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S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辉煌与邪恶的海上猎手”：沃尔夫冈·吕特上校

早年岁月：从受训到加入U艇部队

初露锋芒：U-27与U-38

独当一面：“铁十字艇”U-9

海上之王：U-138与U-43

碧海孤狼：印度洋杀手

钻石骑士与意外身亡

第二章　“东线猛虎”：瓦尔特·诺沃特尼少校

早年岁月：潜力无限的战斗机飞行员

雏凤初啼：心有余悸的首胜

超级明星：疯狂取胜的1943年

帝国精英：第8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

Me-262特战大队与诺沃特尼之死

“战争英雄”抑或“纳粹走狗”

第三章　“装甲舒尔茨”：阿德尔贝特·舒尔茨少将

早年岁月：从警官到装甲兵上尉

隆美尔的装甲矛头：法国战役中的骑士勋章得主

骤雨初歇：东线的第一个寒冬

步履蹒跚：从斯拉夫扬斯克到库尔斯克

战星陨落：“独一无二的装甲兵舒尔茨”

第四章　“斯图卡上校”：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上校

早年岁月：“只喝牛奶的怪鸟”

咸鱼翻身：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

凄厉的死神：东线坦克克星

命运之神总是眷顾他

金橡叶骑士的最后挣扎

战后岁月：争议不断的终极战神

第五章　“传奇中的传奇”：海津特·施特拉赫维茨中将

早年岁月：“最后的骑兵”·大地主·装甲兵军官

没有坦克的“装甲伯爵”：波兰与法国战役

惊人之举应接不暇：从基辅、罗斯托夫到斯大林格勒

装甲铁拳：“大德意志”装甲团团长

“施特拉赫维茨作战”：从纳尔瓦到里加

战后岁月：被遗忘的反纳粹战士？

第六章　“蒙尘的武士”：赫伯特·奥托·吉勒武装党卫军将军

早年岁月：从地产检查员到武装党卫军炮兵团团长

扑向遥远的高加索：东线头18个月

挣脱囚笼：从顿涅茨河到第聂伯河

防御中坚：“科韦利雄狮”三战华沙

三次布达佩斯救援战和最后的崩溃

战后岁月：在罪恶的阴影中长久蒙羞

第七章　“Der Mensch”：汉斯—瓦伦丁·胡贝上将

早年岁月：身残志坚的独臂军官

磨刀霍霍：从步兵师师长到装甲师师长

刀光剑影：杜布诺—乌曼—基辅—罗斯托夫

兵临城下：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出色的德军将领

西西里岛大撤退：“德军的敦刻尔克”

“胡贝口袋”：冲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包围圈

注释与参考书目

沃尔夫冈·吕特（Wolfgang Lüth）上校

瓦尔特·诺沃特尼（Walter Nowotny）少校

阿德尔贝特·舒尔茨（Adelbert Schulz）少将

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Hans-Ulrich Rudel）上校

海津特·施特拉赫维茨（Hyaz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Zauche und Camminetz）中将

赫伯特·奥托·吉勒（Herbert Otto Gille）武装党卫军将军

汉斯—瓦伦丁·胡贝（Hans-Valentin Hube）上将

帝国骑士

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

第Ⅱ卷

汪冰　著

alt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第2卷／汪冰著．—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107-0649-3

Ⅰ．①帝…　Ⅱ．①汪…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人－列传－德国　Ⅳ．①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6422号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第2卷

作者：汪冰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6开

印张：26.5

字数：300千字

版本：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649-3

定价：59.80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序

为荣誉而战！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这是骑士恪守的信条。“骑士”这一称号本身就是一个荣誉，获得这样的称号并不容易。因为其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还有自身具备的优秀品质，这就是骑士精神。骑士精神信奉的是一种信仰，倡导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绝对服从、国家至上。一名候补骑士想要成为正式的骑士，需要经过很多严格的考验，那不仅仅是需要高明的骑术，还需要有杰出的统率力、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显赫的战绩，最重要的还有骑士精神必备的“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公正”这八种美德。

在中古时代，国王会设立骑士勋位组织，组织中的高阶骑士必须发誓对国王与战友效忠。成为骑士勋位一员可享有极大的名望，也因此成为国家的重要人物。百年战争期间，英国的爱德华三世成立嘉德勋位，并一直留存至今。这个等级是由英国25个最高等级的骑士所组成，他们必须保证对国王的忠心并在战争中全力以赴以取得胜利。德国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普鲁士往昔的荣光，日耳曼人永不磨灭的尚武军魂，再加上希特勒及追随者们的日耳曼尼亚复兴之梦，这都驱使着这位第三帝国元首决心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条顿骑士团，颁发骑士勋章则成为了他给那些忠诚、勇敢的军人们的最好奖赏。汪冰先生为我们讲述的这27位纳粹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顺理成章的便成为了至高无上的骑士勋位的主人，成为了希特勒身边最信任的军人。“沙漠之狐”隆美尔、“防守大师”莫德尔、“非洲之星”马尔赛尤、“坦克杀手”鲁德尔、“暗夜幽灵”施瑙费尔、“坦克伯爵”施特拉维茨……在整个“二战”期间，从嗜血的东线到惨烈的英伦空战，从灼热的北非大漠到浩瀚的大西洋，均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他们战功赫赫，已成为了军史爱好者心中的英雄，永远的战神！这恰恰就是普鲁士从骑士团时代继承下来的军队精神，在普鲁士发展壮大的同时成为普鲁士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成为以旧普鲁士军官和容克贵族为主的德国国防军军官们的优秀品质。正是这些人让整个欧罗巴乃至整个世界战栗，甚至令英国首相丘吉尔喊出了“普鲁士是万恶之源”的感叹！这些具有骑士精神的军事指挥官，勇敢而不失光明磊落，他们信仰着自己的剑，守护着自己的国家，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甚至于在德意志民族存亡的关头，一些人多次谋划刺杀希特勒的壮举，相信这也是骑士精神的表现形式吧。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初稿大概是在三年前，一个做出版的好友发给我让我帮忙进行策划，当时书名为《撒旦的武士》。去年底，远在美国的汪冰先生通过朋友联系到我，让我提出意见并作序，我无法婉拒，欣然应允，因为三年间同一本书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我，我相信这就是我与此书的缘分啊！当年的初稿字数大概在60万左右，经过三年时间的资料收集和文字润色，目前竟已达到百万字之巨，不论作为同好还是作为兄长，汪冰先生的严谨文风着实让我敬佩！作者在与我交流过程中流露出的诚实、公正和谦卑，让我找到了其为何能潜心研究十余载，参阅150余部国内外专著和资料，成功推出了《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也是骑士精神的美德。

汪冰先生秉承骑士精神著述的《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这套书共分四卷，试图以百万文字和1500余幅历史图片，相对客观真实地展现“二战”德国27位最高战功勋章得主的传奇人生和战时经历。在“二战”时德国动员的1500万军人中，只有27人获得了象征军人最高荣誉的“钻石双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正是因为勋阶如此崇高的勋章可以不受军阶限制而颁受给任何阶级的士兵，因此获颁者受到格外尊敬和特别礼遇，成为了现今“二战”历史研究专家和爱好者们备受推崇的英雄。这套书是汪冰先生关于“二战”将帅传记研究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其关注的焦点是这些勇敢军人的战时经历、作战技能、指挥艺术、自我牺牲和个人信念，也对他们的痛苦、失落、错误、残忍乃至邪恶的一面作了详细的史实描述，是深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巨大灾难的起源与发展的论据型篇章，也将成为广大“二战”历史研究专家和爱好者们值得收藏的工具书，确属佳品！

钻石骑士恒久远，英雄传奇永流传！

随历史尘埃远去的是永载史册的伟大战役和战场上厮杀的勇士，而不灭的只有骑士精神！让我们穿越汪冰先生的文字，透过帝国残阳的落日余晖，一同去感受这27颗耀眼将星的传奇一生吧！

《较量》杂志总编，《号角》杂志联合创始人

于2013年春节

前　言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这套四卷本著作关注的对象是“二战”中获得过德国最高军事荣誉的27位军人。在德国前后动员的1500万军人中，只有他们获得了“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德文Ritterkreuz des Eisernen Kreuzes mit Eichenlaub, Schwertern und Brillanten，英文Knight's Cross of the Iron Cross with Oak Leaves, Swords and Diamonds，简称钻石骑士勋章）。全套书中虽频繁地提及这种勋章及铁十字勋章系列中的其他级别，但勋章勋饰本身并非主题，因而这里有必要对骑士和铁十字勋章的简史做一浮光掠影式的介绍。

当人们看到“骑士”这个字眼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或许就是“坐着高头大马、身穿闪亮铠甲、手持长矛利剑、冲锋锐不可当”的中世纪武士。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们勤练马上作战的攻防艺术，对自己的身心和言辞表达施以绝对的控制；他们严守纪律，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主人”，包括宗教上的主人——上帝，世俗中的主人——君王、大贵族或领主，以及情感上的主人——心仪的女性；他们具备所谓的“骑士风范”，不仅同情弱者，更要公正、平等地对待敌我双方的所有骑士。作为一种历史人物和封建社会的一个阶层，“骑士”们留给后世的印象似乎是“勇敢、忠诚、荣誉、谦恭有礼”等品德的化身，即便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的血腥暴力也被演绎出一层“荣耀”的传奇色彩。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以闪击波兰的侵略战争拉开了“二战”的帷幕。就在当日，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法令，重新设立发轫于1813年的铁十字勋章系列，包括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大十字”勋章（Grand Cross of the Iron Cross），并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级别——“骑士铁十字勋章”（简称骑士勋章）。希特勒在法令中声称：“我已得出结论，是该召唤和武装德国人民抵御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了，为此我将为德意志的男儿们重新设立铁十字勋章，就像我们在以往的历次保家卫国之战中所做的那样……”当希特勒说出这番冠冕堂皇的“保家卫国”之辞时，他或许想到了1813至1815年以推翻拿破仑法国统治为目标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或许还会溯及到公元9年的日耳曼部落联盟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被称为“德意志解放者”的这位古代骑士，在条顿堡森林全歼了2万余罗马帝国军队，成功挡住了罗马帝国向北欧的扩张，阿米尼乌斯和条顿堡森林之战经过漫长的岁月也成为19世纪下半叶泛日耳曼主义神话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希特勒把“骑士”这个字眼嵌入作为国家象征的“铁十字”之前时，或许他脑海中出现了“条顿骑士团”那些中世纪骑士的身影——手持利剑强制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以武力和杀伐在波罗的海地区疯狂扩张。在希特勒眼中，他的“骑士”或许就是神秘的条顿森林中走出的东征十字军，因为这个形象与纳粹政权的战争心态颇为吻合——第三帝国不仅要征服他国，更要通过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圣战”来“清洁欧洲”。无论如何，当第三帝国元首在这天设立骑士铁十字勋章时，他无疑期待日耳曼战士们在铁十字大旗的召唤下，以骑士的勇敢、忠实和无条件服从，投入到他所声称的“保家卫国”之战中。凯旋之日，他将以高规格的骑士勋章犒赏武士们。

尽管骑士勋章之上尚有极难获得的“大十字”勋章，但它还是被视为德军事实上的最高军事荣誉。“大十字”勋章自1813年创立到1918年为止一共仅颁发过19枚（1813—1815年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期间5枚，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9枚，1914—1918年的“一战”期间5枚），获勋者不是皇帝、亲王和显贵，就是赢得过重大战役或战术胜利的元帅或兵种将军级高级将领，普通军官和士卒完全无缘染指。为弥补一级铁十字和“大十字”勋章之间的明显缺口，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诸邦国均曾在“一战”中设立了介于两者之间的高规格勋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俗称的“蓝色马克斯”（Pour le Mérite）的功勋勋章（仅授予军官），以及“金质军事荣誉十字”（Goldenes Militär-Verdienstkreuz）勋章（授予军士和士兵）。随着德皇在1918年11月的逊位和普鲁士王国的终结，这两种勋章也终结了其历史使命，结果造成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体系中曾经存在的缺口依然如故。希特勒创设的骑士勋章据信就是填缺之作，无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卒均有资格以战场表现获勋。

战后曾有“‘二战’德军勋章泛滥成灾、一钱不值”的说法，这或许适用于较低级别的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6年间德军颁发了超过450万枚的二级铁十字勋章，这还不包括约45万个二级铁十字勋饰（在“一战”中已获二级或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军人，在“二战”中再有资格获得同级勋章时将被授予相应的勋饰）；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发放了30万枚以上（同级勋饰的发放量在15万枚以上）。虽然不同的资料来源有不同的数字，但估计至少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官兵获得过最低两等的铁十字勋章。但是，“泛滥”一说并不适用于骑士勋章这一级别——自戈林1939年9月获得首枚骑士勋章以来（他在1940年7月19日还获得了“二战”德国唯一的“大十字”勋章），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共颁发了7361枚骑士勋章（含授予外国人的43枚）。获颁骑士勋章的先决条件是已获得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一般而言，军人在战场上有一次超过职责要求的勇敢行为即可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有3到5次的勇敢表现就足以得到一枚一度相当难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而欲获骑士勋章，候选者必须在面临对手时反复地表现出勇敢无畏——至于需要“反复”多少次才能证明自己，虽无明确规定，但指望战场上的“灵光一现”并不现实——比如一名普通步兵凭借某日突然击毁数辆敌军坦克的战功，虽能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但并不能确保他获颁骑士勋章。如果说陆军的骑士勋章标准只是相对笼统的“战场勇敢或卓越指挥”，那么海军和空军的标准则更为明确。海军（尤其是U艇部队）一般以击沉敌军舰船的吨位数计算，通常10万吨击沉战果足以为U艇艇长带来一枚骑士勋章（地中海战场因作战难度甚高，其战果按双倍计算，击沉敌方军舰另有加分），但这个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放宽，当然也有U-47艇艇长普里恩这种凭借惊人一击而获得骑士勋章的例外。德国空军颁发骑士勋章的标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1940年的法国战役和不列颠空战期间，取得20架左右击坠战果的飞行员有资格获颁骑士勋章，如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1940年5月29日获得骑士勋章时的战绩就是20次击坠，第2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加兰德在1940年7月29日以17次击坠的战果也获得了骑士勋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飞行员们摘取骑士勋章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东线飞行员在战争中后期需要45至50次击坠才有可能获颁骑士勋章，最后阶段甚至还出现了100次击坠才能确保骑士勋章的情况。空军高层也意识到西线飞行员在对垒英美盟军战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编队）时面临着比东线空战更多的困难，为提振西线飞行员的士气并提高作战绩效，德军1943年在西线引入了“积分制”（击坠一架单引擎战斗机、双引擎轰炸机和四引擎轰炸机时分别获得1分、2分和3分，通过击伤轰炸机将它从敌机编队中隔离出来也有积分）。根据有关资料的数字，西线飞行员获得40点积分后有资格获得骑士勋章。值得指出的是，德军的“击坠战果”和“积分”是两类不同的统计数字，确认击坠战果依然要经过一套复杂严格的审核确认程序，“积分”更多地被用于西线飞行员的晋升和授勋等目的。

无独有偶，苏联的最高军事荣誉获得者们——“苏联英雄”所佩戴的“金星勋章”（Gold Star Medal）也是在“二战”前夕（1939年8月1日）创设的。这种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标志着获勋者对苏联做出了最高程度的贡献，一个衔级最低的列兵只要佩戴了“金星勋章”，即便大将和元帅都会肃然起敬并体面地对待他。研究军事勋章勋饰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二战”主要交战国的最高军事荣誉——苏联的“金星勋章”、德国的“骑士勋章”、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及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等大体上是可以类比的。就“苏联英雄”佩戴的“金星勋章”而言，元帅和将军们可凭一场重要的战役胜利获得这一奖赏，校官和下级军官们也能以所部的显著成功戴上“金星勋章”，在近战或徒手搏斗中表现出最大勇气和牺牲精神的普通士兵也能加入“苏联英雄”的行列。唯一具有相对明确标准的是苏联红军的空军，斯大林曾在1941年8月19日发布命令，获得“金星勋章”的最低要求应以执行飞行作战任务的次数和击坠敌机的数量为基础——击坠10架敌机的飞行员有资格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并同时获颁“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昼间对地攻击机飞行员在成功执行了40次危险作战任务后也将有类似的资格。平心而论，这些标准相对于德军的骑士勋章而言并不算高。

虽然比较交战国颁发的主要功勋勋章的数量可能既费力不讨好，又难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下表的数据至少能够表明，战争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战场勇敢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独美于此”。不管是在火热的激战中，或面对必死无疑的危境时，还是面临占压倒优势的对手，甚至在与个人信念和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各国都有自己最勇武的战士和军人们最引以为荣的勋章。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曾说：“很难想象还有多少中年法国人没有得过梅毒和获得过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这句夸张的话语虽属笑谈，但多少显现出某些勋章的颁发门槛过低的事实。美国人非常珍视自己的“国会荣誉勋章”，“二战”中仅颁发了400余枚（多半还是死后追授），杜鲁门就曾称自己“宁可获得一枚国会荣誉勋章，也不愿做总统”。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或许是最难获得的勋章之一，自1856年创立以来只颁发过1300余枚（多是追授），“二战”中仅有182名军人获得过此种最高军事荣誉。相对于英美苏等颁发勋章的数量和标准而言，德国的骑士勋章得主们佩戴的绝非“发滥的玩意儿”，而是代表着他们确属德军最著名、最受尊重的一个精英群体。在中国军事爱好者中颇有名气的装甲王牌卡里乌斯（Otto Carius）曾是890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中的一员，他在1980年代末曾这样写道：“我在前线佩戴骑士勋章时的感受非常愉快，这使我能较容易地实现目标，即便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时也是这样。这个荣誉对战士们也产生了正面影响。当那些根本不认识我，或可能只听说过我的战士们看到我佩戴的骑士勋章时，他们往往能更主动地信任我。另一方面，骑士勋章也使佩戴者们处于重压之下，因为他不能显露出自己的任何弱点。总之，他必须向人们证明，自己配得上他人给予的信任。”

第三帝国的扩张野心就像条顿骑士团时代一样没有止境，战争规模的一再升级自在纳粹元首的掌控之中，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们取得的空战击坠战果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1940年5月10日的法国战役开始前，德军一共颁发过52枚骑士勋章，但仅在5月10日至6月3日前的第一阶段作战中，又有72人获颁骑士勋章。为褒奖并进一步激励“忠勇”的骑士们，希特勒6月3日修订了前一年的法令，设立了更高一级的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种新的勋章，而是加上了银质橡叶徽饰的第2枚骑士勋章（与“苏联英雄”的授勋方式颇为类似）。这个徽饰由三瓣橡树叶组成，中间的叶片与两旁的叶片部分重叠，佩戴时直接挂在骑士勋章的上方，徽饰背面的铁环可供缎带穿过。“二战”中德国一共颁发了890枚橡叶骑士勋章（包括8名外国人），希特勒曾亲自为其中的许多人授勋，他本人保留是否将获勋者召至大本营亲自授勋的最后发言权。第1位橡叶骑士得主是山地兵将军迪特尔（Eduard Dietl），他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将领之一，因在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中夺取和固守纳尔维克的战功获此勋章。第2和第3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和加兰德获勋时的空战击坠战绩均为40架。1940年时，德军一共只有7人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除前述三人外，还有王牌飞行员维克（Helmut Wick）与三大U艇王牌艇长普里恩、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和舍普克（Joachim Schepke）。因而，把橡叶骑士勋章视为1940年时的德国最高军事誉是毫不为过的。

资料来源：David T. Zabecki (ed.). World War II in Europe: An Encyclopedia, Volume 1. Routledge, 1999. p. 1048。关于这些勋章的种类和颁发数量，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数字。如关于“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的数量，有资料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称，“二战”中获得一次和两次“苏联英雄”称号的分别有11633人和115人（参见Henry Sakaida. Heroes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5.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4. p. 9）。关于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维基百科提供的数字是有464人（上表中为440人）在对德和对日作战中获得了这一最高军事荣誉。关于德国骑士勋章得主的数字是作者自行添加的，资料来源见：Stephen T. Previtera. The Iron Time: A History of the Iron Cross. Richmond, VA: Winidore Press, 1999. p. 294.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终身仇视共产主义、发誓要像十字军一样“清洗劣等种族”的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了侵苏战争，欧亚和地中海的遍地狼烟之上再次燃起冲天的烈火。就在6月21日，希特勒在展望着即将发动的“新十字军东征”之时，下令在橡叶骑士勋章之上再加上双剑徽饰，并把这种最新的勋章授予战斗机飞行员加兰德。截至当日，德军已颁发了15枚橡叶骑士勋章，加兰德的个人击坠总数已达70架，非常接近里希特霍芬“一战”中创下的80架击坠世界纪录。苏德战争的首日，莫尔德斯就以总战绩72次击坠获得了第2枚双剑骑士勋章。不过，纳粹政府正式修改1939年的法令，并将双剑骑士勋章纳入铁十字勋章系列却是1941年9月28日的事了。到那时为止，德军已颁发了35枚橡叶骑士勋章，双剑骑士团中又增添了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厄绍（Walter Oesau）。到一年后的9月28日，德军一共颁发了20枚双剑骑士勋章，统治了天空的飞行员们也牢牢把持着双剑骑士的俱乐部，除隆美尔、凯塞林和3名U艇艇长外，其余15名获勋者皆为飞行员。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共颁发过160枚双剑骑士勋章，除1名叫做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外（死后追授），获勋者无一例外都是德军的战争精英。

1941年夏，无论是苏联的天空和地面，还是北大西洋的广阔海域，抑或非洲的无垠大漠，只要有战火点燃的地方，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7月15日，莫尔德斯以击落敌机101架的战绩成为世界上首位突破空战百胜大关的飞行员，乐不可支的希特勒当日决定更慷慨地表达他对骑士们的感激——集银、金、铂金和钻石于一体的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在这一天问世了，并在次日授予给首位得主莫尔德斯。在1941年9月28日修改过的法令中，钻石骑士勋章与6月21日创立的双剑骑士勋章一起成为了铁十字勋章家族中最新的成员。

钻石骑士勋章的基本设计和佩戴方法与之前的两种高级勋章基本相同，最主要的区别是在橡叶和双剑上镶嵌了手工磨制的钻石。钻石骑士勋章有两种尺寸略有区别的款型。第一款中钻石徽饰的尺寸略小，据信只颁授给过前五位获勋者（马尔塞尤除外，他在有机会领取钻石骑士勋章前即已阵亡）。1942年，戈林认为该款徽饰的钻石质量不佳、整体感觉不够流光溢彩，因之命令新的制造商克莱因（Klein）公司制作了第二款钻石徽饰。新款与老款的外观基本一致，但加大了尺寸且更加耀眼夺目。此后的每位获勋者都获得了两套新款钻石徽饰，其中一套用于正式的授勋典礼，是由铂金和53颗天然钻石制成的艺术精品，另一套用于日常佩戴，外观尺寸与正式的一套毫无二致，不过材质是银和人造钻石。前五位获勋者中，有三位后来补发了新款的两套钻石徽饰，当然，早亡的莫尔德斯和马尔塞尤与之无缘。

钻石骑士勋章在战时只颁授过27名勇冠三军、战绩超群的军人，他们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下表列出了这些军人的姓名、生卒年月、最后军衔、获勋时间、获勋时的职务和军衔等基本情况，以及本书四卷中每卷所覆盖的具体人物。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中，有12人来自空军（其中7名昼间和2名夜间战斗机飞行员、1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1名伞兵将军和1名元帅），11人出自陆军，2人为U艇艇长，2人为武装党卫军将军。他们中的莫尔德斯、马尔塞尤、隆美尔、诺沃特尼、舒尔茨、胡贝、伦特和莫德尔等8人未能幸存于战争，吕特在停战的当月被忠实执行自己命令的哨兵误杀。希特勒战时一直都亲自颁发钻石骑士勋章，但有4人例外：马尔塞尤还未来得及领受第4枚钻石骑士勋章就殒命于北非大漠；拉姆克在1944年9月19日被授予第20枚钻石骑士勋章时，他负责守卫的法国布雷斯特要塞即将城破，而他一天后就向美军第8军投降了；毛斯获得第26枚钻石骑士勋章时，已无可能前往柏林的总理府地堡领受勋章；最后一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绍肯获勋时，希特勒已自杀一周有余，绍肯的勋章是由第三帝国末代元首邓尼茨下令颁发的。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是名动全德的战争英雄，也是纳粹宣传机器大加利用的宠儿，他们的战绩和经历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肖像也被印制在明信片上，印有他们头像的卡片甚至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收藏的宠物，孩子们可以用一个“隆美尔”换一个“加兰德”，或用一个“马尔塞尤”换好几个印有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头像的卡片。这27人中既有被载入空战史册的十名最杰出的飞行员，也有知名度不高，甚至获勋资格都颇差强人意者，如第20位得主拉姆克（在美军围困下坚守布雷斯特要塞长达一个月，投降前夕被希特勒一天之内连续授予双剑和钻石骑士两枚勋章，颇有“安慰奖”的味道）及第22位得主布兰迪（后人称他是U艇部队的“高估之王”——上报战果为击沉敌船11万余吨，实际战果平庸得甚至不足4万吨）。他们中既有身后受到敌友高度称赞的模范军人（如莫尔德斯），也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戈洛布、吕特、鲁德尔、迪特里希、舍尔纳等），更有试图通过逮捕希特勒来拯救德国的人物（如隆美尔和施特拉赫维茨）。幸存于战争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有或长或短的俘营经历，他们的战后岁月也可谓大相径庭，既有加入西德新国防军并成为战斗机联队上校联队长的哈特曼，也有成功的企业家兼任“飞行员和平大使”的加兰德，还有晚景凄凉、始终不被袍泽原谅的戈洛布和格拉夫，更有被西德法庭判刑入狱的巴尔克和舍尔纳，当然还有成功跻身政坛的曼陀菲尔，更多的人则是在平淡的和平年月中追忆远去的叱咤风云。

希特勒梦想中的“千年帝国”只存在12年便被历史唾弃了，但在崩溃的前夜，即便失败的阴影已进入他杂乱无章的疯狂心绪，他依然在叫嚣：“取得最终胜利的将不是中亚，而是德国所领导的欧洲，我们在过去1500年里曾经保卫过欧洲，现在仍将继续带领欧洲抵御东方。”1944年12月29日，希特勒最后一次修订了1939年的相关法令，创设了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他希望到战争最终胜利之时，以这种至高无上的勋饰褒奖12名最忠勇的战士——他的12名现代骑士，将像不列颠的亚瑟王手下的12名最勇敢、最忠实的骑士一样，与他们的元首在圆桌旁聚首欢宴。希特勒的“圆桌骑士团”之梦自然无法实现，但据说已有3枚，甚至多达6枚的金橡叶骑士勋章被制作出来，而且在1945年的第1天颁授给了第10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鲁德尔（此卷有详细介绍）。德国报纸曾对此做过报道：“元首大本营1945年1月2日电。在1944年12月29日的一项法令中，元首创立了德国表彰勇敢的最高勋章——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将最多颁发12次。1月1日，‘殷麦曼’（对地攻击）联队联队长鲁德尔中校从元首手中接过了这一勋章，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首位获勋者。与此同时，为表彰鲁德尔中校作为飞行员和战士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战功、久经考验的英雄主义，元首已晋升其为上校。”四个月后，第三帝国彻底覆灭了，鲁德尔也就此成为唯一的金橡叶骑士勋章得主。

从技术上讲，铁十字勋章系列的顶峰是“大十字”勋章，就连金橡叶骑士勋章都位居其下，但“大十字”勋章的得主只有一人——被后人讥为“小丑”的帝国元帅戈林，显然他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德国军人，如果把他作为战场勇敢的象征，那只能玷污了“勇敢”这一军人最重要的品质的真意，也只能是无视历史的荒唐闹剧。严格说来，“二战”时期德国的最高战功勋章是仅有鲁德尔一人获得的金橡叶骑士勋章，但是，把他和其他26名军人获得的钻石骑士勋章视为最高战功勋章，应该并无大的不妥，毕竟，1500万德国军人中只有这27人获得了该等勋章。同理，朱可夫元帅、波克雷什金（Alexandr Pokryshkin）和阔日杜布（Ivan Kozhedub）这三位在“二战”中三获“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虽然理所当然地居于苏联最高军事荣誉群体的巅峰，但这并不妨碍后人认为，10000余名两次或一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也是苏联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群体中的成员。

本书试图以四卷百万字的篇幅和大量罕见的历史图片，相对全面地讲述27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们的战时经历和人生轨迹。我为撰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和相关著作，在阅读、分析和写作过程中，在以后人的眼光审视那些往事和历史图片时，我尽量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相对客观的立场，如实地记载这些军人的传奇经历。撇开战争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对错，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军人的人生经历丰富多样，他们的战场勇敢并不逊于英美盟军和苏军的勇士们，他们的战功（尤其是飞行员）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惊叹号”。我的目的是既不“漂白”也不“涂黑”这些军人，既不“赞美”也不“挞伐”他们那些给受害国留下无数痛苦的战功，我只想把他们留下的那些“惊叹号”以数字和史实较完整地呈现出来。读者朋友们可以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若干观点和评论，但如果大家在读完本书后能发出一声“了解了这些人那些事”的感叹，那么本人的一番努力就算没有白费。当然，由于涉及人物众多，资料繁杂，比对史料和滤掉纯粹传说的任务相当繁重，最主要的是能力和时间精力有，本书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军事历史爱好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在本书首卷即将付梓之时，有两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则是2013年1月初的一篇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探访德国海外驻军的家属时声称：“我们向很多地方派遣了士兵。有时，我细看地图上德国士兵或者维和警察派驻的地方，发现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地球仪！”视角独特且多少有些神经质的《纽约时报》将之解读为“德国海外驻军很快就会遍布全球，从而引发德国军事扩张的忧虑”。出于对不堪回首的那段惨痛历史的记忆，德国加强军事地位的举动及言辞自然会引起一些国家和德国国内某些人士的警觉与关注。包括德国官方不少人士在内的许多人则认为，随着驻欧美军的不断减少，德国在拱卫欧洲自身安全方面必须挺身而出。另一则是2013年1月26日的一篇新闻报道：默克尔在“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像她的诸多前任一样再次公开声称：“……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二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要确保种族主义不会卷土重来。”交叉阅读这两条新闻的时候，我不由得感慨连连——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在战后无疑得到了充分清算，战后的德国政府和人民也长时间地、痛苦深刻地反省全体国民的历史罪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民族终于摆脱了历史的阴影，自信地引领着世界前进的步伐；同时，德国并没有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而是以持之以恒的诚意和行动向世人证明，德国将永久地揖别那段黑暗的岁月。我也不由得联想起本书27名曾获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他们是那个邪恶政权的“代表人物”吗？他们在战场上的奋不顾身和勇猛无畏到底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元首、勋章，还是祖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人物的悲剧在于，他们心甘情愿地充任了纳粹战争车轮上一根根“光芒四射”的辐条，同时坚信自己仅仅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他们追随希特勒踏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浑然不觉地自以为是在为国尽忠。即便如此，德国朝野和国民在战后坦荡反省的态度和作为，包括对待这些曾经的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的立场（书中会有详述），还是令人感佩不已。

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得到了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的大力帮助，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并提出了很多见解独到的改进意见；我也必须向指文图书的编辑团队和出版社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较量》杂志总编刚寒锋先生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我还应感谢关心我的著述的读者朋友们，他们的热情鼓励也成为我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来源。在最后定稿阶段，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里读到本书前言的一些同好，在肯定本书立意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包括shtuka-letchik、tvonk、commtek、reichsrommel、陈寿亭、近卫龙骑兵、拒绝再战、小河流水、我爱瑶瑶、raingun等（恕不能一一列举），这里特向大家表示感谢。raingun先生通过朋友为我提供了各语种的人名翻译手册，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宽容、理解和支持，想完成这种规模的一套大书在我而言是无法想象的。

2013年2月

第7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吕特上校

（获勋时间1943年8月9日）

Chapter 01
第一章

“辉煌与邪恶的海上猎手”：沃尔夫冈·吕特上校

人们对二战时期的德国U艇部队一定不会陌生，轰动一时的大制作电影《从海底出击》（Das Boot）和《U-571》都曾生动刻画了U艇官兵时常枯燥无聊的海底生活和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吸引并激发了众多军事爱好者的兴趣。撇开电影的艺术加工不说，它们倒也真实地反映了U艇部队是德军最危险的兵种之一这一事实——二战期间先后有约4万名官兵服役于U艇部队，其中3万人陆续葬身海底，战损率高达75％！¹不过，伴随着超高的战损率也出现了大批的王牌艇长，击沉敌方各种舰只10万吨以上的U艇艇长即有34人之多：若按战绩排名，位居前三的分属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海军中校、吕特（Wolfgang Lüth）海军上校和托普（Erich Topp）海军中校；以知名度而论，除潜艇部队奠基人邓尼茨以外，最为人熟知的恐怕要数那位成功潜入斯卡帕湾（Scapa Flow）、奇袭英国皇家海军军舰的普里恩（Günther Prien）海军少校；若从获得的荣誉来看，先后有5位艇长获得过双剑骑士勋章，其中吕特和布兰迪（Albrecht Brandi）海军中校更是U艇部队、乃至整个海军仅有的两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吕特都算得上是最成功的U艇艇长之一，他先后指挥过5艘U艇，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的16次出海作战中击沉了总吨位近23万吨的46艘敌方舰只。作为邓尼茨的宠儿和爱将之一，吕特在30岁那年最年轻的海军上校身份出任海军学院院长，邓尼茨也一直在把他作为继承自己衣铎的U艇部队未来司令官悉心培养。吕特经历过5年不间断的出海作战，在斩获骄人战绩的同时得以幸存下来，却在欧战停火的当月被严格执行自己命令的哨兵意外射杀。吕特也是最后一位荣享国葬待遇的纳粹时代军人。

吕特被后人称为U艇艇长中性格最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极其勇敢，具备与生俱来的领导才能，善于激发下属的激情和荣誉感，也愿意运用一切手段提振艇员的士气；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名毫不掩饰自己信仰和忠诚的狂热纳粹分子，他对敌方船员的生死毫不介意，在有些战斗中的行径甚至可以用“血腥残忍”来形容；同时他对部属又至为关爱，重视婚姻和家庭价值的他总是像严格又慈祥的老父那样照料艇员，任何艇员只要踏上了吕特指挥过的某艘U艇，此后无论他身在何方、从事何种工作或犯下何种过错，他都将成为吕特庇护和帮助的对象。后人在评价吕特时，都深感无法简单地称其为好人或坏蛋、英雄还是恶棍、是为国尽忠的战士还是死忠的纳粹，或者只不过是个嗜血的现代海盗。美国军史家沃瑟（Jordan Vause）1990年时曾这样写道：“……在最后一艘U艇击沉最后一艘舰船差不多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一般倾向于认为U艇艇员有一份肮脏的工作要做，而且他们干得的确很不错。”²吕特当然把这份“肮脏的工作”干得极其出色，以至于战时的敌友双方都称他为“伟大的猎手”（Der große Jäger）。

早年岁月：从受训到加入U艇部队

吕特于1913年10月15日出生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里加（Riga）的一个德裔家庭，祖父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Lüth）于19世纪中叶从德国吕贝克（Lübeck）移民至此，而后经营一个不大的针织厂，其父奥古斯特（August Lüth）则子承父业，针织厂的客户群中还包括沙俄帝国的陆军等。1914年一战爆发时，吕特的父亲奥古斯特被俄国当局逮捕后流放到西伯利亚，母亲埃尔弗里德（Elfriede Lüth）则带着4名子女逃回德国布雷斯劳，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21年方才重返里加。德国人在里加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多个世纪前的条顿骑士国时代，几百年下来这里形成了庞大的德裔社区，德裔也相对独立地形成了一个社会中的社会。保守、封闭、民族主义倾向严重是此地德裔们较普遍的特征，但他们也日渐感受到来自于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波罗的海族裔的影响、冲击、敌意乃至迫害，这可能对吕特等德裔青年世界观和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沃瑟对此曾评论道：“吕特的波罗的海之根，或许可以解释日后他为什么会全心全意地拥护国家社会主义。”³

从1921年到1933年加入德国海军前的这12年里，吕特一直居住在日渐没落的里加。他在这里的一所德裔文理学校完成了中学教育，1929年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后于1931年进入颇负盛名的戈特弗里德·赫德学院（Gottfried Herder Institute）学习法律，但仅仅3个学期后他就放弃了学业。1933年4月，也就是希特勒登上德国政治舞台的2个月后，吕特就志愿加入了海军并成为1名候补军官。纳粹政府当时力主发展国民经济，恢复德意志民族失去的尊严，摆脱《凡尔赛条约》的枷锁，惩罚所有迫害德国人的国家，并建立一个由纯雅利安人居住的“大德意志帝国”。所有这些教义和宣传吸引着急于树立自信心和摆脱困境的德国人，也在年轻的吕特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吕特学习法律时，德国已无可挽回地步入了纳粹时代。希特勒刚一攫取政权，吕特就迫不及待地辍学并加入海军，恐怕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巧合。希特勒政权在德国武装力量中有很多同情者，特别是许多海军军官都是其热情支持者。他们认为，为了洗刷一战中海军作战绩效低的污点，特别是在1918至1923间的多次政变叛乱中海军均涉足其间的“耻辱”，海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证明自己并非一个既昂贵、又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奢侈品，也必须向大陆心态占主导地位的国人解释一支庞大舰队的价值。为达成这些目标，海军军官们自然更认同这个允诺砸碎《凡尔赛条约》、重建武力的纳粹党。另外，海军军官团的核心成员特别认同希特勒发出的“德国的世界使命”这个讯息，而希特勒所声称的完成这一任务的种族基础，恰恰与海军军官团长久以来被灌输的信仰不谋而合。

德国海军的规模在1933年时仍然很小，但有着严格完善的教育训练体系，其目标就是选拔最优秀的人才成为海军军官。这套体系在30年代中期大致包括五个阶段，为时约3年：2个月的基本步兵训练后是3个月的海上航行训练，然后在巡洋舰上进行约9个月的远洋训练和考察，完成之后再到海军学院学习9个月，最后在授衔前完成一段时间的见习期。⁴战前的几乎所有U艇和水面舰艇军官都需经过上述五个阶段的严格训练，当然随着战争的逼近和爆发，学员们在每一阶段所待的时间会有所差别。1933年3月的最后几天，出现在波罗的海海岸的施特拉尔松德（Stralsund）新兵训练营的123名青年——海军33级学员队（Crew 33）。他们虽来自德国各地，但多数人的家距海岸不足100英里；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基督教路德教派教徒，只有少数是罗马天主教徒，当然不可能出现犹太教徒的身影；他们中的多数人出身于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父辈都经受过一战的洗礼，既不喜欢战后的共和政府，也不喜欢共产主义和其他左翼政党。33级学员与他们之前之后数期的学员们一起构成了二战德国海军军官团的中坚，他们目睹了纳粹的崛起，也为希特勒的胆大妄为和早期成功喝彩。作为一个悲剧群体，他们从不谴责、不质疑、不拒绝、不抱怨元首，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勇敢忠实地履行职责——就像一战中即将出海作战的佛兰德斯潜艇支队，向前来视察的德皇威廉二世挥别时所说的那句话一样：“我们这些即将赴死之人向您敬礼！”⁵

吕特是33级学员队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他带有波罗的海口音的德语，颇有些古怪的长相，还有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了解和远超众人的热情都使他容易让人记住。33级学员队新兵连连长厄尔恩（Victor Oehrn）中尉——1939年，他任U艇部队主管作战的副参谋长时曾策划了斯卡帕湾奇袭行动——就清楚地记得吕特这位同乡，还觉得他跟自己有些相像。当然，1933年时厄尔恩无法预计到吕特将成为这一级学员、乃至整个第二代（指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始任艇长的）U艇艇长中最出名的代表，此时的吕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吕特等学员在新兵连接受了基本步兵训练，包括队列、挖掘战壕、障碍攀爬和射击等科目，而后获准身着海军制服开始为期3个月的海上训练。33级学员队在基尔港登上了崭新的三桅训练舰“福克（Fock）”号，虽然可以想象他们登船时是多么的兴奋，但由于这一时期的档案毁于战火，后人无从知晓吕特等学员在训练中的表现。当年9月23日，吕特等学员被派往轻巡洋舰“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号进一步受训。10月至次年6月，学员们随“卡尔斯鲁厄”号进行了环球旅行，他们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先后游历了亚丁、加尔各答、苏门答腊、爪哇、布里斯班、火奴鲁鲁和波士顿等许多地方。⁶这次为期8个多月的旅行可能是吕特一生中最受教益的一次学习经历，他不仅熟悉了德国海军舰只及其对手战时运作的方式，还认识到海外的人们会根据他们的言行举止来评价德国，故而早早认识到严格自律的重要性，以及增进个人责任感和荣誉感的必要性。

环球旅行后，33级学员面临着严格的考试，失败者的海军生涯将就此结束，而通过者则被提升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Fähnrich），之后再进入弗伦斯堡—米尔维克的海军学院Marineschule Mürwik）学习。如果说德国的海军军官们都曾有一个共同的家的话，那么1910年德皇威廉二世一手创建的这所海军学院就是这个共同的家。这里是每个候补军官都向往的崇高所在，也是从这里走出的军官们倾诉思旧情怀的对象——它醒目的红砖建筑和高大的钟楼俯瞰着日德兰半岛东岸的弗伦斯堡，雄伟的纪念大厅里镌刻着德国海军史上的英雄和亡者的名字，每个海军军官都要在此留下一抹痕迹，而当他们离开时也都或多或少地留下学校的印记，并从这里带走了一些将影响他们一生的东西。这里和吕特似乎分外有缘——10年后的1944年，他成为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1945年5月这里成为末代元首邓尼茨的驻地，吕特拱卫着这个最后的中枢，尔后也长眠于此。

1934年6月，吕特在海军学院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军官教育。这所学院虽是一战前德英两国海军军备竞赛的产物，但它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依然师法位于达特茅斯（Dartmouth）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整个德国海军又何尝不是以皇家海军为模板的呢？）除战略与战术、航海技术、导航、海洋工程、枪械、航海史等课程外，学院还将培养“穿军装的绅士”列为重要目标，吕特等学员也必须参加舞蹈、骑术、击剑、体操和帆船训练，礼仪礼节和海军传统等方面也是必修课。当年8月，当学院的候补军官们集体宣誓效忠国家元首希特勒个人时，无人能够预计到这个誓言意味着什么，但就他们当时的感受而言，纳粹政权带来的变化和予人的观感或许还相当不错，尤其是加速发展的海军——更多的舰艇和船坞正在建造，更多的人进入海军，被禁15年的U艇部队似乎可能又一次成为海军的一部分。1935年4月，吕特完成了学业并通过了综合性毕业考试，随后到专业学校接受鱼雷、反潜和海岸炮兵方面的训练。当年12月，吕特等学员奉命到巡洋舰“柯尼斯堡（Königsberg）”号报到，开始第五阶段的见习期。此时的学员们仍未获得正式军衔，“柯尼斯堡”号的军官团将根据一段时间的观察再决定是否正式推荐授衔。吕特在“柯尼斯堡”号上服务了前后约10个月，期间担任过队长兼值更官、高射炮军官等职务，1936年10月被正式委任为海军少尉（Leutnant zur See）。同级的115名授衔同学中，吕特排名第32位——这个排名揉合了考试成绩、在海上和学校的日常表现、资深军官的评价等因素，可能较恰当地反映了他的总体表现。不过，排名显然不能预测未来——吕特日后将是33级、乃至U艇部队最成功的军官之一，他的同学中除少数几位外，绝大多数都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了。

1935年6月，英德两国缔结了海军条约后，德国终于可以发展规模更大的水面舰艇部队，也第一次获得了建造潜艇的权利。其实德国早就在为他国建造潜艇，一俟海军条约生效，德国迅速组建了由6艘小型潜艇组成的首个U艇支队。时任海军总司令的雷德尔（Erich Raeder）任命邓尼茨出任指挥官，而后者对这一任命似乎颇感失望——作为“埃姆登（Emden）”号巡洋舰的舰长，当时他正准备到远东去展示代表国力的坚船巨炮，在他看来，U艇在海军发展新规划中还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⁷邓尼茨在9月底就任首支U艇支队——“韦迪根（Otto Weddigen）”支队的指挥官时，列队向他敬礼的只有3名艇长和若干艇员。无论是雷德尔、还是邓尼茨恐怕都难以料到，几年后将以精准高效的嗜血狼群闻名于世的U艇部队，就是从如此弱小的力量发展起来的。邓尼茨为U艇部队制定了与海军总体作战目标相吻合的发展方向，准备了系统的技战术训练计划，还以其天生的领导才干和热情亲自带领艇员进行训练。已担任U-14艇艇长的厄尔恩在回忆这段训练生活时曾写道：“周一到周五，每天白天都要进行8次水下进攻练习，夜间则要进行6次水面攻击练习，这是我们身体和精神所能承受的上限了。”⁸随着更多的潜艇服役，邓尼茨十分重视吸引年轻军官加入方兴未艾的U艇部队。曾有一幅征兵招贴画描绘了彼时人们心目中的U艇部队：生龙活虎的海军军官站在银光闪闪的新艇上，信号旗迎风飘扬，天空中战机编队呼啸而过。这种形象当然也反映了邓尼茨对U艇作战的认识——他真正地相信U艇作为攻击性武器的强大力量，也渴望成功地把这种认识传递给艇长和艇员们；他竭力向下属灌输“无私的、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的”精神，而U艇兵种就像招贴画中所绘的那样，是一个“以无私奉献为荣的精英群体”；他预计U艇在新的战争中将不再是孤立作战，而是在无线电指引下组成巨大的作战群体；同时他也认为空中力量将是水下战争的一个重要维度，恰当地使用战机进行侦察和支援，对于U艇进攻战来说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尼茨还认为U艇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商船船队，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敌方船只的损失速度远快于其补充和替换的速度。

位于弗伦斯堡—米尔维克的德国海军学院。1934至1935年期间，吕特曾在这里就学。

德皇威廉二世检阅“海拉”（Hertha）号巡洋舰见习军官们时的情景。1911至1912年期间，邓尼茨曾以见习军官身份在此舰服役一年。

可能摄于1930年代中期，希特勒正在视察海军舰艇。希特勒不仅对海军战略战术知之甚少，还晕船。

1936年7月1日，德国海军第2支U艇支队正式组建，邓尼茨随即负责统率这个支队，其头衔也变成了“潜艇部队指挥官”（Führer der U-boote，简称FdU）。随着U艇数量的增多，邓尼茨对年轻军官的需求越来越大，吕特也在1937年2月离开“柯尼斯堡”号后成为U艇部队的一员。至于个中原因，可能是吕特接到了邓尼茨的直接邀约——后者经常直接了当地向他所中意的军官发出邀请；也可能是吕特自己厌倦了水面舰艇的生活，而U艇部队作为闪闪发光的新部队则具有神秘的魅力。

摄于1917年，德帝国海军潜艇U-39号的值星官邓尼茨中尉。

摄于1938年，吕特担任次值星官的U-27，图中可见潜艇尾部的鱼雷发射管。

初露锋芒：U-27与U-38

吕特加入U艇部队后首先来到诺依施塔特（Neustadt）的U艇学校受训，约4个月后他的33级同学厄斯滕（Jurgen Oesten）也来到这里受训。1938年1月至5月，吕特又到鱼雷学校受训5个月。尽管厄斯滕比吕特开始受训的时间要晚，但他却是33级学员中第一个到作战潜艇服役的军官——1937年10月他成为U-20的次值星官，⁹而吕特则在1938年6月晋为海军中尉后的第二个月，才被分配到U-27任次值星官，这时距他加入海军已过去了整整5年。

摄于1936或1937年，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与U艇部队指挥官邓尼茨上校。

在波罗的海水域里进行训练的U艇艇员们。

U艇部队最早的王牌之一普里恩在1939年10月14日完成了奇袭斯卡帕湾、击沉英国战列舰“皇家橡树”号的惊人一击，为自己赢得了U艇部队的首枚骑士勋章和战争英雄的地位。普里恩是优秀的战术家，同时也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本图反应的是普里恩1939年10月返回基地时的场景，右边似为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与普里恩握手者的身份不详，但貌似当时负责北海作战的海军西集群指挥官扎尔韦希特尔（Alfred Saalwächter）。

1938年10月24日，吕特被调往U-38出任首值星官，图为该艇官兵们在举行仪式。

少见的一张图片，右一左臂上戴有海军上尉袖标的是二战时期的“吨位王”克雷奇默，他旁边那位双手抱臂、头戴白色军帽的军官就是普里恩。

U-27是一艘排水量500吨的Ⅶ级远洋潜艇（也称作ⅦA级），该型号的潜艇是二战时期德军最常用的艇种，前后约有600艘服役，被称为“U艇部队的脊梁”。该级潜艇拥有5个鱼雷发射管，可装载11枚鱼雷，最具特色的是尾部的鱼雷发射管安装在尾甲板上，另外还装有一门88毫米速射甲板炮（160发炮弹）。¹⁰虽然U-27流线型的艇身简洁明快，令人赏心悦目，但艇上的生活却是另一番面貌：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噪音和浓重的柴油气味；到处弥漫着腐食、汗臭和氯气混杂在一起的怪味；单调的嘹望、吃饭、睡觉，而后又嘹望的机械生活；洗澡和清洗完全是奢望，即便是饮用水也受到严格控制，尤其是艇内温度上升至50摄氏度以上时，饥渴成为难以承受的炼狱；上厕所也是每天必须面对的难题（二战前包括U-27在内的许多U艇只有一个厕所，且未配备高压冲水马桶，这意味着艇员们只能在潜艇浮出水面或在浅水时才能轮流如厕）；艇内抽烟也受限制，只有在水面上航行时艇员才能爬到指挥塔抽烟，而到了晚上在指挥塔也不能抽烟；嘹望哨虽能享受到新鲜空气，但冰冷的海水和刀割般的狂风使站在指挥塔上的几小时变成了不愉快的折磨，有些纪律严格的艇长甚至不允许昼间瞭望哨在指挥塔上吃喝东西、说话或抽烟……¹¹在外人看来糟糕透顶的环境，吕特不仅不以为苦，反而乐在其中，其心境或如邓尼茨战后所言：“……共同的命运和事业把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少不了谁。每个人心目中只有辽阔的海洋和任务，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国王那样富有，对其他一切皆漠然置之。”¹²

吕特在U-27的时间不长，两次出海分别发生在1938年的夏天和初秋，多数时间里都是沿着西班牙海岸巡逻，为西班牙内战中的佛朗哥军队提供威慑性力量，但并未经历实战。吕特在U-27服务的经历既为他带来了一枚“铜质西班牙十字勋章”，又教会了他如何理解艇员、如何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问题，这对其日后的领导风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水面舰艇部队相比，U艇艇员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们不仅以自己的工作为荣，还以工作所包含的危险和不舒适为傲，甚至相信自己是海军最优秀的分子；他们的忠诚更多地系于潜艇和指挥官，而不是海军、元首或帝国，当然前提条件是指挥官值得他们献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狭小的潜艇空间里体现得非常明显。人们时常能在电影中看到U艇官兵对艇长的服从和热爱，也能看到因艇长失职和无能而发生在海底的哗变。U艇艇员既能成就吕特这种年轻军官，也能让他黯然退出海军。吕特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帮助他逐渐形成了“照顾好艇员”的信念。

1938年10月24日，吕特调到U-38担任首值星官。这是一次重要的提升，因为在U艇部队里首值星官的地位仅次于艇长，相较于其他国家海军的类似职务而言还担负着更多的职责。出任首值星官的军官一般来说已全面掌握了所有技能并具备领导才能，如果艇长在战时阵亡或失去指挥能力的话，首值星官将有权接过指挥权。同时，首值星官还要负责导航和鱼雷方面的日常事务。除非出现大的意外，首值星官都将成为独当一面的艇长。吕特调入U-38后不久，德国海军在1939年1月获准启动了一项野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即所谓的“Z计划”——计划的目标之一是在1948年前建成更多的战列舰、重巡洋舰、航母和多达249艘的U艇！显然，这些目标的实现将会困难重重，海军也将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军种竞争资源或蚕食它们的地盘，也势必会进一步恶化战争经济和所谓的“四年计划”已引起的严重危机。撇开这些不论，仅是这样一支庞大舰队所需的油料，就超过了德国1938年全国消耗的油料量，而德国当年又有三分之二的油料依赖进口！吕特等基层军官当然无从了解、也不太在意这些宏大的规划，他们有太多的日常训练等事务需要应对。

吕特在U-38上一共服务了11个月，期间充分了解了艇长的日常工作并锻炼了领导才干，事实上该艇的许多日常事务都是由他裁决和执行的。相较于U-27，U-38是一艘更现代的ⅨA级远洋潜艇，排水量750吨，理论上可在航行8000海里后勿需添加燃料就能返回基地。U-38不仅在外观设计上更整洁、流线感更强，潜水深度也比U-27的更深，还可多装11条鱼雷和1挺机枪。总之，吕特对于能在这样一条潜艇上任职感到满意，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与日后将获橡叶骑士勋章的艇长利贝（Heinrich Liebe）上尉难以和平共处。他们之间的主要问题是利贝是个一丝不苟之人，而吕特则相反，即便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他已显示出自己更关注结果、而有意忽略细节的个性和特质。虽然吕特私下里曾称艇长是个“蠢蛋”，但性格冲突和意见相左并不妨碍他出色地履行职责。

1939年3月，当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时，U-38和其他潜艇一样进入了战备状态，虽然U艇部队没有参加任何实战，但邓尼茨也借机检验了部队进入实战状态的就绪水准。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举动标志着希特勒背弃了半年前刚做出的承诺，也促使英法两国做出了确保波兰安全的保证。4月，德国单方面撕毁了英德海军条约，8月又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战争的爆发虽指日可待，但相较于陆军和空军，海军还远远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宏大的重建计划只进行了8个月，邓尼茨只拥有57艘潜艇，其中仅三分之一做好了战斗准备。不过，虽在物资装备方面乏善可陈，但邓尼茨在1939年时已拥有几千名经过精心训练且高度敬业的艇员，以及一批受过良好教育、动力十足的职业军官，这些才是邓尼茨最为看重的U艇武库，他们才是U艇部队随后发展的内核所在。

1939年8月底，吕特与U-38艇的官兵们驶离母港，表面上是出海参加大型海上演习，实际上是为即将爆发的战争做好战斗准备。1944年时，功成名就的吕特曾在所著的一本书里描述过U-38的行动：“……我们抵达了指定区域，然后等待决定时刻的到来，我们做好了开战的准备。”当入侵波兰的消息传来时，U-38的艇员们正聚在一起收听广播，同时焦急地想知道英国人的反应。他们无需等待太久——9月3日下午2点，U-38等潜艇都收到了邓尼茨的命令：“英国已向德国宣战。潜艇进攻！按照捕获法案（Prize Regulations）开战。”所谓的捕获法案是英德两国1935年签署的一项协议，双方约定在战时击沉或捕获对方商船时必须遵守一套规则，潜艇在攻击对方舰只前必须准确识别目标，浮出水面后须将舰只停下并检查相关文件，以确认对方是否属于合法攻击目标。只有完全确认之后，潜艇才可将其击沉，之前还必须给对方船员逃生的机会，如果船员无法回到陆地，进攻方还须将所有船员带走。这些要求对潜艇来说确实难以完全遵循，狭小的空间容纳艇员都捉襟见肘，更勿论运走对方的船员了。另外，在捕获、检查和击沉船只过程中，潜艇必须浮出水面，致使其隐蔽性和突然性等战术优势完全丧失，敌方的一发炮弹就足以造成灾难。德国之所以在交战之初要求己方潜艇照章行事，可能并非是出于人道方面的考虑，或是出于自愿守规，更多的恐怕还是着眼于对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捕获法案也禁止商船做出任何引发战争的举动，但英国在战争伊始就将商船进行了武装，邓尼茨对此也曾抱怨不已。德国虽然知道英国在大规模地武装商船船队，但在二战头2个月，邓尼茨还是要求艇长们严格遵守规则。1939年9月初的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曾透露过其中的端倪：“……像1915年2月4日所做那样划出公海战区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一举措等于是宣称可在指定区域内不经警告就击沉敌方商船。随着敌方商船如预期的那样进行武装，将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不警告就击沉敌方商船的行动在国际法上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武装商船是属于军事目标范畴的。”¹³

9月6日，U-38拦下了7242吨的英国商船“马纳尔”（Manaar）号。U-38按照捕获法案的规定要求对方提交身份文件，但这艘武装商船立即向潜艇开炮。鉴于对方率先违规，U-38潜入水中后以1枚鱼雷终结了这艘商船。11日，U-38再次觅到猎物，这次的牺牲品是9456吨的英国油轮“英弗利菲”（Inverliffey）号。幸运的是，油轮被击沉后，船长和48名船员被附近的一艘美国油轮救走。到11月时，捕获法案被双方逐条摒弃，邓尼茨战后认为是英国先坏了规矩，德国才不得不逐步放松，最后完全取消规定。¹⁴不管是哪一方率先废除法案，到12月初时，无论是交战国还是中立国任何没有标志的商船，都有可能在英伦三岛周边受到潜艇攻击。

吕特的职业生涯此时才算刚刚起步，还没有机会统领一艘属于自己的U艇，而普里恩在10月14日已率U-47完成了奇袭斯卡帕湾、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的惊人一击，U-29艇艇长舒哈特（Otto Schuhart）也在9月17日击沉了英国航母“勇敢”（Courageous）号。这时的吕特还是那样的默默无闻，即便他的同班同学厄斯滕也在1939年9月率先成为U-61艇艇长。不过，他的机遇很快就要来临了。12月16日至28日，在U-13短暂地担任了艇长后，他就于12月30日被正式任命为U-9艇艇长。

军史家沃瑟曾将二战时期的德军U艇艇长大致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39年9月二战爆发之时或之前已任艇长的；第二代是二战初期担任艇长的；第三代则是1944年左右接任艇长的年轻一代。不过，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划分有欠公允，最明显的缺陷就是将厄斯滕和吕特这两位成长轨迹几乎完全一样的同学分作了两代人。¹⁵严格说来，吕特虽然出任艇长的时间比厄斯滕晚3个月，但他与所谓的第一代艇长有着相似的特质：他们都是志愿加入U艇部队的军官，也都经历了5年的严格训练；他们都高度忠实于潜艇兵种及其指挥官邓尼茨，对自己的能力也有着高度的自信；他们都熟悉且准备遵守商船战的规矩和捕获法案的要求；他们都从未经历过真正的战争，但都准备像一战中的艇长们那样行事——勇敢、忠实、服从任何命令、拒绝一切胆怯行为。他们还有一个共性，即都无条件地接受纳粹政府及其领导人，都能容忍、或有意忽略纳粹的过分之处乃至战争暴行，并时刻准备着为国献身，愿为他们最敬仰且畏惧的领路人邓尼茨赴死。沃瑟对三代U艇艇长曾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他说这些人就像“张嘴咬住人腿的狗一样，尽管不断地受到重击，但绝不松口。”¹⁶这个特质当然会使后人觉得他们特别冷血和疯狂；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取得其他任何国家和军队都不能想象或期待的战场成就。1944年，当第三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开始崩塌时，秉承前述传统的第三代艇长还能意志坚定地继续顽抗，不惜与希特勒千年帝国的迷梦一起沉入海底。

独当一面：“铁十字艇”U-9

U-9是一艘怎样的潜艇？邓尼茨1935年任指挥官的首支潜艇支队叫作“韦迪根”支队，纪念的是一战潜艇部队的传奇英雄、U-9艇艇长韦迪根海军上尉。大名鼎鼎的韦迪根在1914年9月的一次作战中，1小时内先后击沉3艘英国巡洋舰，创下了潜艇战史上空前的辉煌战绩。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向他颁发了一级铁十字勋章，艇员们在U-9的指挥塔边漆上了一个硕大的铁十字图案，于是该艇又称为“铁十字艇”，是德军潜艇部队不朽的传奇之一。

交给吕特指挥的这艘潜艇正是承继韦迪根和邓尼茨衣钵的U-9，当然潜艇本身并非一战的时那艘老艇，而是1935年下水服役的一艘现代潜艇，但属于过时的ⅡB级，不仅艇身狭小，航程也有限，甚至不能到达北海和欧洲海岸外的任何海域。事实上，当吕特接管U-9时，该型潜艇正被U-27这种Ⅶ级、U-38这样的Ⅸ级潜艇所取代，U-9这类的潜艇不是被派往危险性较低的水域执行任务，就是干脆被用作教学训练艇。

将此时的吕特与韦迪根加以比较无疑是可笑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吕特接手的是一艘浸润着传统与荣誉的潜艇，他总是要在韦迪根的阴影下生活和战斗。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U艇艇长素有在指挥塔漆上徽章的喜好，比如普里恩的U-47喷绘的是一只“呼哧喷气的公牛”，克雷奇默的U-99选取的是“马掌”，而托普的U-552艇则漆上了一只“红魔”。吕特不赞同这种做法，他相信行胜于言，因而不允许下属在自己领导的任何一艘潜艇上喷绘图案。当然U-9是个例外，即便特立独行者如吕特，也没有胆量把韦迪根的铁十字徽章除去。

一战时期德国潜艇部队的传奇人物韦迪根。1914年9月，他率领U-9在1小时内击沉了3艘英国巡洋舰，创下了潜艇战史上的空前记录。

摄于1940年4月，有点邋遢的吕特站在U-9指挥塔下，铁十字图案的轮廓依然清晰可见。

1940年1月16日，U-9在阴雨湿冷的糟糕天气中离开了基尔港。这是吕特担任艇长后的第一次出海，虽然一路巨浪滔天，但总算有惊无险，到18日夜8点半时还幸运地发现了一只猎物——1179吨的瑞典籍商船“佛兰德里亚”（Flandria）号。当时天色虽然很晚，但能见度不错，商船似乎也没有防范，一直沿着固定航向匀速前进，根本未察觉到自己已成潜艇的靶子。吕特在脑子里盘算着进攻方案，这理应是一次较易得手的、教科书式的攻击，但也许是因为这是第一次，也许是过于兴奋，吕特竟命令潜艇上浮进行水面攻击，甚至还邀请艇员们出来观看。除吕特、首值星官和瞭望哨外，窄窄的舰桥上挤满了不当值的艇员，他们都像饿汉扑向美餐一样，瞪大眼睛一边紧盯着猎物，一边轻轻地彼此推挤以便获得更佳的观看角度。在轻微的咳嗽和窃窃私语声中，吕特竟算错了攻击角度，10点23分发射的首枚鱼雷错过了目标！吕特随即下令调整位置准备发射第二枚鱼雷。10点40分，第二枚鱼雷也鬼使神差地错过了目标！听着那些轻轻的叹息声，想着浑身湿透但又躁动不安的艇员巴望着他收获首胜，吕特不由得有些气馁，真后悔把他们弄上来干扰自己。另外，要是潜艇此刻遭受攻击而需紧急下潜，那又该如何是好？

吕特自己的第一艘潜艇U-9，注意指挥塔一侧的铁十字图案。吕特任U-9艇长时该艇已经过时，但直到1944年5月前仍在服役，主要扮演辅助的角色和满足教学训练的需要。

英军深水炸弹入水时的情形。1940年5月底，吕特的U-9曾遭到英军多枚深水炸弹的攻击，在海底躲藏了21小时后方得逃生。

就在第二次攻击未果的同时，瞭望哨发现了另1艘商船“帕特里亚”号（Patria）正从南面远远驶来。显然，吕特必须当机立断，如果在前一艘船身上花太多时间，但又不能迅速击沉它，那么新到的船一定会逃之夭夭，结果2艘船都有可能溜掉。而他如果放弃眼前的“佛兰德里亚”号，转而攻击新到的那艘，他也未必能追上后者。他思索的时间越长，2艘商船发现U-9的可能性就越大，逃逸甚至主动进攻潜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即便这2艘船都不是武装商船，一旦它们发现U-9，肯定会用无线电或发信号召唤附近的战舰。真是棘手的情形！吕特不禁思忖，传奇人物韦迪根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

吕特收住思绪，决定继续攻击“佛兰德里亚”号。经过近1小时的仔细测算和位置调整，U-9终于在临近午夜时发射了第三枚鱼雷。艇员们把手搭在彼此肩上，伸长脖子焦虑地等待着鱼雷命中目标——吕特收获了首胜，鱼雷命中了商船中部，巨大的烟柱在月光下腾空而起，轰隆的爆炸声响彻水面，20秒后“佛兰德里亚”号沉没了。令人诧异的是，“帕特里亚”号似乎既未看到这一幕，也没听到巨大的爆炸声，仍按照原来的航向和航速向着U-9迤逦驶来。吕特不会再犯低级错误了，他向该船的前桅与舰桥间的部位发射了一枚鱼雷，商船顿时被炸成两半，船身前一半在水上还漂浮了一段时间，后一半则立即沉入水中。吕特在望远镜中看到船员们忙乱地逃生，嘴角不由得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这两艘商船都不大，排水量均不超过1200吨，但在U-9的航海日志中记下的吨位却是“佛兰德里亚”号4000吨、“帕特里亚”号8000吨。由于经验不足，吕特也像其他新艇长一样高估了战果，不过，这种情形在其职业生涯的中后期甚少出现。纵观吕特的整个U艇作战生涯，他所报告的击沉总吨位数仅超过实际吨位数的12％。¹⁷

吕特的第一次出海作战为期6天，可谓首战告捷。他本人在1943年末曾回忆说，这次出海最主要的收获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与艇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已建立起来。信任是每个艇长都必需的，而且它只有通过艰苦努力和胜利才能换来。吕特曾说：“一个艇长只要成功了，哪怕是个白痴，下属们也会喜欢他。”进攻“佛兰德里亚”号之初，吕特的失误显然是置艇员们于危险而不顾，但击沉两艘商船的战果又使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吕特也早早地向大家展示了“卓尔不群”的气质——邀请艇员观看攻击过程，使他们有机会目睹敌船的沉没，还有什么能比与艇员分享首胜更让人兴奋钦服，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见面礼呢？

吕特的U-9经历并不总是充满了激情和胜利。1940年2月初，U-9曾奉命到苏格兰西海岸布雷。平心而论，机动灵活且不易暴露的潜艇比布雷艇和飞机更适于布雷任务，但几乎所有U艇艇长都痛恨这种任务，他们更愿意以鱼雷对敌舰发起突袭，而不是偷偷布下水雷，然后等待几周、甚至数月才听说某艘倒霉的船只撞上了水雷。2月6日下午，U-9在穿越北海差不多半程时，吕特才发现作战命令竟落在基地了！回去取命令，既耽搁时间和危及布雷任务，又要丢尽面子；没有作战命令，接着前进的话，又怎能知道准确的布雷区。在错误的地点布雷可不是玩笑，U艇自己也要穿越雷区返回。吕特与几位军官面面相觑，一筹莫展。所幸的是，他们每人都还记得那道命令的一部分，凑在一起或许能大体上将之还原。就这样，吕特带着U-9瞎打误撞，抵达苏格兰西海岸的佛斯（Firth）后竟然布下了与命令完全吻合的9颗水雷！11日，U-9在返航途中还顺手将1艘爱沙尼亚货轮“琳达”（Linda）号击沉，也算此行的意外收获。

就在吕特前往苏格兰布雷期间，邓尼茨在海军作战会议上得到指示，U艇部队将在德军进攻挪威和丹麦时为登陆部队提供海上保护带。1940年4月1日，希特勒下令准备发动进攻挪威和丹麦的“威悉河演习”作战，整个海军都将参与，包括U-9在内的所有U艇都被召回参战。这次作战无疑有相当大的风险，德国海军将直面占据优势的英国皇家海军，不过，由于皇家海军也会倾巢而出，倒为U艇部队执行邓尼茨几年来一直在演练的狼群战术提供了良机。德国海军舰队分作6个战斗群，每个战斗群负责支援在挪威海岸线不同地点展开的登陆行动。吕特的U-9被分在第3战斗群，与轻巡洋舰“科隆”号和“柯尼斯堡”号一起行动。此外，邓尼茨还组织了两个攻击艇群，北艇群有6艘U艇，埋伏在设德兰东北海域英军驶往纳尔维克的航线上，南艇群的3艘U艇则在接近斯卡帕湾附近的海域活动。U-9等构成登陆保护带的潜艇主要负责海上安全和阻遏敌军的登陆行动，保障本土与进攻部队之间的交通线畅通无阻。德军于4月9日开始登陆作战，尽管水面舰艇遭受了重大损失（如“柯尼斯堡”号被英军炸沉），但登陆行动很快取得了成功。不过吕特几乎错过了整个战役，因为U-9巡航和防御的海域几乎没有任何英军舰只出没。吕特后来曾向邓尼茨抱怨，说以潜艇这种攻击性武器铸成防线真是一种浪费。U-9唯一的战斗就是同枯燥无聊作战，与狂风巨浪拼搏。在一张摄于此段时间的照片中，吕特无精打采地倚在U-9指挥塔边，衣着邋遢，态度消极，显然非常无聊。

并非所有潜艇都像U-9那样身处没有重大战事的水域，但几乎没有潜艇斩获战果或对地面行动作做出了贡献。后来的统计表明，战役期间U艇向敌方舰艇船只一共进行了43次攻击，但无一命中，自己反而损失了4艘潜艇。U-47艇艇长普里恩4月11日在近距离攻击港口中停泊的英军战舰时，不仅未能取得任何战果，自己还险些不能安全撤走。吕特4月20日在卑尔根（Bergen）外海向驱逐舰“格罗姆”（Grom）号发射了4枚磁性鱼雷，但都没有命中目标。U艇部队参战之初的自信满满已如晨雾般消弭得一干二净，邓尼茨也非常恼火地把U艇全数召回，要求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给出满意的解释。非常了解自己能力的普里恩带头怀疑是潜艇新装备的磁性鱼雷存在重大缺陷，还戏称自己是“用一只木枪同英军铁甲战舰作战”。后来的调查表明U艇攻击失败的罪魁正是鱼雷的技术缺陷，邓尼茨把负责新鱼雷技术开发的有关人等送上了军事法庭，同时决定继续使用经受过实战检验的老鱼雷。为安抚士气受到沉重打击的U艇官兵，邓尼茨稍后亲自走访了每艘U艇，向艇员们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并承诺局势很快就会逆转过来。邓尼茨还决定派自己最得力的参谋军官厄尔恩（即吕特的33级学员队队长）担任U-37艇艇长，要求他尽可能多地击沉敌方船只，以此证明德国的鱼雷技术依然高效。邓尼茨无疑是想借助厄尔恩的成功恢复军官团的自信心——他的另一层深意可能是，既然他身边的参谋军官（尽管厄尔恩是最优秀的参谋、也曾任过一线艇长）都能取得成功，那么，经验更丰富的艇长们只要相信他们自己和手中的武器，从萎靡不振中迅速振作起来，就能取得更多的胜利。

法国战役的主角是将闪电战术发挥到极致的装甲部队和空军，在挪威之战中元气大伤的海军基本没有参与，U艇也无力对英国海军造成大的威胁，只能在有限的水域参加作战。除了皇家海军这一最大威胁外，英吉利海峡密布的水雷、恶劣的气候、无常的潮汐等都给U艇作战带来了困难。5月9日，吕特盯上了1艘比U-9更大的法国潜艇“多利斯”（Doris）号。他在距离潜艇700米时发射了2枚鱼雷，其中1枚炸沉了这艘潜艇。当时，吕特和首值星官格拉米茨基（Franz Gramitzki）站在舰桥上观望潜艇的碎片，格拉米茨基看着法国水手的尸身时曾感慨地说：“可怜的伙计们！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只是水手而已。”吕特不为所动地说道：“战争让这种情感无处藏身。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如果不击沉他们，被击沉的就是我们或别的U艇。”持这种认识的U艇艇长绝非少数，但吕特似乎比多数同僚都更坚定——他的一位朋友就曾说：“当吕特击沉舰只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从此，“不是他们，就是我们，战争就这么简单”这句话，就成了U艇官兵口耳相传的“经典名言”。

5月9日深夜，吕特抵达了濒临比利时海岸的预定作战区域。不久，由于测深装置失灵，U-9像头病鲨一样被迫浮出了水面，而敌军驱逐舰的出现又迫使它下潜，在水下一呆就是四五个小时。当U-9再次露出水面时，吕特爬上指挥塔，用望远镜观望着远处的灯火、探照灯和敦刻尔克方向高射炮弹的曳光，还有一艘爱沙尼亚货轮“维由”（Viiu）号。吕特在11日击沉了这艘货轮，他的好运气还没有用完，很快又发现了一艘国籍不明的商船。就在他调整方位准备攻击时，远处出现了一艘扫雷艇。吕特决定先炸沉扫雷艇这个更有价值的目标，但就在一切就绪之际，他突然发现扫雷艇后面还跟着一艘浮在水面上的潜艇！一霎那间，猎物好像多得令人发抖，潜艇自然又成了首选。吕特迅速调整艇身进入准备发射状态，但一阵强烈的洋流把U-9推离了刚调整好的位置，结果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目标。好在当日晚些时候，U-9猎获了2000吨的英国商船“特林加”（Tringa）号，不然吕特不知该有多后悔！向“特林加”号的进攻招惹了护航的英军军舰，U-9被迫紧急下潜，在水下一呆就是9个小时，艇员们的神经都经受了一次考验，所幸U-9毫发无损。

吕特不清楚的是，整个法国战役期间偌大的海洋中只有2艘U艇在积极作战，除U-9外，另一艘就是厄尔恩的U-37。5月15日，吕特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他的作战生涯显然起步良好。接下来的数日里，U-9没有觅到合适的战机，这片水域到处都是英军战舰，除了不停地躲避这些庞然大物外，吕特还得应付复杂而棘手的洋流。日渐老旧的U-9也频频出现机械故障，特别是柴油发动机曾数次意外停转，给吕特造成了很大困扰。在敦刻尔克外海彻夜不止的枪炮声中，吕特苦苦寻觅猎物，终于在5月23日中午发现了货轮“西古尔德·福尔鲍姆”（Sigurd Faulbaum）号。U-9发射的鱼雷将该船拦腰炸成两段。吕特在货轮残骸中发现了比利时士兵的身份文件，这使他相信自己击沉的是一艘军用船只，但后来有证据表明它是一艘在立陶宛注册、但被英国人捕俘的德国船只，吕特击沉它的时候它正作为战利品被送往英国。不知何故，吕特在航海日志中称击沉的是一艘犹太人的船！回到威廉港后，他曾一度逢人便自得地夸耀说“击沉了一艘犹太船。”稍后有关部门告诉吕特，这根本不是什么犹太船，它的主人是在里加经营海运多年的“纯雅利安人”，所以请他日后在这件事上保持缄默。

5月24日凌晨，在英国诺福克（Norfolk）海岸的一次攻击几乎葬送了U-9，当时吕特甚至都要下令弃艇了。U-9在月光下发现了两艘轮廓颇似驱逐舰的大型舰只，吕特在距敌舰约1000米处向其中一艘发起了攻击。不想，鱼雷发射管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敌舰受到惊扰后迅速冲了上来，接连投掷了5枚深水炸弹。U-9在水下呈之字形运动，试图悄悄溜走，但此间的水深不足，敌舰也不会让潜艇轻易逃走。很快，U-9上方又有6枚深水炸弹袭来，接着又是5枚。吕特别无选择，只能潜至并不算深的海底，深水炸弹造成了艇内多处受损或装置失灵，轮机长和技师们一直在尽可能镇静地进行修理。军史家弗拉施卡曾这样描述过U-9当时经历的惊魂时刻：“吕特命令U-9潜至80米、100米、120米……更多的深水炸弹在不远处爆炸，应急灯也灭了，吕特冲着黑暗中的艇员们平静地说：‘大家注意，保持绝对安静，一切都会过去的。’又一组深水炸弹迫使U-9继续下潜，有人摔倒了，还有人一头撞上了角铁。吕特紧紧扶着潜望镜，也面带恐惧地向上张望着……突然间潜艇舱室里进水了，中央控制台的仪表盘也起火了，火势蔓延很快，就在吕特开口说话前，黑暗中有人窜了上来，不顾危险地用毛毯和双手扑灭了火焰……危险过去了，没人注意到艇外又有两枚深水炸弹发出的爆炸声。舱底泵修好了，漏水处也被堵住了。吕特命令把救火的艇员带到跟前，轻柔但坚定地感谢这个水手拯救了潜艇，然后他略微提高声调说道：‘我将为你的勇敢行为推荐授予你一级铁十字勋章。’U-9里顿时传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大家回归各自的岗位’，吕特打断了众人，他们非常需要这短暂一刻的放松，因为这种欢乐是他们借以摆脱沮丧情绪和恐惧的一道阀门……”¹⁸

弗拉施卡在描述这一幕时可能装上了想象的翅膀，真实的情况（来自于吕特的航海记录和他在1944年著作中的自述）是吕特在24日晨7时即下令在海底保持完全静默和“装死”。他打算捱到深夜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命令关闭了艇上的所有机械，要求所有人返回铺位睡觉。他清楚U-9无法发射鱼雷并有多处严重受损，他所不知道的是U-9上方的水面上竟有4艘驱逐舰，这些英军舰艇虽然不确定水下U艇的准确位置，但也无意放过这个对手，每一艘都在附近水域或远或近地投掷深水炸弹，希望“地毯式”的轰炸没准就能将U艇逼出水面。深水炸弹的威胁是巨大的，而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爆炸间隙里那短暂但又似乎是永远的等待。先后任U-415和U-953艇艇长的维尔纳（Herbert Werner）曾在畅销书《铁棺材》中写道：“这种等待让我们失去了时间感……和对任何食物的胃口。”¹⁹想必人们对《从海底出击》和《U-571》等电影中描绘的这种场面也不陌生。

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听天由命的U-9，这次算是经历了严峻的考验。24日上午11时，吕特向艇员们分发了巧克力和用来净化空气的钾碱筒，他已做好了弃艇准备——自沉炸药已安装完毕，艇员们也都收到了救生衣。舱室里又黑又冷，艇员们为避免走道发出声响都只穿着袜子。潜艇由于前部进水变得过重，吕特就命令所有人聚到艇尾，只有最重要的值班人员留在前舱，其中就包括仍在安静地修理破损处的轮机长和技师。尾舱里的艇员们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忧虑地倾听着艇外的螺旋桨发出的噪音，想象着驱逐舰从头顶碾压过来的恐怖景象，数枚深水炸弹的爆炸既让潜艇震颤不已、又令艇员们心惊肉跳……这一漫长的等待对于锻炼艇员的意志可能不失为一个大好机会，对艇长来说更是一生难求的绝佳机会。当深水炸弹不停地爆炸时，大家的目光都会投向艇长，他的一举一动、每个表情、甚至是每次蹙眉，都会牵动艇员的神经。吕特深知这一点，如果他看起来忧心忡忡，艇员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恐慌；若他神态自若，他们至少还会保持安静；如果他不经意间从嘴角露出些许笑意，那么大家都会对望着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他们相信艇长会有办法引领他们走出绝境。平心而论，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保持完全镇静并不容易，毕竟U-9被困水下已很长时间，而且出现了大范围机械故障。但是，吕特也许是天赋过人，作为一个经验不算丰富的年轻艇长，他做到了所有优秀艇长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一切。吕特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镇定自若，命令清晰明确，举止有条不紊。首值星官很镇定地带头回铺位睡觉，吕特自己也在铺位间穿梭，检查那些鼾声大作的艇员是否嘴巴里还含着钾碱筒。吕特以自己的表现拯救了U-9，也感染了艇员们的情绪，他作为艇长的威望就此完全树立起来。在U艇部队，艇员们可以不喜欢艇长的个性和作风，但如果一位临危不惧的艇长能拯救他们的生命并带来胜利，那么这位艇长无疑仍是值得尊敬、信赖和托付生命的。超级王牌普里恩虽因鲜明的个性和狂热的纳粹信仰而并不为所有艇员喜爱，但他的战术才华、指挥经验和钢铁意志却多次拯救过艇员的生命，因而他仍然是一个值得他们信赖的王牌艇长。

“猫捉耗子”的游戏慢慢接近了尾声，英军驱逐舰逐渐失去了耐心，螺旋桨发出的噪音越来越弱，深水炸弹爆炸的方位离U-9也似乎越来越远。25日子夜刚过，在水下静默了整整21小时后，U-9得以浮出海面，结果刚一露头就发现了几百米外的一艘驱逐舰。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后，驱逐舰上的人们似乎都睡熟了，吕特不敢发动柴油机，命令以电力驱动悄悄溜走。28日黄昏，当吕特和U-9返回威廉港时，发现他们的统帅邓尼茨正焦灼地在码头踱步。邓尼茨按捺住内心的喜悦，轻快地问吕特：“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以为你们都死了。英国人声称已击沉了你们。”吕特则自豪地回答：“英国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甚至在我们头上都放好了沉船位置浮标，不过恐怕再也找不着我们了。”

就在U-9离开敦刻尔克外海不久，震惊世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拉开了帷幕。几十万英法官兵搭乘各种舰只撤回了英国本土，U-9仅仅早了几个小时撤离了这个战场，而U-37也不在这片水域活动，U艇部队此时竟无任何潜艇游弋在敦刻尔克外海！

被邓尼茨寄予厚望的U-37艇艇长厄尔恩6月6日回到了基地，带回了击沉敌船10艘、总吨位41000吨的辉煌战绩。²⁰U-9和U-37的此番出海，正值U艇部队在挪威战役中士气锐挫的困难阶段，邓尼茨利用吕特和厄尔恩的成功大加宣传，很快重新振作了官兵的士气，U艇战史上所谓的“快乐时光”即将到来。不过，出于种种原因，“重振士气、拯救U艇部队”的荣誉被完全给予了更资深、更受青睐、当然战绩更显赫的厄尔恩，吕特的贡献被完全忽略了（U-9在吕特领导下半年里出海6次，共击沉16669吨敌船，其中1940年5月击沉了总吨位13089吨的5艘船只²¹）。当然，吕特的黄金岁月还没有到来。

海上之王：U-138与U-43

1940年6月27日，吕特被任命为当年5月18日刚下水的ⅡD级新艇U-138艇的艇长。德国在1939至1941年共建造了16艘该级潜艇，除外形较小（艇长43.97米、艇宽4.92米）外，ⅡD级潜艇几乎可被视作Ⅶ级，两者都具有较大的指挥塔和指挥塔后部的高射炮平台，ⅡD级还具有独特的鞍状储水舱，续航力也较先前有了较大提升。²²

能够指挥U-138这艘新艇本应是件好事，但吕特在1940年夏却为之不胜其烦。按照U艇部队雷打不动的惯例，任何新艇投入实战前都必须进行相当时间的全面测试和训练。下面的日程表大约可以解释吕特为什么会感到厌烦：6月末至7月10日，U-138在基尔港进行接艇测试；7月12日至17日，在格腾哈芬（Gotenhafen）进行鱼雷测试；之后1个星期，吕特率U-138参加第27U艇支队主持的海上战术演习；接着到但泽进行各种各样的慢速测试……最令吕特失望和不满的是，8月1日，U-138又奉命开往波罗的海海岸的梅梅尔（Memel），成为第24和第25U艇支队训练新艇长的训练艇，而且还为时1个月！这让一心渴望奔赴战场的吕特烦恼不已——法国战役在6月末迅速结束，不列颠空战在7月和8月激战正酣，多数人都相信对英国的战事很快也要结束，吕特当然不想在远离战场的梅梅尔作壁上观。1940年7月，42艘满载战争物资的英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8月和9月又分别有68艘和66艘舰只葬身海底。到二战爆发刚好1年的9月时，差不多已有150万吨盟国舰只消失在大海中。这段时间也被史家称为U艇的“快乐时光”。其他U艇在横行北大西洋的途中也攫取着一次次胜利：U-34在7月这个月击沉了总吨位74300吨的13艘敌船；克雷奇默率领U-99在7月末的3天里击沉了合计32300吨的4艘敌船；8月初时，U-38艇艇长利贝把总战绩也提升到了10万吨（击沉18艘）；8月最后1周，U-37、U-100、U-46、U-48、U-32、U-101等几乎所有出海的潜艇都在摘取胜利的果实……吕特自然不甘心坐在遥远的后方任凭他们独揽荣誉，自己却眼睁睁地看着“战争即将结束。”所以，当吕特在9月初接到准备出海作战的命令时，他显露出如释重负的欢愉表情也就毫不奇怪了。

拍摄时间不详，普里恩的U-47艇结束了巡航返回基地。

9月10日，吕特的U-138悄悄离开了基尔，1周后进入英国西海岸的所谓“西部近海区”（Western Approaches）。²³20日夜幕降临时，吕特盯上了有3艘驱逐舰护航的英国OB-216船队，这支船队由30艘商船组成，分8列行驶，每列间距约400到500米。胆大的吕特一直在潜望深度保持追踪，当晚8时后悄悄钻进了两列商船的中间，一心关注船队外围敌情的驱逐舰并未发现U-138，而商船本身依赖驱逐舰保护，故而也根本没留意到它们之间的水域里出现的黑色潜望镜。吕特获得了绝佳的攻击距离和方位，9点20分时毫不留情地发射了2枚鱼雷。2分钟内，船队中的“新塞维拉”（New Sevilla）号和“博卡”（Boka）号先后爆炸起火。英军驱逐舰立即离开编队，开始在外围水域搜寻攻击者。此刻的U-138里，有人在熟练地装载鱼雷，有人则为维持潜艇的平衡而在狭窄的艇身里前后奔跑，吕特则借助潜望镜紧张地计算下一攻击的最佳角度。U-138在周围的爆炸、火光和混乱中又溜进了船队的第三和第四列之间。9点26分，1枚鱼雷准确命中了10000吨的“西姆拉城市”（City of Simla）号，巨大的爆炸声再次响彻海面。OB-216船队的队形此刻已被彻底打乱，无论是商船还是驱逐舰都浑然不知发起致命攻击的敌人身在何处，更无人想到胆大妄为的U艇竟钻进了自己的队列中间，而且是在闭着眼睛都不会错失靶子的近距离发射鱼雷的。沮丧的3艘驱逐舰胡乱地投掷深水炸弹，暗中祈祷能吓跑该死的U艇。这些招数对吕特根本不起作用，倒霉的OB-216算是遇上了杀手，21日凌晨2点半左右，苦追不舍的吕特发射了最后1枚鱼雷，命中了5000吨的英国商船“帝国冒险”（Empire Adventure）号。经过12小时的追逐和攻击，吕特收手了，“就像一个饿汉面对满桌酒席却没有牙齿一样”，带着些许的遗憾悄悄撤离了战场，3天后安全返回了法国洛里昂（Lorient）的U艇基地。

摄于1940年7月，普里恩正与被他搭救的三名空军人员愉快地交谈。普里恩在6月初的几天时间里曾击沉了总吨位36000吨的7艘敌船。

正在指挥塔上嘹望的U艇艇员。

德军U艇经过比斯开湾进入大西洋时的场景。

摄于1940年8月，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正向克雷奇默（左一）颁发骑士勋章。

摄于1940年，邓尼茨在码头迎接返航的U艇官兵。

1940年10月24日，吕特获得了骑士勋章，成为王牌艇长俱乐部中的一员。图中的吕特骄傲地佩戴着勋章，手中可能还捧着鲜花。

1940年9月23日的国防军战报曾报道过吕特率U-138击沉总吨位29000吨的4艘商船的消息（实际总吨位接近35000吨）。U-138返回洛里昂后，有10天时间补充油料、鱼雷、补给和进行修复。这段时间里，普里恩、克雷奇默、U-100艇艇长舍普克（Joachim Schepke）、U-38艇艇长利贝、U-103艇艇长许茨（Viktor Schütze）等人也都在洛里昂，一时间知名度颇高的艇长们云集于此，尽管此时的吕特与他们相比还算不上引人注目，但无疑也是小有名气的艇长之一。邓尼茨在战后回忆录里曾高度称赞过这批才华横溢、对他本人忠心耿耿的艇长：“……他们依靠才智，大胆而又谨慎地投入了打击英国海上交通线的战斗。他们无论是单艇作战还是多艇协同作战，均能在短促的战斗中取得辉煌的战果。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海上之王’，优越于敌人的防御兵力。”²⁴

U-138的第2次出海作战始于1940年10月8日，历时11天，不过，取得的战果并不像首次取得的那样引人注目。吕特的作战区域是一块6海里的水域，在几天里连续错失3次机会后，他终于迎来了英国OB-228船队。这支船队呈八列纵队，每列有三到四艘商船，外围由轻巡洋舰护航。U-138在10月15日击沉了“波恩赫尔”（Bonheur）号，并重创了油轮“大英帝国光荣”（British Glory）号。回到洛里昂后，吕特接到了调任1艘更大型的潜艇的命令，他对此颇感不快，毕竟经过几个月训练和26天的出海作战，他与艇员们已形成了默契并建立了信任关系，现在却要再去1艘新艇就职。U-138在吕特麾下虽只有2次出海作战的记录，但26天里击沉近4万吨敌船的战绩无论如何都算相当显赫。为表彰吕特领导U-9和U-138时取得的战绩，他在10月24日获得了骑士勋章。²⁵这种勋章在1940年时仍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荣誉，一般只授予击沉敌船总吨位10万吨以上的王牌艇长（当然也有普里恩那样的特例，1939年奇袭斯卡帕湾的惊人战功为他立即赢得了U艇部队的首枚骑士勋章），吕特此时的击沉总吨位数虽不到10万吨，但他在1940年4月和5月期间击沉了份量更重的敌方驱逐舰（实际上是重创）和潜艇。曾任U-152和U-333艇艇长的克雷默尔（Peter Cremer）曾写道：“……U艇艇员特别重视佩戴骑士勋章的艇长；这种艇长能给他们带来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因为那些年轻且经验不足但又不惜任何代价想赢得骑士勋章的艇长，往往会贸然出击，从而置艇员们于不必要的险境。普通艇员就是这么想的，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人都想活下来。”²⁶

吕特10月21日接手的U-43是一艘ⅨA级远洋潜艇，与他曾任首值星官的U-38艇属于同一类型，艇长77米，排水量1153吨（为U-9的3倍），续航能力超过8000海里（是U-138的2倍）。U-43的武器装备水平也比吕特之前的潜艇大有提高，备有6具鱼雷发射管，可携带22枚鱼雷和44枚TMA型水雷（或66枚TMB水雷），艇上装有3门甲板炮（其中1门为105毫米），甚至还可携带1架水上飞机。U-43于1939年8月下水服役，14个月里在安布罗修斯（Wilhelm Ambrosius）艇长的率领下取得过击沉敌船9艘、吨位数达50000吨的不俗战绩。不过，岁月已在这艘新艇身上留下了痕迹——11月10日，吕特率U-43首次出海就出现了油箱漏油的故障，返回基地后花了整整1周才解决问题。

11月17日，吕特再次率U-43出海，首先担负气象观测的任务，他也因之有足够的时间与艇员们磨合，包括紧急下潜、深水作业和鱼雷发射等一系列演练。真正的战斗始于12月2日，当时吕特截获了U-101发往U艇作战总部的电文，于是星夜兼程地赶往英国船队OB-251所在的海域。次日上午9时，U-43的潜望镜中出现了船队的身影，吕特发射的2枚鱼雷轻松击中了7000吨的“太平洋总统”（Pacific President）号，3分钟后该船就沉没了。40分钟后，吕特又向12247吨的“维克托·罗斯”（Victor Ross）号发射了2枚鱼雷，虽然油轮首尾各中1枚，但并未沉没，反而继续固执地向西开进。U-43驶近油轮后又发射了1枚鱼雷，但偏离了目标。吕特被激怒了，他进一步抵近到距油轮仅300米处准备再度进攻，而此时油轮竟朝着U-43全速冲来。吕特立即发射了第4枚鱼雷，同时手忙脚乱地紧急下潜——最后一击摧毁了油轮，但吕特还是被它的玩命姿态惊出了一身冷汗。此后，吕特继续追击OB-251船队的其余船只，但潜艇的油箱再次漏油，因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队西去。

1940年的12月是U艇部队在1940年全年里可用潜艇数量最少的1个月，可出海巡航的远洋潜艇仅有6艘，而当月战绩相对于前几个月而言简直微不足道——一共击沉了13.5艘、90000吨的敌船。²⁷吕特的U-43在12月里一共击沉了总吨位31612吨的4艘敌船，占前述战绩的三分之一强，应该说是“快乐时光”结束前“最疯狂”的1艘U艇。从1941年初开始，U艇部队似乎进入了苦涩的严冬，北大西洋连绵的暴风雪和严寒严重影响了潜艇的检修和出航，也使少数出海的潜艇难以轻松地觅到猎物，英军远程侦察机数量的增多和性能的提升极大地压制了U艇的活动范围，英军护航舰只装备的高频测向仪和改进型雷达等也使U艇作战的安全性和隐蔽性大为降低。坏运气在1941年3月达到了顶峰，在这个月里，U艇部队失去了被称为“心脏与灵魂”的三大艇长：先是普里恩和U-47全体官兵于3月7日消失在冰岛南部的海底（普里恩任U-47艇长期间经确认的总战绩是击沉敌船32.5艘、合计202514吨）；10天后的3月17日，U-100艇的指挥塔被英国军舰“范诺克”（Vanoc）号拦腰撞断，舍普克当场毙命（他在担任U-3、U-19和U-100艇艇长期间经确认的总战绩是击沉敌船37艘、合计155882吨）；同样是在3月17日，U-99的克雷奇默还未来得及报告他又击沉了6艘敌船，就被英军战舰迫出水面后成为俘虏（克雷奇默指挥U-23和U-99期间经确认的总战绩是击沉敌船43.5艘、合计247012吨，直至二战结束也无人能够超过他18个月里创下的总战绩）。²⁸在一片萧条的前3个月里，吕特还在2月4日发生了一件令邓尼茨愤怒异常、令旁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停泊在洛里昂的U-43，竟在有军官值班和哨兵警戒的情况下自沉了！调查表明，事故前一日压载舱的排气阀被拧错了方向，进而造成了舱底进水，虽然渗水缓慢，但越积越多，而且U-43也未按U艇司令部的明确要求关紧舱门，致使水流最后涌进了后鱼雷舱。事故发生时邓尼茨就在洛里昂，大光其火的他怒斥了U-43官兵，指责他们的粗枝大叶和疏忽使一艘宝贵潜艇损失了，“你们辜负了我的信任，也对海上战争的前景造成了损害”。邓尼茨命令U-43的一半人呆在洛里昂清理善后，另一半则被送回德国普伦（Plön）继续受训，两名被认定负有直接责任的士官受到了惩罚，艇长吕特也被认定应受惩处。但没有记录表明他们三人到底受到了何种惩罚，而且这件不光彩的事故也未对吕特的前程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此后3个月里，U-43一直在船坞里进行清洗和重新布线，发动机和多数电子部件也都被取出来进行了替换。虽是邓尼茨的爱将，但吕特也可谓颜面扫地，他憋足了劲要在5月开始的作战中一雪前耻。5月11日，U-43离开洛里昂朝西面的大西洋驶去，15日凌晨近3点时发现了一艘排水量很小的法国籍三桅帆船。吕特不出意外地击沉了这个不足500吨的小玩意，但他没有使用鱼雷，而是浮出水面后用甲板炮将对手打得千疮百孔！显然，吕特急于以胜利来洗刷自沉事故带来的耻辱。他不择目标和手段地向任何一个被发现的目标进攻，不计较使用多少弹药，也不在意潜艇一直暴露在水面上，更不关心对手是否有机会发射信号弹或以无线电汇报方位，他只想发泄怒火，耗尽弹药，击毙所有敌人。这天的吕特充分展现了他残忍冷酷的一面。

在这次历时52天的“雪耻”出海中，吕特于6月6日和17日各击沉了1艘商船，总吨位为7500吨。6月22日，仍在巡航途中的吕特获悉了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对于元首在彻底征服英国之前，开辟第二战场，U艇艇长们的反应差别很大，这主要是由经验、情感状态、对历史的了解或个人偏见等多方因素所致。吕特的同学厄斯滕当时正在南大西洋巡航，他的看法颇能代表一批并不关心东线的艇长们的意见：“……我们基本上确信，我们的军队在欧洲大陆朝某个方向或另一方向进军多远都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因为我们认为海上破交战的结果才是决定性因素。”²⁹托普战后曾回忆说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想起了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命运：“……两线作战，有限的资源被拉伸到极限，俄国战役无疑是终结的开始。”³⁰吕特听闻“巴巴罗萨”作战拉开帷幕时的表现是“兴高采烈”，因为他一直坚信“纳粹政府所做的每件事都是遵循上帝的指示”，更何况他早年的里加生活经历使他非常痛恨俄国人。不过，东线离这些U艇艇长太过遥远，他们眼下需要忧虑的是1941年夏季的出海作战为什么收获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6月间U艇部队尚能取得击沉30万吨敌船的战绩，到了7月就锐减为6万吨，而8月也无起色，仅为7万吨。吕特率领U-43在8月2日离开洛里昂，9月23日返回基地，整整53天里在北大西洋上不停奔波和寻找猎物，结果食物一次次坏掉，发动机一次次冒出浓烟，电池一回回用尽，也未能击沉任何一艘敌船。吕特和艇员们的情绪都掉到了冰点，他们之前几乎从没有空手而还过。吕特的航海日志里除了抱怨自己可能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外，并未寻找其他借口。

吕特所不清楚的是，英方1941年5月已从俘获的U-110艇上获取了德国海军的“埃尼格码”（Enigma）密码机和极其宝贵的密码情报，这种被称为“超级机密”的情报已使英方处于十分有利的境地，皇家海军负责跟踪监视德国潜艇的官员就曾说过：“我们很快就获知了海上潜艇的确切数目，了解了潜艇之间的联络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经常可以截获邓尼茨下达的命令。”³¹U艇司令部向各潜艇发出无线电信号后，经常是艇长们还在阅读电文指令时，几乎同时就有一份复件摆上了皇家海军最高级将领们的案头。U-43每次向司令部报告方位和状况时，英方都能准确地知道它在哪里，而每次当U艇司令部指示U-43等拦截某支船队时，该船队都会驶向另一个新航线，致使截击落空。U-43的航海日志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记录着“鱼雷命中”或“估计击沉敌船多少多少吨”，多数时候其内容都像周边的大海一样空旷，唯一有内容的地方还出现了诸如“密西西比”、“旧金山”和“彭萨科拉”（Pensacola）等标识美军战舰级别的字眼。无疑，美军战舰在北大西洋航线上的存在和积极护航，也是吕特等U艇艇长作战不利的重要原因。同时，希特勒在苏德战争爆发时曾严令禁止U艇在任何海域攻击美国舰船，邓尼茨和所有艇长都表达过强烈不满，但也无计可施。1941年夏末，美国海军开始全面承担为加拿大至冰岛的整个北大西洋航线西半段的护航任务。吕特8月14日曾记载了U-43发现的一支船队，但由于有美军“旧金山”级巡洋舰和“密西西比”级战列舰护航，他只能在远远观察了1小时后掉头撤离；9月11日，U-43又发现了有3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护航的船队，就在准备发射鱼雷前的最后一刻，吕特认出那艘巡洋舰是美军的“彭萨科拉”级巡洋舰……吕特长时间颗粒无收的另一原因可能纯粹是运气不佳，U-43有一次曾对3艘敌船发射了6枚鱼雷，但无一命中。

虽然没有胜绩，但吕特在U-43的这次巡航中也并非一无所获——他试验了一些有助于在漫长巡航中保持士气的方式方法，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他在1942年率领U-181远征印度洋时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带艇理论奠定了基础。吕特在非作战时间里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如将艇员们分成两队进行竞赛，看谁知道的冷僻词汇更多；他给艇员们读新闻，还与他们一起讨论；他经常讲解海洋的生物多样性，鼓励大家多读书和进行集体讨论，也鼓励发展业余爱好；音乐在U-43的出海和巡航过程中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吕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避免枯燥无聊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士气低迷，当然最能提振士气的还是取得了战果、用完了鱼雷、放着音乐快活地踏上返航之路——U-43的艇员们要等到1941年圣诞节前夕才能再次体会到这种感受。11月10日至12月16日，吕特率U-43进行了个人的第12次出海巡航。11月29日凌晨2点15分，吕特发现了从英格兰驶往南非好望角的OS-12船队。2小时后，他攻击了船队中的军火船“索恩莱班克”（Thornliebank）号，弹药的连续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和烟雾足足腾起了几百米，弹片甚至都崩落到U-43的指挥塔附近。取得了睽违已久的胜利后，吕特和艇员们紧绷的神经似乎稍稍松驰了一下，次日又击沉了近5000吨的英国轮船“阿什比”（Ashby）号。12月2日上午9点24分，飘扬着星条旗的7500吨油轮“阿斯特拉尔”（Astral）号被吕特击沉，而此时距日本偷袭珍珠港（12月7日）尚有5天，德美之间的正式宣战则是12月11日的事！这显然是一次令人尴尬的误击，但幸运的是，当时无人知道那艘油轮是怎样神秘消失的，吕特和U艇司令部都不清楚被U-43干掉的是一艘美国船。“阿斯特拉尔”号的神秘消失似乎在德美开战后被人遗忘了，一直到1960年代初期，才有人将这一“功劳”明确地记在已经作古20年的吕特名下。

1942年1月是吕特率U-43出海的最后1个月，也是他个人的第13次出海作战。在极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吕特在1月12日击沉了瑞典商船“亚恩加恩”（Yngaren）号，2日后又击沉了ON-55船队中的1艘英国商船和1艘巴拿马商船。到1月22日回到基尔港时，U-43在吕特指挥下的15个月里共出海5次，击沉12艘敌船，总吨位达68077吨。加上在U-9和U-138时的战绩，吕特已经击沉了总吨位超过10万吨的盟军舰只，他已是一名毫无争议的王牌艇长了。

图为U艇部队最著名的王牌之一、U-100艇艇长舍普克。他于1941年3月17日丧生，同日克雷奇默被英军俘虏，而10天前普里恩刚刚葬身海底。

摄于1941年12月16日，当日吕特率U-43艇返回了洛里昂基地。

托普的“红魔”艇U-552载誉归来。U-552于1941年10月31日击沉了美国驱逐舰USS“Reuben James”号，造成115名海军官兵丧生。此时美国还是中立国，从托普击沉该舰的那一天起，德国和美国事实上已处于交战状态。

位居U艇战绩排行榜第3位、获得双剑骑士勋章的U-552艇艇长托普中校（击沉敌船35艘、总吨位197460吨；击沉军舰1艘、吨位1190吨；重创敌艘4艘、总吨位32317吨）。

摄于1942年1月，吕特在U-43的舰桥上抽烟。当时的天气非常寒冷，艇员们甚至需要用大锤子来除冰。

U-43艇艇员贝克尔（Martin Becker）正在指挥塔上方的高处嘹望，他所处的平台非常有趣，大约是临时捆绑在潜望镜上的。

1941年12月2日，被U-43艇击沉的美国油轮“阿斯特拉尔”号。不过吕特当时并不清楚自己干掉的是艘美国油轮，珍珠港事件在5天后才发生。

1942年1月12日被吕特的U-43击沉的瑞典籍商船“亚恩加恩”号。

碧海孤狼：印度洋杀手

真正让吕特在U艇部队乃至整个战时德国声誉鹊起的是他的U-181生涯。如果没有在U-181上14个月的经历和战果，吕特的结局有可能与普里恩和舍普克一样，静静地长眠在北大西洋的海底，他的名字也会被镌刻在潜艇博物馆的某面墙壁上；也有可能在德国或法国某地的办公楼里，他穿着漂亮气派的军服从事迎来送往、上传下达之类的工作。吕特由于U-181的经历而成为一名致命的碧海杀手，这艘潜艇也因为他而有了“铁十字艇”U-9那样的传奇。

1942年4月，吕特的首值星官施万特克（Hans-Joachim Schwantke）接任U-43艇艇长，吕特本人则在5月到什切青（Stettin）出任ⅨD2级远洋潜艇U-181的艇长。这艘新艇长87.6米、宽7.5米，排水量1804吨，配备艇员57人，两组额外的柴油机可助其在水面上以19节速度巡航，增加的油箱使之能以12节速度航行24000英里。U-181可携带24条鱼雷，拥有6个鱼雷发射管和3门甲板炮，³²还配备了雷达探测装置“梅托克斯”（Metox），理论上可侦测到敌舰敌机上的搜索信号。经过几个月试验、训练与磨合。到1942年9月，U-181已做好了开往遥远的好望角、南非水域和印度洋的准备。

1941年末美国正式参战以来，邓尼茨曾派出一些U艇前往加拿大、美国和加勒比海海域（仅1942年1月即有12艘Ⅸ级、14艘Ⅶ级U艇出战，3月有多达20艘U艇出没于美国东海岸的缅因州至佛罗里达州海域），在约5个月的时间里，U艇在防御松懈、缺乏经验的对手面前取得了几乎击沉500艘船只的惊人战绩。吕特错过了这个所谓的第二次“快乐时光”。不过，“快乐”总是短暂的，美国海军汲取了经验教训和强化了防御能力后，U艇的战果开始急剧下降，损失也日渐增多，迫使邓尼茨把它们陆续撤往中大西洋海域。浩瀚的大洋对邓尼茨来说就像一个巨大的棋盘，那些U艇就是供其调遣驱策的棋子，他在不停寻找新的有利战场的同时，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南大西洋，南非好望角和印度洋水域也都在他的视线之内。1942年初夏，邓尼茨曾派出28艘U艇前往南大西洋，作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着可用补给潜艇数量的增加，邓尼茨决定在1942年夏秋期间继续向上述水域派遣U艇。8月，4艘由老手指挥的ⅨC级U艇组成的“北极熊”艇群（得到U-459补给潜艇的支援）奉命突袭南非开普敦，条件许可的话它们还将进一步向东进入印度洋。9月，邓尼茨决定再派4艘ⅨD2级远洋潜艇前往好望角，而后在印度洋攻击缺乏护航舰队保护的盟军船队。这4艘潜艇中就有吕特的U-181，其余3艘中有2艘是由前U艇支队指挥官指挥的，即伊贝肯（Hans Ibbeken）上校的U-178和佐贝（Ernst Sobe）中校的U-179，第4艘ⅨD2级潜艇是骑士勋章得主居萨（Robert Gysae）的U-177。³³

摄于1942年5月，在不来梅港举行的U-181艇服役仪式，图中左侧的军官即为艇长吕特。他还邀请了艇员妻子和亲属以及一战潜艇老兵们前来参观，虽然这明显违反了海军条令，但有战功和邓尼茨的庇护，这也算不得什么。

吕特与妻子伊尔莎（Ilse Lueth）的合影，他们于1939年9月25日结婚。吕特是一个极为重视婚姻、家庭和子女的人，由于婚姻给他带来了最大的满足感（甚至最高战功勋章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家庭使他感到快乐幸福，他也要求认识的每个人都要结婚和养育子女。这种逻辑在有些艇员那里显然碰壁，但所有与其共事的人都感激他的真诚和关怀。

9月12日，U-181离开了基尔港，踏上了向北绕过苏格兰、而后南下大西洋和远赴印度洋的漫长旅程。9月18日，在越过设德兰群岛向南航行的途中，U-181的“梅托克斯”未能侦测到英军岸防司令部1架轰炸机的逼近，紧急下潜时被炸弹造成轻伤，几艘闻讯赶来的舰艇在10小时的搜索中向U-181投掷了30枚深水炸弹。U-177也受到了类似待遇，潜艇虽未受伤，但有1名艇员在狂风巨浪中失踪了。U-181在途经英伦三岛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全程中一直保持高度警戒，但经过直布罗陀后，航海日志中的用词从“发现敌机并紧急下潜”或“发现敌驱逐舰”等，开始变成“波光粼粼”和极寻常的航行里程记录。虽受敌机敌舰攻击的可能性变小了，但艇员们还一如既往地面对着艇内的气味、灼热的温度、令人作呕的油腻与潮湿。在吕特看来这些都算不上大问题，他最担心的是旅途中的枯燥无聊和日久生厌——这些会使艇员滋生不满情绪，引发不必要的争吵，且使人的反应减慢变得粗枝大叶。吕特很清楚这些危害，他不知疲倦地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其发生和蔓延。艇员们时常看见艇长前后忙个不停，一会儿上舰桥考考瞭望哨的危机处理技能，一会儿又跑到船头去“骚扰”一下值班者，另一时刻又举办诗歌和歌咏比赛、编故事大赛、象棋锦标赛等，还时常能听见他在广播里播报每轮比赛的结果。除了这些措施外，吕特也特别在意艇员的身体健康，要求他们夜间注意腹部保暖，不许酒里加冰，禁止空腹抽烟。对于不熟悉艇长风格与为人的新艇员来说，吕特就像父亲一样，虽然啰嗦，但处处透着关爱。

吕特尤其看重读书，总是鼓励下属多读书和杂志，当有足够多的人读了某书或听了某首曲子后，他会组织大家辩论交流。他还安排一系列讲座，讲授工程、数学、医学和哲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吕特也安排时间给艇员们上历史和政治课，因为他坚信“艇员们必须知道为何而战，且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吕特讲授的政治无疑就是纳粹主义，像他这种信奉并热情宣扬纳粹思想的艇长在U艇部队其实并不多见。吕特不避讳自己对纳粹主义的热情、对纳粹党和第三帝国的热爱——在其1943年底撰写的演讲《潜艇中的领导问题》中，吕特认为有必要以政治谈话来纠正部分艇员的“消极哲学”：“……有时每逢星期天，我会让潜艇下潜，然后在水下把艇员们召集起来开会，告诉他们一些关于帝国及其数个世纪里不断挣扎的事情，也讲一些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元首生日那天，我也会讲讲他的生活、还有我去元首大本营访问的事情……”³⁴但也有后世史家指出，吕特所理解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过时的理论，他欣赏的是到处兴建高速公路、帮助国家复苏统一、增强民族自尊心的国家社会主义，是30年代初期他所接触和体认的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以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为标志的纳粹主义。³⁵纳粹宣传机器大肆鼓吹的努力工作、健康、家庭、婚姻、勇敢和爱国主义等无疑十分适合吕特的胃口。他的许多同僚和下属战后都曾回忆说，吕特最珍视的是婚姻、家庭和子女，这些甚至比执行任务、击沉敌船、获得高级勋章还要令他感到充实。熟悉吕特的人都曾注意到，他总在不同场合宣扬婚姻家庭对个人的无尚价值，也经常敦促已婚下属要忠实，要常给妻儿写信和买礼物，更要远离基地附近的风尘女子（他甚至还专门跟着手下去酒吧，“保证”他们的手只放在酒杯上）。吕特经常督促单身汉尽快结婚，不仅是因为他认同婚姻的价值，更因为他认为已婚水手会更加称职尽责。吕特无疑是一个家庭观念极重的人，总是尽最大可能帮助有家室的人，不管受助者的需要是否与工作相关，也不管对方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手下。他的这些观念与纳粹政府宣扬的家庭婚姻理论不谋而合。事实上，他一直把多生养子女视作为国尽忠的表现，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也多方敦促下属效仿。在某种程度上，吕特的所作所为确实就像艇员们的老父，而他的妻子也在本土将艇员家属组织起来，并在他们需要时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公平地讲，如果说吕特是因为信奉纳粹教义才成为优秀的丈夫和父亲，那显然也是荒谬的。虽有个别人把吕特的这种态度比作“一个波罗的海大地主对众仆人的态度”³⁶，但他还是赢得了绝大多数共事者的尊敬和爱戴——去世多年后，许多老战友在回忆他时仍然热泪难禁。不过，“爱兵如子”其实也是U艇部队对艇长的要求，尽管有普里恩这种不受爱戴的另类，很多艇长还是都以关心艇员、为之分忧解难为要务，因为他们的信念是“如果艇长关心下属们的疾苦和想法，他们也会效忠于指挥官，并忠实勇敢地与艇长同生共死。”王牌艇长托普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比吕特差，据说，他的U-552曾在一次执行任务途中突然返航，其原因仅仅是领航员忘带吉祥物了！³⁷

11月1日子夜前，U-181经历了7500英里航程后终于抵达开普敦西面的海域。比吕特先期抵达的伊贝肯率U-178在途中击沉了1艘20000吨的运兵船，绕过开普敦后向北朝着德班（Durban）湾方向驶去。11月1日至4日，伊贝肯先后击沉了1艘8200吨的英国运兵船和2艘货柜船。居萨的U-177在2日攻击了1艘4500吨的希腊货柜船，2枚鱼雷将这艘装满弹药的货轮炸得粉碎，散落的弹片像下雨一样敲打着艇壳，甚至还伤到了1名瞭望哨。吕特紧随居萨后“开张”，3日击沉了排水量8200吨的美国矿船“东印第安”号。此后，U-177和U-181在附近海域巡弋了10天左右。在此期间，居萨曾向1艘2600吨的英国轮船发起攻击，但先后发射的5枚鱼雷均错失了目标，U-177最后浮出水面，试图以甲板炮摧毁对手，不想对手勇敢地加以还击，迫使居萨放弃了进攻。而吕特的运气则好一些，他先后在8日、10日和13日击沉了总吨位约14000吨的3艘货轮，这些战果使他的总战绩达到了击沉敌船29艘、总吨位147256吨。邓尼茨认为到了授予吕特橡叶骑士勋章的时候了，13日晚，U-181收到了电文——吕特正式成为德军第142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U艇部队的第16位获得者）。

U-181在向北驶往德班水域的途中为艇长大肆庆贺了一番，艇员们感到无比自豪，而对胜利习以为常的吕特并没有显得特别兴奋——1943年末时他曾写道：“……成功自然能提振士气，但我的努力重点是在情形不妙时继续保持艇员的高昂士气；只有在逆境中展示出勇气的战士才是好战士。”果然，15日清晨吕特就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或可称得上是U-181出海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潜艇被英国反潜驱逐舰“无常”（Inconstant）号发现并咬住，吕特被迫下潜到573英尺的深海规避，但“无常”号舰长克劳斯顿（W. S. Clouston）锲而不舍地追逐了整整9个小时，期间投掷了30枚深水炸弹。当时，吕特一直在控制室里面无表情地听着漏水或受伤的报告。傍晚5点，另两艘反潜轻巡洋舰从德班赶来替换“无常”号，其中1艘的声呐捕捉到了U-181，随后投下了5枚深水炸弹。不过，英舰的声呐系统在爆炸带来的噪声中失去了U-181的踪迹。夜幕降临后英舰陆续撤离，U-181的舱底这时也注满了水，艇员们渐感呼吸困难，但吕特还是耐心地等到子夜时分才浮出水面。吕特曾在航海日志中留下“潜艇和艇员的表现都很好”之类的话语。有后人曾指出，如果2艘反潜轻巡洋舰也像“无常”号那样穷追不舍，并在次日得到反潜飞机的帮助，那么极可能将U-181迫出水面和击沉。³⁸也有研究者评论说：“‘无常’号在单舰猎潜时表现出的锲而不舍精神和精确的确卓尔不凡……不过，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说，头脑冷静、经验丰富的吕特当然赢得了自己的逃生之机。”³⁹

修复损伤后，吕特继续向北航行了约250英里，最后抵达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的重要港口洛伦索马克斯（Lourenco Marques）外海。11月19日至12月2日的这2个星期里，U-181在洛伦索马克斯港口附近击沉了合计36000吨的8艘船只。这个战绩本身并不特别令人惊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吕特击沉它们的方式（有4艘是用甲板炮击沉的），再次展示了他冷血残忍、甚至邪恶的一面。吕特的某些攻击方式非常不职业，虽说“战争就是杀戮”，但考虑到他之前的表现还算谨慎，不由得令后人对他的突然变化感到不解。有后人曾指出，在此番巡航进入到第15个星期时，实为“性情中人”的吕特难免情绪大起大落，而这就足以解释他为何能从“冷血的攻击中收获残忍的满足感。”吕特的第一个牺牲品是11月24日被击沉的希腊货轮“赫尔墨斯山”（Mount Helmos）号。U-181追踪了4小时后发射鱼雷击中了它，虽然船员立即弃船，但货轮还是顽固地漂浮了近1小时。看到货轮没有爆炸或沉没，吕特变得气馁暴躁，他把潜艇开到距货轮800米处，然后命令三门甲板炮一起开火——整整40分钟的炮击终将货轮击沉。多数艇长在类似情况下都会以鱼雷直接击沉对手，而不会像吕特那样用甲板炮解决问题。同日晚上8点30分，英国商船“多灵顿场”（Dorington Court）号遭遇了类似的命运。鱼雷虽然命中目标，但商船浮而不沉，吕特于是下令向货轮发射105毫米炮弹。大量的炮弹倾泻在商船上竟未引起大火，促使吕特命令继续炮击，最后以90枚炮弹击沉了毫无还手之力的货轮。11月28日，希腊货轮“伊凡希雅”（Evanthia）号被U-181的鱼雷命中后没有立即沉没，但被吕特从600米外发射的100多枚高爆炮弹和燃烧弹击沉。吕特对近期出现的鱼雷不能直接击沉敌船深感懊恼，他甚至把对方是否爆炸起火作为撤离或下潜的标尺。对王牌艇长而言，有时使用炮火击沉敌船本无可非议，但一般情形下艇长都会尽快地、以尽可能少的弹药达到目的，像吕特这样不把敌船打爆起火、不目视其下沉绝不罢休的攻击方式，多少有失水准和职业风度。2天后的11月30日，U-181向希腊商船“克林希斯”（Cleanthis）号发射的2枚鱼雷都未能命中目标。由于这是一艘装备了4挺机枪和1门甲板炮的武装商船，吕特把潜艇拉到3000米开外准备再次攻击。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发射鱼雷，采取的攻击方式是开炮，目的是“让艇员们有机会用机枪和甲板炮体验实战”！由于多数艇员多数时间里都在艇内操作机器，基本没有机会操枪使炮，所以他们在半小时里一直“兴高采烈地”向商船开炮。到“克林希斯”号终于起火之时，U-181也只剩下1发105毫米炮弹，这时吕特把潜艇开到距商船400米处，命令炮手瞄准吃水线下的船尾发射了最后1发炮弹；同时，他还命令高射炮持续射击船尾，直到商船沉没为止，12名本有机会逃生的船员也因之葬身海底。这次进攻完成后吕特用完了所有炮弹，但他后来辩称自己不过是想“训练艇员”。吕特也明显违反了U艇部队的条令，整整30分钟里U-181一直处于危险中，对手的一发炮弹如果幸运的话足以击沉潜艇。“克林希斯”号的幸存者曾心有余悸地承认当时吓坏了，从对手的攻击方式来看，以为自己碰上了嗜杀成性的日本人！他们不相信表现如此凶残的竟是德国潜艇——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日本人才是真正的魔鬼，U艇艇长至少也应该像他们那样“像一个水手”。

1942年11月是德国潜艇部队的另一“美好时光”，出海作战的180艘U艇当月击沉了120艘、约75万吨盟国船只。吕特的U-181就击沉了11艘，使他成为此时最成功的艇长。邓尼茨派往开普敦和德班海域的4艘ⅨD2级潜艇共击沉了27艘敌船（161407吨），平均每艇击沉6.75艘（40350吨），考虑到U-179在击沉1艘敌船后于1942年10月8日沉没，应该说邓尼茨的此次作战安排大获全胜。1942年12月2日，U-181在准备返航时顺手又击沉了1艘巴拿马货轮。1943年1月18日，U-181回到了法国波尔多的第12U艇支队。吕特在当日的航海日志中曾骄傲地写道：“U-181在没有补充燃料的情况下航行了129天，里程达21369英里。在开普敦和洛伦索马克斯水域共击沉了总排水量57500吨的12艘敌船。”1月22日，U-177艇也结束了128天的出海作战，回到波尔多时带回了击沉8艘敌船（49371吨）的战绩。

摄于1943年1月返回波尔多基地后，吕特（秃顶大胡子者）确保U-181的艇员们能够好好地享受美食和获得充足的休息。

可能摄于1943年1月返回波尔多基地后，U-181的艇员们在一起合影。几个月前初登U-181时他们都还是陌生人，现在已如同大家庭的成员一般亲密。

摄于1943年1月18日的法国波尔多，结束了初次印度洋远航的吕特站在U-181的指挥塔上，身后悬挂着代表击沉敌船数量的12面三角旗。

摄于1943年1月，希特勒在大本营向艇长们颁发橡叶骑士勋章，从左至右依次为U-68艇艇长默腾（Karl-Friedrich Merten）少校、U-181艇艇长吕特上尉、U-81艇艇长古根贝格（Friedrich Guggenberger）上尉、快速攻击艇S-102艇长特尼格斯（Werner Töniges）上尉。希特勒身后的观礼者为邓尼茨及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默（Karl-Jesco von Puttkamer）少将。

此后2个月里，U-181进行了检修保养，艇员们也好好休整了一番。3月23日，吕特率U-181再次向南大西洋水域出发了。离开波尔多时，无人能预计到他们将在200多天后才能再次踏上陆地，也无人能想到U-181归来时吕特已成为是海军第1位、德军第7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3月27日，当德军侦察机在比斯开湾以西水域发现了朝北行驶的盟军SL-126船队时，U-181奉命与U-267、U-404、U-571和U-662等一起搜寻和攻击该船队。这些潜艇中只有U-404和U-662发现了目标（随后击沉4艘并重创1艘），U-181由于未能找到船队便继续南下。⁴⁰4月11日，U-181在弗里敦（Freetown）西南约400英里处发现了英国冷藏船“帝国杓鹬”（Empire Whimbrel）号。由于该船一直谨慎地呈之字形航行，吕特最初发射的5枚鱼雷均错过了目标。黎明时分，U-181的2枚鱼雷终于击中了目标，但该船并未沉没。吕特决定用甲板炮摧毁敌船，但近4个月没用过的1门甲板炮意外卡弹，炮膛爆炸造成了3名艇员重伤，其中1人截肢后不治身亡，成为吕特带艇以来失去的第1位艇员。吕特最后用20发105毫米炮弹将敌船击沉，但艇员们还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沮丧之中，爱好各种仪式的吕特次日在赤道为死者举行了海葬，也安排其他2位伤员搭乘返航的U-516艇回国。邓尼茨获悉吕特的又一胜绩后，建议希特勒给予吕特更高的荣誉——4月16日，来自元首大本营的电文称已授予吕特第29枚双剑骑士勋章，同时晋为海军少校。吕特是U艇部队继克雷奇默、托普和祖伦（Reinhard Suhren）之后的第4位双剑骑士，此时确认的总战绩是击沉38艘敌船、总吨位189633吨，在击沉数和吨位数两方面都仅次于克雷奇默。⁴¹

鉴于盟军在开普敦海域明显加强了防御，吕特决定在绕过好望角后向北进入莫桑比克海峡南端，从而再次出现在洛伦索马克斯附近水域。在近海处，U-181的螺旋桨被铁制渔网缠住而动弹不得，就在众人以为回天无力时，1名身着笨重潜水服的艇员下水切开了渔网，总算拯救了潜艇。这名艇员冒险工作时，其他人还齐心协力杀死了一头在旁边虎视眈眈的大鲨鱼。5月11日起，吕特在洛伦索马克斯至德班的水域间整整逡巡了1个月，浪费了不少燃料追逐一些目标，结果发现它们都是中立国葡萄牙的船只。吕特在这里一共击沉了3艘船只——英国货柜船“汀豪”（Tinhow）号、瑞典商船“西西里亚”（Sicilia）号和1艘南非籍的装满军火的近海货船。在拦截“西西里亚”号时，吕特意外地遵循了捕获法案的程序，先是开炮示警，而后把船长等带到艇上仔细盘问。由于认定其身份文件不完整且有不良记录，吕特决定给该船船员30分钟收拾东西，然后发射鱼雷击沉了它。

就在吕特在印度洋四处寻觅战机的5月，邓尼茨命令所有U艇撤出北大西洋，因为海战正朝着越来越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盟军战舰越来越多、攻击性越来越强，商船损失尽管依然不菲，但似乎仍像流水线上产出的玩具一样一艘接一艘地下水出航。盟军对U艇的信号和无线电波也似乎了如指掌，战机和战舰装备的雷达使U艇就像铁疙瘩一般无处藏身，而先进的声纳系统也成倍地提高了盟军搜索潜艇的效率（5月这个月里邓尼茨就损失了超过40艘的潜艇）。吕特离开波尔多时并未打算在海上呆太久，但5月中旬时U艇指挥部指示所有ⅨD2级潜艇都要在6月进行海上加油，这样U-181执行任务的期限就被延长了，作战区域也相应扩大到几乎整个西印度洋。6月22日，U-181和U-177、U-178、U-196、U-197、U-198等活动于邻近海域的潜艇都赶到了毛里求斯以南600英里处的指定地点，从补给船“夏洛特·施利曼”（Charlotte Schliemann）号上获得了油料、淡水和补给。艇员们非常高兴能到补给船上洗个澡，但对得到的日本食物大感不满，吕特也曾在航海日志中写下了“没有1艘U艇得到足够的食物”之类的抱怨。

1943年起，U艇最危险的对手是盟军装备了先进雷达且积极进行攻防巡逻的战机。图为盟军战机攻击ⅨD2级潜艇U-848号的场景。

1943年盟军在为船队护航时开始使用护航航母，图片前景中的护航航母为商船提供了额外保护，其他的驱逐舰、巡洋舰和护卫舰则负责保护航母的安全。

摄于1943年5月或6月，坐在U-181舰桥上的吕特似乎颇为放松和自得，他身着短裤，赤裸上身，一部胡须很具自己的特色。

英军飞行员从空中拍摄的商船船队的壮观景象。

摄于1943年5月的马达加斯加海峡某处，被U-181艇员们猎杀的鲨鱼。这一活动和收获自然让无聊的艇员们喜出望外，吕特也用不着再多组织一项活动来维持士气了。

摄于1943年5月27日，吕特检查完“西西里亚”号的身份文件后，认为其身份甚为可疑，决定击沉该船。图为船员弃船后，U-181发射的鱼雷击沉该船时的场景。

摄于1943年5月27日，U-181拦截货轮“西西里亚”号的场景。吕特出人意料地遵循了如废纸般的“捕获法案”。

7月2日至8月7日，吕特在毛里求斯海域先后击沉了近22000吨的5艘英国船只，并因追逐敌船，最远到达过马达加斯加的东海岸。8月9日，在邓尼茨的鼎力推荐下，希特勒决定授予吕特第7枚钻石骑士勋章，收到电文后艇员们打开香槟和白兰地疯狂庆贺了一番，他们都对U-181拥有海军独一无二的钻石骑士感到无比自豪。似乎是为了回报邓尼茨和希特勒的厚爱，吕特在8月12日又猎获了10528吨的“麦克阿瑟家族”（Clan Macarthur）号。这是吕特军旅生涯中的最后1艘战利品，敌船被击沉后，心情大好的他曾把救生艇上的伤员带到艇上疗伤，然后告诉他们自己将在退到安全距离后，把救生艇的方位通知毛里求斯方面——吕特信守了自己的承诺。⁴²

第2次印度洋远航中的U-181艇长吕特。

摄于1943年10月14日，U-181结束第2次印度洋远航后返回波尔多时的场景。指挥塔上的数字是两次巡航击沉的总吨位数，飘扬的48面三角旗代表的是吕特在总共15次出海作战中击沉的敌船总数。当然这些数字与最后确认的战果有所出入。

8月15日，U艇指挥部指示吕特赶到几百英里外的马达加斯加东南海域，与那里的U-197会合后领取返程所需的新密钥。吕特在17日到达指定地点时并未发现U-197的踪影。当晚，吕特从截获的电文中得知U-197因追击英国船只而耽搁了会合。19日清晨，U-181与U-197在新地点会合后，吕特拿到了密钥以及需要他转交给U-196的第二套密钥。告别时吕特告诉U-197艇的艇长，他在老的会合处发现了4艘敌船，但由于鱼雷和燃料均告不足，自己不能展开追击。U-197艇艇长表示他将留在附近海域追踪这批敌船。之后吕特向西南方驶去，寻求与U-196艇会合。不想，他们的几番对话早被英军监听和破译，皇家空军的数架战机在8月20日发现了U-197，并以6枚深水炸弹将之炸沉在西印度洋。U-197沉没前发出的最后讯息——“遭敌机攻击、无法下潜”——被U-181和U-196收到，当时吕特正与肯特拉特（Eitel-Friedrich Kentrat）艇长交谈，后者提出分给吕特5条鱼雷和一些食物，但被吕特谢绝了，因为U-181剩下的油料只够勉强返航。收到U-197的告急信号后，吕特和肯特拉特估计，如果U-197还浮在水面上，可能会向南朝他们的方位驶来，于是立即向北迎候和展开救援。他们两人无疑是幸运的，因为21日的恶劣天气使盟军战机根本无法出动，否则在出事地点巡弋的U-181也可能步U-197的后尘。吕特和肯特拉特21日至24日连续3天都在搜寻早无踪影的U-197，最后两人决定返航。

摄于1943年10月14日夜，U-181返回波尔多的当晚，西线U艇部队指挥官勒辛（Hans-Rudolf Rösing，左）与第12U艇支队指挥官舒尔茨（Klaus Scholtz）中校（右）为吕特接风洗尘。吕特胡子未刮，兴冲冲地向长官们介绍一路见闻和猎杀经历，他的面前似乎摆放着一些信件，当然还有美酒。

吕特（右）与U-181艇的军医恩格尔（Lothar Engel），后者刚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吕特已是第7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

摄于1943年10月14日，另一张反映U-181返回波尔多时的照片。

这是后人绘制的一幅画作，反映的是吕特归来时向西线U艇部队指挥官勒辛敬礼和汇报的场景。

1943年10月14日，也是吕特30岁生日的前一天，出海长达206天的U-181缓缓驶入了波尔多基地。这是二战时期历时第二长的出海作战（最长的一次正是与U-181一起返航的U-196创下的，不过该艇早10天出海、晚9日归来，共历时225天）。艇员们似乎预感到艇长——海军独一无二的钻石骑士——很快将被调离一线，他们在指挥塔下写下了吕特2次印度洋之行的总击沉吨位数，也升起了代表48艘敌船的48面三角旗。尽管这些数字与战后确认的战果略有出入，但毋庸置疑的是，没有任何一位艇长像吕特那样曾参加过南、北大西洋及印度洋的诸多海战。另一方面，吕特也堪称幸运儿，他在北大西洋取得早期成功之际，盟军尚未大规模使用厘米波雷达，为舰队护航的空中力量也远不如现在这般强大；他的近期战果主要是在南大西洋、马达加斯加和西印度洋水域中获得的，这里的船队缺乏护航舰队的保护，盟军的反潜活动在强度和能力上也逊于北大西洋海域。

钻石骑士与意外身亡

纳粹宣传机器把“U艇之光”吕特大肆宣传报道了一番。1943年10月25日，吕特在狼穴大本营从希特勒手中接过了双剑和钻石骑士勋章。当日与吕特一起获勋的还有U-177艇艇长居萨（橡叶骑士勋章），以及1942年夏即分获第17和第18枚双剑骑士勋章的托普与祖伦（领受的是烫金的获勋证书）。仪式结束后，希特勒邀请吕特4人共进晚餐，席间元首喋喋不休地谈起了新技术和被他寄予厚望的秘密武器。托普1992年曾回忆说：“……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希特勒热烈地谈论着某种基于苛性碱溶液的新式蓄电池，这种玩意儿应能解除德国对铅这种极其短缺的原材料的依赖。既然V1飞弹已投产、V2火箭正在研发中，而我本人又亲眼见到过用于潜艇的革命性推进系统的原型，我对希特勒的话语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切似乎都真实可信。”⁴³吕特当时的反应如何虽不得而知，但他可能更是深信不疑，也会像所有军人那样为元首对技术细节的惊人记忆力感到惊叹。次日，吕特和托普等应参谋本部作战部长豪辛格（Adolf Heusinger）邀请前去做客，大家在一起聊了聊东线的状况，也就元首过多干预不重要的细节抱怨了一通。由于希姆莱是居萨的U-177艇的正式赞助人，四名U艇军官又应邀拜访了武装党卫军作战参谋总部。某些党卫军高官可能在会谈中大肆谈论“光明的前景”，这引起了在U艇部队向以出言不谨著称的居萨的不满，他怪腔怪调地挖苦道：“昨天我们输掉了战争，今天我们又把它赢了回来。”托普战后称，一向敌视陆军的党卫军高官们立即把听到的不满言论上报给希特勒。希特勒后来要求豪辛格汇报与U艇艇长们会谈的内容，托普和吕特等人也在回去后接到了书面汇报会谈细节的命令。托普忆称：“被人怀疑以这种方式散布了保密性评论，真是令我们尴尬。吕特和我写了一封信，本着为受牵连的陆军军官开脱的目的，我们描述了整个事件和对话。”⁴³吕特和托普所不清楚的是，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后，前述“散布失败言论的罪行”又被党卫军捅了出来，还成为控诉参谋本部军官团不忠和从事颠覆活动的证据。

1943年的最后2个月里，吕特在第12U艇支队任参谋军官。12月17日，他应邀在魏玛（Weimar）向海军军官们做了题为《潜艇中的领导问题》的演讲。吕特以自己在漫长的远航和艰苦的条件下取得的成功经验为基础，集中阐述了“照顾好属下、他们也会照顾你”这一貌似常识、实则意蕴深远的原则，围绕五个方面讨论了他所认识的U艇领导风格：纪律、成功、日常生活与工作、军官的榜样作用以及“在精神上真正指引艇员和切实关注其福祉”。吕特在演讲中着墨最多的是最后一项，以大量篇幅讨论了如何确保艇员身体健康、精神状态和道德状况良好，强调艇长必须关注艇员的精神、情感和娱乐需要，应努力使远航中的每一天都像星期天一样多姿多彩，竭力避免枯燥乏味对士气的打击和对作战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既有人说吕特充分体现了其领导才能，也有人批评他牵强附会，其做法在北大西洋完全不现实，而且“还以官兵的恩人姿态自居，把他们当作孤儿而非成年人。”⁴⁴吕特在演讲的最后说：“……每个艇长都有责任对下属充满信心，即便他们有一两次令人失望，艇长也必须信任他们。我们都知道年轻人毫无保留地渴望战斗。这是我们相较于英美的一大优势。如果战士们能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精神指引下团结一心，那么他们将总能欣然领受新任务和进行新战斗。我们必须尊重他们，也必须喜欢他们。”⁴⁵吕特演讲的另一特点就是全篇充满着对第三帝国、纳粹党和元首的热情称颂。他这样做的原因或许是出于场合而不得不故作姿态（台下就坐着一些纳粹高官），也许是想向上级和要员们展示自己是个“多么出色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不过，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一个狂热的纳粹信徒的率真之作。吕特的演说虽充斥着大量政治词汇，但多数军官还是认同他提出的既实用、又富有启发意义的原则和做法。在邓尼茨眼中，吕特的经验无疑非常切合眼下的德国为生存而挣扎的现实，因而很快下令将其演讲报告直接用于军官训练课程中。后人康普顿—霍尔（Richard Compton-Hall）曾评价说：“吕特是个忠实的纳粹分子……不过，除此以外，他的领导风格在任何海军都会受到嘉许。”⁴⁶美国海军情报局1947年时曾将吕特的演讲稿译成英文，使之成为研究海军领导方式的经典文献之一。

摄于1943年10月25日，希特勒向王牌艇长颁发勋章或证书的场景。从左至右依次为吕特，第250枚橡叶骑士勋章得主、U-177艇艇长居萨，第17枚双剑骑士勋章得主托普（领受获勋证书），第18枚双剑骑士勋章得主、U-564艇艇长祖伦（领受获勋证书）。希特勒旁观礼的是西线海军指挥官克兰克（Theodor Krancke）上将。

摄于1943年10月25日，希特勒向吕特颁授第7枚钻石骑士勋章的场景。

拍摄时间不详，似乎是希特勒向吕特颁发钻石骑士勋章获勋证书时所摄。

吕特获得钻石骑士勋章后拍摄的标准照。

吕特获得钻石骑士勋章后拍摄的标准照。

1944年1月1日，吕特奉命出任驻格腾哈芬的第22U艇支队指挥官，由于这是训练艇长的后方单位，被很多王牌认为是海军生涯的“坟墓”，吕特一度也十分不满。邓尼茨不为所动，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实上他正按计划有步骤地将吕特培养成未来的U艇部队指挥官。吕特在格腾哈芬的时间不长，7月就被调往米尔维克的海军学院出任第1处主官。8月1日，吕特晋升为海军中校，9月1日获得的再次晋升使他成为史上最年轻的海军上校。后一晋升是邓尼茨进一步提拔吕特的前奏，因为海军学院院长的最低衔级是上校，而该职位通常是由将官或舰队司令担任的——9月18日，邓尼茨任命不足31岁的吕特出任院长，为爱将晋级海军高层逐一扫清了障碍，邓尼茨甚至还对有些惶恐的吕特说：“别在意别人怎么说，如果有人抱怨，我还会晋升你为海军少将。”

吕特在院长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期间，他尽其所能地改革课程和教学方式，还在1945年初时开创了新的U艇训练计划——为邓尼茨寄予厚望的XXI级新型潜艇训练军官和艇员。⁴⁷但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德国生产的XXI级潜艇中只有4艘在战争终结前做好了作战准备（托普在最后时刻回归前线，担任其中一艘XXI级潜艇U-2513的艇长）。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前任命邓尼茨为继任元首，后者在5月2日将末代政府迁至海军学院，而他本人曾一度入住吕特的家里。邓尼茨在海军学院向U艇艇长们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我的U艇官兵们，你们曾像雄狮一样战斗。海上作战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因为这已是毫无意义的屠杀。所有官兵都应为自己感到无尚自豪，因为你们战功卓著而又毫无怨言；你们可以骄傲地放下武器了。所有U艇都要驶往最近的盟军港口投降。”

摄于1943年11月，吕特告别U-181的前一夜与艇员们欢饮的场景。

摄于1943年11月，吕特告别U-181的前一夜与艇员在一起欢饮的场景。他似乎正与别人大开玩笑，显得十分开心。

摄于1943年11月的波尔多，吕特向U-181艇员们告别时的场景。从左至右依次为吕特、前任首值星官柯尼希（Gottfried Koenig）少尉、医官布赫霍尔茨（Klaus Buchholz）、现任首值星官迪林（Fritz Duering）少尉、次值星官吉泽（Otto Giese）少尉及一名身份不详的军官。

1943年11月，吕特告别U-181的前夜与艇员们合影留念。

摄于1944年初，手持元帅权杖的邓尼茨在波尔多检阅U-181官兵，此时吕特已调离U-181，继任艇长的是为雷德尔和邓尼茨担任过副官的海军上尉弗赖瓦尔德（Kurt Freiwald）。图中正向邓尼茨行礼的军官是轮机长兰德费尔曼。

摄于1943年12月，吕特当时在但泽附近的索波特（Zoppot）向冲锋队领袖们发表演说。图中右侧似为纳粹宣传部的高级官员弗里切（Hans Fritzsche）。

摄于1944年7月初，吕特交卸了第22U艇支队指挥官的差事，调往海军学院任部门主管，接替他的是图中右侧的布莱希罗特（Heinrich Bleichrodt，曾任U-48艇艇长）。中立者为第27U艇支队指挥官托普。

摄于1944年，第22U艇支队指挥官吕特少校与同僚握手。

摄于1944年7月或8月，U-181在艇长弗赖瓦尔德率领下正在印度洋航行。U-181当时正朝马来亚的槟城（Penang）驶去，为避免日军误击潜艇，U-181指挥塔下涂上了纳粹的万字图案。

摄于1944年8月初，U-181抵近日军控制的马来亚槟城水域，图中所示为U-181的37毫米高射炮，周围有一些马来亚当地船只。U-181随后还到过新加坡。

英军于5月6日占领了弗伦斯堡，由于涌入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从附近的劳工营中逃出的劳工也有可能报复和攻击邓尼茨政府，英军特许吕特在海军学院周边安排武装警卫，授权他射杀任何试图袭击这里的人。吕特也是拥有400人的“邓尼茨警卫营”的指挥官，英军特许他们携带枪支弹药进行自卫。吕特还向手下发布了数道命令，包括“先询问一遍口令，如未回答或答错，可以立即开枪”。

5月13日星期天下午，面容憔悴的吕特一个人在海军学院整洁有序的校园里踟蹰而行。数日不眠不休的他显得心事重重，第三帝国业已土崩瓦解，邓尼茨末代政府的运转需要他的支持，海军学院的安全和秩序需要他来保证，妻子、4个子女和几位亲戚也需要他来照顾。他曾为之献身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也被近期不断揭露的集中营、毒气室和堆积如山的犹太人尸骨撕得粉粹，这一切都让他震惊、烦闷和心痛，这一天的吕特似乎失去了炯炯目光，对一切都心不在焉。

这天的午夜像往常一样多风清冷，天空中淅淅沥沥地漂着雨。18岁的哨兵戈特罗布（Matthias Gottlob）紧张地在体育馆前踱着步子，瞪大眼睛、竖着耳朵观察着周边的暗夜。他的身后就是邓尼茨大本营，指挥官吕特的严令更让他感到责任重大。大约12点半，戈特罗布听到远处传来脚步声，似乎有人正朝他走来。漆黑的雨夜里看不清来人是谁，于是他冲着脚步声的方向大声喊道：“站住！口令？”无人应答，或许是风雨敲打树叶时的沙沙声令他没有听清。于是，年轻的哨兵端起枪再次喊道：“口令？”还是没有声音，脚步声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戈特罗布吓坏了，他把枪口放低的同时，朝来人的方向声嘶力竭地再次呼喊：“口令！”——还是没人回答，戈特罗布胡乱放了一枪，接着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

一阵狂风从戈特罗布的头上刮过，雨水顺着额头流下，战战兢兢的哨兵往前挪了几步，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人3次不回应。就在这时，值班军官和另2名哨兵听到枪声迅速赶到，他们把尸体挪到亮些的地方翻过来——他们看到的是一张长满络腮胡子的清瘦的脸，还有额头上汩汩流血的弹孔。“天哪，是指挥官！是吕特！”

吕特就这样离开了人世。邓尼茨在意外发生的当天就组织人力调查死因。许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这位在最危险的兵种战斗过10年的人，既然能毫发无损地幸存于战争，怎么可能以这种方式突然死去？即便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吕特之死也不可能是意外，他要么是有意不回答口令，以寻求自我解脱，要么就是死硬的纳粹分子或英国占领军实施的谋杀。谣言就这样在海军学院内外流传着。邓尼茨和他组织的一个特别委员会都对早已吓得瑟瑟发抖的戈特罗布进行了仔细盘查。所有证据都表明，吕特之死是一个悲剧，一个事故。邓尼茨组织的军事法庭宣布戈特罗布没有任何过失，他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5月16日，英国占领军批准邓尼茨为吕特举行国葬，当时盟军已在德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去纳粹化再教育运动，这样的待遇因之也是非比寻常的，事实上吕特就是最后一个荣享国葬的纳粹时代的军人。他的棺椁停厝在海军学院的荣誉大厅里，由6位获得骑士勋章的U艇艇长为他扶灵，邓尼茨在悼词中说：“沃尔夫冈·吕特，我们现在向你告别……我们——作为你的同志——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勇士、一个真正高贵的朋友，我失去了我的U艇部队中一位受人爱戴的资深老战士，我的全部身心曾属于你们，现在仍属于你们……你将是值得未来代代德国人大加效仿的杰出榜样，尽管我们今天依然苦涩艰难。你永远不会被人忘记；你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⁴⁹邓尼茨在1958年出版的自传《十年与二十天》结语部分的开头，曾将吕特视为海军乃至德国自身的一个象征，他是这样写的：“……集中在弗伦斯堡的海军军官们在海校的大礼堂里向他的遗体告别。这是一种象征性活动。从1909年以来，在米尔维克经过训练的皇家海军、帝国海军和德国海军的候补军官在他们的长官率领下就在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参加各种隆重的集会。在德国刚刚结束战争及前途渺茫之际，我们在这里举行葬礼，不仅是向吕特、而且也是向我们尊敬的海军表示我们最后的敬意。”⁵⁰U艇艇长克雷默在1984年也曾说过一句特别精辟到位的话：“……回顾起来，可以说，随着吕特国葬仪式的谢幕，第三帝国和德国海军也象征性地被一起带进了坟墓。”⁵¹

摄于1945年初，德国海军学院院长吕特上校。

摄于1945年5月16日，经英国占领军批准，邓尼茨为吕特举办了国葬仪式。图中右后方站立者是正致悼词的邓尼茨，正前方中间的是曾任U-160艇艇长的拉森（Georg Lassen）少校。

摄于1945年5月16日吕特的国葬仪式期间，6名获得骑士勋章的U艇艇长为吕特抬棺，棺椁之后依稀可辨的是邓尼茨本人，他身后是吕特的遗孀伊尔莎。

摄于1945年5月，落入盟军之手的德国潜艇。在盟军缴获的总计153艘U艇中，四大战胜国每国保留了10艘，余者皆被凿沉。

摄于1945年5月23日，英军士兵冲入邓尼茨位于米尔维克的政府驻地时的情景。

摄于1945年5月23日，英军士兵将邓尼茨末代政府的官员和军官们押走时的场景。

摄于1945年5月23日，邓尼茨临时政府被解散后，他与约德尔和施佩尔（Alfred Speer，穿风衣者）均被逮捕收监。图为英军士兵将三人押往弗伦斯堡警局时的场景。

摄于1945年5月23日，盟军将领正式通知解散邓尼茨临时政府并将其成员逮捕收监，图中右侧从左至右依次为海军上将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邓尼茨和约德尔，左侧从左至右依次为苏军少将特鲁索夫（Ivan I. Trusov）、英国海军上尉蒙德（Mund）、美军少将鲁克斯（Lowell Rooks）及英军准将弗尔德（E. J. Foord，站立者）。

1957年以来一直矗立在米尔维克的德国海军学院内的吕特纪念墓石。

1957年11月17日，在遗孀伊尔莎、亲属和朋友、前艇长同僚和老下级们的注视下，在仪表整洁的西德海军候补军官们整齐的队列前，一块纪念吕特的硕大纪念碑缓缓褪去了覆于其上的幕布，时至今日它依然矗立在距吕特身亡之处仅几码之遥的那颗大橡树下。纪念碑上镌刻着吕特的军衔、名字与生卒年月，还有一个日渐模糊的铁十字图案。

给吕特带来诸多荣誉的U-181自1944年3月16日远航印度洋以来，再也没有机会返回德国。它在1945年1月初奉命开往新加坡进行检修，5月6日被日军接管，7月15日奇怪地成为日本海军的伊—501号潜艇。8月15日，这艘潜艇在新加坡向盟军投降，次年2月16日被凿沉在南中国海。⁵²

辉煌与邪恶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第8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诺沃特尼少校

（获勋时间1943年10月19日，授勋时仍为上尉）

Chapter 02
第二章

“东线猛虎”：瓦尔特·诺沃特尼少校

德军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中昼间战斗机飞行员占了7位，按照他们的年龄可粗略将之分为两代：第一代是1912或1913年出生的莫尔德斯、加兰德、戈洛布和格拉夫，第二代则是生于1920年左右的马尔塞尤、诺沃特尼（Walter Nowotny）和哈特曼。当第一代人或已作古、或官居联队长或更高职位时，第二代刚刚参战，最多也只是崭露头角。自莫尔德斯率先突破空战百胜大关后，这些王牌竞相改写着世界纪录——戈洛布1942年8月末创下的150胜新纪录，不到一个月就被格拉夫的200胜超越，1943年10月15日诺沃特尼以250胜暂居榜首，哈特曼则以横扫千军之势在次年8月将纪录提高到300次击坠，并在欧战结束的当日将之定格在352胜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上。

27名最高战功勋章得主中只有两名奥地利人，而且还都是飞行员，一位是戈洛布上校，另一位就是本章主人公诺沃特尼。虽然地位和官阶不如戈洛布，但就名气而言，诺沃特尼远胜他的同乡。诺沃特尼在飞行员群体间极受欢迎，曾被誉为是最优秀的Fw-190战斗机飞行员。加兰德曾评价诺沃特尼是“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尽管只有24岁，但与生俱来的特别能力使之很适合担负更高的领导职务。我认为他在每一方面都很出众……技战术能力方面与马尔塞尤颇为相似，但诺沃特尼更成熟、严肃和有教养。”¹加兰德的评价当然是中肯的，马尔塞尤丧生时不足23岁，诺沃特尼1944年11月战死时才24岁；他们两人还师出同门，教官都是一战奥匈帝国空军的二号王牌飞行员阿里基（Julius Arigi）。德国合并奥地利后，阿里基从1938年起任飞行学校教官，马尔塞尤和诺沃特尼就是他调教出来的最成功的飞行员。²马尔塞尤在382次出击作战中击落了158架英军战机，而诺沃特尼在效率和准确性方面也不遑多让，442次作战中共击落了255架苏军战机和3架美军战机。马尔塞尤曾取得过一天内击落17架敌机的惊人战绩，而诺沃特尼也先后两次一天内击落10架敌机。据阿里基所言，诺沃特尼的天赋甚至还在马尔塞尤之上，而且更自律、稳重和成熟，一直深受战友和上下级喜爱，不似早年的马尔塞尤那样耽于享乐和麻烦不断。诺沃特尼非常乐于、也善于将技能和经验传授给战友，他一手帮带的基特尔（Otto Kittel）中尉阵亡前以267胜高居战绩榜第4位。诺沃特尼不仅无私地帮助他人，还精心调教自己战斗小组中的三个伙伴，他们4人战争期间共击落了500余架战机！³诺沃特尼还是世界第一支喷气式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这也为其短暂的人生增添了不少光彩。

诺沃特尼曾是苏军飞行员最大的劲敌之一，他们给这个对手曾起过一个绰号——“沃肖斯特罗猛虎”，主要是因为他取得200胜时的基地位于沃肖斯特罗（德文Wolchowstroj，位于列宁格勒以东、旧拉多加以西）。戴高乐“自由法国”的王牌飞行员克洛斯特曼（Pierre Clostermann）二战期间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取得过击落18架德军战机的不俗战绩，他在著作《大场面：二战中最伟大的飞行员的故事》一书中专门设有一节描述与诺沃特尼所部作战的故事。从他的笔端流淌出的文字，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诺沃特尼的敌人，倒更像神交多年但从未谋面的老友：“……诺沃特尼死了。我们在诺曼底和德国上空的对手，两天前死在医院里。随着这位英雄的离去，德国空军也未能逃过劫数，就好像他的死是这场空战的转折点似的。那个晚上，我们大家都在军官餐厅里不停地谈论他，但不带有任何仇恨和厌恶。每个人都满怀敬意、甚至是感情来回忆各自对诺沃特尼的记忆。这是我在皇家空军头一次听到这种基调的谈话，也是我第一次听到战斗机飞行员们公开表露出那种超越个人悲剧和所有偏见的、令人称奇的一致。我们目睹了这场战争中令人惊骇的屠杀，也亲历了被炸弹从地图上抹去的城镇，还有几乎被毁灭的汉堡。当炸弹落在宁静祥和的村庄和街道上时，当成群的德国妇孺在血泊中倒下时，我们也一样不安，感到作呕。与我们所做的相比，诺沃特尼和他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只怕还要干净一些，至少他的战场不在血腥搏杀的地面，他的世界里没有泥泞和血泊，没有爆炸起火的坦克……我们也参加过那些不体面、不人道的战斗……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去做那些不人道、不道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战士，战争毕竟是战争。今天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向刚刚死去的这个勇敢的敌人致敬。诺沃特尼属于我们，是我们这个没有意识形态、没有仇视、没有前线的世界中的一份子。这种同道之间的感情与什么爱国主义、民主、纳粹或人道都没有关系。那个晚上，我们所有的战友都本能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对于那些耸耸肩膀不屑一顾的人来说，他们永无可能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不是战斗机飞行员。夜深了，谈话终止了，啤酒喝完了，无线电也静默了，一切都陷入了沉寂……真可惜诺沃特尼这种人不能穿着我们的军服！”⁴

除了坠落于北非大漠的“非洲之星”马尔塞尤以外，还有什么军人能在身后得到敌人如此高的评价、激赏甚至是怀念呢？

早年岁月：潜力无限的战斗机飞行员

诺沃特尼1920年12月7日出生于奥地利北部的小城格明德（Gmünd），这里大约是奥地利当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奥匈帝国在一战中的战败在格明德也留下了印记，除了经济萧条和普遍贫困以外，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在战后的新边界竟从格明德穿城而过！这不仅构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也埋下了民族冲突和国家矛盾的种子。诺沃特尼的父亲鲁道夫（Rudolf Nowotny）出生在德国，当时在格明德任铁路官员。诺沃特尼一家笃信天主教，但有证据表明鲁道夫是当地最早的纳粹分子之一，他自然是格明德德裔一方的坚定支持者。奇怪的是，格明德的学校建在捷克一方，所以诺沃特尼的两个哥哥鲁道夫（Rudolf Nowotny）与胡贝特（Hubert Nowotny），几乎每天都要在学校及上下学的路上进行着他们成年后所称的与捷克裔的“民族斗争”。很难说瓦尔特的兄长每天带回家的“斗争故事”有没有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但父亲受够了学校里的种族矛盾，1925年时带着全家搬走了——他设法调到“弗兰兹·约瑟夫铁路”（Franz-Josefs-Bahn）沿线的施瓦策瑙（Schwarzenau）火车站工作，一家人在这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

诺沃特尼就学于施瓦策瑙当地的小学后，父亲意外地发现幼子很有音乐天赋，于是想方设法加以培养。1930年时，诺沃特尼已在茨韦特尔（Zwettl）的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 Abbey）童军合唱团里唱歌。进入魏德霍芬（Waidhofen）中学后，诺沃特尼开始对机械和技术等产生浓厚兴趣，各种发动机和动力装置都成了他琢磨和摆弄的对象。同时诺沃特尼也开始着迷于体育运动，并展示出不俗的才华。1935年，诺沃特尼一家搬到维也纳北面的米斯特尔巴赫（Mistelbach），瓦尔特也转入塔亚河畔的拉镇（Laa an der Thaya）中学读书。这里是奥地利正北方最接近捷克的一座小城，自13世纪起一直都是奥地利在波希米亚边境上的军事重镇。

摄于1924年，诺沃特尼三兄弟，前左为4岁的瓦尔特，后为大哥鲁道夫，右为二哥胡贝特。

摄于1936年圣诞，诺沃特尼的全家福。后左为鲁道夫，中为胡贝特，右为16岁的瓦尔特。

高中生诺沃特尼在学校虽算不上是模范优等生，但学业还算令人满意，留给同学和老师印象最深的是他喜欢开玩笑和对体育运动充满热情。酷爱足球的诺沃特尼技术水平相当不错，曾代表校队参加过比赛。1936年，不到16岁的诺沃特尼做了一件大事——没有护照的他带着很少的钱，骑自行车穿越了边境，而后赶到柏林观看当年的夏季奥运会。两个星期后，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回到学校，随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体育训练。在老师的帮助下，他在1937年的奥地利田径锦标赛中获得过铁饼冠军和1000米第3名，⁵还有资料称他曾获得过300米游泳比赛的亚军。⁶可见青少年时期的诺沃特尼是个名副其实的运动健将，二战中总有战友感叹他精力过人，恐怕与他年轻时热爱体育和练就了强健体魄不无关系。观摩柏林奥运会的这次旅行在诺沃特尼心里引起了震荡，德国发达的工业和兴修的大量高速公路、德军重整军备后的威武雄壮和华丽表演、德国人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以及整个奥运会的成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他形成中的世界观造成了很大影响。

摄于1938年，诺沃特尼（图片正中）与米斯特尔巴赫中学的队友们在体育竞赛中。

在位于布雷斯劳—舍恩加腾的第5飞行学校学习时的诺沃特尼（1939年11月15日至1940年6月末）。毕业时他一心想进入轰炸机或俯冲轰炸机学校受训，但校方和教官认为他有成为优秀战斗机飞行员的潜力。

摄于1940年的维也纳—施韦夏特（Schwechat）第5战斗机飞行学校，左为诺沃特尼，中为加兰德的幼弟保罗，右为布克哈特（Ulrich Burkhardt）。

摄于1938年，18岁的高中毕业生诺沃特尼。

大约就在奥运行后，诺沃特尼加入了“德裔学生圆桌会议”这个组织，当该组织被解散后他又加入了当地的希特勒青年团。在1938年3月被德国吞并之前，尽管纳粹运动在奥地利早已是风起云涌，而且同情和支持纳粹党的人口比例相当庞大，纳粹党在法律上仍是被奥地利政府禁止的非法组织。30年代中后期，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及其预备或分支组织是非常普遍的，虽然该组织表面上声称宗旨是“在身体、精神和道德上教育青少年”，但实际上它在德国早就开始对青少年进行军事化训练，在奥地利则还没有那么明目张胆。1938年3月，希特勒终于将他的祖国奥地利纳入了帝国的版图。2个月后，诺沃特尼也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值得注意且令人惊讶的是，年轻的诺沃特尼在当年5月1日加入了纳粹党——存于柏林的有关档案还留存有他的相关资料和党员编号（6382781）。⁷1938年晚些时候，诺沃特尼加入了帝国劳动军团（Reichsarbeitsdienst），在塔亚当地从事排污工作，半年的服务期内他不仅不以为苦，反而乐在其中，还借机结交了一些朋友。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时，诺沃特尼志愿加入了德国空军。他的大哥鲁道夫在1974年出版的著作《沃肖斯特罗猛虎》中曾忆称，弟弟高中时就流露过对翱翔蓝天的憧憬，还曾跟兄长们说“开飞机就像骑摩托一样，只不过没有大树和道路罢了。”⁸1939年10月1日，诺沃特尼以候补军官身份来到魁林堡的第62空勤训练团接受步兵训练——大约1年前马尔塞尤也是在这里开始的新兵训练。6个星期后的11月15日，诺沃特尼进入位于布雷斯劳—舍恩加腾（Schöngarten）的第5飞行学校，他在这里一直学习到1940年6月的法国战役结束。除完成步兵训练、学习飞行基本理论和技能外，1940年3月1日时的诺沃特尼已开始单飞，驾驶的主要是He-72和Ar-68等型号的战机。大约也是在此期间，诺沃特尼渴望加入轰炸机或俯冲轰炸机部队，一心希望结业后能转往格拉茨的轰炸机学校进一步受训，并获取驾驶重型战机所需的C级证书。不过，校方和教官的看法是他有成为优秀战斗机飞行员的潜力，因而强烈建议他到战斗机飞行学校受训。

1940年7月1日，诺沃特尼来到了位于维也纳—施韦夏特的第5战斗机飞行学校。与多数年轻飞行员的想法不同，他对未能如愿到轰炸机学校，反而被派到战斗机学校感到不满。巧合的是，不到1年前马尔塞尤也曾在这里接受高级训练，他与诺沃特尼的教官都是阿里基上尉——这位上尉一战中曾以击坠32架的战绩身居奥匈帝国飞行员战绩榜第2位，也曾4度获得奥匈帝国授予军士的最高荣誉“金质勇士勋章”。除阿里基外，校长施莱希（Eduard von Schleich）也是一战中取得过32胜的王牌飞行员。佩戴着“蓝色马克斯”勋章的施莱希为人严谨，对学习和训练一丝不苟，也和阿里基一样都是荣誉感特别强的旧式军人。当年8月1日至11月15日，诺沃特尼进行了驾驶Bf-109战斗机的强化训练，8月19日通过笔试和飞行考试后获得了飞行员徽章。第5战斗机飞行学校的一流设施和训练为诺沃特尼日后的技战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有机会更深地理解战友和士兵的所思所想，而这恰恰是一名军官必备的能力与品质。此外，诺沃特尼还结识了两位好友，一位是时任JG-26少校联队长的加兰德的幼弟保罗（Paul Galland）；另一位则是将在其军旅生涯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施内雷尔（Karl Schnörrer）。后者不仅是他最亲密的伙伴，还一直担任他的僚机。诺沃特尼的很多胜利中都有施内雷尔的影子和贡献，后者还曾多次拯救过他的性命。

雏凤初啼：心有余悸的首胜

1940年11月16日，诺沃特尼与两位战友被派至梅泽堡补充战斗机大队（Ergänzungs-Jagdgruppe Merseburg）。⁹诺沃特尼在这里执行了保卫洛伊纳（Leuna）工业区的任务（马尔塞尤1940年初也曾在此执行类似的任务），他非常失望一直未能见到敌机的踪影，在家信中不止一次地悲叹时运不济——与许多人的想法一样，他也生怕自己未及参战，整个战争就以帝国获胜而告终了。

诺沃特尼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他在梅泽堡大队的日子非常短暂，当年12月就被调到JG-54联队的补充中队（Ergänzungsstaffel）。这个单位于1940年10月在荷兰正式组建，到次年2月已扩展为下辖两个中队的大队，驻地位于法国卡佐（Cazaux），指挥官是埃格尔斯（Leo Eggers）中尉。埃格尔斯的两个中队各有职责，刚从战斗机飞行学校出来的新人先到第2中队受训，而后根据表现进入第1中队接受实战训练，最后再被派往JG-54服役。¹⁰埃格尔斯的作训单位升级为大队后不久，诺沃特尼就在1941年2月23日被分配到JG-54第3大队第9中队，驻地位于法国的勒芒（Le Mans）和瑟堡。该大队承担的职责是诺曼底地区的防空任务，但由于战事平静，主要任务仍是强化训练，诺沃特尼这些新手每天也由老兵带领训练。3月底时，JG-54的第2和第3大队被派往巴尔干执行任务，诺沃特尼则被调回补充大队大队部任职，4月1日晋为少尉（资历从2月1日算起），此后直至1942年3月10日，他一直随补充大队执行任务。

JG-54联队是在不列颠空战中成长起来的一支王牌联队，1940年8月25日至1943年7月5日间任联队长的特劳特洛夫特是空军最具声望的指挥官之一。整个二战期间，这个别称“绿心联队”（Grünherz）的单位共击落9600余架战机，在所有联队中仅次于击坠总数超过10800架的JG-52。特劳特洛夫特不仅是一名实战经验丰富的王牌（个人战绩57胜），还特别善于教导属下，与莫尔德斯一样擅长教导年轻人如何进行空战和保存自己。特劳特洛夫特在某些方面与加兰德也颇为相像，对人坦率真诚，坚决反对浪费战斗机部队的人力和资源。不过，虽然飞行员们视他为偶像，但他的直率还是使其受到空军高层某些将领的排斥。特劳特洛夫特的领导风格和个性无疑给诺沃特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特劳特洛夫特领导下，JG-54出现过一批王牌，如基特尔（267胜）、菲利普（Hans Philipp，206胜）、鲁多费尔（Eric Rudorffer，222胜）和朗（Emil Lang，173胜）等，名声最响的还是1943年成名的诺沃特尼。当然，这些都是后话。1941年6月上旬，当JG-54补充大队从法国开往东普鲁士的纽库伦（Neukuhren），准备参加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作战时，诺沃特尼少尉与大队的70余名受训飞行员并没有多大差异，尽管他的热情和勇敢在整个JG-54都已非常出名。

6月22日，JG-54作为凯勒上将第1航空队唯一的战斗机联队参加了苏德战争。特劳特洛夫特的105架Bf-109（另有配属的JG-53的两个中队）负责保护和支援向列宁格勒进军的北方集团军群，首日作战就取得了45次击坠，但这个成绩相较于中央和南方战场的其他联队来说并不很突出——中央战场的JG-51联队当日的战绩是69胜，而苏联空军当天有322架战机被德军击坠，还有高达1489架的军机被摧毁在地面上，德军自身仅损失了35架战机。随后几日里，JG-54的主要任务是为航空队的3个轰炸机联队护航，这些单位的Ju-88轰炸机对立陶宛境内的苏军机场和设施进行了狂轰滥炸。苏军虽然开战之初即遭受了极大损失，但其剩余的力量还是竭尽所能地遏制对手。特劳特洛夫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敌人的空军虽以一种固执且缺乏协调的方式进行作战，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有时还能对我们的攻击矛头造成沉重打击。”¹¹6月29日，苏军为阻止德军第4装甲集群向拉脱维亚的快速推进，派出了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机轰炸至关重要的西德维纳河渡桥。在持续一天的空袭行动中，苏军每次出动的轰炸机规模均不超过一个中队，也没有战斗机护航，甚至一直都僵化地沿着预定航线飞行，结果为JG-54准备了侵苏以来的第一顿“丰盛大餐”——夜幕降临时，JG-54击坠了至少65架轰炸机，西德维纳河渡桥依然完好无损，JG-54自身也无一伤亡。7月4日至7日，随着德军基本控制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并开始进入苏联本土，JG-54也在一系列对地支援和空中搏杀中取得了109次击坠的战果。7月14日，德军先头部队成功强渡了佩普西（Peipus）湖以东的鲁加（Luga）河，北方集团军群的装甲矛头距鲁加这个列宁格勒前方的最后屏障仅有区区100公里。JG-54在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保护的同时，也随着装甲部队的快速进军而不停地转换基地，到7月18日时，JG-54取得了东线的第500次空战胜利。

诺沃特尼所在的JG-54补充大队开战时负责支援最北翼的第18集团军沿波罗的海海岸的进军作战。随着地面部队的推进，补充大队的机场也一再迁移——从纽库伦到库尔兰半岛，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再到爱沙尼亚海岸的佩尔瑙（Pernau）。诺沃特尼虽到7月18日时已执行了23次作战出击，但还是没有任何胜绩。不过，这一切都将在7月19日发生改变——他的空战生涯险些尚未开始就宣告结束。

当日是诺沃特尼的第24次出击作战，他驾驶着Bf-109 E7战斗机与僚机盘旋在扼守里加湾口的厄塞尔（Ösel）岛上空（岛上有苏军的一座大型机场）。诺沃特尼与僚机飞行员注意到有约10架苏军战斗机紧急升空并朝他们扑来。激烈的空战中，2架伊—153被诺沃特尼击落，成为他日后长长的击坠记录中的头两个牺牲品。应该说，诺沃特尼的首胜相当令人印象深刻，多少反映出日后他击落多架敌机的走势。但是，诺沃特尼在兴奋之余突然发现僚机已不见踪影，由于所剩油料已不允许他继续在厄塞尔岛上空逗留，他决定返回基地。就在这时，他发现一架机首呈白色的战机尾随在身后，他误以为这是自己的僚机，还向后者摆了摆机翼——这是一架伊—153，未来的苏军王牌飞行员阿维迪夫（Alexander F. Avdeev）从容地在诺沃特尼的机身上留下了一排弹孔。阿维迪夫是列宁格勒方面军第153战斗机航空团（IAP）的中尉，1942年8月12日战死前共击坠了13架德军战机，1943年初曾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诺沃特尼坚持与对手周旋，直到将阿维迪夫的战机击落为止（跳伞后受伤，在医院里躺了1个月才归队）。¹²这时，诺沃特尼战机一侧的发动机失灵，他只能要么在苏军后方降落，要么在海上迫降。他不想成为俘虏，于是选择了在海上迫降。他驾机朝着厄塞尔岛最南端靠近沙质海岸的水面飞去，跳伞时因为慌乱竟忘记打开降落伞，当他在水下将救生衣充气时，未张开的降落伞几乎把他憋死！一番忙乱后他总算爬进了充气筏，可以长长地嘘口气了。他掏出烟想抽上一口，镇定一下，却发现香烟早被海水浸透，变成了湿乎乎的一团泥。

诺沃特尼曾栩栩如生回忆过当日之事：¹³

“……后来我意识到扔掉那盒烟实在明智。在没吃没喝的情况下抽烟会要了我的命。我把湿淋淋的火柴一根根扔到水里，想借此判断大致的水流强度与方向，从而确定往哪边去。我就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小黄点，太阳不断西沉，还是没有人来搭救的迹象。我注意到水流裹挟着我向西南方漂去，离厄塞尔岛越来越远。我坚信一定会被人找到，不是今天就在明天。不过为安全起见，我还是想尽可能地接近陆地，估计向南再有40英里就是陆地。我开始用双手划水，与厄塞尔岛依然可见的灯塔间的距离也在慢慢拉大，这令我相当满意。奇怪的是，看护灯塔的人根本没留意我，或许他们认为反正我也要被淹死，索性不理我。天完全黑了下来，真是一个满天繁星的静谧夏夜。尽管衣衫单薄，但由于不停划水，我并不觉得怎么寒冷。第二天，远处的灯塔只有前一天一半那么大了。早晨有几架Bf-109从我头顶飞过，但不管怎么努力，他们都没注意到我。一度有2架Bf-109从离我很近的位置飞过，我拔出佩枪射出了几发子弹，还脱下衬衣使劲挥舞，都未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都没看见明黄色的充气筏！天气实在炎热，我也饥渴难忍。”

“厄塞尔岛离我越来越远，直到岛上的一切都消失在视线之外。我用佩表确定了方向和大致方位。昨天迫降后显得那么宁静的大海现在开始面目狰狞，它不仅让我浑身酸痛，还险些把筏子灌满海水。第二天夜晚大海恢复了平静，但在子夜时分，两道巨大的黑影向我逼近时海面上又起波澜。那是苏军的两艘驱逐舰，它们顶着从南边射来的炮火全速向东奔去。我生怕被发现，赶紧用能找到的所有布料盖住筏子明亮的黄色外沿。我很走运，尽管被弄得精疲力竭，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希望，南边的炮火只可能是德军海岸炮兵射出的。这样算来，我离陆地的距离最多也就8公里了。”

“当又一个黎明到来时，除了无垠的大海外我还是什么都没发现。真正的战斗开始了——饥渴、累得抽筋，还有全身上下的伤口引起的痛楚都在不停地折磨我。我自言自语地说，糟透了，你要完蛋了，那么最好早点结束这一切吧。我用特制的铅笔在筏子边上写下了‘亲爱的父母’这几个字。也许至少小筏子会被人们发现。但一旦写完这几个字，我又把铅笔扔到一边，继续用手划水。绝望之余我有两次试图用手枪结束生命，但最终还是放下了枪。第三天清晨，在阵阵清凉潮湿的微风吹拂下，我慢慢醒来。突然间我发现筏子离岸如此之近，我用最后一点力气拼命向岸边划去。我踉跄着爬向岸边，然后失去了知觉。醒来后我爬过海岸线上的铁丝网，看到一处农舍后，又昏厥过去。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东西都在旁边的凳子上，那把手枪也搁在最上面。让我惊惧的是看见了两个穿苏军制服的士兵，于是我挣扎着扑向手枪。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他们的臂章表明他们是拉脱维亚士兵。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叫米克尔巴卡（Mikelbaka）的地方。那天晚上向苏军驱逐舰开炮的确是德军海岸炮兵，他们告诉我，他们的确看见了远处的黄东西，但都以为只是个浮筒而已。等我终于回到联队时，他们已把我的个人物品打包，也准备通知我父母我失踪了。1星期后，我又回到了空中，每当我必须在海面上飞行时，我都有一种不安和压抑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我，直到后来我在厄塞尔最南角靠近灯塔的同一位置，把1架苏军轰炸机送入大海的那一刻，这种感觉才离我而去。”

摄于苏德战争之初，JG-54补充大队的飞行员正在手舞足蹈地欢迎某位战友归来。中间身着救生衣的是诺沃特尼少尉，右一是大队长埃格尔斯中尉。

摄于1941年9月中旬，诺沃特尼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虽有着热情开朗和作战勇敢的声誉，但此时诺沃特尼在JG-54里仍属于不起眼的小角色。

JG-54在任时间最长的联队长特劳特洛夫特（在任时间：1940年8月25日至1943年7月5日）。

诺沃特尼取得了首胜，但所受惊吓也不轻，海上漂浮的三天两夜里他的神经和意志力都经受了严峻考验。从那天起他在空战中就格外谨慎、绝不鲁莽，甚至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在每次出战前必定先穿上那条盐渍斑驳且已被撕裂的裤子。战友们戏称那条陪伴他三天两夜的裤子是他的吉祥物和“胜利之裤”。据说诺沃特尼在此事上十分认真，坚决不肯换下这条足以进博物馆的旧裤子。他唯一没穿“胜利之裤”的日子就是1944年的11月8日，结果他在这天驾驶Me-262喷气式战斗机与美军作战时阵亡了。

超级明星：疯狂取胜的1943年

诺沃特尼很快从首战所受的伤痛中恢复过来，7月31日时他先在厄塞尔岛西北角将1架苏军飞艇击坠，而后又在最南端、也就是10余天前迫降的同一位置，将1架DB-3轰炸机击坠入海。诺沃特尼的身体创伤恢复得颇为顺利，但心理上的阴影似乎并未完全消除。8月19日前诺沃特尼断断续续地又取得了6胜，但后来，在开车前往柯尼斯堡的途中，座车在大雨中失去了控制，他因锁骨撞断而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他还曾偷偷溜走，缠着绷带跑回奥地利的海登赖希施泰因（Heidenreichstein）参加大哥鲁道夫的婚礼，过了2天因实在疼痛难忍又住进了维也纳的军医院。未等骨折痊愈，诺沃特尼坚决要求返回联队，9月13日他获得了第10胜，成为一名佩戴着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小王牌。不过，诺沃特尼此时的战绩在东线飞行员间实在不怎么突出，而且第10胜还是他1941年的最后一胜。JG-54在8月1日时全联队已收获了东线的第1000次胜利，而当月24日第1中队中队长菲利普获得联队的首枚橡叶骑士勋章时，他的个人战绩已经高达62胜。

1941年9月中旬，JG-54的作战半径从北面的芬兰湾和列宁格勒向南延展到伊尔曼（Ilmen）湖东南的杰米扬斯克（Demyansk）地区，400公里长的战线使地面部队的兵力变得愈发稀薄，而JG-54可出动作战的战机数量甚至不及3个月前的一半。尽管伊尔曼湖以南和以西的旧鲁萨与莱利比齐（Ryelbitzi）机场接近前线，JG-54还是只能派出极少的战机支援第16集团军从杰米扬斯克继续东进至瓦尔代山（Valdai）的作战，有时甚至只能派出2架Bf-109，最多也不会超过4架。进入10月中旬后，北方集团军群南翼部队的推进受雨雪交替天气的桎梏已基本停顿，JG-54南线机场的跑道和起降区都变成了无法使用的泥塘。在北线，列宁格勒人9月13日迎来了朱可夫这位意志坚如磐石的新统帅，疲惫的德军虽然包围了列宁格勒，但还是被挡在门外。为彻底围死列宁格勒，希特勒命令北线德军占领季赫温（Tikhvin）、沃尔霍夫（Volkhov）及拉多加湖东南湖岸地带，从而掐断苏联腹地通向拉多加湖，进而补给列宁格勒的路线，当然也有以此帮助南面的莫斯科攻势的用意。德军季赫温攻势动用兵力达10万余人，投入了北方几乎所有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在酷寒和呼号的暴风雪中激战3周后，终于于11月8日夺取了季赫温，切断了莫斯科抵达拉多加湖的最后一根铁路线。但是，长时间苦战、对手不顾一切的抵抗、严酷的气候和困难的地形使德军的人员与装备都到了耐力的极限。11月中旬，德军在季赫温和沃尔霍夫方向的攻势均基本停止。仅仅20余天后，苏军第4、第52和第54集团军发起了将德军赶回沃尔霍夫河一线的反攻，12月8日第4集团军还一举克复了季赫温，取得了苏德战争中苏方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诺沃特尼所在的补充大队于1941年10月24日随JG-54其他大队分别进驻西维尔斯卡亚（Siverskaja）与克拉斯诺沃尔代斯克（Krasnowardeisk）的机场。JG-54的作战囿于天气等原因陷入了一段沉寂期，第2大队也在12月初奉命返回本土休整和换装新型Bf-109 F4战斗机。1942年1月初，接替莫尔德斯出任战斗机部队总监的加兰德，来到西维尔斯卡亚的JG-54视察，巧合的是诺沃特尼也在1月8日收获了两次久违的胜利。加兰德离去不久，JG-54补充大队第2中队（训练中队）被解散，变成了所谓“东线补充大队”的第3中队，而诺沃特尼所在的补充大队第1中队（作战中队）则一直保留到3月9日才正式解散。原来，加兰德上任后的第一件举措就是改革前线联队训练飞行员的组织架构，现有联队都拥有各自的补充中队或大队，虽然想法很好但占用了过多的人力和资源，加兰德计划将各作训单位都集中到一个训练联队之下，而这个联队起初将包括“东线”和“西线”两个大队（后来又增加了“南线”大队），每个大队的下属中队分别为一线联队训练飞行员，而每个一线联队也都有责任把经验丰富的老手轮番派往作训大队任教和指导新人。出于加兰德与特劳特洛夫特的特殊关系，JG-54成为空军第一支执行这一新政的一线联队。

冬去春来，1942年3月10日，诺沃特尼带着12架的战绩调到第1大队第3中队，在这里与老同学兼密友施内雷尔重逢。施内雷尔在1941年12月获得首胜，转年就成为诺沃特尼的“专职”僚机。施内雷尔以对待战机“苛刻”出名，在不长的作战生涯中已出现过3次着陆事故。¹⁴于是获得了绰号“夸克斯”（Quax）——这是非常容易出事故的一个卡通人物，尽管绰号多少有些调侃和不公，但施内雷尔的确是诺沃特尼日后取得辉煌战绩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他在空战中总是为保护诺沃特尼而不惜放弃自己的进攻机会。到1943年8月18日施内雷尔取得第20胜时，诺沃特尼的战绩已经高达151胜。当然，诺沃特尼也从不掩饰自己对密友的认可与感激。

诺沃特尼加入第1大队时，大队长菲利普上尉在3月12日以82胜的战绩获得了JG-54的首枚双剑骑士勋章，而3月的最后一天，菲利普更是成为JG-54第1个、空军第4个超越百胜纪录的飞行员（前三位分别是莫尔德斯、吕措和厄绍）。菲利普平素为人谦和有礼，空战中勇猛异常且技艺高超，他优异的战绩和待人接物的方式使他立即成为诺沃特尼等年轻飞行员的角色榜样。5月11日，第7中队中队长奥斯特曼（Max-Hellmuth Ostermann）中尉成为JG-54第2个破百的飞行员。诺沃特尼也从1942年4月底开始迎来自己的第一个爆发期——从4月25日取得第13胜起，到3个半月后的8月11日时，他的战绩已达57胜。其中最突出的是7月，共击落了18架敌机，包括7月20日这一天击落的5架。8月2日，诺沃特尼在列宁格勒上空一天内将3架伊—16、3架米格—3和1架拉格—3战斗机送入了地狱。他曾这样描述当天的恶战：“今天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天空中到处都是试图攻击我方轰炸机的苏军战斗机。我首先选中一架伊—16作为目标，一个大转弯后我的战机已处于理想的攻击位置。我用几梭子炮弹将它打爆起火，这架战机随后就坠毁了。其它苏军战斗机试图逃跑，但Bf-109更快。我在涅瓦河河口码头上空盘旋时，1架苏军战机出现在我的瞄准镜里，这架伊—16被两发炮弹命中后发生了爆炸。苏军的高射炮射击非常猛烈，我转了个180度的弯后发现有4架伊—16正在德军轰炸机的屁股后面进攻。我拉起机头开始爬升，这个过程中，我向其中的1架射击，出人意料的是子弹竟直接命中了敌机。苏军飞行员立即俯冲，但他的飞机开始旋转着坠落，在天空中留下了长长的黑色烟柱。这是我今天的第6胜，第7架击坠也为时不远。返航途中，1架‘耗子’在我的下方突然拉起，我加大油门向它冲去，几秒钟后这架敌机就翻滚着坠落了。”¹⁵

摄于1942年8月2日，当日诺沃特尼在空战中击坠了7架战机，图中的他兴奋得有些得意忘形，还未离开座舱就迫不及待地向战友描绘空战的情形。

摄于1942年夏，从左至右依次为JG-54第3大队大队长塞勒（Reinhard Seiler）、第2大队大队长赫拉巴克（Dietrich Hrabak）、联队长特劳特洛夫特和第1大队大队长菲利普。

8月11日，诺沃特尼的Bf-109 G1战斗机在空战中中弹，由于发动机失灵，他试图滑翔着将自己的“黑色1号”迫降在莱利比齐机场，结果着陆时撞上了地面防空阵地，飞机翻了跟头后倒置在地。诺沃特尼受了伤，虽然不甚严重，战友们还是花了20分钟才把他拖出来。大难不死的诺沃特尼随即驾驶另一架战机又升空作战去了，并于11点15分将1架米格—3战斗机击坠后才返回基地疗伤。应当说，诺沃特尼的自信心在1942年8月已完全恢复，他已像老手和王牌那样不顾疲劳地一次次出击作战。9月4日，诺沃特尼以57次击坠的战绩获得骑士勋章，第1大队在驻地加特契纳宫（Gatschina Palace，曾为沙皇保罗一世的行宫和军事要塞）为诺沃特尼举办了庆祝活动。诺沃特尼也得到了休假的机会，他在维也纳与二哥胡贝特见了最后一面——后者于1943年初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丧生。

摄于1942年9月4日，诺沃特尼当天获得了骑士勋章，JG-54第1大队的军官和地勤们在其住所——曾为沙皇保罗一世行宫的加特契纳宫为诺沃特尼举办庆功会。图中左边的牌子上清楚地写着谁是活动的主角。

摄于1942年8月11日，诺沃特尼的Bf-109 G1“黑色1号”战斗机在空战中中弹，他试图着陆时撞上了地面防空阵地，结果战机翻了跟头后倒置在地。战友们花了20分钟才把他从座舱里拽出来，他稍后又驾驶另一架战斗机继续升空作战，并成功地击落1架敌机。

摄于1942年9月，骑士勋章得主诺沃特尼。

摄于1942年10月25日，第1中队中队长朗中尉调任JG-51，诺沃特尼接过了第1中队。图为第1中队军官在加特契纳宫为朗送行的场景。左二为托伊默尔（Alfred Teumer）少尉，左三为朗中尉，左四为诺沃特尼。

摄于1942年9月在维也纳休假期间，右为诺沃特尼的二哥胡贝特（1943年初阵亡于斯大林格勒前线）。

摄于1942年11月，诺沃特尼当天的一次击坠是JG-54第1中队的第300次胜利，战友们把花环挂在诺沃特尼身上以示庆祝。

10月25日，第1大队第1中队中队长朗格（Heinz Lange）中尉调往JG-51（1945年4月他成为JG-51“莫尔德斯”联队的末任联队长），诺沃特尼继任第1中队中队长。尽管只有21岁，他已展露出优秀指挥官应具备的素质和潜力。另外，也许是战争催人成长，或是首战的遭遇令他成熟稳重了许多，也有可能是担任中队长后写信通知阵亡战友的家属成了日常工作之一，诺沃特尼在获悉二哥阵亡的消息时表现出了远超年龄的冷静与成熟。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亲爱的父母，我们必须得接受和面对这一现实，尤其是你，亲爱的妈妈。请记住，胡贝特并没有白白牺牲，所有战士都会以他为榜样。妈妈，不要悲伤，你应以胡贝特为荣。从现在起我也不再是一个人飞行，我总是在与我们的胡贝特一起作战！我的父母，请振作起来，带着尊严地往前看！”¹⁶

诺沃特尼在列宁格勒上空游弋的日子里，据信曾与苏军王牌飞行员波克雷舍夫（Petr A. Pokryshev）多次遭遇。波克雷舍夫在战争中共击落德机46架，他所在的第159战斗机航空团1942年11月曾被授予“近卫战斗机团”的荣誉，他个人也因勇敢和杰出的战功两获苏联英雄称号、三获红旗勋章以及其他无数荣誉。在1942年底的一次空战中，诺沃特尼几乎遭到灭顶之灾，虽无法确认当时的对手一定是波克雷舍夫，但对手的娴熟技巧和勇猛还是使诺沃特尼禁不住怀疑就是波克雷舍夫。诺沃特尼当时在无线电中高叫“俄国人击中了我！发动机在‘冒泡’！”僚机施内雷尔也曾回忆道：“我们不顾一切地摆脱敌机，迅捷地逃到较低的高度。”由于发动机冒出了浓烟，诺沃特尼只好迫降在距旧鲁萨不远的图列比亚（Tulebya）简易机场。战机以100英里的时速在跑道上滑行时，发动机突然爆炸起火，在命运攸关的时刻诺沃特尼奋力跳了下来，而战机往前滑行了约30米后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诺沃特尼看得目瞪口呆，不过这次死里逃生并没有影响其信心，他依然坚信以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他在天空中永远都是安全的。

也许是巧合，这次Bf-109事故后，JG-54于1943年1月至2月间开始换装新型Fw-190战斗机。操作灵活的Fw-190不仅为飞行员提供了良好的视域，也装备了更强大的火力。不过飞行员们对它印象最深的还是其坚固耐久性，特别是其机翼的整块贯通式结构。曾有好事者想弄清楚Fw-190机身的抗打击能力到底有多强，一位精通飞机构造和性能的老手在试验中将Fw-190飞到极限高度，然后机头朝下高速俯冲，飞机速度越来越快，最后连螺旋桨都开始成为刹车装置。这位老手最后关头用尽全身力气拉起几乎失控的飞机，安全着陆后，围观的人们好奇地上前去数到底有多少铆钉崩落，结果发现每颗铆钉都坚挺地呆在原位！当时在场的Fw-190设计师谭克为此深深自豪，飞行员们也感到极大宽慰，对座驾的作战性能和耐久性的信心倍增。事实上，包括诺沃特尼在内的许多东线飞行员都驾驶着Fw-190取得过显著成功。

诺沃特尼换装Fw-190后取得的首次胜利发生在1943年3月2日，1架伊—16成为他的第63个牺牲品。诺沃特尼驾驶Fw-190取得的最后一次击坠出现在当年11月12日，此时他的总战绩已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55胜——短短8个月里击落了近200架战机！1943年是诺沃特尼疯狂取胜的一年，年初时他仅是个小有名气的王牌，年底时却是排名高居榜首的超级明星。如果不是被禁飞，以他的技术、经验和高度自信，率先突破300胜大关的可能会是诺沃特尼！

整个1943年，德军北方战场最主要的战事仍是围困列宁格勒，相对于中央和南方两个方向而言，北方的形势最为稳定。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说，诺沃特尼在JG-54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2月19日，基特尔的一次胜利使JG-54的东线总战绩超过了4000胜，不过，就在欢庆的花环还未撤去时，JG-54两天后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总战绩108胜的第2大队大队长哈恩少校在杰米扬斯克上空作战时，因发动机故障在迫降后被俘。虽然失去了战友和指挥官，飞行员们还是振作精神继续作战。在1943年的2月至3月期间，JG-54乃至整个空军最引人注目的角色是第1大队大队长菲利普。2月23日，JG-54在自身无一损失的情况下击坠了34架苏军战机，其中7架为菲利普所击毁，他的个人战绩飙升至180胜。3月17日是菲利普的26岁生日，4次击坠将其战绩提高到203胜，从而超过格拉夫的202胜成为当时的最高纪录。4月1日，菲利普升任西线的JG-1联队长，接替其大队长职务的是第3大队大队长塞勒上尉。诺沃特尼在3月20日取得了第75胜，3个月后就提升到124胜。其中最成功的是6月，他一共击坠了41架敌机。诺沃特尼一天内击落多架敌机的风格已牢牢确立，其效率和准确性也令战友们自愧弗如。下面是他在6月的一些击坠数字：1日，5胜；5日，4胜；8日，6胜；15日，3胜；17日，3胜；19日，3胜；21日，6胜；24日，10胜。发生在6月24日的10次击坠令人印象尤为深刻，诺沃特尼在早晨的首次出击中击坠了3架雅克—1和4架拉格—3战机，整个过程仅耗时20分钟。靠近中午的第2次空战中，他又在7分钟内击落了3架米格—3战斗机。

摄于1942年末或1943年初，诺沃特尼站在一架受重创的战机旁。这架战斗机是施内雷尔的座机，后者在埃姆加上空被高炮击中，但幸运地开回了基地。诺沃特尼为好友的平安归来感到高兴的同时，又很后怕。

摄于1943年4月初，诺沃特尼送走了菲利普后，正在与特劳特洛夫特道别。

诺沃特尼在取得了又一次击坠后兴奋地与战友交谈。

摄于1943年初，据信这是诺沃特尼的大队长菲利普上尉的座机。

摄于1943年4月初，JG-54第1大队大队长菲利普晋为JG-1联队长时，特劳特洛夫特赶来为他送行。图为第1大队官兵向菲利普列队敬礼的场景（左一为诺沃特尼）。菲利普刚在3月17日取得第203次胜利，是当时战绩最高的飞行员（1943年10月8日与美军轰炸机作战时丧生，最终战绩206胜）。

摄于1943年7月上旬。原第1大队大队长博宁少校（左）7月6日接替特劳特洛夫特出任JG-54联队长，图中他正与诺沃特尼开心地关注着周边的趣事。博宁是“秃鹫军团”老兵，1943年12月5日阵亡，最后的总战绩是77次击坠（含西班牙内战中的4次）。

摄于1943年夏，诺沃特尼坐在驾驶舱里准备起飞。

摄于1943年9月8日，当天诺沃特尼在12分钟内击坠了5架战机，总战绩达200胜，而他在6月15日时才刚突破100胜，不到3个月击落100架敌机的能力和效率令人叹为观止。图中诺沃特尼座机的机鼻挂上了花环，右为诺沃特尼的地勤组长。

摄于1943年6月15日，诺沃特尼在旧拉多加上空取得了第100胜，战友们向他送上一束鲜花表示祝贺，右一为第1大队第3中队中队长艾泽纳赫（Franz Eisenach）中尉。

约摄于1943年初夏，纳粹“东方地区国家行署”（Reichskommissariat Ostland）长官洛泽（Hinrich Lohse）视察JG-54时与军官们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鲁多费尔上尉、施托茨（Max Stotz）上尉、洛泽、特劳特洛夫特中校、阿德梅特（Horst Ademeit）中尉、第1大队大队长塞勒上尉、诺沃特尼中尉和戈茨（Hans Gotz）中尉。图中所有王牌的最终总战绩加起来超过了1000胜，除诺沃特尼的258胜外，鲁多费尔也是德军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个人战绩222胜，至今依然健在），施托茨的战绩是189胜，阿德梅特也有164胜的战绩。

6月收尾时，战友们估计已有124胜在手的诺沃特尼很快就会戴上“菜花”——有些调皮不敬者曾如此戏称高规格的橡叶骑士勋章。不过，空军高层似乎并不急于奖赏这位新崛起的年轻王牌。诺沃特尼虽然很看重这个荣誉，但也只好鼓足勇气，继续在天空中搏杀。他与施内雷尔、德贝勒（Anton Doebele，总战绩94胜）和拉德马赫（Rudolf Rademacher，总战绩126胜）等组成了战斗小组，他们的四机编队在天空中协同作战，相互提醒和保护，二战期间共击落了500架以上的敌机，号称是德军最成功的四机编队之一。诺沃特尼不仅帮助四人小组中的战友，也对其他战绩不理想的战友伸出援手，基特尔中士就是其中一个。小个子基特尔向来安静严肃，说话还有点结巴。特劳特洛夫特战后曾说：“就性情而言，基特尔并不符合大众对战斗机飞行员的印象，怎样才能击落一架敌机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似乎总是难解之谜。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¹⁷基特尔在第1大队期间，时任大队长菲利普常对他进行鼓励和教导，菲利普调离后诺沃特尼接过了帮助基特尔的任务，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基特尔对诺沃特尼也是十分敬重和钦服。1943年上半年里基特尔的战绩稳步提升，到7月的库尔斯克之战前夕，已提升到50胜。1944年4月，基特尔超越150胜大关后被提升为少尉中队长，他在库尔兰地区赢得了赫赫声名。1945年2月14日，已摘取双剑骑士勋章的基特尔中尉被高射炮击中丧生时，最后的战绩定格在267胜（排行榜第4位）。特劳特洛夫特等JG-54老兵在战后依然怀念基特尔，倒不仅仅因为他是联队历史上最成功的飞行员，更因为他在成名之后依然故我——默默地始终保持着对战友和集体的奉献精神。

摄于1942年9月22日的狼穴大本营，希特勒为诺沃特尼等颁发勋章的场景。图中左边两位是获橡叶骑士勋章的格拉塞尔和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与希特勒握手者），右边的是拉尔和诺沃特尼，他们分别获得了第34和第37枚双剑骑士勋章。

摄于1942年9月22日，授勋仪式结束后诺沃特尼等离开狼穴时的场景。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拉尔、格拉塞尔、希特勒空军副官贝洛、诺沃特尼和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亲王（Heinrich Prinz zu Sayn-Wittgenstein）。

1943年初以来，JG-54就像救火队一样被不停地支去救援危急中的地面部队，一会儿出现在芬兰上空；一会儿赶往白俄罗斯的中央集团军群战场；另一时刻又飞抵乌克兰和克里木战场。7月初，JG-54的多数单位奉命南调，会同JG-51等联队支援库尔斯克地区的德军攻势。7月5日，特劳特洛夫特被加兰德任命为东线战斗机部队总监，曾任JG-54第1大队大队长的博宁（Hubertus von Bonin）少校继任联队长。库尔斯克会战虽以苏德双方的坦克大战闻名于世，但空中决战的规模和惨烈程度并不比地面逊色多少——JG-54第1大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先后损失了3任大队长：7月6日，塞勒少校身负重伤后被送回国，其继任者霍穆特少校（曾在北非的JG-27担任马尔塞尤的直接上级）于8月3日阵亡，紧急代理大队长的戈茨（Hans Götz）中尉又于次日毙命。库尔斯克会战后，苏军又于8月初沿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一线发起了大规模攻势，在激烈的防御战中，诺沃特尼共击落了49架战机，还被任命为第1大队大队长。巧合的是，哈特曼也在当月取得了49胜，并在9月20日突破了百胜大关。8月13日，诺沃特尼击落了9架敌机，21日又收获了7胜，到8月31日时他的总战绩上升到173次击坠。

除诺沃特尼外，基特尔也是JG-54在库尔斯克和奥廖尔之战中最成功的飞行员之一。他于9月4日把个人战绩提升到94胜，但始终未能获得骑士勋章。基特尔没有抱怨，只是每天默默地在天空中继续搏命。战绩高达173胜的诺沃特尼也未获颁橡叶骑士勋章，但作为基特尔的上级，他找到联队长为其博宁打抱不平。不过，诺沃特尼从未告诉过基特尔，自己一直在为他争取应得的荣誉。

诺沃特尼在即将出任大队长时曾写过一封家信：“昨天（8月21日），我取得了第161次胜利，也就是说10天内击落了37架敌机。上面要任命我担任大队长，于是我们一起庆祝了两件高兴事！一个22岁半的中尉担任大队长，这种好事可不是天天都有的，那可通常是少校的职位，这意味着我迟早也会晋升为上尉、乃至少校。这些事我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不过，眼下还是没得到橡叶骑士勋章。”¹⁸短短几行字可以看出，诺沃特尼既为晋升感到自豪，又迫切地渴望获得橡叶骑士勋章，对高层的迟缓甚至还有点恼火——到此时为止，所有战绩超过150胜的飞行员都毫无例外地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

时光转眼进入金秋，9月1日诺沃特尼又一次做出了击落10架战机的惊人之举。不知道他是不是把未获勋章的不快都发泄到了对手身上，总之这天他表现得格外高效，也极富攻击性。他曾这样描绘当天的战事：“清晨6点，我们在高空为轰炸机护航时突然遭遇6架苏军战斗机。没费太大功夫解决了其中的4架后，我发现下方不远处还有5架战机在盘旋。击落2架后，我已准备好向第3架敌机进攻，突然间我发现机炮卡弹了。这可是在敌军后方180公里的地方，一定要把今天的第7个猎物拿下。我发起追逐，从右边逼近敌机后用机枪向它射击。终于搞定这架敌机后，我已飞行在一处大城镇的上空，地面高射炮射出的炮弹就在我身边爆炸。我才不管它呢！飞机一直俯冲到贴近街道的高度，在离地只有5米时我沿着道路的方向飞了出去。在敌军高炮阵地和房屋上空盘旋了一下后，我在城外空旷的湿地上空再次拉起战机。下午，我们又与7架敌机不期而遇。他们躲在厚厚的云层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但我就在那里等他们露头时发起致命一击。这种情形出现了三次，成全了我当天的10次击坠。”¹⁹

9月2日，类似的一幕再度上演，12分钟内6架苏军战机在诺沃特尼又准又狠的枪口下化为乌有，这也使其战绩上升至189胜。大约在这个时候，诺沃特尼收到了大哥鲁道夫的来信。大哥在信中说，莫尔德斯、加兰德和马尔塞尤等都没有诺沃特尼的战绩高，但他们都获得了钻石骑士勋章，难道弟弟说错了话或做错了什么，让手握权柄的大人物不高兴了？诺沃特尼接信后立即寄给鲁道夫一封明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回复你的上封信。第一，这不关你的事。第二，你为什么为我的事头疼烦心？第三，如果他们不给我橡叶骑士勋章，那么我会争取钻石骑士勋章的。”¹⁹不知道诺沃特尼为何对大哥的一片好意如此恼火，但不管怎样，他对所受的不公待遇也感到强烈不满，但立志要斩获最高战功勋章！9月4日，诺沃特尼终于成为第293位橡叶骑士——高层迟迟没有授勋，并非诺沃特尼做错了事或得罪了什么人，而是因为高层已将飞行员获颁橡叶骑士勋章的门槛从120胜提高到了190胜左右！¹⁹诺沃特尼有幸成为新标准实施后的首位得主，但也不幸为此忍受了长时间的煎熬。也许有高官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命令诺沃特尼9月22日赶到狼穴大本营，届时将由元首亲自授勋。这让诺沃特尼心头的不快一扫而空，据说希特勒到1943年下半年时一般不再亲自颁授橡叶骑士勋章了，只颁发双剑和钻石骑士勋章。

资料来源：http://www.luftwaffe.cz/nowotny.html;http://www.asisbiz.com/il2/Fw-190A/Fw-190A-JG101-%28%28+Nowotny.html.

也许是受到这一奖赏的鼓舞，诺沃特尼去领受勋章前仍然满腔热情地投入空战。9月7日，3架敌机被他击落；8日又有5架命丧他手；14日和15日内击坠了12架敌机；而到17日时他的战绩疯狂地达到了彼时最高的218胜！9月22日，诺沃特尼在狼穴大本营从希特勒手中接过的不仅仅是橡叶骑士勋章，还有第37枚双剑骑士勋章！当天获勋的还有与诺沃特尼几乎同时突破200胜的拉尔少校（第34位双剑骑士），以及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格拉塞尔（JG-51第2大队大队长）少校和夜间战斗机王牌赛恩—维特根施泰因上尉。授勋完毕后，诺沃特尼返回维也纳休假，远在东线的战友们也借机庆贺了一番，酒酣耳热之余，有人拿做梦都想得到的战功勋章开起了玩笑：“这个老家伙一下子得2枚勋章——‘菜花’（橡叶）和‘刀叉’（双剑）！”

帝国精英：第8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

双剑骑士勋章得主诺沃特尼上尉（9月21日晋为上尉）提前结束休假后很快返回了东线。一名随军记者曾这样记述过：“昨夜（10月4日）大队长诺沃特尼突然出现了，没人料到他这么快就回来了。授勋仪式后他本应放个长假，但他说在维也纳已好好休息了几日，这就足够了。多日的连绵阴雨终于结束了，放晴后的天空清新怡人。诺沃特尼收起他那漂亮整洁的制服，又穿上他在前线常穿的那套飞行服，包括那条众人皆知的‘胜利之裤’。那条裤子早已补丁累累，由于穿的时间过久，颜色已呈灰白。但是大队长才不会和它分开，即使它有足够的资格被送到博物馆去。”²⁰

从10月7日起，诺沃特尼开始了又一轮取胜高潮。7日下午，在大卢基（Velikeye Luki）南面的天空中，诺沃特尼5分钟内击落了3架P-39“空中眼镜蛇”和1架P-40“小鹰”战斗机，他的僚机施内雷尔也击坠了1架战机。9日，诺沃特尼在3次出击中击坠了8架敌机，其中6架为P-39，2架是伊尔—2对地攻击机，其中的一次击坠还是JG-54的第6000次胜利。11日，诺沃特尼再次击落4架敌机，个人战绩上升到235胜。13日清晨，诺沃特尼大队负责为轰炸机护航，途中遭到苏军战机拦截时，他首先将1架躲在轰炸机身后准备偷袭的拉—5战斗机送入了地狱，然后一边爬升，一边搜寻下一个猎物。诺沃特尼没有意识到有一架拉—5已悄悄摸到他的身后，所幸后者射出的炮弹未能命中，诺沃特尼转了一个大圈后，仰仗着过硬的飞行技巧转眼处于有利的攻击位置，这架战斗机随即被击落。德军轰炸机编队返航后，诺沃特尼并没有立时离去，从9点30分起的13分钟内，他又连续击坠了4架飞得比较低的苏军战机。14日上午，诺沃特尼在5分钟内击落了2架战机，下午又在5分钟内连续击坠了2架拉—5和1架拉格—3战斗机。这时的天空似乎变得空无一物，直到5分钟后诺沃特尼才发现了一架落单的P-40，随即开始追逐这个“珍贵的猎物”——他非常清楚自己距离250胜大关仅差一步，与对手格斗了整整10分钟后，诺沃特尼取得了历史性的第250次空战击坠。

诺沃特尼在这一刻攀上了飞行生涯的巅峰，他心满意足地朝维捷布斯克的基地飞去，接近基地时发现附近的高炮部队还向空中发射了信号弹和焰火！着陆时，蜂拥而上的战友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第6航空队指挥官格莱姆上将也打来了祝贺电话。诺沃特尼应酬一番后，悄悄地把施内雷尔拉到一边说：“‘夸克斯’，我曾许过愿，如果击落了250架敌机，我会给自己好好庆贺一下。我打算到维尔纽斯放松一下，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施内雷尔婉拒了好友的邀请——尽管今天是大队长的好日子，但总得有人留下来照看基地，再说这里也要举行一醉方休的庆祝活动。于是，诺沃特尼带着大队的军医，驾驶着一架Bf-108“台风”联络／教练机飞到维尔纽斯去了。临走前他留下话来，请大家清空大队存放的美酒，费用全算在大队长身上。²¹到了晚上，多数官兵都已喝得烂醉如泥时，格莱姆又打电话找诺沃特尼，还算清醒的一些官兵盯着“代理大队长”施内雷尔，想知道他怎样回答。施内雷尔则摇晃着向电话走去，同时盘算着如何圆场。只见他清了清嗓子，沙哑地喊道：“将军先生！”格莱姆立即打断了他，问他们是不是都喝醉了。施内雷尔只好承认，而格莱姆似乎很理解大家这会儿为什么都酩酊大醉，只听他淡淡地说道：“看在上帝的份上，赶紧清醒一下，告诉我诺沃特尼躲到哪里去了。元首想亲自祝贺他获得了钻石骑士勋章。”施内雷尔大张着嘴巴，回答说诺沃特尼正在维尔纽斯的“丽娅（Ria）”酒吧。将军听后仍淡淡地说道：“就这样吧，让咱们看看通信兵能不能找到他……”²¹

施内雷尔彻底清醒了，要是通信兵无法接通维尔纽斯那家酒吧的电话，那该怎么办？当施内雷尔告诉大家诺沃特尼已获颁钻石骑士勋章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的喝彩声，只有施内雷尔站在那里发呆。远在维尔纽斯的诺沃特尼正在一群漂亮姑娘的簇拥下愉快地狂饮，突然间电话响了，很快有军士向嘈杂的人群高喊：“请诺沃特尼上尉接电话……”人群中随后站起来年轻英俊的诺沃特尼，他一手夹着烟，一手扶着桌椅，摇摇晃晃地向电话方向走来，然后含混不清地冲着话筒说：“我是诺沃特尼。”电话线路似乎有些不清晰，对方又在电话里重复了一遍：“是诺沃特尼上尉吗？”诺沃特尼扭头望望乱哄哄的人群，接着说：“是的，请讲。”对方很有礼貌：“请稍候，我现在为你接通元首。”对方的声音非常平静，但在诺沃特尼听来不啻为一声霹雳，他赶紧扔掉香烟，笔直地站好。也许是战友在开玩笑呢，谁都知道他今天取得了第250胜，而且正在大肆庆祝呢！几秒钟后，所有的疑虑都打消了——电话那头传来希特勒独特的声音！元首在子夜时分从狼穴大本营打电话到维尔纽斯的这个酒吧，向诺沃特尼表示个人的祝贺，还说已授予他第8枚钻石骑士勋章！诺沃特尼拘谨地与希特勒通话时，丽娅酒吧里早已变得鸦雀无声。²²

上述两段是后世军史家描述的诺沃特尼获得第250胜的当晚发生的一些轶事。研究德国空军颇有建树的维尔曾根据施内雷尔的回忆，声称格莱姆当晚还要求施内雷尔“次日清晨8时陪诺沃特尼前去面见元首”，“第二天将有1架He-111轰炸机飞到维捷布斯克先接施内雷尔，而后再拐到维尔纽斯接诺沃特尼”，“飞往东普鲁士前，两人迅速地洗了个澡，还换上了最好的军服”。如果施内雷尔的回忆无误的话，那么10月15日（即“次日”）时，诺沃特尼就出现在狼穴了。但实际情况是，诺沃特尼在大本营领受勋章的日期是10月19日，因而后人的相关描述有可能是虚构的。

10月19日，诺沃特尼与施内雷尔乘坐格莱姆安排的He-111轰炸机降落在东普鲁士机场，1辆恭候多时的奔驰车把他们送入了狼穴。数小时后，诺沃特尼佩戴着闪闪发光的钻石骑士勋章，笑容满面地走了出来——令他高兴的是，元首竟“忘了”下达禁飞令。像1个月前一样，诺沃特尼再次回到维也纳短暂休假，不同的是，这次他已是名震整个帝国的超级英雄了。返回联队后的10月29日，诺沃特尼终于将一枚骑士勋章挂在了基特尔的脖子里——后者此时已累积了127次空战胜利！不过，基特尔接受勋章时根本未流露出欣喜或满足的表情。联队长博宁问他为何不怎么兴奋，基特尔淡淡地说道：“我已经几乎不再相信自己还会获得骑士勋章，我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联队的编外人员。”²³基特尔的话虽说得有点心酸，但他确实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坚持也换来了更多的认可：1944年4月11日获得橡叶骑士勋章，同年11月25日以中尉中队长身份成为第113位双剑骑士勋章得主，只不过这时诺沃特尼已作古2周有余了。

摄于1943年10月初，图中的诺沃特尼佩戴着双剑骑士勋章。这个23岁的年轻人已是一名上尉军官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也许是因为自己已获得所有荣誉，而施内雷尔仍旧两手空空，诺沃特尼决定将在空战中扮演僚机角色，在保护施内雷尔的同时帮助好友累积胜利次数。不过，诺沃特尼的“有心栽培”似乎并未很快见效，倒是他自己又在11月5日和10日的2次作战中各击落2架敌机。11月11日，诺沃特尼四人战斗小组中的德贝勒与自己人在空中相撞，随后丧生。诺沃特尼当日为这位忠诚的战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未料到厄运次日又降临到施内雷尔身上。12日，苏军一批对地攻击机在涅韦尔附近向德军进行了扫射和攻击，步兵请求空军给予支援，尽管当日大雨滂沱、能见度很差，诺沃特尼还是带着施内雷尔等几架战机赶来支援。诺沃特尼首先击坠了1架雅克—9战斗机（他在东线的最后一胜），但另1架苏军战机悄悄摸到背后准备偷袭他，幸亏施内雷尔及时开火命中了对手。施内雷尔还没有来得及庆贺自己救了诺沃特尼一命，突然在无线电中听到大队长的叫声：“‘夸克斯’，快向左转！你的座机起火了！”说时迟、那时快，施内雷尔的战机突然间火势大盛，他还想挣扎着把战机再拉起来，但没有任何效果，只听见诺沃特尼焦急地大喊：“快跳伞，千万别落在树丛间！”施内雷尔跳离了飞机，但高度只有50至70米，他无可避免地重摔在地，除了剧烈震荡外，两条腿都摔断了。德军步兵把施内雷尔从树丛里拖出后运到安全地带，诺沃特尼迅速派一架侦察／联络机把他先运回基地，然后安排了一架Ju-52运输机将之送往哈勒—德劳（Halle-Dölau）的空军医院。施内雷尔开始了长达7个月的治疗与康复，痊愈后成为第262试飞大队的一名少尉飞行员。当这个以Me-262为主机型的试飞大队改成“诺沃特尼特战大队”时，施内雷尔与诺沃特尼这对好友再次重逢了。施内雷尔幸存于战争，他的46胜总战绩虽然并不起眼，但有9次是驾驶Me-262时摧毁的美军四引擎重型轰炸机，因而也是名副其实的Me-262喷气式战斗机王牌（战绩最高的贝尔中校也只有16架击坠）。

摄于1943年10月13日，诺沃特尼在当日上午的空战中击坠了6架敌机，战绩提升到244胜。图中的他用手捂着头部，似乎是受了伤，但实际上他一直都很幸运，只是显得疲惫而已。背景是诺沃特尼的Fw-190座机，依稀可辨认出其编号（410004）。

摄于1943年10月14日，诺沃特尼当日再次击坠敌机6架，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取得250次空战胜利的飞行员。他也因此获得第8枚钻石骑士勋章。

摄于1943年10月19日的狼穴，希特勒正向诺沃特尼颁授钻石骑士勋章。9月22日，诺沃特尼才从元首手中接过橡叶和双剑骑士两枚勋章。

摄于1943年10月14日，诺沃特尼与最好的朋友施内雷尔（靠外者）在交谈。诺沃特尼令人震惊的快速成功离不开施内雷尔的无私奉献，后者一直以在空中保护诺沃特尼为第一要务。

摄于1943年10月19日，背景中的He-111将把诺沃特尼送往狼穴大本营领受钻石骑士勋章。图为起飞前一刻的场景，诺沃特尼正在抽烟，左侧三人中的较高者似为施内雷尔。

摄于1943年10月末，诺沃特尼获得钻石骑士勋章后回维也纳休假。图中的老诺沃特尼夫妇正依依不舍地送别幼子。

摄于1943年10月末，诺沃特尼搭机返回东线前，热情的维也纳市民向他们的英雄欢呼喝彩时的场景。

摄于1943年10月29日，127次击坠胜利在手的基特尔终于获得了早就应得的骑士勋章。诺沃特尼回归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陪基特尔检阅第1大队的全体官兵——对于一个上士来说这当然不同寻常。左侧三人中左一为第4航空军军部的高级参谋罗伊斯（Franz Reuss）上校，中为诺沃特尼上尉，右为基特尔上士。

成名后的诺沃特尼收到过大量的仰慕者来信，图中他正与施内雷尔拆阅这些信件。

摄于1943年10月末返回东线的途中。诺沃特尼终于可以不用顾及“英雄形象”，在旅途中安睡一觉。从旁边的He-111飞行员的目光中可以感受到普通军人对他的仰慕。

摄于1943年11月11日，诺沃特尼战斗小组中的德贝勒在维捷布斯克被击落后丧生。图为诺沃特尼为好友举行葬礼的场景，左前方为基特尔，他身后是拉德马赫，右前方为韦纳特（Ulrich Wöhnert，86胜）上士，韦纳特身后是特格特迈尔（Fritz Tegtmeier，146胜）上士。

摄于1943年11月初，诺沃特尼获得了所有荣誉之后，决心“退居幕后”，全力帮助好友施内雷尔取得空战胜利。图中他正与施内雷尔借助地图研究作战任务。

摄于1943年11月12日，诺沃特尼前日刚为德贝勒举行了葬礼，12日就迎来了另一噩耗——施内雷尔在涅韦尔（Newel）的空战中被击中，从极低的高度跳伞后摔成重伤。诺沃特尼当日与施内雷尔一起出战并击落了1架战机（个人的第255次击坠，也是最后一次东线胜利），幸亏后者及时击落了一架躲在诺沃特尼身后的敌机，否则丧命或重伤的就是诺沃特尼了。返回基地后诺沃特尼迅速调派一架Ju-52运输机把施内雷尔送往后方医院。图中的诺沃特尼正向他人描述空战的情形，躺着的施内雷尔虽动弹不得，但瞪大双眼看着自己的好友。

摄于1943年11月中旬，诺沃特尼到哈勒—德劳空军医院探视施内雷尔。这张图片无需任何文字就能体现出战友之间的浓浓情谊。

摄于1943年11月中旬，诺沃特尼在JG-54的最后一批照片中的一张。他正在地勤的帮助下系好降落伞。

施内雷尔住院期间，诺沃特尼经常前来探视，本图是诺沃特尼的一幅肖像和写给好友的感谢信，施内雷尔则让人把信和照片一直摆在床头。施内雷尔1944年6月康复后，成为第262试飞分队的少尉军官，该部改为“诺沃特尼特别大队”后，他也得以与好友再度聚首，可惜的是诺沃特尼几个月后即告别了人世。施内雷尔的战绩是46次击坠，虽然并不醒目，但他的46胜中包括驾驶Me-262时击坠的9架四引擎重型轰炸机，这使他成为名列前茅的喷气式战斗机王牌。施内雷尔于1979年去世，去世前每当有人就诺沃特尼的往事采访他，或向他展示诺沃特尼生前的照片时，他都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他们两人的深厚友情可谓超越时空和意识形态的典范。

摄于1943年12月21日，诺沃特尼探访福克—沃尔夫飞机厂时，与著名的Fw-190设计师谭克教授交谈。诺沃特尼是最成功的Fw-190飞行员，他手中的战机模型是谭克赠予的礼物。这件珍贵的礼物在诺沃特尼阵亡后一直由其家人收藏。

摄于1943年11月15日，诺沃特尼完成了最后一次东线飞行后，被全面禁飞。尽管还是第1大队大队长，但此后数月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巡回演讲，成为宣传部门提振国民士气和军心的御用工具。背景中的战机是诺沃特尼的Fw-190。

诺沃特尼与谭克在1架飞机里进行测试，可能摄于1943年12月21日走访福克—沃尔夫飞机厂期间。

诺沃特尼在波城训练飞行员期间曾组建过一支手球队，还与1944年的全德冠军“柏林警察体育俱乐部队”有过交手。球员中的诺沃特尼（后排左五）既年轻又充满活力，让人难以想象他是一位少校联队长。

摄于1944年1月18日，诺沃特尼被授予维也纳荣誉市民称号。图中他正接受施廷菲尔（Heinrich Stümpfl）将军的祝贺，中为1943年12月任维也纳市市长、有着党卫队旅队长头衔的纳粹官员布拉施克（Hans Blaschke）。

1944年2月，诺沃特尼出任驻于法国波城的第1战斗机飞行学校指挥官，稍后又任JG-101训练联队少校联队长。图中的他佩戴着各种勋章，除钻石骑士勋章外，他的右胸口袋处还佩戴着“希特勒青年团”金质徽章。

好友的接连离去令诺沃特尼非常难过，但作为大队长和空军最成功的飞行员，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没有时间沉浸于悲伤。11月15日，诺沃特尼执行了最后一次东线任务后，来自希特勒的禁飞令终于到达了。1943年对诺沃特尼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年，1942年时格拉夫曾疯狂地将战绩从1月的43胜提升到当年9月底的202胜（共160次击坠），拉尔也在1943年取得了151次击坠的卓异战绩，但他们的记录都不及诺沃特尼——1943年1月7日时诺沃特尼的战绩为62胜，到11月15日被禁飞时高达255胜，11个月里的总击坠数竟高达194架！此外，几年里诺沃特尼还有约50架击坠未获正式确认。出于种种原因，战后有些西方史家总是试图贬低、甚至诋毁包括诺沃特尼和哈特曼在内的东线王牌的超高战绩。由于苏德战争之初德国空军曾相对轻松地取得过轰动一时的巨大成功，有些史家想当然地外推后得出结论——德军飞行员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击坠总数，要么是虚构的产物，要么是纳粹政府的宣传，或者是因为苏军飞行员及其战机远逊于对手。我们这里不准备讨论德军飞行员的战果是否掺假、夸大、虚报，或只是宣传的产物（已有不少史家指出，二战期间德军的空战战果申报制度比英美和苏联的制度都要严格得多），单就“苏军飞行员及其战机远逊对手”这一点而言，1941年夏秋时的情形或许如此，但从1943年起直至1945年战争结束前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诺沃特尼1年内取得近200次东线胜利的1943年，苏联红军的空军早非2年前的吴下阿蒙，他们已解决了战争初期暴露出的诸多缺陷，诸如飞行员训练不足、训练方法保守陈旧、战术落后、缺乏技术诀窍、指挥控制体系僵硬和缺乏弹性、参谋作战方式存在重大缺陷等。1943年时的苏军战机质量相较于前两年也有了质变，德军战斗机飞行员更多时候面对的不再是伊—16一类的老旧战机，而是速度更快、火力更猛的新型战机（如拉—5、雅克—7B和雅克—9战斗机）。就速度和火力而言，苏军的拉格—3和雅克—9与德军的Bf-109G、Fw-190A等系列的战斗机完全相当，1942年投入实战的拉—5战斗机在转弯时还有着较明显的速度优势。另外，在低于5000米高度上前述苏军战斗机也有着明显优势，而东线的绝大多数空战恰恰就发生在5000米以下。最重要的是，1943年时的苏军飞行员已舍弃了前两年被动防御的面貌、心态和战术，他们在进攻心态的支配下、在逐渐建立的自信鼓舞下，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找任何对手进行空战。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战时或战后每当有人在加兰德面前提及东线空战胜利“如何容易”时，他总是正襟危坐地提醒那些轻易贬低东线战绩的人——“1942年年中，苏联空军作战时的那种‘炮灰’心态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²⁴

被奉为帝国英雄的诺沃特尼回到维也纳休假时，父母的居所一时变得门庭若市，人们甚至愿意排几小时的队以获取一份诺沃特尼的亲笔签名。当他来到一个山区度假时，附近村镇的人们都来到他所住的小木屋，就是为了亲眼看一眼宣传纪录片中的英雄。12月7日是诺沃特尼的23岁生日，他还专门出席了纳粹政府主办的“德国铁路工人节”活动，期间亲自为一名铁路工程师颁发了奖章。12月21日，诺沃特尼来到福克—沃尔夫（Focke-Wulf）飞机制造厂参观，受到了Fw-190战斗机的设计师谭克教授及其研制试飞团队的热情欢迎，谭克还赠给诺沃特尼1架精致的Fw-190战斗机模型。作为戈培尔手上“玩偶”般的宣传工具，诺沃特尼在所到的任何地方都受到帝国百姓的狂热欢迎。

进入1944年1月，诺沃特尼的日程似乎更加繁忙。首先是1月11日奉命到狼穴大本营报到——当天有16位空军精英齐聚狼穴，包括加兰德少将（战斗机部队总监）、戈洛布中校（第5航空队战斗机部队指挥官）、格拉夫中校（JG-11联队长）、吕措上校（第1战斗机师指挥官）、厄绍上校（JG-1联队长）、伊勒费尔德中校（JG-25联队长）、维尔克上校（JG-3联队长）、夜间战斗机头号王牌伦特少校（NJG-3联队长）、轰炸机王牌鲍姆巴赫少校（时为空军部负责武器研发的参谋军官，1个月后出任高度机密的特种轰炸机联队KG-200的联队长）和佩尔茨上校（第9航空军指挥官）等人，职位上略逊一筹的自然是诺沃特尼上尉和JG-52第3大队大队长拉尔少校，这些人都是至少获得双剑骑士勋章的精英，希特勒当日为他们颁发了制作精美的获勋证书。仪式结束后，希特勒邀请飞行员们共进午餐，拉尔曾回忆说：“大家都注意到餐桌上希特勒的盘子边摆了不少药品，他看起来老了不少，还有点糊涂，喋喋不休地谈论着或可给他带来希望的每件小事。我们大家后来都议论说，希特勒的举止非常迟缓，即便举起酒杯和进食这种小事也要花上不少时间。”²⁵午餐后，希特勒照例发表了讲话，主题是盟军西线登陆的时间估计和德国的应对方略。这之后希特勒开始大谈英国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的分歧对普通英国人的影响等。多数飞行员对此均不感兴趣，好容易等到下午5点钟告别狼穴的时候，戈林的副官通知他们次日出席戈林的51岁生日聚会，还要求他们当晚坐火车赶到柏林，次日清晨准时前往卡琳宫。

飞行员中只有职衔最高的加兰德乘飞机赶往柏林，诺沃特尼等都在腊斯登堡登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12日7时抵达柏林火车站时，这些身着漂亮制服、佩戴着高级战功勋章的精英们立即引起了柏林人的惊叹和围观。诺沃特尼一行抵达卡琳宫后，除个别被频繁召见的军官外，其他人无不为卡琳宫的壮观和陈设的豪奢感到乍舌，而被众多英雄簇拥着的戈林显然极为满意。当天出席生日庆典的除这批飞行员外，还有纳粹政府的阁员（包括军备部长施佩尔和经济部长丰克）、各国外交使节、团体代表、陆海空三军将领等。午餐后戈林发表了一番演说，还曾高呼：“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我们必须得赢！我们将血战到底！”拉尔战后曾回忆说：“这种腔调听起来真有讽刺意味，战争行将结束时，当我听说帝国元帅还央求美军把他交给英国人时，我不禁又想起了他的这番话。”²⁶当晚，众人聚集在柏林城里曾享誉欧洲、但被盟军炸毁后重建的“阿德隆”（Adlon）酒店，拉尔与诺沃特尼和厄绍三人在大堂里长时间地交谈，他们都对戈林生日聚会的奢侈感到反感——第一次出入卡琳宫的诺沃特尼算是大开眼界，但他在那里看到的尽是浮华的聚会和谄媚的嘴脸，听到的是空洞做作的演说，尤其是那里丰盛的美食和无尽的醇酒，与前线官兵们可怜的生存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更勿论那些极可能是从博物馆偷来或掳来的艺术品竟被当作贺礼送给了戈林！晚餐后，众人颇有些难舍地道别了，他们彼此握手、互道珍重时都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次可能就是诀别——3月，维尔克在进攻美军轰炸机编队时阵亡；5月，厄绍阵亡，拉尔的拇指被打掉，跳伞时挂在树上险些成为活靶子；10月，伦特死于飞行事故；11月，年轻的诺沃特尼也告别了人世。

1944年1月18日，有着党卫队旅队长头衔的维也纳市市长布拉施克（Hans Blaschke）授予诺沃特尼荣誉市民称号并赠送一枚荣誉指环，后者起初还诚惶诚恐地不愿接受，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这等荣誉。2天后，诺沃特尼与JG-54的塞勒少校和维布克（Waldemar Wübke）上尉又来到图林根的一家办公设备厂参观，并在这里向员工们发表了一番演讲。这些活动完成后，诺沃特尼回到了JG-54第1大队，但没有几日他就不得不交卸大队长职务并向战友们告别——2月初，他被任命为法国波城（Pau）的第1战斗机飞行学校指挥官，4月1日起又兼任训练联队JG-101的联队长。比利牛斯山脚下的波城远离前线战火，安静祥和，风景如画，诺沃特尼曾在4月初的家信中这样谈论他的新职责：

“尽管我从来都不清楚我的新角色应该是什么样，但我知道我们愿意为将来做任何事情……德国将从残垣断壁和弹坑中重新崛起，祖国在昨天和今天经受的所有丑陋的伤痛都将愈合。我想了许多，因为我在这里时常感到孤独。你们知道我不是个梦想家。我还很年轻，很高兴有这些设施，也很珍惜与学生们在一起的机会。”

诺沃特尼是一名很有天赋的教官和领导者，也很清楚培养和积聚后备力量的意义，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和训练工作中，用一位后人的话来说，“在这个新角色上——二战期间盟国与轴心国的许多一线飞行员都很不喜欢的角色——诺沃特尼因成功训练出大批飞行员而广受赞赏，由此又为自己赢得了一流教官的声誉”。²⁷不过，尽职尽责的诺沃特尼在波城似乎并不开心，甚至还感觉度日如年。1944年6月初盟军诺曼底成功登陆后，一心向往飞行作战的诺沃特尼的心情更加沉重，受挫感越来越强。他曾屡次提出调回一线部队，但均被驳回，没有希特勒的首肯，包括加兰德在内的任何将领都不敢让元首特别喜爱的宠将回到节节败退中的战场。不过，随着英美盟军地面部队在法国境内的快速推进，诺沃特尼的飞行学校和作训联队也相应撤至德国本土的慕尼黑。担任JG-101联队长期间，诺沃特尼曾到莱希费尔德的试飞中心试飞过新型战斗机，在这里与Me-262有了近距离接触。与所有试飞过这种革命性战机的人一样，诺沃特尼的感觉也只能用“震撼”两字来形容。1944年夏，诺沃特尼还来到巴特兹韦申纳恩（Bad Zwischenahn）基地探访第16试飞分队——这个单位专门负责火箭动力推进的Me-163战斗机的试飞和技战术研发。

1944年9月，在加兰德的一再恳求下，希特勒终于批准诺沃特尼重返前线。诺沃特尼这次承担的职责更具挑战性——他将出任以Me-262为主战机型的“诺沃特尼特战大队”的指挥官。诺沃特尼的大哥、陆军中尉鲁道夫战后曾这样回忆过：“……瓦尔特对于指挥一支喷气式战斗机单位的前景感到兴奋不已。他曾在法国指挥一支战斗机作训单位，但他非常憎恶这个职位，觉得就像是一种惩罚，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是根据希特勒或戈林的命令才把他放到那里的。他们把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调离前线，希望这些民族英雄幸存下来，从而能维持将战争继续下去所需的士气。我知道瓦尔特非常兴奋，我在维也纳的父母家中休假时他给我来过电话。后来他设法回到了家里，这是我在2年里第一次见到他。上次我见到瓦尔特时，他看起来非常憔悴和疲惫。老实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不间断地持续作战飞行了差不多整整1年。这次他又像年轻时的那个瓦尔特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²⁸

Me-262特战大队与诺沃特尼之死

1997年，美国战史杂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表了该刊在加兰德去世前对他的访谈。记者问他为何在1944年9月选择诺沃特尼出任Me-262喷气式战斗机大队的指挥官，加兰德是这样回答的：“……我要找的人首先得是胆大心细且非常成功的飞行员，不仅要勇敢无畏，还要能冷静处事。诺沃特尼具备这些品质。有些飞行员已在阿赫默（Achmer）和别的地方测试过Me-262。我们的目的是让希特勒相信Me-262是一款性能优异的战斗机，而且要把结果展示给他看。”²⁹

二战后期，纳粹德国的领导人和空军将领都曾对Me-262寄予厚望，后人曾评价说这款神奇的战机除给盟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外，还对盟军飞行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士气影响，而Me-262本身就是标志着人类航空技术前进了一大步的革命性新技术。不过，这款战机的研发过程可谓一波三折，高层曾出现过种种战略决策失误，使这种无可匹敌的战机投入实战的过程一再被拖延和误用。希特勒1943年12月曾作出过影响喷气式战斗机最终命运的决定——Me-262将作为“闪电轰炸机”来大量生产和投入实战，战斗机版的Me-262只能在试飞基地里飞行。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希特勒取消了新产Me-262只能进入战斗—轰炸机单位的命令，但仍然要求每出产20架Me-262，只能有1架被分配给战斗机单位。随着形势的日益恶化，希特勒后来虽批准全力生产战斗机版Me-262，但总共产出的约1400架Me-262中，也只有300架左右最终投入了实战。³⁰

诺沃特尼领导Me-262特战大队之前，相关测试工作在加兰德领导下已进行了一段时日。1943年12月19日，加兰德在莱希费尔德组建了试验Me-262战斗机的第262试飞分队（Erprobungskommando，简称Ekdo-262），指挥官在1944年7月18日前一直都是蒂尔费尔德（Werner Thierfelder）上尉。不过，Ekdo-262到1944年4月才收到第一批Me-262战斗机，5月，来自驱逐机联队ZG-26第3大队的一些Bf-110飞行员加入了Ekdo-262，并开始进行相应的转换飞行训练。这时的Ekdo-262除部队外还辖有两个中队，原ZG-26第9中队5月17日起驻扎在施韦比希（Schwäbisch）基地，原ZG-26第8中队则进驻莱普海姆（Leipheim）基地。另外，Ekdo-262还有小型分遣队分别驻扎在雷希林和埃尔福特附近的基地。³¹1944年7月18日，Ekdo-262在莱希费尔德试飞中心进行了实战测试，他们试图进攻基地上空出现的盟军侦察机。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该部当日的首战即遭遇重大挫折——蒂尔费尔德随着坠毁的Me-262一起化作了灰烬。不过，考虑到Me-262从研发到实战的过程一直命运多舛，这一事件并不令人惊讶。指挥官出师未捷身先死，对Ekdo-262自然是个沉重打击，尤其是这种战机并非任何飞行员皆可驾驶。7月26日，Ekdo-262的一名少尉击坠了1架“蚊”式轰炸机后取得了试飞分队建立以来的首胜。8月5日，盖尔（Horst Geyer）上尉接任试飞分队指挥官，尽管在他领导下Ekdo-262又击坠了4架盟军侦察机，但这支单位的士气总体而言非常低靡。

加兰德战后在回忆这一段日子时曾说：“……蒂尔费尔德7月阵亡后，我就在寻找一位合适的替代者——这个飞行员必须既大胆又成功，还要能以自身的勇敢和坚定起到表率与领导作用。诺沃特尼就是具备这些品质的飞行员。他年轻、成功、充满能量，人很聪明，当然也非常勇敢。根据他的老部队JG-54的战友及联队长特劳特洛夫特的评价，诺沃特尼在空战中绝对是一个无畏的狠角色。尽管Erko-262最初获得了一些成功，但蒂尔费尔德的阵亡还是威胁到了（向希特勒展示Me-262是一款卓越战斗机的）整个计划。尽管盖尔上尉接过作战指挥权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还是必须找到一位替代者。不过，为了说服希特勒考虑把Me-262主要用作战斗机，我需要一个有名望的英雄人物，一个既成功又获得过高规格勋章的人，这个人还要为希特勒所喜爱和认可，最好还是希特勒心里所仰慕的人。取得过250多次胜利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诺沃特尼无疑是最适合这项工作的人，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他。更重要的是希特勒也非常欣赏诺沃特尼。他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尔塞尤，只不过他更成熟稳重。我亲自安排提升诺沃特尼为少校，虽然他只有24岁，但绝对有资格出任联队长甚至更高的职位。”³²

摄于1944年夏，诺沃特尼造访巴特兹韦申纳恩的第16试飞分队，该单位负责测试火箭动力的Me-163战斗机。图中诺沃特尼（左）正与勒斯勒少尉（Franz Rösle，后任JG-400第3中队中队长）握手，右为席贝勒中士（Kurt Scheibeler，他在JG-400驾驶Me-163战斗机取得过2次击坠）。

摄于1944年7月的莱希费尔德，一架属于第262试飞分队的“白色10号”Me-262战斗机。

这架Me-262 A-1a喷气式战斗机据说曾是诺沃特尼的座机。

据信本图拍摄于1944年11月8日诺沃特尼的最后一次空战前。当日，在加兰德、凯勒、施内雷尔等人的注视下，诺沃特尼取得了第258次空战胜利后坠机身亡。

诺沃特尼少校9月26日在阿赫默基地正式出任“诺沃特尼特战大队”的指挥官，该大队由Erko-262的部分人员及ZG-26第3大队的一些飞行员组成。次日，Ekdo-262余部被并入新组的第2战斗机试飞联队第3大队。加兰德已将ZG-26第3大队大队部改为诺沃特尼的大队部，其第9中队成为特战大队第1中队，第8中队则成为第2中队，两个中队的基地也已选好，分别是位于距德国西北部城市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不远的阿赫默和黑泽佩（Hesepe）。应该说，加兰德和高层都对这位久经战阵的王牌抱有极高的期许，不到24岁的诺沃特尼肩上的担子可不轻——诺沃特尼刚上任1周，希特勒就亲自打电话到战斗机总监部了解情况。加兰德曾回忆说：“似乎希特勒正给喷气式战斗机这个主张留些活路，因为负责（验证该主张）的人正是除格拉夫外他最喜爱的奥地利飞行员诺沃特尼。我很清楚，如果想让希特勒放手支持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就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而我对自己的选择有着十足的信心。”³³

诺沃特尼兴高采烈地接过了重任，他像加兰德一样，也迫切地想把这支“示范部队”尽快建成第一支真正的喷气式战斗机作战单位。诺沃特尼干劲十足，也颇有些闯劲，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成功说服奥斯纳布吕克的地方官员，由他们立即派出劳工前来扩展两处基地的跑道，从而为训练和实战奠定基础。他通过加兰德和时任昼间战斗机部队总监的特拉特洛夫特，很快解决了大队作战所必需的地面单位，ZG-26第2大队的地勤也被调来为诺沃特尼大队服务。诺沃特尼在检查工作时与老友施内雷尔重逢，后者在兴奋之余把一次亲身经历告诉了大队长：他在追击一架企图逃跑的盟军侦察机时，突然发现自己对Me-262失去了控制，尽管全力拉杆，但飞机仍处于高速俯冲状态。绝望的他已准备弃机逃生，但一旦他抛掉座舱盖，战机又神奇地改变了俯冲状态。结果施内雷尔着陆时没了座舱盖，机翼蒙皮也扭曲变形成了波纹状。他对诺沃特尼说：“Me-262那种毫不费力的速度和强劲动力给人以妙不可言的感觉，但大约每12.5个小时就必须更换涡轮机……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慢慢前推油门，否则就有起火危险。”诺沃特尼之前已耳闻过不少相关事故，但初来乍到的他还没有功夫解决技术细节问题，他更需要调整领导组织架构，以达重振士气的首要目标。诺沃特尼来到黑泽佩的第2中队视察，当他听说中队长穆勒（Hans-Gunter Muller）中尉尚未取得过任何一次Me-262的击坠时，他收起笑容，严肃地说道：“什么？你这个中队长竟没有一次Me-262胜绩？我建议你在帝国防御体系中的其他地方另谋高就。”诺沃特尼的坦率和不讲情面着实令人吃惊，也许是承担的重大职责迫使他必须先从领导层开刀吧。稍后，他决定从老部队JG-54尽可能多地抽调老战友。加兰德战后曾说自己“批准诺沃特尼挑选飞行员，基本上允许他按自己的意愿管理这个单位”。诺沃特尼把JG-54的老战友托伊默尔中尉调来取代不幸的穆勒。托伊默尔在东线取得过76次击坠，他先到雷希林试飞中心进行了极短时间的Me-262试飞，而后于10月4日向黑泽佩飞来。当托伊默尔驾驶Me-262准备降落时，一侧发动机出现了故障，他试图按老办法进行单引擎迫降，但由于对新战机的性能和特性知之甚少，最后他葬身于坠毁的战机燃起的火海之中。³⁴这绝非诺沃特尼大队的最后一次事故，前来代替托伊默尔出任第2中队中队长的沙尔（Franz Schall）少尉也出现了坠机事故，只不过他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诺沃特尼利用公务之余的一切时间抓紧熟悉Me-262，在经历了油门推送过猛导致涡轮起火等事故后，他很快掌握了战机的起降要领，并总结出高空飞行中恰当推送油门、避免起火的技巧，也向有困难的下属传授经验。尽管从未低估过新战机对飞行员的要求，但诺沃特尼的下属还是面临着训练不足的难题——他们中只有一半人有一定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经验，另一半则是从各部匆忙调来的，只在莱希费尔德或雷希林与Me-262有过两三次接触，他们普遍抱怨Me-262的耐久性不足，尤其是难以掌握它快速下降的特性。10月的头半个月，诺沃特尼大队光是因起降事故被毁或受重创的Me-262就不下10架。

由于德国1944年夏开始大规模生产“Jumbo 004”发动机，空军在9月得到了91架Me-262战斗机（是8月交货量的4倍以上），诺沃特尼大队到9月30日也已拥有23架Me-262战斗机。³⁵但是，仅有数量并不必然保证战斗力的形成，除了战机自身的特性和飞行员训练不足等问题外，诺沃特尼还面对着大量的其他困难：

首先就是对“Jumbo 004”发动机的维护能力严重不足，理想状况下更换发动机约需3小时，但由于零部件不兼容，没有或缺乏合格的地勤以及天气等因素，诺沃特尼大队经常需要9小时以上才能更换一只发动机，结果造成许多战机只能在地面等候。诺沃特尼曾描述过自己的窘况：“……由于我们几乎没得到过喷气式战斗机急需的零部件，技师们为让其它战机能够起飞，不得不在损毁的战机上搜寻有用的配件。我的1名飞行员由于战机受损不得不停飞整整3天。”³⁶

其次，诺沃特尼曾向加兰德高声抱怨缺乏维修Me-262的合格技师，他曾提出过维护1架Me-262需要3名技师——发动机、航空电子设备、液压装置和机身检测等各需1名合格技师，但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刻，加兰德去哪给他找到这么多技师？在多数装备了Me-262的战斗—轰炸机单位里，如果有3个这样的技师同时维护20架以上的Me-262，就算足够幸运了。不过，加兰德对此并未等闲视之，他甚至还决定在阿赫默开设一个培养此类技师的专门学校。³⁶这个举措或许有长远价值，但对急于形成战斗力的诺沃特尼大队来说帮助甚微——很多时候飞行员不得不自己试着维修保养战机，尽管他们对Bf-109和Fw-190战斗机都有很深的了解，但正如诺沃特尼阵亡后接任指挥官的埃德尔（Georg-Peter Eder）上尉所言：“我们谁都不了解‘Jumbo 004’发动机，我们确实有技术手册，但写得跟天书无异，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我是飞行员，不是航空工程师。”³⁷

第三，盟军很快就发现了喷气式战斗机的“阿喀琉斯之踵”——Me-262最脆弱的时刻就是刚起飞升空或准备降落的时候。为让Me-262能飞到足够高度、获得足够的速度进行自卫或攻击对手，诺沃特尼向加兰德要求派出Fw-190战斗机单位给予保护。这一要求虽得到批准，但10月初时并未兑现，直到10月12日，JG-54第3大队第9和第10中队的一批Fw-190 D9战斗机才入驻阿赫默与黑泽佩基地，而到这时，诺沃特尼大队已有不少战机在起降时受到盟军战斗机攻击，地面上的战机也有一些被直接炸毁或遭到扫射。

最后，有后人称，加兰德把这支“示范部队”建址于阿赫默和黑泽佩，可能是他在战争期间犯下的一大错误。³⁸德军普通机场跑道一般都是沥青地面，在这种跑道上起降的喷气式战斗机很容易着火，因而阿赫默和黑泽佩的跑道都是适合Me-262使用的长长的混凝土跑道。但是，混凝土跑道在盟军侦察机的航拍图片上非常清晰，一旦被发现，这些基地就会遭到反复轰炸，盟军战斗机机群也会在基地上空频繁出没，准备随时捕捉起降中的喷气式战斗机。另外，前述两处基地仅间距5公里，还都位于奥斯纳布吕克西北仅15公里处——这座城市恰是盟军轰炸德国中部和柏林主航线上的必经之路！更要命的是，牢牢掌握了制空权的盟军已习惯于在大规模轰炸机编队出发前，先派出战斗机搜寻和消灭对手的任何可能抵抗。由于Me-262在起降期间的格外脆弱性，把基地选在这两个地方的弊端势必将暴露无遗。迫于最高层急于看到战果的压力，诺沃特尼在诸多困难尚未解决、部队战斗力并未真正形成的情况下，10月3日宣布大队已做好战斗准备。他的直接任务是拦截为轰炸机编队护航的盟军战斗机机群，至少也要迫使战斗机扔掉副油箱，从而不能继续掩护轰炸机编队飞向德国腹地，这样就可以把截击轰炸机编队的任务留给传统的战斗机联队和地面高射炮部队。

10月7日，美军轰炸机编队准备向珀利茨（Politz）和鲁兰（Ruhland）等地的炼油厂发起空袭，诺沃特尼大队奉命进行拦截。这是该大队的第一次正式作战，诺沃特尼准备派出5架Me-262升空。沙尔少尉与另一位飞行员从黑泽佩起飞，在空战中各击落1架美军B-24D轰炸机，取得了大队的首胜。而从阿赫默起飞的飞行员则没有这么幸运，当天阿赫默机场的高空还有美军的“野马”战斗机机群出没。第1中队中队长布莱（Paul Bley）中尉的战机与另1架Me-262刚刚升空，就被“野马”盯上，美军第361战斗机大队飞行员德鲁（Urban Drew）少尉驾驶的“野马”从5000米高空俯冲而下，结果这2架Me-262在有机会提高速度前都被德鲁迅速击落。第3架Me-262虽得以升空，但在空战中也被击坠。诺沃特尼大队的首次多机作战击坠了3架轰炸机，但自身也损失3架，除布莱幸运生还外，另2名飞行员当场毙命。

10月10日和12日，诺沃特尼大队在与“野马”战斗机的零星搏斗中收获了若干胜绩，但相对于大队的损失和挣扎来说，这些胜利简直微不足道。15日，诺沃特尼命令第2中队的6架Me-262准备升空作战，JG-54第9中队也奉命出动6架Fw-190 D-9战斗机掩护前者的起飞。德军计划以2架Fw-190在机场正上方嘹望警戒，另4架则在2000米的空中盘旋，估计这些战斗机只需在空中飞行6分钟左右，完成起飞后的Me-262就能够达到作战时速，并抵达所谓的“高射炮走廊”安全区。6架Fw-190战斗机升空未几就接到通报，约40架美军“野马”战斗机正朝奥斯纳布吕克南面飞来。由于对手占据绝对优势，Fw-190战斗机奉命立即着陆和分散，但美军已发现了它们，就在德军飞行员准备进场着陆时，美军战斗机发起了进攻。这些Fw-190战斗机被迫应战，很快6架战斗机中有5架就被“野马”机群所蚕食，5个飞行员中除1人外均告阵亡，那位幸存者还在跳伞着陆时摔断了腿。第6架Fw-190的飞行员幸运地从“野马”机群中逃走，最后迫降在汉多尔夫（Handorf）附近。当夜，JG-54第9中队又损失了4架Fw-190 D-9和2名飞行员。³⁹这样，黑泽佩的Me-262保护伞基本上不复存在了。

来自梅塞施密特公司技术团队的试飞员温德尔（Fritz Wendel）10月时正在诺沃特尼大队解决技术问题，他目睹了那些日子里令人沮丧的状况：“诺沃特尼大队于1944年10月3日宣称做好了实战准备。到10月24日为止大队总共只有3天处于飞行作战中。昼间战斗机部队总监特劳特洛夫特上校头几天也在大队，为确保Me-262的首战能获成功，他个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把数位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从其他单位调来，形成了这个大队的核心。指挥官诺沃特尼少校是一位成功的东线飞行员，但他并不熟悉西线的态势，年仅23岁的他也不具备能确保这一关键作战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卓越领导能力。”⁴⁰温德尔毫不客气地否定了诺沃特尼的领导能力，他的尖锐批评还不止这些，他尤为不满诺沃特尼大队的战术方法，认为大队缺乏一致内敛的目标，内部也存在相互矛盾的意见。他最后的结论是：“诺沃特尼大队在训练方面尤为糟糕。他们根本不重视技术问题，这可以从大队的技术军官本身都非技术人员这一事实上看出来。中队的技术军官更是个19岁的后备上士，他完全是门外汉，最近还因粗心大意和训练不足而摔了2架飞机。”⁴⁰

姑且不论温德尔的批评是否公平（尤其是考虑到诺沃特尼大队面临的大堆困难，以及在最高层的直接压力下匆忙参战的事实），整个10月，诺沃特尼大队的伤亡和非战斗事故造成的损失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0月3日时全大队拥有30架Me-262战斗机（能实际作战的数量不详，但显然要少得多），而到10月底时竟只剩下4架！尽管面对尖锐的批评和惨重的损失，诺沃特尼并未轻言放弃，加兰德对他也没有失去信心，他们都相信能够扭转局面，毕竟有限的作战中Me-262已展示了它的卓越性能——投入实战的第1个月里，大队击落了对手的4架重型轰炸机、12架护航战斗机和3架侦察机。⁴¹

可惜天不遂人愿，时光进入11月后，诺沃特尼大队依然挣扎蹒跚——11月1日，1架Me-262在荷兰被美军击坠；2日，3架美军战斗机被诺沃特尼的飞行员们击落，就在人们准备稍加庆贺时，阿赫默基地的1架Me-262起飞时发生意外，机毁人亡的场景再次震撼着每个人；4日，3架Me-262在与“野马”机群的交战中受损；6日，又有4架Me-262遭受重创，其中3架显然是因油料即将告罄在紧急着陆时发生了意外，使沙尔少尉当日的又一次空战胜利也无法提起官兵们的任何兴致。

可以想象，离24岁还差1个月的诺沃特尼此时要面临多大的压力，心境又是多么的糟糕！不仅是诺沃特尼，特劳特洛夫特、加兰德乃至戈林都面对着巨大的压力，Me-262毕竟是德国最后仅存的几样被寄予无限期望的秘密武器。7日晚些时候，加兰德来到诺沃特尼大队视察，除了忧虑该大队的现状外，他此行的目的还包括获取喷气式战机作战和战术的第一手报告，这些情况对于即将成立的第一支联队规模的Me-262作战单位——JG-7的工作将很有助益。加兰德在阿赫默和黑泽佩基地与飞行员们一起讨论了过去几周里出现的种种问题，对话中有些飞行员还质疑Me-262战斗机在技战术方面是否已成熟到可全面投入空战的程度。当晚，加兰德与诺沃特尼避开旁人后进行了一次长谈。加兰德多年后还清晰地记得诺沃特尼临死前的那个夜晚他们两人兴奋地谈到深夜，他说：“（那个晚上）我非常高兴与诺沃特尼谈话，那些日子里这对我来说是颇不寻常的（加兰德当天刚参加了一个令其失望且愤怒的会议——戈林在会上又对战斗机飞行员进行了恶毒攻击）。我认为诺沃特尼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卓越的年轻人。如果他有机会活到战争结束，我确信他将不仅以胜绩出名，也将作为优秀称职的军官、联队长和男子汉而被人铭记。”⁴²

虽然无从得知加兰德在那个晚上是否迫于压力指出了诺沃特尼在领导才能方面的欠缺，诺沃特尼自己是否也觉得大队的苦苦挣扎有负加兰德的厚爱，但他显然决心次日将全力以赴地扭转作战不力、士气低靡的状况。令他意外的是，8日清晨竟然还有两位将军光顾他这个小小的大队——一位是空军参谋长、航空兵将军科勒（Karl Koller）；另一位是凯勒上将，这位上将虽已退休，但是一位空军元老，此番前来还有戈林代表的身份。凯勒首先转述了戈林的一番话：“……昔日的王牌们现在都变成了胆小鬼和懦夫，德国空军已经丧失了它的精神。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我将带着一些滑翔机飞行员来驾驶喷气式战斗机！”⁴³对于这种论调，加兰德昨日刚刚听过，以前也听到多次，更不知为此抗争过多少回，但诺沃特尼并不似前者那样身居高位，当他听到凯勒嘴里冷冷说出的这番话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脸气得通红，大声地表示抗议。

不久，大批美军轰炸机前往莱茵河和诺德霍恩（Nordhorn）运河附近的铁路编组站进行轰炸，深受刺激的诺沃特尼接到报告后，“微笑着命令准备升空作战”（加兰德的用语）。不过整个大队竟只有4架Me-262能够升空！诺沃特尼在几位将领的注视下宣布了作战计划，4架战机将分成两拨，他自己与威格曼（Gunther Wegmann）中尉从阿赫默起飞，而沙尔少尉和比特纳（Erich Büttner）上士从黑泽佩出击。起飞过程再次发生了事故，比特纳的座机在滑行中有一只轮胎爆胎，起落架将机翼捅出了一个大窟窿，而诺沃特尼的座机由于油路堵塞打不着火，于是只有沙尔和威格曼的两架Me-262得以升空。在随后的空战中，威格曼与沙尔分别击落了1架P-47和1架P-51D战斗机。等美军轰炸机完成任务返航时，诺沃特尼座机的故障已经排除，下午早些时候，他与沙尔向着高空中的美军轰炸机编队飞去。当时的天气不是很好，云层很低，压抑得有点让人喘不过气来。沙尔没有机会接近轰炸机编队，因为他在途中遭遇了2架“野马”，虽然成功地击坠了对手，但自己的发动机也起火了。沙尔用尽全身解数，试图将战机滑翔着飞回基地，不幸的是归途中又遭遇一架敌机，被迫跳伞的沙尔目睹了自己的战机在空中被打得四分五裂。沙尔这次虽幸免于难，但在战争结束前两周的一次空战中丧生，身后留下的总战绩是137胜，包括驾驶Me-262击落的14架美军战机（仅次于贝尔的16次击坠）。

诺沃特尼首先击落了1架B-24“解放者”轰炸机，而后又将1架“野马”斩落马下。大队作战室里的人们关切地听着无线电里传来的声音，虽然云层挡住了视线，但天空中传来的枪炮声、Me-262的炮弹击中敌机时的重击声以及高射炮弹的爆炸声，无不表明诺沃特尼正与群敌厮杀。这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对决，而是孤独的诺沃特尼一个人与大批“野马”、“暴风”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之间的搏斗。

诺沃特尼击落2架敌机后准备返航，待命的JG-54第12中队中队长多腾曼（Hans Dortenmann）中尉准备驾驶Fw-190升空后为诺沃特尼提供掩护。他数次致意诺沃特尼，请求批准升空给予协助，但后者要他再等等。随着诺沃特尼逼近机场，几架“野马”战斗机尾随而至，因为他们深知起降时的Me-262正是露出死穴的时候。德军高射炮向空中射击，顷刻间驱散了那几架“野马”。这时，加兰德与凯勒、科勒等人已得知沙尔被击坠、本人生死不明的消息，他们在无线电里也听到一些夹缠不清的声音，似乎诺沃特尼座机的左侧发动机已经失灵，现正依靠右侧发动机勉强维持，而且战机也已中弹。加兰德确信诺沃特尼凭借自己的高超技能一定能飞回来，于是他与众人走出作战室，观看诺沃特尼的最后着陆过程，施内雷尔也在某个角落里仰望着灰暗的天空。

就在这时，在黑泽佩上空偷猎的1架美军战斗机截住了诺沃特尼。加兰德战后曾回忆说：“……就在大家引颈观望时，一架显然是‘野马’的战斗机从距我们不远处离开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因为这架‘野马’并不像通常那样从高空杀下。埃德尔上尉惊叫着说还有一些‘暴风’战斗机，不过我没看见。我听到了喷气发动机发出的声音，也看到这架Me-262从低空的云层间穿出，它稍微翻滚了一下，而后倒置过来，由于树林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看不到后面的情形，但随后传来了坠地后发出的爆炸声。”⁴⁴

从树林后传来的巨大爆炸声是如此地振聋发聩，久经阵仗的加兰德也不禁闭上了眼睛。他目睹过许多飞行员死亡的场景，但眼前的一幕还是深深地震撼着他——诺沃特尼这位极优秀的年轻人是他亲手挑选的喷气式飞行时代的先驱之一。震惊之余，加兰德等人立即驱车前往不太远的坠机地点，他曾这样回忆道：“……确实是诺沃特尼的座机。我们在飞机残骸中仔细搜寻，只找到了他的一只左手和钻石骑士勋章的碎片。他已尸骨无存。地面上砸出的大坑足有4米深，周边约100米方圆都是燃烧的火焰和冒出的浓烟。我记得空气中有很浓的喷气机燃油的味道。我们通过无线电获知沙尔还活着。当我们站在残骸边上时，埃德尔就站在我身边，我在现场提升他接过大队的指挥权。他看着我只说了声：‘遵命，长官’，然后就转身离开了。”⁴⁴

多腾曼中尉从无线电里曾听到含混不清的声音——“我被烧着了！天哪，天哪！我被烧着了！”据信，这就是诺沃特尼最后时刻留下的最后话语。至于诺沃特尼坠机的直接原因到底是发动机故障所致，还是战机突然起火爆炸，抑或是被美军击坠，后世研究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研究者称击落诺沃特尼的是美军第364战斗机大队的史蒂文斯（Robert W. Stevens）中尉。⁴⁵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史蒂文斯拿捏的时刻显然非常准确，他出现在Me-262最脆弱的时刻，稍晚一点的话他的“野马”也会遭到德军高射炮的血洗。据说，出于对高射炮火的畏惧，他向速度大减的那架Me-262射出炮弹后迅速躲进了云层。但也有史家说，击坠诺沃特尼的荣誉应归于美军第20战斗机大队的费贝尔考恩（Ernest Fiebelkorn）上尉。加兰德战后曾说自己清楚地记得那架“野马”战斗机机头上的图案，而他在1982年时获悉，这个图案是美军第357战斗机大队专用的徽记。美国人希顿（Colin D. Heaton）似乎倾向于认为击坠诺沃特尼的是第357战斗机大队的海顿（Edward R. Haydon）中尉，当他对海顿进行访谈时，后者曾回忆道：

“……我注意到那架Me-262没有像它应该的那样快，肯定是出了问题……我从高空悄悄逼近它，几乎都准备好向它开火了，不过我想再靠近一点，好一举干掉这个活靶子。突然，我发现右侧的高空中有来自第20战斗机大队的2架‘野马’，他们正在俯冲中向这架Me-262高速扑来。虽然他们离得很远，但前面那架P-51还是开火了——我看到多达60％的子弹都根本没射到敌机附近……他根本不可能击中敌机。后来我发现那位飞行员是费贝尔考恩上尉。不过，这下倒是惊动了德国飞行员，我也知道他下面会做什么。我使劲地向右转以躲避高射炮火……那个喷气式战机飞行员真的很棒，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人跟在他身后时，他会把对手诱入高射炮火覆盖的区域，接着他会乘机溜走和降落……我确定自己不会再见到他了……我试图在机场上空兜一圈，寻思着要么找个地方躲起来，要么干脆返回大队的行列。这时，那架Me-262又在正前方出现了……而他还没有发现我……我猛关油门，减少动力，稍微向右滑动了一点……我最后找到了正合适的位置，向Me-262平滑地移动过去……我离地面的高度也就100英尺左右，准备动手了……他可能失去了一侧发动机，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我。我们离得非常近，我可以看见他的座舱，还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看见我的那一刻时，他脸上浮现出震惊的表情。他的表情可谓栩栩如生，好像是在自语‘我真的要完蛋了’。他开始在座舱里猛烈移动，而他的座机也好像熄火了似的。接着他突然向右翻去，下落了不过半圈后又向左歪去，我被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迷惑了，因为我并没有开火——如果我真开火了的话，那么这架击坠战果就可以算在我头上了。后来我反复回想过当时的场景，如果我确实向他开火了，那么航空照相枪肯定会记录下来的，但战友奥姆斯特德（Merle C. Olmsted）就在更高的高度上观察着。那架喷气机向右翻滚着，我在后面紧咬着它，直到他坠地的那一刻我才把飞机紧急拉起来……”⁴⁶

德国人黑尔德（Werner Held）在著作中称，1980年当他造访诺沃特尼的阵亡地埃佩（Epe，距黑泽佩基地仅2.5公里）时，有目击者对他说当年那架Me-262在空中突然燃烧起来，最后像个巨大的火球般直接摔到地上。⁴⁷英国皇家空军有一名飞行员战后曾提及，诺沃特尼是被英军的一个“暴风”战斗机中队击坠的——英军飞行员戈莱（John Golley）曾回忆说：“……1944年11月初，有谣言说德国空军的Me-262王牌诺沃特尼已被击落了。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兴奋，也没有任何人出面声称是自己击落了诺沃特尼。我所听到的全部就是，我们的一个‘暴风’战斗机中队干掉了他。对于这样一个伟大飞行员的阵亡，我们只有悲伤，没有任何兴奋可言。”⁴⁸

无论如何，1944年11月8日，诺沃特尼以飞行员经典的方式离开了人间，向戈林证明了“昔日的王牌并非胆小鬼”。在他三年多的作战生涯中，唯有这一天他没有穿上那条斑驳的“胜利之裤”。

“战争英雄”抑或“纳粹走狗”

德国国防军11月9日的战报发布了诺沃特尼阵亡的消息：“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联队长诺沃特尼少校在空战中击落对手后英勇牺牲。随着击落过258架敌机的诺沃特尼的离去，德国空军失去了最成功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纳粹政府11月15日在维也纳为诺沃特尼举行了国葬，他死后享受的待遇是国家元首级的，其葬礼曾被称为“维也纳20世纪举行过的最盛大的葬礼之一”。诺沃特尼的国葬仪式设在霍夫堡（Hofburg）皇宫大厅内，厅里坐满了军官、政要和各界达人，背景是一个硕大无朋的铁十字图案，正中的台子上停厝着诺沃特尼的棺椁，两旁伫立着组成仪仗队的军官，他们两侧各有三面巨大的纳粹万字旗。仪仗队成员包括施内雷尔少尉（骑士勋章得主，46胜）、戈洛布上校（钻石骑士，150胜）、舍纳特少校（Rudolf Schönert，橡叶骑士，65次夜战胜利）、施特吕宁上尉（Heinz Strüning，橡叶骑士，56次夜战胜利）、弗左少校（Josef Fözö，27胜的骑士勋章得主，曾是莫尔德斯在西班牙内战中的战友，时任JG-108联队长）和克里斯特尔少校（Georg Christl，骑士勋章得主，7胜，时任第10作战试验大队指挥官）等。多数资料称在葬礼上致悼词的是加兰德中将和第4航空队指挥官德斯洛希（Otto Dessloch）上将。但也有研究表明，加兰德当日因忙于他事，未能赶来向爱将诺沃特尼致以最后的敬意——存世的图片中均未出现加兰德的身影，与诺沃特尼的父母和大哥握手致意的只有德斯洛希。皇宫大厅中的仪式完成后，6名仪仗队员将诺沃特尼的棺椁放置在一辆老式炮车上，送葬队伍随后向维也纳中央公墓缓缓走去。沿途经过维也纳几条主要的大街，在荷枪实弹的士兵身后站着众多的市民，他们目送着曾经的骄傲越走越远。诺沃特尼被安葬在中央公墓的荣誉区，与他为邻的是一些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哲人、诗人与政治家。纳粹维也纳总督、前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席腊赫代表纳粹党、特别是希特勒青年团发表了讲话：“站在荣誉之巅的你依然是一个光芒四射的骑士，一个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军官。”随后，特拉特洛夫特上校代表加兰德将军、战斗机飞行员和JG-54联队向诺沃特尼致以最后的敬意。三声枪响之后，诺沃特尼的棺椁被缓缓放入墓穴，希特勒和戈林等致送的花环也一起被埋入墓中。

加兰德战后曾写道：“……失去诺沃特尼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到那时我们已经承受过太多的打击，所以他的死几乎并不令人意外。据我所知，希特勒对失去诺沃特尼非常生气，但我想他并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件事。我最担心的是希特勒或许会把诺沃特尼之死视为一种失败，进而取消喷气式战斗机的全盘计划……”⁴⁹诺沃特尼的确在希特勒心目中有着颇重的位置，正如加兰德所言：“诺沃特尼来自奥地利，人长得很漂亮、又善于言辞，他是希特勒最喜爱的飞行员之一。可能只有鲁德尔、格拉夫和哈特曼等少数几人在希特勒心目中能有诺沃特尼那样的地位……”⁵⁰

希特勒虽然对诺沃特尼的丧生非常恼火，但并未扔下他寄予最后希望的救命稻草，加兰德的喷气式战斗机作战计划也得以继续进行。诺沃特尼死前六周的繁忙工作和取得的经验也被证明具有重大价值——有些高官之前曾反对把Me-262作为战斗机使用，他们曾大肆指责喷气式战斗机存在灵活性缺陷、飞行员需承受无法容忍的压力、难以进行精确射击、不能以编队方式参战等等，现在他们都闭上了嘴巴。加兰德也得以从诺沃特尼的经验中总结出适于喷气式战斗机联队需要的组织架构、编队技术和战术条令，他还意识到把喷气式战斗机单位部署在最前沿无疑要冒不必要的巨大风险。诺沃特尼死后三天，“诺沃特尼大队”在行政上已经解体，大队余部奉命迁往勃兰登堡，并于11月19日成为新组建的JG-7联队的第3大队。为纪念这位喷气式飞行时代的先驱，施泰因霍夫任联队长的JG-7在全称中嵌入了诺沃特尼的名字，从而使诺沃特尼成为与莫尔德斯等人比肩的人物。

奥地利在战时曾拥有数百万纳粹分子或纳粹政权的支持者，许多前纳粹分子在战后纷纷组织起来成立政党，如1949年3月成立的“独立联盟”（Verband der Unabhängigen）就有60％的成员是前纳粹分子或其同情者。这些组织坚决维护诺沃特尼的形象及其墓地的安全，在奥地利进行去纳粹化再教育运动期间，没有任何政党敢于向诺沃特尼身后的前军人团体发难，这样做在当时无疑意味着政治上的自杀。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诺沃特尼能够安静地长眠在中央公墓荣誉区内。1958年6月22日，有关人士通过募捐方式为诺沃特尼树起了一座新墓碑，当时前来观礼者多达1200人，“特奥大叔”奥斯特坎普在墓碑前敬献了花环，著名的斯图卡上校鲁德尔专程赶来，向这位死去的战友致以敬意。有些老兵为防止墓地遭到破坏，自发成立了“诺沃特尼墓冢看护协会”，而奥地利陆军当时甚至派出了卫队在诺沃特尼的墓地站岗执勤！时光荏苒，20多年后的1981年，慕尼黑和维也纳的钱币与奖章设计机构制作发行了铸有诺沃特尼头像的纪念钱币，而络绎不绝前来探视墓地的人们，还惊讶地发现了奥地利陆军与西德国防部致赠的花环。可以说，诺沃特尼在去世后的50余年里一直享尽荣宠，除被前飞行员群体、老兵和普通百姓怀念外，还被克洛斯特曼等昔日的对手誉为“英雄”、“勇敢无畏的敌人”。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质疑诺沃特尼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似乎他的“英雄形象”一下子变得可疑起来。上世纪末的维也纳网球公开赛期间，当有媒体称“纳粹飞行员诺沃特尼被安葬在中央公墓荣誉区”时，这件往事似乎从尘封的记忆中突然跳将出来，造成了某些人的极度不满，尤其是当他们获知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女英雄约赫曼（Rosa Jochmann）的墓穴竟与诺沃特尼的相距不远时，这些人不禁义愤填膺——一个前纳粹分子怎么能在荣誉墓区呆了半个世纪？随后，奥地利左翼和右翼阵营展开了激烈辩论，双方都组织了示威游行，但由于奥地利政府在检讨该国的二战角色方面实在是半心半意，这场争论也就渐渐无疾而终，但是诺沃特尼的墓碑已被人泼上污物，同时遭到了破坏。

摄于1944年11月15日的维也纳霍夫堡皇宫大厅，纳粹政府在这里为诺沃特尼举行了国葬仪式。图中诺沃特尼的棺椁上覆盖着纳粹万字旗，上面放着他的军帽和佩剑。诺沃特尼的好友施内雷尔在中央台子的右侧站立，手里托着放有诺沃特尼各种战功勋章的丝绒垫。左侧正在致悼词的是第4航空队指挥官德斯洛希上将。

摄于1944年11月15日，德斯洛希与诺沃特尼的家人握手交谈，从左至右依次为：大哥鲁道夫、诺沃特尼的妻子、父亲（正与德斯洛希交谈者）、德斯洛希，诺沃特尼的母亲被挡住了，只有面纱部分露了出来。老诺沃特尼的3个儿子中，老二胡贝特阵亡于1943年初，老三瓦尔特死于1944年11月，老大鲁道夫是一名陆军中尉，1945年初被苏军俘虏，但幸运地活了下来。

摄于1944年11月15日，诺沃特尼的棺椁被运往维也纳中央公墓的荣誉区下葬。

摄于1944年11月15日，诺沃特尼的棺椁被置入墓穴前，维也纳总督席腊赫首先致辞，而后特劳特洛夫特（右一）代表加兰德、战斗机飞行员及JG-54的战友向诺沃特尼致以最后的敬意。

摄于1962年3月加兰德50岁生日当天，他来到当年目睹诺沃特尼坠机的埃佩，向这里树起的诺沃特尼纪念碑敬献花环，随后他向众人发表了简短的追思讲话。注意图中的两侧是两名西德联邦国防军军人。

慕尼黑和维也纳的钱币设计机构于1981年制作发行的铸有诺沃特尼头像的纪念钱币。

在诺沃特尼坠机的埃佩人们立起了一座纪念碑，图为这座纪念牌的近照。

图为位于维也纳中央公墓荣誉区的诺沃特尼墓穴，照片摄于2004年11月15日，也即是诺沃特尼下葬后的60周年。进入21世纪后，围绕着到底应不应该将诺沃特尼的墓穴迁出荣誉区一事，奥地利左翼和右翼的政客们一直争论不休，期间还发生了数次玷污破坏诺沃特尼墓穴的事件。

然而，诺沃特尼的墓穴是否还应该继续待在荣誉区，已成为政党间交锋倾轧的热门话题之一。2003年5月23日，奥地利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声称“纳粹飞行员诺沃特尼不再具备被安葬在中央公墓荣誉区的资格”，提议将其墓穴移出荣誉区。两党的动议在奥地利国会引起了激烈辩论，社会民主党籍的维也纳市市长齐尔特（Helmut Zilt）公开声称：“诺沃特尼所服务的军队并不是完全非政治化的军队，他死时仍是纳粹党员。”奥地利自由党反对前述两政党的提案，声称：“两党完全不顾及战争一代人的感情，诺沃特尼根本不是战争罪犯，他完全配得上获得的荣誉和被安葬在荣誉区。”奥地利人民党也反对移走诺沃特尼的墓穴，但建议成立专门的委员会通盘调查所有葬于荣誉区者的资格。人民党声称，如果该委员会建议移走诺沃特尼的墓穴，那么该党将支持这一主张。激烈的争吵后产生了一个折中方案：墓穴不必移走，但要除去其荣誉标志。

如果诺沃特尼在天有灵，恐怕也会感到啼笑皆非，无论如何他也难以想到，在当今的奥地利政坛，若有哪个政治人物胆敢在他的安息处露上一面，就会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难道诺沃特尼已成了“遗臭”的一族？

围绕诺沃特尼墓穴的争执一直延续至今。2003年7月，奥地利自由党的几位重量级政客以及维也纳医科大学的著名教授彭德尔（Gerhard Pendl）等再次发起并成立了“诺沃特尼墓冢看护协会”，负责维护诺沃特尼墓地的设施和安全，每年还组织一次向诺沃特尼敬献花环的活动。2006年11月12日，“诺沃特尼墓冢看护协会”的主席彭德尔在公开谈话时称人们“……忘记了无辜的战士及其可怖的阵亡，甚至还贬低他们”，他指责政治对手们是“苏联红军的同情者……当纪念活动结束后诺沃特尼的墓地再遭破坏时，他们这些破坏死者安宁的人会偷偷地乐不可支……”⁵¹彭德尔的话刚一曝光就遭到各界的广泛批评，奥地利教育、科学与文化部部长格雷尔（Elisabeth Gehrer）认为彭德尔“对国家社会主义毫无批判的言辞，对维也纳医科大学的声誉立即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她的要求下，维也纳医科大学很快开除了彭德尔，尽管后者是一名著述等身、曾被称为“欧洲伽玛刀技术先驱”的著名教授兼医生。彭德尔向奥地利最高法院进行了上诉，2008年4月最高法院裁决维也纳医科大学的决定是正确的，同时声称：“毫不妥协地拒绝国家社会主义，是共和国在1945年后得以复兴的一个基本特征。”⁵²2011年初，奥地利政府负责维护军人公墓的内政部宣布，由于费用原因将考虑把诺沃特尼安葬在一个军人公墓里。不出意外，自由党又高声发表了抗议，该党的两名政客还在奥地利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皇冠报”（Kronen Zeitung）上登载了整版的抗议广告。

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绝对是千秋万代都应谴责和唾弃的邪恶罪行。但对诺沃特尼这种被裹挟在德国战车上的成千上万的军人而言，除了“命令如山倒”外，“战争，毕竟就是战争”。相较而言，倒是诺沃特尼昔日的对手似乎更能理解战争中的人性和军人的牺牲。善良的中国人对那些禽兽不如的日本侵略者都能大度地给予宽容，并能“理智地”将“普通日人”与“一小撮军国主义者和邪恶领袖”区别对待，想必在面对“诺沃特尼是战争英雄还是纳粹走狗”这样一个看似与己无关的问题时，能够给出理性而又睿智的答案。

第9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舒尔茨少将

（获勋时间1943年12月14日）

Chapter 03
第三章

“装甲舒尔茨”：阿德尔贝特·舒尔茨少将

1955年，当西德组建联邦国防军时，政府和国内外舆论对纳粹时代的军队和军人的形象已采取了相对宽容态度，相当数量的新军营在各地陆续建立，新军内部自发地以一批前国防军将领和战时英雄的名字为这些军营冠名，就像纳粹政府在1930年代中期大扩军时，曾以一战英雄的名字命名军营一样。1939年阵亡于波兰前线的前陆军总司令弗立契上将、1941年死于飞机失事的王牌飞行员莫尔德斯上校、1944年先后去世的迪特尔上将和隆美尔元帅等人的名字都先后被镌刻在军营的徽章和名字里。¹威斯特法伦州明斯特的一座陆军军营，则冠上了一个知名度相对有限的军人的名字——他就是战时有着“装甲舒尔茨”绰号的装甲兵指挥官舒尔茨（Adelbert Schulz）少将。

27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中，虽然多数人都是常被提及的声名显赫者，但也不乏默默无闻之人，如空军上校戈洛布、海军中校布兰迪、伞兵将军拉姆克（Hermann-Bernhard Ramcke）及陆军中将托尔斯多夫等。平心而论，舒尔茨似乎应属于这个群体，但他有什么过人之处、立有何种战功、或有哪些非凡的经历，能使他获得第9枚钻石骑士勋章？舒尔茨是德军装甲部队有名的师团级指挥官，他以连长之职在第7装甲师开始战斗生涯，以这支装甲王牌的第5任师长身份结束生命，而第7装甲师绝无仅有地产生过4位最高战功勋章得主——隆美尔（第6位）、舒尔茨（第9位）、曼陀菲尔（第24位）和毛斯（Karl Mauss，第26位）。舒尔茨获得钻石骑士勋章时，整个陆军只有隆美尔独享殊荣，而其他7位除U艇艇长吕特外，竟然全都是王牌飞行员！

舒尔茨是个勇敢无畏的前线战士，也是一个富有才华、具有很强亲和力的领导。他的下属们非常尊敬和爱戴他，经常为自己眼中的“老家伙”不可思议的战场判断力和勇猛所折服，舒尔茨活着的时候被称为“装甲舒尔茨”，阵亡后则以“光荣的装甲掷弹兵舒尔茨”的形象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身材微胖、早早谢顶的舒尔茨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忠厚农夫，而不是胸前缀满勋章、永远行进在装甲部队最前列的指挥官。

有人曾说，二战德军装甲部队的师团级指挥官中，至少有四位的经历可以用“华丽”来形容，而其中的头一位就是舒尔茨。如果说德军装甲部队在1939年初登战争舞台时仍显青涩的话，那么到1940年的法国战役，它就像一个矫健犀利的拳王一样惊世骇俗、盖世无双。1941年，这个风华正茂的拳王在入侵巴尔干和苏联时意气风发，拳拳刁钻有力，无论任何天堑壁垒，不管何方神圣统兵，它似乎都能摧枯拉朽般地横扫对手。经过1942年短暂再现的辉煌，曾经不可一世的拳王始露疲态，1943年时虽底气犹存，但脚步日渐迟缓凌乱，进入1944年后更是只有招架之功，偶有还手之力。舒尔茨阵亡于1944年1月，他的战斗历程跨越了装甲部队从青涩、成熟、步履蹒跚到危机四起的不同阶段，因而其“华丽”的经历无疑正是德军装甲部队从鼎盛走向衰落的真实写照。

早年岁月：从警官到装甲兵上尉

由于舒尔茨并没有太高知名度，战后对其早年岁月的研究几乎为空白，可以确知的是他1903年12月20日出生于柏林，父亲是一名普通公务员。²大都会柏林既是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社会活动中心，但舒尔茨在这里简单安静地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1914年一战爆发时，舒尔茨是柏林的一所9年制文理学校的初中生。四年后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为过眼云烟，魏玛共和国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战败后的德国到处混乱动荡，经济萧条和饥馑困扰着普通百姓，罢工罢市、风起云涌的革命和相应的血腥镇压充斥着全国各地。就在2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登峰造极之时，舒尔茨通过了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后进入一家银行就业。由于理想是成为银行经理，舒尔茨于1923至1924年间进入一所商学院学习。不过，1925年12月，也就是希特勒重组纳粹党并出版了政治宣言《我的奋斗》的同年，22岁的舒尔茨辍学加入了普鲁士警察部队。他首先在勃兰登堡的警察学校学习，1927年完成学业和训练后被提升为普鲁士警察中士。

1920年代的德国警察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负责2000人口以上城市和城镇治安的城市警察与防暴警察；二是负责广大乡村地区的乡村警察（Gendarmerie）；三是因制服的颜色而称为“绿衣警察”的所谓州警（Landespolizei）。第三类警察是按步兵师的编制组建的准军事化组织，吸纳了大量的有一战经验、但未能入选战后10万国防军的老兵，二战中的武装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就曾是巴伐利亚的一名州警。德国战败后，《凡尔赛条约》除限制德国正规军的数量外，还勒令其警察总数不得超过1914年时的15万人水准。但是，魏玛共和国初期的混乱和动荡局势使德国政府有借口成功地规避条约限制，盟国军事控制委员会1925年时即发现德国全境内拥有18万警察，其中的城市警察有着明显的军事化特征，有些州警部队还拥有装甲车辆、甚至是空军中队。拥有这样一支可随时转换成正规军的警察部队，大概是德国为绕过《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舒尔茨效力的很可能是普鲁士州警，²但他的警官生涯显然并不令人满意——他在加入警界8年后，才于1934年4月20日成为一名警察少尉。1935年10月，脱下了州警“绿衣”的舒尔茨少尉换上了国防军灰制服，先到步兵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学习、战术演练和武器装备训练，其后被分配到一个反坦克连出任中尉。

1935年，德军组建了第1、第2和第3装甲师，随着扩军备战步伐的加快，尤其是坦克数量的增加，德军于1937年10月12日又组建了一批新的团营级装甲单位，包括第4装甲旅旅部、第11和第15装甲团（各含2个装甲营）、第10装甲团1营、第25装甲团1营、装甲教导营以及隶属于第1轻装甲旅的第65装甲营。³其中的第25装甲团1营是在格拉芬沃尔（Grafenwoehr，亦作格拉芬韦赫尔）组建的，⁴有资料显示，舒尔茨在这个时候加入了第25装甲团并成为一名连长。⁵1938年3月12日，纳粹德国将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版图，秋天时进一步攫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1939年3月又完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占领，还从捷克军队和兵工厂掳获了大量P-38（t）坦克——这些坦克后被用于装备第7和第8等在波兰战役后组建的新装甲师。舒尔茨参加了前述吞并奥地利和占领苏台德地区的作战行动。

1939年9月，德军所有的7个装甲师、4个轻装甲师及独立装甲单位都投入了波兰战役，第25装甲团一开始是陆军总部的预备队，下辖自己的第1营和配属的第23装甲团1营，合计拥有78辆Ⅰ号、58辆Ⅱ号、6辆Ⅳ号坦克和9辆指挥坦克。⁶在参战的4个轻装甲师中，成立于1938年11月的第2轻装甲师于1939年10月18日在格拉（Gera）改建为第7装甲师，第25装甲团团部和1营也在11月1日加入该师的作战序列。波兰战役中的第2轻装甲师只有一个装备陈旧过时的第66装甲营（装备41辆Ⅰ号坦克、42辆Ⅱ号坦克和2辆指挥坦克），不过这个装甲营的装备水平也是此时装甲部队的一个缩影——波兰战役中德军投入了3000辆坦克，但有1500辆是用作教练坦克的Ⅰ号坦克，当时也只有德军还在实战中使用这种重约5.5吨、没有主炮、仅装备了2挺机枪的轻型坦克。令人惊讶的是，在后来的法国和北非战场德军甚至还在使用这些“便宜的过时货”。德军的3000辆坦克中还有1230辆是重约10吨、装备了1门20毫米火炮和1挺轻机枪的Ⅱ号坦克，这些坦克仅在速度和通讯方面胜过波军的英法制坦克，在火力和装甲方面无法与对手的坦克或反坦克炮抗衡。主战坦克Ⅲ号坦克只有不足百辆，新型的Ⅳ号坦克仍处于测试阶段，数量也不过200辆左右。⁷虽然德军装甲部队的机动性和速度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也激发了后人无穷的想象力并创下了装甲军团所向披靡的神话，但波兰战役中德军的决胜力量实际上仍是步兵，一个有力的佐证就是步兵师每日行军20英里，而装甲师和机械化部队也不过22英里。⁷有后人声称，德军最新的装甲部队在波兰所做的，不过是比高举战旗、武力恫吓、耀武扬威、列队展示多一点的实战演习罢了，其地位的真正形成是在法国战役期间——装甲铁拳开始拥有其先驱者做梦都未曾料到的强大力量，即使它从来没有真正成为对手们声称的那种足以摧毁一切的魔兽般的战争机器。

施图姆（Georg Stumme）中将任师长的第2轻装甲师隶属于南方集团军群的第10集团军，与第3轻装甲师一起构成了霍特第15军的机械化作战力量。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从西里西亚出发后向华沙推进，在确保维斯瓦河两岸安全的同时，与北方集团军群携手歼灭波兰西部的所有波军。第2轻装甲师9月1日至3日间突破了边境防御带，与其他部队一起消灭了瓦尔塔（Warta）河地区的波军后，于5日攻克了重镇凯尔采（Kielce）。继续往华沙推进的途中，施图姆奉命协助其他部队应对波军整个战役中几乎唯一的一次重大反攻——9月8日至12日，第2轻装甲师参与了拉多姆（Radom）围歼战，一整个波兰集团军几乎被全歼。第2轻装甲师随后在布楚拉（Bzura）河一带参与了最激烈的“布楚拉之战”，9月20日至29日，该师还参与了围攻华沙和莫德林（Modlin）要塞的作战。

摄于1939年底，第7装甲师的1辆Ⅱ号坦克（Ausf. C）在训练中。第7装甲师于1939年10月18日由第2轻装甲师改建而来，第25装甲团团部及其1营11月1日正式加入该师，稍后第23装甲团1营改称为第25装甲团2营，第66装甲营改为第3营的时间则更晚一些。

摄于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期间，从右至左依次为第2轻装甲师师长施图姆、第66装甲营营长西肯纽斯（Rudolf Sickenius）中校、师长副官特罗塔（Lothar Von Trotha）上尉。

第7装甲师首任师长施图姆中将（在任时间：1939年10月18日至1940年2月11日）。

舒尔茨是否随第25装甲团1营参加了波兰战役一直存在争议，有研究者称第25装甲团曾被临时配属给第2轻装甲师，证据是时任波军“克拉科夫集团军”参谋长的施特布利克（Wladyslaw Steblik）上校在其著作《克拉科夫集团军》一书中提到了这个情况；也有反对者称，第2轻装甲师始终只拥有自己的第66装甲营，证据是该师及其上级第15军的作战日志和战况报告中从未提及第25装甲团参战或临时配属的记录。⁸虽然这段历史含糊不清，但可以确定的是，第2轻装甲师在当年10月18日改建为第7装甲师，第25装甲团团部和1营11月1日加入该师，第23装甲团1营改成第25装甲团2营，第66装甲营则改归第25装甲团指挥（后改为3营），舒尔茨上尉这时成为第25装甲团1营1连连长。第7装甲师在1940年1月开往西部边境继续重组和重整装备，1939年10月27日成立的第7摩托化步兵旅旅部从1940年3月起统一指挥原来的第6和第7摩托化步兵团，原有的第7侦察团（Aufklärungsregiment）团部解散，其1营改成第7摩托车营，2营则成为第7装甲搜索侦察营。第25装甲团从1940年2月开始将其轻型坦克连换装使用17辆捷克造Pz38（t）坦克，但整个换装过程直到5月的法国战役打响时也未能完成，致使第7装甲师仍得依靠过时老旧，但数量不菲的Ⅰ号坦克。

隆美尔的装甲矛头：法国战役中的骑士勋章得主

1940年2月，舒尔茨等第7装甲师的中下级军官们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师长施图姆已被一位名叫隆美尔的少将所取代，而作风彪悍的新师长刚刚到任就立即组织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和演习，还似乎有着直达天庭的渠道。隆美尔主掌仅有的10个装甲师中的一个并非毫无争议，陆军人事局原建议任命他出任山地师师长，但喜爱和信任隆美尔的希特勒执意要将第7装甲师交给他。隆美尔在1940年2月17日写给妻子的信中曾称道：“约德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对我的新职位目瞪口呆。”从隆美尔主持第7装甲师的第一天起，这支部队就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一支装甲师，而是吸引了纳粹高层的注意力并被寄予厚望的一件“展品”——元首钦点的隆美尔将把该师在法国战役中打造成精锐王牌。隆美尔虽非纳粹党人，但雄心勃勃，渴望成功和荣耀，也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政治关系谋取军旅生涯的攀升。隆美尔虽没有波兰战役的实战经验，也缺乏装甲战术的训练和背景，但他是一个聪颖的实干家，到4月时已在装甲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了相当的造诣，不仅发展出某些将使对手震惊的独特战术，还把部队编组成可通过无线电进行协调的各种队形，在重炮轰击下进行近乎实战的越野训练。隆美尔每晚都要召集排以上军官做出总结和指示，装甲团1连连长舒尔茨也在这些互动中与隆美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1940年5月初，第25装甲团3个营拥有Ⅰ号坦克34辆、Ⅱ号坦克68辆、Ⅳ号坦克24辆和指挥坦克8辆，主战力量则是91辆Pz38（t）捷克造坦克。⁹装甲团长罗森堡（Karl Rothenburg）上校曾任职于警察部队，1940年时被称为装甲部队最出色的团级指挥官之一，他与隆美尔有着相像之处——1918年时他们作为连长都曾获得过“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都坚信指挥官的岗位就在最前沿，也认为自己既然“一战中就曾多次从死神手中逃脱，那么现在更可以将生死超然物外”。

第7装甲师在法国战役中与第5装甲师一起隶属于霍特的第15摩托化军。5月10日4时35分，隆美尔率部在圣维特（St. Vith）以东越过了德国和比利时边界，随后开始穿越阿登山区，朝着65英里外的迪南（Dinant）附近的马斯河推进。克服了比利时军队的顽强抵抗后，第7装甲师到12日晚些时候已抵达迪南附近，但隆美尔失望地发现，法军已炸毁了迪南的公路桥和霍克斯（Houx）的铁路桥。隆美尔考察了陡峭的河岸和湍急的河水，又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对岸的防御情况，命令次日清晨由摩托化步兵团负责强渡马斯河。当夜，施泰因凯勒（Friedrich-Carl von Steinkeller）少校的第7摩托车营在迪南南面的马斯河中间发现了一个拦河坝，这个拦河坝不仅完好无损，而且似乎没有法军看护。根据隆美尔的命令，施泰因凯勒的1个连利用夜色掩护在对岸建立了一个促狭的小桥头堡。13日清晨，当隆美尔手下的2个摩托化步兵团搭乘充气皮划艇准备在迪南（第7团）和霍克斯（第6团）渡河时，他们遭到了法军机枪、火炮和迫击炮持续不断的打击。第7摩托车营漏夜建立的小桥头堡也在法军反扑之下危在旦夕，不过该方向的法军步兵师因遭到德军俯冲轰炸机的轮番轰炸，未能与第4轻骑兵师的坦克很好协同，德军最终守住了西岸的小桥头堡。在霍克斯渡河的第6摩托化步兵团一直都被法军凶猛的火力压制。随着晨雾散去，法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炮轰，为帮助部队隐蔽和掩护渡河，隆美尔下令点燃了马斯河谷的一些房舍。随后他驱车赶到第7摩托化步兵团所在的迪南，对岸虽已有连级规模的小桥头堡，但几乎所有渡河装备都毁于炮火，无法及时增援对岸和继续渡河。隆美尔后来曾写道：“……当我到达（迪南）时发现情形非常令人不快。我们的充气艇都被法军炮火一个接一个地摧毁了，渡河逐渐地完全停顿了。”就在一筹莫展之际，第25装甲团的先头——舒尔茨第1连连同第78装甲炮兵团的部分火炮赶到了东岸，他们发射的炮弹沉重打击了对岸法军的意志，随着更多坦克和火炮的抵达，法军的炮兵阵地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德军遂得以向对岸运送更多的部队，伤员也被及时抢运到后方。第25装甲团的一名上尉曾这样回忆道：“我们的坦克炮、75毫米炮以及散于各处的20毫米速射炮很快显示出威力。各连的齐射就像平时训练似的，对岸很快没有了未识别出的目标，也未再发现敌军的可疑行动。”¹⁰下午晚些时候，第58装甲工兵营（营长已阵亡）搭起了一座浮桥，隆美尔亲自带领第7摩托化步兵团2营渡过了马斯河，与对岸先头部队也建立了联系。

14日拂晓，装甲团长罗森堡率领舒尔茨连的15辆坦克渡过了马斯河，他指示舒尔茨进攻西岸法军阵地，以破坏对手势必展开的反扑。鉴于地形，舒尔茨判断对手的反攻必将取道马斯河谷才能推进到德军桥头堡，因而率坦克连沿河谷向东一路冲杀，在付出微小的代价后消灭了沿线的法军。大约与此同时，罗森堡接到隆美尔的命令，要他组织西岸的坦克（此时约有30辆）速去援助俾斯麦（Georg von Bismarck）上校的第7摩托化步兵团——该团在抵达迪南以西5公里处的翁艾（Onhaye）时被围，这一危机已引起了军长霍特和集团军指挥官克鲁格的高度关注。9点，罗森堡率坦克编队前进到翁艾东北附近，隆美尔这时才发现，俾斯麦电文所称的“被围”（eingeschlossen）实际上是“进抵”（eingetroffen），而俾斯麦正派出一个突击连确保翁艾西面出口的安全。¹¹尽管误会消除了，隆美尔还是派出5辆坦克支援前述突击连的西向进攻，同时命令装甲团余部向翁艾北面1000码处的森林地带集结，他自己则搭乘仅有的几辆Ⅲ号坦克中的一辆紧随坦克编队进军。罗森堡率5辆坦克先行出发，隆美尔的Ⅲ号坦克紧随其后，舒尔茨等的20余辆坦克居后跟进。就在隆美尔的坦克抵近森林西南角时，突遭法军反坦克炮和战防炮的密集炮击，Ⅲ号坦克两处中弹，试图逃避时又滑下了陡峭的斜坡。趁着法军炮火追踪这辆坦克，隆美尔和乘员们赶紧逃跑，他的右脸颊也被擦伤，这当然不是隆美尔最后一次距离死神如此之近。当天黄昏时，罗森堡率部肃清了翁艾周边的法军。

到14日，3个德军摩托化军都在马斯河西岸建起了桥头堡，负责沿河防御的法军第9集团军指挥官柯拉普（Andre Corap）这时犯下了致命的判断错误——15日时他匆忙下令西撤后建立一条新防线。霍特摩托化军面对的新防线包括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东面的铁路，这里距马斯河桥头堡约有15英里。15日清晨，法军第1装甲师抵达战场，准备与第4北非师携手反攻迪南。法军第1装甲师拥有150辆坦克，半数都是胜过德军任何一款坦克的“Char B”重型坦克，还有数量不菲的“Somua S35”中型坦克——这种坦克被称为1940年战场上功能最全面的坦克，速度快、装甲厚重，还拥有比Ⅲ号坦克更强的火力。这个装甲师的意图是在隆美尔的右翼发动突袭，但舒尔茨的第1连在夫洛维恩（Flavion）进行的一场遭遇战造成了法军意图的流产。当时，舒尔茨连作为装甲团的先头发现了法军坦克编队，他在望远镜中观察到对手的许多坦克正在加油，少数正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从森林里鱼贯而出。舒尔茨把敌军动向汇报给罗森堡和隆美尔后，命令装甲连向对手全速冲去，经过一片果园后他指挥坦克向法军开炮。由于炮弹无法击穿重型坦克的前装甲，他嘱咐手下重点打击更脆弱的侧翼和履带，同时利用地形和障碍物隐蔽自己。短兵相接中舒尔茨连迅速击毁了几辆法军坦克，少数能参战的法军坦克开始还击，距舒尔茨的指挥坦克不远的1辆Ⅱ号坦克连中三弹，最后被自身爆炸的弹药炸毁。双方坦克对射之时，隆美尔调来的炮兵团向法军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在与炮兵的密切协同下，仅舒尔茨连就在短时间内击毁了19辆重型和14辆中型坦克。¹²当日结束时，号称精锐的第4北非师被基本歼灭，上午时还拥有150辆坦克的法军第1装甲师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坦克尚能作战，而到次日晨时这个数字已锐减至17辆！¹³

舒尔茨装甲连与装甲团其他连队继续向菲利普维尔推进，与装甲炮兵团一起集中火力摧毁着沿途的一切抵抗。隆美尔一直跟随装甲团进军，当舒尔茨向他报告说前方的道路旁发现了法军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时，隆美尔举起望远镜向指示的方向望去，默想了一下后指示舒尔茨从正面进攻法军坦克，他自己则率其他部队向西绕到背后夹击。隆美尔向法军发起进攻时，舒尔茨连也在弗西地（Vodecée）南面的短促交手中击毁了3辆中型和10辆轻型坦克。到下午3点40分，第7装甲师完成了当日作战目标——占领菲利普维尔以西8英里的塞尔方丹（Cerfontaine）及其周边高地。据军史家库罗夫斯基称，当夜隆美尔亲自来到舒尔茨处，向他和第1装甲连在菲利普维尔之战中的杰出表现表示谢意。

16日晚些时候，隆美尔的装甲矛头成功突破了法军防线，开始在开阔的平原上披星戴月地狂奔。隆美尔坐在罗森堡的指挥坦克上，无情驱赶着舒尔茨连等先头部队，在阿韦讷（Avesnes）附近完成了对法军第1装甲师余部的围歼（最后仅有3辆坦克逃脱）。由于联系不上军长霍特，隆美尔自作主张，命令舒尔茨连夜奔向朗德勒西（Landrecies）。17日拂晓，经过一夜急行军后，隆美尔所部到达朗德勒西西面10余公里的勒卡托（Le Cateau），这时第7装甲师的装甲矛头已将自己的步兵和友军远远甩在身后。那时，让装甲部队彻夜狂奔的做法被认为是不可取、甚至极其危险的，而只关注速度和胜利的隆美尔偏偏就这样做了。隆美尔大胆夺取阿韦讷和勒卡托的行动，使他的装甲师楔入敌军腹地的形状就好似一条窄而长的“舌头”，曾有史家对此评论说：“这是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整个法国战役中——德军最壮观的狂飙突进，也是比其他任何作战都更能奠定隆美尔声誉的大胆突袭。”¹⁴此时的第7装甲师就像一支锋利的匕首那样迅猛地插向对手腹地和后方，而隆美尔完全不顾侧翼和后方的危险，依靠突然打击来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带着装甲团总是冲在步兵和友军前面，甚至连军部、集团军和大本营有时都找不着他。在隆美尔创造战史的这些大胆推进中，舒尔茨既是他最得力的执行者之一，也是这颗耀眼战星迅速崛起的目击者。隆美尔在战场上的不计个人安危、大胆犀利、敏锐的战术运用等，无疑令舒尔茨耳濡目染，日后在舒尔茨自己指挥的坦克与步兵的协同作战中，人们能时时感觉到隆美尔的影子。

摄于1940年5月13日，第7装甲师的Ⅱ号坦克正在迪南准备渡过马斯河。

第7装甲师的Ⅱ号坦克经过第58装甲工兵营架设的浮桥。

摄于1940年5月，第7装甲师的坦克和车辆正在向法国推进，头顶上是一架德军侦察机。

摄于法国战役第一阶段，隆美尔正与第7摩托化步兵团团长俾斯麦上校交谈。

摄于法国战役第一阶段，第25装甲团团长罗森堡上校。罗森堡于6月3日获得骑士勋章，被称为法国战役中最优秀的中级装甲指挥官之一。

18日夜幕降临时，第7装甲师将勒卡托以西15英里的重镇康布雷（Cambrai）纳入囊中，19日白天略作休整后，隆美尔说服了霍特允许自己次日凌晨再度出击。20日晨5时，舒尔茨连等装甲矛头抵达阿拉斯（Arras）南郊，但摩托化步兵被远远落在身后，隆美尔驱车回头寻找步兵时遭遇了法军坦克，他和众随从曾险遭生擒。根据霍特的指令，第7装甲师和党卫军“骷髅”师随后的任务是向南和向西穿过阿拉斯，同时第3和第5装甲师按计划向阿拉斯城东进攻，但后两者未能按时到达，无形中将隆美尔的右翼完全暴露在守军的强大火力下。第7装甲师向北穿过博蒙（Beaumont）时，侧翼突遭英国远征军装甲部队的猛烈攻击，被迫停止前进后就地转入防御，而已前驱至斯卡尔普（Scarpe）河的装甲团也奉命后撤回援。这就是法国战役中所谓的“阿拉斯危机”。后人的战史著作称，德军最后将局面扭转过来依靠的是斯图卡轰炸机几小时不间断的地毯式轰炸，但从隆美尔自己所描写的场面来看，实际战斗过程远比战史的轻轻一笔带过要激烈和残酷得多。隆美尔曾这样描述21日下午至晚间的战斗：“敌军出动了上百辆坦克和大批支援步兵，下午3点30分至晚7时的战斗最为激烈。”当时，隆美尔亲自指挥着搜罗来的反坦克炮和88毫米高射炮向敌军开火，甚至还在每门炮间跑来跑去，指引炮手们打击目标。第25装甲团奉命从侧面和后方夹击正向南猛攻的英军坦克编队，双方在艾格尼兹（Agnez）南面展开了激烈厮杀，一时间战场上炮声隆隆，烈焰冲天。恶战之余，德军击毁了7辆重型坦克和6门战防炮，并将对手逼回阿拉斯城，德军自身损失了3辆Ⅳ号和6辆Ⅲ号坦克，舒尔茨的几个连级同僚都在战斗中阵亡或受伤。阿拉斯的危机引起了高度关注，隆美尔估计对手投入了多达5个师的兵力，希特勒接获报告后派凯特尔亲自到阿拉斯了解战况，而后者完全修改了之前的部署——第7和第5装甲师及“骷髅”师全部转入防御，第6和第8装甲师也奉命掉头向东支援阿拉斯方向。从此刻起，德军的作战变得更加谨慎，陆军总部的注意力也从已抵达海峡的古德里安部那里转移到阿拉斯，A集团军群司令官伦德施泰特后来曾坦承，整个法国战役期间他唯一忧虑过的就是英军在阿拉斯的反击。这些变化为盟军带来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和空间，某种程度上也使敦刻尔克大撤退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有趣的是，英法方面事先并不知道德军高层对装甲战的态度出现了变化，德军在阿拉斯周边的顽强防御，加上盟军自身又无力很好地协同使用装甲部队和步兵突破防线，这些事实使盟军高层坚信，挽救英国远征军的唯一出路就是撤至海峡沿岸港口并进一步撤回英国。

5月23日，第7装甲师所部绕着阿拉斯西郊继续西进，迫使英军在侧翼可能被包抄的情况下向运河一线撤退。当日中午，第7摩托化步兵团的阵地遭到英法坦克和步兵的进攻，德军被凶猛的火力压制得几乎无还手之力，舒尔茨不待上级下令，即率装甲连火速赶去增援。他先是率部在己方阵地周边还击对手，而后迂回到贝蒂纳（Bethune）附近，与数量和质量均占优势的法军坦克编队展开了激战。他先安排好保护自己两翼的兵力，然后乘坐指挥坦克向法军猛冲猛打，其他坦克纷纷跟进或抢占有利的位置。舒尔茨的指挥坦克击毁了2辆“Somua S35”中型坦克，当他看到1辆法军坦克正转动炮塔向1辆德军坦克瞄准时，眼疾手快地命令自己的炮手迅速开炮，结果成功击毁了危险的对手。这场坦克战持续了数小时，法军遭受了远比德军惨重的损失，剩下的则纷纷择路而逃——稍后赶到战场的隆美尔、罗森堡以及装甲团的3位营长都亲睹了这场遭遇战，舒尔茨和他的第1连在全师上下名声大噪，加上在强渡马斯河后一路下来的表现，舒尔茨赢得了“善打硬仗”的声誉。24日，他同时获颁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随后第7装甲师继续北进，在朗斯（Lens）西面渡过了拉巴塞（La Bassee）运河后做好了攻打里尔（Lille）的准备，这时第5装甲师的装甲团也被调拨给隆美尔。5月27日至31日，第4、第5、第7装甲师及4个步兵师的800辆坦克、11万人包围了里尔，法军第1集团军余部在弹尽粮绝之后投降。此战之后，第7装甲师开始休整补充，为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进行准备。

5月27日，隆美尔成为法国战役中首位获颁骑士勋章的师长，6月2日他被希特勒召到西线指挥部，以唯一的师长身份出席了3日举行的高层作战会议。第25装甲团团长罗森堡上校也于3日获得骑士勋章。在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法军虽采取了纵深防御并偶尔令推进中的德军付出相当的代价，但他们已失去了大多数最好的部队和装备，英国远征军也被逐出欧陆，在士气高昂的德军装甲兵团面前法国人没有太多的机会。第7装甲师在阿布维尔和亚眠间突破了索姆河防线，随后第25装甲团从步兵间的空隙穿过，高速插向勒凯努瓦（Le Quesnoy），第37装甲搜索营紧随其后保护两翼，第7摩托化步兵团则搭乘卡车跟进，负责接防装甲部队攻克的地方。在第25装甲团推进的道路沿线，法军曾在周边的森林里掘壕固守，也埋下了大量地雷，但罗森堡上校完全无视这些威胁，一边疯狂炮击森林里的法军，一边高速向前。抵达勒凯努瓦后，第25装甲团以炮火压制城内守军，直到步兵团赶来攻克城池。随后两日里，隆美尔的装甲矛头在宽阔的平原上尽情狂奔，尽可能避开部署有法军重兵的城镇和主干道，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军后方和侧翼，造成对手的混乱溃退为唯一目标。

摄于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第7装甲师的坦克编队正在法国平原上驰骋。

6月7日，罗森堡率装甲团向梅勒伐尔（Menerval）扑去，兵不血刃地夺取了附近森林的制高点。在向森林东侧的法军防线进攻时，舒尔茨冒着炮火，带领坦克压着折断的树干抵近法军阵地，凶猛的火力曾一度让林间的法军反坦克炮失去了威力，但据险而守的对手并不认输，纷纷将战防炮调低炮口进行平射，一度被德军压制的法军反坦克炮也再度呼号起来。舒尔茨冷静地指挥下属先摧毁对手的炮兵阵地，转入防御态势后又挫败了法军有坦克支援的数次反攻。战斗结束时，舒尔茨连不仅消灭了守军和俘虏了300名法军（其中包括一个集团军军需处），还缴获了包括10辆坦克和100辆卡车在内的大批军火。当日晚些时候，隆美尔来到舒尔茨处了解情况，后者取得的战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当日日记中称赞“舒尔茨装甲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¹⁵舒尔茨连随后被配属给第7摩托化步兵团，负责截断巴黎至迪耶普（Dieppe）的主干道。舒尔茨顺利完成了任务，又缴获了大批车辆，还有更多的车辆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被德军俘获。当日的胜利使隆美尔心情大好，他沿着新占领的公路驱车回营。据说，他当晚“睡得像块石头一样”。

摄于1940年6月11日，第7装甲师夺取了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圣瓦莱里，图为该师的1辆P-38（t）坦克在海边“骄傲地闲逛”。

第7装甲师的Ⅰ号坦克（Ausf. B）和捷克造P-38（t）坦克在法国行军的场景。

这幅经典图片摄于1940年6月的法国某地，图中隆美尔（头戴大沿帽者）与手下的军官们正在对照地图确定作战方案。后排的5名身着坦克兵制服的军官中，左二为装甲团团长罗森堡上校，右二趴在草地上的为第1装甲连连长舒尔茨上尉。

摄于1940年6月18日，第7装甲师攻克瑟堡时有3万名英法军人向隆美尔投降，图中一名法军将领正通过翻译向隆美尔说些什么，最右边的英军军官似为1周前在圣瓦莱里被俘的第51高地师师长福琼（Victor M. Fortune）将军。

第7装甲师此后的进展更为神速，6月11日抵达迪耶普与勒阿弗尔之间的圣瓦莱里，15日清晨又从鲁昂（Rouen）跨过塞纳河后向南疾驰。虽然法国次日就提出了投降请求，但希特勒依然命令装甲部队占领大西洋沿岸的诸多港口。第7装甲师也以难以置信的高速度挺进，继16日一日前进100英里后，17日又在未损失坦克的情况下推进200英里，据信创下了历次战争中的最高纪录。18日，第7装甲师在深水海港瑟堡才算遇到真正的抵抗，在这场被隆美尔称作“向瑟堡追击”的作战中，担任主攻的是摩托化步兵团，炮兵和装甲团均负责火力支援，但舒尔茨装甲连在围攻瑟堡周边的船坞和要塞，最终迫使守军投降的战斗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到25日停战协议生效时，隆美尔已推进到距西班牙边境不足200英里处。停战之后，第7装甲师先在波尔多地区充任占领军，不久调往巴黎地区，为准备入侵英伦三岛进行训练。

当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在9月17日被无限期延后时，第7装甲师又返回波尔多。在这里，舒尔茨于9月29日获颁骑士勋章，然后于1941年2月返回波恩—巴特戈德堡（Bonn-Bad Godesberg）进行休整训练。2月7日，第7装甲师迎来了新师长丰克（Hans von Funck）少将，已经家喻户晓的隆美尔则远赴北非，指挥德国援助盟友意大利的部队。1941年1月1日刚晋升为少将的丰克本是大本营瞩意的人选，被内定为援助北非的第5轻装甲师师长，他曾在1月中下旬飞到的黎波利考察意军的状况及其败退局势。1月25日面见希特勒时，丰克根据亲眼所见报告说意军士气非常低迷，士兵缺乏训练和作战热情，也无纪律和动力可言，而他们的军官没有指挥部队进行顽强防御所需的“智力和激情”，更勿论发起绝地反击了。丰克还说，光凭第5轻装甲师及若干支援步兵和炮兵，不可能阻挡英军的攻击大潮，只有投入3个师才有可能避免意军的全面崩盘。希特勒对丰克的悲观态度虽有些恼火，但表示会认真考虑其建议。1月29日，丰克通过约德尔向元首表达了“若去昔兰尼加指挥北非德军的话，必须拥有对德意军队的完全控制权”，结果这个要求激怒了希特勒，他立即命令把身在北非的一名上校提升为少将，同时取代丰克担任第5轻装甲师师长。¹⁶约德尔虽对丰克并无好感，但赞同后者对北非局势的分析，他向希特勒表示确有必要成立一个军部，由一位资历和经验相当的将军担纲才能令意大利人信服。希特勒则马上表示隆美尔是最适合的人选，这个决定造就了后者在非洲的传奇，而丰克也如释重负地摆脱了北非的差事，并在随后的2年半里将第7装甲师打造成一支更加精锐的王牌。

骤雨初歇：东线的第一个寒冬

1941年6月6日至10日，齐装满员的第7装甲师全师14400人，乘火车来到东普鲁士柯尼斯堡，进入侵苏前的最后战备阶段。6月22日，300万德军和100万仆从国军队分成三个集团军群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第7装甲师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麾下的霍特第3装甲集群，与第20装甲师、第20摩托化步兵师一起组成了施密特（Rudolf Schmidt）的第39摩托化军。舒尔茨这时已任第25装甲团1营营长，装甲团拥有284辆坦克，含30辆Ⅳ号、55辆Ⅱ号、17辆Ⅰ号、167辆P-38（t）及15辆指挥坦克。¹⁷可见，第7装甲师虽拥有数量不菲的坦克，但基本都是捷克造P-38（t），基本没有Ⅲ号坦克。

第7装甲师首日的任务是向距边境约60公里的立陶宛城市奥利达（Olita，亦作Alytus）进发，目标是夺取奥利达附近涅曼河上的一北一南两座公路桥和介于其间的铁路桥。负责防御的是苏军西北方面军第3机械化军所部，军长库尔金（Aleksei V. Kurkin）将军鉴于仍有部队在涅曼河对岸布防，因而并未及时下令炸毁桥梁。丰克原计划集中全师的坦克和兵力突袭北端渡桥，但由于行军过于迅猛造成了各部的编制被打乱，交通管制方面的失误使装甲团2营被指向南端渡桥，由舒尔茨第1装甲营、托马勒（Wolfgang Thomale）中校的第3装甲营、施泰因凯勒的第7摩托车营组成的“罗森堡战斗群”则径取北端渡桥。舒尔茨一马当先，到中午时分已攻入奥利达市中心，并成功夺取了北端渡桥。装甲团2营与曼陀菲尔中校的第7摩托化步兵团2营则携手夺取了南端渡桥。第7装甲师渡河后迅速建起了南北两座桥头堡，但就在他们试图向东面的高地推进时，苏军第5坦克师在第126步兵师协助下发起了反扑。第5坦克师拥有不少T-34中型坦克和KV-1重型坦克，德军渡河时该师即已完成集结隐蔽，苏军坦克和步兵的突然反攻无疑令急于扩大桥头堡的德军大吃一惊。虽然一度阵脚大乱，但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德军并没有被击溃，从一时惊慌中恢复过来后，德军开始利用自己在装甲战术和兵种协同方面的优势进行反击，最后在第20装甲师第21装甲团的增援下将战场局势彻底扭转过来。这场从下午一直厮杀到夜晚的坦克战被罗森堡称为其平生仅见的最激烈的战斗，大约也是东线的第一场规模较大的坦克战，损失了80余辆坦克的苏军第5坦克师几乎全军覆没，但第7装甲师也遭受了相当损失，尤其是最初几小时里更是死伤惨重（有资料称第7装甲师竟有超过半数的坦克受损）。战后升迁为西德国防军少将的奥尔霍夫（Horst Ohrloff）当时是装甲团11连中尉连长，他曾回忆说：“奥利达的这场坦克战很可能是二战期间第7装甲师进行过的最困难的战斗。”

随后，霍特第3装甲集群开始向东攻打西北方面军的莫罗佐夫（V. I. Morosov）第11集团军，但其真正用意是取道该集团军防区，插向苏军西方面军的后方重地明斯克，从而与右翼的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群合围整个西方面军。23日傍晚时第25装甲团抵近维尔纽斯以东，次日与第7摩托车营合力攻克了维尔纽斯，以此为跳板，第39摩托化军的3个师开始迅速朝东南方的明斯克挺进。26日傍晚，由第25装甲团与第7摩托化步兵团组成的“罗森堡战斗群”抵达了明斯克西北的拉多斯兹科维采（Radoszkowice），但在这里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德军经过5天的连续作战已十分疲劳，但当侦察兵发现了对手防线上的漏洞之后，罗森堡上校立即发动夜袭，成功突破防线后于当夜10时切断了明斯克至莫斯科的主干公路，子夜时分夺取了明斯克东北30余公里处的斯莫勒维奇（Smolevichi）——这一大胆行动标志着明斯克包围圈北面的铁钳已高高举起，德军现在需要等待的是第2装甲集群的装甲师从南面合拢包围圈。27日，古德里安麾下的第17装甲师在明斯克东南与第7和第20装甲师建立了联系，从而将苏军西方面军大部陷入重围。就在当日，“罗森堡战斗群”与发起反击的一个苏军坦克师进行了激战，第25装甲团摧毁了一列装有20辆坦克、15辆卡车、5门反坦克炮和6门大炮的装甲列车。不过，装甲团自身也付出了高昂代价——装甲团2营因损失过高而在当日解散，余部和装备并入第1和第3营，罗森堡也被爆炸中的装甲列车所伤。由于战斗群与师主体之间仍有距离，丰克提出派侦察／联络飞机或8轮装甲车将他接回后方，舒尔茨等下属也建议派坦克沿途护送，但这些好意均被罗森堡谢绝。28日清晨，罗森堡在驱车返回后方的途中被苏军狙击手击毙。比舒尔茨更资深年长的装甲团3营营长托马勒中校继任装甲团长，为纪念罗森堡上校，第25装甲团稍后改称为“罗森堡”装甲团。

不等明斯克口袋中的苏军被完全消灭，德军又把目标对准了斯摩棱斯克及第聂伯河。不过，被围苏军的顽强抵抗和一再试图突围，为苏军统帅铁木辛哥争取到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使之能沿着西德维纳河与第聂伯河一线勉力构筑防线，同时积聚反攻所需的兵力和装备。7月1日，第7装甲师奉命强攻别列津纳（Berezina）河畔的重镇鲍里索夫（Borissov），一击未果后，该师立即掉头北上寻找适于渡河的地段。第7摩托化步兵团2营3日时幸运地在列佩利（Lepel）夺取了一座渡桥，但由于连日暴雨使得道路泥泞不堪，以及需要与第20装甲师共用同一道路，第7装甲师大部花了整整2天才完成了从鲍里索夫至利佩利的100公里路程。5日夜，丰克所部抵达维捷布斯克西南约50公里的森诺（Senno）时，遭到了苏军第20集团军的强力阻击。6日上午10时，第20集团军的数个步兵师与第5和第7机械化军在森诺—列佩利周边向德军第39摩托化军发起了反攻，向森诺西南推进的第5机械化军（辖第13、第17坦克师及第109机械化步兵师）拥有428辆坦克，沿森诺北面进军的第7机械化军（辖第14和第18坦克师）拥有的坦克数量竟高达974辆！¹⁸不过，有三分之一的苏军坦克在途中出现了机械故障或受损于德军空袭，赶到战场的只有少数是威力较大的T-34和KV型坦克。在6日的战斗中，苏军第7机械化军所部先击溃了德军第37搜索侦察营，而后切断了第7摩托车营与装甲师主体的联系，但在继续向西推进时受困于沼泽湿地和溪流密布的困难地形。丰克以装甲团3营、装甲炮兵团和第6摩托化步兵团各1个连为主组成的“托马勒战斗群”则借机修筑了一条反坦克防线，当苏军坦克7日清晨攻势再起时，德军凶猛的反坦克火力竟摧毁了300辆进攻坦克中的半数。舒尔茨第1装甲营负责在“托马勒战斗群”的北面支援第6摩托化步兵团1营的阻击作战。苏军第5机械化军的两个坦克师误以为森诺西南没有重兵布防（该方向是德军第39和第47摩托化军的结合部），结果苏军第17坦克师在森诺南面突遭古德里安麾下的第17装甲师的打击，更靠南一点的第13坦克师也在择路西进时遭到德军第18装甲师的炮击和截杀。随后两日里，森诺北面的第7装甲师顽强阻挡着第7机械化军的反复冲击，森诺西南则出现了德军第17和第18装甲师与对手的第13和第17坦克师之间的混战，到9日德军第12装甲师加入鏖战时，苏军第5机械化军已被包围。7月10日，苏军两个机械化军的残部仓皇东撤，他们在森诺南北两侧留下了832辆坦克的残骸和大量士兵的尸体。

可能摄于1941年夏的苏联某地，舒尔茨（左一）与师长丰克（中）等军官正在交谈。

继隆美尔之后担任第7装甲师师长的丰克，在任时间为1941年2月至1943年8月。

第7装甲师从奥利达桥头堡出发，准备夺取重镇维尔纽斯，时间为1941年6月23日。

摄于1941年6月末的维尔纽斯附近，第25装甲团团长罗森堡（右）与第58装甲工兵营营长默腾斯中校（Von Mertens，左）商谈。6月28日，罗森堡在因伤返回后方的途中被击毙。

第7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辆在苏联境内高速推进的场景，摄于1941年7月。

摄于1941年7月初，第7装甲师的一辆坦克正在渡越别列津纳河。

1941年6月22日，舒尔茨率其装甲营攻克了立陶宛边境城市奥利达，同时夺取了涅曼河上的渡桥。

第7装甲师还在森诺北面阻遏苏军的时候，霍特决定抢先攻占重要城镇维捷布斯克，他要求丰克继续阻击和消耗对手，同时命令第20装甲师和第20摩托化步兵师全速扑向维捷布斯克。9日深夜至10日凌晨，上述两支德军攻陷了维捷布斯克城的大部，而第7装甲师的先头战斗群也从苏军的空隙地带迅猛穿插，到12日已切断了维捷布斯克至斯摩棱斯克的铁路。7月15日中午，由第7摩托化步兵团2营、舒尔茨第1装甲营及部分炮兵和工兵组成的“曼陀菲尔战斗群”从斯摩棱斯克东北方南下，直扑通往莫斯科的交通枢纽亚尔采沃（Yartsevo）。当夜，舒尔茨装甲营率先进抵亚尔采沃西郊，切断了明斯克—斯摩棱斯克—维亚济马—莫斯科的铁路与公路。“曼陀菲尔战斗群”16日上午攻占了亚尔采沃，古德里安所部也在当晚夺取了军城斯摩棱斯克。至此，古德里安和霍特两个装甲集群又形成了对斯摩棱斯克区域的包围态势，50万苏军、3000辆坦克和3000门大炮已陷入这个比明斯克还要大的口袋中。不过德军步兵集团此时还远在百里之外，光靠装甲部队和有限的摩托化步兵是无法扎紧口袋的，苏军不仅从稀疏的包围圈中撤出了失去战斗力的部队，还增援了一些用于反攻的新部队。此后近3个星期，在亚尔采沃周边采取守势的第7装甲师既要阻止被围之敌的突围，又要迎击包围圈外的救援苏军，整个防区曾数度险象环生。到21日，第7装甲师全师彻底报废了各型坦克70辆，但有96辆正在短期修理。¹⁹23日，苏军5个集团军级的战役集群发起了斯摩棱斯克反击战，其中的“罗科索夫斯基集群”和“加里宁集群”反击的重点就是亚尔采沃及其北面地带，以消灭德军第7和第20装甲师，打开被围苏军向东突围的道路为目标。几天里，第25装甲团帮助步兵顶住了苏军团营规模的轮番攻势，为改进防御态势，丰克在26日把舒尔茨装甲营和若干支援步兵编组成战斗群，令其向佛普（Vop）河汇入第聂伯河的入口处发起进攻。27日，德军步兵集团终于束紧了包围圈，但包括第16和第20集团军多支部队在内的近20万苏军已成功突围，此后依然有众多的官兵冒着猛烈的炮火和绞杀向东突围，试图沿着佛普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沼泽森林突破德军防线。第7装甲师在亚尔采沃南面又进行了1周的苦战，其中8月1日出现的险情甚至惊动了远在柏林的参谋总长哈尔德——他在当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如果第7装甲师遭到重创，我们也无需感到特别惊讶。”²⁰

8月5日夜至6日清晨，第7装甲师将防线移交给第161和第8步兵师，而后退往亚尔采沃西南、斯摩棱斯克以北20公里处休整，此刻斯摩棱斯克包围圈内弥漫的硝烟正逐渐散去，枪炮声也渐趋平息。不过，即便在休整期间，舒尔茨装甲营也时常被派去充当步兵防线的救火队——8月19日，第7装甲师奉命支援防线被突破的第161步兵师，舒尔茨装甲营与第7摩托化步兵团2营等一起在次日堵住了防线缺口；21日，苏军又在佛普河上建立了桥头堡，舒尔茨营再度出手，虽摧毁了对手的阵地，但自身也有30辆坦克受损于苏军的反坦克炮；26日，舒尔茨营与步兵团携手铲除了苏军在博尔迪诺（Boldino）的桥头堡，但由于与步兵的协同出现了问题，装甲营又有若干坦克受损。

经过紧急整补，第7装甲师到9月6日时又有130辆坦克可投入作战，另有87辆正在修理中。²¹9月底，第7装甲师完成了参加“台风”作战的所有准备。由于通向第聂伯河渡口的道路多为山林湿地，霍特命令工兵预先整修道路，以便装甲部队集中运动，同时将第25装甲团和第11装甲团（属于第6装甲师）组成一个临时装甲旅，由第11装甲团团长科尔（Richard Koll）上校统领。²²“科尔装甲旅”拥有260辆坦克和众多的装甲车辆，他们沿着工兵铺就的路基迅速推进，10月2日时突破了苏军第19和第30集团军的防线，开始追逐撤退的对手并向维亚济马以北推进。10月3日，丰克将回归本部的第25装甲团舒尔茨装甲营与曼陀菲尔的第6摩托化步兵团组成一个战斗群，目标是在格鲁斯科沃（Gluschkowo）附近强渡第聂伯河。4日夜，曼陀菲尔率领战斗群突袭得手，渡过第聂伯河后在对岸建起了一座桥头堡。6日上午，曼陀菲尔率部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维亚济马北郊，夜幕降临时切断了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干线。7日，第10装甲师从南面攻入了维亚济马，与第7装甲师一起合拢了维亚济马包围圈，陷入重围的苏军包括第16、第19、第20、第32集团军及第24集团军残部，西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仅在包围圈合拢前一刻匆匆撤走。无独有偶，在维亚济马以南的布良斯克方向，德军第17和第18装甲师也险些在6日生擒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到8日时，古德里安装甲集群与第2集团军的步兵建立了联系，标志着巨大的“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包围圈”完全成形。到10月20日，德军取得了俘敌66万、缴获1200辆坦克和5400门大炮的“辉煌大胜”。舒尔茨与所有参战德军官兵一样，沉浸在大胜的愉悦和兴奋之中，似乎不管哪位苏军统帅领军、也不管构筑什么样的防御壁垒、依托何种天然屏障，德军装甲铁拳都能在滚滚向前时将之撕得粉碎，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这只无所不能的钢铁巨兽。德国历史学家们战后在解读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包围战时，曾将德军的成功部分归因于苏俄领导人的消极被动、以及不能理解新式装甲战的精髓：“……为什么红军还依靠一战时的静态堑壕战来试图挡住德军装甲部队的强大突刺？”²³朱可夫战后曾描述过百万红军在前述包围圈中挣扎与牺牲的真正意义：“……对我们来说，（1941年）10月中旬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准备防御争取时间。如果从那个角度来评价在维亚济马以西被围的第19、第16、第20、第32集团军及博尔丁集群（Boldin Group，由3个坦克旅和1个坦克师组成）的作战，那么我们必须给这些部队的英勇牺牲以应有的赞颂。尽管被切断在敌军后方，但他们没有投降，而是继续勇敢地战斗，试图突围后重新回归红军主力的行列。因而，他们拖住了大量敌军，否则这些敌人就会长驱直入地扑向莫斯科。”²⁴

诚如朱可夫所言，10月头3个星期里百万红军的牺牲迟滞了中央集团军群的东进。同时，秋雨的到来也将所有的土路和小径都变成了泥淖的世界，德军的整体推进已基本上等同于爬行于泥淖间的步兵的速度，装甲部队像蜗牛一样步履艰难，唯一能够运动的坦克像火车头那样拖拉着挣扎于泥泞中的卡车，德军的后勤保障系统很大程度上也已瘫痪。等到11月第1个星期大地开始冰冻板结时，德军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弹药油料匮乏，为数不多的坦克和汽车难以发动，大炮和重武器出现了润滑油冻结的现象。情形刚有好转，强劲的暴风雪呼号着降临了，一夜之间积雪齐腰，冷风吹在身上像刀子一样钻心刺骨，难以言表的寒冷和低温极大地折磨着衣衫单薄的官兵，尽管德军仍在向莫斯科前进，但步子越来越沉重，遭遇的抵抗也越来越强。11月16日，丰克将第7装甲师战斗力犹存的单位组成了两个战斗群，其中一个以曼陀菲尔的第6摩托化步兵团为核心，包括装甲团3营、第7摩托化步兵团1部、第37搜索侦察营和第58装甲工兵营，另一战斗群则以舒尔茨的装甲团1营和第7摩托化步兵团余部为核心。舒尔茨所在的战斗群20日抵达了斯帕斯扎洛克（Spas Zaulok）附近的公路干道，为进攻东南方的克林（Klin）创造了条件。距莫斯科仅90公里的克林堪称苏联首都的西北大门，罗科索夫斯基的副手扎哈罗夫（F. D. Zakharov）将军把能搜罗到的兵力都集中到克林周边进行防御，包括多个独立坦克群、反坦克炮兵群、高炮营和独立骑兵师等。舒尔茨率自己的装甲营和支援步兵与数倍于己的苏军激战了整整两日，在赶到克林北郊助战的曼陀菲尔战斗群配合下，舒尔茨终于在23日从苏军防线结合部实现了突破，他坐在指挥坦克上第一个踏上了克林的街道，从而打开了莫斯科西北方向的大门。这一突破对战场态势立即产生了重大影响，舒尔茨也赢得了上级们的交口称赞，不仅仅是因为他击垮了数倍于己的对手，而且随着克林的易手，莫斯科前方的苏军整体防线也被拉成了弓形并开始漏洞百出。西方面军新任司令员朱可夫对克林的失守非常恼怒，曾派人调查是否应严惩扎哈罗夫（后者虽逃过一劫，但还是被降为第133步兵师师长）。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也被迫再次后撤，在距莫斯科仅22英里处固守最后一道防线。

第7装甲师东线进军路线图（1941年6月22日至1942年5月）。

在这张可能摄于1941年秋的图片中，第7装甲师的车辆似乎正在渡河，但实际情况是瓢泼大雨将道路变成了泥淖的世界，许多地段都被淹没。

摄于1941年10月初，曼陀菲尔战斗群夺取了第聂伯河上的渡桥后，在对岸建立了桥头堡。图中，曼陀菲尔（右三）正与其他军官协商扩大桥头堡和继续推进等事项，左边第5人是舒尔茨。

摄于1941年11月末，第7装甲师的步兵和装甲车行驶在克林的街道上。

摄于1941年11月下旬的克林附近，图为被舒尔茨营击毁的KV-1重型坦克。舒尔茨装甲营在攻克克林的作战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他也因此战功在年底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

令苏军雪上加霜的是，11月28日凌晨，曼陀菲尔领导的突击矛头以大胆突袭的方式夺取了亚赫罗马（Yakhroma）附近横跨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大桥。这是莫斯科北面的最后一道主要屏障，而此处距克林姆林宫仅有几十公里而已，曼陀菲尔不仅切断了莫斯科的电力来源，还在运河东岸为第3装甲集群建立了最终扑向莫斯科的桥头堡。不过，苏军第1突击集团军的数个步兵旅在坦克和炮兵支援下，向曼陀菲尔的战斗群即时发起了反扑，而无论是第7装甲师、还是其上级第56摩托化军，都没有任何后备力量能够赶来增援，曼陀菲尔不得不极其失望地在29日凌晨炸毁大桥后撤至西岸据守。此时，舒尔茨战斗群最后尚能运转的坦克已开抵亚赫罗马南面的斯捷潘诺沃（Stepanowo），负责屏障曼陀菲尔的右翼，同时与自己右翼的第6装甲师保持联系。12月2日和3日，苏军向斯捷潘诺沃发起了几次试探性进攻，但舒尔茨根本不为所动，前来汇报敌情和索取弹药的士兵甚至还发现营长正“就着火炉看书”。4日清晨，斯捷潘诺沃遭到了德军轰炸机的误炸，就在整个村镇火势蔓延之际，苏军大炮和迫击炮也适时地火上浇油，随后苏军步兵在坦克支援下向舒尔茨装甲营发起了进攻。这时舒尔茨不再等闲视之，他命令尚能运转的少数坦克在两翼机动和攻击对手的坦克，不能动弹的坦克则扣紧舱盖，由装甲兵用机枪扫射对手坦克上搭载的步兵。时断时续的攻防持续了一整天，舒尔茨其间还向对手可能藏身的山林发射了不少高爆炮弹，燃起的大火直到5日天明时分方才熄灭。

12月6日晨，苏军在莫斯科前方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攻，目标是在拖住莫斯科正前方的德军步兵集团的同时，重点打击威胁最大的两翼——北面的德军第3和第4装甲集群及南面的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团军。朱可夫在曼陀菲尔和舒尔茨战斗群的方向集中了第1突击集团军的10个步兵旅与若干坦克营，面对对手压倒性的优势，曼陀菲尔和舒尔茨等战斗群以及右翼的第6装甲师都开始了充满危险的撤退。舒尔茨收到撤往克林的命令后，先下令炸毁所有无法动弹的坦克，然后赶到最可能被切断的第4连，准备率该连官兵一起西撤。4连此时只剩1辆Ⅳ号坦克尚能运转，但西行了20公里后因油料耗尽也不得不将之炸毁。舒尔茨一行向克林步行撤退的过程中，除了低温严寒和顶风冒雪的艰难行军外，还时常遭到小股苏军从侧翼和后方发起的攻击，但总算在10日有惊无险地赶到了克林。第6装甲师几乎同时撤至克林周边，该师的最后一辆坦克也在抵达时出现了故障。11日至12日的德军局势更加凶险，苏军第30集团军击溃了第1装甲师、第14和第36摩托化步兵师后进抵克林北面，第1突击集团军也在追逐第6和第7装甲师及第23步兵师的过程中抵达克林东南，从而形成了将德军第3装甲集群合围于克林的态势。第3装甲集群指挥官莱因哈特（Georg-Hans Reinhardt）把第56摩托化军所剩无几的坦克凑成一个战斗群，命令第25装甲团团长豪塞尔（Eduard Hauser）上校率领这支最后的机械化部队赶往克林东南救急。到14日时，除负责守卫克林的第1装甲师外，包括第7装甲师在内的第3装甲集群其他各部均已撤离克林，第6装甲师作为先头已抵达斯塔里察（Staritza）和沃洛科拉姆斯克（Volokolamsk）之间的拉马河防线。

在12月上旬的撤退中，舒尔茨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意志力、临危不惧的品质和对普通士兵的感情，除亲率手下的连队徒步西撤外，他还掩护过一所收容有4000伤患的野战医院的后撤，使他们避免了被俘的命运。集朋友和父亲角色于一身的舒尔茨不仅赢得了基层官兵的信赖，他在作战中展示的令人信服的勇气和指挥才能也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41年的最后一天，舒尔茨获得了德军的第47枚橡叶骑士勋章。²⁵

第7装甲师等属于第3装甲集群的部队在拉马河防线上度过了1941年的圣诞和1942年的新年，但苏军随后再度发起的强大反攻，造成了西北面的第9集团军形势的显著恶化，迫使第3装甲集群进一步撤往所谓的“柯尼斯堡防线”——这条防线被称为“K线”，从北面的勒热夫（Rzhev，亦作尔热夫）经格扎茨克（Gzhatsk）和奥廖尔延伸到南面的库尔斯克，许多地段都筑有防御工事和避寒掩体。第7装甲师从1月15日至3月13日一直在“柯尼斯堡防线”驻防，1月27日时全师只剩4辆P-38（t）和1辆Ⅳ号坦克尚能投入战斗。²⁶与还剩5000余人的第7装甲师相比，友邻的第6装甲师的情形更加悲惨，1月底时该师只剩3门大炮和不足1000人的作战部队！²⁷这些曾所向披靡的装甲王牌现在几乎失去了全部的“钢铁战马”，只能在持续的低温严寒中蜷缩和挣扎。厚厚的积雪造成道路无法通行，剩下的少量摩托车辆不经预热也无法启动，尽管派出士兵和强征百姓全天候地铲除积雪，德军转运大炮、弹药、补给和伤病员等还是只能依靠原始的马拉雪橇。德国国内曾在1941年底发起过“为前线制作保暖衣物和捐赠皮衣”的运动，但在这些衣物于1942年2月送达前，多数士兵都没有足够的衣物驱寒，冻伤冻死、未能及时就医而造成死亡或残废的事例比比皆是。应该说，一再强攻“柯尼斯堡防线”的苏军之所以始终无法得手，不得不承认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许多德军官兵具有超强的耐力和意志力，而且绝对服从命令——无论天寒地冻、饥饿难挨，还是行动困难、枪炮失灵，他们都能以惊人的勇气为生存而战。或如曼施坦因元帅战后所言：“贯穿于整个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德军战士的自我牺牲、勇敢和对军人职责的献身，以及各级指挥官的能力和他们随时愿意承担责任。”²⁸

1942年3月13日，第7和第1装甲师奉命各派出一个装甲连（第7装甲师派出的是奥尔霍夫中尉的第11连）开赴勒热夫周边，负责协助党卫军“帝国”师战斗群、第206和第256步兵师堵住勒热夫和奥列尼诺（Olenino）之间被捅开的缺口。稍后不久，由第7装甲师余部组成的“丰克战斗群”，开往勒热夫—维亚济马铁路以西和以南的森林地带，参与围歼苏军第29和第30集团军余部的作战。4月3日夜，丰克所部在别洛伊（Bieloyi）与试图突围的苏军进行了几个月里最激烈的交手。²⁹5月2日，丰克率部完成了剿灭别洛伊—杜霍夫希纳（Dukhovshchina）公路线附近之敌的任务，之后准备撤往法国休整。

5月10日，丰克率全师剩下的官兵取道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返回了德国，而后从柏林转赴法国东北部马恩河畔的沙隆（Chalons-sur-Marne）。5月底时，通过曾任第25装甲团代理团长、现就职于装甲兵总监部的托马勒上校的关系，第7装甲师优先获得了65辆Ⅲ号和Ⅳ号坦克，又接收了40名军官和800名士兵。伴随着新装备的陆续抵达，更多的新兵加入了装甲师的行列，丰克、曼陀菲尔、豪塞尔、施泰因凯勒、舒尔茨等久历战火的指挥官们想尽办法通过训练和演习提高士兵的作战技能，竭尽全力地恢复凝聚力和士气。第7装甲师的所有幸存者也都得到轮番回国休假的机会。到9月1日时第7装甲师又做好了执行新任务的准备，不过，该师还有机会再享受两个月的宁静生活，直到11月8日参加所谓的“安东（Anton）行动”——与驻法的第1和第7集团军所部一起开赴维希法国属地，占领地中海沿岸的所有海港，以防止已在北非登陆的盟军跨越地中海入侵法国南部。德军11日至12日间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法国南部，但暂未占领重要的军港土伦（Toulon），第7装甲师此时已进驻靠近西班牙边境的海港佩皮尼昂（Perpignan）。11月20日，在法国新组建的党卫军装甲军指挥官豪塞尔奉命指挥夺取土伦港和维希法国海军舰队的作战，他的主要兵力就是第7装甲师和党卫军“帝国”师，此外还有来自三军的多支配属部队。27日凌晨4点，第7装甲师和“帝国”师组成的三个战斗群向土伦发起了突袭，5小时后占领了全城和军港，也俘虏了不少法军舰只，但多数舰只还是被法军先行毁坏或自沉，包括旗舰“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号、1艘航母、3艘重巡洋舰及18艘潜艇等。³⁰占领土伦之后，第7装甲师在党卫军装甲军指挥下，负责圣芒德里耶（Saint Mandrier）半岛至土伦区间的海岸防御。

摄于1942年初，第7装甲师位于“柯尼斯堡防线”上的一处机枪阵地。

摄于1942年初，德军几名士兵正冒着风雪驱赶运输物资的马车。

摄于1942年初，德军转运物资、弹药和伤病员基本上只能依靠这种最原始，但也最有效的马拉雪橇。

摄于1941年圣诞节前夕，一名德军士兵用马拉雪橇拖着一棵圣诞树，正顶风冒雪地赶回驻地。此时，第7装甲师正在拉马河防线驻守，但1942年新年伊始又被苏军的新一轮反攻逼退到所谓的“柯尼斯堡防线”。

可能摄于1942年夏，佩戴着橡叶骑士勋章的舒尔茨。

摄于1942年夏，地点是法国西部大西洋岸边的萨布勒—多洛讷（Les Sables-d'Olonne），第7装甲师正在举行体育活动。舒尔茨（前排左二）正与师长丰克（左三）交谈。

摄于1942年5月10日，第7装甲师余部准备登上西行的列车，前往法国休整和重新装备。经过近1年的东线苦战，第7装甲师损失惨重，1年前需要12辆专列运送人马和武器装备，恐怕现在还用不了1辆专列呢。

摄于1942年11月28日，第7装甲师在党卫军装甲军军部指挥下完成了夺取法国土伦港和维希法国海军舰队的任务，但有相当数量的法军舰只被自毁或凿沉。图中前景是第7装甲师的Ⅲ号坦克，远景是被毁坏的法军舰只。

12月16日，第7装甲师接到了准备重返东线的命令，22日起全师各部搭乘火车陆续抵达苏联南方的沙赫蒂（Schachty）附近。1943年1月5日，第7装甲师完成集结后做好了战斗准备。

步履蹒跚：从斯拉夫扬斯克到库尔斯克

1943年初，苏军多个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团团包围了德军第6集团军，苏军南方面军也在向罗斯托夫进军，曼施坦因顿河集团军群的补给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危险，远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也有被分割包围之虞。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从西线急调部队赶往东线挽救危局，第7装甲师即是首批东调的9个师中的一个。1月初抵达南方战场后，第7装甲师被划入海因里希（Sigfrid Heinrici）将军的第40装甲军作战序列，第25装甲团带来了21辆Ⅱ号、105辆Ⅲ号、20辆Ⅳ号和9辆指挥坦克。³¹曼施坦因为解除苏军对罗斯托夫的直接威胁，把第7和第11装甲师派至罗斯托夫东面的马内奇（Manich）河下游，试图挡住正在进攻中的苏军。1月6日，第7装甲师的主力朝卡利特瓦（Kalitva）河以东以及沿米列罗沃（Millerovo）方向进军的苏军发起了反击，同时，第7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施泰因凯勒中校率领的加强团规模的战斗群在彼得洛夫斯基（Petrovskiy）建立了防御阵地。8日，施泰因凯勒的战斗群负责在卡利特瓦河东面保护装甲师主力的侧翼，第7装甲掷弹兵团2营、第25装甲团2营和一个炮兵连等单位最远曾推进到拜斯特拉亚（Bystraya），而舒尔茨装甲营则随师主力朝着塔特辛斯卡亚（Tatsinskaya）方向迎击顿河北岸的苏军。随后10天里，第7装甲师的战场逐渐转移至顿涅茨河沿岸的卡缅斯克（Kamensk）西面，该师的左翼为第304步兵师，右翼是老搭档第6装甲师。1月20日至21日，丰克将两个装甲掷弹兵团部署在左右两翼，装甲团居中，击退了试图夺取卡缅斯克的苏军重兵。

1月29日，苏军第57和第35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突破了德军第19装甲师的防线，渡过克拉斯纳亚（Karasnaya）河后夺取了北顿涅茨河北面的一个铁路枢纽。随着第19装甲师撤离利西昌斯克（Lisichansk）附近的阵地，苏军第4近卫机械化军通向斯拉夫扬斯克（Slavyansk）的道路敞开了。德军不愿看到顿涅茨河前线的重要堡垒斯拉夫扬斯克落入对手手中，迅速派出第7装甲师的施泰因凯勒战斗群前去固守，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城南的大桥。施泰因凯勒手下的第7装甲掷弹兵团1营在2月1日晨抵达斯拉夫扬斯克时，苏军第35近卫摩托化步兵师已切断了从哈尔科夫和伊久姆通往斯拉夫扬斯克的主干道，城南大桥上已出现了准备过桥的苏军先头部队，而城东北的塞姆诺夫卡—莫斯托瓦亚（Semnovka-Mostovaya）也被苏军占领。施泰因凯勒率部迅速反击立足未稳的苏军，不仅夺回了塞姆诺夫卡—莫斯托瓦亚，还占领了控制从东北方向进入斯拉夫扬斯克的高地。2月2日，苏军第195摩托化步兵师也从北面和南面抵达斯拉夫扬斯克。第1近卫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将军曾以为，凭借优势兵力夺取斯拉夫扬斯克将如探囊取物一般，没想到这里最多一个加强团规模的守军竟如此强悍，更未料到次日抵达战场的35辆德军坦克会给他制造那么多麻烦，而且小城斯拉夫扬斯克还将变成一个激战持续数周的苦涩战场。率领这批坦克赶来增援的正是舒尔茨，3日到达战场后他立即向苏军第195摩托化步兵师发起了进攻，很快将对手赶离了防御阵地。苏军见迅速夺城已无可能，从4日起开始向该地区大量增兵，第57和第38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3坦克军等都朝这里赶来，第4近卫坦克军则夺取了斯拉夫扬斯克南面的门户克拉马托尔斯卡亚（Kramatorskaya），因而从南面切断了施泰因凯勒战斗群与其他德军的联系。第7装甲师所部把守的斯拉夫扬斯克对苏军的反攻来说是个重大障碍，同时又是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西部防线的坚实堡垒，因而第1装甲集团军要求第40装甲军“命令第7装甲师继续坚守斯拉夫扬斯克，同时将已渡过顿涅茨河的苏军赶回去，恢复与伊久姆地区的友军的联系。”³²第40装甲军除拥有第7装甲师外，还包括巴尔克（Hermann Balck）的第11装甲师、第333步兵师和几个土耳其营。第40装甲军要求丰克固守斯拉夫扬斯克的同时，命令巴尔克朝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和斯拉夫扬斯克靠拢。不过，巴尔克的进展并不顺利，倒是向东南方进攻的第3装甲师，成功地将苏军逼退到斯拉夫扬斯克东北。

虽然斯拉夫扬斯克守军的情形仍很紧张，但国防军战报已在2月6日迫不及待地表扬了第7装甲师，称该师“在重返东线的第1个月里，在顿涅茨盆地的作战中表现卓异，摧毁了苏军坦克236辆、反坦克炮226门、大炮59门、机枪298挺及卡车123辆，还缴获了大批可供自己使用的物资装备”。³³第11装甲师在苏军第4近卫坦克军和第3坦克军的重兵压迫下，缓慢地朝第7装甲师靠拢，试图从南边与斯拉夫扬斯克守军建立联系。而舒尔茨装甲营也适时地向南出击，试图杀出一条走廊后与援军会合。苏军自2月8日起就固守着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及其周边，也不断地朝北面的斯拉夫扬斯克发起攻势。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不愿弃守斯拉夫扬斯克，计划由第11和第7装甲师及党卫军“维京”师三面夹击克拉马托尔斯卡亚，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苏军坦克部队出其不意地穿越了难以通行的地段后突然出现在第40装甲军左翼，结果造成了夹击计划的流产。随后，舒尔茨装甲营与第11装甲师一部组成了一个由巴尔克领衔的战斗群，打算摸到苏军后方进行突袭，逼迫对手放弃克拉马托尔斯卡亚，但由于意图被察觉，巴尔克只得放弃偷袭计划，无奈地再次与第333步兵师一起强攻克拉马托尔斯卡亚。2月15日，第1装甲集团军获准弃守斯拉夫扬斯克，第7装甲师撤出后被部署到克拉斯诺亚梅斯科耶（Krasnoarmeyskoye，即“红军村”，位于马里乌波尔（Mariupol）以北130公里，斯大林诺以西70公里），负责打通斯大林诺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铁路线。18日，第7装甲师、“维京”师和第333步兵师等在能见度极低的天气掩护下，向苏军第4近卫坦克军发起了进攻，激战中舒尔茨部摧毁了11辆T-34，据信还击毙了苏军第14近卫坦克旅旅长。23日，第7装甲师等部包围了铁路枢纽巴尔文科沃，舒尔茨装甲营作为箭头在三处切断了伊久姆至斯拉夫扬斯克的铁路，最远推进到顿涅茨河河岸。

德军顿涅茨—伊久姆攻防作战示意图（1943年2月19日至4月8日）。

第7装甲师撤出斯拉夫扬斯克的次日（2月16日），党卫军装甲军在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强大压力下弃守重镇哈尔科夫，但没用多久苏军大本营就发现，血战换来的哈尔科夫这个大奖品并不是那么容易紧握在手的。舒尔茨等在前线与对手拉锯苦战的同时，曼施坦因正在部署一场史称“哈尔科夫反击战”的战役，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反攻计划近乎完美地得以实现，苏军损失了大约52个师，德军赢得了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第7装甲师撤出斯拉夫扬斯克后，与党卫军所部携手进行的一系列作战其实正是曼施坦因反击计划的第一阶段，直接目标是将瓦图京将军的西南方面军分割包围并赶回顿涅茨河对岸。2月底，瓦图京所部被逼退到顿涅茨河对岸，身后留下了615辆坦克、400门大炮、9000名俘虏和23000具尸体。随着反击战第一阶段的收尾，德军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展开了两翼包抄沃罗涅日方面军所部和收复哈尔科夫的第二阶段作战。这个阶段的战事在3月中旬达到了高潮，“希特勒警卫旗队”师15日以高昂的代价夺回了哈尔科夫，“肯普夫（Werner Kempf）集团军级支队”也在18日占领了重镇别尔哥罗德，到这时为止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损失了4万余人、600辆坦克和500门大炮。曼施坦因原计划在第三阶段继续向北推进，消灭库尔斯克一带的苏军的同时，寻求与中央集团军群所部的会合。但是，随着初春泥泞季节的到来，曾经坚实的冻土路面无法再支撑装甲车辆，第三阶段也因之无法完成。激战结束时，苏军据守着一个以库尔斯克为中心，宽100英里、纵深70英里的突出部，这就是几个月后库尔斯克会战的战场。

3月初至4月初，第7装甲师的主战场位于伊久姆南面的顿涅茨河沿岸，其左翼为“维京”师，右翼是第333步兵师，面对的是苏军第6近卫集团军的第53摩托化步兵师和第57、第60近卫摩托化步兵师。第7装甲师自身分成三个战斗群，即“施泰因凯勒战斗群”、“舒尔茨战斗群”以及以格莱塞默（Wolfgang Glaesemer）的第6装甲掷弹兵团为主的“格莱塞默战斗群”。此外，第7装甲师还得到了第46步兵师的反坦克营和掷弹兵团1个营的增援。3月10日，“施泰因凯勒战斗群”遭到苏军的大规模攻击，连绵不绝的炮火和空袭一度切断了第7装甲师三个战斗群之间的联系。第7装甲掷弹兵团1营的防线被突破时，舒尔茨第一时间率领装甲战斗群驰援陷入苦战的步兵，3天激战后恢复了双方沿顿涅茨河对峙的局面，据说舒尔茨战斗群摧毁了100辆以上的苏军坦克和不少大炮。³⁴

舒尔茨在4月1日晋升为中校，当月中旬时随装甲师调往哈尔科夫以南区域。第7装甲师在这里被划归布赖特（Hermann Breith）将军的第3装甲军，开始进行战地重组和为库尔斯克会战进行准备。5月至6月，包括第7装甲师在内的德军各部进行了大强度的进攻训练，用布赖特战后的话来说，这些训练旨在“更紧密地融合参战各部，帮助军官和军士熟悉进攻中或许会遭遇的各种情况，重中之重在于提高个人射术、改进包括坦克在内的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³⁵第7装甲师重点演练了战场火力与部队运动的有机协同，训练步兵学会善用炮火和重武器弹幕射击的效果，而舒尔茨装甲团不仅参与了步炮合练，还与俯冲轰炸机部队进行了协同作战的实弹演习，舒尔茨本人更是格外用心训练所部与第3装甲军直属的第503重装甲营的战术配合。

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第3装甲军所在的“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是南翼德军的一部分，肯普夫麾下除第3装甲军外还有第11和第42军，主要任务是掩护南翼主攻力量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为保护从别尔哥罗德西面扑向奥博扬（Oboyan）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侧翼，第3装甲军被部署在党卫军的右翼，负责从别尔哥罗德附近朝东北方的克罗恰（Korocha）推进，将以机动战方式歼灭预期从东面和北面赶来的苏军。布赖特的手下各部中，右翼的第7装甲师（87辆参战坦克）位于索洛米娜（Solomina），居中的第19装甲师（70辆参战坦克）位于别尔哥罗德东南，左翼的第6装甲师（86辆参战坦克）则被部署在第168步兵师背后，负责以其重武器和炮火支援该师扩大顿涅茨河桥头堡的作战。

7月5日子夜后不久，德军炮兵和重武器向苏军前沿进行了短促的弹幕射击，之后开始了向东跨越顿涅茨河的作战。早有准备的苏军以同样猛烈的炮火和顽强的防御扼杀了德军第168步兵师扩大桥头堡的所有努力，第6装甲师当日上午根本无法渡过顿涅茨河；别尔哥罗德东南的第19装甲师在雷场密布的森林边缘和困难地形中进退维艰，还有相当多的坦克被炸毁；只有右翼的第7装甲师取得了较大进展，步兵渡河成功后迅速建立了桥头堡，舒尔茨装甲团也在当日下午6时完成了渡河。第6装甲掷弹兵团的一名军官曾回忆说：“……我们忠实的帮手——装甲兵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赶来接过攻击矛头的重任。整整1小时里就我们自己在最前沿，这时身后传来了隆隆的响声，我们都跳了起来，看到的是一幅壮观的景象——钢铁巨兽的长长队列正向我们开来。坐在指挥坦克上的正是‘装甲舒尔茨’。我们顿时热情高涨，所有疲惫霎那间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坦克编队到达阵地后停了下来，舒尔茨中校对于未能早点赶来帮忙表示了歉意——他得等到浮桥建好才能渡河，他特意赞扬了我们的攻击性。之后他带着装甲兵们向前冲去了。”³⁶

5日下午，布赖特决定把第6装甲师从别尔哥罗德附近调到第7装甲师战区，从后者架设的足以承重60吨的渡桥上过河，同时还将第168步兵师大部调至第19装甲师方向。6日清晨，第3装甲军完成了重新部署，但第19装甲师和第168步兵师在别尔哥罗德东面的进展还是相当迟缓。第7装甲师当日的任务是取道亚斯特列博沃（Yastrebovo）进攻梅利霍沃（Melikhovo），担任装甲矛头的是舒尔茨装甲团和配属的第503重装甲营3连，他们在拉祖姆诺耶（Razumnoye）至克鲁托伊罗格（Krutoy Log）之间的地域，先是顺利击溃了苏军第78近卫步兵师的1个步兵团和1个反坦克营，而后被第73近卫步兵师挡住了去路。这支苏军在第167和第262坦克团、第1438自行火炮团的支援下，³⁷顽强地打退了第7装甲师的多次正面进攻。下午晚些时候，第6装甲师的第11装甲团在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Hermann von Oppeln-Bronikowski）上校的率领下，立即像压路机一样席卷了一个苏军步兵团的防线，而后占据了前述苏军2个坦克团之间的关键高地。不过，苏军第73近卫步兵师后撤重组防线后，不仅不再退却，反而发动了反攻。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战后曾称此战是他本人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斗：“……我们（第11和第25）2个装甲团突破了苏军的两道防御阵地。炮弹的爆炸声像夏日惊雷般震耳欲聋。我们密集的炮火很快摧毁了苏军工事和地堡，几次齐射也铲平了反坦克炮阵地。不过我们也有几辆误入雷区的坦克被炸毁，还有几辆被反坦克炮摧毁。然而，我们总算从正面撕开了苏军的纵深防线。而后，苏军投入了很多来自于精锐的第2近卫坦克军和第3机械化军的坦克。我团6连和8连在装甲老手贝克博士（Franz Bäke）的第503重装甲营支援下，与右翼的舒尔茨装甲团建立了联系。我团摧毁了对手7辆坦克、10门反坦克炮及大批野战炮，而贝克本人又亲手干掉了1辆T-34……”³⁸在第11装甲团右翼作战的舒尔茨，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最前方，指挥Ⅲ号、Ⅳ号和虎式坦克向业已判明的苏军坦克集结地扑去。夜幕降临时，舒尔茨所部已摧毁了34辆T-34。虽然2个装甲团合力摧毁了不少坦克和大炮，但正如奥佩恩—布罗尼科夫斯基所言，苏军投入了强大的坦克预备队，第7装甲师的侧翼也受到对手的不断攻击（苏军还投入了时所罕见的“斯大林”重型坦克），而且在突击正面上的苏军第73近卫步兵师还依托地利建起了牢固的防线。由于担心自己这个矛头的进攻受阻影响整个集团军的推进，舒尔茨在与第11装甲团建立联系后，决定当夜再度强攻对手的防线。他把第503重装甲营3连调到正面佯攻，自己则利用夜色掩护杀到对手侧后方及其炮兵阵地附近。这种夹击战术很快击溃了腹背受敌的苏军，为第3装甲军的继续推进立下了头功。

7日，舒尔茨在第6装甲掷弹兵团的配合下夺取了米亚索耶多沃（Myasoyedovo），而第6装甲师因受困于山地密林仍在亚斯特列博沃附近踟蹰难行。鉴于第19装甲师和第168步兵师仍无法突破别尔哥罗德附近的防线，布赖特决定集中第6和第7装甲师的力量杀个回马枪，自东向西进攻别尔哥罗德周边的苏军第7近卫集团军。就在第7装甲师准备进攻的同时，苏军在8日发起了强力反攻，第7装甲师随即转入守势和进行机动防御。由于本应保护第3装甲军右翼的第11军被对手拖住，第7装甲师还得分兵在拉祖姆诺耶以东保护全军的右翼，直到10日夜第198步兵师赶来接防为止。这两天，第6和第19装甲师终于在别尔哥罗德地区取得了重大成功，除歼灭了第7近卫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迫使其余部东撤外，还控制了别尔哥罗德至克罗恰的补给公路。11日下午，第3装甲军沿拉祖姆诺耶河两岸发起了新攻势，西岸的第6装甲师负责向施利亚科沃（Schliachovo）发起中路主攻，居左的第19装甲师在保护前者侧翼的同时负责向萨维尔斯科耶（Saverskoye）推进，东岸的第7装甲师则在米亚索耶多沃消灭了相当数量的苏军，舒尔茨装甲团最远曾推进到沙伊诺（Scheino）。布赖特战后曾称：“第7装甲师11日在沙伊诺附近的成功是一次大胜，此后装甲军东翼的前线完全平静下来，敌军遭受了重大损失。”第11军的步兵师接防沙伊诺后，第7装甲师于12日赶到拉祖姆诺耶河西岸的卡扎切（Kazache），准备与第6和第19装甲师一起向普洛霍罗夫卡（Prokhorovka）方向推进。

7月13日，舒尔茨率部渡过了萨维尔斯科耶—顿涅茨河后建立了一座桥头堡，但在次日凌晨，苏军通过反击包围了德军第6装甲掷弹兵团一部，大批坦克也正朝这个包围圈驶来。舒尔茨闻讯后立即率领12辆坦克前去救援。在森林边缘的一座农舍附近，舒尔茨借助晨曦发现了对手坦克的轮廓，他命令手下向农舍开炮，结果从燃起的火焰中看到了更多的T-34。舒尔茨不愿恋战，命令坦克编队右转并沿着河岸行驶，发现2辆T-34正朝他的方位转动炮塔后，赶紧命令手下开火摧毁对手。赶去救援步兵的途中，舒尔茨又遭遇了另一批防范不足的苏军坦克，双方短促交火后苏军匆忙撤离。就在追击对手时，坦克前方不远处的大片草丛中突然站起了苦苦待援的装甲掷弹兵，“是舒尔茨！装甲舒尔茨救我们来了！”这样的欢呼声很快传遍了德军的藏身处。舒尔茨命令下属的坦克继续追击，以求为眼前的步兵们赢得宽裕一点的喘息空间。的确，舒尔茨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给装甲兵和步兵带来信心，进攻中他率先垂范、勇猛拼杀，防守中又以机动灵活和意志顽强给官兵带来安全感，即便被切断时官兵们也相信舒尔茨会赶来为他们解围。舒尔茨在14日所做的并不止是解救被围的步兵，他还率领装甲战斗群与第6装甲师一起挫败了苏军的反攻，摧毁了相当多的坦克。

库尔斯克激战正酣时，苏军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在奥廖尔地域发起了大规模反攻，对北翼的莫德尔第9集团军的后方构成了重大威胁，曼施坦因自己的右翼也出现了苏军准备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诸多迹象，再加上对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战场整体局势的忧虑，希特勒在17日下达了中止库尔斯克会战的命令。其实，第7装甲师在15日与党卫军“帝国”师建立联系后就已奉命停止进攻。该师随即与第503重装甲营及多数炮兵部队一起调离第3装甲军。21日，第7装甲师开往鲍里索夫卡—格雷沃诺（Borissovka-Grayvonon）附近，成为南方集团军群的预备队。布赖特战后曾总结过第3装甲军在7月5日至15日期间所谓的战果——消灭了3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和3个坦克旅，重创了4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团，俘敌1万人，缴获了334辆坦克、429具反坦克炮和101门大炮等。³⁹如果他的数字大致准确的话，那么第7装甲师所做的贡献恐怕不在少数。不过，第7装甲师自身的损失也可谓不菲，舒尔茨装甲团到进攻停止时仅剩15辆坦克，第6和第7两个掷弹兵团只剩不足3营的人马，师长丰克在8月1日提交的报告中称：“全师损失了约100名军官、2600名军士与士兵。”⁴⁰

摄于1943年6月21日，库尔斯克会战打响前，舒尔茨中校率领装甲团进行了一系列演习训练。图中他正与1辆坦克的乘员交谈，左侧是1辆Ⅲ号坦克的装甲护裙。

另一张摄于库尔斯克会战前的照片，背景是1辆Ⅲ号坦克。

摄于1943年6月，舒尔茨（左三身着迷彩服者）正与军官们交谈。

摄于1943年6月21日，练兵场上的舒尔茨。

摄于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场上的第503重装甲营的虎式坦克及其他装甲车辆。

摄于1943年7月，舒尔茨装甲团的Ⅳ号坦克在库尔斯克战场上。

摄于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场，德军机枪手正紧张地等待着苏军即将发起的进攻，图中的武器是射速达每分钟800至900发子弹的MG34机枪。

摄于1943年6月21日，舒尔茨（左）身后是第503重装甲营3连的虎式坦克。

摄于1943年8月，舒尔茨以其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的表现和战功于8月6日获颁第33枚双剑骑士勋章。

1943年8月6日，舒尔茨因库尔斯克之战中的表现和战功获颁第33枚双剑骑士勋章。作为陆军第8位获此殊荣的军人，“装甲舒尔茨”已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战星。

战星陨落：“独一无二的装甲兵舒尔茨”

1943年8月初，别尔哥罗德和奥廖尔被苏军相继克复，哈尔科夫虽仍在德军手中，但第4装甲集团军与“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的结合部已被捅开了宽达50公里的缺口，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第一次向苏军敞开了。第7、第11、第19装甲师以及“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和几支步兵师败退到哈尔科夫西北的苏梅—阿赫特尔卡（Sumy-Akhtyrka）地区后，暂时挡住了苏军奔向第聂伯河的去路。防线趋稳之际，霍特把第4装甲集团军剩下的坦克和突击炮重组为一个突击装甲集群，由第24装甲军军部指挥，从阿赫特尔卡出发向东南方发动反攻，旨在铲除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所部形成的突出部，进而解除对手对波尔塔瓦（Poltava）的直接威胁。第7装甲师、“大德意志”师、第10装甲掷弹兵师以及若干独立重装甲营或突击炮营构成了反击的主体，其中第7装甲师的任务是保障阿赫特尔卡的安全和掩护反击主力“大德意志”师的侧翼。德军的反击在8月18日清晨按时发起，但第7装甲师师长丰克已不能再指挥部队——3日前，他在阿赫特尔卡病倒，军医要求他立即回国治病。第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格莱塞默上校被任命为代理师长，舒尔茨带着10余辆尚能参战的坦克在GD师的北翼同步推进。8月20日，曼陀菲尔少将成为第7装甲师短暂历史上的第4任师长。

此后近1个月，南方德军最主要的任务变成了如何避免被围和保全自己。9月18日，曼施坦因获准将危在旦夕的南方德军全线撤往第聂伯河左岸——在他身后苦苦相逼的是占苏军全部军力40％的步兵和84％的坦克部队！第7装甲师此时隶属于第8集团军麾下的第48装甲军，在克列缅丘格渡过第聂伯河之后，曼陀菲尔奉命率部北上，与第20装甲掷弹兵师一起铲除苏军在基辅东南的布克林（Buklin）建立的桥头堡。舒尔茨装甲团和支援步兵与对手激战了数日，虽始终无法铲除实力大增的桥头堡，但苏军试图从桥头堡突破而出的所有尝试，都在德军的严防死守下无功而返。10月的最初几日，第7和第8装甲师被划归第59军指挥，在普里皮亚季河与第聂伯河交汇处试图铲除苏军建立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桥头堡。由于切尔诺贝利周边是德军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的结合部，为铲除苏军建起的危险的桥头堡，中央集团军群在北面投入了4个装甲师的重兵，南方集团军群则在南面派出了第7、第8装甲师和第59军的3个步兵师。这场鲜为人知的战事从10月3日一直延续到14日，不过，第7装甲师在10日即奉命脱离战场，南下挡住苏军在另一桥头堡的突破尝试。10月剩下的日子里，舒尔茨带着为数不多的坦克转战于第聂伯河与捷捷列夫（Teterev）河之间，扮演着步兵防线上的“消防队”角色。

11月3日，刚在两天前晋为上校的舒尔茨，奉命率领装甲团急赴基辅北面的村庄柳捷日（Lyutezh），任务是与其他部队一起堵住苏军6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军在此发起的大规模攻势。4日下午，沃罗涅日方面军统帅瓦图京投入了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1近卫骑兵军，数百辆苏军坦克沿着步兵从德军前沿杀开的血路，如出笼猛虎般在夜色中上阵了。第7装甲师以舒尔茨装甲团为主组织的装甲战斗群虽然发起了多次反扑，但在苏军压倒性的优势下，不仅无法阻挡其高速推进，自身也被挤压着朝日托米尔撤去。随后10日里，南方集团军群北翼的局势十分危险，基辅在6日失守，重镇法斯托夫（Fastov）于7日清晨告陷，日托米尔至北面的科罗斯坚（Korosten）的铁路被切断，日托米尔本身也在13日被攻克。为扭转危局，曼施坦因准备在日托米尔—法斯托夫地区集结多支装甲师进行反击，他成功说服了希特勒把第1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改派至最危急的基辅战场。预计投入反击的装甲部队从8日起开始在法斯托夫南面集结，除前述两个刚完成休整和重新装备的“第一师”外，还包括第7、第8、第19和第25装甲师等。德军参战各装甲师合计拥有坦克与突击炮900余辆，除正在进行短期修理的以外，能即刻参战的也有近400辆。曼陀菲尔所部实力稍逊，11月9日至14日接收了20辆Ⅳ号坦克后，才使舒尔茨装甲团的坦克数量达到33辆，可实际参战的恐怕只有这20辆新到的坦克了。具体指挥反击战的任务交给了巴尔克，日前伤愈归队的他原本出任第40装甲军军长，在战前拜会曼施坦因时，才意外得知自己被改派至第48装甲军任军长。

巴尔克装甲军的任务是先夺回日托米尔，待防线连成一体、消灭或重创了对手的主力后，再伺机清除整个基辅突出部的苏军。巴尔克把第25装甲师和党卫军“帝国”师的装甲战斗群部署在右翼，第7装甲师和第68步兵师居左，第1装甲师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则负责中路主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部队保持对日托米尔守军的包围态势。德军攻势在11月15日发起，两天后第7装甲师攻占了日托米尔以东12公里处的列夫科夫（Levkoff），“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切断了日托米尔往东通向基辅的铁路和公路，之后开始面朝东方警戒对手的援军，而第1装甲师在同日抵达铁路线后也开始由西向东逼近日托米尔。18日的多数时间里，第7装甲师都在试图突破日托米尔东南的苏军防御阵地，但苏军第60集团军所部的顽强抵抗还是令曼陀菲尔一筹莫展。当日下午2点，曼陀菲尔与舒尔茨协商后决定，由他自己率主力继续在日托米尔东南进攻，舒尔茨则率领一个小战斗群先向北推进，到达公路和铁路线后再由东向西逼近日托米尔。舒尔茨带着第2装甲营一个连的6辆坦克和少许装甲掷弹兵按计划出发了，接近公路时他命令属下先隐身于附近的森林边缘进行观察，结果发现一支苏军补给车队正向日托米尔东郊开来，其中还有几辆是油车。舒尔茨率队迅速向对手发起了突袭，猝不及防的补给车队中有数辆立即中弹起火爆炸，很快便将这段原本尚可通行的公路堵死。消灭了这些容易的猎物后，舒尔茨等7辆坦克旋转90度后继续逼近日托米尔东郊。不久，日托米尔至基辅铁路的路基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在这时，苏军重型反坦克炮发射的炮弹在舒尔茨等人附近爆炸，未等他们有所反应，另一发炮弹准确命中了舒尔茨手下的一辆坦克，造成坦克自身的弹药被引爆。舒尔茨命令下属开入靠近路基的果园隐蔽，由于对手的反坦克阵地方位不明，舒尔茨思索了一下后指示一辆坦克翻越路基，其他坦克各自寻找最佳的出发位置。就在那辆德军坦克越过路基并沿坡而下时，苏军重型反坦克炮又一次开火了，不过未能命中目标，反将自己的方位暴露出来了——它的命运可想而知。舒尔茨率几辆坦克翻过路基后横冲直撞地撞倒了路基另一侧高高的护栏，将隐伏在此的几门重型反坦克炮都碾成了废铁，还俘虏了一些正在庆贺胜利而酩酊大醉的苏军士兵。

曼陀菲尔战后曾忆述过当日傍晚时分的战况：“……11月18日，一整天我都在试图突入日托米尔，但无法在敌军防线上找到明显的弱点……大约天黑前1小时我收到无线电呼叫，要我迅速赶到舒尔茨上校那里。这可真是不同寻常——2小时前我们刚在师部碰过头，很担心他发生了什么意外。当我赶到舒尔茨那里后，得知他在向日托米尔推进的途中，在一处反坦克炮阵地附近撞见了一些醉醺醺的苏军士兵。这个消息无疑提醒我要立即行动，于是我马上命令各部攻城……我还发出了这样一条讯息：‘圣诞礼物正在日托米尔等着我们！’我和舒尔茨带着6辆坦克、约100名装甲掷弹兵乘着夜色逼近了日托米尔城。舒尔茨挺立在坦克编队的最前方。我们的每辆坦克都与装甲掷弹兵们密切合作，在堪称典范的团队努力下，我们这个小战斗群沿着一条条街区逐渐向市中心推进。我们出发的时间是18日傍晚5点，到19日凌晨3点时终于突破了苏军最顽强的防御阵地，开始清理城中的零星抵抗。装甲掷弹兵与坦克乘员们十足的冲劲直到今日仍留给我在整个战争期间最深的印象。舒尔茨与我最后一起徒步前进，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他不停地握我的手，显然每个人做到的每样事情都令他激动不已。”⁴¹

尽管曼施坦因在《失去的胜利》一书中只用了一句话提及日托米尔被第48装甲军攻陷，甚至都没有提到第7装甲师和立下头功的舒尔茨，但此战确为舒尔茨和曼陀菲尔这级指挥官的一次重大胜利——日托米尔的易主迫使苏军第60集团军向北面和东面撤退。更重要的是，这场睽违已久的胜利无疑为“以撤退为主旋律”的南方集团军群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曼陀菲尔因此战功获得了第332枚橡叶骑士勋章，还被称为“日托米尔雄狮”——如果说他配得上这个称号的话，那么舒尔茨理所当然的就是那只“头狼”。曼陀菲尔是个绝不贪功的优秀指挥官，他充分地认可舒尔茨这位装甲团长的指挥水准、应变能力和判断力，在20日发给全师官兵的命令中他高度称颂了舒尔茨的战功，还在接受国防军宣传队采访时如此说道：“最优秀的指挥官舒尔茨率领装甲团始终站在攻击大潮的最前端，他以无与伦比的勇猛和献身精神，鼓舞并支援着我们的装甲掷弹兵、炮兵和通信兵……他是所有官兵的楷模，我对他及第25装甲团的感激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曼陀菲尔所做的还不止这些，他已向上级正式推荐授予舒尔茨钻石骑士勋章这一最高荣誉。

日托米尔的硝烟尚未散尽，第48装甲军于20日又在日托米尔以东40公里的布鲁希洛夫（Brussilov）周边发起了进攻，以围歼苏军第5、第8近卫坦克军及第1近卫骑兵军所部为目标。按照巴尔克的部署，“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负责主攻，将由西向东朝布鲁希洛夫展开正面攻势；第19和第1装甲师以在布鲁希洛夫以东会师并合围对手为目标；第7装甲师则在北面负责沿着捷捷列夫河右岸保护进攻部队的侧翼。23日至25日，第7装甲师在“帝国”师装甲战斗群的协助下，在拉多梅什利（Radomyshl）东南的一系列攻势中消灭了相当数量的苏军。而其他几路德军也在布鲁希洛夫取得了毙敌3000余人、俘虏数千、摧毁坦克150余辆和反坦克炮250门的不俗战果。日托米尔和布鲁希洛夫的接连失败，引起了斯大林对第1乌克兰方面军统帅瓦图京的强烈不满，后者迫于压力开始积聚力量和准备反击，但在局势有所改善之前，瓦图京还要再遭受一次重击。12月6日至15日，巴尔克指挥第68步兵师、第1和第7装甲师及“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在拉多梅什利周边再次重创了苏军第60集团军，曼陀菲尔所部在此战中被赋予向苏军后方的马林（Malin）推进的重任，第48装甲军参谋长梅林津战后曾称第7装甲师是德军“取胜的一手王牌。”

12月14日，就在拉多梅什利之战以德军的胜利告终时，元首大本营宣布舒尔茨获得了第9枚钻石骑士勋章，他也成为陆军继隆美尔之后的第2位钻石骑士。曼施坦因元帅当天向驻守马林桥头堡的第7装甲师发来贺电，声称：“我代表集团军群所有官兵向舒尔茨上校表示衷心的祝贺，我们所有人都以这位杰出的军官为荣。”⁴²一时间，舒尔茨成了德军的明星和受人膜拜的英雄，但大出风头显然不是他的风格，一贯处事低调、不喜张扬的舒尔茨对战地记者的采访是能推就推、能躲则躲，最后虽接受了著名记者梅格莱因（Heinz Maegerlein）的采访，但竟把施泰因凯勒上校弄来作陪，舒尔茨在此方面与风头劲扬的隆美尔元帅可谓有着天壤之别。舒尔茨更愿在前线与装甲兵和掷弹兵们呆在一起，或者一个人抽支烟、静静地看书。装甲兵们也深为自己有这样的领路人感到庆幸，舒尔茨赢得的光环与桂冠令他们能跻身于精英群体而自豪，他一贯舍身忘死的作风是他们师法的榜样，他在战场上的机智灵活是他们幸存的保证，他的关怀体贴更使他们能时时感到家庭的温暖。多次被装甲团营救的掷弹兵们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装甲舒尔茨”——当舒尔茨次日到配属于装甲团的掷弹兵连视察时，有普通战士高举着大块硬纸板欢迎他，只见上面书写着一排大字：“衷心祝贺我们的荣誉掷弹兵——舒尔茨上校！”⁴³

第7装甲师东线作战路线示意图（1943年1月至1944年7月）。

约摄于1943年10月末或11月初，舒尔茨与第7装甲掷弹兵团团长施泰因凯勒在一起。

1944年圣诞节的前一天，日托米尔之战的功臣曼陀菲尔应邀前往狼穴大本营与希特勒共渡圣诞，元首除了赠与曼陀菲尔50辆崭新的坦克外，还任命他出任国防军精锐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师长，委托他将该师建成战斗力最强大的模范装甲师。此外，曼陀菲尔推荐由舒尔茨接任第7装甲师师长，也得到了希特勒的首肯。曼陀菲尔在狼穴享受难得的轻松时刻的同时，瓦图京第1乌克兰方面军以空前强大的力量，沿着基辅—日托米尔公路及法斯托夫—卡扎京（Kazatin）铁路，向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发起了战史上有名的“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德军第24装甲军首先被击溃，尚在梅列尼（Meleni）一带的巴尔克第48装甲军奉命紧急南下，前往日托米尔周边阻击苏军第1和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快速推进。尽管百般努力，第4装甲集团军乃至整个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还是迅速地滑向灾难的深渊——科罗斯坚29日被攻克，卡扎京30日失守，日托米尔31日易主，别尔季切夫则在1944年1月5日被苏军收复。德军各部纷纷后撤，第7装甲师也在1月2日从别尔季切夫西撤，8日时进入铁路枢纽瑟柏托夫卡（Shepetovka）东南布防。

摄于1943年冬的基辅突出部反击战期间，舒尔茨上校正与下属交谈。

摄于1943年11中下旬的基辅突出部反击战期间，第7装甲师师长曼陀菲尔少将（前排右三）正与装甲团团长舒尔茨（右四面对镜头者）等在听取汇报。

摄于1943年12月中旬，舒尔茨获得德军第9枚钻石骑士勋章后接受随军记者采访时的场景。图中中立者为施泰因凯勒，右一低头吸烟者为舒尔茨，他似乎相当紧张窘迫，左一为著名战地记者梅格莱因，他曾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担任过播音员。

摄于1943年12月18日清晨的马林桥头堡，本图汇集了第7装甲师的几位重要军官，从左至右依次为霍恩泽中尉（Gerhard Hohensee），曼陀菲尔，首席作战参谋军官布莱肯中校（Otto-Heinrich Bleicken，部分被曼陀菲尔遮挡），舒尔茨上校，施泰因凯勒上校。施泰因凯勒于1944年1月10日离开第7装甲师，数月后升任“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少将师长，1944年6月在苏军夏季攻势中被俘。布莱肯中校在二战结束前为“大德意志”装甲军上校参谋长。霍恩泽战后曾任第7装甲师老兵协会主席。

摄于1943年11月19日，德军第7和第1装甲师协力攻克了日托米尔，图为德军装甲掷弹兵和装甲车进入日托米尔时的场面。

另一张反应舒尔茨接受战地记者梅格莱因采访的照片。从舒尔茨静静倾听的表情来看，似乎获得最高战功勋章的是右一的施泰因凯勒上校。

摄于1943年12月中旬，当舒尔茨获颁钻石骑士勋章的消息传到第7甲师时，他手下的官兵纷纷向他表示祝贺，曼施坦因元帅也发来了贺电。

摄于1943年11月19日，日托米尔城中的德军士兵、苏军战俘和当地的孩子。

摄于1944年1月9日，舒尔茨少将当日在狼穴大本营领受了钻石骑士勋章。

摄于1944年1月13日，舒尔茨向第25装甲团2营的塔勒尔（Andreas Thaler）上尉颁授骑士勋章的场景。根据有关资料，这张图片应摄于巴伐利亚的埃朗根（Erlangen）装甲兵学校，授勋仪式为何会在埃朗根进行的原因不十分清楚，有可能是塔勒尔正在这里接受豹式坦克训练，而舒尔茨则在造访了纽伦堡之后，顺路赶到这里为塔勒尔授勋。

第9位钻石骑士勋章获得者舒尔茨少将获勋后拍摄的标准照。

摄于1944年1月，舒尔茨在狼穴大本营领受钻石骑士勋章后应邀造访纽伦堡，图为他在地方高官的陪同下检阅部队和向民众致意的场景。从左至右依次为步兵将军维克托林（Mauritz von Wiktorin，的第13军区指挥官）、纽伦堡纳粹党领袖霍尔茨（Karl Holz）、舒尔茨、纽伦堡党卫队兼警察首脑马丁（Benno Martin）。

摄于1944年1月13日的埃朗根，舒尔茨与刚获骑士勋章的塔勒尔上尉。

约摄于1943年12月底，苏军第1乌克兰方面军在圣诞日发起了浩大的反攻，以无可阻挡的势头在12月31日收复了日托米尔。图为德军在撤离前将日托米尔付之一炬的场景。

1月9日，已在1944年元旦晋为少将的舒尔茨乘专机飞往东普鲁士，在狼穴大本营的授勋仪式上从希特勒手中接过了钻石骑士勋章。之后，他应第13军区指挥官维克托林（Mauritz von Wiktorin）将军的邀请访问了巴伐利亚的纽伦堡，受到了驻军、市民和当地纳粹组织的热烈欢迎。13日，舒尔茨顺便造访位于埃朗根的装甲兵学校，为第7装甲师2营的塔勒尔上尉颁发了骑士勋章。

1月26日，曼陀菲尔正式将指挥权移交给舒尔茨，然后乘飞机前往正在第聂伯河下游基洛夫格勒作战的“大德意志”师上任。次日，沉寂数日的苏军在萨尔内（Sarny）和瑟柏托夫卡之间发起了新攻势，但在舒尔茨有条不紊的领导下，第7装甲师击退了对手的进攻，防区内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但谁又能料到，军旅生涯似将一帆风顺的耀眼战星舒尔茨，在执掌“幽灵之师”仅仅2天后就于28日流星般地陨落了。

28日凌晨，略显发福的舒尔茨信步走出师部，准备赶到所属各部的前沿进行巡视。他边走边向已做好出发准备的参谋随从们还礼致意，而后敏捷地登上了1辆改装的八轮无线电指挥车。舒尔茨身着常穿的那件改制过的迷彩服，在炮塔上伫立片刻，抬头望了望昏暗的天色，还有那仍在扑簌簌飘落的雪花，然后右臂向前一挥，指挥车带着几辆装甲车很快便消失在黎明前的昏暗中。舒尔茨一行在积雪覆盖的路面和木排铺就的简易道路上跋涉了几个小时，赶到前沿指挥部时，发现已有部分苏军在坦克的支援下从东面渗入了瑟柏托夫卡。承担正面防御的步兵团被赶离了阵地，而苏军还正在瑟柏托夫卡的南北两面继续进攻。舒尔茨略作思考，然后命令第25装甲团团长托默（Thome，名字不详）中校带领一些坦克帮助步兵消灭突入瑟柏托夫卡的苏军；同时，以第7和第6装甲掷弹兵团为主体组成南北两个突击集群进行反击。布置完成后，舒尔茨带着几辆坦克、装甲车和20毫米自行高射炮组成的小战斗群抄近路赶往瑟柏托夫卡城，途径第7装甲掷弹兵团团部时，他获悉装甲团正帮助步兵夺回失去的阵地，已摧毁10辆坦克并在追逐逃跑的3辆坦克。10点过后，有消息传来说瑟柏托夫卡城内的苏军先头部队已被围歼，共计摧毁13辆坦克，而北翼突击集群也报告称一切进展顺利，唯有南翼突击集群似乎遇到了较大困难。

舒尔茨决定赶到南翼突击集群了解情况，11点30分左右，由于有一段时间未收到南翼的报告，他命令报务员发电询问，而对方指挥官回电称还需再等几分钟才有具体战况。舒尔茨一行加快了赶往南翼的进度，不久就发现南翼集群的几辆坦克、装甲车和自行火炮正在宽阔的战场上东躲西藏，方位不明的苏军火箭炮和重型迫击炮正在进行猛烈的炮击，有些弹片甚至都散落到舒尔茨的指挥车附近。舒尔茨对这种场面并不陌生，他自己就曾多次被弹片所伤，但所幸都无大碍。只见他一边命令驾驶员驱车逼近战场，一边举起望远镜观察周边。他发现前方约1500米处的森林边缘有几处大房子不太对劲，周围应该藏有迫击炮或炮兵阵地，于是命令随行的自行高射炮向几幢大房子射击。很快，森林边缘传来了响亮的弹药爆炸声，几幢房子也燃起了冲天大火。舒尔茨满意地微笑了一下，命令报务员继续呼叫南翼突击集群指挥官汇报情况。就在这时，致命的排炮在指挥车附近连珠炮似地爆炸，正在呼叫的报务员突然间没了声音，驾驶员扭头一看，血流如注的师长也已歪倒在一边。驾驶员立即倒车，全速向后方奔去，师长副官为舒尔茨包扎时发现其头部已被弹片贯穿，他不停地呼唤师长，但舒尔茨只是在那里痛苦地低声呻吟。几分钟后，最近一个步兵营的医官为舒尔茨包扎了伤口，然后命令救护车迅速将之送往后方医院。得到消息的军官和士兵开始焦躁地等候医院的消息。中午1时过后，第7装甲师首席作战参谋布莱肯中校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在所有人的注视下，他抓起话筒，几分钟后表情沉重地说了一句话：“舒尔茨将军死于重伤不治。”⁴⁴

摄于1944年1月31日，第7装甲师官兵为舒尔茨少将送行的场景，图中为1辆Ⅲ号坦克，舒尔茨的棺椁上覆盖着一面纳粹万字旗。

国防军1944年1月30日的战报曾写道：“……日前从元首手中接过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的装甲师师长舒尔茨少将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的离去使陆军损失了最优秀的军人之一，装甲部队也失去了一位堪称楷模的指挥官。”⁴⁵这样的盖棺定论堪称职业军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评价了。31日，第7装甲师官兵为他们的“装甲舒尔茨”送行——覆盖着纳粹万字旗的棺椁安放在1辆Ⅲ号坦克上，这辆孤独的坦克在泥泞的雪地里向旧康斯坦丁诺夫（Staro Konstantinov）缓缓驶去，坦克后面跟着几列垂首的士兵，炮管左右分列着神情悲戚的4位身着黑色装甲兵制服的军官。在这个寒冷的冬日里，昏黄的阳光无力地斜射着雪地，凛冽的寒风呜呜地悲鸣，仿佛也在感受官兵们悲戚眼神下无奈的沉重……在旧康斯坦丁诺夫的德军公墓里，随着舒尔茨的棺椁被缓缓地置于墓冢，主持吊祭的曼施坦因元帅掷下花环，而后举起元帅权杖，向最优秀的军人和装甲指挥官舒尔茨致以最后的敬意。在墓穴周边的士兵朝天射击的枪声中，“装甲舒尔茨”永远地离开了战士们。

摄于1944年1月31日，舒尔茨的送葬队伍进入旧康斯坦丁诺夫时的场景。

位于旧康斯坦丁诺夫德军墓地里的舒尔茨坟茔。

美国西点军校博物馆收藏的佩戴着钻石骑士勋章的舒尔茨少将肖像。

摄于1944年1月31日，舒尔茨被埋葬在旧康斯坦丁诺夫的德军官兵墓地。曼施坦因元帅亲自出席了葬礼并掷下了祭奠的花环。图中前排正中的军官抱着的是舒尔茨的战功勋章。

1944年2月2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希特勒亲自签署的悼词：“1944年1月28日，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装甲师师长舒尔茨少将阵亡于俄国前线。这位真正的战士毕生始终洋溢着对职责的献身、对人民和国家的忠诚。法国战役中作为一名年轻的连长，他证明过自己的杰出，在针对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漫长战争中，这名值得嘉许的军官作为团长和师长始终战斗在最激烈的前沿。他的装甲兵们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他也以超乎寻常的勇敢和胆识激励并引导着战士们迈向新的荣光。在难以计数的装甲战中，这位年轻的将军一直都是攻防的核心和灵魂。怀着对最终胜利毫不动摇的信念，舒尔茨在他的战士们中间找到了军人的归宿。这位军人的命运和态度无疑是一个熠熠闪光的模范。签名：阿道夫·希特勒，1944年2月21日。”⁴⁶

身在基洛夫格勒的曼陀菲尔中将惊闻舒尔茨阵亡的噩耗后伤心不已，他曾对左右说，舒尔茨这个“独一无二的装甲兵”将永远活在第7装甲师的集体记忆中。几十年后，曼陀菲尔在忆及阵亡的舒尔茨时依然不能自已，反复强调手中的秃笔太过钝瑟、所用语言实在笨拙，根本不能描绘出一个真实的“装甲舒尔茨”。他是这样写的：“……阿德尔贝特·舒尔茨，你的生命终结了。你像一只趋日的雄鹰那样飞向上帝的怀抱。上帝现在召唤着你。你是忠诚、勇敢和勇气的化身，你是如此忠实，如此英勇无畏，你的所有美德将使你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典范而被永远铭记。”⁴⁷曼陀菲尔所言不虚，当战后的联邦德国建立新国防军时，为纪念“为国捐躯且政治清白”的舒尔茨少将，特将威斯特法伦州明斯特的一座陆军军营命名为“舒尔茨军营”。

德国人战时为之喝彩的“战争英雄”也好，对手眼中的“法西斯帮凶”也罢，舒尔茨无疑都是一位真正的军人、一位无畏的战士。

第10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鲁德尔上校

（获勋时间1944年3月29日，时为少校）

Chapter 04
第四章

“斯图卡上校”：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上校

德国空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从来都不缺少空战王牌，从一战中的里希特霍芬、乌德特和殷麦曼，到二战中的莫尔德斯、加兰德、马塞勒和哈特曼等，哪一个不是留下了如雷贯耳的声名，创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空战辉煌！可以说，尽管有两次战败，但德国空军的历史一直充盈着才华横溢、不屈不挠的飞行员们的传奇篇章。

相对于为后人熟知的战斗机飞行员群体，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则显得黯淡无光。尽管这个群体中有不少人的飞行生涯同样显赫，但其知名度无疑逊色不止一筹——有多少人了解轰炸机王牌佩尔茨少将、鲍姆巴赫上校及赫尔曼（Hans-Joachim Herrmann）上校？又有多少人听说过俯冲轰炸机部队的领导者库尔迈（Kurt Kuhlmey）上校、施特普（Hans-Karl Stepp）中校和基斯利希（Franz Kieslich）少校？与战斗机部队的伙伴们一样，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们战争期间也一直在不停地作战，不少人执行过1000次以上的任务，直至战死或身体状况不再适于飞行为止。虽然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部队并不以击落多少敌机、摧毁多少地面目标来衡量战绩，他们中最出名的佼佼者也无法像个人战绩200胜以上的战斗机王牌那样风光无限，但是，当他们将一座座敌方城市夷为平地或从地图上抹去，在一次次对地攻击中拯救处于险境的步兵，或是一个接一个摧毁敌军坦克集结地和炮兵阵地，摧毁铁路桥梁从而阻止对手的推进时，无人能够否认他们也对纳粹德国战争机器的早期成功、轰隆运转和垂死挣扎做出了显著贡献。2001年，军史家斯皮克（Mike Spick）在其著作中就对轰炸机王牌们的贡献和战术方法给予了相对公允的评价。¹

俯冲轰炸机飞行员留给后人的总体印象是冷静稳重（甚至有些冷淡）、责任感强、讲求并善于团队合作、执行任务时头脑清楚，但有时也会充满活力和攻击性。这个群体很清楚空军高层对其作战绩效和忠于职守抱有很高期待，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所能得到的认可远不如战斗机和传统的轰炸机飞行员群体。不过，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一旦驾驶上斯图卡，绝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的部队产生归属感并挚爱自己的兵种，主动要求调至其他空军兵种在他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举动。虽然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们对任何伤害自己兵种地位的言行都很敏感，但在很强的自尊心背后，他们一样清楚自己在空军的真正地位。正如先后担任第3和第2俯冲轰炸机联队联队长的库尔迈上校所言：“……我们斯图卡轰炸机飞行员是20世纪最可怜、最卑贱的飞行员。”²

不过，就是在这个“最可怜、最卑贱”的群体中却产生了空战史上一位空前绝后的人物——几乎所有军事历史爱好者都耳熟能详的“斯图卡上校”鲁德尔（Hans-Ulrich Rudel）。这位被陆军元帅舍尔纳赞为“一个人足顶一个师”的超级王牌，是俯冲轰炸机部队的传奇人物，也是所有飞行员中真正的“王中王”：他在二战期间史无前例地执行过2530次任务，有一天曾出战17次，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他摧毁了约2000个作战目标，包括519辆各型坦克、800余辆车、11架战机、150门火炮、1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70艘登陆艇及4列装甲列车等，这更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乃至想象的战绩；他曾被高射炮和步兵轻武器击落过30余次，却从未使用过降落伞，而且还总能生还，单就幸运程度而言，世界各国各时代的飞行员中恐无能出其右者。鲁德尔的战时成就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以致有后人曾感叹道：“尽管战后的诸多政治活动引起了争议，鲁德尔依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二战军人……他应该可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行员。”³鲁德尔是二战德军前后上千万军人中唯一一个在钻石骑士勋章上缀上了金橡叶的人。作为最成功的俯冲轰炸机王牌，他表现出的非凡勇气、高超技艺和令人震惊的战斗欲望就连对手也钦佩有加。鲁德尔个人回忆录的序言，就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传奇人物巴德爵士所撰——后者这样写道：“虽然我并不认同鲁德尔自传中的一些结论和若干思想……但无论以何种标准，他都是一个勇冠三军的伙计。”⁴戴高乐“自由法国”头号王牌飞行员克洛斯特曼曾在1975年这样评论鲁德尔：“……这个人的卓尔不群之处在于，他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和盛名，始于战争已朝着不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之际。当这颗战星开始闪耀时，德国的形势已令人绝望……对于鲁德尔，我只能用我们在英国皇家空军谈论诺沃特尼时说过的一句话向他致敬：‘真可惜他没能穿着我们的军服！’”⁵

用勇冠三军来描述鲁德尔虽恰如其分，但并不完整，我们还必须了解他的一贯立场和政治信念，才能较全面地认识这个战时战后都无所畏惧的人。“我们从没有为一个政党而战斗，我们只是为德国而战”，这种陈词滥调也曾在鲁德尔战后的笔端流淌。很大程度上他也是纳粹宣传机器的产物和工具，在他看来，“民族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毫无区别。苏德战争爆发前，他相信苏联会允许盟友德国获得石油和原材料；东线燃起战火的前夕，他又深信苏联已做好了入侵德国的准备，而德军必须先发制人；战争终结时，他认为西方盟国不仅出卖了德国，也背叛了自己——“终有一日，盟国会深感懊恼。他们毁灭了我们，也就是摧毁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可以说，鲁德尔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既易受到宣传的影响，又处处显得顽冥不化之人，他注定是战争史上一个既显赫、又会引发很大争议的人物。

早年岁月：“只喝牛奶的怪鸟”

在鲁德尔战后自传的前言中，他的母亲玛尔塔（Martha Rudel）曾写下了一些有意思的话语，当这些文字与他的“冷面杀手”、“东线之鹰”、“坦克克星”等形象联系起来时，尤其有意思。母亲说：“我们的乌尔里希是个敏感又紧张不安的孩子……他12岁时，每逢打雷闪电我都得握着他的手。他的大姐过去老说乌尔里希将来成不了大事，因为他甚至不敢独自去地下室。”在母亲眼中，史上最无所畏惧的飞行员永远都是那个胆小羞涩的小男孩。

鲁德尔于1916年7月2日出生在西里西亚的康拉德斯瓦尔道（Konradswaldau，战后划归波兰），父亲约翰内斯（Johannes Rudel）是路德教会的一名牧师，小鲁德尔幼时曾随父母在西里西亚的几个教区生活过。虽然母亲和姐姐都觉得幼时的鲁德尔胆小羞怯，但他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曾在自传里津津有味地回忆过8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他家已搬至塞佛道（Seiferdau），父母和姐姐去附近的城里观看航空节表演时把他独自留在了家里。当时小鲁德尔简直气坏了，大家回来后他缠着他们讲述那些飞行表演，尤其是央求姐姐把有人从高空跳伞的全过程仔细描述了几遍。母亲为他缝制了一个小降落伞，他在上面拴上一块石头，然后兴高彩烈地看着石头拖着降落伞一起缓缓下落。鲁德尔突发奇想，既然石头可以带着降落伞下落，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呢？第二天，趁着家里无人，他试验了平生的第一次“跳伞”。他爬上二楼窗台，然后撑开父亲的雨伞，想都没想就纵身跳了下去——临时降落伞当然没起作用，虽然落在土质松软的花坛里，他还是摔断了一条腿，身上也有多处擦伤。鲁德尔后来说，自己腿上还打着石膏时就下决心成为一名飞行员，虽然这个说法多少有点牵强，但8岁就敢用自制降落伞腾空而下的孩子，并不是那么胆小吧！

摄于1917年末的康拉德斯瓦尔道，鲁德尔的全家福。前排左一为大姐英格，中为一岁半的鲁德尔，右为二姐约翰娜，后排为母亲玛尔塔和父亲约翰内斯。

摄于1927年，11岁的鲁德尔与两位姐姐合影于上西里西亚的尼德—科泽尔（Nieder-Kosel）。

随着年岁的增长，曾经胆小羞怯的鲁德尔开始变得胆大妄为——在他眼中，没有什么树高得爬不上去，也没有什么山坡陡得让他不敢滑雪而下，更没有什么河溪宽得游不过去，当然，也没有他不敢做的恶作剧。他总是试图向姐姐和同学证明一点——只要想做，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鲁德尔把许多时间花在了体育运动上面，他酷爱骑摩托，撑杆跳高是最拿手的田径项目，冬天滑雪也是最爱……鲁德尔显然颇有运动天赋和毅力，据说10岁那年他曾脚踩滑雪板，独自滑雪23英里到达另一城镇；在校期间曾在多次运动会上取得过优异成绩；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后，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男子十项全能选手，教练甚至估计他会成为一名奥林匹克级的运动员。⁶鲁德尔成年后认为正是这些体育运动为其日后的生活打下了基础，事实上他终其一生都酷爱体育和健身。

摄于1936年秋，鲁德尔当时已被第3空战学校接受。完成帝国劳动军团服务后，鲁德尔曾短期休假，图中的他正在勃兰登堡的海德湖（Heidesee）划船。

摄于1937年下半年，候补军官鲁德尔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图为1架Fw-44战机。

五花八门的爱好自然挤占了学习时间，母亲在鲁德尔的自传中曾说儿子的成绩很糟，对此他倒也直言不讳。老师曾告诉鲁德尔母亲：“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子，却是个糟糕的学生。”不过父母对他似乎并不怎么严厉，母亲也在战后称“很高兴他过得无忧无虑”。另外，鲁德尔虽然很不用功，但总能在最后一刻通过临阵磨枪使考试过关。1936年，鲁德尔以这种方式在下西里西亚的劳班（Lauban）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取得毕业证书后，鲁德尔很想成为民航飞行员，但由于一位姐姐正在医学院就读，父母无力再负担耗资不菲的飞行员训练，所以鲁德尔一度又想成为体育教练。没过多久，当鲁德尔听说空军正在招兵买马和大肆扩张时，他下定决心要成为飞行员。德国空军此时已进入了急速扩张阶段，出于训练和储备大量飞行员的需要，鲁德尔这种普通背景的年轻人于是才得以如愿以偿。

1936年8月，鲁德尔通过了严格的资格考试后被位于维德派克—韦尔德（Wildpark-Werder，距波茨坦和柏林不远）的第3空战学校接受。不过，在候补军官训练开始前，他必须得先完成2个月的“帝国劳动军团”服务。当年12月4日，鲁德尔在第3空战学校开始了步兵训练，6个月里他恪守着不吸烟、不喝酒的禁令，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锻炼身体和体育比赛上面，还养成了豪饮牛奶的习惯——日后在成为明星之前，总有战友背后用“爱喝牛奶的那个伙计”来称呼他。尽管在军事训练和体育方面的表现都算不错，长官对他也还满意，但安静寡言的他总觉得自己像一条“没人要的鱼”，因而也想尽办法来摆脱这个名声。正式的飞行训练从1937年6月开始，鲁德尔费了很大力气才在第60次升空后放了单飞，这个成绩自然平淡无奇，但不管怎样，年底时他和大家一样都拿到了初级飞行证书。1938年的头6个月里，鲁德尔除继续驾驶不同的机型外，还把很多精力放在学习空战战术、地面战术、防御方法等科目上。

毕业考试前，大家都在猜测会分到什么兵种和单位，几乎所有人都想去引人注目的战斗机部队——这当然可以理解，里希特霍芬、波尔克、殷麦曼和乌德特等一战战斗机王牌是年轻飞行员们自幼崇拜的偶像，就连他们的大老板戈林也是取得过22次击坠的王牌。虽然对轰炸机飞行员的要求一点都不比战斗机飞行员低，但事实是，轰炸机部队得到的认可和欢呼要少很多。鲁德尔觉得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派到战斗机单位，也有谣传说大家要一锅端到轰炸机部队。毕业前夕，鲁德尔等人在一所高射炮学校参观时曾偶遇戈林，后者在演讲时呼吁他们加入俯冲轰炸机部队。尽管鲁德尔并不怎么喜欢驾驶重型战机，但为避免被分配到轰炸机单位，他还是很快决定加入俯冲轰炸机部队。不过，几天后传来了几乎全班都被派至战斗机部队的消息，鲁德尔这时倍感失望与苦涩，但一切均木已成舟。

按照德国空军的训练制度，鲁德尔这些学员从初级空战学校毕业后，志愿驾驶单发战斗机或俯冲轰炸机的，将直接进入各自的专门学校或训练单位接受进一步培训，而选择驾驶双发战斗机、轰炸机或侦察机的学员则还需要到C级飞行学校参加6个月训练。这些驾驶重型战机的飞行员将接受高级科目的学习，还需驾驶He-111、Ju-52、Ju-86和Do-17等战机完成50至60个飞行小时的训练。获得C级证书后，驾驶双发战斗机者直接进入专门学校继续受训，而轰炸机和侦察机飞行员还需完成额外的50至60小时的盲飞训练（仪表飞行）。⁷志愿驾驶俯冲轰炸机的鲁德尔也按照这种制度，于1938年6月被分配到奥地利格拉茨的第168俯冲轰炸机联队（Sturzkampfgeschwader，简称为StG）第1大队受训。当时德国已吞并了奥地利，全国上下的备战热情十分高涨，鲁德尔的部队也进行了换装，在西班牙内战中经过检验的Ju-87俯冲轰炸机取代了以前的Hs-123轰炸机。鲁德尔第一次接触了Ju-87，虽然这款战机将在日后与他的名字和成功紧密相连，但在1938年夏秋，学习能力不算强的他还是遭遇了很多困难和挑战。他学习了最大角度达90度的俯冲技术、编队飞行、射击和轰炸等，但战机陡降数千英尺时空气压力的迅速变化、拉起战机时几近失明或视觉模糊的痛苦体验，对他来说有点过于困难了。鲁德尔不是个理解力很强的人，因而进展颇为缓慢，中队长对他似乎也失去了信心。他刚加入中队时，战友们基本都通过了考核，这更显得是他拖累了整个中队的训练进度。像在空战学校时那样，鲁德尔一如既往地把业余时间花在体育锻炼或爬山等活动上，很少出现在军官们集体用餐和社交的地方。即使在这些场合偶尔露面，他那只喝牛奶的习惯也让大家觉得他很不合群，甚至有点古怪。一位上级曾这样描绘那时的鲁德尔：“他不抽烟，只喝牛奶，没有什么关于女人的故事，更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体育运动上。鲁德尔是只怪鸟！”⁸有一件事可以反映鲁德尔不受欢迎的窘况。1938年末，大队根据上级命令，要求各中队推选一名少尉或资深候补军官前去参加作战侦察特别训练。其他中队因不愿放走飞行员都交回了空白表格，只有鲁德尔所在的中队完成了任务——他被“荣幸地”选中，任凭他如何反对都无济于事，中队似乎很高兴摆脱这个“只爱喝牛奶”的家伙。这件事在鲁德尔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决心要做出一番成就给那些对自己抱有成见的长官们看，发誓日后必将以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战友。鲁德尔日后曾6次冒着被俘的危险解救战友，是对其誓言最好的脚注。

1939年1月1日，鲁德尔正式成为少尉军官，同时无奈地来到下萨克森的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进行侦察飞行训练。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航拍摄影并受训成为观察员，而按照战前的训练条例，观察员要充任侦察机的机长，因而不被允许驾驶战机。枯燥的理论学习在6月1日告一段落，鲁德尔被分配到第121远程侦察大队任观察员，驻地是位于新勃兰登堡地区的普伦茨劳（Prenzlau）。二战爆发前夜，鲁德尔随大队调防至波兰走廊附近的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ehl），就连反应一向不算敏锐的他也察觉到战争一触即发了。

波兰战役期间，鲁德尔作为观察员兼机长也曾出现在波兰上空，虽然偶尔遭遇波军战斗机的拦截，但更多时候看到的都是在战机周围开花的高射炮弹。鲁德尔的主要任务是侦察照相，包括侦察铁路枢纽、波军集结地、调动情况以及后期入侵波兰东部的苏军动向等等。波兰战役9月末告终后，第121远程侦察大队于11月10日返回普伦茨劳，鲁德尔也在这时获得了1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但这并不能唤起他对侦察飞行的热情，事实上他已申请调回原来的俯冲轰炸机单位。经过一番努力，鲁德尔在1940年3月2日调到维也纳的第43飞行训练团任副官，不久后随队移驻巴登—符腾堡州的克赖尔斯海姆（Crailsheim）基地。历时1个半月的法国战役中鲁德尔毫无作为，连实际飞行的机会都屈指可数，更勿论实战了，苦闷的他只能通过广播报纸了解战事，这令他情绪非常低落，还觉得自己是在无过受罚。除试图通过体育锻炼来消除沮丧外，他仍在不断提交调动申请，甚至还绕过指挥渠道，直接打电话给空军总部人事局。数不清的恳求电话和申请令人事部门不胜其烦，他们终于在法国战役结束后同意这个执着的年轻人返回以前的俯冲轰炸机单位。

摄于1939年9月，第121远程侦察大队的鲁德尔少尉准备执行侦察任务。

摄于1940年10月，鲁德尔被调到格拉茨的斯图卡轰炸机补充大队再次学习驾机作战技能。此时的他非常年轻，经过两三年的残酷战争后，他的面容发生了明显变化。

摄于1940年6月的法国战役期间，鲁德尔在运动会上展示撑杆跳高技巧。

鲁德尔的老单位StG-168第1大队早在1939年5月就被改为StG-76第1大队，1940年7月9日时又成为StG-3第1大队，大队长仍是西格尔（Walter Sigel）上尉，现驻地位于法国西北部的卡昂（Caen）。整个7月和8月，俯冲轰炸机部队成功袭击了英吉利海峡的船只，也破坏了英国南部的港口和设施，但当8月13日不列颠空战进入第二阶段时，俯冲轰炸机部队的任务已不再局限于惯常的地面支援，摧毁英国的内陆机场和海岸雷达站也成为重要的目标。在尚未取得制空权的不列颠上空，德军俯冲轰炸机在“飓风”和“喷火”等战斗机面前没有还手之力，6天内就损失了40架以上的Ju-87，还有更多的斯图卡在对手压迫下胡乱地扔下炸弹，然后带着满身的伤痕仓皇返航。英军战斗机飞行员很快掌握了击杀俯冲轰炸机的窍门——斯图卡这种曾令人恐怖的利器进行垂直俯冲投弹时，是攻击它的最好时机。仅在8月18日，袭击雷达站的StG-77第1和第2大队就有12架以上的Ju-87被摧毁或无法修复。由于损失过大，德军俯冲轰炸机部队从8月19日起就基本撤离了一线——高层打算等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计划”正式实施并取得成功后，再把俯冲轰炸机部队投入战场。那时，德军就可将Ju-87部署在占领的英军机场，让这把利器再次发挥出支援地面部队的恐怖作用。⁹

不过，不列颠空战的起起落落似乎对鲁德尔没有任何影响——他仍是一个不能承担作战任务的“学徒”飞行员，虽然报到后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不多的朋友也在作战间隙向他传授实战经验，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弥补一年半里缺失的技能并非易事，鲁德尔也再次展示出自己糟糕的学习能力，总是无法熟练地掌控战机。除此以外，鲁德尔继续显露着痴迷于体育、爱喝牛奶等“怪”习惯，卡昂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对他也没有任何吸引力，虽在9月1日顺利晋升为中尉，但飞行技能提高得非常缓慢，与中队和大队的总体氛围也显得很不协调。俯冲轰炸机部队奉命陆续撤出前沿时，鲁德尔又被调至格拉茨的斯图卡补充大队继续学习和提高技能。当1941年4月初的巴尔干战役开始时，可怜的鲁德尔中尉不得不在格拉茨基地眼巴巴地望着别人起降，他却只能坐在宿舍里想象着战火从南斯拉夫蔓延到希腊。别人在战场上俯冲投弹，他只能在基地里练习飞行，可以想像他有多么失望。鲁德尔在郁闷中苦苦煎熬，突然有一天开了窍，令人讶异地展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技巧——编队飞行中，无论教官做出怎样的特技动作，不管是绕圈、俯冲还是倒飞，他总能紧随其后，就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拴着两架飞机似的；投弹练习中他几乎从未偏离目标超过10米；空中射击方面他也能取得90％命中率的优异成绩。这一切似乎来得有点晚，但信心却在突然间树立起来。自此以后，鲁德尔再也没有失去过自信。

1941年4月末，鲁德尔被调往StG-2第1大队，当时该部正驻扎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边的莫拉伊。鲁德尔对自己终有机会参加实战感到兴奋不已，但在报到时却意外地发现，第一个迎候自己的人竟是在卡昂时的教官！这位教官是现任大队长希特朔尔德（Hubertus Hitschhold）上尉的副官，两人见面时脸上均阴云密布。教官对鲁德尔的评价显然很低，还明知故问地问他有何贵干。鲁德尔怒火中烧，但很快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教官随后诡异地一笑，嘲讽地问道：“你学得如何啦？”鲁德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自己已完全掌握了驾驶斯图卡轰炸机的技能。教官随后说道：“我会向大队长汇报你的情况，咱们走着瞧吧。这得由他决定。就这些，你可以走了，先安顿下来。”鲁德尔觉得自己正和日益加重的受挫感搏斗，他告诫自己一定不要放弃，教官对自己或许有偏见，但大队长的意见则是另一回事。令他再次吃惊的是，他向希特朔尔德报到时，后者细细打量了他一番后才说道：“既然我的副官很了解你，那么我也算了解你了。没有进一步的指令前，你不得随大队飞行。如果将来人手不够的话……”闻听此言，鲁德尔的脑子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希特朔尔德下面说了什么。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苦盼2年才迎来一个机会，难道又要被人踢出去当看客？鲁德尔在战后回忆这一幕时仍然感到忿恨难平，声称其伤害“甚至胜过自己血流不止、体力耗尽之时的肌肤之痛”。

摄于1941年5月的希腊莫拉伊，虽然急切地要求参战，但鲁德尔又一次被排除在外。本图中的鲁德尔显得相当受挫，背景中的多刺植物似乎烘托了他所处的“多刺环境”。

摄于1941年5月的克里特岛战役期间，莫拉伊基地里的StG-2第1大队的斯图卡。该大队在克里特岛战役中曾对地面守军和英军舰队进行过轮番攻击，但鲁德尔全程都被禁止起飞作战，只能愤懑、无奈地作壁上观。

在1941年5月20日开始的克里特岛战役中，德军投入了包括StG-2三个大队、StG-77两个大队和StG-3第1大队（鲁德尔的老部队）在内的201架Ju-87俯冲轰炸机。¹⁰在Ju-52运输机运送伞兵登岛之前，StG-2的三个大队分成两个梯队（第1和第2大队在前、第3大队跟进），对克里特岛主要机场周边的英军高射炮和炮兵阵地进行了密集轰炸。随后几日里，StG-2的斯图卡继续以尖利无情的轰炸折磨和驱赶着英联邦军队，一位参加过此战的澳大利亚军人后来曾说：“……每当我们开始还击，斯图卡轰炸机就飞到了我们头上。”一旦德军登陆部队站稳脚跟和向内陆推进，斯图卡轰炸机就开始向英国皇家海军舰只发起不舍昼夜的攻击，StG-2第1大队在5月22日和23日就击沉了3艘驱逐舰。由于英军舰只的方位距斯图卡轰炸机的起飞基地很近，又几乎没有战斗机保护，德军飞行员们往往一天里多次执行任务，出发、轰炸、加油、再出发、再轰炸，基地里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而可怜的鲁德尔却在整个战役期间一直充当看客，发动机就在身边轰鸣，炸弹一次次地装上战机，战友不停地在眼前穿梭，而他却要在帐篷里端坐！“没有进一步指令前，你不得随大队飞行”，这句话成千上万次地回响在鲁德尔耳边，令他焦虑，使他愤怒，让他觉得自己备受轻视。他既羡慕又无可奈何地听战友们兴奋地交谈，他曾央求战友让自己替他们执行一次任务，甚至试图“贿赂”一下战友，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身在战场却被禁止飞行作战，这段时光无疑是鲁德尔最困难的日子，但他没有丧失信心，依然坚信自己完全掌握了驾驭斯图卡的飞行技巧和作战要领。偏见横亘在他与出击作战之间，但同时也给了他机会来证明长官们的偏见多么荒谬。他坚信上级不该如此对待下属，反抗的怒火时时在胸中燃烧，但他一再告诫自己要自控。他就那样安静地坐在帐篷里静静思考，同时竭力控制住脾气和情绪。鲁德尔此时的境遇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马尔塞尤这位才华最出众、但起步同样充满坎坷的超级王牌，马尔塞尤曾因中队长拒绝为其分配战斗任务，而在盛怒之下驾机扫射中队部帐篷外的地面。相较于耽于享乐、缺乏自控能力的马尔塞尤，鲁德尔在洁身自好和自律自控方面确实高出不止一筹，或如库尔迈上校战后所言：“一个斯图卡轰炸机飞行员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他的性格。”¹¹

咸鱼翻身：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时，鲁德尔正在本土的科特布斯（Cottbus）公干。从收音机中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他立即驾驶1架修复完毕的战机飞往东普鲁士因斯特堡（Insterburg），然后从那里转往波兰的拉奇基（Raczki）基地，与从克里特岛调防至此的StG-2第1大队会合。此时，StG-2第2大队已被改派至北非，第1和第3大队的83架Ju-87在联队长迪诺特（Oskar Dinort）中校率领下，负责在第8航空军编成内支援中央集团军群的地面作战。¹²忙得不可开交的大队长希特朔尔德没功夫搭理鲁德尔，便把他分派到扬森（Ewald Janssen）中尉的第1中队。扬森跟鲁德尔一样都属于大队多数军官眼中的“另类”，他不仅任命鲁德尔担任中队技术军官，还让他在下一波攻击中担任自己的僚机——从这一刻起，鲁德尔的脑海中就只有一个念头——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已掌握了所有的飞行技巧和作战技能，以往的偏见都是不公正的！这一天，他终于作为一名斯图卡飞行员翱翔在蓝天上了，但他像芒刺一样紧贴在扬森的身后，一时令中队长紧张万分，生怕鲁德尔会从后面撞上他。不过，他很快便发现鲁德尔对战机的掌控轻松裕如。当天结束时，鲁德尔一共4次越过苏军前沿，轰炸了对手的坦克集结地、高射炮阵地和补给车队。接下来的日子里，鲁德尔多次在凌晨3点起飞升空，直至晚上10点才返回。作为技术军官，他的职责还包括与地勤们一起在作战间隙和晚间确保战机做好一切准备，虽然睡眠时间很少，身心非常疲劳，但鲁德尔与战友们一样士气高昂。

摄于1941年6月，StG-2第1大队的斯图卡准备起飞，据信图中最前面的斯图卡就是鲁德尔的座机。

摄于1941年8月下旬，StG-2当时正在北方集团军群支援地面德军的列宁格勒攻势。图中是一列被斯图卡摧毁的苏军装甲列车，尽管周围的高射炮火非常猛烈，StG-2第3大队大队长施特恩和技术军官鲁德尔还是准确地命中了有着“流动炮兵”之称的装甲列车。

摄于1941年夏，执行任务归来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编队。

俯冲轰炸机与传统轰炸机部队在苏德战争之初的目标非常明确，德军航空兵将军戴希曼（Paul Deichmann）战后曾将其分为“先期任务”和“主要任务”：先期任务是以突袭方式最大限度地消灭苏联空军，一旦达成目标，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持续不断地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战术支援，尤其是帮助装甲部队高速推进、纵深突破与合围苏军地面部队。在7月初的明斯克包围战、7月底至8月初的斯摩棱斯克围歼战中，鲁德尔所在的StG-2曾多次炸毁苏军撤退必经的桥梁和道路，立下汗马功劳的他也在1941年7月18日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不要小看了这一勋章，虽然战争后期德军颇有滥发勋章之嫌，但在1941年夏的东线，这仍是一个相当高的荣誉。曾有一部名为“铁十字勋章”的外国电影，讲述的是一名贵族出身的陆军上尉为搏取一枚铁十字勋章，甘愿从了无战事的法国来到东线充任步兵连长，最后丢了性命也未能如愿。

到7月24日时，鲁德尔已在飞行日志中留下了出击100次的记录。此后他被调往StG-2第3大队担任技术军官。8月6日，施特恩（Ernst-Siegfried Steen）上尉成为第3大队新任大队长。施特恩1932年开始飞行训练，曾在苏联境内的利佩茨克（Lipetsk）进行过秘密飞行训练，1938年起即担任StG-2第1中队中队长，是参加过从波兰到巴尔干等所有战役的飞行老手。鲁德尔对这位年长自己4岁的大队长并不陌生，也充满敬意，称赞后者是第一流的飞行员和卓越的指挥官（鲁德尔在战后自传中曾以相当的篇幅追忆施特恩，曾谈到他们两人有相似的习惯和爱好，彼此惺惺相惜，经常交流投弹技巧等等）。鲁德尔尤为钦服施特恩的投弹技巧和团队领导能力，施特恩也与鲁德尔等形成了默契——如果他错过了某座桥梁，鲁德尔肯定会在后面跟进将之炸毁，他们身后的机群则会把炸弹倾泻在高炮阵地或其他重要目标上。这种密切配合的能力加上频繁的出击，以及交战之初苏军的混乱不堪，帮助鲁德尔等收获了相当多的战果。

鲁德尔不知疲倦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战友，他的技术能力也渐渐征服了那些对他曾有偏见的人。联队长迪诺特曾向施特恩询问鲁德尔的表现，施特恩的一句话——“他是我最好的飞行伙伴”——就让所有曾小瞧鲁德尔的人闭上了嘴巴。施特恩既充分肯定鲁德尔的热情，但也警告他别过于“疯狂”。鲁德尔倒认为大队长的告诫，其实有一半是在开玩笑，还自认为这是一个飞行员对另一个飞行员的“褒扬”。他们两人都很清楚，鲁德尔为确保命中目标和不浪费弹药，往往俯冲到很低的高度，而且经常有一些风险很大的机动。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令其陷入险境。有一次执行任务时，鲁德尔战友的斯图卡被高炮击中后迫降在开阔地上，他见状准备前去解救时，自己的发动机也被击中。鲁德尔只得放弃救援，但已无法保证自己的斯图卡能顺利飞回德军一侧。虽想尽办法控制座机，但喷射的机油还是涂满了风挡，一旦发动机出现抱缸，后果不堪设想。鲁德尔的斯图卡飞得很低，苏军甚至开始用步枪和手枪朝他射击。幸运的是，鲁德尔设法把座机拉升到了子弹射程不及的高度，但幸运中又有不幸，着陆时他的斯图卡撞上了另一架战机，结果座机的右侧机翼被完全撞坏。

8月中旬起，StG-2开始支援北方集团军群扑向列宁格勒的地面攻势。除经常轰炸至关重要的列宁格勒—莫斯科铁路（即“十月革命”铁路）外，StG-2第3大队在8月29日进驻鲁加（Luga）南面的提尔科沃（Tyrkovo）基地后，开始为第18和第16集团军提供近距离对地支援。随着德军的步步紧逼和波罗的海多数港口的丢失，苏军波罗的海舰队被迫撤入列宁格勒西面的军港喀朗斯塔德（Kronstadt）。以此为母港的苏军波罗的海舰队拥有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和42艘潜艇。¹³舰队中的战列舰“马拉”（Marat）号和“十月革命”号虽然老旧，但各装备有12门305毫米炮、16门120毫米炮、6门76毫米高射炮和其他防空武器，巡洋舰“高尔基”（Maxim Gorki）号和“基洛夫”（Kirov）号也各有9门180毫米炮。这些舰只被用来轰击芬兰湾沿岸和列宁格勒周边的德军阵地，它们经常变换着位置为地面苏军提供精准的火力支援。由于经常受到舰载火炮的袭扰，德军高层命令StG-2将这些危险的“流动炮兵”摧毁。

为完成这个任务，StG-2需要使用装有特制引信的、重达1000公斤的大炸弹，因为普通引信炸弹只能在主甲板上爆炸，虽能损毁舰体，但不足以击沉23600余吨的铁甲战舰，只有延迟引信的穿甲弹才能在撕开主甲板后深入舰体引发毁灭性的爆炸。大炸弹运抵前，德军侦察机意外发现了“马拉”号的踪影，联队长迪诺特决定立即发起攻击。9月16日，施特恩和鲁德尔在能见度很低的恶劣天气下出发了。像往常一样，施特恩飞长机，鲁德尔任僚机，其他飞行员陆续跟进。鲁德尔从云缝中发现“马拉”号后立即通报了施特恩。话音刚落，施特恩已从云缝中消失，鲁德尔立即跟进俯冲。他们都知道只有几秒钟时间从云缝中完成攻击，如果太慢，“马拉”号会移动位置，而且云缝也在不断移动之中。施特恩率先投弹，没有命中，但随后鲁德尔投下的500公斤重炸弹准确命中了“马拉”号的后甲板，火光顿时冲天而起。其他30余架斯图卡也从云缝里陆续发起攻击，但这时苏军已意识到这些“肮脏的斯图卡”来自何方，开始朝云缝方向猛烈开火。在对手凶猛的火力下，施特恩等未及核对战果就匆匆爬至云层上方。返回基地后，众人对500公斤的炸弹能否击沉“马拉”号议论不休，后续的侦察报告则说这艘战舰已踪影难觅，可能已经沉没了。

摄于1941年9月22日或23日，StG-2的地勤正在提尔科沃基地搬运重达1000公斤的炸弹。StG-2的任务是用这种大炸弹炸沉苏军波罗的海舰队的战舰。

9月21日，期盼已久的大炸弹终于运抵提尔科沃，碰巧德军的例行侦察也在次日发现“马拉号”正在船坞里进行大修。9月23日是一个晴朗的好日子，湛蓝的天空里没有一丝云彩，迪诺特亲率2个大队向喀朗斯塔德方向飞去。抵达目标前，斯图卡轰炸机编队先遭遇了苏军战斗机的拦截，然后又在各种口径的高射炮（约有1000门左右）射出的弹雨烟尘中穿梭。距离喀朗斯塔德军港很近时，StG-2的编队队形已不复存在，但施特恩和鲁德尔的2架斯图卡依然一前一后地搜寻着“马拉”号。鲁德尔在9000英尺高度发现了“马拉”号及其身后的“基洛夫”号。就在这时，施特恩突然向下俯冲，鲁德尔也立即跟进，远远看去2架斯图卡正肩并肩地以70至80度的角度俯冲。鲁德尔看到施特恩放下了俯冲减速板，也跟着如法炮制，但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又注意到施特恩俯冲的速度更快了，还渐渐拉大了与自己的距离。鲁德尔随即收起减速板，他假定大队长是为了更快地抵近靶子、降低被炮火击中的机率而决定不使用减速板。鲁德尔迅速拉近了与长机间的距离，甚至都能清楚地看到前面的尾炮手那张惊恐错愕的脸——后者肯定认为相撞已不可避免，鲁德尔的螺旋桨一定会削掉他的尾翼！鲁德尔不管不顾地用尽全身力量，将俯冲角度加到几乎90度，他的Ju-87平稳地擦着施特恩的左侧机翼呼啸而过。一动不动的“马拉”号变得更大更清楚了，鲁德尔觉得想错过这个靶子都不太可能了——在约300米的高度，鲁德尔投下了大炸弹。出发前，施特恩曾一再嘱咐他不得在低于1000米高度投掷这种威力巨大的炸弹，因为弹片能迅速散落到这个高度，进而危及到自己人的斯图卡。疯狂的鲁德尔早把命令置诸脑后，释放炸弹的同时，他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拉起座机，这一刻他出现了黑视，好像意识也随之消失了。模模糊糊中鲁德尔听到尾炮手的欢呼声：“‘马拉’号爆炸了，长官！”而这时他的斯图卡距离水面不过数米，“马拉”号爆炸后腾起的烟柱已高达400至500米！¹⁵待意识有所恢复，鲁德尔展示出了高超的技巧、惊人的勇气和令人称奇的好运气——他驾驶着爬升能力有限的Ju-87超低空穿行于枪林弹雨中，2架追击他的苏军战斗机被地面高射炮不慎击落，第3架苏军战斗机向鲁德尔的座机开了火但没有命中，反而被躲在后面的Bf-109凌空击落。鲁德尔把对手愤怒的高射炮火都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让其他斯图卡能更从容地向其他舰只投掷炸弹。

摄于1941年9月23日的喀朗斯塔德军港，鲁德尔当日命中了“马拉”号的弹药舱，其舰首被直接炸断，图中巨大的烟柱遮住了这艘战列舰的身影。

摄于1941年9月末，被鲁德尔炸断舰首的“马拉”号战列舰。苏军后来修复了剩下的3个主炮塔，9门305毫米炮也得以继续轰击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军地面部队。

施特恩和战友们都在无线电中向鲁德尔表示了祝贺，昵称“奥斯卡大叔”的联队长迪诺特也在空中不疾不许地说道：“允许我表示衷心的祝贺。”不过，“马拉”号的弹药舱虽被鲁德尔投下的炸弹引爆，整个舰首也被炸掉，但在海港的浅水中一直拒绝沉没，后来经过几番大修，苏军还成功修复了余下的3个主炮塔，剩下的9门巨炮继续向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军步兵开炮。

返回基地时，施特恩的座机有一只轮胎不慎撞上了弹坑，斯图卡的螺旋桨因之受损。StG-2当日奉命再次出击时，施特恩只得另找1架战机，不过，这架斯图卡又在滑行中意外受损。倒霉的施特恩“蛮横地”要求鲁德尔让出座机（可能是因为后者已经立功），鲁德尔无奈地只得将编号5836的座机连同尾炮手一起交给大队长，自己转而去检修受损的其他斯图卡。刚完成第300次作战飞行的施特恩再也没有回来，迪诺特曾记述过这一幕：“……StG-2向停泊在喀朗斯塔德港中的‘十月革命’号和‘基洛夫’号发起了一次攻击。联队使用了专门的一拥而上的攻击战术，旨在同时打击对手的两大目标。当我与联队部的几架斯图卡一起向‘十月革命’号俯冲时，有短暂的一刻我曾被‘基洛夫’号巡洋舰方向发出的剧烈爆炸声干扰，爆炸声传来时，我还看到有1架斯图卡在接近该舰的地方坠毁了。由于失去了靶子，我不得不停止俯冲，但是，因为在密集的战机间没有迂回空间，我不得不先转了两个弯。因此我的斯图卡是最后一个向‘十月革命’号俯冲投弹的。拉起座机后我看到了轰炸的效果。‘基洛夫’号正燃起熊熊大火，‘十月革命’号也被多枚炸弹命中。然后我向奥拉宁堡（Oraniensbaum）方向飞去，途中遭到高射炮的猛烈射击，有2架尾随的苏军战斗机被我的炮手射出的炮火驱散，（JG-54联队长）特劳特洛夫特少校手下的护航战斗机也帮了大忙。稍后，当我们评估攻击结果并仔细分析大家的观察时，我确信在‘基洛夫’号旁坠毁的战机，就是第3大队大队长施特恩上尉的座机。有人看到他的斯图卡拖着越来越厚的浓烟垂直地朝巡洋舰撞去，毫无疑问，他在极低的高度才掷下炸弹，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命中目标。”¹⁵

施特恩驾驶的鲁德尔座机在1600米高空被苏军高射炮火击中，由于升降舵受损，他在完成俯冲投弹后已无机会拉起战机。于是，施特恩操纵着斯图卡的副翼和尾翼朝“基洛夫”号冲去，在坠毁前的最后一刻掷下了大炸弹，虽未能直接击中“基洛夫”号，但还是重创了这艘巡洋舰。施特恩死后被追授骑士勋章，他的阵亡以及一同丧生的尾炮手令鲁德尔倍感痛心，也使得击毁“马拉”号所带来的短暂欢乐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后人曾言及此事：“……即使鲁德尔热情的纳粹主义似乎也被这一事件所震撼，他后来曾写道：‘他们死于此刻尚属幸运，因为在他们消失时至少还能坚信，所有这些苦难的终结将能为德国和欧洲带来自由。’”

摄于1941年深秋的北方战场沃尔霍夫前线，鲁德尔中尉在起飞前进行最后的检查。

摄于1941至1942年冬，StG-2的地勤正为一架Ju-87B-2加油。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莫斯科前线的德军遭受了首次重大挫败，包括斯图卡单位在内的空军各部都在奇寒的天气和对手反攻的双重压力下艰难度日。发动机、设备和武器系统经常不能正常工作，就连加油设备的马达也拒绝被启动，地勤们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勉强保持有限的战机做好战斗准备。

针对波罗的海舰队的作战一直持续到10月初，鲁德尔与自己的新炮手亨切尔（Erwin Hentschel）合作击沉了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但StG-2试图击沉“十月革命”号的所有努力都归于失败。这艘战列舰在9月23日就曾遭受重创，后续攻击中德军斯图卡也曾直接命中过该舰，不过投下的大炸弹却是哑弹。10月16日，德军第39摩托化军和第1军发起了冬季降临前北方战场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目标是占领列宁格勒以东的季赫温、沃尔霍夫及拉多加湖东南湖岸，从而掐断苏联腹地通向拉多加湖、进而补给列宁格勒的通道。StG-2第3大队在新任大队长普雷斯勒（Gustav Pressler）上尉的率领下，负责支援沃尔霍夫前沿的攻势，针对铁路、车站、交通枢纽和部队集结地等进行了大量的轰炸。德军的地面攻势动用兵力高达10余万人，投入了北方战场几乎所有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在酷寒和暴风雪中激战3周有余，终于在11月8日夺取了季赫温，切断了莫斯科抵达拉多加湖的最后一根铁路线。但是，3个集团军的苏军立即发起了将德军赶回沃尔霍夫河西岸的反攻，到12月8日时一举克复了季赫温，取得了几个月里的首次大规模胜利，也终结了希特勒在1941年底前围死列宁格勒的迷梦。不过，苏军一样受阻于严寒、积雪和困难的地形，撤出季赫温的德军并未溃败，而是交替掩护撤退并辅以顽强的延迟阻击。苏军的进攻能量在天寒地冻中逐渐耗尽，1941年圣诞节前推进到沃尔霍夫河东岸后转入了守势。

摄于1941年冬，被斯图卡轰炸机摧毁的1辆苏军KV-1重型坦克。

摄于1941至1942年冬，StG-2在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的结合部（杰米扬斯克至大卢基一线）辗转作战，图为StG-2的一队Ju-87 B-2或R-2型斯图卡。

可能摄于1942年初，鲁德尔中尉获得骑士勋章后留下了这张罕见的照片。

拍摄时间不详，但从鲁德尔佩戴的骑士勋章来看，应该是摄于1942至1943年5月期间。

摄于1942年1月6日，鲁德尔中尉获颁骑士勋章。据说，第8航空军指挥官里希特霍芬曾亲自为他戴上了象征荣誉和勇敢的骑士勋章。

1941年12月8日，鲁德尔获得了介于一级铁十字和骑士勋章之间的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次年1月6日，第8航空军指挥官里希特霍芬又为鲁德尔戴上了骑士勋章。上级在推荐书中这样写道：“（鲁德尔中尉）展现出了特别的勇敢精神，他直接命中了战列舰‘马拉’号，重创了‘十月革命’号，击沉了1艘重巡洋舰并使另1艘战舰失去了作用。在针对地面目标的作战中，他摧毁或重创了15座桥梁、23个炮兵阵地、4列装甲列车、17辆坦克和突击炮……”¹⁶

1942年1月7日，苏军西北方面军发起了针对旧鲁萨—杰米扬斯克—霍尔姆—托罗佩茨（Toropetz）等地的反攻，鲁德尔所在的StG-2第3大队负责为第10军和第2军提供近距离对地支援并掩护其撤退。几乎与此同时，苏军加里宁方面军突破了勒热夫至奥列尼诺之间的德军防线，稍后又对勒热夫—瑟乔夫卡（Sychevka）—维亚济马铁路构成了重大威胁，这时StG-2第3大队被紧急调往第9集团军的战区，负责与其他空军联队一起支援被参谋总长哈尔德称为“整个东线最具决定性”的战场。StG-2第3大队的驻地位于瑟乔夫卡附近的杜吉诺（Dugino）机场，与其他联队的情形类似，该大队可升空的战机数量也一样严重不足，发动机的寿命大大缩短，各种技术故障频繁发生。作为大队的技术军官，鲁德尔还经常与地勤们一起冒着严寒连夜工作。为确保次日清晨能够发动战机，他们甚至在夜间每隔半小时预热引擎一次。鲁德尔战后曾感叹道，与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搏斗，其惨烈程度远甚于和对手作战。相对于空军，地面德军的状况可谓更加凄惨，汽油、弹药、食物乃至御寒冬装都非常不足，不少士兵身着单衣龟缩在战壕里瑟瑟发抖或被冻死，坦克和装甲车的燃油都被冻得梆硬，就连枪炮也时常失灵。鲁德尔对陆军官兵的境遇深表同情——几个月前击沉“马拉”号时，有战地记者询问他的感受，他当时曾回答说：“我好像看到了成千上万的步兵们感激的眼神。”这种“感激的眼神”被鲁德尔视为自己所能获得的最高褒奖，在1942年初的勒热夫战场以及此后几年的战争里，他一直都把支援和保护地面部队作为自己最优先的职责。

凄厉的死神：东线坦克克星

1942年2月末，莫德尔上将指挥的第9集团军经过4周的艰苦防御和反击，终于扭转了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场的态势。形势一旦趋稳，StG-2、StG-1和StG-77等东线斯图卡联队开始陆续撤离，进行休整和换装Ju-87 D系列俯冲轰炸机。¹⁷3月，鲁德尔被调到格拉茨的StG-2补充中队任中队长（有史家曾说，这是鲁德尔仍未被所有人都认可和接受的表现之一），¹⁸负责帮助已基本完成训练的年轻飞行员做好实战前的最后准备。鲁德尔在格拉茨享受了一段平静的安逸生活（期间还结了婚），他也时常想起自己加入俯冲轰炸机部队以来走过的曲折道路，因而对工作格外严谨认真，同时待人友善，不仅向年轻飞行员们传授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技术，还告诫他们，只有坚持锻炼才能铸就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意志，才能承受战争的巨大压力。虽然过得相当愉快，鲁德尔还是止不住地怀念战友，也担心过久离开前线会令自己变得迟钝。当听说另一联队的补充中队已被调回东线时，他也下决心无论如何要尽快重返前线——这次他很快如愿以偿，整个补充中队在1942年夏都跟着他来到了克里木半岛的萨拉布兹（Sarabuz）基地。

德军1942年夏季攻势的重点在于南方战场，尤其是希特勒眼中更重要、也更实际的目标高加索大油田。StG-2全联队的120余架斯图卡（不包括鲁德尔补充中队）在6月中旬抵达库尔斯克以东，准备参加将于当月28日发起的夏季攻势。德军攻势发起后进展相当顺利，苏军布良斯克和西南方面军迅速东撤，使希特勒认为恢复了元气的德军“又一次挫败了对手”，很快命令将南方德军分成A和B两个集团军群，分别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方向推进，第4航空队也相应地分兵支援这两个集团军群——StG-2所在的第8航空军负责支援斯大林格勒方向，而StG-77所在的第4航空军则向高加索开进。8月初，A集团军群从罗斯托夫旋转向南，向北高加索和库班河方向追击撤退中的苏军，而苏军在放弃了荒芜人烟的中高加索地区后，开始在南高加索的崇山峻岭中据险坚守。到8月中旬，A集团军群的进攻势头已有衰竭迹象，在其右侧的苏军固守着狭长的黑海海岸带（黑海舰队剩下的基地均分布在此），其左翼的部队距离海边的几个大油田仍有相当的距离。相比之下，B集团军群向斯大林格勒的推进可谓势如破竹，从而使高加索战场自8月中旬起就变得较为次要，支援高加索作战的空军联队也被陆续调往斯大林格勒方向。StG-77第1大队在8月20日被调至斯大林格勒战场，联队部和第2大队也将在月内调离，高加索战场的斯图卡轰炸机力量一下子就只剩下了StG-77的第3大队。正是为了弥补斯图卡力量的迅速缺失，鲁德尔的StG-2补充中队奉命移驻迈科普（Maikop）附近的前进基地，负责与StG-77第3大队一起支援此区域的地面作战。

从8月下旬起，鲁德尔中队经常与StG-77第3大队一起执行任务，虽然他的那些老旧的斯图卡与StG-77的新战机相比有着不小的性能差别，但他手下那些争气的年轻新手们表现得毫不逊色。鲁德尔曾多次轰炸过苏军黑海舰队的母港图阿普谢（Tuapse），还曾与对手的装甲列车玩过“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列装甲列车时常从藏身的隧道里出来，向图阿普谢周边的德军发射炮弹，鲁德尔几次试图抓住对手并将之摧毁，但都在最后时刻被它溜走，直到鲁德尔炸塌了隧道出口，才算将之锁死在隧道里。9月，鲁德尔中队被临时调到东高加索的索尔达茨卡亚（Soldatskaya），负责支援正在捷列克（Terek）河北岸作战的地面德军。返回迈科普后，鲁德尔在9月24日完成了个人的第500次作战飞行。10月12日，鲁德尔在基地降落时突遭苏军轰炸机袭击，他幸运地躲过一劫，但StG-77的联队长奥尔特霍费尔（Alfons Orthofer）少校则没有那么幸运，正准备驾机起飞的他被弹片炸成重伤，当日死在迈科普的医院里。

11月初，鲁德尔染上了黄疸，不得不将补充中队移交给他人后住进了罗斯托夫的医院。几天后，他不仅自作主张地出院了，还匆匆赶到斯大林格勒以西几十公里的卡尔波夫卡（Karpovka），向StG-2联队长霍泽尔（Paul-Werner Hozzel）中校报到。联队长任命他担任第1中队的中队长。此时的斯大林格勒已有90％落入德军之手，用鲁德尔自己的话来说，“苏军正以宗教般的狂热和无畏镇守着剩下的部分”。激烈的巷战使德军的每寸推进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双方阵地的犬牙交错对斯图卡飞行员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们既要命中残垣断壁中的对手，又不能误伤近在咫尺的德军，于是轰炸精度就成了最重要的，当然这也意味着鲁德尔他们要冒着猛烈的炮火在极低的高度飞行投弹。里希特霍芬曾在日记中感叹：“轰炸机简直就是在扔手榴弹的距离投弹。”其难度之大、危险之高自然不言而喻，还有后人曾称，即便在拥有精确制导武器的当代，这也是一项很高的要求。

摄于1942年春休假期间，鲁德尔到奥尔特—科尔福特（Alt-Kohlfurt）探视父母时，受到当地市民的热情欢迎，他们甚至还在鲁德尔父母的家门前组织乐队来表达对英雄的敬意。

飞经伏尔加河上空的1架Ju-87俯冲轰炸机。

尽管鲁德尔等飞行员竭尽全力，还是不能阻止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南北两面取得重大的反击突破。11月19日，鲁德尔在前去轰炸顿河西岸克列茨卡亚（Kletskaya）附近的苏军桥头堡时，曾亲眼目睹了对手的大规模反攻，更看到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的场面。对此场景鲁德尔气愤填膺、深以为耻，甚至战后还余恨难消地称：“罗马尼亚人真该庆幸我的弹药都用完了。”鲁德尔认为，除了无法战胜的酷寒和少得可怜的补给等因素外，正是罗军的溃退直接造成了防御体系的崩溃，进而导致了几个月后第6集团军的全军覆没。当罗马尼亚在1944年8月末脱离轴心国并向德国宣战时，鲁德尔对昔日盟友的怯懦无能和背叛更是愤慨难当，曾率部对罗军机场和部队进行过疯狂的报复性轰炸。当然这是后话，不过，鲁德尔似乎从未思考过希特勒的战略错误和指挥系统的失策，以及关键性的因素——苏军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将侵略者赶出国门的意志发挥的巨大作用。在对手的反击大潮中，再强的个人能力和技艺，充其量也就像当车的螳臂而已。

摄于1942年夏末，鲁德尔的StG-2补充中队转至西高加索的迈科普附近，参加了进攻图阿普谢的作战。图为苏军黑海舰队的1艘驱逐舰爆炸时冒起的冲天烟柱，这艘驱逐舰在图阿普谢外海被鲁德尔中队掷下的炸弹直接命中。

从1942年9月中旬起，斯大林格勒被德军轰炸机、俯冲轰炸机、高射炮和野战炮炸得体无完肤，绝大多数的地面建筑都被摧毁。

苏军的快速突破和德军防线的崩溃，使鲁德尔的基地被迫一再向后迁移。11月25日，一个苏军骑兵师在坦克的支援下强行撕开了防线，在德军后方不停地穿插，几乎包围了鲁德尔他们刚刚抵达的新基地，而此刻周边竟没有任何一支地面部队！1942年1月中旬，StG-3第3大队位于瑟乔夫卡的基地就曾被苏军攻击，连参谋和地勤都拿起武器参加了作战，鲁德尔等飞行员更是不停地出击轰炸对手，当时的战斗持续了整整3天。这次的情形虽不如上次那般危急，但鲁德尔也需一天内起飞作战17次之多！

鲁德尔和战友们竭尽所能地支援被困于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但是区区几十架俯冲轰炸机又怎能改变大军的命运？1943年1月底2月初，曾经强悍的第6集团军放下了武器。在日复一日的出击作战中，鲁德尔的作战总次数到2月10日时已攀升至1000次，是空战史上达到这一高度的第一人，当然也是很多飞行员整个战争期间都难以企及的高度。鲁德尔的战友尤斯特（Guenther Just）曾说：“……不是飞行员的人根本无法想像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的斯图卡飞行员在身体和精神上面对着多么巨大的压力——冒着高射炮和其他轻重武器的射击向目标俯冲，承受着拉起战机时产生的巨大压力；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冒着猛烈的炮火投弹，亲眼目睹友机爆炸后产生的冲天火球；与数量占优势的敌军战斗机展开格斗——所有这些都迫使飞行员必须快速做出决定，不仅任务成功与否维系于此，机组成员的性命也都有赖于此。”²⁰如果说斯图卡飞行员每次执行任务都像是到地狱走了一遭，那么将这些炼狱乘以2500次，就足见鲁德尔在所有时代的飞行员中那独一无二的地位。

摄于1943年2月10日，鲁德尔当日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第1000次作战飞行，着陆后战友们向他表示了热烈祝贺，并送给他一只象征好运的“幸运小猪”。图中最左侧的是鲁德尔的尾炮手亨切尔，他手里拿的是鲁德尔的“荣誉杯”，里面盛的当然是牛奶。

另一张摄于鲁德尔完成第1000次作战飞行时的照片，图中右侧的亨切尔似乎正准备品尝中队长的“保健饮料”。

完成了第1001次作战飞行后，鲁德尔被“强制”休假2周，而后被调往空军的一个空对地反坦克试验单位。在斯大林格勒灾难发生前的1942年末，鉴于苏军在东线源源不断地投入坦克和装甲车辆，空军在雷希林试飞中心组建了一个试验性反坦克特战大队，由本章开头提及的施特普上尉领导，任务是从战机与重武器的各种组合中拣选出最有效的“坦克杀手”。施特普的特战大队曾在Ju-88轰炸机的座舱下方安装75毫米火炮，但不能令人满意的试验结果，再加上一些无法及时解决的困难，让他们放弃了这种机型。特战大队也用Ju-87 G-1俯冲轰炸机进行过试验，他们在两侧机翼下各安装1门37毫米机炮，使用只在穿甲后才会爆炸的特制弹药。1943年初春，特战大队从雷希林开往东线的布良斯克基地进行测试，结果表明Ju-87 G-1最具潜力。鲁德尔到达布良斯克基地后，也多次试验过这种昵称“大炮鸟”（Kannonenvogel）的Ju-87G-1，他虽然发现这种斯图卡因为装载了重武器而变得更慢，操作性能也略有下降，但对可能达到20至30厘米的射击精度感到兴奋，他认为只要距离坦克足够近，坦克上比较脆弱的装甲部分，如发动机、油箱和弹药舱等还是很容易被击穿和引发爆炸的。

图为昵称“大炮鸟”（Kannonenvogel）的Ju-87 G俯冲轰炸机。这种斯图卡拆除了俯冲减速板和挂弹架，在两侧机翼下各安装了1门37毫米机炮，用来对付数量越来越多的苏军坦克。Ju-87 G俯冲轰炸机的速度明显逊于其他斯图卡，也需要飞行员操纵战机时加倍小心。

图为Ju-87 G-1俯冲轰炸机。Ju-87 G系列的两个主要变种G-1和G-2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前者的翼展较短。

1943年3月14日，鲁德尔获得了第229枚橡叶骑士勋章。图为希特勒在狼穴向12名飞行员讲话的场景（图片摄于1943年5月）。图中左起第8人为鲁德尔，左起第5人为1941年10月16日起担任StG-2联队长的霍泽尔中校（第230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

“大炮鸟”很快就迎来了实战检验的机会。3月底，鲁德尔率领装备了Ju-87 G-1的“空中反坦克中队”（施特普负责留守布良斯克基地）飞抵克里木最东端的刻赤，从那里起飞支援库班桥头堡内的第17集团军和罗马尼亚部队。当时，苏军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方面军为切断德罗军队撤往克里木半岛的通路，正竭尽全力地猛攻库班桥头堡，双方的空军在这里各投入了约1000架战机，激烈的空战每天都在进行——负责此战场的苏联空军第4集团军司令员韦尔申宁（K. A. Vershinin）曾说：“有些日子里每隔10分钟就能看见1架坠落的战机，一天内发生多达100次的大小空战也是屡见不鲜。”而鲁德尔的“反坦克中队”无疑是库班战场上最具特色的一支空军部队，但他的首演并不成功。4月初，当苏军3个步兵师试图在坦克支援下砸开德军位于克里木斯卡亚（Krimskaya）的防线时，鲁德尔接到了率领“大炮鸟”前去攻击这些坦克的命令。但当他们在低空逼近对手时，遭到了地面高射炮的猛烈轰击，鲁德尔自己的座机也被击中。首战的失利使他意识到，由于装有机炮的机翼负重过大，Ju-87 G-1进行俯冲轰炸时将面临很大的危险，最实际的解决办法是用常规型斯图卡为“大炮鸟”护航。由于正面强攻一再失败，苏军打算在德军后方强行登陆后建立桥头堡。约2个师的步兵搭乘着数百只小型登陆艇或木船，试图在捷姆留克（Temryuk）湾周边地区上岸，但他们遭到了鲁德尔中队的无情攻击——连续几日里，从黎明到黄昏，鲁德尔中队一直在不停地搜寻和攻击登陆船只，迫使对手最终放弃了登陆，仅鲁德尔本人就摧毁了约70艘登陆船只。

在刻赤作战期间，鲁德尔于4月1日晋升为上尉，并在同月14日成为第229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这当然是很高的荣誉，有资料表明，二战期间德国颁发了约7500枚骑士勋章，但只有860人是橡叶骑士勋章得主。²¹5月10日，鲁德尔奉命飞往元首大本营，希特勒将为他和其他11名飞行员颁发勋章。旅行途中，他突然觉得自己厌倦了在反坦克中队的日子，尤其是非常想念同在刻赤的StG-2第1大队的战友们。鲁德尔打算借此机会调回StG-2，他把想法告诉了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还“威胁”说如果不批准的话则将会拒绝接受勋章。贝洛很快搞定了一切，鲁德尔可以返回StG-2，但前提是不能放弃空对地反坦克作战的研究。希特勒与这批获勋者交谈了约1个小时，首次面君的鲁德尔惊讶地发现元首非常了解前线状况，同时也为元首的口才和风度倾倒，他觉得希特勒“充满想法和计划，而且高度自信”。

鲁德尔回到StG-2后继续担任第1中队中队长，他还带回来一架Ju-87 G-1，在执行常规轰炸任务的间隙，只要听说有苏军坦克部队突破了德军阵地，他都会驾驶这架“大炮鸟”前去助阵。6月中旬，施特普上尉的反坦克特战大队所属的两个中队被分别并入StG-1和StG-2两个联队，加入StG-2的就是鲁德尔曾领导过的反坦克中队，这支中队虽成为独立的第10中队，但作战时归鲁德尔指挥。

1943年7月初，东线德军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即将在库尔斯克拉开帷幕。这场会战当然以双方的坦克对决出名，但空中的搏杀一样惨烈。德国空军为支援地面部队的钳形攻势，一共积聚了约1800架战机，其中350架是斯图卡轰炸机。StG-1被部署在北翼的奥廖尔地区，南翼的哈尔科夫一带则部署了StG-2和StG-77的6个大队。德军高层或许依然期待斯图卡部队继续扮演4年来的经典角色——以近90度的角度从天而降，投下杀伤力巨大的重磅炸弹，“尖叫死神”的凄厉呼啸声再令对手魂飞魄散。但是，斯图卡的黄金时代已无可奈何地翩然而去，它们作为俯冲轰炸机的角色正在日渐式微，在苏联空军越来越明显的空中优势面前，几乎所有的斯图卡大队都被集中用于低空对地支援。不过，斯图卡作为“坦克杀手”的第一次大规模使用也正是发生在此战期间。²²Ju-87 G-1和G-2斯图卡在鲁德尔这种老手手中，还是使苏军坦克部队遭受了重大损失——会战首日（5日），鲁德尔在首次出击中就摧毁4辆坦克，当日的总战绩是击毁12辆坦克。另外，使用Fw-190 A-4和Hs-129B-2/R2等战机的对地攻击联队也在库尔斯克进行了首演。被专门用作坦克杀手的Hs-129在其前端装有2挺7.92毫米机枪和2门20毫米机炮，而它真正强大的火力是其主炮——机身下方的30毫米Mark-101型或103型机炮。²²这种机炮射出的炮弹如果命中在坦克后部、运输车辆或地面掩体上都会造成致命的杀伤。Fw-190也通常与Hs-129密切配合，它们投下的炸弹往往能在瞬间将阵地化为乌有。

摄于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战役期间，鲁德尔手里拿的似乎是坦克鉴识图，他正向亨切尔（右）和技师斯拉贝尔斯（Wolfgang Slabbers）描述苏军坦克的主要特征。

摄于1943年夏，鲁德尔与亨切尔在成功执行完一次任务后表情满足地留影。

摄于1943年8月12日的哈尔科夫，鲁德尔和亨切尔当日分别完成了第1300次和第1000次作战飞行。战友们将两个花环挂在他们的脖子上以示庆贺。此时的鲁德尔上尉已是StG-2第3大队大队长。

摄于1943年7月初，鲁德尔正用T-34模型向战友们示范如何攻击苏军坦克。

摄于1943年8月，坐在Ju-87俯冲轰炸机里的鲁德尔上尉笑得非常灿烂。

摄于1943年7月5日，鲁德尔在当天的首次出击中就摧毁了4辆坦克，当日日终时他击毁的坦克总数为12辆。

德军的攻势在会战之初一度相当顺利，但很快变得步履艰难，无论装甲部队、步兵和飞行员付出怎样的超人努力，南北两翼的进展都难以令人满意。7月12日，苏军在北翼的奥廖尔地区向第9集团军后方发起了强势反攻，鲁德尔所在的StG-2被紧急调往奥廖尔一带，协助阻挡苏军的推进。仅过了一日，被盟军西西里岛登陆弄得心烦意乱的希特勒下令终止进攻，虽然南翼的局部攻防还将持续数日，但德军在二战时期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由于缺乏制空权，东线的斯图卡联队在这个7月遭受了最惨痛的损失，毁于苏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的斯图卡战机难以计数，更严重的是损失了众多的老手和军官，光是StG-2就损失了3名中队长和1名大队长：第8中队中队长在7月8日攻击苏军坦克时座机被凌空打炸；第5中队中队长7月14日在别尔哥罗德东北被击落后阵亡；第2中队中队长7月17日在击落了1架苏军战斗机后被另一对手击坠身亡；第3大队大队长克劳斯（Walter Krauss）也在7月17日被弹片炸死。²³克劳斯少校曾是首位获得骑士勋章的侦察机飞行员，1941年末调入俯冲轰炸机部队时，还曾在格拉茨的补充中队学习受训，与鲁德尔的私人交情相当深厚。鲁德尔对于这些同僚的离去非常痛心，但对手接二连三的反攻使他没有时间沉浸在悲伤中。7月19日，他被任命为第3大队大队长，之后他的大队就不停地西撤和转场，有时也被派去支援被突破的危急地段。8月初，苏军克复了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StG-2被调往哈尔科夫周边驻防，协助守军镇守这座重镇。8月12日，鲁德尔和尾炮手亨切尔分别完成了第1300次和第1000次作战飞行。这固然是非常了不起的记录，但个人成就再令人印象深刻，在对手的攻击狂潮前也不过是沧海一粟，鲁德尔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局部地、短时间地阻挡苏军潮水般的推进——哈尔科夫在8月23日的最后一次易手就是最好的一例。鲁德尔很可能已深切认识到了战争中个人力量的渺小，尤其是缺乏经验的新人往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销声匿迹的残酷现实。他十分担忧大队补充进来的那些新人，总是尽可能地向他们传授经验和技能，同时也严令他们在空中保持队形。鲁德尔在自传中曾说，他与老手们就像“老母鸡护佑小鸡”那样竭力避免新手的伤亡，并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战斗环境。

1943年9月15日，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坦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服了希特勒，获准全线撤往第聂伯河西岸建立新的防御体系。鲁德尔的StG-2负责为撤退中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提供掩护。到9月28日时，StG-2已撤往第聂伯河西岸近100公里处的克里沃罗格（Krivoyrog）。10月9日晨，鲁德尔和亨切尔向逼近扎波罗热（Zaporozhye）的苏军装甲矛头发动了攻击，等返回基地时，他们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祝贺——这是鲁德尔的第1500次、亨切尔的第1200次作战飞行，到此时为止鲁德尔已击毁了约60辆苏军坦克。赶来祝贺的还有刚从第4航空军指挥官升任第1航空队指挥官的普夫卢格拜尔，这位将军特意送给鲁德尔一个大蛋糕。

摄于1943年10月9日，鲁德尔当日完成了第1500次作战飞行，第1航空队指挥官普夫卢格拜尔（Kurt Pflugbeil，中）亲自赶来表示祝贺，并赠送给鲁德尔一只大蛋糕。右为1943年9月10日接任StG-2联队长的施特普少校。

摄于1943年11月，鲁德尔前去轰炸第聂伯河河曲部的罗曼科沃（Romankovo）大桥，图中机头略微前倾的战机就是鲁德尔的座机，本图是SG-2（10月18日StG-2正式改称SG-2——第2对地攻击联队）第3大队副官菲克尔（Helmut Fickel）少尉从自已的座机上拍摄的。

摄于1943年10月，鲁德尔正在锻炼。每逢天气糟糕到无法执行任务时，人们总能看到第3大队大队长鲁德尔不是在扔标枪、掷铁饼，就是在进行万米长跑。正是这种常年坚持不懈的锻炼帮助鲁德尔具备了常人无法企及的身心强韧性，也帮助他多次逃离死神的魔爪。

摄于1943年11月，鲁德尔已击毁了100辆坦克。图中左二为时常担任鲁德尔僚机的大队副官菲克尔，右一为大队首席军医加德曼（Ernst Gadermann）士，当亨切尔在1944年3月末丧生后，加德曼开始担任鲁德尔的尾炮手。

此图摄于鲁德尔和亨切尔在大本营领受勋章后。

摄于1943年12月末，东线某处上空的一群Ju-87俯冲轰炸机。

1943年11月25日，鲁德尔获得了第42枚双剑骑士勋章。图为授勋场景，左一为获橡叶骑士勋章的JG-52联队长拉巴克中校；右一为鲁德尔的尾炮手亨切尔，他被授予了骑士勋章。

10月18日发生了德军斯图卡轰炸机部队近十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StG-1、StG-2、StG-3、StG-5和StG-77等东线斯图卡联队均被改为相应的对地攻击机联队，StG-2的全称也变成了第2“殷麦曼”对地攻击机联队（Schlachtgeschwader 2，简称SG-2）。空军高层做出这种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俯冲轰炸机并非攻击对手坦克的最有效的武器，斯图卡本身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易受到苏军战斗机部队的打击。另外，斯图卡单位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主要承担的对地攻击支援角色，与规模大大扩展的对地攻击机联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后者装备的Fw-190战斗—轰炸机经过实战证明是一款卓越的战机，既能投弹，又能在空中与苏军战斗机抗衡（不像斯图卡那样投弹完毕就得返航）。自然，空军高层更愿意把角色相似的两个兵种合二为一，用战斗力更强的Fw-190来逐渐取代过时的Ju-87。因而，至少从纸面上来看，俯冲轰炸机部队作为一个兵种从这天起就不复存在了。不过，改名容易，更换机型和熟悉战机却无法一蹴而就。事实上，鲁德尔的第3大队直到战争行将结束前才开始换装Fw-190，之前仍以Ju-87为主机型。²⁴

1943年11月25日，鲁德尔获得了第42枚双剑骑士勋章。有趣的是，鲁德尔之前曾为亨切尔申请骑士勋章，但一直没有答复。亨切尔有着1000次以上的作战飞行经历，还击落过数架战斗机，鲁德尔认为他是最好的炮手，完全有资格获得骑士勋章。他把亨切尔直接带到狼穴，并请贝洛上校“查一下”亨切尔的勋章到底卡在了哪个环节。贝洛很快为鲁德尔这位英雄搞定了一切，戈林批准授予亨切尔骑士勋章，而且还将由元首亲自授勋！当日参加仪式的还有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JG-52联队长赫拉巴克（Dietrich Hrabak）中校，他在1990年代去世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鲁德尔是战争期间获得最高级战功勋章的德国飞行员……他是一个直到最后一天仍不愿罢手的真正的狂热分子。我们过去为他的俯冲轰炸机编队提供过护航，只要在空中观察一下你就能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把炮手亨切尔也带来面见希特勒。鲁德尔为他申请过骑士勋章，但从未得到回复……亨切尔是希特勒亲手授予骑士勋章的三人之一，因为他只颁发橡叶骑士或更高级别的勋章。”²⁵

在乌克兰寒冷的1943年冬，鲁德尔率领SG-2第3大队忠实地执行着攻击坦克、轰炸桥梁、摧毁火车站和交通枢纽、支援或掩护地面部队等各种任务。虽不能挽回南方德军步步败退的命运，但鲁德尔在对手飞行员中的“恶名”更加昭著了。德军的无线电监听曾发现，苏军飞行员们多次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干掉飞机上长有两个长条的那个德国猪，因为他总能敲掉我们的坦克”——“两个长条”自然是鲁德尔的Ju-87 G-2上的两门火炮。据说，斯大林曾悬赏10万卢布索要鲁德尔的项上人头。若果有其事，那么能享受此种待遇的，除超级王牌哈特曼外，恐怕就只有这位“坦克杀手”鲁德尔了。

命运之神总是眷顾他

鲁德尔转战东线数年，虽然不畏生死、技术超群，但也被击落过30余次，只不过将之打下来的都是高射炮，从来没有苏军战斗机能把他揍下来，他对此自然是十分自豪。鲁德尔能幸存于2500余次作战飞行，除技术方面的原因外，可能还有如下几个因素：其一是他具有顽强的意志和绝不放弃的韧性，这点从他那“自暴自弃才是最大失败”的座右铭中就可看出一二。其二是他拥有非常强健的体魄，不吸烟、不饮酒的他对体育锻炼有着强烈的嗜好，这些能保证他有足够的精力连续出击，而且在他幸存的故事中都曾发挥过重大作用。第三个因素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那就是纯粹的运气，是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虽然多次被高射炮击中，但他总能把遭受重创的战机开回德军一侧，最不济的情况下也是坠毁在距己方防线不远处（尽管有一次落在了苏军防线后方，但很快被战友抢回）。当然，这可能跟斯图卡主要执行对地支援任务，其前进基地距步兵防线都不远也有关系。鲁德尔曾6次为营救战友迫降在苏军防线一侧，受伤6次，其中2次重伤，1945年2月9日为营救战友甚至还失去了一条腿。面对鲁德尔的诸多惊人之举，后人无法不惊叹他的确好运连连，更感叹他为营救战友而甘愿违令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二战行将结束的最后日子里，这位官拜上校联队长的金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依然在我行我素地冒险营救战友。

鲁德尔在自传中曾以很大篇幅追忆过他在1944年3月末的一次惊险逃生经历。这也是他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敌后救援，那时他已晋为少校，作战飞行的总次数也接近了1800次。3月初，苏军第1、第2、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发起了旨在围歼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大规模反攻，曼施坦因手下的第1装甲集团军、第8集团军、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重建的第6集团军及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等均被迫撤往南布格河西面的防线。但是，苏军雪崩般的推进速度和强大的机动能力大大超出了德军的预料，尤其是德涅斯特河上游河畔的扬波尔（Yampol）3月18日即被苏军攻克，迫使德军第8集团军加快了逃往德涅斯特河西岸，以避免被围歼于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两河之间的命运。为帮助地面部队撤过德涅斯特河后进驻罗马尼亚北部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鲁德尔的SG-2第3大队与多支空军单位一起奉命掩护陆军西撤。3月21日，鲁德尔大队先到巴尔塔（Balta）等地执行了7次任务，然后前去轰炸苏军在扬波尔建立的德涅斯特河桥头堡。

尽管遭到20架苏军战斗机的阻截及地面高射炮的射击，鲁德尔大队还是成功炸毁了德涅斯特河上的一座渡桥。有1架斯图卡被高炮击中后出现了发动机故障，虽然只需咬牙坚持几分钟就能飞回德军一侧，但过于紧张的年轻飞行员还是很快迫降在苏军后方的一块玉米地边。鲁德尔目睹了整个过程，也迅速做出了救人的决定，同时要求其他斯图卡在空中警戒。着陆时他发现地面非常松软泥泞，甚至连刹车都不用，但当几个人都挤进他的斯图卡里时，他发现起落架已深陷于泥泞之中，战机根本无法起飞了。鲁德尔坐在驾驶舱里环顾四周，远远地看到有一队苏军正朝他们这里奔来，于是他当机立断，命令空中的战友迅速返航，同时下令自毁战机。做完这一切后，他带着亨切尔和那两位吓得不知所措的新手，朝着西面的德涅斯特河方向狂奔。他们不知疲倦地奔跑，一直跑到陡峭的河岸边，借助灌木的缓冲作用连滚带爬地溜到河边，扯掉衣服后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鲁德尔倒是没有忘记带着地图、罗盘、佩枪和他的那些勋章。冰雪渐融的河水寒冷刺骨，几个人很快都觉得手脚麻木僵硬，唯一支撑他们的就是宁可淹死、也不被俘的信念了。鲁德尔多年的锻炼此刻发挥了作用，两个新手的体力和游泳技术也不错，只有亨切尔一直在后面挣扎。游过了近500米的河面后，鲁德尔上岸后坐在岸边大口地喘着粗气，却发现距岸边仅剩50米的亨切尔仍在挣扎不已。鲁德尔立即跳入水中，用尽力气朝他游去，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亨切尔就在鲁德尔的眼前沉底了。

鲁德尔等三人不知道自己距苏军后方有多远，只希望能早点遇到自己人或罗马尼亚士兵。三人衣衫褴褛，又冷又饿，其中一个还有些神智不清。此刻已是下午4点，太阳的余辉正逐渐消散，寒冷饥饿吞噬着他们仅存的体力。鲁德尔决定一直朝南走，途中他们遇到了几名军人，结果发现是装束与罗马尼亚士兵颇为相似的苏军。两名年轻飞行员在枪口下目瞪口呆，而鲁德尔不愿束手就擒，只见他突然弯下身子，以平生最快的速度闪电般跑开了。他像野兔那样不停地变换着奔跑方向，苏军士兵的子弹嗖嗖地从身边穿过，有一颗子弹还击中了他的肩部。求生的信念支撑着鲁德尔继续奔跑，他挣扎着跑过一座山岗，总算摆脱了身后的追兵。正在大口喘着粗气的时候，鲁德尔又发现约有20名苏军士兵从他的左前方赶来，远远地还有一名骑兵快马加鞭地飞驰。鲁德尔迅速找到一个小角落躺下，然后不停地往自己身上埋土。就在这时，SG-2第3大队所有的斯图卡轰炸机和2架侦察机出现在天空，它们都飞得很低，四处搜索着大队长的踪影，但鲁德尔一动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战机陆续飞离。或许是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于他，也许是飞机干扰了苏军的搜索，鲁德尔就这样紧贴着冰冷的地面侥幸躲了过去。天渐渐黑下来了，苏军增加人手的同时还带来了猎犬，他们距鲁德尔只有50米了，但猎犬就是始终不往他藏身的地方来！

天完全黑下来后，苏军似乎放弃了搜捕，鲁德尔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一下，饥饿、寒冷、疲劳和肩伤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他的罗盘也坏了，只能根据星星来大致确定方位。不知走了多久，鲁德尔冒险进入一家农户，要了点东西吃，小睡一会后又一头扎进漆黑的暗夜。天在下雨，星星躲了起来，到处黑漆漆一片，脚和伤口都疼得要命，又饥又渴……鲁德尔托着踉跄的脚步继续向西，22日上午遇到一些逃难的罗马尼亚人，一个会说德语的姑娘告诉他此处离弗洛雷什蒂（Floresti）不远，那里仍有罗军驻守。接近中午时，几近赤裸的鲁德尔终于获救，身披一条毛毯的他没过多久被带到附近的机场，发现SG-2第3大队的1架轰炸机正在那里恭候着他……²⁶

鲁德尔在逃亡途中曾揣测，两名被俘飞行员可能供出了他的身份，这才使苏军在21日夜晚加大了搜寻力度。其实，苏军飞行员们1星期前就以为干掉了这个“大魔头”。他们把这个“荣誉”归功于著名王牌飞行员肖斯塔科夫（Lev Shestakov）。肖斯塔科夫的战友拉夫里年科夫（V. Lavrinenkov）曾在战后的一部著作中说，鲁德尔一直都是肖斯塔科夫上校任团长的第69战斗机航空团的老对手。1944年3月13日，一直追逐鲁德尔的肖斯塔科夫在空中准确击中了一架Ju-87 G-2，致使敌机凌空爆炸。由于此间服役的Ju-87为数很少，而众所周知鲁德尔只驾驶他最喜爱的这款战机，故而苏军都认为被干掉的就是鲁德尔。不过，在众人庆贺之前，那架Ju-87爆炸时产生的巨大气浪，也使肖斯塔科夫的拉-5战斗机在高速旋转中失去了控制，这位王牌随后坠机身亡。²⁷也有后人曾指出，拉夫里年科夫讲述的故事中，除肖斯塔科夫的阵亡时间准确以外，其余的都是掩饰——最著名的苏军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在与俯冲轰炸机的格斗中竟然丧生，实在是令人尴尬的往事。

无论如何，福大命大的鲁德尔又一次逃过了死神的召唤，尽管两天一夜40余公里的逃亡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休息了2天，鲁德尔就让人把自己抬进了1架Ju-87，又一次率领第3大队前去轰炸苏军的阵地！3月25日完成了个人的第1800次作战飞行后，鲁德尔又在26日率队攻击了长长的一队苏军坦克，当时这批坦克都挂上了副油箱，显然是准备向德军后方进行长途奔袭。鲁德尔一个人就摧毁了其中的17辆，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战功也使他的大名在27日首次登上了国防军战报。28日，鲁德尔在又一次的出击中击毁了9辆坦克，使他的坦克击毁总数超过了200辆！显赫的战功和敌后逃亡的勇敢行为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29日，鲁德尔被授予第10枚钻石骑士勋章。祝贺的电话、电报和信件纷至杳来，一时间，鲁德尔成了非凡勇气的代名词。在上萨尔茨堡贝希特斯加登的元首乡间别墅里，希特勒热情地迎接鲁德尔的到来，他不仅非常清楚鲁德尔劫后余生的那段经历，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后者的赞赏和对其勇气的钦佩。同时，希特勒还解释了为何亲自下达了禁飞令——他认为鲁德尔已经做得足够多、足够好了，“没有必要让所有的勇士都牺牲生命，必须为下一代保存一些榜样和经验”。鲁德尔闻言却出人意料地说：“如果获得这项荣誉的前提是不能再领导大队作战，那我宁可拒绝接受。”希特勒皱起了眉头，霎那间空气也仿佛凝滞了一般，但他的脸上很快又浮现出笑容，轻声说道：“那好吧，你可以继续飞行。”为达目的不管不顾的鲁德尔愉快地接受了勋章，与元首交谈了2小时后，他踏上了回家休假的归途。

1944年1月末，这里是距乌克兰佩沃梅斯克（Pervomaysk，即五一城）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当日的浓雾曾迫使鲁德尔紧急降落，之后他沿着公路滑行了约40公里，直到距佩沃梅斯克12公里处的这个十字路口才停下。他和亨切尔把战机停在路边，待浓雾散去之后才驾机返回基地。图中鲁德尔座机的不远处是过往的德军车辆。

摄于1944年3月25日，鲁德尔逃亡归来后的第3天就完成了个人的第1800次作战飞行。但他的脸上显然还布满疲劳和紧张的神色。

摄于1944年6月，完成任务归来的鲁德尔。

摄于1944年5月的特尔古—弗鲁莫斯战场，鲁德尔的SG-2第3大队曾给予“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有力的支援，图中掷弹兵们正向返航的斯图卡挥手致意。

1944年5月初，在雅西西面的特尔古—弗鲁莫斯（Targul-Frumos）爆发了一场坦克大战，曼陀菲尔中将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在第24装甲师等友军配合下，挫败了科涅夫元帅第2乌克兰方面军夺取雅西、扑向普罗耶什蒂油田的尝试，还摧毁了数百辆苏军坦克。此战开始前一天，曼陀菲尔曾亲自打电话给鲁德尔，请他对“大德意志”师防线以北疑似苏军集结地的方位进行了大规模轰炸。²⁸6月1日，鲁德尔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第2000次作战飞行，为此戈林在3日授予他金质钻石飞行员／侦察员联合徽章，到二战结束时他仍是这种勋饰的唯一得主。戈林在接见鲁德尔时，曾要求他去组建一支使用新型Me-410战机的单位，希望他能在率部对垒盟军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时取得决定性优势。鲁德尔表示，虽然自己以前曾渴望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但现在绝不愿离开俯冲轰炸机部队。虽然戈林希望鲁德尔不要拒绝这项任命，但对后者的态度也不感到惊讶，最后划定的底线是绝不允许他再到敌后救援战友。戈林称这是一项必须严格服从的命令，如果确有必要救援，也必须由其他人执行。几天后，戈林再次召见鲁德尔，这次授予他的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勋饰——金质钻石对地支援徽章，这是一个璀璨夺目的纯金饰物，中间是白金花环围绕的双剑，下方则是注有“2000”字样的垂饰，而这个醒目的数字竟是用小钻石镶嵌而成的。

摄于1944年6月初，位于罗马尼亚胡希（Husi）的SG-2第3大队基地。右一为鲁德尔，他旁边是第7中队中队长施特勒尔（wilhelm Stähler）少尉，中间低头打电话者为大队参谋军官魏斯巴赫少尉。JG-52第2大队负责为鲁德尔大队护航，魏斯巴赫正借助地图确定双方的会合地点。

摄于1944年6月初，德军计划向雅西西北的斯坦察（Stanca）发动反攻，目的是破坏苏军的进攻准备和改善己方的防御态势。图为待命而发的德军坦克和装甲车辆。

摄于1944年6月初，德军在雅西西北的反攻发起前一刻，鲁德尔坐在一架Ju-87 D的座舱里，不耐烦地等待地勤们完成检修。战机后部坐着的是尾炮手加德曼。

摄于1944年6月初，鲁德尔大队负责为在雅西西北进攻的德军提供支援，图为战前他与有关方面最后协调的场景（也可能是在向飞行员们训话）。图中众人似乎都是他的下属，但实际情况是他这个少校可能是军衔最低的，他左边的是第1航空军指挥官戴希曼中将，右边则是步兵将军、第52军军长布申哈根（Erich Buschenhagen）。

摄于1944年6月1日，鲁德尔完成了第2000次作战飞行。图中他正在洗耳恭听第1航空军指挥官戴希曼和SG-2联队长施特普中校的祝贺，他右边的是联队作战参谋希尔施（H. Hirsch）上尉，最右边则是第9中队中队长多泽（Paul Dose）中尉。

摄于1944年6月初，鲁德尔正是驾驶这架Ju-87完成了第2000次作战飞行。图中他与尾炮手加德曼及地勤们合影留念。

金橡叶骑士的最后挣扎

1944年7月至9月，鲁德尔的SG-2第3大队转战于北达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广大区域，多次在险情频仍的战场充当“空中救火队”。苏军6月22日发起的“巴格拉季昂”夏季攻势很快重创和歼灭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大部，这时鲁德尔所部仍在相对平静的罗马尼亚雅西战场。7月13日，科涅夫第1乌克兰方面军发起了“利沃夫（Lvov）战役”，旨在将德军赶出乌克兰并在维斯瓦河建立桥头堡。苏军攻势发起时，鲁德尔大队被迅速调往北乌克兰集团军群战场。虽然鲁德尔一如既往地连续出击，也给试图跨越桑河（San）并向北朝普舍美斯（Premysl，亦作普热米斯尔）推进的苏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德国战车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当苏军在7月26日夺回利沃夫时，鲁德尔又收到调令，率队北上支援中央集团军群在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地带的作战。曼陀菲尔的“大德意志”师等部在8月上旬夺回了立陶宛重镇维尔卡维什基斯（Vilkaviskis，德语Wilkowschen），鲁德尔大队为成功夺城也做出了显著贡献。在这次作战中，鲁德尔违背了不得再进行敌后救援的禁令，冒着危险救出了被击落的两名飞行员。维尔卡维什基斯反击战刚一结束，鲁德尔就被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舍尔纳上将点将要走，开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边境地区作战。8月14日，鲁德尔将个人的坦克击毁记录提升到320辆，早就非常赏识鲁德尔的舍尔纳特意派人送来一个大蛋糕，上面除了有1辆T-34的模型外，还写着“320”的字样。16日，德军第3装甲集团军发起了旨在恢复中央与北方两大集团军群陆路联系的“双头”作战，几日后德军占领了里加湾边上的重镇图库姆斯（Tukums），初步打通了北方集团军群与其他德军的联系通道。当时，鲁德尔正在爱沙尼亚的多尔帕特（Dorpat，今为塔尔图）协助地面部队阻挡突向塔林（Tallin）的苏军，他的座机19日清晨曾被击落，他的腿部受伤，尾炮手加德曼也断了3根肋骨，幸运的是两人被地面德军迅速救走。鲁德尔回到多尔帕特后，顾不上伤势，甚至都没有时间洗一把被熏黑的脸，就立即开始研究地图和准备下一次出击了！

火热的战事在北方战场继续进行着，但是，当苏军第2和第3乌克兰方面军8月20日又在罗马尼亚发起了围歼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双重包围攻势时，舍尔纳不得不惋惜地目送鲁德尔大队急返罗马尼亚——罗军不仅意志力不足，而且装备落伍、训练落后，根本不是高度机械化的苏军的对手。仅仅2天罗军就出现了全线溃退，一定程度上造成仍在坚守的德军第8和第6集团军腹背受敌，而苏军装甲部队已开始向布加勒斯特和普罗耶什蒂油田方向推进。鲁德尔除了愤恨地指责罗马尼亚人以外，还能做什么呢？随着罗马尼亚政变的发生和随即向德国宣战，鲁德尔所部自身的处境也非常危险，他在用完了所有弹药后不得不率部撤往喀尔巴阡山脉另一边的匈牙利，留在罗马尼亚的是近10万德军的尸首和超过10万的战俘。

在无处不在的败退中，鲁德尔攀上了军旅生涯的又一个高峰——9月1日晋为中校后他被任命为SG-2“殷麦曼”联队的联队长。9月初的一日，鲁德尔驾驶1架Fw-190对喀尔巴阡山脉一处山口附近的苏军进行了低空攻击，返回基地时却遭遇了40架美军“野马”战斗机！鲁德尔抢在前面着陆后立即跳机逃跑，但美军已开始进行恣意的扫射和攻击。SG-2当日共损失了50架战机，鲁德尔也曾命悬一线——他在草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装死，直到死追着扫射他的那架“野马”耗尽了弹药为止。恼恨不已的鲁德尔把怒气全都发泄到距SG-2基地不远的一处罗马尼亚空军机场，两天里他率队摧毁了150余架罗军战机（当然这些战机基本都是德国制的）。残酷的现实迫使鲁德尔意识到，一个人的勇敢、一个联队的轰炸、一次局部反击的得手，或许能一时迟滞对手，但绝无可能阻挡敌军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所铸就的滚滚洪流。尽管如此，作为战士和前线指挥官，他还是竭尽所能地鼓舞士气和率先垂范。在11月的一次作战中，鲁德尔击毁了5辆坦克，返航途中突然意识到其中1辆是从未见过的新型号，为给高层提供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他决定返回战场再仔细观察一番。当他在低空盘旋观察时，附近的苏军士兵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大腿。鲁德尔以惊人的毅力将战机开回了布达佩斯附近的基地，之后在医院躺了几天。医生们对他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6周后将能恢复站立。”但是，这位强人没几天就强行出院返回了联队，并在右腿还打着石膏的情况下升空作战了！

摄于1944年8月19日，鲁德尔大队在爱沙尼亚的多尔帕特支援北方集团军群的地面作战。德尔的座机当日曾被击中起火，他的一条腿受伤，尾炮手加德曼折断了3根肋骨，但他们幸运地被地面部队救走。回到基地后，鲁德尔立即研究地图和筹划下次出击。图中的他（坐者）面部虽被熏得黝黑，但似乎不愿或没有时间去清洗一下。

约摄于1944年12月底，鲁德尔与加德曼（左）和罗特曼一级上士合影。鲁德尔此时已完成了2400次作战飞行，摧毁了460余辆坦克。

1944年12月30日，鲁德尔接到速至柏林向戈林报到的命令。鲁德尔对此感到不快，主要是因为布达佩斯前几日刚刚被围，整个SG-2非常繁忙，他手下的战机经常充当着“既是俯冲轰炸机、又是对地攻击机，有时还是战斗机甚至侦察机”的多重角色。另一原因可能是鲁德尔担心戈林会下达更严厉的禁飞令，11月受伤住院的事虽侥幸无人提起，但他还是担心被再次禁飞。到柏林后鲁德尔并未见到帝国元帅，反而被命令搭乘戈林的专列，西行到法兰克福西北面陶努斯（Taunus）山间的元首西线总部报到。1945年的第一天，鲁德尔在法兰克福亲眼目睹了很久未曾见过的大批Bf-109和Fw-190向西飞去，稍后有位将军告诉他，这些战机的目标是攻击比利时与法国北部的盟军机场，以支援正在阿登山区进行的反击战。鲁德尔对此次行动很不以为然——虽然摧毁或重创了约500架盟军战机，但德军自身的损失也高达300余架，更有210余名飞行员战死、失踪或被俘，而盟军损失的飞行员和机组微不足道，更何况500架战机对盟军、尤其是美国的飞机生产能力来说根本不具有决定意义。鲁德尔战后曾说，一想到这些所谓的战果将作为重大胜利汇报给元首，他就不禁气愤填膺。在他看来，这种得不偿失的“兑子”战法不是有意欺骗，就是夸大其词的个人野心。

摄于1944年11月17日的SG-2联队部，鲁德尔正在下达命令前对表，当时苏军已接近布达佩斯东北60公里处的珍珠市（Gyongyos）。图中从左至右为联队副官贝克少校、鲁德尔、魏斯巴赫中尉，低头看地图的是联队首席医官兼鲁德尔的尾炮手加德曼。

约摄于1944年底，SG-2联队长鲁德尔中校正在计划下一次任务，图中右边二人为联队部飞行员伯林（Fritz Boelling）和马尔丁格（Heinz Maldinger）。

摄于1945年1月1日，希特勒授予鲁德尔独一无二的金橡叶钻石骑士勋章的场景。图中最靠右的是邓尼茨和戈林，希特勒右边的两人分别是凯特尔和约德尔。

摄于1945年1月1日，鲁德尔上校佩戴金橡叶钻石骑士勋章的标准照。

鲁德尔的金橡叶钻石骑士勋章。

到此刻为止，鲁德尔一直不清楚自己被召来的真正原因。在西线总部等候传见时，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打电话说请他过来喝咖啡。结果，贝洛径直把他带进了作战室，希特勒的身边环立着戈林、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古德里安等人！鲁德尔十分后悔没换上更整洁的军服，在这么多大员的注视下他也感到紧张不安。就在这时，希特勒上前一步握住了鲁德尔的手，郑重地说道：“你是德国人民有幸拥有的最伟大、最勇敢的战士。我已决定创设一种位列所有勋章之上的、表彰勇敢的新勋章——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我现在把它授予给你，同时晋升你为上校。”²⁹当希特勒说“你必须为德国的年轻人保护好自己”时，鲁德尔无所顾忌地脱口而出：“我的元首，如果不允许我继续率领联队飞行作战，那么我不能接受您的勋章和晋升。”希特勒闻言一惊，严肃地看了他一小会儿，继而微笑着让步了：“好吧，你可以继续飞行。不过千万要小心，德国人民需要你。”

贝洛上校事后曾告诉鲁德尔，当他与在场诸位听到这一讨价还价时“几乎都要晕过去了”。³⁰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对鲁德尔的祝贺并非毫无保留，他曾这样说道：“我觉得你说服元首允许自己继续飞行的做法不太像个战士。我也有一些极出色的U艇艇长，但他们迟早都得放弃（继续作战）。”³¹鲁德尔战后也曾说过“幸亏邓尼茨不是空军总司令”之类的话。最兴奋的自然是戈林，“他的空军”的英雄鲁德尔获得最高荣誉，一定程度上对改善他此刻的尴尬处境是有所帮助的。其实，当希特勒12月29日创设金橡叶骑士勋章并决定授给鲁德尔时，陆军和海军曾提出过质疑，甚至反对将之授给飞行员，因为当时的普遍情绪是空军应对战事的节节失利负责，尤其是盟军的无休止轰炸更是造成了普通百姓对空军的强烈不满。当然，希特勒做了最后的决定，他甚至亲自攥写了颁发勋章的表彰辞。希特勒是真心地欣赏这位英雄，他不仅向鲁德尔介绍了刚与将帅们讨论的救援布达佩斯的作战计划，还请他到书房喝茶小坐，关切地询问鲁德尔家里的情况。

鲁德尔没有多做逗留就匆匆返回了匈牙利前线，以党卫军第4装甲军为主力进行的布达佩斯救援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1月14日，鲁德尔获得了匈牙利最高军事荣誉——“金质勇士勋章”。二战时期只有7名匈牙利人获得过这种荣誉，鲁德尔是第8个、也是唯一一个外国人。仅过了一日，鲁德尔的SG-2就奉命调离了布达佩斯，这次的目的地是上西里西亚——1月12日，约300万苏军在无数大炮和坦克支援下，沿着从波罗的海至波兰中部的400英里正面发起了突然攻势，其中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桑多梅日（Sandomierz）桥头堡杀出后，几天内就逼近了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在自己的家乡作战，鲁德尔自然更加不遗余力，但他在1月下旬却遭到戈林的一顿臭骂——戈林劈头盖脸地警告鲁德尔立即停止作战飞行，因为元首斥责他未尽到空军总司令的职责，直接起因就是希特勒听说鲁德尔一直没有放弃作战飞行！希特勒不愿看到这位超级英雄在最需要提振士气的时刻命丧敌手，而自己出于种种原因总也“无力”当面拒绝爱将的要求，只好迁怒于越来越不受待见的戈林。鲁德尔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他觉得在紧要关头袖手旁观无疑就是“叛国”；另一方面他也被戈林的严厉所震慑。他决定暂且收敛一下，但当西里西亚的战火愈燃愈烈、联队的损失逐日加重时，他决定即便被褫夺了一切荣誉，也要率部出击作战。狐疑的上级曾悄悄派人调查，结果抓了返航的鲁德尔一个“现行”。希特勒得悉后命令戈林通知鲁德尔彻底罢手，戈林则气哼哼地警告后者不要“再试图羞辱和激怒元首，否则将按军法处置”。鲁德尔知道自己探到了极限，但他依然决定不计任何后果地飞下去——能保持如此旺盛的战斗热情，能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最高旨意的，除鲁德尔以外还能有谁呢？

1945年2月，鲁德尔所部被调往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科斯琴（Kustrin）地区。8日，鲁德尔在4次出击中先后击毁了12辆T-34中型坦克和“斯大林”重型坦克。返航前，他把最后1发炮弹射向了1辆“斯大林”重型坦克，就在第13个牺牲品爆炸起火时，他的座机也被苏军高射炮击中。鲁德尔的右侧小腿受到重创，因失血过多几乎晕厥，视力模糊的他只能在加德曼的指引下，凭着本能驾驶摇摇欲坠的战机返航。他又一次幸运地迫降在己方一侧，加德曼赶在飞机爆炸前把昏迷的鲁德尔拖出了驾驶舱，而后帮他止住了血。在医院里醒来时，鲁德尔发现自己的右侧小腿自膝盖以下已被截去，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沮丧，反而对要在病床上躺几周感到懊恼！令他欣慰的是，戈林派来的医生前来探视并转达元首的问候时，并没有提到禁飞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鲁德尔6周后就出院了，连假肢都未装上的他，竟拄着拐杖、拖着一条腿又开始了作战飞行！对于这种愚忠到极致、疯狂到最后一刻的狂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4月19日，鲁德尔奉召来到总理府地堡面见元首，希特勒希望他接管一支喷气式战斗机单位。³¹但是，鲁德尔婉拒了（有后人称，这是因为最狂热的纳粹武士此刻也已看出了局势的彻底无望），随后坦率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希特勒虽知大限将近，但在自己最欣赏的战士面前还是很有耐心，他们的谈话在接近子夜时结束，鲁德尔最后对元首说：“……在我看来，眼前我们不可能在东西两线都取得胜利，但在其中一条战线上获胜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在另一战线上与对手缔结停战协议的话。”希特勒疲倦的脸上露出诡异的浅笑，轻声说道：“你说得容易。1943年以来我一直在不断地尝试，但盟国不愿意；他们从一开始就要求无条件投降。我个人的命运自然无关宏旨，但每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看得出来，为了德国人民我也不可能接受无条件投降。即便谈判现在还在进行，但我已放弃任何希望。所以，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迈过眼前的难关，具有决定意义的致命武器将会带给我们渴望已久的胜利。”³²这是鲁德尔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元首，离开地堡时他看到一些工作人员正聚集在电报室，准备向希特勒庆贺他的50岁生日。也许是要报达“知遇之恩”，或是其愚忠无人能及，鲁德尔4月26日接通了地堡的电话，说自己愿在次日清晨驾驶1架斯图卡在柏林街头降落和救走元首。希特勒拒绝了他的美意，于几天后的4月30日自杀身亡。这一消息令鲁德尔震惊不已，他在战后曾承认元首之死沉重打击了士气，但他决定继续战斗下去，因为“元首的命运丝毫不能阻碍我为德国而战”。

在最后的日子里，鲁德尔的SG-2仍在苦苦支援中央集团军群的垂死挣扎。此时，联队部和第2大队位于苏台德地区的涅姆斯（Niemes），第3大队在布拉格北面，第1大队则在奥地利。5月8日，鲁德尔仍在空中搜寻苏军坦克的踪影，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没有任何战果的一天——欧战当天结束了，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为避免向苏军投降，鲁德尔命令地勤和附近的高射炮部队徒步向西寻找美军，他与6名飞行员则分别驾驶3架Ju-87和4架Fw-190飞往基钦根（Kitzingen）机场。着陆前鲁德尔告诉大家决不能将飞机完好无损地留给美军，必须以迫降方式毁坏战机。这个举动不禁令人想起了一战停战当日的戈林——当时他率领里希特霍芬联队投降时，也曾命令迫降时将机翼震坏。从这一点来看，鲁德尔真不愧为戈林的一员爱将。

鲁德尔与尾炮手加德曼。后者曾于1945年2月8日救了鲁德尔一命，当时他赶在飞机爆炸前将联队长拖出了驾驶舱，并为之止住了血。

摄于1945年4月20日，鲁德尔当天返回SG-2时，第2大队大队长肯内尔（Karl Kennel）少校正向他的长官致意。鲁德尔的右侧小腿显得空空荡荡，还没有装上假肢。

摄于1945年4月20日，鲁德尔向SG-2的飞行员和地勤们讲话。

鲁德尔刚从座机上下来，就有美军士兵试图扯下他的金橡叶骑士勋章，但被他一把推开。随后赶到的美军军官制止了士兵的无礼行为，但鲁德尔的这枚勋章和其他饰物还是难逃厄运。德军第9伞兵团的前飞行员哈维格豪斯特（Ludwig Havighorst）中尉战后曾忆称，他与鲁德尔做过2个星期的“室友”，后者的临危不乱和从容不迫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这样写道：“……当一名美军军官命令所有人都交出勋章饰物时，鲁德尔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他拿起一块石头砸烂了自己包括那枚金橡叶骑士勋章在内的所有勋饰。每个人都如法炮制。当那名军官来取这些东西时，得到的只是一堆垃圾。”³³

也许是名头太大，鲁德尔在投降后依然竭力保持尊严，对美军还有些不屑一顾。当美军审讯官向他展示一些纳粹集中营的照片时，照片上的累累尸骨并未引起他的震惊，他不仅大加辩护，还质问对方知不知道德累斯顿大轰炸杀死了多少无辜妇孺？哑口无言的美军军官称鲁德尔是“典型的纳粹军官”，鲁德尔对此还感到非常不快——他觉得自己不仅不是纳粹党成员，所讲的一切不过是在“陈述真相”，怎么能被贴上纳粹的标签？他怀疑美国人是不是不明白，他们这些军人“从来都不是为某个政党作战，他们只为德国而战”。

不久后，鲁德尔被押解到伦敦附近受审。英军对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绩和勇气表示了尊敬，但没有兴趣听取他自己颇为看重的“对苏作战经验”。6月时鲁德尔被移送至法国受审，其中有一天被送往外地时，他曾一度担心法方会把他这个重要“礼品”馈赠给苏联。结果是虚惊一场——英国皇家空军的巴德爵士及其他一些飞行员都很想见见这位如雷贯耳的名人。巴德本人早年失去了双腿，二战中还曾在德国战俘营度过数年，他好心地想帮鲁德尔特制一幅假肢，但无奈地发现后者右腿的创口尚未完全愈合，必须再行手术才能安装假肢。很快，鲁德尔离开了战俘营，住进了巴伐利亚的一所陆军医院。

1946年4月中旬，装上了假肢的鲁德尔离开了医院，他自由了。

战后岁月：争议不断的终极战神

重获自由后，鲁德尔先在威斯特法伦州的克斯菲尔德（Coesfeld）做卡车司机，而后成为一名运输承包商。他对国内进行的大规模去纳粹化全民再教育运动丝毫不感兴趣，倒是把工作外的所有时间都投入在体育运动上，尤其是滑雪竞赛——1948年上半年前，他曾多次赢得过残疾人滑雪比赛的锦标。虽然妻子为他生养了两个儿子，但和平年月的平淡生活显然不符合鲁德尔的性格。1948年6月，鲁德尔与两位朋友一起徒步穿越了德奥边境，最后到达意大利罗马。在那里，他得到了一张化名“埃米里奥·梅尔”（Emilio Meier）的假护照，不久后抵达了遥远的阿根廷。

阿根廷总统庇隆（Juan Peron）既热情地欢迎第三帝国的战争英雄和航空工程师来到他的国家帮他发展军事，也对纳粹战犯和党卫队的魔鬼们伸开了接纳的双臂。阿根廷空军为鲁德尔提供了一份担任顾问的四年合约，他在科尔多瓦（Cordoba）的飞机制造厂参与该国首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发工作，而该项目的首席设计师正是Fw-190等多款著名战斗机的设计师谭克教授。此外，加兰德和战时轰炸机部队的著名人物鲍姆巴赫此时也都在为阿根廷空军效力。这四个人应该是为阿根廷服务的第三帝国时代最著名的空军人物。鲁德尔与庇隆过从甚密，与仰慕纳粹的巴拉圭独裁者施特勒斯纳（Alfredo Stroessner）也是知己，据信他与臭名昭著的“魔鬼医生”门格勒（Josef Mengele）也颇为熟捻。担任空军顾问期间，鲁德尔曾影响过一位名为多佐（Basilio Lami Dozo）的年轻军官，后来这位军官成为阿根廷空军总司令，并作为军政府的一员在1982年发起了马岛战争。³⁴

摄于1946年获得自由后，鲁德尔在杜塞尔多夫与两个儿子合影。

可能摄于1960年代初，鲁德尔与阿根廷前总统庇隆（当时正在西班牙流亡）合影，中间的是庇隆夫人伊莎贝尔（Isabel），庇隆1974年去世后她成为阿根廷总统。

摄于1950年代中后期，鲁德尔（后排右二）到巴拉圭进行商务旅行时，受该国总统施特勒斯纳（手举礼帽者）邀请出席某项体育赛事。

摄于1953年5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三帝国时代的三位著名军人：左为鲍姆巴赫，中为鲁德尔，右为加兰德。

鲁德尔的战后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戴着假肢的鲁德尔从不放弃任何体育运动的机会，网球、游泳、滑雪和登山都是他的最爱。1949年，他曾参加在阿根廷巴里洛切（Bariloche）举行的世界滑雪锦标赛，这名唯一的残疾选手参与的却是最高级别的赛事。令人称奇的是，鲁德尔在1951年12月31日几乎成功登顶美洲大陆的最高峰——6962米的阿空加瓜山（Aconcagua），只不过由于天气恶劣，他在距顶峰仅有50米时被迫返回。1953年，他与友人一起三次征服了世界最高的火山之一——阿根廷境内安第斯山脉中高达6739米的卢雷亚库火山（Llullay-Yacu）。1953年返回西德后，鲁德尔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坚持参加各种滑雪和网球比赛，赢得过无数的奖杯，甚至还曾被称为西德滑雪协会最成功的选手。

其二，在阿根廷工作期间，鲁德尔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我们前线将士对德国重整军备的看法》和《背后捅刀子》这两本小册子。在前著中，他声称自己代表全体前线将士发言，“愿意再次为反布尔什维克而战斗”；在后一著作中，他声称德国失败的原因并非战斗力的崩溃和精神的缺失，而是内部的政客和叛徒从背后捅了刀子。他猛烈谴责那些企图谋杀希特勒的人就是“背后捅刀子的卖国贼”，正是这些叛逆活动造成的混乱，才让西方盟国乘机攻入了欧洲大陆。他也连带着痛骂参谋本部的将校们，怒斥他们不仅无视希特勒的军事天才，还屡屡在背后偷偷作梗。鲁德尔认定应对德国战败负直接责任的就是这两类人。不过，这两部著作远没有他的自传影响深远。1949年11月，鲁德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了个人自传《尽管如此》（Trotzdem）。在西德国内，人们曾一度就是否允许这个著名的纳粹分子出版自传而争执不下。不过，在冷战铁幕的笼罩下，鲁德尔的自传1953年终于在西德面世，他的传奇也在美国得到了热烈回应——1958年，这部自传经过重新编辑后以《斯图卡飞行员》为名在美国出版，先后发行了近100万册。此后，鲁德尔的自传又被译成多种文字，总发行量高达300万册，使他成为加兰德那种颇具国际知名度的名人。

摄于1950年代初，鲁德尔在阿根廷科尔多瓦的一次体育比赛中跳水。

摄于1951年圣诞节，阿根廷巴里洛切的滑雪场，鲁德尔从教堂山的山顶滑雪而下的场景。

鲁德尔虽在自传中称“绝无美化战争之意”，但毫不掩饰自己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仇视，也毫不在意显现自己对希特勒及其纳粹理念的绝对忠诚。他在自传中对希特勒“军事天才”的赞美和崇拜，与其另两本著作的风格完全一脉相承。鲁德尔回忆过自己惊悉希特勒自杀时的感受，留给后人的感觉简直就是如丧考妣；他也曾将纳粹帝国最后时刻的负隅顽抗，与所谓的“保卫欧洲的崇高使命”纠结在一起：

摄于1954年1月，鲁德尔第三次登上卢雷亚库火山的最高峰。

“……苏军正在蹂躏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继续战斗。只有当领袖下令停止时，我们才会放下武器，这是我们军人的誓言所要求的普通职责。一旦我们无条件投降，可怕的命运将会威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为避免这种命运而战。这也是深处欧洲地理中心的德国的命运要求，更是我们响应了多少个世纪的命运要求：我们是欧洲抗衡东方的堡垒。不管欧洲是否理解，是否喜欢命运赋予我们的职责，也不管欧洲的态度是致命的漠不关心，还是敌对，都不能哪怕丁点地改变我们对欧洲的责任。当欧洲的历史，特别是危机时刻的欧洲史被写就之时，我们注定能高高地昂起我们的头颅。”³⁵

这些文字是鲁德尔在战争结束数年后写下的，没有一丁点的遗憾和反思，只有对苏联的仇恨和蔑视，对所谓的“军人职责和高贵性”的个人期许。他的战争观和世界观再明显不过地受到纳粹教义和信条的无情扭曲，以至于在大灾难结束后这么久，他还坚持着纳粹的立场和信条，而且丝毫不惧地在德文版和英文版自传中公示。他那些关于纳粹军团在欧洲的命运和历史角色的言辞，与战时弥漫的纳粹宣传如出一辙。在他眼中，纳粹帝国完全不是人类生命和道德文明的可怕摧毁者，而是“铁血捍卫者”；德国军人不是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工具，而是与共产主义殊死搏斗的“烈士”。战后德国对纳粹政权邪恶本质的全面反思，对鲁德尔这种“赤胆忠心的英雄”没有丝毫的影响。由此可见，纳粹的精神早已浸入鲁德尔的骨髓了。有一位历史学家曾感慨地写道：“……战后关于纳粹政府真正本质的一些发现，似乎对鲁德尔这种人影响甚微，无论如何，在这个邪恶政权被最终摧毁前，他们这些人肯定早就知道了其穷凶极恶的本质。”³⁶

摄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鲁德尔与著名纳粹分子斯科尔兹内在一次网球比赛前合影。鲁德尔十分欣赏斯科尔兹内，曾称颂后者“所做的一切远远超出了职责求的范围”、“创造了历史”等。斯科尔兹内1975年7月5日去世时，鲁德尔还专程赶去参加了葬礼。

摄于1958年6月8日的瑞典马尔莫（Malmo），德国足球队当日在世界杯足球赛首轮比赛中以3比1力克阿根廷，鲁德尔特向老朋友、国家队主教练赫贝格尔（右一）表示祝贺。

其三，鲁德尔1953年结束了与阿根廷空军的合同，返回西德后很快投身于政治活动，当年就成为本质为国家社会主义继承者的“德意志帝国党”（Deutsche Reichspartei）党魁之一。作为复活的新纳粹运动的偶像，鲁德尔的形象对战后的德国人来说，与一战之后的戈林颇有几分相像。不过，正如军史家弗拉施卡所言，鲁德尔的政治时钟依然停留在1945年。在人们眼中，这个“右翼激进分子”的主张与时代、与国民心态和关注焦点等显得格格不入。鲁德尔虽未能成功转型为一名政治家，但其影响，或者说“政治恶名”，却一直延续到20年后。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76年春发生的所谓“鲁德尔丑闻”。当时，西德国防军的一些高级军官邀请鲁德尔参加“殷麦曼”联队的传统聚会。作为“殷麦曼”斯图卡轰炸机／对地攻击机联队的末任联队长，鲁德尔按道理应该出席，但由于他众所周知的政治立场和多次令政府难堪的活动，以及对纳粹元首至死不渝的崇拜，西德国防部曾视之为不受欢迎的人。尽管争议连连，但鲁德尔最终还是出席了此次聚会，还在会场签名赠送自传，可谓出尽风头。到会的还有两位现役空军将领——弗兰克（Karl-Heinz Franke）和克鲁平斯基（Walter Krupinski），他们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理解鲁德尔的到会为何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而且还言行不谨地比较了鲁德尔和社会民主党领袖维纳（Herbert Wehner）的生涯。德共早期党员、二战中居于莫斯科的维纳，被他们描绘成极端主义者，而鲁德尔这个纳粹政权的坚定支持者却被称为是值得尊敬之人。此言一出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国防部长莱贝尔（Georg Leber）迫于压力，勒令两位将军于当年11月提前退休，而部长本人也遭到反对党的猛烈攻击，任期未满即告下台。³⁷

摄于1960年代，鲁德尔在萨尔（Saar）地区的迪林根（Dillingen）参加纪念战时阵亡者的活动。注意鲁德尔及背景中的其他人似乎都佩戴着战时的勋章。

摄于1960年，鲁德尔在自己的家中。

摄于1960年代，鲁德尔在国内的某次滑雪比赛中展示技巧和英姿。他曾赢得过许多比赛的桂冠，与健全人的比赛也是如此。

拍摄时间不详，一张鲁德尔晚年的照片。

不过，政治上失意的鲁德尔却在商场上收获了成功，精力充沛且从不放弃的他为西门子等大公司充任顾问和业务代表，借助他在南美深厚人脉关系为工业巨头们开拓市场。他手持德国和巴拉圭两国的护照，频繁往来于欧洲和阿根廷、巴拉圭、智利、玻利维亚等南美国家。1960年代末，鲁德尔又成为美国空军的特邀顾问，当时美军正着手研发一款近距离支援战机，号称要集苏军的伊尔-2、德军的Hs-129和美军自己的A-1“空中袭击者”（Skyraider）等战机的优点于一身，鲁德尔在这款型号定为A-10的战机开发过程中提供了咨询意见，也详细介绍过自己丰富的空中反坦克作战经验。A-10项目的负责人施普雷（Perrie Sprey）自己不仅非常着迷于这位“坦克杀手”（称鲁德尔是“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近程支援飞行员”），还坚持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阅读《斯图卡飞行员》一书！³⁸1980年，鲁德尔在访问美国时最后一次驾驶了Ju-87B2型斯图卡，不过这是一架70％比例的复制品，其所有者为表示对“斯图卡上校”的敬意，特意将之涂上了鲁德尔在苏德战争之初使用过的涂色，并邀请他来试飞。据说现今全世界仅有2架斯图卡轰炸机幸存，分别藏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博物馆中。³⁹

摄于1968年的巴伐利亚州拜罗伊特（Bayreuth），鲁德尔与二战时期的自由法国头号王牌飞行员克洛斯特曼（右）合影，当时他们一起前去参加“瓦格纳音乐节”的活动。

鲁德尔与加德曼（左一）聚首。加德曼博士在战后成为西德著名的医学教授和心血管疾病专家，曾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运动医学总管。

摄于1981年1月6日，当天鲁德尔出席了邓尼茨的葬礼，虽然图中难以辨识他的身影，但他肯定会是当日最引入注目的人物之一。

鲁德尔1982年12月18日病故于巴伐利亚州的罗森海姆，随后被安葬在多恩豪森公墓。图片中间是鲁德尔本人的墓碑（上面写有上校军衔及“殷麦曼”联队联队长的职务），左侧墓碑刻有其父母的名字和生卒年月。

人们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鲁德尔是在1981年1月6日举行的邓尼茨葬礼上。除了大批外国海军军官外，来自U艇、装甲部队、空军和党卫军的许多老兵云集于此。面孔晒得黝黑、白发日渐稀薄的鲁德尔也出现在会场，当然，他少不了要在自传上签上大名，赠送给那些与他一样皆已老去的老兵们。⁴⁰

1982年12月18日，鲁德尔去世于罗森海姆（Rosenheim），4天后被葬于多恩豪森（Dornhausen）公墓。尽管军方禁止现役军官出席葬礼，但还是有不少人赶来送行。当鲁德尔的棺椁入墓时，来客中有人向他行起了纳粹举手礼，墓地上空也突然出现了2架超低空急驰而过的F-4“幽灵”战斗机。22日，美国《波士顿环球邮报》曾发表过如下讣告：“28岁晋为上校的前德军王牌飞行员鲁德尔因脑出血去世，享年66岁。二战期间，鲁德尔多数时间都在俄国前线作战，他驾驶俯冲轰炸机执行过2530次战斗任务，击毁了519辆坦克、150门火炮和800辆以上的各种军车。他曾被授予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是二战期间唯一获此最高等级战功勋章的德国战士。”⁴¹

前德军王牌飞行员贝尔曾说鲁德尔与哈特曼是他所见过的“最无所畏惧、最充满勇气的两个人”；著名作家托兰曾在《希特勒传》一书中称“鲁德尔和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是希特勒最喜爱的两个战士”；克洛斯特曼曾称鲁德尔是“德国青年和整个欧洲的榜样”；在研究军事勋章方面颇有建树的威廉姆森（Gordon Williamson）则说：“尽管对纳粹事业的忠诚使他成为有些人眼中的坏蛋，但有一个方面是毋庸置疑的——鲁德尔是一位极其勇敢和足智多谋的人，一位真正的王牌中的王牌，作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获得过最高军事荣誉的飞行员，他的历史地位是确定无疑而又当之无愧的”。⁴²……围绕着“斯图卡上校”的争议还将继续下去，他的勇气超群，他的战绩空前绝后，他对纳粹的认识至死都停留在1945年，他的战争观和世界观、对希特勒的崇拜和绝对忠诚依然将为人诟病……但有一样是可以确定的，这个人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惊叹号。

第11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施特拉赫维茨中将

（获勋时间1944年4月15日）

Chapter 05
第五章

“传奇中的传奇”：海津特·施特拉赫维茨中将

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机构在二战期间绝对是制造英雄、无敌神话、璀璨将星和超级王牌的大师。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戈培尔对王牌飞行员似乎情有独钟，从莫尔德斯、加兰德到马尔塞尤和哈特曼，每个人都被塑造成战无不胜的蓝天骄子。如果说纳粹宣传机器比较“疏忽”实力并不算强的海军还可以理解（U艇部队除外），但是对历史最久、最强大的陆军的“怠慢”就比较令人费解了——陆军的超级明星显然是纵横挥阖、无坚不摧的装甲部队，而装甲部队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竟全都是将军！大名鼎鼎的魏特曼（Michael Wittmann）上尉据信曾击毁了138辆坦克和132具反坦克炮，但仅获得了双剑骑士勋章；以击毁168辆坦克而创下世界纪录的克尼施佩尔（Kurt Knispel）竟连1枚骑士勋章都没有得到！一线装甲王牌和飞行员中的王者对战场胜负的影响真有那么大差别吗？装甲部队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将军中，有一位其实首先是真正的装甲王牌，然后才是优秀的指挥官和装甲兵领袖——他就是有着“装甲伯爵”之称的施特拉赫维茨（Hyaz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中将。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无疑个个都有不凡的经历、超人的勇武和出众的智谋，但给人感觉最强烈的还是这位“装甲伯爵”——其勇猛可谓勇冠群雄，其传奇可令任何生花妙笔黯然失色。二战中他参加过东西两线的几乎所有重大战役，先后负伤14次；他胆大无畏，常率几辆坦克杀入敌后，据信曾创下击毁敌军坦克100辆，自身毫发无损的传说般的战绩；他身先士卒，浑身是胆，曾率寥寥几辆坦克只身解救被困德军；他在战前总是精心准备，力求算无遗策，一旦战斗打响，犹如出笼猛虎，左突右杀，决不让装甲利器有片刻静止和停顿；他出身世袭贵族，个性鲜明，桀骜难训，虽然总是犯上，但深得属下官兵的景仰和爱戴；他被后世军史家称为“德军装甲部队最有想象力的指挥官，是小规模装甲战术的大师”；¹他是陆军第3位、德军第11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1968年去世时，西德国防军曾为之举行了全套军人荣誉的葬礼，是极少数获此身后哀荣的纳粹时代将领；1943年初，他曾试图率坦克部队逮捕造访东线的纳粹元首；此外，他还拥有恐为德军之最的长名字。如果说钻石骑士的经历都可称作传奇的话，那么施特拉赫维茨的军旅生涯完全是“传奇中的传奇”。施特拉赫维茨长相英俊、举止潇洒，精心蓄养的胡须和油光可鉴的背头，令其看起来酷似电影明星克拉克·盖博，但笔者愿意打赌，最好的好莱坞编剧恐怕也难以写出可与他那些战斗经历相媲美的剧本。军史研究者佩雷特（Bryan Perrett）甚至说：“作为卓越的小型战斗群指挥官，施特拉赫维茨的战斗经历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而且会比虚构的小说更加精彩。”²

早年岁月：“最后的骑兵”·大地主·装甲兵军官

施特拉赫维茨1893年7月30日出生在上西里西亚大施坦因（Groβ Stein）一个世袭的贵族之家。这个贵族世家不仅拥有大片土地和地产，还有着绵长的军事传统，早在13世纪，家族的先祖就曾在下西里西亚王子麾下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鏖战于波兰，家族中有多达10人战死。施特拉赫维茨家族有一个延续了近700年的传统——为纪念西里西亚圣人海津特（Saint Hyazinth），每代的长子都取名为海津特，所以身为长子的施特拉赫维茨不仅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伯爵头衔，还有着一个充满基督教色彩的长名字。施特拉赫维茨在家里的7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

家境富裕、身世显赫的施特拉赫维茨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899至1912年期间，他先后在奥佩伦（Oppeln，今为波兰奥波莱）的小学和文理中学就读，由于代代延续的从军传统，他也有着完整的军校教育背景——先在瓦尔施泰特（Wahlstedt）候补军校学习了几年，毕业后又进入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继续深造。在中央军校里，施特拉赫维茨表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不仅学业出众，还展现出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尤其是与背景相似的同乡、日后的“红男爵”里希特霍芬过从甚密。不过，施特拉赫维茨在军校里最出名的还是对体育锻炼的痴迷，他在射击、马术、击剑和田径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天分，尤其是在马术和击剑上的表现，甚至还使他成为1916年奥运会的国家队候选人。

多年的军校学习和训练使施特拉赫维茨到1912年时已长成一名孔武有力的青年军人。当年8月，他被驻波茨坦的“普鲁士国王卫队”（Garde du Coprs，即禁卫军）骑兵团接受为候补军官——这是腓特烈大帝于1740年亲手创建的部队，在第二帝国的陆军中堪称精锐中的翘楚，此时它是威廉二世皇帝的禁卫军。1912年末，施特拉赫维茨被送到汉诺威军校参加军官训练课程，回到波茨坦骑兵团后，于1914年2月被授予少尉军衔。骑兵本来就是地位最高、最难获准加入的兵种，加上又是禁卫军骑兵团，施特拉赫维茨所在的军官团无疑是一个紧密内敛、排他性极强的群体，也许就是在这样一种封闭环境中受到骄傲传统的熏陶，施特拉赫维茨也养成了桀骜不训、恃才傲物的作风。在军旅生涯刚刚起步的波茨坦，他就要求别人、包括军衔职位都比自己高的长官称呼他为“伯爵先生”，而不是按军衔称为“少尉先生”——施特拉赫维茨一生都以自己“高贵的血统”为荣，认为贵族头衔远比军衔和职位重要。³

1914年8月一战的爆发，断送了骑兵少尉施特拉赫维茨成为体育明星的梦想。动员令一经下达，正在西里西亚休假的施特拉赫维茨立即归队，他的骑兵团作为近卫骑兵师的一部分很快开到了西线。施特拉赫维茨早早就展示出自己的胆量，尤其愿意承担最危险的任务，他主动要求到敌后侦察，多次把有价值的情报及时传递回来，帮助德军在战争之初取得了多次胜利。不过，他的胆大妄为和经常深入敌后的作为也令他付出了沉重代价——除了最初2个月，一战中的多数时间里他都被拘押于战俘营或被迫服苦役，包括他获得的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和备受折磨的被俘期间颁授的。

摄于1906年，施特拉赫维茨兄妹7人的合影照，图中右二为时年13岁的海津特。

拍摄时间不详，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的候补军官施特拉赫维茨。

1914年夏末，施特拉赫维茨少尉带领一股骑兵排进行一次远程侦察，任务是了解法军的部署和搜集对手铁路运输方面的情报，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和通信线路网。潜行至巴黎近郊时，施特拉赫维茨派一名骑兵返回德军一侧汇报侦察的结果，然后下令炸毁了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火车站的信号塔。这一爆炸吓坏了巴黎人，“德军已到巴黎附近”的消息立刻引起了老百姓和法军的恐慌。为此，法军调集力量搜捕这支飘忽不定的小股游骑。施特拉赫维茨试图回到沙隆附近的马恩河一线与德军主力会合，但始终无法穿越法军防线。历时6个星期的侦察、破坏和躲避追捕，既让这些德军疲惫不堪，又让他们看上去就像衣衫褴褛的乞丐。9月底，这些骑兵遭遇了一场暴雨，本就破烂的军装上下湿透，在与法军的短暂交火中还有一名骑兵受了重伤。摆脱追击后，施特拉赫维茨不得不找医生给手下治疗，精通法语的他也乘机搞来了一些平民服饰，让冻得发抖的手下换上后能暖和一下。结果，骑兵们未能逃脱法军撒下的搜捕大网，施特拉赫维茨关心下属的一番善心也为自己带来了大祸。

由于穿着平民服饰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法军以间谍罪判处施特拉赫维茨及其手下死刑。1914年10月初，法军曾把他们拉到刑场准备执行枪决，但在最后一刻行刑令被取消了，法军军事法庭剥夺了他们的战俘身份，改判服5年苦役。繁重的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以及狱卒的虐待造成施特拉赫维茨的健康急剧恶化，疾病和饥馑很快使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1年后，施特拉赫维茨被送入了战俘营，随着身体和精神状况的逐渐复原，他开始策划逃跑，几次失败被抓后依然“痴心不改”。在最后一次试图逃跑时，他的脚被铁丝网扎伤并引起了感染，或许是命不该绝，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在视察战俘营时，发现了伤势严重的施特拉赫维茨，把他立即送往瑞士治疗。在日内瓦的医院里，施特拉赫维茨的身体复原很快，但由于法国要求瑞士将他尽快遣返，他于是假装自己精神失常。其以假乱真的高超演技成功地使院方做出了无法遣送的结论，还把他送到了乡间的一处精神病院（有后人说他确实几乎到了要真正发疯的边缘）。⁴就这样，施特拉赫维茨在瑞士这个避难所一直待到一战结束。1918年年底，他回到了战败的德国。

施特拉赫维茨还没有返回故乡，就先赶到柏林参加了一支“自由军团”。他所在的部队与其他类似的准军事化组织一起，以火炮、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等镇压了工人和共产主义者发动的“斯巴达克”革命。1919年年初，施特拉赫维茨在故乡又组织了“上西里西亚自卫队”，他捐资购买武器和招募志愿者，积极地同不断骚扰奥佩伦及上西里西亚其它地区的波兰军队作战。1921年5月末，当波兰人占领了奥佩伦东南的战略制高点安娜贝格（Annaberg）时，来自“上西里西亚自卫队”和巴伐利亚“高地自由军团”不到1000名的德国人，以猛烈的炮击和徒手搏斗将波兰人从安娜贝格赶了下来，施特拉赫维茨据信是第一个登上高地之巅的人。“高地自由军团”的泽普·迪特里希（即日后的希特勒保镖和党卫军上将）也在这场被称作“1918年11月以来的德国首次胜利”中表现出色，他和施特拉赫维茨都被誉为是“安娜贝格的英雄”。

一切归于平静后，施特拉赫维茨开始把精力放在学习经营管理家族庞大的产业、地产、森林和农场上。1929年，他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所有产业，这时的他堪称整个西里西亚地区最大最富有的地主，在不止一处拥有大片的森林和草场。不过，虽然富可敌国，但平淡的生活不是他这种胆大妄为之人能够长期忍受的，故而他也一直不愿割舍与军队的密切联系。1921年，施特拉赫维茨曾获知自己被晋升为中尉，任职资格追溯至1916年。虽然不是战后的帝国国防军现役军官，但他一直保持着驻布雷斯劳的第7骑兵团（属第2骑兵师）后备役军官的身份。令人不解的是，施特拉赫维茨竟然还是一名1932年加入纳粹党的“老党员”，而且还在1933年4月被党卫队接受为成员。当他1935年成为后备役骑兵上尉时，他还有着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的头衔。到1939年1月30日，他的党卫队头衔已是相当于中校的一级突击大队长，而他的陆军军衔仍为后备役上尉。有后人说，施特拉赫维茨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的动机是在政治上更好地保护上西里西亚地主阶层的利益，这或许言之成理，但考虑到党卫队有着将各种头衔赠予社会名流的做法，焉知施特拉赫维茨这个大地主不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接受了“入队”邀请呢？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的内政和外交发生了全新变化。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常务次长赖歇瑙都是扩军备战的热心支持者，他们对摩托化和装甲部队也抱有很大的兴趣。在1934年举行的一次兵器展示和调动演习中，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兵所做的表演给希特勒留下了深刻印象。面对装甲队列壮观的军容时，希特勒情不自禁地高呼：“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像希特勒一样发出欢呼的还有施特拉赫维茨，他在参观了同年的另一演习后，也被装甲部队的机动性和潜力吸引了，觉得这个初创中的新兵种就是新时代的骑兵，很合他的脾性和胃口。经过了多年的安逸和享受，他实在怀念军旅生活，没过多久他就提交了加入装甲部队的申请——这是一个将改变其人生道路的决定。1935年10月20日，他正式加入了驻埃森纳赫（Eisenach）的第1装甲师第2装甲团。

摄于1921年的上西里西亚安娜贝格。当年5月底，施特拉赫维茨曾率“上西里西亚自卫队”在这里与波兰人激战，在巴伐利亚“高地”自由军团的协助下，波兰人被赶离了此处，施特拉赫维茨据信是第一个冲上安娜贝格最高处的人。

摄于1925年，施特拉维茨位于大施坦因的一处住宅。作为上西里西亚最大的地主，他拥有大片的农场、森林、草地和众多的庄园。

摄于1935年，施特拉赫维茨兄妹五人的合影（右一为海津特），他的两个弟弟已分别于1917和1922年亡故。后排左一为1899年出生的二弟曼弗雷德。

第1装甲师是德军1935年10月成立的首批三个装甲师之一，首任师长为二战中晋升为元帅的魏克斯（Maximilian von Weicks）中将，辖有第1摩托化步兵旅、第1装甲旅（辖第1和第2装甲团）、第73摩托化炮兵团、第4摩托化搜索侦察营、第37反坦克营等单位。⁵第1装甲团的兵员主要来自于装甲兵学校，当然也补充了骑兵部队的军官和军士；第2装甲团团长是普利特维茨（Heinrich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中校，其第1营是以克尔奇（Karl Keltsch）少校的“奥尔德鲁夫（Ohrdruf）运输兵教导营”为主组建的，第2营的多数官兵来自于施特拉赫维茨任后备役骑兵上尉的第7骑兵团，还有来自第4运输兵营2连的部分官兵，营长为福格特（Hans Voigt）少校。施特拉赫维茨加入第2装甲团2营后，与大批年轻人一起接受了坦克和装甲车辆驾驶训练、装甲战术演练，1936年5月在图林根地区的奥尔德鲁夫参加了首次演习，次年夏又在西里西亚的诺伊哈默尔（Neuhammer）训练基地和普特洛斯（Putlos）靶场进行夏季演习。1938年3月，施特拉赫维茨随第1装甲师参加了吞并奥地利的行动，当时该师作为防止英法干涉的威慑力量被部署在西线，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师则带着“希特勒警卫旗队”团直接参与了开进奥地利的行动。吞并奥地利完成后，施特拉赫维茨随第2装甲团进行了2个月的作战演习，稍事停顿后，又于当年7月至8月在于特博格（Jüterbog）进行夏季演习，9月间又马不停蹄地开赴格拉芬沃尔进行秋季演习。在1938年9月占领捷克苏台德地区的行动中，第2装甲团驻扎在格拉芬沃尔随时待命，并在10月份最终开进了苏台德地区。半年后的1939年3月，施特拉赫维茨随第2装甲团参加了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境的行动，当时第2装甲团就在他的老家奥佩伦待命并做好了战斗准备。

随着战争的临近，第2装甲团于1939年7月至8月在于特博格和普特洛斯进行了最后一次演习，8月下旬进入奥佩伦的集结地，准备发动闪击波兰的侵略战争。第1装甲师此时是德军新式坦克最多、装备最精良的装甲师之一，总共拥有的270辆坦克中，有一半（136辆）是Ⅲ号和Ⅳ号主战坦克，⁶而当时德军一共只有不到300辆Ⅲ号和Ⅳ号坦克列装部队。不过，似乎第1装甲师的新型坦克多集中在第1装甲团——据有关资料记载，第2装甲团开战时只有6辆Ⅲ号和28辆Ⅳ号坦克，倒是Ⅰ号和Ⅱ号坦克的数量合计高达116辆。⁷虽然老旧过时的坦克为数众多，但这丝毫不能妨碍训练和技战术水准高出对手不止一筹的德军装甲兵在波兰战场上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战绩。

没有坦克的“装甲伯爵”：波兰与法国战役

1939年8月31日傍晚时分，第1装甲师师长施密特中将和他的首席参谋军官温克（Walter Wenck）少校将各部指挥官召集起来，交代了他们在次日清晨即将发起的波兰闪击战中的角色。会议结束时，温克留下了后来成为第1装甲师名言的一句话：“让我们开始吧！加油！”——一场改变欧洲面貌和世界格局的大战即将打响了。

德军依靠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集群、辅以强大的空中支援，仅用了18天就以胜利基本结束了波兰战役。坦克的机动灵活、强大火力和对敌军士气的致命打击，给施特拉赫维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也从观察中总结出“坦克绝不可停顿，必须时刻处于运动中，而且还要出现在最前沿”这样的见解。第1装甲师在这场战事中表现上佳，施特拉赫维茨自然也做出了贡献——但他的贡献是间接的，他并未被派到一线指挥坦克冲锋陷阵。相反，作为第2装甲团负责后勤补给的军官，他的角色在后方。⁸9月4日下午，克尔奇上校任团长的第2装甲团作为第1装甲师的突击矛头已开始向维斯瓦河西岸扑去。这时，克尔奇将施特拉赫维茨找来，首先感谢他在开战四日里为第2装甲团的弹药、油料和食物的顺利补给所付出的努力，然后通知他，第1装甲旅旅长沙尔（Ferdinand Schall，后任第10装甲师师长和第56摩托化军军长）少将看上了他那“卓越的组织才能”，要调他去负责整个第1装甲旅的后勤补给工作。克尔奇似乎是为了弥补一下施特拉赫维茨不能到一线参战的遗憾，特地向上级推荐授予他二级铁十字勋章上的勋饰，并称他将是第一个获得这种荣誉的团级后勤军官。沙尔见到施特拉赫维茨时口称“伯爵先生”，说自己与师长施密特都很看重他的组织领导能力，要求他尽快把全旅的后勤补给安排顺畅，还强调说这是事关作战胜负和整体进程的重要工作。施特拉赫维茨欣然从命，很快将全旅的弹药、油料和食物补给安排得井井有条。10月5日，他因这些贡献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上的勋饰。令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在这个角色上干得越出色，就陷得越深，波兰战役后直到1940年6月5日，他甚至还是第1装甲师的后勤补给军官。前线作战的荣耀和军功，至少目前还不属于这个年已47岁的“老装甲兵”。

摄于1936年的埃尔福特，演习中的第1装甲师第1装甲团的Ⅰ号坦克。

摄于1938年，第1装甲师第2装甲团正在列队接受检阅。

波兰战役后，第1装甲师先在多特蒙德驻扎了一段时间，然后于1940年3月来到西线的摩泽尔—艾菲尔地区驻防和训练，为即将发动的法国战役进行准备。这时的第2装甲团团长换成了布吕辛（Hero Breusing）上校，原团长克尔奇升任第1装甲旅旅长，师长则是原任第1摩托化步兵旅旅长的吉青纳（Friedrich Kirchner）将军，施密特已升任第39摩托化军军长。第1装甲师与第2、第10装甲师隶属于古德里安的第19摩托化军，在法国战役中的任务是经比利时南部直抵色当一线，渡过马斯河后一路向西，朝亚眠—阿布维尔附近的索姆河河口推进，以夺取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切断英法盟军。战役正式打响时，古德里安亲自随同第1装甲师进军，越过卢森堡边界的当天就冲到比利时国界附近，随后沿着阿登山区崎岖不平的山道快速向前。12日下午，第1装甲师攻下了历史名城色当，当夜开始准备强渡马斯河。次日，第1摩托化步兵团强渡成功，而该团团长就是日后的第19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巴尔克。第1装甲师不愧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悍的装甲铁拳，经过10天连续作战，该师在基本没有休息的情况下已于20日突至亚眠，第2装甲团在这里建立了准备渡越索姆河的桥头堡。

摄于1939年9月，第1装甲师所部正在波兰境内推进。

摄于1939年9月初，第1装甲师第1装甲旅的后勤军官施特拉赫维茨上尉。

47岁的施特拉赫维茨和年轻的装甲兵们一样，经常处于高速前进和突击的紧张状态，虽然身体极度疲劳，但士气高昂，劲头十足。作为负责全师后勤补给的军官，施特拉赫维茨竭尽全力地率领后勤部队赶上装甲矛头的步伐，同时与第19摩托化军、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后勤主管部门协调弹药油料和食物的调运补充。在马斯河作战开始前，他也出现在河畔观察敌情，还曾向手下的军官评论敌情：“法军在进攻中的表现往往很出色，炮火尤其准确，但在防御战中远不如德国人那样韧性十足。”果然如他所说，渡河战斗中给德军造成最大阻碍和伤亡的就是法军炮火，但当为数不多的德军抢渡成功后，法军的整体防线很快就出现了裂缝，军心也随之动摇。渡过马斯河后，第19摩托化军的3个装甲师全力向西推进，其高速度、快节奏给施特拉赫维茨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古德里安一再强调的快速突击、避免与敌重兵接触、重点打击对手指挥系统和补给线等战术，显然与施特拉赫维茨的个性和风格也十分匹配。虽然主持的后勤补给体系表现得非常出色，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一战中率领骑兵长途奔袭敌后的骑兵排长，怎么可能在加入装甲部队整整5年后的1940年5月，总是充任运输大队长的“次要角色”呢？虽然没有坦克可供调遣指挥，但他决定利用时常流变的前线局势，抓住机会亲身体验一番“闪电战”的要义。在索姆河地区，施特拉赫维茨和他的装甲车不止一次地比作战部队更接近对手的防线。其中的一次经历——上级们称之为“单刀赴会”——诞生了一个至少名动第1装甲师的传奇，军史家弗拉施卡和勒尔（Hans-Joachim Röll）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描绘过这段经历，至于其真实性，可能既无法证实、又难以证伪：⁹

摄于1939年9月，第1装甲师的运输车队似乎出现了交通堵塞。

摄于1939年9月，第1装甲师的坦克和装甲车正向不远处的目标进攻。

摄于1939年9月，第1装甲师第2装甲团团长克尔奇（右）在战斗中。

摄于1940年5月，左为第1装甲师首席参谋军官温克少校，右为师长吉青纳，后为第37装甲工兵营营长克诺普夫（Knopff）少校。

摄于1940年5月，与第1装甲师同步进军的第19摩托化军军长古德里安正在进餐。

施特拉赫维茨与司机和一名少尉突然发现他们的装甲车前出现了一座法军军营。尽管冒险得有点过了头，但施特拉赫维茨决不会让恐惧影响自己的头脑。他沉吟一下，镇定地告诉两位伙伴：“现在绝不能掉头，那样的话会有大炮向我们开火的。不过，我想我们能收拾他们。”在手下半信半疑的目光注视下，施特拉赫维茨自信地朝法军哨兵走去。大张嘴巴的不仅是他的手下，早已看见他们的哨兵也是目瞪口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德军军官出现在眼前，因为最新的情报表明最近的前线距此处足有30公里！

摄于1940年5月13日，第1装甲师所部正在色当附近渡越马斯河。

摄于1940年6月，左为第39摩托化军军长施密特，右一为第1装甲师师长吉青纳，右二为第1装甲师首席参谋军官温克。

摄于1940年6月，第1装甲师所部正在通过埃纳河上的浮桥。也有人认为本图是第1装甲师5月13日渡越马斯河时所摄。

施特拉赫维茨操着流利的法语要求面见当值军官。困惑的哨兵照办了，施特拉赫维茨点燃一支烟，有些紧张但又不动声色地静候着。当值的法军上尉不久后出现在营房门口，一头雾水的他还没闹清楚怎么回事，就听见施特拉赫维茨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立刻放下武器向我投降。”法军上尉感到难以置信，困惑地望着德国人咕哝着说：“但是……”施特拉赫维茨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决不能让对手有时间思考，于是以坚定的口吻一字一顿地说道：“没什么‘但是’，上尉，快照我说的做，任何抵抗都毫无意义。”见对方还在犹豫，施特拉赫维茨又马上加了一把火：“快点！让你的人放下武器！等我的装甲团一露面，我就无法再保证你们的安全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也许是开战以来早就习惯了被席卷一切的装甲部队包围缴械，也许是放下武器和结束令人厌恶的战争并非什么耻辱，也许是施特拉赫维茨声色俱厉的恐吓使上尉下了决心，不一会儿，整整600名法军官兵列队完毕，向“代表第1装甲师”的施特拉赫维茨上尉和他的两名战友正式投降了！检阅完战俘队伍后，施特拉赫维茨用手指着队列周边的一排排车辆向法军上尉说：“让你的人都上车，你上我的装甲车。”而后，他又让同行的德军少尉爬上最后一辆车，以防有人“掉队”。1小时后，施特拉赫维茨带着600名俘虏和大批车辆开进了第1装甲师的防区。

师部的官兵们纷纷咂吧着嘴、摇着头表示难以置信，而师长吉青纳瞪着眼睛只蹦出一句话：“施特拉赫维茨这个鬼家伙！”虽然这种惊人之举以后还将多次出现，并成为施特拉赫维茨的招牌之一，但在1940年5月和6月的法国，这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两名下属完全被伯爵的沉着冷静、敏捷反应和狡诘机智所折服，他们绘声绘色地逢人便讲伯爵如何单枪匹马地俘虏600名法军及其车辆和武器。于是，“装甲伯爵”这个称谓开始在第1装甲师传开，不久后在整个战场不胫而走。施特拉赫维茨也愈发相信，出其不意的突袭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装甲部队的潜力，能在片刻间瓦解敌军防线并摧毁其意志，数量占优势的对手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无法抵挡装甲部队的攻势。同时，他也认定，指挥官带领少量能力出众的“好战士”也能取得很大的成功——在日后执掌装甲团和装甲集群等较大规模的部队时，他对此依然坚信不移，并做出了许多传奇色彩更加浓厚的举动。

5月23日，向敦刻尔克推进的第1装甲师，在英法盟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所谓的“坟墓线”前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战事停顿之际，施特拉赫维茨带着一名少尉又一次到敌后进行侦察，他们看到了对手正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撤退！施特拉赫维茨赶回师部后立即向首席参谋军官温克少校做了汇报，还说第1装甲师已在阿（Aa）运河对岸建起了几个桥头堡，如果立即向前推进的话，完全可以突破对手的防线和阻止撤退。不想，温克只是耸了耸肩，表示已完全了解敦刻尔克的盟军活动，但元首已直接下令装甲部队止步。温克对此命令也十分不满，但他只能安抚相当气愤的施特拉赫维茨，还告诉后者说：“相信我，伯爵先生，古德里安将军也同样气愤。”

这段时期的施特拉赫维茨虽然十分疲劳，但与其他人一样都在尽情享受着装甲部队辉煌胜利目不暇接的“黄金时代”。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开始前夕，他又调回第2装甲团，但角色还是一样——负责全团的后勤补给。作为对其前阶段工作的认可，他于6月7日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上的勋饰。

在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德军部署了三支强大的突击力量：第一支为B集团军群的6个装甲师和4至5个摩托化步兵师，任务是在英吉利海峡和瓦兹（Oise）河之间突破法军防线，向鲁汶方向进攻；第二支是A集团军群的4个装甲师和2个摩托化步兵师，任务是在色当西南的勒泰勒（Rethel）实现突破后，向埃纳河（Aisne）以南推进，以抵达朗格勒高原为目标；第三支突击力量则是C集团军群所部，它们将在前两支力量进展顺利的情况下，从梅斯要塞和莱茵河之间的法军后方进攻马奇诺防线。古德里安这时已升任以他名字命名的装甲集群指挥官，第1装甲师也被划归他属下的第39摩托化军。6月9日，第1装甲师的巴尔克战斗群集中了全师几乎所有的摩托化步兵，全力支援已在埃纳河南岸建立桥头堡的第17和第21步兵师，同时掩护第1和第2装甲团渡河。鉴于法军抵抗异常顽强，而且埃纳河南岸的溪流、村庄和森林并不适于装甲部队的大规模机动，巴尔克战斗群和布吕辛的装甲战斗群都在绕过对手最顽强的支撑点后径直南下。14日，第1摩托化步兵团和第2装甲团渡过了莱因—马恩运河，次日向南推进到索恩河上游的格雷（Gray-sur-Saone）地区。当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大部旋转向东进入洛林地区，从而威胁到法军马奇诺防线的侧后翼时，第1装甲师的搜索侦察营和摩托车营已在17日午夜抵达瑞士边境。而后，第1装甲师开往贝尔福特（Belfort）东北，直到25日停战协议正式生效为止。

摄于1941年2月的布加勒斯特，第16装甲师第2装甲团1营营长施特拉赫维茨少校正与罗马尼亚军官交谈。

如果说施特拉赫维茨在法国的多数时间里只能艳羡地看着装甲指挥官们建功立业的话，那么属于他的时刻也将很快到来，而且他将取得比他们更显赫的成功——1940年10月，随着第1装甲师第2装甲团被调拨给新成立的第16装甲师（作为补偿，第1装甲师获得了第113摩托化步兵团），施特拉赫维茨被任命为第2装甲团1营少校营长。第16装甲师师长是独臂将军胡贝（Hans Valentine Hube）——作为深受希特勒信任和欣赏的将领之一，胡贝也有着顽强、大胆、战术运用不拘一格的声誉。有这样一位师长，施特拉赫维茨无论作出何种惊人举动，似乎都能得到理解和赏识，他在之后屡立战功就可谓水到渠成了。

第16装甲师在接收装备（包括一批装备50毫米主炮的Ⅲ号坦克）和训练演习告一段落后，于1940年12月末被派往罗马尼亚充任教导示范师，负责向罗军传授德军的装甲战术和作战经验。当巴尔干形势趋紧时，第16装甲师又承担起保护罗马尼亚普罗耶什蒂油田的任务。1941年3月末，施特拉赫维茨随第16装甲师向南开入保加利亚，驻扎在黑海边上的布尔加斯（Burgas）至普罗夫迪夫（Plovdiv）之间的区域。在将于4月初发起的、以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为目标的巴尔干战役中，保加利亚这个所谓“中立国”决定不直接参战，但允许把其领土作为李斯特元帅（Wilhelm List）第12集团军的集结地和进攻南斯拉夫的跳板。按照德国与保加利亚达成的协议，保加利亚的5个步兵师将在第16装甲师支持下，负责保护第12集团军的后方。10巴尔干战役打响后，由于南斯拉夫战事顺利得出人意料，第16装甲师的多数部队都没有机会参战，倒是施特拉赫维茨的第2装甲团1营被配属给“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团（配属该部的还包括第151和第851重榴弹炮营以及党卫军炮兵团的轻型火炮营），¹¹参加了攻打贝尔格莱德的行动。当时，德军3个摩托化军——东南的第14摩托化军、东北的第41摩托化军和西面的第46摩托化军大兵压境，三面包围了贝尔格莱德，第11和第8装甲师等甚至未经战斗就抵达了南斯拉夫首都，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的进军也相当轻松惬意，结果还与其他部队一起分享了又一次闪电战大胜的荣誉，这曾一度令第16装甲师未能参战的部队眼红耳热。

1941年4月底5月初，施特拉赫维茨的顶头上司出现了变动，布吕辛团长被解除了职务（详见第7章），替代他的是原任第7装甲师第25装甲团3营营长的西肯纽斯（Rudolf Sieckenius）中校。5月末时，第16装甲师经由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返回了德国，随后开赴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和尼斯附近集结，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也在此时归建。6月16日，第2装甲团奉命移至波兰桑多梅日北面的扎维霍斯特（Zawichost），在这里施特拉赫维茨迎来了一位大人物——第6集团军指挥官赖歇瑙元帅，他的儿子正是施特拉赫维茨麾下第4连的一名少尉。¹²赖歇瑙在第4连官兵和施特拉赫维茨面前郑重地宣布：德国将在6月22日进攻苏联。

惊人之举应接不暇：从基辅、罗斯托夫到斯大林格勒

施特拉赫维茨是一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二战经历存在着很多无从考证的传说，比如他“曾率几辆坦克出没于敌后，摧毁苏军坦克100辆之后还能全身而退”，再比如说“他有九条命，还有能预知炸弹在哪里爆炸的特异功能”等等不一而足。西方不少通俗军史著作还把施特拉赫维茨的经历与他人混淆起来，比如，关于苏德战争之初时他到底在哪支部队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有多种说法。有人说他在第16装甲师第2装甲团任1营少校营长，还有很多人说他是第18装甲师第18装甲团1营少校营长，还有些资料由于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哪里，干脆含糊地不置一词。有两位军史作者曾在著作中这样描述过“巴巴罗萨”作战首日的一些片段：

“……古德里安的第一项任务是重新占领布列斯特要塞。尽管布格河堪称天然屏障，步兵也特别想率先占领这座桥头堡，古德里安还是坚持要求装甲兵参与进攻，以便加快进军速度。他很担心装甲部队会落在步兵及后勤等二线队伍身后，就像法国战役第二阶段中发生的那样。第17和第18装甲师那些经过特别改装的潜水坦克越过了布格河，这些Ⅲ号和Ⅳ号坦克原本是为进攻英国准备的，因而做了特殊的防水处理。这些坦克沿着布格河河床前进，坦克乘员和引擎通过通气管获得空气，而这一技术随后还将用在潜艇部队。第18装甲师渡河的装甲营中，有1个营就是由战斗生涯丰富多彩的海津特·格拉夫·冯·施特拉赫维茨少校指挥的。”¹³

这段描述不可谓不精彩，但显然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疏漏。指挥第18装甲师第18装甲团1营的是与“装甲伯爵”的名字极为相似的一名少校——曼弗雷·格拉夫·冯·施特拉赫维茨（Manfred Graf Strachwitz von Gross-Zauche und Camminetz）。¹⁴再看一看装甲伯爵的全名，难怪著者会将两位混淆起来。令人惊讶的是，经过仔细研究，笔者发现他们两人在1939和1940年时都曾供职于第2装甲团，不过曼弗雷德在1营，海津特在2营；曼弗雷德的生日是1899年4月17日，与“装甲伯爵”同样名为曼弗雷德的亲弟弟的生日完全一样；再对比本书所附的几张照片，可以基本做出结论，这位曼弗雷德就是海津特的亲弟弟。不过，那些误以为“装甲伯爵”参与了水下穿越布格河，与布列斯特要塞苏军激战的故事根本就不存在，本章的主人公倒是强渡了布格河，但不是在布列斯特。第18装甲师开战时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的古德里安第2装甲集群，而第16装甲师则属于南方集团军群的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群。

第16装甲师在6月22日战事打响时是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群的预备队，2天后才在索卡尔—克里斯蒂诺波尔（Sokal-Krystinopol）区域渡过了布格河。师长胡贝将所部分为五个进军集群，前导集群就是第2装甲团，施特拉赫维茨的第1装甲营毫无疑问地成为全师的先锋。最初2天的进军道路并不适合装甲部队的运动，到处都是植被茂密的森林和沼泽地，蜿蜒其间的只有少数几条道路。不过施特拉赫维茨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是对手的顽强抵抗和不断反攻。跨越布格河不久，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向苏军的运输车队发起了猛攻，在炮火和烟尘中，大约有300辆军车被摧毁，同时沿线的数个反坦克阵地和炮兵阵地也被端掉。突然出现在苏军后方的德军坦克引起了大范围恐慌，许多苏军士兵放弃了阵地和武器，头也不回地向东逃跑。由于推进速度过快，施特拉赫维茨所部一度被撤退中的对手包围，他镇定地命令手下转入防御，激战中曾被一颗子弹擦伤，但简单处理一下后他又出现在反击的最前方。冲出包围圈后，他带着手下继续追击对手，然后突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但稍过一段时间他又如鬼魅般出现在苏军后方，杜布诺（Dubno）南面的杜纳耶夫（Dunayev）高地在26日夜10时左右被施特拉赫维茨成功抢占。这一行动既阻断了苏军后撤的道路，又为后续德军的进军扫清了障碍。

6月26日至30日期间，在卢茨克（Lutsk）—杜布诺—布罗迪（Brody）之间的三角形地带，爆发了一场号称“库尔斯克会战前规模最大的坦克战。”德军第1装甲集群的600辆坦克与苏军西南方面军5个机械化军的2800辆坦克酣战了将近1周，克莱斯特以损伤200辆坦克的高昂代价挫败了对手的反攻，仅苏军第8机械化军就损失了800辆以上的坦克，而第16装甲师据信摧毁了293辆坦克，第2装甲团的战功最大——有243辆坦克被该团摧毁。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于28日在杜纳耶夫北面、维尔巴（Verba）南面遭遇了苏军第8机械化军的T-34和KV坦克。他和手下很快恐怖地发现，这些苏军坦克似乎“刀枪不入”，Ⅲ号坦克的50毫米主炮根本奈何不得这些钢铁巨兽，反坦克炮也无能为力，只有88毫米高射炮才能对付KV重型坦克。战斗之初，施特拉赫维茨曾遭受了不菲的损失，但由于空军的及时轰炸，苏军补给线、支援步兵与坦克间的联系均被切断，德军防线才暂保无虞。当时，杜布诺南面已出现了由第8机械化军旅级政委波佩尔（N. K. Popel）率领的装甲集群，为切断这个装甲集群与第8机械化军主力的联系，施特拉赫维茨奉命进攻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的维尔巴。29日下午6时，施特拉赫维茨经过苦战夺取了维尔巴，但波佩尔装甲集群的部队向北撤到几公里外的高地后就地掘壕据守，并在夜里发起了强力反攻。施特拉赫维茨抵挡不住，损失了几辆坦克不说，还相当恐慌地退出了维尔巴村。师长胡贝连夜调动第16摩托化步兵旅的步兵赶来支援，30日上午又呼叫空军支援，然后命令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和摩托化步兵团再度强攻维尔巴。不过，波佩尔手下的重型坦克还是令施特拉赫维茨束手无策，甚至难以接近维尔巴，最后还是胡贝调来的重炮和88毫米高射炮敲掉了几辆KV坦克，才帮助德军逼近村子的南面。7月1日清晨，第2装甲营奉命赶来助战，2个装甲营加上1个步兵团的兵力经过整日激战才算把苏军逐出了维尔巴村。

苏军第8机械化军主力和波佩尔装甲集群此时已被包括第16装甲师在内的4个师的德军分割包围。波佩尔装甲集群在7月2日乘着夜色悄悄向东突围时，遭到施特拉赫维茨率领的装甲战斗群的追击。虽经历了数日的紧张作战，但疲倦和体力不支似乎与年近50的施特拉赫维茨无缘。他带领战斗群一路追杀，等大量杀伤对手并制造了足够的恐慌和混乱后，他又率部与敌脱离了接触——实际上，他摸到了苏军后方的炮兵阵地附近，无情地摧毁了这些大炮并击毁了依然向东死命突围的苏军坦克。原本拥有217辆坦克和近万步兵的波佩尔装甲集群，最后只有1000名步兵逃了出去，所有坦克和重武器都在短短几日内毁于第16装甲师之手。

杜布诺之战结束后，第16装甲师作为第48摩托化军的矛头继续向东推进。虽然天降大雨造成进军道路泥泞不堪，苏军战斗机和夜间轰炸机的空袭也给第16装甲师的补给造成了困难，但苏军的抵抗强度有所减弱，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的身后迅速留下了克列缅涅茨（Kremenets）、扬波尔、旧康斯坦丁诺夫等一连串乌克兰城镇的名字。到7月6日，行进在全师最前方的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在柳芭（Lubar）地域突破了所谓的“斯大林防线”。7日，第48摩托化军所部夺取了别尔季切夫，2日后，第3摩托化军也攻克了重镇日托米尔，向东通向第聂伯河和基辅的道路向德军敞开了。苏军新组建的第26集团军在别尔季切夫地域向第48摩托化军发起了反击，但无力阻止第16装甲师途经白采尔科维朝乌曼方向开去。第16装甲师的补给车队在克拉斯诺波尔（Krasnopol）遭到苏军空袭和炮兵的轰炸，损失了相当数量的车辆，在向乌曼西北面的莫纳斯特里谢（Monastyrysche）推进的途中，第2装甲团因苏军轰炸和机械故障又损失了一批坦克，胡贝命令将剩余的坦克都集中到施特拉赫维茨的1营，组成一个装甲战斗群继续前进。¹⁵21日至25日，第16装甲师在莫纳斯特里谢与对手激战了整整4天，占领该地后奉命向乌曼东南进军，以彻底阻断被围在乌曼地区的苏军向东和东南突围的道路。31日，在卡利诺夫卡（Kalinovka）附近，施特拉赫维茨的指挥坦克被苏军炮火击中，报务员当场毙命，他本人也受了伤。8月2日，带伤作战的施特拉赫维茨指挥装甲战斗群以突袭方式夺取了佩沃梅斯克，次日又马不停蹄地攻占了沃兹涅先斯克（Voznesensk）。在这里，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与第17集团军所属的匈牙利机械化军会合，在乌曼口袋的东面又增加了一层包围铁环。8月8日，追击对手的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一直前出到沃兹涅先斯克以东75公里才暂时止步。这时，乌曼口袋中的苏军第6和第12集团军等已被德军步兵集团军清剿干净。施特拉赫维茨当日离开了岗位，前往后方疗伤。

8月12日，第16装甲师与“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肩并肩地朝着东南方的黑海军港尼古拉耶夫（Nikolayev）扑去。很快，第16装甲师出现在军港北面，“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迂回到城东，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部队则从西面逼近了尼古拉耶夫。尽管三面被围，苏军还是在尼古拉耶夫顽强抵抗了数日，直到16日才告城破。“希特勒警卫旗队”师未及休整立即向赫尔松方向追击撤退的苏军，第16装甲师则获得了几天的休息时间。21日，第16装甲师奉命向北朝基洛夫格勒推进，以抵达第聂伯河后建立桥头堡为初期目标。25日，第16装甲师进抵基洛夫格勒，已回归本部的施特拉赫维茨当日获得了骑士勋章。第16装甲师在此处停顿了一些时日，施特拉赫维茨抓紧时间组织修理前阶段受损的一批坦克，同时试验了能在800米射程内击穿苏军坦克装甲的新型穿甲弹。9月8日，施特拉赫维茨再次担任第16装甲师的先头，在滂沱大雨中沿着破烂的道路向第聂伯河畔的克列缅丘格开去。第16装甲师的任务是充任第48摩托化军的矛头，越过第聂伯河后溯河北上，与已在基辅以东的苏拉（Sula）河畔建立阻击防线的第3装甲师建立联系，从而将基辅周边的所有苏军全部包围。9月12日，第16装甲师渡过第聂伯河后向北推进了整整70公里，直到油料耗尽再也无法动弹为止。当日晚上，在补充了油料和弹药之后，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与第16搜索侦察营等先头部队继续向苏拉河畔的卢布尼（Lubny）推进，此时他们距第3装甲师的先头战斗群仅有40公里。不过，施特拉赫维茨在卢布尼陷入了与守军的拉锯战，直到14日才最终夺取了卢布尼。15日，第16搜索侦察营与第3装甲师的先头在洛赫维察（Lokhvitsa）郊外建立了联系，标志着硕大的基辅包围圈在这一刻正式合拢。

摄于1941年6月，图为第18装甲师第18装甲团1营营长曼弗雷德·施特拉赫维茨少校。这位少校是“装甲伯爵”的亲弟弟，后人常把两兄弟的某些作战经历混淆起来，凭空地为“装甲伯爵”充满传奇色彩的军旅生涯增添了一些不可信的经历。

摄于1941年9月，第16装甲师第2装甲团团长西肯纽斯中校。

基辅大胜之后，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又开始沿着铁路向东南方推进，旨在摧毁苏军沿第聂伯河南段直至亚速海海岸的防线，同时帮助梅利托波尔（Melitopol）以西的德军第11集团军消灭苏军第9和第18集团军。当时，苏军这两个集团军的12个师在第聂伯河河曲与梅利托波尔之间坚守不退，令德军第11集团军北翼的部队束手无策。10月初，第16装甲师以2个摩托化步兵团为主组建了两个战斗群，各加强了装甲团的1个营和其他师属部队，两个战斗群肩并肩地（间距仅1公里）向东南进军。6日，第16装甲师与其他德军在亚速海北面30余公里的安德列耶夫卡（Andreyevka）附近合围了前述两个苏军集团军，第2装甲团在摧毁被围之敌的作战中发挥了较大作用。14日，第16装甲师改为隶属于第14摩托化军（该军还包括党卫军“维京”师和第14装甲师），在沿着塔甘罗格—斯大林诺进军的过程中，第2装甲团和第64摩托化步兵团于21日在距米乌斯河不远的乌斯片斯卡亚（Uspenskaya）建立了桥头堡。随后6天里，第16装甲师一直都在乌斯片斯卡亚休整和修理坦克，施特拉赫维茨和手下的装甲兵也得到了难得的喘息机会，苏军除偶尔派出轰炸机前来骚扰外，基本上相安无事。23日，12架苏军轰炸机轰炸了施特拉赫维茨的驻地，附近的一座苏军战俘营被炸毁，战俘死伤无数，这令他非常震惊，立即命人清空营地，把幸存的战俘都送到更远的后方。¹⁶

摄于1941年6月末，在Ⅲ号坦克的支援下，第16装甲师的步兵正在进攻。

摄于1941年9月5日，第16装甲师师长胡贝（右一）正为施特拉赫维茨颁发骑士勋章（8月25日获得）。

摄于1941年9月5日，施特拉赫维茨获得骑士勋章后接受同僚的祝贺，与之握手者似为负责与第16装甲师联络的空军上尉。左一为装甲团团长西肯纽斯。

摄于1941年9月5日获得骑士勋章后，施特拉赫维茨与自己的副官在一起。

摄于1941年9月，从远处眺望基辅的景象。

图为德国在基辅包围战结束后制作的宣传照，背景是无数的战俘，前景中的文字表明，德军在科罗斯坚、罗斯拉夫尔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构成的三角形区域俘虏了66.5万人，还有885辆坦克和3700门大炮等战利品。

摄于1941年10月，施特拉赫维茨与手下的军官们在1辆Ⅲ号指挥坦克前研究地图。

摄于1941年10月，第16装甲师开进重镇塔甘罗格时的场景。

11月5日，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团军在米乌斯河的多个桥头堡向东发起了新攻势，第3摩托化军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第13装甲师朝着罗斯托夫方向进攻，在他们北面的是第14装甲师，第16装甲师居于第14装甲师北面，与“维京”师和第49山地军的第1山地师一起，负责向图斯洛夫（Tusloff）河及其以东进攻，同时起到保护第3摩托化军左翼的作用。¹⁷第16装甲师的两个战斗群在炮火掩护下快速向东推进，带领第1装甲营冲在前面的施特拉赫维茨很快发现，德军坦克前冲时，苏军往往缩在战壕里或干脆躲藏起来，而在步兵跟进时，苏军的抵抗却变得非常顽强。17日，第14摩托化军的几个师全部在沙赫蒂西面与对手激战；与此同时，南面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第13装甲师开始向罗斯托夫全力冲刺，并在20日夺取了这一战略要地。不过，就在“希特勒警卫旗队”师杀入罗斯托夫的前一天，苏军第37集团军在重建的第9和第18集团军的支援下，向第14摩托化军的北翼发起了反攻，“维京”师的左翼防线顿时出现了漏洞。第2装甲团被临时配属给“维京”师，帮助后者把被冲开的防线重新连接起来，施特拉赫维茨率领装甲团的多数坦克在反击中还曾解救出被围的“维京”师工兵营。随着北翼防线的漏洞越来越大，为避免被侧翼包抄，克莱斯特于21日夜做出了与敌脱离接触的决定，命令北翼部队在延迟阻击的同时撤往图斯洛夫河。当作战部队和装备基本都撤到图斯洛夫河西岸后，西肯纽斯和施特拉赫维茨率领第2装甲团仍在东岸阻击对手，同时装甲师的师属炮兵在西岸提供炮火支援。28日，德军在苏军的强大压力下弃守罗斯托夫，罗斯托夫以北的所有部队也都奉命陆续撤往米乌斯河防线。第16装甲师作为第14摩托化军的后卫，直到12月5日才带着重武器和装备撤至米乌斯河西岸。

从12月中旬起，整个东线的德军都被迫转入守势，装甲部队也开始扮演他们日后非常熟悉的“消防队”角色。德军将装甲团拆成较小的战斗群，分别驻守在前沿稍后方的各个要地，随时准备在前沿即将被突破的关键时刻发起反击。装甲部队很快证明了他们在防御和进攻中一样出色。这段时间，米乌斯河防御战的特点也很适合施特拉赫维茨的个性，他不仅喜欢，而且擅长领导小规模战斗群，经常带着数辆坦克突入敌后进行侦察和骚扰，沿途顺带着消灭一些坦克和炮兵阵地。1942年1月1日，施特拉赫维茨晋升为中校，第16装甲师也进入斯大林诺—梅克耶夫卡（Makeyevka）的补给基地进行重新装备。罕见的奇寒和无垠的冰雪使这个战场陷入了相对沉寂的时期。

随着季节的变换、兵员和装备的不断抵达，蛰伏数月的东线德军在1942年春似乎又恢复了元气。德军最高统帅部筹划针对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夏季攻势时，准备在5月中旬发起两起预备攻势，除征服克里木半岛外，碾平苏军在1942年初形成的伊久姆突出部也是重要目标之一。5月12日，苏军抢先发起了旨在夺回哈尔科夫的反击战。尽管苏军的突然进攻一度取得了很大的战果，甚至到15日时已对哈尔科夫形成了南北夹击的态势，但德军在尽量阻挡对手向西突破的同时，于17日按原计划发起了代号“弗里德里希作战”的围歼战。克莱斯特负责统一指挥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他在伊久姆突出部南面的斯拉夫扬斯克率先发起反击。担任突击矛头的是第3装甲军的第14装甲师，胡贝第16装甲师则被配属给第44军。第14装甲师当日撕开了苏军防线后开始高速向北推进，第16装甲师由施特拉赫维茨率领的先头战斗群也从斯拉夫扬斯克朝西北方向推进，18日即控制了伊久姆西面的高地。22日，德军第6集团军在化解了哈尔科夫周边的危险之后，命令第3和第23装甲师向南杀出，第23装甲师一部当日即与第14装甲师及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会合于巴拉克列亚（Balakleya）西南，从而将伊久姆以西的几十万苏军关进了包围圈。在这个所谓的“巴尔文科沃老鼠笼”最终合拢的前一刻，施特拉赫维茨幸运地从死神手中逃脱——当时，施特拉赫维茨带着几名下属和炮兵军官在附近的高地上观察苏军的动向，突然他冲着站得稍远点的两名炮兵军官大喊“快卧倒隐蔽”，同时随手将一名下属按倒在地。就在这时，炮弹在他们附近爆炸了，两名倒霉的炮兵军官当场丧命，而施特拉赫维茨靠着他那“狗鼻子一样灵”的敏锐逃过了一劫。他曾坦言自己能感觉到是否有坦克或大炮在向他瞄准，还曾有史家把他描绘成“有特异功能的占卜士”，说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研究占卜与星相，以及他的祖上就有以预知未来而出名的人。¹⁸虽然这些都是无法证实的传奇故事，但施特拉赫维茨对战场确实有着惊人的直觉和判断力，总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敌人，掌握对手的部署变化并拿出对策。他多次负伤但总能幸存，上下级都相信他确有“魔法”。像许多历战无数的勇猛军人一样，施特拉赫维茨也坚信自己绝不会被子弹或炮弹击中。

摄于1942年5月的哈尔科夫战役期间，图为被第16装甲师摧毁或缴获的车辆与武器。

摄于1942年8月23日，第16装甲师装甲团6连的几辆坦克和装甲车率先抵达了斯大林格勒北面的伏尔加河，图中的德军正用望远镜嘹望斯大林格勒城。

在德军的1942年夏季攻势发起前，第16装甲师还在顿涅茨河两岸参加了两次规模有限的清剿作战，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在名为“威廉”和“弗里德里希Ⅱ”的两次作战中都发挥了突击矛头的重要作用。¹⁹夏季攻势开始后，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推进可谓势如破竹，各部德军很快进入了追击模式，到7月20日保卢斯的多数部队均推进到奇尔河上游时，装甲矛头第14装甲军（辖第16装甲师、第3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更是在向顿河河曲高速推进。不过，7月22日至24日，已抵达卡拉奇（Kalach）附近的第14装甲军因缺乏油料和交通工具被迫停顿下来。前几日，希特勒曾错误地认为，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推进势头足以粉粹顿河—伏尔加河的苏军防线，现在可以放心地分兵高加索了。为此，原本用于斯大林格勒的部分兵力和大批运输车辆被调拨给南面的A集团军群。这一决定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保卢斯缺乏充足的交通工具，无法及时地为北翼的第14装甲军提供油料和弹药补给。苏军方面显然已决心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25日在顿河西岸卡拉奇西北高地积聚了数量可观的部队，并在26日向第16装甲师等急需油料弹药的德军发起了进攻。第14装甲军几个师的形势一度相当危险，苏军不仅在卡拉奇投入了第1和第4坦克集团军（以及原驻此地的第62和第64集团军），也在更往北一点的阿基莫夫斯基（Akimovskiy）向第14装甲军敞开的北翼发起了反攻。保卢斯的北翼一时间陷入了两面作战的险境，追击已无可能，能够自保就算不错了。

摄于1942年9月15日的斯大林格勒前线，升任第14装甲军军长的胡贝来到第16装甲师向旧部告别。图为他与施特拉赫维茨中校握手道别的场景。

摄于1942年10月13日的斯大林格勒前线，施特拉赫维茨正在打量一辆由骆驼“牵引”的运输车。当天晚些时候，施特拉赫维茨的指挥坦克被炮火命中，他被烧伤，胡贝安排飞机很快将他送回本土治疗。

第16装甲师等部经过10天艰苦的防御战后，总算挡住了苏军的进攻。8月6日，油料和弹药终于从上百英里外的后方运到了前线，第14装甲军也恢复了机动能力。德军这时发现了一个“黄金”机会，他们不仅有机会痛击绕着卡拉奇部署成半圆形的对手，还有可能背倚顿河、以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歼灭大量苏军——这场被后人遗忘的“卡拉奇坦克战”在7日清晨拉开了帷幕，北翼的攻击矛头就是施特拉赫维茨率领的装甲战斗群，南翼矛头则是第24装甲军下属的第24装甲师。仅仅20个小时后，施特拉赫维茨就与第24装甲师的先头在卡拉奇西面的高地建立了联系，苏军第64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团军退往顿河对岸的道路被切断了。²⁰经过3天激战，苏军约有5.2万人被俘，还损失了近千辆坦克和大炮，仅施特拉赫维茨战斗群就摧毁了超过270辆的坦克！²¹

8月22日，第16装甲师渡过顿河后开始向伏尔加河全力挺进。此时，整个第6集团军只有163辆坦克（第16装甲师有81辆，第60摩托化步兵师有82辆），按照保卢斯留下的文字：“集团军短缺2个步兵师……如果从顿河桥头堡向东越过第137高地的作战取得成功的话，那么，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面的高地附近，我们只能指望摩托化部队依靠自己的力量坚持一段时间了。”²²23日，第16装甲师以装甲团2营和3营（该营原为第10装甲团3营，1942年6月加入第2装甲团）为主组成了“西肯纽斯装甲战斗群”；以装甲团1营为主组成了“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两部在并肩东进中成功越过了第137高地，同时该师以自身稀薄的步兵兵力，在克特柳班（Kotluban）组织了一条面朝北方的阻击防线。两个装甲战斗群绕过诸多屯有重兵的村落后，当日下午逼近了斯大林格勒北郊，第6装甲连的几辆先头坦克在下午5点时出现在温诺夫卡（Vinnovka）南面陡峭的伏尔加河河岸旁。第16装甲师的进军固然神速，但也充满危机，席卷过的地盘虽然不少，但相当多的成建制苏军都在该师身后完好无损。苏军次日即从北面的杜波夫卡（Dubovka）和潘施诺（Panshino）两个方向，朝第14装甲军发起了有大量坦克支援的反攻，第137高地附近的公路也在25日被切断，造成装甲军与西面的集团军主体被隔开。情形更糟的还是第16装甲师，不仅弹药油料即将告罄，还陷入了被对手南北夹击的危境，而距该师最近的友军第3摩托化步兵师尚在20公里以外。胡贝已命令所部做好向西突围的一切准备，第14装甲军也在26日夜要求保卢斯批准部队撤到第137高地西面。当然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第14装甲军只得就地死守，等待第51军从西面杀来救援（该军在29日赶到）。8月30日，随着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西南的加夫里洛夫卡（Gavrilovka）突破了苏军防线，第6集团军又命令第14装甲军和第51军向南进攻，以在斯大林格勒西面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为目标。9月3日，保卢斯手下的第6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95步兵师，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24装甲师在斯大林格勒西面建立了联系，但第14装甲军北翼的阻击阵地被突破，第16装甲师的步兵在第2装甲团不多的坦克支援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堵上了防线缺口。两天后的5日，多达9至10个步兵师的苏军在5至7个坦克旅支援下，又向第14装甲军的北翼发动了反扑，德军动用了最后的预备队和所有能够开动的坦克才打退了对手（苏军损失了114辆坦克）。北翼的这些困难危险的防御战几乎持续了整整1个月，在此期间，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多次充当“消防队”。他经常带领部下埋伏在山脊的反斜面伏击对手，他手下的2连在一次作战中以区区7辆坦克快速击毁了22辆苏军坦克。据信，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以这种战术在斯大林格勒周边至少摧毁过100辆T-34，当然还有大量的美制坦克和卡车。

施特拉赫维茨在斯大林格勒的作战于10月13日戛然而止——当日，他的指挥坦克被炮火击中，他本人被烧伤。1个月前升任第14装甲军军长的胡贝，稍后安排飞机把施特拉赫维茨送往布雷斯劳治疗。11月至12月，施特拉赫维茨先后在柏林和奥地利的巴特加施坦（Bad Gastein）等地辗转治疗。期间的11月13日，德国国防军战报宣布施特拉赫维茨获得了第144枚橡叶骑士勋章，称他的装甲营“在顿河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中表现出色，他率部突入敌军深远后方，摧毁了数以百计的敌军坦克。”12月，希特勒在大本营亲自向施特拉赫维茨颁发了橡叶骑士勋章。

1943年1月1日，已经康复的施特拉赫维茨晋升为后备役上校。几天后，他设法与回国述职的第14装甲军军长胡贝取得了联系——胡贝在元首大本营详细汇报了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士气和状况，同时领取了第22枚双剑骑士勋章。施特拉赫维茨要求军长允许自己回到包围圈中的第16装甲师，但胡贝非常严肃地说道：“……亲爱的施特拉赫维茨，我不得不拒绝你的提议，因为这不可能。你知道，我敬重作为个人和战士的你，也很乐意带你跟我一起回去。但是，正因为我尊重你，我才不能让你重回斯大林格勒，那里已变成了地狱。如果让你回去，那就等于是谋杀。”²³看到施特拉赫维茨咕哝着还想辩解，胡贝提高声调厉声说道：“这是很清楚的命令，没有讨论的余地！”然后，又低声安抚后者：“像你这样的战士，在别的地方还有大用。”²³

可以说，施特拉赫维茨对自己因伤早早撤离，而战友们却要留在斯大林格勒等待被歼的命运，无疑是感到羞愧和自责的。也正是胡贝拯救了与之并肩作战两年之久的施特拉赫维茨，使后者避免了与第16装甲师和第14装甲军一起覆灭的下场。胡贝说得不错，像施特拉赫维茨这样的装甲指挥官在别的战场和单位仍堪大用。

装甲铁拳：“大德意志”装甲团团长

1943年1月末，施特拉赫维茨被召到元首大本营，希特勒的首席副官施蒙特和参谋总长蔡茨勒（Kurt Zeitzler）将军接见了他，通知他已被任命为“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师（简称GD师）装甲团团长。当时，装甲团团部已在波美拉尼亚的诺伊哈默尔训练基地组建，原在北方集团军群战区作战的第203装甲团2营撤至诺伊哈默尔后，已于1月13日改成GD装甲团2营（辖3个中型装甲连），同时第203装甲团3连被改建为GD装甲团第13连（装备虎式坦克）。²⁴当施特拉赫维茨来到东线视察GD师原有的唯一一个装甲营（于3月1日改称装甲团1营）时，其团部、第2营和第13重装甲连等已在开往战场的途中。

2月8日，施特拉赫维茨来到哈尔科夫与波尔塔瓦之间的瓦尔基（Valki）村，拜见GD师的上级——“兰茨集团军级支队”指挥官兰茨（Herbert Lanz）将军和他的参谋长施派德尔少将。这时，斯大林格勒的地狱烈火已渐渐熄灭，包括第16装甲师在内的第6集团军余部已经投降了。施派德尔向施特拉赫维茨介绍了过去几日里灰暗的战场态势——沃罗涅日和西南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后发起的攻势，已在德军防线上撕开了300公里的缺口，前者的意图是以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合围哈尔科夫，后者则试图前突至第聂伯河，而后南下直扑黑海海岸，从而将南方德军全部包围在巨大的口袋之中。“兰茨集团军级支队”所部分布在哈尔科夫至别尔哥罗德之间，GD师和第168步兵师在别尔哥罗德以北的奥斯科尔河及沃尔昌斯克等地进行延迟阻击，中路是负责守卫哈尔科夫的党卫军装甲军，南翼则是仍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第298和第320步兵师。施特拉赫维茨在探视GD师装甲营时，曾了解到北翼的危险状况，当时装甲营仅剩10辆坦克，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转战，堵住苏军突破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剩下的坦克和突击炮身上。

外表镇定、头脑清楚的曼施坦因并没有慌乱，他坚信最基本的作战准则——进攻能力势必随着推进距离的迅速拉长而锐减，事实上他已在筹划和调遣兵力，准备在恰当的时机发起绝地反击。当豪塞尔的党卫军装甲军2月15日擅自弃守哈尔科夫时，曼施坦因并未像希特勒那样暴跳如雷，而是“热诚欢迎”解除了防御任务的3个强悍的党卫军装甲师加入他的反攻序列。曼施坦因向匆忙飞往扎波罗热的元首解释说，他将在苏军进攻能力趋于衰竭之际发起三阶段的致命重击：第一阶段，隶属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党卫军装甲军和第48装甲军将在巴甫洛格勒（Pavlograd）会合后切断苏军西南方面军的先头，第1装甲集团军所属的第40和第57装甲军将在东面同步向北进攻苏军的侧翼，进而将西南方面军逼退到顿涅茨河右岸；第二阶段，第4和第1装甲集团军将打击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侧翼，期间收复哈尔科夫；第三阶段，继续向北进攻，目标是消灭库尔斯克地区的苏军并与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集团军建立联系。²⁵在南面保护侧翼的是“霍利特（Karl-Adolf Hollidt）集团军级支队”，负责阻止苏军南方面军沿米乌斯河防线发起攻势；保护反攻大军北翼的就是“兰茨集团军级支队”，任务是在哈尔科夫西面阻止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继续西进。不过，因哈尔科夫失守，兰茨作为替罪羊在2月21日被解职，肯普夫将军取代了他的位置，这部分德军的称谓也随之改为“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

2月19日，当苏军先头坦克距曼施坦因的指挥部只有几十公里时，被后人称为“最后的胜利”的“哈尔科夫反击战”拉开了大幕。到月底时，被挫败的苏军西南方面军余部匆忙撤过了顿涅茨河，身后留下了615辆坦克、400门大炮、23000名亡者，还有进入战俘营的9000名官兵。沃罗涅日方面军曾奉命把第3坦克集团军移交给西南方面军，但在转进过程中遭到党卫军装甲军的痛击和血洗，德国空军的多个对地攻击联队也对该集团军造成了重大杀伤，其残部匆忙撤至哈尔科夫南面后试图建立新的防御前沿。

随着第一阶段作战目标的达成，第4装甲集团军迫不及待地发起了第二阶段的反击，党卫军装甲军开始向北朝着克拉斯诺格勒（Kasnograd）一线扑去，而肯普夫所部也奉命从波尔塔瓦西北出发，朝别尔哥罗德方向进攻。GD师位于“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的左翼，师长霍尔雷恩（Walter Hoerlein）将所部分成三个战斗群，其中由施特拉赫维茨领导的战斗群规模最大，包括装甲团（欠1营）、掷弹兵团、工兵营3连、坦克歼击营3连和炮兵团3营，目标是夺取康斯塔库索夫（Konstakusovo）和佩利考普。²⁶施特拉赫维茨战斗群于3月7日清晨出发，由于党卫军装甲军的推进已使苏军撤退，该战斗群当日下午就轻松完成了预定任务。8日和9日，战斗群中的坦克部队进展神速，配属的掷弹兵团官兵在泥泞中因跟不上节奏而叫苦不迭。但施特拉赫维茨不为所动，他的战斗群到9日日终时已是全师最深入苏军防区的部队，并切断了奥利沙尼（Olschany）至博格杜霍夫（Bogodukhof）的道路，为11日攻打博格杜霍夫扫清了障碍。11日上午，GD全师倾巢而出，在攻打博格杜霍夫的战斗中，施特拉赫维茨率先突破了苏军阵地，深入到城东北的高地后朝着溃退的对手开炮。次日，第1装甲营营长珀斯尔（Walter Poessl）少校率部归建，施特拉赫维茨命令他率领1营和虎式装甲连（13连）攻打格雷沃诺，自己则率装甲战斗群和摩托化步兵进攻比萨列夫卡（Bol. Pisarevka）。党卫军装甲军所部同日包围了哈尔科夫，并于15日夺回了这座重要枢纽。与此同时，GD师也在鲍里索夫卡（Borisovka）这个无名村镇，与苏军第2近卫坦克军展开了一场历时三日的血战。14日白天，施特拉赫维茨装甲团就摧毁了30辆T-34，夜幕降临时这个数字上升到46辆，许多坦克都是在近距离对攻中被摧毁的。²⁷GD突击炮营也在当日取得了不遑多让的战果，该营营长曾称这是自己“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他的营创下了击毁43辆T-34的记录。²⁸15日，GD师又令21辆苏军坦克瘫痪在战场上，而装甲团16日又以自身损失4辆坦克的代价摧毁了近30辆苏军坦克。

摄于1943年2月至3月期间，GD装甲团团长、橡叶骑士勋章得主施特拉赫维茨上校。

摄于1943年2月至3月期间，施特拉赫维茨陪同GD师师长赫尔雷恩检阅装甲团，背景为虎式坦克。

摄于1943年2月至3月期间，施特拉赫维茨与GD师师长赫尔雷恩（左）在交谈。

摄于1943年3月，GD师师长赫尔雷恩在向施特拉赫维茨布置作战任务。

摄于1943年3月的哈尔科夫反击战第二阶段发起前，霍尔雷恩将进攻重任交付给施特拉赫维茨领导的战斗群，后者不负众望，以其非正统战术造成了苏军的巨大损失。图为反攻发起前霍尔雷恩向施特拉赫维茨最后叮嘱几句的场景。

摄于1943年3月，施特拉赫维茨（中）与下属借助地图研判双方态势，背景是他的Ⅲ号指挥坦克。

摄于1943年3月上旬，施特拉赫维茨在他的“01”Ⅲ号指挥坦克上发号施令，搭乘坦克的掷弹兵们正好奇地看着这位“装甲伯爵”如何调兵遣将。

摄于1943年3月上旬，GD师的Ⅳ号（75毫米长管炮）和Ⅲ号坦克正在进军途中，图中最左侧的坦克是施特拉赫维茨的指挥坦克，他正立在炮塔上观察前方。

摄于1943年3月上旬，施特拉赫维茨（最左边的坦克上）正率领战斗群前进，近景是一些身着白色冬装的掷弹兵。

摄于1943年3月上旬，施特拉赫维茨正在查看地图以确定方位。

摄于1943年3月上旬，施特拉赫维茨战斗群似乎在皑皑白雪中迷失了方向，图中他与手下正用地图确定方位，背景中的“02”指挥坦克前方似为1辆虎式坦克。

摄于1943年3月，向别尔哥罗德推进的施特拉赫维茨战斗群在行军途中。中间那辆坦克上戴皮帽的是施特拉赫维茨。

在这些日子的作战中，施特拉赫维茨曾留下了一段“传说”，据说发生在他到虎式装甲连驻地视察时。当时已是夜幕沉沉，他在前哨阵地突然发现远方有十几辆苏军坦克，似乎正在翻越山脊和朝着装甲连所在的村子驶来。他告诫左右无令不得开炮，因为他想知道山脊那一边还有多少坦克和兵力——除了发现的坦克外，还有10余辆坦克也在山脊附近。由于德军防线沿村落部署成马蹄形，施特拉赫维茨想把对手诱至村子中央加以消灭。不想，苏军坦克磨磨蹭蹭地逼近村子后散开队形停了下来，似乎想诱使德军率先开炮以暴露方位。施特拉赫维茨不为所动，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并未被发现。苏军坦克编队的指挥官踟蹰甚久，似乎一直在掂量是否有埋伏，直到拂晓前才一辆接一辆地陆续开进村子，还试探性地炮轰了几幢房屋。施特拉赫维茨告诫下属们沉住气，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T-34将地面摇晃得震颤不已，但训练有素的装甲兵们还是屏住呼吸等待团长打响第一枪。就在天边浮现了第一缕亮光时，施特拉赫维茨的虎式坦克射出的炮弹在灰暗的天空中划出一道曳光，准确地将几十米外1辆T-34的炮塔炸上了天！其他坦克立即向各自的目标开炮，威力巨大的88毫米主炮撕开了T-34敦实的装甲，整整18辆T-34很快便被击毁。越过山脊后一直停在村口张望的第二波T-34立即回撤，但施特拉赫维茨不会让它们轻易逃脱。他带着部下发起了追击，当日又将这10余辆坦克全数消灭，而他的损失仅是1辆暂时动弹不得的虎式坦克，天黑前能干的装甲兵就把它修好了。²⁹

如果这段经历确有其事，那真称得上是一次令人印象极深的战斗，施特拉赫维茨的自信、冷静和把握时机的能力确实令人叹服。3月18日的另一场战斗则把他的大胆和指挥水准展示得淋漓尽致。当日，GD装甲团和掷弹兵团联手进攻托马罗夫卡（Tomarovka），首波攻势就摧毁了15辆T-34坦克和20门反坦克炮，稍后他又将拥有90辆坦克的苏军重兵诱入了托马罗夫卡城中设下的陷阱。据说，他在这里指挥装甲团摧毁了足足54辆T-34和少量的T-70坦克！在巨大的混乱和恐慌中，有些苏军坦克兵竟然跳出完好无损的坦克掉头就跑，结果又让德军俘获了15辆坦克。³⁰

3月22日，GD师结束了自己在哈尔科夫反击战中的使命，准备开回波尔塔瓦进行休整。半个月里，苏军5个步兵师和5个坦克旅被GD师重创或摧毁，鲍里索夫卡和托马罗夫卡战场上留下的大量坦克、反坦克炮和大炮的残骸，见证着GD装甲团、突击炮营和侦察营等部队的威力。28日，希特勒决定将第27枚双剑骑士勋章授予施特拉赫维茨，以表彰他率领GD装甲团3月摧毁苏军坦克154辆的突出战功。10天以前，师长霍尔雷恩已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还有多位GD师官兵获得了骑士勋章或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一向以国防军第一师自居、颇有点目中无人的GD师官兵，在战场上亲眼目睹了履新不过月余的装甲伯爵的勇猛作风，无不以自己曾在其麾下战斗而感到自豪。除了多谋善断和指挥有方给GD人留下了至深印象外，施特拉赫维茨总是不畏生死、战斗在最前沿的作风也令人折服——他在2月16日获得的“金质伤员证章”（授予负伤5次以上者）就是最好的明证。

3月30日，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上将来到GD师探视，由于师长霍尔雷恩正在本土休假，施特拉赫维茨代表GD师接待了这位“装甲兵之父”。他向古德里安详细介绍了前阶段作战的经历和教训，对装甲部队的装甲兵、机械化步兵和炮兵的配备构成提出了一些建议，同时对虎式坦克的战力和性能赞不绝口。古德里安非常重视施特拉赫维茨的意见，回去后不仅竭尽全力地提高虎式和豹式坦克的产量，还启动了装甲部队的结构性重组。施特拉赫维茨随后于4月17日奉召来到上萨尔茨堡附近的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在这里的乡间别墅向他颁发了双剑骑士勋章。

摄于1943年4月17日的贝希特斯加登，授勋仪式完成后施特拉赫维茨颈项上的勋章变成了双剑骑士勋章。

摄于1943年4月17日，获得双剑骑士勋章的施特拉赫维茨后正进行无线电访谈，向听众们讲述他在别尔哥罗德作战的经历和故事。

哈尔科夫战役后，苏德双方都因精疲力竭而无力继续作战，但双方都在抓紧时间休整部队、补充兵员和装备，一场新的大战正在平静中酝酿。6月22日，陆军总部下令组建GD装甲团3营（装备虎式坦克的重装甲营），GD摩托化步兵师也正式更名为GD装甲掷弹兵师，作为陆军唯一拥有自己重装甲营的单位，该师的精英地位更加显赫。装甲团原有的重装甲连改为3营9连，该营的第10连来自于第501重装甲营3连，第11连则是原来的第504重装甲营的3连。³¹

出现在著名的勒尔系列明信片上的双剑骑士勋章得主施特拉赫维茨上校。

获得双剑骑士勋章后返回波尔塔瓦时的施特拉赫维茨。

摄于1943年4月17日的贝希特斯加登元首乡间别墅前，施特拉赫维茨在接受第27枚双剑骑士勋章前与特意赶来的妻子合影。他的妻子同样出身望族，也有一个繁琐冗长的名字，但有个昵称叫“阿尔达”（Alda）。

摄于1943年4月20日，施特拉赫维茨正在检阅GD装甲团1营，左为1营营长珀斯尔少校。施特拉赫维茨刚刚向珀斯尔颁发了骑士勋章。

库尔斯克会战即将打响前的7月1日，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上将把直属陆军总部的第39装甲团增援给突击矛头GD师，该团下属第51和第52两个装甲营，各拥有96辆簇新的豹式坦克，再加上团部的8辆，豹式坦克的总数竟高达200辆。施特拉赫维茨装甲团本身就拥有相当可观的坦克，再加上这些豹式坦克，GD师在开战前夕竟装备有高达370辆的坦克和突击炮，“是整个二战期间德国任何一个师级单位所控制过的最多数量的坦克”。³²用兵强马壮来形容GD师一点都不过分，事实上，光是施特拉赫维茨装甲团的实力就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普通装甲师。

大量重武器装备的集中也带来了指挥协调上的困难，为便于指挥控制，上级把第39装甲团和施特拉赫维茨装甲团划归到独立的第10装甲旅麾下。不过，旅长德克尔（Karl Decker）上校在战役开始时未能赶到战场，装甲旅旅部和其他直属单位最快也只能在7月11日抵达。因而，第10装甲旅的指挥体系在开战之初并不存在，代行指挥的权力却交给了第39装甲团团长劳彻特（Meinrad von Lauchert）中校。另外，第10装甲旅的参谋人员和第39装甲团的多数官兵基本没有东线作战经验，连排级军官多数都不是老兵出身，甚至还没有进行过连营规模的演习和无线电通信战术演练。这些新来者对东线的地形地貌、对手的作战特点等也都不甚了了。

结果这一决定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集团军总部显然不太了解施特拉赫维茨的个性和行事风格。施特拉赫维茨认为，既然第39装甲团的豹式坦克都配属给了GD师，理所当然地应由他这个老大统一指挥，现在却非要弄出个旅部凌驾于其头上，让他这个有“装甲雄狮”美名的伯爵颜面何在？既然第10装甲旅旅部迟迟无法到位，上级又怎么能让年龄、军衔和资历都逊于他的劳彻特代行指挥权？施特拉赫维茨对这些安排非常不满，与师长霍尔雷恩之间也出现了矛盾。施特拉赫维茨无疑是一个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遍观其战斗经历，在他每次惊人成功的背后，除运气成分外，都能发现他崇尚个人勇敢和讲究自由发挥的特点。他出身贵族，从不隐瞒自己对“高贵血统”的骄傲，觉得贵族头衔远比军衔重要，对平民出身的上级和将领他从来都缺乏必要的尊重。作为“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直率军人，他不理解上级为协调各部的关系需要做大量工作，一旦上级安排或计划不符合他自己的想法，他就会显露出重大的个性缺陷——僵硬固执，自大傲慢，而且拒绝审时度势和做出妥协。出于性格和处世上的问题，他与霍尔雷恩的关系渐趋紧张，以至于最后被调离GD师，他也被高层认为不适于指挥师级以上单位，尽管作为中级装甲指挥官他的战场表现无可挑剔，甚至可以说是最出类拔萃的装甲团长。

可以说，施特拉赫维茨与霍尔雷恩及第39装甲团之间发生的龃龉，为GD师在“城堡作战”中的惨淡表现埋下了种子，尽管装甲部队的指挥权后来又回到了施特拉赫维茨手中，但作战计划的实施和战役进程已大受影响。有后人曾指出，西方多数研究者对施特拉赫维茨在此次会战中的指挥表现都嗤之以鼻，使他背负着许多失败和莽夫的骂名。³³其实，焉知这不是他对人事安排心怀不满所致呢？

在7月5日发起的“城堡作战”中，GD师隶属于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其左邻为第3装甲师，右翼为第11装甲师。作为装甲军的主攻部队，GD师面对的是苏军第67近卫步兵师的8000名守军，这些苏军拥有36门大炮、48门反坦克炮和167门迫击炮，此外还有一些坦克和反坦克炮的支援。GD师在3公里宽的正面上集中了师属炮兵、3个军属炮兵营以及第3和第11装甲师的炮兵，将以100至125门大口径火炮对苏军正面进行炮火覆盖。按照计划，GD师燧发枪兵团和装掷弹兵团将在左右两翼同步进攻，他们的攻击矛头都是各自的第3营。施特拉赫维茨的一个装甲营将与第51和第52豹式坦克营一起支援燧发枪兵团方向的攻势。在埋设有大量地雷且颇为泥泞的狭窄正面上，GD师竟集中了多达250辆的Ⅲ号、Ⅳ号、豹式和虎式坦克！

摄于1943年7月库尔斯克会战前，施特拉赫维茨与霍尔雷恩（背对镜头者）在对话。

摄于1943年7月，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上将（左）正在观察战场进展。

摄于1943年7月初，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霍特（中间的小个子）视察GD师。

摄于1944年7月的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德军的虎式坦克正在进攻中。

摄于1943年7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一队德军步兵似乎正从战场上撤下。

从纸面上来看，GD师的进攻力量可谓豪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该师交出的首日成绩单却是整个集团军里最差的。虽然第48装甲军的3个师中，推进最远的第3装甲师当天也只前进了区区5公里，但GD师几乎一直止步不前，还损失了大量兵力和坦克，幸亏有第11装甲师当日下午赶来助阵，GD师才算勉强突破了苏军正面，并与第11装甲师合力攻克了切尔卡斯科耶（Cherkasskoye）。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对GD师的表现深感失望，当天的作战日志曾以相当篇幅记录了大堆牢骚，诸如GD师用了3小时才勉强突破首道防线，而后又过了10小时才跌跌撞撞地杀到切尔卡斯科耶等。GD师拥有几百辆坦克和突击炮，有整整6个营的经验丰富的步兵（一般装甲师只有4个营），它理应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对手的任何防线。

但现实情况远非如此。重达44吨的豹式坦克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一，它的75毫米火炮可在800米外击毁苏军的T-34（美军曾做过估计，称需要5辆“谢尔曼”中型坦克或9辆T-34才能摧毁1辆豹式坦克），因而它被希特勒和将领们寄予了太高的期望，但这种坦克并非毫无缺点。GD师是当时唯一列装这种新武器的单位，开战前就有不少官兵发现，豹式坦克排气管中冒出的白色蒸汽很容易暴露己方位置，而且发动机还时不时地突然熄火。“城堡作战”打响之初就曾有6辆豹式坦克因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前进，横在道路中央造成了交通阻塞。会战结束后，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曾专程赶来探究豹式坦克损失惨重的原因，乘员们证实了开战前就发现的机械性能不稳定等缺陷——豹式坦克在发动机、变速器、悬挂系统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另外，较窄的履带也使坦克很容易突然停下或陷入泥淖。

豹式坦克的首演变成灾难的原因，除机械性能问题外，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驾驶和指挥这些坦克作战的人，正如历史学家纽顿（Steven Newton）所言：“豹式坦克的这场灾难与它那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的机械问题毫无关系，真正的罪魁在于坦克乘员缺乏经验，以及他们的指挥官无能。”³⁴第51和第52装甲营的官兵根本没有熟练掌握手中的利器，不仅战术配合陌生，无线电联络方面的演练也极少进行。曾有一位高军阶观察员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各豹式装甲连对进攻计划一无所知。这2个营从一开始就混乱不堪，对于目标、编队或进攻方向都没有下达明确的命令。”³⁵德军攻势发起的前一刻，这2个装甲营在未收到明确指令的情况下就擅自开始进攻，笨重的大家伙蜂拥着缓缓前行，却在不久后一头扎进了苏军的地雷阵，还遭到反坦克炮的猛烈攻击。由于缺乏训练和演习，坦克间的联络也出现了问题，这些豹式坦克试图一边还击一边自救，结果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为弥补损失的时间，指挥官慌不择路之余竟将坦克带进了一片沼泽地，幸好GD师的工兵及时赶到，将坦克救了出来，但进攻时间已经浪费了许多。2个豹式坦克营是GD师进攻的前锋，但由于在狭窄地段集中了过多的坦克，施特拉赫维茨率领的Ⅳ号装甲营无法绕过这些已将道路堵塞的铁家伙。于是，当德军炮火开始轰鸣时，燧发枪兵团3营没有得到应有的坦克支援。该营代理营长（其营长4日被地雷炸伤，现由一位上尉连长代理）知道己方炮火不会持续太久，在等候坦克支援未果的情况下，这位上尉开始犹豫，随后做出了一个可能是他在战争中最糟糕的决定——德军炮火覆盖完成过了几分钟后，他才下令展开进攻，结果苏军利用这关键的一点时间跑回了阵地，燧发枪兵团3营的步兵久候坦克不至，却等来了苏军的轰炸机！不到2小时，该营就伤亡150余名老兵，苏军的防线却未被撼动哪怕一寸，这在燧发枪兵团的战史上绝对是前所未有的。

施特拉赫维茨见状不禁气愤填膺，当霍尔雷恩命令他转向右翼，前去支援似乎更成功的装甲掷弹兵团3营时，他的火气更旺了——那2个稚嫩的豹式坦克营以笨拙得令人尴尬的方式右转，它们不仅没能进入合适的出发位置，也没有沿着防线边缘越过苏军的反坦克堑壕，反而干扰了后续步兵营的行动，使步兵们被耽搁了至少1个小时。施特拉赫维茨实在看不下去这出闹剧了，他决定由自己来把握命运。第10装甲旅旅长德克尔上校后来曾抱怨说：“施特拉赫维茨根本不回应我的无线电呼叫，他自己完全独立行动。”³⁶施特拉赫维茨不仅向师长抱怨，还越过指挥层级直接找军长抗议。7月6日晚，第48装甲军军长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命令把豹式坦克营都交给施特拉赫维茨统一指挥，但是，指挥官之前的失误和无能已经造成了重大损失。

10日清晨，施特拉赫维茨率领2个装甲团在诺沃瑟洛夫卡（Novoselovka）一带与苏军坦克部队进行了一场厮杀。他的指挥坦克的炮手是个经验不足的新人，未等到开火命令就擅自开炮，结果，炮弹出膛的巨大后坐力重创了猝不及防的施特拉赫维茨。指挥坦克立即脱离战场，乘员们到达安全地带后，将左臂重伤的上校拖出来进行急救。巨大的痛苦使施特拉赫维茨无法硬撑，他将指挥权移交给一名素受信赖的军官后，赶往野战医院治疗。令人惊讶的是，他仅让医生处理了伤处并在左臂打上夹板后，便不顾医生的百般劝阻径直返回了前线。当霍尔雷恩听说缠着夹板的施特拉赫维茨再度现身战场，而且又一次受了轻伤时，他非常生气，认为后者的伤势并非儿戏，“既会要了他自己的命，也会累及下属的安全”。他严令施特拉赫维茨立即返回医院，否则将以战场抗命论罪。虽然大战还要持续数日，但对在医院里无所事事的施特拉赫维茨来说，它已经以失败告终了。

GD师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的惨淡表现，应该说是德军装甲部队从鼎盛、稳健走向衰落的一个缩影，尽管这支部队4个月前战功赫赫，也拥有最精良的先进武器。从局部来看，师长霍尔雷恩也应负有相当的责任。作为GD师的奠基人，霍尔雷恩无疑是最受官兵爱戴的领袖，但其指挥才能可能并不足以匹配高层对GD师抱有的巨大期望。史家纽顿曾以一个有力的佐证指出霍尔雷恩对部队的掌控实在差强人意——7月5日清晨，他甚至还不了解GD师的弹药短缺到什么程度。另外，放着一位久经战阵、战术素养极佳的装甲战专家不用，却把大批坦克的指挥权交给无名新人，如果没有嫉妒心理作祟的话，那么这也堪称霍尔雷恩的一大失误。集团军指挥官霍特把200辆豹式坦克全数集中在GD师自有不妥之处，但他并未强令霍尔雷恩将它们全数投入到3公里宽的前沿。事实上，在前沿投入足够有效的坦克，预留一部分用作扩大突破口的新鲜力量，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最后，如果霍尔雷恩能把首波坦克交给施特拉赫维茨指挥，虽不一定就能改写战史，但GD师在装甲集团军各部中的表现是断不会垫底的。

7月12日，苏军在奥廖尔北部和东北部发起了代号“库图佐夫”的反攻，很快突破了德军防线，德军北翼的第9集团军的侧后方顿时险情频传。17日和18日，GD师与第3装甲师一起被调往奥廖尔地区除险灭火，第10装甲旅旅部和第39装甲团也同时转为第48装甲军直属部队。从7月24日起，在布良斯克西南面的卡拉切夫（Karachev），GD师以顽强的抵抗和数度发起的反扑暂时阻止了苏军的推进。月底，重新装备了96辆豹式坦克的第51装甲营又被配属给GD师，但施特拉赫维茨此时仍无法视事。8月中旬，施特拉赫维茨回到了部队，虎式装甲营也几乎同时从本土开到前线。此时GD师已被调回南方集团军群，正在哈尔科夫西北的阿赫特尔卡地区作战，试图阻止苏军夺取哈尔科夫—波尔塔瓦的攻势。8月18日，霍特命令GD师（中路）、第7装甲师（左翼）和第10装甲掷弹兵师（右翼）从阿赫特尔卡出发进攻东南方的博格杜霍夫，旨在铲除苏军在阿赫特尔卡—科捷利瓦（Kotelva）—博格杜霍夫之间形成的突出部。GD师是反击作战的主力，施特拉赫维茨装甲团被编入师首席参谋军官纳茨默尔（Oldwig von Natzmer）上校领衔的装甲战斗群中。反攻当日，施特拉赫维茨的虎式装甲营竟有15辆虎式坦克陷入了雷场，同时8辆触雷的坦克中有5辆受创，3辆完全报废——虽然施特拉赫维茨手下的1营和豹式装甲营都绕过了雷场并迅速向东南方向推进，但首日就损失了一半的“宝贝疙瘩”，无论如何都不会让霍尔雷恩感到痛快。第4装甲集团军所部进攻的同时，苏军在霍特的左翼发起了声势更猛的反攻，迫使霍特撤回第10装甲掷弹兵师，赶到北面支援快要支撑不住的步兵师，第7装甲师和GD师大部也被迫转入防御，只有施特拉赫维茨的坦克还在继续向东南推进。几天后，随着阿赫特尔卡以北的步兵防线被彻底洞穿，以南的哈尔科夫也遭弃守，GD师在这一区域的攻防均失去了意义，撤退已无可避免了。

摄于1943年9月，工兵正在克列缅丘格的第聂伯河渡口架桥。9月底，包括GD师在内的大批德军从这里撤至第聂伯河西岸，施特拉赫维茨也在之后因“旧伤复发”离开了GD师。

9月15日起，乌克兰的德军开始朝第聂伯河方向全线撤退，GD师在且战且退中于当月30日在克列缅丘格渡过了第聂伯河。就在渡河完成后，施特拉赫维茨离开了GD师，原因是左臂伤势复发，使其暂不适合前线作战。³⁷（也有资料称他是在当年11月以健康恶化为由辞去了GD装甲团团长职务）。关于施特拉赫维茨离职的原因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是其健康状况确实不佳；其二是装甲团在库尔斯克会战及其后的撤退中损失过重（到9月29日时该团仅剩1辆坦克尚能作战）；³⁸第三种说法流传于许多GD老兵之间——施特拉赫维茨与师长霍尔雷恩的紧张关系，使得“编制庞大的GD师也不足以同时拥有两位具有强烈支配意识的指挥官”。³⁹前述三种说法的组合或许能揭示出真实的原因——库尔斯克会战前后，自尊心受到打击的施特拉赫维茨对霍尔雷恩的指挥才干越来越不满，他们之间的矛盾随着战事的接连失利、损失的逐日增多而日趋激化，加上不合时宜的旧伤复发，无形中造成了两人的最终决裂。

施特拉赫维茨回国后在布雷斯劳的军医院进行了治疗，而后又度过了一个辗转于医院和家里的漫长康复过程，直到1944年1月在北方集团军群任职为止。有趣的是，霍尔雷恩也于1944年1月末被调离GD师，替代他的是声望日隆的曼陀菲尔少将。

“施特拉赫维茨作战”：从纳尔瓦到里加

1944年1月末，当施特拉赫维茨来到北方集团军群就任高级装甲部队指挥官时，东线北方战场的态势已出现了重大变化：苏军以一系列强大的攻势，成功地把德军第18和第16集团军从其盘踞2年半之久的地盘上赶走，被困900天的列宁格勒终获解围，其周边地区的德军也被肃清，北方集团军群被迫撤往纳尔瓦河防线，并在芬兰湾至佩普西湖之间的“猎豹防线”上严防死守。苏军竭力想从纳尔瓦防线突破，以迫使芬兰退出战争，并打通从爱沙尼亚进攻东普鲁士的道路，而希特勒对纳尔瓦防线更是给予了最高程度的重视——他考虑的是芬兰的政治立场、瑞典的铁矿、芬兰的镍矿以及海军在波罗的海的U艇基地与制海权。希特勒下令增援北方集团军群，甚至将自己的卫队营也组成战斗群派往纳尔瓦。所有的政治和战略考虑使得当年2月至4月的纳尔瓦战役异常激烈。

施特拉赫维茨率领北方集团军群所能提供的少量坦克，迅速扮演起救火队长的角色。很快，这里的德军开始流传“施特拉赫维茨在这里……他会搞定一切”的这种说法，不止一个步兵指挥官听说他来支援自己时，都曾发出过这种兴奋的呼喊。施特拉赫维茨一点都没有变，不管是外貌和精神，还是作战风格和招数。他一如既往地指挥小规模装甲部队灵活出击，深入敌后制造恐慌和混乱。在2月份的一次反击前，他曾平静地通过无线电把进攻时间和方位“通报”给上级和对手。苏军截听后大吃一惊，他们没想到这个“疯子”已经出院，还来到了北方战场。苏军一面向各部通告敌军即将进攻，一面从德军的进攻正面撤出部队进行重组，试图将之诱入包围圈。不过，施特拉赫维茨在时间上耍了花招，他向试图包围自己的对手发起了突袭，结果造成苏军“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随后他率部向苏军后方挺进，不仅摧毁了沿途的零星抵抗，还将其后方搅得天翻地覆。最后，他和手下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德军一线。

2月23日，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莫德尔把纳尔瓦防线的战役集群更名为“纳尔瓦集团军级支队”，也调整了该部三个军的部署：党卫军第3装甲军在纳尔瓦河东岸的伊万哥罗德（Ivangorod）桥头堡和纳尔瓦城北布防；第43军面对纳尔瓦城南的苏军克里瓦索（Krivasso）桥头堡；第26军的防线从克里瓦索延伸到佩普西湖周边。苏军第59集团军在克里瓦索沼泽地建立的一西一东两个桥头堡，对纳尔瓦的防御构成了最大威胁，党卫军第3装甲军曾几次试图将之铲除，但均告失败。拔除克里瓦索桥头堡的任务在3月交给了施特拉赫维茨，除了他的装甲战斗群外，他还将得到第11步兵师（第2、第23和第24步兵团）的支援。此外，国防军第502重装甲营2连也被配属给施特拉赫维茨。在该连效力的装甲兵王牌卡里乌斯（Otto Carius）在其著作《泥泞中的老虎》中，曾这样描绘过施特拉赫维茨：“……上校是那种你见过一面就永远无法忘记的人。伯爵是一位组织大师，不过他在作战过程中也允许下属即兴发挥。我们很有幸在他指挥下参加过一些战斗，这些作战堪称‘充分准备等于成功的一半’的完美例证。”⁴⁰不过，由于拟使用的进军道路狭窄且无法承受虎式坦克的重量，施特拉赫维茨决定使用轻一些的Ⅳ号坦克，第502重装甲营在此战中扮演的是次要的掩护角色。

3月23日，施特拉赫维茨根据他所设计的作战计划，在西段桥头堡附近的森林地带组织了一次演习，并与第11步兵师的军官们一起进行了总结分析。三天后的26日，在一阵猛烈的炮火打击后，德军向克里瓦索西段桥头堡发起了进攻。施特拉赫维茨的指挥坦克是最前面的三辆Ⅳ号坦克之一，这一举动立即赢得了包括卡利乌斯在内的装甲兵们的好感和敬意。自然，那些搭乘坦克或步行的第11步兵师官兵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空军的俯冲轰炸机部队本应全程“护送”施特拉赫维茨战斗群，但由于战场丛林密布，飞行员很难准确识别出敌我和目标，结果把1枚炸弹投到了德军前进道路的中央，险些将施特拉赫维茨和他的坦克一起炸毁！鉴于坦克的运动非常困难，施特拉赫维茨命令步兵团在没有坦克和空军支援的情况下继续进攻。27日，施特拉赫维茨指挥坦克和第23步兵团消灭被围的苏军，但对手的多次反扑造成了德军的大量伤亡，他只得以元首卫队营将第23步兵团替换下来。29日夜30日清晨，西段桥头堡被基本肃清，德军俘虏了不少苏军和物资，只有为数不多的苏军向南突围成功。

1944年3月末至4月初，施特拉赫维茨率领装甲战斗群成功铲除了苏军克里瓦索桥头堡。图中他正向手下的军官交待任务，背景是一辆Ⅲ号突击炮。

摄于纳尔瓦桥头堡作战期间，施特拉赫维茨（左四）正与一些军官观察敌情，最前面的两名军官似乎是芬兰军人。

摄于纳尔瓦桥头堡作战期间，施特拉赫维茨借助地图向下属布置作战任务。

图为卡里乌斯，在1944年3月末4月初的纳尔瓦桥头堡作战中，他是第502重装甲营2连的少尉军官，2连当时被配属给施特拉赫维茨。在4月15日发起的铲除苏军桥头堡余部的作战中，施特拉赫维茨解除了2连连长的职务，命令卡里乌斯代理。但是，由于季节的变化造成了遍地泥泞，卡里乌斯也无法令施特拉赫维茨的攻势起死回生。

肃清西段后，施特拉赫维茨开始着手准备攻克东段桥头堡，这次他打算把第502重装甲营作为自己的一手王牌。卡里乌斯曾描述过施特拉赫维茨向大家讲解他那“既大胆又很有道理”的作战计划：“……我们战斗群将正面进攻东段桥头堡。战斗群将从‘孤儿院’出发，穿过平地后进抵铁路和公路交叉道口。4辆虎式坦克担任矛头，越过铁路路基后先向右摆，然后全速前进；跟进的4辆虎式坦克每辆搭载1个班的步兵，都要大胆地扑向交叉道口东南100米的岔道。必须尽可能快地抵达这个岔口，并保持其畅通无阻。这样，后面的4辆Ⅳ号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就能快速进军并占领平坦的地带……到了晚上，必须建立防御周边，并坚守到另一步兵团跟进和建立前沿为止……我想强调的是，整个作战必须按计划进行，不能有任何坦克停下堵我的路。任何耽搁都会造成失败，我决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我明确命令，要想尽办法把任何不能动弹的坦克推到路边的沼泽地里……”⁴¹

施特拉赫维茨的计划让卡里乌斯等装甲兵军官颇感意外，当他们还在咀嚼着这些设想时，不想伯爵又慷慨地询问“老虎”们希望由哪支步兵营支援他们。“老虎”们吃惊之余异口同声地表示，想要曾与他们并肩作战的“统帅堂”（Feldherrnhalle）装甲掷弹兵师的燧发枪兵营。伯爵慷慨地予以照准后又告诉大家：“第54战斗机联队将确保制空权，与俯冲轰炸机联队的无线电联系将通过一辆装甲运兵车进行，作战地图和航拍照片也将很快分发下去，地图上已用数字标出了所有重要区域……”

铲除克里瓦索东段桥头堡的作战被命名为“施特拉赫维茨作战”，计划于4月6日发起，除施特拉赫维茨的装甲战斗群从西向东推进外，第43军的第122和第227步兵师将从北面和东面发动同步进攻。此外，第61和第170步兵师也将参战。作战发起前夕，施特拉赫维茨选取了一处与桥头堡地形地貌颇为相像的地方，组织了两次暂无空军和炮兵参与的实弹演习。已从莫德尔手中接掌北方集团军群的林德曼（Georg Lindemann）上将亲自赶来观看，他除了一再强调此战的重要性外，对作战计划本身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更是当着所有军官的面对施特拉赫维茨说：“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4月6日作战开始时，卡里乌斯再次对施特拉赫维茨的周密详尽赞叹不已——当他所在的4辆虎式坦克进入“孤儿院”附近的待命区时，发现“统帅堂”师的燧发枪兵营已在那里恭候多时了，并直言稍后的进攻行动与计划毫无二致。施特拉赫维茨甚至还考虑到了这样的细节——他认为暂时脱下冬装的步兵会移动得更敏捷，于是命人把冬装按班集中并做上标记，等部队抵达目标时装甲运兵车会立即发还衣物。此外，他还亲自布置炮火掩护的时间间隔，甚至连总攻发起的准确时间也由指定的军官根据第一抹亮光透出天际的时刻来决定。真可以说一切算无遗策，谁还会妄加指责他是一个“鲁莽冒失”的指挥官？

6日当天，施特拉赫维茨的装甲战斗群跟随着担任矛头的几辆虎式坦克快速推进，苏军的雷场和反坦克阵地都不能阻挡他们的前进。当日夜，“统帅堂”师的燧发枪兵营与几辆虎式坦克，在桥头堡南面与沿另一方向进攻的第122步兵师所部建立了联系。但战斗还远未结束，散于密林深处的苏军向燧发枪兵营进行了阻击，造成了该部的重大伤亡。第122步兵师与“统帅堂”师原本合拢的防线，也被奋力向南突围和向北展开救援的苏军冲开，不过到8日夜时两部德军又重新了堵住了缺口。9日夜，在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的支援和保护下，步兵完成了对桥头堡内被围之敌的清理——苏军第256步兵师被完全摧毁，第80和第201步兵师遭受重创，德军还摧毁或缴获了40余辆坦克和大批物资装备。

第11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施特拉赫维茨少将。

桥头堡的东西两段被施特拉赫维茨铲除后，他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桥头堡的其余部分。他很清楚，前两次成功主要得益于对手猝不及防，再发起类似的作战可能已丧失了突然性，他也因之设计了更周密的计划。卡里乌斯战后曾说：“尽管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熟悉了伯爵的领导方式，但他既详尽又有条理的作战计划还是再次令我们惊讶不已。”4月15日，施特拉赫维茨将军官们召集起来介绍新的作战计划。按照卡利乌斯的说法，就在伯爵条理分明地讲解时，他的副官跑进来兴冲冲地打断了施特拉赫维茨：“元首已决定授予你钻石骑士勋章！”卡里乌斯等人当时都非常兴奋，也想像副官那样祝贺伯爵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但不等他们开口，就听见伯爵很不高兴地对副官说：“首先，这个消息不是官方的消息；其次，我现在没时间关心这个，也不希望再受干扰！”⁴²

摄于1944年4月末或5月初，施特拉赫维茨获得钻石骑士勋章后，搭乘身后的这架Fw-200回到了上西里西亚的家中休假，妻子阿尔达和地方首脑赶到机场迎接他。

这天，施特拉赫维茨成为了陆军第3位、武装力量第11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之前的4月1日他还被晋升后备役少将。不过，他确实还没有心思庆贺个人的成就，按照卡利乌斯的说法，他们这些年轻军官曾开玩笑说，伯爵想“把铲除纳尔瓦桥头堡作为献给元首的生日礼物”。19日清晨，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分作3个突击集群又一次出动了，这次的目标是朝纳尔瓦城的总方向推进，要像手术刀一样把克里瓦索桥头堡从中间剖开。但是，当天的攻势并不顺利，三路突击集群不是因坦克陷入泥泞不能自拔，就是最前面的坦克被地雷炸毁后堵住了唯一可用的道路。2天后，随着冰雪融化造成的遍地泥泞，施特拉赫维茨的攻势尚未真正开始就无疾而终了。尽管如此，他在3月末至4月中这段日子里的卓越努力，还是有效地稳定了纳尔瓦防线的局势，此间的战场也从4月末开始相对平静下来，直到7月底才再次燃起战火。

摄于1944年4月末5月初，获得钻石骑士勋章后，施特拉赫维茨荣归故里，与列队欢迎的邻居、农民和地方官员们握手致意。

摄于1944年5月初，在家休假的施特拉赫维茨享受着难得的轻松时刻。

摄于1944年4月末5月初，施特拉赫维茨在家休假时检阅“德国劳动阵线”（DAF，类似于行业工会的纳粹组织）的地方代表。

摄于1944年5月初，施特拉赫维茨夫妇与长子夫妇在一起。左一为长媳康斯坦策（婚前名为Constanze Gräfin von Francken-Sierstorpff），左二是在家休假的长子海津特，他佩戴的是1943年5月29日获得的德意志金质十字勋章，时任第15装甲团4连连长。

摄于1944年5月初，施特拉赫维茨在长子夫妇帮助下处理大量的崇拜者来信。

摄于1944年4月末5月初，施特拉赫维茨在家中接待访客。

摄于1944年5月初，施特拉赫维茨夫妇与长子夫妇在一起。

纳尔瓦局势稳定下来后，施特拉赫维茨奉召来到元首大本营，由希特勒亲自为他颁授钻石骑士勋章。在授勋仪式开始的前一刻还发生过一个插曲，当时施特拉赫维茨把手伸进裤兜里掏手帕，结果站在身后不远的一名党卫军军官立刻上前按住了他的手，不过旋即又松开了——他确信伯爵掏出来的确是一块手帕。简单而又隆重的仪式结束后，希特勒对施特拉赫维茨说：“我以为你会把纳尔瓦桥头堡彻底铲除了呢！”后者则回答道：“我的元首，对于这个命令哪怕只有一线成功希望，我都会全力以赴。但对于这次的情形，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坦克在泥淖中根本无法前进。我的元首，如果您不相信，我请求您跟我一起亲自去看看那里的地形。”⁴³希特勒可能没想到伯爵如此直率，他微笑着对其他高级军官说：“施特拉赫维茨是对的，既然他这么说，我肯定相信他！”⁴³

6月7日，也就是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次日，装甲教导师师长拜尔莱因（Fritz Bayerlein）在率部赶往登陆场途中身受重伤，施特拉赫维茨被迅速调来担任代理师长。⁴⁴到任次日，他的装甲教导师与第21装甲师、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师等一起，向卡昂以西的登陆盟军发起了反攻。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装甲教导师死于盟军轰炸的官兵远多于战斗中阵亡的官兵，施特拉赫维茨自己也曾估计，到7月末时该师已有70％的官兵战死、受伤或失去战斗力。⁴⁴不过，施特拉赫维茨在西线的任职非常短暂，不久后他自己在一次空袭中腿部受伤，很快回到家乡进行治疗。

7月25日，施特拉赫维茨在老家与妻子庆贺了银婚之后，奉命返回北方战场，出任以他名字命名的“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的指挥官。他被匆忙召回的原因只有一个——苏军在6月末发起的“巴格拉季昂”夏季攻势中几乎歼灭了中央集团军群，稍后又在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残部之间撕开了巨大的缺口。北方集团军群新任指挥官舍尔纳是个强悍的防御专家。到7月底时，苏军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被暂阻于多贝莱（Dobele）—图库姆斯—叶尔加瓦（Jelgava）一线。德军新任参谋总长古德里安自7月21日上任以来，一直都在忧虑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残部的命运。为将两大集团军群重新连为一体并形成完整的防线，古德里安正在筹划代号“双头作战”的战役，由一些精锐装甲师组成的第39装甲军（辖第4、第5和第12装甲师）和第40装甲军（辖第7、第14装甲师与GD师）将承担主攻，前者负责叶尔加瓦，后者则以夺回铁路枢纽希奥利艾（Shiauliai）为目标。⁴⁵北方集团军群除出动步兵军进行牵制性辅攻外，也将出动装甲部队进攻图库姆斯，得手后再设法解除里加之围，解救那里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和医护人员。

古德里安认为，必须由一名卓越的装甲指挥官主持图库姆斯和里加方向的攻势，他的助手（可能是温克将军）立即提出有个现成的人选——施特拉赫维茨少将。据信，古德里安当时闻言立即舒展了愁眉，还发出了一番感慨：“如果有什么人能做到的话，那也就是施特拉赫维茨了。这场大战的历史写就之时，施特拉赫维茨会作为最能干的装甲指挥官之一而被载入史册。”⁴⁶古德里安在8月10日与施特拉赫维茨通话时，曾询问后者“有无胆量夺回图库姆斯和解放里加”，后者当然说有，但提出需3个装甲师的兵力，才能在打通两大集团军群联系的同时，解除套在里加身上的苏军包围铁环。古德里安只是表示将尽其所能，但并未做出任何承诺，而几十年后这却变成了“承诺由施特拉赫维茨指挥3个装甲师”的谬传。2天后，舍尔纳召见施特拉赫维茨时，后者还是重申需要3个装甲师才能完成任务，舍尔纳于是摊开了自己的全部底牌——已在图库姆斯附近的党卫军“格罗斯”装甲旅；第337步兵师的部分参谋和2个步兵营；第19拉脱维亚炮兵团3营；以及第101装甲旅（拥有70辆豹式坦克，旅长就是库尔斯克会战时的第39装甲团团长劳彻特上校）。就是这点兵力也未能完全兑现。施特拉赫维茨赶到利帕耶亚（Liepaja，德语为Libau）港去探视第101装甲旅时，才发现该旅还在海运途中。这样，当第3装甲集团军8月16日命令第39和第40装甲军发起“双头作战”时，施特拉赫维茨的手头仅有党卫军“格罗斯”装甲旅的15辆Ⅲ号和Ⅳ号坦克、1个装甲掷弹兵营、1个搜索侦察营、1个装甲工兵连，以及其他零七八碎的部队。想凭这点力量夺取图库姆斯、解围里加、恢复两大集团军群的陆路联系并保持其畅通，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当然，施特拉赫维茨也将得到一些额外的支援，第16集团军将以3个步兵集群的力量给予支持，波罗的海中的德国海军舰队也将在近海提供炮火支援。

摄于1944年8月，施特拉赫维茨在位于普斯科夫（Pskov）的北方集团军群总部，与集团军群参谋长纳茨默尔上校交谈（后者曾在GD师任首席作战参谋）。

摄于1944年8月，施特拉赫维茨少将在普斯科夫的北方集团军群总部。

拍摄时间不详，施特拉赫维茨与梅林津上校在一起。梅林津在《坦克大战》一书中曾称，“我的老朋友施特拉赫维茨少将在打通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陆路联系的作战中表现格外出众。”不过，他的著作将此战的时间误写为1944年9月16日（实际是8月16日）。

8月18日子夜刚过，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沿着图库姆斯至叶尔加瓦的公路出发了。这时，第101装甲旅有部分坦克到位，使战斗群的作战坦克数达到了60辆。另外，第52安全警备师也奉命负责保护施特拉赫维茨的侧翼。上午10点，施特拉赫维茨成功突袭了一座大桥，然后在图库姆斯西面数公里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俘虏了苏军1个营。督促部队快速前进的同时，施特拉赫维茨犯下了一个错误——战斗群踏上了一条错路，稀里糊涂地距图库姆斯越来越远，一直到晚上9时才回过神来。施特拉赫维茨下决心找回损失的时间，他不顾部队的疲劳，连夜掉头朝图库姆斯方向奔去。19日天明时，经过短促激烈的战斗，施特拉赫维茨在途中夺取了朱克斯特（Dzukste）镇。这时，战斗群已损失了不少坦克，多数都是出现了机械故障的豹式坦克。在这里，他命令第52安全警备师部分部队回撤，然后把所有尚能作战的坦克和装甲车重新编组，继续向图库姆斯推进。中午时分，施特拉赫维茨带着不多的坦克和2个营的步兵出现在图库姆斯郊区。他命人联络里加湾中的海军第2战役集群（由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4艘重驱逐舰和7艘鱼雷艇组成），请他们立即炮击图库姆斯守军。“欧根亲王”号在短时间内发射了265枚口径203毫米的炮弹，Z-25和Z-28等驱逐舰也发射了数百枚口径稍小的炮弹。守城的苏军第417步兵师被炸得无处藏身，停在城中的48辆崭新的坦克也被炮火基本摧毁。炮火暂停后，施特拉赫维茨率部发起了猛攻，抵挡不住的第417步兵师很快溃退，有很多官兵在混乱中被俘。惊慌失措的守军向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报称，进攻图库姆斯的德军坦克多达300辆。另外，还有35艘船的德军从图库姆斯东面登陆夹击。显然这一报告极大地高估了德军的力量，但巴格拉米扬不敢怠慢，命令第417步兵师余部和邻近的第346步兵师迅速撤退，以免被全歼。

施特拉赫维茨的意外成功极大地提振了高层指挥官的信心。主持“双头作战”的第3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劳斯在下午2点命令，至少把一个装甲师调动到施特拉赫维茨的方向扩大突破口；而南翼的第40装甲军军长克诺贝尔斯多夫甚至还提议把曼陀菲尔的GD师调到施特拉赫维茨身后。但是，第39装甲军军长绍肯（Dietrich von Saucken）反对把他的2个装甲师先调至图库姆斯，而后再进攻叶尔加瓦的提议，他认为自己这边一切顺利——实际情况是，60辆苏军坦克和600辆卡车的官兵正向他的进攻正面赶来。

虽然德军高层因意见不统一而错过了大加利用图库姆斯战术成功的机会，但施特拉赫维茨已拉开了史诗般的向里加进军的帷幕。在图库姆斯稍事休息期间，党卫军“格罗斯”装甲旅在城郊发现了一座苏军油库——半小时后，施特拉赫维茨命令党卫军装甲旅大部留在这里防御，他自己则率加满了油的坦克和部分掷弹兵继续向里加进军。途中，施特拉赫维茨的手下俘获了正朝图库姆斯运输弹药补给的一支苏军车队，他命令1辆装甲运兵车和若干士兵将战俘押回图库姆斯，余部则继续前进。没过多久，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遭遇了数量不菲的苏军——1个坦克军和2个步兵师的残部，当时正与德军第16集团军所部作战。施特拉赫维茨命令手下的坦克找好位置。同时，耐心地观察苏军的调动。当最佳时刻来临时，随着他的一声号令，一阵猛烈的坦克齐射立刻引起了对手的骚乱。苏军以为炮弹来自正面的德军，根本未料到自己后方竟出现了装甲部队。当十几辆苏军坦克冒着浓烟瘫痪在战场上时，怪异的一幕出现了——苏军指挥官以为自己已被包围，于是放下武器投降了！在1944年的下半年，早已胜利连连的苏军竟然还会被机动灵活的德军装甲部队所震慑！为看好这万余俘虏，施特拉赫维茨决定留下5辆装甲运兵车和多数步兵，同时呼叫上级速派部队赶来接管，而后带着越来越稀薄的兵力和坦克又上路了。⁴⁷

抵近里加外围时，施特拉赫维茨在一片巨大的丛林里发现了一支苏军坦克部队。他迅速发起了突袭，在对手有机会还击之前，战场上又留下了一批燃烧的坦克。由于天色渐晚，施特拉赫维茨决定次日清晨再发动最后的攻势，当夜就在森林里过夜。在寻找适宜的宿营地时，手下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苏军野战医院，所有伤患和医护人员均被俘虏。施特拉赫维茨命令2辆装甲运兵车和少量士兵次日晨将俘虏押回图库姆斯。

20日清晨，经过短暂休整后，施特拉赫维茨战斗群最后的一点力量又向里加开去了。他的运气实在不错，第1波罗的海方面军根据前线部队提供的不实情报，大大高估了德军反扑的规模，里加周边的不少苏军（主要是第1近卫步兵军）都进行了相应后撤。装甲战斗群的小股兵力沿途与苏军进行了多次交战，不过施特拉赫维茨还是在日落时驶进了里加城。他的坦克缓缓地开进市中心，沿途站满了得到消息的士兵和拉脱维亚人，最后他停在了中心广场前的几位将军面前。被烟火熏得黝黑的施特拉赫维茨此时正怡然自得地在炮塔边东张西望，一位将军快活地朝他喊道：“干得真棒，你打开了包围圈！”施特拉赫维茨跳下坦克朝将军们走去，他那油腻腻的作战服没有任何军衔标志，与将军们整洁漂亮的军装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他也没有佩戴熠熠闪光的钻石骑士勋章。还没等他回话，有一位将军关切地询问其他坦克都在哪里，施特拉赫维茨一边喘着气一边答道：“没有其他坦克了，我和这几辆坦克就是全部。”看着将军们狐疑的神色，他接着又说：“就这些了，我们身后没有部队了，很多俄国人都被我的部下押回图库姆斯了。”一位将军有点生气地脱口而出：“你这个傻瓜，怎么可能就你自己的一辆坦克？少尉，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急需坦克吗？”施特拉赫维茨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缓缓说道：“请注意言辞，先生，你不是在和一名少尉说话，我可是一名真正的将军！”

施特拉赫维茨取得了一次令敌友双方皆感意外，但又令人信服的胜利，数千名德军伤患和医护人员随后从里加撤离，北方集团军群与其他部队的陆路联系也得以恢复，经由里加至图库姆斯的狭长通道，北方集团军群的29个师和多个独立旅、所有重武器装备、超过10万辆的车辆都陆续撤离。在历时三天的“写意般的远足”中，施特拉赫维茨装甲战斗群俘虏18000名苏军，摧毁了28个炮兵连，缴获或摧毁了众多坦克、反坦克炮、大炮和其他装备。施特拉赫维茨的成功既有“鸿运高照”的因素，也与其手下作战勇猛、不畏生死关系密切。当然，他的出敌不意、大胆且不拘一格的作战方式，不仅在其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更是其强有力的领导和指挥能力的直接体现。如果说这是二战中最成功的一次小规模装甲突袭战，想必不会有太多反对的声音吧！

图为排水量14420吨的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该舰和海军第2战役集群的舰艇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在施特拉赫维茨夺取图库姆斯的作战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舰队在库尔兰地区除以炮火支援地面战事外，还负责转运部队和物资装备。

摄于1944年8月的图库姆斯之战前夕，施特拉赫维茨正在试射StG44型突击步枪（即MP44）。StG44是德军继MP40冲锋枪、MG42通用机枪之后的又一款划时代的枪械。

摄于1944年8月，施特拉赫维茨准备乘车返回所部，组织实施夺取图库姆斯的作战。

摄于1944年8月24日里加的一所医院，施特拉赫维茨在一场车祸中身负重伤。所有人都以为他无法幸存，但福大命大的他不仅躲过了死神，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康复，并于1945年初返回了战场。

号称“有九条命”的施特拉赫维茨在这次作战后却几乎丧命。8月23日，他前往擅自撤退的第12空军野战师师部的途中发生了车祸。汽车当时连续翻了几个滚，司机和副官当场毙命，只有他躺在弹坑边奄奄一息。他的全身包括头骨在内多处骨折，所有人都觉得他这次在劫难逃，但生命力无比旺盛的施特拉赫维茨再次从死神手中溜走——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按照拟定的计划逐步康复，以惊人的毅力在1945年初返回了前线！

1945年1月，施特拉赫维茨晋升为后备役中将，奉命在上西里西亚组建名为“上西里西亚坦克歼击旅”的单位。就像1920年初曾在家乡率领“上西里西亚自卫队”抵抗波兰人时所做的那样，他带领这个装备和训练均不算好的单位，也取得过一些局部的成功（据说曾击毁过数以百计的苏军坦克）。然而，这次的对手是势不可挡的百万雄狮，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只能是螳臂当车般的徒劳之举。1945年4月，施特拉赫维茨率部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包围圈成功跳出，然后经由苏台德地区进入巴伐利亚的美军占领区，在那里走入了美军的战俘营。

摄于1944年7月25日，当天是施特拉赫维茨夫妇的银婚纪念日，他在家里庆祝完后立即返回了东线。妻子阿尔达1946年1月初死于车祸，但战俘营拒绝批准他去参加葬礼。

战后岁月：被遗忘的反纳粹战士？

1946年1月初，施特拉赫维茨的妻子阿尔达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他曾向战俘营长官提出出席葬礼的要求，但遭到无情的拒绝。施特拉赫维茨的幼子胡贝图斯—阿图尔（Hubertus-Arthur）曾是一名装甲兵少尉，1945年3月25日在荷尔施泰因的一次战斗中丧生，长子海津特曾任第15装甲团4连上尉连长，虽幸存于战争，但所受的重伤迫使他常年带病卧床。施特拉赫维茨的城堡、地产和所有产业战后均被苏军夺走，曾经富可敌国的显赫伯爵、佩戴钻石骑士勋章的战争英雄，现在不仅身陷囹圄，还可谓家破人亡。

1946年夏，为充分利用被俘德军将领的经验和技能，特别是他们对苏作战的经验和见解，美军启动了大规模的战史研究计划。战史部门先后组织了200名将军和参谋军官，把他们集中起来开展研究和访谈。虽没有资料显示施特拉赫维茨是否曾积极配合美军，但他的确提供过一些证词和战史材料。1947年2月，施特拉赫维茨向驻欧美军总司令部提交了一份证词，声称自己曾在1943年3月时计划寻机逮捕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准备到波尔塔瓦视察部队，但最后时刻行程有变，飞机改降在扎波罗热，才使施特拉赫维茨的计划落空。他的证词得到了数位将领的支持，包括施派德尔、勒宁（Paul Loehning）少将、芬肯施泰特（Ernst-Felix Faeckenstedt）少将及格斯多夫（Rudolf Christoph von Gersdorff）少将等。这是真的吗？要知道1943年3月初时，施特拉赫维茨正率领GD装甲团参加哈尔科夫反击战！伯内特（Thorn Burnett）所编的《阴谋大典》一书曾披露：“1943年3月，兰茨将军、施派德尔少将和施特拉赫维茨上校计划在希特勒视察波尔塔瓦时将其逮捕。”⁴⁸

图为施特拉赫维茨与1920年出生的长子海津特一起研究作战地图的场景，图片可能摄于1944年5月两人均在家休假期间。海津特虽幸存于战火，但战争毁了他的身体，并于1946与妻子康斯坦策离婚。

图为施特拉赫维茨的幼子、装甲兵少尉胡贝图斯—阿图尔，他于1945年3月25日阵亡于荷尔施泰因。

摄于1947年7月30日的马堡（Marburg），施特拉赫维茨（前排中）与施图姆（Nora von Stumm，前排左）女士结婚，第2排左三的高个男子为长子海津特。施特拉赫维茨已失去了昔日的活力和光彩，不到55岁的他似乎已是一个迟暮老人。

笔者自己很难相信这是事实。施特拉赫维茨战前就是纳粹党和党卫队成员，也有相应的编号，1944年晋为少将前，还曾接受过希姆莱馈赠的党卫队旗队长头衔。他想逮捕希特勒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在何时萌生的？为什么计划落空后，以及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后，他都能一直安然无事，甚至还获得了双剑和钻石骑士两枚高规格勋章？为什么在萌生“反意”后，他还能一如既往地勇猛战斗，还在尽全力苦撑将倾的帝国大厦？

施特拉赫维茨自己声称，出于对德国的热爱以及对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视，他“迟迟不能认识到纳粹政权的邪恶本质”，但1942年9月中旬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一件事使他有所醒悟。当时，希特勒命令解除了第14装甲军军长维特斯海姆（Gustav von Wietersheim）的职务，并把“无能和散布失败主义”的罪名扣在了这位将军身上。而这位将军当时所做的，不过是在面对重大伤亡时向保卢斯建议临时撤退。这件事令施特拉赫维茨感到震惊，他向师长胡贝表露了自己的沮丧，尤其是不满希特勒随意羞辱前线将领的做法。不久后的战斗中施特拉赫维茨身负重伤，在胡贝安排下撤离了包围圈。但他对自己先行撤离，却把战友们留在包围圈中等待被歼感到羞愧难当。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他下决心要做些什么，希望能将德国的将领们从希特勒的桎梏与羞辱中解脱出来，并“恢复德国政治的民主自由之风”。⁴⁹

按照德裔加拿大历史学家霍夫曼（Peter Hoffmann）在其著作《德国抵抗运动史1933—1945》中的说法，施特拉赫维茨在1942年末住院治疗时，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洛林霍文上校（Wessel Freytag von Loringhoven，刺杀希特勒的密谋团体的重要成员，于1944年7月26日自杀）曾向他讲述了党卫队在德军后方犯下的罪行。⁵⁰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刺痛了施特拉赫维茨的心，盟军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更是吓坏了他——盟军不仅要铲除邪恶的纳粹政权，还要把他的祖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彻底摧毁。为避免祖国的毁灭，施特拉赫维茨越来越确信，必须把希特勒从政治军事领导人的位置上拿下来。逐渐地，反希特勒的抵抗组织找上了他，而他所在的南方集团军群就有多位抵抗运动的参与者、同情者或支持者。按照霍夫曼的说法，施特拉赫维茨的GD装甲团当时是“兰茨集团军级支队”唯一的预备队。2月8日，他面见参谋长施派德尔时，后者曾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施特拉赫维茨坚决表示，如果人们告诉他的那些情况都是真的，那么就“必须把希特勒赶下台”。施派德尔表示赞同，随后把他引见给兰茨将军。兰茨事先已了解了施特拉赫维茨的观点，一番密谈后，他们发现彼此对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的看法竟完全一致——据霍夫曼所言，“他们都认定希特勒是个罪犯，必须将之除去。通过斯图加特市市长施特勒林，统帅非洲军的隆美尔元帅也得悉了这些情况，尽管他几乎不能为该计划的成功做出任何贡献”。⁵¹

兰茨、施派德尔和施特拉赫维茨等人商定，由施特拉赫维茨带着他从GD装甲团亲自挑选的军官，在希特勒飞抵波尔塔瓦机场，或在总部出席会议时将之逮捕。他们商议，只有在“遭到抵抗”或“发生了战斗”时才可以使用武器，他们不打算杀害希特勒，但接受“不得不这样做”的可能性。三人的最终目的还是尽可能逮捕希特勒，施特拉赫维茨还提议将希特勒逮捕后交给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克鲁格。计划虽好，但无奈人算不如天算。2月17日，希特勒离开狼穴大本营飞往东线，途径文尼察后没有飞抵波尔塔瓦，而是到了扎波罗热与曼施坦因会晤。于是，施特拉赫维茨等人精心准备的计划付之东流。

施特拉赫维茨家族成员的墓地。他的第2任妻子诺拉去世于2004年。

令人惊异的是，施特拉赫维茨等人的阴谋竟然一直没有曝光。相反，他获得了双剑和钻石骑士勋章，还先后被晋升为少将和中将！也许是忙于前线战事和多次受伤，使他无暇分身参加刺杀希特勒的密谋，也许是盖世太保虽有风闻但无确凿证据，故对这位伯爵兼英雄无可奈何。施特拉赫维茨1944年的赫赫战功，似乎与他在1943年初的举动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憎恶纳粹元首，却还能以卓越的战场表现从希特勒手中接过多枚高等级战功勋章，除了决心为祖国而战这个明显的原因外，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

二战期间德军装甲部队很多优秀的军人长眠于欧洲和北非，那些幸存者要么消失在苏联深处的劳工营，要么在西方的囚笼中挣扎，他们身上所有的荣誉和光环都被剥扯得干干净净。在胜利者的眼中，以前象征荣耀的骑士勋章是罪恶和耻辱的代名词；在战后的德国，曾经的精英更被视为助纣为虐的军国主义急先锋，他们的名字在鄙视与唾弃中渐渐被湮没了。

1968年4月25日，施特拉赫维茨病故于巴伐利亚的格拉本施特（Grabenstätt）。除当地百姓为他送行外，西德国防军也派出官兵组成荣誉卫队，向这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勇敢军人致以最后的敬意。

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在战后生存。当施特拉赫维茨1947年6月获释时，除了破衣烂衫和满身伤病外，只有他的钻石骑士勋章还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伯爵一时陷入了困顿。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叙利亚政府邀请他担任总统的农林事务顾问，同时协助该国发展陆军。很难说施特拉赫维茨在农林方面给叙利亚做出过什么贡献，但他对该国陆军所做的规划和武器装备更新计划赢得了主人的钦佩和尊敬。这段时间里，施特拉赫维茨过得相当充实愉快，但到1949年时，政局不稳的叙利亚发生了军事政变（该国当年就发生过3次政变），迫使在这里生活了近两年的施特拉赫维茨与其年轻的妻子一起离开。他们先来到黎巴嫩，而后辗转到达意大利西海岸的海港利沃诺（Livorno）。他们在那里生活了近两年，以经营酒庄为生。1951年秋，施特拉赫维茨夫妇回到了巴伐利亚后，发起成立了“上西里西亚互救组织”，帮助老兵们进行经济互助。此后，他和妻子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先后育有两子两女。

摄于施特拉赫维茨的葬礼，老战友和朋友们为他抬棺，走在前面的国防军军官捧着的应是他的钻石骑士勋章。

1968年4月25日，75岁的施特拉赫维茨死于癌症，他被安葬在巴伐利亚东南部的格拉本施特。为表达对这位勇士的敬意，西德国防军罕见地安排了扶灵卫队，并给予其全套军人荣誉的葬礼。当仪表整洁的新一代军人轻轻地将伯爵的棺椁放入墓穴中时，周围聚集的老战友默默注视着这位渐行渐远的传奇人物，他们永远记得他的音容笑貌、鲜明个性、傲慢自负、赫赫战功和卓越领导。他，曾经为德国而战。

第12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吉勒党卫军将军

（获勋时间1944年4月19日）

Chapter 06
第六章

“蒙尘的武士”：赫伯特·奥托·吉勒武装党卫军将军

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将领大致上可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以迪特里希和艾克（Theodor Eicke）等为代表的，1920年代就追随希特勒东拼西杀的元老。迪特里希和艾克都是希特勒信任的老警卫和保镖，前者是“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创始人，1944年时官至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指挥官；后者则是“骷髅”师的奠基人，1930年代末就是第三帝国可怖的监狱与集中营系统的首脑。这两位“长刀之夜”的亲历者，都热衷于在最前沿频频露面，或提着手枪亲自指挥突击队和小型战斗群，或与基层官兵交换战斗故事、嘘寒问暖。他们都不是优秀的战术家，也都存在指挥能力上的严重缺陷，但对战场情势都有着出色的直觉和预感，都愿意把部队调动和战术等复杂的技术问题交给经验更丰富的参谋长。艾克丧生于1943年，一直都有凶残暴虐、冷血动物的恶名；迪特里希虽深受下属拥戴，但他纵容部下杀俘的劣迹也在战后为自己换来了长时间的监禁。

第二个群体是以豪塞尔、施泰纳（Felix Martin Julius Steiner）和比特里希（Wilhelm Bittrich）等为代表的所谓“技术专家”。作为老式军人，他们都有一战经历并在战后的军官团中占有一席之地，多在30年代中期加入党卫队以延续自己的军旅生涯。豪塞尔在1932年以中将军衔从陆军退役，加入党卫队后建立了希特勒私家党卫军的第一座训练基地，在把毛坯般的武装党卫队培养成精锐部队的过程中很难找出比他贡献更大的人，因此他也被称为“党卫军之父”。施泰纳曾任国防军训练总监部上校，加入党卫队后成为“维京”师创始人，被认为是党卫军最有才华的高级将领之一。比特里希在1941年10月接替豪塞尔担任“帝国”师师长，后任党卫军第2装甲军军长，他在挫败盟军1944年9月的“市场花园”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令后人记住了党卫军的这个能员干将。

第三个群体人数较多，多是在1942至1943年担任团营长、后期升为师长的军官，代表人物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前任和后任师长维特（Fritz Witt）和迈尔（Kurt Meyer，亦作梅耶），“骷髅”师师长普里斯（Hermann Priess），“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前任和后任师长维施（Theodor Wisch）和蒙克（Wilhelm Mohnke），以及担任过“欧根亲王”山地师师长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末任师长的库姆（Otto Kumm）等。有后人曾称这些党卫军将领都是“在闪击战的岁月里以战功爬上高位的恃强凌弱的典型”。¹当然，这份简略的清单如果少了派普（Joachim Peiper）肯定是不完整的——这位曾经的希姆莱副官是党卫军最年轻的装甲团长，总是以无穷的精力和无情的战斗意志充当突击先锋。除普里斯外，所有这些人都出生于1907年后，都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熏陶下成长，个人性格也都富有攻击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堪称天生的战场领袖，往往在最激烈、伤亡最大的地段指挥作战，他们会冷酷地驱赶官兵向前冲锋，在面对75％的伤亡率时依然不知退却为何物。在二战的最后两年，当许多国防军将领都丧失了战斗意志和韧性时，可以略作夸张地说，是党卫军和它的新一代青年将领支撑着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

熟悉党卫军的人或许会指出上面的人名中漏掉了一个人——是的，这个人就是本章主人公吉勒（Herbert Otto Gille）。他曾任“维京”师师长和党卫军第4装甲军军长，拥有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党卫军将军（SS-Ober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 der Waffen-SS）的头衔，更是党卫军第1个、武装力量第12个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整个党卫军也只有吉勒和迪特里希曾获此殊荣）。另一方面，吉勒也是党卫军将领中最常被遗忘和低估的人之一。将吉勒归入上述哪个群体似乎都欠妥当，他不似迪特里希等人那样是希特勒的老战友和忠实信徒，也没有他们那足以充当酒吧夜店打手的体魄与蛮横，更不能与堪称标准美男子的派普与迈尔相比。从外貌上看，吉勒身材高大瘦削，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威风凛凛的军服穿在他身上怎么也难以让人敬畏，倒更像是一个中年教师。²他虽与豪塞尔等都是一战老兵，但并未入选战后的军官团；他虽然也在30年代中期加入党卫队，但并不像豪塞尔等带着显赫的声誉和国防军将校的桂冠，他在党卫队之初仅是不起眼的小角色。1897年出生的吉勒比前述第三个群体年长10岁左右，他身上具有该群体所不具备的普鲁士—德国军事文化传统——作战之余，他是一个关心下属的领袖和“父亲”；当战况需要时，他的心肠又会硬如铁石，是一个为完成职责而不惜任何代价的“魔鬼”。据言，老成持重的吉勒比任何一位党卫军将领都更刻意避免纳粹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行为与言辞。从这个角度看，或许他更接近于豪塞尔和施泰纳等人的群体。

最能体现吉勒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的战役包括1944年2月的“科尔逊—切尔卡瑟”（Korsun-Cherkassy）突围战、1944年4月的科韦利（Kovel）防御战及1945年初的布达佩斯救援战。下面让我们看一看，1934年的排长吉勒是怎样在10年后成为党卫军装甲军军长，以及是怎样在前述战役中表现出勇敢和指挥能力，使希特勒将党卫军的第1枚钻石骑士勋章授予了他。

早年岁月：从地产检查员到武装党卫军炮兵团团长

吉勒于1897年3月8日出生于下萨克森州南部的巴特甘德斯海姆（Bad Gandersheim）。他的父亲赫尔曼（Hermann Gille）是一名工厂主，上面还有3个哥哥。1903年，6岁的吉勒进入了当地的“市民学校”（Burgerschule）学习，这种由地方政府支持的学校除了不教授拉丁语和法语等科目外，与一般学校差别不大，但更多地面向职业教育。不过，吉勒对日后上大学或接受职业教育的兴趣都不大。1909年4月，12岁的吉勒离开了布伦瑞克的文理中学，成为科隆附近的本斯贝格（Bensberg）军校的一名少年军校生。5年后，吉勒转入著名的里希特菲尔德中央军校继续学习。20年后，这里变成了迪特里希“党卫队战旗护卫队”（SS-Stabswache）的营区以及党卫军日后的训练场。

1914年8月一战的爆发打断了吉勒的军校学习，当月10日，他以二级中士候补军官的身份加入了第30“巴登”（Badisches）炮兵团，所部隶属于第29步兵师。1914年底，吉勒被调入第75预备步兵师的第55炮兵团，并在1915年1月末晋为少尉后先后担任过该团的排长和连长。³整个一战期间，吉勒基本上都在第55炮兵团效力，虽然具体经历不甚明确，但因作战勇敢获得过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并在停战后的1919年3月31日晋为中尉。不过，吉勒也于当日退出了现役。⁴按理说，像他这种经受过前线考验，获得过铁十字勋章，也有完整军校教育背景的青年军官，如果不是觉得军事生涯失去了吸引力而主动请辞的话，是应该能跻身于战后军官团的。吉勒离开部队后先到学校重新学习生活所需的职业技能，他修习的专业是“农业经营管理”，但为获取实际经验，他从1920年起开始在地产管理行业工作。1921至1929年，吉勒先后为公共部门和私人担任地产检查员。1929至1931年，他受雇于生产卡车和越野车的“布辛纳格”（Büssing-NAG Vereinigte Nutzkraftwagenwerke）汽车厂，成为该厂的一名推销员。1931至1933年，吉勒仍旧活跃于汽车经销领域，不过是在经营自己的生意。

在1930年底首次接触到国家社会主义党之前，吉勒曾有4年时间（1922—1926）是右翼组织“钢盔党”的成员，这个组织以反魏玛共和国和共和体制为宗旨，很多成员都是一战退伍老兵。1931年5月1日，吉勒加入了纳粹党，5个月后又成为党卫队的一员。到希特勒1933年初成功登顶政治舞台时，吉勒已是布伦瑞克的党卫队第49旗队的一名三级突击中队长。有资料介绍，吉勒1933年7月曾卷入过一桩政治斗争：布伦瑞克自由州的内阁总理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是一名狂热的纳粹支持者，也是党卫队第49旗队的“荣誉领袖”，州议会副议长策纳（Ernst Zörner）与克拉格斯是政敌，为扳倒后者曾使出了一些手段，但不仅未获成功，反而导致了自己黯然下台。吉勒则遭人检举，说他作为策纳的支持者也参与了搬倒克拉格斯的阴谋。随后，纳粹党以“损害党的利益”为名将吉勒开除出党卫队和纳粹党，布伦瑞克的法庭还判处他14周监禁。吉勒坚称自己从未参与过任何针对克拉格斯的密谋，警方于当年11月9日取消了对他的指控。吉勒还要求纳粹党纪律法庭进行审查。1934年2月14日，纪律法庭当庭恢复了他的名誉和职位。⁵

希姆莱领导下的党卫队在纳粹党攫取政权后得到了空前发展，经过“长刀之夜”对冲锋队高层的血洗后，党卫队一家独大，成为堪称“国中之国”的庞大组织，只效忠于希特勒和极少数的核心人物。支持希特勒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同意由陆军为党卫队提供1个师的装备，除1933年成立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外，希姆莱还在1934年5月组建了三支新的旗队。当年9月，纳粹党军——“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SS-Verfügungstruppe，简称SS-VT）正式成立。吉勒是最早加入SS-VT的军官之一，豪塞尔和施泰纳等也在同期加入，开始在军事上提高SS-VT的训练水准，逐渐将之改造成具有一定战斗力的作战部队。

曾任职于国防军训练总监部的施泰纳在1935年加入党卫队，次年成为“德意志”旗队的旗队长。他非常赞同希特勒的观点，即一定要证明“国防军能做的任何事情，党卫队会做得更出色”。党卫队组建作战部队的宗旨就是编练出一支“精锐新军”，尽管它的最初成员中既有吉勒这种一战老兵，也有一些警察、冒险家或终日无所事事的混混。在训练基地里，施泰纳采用了一些与陆军正统作法截然不同的理念和方法，尤其是不强调受教育的程度，这直接导致了1938年前受训的党卫队候补军官中40％的人仅有小学文化。⁶这当然引起了国防军的尖锐批评和嘲笑，虽有吉勒这个例外，但党卫队许多军官的职业素质和水准与国防军相比显然不在一个档次。另一方面，党卫队由于强调强身健体和体育锻炼，他们在体魄和体能方面更加强悍。施泰纳就特别强调在体育运动中培养竞争精神，认为绝不能沉溺于队列操练、沙盘推演和模拟作战等。他很重视在战场上根据形势机动灵活地编组多兵种合成的战斗群的能力，要求军官不仅要熟悉步兵、炮兵、装甲兵和工兵等多兵种的知识与战术，还要学会与空军和海军协同作战。他也鼓励普通士兵发挥主观能动性，允许他们根据形势决定进退策略，尤其是当指挥官阵亡或失去指挥能力时，士兵们要有能力继续战斗下去直至完成任务。施泰纳还非常重视培养官兵间的密切关系和“同志”感情，他曾回忆说：“对官兵福祉的高度关注、对同志间感情的培养，都增强了所有人已经密切的关系和集体归属感，更促进了官兵们在精神上的统一和相互信任。”⁷当然，施泰纳的这套方法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豪塞尔就在训练理念上与他产生过不少冲突。当然，豪塞尔对施泰纳之后的战功也不无妒意，曾酸酸地说后者是“希姆莱的宝贝儿”。

吉勒初入SS-VT时在第1旗队（稍后改称“德意志”旗队）担任一个机枪排的排长。当施泰纳成为“德意志”旗队的旗队长时，吉勒已是他手下第4大队第12中队的中队长（该中队随着旗队规模的扩大而改称第19机枪连）。从1937年2月起，吉勒调至“日耳曼尼亚”旗队（原第2旗队）的第2突击大队，接替因病离职的克吕格尔（Walter Krueger）出任代理大队长。当年4月20日，吉勒晋升为二级突击大队长（少校），正式主持“日耳曼尼亚”旗队第2突击大队，克吕格尔则在病愈后前往巴特特尔茨（Bad Tölz）的党卫军军校任教官。二战开始前的几年里，吉勒先后参加过连营级军官培训、参谋军官训练、防化作战训练、炮兵军官训练等多种培训课程，包括两度到多贝利兹步兵学校学习。

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1年后又将捷克斯洛伐克划入帝国版图。这些行动完成后，希特勒下令把“德意志”、“日耳曼尼亚”和“元首”三支旗队重组为SS-VT师（师长为豪塞尔）。该师此时已具备了摩托化步兵师的模样，拥有大量摩托车和半履带车以及少量炮兵。1939年4月至5月，大概是由于吉勒有一战炮兵军官的背景，他被派至德国东北部的于特博格炮兵学校接受指挥官培训，并参与了SS-VT第5“炮兵旗队”的组建工作。德国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抽调集中了一批来自党卫队和国防军的官兵，迅速完成了组建“炮兵旗队”（后称第5炮兵团）的任务。⁸吉勒在炮兵团任第1营（重炮）指挥官，同时兼任团长汉森（Peter Hansen）的副手。

波兰战役中，迪特里希任团长的“希特勒警卫旗队”摩托化步兵团与SS-VT师也参加了规模有限的战斗。SS-VT师当时包括“德意志”、“日耳曼尼亚”和“元首”三个团，以及吉勒所在的炮兵团。国防军将领普遍认为把训练不足、战斗力有限的SS-VT师放在前线是一种负担，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就曾轻蔑地将这支“马路部队”称为“身着军服的警察”。不过，考虑到元首的面子，国防军勉强把一些辅助性任务交给SS-VT师执行。虽然SS-VT师在波兰战役中没有什么显赫的战绩，但党卫队高层还是借机检验了其训练体系的产品。SS-VT师的将领们声称，一度轻视、甚至不想要他们的国防军将领，已逐渐在战况紧急时倚重于党卫队的支援——在日后规模急剧扩大的战争中，国防军将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党卫队官兵的战斗水准并不亚于他们，其韧性和狂热当然也远胜于己。

摄于1935年11月9日的慕尼黑附近，“希特勒警卫旗队”第1连正在列队接受检阅。

摄于二战开始前的1938年，SS-VT的新兵正在进行越野训练。

摄于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陪同到访的墨索里尼检阅“德意志”旗队。

吉勒在波兰战役中获得了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上的勋饰，10月19日又因战功晋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中校）。1940年3月，SS-VT正式更名为武装党卫队，即人们熟知的党卫军。⁹两个月后，吉勒随第5炮兵团参加了法国战役。参战的党卫军各部继续磨砺着他们的作战技能，其中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团不仅有摧城拔寨的显著战功，也闹出了因战术素养低下而误伤伞兵将军施图登特（Kurt Student）的笑话，还有不服从古特里安的将令擅自进攻的举动，更有肆意杀俘的战争罪行。施泰纳也竭力向人们展示他的“德意志”团是一支忠诚且无所畏惧的队伍。5月27日，英军为保证大部队沿利斯（Lys）运河撤向敦刻尔克，在圣维南（St Venant）附近对德军进行了顽强阻击。施泰纳的2个营抢占了运河边的一座桥头堡，他的左翼本应是“骷髅”师，但该部因进攻受阻落在后面几英里远的地方，右翼的第3装甲师也被英军1个旅顽强地挡住了，施泰纳决定以自己稀薄的兵力保护两翼，同时指挥工兵架设运河浮桥。在吉勒的2个炮兵连支援下，“德意志”团强渡了运河。虽遭遇20余辆英军坦克，但施泰纳的手下毫不畏惧，以步枪、机枪、反坦克枪和集束手榴弹向坦克发起了攻击，很多时候英军坦克的炮口距党卫军士兵只有不到5米！¹⁰“德意志”团的一个排长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下属树立榜样，于是跃出掩体后向英军坦克投出了集束手榴弹，但随即就被碾成肉泥。该排另一名士兵跃出战壕并爬上了英军坦克，就在他准备把手榴弹扔进坦克里时，后面的英军将其瞬间击毙。虽然阵地几乎就要失守，但施泰纳的手下没有一个人因对手的凶猛火力而后撤，他本人也兀自不动，直到“骷髅”师的反坦克炮赶到并击溃了对手为止。施泰纳将这些战斗场面写成报告提交给希姆莱，据说希特勒也曾为之动容。党卫军官兵的狂热、乃至自杀式的作战风格在法国战役中已时有体现，随后几年里，这一点还将成为党卫军和国防军之间的最大区别。

摄于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期间，第8集团军指挥官布拉斯科维茨（前左）正与“希特勒警卫旗队”摩托化步兵团团长迪特里希（前右）交谈。

摄于波兰战役期间，SS-VT师“德意志”团团长施泰纳正在前线观察敌情。

法国战役后，纳粹政府决定扩大党卫军的规模，被征服的北欧和西欧成为党卫军招募兵员的重要来源地之一。除1940年4月末由挪威和丹麦志愿者组成的党卫军“北欧”团外，吸收了荷兰和比利时佛兰德斯地区志愿者的“西欧”团也在6月宣告成立。同年秋，在扩军和重组的过程中，党卫军第5师开始组建，施泰纳被任命为师长，吉勒在11月中旬担任该师第5炮兵团团长。12月初，党卫军第5师被命名为“日耳曼尼亚”师，下辖“北欧”团（Nordland）、“西欧”团（Westland）、“日耳曼尼亚”团及第5炮兵团。不过，由于师名与“日耳曼尼亚”团重名，为避免混淆，希姆莱又在12月20日将该师改称为“维京”（Wiking）师——以短剑为武器生活在极北的暮光世界的“维京”武士，是他眼中强悍无比的精锐战士。他期待身着黑制服的党卫军成为“维京”战士那般的超人和猎手，甚至还在公开场合“豪迈”地展望过几百万美籍德裔加入党卫军的那一天。

摄于1940年5月的法国战役期间，SS-VT师“德意志”团的一名士兵在掩体里。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SS-VT师的士兵正在作战。右边的军人手持的是俗称“盒子炮”的毛瑟军用手枪。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施泰纳“德意志”团的士兵正在等候命令，最前方者手持的似为MP28冲锋枪。

1941年上半年的巴尔干战役后，“希特勒警卫旗队”旅升格为摩托化步兵师，但相较于先期成立的“帝国”师、“骷髅”师、“警察”师和“维京”师，“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只有不到11000人，实际上还是加强旅的规模。其他几个师都有近2万官兵，虽然只有极少的坦克，但装备了Ⅲ号突击炮，还拥有数量不菲的榴弹炮、轻步兵炮、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在6月22日开始的苏德战争中，党卫军师团也出现在三大集团军群的作战序列中：“帝国”师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骷髅”师和“警察”师被编入北方集团军群，而“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维京”师则隶属于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

对于炮兵团长吉勒来说，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扑向遥远的高加索：东线头18个月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进军主要沿两个方向展开：北翼的第6集团军和中路的第1装甲集群的推进轴线是海乌姆（Chelm）—罗夫诺—新沃伦斯克（Novovolynsk）—日托米尔—基辅，南翼的第17集团军则沿着利沃夫—捷尔诺波尔（Tarnopol）—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文尼察一线进军。¹¹“维京”师与第9装甲师在6月22日时担任第1装甲集群的预备队，但前者的“日耳曼尼亚”步兵团率先参战，奉命前往卢茨克以西为装甲部队清理进军路线中必经的森林地带，完成任务后该团即迅速归建。第6集团军22日夜即在海乌姆突破了苏军防线，为第1装甲集群的推进廓清了道路，但南翼德军在与苏军第16集团军的作战中进展缓慢，迫使伦德施泰特把预备队“维京”师和第9装甲师划归第14摩托化军，派往利沃夫方向支援第17集团军。26日清晨，第9装甲师在北面从拉瓦罗斯卡（Rava-Ruska）向捷尔诺波尔进军，南面的“维京”师则沿着利沃夫至捷尔诺波尔的道路推进。期间，“维京”师的左翼一度受到苏军坦克部队的威胁，吉勒派出炮兵连支援“北欧”团阻遏苏军的反攻，“摧毁了48辆坦克和100辆以上的各型作战车辆，左翼的威胁被化解后全师得以继续向捷尔诺波尔推进。”¹²30日，“西欧”团攻入了利沃夫，激战之余，据说曾有100多名举手投降的苏军官兵被党卫军射杀。7月2日，“西欧”团团长韦克勒在开往捷尔诺波尔的途中遭苏军伏击。他被击毙后，“维京”师官兵拿利沃夫周边的犹太人出气，不仅放火焚城，还杀戮了一批犹太人。

7月4日，“维京”师攻占了捷尔诺波尔，次日，该师分作两个攻击集群，准备在萨拉托夫（Saratov）和胡希亚廷（Husyatyn）两地越过斯卢奇（Slutsch）河。“维京”师的先头部队很快建立了两座桥头堡，而吉勒炮兵团的动作也同样迅猛，他的2个炮营在斯卢奇河西岸以凶猛的炮火阻止了苏军的所有反扑，另一个炮营则随着步兵团在东岸建立了阵地。7日，第48摩托化军夺取了别尔季切夫，更往北的第3摩托化军则在9日占领了日托米尔，此时第14摩托化军奉命运动到第3和第48摩托化军之间的区域，准备从日托米尔向东南方的白采尔科维进军。在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日托米尔，“维京”师除抓捕苏军政工干部和地方官员（一旦捕获格杀勿论）外，据信还把31名犹太人作为“活跃的共产党分子”枪毙。¹³这和有些党卫军老兵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尽职作战、从未有过战争暴行和滥杀无辜”的声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摄于1940年，吉勒的“维京”师炮兵团新兵正在举行宣誓仪式。

摄于1941年上半年，“维京”师在巴伐利亚的霍伊贝格（Heuberg）山区举行演习。中为吉勒，左为“西欧”团团长韦克勒（Helmar Wäckerle，曾任恶名昭著的达豪集中营首任指挥官）。

摄于1941年7月1日的利沃夫以东前线，“西欧”团团长韦克勒（左一）正向师长施泰纳（右二）汇报战况。次日，韦克勒在开往捷尔诺波尔的途中被苏军击毙。

摄于1941年7月的东线某处，吉勒炮兵团的1门105毫米榴弹炮正在开炮。

在南方德军的第一个围歼战——“乌曼口袋”之战中，“维京”师扮演的是侧翼掩护的角色——7月18日至25日，该师在白采尔科维东南的塔拉夏（Tarashcha）周边苦战八日，与第3摩托化军所部一起挡住了苏军第5和第26集团军的救援反攻，确保了正在合围乌曼以西苏军的德军北翼的安全。消灭乌曼苏军的任务留给步兵单位后，“维京”师在7月29日转隶第3摩托化军，跟在该军的第13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身后，向第聂伯河畔的克列缅丘格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前进。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吉勒炮兵团的团部和2个炮营（另1个营被配属给先头战斗群）以及“日耳曼尼亚”团的1个营组成了“吉勒战斗群”，师部、通信营、高炮营等跟随“吉勒战斗群”进军。吉勒率战斗群于8月7日抵达第聂伯河畔，他手下的1营和2营炸沉了1艘路经“维京”师防区向南逃逸的苏军炮艇。此后，“维京”师沿河南下，在8月30日抵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军在第聂伯河东北岸部署有大量火炮，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城、渡口及其接近地进行了不间断的轰炸，尤其是这里的炮校学员们发射的炮弹又准又狠，使德军始终无法修复已遭破坏的第聂伯河铁路桥，甚至白天都无法自由行动。无奈之下，“维京”师只得利用一座步行桥在夜间“偷偷”渡河，直到1星期后的9月7日夜才全部渡过第聂伯河。渡河完成后，第3摩托化军所属的第60摩托化步兵师、第198步兵师和“维京”师在8日发起了扩大东岸桥头堡的“卡缅卡（Kamenka）桥头堡之战”。苏德双方经过一整天的炮火对射后，第3摩托化军的炮兵占了上风，“维京”师也很快夺取了卡缅卡。随后几日里，苏军第38集团军发起了多次营团规模的反攻，但均被“维京”师和第198步兵师打退，吉勒的炮兵团在这些防御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摄于1941年夏末的南乌克兰，“维京”师的一辆八轮通信装甲车（SdKfz.232）正在向南开往亚速海的道路上。

摄于1941年夏末，施泰纳正在南下亚速海的途中听取侦察兵的汇报。

摄于1941年8月，正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外围作战的“维京”师士兵。

摄于1941年夏末或初秋，“维京”师师长施泰纳与参谋在研究作战地图。

当“维京”师在卡缅卡进行防御时，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群的第48和第14摩托化军于9月12日从克列缅丘格桥头堡渡过了第聂伯河，第16装甲师溯河北上，三日后在基辅以东与南下的第3装甲师会合，标志着硕大的基辅包围圈的初步合拢。吉勒和“维京”师虽无缘分享基辅合围大胜的荣光，但该师在卡缅卡桥头堡的死守同样重要，因为它确保了第1装甲集群南翼和后方的安全。不等基辅口袋中数量庞大的苏军被完全消灭，第14摩托化军即奉命南下，负责清理克列缅丘格至扎波罗热间第聂伯河东岸沿线的苏军，“维京”师和第198步兵师也开始冲出卡缅卡桥头堡向东进攻。10月初，“维京”师跟随第13装甲师的步伐南下，准备与其他部队一起摧毁苏军直至亚速海的整条第聂伯河防线，而后围歼与德军第11集团军对峙的苏军第9和第18集团军。10月6日，第14摩托化军的先头第16装甲师抵达波洛吉（Pologi）后折向西南面的苏军后方，从扎波罗热出发的第3摩托化军逼近了切尔尼戈夫卡（Chernigovka），第49山地军和第30军同步发起进攻，把面对的苏军朝东挤入第14和第3摩托化军张开的双钳中。这一次“维京”师没有让亲历围歼战的机会溜走，它在切尔尼戈夫卡以东切断了梅利托波尔至斯大林诺（Stalino，今顿涅茨克）的道路，到10日被围的苏军两个集团军覆灭时，大量试图向东突围的红军官兵倒在了“维京”师的枪炮之下。

10月10日，“维京”师转隶于第14摩托化军，开始在第聂伯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黑土地上艰难跋涉。当暴风雨和降雪轮番而至的天气总算告一段落时，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团军在米乌斯河西面完成了攻打罗斯托夫和沙赫蒂的准备——攻势预定于11月5日发起，南面的第3摩托化军渡过米乌斯河后向罗斯托夫推进，北面的第14摩托化军的第16装甲师负责朝阿格拉费诺夫卡（Agrafenovka）推进；“维京”师过河后将向北旋转，沿着新亚历山大罗夫卡（Novo Alexandrovka）至阿斯塔乔沃（Astachovo）的公路掩护第14摩托化军的北翼；第1山地师将朝着迪亚科沃（Diakovo）方向发动规模有限的辅攻。经过1周苦战，第14摩托化军各部推进到预定目标后均转入防御。17日，“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第13和第14装甲师发起了扑向罗斯托夫的作战。同日，第14摩托化军的整条防线都爆发了激烈的战事。“希特勒警卫旗队”师与第13装甲师在20日夺取了罗斯托夫，但第14摩托化军的北翼已被苏军突破，迫使克莱斯特命令该军撤往图斯洛夫河西岸布防。不过，由于图斯洛夫河并不利于防守（其蜿蜒曲折的流向要求较多的部队驻守），克莱斯特于12月1日命令第14和第3摩托化军、第49山地军的右翼均撤至米乌斯河西岸。12月上半旬，苏军多次乘着夜色越过冰封的米乌斯河，试图突破“维京”师的防线，吉勒炮兵团以机动灵活的凶猛火力，给沿着开阔地进攻的苏军造成了重大杀伤，在前沿阵地被突破的地带，“日耳曼尼亚”团等老辣的步兵团也集中所有近战武器立即展开反击。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42年1月末。待危机消除、防线趋稳之后，“维京”师开始进行战场重建，包括重步兵炮在内的各种物资装备迅速运抵米乌斯河防线后方，“芬兰志愿者营”等来自西欧和北欧的补充兵员也陆续抵达，同时，“维京”师各团也在总结过往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到最小作战单位的全员训练。不过，最令“维京”师上下感到振奋的，还是党卫军的第1支装甲营——第5装甲营——在1942年6月19日抵达阿姆夫罗谢夫卡（Amvrosievka）。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少校）米伦坎普（Johannes-Rudolf Mühlenkamp）任营长的第5装甲营，带来了12辆Ⅱ号坦克、12辆Ⅲ号坦克、4辆短管和12辆长管Ⅳ号坦克。¹⁴第5装甲营的到来为齐装满员（18000人左右）的“维京”师提供了过往缺乏的打击力，因而决定性地提高了该师的战斗力，也帮助其成为1942年夏季攻势中的一支攻坚主力。

随着武装党卫军军部（SS-Generalkommando）于当年5月28日的成立，吉勒在6月20日被任命为军部炮兵指挥官，同时仍兼任第5炮兵团团长。在6月底发起的夏季攻势中，德军A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夺取罗斯托夫后向高加索推进，以占领迈科普和格罗兹尼（Grozny）的油田为目标。“维京”师和第13装甲师于7月中旬脱离第1装甲集团军，转隶于第17集团军的第57装甲军（德军摩托化军在1942年夏均正式改称为装甲军），这2个师的任务是快速合围和夺取罗斯托夫，为跟进的步兵师打开通往西高加索的大门。第57装甲军军长吉青纳将军负责于7月22日发起的罗斯托夫攻势，除“维京”师和第13装甲师外，他还有权节制第49山地军，攻势发起的前夜又得到第298、第73和第125步兵师的增援。¹⁵按照“维京”师第5装甲营老兵克拉普多尔（Ewald Klapdor）的说法，施泰纳把所部（“西欧”团和“北欧”团3营除外）分成了三个战斗群：吉勒领导的装甲战斗群包括第5装甲营、第5反坦克营和炮兵团1个营等，两个步兵战斗群分别以“北欧”团和“日耳曼尼亚”团为基础组建。¹⁶7月24日，占据优势的德军在空军支援下占领了罗斯托夫，米伦坎普的第5装甲营首战即表现出众。罗斯托夫的攻势进入尾声时，德军最左翼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中路的第1装甲集团军都已逼近顿河；第23装甲师一部于23日在顿河南岸建起了桥头堡；第3装甲师于26日也在奥尔洛夫卡（Orlovka）附近渡过了萨尔河（Sal），第40装甲军以这2个师为主体开始向马内奇河方向推进。

向南扑向高加索的前夕，施泰纳又将“维京”师进行了重组，大大增强了吉勒装甲战斗群的力量：除装甲营、高射炮营、炮兵团3营、搜索侦察营、工兵营1个连、反坦克营1个连等单位外，“日耳曼尼亚”团的1个营和“北欧”团的2个营都配属给了吉勒。吉勒装甲战斗群将作为“维京”师的矛头一路扑向库班河，并与东面的第13装甲师保持联系。不过，进军开始后的次日（7月29日），第13装甲师脱离了第57装甲军，转向东面后加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序列，负责为克莱斯特打开渡越马内奇河与萨尔河的道路。随着左翼的第13装甲师离“维京”师越来越远，右翼的步兵师进军速度相当迟缓，吉勒装甲战斗群现在成了追逐撤往库班河之敌的一支孤军。不过，吉勒并不在意到处充满敌意的环境，长期担任炮兵团长的他，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率领装甲矛头也能取得辉煌的战绩。他把相当于1个旅的装甲战斗群分成先头、中路和后卫3个小战斗群，各战斗群都合理搭配了步兵、炮兵和装甲兵等，以日行几十公里的速度穿行于马内奇河与库班河之间地貌特征千奇百怪的战场。很快，卡佳尔尼茨卡亚（Kagalnizkaya）、梅切丁斯卡亚（Metchetinskaia）、耶格尔雷克斯卡亚（Yegorlykskaya）、耶格尔雷克（Yegorlyk）等有苏军布防的村镇都被装甲战斗群攻克。8月1日下午，吉勒率部夺取了铁路和公路枢纽白格里纳（Bielaia Glina，即白泥城），除俘虏数百名苏军外，还缴获了一批大炮和美制卡车。吉勒的手下戏称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发电表示感谢，吉勒戏虐地表示不妥，称“这样做会使美国人减少通过苏军供应给‘维京’师的卡车”。据说，曾有两名当地的哥萨克老兵，身着沙皇时代的军服并佩戴着勋章前来慰问德军，还受到吉勒的热情接待。

随着吉勒装甲战斗群的迅速推进，“维京”师的主要任务——突破库班河并继续追击苏军——似乎很快就将实现。第57装甲军命令施泰纳夺取重镇克鲁泡特金（Krapotkin），并从此间渡过库班河，但“维京”师的参谋们力主从地势和条件更有利的另一地段渡河，即库班河大转弯处南面一点的格利高里波利斯卡亚（Grigoripolitskaya）附近。施泰纳听从了参谋们的意见，将主力集中部署在格利高里波利斯卡亚周边，但同时派“北欧”团（得到炮兵团数个炮兵连和装甲营1个连的加强）攻打克鲁泡特金。5日，克鲁泡特金被德军攻克，但此处的库班河渡桥已被炸毁，“北欧”团等将城池移交给跟进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后，迅速赶往格利高里波利斯卡亚附近渡河。7日清晨，“维京”师渡过库班河后开始向拉巴（Laba）河方向推进。9日，施泰纳在渡过拉巴河后重组了所部，吉勒装甲战斗群再次充任向西面的迈科普油田推进的矛头，“日耳曼尼亚”团、支援“维京”师的军属重炮营和火箭炮营、“北欧”团等部依次跟进。1天后，第13装甲师从东面攻克了迈科普，吉勒装甲战斗群在渡过了别拉亚（Belaja）河后，也推进至迈科普以西和西南地区。

“维京”师1942年7月末至8月初突向库班河的进军路线示意图。

由于苏军阻断了从迈科普通向黑海海岸和图阿普谢唯一的一条山间公路，“维京”师从8月中旬起在迈科普周边转入守势，同时等待适于山地丛林作战的山地师的抵达。9月15日，第57装甲军电令“维京”师移交防务，即刻开往东高加索地区的第1装甲集团军战场。¹⁷当时，第1装甲集团军针对格罗兹尼油田方向的攻势陷入了停顿。苏军官方战史战后曾称：“……尽管过去3周里损失惨重，法西斯军队未能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功，还被迫把他们最出色的师之一党卫军“维京”师从图阿普谢调至莫兹多克（Mozdok）战区。随着这一增援的抵达，第1装甲集团军又继续发起了攻势……”¹⁸抵达捷列克（Terek）河沿岸的指定区域后，“维京”师被划归第52军指挥。作为装甲集团军最北面的矛头，该师将从莫兹多克桥头堡出发，以攫取南面的格鲁吉亚（Grusinian）军用公路为目标。鉴于地形格外困难和复杂，施泰纳决定避免正面强攻堡垒化的山村马尔戈别克（Malgobek，即雅科夫列夫），准备沿着其南面的库尔普（Kurp）河谷向东进攻。他的计划是由“北欧”团以佯攻拖住河谷两岸的守军（“北欧”团的2个营部署在河谷北侧，另一个营在河谷南侧），待“北欧”团解决了河谷两侧的苏军并建立了掩护阵地后，“西欧”团和第5装甲营将快速穿越河谷地带，扑向格鲁吉亚军用公路上的重镇萨格普金（Sagopschin）。为支援这一重要作战，吉勒率领炮兵团2营和3营也进入了前沿阵地。9月27日凌晨，吉勒的炮兵向苏军阵地进行了猛烈炮击，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对手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和精心准备的堑壕，吉勒的炮火覆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北欧”团进攻发起不久，就遭到苏军炮火和轻重武器的沉重打击，不仅进展缓慢，伤亡也颇为惨重。28日，当“西欧”团和第5装甲营准备按预定方案穿越库尔普河河谷时，克莱斯特发来了电报：“致‘维京’师指挥官，整个集团军都在关注你们。你们的任务是为集团军扑向格罗兹尼开辟道路。我期待你们的装甲矛头在今晚6时抵达萨格普金。”¹⁹尽管被寄予厚望，但“维京”师当日的战果只能说是喜忧参半：装甲营和“西欧”团1营成功迂回到了萨格普金东面，“西欧”团的另外2个营也从正面逼近了萨格普金西面，但两个方向的攻坚在苏军1个旅守军的顽强防御下均告失败。此后1周里，“维京”师始终无法攻克萨格普金这座坚固的堡垒，第5装甲营和“西欧”团1营还被迫后撤了几公里。由于这一后撤是施泰纳自作主张，一度还引起了第52军军长及克莱斯特的不满——施泰纳抱怨此间的地形过于复杂困难。但克莱斯特认为，“维京”师有太多未受过完整训练的外籍志愿者，才使该师缺乏内在凝聚力。²⁰鉴于萨格普金的作战陷入了困境，施泰纳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威胁到自己左翼的马戈尔别克，他手下的“日耳曼尼亚”团（缺3营，但得到吉勒炮兵团1营的加强）在第111步兵师第70步兵团的支援下，于10月5日沿着马戈尔别克山脊南坡发起了攻势。“维京”师这次取得了成功，次日夺取了马戈尔别克，也打退了苏军的多次反攻。

10月8日，吉勒因“在顿河以南的作战中指挥装甲战斗群时表现出的勇敢和领军有方”（施泰纳的荐语）而获颁骑士勋章。此时的“维京”师虽然占领了一系列要地并形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防线，但施泰纳认为所部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再继续向格罗兹尼推进。他与第52军军长就是否有必要夺取马戈尔别克以东的制高点701高地发生了激烈争执，虽然“维京”师的“芬兰”营在10月中旬经过血战夺取了701高地，但施泰纳与军部和集团军总部经常意见相左，他还绕过指挥层级直接向希姆莱抱怨，这些做法引起了陆军将领们的不满。9月末刚出任参谋总长的蔡茨勒还亲自飞到克莱斯特的总部，试图缓和施泰纳与上级之间的紧张关系。

11月9日，“维京”师在萨格普金前线改建为装甲掷弹兵师，炮兵团长吉勒也被晋升为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1周后，第3装甲军沿着奥塞梯（Ossetian）公路向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推进的过程中出现了险情，该军的第13装甲师在奥尔忠尼启则与吉塞尔（Gisel）之间被优势苏军包围。“维京”师将萨格普金前沿移交给克里木赶来的第50步兵师后，奉命迅速赶往阿拉基尔（Alagir）地区解救第13装甲师。11月19日，就在斯大林格勒的苏军大举反攻的同时，外高加索方面军的北翼部队也发起了针对阿拉基尔方向的反攻，但遭到“维京”师和第13、第23装甲师等的疯狂抵抗和反扑，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苏军打打停停，但攻势始终没有起色。

摄于1942年7月26日的顿河南岸，吉勒装甲战斗群的坦克正向高加索进军，相反方向的是被押往德军后方的被俘苏军。

摄于1942年夏向高加索进军的途中，“维京”师士兵正在检查被弃的T-34坦克。右边是一辆105毫米“黄蜂”（Wespe）自行榴弹炮（SdKfz.124）。

11月21日，克莱斯特被提升为A集团军群指挥官，第3装甲军军长麦肯森（Eberhard von Mackensen）继任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施泰纳在12月14日出任第3装甲军代理军长，吉勒则随即出任“维京”师代理师长。²¹到这个时候，西高加索地区的德军第17集团军已在迈科普和图阿普谢间的皑皑雪山陷入了困顿，囿于兵力不足和天气恶劣，该部已无可能继续向黑海海岸进攻。东高加索地区的第1装甲集团军进攻格罗兹尼的作战也已失败，包括“维京”师在内的各部均已转入守势。顿河集团军群正以第4装甲集团军为主，试图救援被困的保卢斯第6集团军，曼施坦因和参谋总长蔡茨勒要求希特勒批准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将释出的兵力（尤其是第3装甲军）增援给第4装甲集团军。希特勒先是断然拒绝，而后又犹豫不决，但蔡茨勒与克莱斯特已在暗中布置A集团军群的撤退准备。²²1942年圣诞前夕，吉勒收到了脱离第3装甲军建制、准备撤往第4装甲集团军战区的命令。几天后，在蔡茨勒不断的努力和催促下，希特勒出于对“又一个斯大林格勒”的担忧，终于勉强同意把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但对撤退的最终目的地一直不予表态——到底是把A集团军群全部撤入毗邻克里木半岛的库班河桥头堡，还是仅把第17集团军撤入桥头堡，而将第1装甲集团军经由罗斯托夫送入曼施坦因的战区。希特勒打算等到撤至克拉泡特金防线（之前尚有3道过渡防线）时再做决定。根据蔡茨勒战后的回忆，希特勒在1943年1月26日夜做出了决定——第17集团军占据库班河桥头堡，第1装甲集团军向北进抵罗斯托夫周边，而后加入顿河集团军群作战序列。整个1月，吉勒带领“维京”师一直边撤边战，同时保护同在撤退中的第4装甲集团军南翼。耶格尔雷克斯卡亚、梅切丁斯卡亚和巴泰斯克等1942年8月初战斗过的地方，逐渐都被“维京”师甩在身后，直到2月5日上午抵达罗斯托夫。麦肯森在第1装甲集团军完成600公里的撤退后发布的命令中称：“这一撤退之所以能成功完成，主要是由于部队和各级指挥官们的卓越表现，尽管每日都要进行延迟阻击作战并面对强大的敌军压力，集团军的损失只是少量官兵的失踪。本集团军中每个人的表现都值得高度称颂。他们将被载入史册。”²³蔡茨勒战后提供的数字表明，第1装甲集团军在为期1个多月的撤退中，除给予追击的苏军以沉重打击外，自身撤出了所有25000名伤员，仅有226人被俘、656人受伤和605人失踪，且只损失了约100门火炮和步兵重武器。²³

摄于1942年8月初，“吉勒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吉勒（图中戴眼镜者）在开往西高加索的途中与军官们商议策略。

摄于1942年8月，“维京”师第5反坦克营正在作战中。

1942年秋，施泰纳在东高加索某村落的师部前留下了这张著名照片。

摄于1942年秋的高加索某地，炮兵团团长兼装甲战斗群指挥官吉勒。他的领章样式非常独特，据说这种领章的目的是避免被苏军狙击手识别出衔级。

摄于1942年8月上旬，“维京”师某部正在迈科普附近的向日葵地里观察敌情。

1943年2月8日，交卸了第3装甲军代军长职务的施泰纳，在罗斯托夫西北的阿姆夫罗谢夫卡回到了“维京”师，吉勒则继续担任第5炮兵团团长。同日，“维京”师奉命向北面的斯大林诺—康斯坦丁诺夫卡转进，准备在那里进行休整补充。

摄于1942年9月，“日耳曼尼亚”团3营正在坦克掩护下向东高加索的莫兹多克进攻。

摄于1942年秋，荒凉空旷的高加索战场上，一名孤独的德军士兵正在掩体里警戒。

挣脱囚笼：从顿涅茨河到第聂伯河

斯大林格勒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之际，苏军沃罗涅日和西南方面军的后继攻势已在南方德军的防线上撕开了300公里的缺口，前者的意图是南北夹击重要工业城市哈尔科夫，后者则试图尽力向第聂伯河方向突破，而后南下直扑黑海，从而将顿涅茨盆地的德军包围后加以聚歼。西南方面军的“波波夫（M. M. Popov）装甲集群”就是实现后一目标的先锋，波波夫中将的集群辖有众多兵力，包括第3和第4近卫坦克军、第10和第18坦克军、第57近卫步兵师、第38和第52步兵师等。“波波夫装甲集群”在伊久姆附近成功强渡了顿涅茨河，虽未能实现1周内向南进抵马里乌波尔的目标，但到2月10日时还是抵达了交通枢纽克拉斯诺亚梅斯科耶。由于这一态势直接威胁到了顿河—米乌斯河之间德军的补给线路，曼施坦因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40装甲军挡住对手的推进，第3装甲军也预备从斯拉夫扬斯克地区打击波波夫的左翼。同时，曼施坦因还命令正在巴甫洛格勒地区重组的第4装甲集团军准备向北进攻，与驻守哈尔科夫地区的“兰茨集团军级支队”（很快改称“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取得联系后，堵上哈尔科夫与巴甫洛格勒之间被捅开的防线缺口。不过，在所有反攻展开之前，德军的重中之重就是挡住“波波夫装甲集群”的继续推进，而这个重任则交给了刚到斯大林诺附近的“维京”师。

摄于1942年冬的高加索战场，崇山峻岭中的德军山地兵机枪阵地。

摄于1942年冬，通往图阿普谢途中的一处德军山地兵墓地。

摄于1942年冬的高加索，一张令人震撼的照片，图中一名孤独的山地兵正在山间逡巡，他所巡逻的这个关口是通向苏呼米（Suchumi）的要道。

这幅航拍图片中的建筑是位于南乌克兰乌斯片斯卡亚火车站的“维京”师军人公墓。

2月10日，“维京”师被划归第40装甲军，随即接获命令：“沿最短路线向克拉斯诺亚梅斯科耶进军。即刻出发，不必等待集结完毕，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迅速抵达克拉斯诺亚梅斯科耶。”施泰纳不敢怠慢，立即命令各部出发，他计划从三面包围克拉斯诺亚梅斯科耶——“北欧”团从南面和东南面（主干公路方向）进攻；“日耳曼尼亚”团绕到西北面先攻打格里希诺（Grishino），而后从西面和西北包抄；“西欧”则在东面进攻。克拉斯诺亚梅斯科耶的北面由第333步兵师和“维京”师搜索侦察营负责包围（稍后得到斯拉夫扬斯克方向的第7装甲师的帮助），这些德军将切断“波波夫装甲集群”的补给线路，同时屏退来自北面的增援苏军。更靠北的第11装甲师也将适时进攻，确保切断“波波夫装甲集群”的增援补给通路。虽然久战之后疲惫不堪，但“维京”师依然效率惊人，两天内以强行军和各种机动完成了对苏军第4近卫坦克军的合围。苏军自然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和反扑，而“维京”师的兵力又不足以保证包围圈的严密。吉勒的炮兵团这时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将2个炮营分别配属给“西欧”团和“日耳曼尼亚”团，自己亲率重炮营、轻炮营余部和师属高炮营，在“北欧”团后方建立了炮兵阵地，同时把“北欧”团的重步兵炮也集中在自己手中。各炮兵连按照吉勒制定的炮击计划，时而在不同方位和时间轮番炮击克拉斯诺亚梅斯科耶，时而集中火力猛轰某些重点区域，连续不断的炮击一点点地软化着苏军防线，侵蚀着官兵的抵抗意志，也使苏军指挥官留下了德军实力非常强大的错误印象。

克拉斯诺亚梅斯科耶的战斗持续到2月18日，第4近卫坦克军的3个坦克旅和第3近卫摩托化步兵旅被基本歼灭，余部虽向北突围成功，但有80余辆坦克被吉勒的炮火摧毁或重创。防守格里希诺的苏军第7滑雪旅也被“日耳曼尼亚”团和“北欧”团在19日击溃。就在同日，曼施坦因精心准备的哈尔科夫反击战打响了，第4装甲集团军从巴甫洛格勒方向展开攻势，第1装甲集团军也向元气大伤的“波波夫装甲集群”余部发动猛攻。“维京”师与第7和第11装甲师等密切配合，步步紧逼北撤中的波波夫所部。24日至28日，德军包围了“波波夫装甲集群”余部，虽有相当数量的苏军成功突围，但大批坦克和重武器被缴获。到3月初时，“波波夫装甲集群”只剩下50辆坦克和约13000人，实力已被大大削弱。“维京”师这时已追击苏军至伊久姆附近的顿涅茨河西岸。

2月初，在罗斯托夫的顿河渡口，“维京”师为撤退中的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确保着逃生之路的畅通；3月初，“维京”师又帮助稳定了顿涅茨前沿的局势，为哈尔科夫反击战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维京”师这时已成为一支可堪重任的精锐力量，它的领路人施泰纳也得到了组建和指挥党卫军第3装甲军的奖赏，“维京”师师长一职则在当年5月初正式交给了吉勒。据说，有人还曾怀疑过吉勒是否具备相应的经验。细究起来，吉勒确属最佳人选——任炮兵团长2年有余，有着指挥旅级战斗群和代理师长的丰富经验，仅以资历论，在“维京”师中恐怕还真是无人能及（同期的团级指挥官不是调离就是阵亡）。当然，如果确曾存在争议的话，吉勒没过多久就充分证明了自己不仅称职，而且是党卫军最优秀的野战指挥官之一。

在7月的库尔斯克会战打响前夕，“维京”师和第17、第23装甲师隶属于第24装甲军，在伊久姆附近充当南翼攻击集群的预备队。²⁴“维京”师此时虽在名义上已拥有第5装甲团，但在前线的仅是原第5装甲营改称的装甲团1营，以及米伦坎普还在德国组训装甲团2营。吉勒目下拥有的仅是23辆Ⅲ号和17辆Ⅳ号坦克（没有虎式坦克）。这与党卫军第2装甲军麾下其他几个装甲团的“奢华”形成了鲜明对照：“希特勒警卫旗队”师装甲团有67辆Ⅳ号、13辆Ⅲ号和13辆虎式坦克；“帝国”师拥有33辆Ⅳ号、62辆Ⅲ号、14辆虎式坦克及25辆缴获的T-34；“骷髅”师也拥有44辆Ⅳ号、63辆Ⅲ号和15辆虎式坦克。²⁵7月5日，“维京”师与第17装甲师曾向北运动到哈尔科夫以西约50公里处待命，而曼施坦因也曾想在大战达到高潮时，投入“维京”师以扩大党卫军第2装甲军取得的突破。不过，南线形势的快速变化终使这一动机未能实现。7月17日，苏军在米乌斯河和伊久姆地区发起了新攻势，迫使德军高层取消了库尔斯克地区的后继行动。“帝国”师和“骷髅”师等奉命南下解除米乌斯河的危机，而“维京”师和第17装甲师则负责铲除伊久姆附近的苏军顿涅茨河桥头堡。接下来的2周里，“维京”师在斯拉夫扬斯克东南成功阻止了桥头堡的进一步扩大，但无法将对手赶回顿涅茨河对岸。有后人曾评论说：“这一时期跌宕起伏的战事，实际上证明了‘维京’师在吉勒的领导下应对危急局势时是多么高效。”²⁶

8月3日，苏军在别尔哥罗德北面以65万兵力和2300辆坦克发起了代号“鲁缅采夫（Rumyantsev）”的反击战。仅有20万人和不足300辆坦克的第4装甲集团军与“肯普夫集团军级支队”等无力抵挡，防线很快被撕开。别尔哥罗德在5日失守，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团军开始南下，试图在推进中合围哈尔科夫。曼施坦因为挽救危局，命令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以反攻堵住缺口，除实力大损的第3装甲师外，“骷髅”师、“帝国”师和“维京”师都被划归布赖特指挥。不过，这3个师此刻不是在伊久姆，就是在米乌斯河，在他们赶来前第3装甲师必须竭力阻滞对手，以避免党卫军尚未到达，哈尔科夫即已易手的尴尬险境。“帝国”师于8月8日最先赶到前线，其先头虽造成了苏军第3机械化军和第31坦克军的重大损失，但未能阻止苏军第6坦克军的继续南下。“骷髅”师稍后赶到，以其2个掷弹兵团和搜索侦察营为核心，试图挡住苏军第6坦克军的推进。“维京”师由于需为前述两部让路，12日方才抵达哈尔科夫西北，被部署在第3装甲军的右翼。随后，“维京”师在奥利沙尼（Olshany）挡住了对手的推进。

第3装甲军在哈尔科夫西面和西北顽强阻挡着苏军推进，布赖特曾坦承，他做梦都未料到党卫军的3个师如此骁勇善战——2周时间的战斗中，苏军两个坦克集团军在他的战区内损失了800多辆坦克，每个苏军步兵师都只剩下不足4000人！当然，“维京”师等部的损失同样惨重，各师剩下的坦克和突击炮加起来能有30辆就算不错，而每个装甲掷弹兵营也就只剩区区几十人而已。苏军不顾高昂的伤亡和装备损失，以第7近卫和第57集团军为主力（得到500辆坦克的支援）又向哈尔科夫展开了新攻势。8月22日，德军在巨大的压力下弃守哈尔科夫，但“维京”师在哈尔科夫西面和西南进行的防御战一直持续到9月初。吉勒9月1日曾向上级报告称：“‘维京’师在近两个月的连续作战中损失了几乎一半的兵力，下级军官尤为匮乏，已无力据守正面超过5公里的前沿。”²⁷9月15日，希特勒批准南方德军撤到第聂伯河西岸，吉勒的“维京”师作为第8集团军的一部分，于9月24日至27日在切尔卡瑟渡过了第聂伯河。占据了切尔卡瑟西北的第聂伯河沿岸阵地后，吉勒所部很快被派去清剿空降在西岸的苏军伞兵部队，还奉命组建战斗群铲除苏军在卡内夫（Kanev）北面建立的桥头堡。10月22日，“维京”师改称为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师，但此时它还难以名副其实（装甲团2营仍在本土训练），全师因忙于作战也无法进行结构性重组。出于这一考虑，第8集团军将“维京”师部署在第聂伯河西岸相对平静的区域，以便吉勒展开重组和改建的工作。

11月1日，吉勒因指挥“维京”师在哈尔科夫地区防御战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第315枚橡叶骑士勋章。据说，吉勒在获知这一消息时曾兴奋地脱口而出：“非常高兴我的‘维京’师的战功以这种方式获得了认可！”²⁸几天后，他又被晋升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中将。11月中旬，由比利时志愿者组成的党卫军第5“瓦隆”突击旅在科尔逊加入了‘维京’师的作战序列。吉勒对其旅长利珀特（Lucien Lippert）中校带来的2000名官兵表示了热烈欢迎，尤其是该旅拥有一批自行火炮和坦克歼击车，可以明显增强“维京”师的实力。不过，“维京”师老兵对“瓦隆”旅官兵的战斗力和韧性表示怀疑，第42军代军长利布（Theo-Helmut Lieb）中将后来也曾说过：“他们都是些可爱的家伙，但就打仗这行来说，他们太温柔了。”²⁹吉勒的手下还惊讶地发现“瓦隆”旅竟有随军牧师，这在党卫军眼里实属不寻常。不过，“瓦隆”旅的创始人德格雷尔（Leon Degrelle）既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子，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所部保持拥有随军牧师的传统，希特勒和党卫队高层也只好听之任之。³⁰律师出身的德格雷尔是比利时“雷克斯（Rexist）党”的创始人，虽然军事才能不足，但极富领袖魅力和煽动性。他曾多次要求加入德军，但都被婉拒，因为希特勒认为他“在政治上比在军事上能为德国做出更大贡献”。一手组建“瓦隆”旅后，德格雷尔拒绝担任指挥官或军官，反而执意要从列兵做起！德格雷尔后来累战功而升迁为上校，还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堪称党卫军外籍兵团的第一奇人。

在1943年最后的1个多月里，吉勒虽获得了大批补充兵员，但这些兵员的训练水准和战斗意志令他很感忧虑。他在1944年1月5日的报告中曾抱怨说：“‘瓦隆’旅同样缺乏经验，由于训练不足，该旅不具备进攻能力。”在同一报告中，吉勒称全师“短缺446名军官（占编制的56％）和1380名军士（占36％）”，“不可能在战场上把‘维京’师重组为装甲师，这一工作必须到后方进行。”³¹这当然只能是吉勒的一厢情愿。很快，“维京”师将在苏军的大规模钳形攻势下陷入重围，这就是著名的“切尔卡瑟口袋”。

1944年1月初，瓦图京第1乌克兰方面军的“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攻势、科涅夫第2乌克兰方面军的基洛夫格勒作战暂时告一段落，步步后撤的德军所占据的第聂伯河沿岸防线，就只剩下北起卡内夫、南至切尔卡瑟西北面的长约80公里的一段。驻守在这个“卡内夫突出部”包括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42军和第8集团军所属的第11军，近6万名德军（约6个师）防御着宽大的正面和纵深。“维京”师属于施特默尔曼（Wilhelm Stemmermann）将军的第11军，防线位于卡内夫至奥尔洛维茨（Orlovets）之间，号称突出部内实力最强和唯一有进攻能力的师——吉勒师当时接近满员，除拥有几十门火炮外，还有15辆Ⅲ号、11辆Ⅳ号坦克和4辆Ⅲ号突击炮能够参战（另有6辆坦克在修理中）。³²

“维京”师1943年2月初至1944年2月末的转进、作战和撤退路线示意图。

摄于1943年3月中旬的哈尔科夫，党卫军士兵正在作战间隙稍事休息。“维京”师没有参与攻打哈尔科夫的作战，但在围攻苏军“波波夫装甲集群”的作战中立下了战功，为曼施坦因哈尔科夫反击战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摄于1943年2月的斯拉夫扬斯克，“维京”师士兵正在操作1门50毫米反坦克炮。

可能摄于1943年初夏，吉勒（右一）与手下的两个团长在一起。左一为“西欧”团团长迪克曼（August Dieckmann，1943年4月16日获橡叶骑士勋章，当年10月10日阵亡后追授双剑骑士勋章），左二为“日耳曼尼亚”团团长瓦格纳（Jürgen Wagner，当年10月调任党卫军第23“尼德兰”志愿装甲掷弹兵师师长）。

时间不详，但从吉勒佩戴的勋章来判断，可能摄于1944年2月末之后。

可能摄于1943年夏的库尔斯克战役之后，“维京”师的1辆Ⅲ号坦克（Ausf. J.）。

摄于1943年9月12日，吉勒为“西欧”团2营营长、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西特尔（Guenther Sitter）佩戴骑士勋章。

1月25日，科涅夫方面军在德军突出部的东南方朝第8集团军发起了进攻。次日，瓦图京方面军在突出部的西北面，向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也发起了攻势。28日，两路苏军的先头坦克旅会师于兹维尼戈罗德卡（Zvenigorodka），短短几日就迅速完成了对德军第42军和第11军的合围。

由于“维京”师的防区并非苏军主攻方向，吉勒所部在最初三日里并未遭到重击，他还曾一度怀疑苏军突破和合拢包围圈的真实性。虽然乐观和自信丝毫不减，但收到的一系列命令和通报，还是让吉勒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曼施坦因28日夜即命令被围部队从突出部西北和东北角进行战术撤退；第42军被划归第8集团军指挥，被围的6个师由第11军军长施特默尔曼统一指挥调度；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都将组织兵力展开解围攻势。29日，“维京”师被划归兵力较薄弱的第42军指挥。由于吉勒所部是唯一拥有装甲部队和机动能力的单位，施特默尔曼和利布为争夺该师的控制权发生了数次争执。前者多次要求第8集团军归还吉勒所部，但利布也不肯轻易移交——“维京”师加入第42军的作战序列后，虽然扩大了利布的防区，但吉勒经常派出小股装甲战斗群四处救险，已在扮演着防区“消防队”的角色。两位军长对“维京”师的争夺在2月7日告一段落，第8集团军指挥官韦勒（Otto Woehler）当日命令吉勒所部回归第11军，因为对手在第11军防区内的后继攻势造成了新一轮危机，整个包围圈都有可能被辟为两半。

2月3日，韦勒麾下的第47装甲军自南向北朝兹维尼戈罗德卡方向发起了解围攻势，但不久即被苏军阻挡；次日，第1装甲集团军的布赖特第3装甲军（含第16和第17装甲师、“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及“贝克重装甲团”等），从包围圈西面发起了救援攻势。第3装甲军所部三日内推进了15至20公里，期间给苏军第6坦克集团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韦勒在7日命令施特默尔曼准备收缩防线，将包围圈朝申杰罗夫卡（Shanderovka）方向移动，以便在指定时间朝救援部队的方向突围。11日，第3装甲军以新开到的第1装甲师为主力再度向东进攻，当夜抵达格尼洛伊季基奇（Gniloy Tikich）河沿岸的雷相卡（Lissyanka）。包围圈内的第72步兵师、“维京”师“日耳曼尼亚”团和第5装甲团1营等，也在11日夜至12日清晨夺取了申杰罗夫卡、新布达（Nova Buda）及科马洛夫卡（Komarovka）等重要村镇。第3装甲军随后几日里又向包围圈的西南前沿挪动了少许，但囿于泥泞地形和路况的限制、救援部队的疲劳和战损，更主要的是由于苏军不断地反攻，救援矛头“贝克重装甲团”与包围圈西南面仍然横亘着近10公里的距离。当然，苏军在这短短几公里上准备了多条阻击防线。

由于包围圈已被挤压得越来越小（德军在2月13日放弃了科尔逊及包围圈唯一的机场），战力几近枯竭的救援部队也无力走完“最后的几公里”。曼施坦因在15日通过第8集团军命令施特默尔曼“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朱尔任齐（Dshurshenzy，亦作Dzurzhentsy）实现突破和抵达239高地，在那里与第3装甲军建立联系。”³³收到这份命令前，施特默尔曼已构思了突围计划，也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如销毁重要文件、炸毁不绝对必需和无法穿越困难地形的车辆与装备等。16日清晨，施特默尔曼在申杰罗夫卡向将领们通报了突围方案：“……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局势……我们别无选择，要么现在突围，要么永无机会……整个包围圈将朝雷相卡方向运动，由利布将军负责。我们将部署成三路：右翼为陆军单位（即实力仅为1个师的B军级集群）；左翼为‘维京’师；中路是第72步兵师。第57和第88步兵师任后卫。我将与最后撤离的官兵们待在一起。突围时间定在2月16日晚上11点整……”³⁴施特默尔曼嘱咐各部炸毁除坦克和履带车外的所有物资装备，至于大量无法及时撤走的伤病员，他虽然不愿遗弃他们，但还是决定“能运走的伤病员将乘坐马车和雪橇随同突围，其他伤患都将由医护人员陪同留在申杰罗夫卡”。³⁴一直沉默不语的吉勒这时插话道：“谁负责提供突破苏军防御周边的主攻力量？”施特默尔曼的回应清晰明确：“这将是吉勒你的任务。”³⁴

摄于1944年2月初，德军包围圈向西收缩时，一处机枪阵地里的士兵正向对手射击。

摄于1944年2月的切尔卡瑟口袋，德军正等待对手的下一次进攻。

摄于1944年2月的切尔卡瑟口袋，德军掩体中的一名士兵似乎准备融化雪水来解渴。

摄于1944年2月，科尔逊附近的“维京”师坦克、装甲车和掷弹兵。

摄于1944年2月的切尔卡瑟口袋，“维京”师是被围德军中唯一有装甲部队的单位，吉勒不断地派出小股装甲战斗群前往各处救急。图示似乎是1辆Ⅳ号坦克。

摄于1944年2月，“维京”师的1辆坦克（似为Ⅱ号坦克）瘫痪在雪地上。

吉勒闻言可能颇感欣慰——虽然“维京”师与陆军一样浴血苦战（尤其是他的装甲战斗群堪称包围圈未被分割撕裂的防御中坚），但就在前一日，施特默尔曼还批评吉勒存在约束控制部队方面的缺陷，除命令他把师部移至申杰罗夫卡，整饬作战不力的“瓦隆”旅（该旅2月初曾擅离阵地，吉勒当时就受到指责）以外，还要求吉勒把后勤辅助人员都充作步兵派去增援“日耳曼尼亚”团（吉勒也曾拒绝解散后勤单位）。³⁵“维京”师的有些军官得悉师长迭遭斥责后非常不满，认为这不过是陆军将领“贬低和诋毁党卫军声誉的老把戏”。还有人相信前线一度流传的谣言——“施特默尔曼早先曾打算投降，但正是吉勒阻止了他。”³⁶吉勒虽对上级的指责感到不快，但还是尽职尽责地服从命令，严令“瓦隆”旅指挥官德格雷尔（原旅长利珀特已阵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弃守新布达的防线。就在施特默尔曼向指挥官们介绍突围计划时，“瓦隆”旅和“维京”师一部正在拼死抵御苏军对新布达的进攻，这次“瓦隆”旅没有让吉勒失望，竟日苦战寸土不让，一直坚守到夜间突围开始前夕。同样是在这个16日的清晨，包围圈外的第3装甲军军长布赖特在雷相卡发起了最后一搏，他的第1装甲师和“贝克重装甲团”以最后的坦克和兵力向防御雷相卡东北的苏军发动了进攻，两部的目标分别是夺取十月镇（Oktyabr）和239高地。夜幕降临时，第1装甲师勉强完成了任务，但“贝克重装甲团”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也未能攻克至关重要的239高地。致命的是，施特默尔曼并不清楚这些情况，在包围圈内外整日轰鸣的枪炮声中，他和手下的5万人马正在为决定命运的时刻做着最后的准备。

16日夜晚，吉勒所部在科马洛夫卡北面完成了集结，准备取道波恰平齐（Pochapintsy）村朝雷相卡方向突围。吉勒指定第5搜索侦察营（得到2个自行火炮连加强）为第一波突围部队，“西欧”团2营跟进，炮兵团、工兵营、反坦克营和其他步兵单位等最后出发。不过，“日耳曼尼亚”团被施特默尔曼调去殿后，只有他有权决定该部何时西撤。11点整，利布的B军级集群和第72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准时出发了，由于车马拥堵在破烂的道路上，“维京”师晚了大约半小时才开始行动。吉勒所部起初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到达彼得罗夫斯科耶（Petrovskoye）南面2公里的山脊时，第5搜索侦察营以突袭方式解决了几处机枪阵地。继续向波恰平齐进军的途中，“维京”师的先头部队曾遭到苏军反坦克炮和大炮的轰击，不过这些障碍很快被数辆自行榴弹炮所克服。抵达波恰平齐北面的山林时，吉勒的部下无法撕开苏军防线，只得绕道行进。一路摸到朱尔任齐东南后，第5搜索侦察营试图强攻239高地，但被苏军的猛烈炮火完全压制。天近拂晓时，越来越多的“维京”师单位进入了搜索侦察营在239高地下藏身的深壑里，第72步兵师的上千名官兵因无法在北面穿越公路，也蜂拥着赶到这里躲避苏军的炮火。随着深壑里的德军与时俱增，苏军炮轰的强度也越来越大，成群的德军被炸得血肉横飞，数辆坦克和装甲车爆炸起火。乱作一团的德军匆忙组成了几个小战斗群，盲目地朝着有可能突出去的地段分头冲去。“维京”师的大炮和仅剩的一些装甲车无法越过湿滑的山坡，只能在打完炮弹后被遗弃或炸毁。在一片混乱中，原本秩序犹存的突围变成了建制完全打乱的溃逃，军官失去了冷静和理智，士兵门不停地咒骂对手和本应占据239高地的救援部队，包括“维京”师在内的大批德军匆忙向南和东南方向运动，以避开高地上倾泻的死亡炮火和朱尔任齐南面的苏军坦克。绕过239高地南面的森林后，这些德军终于掉头向西朝着格尼洛伊季基奇河奔去——尽快渡过这条水深流急、冰冷刺骨的河流无疑是所有人唯一的念头。

吉勒在17日清晨与随从们坐着装甲指挥车突围，但不久后装甲车陷入了弹坑，他也只得徒步前进。用军事历史学者纳什（Douglas E. Nash）的描述来说，“吉勒完全无视敌军的炮火，拄着拐杖、腰杆挺直地一路走到了格尼洛伊季基奇河畔。他敦促部下前进，拒绝隐蔽，也没有停下休息，直到与随从们一起抵达河畔为止。”³⁷吉勒无疑是想通过自己的镇定举止为队伍注入些信心和秩序，但当他中午时分到达河岸时，还是被眼前触目惊心的一幕所震撼：目力所及之处，宽约30米的河上根本没有渡桥；河岸附近挤满了疲惫惊恐又焦虑不安的士兵；大批逃生心切者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但许多人瞬间就被淹死或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还有些人揪着马尾或抱着木板试图泅渡……吉勒看够了眼前的混乱，也不愿大批追随他突围至此的官兵白白淹死，于是命令首席参谋军官立即组织渡河，同时要求官兵们保持镇定和秩序。吉勒命人把几辆马车推入河中，但转眼即被冲走，开入河中的一辆半履带车的命运也与此相仿，甚至Ⅲ号坦克在河中也仅能露出炮塔的顶部。吉勒见此计难行，又让手下把会水和不会水的官兵穿插着结成“人链”，他自己也亲自入水充当“人链”的一头。不幸的是，当不识水性的人因挣扎而脱手时，“人链”很快失去了作用。³⁸不死心的吉勒拄着拐杖在岸边踱来踱去，操着沙哑的嗓音不断地鼓励官兵继续尝试。几小时里，吉勒以这种方式为许多人注入了信心和生还的希望，直到随从提醒他，需要在天黑前赶到雷相卡收容幸存者，另外他们在这里也做不了太多了。吉勒听从了劝告，拉着战马的尾巴游过了河。上岸后，浑身湿透的吉勒由于寒冷饥饿和巨大的身心压力，再也无法保持此前在官兵面前的姿态，开始变得摇摇欲倒。所幸，1小时后，吉勒等人遇到了“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前沿哨所。这时，艰难的突围才算告一段落。

统领后卫部队最后突围的施特默尔曼则没有吉勒和更早游过河的利布那么幸运，他带着手下到达曾迫使“维京”师转向南面的苏军主防线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不仅苏军坦克横冲直撞和肆意碾压，彪悍的哥萨克骑兵也挥舞着战刀，在抱头鼠窜的成堆德军中左冲右杀。施特默尔曼带着残部狼奔豕突时，乘坐的车辆被苏军反坦克炮直接命中，他本人和副官当场丧命。苏军后来发现了施特默尔曼的尸体，科涅夫出于对老对手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尊重，命令战俘以适当的仪式埋葬了他们的将军。

苏联官方战后声称此战击毙了德军55000人并俘虏了18000人，³⁹但这个数字显然超过了被围德军的总数。科涅夫战后忆称，2月17日他曾几次与沿着格尼洛伊季基奇河布防的几个师长通话，“他们报告没有一个德军士兵通过他们的阵地”。科涅夫还说，多位集团军司令员的报告都没有提及“有德国人通过我军防御的某个地点或地区，无论是在对外正面，还是在对内正面”。⁴⁰针对苏军宣扬的“没有一兵一卒逃离包围圈”，2月20日的德国国防军战报称：“……在炮兵将军施特默尔曼和利布中将的指挥下，从1月28日起被围的陆军和武装党卫军部队，在英勇的防御战中挡住了占尽优势的对手的攻击，而后又在苦涩的战斗中冲出了包围圈。”⁴¹就在20日当日，利布、吉勒和德格雷尔出现在狼穴大本营，从希特勒手中接过了高级勋章（吉勒获得的是第47枚双剑骑士勋章）。而后三人又在纳粹宣传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现身说法，讲述被围德军并非苏军宣称的那样被全歼，而是“英勇地突出了重围”。科涅夫想必也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虽然稍后修改了方面军提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但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他依然不愿相信吉勒能像普通德军士兵一样突围成功：“……吉勒将军应该在激烈搏斗开始之前就乘飞机逃跑了，或者换上便衣从我们战线溜走了。我认为他不可能乘坦克或输送车通过我们的阵地和支撑点。”⁴²

摄于1944年2月17日，连滚带爬逃往格尼洛伊季基奇河的德军。

摄于1944年2月，“维京”师和其他被围德军以这种方式踏上了逃亡之路。

摄于1944年2月中旬，“瓦隆”突击旅一部正用电台进行联络。突围前一刻，该旅还在新布达阻击苏军。突围结束后，该旅损失了70％的兵员（1400人）和所有重武器。

摄于1944年2月20日，希特勒向切尔卡瑟的“英雄”利布颁发橡叶骑士勋章。可能被镁光灯照昏了头，利布竟妄称突围决定是他自己做出的，震怒的曼施坦因通过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胡贝严厉斥责了利布。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利布未能如愿正式担任军级指挥官（曾为第42军代军长），当年6月1日至10月末期间曾任第34步兵师师长。

摄于1944年2月20日，希特勒向逃出切尔卡瑟口袋的“有功将领”颁发勋章。左一为“瓦隆”旅旅长德格雷尔（获骑士勋章），正与希特勒握手的是获双剑骑士勋章的吉勒，右一为希姆莱，右二为党卫队旅队长费格莱因（Hermann Fegelein）。

摄于1944年2月末，吉勒乘飞机来到“维京”师的临时休整地卢布林，看望和安抚幸存的部下们。他的右边是“维京”师首席参谋军官舍恩菲尔德（Manfred Schönfelder）。

摄于1944年2月末的卢布林机场，“维京”师的军乐队迎接师长吉勒。

约摄于1944年2月20日，希姆莱与吉勒和德雷格尔在一起。

摄于1944年2月，一名传令兵正在纷扬的大雪中向指挥官报告。据信图中两人均来自“维京”师，图片本身摄于格尼洛伊季基奇河附近。

不管是苏军高估了战果，还是德军掩饰了惨败的现实，切尔卡瑟之役无疑都是苏军一次真正的重大胜利。在“维京”师老兵协会战后出版的关于切尔卡瑟口袋的著作中，吉勒曾总结道：“……尽管损失了多数物资装备，但多数人都幸存了下来。”⁴³“维京”师的战损情况符合吉勒的总结——损失了几乎所有重武器、装甲车和坦克，但有8253名官兵逃出了重围。⁴⁴但是，幸存下来的官兵多数因病因伤失去了作战能力，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和重新装备，才能再次投入战场——至少，吉勒和“维京”师的幸存者们都是这样想的。

防御中坚：“科韦利雄狮”三战华沙

1944年的2月末至3月初期间，“维京”师在海乌姆和卢布林（Lublin）之间的区域进行休整。吉勒的师部设在卢布林，忙于重组部队的同时，他也在等待新的装备和兵员的抵达，普通士兵则焦虑地期盼着获准回家休假的日子。3月12日，来自最高统帅部的一通电话既让吉勒大吃一惊，也粉粹了普通士兵休假的美梦——希特勒命令吉勒率“维京”师开往小城科韦利（Kovel）继续休整和重建，同时令其立即飞赴大本营面谈。

科韦利位于海乌姆以东约85公里，方圆虽只有几平方公里，但正处于华沙—卢布林—海乌姆—罗夫诺的铁路线上，沿西北方向直抵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的铁路，沿西南通往利沃夫的铁路都在这里交汇。因而它是普利佩特沼泽地边缘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这里也是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的分界线，如果该城失守，那么两大集团军群的联系将被切断，物资装备和兵员的转运都需绕行几百公里。1944年3月初，苏军第1乌克兰方面军从东面逼近了科韦利，普利佩特沼泽地区域活跃的游击队也在积极配合，夺取这个交通要道的意图已非常明晰。负责守卫科韦利的是希姆莱的亲信、颇有恶名的巴赫—策勒维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elewski）。巴赫—策勒维斯基的兵力不足4500人，包括1个团的地方部队、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1个团、党卫军第17警察团的1个营，以及少量的工兵和高炮部队。⁴⁵这位警察将军虽在清剿游击队和屠戮无辜方面颇有心得，但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出现了意志力问题，以健康不佳为由离开了科韦利。据说，希特勒对他因甚为可疑的健康原因临阵离职曾表示过轻蔑。⁴⁶这些背景因素以及守住科韦利的重要性，也是希特勒将“维京”师派到科韦利并把吉勒召来面谈的根本原因。⁴⁷在大本营期间，吉勒曾表示“维京”师缺乏重武器，精疲力尽的官兵也需要时间重拾战斗力，但一旦失去了转圜的余地，他决定还是严格服从命令——除派人前往科韦利了解情况和勘察外，他还从大本营指示“日耳曼尼亚”团和“西欧”团做好开拔的准备。等吉勒15日飞回卢布林时，相关的准备已经完成，轻机枪和弹药等也已从华沙紧急调运过来。

3月16日中午，吉勒带着助理作战参谋搭乘侦察联络飞机飞抵科韦利，发现这里的局势与几日前相比又有显著的变化——几个师的苏军正从四面八方逼近该城，原本部署在东面的德军被挤压着撤往科韦利近郊。“日耳曼尼亚”团和“西欧”团当日一早乘火车向科韦利驶去，但未能在预定时间赶到——火车遭到了苏军炮击，铁路线的一段也被游击队炸毁。这2个团立即下车向东进攻，但只有机枪和轻武器的党卫军无力逼退已抵达科韦利西面的对手。当夜，由于已识别出至少4个苏军步兵师的番号，吉勒相信科韦利事实上已被包围。17日，铁路沿线受阻的2个团试图再向科韦利方向进攻，但他们面对的苏军已增强到无法撼动的程度。当晚，吉勒得悉科韦利已被元首指定为必须死守的“要塞”之一，他也被任命为城防指挥官。既然被围已成事实，吉勒立即以其惯有的作风着手提高守军的防御能力，除组织一批反坦克战斗小组外，他还尽可能地组织训练普通士兵掌握对付坦克的近战技能；他也竭力改善城防工事，命令工兵在科韦利接近地敷设大批地雷和设置各种反坦克路障，尤其是城东地带被他改造成了真正的“堡垒”；吉勒还要求空军为科韦利空投武器弹药、物资和医疗用品；为提振信心和鼓舞士气，吉勒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得镇定自信，告诉官兵们说他的“维京”师就在城西不远，还将有更多部队会全速赶来解围。

吉勒所言非虚，第42军军长马腾克洛特（Franz Mattenklott）3月19日就根据第4装甲集团军的命令带着军部赶到了海乌姆，负责组织兵力为科韦利解围。不过，马腾克洛特拥有的并非什么精兵强将，除“维京”师所部外（吉勒的多数部队将仍在布格河以西休整重建，但第5装甲团2营数日后将赶来参战），还有在布格河附近看护海乌姆—科韦利铁路的匈牙利第7步兵师（欠1个团），以及只有2个团兵力的第131步兵师。⁴⁸由于兵力不足，以及所有运动都必须沿铁路和公路进行，马腾克洛特决定将解围部队部署成楔形，试图沿铁路打开一条通往科韦利的狭长通道。为此，第131步兵师的第431和第434团分别沿铁路南北两侧进攻（师侦察营居中），“维京”师炮兵团团长里希特（Joachim Richter）负责带领一个战斗群（由“日耳曼尼亚”团3营和部分炮兵组成）保护铁路线北侧的安全，“西欧”团负责铁路南侧，待第131步兵师的推进达到一定程度，再由匈牙利第7步兵师替换“维京”师掩护侧翼。21日至25日的几天里，双方在铁路沿线的几个小站，以及南北两侧几公里内的一些村庄和丛林间，展开了规模不大但相当激烈的交锋。德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夺取了包括马切尤夫（Maciejow）及火车站在内的一些要地，“日耳曼尼亚”团3营（得到1个突击炮连加强）和“西欧”团还分别前出至铁路南北两侧的旧科斯萨利（Stare Koszary）与新科斯萨利（Nowo Koszary）。但是，苏军在这里展开了顽强的防御，还在南北两面夹击马切尤夫等地。到25日日落时，马腾克洛特意识到凭自己手头的力量已无法继续向东推进。尽管距科韦利只有10余公里，但救援攻势只能等待装备了重武器的援兵、尤其是党卫军第5装甲团2营到来后再发动了。

吉勒率领守军已硬撑了近10日，期间苏军坦克搭载着步兵向城池周边发起过轮番进攻，但最令他头疼的还是对手空军的频繁攻击和轰炸，每小时城内都出现大量的战斗减员。22日，曾有10辆苏军坦克突入科韦利城中，但被吉勒的反坦克战斗小组摧毁了一半，余者自行撤离。尽管吉勒在人前依然乐观自信，但官兵们不了解的是，他每隔几小时就会致电上级和援兵，或敦促他们快速行动，或要求空投弹药物资，或恳请派出战斗机驱散苏军的对地攻击机。吉勒的一再告急使德军高层意识到，科韦利正处于陷落的边缘，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避免这一结局。26日夜晚，第42军被划归中央集团军群最南翼的第2集团军，由该集团军统一指挥下一步的救援作战。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将军的第56装甲军（辖第4和第5装甲师及第28轻步兵师）奉命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至科韦利公路西侧集结，从西北方向发起解围科韦利的新攻势。⁴⁹马腾克洛特的第42军重组后将继续向东进攻，但角色转变为在西面和西南方向拖住苏军。虽然第56装甲军的就位和发起攻势还需几天时间，但这个消息还是大大振奋了救援部队以及吉勒守军的士气。

可能摄于1944年3月，佩戴双剑骑士勋章的“维京”师师长吉勒。

可能摄于1944年3月至4月期间的科韦利。

3月27日清晨，在苏军的攻击下，科韦利城北和城东的防御周边均后撤了半公里，吉勒急电上级称：“局势危险，炮弹几乎用尽，遭到对地攻击机的不断攻击……”就在同日凌晨，第5装甲团团长米伦坎普带着第2装甲营的先头——第8连终于开抵马切尤夫。虽然此刻到达的仅是1个连，但它带来的是22辆豹式坦克和睽违已久的战斗力。第8连连长尼科鲁斯—莱克（Karl Nicolussi-Leck）当日下午向马切尤夫的东南发动了进攻，次日在马切尤夫东面的图帕利（Tupaly）被配属给第434步兵团。28日夜晚，吉勒致电米伦坎普、里希特和“日耳曼尼亚”团团长多尔（Hans Dorr）等老部下，告以危险局势的同时，嘱咐他们立即展开救援攻势。诸将不敢怠慢，马上与第434团团长协商次日如何继续进攻，尼科鲁斯—莱克也率部连夜东移至旧科斯萨利的出发阵地，其左翼由第434团1营掩护，右翼则是“日耳曼尼亚”团3营和配属的突击炮连。29日中午，尼科鲁斯—莱克率17辆豹式坦克，搭载着第434团的1名上尉和几十名步兵，开始了颇有传奇色彩的突向科韦利之路。

摄于1944年3月下旬的科韦利，吉勒正与一名伤愈归队的士兵交谈。

摄于1944年3月下旬，科韦利战场上的吉勒。

摄于1944年3月至4月，吉勒在科韦利的指挥部里研判战场态势。

摄于1944年3月至4月，科韦利城周边战壕里的德军正在观察对手的动向。

图为“维京”师装甲团团长米伦坎普。他曾代理过“维京”师师长一职，1944年10月调任党卫军装甲兵总监。

摄于1944年3月末，第131步兵师和“维京”师发起了为科韦利解围的攻势。图为德军装甲车和步兵顶风冒雪向东推进的场景。

图为“日耳曼尼亚”团团长多尔（左），他正在装甲车上研究地图。这张图片很可能摄于1945年1月的布达佩斯救援战期间，多尔在当年3月21日身受重伤，不久后死于维也纳。

德军科韦利“要塞”救援战最后阶段作战示意图（1944年3月底至4月初）。

尼科鲁斯—莱克的首要任务是夺取铁路线上一个名字巧合得有点离谱的村子——切尔卡瑟！对于月前刚从“切尔卡瑟口袋”中逃出的“维京”师官兵来说，眼前的小村庄或许会勾起痛苦的记忆，但对一直在本土训练的尼科鲁斯—莱克则没有任何影响，他的坦克和步兵在夜幕降临前完成了当日的任务。由于夜色已降，暴风雪又席卷着旷野，尼科鲁斯—莱克与左翼的第434团1营取得联系后当夜止步于切尔卡瑟，右翼的“日耳曼尼亚”团3营却未能保持同步。当夜，米伦坎普曾令尼科鲁斯—莱克次日暂停进攻，因为恶劣的天气和对手的顽强抵抗使他不愿冒过大风险。但到30日清晨5时，他才发现尼科鲁斯—莱克“已自作主张地沿着铁路继续向科韦利进攻”。不管是压根就没收到团长的命令，还是因不愿放弃战机而有意违令，尼科鲁斯—莱克的9辆坦克和第434团1营的步兵，在晨曦中沿着白雪皑皑的铁路路基继续向东推进了。6时，第434团1营营长收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但尼科鲁斯—莱克不愿罢手，继续率部与自愿伴随他们的少许步兵向前推进。到达距科韦利西郊仅2公里处时，尼科鲁斯—莱克收到了第2装甲营代营长要他停止进攻的电文，但是，由于先头坦克已与苏军步兵和反坦克炮交火，吉勒的局势也可能正在旦夕之间，尼科鲁斯—莱克决定孤注一掷地冒险前行。越来越猛的暴风雪大大降低了战场能见度，使原本颇有威胁的苏军炮火一时失去了准头。天遂人愿，尼科鲁斯—莱克的小部队在7点30分与科韦利西北的外围守军取得了联系，帮助守军小战一番后，尼科鲁斯—莱克来到吉勒的指挥部，骄傲地报告说：“党卫队地区总队长阁下，第5装甲团8连的7辆坦克到达科韦利！”吉勒大喜过望，望着这位1年半前在高加索时就跟随自己的年轻人感激地说道：“谢谢你，尼科鲁斯—莱克！你帮了大忙，现在我确信一定能突围出去！”

尼科鲁斯—莱克的大胆突破无疑起到了振奋士气和带来希望的作用，7辆坦克的加入也立即加强了守军的力量，更为后续的救援进攻树立了一个高标杆。不过，这一成功并不能逆转科韦利被围的整体形势，苏军很快又将被撞开的缺口堵得严严实实。科韦利之围还得依靠第56装甲军的新攻势来解开。4月最初几天里，随着“维京”师装甲团2营的第5、第6和第7连的陆续抵达，第4和第5装甲师也做好了向科韦利冲刺的准备。担任主攻的是绍肯将军的第4装甲师（得到米伦坎普装甲战斗群的加强），第5装甲师负责在绍肯的北面保护侧翼和同步推进，多尔的“日耳曼尼亚”团（得到2个装甲连加强）负责掩护第4装甲师的右翼。4日上午9时，第56装甲军致电吉勒，声称“突向科韦利的决定性冲刺已经开始了”。不过，德军面临的挑战并不轻松——弹丸之地科韦利的西面和北面部署有苏军4个师，城东和南面还另有3个师！⁵⁰德军当日的战况也难以令人满意，多个方向的进攻均被阻挡，还是靠斯图卡的狂轰滥炸才推进到距科韦利更近些的地方。伤亡惨重的科韦利守军到当日也难以为继，一线作战部队数量稀少，苏军坦克频繁楔入城中制造险情，吉勒的指挥部距前沿也仅有咫尺之遥。尽管地图上标出了西面、西北和北面的多支解围部队，但在坚守了20天后还能坚持多久，一向乐观自信的吉勒也是疑虑重重。

所幸，科韦利守军的“幸福时刻”次日到来了。5日凌晨，绍肯命令米伦坎普装甲战斗群进攻杜博瓦（Dubova，位于科韦利北面几公里）南侧的高地，第5装甲师的第31装甲团在北面展开包抄，第4装甲师的第33装甲掷弹兵团则强攻杜博瓦，拿下这个要地后，各路德军将沿着宽大的正面直扑科韦利北郊。经过一番血战，绍肯的部署大获成功，攻击集群下午4时从北面突入了科韦利，绍肯和米伦坎普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吉勒的指挥部，协商扩大防御周边的后续作战计划。6日，“日耳曼尼亚”团与第131步兵师所部在城西北与守军会合。随后几日里，城西和城南的苏军都被城内向外发起的攻势所击溃。

吉勒和2000名伤病员获救了，他还得到了“科韦利雄狮”的绰号，并于4月19日获得了最高军事荣誉——第12枚钻石骑士勋章。希特勒和希姆莱对吉勒的表现都颇为嘉许，对他的坚定态度和临危不惧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认为其指挥能力和组织才干足以担当更大的责任。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吉勒的成功也带来了副作用——希特勒深感自己的“要塞”政策正确可行，许多根本无险可守的城镇稍后都得到了这种“待遇”，大量兵力也因此被困在失去战略价值的所谓“要塞”里，更多的军队和集团军被迫改变作战方向，前去徒劳地救援被困的部队。希特勒恰恰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科韦利解围的成功，是快速调动和投入了2个军部、不少于6个师的兵力的结果，而对手基本是缺乏大规模装甲部队支持的步兵师，即便如此还花费了整整2周。希特勒的这个政策在几个月后的苏军夏季攻势中很快结出了恶果。

科韦利之战结束后，吉勒率“维京”师大部来到波兰海德拉格尔（Heidelager）的党卫军训练营地，继续被多次打断的重建工作，但第5装甲团和“日耳曼尼亚”团3营被留在科韦利西面，充任第56装甲军的预备队。重建期间，吉勒所部偶尔参加了围剿游击队的作战，但主要工作还是接收坦克、装甲车、大炮和训练补充兵员。

到6月时，党卫军装甲师中的5个都在西线应对诺曼底的登陆盟军，东线只剩下“维京”师和在罗马尼亚的“骷髅”师。在苏德战争爆发三周年的日子里，苏军发起了代号“巴格拉季昂”的夏季攻势。不到3周，中央集团军群即遭受了灭顶之灾，28个师的35万人（包括47名将军）都被击毙或俘虏。普鲁士—德国军事史最大的一场灾难降临了，气急败坏的希特勒把收拾残局、建立新防线的任务交给了救火队长莫德尔元帅，而后者很快就把希望寄托在党卫军在东线仅存的两个装甲师——“维京”师和“骷髅”师身上。莫德尔在1个多月里拼尽全力才在维斯瓦河一线挡住了苏军的推进———希特勒曾称赞莫德尔“只手阻遏了苏军，完成了被普遍认为不可能的任务”。在莫德尔的“只手”中，最有力的几根手指就是“维京”师、“骷髅”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师，这些部队在华沙城外和维斯瓦河畔狰狞地震退了庞大的苏军。

7月中旬，“维京”师作为莫德尔的预备队，曾奉命开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作战。但是，各路德军纷纷西撤或被突破的混乱局面，使吉勒曾遇到过30小时内需转赴3个不同战场的情况。莫德尔曾交待这个战场的第2集团军指挥官“不得零敲碎打地使用‘维京’师，必须把该师用作反击对手突破的预备队……我打算把‘维京’和‘骷髅’师作为反攻的主力……”⁵¹尽管如此，“维京”师还是被拆分成多个战斗群，在布格河东岸四处救急灭火，直到苏军的全线突破造成了局面的完全糜烂，“维京”师才在7月29日渡过布格河，开赴华沙东面的斯坦尼斯拉沃夫（Stanislavov）。随着苏军第2坦克集团军逼近华沙，波兰救国军和地下反抗组织8月1日举行了暴动，迅速占领了华沙的一些重要设施和建筑。但是，热切期盼自由和解放的这些抵抗战士错估了形势，以为光复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他们并不清楚“骷髅”师和“维京”师还有着多强的意志和多么出色的战斗力。当日，“骷髅”师、“维京”师、“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第4和第19装甲师等向南运动，向苏军第3坦克军的侧翼发起了进攻。德军坦克在整日的激战中摧毁了众多的苏军坦克，遭受重创的第3坦克军残部勉强逃出了合围，但于8月5日还是被基本摧毁。德军8月1日的反击得手某种程度上宣布了华沙城内抵抗战士们的死刑。8月2日，前文提到的巴赫—策勒维斯基出现在华沙，他唯一的任务就是剿灭暴动和屠杀胆敢作乱的波兰人。“维京”师的主力在华沙以东和以北苦战，但吉勒的高炮营和坦克歼击营由于在开往前线的途中滞留于华沙，也参与了血腥的镇压。⁵²10月初，华沙城内的最后一批抵抗者从废墟中踉跄着走出来投降了，而希特勒竟下令将这座欧洲名城彻底夷为平地，并将所有的居民放逐！

华沙东面的防御战如火如荼之际，吉勒在8月6日被正式任命为党卫军第4装甲军军长（下辖“骷髅”师和“维京”师），第5装甲团团长米伦坎普暂代“维京”师师长。不过，党卫军第4装甲军军部和直属部队此时尚未抵达前线，吉勒实际上还是通过“维京”师的参谋部门指挥作战。12日，随着苏军试图在华沙北面展开包围攻势，吉勒装甲军奉莫德尔之命，转至华沙东北的拉德齐明（Radzymin）布防，他的左翼是第20军，右翼是第19装甲师、第73步兵师和匈牙利第1骑兵师等部队。有军史家曾这样描绘过吉勒装甲军在此期间是“如何勇敢和寸土必争”：

“……从8月14日起的1周里，武装党卫军部队挡住了15个苏军步兵师和2个坦克军。苏军的人浪攻势每次都被打退，每次都有上千的士兵倒在德军防线前。苏军又增援了更多的步兵师和上百辆坦克，还有数以百计的伊尔战斗—轰炸机……”⁵³这场厮杀一直持续到8月30日，被称为党卫军第4装甲军的第一次华沙作战。第二次华沙作战始于8月31日，终于10月9日，多数时间里的战场都在莫德林（Modlin）以东，介于布格河与维斯瓦河之间，期间第19装甲师曾被配属给吉勒。从9月中旬起，随着维斯瓦河东岸的普拉加（Praga）失守，吉勒被迫调整自己的防线，然后与苏军第28集团军的第20军和第114军开始了长近1个月的堑壕对垒。

摄于1944年6月，地点在波兰登比察（Debica）附近的海德拉格尔党卫军训练营地，吉勒（中）正与下属研判战场态势，可能这时苏军已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巴格拉季昂”夏季攻势。

1944年7月末至8月初，在谢德尔采（Siedlce）附近作战的“维京”师所部。

摄于1944年8月初，“维京”师一部在华沙外围准备投入战斗。

10月9日，来自“骷髅”师的乌尔里希（Karl Ullrich）担任了“维京”师师长（米伦坎普改任武装党卫军装甲兵总监），次日即率部开始了历时近1月的第三次华沙作战。10月初时，吉勒曾就苏军攻势的主攻点和规模做出过准确判断，他仔细分析了敌军态势，也研究过截获的无线电报，还亲自到前沿进行过观察，而后向上级第9集团军做过数次书面和口头汇报。无奈，第9集团军指挥官不相信苏军在华沙北面连番受挫后，还有能力这么快再度进攻，也不认为吉勒的前沿将是对手主攻点（他认为华沙南面受攻击的可能性更大），因而坚持调走了配属给吉勒的第19装甲师，也拒绝为之增加炮火支援和炮弹储备。10月10日清晨，党卫军第4装甲军的前沿果然遭到数小时的弹幕射击，苏军以庞大的兵力试图在“骷髅”师前沿实现突破，战事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吉勒的判断。“维京”和“骷髅”两师的防线虽被迫扩大了许多，但这些党卫军依然以彪悍的作风和狂热的意志挡住了对手。直到11月初，双方的作战区域集中在华沙西北、莫德林东面的所谓“湿三角”地带——这个三角形以维斯瓦河和纳雷夫（Narew）河为两边，两河交汇处的布格明德［（Bugmünde，现称“新德武尔”（Nowy Dwor）］是三角形的顶点，十几公里宽的底边上的多个城镇，则成为双方反复厮杀和寸土必争的战场。到10月28日力量衰竭的苏军被迫停止进攻时，吉勒的防线在对手21个师的压迫下也只后撤了几公里。

摄于1944年夏，吉勒与负伤的“日耳曼尼亚”团团长多尔在交谈。

摄于1944年10月，党卫军第4装甲军军长吉勒与即将转任党卫军装甲兵总监的米伦坎普（中）交谈。

摄于1944年夏，吉勒与“日耳曼尼亚”团团长多尔。

摄于1944年11月26日，吉勒在波兰莫德林要塞视察部队。

摄于1944年10月，吉勒与他之后的两任“维京”师师长。左一为乌尔里希，左二为米伦坎普，右一为吉勒。

摄于1944年11月，吉勒与下属的两个装甲师的师长在一起，左为“维京”师师长乌尔里希，右为“骷髅”师师长、党卫队旅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少将贝克尔（Hellmuth Becker）。

摄于1944年10月，从左至右依次为“维京”师炮兵团团长宾宁（Hans Bünning）、新任师长乌尔里希、吉勒及炮兵团4营营长维蒂希（Oskar Wittich）。

1944年的最后2个月，吉勒装甲军的防线基本没有变化，作战又演变成没有重大交锋的堑壕战，“维京”师和“骷髅”师都在战场进行重建，同时抓紧时间训练补充进来的大批海空军人员（“维京”师在9月至12月就接收了7000名空军人员）。12月20日是“维京”师创建四周年纪念日，该师当日在莫德林举行了简短的庆祝仪式。已在11月9日晋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兼党卫军将军的吉勒，特地到会向老兵们发表了回顾性讲话——从乌克兰跨越第聂伯河的盛夏，米乌斯河的冰天雪地，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顿涅茨的鏖战厮杀，切尔卡瑟突围的生死与共，科韦利要塞的成功救援，三战华沙的寸土不让……吉勒平淡的言语让老兵们浮想连篇，甚或潸然泪下，成千上万的亡者把尸骨留在了战场，但“维京”师依然兀自不倒。在清扬激越的贝多芬和瓦格纳乐章的回响中，老兵们或许会思忖，他们还有机会在第五个周年时听到同样的乐章吗？

三次布达佩斯救援战和最后的崩溃

“维京”师官兵不仅没有机会庆贺自己的第五个周年，就连战争期间的最后一个圣诞也无法安度。12月24日傍晚，吉勒接到了元首大本营的急令——即刻率领“骷髅”和“维京”两师赶赴匈牙利的科马罗姆（Komarom）地区，加入第6集团军作战序列，准备于1945年元旦发起解围布达佩斯和救援党卫军第9山地军的作战。希姆莱稍后打电话给吉勒，声称元首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反包围和突围经验”，以及他麾下的两师早已证明是东线最优秀的部队。⁵⁴

1944年圣诞节前夕，苏军第2和第3乌克兰方面军包围了布达佩斯，2.5万名德军和4.5万名忠于德国的匈牙利部队被围。虽然西线的阿登反击战正在紧张进行，但希特勒还是对匈牙利战场的动向保持着高度关注——匈牙利不仅仅几乎是德国的最后一个盟友，该国的瑙吉考尼饶（Nagykanizsa）油田也被视为保持纳粹战争机器运转的最后命脉之一，而且匈牙利还是拱卫帝国南大门维也纳的屏障。希特勒对匈牙利战场的重视程度可从东线德军18个装甲师的分布情况略窥一二：1945年初，有2个装甲师在北方的库尔兰口袋中挣扎，4个位于东普鲁士，5个在柏林周边，而匈牙利战场就部署了多达7个装甲师。⁵⁵还有后人指出，希特勒高度关注匈牙利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即布达佩斯的9万犹太人和匈牙利全境的45万犹太人，令希特勒、尤其是希姆莱如鲠在喉，必欲除之后快。⁵⁶也许希特勒确有借机剪除犹太社区的想法，但他根本的考虑可能还是先解救被围部队，在布达佩斯周边击退苏军后，再将匈牙利局势彻底稳定下来。就连布达佩斯的数万守军，在他看来也只是拖住对手的诱饵而已，因此严令守军不得突围或弃守，必须等待党卫军第4装甲军的救援。

负责统一指挥布达佩斯救援作战的是第6集团军指挥官巴尔克，他计划将救援部队部署在科马罗姆东南，沿东南方向朝布达佩斯扑去。该计划的优点是可以用有限的兵力展开进攻，因为侧翼有多瑙河及北岸的第57装甲军保护，但也存在缺陷，主要是进攻路线需穿越韦尔泰什（Vertes）山北段，地形不太适合装甲部队的运动和作战。不过，巴尔克希望吉勒能快速夺取多瑙河南岸的公路，以尽量降低不利地形的影响，一旦夺取了公路，救援部队既可以朝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即赫龙（Gran）］方向推进，又可在折向东南面后形成侧翼包抄韦尔泰什山区苏军的态势。除“骷髅”和“维京”两师外，吉勒还将得到第96和第711步兵师的支援，但这些部队抵达战场的时间差别很大：“骷髅”师的先头12月28日即抵达拉包（Raab）和科马罗姆；“维京”师则迟至1945年元旦当日才陆续开抵，并被立即送往陶陶（Tata）西面的集结地；来自荷兰的第711步兵师在作战打响后才到达科马罗姆；当“维京”师还在卸载坦克时，第96步兵师根据巴尔克的命令，已在苏军后方成功建立了两个小型桥头堡。⁵⁷1日夜10点半，吉勒命令左侧的“骷髅”师和右侧的“维京”师，经由陶陶朝陶尔扬（Tarjan）和比奇凯（Bicske）方向发起突然进攻，苏军主防线在子夜时分被“维京”师装甲团和“日耳曼尼亚”团一举突破。在吉勒装甲军的南面，第6集团军所属的“帕佩（Pape）集群”也同步发起了支援攻势，这个集群辖有第3、第6和第8装甲师的装甲部队，以及匈牙利第1骑兵师、第271国民掷弹兵师和布达佩斯地区未被包围的德军。⁵⁸“帕佩集群”装甲矛头的进攻相当犀利，一时间迷惑了苏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使他相信南翼就是德军的主攻方向，因之把第5骑兵军、第21步兵军、近卫第1和第7机械化军等重兵都投入到南翼进行防御。

1月2日，苏军把第18坦克军和布达佩斯周边的2个步兵师调来支援几乎支撑不住的第31步兵军，试图阻挡吉勒装甲军的推进。苏军在侧翼不断攻击和袭扰，但吉勒所部仍在沿东南方向推进，不过囿于山地密林的限制，进军速度显著地慢了下来。3日，吉勒和巴尔克来到“维京”师视察，对该师在困难地形条件下的前进速度仍表示满意。“维京”师当日逼近比奇凯外围时曾遭遇了三倍于己的对手（据说包括1个重坦克团、4个突击炮团、3个步兵师、1个机械化旅和6个工兵营）。⁵⁹4日行将结束时，马利诺夫斯基发现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迅速将南线的重兵北调以阻止党卫军的突破，吉勒的进攻方向上到次日已出现了苏军的至少5个军。5日，党卫军虽抵达了比奇凯郊外，但在苏军的反坦克阵地和机枪火力网前只能望城兴叹。6日，“骷髅”师开进到距布达佩斯西面仅25公里的让贝克（Zsambek），但也和“维京”师一样无力撕开对手的防线。参谋总长古德里安6日来到巴尔克和吉勒的指挥部，与他们探讨了布达佩斯解围失败的原因，他在战后曾这样写道：“……主要原因看来是我们未能在2日以足够大胆的突破扩大1日夜袭取得的初步成功。我们不再拥有1940年时那种质量的指挥官或部队；否则这次进攻也许已经成功，部队随后就可被调往其他方向，多瑙河前线或许会稳定下来一段时间。”⁶⁰吉勒装甲军经过1周苦战，此刻已损失了2900余人和约半数坦克（多数经修理后还可参战），不死心的吉勒还在7日的命令中试图振奋官兵的士气，大谈夺回布达佩斯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以及希特勒如何对“维京”和“骷髅”两师寄予厚望等等。无可置疑的是，这次史称“第一次康拉德（Konrad）行动”的救援作战到1月7日已告失败。

首次救援受挫后，吉勒、巴尔克和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韦勒都认为有必要再试一次，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康拉德行动”。巴尔克命令“帕佩集群”立即接管比奇凯和让贝克地区的防务，吉勒装甲军则向北运动至多瑙河南岸的埃斯泰尔戈姆地区，进行重组和准备发起新攻势。同时，南面的第3装甲军也将从塞克什白堡（Szekesfehervar）和莫尔（Mor）之间寻求突破。巴尔克和高层的胃口不小，除了由吉勒装甲军和第3装甲军建立联系并围歼对手外，还幻想着夺回所谓的“莫尔吉特（Margit）”防线［注：“莫尔吉特”防线号称匈牙利境内最利于防御的一条堡垒式防线，大致沿多瑙河—布达佩斯—埃尔德（Érd）—韦伦采（Velencze）湖—巴拉顿（Balaton）湖—大包约姆（Nagybajom）一线构建。］但是，第3装甲军的攻势刚开始就遭到苏联空军和炮兵的狂轰滥炸，基本没有取得进展就夭折了。吉勒装甲军1月9日从埃斯泰尔戈姆朝东南方发起了进攻，最初的进展极为顺利，苏军再次大吃一惊，“维京”和“骷髅”两师甚至重温了久违的“所向披靡”的感觉。到12日时，“维京”师“西欧”团已进抵距布达佩斯仅17公里处。就在这时，吉勒收到了要其放弃进攻的命令。当他向下属传达命令时，党卫军官兵均感震惊不解，“维京”师装甲团团长达尔格斯（Friz Darges）战后曾略带夸张地回忆说：“……突击队的官兵在望远镜里都能看见布达佩斯城的尖塔。我们真是失望透顶，简直无法相信进攻竟然取消了。我们的士气非常旺盛，大家都坚信第二天就能救出被围的战友……”⁶¹其实，吉勒的惊讶程度并不亚于普通官兵，他愤怒地向巴尔克和韦勒抗议，指出所部面对的苏军已非常虚弱，甚至还未从惊慌中恢复过来，自己的进军路线处于两条河谷之间，因而不用担心来自侧翼的攻击，“没有什么作战比这次的条件更有利的了”。巴尔克无奈地告诉吉勒，命令来自希特勒本人——千里之外的元首觉得吉勒的攻势已不再具有决定性，他的注意力并不在于解救被围部队，而是以这个诱饵在布达佩斯周边吸引大量苏军。他在地图上发现，如果在巴拉顿湖地区集中优势兵力发动突袭，既可解布达佩斯之围，又有可能在多瑙河左岸包围大量对手。于是，吉勒装甲军将被重新部署到巴拉顿湖北面，从塞克什白堡西面朝东和东北进攻，初期目标为抵达布达佩斯南面的多瑙河，而后溯河北上为布达佩斯解围。

德军救援布达佩斯的第1和第2次“康拉德行动”示意图（1945年1月1日至12日）。

1月12日，吉勒所部突然消失在多瑙河沿岸的密林中。由于激战多日，苏军以为已彻底击退对手，却未料到党卫军部队正向南运动。14日，吉勒率部经科马罗姆—拉包—帕波（Papa）抵达巴拉顿湖北面的维斯普雷姆（Vesprem）。为展开“第三次康拉德行动”，除“维京”和“骷髅”两师居中担任主攻外，第1和第3两个装甲师也被配属给吉勒，分别部署在左右两翼，以抵达布达佩斯南面的多瑙河为先期目标。18日清晨5时，在短促的炮火准备后，4个装甲师的约300辆坦克和突击炮从塞克什白堡西南发起了进攻。虽然得到了第4航空队的135架战机的支援，也因秘密调动集结而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但吉勒的首日攻势并不顺利。他在“维京”师的前沿指挥部里目睹了部队在雷场阻滞下进退维谷的窘况，似乎也失去了一贯的耐心和冷静，“维京”师师长乌尔里希被迫把原打算在突破主防线后再投入的预备队——“日耳曼尼亚”团提前投入战场。“日耳曼尼亚”团团长多尔率部在当夜实现了突破，19日凌晨已深入到苏军防线后方约40公里处，还在当日中午渡过了萨尔维兹（Sarviz）运河。吉勒的其他几个师虽略显迟缓，但也在20日抵达运河，这时第1装甲师奉命掉头扑向塞克什白堡。右翼的第3装甲师一路奔袭30余公里，沿途摧毁了大批苏军后勤基地和炮兵阵地，20日夜晚抵达了多瑙河畔的多瑙新城（Dunapentele）。吉勒所部2天内挫败了苏军第7机械化军的反击，切断了第133步兵军和第18坦克军与其后方的联系，不过，由于步兵不足，前述两支苏军大部都成功地得以后撤。

德军抵达多瑙新城的消息传到第3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F. I. Tolbukhin）元帅那里时，他不由得为第57集团军的命运感到忧虑——巴拉顿湖西南方的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以第23装甲师为矛头也发起了针对第57集团军的攻势，如果北面的德军乘势南下并与第2装甲集团军会合，那么第57集团军以及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都有被合围的可能。托尔布欣建议第57集团军司令员沙罗欣（M. N. Sharokhin）上将考虑撤到多瑙河对岸，但后者拒绝了建议并决定固守防线。⁶²当然，最后的决定仍取决于吉勒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和意图。22日，德军第1装甲师攻克了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塞克什白堡，“维京”和“骷髅”两师则沿东北方向前突至韦伦采湖附近。虽然迭失要地，防线也被突破，但托尔布欣和沙罗欣对德军并未掉头南下还是感到宽慰，第57集团军随即在既有防线上展开了激烈抵抗。吉勒在21日失去了长期的忠诚下属多尔（之前曾15次受伤，21日重伤后不久死于维也纳），但“日耳曼尼亚团”还是在23日攻克了多瑙河畔的奥多尼（Adony），“骷髅”师也在当日几乎同时抵达奥多尼附近。吉勒随即重组了两师的突击矛头，准备次日北上扑向布达佩斯。行前，吉勒曾致电请示巴尔克和韦勒，韦勒把他的意见直接汇报给大本营，得到了立即向布达佩斯推进的答复。24日，“维京”师“西欧”团在左、“日耳曼尼亚”团居右，沿着多瑙河左岸向布达佩斯发起了新攻势。一路上有多支苏军步兵师堵截，但都被击退。不过，吉勒所部自身也出现了很大伤亡，坦克损失尤为严重。第1装甲师在25日因陷入苦战无法再继续支援党卫军，“维京”和“骷髅”两师的战线拉得很开，巴尔克不仅无法确知前沿到底在哪里，更是到处找不到吉勒——后者正在“维京”师的前沿，试图找出对手防线上的薄弱之处！巴尔克在吉勒的军部大发脾气，指责参谋们未尽到职责，才造成了军长需到前线侦察，还到处联系不上指挥官的情况（巴尔克战后曾将救援失败的原因一股脑地归咎于党卫军参谋们失职）。⁶³当然，巴尔克与党卫军结下的梁子远不止这些，在1个月后的“春醒”战役中，他与党卫军指挥官们龃龉不断，多次指责过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这些“非职业军人”。吉勒倒是不甚在意集团军指挥官那些顽固偏狭的“厥词”，他本人和所属的两个师早在东线多次证明过能力和意志，如果没有他的领导，第三次救援作战只怕早已成为一场灾难。他现在关心的只是如何尽快逼近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在1944年12月24日至次年2月13日期间被苏军包围，吉勒的党卫军第4装甲军曾发起3次救援作战，但均告失败。图为被困的党卫军第8骑兵师指挥官鲁莫尔（Joachim Rumohr，右）与匈牙利将领讨论局势的场景。鲁莫尔在2月11日突围时负伤，随后自杀身亡。

可能摄于1945年1月初，德军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右二）正向匈牙利总参谋部将领（左四）介绍布达佩斯救援作战的情况，左二为古德里安的主要助手温克将军。

摄于1945年1月，苏军挫败了“维京”师和“骷髅”师等多支德军的布达佩斯救援攻势。图为苏军战士作战时的场景。

可能摄于1944年12月底，吉勒的党卫军第4装甲军被紧急调往匈牙利布达佩斯地区，由他率部进行救援作战。

拍摄时间地点不详，或摄于布达佩斯战场。吉勒（中）正与下属研究作战地图。

摄于1945年2月中旬，苏军攻克布达佩斯后的城内一角。布达佩斯守军最终只有约800人突围成功。

摄于1945年1月的布达佩斯救援作战期间，吉勒正通过电话了解前线的进展和态势。

德军救援布达佩斯的第3次“康拉德行动”示意图（1945年1月18日至27日）。

此后几日里，“维京”和“骷髅”两师曾重创苏军第1近卫机械化军和第5骑兵军，迫使托尔布欣把原部署在布达南面、防止守军突围的第104步兵军和第23坦克军投入了战场。吉勒一度凌厉的攻势这时终于被挡住了，双方在瓦尔（Val）和韦赖布（Vereb）等村镇间展开了惨烈的血战。26至27日，托尔布欣在北面的韦伦采湖和南面的希蒙托尼奥（Simontornya）向德军发起了同步反击，吉勒所部面临着被切断和包围的危险。激战中德军虽摧毁了多达120辆的坦克和突击炮，但自身仅能勉强自保，继续救援布达佩斯已无可能。29日上午，吉勒决定再图最后一搏，但进攻尚未按时发起，便遭到对手拥有强力空中支援的全方位攻击。当夜，吉勒率部撤往韦伦采湖东北不远的包劳奇（Baracska）—派特腾德（Pettend）地区。这不仅标志着“第三次康拉德行动”的失败，也是吉勒装甲军步步后撤的开始。2月最初10天里，吉勒装甲军在苏军压迫下继续撤退，间或发动规模有限的局部反击，到月中时总算在塞克什白堡周边立下足来，不仅前阶段夺取的地盘尽皆丢失，人员和重武器的损耗也极为严重。

对于最后一次救援作战的失败，最感苦涩的还是布达佩斯城内的守军。曾有作者这样描述过守军对吉勒的期盼：“……到处都在念叨吉勒的名字。在每个地方他都是我们保持士气的依靠。曾有一度，大家好长时间里都忘了自己面临的可怕苦难，似乎对地窖里那令人作呕的状况也能迁就了。我们的救星离得更近了！”⁶⁴当“救星”吉勒还在撤往塞克什白堡的时候，布达佩斯在2月13日被苏军攻克，守军仅有约800人侥幸逃生。

布达佩斯被困期间，希特勒就在策划二战德军的最后一次重大攻势——代号“春醒”的反击战，元首的目标是以巨大的钳形攻势围歼匈牙利的苏军，“一劳永逸地”稳定匈牙利乃至整个巴尔干的局势：从巴拉顿湖和韦伦采湖之间杀出的装甲部队，前驱至多瑙河畔的多瑙城堡（Dunafoldvar）和包姚（Baja）后，与由南向北进攻的南翼德军建立联系，在多瑙河与德拉瓦（Drava）河之间切断和围歼第3乌克兰方面军大部，之后再向北运动和夺回布达佩斯，甚至把多瑙河右岸的匈牙利东部重新纳入帝国版图都在元首的“宏大设想”之中。负责实现“狂人痴梦”的力量，除第6集团军的第3装甲军及匈牙利第3集团军所属的第8军外，最主要的是从西线调来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即党卫军第1装甲军（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师）和第2装甲军（辖“帝国”师和“霍亨施陶芬”师）。此外，南面的第2装甲集团军和E集团军群的3个师也将向第3乌克兰方面军发动同步攻势。巴尔克的第6集团军中只有第3装甲军参战，该部将从韦伦采湖西南角和谢赖盖耶什（Seregelyes）之间的地域向东和东南方向进攻，休整补充中的吉勒装甲军将全程作壁上观。

党卫军第1装甲军2月中下旬先发起了旨在消灭苏军赫龙河桥头堡的“南风”作战，在历尽辛苦和付出重大代价后，德军北翼可能面临的威胁被消除了。3月5日，德军南翼的第2装甲集团军4个师开始进攻苏军第57集团军，E集团军群的3个师也向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和南斯拉夫第3集团军发动了攻势，不过这些侧翼的辅攻直到3月15日也未能取得显著的进展。3月6日，巴拉顿湖和韦伦采湖之间的德军发动了主攻，巴尔克第6集团军在左翼进攻苏军第4近卫集团军，迪特里希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则朝着苏军第26集团军发起了攻势。当日适逢天降大雪，地面湿滑泥泞，水网密布的多瑙河河谷地带本非装甲作战的理想地域，这种天气又造成了额外的困难。“春醒”作战发起后的近10天里，德军经受过泥泞地形和天气的折磨，也在苏军雷场和反坦克防线前丢下过大量尸体和重武器，但总体而言尚能缓慢地向目标推进。托尔布欣方面军以艰苦的防御战和拉锯战消耗、延迟着德军，同时进行着反击前的各项准备。负责协调第2和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铁木辛哥元帅，下令把第9近卫集团军和第6坦克集团军交给托尔布欣，后者将以这些强大的生力军发起反击，切断并最终歼灭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6装甲集团军。到3月15日时，德军前线指挥官们已经意识到，由于既耗尽了油料，又失去了进攻能量和势头，“春醒”作战已经难以为继。

摄于1945年2月，陆续抵达巴拉顿湖和韦伦采湖之间地域的党卫军部队。吉勒装甲军并未直接参加“春醒”战役的进攻阶段，基本上是在塞克什白堡地区布防和休整。

摄于1945年3月的“春醒”战役期间，党卫军部队正在向前推进。

摄于1945年3月的“春醒”战役期间，德军沿着铁路路基构建的简陋防御工事。

3月16日，北起韦伦采湖西北的扎莫伊（Zamoly）、南至塞克什白堡周边的德军防线，突然遭到苏军数小时的大规模炮击。弹幕消弭之后，苏军第4和第9近卫集团军向塞克什白堡以北直至韦尔泰什山之间的德军发动了大反攻。遭到重拳打击的就是吉勒装甲军，当时“维京”师负责塞克什白堡周边的防御，“骷髅师”位于塞克什白堡以北和西北地区，再往北是暂归吉勒指挥的匈牙利第2装甲师，最北边的匈牙利第1骑兵师看护的竟是几乎整个韦尔泰什山。⁶⁵“骷髅”师的左翼一开始承受着最重的打击，但很快“维京”师防御的塞克什白堡也一样险情迭出，韦勒和巴尔克等指挥官不是在盲目乐观心态的支配下出现判断错误，就是被迅速变化的局势弄得举棋不定、昏招连连，而希特勒仍在顽固地拒绝放弃“春醒”作战，致使德军未能迅速调集部队北上攻击推进中的苏军侧翼。19日，托尔布欣把第6坦克集团军的重兵砸向了吉勒的防区，本已摇摇欲坠的防线瞬间被钢铁洪流所席卷，匈牙利部队立即崩溃，“骷髅”师的防线也被全面突破，“维京”师虽仍在死守塞克什白堡，但由于左翼洞开，苏军已绕过城池向西北扑去。当“维京”师在与突至城中的苏军坦克部队短兵相接时，还与上级和其他友邻失去了联系。到21日好不容易恢复了通信联系时，“维京”师却收到了元首下达的死守塞克什白堡的命令！在苏军7个师的包围下，塞克什白堡已成汪洋中的一叶孤舟，城南那条逃离被歼命运的唯一通道，每小时都在变窄和可能被掐断。“维京”师师长乌尔里希不由得左右为难。在前所未见的指挥体系混乱中，“维京”师被划归第3装甲军指挥，但乌尔里希无法与军部取得联系。苏军从东面和西面夹击塞克什白堡的先头只有不到5公里就要会师了，“维京”师和第1、第3装甲师及第44“帝国”掷弹兵师等似乎都难逃被围歼的命运。就在这时，吉勒致电乌尔里希，要他“收拾车辆向西撤退，把伤患们都送到西边”。“维京”师的首席参谋军官战后曾说，尽管该师此刻已脱离了吉勒装甲军的序列，“军长吉勒的电文还是起到了振奋精神的作用”。乌尔里希下决心弃守塞克什白堡，于22日清晨率部向西和西南撤退，尽管他并不清楚到底在何处能与友军建立联系。在“维京”师逃亡的过程中，党卫军“霍亨施陶芬”装甲师发挥了重大作用，该师师长冒着违令的风险，尽可能地把自身防线向巴拉顿湖北面延伸，以保持“维京”师等部逃生走廊的畅通。

摄于1945年4月初，苏军已如潮水般涌入奥地利，正向维也纳高速进军。图中的苏军战士正途径一座村镇，纳粹的万字旗被他们踩在脚下。

参加“春醒”战役的党卫军士兵正抓紧时间睡觉。3月6日发起进攻后，近10天的激战不仅令党卫军各部伤亡惨重，也令幸存者们疲惫不堪。

摄于“春醒”作战失败后，党卫军和国防军都出现了擅自撤退甚至溃逃的现象，4个党卫军装甲师的官兵因之失去了荣誉袖标。本图中的撤退队伍虽然拥堵在山间小道上，但似乎尚有秩序，估计是在逃往奥地利的途中。

“维京”师逃出绝境后，与第3装甲师一起又被划归吉勒指挥，“骷髅”师残部改隶于比特里希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不走运的第44“帝国”掷弹兵师则全军覆没。吉勒与比特里希收拾残部，竭力保持着党卫军第1装甲军的逃生之路不被切断。3月25日，随着帕波落入苏军之手，巴拉顿湖的战事基本上以德军的彻底失败而告一段落。多支党卫军部队丢盔卸甲狼狈逃窜的事实令希特勒极为震怒，他命令“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帝国”师、“霍亨施陶芬”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师等部的官兵摘下荣誉袖标，还在愤怒地指责迪特里希时，称“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都是迪特里希的错”！

兵败如山倒的德军一路溃败着退入奥地利，希望能守住纳粹帝国的第二首都维也纳，但在士气高昂的苏军面前，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4月13日，迪特里希所部在将维也纳烈火焚城后向西北撤退，吉勒率领“维京”师和第3装甲师也在步步西撤。4月17日，吉勒所部撤入格拉茨东南的费尔德巴赫（Feldbach）地区后，还曾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挡住了苏军的继续推进。

战后岁月：在罪恶的阴影中长久蒙羞

1945年5月初，在战败已成为现实的时刻，为避免向苏军投降，吉勒率“维京”师和第3装甲师余部拼命地向美军靠拢，最终在奥地利的拉德施塔特（Radstadt）如愿成为美军战俘。他在萨尔茨堡的战俘营略作停留后，被送往集中拘押高级军政人物的奥格斯堡战俘营（吉勒的所有勋饰在这里都被美军剥夺）。迪特里希也在5月15日被押送至此。1945年5月至1946年6月的1年里，吉勒先后被拘押于多处战俘营。纽伦堡审判之后，随着盟军宣布党卫队为政治组织，吉勒失去了战俘身份，被视为纳粹政治组织的高级成员来处理。被美军羁押整整3年后，吉勒于1948年5月21日获释。

回归平民生活后，吉勒进入新闻行业就职，同时经营一家以邮寄购物目录为主的书店。党卫军老兵克雷奇默（Ernst-Günther Krätschmer）战后曾经写道：“……就像曾在前线做过的那样，（获释后的）吉勒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战友们做些什么。他凭着一己之力，不知疲倦地与那些不公和毁誉抗争……”⁶⁶有资料曾记载，吉勒在1949年4月因被一家德国法院判处了18个月徒刑而再次下狱，果有其事的话，那么吉勒的“与不公和毁誉的抗争”应始于此番出狱之后。1950年初，有西德媒体披露了新纳粹组织“兄弟会”的轮廓，除指称几名前纳粹总督和国防军军官为核心发起者外，还称古德里安、施图登特、施通普夫和曼陀菲尔等前国防军将领均为其成员，而吉勒的大名也与豪塞尔、施泰纳和库姆等前党卫军将领一起被提及。⁶⁷吉勒发起成立了“维京师老兵协会”，又在1951年与豪塞尔和施泰纳等人成立了“前党卫军老兵互助会”（HIAG），以帮扶党卫军老兵及其家属、协助寻找失踪官兵为主要诉求。在党卫军被宣布为犯罪组织后，西德政府曾取消了党卫军老兵获取养老金的资格，于是HIAG也把为老兵争取养老金的权益作为目标之一。此外，豪塞尔、施泰纳和吉勒等还有一项重要使命——“教育”西方和国人，使他们认识到“武装党卫军是一支精锐的多国部队，他们富有荣誉感地英勇作战，在任何情况下与一般党卫队的活动都没有任何关联”。作为HIAG的发起人之一，吉勒非常活跃，他和施泰纳几乎参加过每次党卫军老兵聚会。1951年末，吉勒主编出版了一本名为《维京呼唤》（Wiking Ruf）的杂志，专门登载党卫军老兵的二战忆述，这本貌似专门面向“维京”师老兵的刊物其实是HIAG的一大宣传阵地。《维京呼唤》1958年停刊，但与HIAG关系密切的一家出版社以新刊《志愿兵》（Der Freiwillige）继承了前者的衣铎。

鲜为人知的是，吉勒在1950年代中期还曾有过加入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念头和行动。1955年时西德国防部成立了“人事筛选委员会”，负责对有意加入联邦武装力量的前上校以上军官进行资格审查。吉勒和施泰纳都提交了申请，但均遭拒绝。1956年1月26日，在吉勒和施泰纳的多次抗议下，“人事筛选委员会”的官员在与他们面谈时，阐述了委员会的使命和原则——联邦国防军的大门对前党卫军上校（旗队长）以上的军官完全关闭，中下级党卫军军官只有在证实了现在的反纳粹立场后才能取得服役资格。⁶⁸事实上，前党卫军军官加入新国防军可谓困难重重。有资料表明，到1956年9月时，1310名申请加入新军的前党卫军军官中只有33人如愿以偿（仅占新军官团的0.4％），1324名前军士申请者中有270人被接纳，462名前党卫军士兵中倒是有195人成为新军的一员。⁶⁹

1966年4月21日，迪特里希因心脏病突发在睡梦中死亡，吉勒闻讯赶去参加了葬礼。不想，当年12月26日，他自己也因心脏病发作在汉诺威附近的家中故去，此时距他的70岁生日只差4个月。吉勒的葬礼虽然没有迪特里希那样声势浩大并引起广泛非议，但也有800余“维京”师老兵从国内外赶来为他们的“老爹”送行。末任“维京”师师长乌尔里希还在吉勒的墓穴前发表了简短感人的讲话。

吉勒早在1931年就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队，二战后期跻身于武装党卫军高级将领行列，在国防军同僚和普通人看来，他“应该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但也有后人，如颇有影响的德国作家兼历史学家赫内（Heinz Zollin Höhne），称吉勒是“与意识形态根本无涉的、完全非政治化的纯粹军官”。⁷⁰赫内曾在著作中写道：“炮兵团长吉勒与其师长施泰纳都被希姆莱视为最不服从命令的下属。”他还给出了发生在1942年1月米乌斯河前沿的一桩事例：时任第5炮兵团团长的吉勒曾“恶狠狠地威胁”负有灌输意识形态之责的政治训导官菲克（Alexander Fick），声称：“我这个高贵的炮兵团不允许穿那种褐衫。我会派一个班立即去收拾你的房间！”菲克事后曾向希姆莱的参谋长沃尔夫（Karl Wolff）汇报过吉勒的恶劣态度，但在施泰纳的庇护下，此事最后显然不了了之。也许，吉勒在内心深处从来没有相信过纳粹党的教义和宣传，他早年所做的一切或许都是为改变前途、继续军旅生涯而采取的投机。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吉勒等党卫军高级将领虽然都厌恶希姆莱，但他们身上都存在着“漠视生命”的恶性本质，对希特勒的忠诚和盲从也是无可置疑的。吉勒战时经历过多次身陷重围的恶战，在危险的处境中，他没有像某些国防军将领那样乞求撤退或突围，而是默默地率部进行殊死抵抗。吉勒的战术素养、组织才干和指挥能力，加上党卫军官兵的狂热和作战能力，使他能够多次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些战功为他带来了钻石骑士勋章和希特勒的青睐，当然也会被国防军同僚视为狂热冷血的纳粹中坚。

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外形温文尔雅的吉勒实为战场上的勇士，他的个人勇敢素为部下所钦服，他的领导能力和战术才华也得到认同——进攻中侵略性十足，防御中坚守不退，危机中镇定自若，战术运用中机动灵活，这是他从团级走向军级指挥岗位的过程中留给党卫军和国防军同僚的印象。吉勒同时又是一个“蒙尘的武士”，他的声誉无可避免地与武装党卫军及其母体党卫队本身密切相连。党卫队的集中营看守、盖世太保和行刑队等分支的恶名实在过于昭著，使人们相信所有党卫军单位都像“骷髅”师这支集中营看守出身的部队一样狰狞可怖，似乎党卫军本身就是死亡骷髅的化身，官兵们个个都是无视自己、对手、战俘及无辜者生命的野兽。虽然党卫军前将领和老兵们煞费苦心地自我辩白，并在卷轶浩繁的大部头战史著作中竭力将自己描绘为“既充满荣誉感、又勇敢无畏、但被误解的理想主义者”，战后的一代西方史家们也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把党卫军解读为“真正的国际化欧洲军队的先驱”，且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接受作为战斗部队的党卫军与作为邪恶团体的一般党卫队有着重大区别，但时间的流逝所不能改变的事实是，没有一支党卫军部队能充满底气地宣称，自己的双手没有沾满无辜者的鲜血。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施泰因（George Stein）曾在一部关于武装党卫军的权威著作中写道：“……被希姆莱大笔一挥就从警察头子或典狱长变成野战指挥官的那些人——像艾克（Theodor Eicke）、耶克尔恩（Friedrich Jeckeln）、克吕格尔（Friedrich Krueger）、赖内法特（Heinz Reinefarth）、巴赫—策勒维斯基和迪勒万格尔（Oskar Dirlewanger）这样的屠夫，并不能代表武装党卫军的本质。影响更深远的还是统领过SS-VT那些旗队的前国防军军官，是豪塞尔、施泰纳、吉勒、比特里希和开普勒（Georg Keppler）这些人。如果说武装党卫军有时与国防军难以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人的努力所致。”⁷⁰

笔者不打算介入关于武装党卫军本质的讨论，也不想根据“战后德国的去纳粹化法庭曾裁决99％的前党卫军人员都未犯下个人罪行”的资料（见施泰因著作第252页），来试图做出匆忙的断语，更无意辩论吉勒长期供职的“维京”师是否真如后人所言的那样，“作战勇敢但不失公正”，或者是“少数没有犯下战争罪行的党卫军部队”（事实上近十年浮现的证据倒是指向这一主张的对立面）。笔者唯一想指出的是，包括吉勒、施泰纳和豪塞尔等在内的职业军人，纵使他们在战时都有着千般才华、万般能耐和在部队中的良好声誉，他们所效力的邪恶事业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武装党卫军与其母体——希姆莱的党卫队——无法切割的关系，也注定了他们都将在后者撒下的罪恶阴影中长久蒙羞。

吉勒位于施特门公墓的最后安息之处。不过，据说他的墓穴现已不复存在。

1966年12月26日，吉勒在汉诺威附近施特门（Stemmen）的家中去世。图为“维京”师老兵协会等赠送的祭奠花环，右侧的棺椁上摆放着鲜花，远处有一顶钢盔。

第13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胡贝上将

（获勋时间1944年4月20日）

Chapter 07
第七章

“Der Mensch”：汉斯—瓦伦丁·胡贝上将

1944年4月20日是希特勒的55岁生日。这一天，在邻近上萨尔茨堡的贝希特斯加登的元首乡间别墅里，庆贺元首生日的聚会像往年一样隆重热烈。希特勒的女秘书特劳德尔·荣格（Traudl Junge）战后曾回忆说：“一早，希特勒比平素更早出场。微笑着，轻轻点头，他看见桌子上、办公室里各处堆积成山的礼物……”¹希特勒貌似轻松地浏览着生日礼物，接受着随从和来客的祝贺，但众人愉悦的表情也难以掩饰他对前线战事的忧心忡忡，就连贝希特斯加登的上空都出现了盟军轰炸机的踪影。在来客中，有一位希特勒格外青睐、信任甚至充满敬意的独臂将军——刚从东线赶来的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胡贝（Hans-Valentin Hube）。胡贝刚刚完成了率领20万官兵突破苏军重围的壮举，希特勒特意在生日这天举行仪式晋升胡贝为上将，同时授予他第13枚钻石骑士勋章。²头天晚上，希特勒在与首席副官施蒙特将军谈话时，还不住地感叹胡贝人才难得，他正考虑将一个集团军群交给胡贝指挥，在他心目中胡贝甚至还是陆军总司令的人选。³当夜，胡贝请求元首允许他飞往柏林处理一些私事，希特勒踟蹰了一下还是同意了，尽管他听说那名飞行员缺少夜间飞行经验。

结果证明这也是希特勒二战期间做出的无数糟糕决定中的一个。胡贝乘坐的He-111轰炸机起飞后不久，就撞上了萨尔茨堡外的一座山（也有一说是飞机撞上大树后折断了机翼）。⁴同机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驻大本营联络官赫韦尔（Walther Hewel）身受重伤，而胡贝当场毙命，后来人们从残骸中只找到了他那只被烧黑的金属假手。希特勒闻讯大悲，哀痛自己失去了最杰出的装甲兵将军之一。几天后，希特勒命令在柏林为胡贝举行盛大的国葬，纳粹政府所有阁员和诸多将领均出席了仪式。希特勒本人也冒险从萨尔茨堡飞往柏林，戈培尔认为这个举动简直是疯狂，因为已完全掌握制空权的盟军一旦发现其行踪，后果不堪设想。戈培尔后来曾对希特勒说：“每次见到您，我都想从您的眼睛里、面容上看出您的健康状况。当您冒着被美军战斗机或轰炸机击落的生命危险，搭机赶往柏林参加胡贝将军的国葬仪式时，我承认我在恐惧中发抖……我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我的元首，您自己就是我们胜利的全部保证。”⁵据说，希特勒在自杀前几周仍在哀叹胡贝的早逝，不住地感叹他是德军最好的三名将军之一。⁶

后人当然无从得知希特勒死前几周里提到的最优秀的三位将军中，除胡贝外还包括哪两位，或许他心目中浮现的是在匈牙利指挥第6集团军的巴尔克和在奥得河畔统率第3装甲集团军的曼陀菲尔，或许在最后的哀嚎中，他想到的是忠心耿耿的莫德尔和舍尔纳。无论如何，胡贝都是德军将领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有一个响亮的绰号“Der Mensch”，对应的英文是“The Man”，意指无人能出其右者（这个绰号的中文可理解为“大拿”、“真汉子”等，口语中的“纯爷们”和“真有种”也约略与此俚语对应）。

胡贝在一战中就以作战勇猛著称，曾数度身负重伤，左臂还被截肢。他是战后德军获准保留的4000名军官中唯一的独臂军官。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胡贝仍以意志坚定、精力过人和富于创见著称，勤于钻研思考的他曾出版过两卷本军事著作《步兵》（Der Infanterist），这一著作也是军事院校的步兵战术教程。二战中，胡贝的第16装甲师在乌曼和基辅两大包围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向斯大林格勒的进军和作战中依然表现卓异，被称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最优秀的德国将军”。在第6集团军覆灭前的最后一刻，据说希特勒曾派身边的党卫军军官用手枪逼着他撤离。希特勒本想让意志坚若磐石的胡贝指挥部队顽抗到底，但怜惜他的才华和能力，还是在最后时刻将之撤出。胡贝历战无数，但令其声誉达到巅峰的是1943年夏的西西里岛战役和1944年3月至4月的“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enets-Podolsky）口袋”突围战。前一战役中，时任第14装甲军军长的胡贝指挥65000名德军与40万英美大军周旋了38天，最后凭借完美的准备、组织和协调，成功地将所有部队和装备撤至意大利本土，被后人称为“大师级的撤退杰作”。⁷有后人曾在近年评论说，西西里岛战役中占尽媒体头条、风头最健的是巴顿和蒙哥马利，但所有参战将领中最优秀的其实是德军的胡贝。⁸在后一战役中，胡贝与曼施坦因密切配合，成功地将20余万德军和多数装备撤出了朱可夫与科涅夫所营造的包围圈，不仅避免了又一次斯大林格勒式的惨败，还在突围途中击毁了苏军350余辆坦克和几十辆突击炮。

早年岁月：身残志坚的独臂军官

胡贝于1890年10月29日出生在距莱比锡不远的萨勒河畔瑙姆堡（Naumburg），父亲是驻瑙姆堡步兵团的上校军官。在当地的多姆（Dom）文理学校完成了高中学业后（同学中就有二战中的德军元帅莫德尔），他于1909年2月27日被驻马格德堡（Magdeburg）附近的第26步兵团接受为候补军官。按照军方制度，候补军官必须经过军校正规训练才能授衔和任职，于是胡贝进入了尼斯（Neisse）军校，并在这里度过了近1年半的时光，经受了身体和智力两方面的严格训练与考验，也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世界观。与胡贝同时进入尼斯军校的还有个性孤傲、敢于直面冲突的候补军官莫德尔，但胡贝与他的关系并不密切。胡贝多年以后曾说，根据莫德尔在军校时的表现，很难预测后者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军人。⁹尼斯军校提倡学员间的“弱肉强食”关系，宣称只有最努力、最强悍的人方可脱颖而出和全身而退。虽然无法知晓胡贝在军校的表现，但到毕业时，他显然已是一名强悍而又野心勃勃的合格军官。1910年8月22日，胡贝和莫德尔均被授予少尉军衔，前者回到第26步兵团，后者则向第52步兵团报到。从这一天起，两人的军事生涯就沿着相似的轨迹展开——1941年秋，当侵苏的德军在基辅形成战争史上最大的一个包围圈时，将包围圈合拢的正是时任第3装甲师师长的莫德尔与主持第16装甲师的胡贝。此役之后，莫德尔开始平步青云，1944年3月1日晋升为元帅，而胡贝也在当年4月20日晋为上将。

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胡贝是第7步兵师第26步兵团的一名排长。战端开启后不久的8月24日，他担任了第2营营长副官。巧合的是，第52步兵团的莫德尔少尉此时也在担任营长副官一职。按照德军传统，营长副官对初级军官来说是个相当重要的职位，他不仅要处理大部分文书工作，还负责在作战和行军中传达营长的指令，除充当营长的“耳目”外，副官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还有责任和权力根据局势修改指令。只有被认为具有培养前途、拥有适当能力和品质的初级军官才会被遴选为副官，这个职位还被认为是进一步获准参加参谋本部军官训练的重要阶梯。

就在军事生涯看似前程似锦的时候，1914年9月20日，参加凡尔登战役的胡贝在法国小城芳婷（Fontenay）附近身负重伤，医生被迫将他的左臂截去。¹⁰对于意志不够坚强的人来说，失去一条臂膀就意味着军旅生涯的终结，但对胡贝这种性格强悍的人而言，这只不过是暂时离开前线的休整而已。他积极地进行治疗，努力克服残疾带来的不便，终于在长达1年的休养后于1916年1月重返前线，而且还被晋升为第26步兵团7连中尉连长。在当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胡贝因作战英勇、指挥有方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7月，胡贝被调往第4军军部担任军械军官，11月时又回到第26步兵团任团长副官。1917年，胡贝因卓越的战场表现获得了所有军官都梦寐以求的荣誉——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骑士铁十字勋章，这是德皇威廉二世的皇室颁发的高级勋章，仅次于“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1918年初，胡贝晋为上尉后成为第7步兵师的一名参谋军官。当年4月10日，时任第26步兵团营长的胡贝率部顽强阻击英军的坦克进攻，损失惨重的对手使用了毒气，胡贝再次倒在了战场上，并在医院里迎来了一战的结束。正式停战之前，上级为他申请了“蓝色马克斯”勋章，但由于德皇已经逊位且逃往荷兰，胡贝的勋章也就没有了下文。

《凡尔赛条约》限制战败的德国只能拥有一支10万人的小型军队，军官团成员也不得超过4000人。战后临时国防军的首脑塞克特将军自然要从3万余名军官中选出体魄最强健、作战经验最丰富者，而且相当比例的名额还留给了有着参谋本部训练背景的参谋军官。胡贝虽以勇猛过人、指挥能力卓越而享有盛名，但他加入军官团的过程并不顺利——塞克特下属的负责官员曾认为他身有残疾，不再适合指挥作战。但据胡贝自己回忆，为说服上峰改变偏见，他将一些握有大权的军官请到军营阅操。当时他全身戎装，肩背武器弹药登上了一座10米跳台，就在众人面面相觑时，他从跳台一跃而下跳入水池，游上来后对这些军官们正色说道：“如果你们不把我纳入名单，那我要求排在我前面的每个军官也必须先来这么一跳！”¹¹也许是这次示威起到了作用，胡贝于1919年10月10日正式进入了战后国防军，成为第17步兵团的一名连长。1921年1月1日起，胡贝又被调到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的第12步兵团任11连连长。塞克特从未后悔将胡贝纳入军官团，相反还感到庆幸，据说他在检阅胡贝所部时曾赞许地说过：“检阅胡贝的第11连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他们令我栩栩如生地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禁卫军的时光，胡贝的连队足以和禁卫军最优秀的连队相媲美！”¹¹

胡贝在1919至1925年的6年期间一直担任连长。在每个待过的连队里，他都把全部心思放在训练和提高部队的技战术水平上，尤以律己甚严著称。他在选择军士和候补军官方面也坚持严格的标准，强调开展理论学习前必先拥有强健的体魄，冬天他领着大家滑雪，炎炎夏日里则带着官兵越野长跑。当然，著名的10米塔台纵身一跳也是必修课。独臂胡贝除了是一名滑雪高手外，他在田径场上的表现也不容任何人小觑。

1925年4月，胡贝调至德累斯顿步兵学校担任教官。任职2年后，他被调入卡塞尔（Kassel）的第2集团军群司令部（Gruppenkommando）任参谋军官，时任集团军群指挥官是1918年末至1919年曾任陆军总司令的莱因哈特（Walter Reinhardt）将军，参谋长则是时为少将的伦德施泰特。由于表现卓异、知识广博，胡贝在1928年4月被选派到美国学习和考察。当年10月回国后，胡贝回到德累斯顿军校，继续向学员们讲解战术和传授经验。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又是四年整（期间于1929年晋为少校），直到1932年10月1日调至东普鲁士的野战部队——第1步兵师第3步兵团担任3营营长为止。第1步兵师师长是稍后将出任国防部长的步兵将军勃洛姆堡。按照战后德军以一个连或营继承一战中的一个团的军旗和传统的惯例，胡贝的第3营代表的是一战时的第18“冯·格罗尔曼”（Karl von Grolmann）步兵团。¹²第3营下辖5个连，当时正作为改建摩托化步兵营的试点单位，富有创新精神且精通业务的胡贝被认为是最合适的指挥官。这支部队在训练和演习中均表现出众，加深了高层对陆军机械化、摩托化必要性的认识，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德军首批3个装甲师在1935年的诞生。

1934年10月晋升为中校后，胡贝于1935年初奉命到柏林近郊的多贝利茨步兵学校担任校长，他在这所陆军最大的军官训练中心工作了近5年，期间完成了两件耀眼的大事：一是撰写了著名的两卷本战术教程《步兵》，这一著作与隆美尔的《步兵进攻》都是广受关注的军官训练经典教程。胡贝在著作中不仅强调指挥官需要关心士兵的福祉，必须把野战训练作为培养士兵战斗力和强韧精神的“最终要害”，更富有远见地建议把反坦克防御和近距离攻击坦克的战术纳入步兵训练中。¹³胡贝做的第二件大事是主持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奥运村的建设和安全保卫工作。由于奥运村的选址位于多贝利茨军校附近，胡贝在1935年10月1日被希特勒任命为奥运村指挥官，负责将原先的大片草地改建为生活居住和训练设施俱皆一流的现代化奥运村。另外，奥运村的安保工作也是胡贝的职责。希特勒本人高度重视本届奥运会，一心要将它办成史上最华丽的盛会，借以全面展示他领导下的新德国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并为纳粹党宣扬的“种族优越论”背书。由于职责原因，胡贝与希特勒有着大量的接触机会，元首很快发现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总是不折不扣地高效完成任何任务。建成后的奥运村环境优美，设施完备，硬件水准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奥运会本身也向世人展示了“新德国的繁荣和强大”，还有希特勒那“令人敬畏的个人魅力”，以及德国人对他毫无保留的疯狂崇拜。奥运会的成功自然有胡贝的一份功劳，在大会开幕的8月1日，希特勒将胡贝撮升为上校。奥运会结束后直到1939年10月，胡贝一直都在多贝利茨军校任校长。他富有创见地开设了摩托化步兵作战战术课程，亲自为学员们讲授战术，为他们熟悉和适应即将到来的摩托化、机械化战争进行准备。

磨刀霍霍：从步兵师师长到装甲师师长

也许是对年岁渐大的胡贝的身体状况有所顾虑，陆军总部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之前并没有将胡贝派往野战部队任职。波兰战役的爆发着实令胡贝大吃一惊，虽然无缘参战，他还是要求陆军总部派他到前线任职。战役结束后的10月18日，胡贝被任命为第21步兵师第3团团长。第21步兵师师长是博特（Kuno-Hans von Both）中将（10月20日离任），下辖第3、第24、第45三个步兵团以及第21和第57两个炮兵团，¹⁴在波兰战役中隶属于北方集团军群麾下法尔肯霍斯特（Nikolaus von Falkenhorst）任军长的第21军。¹⁵胡贝对这支部队并不陌生，其实该师就是1934年秋时以第3步兵团为基础扩建的。胡贝1932年任营长的第3营还曾是陆军摩托化改革的试点。但是，胡贝很快发现，他的第3团和整个第21步兵师现在显得落伍了。不仅装备落后，军官团成员也大多思想保守，行动迟疑。早就支持和鼓吹机械化、摩托化的胡贝自然不能满意，他开始动用柏林的关系谋求新职。与此同时，第21步兵师也从1940年春开始为进攻法国做准备。不过，该师在法国战役中将扮演较次要的角色，任务是监视马奇诺防线堡垒中的法军。

胡贝有可能直接写了信给希特勒要求调职，也有可能是陆军总部的朋友出面帮忙，总之，法国战役打响的前一天，他离开了第21步兵师，被调往博克上将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任上校参谋。法国战役5月10日拉开帷幕后，胡贝只担任了5天的参谋，就于15日被陆军总部紧急任命为第16步兵师师长——该师原师长克拉姆普夫（Heinrich Krampf）中将在率部向比利时进军的途中得了重病，无法继续指挥部队。第16步兵师组建于1934年，下辖第60、第64和第79三个步兵团以及第16炮兵团、侦察营和反坦克营等，其中的第64步兵团已实现了摩托化，而且整个第16步兵师已被陆军总部内定改编为装甲师。¹⁶该师在1939年8月26日动员后并没有开往波兰参战，而是从威斯特法伦州明斯特的驻地直接开赴西线的艾菲尔地区。

法国战役的第一阶段中，第16步兵师隶属于克莱斯特装甲集群麾下的第6军（辖第16、第24和第26步兵师）。当古德里安第19摩托化军的坦克穿过边境和阿登山区时，第16步兵师也沿着卢森堡和比利时尘土飞扬的土路紧紧跟随着。13至14日，古德里安手下的第1、第2和第10装甲师及“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团在色当渡越了马斯河，这时他既可以绕到马奇诺防线背后包抄法军，又可继续向西朝英吉利海峡推进。第16步兵师也以很高的行军速度保持着与装甲部队之间的距离不被拉得过大。古德里安选择了继续向西，他的第1和第2两个装甲师立即开足马力漏夜狂奔，第16步兵师等单位也奉命转向南面，保护古德里安的侧翼。法军竭尽全力地试图挡住古德里安西进的道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色当以南不足20公里的小镇斯托讷（Stonne）——这个在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地方位于迪尤高地（Mont-Dieu）和达米昂高地（Mont-Damion）之间，正好处于德军装甲部队推进的道路上。借助斯托讷周边的制高点和森林，法军有可能挡住，至少也能延迟对手的推进，还能据险发起反攻和打击德军装甲部队的侧翼。而这正是法军目下所做的，法军第3摩托化步兵师和第3装甲师在斯托讷周边向德军南翼进行了多次反击，古德里安在命令第1和第2装甲师不顾一切地向海峡突进的同时，把“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团、第10装甲师第8装甲团及第1装甲师的工兵部署在南翼，负责屏退法军的反击和保护南翼的安全。¹⁷15日至17日的三天激战中，斯托讷小镇和周边高地竟先后17次易手！“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团在两日内伤亡570人，而该团在整个战役期间的战损也不过是1108例伤亡，第10装甲师也在两日内至少损失了25辆坦克（法军损失了33辆坦克）。17日，在第2摩托化步兵师掩护下，疲惫不堪的“大德意志”团和第10装甲师撤出了战斗，前去追赶几乎已走完到英吉利海峡一半路程的第1和第2装甲师，替换它们的正是第6军的3个步兵师，其中胡贝的第16步兵师负责进攻右翼的达米昂高地和斯托讷，第24步兵师主力负责正面的迪尤高地，该师一部还将与第26步兵师在左翼朝塔奈（Tannay）展开攻势。

胡贝任师长后的第一仗就是一场血战。接管了阵地后，他于17日当天即以第64步兵团进攻斯托讷，以第79步兵团攻打达米昂高地。第16步兵师的官方战史曾这样记述围绕斯托讷和周边高地的一周战况：“在森林中，官兵们与法军第6殖民地师展开了激烈厮杀，部队的伤亡很大。当法军坦克向我们的两翼开来时，局势一度非常危急。法军的炮轰非常可怕，而德军大炮和反坦克炮的炮弹已所剩无几。最后，第16步兵师试图以突袭夺取敌军阵地的努力也失败了。不过，尽管对手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德军还是守住了占领的地盘。5月23日，在重炮和俯冲轰炸机的支援下，第16步兵师取得了成功，第60步兵团终于夺取了对手顽强防御的达米昂高地。与所有的战争法则相矛盾的是，当法军第6殖民地师和第3摩托化步兵师以优势兵力反击时，第16步兵师不仅挫败了对手，还向前推进了6公里有余。国防军战报曾报道了这一成功的作战。后来，德国军校把这些战斗都写进了战术教程，教官们认为它们类似于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但又是在1940年作战条件下的独一无二的战例。”¹⁸

摄于1940年5月下旬法国战役中的斯托讷之战，图为第16步兵师第64步兵团第1营在斯托讷南面的阵地前摧毁的法军坦克。

摄于1940年5月23日的达米昂高地，图为第16步兵师第60步兵团设在山间的一处通信站，该团当日夺取了达米昂高地。

摄于1940年5月23日，第16步兵师第60步兵团当日夺取了达米昂高地，从图片可以看出这里的许多树木已被炮火完全摧毁。

在几个步兵师不懈的努力下，斯托讷及其周边高地最终都被德军占领。但这并不意味着斯托讷之战的结束，从5月23日至29日，法军一周内发动了多次反扑，德军虽然挫败了对手的所有努力，但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塔奈一线的第24步兵师在23日和24日两日内的伤亡高达1490人，固守达米昂高地的第16步兵师第79步兵团1营在17日至25日期间损失了191人，而胡贝全师在17日至29日期间共伤亡690人。¹⁸德军在战时就称斯托讷之战为“1940年的凡尔登”，战后还有人称它是除斯大林格勒战役外最惨烈的一次战斗。不少参战军官声称，斯托讷与斯大林格勒、卡西诺（Cassino）山一样都是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战斗经历。更有后人评价说，如果在这里取胜的是法国人，那么德军很有可能被赶离马斯河，法国战役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将重新开始！¹⁹不管这一评价是否言过其实，第16步兵师的表现已足以体现胡贝的指挥水准和战斗决心。

摄于1942年5月23日，第16装甲师师长胡贝（敬礼者）在纪念1940年的斯托讷—达米昂之战胜利两周年阅兵式上检阅部队，只有参战的老兵才有资格站到这里接受检阅。胡贝身后的军官是第64摩托化步兵团2营营长德马克（von der Marck）少校。

摄于1940年5月23日，第16步兵师当日夺取了斯托讷，图为被炸成废墟的斯托讷镇。

摄于1974年，第16步兵师（含后来的第16装甲师）的幸存者们战后来到法国斯托讷的昔日战场，凭吊1940年5月17日至29日在此处丧生的近700名战友。该师的一些老兵称，斯托讷之战与斯大林格勒战役、意大利卡西诺山之战都是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经历。

5月30日，第299步兵师赶来换下第16步兵师，胡贝手下精疲力尽的官兵们终于能到色当北面进行短暂的休整。胡贝于6月1日晋升为少将，他的第16步兵师也暂时成为第16集团军的预备队。布施（Ernst Busch）将军任指挥官、莫德尔少将任参谋长的第16集团军在法国战役的第一阶段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在6月9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中突然变得引人注目起来。布施的任务是沿马斯河东岸向南进攻，先绕过一战时就有嗜血恶名的马斯—阿尔贡，夺取凡尔登后旋转90度，再向东强渡摩泽尔河，最后与C集团军群的第1集团军携手夺取梅斯要塞。²⁰9日凌晨，第16集团军以第7军为主力向阿尔贡发起了正面进攻，胡贝第16步兵师也在当日向色当东南方的阿尔贡森林展开攻势。经过三天的激战后，第7军突破了法军防线，开始追击溃退中的对手。胡贝率部一直沿马斯河西岸向东南方推进，18日在萨维格尼（Savigny）渡过马斯河，21日进抵洛林地区的米尔库尔（Mirecourt）。当德法两国于22日在贡比涅签署停战协议时，德军第16和第1集团军已建立了联系，包围了包括2个集团军指挥官、4个军长、一批师长在内的60万法军。在米尔库尔的第16步兵师师部，胡贝与法军代表经过长时间谈判，接受了法军第21军的投降，包括7名将军在内的22万官兵在锡永（Sion）和沃德芒特（Vaudemont）山区成为战俘。²¹

法国战事结束后，胡贝第16步兵师先作为占领军驻守了2周，而后于7月18日回到明斯特的第6军区驻地。希特勒决定将现有的10个装甲师各师的坦克和装甲车数量减半，以组建10个新装甲师。第16步兵师原本就是要改成装甲师的部队之一，于是该师在1940年8月初被拆分组建了第16装甲师和第16摩托化步兵师。胡贝原属的第64和第79步兵团改建成装甲师的第64和第79摩托化步兵团，第1装甲师的第2装甲团、第1重机枪营和第4骑兵团一部被调拨给第16装甲师。此外，第6装甲师的1个炮兵营也被并入第16装甲师。²²没有加入第16装甲师的部队（包括第60步兵团等）则成为第16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第228步兵师师部用来组建第16摩托化步兵师师部，该师在苏德战争中曾抵达里海三角洲的阿斯特拉罕左近，是向东推进最远的德军，1943年改成第16装甲掷弹兵师，1944年则变成第116装甲师）。胡贝担任第16装甲师师长，接收了大批坦克、车辆和重武器后，他率部开往埃森纳赫—赫斯费尔德（Eisench-Hersfled）进行高强度的战术演练。第2装甲团团长布吕辛上校是在机动战和装甲战方面颇受尊敬的专家，30年代中期任职于机动兵总监部时，还曾在军校教授过装甲战术。

第16装甲师师长胡贝。

第16装甲师整训了一段时间后，于1940年12月中旬奉命开往罗马尼亚，作为教导示范师向罗军装甲部队传授德国的装甲战术和经验。按照第16装甲师官方战史的记载，该师在巴纳特（Banat）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德语为Siebenbuergen）地区驻扎期间，与这里人数众多的德裔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有不少军官与当地的德裔女性结婚，其中包括他们的师长胡贝。²³

第16装甲师第2装甲团团长西肯纽斯中校。

摄于1941年4月，胡贝装甲师的1辆Ⅲ号坦克经过布加勒斯特街头。

摄于1941年4月，第16装甲师第79摩托化步兵团所部正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阅兵。

1941年6月前，胡贝装甲师除了在年初曾协助镇压叛乱的“铁卫队”（Iron Guard）以外，基本没有参加任何战事。即便在4月初开始的巴尔干战役中，第16装甲师也被作为第12集团军的预备队，负责保护正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作战的德军后方，以及罗马尼亚普罗耶什蒂油田的安全。不过，胡贝手下有一支部队倒是被配属给“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团参加了向贝尔格莱德的进军，这就是施特拉赫维茨的第2装甲团1营。第16装甲师的其他部队虽未参战，但并非无所事事，师长带领他们进行了全面的训练，包括山地条件下的运动、越野行军、野营、架设浮桥和各种各样的帮助强身健体的训练。这些演习和训练为第16装甲师在苏德战争第一年的出色表现奠定了基础。

1941年4月末，第16装甲师发生了一件重大人事变动——第2装甲团团长布吕辛被解职，顶替他的是第7装甲师第25装甲团3营营长西肯纽斯中校。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希特勒1940年夏将装甲师数量翻倍的决定并不是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事实上，由于现有装甲师的实力减半，几乎所有装甲师长和装甲战专家都表示反对，但只有布吕辛公开发表了异见。他在法国战役后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公开指责希特勒的决定，最高统帅部有人注意到这些文章并捅了上去，结果布吕辛被陆军总部解除了职务。²⁴西肯纽斯中校1935至1936年间曾在第2装甲团任连长，法国战役中担任隆美尔手下的第25装甲团3营营长，他的营号称是“唯一能跟上隆美尔步伐的单位”。从履历和经验来看，西肯纽斯都是布吕辛不幸去职后的较佳人选。

不过，西肯纽斯4月底来到布加勒斯特向胡贝报到后，发现所处的环境很不友善——第2装甲团的一些军官对布吕辛被解职仍耿耿于怀，他们对西肯纽斯不仅怀疑戒备，还颇有敌意。幸运的是，胡贝非常理解西肯纽斯的处境，失去布吕辛也非他之所愿，他向装甲团所有官兵明确表示，要求并期待所有人给予新团长最大的支持与合作。胡贝也想尽办法让西肯纽斯感到自如，后者在师长关照下很快适应了环境，并且表现得称职能干。另外，西肯纽斯进入角色的过程也受益于应接不暇的事件，最主要的自然是入侵苏联——5月，第16装甲师奉命开往布雷斯劳和尼斯附近，准备投入即将拉开大幕的“巴巴罗萨”作战。

刀光剑影：杜布诺—乌曼—基辅—罗斯托夫

第16装甲师在苏德战争爆发时隶属于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辖第6、第11和第17集团军及克莱斯特第1装甲集群），与第11装甲师和第57步兵师一起被编入克莱斯特装甲集群麾下的第48摩托化军。南方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夺取基辅，全面占领乌克兰后向顿巴斯盆地工业区推进。克莱斯特装甲集群作为伦德施泰特的箭头，首要任务是抵达基辅一带的第聂伯河，而后转向东南，以夺取亚速海边的重要枢纽罗斯托夫为最终目标。

6月22日，第16装甲师拥有坦克157辆（Ⅳ号坦克20辆，Ⅲ号71辆，Ⅱ号44辆，Ⅰ号12辆，另有指挥坦克10辆），²⁵但并未作为第一梯队越过边境，而是作为装甲集群的预备队待命。2日后，胡贝将全师分成5个行军集群，循着第11装甲师的进军路线，在索卡尔—克里斯蒂诺波尔渡过了布格河。开路先锋是西肯纽斯的第2装甲团，紧随其后的是第16摩托车营，再次是炮兵团，由第64和第79摩托化步兵团组成的第16摩托化步兵旅为第4个集群，最后是师属其他部队和后勤补给单位。克莱斯特的先头部队第11装甲师仅一两天功夫就实现了朝卢茨克和杜布诺方向的突破，在苏军第5和第6集团军的结合部撕开了口子。为堵住德军突破，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M. P. Kirponos）上将根据大本营的命令，集中了6个机械化军的2800余辆坦克，向克莱斯特的800辆坦克（其中450辆为Ⅲ号和Ⅳ号坦克）发起了反击。这一史称“杜布诺战役”的坦克战发生在6月26日至30日期间，作战区域位于卢茨克—杜布诺—布罗迪之间的三角形地带，被后人称作“库尔斯克会战前规模最大的坦克战”。26日清晨，德军侦察机在第48摩托化军南翼的托罗普夫（Toropuv）—布罗迪南面发现了数量庞大的苏军机械化部队。这些苏军是基尔波诺斯投入反击的第15和第8机械化军，前者拥有749辆坦克（136辆为T-34和KV重型坦克），负责从托罗普夫朝西北面的拉德霍夫（Radekhov）推进，后者拥有932辆坦克（169辆是T-34和KV坦克），目标是从布罗迪向北进攻别列斯捷奇科（Berestechko）。在第8机械化军的第12和第34坦克师的打击下，德军第48摩托化军所部遭受了相当损失后被逼退到普利亚谢夫卡（Plyashevka）河，苏军则向别列斯捷奇科方向前进了8至10公里。不过，第48摩托化军漏夜发起的反扑将苏军阻挡在普利亚谢夫卡河对岸。

摄于1941年6月22日，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坦克和装甲车进入了苏联境内。图中近景的摩托车挂斗后面的大写字母“K”表明这是克莱斯特的部队。

摄于1941年6月24日，第16装甲师当日在索卡尔—克里斯蒂诺波尔跨过了布格河。图为第2装甲团团长西肯纽斯的指挥坦克越过边境时的场景。

27日清晨，西南方面军修改了作战计划，基尔波诺斯命令第19机械化军和第36步兵军一部从东北方向进攻杜布诺，第8机械化军则沿西南方向取道维尔巴村向杜布诺进攻，期望以两面夹攻夺回杜布诺这个重要枢纽。第8机械化军的突击先头（辖第12坦克师第24坦克团、第27摩托化步兵团并增援了第23坦克团的15辆T-34和6辆BT-7坦克）立即向杜布诺开去，紧随其后的是以第34坦克师为主形成的“波佩尔集群”，由旅级政委波佩尔（N. K. Popel）任指挥官，拥有坦克217辆和兵力9000余人。²⁶“波佩尔集群”的突然进攻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成功楔入了德军第11和第16装甲师的后方。当后勤部队被击溃时，已前出至杜布诺以东的第11装甲师主体紧急回援，胡贝第16装甲师的大部也奉命开往普利亚谢夫卡河沿线布防。28日至29日，在杜布诺以南和西南，胡贝装甲师与苏军第8机械化军所部在数个战场展开了激烈交锋。“波佩尔集群”的兵力部署在普蒂查（Ptycha）至杜布诺南郊的约10英里区域内，胡贝手下的第64摩托化步兵团2营在1个反坦克连和1个88毫米高炮连的支援下，在杜布诺南面一点的塔尔诺夫卡（Tarnovka）与“波佩尔集群”展开了交锋。这些德军第一次遭遇了T-34和KV坦克，虽然“手中的50毫米反坦克炮在400米距离内对苏军的KV坦克都威胁不大”，但他们的88毫米高射炮发挥了强大的杀伤力——当日结束时，这部分德军不仅守住了阵地，还摧毁了22辆KV和T-34坦克。²⁷在杜布诺西南的普利亚谢夫卡河，胡贝亲自指挥部队于28日上午死死挡住了苏军第7摩托化步兵师主力的突破。当日中午，苏军第12坦克师和第7摩托化步兵师再次试图冲垮德军防线，但均被胡贝组织的反坦克防线所阻遏。此时，第8机械化军的这两个师距“波佩尔集群”只有不足10公里，但就是无法继续前进，反而在德军的数次反击中损失了相当数量的坦克。29日下午，胡贝手下的施特拉赫维茨第1装甲营夺取了维尔巴村，由于这个村子控制着向北通向“波佩尔集群”的补给公路，苏军立即发起了反扑，结果将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逐出了村子。当夜，胡贝急令第16摩托化步兵旅大部向北调动，预备次日清晨夺回维尔巴。30日上午，在俯冲轰炸机部队的支援下，胡贝指挥第1装甲营和摩托化步兵团攻打维尔巴。不过，苏军的重型坦克令德军的Ⅲ号坦克和反坦克炮都束手无策，甚至难以从南面逼近维尔巴。胡贝调来重炮和88毫米高射炮，敲掉了几辆KV重型坦克后，部队才得以逼近维尔巴周边。7月1日清晨，胡贝又把第2装甲营投入战场，经过一天的激战后才算把对手逐出了维尔巴。

摄于1941年夏的东线，第16装甲师的突击矛头正向前推进，图中最右侧的是胡贝的装甲指挥车，据说车上靠左站立的是胡贝，右边坐着的是第3摩托化军军长麦肯森。

图为胡贝装甲指挥车内的无线电通信装备。

摄于1941年7月，第6集团军指挥官赖歇瑙元帅出现在第16装甲师第64摩托化步兵团2营，直接向营长德马克少校下达新的作战命令。

1941年9月5日，获得骑士勋章的第2装甲团1营营长施特拉赫维茨少校。

摄于1941年8月末，第16装甲师的补充兵员和装备向前线开去。左为第16补充团的士兵，右为装载Ⅲ号坦克的火车。

由于胡贝成功阻止了苏军第12坦克师、第7摩托化步兵师与“波佩尔集群”在杜布诺附近的会合，德军第16摩托化步兵师、第75和第111步兵师等得以及时赶到战场，双方兵力和坦克数量的对比出现了对德军有利的态势。到30日下午，德军完成了对“波佩尔集群”和第8机械化军其他部队的包围。第8机械化军军长莱比谢夫（D. Ryabyshev）中将当天即率部向东南方向撤退，波佩尔也于2日试图向东突围，但最后只有1000人生还，并损失了所有坦克和重武器。莱比谢夫战后曾说：“‘波佩尔集群’摧毁了200辆德军坦克和多达5个营的步兵……机械化军其余部队摧毁了德军4个摩托车营和5个步兵营，多达200辆坦克，超过100门大炮，还击坠了9架敌机……到7月1日，第8机械化军的作战力量尚有19000人、21辆装甲车和207辆坦克……”²⁸也就是说，在几天的作战中，第8机械化军原有的900余辆坦克只剩下了200辆，损失高达700余辆！胡贝装甲师击毁了多少辆呢？他在7月2日发布的命令中说：“……第16装甲师在过去几日里与实力强大的敌军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对抗中，不仅挫败了对手，还摧毁了293辆坦克。”²⁹在与苏军第8机械化军等的对垒中，德军坦克的损失一样惨重，虽然没有莱比谢夫将军估计的400辆那么多，但保守的估计可能也多达200辆。

7月6日，第16装甲师作为克莱斯特装甲集群的先锋，率先突破了所谓的“斯大林防线”。4天后，克莱斯特集群在击溃了苏军第4、第15和第16机械化军余部后，占领了距基辅不足100英里的重镇日托米尔。名头极大但真实才干有限的布琼尼元帅，在基辅和乌曼之间集中了约150万大军。克莱斯特于12日发起了分割基辅和乌曼苏军的攻势。装甲部队进展神速，很快突破了布琼尼的步兵防线，并于15至16日夜切断了重要的别尔季切夫—卡扎京铁路，将上百万苏军从事实上分割开来。与此同时，南方德军的步兵集群也加快了前进步伐：赖歇瑙的第6集团军跟随克莱斯特装甲集群，正朝基辅方向的苏军两翼施加压力；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的第17集团军从西面和北面逼近乌曼；朔贝特（Eugen Ritter von Schobert）的第11集团军在乌曼以南30英里处的盖沃龙（Gaivoron）渡过了南布格河，正在苏军后方朝新乌克兰卡（Novo Ukrainka）快速推进。布琼尼面对大兵压境，反应极为迟缓，甚至都未察觉到一张巨网正向乌曼撒来。24日，德军第6集团军接防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占据的地盘，后者命令第48摩托化军朝乌曼方向开去。31日，第11装甲师居左，第16装甲师在右，“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居中，三路德军抵达乌曼以东地带。为阻止苏军第6和第12集团军向东突围，第48摩托化军命令三个师向东南运动，而后面朝西方建立阻截防线，“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在关键制高点阿尔昌格尔斯克（Archangelsk）完全阻断了苏军第12集团军突围的道路。胡贝手下的第16搜索侦察营和摩托车营在奥拉托夫（Oratov）森林地带曾被拼死突围的苏军反包围。损失了所有装备后，这部分德军死里逃生（不久后被送回国内重新装备），第16装甲师余部则很快重新封死被捅开的包围圈。8月2日，刚在前1日获得骑士勋章的胡贝率部夺取了佩沃梅斯克。次日，施特拉赫维茨装甲营突袭沃兹涅先斯克得手，并与第17集团军所属的匈牙利机械化军会合，从而在乌曼口袋的东面又增加了一层包围环。第16装甲师等装甲部队把清剿包围圈的任务留给步兵集团军后，继续追击撤退中的苏军残部。到8月8日乌曼之战结束时，苏军损失了约10万人，2个集团军指挥官、4名军长和11名师长被俘，300多辆坦克和1100门大炮被摧毁或被缴获。

从8月6日起，胡贝装甲师与“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开始肩并肩地向黑海海岸推进，前者的目标是海军基地尼古拉耶夫，后者则负责攻打赫尔松。向尼古拉耶夫推进的途中，胡贝手下的第79摩托化步兵团6连曾于8月15日在新但泽（Novo-Danzig）遭到苏军突袭，该连投降后遭到了对手的屠杀。³⁰这件事对第16装甲师官兵产生了深远影响。入侵苏联前，希特勒曾下令处死被俘的苏军政治工作者，但无论是伦德施泰特还是克莱斯特都没有认真执行过该命令，胡贝也一直勒令部属恪守战场规则，没有任何暴行或屠杀无辜的行为。然而，这一切在新但泽事件后发生了变化，该师官兵开始带着复仇的愤怒摧毁苏军和平民的任何抵抗。这恐怕也是第16装甲师在1942年夏向斯大林格勒进军的途中，以及城内外的所有战斗中，为什么总是杀气腾腾、冷酷残忍的原因之一。8月16日夺取了尼古拉耶夫后，胡贝所部得到了短暂的休整机会，之后奉命掉头向北，朝着基辅以南100多英里外的基洛夫格勒进军。

8月下旬，德军第6集团军开始向基辅后方运动，并逼近了切尔卡瑟一带，而第17集团军在清理完乌曼口袋后，也以一天30至40英里的速度向基辅推进。中央集团军群的古德里安装甲集群，正奉命准备自北向南绕到基辅背后，与克莱斯特会师后形成规模巨大的基辅包围圈。8月23日，这个包围圈的形状已约略显现，但方寸大乱的布琼尼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斯大林早就下令死守基辅，或许，与基辅共存亡是布琼尼彼时无为而治的真实原因。但无论如何，以他的能力和惊慌失措的表现无法避免基辅被围的命运。9月9日，古德里安加快了杀向基辅的步伐，他的先头就是莫德尔的第3装甲师。莫德尔在8月底先于整个装甲集群南下，虽然任务十分艰险（第3装甲师随时都可能成为第一个被围歼的德军师）。但到9月10日时，莫德尔的先头部队经过突袭夺取了苏拉河（Sula）畔的重镇罗姆尼（Romny）。罗姆尼以南还有两个同样位于苏拉河畔的重镇——洛赫维察和卢布尼，而德军侦察表明，数量庞大的苏军正从东面朝这三个城镇运动。莫德尔不顾部队的疲劳减员、装备锐减和补给困难，于12日组织了一个小战斗群（3辆坦克、8辆装甲车、1个反坦克连、6门火炮和一些摩托化步兵），从罗姆尼扑向南面的洛赫维察。³¹这个战斗群就是古德里安从北面合围基辅苏军的“主攻力量”。

北面的铁钳举起后，能否及时锁定包围圈就要看南面的克莱斯特了。克莱斯特将主攻任务交给了第48摩托化军；而善打硬仗的胡贝第16装甲师则不出意外地担任了攻击矛头；同时，第9装甲师在胡贝身后负责跟进支援。9月10日，胡贝在克列缅丘格附近的第聂伯河建立了桥头堡，但在准备过河前，苏军第38集团军在100余辆坦克的支援下发起了反击。虽然德军击退了对手，但与古德里安所部会师的作战被迫推迟了2日。12日，胡贝率部渡过了第聂伯河，苏军仅仅抵抗了半小时就迅速撤退了。当日下午，在克服了轻微的抵抗后，胡贝装甲师的先头坦克抵达塞缅诺夫卡（Semenovka）。尽管油料已显不足，但胡贝不愿停下来坐等，而是做出了一个既大胆又危险的战术决定——继续向北，直到坦克和装甲车耗光油料为止。到当天夜里，胡贝已在苏军后方向北推进了70公里。本应在第16装甲师身后跟进的第9装甲师，在抵近克列缅丘格桥头堡途中出现了延迟，直到12日夜也只有部分兵力越过了第聂伯河，使得远在北面的胡贝缺乏保护，真正地成了一支孤军。所幸，胡贝驻地的周边此时并没有机动能力足够强的苏军能对他构成重大威胁。当天渡河的德军还有第14摩托化军的第14装甲师，该部的任务是先向米尔哥罗德（Mirgorod）进军，而后帮助形成基辅包围圈更往东的一层包围环。

13日清晨，莫德尔的小战斗群夺取了洛赫维察和附近的苏拉河大桥。随着越来越多的苏军逼近洛赫维察并试图从此处逃出死亡陷阱，莫德尔把自己装甲团剩下的几辆坦克和若干步兵全都派去增援先头战斗群，还要求第2航空军提供空中支援，以减缓苏军扑向洛赫维察的势头。在莫德尔的小战斗群准备扼杀苏军突围的同时，第16装甲师也在当日加快了向卢布尼前进的脚步（12日深夜补充了油料）。此时胡贝的先头距莫德尔的小战斗群仅有40公里，似乎合拢南北双钳的目标就要实现了。不过，胡贝所部在卢布尼遭遇了顽强的抵抗，守军虽只有1支内务部队和1支高射炮部队及工人组成的民兵，但他们的意志力和战斗力还是给德军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他们从屋顶、地窖窗户和临时路障后面向对手射击，还舍生忘死地把瓶装汽油弹投向扑得很近的坦克。卢布尼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夜里，甚至到14日才结束。德军最高统帅部曾希望13日就能合拢包围圈，即使这一希望已无法实现，但随着克莱斯特的其他装甲师陆续向北运动，包围圈的合拢只是时间问题了。

15日，莫德尔手下第3摩托化步兵团的几名士兵，在洛赫维察外围与胡贝的第16搜索侦察营建立了联系，标志着基辅包围圈的正式形成。³²这是一个硕大的口袋，从第3和第16装甲师会师处至基辅足有200公里，包围圈方圆达2万平方公里，其大小相当于德国的萨克森或今日的斯洛文尼亚，苏军西南方面军几乎全部被围。包围圈清剿干净后，苏军损失了70万官兵和无数的物资装备，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战死，红军最有才干的军事家、第5集团军司令员波塔波夫（M. I. Potapov）也被俘虏。当然，昏聩的布琼尼在基辅陷落前还是被斯大林派来的飞机接走了，愤怒的斯大林虽未枪毙老友，但布琼尼此后再未担任过重要的前线指挥官职务。希特勒自然心情极为舒畅——是他的“军事天才”一手造就了“战争史上最大的围歼战”！他自信满满地展望着后续作战的顺利进行。同时，对将领们的建议和反对意见更加不屑一顾，身边近臣们崇拜的目光和颂词，更使他坚信自己内在的信念和直觉。

包围圈一旦合拢，也就意味着装甲师又有了新任务。步兵师接过第16装甲师的防线后，胡贝所部与装甲集群的其他部队一起开始沿铁路南下，目标是切断第聂伯河南段的苏军，进而向罗斯托夫推进。9月29日起，胡贝装甲师沿着新莫斯科夫斯克（Novo-Moskovsk）、卡缅诺瓦特卡（Kamenovatka）、塞米诺夫卡（Seminovka）和波洛吉等一线追击苏军。10月6日，即克莱斯特装甲集群升级为第1装甲集团军的当日，德军出现在苏军第9和第18集团军后方。数日后，克莱斯特与曼施坦因的第11集团军在切尔尼戈夫卡附近消灭了这两个集团军，又有10万苏军、200余辆坦克和近700门大炮被俘获。胡贝装甲师是这一史称“亚速海战役”中的主力之一，当他的手下发现了第18集团军司令员斯米尔诺夫（A. K. Smirnoff）中将的尸体时，他命令以全套军人荣誉礼葬这位英勇的对手。

胡贝第16装甲师东线作战路线示意团（1941年6月至12月）。

摄于1941年9月初，第16装甲师师长胡贝在战壕中。

摄于1941年秋，苏军的1辆KV-Ⅱ重型坦克挡住了推进中的第16装甲师的去路。

摄于1941年9月17日，胡贝（左）正向装甲团团长西肯纽斯中校颁发骑士勋章，右为胡贝的副官黑泽曼（Wolfgang Heessemann）少校（1944年11月任“大德意志”师装甲掷弹兵团团长，于1945年2月阵亡）。

胡贝手下的两员大将，右为施特拉赫维茨，左为西肯纽斯。图片摄于1941年9月17日，即西肯纽斯获颁骑士勋章当日。

1941年9月26日，基辅围歼战以德军完胜结束，苏军损失了70万余人和无数装备。图为一眼望不到头的战俘队伍。

基辅包围圈合拢后，清剿任务留给了步兵，装甲师又继续前进。图片摄于1941年9月中下旬，胡贝（左二）与西肯纽斯（左三）等指挥官在协商下一步作战计划。

拍摄时间不详，2辆德军Ⅳ号坦克正朝苏军阵地的方向开去。

摄于1941年10月，第16装甲师参与了围歼苏军第18集团军的作战，胡贝的属下在战场上找到了第18集团司令员斯米尔诺夫中将的尸体。胡贝下令以军人的荣誉安葬这位勇敢的对手。图为德军为斯米尔诺夫立起的墓碑。

亚速海边上的罗斯托夫是克莱斯特在1941年的最后一个目标。据称，克莱斯特并不想攻打罗斯托夫，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坚守这个战略要地——他的装甲师和摩托化部队的实力已经锐减，此地地形又十分困难，补给线也越来越长，而他6月时带来的运输车辆现在只有30％还能运转。此外，冬季已为时不远，而装甲集团军的左翼还没有足够的步兵保护。³³尽管如此，无人可以违逆元首的意思，克莱斯特还是于10月12日发起了全面攻势，并于16日攻克了重镇塔甘罗格。但就在次日，雨季降临了，泥泞季节的到来使得德军的推进显著地慢了下来。胡贝装甲师此时已改隶于第14摩托化军（该军还包括党卫军“维京”师和第14装甲师），于20日沿着塔甘罗格至斯大林诺的方向继续进军，第2装甲团和第64摩托化步兵团在米乌斯河附近的乌斯片斯卡亚建立了桥头堡。随后6天里，第16装甲师一直都在这里休整和修理坦克，由于短缺油料，只能进行一些小规模作战。11月5日，第14摩托化军以第16装甲师为先头向南运动，夺取了索科洛夫斯基（Sokolovsky）后向南推进了整整40公里。这时，刺骨的寒风和无尽的豪雨笼罩着整个战场，德军各部的运动都变得至为困难，苏军的抵抗也更加顽强，这些因素使克莱斯特的罗斯托夫攻势几乎完全停滞。

摄于1941年秋东线的奥卡河附近，1辆德军马车正在泥泞中挣扎。胡贝装甲师所在的亚速海沿岸战场的情形与此也约略相仿。

摄于1941年冬，在一条雪地补给道路上，马拉雪橇正往前线转运物资，马车旁边可能是返回后方进行大修的突击炮。

摄于1941年冬，从罗斯托夫向米乌斯河防线后撤的第16装甲师一部。

胡贝在办公室里的工作照，拍摄时间不详，但从其佩戴的骑士勋章来判断，这张照片应摄于1942年前。

11月17日，当霜降大地、地面板结时，第1装甲集团军又向罗斯托夫发起了进攻。就在同日，苏军第37集团军与重建的第9和第18集团军向罗斯托夫北面50英里的第14摩托化军发起了反击，仅第16装甲师的前沿就出现了多达10个师的苏军，但胡贝装甲师与“维京师”、第1山地师等还是阻止了对手的突破。与此同时，第3摩托化军的“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第13装甲师继续向罗斯托夫杀去，并于20日攻占了这座城市。

罗斯托夫是一座有50万人口的大城市，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通往高加索产油区、中东和伊朗的要道。苏军大本营不可能坐视德军攫取这座城池，并把它作为来年攻势的跳板。苏军南方面军立刻奉命发起了夺回罗斯托夫—塔甘罗格，消灭第1装甲集团军的反击战，占据罗斯托夫的第3摩托化军很快遭到南北两面苏军的夹攻，罗斯托夫以北的第14摩托化军也被苏军3个集团军挤压着朝图斯洛夫河方向撤去。11月28日，克莱斯特命令第3摩托化军撤离罗斯托夫。2天后，所部继续撤往米乌斯河一线。12月2日，苏军越过了图斯洛夫河，担任后卫的第16装甲师经过两整天的激战挡住了对手。确保物资和重武器均已运过米乌斯河后，胡贝率部于5日夜间撤到米乌斯河西岸。克莱斯特成为开战161天以来首位遭受重大挫败的高级将领，尽管这绝非他本人或德军的最后一次受挫。

胡贝装甲师在马特韦耶夫库尔干（Matveyev Kurgan）地区的米乌斯河防线与苏军对峙了一段时间，随着战场被严寒和积雪完全笼罩，双方都暂停了作战行动。第16装甲师迎来了久违的休整，坦克和新兵陆续抵达斯大林诺—梅克耶夫卡的补给基地。随着1942年的临近，胡贝和第16装甲师告别了曾经辉煌，但以惨淡收尾的1941年。

兵临城下：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出色的德军将领

1942年1月16日，胡贝成为第62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并于4月1日晋为中将。随着春天的到来，蛰伏数月的东线德军似乎又恢复了战斗力和士气。在1942年1月的冬季大反攻中，苏军在伊久姆地区突破了德军防线后，在向西的推进中形成了一个宽约60英里、纵深也约达60英里的突出部。突出部根部的中央是北顿涅茨河畔的工业城市伊久姆，德军则扼守着突出部南北两面的“肩部”——斯拉夫扬斯克和巴拉克列亚。德军统帅部在筹划1942年夏针对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蓝色作战”时，决定先拔除两根“芒刺”——克里木半岛和伊久姆突出部。剪除伊久姆突出部的作战计划于5月17日发起，由第6集团军从巴拉克列亚向南进攻，克莱斯特统领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则从斯拉夫扬斯克向北推进，两路德军在伊久姆附近会合后，将突出部内的苏军一举围歼。

德军进行筹划准备的同时，苏军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巴格拉米扬将军也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伊久姆突出部，他们准备以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围歼哈尔科夫周边的德军。5月12日，苏军抢先发起了史称“哈尔科夫攻势”的进攻，“风暴般的炮火准备、遮天蔽日的轰炸机机群、成百上千的T-34”给准备明显不足的德军造成了极大恐慌。14日，铁木辛哥大军继续向西突进，其先头距哈尔科夫本身甚至不足10英里，到15日时已形成南北夹击哈尔科夫的态势。就在危急时刻，德军17日按计划发起了“弗里德里希”作战，克莱斯特在伊久姆突出部的南面肩部斯拉夫扬斯克率先反击。克莱斯特投入了3个军，左翼是担任突击矛头的第3摩托化军，右翼为第52军，中间则是第44军的3个步兵师和第97轻步兵师，胡贝的第16装甲师也被编入第44军序列。³⁴

面对克莱斯特的苏军第9集团军，就像5天前遭受铁木辛哥重击时的德军一样惊慌失措。胡贝率领装甲战斗群沿着顿涅茨河岸向北进攻，一路势如破竹，但相对于第3摩托化军的第14装甲师而言，胡贝的进展还略逊一筹——第14装甲师于17日就撕开了苏军防线，当日晚上抵达了巴尔文科沃。5月20日，随着第14装甲师继续向北推进，突出部的根部只剩下12英里宽，顿涅茨河沿岸的多座渡桥也被第16装甲师和跟进的步兵逐一夺取，正远在西面作战的苏军如果不及时回撤，将面临着被包围的命运。22日，保卢斯第6集团军在哈尔科夫的形势稳定下来后，派第51军的第3和第23装甲师向南杀出，当日即与第14装甲师会师于巴拉克列亚的西南，伊久姆以西的所有苏军于是都被关进了所谓的“巴尔文科沃老鼠笼”。被围苏军经过1星期血战后于5月28日放弃了挣扎，至少24万人、1200辆坦克和2600门大炮被德军俘获。³⁵仅胡贝装甲师就俘获了3万余苏军，摧毁了69辆坦克和224辆各种车辆。³⁶

第62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胡贝（1942年1月16日获颁）。

摄于1942年5月25日的“弗里德里希”作战期间，胡贝（左）正与首席参谋军官穆勒中校（Dietrich von Mueller）讨论作战计划。

摄于1942年2月，胡贝与手下的军官们在开完会后留影。图中正中面对镜头者为胡贝，他左边身着装甲兵制服的是西肯纽斯，右四似为施特拉赫维茨。

哈尔科夫胜利后，希特勒和参谋总长哈尔德决定在发起“蓝色作战”前，再发动两次小规模作战，以尽可能多地消灭顿涅茨河周边的苏军。首先是6月10日发起的“威廉（Wilhelm）作战”，目标是围歼沃尔昌斯克（Volchansk）附近的苏军第28集团军。为此，德军第8军将由北向南推进，并与向北进攻的第3摩托化军会合于布尔卢克（Burluk）河。此时已隶属第3摩托化军的第16装甲师被指定为突击矛头，第14、第22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随后跟进，步兵师负责保护侧翼。胡贝率部迅速楔入了布尔卢克河沿岸的苏军后方，2日后与南下的第8军会合，虽然第28集团军的多数兵力溜出了包围圈，但还是有21000名苏军被俘。第16装甲师扮演主角的下一战役是6月22日发起的“弗里德里希Ⅱ作战”。当时，在奥斯科尔（Oskol）河前方布防的苏军第38集团军据守着北起库皮扬斯克（Kupyansk）、南至伊久姆的小突出部，拔除这个突出部就是“弗里德里希Ⅱ作战”的目标。居北的第3摩托化军和南面的第44军将以钳形攻势围歼对手。³⁷22日战斗打响时，胡贝装甲师再次充任进攻矛头，征服了多处雷场和数条反坦克堑壕后，于24日夺取了库皮扬斯克，稍后与第44军的先头部队会合。2日后，奥斯科尔河西岸被完全肃清，13000余名苏军被俘。第16装甲师在两次战役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自身伤亡很少。

6月27日，胡贝装甲师回到斯大林诺—梅克耶夫卡的补给基地进行休整和补充装备。次日，德军打响了夏季攻势，胡贝装甲师并未立即参战，一直休整到7月7日，才作为第14装甲军（这时德军的摩托化军全部改称为装甲军）的一部分加入保卢斯第6集团军的作战序列。维特斯海姆将军的第14装甲军是保卢斯的北翼箭头，除第16装甲师外还包括第3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这些部队沿着顿河南岸进军；南翼的第24装甲军和第51军则朝着顿河与奇尔河的交汇处推进。居于德军两支箭头中间的，是在顿河西面河曲地带防御的苏军第64和第62集团军，他们占据着一个北起卡拉奇、南至下奇尔斯卡亚（Nizhne Chirskaya）的大型桥头堡。由于卡拉奇的顿河渡口控制着从西面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铁路和公路，德军高层决定以第14和第24装甲军为主力展开钳形攻势，摧毁卡拉奇顿河渡口的桥头堡，同时消灭顿河西岸的全部苏军。

第6集团军推进的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对手的抵抗，而是油料的补给时常短缺且跟不上摩托化部队的步伐。7月24日，保卢斯北翼的第14装甲军发起了进攻，当日取得了完全成功，到次日晚时已逼近卡拉奇西北附近。第24装甲军的南翼攻势不尽人意，一开始就被阻挡在奇尔河南岸。不过，从26日起，第16装甲师与装甲军的其他部队，都因油料耗尽和苏军的顽强抵抗而停顿下来。此后10天里，卡拉奇周边爆发了一场几乎被后人遗忘的“卡拉奇坦克战”，苏军除第62和第64集团军外，还投入了第1和第4坦克集团军的上千辆坦克。26和27日两天，苏军第1坦克集团军在空军的支援下向几乎失去机动能力的第14装甲军发起了反击，维特斯海姆的部队用尽了几乎每滴汽油才勉强挡住了对手。胶着的局面一直持续到8月7日，保卢斯的装甲部队当天终于得到了油料，北翼先头第16装甲师以顿河保护自己的左翼，朝着南面的卡拉奇推进，南翼的第24装甲军也以顿河保护自己的右翼，从奇尔河北岸的出发阵地同步扑向卡拉奇。为防止苏军撤过顿河，德军俯冲轰炸机和对地攻击联队几乎摧毁了河上的所有渡桥。8日清晨，南翼德军在前进了约20英里后与胡贝装甲师在卡拉奇附近会合，苏军第62集团军和第1坦克集团军大部被包围在顿河河曲。到11日战事结束时，德军在包围圈内俘获了35000人、270辆坦克和560门大炮。整个顿河河曲地带的作战中，德军俘虏了57000人，摧毁或缴获了1000辆坦克和750门大炮。³⁸胡贝的第2装甲团据称在两天中击毁了270辆以上的苏军坦克，³⁹其中1辆是该团在东线击毁的第1000辆坦克（5倍于自身的实力）。⁴⁰

摄于1942年7月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途中，胡贝装甲师借助烟雾的掩护攻击苏军的反坦克阵地。

摄于1942年8月7日的“卡拉奇坦克战”期间，第16装甲师的坦克编队正向苏军位于别列索夫斯基（Beresovski）的坦克集结地进攻。

摄于1942年8月，正向伏尔加河畔全力冲去的德军Ⅲ号坦克。

摄于1942年8月末，德军轰炸后的斯大林格勒城冒起的浓烟。

摄于1942年8月，第16装甲师跨越顿河的情形。图中的37毫米反坦克炮（最前面的似为50毫米反坦克炮）属于第16反坦克营。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可能摄于1942年8月第16装甲师向伏尔加河挺进的途中。图中手持望远镜者是第4航空队指挥官里希特霍芬上将，装甲指挥车上戴眼镜的是胡贝。

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的运动方向和苏军的反攻方向示意图（1942年夏）。

8月23日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夏日，坐在装甲指挥车上的胡贝指挥部队穿行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陆桥上。虽然烈日晒红了脸庞，但胡贝的情绪很好，他的装甲师作为第14装甲军的矛头，正有望成为最接近斯大林格勒的部队。自清晨起，第8和第4航空军的多个联队就在装甲师进军路线的前方轰炸和攻击着每处苏军阵地，第2装甲团的坦克卷起的隆隆烟尘遮住了前方的视线。下午4时，胡贝已在望远镜里看到了斯大林格勒北郊的巨大身影。逼近北郊时，胡贝装甲师风暴一般席卷了沿途的30余处炮兵阵地，但当天夜里，坦克和装甲车几乎耗尽了油料，好像病鲨一般在伏尔加河畔搁浅了。就在当夜，德军进行了1941年6月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空袭——600架轰炸机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毁灭性轰炸，似乎在向斯大林格勒和全世界宣告，德国军队已经兵临城下。

第16装甲师快速进抵斯大林格勒北郊固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战绩，但绝非毫无危险。胡贝在观察着斯大林格勒被熊熊大火映红的天空时，也不由得担心自己的处境——他目下所在的位置并不利于防御，身后大约20公里处是苦苦追赶自己的第3摩托化步兵师，又隔十几公里才是第60摩托化步兵师。这3个师与第6集团军的主体已经隔开，它们就像充满敌意的海洋里孤零零的三个小岛一样，除非连成一体并与集团军主力建立联系，否则各部都极易受到分割打击。事实上，胡贝装甲师次日即遭到苏军第62集团军和大批民兵的围攻。尽管遭受了狂轰滥炸，但决心复仇的红军与斯大林格勒的工人和居民，决不允许德军坦克开进最北边的瑞诺克（Rynok），更不容许胡贝染指斯巴达克夫卡（Spartakovka）工业区。胡贝预计到所处形势的险恶，把部队部署成刺猬般的环形防御体系，居于中央的炮兵负责360度掩护全师。⁴¹8月25日清晨，当斯大林格勒巨大的城廓浮现于天际时，胡贝装甲师遭到了苏军轰炸机的轰炸，伏尔加河对岸的苏军重炮也向他倾泻着愤怒的炮火。而他发起的进攻竟然被装备简陋、临时拼凑起来的防御者打退，战场上还出现了刚开下生产线、甚至未及喷漆的苏军重型坦克。局势的变化令胡贝心烦意乱，他致电集团军总部询问跟进步兵的位置，要求立即补给弹药的油料。空军25日向第16装甲师空投了补给，但多数都落在了苏军一侧。胡贝虽然生气，但在下属面前表现得还很镇定，甚至在作战间隙还小睡了一会儿！面对被围歼的真实危险，胡贝告诉军官们：“鉴于弹药和油料基本告罄，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向西突围。我绝对拒绝打一场会使部队被消灭且毫无意义的战斗。因此，我命令部队准备向西突围。我个人将负全责，而且会在适当的时候证明命令的正当性。先生们，我现在解除你们效忠誓言的约束，你们可以选择是率部参加突围，还是将指挥权交给愿意且准备参加突围作战的军官。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无法守住任何阵地……”⁴²

8月26日注定是第14装甲军军长维特斯海姆倍感烦恼的一天。苏军在装甲军北翼发起的有力反击撕开了其防线的一段，已做好向西突围准备的胡贝也在不停地向他索要补给增援。这些都令他烦恼不已，于是他致电保卢斯要求撤离伏尔加河。保卢斯一口回绝，同时命令第51军和第8军尽快填补与第14装甲军之间的缺口，并立即向胡贝装甲师调运物资。⁴³在保卢斯的直接干预下，最近的第3摩托化步兵师组织了一个战斗群，冲杀着赶到胡贝的位置，带来了10辆坦克及装满250辆卡车的弹药油料与食物。这些增援补给如甘霖般立刻恢复了胡贝的信心，同时，由于希特勒严令不得西撤，胡贝于是继续在瑞诺克苦战。面对每天500人的减员以及频繁的弹药告罄，别无选择的胡贝终于在8月31日放弃了瑞诺克，北撤2公里后建立了一条新防线。虽然第14装甲军最终打退了苏军反攻，并在伏尔加河站稳了脚跟，但有后人评价说，胡贝8月31日的撤退实际上葬送了夺取斯大林格勒的最佳机会——当苏军最高统帅部获悉胡贝装甲师已在23日晚上抵达伏尔加河畔时，斯大林的反应绝对不止是震惊——他指令斯大林格勒北面的部队不惜任何代价挡住对手，同时调动大量预备队和坦克部队赶来加强防御。但部队的调动和就位都需要时间，而胡贝的北撤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当面苏军的压力，为苏军预备队的到来“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如果德军能在8月的最后1周为第16装甲师及时解围并给予有力增援，那么保卢斯在苏军援兵到达之前拿下斯大林格勒，可能并非天方夜谭。

摄于1942年8月末，胡贝设在山沟里的前线指挥部。图中的车辆均做了相应的伪装。

摄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一个德军士兵把守着一处机枪阵地，居高临下地控制着所谓的“奥尔洛夫卡（Orlovka）峡谷”。

摄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德军士兵正在等待进攻信号，背景是1辆Ⅳ号坦克。

9月14日，第14装甲军军长维特斯海姆被解职——之前，他先是要求从斯大林格勒北面撤出，而后又建议第6集团军就地转入防御，还曾指责上级使用装甲部队的方式不当，甚至批评过希特勒干预前线战术，这些“新仇旧恨”促使元首命令保卢斯解除维特斯海姆的职务。蹊跷的是，接任军长的竟是胡贝——希特勒不是不知道他在8月最后一周下达过撤退令，也了解他赞同维特斯海姆对上级和大本营的批评，但或许是出于多年积累下来的信任与赏识，希特勒不仅任命胡贝担任第14装甲军军长，还于10月1日晋升他为装甲兵将军，这时距他晋升中将才刚刚6个月。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烈程度在二战中恐无出其右者，看过老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人一定会对电影中描绘的血腥场景震撼不已。而另一部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则借助苏德双方狙击手的角力故事深刻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性。斯大林格勒城北拖拉机厂的激战早已为人熟知，直接在此对垒的就是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与胡贝的第14装甲军和塞德利茨（Walther von Seydlitz）的第51军。胡贝装甲军的主力自然还是第16装甲师，他交给新师长安格恩（Guenther Angern）中将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摧毁斯巴达克夫卡和瑞诺克的苏军防线，肃清莫克雷亚梅切特卡（Mokraia Mechetka）河北岸的所有苏军。⁴⁴10月15日，拖拉机厂及其周边阵地终于落入胡贝之手，而第14装甲军在伏尔加河东岸苏军的猛烈炮击下伤亡也极为惨重。保卢斯忠实地执行着希特勒的各项命令。到11月初时，苏军还占据着仅存的几个堡垒，崔可夫集团军余部也被逼入市内，城市的90％基本上都在德军控制下。但是，第6集团军也已是强弩之末——第16装甲师就只剩下4000名德军（其余的是所谓的“俄罗斯志愿者”），各部都精疲力竭，而且弹药油料紧缺。

摄于1942年9月15日，升任第14装甲军军长的胡贝向第16装甲师告别。图中右侧的军官是第16摩托化步兵旅旅长阿伦斯托尔夫（Hans-Adolf von Arenstorff）上校（11月担任了第60摩托化步兵师师长，后在斯大林格勒被俘）。

摄于1942年9月15日胡贝向第16装甲师告别时。左为第64摩托化步兵团团长克鲁姆本（Paul-Heinz Krumpen）上校。

摄于1942年9月15日胡贝向第16装甲师告别时。图中正中是胡贝，右一为阿伦斯托尔夫上校，左为首席参谋军官穆勒中校。

摄于1942年9月15日，胡贝与第16装甲工兵营营长施特雷尔克（Ernst-Guenther Strehlke）少校道别。

接替胡贝出任第16装甲师师长的安格恩将军，他于1943年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自杀身亡。

11月19日，在80分钟炮火准备完成后，苏军第5坦克集团军和第4坦克军向斯大林格勒北面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发起了进攻，罗军防线瞬间瓦解，苏军坦克迅猛地朝卡拉奇顿河渡口扑去，大量骑兵和步兵则紧随坦克冲锋陷阵。保卢斯没有及时地把第16和第24装甲师派至北翼堵住潮水般的苏军（当时胡贝装甲军仍在城内巷战），而是派徒有装甲军虚名、实际没剩几辆坦克的第48装甲军前去堵漏，可以说是保卢斯在被完全包围前犯下的大错之一。19日晚上，B集团军群命令保卢斯终止城内的所有进攻，把装甲师和机械化部队全部撤到左翼的顿河西面，由胡贝第14装甲军统一指挥和准备发起反击。⁴⁵20日，苏军反攻的另一只铁钳向南面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砸去，这条防线很快也被突破，苏军第13机械化军开始向保卢斯的背后穿插。2天后，苏军的南北双钳在卡拉奇顿河渡口合拢，初步完成了对第6集团军的合围——20多万德军及仆从国军队被围在东西宽30英里、南北长25英里的口袋中。但这时的包围圈远未扎紧，德军士气仍然旺盛，胡贝的几个装甲师仍有相当的战斗力和机动能力，如果保卢斯及时下令突围，那么局面尚有可为。事实上，22日当天，第51军军长塞德利茨就在保卢斯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把被围的几个军的军长请来讨论局势，包括胡贝在内的5位军长都同意集中力量突围，他们还计划于25日发动突围攻势。⁴⁶但是，希特勒禁止一切突围，他要把斯大林格勒变成一座深深楔在苏联腹地的堡垒和钉子。他还声称：“如有必要，第6集团军将在斯大林格勒固守整个冬天，我会借一场春季攻势解救他们。”

12月初，胡贝的3个装甲师在与对手的厮杀中，仅存的140辆坦克又损失了一半，也只剩下很少的弹药油料，使保卢斯的任何突围想法都变得不再实际。尽管空军竭力空运物资、食品和弹药，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运输机，也无力抗衡苏军战斗机部队，再加上经常恶劣的天气，被围德军始终得不到充足的补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坦因绞尽脑汁地设想出高超的救援计划，并几近完美地付诸实施，但苏军于12月10日发起的奇尔河反攻又迫使曼施坦因分兵迎敌，救援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就仅剩下第4装甲集团军的两个半装甲师。苏军多个坦克军试图阻止德军救援兵团的推进，但经过一路苦战，德军还是进抵到距斯大林格勒不足50公里处。曼施坦因这时命令保卢斯率部突围，但后者似乎已抱赴死决心，拒绝从命。曼施坦因一直等到第4装甲集团军也面临被围的最后一刻，才宣布取消救援，第6集团军的命运最后锁定了。

但是，保卢斯的消极态度激怒了手下的军师长们，他们无人愿意坐以待毙。胡贝早就规劝保卢斯自行撤退，在援兵距他们只有几十公里时，胡贝已做好了率其装甲军担任突围先锋的准备。当第4装甲集团军苦苦等候保卢斯突围的时候，塞德利茨甚至下令炸毁了第51军所有不便携带的重武器装备。军师长们一致推举胡贝面见希特勒汇报前线情况。当时，胡贝于12月21日已被授予第22枚双剑骑士勋章，希特勒正准备将他召来授勋并了解情况。军事历史学家海沃德（Joel S. L. Hayward）曾这样写道：“元首想从一名有身份的陆军将领那里获取不带任何偏见的实情，他特别想听一听第14装甲军军长、装甲兵将军胡贝的意见。新年到来前，希特勒派其私人飞行员鲍尔飞到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把胡贝带回来。希特勒一直以来都十分尊重这位独臂将军，12月29日再次对他的清醒头脑和坦诚率直留下了深刻印象。”⁴⁷

胡贝在狼穴大本营领受了双剑骑士勋章，也向希特勒详细介绍了局势和被围各部的状况，尤其是部队的补给困难。希特勒表现得很有理智和耐心，当他听说包围圈内的肉类补给不足应付整个1月时，立即令人找来军需部长瓦格纳，命令他将极地探险队专用的压缩食品提供给第6集团军。⁴⁸希特勒对第6集团军被围的每支部队都有了解，而且对一些细节的掌握程度令胡贝无比惊讶。当胡贝请求批准突围时，希特勒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元首告诉他，陆军总部正在筹划一场从西面发起的新救援攻势；空运也将因大范围重组而变得更有效率；一旦精锐的党卫军装甲师从法国调到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德军就将于2月下旬获得解救。希特勒也指出，所有这些承诺的先决条件是稳定南方战场的局面，并将A集团军群从高加索撤出，“只要第6集团军能在斯大林格勒坚守，失败还是能够转化成一场大胜的”。希特勒的蛊惑力似乎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当胡贝1月8日出现在曼施坦因面前时，后者觉得胡贝在这次行程后似乎恢复了信心。他在战后曾写道：“不知道希特勒本人展示出来的信心对胡贝的影响到底有多深。”⁴⁹胡贝报告说已将详情做了如实汇报，曼施坦因则在战后的回忆录中称自己其实早就汇报过，只不过希特勒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加以佐证罢了。曼施坦因对希特勒禁止突围毫不惊讶，倒是赶来迎接胡贝的保卢斯和将领们个个难掩失落，最高统帅部的乐观情绪与前线将领的低落士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摄于1942年底，左一为苏军第65集团军司令员巴托夫（P. I. Batov）上将。他的集团军隶属于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在斯大林格勒反击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图中前排中为苏军第62集团军司令员崔可夫。他的第62集团军堪称斯大林格勒城内战斗的中流砥柱，后被改称为第8近卫集团军。

摄于1943年1月，保卢斯上将（前右）在第16装甲师视察时遭遇空袭，他正在师指挥部外仰视天空，右后方是第16装甲师师长安格恩。

摄于1942年12月末，苏军战士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堑壕中作战。

胡贝回到包围圈后很快发现自己装甲军的局势糟糕透顶，一度乐观的情绪也被现实击得粉粹，尤其是当他看到允诺的增援迟迟不见踪影，空投补给越来越少，士气跌入冰点，大批士兵冻毙，更多的官兵衣衫褴褛和忍饥挨饿时，他对柏林的期望彻底消失了。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和官兵们同生共死。斯大林格勒战役前，当胡贝获知自己担任少尉的儿子已在东线战死时，虽然心在流血，但一言不发，只是沉痛地走到战士们中间与他们一起战斗，是战士们关切的眼神和忠诚抚平了他心中的创伤。现在，是他与战士们一起战斗和面对死亡的时候了。

就在胡贝抱定必死决心的时候，一段意想不到的传奇发生了。据说，希特勒在1月16日电令曼施坦因和保卢斯，称调胡贝回柏林另有任用。然而，胡贝回电称自己已决定留下——是他带领战士们走进的包围圈，他将要么与部下一起突围，要么一同赴死。胡贝的抗命惹火了希特勒。18日，1架运输机在包围圈内的古姆莱克（Gumrak）机场降落，飞机上走下四个神秘人物。他们是希特勒身边的党卫军军官，要求保卢斯把胡贝等几位名单上的军官召来。当胡贝等到来后，党卫军军官们突然拔出手枪，同时言简意赅地说他们奉命将胡贝及几位参谋带回大本营，命令必须立即执行，否则格杀勿论。胡贝长叹一声，离开了保卢斯的司令部后赶往机场。⁵⁰

这段真假莫辩的故事自然增加了笼罩在胡贝身上的神秘色彩，但它可能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军事历史学家海沃德的解读可能更为可信：1月中旬，保卢斯曾多次抱怨空军飞行员不敢在古姆莱克机场进行夜间起降，造成包围圈内的物资补给远远不敷所需，而全面负责空运的米尔希元帅为向希特勒、曼施坦因和保卢斯证明空军正在竭尽全力，特令6架He-111轰炸机和1架Fw-200运输机在18日夜间降落在古姆莱克机场。除运来6吨宝贵的物资外，返航时其中的1架He-111带走了胡贝和他的几位参谋——鉴于陆军和空军将领对空运状况的汇报相互矛盾，希特勒又想从他信赖的胡贝那里了解真实的情况。⁵¹

无论如何，胡贝见到元首后立即详细汇报了包围圈1月9日以来显著恶化的局面。他再次恳请批准突围，但又一次被明确拒绝。胡贝还不死心，声称第6集团军被围这样的事件对元首的声誉会造成很大伤害，因而建议元首把指挥权移交给前线将领。希特勒立即疑心他受到了曼施坦因的教唆或至少是暗示，“曼施坦因想当东线总司令”这样的猜疑开始在他心中生根。事实上，曼施坦因确曾在1月22日致函参谋总长蔡茨勒，请他敦促希特勒不必事必躬亲，也不必将政治领袖、军事首脑和前线指挥官的角色集于一身，希望能多给将军们一些信任，并能接受一位顾问或由参谋总长来负责所有战场的作战事宜。⁵²希特勒对胡贝的建议装聋作哑，不置一词。当这些请求都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时，胡贝向希特勒抱怨说：“……空运彻底失败了，必须有人为此负责。为什么您不枪毙几个空军将领，而总是将陆军将领治罪呢？”胡贝当然清楚没有陆军将领因为胆怯或无能而被枪毙，他的真实意图是指出戈林和空军将领必须为空运失败负责。希特勒对戈林及其助手们一直在掩饰失败的作为现在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但又不便当着胡贝的面承认斯大林格勒命运的终结，只好故作镇静地回答道：“我知道你在斯大林格勒的处境不好，但事情很快会好起来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失望的胡贝随即请求批准他立即飞回包围圈，结果这一要求惹火了希特勒，他命令胡贝担任米尔希的助手，带出来的几位参谋也都担任特别联络官，负责协调向包围圈内运送物资补给。胡贝被这一命令弄得哭笑不得，连曼施坦因战后都曾说：“胡贝也无能为力，因为空运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天气欠佳和飞机不够，并非什么组织上的缺陷。”⁵³

希特勒非常重视胡贝反映的情况，坐卧不安的他立即把胡贝的评论反馈给戈林，后者非常恼火，但也无计可施，只得比以往更频繁地出席最高作战会议（以挽回颜面和在元首眼中的地位），同时向米尔希和里希特霍芬等前线将领发去无数封施压电报。胡贝返回前线后并未回到包围圈内，而是协助米尔希继续空运物资。胡贝连得罪戈林都不畏惧，在米尔希面前更是直言不讳。他向这位空军元帅抱怨说，元首的印象是空军已经竭尽全力，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多数降落在古姆莱克的飞机都没有满载，而且还运来了一些部队无法使用的补给。米尔希试图为飞行员辩护一番，声称严寒损害了发动机、能见度低下、机场缺乏夜间照明设施等等。胡贝闻言立即打断了他的辩词，声称不是照明设施匮乏，而是飞行员因缺乏责任心而拒绝夜间起降。胡贝最后说道：“第6集团军已经虚弱不堪了，作战部队每人每日只能得到200克面包，后勤人员则只有100克。弹药的情况更是灾难，炮兵们不能再向敌军阵地打炮，他们只能在敌军进攻时开炮。俄国飞机想飞多低就飞多低。”⁵⁴胡贝的直率和尖锐使米尔希无言以对，也促使后者迅速改进空运中存在的诸多弊端。胡贝对米尔希的效率和能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在包围圈覆灭后的3月15日提交的报告中，曾赞赏过这位号称“天才管理者”的元帅：“如果能把米尔希元帅早点派来，他和他的参谋们将能对斯大林格勒堡垒的空运产生决定性影响。他的那些举措最初需要10到14天时间才能完全发挥作用。如果元帅从包围圈形成当日（1942年11月23日）就开始负责，那么到12月中旬时这些措辞的效果就会完全体现出来。如果能够维持空运，德军就能在斯大林格勒堡垒坚守许多个月。”⁵⁵

第6集团军的覆灭命运已经无法逆转了。就在保卢斯投降前的最后日子，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收到了他的亲戚贝尔（Winrich Behr）发自斯大林格勒的一封信，后者描述了包围圈内的状况和高级将领们的表现。贝尔在保卢斯的名字旁打了个大问号，在塞德利茨和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名字边上注明“该枪毙”，而在胡贝的名字下却写着“好样的”。贝洛将信交给了希特勒，元首阅后感慨不已，在作战会议上还对参谋总长蔡茨勒说，虽然胡贝留在包围圈内对部队大有好处，但他在别的战场仍将有大用，这封信也进一步证实了他命令空军将胡贝撤出的决策“多么英明”。⁵⁶

2月3日，胡贝陪同米尔希一起飞往元首大本营，当他们在夜里抵达后，希特勒出人意料地让米尔希等候，却立即接见了胡贝——足见胡贝在元首心目中的份量依然很重。希特勒先是好言抚慰了一番，声言斯大林格勒的灾难由他个人负责，然后重点向胡贝询问了米尔希到任后是否显著改进了空运。胡贝详细描述了米尔希的努力和作为，称这位元帅做到了权限范围内的一切，甚至做得更多。他还说“如果米尔希能早2个星期到达前线，空军可能会维持住第6集团军的生存”。希特勒则后悔地称这是他自己的“判断失误”。

胡贝的几位老部下中，西肯纽斯在1月中旬身负重伤后被运回本土治疗；施特拉赫维茨早在1942年10月负伤后即离开了包围圈；第16装甲师师长安格恩中将宁死不降，于2月2日饮弹自杀。第16装甲师余部同日向苏军投降，第14装甲军也随着第6集团军一起烟消云散了。

西西里岛大撤退：“德军的敦刻尔克”

斯大林格勒崩溃后，胡贝开始在乌克兰重建第14装甲军，稍后来到法国接收军属单位。当时，第16装甲师正在法国马耶讷（Mayenne）重建，伤愈归队的西肯纽斯于3月5日就任师长，该师以幸存的东线老兵为基础，接收了第890掷弹兵团和第7集团军的若干部队，补充了大批“俄罗斯志愿者”，新的坦克、大炮和半履带车等装备也陆续运达。

摄于1943年2月，第6集团军被俘的将校们，左一和左二分别为第295步兵师师长克费斯（Otto Korfes）少将和首席参谋军官迪瑟尔（Gerhard Dissel）上校，左三为第4军军长普雷费尔（Max Preffer）将军，左四是第51军军长塞德利茨，余者不详。

摄于1943年3月1日，正在接受苏军讯问的保卢斯元帅。

希特勒的盟友意大利在二战中的表现可谓惨淡，曾有盟军高级将领开玩笑说，如果说对德作战可在6个月内结束，那么对付德意联军也许只要3个月就够了。此言虽然夸张，但对意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调侃和轻蔑尽在其中。希特勒对盟友的战斗力心知肚明，他也估计到，一旦墨索里尼政权垮台，意大利就有可能倒向盟军。在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德尔的支持下，希特勒命令已从突尼斯抽身的隆美尔筹建下辖14个师的B集团军群，准备在必要时占领意大利北部。奇怪的是，这个计划是背着南线总司令凯塞林进行的，当然后者通过渠道还是获悉了该计划的内容。凯塞林头脑清楚，手腕灵活，他只是不动声色地与意方周旋，商谈继续增派德军进驻意大利的事宜。5月22日，在充分顾及意大利人自尊的情况下，他成功说服了意军接受胡贝的第14装甲军进驻，此外意方也同意再接受5个德国师的援助。

5月23日，胡贝在前往意大利的途中顺访第16装甲师，参加了纪念三年前的斯托讷之战的活动。西肯纽斯盛情款待了老师长，借机提出回归第14装甲军建制的请求。胡贝满口答应，作为元首信任和尊敬的将领，他提出的请求很快获得批准。25日，齐装满员的第16装甲师开始向意大利北部调动，6月初抵达锡耶纳（Siena）一带。

意大利的形状在地图上颇似一只靴子，而距本土仅2英里的西西里岛，就像是靴子脚趾部位旁的一只撒了气的足球。西西里岛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军事征服史，无论是古希腊人、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还是罗马人、诺曼人和西班牙人，都曾在这座炎热又充满敌意的火山岛上留下过血腥的足迹。在1943年7月的炎炎烈日下，英美盟军又将在这里展开到此刻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登陆战。盟军登陆西西里岛的战役代号为“爱斯基摩人行动”（Operation Husky），以夺取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本土和迫使意国退出轴心国为目标。盟军计划投入9个师，包括蒙哥马利第8集团军的115000名英军和巴顿第7集团军的66000名美军；另外，约有3200艘舰只在4000架战机的支援下展开登陆作战。⁵⁷驻岛德军起初只有“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等约3万人，后来又增援了第29装甲掷弹兵师和第1伞兵师。意军可能多达315000人（也有一说是只有20万人），统归意军第6集团军指挥，还有相当数量的飞机和战舰。纸面上看起来西西里岛守军的兵力相当雄厚，但意军不仅装备差，训练水平也很低下，士气更是低落。研究西西里岛战史的美军少校巴恩哈特（Barton V. Barnhart）曾指出：“……对意军士兵来说，防御西西里就意味着捍卫法西斯，而他们很少有人真愿意这么做。他们相信‘正确的’一方是盟军，而不是法西斯或者德国那一方，他们甚至把进攻自己的敌人视为朋友，因此有意寻找停止射击的最佳时机。不过，由于盟友德国人和同胞中的一小部分法西斯分子坚持战斗，所以多数意军还是挣扎了一小段时间。他们认为西西里岛早已无可救药，所以觉得为一个自己并不相信的原因去苦战或死去，实在是荒唐。大多数意军在战斗中不是简单地弃守阵地或躲起来，就是任由盟军俘虏自己。”⁵⁸曾有美军老兵在回忆录里称从未见过像意大利那样的军队，“当了俘虏却兴高采烈地连唱带跳还拉琴”。

7月10日，盟军西西里岛登陆战拉开了帷幕，登陆本身基本未遇认真抵抗，由于意军随意放弃阵地逃跑，头几天的战事显得极为顺利。盟军登陆后，胡贝奉命将第14装甲军军部迁至与西西里岛隔着墨西拿海峡相望的雷焦卡拉布里亚（Reggio di Calabria）。胡贝此时并不知道戈林、凯塞林和隆美尔正在较劲——戈林试图让空军将领施塔赫尔（Rainer Stahel）出任驻岛德军总指挥，理由是驻岛部队主要来自空军，但这个提议遭到了隆美尔的反对。隆美尔强力推荐他所中意的胡贝，竭力说服元首相信胡贝就是那个能扭转局势的人。凯塞林对希特勒最后选择胡贝有些不快，倒不是他怀疑这位大名鼎鼎的东线将军的能力，而是出于他个人与隆美尔的恩恩怨怨。在北非的岁月，凯塞林与隆美尔经常意见相左和发生龃龉。凯塞林天性乐观，有时对危在旦夕的局势也持有一种令他人恼火的乐观。而隆美尔经常越过指挥层级，无视凯塞林的地位。在决定西西里岛德军总指挥一事上，隆美尔推荐的人选自然会令凯塞林心中存疑。他觉得隆美尔推荐胡贝并非出于真心，而是认为后者肯定会一败涂地，等灾难出现或局势大乱时再由他隆美尔出马收拾，这样才符合他一贯的英雄形象。⁵⁹姑且不论凯塞林是否真有此想法，也不管隆美尔是否真有私心，胡贝到任后没过几天就令人刮目相看——胡贝丝毫没有隆美尔的悲观情绪和独立王国作风，他与助手们更没有那种完全不顾现实的疯狂。凯塞林觉得胡贝非常清楚西西里岛的局势，明白自己能做些什么和做不到什么。凯塞林战后曾坦承，他的南线总司令部与胡贝合作得非常好，这位独臂将军确是当时的最佳人选。

摄于1943年5月的西西里岛，里希特霍芬元帅视察该岛的防务。左二为奥斯特坎普（戴白帽者），左四为里希特霍芬，正中为吕措上校。

摄于1943年初夏的西西里岛某处基地，图为JG-53联队的1架Bf-109G战斗机。

7月15日，胡贝将军部迁至西西里岛，随即与意军第6集团军指挥官古佐尼（Alfredo Guzzoni）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希特勒曾密令胡贝，在不声张且符合外交礼仪的前提下，与驻第6集团军的德国联络官森格尔将军密切配合，把全岛的防务和地面作战接管过来。胡贝刚到西西里岛，就令盟军感受到了他的存在——曾一度势如破竹的蒙哥马利集团军，在114号公路上的卡塔尼亚（Catania）遭到了强力抵抗，进攻受挫后陷入僵局；沿东海岸前进的英军和加拿大军队，也在胡贝装甲军的层层阻击下于19日止住了前进的脚步。当日，蒙哥马利放下自尊和傲慢，向盟军统帅亚历山大建议把主攻方向调整到巴顿集团军一侧。盟军将领们此刻已认识到，快速夺取西西里岛的机会已在胡贝装甲军的顽强抵抗下溜走了。在岛西作战的巴顿原本扮演着辅攻角色，变成主攻后他重新调配兵力，于22日夺取了巴勒莫（Palermo）。次日，美军开始按计划沿西西里岛北部的海岸公路向东推进，而蒙哥马利集团军此刻还在东海岸与对手僵持不下。

胡贝清楚自己的任务是延迟阻击对手，随着巴顿的快速推进，他把部队重组为三个战斗群，预备在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防线坚守若干时日：左路为“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第1伞兵师，面对英军第13军和第30军；中路为第15装甲掷弹兵师，该师左翼面对加拿大第1师，右翼面对美军第45和第1步兵师；右路是意大利第12军。另外，第29装甲掷弹兵师已抢占了113号海岸公路上的要地。这种兵力配置使盟军基本上无法包围对手。

摄于1943年7月11日西西里岛的戈拉（Gela）港，英美盟军已开始登陆，图为美军驱逐舰“罗恩”（Robert Rowan）号被Ju-88轰炸机命中后爆炸的情形。

摄于1943年夏的西西里岛战役期间，胡贝当时统领所有德军地面部队和高射炮部队。图中他正与下属交谈，此战之后他获得了“西西里将军”的称号。

摄于1943年夏的西西里岛战役期间，德军正在海岸进行顽强抵抗。

摄于1943年7月的西西里岛战役期间，凯塞林（前左）与胡贝（前右）正在前线视察。

就在岛上激烈厮杀的同时，意大利政局果然出现了希特勒预感的重大变化——墨索里尼倒台了。虽然此事对岛上的实际作战影响不大，但希特勒认为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把德军全部撤出。7月26日，大本营指示凯塞林准备实施撤离西西里岛的计划。由于在圣斯特凡诺拖住了盟军，胡贝得以从容地部署称作“埃特纳（Etna）”的下一道防线。其实这只是胡贝为撤退而设计的5条防线中的第1条，“埃特纳”之后还有“托托里奇（Tortorici）”与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等四条防线，中间更有多处过渡阵地。这些防线沿着大体上呈楔形的东北西西里岛而建，每条防线渐次减少防御正面，最后汇聚于楔形的底部墨西拿。胡贝要求部队在每条防线固守一天，夜间可放弃阵地撤向下一防线。这种精密的安排使德军每步后撤都能释出约8000到10000人，最后一道防线上的部队就可以到集结地点等候撤离。事实证明，胡贝之所以能面对几十万盟军坚守38天（7月10日至8月17日），除了德军战斗力依然强悍、地形利于防御等因素外，应该说，他设计的防御体系和对战场局势的准确把握也是重要原因。一路基本未遇重大挫折的巴顿集团军，在胡贝的首条防线就栽了个大跟头。有着“大红1师”称号的美军第1步兵师，再加上第9步兵师的2个团，整整5个团的美军被罗德特（Eberhard Rodt）少将的第15装甲掷弹兵师死死拖住1周之久。罗德特在苦战中曾几度请求胡贝批准撤退，但后者审时度势，认为时机未到，命令罗德特严防死守。到8月初罗德特获准撤退时，不可一世的第1步兵师在这里丢下了1600具尸体，40％的士兵失去了战斗力，甚至都没有力气追赶撤退中的德军。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卢卡斯少将曾说，这绝对是“自一战以来美军经历过的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巴顿和布莱德雷对第1步兵师也极为恼火，解除了师长艾伦（Terry Allen）少将的职务，罗斯福总统的长子小罗斯福（Theodor Roosevelt, Jr.）准将也遭解职。巴顿集团军在向墨西拿推进的过程中，也在胡贝的每道防线前都留下了不菲的“买路钱”。

在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胡贝也在另一个战场上在争分夺秒。根据凯塞林的指示，他召集各部进行了周密细致的撤退准备，命令墨西拿海峡指挥官贝德（Ernst Guenther Baade）上校和海峡水上运输部队指挥官利本施泰因（Gustov von Liebenstein）上校负责撤退的具体事宜。这两位精明能干的军官是整个撤退中极关键的人物。利本施泰因首先将现有船只整合成效率极高的渡运船队，将每日渡运人员、补给和装备的能力提高了整整10倍。其次，他把主要路线从3条增加到5条，不管是从墨西拿这边，还是从意大利本土那边，都各有12个渡运点。他还在上下船地带准备了高效率的装卸设施和道路网。胡贝对利本施泰因的工作成效很满意，相信很快就可以高效地把大批部队和装备渡过海峡。利本施泰因声称能在20分钟里把12辆大卡车装载的物资全部运送上船，能做到每24小时撤出12500人，并且还可以运出所有装备。⁶⁰据说，撤退正式开始后曾有一天装卸码头出现了难得的清净，利本施泰因对胡贝开玩笑地抱怨说：“您没交给我足够多的部队和物资让我的系统充分发挥威力！”胡贝交给贝德上校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盟军空袭部队集结地和海上运输线，为此赋予他一切必要的权力，帮助他重组和加强岸防炮兵与高射炮部队。除了部署150门既可防空、又能遏制盟军舰载炮的大口径火炮外，贝德在意大利本土一侧还布置了82门重型和60门轻型高射炮，在墨西拿一侧安排了41门重型和52门轻型高射炮。此外，贝德的任务还包括为部队提供各种工具和给养，在此方面其工作也同样高效出色，甚至还在本土一侧准备了充足的食物、白兰地和香烟。

这两位军官的出色工作，使胡贝能有机会把部队撤出西西里岛，当然前提条件是盟军不能过快地穿越他所建立的5道防线，对手的空军和海军也不能完全封锁海峡。幸运的是这些坏情形都没有出现。希特勒曾电令胡贝，为免动摇军心，禁止他事先通报撤退计划。胡贝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预先通告不仅不会造成无心恋战，反而有利于提升士气。8月2日，他把撤退计划和相关准备通告了部队，果然如他所料，官兵们一扫之前对重蹈斯大林格勒或突尼斯桥头堡覆辙的忧虑。在三军十分卖命的情况下，各道防线的抵抗更加顽强坚决，自始自终都没有出现混乱和溃退。8月4日，胡贝更是置希特勒的命令不顾，自作主张地把所有非战斗人员提前撤离了西西里岛。

历史学家布鲁门森（Martin Blumenson）曾在《巴顿战时文件》中这样写道：“胡贝在那一天（8月2日）完成了详细的撤退计划，计划准备得非常仔细，精确的防线、明确的渡运日程和准确的部队运动方案都列得清清楚楚。他需要5个夜晚把所有轴心国部队撤离西西里岛。他面临的挑战是，他能阻止盟军干扰他的撤退计划吗？他能避免出现乱哄哄的溃逃吗？把部队撤到（墨西拿的）角落里当然有助于撤退，因为随着防御正面的缩短，胡贝能不断地把部队抽出来送到渡口上船。地形对防御方来说真是再好不过了。”⁶¹

摄于1943年8月，西西里岛战役中胡贝的两位主要对手——蒙哥马利和巴顿。

摄于1943年8月8日，左为美军第1步兵师新任师长胡布讷（Clarence R. Huebner）少将，右为前任师长艾伦少将。胡贝手下的第15装甲掷弹兵师曾给第1步兵师造成了重大伤亡，巴顿和布莱德雷非常生气，解除了艾伦及其副手小罗斯福准将的职务。

摄于1943年8月中旬，美军正沿着崎岖难行的路基追击胡贝撤退中的部队。德军在撤退中炸毁了几乎所有道路和桥梁，成功延迟了对手的追击。

摄于1943年8月14日，1辆向墨西拿匆匆撤去的德军半履带车从一座桥上摔下，落在了干涸的河床上。德军士兵的坟墓就在半履带车旁不远处。

西西里岛战役中，盟军第15集团军群推进与胡贝第14装甲军撤退路线示意图（1943年7月24日至8月16日）。

正如巴顿后来了解到的那样，胡贝主持的撤退确实堪称杰作。8月11日晚上，他下令撤退开始，各阶段防线上的德军开始交替掩护后撤。到16日清晨时，除最后一道防线上的后卫外，所有部队连同装备和重武器都渡过了海峡。许多高级军官曾认定的一团糟的撤退变成了井然有序、令人震惊的成功。17日清晨6点35分，胡贝随最后一支部队离开了墨西拿，抵达对岸后致电凯塞林：“撤退已全面完成。”撤退过程中，盟军空军曾进行了强度极大的轰炸，但仅有一名德军士兵在空袭中丧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令人印象极深的是，胡贝除了撤出4万德军和7万意军外，还带走了1万辆各型车辆、47辆坦克、200门大炮、1000吨弹药、1000吨汽油，以及1.5万吨以上的各种装备。⁶²这些兵力和装备在1个月后成为德军防御意大利南部的主干力量。

关于西西里岛大撤退，美国海军历史学家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曾做过如下精当的评价：“（西西里岛）战役的最后一章从未得到过应得的关注；这里既有资料不足的原因，也有盟军方面根本无人介意的因素。轴心国军队横渡墨西拿海峡、撤出西西里岛的行动，是一次与敦刻尔克、瓜达卡纳尔（Guadalcanal）和吉斯卡（Kiska）大撤退同等量级的、杰出的海上大撤退。”⁶³

虽然有一种逃亡叫胜利大逃亡，有一种撤退叫全身而退，但希特勒的字典里并没有逃亡和撤退这两个词的存身之处。胡贝主持的完美撤退没有得到感激和赏识，此刻的希特勒仍然不能理解成功救出行将覆灭的数万军队是件多么巨大的成就。不过，1943年的盛夏，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新败，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再加上盟军对德国本土的持续轰炸，整个德国都正处于士气颓丧的状态。胡贝成功地把西西里岛的潜在灾难转化成一场胜利大撤退，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提升了德国的信心与士气。

胡贝完成撤退后，其第14装甲军所属的第16装甲师被调至萨勒诺湾驻防，“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则被派往那不勒斯（Naples）湾，这两支部队将在反击盟军的“萨勒诺登陆战”中发挥关键作用。不过，在“萨勒诺登陆战”打响之前，胡贝已在德国休假，他的装甲军交给了另一位装甲名将巴尔克。⁶⁴胡贝虽未参与萨勒诺登陆反击战，但也没有被闲置——10月29日，他从原第3装甲军军长、老上级麦肯森手中接过了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的职务。胡贝没用多长时间就证明了自己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但他真正的考验，还是1944年的头4个月。

“胡贝口袋”：冲出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包围圈

1944年1月30日，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胡贝和参谋长温克向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坦因报告说，“‘瓦图京（Watutin）作战’已经结束，摧毁或缴获了苏军701辆坦克和突击炮、218门大炮和468门反坦克炮，重创了苏军第1坦克集团军。”⁶⁵在1943年底至1944年初的第聂伯河西岸作战中，这已算是不俗的战果，但胡贝一点都兴奋不起来，甚至还颇为忧虑：就在5天前的25日，科涅夫第2乌克兰方面军所部（第4近卫和第53集团军及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由东向西进攻韦勒将军的第8集团军。次日，瓦图京第1乌克兰方面军所部（第6坦克集团军与第27和第40集团军）又在西面向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发起了攻势；28日，苏军第6坦克和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先头坦克旅会师于乌曼东北几十公里外的兹维尼戈罗德卡，胡贝所属的第42军与韦勒最北翼的第11军所占据的卡内夫（Kanev）突出部已被切断，不仅2个军6个师的约58000人被围，南方集团军群的防线也被捅开了100公里的大窟窿。由于希特勒拒绝批准突围（他还幻想着恢复第聂伯河防线乃至重夺基辅），曼施坦因于28日晚上采取了3个举措：一是指示被围部队从卡内夫突出部的西北角和东北角做有限撤退，以便释出兵力形成一条朝南的新防线；二是为便于指挥协调，把胡贝的第42军移交给韦勒第8集团军，被围部队由第11军军长施特默尔曼统一指挥；三是命令韦勒和胡贝立即组织兵力展开救援。胡贝在致第42军代理军长利布的电文结尾处这样写道：“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结果证明，在这场史称“科尔逊—切尔卡瑟战役”的3周战斗中，胡贝未能像半年前的西西里岛大撤退那样救出所有的部队和武器装备。

摄于1943年9月初，第16装甲师第2装甲团的Ⅳ号坦克（Ausf. J）编队正向萨勒诺方向开去。盟军很快将在这里登陆，第16装甲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师未能阻止对手的登陆和桥头堡的扩大，第16装甲师师长西肯纽斯少将作为这一失败的替罪羊遭解职。

曼施坦因虽然把注意力集中在营救两个军上，但他认为自己依然有可能在达成此目的的同时，重创苏军第1和第2乌克兰方面军。他命令胡贝和韦勒重组装甲部队，以东西两面同步发起的攻势反包围对手，而后聚歼围困德军的那些苏军部队。韦勒的进攻主力是第47装甲军，该部将以4个装甲师的兵力向北朝兹维尼戈罗德卡方向进攻，胡贝则命令布赖特的第3装甲军尽快赶到乌曼周边集结，以4个装甲师外加“贝克重装甲团”的兵力沿东北方向朝梅杰文（Medvin）进攻。这一攻势定在2月3日发起，胡贝甚至还为之拟定了代号——“旺达（Wanda）行动”。由于冰雪突然融化，道路泥泞难行，第3装甲军的反击推迟到4日，而第47装甲军（只有60辆坦克和突击炮）则按原计划行事，但不久即被苏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挡住。第3装甲军辖有第16和第17装甲师、党卫军“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及“贝克重装甲团”（第1装甲师将稍后加入），拥有175辆坦克和突击炮，就当时的标准而言可谓实力相当强劲。胡贝要求全集团军全力支持第3装甲军的救援作战，包括第7军要提供炮火支援，并把该军的1个步兵师配属给布赖特，负责保护装甲军左翼等。此外，他还就具体的进攻位置等向布赖特发出了详细指令。⁶⁶

摄于西西里岛战役结束后，一名美军士兵在墨西拿向对岸的意大利本土嘹望。

摄于1944年夏末，半履带装甲车上的德军正在向港口外嘹望和观察。

摄于1943年11月，被胡贝替代的原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麦肯森（左），右为他的参谋长温克少将。

摄于1942年8月23日，第14装甲军军长胡贝赶到第16装甲师驻地，参加纪念进攻斯大林格勒一周年的活动。

布赖特第3装甲军在2月4日至8日期间向北推进了约15至20公里，并给苏军第6坦克集团军造成了重大损失，敲掉了上百辆苏军坦克，尤其是“贝克重装甲团”和第503重装甲营更是战绩惊人。不过，当布赖特最终被苏军挡住时，曼施坦因意识到救援方向出现了失误，包围圈已在瓦图京方面军的重压下东移了很远。另外，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实现既解围又反包围对手的双重目标。曼施坦因与胡贝几番磋商后，在新命令中要求第47装甲军继续朝兹维尼戈罗德卡方向进攻，以求尽可能多地牵制科涅夫的坦克部队；第3装甲军则于2月8日至9日撤回原出发位置，而后尽快向东朝雷相卡方向进攻。同时，曼施坦因和胡贝也都承认，在恶劣的天气和对手的顽强阻击下，仅靠救援兵团的实力尚不足以打开包围圈，被围部队为与布赖特装甲军建立联系，必须得做好朝西南进攻的准备。2月11日，拥有85辆坦克的第1装甲师终于加入了第3装甲军的行列，该军当日发起的进攻再次令苏军措手不及，到夜间时布赖特的先头已抵达雷相卡郊外。与此同时，包围圈内的第72步兵师等部队根据施特默尔曼的命令，也在11日夜12日晨夺取了申杰罗夫卡、新布达和科马洛夫卡等重要村镇——包围圈的西南外沿距雷相卡的德军先头仅有10余公里，救援成功的希望就在眼前了。

2月12日，曼施坦因命令施特默尔曼准备突围，他的想法是“只要我还是指挥官就决不让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灾难重演”。但施特默尔曼答复说眼下尚做不到，因为包围圈东面的部队无法与敌军脱离接触，包围圈内的泥泞和破烂道路使一切运动都像蜗牛一般缓慢。无奈之下，曼施坦因只得命令胡贝继续加强第3装甲军的攻势。布赖特忠实地督促手下的装甲师继续朝包围圈边沿进攻，但他的进展在13至15日期间只能以米来计算。他的步兵营只有不到150人，第1装甲师几天前还有80余辆坦克，到15日就仅剩下十几辆还能作战。元首的掌上明珠“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也只剩下团级规模的战斗群，大量坦克、大炮和车辆深陷在乌曼至雷相卡之间的泥淖中动弹不得。苏军方面，大本营代表朱可夫元帅除命令第2坦克集团军从西面猛攻雷相卡外，还把科涅夫的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调来（德军第47装甲军的牵制攻势早已失去了作用），从东面夹击布赖特第3装甲军。自从在雷相卡建立了格尼洛伊季基奇河桥头堡后，布赖特所部已打退了苏军十几次颇具规模的反攻，尽管摧毁了上百辆坦克和许多大炮，但救援兵团再也无力前进一步。2月15日夜，施特默尔曼收到了韦勒转发的命令：“……鉴于第3装甲军的救援能力受天气和补给条件的制约，施特默尔曼集群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朝着朱尔任齐及其南面两公里的239高地方向进行决定性突围。第42军军长利布将军负责指挥由所有攻击部队——特别是党卫军第5装甲师和几乎全部炮兵——组成的突围矛头，任务是穿透敌军防线……”⁶⁷施特默尔曼决定在16日深夜开始突围，他假定空军届时将会提供侧翼保护，第3装甲军也将迎击和拖住绝大多数苏军。但事实证明他的假定都是错误的，尤其是韦勒并没有明确指出德军是否已控制了239高地。施特默尔曼想当然地认为，等他的人马到达高地时，迎候他们的将是战友的拥抱和浓郁的热汤——诚如卡雷尔所言：“这个事情实为切尔卡瑟之真正悲剧的根源。”⁶⁸

深夜行动，漫天飞雪，炮火无声，刺刀上膛，出其不意……3个师的纵队较顺利地突破了警戒线和前几道防线，于17日出现在朱尔任齐前方的苏军阵地前。苏军大炮、迫击炮和坦克组成的火网将德军队列撕裂成困惑、混乱而后惊慌失措的小群体。然而，许多德军在南面穿过了防线，只是在239高地遭到了最致命的打击。在苏军坦克的摧残下，约两个半师的德军在没有坦克、大炮和重武器迎敌的情况下，仓皇跳入了水深流急的格尼洛伊季基奇河。虽有成百上千的官兵和战马溺毙，但更多的人泅渡了过去，与第3装甲军位于雷相卡的先头部队建立了联系——尽管遗弃了所有武器装备，36000余人还是以这种方式幸存下来，加上先期运走的4000余伤病员，被围在“科尔逊—切尔卡瑟口袋”中的58000余名德军中，最终只有18000人未能逃离地狱。⁶⁹

摄于1944年2月的“科尔逊—切尔卡瑟”战役期间，党卫军“维京师”所部正向雷相卡附近的第1装甲师靠拢。

摄于1944年2月末，胡贝（右）向第16装甲师首席参谋军官贝尔（Bernd von Baer）中校颁发骑士勋章。

摄于1944年2月末，从“科尔逊—切尔卡瑟”包围圈中逃出的德军正向西面赶去，这两个军的部队将在东线德军作战序列上至少消失一段时间。

摄于1944年初，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胡贝（左）与参谋长温克少将在讨论作战方案。

摄于1944年2月的“科尔逊—切尔卡瑟”战役期间，德军装甲部队展开救援作战的场景。

“科尔逊—切尔卡瑟战役”无疑是苏军的一次显著胜利，对苏军此后的大纵深合围作战理论和指挥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科涅夫大将也因此战功晋升为苏联元帅，尽管他在2月12日向斯大林做出的“决不让一个敌人逃走”的承诺并未兑现。德军这边，虽然部队丢失了所有武器装备，但曼施坦因对最终救出了大多数官兵还是感到欣慰，胡贝也对自己集团军所部在救援和突围中的表现感到高兴。2月19日，胡贝向所有逃出来的官兵和全集团军发布了一道公告，除高度颂扬官兵们的勇气外，还以追思亡者和“被迫遗弃的伤病员”的名义，发出了“向俄国人复仇”的呼唤。次日，胡贝又将韦勒和逃出来的高级将领请到自己位于乌曼的司令部，开诚布公地总结讨论得失。他在谈及两次救援均未能成功的原因时，更多地归咎于天气、道路状况和地形因素，根本没有提及苏军的顽强阻击在其中起到的主要作用。他还对于救援作战的最初目标——解救部队和反攻基辅提出了异议，认为一开始就应把目标局限在解救两个军并堵上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的缺口上。⁷⁰胡贝的言谈话语中似含有对曼施坦因先期的决策失误不满之意，但仅仅1个月后，曼施坦因就又有一次机会向敌我双方的所有人证明，他为什么被人称作“二战德军最出色的大脑”——这次陷入重围的是胡贝本人和他的第1装甲集团军。

3月4日，朱可夫第1乌克兰方面军（瓦图京之前刚刚意外受伤，不久后去世）朝着瑟柏托夫卡和杜布诺方向发起了大规模攻势。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的防线很快被撕裂，第13军被迫向西和西北撤退，第59军则被推向胡贝第1装甲集团军的方向。科涅夫第2乌克兰方面军在5日也发起了针对乌曼和文尼察的攻势，他的第2、第6和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到月中时已越过了乌克兰布格河。由于深深楔入德军防线的科涅夫所部已对胡贝的右翼构成重大威胁，他被迫将整个右翼后撤并建立一条朝东的新防线。在科涅夫的持续打击下，胡贝也不得不分步骤后撤中路，直到右翼在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Mogilev-Podolski）的德涅斯特河北岸暂时稳定为止。科涅夫方面军像雪崩一般狂飙突进，很快把胡贝与韦勒的两个集团军分割开来。与此同时，朱可夫在胡贝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结合部——普罗斯库罗夫西面实现了突破，5个坦克军和大量步兵沿着兹布鲁奇（Zbruch，又作Sbrucz）和塞列特（Sereth）两河之间迅速南下，24日越过德涅斯特河后向切尔诺夫策（Chernovtsy）方向杀来。24日日落时，朱可夫与科涅夫所部会师于德涅斯特河南面的霍廷（Hotin），干脆利落地把胡贝装甲集团军收进了布格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大口袋里。

从苏军攻势乍起到最终被围，前后共历时20天，胡贝并非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他一再向曼施坦因要求尽快撤出部队和避免被围，但这些要求都被最高统帅部拒绝。眼见无法撤离和进行机动防御，胡贝便把注意力放在坚守的各种准备工作上。他在霍廷南面建立了一个有重兵把守的桥头堡，先把所有非必要的人员和单位撤至后方，在即将形成的包围圈内储备了足够2周的配给和弹药。当他发现油料储备十分短缺时，立即要求空军展开空投，同时严格限制车辆用油，全力保障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炮车和信使用车的油料需要。包围圈合拢后，为保证机动能力，胡贝下令将所有非必需车辆的油料抽出，以保证作战车辆的需要，为避免车辆落入苏军手中，他又命令将它们全部毁坏。⁷¹胡贝还按照计划在东面和北面分阶段收缩防线，直到包围圈周边在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Kamenets-Podolski）北面显著缩小。如此以来，德军既节省了弹药油料，又集中了兵力，还能更容易地击退对手和弥合被捅开的口子。胡贝从被围到开始突围前也采取了大量欺骗措施，成功地诱使苏军相信德军将沿德涅斯特河向南撤退。朱可夫出现了判断失误，他不断从其他方向抽调重兵到南翼守株待兔。同时，随着补给线拉伸得越来越长，集中在南面的部队也出现了与德军相仿的补给困难。

包围圈合拢后，苏军曾要求胡贝迅速投降，否则将枪毙所有德军官兵。朱可夫的这种恫吓对他的老对手胡贝来说毫无意义。在二战的前阶段，德军在西线和东线的闪击战中形成过无数个大小包围圈，扼杀了不知多少对手。胡贝是在这种围歼战术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将领，与许多将领一样坚信被围并不可怕，最后谁包围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将领的反应是否敏捷、意志力是否足够坚定，而且突围努力展开得越早，最后反包围对手的机会就越大，更何况拥兵20余万的胡贝手下还有不少装甲部队，包括第1、第6、第11、第16、第17等装甲师以及“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和“帝国”师的装甲战斗群。胡贝和曼施坦因并未因被围而惊慌失措，他们立即请求希特勒批准突围。获得元首的同意实非易事。曼施坦因于3月25日赶赴大本营力陈突围的必要性和死守的后果，期间曾几度与希特勒争吵，最后以辞职要挟才算勉强获得了批准。

曼施坦因与胡贝就突围方向产生了分歧。胡贝基本上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沿几个方向同时突围，这样可以分散苏军兵力，某些方向德军能在不战或少战的情况下与友军建立联系。第二种选择是向南突围，利用德涅斯特河的霍廷桥头堡向罗马尼亚撤退，这个方案相对容易，路途较短，有地利之便，但朱可夫的重兵正在那里张网以待，即便突围成功，也有在背靠喀尔巴阡山时被再次围歼的危险。即便成功越过德涅斯特河进入了罗马尼亚，第1装甲集团军也将离开东线相当长一段时间，若想重回东线，其行军路程也将漫长不易；第三种选择是沿德涅斯特河向西突围。这一方案有相当的难度，胡贝需要穿行在崎岖泥泞的乡野，中间还有三条从北向南汇入德涅斯特河的河流——即兹布鲁奇河、塞列特河与斯特雷帕河（Strypa）。不过，这是到达德军防线路程最短的一条，而且存在与第4装甲集团军连成一体的可能。出于以上考虑，曼施坦因力主向西突围，南方集团军群的现状也要求他必须把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都部署在喀尔巴阡山以北。但是，胡贝要求向南突围，曼施坦因在飞往大本营前曾要求胡贝全力准备向西突围，当他向希特勒据理力争时，胡贝曾两次致电集团军群参谋长布塞（Theodor Busse），声称形势的变化已使向西突围脱离实际。曼施坦因得悉后，措辞严厉地命令胡贝放弃向南突围的方案。事实证明，曼施坦因的战略眼光和视野确非胡贝所能比拟，尽管后者在具体执行上表现得非常出色。

希特勒最后同意胡贝集团军向西突围，在曼施坦因的坚持下，他也批准把党卫军第2装甲军（含第9“霍亨施陶芬”师和第10“弗伦茨堡”师）拨给劳斯（Erhard Raus）将军的第4装甲集团军。这两个装甲师以及第100轻步兵师、第367步兵师组成的救援兵团，将在3月底抵达捷尔诺波尔后，向西南方向接应第1装甲集团军。

得到向西突围的命令后，胡贝开始以他的指挥能力和战术才华进行积极准备。首先，他继续采取欺骗措施，诱使苏军相信突围方向仍是向南越过德涅斯特河。其次，他将下属的4个军（第59步兵军、第3、第24和第46装甲军）重新编排为南北两个“军群”，每个军群含两个军，分作前锋、中路和后卫三部分。前锋由坦克支援的步兵组成；中路和后卫由数量不菲的机动部队组成。这种安排不至于造成装甲部队因前进过快而与步兵单位脱节。胡贝指定北路军群由第59军军长切瓦勒里（Kurt von der Chevallerie）指挥（称为“切瓦勒里军群”），第16和第7装甲师担任突围矛头，第24装甲军的第1装甲师殿后，该军群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包围圈北翼，集中力量在兹布鲁奇河建立桥头堡，而后夺取塞列特河上的渡口并保持其畅通；南路军群由第3装甲军军长布赖特领导（称为“布赖特军群”），第46装甲军负责跟进，第17装甲师和第371步兵师担任先锋，第1步兵师、第101轻步兵师和“帝国”师装甲战斗群殿后。当部队重组完毕后，胡贝将突围计划向官兵们作了通报，使每个人都知道可能会遭遇什么攻击和困难，也都清楚救援兵团就在西边接应。同时，空军第4航空队也向包围圈运送了油料和弹药。一切都像几个月前的西西里岛撤退时那样，有条不紊，忙而不乱。被围德军的士气相当不错，官兵们当然早已“习惯”被围，胡贝以前的经历和声誉，使他们对于突围成功抱有很大的信心。

3月27日夜，胡贝正式下令向西突围。同时，包围圈东面、北面和南面的后卫部队的任务也从宽大正面上的机动防御切换为延迟阻击。前锋部队出动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恰到好处地掩盖了部队的调动和坦克的行进。“切瓦勒里军群”的前锋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很快席卷了苏军沿兹布鲁奇河部署的薄弱防线，夺取了河上的三座渡桥。⁷²南面的“布赖特军群”则遭遇了更强的抵抗，苏军一部渡过兹布鲁奇河后还发起了反攻，并且一直杀入和夺取了道路枢纽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不过，胡贝指示布赖特立即组织力量反包围了这部分苏军，由于后者的补给路线被完全切断，这部分苏军也就失去了干扰南路德军继续向西的机会和能力。

一旦南北两个军群都在兹布鲁奇河上建立了桥头堡，胡贝命令他们各自形成新的突击矛头，不停顿地向塞列特河方向攻击。这时，朱可夫和科涅夫尚未察觉胡贝的真实意图，依然在原包围圈的东面和北面进攻，许多时候炮火都落在了空无一人的阵地上。而朱可夫在包围圈西南方的部队甚至还在继续向南运动。28日，“布赖特军群”的前锋切断了通向北面的乔特科夫（Chortkov）的道路，次日，北翼德军前锋抵达塞列特河，并在31日漏夜渡过了这条大河。这时，朱可夫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误判了德军意图，他急令德涅斯特河南面的第4坦克集团军迅速回头，在格罗登卡（Gorodenka）地域向北进攻“布赖特军群”。布赖特把部队部署在兹布鲁奇河和塞列特河之间，以集中的炮火和反攻挫败了对手的坦克攻击。另外，由于时间匆忙，朱可夫能调动的坦克部队有限，多数苏军无法及时渡过德涅斯特河，“布赖特军群”也得以未受太大干扰地继续西进。

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包围圈的形成（1944年3月5日至3月24日）。

摄于1944年3月上旬，南方集团军群指挥官曼施坦因、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官胡贝和参谋长温克少将正在研判即将出现的“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包围圈。

摄于1944年3月末，第1装甲师的步兵正在警戒压缩包围圈的苏军。

摄于1944年3月末的“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包围圈内，德军防线上的重型反坦克炮构成了防御的中坚。

摄于1944年3月末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围的时候，图为第1装甲师的装甲车和突击炮正准备出发的场景。

摄于1944年3月末，胡贝第1装甲集团军所部准备向西突围。

摄于1944年3月底4月初，向西突围的德军坦克正在作战。

摄于1944年3月底4月初，德军突击炮正在向西突围作战。

摄于1944年4月初，胡贝装甲集团军的1辆Ⅲ号喷火坦克正在向目标大发淫威。

摄于1944年4月初，胡贝手下的第11装甲师官兵正顶风冒雪向西突围。

摄于1944年4月初，劳斯（左）的第4装甲集团军负责接应向西突围的胡贝装甲集团军。图为劳斯与第8集团军参谋长施派德尔将军在交谈。

摄于1944年4月初，胡贝手下的第1装甲师部分官兵正在运送补给。

摄于1944年4月中旬第1装甲集团军突出重围之后。曼施坦因在3月30日被解职，接替他的是莫德尔元帅，几天后南方集团军群改称“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图为莫德尔视察第1装甲集团军所部时所摄，右二为莫德尔。

拍摄时间不详，可能摄于1944年4月中旬，胡贝（中）正与下属军官交谈。

胡贝第1装甲集团军“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口袋”突围路线示意图（1944年3月27日至4月6日）。

眼见胡贝已跨过两条河流，朱可夫和科涅夫加大了南北夹击的力度，同时紧追德军后卫部队。但是，从4月1日起连续三日的风雪交加，使双方的运动都至为困难。风雪过后，突然回升的气温又导致冰雪融化，西进的道路瞬间变成泽国，一时间胡贝大军在泥泞中挣扎不已。所幸的是，胡贝各部的阻击和防御作战十分勇猛，对手始终无法从其两翼楔入进来，被围的第1装甲集团军就像长了腿一样，时而疾走，时而缓行，时而作战，时而避敌，但部队始终保持紧凑的队形，苏军很难寻觅到狠咬一口或撕开防线的机会。另外，空军也克服各种困难（如每天在不同地方的简易跑道上起降，或在风雪中空投），为漂移中的“胡贝口袋”运来食品、弹药和油料，同时在返航时带走伤病员——这对德军保持士气和纪律来说十分关键，因为没有人想被俘虏或被落下后冻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胡贝所部三军齐心协力，一直没有出现恐慌或混乱的局面，甚至开小差的情形都极少。联想到刚过去的“科尔逊—切尔卡瑟”突围时的混乱无序，不得不佩服胡贝的确治军有方、领兵有道。

4月4日，一夜的霜冻使地面板结得梆硬，南北两个军群的先头部队又开始向西推进。第7装甲师作为寻找接应部队的矛头，沿西北方向朝着乔特科夫至布查奇（Buchach）公路方向进攻，第16和第1装甲师也几乎同步向西北推进，就连“布赖特军群”的后卫部队也渡过了兹布鲁奇河。5日，南北军群的先头部队均到达了斯特雷帕河，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两个装甲师与第100轻步兵师当日也在竭力向布查奇进攻。6日，胡贝手下1个装甲师的先头与党卫军第10“弗伦茨堡”装甲师会合于布查奇，⁷³标志着胡贝集团军已初步突围成功，当然后卫部队摆脱追兵和建立新防线还需要一些时日。不过，到15日时，第1装甲集团军所部均渡过了斯特雷帕河，并在集团军群新任指挥官莫德尔的指挥下（曼施坦因和克莱斯特这两位曾领导过胡贝的元帅都在3月30日被解职，替代他们的分别是莫德尔和舍尔纳），建立了一条北起布罗迪、南至德涅斯特河的完整防线。

曼施坦因的战略眼光和敏捷反应，胡贝的顽强坚定和高超指挥，各级官兵的齐心协力，当然还有过于自信的朱可夫和科涅夫的判断错误，使20余万德军躲过了一劫。“老狐狸”胡贝生生地从朱可夫与科涅夫两大名帅的铁钳下，救出了20万人（伤亡14000人，其中阵亡和失踪不足6000人）以及多数重武器装备，使德军南方战场避免了崩溃解体的命运，无疑又为第三帝国赢得了喘息之机。如果说西西里岛战役中，胡贝的撤退杰作没有得到希特勒的充分认可，那么这一次，他就完全被胡贝“史诗般的突围壮举”所震撼了——据说，希特勒已经与陆军人事局长施蒙特将军讨论过任命胡贝出任集团军群级指挥官的可能性。

4月20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授予胡贝第13枚钻石骑士勋章，同时晋升其为上将。接着就发生了本章开头所述的坠机事件，希特勒不顾劝阻，执意于4月26日飞往柏林参加爱将的国葬仪式。据说，希特勒还极罕见地亲致悼词。⁷⁴来自第16装甲师的老兵组成的荣誉卫队护卫着棺椁，3位元帅、5位上将和17位中将陪伴在侧，将胡贝护送到柏林郊区的“伤残军人公墓”。胡贝长眠于这里，陪伴他的是普鲁士—德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将和英雄们。

当代军事历史学者纳什在《地狱之门》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当1944年4月21日胡贝上将……死于飞机坠毁事故时，东线德军失去了一位真正高效的军事指挥官……胡贝是德军在战役层面的机械化战争的最后力行者之一，随着他的离去，苏军将会发现他们在完成1944年夏季的任务时要容易得多。”⁷⁵

摄于1944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当天，他正在众人围观下浏览生日礼物。这一天，胡贝是他的贵宾。

后人的这种评价可能并不过誉。胡贝离去了，先他而去的还有在东线阵亡的儿子和死于柏林轰炸的女儿。他体验过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地狱烈火，品尝过西西里岛胜利撤退的喜悦，更因史诗般的突围成为德国战车上最熠熠闪光的辐条之一。胡贝是一个率直的纯粹战士，他曾以自己的无畏勇敢和无双智谋为德国战斗。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他的一切努力到底所为何来？最多也就是为败局已定的帝国争取到一些喘息的时日罢了。

1942年，在菲律宾巴丹（Batann）半岛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一名美军军官，曾在所谓的“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写下过这样的诗句：⁷⁶

“为着缓慢的衰竭和前途黯淡的撤退，

为着破灭的希望和确定无疑的溃败。”

或许，这位美国军人在死亡行军途中发出的感慨，可以镌刻在胡贝的墓碑上，作为见证其最后传奇的墓志铭。

摄于1944年4月20日，希特勒向胡贝颁授第13枚钻石骑士勋章。

摄于1944年4月26日，希特勒在为胡贝举行的国葬仪式上行举手礼，陆军将领中死后能获得这种待遇的极为罕见，足见希特勒对胡贝的欣赏和信任。

摄于1944年4月26日的胡贝国葬葬礼，希特勒和所有内阁成员均出席了葬礼，此外还有身在柏林的诸多将领出席。图片正中的就是希特勒。

摄于1944年4月26日，图中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克鲁格元帅、党卫队首脑希姆莱、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元帅、最高副统帅凯特尔元帅。

胡贝将军位于柏林伤残军人公墓里的墓穴，图片摄于2008年2月末。

注释

第1章

1．数字可参见：http://www.angelfire.com/ct/ww2europe/stats.html.

2．Jordan Vause. U-Boat ace: The story of Wolfgang Lueth.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1. p. xx.

3．Jordan Vause. U-Boat ace: The story of Wolfgang Lueth. p. 7.

4．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p. 17.

5．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16.

6．Gordon Williamson. Aces of the Reich. London, UK: Arms and Armour Press, 1989. p. 160.

7．Peter Padfield. Doenitz: The last Führer.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4. p. 150.

8．Peter Padfield. Doenitz: The last Führer. p. 154.

9．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31.

10．Steve Wiper. Kriegsmarine Type VII U-boats. Tuscon, AZ: Classic Warship Publishing, 2004. p. 2.

11．Ian Baxter. Images of War: The U-boat War 1939—1945. South Yorkshire, UK: Pen & Sword Books, 2008. p. 29-30.

12．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4页。

13．Peter Padfield. Doenitz: The last Führer. p. 191.

14．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8页。

15．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33.

16．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34.

17．Jordan Vause. U-Boat ace: The story of Wolfgang Lueth. p. 32.

18．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2004. p. 101—103.

19．Herbert Werner. Iron coffins.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9. p. 247.

20．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63.

21．数字可参见：http://uboat.net/men/luth.htm.

22．周明著。《碧海群狼：二战德国U艇全史》（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210页。另可参见：Gordon Williamson. Kriegsmarine U-boats: 1939—1945(1).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2. p. 9.

23．所谓的“西部近海区”（也有译作“西部航道”，或如周明在《碧海群狼》上册第213页所用的“西部大道”），指的是英国西海岸外大西洋中的大片矩形海域，这片海域的高度约与英伦三岛的南北高度相当，东面边界始于英国西海岸，西面边界约位于冰岛。由于有诸多重要港口，几乎所有进出英国的船只均要经过该海域，这里也就成为U艇部队伏击盟国商船舰只的重要杀场。

24．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91—92页。

25．Gordon Williamson. 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1945.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p. 18.

26．Peter Cremer. U-Boat commande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4. p. 83.

27．周明。《碧海群狼：二战德国U艇全史》（上）。第253页。

28．普里恩、舍普克和克雷奇默的个人战绩数来自《碧海群狼：二战德国U艇全史》（上）第277页。

29．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100.

30．Erich Topp. The odyssey of a U-boat commander: Recollections of Erich Topp. Westport, CT: Praeger, 1992. p. 57.

31．周明。《碧海群狼：二战德国U艇全史》（上）。第312页。

32．Gordon Williamson. Kriegsmarine U-boats: 1939—1945 (2).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2. p. 9.

33．Clay Blair. Hitler's U-boat war: The hunted: 1942—1945. New York, NY: Modern Library, 2000. p. 57—58.

34．Peter Padfield. War beneath the sea: Submarine conflict 1939—1945. London, UK: John Murray Ltd., 1995. p. 303.

35．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125.

36．Peter Padfield. War beneath the sea: Submarine conflict 1939—1945. p. 302.

37．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80.

38．Clay Blair. Hitler's U-boat war: The hunted: 1942—1945. p. 79.

39．L. C. F. Turner, et al. War in the Southern Oceans. Cape Town, South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97.

40．Kenneth Wynn. U-Boat Operatio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1: Career histories, U1-U510.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p. 136.

41．Clay Blair. Hitler's U-boat war: The hunted: 1942—1945. p. 299.

42．Peter Padfield. War beneath the sea: Submarine conflict 1939—1945. p. 369.

43．Erich Topp. The odyssey of a U-boat commander: Recollections of Erich Topp. p. 100—101.

44．Jordan Vause. Wolf: U-Boat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158.

45．吕特演讲稿的英译本可参见：http://www.uboatarchive.net/LuethLecture.htm. 美国海军情报局1947年曾将吕特的演讲全文翻译成英文供海军参考。

46．Richard Compton-Hall. The underwater war, 1939—1945. New York, NY: Blandford Press, 1982. p. 32.

47．Edwin P. Hoyt. The U-boat wars. New York, NY: Arbor House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p. 214.

48．K. Alman. Wolfgang Lüth, der erfolgreichste U-Boot-Kommandant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mit vier Booten 609 Tage in See. Utting: Dörfler, 1988. p. 16.

49．Jordan Vause. U-Boat ace: The story of Wolfgang Lueth. p. 209.

50．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第423页。

51．Peter Cremer. U-Boat commander. p. 475.

52．Kenneth Wynn. U-Boat Operatio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ume 1: Career histories, U1-U510. p. 136. 另可参见《碧海群狼：二战德国U艇全史》（上）第598页。

第2章

1．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 267.

2．Christopher Chant. Austro-Hungarian aces of World War I.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2. p. 57.

3．John Weal & Mike Chappell. Focke-Wulf Fw 190 aces of the Russian Front.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1995. p. 68.

4．Pierre Clostermann. The big show: The greatest pilot's story of World War II. London, UK: Weidenfeld & Nicolson, 2004. p. 256—258.

5．Werner Held. German fighter ace Walter Nowotny: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2006. p. 18. 另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Nowotny.

6．参见http://de.metapedia.org/wiki/Nowotny,_Walter.

7．参见http://www.doppeladler.com/misc/nowotny.htm.

8．Rudolf Nowotny. Walter Nowotny: Berichte aus d. Leben meines Bruders. Stuttgart: Motorbuch Verlag. 1974. p. 13.

9．Werner Held. German fighter ace Walter Nowotny: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p. 27.

10．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4 'Grünherz'.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1. p. 45—46.

11．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4 'Grünherz'. p. 43.

12．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ander_Fyodorovich_Avdeyev.

13．John Weal & Mike Chappell. Focke-Wulf Fw 190 aces of the Russian Front. p. 17—19.

14．Robert Forsyth. Jagdgeschwader 7 Nowotny.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8. p. 6—7.

15．参见http://www.elknet.pl/acestory/nowotny/nowotny.htm.

16．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Nowotny.

17．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 220.

18．John Weal & Mike Chappell. Focke-Wulf Fw 190 aces of the Russian Front. p. 67.

19．John Weal & Mike Chappell. Focke-Wulf Fw 190 aces of the Russian Front. p. 68.

20．John Weal & Mike Chappell. Focke-Wulf Fw 190 aces of the Russian Front. p. 69—70.

21．John Weal & Mike Chappell. Focke-Wulf Fw 190 aces of the Russian Front. p. 70—71.

22．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 PA: 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 2004. p. 111.

23．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Mechanicsburge, PA: Stackpole Books, 1996. p. 316.

24．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London, UK: Windrow & Greene Ltd, 1996. p. 204.

25．Jill Amadio. Guenther Rall: A Memoir: Luftwaffe ace and NATO General. Santa Ana, CA: Tangmere Productions, 2002. p. 204.

26．Jill Amadio. Gunther Rall: A Memoir: Luftwaffe ace and NATO General. p. 206—207.

27．Hugh Morgan. Me 262: Stormbird rising.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1994. p. 123.

28．Colin D. Heaton, et al. The Me 262 Stormbird: From the pilots who flew, fought, and survived it.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12. p. 52.

29．Colin D. Heaton. Interview with World War II Luftwaffe General and ace pilot Adolf Galland. WWII Journal, 1997, 11(5), p. 46—52.

30．James Neel White. I was a P-51 fighter pilot in WWII. Lincoln, NE: iUniverse, Inc., 2003. p. 388.

31．Hugh Morgan. Me 262: Stormbird rising. p. 97.

32．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eyes of four of the Luftwaffe's most important commanders.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11. p. 120.

33．Colin D. Heaton, et al. The Me 262 Stormbird: From the pilots who flew, fought, and survived it. p. 116.

34．Hugh Morgan & John Weal. German Jet aces of World War 2.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1998. p. 24.

35．Alfred Price. The last year of the Luftwaffe: May 1944 to May 1945. London, UK: Greenhill Books, 2001. p. 81.

36．Colin D. Heaton, et al. The Me 262 Stormbird: From the pilots who flew, fought, and survived it. p. 51.

37．Colin D. Heaton, et al. The Me 262 Stormbird: From the pilots who flew, fought, and survived it. p. 52.

38．Hugh Morgan & John Weal. German Jet aces of World War 2. p. 22—23.

39．Hugh Morgan. Me 262: Stormbird rising. p. 98.

40．Robert Forsyth. Jagdgeschwader 7 Nowotny, p. 13.

41．Alfred Price. The last year of the Luftwaffe: May 1944 to May 1945. p. 82.

42．J. Constable & R. 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 267.

43．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p. 316.

44．Colin D. Heaton, et al. The Me 262 Stormbird: From the pilots who flew, fought, and survived it. p. 130—131.

45．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 264.

46．Colin D. Heaton. The man who downed Nowotny: Interview with Colonel Edward R. Haydon. Aviation History, 2002, 13(1), p. 22—28.

47．Werner Held. German fighter ace Walter Nowotny: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p. 151.

48．Hugh Morgan. Me 262: Stormbird rising. p. 123.

49．Colin D. Heaton, et al. The Me 262 Stormbird: From the pilots who flew, fought, and survived it. p. 131.

50．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 p. 121.

51．参见Der Standard: Aufmarsch am Wiener Zentralfriedhof für NS-Offizier Nowotny, 12 November 2006.

52．参见http://de.wikipedia.org/wiki/Gerhard_Pencdl.

第3章

1．Wolfram Wette. The Wehrmacht: History, myth, re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0.

2．Franz Kurowski. Generalmajor Adelbert Schulz: Mit der 7. Panzerdivision in West und Ost. Würzburg, Germany: Flechsig Verlag, 2008. p. 22.

3．Thomas Jentz (ed.) Panzertruppen: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 1933—1942.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1996. p. 51—52.

4．Samuel W. Mitcham, Jr. The Panzer Legions: A guide to the German Army tank divisions of World War II and their commander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p. 11.

5．同上，第84页；另参见http://forum.axishistory.com/viewtopic.php?f=5&t=192712.

6．Thomas Jentz (ed.) Panzertruppen: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 1933—1942. p. 91.

7．Karl H. Theile. Beyond monsters and clowns: The combat SS: Demythologizing five decades of German elite formation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 1997. p. 76—78.

8．相关争论可参见Panzer Regiment 25. http://www.feldgrau.net/forum/viewtopic.php?f=24&t=2354. 另外，Franz Kurowski曾提到舒尔茨“在波兰战役中的拉多姆之战中第一次与对手激烈交锋，并见证了部队的第一批伤亡”（第22页），不过这是笔者所见的唯一提及舒尔茨曾参与波兰战役的资料。

9．Thomas Jentz (ed.) Panzertruppen: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 1933—1942. p. 121.

10．Adrian Gilbert. Gemany's lightning war. Osceola, WI: MBI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 115.

11．B. H. Liddell-Hart (ed). Rommel Papers.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1982. p. 12.

12．Franz Kurowski. Generalmajor Adelbert Schulz: Mit der 7. Panzerdivision in West und Ost. p. 13.

13．Michael Rinella. Rommel's Ghost Division: The 7th Panzer Division roared across France during the spring of 1940. WWII History, 2010,9(7), p. 52—61.

14．Alistair Horne. To lose a battle: France 1940.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2007. p. 472.

15．B.H. Liddell-Hart (ed). Rommel Papers. p. 55.

16．Samuel W. Mitcham, Jr. Panzer commanders of the western front.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8. p. 16-20.

17．David M. Glantz. The initial period of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 22 June - August 1941. New York, NY: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3. p. 389. 不过，Jentz在他关于德军装甲部队的专著中给出的数字略有差异，他的数字是第25装甲团合计有265辆坦克，含30辆Ⅳ号、53辆Ⅱ号、167辆P-38(t)坦克及15辆指挥坦克。参见：Thomas Jentz (ed.) Panzertruppen: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 1933—1942. p. 190.

18．David M. Glantz. Barbarossa derailed: The battle of Smolensk 10 July - 10 September 1941. Volume 1. West Midlands, UK: Helion & Company Limited, 2010. p. 73—74.

19．David M. Glantz. The initial period of war on the Eastern Front, 22 June - August 1941. p. 389—390.

20．Franz Halder. The private war journal of Generaloberst Franz Halder. (translated by Phillip Willner et al, edited by Arnold Lissance). VII, 1 (1 August 1941). Washington, D. C.: OCMH, 1950.

21．Thomas Jentz (ed.) Panzertruppen: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 1933—1942. p. 206.

22．Helmut Ritgen. The 6th Panzer Division: 1937—1945.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1982. p. 19.

23．Bryan I. Fugate. Operation Barbarossa: Strategy and tactic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 Novato, CA: Presidio, 1984. p. 290.

24．G. K. Zhukov. 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1969. p. 51.

25．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 PA: 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 2004. p. 123.

26．Franz Kurowski. Panzer aces III: German tank commanders in combat in WW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10. p. 257.

27．Helmut Ritgen. The 6th Panzer Division: 1937—1945. p. 23.

28．Erich von Manstein. Lost victories.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04. p. 18.

29．Hasso von Manteuffel. The 7th Panzer Division: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ommel's "Ghost Division" 1938—1945.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2000. p. 102.

30．Otto Weidinger. Das Reich III: 1941-1943. Manitoba, Canada: J.J. Fedorowicz Publishing, 2002. p. 415—418.

31．Thomas Jentz (ed.) Panzertruppen: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 1943—1945.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1996. p. 32.

32．David M. Glantz. From the Don to the Dnepr: Soviet offensive operations, December 1942-August 1943. London, UK: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1. p. 106.

33．Hasso von Manteuffel. The 7th Panzer Division: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ommel's "Ghost Division" 1938—1945. p. 128.

34．Gordon Williamson. 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p. 22.

35．Hermann Breith. Breakthrough of III Panzer Corps through deeply echeloned Russian defenses (Kharkov, July 1943). In: German battle tactic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1-1945. Steven H. Newton (ed.).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1994. p. 151—174.

36．Franz Kurowski. Panzer aces III: German tank commanders in combat in WWII. p. 258.

37．M. A. Barbier. Kursk: The greatest tank battle 1943. St. Paul, MN: MBI Publishing, 2002. p. 94.

38．Franz Kurowski. Panzer aces. New York, NY: Ballantine Books, 2002. p. 57-59.

39．Hermann Breith. Breakthrough of III Panzer Corps through deeply echeloned Russian defenses (Kharkov, July 1943). p. 164—166.

40．Kamen Nevenkin. Fire Brigades: 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 Manitoba, Canada: J.J. Fedorwicz Publishing Inc., 2008. p. 217.

41．Franz Kurowski. Panzergrenadier aces: German mechanized infantrymen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10. pp. 154—155.

42．Peter Stockert. Die Brillantenträg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41-1945. Selent: Pour le Merite, 2010. p. 161.

43．Franz Kurowski. Panzer aces III: German tank commanders in combat in WWII. p. 261—262.

44．汪冰著。《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第114页。

45．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delbert_Schulz.

46．Franz Kurowski. Generalmajor Adelbert Schulz: Mit der 7. Panzerdivision in West und Ost. p. 155.

47．同44，第114页。

第4章

1．Mike Spick. Luftwaffe bomber aces: Men, machines, methods.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1.

2．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German combat pilots of WW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1996. p. 379—381.

3．Guenther Just. Stuka pilot Hans-Ulrich Rudel: His life story in words and photographs. West Chester, PA: Schiffer Publishing, 1990. p. 38.

4．Hans-Ulrich Rudel. Stuka Pilot. New York, NY: Bantam Books, Inc., 1958. p. 8.

5．Guenther Just. Stuka pilot Hans-Ulrich Rudel: His life story in words and photographs. Forward by Pierre Clostermann. p. 6—7.

6．Guenther Just. Stuka pilot Hans-Ulrich Rudel: His life story in words and photographs. p. 11.

7．参见：Pilot training of the Luftwaffe in World War 2. http://ww2total.com/WW2/History/Orders-of-Battle/Germany/Pilot-Training.htm.

8．Don Hollway. Eagle of the Eastern Front. Aviation History, 2011, 21(6):22—29.

9．Brian Filley. Ju-87 Stuka in action. Carroliton, TX: Squadron/Signal Publications, Inc., 1986. p. 16.

10．Peter C. Smith. Ju-87 Stuka Volume I: Luftwaffe Ju-87 Dive-bomber units 1939-1941. London, UK: Classic Publications, 2007. p. 78.

11．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German combat pilots of WWII. p. 381.

12．Robert Jackson. Legend Ju-87 Stuka. Ramsbury, UK: The Crowood Press Ltd, 2004. p. 44—45.

13．Mike Spick. Luftwaffe bomber aces: Men, machines, methods. p. 141—142.

14．John Weal. Junkers Ju-87 Stukageschwader of Russian Front.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8. p. 17—18.

15．Peter C. Smith. Ju-87 Stuka Volume I: Luftwaffe Ju-87 Dive-bomber units 1939-1941. p. 90.

16．Guenther Just. Stuka pilot Hans-Ulrich Rudel: His life story in words and photographs. p. 110.

17．Peter C. Smith. Ju-87 Stuka Volume II: Luftwaffe Ju-87 Dive-bomber units 1942-1945. London, UK: Classic Publications, 2007. p. 107.

18．John Weal. Junkers Ju 87 Stukageschwader of Russian Front. p. 30.

19．Gordon Williamson. Aces of the Reich. London, UK: Arms and Armour Press, 1989. p. 139; John Weal. Junkers Ju 87 Stukageschwader of Russian Front. p. 48. Williamson在其著作“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1945”中（第23页）误称鲁德尔在1941年12月24日就完成了第500次作战飞行。

20．Guenther Just. Stuka pilot Hans-Ulrich Rudel: His life story in words and photographs. p. 26.

21．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 329.

22．Nik Cornish. Images of Kursk: History's greatest tank battle. London, UK: Brown Partworks Limited, 2002. p. 118—119.

23．John Weal. Junkers Ju 87 Stukageschwader of Russian Front. p. 72—73.

24．John Weal. Junkers Ju 87 Stukageschwader of Russian Front. p. 86.

25．Colin D. Heaton. Messerschmitt master in Eastern Front. Military History, Feburary 2004. p. 43—48.

26．Hans-Ulrich Rudel. Stuka Pilot. p. 83—91.

27．参见Lev Shestakov versus Hans-Ulrich Rudel. http://www.ww2aircraft.net/forum/stories/lev-shestakov-versus-hans-ulrich-rudel-126.html. 另可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Lev_Shestakov.

28．汪冰著。《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160页。

29．Guenther Just. Stuka pilot Hans-Ulrich Rudel: His life story in words and photographs. p. 6.

30．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131—132.

31．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New York, NY: Anchor Books, 1992. p. 862.

32．Hans-Ulrich Rudel. Stuka Pilot. p. 220.

33．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German combat pilots of WWII. p. 264—265.

34．Don Hollway. Eagle of the Eastern Front. Aviation History, 2011, 21(6):22—29.

35．Hans-Ulrich Rudel. Stuka Pilot. p. 228.

36．Omar Bartov.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40.

37．关于鲁德尔丑闻，可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Rudel_Scandal.

38．Robert Coram. Boyd: The fighter pilot who changed the art of war. New York, NY: Back Bay Books, 2004. p. 235.

39．关于这一报道，参见：http://www.pqiairshow.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7&catid=5&Itemid=4.

40．Peter Padfield. Doenitz：The last Führer.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4. p. 4.

41．参见：HANS RUDEL, 66, ACE LUFTWAFFE PILOT IN WWII. Boston Global, December 22, 1982.

42．Gordon Williamson. Aces of the Reich. p. 141.

第5章

1．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137.

2．Bryan Perrett. Knight of the Black Cross: Hitler's Panzerwaffe and its leaders. New York, NY: Dorset Press, 1986. p. 95.

3．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Vom Kavallerieoffizier zum Führer gepanzerter Verbände. Würzburg, Germany: Flechsig Verlag, 2011. p. 19.

4．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30-31.

5．Rolf O. Stoves. Die 1. Panzer-Division 1935-1945. Dorheim: Podzun-Verlag, 1976. p. 12—13

6．Samuel W. Mitcham. The rise of the Wehrmacht: the German armed forces and World War II. Westport, CT: Praeger, 2008. p. 186.

7．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51.

8．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51, p. 188.

9．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140—141; Hans-Joachim Röll, p. 54.

10．Andrzej Krzak. Operation "Marita": The attack against Yugoslavia in 1941.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006, 19(3), p. 543—600.

11．周明、马文俊著。大德意志师（上）。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128页。

12．参见http://www.lexikon-der-wehrmacht.de/Gliederungen/Panzerregimenter/PR2-R.htm.

13．Peter McCarthy & Mike Syron. Panzerkrieg: The rise and fall of Hitler's tank divisions. New York, NY: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3, p. 100.

14．参见：http://forum.axishistory.com/viewtopic.php?f=47&t=129787; http://www.feldgrau.net/forum/viewtopic.php?f=26&t=12876.

15．参见第16装甲师第2装甲团战史资料：http://www.lexikon-der-wehrmacht.de/Gliederungen/Panzerregimenter/PR2-R.htm.

16．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91.

17．Peter Strassner. European Volunteers: The 5. SS-Panzer-Division "Wiking". Manitoba, Canada: J.J. Fedorowicz Publishing, Inc., 2006. p. 73.

18．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143.

19．关于南方德军在1942年5月至6月间发起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和“弗里德里希Ⅱ”等战役，可参见：David M. Glantz. Prelude to German Operation Blau: Military Operations on Germany's Eastern Front, April-June 1942.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2007,20(2): 171-234.

20．Herbert Selle. The German Sixth Army on the way to catastrophe. Military Review, January 1958, p. 92-97.

21．Gordon Williamson. 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45.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p. 26. 在Hans-Joachim Röll的著作中（第96页），第16装甲师在卡拉奇坦克战中的战果数字更具体，包括俘虏8300名苏军，摧毁坦克275辆，大炮298门。

22．Herbert Selle. The German Sixth Army on the way to catastrophe. Military Review, January 1958: p. 92—97. 保卢斯的引语见第94页。

23．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110.

24．Thomas Jentz (ed.) Panzertruppen: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 1943—1945.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1996. p. 48.

25．Bryan Perrett. Knights of the Black Cross: Hitler's Panzerwaffe and its leaders. p. 115—116.

26．周明、马文俊著。大德意志师（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2页。

27．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114.

28．周明、马文俊著。大德意志师（下）。第20页。

29．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144-145.

30．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114.

31．Nevenkin, Kamen. Fire Brigades: 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 Manitoba, Canada: J.J. Fedorowicz Publishing, 2008. p. 662.

32．Nevenkin, Kamen. Fire Brigades: 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 p. 663.

33．周明、马文俊著。大德意志师（下）。第71页。

34．Steven H. Newton. Kursk: The German view.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2003. p. 387-390.

35．Steven H. Newton. Kursk: The German view. p. 387.

36．Steven H. Newton. Kursk: The German view. p. 388.

37．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138.

38．Gordon Williamson. 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45. p. 27.

39．周明、马文俊著。大德意志师（下）。第242页。

40．Otto Carius & Robert Edwards. Tigers in the mud.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3. p. 100.

41．Otto Carius & Robert Edwards. Tigers in the mud. p. 101-102.

42．Otto Carius & Robert Edwards. Tigers in the mud. p. 122. 卡里乌斯认为，施特拉赫维茨是在向他们交代作战计划时才得悉自己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但也有一种说法（见Fraschka的Knights of the Reich一书第147页），说他是在4月15日午夜“被副官从睡梦中摇醒”，得知自己被授予钻石骑士勋章的。

43．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152.

44．Barrett Tillman. Brassey's D-Day encyclopedia: the Normandy invasion A-Z. Dulles, VA: Brassey's, Inc., 2004. p. 107. 曾有很多资料称，施特拉赫维茨还在1944年初夏担任过第1装甲师师长，但笔者在该师战史中没有发现这个线索；John R. Angolia在研究铁十字勋章的著作中，曾提到施特拉赫维茨曾任第1装甲师师长（参见On the field of honor: A history of the Knight's Cross Bearers. Volume 1. p. 78），但是，他在该书第2卷中很快纠正了这一说法，“将第1卷第78页的第1装甲师改为装甲教导师”，参见第2卷第135页。

45．汪冰。《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第173页。关于“双头作战”的背景、目标、兵力部署、装备和战役进程，拙著有相对详细的介绍。

46．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153.

47．Peter McCarthy & Mike Syron. Panzerkrieg: The rise and fall of Hitler's tank divisions. p. 254—255.

48．Thorn Burnett. Conspiracy Encyclopedia. New York, NY: Chamberlain Bros., 2005. p. 48.

49．Hyazinth Graf Strachwitz. Fin Betrag zur Geschicte des deutschen Widersyanders gegen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gime. 17 February 1947, U. S. Army European Command Headquarters. 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

50．Peter Hoffman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ence 1933—1945.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7. p. 279.

51．Peter Hoffman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sistence 1933—1945. p. 280.

第6章

1．Tim Ripley. Steel storm: Waffen-SS panzer battle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3—1945. Osceola, WI: MBI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 41.

2．Dennis Showalter. Hitler's Panzers: The lightning attacks that revolutionized warfare. New York, NY: Berkeley Publishing Group, 2009. p. 360.

3．多数资料指出吉勒调往第75预备步兵师第55炮兵团的时间是1914年12月29日，但也有资料称调动时间是“一战爆发8周后”，参见Ernst-Günther Krätschmer. Die Ritterkreuztraäger der Waffen-SS. Preussisch Oldendorf: Schuetz, 1982. p. 345.

4．Rupert Butler. SS-Wiking: The history of the 5th SS Division 1941-1945. Havertown, PA: Casemate, 2002. p. 172.

5．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ietrich_Klagges以及http://www.wehrmacht-award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12133.

6．Rupert Butler. SS-Wiking: The history of the 5th SS Division 1941-1945. p. 23.

7．Terry Goldsworthy. Valhalla's warriors: A history of the Waffen-S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Indianapolis, IN: Dog Ear Publishing, 2007. p. 202.

8．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155.

9．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London, UK: 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 1988. p. 77.

10．George Stein. The Waffen SS: 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 1939-4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74—75.

11．Peter Strassner. European volunteers: The 5. SS Panzer Division "Wiking". J.J. Fedorowicz Publishing, 2006. p. 19.

12．Peter Strassner. European volunteers：The 5. SS Panzer Division "Wiking". p. 21.

13．Rupert Butler. SS-Wiking: The history of the 5th SS Division 1941—1945. p. 47.

14．Tim Ripley. The Waffen-SS at war: Hitler's Praetorians 1925—1945.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04. p. 93.

15．Ewald Klapdor. Viking Panzers: The German 5th SS Tank Regiment in the East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11. p. 12.

16．Ewald Klapdor. Viking Panzers: The German 5th SS Tank Regiment in the East in World War II. p. 10.

17．Ewald Klapdor. Viking Panzers: The German 5th SS Tank Regiment in the East in World War II. p. 55.

18．Peter Strassner. European volunteers: The 5. SS Panzer Division "Wiking". p. 138.

19．Franz Kurowski. Panzer aces II: Battles stories of German tank commanders of WW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4. p. 292.

20．Tim Ripley. The Waffen-SS at war: Hitler's Praetorians 1925—1945. p. 72.

21．Peter Strassner. European volunteers: The 5. SS Panzer Division "Wiking". p. 155.

22．Kurt Zeitzler. Withdrawals of the German Army on the Eastern Front. Military Review, August 1960. p. 73—84. 蔡茨勒在此文中详细介绍了A集团军群1943年初撤出高加索的经过，包括他与希特勒就此事发生的多次争执，他如何暗中命令克莱斯特预为准备，撤退正式开始后的各阶段作战情况，以及最后结果等。

23．Kurt Zeitzler. Withdrawals of the German Army on the Eastern Front. Military Review, August 1960. p. 73—84. 麦肯森的引语见第79至第80页，蔡茨勒的统计数字见第80页。

24．Steven H. Newton. Kursk: The German view.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2003. p. 404.

25．Tim Ripley. Steel storm: Waffen-SS panzer battle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3—1945. p. 82.

26．Peter Strassner. European volunteers: The 5. SS Panzer Division "Wiking". p. 193.

27．Kamen Nevenkin. Fire brigades: 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 p. 847.

28．Franz Kurowski. Panzer aces II: Battle stories of German tank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404.

29．Bryan Perrett. Knight of the Black Cross: Hitler's Panzerwaffe and its leaders. p. 167.

30．Richard Landwehr, et al. The Wallonien: The history of the 5th SS-Sturmbrigade and 28th SS Volunteer Panzergrenadier Division. Bennington, VT: Merriam Press, 2006. p. 6.

31．Kamen Nevenkin. Fire brigades: 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 p. 848.

32．Niklas Zetterling & Anders Frankson. The Korsun Pocket. Drexel Hill, PA: Casemate Publishing, 2008. p. 148, p. 335—336.

33．Ewald Klapdor. Viking Panzers: The German 5th SS Tank Regiment in the East in World War II. p. 231.

34．Niklas Zetterling & Anders Frankson. The Korsun Pocket. p. 255—256.

35．Douglas E. Nash. Hell's gate: The Battle of the Cherkassy Pocket, January-February 1944. Stamford, CT: RZM Imports Inc., 2000. p. 253.

36．Douglas E. Nash. Hell's gate: The Battle of the Cherkassy Pocket, January-February 1944. p. 254.

37．Douglas E. Nash. Hell's gate: The Battle of the Cherkassy Pocket, January-February 1944. p. 316.

38．Paul Carell. Scorched earth. Hitler's War on Russia, Volume 2. London, UK: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70. p. 427—428；另可参见：Douglas E. Nash. Hell's gate. p. 316.

39．Bryan Perrett. Knight of the Black Cross: Hitler's Panzerwaffe and its leaders. p. 167. 另可参见：科涅夫著，赖铭传译。《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85页。

40．科涅夫著，赖铭传译。《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82页。

41．Alex Buchner. Ostfront 1944: The German defensive battle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4.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1991. p. 69.

42．科涅夫著，赖铭传译。《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83页。

43．转引自：Ewald Klapdor. Viking Panzers: The German 5th SS Tank Regiment in the East in World War II. p. 238. 正文中提到的研究切尔卡瑟口袋的著作是：Der Kessel von Tscherkassy: 5. SS-Panzer-Division "Wiking" Die Flut verschlang sich selbst, nicht uns. Osnabrück: Munin Verlag, 1969.

44．Niklas Zetterling & Anders Frankson. The Korsun Pocket. p. 336.

45．Franz Kurowski. Panzer aces II: Battle stories of German tank commanders in World War II. p. 331.

46．Philip W. Blood. Hitler's bandit hunters: The SS and the Nazi occupation of Europe.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6. p. 228.

47．吉勒被召至大本营与希特勒商谈科韦利防御一事，得到了“维京”师老兵战后出版的多部战史著作的印证。但Fraschka的“Knights of the Reich”一书（第156至157页）却称，“吉勒因不愿从命而主动飞赴大本营面见希特勒，但后者拒绝见他。”Fraschka还称吉勒最后找到了古德里安，说后者“理解吉勒对局势的评估，也允诺提供武器弹药和补充兵员，但要求吉勒率师余部守卫科韦利。”Fraschka声称，吉勒虽不愿派部下前往，但理解守住科韦利的重要性，因而决定“只身飞往科韦利组织城防”。不过，Fraschka将古德里安误指为“时任参谋总长”（此时仍为装甲兵总监，出任参谋总长是当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之后的事）。

48．Franz Mattenklott. XXXXII Corps in the relief of Kovel (19 March -5 April 1944). In: Steven H. Newton (ed.). German battle tactic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1—1945.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1994. p. 193—205.

49．Franz Mattenklott. XXXXII Corps in the relief of Kovel. p. 200—201.

50．Ewald Klapdor. Viking Panzers: The German 5th SS Tank Regiment in the Fast in World War II. p. 266.

51．Ewald Klapdor. Viking Panzers: The German 5th SS Tank Regiment in the East in World War II. p. 304.

52．Kamen Nevenkin. Fire brigades: The Panzer Divisions 1943—1945. p. 852-853.

53．Tim Ripley. Steel storm: Waffen-SS panzer battles on the Eastern Front 1943—1945. p. 173.

54．Krisztian Ungvary. Battle for Budapest: One hundred day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NY: I.B.Tauris & Co Ltd, 2003. p. 160.

55．Christoper Duffy. Red storm on the Reich: The Soviet march on Germany, 1945.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1993. p. 293.

56．Gerald Reitlinger. The SS, alibi of a nation, 1922—1945.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1989. p. 368.

57．Command Magazine. Hitler's Army: The evolution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orces.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2003. p. 354—355.

58．Ernst Rebentisch. The combat history of the 23rd Panzer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12. p. 448.

59．Krisztian Ungvary. Battle for Budapest: One hundred days in World War II. p. 162.

60．Heinz Guderian. Panzer leader. Cambrdige, MA: Da Caop Press, 1996. p. 386.

61．Command Magazine. Hitler's Army: The evolution and structure of German forces. p. 359.

62．Peter Strassner. European volunteers: The 5. SS Panzer Division "Wiking". p. 318. Strassner在书中引述的是苏联历史学家M.M.Malachow的资料。但也有作者指出，吉勒发起进攻时，第57集团军司令员沙罗欣曾一度陷入恐慌，是在托尔布欣的严令下才进行了认真的抵抗，参见Sean M. Mcateer. 500 days: The war in Eastern Europe, 1944-1945 (Pittsburg, PA: Red Lead Press, 2009)，第345页。匈牙利作者Krisztian Ungvary在专门研究布达佩斯战役的著作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在多瑙河渡口，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苏军几天内将4万官兵和大量物资装备撤到了多瑙河东岸……”参见Battle for Budapest: One hundred days in World War II. 第168至169页。战史资料的相互矛盾和难有定论，由此可略见一斑。

63．Richard Landwehr. Budapest: The Stalingrad of the Waffen-SS. Bennington, VT: Merriam Press, 2006. p. 178.

64．Peter Strassner. European volunteers: The 5. SS Panzer Division "Wiking". p. 321.

65．陈星波、张啸著。《黑天鹅之死：武装党卫军的最后一战》。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23、第125页。这部专著资料翔实丰富，全面描绘了苏德双方在整个“春醒”战役前后的兵力部署、态势和作战进展，对于党卫军各部的溃败过程也有深入探讨。

66．Ernst-Günther Krätschmer. Die Ritterkreuzträger der Waffen-SS. Preussisch Oldendorf: Schuetz, 1982. p. 356.

67．汪冰著。《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第276页。

68．Alaric Searle. Wehrmacht generals, West German society, 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 1949—1959.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 124.

69．D. Abenheim. Reforging the Iron Cross: The search for tradition in West Germa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13.

70．Heinz Zollin Höhne. The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The story of Hitler's SS.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2001. p. 481.

71．George Stein. The Waffen SS: 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 1939—4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92.

第7章

1．特劳德尔·荣格、梅丽莎·米勒著，陈琬译。《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67页。参见英文版：Traudl Junge. Until the final hour: Hitler's last secretary. New York, NY: Arcade Publishing, 2004. p. 93—94.

2．Traudl Junge. Until the final hour: Hitler's last secretary. p. 207. 第70条注释。

3．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1. p. 632—633.

4．David Irving. Hitler's war. New York, NY: The Viking Press, 1977. p. 620.

5．David Irving. Hitler's war. p. 658.

6．Samuel W. Mitcham & Gene Mueller. Hitler's commanders. New York, NY: First Cooper Square Press, 2000. p. 105.

7．Samuel W. Mitcham & Friedrich von Stauffenberg. The Battle of Sicily.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7. p. ix.

8．Paul Brown. The whorehouse of the world: Tales of wartime Italy - Casablanca, Algiers and Sicily. Bloomington, IN: AuthorHouse, 2004. p. 205.

9．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 Field Marshal Walter Model, 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2005. p. 8.

10．参见http://www.lexikon-der-wehrmacht.de/Personenregister/HubeHV.htm.

11．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162—163.

12．参见http://www.feldgrau.com/RWInfReg.php?ID＝3. 塞克特主持战后国防军时，坚持沿用帝国陆军的灰色制服，还命令每个连或营继承前陆军一个团的军旗、荣誉和战史，并要求十大军区指挥官全责维护辖区内部队的所有战旗和战史遗物，以及与老兵间的互动交流，他的全部目的就是力保普鲁士军事传统之延续。胡贝的第3步兵团3营代表的是一战结束前的第18“冯·格罗尔曼”（Karl von Grolmann）步兵团。格罗尔曼是19世纪初普鲁士解放战争时期的著名将领。

13．Gue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 162. 另可参见Samuel W. Mitcham & Friedrich von Stauffenberg. The Battle of Sicily. p. 170.

14．George F. Nafziger. The German Order of Battle, Vol. 2: Infantry in World War II. London, UK: Greenhill Books, 2000. p. 62.

15．Chris Bishop. German Infantry in World War II. St. Paul. MN: Zenith Press, 2008. p. 20.

16．Samuel W. Mitcham. German Order of Battle, Volume 1: 1st to 299th Infantry Divisions in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7. p. 57.

17．关于斯托讷之战的详细介绍，可参见http://forum.worldoftanks.eu/index.php?/topic/10438-stonne/. 另外，根据第1装甲师战史，该师第4搜索侦察营也参加了斯托讷之战。参见Rolf Stoves. Die 1. Panzerdivision 1935—1945. Dorheim: Podzun-Verlag, 1976. p. 57.

18．Guenther Schmitz. Die 16 Panzer-Division: Bewaffnung, Einsätze, Männer, 1938-1945. Friedberg: Podzun-Pallas-Verlag, 1977. p. 23.

19．周明、马文俊著。大德意志师（上）。第62页。

20．Steven H. Newton. Hitler's commander: Field Marshal Walther Model, Hitler's favorite general. p. 94.

21．Guenther Schmitz. Die 16 Panzer-Division: Bewaffnung, Einsätze, Männer, 1938—1945. p. 24.

22．Samuel W. Mitcham. The Panzer Legion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p. 129—130.

23．Guenther Schmitz. Die 16, Panzer-Division: Bewaffnung, Einsätze, Männer, 1938—1945. p. 37—38.

24．Samuel W. Mitcham. Rommel's Lieutenants: The men who served the Desert Fox, France, 1940.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9. p. 30.

25．Thomas Jentz (ed.) Panzertruppen: The complete guide to the creation and combat employment of Germany's tank force, 1933—1942. p. 206. 但是，该书前后并不一致，第192页给出的总数只有146辆。

26．D. Ryabyshev. On the role of the 8th Mechanized Corps in the June 1941 counteroffensive mounted by the South-Western Front. 参见http://english.battlefield.ru/8th-mechanized-corps1941.html.

27．Victor Kamenir. The bloody triangle: The defeat of Soviet armor in Ukraine, June 1941.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08. p. 224.

28．参见http://english.battlefield.ru/8th-mechanized-corpsl941.html.

29．Hans-Joachim Röll. Generalleutnant der Reserve Hyacinth Graf Strachwitz von Groβ-Zauche und Camminetz. p. 73. 另参见Guenther Schmitz. Die 16 Panzer-Division: Bewaffnung, Einsätze, Männer, 1938—1945. p. 53.

30．Samuel W. Mitcham. Rommel's Lieutenants: The men who served the Desert Fox, France, 1940. p. 31.

31．David Stahel. Kiev 1941: Hitler's battle for supremacy in the Eas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17.

32．Veterans of the 3rd Panzer Division. Amoured Bear: The German 3rd Panzer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 Volume 1. Mechna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12. p. 230. 在第16装甲师的战史著作中，与莫德尔第3装甲师所部会师的部队被称为是“第16装甲师第16装甲工兵营2连。”参见Guenther Schmitz. Die 16 Panzer-Division: Bewaffnung, Einsätze, Männer, 1938—1945. p. 54.

33．Correlli Barnett (ed.). Hitler's generals. New York, NY: Quill/William Morrow, 1989. p. 254—255.

34．Robert M. Citino. Death of Wehrmacht: The German campaigns of 1942.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7. p. 103.

35．Robert M. Citino. Death of Wehrmacht: The German campaigns of 1942. p. 108.

36．Samuel W. Mitcham & Friedrich von Stauffenberg. The Battle of Sicily. p.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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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关于“科尔逊—切尔卡瑟口袋”可参见Nash的“Hell's gate”（及小小冰人的中译本《地狱之门》）以及Zetterling和Frankson所著的“The Korsun Pocket”。Carell的“Scorched Earth”也有一章（第399至433页）生动描绘了突围过程；另外，Alex Buchner在“Ostfront 1944: The German defensive battles on the Russian Front 1944”中，也有一整章（第17至第71页）从基层官兵的角度描绘了突围过程。

70．关于胡贝在1944年2月20日会议上总结的详细情况，参见：Douglas E. Nash. Hell's gate: The Battle of the Cherkassy Pocket, January-February 1944. p. 360—363.

71．Paul Carell. Scorched earth. Hitler's war on Russia. p. 439.

72．Department of U. S. Army. Operations of encircled forces: German experiences in Russia. Department of the Army Pamphlet No. 20-234 (MS T-12). Washington, D. C.: Department of U. S. Army, 1952. p. 48.

73．关于与党卫军第10装甲师会合的是胡贝属下的哪支部队，不同的资料说法不同。Carell在“Scorched Earth”一书（第452页）中说是第6装甲师；Fraschka在“Knights of Reich”一书（第172页）中称，是第16装甲师突破了包围圈并在布查奇与第4装甲集团军建立联系的。从第1装甲师当年的作战地图来看，最先进抵布查奇并与接应部队会合的似应为第16装甲师。

74．Samuel W. Mitcham & Friedrich von Stauffenberg. The Battle of Sicily. p. 316. 但也有一说认为致悼词的是古德里安，参见Fraschka的“Knights of Reich”的第172页。

75．Douglas E. Nash. Hell's gate: The Battle of the Cherkassy Pocket, January-February 1944. p. 328..

76．Dennis Showalter. Hitler's Panzers: The lightning attacks that revolutionized warfare.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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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Turner, L. C. F. et al. War in the Southern Oceans. Cape Town, South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36．Ungvary, Krisztian. Battle for Budapest: One hundred day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NY: I. B. Tauris & Co Lt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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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Veterans of the 3rd Panzer Division. Amoured Bear: The German 3rd Panzer Division in World War II, Vol. 1.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12.

140. Weal, John & Chappell, Mike. Focke-Wulf Fw 190 aces of the Russian Front.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1995.

141．Weal, John. Junkers Ju 87 Stukageschwader of Russian Front.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8.

142．Weal, John. Jagdgeschwader 54 'Grünherz'.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1.

143．Weidinger, Otto. Das Reich III: 1941-1943. Manitoba, Canada: J. J. Fedorowicz Publishing, 2002.

144．Werner, Herbert. Iron coffins.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9.

145．Wette, Wolfram. The Wehrmacht: History, myth, real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46．White, James N. I was a P-51 fighter pilot in WWII. Lincoln, NE: iUniverse, Inc., 2003.

147．Whitlock, Flint. The rock of Anzio: From Sicily to Dachau, a history of the U. S. 45th Infantry Division. Westview Press, 1998.

148．Williamson, Gordon. Aces of the Reich. London, UK: Arms and Armour Press, 1989.

149．Williamson, Gordon. Kriegsmarine U-boats: 1939—1945 (1). Oxford, UK: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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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Wiper, Steve. Kriegsmarine Type VII U-boats. Tuscon, AZ: Classic Warship Publishing, 2004.

152．Wynn, Kenneth. U-Boat Operatio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1: Career histories, U1—U510.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153．Zeitzler, Kurt. Withdrawals of the German Army on the Eastern Front. Military Review, August 1960. p. 73-84.

154．Zetterling, Niklas & Frankson, Anders. The Korsun Pocket. Drexel Hill, PA: Casemate Publishing, 2008.

155．Zhukov, G. K. Marshal Zhukov's greatest battles. New York, NY: Harper and Row, 1969.

中文部分

1．周明著。《碧海群狼：二战德国U艇全史》（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2．邓尼茨著，王星昌等译。《邓尼茨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第1版。

3．科涅夫著，赖铭传译。《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4．汪冰著。《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

5．周明、马文俊著。大德意志师。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6．特劳德尔·荣格、梅丽莎·米勒著，陈琬译。《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7．道格拉斯·E·纳什著，小小冰人编译。《地狱之门——切尔卡瑟战役》。重庆：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

8．陈星波、张啸著。《黑天鹅之死：武装党卫军的最后一战》。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

责任编辑　李　多

封面设计　王　星

第三帝国27位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的图文传记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第二卷讲述第七至第十三位钻石骑士勋章获得者的传奇经历：以击沉46艘敌方舰只（总吨位超过22万吨）排名第二，并以最年轻的海军上校身份出任海军学院指挥官的吕特；空战史上首位突破击坠敌机250架大关，被誉为“世界喷气式战斗机作战先驱”的超级王牌诺沃特尼；继隆美尔之后的陆军第2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有着“独一无二的装甲兵”之誉的第7装甲师师长舒尔茨；唯一的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勋章得主，驾驶俯冲轰炸机出战2530次，击毁过519辆坦克、150门火炮及800余辆军车，被西方的对手誉为“世界战争史上最伟大的飞行员”，战后因顽固坚持错误立场而争议不断的“终极战神”鲁德尔；战时经历丰富精彩的程度胜过虚构小说和好莱坞剧本，被赞为“小规模装甲战大师”、“传奇中的传奇”的施特拉赫维茨；出身于邪恶的党卫队，但被后人称为“与意识形态根本无涉、完全非政治化的纯粹军官”，进攻中侵略性十足、防御中坚守不退、危机中镇定自若、战术运用中机动灵活的武装党卫军名将吉勒；纳粹元首口中的“最好的三名将军之一”，普通官兵眼中的“战场大拿”，后世史家笔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最出色的德国将军”、“西西里岛交战各方中最优秀的将军”，坠机丧生后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国葬的独臂上将胡贝。

“吕特是个忠实的纳粹分子……不过，除此以外，他的领导风格在任何海军都会受到嘉许。”

英国海军历史学者康普顿—霍尔（Richard Campton-Hall）

“诺沃特尼来自奥地利，人长得很漂亮、又善于言辞，他是希特勒最喜爱的飞行员之一。可能只有鲁德尔、格拉夫和哈特曼等少数几人在希特勒心目中能有诺沃特尼那样的地位……我认为诺沃特尼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卓越的年轻人。如果他有机会活到战争结束，我确信他将不仅以胜绩出名，也将作为优秀称职的军官、联队长和男子汉而为人铭记。”

二战时期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总监、第2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加兰德

“最优秀的指挥官舒尔茨率领装甲团始终站在攻击大潮的最前端，他以无与伦比的勇猛和献身精神，鼓舞并支援着我们的装甲掷弹兵、炮兵和通信兵……他是所有官兵的楷模……”

二战时期德国陆军装甲兵将军、第24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曼陀菲尔

“……被希姆莱大笔一挥就从警察头子或典狱长变成野战指挥官的那些人……并不能代表武装党卫军的本质。影响更深远的还是统领过SS-VT那些旗队的前国防军军官，是豪塞尔、施泰纳、吉勒、比特里希和开普勒这些人。如果说武装党卫军有时与国防军难以区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些人的努力所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施泰因（Georg Stein）

“当1944年4月21日胡贝上将……死于飞机坠毁事故时，东线德军失去了一位真正高效的军事指挥官……胡贝是德军在战役层面上的机械化战争的最后力行者之一，随着他的离去，苏军将会发现他们在完成1944年夏季的任务时要容易得多。”

美国军事历史学者纳什（Douglas E. N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