦克，他会立即反驳说，即使这样也比他在基辅时的坦克多3倍。在德军攻势的最后几日里，莫德尔又得到了其诸多绰号中的一个——‘没谱的乐天派’，这无疑相当准确”。⁽²⁵⁾

摄于1941年10月离开第3装甲师前，莫德尔与几名军官合影。右一为获骑士勋章的施特克少尉（Georg Störck）。

莫德尔常见的一张照片，或摄于担任第3装甲师师长期间。

但是，过人的意志和能量也不能改变德军进攻能力衰竭、油料补给告罄的状况，以及天寒地冻中枪炮失灵、官兵处境凄惨无比的现实。12月5日，在莱因哈特命令第3装甲集群各部中止进攻的同时，苏军发起了大反攻，加里宁方面军的第29和第31集团军重点打击德军第9集团军，而西方面军的第1突击集团军、第20和第30集团军则把重拳挥向第3装甲集群。莱因哈特被迫命令撤往克林，莫德尔指挥所部竭力阻挡苏军西方面军的追击，为避免撤退变成溃逃，他尽全力维持着秩序，有时还在最拥挤的路段上，提着手枪亲自疏导交通。12月10日，中央集团军群获准撤到库尔斯克—奥廖尔—梅丁—勒热夫一线，建立所谓的“冬季防线”。⁽²⁶⁾18日，刚在克林摆脱险境的第3装甲集群又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之中，第4装甲集群也面临着苏军的钳形合围，第9集团军面对的苏军已将突破口扩大到加里宁东南，只有第4集团军还能勉强维持着防线。第3装甲集群的撤退之路缓慢艰难，到12月底时才在拉马（Lama）河一线建起较稳定的防线。莫德尔将所部分散部署在一条连续防线上，虽然每段防线都很薄弱，但他总能集中使用炮兵打退对手的进攻，也总能以小型装甲战斗群或用一些二线部队拼组成临时战斗群堵住缺口。他自己时常顶风冒雪地出现在前沿，操着嘶哑的嗓音鼓励官兵，或提着手枪在告急的阵地附近维持战场纪律。虽然参谋们又给军长起了个“前沿猪”的绰号，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莫德尔的防御措施卓有成效，第41摩托化军的防区是被突破最少的，即便被突破也能立即堵住。莫德尔坚信自己的战术和经验远胜对手，他在高度自信中流露出的镇定给普通官兵留下了深刻印象。凭借防御中的才华和强悍，莫德尔可能是德军首次败退中声誉不降反升的唯一将领。

摄于1941年秋冬，第41摩托化军军长莫德尔与第6装甲师第11装甲团团长科尔（Richard Koll）上校在一起。

摄于1941年11月末或12月初，第3装甲师位于图拉附近的“运输车队”正在转运物资。莫德尔此时已调任第41摩托化军军长，他在克林方向的情形应该与此相仿。

摄于1941年12月初，反映东线德军状况的一幅图片。

1942年1月初，为敲掉德军第9集团军在勒热夫至格扎茨克（Gzhatsk）之间占据的突出部，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再次发起了新攻势。苏军第39集团军在勒热夫以西率先突破，之后迅速南下，试图从西南面包围勒热夫。1月5日晚时，德军第6军的左翼和第23军的右翼之间已被捅开15公里的口子，苏军先头距勒热夫以西和以南都只有8公里。⁽²⁷⁾德军迅速组织兵力反击，但在苏军的强大压力下很快失败。第9集团军的总体局势到1月11日明显恶化，苏军3个骑兵师和1个摩托化师已楔入第9集团军后方，不仅包围了奥列尼诺（Olenino）的第6军，甚至还推进到瑟乔夫卡西北20公里处。苏军的这一机动既威胁到至关重要的瑟乔夫卡—勒热夫铁路和瑟乔夫卡的多个补给基地，第9集团军总部也受到震慑。由于苏军撕裂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进而从北面包围中央集团军群的意图十分明显，第3装甲集团军各部只得从拉马河撤往前述的“冬季防线”。出人意料的是，莫德尔是极少数反对撤退的将领之一，他还恶声恶语地指责其他指挥官守不住阵地，才造成整体防线的一再后移。

1月14日下午，莫德尔被召到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克鲁格元帅通知他准备出任第9集团军指挥官。当日早些时候，第9集团军原指挥官施特劳斯（Adolf Strauss）上将因不堪重负，意见分歧以及克鲁格越级指挥而称病告退。⁽²⁸⁾克鲁格还通知莫德尔立即飞赴元首大本营，希特勒要亲自召见他这位被寄予厚望的指挥官。

“守强于攻”：从勒热夫到库尔斯克和奥廖尔

莫德尔担任军长仅3个月，就越过众多资深将领出任集团军指挥官，可谓如火箭一般蹿升。他的晋升既出人意料，又在偶然中透着必然，毕竟他担任主官和参谋长的经历十分完整，东线的短短半年里已有最优秀的装甲师长的口碑，还有他的强悍和善于防御的特点，由他出任危机四伏的第9集团军指挥官并无不妥。另外，勒热夫—格扎茨克突出部里的第9集团军形势非常不妙，可能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接手这个残破且部分被围的集团军。至于有些将领总说莫德尔是靠着希特勒的宠信才爬上高位，恐怕是因为嫉妒。其实，希特勒是从历时一整年的勒热夫之战，才真正认识到莫德尔的才能和强悍的。

莫德尔1月16日见到了希特勒，转眼又于18日出现在第9集团军总部。他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称自己将“以无可动摇的信心和坚定的意志，与官兵们携手并肩应对危机”。⁽²⁸⁾在总部听取汇报并研究局势后，他不容置疑地告诉参谋们：“集团军将于72小时里投入多个师发起反击，在解救奥列尼诺的被围部队的同时，也将把楔进来的苏军两个集团军隔离开来。”莫德尔向错愕不已的参谋长交代一番后，立即动身赶往北面的勒热夫，因为他将在那里亲自组织反击前的准备！从这一天起，莫德尔似乎把能量注入到了第9集团军这头流血困兽的身体里，卡雷尔曾在《东进》中这样写道：“……真是咄咄怪事，从莫德尔接管集团军的那一刻起，部队似乎又恢复了力量。这不仅是因为新指挥官的各项命令准确得惊人，也由于他的身影无处不在。参谋长克雷布斯上校在瑟乔夫卡负责照料总部，莫德尔的位置就在前线。他会在某个营部外突然从车上跳下，或骑马穿行于厚厚的积雪中，他也会走到官兵中鼓励、嘉奖或批评他们，有时甚至还提着手枪，在某个营的前头迎击突进来的苏军。到处都有这位生龙活虎的将军的身影，即便他没有去到的地方，官兵们也能感受到他的存在。”⁽²⁹⁾

莫德尔的反击发起前，还发生过一段轶事。陆军总部除从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抽调部队保护交通运输线外，还承诺增援维廷霍夫的第46摩托化军（辖党卫军“帝国”师和第5装甲师），但要求莫德尔把它用在格扎茨克附近发动反攻，以消除苏军第33集团军对维亚济马方向的威胁。莫德尔闻讯后立即搭机赶往狼穴，当着希特勒的面，力陈把第46摩托化军用于奥列尼诺和勒热夫的理由，两人展开了火药味很浓的争辩。希特勒坚持要求莫德尔服从命令，但后者却盯着希特勒冷冷地说道：“我的元首，到底谁是第9集团军指挥官，您还是我？”不等接茬，莫德尔又对惊骇的希特勒说，他自己比只有地图可看的元首更了解前线状况！⁽³⁰⁾希特勒显然被这前所未闻的“抵抗”吓了一跳，他不仅允许莫德尔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增援，还对不肯叩首的莫德尔立刻产生了敬意。

在勒热夫以西杀入德军后方的主要是苏军第39和第29集团军及第11骑兵军，其中第39集团军集中在瑟乔夫卡周边，第11骑兵军的目标是维亚济马，第29集团军则集结在勒热夫西南。1月21日晨，莫德尔在冰天雪地中按时发起反击，首先出动的是所谓的“瑟乔夫卡集群”（由第1装甲师、“帝国”师一部、第309步兵团和第2装甲师的第3装甲团等组成），⁽³¹⁾这支没有多少坦克的集群从瑟乔夫卡出发朝奥列尼诺方向推进，既负责在途中压缩苏军的突破走廊，又负责攻击勒热夫西南的苏军重兵的侧翼。22日，德军第6军的突击集群在勒热夫西面沿着两条公路向西推进，试图与同步向东进攻的第23军会合，从而切断苏军第29和第39集团军与后方的联系通道。根据第9集团军战时日志的记载：“22日天亮后，莫德尔搭乘轻型飞机，沿着整个前沿超低空飞行，他还在指挥部附近降落和寻找‘热点’，并用言语和行动鼓励官兵。”⁽³²⁾到23日中午时，第6军和第23军的突击部队取得了联系，第9集团军在勒热夫西面的防线由此连成一体。

重新缝合勒热夫西面的防线缺口，被后世史家称为是“中央集团军群在惨淡的冬日里到目前为止最耀眼的事件”。⁽³³⁾不过，第6军和第23军之间的“陆桥”还相当薄弱，莫德尔为加强“陆桥”防御和准备迎击苏军反攻，命令第46摩托化军统一指挥“瑟乔夫卡”集群和第86步兵师，准备发起歼灭勒热夫西南之敌的第二阶段作战。26日和27日两天里，加里宁方面军在“陆桥”北面向南猛攻，被切断的第29集团军也同步向北进攻，试图再次冲开对手的防线。德军第256和第206步兵师费尽力气，在第8航空军的帮助下总算保住了“陆桥”的无虞，而莫德尔也将党卫军“元首”团的一个650人战斗群派去防御最危险的结合部。在4门88毫米高射炮和5辆III号突击炮的支援下，库姆（Otto Kumm）领导的这个战斗群承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据说最后仅有35名党卫军官兵幸存，勒热夫地域齐腰深的脏雪里展开的生死搏斗，其惨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也难怪有后人曾说：“只有‘狂热’这个被滥用的形容词才能描述这场血战。”苏军官兵的勇敢虽令人感佩，但莫德尔不仅还之以同样的凶猛和强度，还有更强的意志力和无与伦比的能量。

2月5日，莫德尔下令消灭被围苏军，但是，由于自身兵力不足，被围苏军数量庞大且抵抗顽强，再加上包围圈外的苏军接连不断地进行救援，莫德尔只能进行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小规模进攻。围歼苏军第29集团军的过程缓慢艰难，期间曾数度险象环生，最大的一次危机出现在莫德尔获颁橡叶骑士勋章和晋为上将的2月17日。当天，第46摩托化军所部成功夺取了苏军第29集团军的最后一个营地，但与此同时，包围圈外的加里宁方面军从北面发起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救援，试图撕开“陆桥”后解救被围部队。苏军以多于之前任何一次的重炮和战机猛轰守卫“陆桥”的德军，潮水般的步兵跟在坦克后面向前沿涌来。曾有6辆坦克冲过德军防线后迅速南下，虽然身后的步兵多数都被挡住，但有段时间里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些坦克。它们最后摸到了正执行清剿任务的第1装甲师背后，中央集团军群急令中止清剿作战，要求莫德尔立即调派部队增援“陆桥”方向，而第9集团军的战时日志也曾留下这样的字眼：“以巨大努力和无数牺牲赢得的成功，似乎要在最后的关头丢失。”突破进来的苏军坦克最后还是被莫德尔集中部署的炮火摧毁。到2月20日勒热夫冬季作战暂告一段落时，莫德尔以伤亡5000人的代价守住了防线，同时造成苏军第29集团军阵亡26000人、被俘5000人。

1942年1月至5月末，莫德尔根据勒热夫地域的特点和自身兵力不足的现状，创造性地运用了一些具有“莫德尔特色”的防御战术。由于稀薄的兵力需要把守宽大的前沿，莫德尔认定无法采用“弹性防御”策略。对于许多部队使用的“支撑点防御”策略，莫德尔也不能认同，因为苏军既可以在支撑点之间的地带轻易渗透，又能集中炮火打击德军据守的村镇等支撑点。莫德尔所倡导和执行的策略是，竭力维持一条虽力量不足但具有连续性的防御前沿。由于防线没有缺口，他可以根据前沿哨所的观察和敌后侦察，来判断对手的意图，一旦发现异常，他会根据情报和自己的战场情境意识，立即向有可能遭受最大威胁的区域调派增援。莫德尔把各部的炮兵都集中在直属自己的第307炮兵司令部旗下，一旦某段前沿侦测到苏军的进攻意图，他会命令所有炮兵集中火力轰击对手。莫德尔深知自己的兵力不足，他一方面向上级积极索取增援，另一方面也在内部深入挖潜：他强令各级指挥部和二线单位减员5％，裁下来的官兵被立即编组到前沿步兵单位；由于撤退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火炮和车辆，富裕出来的炮兵和技师等也被他集中派到步兵单位；他将装甲部队剩下的坦克拆分成连排级单位，命令他们支援步兵的防御，而失去坦克的官兵，则被他编组成滑雪营；希特勒曾明令禁止在前沿的后方构筑多条防御带，但莫德尔根本无视训令，“悄悄地”在后方构筑多条过渡防线，以备苏军突破之时自己能有缓冲的空间。此外，莫德尔还有一样“创举”值得一提——他在奥列尼诺亲手组建了1个能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全天候作战的骑兵旅。这个被称作“莫德尔骑兵旅”的单位直属集团军总部指挥，旅长是第1装甲师第1摩步团团长德梅登（Karl-Friedrich von der Meden）上校，由3个骑兵团组成（拥有骑兵连、炮兵连、自行车连和坦克连），兵员来自于集团军8个步兵师的搜索侦察营。⁽³⁴⁾莫德尔在人员、装备和训练等方面全方位支持这个骑兵旅，而它在7月2日开始的“塞德利茨”作战中的确表现突出（历时11天的“塞得利茨”作战中，苏军第39集团军全军覆灭）。不过，莫德尔无缘目睹自己的杰作建功立业，他在5月23日巡视战事吃紧的别洛伊（Belyi）地域时，乘坐的侦察/联络机被机枪子弹击中，他和飞行员都受了伤。莫德尔被送往医院急救后，开始了为期11周的康复过程，第9集团军指挥官的职务也暂由维亭霍夫代理。

德军勒热夫战场态势图（1942年1月25日）

地图上并不起眼的勒热夫距莫斯科不到200公里，盘踞在这个突出部的第9集团军，就像一根楔入苏联腹地的长钉一样（被希特勒称为“触角伸向莫斯科的飞地”），不仅拖住了对手的大量兵力兵器，还成为莫斯科方向的苏军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苏军试图消灭第9集团军的攻势，在1942年1月至1943年2月间几乎从未间断，规模巨大的进攻就有两次，其中的第一次发生在1942年7月底至10月初期间。加里宁方面军7月31日以两个集团军发起了进攻，西方面军8月4日也以两个集团军为主力展开攻势。第9集团军代指挥官维亭霍夫组织部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勒热夫东北部的防线还是在35万苏军的挤压下变得非常危险。正在德累斯顿家中养伤的莫德尔呆不住了，8月7日飞抵瑟乔夫卡后，立即着手收拾被压弯变形的防线。除了以标志性的“无穷能量”督导各部严防死守外，他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索要增援——8月16日，勒热夫的激战进入紧要关头时，莫德尔曾对克鲁格嚷道：“第9集团军快不行了，必须立即增援3个师。如果不能满足要求，集团军群就得对下一步出现的局面负责，也必须就怎样继续作战提供详细指令。”⁽³⁵⁾格兰茨曾对此评论说：“……最后通牒出自于1941年冬拯救过勒热夫的那个人，因而是无法忽视的，中央集团军群随后派出了必需的援兵，德军防线就此得以守住。”⁽³⁶⁾得到增援后，莫德尔以不断的反击反复挫伤苏军的势头，终于在9月底10月初时完全挡住了对手。

摄于1942年初，勒热夫的伏尔加河大桥。

摄于1942年2月，莫德尔在元首大本营领受橡叶骑士勋章。中间是凯特尔，希特勒身后是其首席副官施蒙特，他手中拿的是莫德尔的橡叶骑士勋章。

本图摄于1941年8月8日，第46摩托化军军长维廷霍夫（右一）正为时任党卫军“帝国”师师长的豪塞尔（中）颁发骑士勋章。维廷霍夫及其麾下的“帝国”师，在1942年头几个月的勒热夫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可能摄于1942年冬的勒热夫，左为莫德尔的参谋长克雷布斯。

摄于1942年，莫德尔最倚重的将领之一、第6装甲师师长劳斯（中）将军。

拍摄时间不详，莫德尔上将视察第383步兵师时所摄，他的右边是师长霍夫迈斯特（Edmund Hoffmeister）中将。

摄于1942年12月22日，莫德尔向第78步兵师师长弗尔克斯（Paul Völckers）中将颁发骑士勋章。第78步兵师在挫败苏军的“火星作战”中表现出众。

摄于1942年初夏的勒热夫，德军第1装甲师的一处机枪阵地。

摄于1942年夏，佩戴橡叶骑士勋章的第9集团军指挥官莫德尔上将。

摄于1942年圣诞，莫德尔与集团军的几位军师长在一起，从左至右依次为：第6军军长约尔丹（Hans Jordan）将军，莫德尔，空军第7野战师师长海德里希（Richard Heidrich）将军，第197步兵师师长伯格（Ehrenfried-Oskar Boege）将军。

摄于1943年初的勒热夫，莫德尔正与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旗队长策恩德（August Zehender）研究地图。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前身是费格莱因的骑兵旅，组建完成后在1943年1月被送往勒热夫和奥廖尔地区作战。

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勒热夫，经过一年的反复厮杀，这里已成为一片废墟。

性格同样强悍坚韧的朱可夫立志要拔除勒热夫突出部这个眼中钉，9月底时，他即开始筹划发动一次规模甚巨的钳形攻势——这个代号“火星作战”的攻势，将与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天王星作战”几乎同步进行，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7个集团军的百万重兵，将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向心进攻，目标仍是撕碎第9集团军，进而围歼中央集团军群。苏军进攻前的一个月里，莫德尔根据前线报告、战俘口供、空中和地面侦察以及无线电监听等多种手段，已判断出对手将在数周内进攻勒热夫突出部的东、西两面。虽无法确定进攻的准确时间和兵力配备，但莫德尔向东、西两面的重点区域大量增兵，又将整个防御体系梳理一遍，防区内遍布着依托地势而建的交叉火力网，多条防御带把诸多村镇、堡垒和支撑点连接起来。莫德尔预计苏军在东面的主攻方向会是第39装甲军把守的瓦祖扎（Vazuza）河方向，于是，他下令敷设大量雷场，还通过砍伐树木，为第307炮兵司令部集结的火炮提供理想的射击视域。在兵力配备上，莫德尔也做到在东、西和北三个区域都有机动预备队，第1装甲师则为集团军预备队，此外，必要时他还能从集团军群获得第12、第19和第20等3个装甲师的增援。11月25日，当朱可夫以80万部队和2000辆坦克发起“火星作战”时，莫德尔的前期准备和部署收到了效果。第39装甲军的瓦祖扎河防线正是苏军的主攻点，格兰茨曾这样描绘道：“……在第39装甲军方向，莫德尔每天都乘轻型飞机来到前沿，然后坐着半履带车在各级指挥部间转来转去。他把新情报传达给指挥官们，亲自去阵地巡视，也检查反击计划，或提供必要的增援。他向官兵们显示，任何一个战场上都有着他们的指挥官的身影。克鲁格的其他军长们无不仿效。”⁽³⁷⁾

苏军第20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以伤亡过半的代价冲垮了突出部东面的首道防线，科涅夫立即投入第6坦克军和第2近卫骑兵军等扩大突破，但他没有料到，这些机动部队的蜂拥而至顿时严重堵塞了道路。莫德尔见状马上集中炮兵和俯冲轰炸机，无情地绞杀雪原上的苏军骑兵和坦克部队。苏军这两个军的余部最远曾切断过瑟乔夫卡至勒热夫的铁路，但始终无力扩大突破口的南北两侧，最后变成孤军深入的狭长箭头。第39装甲军军长阿尼姆以第5、第9装甲师及第78步兵师发起了南北对进的凌厉反击，到11月底时成功切断对手，几乎全歼了突进来的数万苏军。阿尼姆也因这一战功在一周后调往北非的突尼斯桥头堡，出任第5装甲集团军上将指挥官。

莫德尔需要“巡视”的战场并不止突出部东面，第9集团军实际上应对的是三面夹攻。北面是加里宁方面军重建的第39集团军，它缓慢但坚实地压迫着德军第23军的防线，西面的苏军第41和第22集团军则在别洛伊南北两侧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哈佩（Josef Harpe）的第41装甲军把守的防线已面临着弓弦将折的险境。面对着像钢刀一般向东突进的苏军第1和第3机械化军，莫德尔一边要求克鲁格增援第12、第19和第20装甲师，一边命令哈佩不惜任何代价死守别洛伊周边。哈佩在随后数日里进行了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防御战，致使苏军第41和第22集团军无法建立联系，第1和第3机械化军也始终都像细长且暴露的箭头那样无法会聚。12月7日，当苏军的进攻能力趋于衰竭之时，莫德尔在别洛伊南面向苏军第41集团军占据的小突出部发动夹击，新援第19和第20装甲师在南，第1装甲师和“大德意志”师居北，三日后完成合围，一周内基本全歼了苏军第1机械化军和第6步兵军。哈佩也以类似的夹击方式解决了第3机械化军的威胁。12月11日，朱可夫在突出部东面投入了预备队第5和第6坦克军的350辆坦克，试图由东向西冲垮德军防线，搭救被困在别洛伊两侧的部队。但是，莫德尔的防御战术再次发挥出惊人威力，疏而不漏的阵地上喷出的致命火舌，机动灵活的炮兵射出的准确炮火，间或点缀着凌厉的装甲反击，既让苏军留下了300辆坦克和装甲车的残骸，又吞噬了以人浪队形勇敢冲锋的无数官兵。

12月20日，朱可夫无奈地承认“火星作战”已告失败，仅有9万人、不超过200辆坦克的莫德尔，使这位苏军名帅遭受了二战期间最惨痛的失败。持续一个月的拉锯战中，苏军损失了占投入兵力40％的33.5万人（10万人阵亡）、1852辆坦克（德军数字）和1100门大炮，这当然会令朱可夫和红军丢尽颜面，以至于战后的几十年里苏方一直拒绝承认此战的存在。⁽³⁸⁾朱可夫本人在回忆录中曾以极少的篇幅，语焉不详地提及了勒热夫突出部的作战，而先后以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司令员身份与莫德尔对垒整整一年的科涅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只是留下了一串“……”。⁽³⁹⁾

有后人曾称，莫德尔令“火星作战”受挫，是他“军旅生涯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二战期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防御战胜利之一”。⁽⁴⁰⁾这个说法当然毫不过誉，即便在当时，勒热夫的成功也为莫德尔赢得了“防御雄狮”的称号，虽然上级和一些同僚仍视他为冷酷无情的家伙，但无人否认他是个才具非凡的战术家。不过，莫德尔深知，第9集团军防御成功的代价同样高昂（4万人的伤亡使其战损率同样高达40％），挫败苏军的两次大规模攻势其实也是险中取胜，不可能永无止境地以疲弱之兵据守麻烦不断的突出部。随着斯大林格勒城外第6集团军覆灭的命运已然锁定，莫德尔认为希特勒“再度进攻莫斯科”的梦想已不现实，勒热夫突出部作为进攻跳板的作用也就此荡然无存，而四处缺少兵力和装备的东线德军，还没有奢侈到在勒热夫部署几十个师的“闲子”的程度。基于这些考虑，莫德尔、克鲁格和参谋总长蔡茨勒向希特勒提出放弃勒热夫突出部，理由之一就是这里一直都是险情频传的麻烦根源，另外，530公里的前沿缩短后，释放出来的大量兵力可以组成数量可观的预备队。几经努力之后，希特勒终于在1943年2月6日松口，批准第9和第4集团军从3月1日起撤往在勒热夫突出部根部构建的新防线。

根据蔡茨勒的战后忆述，中央集团军群在获准撤退前已经开始秘密准备，并在前沿至突出部根部之间修筑了数条过渡阵地。获得明确批准后，克鲁格和莫德尔的参谋们夜以继日地连轴工作，很快制定出详尽的撤退计划，包括撤退日期和路线、行政后勤部门的先期撤离、军火与物资装备的转运、侧翼防御的强化、撤退路线周边的布雷和过渡阵地等，当然也包括撤离前炸毁军用设施和铁路车站等措施。3月1日，克鲁格下达了撤退命令，最先撤离的是最北边的勒热夫守军和第4集团军位于最东边的格扎茨克的部队。这些部队到4日完成撤离后被派至两翼加强警戒。苏军虽然很快发现了德军有“逃跑”迹象，但担心是陷阱，因而在迟疑中不敢贸然追击，另外，似乎苏军最高统帅部不太确定应如何应对这种局面。3月7日，莫德尔所部撤离瑟乔夫卡，由于苏军阻挠德军撤退的主要区域集中在维亚济马公路两侧，以及北面的尼基京卡（Nikitinka，位于别洛伊东南）一带，莫德尔组织部队经过反击逼退了苏军。12日，第9集团军抵达了撤退过程的中线——别洛伊至维亚济马的过渡防线，五天后第4集团军所部率先到达突出部根部，而莫德尔集团军又经过了两条过渡防线，于21日进抵杜霍夫希纳西面的新防线。至此，第9和第4集团军在伤亡极少的情况下完成了最远达160公里的撤退，前沿从530公里长锐减为200公里，15个步兵师、2个摩托化步兵师、3个装甲师、1个党卫军骑兵师以及数个高级指挥部在撤退完成后转为预备队。⁽⁴¹⁾

1943年4月2日，莫德尔被授予德军第28枚（陆军第6枚）双剑骑士勋章，这时，他的第9集团军已从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调动到南翼的奥廖尔。在莫德尔的撤退完成前，布施上将的第16集团军也刚刚撤离据守了一年多的杰米扬斯克突出部。不过，当苏军1943年初发起的一系列反攻（重中之重自然是斯大林格勒之战）终结之时，苏德双方反复争夺的前沿出现了犬牙交错的状况：苏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形成了朝西的突出部，而这个突出部的南、北两面都是德军的突出部，即莫德尔在北面占据的奥廖尔突出部，以及曼施坦因在哈尔科夫反击战得手后夺下的哈尔科夫突出部。哈尔科夫反击战大胜后，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曼施坦因敦促希特勒和陆军总部，一旦泥泞季节过去，应尽快夺取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占据的库尔斯克突出部。曼施坦因得到了参谋总长蔡茨勒的支持，后者也很快拿出了代号“城堡作战”的方案，希特勒出于夺回战场主动权的考虑，特别是想以一场胜利来提升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的士气，倾向于支持曼施坦因的速战观点，但他不能不考虑莫德尔——“城堡作战”中的北翼主角——的看法。

莫德尔第9集团军撤离勒热夫突出部的路线示意图（1943年3月）

在有“绞肉机”之称的勒热夫奋战14个月后，莫德尔认为当务之急是做好防御和休整补充，以完备的防御体系“静候”苏军无可避免的后续攻势。莫德尔对“城堡作战”一开始就缺乏热情，但态度相当“狡猾”。他不像曼施坦因和蔡茨勒那样力主尽快进攻（莫德尔的上级克鲁格属于这一阵营），也不似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那样大叫此战“毫无意义”，他只是表示自己不满“城堡作战”眼下的方案和时间进度。4月，莫德尔越过克鲁格直接找到希特勒，声称第9集团军的形势很糟，步兵师的兵力只及编制的60％，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力量也远不及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而面对的苏军中央方面军兵力兵器却十分雄厚。不过，莫德尔说他的集团军也有可能投入进攻，但前提条件是必须获得足够的增援，尤其是新列装的豹式、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等。4月底，莫德尔又向陆军总部提交了报告，他的腔调这时变成了“即使获得强援，这场进攻也只会收获巨大的损失，没有成功的希望”⁽⁴²⁾。希特勒不能不重视莫德尔的意见，在高级将领们的争辩中，希特勒几度摇摆，先后四次推迟“城堡作战”的发起日期。莫德尔虽陆续获得了增援和兵器装备，但他对于需正面强攻苏军防线依然不满。由于预计到己方的进攻可能会无功而返，而对手一旦突破左侧的第2装甲集团军的防线，第9集团军就将被切断后路，于是莫德尔悄悄地在前沿后方百余公里处构筑了三条防线【其中一条是奥廖尔突出部根部的“哈根”（Hagen）防线】，以备不时之需。有德军将领战后曾称，莫德尔的真实意图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断拖延时间，等苏军失去耐心率先进攻时，再由他来打一场擅长的防御战。此说或许有理，但谁又能肯定，莫德尔的意图不是拖上几个月，静候希特勒根据形势的变化主动取消这场无望的进攻战呢？

无论如何，“城堡作战”最后定于7月5日发起。莫德尔的集团军此刻已成为东线德军曾出现过的实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他拥有5个军、19个师（第20军、第46、第47和第41装甲军以及第23军），不少于7个装甲师或装甲掷弹兵师被部署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北面肩部。莫德尔的任务是突破苏军中央方面军前沿，担负主攻的第47装甲军（第2、第9和第20装甲师及第505重装甲营）将沿着奥廖尔—奥利霍瓦特卡（Olkhovatka）—库尔斯克的公路和铁路之间的区域南下，以进抵库尔斯克城北的高地，并与北进的第4装甲集团军所部会师为最终目标。莫德尔还得到2个营（90辆）的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编入第656坦克歼击团）、1个IV号突击炮营的加强，以及整个第6航空队的支援。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在突出部部署了第60、第65、第70、第13和第48等五个合成集团军，后三个集团军把守前两条防御带，第60和第65集团军负责监视突出部西面的德军动向，第13集团军负责突出部北面的肩部，因而直接面对莫德尔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的预备队包括第2坦克集团军及第9和第19坦克军。总的来说，突出部北面的苏军6个集团军拥兵70余万，装备有1800辆坦克、10000余门大炮和迫击炮。

摄于1943年7月初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克鲁格元帅（左）正与莫德尔研判进展。从两人的位置和姿态来看，克鲁格倒像是莫德尔的参谋长。

摄于1943年7月初的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德军一个完整的装甲团正向战场开进。

摄于1943年7月初，德军的补给车队正在转运物资。

摄于1943年7月初的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德军步兵从堑壕中爬出来准备作战。

摄于1943年7月初，莫德尔（中）与第2装甲师师长吕贝（Vollrath Lübbe，左一）中将交谈。右后方是1辆III号坦克（Ausf. M.）。

摄于1943年7月初，左为第2装甲师师长吕贝中将。

摄于1943年7月初，前面是莫德尔，右为第2装甲师第2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布克（Wilhelm Buck）中校。

莫德尔在苏军第13集团军把守的19公里前沿集结了10个师和大约1000辆坦克，但他在7月5日只投入了第20装甲师，主要依靠炮火、工兵以及装甲厚重的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等敲开对手的前沿。莫德尔在首日以伤亡7000人的代价，在苏军第一道防线上敲开了30公里宽、14公里深的缺口，次日他投入了第2、第9和第18装甲师，试图冲垮对手的第二道防线。罗科索夫斯基也在次日投入了第2坦克集团军，400多辆坦克在第二道防线边缘与德军展开了一场坦克战，前沿步兵师也以最大的勇气和牺牲阻止德军进入开阔地。在烟尘弥漫的晴朗夏日里，莫德尔的装甲师缓慢地朝着奥利霍瓦特卡推进，而罗科索夫斯基也富有技巧地投放预备队，既正面迎击德军矛头，又持续不断地打击对手的侧翼。由于进展缓慢，莫德尔8日投入了预备队第4装甲师，但还是受阻于奥利霍瓦特卡西南的高地，苏军的密集雷场、反坦克阵地、埋伏的坦克和步兵们似乎树起了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莫德尔在10日和11日曾多次试图攻克这里的山脊和高地，但均告失败。虎式坦克和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虽然堪称“杰出的杀人机器”，但频发的机械故障、缺乏近战武器以及乘员不熟悉手中的利器等原因，使这些装备远不能成为突破的真正矛头。到11日，莫德尔的损失已超过2万人，还有88辆坦克和突击炮完全报废（另有250辆受损），虽给对手造成惨重的损失（罗科索夫斯基一周内损失3.3万人和526辆坦克），但德军根本经不起这样的消耗——据说，心烦意乱的莫德尔黯然承认，至少在他的方向上“国防军正面临着起起落落的损耗大战”。⁽⁴³⁾

7月10日，当莫德尔向奥利霍瓦特卡西南高地发起首次进攻时，南面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也正朝着普罗霍罗夫卡（Prokhorovka）推进，并在稍后使这个地名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库尔斯克坦克大决战”。同日，从遥远的西西里岛传来了盟军登陆的消息。两日后的清晨，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向奥廖尔突出部北侧的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发起了代号“库图佐夫作战”的大规模攻势。莫德尔此前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但他的反应极为敏捷，立即命令哈佩率第41装甲军（现包括3个装甲师、1个摩步师和第636坦克歼击团）脱离战场和驰援北线。14日，希特勒命令莫德尔统一指挥第9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团军，任务是恢复奥廖尔突出部已经开始糜烂的局面。15日，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向奥廖尔突出部的南面发起了进攻，这样，莫德尔就以突出部内的37个师（47.5万人和852辆坦克），对抗苏军三个方面军（120余万人和2800辆坦克）发起的向心进攻。

摄于1943年7月中旬的奥廖尔战役期间，莫德尔在探视奥廖尔附近的前沿时，与第9集团军的部分士兵交谈。

摄于1943年7月中旬的奥廖尔战役期间，莫德尔正在观察前方态势。

德军“城堡作战”及苏军“库图佐夫”和“鲁缅采夫”反攻作战示意图（1943年7月—8月）

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由于在前阶段作战中损失惨重，这个方向的攻势很快便被莱梅尔森（Joachim Lemelsen）的第47装甲军挡住。伦杜里克（Lothar Rendulic）的第35军负责防御突出部的东面，虽然只有4个严重减员的步兵师，但他以不俗的防御技巧和坚韧的意志，也在最初几日挡住了布良斯克方面军两个集团军的攻击。形势最险的是苏军主攻的突出部北面，即哈佩负责防御的方向，苏军在这里部署了包括第11近卫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在内的4个集团军的重兵。莫德尔为了集中用兵，把所部重组为三个“军群”，分别交给哈佩（北翼）、伦杜里克（东翼）和莱梅尔森（南翼）统一指挥。7月19日，布良斯克方面军在步兵尚未突破伦杜里克军群防线的情况下，冒险投入雷巴尔科（Pavel S. Rybalko）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莫德尔冷静地把第36步兵师、第2和第8装甲师及第636坦克歼击团派到伦杜里克的战区发起反击，一周的激战过后，雷巴尔科的700辆坦克中，竟有669辆损失于奥廖尔接近地！⁽⁴⁴⁾哈佩方向也不断得到增援，最多时他曾控制着6个装甲师、3个装甲掷弹兵师和8个步兵师，兵力约占莫德尔总兵力的一半有余。7月26日，苏军第4坦克集团军的500辆坦克被投入战场，哈佩军群的前沿几度濒临崩盘，但莫德尔设法又从中央集团军群那里弄来了预备队，哈佩也得以保持防线不被撕裂。到7月最后几日，东线德军16个装甲师中的8个都集中在奥廖尔突出部。虽然莫德尔能够力保防线不失，但他也知道不可能长久地如此拆东墙补西墙，他在加快修筑“哈根防线”、撤出2万伤员及5万余吨物资的同时，极力说服希特勒批准撤退。他很有技巧地告诉元首，如果允许他边战边撤往“哈根防线”，那么释出的装甲部队就能立即发动新反击和夺回失地——希特勒在7月31日“欣然”应允，这种策略也将成为莫德尔惯用的“忽悠”手法之一，而奇妙的是，希特勒竟每每必从。

第2装甲集团军和第9集团军撤往“哈根防线”的行动被冠以“秋季旅行”（Herbstreise）的代号。8月1日，当莫德尔开始撤退时，苏军注意到了对手的动向，立即加大了进攻的强度。尽管苏军汲取了勒热夫突出部的教训，但莫德尔依然从容地指挥几十万大军分阶段撤退，他本人跟随担任后卫的第12装甲师行动。苏军穷追不舍，虽收复了奥廖尔等一座座被烧成废墟的城镇，但在莫德尔的每条过渡防线前，都遭受到沉重打击。到8月18日德军基本撤至“哈根防线”时，苏军三个方面军历时38天，终于收复了奥廖尔突出部，但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高昂——损失429890名官兵（其中112000人阵亡）和2586辆坦克！按照德军的标准，莫德尔的损失——60804人和250辆坦克——也可谓不菲，但他不仅避免了被围，摆脱了追击，还造成对手7倍的伤亡！令人震惊的是，他竟然还把11732名战俘一起带到了新防线！⁽⁴⁵⁾

在新防线刚刚立足，莫德尔手下的部队便被陆续调离——曼施坦因的南方集团军群在8月23日弃守哈尔科夫后，向第聂伯河方向撤退；苏军西方面军与中央方面军眼见无法围歼莫德尔所部，便把复仇的怒火撒在了他的左邻第4集团军和右邻第2集团军身上，莫德尔的装甲师和摩托化部队很快被调去增援这些处境危险的邻居。9月7日，当莫德尔自己遭到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攻击时，他身边只剩下了1个装甲师。第2和第4两个集团军虽然得到强援，但他们的指挥官缺乏莫德尔、哈佩、伦杜里克等人的防御才能与强悍意志，很快便开始后撤，结果险将莫德尔所部置于两翼皆被包抄的险境。9月17日，莫德尔被迫放弃驻守了一个月的布良斯克，于9月末时率部撤到第聂伯河西岸。

诚然，莫德尔在奥廖尔突出部取得了一次杰出的防御战胜利，但他对库尔斯克之战的失败，似乎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许多战史著作在评论此战时，多集中于曼施坦因的“功败垂成”（是所谓“失去的胜利”），而对第9集团军的北线战事，则往往以“莫德尔上将的攻势受阻”轻轻带过，隐约间似乎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似乎是莫德尔的作战不力才造成了南翼和整个战役的失败。但是，如果将先天不足的“城堡作战”失利的责任完全归咎于莫德尔，那显然也有失公允。军事历史学家西蒂诺（Robert M. Citino）在分析“城堡作战”中苏德双方谁更胜一筹时曾写道：“……1943年的德军还有许多强项：一支受过良好训练、具有献身精神和攻击性的军官团；有很多不管是出于事业心、还是意识形态或忠于团体等原因而愿意赴死之人；第一次在东线拥有了质量明显占优，但存在磨合问题的物资装备。然而苏军也有一手好牌：一个能力很强的统帅部，其自信心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胜利后正在增强；校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已学会信任彼此应对德军进攻战术的能力；在经常被忽视的野外筑垒艺术方面有着传统优势……”⁽⁴⁶⁾笔者虽基本赞同这种结论，但是，莫德尔在奥廖尔突出部之战中的惊人表现（苏军损失了几乎一个方面军的兵力兵器），又使西蒂诺的分析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毕竟，在相邻区域几乎同时展开的两场战事，其结果竟有天壤之别，细究起来，其原因可能在于强人莫德尔或许真是一位“守强于攻”的防御奇才。

东线“救火队长”

1943年11月初至1944年1月末，莫德尔难得地在德累斯顿的家里休息了近3个月——因库尔斯克之战的失利和奥廖尔突出部的失守，莫德尔在1943年11月5日被解职，进入所谓的“元首后备将领池”听调。这是对莫德尔的一种惩罚吗？史家施泰因在其著作中称，“希特勒一开始还不知道该拿莫德尔怎么办”。纽顿则更可信地指出，莫德尔的被解职，只是最高统帅部储备高级将领的一种方式，希特勒可以拿这些将领随时替换那些失去其信任的指挥官。至少，在战场相对稳定的时候，让一些长期承受巨大压力的将领短暂地离职休养，不失为预防他们“能量耗尽”的办法之一。

1944年1月28日，希特勒紧急召见莫德尔，命令他接替屈希勒尔（Wilhelm von Kuechler）元帅出任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北方战场的第18集团军此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两星期前，苏军沃尔霍夫、列宁格勒和第2波罗的海方面军携手突破了它的防线，为避免被围歼，屈希勒尔未经批准即命令所部撤往爱沙尼亚境内的“猎豹防线”，结果被无情解职。北方战场的局势的确不妙——林德曼（Georg Lindemann）将军的第18集团军只剩下17000名步兵，党卫军第3装甲军和第26军残部正在纳尔瓦周边苦战；南面的鲁加（Luga）河前沿正遭受苏军3个集团军的重击，守军第38军和第50军试图围绕鲁加构筑一系列支撑点，但原有5个师兵力的第38军仅剩5500名作战人员，防御正面却宽达60余公里；最南面的是盘踞在旧鲁萨至霍尔姆一带的第16集团军，虽然情形稍好，但其第10和第2军防守的区域更加漫长宽大。

莫德尔在31日抵达位于普斯科夫（Pskov）的集团军群总部后，便立即下令采用他的“盾与剑”战术，以求全力迟滞苏军推进。所谓“盾与剑”战术，其核心便是撤退，但有着一个动听的幌子——释出兵力后，将在短时间内以局部反击夺回失地。老谋深算的莫德尔算是摸透了元首的脾性，他的“盾与剑”实为巧妙的心理战术，而希特勒再也不用为“撤退”这两个字眼大光其火。其次，莫德尔严令纳尔瓦和鲁加两个方向的德军建立“刺猬”型防御周边，同时也想尽办法为他们补充兵力，他下令取消休假，到处截留散兵，轻伤员一律归队，又像他在勒热夫时所做的那样，把5％的二线部队编入步兵单位并送往前线。第三，莫德尔毫不迟疑地向希特勒索取援兵，同时，希姆莱的党卫军、邓尼茨的海军、戈林的空军地面部队等都成为他求援的对象。莫德尔凭借其影响力很快为北方战场带来一批增援（包括“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及一些从本土和挪威开来的部队）。2月初，莫德尔将守卫纳尔瓦周边的党卫军第3装甲军、第43军和第26军等编组成集团军级支队，交给步兵将军施蓬海默（Otto Sponheimer）指挥，到月底时，他又把第9集团军的老部下弗里斯纳（Johannes Friessner）调来，接任改名后的“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指挥官。1944年2月末至7月末，弗里斯纳在纳尔瓦地区进行了一场既疯狂、又颇富技巧的防御大战，某种程度上，这位将军似乎得到了莫德尔防御战术的真传。

莫德尔暂时稳定了自己的北翼后，开始在中路的鲁加河防线以所谓的“盾与剑”战术发动反击。2月9日，苏军第42集团军强渡鲁加河后开始从西面包围鲁加城，莫德尔命令第26军的3个师外加第12装甲师发起反击。这一反击迟滞了苏军的包围攻势，但之前失去的地盘再也无法夺回。苏军夺取鲁加、从南面包抄第18集团军的势头已难以遏制，就连希特勒也在地图上看出了这一点。元首主动致电莫德尔，声称如果他觉得实有必要，可相机撤至“猎豹防线”，而莫德尔此刻正在前线粗暴地教训指挥官们如何严防死守！

莫德尔于2月17日下令，沿数条过渡阵地撤往“猎豹防线”，一切都像他在勒热夫和奥廖尔突出部做过的那样有条不紊，到3月1日时所部基本完整地进入了新防线。就在同日，“充满感激”的元首晋升莫德尔为元帅，而6年前的3月1日他刚刚成为少将，虽然星途略逊于隆美尔，但这种蹿升速度也足够惊人了。3月28日，鉴于北方战场趋于稳定，莫德尔在交给陆军总部的报告中称，自己能抽出2个师支援危境中的南方集团军群。但是，当陆军人事局长施蒙特将军当晚打电话给他，称元首已决定由他取代曼施坦因掌管南方集团军群时，莫德尔立即修改报告，改口说北方战场能贡献5个师和1个军部，如果轮换部队能及时到达，就连第12装甲师也可调往南方。第二天，意犹未尽的莫德尔又将可立即调往南方的部队增加到6个师，甚至还下令参谋长立即开始部署！⁽⁴⁷⁾莫德尔在这件事上的表现有点龌龊，反映了其性格中自私的一面，如果不是参谋总长蔡茨勒及时出面阻止，北方集团军群很可能被莫德尔抽走半边脊梁。

3月31日，莫德尔成为南方集团军群（数日后改称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官。他到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按曼施坦因去职前拟定的计划，救援老同学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胡贝装甲集团军的20余万官兵（含南方战场9个装甲师中的7个）被朱可夫和科涅夫的第1和第2乌克兰方面军包围已有一周，莫德尔到任时胡贝正在率部奋力向西突围。4月初，莫德尔的另一老熟人、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劳斯，奉命指挥党卫军第9、第10装甲师及第100轻步兵师接应胡贝西向突围，两个装甲集团军的先头最终在4月6日建立了联系（详见第2卷第7章）。4月15日，莫德尔设法恢复了南方战场的局面，建立起一条北起布罗迪、南至德涅斯特河的完整防线。但他还有一大心病，即被苏军4个步兵师围困的交通枢纽捷尔诺波尔。这个不大的城镇是被希特勒宣布为“堡垒”的首批城镇之一，那里的4600名守军得到了“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严令。自3月23日完全被围到4月8日，捷尔诺波尔守军已有16名军官和1471名士兵阵亡或失去战斗力，剩下的官兵一直面临着被歼灭的危险。待胡贝集团军突围成功，劳斯集团军的形势也趋于稳定时，莫德尔责成巴尔克的第48装甲军于4月11日展开救援。巴尔克投入了来自第8装甲师和党卫军第9装甲师的两个装甲战斗群（100多辆坦克），另外，莫德尔还得到了第8航空军的承诺——只要天气允许，航空军的所有单位都将出动支援。12日，希特勒致电莫德尔，要求他“不惜一切代价解救捷尔诺波尔守军”，同时又在致电守军指挥官时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守住，解救你们的命令已经下达”。都是“不惜一切代价”，无论是守军、还是救援部队，都在忠实地执行命令，但救援攻势开始得太晚，发起后天公又不作美，苏军亦不肯配合，救援部队沿途遭遇了极大的天气和地形困难，当然还有苏军最顽强的阻击。莫德尔亲自到巴尔克的军部关注作战进展，甚至最后还出现在攻击矛头的装甲指挥车上督战，但无论是他的鼓励，还是恫吓，都无法改变救援失败的命运——4月17日，虽然德军装甲部队距捷尔诺波尔只有10公里之遥，但苏军已几乎全歼了弹尽粮绝的守军，只有55人陆续逃出，其中没有一名军官。⁽⁴⁸⁾

可能摄于1944年初，莫德尔与希姆莱（右一）等在一起，左一为党卫队副总指挥波尔（Oswald Pohl），右二为党卫队旅队长卡姆勒（Hans Kammler）。据说莫德尔和希姆莱当时正在视察党卫军第13山地师。

摄于1944年2月，莫德尔正与突击炮的车组成员交谈，似乎在鼓励他们尽量挡住苏军。

摄于1944年1月底，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正与用马车运送物资的士兵谈话，左一为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马克。

摄于1944年3月，莫德尔与机枪班的士兵交谈。他经常通过与前线士兵的坦率对话来了解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莫德尔正与一些党卫军官兵交谈。

或许是这次失败刺激了莫德尔的神经，他开始比以往更多地直接干预各级指挥官的职权。梅林津在战后曾称赞过莫德尔的“战术技能和即兴发挥天才”，但也不客气地指出：“他的方式当然绝不可能让下属指挥官们高兴，因为他总是把部队拆散后派去封堵缺口，这些七零八落的单位在陌生指挥体系下长时间作战，只有在遭受相当伤亡后才有机会回归本部……莫德尔在许多情况下也在打着一场‘希特勒下士的战争’……他甚至向最小的作战单位直接下令，有时还亲自率领他们作战。”⁽⁴⁹⁾不知道是因捷尔诺波尔救援战的失败而迁怒于第48装甲军军长巴尔克，还是因为后者主张采用“弹性防御”战术，莫德尔与巴尔克很快发生了摩擦。巴尔克充分认可莫德尔的成就，承认后者的许多战略和战术无论是在总体层面，还是细节方面都是正确的，他也承认莫德尔肩负的担子很重，但他还是认为，这位元帅处理事务时的爱冲动和前后不一致的方式，经常造成混乱和麻烦，此外，元帅还时常插手职权范围外的事务，或对下属的权威造成直接伤害。⁽⁵⁰⁾5月1日，莫德尔曾到第48装甲军视察，大约是指手画脚甚多或对下级毫不留情，抑或是发布了自相矛盾的命令，巴尔克要求与莫德尔关起门来面谈。巴尔克不客气地指出他不能以这种方式领导部队，尤其是战前把指挥官们都晾在一边。莫德尔当时一直静静倾听，也承认巴尔克所言多数都有道理。梅林津战后曾说，莫德尔此后再也没到过第48装甲军。如果莫德尔仅仅是不再理睬巴尔克也罢，他竟然下令调走巴尔克的2个装甲师，仅让后者负责4个力量单薄的步兵师，这对装甲兵将军巴尔克来说应是一个侮辱。或许莫德尔是在借机报复，顺带将巴尔克影响战局的能力削弱到最低程度。果然如此的话，再联想到莫德尔在调离北方集团军群前夕有些首鼠两端的自私表现，他心胸不够开阔的弱点确实可见一二。

莫德尔成功挫败了苏军向喀尔巴阡山区的推进以及进入匈牙利的企图。但是，在1944年的初夏，东线德军正处于疾风骤雨到来的前夜，在苏德战争爆发三周年的6月22日，苏军4个方面军的200个师在很短的时间间隔内，向布施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发起了全线进攻。布施的4个集团军只有38个力量严重不足的师，防线从北面的维捷布斯克延伸到南面的莫济里（Mozyr），苏军在兵力和重武器（坦克和大炮）方面分别占有6比1、10比1的绝对优势，此外还拥有完全制空权。第1波罗的海和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对维捷布斯克的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于22日发起了钳形攻势，德军第33军几乎错愕间就被围歼；23日，第2和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朝着奥尔沙和莫吉廖夫推进，德军第4集团军几乎全线崩溃；24日，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又撕裂了莫德尔的老部队第9集团军的防线。布施忠实地执行着希特勒僵硬的堡垒防御策略，结果一败涂地，当27日就用光了预备队后，也未能阻止对手铺天盖地的攻势。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这四座“堡垒”很快被围，同时，苏军装甲洪流裹挟着沿途的一切抵抗，朝着明斯克方向高速冲去。德军中央战场的局势可谓危险到了极点，遭到所有人责难的布施在屈辱愤懑中被解职。莫德尔被紧急派去拯救中央战场，为便于调遣援兵，他还同时兼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官（哈佩代行指挥权）。这样，他一个人就统帅了东线三分之二的部队，就连曼施坦因在自己的巅峰时刻也未曾有过这样的权限。有后人在评论此刻的莫德尔时曾写道：“……莫德尔可能是当时的现役将领中除伦德施泰特外最优秀的战术家，他在勒热夫、奥廖尔和列宁格勒等地区成功的即兴发挥，帮助他赢得了希特勒的青睐。但是，把中央集团军群面临的灾难降到最低程度，无疑是他的最大一次挑战。”⁽⁵¹⁾

摄于1944年4月中旬的捷尔诺波尔救援战期间，莫德尔元帅在1辆Sdkfz.251装甲指挥车上听取1名党卫军军官的汇报。

摄于1944年4月末，巡视部队途中的莫德尔元帅。

摄于1944年5月初，莫德尔似乎正在路边监督部队进军。

摄于1944年5月，莫德尔正与MG-42机枪班的成员交谈，似乎是在告诉士兵们如何有效地使用这种武器。

摄于1944年初夏，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元帅。

摄于1944年初夏的斯坦尼斯拉夫，莫德尔元帅视察第16装甲师时所摄。图中左一为该师第64装甲掷弹兵团团长黑塞（Joachim Hesse）上校。

莫德尔到明斯克就任后，首先将之前僵硬的防御策略改为“弹性防御”，把重中之重放在堵住最危险的防线漏洞上。他打算先与被围的第4和第9集团军建立联系，之后再把拉伸过长的防线缩短夯实。来晚了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对手摧枯拉朽的攻势已无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莫德尔的一切努力都显得徒劳无助。他在波洛茨克（Polotsk）—别列津纳—斯卢茨克一线部署的防线很快瓦解，虽然从北乌克兰调至明斯克的第5装甲师向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发起了一场精彩的反击，但到7月2日时，连莫德尔自己都心情沉重地承认，被围于明斯克和别列津纳之间的第4和第9集团军大部（近10万人）已无望逃出重围。结果，第9集团军一部竟能成功突围，但第4集团军正如预料的那样基本覆灭。到7月3日明斯克失守时，中央集团军群已损失了25个师和大批武器装备。

为遏制苏军西进的势头，莫德尔准备在明斯克的西面，沿着莫洛杰奇诺（Molodechno）—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一线建立新防线。他敦促希特勒从北方抽调兵力防守莫洛杰奇诺，但北方集团军群早已自顾不暇，它的最右翼与莫德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之间被捅开80公里宽的缺口，而第3装甲集团军的右翼至莫洛杰奇诺还存在更大的缺口，苏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包围整个第3装甲集团军。莫德尔随后要求元首把北方集团军群撤到里加一带，以便释出兵力火速增援中央战场，但希特勒拒绝了这个建议。苏军大本营看准德军没有兵力填补漏洞的战机，迅速命令各方面军掀起新的进攻狂潮：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向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推进；第3白俄罗斯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从莫洛杰奇诺经维尔纽斯向立陶宛的考纳斯（Kaunas）进军，另一路则经由涅曼河扑向东普鲁士；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从巴拉诺维奇朝华沙东北进军；第2白俄罗斯方面军则朝比亚韦斯托克方向推进。光是这些方面军的名字，就足见莫德尔面对着怎样的一个危局！高速前进的苏军坦克部队经常无视莫德尔派去填缺补漏的部队，把这些疲弱的德军交给跟进步兵师分割歼灭，其战术风格与三年前德军装甲矛头深入苏联腹地时简直如出一辙。除不停的骚扰和局部阻击以争取时间构建新防线外，莫德尔能做的还真不多。不过，他还是成功说服了希特勒，把大批部队从一系列实为死亡陷阱的所谓“堡垒”中撤了出来。

随着维尔纽斯—利达—巴拉诺维奇防线的告破，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莫德尔只能继续西撤。7月中旬，东线德军的局势再次恶化，莫德尔的左右邻居们都遭到对手的大规模进攻，尤其是哈佩任代理指挥官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遭到了强大的科涅夫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攻击。在这场史称“利沃夫-桑多梅日（Lvov-Sandomierz）攻势”的作战中，哈佩率部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在对手的压倒优势下，利沃夫于7月27日被攻克，科涅夫所部随即开始朝维斯瓦河奔袭。次日，罗科索夫斯基方面军一部攻克了布列斯特，第2坦克集团军甚至已抵达华沙郊外。不过，经过一个多月的推进和无休止恶战，苏军的后勤补给线已拉伸过长，进攻部队的弹药油料即将告罄，进攻能量也逐渐衰竭并最终停顿下来。与此同时，莫德尔的补给距离越来越短，也相应地得到了一些强援，如党卫军“骷髅”师、“维京”师、“大德意志”师、戈林装甲师和第19装甲师等精锐部队。有了这些增援，莫德尔终于能将苏军阻遏在维斯瓦河一线。这里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8月初爆发的华沙起义。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斯大林命令华沙战场上的罗科索夫斯基暂停打击莫德尔所部（有后人称这是有意让德军腾出功夫镇压华沙暴动）。莫德尔察觉到罗科索夫斯基改变了咄咄逼人的压迫战术，立即抓紧时间重建自己的防线，至于镇压华沙起义，在他看来那是与他根本无关的党卫队的任务。

苏军1944年夏季攻势示意图（1944年6月—9月）

8月初，莫德尔终于能向元首报告好一点的消息了——北起希奥利艾、南至普瓦维（Pulawy，位于卢布林西北）的一条完整防线已经建立起来，虽仅有40个师看护近700公里的防线（面对着苏军143个步兵师外加12个骑兵师和2000辆坦克），但莫德尔确信自己能坚守一段时间，还有进行局部反攻的余地。这样，莫德尔算是完成了交给他的稳定东线的艰巨任务。诚然，德军自6月以来损失了近百万人和无数的武器装备，莫德尔除了撤退以外也没有更多选择，但他说服希特勒放弃了“坚守至最后一人一弹”的堡垒政策，也算是一大成功。极其卖力的莫德尔，在即将崩盘的危急时刻表现出抓住稍纵即逝之机会的嗅觉和能力，对本部、增援和预备队等的部署使用也都有着很高的水准。他在危机中从未丧失信心，也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最重要的是结果——他创立了一条完整防线并使之稳定下来，古德里安也由衷地赞赏莫德尔以最坚定的方式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摄于1944年夏，身兼北乌克兰和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莫德尔，在某处临时机场向赶来的两位将军分析形势。背景是他的侦察/联络飞机。

摄于1944年8月17日，莫德尔从希特勒手中接过第17枚钻石骑士勋章的场景。

可能摄于1944年夏，莫德尔当时曾短暂地回到德累斯顿探亲。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女儿克丽斯塔（Christa）、黑拉（Hella）、莫德尔、妻子赫塔，后排左为莫德尔的作战处长赖希黑尔姆（Guenther Reichhelm）上校，右为家庭医生。

就在莫德尔应对危局时，7月20日发生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莫德尔是第一个致电元首再表忠心的元帅。希特勒从未怀疑过莫德尔，尽管北乌克兰和中央集团军群总部里都有一些反纳粹的地下组织成员。希特勒称赞莫德尔是“东线救星”，他表达感激的方式是在8月17日授予莫德尔第17枚钻石骑士勋章。在授勋仪式上，纳粹元首甚至动情地说道：“如果不是因为你、你英雄般的壮举以及你对勇敢的军队的睿智领导，俄国人或许今天已跨入了东普鲁士，甚至到了柏林的大门口。德国人民对你充满感激之情。”⁽⁵²⁾

没有奇迹的西线：阿纳姆·亚琛·许特根森林·阿登

莫德尔在接过钻石骑士勋章的同时，也领受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接替克鲁格元帅出任西线总司令兼B集团军群指挥官，拯救行将崩溃的西线。诺曼底战役至此已进行两月有余，西线局势的糜烂程度，大约可从克鲁格自杀前写给希特勒的信中看出一二：“……我不知道莫德尔元帅这个能力超群之人是否还能挽救危局。我衷心地祝愿他成功。但万一他未获成功……我恳求您结束这场战争。”⁽⁵³⁾克鲁格认为局面已失控到要向盟军求和的地步，可见他留给莫德尔的烂摊子是如何的不堪。8月17日夜，当莫德尔拿着希特勒的亲笔信到达拉罗什居永的西线总部时，还表现得信心满满，试图拿出东线的那一套来对付西方盟军。他在总部偶遇装甲教导师师长拜尔莱因（Fritz Bayerlein），得知该师正准备离开前线休整和重新装备时，他冷冷地说道：“亲爱的拜尔莱因，在东线我们都是在前线重整装备的。从现在起这里也会这么做。你和你的部队就待在这里。”⁽⁵⁴⁾

莫德尔对元首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他下令被围在法莱斯口袋中的B集团军群所部进行殊死抵抗便是明证（或许是为了向希特勒展示自己的“钢铁意志”），但他又是一个有着很高战术素养和情境意识的现实主义者——很快他便意识到克鲁格报告的局势都是准确的，要求尽快撤出法莱斯的主张也是合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任做不到的事情他莫德尔能做到。18日，莫德尔即以他在东线的典型方式，一大早乘车赶往法莱斯口袋外的第5装甲集团军总部部署撤退事宜。莫德尔命令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所部奋力冲出法莱斯口袋，而后向塞纳河一线撤退，虽然盟军三日后彻底扎紧了口袋，但还是有数万德军扔下重武器装备后逃出升天。作为西线总司令的莫德尔这时面临着三大挑战：其一是巴顿的第3集团军正从巴黎南面向东横扫；其二是美军第6集团军群已在法国地中海沿岸登陆，正在高速推进中席卷G集团军群所属第1集团军的防线，而且还有切断南大西洋沿岸的第19集团军退路的可能；其三是必须在盟军追击的情况下，把各部溃兵撤至塞纳河对岸建立新防线。在盟军的巨大压力下，莫德尔的防御方针已变成尽量保存实力和避免被分割包围，除命令G集团军群尽快撤往第戎方向外，他对守住巴黎也根本不做指望——在他眼中，只是摆设的巴黎基本不具备战略价值，虽有希特勒的严令，他却故意提出需要增兵20万才有可能保卫巴黎！8月25日，巴黎在戴高乐装甲部队的鼓乐声中宣告解放。

B集团军群在撤过塞纳河的过程中丢失了几乎所有重武器和坦克。迪特里希后来曾说，从“丢盔卸甲”的角度来看，抢渡塞纳河与法莱斯口袋一样都是重大灾难。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也曾回忆说，德军投入诺曼底作战的2300辆坦克和突击炮中，最终只有100至120辆渡过了塞纳河，而到9月初时，每个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都只剩5到至10辆坦克！⁽⁵⁵⁾除了疲惫的步兵外，莫德尔还有什么资本，能与在机械化、机动性、情报和制空权方面占尽优势的盟军相抗衡？尽管百般努力，但事已不可为，英军在8月26日强渡塞纳河成功，巴顿两日后渡过马恩河，法国南部的马赛和土伦同日失守，尼斯和亚眠在30日易主。更多的坏消息在9月初接踵而至，里昂在9月2日失守，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也在3日和4日被相继攻克。伴随着连串的失利，莫德尔的心绪变得颇为糟糕，有一度他的战场情境意识似乎也消失了，由于与下属各部的联系时常中断，他甚至不知道所部身处何方，更勿论对手推进到哪里。他气急败坏地向希特勒索取增援，称自己需要“30至3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的即刻增援才有可能守住”。⁽⁵⁶⁾知道希特勒没有增援给他，他又在9月初致电元首称“这场不对称的搏杀不可能持续多久”，为避免大本营的高官故意扭曲他的坦率评估，他还特意注明“原样呈递元首”。莫德尔私下里曾警告过约德尔，声称尽管元首承诺将有“神奇的新式武器”来改变德国的战争命运，但“盟国已在西线建立起完全的优势”。令莫德尔烦扰的还有他的老熟人、B集团军群参谋长施派德尔的命运。到任西线后，他曾几次阻挠陆军总部将施派德尔解职和遣送回国，但这位卷入刺杀希特勒事件的将军，还是在9月7日被希姆莱批捕。莫德尔通过自己的副官、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施普林格（Heinz Springer）的安排，在一处绝密的所在地与迪特里希进行了秘密谈话，他恳求后者利用对元首的影响力为施派德尔求情，而迪特里希也爽快地答应干预。⁽⁵⁷⁾

希特勒考虑到身兼二职的莫德尔负担过重，于是重新启用伦德施泰特担任西线总司令，莫德尔则专心率领B集团军群防御德国战争机器的发动机——鲁尔工业区。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西线局势无望之际，奇迹再次出现了——盟军的攻势戛然而止，推进过猛的部队正面临着巨大的补给困难，被完全摧毁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也让盟军将领们体会到了隆美尔未能守住诺曼底的原因之一。莫德尔带着残部逃离法国后，在荷兰阿纳姆附近的奥斯特贝克（Oosterbeek）建立了新的总部。他预感到蒙哥马利集团军群进攻的荷兰方向才是最大的威胁。不管是具有超人的直觉，还是纯粹的运气，莫德尔把总部设在了便于指挥控制的奥斯特贝克，也把休整中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调至阿纳姆附近，这些举措无意间粉碎了盟军在1944年就结束战争的奢望。就在莫德尔的总部迁往奥斯特贝克的同日（9月11日），美军第1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亚琛附近逼近了德国边境。莫德尔一边警惕着荷兰方向，一边抽调有限的装甲预备队，支援在亚琛和许特根森林之间布防的第7集团军残部。一场激战后，美军第1集团军取消了亚琛作战，莫德尔则乘隙调派多支国民掷弹兵师增援战场，同时命令埋下无数的地雷。

短暂地兼任过西线总司令和B集团军群指挥官的莫德尔元帅。

摄于1944年夏，莫德尔正在听取第2伞兵军指挥官迈因德尔（Eugen Meindl）的汇报。

摄于1944年夏的法国某地，被美国陆军第9航空队的P-47战斗—轰炸机机群攻击后的德军运输车队。

摄于1944年8月末的第5装甲集团军总部。图中左一为集团军指挥官迪特里希，右一为第7集团军指挥官埃博巴赫（Heinrich Eberbach），右二为第5装甲集团军参谋长高斯（Alfred Gause）。左二为格斯多夫（Rudolf Christoph von Gersdorff）上校，作为第7集团军的参谋长，他成功设计了德军逃出法莱斯口袋的方案，因为这一战功他刚刚获颁骑士勋章。另外，这位上校还是最早发现“卡廷惨案”的人，也是反希特勒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

摄于1944年夏的西线，从法莱斯口袋中逃出的德军一部，尽管损失了无数车辆和大炮，莫德尔还是设法拯救了不少部队。

蒙哥马利在9月17日发起的“市场花园”作战已是尽人皆知，此处不用赘述。莫德尔的快速反应既粉碎了盟军迅速合围鲁尔工业区的意图，又造成了对手伤亡过万的重大损失，堪称他的又一次重大防御胜利。李德·哈特曾这样写道：“在西线，主要是由于莫德尔的个人努力、非凡的凑集兵力的才能，残破的德军才能在德国边境取得令人震惊的反弹，进而挫败了盟军在1944年秋大获全胜的期望。”⁽⁵⁸⁾当李德·哈特写下这番话时，他应该没有遗忘留下了莫德尔个人印记的两个地名——亚琛和许特根森林。亚琛作为查理大帝“第一帝国”的故都，在纳粹政权和普通德国人心目中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美军10月初发起亚琛攻势时，莫德尔竭尽全力地阻止美军第19军和第7军包围亚琛的双钳合拢。他曾以第116装甲师和第3装甲掷弹兵师（加强有党卫军第101重装甲营和坦克歼击营）等为主体发起反击，反击失败后，在他的三令五申下，不足2万人的德军“杂烩”部队与10万美军又周旋了整整两个星期。当亚琛彻底被围和城区巷战开启之时，城防指挥官、第246国民掷弹兵师师长维尔克（Gerhard Wilck）曾恳求批准突围，但莫德尔的回复只有冰冷的一句话——“坚守至最后一人”。

如果说莫德尔在亚琛以葬送2个师，另有8个师不同程度受损的代价，扰乱了盟军东进的时间表的话，那么他和第7集团军指挥官布兰登贝格尔（Erich Brandenberger，亦作勃兰登堡）将军指挥的许特根森林之战，则让美军真切地经受了一次重挫。许特根森林之战的战场介于亚琛和鲁尔（Rur）河之间，时间从9月下旬延续到12月上旬，莫德尔虽不像阿纳姆之战时那样密切地介入前方战术决策，但他在关注荷兰和亚琛战场的同时，也全面掌握着许特根森林战事的起落。只要情况允许，他每隔两三天就要造访前线，仔细权衡进行增援或战术撤退的时机，还亲自评估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的战斗力。有史家战后曾这样写道：“……在B集团军群指挥官、即兴发挥的大师莫德尔元帅的指引下，谨慎沉着的第7集团军指挥官布兰登贝格尔精心囤积着稀薄的资源，以一种拿捏得堪称离奇的时间感，把它们投入到真正危急的地段。尽管人力、空中支援、装备和补给等方面都很有限，但莫德尔和布兰登贝格尔在充分借助森林延迟阻击对手方面非常成功，让人很难再对德国人的主要作战方式吹毛求疵。”⁽⁵⁹⁾在两个月多的苦涩战斗中，美军第1集团军付出了伤亡3.3万余人的代价，而向鲁尔河推进的美军第9集团军，从11月16日起的三周就伤亡1万余人，只前进了不足20公里，既无法突破德军的沿河防线，又未能完成夺取鲁尔河水坝的任务。曾有史家尖刻地评论过盟军的这一作战：“……自然，欧洲战场的官方战史把这一头等重要的失败遮掩起来……他们在许特根森林打了败仗的事实，被扫到地毯下掩藏起来。大胆扑向莱茵河——大员们自1944年9月起就信心满满地要采取的行动——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防御许特根森林的莫德尔元帅让他们不得不偃旗息鼓。”⁽⁶⁰⁾

摄于1944年9月中下旬的“市场花园”作战期间，盟军伞兵正在伞降，等待他们的将是血腥的屠杀。

摄于1944年9月末的“市场花园”作战期间，莫德尔（左一）正在听取第1伞兵集团军指挥官施图登特（左二）上将的汇报。左二露出局部者为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比特里希，左四为率领战斗群剿灭盟军伞兵的克瑙斯特（Hans-Peter Knaust）少校，右一为党卫军第10装甲师师哈梅尔（Heinz Harmel）。

摄于1944年10月9日，莫德尔视察防御亚琛的第246国民掷弹兵师。后座上靠外的是该师师长维尔克，旁边的是莫德尔的副官、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施普林格。

摄于1944年10月9日的亚琛附近，莫德尔在第246国民掷弹兵师听取汇报。

莫德尔在许特根森林之战中取得了一次重大的防御战成功，虽不能完全阻挡盟军的攻势，但他能迟滞对手，造成对手的重大伤亡，更重要的是他又建起一条基本完整的防线。不过，他的元首并不满足于苟延残喘，希特勒正准备在“暗夜、浓雾和积雪”的季节里，以一场宏大的反击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线盟军。希特勒计划以B集团军群为主，凑集2000辆坦克和2000架战机，在盟军防御薄弱的阿登山区发起突然进攻，之后以闪电般的速度突破马斯河，夺取列日后再由装甲部队攻克安特卫普，从而将英军第21集团军群、美军第9集团军全部及第1集团军一部围歼在硕大的包围圈中。10月末第一次获悉这个计划时，莫德尔和伦德施泰特同声表示反对，前者还在与约德尔通话时高喊：“告诉你的元首，我莫德尔不会参与这个疯狂的计划！”伦德施泰特和莫德尔等高级将领一致认为，夺取安特卫普的计划完全脱离现实，凭德军现在的数量、质量、装备、机动能力和补给水准，既不能保证他们在严寒中能沿着125英里的正面维持足够的进攻强度，也无法保证他们在西翼能坚守足够长的时间来围歼25到30个英美师。⁽⁶¹⁾莫德尔更愿意把宝贵的装甲预备队使用在局部反击中，他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小方案”，建议从阿登山区实现突破后，首先瓦解美军第1集团军的防线，而后旋转向北，以包围和消灭亚琛周边的美军为目标。希特勒在拒绝莫德尔之余，还讥笑这仅是“半个解决方案”。莫德尔不愿轻易放弃，12月2日，他又与曼陀菲尔等飞往柏林，进行说服元首的最后一次尝试。古德里安在会上率先发言，他坚决反对在西线发起任何“徒增伤亡且毫无意义”的反击战。随后，会议变成了据理力争的莫德尔与寸步不让的希特勒的交锋，与会的曼陀菲尔战后曾回忆说：“莫德尔元帅以坦诚但无比坚定的态度陈述了看法。他的见解完全基于他对德军弱点的深刻了解，在战争的第6个年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德军现在还能干什么、做不到什么。希特勒显然也被莫德尔说辞的力度所感染，特别是将军们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他证明，他的作战计划获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根本不存在。即便如此，许多小时的讨论也无法改变元首的想法。他拒绝对其计划的任何偏离——目标、关键点、编组、部署以及如何使用等都概莫能外。”⁽⁶²⁾

摄于1944年10月，莫德尔正与希特勒青年团的大孩子交谈，或许是在夸赞他们在亚琛防御战中的“勇敢表现”。

摄于1944年秋的亚琛防御战期间，莫德尔正借助地图向一名下级军官下达命令。

这一次莫德尔未能说服元首。在1942年初的勒热夫，他曾强悍地迫使希特勒改变增援部队的投入方向；1943年夏，他数度诱使元首推迟“城堡作战”的时间表，尽管影响力处于巅峰的曼施坦因和莫德尔自己的上司克鲁格元帅都表示过强烈反对；在1944年上半年的北方战场，莫德尔以其“盾与剑”的漂亮外衣，使希特勒欣然接受他先退再进，但实际从未收复过失地的要求，那时的他享有他人不曾拥有过的战场处置权；即便在1944年夏东线几乎坍塌的日子里，莫德尔依然享有相对最大的自主权，而且还能说服元首放弃“要塞”政策，从而使大批部队免于被歼的厄运。但是这一次，希特勒坚定地拒绝了莫德尔的任何说辞，显然，他在元首心目中的分量正在急剧下降。到1945年1月阿登反击战惨淡收场时，莫德尔恐已变成了“另一个自以为比元首懂得多的元帅”。

摄于1944年秋，前为莫德尔，后面敬礼的将军似为第1集团军指挥官克诺贝尔斯多夫。

摄于1944年11月，莫德尔与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在商讨阿登反击战的方案，左二为莫德尔的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右二是伦德施泰特的参谋长韦斯特法尔将军。

摄于1944年12月中下旬的阿登反击战期间，莫德尔（左二）与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左三）、西线装甲兵总监托马勒（Wolfgang Thomale）正在研判战场进展。

摄于1944年12月中下旬，莫德尔与德军士兵正在交谈。

摄于1944年12月中下旬，莫德尔与第12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恩格尔（Gerhard Engel）少将。

摄于1944年末或1945年初，莫德尔与参加阿登反击战的普通官兵在交谈。

阿登反击战在12月16日正式打响，最初两日里，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取得过较大进展，但是，地形和路况的限制、油料的短缺以及美军抵抗的程度还是超出了德军的预期。20日时，德军攻势已远远落后于计划，曼陀菲尔所部虽包围了巴斯托涅，但久攻不下，德军被迫一再分兵，突向马斯河的力量已大大削弱。随着天气的放晴，占据压倒优势的盟军空军开始无情地吞噬对手，迫使莫德尔下令禁止坦克和车辆在白天运动。莫德尔的心绪也随着前线战事的受阻而愈发糟糕，据说他在23日夜与到访的军备部长施佩尔谈话时，多次心不在焉和走神，终了时还冒出“一切都要完结了”的话语。当莫德尔到一个装甲军军部探视时，军参谋长向他描述说继续进攻所需的物资装备根本不够，莫德尔勃然大怒，也像希特勒那样指责前线将领们“只知道抱怨物资短缺，都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面对手下的抗议，他冷冷地抛下一句话：“如果你需要什么，到美国人那里去夺！”⁽⁶³⁾梅林津战后曾对此评论说：“元帅的这些行为清楚地显示出，他那被过分吹嘘的胆识正在消退，他已经感觉到灾难正在逼近。”⁽⁶³⁾

摄于1944年12月，莫德尔与自己最信任的助手之一、情报参谋军官贝尔（Winrich Behr）少校在研判战场态势。

摄于1945年1月初阿登反击战收尾之时，莫德尔仍在地图上寻觅着什么，或者是觉得撤退的时候到了。右为B集团军群作战处长赖希黑尔姆上校。

摄于1945年1月初阿登反击战收尾之时，莫德尔与参谋们正在研究撤退方案。左三为作战处长赖希黑尔姆上校，右二是莫德尔，右一为情报参谋贝尔少校。

1945年1月初，美军第1和第3集团军发起了铲除德军阿登突出部的南北夹击，十天后，苏军又发起了规模更加浩大的维斯瓦河攻势，德军的灾难确如梅林津所言“正在逼近”。失败的阴影洒在莫德尔心头，但这并非他对手下将领和参谋们恶语交加的直接原因（他一直都有“粗鲁无礼”的恶名），他对普通官兵的命运倒是愈发关切。莫德尔的副官施普林格在2000年接受一位史家访谈时，曾回忆过1945年1月初的一桩往事。⁽⁶⁴⁾当时，莫德尔带着施普林格等正在各处战场巡视，傍晚时分他们遇到了在泥泞和风雪中跋涉的一队士兵。莫德尔停下车后，朝着形容枯槁的士兵们走去，而战士们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元帅，纷纷停下来立正行礼。莫德尔态度温和地问了他们几个问题，诸如多久没睡觉了、上次吃热饭或换干衣服是什么时候等等。莫德尔获悉这些衣衫褴褛的士兵代表的是一个连剩下的力量时，禁不住询问连里的其他人都怎么了。一位军士摇着头答道：“都没了。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都没了，元帅阁下。”莫德尔闻言不语，向士兵们还了礼后，便与施普林格默默走回车里。莫德尔一路上一直出神地凝望着白雪覆盖的山林，过了一会儿他打破了沉默，幽幽地叹道：“施普林格，指挥官必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战士们。你知道，现在的事态对他们来说非常糟糕。”

“我只是为德国效力”：纳粹狂人、杰出军人还是投机分子？

阿登反击战耗尽了德军最后的预备队、重武器和油料，却没有实现夺回西线主动权的目的。反击的失败改变了许多人对战争前景的看法，曼陀菲尔战后曾说，此后的希特勒“开始了一场‘下士的战争’——根本没有任何计划，只有大量零敲碎打的战斗”。⁽⁶⁵⁾反击战的失败也深刻影响了莫德尔的性情，他基本上已成为希特勒命令的机械执行者。在回忆昔日荣光的痛苦中，在对黯淡前途的忧心忡忡中，他觉得自己被放逐了，口舌不再那么“锋利”，心境愈发急躁，酗酒更加严重，同时对各种事件的反应不再那么敏捷，有时候看起来他似乎已经打算听天由命。

莫德尔撤离阿登突出部时，曾恳求元首批准他率部撤往莱茵河东岸构筑新防线，但希特勒却严令他坚守齐格菲防线。随着迪特里希的第6装甲集团军被调至匈牙利，莫德尔失去了再现1944年秋以防守反击重创对手的可能性。1945年1月21 日，希特勒下令把B集团军群直接置于最高统帅部控制之下，命令莫德尔不得放弃一寸土地的同时，再次严禁撤至莱茵河一线。为帮助焦躁易怒的元帅舒缓心情，曼陀菲尔等人在1月24日莫德尔54岁生日这天，设法把他17岁的儿子、候补军官汉斯-格奥尔格（Hans-Georg Model）从东线弄到总部。诸将本来担心一番好心会换来训斥，但莫德尔非常惊喜，父子两人愉快地呆了一段时间，而后汉斯-格奥尔格返回了东线。这是莫德尔父子的最后一面。

随着盟军在2月再起攻势，莫德尔清楚地意识到，希特勒借助齐格菲防线拒敌于莱茵河以西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到2月底时，B集团军群的整个防线基本坍塌，莫德尔的3个虚弱的集团军（第15和第7集团军及第5装甲集团军）无力守住通往莱茵河的接近地。莫德尔一边设法把无法替代的物资装备抢运至莱茵河对岸，一边恳求希特勒批准部队撤至东岸。3月初，希特勒终于放松了禁令，允许非战斗人员开始撤离，但严令战斗部队必须在西岸继续阻击对手，莱茵河上的任何一座大桥都决不能落入敌手。在西岸后卫部队的掩护下，多数德军都撤到了莱茵河东岸，这时，莫德尔的防区覆盖鲁尔河谷的南北两侧，他的右邻是防御荷兰和莱茵河下游的H集团军群 ，左翼是驻防阿尔萨斯与萨尔地区的G集团军群，改任第19集团军指挥官的布兰登贝格尔则负责沿莱茵河上游看守德国西南部。

莫德尔B集团军群的覆灭（1945年3月—4月）

作战态势图上看起来很完整的德军防线，在3月7日被美军第9装甲师的一支小部队戳出了一个致命的窟窿——雷马根附近的莱茵河上的鲁登道夫大桥被美军出其不意地夺走了！守桥德军炸桥失败（炸药当量不足）后曾发起数次反扑，但都被占据东岸桥头堡的美军打退，斯图卡轰炸机的空中轰炸也未能达到目的，而莫德尔的反应似乎是冷静之余显得迟缓——史学家格利茨（Walter Goerlitz）曾写道：“显然，莫德尔并不觉得大桥失守有多了不得，看起来他似乎自信能轻易地铲除美军桥头堡。”⁽⁶⁶⁾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在莫德尔的掌控之下，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立即命令美军第1集团军改变原定作战方向，全力增援雷马根的桥头堡。莫德尔请求使用路过的“统帅堂”装甲旅发起反击，但被陆军总部一口拒绝；他准备投入第11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但这两支曾经精锐的部队并不在附近，而且缺乏油料和弹药，即便有油料能从驻地赶往雷马根，也势必将在途中饱受轰炸；他想到了第9装甲师，但该部同样没剩几辆坦克，步兵也是虚弱不堪；陆军总部从挪威急调的1个步兵团原准备配属给第9装甲师，但莫德尔却直接下令给步兵团长，将后者的2个营分别配属给第9和第11装甲师，第3个营却莫名其妙地交给了重建中的1个步兵师！一团乱麻的局势和用兵部署注定了莫德尔的失败。

伦德施泰特因雷马根大桥的灾难而最后一次被解职，接替他的是从意大利战场赶来的凯塞林元帅。希特勒命令凯塞林恢复鲁尔地区的局面，严令禁止任何撤退。天性乐观的凯塞林在执行元首命令的过程中，与莫德尔发生过激烈冲突，加上希特勒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赶来兴师问罪（不仅B集团军群的一些将校被逮捕或处决，就连莫德尔本人也被盘问了一整天），莫德尔那压抑许久的受挫感在最后的日子里频繁喷发，他大声地谴责最高统帅部的愚蠢，尤其是约德尔和凯特尔更是他日日痛斥的对象。

1945年3月24日，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莫德尔的右翼渡过了莱茵河，美军第9集团军也在德军B和H两大集团军群间楔入进来后朝东进军。次日，美军第1集团军在莫德尔的左翼冲出了雷马根桥头堡，B和G集团军群之间瞬时便被捅开了巨大的缺口，美军的两个军涌进来后，迅速地向东推进。当东进的美军第9和第1集团军分别旋转向南和向北行进时，莫德尔意识到对手的目标正是围歼他的B集团军群。他立即请求将科隆至波恩间莱茵河防线上的部队东调，竭力阻止美军双钳的合拢。但希特勒在3月29日通过广播宣布，任何擅自撤退的军人、地方行政官员和纳粹党官员，都将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严惩！30日，不死心的莫德尔再次提出批准B集团军群全军突围（甚至还做了突围预案），但被凯塞林严词拒绝——总司令的理由是，德国已失去西里西亚工业区，不能再没有鲁尔这个最后的命脉。4月1日下午，美军第9和第1集团军所部经过帕德博恩地带的激战后，在利普施塔特（Lippstadt）建立了联系，莫德尔的14个师被包围在东西约长130公里、南北近100公里的口袋中。⁽⁶⁷⁾

莫德尔此时手中尚有37万人，但其中的10万人是高射炮部队，只有不足8万人拥有武器，许多部队的兵员都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大孩子以及根本无心作战的老人。4月初，莫德尔与参谋们讨论过向东、向西和向南突围的多种方案，也与参谋长瓦格纳（Carl Wagener）将军探讨过投降的可能性。但他们都认为投降时机尚不成熟，B集团军群还有能力再战，而且希特勒还允诺，两周内会以第11集团军从东面发起救援。莫德尔或许还认为，鲁尔工业区虽失去了对德国战争机器的效用，但鲁尔口袋中的苦战硬撑，至少还能拖住德国西北部为数甚巨的盟军。不过，他属下的将校和普通士兵们则陷入越来越绝望的境地。4月10日，莫德尔的作战处长赖希黑尔姆上校突然被最高统帅部任命为第12集团军参谋长，命令他立即飞往总理府地堡面见元首。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是希特勒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支部队的任务就是打通通向B集团军群的走廊（第11集团军此刻已虚弱到无法自保），而没有人能比赖希黑尔姆更了解包围圈的状况。赖希黑尔姆在总理府地堡见到了几成躯壳的元首，如实汇报了鲁尔口袋中的情形：军用物资匮乏，步枪和机枪子弹所剩无几，坦克和大炮炮弹已经告罄，食物即将耗尽，斗志全无的士兵们“坐在煤堆上”，老百姓规劝他们扔掉武器、脱下军装，换上平民衣饰后悄悄消失掉……赖希黑尔姆汇报时没有一个人插话或打断他，当他说完“B集团军群已经无望了”这句收尾语后，现场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远远传来的爆炸声还提醒着在座的将领——莫德尔正在鲁尔口袋中等待“指示”。据说，最终打破沉默的还是希特勒，他咕哝着说出了一句话：“莫德尔是我最好的元帅。”⁽⁶⁸⁾之后，死寂再次降临，直到希特勒突然神经质般地大喊：“B集团军群是可以救出来的！”

摄于1945年3月初，位于雷马根、横跨在莱茵河上的鲁登道夫大桥。

摄于1945年3月上旬，美军第9装甲师一部夺取的鲁登道夫大桥。

一张罕见的同时出现莫德尔和凯塞林的照片。1945年3月11日，凯塞林接替伦德施泰特出任西线总司令，图为他与莫德尔见面的情形。

摄于1945年3月20日至24日期间，军备部长施佩尔（左三）在B集团军群总部与莫德尔商谈如何执行（或不执行）“焦土”政策。左一为参谋长克雷布斯，左二为赖希黑尔姆上校，右一为贝尔少校。

摄于1945年3月26日，美军几位统帅站在莱茵河东岸的德国土地上展望着胜利的到来。从左至右依次为艾森豪威尔、巴顿、布莱德雷和霍奇斯（Courtney Hodges，第1集团军指挥官）。

摄于1945年4月末，鲁尔口袋中被俘的德军官兵向战俘营走去。

一切都是虚妄。鲁尔包围圈内的士气已经可以用“无精打采”来描绘了，莫德尔似乎也被冷漠所攫取，他以往标志式的、充满能量的作战意志完全消失了。但在三心二意间，他也会时不时地迸发出“歇斯底里”式的疯狂：4月10日，当第47装甲军军长吕特维茨（Heinrich von Lüttwitz）在拜尔莱因的第53军军部密谋如何向美军投降时，莫德尔突然闯了进去，宣称要为装甲教导师提供补给，而后该师将担任向东北方向突围的矛头。拜尔莱因战后曾称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还是那个在阿登反击战前向希特勒大声抗议的元帅吗？4月11日，莫德尔又下命令给第116装甲师师长瓦尔登堡（Siegfried von Waldenburg）将军，要他率领本部及集团军群直属的所有机动部队，向东北方向突围并与第12集团军寻求会合。包括拜尔莱因在内的几乎所有将官，都试图说服元帅放弃这一疯狂的念想，但莫德尔坚持要进行最后一次，哪怕只是暂时的“拥抱自由”的尝试。莫德尔固执地不肯取消命令，拜尔莱因感到非常气愤，他准备采取最激烈的措施，竭力避免无谓的死亡和毁灭——战后的1947年，拜尔莱因曾坦承自己已拟好计划，一旦莫德尔再次出现在军部，他将毫不犹豫地将之逮捕。⁽⁶⁸⁾

不过，莫德尔和拜尔莱因都没有时间实现自己的计划了。鲁尔口袋很快被盟军拦腰切成两个小包围圈，莫德尔的总部与下级指挥部之间失去了联系——12日，第272国民掷弹兵师师长下令解散全师；13日，第183国民掷弹兵师发来最后一条消息后消失了；14日，第353国民掷弹兵师不再回应集团军群的电文；同日，第15集团军余部向美军投降；15日，第3伞兵师踪影全无；同日，拜尔莱因、瓦尔登堡和他的作战参谋、古德里安的儿子海因茨-京特·古德里安（Heinz-Guenther Guderian）中校，率领3万人马向美军投降了……基本已成光杆司令的莫德尔为避免投降的命运，于4月17日“事后追认般”地下令解散B集团军群——年纪最小和最大的士兵将被除役后径直回家，愿意留下者可自行决定是杀出重围，还是放下武器、改换衣衫后乘隙溜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莫德尔下令解散部队后不久，他收到了最高统帅部允其率部突围的电文。不过，这个时候，上至莫德尔、下至厨房伙夫，已没有一个人会在意最高统帅部说了些什么。当日，美军第18空降军军长李奇微（Matthew B. Rickway）还派人送来劝降书，自然，莫德尔不可能投降——两年多以前他曾对儿子说：“德国元帅是不会投降的。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莫德尔与瓦格纳在商议下一步行动时，曾问这位参谋长：“我们是不是穷尽了所有努力？历史能否证明我们今日行动的正当性？”瓦格纳点头称是。莫德尔接着问道：“一位失败的将军还能做些什么？”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莫德尔垂下眼帘，自言自语道：“在古代，他们都服毒自尽了。”说完这番话后，莫德尔与瓦格纳握手道别，目送后者坐进美军特使的吉普车，朝着美军防区疾驰而去。瓦格纳向美军投降了，他带去的还有莫德尔给李奇微的回复：“元帅效忠希特勒的誓言使他不能投降，甚至考虑这种可能性都是对他个人荣誉的侮辱。”⁽⁶⁹⁾

接下来的四天里，莫德尔带着少部分随从一直在路上奔波，他试图溜出美军防线后抵达哈尔茨山区，但美军已在细细地梳理鲁尔口袋，任何避免被俘的希望都很快破灭了。4月20日夜，莫德尔与副官皮林（Theodore Pilling）上校、情报参谋米夏埃尔（Roger Michael）中校以及他最信赖的贝尔少校，躲在杜伊斯堡附近的丛林里。当天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莫德尔等席地而卧，一边仰望满天繁星的夜空，一边收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戈培尔的声音。戈培尔照例以富有磁性的声音祝贺纳粹元首的生日，鼓吹着神秘武器将在最后关头拯救德国，同时谴责手举白旗迎接盟军的“懦夫们”，他尤其提到了B集团军群的所有人都是“叛国者”。据说，莫德尔当时脸色惨白，不住地摇头叹息。这无疑在他已受沉重打击的心口上又狠狠地剜了一刀。贝尔少校在2002年接受访谈时曾回忆说，莫德尔当时打破了沉默，第一次谈到了他一直讳莫如深的政治问题：“……我真正地相信我是为一个罪犯效力……我一直凭良心领导我的战士们……但却是为一个犯罪政府效命。”⁽⁷⁰⁾

在职责、荣誉、祖国和罪恶的政府等问题上沉思了四天的莫德尔，觉得自己的时刻到来了。21日晨，莫德尔交给贝尔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写给妻子的信、婚戒和其他小物品，他请贝尔设法转交给他的妻子。贝尔意识到了元帅想干什么，苦劝后者不要丧失信心。但莫德尔郑重地说道：“贝尔，我作为一名元帅，出于对祖国胜利的信念，我必须对成千上万名丧生的战士负责，我无法想象自己现在应该走出这片林子，去找蒙哥马利或美国人，双手高举的同时还要说：‘莫德尔元帅在这里，我投降。’”⁽⁷⁰⁾贝尔随后驾车向杜伊斯堡方向开去，他准备去搞一些吃的。当贝尔下午返回藏身的树林时，迎面走来的米夏埃尔淡淡地告诉他：“元帅已用手枪自行了断。”贝尔在米夏埃尔引导下走向密林深处，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看到了一座新坟和一个小小的十字架。

历史没有记载纳粹元首听说曾经的爱将自裁时的感受，但据信，他说过“如果莫德尔有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我也能做到”之类的话语。9天后，希特勒以类似的方式结束了罪恶的一生。至少这一次，元首恪守了诺言。

李德·哈特觉得莫德尔在许多方面都与隆美尔有相似之处。的确，他们年龄相仿，出身相若，父辈都是教师，一生都在前线指挥作战，就连生命的归宿也很相似。但是，隆美尔是“阳光下的英雄”，莫德尔和同时代的许多人都是“罪恶的阴影笼罩下的战士”。隆美尔的坟茔边不知有多少祭奠的鲜花，又不知有多少昔日的敌手为他唱出曲曲赞歌，尽管已经汗牛充栋，隆美尔的传记和传奇仍在作家、史家的笔端谱写。而莫德尔呢？他的身后得到了什么？同僚们给予他的不是鲜花和赞誉，而是鄙视和谴责！曼施坦因战后曾称赞莫德尔的防御成就，但十分憎恶他的方法，鄙视地称其为纳粹分子。抱有此种认识的不唯曼施坦因一人，一大批德军将领在回忆往事时，都习惯性地将莫德尔与凯特尔和约德尔等量齐观，大加挞伐，当然，他们谴责最多的还是自己宣誓效忠并崇拜过的元首。希特勒当然罪该万死，但在纳粹德国的罪恶和失败中，难道没有这些统率千军万马的将帅的责任？不少人试图漂白自己在纳粹邪恶事业中扮演过的不光彩角色，他们依然天真地坚信，如果不是希特勒的过度干预和愚蠢决策，如果不是他们的天赋才华被元首野蛮地羁绊，那么他们一定能在东线击败苏联！他们甚至幻想，如果不是凯特尔、约德尔和莫德尔这类宵小把持大权，说不定他们早把纳粹的万字旗插满了世界！遗憾的是，他们全都忘记了，是谁从来都在元首面前唯唯诺诺？是谁有胆量在狂人面前疯狂地据理力争？

历史不是由假设构成的，而是由胜利者写就的。莫德尔是纳粹分子吗？他无疑是纳粹政权忠实的维护者之一：他曾任命党卫军军官担任副官，曾力邀“国家社会主义高层军官团”派遣军官到所部任职，更在东线最紧张的时刻，全力向官兵灌输效忠元首和祖国的信念。戈培尔曾在日记中称赞莫德尔是“唯一一个向宣传部索要更多政治读物，以便更好地教化前线部队的将军”，焉知这不是莫德尔的“过人之处”，因为上述举动肯定会为他在当局那里得到加分，几乎可以肯定地转换为获取兵员、补给和装备时的优先权。早年的莫德尔曾是塞克特“非政治化军队”建军理念的忠实信徒，在二战之初也保持着超然物外的态度，即便在最受宠的日子里他也从未干预过政治，从来都只是挑战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决策，或如众多曾在其手下任职的参谋军官们所言——莫德尔对政治一直讳莫如深。梅林津曾说：“没有证据表明莫德尔曾以个人的权力和影响力对德国的内政外交施加任何影响。因此，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家们，没有一个人去寻求莫德尔的参与，或给予他们心照不宣的支持……尽管莫德尔有支持纳粹的倾向，但他从未成为所谓的政治战士。”⁽⁷¹⁾

托兰等西方史家称莫德尔是“希特勒的狂热信徒”，而莫德尔的一些同僚也将他的快速蹿升归因于对希特勒的忠诚和与纳粹大员的密切关系。这种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莫德尔一战后进入帝国国防军和参谋本部，完全是因为塞克特认为他是高级参谋的好材料和有潜力的青年军官；他担任师长和军长也完全是靠自己的能力，而这时的希特勒恐怕对莫德尔这个名字还没有多少印象；即便后来升至集团军指挥官，也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莫德尔获得过特别关照，倒是他在第9集团军任上的突出战功，最终引起了大独裁者的欣赏。莫德尔的强烈自信和率直，以及在权威面前表现出的冷静精确，既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可能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吓着了后者。莫德尔的强硬，甚至超过了希特勒对所有将领的要求和期望。史家德斯特（Carlo D'este）对莫德尔的评价中有一句很中肯：“尽管莫德尔的中产阶级背景很合希特勒的口味，但最具决定性的还是他的职业精神。”⁽⁷²⁾哈尔德和古德里安等参谋本部的精英们，战后一直试图向世人表明（或者说粉饰），有着光荣传统、最具军人风范的参谋本部，战时一直都在反对邪恶的纳粹政权。而同样出身参谋本部、甚至资历更加丰富完整的莫德尔，则成了他们的一大难题，如何解释这个异类呢？史家纽顿认为，这些人“为洗刷或掩饰自己在罪恶政权中扮演的帮凶角色”，他们得散布一些半真半假的传说，而没有比那饮弹自尽且最受宠信的莫德尔更好的靶子了。⁽⁷³⁾纽顿的观点很有意思，尤其是考虑到古德里安曾相当赏识莫德尔，并在后者的军旅生涯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不得人不相信纽顿的解释比较切合古德里安战后的态度。

莫德尔是不是投机分子？后人很难确定他是真的信仰纳粹和忠于希特勒，还是利用与纳粹高层的关系为自己的爬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刺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后，莫德尔是第一个表忠心的元帅；另一方面，他虽在不少防御战中表现出色，但同时也是“阳奉阴违”的高手。他的“盾与剑”防御策略，虽打着“先放弃阵地，再伺机收回”的旗号，但几乎从未收复过失地。如果莫德尔真正忠诚于他的元首，那么他应该严格执行“不放弃一寸土地”、“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弹”的僵硬政策。从这个角度看，说莫德尔利用与纳粹领袖的特殊关系，来寻求战场成功和实现野心的机会，似乎也不无道理。至于莫德尔任命党卫军军官为副官，有人说这是他高明的一招，因为副官不仅左右不了他的决策，反而为他畅通了通向党卫队高层和纳粹政要的渠道。

拍摄时间不详，正在研判战场态势的莫德尔元帅。

图为莫德尔的安息之所，墓地位于许特根森林地区的福瑟纳克（Vossenack）附近。1955年，莫德尔的儿子将父亲的遗骨从其自杀处移葬于这里的军人公墓。

所有这些分析都指向一个方向，即莫德尔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军人。本章多数内容已清楚地表明，指挥官莫德尔称得上是纳粹政权最后两年里的中流砥柱，但这并不否认他在战略和进攻战方面也存在缺陷。多数人都认为莫德尔是个杰出的战术家、防御大师，但并非好的战略家，甚至在进攻战中的表现都差强人意（最典型的一例当为库尔斯克会战）。至于战略方面的欠缺，施派德尔战后的评价颇有代表性：“尽管莫德尔具有敏锐的战术眼光，对各种可能性也有本能的直觉，但两者之间并没有很好地平衡。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反复无常，稳健不足……尽管受过战略训练，但他总摆脱不了对战术细节的钟爱。”⁽⁷⁴⁾

莫德尔对自己极其严苛，对下属也要求甚高，但他在普通士兵间口碑甚好，从没有人见过他对底层官兵大发淫威。虽然莫德尔在必要时会牺牲后卫部队，但他从未把普通官兵视作炮灰。他想尽办法去了解他们的疾苦，竭力改善他们的处境。普通官兵也了解莫德尔是个称职能干的指挥官，知道他有能力在失败的边缘逆转局势，他带过的部队曾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有莫德尔的地方，情形便不会变糟”。虽是军官团中不受欢迎的人物，但人人都赞叹他用之不竭的能量和超乎常人的勇敢。看不上莫德尔防御战术的所谓名门正派，也不得不对其成效和坚韧发出由衷的赞叹。虽有不少参谋军官受过莫德尔的羞辱，但其中的一些人留下过颇有说服力的评语，如曾被莫德尔指着鼻子骂过的赖希黑尔姆，就在坦陈这位元帅缺点的同时，称他是“既热心又聪颖的领导者……是二次大战中最杰出的军人之一”。⁽⁷⁵⁾的确，如果后人能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以成败论英雄的窠臼，单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看，莫德尔扭转无望局势的超凡能力，以及1944年夏秋他在东西两线阻止德军全面崩盘的经历，足以使他侧身于二战时期最卓越的指挥官行列。

教师之子莫德尔自加入行伍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普鲁士-德国陆军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军队，在崩溃来临之际，他无法接受国家即将毁灭的现实，无法预知自己的命运。他感到受挫、失望、沮丧和愤怒，虽然元帅的荣誉感不允许他投降，虽说被移交给苏军，并作为战犯受审的可能性也令他惊恐不安，但他了结生命的主因，还是他的理想、前途和人生价值都随着第三帝国一起幻灭了。莫德尔竭力想让自己成为秉承普鲁士军人传统的非政治化职业军官，但却在依附纳粹政权实现个人军事野心的征程中，演变成后人眼中“最具政治色彩”的将军。莫德尔这个拥有高智商、坚强彪悍的实用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会因失败而沮丧、会因恐惧而绝望的普通人，他注定是二战史上一个既有趣又重要的人物。

第18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哈特曼少校
（获勋时间194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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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5. p.xi.

(2)Marcel Stein. A flawed genius：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a critical biography. West Midlands，UK：Helion and Company Ltd，2010. 施泰因并未如笔者正文中所说的那样直言，引语来自肖沃尔特教授对施泰因著作的书评。参见：Dennis Showalter. Book review. A flawed genius：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a critical biography，by Marcel Stein.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2011，24（4）：691-693

(3)B. H. Liddell-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London，UK：Cassell and Coompany Ltd.，1948. p.77.

(4)Samuel W. Mitcham. Hitler's Field Marshals and their battles. MD：Scarborough House Publishers，1990. p.313.

(5)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2.p.336.

(6)Dennis Showalter. Book review. A flawed genius：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a critical biography，by Marcel Stein.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2011，24（4）：691-693

(7)Correlli Barnett（ed.）Hitler's generals. New York，NY：Grove Weidenfeld，1989. p.319-320.

(8)Robert Forczyk. Walter Model. 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11. p.6.

(9)B. H. Liddell-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p.76.

(10)Robert Forczyk. Walter Model. p.7.

(11)Walter Bloem. The advance from Mons 1914. New York，NY：Tandem，1967. p.108.

(12)Peter Stockert. 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41-1945. Selent：Pour le Merite，2010. p.96.

(13)Robert Forczyk. Walter Model. p.8.

(14)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p.36.

(15)Walter Goerlitz. Model：Strategie der Defensive. Wiesbaden：Limes Verlag，1975. p.25.

(16)James S. Corum. The roots of Blitzkrieg：Hans von Seeckt and German military reform. 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p.76.

(17)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p.60.

(18)Correlli Barnett（ed.）Hitler's generals. p.323.

(19)Veterans of the 3rd Panzer Division. Armored bears，the German 3rd Panzer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 Vol.1. 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12. p.134-135.

(20)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p.110.

(21)Correlli Barnett（ed.）Hitler's generals. p.323.

(22)Veterans of the 3rd Panzer Division. Armored bears，the German 3rd Panzer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 Vol.1. p.208.

(23)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p.141.

(24)Veterans of the 3rd Panzer Division. Armored bears，the German 3rd Panzer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 Vol.1. p.232.

(25)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p.156.

(26)H.A. Jacobsen & J. Rohwer. 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The German view. New York，NY：G.P.Putnam's Sons，1965. p.165.

(27)Military Review Editor. The winter battle of Rzhev. Military Review，1949，24（3）：80-84

(28)Earl F. Ziemke & Magna E. Bauer. Moscow to Stalingrad. 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7. p.167.

(29)Paul Carell. Hitler moves east，1941-1943.New York，NY：Bantam Books，1966. p.398.

(30)Samuel W. Mitcham.Hitler's Field Marshals and their battles. Lanham，MD：Scarborough House，1994. p.315-316. 另可参见：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Norman. OK：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77. p.149.

(31)Military Review Editor. The winter battle of Rzhev. Military Review，1949，24（3），p.82.

(32)Earl F. Ziemke & Magna E. Bauer. Moscow to Stalingrad. p.168.

(33)Earl F. Ziemke & Magna E. Bauer. Moscow to Stalingrad. p.169.

(34)Karl-Friedrich von der Meden. Cavalry Brigade “Model”. In：Steven H. Newton（ed）. German battle tactic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1-1945.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 Ltd，1994. p.137-149.

(35)Earl F. Ziemke & Magna E. Bauer. Moscow to Stalingrad. p.405.

(36)David M.Glantz. Zhukov's greatest defeat：The Red Army's epic disaster in Operation Mars，1942. 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9. p.12.

(37)David M.Glantz. Zhukov's greatest defeat. p.72.

(38)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p.209.

(39)科涅夫著，赖铭传译。《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1版。科涅夫在回忆录中用省略号基本略去了1942年整年的经历（至少在中文版中如此），从1941年12月莫斯科反攻的胜利直接跳到1942年8月任西方面军司令员，而后写道：“1942年秋冬和1943年初，西方面军的任务基本上是防守1942年初到达的地区。我们进行了一些局部战役，以牵制敌人兵力，使其不可能从这里调走。”区区几百字之后，科涅夫再次跳到了1943年初被解除西方面军司令员职务。见中译本第80-81页。

(40)Robert Forczyk. Walter Model. p.28.

(41)Kurt Zeitzler. Withdrawals of the German Army on the Eastern Front. Military Review，August 1960. p.73-84.

(42)Robert M. Citino. The Wehrmacht retreats：Fighting a lost war. 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2. p.131.

(43)Robert M. Citino. The Wehrmacht retreats：Fighting a lost war. p.136.

(44)Robert Forczyk. Walter Model. p.36.

(45)Robert Forczyk. Walter Model. p.37.

(46)Robert M. Citino. The Wehrmacht retreats：Fighting a lost war. p.144.

(47)Samuel W. Mitcham.Hitler's Field Marshals and their battles. p.320.

(48)Alex Buchner. Ostfront 1944：The German defensive battle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4.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1991. p.75-95. 这本书的第2章以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捷尔诺波尔救援作战的过程。

(49)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151.

(50)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213.

(51)Christopher Chant，et al. Hitler'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New York，NY：Chartwell Books Inc.，1976. p.173.

(52)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151-152.

(53)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p.307.

(54)Walter Goerlitz. Model：Der Feldmarschall und sein Endkampf an der Ruhr. Munich，Germany：Universitas Verlag，1993. p.197.

(55)Samuel W. Mitcham.Hitler's Field Marshals and their battles. p.322-323.

(56)Peter Elstob. Hitler's last offensive：Full story of the Battle of Ardennes. New York，NY：Macmillan Co.，1971. p.26.

(57)Derek S. Zumbro. Battle for the Ruhr：The German army's final defeat in the West. 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6. p.21.

(58)B. H. Liddell-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p.77.

(59)Charles B. MacDonald. The Battle of Hürtgen Forest. Philadelphia，PA：J.P. Lippincott，1963. p.197.

(60)Charles Whiting. The Battle of Hürtgen Forest：The untold story of a disastrous campaign. New York，NY：Simon & Schuster，1989. p.xi-xiv.

(61)H.A. Jacobsen & J. Rohwer. 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The German view. New York，NY：G.P.Putnam's Sons，1965. p.396.

(62)H.A. Jacobsen & J. Rohwer. 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The German view. p.399.

(63)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154.

(64)Derek S. Zumbro. Battle for the Ruhr：The German army's final defeat in the West. p.37.

(65)B. H. Liddell-Hart.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p.303.

(66)Walter Goerlitz. Model：Der Feldmarschall und sein Endkampf an der Ruhr. p.244.

(67) Derek S. Zumbro. Battle for the Ruhr：The German army's final defeat in the West. p.347-348.

(68)Derek S. Zumbro. Battle for the Ruhr：The German army's final defeat in the West. p.367.

(69)Correlli Barnett（ed.）Hitler's generals. p.329.

(70)Derek S. Zumbro. Battle for the Ruhr：The German army's final defeat in the West. p.378.

(71)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158.

(72)Correlli Barnett（ed.）Hitler's generals. p.330.

(73)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p.xii-xiii.

(74)Hans Speidel. We defended Normandy. London，UK：Jenkins，1951. P.146.

(75)Robert Forczyk. Walter Model. p.62.

第五章　“金发黑魔”：埃里希·哈特曼少校

如果说“352”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符号，那么“352架战机”这个概念会让军事爱好者说，“这可是不少飞机，按二战期间德国空军一个联队拥有120架左右战机来计算，352架战机足以装备3个联队”。如果我们将语境进一步扩展成“二战期间，一位德军飞行员在30个月里击毁了352架敌机”，熟悉空战史的人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个人就是哈特曼（Erich Hartmann）”。是的，这个叫哈特曼的飞行员，在二战期间执行过1404次作战任务（其中825次接敌交战），取得了空战史上绝对空前，只怕也将后无来者的352次击坠（345架苏军战机和7架美军战机）。哈特曼的战绩巍巍矗立在空战史的最高端，令所有后来者仰视和惊叹，而他取得这一战果仅用了30个月，23岁的他当时是最年轻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也是最后一位获此殊荣的昼间战斗机飞行员。

352胜？太令人难以置信！惊人战绩的背后总会有不和谐的质疑之音，包括哈特曼和马尔塞尤等在内的许多德军王牌飞行员，都因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过于突出的战绩而受到质疑——二战期间，德军有107名昼间战斗机飞行员的个人战绩超过100胜（另有24名夜间战斗机飞行员取得了50次以上的夜战战果），⁽¹⁾而西方盟军和苏军最优秀的飞行员的战绩，距离这些匪夷所思的数字仍有相当大的差距。自然，取得胜利的一方会在战后抨击对手夸大和虚报战果，或不假思索地彻底否定，或拼命压低己方损失的战机数量。美国空军将领克萨达（E.R.Quesada）战后曾称：“……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位德国王牌击落过150架盟军战机。”⁽²⁾曾任英国皇家空军联队长的李（Asher Lee）上校也直言：“……德军飞行员庞然大物般的击坠数目……有时还超过了200架……完全是荒唐的夸大其辞。”⁽³⁾虚报或夸大战果的现象在二战各交战国中都时有发生，程度不同而已，很多时候由于空战态势瞬息万变和危险程度的差异，虚报并非有意为之，而是难以避免的误判。史家肖勒斯（Christopher Schores）根据自己20年的研究指出，肯定会有虚报战果之人，但德国人的绝大多数击坠战果都是有根有据和诚实的，而且比对手的战果更加准确。⁽⁴⁾有史家早在1966年就曾指出，“与常人想象的正相反，德国空军并不根据击坠敌机的发动机数来统计战果”。这位史家还指出，当空战中有多人击落同一敌机时，英美空军的做法是分摊——承认“合作”或“部分击杀”，法国空军则把同一战果重复计算多次，每个立功者都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击坠战果，德国空军却始终坚持“一个击坠只能计在一个飞行员名下”的制度，遇有争执时飞行员们需自行协商解决。⁽⁵⁾（曾有这样一件趣事：夜战王牌施瑙费尔与一位战友都声称击落了同一架英军‘兰开斯特’轰炸机，他们的指挥官要求他们抽签解决争议，结果施瑙费尔输了）战后的许多研究表明，德国空军的战果申报和审查制度相当严格，不仅要求飞行员描述时间、地点、敌机机型、坠落地点和方位、己方所用武器弹药等，还必须出示空中或地面目击者报告，“没有证人就没有击坠”是德军在所有战场都坚持的基本准则。事实上，德方的绝大多数空战战果都经受住了时间考验，⁽⁶⁾他们的战果记录和确认制度也被认为比其他国家的做法更现实、更准确、更具有代表性。

东线德军飞行员比西线的伙伴们还要经受更多的挑剔和指责——在东线空战中，更“容易”取得击坠，因为“苏军飞行员及其战机远逊于对手”。二战前期在西线与英国皇家空军对垒的加兰德，曾对许多人在苏德战争之初“轻易地接连取胜”感到不可思议（或许是对好友兼竞争对手莫尔德斯的战绩有感而发）。相较于他本人数月才有一次斩获，东线超级王牌格拉夫17天内就击落47架敌机，后来竟在28天内收获75次击坠！⁽⁷⁾连大名鼎鼎的加兰德都作如是想，那么很自然的结论就是，“如果德军没有虚报或夸大战果，那么苏联空军一定比英美空军逊色很多”。的确，东线初期的德国空军不仅在经验、战机和技战术上领先一筹，而且德军进攻时，正值苏联红军空军（乃至整个苏军）在组织结构、技战术、装备、飞行员训练和经验等处于最薄弱的时候，不少德军飞行员确实轻易地取得过轰动一时的成功。东线王牌们对此并不避讳，如总战绩高达275胜的拉尔战后就曾说：“一开始我们拥有经验优势，取得击坠很容易……但后来要难得多。”⁽⁸⁾

如果说东线德军飞行员1941年夏秋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那么从1943起，他们疯狂取胜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随着战机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红军飞行员也学习和吸收了作战技能”（苏联空军官方战史用语）。⁽⁹⁾哈特曼于1942年10月才到东线参战，胜利之门的真正开启则迟至1943年7月，这时的对手已与两年前判若两人——他们解决了战争之初的诸多缺陷（如训练不足且方法陈旧、技战术落后、指挥控制体系僵硬和缺乏弹性等），不仅拥有数量惊人的战机（生产和补充更换能力更是德军难以企及），战机的技术水准和性能质量等也都有了质变，德军飞行员面对的不再是老旧战机，而是诸如拉-5、雅克-7B和雅克-9等速度更快、火力更猛的新型战机。加兰德战后曾承认，二战后期的苏联空军在组织结构上比德国空军更好，更适合他们的目的和目标。更重要的是，苏军飞行员舍弃了往昔被动防御的面貌、心态和战术，他们在进攻心态的支配下，在逐渐建立的自信鼓舞下，积极主动地寻找任何对手进行空战。到战争末期，苏军也出现了阔日杜布和波克雷什金等精英级飞行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幸存下来的、同样英勇无畏的苏军飞行员，无疑是哈特曼等德军王牌们的强劲对手。出于这些原因，加兰德在提醒那些轻易贬低东线飞行员战绩的人时曾说道：“……到1942年年中，苏联空军作战时的那种‘炮灰’心态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¹⁰⁾

德军飞行员在二战期间取得超高战绩的原因很多，但有两点值得强调。其一是这些飞行员都拥有高得惊人的出击作战总次数，单是这一点就为他们提供了对手无法想象的空战机会。有资料显示，总战绩过百的107位王牌几乎个个都有上千次作战飞行记录，很多人整个战争期间都在飞行作战（107位王牌中只有8人是1942年年中后投入战争的）。施泰因霍夫曾这样评论他的战友们：“……他们三年半里一直都处于‘作战状态’，每天都要起飞作战，有时一天还要升空多次。他们不得不一直这样做，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替代办法。任何有自尊的人都不会在战友们受苦受累时袖手旁观。”⁽¹¹⁾可以说，由于德国空军自身的组织结构和政策、战场的分散性以及人力不足等原因，飞行员们“不得不”拥有比对手高出许多倍的出击作战次数。其二，在战争的后半程，德国空军在东西两线都居于明显的数量劣势，尤其是东线更加明显（哈特曼自己在1944年曾估计，苏德双方的空中力量对比达20比1），这当然会使德军飞行员不至于在天空中找不到对手；德军因力量不足而要求飞行员的作战覆盖范围更加宽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飞行员不用在空中竞争猎物。超高的出击作战次数、对手战机似乎源源不绝地出现在天空，固然是德军飞行员取得惊人战绩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这些人被击落、战死或被俘的概率也在高频作战中大幅增加。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许多王牌对于在东线被击落的后果一直深感恐惧，正如拉尔战后所言：“我真的不能认同东线作战容易这一说……因为在苏联上空飞行时，我们飞行员的心理状态会很糟糕。”⁽¹²⁾取得过222胜的东线王牌鲁多费尔（Erich Rudorffer），也在战后表露过类似的见解，他称东线战事的野蛮残酷程度实在令人忧心，有时西线战场还能剩下的一点“浪漫的骑士精神”，在东线荡然无存。苏方曾为哈特曼和鲁德尔的项上人头开出了1万卢布的悬赏——沉重的心理压力、原始恶劣的机场和生活条件、更突出的数量劣势，只能说明那些在东线日复一日作战的飞行员们面临着的艰难局面。哈特曼战后曾直言，自己在东线作战最害怕的就是被俘。

总之，在1943年后的苏德战场，曾经的那种“像打野鸭一样”就能轻易击落敌机的“美好时光”只能在梦里重温了。哈特曼就在二战的潮流已经逆转，胜利的天平朝着苏联和英美倾斜的时候横空出世，在30个月里取得了震古烁今的战绩，成为德方宣传机器鼓吹的“金发骑士”和苏方痛恨咒骂的“南方黑魔”。

早年岁月：从滑翔机高手到战斗机飞行员

哈特曼于1922年4月19日出生在符腾堡州的魏斯扎赫（Weissach）。他的父亲阿尔弗雷德（Alfred Hartmann）是一名医生，一战中曾任军医，是个安静且富有爱心的绅士，有着老一代欧洲医生常见的那种能够体察病人疾苦的优良品行。哈特曼的母亲伊丽莎白（Elisabeth Hartmann）是个精力充沛、富有冒险精神的女性——在哈特曼很小的时候，这位大胆睿智的女性就是德国最早的一批女滑翔机飞行员。

一战战败后的德国可谓问题丛生，国内政坛倾轧混乱，经济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物资和食品的短缺使多数德国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哈特曼一家也不例外。父亲阿尔弗雷德的一位表兄在中国上海任领事，他在回国探亲时，力劝老哈特曼到中国寻找新机会。几经犹豫之后，老哈特曼还是被“恍若天堂般”的遥远东方所吸引，于1925年独自一人来到湖南长沙，在那里开了一家诊所。相对于经济萧条的德国，老哈特曼发现这里“真像天堂”，老百姓对这位城里唯一的白人医生非常好奇，但很快就被他高明的医术与和善所吸引。老哈特曼的诊所经营得非常成功，不久后妻子带着埃里希和幼子阿尔弗雷德一起赶到长沙团聚，一家人在湘江中的一座小岛（或为橘子洲头）上盖了一幢漂亮的房子。⁽¹³⁾哈特曼在去世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起在长沙的日子——他说，年幼的他和弟弟几乎记不得那里的任何东西，甚至还将之称为“长沙省”，⁽¹⁴⁾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长沙郊区田园般的风光、宁静和自由，无疑还是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影子。

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席卷着三湘大地，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中心之一的长沙，又怎么可能永远是哈特曼一家视为乐土的世外桃源？1929年,长沙发生的一起将一名英国人枭首示众的事件，惊醒了老哈特曼的美梦。他迅速做出送妻儿回国的决定，但自己准备留在长沙静观事态发展，一来他是德国人，而战败后的德国似乎并未被视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二来他也实在舍不得蒸蒸日上的诊所。伊丽莎白回国后，在斯图加特西南的申布赫地区魏尔（Weil im Schönbuch）住了下来，并着手为丈夫寻找诊所的新址。6个月后，老哈特曼致电妻子说长沙风潮已经平息，要求妻儿再回中国，但伊丽莎白坚定地拒绝了。或许是他乡的革命运动吓坏了她，或许是回国后发现长子的中文远好于母语，总之，伊丽莎白坚持要求丈夫尽快返德。就这样，哈特曼一家在中国的侨居生活结束了。

哈特曼不仅从漂亮的母亲那里继承了满头金发和迷人的脸庞，似乎也将母亲的活力和大胆全数复制了下来。母亲在飞行方面颇有才华，她的天赋不仅遗传给了哈特曼，她对体育飞行的强烈兴趣也深深影响着儿子。9岁那年，哈特曼曾用旧布蒙在竹编框架上自制了一架所谓的滑翔机，“第一次飞行”还算成功，从房顶跳下后，平安地落在事先挖好的土坑里，不像鲁德尔8岁那年把雨伞用作降落伞时还摔断了一条腿。1930年，哈特曼家与别人一起拥有了一架双座小飞机，这让小哈特曼有条件经常接触飞机和飞行。

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后开始重整军备，组建新空军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计划。第三帝国的二号人物戈林决心用波尔克和里希特霍芬等一战英雄的形象，来启迪和催生新一代的日耳曼空中勇士，他曾公开宣称：“为使德国成为飞行员的国度，应该培养德国青年对飞行的热情……应让所有飞行员都了解并具备德国飞行员在一战的四年里既成功又卓尔不凡的英勇精神。”⁽¹⁵⁾戈林的目的得到了完美的实现——哈特曼晚年在解释自己成为飞行员的主要动机时就曾直言，“可能与那个时代的多数男孩子有着同样的原因——一战时期空军王牌们身上的光环与荣耀吸引着我们”。⁽¹⁶⁾为培养青年人对飞行的兴趣，并吸引他们加入秘密营建中的空军，德国政府大力推动滑翔飞行的普及，这种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贵族运动”的项目，在德国城乡得到广泛的开展。许多未来的王牌飞行员（如加兰德和格拉夫等）早年都像哈特曼一样痴迷于滑翔飞行，这项运动当然也令他们受益匪浅——有后人曾称，在二战的第一声枪响之前，未来的德国空战王牌们就已经掌控飞机很多年了。

母亲伊丽莎白于1936年在魏尔开设了一家滑翔飞行俱乐部，哈特曼也把无数个快乐的周末花在了滑翔飞行上。弟弟阿尔弗雷德在回忆兄长高超的滑翔技能时曾说：“他真是个很棒的飞行员，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我总希望也能像他那样，但我们俩在滑翔飞行能力上有着天生的巨大差异。”⁽¹⁷⁾阿尔弗雷德在二战中也曾加入空军，不过是在北非战场的俯冲轰炸机单位担任炮手，战后随了父亲的心愿，成为一名医生。

哈特曼14岁时获得了A级和B级滑翔机飞行员证书，之后又赢得了备受推崇的C级证书，15岁便成为希特勒青年团滑翔组织的教官。多年后，他曾回忆说早年的滑翔飞行影响了他的飞行生涯，也让他具备了能助其准确判断飞机故障的第六感：“……我通过滑翔飞行早早接触和熟悉了飞机，这对我的影响和帮助一直持续至今。我坐在飞机里时，如果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会产生很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比仪表能更早地告诉我某种装置失灵了。我在座位上就能感觉到。毫无疑问，飞行生涯开始得越早，对飞机各种部件的感觉就越强烈。”⁽¹⁷⁾据哈特曼自己所言，这种神秘的第六感二战期间曾多次救过他的命，而当他在战后成为西德空军的战术评估专家时，这种直觉仍令他受益匪浅。

摄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长沙，哈特曼（右二）、弟弟阿尔弗雷德（右三）与中国保姆（被称作“赵妈”）。右一的男孩据说是保姆的儿子，左一的男孩是哈特曼家一位朋友的儿子。

摄于1936年，14岁的“希特勒少年团”成员哈特曼。

摄于1939年，身着希特勒青年团制服的哈特曼。

与几乎所有的未来王牌们一样，醉心于滑翔飞行的哈特曼在学业上也表现得差强人意，但对体育运动有着无限的热情。1936年4月，14岁的哈特曼离开伯布林根（Böblingen）文理学校后，进入了位于罗特韦尔（Rottweil）的“国立政治教育学校”，即所谓的“纳波拉”（Napola）学校。在这所名为“培养新一代政治、军事和行政领导人”，实则灌输国家社会主义理念的准军事化学校里，哈特曼过得非常不开心，这里的严厉僵硬和军事化作风令他气恼不已，盲从一切的要求也与他的个性相冲突。1937年4月，在哈特曼一再要求下，父母把他转入斯图卡特西北不远的科恩塔尔（Korntal）文理学校继续求学，他在这里度过了四年的愉快时光。他的老师曾回忆说，哈特曼的学业普通平凡，能够没有困难地达到要求，但也从无拔尖的想法。老师们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酷爱体育运动，都说他是个坦率诚实、能让人马上心生好感的好孩子，对老师总是彬彬有礼，既能体察别人的感受，又有容人之量。在这所更自由、鼓励师生交往的学校里，哈特曼遇到了自己一生中除母亲外最重要的女性——被他昵称为“乌施”（Usch）的佩奇（Ursula Paetsch）小姐。1939年10月，17岁的哈特曼向年方15岁的佩奇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尽管姑娘的父母起初极力反对，但热恋中的青年，除彼此以外哪里容得下别的东西。

尽管全身心地沉浸在爱河之中，欧洲上空密布的战争阴云和已经点燃的战火，还是无可避免地对这对年轻人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1940年春，哈特曼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这时的他不仅要考虑职业选择，还面临着即将与心爱的姑娘分开的痛苦。父亲一直希望儿子学医，在他眼中医生是最理想、最高尚的职业，哈特曼也曾有着成为父亲那样的医生的梦想，⁽¹⁸⁾但时代已在他的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像当时几乎所有的青年一样，他也对一战的空中英雄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二战之初媒体大肆宣传的莫尔德斯等新一代王牌，也使年轻人对加入空军憧憬不已。母亲倒是表示理解，毕竟是她启蒙和培养了儿子的飞行才能和志趣，父亲尽管反对并深感失望，但最终还是支持儿子的选择，毕竟他们一直给孩子提供的都是宽松自由的环境。更主要的是，几乎所有德国人都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老哈特曼也认为，儿子可以先做飞行员，战后还有时间学医。无人能够料到这场大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深爱哈特曼的人们更不会想到，他的战争在那之后又延续了10年。

在不列颠空战的高潮已经平息的1940年10月15日，哈特曼以候补军官身份加入了空军，首先来到东普鲁士柯尼斯堡附近的空军第10训练团受训。德国虽然未能取得不列颠空战的胜利，自身也遭受了惨重损失，但这一失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空军高层也没有把加紧训练飞行员当作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对哈特曼这些新人来说，高层的这个态度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飞行员们依然接受着战前制定的全面仔细的培训，他们的驾驶技术、理论水准和飞行时间等都有可靠的保证，不仅使一些人日后有可能脱颖而出，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他们幸存于战争；另一方面，漫长的训练使学员们经常不胜其烦，倍感辛苦。哈特曼从1940年10月开始训练，直到两年后才投入实战，如果都以这种方式训练新人，那么战争后期的大量损失如何才能弥补？随着战事的胶着和朝着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飞行员的训练时间被大幅压缩，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大批不适合飞行的青年，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仅仅接受了速成训练就被匆匆投向战场，许多飞行时数不足100小时的新手，在第一次作战中就因惊恐和不知所措而被击落丧命。

摄于1941年3月1日，将与哈特曼一起离开空军第10训练团的候补军官们。图中最后一排右起第3人是哈特曼。

或摄于1942年初，正接受战斗机飞行员训练的一级中士候补军官哈特曼。

摄于30年代末或40年代初，年轻的哈特曼与恋人“乌施”。

正式的飞行训练开始前，哈特曼先进行了几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和理论学习，虽然兴趣并不盎然，但由于向往不久后就将开始的飞行，哈特曼还是耐着性子完成了这些学习和训练。1941年3月1日，哈特曼进入位于柏林—加托的第2空战学校，开始了为时一年的飞行训练。四天后，哈特曼在教官陪同下驾驶教练机升空，仅仅三个星期后他就放了单飞，表现出良好的潜质。10月中旬至1942年1月末，哈特曼在拉亨-施派尔多夫（Lachen-Speyerdorf）的第2战斗机飞行员预备学校接受高级飞行训练。⁽¹⁹⁾到预备训练完成时，哈特曼已先后驾驶过17种型号的战机，被教官们普遍认为是战斗机飞行员的好材料。2月初，哈特曼来到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采尔布斯特（Zerbst）的第2战斗机飞行学校，开始与传奇般的Bf-109战斗机亲密接触。当月3月底，哈特曼通过考试后获得飞行员证章，同时被授予少尉军衔。训练完成后，哈特曼又开始了空战射击训练，他的表现依然令人印象深刻，据说，首次驾机射击拖靶的训练中，他的50发子弹就有24发命中！不过，哈特曼的受训经历并非完美无瑕，可能是飞行和射击的顺风顺水让他产生了自得情绪，他也曾像马尔塞尤那样，在不合适的地方卖弄技巧——他在机场上空恣意地玩起特技飞行，一番横滚和“8”字飞行等动作之后，竟在机场上空10余米的高度倒飞着呼啸而过！哈特曼花里胡哨的机动虽然令人目瞪口呆，但他也为这一严重违纪行为付出了代价：禁闭一周，扣除3个月薪水的三分之二。⁽²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特曼因违纪反而因祸得福，由于被关禁闭，他无法参加预定的一次射击任务，室友驾驶着他的飞机代他前往，结果战机在前往靶场的途中出现了发动机故障，室友在机腹着陆的紧急迫降中丧生。

1942年8月21日，哈特曼来到上西里西亚的格莱维茨（Gleiwitz），向驻于此地的“东线补充战斗机大队”（Ergänzungs-Jagdgruppe Ost）报到。这个单位的职责是对那些已预定前往东线的新飞行员进行临行前的最后强化训练，帮助他们了解东线的天气、地形地貌和苏军飞行员的技战术特点等。哈特曼在这里待到10月初，而后奉命向东线南方战场的JG-52联队报到。

JG-52联队的“菜鸟”

JG-52是一支赫赫有名的王牌联队，它不像其他联队那样有着“动人”的别称，也不似它们总能接收到更先进的战机，而是始终如一地使用Bf-109作战。JG-52在波兰战役中建树甚微，在法国战役和不列颠空战中也表现得平淡无奇（第3大队曾在1940年7月底创下过一项尴尬的记录——一天多时间里竟损失了大队长和3名中队长），即便在入侵苏联的初期，相对于三周内摘取500胜的JG-51而言，JG-52的战绩实在是不堪入目——第3大队30余次击坠的战果曾令戈林来电兴师问罪，第7中队的中队长还作为替罪羊被解除了职务。但是，就在战争潮流逐渐逆转之时，JG-52的飞行员们却开始了一场战争史上前所未见、只怕也无可能再现的“空战狂欢”——到1945年5月8日二战落幕之日，JG-52取得了11000次左右的击坠胜利！战绩排行榜上名列第1、第2、第3、第6、第9、第15和第16名的飞行员都出自JG-52——哈特曼（352胜）、巴克霍恩（301胜）、拉尔（275胜）、巴茨（Wilhelm Batz，237胜）、格拉夫（212胜）、利普弗特（Helmut Lipfert，203胜）和克鲁平斯基（197胜）。前四人的总战绩加起来就高达1165次击坠，光是这个数字，就超过了美国陆航战绩最高的战斗机大队在空中和地面摧毁的德军战机的总和！⁽²¹⁾

1942年10月初，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血腥胶着的巷战、夺取高加索油田的进军裹足不前之时，哈特曼加入了正在西高加索地区作战的JG-52。这时的他满脸稚气，对战争毫无概念，做梦都难以料到自己将在两年后崛起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

青涩的哈特曼刚抵东线，就经历了两件难以忘怀的事情。第一件发生在东线重要的补给基地之一克拉科夫。基地指挥官安排哈特曼等几名分配至JG-52的飞行员每人驾驶一架Ju-87斯图卡，飞到亚速海北岸的马里乌波尔后，再通过其他方式赶往JG-52联队部的驻地迈科普。从未驾驶过Ju-87的哈特曼很快开始滑行，即将进入飞行区时，他准备绕过飞行区边缘的航空管制员工作的木屋。但是，就在他踩刹车时，才发现斯图卡的刹车装置有缺陷，结果在手忙脚乱之余撞上了木屋，当场将之碾成碎片，斯图卡的螺旋桨也被撞断。哈特曼非常狼狈紧张，甚至有点害怕，脸色很难看的基地指挥官快步向他走来。就在这时，与哈特曼同来的另一飞行员“出面”救了他——后者正驾驶一架Ju-87准备着陆，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动机不见了，着陆时由于刹车过猛，斯图卡机头朝下、机尾朝天地倒立起来。幸运的飞行员爬出来后，迷惑不解地看着眼前的破飞机，还流露出一脸无辜的表情。基地指挥官见状长叹一声，放过了哈特曼和后面这位更离谱的肇事者，决定用Ju-52运输机送他们去迈科普报到。

第二件事倒不是哈特曼犯了什么错，而是它让这个年轻人初次见识了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勇猛的飞行员以及什么东西是永远都无法从学校和训练中学到的。哈特曼一行在10月8日抵达迈科普的联队部后，见到了时为代理联队长（11月1日正式任职）的赫拉巴克（Dietrich Hrabak）少校。赫拉巴克身材不高但粗壮有力，他的第一次训话就给哈特曼留下至深的印象：“……到目前为止，你们所有的训练都强调在作战中控制战机，也就是说，在飞行中让你们的肌肉和身体服从意志。想在俄国生存下来并成为一名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你们现在必须开发你们的思维能力。当然，你们一直都必须保持攻击性，否则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必须得用狡黠、判断力和聪明的思考来调和攻击性。用脑子，而不是用肌肉来飞行……”⁽²²⁾听着这番闻所未闻的话语，看着少校脖子里挂着的骑士勋章，想着他身后的几十次击坠战果，哈特曼发现自己立即喜欢上了年长自己8岁的长官，50年后他还能清楚地回忆起这次训话。不过，令哈特曼记忆至深的真正原因，可能还是训话中发生的“插曲”。赫拉巴克的训话突然被打断，只听见无线电中传来嘈杂不清的声音，“……我被击中了。我能看见跑道，现在准备着陆。”一阵静音之后，又传来那个急促的声音：“见鬼！希望能成功着陆，发动机正在冒烟……”哈特曼赶紧跟着联队长和众人跑出作战室，只见充作跑道的草坪尽头有一架Bf-109正拖着浓烟着陆，机腹触地后向前滑行，突然间有东西崩了出去，战机立即向左歪去。旁边有人脱口而出：“是克鲁平斯基！”哈特曼被眼前的一切吓得不知所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克鲁平斯基曾回忆过当时的一幕：“……我朝着一队8架伊尔-2对地攻击机飞去，死跟着它们飞经我方的高射炮保护带，这绝非最明智的事，但我实在想取得几次击坠……1架敌军轰炸机被高炮击中，它虽然冒着烟但还在飞。无人会错过这种机会，我拉起机头后一通射击终结了它。然后我踩左舵，又向最近的1架伊尔-2的驾驶舱射出子弹。它也开始冒烟和下坠……突然间我的战机被高射炮击中……座舱盖的玻璃被弹片打碎，右侧机翼被打出一排洞，浓烟进入座舱，仪表开始失灵……我不相信起落架还能工作，于是关掉发动机油门，以机腹着地在草坪上滑行，战机弹跳几下后撞上了跑道边缘堆着的炸弹堆，但我硬是从中挤了出去。幸运的是战机没有起火，炸弹也没装上引信……这是1942年10月的一天，我第一次遇见哈特曼，他刚到联队……所以，哈特曼第一次见我时，我刚从被击毁的战斗机中爬出来，正抬腿迈过七零八落的大堆炸弹，腿上的创口还流着血，而我的飞行夹克也被玻璃碎片划得稀烂……”⁽²³⁾

克鲁平斯基来到赫拉巴克面前时，只是微笑着抱怨说高加索的高射炮实在太猛。也许是刚才的一幕太过惊险，哈特曼顿时觉得他高大无比，这才是真正的战斗机飞行员！克鲁平斯基对于初见哈特曼倒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记得他们几个可真年轻！”

哈特曼被分配到博宁（Hubertus von Bonin）少校任大队长的第3大队，大队的驻地位于距捷列克河不远的索尔达茨卡亚。10月10日报到时，博宁少校直接了当地告诉哈特曼等四名飞行员：“……在我这里只有空战胜利才作数，军衔、职务或别的乱七八糟的都不算。在地面上我们有纪律，但在空中，每个编队都由战绩最高、作战技能最棒、经验也最多的飞行员带队。如果我与战绩比我高的某个军士一起出击作战，那么自然由他来带队。这样就可以解决到底由谁带队的争执。不会有任何争议，因为只有战绩才算数。”⁽²⁴⁾博宁还特意嘱咐这些少尉，他们多数时候都将和军士们一起飞行，警告他们务必不要因军衔而不服从指挥。这样一番新鲜言论，又让哈特曼对少校马上心生好感——没有居高临下的空洞说教，没有花架子，新手们立即产生了一种既令人自信、又可以信赖他人的温暖感觉。哈特曼稍后听说，博宁在为格里斯劳斯基（Alfred Grislawski）上士担任僚机时，曾因为在空中没有回复长机的指令，而遭到后者的破口大骂！着陆后，博宁微笑着向格里斯劳斯基解释说听见了“命令”，但无线电发射器坏了，无法开口应答。格里斯劳斯基很不好意思当场道歉，但博宁压根没当回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只有战绩才算数”的大队作风。哈特曼自己在战后曾说过：“军衔和职务相对于经验来说真算不得什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的原因之一。”

哈特曼被分配到佐默（Adalbert Sommer）上尉的第7中队，由罗斯曼（Eduard Rossmann）中士负责带他。性情开朗、爱开玩笑的罗斯曼在1942年3月即获得骑士勋章，被称作东线最棒的四机编队指挥官之一，还有着“总能把僚机安全带回来”的好名声。罗斯曼与其他王牌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一只胳膊受过伤，因而无法操纵Bf-109完成复杂的机动，这迫使他琢磨出独到的“距外”（standoff）战术：在空中与敌交手前，先在较远处观察对手，只有确保自己能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时，才向非机动的目标发起进攻，而且还是在远距离开火。⁽²⁵⁾这种战术当然要求很高的射击水准，不过罗斯曼和哈特曼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只是哈特曼还没有经历过实战的检验。

JG-52最出名的人应是曾任第9中队中队长、获得第5枚钻石骑士勋章的格拉夫。当哈特曼加入JG-52第3大队时，格拉夫已经离开前线，并于1943年夏出任JG-50的联队长。图为1943年夏戈林视察JG-50的情形，图中最右边的军官是格里斯劳斯基，他在哈特曼的成长过程中也曾扮演过重要角色。

10月14日，哈特曼作为罗斯曼的僚机飞行员迎来了首次空战。罗斯曼在无线电里称发现了若干敌机，一边俯冲、一边指示哈特曼向他靠拢。哈特曼自己曾回忆过这次难忘的空战：“……起初我根本没看见敌机在哪里。当我们转入高速平飞时，我看见了3000米外的前方，比我们的高度略高的位置有2架深绿色战机。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现在一定要取得首次击坠’。我开足马力，全速超过长机后抢占射击位置。我很快接近了敌机，在大约1000米距离向对手开火。我注意到射出的弹药都嗖嗖地从对手左边飞过，没有一发命中目标。随着前方的靶子变得越来越大，我赶紧向后拉杆并开始爬升。结果，我周围一下子出现了一些深绿色战机，它们还很快转到我身后。现在我开始紧张了，也看不见长机在哪里。我爬升着穿过云层，偌大的天空中就只剩下我一个。就在这时，无线电中传来罗斯曼的声音：‘别怕，我一直在保护你，但现在看不见你。赶紧穿出云层让我能看到你。’从云层里钻出后，我发现4000至5000英尺外有架战机正朝我飞来。我吓得不轻，赶紧降低高度，一面向西逃，一面告诉长机有架身份不明的战机正咬着我。罗斯曼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向右转，这样便于我向你靠拢。’我向右转时，身后那架战机切入了我的转弯路径。现在我真慌了，用力完成坡度转弯后，大开着油门从低空向西飞去……那架战机还是跟着我，过了一小会儿无线电中传来罗斯曼的声音，他说那架战机已离开了。我爬升到高空重新确定方位，我看见了左边的厄尔布鲁士山，现在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了。就在这时，我面前的油料指示灯变成了红色。5分钟后，发动机发出梆梆作响声后停止了运转……我下方是巨大的向日葵地，还有一条仍有军车行驶的公路。离地面越来越近了。我在战机卷起的巨大烟尘中机腹着地迫降成功，我打开座舱盖，拿着自己的物品离开了战机。陆军随后把我送回20英里外的索尔达茨卡亚。”⁽²⁶⁾

摄于1942年10月，JG-52的狠角色、有“伯爵”之称的克鲁平斯基中尉，他正起身离开Bf-109 G1“黄色5号”战斗机。克鲁平斯基1943年3月任第3大队7中队中队长，哈特曼为他担任僚机。哈特曼与克鲁平斯基关系十分密切，也从后者身上学到不少战术方法。

摄于1942年末，JG-52第3大队7中队的飞行员们，右四为哈特曼少尉，右五是中队长佐默上尉。

摄于1942年末，JG-52第3大队的飞行员在作战间隙。左一戴大檐帽的是格里斯劳斯基，左四的站立者是达默斯，右三为罗斯曼，右二是这些人中唯一的军官哈特曼。尽管哈特曼是少尉，前述三人均为士官，但他们都已获得骑士勋章，在作战经验和技巧方面，此刻的哈特曼还需要向老手们请教和学习。

当夜，大队长博宁狠狠训斥了哈特曼一顿——返回基地的路上哈特曼就颇为沮丧，也有点羞愧难当，担心自己或许会被一脚踢出去。毕竟，作战中他违反了所有战术条令，罗斯曼曾一一细数他犯下的“七宗罪”：未经许可擅自脱离长机；抢占长机的射击位置；穿过云层爬升；错把长机当成敌机；未执行向长机靠拢的命令；迷失方向；未对敌机造成任何损伤，却自损战机一架。所幸，博宁对哈特曼的处罚只是停飞三日，责成他与地勤们一起维修军械和保养战机。哈特曼利用停飞仔细思考了过失，在平复既震惊又羞愧的心情的同时，反复琢磨罗斯曼细数其“罪状”时提出的诚恳建议。另外，哈特曼还借机加深了对地面维护和保障工作的了解。有史家指出，这段经历对哈特曼的帮助甚至延续到战后的1959年，当时他是西德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联队的联队长，他主持建立的地面维修保障系统曾被称作空军的一大样板工程。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哈特曼继续与罗斯曼一起执行任务，他仔细地观察后者如何使用“先观察，再攻击”的战术，也目睹了他在稳步提升战绩的同时，自己几乎从未中弹的表现。哈特曼本能地觉得，罗斯曼的战术比许多同僚所热衷的缠斗更好，更能在首先保存自己的情况下以突袭杀伤对手，但他又觉得“远距离射击”对射术的要求很高。哈特曼也为其他几名获颁骑士勋章的士官担任过僚机，这些人包括格里斯劳斯基、达默斯（Hans Dammers）和茨韦恩曼（Josef Zwernemann）等，他们都向哈特曼传授过各自的窍门，也都指出开火前接近敌机才能取得最大的杀伤效果，格里斯劳斯基还专门向他介绍过如何瞄准伊尔-2对地攻击机的薄弱之处——机身下方的滑油散热器。

初步克服了紧张和盲目性后，哈特曼在11月5日迎来了自己毕生难忘的首胜，他击落的正是一架以装甲厚实、火力凶猛著称的伊尔-2对地攻击机。当天接近中午时，第3大队副官特雷普特（Rudolf Trepte）率4架Bf-109紧急升空，迎击苏军的18架伊尔-2对地攻击机和12架拉格-3战斗机。哈特曼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战斗情形：“……我们的位置在敌机后上方。4架战机分成两对，大角度俯冲下去后向敌机发起进攻。我负责最左边的1架伊尔-2，快速接近敌机后，我在200至300英尺的距离开火了。我看到有多发子弹和炮弹直接命中，但都被弹了起来……我又向这架敌机发起二次进攻，先是一个大角度俯冲，然后在对手后下方拉起机头。这次距离敌机更近，我准确地命中了它的滑油散热器！伊尔-2冒出黑烟，紧跟着火舌迅速蔓延……由于被我攻击的敌机已离开编队并试图向东逃去，这时我身边已没有别的战机。我在敌机身后穷追不舍，就在我们都进行小角度俯冲时，敌机机翼下方发生了爆炸，而我的战机也同时传出响亮的爆炸声。黑烟顿时灌进驾驶舱，我能看到发动机舱门下冒出的红色火焰……我在野地里机腹着陆时，战机卷起的大量尘土很快扑灭了机身上的火焰。我起身离开座舱时，我的第一个击坠战果才在3公里外发出雷鸣般的爆炸声。”⁽²⁷⁾

特雷普特先确信哈特曼平安无事，而后摆了摆机翼往基地飞去，当然他也确认了哈特曼的首胜。虽然又是被陆军兄弟们送回的基地，但哈特曼这次无疑克服了初战中的恐惧心理和慌乱，而且收获了首胜。交战中他运用了格里斯劳斯基等人的抵近射击经验，却把罗斯曼的“先观察”战术抛在了脑后——他的战机之所以爆炸，就是因为裂解的敌机机翼上有大块金属材料砸了过来，⁽²⁸⁾他理应更迅速地与敌机脱离接触。

克鲁平斯基在20世纪90年代时曾说：“……哈特曼是个典型的战斗机飞行员——年轻、爱冲动，一想着取得击坠就容易兴奋过头。我们把这个称为‘发烧’，我们所有人在职业生涯之初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但埃里希特别严重。他早先犯过很多愚蠢的机会主义错误，但他获得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成熟后，就再也没有重犯过……埃里希是个起步缓慢之人，到1942年底才只有两次击坠，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执行任务时能一次取得很多胜绩的人，甚至在每日的报告中与许多其他人相比时他也不怎么出众。然而，一旦他找到节奏，且变得更加自信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得分手。”⁽²⁹⁾克鲁平斯基说得不错，哈特曼的飞行生涯确实起步比较艰难，在这一点上，似乎与其他几位获颁钻石骑士勋章的飞行员并无二致。1943年2月10日，哈特曼取得了第4次胜利，他的中队长佐默则摘取了第50胜，但佐默的骑士勋章申请却被驳回——50架击坠的战绩过去足以保证获颁骑士勋章，但现在的要求更高了。对此刻的哈特曼来说，获取骑士勋章实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3月中旬，佐默改任驻法国南锡的JG-107联队第3中队中队长，⁽³⁰⁾接掌JG-52第7中队的，正是在“东线补充战斗机大队”担任3个月教官的克鲁平斯基。美国空军上校托利弗（R.F. Toliver）在所著的哈特曼传记中曾写道：“……克鲁平斯基来到库班桥头堡的塔曼，自我介绍一番后，马上索取一架战斗机升空作战，但很快被击落。跳伞着陆后他乘车赶回基地，又要了一架Bf-109，出发不久后带着击坠敌机两架的战绩，完好无损地回到基地。”⁽³¹⁾托利弗称这一举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哈特曼立即喜欢上了克鲁平斯基——哈特曼的确喜欢新任中队长，但后者履新之日的“震撼演出”，却极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克鲁平斯基回归东线后的首次击坠（个人的第66次胜绩）出现在4月27日。在JG-52第6中队时克鲁平斯基即以狠劲和亡命出名，由于经常在空中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资深军士们都不愿意做他的僚机。此外，还有传说称克鲁平斯基的飞行技术和射术都不怎么样。于是，哈特曼被“推荐”为中队长的僚机。哈特曼首次与中队长一起执行任务时，他觉得那些传闻有点可信，因为后者简直就像一只野老虎，而克鲁平斯基也觉得新僚机真是个大孩子般的“菜鸟”，总之，两人的初次合作就在彼此半信半疑中展开。

但是，接踵而至的作战彻底改变了哈特曼对克鲁平斯基的印象。他在晚年时曾回忆说，他与克鲁平斯基的伙伴关系一开始并不轻松，但两人经过取长补短很快解决了问题，此后的合作一直很和谐。克鲁平斯基进攻敌机编队时极具攻击性，虽像魔鬼一般飞行，但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虽然关于克鲁平斯基飞行技术不佳的传说都是无稽之谈，但他的射术确实不够精湛，尤其是远距离射击时多数子弹和炮弹都会偏离目标。不过，中队长的这个弱项恰好可被哈特曼弥补，作战中哈特曼一般紧跟克鲁平斯基，进入射程后，他一般会降低速度并躲在长机身后，一旦长机提起机头爬升或转弯让开，哈特曼会利用几秒钟的空档瞄准射击。当克鲁平斯基进攻时，哈特曼负责掩护其侧后方，一旦有敌机迫近，他会立即告诉中队长该干什么。轮到哈特曼进攻时，克鲁平斯基也会做类似的事情。两人的配合颇有成效，有几架敌机就是这样被击落的。

哈特曼与克鲁平斯基一起飞行作战长达半年（直到1943年9月哈特曼调往第9中队任中队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也从后者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按照克鲁平斯基的回忆，是他把“从下方进攻伊尔-2的滑油散热器这个窍门教给了哈特曼和其他许多人”，“哈特曼是个好学生，我教给他一些射击技术，主要是转弯中的偏角射击……他已经是个很好的射手，因而很容易就学会了”。另外，克鲁平斯基称自己不像哈特曼那样擅长远距离射击，因为自己“偏好抵近敌机后再射击，哈特曼后来也采用了同样的战术，他总能成功，从未被对手所伤或被击落”。⁽³²⁾哈特曼晚年时曾称，自己从克鲁平斯基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最糟糕的是失去僚机，击坠相对于生存而言并不重要。”⁽³³⁾

克鲁平斯基在哈特曼的成长过程中的确扮演过重要角色，但他“最大的贡献”恐怕还是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他在无线电中经常称年轻、充满活力的哈特曼为“娃娃”（Bubi），这个绰号不胫而走，甚至传遍了整个空军，一直到哈特曼年逾古稀时，老战友们还亲昵地称其为“娃娃”；其二，在克鲁平斯基的鼓励和帮助下，哈特曼把罗斯曼、格里斯劳斯基和克鲁平斯基等人的经验与战术糅合起来，结合个人的体会，形成了独到的“搜索—决定—进攻—脱离或暂停”四步战术。简单地说，这套战术就是：首先，发现敌机；然后，对整体局势迅速做出评估（包括自己的位置、方位和敌机数量等），决定进攻是否对己有利，是否能令对手大吃一惊；第三，如果飞行员认为对己有利，必须迅速发起决定性一击，进攻完成后必须即时脱离敌机；最后，如果认定局势对己不利，那么飞行员应该撤离，准备来日再战。此套战术的基本原则是一旦失去突然性，就不能与已经察觉自己方位和意图的对手缠斗。⁽³⁴⁾

摄于1943年4月22日的塔曼半岛，JG-52当时负责掩护撤退中的第17集团军。左为联队长赫拉巴克，中为第1大队大队长贝内曼（Helmut Bennemann）上尉，右为第8中队中队长拉尔上尉，他在当日击落的1架敌机是JG-52的第5000次击坠。

摄于1943年5月15日，哈特曼已取得15次击坠，当天中午又击落了1架U-2 双翼机。

到1943年5月底，哈特曼已积累了17次空战胜利。5月23日晨，哈特曼击坠了一架拉格战斗机，就在他拉起战机以避免碎片伤及自身时，他的战机与另一架拉格狠狠地撞在一起。尽管伤痕累累，哈特曼还是凭着过硬的技术返回了基地。当天晚些时候，第7中队再次出击，哈特曼也登上另一架Bf-109准备升空。地勤组长默腾斯（Heinrich Mertens）因为没来得及换机油和检查发动机，特别是还没有检查进气压力和转速，因而不愿让哈特曼驾驶这架战机，但哈特曼却认为这架新战机只飞过90个小时，决定不理睬地勤组长的“迷信”。不过，升空仅10分钟后，哈特曼便返回了基地，还声称发动机确有问题。正好赫拉巴克正在第3大队，他好奇地决定亲自试试这架战机。起飞后他刚收好起落架，战机的排气歧管就冒出了黑烟。赫拉巴克无奈地只得返回，默腾斯和地勤们检查后发现，一只活塞上的裂纹产生了一个应力点，进而造成活塞头裂解，一些碎片进入发动机和曲轴箱机油后引起了连锁反应。谜底揭开后，赫拉巴克问哈特曼怎么知道发动机有问题，后者无法解释，只是称自己“感觉有些不对头”。克鲁平斯基战后忆称，哈特曼拥有一种天生的才能——在告警指示灯显示问题前，他凭感觉就能知道战机是否存在故障，而这种感觉曾多次救过他的命。这次事故后，哈特曼总是让默腾斯检查战斗机并进行试车，他不仅相信自己的本能，更依赖亲密的朋友默腾斯的精心准备。

与敌机相撞的事故发生之后，哈特曼获准回国休假，在斯图加特的父母家中待了整整一个月。这次休假对哈特曼恢复疲劳和提振士气有着莫大的帮助，与心爱的“乌施”姑娘挥手告别后，他在6月底返回东线，准备参加规模巨大的“城堡作战”。哈特曼凭借他的四步战术和精准的近距离射击技术，从1943年7月起开始迈向前所未有的成功之巅，逐步超越了任何一个又狠又硬的空中格斗士。

“金发骑士”与“南方黑魔”

1943年7月5日，库尔斯克会战拉开了帷幕，次日，JG-52第3大队大队长博宁调往JG-54出任联队长，拉尔上尉同日继任大队长。克鲁平斯基在5日的空战中击落2架敌机（取得了第90胜），但他的Bf-109 G6战斗机着陆时撞上了另一架战机，受伤的克鲁平斯基只得在医院里度过了将近6周，期间他的职务由哈特曼暂代。哈特曼在5日当天击坠了拉格和伊尔-2各两架，7日，一举击落7架敌机，并在8日和9日又分别击坠4架和3架，四个作战日里便将战绩从原来的17胜翻倍为35胜。但是，继5日失去克鲁平斯基后，哈特曼在9日又失去了导师罗斯曼——罗斯曼当时前去营救降落在别尔哥罗德附近苏军后方的赛勒（Sigfried Seyler）少尉，就在赛勒准备爬进罗斯曼的座舱时，苏军步兵开枪击中了他，罗斯曼也被俘虏（1949年10月获释）。

摄于1943年7月底，哈特曼与空战学校时的好友多泽（Hartwig Dohse，左）少尉合影。多泽时为JG-3第2大队5中队飞行员，7月31日在别尔哥罗德被击落后失踪。据信本图摄于多泽失踪前两天。

摄于1943年8月28日，哈特曼的大队长拉尔当天取得了第200胜，右为克鲁平斯基。

1943年7月至8月末期间，JG-52第3大队的基地先后迁移9次之多，这当然是苏军在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地区发起的大反攻造成的。这段时间里，哈特曼完全克服了初期的不成熟，频频地在一天多次出击中击落多架敌机，显示出自己是个前景远大、能力卓越的飞行员。到8月19日，哈特曼名下已有88次击坠，而归队刚一周的克鲁平斯基也在当日突破了100胜。20日晨，哈特曼等人的8架Bf-109与约40架拉格和40架伊尔-2展开空战，他在1分钟内连续击落了2架伊尔-2，但自己的战机也被击中——发动机整流罩的一部分飞了出去，座舱里灌进淡蓝色的烟雾。哈特曼迫降在大片向日葵地里，就在他收拾重要物品准备离开时，看到一辆德制卡车向他开来，结果是两名苏军士兵。哈特曼立即假装身受重伤，苏军士兵拖拉他时，他还指着腹部痛苦地呻吟。苏军士兵把他小心地抬进卡车里，而后开到附近村子里的指挥部，在那里哈特曼以其“出色的演技”，还成功蒙骗了检查伤情的军医。两小时后，俘虏哈特曼的两名士兵准备把他送往战俘营。卡车在路上颠簸行进时，适逢德军斯图卡轰炸机编队掠过，哈特曼乘着卡车减速慢行的机会，向车上的那名士兵发起突袭，一击得手后迅速跳车，没命地朝向日葵地深处跑去。苏军士兵一边大骂，一边朝哈特曼逃跑的方向射击，而哈特曼一直猫着腰狂奔——这大概是他高中毕业后跑得最快、时间最久的一次。当一切都归于平静时，哈特曼开始盘算如何才能逃回去。他拼命抑制住想在白天穿越防线的冲动，决定先躲一躲，天黑后再向西潜行。他找了个隐蔽处先睡上一觉，夜幕降临时方才悄悄上路，借助炮火发出的亮光，他一路向西摸去。途中他曾看见苏军的一队巡逻哨，于是远远地跟在他们身后，悄悄摸到了距德军阵地不远的地方。最后，哈特曼在黑暗中听到有人用德语叫他“站住”，这一刻他知道自己安全了，但紧张的哨兵竟向他开了一枪，所幸子弹只在裤子上穿了个洞。哈特曼告诉哨兵自己是被击落的德国飞行员，随后被带去见这支小部队的指挥官。后来的故事自然简单，哈特曼回到基地时，发现大队已把他作为失踪人员准备上报。⁽³⁵⁾

令哈特曼感慨万分的是，忠心耿耿的默腾斯左等右等不见好友归来，竟独自一人带着一把步枪，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赶往坠机处找他去了。哈特曼成功脱逃，默腾斯却又失踪，中队里弥漫着紧张忧虑的气氛。第二天，脸颊下陷、黑着眼圈的默腾斯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基地，当他看见完好无损的哈特曼张开双臂向他快步迎来时，他咧开嘴无声地笑起来——哈特曼多年后还清楚地记得，默腾斯看见他的那一刻时流露出的灿烂笑容。克鲁平斯基也为哈特曼深感庆幸（他说这段经历若换作别人，恐怕难以幸存），但更为他与默腾斯之间的深厚友谊所感染。克鲁平斯基战后曾说：“……真正让我惊异的是哈特曼的地勤组长默腾斯，这个伙计我非常熟，也很喜欢他。当他听说哈特曼被击落在敌军一侧时，他抓起一支步枪，带着地图和背包，徒步朝东面的前沿去找人了——没有任何命令，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这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重罪。他这么做很愚蠢，但他与哈特曼有种特殊的关系。不能低估飞行员和地勤组长之间的这种结合。如果不得不在妻子和地勤组长之间做出选择，我不知道有哪个飞行员、特别是成功的飞行员会表现得踌躇不决。妻子们绝不会喜欢这样的决定。但正是地勤组长保证你在空中飞行，他们也像好僚机那样能让你幸存下来。”⁽³⁶⁾哈特曼自己也曾有感而发：“……我的好朋友很多，但关系最近的还是默腾斯。空战中你依靠僚机和战友的保护，但是，负责保障你的战机能够安全飞行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朋友。我俩是最好的朋友，如果不是因为默腾斯的话，我所有的成功都根本不可能……默腾斯不会放弃我，那是一种在军队之外无处可寻的忠诚。”⁽³⁷⁾这次历险后，哈特曼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一方面告诫战友，如在敌后迫降或被俘，千万不要试图白天逃跑，要逃一定要在夜里进行；另一方面，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要保护好战友，一定要把僚机安全带回。相对于个人战果，保护战友才是他心目中最重的目标。

第3大队大队长拉尔一直都在密切关注哈特曼，后者的日渐成熟、带领四机编队时取得的突出战果都使他相信，到了让哈特曼担任中队长的时候了。9月，哈特曼接过了著名的“卡拉牙中队”——在格拉夫治下闯出响亮名头的第9中队的指挥权。或许是受到这一升迁的鼓舞，哈特曼开启了新一轮的取胜模式——9月30日，他的总战绩上升至115次击坠，10月里又有33个战果，到10月29日时战绩已高达148胜（克鲁平斯基当日的战绩为160胜），为此哈特曼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骑士勋章。

摘取骑士勋章后，哈特曼获准回国休假一个月，12月初返回联队后，他又继续着惊人的提升战绩之旅。12月13日，哈特曼的总战绩达到150次击坠，这时他的名字已时不时地与JG-52的其他王牌一起出现在宣传报道中，不过彼时的主角还是大队长拉尔——他在1943年8月28日和11月28日分别突破了200胜和250胜大关。苏军把射术精准的哈特曼先是称作“卡拉牙一号”（他在无线电中的代号），而后又因其机头涂有一个黑色的郁金香，而把他叫做“南方黑魔”。这个黑色郁金香图案看起来阴森可怖，据说苏军飞行员只要在空中看见它就会避战，哪怕击落“南方黑魔”之人，将获得1万卢布的悬赏和“苏联英雄”的崇高荣誉。有一段时间里哈特曼发现了这个现象，由于难以觅到敌手，其战绩提升的速度也相应明显放慢。哈特曼与僚机互换座机，后者虽有了安全保障，但因为黑色郁金香标志犹在，苏军还是唯恐避之不及。无奈之下，哈特曼只得让默腾斯抹掉这个狰狞的标志，事情才有了转机——1944年1月3日至2月26日间，哈特曼取得了自己的第160至第202次空战胜利，其中的2月26日，他在3次出击中便击落10架敌机。

一年前，哈特曼只有两次击坠，13个月里竟生生击落200架敌机，其效率足以和9中队的老中队长格拉夫媲美。在外人看来，哈特曼的战绩蹿升速度实在太过惊人，但战友们却丝毫不感意外——1943年8月，8中队的奥布莱泽（Friedrich Obleser）少尉曾质疑哈特曼的战绩，他觉得其中或许有诈。当时还在7中队的哈特曼听说后，找到大队长拉尔述说不满，拉尔表示自己绝对相信他的所有战绩，因为目击报告和所有细节都经过严格的确认。哈特曼获准把奥布莱泽临时调到7中队为他担任僚机。次日，面带窘迫的奥布莱泽与哈特曼一起出击作战两次，亲眼目睹了后者在空中以短促准确的火力击落两架敌机。奥布莱泽随后信服地签署了目击报告，也诚挚地向哈特曼表示歉意。自此以后，JG-52再没有人怀疑哈特曼的战绩，倒是对他的能力和战术经验越来越佩服。随着经验的增多，哈特曼对自己的能力愈发自信，他不仅能在远距离内发现敌机（有时比战友能早几分钟发现对手），还时常能预感对手的意图。他尽可能避免空中缠斗，坚持使用自己的“搜索—决定—进攻—脱离或暂停”四步战术。在空战中，如果首次进攻未能得手，哈特曼一般会完成跃升倒转的机动，如果条件许可，他会向下俯冲至敌机后下方，然后拉起战机准备近距离进攻。开火后，他一般会立即往高空爬升，如果对手顽强地挺立不倒，他会再发动下次进攻。当然，一般很少有人能在50至100米的近距离内，经受住哈特曼的两次射击。有史家曾评论说，哈特曼的这套战术体现了他的稳健风格和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使他能在合适的条件下，以始终如一的绩效坚持执行自己的飞行和射击模式。⁽³⁸⁾

哈特曼不仅有独到的进攻战术帮助自己取得击坠，还有一些行之有效的防御战术，使自己能在经常处于劣势的空战中全身而退。当对手试图从后方或侧上方攻击他时，他往往会急上升转弯，而当对手出现在后下方时，他会向左或向右急转俯冲，然后利用负G力摆脱对手。负G机动被哈特曼视为摆脱对手的最后一招，其招术也被后人称为“哈特曼逃逸术”（Hartmann Eascape）——近距离追逐时，由于攻击一方预计对手会进行小半径转弯，他必须转更小的弯才可能向对手射击。被攻击者就利用这个时机，马上向左前方或右前方推杆，同时猛踩左舵或右舵。这样，被攻击者承受的G力将从正5G变为负1至负1.5G，战机会作负G滚转并呈螺旋下降，因之将从对方的视野中短暂地消失。攻击一方必须滚转约150度，才能继续以正常的正G机动继续追踪，而此时被攻击者已积累了一定的速度，从而取得后续机动和摆脱敌机的主动权。哈特曼凭借着过硬的飞行技术和有效的防御机动，在800余次空战中从未受伤，也从未成为任何对手的牺牲品（他虽有14次迫降，但都是由于机械故障或敌机碎片造成的）。当然，不能不说哈特曼的运气一直很不错。

摄于1943年9月，哈特曼担任了第9中队中队长，图为他与中队战友们的合影。

摄于1943年秋，JG-52第2大队5中队中队长巴茨中尉（Wilhelm Batz，右一，最终战绩237胜）正向大队长巴克霍恩（中）、4中队飞行员施图尔姆少尉（Heinrich Sturm，1944年12月22日阵亡于匈牙利，最终战绩158胜）描绘空战情形，背景是巴茨的Bf-109 G5。

摄于1943年10月初，哈特曼座机的方向舵上已有122次击坠标识。

摄于1943年10月，哈特曼与地勤组长默腾斯（右）挤在Bf-109 G6“黄色1号”战斗机的座舱里。机身上的徽记是一颗滴血的心，中间写有“Dicker Max”（胖子马克斯）字样，哈特曼后来把文字换成了女友的昵称“乌施”。

哈特曼于1943年10月29日获得骑士勋章，此时其战绩高达148胜——14个月前戈洛布以150胜摘取了钻石骑士勋章，现在哈特曼只能获得骑士勋章。

或摄于1943年11月，哈特曼获得骑士勋章后获准休假，图为他与亲人们在一起的场景，左一为母亲，左二是未婚妻，右一为父亲。

摄于1944年2月13日，JG-52第2大队大队长巴克霍恩获得了第250次胜利，哈特曼当时的战绩是192胜。

哈特曼在1944年2月26日取得了第202胜，3月2日被授予橡叶骑士勋章。图为在贝希特斯加登举行的授勋仪式，希特勒身边的人似为空军副官贝洛。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JG-52第1大队大队长维泽（Johannes Wiese）少校，第2对地攻击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奥特（Maximillan Otte）少校，JG-54的塞勒（Reinhard Seiler）上尉和阿德梅特（Horst Ademeit）中尉，克鲁平斯基，哈特曼。最右侧之人似为伞兵3团团长海尔曼（Ludwig Heilmann）上校。曾有专家称这个人是第1夜间战斗机联队的盖格尔（August Geiger），但这位上尉的橡叶骑士勋章是死后追授的（1943年9月29日阵亡），怎么可能站在这里领受勋章？

1944年3月2日，JG-52有四名飞行员被授予高规格勋章，除哈特曼获橡叶骑士勋章外，2月26日取得第174次胜利的克鲁平斯基、第1大队大队长维泽（Johannes Wiese）也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第2大队大队长巴克霍恩在同月早些时候取得了250胜，因此被授予双剑骑士勋章。大本营命令四人赶往东普鲁士的狼穴大本营，结果他们到柏林后得知，元首要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乡间别墅授勋。哈特曼曾回忆说，他们好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还在前往萨尔茨堡的火车上不停地混着喝香槟和白兰地，结果都烂醉如泥，不得不相互搀扶着走下火车。迎接他们的希特勒空军副官贝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几个家伙很快就要觐见元首，现在还东倒西歪无法站立。到了乡间别墅后，哈特曼怎么也找不到军帽，加上酒后视力模糊，随手抓了一顶帽子就戴在头上。不想帽子太大，扣在头上显得非常滑稽。贝洛不太高兴，厉声说这可是元首的帽子！除贝洛外，几个人笑得前仰后合，哈特曼还打趣称：“元首有个大脑袋，考虑到他的工作，脑袋自然要大……”

空前绝后的352胜

1944初的德军形势愈发艰难，地面部队处于不断西撤、左支右绌的境地，空军也被迫随着陆军的后撤而不停转换基地。但哈特曼并不觉得德军正处于溃败的边缘，也没有听战友们过多地谈及失败的命运，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苏联空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带有“近卫”称号的航空团有一些技术精湛、勇猛顽强的难缠对手。1944年3月下旬，JG-52第3大队尚以利沃夫为基地，到4月时就被紧急调往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脚下的罗曼（Roman），美军重型四发轰炸机这时已在轰炸包括普罗耶什蒂油田在内的重要目标。不过，哈特曼等还未在罗曼立足，又被派往克里木支援正在那里苦撑的第17集团军。4月18日，克鲁平斯基调往已撤回本土的JG-5担任1中队中队长，拉尔次日也被调回西线，担任JG-11第2大队大队长，接替他的是原任JG-52第5中队中队长的巴茨（Wilhelm Batz）上尉。拉尔当时的战绩高达273胜，但他非常清楚，刚刚晋为中尉的哈特曼，将无可阻挡地直抵战绩排行榜的最顶端，临行前他对哈特曼说：“‘娃娃’，现在我不会再妨碍你了。”哈特曼则答道：“长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天命。”拉尔再次见到哈特曼时已是11年之后——在战后的西德新空军里，他将仍是哈特曼的顶头上司。

摄于1944年3月的贝希特斯加登，从左至右依次为克鲁平斯基、巴克霍恩、维泽和哈特曼。

在克里木作战时，JG-52第3大队可以说从领导层到飞行员几乎都换了人，取得过5次以上击坠的飞行员有不少都被调回本土，负责在德国上空与英美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展开搏杀。而补充的新手飞行时数多数不足100小时，他们所学的还都是空中缠斗。哈特曼总是利用作战间隙向新手们传授战术和心得，也反复告诫他们：“要用头脑，而不是肌肉来飞行作战。等待、观察、运用理性，观察敌机的队形和战术，看看有无落在后面或迷惑不定之人，这种人在空中总是很醒目，干掉他们！把敌机击爆起火非常重要，所有对手看到这一幕时都会产生心理变化，这比杀入敌机编队缠斗20分钟，却还一无所获要重要得多。”尽管如此，空军也改变不了克里木战场的命运，第17集团军和罗马尼亚军队损失了近10万人，余部狼狈逃离克里木。哈特曼等人在撤离时也非常狼狈，竟把战斗机里的无线电设备等拆掉，以便地勤能挤进狭小的座舱逃离险境！到5月底，JG-52第3大队终于回到了罗曼，这时哈特曼的战绩已升至231胜。仅仅过了四天，他的战绩就上升至250胜，成为诺沃特尼、拉尔、巴克霍恩之后第四位达到这一高度的飞行员（此后还有JG-54的基特尔超过了250胜，他在阵亡前的总战绩为267次击坠）。

7月1日，哈特曼的战绩高达269胜，次日被授予第75枚双剑骑士勋章，是格拉夫之后唯一以中尉军衔获此勋章的飞行员。哈特曼真正地成为名动一时的“英雄”，“金发骑士”的称呼和形象出现在大小媒体中，富有活力的他具有雅利安人的典型外貌特征，年仅22岁就战绩超群，因此很快便成为年轻人的新偶像。8月3日，哈特曼与夜战王牌施瑙费尔等10名获双剑或橡叶骑士勋章的飞行员出现在狼穴。哈特曼发现元首像变了个人，显得疲惫焦躁，移动缓慢，在7月20日刺杀事件中受伤的右手一直不停地颤抖。希特勒照旧向“英雄们”发表演说，在谴责密谋分子懦弱行为的同时，他也不忘记攻击“不忠诚”的将领们，当然，神秘武器、挫败西线盟军、英美与苏联必将分裂等一系列“宏论”也是少不了的内容。不过，哈特曼的心思根本不在元首的讲话上，他时而想起了忠心耿耿的默腾斯——他应该正在精心保养着自己的座机，时而又想起迷人的“乌施”——她一定在家里焦急等待着爱人的归来。用哈特曼自己的话说，他当时“对希特勒说的那些事情都十分惊讶”，而据克鲁平斯基战后的回忆，“……哈特曼对希特勒总有一种怪怪的感觉，他根本不相信希特勒”。⁽³⁹⁾

摄于1944年春，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哈特曼在作战间隙稍事休息。

摄于1944年夏，JG-52联队长赫拉巴克坐在Bf-109G战斗机中准备离去，哈特曼（右）正帮他系好安全带。图中另两人分别是第8中队的奥布莱泽少尉和格拉茨（Karl Gratz）少尉。奥布莱泽曾质疑过哈特曼的战绩，他是骑士勋章获得者，在战后的西德空军中官至中将，2004年去世。

摄于1944年初夏，哈特曼在自己的Bf-109 G6前与密友默腾斯交谈。

本图摄于1944年8月初的狼穴。左一为第1对地攻击联队3大队大队长朗（Friedrich Lang）少校（第74枚双剑骑士），左二是哈特曼，左三为第1夜间战斗机联队4大队大队长施瑙费尔上尉（第84枚双剑骑士），其余三人获得橡叶骑士勋章，依次为第1对地攻击联队1大队大队长考比施（Horst Kaubisch）少校，第27轰炸机联队14中队中队长斯克尔齐佩克（Eduard Skrzipek）上尉，JG-26第6中队飞行员格隆茨（Adolf Glunz）少尉。

双剑骑士勋章得主哈特曼中尉。

摄于1944年夏，很难确定哈特曼佩戴的是双剑还是钻石骑士勋章，但这张经典图片很好地体现出了哈特曼对默腾斯的感激、友情和他们难以分割的伙伴关系。

资料来源：http://www.luftwaffe.cz/hartmann.html.

哈特曼获双剑骑士勋章时的战绩是269胜，整个空军战绩高于他的只有巴克霍恩——后者于当年5月31取得了第270至第273次击坠，但在执行当日第6次作战任务时，他只顾专心攻击苏军轰炸机，却没有注意到一架护航战斗机摸到了他的身后——据信，击中巴克霍恩的正是苏军二号王牌波克雷什金。巴克霍恩身受重伤，但设法驾机回到德军一侧。巴克霍恩在医院里整整待了4个月才算康复，也将榜首的位置拱手予以哈特曼，等他在10月26日取得归队后的首次胜利时，哈特曼的战绩已高达305胜。哈特曼称巴克霍恩是他最钦佩、最尊敬的人，他曾毫无保留地赞道：“……（巴克霍恩）是那种人人都会心甘情愿为他赴死的领导者。父亲、兄长、同志、朋友，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人。”⁽⁴⁰⁾美军上校托利弗则称，哈特曼对巴克霍恩的真心仰慕，其实只是“这个名字在战友之间引起的一种典型反应”，因为后者的品行比他那301次的空战胜利留给人们的印象更深。

8月15日至23日，哈特曼在8天内取得了22次击坠，战绩提升到291胜，战争史上第一次有飞行员的战绩距300胜大关如此之近。哈特曼也无可避免地开始憧憬取得300胜的时刻，他知道这一成就将带来尊崇的钻石骑士勋章和空战史上永恒的地位，战友们也都在议论这个22岁的“老家伙”是能够一举突破，还是需要几天的多次作战才能实现目标。24日，哈特曼在中午和下午的两次出击中，在维斯瓦河的桑多梅日战场上空击落11架敌机，这是他个人军旅生涯中战绩最高的一日。一天内击落11架敌机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强手如云的德国空军这并不是最顶尖的——1943年11月3日，JG-54的朗（Emil Lang）少尉曾在一天内击落18架苏军战机；1942年9月1日，马尔塞尤一天内摧毁过17架英军战机；1943年10月11日，JG-54的鲁多费尔（Erich Rudorffer）上尉曾创下一次出击击落敌机13架的惊人纪录（还是在17分钟内完成的）！但是，哈特曼的11次击坠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他的总战绩一举跨过300胜大关，成为空战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四年前，莫尔德斯率先突破百胜大关，德国人为之深感骄傲，并视其为“天人”。整整两年前，富有才华但一直被低估的戈洛布突破了150胜，不久后又被格拉夫的200胜超越。1943年10月，诺沃特尼将纪录提升到250架，但仍有哈特曼等四人先后越过曾被视为“不可能被超越”的纪录。现在，300次击坠的新纪录被哈特曼创立。

哈特曼的僚机飞行员荣格（Carl Junger）上士战后曾记录过基地里当时的情形：“……‘卡拉牙一号’轰鸣着飞抵机场上空，这次哈特曼在空中绕圈和摆动机翼多达5次（在下午的第二次出击中击落敌机5架）。这个成就的背后需要倾注多大的能量和注意力，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第5圈绕完后……哈特曼完美地着陆了。他轻松地把战机滑行到机位附近，我们热情地等待着他关好引擎的时刻……这时唯一能上前去握手表示祝贺的是他的地勤组长默腾斯。大家都站在那里等着，谁也不嫉妒默腾斯。发动机的响声渐渐消失，螺旋桨也转完最后一圈时……巴茨大队长跳上战机，联队长赫拉巴克上校也突然从他身边跳了上去，他们握着哈特曼的手使劲摇着。他离开座舱时我们把他抬了下来，然后两个战友把他举上肩头，其中一个人就是默腾斯。最后时刻赶出来的花环套在他脖子里，记者们立即从各个角度拍照……哈特曼要求把他放下来，刚一落地，我们每个人都拥上前去握他的手，拍他的后背，或者至少看他一眼。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会忘记这些分分秒秒……桌椅已经摆好，我们毫无拘束地环坐在他身边。这是他的大日子，赫拉巴克坐在他身边，高兴地向他敬酒。在上校要求下，哈特曼描绘了空战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时刻。他说话时每个人都出神地听着，压抑着自己的兴奋。盛大的宴会结束后，哈特曼想跟默腾斯和他的技师们单独聚一下……漆黑的夜晚，只有月亮和星星注视着我们，篝火点燃了，火光映着每个人的脸……酒瓶传来传去，我们跟哈特曼一直喝到子夜。最后一点木头也烧成了灰烬，大家都被这个场合深深感动，我们站起身来与哈特曼互祝晚安，然后分头回去睡觉。多姿多彩的一天画上了句号，但谁都不会忘记这难忘的一天。”⁽⁴¹⁾

摄于1944年8月24日，哈特曼当日取得了11次胜利，总战绩史无前例地超过300次击坠。图中的他正驾机返回基地，战友和地勤们正在向他欢呼。右侧是9中队的队旗。

摄于1944年8月24日，哈特曼当日突破了300次击坠。他的战机已经停好，但他似乎非常疲劳，无法自行离开座舱。

摄于1944年8月24日，默腾斯帮助哈特曼离开战机。

摄于1944年8月24日，JG-52第3大队的官兵把哈特曼架在肩膀上抬了下来。

摄于1944年8月24日，哈特曼手里端着的香槟酒似乎味道不怎么好。

希特勒与哈特曼在钻石骑士勋章授勋仪式上握手交谈。

一切归于平静后，哈特曼与挚友默腾斯坐在一起闲聊。

希特勒向哈特曼颁授第18枚钻石骑士勋章的场景。

哈特曼佩戴钻石骑士勋章的标准照。

哈特曼佩戴钻石骑士勋章的标准照。

哈特曼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是属于他的日子，尽管早就料到自己迟早会成为空战第一人，但这个日子真的到来时，他却不知道该如何迎接它。次日，赫拉巴克上校再次诚挚地向哈特曼祝贺——希特勒已决定授予他第18枚钻石骑士勋章。哈特曼驾驶着一架战斗机，在战友们的护送下当天赶到狼穴。贝洛当然还记得这个新偶像醉酒错戴元首军帽的往事，哈特曼现在又给他出了难题。刺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后，纳粹政府枪毙了不少密谋分子，也大肆逮捕了一批怀疑对象，狼穴的安全防范工作更加严密，任何面见元首之人必须先交出武器，而且还要经过三道关卡。但哈特曼拒绝交出佩枪，因为他觉得这代表着不受信任，是对军人的一种侮辱。希特勒身边的党卫军军官称，就连元帅和将军们都必须交出佩枪，就在僵持不下时贝洛出现了。哈特曼说如果不能带枪，他将拒绝接受勋章。贝洛不想让易怒的元首再次大发雷霆，只好妥协照办，从而使哈特曼做到了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这是哈特曼第一次单独觐见、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他发现元首完全成为颓丧疲惫的老人，那个曾经震撼世界、意气风发的元首完全消失了。希特勒在授勋时对哈特曼说：“真希望多一些你和鲁德尔那样的战士。”邀请哈特曼一起进餐时，希特勒照例介绍了战争形势，虽坦承“军事上德国已输掉了战争”，但还坚定地表示，不久后英美就会与苏联发生摩擦并演变成战争，而“德国必须坚持与布尔什维克的搏斗”。多数时候里哈特曼只是安静地听着，当希特勒问他对与英美轰炸机作战战术的看法时，哈特曼说自己认为戈林的命令——“只要有敌军轰炸机出现，战斗机飞行员就必须迎击作战”——是个错误，因为恶劣的天气下频繁起降会造成大量无谓的牺牲。哈特曼还称，飞行员训练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大批新人几乎刚上战场就白白死去，他自己的中队就有一些飞行时数不足20小时的新手。希特勒很快对枝节失去了兴趣，他还有更挠头的问题需要考虑。于是哈特曼与元首握手告别，离开了狼穴。

哈特曼先返回联队，安顿妥当后准备休假，但在回国途中他还需要先到到柏林—加托面见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后者想把他调到莱希费尔德的第262试飞分队（Erprobungskommando，简称Ekdo-262），专门试验Me-262这种划时代的喷气式战机。哈特曼不愿离开东线，同时对高层下达的禁战令也表达了不满，他以自己的诚恳很快说服了加兰德，还在后者帮助下请戈林出面取消了禁战令。加兰德命令哈特曼前往巴特维泽的“战斗机飞行员之家”（Jagdfliegerheim）疗养，而后者则借机与“乌施”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巴克霍恩、巴茨和克鲁平斯基等老友或长官特地赶来为他担任证婚人。

摄于1944年9月10日的巴特维泽，哈特曼当日与女友正式结婚。图为婚礼的一幕，哈特曼夫妇准备离开时，飞行员们举起佩剑搭成了一道拱门。

摄于1944年11月，22岁的哈特曼上尉。

摄于1944年11月，哈特曼似乎正在研究地图，战机机头的黑色郁金香图案清晰可见。

摄于1944年11月23日，哈特曼当日取得了5次击坠，总战绩攀升至327胜。图中他刚刚着陆，默腾斯爬上去帮助哈特曼下机。

1944年9月末，格拉夫中校被任命为JG-52联队长，赫拉巴克上校则回到JG-54任联队长。格拉夫来到联队部和1大队的所在地克拉科夫履新时，当年的战友不是被调往他处，就是已经阵亡或正在养伤，所见皆为满脸稚气的年轻新人。两年前的10月刚入队的哈特曼上尉（9月1日正式晋升为上尉），已在战火的浸润下稚气全脱，虽还有着“娃娃”的绰号，但已成长为成熟稳重的骨干军官。10月中旬，苏军在东线的两翼——东普鲁士和匈牙利方向——突然发起大规模攻势，JG-52第1和第3大队随联队部赴东普鲁士迎敌，第2大队则在巴克霍恩带领下转战匈牙利，哈特曼被调到巴克霍恩大队负责重组第4中队。在1944年剩下的日子里，哈特曼缓慢但扎实地提升着战绩，1945年新年来临前，他的总战绩达到331胜，而巴克霍恩也有着289胜的骄人纪录。1945年1月第一周，巴克霍恩接连击坠12架敌机，1月5日取得自己二战中的最后一次胜果后，与哈特曼一起成为“300胜俱乐部”中仅有的两人。当月15日，巴克霍恩调往JG-6出任联队长，格拉夫很快对3个大队的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第3大队大队长巴茨接管第2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博尔歇斯（Adolf Borchers）上尉主持第3大队，哈特曼则担任第1大队大队长。

1945年3月初，哈特曼奉命到莱希费尔德接受Me-262喷气式战斗机的转飞训练。他的长官是空军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时任第2战斗机补充联队3大队大队长的贝尔（Heinz Baer）少校。贝尔参加过二战中所有战场的空战，他的220次空战胜利中有120架是英美战机（仅次于马尔塞尤），有16架是驾驶Me-262喷气式战斗机取得的战果。贝尔眼下的任务是把空军最优秀的一批飞行员训练成合格的Me-262战斗机飞行员。大约在3月末，加兰德到莱希费尔德基地探视，除了解转飞训练的进展外，可能还想顺便挖几个人到组建中的JV-44专家中队。加兰德见到哈特曼时曾风趣地说自己“现在是一名中队长了”。哈特曼则依然毕恭毕敬地答道：“我听说了，我的将军。”加兰德诚邀哈特曼入队，但后者很清楚，在群星璀璨的JV-44里，他还是那个不到23岁的“娃娃”，真正属于他的天地，还是尚在东线挣扎的JG-52，至少在他的第1大队里，他多少还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哈特曼向加兰德表示，在这么多年长资深的高级军官和前联队长面前，自己只怕又要从僚机做起。闻听此言，加兰德便不再继续坚持或强迫哈特曼。次日，JG-52的联队长格拉夫发来急电，要哈特曼立即回去接管面临巨大压力的第1大队。格拉夫的来电非常及时，哈特曼两天后遇到到访的战斗机部队总监戈洛布上校时，用这份电文表明了自己坚持返回东线的心迹和理由。戈洛布与加兰德素有积怨，JV-44的组建过程中他曾试图阻止加兰德随意挑选王牌，只不过由于希特勒的直接干预，加兰德才在短时间内聚集了一些出色的飞行员。哈特曼现在主动要走，还有格拉夫的急电催促，他焉能不顺水推舟？结果，这个决定造成了哈特曼此后命运的完全逆转。加兰德战后曾后悔地表示，自己最遗憾的就是当时未尽全力说服哈特曼留在JV-44，以至于让他在苏联战俘营中徒受10年炼狱。而哈特曼本人也曾坦承：“多年后我意识到，如果留在JV-44，我的命运无疑将完全不同。”不过，在1945年3月末的料峭春寒中，哈特曼无疑觉得自己做出的是正确的抉择，他一心向往的还是返回大队并与战友们同生共死。

此时哈特曼所部的驻地位于捷克的哈夫利奇库夫布罗德（德语称Deutsch Brod），负责为舍尔纳中央集团军群的最后挣扎提供支援。布拉格的上空不仅有美军性能超群的“野马”战斗机，还有苏军成群结队的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哈特曼曾接到命令阻截轰炸布拉格的苏军轰炸机机群，当时他在空中发现了约30架“波士顿”和Pe-2轰炸机，上方另有25架雅克-11和P-39战斗机护航。就在思忖是否发起突袭之际，他瞥见了另一群战机——美国人的“野马”战斗机编队正在驶来。“野马”的高度介于德军和苏军护航战斗机之间，而对手们都还没有发现德国人正在高空窥视。美军和苏军的飞行员还在相互打量时，背靠太阳且有高度优势的哈特曼决定发动突袭。他与其僚机开始向下俯冲，打算先冲散美军机群，然后从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编队里穿过，采取“打完就跑”的策略进行攻击。哈特曼在俯冲中逼近最后面的1架“野马”，迅速命中了这个毫无戒备的对手，另1架“野马”也同样稀里糊涂地被打落。电光火石之间，哈特曼冲过苏军战斗机编队，瞄准1架“波士顿”轰炸机开火，但对手并未坠落。哈特曼和僚机把美军和苏军的编队冲得七零八落，但也不敢恋战，于是迅速脱离战场。回望时，哈特曼看到了难忘的一幕：苏军和美军飞行员都没有意识到展开偷袭的是德军，还以为是对方发起的攻击，于是两家开始大打出手！苏军轰炸机飞行员见状感到恐慌，胡乱扔下炸弹后匆匆撤离了战场。哈特曼还看到有3架雅克-11冒着浓烟摔下，美军那边也有1架“野马”摇摇欲坠。看着这出其不意的一幕，哈特曼忍不住哈哈大笑。或许，这是他1944年6月与“野马”战斗机初次交手后，对付“野马”们时最轻松的一次经历。

4月25日，哈特曼的战绩达到351胜，但战争结束的日子已屈指可数。5月8日，哈特曼奉联队长格拉夫的命令执行最后一次任务，在侦察苏军推进的方位时，他在空中击落了1架雅克-9战斗机，当时那名飞行员正向地面部队绕圈致意，完全未料到自己会在停战日成为哈特曼的第352个牺牲品。哈特曼着陆后，忠实的默腾斯准备给战机加油，但哈特曼平静地直视着他的眼睛，轻轻摇摇了头——一切都要结束了，“金发骑士”也好，“南方黑魔”也罢，执行过1404次飞行任务的哈特曼不再飞了。

哈特曼向格拉夫报告了距哈夫利奇库夫布罗德最近的苏军的位置，后者则交给他一份来自第8航空军指挥官赛德曼中将的命令，只见上面写道：“令格拉夫和哈特曼立即飞往多特蒙德向英军投降。JG-52所有其他人员一律就地向苏军投降。”⁽⁴²⁾格拉夫对哈特曼说：“将军不希望咱们落入苏军手中。他知道两个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落在苏联人手里会是什么下场。你我加起来差不多击落了550架苏军战机。他们可能会把我们背靠墙当场枪决。”哈特曼反问道：“长官，那我们服从赛德曼将军的命令吗？”格拉夫摇摇头，接着说道：“我们这里有2000名老弱妇孺，他们都是联队官兵的亲属或逃过来的难民，都是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你认为我会跳上战机飞往多特蒙德，却把这些人扔在这里吗？”哈特曼表示同意联队长的意见，他们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两人决定既不服从赛德曼将军的命令，也绝不向苏军投降，而是带着大家向西，寻求向美军投降的机会。

格拉夫要求哈特曼负责摧毁剩下的25架战斗机和所有弹药，办完这一切后，JG-52第1和第3大队、格拉塞尔少校的JG-210联队、第9轰炸机联队10中队的官兵以及大队平民，在格拉夫和哈特曼的带领下，向西朝着伏尔塔瓦（Moldau）河方向赶去。下午晚些时候，这支队伍遇到美军第3集团军的几辆坦克，他们很快被移交给美军第90步兵师。哈特曼等人被拘禁在四周环绕着铁丝网的临时战俘营中，虽然庆幸未落入苏军之手，但他们很快发现此处的条件非常糟糕，连着几天都没有供应食物。5月15日，哈特曼等战俘乘坐卡车来到一处空旷的开阔地，就在大家惊魂不定之时，长长的一列军车从另一个方向开了过来，哈特曼眼尖地发现，这些车辆发动机的罩子上绘有红星图案——美军把他们移交给了苏军！

战俘们的所有个人物品连同尊严一起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就在哈特曼的眼前，在放下武器的德国军人、荷枪实弹的美苏官兵面前，一些为复仇而丧失理智和人性的苏军士兵，从俘虏队伍中拽走妇女，扒光她们的衣服后实施了报复性强奸。这些女性的丈夫或父亲，在苏军士兵的刺刀和枪口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在光天化日下惨遭凌辱，这些人痛不欲生，欲哭无泪。当时在场的克劳斯（Walter Krause）上尉曾回忆说：“……美国人那时还没有离去。他们坐在坦克上将这野蛮的一幕用摄像机录了下来，也拍了不少照片。我不得不说，美国人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似乎对这一人间地狱般的惨状感到非常有趣。”⁽⁴³⁾哈特曼战后曾称这是他生命中最糟的一天——他清楚地记得，那些备受凌辱的女性夜里回到战俘这边时，个个忧伤绝望，眼神空洞。悲剧在夜里继续上演，有些人家全家自尽了，有些兽性大发的苏军士兵又拖走一些年轻女孩，女孩子们凄厉的惨叫声整夜未绝。苏军的暴行一直持续到次日，直到一名将军发现这些兽行实在有辱红军那“伟大光荣的形象”，出面制止后才告平息。哈特曼深为同胞受辱感到激愤，为自己无力制止暴行而羞愧难当，同时，也为妻子能暂避于西方控制区而感到些许欣慰。

摄于1944年末的匈牙利布达厄尔什（Budaors），哈特曼与匈牙利飞行员波蒂昂迪（Laszlo Pottiondi）在一起。

摄于1945年3月，哈特曼把妻子送到罗腾布赫（Rottenbuch），请自己的副官范德坎普（Willy van der Kamp）的妻子和家人代为照料。哈特曼夫妇再次见面则是10年后了。

摄于1945年4月17日的哈夫利奇库夫布罗德，哈特曼在战争期间最经典的一幅照片，他在当日收获了第350胜，身后是他的Bf-109 K4战斗机。

5月16日，战俘队伍开始缓慢地向东移步，无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将会是哪里。格拉夫下午听说哈特曼突然消失了，不过，两日后的清晨，哈特曼又出现在大家面前，全身上下肮脏不堪，到处都是青紫色的瘀伤，看起来也非常沮丧。哈特曼说，他在16日下午乘看守不备，跳入路边的灌木丛中躲了起来，随后在路上连躲带藏地折腾了整整两天，最后不幸又被老百姓认出来，于是再度成为苏军战俘。

十年炼狱

哈特曼和格拉夫等军官于1945年7月28日被送往莫斯科东北约500英里处的基洛夫附近，被关押在第307号战俘营。这里是苏联腹地，一处地图上根本找不着的无名之地，有大片的原生态沼泽地，其空旷荒凉足令任何逃跑的举动都将成为徒劳之举。无止境的艰辛劳作、不足果腹的食物供给、被世界遗弃的凄凉感，一天天侵蚀着战俘们的意志和身体。整个战俘营关押着1500多人，据说第一个冬天过后，这里只剩下200余名幸存者。幸运的是，哈特曼和格拉夫在8月17日即离开此处，被送往莫斯科东北约250英里的格里卓维茨（Gryazovets），三天后抵达这里的第150号战俘营时，哈特曼和格拉夫都已成为身体虚弱、精神颓丧之人。

1943年被俘的王牌飞行员哈恩（Hans ‘Assi’ Hahn）就被关押在第150号战俘营，他在获释后出版的著作《我说出真相》（Ich spreche die Wahrheit）中，曾详细描述过这里的状况：“……战俘营里有一座医院为犯人们看病。这里还有一个小公共浴室。营地里有很大一块地方是白桦林，战俘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里面溜达。一条小河把营地分为两半，横跨在河上的小桥附近有个咖啡馆，犯人们可以在那里喝到只要一个卢布的纯正咖啡。营地里还有个乐队，他们在白桦林里举办露天音乐会，每逢周日还在咖啡馆外面演出。那里甚至还有一名摄影师，犯人们可以到他那里去照相。犯人们每个月获准往德国寄一封25个字的明信片，他们也可以把摄影师拍的照片用作明信片……在格里卓维茨，至少你觉得自己又像是个人了。”⁽⁴⁴⁾

格里卓维茨的第150战俘营被称作“模范战俘营”，其目的自然是竭力说服被俘军官们与苏方合作。战俘营内成立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盟”等组织，其成员有的支持苏联，有的支持反法西斯运动，有的则是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对政治毫无兴趣且又非常天真的哈特曼，发现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些团体的争斗拉拢之中。苏方为把哈特曼拉过来，特意安排他到轻松自在、又有足够食物的厨房干活，希望他能放弃拒不合作的立场。哈特曼发现身边有不少军官是告密者和阴谋家，还有支持苏方者反复劝说他忏悔罪行。最令他震惊的是，他素所仰慕的格拉夫，竟然也同意与苏方合作，当格拉夫劝说他站到苏联这边时，哈特曼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格拉夫与1945年5月8日拒绝飞到西方控制区的那个联队长联系起来。哈特曼告诉满面羞愧的格拉夫，从这天起他们各走各的路，一道天堑就此横亘在曾经亲密的两个人之间。苏方要求哈特曼暗中留意一批高级军官的言行，尤其是他们以前犯下的战争罪行，但哈特曼坚决拒绝了，还回答称“宁死不当告密者”。哈特曼于是被关进狭小肮脏的禁闭室，但独处暗室却给了他思念妻子和家人的机会，对妻子的爱、对家庭生活的向往，无形中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令弱者崩溃投降的暗室，对哈特曼来说似乎根本不算什么。

苏军对哈特曼的拒不低头非常恼火，但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因为整个战俘营几千双眼睛都在看着这位年轻领袖的表现，攻破了哈特曼这座堡垒，就差不多攻陷了整个战俘营的人心。在一次审问中，苏军审讯官问哈特曼是怎么成为战绩最高的飞行员的，哈特曼以一种有意激怒对手的语调说自己“根本不算是最成功的，我只击落过苏联战机和不多的美军战机。我们在西线有个叫马尔塞尤的飞行员，他击落过158架英军战机。在我们那里，1架英军战机被认为等于3架苏军战机，所以我并非最成功的人”。⁽⁴⁵⁾审讯官听出了弦外之音，对哈特曼有意贬低苏方的言辞非常愤怒。这位军官反复追问，他的头发明明是金黄色的，为什么却被称作“南方黑魔”。哈特曼不屑地说：“那是因为你们的飞行员怕我，我的机头上有个黑色郁金香图案。你们的人一看见这个图案就远远躲开了。”这次审讯又为哈特曼赢得了48小时禁闭。苏方还曾威胁，要到斯图加特把哈特曼的妻子绑架到苏联，这显然戳中了哈特曼的痛处，但他决心不让对手利用自己的弱点和恐惧，只见他竭力压抑自己起伏的情绪，直视着对手说：“……你们可以做任何事。你们有权力这样做。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不会为你们工作，也绝不会背叛被拘押的战友。”⁽⁴⁶⁾

苏方并没有在肉体上摧残战俘，他们认为那不仅不管用，还是示弱的表现，他们要在精神上令德国人屈服。拦截信件是苏方惯用的手段，一开始苏方还允许战俘们每月写一封25个字的信，到1947年后，甚至只允许写5个字！哈特曼的妻子10年间大概写过350至400封信，但哈特曼只收到过不足40封。1946年5月，哈特曼得知自己有个儿子，但几年后才得到儿子未能幸存的消息。哈特曼的父亲于1952年去世，他也是一年后才获知这一噩耗。苏方可谓想尽办法令哈特曼屈服，想让他承认战争罪行，但后者坚决不在供认书上签字。与此同时，苏方也诱使哈特曼为自己和东德工作，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出色的飞行员，狱中的表现已证明他还是其他战俘的精神支柱，如果他能转变立场，那不仅将是苏方的巨大成就，也可以为缺乏有声望领导者的东德空军解决实际困难。哈特曼的回答是：“……在谈论任何工作前，不管是为东德空军工作，还是做咨询或政工工作，你们都必须先释放我，让我作为自由人回国。我回去后你们可以再提供一份正式合同。”⁽⁴⁷⁾战俘营长官简直无法相信，这些话是从一个命运完全不在自己手中的战俘嘴里说出来的。脸涨得通红的那个长官恶狠狠地说道：“你这个法西斯恶棍，你会后悔拒绝为我们工作的。”

摄于苏联格里卓维茨第150战俘营，拍摄时间不详。哈特曼在一片白桦林里高兴地端详妻子的来信和近照。

摄于1955年，获释后的哈特曼正在回家的中转站里，据信这里是下萨克森州的弗里德兰（Friedland）难民营。图中的哈特曼虽只有33岁，但岁月留下的痕迹已经非常明显。

摄于1955年秋，哈特曼抵达西德黑勒斯豪森（Herleshausen）时，有关方面要求他换上整洁的衣物和皮鞋，因为将有许多人前来迎接。哈特曼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我真的自由了吗？

1949年12月27日，招数用尽、耐心耗完的苏方对哈特曼和其他重要战俘进行了审判。法官宣布哈特曼犯有三大罪行：非法、残忍地进攻苏联，摧毁了大量战争物资，包括至少345架昂贵的苏军战机；1943年5月23日，在苏德战场的中央战区攻击一家面包厂，使其日产量从16吨降到1吨；在布良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屠杀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780名平民。一直微笑的哈特曼对这些指控一一自辩：“就像苏军飞行员也击落德军战机一样，我是击落过你们的不少战机，但这是战士的职责，根本不是战争罪行。”在得知那个面包厂位于斯摩棱斯克附近时，哈特曼略带嘲讽地说：“那是JG-54的战区，我从未到过那里，我一直随JG-52在南方战场。”对于第三条指控，哈特曼称自己从来只是在空战中与红军飞行员决斗，从未滥杀过任何平民，更勿论妇女儿童了。哈特曼要求法官出示证据，法官却说：“你参加过那么多空战，你的子弹和炮弹有时会错失目标。这些弹药掉到地上也会杀人，你难道不明白吗？”有些理屈词穷的法官要求旁听者全部离开，想最后再争取一次。法官对哈特曼说：“你是个聪明人，难道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吗？你的辩词都是徒劳。莫斯科已经下令，只要你签字就可以回家。我们会帮你在西德快速晋升，而后才会找你联系。我们只会在你升到相当职位后才找你，你知道我们对西德政府有着相当的影响力。”⁽⁴⁸⁾哈特曼闻言反问：“如果拒绝会怎么样？”法官皱起眉头，有些不解地答道：“如果拒绝，你永远也别想离开这里。”哈特曼盯着法官看了好一会，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不会签，现在不会，永远都不会。我要求你现在就枪毙我。我不怕死，我想要一颗子弹。”⁽⁴⁸⁾恼羞成怒的法官咆哮起来：“你这个死硬的罪犯！25年苦役。带走！”

1950年5月，哈特曼被运往罗斯托夫北面的沙赫蒂（Shakhty）劳工营服役，这是他待过的第6座战俘营。那里的犯人要去附近的煤矿从事每日12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哈特曼坚决不去，为此，他与劳工营指挥官展开过激烈辩论：“……上校，5年前你的国家赢了战争，而我是战败国的一名军官，我不是什么罪犯。你们的列宁曾经说过，任何拘押战俘6个月以上的国家都是帝国主义者，都是堕落的。”指挥官很惊讶这个“死硬纳粹”竟然知道列宁的著作。哈特曼接着说：“……我读过列宁的所有著作。他还说过，强迫战俘劳动的国家是附在战俘身上的寄生虫。我要求国际法庭调查战俘营的状况。如果不行的话，我要求枪毙我。我希望被枪决，因为我决不去干活。”⁽⁴⁹⁾哈特曼的强硬又为自己换来了单独监禁的待遇。几天后，战俘们发现他一直没有回来，他们的愤怒情绪在超负荷的劳作和终日饥肠辘辘中爆发了，他们在两名军官带领下制服了警卫，并将哈特曼解救出来。当骚乱的人群意欲逃离时，哈特曼冷静地制止了这种将带来屠杀的举动。他说服大家不要逃跑，但坚决要求莫斯科派员视察战俘营，还要求国际法庭检查此处的状况。迫于压力，苏方下令暂停工作5天，并派员立即改进战俘营状况，但把哈特曼视为危险分子，指控他不仅煽动战俘造反，还鼓动沙赫蒂附近的居民反对政府，于是把他和带头闹事的两名军官一起转移到新切尔卡斯克（Novocherskassk，位于沙赫蒂与罗斯托夫之间），关进一座安全防范措施更严密的营地。

哈特曼在新营地呆了很久，直到1952年5月被押送到乌拉尔山区。后来，他先后在阿斯别斯特（Asbest）、迪特卡（Dieterka）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叶卡捷琳堡的旧称）等三座战俘营辗转，其中，在迪特卡的时间最长（1952.11—1954.8）。当哈特曼抵达迪特卡时，沙赫蒂暴动的消息早已传遍大小战俘营，迪特卡的战俘们给予他热烈的欢迎。迪特卡营地按照警戒的紧疏程度分作几个区，哈特曼被关在措施严格的特别区，但还有安全级别最高的重犯区，包括希特勒的贴身副官京舍（Otto Guensche）在内的重犯都被关在那里。

哈特曼战后坦言，他之所以能熬过战俘营的漫长岁月，是因为他对母亲和妻子的思念支撑着他，是她们决不放弃的信念，帮助他忍受着身心两方面的折磨和重击。他的亲人们也一直在努力帮助他早日出狱，西德在1949年5月立国前，他母亲伊丽莎白就曾致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但皆杳无音信。后来，伊丽莎白写信给总理阿登纳，请求政府出面营救已被关押多年的哈特曼。她收到了阿登纳的亲笔回信，总理称自己和政府非常关注在押战俘们的命运，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帮助他们早日出狱。1954年10月，哈特曼被转往之前待过的新切尔卡斯克战俘营，在那里所受的待遇已有所改观。1955年9月，阿登纳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达成贸易协定，出于西德经济的崛起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签约条件之一就是释放包括哈特曼等在内的大批战俘，苏方在当年10月终于释放了哈特曼。

西德联邦国防军唯一的钻石骑士

哈特曼一踏上西德的土地就受到热烈欢迎，人们准备为他召开一个盛大的庆祝活动，但被他婉言谢绝，一是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妻子和母亲，另一个原因是还有一批战俘仍被拘押（这批战俘于1955年12月搭乘最后一批列车回国），哈特曼深恐庆典会激怒苏方。哈特曼告诉组织者们，等所有战俘都回国后再举行这样的仪式更为妥当。

1955年11月，哈特曼与苦等自己十年的妻子补办了一个宗教婚礼，这时他已整整33岁。在妻子的精心照料下，哈特曼的身体复原很快，精神日渐恢复，在融入战后的社会方面做得也很不错。但一个现实问题是，他应该怎样规划日后的生活？彷徨无助之际，老战友克鲁平斯基、老长官巴克霍恩和拉尔轮番上阵邀请他加入新空军，老联队长赫拉巴克也亲自上门拜访，劝他加入伙伴们的行列。哈特曼早年的学校老师辛芬德费尔（Wilhelm Simpfendörfer）时任巴登-符腾堡州教育和文化部长，他有一天陪着联邦国防部的一位高官亲自登门游说，他们告诉哈特曼，如果他加入新空军，不仅自己将拥有良好的职业前景和物质保障，也能不辜负大批老战友的心愿，更能在政治上为国家带来益处。哈特曼觉得盛情难却，而且30多岁的自己除飞行外一无所长，更是错过了学医或开始任何新职业的最佳年龄。哈特曼综合权衡后决定加入空军，妻子虽然支持，但看到加兰德和鲁德尔等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避免进入新空军时，她对哈特曼的决定还是不免感到惆怅。事实上，哈特曼1956年底加入空军时，他是联邦国防军唯一一个曾获钻石骑士勋章的成员。

摄于1955年秋，重获自由的哈特曼与妻子和弟弟阿尔弗雷德在一起。

摄于1957年夏的费尔斯腾菲尔德布吕克（Fürstenfeldbruck）机场，西德空军的几位著名人物，从左至右依次为巴克霍恩少校、哈特曼少校、施泰因霍夫上校和拉尔少校，除哈特曼外，其余三人后来都成为将军级的重要人物。

摄于1957年，当时，哈特曼等西德飞行员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空军基地参加培训，从左至右依次为哈特曼少校、拉尔中校和巴尔特中校（Sigefried Barth，战时任第51轰炸机联队联队长，战后任第32战斗—轰炸机联队联队长），背景是美军的P-51“野马”战斗机。

摄于1958或1959年，哈特曼在组训西德空军JG-71战斗机联队时，经常驾驶图中的这架由加拿大飞机公司生产的“军刀”战斗机（Canadair Mk 6 Sabres）。

摄于1959年，哈特曼在组训JG-71战斗机联队时，经常与飞行员们一起飞行，帮助他们掌握喷气式战斗机作战飞行的艺术和诀窍。

摄于1959年6月，西德空军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单位JG-71当月成立。图为首任联队长哈特曼（左一）陪同“空军北部集群”指挥官哈林豪森少将（Martin Harlinghausen，中）、空军总监卡姆胡伯中将（右）检阅联队的场景。

哈特曼先使用英美战斗机进行再训练，而后于1957年来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附近的美军基地，接受喷气式战机飞行训练。在美期间，哈特曼曾驾车赶到内华达州的一处空军基地，了解当时最先进的F-104战斗机的情况。美军飞行员们在正式场合中对这款战机赞不绝口，称其速度、动力、爬升能力和武器等均属上乘，但当哈特曼与他们在酒吧里闲聊时，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故事。稍后，他在与专职维修保养F-104的地勤们私下交流时，听到的是更多的抱怨！一位与哈特曼交好的美军上尉曾把厚厚的一摞材料交给他看，上面是多次F-104飞行事故的调查报告。哈特曼此时虽未曾驾驶过F-104，但根据经验和调查书的详尽描述，他意识到年轻的西德空军在列装这款喷气式战斗机前，还有很多技术诀窍需要学习和掌握。虽然历史证明哈特曼的观点完全正确，但当他把这些观点如实陈述出来时，却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了重大伤害。

回国后，西德空军先任命哈特曼出任一支战斗—轰炸机联队的联队长，但被他谢绝了。1958年春，哈特曼曾短暂地担任过一所战斗机飞行学校的副校长，6月，时任空军总监卡姆胡伯任命他出任首支喷气式战斗机单位——JG-71“里希特霍芬”联队的联队长。这个任命一方面代表着空军对哈特曼往昔成就的高度敬意，另一方面也是对他的一个挑战——除超级王牌的战绩和精准神枪手的声誉外，“金发骑士”请展示你的领导能力！

哈特曼全力以赴地投入新工作，不停地给年轻飞行员打气鼓劲，同时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获取经验。哈特曼知道，复杂精密的F-104战斗机不用太久就将进入西德空军，而飞行员们是否有能力掌握这款战机目前还是未知数，他们能否生存的关键完全取决于飞行经验，因而他对训练给予最高程度的重视（而不是操典、仪式和军容等）。为鼓舞士气，哈特曼在当时装备的F-86战斗机机头上又喷上了那个曾令对手胆寒的黑色郁金香，但是，这一旨在提高飞行员荣誉感和归属感的举措却遭到上级的批评。哈特曼在每个中队都建起小酒吧，以供训练之余休闲娱乐之用，并兼有培养感情和集体意识的良苦用心，但这也受到上级的指责和非难。联队有一位飞行员曾是哈特曼在JG-52时的战友，虽然关系并不密切，但他们曾一起在战俘营呆过。这位战友的身心都留下了很深的创伤，哈特曼对他很为关照，尽管老战友还时不时地向上级报告联队长的一些别出心裁的举措。这倒也罢了，更不幸的是这位战友有酗酒的毛病，经常酒后与人发生冲突。上级责成哈特曼严肃处理，但哈特曼没有从命，反而数次拒绝惩罚这位更需要医生而非纪律的战友。这件事情以及之前一些“越界”的行为，使空军的个别实权人物认为哈特曼不是一个好指挥官。

哈特曼联队在训练和射击等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曾赢得北约盟国的赞誉和仰慕。但他的成绩没有得到相应的认可，除被认为“不是好指挥官”外，他直到1967年7月才晋升为上校（还是老长官拉尔将军为他力争来的），而他早期的下属们有的已担任联队长，有的甚至已成为将军。哈特曼虽在业务上兢兢业业、富有创见，但在政治上显然还很幼稚，再加上天生的率真直言，这些彻底地妨碍他在西德空军的晋升和发展，甚至可以说是自毁前程。最突出的一例体现在他对西德空军购买F-104喷气式战斗机的态度上。尽管空军实权派和政府已决定购买这种战机，但哈特曼坚持反对，依然认为它的技术复杂性超过了飞行员们的能力，他们的经验和应变能力不足以应付这种战机，另外战机设计上也存在重大缺陷，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在运气的庇护下才能熟练操作。哈特曼曾向卡姆胡伯将军——前者眼中的“空军高层中唯一懂我们的人”——表达意见，后者虽理解他的担忧，但同样无能为力，因为这是政府的决策。卡姆胡伯还善意地警告政治上幼稚且不知进退的哈特曼，“再也不要讨论这件事”。但哈特曼依然不罢手，他的“胡言乱语”也传到了最高层耳朵中，于是“哈特曼并非好指挥官”的名声再次得到印证。

历史证明哈特曼的判断非常正确。F-104列装西德空军后，发生过许多灾难性事故，一直到施泰因霍夫将军1966年继任空军总监时依然事故频仍。有统计表明，西德空军先后有282架F-104战斗机坠毁，多达115名飞行员身亡。⁽⁵⁰⁾施泰因霍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F-104的相关计划，把重点放在训练和增加飞行员的经验方面，而这都是哈特曼在JG-71时已经身体力行的内容。

一起偶然事件导致哈特曼被解除了JG-71联队长的职务。哈特曼在公务繁忙之余忘了更新自己的飞行员徽章，需要时又找不着这枚徽章了。空军总部有位被哈特曼坚持反对F-104弄得怀恨在心的将军，借机进行了调查，并将哈特曼告上军事法庭。尽管三次听证后军法官裁决哈特曼没有过失，但这位将军和其他妒忌哈特曼的人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又一次成功诋毁了他的名誉，直接导致他被解除联队长职务。哈特曼后来被调往科隆附近的“空军总务部”（Luftwaffenamt）担任高级参谋，负责对作战联队的战术进行评估检查。他在这里干得也很出色，杰出的分析和撰写表达能力，使他成为有名的战术评估专家。但是，总体而言，哈特曼在军旅生涯的最后阶段里已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他自己也觉得离战斗机、离飞行都越来越远。

摄于1961年10月的美国纽约州法明戴尔（Farmingdale），哈特曼坐在美国空军的一架战机里与他人交谈。这个“他人”就是二战期间的美军第一王牌约翰逊（Robert S. Johnson）上校。

拍摄时间不详，地点或为1960年代的某次航展上。左为美军著名试飞员兼特技飞行员胡佛（Bob Hoover）。

摄于1967年12月，加兰德位于上温特的家中，哈特曼、加兰德与美军退役上校托利弗合影。托利弗曾任第20战斗—轰炸机联队上校联队长，是最早系统介绍哈特曼的人。

摄于1969年10月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哈特曼上校与著名军事历史作者康斯特布尔（T.J. Constable，左）、托利弗（右）在一起。

1970年9月30日，48岁的哈特曼上校带着些许苦涩、愤懑或失望离开了空军。拉尔、巴克霍恩和克鲁平斯基等老朋友都恳求他不要走，建议他留下来并在处理问题时多讲点策略，但哈特曼不为所动。依然年轻的哈特曼此后十年里相当活跃，在许多飞行俱乐部里充满热情地向爱好者们传授经验，本人也一有机会就在蓝天上飞翔。他还随加兰德组织的特技飞行表演队一起巡回表演。1980年时，58岁的哈特曼因突然患上心绞痛（其父就是58岁那年死于心绞痛），而不再参加战友聚会及其他抛头露面的活动，同时也放弃了飞行。尽管不了解实情的战友们不理解他的举动，但哈特曼决定与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安静地享受余生，从此完全从公众视线中消失。除了飞行员圈子外，无人知道这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的人，曾是叱咤风云的世界头号王牌。

摄于1970年，全身戎装的哈特曼与老长官赫拉巴克少将（西德空军战术司令部指挥官、曾任北约中欧防空司令部指挥官）互道珍重，两人在同一日从空军退役。

摄于1970年代，退役后的哈特曼正在家中读书，这部书就是托利弗和康斯特布尔合著的《德国金发骑士：哈特曼传》。

西德空军飞行员哈特曼，拍摄时间不详，或摄于19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

1993年9月20日，71岁的哈特曼离开了人世。三年后，他终生挚爱的妻子也随他而去，他们被合葬在申布赫地区魏尔的公墓里。在夫妇二人的墓石上，一只勇猛威武的石鹰安静地平视前方，仿佛在向世人述说着哈特曼与其爱人相知相恋的传奇。

1997年1月，俄罗斯政府宣布，前苏联当局当年对哈特曼战争罪行的指控是非法的。十年的炼狱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申布赫地区魏尔的墓园，前方就是哈特曼与妻子的墓石。

第19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巴尔克装甲兵将军
（获勋时间1944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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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 J. Constable & R. F. Toliver. Horrido！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NY：The MacMillan Company，1968，p.376-379.

(2)Colin Gilmour. Götterdämmerung：The twilight of the Experten. The Canadian Air Force Journal，2009，2（3）：18-31.

(3)Martin Caidin. Bf-109：Willy Meserschmitt's peerless fighter. New York，NY：Ballantine Books Inc.，1968. p.141.

(4)Christopher Schores. Air aces. Greenwich，CT：Bison Books，1983. p.7.

(5)William N. Hess. Famous airmen：The Allied Ace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NY：Arco Publishing，1966. p.6-7.

(6)Klaus Schmider. The last of the first：Veterans of the Jagdwaffe tell their story.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2009，73（1）：231-249.

(7)Sanu Kainikara. Red Air：Politics in Russian air power. Boca Raton，FL：Universal Publishers，2007. p.127.

(8)Edward H. Sims. Fighter tactics and strategy 1914-1970. New York，NY：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2. p.147.

(9)Ray Wagner（ed.）. The Soviet Air Force in World War II：The official history，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USSR. Garden City，NY：Doubleday & Company，Inc.，1973. p.119.

(10)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London，UK：Windrow & Greene Ltd，1996. p.204.

(11)Johnnes Steinhoff. Messerschmitts over Sicily：Diary of a Luftwaffe Fighter Commander. 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4. p.74.

(12)Edward H. Sims. Fighter tactics and strategy 1914-1970. p.148.

(13)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Blue Ridge Summit，PA：TAB Books，1970. p.16.

(14)Colin D. Heaton & Jon Guttman. Final thoughts of the Blond Knight. World War II，2002，17（3）：30-42，85.

(15)Eugene M. Emme. Impact of the Air War：National security and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NJ：D. Van Nostrand Company，1959. p.56-57.

(16)Colin D. Heaton & Jon Guttman. Final thoughts of the Blond Knight. p.32.

(17)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19-20.

(18)Ursula Hartmann. German fighter ace Erich Hartmann：The life story of the world's highest scoring ace.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1992. p.10. 另参见哈特曼晚年的自述，Colin D. Heaton & Jon Guttman. Final thoughts of the Blond Knight. p.32.

(19)Philip Kaplan.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in World War II. Auldgirth，UK：Pen & Sword Aviation，2007. p.90. 另参见：http://www.luftwaffe.cz/hartmann.html.

(20)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30.

(21)Jon Guttmann. Germany's mother of aces. World War II，2002，17（3）：41.

(22)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35.

(23)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eyes of four of the Luftwaffe's most important commanders. Minneapolis，MN：Zenith Press，2011. p.34-38.

(24)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38.

(25)Mike Spick. Luftwaffe fighter aces：The Jagdflieger and their combat tactics and techniques. New York，NY：Ivy Books，1996. p.198.

(26)T. J. Constable & R. F. Toliver. Horrido！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100.

(27)T. J. Constable & R. F. Toliver. Horrido！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101-102.

(28)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The Experten. 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04. p.87.

(29)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 p.38-39.

(30)Wolfgang Fischer. Luftwaffe fighter pilot：Defending the Reich against the RAF and USAAF. London，UK：Grub Street，2010. p.67.

(31)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50.

(32)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 p.38-39.

(33)Colin D. Heaton & Jon Guttman. Final thoughts of the Blond Knight. p.33.

(34)Robert Tate. Hans-Joachim Marseille：An illustrated tribute to the Luftwaffe's “Star of Africa”.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2008. p.170.

(35)Ursula Hartmann. German fighter ace Erich Hartmann. p.15-18.

(36)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 p.39-40.

(37)Colin D. Heaton & Jon Guttman. Final thoughts of the Blond Knight. p.34.

(38)Edward H. Sims. Fighter tactics and strategy 1914-1970. p.206.

(39)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 p.58.

(40)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96.

(41)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140-141..

(42)Christer Bergström，et al.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Hamilton，MT：Eagle Editions Ltd.，2003. p.256；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The Experten. p.120.

(43)Christer Bergström，et al.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61.

(44)Christer Bergström，et al.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64-265.

(45)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211-212.

(46)Ursula Hartmann. German fighter ace Erich Hartmann. p.20-21.

(47)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232.

(48)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234-237.

(49)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p.230.

(50)http://en.wikipedia.org/wiki/Erich_Hartmann.

第六章　“最优秀的装甲师长”：赫尔曼·巴尔克装甲兵将军

德军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曾在二战之初将装甲战术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德国最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装甲部队扮演的关键角色。1976年出版的《希特勒的将军及其战役》一书，在评估德军将领战时的总体表现和指挥水平时曾指出：“……在那些卓越的装甲师长中，有两个名字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一个是在1940年的西线有着卓越表现的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另一个是在除北非和意大利以外的所有战场都战斗过的巴尔克（Hermann Balck）。巴尔克指挥艺术的巅峰可能出现在1942至1943年的冬季，当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围困第6集团军时，这位时任第11装甲师师长的将军以成功的反扑挫败了苏军向罗斯托夫的推进。这是他作为装甲师长最精致的时刻。”⁽¹⁾2003年出版的另一部通俗著作，则把古德里安、隆美尔、巴尔克、曼施坦因和曼陀菲尔列为德军最优秀的装甲指挥官兼领导者，认为他们的高水准足以为对手和他人大加效仿。⁽²⁾

美军上校扎贝基（David T. Zabecki）2008年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巴尔克的文章，其耸人听闻的标题是“无人知晓的、最伟大的德国将军”。⁽³⁾扎贝基曾任驻德国海德堡（Heidelberg）的美军第7集团军后备司令部（Reserve Command）参谋长，他在这篇主要介绍1942至1943年冬的齐尔（Chir）河之战的文章中，以近乎膜拜的笔端写道：“……巴尔克在战争结束时是一名装甲兵将军（相当于美军三星中将），但是，除了最严肃的二战研究者外，他的名字在今日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在（1942年末）短短的三个星期里，他那孤零零的（第11）装甲师实际上摧毁了整个苏军第5坦克集团军。他取胜的概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苏军在局部战场上拥有7比1的坦克优势，11比1的步兵和20比1的火炮优势。但是，巴尔克率部始终战斗在最前沿，对敌人的每次冲击都能做出迅捷的反应，他一再通过避敌锋芒和突袭，消灭了占尽优势的苏军。其后几个月里，他的装甲师取得过击毁敌军坦克高达千辆的惊人战绩。巴尔克因这一战绩及其他战功，成为整个战争中仅有的27名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军官之一——这一勋章相当于获得美国的两枚、甚至三枚国会荣誉勋章。”⁽³⁾

无人知晓，但又是最伟大的？巴尔克是个什么样的将军、有哪些惊人的战场表现，能让后人将其与隆美尔并称为最优秀的装甲师长？德军少将梅林津二战期间曾在几乎所有的战场战斗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参与过许多关键性的战斗；我遇到过一些充满英雄主义的卓越战士；我见识过所有战争条件下的坦克战，从白雪覆盖的俄罗斯森林直到非洲大漠无垠的沙海……”⁽⁴⁾梅林津既为古德里安和隆美尔担任过作战或情报参谋，亦在曼施坦因、莫德尔和凯塞林等麾下效过力，更曾为诸多的出色将领担任参谋长，但他把自己的最高评价留给了曼施坦因和巴尔克：“……巴尔克是我们最卓越的装甲领袖之一，事实上，如果说曼施坦因是二战期间德国最伟大的战略家的话，那么，巴尔克很有资格被视为我们最精致的战场指挥官。他精通战术，领导能力不凡，在每个层级上都展示过自己的力量——无论是1940年时法国战场上的摩托化步兵团团长，还是1941年希腊战场上的装甲团团长，抑或1942至1943年时转战俄罗斯的装甲师师长。在后来的波兰、法国和匈牙利战场上，他作为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指挥官又赢得过新的桂冠。”⁽⁵⁾对巴尔克的赞誉并不局限于昔日的同僚（翻看一下古德里安的自传就能看到，他在每次提及巴尔克时都使用过修饰语）。曾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的四星上将德普伊（William E. Depuy），也对巴尔克的指挥才能倍加推崇，他曾在1980年评论说“巴尔克可能是德国陆军最优秀的师级指挥官”。⁽⁶⁾

也许是德军装甲部队人才济济、猛将如云，才使低调的巴尔克不像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隆美尔、胡贝和曼陀菲尔等人那样拥有响亮的名声和耀眼的地位。巴尔克出身于军官世家，官拜中将的父亲是一战前后德军有名的战术家。一战中的少尉巴尔克就是一个大胆无畏、有勇有谋的斗士；二战前半程，作为师团级指挥官的他总是充当攻击矛头，率部猛冲猛打，机动灵活，总能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予敌以釜底抽薪的打击；作为军级和集团军级指挥官，他能迅速评估局势和做出决定，从不慌乱，即便在不利态势下也能镇定自若地扭转颓势；作为集团军群指挥官，他颇能顾全大局，善于战术创新，曾以数量和装备水准皆处下风的疲弱之兵，令美军第一名将巴顿“黯然失色”。这样一位将军实在不该无人知晓，本章将对巴尔克的生平、经历、巅峰之战及战后岁月进行相对细致的介绍。

早年岁月：天生的军人

巴尔克1893年12月7日出生于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地区的朗格福尔（Langfuhr）。巴尔克家族为芬兰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一位先祖移居英国后，以战功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亲随军官，另一位先祖则是瑞典军队的将军，巴尔克父亲这一支在神圣罗马帝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前移居德国汉诺威，既出现过统兵将军和高级参谋，也有政府部门的高级公务员。巴尔克的父亲威廉·巴尔克（William Balck）在一战中先后担任过最高统帅部通信总监、第99后备旅旅长和第51后备师师长，曾因个人勇敢和杰出的指挥在1918年3月9日获颁“蓝色马克斯”勋章。老巴尔克既是参谋本部军官团成员，又是德军最有名的战术著作家之一——他在1896至1907年间出版的五卷本巨著《论战术》，一战前曾被美军翻译出版和用作参谋指挥学院的战术教材，1924年去世前，他还出版过《战争经历》（1921）、《世界大战中战术的发展》（1922）和《小战争》（1923）等著作。

巴尔克终其一生都对父亲充满景仰和感激之情，他在1982年出版的自传中曾这样写道：“……父亲是一名全心全意的军官。他既是卓越的战术理论家，又是一名践行者……我无比地感激他给予我的军人训练和教育，他很早就引导我思考历史和政治问题。从我10岁起，只要学校的情况许可，他几乎每天都要带我骑马外出。我在演习中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在我心目中都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印象，特别是父亲总把各方面的军事问题介绍给我。因此，我从小受到的是军人教育，长大后自然会成为战士。父亲还教导我一些非常必要的东西，即对普通士兵的深厚感情和理解，以及我们这个社会阶层自身的缺陷。在我很小的时候，每逢父亲的朋友和战友讨论军队和国民等问题时，我都是个安静的倾听者……”⁽⁷⁾

随着父亲的职务和单位的变迁，巴尔克在多个地方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韦瑟尔（Wesel）、柏林、格利茨（Goelitz）、西里西亚、珀森（Posen）……1910年，父亲成为驻托伦（Thorn，位于维斯瓦河右岸）的第61步兵团上校团长，巴尔克也在这里住了三年，完成了自己的高中学业。据巴尔克自述，他的历史、地理和德文成绩远在平均水准上，数学、科学和新语言等较为平庸，对拉丁语等古代语言毫无兴趣，只是靠着平时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对古代的了解和知识，才算勉强过关。

对军官子弟巴尔克而言，从军是最自然不过的职业选择。1913年4月，在父亲晋升为第82步兵旅少将旅长的同时，巴尔克被驻哥斯拉（Goslar）的第10“汉诺威”轻步兵营接受为“士官生”。古德里安1907年时也曾在此服役，其父当时正是该营营长，这支部队有着良好的传统，不仅要求官兵尊重百姓和严守纪律，还强调行事公正与分享荣誉，这些信念无疑对巴尔克日后的军旅生涯产生过深远影响。1913年12月18日，巴尔克成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并于次年2月被派往汉诺威军校学习，在那里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军官教育。

随着一战在1914年8月爆发，巴尔克匆匆结束了军校学习，回到第10轻步兵营2连任排长。在夺取比利时列日要塞的作战期间，巴尔克于8月10日被委任为少尉，两天后成为营长的临时副官。1914年10月，在比利时西部的伊普尔之战（史称“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中，巴尔克因战场勇敢于10月15日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11月26日更成为全营首位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不过，这时他已在医院里躺了近一个月：10月30日，第10轻步兵营（隶属于第9骑兵师）在第15军战区内向英军发起进攻，巴尔克奉营长劳赫（von Rauch）之命赶到2连，与连长拉特克（Georg Radtke）上尉一起率队发起冲锋，他们不断敦促士兵快速冲向已被德军炮火基本摧毁的战壕。巴尔克带着士兵连续越过3道战壕，逼近第4道时发现英军举起了白毛巾。奇怪的是，白毛巾晃了几下后突然消失了，然后又被举起，拉特克随即下令停止射击。就在他与巴尔克略有迟疑之时，堑壕里射出的子弹击中了拉特克的心脏，巴尔克的左侧大腿也挨了一枪。拉特克当场阵亡，巴尔克则血流如注地倒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向他射击的英军士兵端起枪来再次瞄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2连那些愤怒的士兵冲了上来，一阵乱枪射杀了堑壕里的所有英军。⁽⁸⁾这次受伤令巴尔克离队3个多月，1915年2月初痊愈后，他被改派至俄国前线的第22后备轻步兵营。据巴尔克自述，当他赶去报到时，第25后备军指挥官舍费尔（Reinhard von Scheffer-Boyadel）将军曾邀请他共进晚餐。巴尔克坐在舍费尔对面，左手是军参谋长，右手是科堡大公（Duke of Coburg）。比老巴尔克还年长7岁的舍费尔向巴尔克敬酒，由于每次都起身立正，将军也只好一次次站起身来，还郑重说道：“向佩戴一级铁十字勋章的骑士敬酒，我也必须起立。”⁽⁹⁾

拍摄时间不详，青少年时期的巴尔克。

父亲威廉·巴尔克中将，一战前后德军有名的战术家。

摄于1913年圣诞节，二级中士候补军官巴尔克。

摄于1913年，驻哥斯拉的第10轻步兵营的军士们在军营前留影，左二为巴尔克。

摄于1913年，第10轻步兵营的士兵正在清理枪械，图中坐着低头擦枪者是巴尔克。

1915年6月至9月，巴尔克再次因伤离队休养（一战时期共负伤7次），当年9月18日归队后他被任命为第22后备轻步兵营的一名连长，随第5骑兵师转战东线数个战场，还曾率小部队在俄军后方独立作战数周。1916年3月至11月初，巴尔克任第22后备轻步兵营机枪连连长，当年秋天时转赴罗马尼亚和意大利战场，加入德国山地军的作战序列。1916年11月9日，巴尔克回到老部队第10轻步兵营任机枪连连长，随部转战于俄国、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在1917年10月24日发起的第12次伊松佐战役中，巴尔克在夺取第1114高地的作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隆美尔所在的符腾堡山地营当时绕过这座高地后向主峰方向冲去），他也因此战功于12月初获颁霍亨索伦王室佩剑骑士十字勋章。在这次激战中，巴尔克的左右手、胸部和左肩多处负伤，所幸都不甚严重，他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缠着绷带继续指挥作战。1918年1月中旬至4月初，第10轻步兵营在洛林地区进行休整和训练，巴尔克从2月11日起改任4连连长，准备参加4月末发起的第二次春季攻势——德军高层试图赶在美军登上欧陆前，以一系列强大的攻势彻底解决英法联军。巴尔克营当时仍隶属于德国山地军的第2轻步兵团，整个山地军的任务是征服西弗兰德斯的制高点凯默尔山（Kemmelberg）。巴尔克战后曾回忆说，时任德国山地军首席作战参谋的克鲁格上尉（即1940年的那位元帅）曾告诉他们这些前线军官，“这只是一次攻打凯默尔山的局部攻势，并非决定性突破”。巴尔克等当时深感失望，因为他们还想一路突破至加莱，从背后消灭艾泽尔（Yser）河地区的所有英法军队！⁽¹⁰⁾总攻发起前，巴尔克打算先干掉威胁自己的法军山间机枪阵地。他命令配属的迫击炮排敲掉机枪阵地，但炮兵排长却说只能在总攻开始后开炮，提前开炮会招致报复性炮击。巴尔克闻言大怒，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对着那位排长说：“我数三个数，不是迫击炮开炮，就是我的手枪走火。一、二……”“三”还未出口，炮弹就在法军机枪阵地附近爆炸了，巴尔克这才心满意足地继续进行进攻准备。显然，巴尔克很早就展示出性格中强悍的一面，日后的战斗中他还将多次向下属、同僚和对手展示什么叫“狠角色”。德国山地军于4月25日如愿夺取凯默尔山，但困难的是随后的防御，第10轻步兵营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巴尔克的第4连和第3连都被打残，两个连被合并为一个连，到5月7日全营撤出凯默尔山，担任集团军群预备队时，全营竟只剩3名军官！⁽¹¹⁾巴尔克虽在战斗中受伤，但幸运地保住了性命，当营长基希海姆（Heinrich Kirchheim）上尉率部撤离时，他还偷偷地从医院溜回了部队。

1918年9月初，第10轻步兵营被调至距圣康坦（St Quentin）不远的埃佩伊（Épehy）驻防，这里是所谓的“兴登堡防线”前方一系列高地中最重要的一个。9月18日，12个盟军师突破了德军6个师的防线，除俘虏德军11750人和缴获100门大炮外，盟军还通过此战意识到德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正在急剧下滑，因此，迅速发起了“圣康坦运河之战”等一系列后继攻势。第10轻步兵营在埃佩伊之战中据说损失了3个半连，其营长基希海姆倒是因防御中的表现获得“蓝色马克斯”勋章。9月25日，保加利亚向盟军乞求停战，德国山地军10月初被紧急派往塞尔维亚，接管保加利亚人占据的阵地，第10轻步兵营也作为山地军的一部分开赴塞尔维亚，但该营的实力已虚弱到每连只有4名士官和40名士兵的程度。当月，巴尔克的上级曾推荐他获得“蓝色马克斯”勋章，不过，随着德帝国的迅速崩溃，他的勋章自然不可能再有下文。11月初，第10轻步兵营完全撤离了塞尔维亚，11月11日，停战协议签署的消息传达到该部，同时，上级还命令该营准备筹组“士兵委员会”。11月20日，巴尔克等在匈牙利的塞格德（Szeged）登上一列运煤的火车，途径奥地利回到了巴伐利亚的罗森海姆（Rosenheim）。25日时，第10轻步兵营的幸存者们终于回到小城哥斯拉。

摄于1914年9月一战之初，巴尔克与父亲合影。

摄于1914年末，巴尔克探访父亲（时为第51后备师师长）时留下了这张照片。图中的巴尔克已获得铁十字勋章。

摄于1915年秋，“巴伐利亚利奥波德亲王集团军群”指挥官利奥波德（Prinz Leopold）元帅视察巴尔克所在的部队。图中左三为利奥波德亲王，最后面被树干挡住面部的或许是巴尔克。

迫于停战后的国内形势，第10轻步兵营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巴尔克被第4连推举为士兵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入工人与士兵委员会主席团，参与管理哥斯拉城和周边地区。1919年1月末，第10轻步兵营营长基希海姆出面组织了一支名为“基希海姆志愿轻步兵营”的自由军团，响应政府号召来到德国东部同威胁边境地区的波军作战。巴尔克在这支自由军团里充任连长，一直战斗至当年7月末。古德里安上尉当时任职于普鲁士战争部负责东部边境防御的中央办公室，他的任务之一是控制和协调东部边境的诸多自由军团，他在探访巴尔克连时曾对后者说，整个东线的自由军团中只有第6和第10轻步兵营及第6掷弹兵团值得信赖。⁽¹²⁾1919年8月1日，巴尔克被调入帝国国防军第20步兵团，但仅过了两个多月，他又回到第10轻步兵营担任副官。⁽¹³⁾

从1920年1月起的两年里，古德里安在第10轻步兵营任3连连长，巴尔克可能在这段日子里与前者建立了友谊和密切关系。1920年3月，第10轻步兵营曾开赴鲁尔地区镇压共产主义政权，巴尔克率领的2连和古德里安的3连在镇压作战中曾有密切的配合。在1920年秋占领韦瑟尔附近的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Friedrichsfeld）中立区的行动中，以及在1921年3月至5月间的德国中部平叛镇压中，巴尔克和古德里安都曾有过很好的合作。古德里安在1922年4月调至国防部任参谋军官，巴尔克也在1923年1月离开效力了整整10年的第10轻步兵营，转入驻斯图加特的第18骑兵团。1924年5月1日，在担任少尉10年之后，巴尔克终被晋升为中尉，从1925年6月起担任骑兵团机枪排长。虽然战后国防军因规模甚小而升迁缓慢，但巴尔克对骑兵的机动性和作战特点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扎扎实实地在骑兵团一干就是10年，到1929年2月晋升为骑兵上尉时，他已是骑兵团的一名连长。据梅林津战后所言，巴尔克在骑兵服役期间曾两次放弃参加参谋本部军官训练的机会。他说巴尔克觉得自己不喜欢参谋工作，更愿意“呆在一线部队与战士和军马在一起”。梅林津还称，巴尔克担心一旦成为参谋军官，就会很容易变成“二流”军人，会被例行的文案工作所淹没。对于巴尔克多少有些轻视参谋军官的态度，梅林津表示不敢苟同，还以曼施坦因、温克和布塞（Ernst Busse）等参谋军官为例加以驳斥。⁽¹⁴⁾令人费解的是，巴尔克的父亲就是参谋本部军官团出身的战术理论家和优秀将领，他不可能不知道，在德军中获得较快晋升、谋取重要职位的不二法门，就是出身贵族或军人世家，以及参谋本部军官的资历；如果巴尔克是在二战期间或战后向梅林津做出的前述评论，那么这只能体现出巴尔克自己“略显傲慢的无知”——德军中的著名人物贝克、勃洛姆堡、伦德施泰特、博克、维茨勒本、曼施坦因、克莱斯特、莫德尔等等，一战中都是前线部队的参谋长、作战、后勤或情报参谋军官，他们哪一个是巴尔克口中的“二流军人”？

摄于1919年初秋，自由军团“基希海姆轻步兵营”完成东部边境作战后，回到国内时留下了这张老照片。图中二排左三是巴尔克，左五为指挥官基希海姆上尉。基希海姆于1932年退役，但很快又恢复现役，二战中曾指挥过第169步兵师，还在北非作过战，最后军衔为中将。

摄于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第18骑兵团2连连长巴尔克上尉正率部接受检阅。

摄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提尔西特（Tilsit），第1骑兵旅第1自行车营营长巴尔克少校。

摄于1935年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希特勒和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视察巴尔克所部。图中，希特勒身后之人是勃洛姆堡，左一极可能为巴尔克。

无论如何，参谋本部军官训练经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伤害过巴尔克的军旅生涯。1935年6月，巴尔克晋升为少校，10月中旬被任命为第1骑兵旅第1自行车营营长。1938年2月晋升为中校后，巴尔克的军旅生涯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机，当年11月他被调往陆军总部新成立的机动兵总监部——总监就是他的老朋友、已官拜装甲兵将军的古德里安。这个机构是德军吞并苏台德地区后新建的，负责统辖所有摩托化部队和骑兵部队，古德里安出于没有实权的顾虑曾几番推辞，勉强上任后，利用手中不多的权力竭力推动装甲部队的发展。古德里安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装甲部队的建设上，让自己信赖的巴尔克管理骑兵、附属于骑兵的摩托化步兵和搜索侦察部队。巴尔克曾向古德里安建议改组骑兵这个过时的兵种，试图使之成为既能使用现代武器、又能灵活调动的骑兵师，为此还拟定了新式骑兵师的编制计划。古德里安赞同巴尔克的分析和建议，但其计划很快被陆军总务局驳回，理由竟是“该计划要增加2000匹战马”！⁽¹⁵⁾

波兰战役爆发前夕，古德里安出任由第3装甲师、第2和第20摩托化步兵师组成的第19摩托化军军长，总算摆脱了机动兵总监这个既繁琐又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巴尔克可能是在总监部干得非常出色，他被留下来继续当自己不喜欢的高级参谋。他真心希望能与古德里安一起投入暌违已久的战争，但他理解忠于职守是对军官最基本的要求，于是兢兢业业地在总部处理公务，波兰战役结束后他又在各装甲师间往返奔波，帮助他们加速整改和重组。所幸，古德里安并未忘记这位能干忠实的部下，1939年10月23日，一纸调令使巴尔克成为第1装甲师第1摩托化步兵团团长。这支部队曾是他亲手装备起来的，不可能奢望比这个更好的职务了。1940年3月，当第1装甲师从多特蒙德移驻摩泽尔—艾菲尔地区时，就装备质量而言，该师被称作“陆军最现代化的装甲师”。⁽¹⁶⁾第1和第2装甲团拥有全部10个装甲师中数量最多的III号和IV号主战坦克（总共256辆坦克中，III号和IV号分别占58辆和40辆），⁽¹⁷⁾巴尔克第1摩托化步兵团的3个营中，每营至少有2个连装备有半履带装甲运兵车，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比例。

突击先锋：“你们看到冲在最前面的老家伙了吗？”

德军入侵法国的关键，是在那慕尔（Namur）和色当之间突破马斯河沿线的法军防线。进攻色当的重任交给了古德里安第19摩托化军（辖第1、第2、第10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摩步团），在他身后跟进并提供支援的是第12集团军所部；古德里安的北面是莱因哈特（Georg-Hans Reinhardt）的第41摩托化军，他的第6和第8装甲师负责夺取瑟穆瓦（Semois）河与马斯河交汇处的小城蒙泰梅（Monthermé）；霍特的第15摩托化军（含第5和第7装甲师）将在更往北，靠近那慕尔的迪南渡越马斯河。古德里安和莱因哈特的5个装甲师构成了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主体，而该装甲集群又是德军主力A集团军群从中路突破法军防线的矛头。

1940年5月10日凌晨，克莱斯特装甲集群（134000名官兵、41000台机动车辆、1600辆以上的坦克和半履带车）越过了德国与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境。5个装甲师快速穿越阿登山区，清除了比利时军队和法军机械化骑兵的微弱抵抗后，古德里安手下的第1和第10装甲师到12日晚已推进至色当的马斯河畔，并做好了次日渡河的准备。法军将领默尼（Charles Menu）战后曾说，如果法军炮兵能在12日下午全力炮轰马斯河北岸集结的德军，那么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开始渡河前，或许就已被炸得支离破碎。对于炮兵错过重击对手的良机，法军第10军军长格朗萨尔（Claude Grandsard）战后曾解释说：“……由于要针对渡口集结的德军发起一次尽可能有力的反击，我们的炮兵在发射炮弹方面非常节约。”⁽¹⁸⁾同样令人惊异的是，法国空军也没有到色当上空攻击德军装甲部队——法军第2集团军总部曾通知附近的空军单位，声称不需要他们的轰炸机，因为陆军有足够的大炮来对付德军。法国炮兵和空军错失了良机，马斯河南岸的陆军却在13日遭到规模巨大的无情轰炸——上午10点，200架Ju-87B斯图卡和310架Do-17轰炸机，在200架战斗机保护下开始轰炸法军的堑壕、碉堡、炮兵阵地和部队集结地，这场轰炸和空战持续了5个小时，到下午2点时达到了最高潮。德军炮兵克服了交通堵塞的困难，大批加农炮和88毫米高射炮下午3时已在马斯河北岸就位，在不到100米距离内向对岸的碉堡和炮兵阵地进行直瞄射击，德军轰炸机同时也在色当上空进行了最后半小时的狂舞。

法军将领吕比（Edmond Ruby）在评论空袭和轰炸造成的致命后果时曾写道：“……炮手们不再射击，他们都趴在了地上，唯一关心的是把头低下夹紧。他们不敢运动。5小时的折磨足以摧毁任何人的意志。他们已无力应对逼近的敌军步兵。许多守军都惊恐地逃跑了。”⁽¹⁸⁾确如吕比所言，这场铺天盖地的空袭和炮火，使下午3点开始的德军渡河作战变得较为轻松，第1摩步团的官兵把橡胶艇拖到水边，巴尔克随突击连率先向对岸划去，进展相当顺利，很快在登陆南岸后消灭了第一线的法军。巴尔克的手下随即着手扩大桥头堡，开始时还比较缓慢，但随着法军的零星抵抗被消灭，巴尔克的2营和3营到5点30分已抵达栋谢里（Donchery）至色当的铁路线。古德里安下午4点时还在北岸的一处高地观察战场和渡河的进展，6点时他失去了耐心，于是渡河来到巴尔克团视察。古德里安战后曾写道：“……我在对岸碰到了第1摩步团高效勇敢的指挥官巴尔克中校和他的参谋随从。他兴高采烈地冲我喊话：‘马斯河里禁止乘船漫游！’事实上，在我们为准备此战进行的一次演习中，我的确说过这些话，当时有些年轻军官的态度在我看来有些漫不经心。我现在意识到，他们对局势的判断是正确的。”⁽¹⁹⁾

为避免眼下的小桥头堡被法军的反扑所铲除，巴尔克决定，在让官兵们好好休息之前，必须先撕开法军的下一道防线。法军的主防线位于色当—贝勒维（Bellevue）公路南侧，巴尔克的2营和3营于当晚6点半发起进攻，2小时后突破了这道防线，弗雷努瓦（Frenois）至瓦代兰库（Wadelincourt）之间的法军防御体系被撕开一个缺口。尽管营长们已面露难色，但巴尔克决定继续向前扩大桥头堡，因为他知道之前的攻势已取得突然性，法军的抵抗并不强，他不想次日以流血牺牲的高昂代价，去夺取当夜仅以流汗和受累就能获得的战果。接近子夜时，巴尔克亲自率部推进至舍厄日（Cheveuges）和马尔菲树林（Bois de la Marfee）南面，2营的2个连奉他的命令继续向南推进至谢埃里（Chehery），占领村西高地后切断了法军在马尔菲树林南面的多处炮兵阵地。

摄于1940年5月上旬，德军装甲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正经由艾菲尔穿越阿登山区，向马斯河方向扑去。

摄于1940年5月，古德里安摩托化军所属的“大德意志”摩步团士兵，正把装有补给物资的充气皮划艇拖上马斯河岸。

在法国战役中先后担任第19摩托化军军长和“古德里安装甲集群”指挥官的古德里安（图片摄于1941年）。

摄于1940年5月，古德里安与第1装甲师师长吉青纳（右边手持地图者）在交谈。

5月14日是一个明媚但干热的日子，古德里安摩托化军展开了几场对交战双方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作战。第19摩托化军把马斯河桥头堡向南扩展至斯托讷（Stonne），也跨越了西面的阿登运河，与此同时，法军一整天都在试图摧毁德军的桥头堡。双方你来我往，进行了多次快速的进攻和反攻，但古德里安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向西突破和直抵英吉利海峡才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任务。第1装甲师于14日挫败了法军所有的反击，证明了自己是一支指挥官水准上乘、士兵作战勇猛的精锐之师。上午7时，第2装甲团在没有步兵支援的情况下成功夺取比尔松（Bulson），随后与反击的法军展开3小时的对决，虽然坦克的装甲和火炮质量均逊于对手，但德军装甲兵的训练水准、战术能力和无线电通信方面的优势，帮助他们成功地将对手逼退到谢姆里（Chemery，又作齐门里）。第2装甲团追至谢姆里时与法军步兵缠斗在一起。虽然场面一度相当困难，但第2装甲团在稍后赶到的第43突击工兵营1个连的支援下，迫使对手在损失10余辆坦克后弃守谢姆里。巴尔克的第1摩步团当天上午在谢埃里地区也经受了一次考验，当时，由于缺乏高射炮和重武器，飞得很低的法军战机就在他的头顶扫射和轰炸，而对手的坦克更是肆无忌惮地扑到阵地前仅30米处。危急时刻，2门50毫米反坦克炮赶到前沿，但其中1门很快被对手炸毁，另1门则凶猛地向对手开炮。巴尔克曾指示手下用MG-34机枪朝天射击，竟成功击坠了几架法军轰炸机。上午的交手暂告段落后，数量不菲的法军坦克瘫痪在比尔松、谢姆里和谢埃里的战场上。第1装甲师师长吉青纳（Friedrich Kirchner）将军待法军攻势一停，立即命令第1装甲旅占领马尔米（Malmy）和奥米库尔（Omicourt）的阿登运河大桥——完好无损地夺取这些渡桥非常关键，因为摩托化军的舟桥设备已经不敷所需。下午2点，古德里安下令第1和第2装甲师掉头向西，朝色当西南32英里处的勒泰勒（Rethel）推进。一旦夺取勒泰勒，第19摩托化军就将彻底割裂法军第2和第9集团军之间的联系，从而打开通向100英里外的巴黎以及更远的英吉利海峡的道路。不过，鉴于情报部门侦察到法军装甲部队正逼近色当以南10英里的斯托讷，古德里安决定将第10装甲师留下保护南翼，直到步兵师赶来接防为止。

下午3点，巴尔克团经过奥米库尔和马尔米的渡桥后向西推进，3点半时开始进攻第一个目标——旺德雷斯（Vendresse）北面的高地。巴尔克的1营占领高地和旺德雷斯镇之后，法军一个加强坦克营发起了反攻。巴尔克在战后回忆这一节时曾说，当时的对手“像魔鬼一样战斗，是两次大战中所见过的最好的部队”。⁽²⁰⁾法军虽然勇猛，但技战术运用水准很差，随着德军第1装甲旅投入战斗，到5点半时已有50辆法军坦克在战场上燃起熊熊大火。巴尔克的2营和3营继续向旺德雷斯西北的辛格利（Singly）推进，子夜前成功夺取辛格利完成了古德里安交待的任务。⁽²¹⁾到此时为止，古德里安已将桥头堡扩大到宽50公里、纵深25公里，在阿登运河以西做好了次日继续向西突进的准备。

15日，法军在巴尔克的进攻方向展开了顽强抵抗，特别是“阿尔及利亚骑兵旅”在拉奥尔涅（La Horgne）地带挡住巴尔克所部长达几个小时，巴尔克的3营几次正面强攻均告失败。鉴于拉奥尔涅北面是茂密的森林，南面是平坦的开阔地，巴尔克命令2营穿过密林后侧翼包抄对手。他亲率2营进行这一机动，结果在穿越过程中发现了第2“阿尔及利亚骑兵团”团部。经过几分钟徒手搏斗，骑兵团长阵亡，团部官兵皆为巴尔克所俘虏。巴尔克稍后再次组织部队进攻拉奥尔涅，这次他使用了正面强攻和侧翼突袭相结合的方式。“阿尔及利亚骑兵旅”虽宁死不屈（27名军官阵亡、7名军官重伤、600名士兵丧生），但无力阻挡巴尔克所部攻克拉奥尔涅，以及继续朝布韦勒蒙（Bouvellemont）推进。⁽²²⁾巴尔克南面的第1装甲旅，在布韦勒蒙东南的沙尼（Chagny）却被对手完全挡住去路。夜幕降临时，巴尔克团已推进至布韦勒蒙东北的一座小山，士兵们在炎热的天气下竟日奋战，非常疲惫，许多人连饭都没吃就胡乱地躺倒睡着了。巴尔克很清楚，一旦自己夺取了布韦勒蒙，沙尼的法军将被完全切断，第1装甲旅面对的窘况也将自然化解。他把连营长们召集起来开会，分析了一番形势后下令连夜进攻布韦勒蒙。但军官们一致表示打不下去，部队过于疲劳，恳求当晚原地休息。巴尔克见无人执行命令，于是站起身来毅然说道：“如果你们不愿去，那我自己去夺取那个村子！”⁽²³⁾说完他抓紧拐棍朝着布韦勒蒙方向走去。巴尔克还没走出100米，连营长和士兵们都跳了起来，他们互相对望着，似乎是在说：“你们看见冲在最前面的老家伙了吗？你们会让他自己去战斗？”⁽²⁴⁾这些官兵在半睡半醒间忽然像触了电一样，跃出掩体后迅速追上了团长。守卫布韦勒蒙的是法军第15机械化步兵团，尽管遭到德军的炮轰，但抵抗意志丝毫不减，巴尔克所部经过激烈的巷战才最终歼灭了对手（还缴获8辆坦克）。沙尼的法军听说布韦勒蒙失守后，迅速在夜色掩护下匆匆撤走。这一撤退标志着古德里安的突破区域内，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法军抵抗，巴尔克也因此战功获颁骑士勋章。显然，他是一个善于激励下属且身体力行的前线指挥官，他在一战中就显示过的这些品质，使他在47岁“高龄”时依然勇冠三军。

16日晨，古德里安来到第1摩步团指挥部，手拄拐棍的巴尔克向他介绍了前夜夺取布韦勒蒙的经过，还说“部队打得实在太苦了，自5月9日起就没有真正休息过，弹药也快用完了……”古德里安望着巴尔克血丝密布的双眼和满脸的污垢，颇为怜恤这位爱将，但同时他也意识到，第19摩托化军6天里取得了1914年的德军四年里未能实现的成功，在他看来，向西扑向英吉利海峡就是挫败法国及其盟友的最后一战，因此，在战役达到高潮的紧要关头，绝不能停下休息。古德里安拍拍巴尔克的肩膀，让他把全团集合起来，进行一番鼓动后，古德里安命令他们继续前进和夺取最后的胜利。

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在此后几日的攻势可谓势如破竹，19日推进到阿布维尔，次日抵达索姆河口，并做好了向南岸的亚眠进攻的准备。这几天，由于第1装甲团团长内德维希（Johannes Nedtwig）上校病倒，巴尔克奉命临时带领该团作战。他在索姆河占据着一个桥头堡，同时不耐烦地等待10装甲师接防。在巴尔克眼中，亚眠之战比守卫桥头堡重要得多，由于担心赶不上攻打亚眠，他不等换防部队到位就匆匆撤出了桥头堡。这一“不负责任”的举动，令接防的第10装甲师第4装甲旅旅长兰德格拉夫（Franz Landgraf，1941年任第6装甲师师长）上校极为不满，更令他气愤难平的是，他向巴尔克抗议时，后者竟蛮不讲理地说：“……如果我们丢了桥头堡，你们总可以再夺回来。我最初也要先夺取桥头堡，对吧？”⁽²⁵⁾第10装甲师曾以很重的措辞向古德里安表示抗议，但后者未置一词——联系起巴尔克一战中曾用枪逼着炮兵排长开炮的往事，这位干将眼前的这点“不职业的小事”，可能真的难入古德里安的法眼。

21日，古德里安摩托化军从亚眠出发攻打西北和北面的海峡港口，在加莱和布洛涅（Boulogne）进行一番激战后，一直推进至敦刻尔克的南面。24日，第1装甲师的先头跨过了阿运河，但巴尔克第1摩步团在盟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坟墓线”前遇到最顽强的抵抗，第2和第10装甲师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形。随后古德里安摩托化军等接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在英法盟军即将覆灭的时刻，克鲁格、伦德施泰特、勃劳希契等高级将领建议把装甲部队留作下阶段全面征服法国时使用，希特勒出于多方考虑，命令由空军解决被困在敦刻尔克的盟军。对于这个决定，从古德里安到连排级军官当时都觉得无法理解，战后更是倍感惋惜，迟至1979年时，巴尔克还在为此决策感到懊恼。

古德里安第19摩托化军在色当建立马斯河桥头堡的作战示意图（1940.5.13）

摄于1940年5月，第1摩步团团长巴尔克（右）将缴获的法军军旗交给古德里安。

摄于1940年6月13日，古德里安来到巴尔克的第1摩步团，向夺取莱茵—马恩运河渡桥的立功军官颁发铁十字勋章。左一为巴尔克，中为古德里安，敬礼者为率部夺取渡桥的韦贝（August Weber）少尉，右一为巴尔克的2营长艾京格尔（Josef-Franz Eckinger）上尉。

摄于1940年6月的法国战役第二阶段前夕，左一为第1装甲团团长内德特维希上校，左二为巴尔克，左三是第37反坦克营营长科普（Arthur Kopp）中校，右为第1摩步旅旅长克吕格尔（Walter Krueger）上校。

6月3日，巴尔克获颁骑士勋章，他是第1装甲师整个法国战役期间获得这一勋章的六人之一。第1装甲师此刻部署在埃纳河背后，隶属于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第39摩托化军。9日，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开始进行法国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第12集团军的第13军在波尔西安堡（Chateau Porcien）建立埃纳河桥头堡后，巴尔克率第1装甲师所有的摩托化步兵立即过河，支援正为扩大桥头堡而苦战的步兵，并为第1装甲旅在南岸集结和向南继续进攻创造条件。10日子夜，巴尔克的战斗群（含第2摩步营、第2装甲团1营和1个炮兵营）夺取了瑞尼维尔（Juniville），为南下的第1装甲旅解除了侧翼的潜在威胁。巴尔克战斗群沿着通向马恩河畔沙隆的公路高速前进，经过50余英里跋涉后，于13日晨在埃特雷皮（Etrepy）附近发动突袭，成功占据了莱茵—马恩运河上的渡桥。第39装甲军当日曾命令第1装甲师不得越过运河，但巴尔克不能认同，又像5月13日夜那样“主动多走了几公里”——他手下的工兵军官韦贝尔（August Weber）少尉冒着危险阻止了对手引爆大桥，第2摩步营营长艾京格尔（Josef-Franz Eckinger）上尉立即率部跟进，在对岸建起了桥头堡。古德里安战后曾回忆过在埃特雷皮见到“不知疲倦的指挥官”巴尔克时的情形。当时，他问巴尔克是否已夺取大桥且建立了桥头堡，后者虽给出了肯定答复，但态度吞吐犹豫，全然不像以前那样干脆利落。古德里安乘车过桥后，高兴地向夺桥有功的韦贝尔和艾京格尔颁发一级铁十字勋章，而后询问巴尔克为何不再继续推进。这时，巴尔克将实情和盘托出，古德里安才得知第39装甲军曾下令止步运河北岸，夺取大桥和占据桥头堡事实上是违令之举，巴尔克之前的犹豫就是因为担心受到古德里安的斥责。⁽²⁶⁾巴尔克的担心是多余的，古德里安对这道命令并不知情，反而认为他的自作主张完全正确。当巴尔克称前方的法军实力并不强时，古德里安马上要求他向圣迪齐埃（St. Dizier）推进，当然也不忘允诺自己会把这道命令转告给第1装甲师和第39摩托化军（很可能巴尔克因之前的违令已受师长乃至军长的批评）。这次突袭充分显示出巴尔克的强悍个性和主动性，不管上级是否有明确指示或明令禁止，只要对战局有利，他都会主动采取措施为下阶段作战创造条件，因此，他也有着古德里安的那种以局部战术成功影响战役全局的嗅觉和能力。此外，巴尔克战斗群取得的成功，也证明了他在色当突破之后提出的建议——把步兵、装甲兵和工兵等混合编组成战斗群并部署在主攻点上（而非分开使用）——是符合战术原则和战场需要的。

法国战役很快即以德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7月19日，表现出众的古德里安晋升为上将，巴尔克也在8月1日晋升为上校，并在12月15日调往第2装甲师第3装甲团任团长。1940年3月，他随第2装甲师从驻地维也纳开至罗马尼亚，准备投入帮助盟友意大利的巴尔干战役。4月初，第2装甲师进入保加利亚，被划归第12集团军所属的第18山地军指挥。巴尔克的第3装甲团在4月6日时拥有坦克142辆（45辆II号、27辆短管III号、44辆长管III号、20辆IV号和6辆指挥坦克）。⁽²⁷⁾

第18山地军的任务是沿着鲁佩尔（Rupel）峡谷两侧，突破具有“世界最雄伟的防御工事之一”称号的梅塔克萨斯（Metaxas）防线，第5和第6山地师等负责正面主攻，第2装甲师则将在西面的多里安（Dorian）湖西侧展开侧翼包抄。山地部队的强攻遭到希军的顽强抵抗，经过三日苦战才敲开梅塔克萨斯防线。第2装甲师的侧翼包抄更为顺利，巴尔克装甲团在多里安湖西面与步兵合作消灭了希军第19摩托化师。⁽²⁸⁾第2装甲师在4月9日占领萨洛尼卡（Salonika），从而切断了斯特鲁马（Struma）河以东的所有希军。之后，第18山地军奉命从萨洛尼卡向奥林波斯山推进，以夺取皮尼奥斯（Peneus）河南面的重镇拉里萨（Larissa）为目标，最终目的是切断马其顿中部的英国远征军和希腊军队的后路。第18山地军命令舍尔纳的第6山地师正面强攻奥林波斯山，第2装甲师则分成两个战斗群包抄侧翼，其右翼战斗群从西面绕过奥林波斯山后，将向埃拉索纳（Elassona）进军，左翼战斗群则沿着海岸至奥林波斯山之间的铁路进军，突破坦佩（Tempe）峡谷后再向拉里萨推进。

4月13日起，第5和第6山地师及第2装甲师开始追逐英军，虽然第5装甲师等部队也沿着宽大的正面配合作战，但英军后卫部队借助复杂的地形，以一系列富有技巧的防御战成功阻滞着德军的南向追击。15日，巴尔克奉命接管第2装甲师的左翼战斗群，下辖第3装甲团1营、第304摩步团2营、第2摩托车营、1个炮营和1个工兵连。⁽²⁹⁾当时，左翼战斗群已推进到从奥林波斯山延伸至海岸的一道陡峭山脊，新西兰第21营利用有利的地势挡住了德军的去路。巴尔克经过一番侦察后，认为成功的唯一希望在于进行大范围机动，从敌军防御可能薄弱的西侧展开包抄。他把工兵连留在原地保护大炮和坦克，命令装甲营以炮火吸引守军注意力，第2摩托车营则悄悄撤出前沿，徒步向西运动，第304摩步团2营稍后将往西进行更大范围的机动。步兵们虽没有山地作战的训练和经验，但执行命令方面非常坚决，彻夜奔走于荆棘、灌木和怪石密布的山地间。巴尔克有违常规的机动在16日晨收到奇效，当摩托车营在侧翼发起突袭，第304摩步团2营也突然出现在守军背后时，新西兰第21营陷入了恐慌之中，巴尔克判断对手已准备撤退，立即命令装甲营发起强攻，尽管这里的地形根本不适合装甲部队的运动。

摄于1941年4月，德军入侵希腊，巴尔克此时为第2装甲师第3装甲团上校团长。

摄于1941年4月，巴尔克第3装甲团的坦克正在过河。

摄于1941年4月，巴尔克第3装甲团的坦克正在难以通行的山地间进军。

摄于1941年4月16日，巴尔克在1辆III号坦克的炮塔上，左边似为英军战俘。

摄于1941年4月的希腊，装甲兵坐在坦克上小憩，背景是突兀的山体。

摄于希腊战役结束之后，德军正在举行庆祝仪式，图中站在纳粹国旗前的似乎是“希特勒警卫旗队”团团长迪特里希。

摄于1941年4月的希腊帕特雷（Patra），左二为巴尔克，左三为拉姆施（Horst Rämsch）中尉，右二为李斯特元帅，右一为第3装甲团1营营长德克尔（Karl Decker）中校（1941年5月接替巴尔克出任装甲团长，1943年任第5装甲师师长，1944年任第39装甲军军长）。

暂停作战一日后，巴尔克率领战斗群于17日进入坦佩峡谷的东入口。这条20公里长的峡谷曾被视为坦克禁区，两侧皆为峭壁陡立的山峰，中间是水流湍急的皮尼奥斯河，河北岸是萨洛尼卡至雅典的铁路，南岸有条公路沿着山脚穿行。巴尔克的目标就是推进至南岸公路，但这里既无渡桥，也缺乏舟桥设备。巴尔克端详着四周的复杂地形，由于担心对手的炮击将对一拥而入的部队造成巨大伤亡，他命令1个连先沿着铁路路基在前面小心探路。不久后，先头坦克受阻于被炸塌的隧道，无奈之下，巴尔克派几辆坦克泅渡皮尼奥斯河，前3辆坦克幸运地渡河成功，开抵南岸后还很快驱散了澳大利亚第16旅的一部守军。其余坦克的渡河更加费时费力，不过到18日下午时，巴尔克在坦佩峡谷的西口已聚拢1个装甲营和1个摩步营的兵力，虽然所有轮式车辆都还在为渡河挣扎，但已经聚集的兵力和履带车牵引过河的4门100毫米炮，使巴尔克觉得自己已颇有底气。他立即命令手下进攻守卫拉里萨接近地的澳大利亚第16旅所部。这支守军当时已受到德军第6山地师和第2装甲师右翼战斗群的侧翼威胁，一旦巴尔克战斗群神兵天降般出现在峡谷外的开阔地，澳大利亚人的意志很快便动摇了。18日夜，澳大利亚第16旅连夜撤退，使巴尔克得以在19日晨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拉里萨。⁽³⁰⁾

5天后，希军在萨洛尼卡签署了投降协议。虽然地形的限制和对手的顽强抵抗，使德军未能全歼英国远征军，但巴尔干战役无疑是德军闪电战的又一经典大胜。巴尔克也在战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英军的一份情报曾对巴尔克突破奥林波斯山和坦佩峡谷的作战做过如下评论：“……德军第3装甲团根本不在意进军中的困难，他们成功突破的地段一直被认为是装甲车绝无可能穿越的禁区。除此以外，还必须把巴尔克的成功归因于他的大胆决策。他在没有运输工具的情况下，命令摩托化步兵进行大范围侧翼包抄，而这种任务本应交给专门的山地部队来执行。”⁽³¹⁾新西兰军方也曾评论道：“……由坦克来穿越至为困难的地形，这在战争史上很少见，同样鲜见的是，那些行军里程已超过500公里的步兵们，竟然还能在艰难的状况下迅速向前推进，这是任何一个战士都能引以为荣的记录。”⁽³²⁾

希腊战事后，巴尔克在5月15日被任命为第2装甲旅旅长，但不知何故，他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4天（6月25日），却被解除了职务，调回柏林担任补充军（Ersatzheer）司令部专员。或许是因为擅长总结分析和提出建议（希腊战事后，他曾建议淘汰装甲师的轮式车辆，因为经验表明只有坦克和半履带车才能应付复杂困难的地形），也可能是供职机动兵总监部时留下的声誉犹存，巴尔克于7月7日又被任命为陆军装备部长的特派“经济专员”，负责补充东线损失的坦克、装甲车和摩托车辆。据说，巴尔克经过近4个月努力，从各处搜罗到多达10万台的车辆。

11月1日，巴尔克出任陆军机动兵总监。古德里安曾说过“不可能找到比巴尔克更合适这个职务的人”，但巴尔克却不这么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战士，他的空间应该在战场，而不是办公室里。尽管不太情愿，他还是以服从的态度认真完成各项职责。上任不久，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派他到东线考察，特别是到莫斯科周边，了解装甲部队指挥官们的想法和需要。对巴尔克来说，陌生的东线是令他伤心的地方——他的长子、第1装甲师摩托车营候补军官弗里德里希-威廉6月末即已阵亡在那里。巴尔克先飞到奥廖尔，拜见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古德里安，老长官的一番长谈令他深感震惊，随后三日里他跟着古德里安一起走访前线。在驱车前往第24摩托化军的第4装甲师防区的途中，巴尔克见识了厚达2米的积雪，体会到了零下40摄氏度的奇寒是什么滋味，也感受到部队的受挫感和低迷士气。当然，他也爬上缴获的T-34坦克进行仔细的考察。古德里安要求巴尔克把所见所闻如实带回国内，归途中，他还到斯摩棱斯克拜会了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博克元帅，而后回到柏林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汇报。巴尔克在汇报时发现，勃劳希契的精神状态很差，似乎被前线局势弄得心烦意乱，而参谋总长哈尔德却乐观地相信“最后的胜利属于意志更强的一方”。在巴尔克有机会向希特勒汇报前，苏军于12月初发起了莫斯科大反攻，在德军的败退中，勃劳希契和古德里安等几十位将领先后被解职。12月30日，巴尔克在狼穴向希特勒汇报了东线考察的情况，他说无论如何困难都必须守住，因为撤退也一样面临着重重困难，在2米深的积雪和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根本无法构筑防线，唯一的出路就是原地坚守。整整两小时，希特勒一直都在默默倾听，偶尔也打断一下。当巴尔克说东线的坦克损失甚巨时，希特勒插话称自己看到的损失数字要低得多，巴尔克则马上声称自己的数字更准确。几周后，巴尔克再次觐见元首，汇报中他曾提到30辆坦克的月产量根本不敷东线之需，希特勒惊讶地称自己刚得到的数字是月产60量。巴尔克不依不饶地继续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有人向您撒了谎。”与会的凯特尔这时窘迫地插话道：“果真如此的话，我就成了那个撒谎者。”此次汇报后，希特勒立即责成有关方面提高坦克的月产量，这大约是机动兵总监巴尔克所能取得的少数实绩之一。

图为巴尔克的长子，第1装甲师摩托车营候补军官弗里德里希-威廉·巴尔克，他在1941年6月末丧生于东线。

这是一幅经典老图，摄于1941年11月29日，第11装甲师第15装甲团1连正与步兵一起进攻阿拉布切沃村（Alabuchevo，距莫斯科仅20公里）。图中的坦克为III号坦克E型（Ausf. E）。

摄于1941年末，机动兵总监巴尔克上校（左）到东线考察时面见古德里安（右）的场景。

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尔克越来越能体会到为什么古德里安总在说“机动兵总监是个摆设”，他也开始动心思离开这个好看但无实权的职位。经过几番努力，哈尔德批准巴尔克到前线出任第11装甲师师长。巴尔克战后曾写道：“……机动兵总监只有通过第一手的前线经验才能保持该职位的权威性。这是我一再要求到前线的正式理由。真正的原因是我实在受够了在陆军总部的日子。我是个战士，不是职员，更无意在战时成为职员。”⁽³³⁾

巅峰时刻：第11装甲师在齐尔河畔

1942年5月16日，巴尔克正式就任第11装甲师师长。这支部队在刚过去的冬季防御战中损失惨重，一些下属单位支离破碎，多数团营级军官都在抱病休养，因而，此刻正在斯摩棱斯克以东休整，同时承担围剿游击队的任务。雷厉风行的巴尔克到任后，仅用一个月就将部队重组完毕，虽然车辆配置依然短缺40％，但得到不少补充兵员，士气也有显著提高，到6月28日前又拥有了155辆各型坦克（15辆II号、124辆III号、13辆长管和短管IV号及3辆指挥坦克）。⁽³⁴⁾

摄于1942年6月28日，巴尔克第11装甲师在季姆河附近的集结地。

摄于1942年6月28日，第11装甲师的坦克正在渡越季姆河，之后将向沃罗涅日推进。

拍摄时间不详，满脸疲惫的第11装甲师师长巴尔克。

摄于1942年7月中，巴尔克（中）和他的助手们，左为首席作战参谋基尼茨少校，右为副官卡尔德拉克（Guenter Kaldrack）。

摄于1942年7月中的一次授勋仪式上，第110装甲掷弹兵团团长卢茨（Hellwig Lutz）上校正向师长巴尔克敬礼。

6月28日，德军发起了代号“蓝色作战”的三阶段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夺取工业中心兼铁路枢纽沃罗涅日，两路德军将从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出发，分别向东和东北推进，以会合于沃罗涅日以西，围歼奥斯科尔（Oskol）河与顿河之间的所有苏军为目标。第一阶段完成后，德军步兵师将在奥廖尔至沃罗涅日之间构筑了一条坚固的防护带。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则沿顿河朝东南方推进，目标是与哈尔科夫方向杀出的德军建立联系，合围此间的大量苏军。在第三阶段，沿顿河进军的德军将与从塔甘罗格方向进军的部队会师于斯大林格勒附近，从而在顿河河曲围歼数量巨大的对手。一旦实现前述所有目标，德军将正式打响扑向高加索产油区的作战。⁽³⁵⁾

第11装甲师并未参加前述三个阶段的所有作战。巴尔克所部隶属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24装甲军（还辖有第9装甲师、第3摩托化步兵师和第377步兵师），6月28日时从库尔斯克出发，强渡季姆（Tim）河后开始追击撤退中的苏军。一星期后，德军推进至沃罗涅日附近，苏军在这里投入重兵布防并展开过多次反扑。6月28日至7月9日间，第11装甲师摧毁了196辆苏军坦克，⁽³⁶⁾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4坦克军（145辆坦克）几乎被巴尔克师全歼。第11装甲师官兵们对新师长的指挥能力刮目相看，不过，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巴尔克的意志力和指挥风格。战役发起之初时，第11装甲师尚在季姆河右岸作战，巴尔克和副官韦布斯基（von Webski）上尉的指挥车跑在最前面，他们突然遭到苏军重炮的轰击，当时正说话的韦布斯基被炸成重伤，8日后丧生。⁽³⁷⁾几天后，巴尔克和首席参谋军官基尼茨（Franz-Joachim Kienitz）少校在研究作战地图时，1架低空掠过的苏军战斗机向他们进行扫射，地图上顿时留下几个弹孔，所幸两人均安然无事。⁽³⁸⁾如果说巴尔克的运气一直不错的话，那么7月4日的一场短兵相接，则让官兵们见识了师长的胆量：当天有17辆T-34突然出现在师部附近，并在800米外开炮，师部的官兵和后勤阵脚大乱，只有巴尔克还保持着惯常的镇静，他立即召唤不远处的坦克赶来支援。第15装甲团战史上曾留有这样的记载：“……师长站在指挥车车顶，模样虽有点怪，但显然正在发号施令，他命令刚赶到的坦克指挥官立即发动反击，很快便消灭了幽灵般浮现的苏军。在短促激烈的战斗中，3营长布尔施廷（von Burstin）少校阵亡，所有17辆苏军坦克都被击毁。”⁽³⁹⁾

7月末，德军完成了“蓝色作战”第一阶段的任务，巴尔克于8月1日晋升为少将，并在月底时率部开往布良斯克附近休整。两个月的作战中，巴尔克所部取得了击毁苏军坦克501辆的战绩——其实，在接手该师之初，巴尔克还曾在苏希尼奇（Sukhinichi）防御战中创下过“单日击毁91辆敌军坦克”的惊人记录。⁽⁴⁰⁾巴尔克所部9月间成为第2装甲集团军的预备队，10月和11月的多数时间里是中央集团军群的预备队。

11月19日至22日，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发起了大反攻，很快便将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团团围住。轴心国北翼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抵挡不住苏军第5坦克集团军、第21和第63集团军的重击，不仅狼狈逃离顿河河曲部，还被推挤到齐尔河的对岸。苏军反攻前不久，第48装甲军（辖第22装甲师和第1罗马尼亚装甲师）曾被派到罗军背后加强防御。但是，苏军攻势一旦发起，罗军防线便告崩溃，致使第48装甲军自身也在11月27日被包围在卡拉奇西北地域。第48装甲军经过一番苦战后于29日逃出险境，并在齐尔河中段的西岸建起一条薄弱的防线。曼施坦因就任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后，虽然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如何救援第6集团军上，但他非常清楚齐尔河防线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守住齐尔河西岸的突出部，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侧翼才有保障，才能按时发起解救第6集团军的攻势。另外，截至11月27日时，齐尔河防线还是最靠近第6集团军西翼的地域，保卢斯的副官亚当（Wilhelm Adam）上校，甚至还在顿河与齐尔河交汇处的对岸（靠斯大林格勒一侧），维持着一个距包围圈仅20英里的小桥头堡。曼施坦因命令第48装甲军务必死守齐尔河防线，时机成熟时该军也将加入救援作战的序列。

11月25日，正在罗斯拉夫尔清剿游击队的巴尔克收到急电——命令他率领第11装甲师立即乘火车南下，赶往罗斯托夫北面的米列罗沃（Millerovo）后，再沿公路前往莫洛佐夫斯卡亚（Morozovskaya）集结，准备参加解救第6集团军的攻势。就在巴尔克所部驱车数百公里南下的同时，第48装甲军军长海姆（Ferdinand Heim）被解职，克拉默（Hans Cramer）将军随后代理了几天，在12月4日又将指挥官移交给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军参谋长就是一周前刚刚到任的梅林津。第48装甲军军部当时设在齐尔河与顿河交汇处的下齐尔斯卡亚（Nishne Chirskaya），隶属装甲军的第336步兵师以其3个团在齐尔河西岸构筑防线，该师南翼是所谓的“亚当集群”（由第6集团军包围圈外的后勤和休假归队者组成），北翼则是空军第7野战师的1个团和一些后勤单位。第11装甲师于12月5日夜被划归第48装甲军节制，巴尔克和他的首席作战参谋基尼茨带着先头部队于6日抵达战场，第15装甲团、第119装甲炮兵团和几个支撑单位也于同日抵达第336步兵师的后方，但第110和第111装甲掷弹兵团、第61摩托车营等主力需要到7日下午才能开抵。⁽⁴¹⁾

摄于1942年9月，巴尔克在他的装甲指挥车上。

摄于1942年9月，巴尔克（右）与空军上将里希特霍芬（左）在交谈。

摄于1942年11月底的米列罗沃，巴尔克（中）的第11装甲师刚刚抵达，准备参加解救第6集团军的攻势。

摄于1942年11月底的米列罗沃，巴尔克和司机在座车前留下了这张照片。

曼施坦因准备发起救援反攻的同时，苏军却在齐尔河沿线抢先下手。罗曼年科（P. L. Romanenko）将军的第5坦克集团军陈兵齐尔河沿岸已有十余日，休整补充完毕后，他的集团军拥有8.5万人，所属的第1坦克军、第5机械化军和第8骑兵军等部合计拥有大约280辆坦克。⁽⁴²⁾7日晨，罗曼年科发起了进攻，他把主攻点恰到好处地选在第336步兵师左翼与空军野战团的结合部，很快便轻松撕开了德军防线，第1坦克军开始朝西南的第79号国营农场（Sovchos）扑来。上午9时，第48装甲军命令巴尔克速派第15装甲团进行反击。巴尔克和基尼茨都不在师部，当时他们正在齐尔河与顿河交汇处勘察地形，师部的一位中尉接令后，未经请示就向第15装甲团团长席梅尔曼（Theodor Graf Schimmelmann von Lindburge）上校传达了命令，而后者也毫不迟疑地领受了任务，他的第3营15分钟后即从上索罗诺夫斯基（Verchne Solonovski）南面几公里处向北进军。巴尔克战后曾写道：“……当我正沿着齐尔河侦察地形时，传来了苏军突破防线后，已楔入第336步兵师左翼的坏消息。我立即驱车赶往第336步兵师师部的所在地上索罗诺夫斯基。师长卢赫特（Walter Lucht）还很镇静，情绪似乎也不错。我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他的师部边上，这虽然有违条令，但接下来的战事发展证明这种做法颇有成效。”⁽⁴³⁾

尽管有第15装甲团支援，第336步兵师还是无法阻止苏军第1坦克军的推进，到夜幕降临时，苏军已深入德军后方10余英里，第79号国营农场也被苏军占据。不过，由于天色已晚，苏军主动停止了进攻，第11装甲师所部也相应地在农场南面和西南建起阻击阵地。军部命令巴尔克次日晨以全师之力夺回农场，并将苏军坦克赶回齐尔河对岸。巴尔克仔细分析了命令，也充分考虑了地形因素，他认为，如果苏军强大到足以迫使第48装甲军放弃参与救援作战的话，那仅把对手赶走还远远不够，必须把对手彻底消灭。巴尔克随后说服了梅林津和军长克诺贝尔斯多夫，于是，当晚传来的新命令改成要求巴尔克“摧毁敌军”——至于怎么摧毁，军部未置一词。1984年，梅林津曾在美军举办的一次“战争艺术研讨会”上，骄傲地向美军将校们说：“……这道命令很简单，‘摧毁对手！’我们不规定是正面进攻还是后方突袭。前线指挥官全权决定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在乎这些细节。”⁽⁴⁴⁾巴尔克晚年在接受美军历史学家斯托尔菲（R.H.S. Stolfi）采访时曾说，上级们当着他的面说过：“那个老巴尔克又回来了，他想干什么就让他干好了。”

即将展开的第79号国营农场之战，以及随后两周的一系列作战，将充分展示出巴尔克作为装甲师长的头脑、谋略、胆识和风格。首先，他任何时候都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因为他深信指挥官的精神面貌对部队的信心和士气有着重要影响。其次，他确保任何时候都把坦克和装甲车派去执行它们最擅长的任务——以速度和机动实现突破，而非承担静态的防御职责。第三，为保证突然性，他尽量少地使用通信手段，而是依靠口头传令，尽可能亲自向团营长们口授命令，并当面解决误会与分歧。第四，战斗中他尽量出现在最前沿，因为他坚信这样做既便于掌握敌情，又能鼓舞士气，因而他经常把参谋们留在后方，只通过无线电与参谋长保持沟通。第五，他极力倡导“夜行军”（联系起他在法国和巴尔干的作为），对此，他曾说过：“……我师经常在夜间和拂晓前敌军最脆弱的时候进入攻击阵地，然后在敌人开始运动前一小时发起进攻。这种战术当然需要艰苦的努力，但的确能减少流血牺牲。由于对手完全意料不到我们会在此时进攻，所以我们的伤亡极少。”⁽⁴⁵⁾最后，巴尔克的标志性战术就是突袭敌军的侧翼和后方，而且通常是在对手开始进攻的同一时刻，予敌以突然打击。这些战术和风格使巴尔克常常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战术成功，也使第11装甲师成为1942年底1943年初战斗力最强的装甲师之一。

卢赫特希望第11装甲师能正面反击沿河谷突破进来的苏军第1坦克军，但巴尔克认为困难的地形使得正面反击很难奏效，他把工兵营、反坦克营和高射炮营等部署在农场南面，任务是挡住对手的继续南进，第110装甲掷弹兵团被部署在农场西侧，农场东面也安排了一些步兵单位，第15装甲团和第111装甲掷弹兵团则沿着农场西侧便于运动的高地，向北摸到苏军的侧翼和后方就位。第336步兵师的炮兵也奉命开到农场周边进行火力支援。所有部署都在7日夜完成，因此，苏军第1坦克军的70余辆坦克进入夜间休息时，巴尔克已神鬼莫测地将对手悄悄包围。根据第48装甲军战时日志的记载，8日拂晓前，第111装甲掷弹兵团率先进攻，15分钟后第15装甲团投入战斗，又过了半小时，南面的第110装甲掷弹兵团也发起了进攻。巴尔克的反击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第15装甲团首先伏击了苏军第333步兵师一部，迅速摧毁了长长的一队军车后，装甲团从农场背后朝第1坦克军所部发起了猛攻，而苏军当时正在集结，准备杀向德军第336步兵师的后方。第110装甲掷弹兵团由南向北进攻农场时，在河谷地带意外发现了另一批苏军坦克，随后切断了这些坦克与支援步兵的联系。第15装甲团与第110装甲掷弹兵团下午3点时携手夺回了农场，其他部队也开始着手恢复第336步兵师被撕开的左翼。到暮色沉沉之时，部分苏军杀出重围后退到齐尔河，战场上留下了53辆苏军坦克的残骸。⁽⁴⁶⁾

摄于1942年12月8日，在第79号国营农场附近被击毁的苏军KV-1重型坦克。

摄于1942年12月初，第11装甲师所部在79号国营农场附近运动。

成就巴尔克的齐尔河巅峰之战的第15装甲团团长席梅尔曼上校。

摄于1942年12月初，被巴尔克夺回的第79号国营农场。

巴尔克第11装甲师的齐尔河之战示意图（1942.12.7—12.21）

以攻代守，以先发制人代替被动反应，以侧翼包抄代替正面强攻……巴尔克以这些战术成功重创苏军第1坦克军，将对手赶回齐尔河对岸，取得了令人印象极深的战术胜利。不过，苏军沿着整条齐尔河已建起多个桥头堡，此后的日子里，德军防线将“此起彼伏”地被突破，巴尔克装甲师也将不断地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他在战后曾回忆道：“……12月9日至17日，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俄国人在X点突破——我们反攻——夜间局势恢复。作为‘奖励’，又传来苏军在东面20公里处突破的消息。我们立即转向，坦克、步兵和炮兵在冬夜里开着大灯疾驰而去。拂晓时，我们又出现在苏军最脆弱的地段，发起进攻，粉碎敌人。同样的‘游戏’下一个早晨继续进行，只不过是往西或往东10或20公里外的某地。”⁽⁴⁷⁾巴尔克所部充任“救火队”的这段日子里，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也取得过救援作战的初期成功。巴尔克曾说：“……我们吸住的敌军越多，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就会越容易。每天都令人心焦的问题是，‘我们的对手第5坦克集团军还在这一带吗？他们是不是开到霍特那个方向去了？’每次当我们得知苏军坦克又突破了第48装甲军的防线时，我们的反应都是‘感谢上帝，他们还在’。”⁽⁴⁸⁾巴尔克的这段自述，无疑反映出他是一个既顾全大局，又具有高度自信心的指挥官。

11日白天，巴尔克率部铲除了苏军位于奥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i）的小桥头堡，入夜时分，军部来电称苏军当日又在两处实现了突破：一是位于第336步兵师东翼的利辛斯基（Lissinski），另一处则是在北面22公里外的下卡利诺夫斯基（Nizhna Kalinovski），苏军第5机械化军已楔入德军第7空军野战师（12月9日划归第48装甲军）的防区4公里。巴尔克接到尽快铲除这两个突破口的命令时，第110装甲掷弹兵团和第61摩托车营正在第336步兵师两个团的结合部协助防御，他决定留下这些部队，自己将率领第15装甲团和第111掷弹兵团首先消灭利辛斯基的苏军，然后再开往下卡利诺夫斯基。巴尔克连夜完成了机动，部署在苏军侧后方的装甲团和掷弹兵团，12日晨4点45分时准时发起了突袭。“老戏”依然在上演，苏军又一次措手不及，12日午后时利辛斯基的险情已被化解。下午，巴尔克率领装甲团和掷弹兵团全速奔赴西北方的下卡利诺夫斯基，这一次他显然认为速度和力量的集中比出其不意更重要，与苏军第5机械化军头对头地碰撞一番后，夜幕降临时苏军被逼退到河岸附近。13日晨，巴尔克正准备故伎重演，但苏军第1坦克军在奥斯特洛夫斯基西面发起了同步进攻，迫使巴尔克中止反攻，改为朝东南方转进，以挫败对手对自己侧翼的威胁。

18日，第11装甲师经过两天休整后，准备在下齐尔斯卡亚附近渡过顿河，参加救援第6集团军的作战。但是，攻势发起前一刻，巴尔克意外接到了取消作战的命令——苏军第5坦克集团军从奥斯托洛夫斯基至利辛斯基之间的地带再次越过齐尔河，第336步兵师的防区全线告急。巴尔克不得不返回几日前的战场，再次扮演“救火队”角色。第11装甲师迅速北上赶去救援，就在杀得兴起之时，巴尔克在傍晚时分接到梅林津来电，命令他立即率部赶往西北面的下卡利诺夫斯基。巴尔克当时还想先解决眼前的对手，然后再执行新任务，但梅林津坚持要求先去铲除更棘手的下卡利诺夫斯基桥头堡。巴尔克于是中止进攻，在坦克和车辆加满油、官兵吃完饭后，连夜赶往20公里外的下卡利诺夫斯基。19日晨5点，装甲团团长席梅尔曼发现了一队苏军坦克，他带着手下悄悄跟在队列的后面，苏军显然既未留意到德军的出现，也不知道后面跟着的不是自己人，糊里糊涂中42辆苏军坦克便被逐一摧毁。接下来，席梅尔曼命令尚能作战的25辆坦克开到一块洼地埋伏下来，等待第二波苏军坦克的出现。当23辆苏军坦克果然出现在前方山脊的顶部时，占据有利地形的德军坦克发射的炮弹，几乎全都命中了对手的“腹部”，几分钟内就全歼了这批坦克。当日战斗结束时，第15装甲团取得了击毁65辆坦克、自身无一损失的骄人战绩。巴尔克在燃烧着的坦克残骸间，热情地向席梅尔曼和装甲兵们表示祝贺，他在战后曾写道：“……过去几日里的紧张和压力一扫而光，炮塔上露出的都是笑脸。这支部队真是战无不胜。”⁽⁴⁸⁾

12月20日，巴尔克因在齐尔河防御战中的杰出表现，获颁第155枚橡叶骑士勋章，第11装甲师的大名再次登上了国防军战报。不过，就在20日夜21日晨，第11装甲师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当时第110和第111掷弹兵团的结合部被苏军突破。巴尔克闻讯后迅速赶到战场，命令搜索侦察营在部分坦克的支援下立即反击，两个团之间的缺口终于在21日上午9点被堵住。到此时为止，齐尔河沿线惊心动魄的14天防御战算是告一段路。巴尔克1979年回忆此战时曾说：“科涅夫一次使用一个军进行突破。下完命令后他就到另一处视察去了。之后，苏军的进攻就像刀切黄油般穿过我们薄弱的防线。再往后苏军的攻势却停顿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刻，反击令下达后，一眨眼的工夫就消灭了他们。与此同时，科涅夫又来到下一个军，接着下达类似的命令，同样的游戏还在继续。进攻，反攻，进攻，反攻……就这样，这些苏军都被依次歼灭。我就是以这种方式，以一师之力敲掉了整个第5坦克集团军。之所以可能做到这一点，主要原因是苏军指挥官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但来年他们就有了长足进步，有了更多的训练和经验，我们的日子也因之明显地艰难起来。”⁽⁴⁹⁾

巴尔克对装甲部队的指挥调遣，经过齐尔河之战可谓已臻相当境界，但个别指挥官的才华、战术上的优势和局部胜利并不能扭转南线德军的整体局势。就在第4装甲集团军努力朝着斯大林格勒方向进攻的同时，苏军西南方面军在齐尔河上游向意大利第8集团军发起了猛攻（即“小水星”作战），两天后撕开了防线，数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顺着缺口迅速南下，尤其是巴达诺夫（Vasily M. Badanov）将军的第24坦克军展开了一场极为壮观大胆的长途奔袭。12月21日，巴达诺夫的先头坦克旅距德军最重要的物资中心和空军基地塔特辛斯卡亚（Tatsinskaya）仅有20公里，苏军轰炸机也开始光顾塔特辛斯卡亚东北不远的另一基地莫洛佐夫斯卡亚。意军的溃败暴露出“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的侧翼，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与B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也被撕开，如果任由苏军机械化部队继续南下并攻占罗斯托夫的话，顿河集团军群与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都有可能陷入巨大的口袋中。为化解左翼和后方的危险，曼施坦因被迫将战斗力很强的第6装甲师从第4装甲集团军调往自己的左翼，负责保护塔特辛斯卡亚和莫洛佐夫斯卡亚这两个空运斯大林格勒的关键机场——这一调动实际上也标志着救援第6集团军的“冬季风暴作战”的终结。⁽⁵⁰⁾几乎与此同时，曼施坦因又命令第48装甲军军部和第11装甲师赶往莫洛佐夫斯卡亚，负责阻挡苏军的推进和屏障罗斯托夫的安全。

军事历史学家海沃德（Joel S. A. Hayward）曾写道：“……12月24日中午，也即是苏军装甲矛头摧毁塔特辛斯卡亚机场不久，曼施坦因命令第11装甲师脱离第4装甲集团军建制，要求该师承担守卫莫洛佐夫斯卡亚、夺回塔特辛斯卡亚、阻止苏军第24坦克军南下进攻罗斯托夫等一系列任务……第11装甲师逐渐挡住了苏军向罗斯托夫的进军，也在28日夺回塔特辛斯卡亚，但苏军已摧毁了这里的物资储备、装备和零部件。”⁽⁵¹⁾海沃德的描述基本准确，除了第11装甲师接获命令的时间以外——巴尔克在23日凌晨5点左右接到正式命令后，当夜就率先头部队开拔。24日晨，巴尔克率领的第15装甲团（仅剩22辆坦克可作战）、第119装甲炮兵团（欠4营）和1个步兵营，在塔特辛斯卡亚北面8英里左右的斯卡西尔斯卡亚（Skassyrskaya），突然遭遇苏军第24摩托化步兵旅。就在巴尔克与对手展开激战并夺取了卡利特瓦（Kalitva）河渡桥之时，苏军第24坦克军的坦克旅已冲进塔特辛斯卡亚机场，T-34坦克在跑道上来回行进碾压，恣意地摧毁未及起飞的运输机，以及堆积如山的物资装备。很多资料称巴达诺夫所部摧毁了300多架德军战机，（朱可夫的战后回忆即是如此，巴达诺夫本人战后甚至声称摧毁敌机431架、坦克84辆、击毙或俘虏德军11292名！⁽⁵²⁾）这个数字高得令人难以置信——海沃德的研究表明，德军170架能够升空的Ju-52和Ju-86中，只有46架被（占27％）被毁，其他战机得以升空逃逸并降落在周边其他机场里。⁽⁵³⁾当然，即使苏军战果被大大高估，或被人为篡改扭曲，这次突袭也沉重打击了德军空运补给斯大林格勒的能力，还造成对手从上到下的大恐慌——不少人曾担忧，说不定哪天早晨睁开眼睛时，苏军的T-34已行驶在罗斯托夫街头！

摄于1944年12月，巴尔克装甲师在齐尔河的战斗中一直扮演着救火队角色。图为第11装甲师的步兵把守的一处阵地。

摄于1944年12月，作战间隙中的第11装甲师士兵在积雪和寒风中倒头就睡。由于经常夜间行军，白天作战，官兵们的休息时间极少，连巴尔克自己都称“什么时候睡觉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摄于1942年底，第4装甲集团军所部准备继续朝斯大林格勒方向展开救援。

摄于1942年底，第11装甲师的一辆装甲车（SdKfz 251.3 Ausf.C）准备出发。车头正中绘有该师的战术符号。

图为巴尔克的女婿、阵亡于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施伦特（Hans-Heinrich Schlenther）中尉。

不幸的是，完成奔袭壮举的巴达诺夫很快发现自己的后路已被切断——巴尔克的第15装甲团、第111掷弹兵团和部分炮兵，于24日下午击溃了巴达诺夫的第130坦克旅，迫使这部分苏军撤至塔特辛斯卡亚东北5公里处的175高地。巴达诺夫命令剩下的坦克全部向175高地靠拢（第54坦克旅留下3辆坦克和部分步兵驻守机场东侧），但是他的明码电文被巴尔克截获，后者命令转运途中的其他部队在抵达后即刻包围175高地。夜幕降临时，第11装甲师一边与高地周围的苏军保持着3公里距离，一边等待增援——盛怒的希特勒已经命令曼施坦因，“不留活口地彻底摧毁苏军第24坦克军”！后者迫于压力，决定把第6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派来支援巴尔克。

25日和26日两天，由于力量不足（巴尔克分出部分兵力驻守莫洛佐夫斯卡亚，支援空军地面部队与苏军第25坦克军残部的作战；第15装甲团25日下午时仅剩9辆坦克能够参战），巴尔克无力突破对手的防线；苏军由于疲惫和弹药油料所剩无几，也不能打破德军的包围，倒是德国空军向塔特辛斯卡亚镇和机场进行了轰炸，造成巴达诺夫所部损失惨重。26日夜，几乎整个第6装甲师都开到塔特辛斯卡亚周边增援第11装甲师，巴尔克把自己的主力放在北面和东北布防，一个混合战斗群被部署在东面，第6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被派往南面设防，只有西面还存在若干缺口。27日，巴尔克开始挤压包围圈，两个装甲师的炮火和空军的轰炸结束后，苏军第130坦克旅的防线被突破。第6装甲师的16辆坦克在一个掷弹兵营支援下，从西面向苏军第54坦克旅发起了同步进攻。油料的短缺使苏军坦克失去了机动能力，炮弹的匮乏又使巴达诺夫无法还击对手，包围圈在27日日落时已变得非常狭小。28日凌晨，巴达诺夫率领余部朝西北方拼命突围，最终有12辆坦克和30辆卡车突破了德军第4装甲掷弹兵团的防线。但是，就连这些坦克和车辆，据说也被追击的德军所摧毁，巴达诺夫的第24坦克军可谓全军覆没。

1943年1月末，巴尔克晋升为中将，第11装甲师此刻正在顿河与马内奇（Manich）河交汇处的马内奇斯卡亚（Manytschskaya）村作战，负责掩护撤退中的第4装甲集团军南翼。巴尔克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伤亡15人的些微代价，杀伤和俘虏苏军500余人，还击毁坦克20辆，当然最重要的是夺取的马内奇河渡桥——只要这座渡桥存在，就能确保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逃生之路的畅通，因而决定性地挫败了苏军从南面夺取罗斯托夫的意图。据梅林津所言，1962年时巴尔克曾收到过霍特的感谢信，后者声称“如果不是第11装甲师的话，第4和第1装甲集团军当时都难以逃离陷阱”。⁽⁵⁴⁾下面的数字可以大致反映第11装甲师在巴尔克领导下是何等的彪悍和高效：1942年12月7日至1943年1月31日间，第11装甲师共摧毁苏军坦克225辆、反坦克炮347门、大炮35门、击毙对手30700人，自身损失16辆坦克和12门反坦克炮，215人阵亡、155人失踪、1019人负伤。⁽⁵⁵⁾

1943年2月，巴尔克师被划归第40装甲军领导，先后转战于斯拉夫扬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克拉马托尔斯卡亚（Kramatorskaja）等地，负责与第7装甲师等部队一起恢复与伊久姆地区德军的联系，同时将苏军赶回顿涅茨河对岸（参见第2卷第3章）。2月末，第11和第7装甲师、党卫军“维京”师等联手重创了苏军“波波夫装甲集群”，实现了曼施坦因的哈尔科夫反击战第一阶段的所有目标。

1943年3月4日，巴尔克成为德军第25枚（陆军第4枚）双剑骑士勋章得主，次日，他被解除职务后成为后备将领。巴尔克领受双剑骑士勋章时，曾与希特勒交谈过1小时，还接受了元首馈赠的1500帝国马克（据信他在1944年把这笔钱交给了在西线洛林的第11装甲师），而后与妻子到斯洛伐克休假。⁽⁵⁶⁾不过，轻松的时光并未持续多久，巴尔克又被任命为“大德意志”师代师长（原师长霍尔雷恩于3月底回国休假）。4月4日，他回到东线南方的波尔塔瓦，准备率领该师参加“城堡作战”。由于“城堡作战”一再推迟，除进行训练备战外，巴尔克并没有机会领导“大德意志”师实际参战。6月10日，随着霍尔雷因回归本职，巴尔克结束了在“大德意志”师的日子，回国后他又与妻子来到斯洛伐克的塔特拉山脉（Hohe Tatra）度假。这里有喀尔巴阡山脉中最雄伟的山体，在壮观秀美的景色中，巴尔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战争、军旅、政治和一切都抛在脑后了”。⁽⁵⁷⁾

防守反击：萨勒诺滩头—基辅突出部—桑多梅日桥头堡

巴尔克的二战生涯还有着在意大利战场的5个星期的“插曲”——1943年9月2日至10月8日，他代替休假的胡贝出任第14装甲军代军长。第14装甲军是8月末新组建的第10集团军的两个军之一（另一个是第76装甲军），下辖第16装甲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师。9月2日，巴尔克在罗马附近见到了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和即将回国的胡贝。这时，第16装甲师被部署在萨勒诺湾附近，“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则驻防那不勒斯湾。9月7日，德军侦察发现，盟军船队离开地中海和西西里岛港口后向北驶去，巴尔克当夜即向所属的两个师下达了战备令。8日，德军进一步发现，1支约有80至100艘船、90至100艘登陆艇的船队，在10艘战列舰、3艘航母及若干驱逐舰和巡洋舰保护下，离开巴勒莫港向北驶来。德军判断，这支舰队将于次日在第14装甲军防区进行两栖登陆。不过，巴尔克此时无法判明对手是将在那不勒斯登陆，还是将在萨勒诺抢滩。第10集团军指挥官维廷霍夫命令第76装甲军军长赫尔（Traugott Herr）速将第29装甲掷弹兵师派往萨勒诺地区。虽然巴尔克的两个师还处于警戒观望中，但在战役层面上，盟军登陆萨勒诺前，德军已做好了集中兵力将盟军赶入大海的准备。⁽⁵⁸⁾

1943年4月至6月，巴尔克曾代理“大德意志”师师长，据信本图摄于这一时期。

摄于巴尔克代理“大德意志”师师长期间，他正与装甲团1营长珀瑟尔（左）少校交谈。

这张罕见的图片可能摄于1943年上半年，巴尔克当时代理“大德意志”师师长，图中他（右二）正与迪特里希（背对镜头者）交谈，最左侧之人为GD装甲团团长施特拉赫维茨上校。

9日，盟军第5集团军的英军第46、第56步兵师及美军第36步兵师在萨勒诺地区登陆。面对盟军的是西肯纽斯少将的第16装甲师，该师看护的是从萨勒诺直至南面的阿格罗波利（Agropoli）的25英里长滩头。西肯纽斯沿着前沿构筑了8个支撑点，准备了4个机动战斗群（各由1个步兵营、若干坦克和炮兵组成），还把大炮安置在能够俯瞰海岸的高地上。巴尔克并不担心西肯纽斯的防区，事实上，第16装甲师当日以凶猛的火力和小规模装甲反击打乱了盟军的抢滩计划，也限制住了盟军最初的滩头阵地。但是，盟军在萨勒诺西面的山区投入了美军的游骑兵和英军的别动队，这些轻装部队以突袭方式一举夺取了马约里（Maiori）和维耶特里（Vietri）等村庄。为阻止对手沿这些村庄继续推进，巴尔克命令“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准备南下，同时派其搜索侦察营先行一步，抵达战场后配属给第16装甲师。当日中午，“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的搜索侦察营与第16装甲师搜索侦察营取得联系，但未能打退诺切拉（Nocera，位于萨勒诺西北）山脊北面的盟军，于是巴尔克又命令“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的一个团级战斗群支援第16装甲师。由于担心盟军在北面进行后继登陆，巴尔克通过集团军命令第15装甲掷弹兵师从罗马赶来加强防御。

10日，“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的主体在诺切拉周围集结完毕，已在此处作战的第16装甲师搜索侦察营被配属给“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由于第76装甲军军部和第29装甲掷弹兵师很快将从南方赶到，维廷霍夫认为只靠巴尔克的一个军部无法控制漫长的半弧形防线——这条防线从萨勒诺西面的阿马尔菲（Amalfi）海滩直至南面的阿格罗波利。维廷霍夫于是把第16装甲师移交给第76装甲军，“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仍归巴尔克节制。11日，德军继续调遣兵力和进行反击准备（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4伞兵团等赶到），盟军也将预备队第45步兵师大部和英军第7装甲师一部送上了滩头。12日，巴尔克命令“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夺取维耶特里北面的高地，该师冒着猛烈的炮火完成了任务，第16搜索侦察营还逼近到距萨勒诺城仅2公里处。

13日，第76装甲军以第16装甲师和第29装甲掷弹兵师为主体，发起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击，到下午晚些时候，美军防线岌岌可危，德军坦克和装甲车逼近海岸，在他们与大海之间就只剩下美军第158和第189野战炮兵营的榴弹炮，以及第636驱逐坦克营的一些反坦克歼击车了。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势如破竹的德军坦克突然止步，尽管时间很短，但美军炮兵回过神来，以连绵不绝的炮火挡住了德军。在巴尔克的战区内，英美步兵在舰载火炮支援下继续进攻，而德军的所有行动都受到这些炮火的极大限制——巴尔克战后曾表示“对盟国海军的炮火，我们毫无办法”。由于13日的反击取得过局部成功，维廷霍夫乐观地相信对手的防线正在坍塌，他的情绪也感染了凯塞林和最高统帅部。维廷霍夫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曾声称，他的两位军长——巴尔克和赫尔当时都“过于乐观，只有他自己还保持着警惕”。但维廷霍夫的战时日记却清楚地表明，盲目乐观的恰恰是他本人，巴尔克根本不相信盟军准备撤离和放弃桥头堡。14日，500架盟军轰炸机对德军集结地进行了地毯式轰炸，多艘军舰的巨炮也在终日轰鸣，损失惨重的德军无可奈何地放松了对滩头阵地的压力。16日，维廷霍夫以“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新到的第26装甲师为主，又发起了一次大的反攻。有史家称这两个师刚一开始进攻，就遭到大炮、舰载火炮和坦克炮的全面轰炸，付出巨大的伤亡后也只前进了200米而已。⁽⁵⁹⁾事实上，第26装甲师的反攻开始时相当顺利，但不久后被盟军炮火扼杀；“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先向东进军，而后突然折向南面，一度曾令盟军大吃一惊，还夺取了萨勒诺东面重要的419高地，当然最后还是功亏一篑，既不能抵达滩头阵地，也无法与左翼的第16装甲师取得联系。巴尔克当日晚些时候命令“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再做尝试，该师师长虽不情愿，但在巴尔克的严令下还是勉强发起了进攻。盟军舰载巨炮再次发挥决定性威力，连续摧毁了“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两个突击营的营部，由于群龙无首，德军的最后一次反击很快偃旗息鼓。当夜，巴尔克认为再从北向南进攻萨勒诺已不能取得成功，反而会使萨勒诺—那不勒斯公路东西两侧的部队被向北进攻的盟军撕裂。维亭霍夫同意巴尔克的判断，取得凯塞林同意后，他命令第14装甲军与对手脱离接触，第29装甲掷弹兵师在17日将以最后一次进攻掩护全面撤退。

此后，维廷霍夫以延迟阻击的方式缓慢后退，以便凯塞林能有充裕的时间在那不勒斯和罗马间构筑防御体系，即所谓的“古斯塔夫防线”。9月28日，第10集团军占据了一条西起那不勒斯以南、东至亚德里亚海东南岸的完整防线。10天后，第14和第76装甲军撤至“A”防线，即从地中海边的沃尔图诺河延伸至亚德里亚海岸的过渡防线。不过，这也是巴尔克在意大利的最后一天——10月初视察部队时，他乘坐的轻型飞机发生意外，他虽大难不死，但折断了数根肋骨。8日，巴尔克将第14装甲军移交给森格尔将军后（巴尔克在自传中称自己把装甲军还给了胡贝，可能记忆有误），次日搭机回国养伤。在总结意大利的这段经历时，巴尔克曾在自传中称其“既有趣又难以令人满意”。如果说他从这里带走了什么“印象”的话，首先应是盟军的炮火，尤其是海军炮火的巨大威力，萨勒诺反击数次功败垂成的主因，显然就是盟军炮击的强度、密度和精度。至于第二个“印象”，似乎是盟军只要扛住了德军最初的重击，随着增援的抵达和物资装备优势的发挥，似乎总能在最后“翻盘”。1个月后，巴尔克还将发现这个“印象”不仅适用于西方盟军，也同样适用于战斗力和装备水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的苏军。

11月1日，巴尔克晋升为装甲兵将军，次日被任命为第40装甲军军长，但只过了3天就被改派为第48装甲军军长。据梅林津所言，巴尔克在面见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坦因时，这位元帅对他说：“你立即去接管第48装甲军。该部正在基辅作战，那里是具有决定性的战场。我需要把最优秀的装甲指挥官派到那里，希特勒已同意派你去指挥第48装甲军。”⁽⁶⁰⁾

苏军第1乌克兰方面军在11月3日发起了基辅攻势，旨在从位于柳捷日（Lyutezh，位于基辅北面20公里）的第聂伯河桥头堡冲出后，向西南的别尔季切夫和文尼察推进，同时，苏军也在朝西北的科罗斯坚（Korosten）和东南的白采尔科维（Belaya Tserkov）进行扩大两翼的攻势。苏军很快突破了德军桥头堡防线，6日解放基辅，7日夺回法斯托夫，重镇日托米尔在13日也被第38集团军和第1近卫骑兵军攻克。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经过百般努力和不停反击，总算在法斯托夫南面暂时挡住了对手。曼施坦因把巴尔克调来的原因，就是让他率领第48装甲军发起基辅突出部反击战，铲除基辅西面和西南地域的苏军。巴尔克负责统领的部队包括第1、第7、第19、第25装甲师、党卫军“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帝国”师的装甲战斗群（以及第68步兵师），加上配合作战的第8装甲师和若干独立单位，共有坦克和突击炮938辆（其中360辆可立即参战）。⁽⁶¹⁾从兵力和装备来看，曼施坦因和最高统帅部对反击战的重视与期待程度不可谓不高。巴尔克与参谋长梅林津最初拟定的反击计划也堪称“雄心勃勃”：第48装甲军所部先切断日托米尔至基辅的铁路，由第8装甲师、第20装甲掷弹兵师、第208步兵师和第2伞兵师一部组成的右翼兵团，则从法斯托夫向北同步进攻，解除对手继续西进的能力后，两部联手围歼基辅突出部中的所有苏军！⁽⁶²⁾这个胃口过大的计划被否决了——梅林津战后曾称是“安全和稳妥至上”的劳斯将军否决了这个计划，但实际情况是，劳斯此时仍为第47装甲军军长，11月30日才成为第4装甲集团军代指挥官（12月10日实授），⁽⁶³⁾最可能否决巴尔克计划的人还是曼施坦因。无论如何，巴尔克装甲军的任务被确定为先夺取日托米尔，然后在日托米尔与法斯托夫中间的布鲁希洛夫（Brussilov）附近包围苏军一部。

巴尔克装甲军于11月15日开始反攻，右翼由第25装甲师和“帝国师”战斗群组成，左翼为第7装甲师和第68步兵师，中路是担负主攻的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装甲部队很快抵达日托米尔至基辅的铁路，“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这时面朝东方形成保护带，第1装甲师由东向西、第7装甲师自东南朝西北向日托米尔发起了进攻，19日时两部协力夺回了日托米尔。与此同时，苏军第1近卫骑兵军、第5和第8近卫坦克军向布鲁希洛夫西面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师，以及位于科罗斯特舍夫（Korostyschev）附近的第1装甲师发起了反扑。巴尔克决定包围当面之敌，他命令“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由西向东迎击苏军，第1装甲师沿日托米尔至基辅的公路向东推进，而后折向东南和南面，与自南向北进攻的第19装甲师会师于布鲁希洛夫东面。第7装甲师负责在拉多梅什利（Radomyschl，亦作拉多密歇）南面保护第1装甲师的侧翼，第68步兵师则在第7装甲师的左边提供保护。20日的攻势发起后，第7装甲师顺利完成了任务，但“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正面主攻却未能得手。第1装甲师经过一番苦战，沿公路两侧抵达布鲁希洛夫东面的苏军后方，第19装甲师向布鲁希洛夫东北的进攻也颇为顺手，但两个师没有充分利用最初的突破寻求会师，而是在夜间停止了推进。信奉“夜行军少流血”的巴尔克闻讯大怒，勒令两部立即合拢包围圈。23日，第1装甲师在北面和东面建立侧翼防线后，连夜南下与第19装甲师的先头战斗群建立了联系。布鲁希洛夫之战结束后，苏军损失了153辆坦克和装甲车、70门大炮、250门反坦克炮，另有3000名余官兵阵亡，但第1和第19装甲师的包围防线并不严实，所有的苏军将领和参谋军官都在被围前成功撤离。

巴尔克担任第48装甲军军长时的上司——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劳斯（图片摄于劳斯任第47装甲军军长期间）。

摄于1944年1月中旬，巴尔克与获颁骑士勋章的沃尔（Balthasar Woll，左一）合影。沃尔是“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一名二级小队长，但他同时又是大名鼎鼎的魏特曼的炮手，据说他拥有在移动中精确命中目标的超强能力。

摄于1943年12月末的布鲁希洛夫附近，从左至右依次为第48装甲军作战参谋伊拉斯谟少校、巴尔克、助理作战参谋卡尔德拉克少校、参谋长梅林津。

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东线某处战场上的德军装甲车正在雪地里前进。

东线1943年10月至12月末的态势图

12月5日，随着地面的板结，巴尔克装甲军又从日托米尔北面出发，朝东面的拉多梅什利和东北方的马林（Malin）发起了新攻势。由于计划周密和采取了欺骗性措施，德军攻势取得了突然性，加上第8航空军的有力支援，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到7日夜都已取得30公里的突破，苏军第60集团军总部也被德军夺取。第7装甲师一路冲杀到伊尔沙（Irscha）河南面，清除了马林桥头堡的苏军后，该师在北岸建立了一座桥头堡。右翼的第68步兵师迅速跟进，与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一起负责清剿拉多梅什利周边的苏军。由于拉多梅什利东北的捷捷利夫（Teterev）河西岸还有一系列的苏军桥头堡，第1装甲师与“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在随后几日里针对这些桥头堡发起猛攻，据说通过分割包围消灭了多达3个半师的苏军。

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劳斯命令巴尔克完成拉多梅什利作战后，立即着手恢复第13军和第59军之间的联系，也即是消灭或逼退科罗斯坚东南地带的苏军。12月19日，巴尔克装甲军经过重新部署，向科罗斯坚东南的梅列尼（Meleni）地带发起了攻势，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从科罗斯坚南面向东北方向进攻，第7装甲师则从马林桥头堡向西进攻，第59军所部和第112步兵师负责配合或掩护侧翼。巴尔克的初期进展颇为顺利，对于在梅列尼合围对手也抱有较高期望，但正如他在萨勒诺曾观察到的那样，对手在最初的混乱之后，经受住了3个精锐装甲师的打击，始终没有撤退的迹象，甚至还有能力发起大规模反击。21日，巴尔克从缴获的地图上发现，自己试图包围的竟是3个坦克军和4个步兵军的庞大力量！这些苏军的真正意图是向南进攻日托米尔方向。⁽⁶⁴⁾巴尔克意识到这次的以小搏大恐怕凶多吉少，征得劳斯同意后，他命令各部转入守势。

12月24日，第1乌克兰方面军沿着基辅—日托米尔公路两侧发起了反攻，苏军在布鲁希洛夫地带进行了长达50分钟的弹幕射击和空袭，为第1和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轰出了一条通道，德军第24装甲军的防线很快被突破。曼施坦因当时正在后方的第20装甲掷弹兵师视察，劳斯的反应倒是很快，他与巴尔克当天上午做过多次沟通后，下达了如下命令：第48装甲军当晚将防区移交给第13和第59军；第1装甲师准备连夜向日托米尔以东30公里的科罗斯特舍夫开进（扼守捷捷列夫河渡口）；“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将在现防区驻守一天，以应对突发事件，但25日下午必须开往日托米尔；第7装甲师将留守伊尔沙河南面的阵地，同时划归第13军指挥。⁽⁶⁵⁾劳斯还计划把日托米尔南面的第18炮兵师和别尔季切夫附近的第474反坦克歼击营等都交给巴尔克。25日，苏军第1近卫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团军的14个步兵师、4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在日托米尔—基辅公路以南朝西南方的别尔季切夫和卡扎京（Kaztin）推进，同时，第40集团军开始从法斯托夫向南推进，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第1近卫集团军一部、第13和第60集团军也向日托米尔和科罗斯坚冲去。曼施坦因和劳斯都不再怀疑苏军反攻的规模，似乎别尔季切夫和卡扎京等重要铁路枢纽就是对手的主要目标。

巴尔克所属的第1装甲师在25日中午抵达科罗斯特舍夫时，劳斯又把第8和第19装甲师以及“帝国”师的装甲战斗群配属给他，要求他在捷捷列夫河与卡缅卡（Kamenka）河之间，与第42军（辖第25装甲师和第168步兵师）一起挡住苏军，同时寻机反攻对手的侧翼。结果证明，劳斯的设想根本无法实现，苏军的推进势头非常之猛，沿途的德军防线纷纷瓦解，巴尔克和梅林津根本搞不清楚新配属的3个师的方位，只是大致地知道它们已被逼退到基辅—日托米尔公路南侧，但仍有部分兵力在公路北面的森林作战。25日晚些时候，巴尔克带着军部挤出堵得一塌糊涂的日托米尔后，在南面建立了指挥部，他频繁地与劳斯沟通，就调动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各种可能性提出建议，但都遭到拒绝——劳斯和曼施坦因准备把这2个师用作反击主力，因而拒绝让它们承担任何阻击防御职责。26日下午，巴尔克根据战场态势建议撤出第1装甲师和“帝国”师装甲战斗群，劳斯表示同意，但反对派它们去加强左翼的日托米尔的防御，而是主张部署到右翼，与“希特勒警卫旗队”师一起在别尔季切夫—卡扎京地域发起反击。巴尔克似乎未能了解全局，仍然固执己见，但最后只能服从命令。

27日，劳斯利用苏军攻势暂停的空隙抓紧时间重组防线，巴尔克也率领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赶往卡扎京和别尔季切夫的山林地带阻挡苏军。他在途中突然发现了长达数英里的苏军坦克编队——劳斯战后曾回忆说：“……巴尔克将军显然抵挡不住眼前的诱惑，他将领受的命令置于一边，决定突袭苏军的侧翼。不幸的是，他不可能有成功机会，因为150辆德军坦克不可能击败、甚至都不能撼动实力已增至近1000辆坦克的对手。正如预计的那样，苏军很快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分出约四分之一的坦克和部分反坦克炮，挡住了第48装甲军的攻势。尽管巴尔克摧毁了78辆坦克，但他未能攻克这一障碍。”⁽⁶⁶⁾看起来劳斯对巴尔克颇有微词，但当后者赶到卡扎京和别尔季切夫的防线后，还是以其杰出的战场表现赢得了劳斯的尊重。劳斯曾这样写道：“……第48装甲军堵住了苏军第1和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突破的区域……苏军在12月26日至31日间曾多次进攻巴尔克的防线，但唯一显见的战果就是他们逐日增多的坦克损失。”⁽⁶⁶⁾

不过，苏军第11近卫坦克军和第8近卫机械化军28日通过侧翼包抄夺取了卡扎京，29日又挫败了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反扑。⁽⁶⁷⁾由于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从西北方向迂回南下，朝别尔季切夫地域德军的后方扑来，巴尔克不得不取消反攻并收缩防线，将2个装甲师艰难地撤至别尔季切夫西南地带。到12月30日，第4装甲集团军北翼的第59军已向科罗斯坚西面撤退，该军的右翼与日托米尔北边的第13军左翼之间出现了35英里缺口；劳斯的主力——第13军右翼、第48装甲军和第42军——正在日托米尔至卡扎京西南布防；第42军的右翼与白采尔科维南面的第7军左翼之间，又存在一个45英里的大口子；第7军与第24装甲军负责防御第4装甲集团军的最右翼，其防线与第聂伯河岸卡内夫突出部的第8集团军所部保持着联系。⁽⁶⁸⁾对于防线上的几个缺口，劳斯也无能为力，他只能尽力保证几个军不从内部被撕裂。12月31日，德军弃守日托米尔，曼施坦因命令互换第24装甲军和第42军的防区，同时把第7和第42军这2个右翼军转给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1944年1月第一周，第4装甲集团军的形势更加黯淡，第59军到1月4日已被推挤到西南方，以其残兵败将看护着瑟柏托夫卡和罗夫诺等铁路枢纽，负责别尔季切夫及其西北地域的第13军只剩1个团的作战力量，防线也正在崩溃之中。由于第59军与其他军的距离越来越远，曼施坦因命令巴尔克装甲军向别尔季切夫以西调动，并将其侧翼延伸至斯鲁奇（Sluch）河。这一调动虽造成别尔季切夫的很快失守，但避免了苏军迂回到第4装甲集团军后方的可能性。从1月中旬起，劳斯集团军面对的压力大为减轻，苏军第1坦克集团军和第40集团军等部掉头南下，准备在德军第4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缺口处发起新攻势。两周之后，第1和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犀利的钳形攻势，干脆利落地合围了德军第11军和第42军，这就是著名的“科尔逊-切尔卡瑟口袋”。

巴尔克第48装甲军在别尔季切夫西面和南面一直坚守到1944年3月初，但苏军发起的新一轮反攻，在3月5日至12日间将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逼退到塞列特河。巴尔克在撤退中头脑冷静，举止镇定，继续使用“夜间行军、白天作战”的招数，终于在匆忙赶到的3个步兵师支援下设法建立了一条新防线。3月13日至20日，巴尔克率装甲军和2个配属步兵师向捷尔诺波尔东南发起反攻，成功逼退苏军后，恢复了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联系。但仅过了一天，朱可夫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就在捷尔诺波尔至普罗斯库罗夫之间的区域向南再起攻势，苏军第1和第4坦克集团军实现突破后高速穿插，24日即与第2乌克兰方面军合围了胡贝的第1装甲集团军。巴尔克又一次幸运地未被关进眼前的这个“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包围圈”。不过，苏军主力合围胡贝装甲集团军时，第60集团军的11个步兵师和1个炮兵师在第4近卫坦克军支援下，把巴尔克装甲军逼退到沃苏兹卡（Wosuzka）河一线。被希特勒宣布为“堡垒”的重镇捷尔诺波尔，到23日已被苏军4个步兵师包围，4600名守军距最近的友军也有20英里之遥。⁽⁶⁹⁾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将南方战场的机动预备队、弗里贝（Werner Friebe）上校领导的“弗里贝装甲战斗群”从布罗迪方向调来，于3月25日发起了解救捷尔诺波尔的攻势。但是，这次救援很快失败。随着胡贝装甲集团军向西突围，无论是曼施坦因、还是劳斯似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接应20余万人的突围上，将领们虽然都意识到捷尔诺波尔的形势日益恶化，但除了发布命令或厉声恫吓外，基本没有采取实质行动。直到胡贝集团军的形势明朗、第4装甲集团军的防线也趋于稳定之时，新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才命令巴尔克统一指挥救援。⁽⁷⁰⁾

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东线某战场上的德军坦克和步兵正从焚烧中的村庄经过。

拍摄时间和地点不详，第48装甲军军长巴尔克（中间两人中靠外者）正借助地图向上司劳斯（靠里者）通报情况。

4月11日，巴尔克命令展开第二次救援作战，刚晋升为第8装甲师少将师长的弗里贝率其装甲战斗群（24辆豹式和9辆虎式坦克及101辆装甲车），与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一起充任突击矛头。但是，巴尔克计划得再周密，也无法抗拒恶劣天气和困难地形的影响，苏军的顽强抵抗和强大火力使得弗里贝的进军举步维艰，“霍亨施陶芬”装甲师也在渡越沃苏兹卡河时遇到困难，工兵直到14日晨才架起一座渡桥，坦克和装甲车才得以勉强继续前进。14日晨时，捷尔诺波尔守军指挥官不停地呼唤巴尔克，声称所部已经弹尽粮绝，在苏军不间断的轰炸、空袭和坦克进攻前，最多只能再撑几个小时。巴尔克要求守军以最大的毅力继续坚守，同时严令弗里贝“不舍昼夜地进攻”。由于情势危急，莫德尔来到巴尔克的军部施加压力，稍后他甚至还赶往救援部队，在装甲车上实地指挥。14日中午，弗里贝率领2个师尚能作战的71辆坦克和27辆突击炮发起冲刺，但苏军的火力和顽强阻击再次迟滞着德军的推进，到15日夜时，弗里贝所在的方位距离出发地也只有9公里，还有11公里的艰难路程，而当日午时却已传来守军指挥官丧生的消息。16日上午，空军向弗里贝所部空投了弹药油料，装甲矛头得以继续朝捷尔诺波尔推进。不久后怪异的一幕出现了，德军坦克的前方突然冒出10名衣衫褴褛的士兵——原来，捷尔诺波尔已被苏军攻克，他们是冒死突出来的第一批人，但是，此后再也未见任何逃生者的踪影。弗里贝于17日率部继续徒劳地进军，希望能在沿途收容一些幸存者，但直到次日下午巴尔克下令撤回出发地为止，总共也只有55名士兵（没有任何一名军官）回到德军一侧。

救援捷尔诺波尔的完败，可能是巴尔克军旅生涯的一个“污点”——4月中旬结束休假后归队的梅林津，在战后的著作中对此未置一词，反称自己归队时“第48装甲军已撤离前沿，正在进行密集训练”。当时曾有人指责巴尔克在捷尔诺波尔未进行顽强抵抗，其原因可能正是救援失败造成了4600名守军被全歼，另外救援部队自身也出现了1200例伤亡。这一失败可能还在巴尔克与莫德尔之间埋下了不和的种子。胡贝在4月21日因飞机失事丧生后，莫德尔让劳斯改任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把自己的爱将哈佩（Josepf Harpe）任命为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巴尔克的第48装甲军隶属于劳斯集团军，下辖第1和第8装甲师，在后方担任预备队。但是，巴尔克和梅林津在4月末5月初期间坚决反对莫德尔推行的“区域防守”（见本卷第4章），力主更适合战场条件和地形的弹性防御与机动作战策略。显然，巴尔克与莫德尔发生过激烈争执，战后也曾坦言“与莫德尔共事可不容易”。巴尔克不仅当面指责过莫德尔粗暴干涉下级指挥官的权限，可能还就这位元帅任用党卫军军官担任副官一事发表过难以令人愉快的评论。莫德尔不动声色地命令劳斯，把巴尔克的第1和第8装甲师调给“更听话”的布赖特（第3装甲军军长），让巴尔克负责在前沿布防的4个力量不足的步兵师。⁽⁷¹⁾巴尔克和梅林津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曾与劳斯就几乎每一方面的策略发生争执，甚至小到雷场的方位、炮兵阵地的位置等枝节问题。当然，在更强悍、甚至是蛮横的莫德尔面前，巴尔克也无能为力，正如他战后所言，莫德尔实际上消除了他影响集团军群总体策略的能力。⁽⁷²⁾巴尔克要想有出头之日，还得等莫德尔调走，而这个日子很快就要到了。

6月22日，苏军发起了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巴格拉季昂”夏季攻势，德军稀薄漫长的防线很快瓦解，多个集团军被围或正濒临覆灭的边缘，莫德尔于28日被希特勒派去收拾局面。不过，颇受战神青睐的莫德尔，也无法阻挡苏军的滚滚洪流，或改变眼前的溃败局面，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从其他战区抽调师团，尽量减慢对手的推进。莫德尔同时还兼任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指挥官（哈佩上将代行指挥权），到7月10日时，他已从老部队调走了6个装甲师或装甲掷弹兵师。7月13日，苏军各方面军中实力最强的科涅夫第1乌克兰方面军，发起了著名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攻势。科涅夫的作战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阶段（7月13日至27日）的目标是突破拉瓦罗斯卡亚（Rava-Russkaya）和利沃夫地区的德军防线，消灭布罗迪的德军后强渡桑河（San），夺取拉瓦罗斯卡亚、普热梅希尔（Przemyshl）、利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等重要城市；在第二阶段（7月28日至8月29日），科涅夫的大军将朝桑多梅日推进，以强渡维斯瓦河和建立桑多梅日桥头堡为目标。科涅夫富有技巧地将第一阶段的主攻点选在德军第4和第1装甲集团的交界处，目的就是将两个集团军分割开来，围歼布罗迪附近的德军第13军（其左翼是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6装甲军，右翼是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从而打开通向利沃夫等重要目标的通道。

科涅夫在布罗迪北面部署有2个集团军（合计16个步兵师、2个骑兵军、29个坦克旅、5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在布罗迪南面的巴尔克装甲军前方部署了4个集团军（计有29个步兵师、24个坦克旅、5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7月14日，布罗迪南面的苏军集群以猛烈的炮火和地毯式轰炸拉开了进攻序幕，巴尔克手下的两个步兵师支撑不住，苏军步兵和坦克开始像潮水一般涌来。巴尔克请求劳斯派第1和第8装甲师发动反击，这2个装甲师随后被交给巴尔克，开始像布罗迪以北的第16和第17装甲师那样，试图阻止苏军坦克部队在南翼的推进。随后几日的战事表明，巴尔克已无可能以两师之力逆转局面，苏军在坦克、炮火和空中等诸方面都占据压倒性优势。第1装甲师在15日曾暂时挡住过苏军，但在一波波的T-34和IS-2重型坦克的反复冲击下无法固守防线，苏军的炮火和空袭也使该师难以运动，补充弹药和油料都困难重重。第8装甲师的情形更糟，弗里贝少将为节省时间，大白天沿着主干公路进军，而不是按巴尔克的要求穿越森林小径，结果遭到毁灭性轰炸和重大伤亡，只能被派去守卫兹沃切夫（Zloczow）至利沃夫的公路。苏军南翼坦克部队于16日攻克兹沃切夫，17日在布斯克（Busk）附近抵达布格河，当日晚些时候还在这里与北翼集群南下的骑兵部队建立了联系，从而合围了德军第13军。

巴尔克将作战不力的第8装甲师师长弗里贝解职（似乎直到战后巴尔克都难消心头之恨），派参谋长梅林津去指挥该师向北进攻，准备接应第13军突围。但是，梅林津也无力挽救第13军的命运，他发起的进攻在苏军反坦克防线前很快失败。最致命的是，第13军军长豪费（Arthur Hauffe）误以为切断兹沃切夫—利沃夫公路的只是苏军警戒部队，还想当然地认为巴尔克仍在公路以南固守着完整防线，而且第1和第8装甲师仍在向他们靠拢——殊不知，到21日时第1装甲师正在往南撤退，梅林津的第8装甲师也在激战中被苏军逼退到西面，第13军事实上已被集团军群遗弃。7月22日，苏军将包围圈撕为两半，到日落时分，拥兵6万的第13军已不复存在。苏军声称的“歼敌3万、俘虏1.7万”的战果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去不远——第13军最后约有1.2万人逃脱，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加入了巴尔克装甲军的行列。

利沃夫在7月27日失守，第4装甲集团军被逼退到维斯瓦河沿线，第48装甲军也随着第1装甲集团军向南撤入喀尔巴阡山区。8月5日，巴尔克出任第4装甲集团军代理指挥官，他赶到北面的集团军总部上任时，苏军已在维斯瓦河西岸建起数座桥头堡，第1和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第3和第5近卫集团军、第13集团军等重兵都出现在维斯瓦河两侧，正在努力扩大维斯瓦河与桑河交汇处的桑多梅日登陆场，而桑多梅日西南的巴拉努夫（Baranov）桥头堡最具威胁。时任德军代参谋总长的古德里安战后写道：“……巴拉努夫的局势在8月5日至9日间特别危急。数日里俄国人在这里几乎实现了突破。正是由于巴尔克将军用之不竭的能量和技能，才最终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经过持续数周的猛烈反击，巴尔克成功缩小了巴拉努夫桥头堡的规模，也铲除了另一座较小的桥头堡，还夺回了普拉维附近丢失的地盘。”⁽⁷³⁾古德里安所称的“重大灾难”，指的就是苏军第13集团军、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及第3近卫集团军一部从巴拉努夫桥头堡向北发起的进攻，其目的用科涅夫的话来说就是“合围和消灭威胁我右翼、在桑多梅日及其西北地区行动的希特勒第42军”。⁽⁷⁴⁾德军第42军的4个师凭借着纵深防御体系拼死抵抗，竭力遏制苏军登陆场的向北扩展，科涅夫所部虽很快取得局部突破，但被由后勤人员拼凑而成的德军“反坦克别动队”（梅林津的用词）一再阻滞。

第42军的顽强抵抗为德军集结兵力和发起反击争取了时间，巴尔克投入反击的部队包括第3和第48装甲军2个军部，辖有第1、第3、第16、第23、第24装甲师和第20装甲掷弹兵师等一批机械化部队，以及6个突击炮营和装备虎王坦克的第501重装甲营。巴尔克似乎嗅到了以机动灵活的装甲反击战，重现1942年冬齐尔河“奇迹”的机会，不同的是，他现是拥有300多辆坦克和突击炮、至少得到5个步兵师支援的装甲集团军主帅，但对手也不再是当年孤军冒进的一个坦克集团军，而是已在宽大的登陆场站稳脚跟的3个坦克集团军和2个多兵种合成集团军。苏军指挥官的指挥水准、坦克兵的技战术能力、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意识和能力，都与两年前相比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巴尔克还将发现，苏军业已建立的高度自信和灵活应变的作战能力，使他们不仅能扛住德军最初的重击，之后很快还能恢复局面，甚至在短时间内迅速转守为攻！

正如古德里安所言，巴尔克发起的反击战前后持续3周有余，从8月11日到9月5日大体可分作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月11日至13日的预备作战，第16装甲师以第64和第79装甲掷弹兵团为主组成的战斗群（得到第501和第509重装甲营支援），11日时在拉库夫（Rakow）附近（苏军登陆场中段）朝苏军阵地发起了进攻。次日，第3装甲师的1个装甲战斗群（含第6装甲团和第3反坦克营）也被投入战场。但是，在重武器数量和质量上占优势的德军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苏军第6近卫坦克军虽然坦克不多，但梯次搭配、纵深部署的反坦克阵地挡住了第16装甲师的推进，还通过伏击让虎王坦克的首演变成一场灾难。科涅夫战后曾写道：“……虎王坦克营在我坦克、重型火炮的摧毁性射击下被打得落花流水。虎王坦克成了我军的好战利品。我们把在战斗中缴获的10辆虎王坦克完整地送到了莫斯科。”⁽⁷⁵⁾两天里，苏军第6近卫坦克军共击毁或缴获24辆德军坦克，其中包括12辆虎王，而苏军没有损失任何坦克。⁽⁷⁶⁾不过，这一进攻虽然失败并损失了宝贵的重武器，但巴尔克似乎是把它当作掩护性的佯攻，因为他在11日夜间即把第16装甲师的1个战斗群撤至斯托普尼察（Stopnica）附近，桥头堡南侧的斯托普尼察才是巴尔克反击的主攻点。8月13日至18日，巴尔克在斯托普尼察西面和南面发起了第二阶段的反击，第16和第3装甲师（14日夜抵达）在南面、第24和第1装甲师（全师17日才到位）在西面发起了同步进攻，担任主攻的是第24装甲师（以第26装甲掷弹兵团和第24装甲团为主），第1装甲师的参战部队（第1装甲掷弹兵团和第73炮兵团）因此被配属给前者。这些装甲部队曾取得过一定进展，但苏军第5近卫集团军在第3坦克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支援下，“在6天的激烈战斗中击退了德寇坦克集团的突击，使敌人遭受了巨大损失，阻止了敌人的冲击。敌人只好停止进攻”。（科涅夫语）⁽⁷⁷⁾就在装甲部队反击苏军桥头堡南部的同时，桑多梅日被苏军第13集团军所部攻克，该城西面的德军第72步兵师被围。巴尔克急调第17和第23装甲师赶来解围，于19日夜至20日晨成功救出了被围部队。

巴拉努夫—桑多梅日桥头堡之战（1944.8.11—9.5）

巴尔克在22日至23日间又发起了第三阶段反击，地点位于桑多梅日西北的奥帕图夫（Opatow）至卢卡瓦（Lukawa）之间的地域，第23装甲师担任主攻，得到第3装甲师装甲战斗群和第501重装甲营余部的加强，此外，第1装甲师的1个团级装甲战斗群也被配属给第23装甲师。这次短命的反攻曾取得过有限进展，但到23日夜便被苏军完全阻挡。仅过了三天，巴尔克又收拾残部，准备以一场钳形攻势合围奥帕图夫和瓦古夫（Lagow，位于奥帕图夫以西）之间的苏军。第1、第3和第23装甲师在奥帕图夫附近就位，负责向西南进攻，第17装甲师（得到第1装甲师和第23装甲师的反坦克营的加强）负责从瓦古夫向东推进，而第16装甲师则在瓦古夫南面的拉库夫同步向东进攻。巴尔克的计划很好，8月26日发起攻势后，向西南进攻的3个装甲师，以及向东进攻的第16和第17装甲师都曾击毁了大量坦克和反坦克炮，但直到28日也未能连成一体和合拢包围圈。8月31日，不死心的巴尔克发动了第五次反击，用兵地点依然位于奥帕图夫和瓦古夫之间，前述5个装甲师在最后一搏中夺回了一些地盘。9月5日，巴尔克认为挤压苏军登陆场的目标已经实现，于是下令终止进攻。⁽⁷⁸⁾这时，科涅夫所属各部已全面转入了守势。

科涅夫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攀上了个人指挥艺术的高峰，他在巴拉努夫—桑多梅日建立的维斯瓦河西岸桥头堡无疑打开了波兰的大门，也正是从这个桥头堡出发，苏军在1945年1月12日长剑出鞘，发起了进攻柏林的最后战役。巴尔克一个多月的努力虽然未能铲除苏军桥头堡，但制约了它的进一步扩大，在造成苏军重大伤亡的情况下，还迫使对手转入了守势（当然，不能低估的因素是苏军经过几百公里奔袭和连续作战，自身非常疲惫，弹药油料和补给也越来越困难）。从为第三帝国争取喘息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来看，巴尔克无疑取得了成功。自1943年11月重返东线以来，巴尔克的表现“倾倒”了他的参谋长梅林津，后者战后曾写道：“巴尔克在近期的东线作战中显示出了现代战争史上罕有匹敌者的战术天才。”⁽⁷⁹⁾巴尔克“挽狂澜于既倒”的表现也征服了古德里安和希特勒，1944年8月31日，他被授予第19枚钻石骑士勋章，9月21日，他又被晋升为G集团军群指挥官——从1942年5月的师长到1944年9月的集团军群指挥官，巴尔克只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连梅林津都觉得，他的蹿升过程实在“令人惊叹”。

苦撑危局：G集团军群与第6集团军

巴尔克接手驻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G集团军群（辖第1、第19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时，内心里可能颇为惴惴不安。一方面，希特勒在召见他时声称，最高统帅部正在筹划一场大规模反击战，因而要求他以最少的兵力固守防线，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指望增援，“因为这会妨碍筹划中的大反攻”。另一方面，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还反对过巴尔克接手G集团军群，表面原因是担忧后者没有西线作战经验，真正的潜台词或许是对其火箭般的蹿升感到疑虑。再有，巴尔克到达西线时，洛林地区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事，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正与巴顿的美军第3集团军在阿拉库尔（Arracourt）等地交手，前任指挥官——资格极深的布拉斯科维茨上将，正是因为损兵折将却没达到预期目标而被解除了职务。一个陌生的、不可能有增援的战场，一个不信任自己的顶头上司，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没有成功希望的反击战，这些自然会令巴尔克感到紧张和忧虑。

可能摄于1944年初秋，第19枚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巴尔克。

摄于1944年10月，G集团军群指挥官巴尔克。

摄于1944年秋，伦德施泰特元帅造访巴尔克的G集团军群总部时所摄，右一为第1集团军指挥官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齐尔河之战中他曾是巴尔克的军长，现在则变成了巴尔克下级）。

巴尔克到达集团军群总部时，第5装甲集团军在与美军第4装甲师的坦克战中刚遭受了挫折，2个装备精良却缺乏经验的装甲旅被痛击得失去了战斗力，未能实现铲除美军的南锡桥头堡、恢复摩泽尔河整体防线的目的。迫于压力，巴尔克一反常态地既未去深入了解战场详情，也没有试图熟悉美军的技战术特点，就匆忙地命令第1集团军的左翼（第559国民掷弹兵师）和第5装甲集团军的右翼（第58装甲军）发动一次钳形攻势，第11装甲师则负责协助两个集团军实现将防线连成一体的目标。巴尔克在曼陀菲尔的总部听取汇报时明确命令，任何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驾车驶往后方的人，都将被送上军事法庭，还将因临阵畏缩而被判处死刑。这道命令虽大大减少了掉头开往德国的车辆，但对9月22日的战事毫无帮助。22日夜，西线总司令部曾发出预警，称美军空降兵可能会于次日晨在第47装甲军的后方空降，曼陀菲尔于是借机请求批准装甲集团军全面后撤，但被巴尔克断然拒绝，引述的理由竟是“元首命令第5装甲集团军必须与南锡东面的第553国民掷弹兵师会合”！他所能提供给曼陀菲尔的增援，不过是把1个高射炮营派到第47装甲军后方驻防。此后几天里，巴尔克保持着对第5装甲集团军的高度关注，要求曼陀菲尔集中所有的装甲力量（第11装甲师、第111和第113装甲旅），以“昂扬的斗志和热情”发起协同进攻。巴尔克的“恫吓与灌输信念”，似乎在25日的进攻中收到了效果，曼陀菲尔所部当日曾取得过一些令巴尔克震惊的成功，但这些成功更多是运气所致，因为恶劣的天气使盟军的战斗机—轰炸机机群无法升空助战。29日，当占据完全空中优势的盟军战机倾巢而出时，曼陀菲尔的攻势也与前几次一样难以为继。当日，巴尔克曾来到伦德施泰特的西线总部，声称自己“依然打算铲除蓬-达穆松（Pont-a-Mousson）的美军桥头堡并恢复摩泽尔河防线，但至少还需要增援3个师、40至50辆坦克、20至30辆突击炮、50门反坦克炮、4个重炮营以及4个工兵营。”⁽⁸⁰⁾伦德施泰特早就建议不要在洛林过多浪费兵力装备，眼下又无援兵可派，只得同意巴尔克后撤和转入守势。

整个10月，G集团军群的防区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战事，但曼陀菲尔的第5装甲集团军被调离，第1集团军也陆续失去了战斗力最强的第3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由于盟军战略方向的调整，美军第3集团军此时已成为盟军第12集团军群编成内补给优先权最低的部队，但巴顿不愿消极防守，为维持部队的进攻精神，他在10月里发动了梅斯要塞攻坚战。伦德施泰特本想放弃梅斯要塞，但巴尔克建议，最好让美军在攻打要塞的困难作战中消耗自己，当然前提条件是能在适当的时刻撤出守军。⁽⁸¹⁾伦德施泰特还有亚琛等更重要的地段需要操心，于是便任由巴尔克相机处置防区内的事宜。

巴尔克深知自己的部队多是战斗力较差的二三流部队，也存在士气不高、装备低劣等诸多困难，而美军迟早都会再度全面进攻。他在尽力索取援兵的同时，也在防守策略和战术上大做文章：他援引东线的弹性防御策略，只在前沿部署少量警戒部队，多数兵力在后方数公里处把守防御工事和支撑点，在火炮的搭配和选位上也尽力做到使美军在任何突破点都将遭到炮击；为限制高度机械化的美军，他在短时间内拼凑出一支由轻伤病员组成的布雷单位，指导他们在预计的美军进攻路线上集中布下真假雷场，这个措施在美军攻势发起后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他自知无法长久地挡住对手，决定采取“撤退中进行反击”的战术，但在一些紧要地段，他也严令部队进行顽强抵抗，辅以不间断的小规模反击，在他看来，这种方式最能延迟和迷惑对手，使之无法明了己方的真实意图和战斗力。巴尔克深知防线被突破后尽快发起反击的重要性，他要求每个师都必须留1个团作预备队，而该团又必须拥有1个突击炮连和1个反坦克连。他还命令把所有坦克修理单位都移到距离前线较近的地方，以便随时修理损坏的坦克。不过，巴尔克的立意虽然很好，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的装甲预备队——第11和第21装甲师只有少得可怜的坦克和突击炮，整个G集团军群也只有13.6万人（第1集团军8.6万人，疲弱的第19集团军只有3万人），而美军第3和第7集团军以及法军第1集团军加起来总兵力超过60万，仅第3集团军就有25万人（6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师），更不用说对手在坦克、火炮和空中支援等方面占有全面优势。尽管巴尔克尽心尽力地准备，但德军官兵每天都可谓如临深渊，因为他们不仅处于全面劣势，还不能指望增援，只能依靠灵活的战术和顽强的意志进行自我救赎。

11月8日拂晓，巴顿发起了扑向莱茵河的强大攻势，42个炮兵营发射的22000发炮弹令德军前沿顿时变成了地狱，之后，第12军的3个步兵师齐头并进，2个装甲师负责跟进扩大突破口。9日，巴顿的第20军也发起了渡越摩泽尔河、夺取梅斯要塞的攻势。11日，美军第7集团军向德军第1和第19集团军的结合部重拳出击，法军第1集团军也在三日后开始打击G集团军群的最左翼，60万人对13万人的不对称较量至此全面拉开了帷幕。面对美军第12军的德军指挥官曾对对手的突然进攻感到吃惊，因为他们估计美军不会冒着连日的倾盆大雨强行出击，而美军第20军的进攻虽然晚了一日，但德军指挥官们还是感到错愕——这个方向的美军事先没有进行炮击，而摩泽尔河东岸用来迟滞对手的雷场都被洪水淹没或冲走了。巴尔克的防御策略——前沿驻守少量部队、待敌军炮击结束后主力部队迅速返回前沿拒敌——在梅斯方向一开始就难以发挥作用。但是，老天爷这次站在了巴尔克这边，多日豪雨（事实上整个11月有20天在下大雨）基本上抵消了对手的空中优势，又使得美军几乎所有的进军作战都要围绕硬质路面展开。巴尔克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他充分利用泥泞和部分雷场的迟滞作用，组织第11装甲师等发起局部反击（如第11装甲师的第111掷弹兵团曾在10辆坦克支援下向美军第26步兵师发起突袭，硬是吃掉了对手1个团）。当美军数个步兵师包围梅斯的态势趋于明朗时，巴尔克决定不再在这一带浪费更多兵力，他一面命令第462国民掷弹兵师坚守梅斯（希特勒已下令死守），一面把第1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向东撤至新防线。⁽⁸²⁾11月19日，美军第90和第5步兵师在梅斯以东会师，从而合围了这座堡垒，尽管梅斯周边一些子堡的守军又挣扎了两个星期甚至更久，但梅斯守军还是在21日宣布投降，从而使巴顿成为公元451年以来第一个攻克这座要塞的指挥官。第20军攻克梅斯后与第12军一起继续向东进攻，但在巴尔克所部（尤其是第21装甲师）卓有成效的阻击下，两部美军始终无法干净利落地进行突破和穿插，到12月3日终于抵达齐格菲防线前时，德军各部已基本撤入防线背后布防。巴顿开战前曾放言三日内进抵莱茵河，现在已过去整整25天，齐格菲防线上的德军又竖起了一道难以轻松逾越的障碍。巴尔克战后曾将美军的迟缓归咎于“从未真正地利用已取得的成功”，他还说：“我和参谋长梅林津经常站在地图前打趣说：‘巴顿正在帮我们，他又没能好好利用他的成功。’”⁽⁸³⁾巴顿当时的策略是沿着100公里宽的正面齐头并进，虽然很清楚巴尔克的3个装甲师分别只剩下13辆、7辆和4辆坦克，而且德军的每个营要防御6公里宽的正面，但他还是坚持把自己的3个装甲师分散配属给步兵师，而不是组成装甲铁拳一举突破。巴尔克和部下们当时自然会对巴顿的用兵方略“心怀感激”。

摄于1944年11月，巴尔克视察老部队第11装甲师时与师长维特斯海姆握手致意。作为整个西线德军中最优秀的部队，第11装甲师曾进行过许多成功的作战。

摄于1944年11月巴尔克视察第11装甲师期间。

摄于1944年11月，巴尔克视察第11装甲师时检阅第15装甲团2连。

11月底时，巴尔克的参谋长梅林津突然被解职，他自己声称是希特勒下达的解职令，但后人的研究表明，解除其职务的实际上是古德里安。古德里安当月底曾派人到G集团军群督战，这位代表就如何使用炮兵发表过意见，但梅林津称这里的问题不是如何使用炮兵，而是根本没有足够的大炮和炮弹。梅林津可能情急之下没有注意言辞，致使督军大人回去后参了他一本，脾气火爆的古德里安于11月28日将梅林津召到参谋本部，大骂一顿后解除了后者的职务，并将之逐出参谋本部军官团。⁽⁸⁴⁾巴尔克在12月中旬到柏林面见古德里安时，曾要求老长官重新启用梅林津，古德里安虽然没有立即恢复梅林津的参谋本部军官身份，但把他改派至第9装甲师担任团长。梅林津参加过阿登反击战的最后阶段，他带领的后卫部队还曾掩护曼陀菲尔第5集团军的撤退。1945年3月，当哈佩上将被莫德尔调来担任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时，梅林津被任命为集团军参谋长。

巴顿在齐格菲防线站稳脚跟，并在萨尔河对岸建立了一座桥头堡后，准备于12月19日发起新攻势。不过，德军在12月16日打响了颇具声势的阿登反击战，迫使巴顿取消了计划，也放弃了得之不易的萨尔河桥头堡，准备率部向北运动和驰援阿登战场。12月22日，巴顿集团军正式进入阿登突出部参战。仿佛是天意一般，巴顿刚一离去，巴尔克次日就被连夜召到措森的陆军总部。巴尔克在那里得知自己已被解除G集团军群指挥官职务，但马上又有一项新任务——24小时内赶赴匈牙利战场担任第6集团军指挥官。巴尔克战后曾说，古德里安认为是希姆莱的阴谋造成了他被解职——众所周知，巴尔克与党卫军一向不睦，他既不掩饰对后者的轻视，又在希姆莱那里留有“把党卫军用得过狠”的坏印象。不过，巴尔克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觉得是希特勒做出的决定，因为元首只需要“听话顺从之人”。另外，他觉得自己与伦德施泰特并不密切的关系和时常出现的冲突，可能也在其中发挥过作用——言外之意，可能老帅在背后做了手脚。⁽⁸⁵⁾

巴尔克名义上是第6集团军指挥官，但有权节制匈牙利第1和第3集团军，因而他的部队也被称为“巴尔克集团军级集群（Armeegruppe）”。巴尔克赶到匈牙利时，布达佩斯已被包围，苏军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7近卫集团军所部也已抵达多瑙河北岸的赫龙河一线，德军第57装甲军（军长即巴尔克在1940年时的师长吉青纳）立即发起反扑，才将多瑙河北岸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12月30日，巴尔克在日记中称这一成功“实属奇迹”的同时，又留下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阿登反击迟迟不能突破，我清醒地意识到这场战争已经输掉了。接下来就是战争中最复杂的部分——如何在没有更大灾难的情况下终结战争。”⁽⁸⁶⁾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约略感觉到，巴尔克此刻的意志和决心似乎都出现了动摇，虽然他在短短一周里高效率地做好了救援布达佩斯的作战准备，但他这个主帅似乎对救援结果信心不足。从波兰赶来的党卫军第4装甲军（“骷髅”和“维京”师）是救援主力，但巴尔克对其军长吉勒明显缺乏信任。巴尔克战后曾说，当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韦勒得知吉勒要来担当救援作战的主力时，“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因为吉勒在切尔卡瑟包围圈作战时就经常不服从命令”。而吉勒到第6集团军总部报到时，巴尔克觉得这是“一个很强的自我主义者，在理解战役、判断各种关系和可能性方面都存在缺陷，但可能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优秀战士”。⁽⁸⁷⁾

随着吉勒装甲军的陆续开到，巴尔克到1945年1月初时已拥有7个装甲师、2个骑兵师和4个步兵师，另外还有匈牙利的4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和一些杂七杂八的部队。巴尔克对自己的装甲部队多、步兵师兵力严重不足的状况感到忧虑，而他估计对手的力量高达54个步兵师、5个机械化军、3个坦克军、2个骑兵军、4个防空师、7个反坦克炮兵旅和3个山地旅（可能他把整个匈牙利战场的苏军都算在内了）。基于这样的力量对比，巴尔克认为救援成功的希望在于要么取得完全的突然性，要么以连续不断的重击重创苏军，从而迫使对手在短时间内自行撤围。但他认为这些方案的成功几率都很低，即便建立一条狭长的通道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德军没有足够的实力保持通道长时间畅通，自身反而有可能再被包围。当然，这些评估都是巴尔克战后做出的，就1945年1月的三次布达佩斯救援战而言，虽然他有所保留且信心不足，但他在指挥艺术和用兵方略上还是留下了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救援布达佩斯的第一次“康拉德行动”定于1945年1月1日发起，主攻部队自然是吉勒装甲军（加强有第8装甲师一部和1个国民掷弹兵师），该部将从科马罗姆（Komarom）出发，沿东南方向朝布达佩斯推进。这一方案的优点是侧翼拥有多瑙河及第57装甲军的保护，缺点是进攻路线需穿越韦尔泰什（Vertes）山脉北段，地形不适合装甲部队的运动。不过，巴尔克要求吉勒尽快夺取多瑙河南岸的公路，他认为，夺取公路既有助于克服地形的不利影响，又能为己方提供更多的选择——既可折向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方向，又有可能从侧翼包抄韦尔泰什山区的苏军。巴尔克命令第96步兵师和第711国民掷弹兵师（尚未全部就位）支援吉勒，并在党卫军的右翼安排“帕佩集群”（含第3、第6和第8装甲师的装甲部队及匈牙利第1骑兵师）发起辅助攻势。为了最大限度地取得突然性和麻痹对手，巴尔克还命令第1和第23装甲师等在苏军重兵防御的南段发动佯攻，目标是尽可能久地迟滞苏军坦克部队北上增援。巴尔克的作战意图在前两日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南段的佯攻凶猛犀利，牢牢吸引了第2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的注意力，使他没有充分意识到真正的威胁来自北段。1月2日，吉勒装甲军、其左翼的第96步兵师和右翼的“帕佩集群”沿着三个方向全面突破了苏军第31近卫步兵军的防线，但好景只持续了一日，马利诺夫斯基在3日大梦初醒后，迅速调遣兵力北上阻击德军装甲矛头，苏联空军也进行了高强度轰炸。到4日晚，苏军逐一缝合了被捅开的防线缺口，吉勒装甲军的进军路线上已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完整防线。5日，“维京”师抵达比奇凯郊外，但在对手的反坦克阵地前裹足难行，“骷髅”师在次日到达距布达佩斯西面仅25公里的让贝克，但也在对手的顽强抵抗下无力突破。古德里安当时正在匈牙利战场视察和观战，他与巴尔克都认定救援攻势此时已然失败了。战后，巴尔克曾将败因归于“推进速度不够快”，而古德里安的看法是“未能在1月2日以足够大胆的突破扩大1日夜袭取得的最初成功”，他还进一步评论说：“我们不再拥有1940年时那种质量的指挥官或部队，否则这次进攻或许已经成功。”

摄于1945年1月，从左至右依次为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韦勒、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德军驻匈牙利特命全权代表格赖芬贝格（Hans von Greiffenberg）和第6集团军指挥官巴尔克。

巴尔克肯定会赞同古德里安的评论，或许还会发出“对手再也不是1941年的对手”之类的感慨。令他不满的是，6日至8日间德军反复地冲击苏军防线，但无一例外地无功而返；令他深感意外的是，苏军在应对多瑙河南岸的德军攻势的同时，竟然还能在极短的时间里沿着北岸发起由东向西的反攻！苏军第25近卫步兵军在多瑙河北岸强渡赫龙运河后突破了德军防线，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也从7日开始向西迅猛推进。德军第57装甲军各部接连败退（并非有后人所称的有计划主动撤退），被逼到必须死守的科马罗姆附近时，依靠空军的高射炮部队和反坦克阵地才算暂时挡住了对手。第20装甲师等援兵随后几日里陆续发起反击，终于把苏军逼退到赫龙运河附近。⁽⁸⁸⁾

多瑙河北岸的局面尚未完全恢复，巴尔克就已开始筹划第二次“康拉德”行动。巴尔克对战场全局的感觉和捕捉战机的能力确实不凡，他命令“帕佩集群”接管比奇凯和让贝克防务，吉勒装甲军则向北运动至多瑙河南岸的埃斯泰尔戈姆地区，就地重组后准备于1月9日发起新攻势。此外，他还命令第3装甲军从南面的塞克什白堡与莫尔之间的地域寻求突破，但目标显得脱离现实——与党卫军第4装甲军建立联系后合围苏军！无疑，巴尔克认为解围的关键在于彻底挫败并尽可能围歼对手，但他显然高估了自身的实力，同时又低估了对手的能力和反应。第3装甲军攻势刚起，就遭到苏联空军的狂轰滥炸，基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即告夭折。倒是吉勒方向取得了完全的突然性，党卫军10日突破苏军防线后，“维京”师“西欧”团12日时曾抵达距布达佩斯不足20公里处。就在此时，希特勒下令终止进攻——千里之外的元首在地图上发现这里已吸住大量对手，而南面的苏军势必兵力空虚，如果沿着巴拉顿湖地区发起的突袭能够得手，不仅可解布达佩斯之围，还有可能在多瑙河沿岸围歼大量苏军。吉勒对于突然中止进攻曾向巴尔克和韦勒高声抗议，不过巴尔克战后倒是认为“希特勒的此番干预是正确的”。

第三次“康拉德行动”基本上是巴尔克军旅生涯的谢幕之战。他首先命令党卫军第4装甲军进行秘密调动——1月12日，吉勒所部突然消失在多瑙河沿岸的密林中，经由科马罗姆、拉包和帕波等地，4天后秘密抵达巴拉顿湖北面的维斯普雷姆集结，而苏军却以为党卫军正经由布拉格撤往西里西亚地区。为了给装甲部队提供机动空间，巴尔克将匈牙利第3集团军调往南面，负责保护中路主攻部队的侧翼。担任主攻的自然还是“骷髅”（左翼）和“维京”（右翼）两师，但第1和第3装甲师也将分别在“骷髅”师的左侧和“维京”师的右侧参战。18日晨5时，德军4个装甲师（约有包括虎王在内的300辆坦克和突击炮）从塞克什白堡西面向东发起了进攻，重拳首先砸向了苏军第135步兵军的一线阵地。虽然罕见地得到第4航空队135架战机的支援，秘密集结和突然进攻也再次令苏军大吃一惊，但当日的攻势只能用磕磕绊绊来形容，直到夜间提前投入预备队才算取得突破。4个装甲师在20日全部渡过了萨尔维兹运河，这时第1装甲师奉命夺取塞克什白堡（22日得手），第3装甲师经过长途奔袭，当夜抵达多瑙河畔的多瑙新城，“维京”和“骷髅”两师则抵达多瑙新城北面的奥多尼。吉勒所部在两天里挫败了苏军第7机械化军的反击，也切断了第133步兵军和第18坦克军，不过，这些苏军轻易跳出包围圈后，不仅挫败了本应保护德军南翼的匈牙利第3集团军，还回过身来对吉勒的身后（南翼）构成严重威胁。

由于在向北通往布达佩斯的地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苏军，以及对自己左翼安全的顾虑，巴尔克临时调整了作战计划，准备先消灭韦伦采湖北面和西北面的苏军第20、第21和第68步兵军，得手后再向布达佩斯发起最后的奔袭。巴尔克命令第23装甲师、第1骑兵师及若干匈牙利部队正面进攻前述3个苏军步兵军，吉勒所部则折向西北，从背后进行夹击。巴尔克战后曾说，当时吉勒正迫切地想朝布达佩斯推进，因而“他不能理解这一作战的必要性，结果造成了24小时延误……最后造成了我们最害怕出现的局面”。⁽⁸⁹⁾姑且不论巴尔克是否有把责任都推到吉勒头上的意图，他们两人的关系确实愈发紧张——当吉勒的两个师25日继续朝布达佩斯方向进攻时，巴尔克曾因到处找不着吉勒，而对党卫军第4装甲军的参谋们大发雷霆，他还曾对吉勒汇报的“歼灭敌军1个重兵集团、摧毁60门大炮”的战果深表怀疑，自己不仅亲自跑到战场去检视，还在战后援引当时驻吉勒装甲军的空军联络官的说法，声称“歼灭敌重兵集团的战果根本不存在”。虽然并不特别清楚为什么巴尔克对吉勒等党卫军将领抱有如此深的成见（他倒是颇为嘉许党卫军普通官兵的勇敢），但在激烈的战场搏杀中，主帅对负责实现自己意图的统兵将领如此不信任，无论如何都会对战事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三次救援作战到1月最后几天已完全失去势头，一度凌厉的攻势也被越来越强大的苏军所遏制，双方在布达佩斯西南的瓦尔（Val）和韦赖布（Vereb）等不知名的村镇间展开了消耗战。26日和27日，苏军在韦伦采湖和南面的希蒙托尼奥等多个方向发起反击，吉勒所部顿时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巴尔克只得命令吉勒步步后撤。吉勒装甲军还在撤往塞克什白堡的途中，布达佩斯于2月13日被攻克，数万守军中只有区区800人逃脱。巴尔克战后曾汇总过他的部队在1944年12月24日至1945年2月10日间取得的战果：俘虏5138人，清点尸体6532具，估计击毙13600人，摧毁坦克1981辆，摧毁或缴获946门大炮和1700具反坦克炮，击落63架战机。巴尔克战后声称，自己当时曾对这些数字表示过怀疑，但有关战史著作根据苏方资料印证了这些数字的可靠性。关于德军同期损失的情况，巴尔克提供的数字是：“1111名军官、32997名军士和士兵阵亡或受伤，我方物资装备损失很少。”⁽⁸⁹⁾

3月6日，德军在匈牙利发起了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代号“春醒”的反击战，计划从巴拉顿湖和韦伦采湖之间的空隙地带发起进攻，切断并摧毁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之间的苏军第3乌克兰方面军大部，而后向北夺取布达佩斯，最后越过多瑙河收复匈牙利东部地区。担负主攻的是从西线调来的迪特里希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党卫军第1、第2、第9和第12装甲师）。巴尔克的集团军只有第3装甲军（第1、第3装甲师及第356步兵师）参战，该部将从韦伦采湖和谢赖盖耶什之间出发，向东和东南方向进攻，隶属于巴尔克的党卫军第4装甲军则将在塞克什白堡两侧休整和防守。此外，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和E集团军群一部也将参战。

巴尔克在“春醒”作战期间几乎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他在准备阶段曾向韦勒和古德里安的助手温克表示过反对，也曾指出反攻的出发地和天气都不适合装甲部队的大规模运动，另外，弹药、油料等物资的储备也很不充足。在战后的自传中，巴尔克仅以寥寥几句话描述过这次反攻：“……我们的反攻于3月5日开始了，起初他们取得了成功，但很快陷入泥泞之中。到3月中旬时——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我们的物资补给用完了。”⁽⁹⁰⁾巴尔克的语气使后人觉得他完全是反击战的局外人，甚或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

巴尔克很关心塞克什白堡至韦尔泰什山这一地段，因为他认为这条防线事关反击部队的侧翼安全，但同时又对守卫这条防线的吉勒装甲军横挑鼻子竖挑眼，称吉勒过于盲目相信下属部队的意志和能力等。“春醒”作战进行了一个星期时，党卫军和国防军那些曾经精锐的装甲师，在一道道难以逾越的苏军防线前举步维艰，就在从韦勒到基层官兵都失去了耐心的时刻，苏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攻，而且主攻点正是吉勒装甲军及其配属匈牙利部队把守的塞克什白堡至韦尔泰什山脉一线。3月16日，吉勒装甲军左翼看守的韦尔泰什山地带险情迭出，苏军试图切断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乃至第6集团军的意图已然显现，但据韦勒战后所言，此时“巴尔克将军对局势的判断又体现了他那著名的乐观主义”。⁽⁹¹⁾巴尔克的“乐观”或许来自于他对自己收拾残局能力的自信，或许是因为“维京”和“骷髅”两师面对优势苏军时死守不退的强硬作风——如果是后者的话，对巴尔克来说那可真具有讽刺意味。

3月18日凌晨，希特勒批准将党卫军第1装甲军北调，由该部负责在塞克什白堡北面和西北打击苏军侧翼，以阻止对手向奥地利方向推进。但到了傍晚时分，希特勒（也有人说是韦勒自己的昏招，不过这似乎不太可能）又在性命交关的时刻搅局，德军的前线指挥系统此时竟进行了重大调整！巴尔克奉命立即南下，接管韦伦采湖至巴拉顿湖之间区域的防务，负责指挥第3装甲军、第1骑兵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以及暂未撤出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迪特里希则负责巴尔克之前的北部防区，党卫军第4装甲军、匈牙利第3集团军和第43军等多瑙河南面的部队都归他指挥。这一调整势必将使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承受苏军主攻方向的重击，同时还要负责发起反击，迪特里希的僚属们自然不会满意，一些针对巴尔克的难听词汇，也势必将在党卫军老兵的回忆录或战史著作中上下飞舞。不过，这一来自高层的愚蠢举措，却被后人演绎成“关键时刻，巴尔克立即主动接管了两湖间的所有前沿，同时要求迪特里希派兵北上，填补匈牙利人溃败后造成的缺口”！

巴尔克接管两湖间的防区后，对到处混乱不堪的局面大为恼火，尤其是“维京”师擅自弃守塞克什白堡、党卫军第9“霍亨施陶芬”装甲师拒绝服从命令的作为，更令他深恶痛绝。3月22日，巴尔克在集团军群总部发泄了对党卫军的所有不满，韦勒声称：“……巴尔克将军严厉指责了党卫军部队的怯懦、缺乏训练、士气低落、混乱的指挥系统，令整个局面毫无希望可言。”⁽⁹²⁾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作战参谋军官迈尔（Georg Maier）曾驳斥巴尔克提交了一份“带有明显主官色彩和偏见的报告”，“巴尔克将军所谓的混乱局面完全要由他本人负责”！⁽⁹²⁾双方的火药味都很浓，但巴尔克的话语经由韦勒传到了古德里安那里，虽无法确定后者是否立即向希特勒做了汇报，但古德里安战后曾写道：“……装甲部队继续勇敢地战斗着，但是，全体党卫军单位利用前者的掩护，违抗命令地继续撤退。再也无法信任这些党卫军部队了。希特勒听说这些事后，简直气得发疯。”⁽⁹³⁾3月27日，怒气难消的希特勒命令摘去第1“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第2“帝国”师、第12“希特勒青年团”师和第9“霍亨施陶芬”师的袖标，还说出了“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全是迪特里希的错！”这种狠话。与被解职的韦勒将军相比，巴尔克本人倒是未受任何处分，但他与党卫军的仇怨越来越深。许多党卫军老兵相信，正是巴尔克的“谗言”，才造成了迪特里希和党卫军的滑铁卢。

巴尔克无疑是一个高度自信、性格强悍之人，同时又是个敢作敢当之人。他对党卫军的轻视更多地是针对其领导层和将领，他认为党卫军拥有最好的装备和最多的物资，理应能在战场上挡住苏军，在他眼中，迪特里希、吉勒及许多师级将领既不长于作战，又缺乏大局观，能力不足的同时还养成了许多恶习。⁽⁹⁴⁾巴尔克曾在1943年12月的基辅反击战期间，高度称赞魏特曼等“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基层装甲兵；也曾在1944年4月的捷尔诺波尔救援战中，把失败原因一股脑归咎于党卫军“霍亨施陶芬”装甲师“根本不懂打仗”；还曾在1944年11月的洛林之战中，对着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师长破口大骂；更在刚过去的布达佩斯救援战中，试图将吉勒作为替罪羊抛出；现在，他又把匈牙利战场的崩溃归罪于那些“非职业军人的无能和不服从命令”……孰是孰非自然毫无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巴尔克在对待党卫军的态度上倒是始终如一——他在1982年临终前出版的自传中，仍然鲜明地写道：“党卫军成员在其战后出版物中，自然总会说自己是对的……他们可以对我大嚷大叫……心理学中有个名词说的就是他们这群人——转化症（Konversion）。”⁽⁹⁴⁾

失败的“春醒”反击战及维也纳的最后作战（1945年3月—4月）

投降与战后

匈牙利溃败之后，巴尔克的集团军与左翼的迪特里希装甲集团军曾失去联系，但与自己右翼的第2装甲集团军还保持着联系。难能可贵的是，巴尔克命令所部无论如何要确保右翼的E集团军群撤退通道的畅通，因为该部尚有不少部队在萨拉热窝作战，这条通道是他们避免落入苏军之手的唯一希望。在全面溃败中尚能考虑友军退路，无疑体现出巴尔克的确具有“相当的全局观和协作精神”。但是，由于吉勒所部放弃了防线，苏军的1个坦克军和5个步兵师立即穿过缺口朝格拉茨飞速推进。巴尔克此时认为纯粹防御已无意义，唯有拼死进攻或许还能杀开血路。据说，4月16日至27日期间，巴尔克在下奥地利的塞默灵（Semmering）一带还曾围歼了推进中的5个苏军步兵师。⁽⁹⁵⁾这也许是战争结束前夕德军取得的最后一次较大的胜利，不过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了。

5月7日，巴尔克得知盟军达成了次日即将生效的协议，其中的一条——“与苏军作战的德军都将向苏军投降”——令他惊恐不安，他命令后卫部队以坦克、反坦克炮和机枪等阻止苏军追击，其他部队则放弃武器，立即轻装朝美占区开去。接近美占区时，一位中尉曾拦住这支大军，要求他们返回原地向苏军投降。巴尔克随后致电美军第20军军长麦克布赖德（Horace L. McBride）将军，要求面谈投降事宜。巴尔克在第20军军部受到了冷淡但不失礼节的接待，他向麦克布赖德出示了一张标满德军位置和力量的地图，同时正告这位洛林战役时的对手：“我们不想被苏军俘虏，但是，如果被逼无奈的话，我们也会攻击美军。”随后，巴尔克和麦克布赖德屏退左右，私下敲定了投降细节，而麦克布赖德没有请示上级，就接受了巴尔克收拢的约30万人的投降。巴尔克曾说，这是他在二战末期最大的成就，几十万官兵也因此“终生感激他们的指挥官”。

巴尔克作为战俘被一直拘押到1947年。期间，不知出于何故他曾多次拒绝与美军合作，不愿意参加美军战史部门组织的访谈和战史撰写计划。这或许能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巴尔克在战后长期不为人知，此外，他强硬的不合作态度恐怕也惹恼了美军的一些官方战史专家。出版于1950年的美军洛林战役官方战史，就曾对巴尔克有过如下描绘：“……在政治上，巴尔克很早就有狂热纳粹分子的名声。他的个人勇敢毋庸置疑（曾6度负伤），他也是个出名的乐观主义者，还有着一长串的、成功的进攻作战记录。另一方面，巴尔克也被视为这样一种军官——当局势实在无法令人乐观时，他却轻易地认为事态依然于己有利。从作为下级军官的早年岁月起，巴尔克就有着对待下属既傲慢、又冷酷无情的名声。在担任G集团军群指挥官的最初几天里，他发布过一系列命令，进一步强化了关于执行死刑的现有条例。简言之，他就是那种势必会赢得希特勒信任的指挥官。”⁽⁹⁶⁾

撇开美军战史的评论不谈，巴尔克于1944年末在G集团军群整饬战场纪律的作为，的确为他在1948年招来牢狱之灾。斯图加特地方法院当时起诉他的罪名是“谋杀”——1944年11月28日，巴尔克在萨尔布吕肯附近下令枪毙了因醉酒而玩忽职守的炮兵指挥官朔特克（Johann Schottke）中校。虽然事出有因，但法院认定巴尔克未经适当审判就匆忙下令处决了那名军官，为此判处他入狱三年。不过，巴尔克在狱中只待了18个月就被提前释放。获得自由后，他为谋生起见曾就职于一家仓库，过着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不久后，他凭借出众的能力和过人的精力在一家大公司谋到职位并逐步晋升，后来为一些大企业担任过业务代表，还曾从事过独立的商业咨询工作。

1959年8月，巴尔克出现在杜塞尔多夫地区法院的法庭上，不过这次是为刚辞去国会议员的曼陀菲尔出庭作证。曼陀菲尔受到的指控是，他在担任第7装甲师师长时，曾于1944年1月下令枪毙了一名临阵退缩的士兵。巴尔克和曼施坦因都曾为曼陀菲尔出庭作证，巴尔克除称赞曼陀菲尔的品行、领导才能和指挥水准外，还称后者当时向军部及时做了汇报，自己也认为他的举措既切合战场实际，又符合战时法令。巴尔克作证时的一句评论——“这种审判对英军或法军将领来说简直无法想像”——当时还曾语惊四座。

与巴尔克战时共事两年的梅林津，战后在南非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经营卢森堡至南非约翰内斯堡航线的航空公司。梅林津邀请老长官担任公司驻欧代表，巴尔克欣然应允，他发现自己很快爱上了南非，不仅入迷地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还在1963年与妻子驾车穿越了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Kalahari）沙漠。

上世纪70年代末起，巴尔克与梅林津开始联袂访问美国，曾数次应邀走访美军战争学院，与美军和北约的将领们畅谈自己的二战经历与体验。1980年5月，在美国国防部智囊机构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巴尔克和梅林津曾对苏德双方的作战风格、防御战术、苏军官兵的强项弱项等进行过详尽介绍，之后东道主请他们在模拟推演中承担美军指挥官的角色，演示他们如何指挥美军第5军进行作战和防御。主管作战的陆军副总参谋长奥蒂斯（Glenn K. Otis）中将、参谋长联席会议“计划与政策”部主管戈尔曼（Paul F. Gorman）中将（曾任第5军第8步兵师师长，是美军战术条令的主要制定者）随后分别以同样的模拟技术提出各自的作战构想和防御理念。主人们对三份模拟推演的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对照分析，对巴尔克和梅林津的方案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冷战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军将领对巴尔克的高度认可，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战时多次以小搏大、以少胜多，取得过无人匹敌的战场纪录，也是因为这位87岁高龄的老人在炯炯目光下依然闪烁着思想的火花，钢铁般的意志清晰可见，周身仍洋溢着对自己和德国军队的强烈自信，当然还有颇对美国人胃口的对苏联及其军民的蔑视。德普伊将军在研讨会的纪要中曾写道：

“……没有一支军队找到了批量产出巴尔克或梅林津这类军人的钥匙。（他们的）这种才能只能被发现，而不能被制造出来，尽管作战理论和训练可以使这种才能更加突出。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高度评价德国人的体系。德国的将领们对这个体系及其哲理的深刻见解，也值得我们最仔细的思考和关注。”⁽⁹⁷⁾

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巴尔克可以带着“杰出战术家”的桂冠，没有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了。1982年11月29日，距89岁生日还差两周的巴尔克去世于巴登符腾堡州的厄本巴赫-罗克瑙（Erbenbach-Rockenau），后被埋葬在奥斯纳布吕克的哈泽公墓（Hasefriedhof）中的家族墓园里。巴尔克的墓碑不是立着的，而是平放在地上，黑色大理石上刻有他的军衔和生卒年月。父亲威廉（1858—1924）和母亲玛蒂尔德（Mathilde Balck，1869—1950）居中而立的墓碑正好俯视着赫尔曼的墓石，仿佛是在张开双臂迎接这个骄傲的儿子回归他们的怀抱。

第20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拉姆克伞兵将军
（获勋时间1944年9月19日，图为1942年11月获橡叶骑士勋章时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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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ristopher Chant，et al. Hitler'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New York，NY：Chartwell Books Inc.，1976. p.238. 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这一评估存在小的疏漏—巴尔克1943年9月曾在意大利战场作战，率第14装甲军在萨勒诺与登陆盟军激战过，尽管时间不是很长。

(2)Peter McCarthy & Mike Syron. Panzerkrieg：The rise and fall of Hitler's tank divisions. New York，NY：Carroll & Graf Publishers，2003，p. 4.

(3)David T. Zabecki. The greatest German general：No one ever heard of. World War II，2008，23（1）：28-35

(4)F. W.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Norman，OK：University of Oklahoma，1956. p.v.

(5)F. W.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304.

(6)William DePuy. Generals Balck and Von Mellenthin on tactics：Implications for NATO military doctrine. Carlisle，PA：US Army War College，April 1983. p.48.

(7)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Erinnerungen，1893-1948，Soldatenschicksale des 20. Janhrhunderts als Geschichtsquelle. Osnabrueck，Germany：Biblio Verlag，1981. p.5-6.

(8)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41-42.

(9)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50-51. 另参见：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Norman，OK：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77. p.190.

(10)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126-128.

(11)参见：Hannoversche Jäger-Bataillon Nr.10. https：//de.wikipedia.org/wiki/Hannoversches_J％C3％A4ger-Bataillon_Nr._10.

(12)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193.

(13)Peter Stockert. 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41-1945. Selent：Pour le Merite，2010. p.8.

(14)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194.

(15)曹宏、张惠民著。《坦克怪杰——古德里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51页。

(16)Rolf O. Stoves. Die 1. Panzer-Division 1935-1945. Dorheim：Podzun-Verlag，1976. p.56.

(17)Thomas Jentz（ed.）. Panzertruppen：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1933-1942.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1996. p.120.

(18)Ronald E. Powaski. Cut of the Sickle. World War II，2003，18（4）：58-64，80,82.

(19)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1996. p.102. 另参见：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著，戴耀先著。《古德里安将军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81至82页。

(20)Battelle Columbus Laboratories.Translation of Taped Conversation with General Hermann Balck. 13 April 1979. Battelle Columbus Laboratories，Collumbus，OH，July 1979.

(21)Rolf O. Stoves. 1. Panzer Division 1935-1945 Chronik einer der drei Slamm-Divisionen der deutschen Panzerwaffe. Bad Nauheim：Verlag Hans-Henning Podzun，1961. p.101.

(22)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276.

(23)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277. 参见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第108页。

(24)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197.

(25)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p.112. 《古德里安将军战争回忆录》一书对此段对话（见中译本第90页）的翻译不准确，误将巴尔克的话语，理解成兰德格拉夫“对巴尔克的大声斥责”（见第90页）。

(26)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p.128.

(27)Thomas Jentz（ed.）. Panzertruppen：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1933-1942. p.154.

(28)Kurt von Tippelskirch. The German Balkan Campaign of 1941. Military Review，November 1955，p.85-99.

(29)F. W.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42.

(30)F. W.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43-44.

(31)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200.

(32)F. W.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44. 第4条注释。

(33)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374.

(34)David M. Glantz. Prelude to German Operation Blau：Military Operations on Germany's Eastern Front，April-June 1942. Jounral of Salvic Military Studies，2007，20（2）：171-234. 数据见第225页。

(35)Joel S.A. Hayward. Stopped at Stalingrad：The Luftwaffe and Hitler's defeat in the East，1942-1943. 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1. p.131.

(36)Gustav W. Schrodek. Die 11.Panzer Division：“Gespenster-Division”1940-1945. Eggolsheim，Germany：Ed. Dörfler im Nebel-Verlag，2004. p.354.

(37)Gustav W. Schrodek. Die 11.Panzer Division. p.523.

(38)David T. Zabecki. The greatest German general：No one ever heard of. World War II，2008，23（1）：28-35.

(39)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PA：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2004. p.238.

(40)前一数字见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202. 后一数字（单日摧毁91辆坦克）见：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238；Peter Stockert. 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41-1945. p.11.

(41)Robert G. Walters. Order out of chaos：A case study of the application of Auftragstaktik by the 11th Panzer Division during the Chir River Battles 7-19 December 1942. Monterey，CA：U.S. Navy Postgraduate School，1989. p.15.

(42)R.H.S. Stolfi. The Chir River Battle：4-22 December 1942. Counterattack，April 1988.

(43)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399.

(44)US Army War College. 1984 Art of War Sympgosium - From the Don to the Dnepr：Soviet Offensive Operations. December 1942 - August 1943. Transcript of Proceedings of 26 - 30 March 1984. Carlisle Barracks,PA：US Army War College，1985. p.102.

(45)Bryan Perrett. Knight of the Black Cross：Hitler's Panzerwaffe and its leaders. New York，NY：Dorset Press，1986. p.110.

(46)John P. Drinkwater. When to pull the trigger for the counterattack：Simplicity vs. Sophistication. Fort Leavenworth，KS：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1985. p.20.

(47)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403.

(48)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405.

(49)Battelle Columbus Laboratories .Translation of Taped Conversation with General Hermann Balck. 13 April 1979. Battelle Columbus Laboratories，Collumbus，OH，July 1979. p.16-17.

(50)Robert M. Citino. Manstein，the Battle of Kharkov，and the limits of Command. In：Arms and the Man：Military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ennis Showalter. Michael S. Neiberg（ed.）. Brill，2011. p.83-112.

(51)Joel S.A. Hayward. Stopped at Stalingrad：The Luftwaffe and Hitler's defeat in the East，1942-1943. p.274.

(52)Robert Forczyk. Red Christmas：The Tatsinskaya airfield raid 1942. Oxford，UK：Osprey Publishing，2012.p.78.

(53)Joel S.A. Hayward. Stopped at Stalingrad. p.272.

(54)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205. 关于巴尔克1943年1月末在马内奇斯卡亚夺取马内奇河渡桥的作战，梅林津在“Panzer Battles”一书的第246至250页有较详细的描述。

(55)David T. Zabecki. The greatest German general：No one ever heard of. World War II，2008，23（1）,28-35. 具体数字见第34页。Zabecki引用的是巴尔克在自传中提供的数字，见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441.

(56)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444.

(57)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447. 根据巴尔克的自述，他代理“大德意志”师师长的时间是1943年4月4日至6月10日。梅林津的资料显示这个时间段是1943年3月至5月。

(58)Winfried Heinemann. Salerno：A defender's view. Army History，Spring 2008，p.7-18.

(59)Robert M. Citino. Avalanche：How both sides lost at Salerno. World War II Magazine，2012，27（2）：28-33.

(60)F. W. von Mellenthin. German generals of World War II：As I saw them. p.206-208.

(61)Gregor y Liedtke. Furor Teutonicus：German offensives and counter-attacks on the Eastern Front，August 1943 to March 1945.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2008，21（3）：563-587.

(62)Rolf Heinz. Crucible of combat：Germany's defensive battles in the Ukraine 1943-44. West Midlands，UK：Helion and Company，2009. p.147.

(63)Stephen Barratt. Zhitomir-Berdichev：German operations west of Kiev 24 December 1943-31 January 1944. Vol. 1. West Midlands，UK：Helion and Company，2012.p.44.

(64)Earl F. Ziemke. 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 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Army，1987. p.189.

(65)Stephen Barratt. Zhitomir-Berdichev：German operations west of Kiev 24 December 1943-31 January 1944. Vol. 1.p.88.

(66)Steven H. Newton.（ed.）Panzer operations：The Eastern Front memoir of General Raus，1941-1945.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3.p.264.

(67)朱世巍。《东线：决战第聂伯河》。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43页。另参见：F. W.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323.

(68)Earl F. Ziemke. Stalingrad to Berlin：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 p.221-222.

(69)Alex Buchner. Ostfront 1944：The German defensive battle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4.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1991. p.78.

(70)Rolf Heinz. Crucible of combat：Germany's defensive battles in the Ukraine 1943-44. p.328.

(71)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Cambridge，MA：Da Capo Press，2005. p.282

(72)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514-516. 不过，巴尔克在晚年接受美国人访谈时声称，“每次我承担了新职责时，莫德尔总是第一批祝贺我的人。那是伟大的普鲁士军事传统的一方面：你坦率地陈述意见，但你绝不能因这些坦率的批评而产生怨恨情绪。”（参见：Translation of Taped Conversation with General Hermann Balck. 13 April 1979. p.29）

(73)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p.374-376.

(74)科涅夫著、赖铭传译。《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8页。

(75)科涅夫著、赖铭传译。《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50页。

(76)朱世巍。《东线：大崩溃》。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第33页。

(77)科涅夫著、赖铭传译。《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248页。

(78)Kamen Nevenkin. Fire Brigades：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 Manitoba，Canada：J.J.Fedorwicz Publishing Inc.，2008. p.79，p.127-128，p.388，p.414，p.509-510，p.529. 巴尔克的五阶段反击作战是笔者根据Nevenkin 这一著作中的数据资料，按照参战各部投入战事的日期大致归纳出来的。

(79)F. W.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373.

(80)Hugh M. Cole. The Tank Battle in Lorraine. Military Review，November，1949. p.3-16. 另参见：Hugh M. Cole. The Lorraine Campaign. Washington ，D.C.：The United States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1993.p.242.

(81)Charles Messenger. The last Prussian：A biography of Field Marshal Gerd von Rundstedt. London，UK：Brassey's，1991. p.209.

(82)William E.Welsh. Bloody battle at Fortress Metz. WWII Quarterly，2011，2（4）：16-29.

(83)Battelle Columbus Laboratories.Translation of Taped Conversation with General Hermann Balck. 13 April 1979. p.24.

(84)Samuel W. Mitcham. Rommel's desert commanders：The man who served the Desert Fox，North Africa，1941-1942. 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2007. p.113-114.

(85)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595-596.

(86)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598.

(87)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599.

(88)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604.

(89)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608.

(90)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618.

(91)陈星波、张啸著。《黑天鹅之死：武装党卫军的最后一战》。汕头，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28页。

(92)陈星波、张啸著。《黑天鹅之死：武装党卫军的最后一战》。第185页。

(93)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p.419.

(94)Hermann Balck. Ordnung im Chaos. p.620.

(95)Gü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234-235. 巴尔克在自传中提到了这场战斗（第629页），但他的说法是“消灭了苏军3个师，其余的撤了回去。”

(96)Hugh M. Cole. The Lorraine Campaign. Washington ，D.C . ：The United States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1993.p.230.

(97)General William DePuy. Generals Balck and von Mellenthin on tactics. p. 46.

第七章　“铁血硬汉”：赫尔曼-伯恩哈德·拉姆克伞兵将军

近30年前笔者还是大学新生的时候，曾参加过为期一个月的军训。我们受训的部队是解放军空15军，这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前身是抗美援朝中战斗英雄黄继光所在的部队，后来被改建为全军当时唯一的空降部队。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时，这支部队的一些官兵让人们见识了精锐之师和空降兵的雄姿。不过，军训时笔者倒没觉得空降兵有什么了不起，除对几次跳伞表演留下了较深印象外，再有就是他们号称与飞行员同等伙食标准，但给大学生们顿顿大馒头就土豆丝的回忆。那时，我们天天饿得饥肠辘辘，在炎炎烈日下学踢正步，偶尔能去靶场过一下枪瘾。军训结束后，笔者再也没有和军队近距离接触过，但对这支空降兵部队一直难以忘怀。

苏联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组建了世界最早的一批空降部队，纳粹德国空军首任参谋长韦弗在1933至1935年间观看了苏军空降兵的几次演习后，也在德国创立了空降部队，但那时的空降作战理论是将规模甚小的伞兵空降至敌后，目的是夺取或摧毁对手的重要目标和军用设施。真正发展了空降作战思想并将之变为现实的，是1938年7月被任命为空降部队指挥官的施图登特将军。他被后人称为“德国伞兵之父”，不仅一手组训了精锐的伞兵部队，还在二战之初计划并指挥过空降兵战史上数次划时代的重大战役。德国也是二战诸交战国中唯一一个把滑翔、机降和伞降部队及其运输工具都置于一个军种下的国家。英国伞兵将军哈克特（John Hackett）爵士曾给予施图登特很高的评价：“……主要应归功于施图登特的那项创新——使用空降力量——比任何其他创新都更能把二战与其他战争区分开来（对日核攻击除外）……德军空降力量几乎就是施图登特这个人独一无二的产物，也正是借重他持久的决心和努力推动，德国空降部队在经历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连番挫折和失望后，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存续下去……施图登特把空降力量率先引入了世界军事版图，德国空降兵在二战中的优秀表现也主要应归功于他。作为一名曾在多个战场与德国伞兵交锋过的英国伞兵，我可以心悦诚服地证明德国伞兵作为战士和男子汉具有多么高的质量。”⁽¹⁾

在二战德军空降兵中，拉姆克（Hermann-Bernhard Ramcke）应是施图登特以外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了。拉姆克的军旅生涯长达40年，其经历罕见地遍及陆海空三军，二战中成为几十万伞兵中唯一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更是伞兵指挥官中最受官兵挚爱和尊重的人物之一（有着“老爹拉姆克”的绰号）。战后之初，拉姆克所领导的“伞兵老兵协会”有着庞大的势力，他也一度是任何政党或组织都不能、不敢怠慢的重要人物。

拉姆克和施图登特同为一战老兵，两次大战期间也曾与后者供职于同一步兵团，但到拉姆克加入空降部队的1940年7月时，德军伞兵最辉煌的一页已经翻过，像伞兵突袭挪威和丹麦、飞夺比利时埃本·埃马尔（Eben Emael）要塞、闪击荷兰等一系列炫目的战绩，都与拉姆克无缘。拉姆克是在1941年5月的克里特岛战役中崭露头角的，由于他的勇敢表现和镇定指挥，伞兵为成功夺岛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伞兵和运输机部队都为此付出了重大代价，有个说法——“克里特岛是德军伞兵的地狱”——说的就是施图登特的伞兵在此役中的惨重损失。此后，元气大伤的德军伞兵再无机会参加大规模空降作战，却被用作地面步兵投往各个战场。拉姆克也率领训练有素的伞兵部队先后转战于北非大漠、东线原野和法国海岸，他在大量防御战中表现出顽强无畏的意志和可堪重任的指挥才能。令其声誉达到巅峰的是，1944年8月至9月的法国布雷斯特（Brest）要塞之战，这场惨烈无比的要塞攻防战被称为二战西线最激烈的血腥战事之一，拉姆克的顽强防守和毫不退让，令他的元首一天内向他颁发了双剑和钻石骑士两枚战功勋章，也令对手——美军第8军军长米德尔顿（Troy Middleton）将军有感而发：“……我没有遇到过比布雷斯特守军更优秀的德军了，尤其是拉姆克的第2伞兵师。他们纪律良好，训练精良，特别忠实于他们的指挥官。我的部队没有报告过关于对手的任何暴行和非法作战方式……拉姆克是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遇到过的最优秀的德国将军。”⁽²⁾

拉姆克作为伞兵将领，并没有太多机会在空降战中展示令人信服的才华，他也不是那种叱咤风云、攻城拔寨的进攻型将军，更多的是指挥伞兵在地面进行防御作战。他在布雷斯特即将陷落的前夜被晋升为伞兵将军并获颁最高战功勋章，其情形颇似1943年初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被晋为元帅的保卢斯，这当然令这枚钻石骑士勋章有点“安慰奖”的味道。虽然战后的知名度与空军其他11名获颁钻石骑士勋章的军人无法相提并论（在所有27名最高战功勋章得主中，他的总排名如果不敬陪末座的话，恐怕也会很靠后），但无可置疑的是，拉姆克是一名非常勇敢、受到敌友双方尊重、也尽到了职责的硬汉型军人。

早年岁月：水兵·步兵团长·空军上校

拉姆克在1889年1月24日出生于德国东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一个普通农民之家。虽然出身寒微，但拉姆克很小就展示出不同于父辈的特质，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务农，对通过求学深造改换门庭的兴趣也不大。他的出生地距离弗伦斯堡港不远（德皇威廉二世于1910年在这里创立了德国海军学院），也许是从小接触大海，见惯了港口中停泊的舰船，他一直憧憬着加入帝国海军的日子。据说，小学二年级时他曾告诉老师，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是“当海军或陆军上将”。⁽³⁾

拉姆克的从军梦在16岁那年实现了，但开始时他并不是一名战士，而是帝国海军的一名所谓“志愿水手”（Schiffsjungen），⁽⁴⁾从最底层的类似船上侍应生的角色干起。这种“志愿水手”其实就是许多国家的海军里都有的少年海员，来源一般是14至16岁的街头流浪儿或与水手有亲戚关系的少年，他们在船上学习航海的同时，还必须做服侍船长、修补缆绳、清洗甲板、清理猪圈鸡舍等各种工作。1905年4月4日，拉姆克在基尔附近的弗里德里希索尔特（Friedrichsort）登上了训练舰“施托施”（Stosch）号，随即随船环游世界。⁽⁵⁾后来拉姆克还在“毛奇”号上服务，直到1907年9月加入第1水兵师成为一名水兵。1907年12月至1914年8月前的七年中，拉姆克先后在“美杜莎”（Medusa）号、“阿达尔贝特亲王”（Prinz Adalbert）号、“布吕歇尔”（Blücher）号、“水女神”（Undine）号等巡洋舰上服役，期间也曾到舰艇炮兵学校、轮机和甲板军官（Deckoffiziere，介于军官和士官之间的过渡职位）学校短期学习。1913年时，拉姆克被晋升为海军三级中士（Bootsmannsmaat）。⁽⁶⁾

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拉姆克正在“阿达尔贝特亲王”号上服役。次年4月，在加入海军整整10年后，拉姆克成为第1水兵师的一名一级中士（Oberbootsmannsmaat）。1914年10月至11月间，因应于地面战事发展的需要，德军以第1和第2水兵师为基础组建了所谓的“弗兰德斯海军陆战军”（Marine-Korps Flandern），在守卫比利时海岸线和支援海上战事的同时，还承担着保护西线德军极右翼的任务。拉姆克于1915年9月离开了“阿达尔贝特亲王”号，稍后加入“弗兰德斯海军陆战军”突击营1连，之后不久这艘重巡洋舰就被英国潜艇击沉，几乎所有船员都葬身于里堡（Libau）外的波罗的海。如果不是奉调离开，恐怕拉姆克也随之葬身鱼腹了。1915年11月23日，拉姆克成为第2水兵团12连的一名排长，在1916年4月的一次战斗中，他在率部铲除英法联军的前哨阵地时，右侧大腿被手榴弹弹片炸伤，他于当月17日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有资料说，拉姆克当时由于伤势严重，曾住院治疗长达一年多，直到1917年7月方才重返战场。不过，拉姆克在1943年出版的自传《从少年海员到伞兵中将》中称自己在前线接受了紧急治疗，但没有离开部队，1916年至1917年7月期间，除休假两周外，他一直都在弗兰德斯地区随第2水兵团作战。

1916年12月5日，拉姆克被任命为代理军官（Offiziers-Stellvertreter），转年1月27日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⁷⁾第1水兵师师长曾下达嘉奖令，表彰拉姆克率领2个侦察分队在敌后侦察作战36小时的表现，他自己对这枚勋章也感到非常自豪，1943年时他曾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大家都很仰慕的团长……亲自把一级铁十字勋章佩戴在我的胸前，同时我也被任命为代理军官。我非常高兴地佩戴着一级铁十字勋章，到目前为止，团里只有寥寥数人获得过这一荣誉。”⁽⁸⁾从1917年7月起，拉姆克在海军陆战军的突击营担任尖刀排排长，这种突击营主要由年轻力壮、作战顽强且有很强进取心的“突击队员”组成，一般采取打完就撤的战术，负责突袭敌军前沿阵地和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英法盟军在弗兰德斯地区先后发起过6次大规模攻势，拉姆克参加了所有这些战事并有着突出表现，他也因之于1918年4月20日获颁“普鲁士金质军事荣誉十字勋章”——这是一战德军士兵和军士所能获得的最高战功勋章，与只授予军官的“蓝色马克斯”一样享有崇高地位。三个月后的7月18日，拉姆克晋升为少尉——经过整整13年的努力，他终于成功地从最底层的少年海员晋级为军官。

“弗兰德斯海军陆战军”于1918年10月被解散，拉姆克这时被派至第425步兵团担任排长，德军此时已在全面撤退，拉姆克的部队负责掩护弗兰德斯地区的主力后撤，在一些延迟阻击和激烈巷战中，他又一次表现出勇猛过人、临危不惧的特质。上级鉴于拉姆克的优异表现，曾推荐授予他“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佩剑骑士十字勋章”——这是德皇威廉二世的皇室颁发的高级勋章，空战英雄里希特霍芬生前在获颁这一荣誉时，他本人和家族成员无不喜不自禁。⁽⁹⁾不过，由于德皇逊位和停战协定的签署，拉姆克的勋章自然没有了下文。一战结束前的两个星期，拉姆克再次负伤，在医院里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巧合的是，希特勒在二战后期的宠将舍尔纳，在1918年时也和拉姆克一样在弗兰德斯地区作战。舍尔纳1919年初加入“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自由军团”，拉姆克也在同年1月成为“布兰迪斯（Cordt von Brandis）自由军团”的一名连长。曾在第6步兵师第24步兵团任职的布兰迪斯上尉是“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获得者，他组织的自由军团与其他类似的准军事化组织一起于1919年初被整编为第6后备军，负责到波罗的海地区阻止苏俄攫取波罗的海三国，同时消除东部边境面临的威胁。当年3月10日，拉姆克正式从海军调入陆军，但在4月的一次作战中他的右肩中弹负伤。返回连队后，拉姆克不断地练习用左手射击和投掷手榴弹，同时锻炼右臂，直到肩伤完全康复。

1919年11月，拉姆克成为战后德军所能保留的4000人军官团中的一员。他最初服役的单位是第1步兵团，先后担任过排长、连长和通信军官，其间于1921年1月晋升为中尉。1925年至1927年初，拉姆克在第2步兵团3营担任参谋军官，并于1927年1月31日晋升为上尉后出任3营11连连长，而且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7年半。值得一提的是，施图登特在1928至1933年间也曾供职于第2步兵团。1934年9月，拉姆克终于晋升为少校，并在10月从其前任——1938至1942年任陆军人事局长的凯特尔（Bodewin Keitel，二战德军副统帅凯特尔元帅的弟弟）中校——手中接过了3营营长一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此后几年里拉姆克似乎脱离了一线部队，不是在参谋岗位上供职，就是被派到教导单位整训部队。1935年11月至1939年9月的四年里，拉姆克在西里西亚训练过边境守卫队，也在格罗斯邦（Grossborn）军事训练区指挥部担任过参谋，还在蔡特海恩-里萨（Zeithain bei Riesa）军事训练区担任过指挥官。

佩戴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拉姆克，可能摄于1918年。

虽然拉姆克在1937年3月即晋升为中校，但波兰战役的爆发似乎与他这个作训单位的指挥官关系并不大。他没有获得参战机会，虽被派到克莱斯特将军的第22摩托化军担任观察员，任务却还是他的老本行——到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受保护领地去扩建位于米洛维采（Milowitz）的军事训练区。不过，在这趟差事中，拉姆克再次显示出他在一战中曾反复证明过的足智多谋和大胆无畏。波兰战事接近尾声时，在往返于克莱斯特军部的过程中，拉姆克和少数部属曾在波兰马吉洛夫（Magierow，位于波兰西南部，在凯尔采南面几十公里）遭遇了一支运输武器弹药和工兵设备的车队。拉姆克当时非常镇定地劝降了对手，指挥波军（9名军官、16名军士和84名士兵）驾驶着18辆军车向德军方向开去。次日，他又作为第22摩托化军参谋长蔡茨勒（Kurt Zeitzler，后任德军参谋总长）上校的特派代表，在托马舒夫（Tomaszow）地域临时指挥第4轻步兵师一个团的作战（还有资料称他实际上是率第3装甲团为第4轻步兵师解围）。10月1日，克莱斯特慷慨地在拉姆克一战中获得的二级铁十字勋章上加上了相应的勋饰。

在波兰前线观摩、小试身手和完成军事训练区的扩建后，拉姆克回到蔡特海恩-里萨的教导训练单位。1940年初，他曾出任过第170步兵师401团团长，5天后又被调任第166步兵师69补充团团长，工作仍是训练新兵。拉姆克在1940年2月29日晋为上校，与同时代的军官（如舍尔纳）相比并未落后很多，但他很不甘心一直待在作训单位，渴望获得指挥一线部队的机会。已经51岁的拉姆克迫切地想抓住不多的机会参战——法国战役在5月的打响和快速终结，使许多军人和德国百姓都觉得战争很快将以胜利而告终。

1940年7月19日，拉姆克调到施图登特任师长的第7航空师担任参谋军官，同时被派至不伦瑞克的第3伞兵学校参加伞降资格训练。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挑战，对他这般年纪的高级军官来说确非易事。拉姆克之所以选择空军的原因，除了挑战自我和空军的耀眼光环外，或许是老同事施图登特向他发出了邀请。施图登特两年前开始执掌第7航空师，一直都在努力推动这支新锐力量的组织结构和使用方式的合理化。他的航空师包括伞兵和机降步兵（包括滑翔机降和空运突击部队）以及滑翔机和运输机等运载工具，在作战方式上，他预期把这些部队以几乎同步的三个波次投入战场：第一波是数量不多的滑翔机降部队，他们将滑翔降落在一些重要战术目标附近（如对手的指挥控制中枢、交通要道、大桥或防空阵地等），以夺取或摧毁这些目标为主要任务。伞兵作为第二波力量几乎同时出动，他们将在伞降着陆后夺取或固守另外的一些重要军事目标，同时增援先期到达的滑翔机降部队。施图登特信奉的伞兵作战方式称作“油滴战术”，即把各个伞兵战斗群投放在相对分散的数个地理区域，随后他们将像油滴一样沿不同方向扩散，直至最后合兵一处和融为一体。⁽¹⁰⁾最后，当前述两波力量牢牢控制了机场后，搭乘运输机的机降步兵将在着陆后向外扩展，逐渐与传统的地面部队建立联系。施图登特在训练空降部队、研发运输工具、装备适合空降作战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投入了大量心血，到1940年6月末法国战役结束时，他的空降作战思想经过实战检验也占了上风，他在战后曾这样写道：“……在德国这边，针对荷兰要塞的空降战、沿阿尔贝特运河大桥展开的空运突击战以及夺取埃本·埃马尔的作战，标志着我们对空降作战思想抵制者们的最终胜利。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德国武装力量也不例外。”⁽¹¹⁾法国战役后，第7航空师开始朝着羽翼渐丰的空降师方向进行扩军，于1940年夏陆续组建了第3伞兵团、伞降工兵营和伞降炮兵营等。此外，该师还以之前的突击营为主成立了伞兵突击团，其团长迈因德尔（Eugene Meindl）上校是一个与拉姆克有着类似特质的前山地兵军官——在1940年5月的挪威纳尔维克战役中，身为第3山地师第112山地炮兵团团长的迈因德尔，在没有任何伞降训练的情况下就带着山地兵们从天而降。迈因德尔的强悍风格和领导能力深得施图登特的赏识，1940年8月，他也与拉姆克一起，顺理成章地成为伞兵学校最老的学员之一。

拉姆克与施图登特（右）的合影，摄于1941年的克里特岛战事结束后。

可能摄于1941年8月末，前为拉姆克少将，他身后是第11航空军指挥官施图登特，右一为第7航空师第2伞兵团1营营长克罗（Hans Kroh）少校。

51岁“高龄”的拉姆克获得伞降资格徽章后，被派至第1伞兵团担任参谋军官，负责伞兵重武器的开发工作。1941年1月初，施图登特被任命为统领德国空降力量的第11航空军指挥官，下辖第7航空师、第22机降师和迈因德尔的伞兵突击团，以及高射炮营、医疗营、伞兵训练学校和一些运输单位等。⁽¹²⁾拉姆克在1941年1月1日调到第11航空军军部，主管作战训练单位和伞兵学校——看来，他在陆军中建立的新兵训练专家的声誉，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跟随着他。

此后整整两年里（直到1943年2月12日），拉姆克至少名义上一直是第11航空军的训练主管，不过，就像1939年曾到前线观摩和参战一样，这两年里他也有机会奔赴战场，包括令其声誉鹊起的克里特岛，以及九死一生之余赢得官兵爱戴的北非大漠。

伞兵地狱：克里特岛力挽狂澜

1941年4月的巴尔干战役临近尾声时，施图登特通过戈林向希特勒提出了夺取克里特岛的计划。戈林大力支持这一计划，因为帝国元帅想通过一场“壮观的胜利”，尽快抹除人们对不列颠空战失利的记忆；第4航空队指挥官勒尔（Alexander Löhr）上将也表示赞同，他担忧的是从克里特岛出发的英国轰炸机有可能破坏罗马尼亚的普罗耶什蒂油田；陆军参谋本部的将领们觉得，占领了克里特岛就足以支配整个东地中海，并能支援北非的地面战事；施图登特则把夺取克里特岛视为巴尔干战役的自然延伸，既可将英军从爱琴海彻底撵走，又能为针对苏伊士运河、塞浦路斯、马耳他乃至叙利亚等的下一步空降作战提供基地和桥头堡。希特勒当时的心思已被即将发起的侵苏战争所占据，为避免耽搁“巴巴罗萨”作战的实施并为之保留部队和物资装备，他不冷不热地在4月25日批准了施图登特的计划，要求尽快准备并在发起后10日内结束战事，至于苏伊士运河和马耳他等目标，当时根本不在纳粹元首考虑的范围内。

代号“水星作战”的克里特岛战役计划于5月20日发起，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这将是二战中唯一的以空降部队为主实施的进攻战，也在于其计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完全由空军、而非最高统帅部负责。戈林委托勒尔上将全盘指挥协调，里希特霍芬第8航空军的多支战斗机、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联队负责为地面作战和海上运输提供空中支援，施图登特的第11航空军将投入第7航空师、迈因德尔伞兵突击团和运输机部队，由于所属的第22机降师正在罗马尼亚保护普洛耶什蒂油田，林格尔将军（Julius Ringel）的第5山地师（得到舍尔纳的第6山地师1个团的加强）被临时编入第11航空军参战，德国海军东南司令部负责运输登陆部队和重武器，包括所有重炮、1个装甲营和2个山地步兵营。由于有可能登陆和空降的区域都集中在克里特北部沿岸，施图登特把进攻部队编组为三个战斗群，分别负责北部海岸的三个区域。

迈因德尔少将率领以其伞兵突击团为主构成的“西部”战斗群，负责夺取马利姆（Maleme，亦作马莱迈）机场及其周边，在固守机场的同时等待后续部队和重武器的抵达。盟军方面防御马利姆地区的是弗赖伯格少将（Bernard Freyberg，兼任驻岛守军总指挥）的新西兰第2步兵师（第4、第5和第10步兵旅），约12000名新西兰官兵面对着迈因德尔的部队。德军“中部”战斗群包括伞兵3团和2团（欠2营），由第7航空师师长聚斯曼（Wilhelm Süssmann）少将指挥。该战斗群的作战区域从克里特岛首府干尼亚（Chania）延伸到雷提莫（Retimo）附近，首波伞降部队（伞兵3团）将在进攻日上午负责夺取干尼亚和苏达（Suda）等城镇，第二波伞降的伞兵2团将在下午夺取雷提莫机场，从而为后续作战提供后备机场和有利条件。盟军方面约有15000人部署在位置十分重要的苏达湾周边，包括英国海军陆战队、2个澳大利亚步兵旅以及2个加起来不足千人的希腊团等。⁽¹³⁾雷提莫地区由澳大利亚第19步兵旅旅长瓦齐（G.A. Vasey）准将负责防御，他的手下只有5个步兵营和2个残破的希腊团，总兵力不足7000人。德军“东部”战斗群由林格尔的山地兵组成，负责赫拉克利昂（Heraklion）机场周边和整个克里特岛东部。英军第14步兵旅旅长查普尔（B.H. Chappel）准将手下约有8000人，辖5个英军步兵营、1个澳大利亚步兵营和2个希腊团。德军为入侵克里特岛计划投入22750人，而盟军方面的兵力高达42000人（其中2万为从希腊撤出后基本失去武器装备的部队）。⁽¹⁴⁾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勒尔、还是施图登特及其手下的指挥官们，战前并不完全清楚盟军的兵力和部署情况；他们正确估计到己方将握有完全制空权，但大大低估了对手的数量和抵抗意志；虽然准确地把攻击重点放在几个重要机场和城镇上，但第8航空军的侦察和情报部门未能发现一些伪装良好的堡垒式防御据点；当然，施图登特等也不可能知道，盟军借助“超级机密”已洞悉了包括空降突击和两栖登陆在内的德军夺岛计划，弗赖伯格根据这些情报进行了前述针对性极强的相应部署。施图登特的空降战大幕尚未拉开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突然性，感到意外的倒是他的伞兵和机降部队。

拉姆克虽然没有参与克里特岛之战的计划工作，但他在5月初随着第11航空军军部来到希腊，负责帮助第5山地师进行机降登陆的训练和准备。同时，他得到施图登特的承诺，一旦出现意外，将派他随一个战斗群到克里特岛参战。19日，拉姆克与副官来到雅典北面的托波利亚（Topolia）机场，负责协助山地兵部队装载重武器装备。

图为1939年夏起担任英军中东战场总司令的韦弗尔（Achibald Wavell）将军（正中穿皮靴者），本图反映的是他在1940年11月初到克里特岛苏达湾视察时的情形。

5月20日凌晨，一波又一波的德军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向马利姆、干尼亚及苏达湾地区进行了猛烈轰炸或扫射，“水星作战”就此拉开了帷幕。第一攻击波的突击伞兵搭乘滑翔机降落在马利姆机场左近及干尼亚周边，他们身后不远的是将从运输机上机降的伞兵。迈因德尔伞兵突击团的1营在马利姆机场附近滑翔着陆，刚一离开滑翔机就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虽勉强集合起来，但被压制得无法抬头。8时许，伞兵突击团其余几个营开始从运输机上进行伞降，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先头突击队员挥舞的手臂，而是新西兰第5旅官兵的猛烈射击。在马利姆机场南边的107高地上，新西兰人构筑了梯形防御阵地，许多伞兵在降落过程中被击毙，更多的刚一落地便被打倒，侥幸活着的伞兵也被纷飞的子弹所阻隔，无法接近装有武器弹药的降落伞。损失尤为惨重的是进行伞降的突击团3营，许多伞兵死于着陆过程，勉强躲过子弹的却又不幸降落在新西兰军队的阵地上，据说3营长、所有军官和三分之二的士兵都被击毙。团长迈恩德尔在着陆时身受重伤（还有一说是他被狙击手击中），虽在勉力聚拢部队应变，但几个小时里他也无法将散于各处的残余伞兵捏合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力量。“中部”战斗群的命运与“西部”战斗群相比显得更糟，指挥官聚斯曼搭乘的滑翔机出发不久就出现了机翼断裂，随后坠毁在中途（还有说他是在克里特岛着陆时坠毁的）。在干尼亚附近伞降的第3伞兵团1营和2营基本都降落在英军防区内，自然是多数有去无回，而第3营降落在新西兰第10步兵旅防区内，虽被包围，但就地掘壕转入了防御。幸存伞兵试图进攻干尼亚时，发现守军比预想的强大许多，新西兰第10旅也展开了殊死抵抗，德军夺取干尼亚的目标自然无从实现。⁽¹⁵⁾

摄于1941年5月的克里特战役之初，3架Ju-52运输机正在马利姆上空投放伞兵。

这是一幅精彩的图片，摄于克里特战役之初。部分伞兵降落后正向滩头冲去，空中还有为数不菲的伞兵正在伞降。

摄于克里特战役之初，德军伞兵在赫拉克利昂上空伞降，图中右边的运输机被高射炮火击中，左下角似为装载武器装备的降落伞。

摄于克里特战役之初，坐在Ju-52运输机机舱内的山地兵正在赶往马利姆的途中。

由于通信联络问题，在雅典坐镇的施图登特无法从两个战斗群那里获知战况，但由于返回基地的几百架Ju-52只少了7架，施图登特等乐观地认为战事进展顺利，可以按原计划展开夺取雷提莫和赫拉克利昂机场的第二波伞降作战。由于加油和清理坠毁飞机的残骸造成的延迟，第二波部队的出发时间被迫顺延，结果错过了充分利用己方轰炸和对地攻击效果的最佳时段，等伞兵们飞抵目的地上空时，从掩体中出来的盟军已经严阵以待。可以想象第二波伞兵面临的命运，不少Ju-52在抵近空降地点减速滑行时被击落，高地上的守军甚至能用轻武器以水平角度轻易击中运输机，雷提莫和赫拉克利昂机场附近的伞兵伤亡甚至比马利姆还要严重。一些伞兵被投放到错误的地点，在机场附近侥幸着陆的伞兵也被占绝对优势的对手包围（赫拉克利昂周边实有8000名守军，是德军预估的20倍），不过，虽然处于一种无望的境地，几名勇敢的军官组织幸存伞兵，与对手展开了堪称“残忍”的拉锯战，使盟军始终不能抽调部队前去支援马利姆方向。

20日入夜，施图登特总算了解到伞兵们死伤惨重、却未能夺取任何一个机场的惨淡现实。施图登特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摆在他面前的不外乎几种选择：一是等待海运登陆部队抵达克里特岛后继续进攻；二是按计划将林格尔的山地兵送往仍处于火力打击之下的雷提莫和赫拉克利昂；三是承认失败和取消后续作战，但这又意味着完全损失机降在岛上的7000名伞兵。施图登特权衡利弊，决心以个人名誉、军事生涯乃至生命为赌注做最后一搏（据说他甚至准备好了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由于马利姆机场附近的盟军防线在伞兵们的不断攻击下似乎已经松动，施图登特决定把主攻点放在马利姆，把最后一批伞兵派去支援迈因德尔伞兵突击团残部，夺取马利姆机场后，第5山地师也将在此着陆。虽然决心已定，施图登特还是整夜都在担心，生怕对手漏夜集中兵力发起大规模反攻，一旦如此，不仅马利姆机场周边的伞兵将被无情剿灭，次日的行动也就失去了意义。所幸，这种情况并未出现，盟军仅有几次规模甚小且协调很差的反击，守军新西兰第22营营长安德鲁（L.W. Andrew）中校在错估形势的情况下信心动摇，得到批准后进行了撤退，结果造成德军伞兵在21日凌晨占领了机场南侧的107高地——新西兰守军的这一撤退，也被后人称作克里特岛之战的转折点之一，胜利的天平已开始向德军倾斜。⁽¹⁶⁾

据说，拉姆克在20日夜曾打电话给施图登特，称自己聚拢了因乘载不下而滞留在托波利亚机场的550名伞兵，并请求分派作战任务。施图登特闻言先是十分惊讶，搞清楚情况后同意拉姆克次日随第一波部队伞降，任务是“解救马利姆的地面部队，尽快占领机场，以便山地兵随后飞抵”。⁽¹⁷⁾不过，拉姆克临时拼凑的战斗群虽做好了出发准备，但并未成为首波伞降的部队。21日晨，数架Ju-52冒着炮火在马利姆北面的海滩迫降成功，运来了伞兵突击团急需的武器弹药。下午2时许，在斯图卡轰炸机的支援下，2个连的援兵伞降后，与地面上的突击团余部合力夺取了马利姆机场，但整个机场还处于盟军炮火和机枪阵地的火力打击之下。下午3点，一批运载山地兵先头部队（第100山地步兵团1个营）的Ju-52在仍不安全的机场上强行着陆，许多山地兵刚从满身弹孔的飞机上跳下，就发现不远的地面上堆满死尸，迎接他们的还有炮弹和机枪子弹。尽管狭窄的跑道上出现了数起飞机相撞的事故，但山地兵的到来无疑让周围的伞兵们看到了希望。拉姆克的临时战斗群几乎同时伞降，他第一个从机舱内跳下，着陆后立即收拾部队和了解情况——他手下约2个连的兵力本应伞降至守军防线背后，但不幸径直降落在对手的阵地附近，很快便被打残；但另外2个连成功地聚拢在他的周围，与伞兵突击团、先到一步的伞兵反坦克营（2个连）和山地兵先头部队取得了联系。拉姆克此时承担起“西部”战斗群指挥官的职责（重伤的迈因德尔刚搭乘Ju-52撤离），他迅速研究了整体局势和地形，制定出“正面拖住、南北两翼夹击”的作战方案：他带来的2个连伞兵将与反坦克营一起，在机场北面沿海岸公路两侧向东进攻，以竭力逼退对手、使其炮兵无法继续轰炸机场为目标；第100山地步兵团团长乌茨（Willibald Utz）上校将率部在南翼运动，先期目标也是消灭对手的炮兵阵地，绕过南面的守军防线后，经山区继续向东进攻，直至与干尼亚附近的战斗群取得联系。疲惫不堪的伞兵突击团残部深为援兵的到来感到振奋，在拉姆克的鼓舞和直接指挥下，他们到夜幕降临时基本肃清了机场邻近村庄里的盟军，马利姆机场也被德军全面控制，增援补给和重武器装备开始陆续运抵，此后一周里这个机场一直都是德军获得补给的主要基地。应该说，拉姆克在危急时刻出现在最紧要的主攻点，扭转了因指挥官伤亡造成的混乱无序局面，他的有力领导和指挥协调无疑是奠定克里特岛胜局的关键之一。克里特岛守军指挥官弗赖伯格将军一直不很清楚马利姆机场的状况，如果他早一点获知机场已被全面占领，一定会不惜代价从立足未稳的对手手中夺回机场。但是盟军已错过了最佳时机，定于22日凌晨发起的反攻，也因部队调动的困难而被推迟，等反攻真正发起时，2个营的新西兰部队和若干支援坦克根本无法撼动拉姆克聚拢的近2000名士兵，自身反而遭到惨重损失。22日天亮后，斯图卡轰炸机又在新西兰人累累的伤口上撒了把盐，盟军的反攻彻底失败了。

摄于1941年5月末的克里特岛马利姆附近，拉姆克的身旁是一具降落伞。

摄于克里特岛战役期间，拉姆克正在检阅伞兵部队。

摄于克里特岛战役期间（据信是5月21日），拉姆克正在为立功伞兵颁发勋章。

摄于克里特岛战役期间，被德军攻克后的克里特首府干尼亚的街头景象。

摄于克里特岛战役期间，拉姆克上校在位于干尼亚的指挥部前。

摄于干尼亚，拉姆克上校正向有功伞兵颁发勋章。

摄于克里特岛战役期间，第5山地师师长林格尔（左侧站立者）与施图登特（右二）等在协商策略或稍事休息。

拉姆克的战场作为无疑挽救了施图登特的生命，他可以把那把手枪锁进抽屉里了，但是，拉姆克所不能挽救的是施图登特被解除实际指挥权的命运。就在拉姆克率部与新西兰人激战之际，丘吉尔正在议会下院发表演说，声称克里特岛之战是足以决定地中海命运的关键一战。而希特勒在向僚属们发泄怒火和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施图登特的强烈不满，指挥后继作战的实际权力被移交给第5山地师师长林格尔。22日晚，拉姆克见到林格尔后，将“西部”战斗群的指挥权一并移交，在巴尔干战役中出尽风头的山地兵王牌第5山地师，取代了饱受创伤的伞兵，成为下阶段作战的主力。次日，林格尔命令拉姆克率领伞兵突击团残部和后续空降伞兵组成的战斗群，沿着海岸公路由西向东进军，追逐撤退盟军的同时，向干尼亚方向推进，乌茨上校的山地兵（第100和第85山地步兵团）则继续在南面运动，以包抄盟军侧翼和插向其后方为目标。这些山地兵没有骡子和运输工具，只能用双手抬着迫击炮、弹药和重机枪。他们在崎岖的山间穿行，在根本不能称之为路的小径上疾走，在被认为不可能征服的高山上攀爬，白天的高温使他们饥渴难忍，夜晚的寒冷又令他们难以入睡，但这一切似乎丝毫不能影响这些山地兵的作战意志。

5月24日，拉姆克的伞兵战斗群着手准备进攻干尼亚外围的加拉塔斯（Galatas）盟军防线。当日下午，拉姆克向赶到前沿指挥部的施图登特汇报了次日的进攻计划，就在指挥部附近不断爆炸的迫击炮弹的“伴奏声”中，施图登特在拉姆克的一级铁十字勋章上缀上了勋饰。25日晨，拉姆克将指挥部移往斯塔洛斯（Stalos），然后对即将进攻加拉塔斯西北高地的战斗群进行了部署：左翼是伞兵突击团4营，右翼的2营同时负责与南面的山地兵保持联系，1营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右翼的后方。加拉塔斯一线是盟军拱卫苏达湾的最后一道屏障，弗赖伯格将所能调动的兵力基本都放在这个方向上。德军对此战一样高度重视，25日整个上午，第8航空军的斯图卡、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编队轮番轰炸了盟军防线，并在下午5点前又进行了一轮轰炸，硝烟尚在弥漫之际，拉姆克的伞兵和乌茨的山地兵5点整向加拉塔斯发起了同步攻势。这场厮杀可谓天昏地暗，拉姆克的伞兵经过激战，到天黑时已进抵加拉塔斯北面和西面，但盟军在几辆坦克支援下立即展开反攻，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进退，长时间处于僵持状态。26日黎明前，山地兵和伞兵协力将盟军残部赶出了加拉塔斯，在晨曦微光的照射下，满眼望去都是死时仍紧攥着武器的德国人、英国人、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和希腊人。

5月27日，拉姆克的伞兵与乌茨的山地兵携手攻克了干尼亚，苏达湾的最后陷落已经迫在眉睫。28日晨，施图登特命令拉姆克负责指挥从苏达湾到克里特岛最西端的整个西部的作战，林格尔的山地兵（26日得到第6山地师1个团的加强）一部将朝东面的雷西姆农（Rethymnon）运动，乌茨上校的加强战斗群则负责朝克里特岛南面的港口斯法基亚（Sfakia）推进。拉姆克在28日向第11航空军提交了一份作战总结：“……5月20日至27日，伞兵突击团俘虏了800余英军，截至27日夜，突击团的伤亡情况为：34名军官、272名军士和士兵阵亡，31名军官和499名士兵负伤，4名军官和395人失踪（多数失踪伞兵已被杀），3人被俘。突击团和配属部队完成了规定的任务：经过伤亡惨重的激烈战斗，于21日占领马利姆机场，在后续激战中夺取了东面的马利姆村等要地；21日至23日晨，打退敌军从东面发起的数次强力反扑；其后，突击团与山地兵部队一直在并肩作战——主攻方向是海岸公路两侧——直到27日夜7时攻占首府干尼亚。尽管伤亡惨重，尤其是军官和军士的损失尤多，但伞兵部队的高训练水准，从最资深的军官到最年轻的突击队员都展现出的无与伦比的进攻精神，使得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能够得以完成。”⁽¹⁸⁾

克里特岛的命运在5月的最后几日里彻底锁定。在5月28日至31日的四个夜晚里，英国皇家海军冒着德军航空兵的猛烈轰炸，从岛南的斯法基亚港成功撤走17000名官兵——这是皇家海军在一年里第4次执行艰难的海上撤退任务（前三次分别为纳尔维克、敦刻尔克和希腊伯罗奔尼撒）。6月2日，克里特岛被德军全面占领，在历时12天的战事中，盟军的陆军有15743人战死、受伤或被俘，海军有2011名伤亡，空军则损失了46架战机。德国的损失相较于1939年以来的其他战事而言更为惨重，一个多月前的巴尔干战役中，德军仅有5650例死伤和失踪，而在克里特岛仅空降部队的损失就高达7000人（不同资料的数字很不一致，如有人称第7航空师就有3250人阵亡或失踪、3400名伤员，仅伞兵突击团就有700人战死或失踪⁽¹⁹⁾）。令德军高层痛心的，并不仅是损失了几千名受过精良训练的伞兵，战机的损失也高达350架以上，其中一半以上都是运输机。

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事结束了，虽然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仍在续写，但英联邦军队面对着手握主动权、拥有全面制空权、投入精锐伞兵和山地兵的对手，依然顽强抵抗了十余天并造成了德军的重大伤亡。施图登特的“油滴战术”未能奏效，众所期待的速战速决变成了血腥昂贵的拉锯苦战，伞兵被分割包围，既不能连成一体集中突破，又在起初无力夺取事关全局的机场。德军夺岛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马利姆机场，而“西部”战斗群最后能在机场周边扭转颓势，很大程度上与拉姆克的强力领导和大胆指挥密不可分。交战双方都有大量经验教训需要汲取，拉姆克6月中旬回国后，开始在伞兵学校系统讲授他在克里特岛获得的经验教训。8月21日，拉姆克从戈林手中接过了骑士勋章，这时的他已是德国空军的一名少将。

施图登特战后曾回忆过希特勒1941年8月时对他说过的一番话：“……克里特岛之战表明空降作战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伞兵是一支纯粹靠突然性制胜的力量。出其不意这个因素已经不复存在了。”施图登特也曾描绘过自己的心境：“……我很难就克里特岛之战写些什么。对我这个负责征服克里特岛的机降部队总指挥来说，这个名字承载着太多苦涩的记忆。当我建议攻打克里特岛时，我曾出现过错误估计，这不仅意味着失去许多像我儿子一样的伞兵的死亡，也最终意味着我一手创建的德国空降兵的死亡。”⁽²⁰⁾德国伞兵的地狱在克里特岛，但伞兵并未灭绝，反而一直在发展壮大（到1944年6月时人数已超16万），只不过他们基本上不再扮演“鹰从天降”的突击角色，更多地被作为精锐力量投入地面战事——1941年秋开始，伞兵部队被零敲碎打地分散投入到东线的数个战场，而从克里特岛空降作战中发现新大陆的英美盟军，却几乎在同一时期组建了大规模的空降部队。

大漠孤烟：“拉姆克伞兵旅”鏖战北非

1942年6月21日，北非最重要的要塞托布鲁克即将被隆美尔攻克，地中海战场总司令凯塞林元帅飞抵隆美尔的指挥部，向后者表示诚挚祝贺的同时，提醒这位惯于独立行事的上将“不要忘了先取马耳他岛、再攻埃及的既定战略”。历史证明，风头盛极一时的新科元帅隆美尔并未听进凯塞林的忠告，他利用自己一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说服希特勒，把原定用于马耳他登陆作战的海空军力量改为支援非洲装甲集团军扑向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攻势。希特勒在马耳他岛问题上一直迟疑难决，既担心攻坚主力——施图登特的伞兵部队重演克里特岛的一幕，又不相信配合作战的意大利人的能力和意志，本就摇摆不定的元首在隆美尔鼓动下，放弃了代号“大力神”（Hercules）的登陆夺岛计划。这一决定既改变了7月初已推进至阿拉曼的隆美尔集团军的作战，也深刻影响了拉姆克及其手下数千伞兵的命运。

克里特岛战役结束后，参战伞兵残部在7月中旬陆续回国休整补充，元气大伤的迈因德尔伞兵突击团和第7航空师尚在舔伤疗痛之时，又接到了开往东线的命令。最先出发的是9月初开往列宁格勒战场的伞兵突击团2营，当月晚些时候，第7航空师的伞兵1团和3团也抵达列宁格勒附近参战，在一系列“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激烈战斗中，充作步兵的伞兵们再次证明了他们是值得倚重的铁血精锐。在1941年末至1942年初的冬季作战中，北起列宁格勒、中至莫斯科以西、南至米乌斯河前沿，都有着团营规模的伞兵部队的身影，虽然在多条防线和核心阵地上扮演着防御中坚的角色，伞兵们在东线无疑又经历了一轮损失惨重的战火洗礼。1942年春，随着伞兵部队陆续撤离东线，施图登特和拉姆克等将领无疑又面临着再次重建空降部队的重任。

拉姆克作为第11航空军的高级参谋并没有到东线参战，他在1942年春被派往意大利，协助训练该国羽翼渐丰的空降部队——“闪电”（Folgore）伞兵师和“猎犬座”（Superba）机降师。约在1942年4月，由于马耳他岛的英国海空军基地严重威胁到意大利与北非间的补给运输线，凯塞林再次提请希特勒考虑以两栖作战夺取该岛。由于得到墨索里尼信誓旦旦的支持，凯塞林命令施图登特带着参谋班子赶赴罗马，与正在此地的拉姆克一起制定夺岛作战计划。施图登特和拉姆克拿出了详尽的作战方案——德军伞降突击队将以滑翔机降方式突然登岛，成功铲除英军防空阵地并占据滩头阵地后，拉姆克训练的意大利空降兵将以伞降或机降方式着陆，通过海路运输的4个意大利步兵师也将随后分阶段登陆，意大利海军包括旗舰在内的所有舰只，都将用来海运部队和保障安全，德意空军也将提供全方位的空中掩护。⁽²¹⁾鉴于需借重意大利海空军和大批陆战部队，施图登特和拉姆克提出由意军最高统帅部统筹指挥，但夺岛空降作战由施图登特具体负责实施，拉姆克则为突击部队的前线指挥官。希特勒起初同意在夺取托布鲁克后发动夺岛战，相关部队也展开了针对性很强的训练和准备，施图登特和拉姆克都曾飞往马耳他岛上空进行侦察，就在他们信心满满地展望着攻击日到来的时候，希特勒产生了疑虑和动摇——“非洲军”军长克吕威尔向他当面汇报了意大利陆军在北非的拙劣表现和令人失望的斗志，希特勒自己也很担忧意大利海军在面对英国皇家海军时会缩回老巢，从而将先期登陆的德军置于绝境。几经摇摆之后，纳粹元首终于在托布鲁克大胜的消息传来后，下令取消“大力神”作战计划。

施图登特和拉姆克的震惊和失望自然不必细表。隆美尔在6月末攻入埃及境内后，其攻势在阿拉曼防线受阻，部队疲劳不堪、兵力不足、补给匮乏等一系列问题使其推进势头在7月4日时完全停顿。隆美尔在索取物资装备的同时，要求再增援1个装甲师，但陆军总部允诺的只有第164轻步兵师，以及尚在纸面上的“拉姆克伞兵旅”。施图登特命令拉姆克在雅典组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伞兵旅，组建完成后将从雅典出发，经克里特岛抵达托布鲁克。第11航空军为拉姆克准备了旅部和属下各营的指挥官，但伞兵们当时正散于各处休整和训练，聚集部队和装备、安排运输、必要的训练占去了拉姆克7月份的多数时间。到7月底时，拉姆克伞兵旅已辖有4个营级战斗群：⁽²²⁾来自于克罗少校任营长的伞兵2团1营的“克罗（Hans Kroh）”战斗群、来自海特少校任营长的伞兵3团1营的“海特（Friedrich von der Heydte）”战斗群、来自布尔克哈特任营长的第11航空军伞兵教导营（加强营）的“布尔克哈特（Walter Burckhardt）”战斗群、来自许布纳少校任营长的伞兵5团2营的“许布纳（Friedrich Hübner）”战斗群。此外，还有一些支撑单位：第7伞兵炮兵团2营、第7伞兵反坦克营2连、第11航空军军属伞兵工兵营2连、第11航空军军属伞兵医务连。

摄于1941年晚些时候，据说拉姆克曾将这张身着少将军服的照片赠给了密友。

摄于1942年初夏，“拉姆克伞兵旅”正在德国希德斯海姆（Hildesheim）的街头行进。前左为拉姆克手下的伞兵3团1营营长冯·德·海特少校，右为马格（Rolf Mager）中尉。

摄于1942年初夏开赴北非前。“拉姆克伞兵旅”旅长拉姆克正与一位上尉军官交换意见。

可能摄于1942年初夏的雅典，“拉姆克伞兵旅”将从这里经克里特岛转赴北非。图中左为拉姆克少将，右为冯·德·海特少校。

可能摄于1942年初夏的雅典，临赴北非前拉姆克与克罗少校检阅部队。

摄于1942年夏初抵北非时，图为利比亚和埃及边境的重镇塞卢姆。

7月末，拉姆克先赶到阿拉曼前线面见隆美尔，他在途中亲身感受到了新作战环境的粗粝和补给运输的漫长艰难，大漠中的沙暴和酷热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雅典之后，拉姆克手下的“克罗战斗群”率先出发，并于8月2日抵达北非；6日，拉姆克与首席作战参谋沙赫特（Gerhard Schacht）上尉带着旅部和直属单位到达，稍后到来的是“海特”战斗群，“许布纳”战斗群在8月中旬开抵，而“布尔克哈特”战斗群则在8月末时才抵达前线。不过，据史家欧文在《隆美尔》一书中记载，一再要求增援的隆美尔似乎对这些身体强壮、训练有素的伞兵们并未张开欢迎的双臂，“由于他们是空军部队，隆美尔很少去看望和关心他们”。⁽²³⁾与同时增援北非的第164轻步兵师一样，“拉姆克伞兵旅”各部到达时，除了少量的摩托车外基本没有运输工具，从托布鲁克到阿拉曼前线的漫长旅程中，拉姆克的几位营长均各显神通，往往通过分段搭乘顺风车的方式进军，而第164轻步兵师的多数人甚至还是骑着自行车到达前线的。不过，隆美尔觉得，虽然“拉姆克伞兵旅”来自空军，但毕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德国伞兵，所以还是把他们部署在地中海沿岸至盖塔拉大洼地（Qattara Depression）之间的防线上。隆美尔对意大利援兵更不客气，甚至说“这批到达的士兵实际上毫无用处”。当有着意军第一流部队之称的“闪电”伞兵师——即拉姆克按德军作战理论和战术训练出来的精锐部队——向隆美尔报到时，这位元帅仍持居高临下的蔑视态度，“我这里不需要更多的意大利师”就是他赠给友军的欢迎词。

按照隆美尔的要求，拉姆克将所属各战斗群穿插部署在意大利部队中间，“海特”和“克罗”两个战斗群位于意军“特伦托”（Trento）师和“博洛尼亚”（Bologna）师之间，“许布纳”战斗群的防线介于“博洛尼亚”和“布雷西亚”（Brescia）两师之间，而最后抵达的“布尔克哈特”战斗群则被插入“布雷西亚”师和南面的德军第90轻步兵师之间。隆美尔此刻正在积聚力量和物资装备，准备在8月底发起突破阿拉曼防线的决定性一战。大战前的日子里，拉姆克想尽办法帮助伞兵旅官兵尽快适应沙漠环境，这里白天的高温、夜间的严寒、裹挟一切的沙暴、无处不在的蚊虫蛇蝎，对初来乍到的伞兵们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拉姆克非常关心官兵疾苦，除尽可能向上级索取物资补给外，还下令建立了严格的战利品登记造册和保存制度，以备常规补给渠道断绝之时紧急使用；他要求部队讲究个人卫生，严令军医和医务连把预防疾病作为首要目标，并要求他们昼夜轮班监督部队的卫生健康状况（他甚至会将失职者送上军事法庭）；他对所部缺乏运输车辆的窘况深感忧虑，尽一切可能地找装甲集团军司令部解决所部机动能力不足的缺陷（但始终未能如愿）；他还指导部队在困难的地形条件下挖掘战壕掩体和加固防御工事，也一再要求各部指挥官与相邻的意大利人密切合作（尽管很难实现）；当然，战前的相对平静中少不了英军炮火和轰炸机的夜袭，每次挨炸之后，伞兵们总能看到拉姆克来到各处嘘寒问暖。伞兵们看到53岁的指挥官如此地关怀体恤他们，自然会把他当作自己的一员，他们爱戴他、尊敬他，也相信他能带领自己应对任何考验。

8月30日夜，在一轮明月的照耀下，隆美尔发起了旨在突破阿拉曼防线的“阿拉姆哈尔法山脊”之战。他把主攻力量——非洲军和意大利第20军——部署在南翼，准备从盖塔拉洼地突破后向北插入英军后方；与此同时，意大利第10军一部、第164轻步兵师和“拉姆克伞兵旅”大部将在北翼发动佯攻，以掩盖南翼主攻的真实面目。拉姆克接获命令后将所部进行了分工，北面的“海特”战斗群负责沿着鲁维沙特山脊向代尔谢因（Deir el Shein）方向发动目标有限的进攻；南面的“许布纳”和“布尔克哈特”2个战斗群将由拉姆克亲自率领（得到“闪电”伞兵师2个营的加强），任务是从巴布艾尔盖塔拉（Bab el Quattara）向东推进15公里，击退新西兰守军后，夺取代尔穆纳西布（Deir el Munassib）周边的高地。⁽²⁴⁾经过一夜的努力，无论是“海特”战斗群，还是拉姆克自己统领的战斗群都实现了预期目标。拉姆克在代尔穆纳西布高地附近建起防御阵地，在实际阵地前方200米处又修筑了伪装阵地，反坦克炮等重武器也经过工兵清扫过的雷场进入前沿。9月2日，隆美尔抽空来到拉姆克所部视察，对其进展和防御准备表示满意，他还对拉姆克说，能守住这条防线就是对南面的非洲军最大的支持。

拍摄时间不详，隆美尔和随从们正离开身后的侦察/联络飞机（Fi-156 “施托希”）。

摄于1942年夏，拉姆克（图中前左）正与隆美尔（背靠车辆者）交谈。

摄于1942年夏，拉姆克（右一）与隆美尔（右二）、意大利第10军指挥官奥尔西将军（Federico Ferrari Orsi，左二）等正在前线观察。

摄于1942年8月，部署在鲁维萨特山脊地区的“拉姆克伞兵旅”的一处机枪阵地。

摄于1942年8月，“拉姆克伞兵旅”的伞兵正在鲁维萨特山脊附近观察。

摄于1942年夏，“拉姆克伞兵旅”的两名伞兵准备向来袭敌机射击。

摄于1942年夏的阿拉曼前线，“拉姆克伞兵旅”的一员正在展示一只巨型蜥蜴。

摄于1942年夏，坐在帐篷里的拉姆克与自己的首席参谋军官克罗。

摄于1942年夏，拉姆克正与他人在电话里交谈。

摄于1942年夏，北非大漠中的拉姆克。

9月3日，英军第132装甲旅的30辆坦克和营级规模的步兵向拉姆克的防线发起了反攻。德军防线一度曾被冲开缺口，但很快被伞兵们堵上。拉姆克组织炮兵和反坦克炮攻击对手的坦克与装甲车，同时以交叉火力网阻击英军步兵前进，期间还与对手展开近战徒手搏斗，终于成功击退了英军，造成对手损失了16辆坦克和80辆装甲车。就在拉姆克出神地望着阵地前燃烧的车辆时，副官赶来报告说，右翼的第90轻步兵师防线被新西兰部队突破，甚至师指挥部也被包围，师长克勒曼（Ulrich Kleemann）请求拉姆克立即派兵解围。拉姆克从“许布纳”战斗群抽出兵力前去救险，成功解除克勒曼的险境后，新西兰部队的攻势也被相应遏止。新西兰第6步兵旅旅长克利夫顿（George H. Clifton）准将在乱战中被俘，隆美尔闻讯后曾赶到拉姆克指挥部审讯了这位将军。配属给拉姆克的“闪电”伞兵师2个营的表现也十分出色，2位营长均在战斗中阵亡，无疑，拉姆克的伞兵旅和他一手训练出的意军伞兵，以不俗的战场表现证明了隆美尔的偏见实在有失公允。

摄于1942年8月末、9月初，“拉姆克伞兵旅”与意大利部队一起挡住了英军第132装甲旅的突破，图中的2名伞兵正在作战间歇中休息。

德军北非战场最致命的利器——88毫米高射炮。据说，图中的这门炮曾摧毁36辆坦克和13架敌机，堪称“88炮之王”。

摄于1942年9月初的阿拉曼前线，“拉姆克伞兵旅”炮兵营的一处炮兵阵地。

摄于1942年9月初，“拉姆克伞兵旅”一部正在作战中。图中的这名军人不知意欲何为。

摄于1942年9月的阿拉曼前线，拉姆克、克罗正与右侧的意大利军官协商防务。

摄于1942年夏，拉姆克在探视前线的途中与一名年轻的伞兵交谈。

摄于1942年9月初，“拉姆克伞兵旅”俘虏了新西兰第6旅准将旅长克利夫顿（图中最左侧），隆美尔闻讯后赶到拉姆克指挥部审讯了克利夫顿。左二为拉姆克手下的伞兵教导营营长布尔克哈特少校。

拍摄时间不详，拉姆克（中）与隆美尔（左）正在前线观察。

摄于1942年，拍摄的具体时间不详，拉姆克（右）与隆美尔正在交换意见。

摄于1942年，具体时间不详，拉姆克正在听取下属军官的汇报。

摄于1942年夏秋，拉姆克在为官兵颁发铁十字勋章。

摄于1942年夏秋，拉姆克为官兵颁发铁十字勋章的场景。

摄于1942年，拉姆克（右三头戴白色大檐帽者）正与属下举杯庆贺。

不过，勉力守住防线并不能改变隆美尔对战局的悲观判断，他还是在9月初下令撤退——非洲军官兵感到难以理解元帅的命令，他们正士气高昂地展望着杀向苏伊士运河的时刻，他们觉得已从侧翼包围了对手，自身伤亡仅500余人，坦克损失还不到40辆，而英军的伤亡和损失远高于己。不过，在这次流产的进攻中，隆美尔损失了400台车辆——2个月后他将因运输工具匮乏而苦恼不已，甚至于开始撤退时，被迫将部分意军和拉姆克伞兵旅弃之不顾！隆美尔的这次功败垂成和主动撤退，不仅令装甲集团军上下难以理解，凯塞林和希特勒也觉得他在进攻中撤退的做法极端错误。当年晚些时候，拉姆克从元首手中接过橡叶骑士勋章之时，曾向希特勒谈起过阿拉姆哈尔法山脊之战：“……（隆美尔）为什么不继续进攻，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谜。我们已迫使英军再次处于溃败的境地，我们只需追击敌军，并彻底消灭他们就行了。”⁽²⁵⁾希特勒对此“深以为然”，还在与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德尔的一次会谈中引述了拉姆克的见解。

北非战场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隆美尔也借机回国治病休养。在这段平静期内，英军集中了约15万兵力和1114辆坦克，而轴心国也在缓慢地补充，总兵力达到96000人，拥有500至600辆坦克。⁽²⁶⁾10月23日，英军第8集团军向阿拉曼的德意防线发起了大反攻，同时皇家空军也对驶往北非的运输舰只和油轮给予致命的打击。两天后隆美尔匆忙赶回阿拉曼接过指挥权，随即向元首大本营报告说油料的严重短缺制约了装甲部队的机动能力，过了一日又报告称，连续的激战和损失使阿拉曼局势十分危急。隆美尔赌博般地认定英军的大规模突破将发生在北部，故而将大量德军从南翼调往北翼，“仅把意大利部队和不能打仗的德军留在南边”（欧文在《隆美尔》一书中所言）。这一赌博取得了一时的效果，经过5天激战后英军伤亡近万，攻势似乎也未能超过先前的突破点。虽然隆美尔并不清楚丘吉尔已对战事的发展表达了不满，也不知道对手蒙哥马利的日子一样难熬，但他在焦灼不安中意识到，如果继续固守，一旦英军实现突破就会形成合围态势，非洲装甲集团军将面临被围歼的命运，因为他没有能力把辎重装备和步兵及时撤至新防线。随着运载油料的油轮接二连三地被炸沉，近乎绝望的隆美尔决定在富卡（Fuka）建立一条新防线，还命令非战斗单位立即撤到富卡防线以西的区域，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德意统帅部均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10月31日，隆美尔把撤至富卡一线的打算向一些作战部队透露了些许风声，其中就包括没有机械化运输装备的拉姆克伞兵旅。⁽²⁷⁾

拉姆克的确非常忧虑北面的战事，随着双方交锋的重点地带逐渐西移，一旦英军实现完全突破，仍在沙漠中部拼死防御的伞兵旅将即刻面临被切断的危险。11月1日至2日，英军炮兵、坦克和空军发起了更猛烈的协同攻击，白昼黑夜尚有交替，一刻不停的血战和厮杀却似乎永无休止。拉姆克所部也遭到英军进攻，当他们看出对手的主攻点仍是北线时，拉姆克和一众军官都不再怀疑，北线失守之际就将是他们成为瓮中之鳖之时。2日夜，拉姆克收到了撤至代尔塔尔法（Deir El Tarfa）附近建立新阵地的命令。由于缺少车辆，拉姆克所部（欠“海特”战斗群，该部已暂归第90轻步兵师指挥）在沙漠里跋涉30公里后，才在3日晨到达指定区域。虽然顺利摆脱了对手，也未遭到追击和袭扰，但一整夜的行军还是让伞兵们累得半死，不过他们还得强打精神挖掘战壕。当日上午，隆美尔收到希特勒的电报：“……敌人虽占优势，但已是强弩之末。意志力足以征服强敌……你可向部下指明，不胜利，毋宁死，别无其他道路。”⁽²⁸⁾时而勃然大怒、时而惶惶不安的隆美尔，面对希特勒禁止撤退的严令，抱着赴死的决心命令撤退中的部队回身继续战斗。但没过多久，希特勒就接到隆美尔的报告——非洲装甲集团军的步兵、反坦克兵和工兵已伤亡50％左右，炮兵伤亡40％左右，非洲军仅剩24辆坦克，几个装甲师已基本不复存在。面对这些难以争辩的数字，希特勒终于在11月4日晚些时候同意隆美尔后撤。

11月3日夜，当拉姆克带着属下正在代尔塔尔法附近构筑阵地时，传来了北面的友军防线被突破的消息，上级急令拉姆克抽调1个营赶往北面支援。为尽快支援紧要地带，拉姆克把几乎所有车辆都交给了带队的施特雷勒-波尔（Guenther Straehler-Pohl）上尉。施特雷勒-波尔带着1个营搭乘40辆卡车出发后不久，遭遇到英军坦克和装甲车，这部分伞兵经受了惨重损失后冒险回撤，结果发现伞兵旅大队人马已踪影全无！原来，北上的伞兵营出发不久，拉姆克接到了与对手脱离接触后赶赴富卡周边重组的命令。在地图上，代尔塔尔法至富卡的直线距离约为100公里，拉姆克需要整整4天的步行，才有可能到达目的地，当然前提条件是不能被英军抄了后路。当夜，拉姆克率领剩下的2个营和一些直属部队朝西北方向开去，炮兵营和反坦克连负责殿后。不想，英军发现了拉姆克的撤退意图，派出坦克、装甲车和摩托化步兵展开了追击。拉姆克的后卫部队等英军逼近到不足600米时，集中火力摧毁了几辆坦克，迫使后撤的英军坦克和步兵不敢逼得过近，拉姆克所部随后的夜行军也没有再受到骚扰。

4日上午，拉姆克与手下的军官商议后决定，为保持与敌军的距离，伞兵旅将继续向西撤退。不幸的是，他的电台此刻出现了故障，与上级和友军完全失去了联系。为加快撤退速度，伞兵旅仅存的若干车辆不得不前后奔忙地往返运载疲惫的伞兵，但在怪石嶙峋的戈壁与沙子深得足以陷没卡车的地形间，拉姆克又损失了几辆车。伞兵们随身携带的淡水也所剩无几。拉姆克决定让伞兵们停下休息2个小时，他带着几名军官乘坐他的指挥车前去侦察，结果他的望远镜里出现了英军坦克和装甲车的轮廓。拉姆克命令伞兵旅大部立即撤退，同时指派布克尔哈特少校领导的战斗群殿后，炮兵营则以剩下的几门炮负责掩护。伞兵旅大部继续后撤时，布克尔哈特发现了一列同样仓皇撤退的意军车队，他追上拉姆克通告了这一情况，声称这批卡车能将他的部下全部运走。拉姆克同意布克尔哈特率部先行撤离，要求他尽快抢在英军前面抵达海岸公路。岂知福祸相依，布克尔哈特乐极生悲，车队旋转向北朝海岸公路开进的时间稍早了一点点，结果就一头撞上了英军装甲部队，他本人和伞兵教导营的多数官兵都被俘虏。

当然，拉姆克也是数日后才得知布克尔哈特和伞兵教导营的命运，此刻，他和剩下的伞兵们正在经历生死攸关的时刻。跟在后面的英军坦克终于向拉姆克的炮兵发起进攻，炮兵营官兵奋力打击对手，打完最后一发炮弹后自毁火炮，而后全力追赶大队（最终还是有100名官兵被俘）。伞兵旅此刻的局势可以说灰暗无比，伞兵们惊惧疲惫，士气低落，拉姆克乘着指挥车前后奔忙，不停地敦促伞兵们打起精神继续西撤。不过，他心里也很清楚，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他们迟早都会被追上。

北非是隆美尔成名和驰骋的舞台，他是这个战场上德军唯一的主角，拉姆克和他的伞兵旅只是大舞台上的小龙套，尽管之前的哈尔法山脊之战和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拉姆克的表现可圈可点。就在拉姆克祈求奇迹的同时，隆美尔的指挥部已安全撤离，一部分部队沿着北部的海岸公路向西撤退，多数部队仍在穿越无垠的沙漠。到5日时，非洲军大部、第90轻步兵师和部分意大利军队抵达富卡，隆美尔决定在这里稍作停留和收拾残部，同时他的后卫部队已经与有着200辆坦克和200辆装甲车的英军展开激战。⁽²⁹⁾隆美尔希望能在富卡多阻击对手一些时日，以便南线的意大利第10军和拉姆克伞兵旅能借机与主力建立联系，但是由于与拉姆克的联系完全中断，他对伞兵旅的幸存已不抱太大的希望。当日中午，一场遮天蔽日的沙暴突然而至，但英军硬是在恶劣的天气下向富卡发动了进攻，不久后隆美尔的南面便出现了英军坦克。沙暴刚一停止，英军沙漠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机群又向海岸公路上拥堵的德军车队发起攻击，就连隆美尔的总部也两次挨炸，惊恐和混乱充斥着整个富卡地区。隆美尔痛苦地决定继续向马特鲁撤退，他已经没有本钱与对手决战。这一撤退无疑表明，拉姆克伞兵旅和意大利第10军事实上已被遗弃。意大利第10军不久后全军覆没，但硬汉拉姆克不愿向命运低头，他凭着自己的意志力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带领孤军历险回归，在非洲装甲集团军头上笼罩的失败阴霾中，平添了一抹明亮的色彩。

隆美尔行将撤离富卡时，拉姆克估计自己的位置约处于艾尔达巴（El Daba）和富卡之间，但不久后便发现富卡方向的地平线上燃起了冲天的烟柱，显然那是英军大规模轰炸的结果。于是，他决定改朝马特鲁方向撤退——这座重镇距伞兵旅之前的阵地足有300公里之遥！5日剩下的时间里，拉姆克一行忍受着白天酷热的煎熬和夜晚刺骨的寒冷，中间还夹杂着突如其来的漫天狂沙与疾风骤雨，更是得时刻提防四面八方随时可能出现的英军摩托化部队，部队的疲劳与绝望不言而喻。5日夜，拉姆克的侦察兵发现一队英军车辆和几辆装甲车停在距伞兵们不太远的地方宿营，拉姆克暗自思忖，如果将奄奄待毙的伞兵组织起来发起突袭，或许能夺取英军车队。侦察完毕后，他召集军官开会，决定组织多个突击组，每组由3至4名精干伞兵组成，以匕首和轻武器突袭对手。子夜时分，各突击组悄无声息地分头逼近负责夺取的车辆，干掉了毫无警惕的岗哨后，伞兵们迅速驾车没命地向西奔去。整个过程中，训练有素的伞兵们显示出特种兵在困难情况下也能突袭制胜的特质。附近的英军装甲兵在昏昏欲睡中不解地发现，自己人的车队为何半夜里突然向西疾驰？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也许是东边的残余德军正往这边冲来，才出现了车队急于脱离战场的一幕。貌似合理的推断促使英军装甲车朝东面根本不存在的德军开炮，全然不晓西行车队现在装满了拉姆克的伞兵。车队向西狂奔40公里后，拉姆克才在一处洼地停下，开始清点队伍和战利品——卡车上满载着淡水、罐头、巧克力和香烟，还有足够奔驰400公里的汽油！真是救命的意外收获，伞兵们看着他们的老将军，多天来笼罩心头的阴郁似乎一下子全消失了。

摄于1942年11月初，当时隆美尔的机械化部队已撤离阿拉曼，拉姆克伞兵旅和多支意大利部队某种程度上被“遗弃”了。拉姆克凭着不屈的斗志，带着伞兵旅余部历尽艰险回到了德军一侧。图为伞兵旅官兵在沙漠中艰难跋涉的场景。

另一幅反映拉姆克伞兵旅官兵在沙漠中撤退的图片。

摄于1942年11月，撤退中的拉姆克伞兵旅。

可能摄于1942年11月的撤退途中，身着长袍的拉姆克（左）正在观察远处的动向。

1942年11月7日，拉姆克带着600名部下回归隆美尔装甲集团军，据说他见到隆美尔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活着！”图中拉姆克正向隆美尔（左二）汇报撤退的经过。

这张罕见的图片反映的是希特勒向拉姆克颁发橡叶骑士勋章的场景，拉姆克在11月16日获得橡叶骑士勋章，但仪式是在12月1日举行的。

本图摄于1943年初，拉姆克当时已升为中将和获得橡叶骑士勋章。在他1943年出版的自传中，这张图片出现在扉页上。

拉姆克车队开始了新一轮生死逃亡。6日晨他们曾遭遇几架英军战斗机，就在战斗机降低高度向车队俯冲过来时，拉姆克冷静地让伞兵招手致意，英军战斗机误以为是自己人的车队，于是摆动着机翼飞走了。惊险的场面远未结束，途中他们又遇到过一队向东行驶的英军车辆。伞兵们跳下车子，在对手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制服了他们。令德军意外的是，这支车队装有约100名德意战俘！战俘们本以为自己的战争已告结束，简直不敢相信竟在这里获救！拉姆克命令留给被俘英军一些食物和淡水，而后载着救出的士兵扬长而去。继续撤退的途中，拉姆克车队还遭遇过1辆英军装甲侦察车，这个对手警觉地步步逼近，但好运再次眷顾了拉姆克——老天突然下起暴雨，拉姆克的手下乘乱驶上便于重型卡车行驶的坡地，也让英军装甲车在泥泞的沙地里不敢孤军追击。

7日上午10点，拉姆克车队抵达马特鲁往西通向西瓦（Siwa）绿洲的海岸公路，在这里遇到了卢克（Hand von Luck）少校的第3搜索侦察营所部。卢克战后曾写道：“……拉姆克将军坐着我们的侦察车来了，他看起来憔悴不堪，要求我立即带他去见隆美尔。他的伞兵部队——1支精锐之师——刚刚经历了危险时刻……我永远都难以忘记拉姆克那些筋疲力尽的手下从沙漠中朝我们走来的那一幕。由于地方不够，他们扔掉了除武器和淡水外的所有东西，但他们的士气仍好得令人震惊……”⁽³⁰⁾很快，拉姆克被带到隆美尔的指挥部，当他向元帅行礼时，后者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拉姆克似乎对几日前的“被无情抛弃”极为不满，尖刻地宣布“我们都还活着”，他与那些被遗弃的伞兵们“伏击了1支英军运输队，偷到了汽油，从而得以闯过敌阵”。⁽³¹⁾拉姆克讲这番话时脸上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仿佛是在告诉这位一直轻视伞兵的元帅：“你彻头彻尾地错了，我们是最能战斗的精锐！现在看你怎么收拾溃败的局面！”向来与同僚和将领关系不睦、又鄙视意军的隆美尔，肯定读懂了拉姆克的笑容，但不管怎样，他在尴尬之余对拉姆克率600名伞兵成功归来，还是感到欣慰不已。隆美尔后来曾写道：“……当我们听说英军在富卡一带截住了撤退中的意大利第10军，经过短促交手后迫使他们全部投降时，我们已不再对拉姆克及其伞兵旅能从沙漠中脱险抱有希望。这些伞兵的行军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他们只有很少的机动车辆，但他们通过伏击1支英军车队让自己能够机动起来。毫无疑问，拉姆克对其部队的领导非常杰出。这个旅在我们这里从来都不是很受欢迎，因为他们按照空军的惯例，一直都向我们索取特殊待遇……现在他们又不高兴了，因为我们没为他们提供撤退所需的车辆……不过，我们现在用过路车把他们送到后方休整去了。”⁽³²⁾

诚如隆美尔所言，拉姆克带出来的600余伞兵很快被送到后方休整疗伤，他自己于11月16日获颁第145枚橡叶骑士勋章，并在30日把伞兵旅的指挥权移交给首席参谋军官克罗中校，然后奉命飞回柏林。12月1日，他从希特勒手中接过了橡叶骑士勋章。拉姆克无愧于所获得的荣誉，他在北非孤军穿越大漠、逃离险境的举动，被后人称作二战中最大胆的行动之一，“拉姆克伞兵旅的逃亡曾被比作一部希腊史诗，这一大胆行动的成功，应完全归誉于它的指挥官拉姆克少将”。⁽³³⁾爱戴和感激拉姆克的伞兵们更愿意亲切地称他为“老爹”，还有人昵称他为“Gerhard”——这个古老的德国名字有着“矛”和“勇敢”之意，如果把“长矛勇士”用作拉姆克的绰号，显然也算不上夸大其辞。

浴血要塞：“两次大战中最出色的德国将军”

1942年12月21日，拉姆克晋升为中将，次年1月起开始在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组建第2伞兵师（第7航空师之前已改为第1伞兵师）。拉姆克伞兵师的基干部队是从北非撤出的伞兵旅余部及以前的伞兵突击团4营，还包括伞兵2团、空军第100特战营、第11航空军部分军属部队等。到1943年2月13日第2伞兵师组建完成时，拉姆克麾下已辖有13000余名官兵，作战序列包括伞兵2团、6团和7团，以及炮兵团、反坦克营、工兵营、通信营、防空营和机枪营等。⁽³⁴⁾随着第2伞兵师完全就绪，第11航空军第一次拥有了2个完整的空降师，30000多人的空降兵成为德军当时最大的一支机动预备队。事实上，第11航空军在1943年6月确实被最高统帅部指定为战略预备队。

1943年7月初，英美盟军在西西里岛发起了登陆作战，第1伞兵师随即被调往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参战。不久，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德国出于对意大利倒向盟军的忧虑，立即展开了占领意大利全境、解除意军武装的行动。7月26日，拉姆克的第2伞兵师从法国被空运至罗马南郊。当9月初意大利政府倒向盟军并对德宣战时，罗马南面的第2伞兵师和北面的第3装甲掷弹兵师奉命控制罗马，不过，由于另有临时任务，拉姆克本人并未直接率部进攻罗马，伞兵6团团长梅德尔-埃格布雷希特（Wolfgang Meder-Eggebrecht）中校在师部作战参谋海特少校的协助下，具体指挥了为时两日的作战。⁽³⁵⁾第2伞兵师与其他部队完成了解除大罗马地区意军武装的任务后，奉命在意大利海岸驻防。9月13日，巴伦辛少将（Walter Barenthin，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巴伦辛伞兵团”在突尼斯桥头堡覆灭前表现卓异，曾被盟军统帅亚历山大称为“北非最出色的德军”）成为第2伞兵师师长——在盟军的一次空袭中，拉姆克乘坐的汽车为躲避炸弹不慎翻车，他身负重伤后被送到德累斯顿救治。拉姆克离职养伤期间，第2伞兵师（欠4个营）于1943年11月开往东线南方的日托米尔，参加了第4装甲集团军发起的基辅反击战。这时的代理师长换成了拉姆克的老部下克罗，几星期的激战中，伞兵师伤亡惨重，伞兵6团几乎被全歼。12月末，第2伞兵师撤往基洛夫格勒周边，这时的代理师长又换成了维尔克（Gustav Wilke，后任第5伞兵师师长）中将，克罗则回到自己的伞兵2团继续担任团长。到1944年1月，伤亡惨重的第2伞兵师仅剩3200名作战兵员，但固守着20余公里长的防线，据说第4航空队曾特别赞扬这支伞兵“摧毁150余辆苏军坦克的战绩”。1944年2月初，严重透支的第2伞兵师奉命转战切尔卡瑟，准备参加解救被围德军2个军的作战行动。不过，由于转运部队时面临的困难，第2伞兵师未能及时开抵战场，随后被调至乌克兰卡地区防御。2月17日，伤愈归队的拉姆克在乌克兰卡接过了师长职务，不过，他领导自己仅剩加强团规模的伞兵师的日子非常短暂，多数时间里还都是在撤退，或试图堵上被冲开的防线缺口。3月17日，拉姆克奉命将指挥权移交给伞兵2团团长克罗，随即飞回科隆，准备着手重建第2伞兵师（还有一说是拉姆克再次病倒）。⁽³⁶⁾5月，战力枯竭的第2伞兵师终于告别了千疮百孔的东线，撤回科隆附近的瓦恩（Wahn）进行休整重建，但伞兵6团被划归驻于诺曼底一带的第91机降师指挥。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地区成功登陆，巴顿的美军第3集团军的作战目标中，赫然列出了布列塔尼半岛以及包括布雷斯特在内的数座深水良港。诺曼底地区近一个月的酣战期间，除了有限的空袭外，布列塔尼地区依然宁静如昔，唯一让人感受到战火正在逼近的是这里驻扎的德军一个师接一个师地被调往诺曼底。到7月中旬时，整个布列塔尼地区的德军只剩4个师，其中就包括6月底开来的拉姆克第2伞兵师（欠伞兵6团，该部在诺曼底作战）。拉姆克根据施图登特的命令，于6月中下旬率部开赴布列塔尼继续重建，同时负责阻止盟军以空降方式夺取布雷斯特。第2伞兵师隶属于法伦巴赫尔（Wilhelm Fahrenbacher）将军的第25军指挥，该军还辖有第265、第266和第343等3个所谓“静态”步兵师（每师仅10000人，只有很少的运输工具和工兵，缺乏侦察单位，主要承担静态防御职责）。此外，布列塔尼还有数量不菲的海空军人员，包括U艇部队和布雷斯特海军司令部等，不过，法伦巴赫尔无权指挥这些部队。

经过连番苦战后，美军第3集团军于7月末在阿夫蓝士（Avranches）瓶颈地带实现了突破，巴顿麾下的第8军于7月31日开始向布列塔尼方向推进。米德尔顿的第8军下辖第4、第6装甲师及第79步兵师等，第4装甲师师长伍德（John Shirley Wood）和第6装甲师师长格罗（R.W. Grow）都是巴顿装甲战术的信徒，他们坚信必须借助装甲部队的速度、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快速的纵深突破，但军长米德尔顿是一位中规中矩、有点保守求稳的将领，同时他也不熟悉巴顿指挥部队的风格和作战原则。性烈如火的巴顿8月1日当天就有点按捺不住，飞到格罗的第6装甲师师部后告诉这位老部下，自己与蒙哥马利有个5英镑的赌注——美军能在5天里奔驰200英里，到周六晚时拿下布雷斯特！据说，巴顿说完这番话后把手放在格罗的肩头，轻声说道：“拿下布雷斯特。”巴顿还告诉官兵们：“你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到布雷斯特去，而且要尽快地赶去。”在第4装甲师师部，巴顿除了没有提及赌注外，又把类似的话语向伍德重复了一遍，只不过伍德的目标是 “拿下奎贝隆湾（Quiberon Bay）”。巴顿的两大旧将随即展开了竞赛，而他们的军长米德尔顿毫不知情，甚至还一度与2个装甲师失去了联系。

本图据信摄于1944年初的意大利（也有可能是东线），拉姆克似乎正与下属研究地图。

摄于1944年的法国兰斯，拉姆克与重建后的第2伞兵师官兵握手交谈。从这些年轻人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拉姆克的真心爱戴。

德军第25军军部也一样搞不清美军的推进情况，事实上，法伦巴赫尔的指挥部就在格罗装甲师的进军路线前方。接下来的几日里，美军和德军的指挥系统均是一片混乱，自相矛盾的命令和错误决策频频出现。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巴顿，一会儿在伍德那里，一会儿又赶到格罗装甲师，实际上是他，而不是米德尔顿在指挥装甲矛头。8月3日，格罗接到米德尔顿的命令，停止扑向布雷斯特，回身攻打圣马洛（St. Malo）。当第6装甲师的1个旅级战斗群已朝圣马洛开去，另2个旅级战斗群准备执行新任务时，巴顿在格罗的指挥部里否决了米德尔顿的决定，命令格罗继续向西，目标仍是布雷斯特。当晚，第25军军长法伦巴赫尔突然听说美军装甲矛头距军部所在地蓬蒂维（Pontivy）只有20公里时，吓得立即逃往洛里昂，连下属的几个师长都没有通知。4日，格罗装甲师的A战斗群穿过蓬蒂维后继续西进，B战斗群则遭遇了拉姆克手下的伞兵7团。

拉姆克的部队是在8月1日晨奉命从布雷斯特向东运动的，任务是挡住美军装甲矛头的突进。伞兵2团和7团按照拉姆克的部署建立了阻击阵地，格罗的B战斗群遭到伞兵7团的阻截，A战斗群则在5日夜间撞上伞兵2团在于埃尔戈阿（Huelgoat）的防线。在这里，美军第6装甲师遭遇了突向布雷斯特期间的第一次强力抵抗。伞兵们在防御战中曾摧毁30余辆美军坦克，迫使对手撤退后只能向南绕行。格罗将军在1947年曾写道：“……我试图弥补损失的时间，一心想像巴顿将军希望的那样，‘到星期六晚上’抵达布雷斯特，但德军第2伞兵师在卡赖（Carhaix）粉碎了我的野心，迫使两路战斗群绕过那座城镇，两路人马在5日和6日都经过了一番苦战。”⁽³⁷⁾不过，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第2伞兵师已无法影响布列塔尼的总体战事，随着对手先向南，而后旋转向西运动，拉姆克所部有被对手切断的可能。于是，他下令撤回布雷斯特周边布防。就在拉姆克所部阻击美军第6装甲师的同时，第343步兵师师长劳赫（Josef Rauch）根据法伦巴赫尔的命令，率部撤入布雷斯特城，他也同时取代原城防指挥官莫泽尔（Hans von der Mosel）上校，全面负责要塞的防御工作。第266步兵师师长施庞（Karl Spang）则没有这么幸运，他在率部撤往布雷斯特时被美军第6装甲师抄了后路，他本人被俘，所部多数溃散，但有部分兵力绕过美军堵截，于8月7日逃入布雷斯特。

按照格罗将军战后所言，第6装甲师在8月8日开到布雷斯特，由于疲劳的部队急需休息，他并未积极地布置围城，而是准备次日再发起夺城攻势——格罗认为，布雷斯特守军不足15000人，多为二流部队第343步兵师和海军人员，只要“秀一秀肌肉”就足以吓倒对手。格罗曾派人向守军劝降，但信使还未见到劳赫将军，便被莫泽尔上校打发回去。此后三日内，美国陆航根据格罗的要求，向城内撒下了约100万份劝降书。此刻的布雷斯特的确危机四伏，到处充斥着失败情绪，撤入城中的败兵衣衫不整、步履蹒跚，许多人还没等进入宿营地，就一头倒在街边酣睡起来。城中的海军将领们也个个惊慌失措，仅凭莫泽尔原有的2000名守军和劳赫带来的疲兵，根本无法抵挡城外的美军装甲部队。9日晨，格罗装甲师做好了攻城的准备，但就在这时，他的后方突然响起了枪炮声——第266步兵师前几日被击溃的部队向第6装甲师的侧后方发起了攻击！格罗立即放下眼前的目标，命令部队就地旋转180度，全力清剿搅扰大戏的第266步兵师残部。格罗花了一整天时间全歼了这些德军，但未料到，拉姆克的第2伞兵师当日从南面溜进了布雷斯特！随着拉姆克的入城，布雷斯特的命运即将出现重大的变化。

布雷斯特是一座极其坚固的堡垒，曾是法国海军在大西洋海岸的中心，1940年6月前的数百年里，从未有军队能攻克这座堡垒，法国战役结束后，这里始成为U艇部队最重要的基地之一。18世纪时，法国皇帝路易十六断言这座城堡能挡任何长期围困，1944年8月时的希特勒自然也对此深信不疑。布雷斯特有着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海上这边，出入港口的彭菲尔德（Penfeld）河河口狭窄得只有3英里长、1英里宽，接近海港的沿岸地带密集地部署着岸防重炮；陆地这边，布雷斯特城东、城西、城北三面环绕着一系列坚固的子堡，南面则是克罗宗半岛（Presqu'île de Crozon）形成的海滨。始建于18世纪的75座堡垒和地堡，在隆美尔的大西洋壁垒计划中还得到全面整修加固，而布雷斯特本身的城墙厚达35英尺，干涸的护城河河床也宽达25英尺，城内的地下通道四通八达，城外还布有大量的防空阵地、反坦克战壕和混凝土浇灌的铁丝网。简言之，对于海上和陆地的任何进攻者来说，布雷斯特都是一座难以征服的现代要塞。

8月10日至12日，美军第6装甲师为夺取布雷斯特要塞进行着各项准备，12日当天，格罗手下的A战斗群在第8步兵师1个步兵营协助下，试图夺取布雷斯特东北的吉帕瓦（Guipavas）周边高地，但所有的攻势都被德军击退。12日夜，格罗接到米德尔顿的命令，留下A战斗群和配属步兵营（合计约4000人）继续包围布雷斯特，第6装甲师余部则开往洛里昂和瓦讷（Vannes）替换第4装甲师。布雷斯特守军欣喜地注意到美军装甲部队的调离，一时间士气大振。美军其实并未放弃攻打布雷斯特，相反，正从北面向要塞周边调集重兵，第2、第8和第29等3个步兵师就位后将对布雷斯特展开主攻，第8军的炮兵将包括军属的17个炮兵营和配属的第34野战炮兵旅，此外，两个旅级战斗群将分别负责夺取布雷斯特南面的克罗宗半岛和东南面的达乌拉斯（Daoulas）半岛。当然，这些美军的抵达、换防、就位和做好进攻准备尚需时日，这给拉姆克提供了编组部队和整饬城防的机会。

8月12日，希特勒通过电报任命拉姆克担任布雷斯特要塞总指挥官，滞留在该地区的海陆空三军部队皆受其节制。⁽³⁸⁾拉姆克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美军谈判暂时停火，以便城内居民撤离战场。米德尔顿慨然应允后，德军在13日至16日的每天上午8点至11点间，用卡车将大批平民送出了城外，一些因健康原因无法及时撤离者，则被拉姆克安排到各医院的地下室（据说曾有多达4万平民离开了战场）。对于这一举动，有后人曾评价说：“……拉姆克尽最大努力保护那些无力自保者，在这个方面，他可能比战争史上的任何要塞指挥官做得都要多。”⁽³⁹⁾其次，拉姆克理顺了布雷斯特要塞的指挥体系，他将整个防区以彭菲尔德河为界划分为两块，克罗宗和达乌拉斯半岛这一块由劳赫率领第343步兵师防守，布雷斯特城和周边地区由他自己负责。拉姆克任命莫泽尔为参谋长，同时将第2伞兵师交给克罗上校指挥。第三，防守布雷斯特及其周边地区的德军主要是第2伞兵师的伞兵2团、7团以及第266步兵师残部，但拉姆克成功地把1万余名无法履行原职责的海空军人员（计有12500人之多）组织起来，编组成多个战斗群，在他派出的伞兵军官和军士领导下投入到城防之中。这些临时拼凑的部队本不适于地面作战，但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高射炮和大炮，如陆军的第15防空团和第1161炮兵营，海军的第803、第805、第811防空营和第4陆战营等。⁽⁴⁰⁾第四，由于增加了数量不菲的防御兵力，拉姆克也利用美军暂未进攻的空档，把防线从老城堡向外扩展到以灌木篱墙为主要地貌的郊外。拉姆克确立的主防线从布雷斯特城西面的普洛扎尼（Plouzane），经北面的吉莱尔（Guilers）一直延伸到东北面的吉帕瓦；第二道防线位于布雷斯特城郊，以多个大型建筑为依托构建了一系列堡垒支撑点；进入城区后，拉姆克最大化利用四通八达的隧道，不仅把隧道用作医院、指挥所和掩体，还打算借助这些设施，把部队在城区之间相对安全地快速调动。最后，拉姆克也时刻不忘鼓舞守军士气，激励他们顽抗到底——他曾对随他一路血战的伞兵们说：“布雷斯特要塞的战士们！为忠于元首、人民和祖国，为弘扬德国战士久经考验的传统荣誉，我们将以生命捍卫布雷斯特要塞，直至最后一刻。这座重要军港落入敌手时将是一堆废墟……我希望每个伞兵都了解这道命令，从而以最大的热情履行职责。我们对这座堡垒的防御，也将像第1伞兵师在（意大利）卡西诺山时所做的那样。整个世界都在看着布雷斯特和它的捍卫者，而我们第2伞兵师就是其基石……”⁽⁴¹⁾

拉姆克积极重组部队和强化防御的同时，米德尔顿的第8军除调兵遣将和积聚大量的重炮外，并没有让德军度过多少的宁静的时日——14日当天，法国平民撤离布雷斯特的时间一过，约200架重型轰炸机就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尽情轰炸了港口、U艇设施和前法国海军学院所在地，多艘舰只被炸沉。此后6周里，美国陆军航空队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架B-17 “空中堡垒”光顾布雷斯特，造成拉姆克只能偶尔获得U艇乘着夜色运来的零星补给，空军进行的空投补给更是频告失败。8月25日下午1点左右，美军数百门重炮历时20分钟的轰击之后，150架“空中堡垒”的又一轮轰炸揭开了攻打布雷斯特的帷幕。米德尔顿计划由第29步兵师从布雷斯特西面进攻，第2和第8步兵师从东面进攻，一旦攻至城下，第2和第29步兵师将经由狭窄的城池接近地清理城中的德军。美军十余天的精心准备和大规模轰炸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美军第2步兵师的2个主攻团发起进攻后，遭到第2伞兵师工兵营和伞兵7团2营的顽强抵抗，德军的88毫米高射炮连更是炸得对手仓皇后撤，当日日终时这部分美军只前进了400至600码。美军第8步兵师的状况稍好，2个团当日推进了1200码左右，而第29步兵师的2个团苦战12个小时，前进的距离仅为600码左右。面对着死伤不菲，却进展甚微的失望一日，米德尔顿和师长们都认识到，夺取布雷斯特绝非想象中的那样易如反掌，甚至一周的时间都不足以竟全功。事实证明美军将领们的估计完全正确。26日，3个美军步兵师继续进攻，但又是令人失望的一天。冒着德军猛烈准确的炮火和机枪火力，美军总算推进到拉姆克的第一道主防线，但此后的进展只能以码来计算——26日至31日的6天里，第2步兵师推进了800码，第8和第29步兵师的进展则分别是450码和900码！第8军当年10月9日的一份报告曾感言，德军防御阵地的选位和伪装堪称完美，“德国人无疑是静态防御战的大师”。的确，拉姆克使美军为每个村庄、高地和支撑点都付出血的代价，要塞周围的每座子堡都变成了对手的噩梦。有幸存的伞兵曾在战后嘲笑美国大兵不仅胆小怯懦，也非常天真，更过于依赖物资装备上的优势。

9月2日，美军第2和第8步兵师终于夺取了几个制高点，迫使布雷斯特东面的守军放弃第一道防线，向西后撤约3000码后进入第二道防线。此后几日里，美军除继续高强度轰炸布雷斯特城以外，暂时停顿了地面攻势——第8军于9月4日正式脱离巴顿的第3集团军（巴顿所部此刻已远在几百英里外的阿尔萨斯—洛林），被划归第9集团军指挥，从而解决了之前屡遭忽视的补给和弹药短缺（尤其是大口径炮弹）问题。9月3日，拉姆克命令最后一批平民撤离布雷斯特，剩下的U艇也在当晚悄悄溜出军港，从而结束了U艇部队在这里整整4年的活动。稍后，拉姆克发现还有数千平民不愿撤出，有些还是抵抗组织成员，他们躲在角落里偷袭德军，造成了相当的杀伤和军心不稳。拉姆克试图再次接洽美军停火，但遭到拒绝。

布雷斯特是美军立志要攻陷、德军决意要坚守的一座城堡。此时，法国境内绝大多数地区的德军或已被歼和投降，或者已经撤离，唯有布雷斯特孤悬西北，吸住了多达8万人的美军，使之无法投入其他战场，或向德国推进。明知总有弹尽粮绝之日的数万守军，以令人难以理解的狂热意志寸土不让，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守军的精神支柱拉姆克，如果不是真正的纳粹死忠，至少也算是疯狂的民族主义者。拉姆克的手下平均每6人就有1个阵亡、受伤或失踪，损失不可谓不重。而美军轰炸机和大炮夜以继日地轰炸要塞和周边的子堡，摧毁着市内的一切设施，试图动摇守军的决心。英国皇家海军本土舰队的战舰突破海上防御后，也开始向要塞周边和市中心发射大口径炮弹。构成德军防线屏障的外围子堡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陷落。到9月10日，美军第2步兵师终于推进到距布雷斯特市中心2公里处，第29步兵师在城西的蒙巴莱城堡（Fort Monbarey）裹足不前，第8步兵师经过血战推进到北面城墙外，而后奉命撤出战斗，前去完成消灭克罗宗半岛德军的任务。守军虽有磐石般的意志，但终究不能抵挡无休止的轰炸和炮击，城市周边城堡的渐次陷落，预示着血腥的街头巷战即将开始，尽管市内已难以找到几座像样的建筑了。

拉姆克在布雷斯特要塞的对手、美军第8军军长米德尔顿少将（中）。图片可能摄于1944年9月，左为第9集团军指挥官辛普森（William H. Simpson）中将，右为第8步兵师师长施特罗（Donald Stroh）少将。

摄于1944年夏的西线某处，2名德军伞兵正在战斗中。

摄于1944年9月靠近布雷斯特的波哈尔斯（Bohars）附近，2名德军正在阵地上作战。

摄于1944年夏的法国某地，道路两旁都是被摧毁的德军车辆和物资装备。

布雷斯特要塞的古城墙和护城河。

摄于1944年9月，美军炮兵向布雷斯特港开炮。

摄于1944年9月中旬，从空中俯瞰几乎被夷为平地的布雷斯特外围要塞克兰鲁克斯（Keranroux）城堡。

摄于1944年9月中旬，在布雷斯特街头与德军进行巷战的美军士兵。

摄于1944年9月，与美军结束谈判后的几名德军军官返回布雷斯特要塞。

摄于1944年9月18日，布雷斯特守军当日向美军投降，正中为拉姆克的参谋长莫泽尔少将。不过拉姆克并不在布雷斯特，他带着部分伞兵赶到克罗宗半岛继续抵抗。

摄于1944年9月18日或19日，布雷斯特城破之后被俘的第2伞兵师部分官兵。

摄于1944年9月19日，这张油画体现的是拉姆克最后向美军投降的场景。当时，美军第8步兵师副师长坎汉姆（Charles D. W. Canham）准将率领士兵进入拉姆克藏身的地堡时，拉姆克见对方的军衔比自己低，便对坎汉姆说：“我准备向你投降，但要看一看你的证件。”不想，坎汉姆用手一指身后那些满身尘土的士兵说：“这些士兵就是我的证件！”这一情节后经《纽约时报》报道而广为流传，“这些士兵就是我的证件”这句话，也成为美军第8步兵师的座右铭。坎汉姆战后曾任第82空降师师长。

摄于1944年9月19日，投降后的拉姆克。

摄于1944年9月19日或20日，拉姆克在美军押送下从吉普车上跳下，大概是被送到米德尔顿将军的指挥部去。

摄于1944年10月的布雷斯特，城中仅存的几幢建筑之一变成了美军的军医院。

摄于1944年9月或10月的布雷斯特，被德军破坏得非常严重的布雷斯特港干船坞。

布雷斯特的城墙不仅高大厚实，城楼上还有安置在混凝土工事中的各口径火炮，这些对正面攻坚的美军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为避免过度伤亡，美军对城墙和城内进行了持续数日的炮击和轰炸，市区的街道到处都在燃烧，马路上的沥青也在着火，厚厚的黑烟四处漂浮，有毒的气体像幽灵一般渗进每座地堡、隧道和掩体。没日没夜的轰炸使米德尔顿相信，城内德军的士气可能已经瓦解，甚至幸存下来的人都不会太多，他觉得是召唤对手放弃抵抗的时候了——9月13日，米德尔顿派人送给拉姆克一份劝降书：“……你的官兵们作战很勇敢。整个区域内已有约16000人被俘。你部已经伤亡惨重。你已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必要条件，你们的人都被围困在一个狭小拥挤的区域内。因此，所有人都认为你和你的部队已尽到对国家的职责。因此，我要求你——以一个职业军人对另一个职业军人的方式——停止仍在进行中的挣扎。我相信，你作为一名为国效力得非常出色，也尽到个人义务的职业军人，会适当地考虑这一要求。”⁽⁴²⁾虽然弹药即将告罄，又绝无可能得到支援补充，要塞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拉姆克仍决意苦撑。后人的著作曾广泛记载拉姆克的简单回复——“将军，我不得不拒绝你的提议”，以及米德尔顿得悉后发出的“把德军撕成碎片”的长叹，但鲜为人知的是，美军并未完全放弃避免巷战的念头。美军随后又向城内撒下了大量旨在“败坏”拉姆克声誉、分化瓦解德军的传单，传单除引述米德尔顿的劝降以及拉姆克的拒绝外，还包含这样一些文字：“……据说，拉姆克将军声称要坚守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显然，他对于在骑士勋章上缀上双剑的渴求，超过了对官兵的责任感。你们还能继续听从这样一个为个人荣誉而无谓牺牲你们全体的指挥官的号令吗？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军官和士兵都有自行抉择的天赋权利……”⁽⁴³⁾不过，美军自己都承认，这种攻击和丑化拉姆克的宣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延迟了他做最终投降的决定。

千里之外的元首大本营里，当希特勒的手指在地图上一次次划过布雷斯特时，他可能没有预计到拉姆克竟能孤军坚守如此之久，或许又会为自己的老生常谈——“钢铁意志和纪律足以战胜强敌”而大声叫好。有机会的话，希特勒或许会握住拉姆克的手，就像他曾对鲁德尔或舍尔纳所说的那样不住感叹：“再多几个你这样的指挥官就好了。”为鼓励拉姆克继续坚守，最高统帅部14日发来两条电文，其一宣布晋升拉姆克为伞兵将军（资格回溯至9月1日），另一则是希特勒对拉姆克及其手下的顽强不屈表示个人的谢意。希特勒的电文中还写道：“……充分调动各级指挥官的决心和热情，用好每个能够作战的士兵，予敌以最猛烈的打击。不必再进行大的作战，只需牢牢守住，或者完全毁灭。”⁽⁴⁴⁾

久攻不下的米德尔顿决定放下“仁慈”，以喷火坦克、155毫米榴弹炮和8英寸（203毫米）巨炮猛攻布雷斯特城墙和各个据点，终于在17日取得重大突破，第2和第29步兵师在城东和城西均攻入了内城。又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18日晨8时，在硝烟和浓雾渐渐散去的清晨，彭菲尔德河西岸的德军地堡里伸出了白旗，满脸灰尘和干血的军官穿着笔挺的军服、戴着手套带队投降了。东岸的德军一直挣扎到下午2点，当所有联系都被切断、美军出现在四面八方之时，伞兵7团团长皮聪卡上校（Erich Pietzonka，9月16日获第548枚橡叶骑士勋章）向柏林发出了“我们已将职责履行到最后一刻”的电文，而后率部投降。下午3时，新晋为少将的第2伞兵师师长克罗（9月12日刚获双剑骑士勋章），以及同样晋为少将的莫泽尔都成为美军战俘。夜幕降临时，布雷斯特内外的枪炮声都渐趋平息了。

但是，克罗宗半岛依然回荡着枪炮声。9月15日夜，拉姆克带着一个半连的伞兵乘船来到克罗宗，他把指挥部和最后一道防线选在地理位置最佳的凯伦（Quelern）半岛上的城堡中，而把克罗宗的其他部分交给第343步兵师师长劳赫。18日，当劳赫率残部向美军第8步兵师投降，布雷斯特城也被完全占据时，拉姆克还在做着无谓的最后抵抗！拉姆克可谓完全满足了元首的心愿——“坚守至最后一滴血”，希特勒更在19日连续授予他第99枚双剑、第20枚钻石骑士勋章！当然，最后时刻的加官进爵无法挽救布雷斯特的命运，耀眼的钻石骑士勋章也无法照亮沉寂下来的夜空（据说，拉姆克是在英国战俘营中，从瑞士红十字会代表手中得到他的钻石骑士勋章的）。时任第8步兵师师长施特罗（Donald Stroh）少将战后曾这样写道：“……战士们继续向北推进……在步兵前方几百码处，我们的俯冲轰炸机不断地精确投弹或扫射对手，占压倒优势的炮兵也一直在轰炸德军。德军支撑点一个接一个地被攻克，到夜幕降临时，胜利的部队已经抵达最北端。来自第378战斗—轰炸机中队的那些勇敢的年轻飞行员们仍然渴望战斗，但他们却失望地得知已经没有什么目标需要轰炸了。在最北端的尖顶处有一个深达75英尺的地堡，第13步兵团1连的官兵在那里俘虏了拉姆克将军，还有他身边的第2伞兵师残余官兵。”⁽⁴⁵⁾19日晚7时，拉姆克牵着爱犬从地堡里走出来正式投降了。

历时28天的布雷斯特之战在9月20日全面结束。美军付出的代价和消耗的物资不可谓不高昂——第8军动用了8万兵力，阵亡2314人，从围城之始到最终攻克，总共只前进了8英里（约每三天1英里），使用了175.8万发轻武器弹药和21.8万发大口径炮弹。德军的代价同样惊人，第2伞兵师、第343和第266步兵师全军覆灭，9000余人伤亡（1059人丧命、8000人受伤），包括4名将军和1名海军将官在内的37888名官兵被俘。⁽⁴⁶⁾仅克罗宗半岛的弹丸之地，美军第8步兵师就击毙德军数百名，还俘虏了225名军官、895名军士和6316名士兵。⁽⁴⁷⁾米德尔顿对于令自己大失颜面的拉姆克并无成见，反而充满敬意，战后曾赞其为“两次大战中最优秀的德国将军”。法国战后对拉姆克进行审判时，米德尔顿还提供了终令后者被无罪开释的关键性证词。但是，美军从拉姆克手中夺取的是一座什么样的军港和城池？百分之百的废墟！拉姆克未及破坏的地方，也被美军自己的炸弹和炮弹所摧毁。布雷斯特港很快获得了最高优先级的重建投资，但直到1951年时，港口依然无法全面投入使用！也难怪法国人对拉姆克这个“超级破坏者”会恨之入骨。

美国《生活》周刊曾在1951年发文评论，为什么美军要以3个师的兵力、1个多月的时间猛攻孤立无援的布雷斯特要塞，还搭上了伤亡上万的代价？⁽⁴⁸⁾布莱德雷将军在其1951年出版的自传中给出了答案：“……为什么不仅仅围住布雷斯特，就像我们在洛里昂和圣纳泽尔或如蒙哥马利在英吉利海峡港口时所做的那样呢？差别在于敌军的抵抗程度。布雷斯特守军完全不同于其他港口的守军。这里有精锐的第2伞兵师，他们的指挥官拉姆克将军是一名攻击性十足的狂热战士，他才不会满足于安坐在混凝土堆上。为围死拉姆克和阻止他袭击我们的补给线，我们需要在布雷斯特这个沉闷的前沿，投入比预期多得多的部队……经艾森豪威尔批准，我下令展开了昂贵的布雷斯特包围战，这不是因为我们想夺取那个港口，而是拉姆克让我们别无选择。”⁽⁴⁹⁾布莱德雷的本意是驳斥所谓的“事后战略家”对美军高层战时决策的批评（他们认为美军应该只系紧布列塔尼半岛的颈部，剩下的所有力量都应该快速穿过诺曼底突破所形成的真空地带，继续向东推进），但无形之间凸显了拉姆克在布雷斯特的“杰出表现”。此战无疑是拉姆克军旅生涯的巅峰之战，如果没有布雷斯特的1个多月血战，他恐怕只是数千德军将官中平庸普通的一员，更无机会侧身于27名最高战功勋章得主之列。

战后岁月：“一条道走到黑的硬汉”

对拉姆克来说，他的战后岁月始于1944年9月20日。当日，米德尔顿终于见到了这位既让他尊敬、又让他颜面扫地的对手，两人通过翻译进行了一番礼貌的对话。拉姆克在1951年出版的自传《伞兵——过去与现在》（为1943年自传的姊妹篇，始于前一自传终结之处，终于从法国战俘营获释之时）中曾这样描述此节：“……米德尔顿将军对于在这种情况下见面表示遗憾，同时向我坦率地承认布雷斯特守军的勇敢，尤其是德国伞兵无可比拟的英勇善战。他感谢我给予被俘美军的良好待遇，以及对伤员进行的妥善照料。他强调说，布雷斯特守军严格遵守了海牙和日内瓦公约的有关条款。他还说，如果我战后有机会造访美国，他将很高兴邀请我作为他的客人一起去狩猎……我请求他善待那些已成为战俘的战士们，也要求到战俘营中跟他们道别。他都同意了……我们礼貌地互致祝愿后分手了。我觉得与我对话的这位将军是一个有骑士风范的、正直勇敢的人，他有意识地尽力避免羞辱我这个败军之将……”⁽⁵⁰⁾拉姆克随后在美军翻译陪同下，赶到布雷斯特以东60公里处的战俘营，向4000至5000名分开关押的军官和士兵发表最后一次讲话：“……布雷斯特之战是一场艰难的战斗。你们中有些人将来或许会质疑这场漫长无望的抵抗到底意义何在。但是，每一枚落在我们头上的炸弹，每一颗掷向我们的手榴弹，每一梭子射向我们的机枪子弹，因此都不会落在我们挚爱的祖国的土地上。作为战士，我们必须服从命令。你们现在开始了苦涩的历程，但你们尽到了军人的职责，因而可以高昂着头颅进入战俘营……此时此刻，我们想念祖国的亲人们。愿上帝护佑我们的人民和祖国，让我们以最后的‘胜利’（Sieg Heil）欢呼问候他们！”⁽⁵⁰⁾

摄于1944年11月，伦敦北郊特伦特公园的第11特别战俘营。后排左起依次为：巴黎军事总督、步兵将军肖尔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亚琛城防指挥官维尔克（Gerhard Wilck）上校，拉姆克，第64步兵师师长埃贝尔丁（Kurt Eberding）少将，勒阿弗尔要塞指挥官维尔德穆特（Hermann-Eberhard Wildermuth）上校。前排左起依次为：第6伞兵师师长海京中将，瑟堡要塞指挥官施利本（Karl-Wilhelm von Schlieben）中将，第70步兵师师长达泽尔（Wilhelm Daser）中将。

拉姆克位于石勒苏益格天主教墓地的安息之所。

本图可能是后人对拉姆克1943年佩戴橡叶骑士勋章的那张照片进行修版的结果。图中的他佩戴钻石骑士勋章，但军衔仍是1943年时的中将。

当俘虏们呼喊“胜利”的声音渐渐衰竭之时，拉姆克向忠实的伞兵官兵最后挥手告别，这时出现了令美军看守们震撼的一幕——上千人自发地齐声高喊“老爹拉姆克！老爹拉姆克！”⁽⁵¹⁾即便拉姆克乘坐的吉普车已消失在视线之外，伞兵们的呼喊声依然历久不熄。他们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敬意和爱戴，拉姆克像老父一样关心他们，带领他们像真正的战士那样顽强、体面地战斗。这一刻，历战数年而幸存的伞兵们或许想起了克里特岛的座座坟茔、北非大漠的长河落日、东线的天寒地冻，还有身后曾经雄伟矗立的布雷斯特要塞。

拉姆克于9月27日被送到伦敦北郊特伦特（Trent）公园的“第11特别战俘营”，他在这里与前第6伞兵师师长海京（Rüdiger von Heyking）同居一室，当时战俘营中最资深的是1942年11月4日被俘的前非洲军军长托马（Wilhelm Ritter von Thoma）。拉姆克在这座战俘营一直待到1945年4月10日，而后与其他几名将官从格拉斯哥飞往美国华盛顿。4月12日抵达后，拉姆克被迅速转往密苏里州州府杰克逊（Jackson）附近的克林顿（Clinton）战俘营（1943年5月在突尼斯被俘的阿尼姆上将也被拘押于此），在此处待了约一年半。

战后，以美国前财长小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之名命名的“摩根索计划”开始在德国大举实施，意在彻底铲除德国的工业能力和再次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这项计划当然在德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也遭到美国国内部分政客的反对。1945年12月4日，代表密西西比州的联邦参议员伊斯特兰（James O. Eastland）在国会发表演讲时，谴责该计划是“残忍的虐待狂计划”，战时曾任美国新闻检查局局长的名人普赖斯（Byron Price）也建议杜鲁门总统改变继续惩罚和压制德国的政策。战俘营中的拉姆克读到相关报道后，深感“摩根索计划”不仅在德国为祸，就是在他们的战俘营中也被广泛滥用。为向美方争取应得的尊重、人权和待遇，拉姆克在1945年圣诞节这天给普赖斯写了封长信，信中援引了普赖斯的那些“停止惩罚德国、保护西方文明免于毁灭”的“高尚动机”和一大堆动听说辞，还详细列举了战俘们在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是如何被剥夺了接发信件的权利、食物如何不足、普通军人如何被毁誉等。⁽⁵²⁾拉姆克的信写得不可谓不好，但谁能把信发出去呢？美军一旦发现有这样一封控诉信，一定会严加惩罚。

拉姆克曾在战后的自传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过他如何利用圣诞至新年前的几天仔细观察美军的换岗规律，如何勘察可能逃出去的最佳路径，如何利用雨雪交加的漆黑夜晚，在莫泽尔（就是他在布雷斯特要塞的参谋长）等可靠狱友的帮助下剪开铁栏杆和铁丝网，一言以蔽之，拉姆克在1946年新年这天的早点名时假装生病，而后换上便装，从下水道里奇迹般爬出了战俘营。他的目标是到14公里外的杰克逊买张邮票把信发出去。走了一大段路程后，拉姆克搭上了顺风车，结果到杰克逊后却发现圣诞节这天邮局关门了。情急之下，他假装听力有障碍，口齿不清地求人指路，最后在一家药房里如愿。拉姆克寄完信后，不慌不忙地在城里逗留了一阵子，之后循原路返回，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晚点名前溜回了营地！至于这封信寄出后起到了什么作用虽不得而知，但没多久战俘营就知道了拉姆克写信告状一事，他也很快被转移到位于谢尔比（Shelby）的另一营地单独关押。

1946年4月，拉姆克被送回英国的“第11特别战俘营”。此时这里关押着大约180名德军将领。大约一个月后，拉姆克与几名前伞兵将领被带回德国的吕讷堡监狱，他们将为施图登特出庭作证——此时，施图登特正作为克里特岛之战中的罪犯在此受审。1946年12月，拉姆克被移交给法国，作为布雷斯特“屠杀和毁灭”的始作俑者，他早已是法国政府最想捉拿的战犯之一。

因被视为“布雷斯特屠夫”，拉姆克在法国受尽羞辱和折磨。但几年下来，法方一直未对其进行正式审判。1951年初，拉姆克再次演绎出惊人之举，他利用假释的机会成功逃回了西德！拉姆克向新闻媒体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强加给他的所有罪行都是辜妄之词，他之所以逃跑，唯一的原因就是想借此暴露法国司法系统的重大缺陷，以帮助那些已被长期拘押、却从未给予公正审判的战俘。拉姆克的指控引起了西德内外的轩然大波，也吸引了议会的注意力。拉姆克逃回西德的举动已足够惊人，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他又自愿返回法国，等候尴尬被动的法国政府即将给予他的审判。1951年3月21日，巴黎的一家军事法庭判处拉姆克五年苦役，罪名包括“组织或允许故意谋杀法国平民；报复性屠杀法国平民；劫掠私人财产；故意焚毁民宅和建筑物；实施酷刑折磨；强迫法国平民从事非法的战争工作”。拉姆克对这些指控加以逐条反驳，坚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行。米德尔顿将军提供了相关证词，证明拉姆克和他的部队没有任何战争暴行或使用过非法作战手段，想必也在审判中起到过很大的作用。

拉姆克被判五年苦役的消息传到西德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西德国会的党派首脑向阿登纳施压，要求政府公布手头掌握的证据，揭露“法国游击队对德国人犯下的罪行，以及1944至1946年间法军军官在法占区对战俘和手无寸铁的德国人所犯下的罪行”。⁽⁵³⁾时任西德司法部长德勒（Thomas Dehler）发表声明称：“这一判决对我个人来说既痛苦又失望。”5月末，总理阿登纳本人亲自向法国外交部部长索要有关拉姆克一案的详细资料。法国政府一时陷入了巨大的外交和舆论压力，加上拉姆克拒不认罪，只好以拉姆克已被拘押数年为由，将他关押3个月后释放。1951年6月23日，拉姆克重获自由。他回到家乡石勒苏益格的那天，约有1万人赶到火车站迎接，给他以“英雄”般的欢呼。6月26日，阿登纳接见了拉姆克，这不仅是政府对这位前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的抚慰，也昭示着西德在处理战俘一事上有了新的开始。阿登纳向拉姆克谈及战俘们的命运以及将之解救出来的决心，还特别提到美国人提供的证词——拉姆克和伞兵们在布雷斯特不仅作战勇敢，而且行事公正。⁽⁵⁴⁾

对阿登纳来说，会见、抚慰并恰当地赞扬拉姆克这位“英雄”，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考虑。在当时的西德，除了那些骨子里就为军事所吸引的人，以及生活完全取决于重整军备的前职业军人外，鲜有人愿去捍卫所谓的德军的传统荣誉。重整军备的大争论正在城乡各处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自1949年起，各种老兵组织在西德大量涌现，其社会影响力已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在所有老兵协会或类似组织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1949年起即有20万人之众的伞兵老兵协会。⁽⁵⁵⁾该协会在几乎每个重要城市都有分支，人称“绿色魔鬼”，而伞兵们的首脑就是拉姆克，他当然是任何政党和政客都无法忽视的人物。

1951年7月28日至29日，伞兵们在不伦瑞克举行聚会，当时约有4000到6000名老兵及其家属参加。归国不久的拉姆克出现在会场时，兴奋的伞兵们把“老爹”抬在肩头，送上了主席台。拉姆克的演讲是此番聚会的高潮，他以再度抨击法国司法制度为开端，迅速切入主题——他呼吁在一体化的欧洲中谋求德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等地位，为此德国必须寻求一种有意义的防御理念，停止一切针对老兵的妖魔化行动。他高呼释放“所谓的战犯”以及仍被押在施潘道（Spandau）监狱里的纳粹高官，以德国自己的司法，自主地审判真正的战犯。他向伞兵们高呼，“尽管战后的德国就像一座巨大的集中营，但我们伞兵仍愿意为整个西方而战”。最后，他坦承自己并不了解政治游戏的规则，因而伞兵们的同志之谊必须高于任何党派政治。⁽⁵⁶⁾拉姆克的演说获得了热烈回应，但也有些老兵意识到，他们的老将军仍处于战俘营痛苦经历的恢复之中，也极可能被怀有政治目的的人所利用和操纵。法国占领军当局对此次聚会曾做过评估：“伞兵活动的未来走向，现取决于拉姆克将军准备朝哪个方向走。”

法国政府对于拉姆克出现在政治舞台，而且肆无忌惮地批评法国和鼓吹西德重整军备，自然会大光其火，特别是后者在1951年9月的一次演说中为贝当辩护，更是遭到法方的切齿痛恨（注：贝当元帅在二战期间奉行投降主义与合作主义，战后曾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后特赦为无期徒刑，被囚于大西洋比斯开湾中的耶岛，1951年7月31日死于此处）。拉姆克在演说中曾这样说道：“……我们德国军人要向法国元帅贝当深鞠一躬。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会在他面前放下佩剑；今天，我们必须满足于默默地向他敬礼。”⁽⁵⁷⁾拉姆克的说辞无疑极大地伤害了法国人的感情，因而遭到法国朝野上下的一致批评和声讨，有新闻媒体称，他的声音就像一只大苍蝇那样令人作呕。

拉姆克的大嘴巴惹恼的不仅是法国人，很快他又令英国人、美国人甚至那些曾经“待见”他的西德政客们大为头痛。1952年10月26日，党卫军老兵在费尔登（Verden）举行聚会，作为组织者之一的吉勒（第12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邀请拉姆克代表伞兵做简短致辞——吉勒深知拉姆克口无遮拦且具有煽动性，也事先提醒党卫军老兵不要轻易受到拉姆克的挑动，但拉姆克的演讲还是将聚会变成了一场政治灾难。吉勒邀请拉姆克时，只请他转达伞兵组织的问候，但后者自作主张地整整讲了25分钟，期间，面色尴尬的吉勒和施泰纳几次递条子请他结束发言，但都被兴致高昂的拉姆克所无视。拉姆克演讲的核心内容就是“真正的战争罪犯是原子弹制造者和那些毫无缘由毁灭城市之人。”⁽⁵⁸⁾他还说“党卫队的成员们应该为自己出现在犯罪组织黑名单上感到自豪——终有一天，这个名单会成为一张荣誉榜”。⁽⁵⁸⁾演讲结束后，有人问他是否觉得自己的言论完全令人无法接受时，拉姆克神色凝重地说道：“我能承担后果。毕竟，我不属于你们这个群体。”⁽⁵⁸⁾

对于拉姆克的厥词，英、美、法各国的反应异常尖锐，他们都觉得“这个典型的纳粹将军”就像一尊失控的大炮一样四处开火。两天后阿登纳在内阁会议上指出，拉姆克的言辞“在政治上极具破坏力”，他请自己的军事顾问布兰克（Theodor Blank）设法让拉姆克知道，“他的评论与他那些仍被西方强权羁押的战友们的利益背道而驰。”⁽⁵⁹⁾阿登纳所做的还不止于此，为挽回恶劣影响，他在致信美国占领军最高长官时曾说，拉姆克的言辞“完全不负责任”，在向新闻界讲话时，他再次表示自己对“那位将军的愚蠢感到不快——政府为了把他从法国弄回来可谓倾尽全力”。阿登纳看来真是恼火透顶，他甚至请司法部长德勒了解“有无可能对拉姆克采取法律措施”。⁽⁵⁹⁾其他政府官员也在不同的场合抨击拉姆克不负责任的言行，称他在任何辩论中都不会受到严肃的对待。另外，拉姆克的这次不当演讲和一贯秉持的立场，也使他受到一些老兵协会的冷遇和厌弃。1954年3月，布兰克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直言：“拉姆克和李梅尔（Otto Ernst Remer，在刺杀希特勒事件中，李梅尔领导的元首卫队营曾扑灭了柏林政变）这样的人不会回来了。德国人民根本不想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们这一类纳粹将军。”

拉姆克在战后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现，可能并不会让曾经审讯过他的英美军官们感到特别惊讶——拉姆克在1944年9月末被俘之初，审讯他的美军军官就得出了他实在是“一个傲慢自负的纳粹”的结论，因为他是“一个坚定地相信希特勒的人，政治倾向上支持纳粹党”。拉姆克曾说自己坚信“德国是一个被其他国家不公正地误解了的、既干净又无辜的国家……战后的德国将在10年至30年里再度崛起”。他还曾挑衅般地声称，回家后会让自己的五个儿子“准备帮助德国再度复兴和重获自由”（拉姆克共育有五子二女，其妻为一退役中将之女）。在特伦特公园战俘营审讯过拉姆克的英军军官们，也对他留有“非常可鄙的印象”，英国人甚至称：“……如果有一个清单列出了一些战后必须严加防范、特别危险的人物，那么拉姆克将军应该有资格成为第一批登上清单的人。”⁽⁶⁰⁾拉姆克虽在军事职业上无可挑剔，但在政治立场上却是纳粹政权的真正支持者，据信他也从与纳粹最高层的联系中获得过经济收益——1943年，拉姆克出版自传之后，据说戈培尔曾命令每个德国城镇都要至少购买一本，而这部书的发行量据说高达40万，拉姆克从每本书中可以提取2个帝国马克的收入。⁽⁶⁰⁾拉姆克在1951年出版的另一自传中，尽情地宣扬他的反英美、反西方情结，猛烈抨击西方对“德国军人的羞辱和对全体德国人的毁誉”。他在1951年夏登上政治舞台后的一系列言论，虽显得与时局和国民心态格格不入，但与他自己在自传中表达的思想倒也一脉相承。

1954年以后，拉姆克淡出了政治舞台，像许多曾活跃一时的前将领一样，也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拉姆克在建材行业工作过若干年，默默地品味着安静的晚年生活。1968年7月5日，79岁的拉姆克去世于石勒苏益格的卡佩尔恩（Kappeln），身后被葬在附近的公墓里。对于这个战争期间强悍无比、政治上也甘愿一条道走到黑的硬汉，后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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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eneral Sir John Hackett. Colonel-General Kurt Student. In：Correlli Barnett（ed）. Hitler's generals. New York，NY：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Ltd，1989. p.463-479. 引语见第463、464、474页。

(2)Willi Kammann. Der Weg der 2. Fallschirmjäger-Division. Munchen，Germany：Schild-Verlag，1972. p.99-100.

(3)Gü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 Ltd，1994. p.246；Günther Fraschka. …mit Schwertern und Brillanten. Rastatt，Baden：Erich Pabel Verlag，1970.p.120.

(4)Schiffsjungen 这个德文词对应的英文是“Ship's boy”或“Cabin boy”，这里的译法“志愿水手”是参考了指文图书出版的《德国海军的崛起》一书第48页的用法。参见：劳伦斯·桑德豪斯著，NAVAL＋译。《德国海军的崛起：走向海上霸权》。北京：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3年1月，第48页。

(5)Peter Stockert. 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41-1945. Selent：Pour le Merite，2010. p.116.

(6)General der Fallschimtruppe Hermann-Bernhard Ramcke（Luftwaffe）. 参见：http://www.powcamp.fsnet.co.uk. 这个网站给出了非常详细的拉姆克早年经历。

(7)关于拉姆克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的时间，参见：Peter Stockert. 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41-1945. p.116.

(8)虽几经努力，笔者也未能获得拉姆克1943年出版的自传“Vom Schiffsjungen zum Fallschirmjäger-General. Berlin，Verlag Die Wehrmacht，1943.”此处的引语来自于网站http://www.powcamp.fsnet.co.uk.

(9)Peter Kilduff. Red Baron：The life and death of an ace. Cincinnati，OH：David & Charles，2007. p. 89.

(10)Chris Mason. Falling from grace：The German Airborne in World War II. Quantico，VA：Unites States Marine Corps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2001. p.14.

(11)Franz Kurowski. Jump into hell：German Paratroopers in Wold War II. 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10. p.53.

(12)Chris Ellis. 7th Flieger Division：Student's Fallschirmjäger elite. Hersham，UK：Ian Allen Publishing，2002. p.35.

(13)D.M. Davin. Official historyof New Zeal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Crete’. Nashville，TN：The Battery Press，Inc.，1953. p.484.

(14)Maria A. Biank. The Battle of Crete：Hitler's airborne gamble. Fort Leavenworth，KS：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2003. p.52.

(15)詹姆斯·沃克尔著，徐林等编译。《经典空降战》。北京：京华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第264页。

(16)Samuel W. Mitcham. The rise of Wehrmacht：the German armed forces and World War II. West Port，CT：Praeger，2008. p. 413-418.

(17)Franz Kurowski. Jump into hell：German Paratroopers in Wold War II. p.119-120.

(18)Franz Kurowski. Jump into hell：German Paratroopers in Wold War II. p.157-158.

(19)James Lucas. Storming Eagles：German Airborne Forces in World War II. London，UK：Arms and Armor Press，1988. p.58.

(20)Franz Kurowski. Jump into hell：German Paratroopers in Wold War II. p.165.

(21)Werner Held & Ernst Obermaier. The Luftwaffe in the North Africa Campaign，1941-1943. West Chester，PA：Schiffer Publishing Ltd，1992. p.179.

(22)Edgar Alcidi. Fallschirmjäger Brigade Ramcke in North Africa，1942-1943. Atglen，PA：Schiffer Publishing Ltd，2009. p.13-14. 笔者查阅了美军1943年出版的一份德国军力手册，上面列出了拉姆克伞兵旅的兵力构成和重武器数量，虽然没有指出番号和指挥官，但基本与Edgar Alcidi的列举吻合。关于拉姆克伞兵旅的兵力一直没有普遍认同的数字，多数著作笼统地称该旅只有2000人左右，Alcidi 在其著作中称：“截至目前（2009年），仍没有关于拉姆克伞兵旅兵力的精确数字——这个数字在3600人到4600人之间波动。”（第13页）

(23)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275页。

(24)Edgar Alcidi. Fallschirmjäger Brigade Ramcke in North Africa，1942-1943. p.77；Franz Kurowski. Jump into hell：German Paratroopers in Wold War II. p.217.

(25)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289页。

(26)H.A. Kacoben & J. Rohwer. Decisive Battles of World War II：The German view. New York，NY：G.P. Putnam's Sons，1965. pp. 185-213.

(27)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309页。

(28)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314-315页。

(29)Samuel W. Mitcham. Rommel's desert war：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Afrika Korps. Mechanicsburg，PA：Stackpole Books，2007. p.178.

(30)Hans von Luck. Panzer commander：The memoirs of Colonel Hans von Luck. New York，NY：Dell Publishing，1989. p.119.

(31)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325页。

(32)B.H. Liddell-Hart（ed.）The Rommel Papers. London，UK：Hamlyn，1984. p.343-344.

(33)Samuel W. Mitcham. Rommel's desert war：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Afrika Korps. p.179.

(34)Samuel W. Mitcham. German Order of Battle：291st-999th infantry divisions，named infantry divisions，and special divisions in WWII. West Chester，PA：Stackpole Books，2007. p.282-287.

(35)Franz Kurowski. Jump into hell：German Paratroopers in Wold War II. p.260.

(36)Franz Kurowski. Jump into hell：German Paratroopers in Wold War II. p.276；关于拉姆克是因病离开东线的说法，见：General der Fallschirmptruppe Hermann-Bernhard Ramcke. http://www.powcamp.fsnet.co.uk.

(37)R.W. Grow. An epic of Brittany. Military Review，1947，26（11）：3-9. 引语见第7页。

(38)Martin Blumenson. U.S. Army in World War II，Breakout and Pursuit. 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artment of the Army，1961. p.386.

(39)Franz Kurowski. Jump into hell：German Paratroopers in Wold War II. p.316.

(40)Wade Hampton. A proposed doctrine for the attack of a built-up area by a road division. Fort Leavenworth，KS：U.S.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1966. p.26-27.

(41)Hans-Martin Stimpel. Die deutsche Fallschirmtruppe 1936-1945：Innenansichten von Führung und Truppe：mentalitätsgeschichtliche Studie. Hamburg：Mittler & Sohn，2009. p.254.

(42)Jonathan Gawne. Americans in Britanny 1944：Battle of Brest. Histoire et Collections，2002. p.75.

(43)Martin F. Herz. Psychological warfare against surrounded troop units. Military Review，1950,30（5）：3-9. 引语见第6页。

(44)Richard Hargreaves. The Germans in Brittany. 参见http://forum.axishistory.com/viewtopic.php?t=133171.

(45)D.A. Stroh. Operation on the Crozon Peninsula. Military Review，1946,25（10）：3-8.引语见第8页。

(46)Wade Hampton. A proposed doctrine for the attack of a built-up area by a road division，p.44；另可参见：Conquer. The story of Ninth Army 1943-1945. Washington，D.C.：Infantry Journal Press，1947. p.35.

(47)D.A. Stroh. Operation on the Crozon Peninsula. Military Review，1946,25（10）：3-8. 数字见第8页。

(48)Bill Mauldin. The personal story of General Bradley：“The War America Fought.”Part II. LIFE Magazine. April 16，1951. p. 105.

(49)Omar N. Bradley & A.J. Liebling. A soldier's story. New York，NY：Random House，1999. p.367.

(50)Hermann-Bernhard Ramcke. Fallschirmjäger- damals und danach. Frankfurt am Main：Lorch Verlag，1951. 笔者未能拥有这部自传的原版书，正文中的引语转引自：Johannes Ramund de Balliel-Lawrora. The Myriad Chornicles. Xlibris Corporation，2010. p.53-54. 该书第7章基本上节译了拉姆克自传中关于战俘营的经历。

(51)Gü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PA：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2004. p. 253.

(52)拉姆克写给普赖斯的信件，可参见：http://www.kilroywashere.org/004-Pages/JAN-Area/04-D-JAN-POW-Ramcke.html.

(53)F. Roy Willis. France，Germany，and the new Europe，1945-1967. Oxford，U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149.

(54)Gü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245-246.

(55)F. Roy Willis. France，Germany，and the new Europe，1945-1967. p.149.

(56)Alaric Searle. 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 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2003. p.164.

(57)F. Roy Willis. France，Germany，and the new Europe，1945-1967. p.149-150.

(58)Alaric Searle. Wehrmacht generals，West German society，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1949-1959. p.168-169.

(59)Norbert Frei. 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The politics of amnesty and integration.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p.383.

(60)Derek R. Mallett. Prisoner of War—Cold War Allies：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hips with Wehrmacht generals. Doctoral disser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2009. p.184-185.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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