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2_1指文图书

维尔纳•莫尔德斯（Werner Mölders）上校（右）

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中将

戈登•戈洛布（Gordon Gollob）上校

汉斯-约阿希姆•马尔塞尤（Hans-Joachim Marseille）上尉

赫尔曼•格拉夫（Hermann Graf）上校

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元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第1卷／汪冰著．—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07-0590-8

Ⅰ．①帝…　Ⅱ．①汪…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人–列传–德国　Ⅳ．①K835.1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8564号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
获得者全传．第1卷

汪冰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capress@yahoo.com.cn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6开

印张：23

字数：300千字

版本：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590-8

定价：49.80元

目 录
CONTENTS

序

前　言

Chapter 01　第一章　“老爹”：维尔纳•莫尔德斯上校

早年岁月：从不适于飞行到空军少尉

西班牙内战：“秃鹫军团”的头号王牌和战术创新家

年轻的“老爹”：从中队长、大队长到联队长

超越里希特霍芬：第一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

空军战斗机部队总监：流星般地逝去

最负盛名的两大王牌：莫尔德斯与加兰德

生前赢得身后名：谁才算得上是现代德国的战争英雄？

Chapter 02　第二章　“飞将军”：阿道夫•加兰德中将

早年岁月：从滑翔机高手到战斗机飞行员

西班牙内战：近距离空中支援作战专家

令对手恐惧的“黄鼻子大男孩”：JG-26联队长

悲喜交加：首位双剑骑士和告别莫尔德斯

“加兰德，现在轮到你了”：战斗机部队总监

中将中队长：JV-44“专家中队”

战后岁月

Chapter 03　第三章　“纳粹战鹰”：戈登•戈洛布上校

早年岁月：奥地利空军的“特技飞行魔术师”

崭露头角：波兰、挪威与英吉利海峡

克里木上空的死神：150胜第一人

“只关注纯粹技术问题”：飞行员中的技术专家

形同水火的戈洛布与加兰德

空军战斗机部队末任总监

Chapter 04　第四章　“非洲之星”：汉斯-约阿希姆•马尔塞尤上尉

早年岁月：麻烦不断与我行我素

害群之马的苦涩开端：从LG-2、JG-52到JG-27

浪子的蛰伏与苦练：初战北非

非洲之星横空出世

一个人的空战：惊世骇俗的1942年9月

折戟北非大漠：无可匹敌的空战大师

Chapter 05　第五章　“13个月200胜”：赫尔曼•格拉夫上校

早年岁月：草根之家走出的少尉飞行员

从懵懂的开始到获得骑士勋章

161次击坠：不可思议的1942年

“红色猎人”：战火中的格拉夫足球队

JG-52末任联队长

余生皆在阴影笼罩之下

Chapter 06　第六章　“阳光下的英雄”：埃尔温•隆美尔元帅

早年岁月：从“一战”英雄到元首卫队营指挥官

隆美尔与“幽灵之师”

潮起潮落的非洲之王：传奇的诞生

宿命的败退：从阿拉曼到突尼斯

大西洋壁垒与梦想的幻灭：隆美尔之死

隆美尔的神话

参考书目

序

为荣誉而战！甚至不惜牺牲一切！这是骑士恪守的信条。“骑士”这一称号本身就是一个荣誉，获得这样的称号并不容易。因为其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还有自身具备的优秀品质，这就是骑士精神。骑士精神信奉的是一种信仰，倡导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绝对服从、国家至上。一名候补骑士想要成为正式的骑士，需要经过很多严格的考验，那不仅仅是需要高明的骑术，还需要有杰出的统率力、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显赫的战绩，最重要的还有骑士精神必备的“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公正”这八种美德。

在中古时代，国王会设立骑士勋位组织，组织中的高阶骑士必须发誓对国王与战友效忠。成为骑士勋位一员可享有极大的名望，也因此成为国家的重要人物。百年战争期间，英国的爱德华三世成立嘉德勋位，并一直留存至今。这个等级是由英国25个最高等级的骑士所组成，他们必须保证对国王的忠心并在战争中全力以赴以取得胜利。德国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普鲁士往昔的荣光，日耳曼人永不磨灭的尚武军魂，再加上希特勒及追随者们的日耳曼尼亚复兴之梦，这都驱使着这位第三帝国元首决心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条顿骑士团，颁发骑士勋章则成为了他给那些忠诚、勇敢的军人们的最好奖赏。汪冰先生为我们讲述的这27位纳粹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顺理成章的便成为了至高无上的骑士勋位的主人，成为了希特勒身边最信任的军人。“沙漠之狐”隆美尔、“防守大师”莫德尔、“非洲之星”马尔赛尤、“坦克杀手”鲁德尔、“暗夜幽灵”施瑙费尔、“坦克伯爵”施特拉维茨……在整个“二战”期间，从嗜血的东线到惨烈的英伦空战，从灼热的北非大漠到浩瀚的大西洋，均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他们战功赫赫，已成为了军史爱好者心中的英雄，永远的战神！这恰恰就是普鲁士从骑士团时代继承下来的军队精神，在普鲁士发展壮大的同时成为普鲁士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成为以旧普鲁士军官和容克贵族为主的德国国防军军官们的优秀品质。正是这些人让整个欧罗巴乃至整个世界战栗，甚至令英国首相丘吉尔喊出了“普鲁士是万恶之源”的感叹！这些具有骑士精神的军事指挥官，勇敢而不失光明磊落，他们信仰着自己的剑，守护着自己的国家，粉身碎骨，在所不惜，甚至于在德意志民族存亡的关头，一些人多次谋划刺杀希特勒的壮举，相信这也是骑士精神的表现形式吧。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初稿大概是在三年前，一个做出版的好友发给我让我帮忙进行策划，当时书名为《撒旦的武士》。去年底，远在美国的汪冰先生通过朋友联系到我，让我提出意见并作序，我无法婉拒，欣然应允，因为三年间同一本书通过不同的方式找到我，我相信这就是我与此书的缘分啊！当年的初稿字数大概在60万左右，经过三年时间的资料收集和文字润色，目前竟已达到百万字之巨，不论作为同好还是作为兄长，汪冰先生的严谨文风着实让我敬佩！作者在与我交流过程中流露出的诚实、公正和谦卑，让我找到了其为何能潜心研究十余载，参阅150余部国内外专著和资料，成功推出了《德国名将：曼陀菲尔传》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也是骑士精神的美德。

汪冰先生秉承骑士精神著述的《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这套书共分四卷，试图以百万文字和1500余幅历史图片，相对客观真实地展现“二战”德国27位最高战功勋章得主的传奇人生和战时经历。在“二战”时德国动员的1500万军人中，只有27人获得了象征军人最高荣誉的“钻石双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正是因为勋阶如此崇高的勋章可以不受军阶限制而颁受给任何阶级的士兵，因此获颁者受到格外尊敬和特别礼遇，成为了现今“二战”历史研究专家和爱好者们备受推崇的英雄。这套书是汪冰先生关于“二战”将帅传记研究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其关注的焦点是这些勇敢军人的战时经历、作战技能、指挥艺术、自我牺牲和个人信念，也对他们的痛苦、失落、错误、残忍乃至邪恶的一面作了详细的史实描述，是深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巨大灾难的起源与发展的论据型篇章，也将成为广大“二战”历史研究专家和爱好者们值得收藏的工具书，确属佳品！

钻石骑士恒久远，英雄传奇永流传！

随历史尘埃远去的是永载史册的伟大战役和战场上厮杀的勇士，而不灭的只有骑士精神！让我们穿越汪冰先生的文字，透过帝国残阳的落日余晖，一同去感受这27颗耀眼将星的传奇一生吧！

《较量》杂志总编，《号角》杂志联合创始人
刚寒锋
于2013年春节

前　言

《帝国骑士：二战时期德国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全传》这套四卷本著作关注的对象是“二战”中获得过德国最高军事荣誉的27位军人。在德国前后动员的1500万军人中，只有他们获得了“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德文Ritterkreuz des Eisernen Kreuzes mit Eichenlaub, Schwertern und Brillanten，英文Knight’s Cross of the Iron Cross with Oak Leaves, Swords and Diamonds，简称钻石骑士勋章）。全套书中虽频繁地提及这种勋章及铁十字勋章系列中的其他级别，但勋章勋饰本身并非主题，因而这里有必要对骑士和铁十字勋章的简史做一浮光掠影式的介绍。

当人们看到“骑士”这个字眼时，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或许就是“坐着高头大马、身穿闪亮铠甲、手持长矛利剑、冲锋锐不可当”的中世纪武士。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们勤练马上作战的攻防艺术，对自己的身心和言辞表达施以绝对的控制；他们严守纪律，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主人”，包括宗教上的主人——上帝，世俗中的主人——君王、大贵族或领主，以及情感上的主人——心仪的女性；他们具备所谓的“骑士风范”，不仅同情弱者，更要公正、平等地对待敌我双方的所有骑士。作为一种历史人物和封建社会的一个阶层，“骑士”们留给后世的印象似乎是“勇敢、忠诚、荣誉、谦恭有礼”等品德的化身，即便他们在战场上舍命搏杀的血腥暴力也被演绎出一层“荣耀”的传奇色彩。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以闪击波兰的侵略战争拉开了“二战”的帷幕。就在当日，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的名义发布法令，重新设立发轫于1813年的铁十字勋章系列，包括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大十字”勋章（Grand Cross of the Iron Cross），并增设了一个全新的级别——“骑士铁十字勋章”（简称骑士勋章）。希特勒在法令中声称：“我已得出结论，是该召唤和武装德国人民抵御迫在眉睫的外敌入侵的时候了，为此我将为德意志的男儿们重新设立铁十字勋章，就像我们在以往的历次保家卫国之战中所做的那样……”当希特勒说出这番冠冕堂皇的“保家卫国”之辞时，他或许想到了1813至1815年以推翻拿破仑法国统治为目标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或许还会溯及到公元9年的日耳曼部落联盟首领阿米尼乌斯（Arminius）——被称为“德意志解放者”的这位古代骑士，在条顿堡森林全歼了2万余罗马帝国军队，成功挡住了罗马帝国向北欧的扩张，阿米尼乌斯和条顿堡森林之战经过漫长的岁月也成为19世纪下半叶泛日耳曼主义神话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希特勒把“骑士”这个字眼嵌入作为国家象征的“铁十字”之前时，或许他脑海中出现了“条顿骑士团”那些中世纪骑士的身影——手持利剑强制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以武力和杀伐在波罗的海地区疯狂扩张。在希特勒眼中，他的“骑士”或许就是神秘的条顿森林中走出的东征十字军，因为这个形象与纳粹政权的战争心态颇为吻合——第三帝国不仅要征服他国，更要通过十字军东征那样的“圣战”来“清洁欧洲”。无论如何，当第三帝国元首在这天设立骑士铁十字勋章时，他无疑期待日耳曼战士们在铁十字大旗的召唤下，以骑士的勇敢、忠实和无条件服从，投入到他所声称的“保家卫国”之战中。凯旋之日，他将以高规格的骑士勋章犒赏武士们。

尽管骑士勋章之上尚有极难获得的“大十字”勋章，但它还是被视为德军事实上的最高军事荣誉。“大十字”勋章自1813年创立到1918年为止一共仅颁发过19枚（1813-1815年的“普鲁士解放战争”期间5枚，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9枚，1914-1918年的“一战”期间5枚），获勋者不是皇帝、亲王和显贵，就是赢得过重大战役或战术胜利的元帅或兵种将军级高级将领，普通军官和士卒完全无缘染指。为弥补一级铁十字和“大十字”勋章之间的明显缺口，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诸邦国均曾在“一战”中设立了介于两者之间的高规格勋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鲁士俗称的“蓝色马克斯”（Pour le Mérite）的功勋勋章（仅授予军官），以及“金质军事荣誉十字”（Goldenes Militär-Verdienstkreuz）勋章（授予军士和士兵）。随着德皇在1918年11月的逊位和普鲁士王国的终结，这两种勋章也终结了其历史使命，结果造成德国的铁十字勋章体系中曾经存在的缺口依然如故。希特勒创设的骑士勋章据信就是填缺之作，无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士卒均有资格以战场表现获勋。

战后曾有“‘二战’德军勋章泛滥成灾、一钱不值”的说法，这或许适用于较低级别的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6年间德军颁发了超过450万枚的二级铁十字勋章，这还不包括约45万个二级铁十字勋饰（在“一战”中已获二级或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军人，在“二战”中再有资格获得同级勋章时将被授予相应的勋饰）；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发放了30万枚以上（同级勋饰的发放量在15万枚以上）。虽然不同的资料来源有不同的数字，但估计至少有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官兵获得过最低两等的铁十字勋章。但是，“泛滥”一说并不适用于骑士勋章这一级别——自戈林1939年9月获得首枚骑士勋章以来（他在1940年7月19日还获得了“二战”德国唯一的“大十字”勋章），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共颁发了7361枚骑士勋章（含授予外国人的43枚）。获颁骑士勋章的先决条件是已获得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一般而言，军人在战场上有一次超过职责要求的勇敢行为即可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有3到5次的勇敢表现就足以得到一枚一度相当难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而欲获骑士勋章，候选者必须在面临对手时反复地表现出勇敢无畏——至于需要“反复”多少次才能证明自己，虽无明确规定，但指望战场上的“灵光一现”并不现实——比如一名普通步兵凭借某日突然击毁数辆敌军坦克的战功，虽能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但并不能确保他获颁骑士勋章。如果说陆军的骑士勋章标准只是相对笼统的“战场勇敢或卓越指挥”，那么海军和空军的标准则更为明确。海军（尤其是U艇部队）一般以击沉敌军舰船的吨位数计算，通常10万吨击沉战果足以为U艇艇长带来一枚骑士勋章（地中海战场因作战难度甚高，其战果按双倍计算，击沉敌方军舰另有加分），但这个标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放宽，当然也有U-47艇艇长普里恩这种凭借惊人一击而获得骑士勋章的例外。德国空军颁发骑士勋章的标准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1940年的法国战役和不列颠空战期间，取得20架左右击坠战果的飞行员有资格获颁骑士勋章，如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1940年5月29日获得骑士勋章时的战绩就是20次击坠，第2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加兰德在1940年7月29日以17次击坠的战果也获得了骑士勋章。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飞行员们摘取骑士勋章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东线飞行员在战争中后期需要45至50次击坠才有可能获颁骑士勋章，最后阶段甚至还出现了100次击坠才能确保骑士勋章的情况。空军高层也意识到西线飞行员在对垒英美盟军战机（尤其是重型轰炸机编队）时面临着比东线空战更多的困难，为提振西线飞行员的士气并提高作战绩效，德军1943年在西线引入了“积分制”（击坠一架单引擎战斗机、双引擎轰炸机和四引擎轰炸机时分别获得1分、2分和3分，通过击伤轰炸机将它从敌机编队中隔离出来也有积分）。根据有关资料的数字，西线飞行员获得40点积分后有资格获得骑士勋章。值得指出的是，德军的“击坠战果”和“积分”是两类不同的统计数字，确认击坠战果依然要经过一套复杂严格的审核确认程序，“积分”更多地被用于西线飞行员的晋升和授勋等目的。

无独有偶，苏联的最高军事荣誉获得者们——“苏联英雄”所佩戴的“金星勋章”（Gold Star Medal）也是在“二战”前夕（1939年8月1日）创设的。这种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标志着获勋者对苏联做出了最高程度的贡献，一个衔级最低的列兵只要佩戴了“金星勋章”，即便大将和元帅都会肃然起敬并体面地对待他。研究军事勋章勋饰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二战”主要交战国的最高军事荣誉——苏联的“金星勋章”、德国的“骑士勋章”、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及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等大体上是可以类比的。就“苏联英雄”佩戴的“金星勋章”而言，元帅和将军们可凭一场重要的战役胜利获得这一奖赏，校官和下级军官们也能以所部的显著成功戴上“金星勋章”，在近战或徒手搏斗中表现出最大勇气和牺牲精神的普通士兵也能加入“苏联英雄”的行列。唯一具有相对明确标准的是苏联红军的空军，斯大林曾在1941年8月19日发布命令，获得“金星勋章”的最低要求应以执行飞行作战任务的次数和击坠敌机的数量为基础——击坠10架敌机的飞行员有资格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并同时获颁“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昼间对地攻击机飞行员在成功执行了40次危险作战任务后也将有类似的资格。平心而论，这些标准相对于德军的骑士勋章而言并不算高。

虽然比较交战国颁发的主要功勋勋章的数量可能既费力不讨好，又难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下表的数据至少能够表明，战争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战场勇敢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能“独美于此”。不管是在火热的激战中，或面对必死无疑的危境时，还是面临占压倒优势的对手，甚至在与个人信念和宗教信仰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刻，各国都有自己最勇武的战士和军人们最引以为荣的勋章。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曾说：“很难想象还有多少中年法国人没有得过梅毒和获得过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这句夸张的话语虽属笑谈，但多少显现出某些勋章的颁发门槛过低的事实。美国人非常珍视自己的“国会荣誉勋章”，“二战”中仅颁发了400余枚（多半还是死后追授），杜鲁门就曾称自己“宁可获得一枚国会荣誉勋章，也不愿做总统”。大不列颠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或许是最难获得的勋章之一，自1856年创立以来只颁发过1300余枚（多是追授），“二战”中仅有182名军人获得过此种最高军事荣誉。相对于英美苏等颁发勋章的数量和标准而言，德国的骑士勋章得主们佩戴的绝非“发滥的玩意儿”，而是代表着他们确属德军最著名、最受尊重的一个精英群体。在中国军事爱好者中颇有名气的装甲王牌卡里乌斯（Otto Carius）曾是890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中的一员，他在1980年代末曾这样写道：“我在前线佩戴骑士勋章时的感受非常愉快，这使我能较容易地实现目标，即便面临着难以克服的障碍时也是这样。这个荣誉对战士们也产生了正面影响。当那些根本不认识我，或可能只听说过我的战士们看到我佩戴的骑士勋章时，他们往往能更主动地信任我。另一方面，骑士勋章也使佩戴者们处于重压之下，因为他不能显露出自己的任何弱点。总之，他必须向人们证明，自己配得上他人给予的信任。”

第三帝国的扩张野心就像条顿骑士团时代一样没有止境，战争规模的一再升级自在纳粹元首的掌控之中，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们取得的空战击坠战果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1940年5月10日的法国战役开始前，德军一共颁发过52枚骑士勋章，但仅在5月10日至6月3日前的第一阶段作战中，又有72人获颁骑士勋章。为褒奖并进一步激励“忠勇”的骑士们，希特勒6月3日修订了前一年的法令，设立了更高一级的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严格说来，这并非一种新的勋章，而是加上了银质橡叶徽饰的第2枚骑士勋章（与“苏联英雄”的授勋方式颇为类似）。这个徽饰由三瓣橡树叶组成，中间的叶片与两旁的叶片部分重叠，佩戴时直接挂在骑士勋章的上方，徽饰背面的铁环可供缎带穿过。“二战”中德国一共颁发了890枚橡叶骑士勋章（包括8名外国人），希特勒曾亲自为其中的许多人授勋，他本人保留是否将获勋者召至大本营亲自授勋的最后发言权。第1位橡叶骑士得主是山地兵将军迪特尔（Eduard Dietl），他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将领之一，因在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中夺取和固守纳尔维克的战功获此勋章。第2和第3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和加兰德获勋时的空战击坠战绩均为40架。1940年时，德军一共只有7人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除前述三人外，还有王牌飞行员维克（Helmut Wick）与三大U艇王牌艇长普里恩、克雷奇默（Otto Kretschmer）和舍普克（Joachim Schepke）。因而，把橡叶骑士勋章视为1940年时的德国最高军事荣誉是毫不为过的。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终身仇视共产主义、发誓要像十字军一样“清洗劣等种族”的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发动了侵苏战争，欧亚和地中海的遍地狼烟之上再次燃起冲天的烈火。就在6月21日，希特勒在展望着即将发动的“新十字军东征”之时，下令在橡叶骑士勋章之上再加上双剑徽饰，并把这种最新的勋章授予战斗机飞行员加兰德。截至当日，德军已颁发了15枚橡叶骑士勋章，加兰德的个人击坠总数已达70架，非常接近里希特霍芬“一战”中创下的80架击坠世界纪录。苏德战争的首日，莫尔德斯就以总战绩72次击坠获得了第2枚双剑骑士勋章。不过，纳粹政府正式修改1939年的法令，并将双剑骑士勋章纳入铁十字勋章系列却是1941年9月28日的事了。到那时为止，德军已颁发了35枚橡叶骑士勋章，双剑骑士团中又增添了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厄绍（Walter Oesau）。到一年后的9月28日，德军一共颁发了20枚双剑骑士勋章，统治了天空的飞行员们也牢牢把持着双剑骑士的俱乐部，除隆美尔、凯塞林和3名U艇艇长外，其余15名获勋者皆为飞行员。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共颁发过160枚双剑骑士勋章，除一名叫做山本五十六的日本人外（死后追授），获勋者无一例外都是德军的战争精英。

1941年夏，无论是苏联的天空和地面，还是北大西洋的广阔海域，抑或非洲的无垠大漠，只要有战火点燃的地方，似乎一切都朝着有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7月15日，莫尔德斯以击落敌机101架的战绩成为世界上首位突破空战百胜大关的飞行员，乐不可支的希特勒当日决定更慷慨地表达他对骑士们的感激——集银、金、铂金和钻石于一体的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在这一天问世了，并在次日授予给首位得主莫尔德斯。在1941年9月28日修改过的法令中，钻石骑士勋章与6月21日创立的双剑骑士勋章一起成为了铁十字勋章家族中最新的成员。

钻石骑士勋章的基本设计和佩戴方法与之前的两种高级勋章基本相同，最主要的区别是在橡叶和双剑上镶嵌了手工磨制的钻石。钻石骑士勋章有两种尺寸略有区别的款型。第一款中钻石徽饰的尺寸略小，据信只颁授给过前五位获勋者（马尔塞尤除外，他在有机会领取钻石骑士勋章前即已阵亡）。1942年，戈林认为该款徽饰的钻石质量不佳、整体感觉不够流光溢彩，因之命令新的制造商克莱因（Klein）公司制作了第二款钻石徽饰。新款与老款的外观基本一致，但加大了尺寸且更加耀眼夺目。此后的每位获勋者都获得了两套新款钻石徽饰，其中一套用于正式的授勋典礼，是由铂金和53颗天然钻石制成的艺术精品，另一套用于日常佩戴，外观尺寸与正式的一套毫无二致，不过材质是银和人造钻石。前五位获勋者中，有三位后来补发了新款的两套钻石徽饰，当然，早亡的莫尔德斯和马尔塞尤与之无缘。

钻石骑士勋章在战时只颁授过27名勇冠三军、战绩超群的军人，他们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题和对象，下表列出了这些军人的姓名、生卒年月、最后军衔、获勋时间、获勋时的职务和军衔等基本情况，以及本书四卷中每卷所覆盖的具体人物。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中，有12人来自空军（其中7名昼间和2名夜间战斗机飞行员、1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1名伞兵将军和1名元帅），11人出自陆军，2人为U艇艇长，2人为武装党卫军将军。他们中的莫尔德斯、马尔塞尤、隆美尔、诺沃特尼、舒尔茨、胡贝、伦特和莫德尔等8人未能幸存于战争，吕特在停战的当月被忠实执行自己命令的哨兵误杀。希特勒战时一直都亲自颁发钻石骑士勋章，但有4人例外：马尔塞尤还未来得及领受第4枚钻石骑士勋章就殒命于北非大漠；拉姆克在1944年9月19日被授予第20枚钻石骑士勋章时，他负责守卫的法国布雷斯特要塞即将城破，而他一天后就向美军第8军投降了；毛斯获得第26枚钻石骑士勋章时，已无可能前往柏林的总理府地堡领受勋章；最后一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绍肯获勋时，希特勒已自杀一周有余，绍肯的勋章是由第三帝国末代元首邓尼茨下令颁发的。

27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是名动全德的战争英雄，也是纳粹宣传机器大加利用的宠儿，他们的战绩和经历频频出现在报纸杂志上，肖像也被印制在明信片上，印有他们头像的卡片甚至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收藏的宠物，孩子们可以用一个“隆美尔”换一个“加兰德”，或用一个“马尔塞尤”换好几个印有橡叶骑士勋章得主头像的卡片。这27人中既有被载入空战史册的十名最杰出的飞行员，也有知名度不高，甚至获勋资格都颇差强人意者，如第20位得主拉姆克（在美军围困下坚守布雷斯特要塞长达一个月，投降前夕被希特勒一天之内连续授予双剑和钻石骑士两枚勋章，颇有“安慰奖”的味道）及第22位得主布兰迪（后人称他是U艇部队的“高估之王”——上报战果为击沉敌船11万余吨，实际战果平庸得甚至不足4万吨）。他们中既有身后受到敌友高度称赞的模范军人（如莫尔德斯），也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如戈洛布、吕特、鲁德尔、迪特里希、舍尔纳等），更有试图通过逮捕希特勒来拯救德国的人物（如隆美尔和施特拉赫维茨）。幸存于战争的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都有或长或短的战俘营经历，他们的战后岁月也可谓大相径庭，既有加入西德新国防军并成为战斗机联队上校联队长的哈特曼，也有成功的企业家兼任“飞行员和平大使”的加兰德，还有晚景凄凉、始终不被袍泽原谅的戈洛布和格拉夫，更有被西德法庭判刑入狱的巴尔克和舍尔纳，当然还有成功跻身政坛的曼陀菲尔，更多的人则是在平淡的和平年月中追忆远去的叱咤风云。

希特勒梦想中的“千年帝国”只存在12年便被历史唾弃了，但在崩溃的前夜，即便失败的阴影已进入他杂乱无章的疯狂心绪，他依然在叫嚣：“取得最终胜利的将不是中亚，而是德国所领导的欧洲，我们在过去1500年里曾经保卫过欧洲，现在仍将继续带领欧洲抵御东方。”1944年12月29日，希特勒最后一次修订了1939年的相关法令，创设了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他希望到战争最终胜利之时，以这种至高无上的勋饰褒奖12名最忠勇的战士——他的12名现代骑士，将像不列颠的亚瑟王手下的12名最勇敢、最忠实的骑士一样，与他们的元首在圆桌旁聚首欢宴。希特勒的“圆桌骑士团”之梦自然无法实现，但据说已有3枚，甚至多达6枚的金橡叶骑士勋章被制作出来，而且在1945年的第1天颁授给了第10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鲁德尔（第2卷将有详细介绍）。德国报纸曾对此做过报道：“元首大本营1945年1月2日电。在1944年12月29日的一项法令中，元首创立了德国表彰勇敢的最高勋章——钻石双剑金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将最多颁发12次。1月1日，‘殷麦曼’（对地攻击）联队联队长鲁德尔中校从元首手中接过了这一勋章，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首位获勋者。与此同时，为表彰鲁德尔中校作为飞行员和战士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战功、久经考验的英雄主义，元首已晋升其为上校。”四个月后，第三帝国彻底覆灭了，鲁德尔也就此成为唯一的金橡叶骑士勋章得主。

从技术上讲，铁十字勋章系列的顶峰是“大十字”勋章，就连金橡叶骑士勋章都位居其下，但“大十字”勋章的得主只有一人——被后人讥为“小丑”的帝国元帅戈林，显然他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德国军人，如果把他作为战场勇敢的象征，那只能玷污了“勇敢”这一军人最重要的品质的真意，也只能是无视历史的荒唐闹剧。严格说来“二战”时期德国的最高战功勋章是仅有鲁德尔一人获得的金橡叶骑士勋章，但是，把他和其他26名军人获得的钻石骑士勋章视为最高战功勋章，应该并无大的不妥，毕竟，1500万德国军人中只有这27人获得了该等勋章。同理，朱可夫元帅、波克雷什金（Alexandr Pokryshkin）和阔日杜布（Ivan Kozhedub）这三位在“二战”中三获“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虽然理所当然地居于苏联最高军事荣誉群体的巅峰，但这并不妨碍后人认为，10000余名两次或一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军人也是苏联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群体中的成员。

本书试图以四卷百万字的篇幅和大量罕见的历史图片，相对全面地讲述27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们的战时经历和人生轨迹。我为撰写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和相关著作，在阅读、分析和写作过程中，在以后人的眼光审视那些往事和历史图片时，我尽量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相对客观的立场，如实地记载这些军人的传奇经历。撇开战争的性质和意识形态的对错，我深深体会到这些军人的人生经历丰富多样，他们的战场勇敢并不逊于英美盟军和苏军的勇士们，他们的战功（尤其是飞行员）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惊叹号”。我的目的是既不“漂白”也不“涂黑”这些军人，既不“赞美”也不“挞伐”他们那些给受害国留下无数痛苦的战功，我只想把他们留下的那些“惊叹号”以数字和史实较完整地呈现出来。读者朋友们可以完全不同意书中的若干观点和评论，但如果大家在读完本书后能发出一声“了解了这些人那些事”的感叹，那么本人的一番努力就算没有白费。当然，由于涉及人物众多，资料繁杂，比对史料和滤掉纯粹传说的任务相当繁重，最主要的是能力和时间精力有限，本书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军事历史爱好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在本书首卷即将付梓之时，有两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则是2013年1月初的一篇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探访德国海外驻军的家属时声称：“我们向很多地方派遣了士兵。有时，我细看地图上德国士兵或者维和警察派驻的地方，发现很快就覆盖了整个地球仪！”视角独特且多少有些神经质的《纽约时报》将之解读为“德国海外驻军很快就会遍布全球，从而引发德国军事扩张的忧虑”。出于对不堪回首的那段惨痛历史的记忆，德国加强军事地位的举动及言辞自然会引起一些国家和德国国内某些人士的警觉与关注。包括德国官方不少人士在内的许多人则认为，随着驻欧美军的不断减少，德国在拱卫欧洲自身安全方面必须挺身而出。另一则是2013年1月26日的一篇新闻报道：默克尔在“大屠杀纪念日”（1月27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像她的诸多前任一样再次公开声称：“……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二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要确保种族主义不会卷土重来。”交叉阅读这两条新闻的时候，我不由得感慨连连——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在战后无疑得到了充分清算，战后的德国政府和人民也长时间地、痛苦深刻地反省全体国民的历史罪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民族终于摆脱了历史的阴影，自信地引领着世界前进的步伐；同时，德国并没有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而是以持之以恒的诚意和行动向世人证明，德国将永久地楫别那段黑暗的岁月。我也不由得联想起本书27名曾获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他们是那个邪恶政权的“代表人物”吗？他们在战场上的奋不顾身和勇猛无畏到底都是为了什么？为了元首、勋章，还是祖国？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人物的悲剧在于，他们心甘情愿地充任了纳粹战争车轮上一根根“光芒四射”的辐条，同时坚信自己仅仅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他们追随希特勒踏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浑然不觉地自以为是在为国尽忠。即便如此，德国朝野和国民在战后坦荡反省的态度和作为，包括对待这些曾经的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的立场（书中会有详述），还是令人感佩不已。

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得到了指文图书的罗应中先生的大力帮助，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一直给予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并提出了很多见解独到的改进意见；我也必须向指文图书的编辑团队和出版社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较量》杂志总编刚寒锋先生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并提出了富有见地的修改意见，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我还应感谢关心我的著述的读者朋友们，他们的热情鼓励也成为我继续努力下去的动力来源。在最后定稿阶段，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里读到本书前言的一些同好，在肯定本书立意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包括shtuka-letchik、tvonk、commtek、reichsrommel、陈寿亭、近卫龙骑兵、拒绝再战、小河流水、我爱瑶瑶、raingun等（恕不能一一列举），这里特向大家表示感谢。raingun先生通过朋友为我提供了各语种的人名翻译手册，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宽容、理解和支持，想完成这种规模的一套大书在我而言是无法想象的。

汪冰
2013年2月

第1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莫尔德斯上校（获勋时间1941年7月16日，图片为1940年获骑士勋章时所摄）

Chapter 01
第一章
“老爹”：
维尔纳•莫尔德斯上校

“一战”中的德国空军曾涌现过一批王牌飞行员，其中有“红男爵”之称的里希特霍芬（Manfred Albrecht Freiherr von Richthofen）、被称为“空战战术之父”的波尔克（Oswald Boelcke）更是被偶像化的王中王，前者以击坠80架敌机的辉煌战绩被誉为空战天才，后者则被尊奉为空战史初期最伟大的创新先驱和战术领袖。“二战”中的德国空军更是人才辈出，一批受过良好训练、技术精湛、勇气超凡的年轻人，凭借性能卓越的战机和德国人首创的先进战术，取得了令人瞠目的空战战果。据统计，整个“二战”期间德国有107名战斗机飞行员取得了100次以上的空战胜利，[1]其中包括“300胜俱乐部”的超级王牌哈特曼（Erich Hartmann，352胜）和巴克霍恩（Gerhard Barkhorn，301胜），而英军头号王牌飞行员约翰逊（James E. Johnson）上校的战绩是34次独立击坠和7次合作胜绩，美军并列第一的两位王牌约翰逊（Robert S. Johnson）上校和加布雷斯基（Francis S. Gabreski）上校的战绩都是28架击坠，苏军飞行员阔日杜布上校则取得了62次空战胜利。[2]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战后有不少英美人士妒火中烧，怀疑昔日的对手普遍夸大甚或虚报战绩，声称那些所谓的德军王牌在计算战果时按坠毁战机的发动机计数，更指责他们的指挥官劫掠下属的战果，把所有飞机员的战绩全都划归自己名下。按照他们傲慢而又可笑的逻辑，唯有如此德军才有可能产生如此众多的王牌——有10人在西线对垒盟国空军时胜绩达到100架以上，而在东线竟有9人击坠了200架以上的苏军战机。以击坠数论高下固然难免以偏概全，但德军王牌在战时普遍拥有难以想象的出战总次数，他们个个骁勇善战、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确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所有这些王牌中，有两名飞行员兼指挥官在德国和西方具有最高的知名度，即被誉为“二战波尔克”的莫尔德斯（Werner Mölders）上校和有“二战里希特霍芬”之称的加兰德（Adolf Galland）中将。

负有盛名的莫尔德斯出生于1913年3月，因飞机失事丧生于1941年11月，他短暂的人生和流星般的匆匆逝去，并未妨碍他成为德国最受人尊敬和怀念的空中领袖。“一战”中当波尔克和里希特霍芬先后阵亡时，英国空军都曾在空中掷下祭奠的花环以示敬意，莫尔德斯虽未获得这种骑士风范的际遇，但对手对他的惊人成就和战术创新也同样赞不绝口。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越里希特霍芬80架击坠记录的飞行员，也是第一个取得100次空战胜利的人，更是上千万德国军人中首位摘取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勋章的人。莫尔德斯的不凡并不仅仅体现在战绩上，他还是一个卓越的战术创新家和教育者，更以其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在28岁时就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空军战斗机部队的总监。莫尔德斯丧生的消息借助电波传遍大街小巷时，数百万德国人的泪水曾夺眶而出，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英雄和偶像就这样翩然而去。纳粹政府为莫尔德斯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曾任联队长的第51战斗机联队（JG-51）也被改称为JG-51“莫尔德斯”联队，使他和这个王牌联队像“一战”中的“里希特霍芬”联队一样也成为传奇。迟至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西德海军的一艘驱逐舰被命名为“莫尔德斯”号，空军第34通信团位于下萨克森州的菲瑟尔赫沃德（Visselhö vede）的军营镌刻上了莫尔德斯的名字，多瑙河畔诺伊堡（Neuburg）的第74战斗机联队也被命名为“莫尔德斯”联队。[3]德国素有用历史上的著名战将和军事家之名命名部队的传统，而莫尔德斯是唯一一位被海军和空军同时纪念的人物。

早年岁月：
从不适于飞行到空军少尉

“你患有急性晕动病，不可能成为飞行员。”

一位一丝不苟的德国医生这一句短短的话，在眩晕中的莫尔德斯听来不啻于死亡判决书。时针定格在1934年，21岁的陆军少尉莫尔德斯第一次试图圆自幼的一个梦——加入空军成为一名翱翔蓝天的飞行员。刚从离心机测试椅中踉跄爬出的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虽然机器早已停止旋转，他的脑袋依然晕转不停。颇有怜悯心的医生看着呕吐不止的莫尔德斯，一边摇头、一边咂吧着舌头说：“少尉，你待在陆军更有前途，你不适合飞行。”

莫尔德斯成为飞行员的初次尝试就这样结束了，但以后的经历证明，这将是他短暂多姿的军旅生涯中唯一的失败。

1913年3月18日，莫尔德斯出生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的一个教师家庭，他在家里排行第三，上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1914年9月，莫尔德斯家又添了一个男孩，但父亲维克托（Victor Mölders）作为后备役少尉已在月前随第145步兵团投入了“一战”，并在次年3月2日阵亡于法国的阿尔贡（L’Argonne）地区。[4]随后，寡母安娜玛丽（Annemarie Mölders）带着三子一女返回哈弗尔（Havel）河畔勃兰登堡的娘家，莫尔德斯也在这个历史绵长、风景如画的地方渡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莫尔德斯的一位舅父住在附近，他经常来照料他们一家，也时常带几个男孩子外出野营、狩猎或欣赏大自然的壮美。早年的这段经历使莫尔德斯觉得自己与大自然有难以言说的亲近感，野外狩猎也成为他成年后除飞行之外最喜爱的户外运动。求学阶段的莫尔德斯对体育运动有着广泛的兴趣，美丽多姿的哈弗尔河为孩子们提供了夏天划船游泳、冬天溜冰滑雪的天然场所。当莫尔德斯进入勃兰登堡著名的扎尔德里亚（Saldria）文理学校读书时，他完全迷上了赛艇运动，曾作为赛艇队主力帮助学校赢得过不少比赛，被接纳为“勃兰登堡赛艇俱乐部”成员后，他很快又成为青年桨手们的领袖。

莫尔德斯在勃兰登堡生活的日子里结识了天主教神父克拉维特（Erich Klawitter），这位神父向他灌输了整套的天主教教义，使他逐渐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人道主义者。求学期间，莫尔德斯曾与弟弟维克托一起加入了“天主教青年运动”的学生组织“新德意志联盟”（Bund Neudeutschland，1933年被纳粹政权禁止），日后成为军官时，他更是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成名后的莫尔德斯的宗教信仰与纳粹教义时时发生冲突，但由于在战场上的巨大成功和影响力，纳粹当局只能无奈地给予容忍——早在1938年参加西班牙内战时，莫尔德斯就曾因宗教信仰和坚持人道立场而令上级不快，只不过由于德国迫切需要他的军事才华和战术创新能力，高层才没有过多追究他；1941年秋莫尔德斯举行了传统的天主教婚礼，这当然令纳粹宣传部门和一些政客感到不快，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曾向希特勒密报莫尔德斯的种种“不轨”行径，但元首破天荒地警告他们不得轻举妄动，教训他们“谁都不要碰这个体面端正的战士”。莫尔德斯从未背离过自己的信仰，宗教也为他提供了伦理道德上的支点，使他与一些完全拥抱国家社会主义理念并视之为信仰的军官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与飞行员们辩论时经常谴责纳粹政权的“过分”之处，也反对任何鼓吹种族仇恨的理论，丝毫不惧地为蕴含在朋友和敌人身上的真与善辩护。自然，他的言行和立场都会被报告给希姆莱，但当局一次次放过了这位家喻户晓的英雄。

莫尔德斯对早亡的父亲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像同时代的许多男孩子一样，他也很早就在心里涌动着成为父亲一样的军官的念头。11岁那年，当那位宠爱他的舅父带着他到天上兜了一圈后，他发现自己真正的愿望是成为一名飞行员。不过莫尔德斯的理想至少在眼下还无法实现，战败的德国被凡尔赛条约禁止拥有空军，获准保留的陆军也有规模上的严格限制，即使想成为陆军候补军官，也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激烈的竞争。1931年，18岁的莫尔德斯高中毕业时志愿加入帝国国防军，他幸运地被东普鲁士阿伦施泰因（Allenstein，今属波兰）的第2步兵团接受了——该团在60名候补军官申请者中仅选录了3人。当年4月1日，莫尔德斯开始了十年的军旅生涯，新兵训练完成后，他在10月进入了德累斯顿（Dresden）军校学习（隆美尔此时正是该校的战术教官）。1933年6月1日，完成了军校学习的莫尔德斯被晋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Fähnrich，注：德军军衔体系中的Fähnrich和Oberfähnrich比较独特，中文译法很不一致，本书将之分别译为“二级中士候补军官”和“一级中士候补军官”），同时调入第2步兵团第1工兵营1连，但很快又被派至慕尼黑工兵学校继续学习。在慕尼黑工兵学校的半年多被莫尔德斯自称为一生中最惬意的时段之一，除了学习工程原理、浮桥架设、驾驭战马车辆及大强度的山地训练外，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到慕尼黑郊外的施塔恩贝格（Starnberger）湖驾船赛艇，充分享受水上运动强身健体的同时所带来的欢乐。他也与战友们时常攀登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壮丽的湖光山色也许使年轻的莫尔德斯觉得，做一名能与山川河流亲密接触的工兵军官或许也是相当不错的职业选择。

1933年冬，仍处于秘密状态的空军来到慕尼黑工兵学校招收志愿者，莫尔德斯闻之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成为众皆艳羡的飞行员的愿望。他提交了申请，也通过了几乎所有考核，但只在一项上卡了壳——离心机旋转测试令他眩晕不止、恶心难耐，这就是前面描述的那些场景。莫尔德斯在日记中留下了“我被打发回去时头晕恶心、面色苍白，他们说我不适合飞行”之类的文字，但他下决心不让身体缺陷妨碍自己的追求。通过大强度的训练并以最大的毅力克服晕动病的困扰，莫尔德斯在第二次测试中虽仍东倒西歪，但总算止住了呕吐感，医生也同意他可以有条件地参加飞行训练。1934年2月1日，一级中士候补军官（Oberfähnrich）莫尔德斯终于成为一名“适于承担某些职责的飞行员”。

此时的德国空军虽并不正式存在，但其基础已经奠定。航空部常务副部长米尔希（Erhard Milch）1933年即奉命启动了在1934年1月1日至1935年9月30日间产出4021架各型飞机的庞大计划，国内也存在着一支名为“德国航空运动协会”（Deutscher Luftsportverband，简称DLV）的准军事化力量，其首脑就是“一战”中战绩仅次于里希特霍芬的二号王牌乌德特（Ernst Udet）。另外，德国非常重视培养飞行员的工作，当时这个任务基本由名义上的民用飞行学校承担，如不伦瑞克（Braunschweig）和柏林附近的飞行学校，莫尔德斯开始飞行生涯的科特布斯（Cottbus）运输机学校也是其中之一。莫尔德斯入学后很快发现，相较于侥幸通过医生这一关，他还有更多更大的困难要克服。头一个月里，除经常性呕吐外，莫尔德斯还时不时感到剧烈的头痛。在战友眼中，飞行对莫尔德斯来说就是纯粹受罪，更是旁人无法忍受的自我折磨。他当然可以随时返回陆军继续做工兵少尉（1934年3月1日授衔），但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依靠纯粹的意志力，缓慢坚实地逐步战胜了身体缺陷，头痛恶心的次数逐渐减少了，程度也不再那么剧烈，就这样他一步步完全控制了身体的不适反应，之后迅速成为所有学员当中成绩最优、表现最佳的佼佼者。

莫尔德斯在运输机学校受训期间，空军的首支战斗机单位——JG-132联队（JG-2“里希特霍芬”联队的前身）于1934年4月1日正式创建。不过，它的公开身份是在各地上空飞来飞去打广告或进行表演的单位，其联队长格莱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少校“一战”中曾以28次击坠的战功摘取过“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担任JG-132联队长前曾在中国帮助蒋介石政府组建空军，“二战”谢幕前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和空军总司令。德国在1934年时已拥有41个飞行单位，分散在6个所谓的空军军区（Luftkreis）里，当然这些单位的军事职能全都隐藏在无关痛痒的代号或假名之下：装备了“道尼尔11”（Dornier Do-11）中型轰炸机的单位被称为“汉萨飞行学校”；莱希费尔德（Lechfeld）的轰炸机作训单位负责Ju-52飞行训练，顶着的头衔却是“德国航空气象局”的研究部门；布伦瑞克的运输机学校掩饰着He-46侦察机训练的真面目；普伦茨劳（Prenzlau）的轰炸机飞行员们也在“州农业虫害控制单位”的幌子下接受Ju-52训练……[5]飞行员训练的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军士和士兵也从陆军集体调入呼之欲出的新空军，这些高水准的志愿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拥有学习新军种和新技术的强烈意愿与能力，他们的加入使空军的基地和航站等的建设规模也在扩大。1934年8月1日，老迈的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成为独裁大权集于一身的国家元首，身在科特布斯的莫尔德斯与成千上万的官兵一样，按照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命令，宣誓效忠于“德意志帝国和人民的领袖、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希特勒。作为前陆军军官，莫尔德斯曾宣誓效忠魏玛共和国并誓死捍卫宪法，现在改为效忠希特勒个人，而且新誓言的首句即为“我向上帝起誓”，不知年轻的莫尔德斯如何在自己宗教的主人和世俗的新王之间寻找平衡？

科特布斯的训练生活一直持续到1934年的最后一天。1935年初，莫尔德斯与4名战友一起来到位于图托（Tutow）的空战学校进一步受训。2月26日，戈林以航空部长的身份向世界公开了德国空中力量的存在，这时空军拥有16个中队，但5个月后就翻了三倍，一线部队已拥有1833架战机，其中多为轰炸机和侦察机，Ar-64、Ar-65和He-51等战斗机只有250余架。当年5月21日，莫尔德斯在慕尼黑附近的施莱斯海姆（Schleißheim）战斗机飞行学校取得了新设立的飞行员证书和徽章。

摄于1933年6月，20岁的莫尔德斯结束了德累斯顿军校的学习，进入第2步兵团工兵营任职，不久后被派往慕尼黑工兵学校学习。

摄于1925年的勃兰登堡，12岁的莫尔德斯与弟弟维克托（左一）和姐姐安娜玛丽（Annemarie）在一起。

摄于1933年，莫尔德斯三兄弟，左一为哥哥汉斯，左二为弟弟维克托。

摄于1934年春，莫尔德斯经过努力成为科特布斯运输机学校的一名学员。他在这里一直待到1934年最后一天，驾驶过包括AI-102、He-45、Ar-66等在内的多款战机，图中的飞机是一架Fw AI-101D型教练机。

1935年5月21日，莫尔德斯获得了飞行员证书和徽章，图为他的飞行员证书，此时的莫尔德斯已从“不适于飞行”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1936年3月7日，德军开进了被凡尔赛条约划为非军事区的莱茵兰地区，图为德军战斗机中队飞越莱茵河上空时的情景。莫尔德斯此时为JG-162联队第1大队飞行员（当年4月1日即被调往JG-134第2大队），他的中队也参加了此次行动。飞行员们在杜塞尔多夫着陆时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希特勒同日在国会演说时曾煽情地说道：“我相信德国谋求平等权利的努力可以说告一段落了。”

1936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这天，莫尔德斯晋升为中尉。

1935年7月，完成了战斗机飞行员全部训练的莫尔德斯被分派到驻什未林（Schwerin）的JG-162第1大队，这个战斗机联队的全称中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殷麦曼”，纪念的就是“一战”中的空战英雄殷麦曼（Max Immelmann）。莫尔德斯在什未林大队一直服役到次年3月底，期间结识了未来的妻子巴尔德奥夫（Luise Baldauf）女士。1936年3月7日，在德军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的行动中，莫尔德斯与战友们曾驾机飞翔在莱茵河的两岸。4月20日希特勒生日这天，莫尔德斯晋升为中尉，不过此时他已改任JG-134“霍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联队第2大队作战训练中队的中队长，顶头上司是“一战”中取得过32次空战胜利的奥斯特坎普（Theodor “Theo” Osterkamp）少校。奥斯特坎普作为莫尔德斯的早期导师和上级对后者产生过较大影响，有“特奥大叔”之称的他也非常赏识年轻的莫尔德斯中尉，而后者更是时时处处向这位长者学习，尤其是大队长对待下属的热情、骑士风范和优秀的领导才能。1940年时，已经名满全德的莫尔德斯从奥斯特坎普手中接过了JG-51联队，并将之塑造成王牌云集的精英集体。不过，JG-134全名中嵌入的“霍斯特•韦塞尔”并非里希特霍芬或殷麦曼之类的空战王牌，而是一名据信兼职充任皮条客的纳粹冲锋队员，更是与飞行和空战无论如何都扯不上干系的一名纳粹狂徒。韦塞尔于1930年2月丧生，虽然关于其死因有多种说法，但纳粹党掌权后戈培尔的宣传部门对其极尽美化之能事，把他描绘为一名“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搏斗中献出生命的烈士”。当然，这些背景是莫尔德斯等普通军人当时无从得知的，但在引人注目的战斗机联队的全称中嵌入纳粹冲锋队员的名字，足见纳粹党对空军的影响之深、控制之严，也难怪彼时曾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海军仍在追忆逝去的帝国，陆军属于共和国时代，只有空军是纳粹的产物。

西班牙内战：
“秃鹫军团”的头号王牌和战术创新家

西班牙共和国于1936年7月爆发了内战，以民族主义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为首的右翼势力公开叛乱，他们迅速攫取了许多城镇和重要设施，但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等最重要的枢纽仍在共和政府控制之下。佛朗哥向欧洲最大的两个法西斯政权——德国和意大利伸出了求援之手。希特勒视此为扩大德国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同时也乐于看到西班牙出现一个同情纳粹的法西斯政府，于是命令戈林负责为佛朗哥军队提供援助和装备。德国人的动作很快，空军的首批战机和军人7月底即在赶往西属摩洛哥的路上——为帮助佛朗哥向马德里进军和尽快结束战争，德国空军的He-51战斗机和Ju-52运输机部队奉命将摩洛哥的20000名殖民地军人和装备经直布罗陀海峡运往西班牙。这一航空史上的首次大规模空运大获成功，但当苏联派出飞机、装备和顾问团支持共和党人，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也派出空军和地面部队援助佛朗哥时，西班牙内战迅速升级为一场国际性冲突。此后，希特勒解除了德国军人不得直接参战的禁令，决定全力帮助佛朗哥对付共和党人，其目的既包括防止苏俄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进一步扩散，也试图通过壮大佛朗哥的实力来牵制德国的世敌法国，当然也想借此机会检验德军的战斗力、战术和装备，于是德国军援和直接帮助的规模在随后数月里急剧扩大。1936年11月，德国组建了所谓的“秃鹫军团”（Condor Legion），包括轰炸机和战斗机大队各一个及一个侦察机中队，拥有战机约100架，参战飞行员、地勤、高射炮兵和通信兵总计约5000人。[6]“秃鹫军团”的指挥官是戈林的臂膀之一施佩勒（Hugo Sperrle）少将，参谋长则是里希特霍芬（Wolfram Freiherr von Richthofen）中校——这位“一战”王牌飞行员是“红男爵”里希特霍芬的远亲，有着柏林工大博士头衔的他不仅是公认的空军技术专家，更被后人称为“‘二战’期间空军最杰出的战术家”，1943年2月还被希特勒晋升为元帅。“秃鹫军团”除空军人员外，还包括一个营的坦克部队以及负责训练佛朗哥海军的德国海军官兵。整个西班牙内战中，约有两万名德国军人以轮战的方式先后参战。

“秃鹫军团”组建不久，一心想以实战检验自己成色的莫尔德斯就向大队长奥斯特坎普提出了参战要求，后者虽向上级做了举荐，但莫尔德斯还得耐心地等待轮战机会。结果，莫尔德斯没有等到期盼的参战机会，却在1937年3月15日被调到威斯巴登（Wiesbaden）的JG-334联队担任第1大队1中队中队长。JG-334的联队长勒尔策（Bruno Loerzer）上校是戈林的密友，“一战”之初戈林甚至还为他担任过僚机。莫尔德斯在JG-334一边抓紧训练年轻飞行员，一边焦虑地等待自己的机会。一年后的4月他总算如愿以偿，奉命前去接替即将回国的加兰德，出任第88战斗机大队（J-88）第3中队中队长。出发前夕，心情颇为忐忑的莫尔德斯曾给兄长汉斯写过一封遗书：“……需要考虑的事情都已办妥了。这很有必要，以防我再也见不到你们。我内心里总有一种很奇怪的信念，即我什么事都不会出的。我已将个人财物和东西都分配好了，你和维克多都会收到应得的那一部分……”[7]

加兰德自1937年5月起即在J-88任职，由于任期已满且另有任用，他急需一位替换自己的中队长。新来的中队长刚到一周，还未完成交接，就死于一场战机相撞的事故。总部又派来一位中队长，但加兰德认为此人不称职，很快把他打发回国了。空军总部注意到了加兰德对替代者的高标准，甚至是挑剔，决定不再为他无限制提供人选，他们告诉加兰德：“将再给你派一位中队长，但这是最后一次。莫德尔斯是我们的最佳人选，期待你能与他很好地合作。”[8]加兰德战后曾回忆说，他当时对这道命令相当不满，他不喜欢被强迫着留下“这个叫莫尔德斯的伙计”，因为总部的荐语听起来就是对人的一个挑战。[9]1938年4月下旬，化妆成普通游客的莫尔德斯来到了西班牙，也很快见到了加兰德，但后者似乎不太友好，冷淡之余夹杂着半信半疑。此时的加兰德无论如何也无法预计到，这个英俊的中尉很快将成为他的好友，并在几年后成为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即便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当任何人提及德国空军最著名的人物时，他们两人的名字必定会同时出现。有一位美军上校曾在1970年代说过，即便莫尔德斯去世30多年了，他和加兰德在受昔日战友的挚爱和尊敬方面都还是竞争对手。

加兰德的冷淡没过多久就变成了热情接受，因为莫尔德斯很快向他和全大队证明了总部的推荐绝非浪语，尤其是他的工作热情和高效率令加兰德深受感染。5月份加兰德准备动身回国时曾向上级报告说：“莫尔德斯中尉是出色的指挥官和优秀的飞行员，他拥有杰出的领导才华。”有后人说莫德尔斯在慕尼黑附近的飞行学校受训时曾是加兰德的学生，这种说法不足为凭，否则很难解释加兰德初见莫尔德斯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与史料不符——加兰德确曾在1934年10月后任职于施莱斯海姆战斗机飞行学校，但他并非教官，而是“恶补”因8个月的步兵军官训练而被荒废的飞行课程。另外，加兰德在1935年3月末即被调至JG-2“里希特霍芬”联队，而莫尔德斯同期正先后在科特布斯、图托和慕尼黑学习训练，两者的经历并无交集，他们二人的最初相识事实上就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

莫尔德斯接手J-88第3中队时，中队使用的主要机型还是He-51双翼战斗机，这种老旧过时的战机虽在对地攻击和近距离空中支援方面表现不错，但终非性能优良的战斗机，也无法与苏联支援共和党人的伊-15和伊-16等战机在空中抗衡。伊-15战斗机还因外观酷似美军的“寇蒂斯F9C雀鹰”（Curtiss F9C Sparrowhawk），也被德军飞行员称作“寇蒂斯”。当时，J-88的第1和第2两个中队均已换装Bf-109战斗机，吕措（Günther Lützow）中尉任中队长的第2中队驾驶着性能卓越的Bf-109正席卷着西班牙的天空，这曾一度令加兰德既羡慕又嫉妒。不过，第3中队在1938年7月初终于换装使用Bf-109 B-2和C-1等新型战斗机，胜利的天平于是开始朝着莫尔德斯和他的第3中队倾斜。

先任“秃鹫军团”参谋长、后任指挥官的里希特霍芬少将。里希特霍芬是德国空军有名的技术专家，“二战”中先后担任过第8航空军军长和第4航空队指挥官，1943年2月晋为元帅，被当代历史学家称为是“二战”德军最杰出的空战战术家。

摄于1938年4月下旬，莫尔德斯抵达西班牙后不久从加兰德手中接过了J-88第3中队中队长职务，并在半年的作战中击落敌机14架，成为“秃鹫军团”的头号王牌。

莫尔德斯加入J-88时，只有他的第3中队还在使用老旧过时的He-51战斗机。图中的He-51虽难以抗衡对手的伊-16战斗机，但在对地攻击、俯冲轰炸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等方面尚能一显身手。莫尔德斯中队在1938年7月初换装最新型的Bf-109战斗机，之后迅速改变了战场天空的胜负态势。

摄于1938年夏，J-88第3中队的一次战前晨会，图中的战机为Bf-109，左一手持地图者即莫尔德斯，图片中间另一位手持地图的军官为弗佐（Josef Fözö）中尉。奥地利飞行员弗佐在西班牙内战中击坠过3架敌机，“二战”中曾获24次胜利，1941年7月1日获得骑士勋章，后任JG-51第1大队大队长，1944年出任作战训练联队JG-108的联队长。

摄于1938年秋，作战间歇中的莫尔德斯。

莫尔德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最大的贡献并不仅仅是击落了14架敌机，更主要的是他在其他飞行员协助下发展并完善了“四指编队”战术，这一先进战术加上飞行员们获得的经验和心理优势，以及卓越的战机性能，帮助德军在“二战”之初一度支配了天空。图为4架Bf-109组成的“群”（四机编队）正执行任务。

1938年10月18日，莫尔德斯因个人战功和领导才能被提前晋升为上尉。图为身着佛朗哥军队军服的新晋上尉莫尔德斯正心情愉快地向远处眺望。

莫尔德斯1938年12月初离开西班牙回国。图为“秃鹫军团”战绩最高的三名飞行员：左一为12胜的舍尔曼（Wolfgang Schellmann）中尉，1937年12月中旬起他担任J-88第1中队中队长，“二战”开始后先在JG-2任大队长，后任JG-27联队长，苏德战争爆发当天失踪后音信杳无。左二为11胜的哈德（Harro Harder）中尉，他在舍尔曼之前任第1中队中队长，1940年7月，当莫尔德斯担任JG-51联队长时，哈德上尉接过了前者留下的JG-53第3大队大队长职务，但在当年8月12日被英军击落后失踪。

摄于1939年6月6日，希特勒向莫尔德斯、加兰德和里希特霍芬等28位“秃鹫军团”的军人颁发镶有双剑钻石的金质西班牙十字勋章，帝国总理府还为所有有功人员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图中正向希特勒（背对镜头）行礼的即为莫尔德斯，希特勒左边是戈林，莫尔德斯右边是哈林豪森（Martin Harlinghausen）少校，他是“秃鹫军团”轰炸机与鱼雷机大队（AS/88）的指挥官。

1938年7月15日，莫尔德斯收获了平生的第一次空战胜利。当日，他带着6架Bf-109战斗机在空中巡航，在瓦伦西亚（Valencia）上空他发现了远处有一些移动中的小点，他一边向飞行员们发出准备接敌和进攻的信号，一边将战机向上拉升了约500米。随着距离的拉近，这些小点越来越清晰，他识别出那是一些“寇蒂斯”战斗机，有40到45架之多。莫尔德斯一方仅有6架战斗机，还都是些驾驶Bf-109进行初战的“新手”，但对方似乎还没有发现他们。莫尔德斯当时相当紧张，瞪圆双眼，胸口怦怦跳个不停，结果由于开火过早而偏离了第一个目标。莫尔德斯正为自己的紧张和愚蠢感到懊恼时，又突然发现一架“寇蒂斯”的炮口正对着他，他吓得七窍生烟，赶紧驾机避开。与此同时，他注意到一架敌机已被击中起火，而一架Bf-109也似乎正在垂直下落——莫尔德斯当时祷告这架战机能很快恢复平衡，千万不要首战即出现机毁人亡的悲剧。就在电光火石之间，莫尔德斯发现两架“寇蒂斯”正向自己冲来，他迅速降低高度，打算从敌机下方发起攻击——两架敌机中居后的一架察觉了他的意图后迅速逃走了，但前一架仍浑然未觉。莫尔德斯在近距离内瞄准这架战斗机时，飞行员手册中的作战规程和要领仿佛一下子都涌现在脑海中，他冲着敌机越来越大的机身狠狠地开了火，只见对方先战栗了一下，而后迅速起火，拖着长长的烟柱向地平线尽头栽去。莫尔德斯取得了首胜，拉开了一个卓越飞行员不断获胜的序幕。其他敌机见状纷纷逃逸，莫尔德斯等人也不恋战，抵近基地时他摆动着机翼，告诉地面上的人们自己取得了一次击坠。当天摆动机翼报捷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取得中队首胜的利佩尔特（Wolfgang Lippert）少尉（他在西班牙的总战绩是5胜，“二战”中又斩获了25次胜绩，他1941年11月23日在北非被击落，截肢后因病菌感染去世）；另一名飞行员就是日后取得了127胜、官居JG-1联队长的厄绍少尉。

可能是首胜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莫尔德斯对空战得失进行了反复分析和思考。他意识到，自己在接敌时由于过于兴奋或紧张而过早开火，而当敌机攻击他时，他又陷入了不应有的恐慌，直到冷静下来后才按照战术规程的要求击落了敌机。因而，缺乏经验的飞行员取得首胜、并保全自己的先决条件就是克服初战的紧张与恐慌。莫尔德斯后来担任大队长和联队长时，总是特别重视帮助新人克服紧张情绪，竭力教会他们如何取得首胜并获得心理优势。很多飞行员，包括一些战绩后来远超莫尔德斯的王牌，都承认正是由于莫尔德斯的教诲，他们才能幸存于残酷的空战。莫尔德斯还认为Bf-109虽是优秀的战斗机，也足以战胜对手的绝大多数战机，但面对伊-16时并不占优势。因外形圆胖而被德军称作“耗子”（Rata）的伊-16拥有更高的滚转率，比Bf-109能更快地进入平飞状态，甚至还能在德机编队的中间进行转弯。莫尔德斯意识到，鉴于双方战机的数量相当、质量互有高下，战胜对手和取得空中优势就只能依靠更优越的战术编队技术。

莫尔德斯到西班牙之前，J-88大队装备的Bf-109数量相当有限（否则第3中队也不用等到1938年夏才换装），德军只能使用6架Bf-109为轰炸机编队护航，而通常的做法是由9架战斗机分3组从三面保护编队。但6架Bf-109分3组护航的做法却意外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很快成为为轰炸机编队护航的标准战术。[10]这一战术很可能启发了勤学善思的莫尔德斯，他在厄绍和伊勒费尔德（Herbert Ihlefeld）等人协助下创立了新的中队编队战术，即所谓的“四指”编队。

“一战”中的波尔克和里希特霍芬率先在德国空军引入并发展了编队飞行战术，当时他们的创新已足以把孤狼般单打独斗的对手逐出天空，也开启了编队间空战的新时代。后来各交战国纷纷采用了密集队形战术，“一战”结束前夕还时常能看到大批战斗机在空中缠斗的场景。战后直至1930年代后期，各国空军仍在使用发轫于“一战”的作战编队战术——其基本单位由3架战机构成一组，飞行形态呈“V”形，3或4组战机组成一个中队，而多支这样的中队再加入相当复杂的大规模编队投入空战。德国新空军公开后，这种战术也曾占据上风，原因之一就是各大队和联队的指挥官基本都还是“一战”时的王牌，而曾给他们带来极大荣誉的实战经验都是在密集编队战术的指引下取得的。这种情况直到莫尔德斯及其伙伴们将“四指”编队战术纳入实战才出现了突破。

在这种“四指”编队里，最小的基本战术单元从3架战机减为2架，飞行员按要求需成对飞行。每“对”（德语为“Rotte”）战机组成了一个双机编队，两架战机要保持较大的间距和一定的高度差异，而两“对”则组成了一个“群”（德语为Schwarm）。[11]每个“群”的4架战机所组成的四机编队，在空中的形态颇似张开的手掌除拇指外的四指，多个（一般为3至4个）这样的“四指”就构成了中队队形。双机编队中的长机主要负责进攻，多由能力强、经验丰富、射术精湛且善于发现敌机的飞行员承担，僚机则一般负责保护长机的尾部和侧翼。类似地，在由4架战机构成的四机编队里，一对主要承担攻击职责，另一对则负责保护以防被偷袭。

这种“四指”编队甫一出现，似乎就比密集队形战术有着更加开放灵活的优势。首先，在密集队形战术中，飞行员们得时刻注意保持相当精确的队形，这无疑大大分散了飞行员搜寻敌机时的注意力，甚至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其二，“四指”编队战术的运用扩大了对天空的实际覆盖范围，飞行员有可能成倍地提高发现敌机并将之击落的几率。在新编队战术中，每个飞行员的视域都可能达到最大化，而在密集编队中他们的视域有很大一块被自己人的机翼所遮挡。其三，“四指”编队内战机间距的拉大也降低了己方被攻击或误击的可能性。30年代中后期的战斗机在速度与性能上与“一战”战机已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火力强大的战斗机若仍以密集队形投入空战，那么每架战机上的机炮和机枪甚至有可能误伤和击落自己人。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近现代无线电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已使编队中的战机不必再保持近距离飞行。由此可见，“四指”编队战术对提升德军战斗机部队的战斗力和保护自身的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也是适应时代技术进步和战争进程需要的一项重大创新。当其他国家的战斗机还沿袭着密集队形战术，并以僵硬的先后顺序投入空战时，提供了灵活性和安全感的“四指”编队战术无疑令德国空军如虎添翼。莫尔德斯的战绩和“秃鹫军团”的战损率即是最好的明证之一。

不过，也有后人认为莫尔德斯并非“四指”编队的原创者。比科尔斯（Richard Bickers）在其著作《冯•里希特霍芬》中指出：“有‘二战’德军飞行员认为，伟大的创新家和战术领袖波尔克才是‘四指’编队的创始者。波尔克在‘一战’中就曾在自己的部队尝试和宣传这一战术。但他的思想在‘一战’后逐渐湮灭了，因而未能影响到‘二战’。在西班牙的德国战斗机飞行员重新拾起了这一想法，并将之发展成理想的编队战术，即‘四指’编队。”[12]笔者无意介入这一争执，但无论如何，莫尔德斯至少在传承和发扬空战战术、将“四指”编队规范化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应该给予他应得的赞扬，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时至今日，仍然将这种空战队形称为“莫尔德斯编队”并不是没有来由的。

7月15日取得首胜后，莫尔德斯在17日和19日又分别击落了伊-15和伊-16战斗机各一架。稍稍停顿之后，他在8月19日至11月3日间先后击坠了10架伊-16战斗机和1架SB-2轰炸机，另外还有数架无法确认的战果。无论是作为飞行员还是指挥官，莫尔德斯的表现均堪称上乘，他也因之在1938年10月提前晋升为上尉，并在12月初时戴着西班牙内战头号王牌飞行员的桂冠返回了德国。“秃鹫军团”的飞行员们在空战中取得了击毁敌机327架的战绩，自身的战损仅72架，其中多数还是冬季飞行时的意外事故所致。而有些飞行员甚至声称，这些战绩还是在他们并未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取得的，如吕措上尉回国后就曾写道：“……有一些因素制约着德国战斗机飞行员的热情和进取心，诸如我们事实上并非为自己的人民而战，多在敌方领土的纵深执行任务，此外也有责任保护那些难以替代的高水准官兵。我们只在自己的战机处于危险中时才会全力以赴……”[13]

“四指”编队战术的成功是西班牙内战带给德军的一份厚礼，莫尔德斯回国后曾被战斗机总监部调去工作了几个月，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总结和撰写新的战斗机战术条令，使“四指”编队成为空军的标准编队战术。这些新战术使德国空军在1940年面对英法空军时占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对手们当时仍在使用效果不佳的密集编队战术。[14]“四指”编队战术当然不是德军唯一的收获，几乎所有史家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二战”之初的德军之所以能在军事上势如破竹，与其空军和装甲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取了经验，并借以检验了技战术和武器性能等有密切关系。德国把几乎所有型号的战机、高射炮和通信设备都拿到实战中检验了一番，除了把He-51战斗机转为辅助性地面攻击武器、而后又充作教练机外，Bf-109战斗机、He-111中程轰炸机、Ju-87俯冲轰炸机等都是在西班牙上演的首秀，而这些战机作为“二战”之初的空中利器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德国还测试了88毫米重型高射炮，除了对付敌机外，它还被用来攻击坦克和防御工事等目标。鉴于轰炸机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事故率居高不下，德军此后异常重视夜间飞行、仪表飞行和恶劣天象条件下的飞行训练，这又使其在1940年时比任何对手都更长于夜间作战。德国人还从空运佛朗哥军队的行动中领悟到空运部队与装备的重要性，迅速组建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运输机部队。此外，德国也意识到组建一支高效机动的机场勤务部队是支援空战的必要条件，到“二战”开始时德军已拥有相当庞大的机场勤务、维修和补给部队，能帮助战斗机、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部队等尽可能近地靠近前沿提供支援。这种高效率转场和重新部署以及靠近前沿提供支援的能力，使德国空军能够保持着远超任何对手的出击作战率。

西班牙内战也为德军检验作战理论提供了机会，为数不多的兵力和战机之所以能取得不成比例的战场表现，关键在于空军与佛朗哥地面武装之间形成了相当有效的地空协同作战体系——“二战”爆发时，德国是各交战国中唯一一个在计划制定和训练中把地空协同作为焦点的国家。光是作战理论的棋高一筹、指挥官们的实战经验更加丰富，就足以让德军在“二战”之初占尽上风。“秃鹫军团”进行过几乎所有种类的重大空战，既有针对关键工业目标的战略打击，也有针对港口、铁路和交通线的战术轰炸，还有袭击机场和争夺制空权的作战，更有最多曾涉及200架战机的大型作战——这些战争方式是1939至1940年时的任何国家都不曾体验过的。约有20000名飞行员、技师和地勤等在西班牙内战中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许多日后的著名飞行员兼指挥官，如莫尔德斯、加兰德、吕措、纽曼（Edu Neumann）、特劳特洛夫特（Johannes Trautloft）、伊勒费尔德、厄绍等都从中获益匪浅。这些人在并不轻松的空战中积累了技战术和心理上的双重优势，回国后他们又在各自的作战联队或飞行学校广为传播经验体会。所有这些因素使德国空军在1939至1940年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正如历史学家科勒姆（James S. Corum）所总结的那样：“德国空军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参与，既是这支力量之绩效的核心要素，也为它在1939-1940年对垒波兰、法国和英国空军时奠定了优势。”[15]

年轻的“老爹”：
从中队长、大队长到联队长

西班牙内战的成功为莫尔德斯带来了与其年龄、军衔和地位并不相称的影响力。莫尔德斯回国之后，战斗机部队总监荣克（Werner Junck）上校将他调来担任了3个月的参谋，负责将“四指”编队战术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而他也借助自己和总监部的影响力，努力使新战术伴随着新技术和飞机性能的发展而更加完善。1939年3月15日，莫尔德斯调任JG-133第1大队第1中队中队长，第1大队的前身就是莫尔德斯赴西班牙前的JG-334第1大队，而两个月后该大队又改为JG-53的第1大队。6月6日，希特勒向莫尔德斯、加兰德等“秃鹫军团”成员颁发了镶有双剑钻石的金质西班牙十字勋章，并在帝国总理府为参战人员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

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的闪电突袭拉开了“二战”的帷幕。莫尔德斯中队此时正驻扎在德国西部边境，负责在摩泽尔（Mosel）-萨尔（Saar）-普法尔茨（Pfalz）一线进行空中巡逻。莫尔德斯在“二战”中的首次空战发生在9月8日，但这一天他收获的却是失望。在与法军的几架H-75A战斗机交手时，他不仅未能取得任何战果，自己的发动机反而出现了故障。他试图驾机返回威斯巴登的基地，不到半程时发动机突然停止了运转，不得不在比肯费尔德（Birkenfeld）附近的一片草地上紧急迫降。莫尔德斯背部受伤，虽不甚严重，但也使他在往后的11天里无法出战。这些日子里，JG-53第1中队在中队长缺席的情况下取得了6次击坠，格里姆林（Walter Grimmling）上士还独得两元。[16]莫尔德斯既为战友感到高兴，又对自己有些懊恼，尤其是他的弟弟维克托驾驶着Bf-110驱逐机已在波兰收获了首胜，还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

莫尔德斯于9月20日迎来了自己的“二战”首胜，他在边境击落了法军的一架“寇蒂斯”P-36战斗机，也因之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他在作战报告中曾做过如下描述：“我与其他3架战斗机前去拦截特里尔（Trier）以南的6架敌机……我绕了一个大圈后爬到敌机上方，朝着最靠后的敌机发起了攻击。我在约50米的距离开火，那架‘寇蒂斯’的尾翼开始不住地摇晃。又一通射击后敌机冒出了浓烟，碎片也开始脱落，然后它一头向下栽去。由于我得保护自己免受其他新到敌机的攻击，我没有再留意那架敌机的下落。”[16]

9月底时，只有两个大队的JG-53准备扩编组建第3大队，这个任务交给了已内定出任大队长的莫尔德斯。莫尔德斯并不是首次经历这种扩军过程，但以往的扩编都有其他联队的班底，这次只能从第1和第2两个大队抽调人手，重点是从外部调入新人。结果，莫尔德斯高效率地完成了任务，两周内聚拢了40名飞行员和48架战斗机，10月10日他就骄傲地向新任联队长克莱因（Hans Klein）少校报告说第3大队已做好了参战准备。随后两个星期里，恶劣的天气使升空作战几无可能，莫尔德斯也直到10月30日才收获了个人的第2次、同时也是第3大队的首次胜利——当天，也是在特里尔上空，他在50米距离内将一架英军轰炸机击坠在摩泽尔河里。莫尔德斯第3大队在11月间表现非常出色，JG-53整个联队当月击落的11架敌机中，就有7架来自于他的大队。

1939年9月，JG-53第1中队中队长莫尔德斯上尉正与他人交谈着。他穿的似乎仍是“西班牙式”军服。

摄于1939年9月20日，莫尔德斯击落了一架“寇蒂斯”战斗机，赢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图中背景是莫尔德斯的Bf-109E战斗机。

总体而言，波兰战役结束后直至1940年上半年的这段时间里，西方盟国与德国隔着边境对峙，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事，而德军则利用这一段所谓“静坐战争”的相对和平期，系统地总结自己在波兰战役中的得失、纠正战术和组织结构上的缺陷。莫尔德斯大队除了大强度的训练外，基本都是沿着边境执行巡逻和侦察任务，他的个人战绩提升得也较为缓慢。1940年4月2日，莫尔德斯收获的第7次击坠战果为他赢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前，他在西线一共进行过18次空战，取得了击坠9架、成功率高达50%的战果。

1940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针对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战争。头四天里，莫尔德斯大队与JG-53另两个大队一样都鲜有接敌的机会——德军的战略是以荷兰和比利时方向的佯攻把英法盟军的注意力完全吸引到北翼，从而掩护南翼德军在阿登山区展开的主攻。JG-53的飞行员们分成两批，一批为轰炸马奇诺防线后方目标的轰炸机编队护航，另一批则继续执行8个月里一直承担的任务——在法德边境的萨尔地区进行空中巡逻。德军的真实作战意图到了5月14日开始显现，A集团军群的多个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已从“装甲部队无法穿越”的阿登山区破茧而出，开始了扑向英吉利海峡、拦腰切断英法盟军的长途奔袭。摆在这些摩托化机动部队面前的一道重大障碍是浩大绵长的马斯河（Meuse），为铲除古德里安第19摩托化军在色当（Sedan）建立的马斯河桥头堡，英法盟军派出了几乎所有的轰炸机前来阻挠德军的渡河作战。但是，由于行事匆忙，许多批次的英法轰炸机编队甚至都没有战斗机护航，结果遭到德军战斗机和高射炮的血洗，14日这天也被称为“德军战斗机飞行员的大日子”。JG-53三个大队都参加了色当空战，但出尽风头的并非莫尔德斯大队，而是扬松（Lothar von Janson）上尉的第1大队——该大队当日取得了击毁35架轰炸机和战斗机的骄人战绩（其中的20架敌机竟是在35分钟内被击落的），第1中队击坠了15架敌机，中队长迈尔（Hans-Karl Mayer）一人就收获了5胜。第2大队声称击落了3架法国战机，但即便这点战果也未得到确认；莫尔德斯大队当天声称击毁了7架战机，不过只有3架得到确认，其中的一架“飓风”战斗机成为莫尔德斯的第10个牺牲品。

随着德军突破了马斯河天堑并向英吉利海峡东北沿岸全力扑去，JG-53并没有亦步亦趋地追随装甲部队的脚步，而是又承担起为轰炸机编队护航的“传统责任”。第1大队在这一阶段的战绩明显减少，第2大队依然萎靡不振，唯有第3大队一花独放——5月后半程里莫尔德斯的飞行员们取得了击落敌机近50架的战绩。5月18日，莫尔德斯手下的第7中队中队长维尔克（Wolf-Dietrich Wilcke）中尉被击落后跳伞求生，但未能及时归队。莫尔德斯焦虑地等了几天，希望这位炮兵将军之子能幸运地落在德占区，但到21日时他失去了耐心，发出了维尔克中尉失踪的通知——他并不知道这位未来将取得162胜的双剑骑士勋章得主已被法军俘虏，更意想不到半个月后自己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21日当天，莫尔德斯率部与50余架英法战斗机进行了激战，他个人斩落了3架“莫拉纳-索尼埃”（Morane-Saulnier）MS-406型战斗机，到25日时他的个人记录已达18胜。27日，第3大队在法国亚眠西北与一批法军“寇蒂斯”战斗机进行了短暂的激烈空战，莫尔德斯本人收获了第19和第20胜，尤其是第20次击坠使他一夜间从军内名人跃升为知名度甚高的战争英雄。莫尔德斯当时飞在第8中队的最前列，当他发现6架法军战斗机正毫无警觉地向前沿飞去时，他带着手下绕了一个大圈，准备从法国腹地的方向出其不意地进攻敌机机群。莫尔德斯在接受战地记者采访时曾描述过此番空战：

“大家跟紧了，进攻！我们就像突如其来的风暴一样从高空向毫无警觉的敌机发动了进攻。我瞄准了后面靠右的那架敌机，潘腾（Panten）少尉对准了左边的一架，而穆勒（Friedrich-Karl Muller）少尉赶到我们前头准备攻击带头的那架。‘布洛克’（Bloch）战斗机！我已能清楚地看见它们机尾上的蓝白红三色条纹——一米一米地接近，冷静仔细地瞄准——命中目标了！我射出的炮弹和子弹把敌军的破飞机打成了筛子。又一架法军战斗机被击毁了！周围都是我们的战斗机，它们都在向各自的靶子射击。第二群4架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赶到了我们前面，他们正在进攻前头的那几架敌机，每架‘布洛克’都被身后的一架Bf-109死死咬住，敌机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库纳特（Kunert）少尉击落的敌机正燃烧着坠落，飞机坠地爆炸时发出的巨响表明我们已干掉了4架。敌机机群的指挥官仍在不停地摆动和困惑地翻滚，但我穷追不舍。他的战机也摔在地上爆炸了，离库纳特解决的那架敌机不远。潘腾少尉也命中了最后剩下的那架法军战斗机，后者只得紧急迫降。”[17]

莫尔德斯在飞行记录里准确记载了被他击落的是两架“寇蒂斯”战斗机，但是不知何故，在接受采访时却称敌方战机均是“布洛克”。莫尔德斯和战友们在此番空战中击坠了6架敌机中的5架，而在下午的另一场空战中，大队的另一批飞行员又击坠了5架法军战斗机，且自身无一伤亡。5月29日，作为首位取得20次空战胜利的飞行员，莫尔德斯获得了战斗机部队的首枚骑士级铁十字勋章，戈林亲自将这一当时至高无上的荣誉授予给他，国防军战报也首次提到了他的名字。

摄于1940年5月初的威斯巴登-埃尔本海姆基地，莫尔德斯（后排右五）与JG-53第3大队的军官和军士们合影。莫尔德斯胸前佩戴的是4月2日获得的一级铁十字勋章，除他以外似乎无人再戴有铁十字勋章。

摄于1940年5月底、6月初，战斗机部队的首位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返回基地后，JG-53的官兵们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

法国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时，德军装甲部队抵达了海峡沿岸，敦刻尔克的英法联军余部也成功地撤回英格兰，法国东北部已被德国完全控制。德军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是消灭索姆（Somme）河和埃纳（Aisne）河以南的法军，但在地面作战展开之前，空军先进行了代号“保拉”（Paula）的大规模作战，重点轰炸大巴黎地区的机场、飞机制造厂和相关军事目标。JG-53的三个大队参加了6月3日开始的“保拉”作战，负责为轰炸机编队护航和进行空中自由猎杀。JG-53当日收获了14次胜利，其中包括莫尔德斯的2次，至此他总共执行了130余次作战任务，但一直青睐于他的好运似乎在6月5日这天用完了。当天中午前莫尔德斯已击落了2架敌机，但在下午5时后的又一次空战中，法国空军少尉波米耶-莱拉盖斯（René Pomier-Layrargues）偷袭得手，射出的子弹将莫尔德斯的战机从头到尾打成了筛子，但后者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莫尔德斯曾如此忆述道：

“……我们飞行在约700米高度，突然发现了6架‘莫拉纳’战斗机！当我准备进攻时，发现有外单位的2个Bf-109中队正从后面和上面进攻。他们离我很近，于是我后撤了一点，在上面观战……观察了一会儿后，我向一架已受到3架Bf-109攻击的‘莫拉纳’发起了进攻……身后都是我们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这时我的高度大约是800米。突然我的驾驶舱发出很大的声响，还冒出了火花，座舱一下子黑了下来。油门被打成了碎片，控制杆也被打坏了，我的座机迅速地垂直着向下栽去——该跳出去了，否则就永无机会。我按下弹射按钮，座舱罩顿时飞了出去，我那值得信赖的座机也最后一次提起机头，给我机会打开安全带和离开座椅。总算自由了！”[18]

莫尔德斯随后打开了降落伞，伞降过程中看到钟爱的座机已完全失控，“就在落地前一刻它的机尾朝天，似乎不愿意相信自己在征服了25个对手后竟落得这般命运，然后垂直地栽到地上，熊熊大火立时而起。”[18]莫尔德斯发现周围没有敌机，都是一些关注其命运的Bf-109，但他还是随风漂移了约60公里，最后落在贡比涅以西的一处法军炮兵阵地附近。莫尔德斯降落后拔出手枪，打算消失在一处玉米地里，但法军很快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与之前的维尔克等人一样，莫尔德斯也将在战俘营度过法国战役的剩余阶段。被俘后，莫尔德斯提出与击落自己的飞行员见面握手，但惊讶地得知他在击落自己后不久就阵亡了。法军的记录是这样写的：“波米耶-莱拉盖斯少尉射出的子弹将一架Bf-109打着起火了，德军飞行员立刻跳离了飞机。这个飞行员不是别人，正是莫尔德斯上尉，第195摩托化重炮团3营的炮兵俘虏了他。在与4架敌机进行空战时，波米耶-莱拉盖斯少尉在考利（Cauly）又击落了一架Bf-109。随后他遭到6架敌机围攻，被打得很惨。他的‘地瓦丁’（Dewoitine）D-520战斗机像支火把一样坠毁在马里塞尔（Marissel），飞行员本人阵亡。”[19]

莫尔德斯失踪的消息传到德国本土时，国人无不深感震惊——一周前他们刚从广播和报刊上认识了这个大名鼎鼎的英雄，怎么突然间就消失了呢？法军的战俘审讯记录曾说，莫尔德斯被俘的最后一刻还能保持相当的镇定，身上除了一张与戈林的合影外没有任何身份文件。据说，抓获莫尔德斯的士兵曾用枪托砸他并踢他，扇了他耳光后还抢走了骑士勋章，但第195摩托化重炮团团长巴苏斯（Bassous）上校见到莫尔德斯时，颇有骑士风度地向他致歉，不仅归还了勋章，还特意将之安排到图卢兹（Toulouse）附近一座条件相当不错的军官战俘营。[20]没过多久，曾经的“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就在纳粹的铁蹄下瑟瑟发抖，到6月底已举手投降了。莫尔德斯也很快地重获自由，6月30日时还被带去面见德军第15摩托化军军长霍特（Hermann Hoth）将军，回国后又受到戈林的亲自接见。为安抚这位英雄，戈林命人将殴打爱将时最卖力的一名法军士兵判处死刑，莫尔德斯听说后反复央求戈林放过此人——他并不怨恨这个士兵，反而还带有些许敬意，执拗不过的戈林只得依从。莫尔德斯也是幸运的，因为德军在停战后发现，愤怒的法国人曾杀害过不少被俘德军飞行员。莫尔德斯回国后与善待他的巴苏斯上校保持着联系，据军史家弗拉施卡（Günther Fraschka）声称，莫尔德斯与巴苏斯两家即便在他们都离世多年后还保持着联系和交往。

莫尔德斯随后获得了3周休假，7月19日晋升为少校，次日升任JG-51联队长，而他的前任正是升任第2航空队战斗机部队指挥官（Jagdfliegerführer）的奥斯特坎普。27岁的莫尔德斯是当时最年轻的联队长，尤其是考虑到多数大队和联队指挥官都还是“一战”中的飞行员，就更衬托出这位新一代王牌的领导能力已得到高层的认可和戈林的信任。

莫尔德斯的过人之处并不局限于他的高超技艺和领导才干，更在于他成熟稳重的行事风格和良好的个人品行，这些使所有曾与他共过事的战友都深感钦佩。早在“秃鹫军团”时期，J-88第3中队的飞行员们就已称他为“老爹”，而这个称呼往往用在那些资深年长、足智多谋，且如父亲般关怀下属的军官身上。莫尔德斯领导JG-53第1中队时，他的“老爹”昵称在空军里更是广为人知，大家都知道这个老成持重、颇受下属敬爱的年轻人。德语中“老爹”写作“Vati”，发音则作“Fatty”（即英文的“胖子”）。尽管莫尔德斯中等身材，体重只有155磅左右，但战友们还是愿意称他为“Vati”。其实，莫尔德斯的外貌十分标致，曾有一位熟悉他的医生这样描述过：“莫尔德斯是个很漂亮的人，对男子来说他几乎太漂亮了。他的面部像雕凿过一般简直堪称完美，身形轮廓也自然而然地吸引人们的注视。他的肤色、皮肤的纹理和色泽即便最漂亮的女人也难以媲美。但是，他没有丝毫的女气。当他富有穿透力的眼睛凝视着你，尤其是他毫不动摇地接受和施用权威时，下属、同僚乃至上级都不由自主地倾听和服从。”[21]

JG-53和JG-51的飞行员们都愿意称莫尔德斯是他们的“老爹”，还因为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导师和教官，他有能力，也愿意教导年轻人学习空战战术，竭力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和掌握空战要旨。维克（Helmut Wick）就是受过莫尔德斯特别关照的飞行员之一，1939年初时他曾在莫尔德斯的JG-53第1中队任少尉飞行员，1940年10月刚满25岁时，他就被擢升为JG-2“里希特霍芬”联队的少校联队长。维克固然是才华禀异之人（一年多就从少尉直升为少校联队长），但他短暂炫目的飞行生涯正是在莫尔德斯的指引和帮助下起步的。功成名就的维克曾在1940年末丧生前留下过这样一段话：

“当我这个少尉加入JG-53第1中队时，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就是个一文不值的小角色。正是莫尔德斯——钻石金质西班牙十字勋章得主、王牌中的王牌——一手塑造了今天的我。莫尔德斯不知疲倦地训练我们，陪着我们一起飞行，描述他的经验，讲解空战的要领和现实情况。当我在基地里扮演了4个月的僚机角色后，他给了我机会——允许我向敌机进攻。我则抓住了这些机会，我一直对他的作为充满感激！莫尔德斯是我的导师，在我看来，他就是集第一流的导师、最棒的上级和真正的同志于一身的完美组合。他是每个在他手下工作过的飞行员的榜样。我每次执行任务的每一秒钟里他都是我的榜样。我还想说，他就是把我培养成一名有用的飞行员和军官的那个人。我在扬松少校的大队、莫尔德斯上尉的中队的那段时光，无疑奠定了我日后成功的基石。”[22]

1940年11月28日，维克少校在不列颠空战中被击落，他的座机拖着浓烟坠入了海峡。由于过早战死，维克在德国内外和战后并没有什么知名度，但其上级、战友和对手无不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否则他不可能25岁就执掌JG-2“里希特霍芬”这一王牌联队。维克是真正的天才，对战机的掌控和飞行技术的把握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他不仅目光敏锐，而且在空战中极富攻击性。这样一位王牌的毫无保留的称赞和感激，当然凸显了莫尔德斯的人格魅力和无私作风，他的“老爹”称号可谓实至名归。曾在JG-51担任莫尔德斯副官的格拉塞尔（Hartmann Grasser，103胜的橡叶骑士勋章得主），与所有同莫尔德斯共过事的人一样都为后者的魅力和才华所折服，战后他曾这样说过：“……莫尔德斯是个杰出的导师和教官……他拥有战术上的才能和出众的战术想象力。他的成熟超出了年龄……我能幸存于战争完全是蒙莫尔德斯所赐，他不仅教会我如何进行空战，也教会我怎样在战斗中保全自己和安全返回。他的飞行员们都愿意为了他献身。”[23]

佩戴骑士勋章的莫尔德斯骄傲地站在自己的Bf-109E座机前。奇怪的是，战机垂直尾翼上显示的是18次击坠，而非20次。这架战机确属莫尔德斯，因为第3大队此时战绩居次席的加鲁宾斯基（Hans Galubinski）中士仅有4胜。有人猜测说这架Bf-109E是莫尔德斯的备用座机，因而未显示出他在5月27日取得的那两次胜利。

图中笑得非常开心的莫尔德斯上尉，可能又收获了一次胜利。

图为法军飞行员波米耶-莱拉盖斯少尉。1940年6月5日，正是他击落了莫尔德斯的座机。在当日稍后的另一场空战中，他遭到6架德军战斗机的围攻，不幸阵亡。

随着德军取得法国战役的完胜，莫尔德斯也结束了短暂的战俘经历。这张非常难得的图片反映的是他被解救出来后，面见第15摩托化军军长霍特（左一）将军时的场景。

不过，很有教养、乐于助人的莫尔德斯并非毫无原则的老好人，而是时刻不忘作为指挥官承担的各种责任和必须执行的军事纪律。格拉塞尔对此也曾写道：“莫尔德斯是个很有教养又十分聪明的人，他有着常人不具有的好性格。他从不拐弯抹角，有极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具备天生的领导才华。他愿意倾听每个人的意见。他恪守纪律，但从不粗暴，理解其他人也会犯错。他唯一不能容忍的是违背战场纪律。”[24]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莫尔德斯在待人友善的同时又是如何地坚持权威和原则：不列颠空战期间，有一次他看到JG-51第1中队中队长约平（Hermann-Friedrich “Jupp” Joppien）上尉向一列火车发起了攻击，当时他气愤填膺，罕见地责骂了比自己还年长一岁的约平，教训他要学会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不过，这并未影响莫尔德斯对约平的赏识，他后来提拔约平担任了第1大队大队长。约平于1941年8月28日阵亡于东线，曾以70次空战胜利获得橡叶骑士勋章。[25]

JG-51的徽章是绘在盾牌上并被圈在圆圈里的一只秃鹫，莫尔德斯早年的导师奥斯特坎普带领该联队在海峡沿岸取得过击落敌机175架、自身损失29架的出色战绩。莫尔德斯赶来履新时，新旧联队长进行了长时间对话，奥斯特坎普少将试图把自己对不列颠空战的认识和想法都悉数传授给他。[26]7月28日，莫尔德斯在出任联队长后的首次作战中，在多佛（Dover,又译多佛尔）北部击落了一架“喷火”战斗机，但他的座机也遭到6架英军战斗机的追逐，Bf-109的冷却系统和油箱均被击中。他虽然勉力摆脱了对手，但到达法国海岸后发动机停止了工作，着陆时更无法打开起落架。成功迫降之后，莫尔德斯才发现自己的大腿和左脚均中数弹，这些伤势让他在医院里静养了四周。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击中莫尔德斯的飞行员是皇家空军第74战斗机中队的南非籍王牌马兰（Adolph Gysbert Malan），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这个幸运儿更有可能是第41战斗机中队的韦伯斯特（John T. Webster）上尉。不过，韦伯斯特在一个多月后的9月5日，坠机丧生了。

图为JG-2“里希特霍芬”联队少校联队长维克。维克可能是莫尔德斯带出来的最卓越的王牌飞行员，1940年11月末阵亡前取得了当时最高的56次击坠胜绩。图中他站在自己的Bf-109战斗机旁，方向舵上显示出43次击坠的标记。

图为莫尔德斯与他的副官兼僚机飞行员格拉塞尔。格拉塞尔曾在700次作战中取得过103次胜绩，是橡叶骑士勋章获得者。

图为莫尔德斯手下的王牌飞行员约平，他曾因攻击民用目标受到前者的呵斥。约平获得21胜后于1940年9月16日获颁骑士勋章，1941年8月28日阵亡于东线。

莫尔德斯住院期间，奥斯特坎普又暂时代理JG-51联队长，并取得了自己被禁飞前的最后一次空战胜利。莫尔德斯归队后，准备带队参加为“海狮行动”夺取制空权的所谓“猎鹰”作战。联队里的一名年轻飞行员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这就是日后将获得双剑骑士勋章的贝尔（Heinz Bär）。莫尔德斯见到贝尔的第一刻起就意识到后者身上有着巨大的潜力，认为他的某些特质，如胆大心细、目光敏锐和出色的飞行技巧等，能帮助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因而对他格外关照和留心指导。贝尔与其他人一样，也尊称仅比自己大一个礼拜的莫尔德斯为“我们的老爹”。贝尔战后曾写道：“莫尔德斯是一个充满勇气、积极向上的人。他是我无比尊敬的导师。我们大家都试图模仿他。他像父亲那样照顾大家，告诉我们每一件需要知道的事情，试图帮我们成为像他一样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7]这时的贝尔已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20次击坠已记在他的名下，苏德战争爆发后他还将取得更多的战果，最后以220胜跻身于精英战斗机飞行员之列。

莫尔德斯从8月26日开始稳步提升个人的战绩，到9月20日前先后击落了1架“寇蒂斯”、5架“喷火”（Spitfire）和6架“飓风”战斗机，总战绩达到了38胜。9月20日当天，莫尔德斯在击落了2架“喷火”战斗机后将个人战绩提升到40胜，是所有飞行员中第一个达到这一高度的，为此，希特勒下令将第2枚橡叶骑士勋章授予莫尔德斯。获此勋章的第一人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将领、在挪威的纳尔维克（Narvik）之战中立下奇功的山地兵将军迪特尔（Eduard Dietl），而莫尔德斯最大的竞争对手加兰德也在4天后将总战绩提升到40胜，成为了第3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

随着空战的白热化，英军逐渐放弃了以往的密集编队战术，转而采用莫尔德斯的“四指”编队，这当然既令他欣慰又使他深感忧虑，因为皇家空军是德国飞行员最可怕的对手，他们在战机质量、飞行技术和英勇程度等方面并不比德军逊色多少。到1940年10月12日，莫尔德斯已执行了196次作战任务，击落了45架敌机，而全联队此时已击落了超过500架的敌机。不过，对手也让莫尔德斯联队付出了惨痛代价，不仅伤亡和失踪了一批飞行员，莫尔德斯自己的弟弟维克托（JG-51第1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也在10月初被击落，并与其僚机飞行员一起被俘。10月25日，莫尔德斯成为第一个击落50架敌机的飞行员，为此他获得了提前晋升为中校的奖赏。11月11日，JG-51的一批飞行员在为轰炸机编队护航时，在泰晤士河口上空与英军展开了激烈的空战。莫尔德斯当日因重感冒和发烧而无法出战，但他坚持在作战室里通过无线电追踪空战进展。莫尔德斯最亲密的朋友、第1中队中队长克劳斯（Georg Claus）中尉未能返回基地，有同行者报告说看见克劳斯掉进了海里。这时，神志不清的莫尔德斯在自己短暂的军旅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失去了理智，他有些失态，甚至是狂躁地下令立即进行空海救援。看到飞行员们面露难色，他命令准备好自己的座机，由埃贝勒（Friedrich Eberle）少尉陪他一起飞向海峡。随后几小时里，莫尔德斯和埃贝勒在泰晤士河口地带无望地搜寻着只怕早已沉没的Bf-109。在这趟非常贴近英国海岸的危险飞行和搜索中，虚弱的莫尔德斯当然是对手极易猎取的靶子，所幸的是，一遍遍地绕着河口低空盘旋时并没有英军战机前来干扰，最后他只能在油料即将耗尽时无奈地返回。

莫尔德斯栽培的另一超级王牌贝尔，他的总战绩高达220胜，是双剑骑士勋章获得者。本图摄于1941年7月的东线，贝尔中尉时任JG-51联队第12中队中队长。

图为英国皇家空军第74战斗机中队的南非籍王牌飞行员马兰。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1940年7月28日那天，几乎将莫尔德斯葬送在英吉利海峡中的那个飞行员就是马兰，但近年的研究表明，第41战斗机中队的韦伯斯特上尉更可能是这个幸运者。无论如何，马兰都是英军最杰出的飞行员之一，他位列英军飞行员战绩榜第2位（32胜），1941年晋为上校，1943年末时先后指挥过多支战斗机联队。

1940年9月23日，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亲自将第2枚橡叶骑士勋章授予莫尔德斯。4天后，战绩也达到40胜的加兰德获得了第3枚橡叶骑士勋章，这两位超级王牌之间的激烈竞争就此拉开了大幕。

1940年10月初，莫尔德斯的幼弟维克托（JG-51第1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中尉被击落后成为英军战俘，图为维克托被俘数周前的一张照片。

1940年9月，乌德特上将来到海峡前线探访新一代的空军指挥官们，从左至右依次为JG-3第3大队大队长巴尔塔扎（Wilhelm Balthasar）上尉、JG-51第3大队大队长厄绍上尉、JG-26联队长加兰德少校、乌德特上将、JG-51联队长莫尔德斯少校、JG-26第1大队大队长平格尔（Rolf Pingel）上尉。在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加兰德和平格尔幸存于战争（平格尔1941年7月10日即被英军俘虏，1947年获释）。

1940年10月，第2航空队指挥官凯塞林元帅视察莫尔德斯联队。凯塞林无论走到哪里或在何种情况下，脸上总是带着招牌式的微笑。

1940年10月25日，莫尔德斯取得了第50次空战胜利。图为第2航空队战斗机部队指挥官奥斯特坎普少将向莫尔德斯表示祝贺和听取后者汇报时的场景。图片正中的军官是JG-51第3大队大队长厄绍上尉。

1940年10月29日时莫尔德斯的战绩达到了54胜，图为他的座机Bf-109 F1（序号5628 SG+GW），方向舵上清晰地显示出54次击坠的标志。

1940年11月11日，莫尔德斯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克劳斯中尉（左二）。总胜绩27胜的克劳斯是JG-51第1中队中队长，当日在泰晤士河口上空的空战中失踪。

12月1日，莫尔德斯收获了1940年的最后一次击坠，总战绩达到55胜，不过，此时战绩最高的既不是莫尔德斯，也非加兰德，而是取得了56胜的维克。但是，莫尔德斯和加兰德都还有机会继续提升个人战绩，维克的记录已经到此为止了——他在11月28日的空战中被对手击落，跳伞落入海峡后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据说，就在当日，维克升空后不久JG-2联队部就收到了严禁他升空作战的命令，但命令来得太迟了，否则德国空军又要多一位像加兰德和莫尔德斯那样的超级王牌和优秀指挥官了。

超越里希特霍芬：
第一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

1940年12月起，JG-51暂时调离海峡前线，莫尔德斯和下属们也休了一个长假。次年2月初，联队重返海峡前线，莫尔德斯也在2月26日收获了第60胜。此时的不列颠空战已趋尾声，德军未能实现令英国皇家空军和英国人民屈服的目的，自身损失非常惨重，被打残的俯冲轰炸机部队早在1940年9月即基本撤出了战场，为轰炸机编队进行“捆绑式”护航的战斗机部队也经受了沉重打击。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早被束之高阁，希特勒正紧锣密鼓地准备突袭东方的苏联。

1941年4月15日是“特奥大叔”奥斯特坎普的49岁生日，他邀请了加兰德和莫尔德斯等一起庆祝。莫尔德斯当天刚收获了第63胜，而路程较远的加兰德在赶往奥斯特坎普官邸的途中，竟然还溜到英格兰南部上空寻机击坠了两架敌机，取得了第59和第60胜。在当日的聚会上，两人还曾非常起劲地谈起各自的几次击坠。也许是觉得加兰德已非常接近自己的战绩，莫尔德斯次日即将一架“喷火”和一架“飓风”战斗机斩落马下，个人记录又提升到65胜。国防军4月18日的战报曾专门提及这两位王牌在15日和16日的胜利——他们之间的竞争早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5月10日夜，德军对伦敦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轰炸，而后不列颠空战正式宣告收场。莫尔德斯两天前收获了自己在西线的最后一胜（第68胜），飞行记录显示出他已进行了300余次作战飞行。必须承认，莫尔德斯和加兰德都是经验丰富、射术精准、反应敏捷的卓越飞行员，此外运气也似乎格外青睐他们，且不说击坠敌机近70架的战绩，光是从70次空战中完身而退就足够幸运了，交战各国中参战一次就被击落的不知凡几，更有多少人一直都负责掩护王牌飞行员和指挥官，自己却从未有机会向对手开上一枪。

1941年6月10日，莫尔德斯从杜塞尔多夫飞往东普鲁士的前进基地，准备率领JG-51参加入侵苏联的战争。6月22日晨7点，希特勒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时称：“今天，我决定再次把帝国和人民的命运与未来置于我们的战士手中。愿上帝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角逐中护佑我们。”当希特勒在这个本应宁静祥和的星期天说这番话时，2000架德军战机已经对苏联境内的机场和军事目标进行了狂轰滥炸，北方、中央和南方三大集团军群的300万地面德军及仆从国军队，在7000门大炮和3300辆坦克支援下，已经沿着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宽大正面入侵苏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浩劫在这一天拉开了帷幕，出其不意而又占尽优势的德国空军三日内即摧毁了2000架苏军战机，之后迅速转变角色，为闪电战术的另一翼——装甲部队提供有力的地面支援。“巴巴罗萨”计划的初期目标——“装甲部队借助纵深突破和大胆推进消灭苏联西部的军队，决不允许有战斗力的苏军撤入广袤的腹地”——似乎在最初几日里正有条不紊地实现。

摄于1941年2月26日，兴高采烈的莫尔德斯离开座舱，当天他刚收获了自己的第60胜。

1941年4月15日是奥斯特坎普的49岁生日，他特别邀请了海峡前线的几位联队长前来聚会。从左至右依次为：吕措中校（JG-3）、加兰德中校（JG-26）、奥斯特坎普、马尔灿中校（Günther von Maltzahn, JG-53联队长）和莫尔德斯。

摄于1941年4月15日奥斯特坎普的生日聚会期间，莫尔德斯正在讲解他的空战经历。左一为加兰德，右一是奥斯特坎普。加兰德赶来之前刚刚斩获了两架敌机，想必也按捺不住地想讲解一番吧！

莫尔德斯在杜塞尔多夫的办公室里工作时拍摄的照片。

摄于1941年6月10日的杜塞尔多夫机场，图中的Bf-109 F2是莫尔德斯的座机，方向舵上显示出在苏德战争前夕他的战绩达到了68胜。莫尔德斯当日驾驶这架战斗机飞往东普鲁士，准备率领JG-51参加入侵苏联的战争。

莫尔德斯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办公室。这是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由莫尔德斯的妻子拍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5月中下旬。

22日清晨，莫尔德斯率领8架Bf-109战斗机升空后，在与4架苏军战斗机的交手中收获了自己的东线首胜。莫尔德斯一行返回基地不久，就有苏军轰炸机编队前来报复，德军飞行员迅速升空迎敌，意外地发现对方竟没有战斗机护航！其结果可想而知，一场空中屠杀在所难免，所有来袭的轰炸机均被击落，莫尔德斯也斩获了其中的2架。中午时分，又一支苏军轰炸机编队前来拔掉莫尔德斯联队这个钉子，等待他们的依然是全军覆没，莫尔德斯又收获了1次击坠，使其个人总战绩上升到72架。当日，他成为第2个获双剑骑士勋章的军人，而第1人则是昨日刚把战绩提升到70胜的加兰德。

莫尔德斯联队在苏德战争的首日击毁了69架敌机（联队的总胜绩超过了750次击坠），而整个第2航空队则击落了210架敌机，还摧毁了528架停在地面未及起飞的战机。有资料表明，德国空军当日在空中一共击落了322架战机，摧毁了地面上的1489架军机，总数达到了令人瞠目的1811架，而自身仅损失35架！[28]6月23日，又有775架苏军战机被击毁在机场上。头一个星期里，杀得兴起的德军战斗机部队与轰炸机部队密切协同，将苏联红军的空军的前线力量几乎撕成碎片。战事爆发满一个月时，约有5000架苏军战机被击落或摧毁，好战的德军飞行员们在天空中几乎都找不到猎物了。初期的轻易得手和大胜，令席卷天空的德军飞行员高度兴奋，纷纷陶醉于暌违已久的空中统治力。平心而论，在经受过波兰、法国战役以及不列颠空战洗礼的德军面前，此时的苏联空军根本不是对手。德军飞行员普遍发现，相较于技术更精湛、英勇程度上也堪称棋逢对手的英军宿敌们，东线的空战要容易得多，施泰因霍夫（Johannes Steinhoff，总战绩176胜，其中148胜来自东线）就曾用“像打野鸭一样”来描述交战之初对手的不堪一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德军的突然进攻、苏军准备不足、飞行员缺乏经验且技战术落后等，当然德军飞行员的作战经验和心理优势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即便到了“二战”后半程，当苏军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准已经迎头赶上、战机数量远超对手、质量上也不遑多让之时，这种心理优势依然深植于德军飞行员的心中——他们一直坚信自己比对手更出色，这使德国空军在最困难的1943至1944年仍能产出众多的王牌，总战绩352胜的哈特曼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另外，德国空军一直强调飞行员个人的勇敢、独立和创造性，这些观念始终贯穿于严格的训练之中，甚至还鼓励个人英雄主义和激烈竞争——高规格战功勋章往往授予那些战绩最显赫的个人难道不就是明证吗？相对而言，苏军更强调集体主义，反对甚至抹杀个人英雄主义，对培育王牌飞行员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合适的土壤。不过，必须高度称赞苏联红军飞行员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强韧性——任何一个国家的空军如果遭受了东线最初三日那般的巨大损失，即令没有完全解体，只怕在精神上也会几近崩溃。而苏军轰炸机部队坚持不懈地执行着阻遏德军地面部队推进的任务，战斗机飞行员们更是从未停止过挑战德军的空中优势，即便他们付出的巨大牺牲的结果只是变成了对手战机方向舵上的一个个击坠标志。

很多德军飞行员都在苏德战争初期迅速地提升着自己的战绩，其增加速度之快是“二战”的任何阶段都无法比拟的。莫尔德斯联队的贝尔1941年6月前的总战绩是27胜，两个月后达到60胜，在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同时还被任命为中队长。JG-52的拉尔（Guenther Rall）的总战绩高达275胜，但只有4次是在东线以外的战场取得的。毋庸置疑，德军飞行员在面对英美空军时相对而言更难取得惊人的战绩，这也是为什么战绩排行榜中名列第3和第8的拉尔与贝尔都只获得了双剑骑士勋章，而名列第30位，但所有158胜均为击落英美战机的马尔塞尤（Hans-Joachim Marseille），能够在双剑骑士勋章上又镶上了钻石。作为第4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马尔塞尤是任何一部有关“二战”空战的综合性著作都必定会给予浓墨重彩的传奇人物。

1941年6月的最后一星期里，莫尔德斯联队担负着既要为轰炸机编队护航，又要支援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地面攻势的双重任务。一架又一架的苏军轰炸机和战斗机被莫尔德斯联队击落，他本人的记录也达到了77胜，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如此接近里希特霍芬的80胜空战纪录，而官兵们开始热切地盼望他们的“老爹”突破那个神奇的记录。6月30日这天，莫尔德斯联队在明斯克上空拦截了一支庞大的苏军轰炸机编队——结果有114架苏军战机被摧毁，这一数字高得简直令人咋舌，因为不列颠空战中的JG-51在1940年9月全月也才击落了94架敌机。莫尔德斯当天可谓“双喜临门”，不仅他的联队成为空军第一支取得1000次击坠的单位，他自己也击落了5架敌机，从而以总胜绩82次击坠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超越里希特霍芬的飞行员。

苏德战争的第二个月里德军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装甲部队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莫尔德斯联队战斗过的不少地方现在都变成了后方。7月上旬，莫尔德斯联队频繁升空作战，而他们也似乎格外走运：5日，JG-51在明斯克以北两分钟内击落了6架轰炸机，其中的2架计入了莫尔德斯名下；4小时后，莫尔德斯又将2架战斗机斩落马下，战绩提升到86胜；9日，2架伊-153和1架伊-16战斗机成为他的牺牲品；10日，莫尔德斯轻松击落了2架落单的侦察机，把个人记录提高到91次击坠；12日，莫尔德斯的战绩增至94胜，JG-51当日也取得了联队的第1200次胜利和东线的第500胜，自身的伤亡仅有3例，而这时距苏德战争的爆发也不过短短20天而已。

摄于1941年6月22日的东线某机场，莫尔德斯当天击毁了4架苏军战机，总战绩达到72胜，成为加兰德之后的第2位双剑骑士勋章得主。7月3日，希特勒在狼穴大本营向莫尔德斯颁发了双剑骑士勋章，这时他的战绩已提升到82胜。

摄于1941年6月末至7月初，莫尔德斯正与第2装甲集群指挥官古德里安上将协商如何更好地为装甲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摄于1941年7月的东线某机场，莫尔德斯正与下属讨论作战任务。这位下属就是曾因攻击民用目标而遭莫尔德斯训斥的约平上尉，他当时是第1大队大队长。8月25日，约平带着70次的总胜绩殒命于布良斯克附近。

1941年7月15日，莫尔德斯当天击坠了两架敌机，总战绩达到101胜，成为历史上突破100胜的第一人。图为飞行员和地勤们蜂拥而上、祝贺“老爹”时的情形。

摄于1941年7月26日的狼穴大本营，希特勒将首枚钻石骑士勋章授予莫尔德斯（获勋时间为7月16日，同月20日莫尔德斯被晋升为上校）。

摄于1941年7月26日的狼穴大本营，从左至右依次为莫尔德斯、凯特尔、希特勒和戈林。

JG-51的官兵对联队长每次作战归来时左右摆动机翼一次或数次早已习以为常，但他们每天依然热切地盼望“老爹”归来时摆动机翼，因为莫尔德斯距离那个神奇的数字——被飞行员称为“世纪大关”的100次击坠仅有几步之遥了。7月13日，莫尔德斯在返航时2次摆动机翼，而所有人都亲眼目睹了他在基地附近如何干脆利落地击落了一架轰炸机。次日，在3架苏军轰炸机凌空爆炸的冲天火光中，莫尔德斯的记录攀升到99架击坠。

7月15日是莫尔德斯的吉祥日，也是他在东线的最后一次有记录的升空作战。当日，莫尔德斯与僚机在奥尔沙（Orsha）附近与5架伊-16战斗机遭遇，他迅速地向其中一架发起了进攻，眨眼工夫就把这个倒霉蛋打爆，其他苏军战斗机见势不妙立即逃得无影无踪。这是莫尔德斯的第100次胜利，当他与僚机还在返航途中时，基地已经开始庆贺“老爹”的成就了——人们在无线电中清楚地听到莫尔德斯高呼“第100次击坠”，也听到了僚机确认战果时发出的兴奋的叫声。莫尔德斯抵近基地时，一架不走运的苏军轰炸机成为其战绩簿上的第101个，也是最后一个正式牺牲品。飞行员和地勤们一拥而上，把莫尔德斯从驾驶舱里抬出来后高高地抛向空中。一夜狂欢直到天明的人们还兴奋地得知，元首已决定将最新创立的、代表武装力量最高荣誉的钻石骑士勋章授予莫尔德斯。这种勋章在“二战”期间只颁发过27次，莫尔德斯则是前后上千万官兵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29]有趣的是，一直与莫尔德斯激烈竞争的加兰德是获此荣誉的第二人（1942年1月28日获颁），不过这已经是莫尔德斯获勋七个月之后的事了。

空军战斗机部队总监：
流星般地逝去

成为首位钻石骑士的莫尔德斯在德国享有非常高的威望，希特勒在7月20日擢升他为空军上校，同时下达了禁飞令。8月7日，28岁的莫尔德斯被任命为空军战斗机部队总监，接替曾在“一战”中与里希特霍芬并肩作战过的德林（Kurt-Bertram von Döring）少将。德军的战斗机兵种总监是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高级职位，尽管德文中这个词蕴含着“将军”（General der Jagdflieger）之意，但它并不代表军衔。总监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战斗机部队的作战训练和战术研发，并代表战斗机兵种向戈林汇报。这一职位创立于1939年2月，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为止一共只有五位总监，其中三位都是上校，即第一任总监荣克、第三任莫尔德斯和最后一任戈洛布（Gordon Gollob），任职时间最长的是第四任总监加兰德中将。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的莫尔德斯，自然希望能在战斗机部队的组织、装备、技术研发、战术创新和训练等诸多方面为德国的战争机器做出贡献。虽没有作战指挥权和人事权，但光是履行前述职责也确需全力以赴。莫尔德斯来到空军部之后，很快接触到一些之前无法了解的内情，也意识到战机生产和研发、油料和弹药补给等方面存在着不少被胜利光环所掩盖的缺陷。莫尔德斯也了解到东线作战的长期性，以及元首与将领们在战略轴心到底是莫斯科，还是南北两翼上的分歧与冲突。

9月13日，莫尔德斯与战友遗孀巴尔德奥夫女士举行了婚礼，克拉维特神父是他们的主婚人，副官格拉塞尔上尉、僚机飞行员弗莱格（Erwin Fleig）则是证婚人。之后，莫尔德斯迅速返回东线，开始在各战斗机联队和大队巡视，了解各部的士气、困难和相关意见。当他来到克里木半岛后，官兵们经常能在前沿指挥所看到他，还发现他与大家一样蹲守在类似“猫耳洞”的掩体里，用无线电联络空中的战机编队或为其指引方向。组织协调能力相当出色的莫尔德斯，很快组织起一支包括斯图卡轰炸机、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在内的混合战斗群，为战况异常激烈的克里木战场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战后出任过西德空军总监的拉尔曾这样回忆他的偶像在东线的最后时光：“每天早晨莫尔德斯都驾驶斯托奇侦察机来到前线。他在步兵阵地附近降落，往往呆在最前沿的战壕里。然后他用自备的无线电指引他的那支近距离空中支援战斗群。他直接把飞行员精确地指引到敌军上空的位置，并协调他们的攻击作战，在此方面他实为先驱。晚上飞回基地后他通常召开联队长和大队长联席会议。在会上他不仅讨论当日的作战，也毫不客气地指出错误，但如果我们大家干得不错，他也乐于让我们知道他很满意。”[30]

功成名就的莫尔德斯这时已不在意自己的空战记录，他忧虑的是飞行员们如何在日渐困难的东线生存，因之更愿意花时间向新人传授战术经验和教训。不过，莫尔德斯这样的王牌往往视飞行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尽管有来自希特勒和戈林的禁飞令，他还是时不时有意无意地违令，“非正式地”升空执行任务。有一次莫尔德斯带着JG-77联队的飞行员凯泽（Herbert Kaiser）执行任务，途中他们与苏军的一队伊尔-2对地攻击机不期而遇。为帮助凯泽掌握空战技巧，莫尔德斯当场示范如何击落敌机。他完全视对手为空气，冷静而准确地击中了其中一架战机的油箱，致使后者当空爆炸！凯泽现学现用，竟接连击落了2架敌机，要知道伊尔-2可是苏军火力凶猛、装甲厚重的明星战机。如果不是苏军飞行员见到莫尔德斯就目瞪口呆，把自己变成靶子让人练习的话，那么必须承认莫尔德斯实在是一名精英级飞行员兼教官，也难怪有如此众多的王牌都认同“老爹”是他们最好的教官，甚至称自己的性命都是他给的。据说，在担任战斗机部队总监到丧生前的两个月里，莫尔德斯先后又击落了30架左右的敌机，不过这些都没有得到正式确认，但其中的6架被记在其他飞行员的名下。顺便说一句，莫尔德斯手把手带出来的凯泽中尉到“二战”结束时取得了68次击坠的总战绩，比苏军第一王牌飞行员阔日杜布的战绩还要多6架，凯泽在战后还成为西德新空军的一名中校指挥官。

摄于1941年8月，空军新任战斗机部队总监莫尔德斯上校。

摄于1941年9月13日，莫尔德斯与巴尔德奥夫女士结婚，图为莫尔德斯的老友和导师克拉维特为他们主持婚礼的场景。

1941年11月初，为支援克里木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和刻赤半岛的攻势，莫尔德斯组建了一支包括斯图卡轰炸机、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在内的混合战斗群，图为莫尔德斯正在前沿战壕里观察敌情。

摄于1941年10月7日，莫尔德斯回到东线后开始在各联队和大队巡视，了解各部的士气、困难和实际需要。图为莫尔德斯造访老部队JG-51第3大队时的场景，右一为时任3大队大队长的莱普拉（Richard Leppla）上尉。

激烈的克里木战事给德军地面部队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和补给困难，莫尔德斯的混合战斗群也出现了弹药、油料和零配件补给不足的情况。就当他准备飞到柏林说服戈林加强对克里木战场的补给时，传来了空军装备总监乌德特上将去世的消息。与戈林、米尔希及纳粹党高层的多年不愉快关系使乌德特长期沮丧和抑郁，空军装备总监的沉重职责致使其于11月17日饮弹自尽，但纳粹政府隐瞒了真相，不仅宣称乌德特死于试验新武器时的意外飞行事故，还决定为其举行国葬。戈林命令莫尔德斯返回柏林参加葬礼，与其他几位飞行员一起出任护卫灵柩的仪仗队员，这些人包括加兰德、厄绍、法尔克（Wolfgang Falck）、吕措、明希贝格（Joachim Müncheberg）及第一个获得骑士勋章的驱逐机飞行员沙尔克（Johannes Schalk）。莫尔德斯本想立即动身，但恶劣的天气延迟了他的日程。

11月21日，莫尔德斯与副官文策尔（Paul Wenzel）少校驱车赶往黑海边上的赫尔松（Kherson），然后从那里搭乘一架He-111轰炸机飞往柏林，驾驶员是莫尔德斯在“秃鹫军团”时期就相熟的KG-27联队飞行员科尔贝（Georg Kolbe）中尉。[31]飞到伦堡（Lemberg，即利沃夫）机场时他们一行留宿了一晚，准备次日晨再向柏林赶去。由于天气预报说从伦堡到柏林的天气更差，科尔贝强烈建议不要冒险前行，但莫尔德斯还是决定顶风冒雨继续飞行。抵近布雷斯劳（Breslau）附近时，He-111轰炸机的一侧发动机熄火了，科尔贝使尽浑身解数操纵着无法正常工作的飞机，在浓密的乌云和瓢泼大雨中穿行，报务员也通知地面说“只剩一侧发动机还在正常运转，莫尔德斯上校在飞机上”。跑出来迎候他们的地勤曾两次听到有飞机从头顶上空飞过的声音，但在浓雾和大雨阻碍下始终看不见轰炸机。不久后，He-111第3次在机场上空盘旋时人们终于看见了它，但科尔贝却发现另一只勉强运转的发动机也不行了。他试图拉起迅速失去高度的轰炸机，就在这时，飞机在黝黑的低空被机场附近的一条悬索铁道缠住，随后在摇摆中裂为两半，坠地爆炸时发出的巨响即便在雷雨交加中依然传得很远很远。

莫尔德斯是轰炸机上唯一当场丧生的人，身受重伤的科尔贝和技师死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只有报务员受了轻微创伤，文策尔少校除胳膊和腿部受伤、严重脑震荡外保住了性命，才使后人有可能了解到事故发生时的详细情况。消息传开后，德国上下似乎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成千上万的收听广播者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莫尔德斯这个最成功的勇士、偶像和青年楷模，怎么突然间死于一起“并非自己驾驶的”飞行事故呢？莫尔德斯的遗体暂时停厝在布雷斯劳，11月25日被转运到柏林，移送棺椁的车队还特意从“红男爵”里希特霍芬的出生地经过，数不清的百姓和军人在布雷斯劳的街边为莫尔德斯送行。11月28日，纳粹政府在柏林为莫尔德斯举行了国葬，他的棺椁停厝在空军部的荣誉大厅里，希特勒上午11时出现在祭奠现场。为莫尔德斯扶灵的仪仗队员除前述出现在乌德特葬礼上的加兰德等人外，还包括卡明斯基（Herbert Kaminski）少校和诺德曼（Karl-Gottfried Nordmann）中校。莫尔德斯被葬于柏林郊区著名的“伤残军人公墓”（Invalidenfriedhof Cemetery），其墓地紧邻着里希特霍芬和乌德特的墓穴——能与空战史上留下了高大身影的前辈英雄相伴长眠，也许是莫尔德斯最好的归宿了。不过，1975年时，东德政府曾铲平了莫尔德斯、乌德特和其他一些人的墓穴，直到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莫尔德斯的墓穴才于1991年在伤残军人公墓里得到了重建。

最负盛名的两大王牌：
莫尔德斯与加兰德

莫尔德斯在短暂的飞行生涯中取得了115次空战胜利（西班牙内战中14次，“二战”中101次），是第一个超越里希特霍芬的80胜记录和突破百胜大关的飞行员，更是第一位获得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二战”德军飞行员中，莫尔德斯的好友兼竞争对手加兰德与其享有不相上下的声誉。他们两人初识于西班牙内战，再次相聚于“秃鹫军团”回国的庆典上。这两位最出名的飞行员彼此仰慕，惺惺相惜，尽管作战区域时常不同，但轨迹总有交汇之处。1940年初时，在JG-53任大队长的莫尔德斯已经声名显赫，而加兰德则只是JG-27联队的作战参谋军官，并没有多少升空作战的机会，甚至还没有任何胜绩。尽管加兰德的组织领导能力已得到公认和好评，但他更多地被视为近距离空中支援专家。加兰德急于取得空战经验和个人胜利，因而利用关系设法临时调到了JG-53联队，这样他就能经常与莫尔德斯一起飞行，并从后者那里学习空战技巧和经验。在怀念莫尔德斯时加兰德曾感激地说：“我素所仰慕的朋友莫尔德斯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他比我还小一岁，但我十分尊敬这位卓越的战术家。后来，我们在空战胜利次数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32]无疑，加兰德日后在空战中的巨大成功，其基础就奠定于同莫尔德斯的这段亲密接触和学习，当然，他本人也具有卓越飞行员的天赋，更何况之前还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

莫尔德斯丧生后，当地人在布雷斯劳的飞机坠毁处立起的纪念标志。

莫尔德斯出殡当天的场景。一辆老式炮车上安放着他的棺椁，两侧担任护卫的是一些获得骑士勋章的军官，之后是空军总司令戈林，戈林后面是5位获得骑士勋章的战斗机飞行员，再后则是在柏林的国防军将官和政府部门首脑。

1941年11月28日上午，希特勒（右一）出现在空军部荣誉大厅，亲自祭奠德国的骄傲莫尔德斯。站在最前面的仪仗队员是加兰德。

图为人们在柏林伤残军人公墓向莫尔德斯告别，戈林和米尔希举起了他们的元帅权杖，高级将领们也纷纷向莫尔德斯行礼。戈林身后的三名飞行员中，中间的高个子是吕措，他的左边似为哈恩（Hans“Assi”Hahn）。

莫尔德斯在柏林伤残军人公墓中的墓穴，他的安息之所紧邻着里希特霍芬和乌德特。1975年，东德政府曾铲平了莫尔德斯、乌德特和其他一些人的墓穴。

莫德尔斯去世后加兰德成为战斗机部队总监（据他自述，戈林在莫尔德斯的葬礼上把他悄悄叫到一边，命令由他继任总监），在这个职位上他总共干了三年多，期间还被晋升为空军中将。莫尔德斯是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首位飞行员，而加兰德则是紧随其后的第2个；加兰德是首位双剑骑士勋章得主，仅仅一天后莫尔德斯就成为第2个得主；莫尔德斯是第1个钻石骑士，而加兰德则在1942年初成为第2人。战时的德国民众时常能从广播报刊中了解到两位王牌之间的“较劲”，也经常能在纪录片中目睹他们的空战英姿。加兰德在国防军战报上出现过7次，莫尔德斯更有11次被提名。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十分乐见他们的竞争，处心积虑地予以大力宣传，却不意成为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极佳谈资。

当他们两人都还是中队长时曾有过一次有趣的辩论。当时他们试图比较里希特霍芬和波尔克两位前辈对空战的贡献，加兰德崇拜里希特霍芬这位至高无上的空中猎手，而莫尔德斯更仰慕致力于提升飞行员空战统治力的波尔克。两人长时间地热烈辩论，但均无法说服对方，最后莫尔德斯微笑着说：“好吧，阿道夫，你会成为新空军的里希特霍芬。我嘛，将成为波尔克。”战后一直有军史家揣测，如果莫尔德斯不是早亡，而是在战斗机兵种总监的职位上充分发挥他的战术创新和组织才能，那么德军战斗机部队乃至空军整体的命运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他是不是能比加兰德干得更出色？多数史家基于两者在组织领导才能上的差异、特别是个性上的区别，认为莫尔德斯可能会更出色、更成功，但所有人都承认“这只是可能而已”。

在追寻波尔克的足迹的征程中，莫尔德斯一直都在积极地寻求挑战，“四指”编队战术这一重大创新就是一例。而加兰德是最典型的空中猎手，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把在空中追逐敌机并取得胜利作为最大乐趣的战士。相信读过加兰德自传《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的人，都能从中体会到他那种浸入精髓的空中勇士情结。相较而言，莫尔德斯更能充满热忱地面对高级指挥官必须面对的繁杂难题，而加兰德一向讨厌文案工作，也根本不想担任高级参谋。他对希特勒和戈林的禁飞令深恶痛绝并多方抵制，一有机会就回到前线升空作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莫尔德斯真的能比加兰德更好地完成总监这个职责吧。

莫尔德斯是个不苟言笑、严肃安静之人，虽然有时也会面带微笑，但很少能看到他像加兰德那样仰天大笑和快意抒怀。莫尔德斯之所以被昵称为“老爹”，恐怕主要是因为他颇有少年老成的乃父风范，热衷于帮助比自己小不了多少，但经验欠缺的同僚和下属。莫尔德斯并不刻板严苛，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真心爱戴和怀念他，但恪尽职守的他对维护和执行战场纪律毫不心慈手软。相比之下，年长一岁的加兰德显得更加热情洋溢，总是生机勃勃，甚至外貌上都要更加惹眼。幽默感十足的加兰德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把人逗得哈哈大笑，事后还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幽默中透出的睿智。另外，加兰德有着对精致生活的天生喜好和追求，醇酒、美女和精致食品一直都是他的最爱（当然排在飞行之后）。加兰德曾友善地批评莫尔德斯修士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不满后者的滴酒不沾。

莫尔德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宗教和信仰的力量使他在喧嚣狂热的环境中也能尽力保持内心的平衡，在个人信仰与纳粹教义发生冲突之时，他也从不动摇自己的信念。他总是对看到和听到的过火行径或暴行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哪怕这些言辞会带来麻烦或牢狱之灾。军史家弗拉施卡曾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1941年7月末，当莫尔德斯到元首大本营领受钻石骑士勋章时，希特勒曾询问他有无个人要求。莫尔德斯略作思忖后，请求元首出面干预明斯特尔（Münster）教区的主教加伦（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受诋毁和迫害一事。他不顾在场的戈林的感受，直言自己曾致信帝国元帅求援，但似乎没有结果。希特勒清楚平静地回答道：“你可以放心，明斯特尔教区的主教不会再受到骚扰。我听说过党的某些干部确有失当之处，这些人会为此负责的。不过，我也听说这位主教曾给教区的居民写过公开信。他的正事是为教徒们提供精神慰藉。但是，像加伦伯爵这样的人干涉帝国的政治就不太好了。无论如何我对这位主教已有所了解了……亲爱的莫尔德斯，我还有些别的话想对你说。我知道可以指望你和你的部下，你是国防军最勇敢的战士，我以你为荣。”[33]面见过希特勒的军人都对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对细节的掌握感到惊叹，在加伦主教的事情上莫尔德斯算是领教了。希特勒对莫尔德斯的偏爱和袒护，使后者免除了很多麻烦和潜在的危险。莫尔德斯所不知情的是，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领导的帝国保安总局里就有关于他的完整档案——盖世太保因莫尔德斯干预他们处理宗教人士的行动，而且还批评国家的宗教政策，一直都在搜集他的黑材料。希特勒似乎没有食言，弗拉施卡的著作还描述了元首如何训斥迫害宗教人士的幕后总指挥鲍曼（Martin Bormann）：“我不想再看到教堂受骚扰。把国家和宗教完全分开这件事要等到战后再做。在此之前我需要的是平静。如果莫尔德斯再听到类似的骚扰侵害并做出对抗举动，那我也只能站在他那边了。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一个坦率正直的人。你们都不要去碰这位体面端正的战士！”[34]关于莫尔德斯向希特勒抗议加伦伯爵受迫害一事，加伦自己的秘书波特曼（Heinrich Portmann）曾经在日记中留有相关证词，他还说“莫尔德斯甚至威胁要退回颁发给他的勋章。”

时任JG-26第3大队大队长的加兰德少校欢迎初到海峡前线的莫尔德斯。

JG-26联队长加兰德中校造访莫尔德斯联队。图中的莫尔德斯（右一）跑到刚降落的加兰德座机旁迎接老友。

摄于1940年9月25日，加兰德取得了40次击坠，获得了第3枚橡叶骑士勋章。图中的加兰德刚一离开战机就被团团围住，官兵们唱着赞歌由衷地祝贺联队长。这张生动的图片足以说明加兰德是个非常受欢迎的人物，他的影响力与莫尔德斯不相上下。

空军总司令戈林在不列颠空战期间造访前线时，将他的两大爱将召来面谈。图中的背景是戈林的私人专列，似乎停在某条隧道外。

1940年9月，莫尔德斯探访老友加兰德。图中左为加兰德的副官罗滕贝格（Rothenberger）中尉。

摄于1940年末，莫尔德斯和加兰德等参加狩猎活动，图中左二起依次为JG-54联队长特劳特洛夫特、JG-26联队长加兰德、JG-51联队长莫尔德斯和JG-53联队长马尔灿。

两代王牌飞行员乌德特、加兰德和莫尔德斯，此照片摄于1940年秋。

或许盖世太保在希特勒警告下暂停了对明斯特尔主教的迫害，但纳粹党本质上是反对任何有组织的宗教活动的，盖世太保正是宗教迫害的急先锋。莫尔德斯去世后，他生前写给宗教导师克拉维特的一封信落入了一个讲德语的英国记者手中。这位名为德尔默（Sefton Delmer）的记者当时是英国秘密组织“政治战行动队”（Political Warfare Executive）的负责人之一，而该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针对德国进行包括黑色宣传在内的各种颠覆活动。[35]莫尔德斯写于1940年10月的那封信不过是表达自己对克拉维特的思念和感激，当然也谈及对上帝的笃信在他为国效力中所起的作用。克拉维特在布道时曾宣读过此信，其宗旨不外乎是想让年轻人了解到乱世之秋拥有坚实的宗教信仰是多么重要。1942年初，当德尔默拿到这封信后，立即构思了一个旨在煽动德国教民内乱的计划。他首先借助英国情报机构的秘密广播电台声称莫尔德斯失事的飞机是被希姆莱豢养的“人渣”击落的，其原因仅仅是因为莫尔德斯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教徒。为使宣传更加逼真，德尔默精心伪造了一封莫尔德斯写给什切青（Stettin）教区的教士约斯特（Johst）的信，这封信的高明之处在于并未露骨地煽动教民作乱，而是以平和的语调描绘了莫尔德斯众所周知的宗教信仰，当然还借后者之口对死亡和战争的意义进行了一番评论——这些评论在当时可以很轻易地被认定为“失败主义情绪”。德尔默将此信大量复制，并由空军投放到德国本土。由于这封信中莫尔德斯宣称对天主的信仰在其生命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德尔默希望它的言外之意——对纳粹党的忠诚只能居于其次——能借助大量复件广为流传，从而引起人们对纳粹政府反宗教政策的关注和不满。这封信的确流传甚广，不同教会的许多神职人员都读到了它，并在礼拜时做了宣讲，或张贴于教堂的醒目之处。盖世太保认定这是一封伪信，他们请莫尔德斯的母亲出面发表声明——此信的风格与其子的截然不同，因而不可能是莫尔德斯生前写下的。什切青教区的主教也在1942年2月初发表声明，称教区内根本没有名为约斯特的教士，而主教本人既不认识莫尔德斯，也从未收到过后者来函或曾主动致信后者。希特勒曾悬赏10万帝国马克调查“莫尔德斯来信”的始作俑者，盖世太保怀疑罪魁就躲在德国的某个天主教会或福音教会里，但做梦也未料到这是英国秘密组织的破坏计划。德尔默的计划达到了目的，盖世太保虽很快宣布这是伪信，但普通人对政府的辟谣说辞依然半信半疑，盖世太保为阻止此事的影响进一步扩散还逮捕了很多神职人员。第15位钻石骑士、超级夜战王牌伦特（Helmut Lent），也曾利用关系和影响力设法营救自己的两位兄长——他们都是福音教会的牧师，就因为布道中援引了“莫尔德斯来信”中的两句话而获罪下狱。

与主要通过宗教信仰达成内心平衡的莫尔德斯相比，加兰德的平衡更多地来自于他的幽默感。他的崇拜者们总是说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有着一颗温暖的心，但千万不要会错了意，空战中的加兰德就是一只狡猾、犀利、冷酷的猎豹，尽管纪录片上的他总是口叼大烟斗或露齿微笑，空战中他从来都绝非心慈手软之人。

加兰德和莫尔德斯都是有着坚强意志力的空中勇士，但最后的结果却似乎有违他们各自的初衷——加兰德在战斗机部队总监职位上一干就是三年，仿佛是在追寻波尔克的足迹，而莫尔德斯却如流星般从天际划过，像里希特霍芬那样以飞行员的方式告别了世界。不过早逝的莫尔德斯至少有一点要比加兰德幸运得多——他不用为目睹日后的节节败退而沮丧，也不用为几乎消耗殆尽的空军而操心，更不用为德国的全面摧毁和战争责任而负罪。没过太久，盛极一时的德国空军就开始品尝失败这杯苦酒的滋味，似乎潜能无限的盟国空军开始了对德国本土的全面轰炸，并夺取了诸多战场的制空权，曾被轻视的苏联空军也很快变成了德国空军最难以对付的对手。曾向希特勒做过保证的戈林不久后威风扫地、颜面全失，气急败坏之余，他把归罪的对象指向了曾为之带来无数荣耀的战斗机飞行员。戈林多次指责战斗机部队作战不力、飞行员们都是些胆小的懦夫，曾举世无双的战斗机部队转眼变成了统帅们的替罪羊，这怎能不让他们的首领加兰德如坐针毡、气愤填膺呢？他几次当面冲撞戈林，据理力争无效之余还试图挂冠而去，但好不容易找到替罪羊的戈林怎会轻易放手。在战斗机部队总监职位上，加兰德不停地遭到政治干预和无端指责，还成为最高统帅空军战略错误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不过加兰德还是体现出优秀军人的素质和意志力，在最困难的局势中也能恪尽职守，后人评价他时曾说：“其实加兰德是一个比他自认的要好得多的将军。”从这一点来看，早亡的莫尔德斯无疑还算是幸运的，他逝去时所经历过的战争图景，至少使他还能坚信德国的胜利和复兴就在眼前。

生前赢得身后名：
谁才算得上是现代德国的战争英雄？

莫尔德斯丧生后数小时内，JG-51就被改称为JG-51“莫尔德斯”联队，纳粹政府除为其举行了国葬之外，还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位战争英雄的榜样力量。1941年末，戈培尔宣传部的“中央文化办公室”找到莫尔德斯的母亲安娜玛丽，要求她协助出版一本关于莫尔德斯的宣传册。安娜玛丽同意予以协助，制成后的宣传册的封面是画家维尔里希（Wolf Willrich）1940年所绘的一幅油画，画面中的莫尔德斯正坐在JG-53“黑桃A”（Pik-As）联队的一架战斗机里准备升空作战。戈林在序言中写道：“拥有这些英雄人物的国家当然会赢得战争的胜利。”失去了儿子的安娜玛丽当然悲伤万分，但她也在所写的信中展示出普鲁士人淡定的一面，她以致所有失去儿子的德国母亲的口吻写道：“……我们所有人——不管姓甚名谁——都是英雄们的母亲，但如果说仅凭这一点就能止住我们的痛苦和悲哀，那也是不可能、不光彩的。我们这些母亲都知道，由于我们挚爱的孩子——是我们给予了他们生命、现在却失去了他们——我们自己的生命和精神的一部分也已回归永恒了。他走了，永远不会再回来了。”[36]安娜玛丽还动情地说，儿子的早亡并非莫尔德斯家第一次为国捐躯——她的丈夫“一战”中就丧生于法国，但她理解“男人们应召作战——有时还要献出生命——有其高贵的目的……只要世界还存在，女人们就会厌恶战争，但也会热爱勇士，因为最勇敢的战士恰恰就是最优秀的男人”。她还称“自己并不孤单，因为整个国家都在支持她，都在感受她的丧子之痛”，每个母亲都要学会区分“充满勇气的悲伤”和“不当的哀嚎”，因为前者“可以转化为富有创造性而且快乐的活动”。

莫尔德斯之母没有看到“勇士辈出”的德国赢得战争的胜利，反而经历了德国滑入深渊和地狱的时刻。不过，安娜玛丽倒是见证了儿子战后的哀荣和一度被视为军人楷模的历史地位。战后的西德联邦国防军在寻找角色典范、吸引优秀青年从军的过程中，有两个名字被频频提及，其一是被塑造为反希特勒抵抗运动领袖和民族英雄的隆美尔元帅，另一个就是被誉为战术创新家、卓越的飞行员与领导者的莫尔德斯。1968年4月13日，安娜玛丽和其他亲属作为贵宾应邀来到美国缅因州的一处海港，观礼西德海军订购的美国造导弹驱逐舰D-186号的下水仪式，这艘“亚当斯级”驱逐舰的名字就是“莫尔德斯号”。该舰一直服役到2003年，除役后停泊在威廉港的德国海军博物馆里供人参观，纪念莫尔德斯的铭牌至今依然悬挂在战舰中。1972年11月9日，西德空军第34通信团第2营位于下萨克森州菲瑟尔赫沃德的军营被命名为“莫尔德斯军营”。1973年11月22日，在纪念莫尔德斯去世32周年的活动上，空军JG-74联队被命名为JG-74“莫尔德斯”联队，莫尔德斯的遗孀和女儿、曾经的导师奥斯特坎普、战时先后出任JG-51联队长的多位老兵等在现场观礼，空军总监拉尔中将亲自把绣有“莫尔德斯”字样的袖标系在时任联队长埃勒曼（Rudolf Erlemann）上校的右臂袖口。这当然是个不同寻常的荣誉——空军为继承军事传统和保持延续性，曾煞费苦心地为4个联队命名荣誉称号，遴选出的4个名字中有3个是“一战”王牌飞行员：里希特霍芬、波尔克和殷麦曼，只有莫尔德斯是唯一与“二战”相关的人物。同时，莫尔德斯也是唯一被战后的海军和空军同时纪念的“二战”军人。

柏林伤残军人公墓里的莫尔德斯墓穴曾在1975年被东德政府铲平，但两德统一后有关方面又于1991年进行了重建。虽然莫尔德斯的影响力直至今日仍犹存于德国和英语世界，但其声誉在20世纪末时遭到了挑战，凸显了后人在战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情境中评价“二战德国英雄”时的两难境地。此事源于1997年4月，当时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小城格尔尼加（Guernica）被炸毁的60周年。1937年4月26日，西班牙共和党人占据的格尔尼加遭到“秃鹫军团”和意大利空军的大规模轰炸，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约有千余无辜平民丧生，60%的民宅和建筑被完全摧毁。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稍后曾以两个月的时间创作出传世名作“格尔尼加”，不仅刻画战争为人类带来的灾难，还表达了自己以绘画为武器抵抗和打击敌人的决心。1997年，时任德国总统的赫尔佐克（Roman Herzog）代表国家和德国人民致信格尔尼加轰炸的幸存者表示歉意，声称自己希望代表所有德国公民伸出“友谊与和解之手”。次年4月24日，也即格尔尼加轰炸的61周年纪念日前夕，德国国会的议员们在当日的全会上决定，以“和解的姿态承认德国的罪行和责任，借此提升各国人民的友好与和平合作的精神”。国会提出动议，在当今之德国不再以任何方式纪念参加过“秃鹫军团”的德国人。随后几年里，像很多提案一样这个动议也未取得进展，如果不是诺伊堡地区的一些活动家在某些媒体的支持下大声鼓噪，此提案可能会就此偃旗息鼓。但是，媒体不会放过任何有卖点或哗众取宠的机会，一家电视台在节目中就把莫尔德斯描绘成“一个充满热情的、志愿加入针对西班牙平民的战争的、典型的纳粹军官”。除媒体的不依不饶外，有些左翼政客也一直在努力地把“第三帝国时期的战争英雄”从各种标识和纪念物中抹去。终于，2005年1月28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施特鲁克（Peter Struck）做出了决定——将“莫尔德斯”这几个字从菲瑟尔赫沃德军营的全称中除去，JG-74战斗机联队也不再以莫尔德斯之名命名，军旗和飞行员的袖标上也不得再出现这几个字。

莫尔德斯获得的战功勋章，前排左为橡叶徽饰，右为双剑橡叶徽饰，后排左一为金质钻石飞行员徽章，中为钻石骑士勋章,右为镶有双剑钻石的金质西班牙十字勋章。

1969年，在西德海军将驱逐舰D-186号冠名为“莫尔德斯”号之后，JG-51的几位战时联队长应邀参观该舰。图中最右侧是76岁的奥斯特坎普，右二为1944年4月1日出任JG-51少校联队长的洛西格凯特（Fritz Losigkeit），右三为D-186舰舰长曼恩（Mann）上校，左一为1945年4月出任JG-51末任联队长的朗格（Heinz Lange）。此舰退役后停泊在德国海军博物馆里供人参观，全名仍是D-186“莫尔德斯”号。

1972年11月9日，西德空军第34通信团第2营位于菲瑟尔赫沃德的军营，镌刻上了莫尔德斯的名字，图为“莫尔德斯军营”的外观。

德国画家维尔里希1940年所绘的莫尔德斯画像，图中，目光炯炯的莫尔德斯正准备驾机升空。这副画像被纳粹宣传部门出版的莫尔德斯纪念册选作了封面图片。

摄于1973年11月22日，即莫尔德斯去世32周年之际，西德空军第74战斗机联队被命名为JG-74“莫尔德斯”联队。图为时任空军总监的拉尔中将将绣有“莫尔德斯”名字的袖标系在JG-74联队长埃勒曼上校的右臂袖口。

东德政府1975年铲平了柏林伤残军人公墓里的莫尔德斯、乌德特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墓穴，德国统一后，莫尔德斯（右下）与乌德特（右上）等的墓穴在1991年进行了重建。本图摄于2008年6月，左侧墓穴埋葬的是1940年12月病故的第77轰炸机联队（KG-77）联队长施图特海姆（Wolff von Stutterheim）少将。

德国国防部办公厅在写给莫尔德斯91岁的遗孀的信中，曾以令人窒息的傲慢向这位老妪保证说“一切都是对事不对人”。如果人们相信这个解释，那么前述决定自然有着时代的背景和深刻的政治原因。这个决定立刻引起了莫尔德斯的众多支持者、幸存下来的空军老兵以及联邦国防军许多军官的强烈抗议。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发表的文章称，包括许多将军在内的老兵都对国防部长的决定感到震惊。2005年3月22日，抗议者们借举办莫尔德斯诞辰92周年纪念活动的机会，向“模范战士和战斗机飞行员莫尔德斯”致以热情洋溢的颂词，宣称他们深为同情JG-74联队的官兵们，因为他们“被迫把使用了半个世纪的‘莫尔德斯’之名从联队的全称、军旗和袖标中除去”。莫尔德斯的支持者反复强调他是在1938年4月才到西班牙的，而格尔尼加大轰炸则发生在1937年4月，“把一年前的旧账算在一年后方抵战场的莫尔德斯身上真具有讽刺意味”。支持者们递交了大批抗议信，指出莫尔德斯一直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仅举行了宗教婚礼仪式，还邀请被纳粹政府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克拉维特为其主持婚礼。另外，支持者们还强调莫尔德斯青少年时即加入了“新德意志联盟”，1929至1931年间还是该组织的青少年领袖，而这个组织在纳粹上台后即被视为威胁，1938年1月的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还曾发文称该组织“因已经坐实的颠覆帝国的活动而被取缔”。对于这一陈述，位于波茨坦的“德国武装力量军事历史办公室”（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简称MGFA）曾回应称，莫尔德斯虽是“新德意志联盟”的成员，但这一经历并不能更多地证明他对纳粹政权持有批评态度，“相反，莫尔德斯在1941年丧生前是否与国家社会主义保持有足够的距离倒很令人生疑”。[37]一批现役和退役将领以及政治活动家，包括拉尔中将、屈巴尔特中将（Jörg Kuebart，1991至1994年任空军总监）、泽霍费尔（Horst Lorenz Seehofer，2005至2008年在默克尔内阁担任食品与农业部长）等人，都曾恳请有关当局改变心意，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拉尔是经历过第三帝国时代的最后一位超级王牌飞行员，他也在2009年带着未能为导师莫尔德斯争回名分的遗憾离世了。

莫尔德斯无疑是纳粹时代的宣传宠儿，是希特勒和戈林的爱将，也是他们一手栽培并给予了他至高无上的荣誉。如果说他与纳粹政权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也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他从来都不是纳粹党成员，相反还经常批评纳粹政权的政策和信条，他不仅是非政治化军人的典范，更是宗教信仰根深蒂固之人，无论人们怎样发挥想象力，也无法把他与“典型的纳粹军官”这一妄称划上等号。正如以研究德国空军著称的军史家维尔（John Weal）所言：“第三帝国的领袖们赠予莫尔德斯的奖赏与称颂，源自于他自己作为战斗机飞行员的强大能力，而不是因为他对他们那个邪恶事业的支持。”[38]莫尔德斯作为一个军人，他尽到了对国家的职责和义务；作为一个战友和领导者，他受到了所有相识者的永久爱戴和昔日对手的真心仰慕；作为一个战术创新家和超群出众的王牌飞行员，他无疑在空战史上占有无法泯灭的显赫地位。

“二战”结束60周年时的2005年，曾经的德国英雄莫尔德斯被褫夺了本应属于他的荣誉，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谁才算得上是现代德国的战争英雄？”这个话题依然会沉甸甸地压在人们心头。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撇开所有的是非不论，德国官方真诚思过的坦荡态度倒是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疑也会令东瀛龌龊之国的政客们更加无地自容。

[1.]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307.

[2.] Klaus Schmider. The last of the first: Veterans of the Jagdwaffe tell their story.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2009, 73(1): 231-249.

[3.] Roger Boyes. German veterans on the warpath over law disowning Nazi pilot ace. Times Online, March 23, 2005; 另可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erner_Molders.

[4.] Ernst Obermaier & Werner Held. German fighter ace Werner Mölders: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Atglen, PA: 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 2006. p.10.

[5.] Herbert M. Mason. The rise of Luftwaffe: Forging the secret German air weapon. New York, NY: The Dial Press, 1973. p.10.

[6.] James S. Corum. Wolfram von Richthofen: Master of the German air war.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8. p.118-122.

[7.] Ernst Obermaier & Werner Held. German fighter ace Werner Mölders, p.12.

[8.] 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AmPress Publishing, 1990. p.52.

[9.] Adolf Gallan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Cutchogue, NY: Buccaneer Books, 1954.

[10.] James S. Corum. Wolfram von Richthofen: Master of the German air war, p.391, 第87条注释。

[11.] Mike Spick. Luftwaffe fighter aces: The Jagdflieger and their combat tactics and techniques. New York, NY: Ivy Books, 1996. p.13.

[12.] Richard T. Bickers. Von Richthofen: the legend evaluated.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7. p.152.

[13.] Herbert M. Mason. The rise of Luftwaffe: Forging the secret German air weapon, p.238.

[14.] Richard T. Bickers. The Battle of Britain: The greatest battle in the history of air warfare. London, UK: Salamander, 1999. p.127-128.

[15.] James S. Corum. Wolfram von Richthofen: Master of the German air war, p.149.

[16.]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3 ‘Pik-As’.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7. p.13.

[17.] Ernst Obermaier & Werner Held. German fighter ace Werner Mölders, p.15;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3 ‘Pik-As’, p.23.

[18.] Ernst Obermaier & Werner Held. German fighter ace Werner Mölders, p.16-17.

[19.] Ernst Obermaier & Werner Held. German fighter ace Werner Mölders, p.17.

[20.]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 PA: 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 2004. p.15.

[21.]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52.

[22.] Ernst Obermaier & Werner Held. German fighter ace Werner Mölders, p.20.

[23.]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53.

[24.]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52.

[25.]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Hermann-Friedrich_Joppien.

[26.] 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German combat pilots in WW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4. p.49.

[27.] 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German combat pilots in WWII. p.54-55.

[28.] Mike Spick. Luftwaffe victorious: an alternate history. London, UK: Greenhill Books, 2005. p.134.

[29.] Gordon Williamson. 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45.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p 5-6.

[30.] 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German combat pilots in WWII, p.50.

[31.] Ian Kershaw. The few: The “American Knights of the Air” who risked everything to save Britain in the summer of 1940.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2006. p.226.

[32.] 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65.

[33.]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18-19.

[34.]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20.

[35.] 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 Helmut Lent. Bristol, UK: Cerberus Publishing Limited, 2003. p.150-151.

[36.] Jay Warren Baird. To die for Germany: Heores in the Nazi Pantheon.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27-229.

[37.] Hermann Hagena. Jagdflieger Werner Mölders: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reicht über den Tod hinaus. Aachen, Germany: Helios Verlag, 2008. p.138.

[38.]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1 ‘Mölders’.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p.120.

第2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加兰德中将
（获勋时间1942年1月28日，图片为1940年获橡叶骑士勋章时所摄）

Chapter 02
第二章
“飞将军”：
阿道夫•加兰德中将

戈培尔所领导的纳粹德国宣传部门在“二战”中拍摄了无数的前线战事照片和胶卷，其中有两个军人的形象出现的频率恐怕是最高的：其一是“沙漠之狐”隆美尔，另一个就是有“天才飞行员”之誉的加兰德了。这位29岁出任战斗机部队总监、30岁成为德军最年轻的将军的加兰德，以其精心修剪的小胡子、空战中总也叼着的黑色烟斗、招牌式的迷人微笑征服了战时无数德国人的心——他不仅是彼时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也与莫尔德斯一起为战友和对手所景仰，他们两人被并称为西方知名度最高的德国飞行员兼指挥官。

加兰德在同英美空军的搏杀中取得过104次空战胜利，尽管在排行榜上远逊于许多下级和后起之秀，但没有任何人对他的飞行技术、精准射术和战术才华有丁点的质疑。飞行员技术过硬、战机性能优越的英美空军一直是德军最大的对手，而击落100架英美战机后还能幸存下来的王牌飞行员并不多，天赋才华的马尔塞尤击落了158架西方盟军战机后最终还是逃不过消失在大漠的宿命，而加兰德不仅幸存下来，还在非常年轻时就承担起领导战斗机部队的重任。曾在加兰德的JG-26联队任中队长的普里勒上校（Josef Priller，1943年初任JG-26联队长，他就是电影《最长的一天》中驾机扫射诺曼底登陆盟军的飞行员原型）在战后所撰的JG-26联队战史中曾写道：“（JG-26）是由强悍的指挥官加兰德领导的一支强悍的联队，面对的则是非常棘手的对手……加兰德是一个时刻都做好了战斗准备的军官，也是一个攻击性十足、才华远超众人的飞行员和射手，他在瞬间决策和即时反应等方面也同样卓尔不凡。”[1]加兰德的战时对手、英国皇家空军王牌联队长巴德（Douglas Bader）爵士战后曾多次表示，在他看来“加兰德是‘二战’德国最优秀的飞行员兼领袖”。

在世界空军史上，从战斗机王牌成功蜕变为空军领袖的先例并不多见，倒是诸如戈林和乌德特这类的失败例证屡见不鲜——“一战”王牌飞行员戈林追随希特勒后成为纳粹帝国的二号人物，但他的强悍和权力也不能帮助他很好地应对领导德国空军时的巨大挑战；战时经历比戈林更耀眼的乌德特虽有无双的飞行才华，但却被后人斥为“二战”德军“最无能的空军高级将领”，他也未能经受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倾轧，最后以饮弹自尽实现了彻底解脱。加兰德似乎有着能把个人才华与领导能力很好结合起来的天赋，无论是在一线联队还是身居战斗机部队总监的高位，他都展示出了比同时代人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的能力，同时，谨慎务实的他又具有将眼光和战略思考付诸实施的本领。美国空军早年专事研究加兰德的一位上校曾称他为德国空军最现实、最了解情况的将领，说他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对空战大势的精确分析都已被历史一一验证。这位军官甚至称：“加兰德将作为集米歇尔（Billy Mitchell，美国空军之父）、杜黑（Giulio Douhet，意大利空战理论大家）、空战方面的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等于一身的‘二战’军人被载入史册。”[2]

早年岁月：
从滑翔机高手到战斗机飞行员

1912年3月19日，加兰德出生在威斯特法伦州的威斯特霍尔特（Westerholt），父亲是威斯特霍尔特伯爵的地产大管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加兰德”这个姓氏本为法国姓氏，事实上其家族的第一代就是18世纪中叶为躲避宗教迫害而从法国逃难来此的雨格诺教徒（Huguenot）。1914年8月，老加兰德撇下妻子、长子弗里茨（Fritz Galland）和两岁半的次子阿道夫，作为陆军军官投入了“一战”。当年10月，加兰德家的三子威廉（Wilhelm Ferdinand Galland）出生，四子保罗（Paul Galland）也在1919年11月来到人间。虽然战争期间父亲很少在家，但有母亲的悉心照料和殷实家境的支撑，战争本身并未对阿道夫产生任何影响，一来他不可能理解这场战争，再者，年幼的他每天都在威斯特霍尔特伯爵硕大的庄园里玩耍得不亦乐乎。与慈爱的母亲相比，父亲是一个父权主义者，对男孩子们管束甚严，但也时不时流露出父爱的慈祥。酷爱野外活动的父亲是个有一手绝活的好猎手，很早就迫不及待地把绝技传授给儿子们。加兰德5岁时便随休假在家的父亲外出狩猎，6岁猎获了第一只野兔，因而很早就掌握了安全使用枪支和射击的技巧。成年之后加兰德不仅是有名的神枪手，对精致枪支的热爱也成为其终身一大嗜好。事实上，年幼时有幸在专家指导下学习过射击的飞行员，往往能在空战中迅速蹿升和取得成功。

“一战”结束后不久，老加兰德回到家乡继续担任祖传的地产大管家，战争中加兰德家族一共失去了7名男丁，悲伤的气息曾长时间笼罩着整个家族，而德国也陷入了战败后的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和集体羞辱之中。6岁的加兰德在威斯特霍尔特公立学校开始上小学，他对传统科目似乎都没有兴趣，倒是痴迷于了解那些战功显赫的飞行员的事迹。他读过有关殷麦曼、波尔克和乌德特的书，还了解了不少有关戈林的故事，不过他的最爱还是“红男爵”里希特霍芬，因为后者也是一个好猎手和神枪手。加兰德对学业一直三心二意，这种情形在他进入了布尔（Buer）的兴登堡高中后也没有改观，他对艺术和宗教类课程了无兴趣，拉丁文和希腊文等课程也是勉强过关，但自学了不少与技术有关的科目。加兰德最喜欢的是跳高、跳远和短跑等运动，开摩托、飙车、追女孩也是他常干的事。

1927年初，一群热衷于滑翔飞行的年轻人开始在威斯特霍尔特地产一角的博肯贝格（Borkenberge）山聚集，把这里逐渐变成了滑翔飞行爱好者的快乐大本营。15岁的加兰德曾多次步行或搭马车跋涉30公里赶来观看，从这一刻起他似乎明白了自己一生的追求就是飞行，自由自在地翱翔蓝天对他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滑翔飞行当时在世界各国都是一项广受欢迎但很昂贵的贵族运动，只有德国政府采取措施来推广和普及这项运动，从而使很多普通年轻人有机会参与进来。“二战”德军的许多飞行员的第一课都是从滑翔飞行开始的，有军史家在总结德国为何能产生如此众多的王牌时，曾把20、30年代普及的滑翔飞行运动培养了大量人才也作为一条极重要的原因。[3]

痴迷于滑翔飞行的加兰德经过不懈努力，在1929年时取得了滑翔机飞行员A级和B级证书。欲取得人人垂涎的C级证书，他必须做到连续飞行5分钟以上。而通过了C级考试后还要再经历一次大考，才能成为一名职业级滑翔机飞行员。加兰德的滑翔飞行技能一天天在进步，但学习成绩却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垂直下降。一直关注着儿子的老加兰德这时再也无法忍耐，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么把学习搞上去，要么永远不许再飞。加兰德被迫将心思从博肯贝格山的欢乐谷中收回来，一年多下来他的学业成绩进步很大，父亲也特许他在1931年4月复活节这天到法兰克福东北的勒恩（Rhoen）山区参加全德滑翔锦标赛。在这里，加兰德在空中飞翔了整整10分钟，如愿获得了C级滑翔飞行员证书。在当年秋的一次国际锦标赛上，加兰德一举获得了职业滑翔飞行员证书，威斯特法伦州州长亲自为之颁发了证书，20岁的他此时已成为州内仅有的3名职业级滑翔机飞行员中的一个。威斯特霍尔特伯爵一直观察着这个痴迷于滑翔的孩子，他对加兰德说如果他能顺利通过高中毕业考试，那么伯爵本人将把一架滑翔机作为毕业礼物赠予他。1932年2月，如愿通过了毕业考试的加兰德，已经带着伯爵赠送的滑翔机，在高山之巅尽情体验飞行的自由和快乐了。2月27日，他从博肯贝格山山巅出发，在空中持续飞行了2小时6分5秒，一举打破了47分45秒的原纪录，也创下了整个西北德国的新纪录。[4]一时间，加兰德在滑翔飞行圈子里名声大噪，博肯贝格山因之成为官方认可的滑翔运动中心，加兰德所属的盖尔森基兴滑翔飞行俱乐部也被正式接纳为“德国航空运动协会”的成员。

父亲虽为儿子的成就深感骄傲，但对职业飞行依然疑虑重重——尽管德国汉萨航空公司已经开通了国际航线，但老加兰德还是把民航飞行员等同于开出租车的！加兰德毕业时的校方评语中特别标注着“加兰德想成为一名飞行员”。老加兰德与儿子就未来的职业规划长谈了一次，发现儿子想当飞行员的志向非常坚决。过了一些时日，老加兰德再次敦促儿子选择真正钟情的职业，并允诺提供上大学的所有费用。结果，他再次表示一定要当飞行员，于是父亲不再怀疑儿子的决心，转而全力以赴地给予支持。要知道，在1932年的德国，一个乡村中产阶级之家的孩子成为飞行员的几率接近于零，但父亲的全力支持无疑给了加兰德很大的慰藉。

1932年，20岁的加兰德在20000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不伦瑞克民用飞行学校当年录取的20名学员中的一个。[5]学校的校长是“一战”王牌飞行员凯勒（Alfred Keller，“二战”中曾任第1航空队上将指挥官），异常严格的入学考试持续了10天，不仅考验申请者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耐力，更详细地考核他们的学业、心理和各方面技能。学员们入学不久就发现学校的日常训练不仅非常严格，而且完全是军事化的，到1932年圣诞节时，20名学员中约有一半人已被淘汰或主动放弃。加兰德咬牙坚持了下来——绝不放弃、力争最佳是他自幼养成的性格，当然这可能与次子的尴尬地位也有关系（大哥注定要子承父业，父亲对两个弟弟似乎并无期待，只有他这个老二受到严格管束并被寄予厚望）。1933年新年那天，加兰德获得了B-2级飞行员证书，也完成了特技飞行训练，他的才华在杂耍般的特技飞行中得到充分展示，而他本人对这类表演从来都是乐此不疲。

摄于1917年，时年5岁的加兰德。除大哥弗里茨外，加兰德还有一个两岁多的弟弟威廉，幼弟保罗于1919年11月出生。两个弟弟在“二战”中均曾供职于JG-26，保罗阵亡于1942年10月，威廉丧生于1943年8月。大哥弗里茨子承父业，担任威斯特霍尔特伯爵的地产大管家。

摄于1932年，20岁的加兰德在大批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不伦瑞克民用飞行学校当年录取的20名学员之一。德国当时虽无正式的空军，但存在一个名为“德国航空运动协会”（DLV）的准军事化组织，它所属的民用飞行学校很快都将成为培养德军飞行员的摇篮。

摄于1929年，17岁的加兰德正坐在滑翔机里准备起飞。他刚刚在博肯贝格山通过了A级和B级滑翔机飞行员考试。

摄于1934年末，身着DLV少尉飞行员制服的加兰德。当年2月，加兰德在第10步兵团接受了新兵训练后进入德累斯顿军校进行候补军官训练，1934年末获少尉军衔后进入慕尼黑附近的施莱斯海姆飞行学校。加兰德在1935年10月的一次飞行事故中身受重伤，鼻梁骨和头骨多处骨折，面部轮廓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张照片中的加兰德尚未蓄须，鼻梁挺直，相貌英俊，但前述事故之后他开始蓄须，这也逐渐成为其日后的标志之一。

加兰德当然无从知晓戈林此时正埋头于秘密创建新空军，而凯勒的这所学校正是培养战斗机飞行员的基地之一。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根据与墨索里尼达成的协议，派飞行员前往意大利接受战斗机飞行训练。由于戈林的行事作风和语言障碍造成的误解，意大利人错把这批德国飞行员当作纯粹的新手，却不知他们中除加兰德外个个都有十年的飞行经验，其中一些高军阶的现役军官还于1920年代末在苏联接受过秘密飞行训练。一名意大利飞行员刚刚创下了90分钟的倒飞世界纪录，正当教官大肆吹嘘之际，不动声色的加兰德驾驶着教练机轻而易举地倒飞了45分钟，如果不是垂头丧气的教官命令他立即着陆，意大利人热乎的世界纪录恐怕就有作古的危险。加兰德虽然觉得此番受训在技术上鲜有帮助，但大有收获的是熟悉了各种现代战机，还有进行特技飞行和射击练习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在此刻的德国仍是难以想象的。

从意大利返回后，加兰德又接受了仪表飞行和重型运输机驾驶训练，经过50小时的额外学习训练后他通过了毕业考试，稍后成为汉萨航空公司的一名民航飞行员。驾机往返于德国和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这段日子，虽然轻松惬意，但也显得平淡无奇。经过仔细权衡，加兰德决定自愿加入仍处于秘密状态下的空军。1934年2月15日，加兰德来到德累斯顿的第10步兵团接受步兵基本训练，3个月后转入德累斯顿军校，除接受陆军军官的训练外，他还学习了空战战术理论。加兰德在军校里第一次认识到陆军对空军的保守态度，那里根本无人谈论或理解空军成为独立的战略战术力量的可能性——加兰德当然无从得知，戈林与他的“一战”伙伴们，以及从陆军参谋本部调入空军的军官们正在竭力改变这种现状。1934年10月，身着蓝灰色DLV制服的加兰德少尉来到慕尼黑附近的施莱斯海姆飞行学校。这所实为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心的民办学校此时正处于脱去伪装前的最后转型期，呼之欲出的德国新空军此时已拥有大约900名飞行军官、200名高射炮军官和约17000名军士与士兵。[6]8个月的步兵训练和候补军官学习经历似乎让加兰德的手生了、飞行理论也模糊了，他首先得参加为期10周的“复习性”训练。按照惯例，飞行员们的表现将决定他们的分配去向，中等偏上者将进入一线部队，而最卓异的少数人将被分配到各学校担任教官，负责训练、教导和激励新人。德国空军非常看重这些技术精湛同时又善于诲人的飞行教官，但加兰德对此毫无兴趣，一心只想进入作战单位。就在他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表现既不突出、也不垫底的时候，戈林于1935年2月来到学校视察。这可能是加兰德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幼时的空中偶像，戈林周身洋溢的领袖魅力使整个学校都沸腾了，加兰德等人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解纳粹政府在发展空军和飞机制造业方面的措施与进展，深深地为他描绘的宏大蓝图所吸引。面对着每周都有新的战斗机中队组建的局面，加兰德希望被分到作战单位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1935年2月26日，希特勒签署了建立“帝国空军”这一独立军种的命令——就在全世界还在揣测德国空军不过是案牍上的提议时，德国公开宣布了新空军的存在。3月14日，希特勒在柏林近郊的多贝利茨（Döberitz）检阅了首支作战单位“多贝利茨飞行大队”（Fliegergruppe Döberitz），为了与“辉煌的往昔”挂起钩来和保持传统的延续性，希特勒宣称将该大队改名为“里希特霍芬联队”，希望它“在精神和绩效两方面都能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神圣的称谓”。[7]3月末至4月初，“里希特霍芬”联队在柏林上空向百姓、各国使节和新闻记者展示了德国新空军首支作战联队的面貌，还在戈林新婚的庆典上进行了类似的表演，但普通人哪能料到，代表第三帝国空中武力的“里希特霍芬”联队此时只有多贝利茨的这一个大队而已。

少尉加兰德1935年4月1日终于成为“里希特霍芬”联队的一名骄傲的战斗机飞行员。稍后不久，加兰德随第1中队中队长赖特尔（Johann Raithel）少校前去于特博格-达姆（Jüterbog-Damm）组建第2大队。赖特尔和加兰德等人高效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夏季到来时第2大队已接收了一批新式He-51战斗机，不过，就像第1大队仍叫“多贝利茨飞行大队”一样，赖特尔第2大队的正式名称是“达姆飞行大队”。加兰德在赖特尔手下担任飞行训练军官，他也结识了第2中队中队长奥斯特坎普少校，他们两人从这里开始了延续近40年的友谊。

按照“里希特霍芬”联队的内部分工，第1大队主要测试空战武器和辅助设备，也承担改进地面单位组织结构的责任，第2大队的重心在于完善空中追逐和拦截战术，同时进行引入重型战斗机（即日后的驱逐机）的试验。加兰德因其出众的飞行才华而被战友们称为“飞行员中的飞行员”，尤其是每当他在空中舞动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时，战友们都会聚在一起观看他的表演。特技飞行带给他极大的满足感，也使其相信自己比大多数人都更出色。但是，1935年10月的一次事故几乎葬送了这个崭露头角的新星。加兰德曾改装过自己的Fw-44战机的水平安定面，结果造成座机完全失控而坠毁。虽然加兰德大难不死，但也昏迷了三天三夜，甚至父母都已被请来准备料理后事了——他的头骨多处骨折，鼻梁骨折断，曾经英俊的脸庞也因之变形，最要命的伤在左眼，划伤和角膜中残留的玻璃碎片严重损害了他的视力。加兰德的出院报告上写着“身体已不适于飞行”，但大队长赖特尔不忍心看到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就这样终结潜力无限的飞行生涯，于是把他的医疗报告混放在大堆文件中，然后装模作样地声称不记得看到过出院报告，还指示他“试着恢复正常飞行”。这份医疗报告不出意外地一年后才再次出现，但赖特尔为此几乎付出了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代价。事情的败露源于另一起飞行事故，加兰德驾驶的Ar-68型战机着陆时撞上了天线杆，再次住院时医生发现这个飞行员竟然差不多半瞎！医生们认为，如若允其继续飞行，对他本人、其他人和战机来说都是个巨大威胁，因而建议永久禁止加兰德继续飞行。气急败坏的加兰德则抓住一切机会游说长官，同时在医院里把视力表背得滚瓜烂熟，狡黠的他不仅在视力检查中蒙混过关，还令医生们也自叹弗如。结果？战友们再次为他举行了欢迎归来的活动，尽管他的左眼角膜中还残留着小小的玻璃碎片。

西班牙内战：
近距离空中支援作战专家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时，24岁的加兰德中尉一开始还表现得漠不关心，毕竟政治从来都非其兴趣所在，不过他还是发现有些战友突然消失了，还有传言说他们都去西班牙当志愿者了。当这些皮肤晒成棕色、怀揣大卷钞票的战友半年后重新出现时，“秃鹫军团”就再也不是什么秘密了，包括加兰德在内的每个飞行员都想去实战中检验自己的成色，要是如愿不死的话，还能挣上一笔不菲的外快呢。

1937年5月7日，加兰德与其他350名扮成游客的志愿者经海路来到西班牙。他先被分配到J-88战斗机大队的总部连当连长，负责3个中队的战机维护和保养，组装和测试新到飞机、大修、提供零部件、地面设备维护和改进等也都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加兰德发现这里升空作战的机会比在国内时还少，于是申请调往作战中队，但上级一直没有明确答复。7月间，马德里西面的布鲁内特（Brunete）爆发了所谓的“布鲁内特之战”，“秃鹫军团”在紧急情况下投入了所有飞行员，这样加兰德才捞到了首次实战的机会。这场空战是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最残酷激烈的一次空战，带队的J-88第1中队中队长哈德（Harro Harder）曾在日记中写道：“医官们紧急要求我的5名资深飞行员离职休假……有一名座机被打得千疮百孔的飞行员已经精神崩溃了，而其他人离这个时刻也不远了。”[8]布鲁内特之战中加兰德执行了数次近距离支援任务，实战的洗礼大大刺激了他的胃口，他再也不愿回去当后勤大队长了。几天后的27日，加兰德从皮特凯恩（Douglas Pitcairn）中尉手中接过了第3中队中队长之职。第3中队此时的主要机型还是He-51，而另两个中队都已换装了新式的Bf-109。加兰德对第2中队中队长吕措中尉有些嫉妒，但又真心仰慕他眼中的这位“新空军最出色的指挥官”，性情相近、情趣相投的两人自西班牙内战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1月，当加兰德被解除战斗机部队总监职务时，吕措正是试图以哗变为老友讨回公道的“主谋”之一；而当加兰德组建JV-44“专家中队”时，官拜战区战斗机部队指挥官的吕措上校更是甘愿在老友手下充任一名普通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周，即吕措失踪为止。

Bf-109战斗机的性能优势迅速扭转了佛朗哥一方一度不利的空战局面，He-111中程轰炸机和Ju-87俯冲轰炸机等也首次投入实战。加兰德注意到，He-111等轰炸机都不太适于执行需要精确轰炸的任务，如摧毁地面炮兵和高炮阵地，在缺乏地面指引的情况下准确攻击地面部队等。他同时认为，He-51作为战斗机虽已落伍，但在近距离支援方面尚有用武之地，因为这款战机能在低空以机载航炮和炸弹精确地打击地面目标，速度也相对较快，能避免敌军防空火力的过度杀伤，同时，为使空中打击的效果最大化，空中攻击也必须与地面部队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密切协同。加兰德还积极鼓励下属的飞行员和地勤试验各种可能提高作战效果的创新。1937年9月中旬，第3中队在西班牙北部作战时，采用了加兰德提出的富有想象力的地面攻击技术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赫战果。稍后不久，技师们又研制出一种堪称凝固汽油弹前身的燃烧弹——他们把He-51战机的副油箱去掉（因战场狭窄飞行员们几乎从无机会使用副油箱），挂载上小型的燃烧弹，在实战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加兰德还进一步完善了所谓的“杀猪”（Kochenjagd）战术——按照“秃鹫军团”的常规战术，当Bf-109中队在天空中自由猎杀对手时，He-51战斗机中队往往跟进袭击敌方的运输车队，但加兰德不愿墨守成规，他的做法是带队先朝大海的方向低空绕行70至80公里（战后他曾夸张地说战机飞行高度距海面只有一米），到达敌军背后之际再杀个回马枪，这时每架战机都可自行选择攻击目标。[9]善于分析总结的加兰德撰写过一系列报告，阐述他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经验、战术、创新和相关发现。这些报告送达空军部后引起了关注——德国空军当时正朝独立军种的方向发展，而加兰德的战术空军思想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经验在很多方面与某些高层人士的认识不谋而合。加兰德逐渐赢得了近距离支援作战专家的声誉，不过，高层的青睐却使他后来一度被困在近距离支援作战单位，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加兰德在西班牙内战中还有一桩作为值得一提。他有感于空军各单位转场时经常出现延迟混乱以及人力物力耗费不菲的情况，产生了提高转场效率和机动性的念头。他设想把一整个中队都安置在火车上，吃饭、睡觉、值勤和修理等都在车厢里解决，这样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机动性。他的想法得到了佛朗哥空军的鼎力支持，几天后一列经过特制改装的火车就拉着加兰德的中队出发了。[10]凭借这项创新，加兰德中队的战机在转场时一飞抵新基地，全套地面设施和所有地勤几小时后就能到达，效率自然大为提高。这项创新并未被人遗忘——“二战”中德军在广袤的东线只有NJG-6这一支夜间战斗机联队，为将各中队迅速地调往战场，该部把每个中队都安置在特制列车上，从而成倍地提高了效率和效能。[11]

1938年3月22日，黑林（Hubertus Hering）上尉加入第3中队，准备替换任职已达10个月的加兰德。不过，3月30日时，黑林与米夏埃利斯（Manfred Michaelis）少尉的战机在空中相撞，两人俱皆丧命，加兰德只好又延长了任期。国内很快派来一位新人选，但几次作战之后加兰德认为此人无法胜任，很不客气地将其打发回国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4月底时莫尔德斯的出现。加兰德起初对莫尔德斯并不友善，总部对后者的高度夸赞还曾使他产生过怀疑和抵触情绪，但莫尔德斯的为人、才华和能力很快征服了他——在近一个月里，加兰德与安静腼腆的莫尔德斯一起飞行作战，随着了解的增多，他觉得这个比自己还小一岁的飞行员简直是个天生的领袖，他可以放心地移交中队了。5月24日，莫尔德斯正式主持第3中队，“秃鹫军团”也进入了莫尔德斯主宰西班牙天空的新时期。

加兰德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先到西班牙的非洲殖民地摩洛哥和地中海沿岸休假了一段时间，而后终于得到梦寐以求的驾驶Bf-109的机会。这款战斗机的流线型机身、凶猛火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都使加兰德觉得这就是能把他对飞行的热爱和致命的射术结合起来的战机。8月份回国后，他曾满心期待能分配到作战联队驾驶Bf-109，但超过300次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经历和不乏真知灼见的分析报告，为他换来了的却是空军部参谋军官的职位——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组训新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大队。庞大的空军部大楼里，到处都是身着漂亮制服、走路都怕弄皱了笔挺军裤的参谋军官，各个部门既充满着繁文缛节，又严谨得近似刻板，而整个德国这时都像一架精密得无以复加的钟表那样在有序运转。加兰德非常想念西班牙的生活和战友间的亲密无间，他一边抱怨自己整天只能身着漂亮的军服“抱着办公桌飞行”，一边艳羡地关注着莫尔德斯接二连三地取得空战胜利——他离开那里时还两手空空，加入真正的战斗机作战联队的愿望从未像现在这样强烈过。就在他觉得百无聊赖之时，上级又命令他放下工作，立即协助组训两个新的近距离空中支援联队。加兰德与时间展开了赛跑，很短的时间内搜罗到一批虽然老旧，但仍可用于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战机，同时网罗到一批学员，如期组建了两个联队——这可是10个大队的战机、飞行员、地勤、基地和设备！加兰德的出色表现给空军部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自己的顶头上司被任命为其中一支联队的主官时，他也顺理成章地担任了联队长副官兼作战参谋。不过加兰德并不愿意一直深陷于近距离空中支援作战，他的理想仍是去战斗机部队。

1937年5月上旬，加兰德来到“秃鹫军团”，开始时他是总部补给连连长，不到3个月后出任J-88战斗机大队第3中队中队长。

加兰德的第3中队也被称为“米老鼠”中队，因为他们的在驾驶舱侧下方喷涂了一只挥舞手枪的“米老鼠”。“二战”中，加兰德在座机上也喷涂了类似的图案，米老鼠左手持枪的风格依旧，但右手还多了一把战斧，最有意思的是，米老鼠还“抽上”了雪茄。

加兰德担任J-88第3中队中队长时，第1和第2中队已换装使用Bf-109，唯有他的中队还在使用老旧的He-51双翼机。加兰德把He-51起落架间副油箱的位置进行了改装，加入了用于地面攻击的燃烧弹。

J-88的几位地勤在一架Bf -109战斗机前合影留念，第3中队在1938年7月也开始换装使用Bf-109 B-2和C-1型战斗机，当然中队长已是莫尔德斯。“秃鹫军团”的所有Bf-109机身上都涂有型号“6”以及佛朗哥军队的黑色圆盘图案，黑色圆盘之右才是每架战机自身的编号。据信这架战斗机就是莫尔德斯的6-79，方向舵上有7次击坠的白色标志，图片可能摄于1938年夏末或初秋，当时莫尔德斯的战机曾被送去检修。

嘴里叼着雪茄的加兰德正与纽曼（右一）少尉交谈。纽曼是加兰德一生的朋友和忠实支持者，“二战”中曾在北非战场任JG-27联队长。

加兰德与战友们正有些焦虑地等待某架战机的着陆，图中身着白衣、蹲着的人就是加兰德，倒数第2排双手叉腰分立的军官从外形来看似为莫尔德斯。这张图应摄于1938年4月末至5月末间，加兰德当时尚未离开西班牙。

摄于1938年5月24日，加兰德告别西班牙的时刻。图中的加兰德（左一）虽然已经换上了便装，但仍戴着军帽，右一为纽曼少尉，背景是一架Ju-52运输机。

1938年11月，加兰德的调动申请终于得到批准，奉命来到斯图加特附近的伯布林根（Boeblingen），负责将一支纸面上的战斗机大队“变魔术似地”组训成作战部队。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加兰德果然不负厚望，他作为代理大队长不知疲倦地率部训练和演习，大队的Bf-109D战斗机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感，同时也使他更加钦服于莫尔德斯等人发展的“四指”编队战术。1939年3月希特勒攫取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之时，加兰德大队已在机场待命，只不过战事进展非常顺利，根本就用不上战斗机部队。1939年6月，在为“秃鹫军团”归来而举办的盛大游行上，加兰德与莫尔德斯重逢了，后者以14次击坠已成为名满天下的第一王牌。戈林当月还将镶有双剑钻石的金质西班牙十字勋章授予“秃鹫军团”的27名军人，其中的14人来自J-88战斗机大队，包括加兰德、莫尔德斯、吕措和厄绍等日后的空战名人。

仅有5年历史的德国空军仍处在装备现代战机和训练大批新手的过程中，加兰德很清楚，空军的力量分布可用一只哑铃来形容，一头是指挥阶层，指挥中枢、各联队或大队的领导层基本都是经过“一战”洗礼的飞行员，另一头则是数量庞大但只有很少或毫无作战经验的新人，最为薄弱的是中间层，但德国已没有时间去培养有经验的一代来担负承上启下的职责——欧战的爆发已迫在眉睫，加兰德自己就曾参加过闪击波兰的数次图上作业。就在他展望着投入真正空战的时刻，8月初的一纸调令迫使他离开了亲手组训的大队，无奈地来到图托担任LG-2（第2教导联队）第2大队第4中队中队长——显然他再次为自己“近距离空中支援专家”的名声所累，他的新单位就是使用“亨舍尔”（Henschel）Hs-123对地攻击机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大队。刚到图托不足一周，加兰德又奉命赶到雷希林（Rechlin）试飞中心，试飞Fw-189和Hs-129这两种新型的对地攻击机。

1939年9月1日拂晓，加兰德驾驶着Hs-123对地攻击机飞越了德波边境，成为第一批投身于“二战”的德军飞行员。

令对手恐惧的“黄鼻子大男孩”：
JG-26联队长

波兰战役期间，加兰德所在的LG-2第2大队在建制上隶属于第4航空队，受里希特霍芬的“特种作战航空军”（即第8航空军的前身）直接领导，大队的36架Hs-123属于第一波攻击力量，负责支援赖歇瑙（Walther von Reichenau）将军的第10集团军。9月1日，加兰德第4中队用汽油弹多次轰炸波军的集结地和补给基地，也向地面上的波军及其车队进行扫射，但他的中队也遭到对手的高射炮和机枪的还击。陆军总部在当日战报中曾点名表扬了LG-2第2大队为第10集团军提供的持续不断的支援，第2大队大队长施皮尔福格尔（Werner Spielvogel）少校则毫不犹豫地将之归功于加兰德设计的战术和拟定的计划。9月3日，加兰德开始全力支援第16军的先头部队第1装甲师，他的中队在装甲师闯出的“坦克走廊”上空持续攻击顽强抵抗的波军，同时顺手消灭落在后方的散兵游勇。加兰德在西班牙时就甚为重视空中打击与地面运动的密切协同，现在他的中队与俯冲轰炸机单位一起，做到了与地面部队堪称典范的配合。到8日时，第1装甲师已抵达维斯瓦（Vistula）河，距华沙不足30公里，负责支援的LG-2第2大队当日多次出击，完成了摧毁对手交通线、驱散敌军集结地、清理小型包围圈以及切断通向华沙的道路等多重任务。9日，深受拥戴的施皮尔福格尔少校阵亡，第1中队中队长韦斯（Otto Weiss）上尉接过了大队指挥权，全大队开始全力以赴地支援阻击和消灭波军“波兹南（Poznan）集团军”的地面战事中。9月11日，希特勒意外地来到LG-2第2大队视察，并与加兰德等军官共进午餐。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元首，他还是觉得“怎么看希特勒都是个普通人”，而他身边的那些高官却个个毕恭毕敬，另外他对于在元首面前不能抽烟的规矩也感到不满。

加兰德驾驶Hs-123对地攻击机一共执行了87次任务，包括9月12日的一日出击10次，但在空中只有数次见到过波兰战机的影子。13日加兰德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10月1日又获晋升为上尉。他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大队在波兰闪击战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但他并不满足于战果，认为现有战术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他花了大量时间与其他飞行员讨论战术，或与地勤们交流如何提高战机的就绪水准，同时思考如何改进中队乃至大队的行政管理方式。加兰德坚信，一个中队只有每人都与他人密切配合才能运转良好，而只有每个中队都为共同目标做出一定的牺牲，一个大队才有可能成为团结内敛的集体——这些所思所想自然超出了一个中队长的职权范围，但也证明了加兰德确是一名潜力无限的军官。在近距离空中支援战术方面，他认为空军已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即越来越把俯冲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作为敲开敌军前沿的“攻坚力量”，在他看来，更恰当的方式应是“摧毁一切能对敌军的持续作战能力产生即时影响的装备或设施”。他觉得空军眼下的作用不过是“重复炮兵的作为”，而这样做“仅能令对手头破血流，至关重要的那些器官却都完好无损”。[12]

尽管已是很有前途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专家，但加兰德的心思仍是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他深信自己身上流淌的是猎手的血，自己的本能就是在空中追逐和厮杀。他一心想逃离近距离空中支援作战，但面对着一个自己打造的怪圈：他越是把交办的任务（包括组建新联队、训练战斗机大队、大量的实战出击、无可挑剔的总结分析）完成到极致，就越难以如愿。上级在面对他接二连三的调动申请时曾反问道，他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对地攻击单位指挥官，很快就会出任大队长的新晋上尉、名声在外的战术家，难道不知战争还在继续吗？难道不了解国家需要他的经验和战术才华吗？虽有机会成为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但在艰苦的战争中，难道地面部队不是更需要他这种老手吗？无语的加兰德明白，除非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否则自己真有可能就这样总是驾驶二流、三流的战机，也将永无机会在空中与对手直接较量。据信，加兰德假装得了风湿病，向医生抱怨“每次驾驶Hs-123和He-51那类座舱敞开的战机都会加重痛苦”。精明的医生自然明白他的伎俩，但还是网开一面——“不适于继续驾驶座舱敞开的飞机”这一纸看似轻描淡写的诊断，完全改变了加兰德的军旅生涯和命运，因为空军的单座战斗机中驾驶舱密封的只有Bf-109！

1940年2月10日，加兰德调到波兰战役后新组建的JG-27联队，担任联队长伊贝尔（Max Ibel）中校的作战参谋。“一战”老兵伊贝尔20年代末时曾在苏联秘密接受过飞行训练，但缺乏近期的作战和管理经验，从一无所有到编练出一支具备战斗力的联队对他来说确实是个挑战。而加兰德带来了在西班牙和波兰战役中取得的丰富经验，还拥有组训近距离空中支援联队及战斗机大队时即已展示过的才智和组织管理能力，伊贝尔不可能不倚重这个年轻的上尉——据说，伊贝尔曾要求加兰德不管是在空中，还是地面都必须与自己形影不离！此时，空军几乎所有大队和联队级指挥官都还是“一战”中的飞行员，而在新的空战时代，不仅技术性能上已有巨大进步的新型战机对飞行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四指”编队在内的新战术也要求指挥官胸襟开放且善于学习，而几乎是年轻一代父辈年龄的这批老指挥官们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皆勉为其难。戈林也注意到他的老战友们在管理部队和指挥作战等方面都出现了落伍与不力的迹象，稍后他对作战部队的领导层进行了大换血，这才有了加兰德、莫尔德斯、维克等大批青年才俊的迅速蹿升。

伊贝尔的青睐反倒令加兰德更加苦恼，因为他发现自己无论在哪里都被文案工作和上传下达的琐事所淹没，想升空飞行一次还得想尽花招。另外，他也觉得，由于手中尚无任何空战胜绩，这势必妨碍自己对JG-27作战绩效的影响力。这时他想起了老朋友莫尔德斯，后者正在JG-53担任第3大队大队长，1940年初时已击落了数架英法战机，而且他的战区因更靠近法德边境而有更多的空战机会。求战欲望强烈的加兰德通过渠道临时调动到JG-53，很快就与莫尔德斯一起并肩飞行了。平心而论，此时的加兰德在空战方面还无法与莫尔德斯相提并论，他自己也坦承“我素所仰慕的朋友莫尔德斯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的确，待人坦诚的莫尔德斯把所有的作战经验技巧都教给了加兰德，包括战术、编队、开火、逼近敌机的角度、发现和识别敌我等，都毫无保留地与加兰德分享。[13]加兰德对莫尔德斯非常钦佩，尤其对后者的锐利眼光和洞察力赞不绝口。加兰德与莫尔德斯多次结伴飞行，曾有几次遭遇敌机，但他自己还是未能取得开门红。除了与莫尔德斯长时间讨论使用战斗机的最佳方式、如何在空中接敌等以外，加兰德还对莫尔德斯大队的作战控制体系艳羡不已。莫尔德斯当时在最靠边境的地方建立了若干秘密观察站，一旦对手战机升空，他就能通过无线电或电话即刻获知，自己升空之后还能持续不断地接收新情报，随时调整方位和指挥其他战斗机，再加上莫尔德斯超乎常人的锐利鹰眼，他总能出敌不意地拦截到敌机。这些指挥控制措施并不复杂精密，加兰德回到JG-27后也如法炮制，使伊贝尔和3名大队长无不对他刮目相看。加兰德一生都对莫尔德斯充满真挚的感激和赞赏，1994年时，年过80的加兰德在接受采访时还曾说道：“我与莫尔德斯是好朋友，直到他1941年离世。他是个好人，律己甚严，对属下也同样严格，他十分了不起……他是德国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在所有我还能记得的人中，我想最伟大的领袖仍是莫尔德斯……”[14]

在1940年5月10日开始的法国战役中，JG-27联队隶属于里希特霍芬的第8航空军，该军与另外两个航空军一起构成了凯塞林第2航空队的主体，负责支援在右翼的荷兰和比利时进行佯攻的B集团军群。当日，3000多架德军战机（包括1000架Bf-109）出现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上空，72个盟军机场遭到轰炸，300至400架战机瞬间被毁，德军地面部队的突破和推进更是让盟军高层目瞪口呆。JG-27的飞行员们忙于为轰炸机编队护航，也捎带着与少数勇敢的对手在空中鏖战——加兰德同样忙得不亦乐乎，但不是在空中，而是在联队部的办公桌旁。作为作战参谋，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协助联队长制定作战计划和支持各大队的作战准备，但其职责并不局限于此——准备飞行员和地勤花名册（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伤亡时）；处理各大队的设备、物资和弹药补给申请；安排联队内部、联队与航空军参谋部之间的会议；处理情报、报告和各种公文；与各大队沟通作战总结事宜；准备转移前进基地；核实空战胜果……战事爆发的头两日里，当JG-27的其他飞行员兴高采烈地谈论着空战情形时，唯有联队技术最棒的加兰德上尉在地上忙得四脚朝天。

1939年9月波兰战役中的加兰德（前方正中），也许是战事异常顺利，图中的他与战友们显得相当轻松。

德军的Hs-123对地攻击机。加兰德在波兰战役中是LG-2第2大队第4中队中队长。

加兰德1940年初曾在JG-27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作战参谋。联队长伊贝尔对他的信任和赏识某种程度上反令他如坐针毡。本图摄于1942年4月末，左一是时任第3航空队战斗机部队指挥官的伊贝尔上校，右为时任JG-2联队长的厄绍少校，当时伊贝尔正在驻于博蒙勒罗歇（Beaumont Le Roger）的JG-2视察。

图为JG-27的四机编队以“四指”队形飞行。英美空军后来放弃了惯用的“V”形三机编队，转而采纳“四指”编队。

加兰德与莫尔德斯见面的情形。1940年上半年，加兰德曾设法调到莫尔德斯的JG-53第3大队，后者毫无保留地将空战经验和技巧传授给暂时两手空空的加兰德。两人后来虽在战绩排行榜上展开了激烈竞争，但他们一直相互欣赏和彼此敬重。

加兰德到1940年5月19日时已取得了5胜，成为一个符合官方标准的小王牌。图中的加兰德正在大群军官簇拥下观看战机尾翼方向舵上的5胜标志。这张照片可能是加兰德担任了战斗机部队总监后重访旧部时所摄。

5月12日，JG-27奉命掩护第6集团军渡越马斯河和阿尔贝（Albert）运河的行动。当执行任务的首批飞行员带着胜绩陆续返回基地加油时，加兰德再也忍耐不住，他在僚机勒德尔（Gustav Rödel）少尉陪同下升空作战去了。不久后，他们在列日（Liege）以西发现了8架“飓风”战斗机，加兰德在10分钟的间隔里击坠了两架敌机——面对来得如此突然、又似乎如此轻易的胜利，加兰德并未表现得异常兴奋，他觉得空战理应更艰难才对，否则就好像他是靠战机优势获胜、对对手不公似的。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快，他深知第一批击坠战果对飞行员来说其实无比重要，日后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战中的反应和信心。加兰德回基地后收到了大家的祝贺，毕竟这个作战参谋是个极有人缘、惹人喜爱的伙计，不过他并不知足，下午晚些时候又在布鲁塞尔以东击坠了一架“飓风”。一天内击坠3架“飓风”，似乎预示着一个良好的开端。5月19日时加兰德取得了第5胜，可称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王牌了。24小时后，加兰德又凭借3次击坠将战绩提升到8胜，米尔希将军（两个月后成为元帅）亲自为他颁发了一级铁十字勋章。盟军敦刻尔克大撤退期间，空军被赋予了剿灭陷入绝境的英法军队的重任。JG-27等战斗机联队的主要任务是为轰炸机编队护航，而英军为掩护撤退也出动了包括“喷火”战斗机在内的数百架战机。5月30日这天，加兰德在敦刻尔克外围首次遭遇“喷火”战斗机机群，空中格斗甫一开始，他就体会到对手战机的性能和质量，尤其是飞行员的水准和经验皆不在己方之下，从这一天起，他就对英军飞行员持有很高的评价，尤为敬重他们的勇敢和技能。

法国战役的第二阶段刚一开始，加兰德迎来了军旅生涯的第一次重大机遇——他被意外地任命为JG-26第3大队大队长。JG-26当时驻扎在法国加莱（Calais），加兰德到任时发现大队上下的反应相当冷淡，但没过多久，他在空战中表现出的超强攻击性和技巧，对提振士气所做的努力和严格要求，以及为确保大队战机就绪度和作战绩效而采取的有效措施，很快就让飞行员和地勤们肃然起敬，而他无处不在的自信洒脱更为大家仰慕。时任第9中队中队长、后任JG-26联队长的舍普费尔（Gerhard Schoepfel）中尉，曾栩栩如生地描绘过加兰德所带来的变化：

“随着加兰德的到来，第3大队翻开了新的一页。他取代‘一战’老飞行员贝格（Ernst Freiherr von Berg）少校担任大队长，从此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都是个斗士，特别是一个猎手。他发现敌机的嗅觉特别灵敏，可能因为打猎一直是他最喜爱的运动之一吧。他让我们从一直习惯的6000米高空拉到低空作战。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在低空成功地一次次斩获猎物。不过跟他一起飞行可不那么容易。他总是在多佛和英格兰南部上空1000米的高度飞行，而这个高度上高射炮会要了你的命。高射炮弹就在战机附近爆炸，对我们的神经也是一大考验，但加兰德是我们的头，也是我们的导师，大家都会紧紧跟随他。以我的经验来看，他真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战斗机飞行员领袖。”[15]

1940年7月18日，加兰德晋升为少校，十余天后，凭借着17次击坠的战绩，他又从航空队指挥官凯塞林手中接过了彼时非常珍贵的骑士勋章。这时不列颠空战已拉开了大幕，德军战斗机飞行员在战机航程过短、雷达技术落后等不利情况下，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勇士们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英军的“飓风”和“喷火”战斗机在性能上并不逊于Bf-109，灵活性方面还略胜一筹，此外由于已破获德国的“超级机密”（Ultra）密码，再加上领先各国的雷达技术，英军总能出现在对方航线上进行拦截。另一方面，英军仍在使用三机“V”形编队，相对于德军的“四指”编队已大大落伍，战术上的落后不仅抵消了雷达技术的优势，也造成了大量战机被击毁和众多飞行员的战死。拥有先进战术和战机，同时又如出笼猛虎般勇猛的德军飞行员，在不列颠空战之初取得了多次胜利，甚至谱写了一篇篇空战神话。英军曾一度陷于绝望，甚至有意识地避战，战机和人员的过度损失也迫使其改变战术和策略，除缓慢地采用“四指”编队外，英军也想尽办法避免与对手进行大规模决战。英军每次只派少量战斗机出战，使对手难以觅到决战机会，德军飞行员的耐心和士气也相应地受到挫伤。与战斗机部队的无可奈何相比，俯冲轰炸机部队则在英伦三岛上空遭受了重创，大批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之前都是受过最佳训练的战斗机飞行员，但他们的战机速度太慢，俯冲时特别容易成为敌机和高射炮的靶子。为之护航的Bf-109也有自己的困难，如与轰炸机会合的时间和地点难以控制，被迫降低速度以等待轰炸机时面临着巨大风险，空中通讯互不兼容（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无线设备不能直接对话，竟需地面接转），Bf-109的油料不足造成了航程过短（油箱容量只允许他们在伦敦上空停留至多10分钟），以及英军凶猛的高射炮火等。戈林曾严令战斗机部队必须为轰炸机护航，但出于上述原因，战斗机和轰炸机经常同时成为易受攻击的目标，本应与对手捉对厮杀的战斗机有时就像呆鸟一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机溜走而不能追逐。

由于战斗机部队迟迟不能诱出英军并一举歼灭之，再加上为轰炸机部队的护航效果不佳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戈林在各方压力之下开始谴责战斗机部队指挥官和飞行员缺乏攻击性。戈林在一次作战会议中曾命令加兰德和莫尔德斯这两个年轻大队长发表意见，他们两人从飞行员和一线指挥官的角度详细阐释了不列颠空战陷入僵局、轰炸机部队遭受巨大损失的原因。固执自负的戈林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他对二人的见解三心二意，却拿出两枚金质钻石飞行员徽章给他们戴在胸前。戈林先对他们的勇敢称颂了一番，称这些徽章就代表“祖国的感激之情”，而后收起笑容严肃地说道：“你们两个作为个人干得棒极了，但我对战斗机部队的总体战绩并不满意。我们缺乏足够的攻击精神，这才是护航战斗机老是让英军钻进来击落轰炸机的真正原因。战斗机飞行员必须展现出向敌机进攻的意愿，就像我们在‘一战’中所做的那样。”[16]听到戈林把败因归咎于战斗机飞行员的作战不力和缺乏攻击性，而不是检讨更重要的作战困难和战略失误，加兰德和莫尔德斯立即起身解释，但戈林不由分说地命令他们坐下，自己接着说道：“……我打算重新激发战斗机部队的进攻精神，为此我不惜采取任何措施。第一步就是让你们各指挥一个联队。我会撤换所有的老一代飞行员，由你们中间既年轻又成功的一些人来指挥作战。莫尔德斯，你负责JG-51，加兰德，你去接管JG-26。”[16]

加兰德对这一意外提升立即表示了反对，他所担心的是一旦成为联队长，自己就只有在地面干看的份了。戈林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盯着他说：“我的新规矩是每个联队必须由联队长领头升空作战。联队长都必须是最成功的飞行员。我们得给这些人注入些精神。把年轻人迅速提拔上来担负全责可是前所未有的事……”[17]

莫尔德斯对加兰德仅仅因为担心失去作战机会就拒绝出任联队长颇有点不以为然。告别戈林后，他对加兰德说自己并不避讳责任，反而愿意承担更重大的职责，担任联队长还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发挥组织管理能力和战术才华。莫尔德斯在面对重大挑战时从来都表现得从容不迫、自信洒脱，对照之下，加兰德宁愿自视为一个纯粹的飞行员和空中猎手，他实在不愿再回到文案工作和繁文缛节中。“莫尔德斯从一开始就乐意接受任命，而我并不高兴，因为我只想做战斗机飞行员。当然这是命令，我们必须服从命令。”加兰德1994年时曾这样回顾自己被意外提升为联队长时的第一反应。加兰德自认，他的存在似乎就是在空中狩猎、追逐和厮杀，他最欣赏里希特霍芬说过的一句话：“战斗机飞行员的唯一任务就是发现敌机并将之击落。其他一切均是胡扯。”在返回加莱的途中，加兰德脑海中反复出现的都是“红男爵”的这句话，他发誓将带领JG-26取得无人能及的辉煌。

莫尔德斯和加兰德获得的这次提升，是戈林把“一战”飞行员从领导岗位换下，代之以优秀年轻人的换血计划的一部分。除他们两人外，一批不到30岁的上尉或少校飞行员也先后出任各单位的主官，如27岁的吕措成为JG-3联队长，28岁的特劳特洛夫特少校执掌JG-54，10月时年仅25岁的维克少校担任了JG-2“里希特霍芬”联队的指挥官，年纪最大的马尔灿少校在10月份出任JG-53联队长时也不过30岁。至于各大队和中队的指挥官就更是20出头的年轻人的天下。加兰德接手JG-26后立即对联队进行了改组，舍普费尔上尉成为第3大队大队长，平格尔上尉出任第1大队大队长，加兰德自己的副官明希贝格中尉到第7中队任中队长，还有几个中队也进行了换血。加兰德将大队长和中队长召集到联队部，向他们解释了重组的原因：他首先称不会要求任何人去做他都无法完成的事情，而他期待所有人都能明白，他使用的空战战术就是他希望其他飞行员效仿的实例；他不想把时间浪费上表面文章上，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联队长反映情况，但他期待所有人都拥有很强的纪律感，决不允许把时间浪费在胡乱批评或嘲笑苦累乏味的工作上，每个人都必须把全部精力放在分派的职责和任务上。加兰德说完这番话后向大家保证，无论军阶职位，他都将一视同仁，任何害群之马都将被无情地清除出去。他还明确指出，在每次涉及至少两个大队的重大作战中，他都将率领联队部的4名飞行员随同出击。最后，加兰德郑重声称，他的目标是将JG-26变成整个空军最顶尖的战斗机联队，不赞同这一目标的任何人都将在JG-26没有立足之地。他并不只是告诫指挥官和飞行员们这些新规矩，他还走访了JG-26的每处基地，向技师、装填手、厨师、职员、医护人员、通信连、情报人员乃至卡车司机们阐述他的想法。在这种强人的带领下，JG-26的面貌发生了彻底变化。美国人卡德维尔（Donald Caldwell）曾把自己1996年出版的《JG-26战争日志》（2卷本）献给“JG-26和德国战斗机部队的引路人加兰德”，他在书中写道：“‘二战’的多数时间里，JG-26都被盟国和轴心国视为最优秀的德军战斗机单位。它的这种地位一开始是因为它的指挥官们在不列颠空战期间的指挥调度十分出色，它的盛名其后依然不衰，这是它的战场位于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自然结果，因为JG-26的任务就是阻挡盟军最优秀的战机和飞行员们发起的进攻。在1941至1942年间，JG-26拥有的124架战斗机完全统治了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西部的天空。”[18]作为“二战”期间仅有的两支基本都在西线作战的联队之一，JG-26还被对手称作“黄鼻子大男孩”联队，它的赫赫战绩确使不少盟军飞行员唯恐避之不及，有些过于紧张者只要在西线外的任何地方一遇到机头涂成黄色的Bf-109或Fw-190，就以为又碰到了这个霸道凶蛮的对手。

1940年8月底，尽管心腹大患——英国沿海地区呈扇形分布的机场和雷达站、深居腹地的战斗机基地——尚未根除，德国空军的作战目标还是被改为以轰炸来摧毁伦敦和英国人的抵抗意志。戈林在“二战”中指挥空军时犯错不断，据信，此番集中所有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大举轰炸伦敦是他最大的一次战略失误。德军在9月15日实施了试图征服对手的最大一次空袭，而通过“超级机密”早已预有准备的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了300余架战斗机迎击，估计击落了180架德军轰炸机（德方的数字只有56架战损），为轰炸机编队护航的德军战斗机也有不少因油料耗尽无法返回，飞行员们落在海峡中苦苦挣扎或奄奄待毙。对手出人意料的反击粉碎了戈林在空中令英国臣服的美梦，不仅他的俯冲轰炸机部队被赶出了英国的天空，他也被迫改变了作战部队的组织结构和技战术，包括组建夜间轰炸机部队进行夜袭，改派Bf-110这类战斗-轰炸机进行日间攻击等。除强令改装Bf-109以携带炸弹外，他还要求每支战斗机联队的每个大队都必须有一个中队改成战斗-轰炸机中队。很多战斗机飞行员都非常讨厌这种既要投弹又要追逐敌机的任务，他们抵达目标上空后经常随意地丢下炸弹，而后立即去寻找敌机厮杀，轰炸的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加兰德战后曾称这是他所见过的“空军总部最疯狂的命令”。

1940年6月10日，加兰德成为JG-26第3大队大队长，图中的他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检查，旁边是他在整个“二战”期间的地勤组长迈尔下士。战争结束后加兰德与迈尔失去了联系，直到1983年才再次聚首。图为加兰德的Bf-109E战斗机，驾驶舱里装有望远镜式瞄准具，但是这个装置在几次出击作战后被证明没多大用处。机身上隐约可见他个人的米老鼠标志，醒目的“S”字母则是JG-26“施拉格特（Schlageter）”联队的徽章。施拉格特（Albert von Schlageter）是一名前军官和自由军团成员，1923年在莱茵兰非军事区被法军以从事颠覆活动为名处决，纳粹政府为纪念他，于1938年12月在JG-26联队的全称中加上了“施拉格特”的名字。

摄于1940年夏担任JG-26第3大队大队长期间，加兰德在大队很快树立了威望，赢得了上下的喜爱。图中的加兰德戴着墨镜，正与3个中队长交谈着什么，活脱脱一个“大佬”形象。站在他右手边、面带笑容的是副官明希贝格中尉，此君此时虽不甚有名，但用不了多久就将成为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1943年3月，时任JG-77联队长的明希贝格殒命于突尼斯桥头堡。

作战归来的联队长加兰德少校跳下自己的Bf-109 E4战斗机，摄于法国维桑（Wissant）。

摄于1940年夏担任JG-26第3大队大队长期间。狩猎是加兰德一生中除飞行外最喜好的活动。图中的他正手举毛瑟98k步枪瞄准猎物。

图摄于1940年8月末，JG-26联队长加兰德正在与第3大队大队长舍普费尔（右二）讨论与轰炸机编队会合的地点，图中右一为第7中队中队长明希贝格中尉。

摄于1940年8月末，JG-26联队长加兰德正在筹划和准备为轰炸机编队护航的任务。

加兰德在一次空战结束后向第1大队大队长平格尔上尉（右二）描述战斗经过。右一是加兰德的僚机飞行员黑格瑙尔（Bruno Hegenauer）。

不列颠空战期间，戈林曾在视察海峡前线战斗机联队时将他新近提拔的年轻联队长们全都召集在自己身边。从这张图片也能看出，他最青睐的还是紧挨着自己的莫尔德斯和加兰德。

图中JG-26联队长加兰德正向戈林汇报工作，背对镜头者为戈林，他旁边的将领是时任第2航空军指挥官的洛尔策。

1940年9月25日，取得40次击坠战果的加兰德获颁第3枚橡叶骑士勋章。图为授勋结束后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与加兰德晤谈的场景。

1940年9月25日，全副戎装的加兰德获得橡叶骑士勋章之后，在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前留下这张著名的照片。

摄于1940年圣诞节前一天，这张罕见的照片摄于法国阿布维尔的JG-26联队部，反映的是加兰德率队恭迎元首时的场景。

另一张摄于希特勒造访JG-26时的罕见照片。从右至左依次为第3大队大队长舍普费尔上尉、加兰德、希特勒、第1大队大队长平格尔上尉、第2大队大队长阿道夫（Walter Adolph）上尉、第8中队中队长施普里克（Gustav Sprick）中尉。前景是第7中队中队长明希贝格。

为轰炸机编队护航无疑既捆住了战斗机飞行员的手脚，又使战斗机难以发挥最大的功效，反而导致了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的双重损失，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加兰德这样的空中猎人凭借技艺和勇气取得连串的胜利。到1940年9月25日时，加兰德已击落40架英军战机（其中80%都是“飓风”和“喷火”战斗机），这一战功为他赢得了第3枚橡叶骑士勋章。希特勒在总理府亲自为他颁发了勋章，并在这位新一代王牌面前表现得极富魅力。加兰德向元首指出，英国皇家空军是前所未见的最强硬的对手，根本不像国内宣传所贬斥的那样不堪一击。耐心倾听的希特勒表示赞同，还说自己一直都认为“央格鲁-萨克森人是亚利安人之外的另一优秀种族，与英国交战实为世界史一大悲剧”云云。

莫尔德斯在10月25日首次突破了50胜，不甘人后的加兰德也在五天后达到了这一高度，并在次日提前晋升为中校。德国媒体详细报道了几个月里两人较劲的情况，飞行员们和普通百姓都极有兴味地关注着他们在排行榜上的交替领先。加兰德取得50胜时，莫尔德斯的战绩已上升到54胜，但是加兰德确信自己肯定能“打败”好友。11月间的多雾多雨天气使JG-26和JG-51等联队的出击作战次数都有大幅减少，即便出战也是为轰炸机编队进行捆绑式护航，在天空中自由猎杀的机会并不多，结果莫尔德斯在11月里颗粒无收，加兰德则取得了6胜，尤其是11月28日的那次击坠使他的战绩追平了JG-2联队长维克的56胜记录——不过，维克当日被击落后失踪，再也没有机会与加兰德和莫尔德斯一争高下了。12月1日，莫尔德斯取得了1940年的最后一胜，加兰德则在5日又有一次斩获，以57胜的战绩独居榜首。10个月前，加兰德曾特意调至莫尔德斯处虚心求教，7个月前获得首胜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直至领先于所有竞争对手，应该说他确有超乎常人的飞行才华和技能，更难得的是，他同时还将JG-26经营得井井有条、战绩赫赫。

1940年圣诞节前夕，希特勒出人意料地来到JG-26视察。在与加兰德等人聚餐时，希特勒不仅自夸“成功避免两线作战的独特才能”，还豪言“已经赢得了战争”。他向飞行员们允诺，1941年春时将对英国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击，直到对手彻底投降，为此海峡前线战斗机部队的力量将会得到大大增强。在新年来临的时刻，加兰德唯一的愿望是让疲惫的飞行员和地勤们好好休整，并祈祷自己的战斗机能装备更好的雷达和通讯系统，从而更好地掌握对手的意图。

悲喜交加：
首位双剑骑士和告别莫尔德斯

1941年3月，休整了两个月的JG-26调防法国西北部的布列塔尼（Britanny）地区，负责保护布雷斯特（Brest）港的海军舰队和附近的U艇基地。布列塔尼地区远远不如加莱前线紧张刺激，除了偶尔追击受惊的英军侦察机外，加兰德联队的主要工作是换装新的Bf-109F战斗机。仍在加莱前线的莫尔德斯在3月31日时以62胜的战绩夺回了排行榜的榜首，加兰德也寻找一切机会提升战绩，其中还有数次溜到英格兰南部主动寻找对手。4月15日是第2航空队战斗机部队指挥官奥斯特坎普少将的49岁生日，他邀请了加兰德和莫尔德斯等一批联队长到勒图凯（Le Touquet）的驻地聚会。加兰德的副官在驾驶舱后部的狭小空间里塞满了鲜龙虾和香槟酒，但带着僚机上路以后，他又鬼使神差地拐到了英格兰南部上空。他先在多佛附近轻松地击落了一架孤独的“喷火”战斗机，之后心满意足地朝勒图凯方向飞去。途中，加兰德发现了差不多一个中队的“喷火”正在前方爬升，其中一架的位置有些靠后，于是他悄悄逼近这架有点心不在焉的敌机，随着一阵短促的急射，敌机应声而落。第60胜到手了，英机机群似乎还毫无警觉，加兰德又迅速击坠了另一架“喷火”，不过这个牺牲品由于消失得踪迹全无而无法得到确认。直到这时，其他英机才大梦初醒，掉过头来扑向加兰德和他的僚机，一场紧张的追逐在海峡上空刺眼的日光下开始了。加兰德全速逃逸的同时，甚至还分神担心身后的香槟会不会破碎。摆脱了追击后，有点得意忘形的加兰德竟在未放起落架的情况下就试图着陆！焦急的地勤们不停地发信号，最后总算避免了机毁人亡的灾难。当加兰德与“特奥大叔”在宴会上举杯互祝好运时，想必他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摄于1941年4月15日，加兰德正准备飞往奥斯特坎普的驻地参加生日聚会。注意他的座位后面塞满了龙虾和香槟。途中加兰德拐到英格兰南部上空寻找猎物，小有斩获之后竟在着陆时忘记放下起落架，险些酿成大祸。

加兰德只要有时间和条件就会组织狩猎，一方面这是他的最爱，另一方面他也试图以此缓冲一下令人疲惫压抑的战争氛围。

1941年4月下旬，戈林在一次有高级将领和所有联队长出席的特别会议上宣称，接下来的数月里将全力消灭英国皇家空军，还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加兰德闻言倍感兴奋，毕竟1940年圣诞节前元首在JG-26视察时就曾亲口这样承诺过。但戈林会后将加兰德与莫尔德斯留下，神秘地说自己刚才说的都是鬼话，没有一件要付诸实施——德军即将倾全力消灭的不是英国，而是东方的苏联！加兰德和莫尔德斯闻言目瞪口呆，英国怎么办？不是声称要竭力避免两线作战吗？高层还预计只需6周短促激烈的空战就能打垮苏联，最多两三个月地面战事就会完结！包括JG-51在内的多数联队都将东调，西线将只留下JG-2和JG-26两个联队。戈林用嗤之以鼻的口气说：“干掉苏军的指挥官后，他们的那些新手只怕连回家的方向都搞不清了。一旦征服了俄国，战斗机联队就会重返西线。”当然，随着战事的发展，东线战斗机联队再也无暇西顾，而西线仅有的两个联队面对的对手不仅是实力已悄悄增至1200架战斗机和1700名飞行员的强大力量，还有快速发展中的庞大的轰炸机部队。

苏德战争开始前的日子里，英军一直保持着对法国北部的高强度轰炸，加兰德时常需要率领整个联队迎敌，因为对手的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实在太多，不管击坠了多少，下次总能看到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战机。在艰苦的防御战中，JG-26和JG-2的实力大损，他们翘首以盼的新战机和飞行员总也不见踪影，这两个联队能维持各自尚有50架战机随时升空作战的水准已属大不易了。1941年6月21日中午，加兰德联队再次倾巢而出，前去拦截约有50架战斗机护航的英军轰炸机编队。接近敌机机群时，加兰德命令僚机和其他飞行员进攻英军护航战斗机，他自己则从两架“布伦海姆”（Blenheim）轰炸机中间穿过，转瞬间就直接命中了其中一架。这架轰炸机尚未坠地时，加兰德一个急转弯又扑到了第二架“布伦海姆”的身后，不过，在成功击坠对手的同时，他的座机也被击中。发动机失灵后，加兰德靠着过硬的滑翔技术迫降成功。这还不是他当日经历的最惊险的时刻——下午4时，加兰德驾驶着另一架Bf-109，率领联队尚能升空的所有战机再去拦截敌机。很快，一架“喷火”成为加兰德的第69个牺牲品，为确保敌机坠毁以及战果能够得到确认，他紧追着那架摇摇欲坠栽向海峡的敌机。就在这时，另一架“喷火”悄悄逼近了毫无察觉的加兰德，复仇的子弹将他的Bf-109的机身打得千疮百孔，他的头部和右臂中弹，发动机也被打坏。返航途中，加兰德的油箱发生了爆炸，灼热的燃油喷进座舱后使他陷入了烈焰之中。他试图推开舱盖跳伞，但关键的地方被卡住了，奋力打开舱盖后又发现降落伞卡在了支撑装置上。烈焰熊熊的座舱随时都会爆炸，他正驶在通往地狱的快车道上，这次空战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接近死神的一次。最后他能勉强及时地撑开降落伞，而且在高速落地时还没有摔死，只能说他命不该绝。加兰德获救后被送往不远的海军医院，为其主刀的著名外科医生竟然破例允许他在手术台上抽雪茄！当晚，前来探视的奥斯特坎普告诉加兰德，元首已将首枚双剑骑士勋章授予给他，除褒奖他的勇敢和战功外，同时下令禁止他继续出击作战。

1941年初夏时的JG-26联队长加兰德，一袭白衣倒也显得潇洒不羁。

摄于1941年，双剑骑士勋章得主加兰德中校。

1941年6月21日，战绩高达69胜的加兰德获得了首枚双剑骑士勋章。不过他在当日的空战中曾两度经历惊魂时刻。

这是空军上将乌德特所绘的一幅卡通画，也是加兰德最珍视的礼物之一。1941年11月17日自杀的乌德特虽有“空军最糟将领”的称号，但无人质疑他杰出的空战才华，另外他也颇有艺术天分。这幅卡通所绘的是1940至1941年间加兰德与莫尔德斯之间激烈竞争的故事。

摄于1941年夏，作战归来的加兰德中校。图中的他佩戴着双剑骑士勋章，显得非常疲惫，地勤正在帮他脱下厚重的飞行服。相对于盟军飞行员而言，德军飞行员除了越来越不经常的短期休假外，基本没有休息或转入非作战角色的机会，在伤亡或晋升高职前基本上都在前线作战，所以他们往往拥有高得惊人的出击作战总次数。

1941年8月9日，英国皇家空军联队长衔的王牌飞行员巴德被JG-26击落后被俘。加兰德出于对英军勇敢作战精神的尊重，颇有骑士风度地款待了巴德。战后，两人重逢后迅速成为好友，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初巴德去世。

另一幅反映巴德被俘后在加兰德联队活动的图片。图中举起右手的军官是维桑监听站的负责人巴尔特（Horst Barth），能讲流利英语的他正在充任翻译。脸部被遮挡的那个人就是巴德，左三为加兰德。

德军安葬丧生的英军飞行员时的场景。

图为加兰德的弟弟威廉（左）和保罗，他们都是JG-26的优秀飞行员，图片摄于1941年中。威廉在1943年8月17日阵亡前是第2大队少校大队长，个人总战绩55胜；保罗于1941年2月加入JG-26第8中队，1942年10月30日阵亡前的总战绩为17胜。加兰德如果不是因为担任了战斗机部队总监而脱离了一线，是否也会与弟弟们有着类似的命运？

摄于1941年11月28日，一周前加兰德刚在乌德特的葬礼上担任仪仗队员，现在又出现在挚友莫尔德斯的灵柩护卫队中（前排靠外者即加兰德，他的身边是吕措，身后则为法尔克）。

摄于1941年12月4日，加兰德晋升为上校后即将就任战斗机部队总监。戈林来到法国维桑附近的JG-26参加加兰德的告别仪式。他似乎对加兰德座机（Bf-109 F-2）的方向舵特别感兴趣，那上面显示着94次击坠。有人认为，方向舵上的“69”这个数字代表着他获双剑骑士勋章时的战绩，也似乎是提醒他曾为此几乎送命。还有一说认为，“69”代表“Galland”这个姓氏字头的大小写。12月初时，加兰德经确认的总战绩是96胜，为何方向舵上的击坠标志加在一起是94（69+25）、而不是96，则不得而知。

戈林观看了加兰德的座机后，向JG-26联队的官兵发表了讲话。图为戈林正站在右侧临时搭起的高台上讲话。

JG-26在1941年5月1日突破了击坠敌机500架的高度，虽与莫尔德斯的JG-51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JG-51早在1940年9月18日就突破了500胜[19]），但在当时这仍是一个显赫的成就，也标志着JG-26已进入精英联队的行列。不过，随着苏德战争在次日爆发，德军战斗机联队完全统治了东线的天空，有些联队短短数月里就击落了敌机500架，莫尔德斯的JG-51甚至在6月22日至7月13日的21天里就击落了500架敌机！[20]这当然令留守西线的飞行员们既嫉妒又困惑。不过加兰德很清楚，JG-26的对手在战机性能、作战能力以及战术水准等方面是苏军无法比拟的。莫尔德斯6月22日当天就击落了3架敌机，抢回了加兰德刚刚占据一个夜晚的战绩榜头把交椅，同时获得了第2枚双剑骑士勋章。7月15日，莫尔德斯成为空战史上首位超越100胜大关的飞行员，被载入史册的同时也成为摘取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的第一人。加兰德此时的战绩仍定格在70胜，追上莫尔德斯已没有指望，许多战绩本不如他的飞行员都在东线砍瓜切菜般飞速地提升击坠总数。加兰德除了感叹时运不济，或发出一些酸溜溜的议论外也无可奈何，不过，他很快就有机会来证明西线空战的“对抗质量更高”。

8月9日，加兰德击落了2架“喷火”战斗机，之后在地面上“迎来”了大名鼎鼎的英军传奇飞行员巴德（Douglas Bader）。巴德在当日空战中被击落，德军找到他时发现他竟然只有一条腿，而且还是条假腿！早在1931年就失去双腿的巴德被俘后，几乎立刻赢得了敌人的敬意。傲慢矜持的他关切地询问将之击落者的军衔，但由于空战的局面相当混乱，无人知道应把“殊荣”归功于谁。为安抚有点沮丧的对手，加兰德命令一名少尉充当击落巴德之人，可这位少尉面对气势不凡的对手时语无伦次，竟说出了“我祝贺你……”之类的浑话。加兰德邀请巴德尔参观一下自己的联队，也顺便见一见老对手们，后者起初还有些防范，担心对手诱使他提供重要情报，不过他很快发现，颇具骑士风度的加兰德非常真诚，安排的晚餐甚至都算得上奢华。加兰德带他参观时，除了谈论双方的战机和战术外，他甚至还允许后者坐在自己的Bf-109座舱里。有些得寸进尺的巴德询问能否驾机兜上两圈，加兰德内心里或许想让他试一下，但毕竟这是一名重要战俘，因而只能拒绝这一过分之请。巴德在品尝美酒和雪茄时，询问加兰德可否安排从英国送来他的备用假腿、烟斗和烟丝。加兰德立即请示戈林，而仍在迷恋“一战”飞行员骑士风度的帝国元帅也痛快地批准了，并允诺保证英方的安全。德方稍后通过国际海事救援频率通告了英方，或许是恼恨对手的连连轰炸，英国人的骑士风度越磨越少，派来的飞机空投了巴德的物品后，竟在JG-26的基地上还顺便扔下了一堆炸弹！虽然英方后来矢口否认，德国人自然知道有些什么东西从天而降。[21]

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战争中保持骑士风度固然很难，但许多德军飞行员在此方面做得可能远胜对手。1940年9月间，戈林在视察海峡前线时曾将加兰德和莫尔德斯召至身边，听完汇报后突然询问他们对于射杀跳伞中的英军飞行员有什么看法。两人立即强烈谴责这种野蛮至极的做法，加兰德甚至觉得有这种想法都非常可耻，他对戈林说：“我视此令如同谋杀，也会尽一切努力拒绝服从这种命令。”据说，戈林当时有几秒钟非常尴尬，之后把手放在加兰德的肩头，轻声说自己就知道他会这么说。戈林虽未表示意见，但加兰德整个战争期间确实再未听到过戈林提起这个话题。研究德军飞行员群体的一位美军上校对此曾写道：“加兰德的反应代表了德国飞行员群体对此野蛮行径的厌恶。尽管在激战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一位德军飞行员曾扫射跳伞中的对手。德军战斗机飞行员们收到的命令是绝对禁止射杀跳伞中的飞行员。不幸的是，类似的保证无法适用于美军飞行员，他们经常性地违背这一空战传统，而且他们实际上还被要求射杀跳伞中的Me-262战斗机飞行员。”[22]事实上，在骑士风度方面美军也不如苏军——格拉夫上校的一位好友就是在跳伞时死于美军战机的扫射，东线老手们曾耳闻有德军飞行员被苏军残忍处死的事例，但从未听说过苏军扫射伞降中的飞行员。战后曾有多位德军飞行员指出，以英国为基地的美国陆航第8和第9航空队、驻意大利的美国陆航第15航空队，都曾默许击杀跳伞中的德军飞行员，这些行为至少得到了部分中高级将领的认可乃至鼓励。[23]

1941年夏秋过后，加兰德的击坠名单上又增加了21架“喷火”战斗机、1架“飓风”战斗机和4架“布伦海姆”轰炸机，11月18日时他以96胜位居战绩榜第4位，仅次于莫尔德斯（115胜）和10月末破百的吕措与厄绍。21日，加兰德奉命赶到柏林参加乌德特上将的国葬典礼，他与莫尔德斯、厄绍和吕措等人都是护卫灵柩的仪仗队员，不过莫尔德斯由于天气原因未能及时赶到。次日，加兰德与厄绍一起乘坐火车返回前线时，突然接到戈林的紧急命令——立即返回柏林，为另一位军人的国葬仪式担任仪仗队员。这一次是加兰德的好友、战斗机部队总监莫尔德斯上校。

为及时赶来参加乌德特的葬礼，莫尔德斯顶着恶劣的天气从东线赶飞柏林，途中在布雷斯劳附近不幸机毁人亡。失去挚友的巨大悲痛向加兰德袭来，厄绍和吕措等老战友也一样痛苦难禁，但他们还是头戴钢盔、身佩重剑，站立在几天前为乌德特守灵时同样的位置上守护着莫尔德斯的灵柩。莫尔德斯安息在柏林著名的伤残军人公墓，下葬时加兰德伫立在墓穴边，眼前闪现的都是这位流星般早逝的战友。这个曾被断定不适于飞行的人，一步步崛起为“秃鹫军团”的第一王牌，28岁时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们爱戴的领袖；一年前，莫尔德斯手把手向他传授空战战术，半年前他们还在战绩排行榜上激烈角逐；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也一起为德国的战争命运担忧；他记得自己多次嘲笑过莫尔德斯严谨得近乎刻板的生活作风；记得他们一起反驳戈林对战斗机飞行员的辜忘指责；永远无法忘记他那无与伦比的战斗技能和领导才华。莫尔德斯还未及施展身手就匆匆而去了……加兰德飘扬的思绪很快被戈林打断，同样脸色凝重的帝国元帅把他拉到一边，似乎想说些什么。加兰德已经预感到空军总司令想要说的话了。

“加兰德，现在轮到你了。我命令你接替莫尔德斯，出任帝国空军战斗机部队总监。”

“加兰德，现在轮到你了”：
战斗机部队总监

加兰德对自己被任命为战斗机部队总监感到既兴奋又不安，这个职位是战斗机飞行员所能升到的最高职位，戈林选中他无疑是巨大的荣誉，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更多的文案工作和几乎为零的作战机会。加兰德对离开JG-26和那些朝夕相处的战友尤为不舍。这时，他手下的王牌飞行员除战死或被俘的以外，大部分已被调往他处担任大队或联队级指挥官，剩下的只有接任联队长的舍普费尔和绰号“开心果”的普里勒上尉。12月5日，加兰德上校告别了他倾注了所有心血并令其声誉达到顶峰的JG-26。

战斗机部队总监的职权在1941年有所扩大，与战斗机相关的技战术研发、人事、飞行员补充和训练、规划与后勤等都在总监权限之内。不过戈林不允许总监拥有作战指挥权，加兰德无权调动哪怕一个中队的战斗机升空作战，只有极特殊的情况下，戈林才会让加兰德代表他行使具体任务的指挥权。加兰德之前的历任总监中，只有莫尔德斯是有着雄才大略的战术家和创新家，其他人在加兰德看来不是没有深邃的眼光，就是没有强烈的进取心。加兰德无疑更像莫尔德斯，虽然他比后者更不喜欢迷宫般的空军部大楼和那些总也处理不完的公文命令。他的上司只有两位，即戈林和空军参谋总长耶顺内克（Hans Jeschonnek）上将。30岁就升至如此高位，还深得元首和空军总司令的宠信，空军部众人无疑对他既羡慕又嫉妒。加兰德性格外向、一向直言不讳，同时又因战功卓著而声名赫赫，加上天生的领袖魅力和女人缘，他在高位上注定会遭到妒火中烧者的明枪暗箭。到空军部任职不久，有人就在背后议论他从未受过参谋军官的训练，还预测他很快就会“滚蛋”。幸运的是，加兰德的下属都是他亲自挑选带来的，这些久经考验的军官对他忠心耿耿，同时也发自内心地崇拜和仰慕他。

1942年1月28日，刚刚履新的加兰德出乎意料地被授予了德军第2枚钻石骑士勋章。加兰德早就注意到随荣誉而来的是全面禁战令，为避免战绩破百后被禁飞，他曾有意放慢了提升战绩的速度，甚至不再对空战击坠计数。希特勒对此了如指掌，也体谅加兰德的苦衷——担任总监后当然有可能失去破百并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机会，但他同时也注意到，加兰德击坠的是90余架一流的英军战机，因而“含金量更高、份量更重”，还是决定授予他第2枚最高战功勋章（战绩在加兰德之上的吕措和厄绍都获得了双剑骑士勋章）。也有人说，希特勒是想借最高战功勋章突出战斗机兵种总监的重要性。[24]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加兰德的生活完全变了样，他的工作不再是领导飞行员作战，而是与阴谋、腐败和政治干预不停地斗争，不断地奔波和力所能及地纠正统帅们犯下的愚蠢错误。他鲜有机会升空作战，连实际指挥的机会也不多，但一旦出现这种机会，他就能紧紧抓住，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全局观和协调多兵种作战的能力。1942年2月，加兰德得到了这样一个显示才华、眼光、能力和意志力的机会。由于担心盟军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进攻德国本土，希特勒命令停靠在布雷斯特港的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瑟瑙”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移驻挪威水域，帮助海军在粉粹盟军入侵的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德国海军和空军参谋总部选取的方案是穿越英吉利海峡后移驻挪威，这虽是航程最短的路线，但穿越水雷密布且有重兵布防的英吉利海峡，却被普遍认为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250年来英国从未允许任何敌对国的舰队穿越海峡。加兰德在整个计划中扮演的角色是组织协调空军作战部队，保护战舰免遭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的攻击。空军的角色被认为是此番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环，一切成败均取决于空军能否提供高效的掩护。加兰德告诉希特勒和戈林，成功的前提是能否完全出敌不意，能否尽可能久地推迟对手发现和攻击舰队的时间。他在名为“霹雳行动”的这次作战中投入了所有的经验、技能和热情，全盘负责战斗机保护伞的组成、作战单位的控制和通讯、地面部队的接应配合、与海军舰只的密切协调等，无疑，这是他经历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

成功的伪装、干扰、长时间的无线电静默以及其他战术，加上英军反应的迟缓，使德军舰队在2月11日夜出海已达11个小时、几乎都到了多佛海峡时才被发现。此后的许多细节都在加兰德的预料之中，他从容不迫地从海峡前线的一个基地“蛙跳”到另一个基地，指挥多支昼间和夜间战斗机联队精确地实施轮番空中支援。精心的计划、完美的准备、参战各部的一流表现帮助德军取得了成功，行动中德方损失了17架战机和11名飞行员，而英军损失了60架以上的各种战机，最重要的是3艘德军战舰成功穿越了禁区，实现了预定的目标。“霹雳行动”中展现出的海、空军样板式合作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加兰德，他的能力、专业技能和经验完美地融合到作战计划中，当然他的运气也实在不错。希特勒对“霹雳行动”无可挑剔的成功龙颜大悦，除了羞辱英国和提振己方士气外，他也再次有资本向国防军将帅宣扬自己的军事天才，奚落那些曾预言行动必败之人。希特勒对实际执行者加兰德自然不吝加官晋爵，8个月后的11月19日，30岁的加兰德晋为少将，成为德军最年轻的将官——如果不是因为他实在太年轻、资历太浅，以及还有一些针对加兰德缺乏参谋军官训练的议论，希特勒恐怕不会等到1942年年末才将爱将晋为将军。对于最年轻的将军出自于空军，戈林也着实兴奋过一阵子。

加兰德就任战斗机部队总监后的第一项工作是视察东线联队，他在1941-1942年冬首先来到了北方战场的JG-54。图中左四为联队长特劳特洛夫特中校、左五为加兰德、右三为第2大队大队长赫拉巴克（Dietrich Hrabak）上尉。

1942年1月28日，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向加兰德颁授第2枚钻石骑士勋章。左一为米尔希元帅，左二为凯特尔元帅，右一为空军参谋总长耶顺内克上将。

1942年3月，加兰德来到东线的JG-51“莫尔德斯”联队视察，图中右为联队长贝克（Friedrich Beckh）中校。贝克是从莫尔德斯手中接过JG-51的，1942年4月初他被调回空军部任职，两个月后返回东线出任JG-52联队长，但在当年6月21日的空战中失踪。

这幅油画反映的是1942年2月德军大型水面舰只穿越英吉利海峡时，战斗机部队为之护航的场景。这次代号“霹雳行动”的作战是加兰德指挥的首次大型作战。

1942年3月，加兰德视察东线最北翼的JG-5联队，图为他在芬兰佩特萨莫（Petsamo）机场与该联队的指挥官们见面时的场景。

摄于1943年1月30日的帝国空军部荣誉大厅内，当日是纳粹党上台的十周年纪念日，加兰德与战斗机联队的指挥官们似乎正在恭候大人物的到来，他的左边是JG-3联队长埃瓦尔德（Wolfgang Ewald）少校。

希特勒曾下令为加兰德制作肖像，由画家珀腾（Leo Poeten）绘制。最初的画像中加兰德右手曾夹有雪茄，但希特勒认为这个形象“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因而才有了这幅“政治上更加正确”的肖像。

1942年夏，加兰德到北非战场视察。图为他与老朋友、JG-27联队长纽曼谈话时的场景。

潇洒的加兰德在巡视途中离开座机时留下的镜头。

图为1942年夏，加兰德（前排左三）陪同戈林视察雷希林试飞中心。

1942年秋，在视察北非之后，加兰德确信仅凭JG-27一个联队是无法有效支援北非战场的。他在空军部举行了所有联队长出席的作战会议，确定了战斗机部队重组的目标和策略，决定组建一批新的战斗机单位，同时从其他前线抽调力量支援北非和地中海战场。

筹划“霹雳行动”期间，曾发生过一件加兰德与一名英军飞行员的故事。1月28日，英国皇家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塔克（Robert Stanford Tuck，29次胜绩）被击落后成为JG-26的俘虏。数日后，加兰德来到JG-26时听说了此事，于是像对待巴德那样热情款待了塔克，还向俘虏郑重介绍了随扈的8名军官。加兰德对塔克说自己曾有一次几乎将其击落，而后者承认当时确曾命悬一线，但还是干掉了加兰德的僚机。两人大笑之余开始饮酒吸烟，话题很快转到了美酒、佳食和女人方面。加兰德的一名随从好奇地问塔克，为何他在皇家空军飞行员徽章旁还戴着波兰飞行员徽章，塔克称那是自己的波兰朋友赠送的，而当德军军官称根本不信任波兰人时，塔克不无幽默地回敬说自己“宁愿与波兰人做朋友，也不要意大利人或日本人那种盟友。”加兰德闻言又是一阵爽朗的大笑，会餐结束后他与塔克道别，还说希望战后再会——他们确实重逢了，而且还成为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25]

1942年上半年，当第2航空队轰炸马耳他岛、摧毁英国海空军基地的作战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时，戈林又像不列颠空战期间表现的那样，质疑战斗机飞行员的职业能力和勇气，加兰德当然予以回击，但戈林坚持要求他本人到西西里岛调查情况并提出补救措施。加兰德经过调查后指出，除进行必要的战术改进外，必须向战斗机兵种倾注更多的资源。他的结论在空军部遭到了强烈反对，但他始终坚持必须加大战斗机的产量，所幸他得到了米尔希的理解和支持。戈林和耶顺内克虽不愿看到战机生产的重点从轰炸机转移到战斗机，但当米尔希和加兰德坚持认为提高战斗机产量实为增强空军进攻能力的必要条件时，戈林等人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加兰德和米尔希因此得以实施了生产Bf-109和Fw-190战斗机的新计划，1942年产出的战斗机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60%，尤其是Fw-190的产量从1941年的区区224架迅速提升至1942年的1878架。[26]这些新产出的战斗机在1943年应对美军大规模轰炸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将大量心血花在战斗机型号的选择和扩大生产规模上外，加兰德作为战斗机兵种总监的另一重要职责是巡视所有前线战斗机联队。巡视过程中他发现，几乎每个航空队对下属的战斗机部队都存在一种偏见，即战斗机部队的主要角色是支援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联队，战斗机飞行员的职责是执行、而不是思考或影响决策。加兰德还非常遗憾地发现，战斗机部队与培养参谋军官的空军战争学院之间的关系也似乎长期不睦，造成作战联队特别缺乏优秀的参谋军官。除了寻求与战争学院改善关系、尽全力要求加大战斗机的产量外，他也想尽办法挖掘自身的现有潜力。比如，各联队都曾拥有一个占用相当资源和人力的作训中队，他将这一制度废止，转而在东线、西线和南线（意大利、地中海和北非）各成立一个集中的作训教导大队，这一举措促进了作训计划的标准化，还节省了相当于5个大队的战斗机和人力，富裕出来的人员与物资装备被直接用于加强驻荷兰的JG-11联队。另外，加兰德从1942年开始着手调整战斗机部队的组织结构，最主要的变化就是组建“战斗机师”（Jagddivision）——将昼间和夜间联队以及通信和观测单位等集成起来管理，以达到统一指挥、节省人力物力、提高效率和绩效的目的。自1942年7月第2战斗机师首次组建以后，到1944年6月时德军陆续组建了8个这种战斗机师。1943年9月时，德军还以第13航空军为基础组建了首支所谓的“战斗机军”（Jagdkorps）。

性格、资历、职位和关系等多方面因素注定了加兰德在高层过得并不总是称心如意，他不可避免地与戈林等在空军的发展方向、战略重点和战术等方面发生激烈冲突。1943年初，盟军首脑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对德国进行全方位、不间断的轰炸，希特勒的第一反应自然是以牙还牙，对英国进行报复性轰炸仍是他的最爱。长期无视英美强大实力和潜力的德国首脑们还没有意识到，大规模报复性轰炸此时基本是以卵击石的自杀行为。令加兰德无法容忍的是，高层一再重复犯过的错误，依然坚持把重点放在轰炸机生产和报复性轰炸上。他反复宣讲应充分发挥战斗机的进攻能力，即便防守也要建立一支集中的防御力量，为此他力主在最具决定性的点面上集中优势兵力，以彻底撕毁敌军轰炸机编队为目标。他曾在面对希特勒的质询时建言，如果战斗机部队的力量能增强到四倍于敌军的轰炸机部队，那么对手的轰炸就将因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为继。后来的历史虽然证明了盟军最忧虑的就是德军战斗机部队造成自己的昼间轰炸过于昂贵，但在1943年初时，加兰德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对于战斗机总监部的影响力有限感到十分苦恼，一度产生了重返前线的念头，他更愿意带领飞行员们与盟军轰炸机编队决一死战。

鉴于对工业厂矿的大规模轰炸并未达到摧毁德国战车的目的，盟军转而将轰炸目标锁定在城镇，试图从精神上彻底瓦解德国人的士气。戈林每天都受到希特勒和高层同僚的压力，转而对战斗机部队大施淫威。1943年5月，当突尼斯桥头堡的25万德意军队投降之际，戈林就曾当面指责加兰德，声言是失去了制空权的战斗机部队造成了轴心国在北非的惨败。这种可笑的论调当然又一次刺痛着加兰德的心，也使他更加觉得戈林不仅对自己的飞行员们不忠，更对他们的牺牲熟视无睹。不仅如此，两个月后戈林又下达了一道更加骇人听闻的命令——1943年夏的西西里岛战役中，加兰德指挥JG-77等数支联队攻击墨西拿（Messina）海峡上空的盟军轰炸机编队，不尽人意的结果令加兰德非常不满，他甚至对老朋友、JG-77联队长施泰因霍夫都罕见地大发雷霆，而戈林的命令却是每支参战大队都要揪出一名飞行员送交军法审判！这道命令极大地伤害了加兰德对戈林的信心，再次重创了刚从北非灾难中脱身的飞行员群体。随着战事日渐朝着不利于德军的方向发展，戈林更频繁地指责普通飞行员，他曾对希特勒说，“我无法负责，我们的失败都是由那些消极作战的战斗机飞行员造成的。”[27]戈林在一次会议上甚至称“战斗机部队那些不列颠空战的英雄们都在撒谎——他们彼此确认那些虚假的胜绩，以便人人都能骗到骑士勋章”。[27]与会者们当时都注意到了这一攻击的恶毒性和加兰德几乎气炸的脸庞，后者使劲扯下光芒闪耀的钻石骑士勋章，狠狠摔打在戈林面前的桌子上，然后一言不发地直视着戈林。整个会场刹那间鸦雀无声，在场的联队长们也想摘下勋章声援加兰德，但他暗示大家不要那样做。据说，当戈林的话语传到作战联队时，大批获得过勋章的飞行员也想以同样的方式表示抗议，但都被加兰德下令制止。尽管戈林后来为自己的不当言行表示过遗憾和歉意，但加兰德还是至少有6个月未曾佩戴钻石骑士勋章，在照片和纪录片中频频出现的他也就留下了一些没有佩戴任何勋饰的镜头，连希特勒都注意到这一点并曾专门询问过。

与盟军轰炸机部队在德国上空搏杀，是加兰德的战斗机部队在1943至1944年间的主要任务。戈林命令战斗机飞行员每天升空作战3次，频繁的出击加上飞行员的奋不顾身还是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了相当的战绩。1943年8月17日，315架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对梅塞施密特飞机厂及其他重要军工企业进行了轰炸，不仅摧毁了大批厂房设备，还炸死了400名熟练技术工人。加兰德组织的300余架战斗机也击毁了60架轰炸机，并重创了100余架敌机，使对手一次就付出了600余名飞行员和机组成员的高昂代价。但是，加兰德这天也接到了噩耗——JG-26第2大队大队长、大弟威廉在截击返航的敌机编队时阵亡，当时威廉的Fw-190被美军的一架P-47“雷霆”战斗机凌空打爆。一年前的10月末，加兰德痛心地安葬了幼弟保罗，现在威廉也在西线消失（其遗体2个月后才从地下3米处挖掘出来），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一年内连续失去两个弟弟还是令加兰德悲伤异常。

两个月后，229架美军重型轰炸机在200余架战斗机保护下，再次轰炸梅塞施密特工厂，加兰德组织的拦截力量再次击落了60架敌机，同时又有600余美军飞行员和机组成员阵亡或被俘。11月，卡姆胡伯（Josef Kammhuber）将军领导的庞大复杂的夜间战斗机部队也被划归加兰德领导。由于本身事务已极为繁杂，夜间战斗机部队的技战术和训练与昼间战斗机部队也存在很多差别，再加上与卡姆胡伯因争抢资源而关系一向不睦，加兰德起初并不想接管夜战部队，但最后还是服从命令，并委派轰炸机王牌赫尔曼（Hans-Joachim Herrmann）少校负责。1944年3月30日至31日，约800架盟军战机对纽伦堡进行了轰炸，德军夜战部队的攻击集群击落了对方90余架战机。

当然，这些局部成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德国本土空防的弱势，加兰德相信只有巨大的技术跃进才有可能扭转局面，而对战斗机部队来说最有潜力的利器就是Me-262喷气式战斗机。1943年5月22日，加兰德第一次试飞了Me-262的第4架样机，曾发出了“好似有天使在助推一般”的感叹。他之前就曾在多次高层会议上强调，面对资源和潜力几乎无限的美国，德国最需要的就是以卓越的新式战斗机抵消盟军在战机数量和性能上的优势，而这种Me-262在他看来就是德国需要的战机。军备部长施佩尔（Albert Speer）的副手绍尔（Karl-Otto Saur）曾将加兰德称作“Me-262之父”，还说“如果没有加兰德坚定的决心和不遗余力的推动，Me-262喷气式战斗机即便能够问世，也无可能出现在实战中。[28]加兰德全力敦促米尔希和戈林支持批量生产Me-262，但他的梦想很快被现实惊醒——拥有最后决定权的希特勒并不急于量产Me-262，他心目中的重点还是轰炸机。加兰德不遗余力地宣扬Me-262战斗机的优越性，但却苦涩地发现，他自己被排除在负责Me-262生产的特别委员会之外，而且希特勒还下令把这款战机改成能够携带重磅炸弹的所谓“高速闪电轰炸机”！当然，希特勒的决定对德国空军乃至国家的命运的影响早已为历史旁注。

1943年7月，加兰德任命老朋友吕措上校担任意大利战场的昼间战斗机部队总监，图为加兰德当年8月视察意大利战场时与吕措见面的场景。

1943年8月，加兰德到意大利战场的空军战斗机部队（主要是JG-53和JG-77联队视察）。图中，他正在听取梅蒂希（Martin Mettig）上校（左三，后任第2战斗机军参谋长）的汇报。

摄于1943年中，加兰德（左一）与空军部高级官员在奥格斯堡（Augsburg）与梅塞施密特公司的设计人员和试飞员等交谈。

1943年8月17日，加兰德的大弟威廉阵亡。不到一年里，他先后失去了保罗和威廉两个弟弟。图中加兰德正在威廉的葬礼上致以最后的敬礼。

1944年春，加兰德在巡视前线联队时，曾驾驶图中的这架Fw-190A战斗机击落了一架美军重型轰炸机，图片显示的是着陆之后他与军官们交谈的场景。

1944年8月25日，哈特曼中尉因击坠了301架敌机而获颁钻石骑士勋章，同时被禁飞。哈特曼通过加兰德设法解除了禁飞令，图为加兰德陪同哈特曼面见戈林时的场景。

摄于1944年夏，加兰德主持夜间战斗机部队作战会议，这张图片清楚地显示出他没有佩戴任何勋章。图中左一为米尔希元帅的夜战顾问、“家猪”战术创立者罗斯贝格（Viktor von Lossberg）上校，左二为加兰德的主要助手特劳特洛夫特上校。

1944年夏，加兰德与第1战斗机军指挥官施密德（Josef Schmid）在一次作战会议上。注意加兰德的颈项间没有任何勋饰。

摄于1944年9月，加兰德视察Me-163战斗机的主要试飞单位第16试飞大队。此后不久，该大队的战机和人员被并入了JG-400联队。

戈林与他最信任的两员大将在一起，右一为轰炸机王牌、1944年底出任轰炸机部队总监的鲍姆巴赫（Werner Baumbach）上校；左一为佩尔茨（Dietrich Peltz），这位轰炸机王牌1944年初被晋升为少将（不足30岁），他担任过第9航空军指挥官。阿登反击战期间，佩尔茨负责指挥1945年1月1日发起的“底盘”作战，此时的加兰德已经被解职并被软禁在家。

摄于1944年末的不莱梅，从左至右依次为加兰德中将、夜间战斗机总监施特赖布（Werner Streib）中校、谭克教授（Kurt Tank, Fw-190和Ta-154等战机的设计师）、特劳特洛夫特上校。

盟军1944年上半年开始的两日一次的空袭狂潮令希特勒暴怒不已，他也终于同意通过壮大战斗机部队来阻遏无休止的轰炸，这时距加兰德的首次谏言已过去了两年多。不幸的是，战斗机部队终受重视之时，德国面临的巨大油料缺口又严重制约着飞行员训练和现有联队的作战。1944年5月11日，施泰因霍夫眼中的“最强悍的战斗机飞行员”厄绍上校（JG-1联队长）阵亡，标志着战斗机部队命运的急转直下，一批经验丰富的大队长和中队长也在无休止的作战中化作缕缕青烟，大批仅受过基本训练的新人往往作战一次便永远地消失了。为增强作战联队的力量，加兰德计划为各联队增加一个第4大队，而各中队的战机数量也将从12架增至16架，同时，他也在煞费苦心地组建预备队，目标是使负责本土空防的“帝国航空队”（Luftflotte Reich）到1944年6月时拥有1800架战斗机。不过，6月6日开始的盟军诺曼底登陆令加兰德的努力很快付之东流。盟军登陆当日，西线仅有JG-2和JG-26的115架战斗机可投入作战，对手却投入了包括5000架战斗机在内的12000架各型战机。盟军完全控制了诺曼底滩头的天空，大批战斗机甚至还深入法国腹地形成了层层阻击网，使当天出击70余架次的德军最终仅有两架渗入诺曼底滩头，即JG-26联队长普里勒及其僚机飞行员的战斗机，即便他们也仅在登陆场快速扫射一番后就匆忙逃命去了。随后几日里，加兰德苦心积聚的预备队被陆续投入反击，但这些战斗机不仅未能撼动盟军的空中优势或阻遏地面的突破，自身反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约800架原计划用于反击盟军轰炸机编队的战斗机被调往西线，两个月里约有200架毁于盟军对机场的扫射和轰炸，或干脆被快速推进的盟军地面部队俘获，另有200架在抵达目的地或接近目标前被对手击落，剩下的战斗机也陆续毁于磨损和消耗，而他们的全部战绩竟然只是击落了25架敌机！6月间，当加兰德听说“帝国航空队”的年轻人仅击落了12架敌机，却一批批阵亡或被俘之时，他亲自飞往前线考察，苦涩的现实证实了他的一系列担忧：盟军空中优势已难以撼动，黑压压的机群随意轰炸德军前进基地，大量战机未及升空即被摧毁，而“帝国航空队”的飞行员们所受的训练一直都是从高空攻击轰炸机编队，与对手那些性能卓异的战斗机在低空对决，实在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强忍痛苦的加兰德虽然在士气低迷的官兵面前依然表现得坚强乐观，但在内心深处，他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忍受希特勒的独断和错误、戈林的刚愎自用和无能，辞去总监的念头时不时地在心底闪现。

1944年8月末，英美盟军的地面攻势由于补给线过长而暂时停顿下来。尽管本土的城镇、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屡遭轰炸，但由于采纳了高效的疏散措施和生产管理方法，德国的军工生产逆势而上，反而达到了战争期间的峰值——仅就战斗机而言，德国在8月产出了3020架战斗机，9月的产量史无前例地高达3375架，占所有战机总数的82%。[29]这当然与希特勒终于认识到只有倚重战斗机才能夺回制空权，进而控制了轰炸机等机种的生产等有密切关系。加兰德力主再次积聚保卫本土天空的预备队，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向盟军轰炸机编队发动致命的反击。到11月1日加兰德晋为空军中将时，他的战略预备队几乎已拥有2700架战斗机，针对盟军的技战术特点和队形也进行了大量针对性极强的演练。加兰德预备在11月末向盟军轰炸机机群发起绝地反击，但就在计划的最后完善阶段，他被告知他的战斗机预备队将去支援12月中旬发起的阿登反击战！加兰德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前反击诺曼底登陆盟军时预备队被血洗的惨状依然历历在目，他也体会到自己对战斗机部队的影响力正急剧下降，尤其是在11月7日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戈林对战斗机飞行员的再次恶毒攻击，似乎预示着加兰德与高层摊牌的日子就要到了。12月的第2周，战斗机预备队的指挥权被移交给戈林最宠幸的佩尔茨少将，加兰德被基本剥夺了权力和影响力也不再是什么秘密。阿登反击战于12月16日开始后，来自预备队的战斗机和西线现有联队囿于恶劣的天气并未积极参战，到圣诞节前夕开始大规模支援地面作战时，短短一周即损失了500余架战机，而地面装甲部队的指挥官却没有感觉到空军的支援！也就是在1944年的最后一周，加兰德事实上已被解除了战斗机部队总监的职务。

在加兰德被解职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是一名超级王牌飞行员——一度曾为加兰德忠实拥趸的戈洛布上校。这位上校曾以率先取得150胜而成为莫尔德斯和加兰德之后的第3位钻石骑士。加兰德曾经很赏识和提携戈洛布，但当后者在1944年5月被调入战斗机总监部后，他与加兰德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起来（第3章将有详细介绍）。戈洛布因工作原因几次受到加兰德的批评，于是开始心怀不满，私下里费尽心机搜罗能诋毁和搞臭加兰德的证据。颇具野心的戈洛布觊觎战斗机兵种总监职位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作为忠诚的纳粹信徒，他为了升官早就投奔了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层军官团”（National-Sozialistischer-Führungs-Offizier，简称NSFO）。戈林曾命令加兰德提交一份戈洛布的考评报告，但是他转脸就荒唐地把机密报告交给了戈洛布——自然可以想象后者的愤怒和不再隐忍的报复决心，戈洛布找到急于插手空军的希姆莱，控诉了一大堆关于加兰德的错误、无能和行为不检之处。他还指责阻碍战斗机部队发展的罪魁就是加兰德，要求党卫队展开调查，同时任命他戈洛布担任战斗机部队总监。

对于戈洛布这种量级的王牌的主动投靠，希姆莱自然喜出望外，这正是他攫取军事指挥权、蚕食戈林领地的大好机会。作为元首此时最信任的人，希姆莱不断地在希特勒面前提及戈洛布以及加兰德的那些“烂事”。而当希特勒询问戈林的意见时，后者为取悦元首和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也同意由戈洛布取代加兰德，尽管他并不欣赏戈洛布，也很清楚这意味着希姆莱对空军事务更多的发言权。1945年1月，当加兰德出局的消息传出时，早就对戈林及其小圈子强烈不满的一些高级指挥官，在吕措和施泰因霍夫带领下群起发难，要求面见元首、解除戈林的空军总司令职务并留任加兰德。戈林依靠铁腕迅速平息了这次所谓的飞行员哗变事件，但怀疑加兰德是幕后指使者，更铁心地要使其成为战斗机部队和本土防御失败的替罪羊。希姆莱的帝国保安总局热情地掺乎进来，对加兰德任总监前待过的所有单位都进行了底朝天式的证据搜集。在这段难捱的日子里，被软禁在家的加兰德曾想以自杀结束这场闹剧，关心他的一位女朋友关键时刻找到了与加兰德私交很好的军备部长施佩尔，后者连夜面见元首时通报了所发生的一切，并提醒希特勒如此对待加兰德“会酿成丑闻”。希特勒对戈林和党卫队的行径并不知情，出于对前者的了解，他断定这是戈林寻找替罪羊的伎俩，加上此时也绝不愿看到影响士气的大丑闻，于是下令终止了所有调查。1月末时，希特勒通过空军副官向加兰德表示了歉意，还批准后者组建一支Me-262战斗机中队，来证实这款战机确如他主张的那样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就这样，加兰德怅然离开了任职三年的战斗机兵种总监职位。得势的戈洛布竟准备把加兰德发派到东线最北段的JG-54，由他指挥第4中队为库尔兰口袋中的德军提供补给支援！[30]希特勒的干预使戈洛布的意图未能得逞，加兰德才有机会组建了史上独一无二的JV-44“专家中队”。戈洛布虽是钻石骑士勋章得主，也如愿担任了战斗机兵种总监，但那些幸存于战火的飞行员多对他嗤之以鼻，除了阴谋整肃加兰德、开罪于后者庞大的拥趸群体外，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主动投靠纳粹组织以及人神共愤的邪魔希姆莱的行径。

中将中队长：
JV-44“专家中队”

加兰德热情地投身于组建这支被称为“喷气式航空时代先驱”的中队。虽受到戈洛布的多番阻挠，但加兰德正在组建“专家中队”的消息还是在士气颓丧的战斗机部队引起了强烈反响。“300胜”俱乐部仅有的两位成员之一的巴克霍恩（Gerhard Barkhorn）少校、拥有197次击坠记录的克鲁平斯基（Walter Krupinski）少校、战绩已超过200胜的贝尔中校先后加入了这个集体，吕措和施泰因霍夫更是忙于组织飞行转换训练和拟定作战计划。加兰德也曾向哈特曼发出过邀请，但后者更愿在JG-52战斗到最后一刻。加兰德中队一时群星云集，至少有17人获得过骑士勋章或更高规格的勋章，包括2名上校、1名中校、4名少校、2名上尉和6名少尉在内的所有军官都甘愿充当一名普通飞行员，他们的总战绩加在一起竟超过了1700架击坠！这些幸存到现在的王牌自然都是聪明的幸运儿，虽对战争结局已不抱任何幻想，但作为军人和飞行员，他们都深为驾驶Me-262的机缘和前所未有的体验感到兴奋，他们坚信，多摧毁一架可怖的B-17“空中堡垒”，就能多拯救成百上千的平民的生命，因而他们仍愿在所作所为几近无济于事的最后时刻，为自己的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Me-262战斗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技术卓越，更是航空史上的一次技术革命，在出色的飞行员手中它还有可能引起空战战术的革命，并对飞行员士气起到决定性影响。战后担任过西德空军总监的施泰因霍夫在回顾自己的JV-44经历时，曾称颂Me-262的品质不仅包括“速度极快、爬升能力强、超强火力、能让飞行员随心所欲地接战或脱离”，还包括它的低压外胎允许战机在草地上起降、机械控制装置相对耐火等优点。[31]施泰因霍夫与其他几位飞行员认为这款战机的最大不足是“缺乏减速板”，“由于发动机对失速很敏感，要求飞行员通过减小油门来降速无疑是一个重大缺陷。”不过，加兰德并不认同这个观点，战后他曾直言：“人们常说我们的喷气式战斗机由于缺乏减速板而有局限，对此我不能认同。相反，我总是尽力不让发动机失速，因为一旦飞行速度达不到比盟军战机每小时快300公里的话，我们就将失去优势。由于推力相对较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慢下来的Me-262再次提速。所以，如果我们有减速板，而且攻击轰炸机的飞行员也使用了它，那么他们将失去所有的空中优势。”[32]性能卓越的Me-262当然不能自动地带来空中优势，只有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才有可能驾驶它取得成功，它的速度优势也要求采纳新的战术，而习惯于活塞发动机推进的飞行员还必须摒弃空中格斗等习惯。受限于早期涡轮喷气机的设计局限，高速战斗机意味着较慢的加速性能，另外飞行员还得缓慢小心地开大油门，否则有可能发生压缩机失速和发动机熄火等严重事故。[33]JV-44的飞行员们在转换训练和实战中都经历过这些困难，也遭受过严重的损失。

JV-44“专家中队”的灵魂人物是加兰德与他的两位好友施泰因霍夫和吕措。本图难得地保留了JV-44多位王牌的身影，图中接听电话的是施泰因霍夫，他身后低头查看资料的是吕措，左一微笑者是克鲁平斯基，吕措与克鲁平斯基之间的是巴克霍恩。施泰因霍夫、巴克霍恩和克鲁平斯基在战后的西德空军中都获得了少将以上的军衔。

吕措1945年4月24日阵亡前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他正与加兰德一起走向Me-262战斗机。加兰德非常痛惜这位曾在最困难时施以援手的好友的离去，直言吕措自“秃鹫军团”时代就是德国空军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

一张罕见的关于贝尔中校的照片，图中他坐在Me-262的机翼上与属下交谈。加兰德1945年4月26日受伤后，JV-44的指挥权转到了贝尔手中。驾驶Me-262取得过16次击坠的贝尔是德军头号喷气式战斗机王牌。

JV-44刚组建时的基地位于柏林附近的勃兰登堡-布里斯特（Brandenburg-Briest）机场，曾一度与施泰因霍夫的老部队JG-7“诺沃特尼”联队共用机场和设施。JG-7收到过戈洛布下达的不得与JV-44进行任何合作的严令，但实际上命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1945年3月间，JV-44已有15名飞行员和16架可参战的Me-262，地勤来自JG-54第16中队和JG-2第3大队。加兰德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是确定训练程序和空战战术。由于Me-262从试验、问世、批量生产到列装走过了难以想象的曲折道路，空军从未制定出使用这款战机的有效战术，与几年前空战战术条令一直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形截然相反的是，每个Me-262单位都对有限的指令进行了扩展，并发展出自己的战术方法。JG-7仍坚持使用“四指”编队，而加兰德与施泰因霍夫、吕措协商后决定改用战前的三机“V”形编队。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在空中，尤其是转弯时很难保持三机以上的队形，现有的跑道无法容纳4架Me-262战斗机同时起飞，另外它的速度也使战机间的相互保护几乎不再必要。

柏林周边的糟糕状况使JV-44的训练飞行几乎无从展开，盟军战斗机的持续攻击甚至使Me-262的起飞都很困难，于是加兰德带着12架战机在3月31日迁往南方的慕尼黑-赖姆（Munich-Reim）机场，并在几天内做好了作战准备——这在当时混乱不堪的情况下也堪称小小的奇迹。到达新基地的当晚，加兰德与施泰因霍夫等人讨论了攻击重型轰炸机编队的策略，据施泰因霍夫战后回忆，加兰德要求他们“放过‘野马’和‘雷霆’战斗机，即使它们就在瞄准具正前方也不要与之纠缠”，因为他想“了解击落‘空中堡垒’轰炸机的机会，正是它造成了成百上千无辜百姓的死亡。”[34]次日中午，加兰德下令升空迎击一支轰炸机编队，施泰因霍夫与其僚机费尔曼（Gottfried Fährmann）以及克鲁平斯基驾驶3架Me-262升空。施泰因霍夫与费尔曼各自击落了一架轰炸机，但两人的发动机均出现了故障，费尔曼跳伞落入多瑙河后被救起，施泰因霍夫则在归途中又击落了一架“野马”。返回赖姆基地后，克鲁平斯基还兴冲冲地对施泰因霍夫说：“真是好玩，我们为什么不加满油再走一趟？我们还能逮住他们狠揍一顿。”

4月上旬，赖姆机场更频繁地遭到盟军的扫射和轰炸，数架Me-262完全报废，设备和零部件短缺的问题愈发严重，通常加兰德最多只有6架Me-262能够参战。不过他得到了一种新式武器——55毫米口径的R4M空对空火箭。4月16日，加兰德等人拦截一支B-26“掠夺者”（Marauder）轰炸机编队时，他用R4M火箭在数分钟内击落了两架敌机，施泰因夫战后曾回忆说：“……在用火箭攻击敌密集机群的首次实战中，加兰德证明了奄奄待毙的德国终于拥有了足以摧毁敌机的利器，而此前我们对轰炸机编队基本无可奈何。火箭呼啸着冲向机群，就像霰弹枪射向一群野鸭一样……”[35]令加兰德兴奋的不止是R4M火箭与Me-262的致命组合（可携带24枚R4M火箭），4月中旬时他突然收到了大批Me-262——侦察机中队、轰炸机大队，乃至一些战斗-轰炸机单位都把他们的Me-262“作为礼物”送给了JV-44，而一个月前，加兰德与施泰因霍夫为一架Me-262或某些零部件还得到处求人，现在的战机数量竟大大超过了飞行员人数。在JV-44众人不解的目光注视下，赖姆的Me-262竟猛增到近70架。大约在这个时候，加兰德意外地被戈林召去。或许是末日将近，戈林表现得相当克制，他首先询问加兰德中队的状况——几个月前批准组建JV-44时，他的想法或许是削减加兰德的军权，最理想的情况是任其在空战中消失，但加兰德不仅幸存下来，还取得了5次击坠，JV-44在他领导下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有点尴尬的戈林最后措辞谨慎地承认，Me-262的确是战斗机而非轰炸机，加兰德两年来对Me-262优越性的宣扬和推荐都正确。[36]这是加兰德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曾经的恩人和苦涩的对头，后者的“临终善言”虽于事无补，但多少慰藉了他曾经悲怆的心。

4月18日起的一周可能是加兰德一生中除被解职软禁外最黑暗的一周，战败的现实撕咬着他的心，而最忠实的好友吕措竟在大战终结前撒手西去，施泰因霍夫也被爆炸的战机燃起的大火烧得面目全非。18日，加兰德与施泰因霍夫分头带领三架战机升空，除施泰因霍夫外所有战机都顺利起飞了。最后一个起飞的施泰因霍夫不幸撞上了弹坑，他虽将战机勉强提升起来，但速度未达到要求。他的Me-262无可避免地坠毁了，所有目击者都痴痴地呆望着熊熊燃烧的战机，就在大家都为失去施泰因霍夫而哀痛之时，烈焰之中缓缓爬出一个已被烧黑的人。施泰因霍夫活了下来，但被烧得面目全非，战后他接受过70次以上的手术，甚至整整23年里都无法合上眼睛！加兰德当晚去探视施泰因霍夫时，曾长时间握住老友的手一言不发，最后轻声地道别：“回见，马基（Macki，施泰因霍夫的昵称）！”21日，巴克霍恩完成了第1104次作战飞行后，也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医生——燃烧的发动机迫使他紧急迫降，但就在抵近机场时他的座机遭到数架P-51的追杀，着陆的那一刻他的脖子几乎被座舱盖击碎。又过了三日，吕措在击落了一架B-26轰炸机后也永久地消失了，他的尸身连同坠毁的Me-262始终都未曾找到。24日当晚，加兰德又来到施泰因霍夫的病榻前，向其倾述了接连失去三位优秀指挥官的痛楚，后者曾回忆说，加兰德当时眼神空洞，显得非常非常沮丧，嘴里还嘟囔着“距战争结束只有数日之遥了。”

4月25日，在美军和苏军会师易北河畔的欢呼声中，加兰德向JV-44中队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经输掉了。我们这里的作为什么都改变不了，但我将继续飞下去，因为Me-262已完全占据了我的身心。我对自己身属帝国空军的最后一批战斗机飞行员感到自豪。与我有同感者可继续与我一同飞行作战。”[37]

除两人因家庭原因要求免战外，其他人都自愿战斗到最后一刻。26日，加兰德率领两个三机编队升空拦截美军轰炸机。他在多瑙河上空取得了最后两次（第103和104次）击坠，当时在射击时他竟忘了打开R4M火箭的保险装置，最后还是以4门机炮将对手击落。不过，加兰德也遭到护航战斗机的围攻，美军少尉芬尼根（James Finnegan）驾驶的“雷霆”战斗机不仅打碎了加兰德的仪表盘、座舱盖和右舷引擎，还击中了他的右膝。加兰德忍痛驾机返回正遭受攻击的基地，成功迫降在空地上之后，他爬出座舱、瘸着腿“飞也似地”跑进一个弹坑里，幸运地躲过了美军战斗机扫射时降下的弹雨。当晚，加兰德被抬进施泰因霍夫的病房，两人一起迎来了“二战”的完结。

战后岁月

加兰德住院之后，贝尔中校承担起JV-44的作战指挥职责。4月29日，JV-44的约60架Me-262迁往奥地利上萨尔茨堡，另有10架移驻因斯布鲁克（Innsbruck）。5月1日，加兰德在病床上决定把这70架Me-262完整地交给美军，但投降条件是允许他和手下驾驶这些战机与苏军决战——尽管早就知道全面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但他依然天真地相信英美与苏军决裂的时刻数日内就会到来，他也绝不相信美军会愚蠢到白白失去两个大队的最先进战斗机的程度。不过，在最后的疯狂中他显然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5年的搏杀和惨痛损失已使英美盟国从军队到民间都无心再战。加兰德的提议被拒绝后，他指示贝尔在适当时刻炸毁所有的Me-262，同时销毁所有文件和档案。与此同时，德国空军末任参谋长克勒（Kurt Koller）竟还命令贝尔将JV-44迁至布拉格继续顽抗。贝尔对此命令敷衍了一番，却在5月2日意外迎来了两位熟人——前来监督JV-44调动的第9航空军指挥官佩尔茨少将和第9战斗机师指挥官赫尔曼上校。贝尔与他们发生了激烈争执，当时在场的克鲁平斯基战后曾回忆称，贝尔说出了一些自己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是的，长官，但是我们属于加兰德中将领导，我只听命于加兰德中将！”克鲁平斯基还称自己觉得佩尔茨和赫尔曼完全有可能当场枪毙抗命不从的贝尔。5月4日晨，贝尔对JV-44官兵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而后下令摧毁所有战机。

5月5日，右腿还打着石膏的加兰德在奥地利的提格恩湖（Tegernsee）附近成为美军战俘。尽管早有思想准备，但变成了阶下囚还是令他的情绪十分低落，他整天想的都是那些追随他四处作战但再也没有回来的飞行员，还有那两个战死沙场的弟弟。每当想到这些人都变成了档案中的符号和家人记忆中的幽灵时，他都痛苦难禁，深深地为自己身为阶下囚的屈辱与苟活而懊恼。不过，美军并未羞辱他，反而对他这个年轻的将军相当友善，在很多方面显示出对他的了解和尊重。很快，美国陆航“战俘审讯部”的指挥官罗苏姆-道姆（Max van Rossum-Daum）少校在海德堡（Heidelberg）对他进行了审讯。盟军认为他是全面了解德国空军组织结构和作战特点的重要人物，他的供词也将有助于了解空军在希特勒侵略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更能帮助盟国确定许多反人类罪行的轻重和背景。5月14日，加兰德被送往伦敦西北的一处特别审讯中心。由于德国在战时的战斗机生产中曾大量使用强制劳工，加兰德一度担心自己会因此获罪。不过，审讯者们很快解除了他的忧虑，他也与美军情报军官惠滕（John M. Whitten）上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两人后来成为好友，即便在惠滕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高级特工后，两人的友谊也未曾间断过。

澄清了可能的战争罪行之后，盟军开始挖掘加兰德这座成色极好的“富矿”，他们想了解德国空军的组织、运作、技术和战术方面最微小的细节，当然最优先的还是Me-262的技术细节。一些王牌飞行员和技术专家轮番前来探视加兰德，而后者也尽其所能地让访客满意而归，这些人都发现他确为一名十分职业的军官和精通业务的优秀飞行员。为确保加兰德等战俘的供词的可靠性，盟军还曾将他与其他高级将领一起关押在秘密安装了窃听器的房间内，希望能在无意间获得重要的发现。加兰德的室友先是米尔希，后来换成了曾任参谋总长的哈尔德上将。哈尔德向他讲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和集中营，而当他自己又从其他渠道证实了这些闻所未闻之事后，他似乎又一次遭到了重击——为之不计牺牲的奋斗和始终引以为荣的战斗，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勋章、德国，还是元首？血淋淋的事实震惊了他，也动摇了他的信念，很快他决定与盟军进行毫无保留的全面合作。

1945年7月9日，加兰德来到坦迷尔（Tangmere）皇家空军基地，见到了许多从未谋面但名字相当熟悉的英军王牌，当然其中就有巴德。4年前他曾以香槟和雪茄招待巴德，现在轮到这位无腿王牌为加兰德点上一支上好的雪茄。加兰德与巴德后来成为密友，其友谊一直持续到1982年巴德过世。英军王牌们对这位老对手毫无痛恨之心或落井下石之意，相反，他们很理解他针对德军高层的无能和错误决策所做的抨击，也欣赏他承认纳粹的战争罪行、但不为之寻找借口的姿态。

8月24日，加兰德与米尔希、鲍姆巴赫等人同机到达巴伐利亚的考夫博伊伦（Kaufbeuren），在这里又接受了罗苏姆-道姆少校难以计数的讯问。期间他还曾回到英国，回答和消除一些疑虑，直到当年12月初返回考夫博伊伦。此后近一年半里，加兰德一直忙于为美军战史部门工作，一份份涵盖德国空军的组织架构、战术、技术开发、设备、人事及所有其他方面的报告陆续问世，其详细与完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1945年5月中旬，加兰德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不过是以战俘身份来此受审。图中左一是美军情报官兼译员惠滕上尉，后来他与加兰德成为朋友。仅从这幅图片来看，似乎加兰德并不是在受审，而是在与三两好友叙旧。

摄于1945年8月或9月，加兰德当时在巴伐利亚的考夫博伊伦机场受审，在场的美军第55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们似乎正很有兴趣地听他讲些什么。

1947年4月28日，加兰德重获自由，终于呼吸到了战后的第一缕新鲜空气。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寻找工作填饱肚子的人，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前军官和老兵。军官们多被指责为军国主义者，所有大门都向他们关闭，获得管理职位、进入大学或加入行业工会等几乎都无可能，而且军衔越高，所受的制约和敌视似乎就越大。不少与加兰德一样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军人，都在饥馑和糊口度日中挣扎，能有一份勉强温饱的工作已属大不易。加兰德在不可能继续飞行职业的情况下，选择了与自身嗜好尚算接近的一项职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州充任一名助理护林员。[38]

加兰德在平静的生活中慢慢治疗着战争的创伤，但是，1948年夏的一封来信又在他的内心中掀起了波澜——他的好友、Fw-190等著名战机的设计师谭克教授询问他是否愿意与之一起前往阿根廷，为该国空军设计喷气式战斗机。无心就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加兰德欣然应允，稍后通过秘密渠道来到了遥远的阿根廷。当时的南美不仅是纳粹高官们逃亡的避风港，更是热情地张开双臂欢迎前德军飞行员帮助他们壮大自己的空军。阿根廷总统庇隆（Juan Peron）当时正在要求该国空军组建新的战斗机部队，由于加兰德公认的喷气式战斗机作战专家的声誉，阿根廷空军部为他提供了一份优越的四年长约。

加兰德先是建立了一所培养训练飞行员的航校，之后出任防空司令部的战术顾问。阿根廷空军曾从英国购买过100架“流星”喷气式战斗机，但无人知道该怎样恰当地使用，加兰德不仅驾轻就熟地教会他们编队战术和高速飞行中的射击技术，还起草了相关的训练与战术规范，其专业能力给阿根廷军方留下了深刻印象。1952年时，加兰德曾与阿根廷飞行员一起飞入南极大陆，也曾代表阿根廷到意大利都灵试飞菲亚特公司生产的喷气式教练机。加兰德应邀发表的演讲不计其数，他的作战经验和经历在这里有众多的倾听者，其建议几乎都被阿根廷空军接受，并迅速转化为可实际运用的规范、条例或程序。加兰德对阿根廷空军的影响非常大，有人甚至称其为“事实上的阿根廷新空军之父”——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虽以阿根廷的总体失败告终，但该国空军的表现颇为优异，除加兰德当年注入的崇尚效率和勇气的精神外，甚至他所提出的战略理论和制定的战术在这场当代战争中都还在使用。[39]令人满意的工作成效使阿根廷军方两次延长了他的合同，而他在这里也一直觉得精神愉快、生活惬意。1954年2月，加兰德与同样爱好飞行的女伯爵登霍夫（Sylvina von Donhoff）结为夫妻，这位女伯爵的父亲曾为德国驻印度大使，自身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社交圈中的明星，加兰德经常与之成双入队于各种社交场合，尽管刻意低调，但这对夫妇在任何场合中都是最受瞩目的一对。

在阿根廷期间，加兰德在他人帮助下完成了自传《第一个与最后一个》，[40]这本书1953年在德国出版，1955年又在英法出版了译本。随后数年里，他的战争经历和传奇故事随着这本书被译成14种文字而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300余万册的发行量也让昔日的德军英雄成为国际名人。1955年2月，加兰德接受了阿根廷总统授予的“荣誉军事飞行员证书”后，收拾行囊回到了西德。当时的西德正在筹组新空军，国防部长布兰克（Theodor Blank）曾询问加兰德是否愿意出任新空军首任总监。加兰德虽然不愿错过这样的良机，但在接受提名前还是住在施泰因霍夫的家里花了一周时间进行考虑。由于加兰德丰富的战争经历与成就、干净的政治背景，以及在组训阿根廷空军时获取的最新经验，当时军界还真没有能出其右者，尤其是他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与下属同心同德的作风深得人心。但是，在等待国会批准的过程中西德政坛发生了巨变，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ss）取代布兰克成为新任国防部长，而他任命的空军总监竟是加兰德的老熟人卡姆胡伯！“二战”中加兰德与卡姆胡伯一直在戈林面前为各自的兵种争抢资源（戈林曾说卡姆胡伯是德国最昂贵的将军，大约是指他的部队占用了过多的飞行员和战机），故而关系一直不睦，加兰德迅速放弃了在新空军任职的一切念头——他并不清楚，他最终被弃的原因可能就是他1948年匆忙、非法地离开德国的那段经历，另外，并非所有政客都对他与阿根廷当局的密切关系感到满意。

加兰德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了商界，在空军总监人选揭晓之前，他已在为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公司做事，而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外国军火商提供咨询并担任其驻德代表。随着西德重整军备进程的加快，国外大军火商和制造商们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但他们并不了解西德新军的采购程序或特殊需要、规格要求等，也不认识新军里的关键人物，而雇佣加兰德这种人脉广泛、知名度高且能力过人的顾问，无疑是敲开市场的最好武器。加兰德从1957年开始为大军火商和飞机制造公司提供独立咨询，其业务扩展非常迅速，很快就在首都波恩（Bonn）开设了办事处。一生信奉“不做则已、做必最好”的加兰德迅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62年50岁生日时，他购买了一架“比奇幸运”（Beechcraft Bonanza）型私人飞机。他给这架座机起了个绰号“胖子”（Die Dicke），除了球茎形的机身与战斗机的狭长流线形成了鲜明对照外，据说他还有以此名缅怀20年前丧生的老友莫尔德斯之意（莫尔德斯的昵称“老爹”的德文是“Vati”，发音为“Fatty”，即“胖子”）。加兰德驾驶着这架飞机到欧洲各国公干或旅游度假，直到1980年由于视力退化严重才最终放弃了驾机飞行。

加兰德与著名飞机设计师谭克在交谈。谭克领导的团队于1951年2月造出阿根廷的首架喷气式战斗机，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交付给总统庇隆。

加兰德在阿根廷工作和生活期间一有机会就会驾机升空，不管是现代化喷气式战斗机，还是最简陋的滑翔机。图中左一为1954年2月与加兰德结为夫妻的女伯爵登霍夫，她正关切地注视着加兰德起飞前的准备工作。

加兰德为阿根廷政府工作期间，曾应该国空军之请前往意大利都灵，试飞图中的这架菲亚特喷气式教练机。

加兰德终其一生都对飞行割舍不下，对各种各样的飞行员聚会、研讨会和庆典活动从来都乐此不疲。1954年6月，加兰德曾从阿根廷专程跑到意大利参加一项国际航空大赛，他的搭档兼领航员就是多年的故友、曾任JG-27上校联队长的纽曼。加兰德与纽曼组合在激烈的竞争中最后获得亚军，意大利总统亲自为他们颁奖。1955年，刚从阿根廷回德的加兰德迫不及待地参加了飞行表演，当年9月又在杜塞尔多夫国际航空展上一展身手，此后基本上每年都参加传统的德国航空竞赛。拥有私人飞机后，他的飞行活动更加频繁，1967年驾驶“胖子”参加德国航空竞赛时，他的搭档竟是西德空军JG-71“里希特霍芬”联队的时任联队长哈特曼上校！

还在阿根廷时加兰德就与德国的前战斗机飞行员们保持着联系，回国后他与老部下的交往更加密切，1956年10月时他被依然爱戴、敬重他的飞行员们推举为“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协会”荣誉主席。借助于这个组织，加兰德与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前对手们开始了频繁接触与联系，那部畅销全世界的自传也早已让他的大名传遍了航空界——从卓越的战斗机飞行员到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从阶下囚再到成功的航空顾问和商人，加兰德赢得了对手的真心尊重和景仰。他与英国皇家空军的巴德和塔克的友谊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塔克不仅是加兰德1966年出生的儿子的教父，两个家庭间也建立了深厚感情——1996年加兰德去世时，参加葬礼的前空军总监拉尔中将就曾惊讶地注意到，塔克的两个儿子竟也从英国专程赶来吊唁，而塔克本人在十年前就已辞世。1961年，加兰德获邀加入国际航空界精英俱乐部——“国际名人会”（International Order of Characters），并与塔克一起获得“年度飞行员”称号，[41]1973年他更是成为该组织的名誉终身会员。这个成立于“二战”中的组织网罗了欧美的一批精英飞行员，如巴德、塔克和英军头号王牌约翰逊上校，美军头号王牌加布雷斯基上校、杜立德（James H. Doolittle）将军等人，还有宇航员卡彭特（Scott Carpenter）和麦克迪维特（James McDivitt）等太空时代的名人。“国际名人会”中的德国飞行员除加兰德外，还有施泰因霍夫、拉尔、赫拉巴克等，在1945年的最后时刻试图将希特勒从柏林救走的传奇女飞行员赖奇（Hanna Reitsch）也赫然立身其间。

加兰德位于波恩附近上温特的豪宅落成后，他的家很快变成了德国内外许多王牌飞行员定期聚会的场所，每逢生日，这些好友都会赶来庆贺，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如这幅图片所示的影像。图中所有飞行员的战时总战绩加起来竟超过了1100次击坠！从左至右依次为施泰因霍夫（176胜）、哈特曼（352胜）、巴克霍恩（301胜）、法尔克（7胜）、塔克（英国皇家空军，29胜）、赫拉巴克（125胜）、鲍威尔（Kenneth J. Powell，英国皇家空军，胜绩不详）、林德曼（Theo Lindemann, 15胜）、加兰德（104胜）、安德列斯（Werner Andres, 7胜）和舍普费尔（40胜）。

图片摄于1967年6月的德国航空竞赛期间，左一为加兰德参赛的搭档、时任空军JG-71“里希特霍芬”联队联队长的哈特曼上校，右一为加兰德的英国老友塔克。他们身后就是加兰德1963年购买的绰号为“胖子”的飞机。

加兰德战后的密友之一、英国皇家空军的塔克上校。1942年1月，加兰德曾在法国善待被击落的塔克，20年后两人成为密友，加兰德儿子的教父即是塔克。塔克1987年去世时加兰德曾非常伤感，他自己1996年离世时，塔克的两个儿子还专程从英国赶来吊唁。

加兰德的另一故交、英国皇家空军的巴德爵士。1941年8月9日，巴德被击落后，加兰德曾富有风度地善待他；1945年在英国受审期间，巴德也曾投桃报李，向沦为阶下囚的加兰德回报善意。两人战后成为好友，其友谊持续到1982年巴德去世为止。图中加兰德正向巴德展示一架Bf-109战斗机模型的细节。

摄于1970年代中期，加兰德与他的第2任妻子和两个孩子在一起。

摄于1967至1969年英国拍摄史诗巨作“不列颠空战”期间，图片中只有左三的加兰德和右一的奥斯特坎普是真人，余者皆为演员。左一是剧中的戈林，左二的演员扮演加兰德，左五的演员扮演莫尔德斯，而右二的演员则出演他身边着西服的奥斯特坎普。

1975年2月，加兰德作为特邀嘉宾来到美国佛蒙特州的诺维奇大学（Norwich University）访问，发表了题为“海峡突围——德国舰队1942年冲出英吉利海峡的作战”的演讲。这所建于1819年的大学并非普通学校，而是美国国防部认可的培养后备军官的准军校。

1974年9月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当时加兰德正在澳大利亚访问，他在澳大利亚空军准将托金（Tony Tonkin，右）陪伴下坐进了一架Me-262喷气式战斗机的座舱。

摄于1975年12月，从左至右依次为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塔克和加兰德。当时加兰德作为特邀嘉宾来到伦敦北面的亨登，出席英国皇家空军博物馆的开幕仪式，同时为德国馆的开张剪彩。他与查尔斯王子在此期间有过长时间的交流。

摄于1977年，加兰德在他位于波恩的办公室中。

摄于1982年4月的德国汉诺威航展期间，加兰德坐在一架后人修复的Bf-109 K战斗机的座舱内。这时的加兰德因视力退化严重已不再自己驾机飞行了。

1945年4月26日，加兰德驾驶Me-262战斗机击落两架美军轰炸机后，被美军飞行员击伤，从而提前结束了自己的战争。战后研究者们发现，击伤他的是并不知名的美军第50战斗机大队飞行员芬尼根少尉，两人于1979年在美国旧金山首次见面。图中的加兰德正与芬尼根畅谈当时的交战情景，芬尼根这时是一名地方检察官，后曾到德国探访过加兰德。1996年加兰德去世时还有媒体就当年的交手场面采访过芬尼根，他于2008年去世。

1984年2月，72岁的加兰德迎来了自己的第3次婚姻，图为他与新娘在上温特的家中招待来宾时留下的镜头。

摄于1980年代，加兰德与1966年11月出生的儿子安德烈亚斯（Andreas Hubertus Galland）在一起。安德烈亚斯很有音乐天赋，这让加兰德既高兴，又羡慕。

1980年代末，加兰德与1969年出生的女儿亚历山德拉（Alexandra Isabelle Galland）在一起。从图中可以看出，漂亮的女儿颇为似他，尤其是鼻子如出一辙。

摄于1986年，从左至右依次为拉尔、弗吉尼娜•巴德（Virginina Bader，此人据说是巴德爵士的堂妹）、加兰德、加兰德夫人海蒂（Heidi Galland）和施泰因霍夫。

战后几十年里，由于巨大的声望以及遍及全球的业务关系，加兰德成了航空界的巡回大使。无论他走到哪里，只要有前德国飞行员，不管他们是新军将校还是普通百姓，他们都会自发地聚集到他的身边——对他们来说，加兰德永远都是他们的“老板”。而加兰德对推动各国飞行员间的理解与友谊也可谓贡献良多：在他的直接推动下，首届“德国-美国战斗机飞行员会议”1961年在德国西部小城基恩（Kirn）成功举行；1967年2月至3月他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见到了包括帕克中将（Sir Keith Park）在内的一批不列颠空战中的对手；1968年9月，英国皇家空军战时的“探路者”们（为轰炸机编队寻找目标和导航的飞行员，多为技术出色、经验丰富的王牌）举行聚会，特邀了加兰德、法尔克和其他几位夜战王牌与会畅谈；1967至1969年间，加兰德应邀担任英国拍摄的史诗巨作“不列颠空战”的德方顾问，塔克则是英方顾问。这部巨著的拍摄过程起起伏伏，虽有不和谐的波折，但问世以后在欧美和德国获得了巨大成功，加兰德也得以有机会再次驾驶令其魂牵梦绕的Bf-109战斗机；至于邀请加兰德参加或出任主旨发言人的俱乐部、学会和协会、德国内外的军事单位等更是不计其数，他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SHAPE）、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和北约许多空军基地的讲台上；1970年9月，加兰德应邀到加拿大温尼伯（Winnepeg）出席首届“英联邦战时飞行员聚会”，他以和平与理解为主题的发言结束后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与喝彩，温尼伯市长还将“荣誉市民”称号授予加兰德、巴德、约翰逊（英军头号王牌）以及加拿大空军骄子法奎尔（John E. Fauquier）准将；1974年1月，加兰德被请到英国坎伯利（Camberley）参加陆军参谋学院的图上演习，而主题就是1940年德国试图入侵英伦的“海狮行动”；当年稍晚些时候，美国海军陆战队又邀请加兰德和时任西德空军中将的巴克霍恩一起访问亚利桑那的基地；1975年12月，英国皇家空军博物馆在伦敦附近的亨登（Hendon）揭幕，作为特邀贵宾的加兰德为德国厅剪彩，并与王储查尔斯王子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充分反映出他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时代里所享有的巨大声望；1979年10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战斗机飞行员聚会”吸引了12个国家的许多飞行员，加兰德试图悄无声息地溜进会场，但他的出现还是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1980年后，虽然身体欠佳，但他仍频繁出访美国，甚至加拿大遥远的育空领地（Yukon Territory）的狩猎队伍中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加兰德不仅仅是以飞行闻名于世，也是很会享受生活之人，战时他曾对雪茄、香槟和漂亮女人情有独钟，1965年时虽戒掉了雪茄，但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1963年，由于首任妻子不能或不愿生育，加兰德离婚后迎娶了自己年轻漂亮的女秘书，后者为他生下了一子（1966年）一女（1969年）。新婚不久，加兰德在波恩附近的上温特（Oberwinter）购买了一处房产，随后将之扩展成占地庞大、风景极佳的豪宅，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次欢宴，经常把自己国内外的许多朋友邀请到这里聚会和活动。1984年2月，72岁的加兰德第三次结婚，第三任妻子也精心照料着慢慢老去的加兰德，直到他辞世为止。

1980年代末期，由于身体每况愈下，加兰德谢绝了仍然络绎不绝的各方邀请，安静地与妻子和孩子共度最后的时光。1996年初，就医治疗绝症已颇有时日的加兰德自觉来日无多，征得医生许可后，他在2月初回到上温特的家中。2月9日子夜刚过，距84岁生日不足一个月的加兰德在家中辞世。2月21日，加兰德夫人根据他的遗愿将之埋葬在圣劳伦蒂乌斯（St. Laurentius）教堂的墓园里，德国空军派出的6名上校为加兰德抬棺，借以向这位最著名的飞行员和空军领袖致以敬意。健在的海陆空三军老战士、来自全世界的朋友和相知都赶来吊唁，1945至1946年审讯过他的惠滕也在人群中默默地追思。加兰德的墓石硕大无朋，矗立在绿树环绕的幽静所在，墓石上既无军衔也没有铁十字，除生卒年月以外就只刻有“Adolf Galland”这个名字。

在整整50年前的1946年服毒自尽的戈林，生前曾经在私下场合向JG-26联队长普里勒透露过自己“嫉妒加兰德”——他嫉妒后者的聪颖，对局势的迅速把握，尤其是加兰德具有勤奋工作的同时又会尽情享乐的超强能力。“加兰德在了解下属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能力，他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是诚实的，也知道如何让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42]戈林曾这样向普里勒谈起这个自己一手提携，又试图将之毁灭的人。

正如加兰德自传的书名所寓意的那样，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个”——无论战时还是战后他都是德国飞行员的第一人，同时他又是见证了两德统一的“最后一个”——在他之后再无任何健在的钻石骑士。他的一生从头至尾充满挑战，在纳粹邪魔面前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信念和人道精神，在权势和屈辱面前从未放弃过尊严和骄傲。他走过了漫长的路，以诚实和正直赢得了所有相知者的心，也以勤勉友善在战后的世界里为自己立起了另一座丰碑。

[1.] Werner Held. Adolf Galland: A pilot’s life in war and peace. Mesa, AZ: Champlin Museum Press, 1986. p.17.

[2.]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 24-25.

[3.] Mike Spick. Luftwaffe Bomber aces： Men, machines, methods. London, UK: Greenhill Books, 2001. p.12.

[4.]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AmPress Publishing, 1990. p.27.

[5.]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28.

[6.] 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London, UK: Windrow & Greene Ltd, 1996. p.21-22.

[7.]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2 ‘Richthofen’.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0. p.9-10.

[8.] 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34-35.

[9.] Patrick Laureau. Condor: The Luftwaffe in Spain 1936-1939.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10. p.113, 132.

[10.] Philip Kaplan. Fighter aces of Luftwaffe in World War II. Auldgirth, UK: Pen & Sword Aviation, 2007. p.3.

[11.]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51.

[12.] 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66-67.

[13.]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65.

[14.] Collin D. Heaton. Interview with WWII Luftwaffe general and ace pilot Adolf Galland. WWII Journal, 1997, 11(5): 46-52.

[15.]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32.

[16.]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104.

[17.]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104-105.

[18.] Donald L. Caldwell. The JG 26 War Diary. Vol.1: 1939-1942. London, UK: Grub Street, 1996. p.ix.

[19.]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1 ‘Mölders’.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p.80.

[20.]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1 ‘Mölders’, p.63.

[21.]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 PA: 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 2004. p.31.

[22.]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33.

[23.] Klaus Schmider. The last of the first: Veterans of the Jagdwaffe tell their story.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2009, 73(1): 231-249.

[24.]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31.

[25.] 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190-191.

[26.] 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202.

[27.]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210.

[28.]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217.

[29.] 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259.

[30.] Robert Forsyth & Jim Laurier. Jagdverband 44: Squadron of Experten.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8. p.20.

[31.] Walter J. Boyne. Messerschmitt Me 262: Arrow to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0. p.52.

[32.] Hugh Morgan. Me 262: Stormbird rising.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1994. p.96.

[33.] Mike Spick. Luftwaffe fighter aces: The Jagdflieger and their combat tactics and techniques. New York, NY: Ivy Books, 1996. p.204-208.

[34.]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91-92.

[35.]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94.

[36.]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371.

[37.]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288.

[38.] Werner Held. Adolf Galland: A pilot’s life in war and peace. p.125.

[39.] Collin D. Heaton. Interview with WWII Luftwaffe general and ace pilot Adolf Galland. WWII Journal, 1997, 11(5): 46-52.

[40.] 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301-302.

[41.] 参见IOC网站：http://www.iocaviation.org/Characters.html.

[42.]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371.

第3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戈洛布上校（图中时为少校，获勋时间1942年8月30日）

Chapter 03
第三章
“纳粹战鹰”：
戈登•戈洛布上校

“二战”德军的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自1941年7月首次授予莫尔德斯后，一共只颁发给过27位被认为“勇气超群、战功卓著”的军人，其中空军共有12人获勋，除凯塞林元帅和伞兵将军拉姆克（Hermann-Bernhard Ramcke）外其余10人皆为飞行员。在这10人中，鲁德尔（Hans-Ulrich Rudel）为空前绝后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之王，伦特（Helmut Lent）和施瑙费尔（Heinz Wolfgang Schnaufer）是最出名的两大夜战王牌，而其余7人均是昼间战斗机飞行员兼指挥官。赫然跻身其间的戈洛布上校是第3位钻石骑士获得者，但显然也是最不为人熟知且最被低估的一位。

出生于奥地利的戈洛布是与莫尔德斯和加兰德同时代的飞行员，他的“二战”生涯始于波兰战役，终于德国投降之时。虽在战后几乎被人遗忘，但他绝非泛泛之辈，相反，他与莫尔德斯一样都是空战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曾任JG-77联队长，是首位突破150胜的飞行员，也曾像莫尔德斯一样是纳粹帝国的偶像人物。同时，他在战争中后期对Bf-109战斗机的改进、对Me-262和Me-163等先进战斗机的研发所做出的贡献，也使战后的某些军史家称其为“‘二战’德国空军波尔克式的人物”。[1]

另一方面，戈洛布又是飞行员群体中的另类人物，人称“纳粹死忠”，其在战争后期的行事作风由于带有浓厚的纳粹意识形态色彩而为许多飞行员所不待见。当加兰德在1945年初被戈林解除了战斗机部队总监职务时，他的继任人就是戈洛布，但是，围绕这一变化前后发生的一些涉及戈洛布的不光彩事件，以及他与影响力极大的加兰德的激烈冲突，使许多飞行员，尤其是坚定维护加兰德的诸多王牌们对他嗤之以鼻，也使他成为争议最大的空军指挥官之一。

早年岁月：
奥地利空军的“特技飞行魔术师”

当1912年6月16日戈洛布出生之时，庞大的奥匈帝国虽然依旧完整，但影响力正在日渐式微。戈洛布的出生地是奥地利的格拉茨（Graz，也有一说是他生于维也纳，童年则在格拉茨度过），他的父母曾就学于维也纳和慕尼黑的美术学院，也在格拉茨的奥地利国立美术学校学习过，作为画家的他们经常在欧洲的主要城市旅行、作画和推销作品。戈洛布出生时父母给他取的名字是“戈登•麦克•戈洛布”（Gordon Mac Gollob），但在报户口时他们不得不为市政厅官员拼写出这个在德语国家并不常见的怪名。他成年后总有人对他的“戈登•麦克”这个英语名字感到奇怪和不解，戈林在任命他担任战斗机部队总监时也曾开玩笑说，自己一直都很好奇他为何取了个英国名字。有研究者称戈洛布的父亲这边有苏格兰血统，所以才给儿子起了一个英式名字。[2]据戈洛布自己回忆，父母学生时代曾有一位拥有苏格兰血统的美国朋友，他的名字即得自于这位名叫“Gordon Mallet McCouch”的美国人，后者还成为小戈洛布的教父。[3]

父亲海因里希•戈洛布（Heinrich Gollob）1917年离世时小戈洛布只有5岁，但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他还是在格拉茨度过了愉快的童年，也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尤其是婚前名为赖宁豪斯•冯•卡拉扬（Reininghaus von Karajan）的母亲出身于音乐人才辈出的奥地利贵族世家卡拉扬家族，似乎也把艺术天赋遗传给了儿子，小戈洛布很早就展示出音乐才华，小小年纪即能娴熟地演奏小提琴、钢琴和大提琴等数种乐器，这些才能使他后来在飞行员圈子里颇有名气。

与所有取得过辉煌战绩的王牌飞行员一样，青少年时期的戈洛布最大的愿望也是成为一名飞行员或工程师，这在艺术气息浓厚的家庭里颇有些离经叛道。1930年，18岁的高中生戈洛布制作了一架滑翔机，还从因斯布鲁克附近的旧机场多次起飞和翱翔蓝天。与加兰德的早年经历相仿，戈洛布也年纪轻轻就取得了A级和B级滑翔机飞行员证书，还很快成为滑翔飞行教练，在格拉茨的爱好者圈子里享有“专家”的声誉。高中毕业至入伍前的几年里，他除了在格拉茨高级工科学校学习机械工程外，还兼职从事飞机机身结构设计方面的工作。

戈洛布的军旅生涯起步于1933年，他当时加入了奥地利国防军并成为炮兵候补军官。不过，这只是他成为一名优秀飞行员征程上的短暂一站，次年他就转入空军，开始接受全面的飞行训练。有人曾猜测，大约在此期间戈洛布把自己的中间名“Mac”简化为首字母缩写“M.”——英式中间名在维也纳的艺术圈里也许会被容忍，但在军营里战友或军官们或许就会屡有微词了。此后近三年里，戈洛布一直在维也纳新城（Wiener Neustadt）的特雷西亚（Theresian）军校学习和接受军官训练。这所1751年创建的军校是世界最古老的军校之一，当时被认为是德语世界最具名望和水准的楚翘，隆美尔1938年时就担任过这所以训练和培养优秀军官著称的军校的校长。[4]特雷西亚的学习经历和严格训练无疑为戈洛布的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也赢得了“优秀飞行军官”的声誉。1936年，戈洛布取得了A-2级飞行员资格，当年9月成为奥地利空军少尉，并出人意料地在10月份被任命为一支战斗机训练单位的指挥官。戈洛布在这里负责训练战斗机飞行员和候补军官，同时，他对特技飞行的爱好和擅长又为之增添了“特技飞行魔术师”的头衔。

1938年3月间奥地利被并入第三帝国，虽然无从得知戈洛布对此持何种观感，但是他显然意识到，奥地利空军并入更强大的德国空军后无疑将为他提供职业发展的更多机会。飞速发展中的德国空军对戈洛布这种经验相当丰富的飞行军官自然会张开欢迎的双臂——1938年7月1日，戈洛布成为德国空军的一名中尉飞行员，并热情地投入到以熟悉各种机型和作战条件为目标的再训练中。1939年上半年，他完成全部训练后被分配到刚组建的第76驱逐机联队（ZG-76），供职于第1大队第3中队，驾驶的战机是Bf-110重型战斗机。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闪击波兰的隆隆炮声中爆发了，枕戈待旦的戈洛布像所有飞行员一样，热情高涨地投入了这场战争。

崭露头角：
波兰、挪威与英吉利海峡

ZG-76是一个组建时间极短的新单位，波兰战役打响时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联队，只有两个大队，联队部甚至迟至1940年4月才组建，后来该联队又历经多次解体或重组，自然无法与JG-2“里希特霍芬”联队等王牌部队相提并论。不过，ZG-76也产生过几位著名人物，最有名的就是戈洛布以及第15位钻石骑士、夜战王牌伦特（时为第1大队第2中队少尉飞行员）。时任第2中队中队长的法尔克中尉后来也称得上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个人战绩虽只有区区7胜，但他作为优秀指挥官的威望和夜间战斗机部队创始人之一的资历，在德国空军也是尽人皆知。德军入侵波兰前夜，ZG-76驻扎在西里西亚奥得（Oder）河畔的奥劳（Ohlau），负责为南方集团军群的第14集团军提供空中支援。9月1日拂晓，ZG-76为轰炸克拉科夫（Krakov）机场的He-111轰炸机编队护航，轰炸时虽遭到高炮射击，但并未遭受损失，负责护航的ZG-76的飞行员们甚至整日里都未遇到过哪怕一架波兰战机。法尔克战后曾回忆说：“当日唯一的乐趣是自己差一点把一架俯冲轰炸机揍下来，因为那架战机上涂有红色的字母‘E’，而飞行员们苦苦寻觅的就是波兰战机机身上的红白格子图案。”[5]法尔克还称正是由于这次意外，空军高层随后下令规定战机上的字母必须涂成黑色。

与法尔克的经历类似，戈洛布也在波兰上空一无所获地巡弋了4天，伦特倒是在9月2日获得了第1大队的首胜。9月5日，ZG-76的多数飞行员才第一次经受了真正的空战洗礼，不过首先发生的仍是一起事故——法尔克的战机竟遭到一架“亨克尔”He-45侦察机的袭击，足见德军飞行员们此时仍普遍感到紧张或手足无措。法尔克当日击落了一架波军战机，戈洛布也尝到了首胜的滋味，当时他驾驶Bf-110追逐波军的一架PZL P.24战斗机，显然也是老手的波军飞行员操纵着运动性能颇佳的战机上下翻飞，但就在他平飞的时间稍长了一丁点之际，就被窥伺的戈洛布打得四分五裂。次日，戈洛布等又攻击了波军的一个基地，摧毁和重创了数架停在地面上的战机。9月11日，法尔克击落了两架敌机后被莅临前线的戈林召去汇报，后者要求他率队为自己的Ju-52运输机提供护航，还在召见结束时拿出一个纸袋交给法尔克——里面装着的竟是一枚彼时非常珍贵的二级铁十字勋章。法尔克战后称他也因此成为“空军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军官”。10天后的21日，戈洛布与伦特等同获二级铁十字勋章，据信他们是最早获得铁十字勋章的10名军人之一。

波兰战役结束后的9月29日，ZG-76第1大队奉命进驻斯图加特地区，与其他联队一起严防英法两国进攻德国西部。10月初至12月中旬，戈洛布与战友们经常从斯图加特和鲁尔地区的多个机场起飞，沿着边境巡逻侦察，但鲜有机会遭遇对手，更勿论与之进行空中缠斗。不执行任务的时候，ZG-76的飞行员们主要进行飞行训练和战术演练，以便为无可避免的战争升级做准备。12月16日，ZG-76第1大队从多特蒙德（Dortmund）移驻威廉港（Wilhelmshaven）西面的耶弗尔（Jever）基地，负责阻止英国皇家空军袭击北海海岸的工业区和海军基地。9月开战以来，英军已数次光临过这一地区，德方除在德国湾中的东弗里斯兰（East Friesian）群岛秘密安装了试验性的弗雷亚（Freya）雷达外，还把驻防耶弗尔和万根沃格（Wangerooge）等地的Bf-109和Bf-110战斗机编组成临时联队，交由JG-1联队长舒马赫（Carl Schumacher）中校统一指挥，以便能对空袭做出灵活高效的快速反应。

两天后的18日，戈洛布随ZG-76第1大队参加了“二战”中首次有正式名称的空战——“赫尔戈兰湾（Helgoland Bight）空战”。当日早晨，24架英军“惠灵顿”（Wellington，或作“威灵顿”）轰炸机组成的编队出现在北海上空，英机为躲避德军高炮的猛烈轰击而沿低空飞行，目标是轰炸威廉港周边的海岸工业带和水面舰只。德军雷达早早发现了敌机，但在层层上报中出现了延迟和预警不力等问题，不过，ZG-76第1和第3中队、JG-26第10中队以及JG-77第2大队等还是及时地升空作战。德军的第一波拦截发生在赫尔戈兰以东，JG-26第10中队的施泰因霍夫中尉率先击坠了2架敌机，戈洛布中尉带领着Bf-110四机编队，在JG-77第6中队几架Bf-109战斗机的配合下也声称击落了6架轰炸机，但最终只有3架得到确认，其中包括被戈洛布击落的一架轰炸机。当剩下的英军轰炸机准备返航时，德军战斗机虎视眈眈地闪在一旁，先任由高射炮进行猛轰，然后再展开截杀。稍微迟到的ZG-76第2中队中队长法尔克在追击中击落了2架轰炸机，因另有任务而来得更晚的伦特，更是在耶弗尔基地匆忙加油后飞速奔向战场，15分钟内就将2架轰炸机击落在北海之中。此战之后双方发表的公报均大大高报了自身的战果，德方声称击落了38架轰炸机（但英方总共只派出24架，还有2架因机械故障早早返航，实际损失是10架被击落、2架在返航时掉入北海、3架着陆时摔毁），英方则声称击落和重创了德军战斗机各12架（实际损失是被毁和受重创的Bf-109分别只有3架和2架，另有2架Bf-110受重创）。英军轰炸机部队高层从这场并不算大的战事中认识到，仅凭轰炸机编队的自我保护能力并不足以应对德军战斗机，轰炸的时间也因之被迫从日间改为夜晚，而且只针对某些精心挑选的目标。德方虽从此番空战的胜利中收获了自信，但也使高层轻易地相信，自己的海岸工业区和军事基地已不太可能受到对手攻击，这一点对空军的战略，尤其是战斗机和轰炸机两大兵种何者应获优先发展权等重大决策造成了一定影响。[6]

经过近4个月“冬眠”后，1940年4月8日，戈洛布在西尔特（Sylt）岛上的新驻地韦斯特兰（Westerland）被任命为ZG-76第3中队中队长，次日即率队参加了进攻丹麦和挪威的“威悉河演习”（Weserübung）作战。这一战役是战争史上的首次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德军计划针对挪威首都奥斯陆以及北起纳尔维克、南至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6个重要港口发起同步三栖攻势，伞兵将首先占领重要机场，随后运输机将卸载地面部队和各种装备，海军战列舰也将运送步兵登陆奥斯陆。参战的驱逐机部队包括法尔克上尉的ZG-1第1大队（他在1940年2月晋为上尉后调任该部）以及赖内克（Günther Reinecke）上尉的ZG-76第1大队。法尔克大队负责为第4轰炸机联队（KG-4）护航和夺取丹麦的奥尔堡（Aalborg）机场，而负责支援挪威方向的赖内克大队担负着双重任务——既要为伞降作战提供掩护和对地攻击支援，也要在Ju-52运输机卸载步兵和装备时提供保护。赖内克手下的3个中队中，汉森（Werner Hansen）中尉的第1中队负责协助夺取奥斯陆的弗内布（Fornebu）机场，戈洛布第3中队的目标是挪威斯塔万格-索拉（Stavanger-Sola）机场，大队部和第2中队则在进驻奥尔堡机场后随时提供增援。[7]结果，战役展开后德国海军的一艘战列舰被击沉，1600名步兵葬身鱼腹，另一艘战列舰也在遭受重创后撤出战斗。由于出师不利，尤其是天气突然变得极为恶劣，德军最高统帅部曾紧急下令取消作战，但ZG-76第1中队收到命令时已无足够的油料返航，只得硬着头皮向弗内布机场飞去。率领53架Ju-52运输机编队的指挥官怀疑取消作战的命令可能是敌军欺骗，也决定按原计划飞往弗内布机场。尽管进攻奥斯陆的作战从一开始就变形走样，但在前线指挥官的随机应变和灵活指挥下，夺取弗内布机场的行动还是取得了成功，伦特更因第一个冒险驾机着陆，为第324步兵团2营的随后运抵创造了条件而声名大噪。

摄于1939年9月，波兰战役中的德军Bf-110 C-2双引擎重型战斗机（驱逐机）。

摄于1939年9月波兰战役期间，ZG-76第2中队中队长法尔克中尉（右二）正与属下讨论作战计划，右三似乎就是日后的夜战王牌伦特。

摄于1939年9月14日，希特勒当日视察了ZG-76第1大队，图中他正与伦特少尉握手，右起第4人（个矮者）为戈洛布中尉。伦特当日紧急着陆时曾受轻伤，左眼上方做了包扎。

图为1940年时，德国某画家所绘的《赫尔戈兰湾空战印象》。

1940年挪威战场上的两员德军主将，左为第5航空队指挥官施通普夫上将，右为山地兵将军、“挪威山地军”军长迪特尔。迪特尔是一名笃信的纳粹分子，也是希特勒最欣赏的将军，他在1940年7月19日获得了“二战”德军的首枚橡叶骑士勋章。

“赫尔戈兰湾”空战中ZG-76第1大队的Bf-110战斗机飞翔在北海上空。

摄于“赫尔戈兰湾空战”期间，来自多支单位的战斗机飞行员正在听长官总结训话。图中左起第2人为戈洛布中尉、第4人为伦特少尉、第6人是JG-26第10中队中队长施泰因霍夫。最右边讲话之人似为舒马赫中校。

被击落的英军“桑德兰”水上飞机，戈洛布1940年7月9日也击坠了一架类似的反潜巡逻机。

1939年底、1940年初，ZG-76第1大队驻扎在耶弗尔基地，负责保护德国湾工业带和海军基地。图中显示的是该大队停放在耶弗尔机场里的Bf-110C战斗机。

摄于1940年4月的“威悉河演习”战役期间，图为盟军舰只在纳尔维克港遭到德军狂轰滥炸后的场景。

戈洛布当天率领8架Bf-110为第1“特种任务”轰炸机联队（KGzbv）的12架Ju-52运输机（运送的是第1伞兵师第3连的伞兵）提供护航。上午9时20分左右，伞兵们从空中跳下，很快锁定了斯塔万格-索拉机场的，后续的Ju-52也陆续安全抵达。两天后，整个ZG-76第1大队都集中在斯塔万格-索拉机场，负责支援地面部队从挪威南部向北推进的攻势。英法联军为了救助挪威，决定在挪威中部的港口城市特隆赫姆（Trondheim）附近实施登陆，但斯塔万格机场集中的ZG-76第1大队及其他轰炸机部队不断袭扰，使盟军舰队无法进行近岸支援。盟军空军对斯塔万格-索拉机场进行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空袭，但收效甚微。英军准备派遣一支舰队炮击斯塔万格-索拉机场，同时安排12架“惠灵顿”和12架“布伦海姆”轰炸机分两批执行轰炸机场、指引目标和牵制德军战斗机的任务。英军貌似周全的计划在4月17日实施时却遭受了重大挫折，几十架德军Ju-88a和He-111轰炸机向英军舰队中的“萨福克”（HMS Suffolk）号进行了狂轰滥炸，而试图空袭斯塔万格机场的英军轰炸机多数未能飞抵目标即被击落，仅有的数架“布伦海姆”也被ZG-76第1大队的Bf-110战斗机和地面高炮所驱散或击落，不过戈洛布本人并未收获任何胜绩。整个4月间，除在斯塔万格集中作战外，ZG-76第1大队还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设德兰（Shetland）群岛外海等地转战，期间与英军轰炸机多次交手。4月30日，大队长赖内克上尉被击落后丧生，戈洛布手下两名战绩最高的飞行员——法尔布施（Helmut Fahlbusch，6胜）少尉和弗莱施曼（Georg Fleischmann，5胜）上士也在缠斗中丧命。第1中队中队长汉森被任命为代理大队长，直到5月11日雷斯特迈尔（Werner Restemeyer）上尉正式接任大队长为止。

到雷斯特迈尔履新之时，规模浩大的法国战役已完全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相对平静的北欧战场的焦点也转移到了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周边。到6月初法国战役进入第2阶段时，英军已被赶离欧陆，德军开始追击和围歼巴黎以南的法军，疲于奔命的挪威英法远征军也被迫撤离了纳尔维克。不过，尽管挪威已被德军完全控制，但英军仍不间断地袭击挪威水域里的德国舰只和海岸空军基地，ZG-76第1大队和JG-77第2大队等都必须留在挪威承担防御职责。6月13日，英军发起了一次颇具野心的空袭作战——轰炸机编队负责轰炸ZG-76所在的特隆赫姆基地，海军航空兵将对附近港口停泊的德舰“沙恩霍斯特”号进行俯冲轰炸。英军轰炸机编队仅对特隆赫姆机场造成了轻微损伤，却激起了此间德军飞行员的怒气。当他们驾驶战斗机追逐英军轰炸机时，突然发现了十几架并无战斗机护航的“黑斑贼鸥”（Blackburn Skua）俯冲轰炸机——这些是从“皇家方舟号”（HMS Ark Royal）航母上起飞的14架俯冲轰炸机，他们勇敢地攻击了“沙恩霍斯特”号，但仅有1枚炸弹命中目标，只造成了微不足道的损伤，但自身却有8架被击落，其中4架是被ZG-76第3中队击落的，中队长戈洛布也收获了一胜。这次失败极大地震撼了英国海军航空兵高层，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俯冲轰炸机此后在英军中已无立足之地，一旦最后一批俯冲轰炸机撤出一线，英国航母到“二战”结束时都只搭载战斗机和鱼雷轰炸机！[8]ZG-76第1大队以不超过30架的Bf-110C，在半年前的“赫尔戈兰湾空战”中改变了对手轰炸机部队的作战方式，现在又在特隆赫姆空战中对英国海军航空兵的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可能是伦特和戈洛布等驱逐机飞行员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吧！

1940年6月底时，ZG-76第1大队又集中在斯塔万格，继续阻击英军偶一为之的空袭。7月9日晨，ZG-76第1大队与JG-77第2大队携手击落了12架来袭轰炸机中的一半，当日下午，戈洛布在北海上空拦截了一艘“桑德兰”（Sunderland）反潜巡逻机，他一直追逐到距设德兰只有一半路程时才将之击落。更晚些时候，在朔布（Herbert Schob）上士协助下，戈洛布又击坠了一架“赫德森”（Hudson）轰炸机。根据德军当时界定王牌飞行员的标准，取得5胜的戈洛布已可算作王牌了，他也因之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

就在戈洛布取得第5胜的次日，不列颠空战的大幕拉开了。7月10日至8月11日期间被称为空战的第一阶段，德方的主要目的是封锁英吉利海峡航道，驻挪威的ZG-76第1大队并未参战，但ZG-76第2和第3大队与其他驱逐机联队均出现在英吉利海峡和英国南部的上空。8月13日，空战进入了以摧毁英军机场和雷达站、彻底夺取制空权为目标的第二阶段，虽然参战的各驱逐机联队在号称“鹰日”（Adlertag）的当天摧毁了30余架英军，但自身也损失了13架Bf-110战斗机。戈林非常不满，但更不愿接受现实——他一向看好被自己称作“铁甲军”的Bf-110，对其执行远程护航任务时暴露出的重大缺陷（如速度不足、灵活性明显逊于英军“喷火”和“飓风”战斗机等）一概视而不见。8月15日是空战最激烈的一日，德军出动了彼时为止数量最多的战机，除重点进攻英格兰南部外，驻挪威和丹麦的第5航空队也向英格兰东北部发动了进攻——德军误以为英军战斗机部队已全部投入到英格兰南部，因而第5航空队指挥官施通普夫（Hans-Jürgen Stumpff）上将命令ZG-76第1大队的21架Bf-110D战斗机护送KG-26的He-111轰炸机编队，飞越北海后进攻理应毫无防范的英格兰东北部，重点是约克郡（Yorkshire）与纽卡斯尔（Newcastle）等地的重要目标。另外，50架没有战斗机护航的Ju-88轰炸机也将进攻大德里菲尔德（Great Driffield）的英军基地。当日空战结束时，全日出击高达2000架次的德军损失了近90架各型战机，其中驱逐机部队就损失了几乎整整一个大队，近30架Bf-110被击落或破损得无法修复。[9]第5航空队的战机编队遭到了英军“飓风”和“喷火”战斗机的顽强阻击，有16架轰炸机被击毁，ZG-76第1大队也损失了7架Bf-110，大队长雷斯特迈尔上尉也随着座机一起葬身茫茫大海。这一天虽非不列颠空战中德军损失最高的一日，但确是驱逐机部队损伤最惨的黑暗一天。戈洛布中尉声称在空战中击坠了一架战斗机，但他的炮手身负重伤，战机损伤严重，他也是在用尽浑身解数后才勉强开回了挪威海岸。不过，戈洛布的战果并未得到确认，当天他与其他4名飞行员声称击坠了9架英机，但对手实际损失仅为一架，而且还是在紧急着陆时摔毁的一架“喷火”战斗机！[10]

8月15日之后，虽然德国空军仍在攻击英国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等目标，但第5航空队再无足够的胆量和实力跨越北海作战。9月初，ZG-76第1大队奉命撤回到本土的德伦（Deelen），并将在这里改建为第1夜间战斗机联队第2大队（II./NJG1），这个夜战联队的联队长就是官运亨通的法尔克少校。戈洛布和伦特等都将在接受夜战飞行训练后成为夜间战斗机飞行员，但戈洛布另有想法——他早就对驾驶笨重的驱逐机，不能随心所欲地做出各种动作感到厌烦。他早年曾因花哨的空中特技享有盛名，Bf-110这种5吨重的大家伙显然不能满足他对轻巧灵活、火力凶猛的战斗机的兴趣，尤其是这种战机与“喷火”和“飓风”等对垒时还明显居于下风。他迫切地想调到真正的战斗机单位，而且愿望很快得到了满足。1940年9月7日，戈洛布如愿调往驻英吉利海峡沿岸的JG-3联队，伦特中尉虽对离开驱逐机单位恋恋不舍，但还是服从命令加入了夜间战斗机部队。从此，这两位曾经的战友走上了轨迹不同，但在空战史上同样彪炳的道路。

相对于英军的“喷火”和“飓风”等战斗机而言，JG-3以及其他海峡前线联队装备的Bf-109E型战斗机在爬升能力和速度方面略占上风。尽管英军还在继续沿用以前的密集编队战术，但其飞行员的技能和勇敢精神还是令德军头疼不已，再加上在雷达技术方面领先所有国家，德国空军在大不列颠空战中并未占到便宜，反而遭受了惨重损失。有资料表明，1940年7月初至9月末，德方损失了1636架各型战机，其中1184架毁于空战，而这些数字代表的是47%的单引擎战斗机、66%的双引擎战斗机、45%的轰炸机连同飞行员都已化为乌有。[11]戈洛布在10月12日被任命为JG-3第2大队第4中队中队长，虽参加了规模锐减的收尾战事，但并未收获任何战果，而且直到次年5月才收获了个人第6胜。虽然长时间颗粒无收，但戈洛布还是展示出了自己作为技术专家的一些特质。如果说莫尔德斯是王牌飞行员中最出色的战术专家，那么日后的戈洛布就是这些人中最优秀的技术专家之一。军史家弗拉施卡曾描述过戈洛布如何执著地钻研Bf-109E的机炮系统为什么一直发生原因不明的意外：

“为什么飞行员会做出大角度俯冲直至坠毁？为什么机炮系统经常没有缘由的失灵？戈洛布自己的机炮也出现过故障。他认定这种情形一般只出现在高空，在低空或地面上却没有事。为搞清故障原因，有一天戈洛布驾机爬升到11000米高空，而后一直等到飞机完全冷却下来，机炮果然出现了无法击发的现象。然后他机首朝下开始俯冲，不到60秒后他的飞机滑行着停在机师们跟前。机身上覆盖了一层白霜，因为此时的机身温度仍是万米高空中常见的摄氏零下30 ~ 40度的低温。令人惊讶的是，‘黑人’（德军飞行员们常以此称呼地勤）们随后发现了一种显然不可能是润滑油的粗糙绿色粉末，结果机炮失灵的谜底揭开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有些飞机的坠毁呢？戈洛布怀疑Bf-109E战机的配平装置一定与不明坠毁有关系，很快他的猜测得到了证实。上级们对这位自信而又执着地收集情况的年轻中尉特别留意，随后还写了一份报告递交上去。结果，戈洛布被临时调到了雷希林空军试飞基地。”[12]

雷希林试飞中心是德国最重要的飞机研发与试验基地之一，戈洛布注定与之有缘，以后人们还将在这里时常看见他的身影。虽一直在基层作战单位服务，但他这时无疑已在技术方面展示出才华，并引起了上级的注意。

随着不列颠空战渐趋尾声，德国空军未能实现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目的，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也被束之高阁。战场相对冷清之际，JG-3一度奉命前去接受新型的Bf-109F战斗机的训练，同时飞行员们也得到了一段久违的休息机会。JG-3于1941年5月再度返回海峡前线，戈洛布在5月7日击落了一架“喷火”战斗机，取得了第6次胜利。此时的他在空军中完全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飞行员，除爱好钻研技术问题外，即便在JG-3也算不上出类拔萃，但这一切都将随着苏德战争的开始而发生戏剧性变化——仅仅14个月后，戈洛布就一跃成为世界上战绩最高的飞行员，并且获得了第3枚钻石骑士勋章。

克里木上空的死神：
150胜第一人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日清晨，戈洛布击落了一架伊-16战斗机，三天后又在10分钟内解决了2架DB-3轰炸机，似乎一切都预示着他将在全新的战场上有着新的开始。6月26日，JG-3第2大队大队长凯勒（Lothar Keller）上尉与己方的一架侦察机相撞后丧生，戈洛布次日被任命为继任大队长，同时晋升为上尉。连串的好运只是戈洛布更大成功的序曲，7月2日一天内他击坠了3架敌机，7月全月里更是击落了9架战机，与他此前近两年的总战绩持平。

从8月份起，戈洛布战绩提升的速度更加迅猛，8月21日他猎获了5架苏军战机，到31日时总战绩已飙升至36胜。9月14日，在一架伊-153战机燃起的熊熊烈焰中戈洛布的战绩上升到42次击坠，由于这一突出战绩以及他对JG-3第2大队的出色领导，戈洛布上尉在9月18日获颁骑士勋章。10月是他收获更大的一个月，他取得了37次空战胜利，其中包括10月18日击落9架敌机的惊人纪录。10月24日，戈洛布的联队长吕措少校在莫斯科附近击坠了3架苏军战机后，成为继莫尔德斯之后第2个突破空战100胜的飞行员。[13]同一天，戈洛布在击落了一架伊-153战机后将总战绩提升到85胜——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战绩，4个月前他只有6胜，一百多天里竟有80架敌机被他斩落马下！不过，戈洛布的击坠记录暂时放缓了攀升的步伐，因为JG-3很快奉命返回德国进行休整和重新装备。10月26日，戈洛布被召至元首大本营，希特勒亲自向他颁发了第38枚橡叶骑士勋章。

戈洛布获得橡叶骑士勋章后不久，意外得知自己需将第2大队指挥权移交给克拉尔（Karl-Heinz Krahl）上尉，之后去雷希林试飞中心报到。11月20日，戈洛布来到雷希林试飞中心，工作尚未展开就传来了战斗机部队总监莫尔德斯上校丧生的消息。虽然戈洛布与莫尔德斯之间并无渊源或交情，但他与许多飞行员一样都十分景仰和尊敬后者，他也来到柏林郊区的伤残军人公墓里向这位年轻领袖致以最后的敬意。戈洛布对于被调往试飞中心虽然颇不情愿，但还是尽职尽责，并很快展现出他在战斗机相关技术问题上的过人才华——他以前驾驶Bf-110时就曾对该款战机提出过改进意见，在海峡前线又对Bf-109的某些技术缺陷进行过深入研究，现在他又对Bf-109 F4和Fw-190 A2两款战斗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他在提交的报告中承认Fw-190战斗机有自己独到的优点，但反对在实战中使用此型战机，因为他觉得这类战机的过度发展会导致战斗机从气冷发动机时代倒退回液冷发动机时代。当然这些都是他的个人见解，德军也有不少王牌飞行员——最著名的就是第8位钻石骑士诺沃特尼（Walter Nowotny）——驾驶着Fw-190战斗机取得过惊人的成功。在当时，戈洛布的见解与高层的认识并不吻合，因而他的分析报告一直被束之高阁，根本未被送达空军总部或戈林的案头。

摄于1940年9月的法国，JG-3联队长吕措少校（左）与第3大队大队长巴尔塔扎上尉。他们身后的战机是吕措的Bf-109E，尾翼方向舵上的击坠标志显示出他已获得38胜。当时戈洛布刚刚加入JG-3，战绩只有区区5胜，但是到了1941年10月24日吕措突破100胜大关时，戈洛布的战绩令人难以置信地提高到了85胜。

1941年10月26日，戈洛布从希特勒手中接过了第38枚橡叶骑士勋章。

摄于1941年8月，戈洛布上尉的Bf-109F4战斗机（编号10253），方向舵上绘有33次击坠的标志，其中前6次是在波兰、北欧和英吉利海峡空战中获得的。

橡叶骑士勋章得主戈洛布返回莫斯科前线，不过随着被调往雷希林试飞中心，他的前线作战经历很快就要告一段落了。

JG-3第2大队大队长戈洛布上尉（右一）正在地勤帮助下整理行头和准备升空作战，背景中的战斗机是他的Bf-109F4。

橡叶骑士勋章得主戈洛布获勋之后的照片，此时的他已成为一名精英级飞行员。

佩戴橡叶骑士勋章的戈洛布上尉，显然，此图是经过了修饰的。

摄于1941年11月22日，首位钻石骑士莫尔德斯上校因飞机失事丧生，纳粹政府为他举办了国葬，加兰德（图中前排右一）等人担任仪仗队员，还有许多高级将领和王牌飞行员赶来为之送行，其中就包括图中最后排站在摄像机前的戈洛布（左边身着皮大衣者）和特劳特洛夫特（右边的高个子）。

戈洛布在雷希林试飞中心的任期只有半年，他一再要求调回前线单位，此时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超过了他的总战绩或已突破100胜大关。戈洛布几年来的表现和战绩显然给空军主管部门留下了“可堪重用”的深刻印象，为帮助他了解联队长级指挥官的任务和职责范围，高层先将他派往东线的JG-54的联队部工作，希望他在联队长特劳特洛夫特少校帮助下尽快掌握管理联队的经验和技能。据说，戈洛布在JG-54期间还曾击坠过3架苏军战机，但均未获得确认。[14]1942年5月16日，在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举荐下，戈洛布被正式任命为JG-77联队长。此时的戈洛布像许多人一样景仰传奇人物加兰德，而后者对他的战斗精神、勇敢和指挥才能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JG-77是一支精锐的战斗机联队，戈洛布之前的联队长是老资格的飞行员汉德里克（Gotthard Handrick）中校（改任驻挪威的JG-5联队长）。汉德里克曾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获得现代五项金牌，在“秃鹫军团”时期即为加兰德和莫尔德斯的上级，在苏德战争的头半年，他所领导的JG-77就击毁了1166架敌机，到1942年5月19日时，全联队的总战绩更是高达2011次击坠。戈洛布来到黑海和克里木战场就任联队长时，以91次击坠获得双剑骑士勋章的贝尔上尉，也刚刚在5天前成为JG-77第1大队的大队长，之前他是莫斯科前线的JG-51第4大队大队长。当他们先后到来时，克里木空战的第一个高潮刚刚过去——5月初时，里希特霍芬的第8航空军集中了庞大的空中力量，包括KG-51、KG-55、KG-76和KG-100等4个轰炸机联队的轰炸机，KG-26第2大队的鱼雷机，StG-77联队的俯冲轰炸机，JG-3第1大队、JG-52第2和第3大队、JG-77第1和第2大队等单位的战斗机，以及第1对地攻击联队的对地攻击机等，这些战机在支援曼施坦因第11集团军的地面攻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5月8日当天，第8航空军的战机在狭窄的刻赤半岛南部就出击21000架次，无数的炸弹摧毁了苏军第49集团军的防线和官兵们的抵抗意志，空战中德军飞行员声称击落了99架敌机，其中最成功的就是日后的第5位钻石骑士格拉夫——当时他还是JG-52第9中队中队长，5月8日一天内他收获了7次胜利，几天后将个人战绩提升到90胜，而他的第9中队在5月12日被调离前，竟在两周的空战里击坠了93架敌机、而自身无一损失！就在克里木的地面势如破竹，飞行员们在空中杀得兴起之时，苏军西南方面军5月12日发起了哈尔科夫反击战，其进展一度相当顺利，迫使德军将第8航空军的绝大多数联队紧急北调提供支援。克里木和刻赤-塔曼（Taman）地区只留下了JG-3第3大队和JG-77等少数战斗机单位，而戈洛布和贝尔也在1942年5月下旬至6月末竞争着统治了这片天空，留下了一段乐见者击节叫好、憎恶者斥为恶性竞争的空战传奇。

当成千上万的苏军官兵在刻赤为生存而挣扎时，戈洛布和贝尔打响了德军飞行员间常见的一场“个人战争”。苏军克里木方面军剩下的飞行员虽竭尽全力地支援刻赤周边的地面部队，但他们自身也已到了力量崩溃的边缘，在戈洛布和贝尔这种骁勇的对手面前并无多少生还的机会。5月16日，贝尔击落了2架拉格-3（LaGG-3）战斗机，战绩提升到93胜。刚刚履新的联队长戈洛布也不甘示弱，击落了3架拉格-3后将总战绩提升到89胜。次日，借助猎获的3架R-5轻型轰炸机和1架拉格-3战斗机，戈洛布的战绩也达到了93胜，不过，贝尔当日又斩获了3架米格-3（MiG-3）战斗机，JG-77第2大队的泽茨（Heinrich Setz）上尉也在击坠了2架米格-3后将个人战绩提升到72胜。于是，戈洛布把身边的战争放在一边，开始一心一意地与贝尔竞争起来。德军战斗机飞行员们常用的战术是从高空向低空飞行的敌机编队发起俯冲攻击，而后利用战机的性能优势迅速爬升，要么撤出战斗，要么准备再度进攻。戈洛布的方式有所不同，他更喜欢从低空溜上来，目的是先确保不会有敌机从下方的视域死角里发起偷袭。JG-77有一名飞行员曾就戈洛布及其僚机飞行员使用的这种战术匿名发表评论说：

“戈洛布和他的僚机飞行员一起从刻赤升空作战。他们先在苏军战机编队下方很低的高度躲着，然后进行螺旋爬升，并时刻小心保持着居于敌机编队下方的位置。在一直以为平安无事的苏军飞行员察觉到任何不测之前，编队尾部的两架战机均已被击坠，而这两个德国人此时早已溜之大吉了。”[15]

其实，戈洛布在1941年夏秋之际已经在使用这一战术，那时，德军飞行员有一个难缠的对手——被称为“黑死神”的伊尔-2对地攻击机。这种战机具有装甲坚固、火力凶猛等特点，即便飞机的尾翼被打掉了都还能继续飞行。戈洛布在与伊尔-2交手时往往耐心地等到对手飞得过高，从而露出机身下的散热器这一死穴时才从下方发动突袭，经常能一举打爆对手的油箱。他的这个战术在对付伊尔-2这种劲敌时颇为有效，对付一些老旧型号的苏军战机时更是立竿见影。

到5月18日，克里木的地面战事已集中在刻赤半岛的东北角及刻赤城本身，所有可以出动的苏军战机，包括用于夜战的R-5和R-Z等轻型轰炸机，都被绝望的克里木方面军派去阻止步步紧逼的德军。这些老旧的战机当然为戈洛布和贝尔等提供了迅速突破百胜的机会。18日当天，戈洛布击落了3架R-5后战绩上升到96胜，但他还是没能超过贝尔——后者当日在塔曼斯卡娅上空与12架苏军战斗机遭遇，击坠了其中2架后取得了第98胜，距100次击坠大关只有咫尺之遥了。19日，戈洛布和贝尔再次升空作战，前者猎获了3架R-5，后者凭借击落1架R-5轻型轰炸机和4架伊-16战斗机的战果，成为德军第9个突破100次击坠的飞行员。有后人对此曾评论说：“……戈洛布与绝大多数竞争意识很强的顶尖王牌不同，他允许贝尔超越自己，也乐见后者作为第9个突破百胜的飞行员被载入空军史册。”[16]戈洛布非常欣慰地看到JG-77到当日已取得了2000次以上的击坠胜利，他在日记中曾写道：“……我控制着自己，不太想把前几次胜利中的4次报告上去。我不想这么快就破百，因为我很担心一旦破百上级就会下达禁战令。”[16]戈洛布或许真有瞒报战果、以免被过早禁飞的想法，但当国防军战报在表扬JG-77获得了2011次胜利前，还专门提及贝尔的第99至第103次胜利时，他并未过分“压抑自己”，也不想让贝尔独领风骚，次日，他在高加索海岸击落了1架DB-3轰炸机和1架拉格-3战斗机，总战绩达到101胜，成为第10位超越“世纪门槛”的飞行员。[17]

5月20日，刻赤终于落入德军之手，戈洛布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看起来刻赤战事已经结束了，第11集团军正为攻打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进行重组。”22日，戈洛布被南方战场战斗机部队指挥官维尔德（Wolfgang von Wild）上校找去，协商如何为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攻坚战提供空中支援。整个刻赤战役期间，苏军有16万余官兵阵亡或被俘，还损失了417架各种战机。德国空军的损失虽然相对较少，但不间断的逐日出击和残酷空战也使大多数飞行员身心俱疲，戈洛布曾在日记中留下过这样一段话：“飞行员们的情况看起来很糟，部分原因是空战中的损失和伤亡，另外还必须把某些飞行员从前线替换下来。并非人人都能承受如此巨大的身心压力。最合理也最人道的做法是把那些无法继续忍受的飞行员从前线替换下来，以免他们把情绪传染给他人，或者干脆被对手击杀。”[18]戈洛布与竞争对手贝尔似乎也都累了——5月21日至6月5日的两周里两人都没有任何战果。

戈洛布和贝尔都是超级王牌，两人在空战中表现出的勇敢和高超技能是相似的，但他们的性格大相径庭。贝尔以自由散漫、不守纪律著称，曾数次以觉得没劲或没有愿望为由拒绝出战，这在德国空军当然是罕见的。贝尔曾是莫尔德斯最看重的年轻飞行员，也与加兰德的私人关系甚笃。戈洛布完全是另外一种个性，被同僚称为纳粹追随者的他是一个严守纪律，某种程度上还有着老派普鲁士军人作风的军官。个性迥异的他们如果长期共事，冲突肯定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考虑到后来戈洛布与加兰德势同水火的紧张关系，很难想象戈洛布能与敢于挑战权威的贝尔和平共处。幸运的是，数周后贝尔带走了JG-77第1大队，奉命开赴西西里岛准备参加马耳他作战。到1945年年初时，戈洛布上校已接替加兰德出任战斗机部队总监，而贝尔中校却由于不拘小节和桀骜不驯，被贬到一支喷气式战斗机补充训练大队担任主官，负责将有经验的Bf-109和Fw-190飞行员训练成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贝尔本人是德军最优秀的喷气式战斗机飞行员之一，他对Me-262这种战机的掌控和驾驶技能在同时代人中鲜有能匹敌者，而他也竭尽全力地帮助所训练的飞行员完全掌握Me-262的特性。1945年3月27日，戈洛布曾到贝尔所部视察，双方先是细谈了一些技战术问题，然后贝尔不经意地告诉老上司说“明后天将把大队移交给继任者”。戈洛布闻言一惊，盯着贝尔问道：“为什么要走，贝尔？我们大家都很满意你的工作。”贝尔则冷静地回答道：“有一个人不满意，那就是我。在我本人没有亲自到过某个战场前，我绝不会把我的飞行员送过去。”[19]戈洛布当时爽快地答应了贝尔的要求，这才使后者有可能在帝国行将崩溃的前夜成为最成功的Me-262飞行员。贝尔早在1942年2月16日战绩达到90胜时就被授予双剑骑士勋章，此后3年多里他先后作战1000余次，个人战绩薄上又增加了130次击坠，没有任何德军飞行员像他那样，在西线、东线、地中海、北非和本土防空战中都取得过显赫战绩，却等待了3年之久未能获得钻石骑士勋章。也许，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的个性和抗命作风开罪了空军高层，尤其是大老板戈林。

总战绩达220胜（其中16胜为驾驶Me-262时所获）的王牌飞行员贝尔少校，摄于1943年初的北非突尼斯。1942年5月中下旬，时任JG-77第1大队大队长的贝尔上尉与联队长戈洛布在克里木和刻赤半岛上空展开了一场竞相“破百”的“个人战争”，两人在一周的较量中分别成为第9和第10位“破百”的飞行员。自由散漫的贝尔与严守纪律的戈洛布个性截然相反，如果不是贝尔在1942年6月底率JG-77第1大队转赴西西里岛，他们两人可能很难和平相处。

1942年6月21日，戈洛布的战绩提升到107胜，他获得了晋升为少校、获颁第13枚双剑骑士勋章的奖赏。图中的戈洛布坐在自己的Bf-109 F4战斗机上，骄傲地展示着方向舵上的107胜标志。

佩戴双剑骑士勋章的戈洛布少校回到克里木战场的JG-77联队，更残酷、收获也更多的空战正等待着他。

1942年6月28日，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向王牌飞行员们颁发勋章。图中最左边的就是戈洛布少校，可惜的是他的面部被完全遮挡，但可以看见其左臂佩戴的“纳尔维克战役纪念臂章”；左二是获双剑骑士勋章的JG-54飞行员奥斯特曼（Max-Hellmuth Ostermann）中尉，他是第6位超越百胜的飞行员；左三是戈洛布的老战友伦特上尉，当时他以34次夜战胜利和7次昼间战果获得橡叶骑士勋章；左四为戈洛布联队的泽茨中尉，他以76胜获颁橡叶骑士勋章；右一为戈洛布的另一下属、第3中队中队长盖斯哈特（Friedrich Geisshardt）中尉，他以79次击坠获得橡叶骑士勋章。

贝尔大队在离开克里木战场前，还得继续支援第11集团军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攻坚战。6月1日，里希特霍芬第8航空军再次在狭窄的地域里集中了约600架战机的庞大兵力，试图在地面进攻展开前摧毁要塞的坚固防御工事、切断补给通路和瓦解守军的抵抗意志。2日晨，1300余门各口径火炮（包括800毫米口径的“朵拉”巨炮）向要塞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猛轰，天空中成群结队的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也纷纷掷下重达1000磅的炸弹。戈洛布联队的前沿机场位于一处能观察到苏军战机起飞的地方，他在指挥所里目睹了两架战机刚一升空就被他的飞行员击落的全过程。由于交战地域相当狭窄，双方的王牌们几乎天天都在同一片天空激战，也都不敢轻视对手的能力和意志力。戈洛布手下的第4中队中队长泽茨中尉曾称“与最有经验的苏军战斗机飞行员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的交战极其艰难”，而苏军第6近卫战斗机航空团（GIAP）第1中队中队长阿夫德耶夫（Mikhail Avdeyev）上尉，也曾在战后回忆录中用一整章的篇幅回顾一位战机上喷涂着黑色“Z”字母的德军飞行员，他写道：“……这个‘Z’每天都露面，他背后总有其他战斗机保护。通常他都很会仔细地挑选自己的牺牲品，只有极少情况下才空手而归。我不止一次地想追逐这个法西斯恶棍，但这实在是至为困难的任务……显然他是个卓越的飞行员，绝对来自于里希特霍芬的小圈子，或许就是里希特霍芬本人……他是个很棒的对手，绝对让我们都头疼不已。”[20]这个被称为“Z”的人当然不是没过太久就晋升为元帅的里希特霍芬，据信他很可能是戈洛布手下的第5中队中队长哈克尔（Anton Hackl）中尉——6月3日，哈克尔就在阿夫德耶夫面前干脆利索，或者说令人瞠目地击落了苏军第18对地攻击机航空团（ShAP）的一架伊尔-2战机，要塞攻坚战期间哈克尔更是斩获了11架战机，甚至还超过了贝尔的10架击坠记录。

6月2日至6日间，出击总数达3000架次的德国空军向要塞投掷了2264吨爆炸物和23800颗燃烧弹，不过，虽然爆炸声此起彼伏、冲天大火彻夜不息，但当曼施坦因麾下的第54军和第30军7日晨分别从北面和东面发动攻势时，却意外地遭到苏军对地攻击机和战斗机的阻击拦截。戈洛布在当日夜间写道：“我的飞行员们取得了9次胜利，但也失踪了军官和军士各一人。俄国人的作战虽然绝望但很有技巧。我击落了一架拉格-3，它一头栽到塞瓦斯托波尔第4机场的地面上爆炸了。但我也差一点被击落，由于散热器被打坏，我几乎都无法飞回来。”[21]尽管苏军飞行员像他们地面上的兄弟们一样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而且在空中也一样富有经验和技巧，但在对手完全统治的天空中他们根本无力招架，自身的力量反而在大幅减弱。8日，JG-77击落了12架战机，第6近卫战斗机航空团的阿列克谢耶夫（Konstantin Alekseyev）上尉阵亡——他是黑海舰队所有飞行员中当时排名第一的王牌，拥有11架个人战果和6架合作击坠。戈洛布9日又击落了一架伊-153，不过他的Bf-109 F4战斗机也被击中，紧急着陆时一只轮胎甚至都在燃烧。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自身和补给要塞的航道一直都在遭受德军的无情轰炸，苏军为加强空中保护能力也增援了相当数量的战机，但多数飞行员都是经验匮乏的新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要塞上空仅仅露了一面就永远消失了。戈洛布在6月12日夜写道：“平均每日出击700次，投下约600吨炸弹。我们空军作战单位的损失之前已开始下降，现在更是非常有限。”就在戈洛布认为苏军战斗机部队的力量可能已近枯竭之时，对手又开始以新的战术对付每天蜂拥而至的德军轰炸机编队：苏军飞行员们以最快的速度起飞，然后沿低空飞到黑海上方，直到要塞的轮廓渐趋模糊时再往高空爬升，而后回过头来朝德军轰炸机编队进行俯冲射击。戈洛布在14日的日记中曾言及“颇有实力的伊尔-2编队当日进行了3次攻击”，而他手下的泽茨在日记中更是感叹“这些家伙真有血性和胆量，每天他们都目睹着战友拖着浓烟丧命，可次日他们还是以同样的热情再次鏖战蓝天”。[22]在14日的空战中，第6近卫战斗机航空团的阿夫德耶夫上尉误以为自己成功击落了那个可恶的“Z”，因为他此后再也没见过这个飞行员，殊不知，哈克尔这个最可能的“Z”当晚从戈洛布手中接过骑士勋章后，兴高采烈地回国休假去了。

6月18日，苏军8架伊尔-2对地歼击机和若干护航战斗机在起飞时遭到了JG-77约20架Bf-109的攻击，戈洛布本人几分钟内击坠了一架伊尔-2和一架拉格-3，联队其他人也取得了4次击坠。次日，向前推进的德军地面部队已能对苏军机场进行密集的炮火轰炸，这几乎瘫痪了苏军所有的空中活动，泽茨中尉和他的四机编队甚至需要整整12小时才在空中寻觅到一个猎物。21日，戈洛布又击落了2架拉格-3，个人战绩提升到107胜，贝尔当日也击落了2架伊-16，总战绩达到112次击坠。6月23日，戈洛布惊喜地获知自己已成为第13位双剑骑士勋章得主，同时被晋升为少校。不过，这时的戈洛布和贝尔似乎都没有了继续竞争下去的兴趣和条件——随着德军针对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夏季攻势即将发起，第8航空军的一些大队和联队奉命于23日北调，戈洛布手下的第2大队也是其中之一，该部将在沃洛涅日战场为第6集团军左翼提供支援。几天后的27日，贝尔也准备率领JG-77第1大队开赴西西里岛，参加铲除马耳他岛英国海军和空军基地的作战。到6月底和7月初时，戈洛布联队就只剩第3大队尚在塞瓦斯托波尔，不过这可能也已无关紧要了——6月24日，与JG-77对垒多时的苏军第6近卫战斗机航空团在进行了最后一次空战后，幸存的飞行员们奉命撤离了，28日时苏军防线开始崩塌，三日后，纳粹的万字旗终于飘扬在几成废墟的要塞最高点了。

6月28日，戈洛布在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从希特勒手中接过了双剑骑士勋章，ZG-76时期的老战友伦特上尉也在同一仪式上领受了橡叶骑士勋章。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功臣曼施坦因虽未能在骑士勋章上再添橡叶勋饰，但被晋为陆军元帅。戈洛布在本土盘桓了几日后回到了南方战场，准备率领他那仅剩一个大队的联队投入日前开始的夏季攻势。7月22日，JG-52联队长伊勒费尔德少校驾驶的侦察机遭到苏军战斗机攻击，这位第9位双剑骑士勋章得主身负重伤、无法理事——其实他也是一个月前刚从JG-77第1大队大队长任上升为JG-52联队长的，他的前任贝克（Friedrich Beckh）中校主持JG-52仅3周就在哈尔科夫以东失踪了。7月25日，戈洛布出任JG-52代理联队长，同时还主持JG-77的工作。JG-52是一支名头更响的东线王牌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施泰因霍夫、第4中队中队长巴克霍恩、第9中队中队长格拉夫等个个都是响当当的王牌，其中的格拉夫更是第7个超越100胜大关的飞行员。当然，JG-52还有一位不应被遗漏的王牌，即刚刚伤愈归队的第8中队中队长拉尔中尉——到10月30日时，他已把自己在1941年11月28日受伤离队时的36胜总战绩提高到了整整101胜！

戈洛布初到JG-52时全联队都集中部署在顿河边上的罗斯托夫（Rostov），但不久后3个大队就开始分散开来：第2和第3大队跟随和支援向高加索进军的A集团军群，第1大队则承担起四处灭火的“消防队”角色。即便第2和第3大队同在高加索战场，但此间地域的辽阔性和地面部队进军的分散性，注定了两个大队的驻地相距甚远，甚至有些中队之间也间隔着上百公里。到8月中下旬，JG-52第2大队负责支援第17集团军向迈科普（Maikop）油田的推进，第3大队支援正向里海海滨产油区推进的第1装甲集团军，而第1大队此时却被配属给JG-51，正在莫斯科西面的尔热夫（Rzhev，或作“勒热夫”）支援中央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23]戈洛布多数时间里都随第3大队行动，在1942年8月的炎炎夏日里，他与下属的格拉夫又展开了150胜“争先战”。在7月最后几日取得了3次胜利后，戈洛布从8月4日拉开了一个月狂取40胜的序幕。6日，戈洛布击坠了5架敌机，以115胜暂时领先格拉夫的113胜；16日又是5次击坠，与格拉夫的战绩对比是125对122; 25日，格拉夫取得了第137次胜利，而戈洛布又将战绩提高到143胜；8月29日，戈洛布在击落了3架拉格-3战斗机和1架Pe-2俯冲轰炸机后，成为世界上第1个取得空战150胜的飞行员。格拉夫则在次日收获了第140胜，但他决心不让联队长的记录保持太久，一周后的9月5日，他的战绩就达到151胜，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9月尚未走完时，这位杀红了眼的东线死神就已征服了200胜的新高度。8月一个月里戈洛布取得了40胜，这本身已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因为它比交战各国的很多优秀飞行员在整个战争期间的战绩都高，而格拉夫在9月里更是创下了单月击坠敌机62架的世界纪录！

在戈洛布拖着疲倦的身体摘取一次次空战胜利的同时，德军地面部队占领了捷列克（Terek）河岸的重镇莫兹多克（Mozdok），这里距格罗兹尼（Grozny）油田仅有120公里，同时也是“二战”期间德军在苏联境内所能抵达的最远点。此前两日还发生了一段颇有趣味的插曲：8月25日下午，第8中队中队长拉尔在捷列克河北岸的索尔达茨卡亚（Soldatskaya）基地附近击落了一架苏军战机，飞行员跳伞后落入不远的向日葵地里。拉尔战后曾回忆过俘获这名飞行员的情形：“……我们的人包围了他，而他却向每个人连连开枪，最后他们解除了他的武装并为之包扎了伤口，然后押着他来见我。我当时正坐在车上通过无线电与人交谈。我的一位军士能说流利的俄语，所以我们在一起谈了谈。我递给这个叫安东诺夫的战俘一支烟，他拒绝了。可一旦我把烟点上，他也把烟点上抽起来。我又给了他一些我们存放在油桶里的茶，他又拒绝了，显然他认为我们想毒死他。不过一旦我喝了几口，他也跟着喝了起来。显然他还不信任我。”[24]这位安东诺夫（Yakov Ivanovich Antonov）是苏军第84战斗机航空团（IAP）的少校团长，1940年供职于第25战斗机航空团时曾获得过尊崇的“苏联英雄”称号。按照苏方资料，在当日空战中，安东诺夫率第84战斗机航空团的9架战斗机和8架伊-153一起攻击莫兹多克附近的德军机场，德军则出动了20架Bf-109迎击苏军的17架战机，苏方声称“击落了一架又一架Bf-109，但胜利的快乐被无法弥补的损失所冲淡——德军击落了我方2架战机，其中一架是优秀飞行员、经验丰富的领导者安东诺夫少校的座机。”苏方确信安东诺夫已阵亡，当然并不知道他实际上被俘了。戈洛布也对他进行了讯问，还留下了一张著名照片——照片中的安东诺夫被一群迫切想了解这个“劣等种族”的德军飞行员包围，戈洛布还在翻看安东诺夫的党证之类的身份文件。拉尔战后忆称，安东诺夫与他们一起呆了几天，他们既未锁他，也没有虐待他，反而让他和飞行员们吃同样的东西，还允许他在基地里走动。拉尔称，“正是由于我们违反所有条令的态度，才使他没有逃跑的念头。”不过，当拉尔把安东诺夫送上运送伤病员的Ju-52运输机后，后者在抵达后方的某个德军医院后伺机逃跑了。战后担任过西德空军总监的拉尔在垂暮之年时曾说自己“从苏联官方渠道获知安东诺夫幸存于战争”。

1942年7月22日，JG-52联队长伊勒费尔德身受重伤，戈洛布三日后被派去兼任代理联队长，他的第108至第150胜都是在JG-52取得的。本图摄于1941年7月的罗马尼亚雅西地区，图中的伊勒费尔德时任JG-77第1大队上尉大队长，方向舵上的击坠标志显示出他已取得了46胜，1942年4月时他成为第5位破百的德军飞行员。

摄于1942年夏的高加索，戈洛布少校正在基地里与下属交谈。

摄于1942年夏的高加索，JG-52代理联队长戈洛布正在检查机身上的弹痕。

戈洛布在对付苏军伊尔-2对地攻击机方面颇有心得，火力猛、装甲厚的伊尔-2是“二战”苏军优秀的近距离空中支援战机（或也是最著名的战机），曾给德军地面部队造成重大损失。图为苏军飞行员在一架伊尔-2战机旁边休闲的场景。

1942年8月初的高加索中部地区，被戈洛布击坠的一架伊尔-2对地攻击机，这是他的第114次击坠战果。

摄于1942年7月，被戈洛布击落的一架伊尔-2战机的飞行员跳伞的情景，德军地勤正向他的落地处赶去。

摄于1942年8月末，这是关于戈洛布的最著名的一张照片。图中，戈洛布等人正围在被俘苏军飞行员安东诺夫身边，左二是JG-52第7中队中队长迪克费尔德（Adolf Dickfeld）中尉，低头翻看证件的是戈洛布。JG-52第8中队中队长拉尔中尉曾善待安东诺夫，但他在被送往后方医院后消失。据拉尔战后所言，他从苏联官方渠道获知安东诺夫幸存于战争，但无人知晓他的确切下落。

图为苏军第84战斗机航空团团长安东诺夫。这张图片摄于他被JG-52第3大队俘虏后，他的胸前从左至右佩戴着“苏联英雄”称号获得者的金星勋章、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另一张有关戈洛布的著名照片，JG-77联队长兼JG-52代理联队长戈洛布少校正在撰写日记（或作战报告）。

摄于1942年8月30日，希特勒向戈洛布颁发第3枚钻石骑士勋章的场景。

图为战后曾被拍卖的戈洛布的钻石骑士勋章，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这种勋章的确制作精美、价值连城。

第3位钻石骑士勋章获得者戈洛布。

图为装有戈洛布钻石骑士勋章的礼盒。

摄于1942年9月，戈洛布（戴墨镜者）获得第3枚钻石骑士勋章后返回JG-77联队时受到官兵们的欢迎。

德国出版的《Koralle：娱乐、知识与生活》杂志1942年9月30日刊，当期的封面人物为戈洛布和马尔塞尤。不过，杂志面世的这一天正是马尔塞尤陨落北非大漠的日子。

德国空军官方杂志《战鹰》1942年9月15日以戈洛布为封面人物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位一年前还默默无闻的中尉，此时已火箭般蹿升为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

1942年9月30日，戈洛布将JG-77联队的指挥权移交给明希贝格少校后，调到海峡前线的第3航空队出任战斗机部队作战参谋。图为佩戴双剑骑士勋章（9月9日获颁）的明希贝格在北非战场时的留影，他于1943年3月23日阵亡于突尼斯，最终战绩为135胜。

戈洛布因率先取得150次空战胜利而获得了与莫尔德斯一样的荣誉，其个人声望也达到了顶点。8月30日，希特勒在大本营亲自授予他第3枚钻石骑士勋章，戈洛布对此自然无比自豪——在高手如云的德国空军脱颖而出绝非易事，同时他也对自己从未失去过任何一位僚机而深感骄傲。事实上，与戈洛布搭档的大部分僚机飞行员至少都获得了骑士勋章甚至更高的荣誉。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当前线飞行员获得至高无上的勋章和荣誉之后，等待他们的除了鲜花、美酒、休假和晋升外，还有禁止继续升空作战的命令。莫尔德斯、加兰德及其他人都是这样，戈洛布也不例外。这些人面对禁令时反应各异，斯图卡之王鲁德尔是坚决反对，不惜冒着开罪高层，甚至上军事法庭的风险也要继续作战，连希特勒对他也没有办法。莫尔德斯则是心怀不满但不动声色，明着严格从命，暗地里却进行了不少次的所谓试飞，据信他在禁战令下达后还击坠了大约30架敌机，只不过从未正式计入他的名下。就连贝尔在禁飞后也曾以“空中突然遭遇敌机”为由为自己开脱。戈洛布对禁飞令自然大为不满，以他争强好胜、渴望出人头地的性格，不能继续升空作战，却要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接二连三地将150胜记录踩在脚下，在他而言实在是个很大的折磨。但是，戈洛布毕竟是一个视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为生命的旧式军人，加上对纳粹主义的信奉和热情追随，他停止了一切升空作战也就可以理解了。

德国的报刊和广播自然对新贵戈洛布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毕竟，除了早亡的莫尔德斯和7个月前获勋的加兰德，他是第3个获得最高战功勋章的军人。空军官方杂志《战鹰》（Der Adler）1942年9月15日出版的一期还以他为封面人物进行了专题介绍。顶着光环和桂冠的戈洛布回到高加索战场后，虽然对于格拉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了自己的150胜记录有些失落，但还是高兴地看到第2大队大队长施泰因霍夫因在8月31日突破了百胜而获颁橡叶骑士勋章，更为拉尔在9月3日获颁骑士勋章而感到宽慰，毕竟这才是拉尔回归战场的第一个月。

“只关注纯粹技术问题”：
飞行员中的技术专家

1942年9月30日，戈洛布将JG-77联队的指挥权移交给继任者明希贝格少校后，次日即被正式调往西线，出任第3航空队战斗机部队的作战参谋，负责计划和协调海峡前线战斗机部队的作战事宜。仅仅半个月后，戈洛布接替亨切尔（Karl Hentschel）少校出任第3航空队战斗机部队指挥官。一年后的9月，戈洛布的职务变成了第5航空队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了944年5月，随后被调回战斗机部队总监部。

戈洛布能够先后担任第3和第5航空队战斗机部队的主官，是与加兰德的赏识和提携分不开的。但是，加兰德对他在此期间的表现却表达过相当的不满，曾说“出于纪律和作战方面的原因，戈洛布被解除了第5航空队战斗机部队指挥官的职务”。[25]加兰德直截了当地批评戈洛布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指责他“把个人兴趣仅局限于纯粹的技术问题，忽视了许多更重大的方面，如地面单位的组织、飞行员和地勤的训练、通信系统的必要改进、作战单位的组成等”。[26]加兰德甚至用了很重的词，比如说戈洛布“尽管军阶和职位都很高，但结果证明难以让人信赖”。戈洛布被解职之前曾是加兰德的拥趸之一，在别人看来后者也是他的主要庇护者。但被解职后，戈洛布的心态发生了剧变，与加兰德的关系也急剧恶化，开始试图通过政治途径，以及与某些纳粹要人的关系来谋求晋升，并寻求对加兰德的报复。被解职后，戈洛布被加兰德调回战斗机兵种总监部，负责新型战机Me-262和Me-163投入实战前的准备和计划工作，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已是覆水难收。加兰德曾说：“……我不得不密切地监督戈洛布的工作，检查我的命令是否得到了切实执行。戈洛布很不喜欢这一点。我只得把他调到试验大队去，结果他发誓要向我和我的下属们复仇！”关于戈洛布与加兰德的冲突和矛盾，后文将有详述。

毋庸置疑，在1942年10月至1944年5月期间，被指责为“只关注纯粹技术问题”的戈洛布，在改进战斗机和开发新机型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与心血，其贡献绝非加兰德的指责所能一笔勾销的。战后为加兰德撰写传记的美国空军军官之所以称戈洛布为“‘二战’德国空军波尔克式的人物”，也不是毫无缘由的。

戈洛布就职后曾就Bf-109战斗机在西线战场的适用性问题，向“西线战斗机部队指挥官”和航空队司令部提交过一份直言不讳的报告。他称“Bf-109 G-3至G-6这些型号的战斗机在目前的状况下是该系列战斗机中最糟糕的”。[27]他坦承这些战机不再适合于西线需要，因为盟军战机的性能已远远胜过德军的Fw-190和Bf-109。戈洛布的坦率当然会刺激某些高官的神经，即使这份报告最终辗转送到了帝国空军部，一向自大虚荣、对技术一知半解的帝国元帅恐怕也会把它撕个粉碎。

德国在研制新一代喷气式战斗机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其到位程度实在令人折服，就连加兰德也是到1941年底才第一次得知新式战斗机的研发确有其事。1943年5月，加兰德首次试飞了Me-262的样机，对之赞不绝口，他的那句名言——“开起来就像有天使在推一样”也永远留在了史册中。戈洛布在莱希费尔德基地试飞过Me-262后也是大加称赞，对这款战机的速度和爬升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曾对戈林说：“帝国元帅阁下，只有这种战斗机能带来彻底的变化。我们重夺空中优势就只能靠它了。”战争进行到1943年夏的库尔斯克会战结束时，德军在东线的许多战场出现了大规模败退，本土也开始频遭盟军大规模轰炸。戈林作为空军首脑的地位和信誉受到了严峻挑战，为开脱自己，他把东线败退和本土被炸的原因归咎于战斗机部队，称战斗机飞行员们都是些失去勇气的胆小鬼，而轰炸机部队的领导者也借机落井下石，称正是战斗机部队护航不力才造成了轰炸机的重大损失。所有矛头都指向了战斗机部队，宣传机器更是在普通人心目中营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战斗机部队的失败和怯懦造成了盟军大轰炸，才给民众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兰德和戈洛布采取了一致立场，都把夺回制空权、阻遏盟军轰炸的希望寄托于新一代的喷气式战斗机。

盟国真应该感谢纳粹高层的种种失误——正是这些失误才使Me-262这种无可匹敌的战机的研发被一再拖延，等到Me-262作战单位形成战斗力和投入实战时，第三帝国的大幕已陡然落下。即便如此，Me-262还是在有限的空战中展示了卓越的性能，德军飞行员还是取得过不俗的胜利。加兰德在首次试飞Me-262后，曾建议“立即停止生产Bf-109，单引擎战斗机的生产应仅限于Fw-190，释放的产能应全部投入Me-262”。[28]加兰德的热情推荐感染了米尔希和戈林，但掌握最终裁决权的希特勒让这个提议胎死腹中——他禁止大规模生产Me-262，宣称只有元首本人才能决定新战机的命运，而他还需要时间来考虑，考虑的结果是把Me-262作为战斗-轰炸机使用！1943年12月，希特勒到东普鲁士因斯特堡（Insterburg）观看Me-262作为战斗-轰炸机的试飞时，他最关心的还是这种战机能否携带炸弹，而对希特勒一向顺从的戈林巧妙地说：“理论上讲它有足够的动力携带1000磅的炸弹，甚至可能携带2000磅的大炸弹。”激动的希特勒并未听出弦外之音，转过身来对着众随从慷慨激昂地说道：“多少年来我一直要求空军开发一种能突破敌军战斗机防御的‘高速轰炸机’。我从你们演示的这架战机身上看见了‘闪电轰炸机’的影子，我要把它用在最重要、最薄弱的地段把敌人打回去。不管敌人的空中保护伞如何，这种战机都将把那些制造恐慌、死亡和毁灭的敌军连同他们的大量装备统统消灭。这就是我想要的最后的‘闪电轰炸机’！当然，你们谁都没有想到！”[29]此后，Me-262的命运似乎注定了，充作轰炸机的版本被大量生产和投入实战，而战斗机版只能在试飞基地里飞行。后来这一政策有所松动，但希特勒仍规定Me-262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产量比应控制在20比1。1944年11月，希特勒终于批准全力生产Me-262战斗机，但此刻距离战争的全面结束仅有6个月，一切都于事无补了。

戈洛布对元首的决定自然感到遗憾，不过他仍坚持向戈林建议“至少给Me-262战斗机一个机会”，戈林本人倒是赞同批量生产战斗机版的Me-262，但在希特勒面前他表现出的只有唯命是从。帝国元帅曾这样回答戈洛布：“假如元首知道你要把Me-262当战斗机使用，他会把你扔出去的。”除了抱怨和遗憾，又有谁敢去冒犯元首呢？身处法国北部海峡前线的戈洛布，远离着本土的试飞基地和权力中枢，人微言轻的他又能怎样呢？他只能无奈地夜夜仰望星空，目睹着一批批盟军轰炸机飞过头顶，前去轰炸德国的城镇和工业厂矿。他的无奈和受挫感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开始怀疑元首和高层是否真的了解前线的情况，是否知道那些饱受创伤的飞行员除了自杀式的牺牲外真的是毫无价值。他寻找一切机会希望引起高层注意，但收获的皆为失望。他想身体力行地多击落几架轰炸机，也先后两次请求解除头上的禁飞紧箍咒，但答复均是“禁飞令依然有效”。他只好把注意力转向技术方面，希望能在技术上的些许创新能帮助改变前线飞行员的境遇，因为海峡对岸的对手实在是一块难啃的、现在更难对付的硬骨头。

关于Me-262的生产和使用方式一直存在着争论，当然最终决定权在希特勒的手中。图中三人中，中间的是空军元帅米尔希，他因未能确保修改Me-262被用作战斗-轰炸机而被解除了战机生产总监的职务。右一为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中将，虽做过多次努力，但他在Me-262事务上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这是一张少见的同时出现了加兰德和戈洛布的照片，摄于1944年1月11日。希特勒当日将16名王牌飞行员召集到狼穴大本营，向他们颁发钻石骑士或双剑骑士勋章的授勋证书。图中最左边的是加兰德，他身边被完全遮住的是轰炸机指挥官佩尔茨上校；其他依次为吕措、维尔克、厄绍，右二为戈洛布，右一为伊勒费尔德。

喷气式战机Me-262有两个版本，本图显示的是战斗机版的Me-262A-1a，昵称为“燕子”（Schwalbe）。图中的这架战机属于JG-7，据信是诺沃特尼1944年11月丧生前驾驶的战斗机。

绰号“风暴鸟”（Sturmvogel）的战斗-轰炸机版Me-262A-2a。这款战机携带两枚250公斤炸弹，虽降低了效能，但在有限的作战范围和时间内尚属成功。图中的战机原属第2战斗机试验联队（EJG-2）第3大队，后被移交给第51（战斗）轰炸机联队。

装有戈洛布钻石骑士勋章获勋证书的外盒。

另一款先进的德军战斗机——以火箭为动力的Me-163“彗星”战斗机，这架编号“C1+05”的战机属于第16试飞大队（Ekdo-16），图片摄于1944年8月。

摄于1944年11月在维也纳举行的诺沃特尼国葬葬礼上，面容悲戚的戈洛布上校（右一）手捧着诺沃特尼生前所获的战功勋章。由于加兰德因故未能前来主持葬礼，第4航空队指挥官德斯洛赫（Otto Dessloch）上将主持了祭奠并代表希特勒赠送花环，图中俯身整理花环、未带军帽者即德斯洛赫。

图为“亨舍尔”He-162 A-2战斗机，即所谓的“人民战斗机”。这架装备了2门20毫米机炮的战斗机战后被美国俘获。1945年4月中旬时，JG-1联队第1和第2大队名义上形成了He-162的战斗力，但实际上这款并不成熟的战斗机并无实战经历。

1944年秋，戈洛布到JG-400第1大队视察，图为大队指挥官奥列尼克（Robert Olejnik）上尉正与戈洛布交谈。JG-400是世界第一支使用火箭战斗机的单位，其联队长为原第16试飞大队指挥官施佩特（Wolfgang Spaete）少校，该联队在1944年夏组建，使用Me-163B战斗机，在当年8月的首次实战中击坠了3架美军P-51战斗-轰炸机。

Me-163系列的战斗机主要有A、B和C三种型号，本图显示的是Me-163A（左）和Me-163B战斗机，这两架停放在巴特兹韦申纳恩（Bad Zwischenahn）基地的战机隶属于1943年8月迁至此处的第16试飞大队。

这是一张罕见的照片，1944年夏，第8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258胜的超级王牌诺沃特尼少校在担任Me-262喷气式战斗机大队指挥官前，曾专程造访巴特兹韦申纳恩的第16试飞大队。这位一向注重仪表的少校的穿着比较奇特。几个月后，诺沃特尼随着坠毁的Me-262丧生，戈洛布也在他的国葬仪式上出任护卫队员。

戈洛布与手下的一名工程师一起构想和开发一种雷达搜索装置，飞行员利用它可以在夜间发现敌军轰炸机。在相当原始的条件下，戈洛布与这位工程师制作出一台适于单座战斗机的雷达搜索装置——“海王星J”。戈洛布命令麾下的一个中队装备这种搜索装置，以求能在全天候条件下猎捕盟军轰炸机。法国北部的天空从此不再是盟军战机的安全通道了，装配了“海王星J”的战斗机不断地突袭盟军轰炸机编队，由于这些战斗机借助该装置把向前搜索的范围延伸到6公里，所以它们往往能悄无声息地抵近敌机，偷袭得手后又能迅速地撤离。戈洛布很高兴看到这种装置有着不错的实战效果，空军总部也意识到其实用价值，但有个别权威人物却禁止在海峡前线使用它，原因是担心对手获悉德军的频率后发展出反制措施。没有史料表明这项禁令来自加兰德，但恐怕后者会愈发地觉得，航空队的战斗机兵种指挥官有着更多更重要的职责，而不应把注意力全都放在所谓雕虫小技的技术细节和装置上吧！

1944年4、5月间，由于前述的“纪律和作战方面的原因”，戈洛布被解除了职务，加兰德将其调回战斗机兵种总监部，安排他独立从事Me-262和Me-163新型战机的相关工作，为此还赋予他技战术方面的全责。稍后，戈洛布代表战斗机总监部加入了米尔希倡议成立的“战斗机生产本部”——德国的战斗机生产在这个机构领导下得以重组，生产中心被分散到各地，深藏于地下的工厂和装配中心得到了相应扩大，与施佩尔领导的军备部的协调合作也在高效进行。尽管这时的德国已被炸得体无完肤，但在一系列得力措施的帮助下，坦克和战斗机等重要武器装备的产量不减反增，到1944年9月时战斗机的月产量甚至还达到了高水准的3129架。[30]有后人曾指出，如果不列颠空战结束后德国的战斗机月产量就能达到这个数字，那么世界历史恐将被德国人轻松改写。

到戈洛布主持Me-262的技战术工作时，被寄予无限厚望的这种战机已进入了量产阶段，甚至也开始了实战。尽管催生Me-262的是一个冷血无情、短视善变的邪恶政府，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又经历过无休止的发动机重新开发、机身形状和尺寸的急剧变化，最后投产时又恰逢德国处于人力、物资、工具和油料全面短缺的困难期，但Me-262还是作为所有时代里最经典的设计之“一二战”中最卓越的战机横空出世了。它是骄傲的德国航空工程师们向世界发出的最后挑战，凝结着设计者、建造者、维护者和驾驶者们的心血，或如一位作者战后所言：“……它见证着德国人的智慧和韧性，尽管他们饱受创伤，又有着邪恶的政治体制，他们还是能够创造出一个杰作。Me-262是德国人在工程和勇气方面最佳的爱国体现，它与机身上喷涂的徽章无关，与那个它竭力防卫，但已摇摇欲坠的邪恶事业也不相关。”[31]性能卓越的Me-262虽然能让飞行员们带着骄傲和热情再次飞翔，但它的使用方式已被高层画地为牢，轰炸机部队装备了最多的Me-262，戈洛布这个负责战斗机部队技战术的军官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戈洛布把注意力放在了Me-163“彗星”战斗机的研发和试验上。他亲自试飞了Me-163的A型和B型，测试了两者在两分钟内爬升到万米高空的能力——他是战斗机总监部少校以上军官中唯一仍在坚持试飞的人。Me-163的主要试飞单位——第16试飞大队（Erprobungskommando）自1942年4月成立到1945年2月解散前，一直定期向空军部相关部门、战斗机部队总监部和雷希林试飞中心等提交进展报告，戈洛布负责Me-163的研发后也定期得到这份报告，同时负责协调解决该战机投入实战前出现的一切技术和行政问题。后人对这些报告的发掘和研究表明，戈洛布在1944年6月至9月间经常到第16试飞大队视察和解决问题。如6月5日他与梅塞施密特（Willy Misserschmitt）教授一起现场协商解决试飞大队面临的技术问题；6月10日又与梅塞施密特等人授权容克斯公司生产Me-163所需的零部件，同时指示第16试飞大队和JG-400第1大队从无法修复的Me-163上寻找可用的零部件，以维持试飞的需要；6月12日命令第16试飞大队在雷希林基地向戈林、米尔希及意大利和日本武官演示Me-163，由于该大队的驻地巴特兹韦申纳恩（Bad Zwischenahn）刚遭盟军空袭，没有可供飞行的战机，戈洛布命令从JG-400抽调3架Me-163交给第16试飞大队；8月下旬，戈洛布明确了试飞大队为纯粹研发单位，而非作战训练大队的角色，命令将被误送至此的一批飞行员改送至飞行学校，同时，由于全大队仅剩7架Me-163，富余的地勤人员也被他调至JG-400第1大队；8月底时，他还视察了JG-400第2大队在文罗（Venlo）的新基地，由于这里还是第3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携带V-1飞弹）的驻地，因而也是盟军轰炸的重点，戈洛布特意赶来协调双方关系并考察了地面控制单位；即便在被踢出战斗机总监部后的10月，戈洛布仍在尽力帮助第16试飞大队和JG-400联队解决相关的实际困难。[32]应该说，在Me-163这种战斗机的研发和投入实战过程中，戈洛布起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戈洛布在总监部的日子并不仅仅是充满压力，他与加兰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摊牌的时刻在1944年9月18日到来了，据说加兰德当时找了一个很小的借口，就把戈洛布从总监部踢了出去，命令他立即到试飞单位总部任职。加兰德在战斗机总监部一向说一不二，下属向来只是执行命令，而资历相对较深的戈洛布却憎恶和抵制这种作风。双方的积怨加上不服从命令导致了当日事件的突发，这对戈洛布的自尊和荣誉感无疑是一次致命打击。从此，戈洛布坚定地要报复加兰德，要想尽办法扳倒他并取而代之，甚至于最后不惜以投靠希姆莱来达到个人目的。全力追随纳粹，最后投向希姆莱这个飞行员们最不屑于为伍的邪魔，是戈洛布在飞行员圈子里遭厌弃和轻视的根本原因。

形同水火的戈洛布与加兰德

戈洛布被调往战斗机总监部负责技术工作之前，他与加兰德的关系总体而言还是不错的。加兰德之前相当欣赏他的飞行技艺、勇敢和领导能力，但这些印象随着他在总监部工作的展开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当戈洛布的职权被局限于Me-262和Me-163（以及He-162）等新机型的技术方面时，他肯定对自己的被边缘化产生了不满情绪。两人的个性和作风明显不协调，冲突和矛盾无可避免。其实，冲突的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戈洛布不属于加兰德的圈子，因为他早就被贴上了纳粹忠实信徒的标签，向来视自己为骑士的加兰德及其拥趸们是不屑于同纳粹分子为伍的——据信，戈洛布在自己似乎已被边缘化的时候，可能已经与那些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层军官团”的政治盟友们探讨了“为德国空军和战争大局考虑而取代加兰德的愿望”。[33]

1944年11月7日，戈林将昼间和夜间战斗机部队的所有高级指挥官召集到空军总部开会，整整3个半小时里，他滔滔不绝地指责战斗机飞行员群体——质疑他们的勇气、侮辱他们的荣誉、打击他们的自尊和骄傲，全然不顾他的听众中有些人的出击作战总次数高达1000次以上，有些人在残酷的空战中获得过200次以上的胜利，还有些人脸上带着丑陋的伤疤，或者肢体已变得扭曲残缺。他们都是同批受训的飞行员中最后的幸存者，佩戴着各种高级战功勋章的他们面无表情、眼神空洞地默默承受着。更有甚者，戈林命令将他的辱骂制成录音并传达到每一个中队，命令每个飞行员都必须正襟危坐地听训。这当然极大地伤害了官兵们的感情，所有飞行员都非常沮丧，士气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戈林对此很不满意，又在11月第2周将30名高级指挥官召集到加托（Gatow）的空军战争学院开会。加兰德和戈洛布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戈林在会上声称元首要求重建空军，而他们这些人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实现这一目的，除不得批评元首和他本人外允许畅所欲言。戈林在命令佩尔茨少将主持会议之后就离开了。加兰德根本不相信这种会议能产生任何建设性成果，在他看来只能造成摩擦和彼此刻薄的攻击。

与会者大致可分为四个群体：一是被加兰德称为“戈林幼儿园”的亲信小圈子，包括佩尔茨、德尔门辛恩（Kraft von Delmensingen）上校、施托普（Walter Storp）中校等；二是战斗机部队的代表，包括加兰德、吕措上校、特劳特洛夫特上校、施特赖布（Werner Streib）上校及马尔灿上校等；其三是轰炸机部队的代表鲍姆巴赫中校、哈林豪森（Martin Harlinghausen）中将、舒伯特（Hans Schubert）等人；第四个群体是一些对“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层军官团”忠心耿耿的人，这些军官在军中充当纳粹代表，负有向军队灌输纳粹信条的责任，他们的出现自然为会议注入了政治色彩。不过，第四个群体中的军官相较于加兰德那个群体要逊色得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戈洛布。加兰德相当了解戈洛布个人品行和专业上的缺陷，但未曾料到后者选择了一条借助政治的升迁之道，他没想到的还有更多。

轰炸机部队的代表提出了以战略轰炸切断对手军工生产和原材料来源的构想，但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他们的建议无疑显得荒唐无比——即便德军拥有足够的远程轰炸机，他们也忘记了对手现已拥有无法逆转的空中优势。战斗机部队的代表倡导更现实一些的计划，要求大大增强战斗机部队的实力，通过协同努力对敌军轰炸机和护航战斗机编队发起大规模攻击，其他所有方面都要服从于这一目标。戈洛布等人则建议通过大范围灌输“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来挽回局面，提议所有飞行员都应立即参加为期4周的政治培训。戈洛布他们并不考虑人事、军备或作战问题，相反却认为单凭纳粹教义、依靠精神力量就足以缓解危局。可以想象，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几个群体是怎样地在会场摩擦，又是如何为各自的利益和资源需求而相互挞伐。加兰德很快意识到，戈林的近臣们已下决心要把他从战斗机部队总监的位置上赶下来，戈洛布则是他们的盟友，而后者也不再掩饰对其职位的觊觎和报复他的强烈愿望。会议当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彼此不信任的气氛弥漫会场，党同伐异屡见不鲜。加兰德唯一的收获，就是他越来越确信自己在总监位置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尽管非常愤懑沮丧，也感觉到影响力正在急剧下降，加兰德还是尽职尽责地积聚和训练最后的战斗机预备队，准备以上千架战斗机在德国上空与英美轰炸机部队决斗。但到12月第2周，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希特勒和戈林对他一直力争的“重拳出击”兴趣不大——希特勒秘密酝酿数月之久的阿登反击战即将开幕，空军将集中包括1900架战斗机在内的2500架战机，偷袭和摧毁法国北部与比利时的盟军机场上的绝大多数战机，从而为第5和第6装甲集团军及第7集团军等地面部队清扫阿登的天空，而这个代号“底盘”（Bodenplatte）的作战行动却将由加兰德的老对手佩尔茨少将全盘指挥。加兰德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场灾难，将是战斗机预备队的死亡之旅，但这时已被边缘化的他又绝无可能改变最高层的计划，他只能在严守秘密的同时，忧虑地关注着那些缺乏对地攻击训练的年轻人的命运。阿登反击战在12月16日凌晨发起，地面部队在开战之初曾取得过出其不意的突破，但随后数日里，随着美军援军的陆续抵达和抵抗的愈发顽强，德军装甲部队的步履开始变得缓慢沉重，并陷入了征城夺地的拉锯苦战。空军的“底盘”作战囿于恶劣的天气也未能按时发起，不过盟军空军出于同样原因也没积极参战。

12月的这段日子里，戈洛布一直在暗中搜集所有可能败坏和玷污加兰德名誉的证据，并做着在职业上彻底摧毁后者的准备。阿登反击战开启前夕，戈洛布奉命担任一个特种战斗机作战司令部（Jäger-Sonderstab）的指挥官，领受的任务是当敌机逼近前沿时以最新式的设备指引战斗机升空迎战。12月16日之后连续一个星期的恶劣天气，使双方空军的活动都相当稀少，戈洛布自然也无法施展才能，到圣诞节前两天天气转好时，他又发现盟军机群几乎遮天蔽日，强大的空中优势使他的特战司令部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地面德军的主将之一、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曼陀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将军战后曾抱怨说：“……敌人白天黑夜都拥有无限的空中优势，而我们从空军那里什么支持都没得到。在我看来，我们的空军对巴斯托涅（Bastogne）唯一的一次空袭也没有任何实质作用。”[34]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德国空军在阿登战役中并非“毫无作为”，仅在12月23日至27日间就有346架战机化作灰烬（包括圣诞节前一天单日损失的106架），12月16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总损失高达500余架战机，但其效果近乎于零，因为曼陀菲尔这个前线最高指挥官竟然没有感受到空中支援的存在！

12月31日下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底盘”作战恐已被悄悄取消之时，佩尔茨和各联队指挥官收到了次日拂晓启动“底盘”作战的命令。佩尔茨时为第2战斗机航空军指挥官，他领导下的作战计划和协调酷似一场大规模的轰炸行动，战机都被集中到某些集结地，飞行员们也领到了详尽的飞行计划，发起时间、路线和目标都预先规定得非常仔细。1945年第一天，来自JG-1、JG-2、JG-3、JG-4、JG-6、JG-11、JG-26、JG-27、JG-53、JG-77等联队的850至900架战斗机，向27处盟军机场发起了攻击。后人的研究表明，盟军有305架战机被完全摧毁，另有190架受重创，德军自身的损失是271架Bf-109和Fw-190被击落、65架受重创，占投入总数的40%。[35]与战机损失相比，更令德方触目惊心的是人员伤亡——至少213名飞行员战死、失踪或被俘，3名联队长、5名大队长和14名中队长丧生，近50名经验丰富的老手的消失，对到处都是新人的战斗机部队来说可谓釜底抽薪。没有了这些老手进行指导和树立榜样，年轻飞行员的士气一落千丈——毕竟，如果连老手们都难以幸存，那新手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戈洛布在“底盘”作战结束后的1月3日来到第2战斗机航空军指挥部，按照军史家弗拉施卡的描述，他在那里惊讶地发现，“1月1日参战各部几乎所有的飞行路线都要途径V-1发射场上空，而且高度只有50至200米不等。戈洛布经常在艾菲尔（Eifel）山的高处看到V-1飞弹沿线德军凶猛的高射炮火，现在他发现了此战中战斗机损失高昂的一个重要原因。战斗机部队的指挥官们承认确实忽视了这一点。”[36]加兰德战后也曾谈及，损失的战斗机中约有一半是在途径飞弹发射场上空时被己方高射炮击落的，因为“佩尔茨未曾预计到天空中塞满战斗机的后果；高射炮部队已经很久都没有见过数量如此庞大的己方机群了，炮兵们自然认为这些都是敌机”。[37]不过，这种估计德军战斗机损失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是被己方高射炮击落的“神话”，近年来也被相关研究者证明是辜忘之谈——过硬的证据表明，只有15架战斗机和2架Ju-88被己方高炮击落，即便加上损失原因不明的战机中的半数，被误击的德军战机总数最多也就介于30至35架之间。[38]

1944年底至1945年新年前后的严冬里，加兰德觉得自己就像砧板上的肉一样，只不过不知道那把举起的刀会在什么时候落下。这个时刻在1944年最后一周降临了，戈林将加兰德召到官邸，近3个小时里不停地数落后者的种种不是，诸如不服从命令、战术失败造成人员和物资的无谓损耗、创建个人小帝国、滥用权力等等。加兰德全程一言不发，戈林最后说虽然自己仍很欣赏他，但出于职责需要必须解除其职务，虽然寻找继任总监的任务很困难，但希姆莱推荐了戈洛布上校——尽管1945年时战斗机兵种总监职位已是一块鸡肋，但戈洛布依然垂涎不已。据加兰德的传记作者透露，戈洛布在总监部工作时就曾鼓动同僚反对加兰德，只不过这些人都是加兰德精挑细选出来的生死之交，他们对长官的真心仰慕和忠诚也使戈洛布多次碰壁。据信，总监部还有些非核心职员实际上是渗入进来的“卧底”，而戈洛布那些身在党卫队帝国保安总局的朋友，正是安排这些监视者的幕后主使。戈洛布还公开地与深受戈林信赖的轰炸机部队领袖佩尔茨、赫尔曼等人结盟，而这两位也都曾是加兰德继任者的热门人选，尤其是赫尔曼上校一度还曾收到过戈林任命他为战斗机部队总监的电文。戈洛布也与“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层军官团”很早就建立了关系，这些一直试图往飞行员群体灌输纳粹思想的人，非常满意他这种高知名度王牌的主动投靠。而戈林的人马则对加兰德在空军的巨大影响感到忧虑，后者一次次冲撞戈林的举动令这些人深感不满，扳倒加兰德也成了他们的头号任务。

令人奇怪的是，戈林并不欣赏甚至不喜欢戈洛布，但他知道戈洛布背后有很强的政治势力，这也使他成为接替加兰德的候选人之一。戈林有一个庞大的国内电话监听网，关于戈洛布的一些负面记录都曾陆续摆上过他的案头。为进一步了解戈洛布，戈林曾要求加兰德提交一份关于后者的特别报告。这份报告如实陈述了戈洛布的能力和工作情况，虽隐去了数起涉及他的恶心事，但报告的基调相当明确——如若没有上级的密切指导，戈洛布无法承担职责重大的工作。这条评语相当尖锐，等于否决了戈洛布向上晋升的可能性。于是戈林对戈洛布的不好印象又从另一个角度加深了。出人意料的是，一向善于在部属间制造矛盾，而后又长袖善舞出面调停的戈林，再一次使出了惯用伎俩。他竟把加兰德的保密报告交给了戈洛布！一直寻机报复的戈洛布看到报告后盛怒不已，走出了他恐怕一生都会后悔的一步——到希姆莱那里寻求支持。

戈洛布向党卫队帝国领袖控诉了加兰德，包括后者的种种过失、无能和不法行为，以及他如何爱好美酒和女人、生活如何腐化堕落等等。他还控诉说战斗机部队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加兰德这个人，因此党卫队不仅要介入调查，还应该“接管战斗机部队，并任命他戈洛布为新任总监”。希姆莱这个魔头哪里是省油的灯，他早就在策划对武装力量的渗透和夺权活动，甚至还指示过帝国保安总局局长卡尔登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暗中搜集证据，搞垮那些能够影响大批军人的人物——加兰德这个在空军中拥有大批追随者，而且有条件制造麻烦的人，正是卡尔登布鲁纳黑名单上排名靠前的一个。希姆莱对空军的觊觎和染指自然令戈林大光其火，而前者正在迫切要求为党卫军装备喷气式战斗机。希姆莱当然明白戈洛布的控诉有多少是真，又有多少是添油加醋和虚张声势，但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戈洛布扩大党卫队在空军的势力。此时的戈林在元首面前早已灰头土脸，也失去了信任，而希姆莱则被希特勒视为最忠实的战友——他曾说过“光是希姆莱的名字就足以激励官兵苦战到底”。当希姆莱把戈洛布的说辞转述给元首时，希特勒自然更相信党卫队领袖，于是，在数次高层会议上人们就听到希特勒用诋毁的词语来谈及加兰德这位以前的宠儿。帝国保安总局和盖世太保秘密调查了加兰德总监部的职员，也对他以前的政治背景做了彻查，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前文述及的轰炸机部队指挥官佩尔茨和赫尔曼都曾是战斗机部队总监的候选人，但希姆莱在希特勒面前不断提及戈洛布的名字，使元首记住了这位奥地利同乡。不久，希特勒正式向戈林推荐戈洛布出任总监，戈林这时才真正意识到了戈洛布的后台之硬，由于不敢忤逆元首的意图，他很快便将自己对戈洛布的厌恶搁在一边，并把那些从公开和秘密渠道搜集到的关于戈洛布种种行为的报告置诸脑后。戈林非常清楚希特勒对自己的不满，也了解自己空军总司令的职位很不牢靠，既然命悬一线，不如为取悦元首而选择戈洛布，即使他并不欣赏后者，也明白这意味着希姆莱对空军更多的蚕食。

加兰德被解职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了各个战斗机单位，新近遭受重创的飞行员们在沮丧之余愤怒异常，他们的反应甚至比初次听到戈林指责他们都是胆小鬼时还要强烈，一些长期追随加兰德的大队长或联队长更是把他所遭受的放逐视为最大侮辱。事实上，一场被称为“飞行员哗变”的严重事件正在酝酿之中。临近1945年1月中旬时，以吕措和施泰因霍夫为首的一批高级指挥官准备面见元首，提议罢免戈林的空军总司令职务。1月13日，他们与东线空军总司令格莱姆上将面谈了此事，后者则向戈林通报了这群人的意图。戈林闻讯后立即把吕措、施泰因霍夫和加兰德的另一忠实老友纽曼召来，表示同意把所有能到柏林的联队长找来开会协商。加兰德当然没有资格参与1月18日的这个会议，但朋友们通过电话向他随时通报情况。吕措以发言人的姿态称加兰德是所有战斗机飞行员信赖的领袖，他们强烈要求保留其总监职务。会议随后演变成痛斥高层失误和愚蠢决策的控诉会，诸如把Me-262战机分配给轰炸机部队、试图让轰炸机部队的将领担任战斗机部队的首长、新空战战术和作战控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等等，都在历时近4小时的会上一一展开。联队长们再次表达了对戈林指责战斗机飞行员胆小怯懦的强烈不满，而戈林却不识时务地把所有过错都推到加兰德头上，这无疑是火上浇油。面对吕措难以驳斥的条条指控，恼羞成怒的戈林竟冲着吕措大喊要枪毙他。在戈林的弹压下，事变被制止了，吕措被限令48小时内离开德国，加兰德则被限令12小时内离开柏林，并向空军人事局长通报行踪，而且不管到哪里都要被软禁在家。

故事还没有结束，铁了心要拿加兰德作替罪羊的戈林很快组成了一个由他本人控制的调查组，以戈洛布的控诉为基础对加兰德展开侦查。戈林的目的是控告加兰德的失败主义和严重渎职，让他在国人面前颜面尽失，从而令其承担战斗机部队，乃至整个空军失败的责任。党卫队也积极地卷入近来，对加兰德进行了全天候监视和电话监听，对其任职过的所有部队都进行了底朝天式的证据搜集。无论是卡尔登布鲁纳，还是盖世太保头目穆勒（Heinrich Müller）都热情地关注着这件大案。加兰德曾在忧愤中试图自杀，以了结无休止的内讧和折磨，但又担心家人和一众忠实追随者们遭遇不测。他的一位女友见状通过关系找到了军备部长施佩尔，警觉的施佩尔连夜向希特勒做了汇报并表示抗议，而不知内情的元首立即打电话要求卡尔登布鲁纳做出解释。等事情的全貌渐趋清晰时，希特勒看穿了戈林意欲把加兰德变成替罪羊的意图，于是在次日凌晨下令取消毫无意义的调查。慑于元首的压力，穆勒和卡尔登布鲁纳先后打电话给加兰德，声称这个案子“纯属误会”。加兰德的处境略有改善，但他的军旅生涯是否已走到了尽头？

空军战斗机部队末任总监

戈林于1945年1月23日下达了由戈洛布取代加兰德担任战斗机部队总监的命令。虽然1月31日方才正式上任，但戈洛布已在策划如何进一步羞辱加兰德并令后者彻底边缘化：他设想把加兰德调往东线北方战场，到JG-54联队去担任第4中队的中队长，负责为库尔兰（Kurland）口袋中的地面部队运输物资补给！幸运的是，在戈洛布的计划得逞之前，加兰德接到了面见元首的命令。希特勒因故未能露面，但他的空军副官贝洛上校代表他向加兰德表达了歉意，同时通告说元首已决定由他组建一支Me-262战斗机中队，以实战证明这款战斗机确如他所言的那样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当加兰德听到禁飞令已被解除，而且还有机会组建Me-262作战单位时，眼前不禁一亮，多日的阴霾也似乎一扫而光。两日后，戈林召见了加兰德，显然他并不知道贝洛日前已将实情和去向安排和盘托出，竟还无耻地告诉后者，是他自己下令终止了党卫队的调查，而且还允许加兰德前去组建Me-262中队。加兰德佯装毫不知情，向戈林提出要有权随意挑选飞行员，一心想尽快赶走他的戈林也一口应承，甚至还同意哗变事件的始作俑者吕措和施泰因霍夫都可以入队。加兰德又向戈林表示自己对戈洛布实在无法容忍，更勿论共事了，因此他的中队必须脱离战斗机总监部的领导，否则无法从命。戈林也爽快地表示同意：“你的中队不归戈洛布管辖，也不属于任何航空队、航空军、战斗机航空师或联队。你可自行决定作战区域和方式，但不要与其他战斗机单位或喷气式战机部队发生联系……”[39]这番对话不久后就诞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支战斗机中队——中队长是一名中将，多数飞行员都是上尉以上的王牌，几乎所有成员至少都佩戴着骑士勋章，这就是著名的JV-44“专家中队”。

戈洛布正式上任时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举办一次胜利聚餐！对于新总监以这种方式强调新领袖的新作风，加兰德以前的下属们气愤难平，准备集体辞职。倒是加兰德力劝他们不要意气用事，要以战斗机部队的整体利益和大局为重，奉劝他们不管戈洛布的行为如何乖张可鄙都要坚守岗位。戈洛布同总监部军官们的紧张关系使所有工作都几乎瘫痪下来，而他在头两个星期里基本未做任何正事，无论是战斗机飞行员们的状况，还是日益恶化的战局，都不能阻止他把全部心思放在搜寻加兰德腐败的证据上。他找到了加兰德“参与赌博”和“公车私用”的证据，而后被他上纲上线为对纳粹党不忠、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以及能力不足以担当重任等。戈洛布已实现了取代加兰德的目的，但他仍想彻底搞臭后者，甚至是将之送进监狱。当希特勒对加兰德一事又进行了干涉后，无奈的戈洛布才意识到元首对后者仍存有好感，而自己却疏忽了战斗机兵种总监的职责。

当加兰德开始组建JV-44时，他仿佛又回到了8年前在西班牙担任“秃鹫军团”中队长时的岁月，差别是他现在是各国空军中军衔最高的的中队长。不过，眼下他还是单枪匹马的光杆队长，还得首先解决机场、战机、装备、飞行员和地勤来源等问题。2月10日，戈洛布命令准备解散JG-54第4大队（装备的是Fw-190战斗机），该部将重组为JG-7第2大队，但它的一个中队将交给加兰德——不过该中队的任务不是驾驶Me-262投入实战，而是作为训练士官的喷气式战斗机训练单位。戈洛布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十多天后加兰德直接找到时任空军参谋总长的科勒（Karl Koller）将军，从而顺利解决了机场、战机、地面设施和地勤等问题。如果说戈洛布在如上方面不太容易掣肘的话，那么在调选飞行员一事上他则狠狠难为了加兰德一番。

JV-44除中队长外的第一个成员是刚被解除了JG-7联队长职务的施泰因霍夫上校，而加兰德的这位挚友几乎不假思索就同意入队，并为中队的组建前后奔波。加兰德随后提出了一份飞行员名单，包括吕措、特劳特洛夫特、哈特曼和施佩特等人。戈洛布认为吕措可以自便，但施佩特这个Me-163首席试飞员则不能轻易交给加兰德。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施佩特，让后者在JG-7联队和JV-44中队之间作出抉择，结果施佩特选择了前者——战后他曾解释说，自己这么做纯粹是因为JG-7的联队长与他是捻熟的好友，早年开始滑翔飞行时就已相识。戈林曾允诺加兰德可自由挑选飞行员，但现实是戈洛布处处作梗，他不仅命令各联队不得协助加兰德挑选飞行员，也竭力防止JV-44影响其他战斗机单位。戈洛布战后曾回忆说：“加兰德和空军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到处都需要有经验的领导者，但这位先生却毫不克制地索要我们的王牌。好在他只得到了我允许他获得的人，还有些人是他通过歪门邪道搞到手的。加兰德已不再是战斗机部队总监，他提交的JV-44飞行员名单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如果我把这些经验丰富的指挥官都交给他，你觉得会出现什么后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情况下我都拒绝了他的要求，这样，他只得到了部分想要的知名飞行员和指挥官，其中一些人还是名誉不佳者，另一些人则是出于某些原因不能或不愿呆在原单位的。”[40]

戈洛布还曾到戈林那里告状：“应当立即制止加兰德随意挑选飞行员和指挥官的做法，因为损失严重的各联队实在不能再失去他们最资深、最优秀的飞行员，或失去他们的大队长和中队长。”撇开个人仇怨不说，戈洛布的诉求也并非没有道理，将大量王牌集中在一支部队固然可以塑造王牌中队，也能极大地发挥Me-262的空中优势，但它对于被抽走了脊梁骨的原单位来说，的确会造成相当大的技战术缺失与士气影响。加兰德战后还曾抱怨过戈洛布的心胸狭窄：“战斗机部队总监竭力阻止我的心愿和提议的实现，出于这个以及其他原因——主要是缺乏沟通——并非所有JV-44想得到的飞行员最后都能出现在（基地所在的）勃兰登堡-布里斯特。”已取得300多次空战胜利的哈特曼1945年3月初在接受Me-262训练时曾遇到加兰德，后者诚挚地邀请他加入JV-44，但哈特曼一心想回到东线，也不太愿意在JV-44充当小角色。两天后，他遇到戈洛布时表达了自己不想加入JV-44，甚至不想驾驶Me-262的想法，适逢他的上级格拉夫一再敦促戈洛布放回哈特曼，于是戈洛布顺水推舟地批准了——2个月后哈特曼步入了苏军战俘营，开始了长达10年的炼狱，加兰德战后曾说过他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3月初未能全力说服哈特曼留在JV-44，不知他的遗憾之中有没有对戈洛布的幽怨？

戈洛布算是报了一箭之仇，但对于超然物外，似乎仍受希特勒庇护的加兰德也无可奈何，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到了工作上来。结果他发现自己有成堆的问题需要思考和解决，他也很快意识到，如果按自己的想法来做势必将与戈林发生冲突。另外，此时的德国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东面的苏军正准备突破奥得河后向柏林进军，西面的英美盟军在大踏步迈向鲁尔工业区，留给他整顿战斗机部队的时间少得可怜，可以作为的空间也极其有限。希特勒对喷气式战机仍心存幻想，任命武装党卫军将军凯姆勒（Hans Kammler）担任喷气式战机作战大本营代表（这位将军早在1944年8月就全权负责V-2飞弹项目），而戈林把这一任命视为希姆莱通过元首进一步控制空军的举动，也迅速做出了回应，把第5航空队指挥官卡姆胡伯将军调来担任他的喷气式战机作战代表。有趣的是，这两位代表一起向加兰德咨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提升喷气式战机的作战水准。加兰德给出了五条具体建议，更有趣的是，戈洛布在两位代表支持下采取的一些措施竟与加兰德的五条十分相像，尽管加兰德自己认为他的那些提议早就进了垃圾箱。比如，加兰德建议在Me-262上安装对付美军重型轰炸机时特别有效的R4M空对空火箭，而戈洛布也下令在Me-262和Fw-190上安装这种火箭。再比如，加兰德建议终止第51（战斗）轰炸机联队（KG（J）-51）再把Me-262用作闪电轰炸机，把混合型的KG（J）-6、KG（J）-27两个联队的Me-262移交给KG（J）-54和JG-7等。不久，戈洛布就命令JG-7接管KG（J）-5的所有Me-262战机。如果不是卡姆胡伯和凯姆勒参考了加兰德的建议，那么一定是加兰德和戈洛布“英雄所见略同”。不过，即便是如此局部调整也遭到戈林的臭骂，相关命令随后被收回，Me-262也被退回原单位。

战斗机部队末任总监戈洛布也体会到了他的前任常有的受挫感——建议得不到采纳、命令得不到执行、事事都得请示大本营代表、时常遭到戈林的粗暴对待等，这些都令他深感不快。他准备了大量足以证明Me-262作为战斗机之优越性的材料，试图最后努力一次去说服希特勒不要再把Me-262用作轰炸机，但被告知元首根本不想听任何有关Me-262战斗机的说辞，也没有兴趣见他。这时戈洛布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失望情绪，同时觉得继续苦捱下去也于事无补，于是在4月7日致函戈林，请求批准他辞职。空军总部为避免尴尬和再次打击士气，未对戈洛布的请辞作出任何答复。事后，戈洛布又以身体欠佳为由要求辞职，但仍然没有答复，不过有消息说他晋升少将一事将不会再有下文。4月10日，戈洛布来到德国南部，与先期撤退至此的部属会合。他到医院对困扰自己甚久的胃病进行了手术，之后转到奥地利基茨比厄尔（Kitzbuhel）的空军医院进一步治疗。在这里他见到了恰在此处疗伤的末任空军总司令格莱姆元帅，遂以战斗机部队总监的身份最后一次向上级做了汇报，他的军旅生涯行将结束了。

美军第36步兵师很快占领了基茨比厄尔。戈洛布身着戎装，主动向该师师长达尔奎斯特（John Dahlquist）少将投降，出乎意料地受到了这位将军的善待。5月8日，戈林向第36步兵师投降后也被带去面见达尔奎斯特，能讲一口流利德语的达尔奎斯特与戈林进行了没有翻译在场的私下谈话，无意间成为盟军盘问戈林的第一人。他对戈林也表现出友善的态度，还相当随意地与之合影，这些照片在美国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不久后，第36步兵师被调防他处，驻军变成了柯林斯（Harry Collins）少将的第42步兵师，戈洛布也很快就感受到新到的美军对他们这些战俘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他本人并未受到什么伤害。6月1日，戈洛布被正式逮捕，因为身份特殊兼之了解众多的德国空军机密，美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和专家对他进行了仔细盘问，详细了解了德国空军的战术、装备和喷气式战斗机等航空工程项目，之后从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把他送往英国受审。1946年夏秋，戈洛布获得了自由，盟军允许他回到基茨比厄尔与先前抵达的家人团聚。根据盟军达成的协议，基茨比厄尔此时由法军占领，而占领军出人意料地对戈洛布的到来表示了欢迎。他对法军指挥官说自己曾在英吉利海峡前线呆过一年半，对方则称不仅知道这一经历，也了解他在战争期间没有任何不当作为。法军当然也了解戈洛布的丰富经历和价值，除询问他飞过的机型和技战术问题外，还把他送到巴黎的空军部，要求他撰写空军岁月的回忆录。戈洛布礼貌但坚定地拒绝了，法国人也没有再勉强他。

重获自由后的最初两年里，由于除飞行外别无所长，戈洛布的生活一度相当困难，主要以撰写文章、演讲及出版航空方面的著作来养家糊口（1947年时他曾出版过几种介绍飞行和自己战时经历的著作）。奥地利虽然在战后避免了被苏联占领，但这个曾有数百万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的国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最首要的就是如何开展去纳粹化的再教育运动。战争期间忠于纳粹，也曾玩弄权术的戈洛布从1948年起再次投身政治活动，为彼时风起云涌的新纳粹主义运动推波助澜。当时奥地利全国上下有很多人反对政府进行的去纳粹化再教育运动，一些前纳粹分子和对政府不满者聚集起来，在克劳斯（Herbert Krauss）和赖曼（Viktor Reimann）领导下于1949年3月25日成立了一个名为“独立联盟”（Verband der Unabhängigen）的政党，声称“为全力支持我们的国家独立，我们认可自己是德意志民族的成员。”[41]该党初期60%的成员都是前纳粹分子或纳粹同情者，也鼎力支持废除限制前纳粹分子参加政治活动的法令。戈洛布在该党成立之初是最活跃、最引人注目的角色之一，他与亲纳粹的记者施图贝尔（Fritz Stuber）、法学教授普法伊费尔（Helfried Pfeifer）等一起担任了该党发言人，曾经在许多公开场合尖刻地挖苦和攻击政府的去纳粹化措施，宣扬“奥地利人是德意志民族大家庭之一员”的主张。他们的煽动引起了街头群众的阵阵掌声与喝彩，其情其景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希特勒当年演讲时听众的痴狂与歇斯底里（1950年7月9日的《纽约时报》曾对戈洛布等人的街头演讲做过报道）。“独立联盟”在1949年全国大选中曾获得过16个议会席位，但是该党内部存在的理念差异和权力斗争很快削弱了它的力量。激烈冲突的一方是创始人克劳斯与赖曼，另一方则是实权在握的秘书长戈洛布，前者采取更自由主义的态度并支持现政府，而戈洛布阵营则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更支持持不同政见者。[42]双方的摩擦逐渐导致了“独立联盟”的解体，该党随后并入并消融在新成立的“奥地利自由党”里。

晚年的戈洛布手拿一本自己撰写的著作，书架旁边似乎是他当年座机的方向舵。

摄于1941年夏的东线某地，JG-3第2大队大队长戈洛布上尉正在作战间歇中撰写日记。

佩戴钻石骑士勋章的戈洛布，拍摄时间不详。

1951年，戈洛布淡出了政治舞台，举家迁往妻子在下萨克森州的老家，然后开始为一家生产摩托车和其他机动车的大公司工作。几年后，戈洛布又在德国北部的消防行业担任过经理职务。戈洛布一直喜爱滑翔飞行，直到1975年突发心脏病前都经常驾驶滑翔机和其他飞机，还在60多岁时把1932年获得的C级滑翔机飞行员证书升级为“银色C级”（Silver C）。此后，戈洛布这位纳粹时代的忠实信徒和杰出飞行员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1987年9月7日，戈洛布在下萨克森州的苏林根（Sulingen）去世。

1997年，美国著名战史杂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发表了该刊在加兰德去世前对他的访谈。记者曾询问他在1945年前后被解职时，是否是“被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们都不怎么敬重的人取代了”。早已时过境迁的加兰德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是这样，是戈洛布。他不怎么招人喜欢，尽管他是个获得过钻石骑士勋章的伟大飞行员。他并不是戈林的首选，当时（轰炸机部队的）赫尔曼也是候选人，赫尔曼会是更好的人选。”[43]

无独有偶，2000年初，这家杂志又发表了1994年对施泰因霍夫的访谈。施泰因霍夫接受访谈后不久便去世了，“二战”中他一直是加兰德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也是1945年初飞行员哗变事件的主要领导人。下面是该刊记者与施泰因霍夫对话的一个片断：[44]

记者：“（记者）从几乎所有老战士那里都听说戈洛布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其才具勉强能够胜任指挥官职位，但从未赢得过战士们的信任。请问是这样吗？”

施泰因霍夫：“好吧，我想是这样，不过关于戈洛布我不会再说别的什么。他呆过的每个地方在他领导下都损失惨重，就像戈林在‘一战’中的那样。他任命作战单位指挥官的标准并不是才能，而是看他们是否忠于纳粹党，而这种人在战斗机部队里真的没有几个。”

记者：“你觉得加兰德担任战斗机部队总监是不是有益于空军，如果是的话，请问为什么？”

施泰因霍夫：“绝对有好处。加兰德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个强有力的统帅，同时也是个伟大的飞行员。他忠实于他的战士，是最值得敬重、最诚实的绅士。他从来都不惧怕希特勒，也不受戈林支配，而当这两个人问他任何问题时，他总是如实回答，不管事情的真相说出来可能多不中听。加兰德是个富有远见之人，他知道怎样才能扭转空战局面，怎样养成部队的战斗力。但是，他站在飞行员这边反对戈林、希特勒及其他人，这无疑给了希特勒撤换他的把柄和借口——这实在是个大错误，柏林并不总是欢迎诚实正直之人。”

不过，也有与戈洛布关系密切的老飞行员曾说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职业军人，也是一个严守纪律、非常严格的人。他很聪明，在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都很出色，他试图追求完美的作风帮助他避免了追逐名利，诸如追逐女性、赌博或酗酒等也与之无缘，而恰恰是这种作风可能给他带来了麻烦。他不断地追求卓越，也使他专注于仔细研究如何有效地使用空中力量，以及有关战机的纯技术层面的问题……”[45]尽管加兰德、施泰因霍夫及许多飞行员至死都不肯原谅先他们而去的戈洛布，但超级王牌哈特曼战后说过的一句话可能也能代表部分人更加宽容的心态：“戈洛布无疑是一位卓越的，但又最被低估的伟大飞行员。”[46]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看，哈特曼的断语不无道理：340次出击作战就取得了150次击坠胜利，无论如何都显示出戈洛布拥有不凡的飞行才华和作战技能。对Me-262、Me-163以及He-162等下一代战斗机的研发所做出的贡献，也注定戈洛布在空军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265.

[2.] Gordon Williamson. 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45.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p.10.

[3.]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 PA: 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 2004. p.40.

[4.] Ralf Georg Reuth. Rommel: The end of a legend. London, UK: Haus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5.] Colin D. Heaton, et al. The German aces speak: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eyes of four of the Luftwaffe’s most important commanders.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11. p.180.

[6.] Eric W. Osborne. The battle of Heligoland Bight.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1.

[7.] John Weal. Messerschmitt Bf 110 Zerstörer Aces of World war 2.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1999. p.25.

[8.] John Weal. Messerschmitt Bf 110 Zerstörer Aces of World war 2, p.30.

[9.] Peter Hinchliffe. The Lent papers: Helmut Lent. Bristol, UK: Cerberus Publishing Limited, 2003. p.73-74.

[10.] John Weal. Messerschmitt Bf 110 Zerstörer Aces of World war 2, p.49.

[11.] William Murray. Strategy for defeat: The Luftwaffe 1933-1945. Princeton, NJ: Uni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2. p.52-53.

[12.]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42-43.

[13.] John Weal. Bf-109 aces of the Russian Front.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1. p.27.

[14.] 参见：http://www.asisbiz.com/il2/Bf-109F/Bf-109F-JG3-%28%28+-Gollob.html.

[15.] Jochen Prien. Geschichte des Jagdgeschwaders 77, band 2. Eutin, Germany: Struve Verlag, 1993. p.1018.

[16.]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The air war over the Eastern front, Vol.2. Resurgence, January-June 1942. Pacifica, CA: Pacifica Military History, 2001. p.160.

[17.] Walter A. Musciano. Messerschmitt aces. New York, NY: Arco Publishing, 1982. p.51.

[18.]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Vol.2. p.193-194.

[19.] 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German combat pilots in WWII.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2004. p.101.

[20.]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Vol.2. p.196.

[21.]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Vol.2. p.197-198.

[22.]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Vol.2. p.202.

[23.]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The Experten.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4. p.81

[24.] Jill Amadio. Gunther Rall: A Memoir: Luftwaffe ace and NATO General. Santa Ana, CA: Tangmere Productions, 2002. p.116-117.

[25.] 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AmPress Publishing, 1990. p.272.

[26.] Robert Forsyth. Jagdverband 44: Squadron of Experten.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8 p14.

[27.]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44.

[28.]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61.

[29.]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63.

[30.]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0.

[31.] Walter J. Boyne. Messerschmitt Me 262: Arrow to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0. p.7.

[32.] Stephen Ransom & Hans-Hermann Cammann. Me 163: Rocket Interceptor, Vol. 1. East Sussex, UK: Classic Publications Limited, 2002. p.167-169, p.177, p.183, p.188, p.192.

[33.] 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London, UK: Windrow & Greene Ltd, 1996. p.277.

[34.] Danny S. Parker (ed.). Hitler’s Ardennes Offensive: The German view of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Mechanicsburg, PA: Stackpole Books, 1997.p.160.

[35.] John Manrho & Ron Putz. Bodenplatte: The Luftwaffe’s last hope. East Sussex, UK: Hikoki Publications Limited, 2004. p.272-274.

[36.]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p.48-49.

[37.] David Baker. Adolf Galland: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p.280.

[38.] John Manrho & Ron Putz. Bodenplatte: The Luftwaffe’s last hope. p.273.

[39.] 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p.279.

[40.] Robert Forsyth. Jagdverband 44: Squadron of Experten. p.26.

[41.] Charles W. Martin. The nihilism of Thomas Bernhard. Rodopi Bv Editions, 1995. p.217.

[42.] Max E. Riedlsperger. The lingering shadow of Nazism: the Austrian Independent Party movement.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1978. pp. 81.

[43.] Colin D. Heaton. Interview with World War II Luftwaffe General and ace pilot Adolf Galland. WWII Journal, 1997, 11(5), p.46-52.

[44.] Colin D. Heaton. Interview with World War II Luftwaffe Eagle Johannes Steinhoff. WWII Journal, 2000, 14(2), p.28-35.

[45.] 参见：http://www.asisbiz.com/il2/Bf-109F/Bf-109F-JG3-%28%28+-Gollob.html.

[46.] 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New York, NY: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1986. p.123.

第4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马尔塞尤上尉（获勋时间1942年9月3日，图为1942年获得双剑骑士勋章时所摄）

Chapter 04
第四章
“非洲之星”：
汉斯-约阿希姆•马尔塞
尤上尉

任何一部以“二战”空战为主题的综合性著作，不管是德国人撰写的，还是英美出版的，如果遗漏了或未用相当篇幅来介绍“非洲之星”马尔塞尤（Hans-Joachim Marseille）的话，那么这一著作注定是不完整或有缺陷的。这就是丧生时年仅23岁的马尔塞尤在空战史上具有的独特地位。“二战”飞行员战绩排行榜的前100位全都是德国飞行员，其中有29人排在总胜绩158次击坠的马尔塞尤之前，但就知名度和声誉而论，恐怕只有莫尔德斯、加兰德和创造了352次击坠世界纪录的哈特曼能与之相提并论。战后几十年里，当绝大多数飞行员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渐渐遗忘之时，也只有上述四人反而更加出名。

如果要排列“二战”中最令英国皇家空军敬畏乃至恐惧的对手，首当其冲的便是马尔塞尤，他的全部158次击坠都是在与英军交战中取得的。加兰德战后曾这样写道：“……马尔塞尤是‘二战’战斗机飞行员中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他的战绩以前曾被视为根本不可能取得，在他死后也无人能够超越。”[1]哈特曼在苏联战俘营中曾对审讯者说：“……我只击落过苏军战机和不算多的美军战机。在西线我们有一个叫马尔塞尤的飞行员，他击落过158架英军战机。在我们那里一架英军战机被视为等同于三架苏军战机，所以我并不是最成功的飞行员。”[2]虽然哈特曼在此颇有自谦之意，也有以贬低苏军来故意激怒审讯者的可能，但他对马尔塞尤的敬意是显而易见的。须知，当新手哈特曼在1942年9月加入东线的JG-52联队，刚刚开始体验残酷的战争之时，马尔塞尤已带着令人高山仰止的记录长眠于北非大漠。就时间的前后关系而言，如果说马尔塞尤是莫尔德斯辉煌的延续，那么哈特曼就好似在东线复活的马尔塞尤，尽管同样年轻，然而他们似乎就像是三代飞行员一样，共同谱写着德国王牌飞行员们令人叹为观止的空战篇章。

马尔塞尤是战斗机飞行员中最出色的神射手。总战绩220胜的贝尔在战后被问及谁是空军最杰出的射手时曾说：“我认为应是马尔塞尤或拉尔。我并不认识所有战斗机飞行员，也只在作战中观察过很有限的同僚。朗格（Emil Lang）很出色，鲁多费尔（Erich Rudorffer）也必须被视为是最优秀的之一。但是，马尔塞尤用最少的弹药取得了最多的胜绩。”[3]受到贝尔赞誉的拉尔战时曾在战斗机部队总监部工作，负责审查飞行员的战绩报告，包括地面目击证人、空中目击者、战斗场面描述、敌机型号、己方武器弹药的种类和数量、敌机坠落或爆炸的地点与方位等——这些报告的详细程度和审查程序之严格，应能使任何怀疑德军飞行员有意伪造或虚夸战绩的人闭上嘴巴。拉尔审阅了大量报告后发现，马尔塞尤的每次击坠平均只需15发弹药！战后成为西德空军中将的拉尔在晚年回忆此节时还不住地感叹：“真是非常了不起，没有任何人在此方面哪怕能远远地接近他。马尔塞尤是个真正卓越的飞行员和神射手。我认为他是空军最好的射手。”[4]迟至2002年，拉尔还在感慨马尔塞尤的精准射术：“他真的为我们所有人树立了一个极高的标杆。”[5]

马尔塞尤还是一个以独特的性格和作风出名的人。他是飞行员中公认的美男子，英俊的面貌和优雅的举止对女性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他对投怀送抱者一概不拒。他有着与加兰德类似的对“美女、醇酒和歌舞”的嗜好，却没有后者那样的自律和自控能力。他有时因夜生活过多而疲劳过度，致使次日无法执行任务，有时还拒绝出战，理由仅是太累或心绪不佳！马尔塞尤素以叛逆、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出名，除有时拒绝作战外，还对战术条令嗤之以鼻，甚至对着装条例也不屑一顾。他取得成功的地方是北非的JG-27联队，但此前却因“品行不佳”被JG-52踢了出来。加兰德曾回忆说：“马尔塞尤很像我那1940年丧生的朋友维克少校，他们两人都很叛逆，都一门心思只想着飞行。马尔塞尤根本不在意条令和规矩，很难看到他有着装整齐的时候。（JG-27联队长）纽曼甚至对我说过，如果不是因为马尔塞尤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也会因纪律原因将之赶出联队。”[6]

作为飞行员的马尔塞尤无疑有着致命的空战天赋和无双的战术才华，他死后最为人缅怀的也是其飞行技艺、勇气和超人战绩；作为对手的马尔塞尤貌似一台精准狠冷的杀人机器，却在大漠里多次做出过违背军令但闪烁着人性光辉的举动；作为战友的马尔塞尤颇显孤傲乃至落落寡合，有人讨厌这只“孤狼”，有人欣赏这个率性而为的柏林人，有人感激他的幽默感伴随他们走过艰难的战争，但所有人都尊重这个真正的空中骑士；作为指挥官的马尔塞尤虽没有莫尔德斯和加兰德那样的声誉，但他一样尽心尽力地保护和照料战友，空战一旦结束，即便那些被俘的对手也能处处感受到他所秉持的人道立场。马尔塞尤并非复杂或胸有城府之人，但他的行为显得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德意志民族的普遍特征格格不入。有后人称，马尔塞尤本质上是个藐视权威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个晚生了几个世纪的骑士，而他如果再晚生15年，无疑将会跻身于“垮掉的一代”。[7]在某种程度上，马尔塞尤把血腥残忍的空战视为一场盛大的体育竞技，而他又把游戏人生的嬉皮士态度、极端个人主义的作风揉合其间，从而产生了空战史上一段最令人感兴趣的传奇。

早年岁月：
麻烦不断与我行我素

马尔塞尤1919年12月13日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生父西格弗里德（Siegfried Georg Martin Marseille）作为陆军上尉参加过“一战”，但是由于未能入选战后的4000人军官团，他在儿子降生后不久的1920年3月即失望地离开了帝国国防军，成为柏林警察部门的一名警官。[8]老马尔塞尤在1933年重新加入了国防军后逐渐升迁为上校，1941年7月成为了少将，1944年1月29日阵亡于俄罗斯的诺沃肖尔基（Novoselki）附近。[9]

1918至1919年肆虐欧陆和全球的西班牙大流感曾夺走了上千万儿童和成年人的生命，马尔塞尤虽幸运地活了下来，但痊愈之后双腿变得虚弱乏力，需要重新学习站立和走路，此后一直体弱多病，总是一副脸色苍白、病态恹恹的样子。与身体所遭受的不幸相比，更大的不幸在妹妹英格（Ingeborg Marseille）出生后不久发生了——父亲因有外遇而与母亲夏洛特（Charlotte Marie Marseille）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父母离异虽对幼时的马尔塞尤可能并未产生过大的影响，他仍然有着一个无人严加管教的快乐童年，但进入青少年阶段后，“父亲抛弃了家庭”这一无法磨灭的伤害深深影响了处于性格形成关键期的马尔塞尤。出于对父亲及其新欢的厌恶，马尔塞尤连带着憎恶父亲所做的一切，包括他拘束的生活方式和旧普鲁士军人的刻板作风，或许，成年后的马尔塞尤之所以厌恶军纪、鄙视包括着装在内的军人外表和仪式等，其根源正在于此。军事历史学家希顿（Colin D. Heaton）就曾在著作中直言：“父亲施加的僵硬生活方式以及随后的父母离异，可能就是使马尔塞尤形成叛逆、鄙视纪律、挑战权威等将伴随其一生的性格特点的催化剂。”[10]

迫于生活的艰辛和单亲家庭的苦恼，母亲夏洛特后来改嫁给警官鲁特（Carl Reuter），在母亲的一力坚持下，马尔塞尤1926年进入柏林第12国民学校读小学时使用的是继父的姓氏。他似乎对此并不太介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与继父相处得很好，但与生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和冷淡。史家拉维格尼（Michel Lavigne）曾这样描述马尔塞尤与生父和继父的关系：“与生父的关系可能是马尔塞尤个性形成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他曾有3年时间拒绝探望生父，尽管妹妹英格一直都去探望，还被（老马尔塞尤）将军的魅力所折服。年轻的马尔塞尤对（继父）鲁特很忠实……他觉得将军和他的那个女人对不起他的家庭……若干个月后马尔塞尤有所松动，终于同意到汉堡探望生父，但他在那里的时日并不快乐，仍为继父大加辩护。在这次父子会面中，将军显然觉得儿子在某些方面受他母亲和妹妹的影响太大，但他采取的相应举措显然又令父子间的冲突升级了。他把儿子带到几个酒吧里，还把他介绍给某些女人。这是些什么女人当然显而易见，敏感的汉斯非常愤怒，稍后不久就径直回家了。他此后再也没有见过生父。”[11]不过，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马尔塞尤在即将入伍前夕又将姓氏从“鲁特”改回了本姓。

母亲夏洛特非常怜爱膝下的一双儿女，她期望将儿子培养成出色的钢琴家，而早早开始练琴的马尔塞尤也确实有着出众的音乐天赋——成年之后虽未如母亲所愿成为钢琴家，但马尔塞尤的钢琴弹得相当好，1942年夏获得双剑骑士勋章后，他曾在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等显要们面前独奏过一个小时。不过，母亲的溺爱和缺乏严格管束也使天性活泼的马尔塞尤成为学校里的“问题男孩”，小学时就以不守纪律、不断犯错和慵懒散漫出名。1930年进入柏林的海因里希亲王（Prinz Heinrich）文理中学后，马尔塞尤依然故我，对学业从来都是懒懒散散、不思进取，倒是一直热衷于通过调皮捣蛋和恶作剧来吸引注意力。作为身材最小、体质最弱的学生，马尔塞尤的内心里很可能充满着不安全感，缺乏生父的关心、引导和鼓励又使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拼命地让身体强壮起来、耍点小聪明、再做些胆大妄为之事，就足以令其成为男孩子的领袖和关注的焦点。教过他的老师们都认为他其实天赋颇佳，只要不那么懒散、把精力放在学业而非恶作剧上，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优等生。不过，马尔塞尤的我行我素使老师们颇为头疼失望，校长佩措尔德（Friedrich Paetzold）博士收到的抱怨也日渐增多，迫使他在第三年时把马尔塞尤找来长谈了一番。佩措尔德在马尔塞尤成名后曾这样回忆道：“当他从柏林第12国民学校来到我们这里时，他还是一个身材纤细、面色苍白的小男孩。由于热衷于体育锻炼，他的体格有所增强，不久就成为总是受人们关注的那个圈子里的一员，尽管他依然是最小、最弱的孩子之一。我很快注意到他的一个特点：他只有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时才感到自在，他渴望得到同学的关注和赞美。”[12]佩措尔德在长谈中曾这样开导后者：“……就像你在生活中所见的那样，学校里既有端正的好学生，也有没出息的孩子。对于后者，防止他们麻烦不断的唯一途径就是大棒或其他纪律措施。另一方面，端正体面的男孩子通过认可和鼓励可以成长为真正的年轻人。至于你是一个好孩子还是窝囊废，现在完全取决于你怎样证明给我们看。我听到过对你和你的那些行为的许多抱怨，将来我希望只听到赞美你的话语……”[13]校长的这番刚柔兼济的训斥虽未能彻底纠正马尔塞尤对待生活的散漫态度，但显然让后者在学业上幡然悔悟，用佩措尔德的话来说，“他学得很快，3个月就轻松补上了前一年落下的学业……”马尔塞尤当然没有成为模范学生，但学业和品行均大有起色，老师们对他那些乖张行为的抱怨也都销声匿迹了。1937年4月，17岁半的马尔塞尤以前几名的成绩顺利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

1942年回国休假时马尔塞尤与母亲夏洛特在一起。

马尔塞尤与母亲在一起。

马尔塞尤一生中与其关系最密切的是三位女性：母亲、妹妹和未婚妻。在这张摄于1942年3月的照片中，左一是未婚妻屈佩尔（Hanne-Lies Küpper），右一是母亲夏洛特。

1933年以来，纳粹政权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和种族优越性的鼓噪，自然对绝大多数德国青少年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生活在政治中心柏林的马尔塞尤也不可避免地被淹没在汹涌的洪流之中。令人惊异的是，他似乎对这些宣传和鼓噪无动于衷，或者说根本未放在心上。虽然无从得知他在希特勒青年团时的言行和表现，但从他在战争期间的许多作为来看，比如明目张胆地违背种族法令（与一名南非籍黑人战俘亲密交谊），无视纳粹政权的禁令（酷爱被视为“道德沦丧”象征的爵士乐和摇摆舞），公开取笑纳粹最高层及其有关政策，对放下武器的敌人施以人道立场等等，虽不能确定他具有反纳粹意识，但至少说明他是个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对国家社会主义宣传和教义根本不买账的人。马尔塞尤是一个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会坚持下去的人，他在“二战”中的作为无不证明了这一点，对被禁音乐的挚爱更是清楚体现出他的个性。

在马尔塞尤性格形成的关键阶段里，柏林曾一度是作家、画家、演员、导演、记者和评论家们荟萃云集的艺术之都，这些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城里众多的罗马式咖啡馆里，一边阔论政治时事，一边欣赏摇摆舞和爵士乐——柏林的青少年无疑有更多的接触这些人物并受其影响的机会，马尔塞尤也很早就开始搜集来自美国的布鲁斯舞曲和爵士乐唱片，这也是其短暂一生中的一大嗜好。“二战”爆发以前，纳粹政权曾数次试图禁止这些“可能玷污雅利安青年血液的糟粕”，但均告失败，包括柏林在内的不少大中城市还存在一些所谓的“摇摆青年”团体。这些团体虽然并不必然在政治上反纳粹，但他们不合常规的头发及衣着和饰物、对摇摆舞和爵士乐的钟爱、公开接纳犹太人的举动，至少使他们被贴上了“反文化、反正统、反政治”的标签。虽无明确证据表明马尔塞尤是“摇摆青年”或类似团体中的一员，但他成年后的行为举止、外观衣饰、对禁乐的爱好等与前述团体如出一辙，至少表明他认同这些群体的反正统、反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14]“二战”爆发后，纳粹政权再次禁止摇摆舞和爵士乐，希姆莱还曾下令将摇摆团体的首领送入集中营，而马尔塞尤完全不理禁令，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北非，他都蓄留长发和身着有违着装条例的饰物（迟至1942年9月与隆美尔会面时他的脖子上还系着丝巾），旁若无人地欣赏“颓废”舞曲，全然不顾及身边更正统的战友们的感受，恐怕这也是有些人称他是“行为完全无法令人接受的个人主义者”的原因之一。

似乎是觉得自己的惊人举动还不够多，马尔塞尤高中毕业时选择的职业志向竟是当一名军事飞行员！已成为国防军上校的老马尔塞尤得知后不仅全力支持，还动用关系帮助儿子获得了参加资格考试和进入飞行学校的机会。不过，在开始飞行训练之前，马尔塞尤还必须完成强制性的帝国劳动军团服务。帝国劳动军团其实是一个准军事化组织，以向青年灌输纳粹思想、训练军事技术、造就强健体魄为目标，纳粹政府曾规定，没有冲锋队或帝国劳动军团服务经历的人不能从事任何工作，青年人只有经过这些途径才能进入军队。1938年4月初至9月末，马尔塞尤在不莱梅附近的劳动军团从事排干沼泽和清理道路等工作，虽然体魄仍不强健，工作量也很大，但他在劳动军团所获的评语相当不错，尤其是他的幽默和热情给伙伴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38年11月7日，马尔塞尤作为候补军官正式加入了空军，旋即赶往奎德林堡（Quedlinburg）接受步兵训练。马尔塞尤在训练之初又表现出惯有的惰性，总是试图走捷径，但几个月的训练后他在这方面有了相当改进，虽然对军事纪律依然不屑一顾，但是作为军人的自我意识有了一定的提高。不过，马尔塞尤仍未能充分领会团队合作的真意，总是偏好个人执行和完成任务，既不寻求帮助，也甚少向他人伸出援手——这种“孤狼”心态无疑将在他飞行生涯的初期严重困扰着他。

1939年3月，马尔塞尤终于开始了飞行训练，他所在的学校是位于费尔斯滕菲尔德布吕克（Fürstenfeldbruck）的第4空战学校。在这所初级飞行学校里，马尔塞尤遇到了一些日后将与其并肩战斗的年轻人，其中就包括后来的王牌飞行员施勒尔（Werner Schroer，总战绩114胜，其中102次击坠英美战机，在北非与马尔塞尤并肩作战时收获了61胜）。施勒尔战后曾这样描述他的同学：“马尔塞尤不属于军人那种类型，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似乎是个有问题之人。他总是以不好的方式得到关注。（由于经常违纪）他在周末时常被派去执勤和被禁止外出。我也常常得到一张字条——‘出去了！介意帮我执勤吗？’”[15]马尔塞尤在空战学校时结识了很多女朋友，总是寻机溜出军营寻欢作乐，虽然经常成功地偷偷溜回来，但他疲惫的神态和满嘴的酒气还是让大家心知肚明。驾机前饮酒是足以被开除的严重违纪行为，但马尔塞尤满不在乎，施勒尔在1984年接受采访时曾说：“这家伙陷入麻烦和被限制外出的时候多得难以计数。……我想6个月里他只有寥寥数次可不受限制地出入军营……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不怕被踢到陆军去吗？他的回答是，在他们有机会把他撵到陆军前，他将去指挥一艘U艇。这家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16]

马尔塞尤有很多令战友们惊叹的地方，如长于射击和特技，能不费力气地掌握其他人感觉相当困难的技术，如短距离起飞、半滚倒转（即破S）、急上升转弯（chandelle）等机动，但最令他们难以置信的还是他的飞行纪律。有一次在进行慢速盘旋练习时，他未经许可就擅自脱离编队，还在未把意图通告给任何人的情况下开始表演特技，在众人惊异目光的注视下，他甚至摆出了空中缠斗的作战姿态！结果，除了遭到严厉斥责和立即停飞外，他还被延期晋升。更严重的违纪出现在第二次单飞训练中，当时马尔塞尤在从马格德堡（Magdeburg）飞往不伦瑞克的途中心血来潮（有人说是一时内急，还有一说是迷路所致），不管不顾地降落在高速公路的中央，战机如同傲慢的大将军一样立即瘫痪了交通，人们纷纷诅咒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有些农夫以为他遇到了紧急情况，赶忙向飞机跑来，结果等他们赶到时，玩得差不多了的马尔塞尤却跳上战机得意洋洋地飞走了。事发之后可以想见指挥官是如何的暴怒——除非情况危急，将飞机降落在未获许可的地方，可是足以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严重违纪。施勒尔等同学都以为马尔塞尤如果幸运地不进监狱的话，至少也会被撵出空军。不过，在教官力保下，马尔塞尤的飞行生涯并未就此完结，当然他的违纪清单上又添上了重重的一笔。

1939年11月1日，马尔塞尤来到维也纳-施维夏特（Schwechat）的第5战斗机飞行学校接受高级训练，与之同至的自然还有那长长的违纪记录和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孤狼”名声。这所学校的指挥官是“一战”中取得32次击坠、有着“黑骑士”之称的王牌飞行员施莱希（Eduard von Schleich）上校，他对飞行员的训练和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学员们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仅仅因为点名迟到或一次考核失败就有可能被撵出空军。即便在如此严格的环境下马尔塞尤依然陋习不改，他的同学比利根（Kurt Buehligen，1945年曾任JG-2联队长，是总战绩112胜的双剑骑士勋章得主）战后曾回忆说，自己第一次真正注意到马尔塞尤是在一次早点名上。他当时姗姗来迟，满嘴酒气，但还能勉强站立并回答区队长的质询。比利根和其他人后来都发现马尔塞尤经常在夜间溜出军营与女友幽会，还总能在清晨溜回来加入早操队伍，他说大家一直都不明白这样一个时常违纪者却总也未受严惩，后来才得知马尔塞尤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军官——老马尔塞尤可能确实在挽救儿子的前途方面动用过关系，不过，施莱希虽不满马尔塞尤的态度和行为，但他认为这个目无纪律和权威的年轻人身上其实蕴藏着很大潜力，也欣赏后者鹰一般锐利的双眼和照相机般的记忆力，尤其赞赏他在空中的“情境意识”，似乎他总能感受到自己身边的每架战机在任何特定时刻的方位。施莱希当然也严厉警告马尔塞尤必须加强纪律和品行表现，否则他“脚下的薄冰随时都可能破裂”——马尔塞尤显然在震慑之余听进了忠告，1940年7月毕业时，校方给予他相当高的评价，尤其是肯定他的射击和特技飞行水准。

1940年7月18日，马尔塞尤成为梅泽堡（Merseburg）补充战斗机大队的一名飞行员，这个单位自“二战”爆发以来一直承担保卫洛伊纳（Leuna）工业区的任务。第5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格拉夫这时也在同一大队效力，但此时仍然是一个起步艰难的小角色。第8位钻石骑士诺沃特尼也曾在当年的11月中旬短暂效力于此，不过马尔塞尤并无机会结识诺沃特尼，他自己已在当年8月10日被改派至英吉利海峡前线的第2教导联队（Lehrgeschwader）第1（战斗机）大队。他准备好了吗？

害群之马的苦涩开端：
从LG-2、JG-52到JG-27

德国空军的教导联队除承担作战训练任务外，一般还负有评估新型战机和开发新战术的职责，因而往往由使用不同机型的若干大队混合而成，LG-2就由1个战斗机大队、1个对地支援大队和1个侦察机大队组成。马尔塞尤被分配到伊勒费尔德中尉领导的战斗机大队第1中队效力。伊勒费尔德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秃鹫军团”老兵，1942年4月作为第5位突破100胜大关的飞行员而荣膺双剑骑士勋章，担任过JG-52等联队的联队长，是颇负盛名的空军指挥官。不过，在1940年8月至9月间，他与麾下的马尔塞尤相处得并不愉快，忍耐了不到两个月就将后者从LG-2一脚踢了出去。

马尔塞尤所在的第1中队驻扎在荷兰的吕伐登（Leeuwarden），主要任务是为轰炸英国的轰炸机编队护航。他的首次空战发生在8月24日的英国肯特（Kent）上空，当时他在没有通告意图的情况下擅离四机编队，与一名经验丰富的英军飞行员进行了4分钟缠斗。马尔塞尤成功地将这架“喷火”战斗机击落在北海，而后凭借Bf-109战斗机的优越性能，在低空逃过了敌机的追杀。马尔塞尤降落后不久被伊勒费尔德派人找去，他以为中队长会赞许自己的首胜，因而笑嘻嘻地前来报到——1984年时，70岁的伊勒费尔德曾回忆过当时的一幕：马尔塞尤进屋时满脸带笑，嘴巴还咬着弯曲的食指，活脱脱一个刚钓到第一条大鱼的大男孩。伊勒费尔德本来因为马尔塞尤违反了飞行纪律已是非常生气，但看到后者的模样时忍俊不禁，于是先祝贺了他的首胜，然后“威胁”说“如若再破坏编队飞行纪律，将在空中将之直接击落，或回来后将其枪毙”。马尔塞尤当时吓得“花容失色”，伊勒费尔德自己也忍不住大笑起来，其后才一本正经地批评后者的纪律问题，并警告说“若再违规则将之赶到陆军去”。马尔塞尤这时恢复了常态，脸上又浮现出富有魅力的笑容，承诺说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伊勒费尔德在回忆这段往事时眼角渗出了浑浊的老泪，然后话锋一转地徐徐说道：“虽然（马尔塞尤）信守了承诺，但是他总能找到新花样，绝对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犯一样的错误。”[17]

首胜带给马尔塞尤的除了中队长的恐吓和训斥外，空战的紧张和残酷也令他感到惊魂难定，首次击杀对手的体验甚至让他还有些失落。他在当晚写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今天我击落了第一个对手，我感觉不是很好。我一直在想那个年轻人的妈妈得知儿子的死讯后该多么难过。我却是这个凶手。我很难过，对首胜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英国人的脸，也总是想起那位哭泣的母亲。”[18]马尔塞尤在酒吧里把自己的负疚感告诉了年长的战友，结果招来一顿嘲笑，有战友在战后说马尔塞尤当时给人的感觉就像“他亲手杀了自己最好的朋友一样”。马尔塞尤一个人在暗夜里沉思了许久，他现在面临着每个飞行员都必须闯过的心理关口，他能在空战中心安理得地击杀对手和保全自己吗？一夜无眠的马尔塞尤次日醒来后又给母亲写了封信，上面有这样的字句：“我现在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了。狂风吹打着海峡沿岸，但我会幸存下来的。”

9月2日，马尔塞尤又在肯特上空击坠了一架“喷火”战斗机，但他的Bf-109 E7也因油料耗尽而紧急迫降在加莱海滩。一星期后，伊勒费尔德将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授予给他，同时也告诫他在空中务必注意自己的油料情况。11日，马尔塞尤收获了第3胜，但担任僚机的他当时把保护长机的任务撂在一边，自己却向对手发起了进攻，而且在缠斗中座机还遭受重创，紧急迫降在法国维桑后战机完全报废。15日，马尔塞尤在泰晤士河河口收获了第4胜，但降落之后即被伊勒费尔德叫去——有些飞行员已明确表示不愿跟马尔塞尤一起执行任务，因为他不管不顾的作风让他们没有安全感，此外，前日夜该他执勤时他并未露面，再加上当日空战中还与僚机失去了联系，于是马尔塞尤受到了停飞三天和负责夜间执勤的惩罚。17日马尔塞尤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停飞令次日刚一解除，他就在多佛海岸击坠了一架“喷火”战斗机。不过，他的战机返回时也是伤痕累累，这当然不是他最后一次“自戕”座机，事实上，几乎每次空战后他的座机不是完全报废，就是需要大修，甚至非战斗状态下还出现过损毁事故——在一次为轰炸机护航的任务完成后，他的战机在返航途中出现了发动机故障，结果他在英吉利海峡的汹涌波涛中漂浮了整整3个小时，最后救援飞机才将几乎快要溺毙的他救起。

伊勒费尔德8月30日晋升为第1大队上尉大队长，9月中旬又以24次击坠的总战绩获颁骑士勋章，参战刚一个月便取得5胜的马尔塞尤在他眼中虽是一个射术精准、效率很高的飞行员，但后者的目无纪律还是一点点地侵蚀着他的耐心。9月27日，马尔塞尤取得了第6胜，但回基地后便遭到伊勒费尔德的怒斥，主要原因还是他又“忘记”了保护长机的职责。伊勒费尔德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对他的考评报告和晋升推荐信，教训说“失去了战友和同志的击坠战果一文不值”，甚至在激愤之余还做出了伸手去掐马尔塞尤脖子的动作！马尔塞尤被吓哭了，连忙就自己的行为表示道歉，大队长则针对他的孤狼倾向狠狠地训斥说：“……你不是一个人，这也不是你马尔塞尤的个人表演。你有一天也可能会指挥一个中队，你必须了解只有飞行员们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人把你晾在一边，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你又被击落了，你会作何感想？我建议你好好想一想，也规划一下自己的飞行生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一直是这个态度，总有一天你会倒霉的……”[19]

受惊的马尔塞尤28日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刺激。当日，18架Bf-109战斗机遭到近40架英军战斗机的拦截，马尔塞尤负责为第1中队代理中队长担任僚机，面对一比二的不利态势，中队长下达了“撤退、脱离接触”的命令。马尔塞尤感到无法理解，怎么能在弹药和油料都很充足、尚未对敌机造成任何伤害的情况下就撤退呢？正在苦恼之际，他发现一架“喷火”战斗机高速俯冲下来，准备向中队长发起攻击，而后者对眼前的危险还毫无察觉。马尔塞尤没有时间通知中队长，立即脱离编队，一个筋斗掠过长机后拦截住了敌机，对手在他精准的炮火中拖着浓烟栽进了海峡。马尔塞尤的Bf-109也被击中，再次迫降在海滩上，他取得了第7胜，但是为此已付出了4架战斗机的代价。返回基地后，马尔塞尤以为中队长会满含笑意地致谢，谁知先于他返回的中队长已经在大队长面前“恶人先告状”，说马尔塞尤不服从命令，而且还采取了规避措施。伊勒费尔德先祝贺了马尔塞尤的击坠，然后宣布关他3天禁闭。马尔塞尤极为震惊，他对于所受的不公待遇一直都很敏感，他所做的只是击落敌机和解救中队长，为什么自己一心想帮忙，换来的却是禁闭！

图为伊勒费尔德中校（摄于1944年任JG-1联队长期间）。1940年8月至9月期间，马尔塞尤曾在LG-2第1大队效力，时任大队长的伊勒费尔德很快便将频频违纪的马尔塞尤踢走，将这个大麻烦转嫁给了好友施泰因霍夫。

图为刚加入JG-52第4中队时的马尔塞尤。

图为施泰因霍夫中校（摄于1943年任JG-77联队长期间）。1940年10月至1941年1月，马尔塞尤曾在施泰因霍夫任中队长的JG-52第2大队第4中队效力。施泰因霍夫将马尔塞尤视为一大负担和害群之马，很快又将之赶到JG-27，这才有了马尔塞尤在北非绽放异彩的机会。

促使伊勒费尔德赶走马尔塞尤的直接导火索是稍后的一次特技表演。当时，伊勒费尔德特意让最优秀的特技飞行员马尔塞尤在造访的几位将军面前来个“震撼演出”，而后者干得的确很棒，对战机的掌控能力简直称得上不凡——马尔塞尤驾机在基地上空慢速飞行，高度很低，直到最后用战机的翼尖将系在竹竿上的手帕挑起为止，这时的高度距地面不过两米。但是，正是这个令人印象极深的“两米”惹来了麻烦，他又一次违反了条令——空军明文规定，飞机在机场上空慢速飞行时距地面必须至少5米。马尔塞尤委屈地辩称自己的一切作为皆是照令行事，但还是获得了被关禁闭的惩罚。他所不清楚的是，当日鼓掌喝彩的高官中有一位曾揶揄伊勒费尔德：“我们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你的大队受损的战机数量很高，看来你对制度条例管得很松啊！”如此评论迫使伊勒费尔德不得不做出改变，他欣赏马尔塞尤的飞行技能和射术，也不愿就此葬送他的飞行生涯，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烫手的山芋”传到别人手中。

马尔塞尤此时是全大队唯一没有晋升少尉的候补军官，失望和愤懑的他怀疑大队和中队领导一直都在有意打压他，至少也是故意挑刺。1940年10月初，马尔塞尤接到了调往JG-52第2大队第4中队的调令，这令他如释重负，总算可以离开LG-2这个鬼地方了。结果，JG-52也不是他渴望的家，仅仅是其短暂生涯中的又一座客栈罢了。

JG-52第4中队的中队长是日后名头颇响的施泰因霍夫中尉，他刚听说有一位7胜在手的王牌将加入中队时简直乐不可支，但收到档案材料后，他的兴奋很快又变成了疑虑重重。档案中那些各式各样的违纪记录和惩罚简直令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且这还是一位只要再摔一架战机就能成为“盟军王牌”的人。马尔塞尤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天才赶到中队报到，其原因竟是由于在旅馆与姑娘约会造成了耽搁。更令施泰因霍夫震惊的是，马尔塞尤报到时向他提出的唯一问题竟是“哪个镇子里的姑娘最漂亮”！施泰因霍夫强忍不快，花了整整一小时向马尔塞尤了解每项违纪的详情，事后又打电话给老朋友伊勒费尔德，质问他为何把这个大麻烦踢给他，后者则称“施泰因霍夫是像父亲一般的人，知道怎样与这种人打交道，马尔塞尤也确实很有潜力”等等。虽然隐隐觉得留下马尔塞尤可能是个错误，但施泰因霍夫还想再实际考察一番。几次接触下来，他认识到马尔塞尤确有才华，能做出各种花里胡哨，甚至令人瞠目的机动动作，但也存在着自大自私的严重缺陷。

马尔塞尤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就露出了“真面目”。担任僚机的他一听见有人呼唤发现敌机就忘记了保护长机的职责，立即朝敌机方向飞去。施泰因霍夫等人随后都在无线电中听到他发出的“击坠敌机”的呼声，但无人看见他在哪里，自然无法确认其战果（在JG-52期间马尔塞尤击坠了4架敌机，但都由于无人目击而无法确认），然后又听见“该死，他们击中我了”的惊呼声。马尔塞尤实际上掉入了英军的陷阱，在追逐一架敌机的过程中自身反遭3架战斗机围攻，他纯粹是靠本能和运气才躲过了猎杀。施泰因霍夫等击坠了敌机后护送马尔塞尤返航，但油料告罄的他只得迫降在加莱海滩上。在JG-52的初战就报废战机一架，未经许可擅离编队，不向任何人通告意图，打破最基本的作战规则……马尔塞尤为此被停飞一周。不过，施泰因霍夫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年轻人，他只令其停飞，并未禁止其离开军营，结果，不久后马尔塞尤就偷走了施泰因霍夫的座车，晚上回来时不仅酒气熏天，车上还带着两个衣衫不整的姑娘！愤怒的施泰因霍夫命令马尔塞尤一个月内不得外出，但他做梦也未想到，这家伙老实了没几天，竟从窗户跳出去，再次偷走中队长的座驾，从后门大模大样地离开了军营。

马尔塞尤自然而然地被视为另类——6次迫降或跳伞的经历使他被贴上了“鲁莽轻率”的标签；执勤中偷懒、开小差；扎眼的头发完全不符军人形象，波希米亚人式的行事作风和态度也极不职业；不尊重上级、不服从命令，停飞和被关禁闭期间多次违纪；迷恋个人战斗的孤狼倾向愈发明显，从未展示出团队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不少战友曾悄悄要求中队长不要把他分到他们的编队，大家都不相信他会在空中掩护他们……马尔塞尤正迅速滑向个人军旅生涯的深渊，施泰因霍夫已在考虑如何将这个害群之马赶走。他在战后曾坦承：“马尔塞尤非常英俊迷人，也是个很有天赋的战斗机飞行员，但他无法让人信赖。他到处都有女朋友，而她们又把他弄得忙乱不堪，以至于有时疲惫得无法执行任务，只好令其停飞。他有时候执行任务时完全不负责任，这就是我把他赶走的主要原因。但他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20]不过，施泰因霍夫并未讲出直接的导火索——放浪形骸的马尔塞尤私生活非常混乱，人称“大众情人”和“花花公子”，但有位女友的父亲是驻地附近的盖世太保头目，这位颇有权势的秘密警察曾到施泰因霍夫中队寻找一个体貌特征完全吻合马尔塞尤的飞行员——愤怒的父亲要将那个欺负他女儿的混蛋送入监狱！或许是出于保护马尔塞尤的缘故，此事促使施泰因霍夫立刻采取了行动，1984年时他曾回忆说：“……我撵走了马尔塞尤，把他踢给了纽曼。这事想起来挺有意思，他很丢人地离开了法国，随后却成为一个传奇。如果非洲也有姑娘，我觉得他不可能取得那么大成功。尽管他一直问题成堆，实际上我很喜欢这家伙，但是我觉得把他送走的举动实际上救了他。第二天我就办好了调动手续，一周内他就滚蛋了……”[21]

1941年1月中旬，马尔塞尤被调至JG-27第1大队，该部的驻地位于柏林近郊的多贝利茨，所以他先回家休假了一段时间，直到2月21日才正式报到。马尔塞尤曾向母亲大诉苦水，抱怨自己迟迟不能获得晋升，也不理解5个月内先后被两个联队撵走的原因，他抱怨说：“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成功和胜利，总盘算着让别人掩护自己，好把击坠敌机的荣誉都据为己有……在他们眼中，我这个候补军官除了是个可怜的大男孩外什么都不是。”[22]施泰因霍夫确未料到，自己急于摆脱的这个负担竟在JG-27脱胎换骨，短短18个月里就创下了不朽的战绩，时至今日仍是最负盛名的“二战”飞行员之一。就施泰因霍夫来说，“人不可貌相”固然将是他漫长的空军领袖生涯中最常想起的一个教训，但就当时而言，他的决定并无不当之处。毕竟，他没有时间改变马尔塞尤的态度并让其成熟起来，一场火热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即便接纳了马尔塞尤的纽曼也在战后坦承，若他的战场是在诱惑无处不在的法国，他可能也会把一这个“倒霉蛋”转嫁给下一个“倒霉”的单位。

浪子的蛰伏与苦练：
初战北非

JG-27第1大队大队长纽曼上尉生于1911年，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成熟稳重的他特别善于与年轻飞行员打交道，也是一个集父亲与朋友的角色于一身的优秀指挥官。战后他曾回忆过初见马尔塞尤时的印象：“他的头发可真长，违纪记录列出来足有胳膊那么长……他试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与多少女人上过床，其中有一个还是著名女演员。他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无法无天。30年后，他肯定会被人们称作花花公子。”[23]所幸的是，纽曼并未像施坦因霍夫那样急于下结论，他耐心观察了一段时间，发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有着极好的天赋，关键在于如何管束和引导，正如他后来所言：“马尔塞尤要么会成为卓越的飞行员，要么就是问题成堆的大麻烦，他只可能是这两种人中的一种。”纽曼决定以耐心和时间来改变马尔塞尤的面貌和作风。有后世军史家曾感慨道，如果施泰因霍夫也能像纽曼那样多一些宽容和耐心，那么未来的“非洲之星”跟随JG-52转战东线时又将取得怎样的空战战果？

不过，荣誉眼下尚不属于远未成熟的马尔塞尤，当JG-27在1941年2月末从多贝利茨调驻慕尼黑时，他不过是第1大队第3中队中队长霍穆特（Gerhard Homuth）中尉手下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JG-27的联队部与第2和第3两个大队已在当年2月初开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3月初时又进入了保加利亚境内，准备出手帮助贸然入侵希腊后处处受困的意大利军队。纽曼的第1大队并未随联队其他单位一起行动，而是在3月初被派往西西里岛执行任务，不过到月中时又返回了慕尼黑基地。随着亲纳粹的南斯拉夫政权被推翻，希特勒决定先征服南斯拉夫，而后帮助意大利击败希腊和英国远征军，从而稳定巴尔干半岛的局势，解除入侵苏联前南翼的后顾之忧。在这种情况下，JG-27第2和第3大队在保加利亚做好了协助地面部队征服南斯拉夫的准备，第1大队也在4月4日迁往奥地利南部的格拉茨，临时隶属于JG-54指挥，准备参加两日后开始的南斯拉夫战役。4月6日开始的战事对JG-27第1大队来说可谓波澜不兴，不过南斯拉夫军队的高射炮还是使纽曼大队损失了一架战机，马尔塞尤与僚机飞行员珀特根（Reiner Pöttegn）在袭击卢布尔雅那（Ljubljana）空军基地时，他座机的增压器进气口上方被高射炮打出个大口子，不过他还是安全飞回了格拉茨。[24]

4月14日，纽曼大队返回慕尼黑基地，未几又奉命开赴北非的加扎拉（Ain el Gazala），为隆美尔的非洲军提供支援。JG-27的其他两个大队在最终来到北非前，还要先在东线经受一番洗礼——联队长舍尔曼少校在苏德战争的首日即告失踪，沃尔登加（Bernhard Woldenga）少校随后接任联队长；第2大队1941年7月返回多贝利茨基地换装Bf-109F战斗机，后于9月开往北非；第3大队与联队部则直到10月中旬方才撤离东线，完成换装后在12月到达利比亚，直到这时JG-27的全部人马才算第一次聚齐。

与JG-27整个联队分散独立行动的特点类似，纽曼的第1大队开赴北非的过程也是3个中队分头行动：第1中队于4月18日率先抵达加扎拉，大队部与第2中队稍晚了两日抵达，霍穆特的第3中队则在途径西西里岛盖拉（Gela）机场时略作了停留，而后在飞往的黎波里（Tripoli）附近的本尼托堡（Castel Benito）基地时出现了耽搁。[25]第3中队按计划应在此处加油，但发现整个基地毫无生机，7架战斗机降落后也找不到一个人影。霍穆特决定把各战机剩下的油料先集中到马尔塞尤的战机里，由他飞到苏尔特（Sirte）向那里的驱逐机单位求援。马尔塞尤驾驶着“黄色13号”出发了，但不久后因引擎故障迫降在一条土路附近，这是他完全损毁的第7架战斗机。霍穆特对此并不知情，于是又派另一飞行员飞往苏尔特，结果与马尔塞尤一样音信皆无。所幸，几小时后马尔塞尤带着油罐车、淡水和食物赶了回来，霍穆特却告诉他，既然他的战机已经报废，他只有自己想办法赶到新基地。这难不倒机灵的马尔塞尤，他先搭乘意大利军队的补给车赶到巴尔比亚（Via Balbia），几番打听后找到负责北非后勤补给的某位将军，声称自己的任务十分紧急，必须得在次日赶到加扎拉基地。马尔塞尤如愿得到了一辆将军专车和司机，而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是陪那位将军共进晚餐，顺便吹嘘一下他在英吉利海峡空战的故事。当然，那位将军可能还留下了让这个颇有胆量的年轻人“拿50次空战胜利当车马费”的传奇。

马尔塞尤次日下午5时即完成了驱车800公里赶到加扎拉的征程，当他从将军专车里得意洋洋地钻出来时，霍穆特等对他无不刮目相看，因为中途曾在班加西过夜的他们也不过几小时前刚刚到达。马尔塞尤加入JG-27后结交的好友施塔尔施密特（Hans-Arnold Stahlschmidt）和珀特根带他去看一架崭新的Bf-109E，他在这架“黄色14号”前笑意盈盈地告诉好友，只有7胜标志的方向舵还显得“有点秃”，但他很快会以更多的击坠让它饱满起来——虽然夸下海口，但他欠下的50次击坠“车马费”还要等到10个月后才能还清，而且次日的北非初战就让他意识到在这个战场上收获胜利并非轻而易举。

摄于1941年4月6日的巴尔干战役期间，JG-27第1大队第3中队飞行员马尔塞尤执行完任务后，正向人介绍自己的Bf-109E座机上被高射炮打出的一个大洞。

摄于1941年4月中旬，JG-27第1大队准备开赴北非战场，图中最右者似为马尔塞尤。

4月23日上午10点，纽曼大队的10架战斗机为前去轰炸托布鲁克的斯图卡轰炸机编队护航。几乎每个德军飞行员都憎恶这种护航任务，但马尔塞尤却与众不同，他的战友弗兰齐斯克特（Ludwig Franzisket）对此曾说：“……马尔塞尤实际上很喜欢护航任务，我问过他为何总盼着去护航，他轻描淡写地说斯图卡轰炸机就是吸引战斗机的磁铁，吸来的敌机越多，他就能获得越多的空战胜利。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道理。”[26]当日临近中午时，马尔塞尤与珀特根向正忙于进攻Ju-87俯冲轰炸机的2架“飓风”战斗机发起了突袭，他很快击坠了其中的英军长机，但当他准备进攻僚机时，发现自己被4架“飓风”咬住。马尔塞尤和珀特根凭借战机的优越性能爬升躲进云层，最后逃离了追击。下午，纽曼大队倾巢而出，再次执行护航任务，马尔塞尤等又一次在托布鲁克上空遭遇英机机群。急于取胜的他没有通知僚机和其他任何人，就从高空俯冲而下，但在有机会瞄准对手之前，他的战机又被数架敌机围攻。在命运的青睐下马尔塞尤侥幸生还，但座机的残骸上留下了至少30个弹孔。这次经历在一向漫不经心的马尔塞尤心中可能引起了相当的震荡，尤其是在5月1日首次取得一战击坠两架敌机的战果后，他曾有连续6个星期颗粒无收，自己的战机却多次被打得伤痕累累，这迫使他意识到，对大漠上空的对手决不能等闲视之。

由于沙漠生活环境的单调艰苦，最主要的是没有女色诱惑，马尔塞尤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飞行技能和技战术水平的提高上。他的受挫感是显而易见的，但他通过训练提升能力的决心也是人所共见的。战友们除了看到他独自进行高强度技能训练和身体锻炼外，还发现他时常一个人在基地附近长时间漫步，手中挥舞或比划着什么，显然是在思考战术。马尔塞尤首先从锻炼视力入手，为让眼睛适应沙漠的强光和干燥环境，他一度不戴墨镜，有意让眼睛多接触刺眼的日光。他认为一旦视力有了大幅提升，在沙漠强光少云的天象条件下，飞行员就可以远远地发现敌机，因而借助云层躲藏，而后突袭的战术在沙漠里并非总是最佳选择。其次，他认定只有加强身体锻炼，特别是提高腹部和大腿肌肉的力量，才能在缠斗中比对手承受更大、更长时间的G力影响，才能使自己处于更有利的攻击或逃生位置。除不知疲倦的锻炼外，他还一度戒酒和只喝牛奶。再次，马尔塞尤的飞行时空感本来就很强，也拥有常人难及的飞行技能，但他还是在不违纪的情况下勤练特技飞行，因为他相信这可以帮他更好地掌控战机，使战机逐渐成为身体的自然延伸。战友们常见他在基地上空练习盘旋、爬升和横滚等各种飞行姿态与位置上攻击敌机的机动，甚至在短暂的作战间隙里他都抽空反复练习。许多只有最出色的特技飞行员在非战斗条件才能完成的动作，他都能在实战中运用得得心应手，这当然是与他的勤练不辍分不开的。第四，马尔塞尤加入JG-27前的两位中队长虽然都把他赶了出来，但都承认他在射术方面的天赋，但是，他那无人能够望其项背的精准射术除了天赋以外还是得益于勤练。他在任务完成后经常主动申请多飞一些时间，好把没用完的弹药倾泻在地面的静态目标上，或者练习他那日后最出名的大偏角射击。

初到北非的几个月里，马尔塞尤对自己的战术进行了认真改进，当然他那些旁人难以效仿的独特战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致臻完善。早在不列颠空战末期，不知深浅的马尔塞尤就曾对“战斗机必须为轰炸机编队进行捆绑式护航”的严令不以为然，他的品头论足和不屑一顾也为之带来了多次违纪记录。到北非后，他虽然欢迎为轰炸机编队护航的任务，但认为护航时使用的战术是错误的：“……战斗机总被束缚在轰炸机前方、上空或两侧，这太僵硬了，而且大家还相互挡道。战斗机必须不受轰炸机编队的束缚，我们必须打乱英机编队，而不是任由他们冲垮我们的队形。为什么我们总是整单位参战，而不是单个作战？我们必须通过预先计划好的方式驱散对手，而后一架接一架地消灭它们。”[27]马尔塞尤结合大漠的天象条件，对正统的“四指编队”战术也进行了修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也被后人称为优秀的战术创新者。[28]马尔塞尤认为沙漠的晴空万里为飞行员提供了极高的能见度，使编队相对于高度灵活的单架战机而言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在僚机掩护下，他可以攻击敌机编队中的任何目标，而对手此时难免出现混乱和迟疑不决，往往会就势转为防御，而这又会给攻击方提供更多的机会。他认为数量并非空战的唯一决定因素，最关键的还是驾驶战机的人，而且孤军作战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误伤友机和相撞的可能。他始终不肯照搬战术规范中要求的从后上方攻击敌机的战法，反而认为在盘旋、爬升和横滚等姿态中能更有效地杀伤敌机。他攻击英军“V”形三机编队的做法也与众不同，总是从敌机编队的左右两翼中间高速楔入，闪电般地击杀飞在前面的、经验丰富的“带头大哥”，而后在两翼敌机一片茫然之际，他往往已高速逃脱。

摄于1941年北非作战之初，头发长长的马尔塞尤。背景是他的Bf-109战斗机。

图为JG-27第1大队大队长纽曼。他在马尔塞尤短暂炫目的飞行生涯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JG-27第1大队第3中队中队长霍穆特中尉（后任第1大队上尉大队长）。这位严谨得近乎刻板的职业军官即便在沙漠里也总是着装整齐，脚蹬锃亮的皮靴，与散漫不羁的马尔塞尤形成了鲜明对照。两人时常发生龃龉，所幸有纽曼居中调和，总算相安无事。霍穆特在北非取得过46次击坠，调往东线后于1943年8月2日阵亡于奥廖尔，总战绩为63胜。

图为马尔塞尤在整个军旅生涯中关系最亲密的朋友施塔尔施密特少尉。他后来担任第2中队中队长，1942年8月20日获骑士勋章，稍后的9月7日阵亡。这位好友的丧生对马尔塞尤的打击极大，20多天后他自己也未能逃过魂归大漠的宿命。

马尔塞尤的好友弗兰齐斯克特（左）正在接受霍穆特（右）的指令，这张照片摄于1942年2月的马图巴（Martuba）基地。

马尔塞尤与僚机飞行员珀特根，图片摄于1942年夏，马尔塞尤当时已获得骑士勋章。

马尔塞尤在第4空战学校时的同学和JG-27的战友施勒尔（图中戴手表者），他身边簇拥着意大利士兵。施勒尔是北非战场上仅次于马尔塞尤的二号王牌（北非战绩61胜，总战绩114胜），1945年2月出任JG-3少校联队长。

北非沙漠中的某处德军基地，虽无法确定是否为JG-27第1大队的基地，但北非德军的每处基地都大抵与此相仿。

1941年初夏时JG-27第1大队的指挥部，图中最右侧的角旗上有该大队的队徽——一名土著和一只狮头。

第1大队大队长纽曼带队开赴北非时带来了一辆拖车，本图就是改造后的拖车的内壁。图中所绘的每个土著都代表着大队的一名飞行员，飞行员的每次击坠以一片棕榈叶代表，并添加到相应的土著名下。中间的图案是第1大队的队徽——土著和狮头。

摄于1941年初夏，马尔塞尤（图中右侧戴太阳帽者）与战友们在一起。中间手持信号枪者是军士埃勒斯（Franz Elles, 1941年12月11日被俘前的战绩为5胜）。背景是一架Bf-109E。

1941年6月发生了几件对马尔塞尤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第一件发生在6月14日上午，当日英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先后袭击了加扎拉的第1大队基地，暂代第3中队中队长的弗兰齐斯克特（霍穆特正在生病）击坠了一架英机，英军飞行员跳伞后被俘。马尔塞尤当日起飞后没有取得胜果，反而因发动机中弹迫降在德占区。返回基地后他被弗兰齐斯克特的一番举动震惊了——被俘飞行员询问自己的征服者，能否把自己的下落通告英方，只见弗兰齐斯克特二话不说，立即驾机飞往英军基地上空，掷下了这名战俘手写的关于自己处境的便条。这一“我们不是野兽”的宣言给马尔塞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老手们时常讲述的“一战”飞行员如何骑士般地对决、如何善待伤者和俘虏、如何以军人的荣誉安葬亡者的故事，一下子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他的面前。马尔塞尤在与施塔尔施密特等人建立友谊前，与战友们的关系普遍疏远，但弗兰齐斯克特等人的骑士风范迅速赢得了他的尊重，而他自己的行为更是深受影响，在随后的一年多里，他多次将“残酷战争中不曾泯灭的人道”发挥到极致，尽管他也为此多次触犯军规。

第二件事发生在6月16日，马尔塞尤当日终于成为一名少尉，尽管毕业于高级战斗机学校的同学们早在1940年初就获得了少尉军衔。在这天的空战中，马尔塞尤的发动机被高射炮击中，风挡也被喷射的油滴涂成漆黑一片，所幸他在珀特根指引下尚能勉强飞回基地，不过又一架战斗机毁于他手。一个多月里战绩为零，却在三天内两次损毁战机，这种状况引起了纽曼的关注。纽曼把马尔塞尤找来认真地交谈了一次，说自己觉得后者“正走在成为优秀战斗机飞行员的正确轨道上”，但他最近的表现“却不能很好地证实这一期待”。他说马尔塞尤之所以还活着纯粹是靠运气，“但不能总这样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和玩弄死神”。他语重心长地指出，马尔塞尤只有以清醒的头脑和深思熟虑的战术判断来取代恣意妄为，才能真正地走向成熟和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有纽曼做大队长实在是马尔塞尤的幸运——以前的长官们不止一次地训诫过他，但无人像纽曼那样以半父半兄的姿态与他平等对话，既不恶狠狠地威胁，也不口无遮拦地贬低和羞辱，更不嫉妒下级的才华和战绩。以自我为中心的马尔塞尤很容易被另一种风格的上级所伤害，纽曼虽然严厉训诫了他并令其停飞三日，但他心服口服，更何况大队长还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交代弗兰齐斯克特等人，“对马尔塞尤要严厉点，但绝不能不把他当回事。”[29]

纽曼的训话似乎立竿见影，马尔塞尤次日就击坠了两架“飓风”战斗机，尤其是击落第2架的过程令僚机珀特根钦服不已。当时马尔塞尤与对手比着转弯，“飓风”的转弯半径虽比Bf-109更小，但他知道决定胜负的是谁更能承受G力、谁的黑视（因高过载造成的飞行员短暂视力模糊、失意乃至昏厥的现象）的时间更短。只见马尔塞尤把战机倒转过来，收油门的同时放下襟翼，然后沿着更小的半径转弯——他很清楚，如此造成的速度突降会使身后敌机的射击越标，至少也会偏离，而低速飞行能帮助自己完成更急的转弯。尽管接近失速，但放下的襟翼还是使他能够保持水平，他拉起机头后将机鼻对准预期的敌机飞行轨道。这时他已处于理想的偏角射击位置，那架“飓风”浑然不觉地飞了过来，只见马尔塞尤轻轻按下机炮按钮，然后看都没看一眼地迅速飞离。“飓风”不出所料地与炮弹“恰到好处地”在空中交汇，转瞬间拖着长长的烟柱向大漠栽去。

此战之后，纽曼批准马尔塞尤回国休假，后者的体重已从几周前的150磅锐减到110磅，除了大家都有的胃病外，面色枯黄的马尔塞尤还不幸染上了疟疾。他直到8月26日才正式归队，这个年轻人靠自己的天赋和苦练，尤其是创立了足以化解英军“防御环阵”（Lufbery）的有效战术，很快就在万里无云的大漠上空成为对手挥之不去的梦魇。

非洲之星横空出世

两个月的休养让马尔塞尤恢复了健康和元气，至于这段日子里他的具体经历虽无从知晓，但从归队当日他就向战友炫耀自己“征服女性的战果”这一节来看，大致也可猜出他的作为。不过，大家很快发现“这个可笑的家伙”并非凭空吹嘘，因为不久后就有不少显然喷洒了香水的信件寄到大队，其中一些还是女明星的情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逐渐意识到马尔塞尤并非故意炫耀艳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千方百计地证明一件事——他虽然面相有点女气，身形举止又像个大男孩，但他不管是在空中，还是地面或任何其他方面都与战友们一样是个男人，而且比所有人都更男人！自幼形成的唯恐得不到承认的不安全感，显然贯穿于马尔塞尤短暂的一生之中。

马尔塞尤归队的当日就挨了当头棒喝——霍穆特中尉将他叫去训了一顿。霍穆特在6月末结束病休后回到了北非，归队前他曾见过伊勒费尔德，可以想象后者向他讲述了多少关于马尔塞尤的荒唐事。霍穆特在病休之前虽对马尔塞尤吊儿郎当的作风，尤其是军容军姿相当不满，但并不真正地了解这位下属，他回来后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中队的作战总结和相关报告，也与曾代行中队长职务的弗兰齐斯克特及其他飞行员多方交谈，之后显然对马尔塞尤产生了非常差的印象。马尔塞尤见中队长前还是个兴高采烈地大谈艳事的快活青年，走出队部时却成了垂头丧气的老蔫。他稍后曾向密友透露过谈话的要旨，他觉得中队长不管他是不是个好飞行员，反正已认定他是个坏榜样，而且还敏感地察觉出霍穆特正在寻机将其撵走。弗兰齐斯克特战后倒是透露了两人谈话的要点，因为霍穆特会后马上找到了他。霍穆特承认对马尔塞尤可能有点苛严，但认为严一点有好处，“一个孤狼般的牛仔对中队并无好处，他得学会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来飞行作战，否则只能将之撵走”。霍穆特还告诉弗兰齐斯克特，他宁愿把马尔塞尤赶到陆军后幸存下来，也不愿看到他在空中战死，或出现更糟的情况—由于他的愚蠢和鲁莽而造成战友的丧生。[30]

马尔塞尤与霍穆特的冲突还只是开始。霍穆特是个注重军容仪表和纪律的职业军官（烈日炎炎下他也总是衣衫整洁、皮靴锃亮），但不像纽曼那样宽容和有耐心。当然，他可能对马尔塞尤的飞行才能、攻击性和战绩也感到很不自在。马尔塞尤对受到的批评和指责既不理解也不服气，或许在心里还产生了自己正受迫害的“雨格诺教徒”情结（他的祖上就是因受到宗教迫害而从法国逃至德国的雨格诺教徒）。

值得庆幸的是，中队长的指责虽然影响了马尔塞尤的情绪，但并未妨碍他在执行任务后反思得失，尤其是钻研如何破解英军的“防御环阵”战术。所谓的“防御环阵”是英军使用的一种直径接近1000码的大型战术编队，一旦发现敌机，英军战斗机往往组成环形编队，其中各战机要压约70度的坡度，时速约250公里，各机之间相距约250码。[31]这种编队在1941至1942年间曾给德军飞行员造成了很多困扰，他们发现不仅很难打破首尾相顾、彼此保护的环阵，即便撕开了一角，也往往要与数量占优的对手陷入危险的缠斗。马尔塞尤对这些困难和危险并不介意，反而特别热衷于敲开环阵，正如他在6月16日迫降成功后对施塔尔施密特所说的那样，他一见到防御环阵就“忍不住要跳进去，就像狼扑到羊群里似的”。不过，马尔塞尤那时的战术还有缺陷，正如战友克拉德（Emil Clade）战后所言：“马尔塞尤有两种办法挫败防御环阵。第一种是先爬升到高空，而后向下俯冲，命中一或两架敌机后制造大范围的混乱。一旦敌机编队被驱散，他就开始随意收拾他们……他能取得一些胜利，但是自己的座机也有很多时候被搞得伤痕累累……”[32]

如果说上述战法是马尔塞尤打开环阵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他在回归大漠后的几个月里，经过苦练和精心雕琢，终于找到了对手的命门，也发展出几乎无人能够效仿的独特战术。根据战友和对手的回忆以及后世军史家们的研究，马尔塞尤在对付环阵时经常不拘一格，往往根据空战形势和对手的反应采用不同的战术。有时他会使用前述初级阶段时的“高速俯冲攻击”战术，但多数时候他会先在环阵上空飞上几个来回，寻机俯冲到敌机编队下方后再陡直上升，从机群下方展开攻击。虽然这需要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G力影响，但他依然能向敌机射出短促致命的炮火。完成射击的同时，他会爬升到敌机编队上空，准备再次进攻。不过，有时他并不立即展开下次进攻，为防止敌机尾随，他会继续爬升直到失速为止，而后再安全地螺旋下降到机群下方，占据有利位置之后再展开下一轮攻击。马尔塞尤还使用过令敌友双方均目瞪口呆的战术，有时他竟不可思议地钻入环阵中央，在对手环伺之下娴熟地操纵油门和着陆襟翼，通过降速来获得更小的转弯半径，从而挫败机动性更强的“飓风”或“寇蒂斯”战斗机以及整个环阵的设计目的。他在环阵内圈飞行时，往往一边急转弯，一边从令人难以置信的角度和距离向对手射击。他的大偏角短促射击往往能直接命中敌机发动机和驾驶舱，被击中者不是凌空爆炸，就是一头栽下，给对手的士气造成了可怕的打击。不过，令英军感到庆幸的是，能够完成这些复杂的机动、命中战机后还能逃生的德军飞行员只有马尔塞尤一个。

马尔塞尤把多数精力放在自我提高上，自然就无暇顾及其他方面，或者说至少收敛了许多。他甚至晚上还花时间研究对手的战机和飞行员，这对习惯于夜夜笙歌的他来说算是不小的变化。到1941年9月24日，马尔塞尤已零零散散地击落了18架敌机，按照战时标准绝对称得上是王牌了。9月24日，马尔塞尤迎来了以实战破解“防御环阵”的良机。当日下午早些时候，他先击落了一架落单的“马里兰”（Maryland）轰炸机，几小时后又与僚机飞行员库格尔鲍尔（Karl Kugelbaur）等人拦击英军战斗机编队。在18架敌机准备形成环阵之前，马尔塞尤发现了一架反应稍慢一拍的“飓风”，于是这架敌机成为他的第20个牺牲品。当那架“飓风”拖着浓烟朝地面坠去时，10余架英机终于组成了防御环。就在马尔塞尤盘算着使用何种战术之时，他看到库格尔鲍尔被一架“飓风”咬住，于是抢在前面击坠了这架敌机。他带着僚机一起爬至高空，然后进入倒飞状态，选准切入点后猛然压杆俯冲，杀入环阵中后向敌机群中的一架“飓风”射出了短促的炮火。不待观察战果，他又立即急转跃升，返回到僚机所在的高度。当那架倒霉的“飓风”坠地时，马尔塞尤又开始“示范”刚才的连串动作，他先后重复了3次，结果有3架敌机战栗着解体了。一直负责掩护的库格尔鲍尔目瞪口呆地亲睹了整个过程，“当马尔塞尤的僚机可不容易”的说法就此迅速流传开来。的确，马尔塞尤的特技玩得如此高超，保护其后部和侧翼的任务如此之重，还要不停地提速、减速和寻找位置来确认他的战果，对任何飞行员来说都是很高的要求。马尔塞尤完美地证明了自己的战术行之有效，尽管又违反了规则，但看在击坠敌机5架的不俗战绩上，霍穆特也仅仅是皱了一下眉头而已。

到10月中旬时，马尔塞尤已积累了25次胜利，他的名字第一次引起了戈林的关注——11月3日，他得到了只能由帝国元帅本人批准颁发的银质荣誉奖杯（Ehrenpokal）。当时，第1大队的几个中队正轮流开回慕尼黑基地，换装并熟悉新的Bf-109 F4热带沙漠型战斗机。由于换装过程从10月15日一直持续到12月最初两天，马尔塞尤错过了北非大漠中的一起一生难遇的灾难。11月17日，一场大暴雨引发的山洪暴发，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9月末刚抵北非的JG-27第2大队，造成了惨重的装备损失，纽曼大队则因所处地势较高、事先有所准备而逃过一劫，不过这些单位的作战就绪度都为之深受影响。12月4日，马尔塞尤与战友们驾驶着崭新的Bf-109 F4返回了北非，他在接下来的三日里收获了4胜，总战绩达到了29胜。7日，纽曼为马尔塞尤颁发了新创立的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这一荣誉让非常在意他人是否认可的马尔塞尤很是兴奋——这种勋章虽低于骑士勋章，但高于一级铁十字勋章，而他是北非飞行员中的第一个、整个空军的第二个获得者，更何况凯塞林元帅与第10航空军指挥官盖斯勒（Hans Geisler）将军都亲临现场并与他握手祝贺呢！

摄于1941年12月7日，凯塞林元帅视察JG-27第1大队期间正在向飞行员们讲话，图中的左起第7人为马尔塞尤。

摄于1941年12月7日，纽曼正在为马尔塞尤颁发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中立者是第10航空军指挥官盖斯勒将军。

摄于1941年12月7日，凯塞林在马尔塞尤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后，正在向他表示祝贺。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施塔尔施密特少尉、第2大队的戈尔利茨（Erich Gerlitz）上尉、马尔塞尤、纽曼、凯塞林和盖斯勒。

马尔塞尤显然是一个需要不停鞭策和鼓励的人，获得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后的十天里他又击坠了7架P-40战斗机，其中包括12月13日生日那天的连续两次击坠。不过，已升任第1中队中队长的弗兰齐斯克特注意到马尔塞尤的脸色非常难看，也很虚弱，似乎长时间说话和站立都有困难。纽曼和霍穆特除了把马尔塞尤送到野战医院外也暂时无计可施，因为随着德军地面部队的步步后撤，JG-27在德尔纳（Derna）和加扎拉的两处主要基地均已暴露在英军威胁之下，他们只能待形势稳定时才能安排运输机将马尔塞尤送走。12月18日，隆美尔下令放弃加扎拉，JG-27无法撤离的辎重和未及修复的战机均被炸毁。撤退完成后，纽曼安排运输机将马尔塞尤送往雅典的军医院，与他同机的还有日前被意大利炮兵误伤的弗兰齐斯克特。弗兰齐斯克特在雅典短暂逗留后被送回本土治疗，直到次年3月方才归队。而马尔塞尤被查出患有疟疾、黄疸、阿米巴痢疾和肠胃炎等多种疾病，不过，这些相对于他几天后获悉的噩耗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30日，一位军官将JG-27联队长沃尔登加转发的一封电报交给了马尔塞尤，这封电报来自他的母亲，其内容无疑就像晴天霹雳——“妹妹亡故，速归。”急返柏林后，马尔塞尤了解到住在维也纳的妹妹英格是被她的前情人残忍杀害的。马尔塞尤与妹妹自幼感情笃厚，可以说是除母亲外最亲近的人，她的被害对马尔塞尤的打击是巨大的，所造成的创伤直至阵亡时都还未能够抚平。

当马尔塞尤2月6日返回北非的马图巴基地时，战友们都注意到他显得异样的安静沉闷，甚至有些意气消沉。虑事周全的纽曼事先已向大家通告了马尔塞尤妹妹的不幸，他不希望任何人惹麻烦，告诫大家都要尽心帮助马尔塞尤把注意力转移到飞行作战上。尽管大家都小心翼翼，但马尔塞尤归队的首日就恶化了与霍穆特本就困难的关系——他回来后并未立即面见中队长，而是越过指挥层级直接到纽曼那里报到。这一举动被霍穆特视为不敬和挑战权威，尽管非常愤怒，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只命令马尔塞尤停飞几日，以便于逐渐进入作战状态。但是，马尔塞尤和几位朋友却认为这不一定代表着善意，而是中队长试图赶在他之前收获第40胜（霍穆特此时战绩为38胜，马尔塞尤为36胜），否则中队长就不应该命令马尔塞尤停飞，而且还指定解禁后由他担任僚机！更惊人的举动还在后面，当马尔塞尤得知霍穆特再次不推荐自己晋升中尉时（理由为“行为举止不合军官标准，对上级缺乏适当尊敬”），他简直气得发疯，往昔的所有“不公和压迫”刹那间全都涌上了心头。只见他奔向座机快速升空，盘旋几圈后朝着霍姆特帐篷外的空地狠狠地倾泻子弹！这一肯定要被送上军事法庭的愚蠢举动震惊了所有人，联队长沃尔登加曾说这是马尔塞尤“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霍穆特书面要求将马尔塞尤送上军事法庭，但在纽曼和沃尔登加的斡旋下他幸运地躲过了军法审判，不过停飞令得到了严格执行，晋升一事也被否决。

躲过了弥天大祸的马尔塞尤一个人长时间地躲在帐篷里喝酒吸烟，沉思不语，更加思念自己的妹妹和母亲。他觉得，自己唯一能够挫败霍穆特的办法就是取得更多的胜果，而且还要尽可能当着中队长的面做到这一点。2月8日晨，第3中队派出4架Bf-109前去报复刚轰炸过己方的英军，马尔塞尤刚完成为侦察机护航的任务，当时正准备着陆。就在这时，处于降落状态的他收到了地面发出的警报——5架“飓风”战斗机正准备偷袭他。他立即收起起落架，从距地面很低的高度呼啸而过，只见子弹从其座舱两侧纷纷偏出，而离他最近的“飓风”只有不到200米远。马尔塞尤用力左转摆脱了追逐之敌，然后推送油门急剧跃升。当其他几架“飓风”从马尔塞尤下方穿过时，纽曼和霍穆特等人正在地面驻足观看，他们所目睹的无疑将是一个传奇的诞生。马尔塞尤飞到2000英尺后将座机侧滚翻转过来，机鼻朝下开始俯冲，他向最右边的一架“飓风”开火了。8点22分，这架被打着起火的战斗机坠地爆炸了，3分钟后，另一架“飓风”也在基地附近坠地后燃起了熊熊大火。马尔塞尤再次做出爬升、失速、坡度转弯和横滚等一系列机动，又向剩下的“飓风”发起攻击。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之后，他在500英尺高度突然出现在第3架“飓风”身后，对手被击中后冒出了轻烟，但并未应声而落。这时，纽曼冲着身边痴痴而立的众人大嚷大叫，命令他们赶快升空帮忙——无人挪动脚步，也没有必要了，因为第1中队返航的3架战斗机已出现在基地上空，他们早已看到地面上冒起的烟柱，还有那架“独舞”的Bf-109。他们的出现迫使剩下的“飓风”迅速向东逃去，被马尔塞尤击伤的那架战斗机也在其中。

包括霍穆特在内的所有人无不为眼前的精彩一幕感到震撼，最兴奋的当然还是那些鲜有机会目击空战的“黑人”（飞行员给身着黑色制服且又晒得黝黑的地勤们所取的绰号），尤其是马尔塞尤自己的几位技师和地勤——马尔塞尤不仅一向善待和关心他们，还在大家面前把他们辛苦工作的成果在一场壮观的演出中展现得淋漓尽致。10分钟的空战中，马尔塞尤仅用30余发弹药就取得了击坠2架和重创1架的战绩，但这还不是传奇的全部。在下午的作战中马尔塞尤担任霍穆特的僚机，他在10分钟内又击坠了两架敌机，个人战绩上升到40胜，而霍穆特也收获了1胜，以39次击坠屈居马尔塞尤之后。霍穆特对马尔塞尤率先取得40胜可能感到不快，尤其是后者下午的首次击坠还是从他手中“偷”走的——当时马尔塞尤抢在前面击坠了他一直在追逐的一架敌机。最令霍穆特不满的是，马尔塞尤在此战前后曾向他人夸口，说自己要在战绩上击败中队长，并以此来报复后者阻碍自己晋升中尉之恨。下午晚些时候，霍穆特通知马尔塞尤停飞，原因是不服从命令，何时解禁另行通知。马尔塞尤未置一词，回去后与被俘的英军飞行员聊起天来。不久，有人看到马尔塞尤独自驾机升空了，既无僚机陪伴，也未把去向告诉任何人。纽曼和霍穆特到处打听怎么回事，大家都一脸茫然，最后还是那位战俘道出了原委——马尔塞尤拿着他写的便条和英军基地的坐标，前去通知对手这位“失踪”飞行员的下落了！霍穆特闻言大怒，气得在中队部里不停踱步，但当马尔塞尤一小时后归来时，纽曼却抢在前头把他带进了大队部。纽曼平静地提醒马尔塞尤，戈林月前已签发命令，严禁飞行员做出此类通告对手下落的“人道举动”，即便弗兰齐斯克特也只做过一次，而今天已是马尔塞尤的第2次违令。纽曼还暗示，如果霍穆特越过大队直接向联队控诉，就算他想袒护恐怕也是有心无力。

2月12日，由于作战需要，纽曼下令解除了马尔塞尤的停飞令。霍穆特对此显然感到不满，将马尔塞尤送交军法审判的申请被纽曼和沃尔登加推翻，现在连最基本的停飞也被否决，让他这个中队长的威信何在，脸面何存？在当日的护航任务中，霍穆特严令僚机马尔塞尤负责掩护。刚开始一切都算正常，霍穆特也顺利摘取了第40胜，但是当马尔塞尤看到中队长周边没有直接威胁时，他又将命令置诸脑后，脱离长机后径直向敌机发起了进攻。地面作战室里的纽曼和沃尔登加都能清楚地在无线电里听到霍穆特的大声呵斥和咒骂。马尔塞尤依然高效精准，1点30分至36分之间，1架“飓风”和3架P-40成为他的第41至第44个刀下之鬼。

霍穆特驾驶着受损的战机返回马图巴基地后，径直奔向纽曼和沃尔登加所在的作战室，锃亮的皮靴踩在沙地上留下了一串串重重的脚印。人人都能看出他的愤懑，他再次要求将马尔塞尤送上军事法庭，强调自己有权指控后者的数次违纪，更不要说之前扫射帐篷的危险恶行。马尔塞尤的老同学施勒尔当时“偷听”到了帐篷内对话的若干片段，战后他曾回忆说：“……马尔塞尤确实没有服从霍穆特的命令，也违背了空军作战飞行条令，当然他也无视指挥官令其归队的多次要求，因此可谓临阵违令——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等于是指控其临阵畏缩或逃跑，被当场处决都有可能。马尔塞尤有大麻烦了，但也有几点对他有利，霍穆特可能也很清楚，只不过在盛怒之下不愿提及或干脆没想起来。马尔塞尤是违背了条令且无视长官命令，但他取得了4次击坠，还救了霍穆特一命，因为他击坠的两架敌机本来都是冲着霍穆特去的，此外马尔塞尤还把自己的战机毫发无损地开回来了……”[33]沃尔登加当着纽曼的面提醒霍穆特，撰写报告时不要忘了马尔塞尤曾两次救过他的命这个事实。冷静下来后，霍穆特显然听进了长官们的劝告，他提交的报告中没有任何足以毁灭马尔塞尤的内容。霍穆特或许已经意识到，只要这个“魔头”还能接二连三地击坠敌机，那么他就是一个无人能动、军法严令都会网开一面的“铁人”。

2月21日，马尔塞尤在8分钟内击坠了两架P-40，总战绩达到50胜。次日，凯塞林元帅向马尔塞尤和军士舒尔茨（Otto Schulz，总战绩44胜）颁发了骑士勋章，兴奋的施塔尔施密特等仪式一结束就一把抱住了马尔塞尤，纽曼也满脸笑意地祝贺这个羽翼日丰的年轻人。施勒尔战后曾回忆说，马尔塞尤获得骑士勋章后的一段日子里情绪很好，让人觉得过去那个爱开玩笑、时常搞恶作剧的“约亨”（Jochen，马尔塞尤的昵称）又回来了。

3月初，再次患病的马尔塞尤回国治病，与他同行的还有施塔尔施密特——后者在2月27日紧急迫降后曾经被俘，虽在一天后幸运脱逃，但被俘期间遭受的拷打和虐待让他精神过度紧张乃至紊乱。病休期间马尔塞尤作出了一件既令战友们大跌眼镜，又可能使欧洲各地的许多女性心碎的事情——他与柏林女教师屈佩尔（Hanne-Lies Küpper）小姐订婚了。回北非前马尔塞尤接到命令，要求他在罗马逗留时面见墨索里尼，后者将向他颁授“意大利银质勇敢勋章”。不谙世事的马尔塞尤竟在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面前对“领袖”评头论足，还说出了“那人真是自命不凡”之类的话语。按照加兰德战后的说法，当这些话传到希特勒那里时，元首曾很轻松地评论道：“看来我们的马尔塞尤颇有识人之明。”

马尔塞尤5月1日正式晋升为中尉，5天后又成为第3中队代理中队长。6月8日，随着纽曼升为联队长，霍穆特继任第1大队大队长，马尔塞尤正式担任了中队长。这一任命对他是个巨大的鼓舞，担负领导职责和取得更多胜利也成为他祭奠亡妹的一种寄托。在空中，马尔塞尤几乎每战都要击落至少2架敌机；在地面上，他的纪律感与以前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与大队长霍穆特相处时也能较好地拿捏分寸；在战友关系上，中尉中队长的身份并没有妨碍他继续与大家打成一片、融洽相处。当然，马尔塞尤的平民作风和骑士风范，还有他的种种“毛病”（如喜欢听爵士乐和敌台播放的音乐，对高阶军官缺乏必需的礼仪，作派不像职业军官等），注定了他不是德国军事机器期待或培养的典型军官，也就注定了才华禀异的他不可能再获得更高的职务。

不过，马尔塞尤才不在乎这些，在他眼中最重要的是飞行，最自豪的是空战，只有坐进座舱、扣严舱盖的那一刻才是最有安全感、最无拘无束的他。5月30日，马尔塞尤“罕见地”仅收获了1胜，他的第65个牺牲品跳伞时头部撞上了飞机，因而未能打开降落伞。马尔塞尤着陆后立即与珀特根驱车赶往坠机处，收拾好亡者的证件和个人物品后，他一回到基地就向英军的方位飞去——马尔塞尤又一次绽放出自己弱小身躯中蕴藏的人道光辉，再次违纪如何？坠机处位于敌军防线内又如何？马尔塞尤永远都会做他认定正确的事情，也恰恰是这种散发着人性光彩的冒险飞行，战后为他在对手那里赢得了传奇般的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黄色14号”，还有那个飞行员令人难以置信的飞行技能和致命射术，但他们也知道这是一位战场骑士，既为履行职责而毫不怜悯地阻击和猎杀，又在对手失去战机、被俘或战死之时，违令且冒险地前去通知他们的战友。对马尔塞尤来说，战争并不等于屠杀和仇恨。

摄于1942年2月，马尔塞尤站在一架被他击落的英军“飓风”战斗机旁，据信这架战斗机属于英国皇家空军的第213战斗机中队。

摄于1942年2月21日，马尔塞尤当日取得了第50胜，图中是他的“黄色14号”Bf-109 F2热带沙漠型战斗机。

摄于1942年2月，马尔塞尤正准备升空作战。

1942年2月，马尔塞尤的“黄色14号”Bf-109正在加油，图中右侧的方向舵上显示出他此时已取得48次击坠。

摄于1942年2月21日取得第50胜的当天，马尔塞尤正与众飞行员谈论战术，图中右侧低头不语者为霍穆特。这张照片后来成为1942年7月7日出版的空军官方杂志《战鹰》的封面。

摄于1942年2月21日取得第50胜的当天，马尔塞尤正在与战友交换意见，地勤则忙着将新的胜利标记添加到方向舵上。

这是一张罕见的照片，摄于1942年3月14日，当时马尔塞尤正在柏林休假。图中左为他的老同学施勒尔。

摄于1942年2月22日，马尔塞尤获得了骑士勋章。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获得这一荣誉显然令他非常高兴。

摄于1942年2月22日，马尔塞尤获骑士勋章后，在JG-27联队部门口留下了这张颇为经典的照片。

摄于1942年2月21日取得第50胜的当天，马尔塞尤与中队长霍穆特（右）讨论战术。此时他已超过霍穆特成为北非战绩最高的飞行员，但与后者的关系依然相当紧张。

摄于1942年2月底，情绪不错的马尔塞尤离开帐篷，准备前去执行任务。

摄于1942年5月，JG-27第3中队代理中队长马尔塞尤正与战友们讨论作战事宜。

摄于1942年6月1日，马尔塞尤正准备起飞。6月3日，他在11分钟里击坠了6架敌机。

骑士勋章得主马尔塞尤中尉。

摄于1942年6月，马尔塞尤与联队长纽曼在一起。霍穆特继任第1大队大队长后，马尔塞尤在6月8日正式担任了第3中队中队长（5月6日起代理）。

手持文件夹的马尔塞尤中尉似乎正一本正经地履行中队长的职责。从他佩戴的骑士勋章来推算，本图应摄于1942年6月18日之前。

摄于1942年6月初，“时髦青年”马尔塞尤正向座机走去，方向舵上显示出他的战绩至少为70次击坠，以此推算，本图应摄于1942年6月3日至10日期间。

摄于1942年6月，马尔塞尤与纽曼（左）和一名意大利飞行员在一起。从本图可以看出，马尔塞尤身材很是瘦小，尤其是双腿非常之细，的确缺乏阳刚之气。

马尔塞尤担任中队长后对战友们的态度是依然故我，继续与大家嘻嘻哈哈打成一片，全然不讲官兵之间的界限。图中口叼烟卷、动作夸张的就是马尔塞尤。

图中的马尔塞尤正在搞恶作剧，或许是在唱催眠曲。他曾将一条橡胶带搁在熟睡的战友身下，结果战友在半梦半醒之间还以为是条蛇，被吓得魂飞魄散。

6月3日中午，马尔塞尤率领中队为第3俯冲轰炸机联队（StG-3）第1大队提供护航。途中他发现远处的天际出现了约16架敌机，起初他并没有理睬对手，而是继续护航。不久后马尔塞尤离开己方编队，跟随他的只有那位人称“空战计数器”的珀特根。他陡直爬升到敌机编队上方，然后一摆机翼猛扎下去，飞入敌机环阵后转瞬间击毁了第一个猎物。紧接着他拉起机头，开始爬升和转弯，3分钟后第2架敌机变成了燃烧的火球。又过了两分钟，第3架敌机在3500英尺高度被打爆起火。这时敌机机群已经阵形大乱，英军飞行员们四散着朝这个凶猛的敌人扑来。马尔塞尤急速爬升，俯冲下来时瞄准了第4个猎物，在距敌机约100英尺处按下了机炮按钮，不想炮弹没有射出，于是他迅速改用机枪射击。这架战机被击中时，马尔塞尤之前命中的第3架敌机才拖着长长的浓烟坠地爆炸，两次击坠间仅相隔了15秒钟而已。显然，对手的高效和精确吓坏了其余英机，他们全都改为低空飞行，希望能避开这个凶神恶煞。杀得兴起的马尔塞尤紧追不舍，飞近其中一架敌机时迅速急转弯，以一阵短促的射击命中了敌机的发动机和驾驶舱——这一幕简直就像他在旁若无人地练习急转弯——近距离短促射击一样。从12点22分击落首架敌机到此时击坠第5架，时间才流逝了7分钟！马尔塞尤还不准备收手，他一边观察着仓皇失措的敌机，一边向上爬升，当一架英机不慎从他面前穿过时，他本能地按下了机炮按钮，于是第6个牺牲品在12点33分时完结了。为时11分钟的空战中，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击溃了16架敌机，击落6架，其中头5架击坠在7分钟内完成，而自己毫发无损，没有一发炮弹或子弹击中座机，不知道各国空军中达此境界的能有几人？被马尔塞尤击落的至少包括3位英军王牌——派尔（Robin Pare，6胜）、戈尔丁（Douglas Golding，6.5胜）和伯沙（Louis Botha，5胜）。幸存者们返回后心有余悸地汇报说，他们遭到了数量占优的数个德机编队的攻击，其中一个编队击落了6架英军战机后迅速逃走了。再次目瞪口呆的珀特根在报告中写道：“……所有敌机都是马尔塞尤在转向缠斗中击落的。他射击时只需看一眼敌机就行。他射出的炮火和子弹能从前方的发动机一直覆盖到驾驶舱。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是如何做到的。每回缠斗中他都竭力降低速度，以便减小转弯半径；他平均只需要60发弹药就能击落一架敌机。”

总战绩达75胜的马尔塞尤第一次登上了国防军战况公报，次日，凯塞林光顾JG-27时宣布马尔塞尤已获得第97枚橡叶骑士勋章，而且还将由元首亲自授勋。不过马尔塞尤并未得到橡叶骑士勋章——短短十余日后，他就因战绩突破了100次击坠而成为第12位双剑骑士。6月份余下的日子里，马尔塞尤又取得了令人印象极深的多次击坠，其中17日的空战几乎就是月初一战的翻版。当时他在10分钟内砍瓜切菜般击坠了4架“飓风”、1架“喷火”和1架P-40，以101胜的总战绩（第11位突破百胜大关者）成为精英飞行员俱乐部中最年轻的一员。马尔塞尤降落在基地时，欢乐的人群涌向他的那架“黄色14号”，人们想把他从座舱里拖出来扔到空中，但注意到他的脸色苍白，大滴的汗珠顺着脸颊流淌——北非的气候，无休止的作战，惊心动魄的缠斗使他有些透支了。

所幸的是，马尔塞尤次日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他将在到达柏林后转乘火车，赶赴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领受双剑骑士勋章。一到柏林，马尔塞尤就感受到故乡对他的热忱欢迎，几乎所有大报的头版都以整版篇幅刊登着他的照片，通栏的大标题则写着“柏林为他自豪”，走到哪里都有热情的柏林人向他致意或索取签名，就连送他回家的出租车司机也拒收车资。6月28日，马尔塞尤在希特勒的空军副官贝洛陪同下进入了狼穴大本营，授勋仪式结束后，马尔塞尤与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等共进午餐。他自始至终都显得相当轻松自在，根本不像其他获勋者那样紧张不安，用当时在场的希特勒私人飞行员鲍尔（Hans Baur）中将的话来说，“马尔塞尤显得很自如，就好像他是在一家卖水果蔬菜的杂货店里似的。”[34]就餐时鲍尔曾听见戈林发话：“马尔塞尤，这么说你已有超过100个的被征服者了？”马尔塞尤或许是根本没长脑子，随口应道：“帝国元帅阁下，你是说战机还是女人？”鲍尔战后曾回忆说戈林闻言大笑不止，甚至还噎着了，在座的其他高官也都笑得要喷出饭来，而马尔塞尤还是一脸无辜的表情，直到稍后才红着脸低下了头。而乐不可支的戈培尔更是双拳捶打桌面，还说“这也是马尔塞尤为何是德国青年的好榜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34]戈林继续打趣说，以后一定要见见马尔塞尤最终娶的女人，因为他要给征服了马尔塞尤的女人颁发铁十字勋章！希特勒对这些放肆的动静只是抬头看了看、摇了摇头而已。玩笑过后，希特勒想听一听北非的情况，马尔塞尤直言对手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差，在物资补给上也占绝对优势，而德军急需更多的战斗机和飞行员来应对数量占优的对手。他还建议停止轰炸机的轰炸任务以及对战斗机的捆绑式护航要求。希特勒允诺为北非提供更多的战机和补给，不过对马尔塞尤关于轰炸任务的评论感到有点不悦——直到1944年年中时希特勒还在痴迷于轰炸对手，甚至不惜把性能优越的Me-262当作轰炸机使用，哪里会在“形势大好”的1942年夏听进一个小中尉的建议。

马尔塞尤在授勋后回到了母亲身边，但很快又被戈培尔带到纳粹宣传部参观，还见到了希特勒青年团领袖艾克斯曼（Artur Axmann）。后者曾在1985年回忆说：“我总算见到了报纸杂志连篇报道的马尔塞尤……他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不像军人的军人，他看起来与他们完全不同，一点都不像军官，倒像个学生。他说话总是不加考虑地脱口而出……马尔塞尤有着成为德国青年角色榜样的独特资格，报纸杂志上的故事已让他非常出名，他漂亮的外貌，加上与飞行员和英雄们相伴相随的光环，足以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是的，马尔塞尤就是德国青年的终极榜样——至少在他开口说话前是这样。”[35]确如艾克斯曼所言，戈培尔就认为马尔塞尤具有成为英雄所需的一切条件，战绩辉煌、长相英俊、年轻有为，完全可以把他以“民族英雄”的面貌向国人推出，并使之成为年轻一代的偶像。

摄于1942年6月28日的腊斯登堡火车站，马尔塞尤与迎候他的希特勒空军副官贝洛合影。当天他在狼穴大本营领受了第12枚双剑骑士勋章。

著名的勒尔（Roehr）系列明信片上的马尔塞尤。

摄于1942年6月28日，希特勒向马尔塞尤颁发第12枚双剑骑士勋章。

摄于1942年夏，根据戈培尔的要求，战争英雄马尔塞尤进行了巡回宣传，期间曾到青年团体和学校进行演说和座谈。图中他正向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的空战故事。

摄于1942年7月访问奥格斯堡的梅塞施密特飞机制造厂期间。图中右为马尔塞尤，中为雷希林试飞中心的飞行员珀斯（Josef Poehs）中尉，左为梅塞施密特飞机厂的头号试飞员、曾创下多项世界纪录的温德尔（Fritz Wendel）。

摄于1942年夏，马尔塞尤与纳粹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等拍摄宣传照。

摄于1942年7月参观梅塞施密特飞机制造厂期间。马尔塞尤在这里与梅塞施密特有过深入交谈，还试飞了Bf-109 G-2战斗机。图中他正在系“纱巾”，准备驾驶Bf-109 G-2升空。

马尔塞尤按照戈培尔的安排开始了巡回演说，青年团、学校、飞行学校、军医院、康复中心、飞机制造厂……马尔塞尤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戈培尔依靠英雄提振士气，把国民与战争机器更紧地捆绑起来的目的显然都一一实现了。纳粹高层非常喜爱这个另类的英雄，频频邀请他参加高官名流荟萃的活动。在梅塞施密特教授家举办的一次聚会上，马尔塞尤应戈培尔夫人的要求弹奏了一小时的钢琴，贝多芬、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肖邦等人的经典在他修长的手指下缓缓流淌，在座的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甚至是粗鄙的希姆莱等无不动容，一遍遍地为之喝彩，直到他奏出一曲满座皆惊的乐章——当时他还冲着听众神秘一笑，指尖滑出的却是爵士乐！鲍尔曾回忆说，大家的惊讶程度绝不亚于“看到丘吉尔挥舞着手枪走了进来”！不待一曲完毕，希特勒即站起身来，简单说了一句“我想大家听得差不多了”之后就离开了。没过几分钟，诺大的客厅里就只剩下呆呆的马尔塞尤和纵声大笑的戈培尔夫人。

8月13日，墨索里尼向马尔塞尤颁发了意大利最高战功勋章——“意大利金质勇敢勋章”。“领袖”是马尔塞尤的崇拜者，他不仅关注后者在大漠里的一举一动，还是“北非之星”称号的始作俑者。墨索里尼当时以夸张的语气说：“以你为荣的不仅仅是你的祖国，意大利也同样为你自豪。德国的盟友不把你当外人，意大利一样欢呼你的胜利，我们这里庆祝的气氛一点不比德国差。”马尔塞尤获得的意大利最高战功勋章在整个“二战”中只颁授给过两个外国人（另一位是1943年初阵亡于突尼斯桥头堡的明希贝格），就连隆美尔也只获得略逊一筹的“银质勇敢勋章”，可见墨索里尼的景仰崇拜之词确实非虚。

一个人的空战：
惊世骇俗的1942年9月

1942年8月23日，马尔塞尤回到了JG-27第1大队，此时的大队基地位于距阿拉曼前线仅50公里的夸泰菲亚（Quataifiya）。中队的战友们对他的归来兴奋异常，马尔塞尤不仅成功地带领他们作战，也让他们在荣誉光环的沐浴之下倍感自豪，同时他也照料他们的生活，还花时间和精力传授经验与战术。地面上的马尔塞尤毫无英雄的矜持作派，一如既往地无视官兵界限，空战中的他更是尽力保护战友，而他从不退缩、率先垂范的作风早就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可以说，战友们真心爱戴他，也愿意为之做任何事情——马尔塞尤一归队就体察到了战友们的浓浓情意，欣喜地发现自己的帐篷已被改成一个像模像样的“酒吧”！看着设施一应俱全的酒吧，马尔塞尤感叹说要再有个“穿白马甲的黑人酒保就齐全了”，而身旁的飞行员施朗（Jost Schlang）则说附近的军医院里就有一个帮牙医踩牙钻踏板的黑人战俘。[36]没过多久，马尔塞尤真的开车带回了这个名叫马修•勒图鲁（Mathew Letulu）的南非战俘。不过，马尔塞尤和中队官兵们都管他叫“马蒂亚斯”（Matthias），他负责为马尔塞尤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并料理酒吧，需要时也在中队搭把手。

马尔塞尤与马蒂亚斯很快建立了信任，此后一个月里两人的亲密关系使人感觉他们好像已相识多年。在马尔塞尤的庇护和影响下，中队的其他人也都善待这位勤快能干的战俘——马尔塞尤丧生后，马蒂亚斯依然留在中队做类似的事情，甚至还在北非的命运逆转之时跟随JG-27撤回本土。马尔塞尤的举动并不是没有非议，事实上，一名英雄与“劣等种族”战俘的过度交往已经刺激了一些深受纳粹种族理论影响的人，有些前来探访的高阶军官也认为他们之间的“不可能的友谊”既荒唐又非法。马尔塞尤根本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对纳粹政权宣扬的种族仇恨更是丝毫不买账。当然，马尔塞尤在公正地善待马蒂亚斯，讲求伦理道德的时候也冒着相当的风险。加兰德曾回忆说，当他陪凯塞林视察JG-27时，后者曾问为什么马尔塞尤的帐篷里会有一个“黑奴”，而马尔塞尤则称，“（马蒂亚斯）他是个好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与我如影相随。”纽曼战后也曾说，马尔塞尤不许任何人伤害他的朋友，对那些种族规定也不屑一顾。在战后举行的JG-27老兵重逢聚会上，受邀到访的马蒂亚斯曾满怀感情地追忆过马尔塞尤：“上尉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永远伸出乐于助人之手，充满友善和幽默感，对我非常好。”[37]尽管他们的友谊非常短暂，而且令人难以想象，但这个举动无疑是马尔塞尤的人性中真诚善良一面的直接体现，更是把他反纳粹教义的叛逆作风展现得淋漓尽致——有后世史家的研究表明，马尔塞尤返回北非前参加过一次高层聚会，期间曾无意间“偷听”到几位党卫队高官关于“解决犹太人的终极方案”的谈话。[38]此后的马尔塞尤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他一直好奇幼时的犹太朋友和街坊邻居“都搬到哪里去了”，现在谜底终于揭开了。他的心里无疑经受了沉重打击，回北非后还询问自己信任的朋友是否知道此类事情。战后，纽曼、施勒尔和弗朗齐斯克特等人都声称，根据马尔塞尤与他们的相关对话以及他在最后一个月里的言行，他们相信马尔塞尤在柏林期间确实获知了一些机密，而这些内情无疑使其心理遭受了重创。施勒尔战后也曾回忆说：“当马尔塞尤归队时，他在许多方面都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马尔塞尤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与马蒂亚斯的交往，对爵士乐等的愈发痴迷上，还体现在他又展现出对权威的不敬趋向上，更体现在空战中——虽一如既往地高效致命，但他时常流露出焦躁的心态，有时甚至不必要地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下。

1942年8月30日，尽管面临增援补给和油料弹药等方面的大缺口，隆美尔还是向英军阿拉曼防线发起了进攻。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经过厮杀终于实现了局部突破，但一直心存疑虑的他在并不了解对手也几乎无力招架的情况下，于9月2日晨发出了“全线撤回出发阵地”的命令。短短几日的战斗中，非洲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频遭轰炸，轰炸机不舍昼夜地投掷炸弹，“空气几乎令人窒息……犹如冰雹一样打来的致人死命的岩石碎块加大了爆炸和子母弹的威力……烧得火红的金属碎片落在总司令的战壕里。”[39]这种状况迫使隆美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空军支援，尤其是驱赶那些讨厌的英军轰炸机。如果说隆美尔撤回原地标志着英军的一次决定性胜利的话，那么此番失败中德军唯一的亮点是空军，确切地说，是马尔塞尤一个人的胜利：8月31日击坠3架敌机，9月1日即创下了单日击坠17架的记录，2日又将5架战机斩落，归队后的一个月里他先后击坠了57架敌机！在这个9月，马尔塞尤从曾经最老的候补军官跃升为最年轻的上尉，还获得了第4枚钻石骑士勋章。诚然他个人的胜利不足以扭转非洲的局面，但是隆美尔还是握着他的手说：“马尔塞尤上尉，我感激你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话，有一些事情就根本不可能做到。”[40]

摄于1942年9月或10月，图中的人便是马尔塞尤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最亲密的朋友马蒂亚斯，背景是一架Bf-109G型战斗机。

摄于1942年9月，马尔塞尤与马蒂亚斯在一起。

拍摄时间不详，干净利落的马尔塞尤在自己的帐篷里。

摄于1942年9月3日，马尔塞尤当日获得了3次胜利，总战绩达到132胜。图中的方向舵上的胜利标志只有130个，可能有2个被阴影所遮蔽。

摄于1942年9月，准备起飞作战的马尔塞尤。

摄于1942年9月，马尔塞尤坐在“黄色14号”里准备出发。9月1日这天，他在3次出击作战中击坠了17架敌机，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

摄于1942年9月，马尔塞尤与第1大队大队长霍穆特上尉正在交谈。

摄于1942年9月5日，图中这“黄色14号”Bf-109 F战斗机（编号8673）的方向舵，显示出马尔塞尤此时的总战绩为136胜。

摄于1942年9月，马尔塞尤与骑士勋章得主雷德利希（Karl-Wolfgang Redlich）上尉。

9月1日清晨，当马尔塞尤驾机腾空而起时，没有一点迹象表明这一天会有什么不同，毕竟又将是一个晴空万里、炙热难耐的日子。JG-27第1大队出动了15架战斗机为斯图卡轰炸机编队护航，而JG-27第3大队和JG-53第3大队又各自派出10架Bf-109，负责在高空保护马尔塞尤所在的那一波战机。7点50分，马尔塞尤与僚机施朗等在预定地点与轰炸机编队准时会合了，然后一起朝东飞去。抵近轰炸目标时，马尔塞尤带队爬升到3500米高度，这时他发现了远方2000多米高度上的10余个小点正迅速向西移动。马尔塞尤通报了敌情后继续向东飞去，直到斯图卡轰炸机开始投弹为止。这时，马尔塞尤带着四机编队回过身来向下俯冲，一直飞至敌机机群的下方约300米处。此刻的时间是8点26分，马尔塞尤爬升到最靠后的一架“飓风”战斗机的视角盲区时开火了，这架英机就像被伸出的一只大手将其从快速运动中扯回一样，突然左翼侧翻，像块石头一样几乎垂直坠下。两分钟后，马尔塞尤又命中了第2架“飓风”的油箱，为躲避敌机的碎片，他与施朗分头左转和右转，然后急速爬升，躲闪过程中马尔塞尤失去了目标。此时，扔完炸弹的斯图卡准备返航了，它们沿着约100米的超低空飞行，高空中的其他德军战斗机也整队向下俯冲，准备保护轰炸机返航。这时，有一架飞得很低的“飓风”试图悄悄接近轰炸机编队。8点35分，当这架英机自以为偷袭即将得手时，在后的“黄雀”马尔塞尤在急速左转弯中向暗自得意的“螳螂”射出了致命的炮弹。由于高度很低，敌机很快坠地，巨大的火球完全吞噬了战机和飞行员。其他德军战斗机保护着斯图卡返航了，落在后面的马尔塞尤和施朗又发现有6架“喷火”战斗机从高空俯冲下来。马尔塞尤把机头向左稍微一拉，耐心地观察着敌机。他发现带头的那架“喷火”已与编队分离，其速度已快到可以开火射击的程度，甚至都能看见阴森森的炮口了。马尔塞尤和施朗分别向左右转弯，结果敌机在他们的机翼下方极快地呼啸而过。马尔塞尤知道自己的时机已经到了，对手需要大半径转弯才能再次寻觅到进攻位置，而他将在这似长实短的间隔里一击毙敌：他向右一拉战机，加大油门，几秒钟内飞到最靠后的敌机身后约80米处。没有瞄准，直接射击。第4个牺牲品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应声坠落，时间定格在8点39分。

9点14分，马尔塞尤返回了基地，地勤们上前祝贺时他并未表现得有多高兴，毕竟一次击坠4架在他而言再寻常不过。地勤们忙着检查发动机和电路系统时，有装填手发现马尔塞尤仅用了18发炮弹和240发子弹，不过大家对中队长的“节俭”早习以为常了。马蒂亚斯也见缝插针地在“黄色14号”的方向舵上涂上了最新的4胜标志。10点20分，马尔塞尤再次带队出发，为轰炸阿拉姆•哈尔法（Alam Halfa）山脊英军防线的斯图卡编队护航。抵达山脊前一刻，他发现了对手的两个轰炸机编队（约30至36架轰炸机）和两个护航战斗机编队（约50到60架战斗机），粗算下来，至少有80架敌机正在山脊一带折磨隆美尔的地面部队。这时，8架P-40“寇蒂斯”战斗机脱离了轰炸机机群，开始爬升并准备进攻马尔塞尤的四机编队。他不会给对手这种机会，当英机从他下方穿过时，马尔塞尤等一个滚翻就占据了英机后方高空的有利位置。与此同时，JG-27第1中队的战机也出现在马尔塞尤后方，负责阻截其他P-40前来干扰他的“大戏”。杀将过来的这些P-40见对手抢得了先机，于是开始组成松散的防御环阵。

马尔塞尤通知大家他准备进攻了，只见他爬至高空先观察了一下，然后高速俯冲下来杀入了环阵。10点55分，马尔塞尤在急转弯中从50米远的距离命中了第一架P-40，随着这架战机的坠落，环阵出现了缺口。半分钟后，又一架P-40以同样的方式被击落，环阵顿时被打散了，1分钟内连失两架战机似乎也摧毁了英军指挥官的信心，于是余下的战机分成三对向西北飞去。马尔塞尤不会让对手轻易溜走，更不允许他们转回来觅得更好的攻击位置，两分钟内他追至距其中一架敌机百米之处，然后轻轻按下了机炮按钮。10点58分，第3架P-40战栗着向地面栽去，剩下的战机急忙掉头向东，一分钟后当它们从3500米高空落下并朝地中海方向逃去时，发现伙伴又少了一个！剩下的4名飞行员大为恐慌，但噩梦还未结束。11点01分，第5架P-40被马尔塞尤射出的炮弹直接打炸。11点02分，他发现有一架“狗急跳墙”的P-40咬住了一架Bf-109，急忙抢在前头击落了对手——他拯救的正是好友弗朗齐斯克特，后者非常感激地确认了马尔塞尤的第6次击坠。

马尔塞尤随后通过无线电招呼大家爬升到高空。他又发现下面有一些匆匆向东飞去的英军战机，而对手显然还没有意识到头顶上有德国人。马尔塞尤箭一般冲下，在敌机机群右后方不远处发起了攻击。由于敌机相当密集，他看似随意的一射竟击中了其中一架战机的机身，使之当空爆炸和断裂。施朗也向一架P-40展开了进攻，但是敌机似乎未受致命损伤，就在飞行员暗自庆幸时，马尔塞尤以一个漂亮的半滚倒转机动，一下子咬住了敌机的尾巴，这架P-40于是成为马尔塞尤当日的第12个牺牲品——这时的时间是11点05分，虽有战友的密切配合和保护，但还有什么人能在10分钟内单枪匹马地解决几乎一个中队的敌机？还有谁能有如此高的效率，如此令人咋舌的准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马尔塞尤中队的所有战机归来时都毫发无损！

午后的北非更加酷热难挡，清晨时的微风此时都被炙烤地丁点不剩。马尔塞尤着陆后接受了纽曼和其他战友的祝贺，而后向手提油漆桶、立在一旁傻笑的马蒂亚斯说：“8架！我的朋友，我想喝点东西。”喝完酒、抽完烟后，马尔塞尤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帐篷去了，纽曼命令他休息一会，不让他参加一小时后的下次护航任务。同样疲惫的弗朗齐斯克特也不参加下次任务，他想去找马尔塞尤再当面感谢一下“救命之恩”，但发现马蒂亚斯守在帐篷外，不许任何人打搅熟睡中的朋友。不过，马蒂亚斯只顾专心守门，却未料到附近的意大利士兵“借走”了马尔塞尤的座车，这些同样崇拜马尔塞尤的士兵还用油漆在车门上涂写了几个大字“OTTO”（意大利语中的“8”）。

下午5点刚过，JG-27第1和第2大队的21架战斗机再次升空，为前去轰炸伊马以德（El Imayid）的第1教导联队（LG-1）Ju-88轰炸机大队护航。这是JG-27当日执行的第4次护航，8月底、9月初的哈尔法山脊之战的激烈程度由此也可略见一斑。当Ju-88编队朝着目标冲去时，约有15架英军战斗机试图攻击这些轰炸机，马尔塞尤带着中队杀入敌群后将对手冲得七零八落。随后的空战又变成了马尔塞尤的独舞，在从1500米到100米不等的高度上，他在6分钟内（17点47分至53分）击坠了5架“飓风”战斗机。

一天之内击落17架战机是到那时为止的世界记录，放眼整个空战史，也只有东线的德军飞行员朗格在1943年11月3日击坠过18架苏军战机。不过，马尔塞尤的17次击坠是德军与西方盟军作战时取得的最高记录。战后岁月里，一些军事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尤其是皇家空军的北非幸存者们依然觉得马尔塞尤的17次击坠难以置信，尤其是他在极短的时间间隔里，快速击杀多架战机的方式简直令人无法想象。战后之初，英国人甚至拒绝承认自己在9月1日损失过任何战机，但后人的研究表明，在马尔塞尤当日的作战区域内，英军损失的战机数目超过了20架。英国人依然认为，不可能有德军飞行员能够如此快速地摧毁数量如此之多、性能和飞行员技术水准并不亚于对手的英军战机，马尔塞尤“理所当然地虚报或夸大了战绩”。早在1964年，就有美国空军上校专程到西德仔细检查了马尔塞尤包括9月1日战果在内的所有作战记录，他们根据见到的准确详尽的报告指出，马尔塞尤的战果经得起任何质疑。[41]军史家维尔在2003年的著作中指出，虽然战后的研究未能全部确认当日的17次击坠，但是却至少纠正了马尔塞尤战果中的“小鹰”战斗机其实有半数是“飓风”，“尽管马尔塞尤的牺牲品中可能有2架，也许多达4架实际上并未完全报销，但他在阿拉曼以东的3次出击中取得过大量胜利的9月1日，无疑仍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成功的一天。”[42]美军飞行员泰特（Robert Tate）少校赞同维尔的观点，他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中曾驳斥了英军飞行员战后对马尔塞尤战绩的质疑，“有可能，事实上很有可能，马尔塞尤9月1日的击坠中有一架或数架实际上返回了基地，尽管它们都被击中和受伤。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德方声称的是击毁一架，而盟军记载的却是一架战机受损。如果非要批评马尔塞尤的短促精准射击战术有何缺点的话，那就是被他击中的一些战机并未完全爆炸和坠下天空……无论如何，马尔塞尤的17次胜果以及德军声称的击坠总数，与沙漠空军当日在埃及上空完全损失，或部分受损的战机总数相当吻合地保持一致。”[43]

马尔塞尤当天接到了隆美尔的祝贺电话，元帅还代表装甲集团军向他的努力表示谢意。凯塞林也在晚上打来电话祝贺他最成功的一日。联队长纽曼迅速地向上级提交了授予马尔塞尤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的申请报告。

9月2日的酣战中马尔塞尤击坠了5架敌机，个人记录提升到126胜。3日上午，在为斯图卡轰炸机护航时，马尔塞尤和施塔尔施密特各自击坠了3架敌机。当时的空战场面可谓惊心动魄，正如施塔尔施密特在家信中所写的那样：“今天我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战，但同时也是我对战友之谊的最精彩的一次体验。上午我们先是面对40架‘飓风’和‘寇蒂斯’，稍后又有20架‘喷火’出现在高空，而我们只有8架战斗机穿梭在多得难以想象的敌机中间……尽管敌机占有压倒优势，但我们无人退缩，都像疯子一样地战斗。我用尽了浑身能量，战斗结束时累得口吐泡沫，精疲力尽。敌机一次次咬住了我们的尾巴，我也被迫俯冲了3到4次，但每次都拉升起来后再杀入敌群。我一度似乎无路可逃——我已把战机飞到了极限，但还是有一架‘喷火’战斗机紧咬不放。最后时刻马尔塞尤将之击坠，而敌机那时距我不过50米。我俯冲下去，再拉升起来，几秒钟后看到一架‘喷火’摸到了马尔塞尤的身后。我瞄准了敌机——从没有这么仔细地瞄准过——敌机燃烧着摔了下去。到最后阶段只有我和马尔塞尤还在与对手缠斗。我俩各击坠了3架敌机。回去后爬出座舱时我们都累得虚脱了。马尔塞尤的座机有不少弹孔，我也被11发子弹击中。我们俩拥抱在一起，但谁都说不出话来。真是令人永生难忘的一次经历。”[44]

马尔塞尤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忘我拼杀，依然在大漠上空上演着每战必击落多架敌机的大戏。9月5日至7日的三天里又有10架敌机成为他的牺牲品，但接连失去两位好友的噩耗让这些胜利顿显苍白无力——6日，好友施泰因豪森（Guether Steinhausen）在阿拉曼附近失踪，大家已注意到了马尔塞尤的悲伤和心神不定；施塔尔施密特在7日的失踪更是重创了身心俱疲的马尔塞尤，他的反应就像1941年12月惊闻妹妹亡故时一样，不仅欲哭无泪，还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本来他要与施塔尔施密特一起起飞，但纽曼要求他稍后再带领第3中队的主力升空作战。马尔塞尤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谁也不搭理，一个人躲在帐篷里吃晚饭，之后又像个大烟筒一样不停地抽烟。祝贺马尔塞尤获得第4枚钻石骑士的电报接踵而至——它们来自戈林、戈培尔、里宾特洛普、米尔希和加兰德，还有凯塞林和隆美尔，以及友邻的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联队的指挥官……纽曼很清楚，对此刻的马尔塞尤来说，再衷心的祝愿和赞美都无异于天边的浮云。纽曼对失去施泰因豪森和施塔尔施密特一样痛心，尤其是他认为这两人对马尔塞尤已经产生了正面的积极影响。

停飞三日的马尔塞尤把精力放在了中队长的职责上，安排任务计划，撰写作战总结，推荐获奖名单，给阵亡或失踪人员的家属写信……随着好友的陆续而去，马尔塞尤与马蒂亚斯的关系更紧密了，对后者友谊的依赖也更加强烈。大约在此期间，马尔塞尤对纽曼说，如果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代价是马蒂亚斯必须离开或面对更糟的命运，那么希特勒可以自己留着这枚勋章。他还曾向弗朗齐斯克特交代过“后事”，后者在战后曾回忆说：“马尔塞尤曾问过我，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我是否愿意照料马蒂亚斯。他很担心马蒂亚斯会被带走，而且还不是被送往战俘营。我确信马尔塞尤并非无的放矢。我对有些谣言感到很不自在，马尔塞尤向我讲述过柏林的一些情况。他甚至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有道德的国家。我们变了，至少纳粹完全改变了德国。他最后说，‘弗朗齐，总有一天我们都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我确信。’他永无可能知道自己说的话是多么的正确。”[45]

9月15日，马尔塞尤在阿拉曼西南上空以极高的效率（11分钟）击坠了7架敌机，总战绩上升到151胜。两周前的8月29日，东线JG-77联队的戈洛布成为第1个突破150胜的飞行员，JG-52的格拉夫9月5日也在东线突破了150胜。姑且不论对手是苏军还是英美盟军，马尔塞尤无疑是最顶尖的几个超级王牌之一。战友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也试图学习或模仿他的战术。虽然马尔塞尤对战友从无保留，总是热心地传授经验和战术，但是，他的创新战术大获成功的基础是其独一无二的飞行技能。虽有不少飞行员试图模仿他，但由于在对战机的掌控、时空位置感、射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并没有多少人能获得类似的成功。原JG-27第2中队飞行员克尔纳（Freidrich Körner）战后曾回忆说：“大家知道自己谁都不如马尔塞尤，无人能做出他的那些动作。我、施塔尔施密特和勒德尔等都尝试过。他是艺术家，马尔塞尤是个艺术家。”[46]1994年7月，70余岁的西德空军退役准将克尔纳在向到访的美军少校泰特追忆马尔塞尤时，还曾边说边用手势比划他们与马尔塞尤的巨大差距：“他高居云端，我们其他所有人都在其下的某个地方。”[46]不过，似乎至少有两名飞行员运用马尔塞尤的战术也取得过不错的战绩，其中之一就是施勒尔，他曾写道：“毫无疑问，我真正的导师是马尔塞尤。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他攻击英军防御环的战术，也做过不成功的尝试，最后总算学会了……英国人的防御环战术一度非常有效，但马尔塞尤随后破解了它……尽管所有人都尝试过他的战术，有时也能成功地敲开防御环，但没有任何人能完全复制马尔塞尤所做的一切。”[47]马尔塞尤令众人皆需仰视的根本原因，可能正如其战友克拉德所总结的那样：“马尔塞尤与其战机已经合二为一了，无人能像他那样掌控自己的战机。”

1942年9月，马尔塞尤在OTTO座车里向远处观望。

摄于1942年9月，马尔塞尤驾车带着战友们外出，图中的“OTTO”（意大利语中的“8”）字样清晰可见。

摄于1942年9月，图中的马尔塞尤罕见地把军服的袖子放了下来。

1942年9月，一脸严肃的中队长马尔塞尤。

摄于1942年9月，从马尔塞尤的倦容来看，很难想象他此时其实还不满23岁。很多战友都注意到他身心俱疲，面容显得与年龄很不相称，以他的玩命程度他可能撑不了多久……

摄于1942年9月16日，马尔塞尤当天成为空军最年轻的上尉。隆美尔邀请他到非洲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共进晚餐。图中隆美尔正在欢迎马尔塞尤和他带来的几位年轻飞行员，他对后者说：“为了欢迎你，我特意换上了我最好的军服。”马尔塞尤虽显得一本正经，但他的“纱巾”在衣领下还是清晰可见。

摄于1942年9月，准备出发的马尔塞尤。这张照片后来成为1942年10月28日出版的《国防军》杂志的封面，不过，到那时马尔塞尤已翩然而去了。

摄于1942年9月22日，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来到JG-27视察，右为联队长纽曼。

马尔塞尤对战友们也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的报答方式是在空中奋勇杀敌，“像个忧心忡忡的老母鸡一样”保护他们，并尽全力将他们安全地带回。但是，事情总有它的另一面，马尔塞尤在军旅生涯的中后期每次出战之时，战友们往往鲜有攻击敌机的机会，因为他们不是要负责警戒敌机偷袭他的侧翼或尾部，就是出于对他的爱戴和钦服，而心甘情愿地放弃进攻机会，从而便于他取得更多的胜利。战友们沐浴在马尔塞尤耀眼的光环之下，敬畏地注视着他在空中施展无与伦比的才华和击杀技能，他们觉得自己需要做的就是扮演为“主人”保驾护航的配角。马尔塞尤的僚机飞行员珀特根的首胜竟然还是在出击作战100次以后才获得的。[48]在9月1日的空战中，德军声称击落了26架敌机（其中没有轰炸机），若扣除马尔塞尤的17架，整个北非空军100余飞行员一共才击坠了9架敌机。JG-27曾有一位飞行员不满地抱怨说，某些中队长的态度就是“空战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向敌机开火——那就是我”！[48]其实，这种现象并不独见于北非，在西线和东线也都屡见不鲜，这也是德国空军造星和突出王牌的政策与传统所致。空军联队内部和联队之间在战绩与星途上的激烈竞争，使得一味取胜有时成为比军事打击更重要的目标。马尔塞尤与北非战场的许多指挥官一样，几乎都把注意力放在猎杀战斗机上，对那些给隆美尔地面部队造成重大杀伤的轰炸机却有所忽视——一个例证就是9月1日的空战，英军当日损失的寥寥数架轰炸机也完全是拜德军高炮所赐，没有一架是被战斗机击毁的。显然，击落英军战斗机并不能完全阻止轰炸机对地面德军的伤害，这大约也能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JG-27和马尔塞尤的个人成功并不能为隆美尔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不过，隆美尔对马尔塞尤倒是一直满怀敬意和欣赏——他或许在这个放浪不羁，但高效致命的飞行员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9月16日，马尔塞尤正式晋升上尉时，隆美尔第一时间就来电祝贺他成为空军最年轻的上尉，还邀请他到司令部共进晚餐。马尔塞尤带着弗朗齐斯克特、勒德尔、施勒尔、珀特根和施朗等一干飞行员欣然前往。隆美尔特意换上了自己最好的一套军服，高兴地迎接这些年轻人，同时也把与众人的闲谈当作了舒缓沮丧心情的一副良药。马尔塞尤开始还比较矜持，几杯酒下肚之后“原形毕露”，不仅评论说纳粹党是“荒唐的一群”，还戏称自己“不会加入没有大堆漂亮女孩的任何政党”。当隆美尔询问他对元首和“领袖”的看法时，马尔塞尤说墨索里尼是个“自负的小丑”，希特勒则“怎么看都不像是欧洲征服者”，这样的坦率评论逗得隆美尔哈哈大笑，也弄得其他飞行员和隆美尔的参谋随从们大惊失色。隆美尔向马尔塞尤表达了对其9月1日惊人战绩的赞赏，也谈到了美国参战将会造成的战局变化以及意大利军队的缺陷，更对JG-27飞行员们善待被俘英军飞行员的做法击节赞赏。

北非战事在9月上旬一直处于僵持状态，隆美尔被阻挡在哈尔法山脊，隔着阿拉曼防线与英军对峙，抵达尼罗河的梦想已变成了日渐逼近的梦魇。北非空军除马尔塞尤不断地疯狂取胜外，并未在支援地面的作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反而因连日酣战和恶劣气候的影响而士气不高。德军的空中侦察表明，英军积聚的战机此时可能已多达800架，其数量优势和强势足以重创北非空军，甚至将之完全逐出非洲。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少将出于对北非战场的忧虑，于9月22日来到北非评估空战形势。他先在富卡（Fuka）听取了非洲战斗机部队指挥官瓦尔道（Hoffman von Waldau）上校的汇报，随后在造访JG-27时由纽曼陪同来到闻名遐迩的马尔塞尤中队，探访这位“电影明星们都以认识其为要事”的上尉。加兰德战后曾回忆过他来到马尔塞尤处的情景：“他们的临时跑道建在一个山坡顶部，中队的营地设在距跑道不远的一个小山谷里。当我和纽曼坐吉普车接近马尔塞尤中队时，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小牌子，有些钉在树上，有些则挂在灌木上，这些牌子为我们这些访客指明了通往‘世界最佳战斗机中队’的道路。这些牌子写的都是些幽默或半幽默的东西，无疑表明马尔塞尤中队的士气很不错。马尔塞尤优雅、热情地欢迎我，没多一会儿我就能感受到他的魅力，也能看出他天生的领导才能和感染力。我们长谈到深夜时还余兴未尽。我对他说睡前必须上趟厕所，去履行至关重要的‘大自然机能’。马尔塞尤则马上跑出去挖了个坑，回来报告——‘长官，出帐篷往前走60步，右转后再走20步，然后用那儿的小坑。’我忠实地照做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又出去用那个小坑。结果我大吃一惊，一路上竟有路牌指向那个方向，最后一个牌子最大，还画有向下的箭头，上面写着‘1942年9月22日，战斗机部队总监在此处响应了大自然的召唤。’”[49]

无疑，马尔塞尤完全颠覆了经典的德军英雄形象。他的魅力感染着每个人，他的中队总有音乐、美酒和令人欢快的聚会，整个北非的德意军队里只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如他一般引人注目的角色，事实上，“到马尔塞尤那里坐坐”已成为德意军官们非常看重的身份象征，当然次次访问都给他们留下了愉快的记忆。加兰德战后曾写道：“马尔塞尤在空军不可能有耀眼的生涯或晋升到高位，但他根本不在乎。他一门心思地只想飞行作战，而且还把战争视为一场盛大的体育竞技……马尔塞尤不仅打破了所有规则，还是微笑着摧毁了这些规则。他的生活方式就好像他是个神仙似的。”[50]

折戟北非大漠：
无可匹敌的空战大师

1942年9月26日是马尔塞尤在“二战”中最后一个有胜绩的日子。这天上午他在6分钟内击坠了4架敌机，下午又取得了3次胜利，总战绩高达158胜。在最后一次击坠中，他遇到了一位与其能力不相上下的英军飞行员，长达11分钟的空中对决给他留下了至深的印象。马尔塞尤与对手像两只蝴蝶一样上下翻飞，谁都无法取得有利的攻击位置，到最后两人甚至还在距地面仅100米的相同高度上头对头地彼此凝视。两人几乎同时开火，但都极敏捷地躲开了死亡之吻。纽曼等人全程都在通过无线电追踪，大家很清楚马尔塞尤可能正在经历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战。马尔塞尤向地面报告说油料指示灯亮了，他准备返航回家。他拉起机头，向着逐渐隐去的落日方向飞去，驾驶“喷火”战斗机的英军飞行员也加大油门追了上去。就在这时，“喷火”战斗机突然喷出了耀眼的火焰——向落日飞去的马尔塞尤之前已悄然降低了发动机功率，侧翻着进入俯冲状态，拉起战机后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垂直上升横滚机动，突然间出现在“喷火”的身后。英军飞行员在刺眼的余晖中未能发现马尔塞尤的踪迹，后者在100余米的近距离内轻按机炮按钮，“喷火”立即起火，机翼与机身很快脱离，飞行员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艰难的第158胜。马尔塞尤自己也累瘫了，着陆时他面如白纸，大汗淋漓，双手颤抖，在他的地勤组长迈耶和马蒂亚斯的托抬下才得以离开了座舱。

马尔塞尤稍微恢复后曾告诉大家：“我几乎就要认为这是我的最后一战了，但看来我的最后时刻还没到……这是我遇到过的最难缠的对手，他的转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51]弗朗齐斯克特也曾回忆说：“这次战斗后约亨看起来好像老了20岁。这无疑是所有飞行员都期盼，但又都恐惧的一战。我们或许会面对一个可能更出色、运气更好、更快的对手，而上帝在某一天也可能不再青睐于你。你的朋友，甚至敌人在坠落的战机里被灼烧的模样永远都会留在你的心里。怎么不会这样呢？我们中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能以这种方式离去。我想马尔塞尤看到了自己也将以那种方式死亡。面对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敌手，他赢了。但他并没有变得傲慢，而是陷入了深深的内省之中。我相信，在那一时刻他意识到了自己一点都不特别，他也是个凡人。这个现实真的震撼了他。”[52]

不管马尔塞尤的自信心是否有所动摇乃至遭受重创，但他的双手一直哆嗦不停，直到9月30日坐进驾驶舱时才有所好转。这几天里，JG-27收到了一批新的Bf-109 G-2型战斗机，但马尔塞尤拒绝换装，因为他太熟悉自己的座机，它就像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纽曼只得搬出凯塞林，后者连哄带劝总算说服了马尔塞尤。如果凯塞林能预知自己的命令将会葬送他的头号英雄，想必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强迫马尔塞尤。纽曼很忧虑马尔塞尤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建议后者回国休假，但遭到谢绝。马尔塞尤不愿离开，施塔尔施密特的阵亡让他内疚不已，生怕自己离职期间又会增加新的伤亡；他也放不下马蒂亚斯，虽有纽曼和弗朗齐斯克特的郑重承诺，但他还是忧虑马蒂亚斯的命运；另外，他还计划圣诞节回国休假时完婚。隆美尔也曾打电话邀请他与自己搭乘同一运输机回国，马尔塞尤也以同样的理由谢绝了元帅的好意。

1942年9月的最后一天，隆美尔轻快地走进希特勒的书房，从元首手中接过了一个黑皮箱——里面装的是闪闪发光、镶有钻石的元帅官杖。[53]他们两人恐怕做梦都想不到，就在他们举行仪式之时，在遥远的北非大漠里，马尔塞尤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当日上午10点47分，马尔塞尤驾驶着崭新的Bf-109 G-2战斗机，带领第3中队为斯图卡轰炸机编队护航。完成了第382次作战任务后，马尔塞尤奉命率队前往伊马以德南面拦截英军战斗机机群，不过他们赶到时并未发现敌机的踪影，于是掉头飞回基地。11点30分，马尔塞尤向战友们示意，浓烟正涌入自己的驾驶舱，发动机也出现了问题，战友们随后看到他的座机冒出白色蒸汽，然后出现了随风漂浮的灰色烟雾。僚机飞行员施朗通过无线电向纽曼通报了马尔塞尤的不妙情况，珀特根也报告了高度和方位。这时，马尔塞尤的座舱冒出的烟越来越浓，战友们还看到他在座位上挣扎，头部近乎疯狂地左右摆动，好像已不能很好地控制战机，马尔塞尤还在无线电里边咳嗽边说：“我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了！”施朗和珀特根这时已飞行在马尔塞尤的两侧，通过无线电为他指引方向，还安慰他说只需再忍耐几分钟就能飞抵德军一侧。11点39分，马尔塞尤一行飞抵德占区上空，他显然已无法再容忍座舱里的浓烟，“我得想办法出去了，坚持不下去了”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马尔塞尤在约3000余米的高空准备弃机，他将飞机倒转过来准备跳伞，也许是刹那间失去了空间感，也有可能是长时间的窒息导致了脑缺氧，再加上浓烟挡住了视线，他的战机进入了约70到80度的倒飞俯冲状态。战友们看到他小小的身体从座机里出来了，正当欢呼的声音就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之时，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马尔塞尤的左胸撞在飞机尾翼上了！如果这一撞击没有直接要了马尔塞尤的命，那么他也有可能因立即昏厥而没有打开降落伞，战友们眼睁睁地看到他的身体像一块破布一样径直地坠落，足以拯救生命的白色降落伞一直没有撑开。

摄于1942年9月29日，马尔塞尤最后的两张照片之一。他正坐在打字机前工作。从侧面来看，作战的疲劳和连续失去好友的伤痛在他脸上留下了相当明显的印记。

摄于1942年9月29日，马尔塞尤最后的两张照片之一。次日，马尔塞尤即坠机丧生。

1942年9月30日，马尔塞尤坠机后头部遭受了重创，他的头部被纱布包裹，以免脑容物外流。

摄于1942年9月30日，一幅令人悲伤的图片，JG-27的军医正在检视马尔塞尤的尸体。

1942年9月30日，马尔塞尤坠机现场的残骸。

摄于1942年9月30日，马尔塞尤灵柩的停厝之处。

摄于1942年9月30日，另一幅摄于马尔塞尤灵柩停厝处的图片。

图为马尔塞尤在德尔纳纪念公墓里的墓穴。

摄于1942年10月1日，迈耶军士（马尔塞尤的地勤组长）手持马尔塞尤所获的各种战功勋章，面容悲戚地呆立着。

摄于1942年10月1日，JG-27的官兵将钻石骑士马尔塞尤安葬在德尔纳的公墓。

摄于1942年10月1日，凯塞林元帅（左一）在马尔塞尤的葬礼上致悼词。

摄于1942年10月1日，纽曼（图中正对镜头敬礼者）在葬礼上向自己一手带出并竭力庇护的马尔塞尤致以最后的敬意。

图为战友们在马尔塞尤丧生之处安放的指示牌。

马尔塞尤的某位战友手持涂有158胜标志的方向舵，在一架Bf-109的残骸前留影。

1982年9月30日是马尔塞尤去世40周年纪念日，当日美国有关方面发行了纪念首日封，图中的邮戳来自芝加哥西南的人口不足5000的小城马尔塞尤（与马尔塞尤同名）。

马尔塞尤的老同学施勒尔晚年一直努力在马尔塞尤的丧生处建立一座纪念碑，但遗憾的是他在1985年即告辞世，未能看到图中的金字塔在1989年的落成。

摄于1989年10月22日，JG-27的老兵们在纪念马尔塞尤的金字塔前默思。

西德曾在1957年拍摄过一部描绘马尔塞尤一生的电影“非洲之星”（Der Stern von Afrika）。本图为电影中的一帧画面，描绘的是1942年9月马尔塞尤驾驶“黄色14号”复仇对手的场面。

图为在德国于特尔森的空军博物馆里展示的马尔塞尤的钻石骑士勋章。该博物馆后于1995年迁往柏林-加托。

人们在西迪拉赫曼（Sidi Abdel Rahman）以南约7公里处发现了马尔塞尤的尸体，他在坠地时因头部朝下而摔得面目全非。弗朗齐斯克特和JG-27的一位军医赶到出事地点后收殓了他的尸体和遗物，尸身运回基地后，纽曼虽一言不发但显然心在流血，闻讯赶来的飞行员们呜呜地哭泣，马蒂亚斯则完全崩溃了。弗朗齐斯克特晃悠着走进马尔塞尤的帐篷，把他生前最喜欢的唱片“蓝色伦巴”（Rumba Azul）放进留声机，基地上空顿时回响起这首被马尔塞尤放过无数遍的曲调。当大家坐下来陷入了沉默时才发现马蒂亚斯不见了，他直到晚上才回来，手里拿着一串贝壳做成的项链。他把项链递给珀特根，后者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57个贝壳，代表着8月末我遇到上尉后他的57次胜利。我一直在一个个地收集这些贝壳，有时为找到一个完全匹配的、又白又漂亮的贝壳得花好长时间。”[54]马蒂亚斯略带孩子气地展示着项链，眼泪早已顺着黑色的面颊扑簌而下，“把项链放进他的墓穴里吧！”说完这句话后，马蒂亚斯再次消失在夜色中。当夜，纽曼向整个联队发布了一道命令：“1942年9月30日，从未被击败过的马尔塞尤上尉以飞行员的方式死去了。我们很难接受这个聪颖、欢快、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就这样离去了。他面对我们最苦涩的对手——英国人——所取得的胜利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应该为他曾是我们的一员而感到高兴和骄傲。这些堂皇的言辞无法真正体现出失去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留给我们的是我们都有责任以他为榜样，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一个战士。他的精神将成为本联队恒久的典范。”[55]

10月1日，马尔塞尤被安葬在埃及德尔纳的德意军人公墓。凯塞林元帅在悼词中说：“马尔塞尤上尉倒下了，但他从未被击败过。随着他的离去，一位英雄的战士，一位非凡的同志，一位空战艺术家和世界最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永远离开了我们。”纽曼在向这位匆匆而去的年轻人告别时说：“一颗永不停息的心现在安息了，但我们还要继续飞下去。愿马尔塞尤的战斗精神鼓舞JG-27的所有战士。”马尔塞尤的一生就像一颗流星，虽然短暂，但光芒四射。他的离去对第1大队的士气造成了致命打击，弗朗齐斯克特战后就曾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生命也终结了。”沉浸在悲痛中的第1大队作为作战单位几乎完全停摆，随后被命令撤出战斗长达一个月之久。加兰德也注意到JG-27因马尔塞尤之死而呈现出的低迷士气，坦承失去他“实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悲剧”。[56]

“二战”结束后，马尔塞尤被重新安葬在托布鲁克的纪念花园中，除了生卒年月和军衔外，他的墓碑只有一个字：Undefeated（从未被击败过）。1954年，马尔塞尤的母亲曾来到这里，孤独潦倒的老妪长久地呆立着，默默地思念她永远引以为荣的儿子。1975年10月24日，在纽曼、加兰德，以及勒德尔和克尔纳这两位战后官居空军准将的老战友共同努力下，西德空军位于于特尔森（Uetersen）的军营被正式改称为“马尔塞尤军营”。此后经年，纽曼与施勒尔等人一直试图在马尔塞尤的丧生处立起一座纪念碑，他们的努力终于在1989年得到了回报。在埃及政府的配合下，纽曼与JG-27的老兵们（施勒尔不幸已于4年前去世）在当年10月22日出现在纪念马尔塞尤的金字塔前，赫然跻身其间的还有从南非专程赶来的马蒂亚斯。当纽曼揭开遮挡着金字塔铭文的幕布时，一行简单的文字跃然眼前：“这里安息着汉斯-约阿希姆•马尔塞尤上尉：从未被击败过。”

这座巍然矗立的金字塔无声地见证着后人对马尔塞尤的缅怀和景仰，默默地褒扬着他无畏的勇气和惊天动地的业绩。但在泪眼婆娑的垂暮老人们心中，这里埋葬的不仅仅是一个倒下了再也没有爬起来的空战天才，也是一个他们曾有幸与之为伴的精灵，一个多次冒险向对手通报被俘飞行员状况的信使，一个秉持荣誉感和公正心的空中骑士，一个毫无顾忌地热爱摇摆舞和爵士乐的文化叛逆，一个完全无视邪恶的纳粹种族政策的权威挑战者，一个欢快的、周身充满感染力的忠实战友……一个真正的骑士。

[1.] Adolf Galland. The first and the last. Cutchogue, NY: Buccaneer Books, 1954. p.115.

[2.] 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New York, NY: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1986.. p. 211-212.

[3.]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282.

[4.]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83-84.

[5.] Jill Amadio. Gunther Rall: A Memoir: Luftwaffe ace and NATO General. Santa Ana, CA: Tangmere Productions, 2002. p.114.

[6.]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eyes of four of the Luftwaffe’s most important commanders.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11. p.100.

[7.]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93.

[8.] Franz Kurowski. German fighter ace Hans-Joachim Marseille: The life story of the Star of Africa.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Ltd., 1994 p.9.

[9.] Samuel W. Mitcham & Gene Mueller. Hitler’s commanders. Lanham, MD: Cooper Square Press, 2000. p.197.

[10.]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The story of Hans Marseille, the rogue Luftwaffe ace who dominated the WWII skies. Minnes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12. p.1.

[11.] Robert Tate. Hans-Joachim Marseille: An illustrated tribute to the Luftwaffe’s “Star of Africa”. Atglen, PA: Schiffer Publishing, 2008. p.84-85.

[12.] Franz Kurowski. German fighter ace Hans-Joachim Marseille. p.12.

[13.] Franz Kurowski. German fighter ace Hans-Joachim Marseille. p.11-12.

[14.] Robert Tate在其著作 Hans-Joachim Marseille: An illustrated tribute to the Luftwaffe’s “Star of Africa”的第91至94页对此有颇为详尽的研究。

[15.] Franz Kurowski. German fighter ace Hans-Joachim Marseille. p.14.

[16.]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12-13.

[17.]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15.

[18.] Robert Tate. Hans-Joachim Marseille: An illustrated tribute to the Luftwaffe’s “Star of Africa”. p.83.

[19.]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18-19.

[20.]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27 ‘Africa’.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3. p.41.

[21.]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25.

[22.]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 PA: Schiffer Pubilshing Limited, 2004. p.63.

[23.] Laddie Lucas (ed.). Wings of war: Airmen of all nations tell their stories 1939-1945. London, UK: Hutchinson, 1983. p.151.

[24.]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27 ‘Africa’. p.46.

[25.] 娄嘉仪。非洲之星传奇：二战德国王牌飞行员汉斯•约阿希姆•马尔塞尤。《战争史研究》第3集，2004年5月，第34页。

[26.]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40.

[27.] Robert Tate. Hans-Joachim Marseille: An illustrated tribute to the Luftwaffe’s “Star of Africa”. p.46.

[28.] 关于这一评价，参见：http://www.2worldwar2.com/marseille.htm.

[29.] Fritz Dittmann. Mein freund Marseille. Berlin, Germany: Heimbuecherei, 1944. p.63.

[30.]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60.

[31.] 娄嘉仪。非洲之星传奇：二战德国王牌飞行员汉斯•约阿希姆•马尔塞尤。《战争史研究》第3集，2004年5月，第39页。

[32.]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51.

[33.]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91-92.

[34.]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122-123.

[35.]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125.

[36.] Fritz Dittmann. Mein freund Marseille. p.167.

[37.] 娄嘉仪。非洲之星传奇（终结篇）。《战争史研究》第4集，2004年6月，第 73页。

[38.]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129-130.

[39.]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287-288页。

[40.] Heinz Nawarra. Marseille: Star of Africa. Sun Valley, CA: Caler Illustrated Series, 1968. p.9.

[41.]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113.

[42.]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27 ‘Africa’. p.85-86.

[43.] Robert Tate. Hans-Joachim Marseille: An illustrated tribute to the Luftwaffe’s “Star of Africa”. p.99.

[44.] Robert Tate. Hans-Joachim Marseille: An illustrated tribute to the Luftwaffe’s “Star of Africa”. p.63.

[45.]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149-150.

[46.] Robert Tate. Hans-Joachim Marseille: An illustrated tribute to the Luftwaffe’s “Star of Africa”. p.31.

[47.] Christopher F. Shores & Hans Ring. Fighters over the Desert: The air battle in the Western Desert June 1940 to December 1942. New York, NY: Arco Publishing Co., 1969. p.232.

[48.] Stephen Bungay. Alamein. London, UK: Aurum Press, 2003. p. 140-141.

[49.]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85.

[50.]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eyes of four of the Luftwaffe’s most important commanders. p.101.

[51.] Robert Tate. Hans-Joachim Marseille: An illustrated tribute to the Luftwaffe’s “Star of Africa”. p.66.

[52.]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Star of Africa. p.173.

[53.]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294页。

[54.] Paul Carell. The foxes of the desert. New York, NY: Ballantine Books, 1962. p.282.

[55.] Franz Kurowski. German fighter ace Hans-Joachim Marseille. p.215.

[56.]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Fighter General: The life of Adolf Galland. AmPress Publishing, 1990. p.199.

第5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格拉夫上校（获勋时间1942年9月16日）

Chapter 05
第五章
“13个月200胜”：
赫尔曼•格拉夫上校

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7名昼间战斗机飞行员中，格拉夫（Hermamn Graf）算是比较“另类”的一个：他没有模范军人莫尔德斯的老成持重和举止风范，也不似30岁即成为将军的加兰德那般风度翩翩和不怒自威；他既无同龄人戈洛布的心机城府和高深莫测，也不具备马尔塞尤和诺沃特尼那样的出众外表与禀异天赋，更勿论哈特曼那“惊为天人”的飞行才华。但格拉夫与他们有一样是共同的——他们都是空战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格拉夫之所以有些另类，主要是因为他在四个方面与众不同：

首先，格拉夫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200次空战胜利的飞行员，而他达到这一高度仅用了13个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米萨（Mesa）的空军纪念馆馆长内格尔（William Nagle）曾说：“绝大多数美军飞行员整个军旅生涯的战绩都不到30胜，而德军飞行员在五年里不管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都在不停地出击作战，很多人取得了上百次空战胜利。这些飞行员无疑都是勇猛超群的斗士，格拉夫绝对是最顶尖的之一。”[1]堪称“超级快手”的格拉夫曾在17天内击落47架苏军战机，不久后又在28天里收获了至少75次击坠胜利。[2]除了运气和对手因素外，格拉夫的勇猛、高超技能和娴熟的战术运用等应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出身卑微、所受教育水准不高的格拉夫大约是德国空军中以战功摘取最高战功勋章和晋升速度最快的飞行员之一。铁匠世家出身的格拉夫仅小学毕业，但只花了5年时间就从1940年的少尉飞行员变为1944年末的上校联队长，从1942年1月获颁骑士勋章到当年9月摘取第5枚钻石骑士勋章，也只用了8个月而已。对于格拉夫的快速蹿升，有军史家曾感叹道：“……德国飞行员的职衔是以战功为基础的，而不是基于他们的教育水准或政治关系。比如铁匠之子格拉夫，他并没有受过类似于美国高中文凭的正规教育，但逐渐爬到了上校的高位，也佩戴着包括钻石骑士勋章在内的各种高级勋饰。纳粹德国可谓是个人成功的完美环境，这个不讲阶级区分、能者为王的国家，鼓励通过勇敢、技能、知识以及尽忠帝国来获得个人和职业上的进阶。”[3]不过，正是由于出身和教育程度不高，格拉夫也称得上是最不讲究官兵界限、最能与手下同心同德的王牌之一。他的同僚军官中曾有人感慨，格拉夫宁愿与军士和士兵们一起打扑克或闲聊，也不愿与他们一起出入社交场合。德国战败前夕，格拉夫曾违背上级命令，不愿驾机飞往西方盟军控制区投降，而是以极大的勇气与下属们一起迈入了苏军战俘营，这个曾令许多士兵热泪盈眶的举动自然印证了格拉夫战时非常爱护并忠于下属的声誉。

第三，格拉夫是空军最出名的足球迷，他只要有条件和时间就会组织和参加足球赛。格拉夫本人曾是德国足坛最优秀的年轻守门员之一，如果不是拇指意外受伤，国家队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成为战争英雄后，格拉夫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关系把在各处服役的知名球队以各种理由调到自己帐下，一时间大半支国家足球队都在其麾下效力。加兰德曾说“不管格拉夫调到哪里，他身边总有一群踢足球的”。而戈林则对他这个嗜好听之任之，“如果格拉夫喜欢足球，那就让他踢去吧”就是他回复有关抱怨时的态度。

最后，“二战”结束后，相对于莫尔德斯和加兰德等人的声望日隆并赢得昔日对手的尊重，格拉夫反而因“在战俘营中倒向苏联、背叛祖国”而变得“臭名昭著”，一直得不到前飞行员群体的谅解。与格拉夫境遇相似的还有戈洛布，但后者被“唾弃”的主因是战时投靠希姆莱和整肃加兰德，并与后者的大批拥趸交恶，才不见容于势力极大的加兰德群体。格拉夫因背上“叛国”的罪名尤显晚景凄凉，他虽多次为自己辩护，但一直无力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认识。若干与格拉夫一同被拘于苏军战俘营的飞行员，如哈特曼和格拉塞尔等，晚年时坦言已能理解并宽容格拉夫当年的作为，战俘营中遭受的苦难和折磨、人人为生存而挣扎的经历使他们不再谴责格拉夫，但他们的前提还是格拉夫确在战俘营中“低头认罪并采取了合作行为”。除了早亡的莫尔德斯、马尔塞尤和诺沃特尼外，其他几位获得钻石骑士勋章的昼间战斗机飞行员都有过战俘营的痛苦经历，但为什么在英美战俘营中与盟军关系融洽、合作无间的加兰德等未遭任何指责疑问，而格拉夫在苏军战俘营中的举动就遭到了如此多的抨击？他在战俘营中究竟有哪些作为，竟让昔日袍泽始终难以释怀？

本章介绍格拉夫令人叹为观止的战斗经历，他对足球运动的挚爱以及在苏军战俘营中的一些作为，希望多少能够撩开遮掩在他身上的神秘面纱。

早年岁月：
草根之家走出的少尉飞行员

格拉夫于1912年10月24日出生在巴登-符腾堡州的恩根（Engen）。他的祖上直到曾祖父这一辈一直都以打铁为生，曾祖父曾参加过拿破仑1812年征伐俄罗斯的战争，祖父却在1871年作为普鲁士军队的一员参加过普法战争，还因战功被委任为地方收税官。父亲威廉（Wilhelm Graf）本是靠近瑞士边境的农民，1913年10月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房舍和绝大多数财产，随后他带着妻子和3个儿子（赫尔曼是幼子）在恩根城里开了一家小小的面包坊。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威廉毫不犹疑地离开妻儿参战，作为一名炮兵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等他战后重返家乡之时，对他略显陌生的赫尔曼已年满6岁。

尽管“Graf”这个姓在德文中有“伯爵”的含义，但格拉夫家只能说是勉强温饱的底层家庭，赫尔曼很小就在父亲的面包坊帮工，早早领会了生活的艰辛和努力工作的真谛。求学阶段里，格拉夫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少年一样痴迷于足球，而他也确有不凡的才华，在恩根当地的足球俱乐部呆过一段时间后，他进入了赫亨（FC Höhen）俱乐部出任守门员，还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年轻守门员之一。足球虽是最爱，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激发了格拉夫对飞行的兴趣——有一天从学校上空呼啸而过的飞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尽管整个过程只有短短几分钟，但翱翔蓝天的梦想就此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不过，父亲根本无力负担儿子学习飞行的高昂费用，尤其是1923年11月达到顶峰的超级通膨，还一笔勾销了家里的所有积蓄（德国银行当时甚至把老的马克纸币按吨送到废品回收站），即便让儿子继续求学，在老格拉夫看来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事。1926年初，格拉夫小学毕业后辍学了，开始在恩根当地的制锁厂当学徒，收入虽然微薄，但聊胜于无，他在这里一学就是三年。1930年，格拉夫经人介绍进入恩根镇公所任见习职员，在这里工作期间，他竟下决心攒下所有能省出的钱购买一架滑翔机！到1932年年满20岁时，格拉夫不仅加入了当地新成立的滑翔飞行俱乐部，还真的向俱乐部捐赠了一架自制滑翔机。1932年夏秋，格拉夫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滑翔飞行上，一次严重的坠毁事故险些要了他的命，但并不足以令其放弃这个爱好。据说，格拉夫在镇公所工作期间曾利用工作之便，为一些德国犹太人逃入瑞士提供方便。德国的“一战”空军英雄凯勒曾是恩根滑翔飞行俱乐部的主管和镇公所顾问，他曾证实格拉夫早年的确帮助过犹太人，格拉夫之所以能逃过被捕或被送入集中营的命运，是因为在凯勒的直接帮助下有关证据被完全销毁了。[4]

格拉夫在足球上的造诣越来越高，曾作为“明日之星”参加过特训，教练就是1921至1925年任国家队前卫，1954年作为主教练为德国赢得第一座世界杯的赫贝格尔（Sepp Herberger）。一次造成拇指骨折的事故葬送了格拉夫进入国家队的梦想，但他在足球圈中的知名度并未降低。与足球结缘不仅帮助他结识了许多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影响的球员朋友，还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视野和心胸变得开阔，更为珍惜球友和日后战友之间的友谊。

虽然无法确知格拉夫的滑翔飞行水平有多高，是否像加兰德和戈洛布那样早早考过了A级和B级滑翔机飞行员证书，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这种经历使许多格拉夫这样的青年痴迷于飞行，一旦纳粹政权在1935年公开了空军的存在并不遗余力地生产战机和培训飞行员，格拉夫等人就立即毫不犹豫地把飞行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格拉夫1935年时即申请参加飞行员训练，但直到次年6月初才被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飞行学校接受。他先进行了基本训练和理论学习，完成了60次飞行（累计15个飞行小时）后于当年9月25日获得了A2级飞行员证书。随后格拉夫返回恩根镇公所工作了一段时间。1937年10月初至圣诞节前夕，他在乌尔姆-多恩施塔特（Ulm-Dornstadt）飞行学校完成了B1级训练，学习了高空飞行、精确定点着陆、仪表飞行和夜间起降等一系列课程。1938年1月19日，格拉夫又回到卡尔斯鲁厄飞行学校进行B2级训练，并在当年5月31日如愿获得了飞行员证书。[5]按照德国空军的训练制度，以获得A、B级证书为目标的飞行员主要接受单引擎战机训练，结业后一般进入战斗机飞行学校进一步受训，而被选出驾驶轰炸机、侦察机或运输机者还需再经训练获取C级证书。格拉夫觉得自己的性格和志趣更适于战斗机兵种，但教官却认为年近26岁的他年纪偏大，战斗机部队更适合不满20岁的精力更旺盛的年轻人，因而建议他去学习驾驶运输机。

“不服老”的格拉夫立意加入战斗机部队，1939年时他通过参加候补军官的训练项目实现了进入战斗机兵种的愿望。当年5月，尽管没有驾驶战斗机的经验，也从未在该兵种的专门学校受训，格拉夫还是被紧缺军官的战斗机部队要走，成为驻巴特艾布灵（Bad Aibling）的JG-51第1大队第2中队的一名飞行员。尽管才具在普通人之上，但格拉夫初次驾驶当时先进的战斗机Bf-109 E-1时还是摔坏了座机，大队长贝格（Ernst Freiherr von Berg）少校从一开始对他的印象就不太妙。不过，这样的事故似乎也不能全怪格拉夫——驾驶Bf-109E系列战斗机进行起降并不那么容易，因为它的起落架间距太近，强大的螺旋扭矩使战机很容易偏离方向。不久后将成为格拉夫战友的拉尔在战后曾回忆说，1940年左右的战斗机飞行员都知道Bf-109E战斗机很容易产生“地转”（ground-loops）现象，可能会造成起落架的突然折断。[6]

1939年9月波兰战役爆发时，空军作为闪电战术的重要部分，负责为地面部队提供支援并摧毁敌军的空中力量，绝大多数战斗机联队都被送上战场，而格拉夫所在的JG-51第1大队却被留在莱茵河畔的施派尔（Speyer）防止英法的袭击。格拉夫在此期间里虽执行了不少巡逻任务，但根本未见过任何敌机，倒是同属第1大队的贝尔在9月25日击落了一架法军战机后取得了首胜。[7]贝尔自此以后一发不可收，到战争结束时以220胜名列德军总战绩排行榜的第8位，其中有16次击坠是驾驶Me-262喷气式战斗机时取得的。1939年10月31日，JG-51第1大队大队长贝格少校调任JG-26第3大队大队长，接替他的是布鲁斯特林（Hans-Heinrich Brustellin）上尉。新任大队长很快就将这个“不靠谱的”格拉夫踢了出去——格拉夫执行过20余次任务，却从未在空中开过一枪！1940年1月20日，格拉夫调往梅泽堡补充战斗机大队，承担的职责却是“向新飞行员传授战斗经验”！也许是飞行技能、尤其是驾驶Bf-109的水平实在不高，格拉夫到梅泽堡后又花了数周时间重新熟悉这种主流战斗机。至于作战经验和战术，他自己都还懵懵懂懂，拿什么向新人传授？不过，尴尬的调动并未影响晋升，1940年5月1日时格拉夫正式晋为少尉，这对世代未出过军官的家族来说不啻为一件重大成就。格拉夫错过了1940年初夏的法国战役和7月开始的不列颠空战，唯一的收获大概是结识了两位新朋友——格里斯劳斯基（Alfred Grislawski）和菲尔格雷贝（Heinrich Füllgrabe）。格拉夫从开始飞行训练到目前已过了四年，成为战斗机飞行员也有一年，却连敌机的影子都没见过，更别提什么胜绩了。比他还小一岁的莫尔德斯到1940年7月19日时已取得了25次胜利，还成为JG-51的少校联队长。相比之下，28岁的格拉夫少尉的飞行生涯仍然还在原地踏步！

摄于1933年10月24日格拉夫21岁生日的当天。从右至左依次为：大哥威廉、二哥约瑟夫、赫尔曼、父亲（骄傲地展示着“一战”中获得的勋章）、母亲、赫尔曼的大嫂及她的女儿。

摄于1932年恩根附近的巴伦贝格（Ballenberg）山，格拉夫（正中坐者）正与恩根滑翔飞行俱乐部的朋友们在一起。

1939年夏，JG-51第1大队第2中队飞行员格拉夫在一架崭新的Bf-109E1战斗机前留影。格拉夫初次驾驶这款战斗机就出了事故。1940年1月，被视为“不靠谱”的格拉夫被踢出了JG-51，改派至一个补充战斗机大队。

摄于1940年春的梅泽堡，格拉夫在这里重新熟悉Bf-109E战斗机。当年10月他随大队长汉德里克一起来到JG-52第3大队，成为第9中队的一名少尉飞行员。

摄于1938年春，格拉夫（坐在座舱里）在卡尔斯鲁厄受训时与同学们在一起。

摄于1941年的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格拉夫坐在自己的“黄色9号”Bf-109E1战斗机里。

摄于1940年10月，JG-52第3大队第9中队的格拉夫少尉。苏德战争开始后，第9中队开始与格拉夫的名字紧密相连，随着他的成功，该中队也成为德国空军最著名的中队之一。

摄于1941年的布加勒斯特，格拉夫的战友、第3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拉尔中尉（左）。

摄于1941年6月，驻罗马尼亚的德国空军指挥官施派德尔（Wilhelm Speidel）中将正在检阅JG-52第3大队。图中左一正在还礼的是施派德尔，他身后的是该大队大队长汉德里克少校，队列中右起第3人似为格拉夫。

1940年10月6日，梅泽堡补充战斗机大队的指挥官汉德里克改任JG-52第3大队大队长。之前的7月底，JG-52第3大队在不列颠空战中的一天多一点的时间里，曾经创下了一项“无与伦比”的纪录——损失了大队长和全部3名中队长！[8]这个大队几天后被调回柏林西南的泽布斯特（Zerbst）基地，名曰承担帝国之都的防空任务，实际上是在整改和舔伤。汉德里克接手这个大队时，也顺便带来了他觉得有前途的两位飞行员——格拉夫和菲尔格雷贝。他们两人都被安排在第9中队，在这里他们与先期调入的格里斯劳斯基重逢了，而这个中队此后的声誉也将与格拉夫的名字密切相连。

经过休整训练的第3大队非常渴望返回海峡前线复仇，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大队在10月中旬被派至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番号也改成了JG-28第1大队，不过转年1月初又改回JG-52第3大队），格拉夫少尉作为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顾问团的一员，将与战友们负责训练罗马尼亚空军飞行员。[9]德军飞行员的任务先是帮助罗军飞行员熟悉Bf-109E系列战斗机，教授四指编队等战术和空战技能。稍后，由于巴尔干地区的形势变化，德国人也承担起保护罗马尼亚油田的任务。尽管如此，格拉夫在这里有大把的时间享受生活、参加宴会和结交朋友。他与菲尔格雷贝、格里斯劳斯基、聚斯（Ernst Süss）等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尽管他们中只有他是军官，但出身底层的格拉夫完全没有普鲁士军官高人一等的傲慢和森严的官兵界限。就像第8位钻石骑士诺沃特尼与三位战友组成了战斗小组，并因击落500余架敌机而被称为最成功的“四人组”一样，格拉夫与前述三位战友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总战绩达479架击坠）——格拉夫的纪录是211胜，橡叶骑士勋章得主格里斯劳斯基的战绩为133胜，而菲尔格雷贝和聚斯的战绩分别是65胜和70胜。另外，格拉夫的小圈子里还有一位施泰因巴茨（Leopold Steinbatz），这位飞行员到1942年6月15日阵亡时击落了99架战机（格拉夫的战绩时为108胜），是唯一一位以军士身份获颁双剑骑士勋章的人。当然，苏德战争开始前他们所有人的战绩加在一起仍是一个零。

1941年3月，第3大队结束了悠闲的生活，奉命开赴保加利亚，在即将展开的巴尔干战役中为德军第12集团军提供空中支援。4月6日，希特勒下令进攻巴尔干和南斯拉夫，但第3大队却接到返回布加勒斯特，保护罗马尼亚产油区的任务。不过，英国皇家空军驻希腊的部队当时已被打得惊慌失措，无暇顾及仍采中立立场的罗马尼亚。JG-52第3大队对此战的唯一贡献，就是将一些战斗机移交给其他有所损耗的参战单位。实在闲得无聊的格拉夫开始在足球赛上打主意。适逢罗马尼亚陆军的一支王牌足球队向德军顾问团下了挑战书，格拉夫毫不示弱地应战，还让对手在进入球场时大吃一惊——他通过国家队主教练赫贝格尔的关系，竟把凯泽斯劳滕队的明星瓦尔特（Fritz Walter, 1954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队长）等几名国字号主力请到了布加勒斯特。比赛中格拉夫出任守门员，帮助己方以3比2战胜了对手。赛后格拉夫立即驾机飞往希腊南部，准备参加克里特岛战役。5月25日，JG-52第3大队开至伯罗奔尼撒（Poloponnese）半岛最南端的莫拉伊（Molaoi）机场，当时克里特岛之战已进入高潮，正在此间作战的JG-77非常欢迎汉德里克大队的增援。不过，由于克里特岛的英国皇家空军已被基本消灭，除了高射炮的猛烈炮火外，JG-52的飞行员们很难发现敌机的踪影，他们的主要任务变成了扫射仍在坚守阵地的敌军，稍后又参与攻击试图将守军余部撤往埃及的英军舰只。6月10日，格拉夫随部撤回布加勒斯特，这时距他加入战斗机部队已满两年，虽不能说庸庸碌碌混了两年，但从未进行过一次真正的空战也是不争的事实。即将29岁的格拉夫无比懊恼，莫尔德斯和加兰德都取得了60次以上的胜利，他们在军界和国人中的声望甚至比那些足球明星们还要高。格拉夫踢球无望进入国家队，难道在空战中也难以出头吗？

从懵懂的开始到获得骑士勋章

1941年6月中旬的短短一星期里，JG-52第3大队在布加勒斯特迅速完成了换装Bf-109F系列战斗机的工作——格拉夫等人并不知道，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不日即将爆发，时任第8中队中队长的拉尔战后曾称，他们这些人“还是在21日从一名到访的陆军军官那里听说的”。第3大队大队长汉德里克21日升任JG-77联队长，他的继任者是布鲁门萨特（Albert Blumensaat）少校。苏德战争爆发前夜，JG-52第3大队大队部与第8和第9两个中队离开了布加勒斯特，移驻北边64公里外的米济尔（Mizil）机场，负责保卫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Ploiesti）油田的安全。22日，格拉夫等飞行员紧张不安地坐在各自的驾驶舱里等候出击命令，但还是错过了最初两天的战斗——苏军似乎无意轰炸产油区，而是先把重点放在了黑海沿岸的重要目标上，包括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海港康斯坦萨（Constanza）。不过，苏军轰炸康斯坦萨也是两天后的事，格拉夫他们眼下只能一边待命，一边羡慕地看着其他联队“像打野鸭一般地”摧毁对手的战机，看着王牌们快速地提升击坠总数——22日当天，德军就毁灭性地重创了苏联空军，德方资料称当日击落了322架苏军战机，还摧毁了地面上的1489架军机，总数达到了令人瞠目的1811架，而苏方承认首日至少损失了1200架战机。[10]

24日，苏军几支DB-3轰炸机编队飞抵康斯坦萨地区进行轰炸，结果遭到JG-52第3大队那些憋得几乎发狂的飞行员们的屠杀，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机群转瞬间就被击落了12架，拉尔中尉也收获了自己的第2胜。26日，苏军试图向康斯坦萨发起一场海空联合作战，但结果就像其他战场一样损失惨重——18架轰炸机被JG-52第3大队摧毁，黑海舰队还损失了驱逐舰“莫斯科”号。[11]这是布鲁门萨特大队近两个月里收获最大的一战，拉尔取得了个人第3胜，而第7中队的中士罗斯曼（Edmund Rossmann）则一战斩获了4架轰炸机。格拉夫只能羡慕地听罗斯曼讲述空中屠杀的情形，因为他自己的第9中队并未被派至康斯坦萨作战，而轮到第9中队驻防康斯坦萨北边的马马亚（Mamaia）机场时，苏军却终止了空袭罗马尼亚的行动。7月4日，布鲁门萨特突然收到来自戈林本人的电报：“你部因未能击落敌机而继续与众不同，还要多久才能阻止俄国战机进入你的领空？”[11]戈林的尖锐指责体现出他并不清楚罗马尼亚海岸战场的实情，此间苏军的反击不仅规模较小，就是零星的出击也多是贴着黑海海面进行的“打完就跑”式骚扰，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装甲部队的迅猛推进和空军的初期大胜大大刺激了戈林和高层的胃口——就在7月3日，中央集团军群已在明斯克以东合围了苏军西方面军，北方集团军群也夺取了德维纳（Dvina）河渡桥并前出到更往东的地带，而南方集团军群则稳健地朝着乌克兰的第聂伯河推进，为他们提供支援的各空军联队纷纷取得了令人瞠目的高战绩，戈林早把那些战绩当成了惯例和衡量部队是否尽职的标准，JG-52第3大队的30余架战果相对而言实属“不堪入目”（莫尔德斯的JG-51甚至在短短3周内就击落了500架苏军战机）。布鲁门萨特虽向上级多次汇报过罗马尼亚海岸战场与其他方向的不同，但也只得寻找替罪羊——第7中队中队长巴克西拉（Erwin Bacsilla）上尉不幸被选中，他于7月11日被解职。[12]

到目前为止，格拉夫所在的部队似乎总是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不过，随着第3大队8月1日开往基辅西南的白采尔科维（Belaya Tserkov），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拉尔战后曾回忆说：“白采尔科维被苏军遗弃时机场工程尚未完工，它是我们的第一座有混凝土跑道的基地，既干净又有条不紊，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我们虽然都住在帐篷里，但此时还是夏天，东线战事看起来正按计划顺利地进行着。”[13]暂时隶属JG-3指挥的布鲁门萨特大队并非驻扎在白采尔科维的唯一部队，实际上第5航空军的大部分单位都集中在这里，机场周边满眼望去都是飞行员和地勤栖身的帐篷。第5航空军的各联队从这里出发为向乌曼和基辅推进的南方集团军群提供支援。格拉夫一行抵达基地的当夜，就为前去轰炸基辅的第77俯冲轰炸机联队（StG-77）护航。虽未遭遇苏军战机，但映红了半个夜空的高射炮火还是使格拉夫真切地意识到这里与罗马尼亚大为不同。

8月4日，格拉夫终于品尝到了首胜的滋味，但一切发生得太快、太有冲击性，他自己也不明白到底是怎样击落对手的。当日晨6时许，第9中队中队长霍尔尼希（Franz Hornig）上尉带领格拉夫和施泰因巴茨等人升空，为轰炸基辅的StG-77第3大队提供护航。途中突然有人在无线电中惊呼发现了敌机，缺乏实战经验的诸人一时均阵脚大乱，连中队长命令保持队形的呼声都听不见。格拉夫看见2架伊-16“耗子”战斗机从面前呼啸而过，于是将编队纪律抛在脑后，开始全速追逐敌机。令他意外的是，2架敌机在他面前转了个180度的弯，然后向他的Bf-109扑来。格拉夫听到座机机身叮叮当当地作响，也即刻按下机炮按钮——但没有动静，原来他竟像新手一样忘记将炮弹上膛！在紧张与兴奋中格拉夫似乎失去了时间概念，当敌机再次出现在瞄准仪中时，他的座机几乎就要撞上绿色的苏军战机。慌乱中格拉夫下意识地闭上眼睛，同时再按机炮按钮。不知过了多久，无线电里传来施泰因巴茨兴奋的喊声“命中了、命中了！”事实上，格拉夫的射击十分准确，这架伊-16当空起火，旋转着坠地爆炸了。5分钟后施泰因巴茨也击落了一架伊-16，格拉夫依然有些神志不清，只模糊地听到施泰因巴茨说“离开这个鬼地方”。

用震撼来形容格拉夫的首胜可能并不夸张，整个过程只有几分钟，但就他的感觉而言恐怕非常漫长，他的脑子里甚至一度出现了真空，并不清楚是怎样干掉对手的，更勿论有意识地使用技战术了。返回基地后，霍尔尼希狠狠批评了格拉夫等人的慌乱和违反飞行纪律。格拉夫当天又执行了4次护航任务，几乎每次都与敌机在空中相撞。次日的情形大体相仿，格拉夫竟有三次险被击落，不过，当他驾驶满身弹孔的战机返回时，个人胜利薄上又添上了一架“耗子”。应该说，他的运气确实不错。

不停地起飞作战和护航使格拉夫很少有时间来总结得失。在后续战斗中，格拉夫还不止一次地被击中，但运气似乎格外青睐他，每次他都安全返回。其实，基辅上空的苏军飞行员并非不能很好地掌控战机，也不缺乏技能，但他们受累于老旧战机（尤其是伊-16还是西班牙内战中的机型）的性能、速度以及己方的防御战术，如果不是这些原因，JG-52第3大队诸如格拉夫这样的“新手们”恐怕早就遇到了大麻烦。8月11日下午，格拉夫在卡内夫（Kanev）以东击落了一架米格-3战斗机，直到这时他似乎才明白了空战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有意识地运用战术与对手周旋，而不是纯粹靠运气了。也许，像格拉夫这种才质甚佳的飞行员本身有着很大的潜力，他们需要的是在空战中打开茅塞、贯通天眼，随后的胜利才会接踵而至。

8月底，JG-52第3大队奉命南调，与StG-77的一个大队一起负责支援地面部队从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桥头堡渡越第聂伯河的作战。从未在西线经历过战友之间生死两茫茫的格拉夫，开始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伙伴阵亡的痛苦和失落。8月29日，大队长布鲁门萨特着陆时背部受伤，随后离职（后调入后方的飞行学校），霍尔尼希上尉成为代理大队长。次日，格拉夫中队的席夫勒（Erich Schiffler）中士迫降在苏占区后被俘（后被杀害）。8月31日，格拉夫收获了第4胜，因之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但他因失去了好友席夫勒而显得情绪低落。9月1日，第7中队中队长齐默尔曼（Hans-Jörg Zimmermann）中尉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桥头堡进行低空扫射时，不慎与自己的僚机施洛瑟（Franz Schlosser）上士相撞，第3大队这两个最好的飞行员分别带着7胜和4胜的战绩消失了。9月中旬，德军在基辅附近合围了70余万苏军，格拉夫和第9中队奉命向基辅以东转进，前去支援逼近哈尔科夫工业带的第17集团军。

到9月24日第9中队进驻波尔塔瓦（Poltava）机场时，格拉夫的战绩薄上已有7胜，按照德军的标准算是一名“小王牌”了。三日后，苏军第8轰炸机航空团（BAP）派出7架DB-3F轰炸机轰炸波尔塔瓦附近的德军阵地，结果遭到格拉夫等人的7架Bf-109的截击。苏军未料到对手的反应如此之快，在交手和追逐中有5架DB-3F被击落，但报务员兼炮手库拉耶夫（Vasiliy Kurayev）所在的轰炸机不仅躲过了攻击，还腾出手来向一架Bf-109发起了主动进攻。库拉耶夫向对手射光了全部3500发子弹，直到将之击落。随后，另一架Bf-109从侧后方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库拉耶夫轰炸机上的尾炮手与对手同时开火了，而且都命中了对方！Bf-109射出的炮弹在尾炮手座舱里爆炸了，尾炮手浑身是血，库拉耶夫自己也腿部中弹，轰炸机开始冒着黑烟坠落。库拉耶夫与尾炮手挣扎着跳了出去，还都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不过，在7架被击落的轰炸机中，他们两人是仅有的幸存者。被击中的德军飞行员就是格拉夫，对手射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发动机，风挡上布满油污，战机也在剧烈晃动。格拉夫没有时间确认战果，他驾驶着几乎失控的战机，紧张地四处搜寻可供迫降的平地。他再次受到命运的垂青，顺利发现了德军阵地稍后方的一处机场。当格拉夫满身油污地爬出座舱时，四周聚拢过来的步兵中有位上尉惊异地说道：“祝贺你成功着陆，我们还以为你做不到……”格拉夫皱着眉头、略带愠气地反问：“什么意思？难道我的战机看起来有那么糟？”上尉指着周围说：“不是这个意思。只有你停的那块地方不会把你炸得粉身碎骨，因为整个机场就是一个巨大的雷场！”[14]格拉夫返回波尔塔瓦基地后，战友们为他举办了“生日聚会”——不是因为又得一胜，也非庆贺真正的生日，而是祝贺他死里逃生。

摄于1941年9月，JG-52第9中队的飞行员们，从左至右依次为菲尔格雷贝、恩贝格尔（Alfred Emberger）、迪恩（Ewald Dühn）、克莱因（Hans Klein）、霍尔尼希、格拉夫、施泰因巴茨、聚斯、哈恩（Hahn）。图中唯一缺少的是格里斯劳斯基，当时他正在拍摄这张照片。

1941年10月初的波尔塔瓦机场，格拉夫在自己的Bf-109F4前骄傲地展示方向舵上的10次击坠标志。

苏军第8轰炸机航空团的报务员兼炮手库拉耶夫，在1941年9月27日的空战中他的轰炸机曾重创了格拉夫的座机。

1941年11月，格拉夫执行任务归来后与爱犬合影。

摄于1941年12月初，格拉夫在一次成功的作战后回到塔甘罗格基地时，受到中队战友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将格拉夫扛上了肩头。这个场景有可能发生在12月8日，当天，格拉夫与格里斯劳斯基向攻击“希特勒警卫旗队”师阵地的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发起了进攻，他们分别击坠了3架和2架敌机。格拉夫的这次行动可能拯救了“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防线，师长迪特里希当夜曾亲自来到塔甘罗格向格拉夫等人当面致谢。

10月1日起格拉夫开始代理第9中队中队长，到11日时全中队击落的敌机已达59架。军史家维尔曾说这个战绩是第3大队三个中队中最好的一个，[15]但实际情况是格拉夫中队远远落后于拉尔的第8中队——后者9月底时就已击落敌机百架以上。10月14日，第9中队又击落了空袭波尔塔瓦机场的8架苏军战机，格拉夫在3分钟内就将2架雅克-1型战机斩落马下。

10月23日，JG-52第3大队奉命南下，前往彼列科普（Perekop）地峡西北的恰普林卡（Chaplinka）机场，同时暂归JG-77联队指挥，这样格拉夫他们的对手就从西南方面军空军变成了克里木方面军的空军和黑海舰队的海军航空兵。当时，曼施坦因第11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正在攻打彼列科普地峡防线，准备突破之后踏上克里木半岛，但他们遭到了对手不间断的空中攻击。24日晨，第3大队在新基地迎来了一位如雷贯耳的贵客——战斗机部队总监莫尔德斯上校。这位传奇人物为支援克里木战场，特意组织了一支包括斯图卡、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在内的混合战斗群。莫尔德斯向大家热情地打招呼，当格拉夫向他敬礼时，莫尔德斯一边还礼一边说道：“祝贺你，格拉夫先生，我刚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祝愿你的生日一个接一个地到来！”[16]拉尔当日是第二次见到莫尔德斯，他在晚年回忆这位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时曾写道：“莫尔德斯是个不可思议的战术家，我对他有着无限的景仰……他非常机智，人也很好，是我遇到过的品格最高尚的人……”[17]或许是莫尔德斯的出现点燃了第3大队的激情，24日一天内，全大队竟击坠了18架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格拉夫也在2分钟内击落了2架米格-3战斗机。这一战果把大队的总战绩提高到341次击坠，首次超过了第2大队的336胜，更是远远地把第1大队甩在身后（该大队错过了苏德战争的开始阶段，到此时战绩仅有148胜）。[18]格拉夫在随后4天里每天都有斩获，11月1日时已将20次击坠计入名下。考虑到他8月初才进入实战，这样的成绩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

10月底、11月初，入侵苏联广袤版图的任何军队都要面临的大敌——一个难以征服而且不偏不倚的对手——“泥淖将军”，出面粉碎了希特勒快速大胜的梦想。深秋染红了一片片树林，也带来了纷扬的豪雨和无尽的泥淖，整个东线的德军攻势都陷入了停顿。JG-52第3大队又一次被调去支援其他战场——这次是开往亚速海北岸的塔甘罗格（Taganrog），支援第1装甲集团军攻打顿河重镇罗斯托夫（Rostov）。罗斯托夫不仅是重要工业中心和铁路枢纽，更扼守着进入高加索产油区的主要通路，能否固守这座重镇对苏军来说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第3大队11月2日移驻塔甘罗格后，一度囿于天气只进行了有限的出击，第7中队的克彭（Gerhard Köppen）上士在月初取得的一次胜利，把大队的总战绩提升到了400胜，拉尔8日将个人战绩提高到30胜，而格拉夫到17日时也取得了第25次胜利。11月17日，“泥淖将军”让位于“严冬将军”，虽然冰冻的地面使装甲部队又能发起新的攻势，但无垠的冰雪和零下几十度的低温奇寒还是让准备不足的德军叫苦不迭，飞机也在严寒中拒绝工作，更勿论在没有取暖设施的帐篷中冻得瑟瑟发抖的飞行员了。当日，第1装甲集团军向罗斯托夫发起了进攻，苏军出动了400架次的战机进行轰炸，但被JG-52第3大队和JG-77第2大队无情地粉碎。11月20日，德军踏上了罗斯托夫的街头。

11月中旬，空军接连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先是17日饮弹自尽的乌德特上将，后是死于飞机失事的莫尔德斯。莫尔德斯突然死去的消息传到塔甘罗格时，格拉夫与所有人一样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头一天刚见到莫尔德斯，还说了几句话。11月23日，苏军地面部队冒着严寒向罗斯托夫北面的德军发起了强势反攻，南方面军空军的第4对地攻击机航空团（ShAP）出动了一批伊尔-2对地攻击机进行支援。拉尔、格拉夫和克彭等几位战绩最高的飞行员驾驶Bf-109升空拦击。绰号“黑死神”的伊尔-2虽是Bf-109最难缠的对手，但德军飞行员已经找到了它的命门——机身下的散热器。在当日为时5分钟的空战中，格拉夫、克彭和拉尔各击落了一架伊尔-2，拉尔还顺手击坠了一架米格-3战斗机，将个人战绩提升到33胜。不过拉尔的好运在28日戛然而止，他当时被一架雅克-1击落，身负重伤的他痛苦地躺在冰天雪里呻吟，幸亏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的党卫军“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人在望远镜中目睹了整个过程，才使拉尔逃过一劫。拉尔摔断了后背，伤势极重，一度瘫痪在床，整整9个月后才归队。即便如此，他还是在战争结束前取得了275次击坠的战绩，高居排行榜第3位。拉尔离去的当日，苏军成功收复了罗斯托夫，JG-52第3大队所在的塔甘罗格机场也遭到对手不停顿的轰炸和扫射，只不过是由于“希特勒警卫旗队”师的疯狂抵抗，苏军才没有迅速打到塔甘罗格。

格拉夫的战绩在12月2日达到了31胜，他不可避免地开始憧憬获得骑士勋章的时刻，不过，摘取这一勋章的标准已从开始时的20胜提升到30胜，然后又涨至40胜。格拉夫有点气馁，但暗下决心一定要摘取骑士勋章。12月6日格拉夫击落了3架敌机，8日，他与格里斯劳斯基一起进攻“摧残”迪特里希所部的苏军轰炸机和战斗机，结果分别斩获了2架和3架敌机。格拉夫曾在12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只有克彭（的战绩）排在我前面。谁能想到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当然是没想到！昨天，我与好友格里斯劳斯基在空中进行自由猎杀。在米乌斯（Mius）河防线，一些摇晃得要散架的伊-5（I-5）双翼机正攻击党卫军的阵地。我一通扫射后一架伊-5应声而落，然后第2架也被打爆起火。格里斯劳斯基甚至一下子干掉了3架。当晚，迪特里希来到机场与我们热情地握手，他满口赞誉和谢词，还询问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说这里没有哪怕一辆卡车，于是他承诺送我们一辆。他果然兑现了诺言，卡车上还装满了香烟和酒！”[19]当然，格拉夫他们并不是第一次支援和帮助地面部队，军史家库罗夫斯基（Franz Kurowski）曾写道：“格拉夫在整个军旅生涯中都把帮助步兵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然后才是寻求空战机会。他既攻击敌军的反坦克炮阵地和机枪阵地，也尽力摧毁敌军的防御网和补给车队。即使发现了敌机，他也只在敌机明显试图进攻地面德军时才相应地发起攻击。”[20]库罗夫斯基还说这是格拉夫的“特质之一”。其实，尽力支援地面部队绝非格拉夫独有的特点，而是德军的作战目标所决定和要求的。德国空军与陆军一样，准备打的都是短促的决定性战争，长期的战略目标被认为是不相关的，因而也被忽略。“巴巴罗萨”计划纯粹是以最大程度地歼灭苏军有生力量、迫使对手投降为目的的，因而空军也被严令要竭尽全力为地面部队提供战术支援，即使这样做要以牺牲其他优先任务为代价。空军元帅凯塞林曾说：“我指示我的那些空军将领和高射炮将军，要把陆军的要求当成我的命令来执行。”[21]至于说格拉夫“整个军旅生涯中都把帮助步兵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然后才是寻求空战机会”，至少在这时并未体现出来——此时的格拉夫眼中只有骑士勋章，他就像一只睁大双眼四处搜寻猎物的饿鹰一般。整个12月间南方的气候异常寒冷，风雪不断，双方战机出动的日子都屈指可数，但格拉夫还是利用一切机会提升战绩。12月10日，JG-52第3大队移驻哈尔科夫，八日后克彭以40架击坠成为全大队首位骑士勋章得主。这件事给格拉夫刺激不小，他更加焦急地寻找与对手交战的机会，他在12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圣诞！最好想都不要想它。我的战绩没有变化，还是37胜。对手也安静了许多。”由此可见，格拉夫为尽快获得骑士勋章已是心急如焚。次日下午，格拉夫在空战中击落了3架伊-16和1架轰炸机，28日又击坠一架雅克-1，这样他在1941年的总战绩就定格在42胜，剩下的就是焦虑的等待了。

161次击坠：
不可思议的1942年

苏军西南和南方方面军空军在1941年12月里遭受了惨重损失，南方战场的德军第4航空队光是其战斗机部队就击毁了135架苏军战机，而自身仅损失1架，战绩最佳的就是JG-52第3大队——90次击坠，自身无一损失。[22]进入1942年初，德军飞行员发现执行任务时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敌机干扰，格里斯劳斯基整个1月间执行了8次任务，没有一次遇见过任何一架敌机。急于摘取骑士勋章的格拉夫也想尽各种办法引诱对手出战，他的日记中曾记载有这样的招数：“有一天我们试了个不寻常的招数。我们把巧克力和香烟打进包里，将之系在小降落伞上，又给俄国人写了份战书，然后把包裹空投到罗斯托夫南面的苏军基地里。战书是这么写的：‘另一边的同志们，我们邀请你们明天——星期三——中午12点到罗斯托夫以南的顿河三角洲上空4000米高空进行决斗。我们保证我方只有8架战机出现，你们那边随便来多少都行！击坠！致以真诚的友谊，你们的敌人。’然而我们空等了一场。”[23]如果确有这样一份战书，而且苏军也确实收到了的话，那么他们未能露面的原因恐怕并不是怯战，而是能够升空作战的战机可能确实寥寥无几了。1月7日，格拉夫在空中偶遇一队伊-16战斗机，5分钟内击落了其中的两架，次日又有一架斩获，这样他的总战绩上升到45次击坠。施泰因巴茨也在急不可耐地搜寻猎物，当日他甚至飞到米乌斯河前沿的苏军后方，总算击落了2架战斗机和1架轰炸机，取得了第40至42胜。但是，施泰因巴茨只顾追求个人击坠，完全忘记了危险和照顾缺乏经验的僚机飞行员，他的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他也得到了一个“僚机浪费者”的不雅绰号。

1月24日，格拉夫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骑士勋章，施泰因巴茨也在2月14日获得骑士勋章。格拉夫在2月3日取得了第47胜后，拖着形销骨立的身体回国休了一个长假，直到3月21日方才归队。格拉夫休假期间，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克彭在2月27日成为第1个获颁橡叶骑士勋章的军士，这一高规格勋章深深刺激了格拉夫等军官，而对一切看得很淡的格里斯劳斯基则饶有兴味地冷眼旁观着军官们妒火中烧的模样。归队后的第3天，格拉夫就击坠了雅克-1和米格-3战斗机各一架，显示出7个星期的长假并未让他的技能和反应生锈。不过，当日空战中第9中队失去了中队长沙德（Kurt Schade）中尉，他遭到了一架伊尔-2对地攻击机和地面炮火的双重打击，迫降后被俘。格拉夫随即被任命为继任中队长，4小时后的再次升空作战中，一架轰炸机成为他的第50个牺牲品。

不知不觉中，格拉夫的战绩到4月29日时已升至63胜。这一天，JG-52第2大队在施泰因霍夫率领下抵达哈尔科夫南面的新基地，而第3大队却意外地被调至南方的克里木，负责支援第11集团军清理残余苏军的新攻势。为曼施坦因集团军提供空中支援的是里希特霍芬上将的第8航空军，除JG-52等三个战斗机联队外，还包括StG-77和四个轰炸机联队，对手则是克里木方面军的170架战斗机、225架轰炸机和黑海舰队的海军航空兵。苏军的战机数量虽然不少，但多是被用作战斗-轰炸机的伊-16和伊-153等老旧机型，战术编队依然沿袭过时的三机“V”形编队，空中通信联络还是他们最大的弱项。另外，苏军虽有一些极其勇敢、技术精湛的飞行员，但多数都是受训时间极短的新人。

JG-52第3大队甫一参战就在空中占据了优势。4月30日，该大队声称一天内击坠了24架敌机，自身无一伤亡，而格拉夫在7次出击中击落了6架敌机，是他到目前为止战绩最佳的一天。5月2日凌晨3点30分，格拉夫、格里斯劳斯基与施泰因巴茨等三人摸黑赶往刻赤附近的一处苏军基地，准备向对手展开突然袭击。4点时，格拉夫射出的炮弹命中了一架匆忙飞离跑道的伊-16，结果这架战机撞上了自己的僚机，两架战机迅速起火爆炸，升到空中的第3架伊-16也被格拉夫击落。当日日终时，格拉夫将自己的单日最佳战绩提高到7次击坠，总战绩则激增至76胜。格拉夫与已晋升为少尉的克彭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后者在5月2日收获了5胜，总战绩高达84次击坠。克彭晋为军官后对昔日战友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军士和地勤们抱以咄咄逼人的态度，结果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4月底结束休假归队后，克彭对荣誉和勋饰的追求更加强烈，他为击落敌机不顾一切的做法也引起了上下的忧虑。第3大队大队长博宁（Hubertus von Bonin）少校曾对格拉夫表露过自己对克彭亡命作风的担忧，格拉夫也认为照这样子下去，克彭恐怕活不到击落100架敌机的时候。

格拉夫不幸一语成谶——克彭5月5日就消失在亚速海中，格拉夫曾在日记中描述过当时的场景：“我真的很难把5月5日的悲剧诉诸笔端，我依然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克彭少尉失踪了。这事发生时，我在战绩上已经差不多追上了他，他获得橡叶骑士勋章后休假去了，这给了我机会。他返回前线后发现了一处隐藏得极好的苏军基地，他想飞到那里去。由于他并不指挥中队，大队长命令我的第9中队陪他走一趟。我拒绝过，但克彭不肯让步。最后我挑出3个优秀的飞行员陪他一起前往，但私下里告诫他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因为我不认为这次行动会成功。不幸的是我的预感和判断是正确的，我的人都回来了，但克彭失踪了。他们报告说，克彭在归途中朝克里木北部海岸的另一处机场飞去了，结果与几架Pe-2轰炸机缠斗在一起。他们目睹了克彭被击落和落入亚速海的全过程。他的Bf-109几秒钟后就消失在水面下。我的人注意到克彭向海岸游去，也看到苏军炮兵向战机坠毁处开炮。不久后一艘小艇开进了坠毁区域。我的人由于都快没油了，他们只能返航。第二天，我们听说有一架He-111轰炸机曾向克彭坠落的地方投放了橡胶艇，但没能发现他的踪影。我们会不会再次听到他的消息呢？”[24]后人虽相信克彭被苏军舰艇打捞了上来，但他此后确实音信皆无。其实，格拉夫与克彭的攻击性十分相像，一天出击5次以上实为常事，清晨6点到傍晚的时间里，除回去吃点东西、加油和补充弹药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寻觅猎物或交战。格拉夫一样在冒着极大的风险，只不过他的运气一向不错罢了。

1942年5月8日，曼施坦因第11集团军发起了夺取刻赤半岛的攻势，第8航空军为封锁和打击克里木方面军的各处机场也是倾巢出动。苏军战斗机部队曾试图紧急起飞，但不少战机刚刚离开地面就被击落，方面军空军当天仅能派出一支有规模的编队——第36战斗机航空团的8架伊-16战斗机和第214对地攻击机航空团的一批伊-153——飞往前线阻遏对手的攻势。格拉夫曾这样描述当日的空战：“3个联队的战斗机鏖战在前线上空。我们迫使苏军轰炸机胡乱地扔下炸弹。我的中队在空中的位置较低，吸引了地面高射炮的多数火力，其他战斗机则在我们头顶上方激战。两架Bf-109相撞了，像燃烧的火球一样摔了下去，飞行员们虽跳伞成功，但都落在了敌人一侧……当我们专注地攻击轰炸机时，一架俄国战斗机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幸亏施泰因巴茨最后时刻把它干掉了。不久后我击落了一架米格战斗机，这时我们的飞行高度只有1500英尺，位于苏军后方挺远的地方。10点58分我敲掉了第2架敌机，11点02和07分又分别解决了第3和第4架。”[25]格拉夫在当日空战中总共取得了7胜，第3大队共击落了47架苏军战机，而整个第8航空军的战果是57架击坠。可以说，JG-52第3大队已是东线所有战斗机单位中最精锐的大队，而整个JG-52联队的总战绩也迅速飙升至1500次击坠。

克里木战事进入尾声时，苏军西南方面军的45个师在5月12日从南北两面向哈尔科夫以南的德军发起了反攻。第8航空军的多数联队匆忙返回东乌克兰，帮助地面部队固守至关重要的哈尔科夫及其周边地区。当日，格拉夫在克里木上空收获了第90胜，之后随第3大队回到了半个月前离开的基地。短短两周里，格拉夫中队在自身无一损失的情况下取得了93次击坠，他的个人战绩也从61胜急速提升到90胜，距所谓的“世纪大关”第一次如此之近！第9中队在刻赤上空的屠杀中除了战功赫赫外，也赢得了日后更加响亮的绰号——“卡拉牙（Karaya）中队”。聚斯休假归来时曾带回一架留声机，但随身携带的唱片都破碎了，唯一能播放的就是他偶然得到的一张苏联唱片。聚斯在住处日夜播放这张听不懂的唱片，其旋律似乎总是在重复“Karaya，Karaya”的调子。很快，聚斯把它变成了第9中队的队曲，甚至在空战正酣时，他也在座舱里对着无线电放声大唱“卡拉牙”。没过几天，“卡拉牙”就成了第9中队正式的无线电呼叫信号，“卡拉牙1号”自然就是中队长格拉夫的代号。

第3大队刚开到哈尔科夫机场，就遭到一队伊尔-2对地攻击机的袭击，德军在随后展开的报复行动中击坠了7架苏军战机，其中的一架是大队的第900次击坠。13日，第3大队取得了42次胜利，次日又获得51次击坠，而自身仅损失2架战机。在这些令苏军一个航空团仅剩3到4名飞行员的屠杀中，格拉夫在13日贡献了6架，14日又创下了单日击坠8架敌机的个人最佳纪录。不知不觉中格拉夫的战绩达到了104胜，成为JG-52的第1个、空军第7个超越100胜大关的飞行员。5月17日，格拉夫获得了第93枚橡叶骑士勋章，第7中队的迪克费尔德（Adolf Dickfeld）少尉在战绩提升的速度上同样不遑多让，14日他以创纪录的单日9次击坠将战绩提高至90胜，18日时更以前所未有的11次击坠突破了世纪大关。19日，迪克费尔德成为第94位橡叶骑士勋章得主，最高统帅部命令他与格拉夫在5月24日赶到狼穴大本营，由希特勒亲自为他们授勋。19日当天，格拉夫与格里斯劳斯基飞到第4航空军司令部公干，指挥官普夫卢格拜尔（Kurt Pflugbeil）将军告诉格拉夫，元首将为他同时颁发橡叶和双剑骑士勋章。不过，在飞赴大本营前，格拉夫和第3大队还得先完成转场——5月15日时，JG-52第2大队从克里木抵达哈尔科夫东南200公里处的阿特木斯克（Artemovsk）机场，20日时联队部与第1大队也进驻这个大型机场，格拉夫所在的第3大队则在21日离开哈尔科夫后进驻阿特木斯克，这是JG-52的3个大队很久以来的第一次聚齐。5月24日晨，格拉夫和迪克费尔德登上了一架飞往东普鲁士的He-111轰炸机，这时前者的个人战绩已提升到了108胜。

格拉夫获得第11枚双剑骑士勋章后获准休假四周，等他6月底归队时，意外地发现好友施泰因巴茨消失了。原来，6月15日，在哈尔科夫附近的沃尔昌斯克（Volchansk），施泰因巴茨被高射炮击中后机毁人亡。施泰因巴茨是克彭之后第二位获橡叶骑士勋章的军士，他不顾疲劳，也将格拉夫要他休假的命令置若罔闻，立志要成为空军第一个破百的军士。格拉夫休假期间，施泰因巴茨每日必战，每战必有斩获，到15日时已将战绩提升到99次击坠，但正是这一天他的生命划上了句号（6月23日施泰因巴茨被追授少尉军衔和第14枚双剑骑士勋章）。格拉夫还发现JG-52的联队长也换了人——第9位双剑骑士勋章得主伊勒费尔德在6月21日被紧急调任联队长，因为他的前任、刚刚主持JG-52三个星期的贝克中校在哈尔科夫以东失踪了。人们猜测，他在被高射炮击中后可能被俘了，但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音讯。曾与格拉夫并肩作战并成为竞争对手的拉尔重伤离队很久了，克彭和施泰因巴茨均已作古，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除了身边的迪克费尔德外，还有正在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作战的JG-77联队长戈洛布——6月23日戈洛布以击落107架敌机的战功成为第13位双剑骑士，同时晋升为少校。6月30日，格拉夫击落了3架敌机后把战绩提升到111胜，他的密友格里斯劳斯基也在7月1日获得了骑士勋章。不过，整个7月里格拉夫罕见地没有任何胜绩，主要原因是月初时他奉命带队为视察波尔塔瓦的希特勒护航，月中时又在乌曼将机型转换为Bf-109 G2战斗机。7月22日，伊勒费尔德驾驶的侦察机遭到苏军战斗机攻击，他身负重伤，险些成为JG-52近两个月内失去的第3位联队长。三天后，戈洛布少校奉命兼任JG-52代理联队长，与他几乎同时到来的还有拉尔——他在经历了9个月的康复治疗后终于归队了，而且还将在往后的3个月里将个人总战绩从离队时的36胜提高到整整101胜。在戈洛布代管JG-52的8个星期里，他与格拉夫中尉展开了激烈竞争，他们两人都想成为率先突破150胜大关的第一人。

1942年2月初，格拉夫回到恩根老家休了一个长假，慢慢地疗养和恢复元气。图片摄于1942年3月的恩根。

1942年5月5日在亚速海消失的克彭少尉，他是第一个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军士，最后的总战绩是85胜。

摄于1942年5月14日的哈尔科夫机场，格拉夫的“黄色1号”的方向舵上显示出他的104次胜利标志。他是JG-52第1个、空军第7个超越100胜大关的飞行员。3天后他获得了橡叶骑士勋章，5月19日又成为第11位双剑骑士，这时他的战绩已达到108次击坠。

获得双剑骑士勋章后，格拉夫获准回恩根休假四周。图为他在当地一家照相馆里拍摄的照片，注意此时他的军衔仍是少尉。

摄于1942年5月底或6月初的恩根，当时格拉夫正在休假，这是他在当地照相馆拍摄的一张宣传照。

1942年5月25日，希特勒为格拉夫颁发双剑骑士勋章时的场景。格拉夫右边被遮住的是获得橡叶骑士勋章的迪克费尔德。

摄于1942年6月末或7月初，格拉夫在自己的Bf-109F4战斗机前与他人交谈。

摄于1942年7月1日，格拉夫与好友格里斯劳斯基在一起，后者当日获得了骑士勋章。

摄于1942年夏秋，格拉夫的父母正在观看儿子寄回家的方向舵上的击坠标志。7月中旬，格拉夫大队在乌曼换装Bf-109G2战斗机后，他将取得104胜时驾驶的Bf-109F4的方向舵拆下寄回了恩根老家。

1942年9月初，格拉夫取得了150次空战胜利，他当时驾驶的就是这架Bf-109G2“黄色11号”（而不是他通常使用的“黄色1号”）。

7月23日，希特勒命令将南方德军分成A和B两个集团军群，前者沿东南方向朝高加索地区推进，后者则向东直扑斯大林格勒。JG-52的第2和第3两个大队将随A集团军群进军，而第1大队则充当四处救火的“消防队”角色。[26]尽管第2和第3大队处于同一战场，但是由于高加索地域辽阔，两个大队的驻地间距480公里，分散在不同机场的各中队也几乎都处于一种半自治状态。格拉夫的第9中队7月末时先被戈洛布安排到高加索的西南角，8月12日又被调去支援试图跨越库班（Kuban）河的地面部队。这种作战方式固然是由德军力量不足且分散多头所决定的，但是也反映了空军的作战风格——中队甚至是四机编队这样的最基层单位都可以自行决定使用何种武器和战术来实现上级制定的目标，上级的干预被控制在尽可能少的范围内，飞行员和作战部队的意见受到高度尊重。这恐怕也是德军能在1941至1942年间取耀眼战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8月14日，在掩护地面部队渡越库班河的行动中，格拉夫击落了2架伊-16、1架雅克-1、1架“飓风”和1架拉格-3，120胜的总战绩已与戈洛布持平，但在次日的空战中他却险些丧命。当时，他击中了一架敌机，但由于距离过近，敌机爆炸时裂解的碎片重创了他的机翼，所幸他小心翼翼地勉强飞回了基地。到18日时，德军第6集团军已陈兵顿河河曲西侧，做好了扑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准备，而高加索地区的苏军也被逼退到通往黑海海岸城市图阿普谢（Tuapse）的森林边缘地带，第4航空队指挥官里希特霍芬认为高加索苏军已基本完结，而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苏军在顿河河曲的抵抗似乎更加顽强。里希特霍芬指示戈洛布组织一个分遣队开往斯大林格勒方向，增援正在那里作战的JG-3、JG-53第1大队和JG-52第2大队。戈洛布从JG-52第3大队抽调部分飞行员组成了所谓的“斯大林格勒分遣队”，将之交给JG-3临时指挥。不过，戈洛布并未将分遣队指挥权交给JG-52最成功的格拉夫中尉，而是命令由第8中队的一名中尉负责。格拉夫对此一度非常不满，但他很清楚自己从未受过正规的职业军官教育，是完全靠战功晋升为中尉的，某些军官对他与军士和士兵们的关系过于密切也早有不满。格拉夫虽然不快，但还是服从命令，并设法说服了带队中尉将好友聚斯和菲尔格雷贝一起带去（格里斯劳斯基已回国休假）。8月22日，在斯大林格勒上空的首次空战中，格拉夫击落了伊尔-2和雅克-1型战机各一架。这个战场上的苏联空军已换装使用雅克-1、雅克-7和Pe-2轰炸机等更现代的机型，但这对格拉夫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来说算不得什么，也只能在他的战绩薄上增添更多的牺牲品。23日和24日，随着装甲部队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草原地带继续推进，德国空军对斯大林格勒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轰炸攻势，格拉夫也在这两日里斩落了6架苏军战机。截至8月30日，格拉夫的战绩上升到140次击坠。

1942年8月一个月里格拉夫击坠了29架敌机，但与留在高加索的戈洛布相比还是逊色不少——后者当月取得了40次胜利，并于8月29日率先达到150胜。作为第一个突破150胜的飞行员，戈洛布获得了与莫尔德斯一样的荣誉，30日时成为第3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对于戈洛布抢在前面摘走了桂冠，格拉夫似乎受到很大的刺激，尽管极其疲劳，他还是强打精神，更加狂热地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搜寻猎物。9月2日，鉴于地面苏军的危急形势，朱可夫命令该地区的空军倾巢出动，向德军发起轰炸和反攻，天空中到处都是苏军战机，格拉夫也在这一天击落了5架敌机。次日，德军第4航空队发起了全面摧毁斯大林格勒的恐怖性轰炸，所有战斗机单位都奉命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截击任何干扰轰炸的苏军战机。在完全的空中优势下，格拉夫轻松斩获了4架敌机，转眼间他距150胜也只有一步之遥了。9月4日，格拉夫带队升空作战，只用7发炮弹就将一架敌机击落，随后战友们在空中和地面开始庆贺他取得了150次胜利。

1942年9月是格拉夫飞行生涯中最成功、最耀眼的一个月，事实上他创下了单月击落敌机62架的世界记录，最接近他的是“非洲之星”马尔塞尤同月取得的54次击坠。9月26日时，马尔塞尤的总战绩达到了158胜，而且全都是在与英军作战时取得的，不过，这位第4位钻石骑士四天后就陨落北非大漠了。如果说马尔塞尤是德军最有天分、射术最精准的飞行天才的话，那么格拉夫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主要还是靠他的勤奋、理智和空战中的冷静。马尔塞尤的158次击坠是在383次作战飞行中获得的，诺沃特尼的255次击坠则是在442次作战中取得的，而哈特曼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疯狂出战1400余次，收获了史上最高的352胜，格拉夫的战斗生涯一共出击800余次，最终战绩是212胜。虽然这样的简单比较没有实质意义，但多少能反映出格拉夫在天分和射击水准方面与更年轻的马尔塞尤和诺沃特尼可能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马尔塞尤单日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是17架，诺沃特尼也曾在一次出击的20分钟内击落过10架敌机，格拉夫虽也有击坠10架敌机的记录，但仅有1次，还是一天内分多次完成的。更多的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他拖着瘦削的身躯一次次升空，他在一天之内出击6或7次的情形都不鲜见。

1942年9月是格拉夫战绩最出色的一个月，取得了惊人的62胜。图片摄于1942年9月斯大林格勒地区的皮托姆尼克（Pitomnik）基地，格拉夫正在佩戴双剑骑士勋章，尽管疲态尽显，他还是一心想摘取最高战功勋章；而一旦获得了钻石骑士勋章，他又立意成为首位突破200胜的飞行员，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1942年的9月。

1942年9月15日，格拉夫的战绩达最高的172胜。图为同僚和地勤们向他表示祝贺时的场景。

摄于1942年9月末高加索地区的索尔达茨卡亚（Soldatskaya）基地，JG-52第3大队正在庆祝格拉夫历史性地突破了200胜。图中最右边大笑者为第3大队大队长博宁少校，左二低头者为7月底归队的第8中队中队长拉尔，右二未戴军帽者为大队军医本德，拉尔和本德正把少校徽章别放在格拉夫的衣领上。

摄于1942年9月中旬的皮托姆尼克基地，图示为格拉夫的“黄色1号”战斗机的方向舵，上面清晰地显示着他的172次击坠标志。不到10天后这个数字又变成了202胜。

这张著名照片摄于1942年9月上旬，JG-52第9中队中队长格拉夫与几位战友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作战间歇。从左至右依次为：聚斯（1942年9月4日获骑士勋章）、达默斯（Hans Dammers, 1942年8月23日获骑士勋章）、格拉夫和茨韦恩曼（Joseph Zwernemann, 1942年6月23日获骑士勋章）。这四个人的总战绩加起来超过了480次击坠。

摄于1942年10月2日，格拉夫回国的时候到了，图中前排三人为第3大队的3个中队长，左一为第8中队中队长拉尔中尉，中为格拉夫少校，右为第7中队中队长佐默（Adalbert Sommer）上尉。背景是一架将把格拉夫送回国内的Ju-52运输机。

摄于1942年10月2日，JG-52的官兵正为格拉夫送行，前排六人从左至右依次为茨韦恩曼上士、瓦霍维亚克（Fritz Wachowiak）上士、格拉夫、罗斯曼（Edmund Rossmann）上士、格拉茨（Karl Gratz）中士和达默斯。

格拉夫少校与戈林在后者的专列旁，可能摄于1942年10月。格拉夫除佩戴钻石骑士勋章外，他的左胸口袋偏下处还佩戴着钻石金质飞行员/侦察员联合勋章。

摄于1942年秋，格拉夫在元首大本营领受第5枚钻石骑士勋章时与希特勒握手。

9月15日晨，格拉夫击落了3架战机，总战绩上升到当时最高的172胜。上午返回基地后，指挥官看到他疲惫的神色和摇晃的身体，命令他下午不得再战。次日基地接到柏林来电，希特勒已决定授予格拉夫第5枚钻石骑士勋章，以表彰他的“172次空战胜利和一如既往的忠诚与勇敢”，同时晋升其为上尉。作为此刻战绩最高的飞行员，格拉夫立即成为国防军乃至德国的英雄。出身低微的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最高战功勋章得主，尽管身体已到累倒的边缘，但这一奖赏似乎给他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乘着禁飞令还没有下达的空当继续升空作战了。9月23日是格拉夫最成功的一天，他击落了整整10架敌机！26日晨，他又在斯大林格勒上空将一架伊-153击落，历史性地突破了200次击坠。在下午的作战中，他顺利击坠了一架拉格-3和一架雅克-1战斗机，战绩上升到史无前例的202胜——这是他在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胜，也是到1943年6月前的最后一胜。取得这一显赫的战绩之后，格拉夫被破格晋升为少校（10天前刚刚晋升为上尉），来自最高统帅部的禁飞令也同时正式下达了。

“红色猎人”：
战火中的格拉夫足球队

1942年剩下的日子里，格拉夫终于可以远离战争，在荣誉光环的笼罩下松弛一下紧绷的神经，调理一下疲惫的身心。平心而论，格拉夫长相并不出众，甚至有些丑陋，连月酣战不仅让他几乎脱形，本就突出的颧骨也更加醒目，配上他标志性的鹰钩高鼻，整个人活像监狱里逃出的囚犯一样，唯一令人尚能感到活力的就是他掩饰不住的笑意和兴奋。

戈培尔的纳粹宣传部门对格拉夫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他之所以能获得戈培尔的格外青睐，据说是因为他早年加入过纳粹党，而且出身底层，为人谦和，非常迎合纳粹党的口味，另外，3年内从少尉变成少校和头号王牌的经历也颇能吸引普通人的兴趣。格拉夫开始了巡回德国和奥地利的演讲，与“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少年见面座谈，访问梅塞施密特飞机厂和克虏伯兵工厂，接受媒体访谈和摄影，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不过，一到夜深人静之时，他的思绪就飘回东线，来到了几位密友和战友们的身边。他在本土出尽风头、炙手可热之时，战友们仍然待在简陋的帐篷里，每天提着脑袋鏖战……格拉夫一时间成为德国青年的偶像和效仿目标，他的众多崇拜者中就有年轻的哈特曼。1942年10月时的哈特曼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人生轨迹会在1944年与偶像格拉夫交织在一起，更想不到自己会以352次击坠成为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人物。不过，当哈特曼向JG-52第3大队报到时，格拉夫已离开东线一个星期了。

摄于1942年10月或11月，与格拉夫一样来自博登湖（Bodensee）地区的JG-2王牌飞行员迈尔（Egon Mayer）上尉与母亲和格拉夫在一起。迈尔在1942年11月晋为JG-2第3大队大队长，1943年7月成为JG-2联队长，1944年3月阵亡，死后被追授双剑骑士勋章。

摄于1942年10月，当誉满全德的格拉夫在各处演说、座谈、参观和游历之时，他的战友们仍在高加索苦战。从左至右依次为达默斯、罗斯曼、格里斯劳斯基和哈特曼。负责带哈特曼的是罗斯曼上士，尽管哈特曼此时是少尉军官，但是在执行任务时他必须听从老资格军士们的指挥。

1942年10月，格拉夫在恩根休假时与母亲、亲戚和邻居们合影，背景是格拉夫家的名为“Gasthaus Linde”的面包坊。图中右三为母亲玛丽亚（Maria Graf）。

格拉夫成为英雄后开始在各地巡回演讲。图为他在1942年12月末进入某会场时的情形。

摄于1942年末，格拉夫发表演说时的场景，他在图中最左侧的讲台上。

虽然希特勒和戈林禁止格拉夫执行作战任务，但他们也不会让这样一位英雄的才华被白白闲置。1943年1月28日，格拉夫被任命为驻法国图卢兹附近的“东线战斗机补充大队”（Jagdgruppe Ost）的指挥官。这个大队训练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已确定分配到东线驾驶Bf-109和Fw-190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们临行前需要再由实战经验丰富的东线老手进行最后的强化训练。格拉夫是这个职位非常合适的人选，撇开战功和经验不谈，他待人平等，循循善诱，“对新手的特点以及在哪些方面需要帮助他们了若指掌”。[27]他不仅受到飞行员们的崇拜，也赢得了他们的真心尊重和喜爱。格拉夫在新岗位上轻松裕如，完全没有东线的紧张压力和几乎令人崩溃的连续出击作战。

图卢兹的安逸生活重新燃起了格拉夫对足球的热情。他从大队中挑人组织了一支足球队，竟然还从附近的陆军单位中网罗到杜伊斯堡足球俱乐部的明星球员科拉夫克（Bruno Klaffke）。格拉夫带着足球队四处比赛，也尽情地享受着地中海和煦的日光，连他自己都惬意地觉得“像在度假一样”。不过好景不长，3月中下旬，鉴于英美空军的“蚊”式高空轰炸机频繁轰炸德国本土，而德军毫无还手之力的窘况，戈林决定筹组所谓的高空战斗机单位，专司拦截英美高空轰炸机的职责，他命令格拉夫和伊勒费尔德分头组建高空战斗机单位。格拉夫非常高兴又可以升空作战，但舍不得扔下他的足球队，于是向戈林提出需挑选20名专家级飞行员（当然包括“卡拉牙”中队的格里斯劳斯基、聚斯和菲尔格雷贝），还要求捎带那些“异常勇敢且技术出色的足球队员”。一直非常欣赏格拉夫的戈林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出于战机迟迟不能到位等多种原因，格拉夫直到6月中旬才有机会在威斯巴登-埃本海姆（Wiesbaden-Erbenheim）基地组建和训练他的高空战斗机大队。

有一天，格拉夫把国家足球队主教练赫贝格尔请到埃本海姆指点足球队员们。当晚，赫贝格尔对格拉夫说，有一些最优秀的国家队队员已被征召服役，从为德国足球留下一点人才的角度出发，能否请他利用影响力把他们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解救出来。谈话过程中，格拉夫想起了自己1942年秋刚获钻石骑士勋章时曾造访过国家足球队总部，当时还曾欢愉地对主教练说“每次在足球队员们身边时总是感觉好极了。”赫贝格尔当时还曾回应道：“可能将来某个时候我会令你再次回忆起这些愉快的时光。”[28]格拉夫几天后赶到陆军人事局，没费多大周折就办妥了一些国家队队员的调动手续，这些人包括：“沙尔克04”足球队的埃彭霍夫（Hermann Eppenhof），他将在格拉夫大队负责地面控制台与飞行员间的无线电联络；“奥格斯堡施瓦本”俱乐部的著名后卫科赫（Hermann Koch）将出任格拉夫自己的地勤组长；科隆队的中场球员莫格（Alfons Moog）将担任军械技师；“维也纳人”队的前卫汉莱特（Franzl Hanreiter）在东线是危险的布雷工兵，到格拉夫这里后将成为大队修理厂的文书；菲尔特足球俱乐部（SpVgg Greuther Fürth）的前卫球员巴梅斯（Walter Bammes）竟成了格拉夫的秘书！[29]这些人每周二和周四下午进行专门训练，教练就是赫贝格尔，国家足球队在格拉夫的卵翼下又复活了！格拉夫保存德国足球精华的举动在战后得到了极高评价，他也尽最大努力保持其独立性，避免被纳粹政府控制的军体组织渗透。这支足球队的名字叫做“红色猎人”（Rote Jäger），建队后参加过50多场比赛，仅输过寥寥数场，战绩可谓相当不错。[30]

1943年7月，期盼已久的首批12架Bf-109G5高空战斗机终于运抵埃本海姆基地，格拉夫驾驶着其中一架创下了14300米的飞行世界纪录。[31]此外他还在拦截作战中击落了一架“蚊”式高空轰炸机。从7月24日起，以英国为基地的美国陆航第8航空队开始定期派出大批轰炸机“光顾”德国腹地。25日白天，第8航空队出动了100架以上的B-17“空中堡垒”轰炸汉堡，而英国皇家空军头天夜间刚在这里掷下了成千上万的炸弹。7月28日至30日期间，美国陆航第8航空队在白天轰炸凯塞尔（Kassel）时曾遭到格拉夫大队的截击，但大队的战绩却不尽人意，只有格拉夫自己在困难的空战中击落了一架B-17。8月5日，格拉夫的老友格里斯劳斯基伤愈出院，被他请来担任第1中队中队长，聚斯和菲尔格雷贝也都被分配到第1中队。十天后，格拉夫大队的正式番号变成了JG-50，虽是联队架构，但仅有大队的实力，只有20余架Bf-109 G5和G6战斗机。格拉夫所部在拦截高空轰炸机时的战绩很差，多次作战中只有他自己击落过一架“蚊”式轰炸机，随后JG-50的主要任务被改为拦击盟军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8月17日，美国陆航第8航空队的数百架轰炸机分作三个梯队，前去轰炸梅塞施密特飞机厂和滚珠轴承厂等重要军工企业。德军第1夜间战斗机联队（NJG-1）和JG-26负责拦击中间和最后的两个梯队，而带头的梯队则由格拉夫的JG-50负责，另外格拉夫还得到了同驻埃本海姆基地的JG-104、JG-106两个训练联队的支援。在最终飞抵德国的315架重型轰炸机中，有60架被击落，4架因受损过重而报废，168架需大修，超过550名美军飞行员和机组成员丧生。德军损失了46架战机，另有28架受重创，格拉夫联队损失了两名飞行员，但击落了11架重型轰炸机。美国陆航第8航空队一战损失了20%的轰炸机，有一个多月没有力量和勇气再来执行类似的任务，格拉夫则利用一切时间享受足球带来的放松感和乐趣。

摄于1943年2月，格拉夫时任东线战斗机补充大队指挥官，图为他的座机Fw-190 A5。据信格拉夫这架战斗机的涂装非常绚丽多彩，引人注目。

摄于1943年4月，格拉夫时为东线战斗机补充大队指挥官，右为埃伯斯巴赫（Hans Ebersbach）上尉，身后是他的Fw-190 A5战斗机，方向舵上有202次击坠标志。

摄于1943年6月，格拉夫与国家足球队主教练赫贝格尔合影。格拉夫运用影响力和关系，将一批正在前线服役的国家队成员调至自己麾下，从而为德国足球保留了一批核心骨干。

摄于1943年7月的埃本海姆基地，当时格拉夫正在组训高空战斗机联队JG-50。左为联队长格拉夫，右为他的好友聚斯，身后是格拉夫的Bf-109 G6战斗机。这架战机的机鼻曾涂上了红色郁金香，格拉夫想借此向他的“红色猎人”足球队表达敬意。

摄于1943年夏，JG-52第9中队的四名好友聚首在格拉夫的JG-50，从左至右依次为菲尔格雷贝、格拉夫、格里斯劳斯基和聚斯。除格拉夫外，其他三人均身着美国陆航的飞行夹克——这是他们在探访一座美军战俘营时获得的“礼物”。格拉夫称得上是一位重情重义之人，他走到哪里都要把几位老友带在身边，竭尽所能地保护他们，当然他也不会忘记那些足球队员们。

摄于1943年8月，JG-50联队长格拉夫与好友们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格里斯劳斯基、格拉夫、菲尔格雷贝和聚斯，他们坐在一架Bf-109 G6战斗机的机翼上。

摄于1943年夏，“红色猎人”足球队的守门员格拉夫在比赛中。

摄于1943年夏秋，格拉夫与“红色猎人”足球队的成员们在比赛开始前合影。

1943年夏秋，守门员格拉夫在比赛中一展身手。

摄于1943年秋，格拉夫的“红色猎人”足球队在比赛前合影。后排右二就是德国足球史上最负盛名的瓦尔特，在格拉夫的努力下，此时他已从意大利前线调至格拉夫麾下。

德国足球史上最出色的球员瓦尔特，据信只有后来的“足球皇帝”贝肯鲍尔能够接近瓦尔特在足球界的地位。瓦尔特在格拉夫的保护之下幸存于战争，2002年6月17日去世。

1943年夏，格拉夫正在试飞Me-262战斗机。空军曾计划为他的JG-50装备Me-163或Me-262战斗机，但出于多种原因这个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在西线和德国本土的日子虽然总体而言尚算轻松惬意，但格拉夫的JG-50的主要任务还是拦截美军轰炸机机群。JG-50有联队的番号和架构，但只有20余架战斗机，在拦截盟军轰炸机方面的作战绩效实在不尽人意，最后被恼怒的戈林解散。图为美军轰炸机机群在天空驶过后留下的尾迹云，当然被炸的城镇和百姓绝不会像和平年代里的人们那样认为这些尾迹“壮观”。

格拉夫正从他的“黄色4号”Bf-109 G6战斗机座舱内起身离开。

格拉夫坐在Bf-109G6的座舱里，注意他的胳膊肘下的徽记是“红色猎人”足球队的符号。

没有作战任务的日子里，格拉夫走访了Me-262和Me-163的试飞单位，还亲自试飞了这两款最新式的战斗机。他还曾接到准备换装Me-163的指示，也组织属下进行了滑翔训练（Me-163要求滑翔着陆），但由于多种原因JG-50始终未能成为Me-163作战单位，飞行员们还得驾驶Bf-109迎战对手那些性能越来越强的战斗机和轰炸机。9月6日，格拉夫击落了2架B-17重型轰炸机，个人战绩达到了205胜。进入10月后，德国上空的空战变成了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的消耗战，10月8日来袭的美军轰炸机编队损失了30架战机，而德军本土航空队也损失了24名飞行员，其中还包括JG-1联队长菲利普（Hans Philipp）中校。格拉夫于是被紧急派往驻耶弗尔的JG-1担任代理联队长，临行前把JG-50的指挥权交给了已晋升为上尉的格里斯劳斯基。菲利普曾是德军最著名的王牌之一，早在1942年3月即获的了第8枚双剑骑士勋章，突破100次击坠大关的时间甚至还早于格拉夫（前者在1942年3月31日成为第4位突破百胜的飞行员），丧生前的最终战绩是206胜。关于本土防御的艰巨性，菲利普生前曾向其好友、JG-54的联队长特劳特洛夫特做过如下描述：

“面对200架急切地想咬你一口的苏军战机，即便他们使用的是‘喷火’战斗机，也是相当有趣的事……但是，在西线，当你面对70架波音造的‘空中堡垒’轰炸机进行转弯时，过去所有的罪过一下子都浮现在眼前。”[32]

菲利普的话言犹在耳，自己首先就厄运当头。在德国本土与美军庞大的轰炸机机群和护航战斗机作战，与在东线和苏军作战完全不同。JG-50自组建以来只击坠过1架“蚊”式和20余架重型轰炸机，仅格拉夫和格里斯劳斯基的战绩就占去了其中的7架，而伊勒费尔德领衔的另一支高空战斗机联队（JG-25）的战绩也同样乏善可陈。戈林曾视察过JG-50，当格拉夫介绍说格里斯劳斯基是联队最优秀的飞行员时，戈林上下打量着后者，冷冷地询问他拦截过几次美军轰炸机，格里斯劳斯基称一共参战4次。戈林接着又问收获了几胜，格里斯劳斯基则称击坠了4架敌机——戈林闻言大吃一惊，而后紧紧盯着格里斯劳斯基的眼睛，最后说出了“我不相信你”这样的伤人话语。

激烈的战斗和盟军压倒性的优势不仅像黑洞一样吞噬了大量缺乏经验的新手，也夺去了不少专家级飞行员和王牌的性命。当JG-50和JG-25这两个联队因战绩不佳而被戈林下令解散之时，格拉夫设法将格里斯劳斯基等好友及足球队员们全数调入JG-1。不过，格拉夫在JG-1的任期非常短暂，11月1日他又被任命为JG-11的联队长，当然他又把足球队员们如数带往新单位，其中还包括他新近从意大利前线弄来的超级球星瓦尔特。瓦尔特是德国足球运动史上最著名的球员（据称只有“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的地位才有可能与前者接近），他在战后对格拉夫挽救他的生命、给他机会继续踢球感激万分。格拉夫还将几位老友一并带到新联队，聚斯被任命为第9中队中队长，菲尔格雷贝被安排在联队部，只有格里斯劳斯基是个例外——JG-1新任联队长、名头极响的厄绍上校死活不肯放走出色可靠的格里斯劳斯基。1943年圣诞节前夕，格拉夫的好友聚斯阵亡，最令他心痛和气愤的是，聚斯是在跳伞过程中被美军战机扫射毙命的。他在东线曾耳闻有德军飞行员跳伞被俘后被残忍杀害的事情，但从未听说过苏军战机扫射过跳伞中的飞行员。事实上，不止一位德军飞行员在战后曾指控说，以英国为基地的美国陆航第8和第9航空队，以意大利为基地的第15航空队均默许向跳伞中的德军飞行员射击，而且这些行为至少得到了部分中高级将领的认可甚至是鼓励。[33]

聚斯的阵亡以及大批属下的死去使格拉夫的情绪十分低落，他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足球这个渠道来发泄和恢复内心的平衡。瓦尔特对此曾有过如下评论：“或许是每天令人神经崩溃的与敌遭遇使格拉夫在这些日子真正地为足球而疯狂。他需要足球作为保持平衡的一种手段，他对足球的需要就像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面包一样。”[34]

1944年2月1日，格拉夫晋升为中校。十天后，143架美军轰炸机在近500架“雷霆”、“闪电”和“野马”战斗机保护下前来轰炸不伦瑞克，空战中美军损失了30架B-17和11架战斗机，格拉夫与菲尔格雷贝各击落了一架敌机，但JG-11也有13名飞行员阵亡、6人受伤。3月6日晨，美军集结了730架重型轰炸机和800架护航战斗机，预备对柏林发起大规模轰炸。德军的海岸雷达发现了美机编队并立即向上汇报，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决定调集数百架战斗机拦截来犯之敌。位于汉堡西南的格拉夫接获情报后，命令JG-11第1大队大队长赫尔米岑（Rolf Hermichen）上尉率领一支实力不俗的集群（含JG-11整个联队、JG-1第1和第2大队、JG-54第3大队）迎击对手。美军当日出动的战机多达1500架，机群长度自西到东延展100余英里，格拉夫方向起飞的100余架Bf-109和Fw-190战斗机虽处于明显劣势，但由于集中火力攻击最前面的第一波轰炸机机群，还是在40分钟内击坠了30架以上的B-17和5架战斗机。之后，参战德军战斗机分头降落在各处机场加油和补充弹药，准备再度截击对手。成功飞抵柏林上空的美军战机也遭到了德军高射炮部队的炮轰，返航途中又被自由截击的德军战斗机所追杀。格拉夫带领6架Bf-109追逐2架掉队的B-24“解放者”轰炸机，就在他准备将其中一架送入地狱时，美军的一队“雷霆”战斗机突然杀到，转瞬间击落了2架Bf-109。格拉夫在确认至少重创了那架B-24后迅速收拢余部脱离战场，这架B-24也成为他第209个牺牲品。此战中美军损失了75架轰炸机和15架战斗机，而德军出动的364架战斗机中有64架被击落（美军记载的战果是击坠了178架敌机），格拉夫的JG-11的伤亡是5死3伤。

摄于1944年1月11日的狼穴大本营，格拉夫与几位王牌飞行员在获颁战功勋章的证书后离开狼穴，从左至右依次为贝尔、拉尔、格拉夫、轰炸机王牌鲍姆巴赫及夜战王牌伦特。

摄于1944年初，JG-11联队长格拉夫正与第1大队大队长赫尔米岑（Rolf Hermichen）上尉一起研究战情。

1943年11月1日，格拉夫被任命为JG-11联队长，图为兄弟三人坐在JG-11的一架Bf-109G6战斗机的机翼上合影，左为大哥威廉，右为二哥约瑟夫。

可能摄于1944年初，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右二）视察格拉夫（左一）的JG-11。

在1944年3月29日的空战中，格拉夫的座机与一架美军“野马”战斗机相撞，格拉夫保住了性命，但左臂伤残，随后几个月里回到恩根养伤。图为“红色猎人”足球队的队员们前来探视时，在格拉夫家的面包坊前合影。图中右二为瓦尔特，右一为埃彭霍夫。

3月29日，格拉夫升空迎击美军轰炸机编队和护航战斗机。他的僚机是一个自告奋勇，但经验不足的新手，他并不愿意这个“不知死活”的年轻人粘在身边，但无奈后者已经紧随他驾机升空。美军这天的战术是派战斗机在前面为轰炸机机群开路，负责搜寻和消灭任何胆敢升空接战的德军战斗机。格拉夫在汉诺威北面发现了几架毫无防范的美军“野马”战斗机，就在他准备偷偷溜到机群背后时，他的僚机突然出现在附近，一下子惊动了对手，3架“野马”开始围攻这架僚机。格拉夫见状立即从藏身的云层冲出，边转弯边向其中一架“野马”开火。这几架“野马”也随即加速躲入云层，这时有差不多一个中队的美军战斗机应声而至，向格拉夫及其僚机发起了进攻。面对强敌，格拉夫意识到形势不妙，知道是要使出浑身解数方能自救的时候了。只见他一会儿急转，一会儿爬升，过一会儿又俯冲、减速，再突然加速，战机划出道道曼妙的曲线。在格拉夫边躲闪炮弹边寻找机会的过程中，一架“野马”不慎暴露在他的正前方，他立即按下机炮按钮，刹那间“野马”变成了一团燃烧的火球。但格拉夫的座机几乎也被同时击中，战机出现了摇晃和震动，发动机部位冒出了黑烟。面对穷追不舍的劲敌，格拉夫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在东线见过的景象——当苏军飞行员意识到无路可逃时，他们往往会用残破的战机去撞对手！格拉夫决定效法苏军飞行员，他宁可撞上敌机后同归于尽，也不愿跳伞时被美军当作靶子射击取乐！

格拉夫“如愿”撞上了一架“野马”，Bf-109的左侧机翼在巨大的冲击下立即翘起折断，座舱盖也被掀起和脱落，“野马”和Bf-109都开始旋转着向地面栽去。格拉夫顾不上确认自己的第212个牺牲品，迅速起身试图离开驾驶舱，但恐怖地发现皮靴被卡住了。尽管只花了几秒钟便把脚从靴子中拔出，但在他而言恐怕就像世界末日一样漫长。格拉夫的降落伞终于撑开了，但这时距地面不过150米，最后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幸运的是他坠落的地方恰是一片湿地，尽管双腿膝盖和左臂骨折，但他还是保住了性命。格拉夫挣扎着从缠绕的降落伞中爬了出来，但很快便因剧痛陷入了昏迷。格拉夫被救走后，医生想尽办法缝合了他的左臂伤口，也避免了截肢。4月初到7月初的3个多月里，格拉夫一直在恩根的一所医院里静养，但伤口复原后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他的左臂已变得虚弱无力，对一个飞行员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告别作战飞行生涯了。

JG-52末任联队长

格拉夫在养病期间曾要求痊愈后返回JG-11，但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打算派他回东线担任JG-52的联队长。格拉夫提出把足球队员们都带去，加兰德批准了这一要求，于是，格拉夫在1944年9月30日正式成为老部队JG-52的末任联队长，他的前任赫拉巴克中校则调回JG-54任联队长。格拉夫来到驻于波兰克拉科夫的JG-52时，当年的战友不是已被调往他处，就是已经阵亡或正在养伤，所见皆为满脸稚气的年轻新手。格拉夫两年前离开时刚加入JG-52的哈特曼，已在战火的浸润下稚气全脱，变得成熟稳重，且是史上首位突破300胜的超级王牌。9月初时JG-52刚刚突破了10000次击坠大关，现又拥有格拉夫和哈特曼这两位钻石骑士，战绩排行榜上高居前三的哈特曼、巴克霍恩和拉尔都正在或曾在联队效力。虽然德国空军早已今不如昔，但JG-52无疑仍是一支不容小视的劲旅。

格拉夫不能再驾机升空迎敌，便把精力放在管理联队和训练新人上，当然他一有机会还是要组织足球赛。10月初，第2大队在巴克霍恩率领下移驻布达佩斯（并将在那里一直作战到1945年3月的“春季觉醒”战役结束），哈特曼也被调至巴克霍恩大队负责重组第4中队，第1和第3大队则跟随格拉夫开往东普鲁士。尽管第1和第3两个大队尚能经常性派出40架左右战机升空迎敌或袭击地面苏军，但这点力量已不足以阻滞滚滚向前的苏军装甲铁流。格拉夫联队经常是刚到一处机场安营扎寨，没过几天就得撤走，因为苏军已经逼近或机场已处于炮火打击范围内。个别时候格拉夫的属下还能发起有限的反击，浸润东线数年的“老鸟”们虽能继续提升战绩，但速度已明显放慢，而每天都有多名新人殒命战场。11月中旬时，JG-52的3个大队再次分散在辽阔的战场上——第1大队返回克拉科夫，第3大队驻留东普鲁士，第2大队则还在布达佩斯，不过，随着苏军在12月8日发起了合围布达佩斯的攻势，该大队很快被迫撤往布达佩斯西北地区。

1945年1月5日，巴克霍恩成为“300胜”俱乐部中的一员，战绩遥遥领先所有人的哈特曼也逼近了340胜。一周后的12日，300万苏军在数万门大炮和绵绵不绝的坦克支援下，沿着从波罗的海海岸到波兰中部、宽达400英里的正面向东线德军发起了浩大的攻势。格拉夫的JG-52之前刚从波兰撤至布雷斯劳东南的奥佩伦（Oppeln，今为波兰奥波莱）地区，因而他的第1和第3大队正处于苏军突向维斯瓦河的道路上。纸面上格拉夫此时尚有70架可作战的战斗机，但时常短缺的油料和混乱的局势严重制约了JG-52的实际作战能力。1月15日时巴克霍恩调往JG-6出任联队长，格拉夫也在2月1日调整了几个大队的指挥体系——第3大队大队长巴茨（Wilhelm Batz）上尉接管第2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博尔歇斯（Adolf Borchers）上尉改任第3大队大队长，哈特曼则升任第1大队大队长。

格拉夫在JG-52调整领导结构的同时，柏林的空军部大楼里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化——战斗机部队总监加兰德中将被戈林解职了。当一批联队长和大队长听说加兰德被无情地踢走，取代他的竟是戈洛布时，他们的愤怒和不满甚至比戈林指责他们都是胆小鬼时还要强烈。1月中旬，吕措、施泰因霍夫、纽曼和特劳特洛夫特等一批资深联队长聚集在柏林郊外开会，研究停止空军高层混乱局面的对策。据信格拉夫也参加了会议，并被推举为前去面见希特勒陈述意见的五位军官之一。[35]他们的主要动议是罢免戈林的空军总司令职务，同时请回加兰德继续领导战斗机部队。不想事不机密，在他们有机会见到希特勒之前，戈林获悉了他们的“阴谋”。戈林在1月18日将吕措等人召来开会，持续了4个小时的会议竟演变成了痛斥高层失误和愚蠢决策的控诉大会。吕措在代表大家发言时，强烈要求保留加兰德的职务并扩大其权力，同时要求把所有的Me-262战机立即划归战斗机部队使用。愤怒的戈林质问吕措是否在指责他“未能成功地创建一支强大的空军”，而吕措也毫不示弱，一边直视着戈林的眼睛，一边用手指在桌面上有节奏地敲打。吕措说：“帝国元帅阁下，你曾一手创建了强大的空军，它在波兰和法国获得了成功，但从那时起你就睡着了。”戈林气昏了头，咆哮着要枪毙吕措—事后，吕措和施泰因霍夫遭到了放逐，戈林还怀疑幕后策划者就是已被软禁在家的加兰德，于是限令后者12小时内离开柏林。

尽管格拉夫也出现在与戈林交锋的会场，但事后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依然回到东线担任联队长。1950年从苏联战俘营获释回国后，格拉夫在回忆这一往事时曾说：“……当我想从后门离开会场，并尽快返回西里西亚的联队时，我被人拦住并带回去面见戈林，后者还想再见我一面。我心里十分担心，但惊讶地发现戈林已从暴怒中平静下来……戈林转过身来对我说，‘亲爱的格拉夫，我允许你回东线，是因为我对你和你的联队很满意。把你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东线防御上！德国的房屋正在燃起熊熊大火，我并不认为我们能扑灭这些火焰。但请务必帮助我们阻止布尔什维克在德国的土地上再踏上另一只脚！’”[36]戈林对格拉夫和JG-52是否真的满意不得而知，但后者的平民出身和低调向来受到戈林的喜爱，另外，他自己一手提拔的诸多联队长集体“叛逆”也不能不使他有所触动，东线糟糕的局势更不容许他随意解除最有经验的联队长的职务。事实上，当这些人唇枪舌战之时，苏军的坦克已突进了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正在德国的土地上向柏林全力推进。

摄于1944年9月30日，格拉夫重返东线出任JG-52末任联队长，图为联队举办的欢迎会，后排左二为格拉夫，墙上的花环显示出JG-52这时已经取得了10000次击坠的胜利。

摄于1944年末的匈牙利布达佩斯，世界空战史上战绩最高的两位飞行员：左为哈特曼（352胜），右为巴克霍恩（301胜，JG-52第2大队大队长）。

“飞行员哗变”事件流产后，格拉夫的JG-52与其他东线联队一样开始扮演战斗-轰炸机部队的角色——向苏军装甲部队和其他地面力量进行轰炸和扫射，但由于苏军已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德军战斗机联队的这种对地攻击角色并未持续多久，又被迫转回针对对手战斗机的自由猎杀。有从西线来到东线的年轻飞行员战后曾感概地说：“苏军的数量优势并不如我们在西线时遇到的那样大，但他们的战斗机飞行员显然更出色。”的确，虽然东线联队的一些老手还能在战斗中击坠对手，但更多的年轻人每天升空时面临的都是生死搏命，这种情形颇似1941至1942年夏秋之际德军主宰苏联天空的时候，只不过现在被动挨打的换成了番号依旧的德军战斗机联队。

加兰德被解职后获准组建一支Me-262喷气式战斗机中队，即大名鼎鼎的JV-44“专家中队”。2月中旬，哈特曼奉命到贝尔主持的作战训练大队接受Me-262的转换训练，加兰德3月初时曾热忱地邀请他加入JV-44，但后者一心只想返回JG-52。格拉夫对加兰德试图弄走他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指挥官很是不满，一再敦促他放回哈特曼。最后，还是通过加兰德的对头、战斗机部队末任总监戈洛布的干预，哈特曼才在3月25日返回捷克斯洛伐克的基地。不过，哈特曼回来后有近3个星期无法升空作战，原因是3月28日至4月16日期间，JG-52的战机因没有油料只能停在机场附近的树林里！格拉夫在停摆期间举行了最后一场足球赛，交手双方是他的“红色猎人”队和附近的一支陆军球队，尽管左手已废，格拉夫还是出任己方守门员。比赛进行到20分钟时，有一架苏军战斗-轰炸机光临赛场上空，扔下一颗炸弹后懒洋洋地飞走了，格拉夫他们的足球赛则继续进行。

1945年5月初，格拉夫的联队部与第1和第3两个大队驻扎在布拉格东南约100公里处的布罗德（Deutsch Brod）简易机场，第2大队位于南奥地利的采尔特维克（Zeltweg）。此外，JG-52的序列中还有另外两个单位——格拉塞尔少校的作战训练联队JG-210和第9轰炸机联队（KG-9）的第10中队（装备的是Hs-129反坦克战机）。5月8日晨，格拉夫从一位来到基地的参谋本部上校那里获知战争已经结束，德国已正式无条件投降。他随即与哈特曼和博尔歇斯两位大队长商量进退策略，决定摧毁所有的约100架战机后，带领地勤、家属和难民向伏尔塔瓦（Moldau）河以西的美军投降。格拉夫定下避免向苏军投降的方针后，命令哈特曼起飞侦察最近的苏军距离布罗德基地还有多远。9点20分，哈特曼将一架毫无戒备的、正向地面苏军绕圈致意的雅克-11击落，这是他的第352次、也是最后一次击坠。在停战协议已然生效的当天还能保持战斗欲望的，除了这位被苏军称为“南方黑魔”的哈特曼外，恐怕就只有那位独一无二的“斯图卡上校”鲁德尔了——尽管只有一条腿，这天他仍在空中搜寻着苏军坦克的踪影！

格拉夫忧虑地望着窗外的飞行员、地勤和他们的家属，还有附近赶来的大批难民。这时，他收到一份来自第8航空军指挥官赛德曼（Hans Seidemann）中将的电文：“令格拉夫和哈特曼立即飞往多特蒙德向英军投降。JG-52其他人等一律就地向苏军投降。”[37]

等哈特曼回来复命时，格拉夫把电文交给他看。显然，如果他们都落入苏军之手，两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可是个大大的收获。尽管“二战”的最后一天里到处混乱不堪，甚至戈林都已向美军投降，赛德曼还是没有忘记把这两人的命运略作安排。格拉夫清楚自己的归宿是与属下同进退，他不准备服从命令，也绝不愿向苏军投降。哈特曼完全同意联队长的意见。他们不能就这样撇下众人一走了之。摧毁了所有战机和弹药后，格拉夫带着官兵和大队平民开始向西寻找美军，下午晚些时候这支约有2000人的队伍越过了伏尔塔瓦河。其后，格拉夫一行遇到了美军第3集团军的几辆坦克，然后他们被移交给附近的美军第90步兵师。得到美军许可后，格拉夫向飞行员和地勤们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第3大队的副官布罗施维茨（Johannes Broschwitz）少尉曾回忆说：“格拉夫命令我们全体列队，然后发表了简短但又感人至深的讲话，他最后以‘Horrido-Joho-Hussassassa’（德军飞行员取得击坠时的几种欢呼声）这三个词结束了讲话。他的话语非常感人，我觉得我的身体在颤栗，甚至与我们在一起的女人们也都在颤抖，因为她们从未听到过这种话语，也无法想象自己会在那样一种情形下听到类似的言辞。格拉夫上校赢得了我的敬意。”[38]

左臂伤残的格拉夫虽不能再升空作战，但他还是经常驾驶联队部的Fi-156“斯托奇”侦察联络机前去侦察。

摄于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5月14日，JG-52在格拉夫和哈特曼率领下曾短暂地被拘于美军战俘营。当日，格拉夫为第1大队第2中队中队长特伦克尔（Rudolf Trenkel）上尉与其新娘泽纳尔（Ida Sehnal）举行婚礼，证婚人是第1大队大队长哈特曼少校和第3大队大队长博尔歇斯少校。

但是，英美盟军已与苏军达成协议，在捷克作战的德军必须向苏军投降，甚至是曾与苏军直接为敌的德军，尤其是军官都要向苏军投降，即便已落入英美之手的也将被移交给苏方。就这样，在美军拘禁下过了一周的格拉夫等人在5月15日被移交给了苏军，这令格拉夫和哈特曼等所有战俘震惊万分。格拉夫无言以对，只得竭力维持战俘队伍的秩序。移送前的最后时刻，负责遣送的美军上校曾向格拉夫表示愿意助其“逃走”，但被断然拒绝：“尽管我的妻子在慕尼黑，但我不得不拒绝您的善意帮助。我的下属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们将一起迈入俄国战俘营。”[39]应该说，此时的格拉夫仍秉承着他一贯的与下属同甘共苦的作风，他先是拒绝服从向英军投降的命令，后又谢绝美军上校助其逃往西部的举动，无疑在JG-52的幸存者心目中留下了很重的分量。

余生皆在阴影笼罩之下

格拉夫、哈特曼及2000余官兵和平民在1945年5月15日正式成为苏军俘虏。时间一晃就是四年多，1949年底格拉夫获得了自由，1950年元旦刚过他便从柏林回到了老家恩根。等待他的是被毁的家园、破裂的婚姻、四处求职的碰壁和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于在战俘营中一直挣扎到1955年的哈特曼等人，格拉夫无疑还算是幸运。

1952年，在苏军战俘营中挣扎过7年（1943-1950）的前王牌飞行员哈恩（Hans“Assi”Hahn）少校，出版了一部名为《我说出真相》（Ich spreche die Wahrheit）的著作。这本书甫一面世就被列为禁书，因为书中毫不讳言地猛批苏联的战俘政策，使西德政府担心激怒苏方，从而使许多尚被拘押的战俘继续被扣和遭受折磨。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倒不是苏方如何对待战俘，而是哈恩在书中披露了最高战功勋章得主格拉夫在战俘营中倒向苏联的秘闻，他指责格拉夫不仅全力配合苏方，还肉麻地为苏联红军空军歌功颂德。哈恩就此成为将格拉夫拉下神坛、扯去英雄光环的直接推手，他的著作影响了许多幸存的飞行员，曾为人景仰的格拉夫一夜之间变成了贱民一样的弃儿。

哈特曼曾是格拉夫的崇拜者和下级，与其同赴战俘营后又一起被关押数年，作为见证人的他曾这样回忆：“战争行将结束时格拉夫非常有名。德国到处都是关于他的宣传报道。他领导着著名的‘红色猎人’足球队。在我看来他一直都是个很好的人，也是很棒的飞行员。他基本上是个性格简单之人。像许多后来抨击他的人一样，他也没有受过较长时间的良好教育。投降以后，他曾享有的盛誉和特权一下子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还得日复一日地从事一些卑贱艰辛的工作。他显然未能很好控制自己对这种巨变的不满情绪。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我对于呆在这里改变了想法。’他问我是否愿意与他一起站到苏联人那边。我说没这个打算。他则回应道，‘所有的老规矩都统统消失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英美和苏联之间作出抉择，德国已不存在了。我决定支持苏联这一边。’不久后他写信给当局说愿为苏军服务，也愿意接受一个比他在德军中位置低的职位。很快他便离开了格里卓维次（Gryazovets，亦作“格里亚佐韦茨”）战俘营，被送到莫斯科附近。他在战俘营的报纸上写过歌颂苏联空军的文章，还介绍过战时德军与英美空军作战的经验。他1950年就回到德国。”[40]

造成格拉夫战后尴尬处境的始作俑者哈恩少校。1943年2月21日，时任JG-54第2大队大队长的哈恩在东线的旧鲁萨附近取得了第108胜，但被击落后成为战俘。个性极为强悍的哈恩在苏军战俘营中毫不低头服软，结果一直被拘押到1950年才被释放。1952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披露并指责了格拉夫在战俘营中倒向苏军的作为，引起了战时同僚们的愤慨。本图是哈恩在战争初期的照片，摄于1940年9月的不列颠空战晚期，当时他击落了20架敌机（图中他正用手指着方向舵上20胜的标志），获得骑士勋章后被撮升为JG-2第3大队上尉大队长。

哈特曼在战俘营中采取拒不合作的强硬态度，因而吃尽了苦头，刑期也被延长为25年。出于对格拉夫的了解和当事者的身份，应该说哈特曼对格拉夫在战俘营的作为的描述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同时，哈特曼也指出哈恩的著作有很多不实之处。[41]

1945年8月17日，格拉夫和哈特曼等被俘军官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来到格里卓维次的第150号战俘营。在哈特曼看来，这里“甚至还不如德国的马棚”，[42]但同被关在此处的哈恩则觉得这里的条件“使人觉得自己又像一个人了”。[43]有一点可以肯定，苏方一直在努力争取格拉夫和哈特曼低头服软并与自己合作。在这里，他们两人不用像在前一座战俘营那样饿着肚子干繁重的活计，格拉夫负责管理澡堂，而哈特曼则在厨房帮工。在苏联内务部管理的这座战俘营里，德军军官们之间的鸿沟清晰地显现出来，“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德国军官同盟”以及“反法西斯运动”等各种组织均在拉拢他们二人。军官之间的勾心斗角令哈特曼恶心不已，他在一封家信中曾痛心地写道：“上校军官们为自己的利益偷东西，或者干脆背叛国家，还随意地往同僚身上泼脏水，甚至向看守告密。”[44]战俘们为了生存和获释的机会，不惜放弃了尊严、主张和原则，也在相互倾轧中将人性的弱点暴露无遗。格拉夫1971年为自己辩护时说：“在第一座战俘营里，我在身心两方面都处于极可怜的境地。作为苏联痛恨的仇敌，我对命运根本不抱任何幻想。美国人把我们交给苏联的举动所造成的震惊，一直使我处于沮丧和愤怒中。有一天我决定听从其他飞行员的建议——加入‘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我这样做无非是想得到一丁点能活下去的机会。我并不是唯一加入这个组织的人，即便哈特曼也出于类似的动机这样做了。我们参加了该组织的一次会议，结果觉得它恶心不堪。后来该组织被禁，我才有机会与之脱离干系。后来这个组织被‘反法西斯运动’所取代，而我直到获释也没有加入其中。”[45]2002年，贝格施特勒姆（Christer Bergström）等历史学者根据苏联的第一手档案进行研究后指出，在格拉夫的前述辩驳中，除了加入的是“德国军官同盟”而非“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这个记忆上的疏漏外，他的自述是可信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格拉夫所谓的“与苏方合作”仅限于此，他们所分析的大量苏联档案中，没有一份能表明格拉夫在1945年后与苏方有任何合作。[46]

哈特曼说格拉夫曾向苏方介绍对付英美空军的经验，这倒可能确有其事。苏军审问格拉夫时不可避免地要问及他在西线的经历和体会，至于后者的意见和看法对苏方能有多大帮助倒很成疑问，因为很难想像格拉夫有哪些秘密是苏军不知道，或无法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得的。至于格拉夫是不是在战俘营报纸上为苏联空军歌功颂德，军史家弗拉施卡则讲述过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有一天，战俘营指挥官问格拉夫是否愿去参观苏希诺（Suchino）的航空展，条件是为战俘营报纸写篇观后感。格拉夫同意了，他的文章也是纯粹事实性，且不带政治色彩的。但令他讶异和恶心的是，署有他名字的文章竟然成了一篇高度颂扬苏联空军的赞歌。这篇文章结尾的文字写着——‘世界最强大的空军——苏联空军万岁。’格拉夫从未写过这种文字。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愿我们再次获准为和平而投身于光荣飞行的日子并不遥远’。当格拉夫大声抗议时，马尔蒂诺夫上校指出这是‘反法西斯运动，组织的德军军官干的……”[47]

指控“格拉夫为苏军歌功颂德”的事件发生在1945年12月中，当时格拉夫已被转到莫斯科附近的第27号战俘营，与哈特曼和哈恩等并不在一处，后两者的记载与回忆因而都不是第一手材料。如果弗拉施卡讲述的故事确有其事，那么可怜的格拉夫又一次成为苏方及亲苏组织的掌上玩物和工具。这件事是德国飞行员群体最不能谅解格拉夫的地方，尽管他们还指控他愿为苏联人工作、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技能等。其实，即便格拉夫向苏方传授了经验技能，成千上万的被俘将校中又有几个没这样做过的呢？加兰德在美军战俘营里完成了一份详细程度令人咋舌的研究报告，涵盖德国空军的组织架构、战术、技术开发、设备、人事等诸多方面，美军对此曾如获至宝。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指责加兰德“叛国”，向“轰炸和屠杀了无数德国妇孺”的美军叩首呢？

哈特曼战后曾回忆说：“战俘营并没有所谓的洗脑一说。格拉夫自己做出了决定，所以我和他分道扬镳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他写下过这样的话——‘我对于当俄国人的战俘感到高兴。我知道我以前做的都是错的，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加入俄国空军。如果我能得到中校军衔，那我会非常高兴。’”[48]格拉夫对此一说的回应则是：“说我‘已决定加入俄国一方’是不正确的，也没有事实根据。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罪犯’，相反，我觉得自己是这个关于我在狱中行为的恶毒传说的受害者，而那些‘好’同志们则在战后将这个传说广为散布。”[49]格拉夫在狱中的举动被人们拿起放大镜一一细查，到底是子虚乌有、道听途说还是确有其事，今已殊难辩白。格拉夫是个狂热的足球爱好者，即便在战俘营中也不忘组织各国战俘组成的足球队进行比赛，以缓解自己和他人紧绷的神经。他的足球才华和组织能力很快引起了苏方的注意，战俘营指挥官曾邀请他去莫斯科迪纳摩体育场观看一场真正的足球赛——“莫斯科斯巴达克”队与“鱼雷”队之间的一场比赛。这既让格拉夫看到了久违的职业赛事，同时也让他背上了“愿为苏联人踢球”的恶名，连他组织的足球赛也成了他“帮助苏联人改造战俘”的罪证——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视这种行为为背叛，更何况战时的格拉夫因酷爱足球而不惜影响工作，其作风早就遭到非议，若不是戈林和加兰德的袒护，恐怕他早在战时就遭人整肃了。

摄于1959年5月，格拉夫（左四）与第3任妻子赫尔加（Helga，左三）结婚时所摄。1950年代初时格拉夫的首任妻子（一位女影星）自杀身亡，第二段婚姻也未延续多久。赫尔加为格拉夫生有一子一女，并在格拉夫患上帕金森氏综合症后一直细心照料他，直至他1988年去世。

摄于1960年代，格拉夫与妻子在劳恩塔尔（Rauental）附近的家中。左边就是格拉夫1942年7月寄给父母的那架Bf-109 F4的方向舵。1972年7月，格拉夫把这个方向舵捐给了拉施塔特（Rastatt）的军事历史博物馆。

这是一张摄于1950年代的罕见照片，球王贝利（左五）访问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时与俱乐部主席恩德勒（左四）等共进晚餐，格拉夫（左二）应邀作陪。

1978年夏，格拉夫在家中与访客们合影。左一为赫尔加，左二为曾任格里斯劳斯基地勤组长的普雷索利（Fritz Presoli），左三为格里斯劳斯基，右二为格拉夫。

摄于1978年6月，66岁的格拉夫因疾病的长期折磨已显迟缓衰老，除接待昔日好友、下属和同样老去的足球队员们以外，他只能在回忆中度过并不美满的晚年。图中的格拉夫正对着镜头展示钻石骑士勋章。

1955年，炼狱十年的哈特曼终于获释回国，这时的格拉夫已在生活的漩涡中挣扎了数年，昔日同僚和袍泽们带着鄙夷的眼光不肯原谅他的“背叛”行为。唯一对他不离不弃的是老战友格里斯劳斯基和JG-52的老部下，还有那些终生感激他的足球队员们。他们绝不相信格拉夫会做出哈恩书中描绘的那些行径，带领西德国家队获得1954年世界杯冠军的瓦尔特就是其中一个，每当谈起格拉夫时他总是充满感激和尊敬。国家队领队赫贝格尔目睹着格拉夫的困窘，把他介绍给大企业家恩德勒（Roland Endler）——电子产品制造商兼拜仁慕尼黑足球队主席。恩德勒将格拉夫请来从事销售工作，由此格拉夫的生活状况开始好转，他也以勤奋的工作和业绩来回报对方，并逐渐担任了分公司经理和销售总监。球王贝利访问拜仁慕尼黑俱乐部时，恩德勒还特意邀请格拉夫作陪。格拉夫在战俘营的五年里健康状况很差，1960年代中期又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身体逐渐衰老，虽然对足球的兴趣依然不减，但是再也不可能亲自踢球了。

格拉夫针对他人的指控一直在不懈地反击和辩白。尽管如此，他还是被剥夺了加入“德国战斗机飞行员协会”的资格，也与数位猛烈抨击他的前同僚彻底交恶。19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昔日的年轻飞行员们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不少曾对格拉夫持鄙夷态度的人有了大的转变。哈特曼认为人人都有超出自己承受力的崩溃临界点，而那些从未在苏联战俘营中呆过的人，在战后轻而易举地对格拉夫的往事不依不饶，实在有欠公允。格拉塞尔曾与格拉夫和哈特曼一起被俘和被关在同一战俘营，他在1966年时说：“我在俄国战俘营期间对人十分苛刻。不管谁走偏了我都会立即加以抨击。但现在我有了更多的阅历，也能更宽容地看问题了，对人性的弱点也有了更多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格拉夫不再像别人那样苛责了。我向别人阐述过我的观点，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不了解俄国战俘营状况的前提下，就对某个人在这些状况下做出的举动指手画脚。我认为把格拉夫排除在战斗机飞行员协会之外是错误的。更好、更人道的作法是再给他一次机会。”[50]

格拉塞尔还认为格拉夫是一个出色的射手和优秀飞行员，但并非莫尔德斯和加兰德那种量级的人物，甚至把他们加以比较都是不妥的。格拉夫是个待人友善的好人，也是个勇敢的、有上进心的人，但他不具备莫尔德斯和加兰德的智力与教育水准，他们的性格也不相同。格拉塞尔强调有必要区分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和这个人性格本身的缺陷，他觉得，以格拉夫的背景注定他无法认清戈培尔战时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本质。格拉塞尔说：“在苏联战俘营期间格拉夫还相当年轻，也不够坚强，无法抵挡苏方对其性格和人格完整性方面的一次次攻击。我认为到了该原谅和忘记格拉夫事件的时候了。”[50]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与人们的意愿相违，格拉夫注定了后半生都要在阴影之下生存。哈特曼和格拉塞尔的说辞固然出于善意，但前提是格拉夫在战俘营中确有“背叛”行为，只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愿以更宽容的姿态来接纳他。而格拉夫仍在不停地辩白，除了驳斥一些道听途说或子虚乌有的传闻外，他重点辩解自己的若干举动并非背叛，而是与所有其他人一样都是为了生存，可为什么单单把他挑出来死揪不放呢？1971年2月，格拉夫在西德的《周日画报》（Bildam Sonntag）上发表文章，试图再次解释当初发生的事情。1975年，前JG-11第1中队的飞行员约希姆（Berthold K. Jochim）出版了一本名为《格拉夫上校：13个月200次胜利》的著作。[51]这本书讲述了格拉夫的东线战斗故事，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如一名美军飞行员如何叛逃到德国空军等），但对格拉夫的战俘营经历着墨不多，因而未能很好地帮他辩解。

摄于1982年10月24日，当日是格拉夫的70岁生日，作为老家恩根的荣誉市民，他正在接受恩根副市长比勒（Anton Bühler，左一）的问候。背景是老战友和终生感激他的足球队员们。

格拉夫于1988年11月4日在恩根去世，图为他在恩根公墓中的安息地。

格拉夫完全退休以后一直居住在恩根，家乡人对他始终敬重有加，市政府还特意授予他“恩根荣誉市民”称号。1982年10月24日是格拉夫的70岁生日，恩根市长特意为之举行了生日聚会。75岁生日的当天，“德国骑士勋章获得者协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专程赶到格拉夫家中，向他祝贺生日和表达敬意。

1988年11月4日，在经受了20多年帕金森氏综合症的折磨之后，76岁的格拉夫病故于恩根。参加葬礼的除亲朋好友和JG-52的老兵外，还有瓦尔特等昔日的足球明星以及他们的家人。格拉夫最后的安息之地在恩根公墓，墓地前方有一个木制的十字架，鲜花环绕的墓石上只有“赫尔曼•格拉夫上校1912-1988”等两行简单的字样。格拉夫故去时，他最忠实的朋友格里斯劳斯基正因心脏病发作住院，因而未能赶来参加葬礼。事后不久，格里斯劳斯基与妻子一起赶到恩根公墓告别老友，当他在墓地一角发现了格拉夫的墓石时，他把妻子支走，然后自己像个孩子一样抽泣起来。

2009年10月，“二战”德军最后幸存的超级王牌拉尔以91岁高龄去世。他不仅是“二战”中战绩第三高的飞行员（总共275次击坠），还在1955年加入西德国防军后逐步升迁为中将和空军总监（总司令）。拉尔在2004年出版的自传《我的飞行生涯：1938-2004的回忆》中，对谈论50多年前的格拉夫旧事仍然感到不能裕如。在谈到格拉夫回国后遭受的谴责和羞辱，以及被拒绝加入战斗机飞行员协会这些往事时，拉尔很有些惜墨如金，显然，他由于自己战后的高位和政治因素不愿透露更多的细节。[52]

也许围绕在格拉夫生前身后的谜团还需假以时日才能大白。让我们以格拉塞尔1960年代的一番言辞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我们（在苏联战俘营中）生存的粗劣环境和所受的非人待遇真是难以言表。所有飞行员都那么年轻——相对于他们经受的磨难以及在性格与人格上遭受的攻击而言，他们实在太年轻了。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评判受过这一切洗礼的人的行为。”[53]

[1.] Marielle D. Marne. Hermann Graf: World War II Luftwaffe ace pilot. Aviation History, 2005, 16(1), 10-12. 参见http://www.historynet.com/hermann-graf-world-war-ii-luftwaffe-ace-pilot.html.

[2.] Sanu Kainikara. Red Air: Politics in Russian air power. Boca Raton, FL: Universal Publishers, 2007. p.127.

[3.] Colin D. Heaton & Anne-Marie Lewis. The German aces speak: World War II through the eyes of four of the Luftwaffe’s most important commanders. Minneapolis, MN: Zenith Press, 2011. p.15.

[4.]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Hamilton, MT: Eagle Editions Ltd., 2003. p.12.

[5.]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17.

[6.] Jill Amadio. Gunther Rall: A Memoir: Luftwaffe ace and NATO General. Santa Ana, CA: Tangmere Productions, 2002. p.41-42.

[7.] 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Mechanicsburge, PA: Stackpole Books, 1996. p.50.

[8.]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 The Experten.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4. p. 28.

[9.] Gordon Williamson. 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45.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p.14.

[10.] Sanu Kainikara. Red Air: Politics in Russian air power. p.127.

[11.]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 The Experten. p. 61.

[12.]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 The Experten. p. 62.

[13.] Jill Amadio. Gunther Rall: A Memoir: Luftwaffe ace and NATO General. p.97.

[14.]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45-46.

[15.] John Weal. Bf 109 aces of the Russian Front.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1. p.31.

[16.]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56.

[17.] Jill Amadio. Gunther Rall: A Memoir: Luftwaffe ace and NATO General. p.98.

[18.]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 The Experten. p. 68.

[19.]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 The Experten. p. 69.

[20.] Franz Kurowski. Luftwaffe aces. p.70-71.

[21.] Kenneth Macksey. Kesselring: The making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 NY: David McKay & Co., 1978. p.83.

[22.]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The air war over the Eastern front, Vol.2. Resurgence, January-June 1942. Pacifica, CA: Pacifica Military History, 2001. p.23.

[23.]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Vol.2. p.72.

[24.]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Vol.2. p.138.

[25.]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Vol.2. p.154.

[26.]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 The Experten. p. 81.

[27.]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New York,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8, p.224.

[28.] Ulrich Hesse-Lichtenberger. Tor!: The story of German football. London, UK: WSC Books Ltd, 2003. p.94.

[29.] Christer Bergström & Andrey Mikhailov. Black Cross/Red Star, Vol.2. p.170; 另参见维基百科中的“红猎人”足球队条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Rote_Jäger．这个条目下列出了1943至1945年间格拉夫所招募的著名足球队员名单，计有18人之多。

[30.] Ulrich Hesse-Lichtenberger. Tor!: The story of German football. p.98.

[31.]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172.

[32.]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4 ‘Grünherz’.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4. p.80.

[33.] Klaus Schmider. The last of the first: Veterans of the Jagdwaffe tell their story.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2009, 73(1): 231-249.

[34.]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196.

[35.]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47.

[36.]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48.

[37.] John Weal. Jagdgeschwader 52: The Experten. p. 120.

[38.]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59.

[39.]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60.

[40.] R.F. Toliver & T.J. Constable. The blond knight of German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70. p. 199-201.

[41.]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25.

[42.]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06.

[43.]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65.

[44.]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07.

[45.]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65-266.

[46.]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66.

[47.] Gunther Fraschka.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 PA: Schiffer Military History, 2004. p.75.

[48.]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24.

[49.] Christer Bergström, Vlad Antipov, and Claes Sundin. Graf & Grislawski—A pair of aces, p.266.

[50.]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25.

[51.] Berthold K. Jochim. Oberst Hermann Graf. 200 Luftsiege in 13 Monaten. Rastatt, Germany: Pabel, 1975.

[52.] Guenther Rall. Mein Flugbuch: Erinnerungen 1938-2004. Moosburg, Germany: Neunundzwanzig Sechs Verlag, 2004.

[53.] T.J. Constable & R.F. Toliver. Horrido! Fighter aces of the Luftwaffe, p.228.

第6位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隆美尔元帅（获勋时间1943年3月11日）

Chapter 06
第六章
“阳光下的英雄”：
埃尔温•隆美尔元帅

“二战”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大约是军事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英国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在其1948年的著作《山的那一边》中，曾称隆美尔为“阳光下的英雄”，此后隆美尔在英美和西方迅速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和尊重。隆美尔战时被对手称为“沙漠之狐”，战后之初跻身于“少数的好德国人”之列，1950年代初开始的冷战期间被尊奉为“德国民族英雄”，并迅速成为西德新国防军的完美角色榜样。虽然当局小心翼翼地试图斩断新军与第三帝国的联系，但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奥古斯特多尔夫（Augustdorf）的军营还是在1961年被命名为“隆美尔元帅军营”——在纳粹帝国陆海空三军27名元帅中，只有隆美尔身后得到了这一荣誉。[1]

1950年，英军准将扬（Desmond Young）在其著作中对隆美尔的军事成就、战术思想和指挥艺术给予了极高评价，英国人对他的景仰还充分体现在奥金莱克（Sir Claude Auchinleck）元帅为扬所写的热情洋溢的序言里。[2]1952年，李德•哈特编辑的《隆美尔战时文件》出版，汇集了隆美尔在西线、北非和诺曼底作战期间的笔记、日记与家信，极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对这位传奇的兴趣。此后，德国和西方研究隆美尔的文论层出不穷，著作之多大有汗牛充栋之势，就像美军四星上将克拉克（Wesley K. Clark）所言：“没有任何一位外国将领能像德国元帅隆美尔那样引起美国人如此持久的强烈兴趣、好奇和景仰……隆美尔的军事声誉依然在延续，他的胆大无畏和充满魅力的领导风格，就像一根高高矗立的标杆，仍然为绝大多数军官，尤其是现在和未来的将领们所景仰与师法。”[3]

纳粹宣传机器曾将希特勒的爱将、极北战场的迪特尔塑造为“雪地上的英雄”，身在炽热大漠的隆美尔则与前者交相辉映地成为“阳光下的英雄”，成为德国人“坚韧不拔和胜利信心的象征”。隆美尔在“一战”中曾获得“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二战”中又是陆军的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5年内从一名上校蹿升为元帅和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隆美尔在担任元首卫队营指挥官时与希特勒建立了密切关系，他曾景仰后者的“决断力、意志力、与生俱来的军事才华”，称颂元首“周身散发出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磁力，而这种力量深深根植于他的信念——他自信是上帝呼唤着他带领德国人民向太阳奔去。”[4]希特勒也非常赏识隆美尔，集个人英雄主义、领袖魅力、忠诚实干于一身的隆美尔是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和英雄”，是他一手培养的“羽化战神”，更是他用来鄙视普鲁士贵族将领和参谋本部军官团的最好利器。希特勒视隆美尔为“下一代的革命军官”，甚至一直懊悔为何未在和平年月多选拔培养几个隆美尔那样的年轻有才、忠心耿耿的将领。戈培尔也曾在日记中写道：“隆美尔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不仅仅是同情国家社会主义，他自己就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有着即兴发挥天赋、极其勇敢又有卓越创新能力的军事领袖。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军人的品质。隆美尔会是将来的陆军总司令。”[5]

隆美尔的战场成功自然是其传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装甲战新手隆美尔以自信、平衡和敏捷完美诠释了闪电战术的精要，在为第7装甲师赢得“幽灵之师”称号的同时，他自己也被称为“启示录中的魔法骑士”。在北非，尽管时常受困于资源短缺、补给困难、空中保护和情报等方面的明显劣势，隆美尔还是以大胆狡黠、善用突袭、随时准备接受风险，以及对战场态势的惊人直觉等，取得了一系列卓尔不凡的进攻战胜利。即便在防御战中隆美尔也一样足智多谋，尤其是在1942年11月初开始的撤退中，大兵压境的英军虽占有陆海空和情报方面的压倒优势，却未能取得任何明显的成功——隆美尔的非洲装甲集团军虽然疲惫不堪，但基本完整地摆脱了蒙哥马利的追击。有美军历史学家对此评论说：“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隆美尔的这一成功都是令人惊叹的。”[6]隆美尔自然也不乏批评者，他被称为是“优秀的战术家，但并非好的战略家……只有极少数情况下他的决定经过了深思熟虑，多数时候都是凭直觉和冲动……他在决策时故意忽略非洲战场最关键的补给问题……”[7]但是，即便他最苦涩的批评者，也从不讳言他是一位极其勇敢的军人，“隆美尔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前线战士。他竭尽全力地了解战场态势、鼓励官兵们的士气。这就是他依然为人敬重的原因所在：即便在作战方式上存在较大分歧，人们依然愿意服从他的命令。”[7]

隆美尔的传奇并不止于战场上的卓越和强悍以及与纳粹高层的关系，还在于他在1944年10月的神秘死去及其死因。隆美尔被指控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事发后希特勒给他两种选择——要么服毒自尽以保全家人和名誉，要么接受审判从而身败名裂。隆美尔选择了前者，临终前他在向副官告别时曾说：“我与刺杀事件毫无关系。我一生都在尽最大努力为祖国效力。请将我的问候转致施瓦本（Schwaben，亦作“斯瓦比亚”）人民，尤其是我终生挚爱的山地老兵们。”[8]隆美尔在刺杀希特勒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一直是争执不休的话题。有史家指出，他虽不赞同刺杀方案，但支持废黜希特勒、与西方媾和的努力；也有史家称，接连不断的失败、令人失望的现实和迷茫的前途早就使他身心俱疲，他在受指控时尽管自信并未参与其事，但也不想多做辩解，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不归之路；还有史家认为，曾任隆美尔B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施派德尔（Hans Speidel）将军，战后出于恢复德国军人的形象、德国军事的传统和荣誉的目的，将老长官隆美尔推崇为民族英雄和模范军人，同时，为适应民主社会对军人角色榜样的要求，“隆美尔又不得不成为反希特勒抵抗阵营中的一员，甚至是主持了抵抗运动。”战后几十年里，隆美尔的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和舆论环境下曾一变再变，“希特勒的宠将”、“忠实的纳粹信徒”、“好德国人之一”、“民族英雄”、“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主将”、“战争罪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等等，都曾作为隆美尔这个名字前的定语出现过。

隆美尔曾像千百万德国人一样热情地追随希特勒，他把效忠元首视为神圣的誓言，并将之等同于报效祖国。他并不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却因与希特勒的关系、纳粹宣传宠儿的地位被贴上了“纳粹信徒”的标签。他也不理解反纳粹的抵抗运动，却因卓著的军事声望而在战时和战后成为人们各取所需的“工具”。隆美尔最大的悲剧可能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充任着德国战争车轮上的一根耀眼的辐条，同时至死不渝地坚信自己仅仅是在尽一名军人的职责而已。

早年岁月：
从“一战”英雄到元首卫队营指挥官

1917年10月24日午夜刚过，意大利伊松佐（Isonzo）河谷地区开始下起了秋雨，15个师的德奥军队冒着寒雨在黑暗中进入了攻击阵地。“一战”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头，在过去两年里，奥匈帝国军队在这里与意大利人已进行了11次大规模交战。过去的每次交手都遵循着类似的模式——相互倾泻炮弹，进攻、反攻、再进攻、再反攻，直到双方弹药耗尽、幸存者们精疲力竭地躺倒在阵地上为止。但这次堪称孤注一掷的攻势与以往有所不同，奥匈帝国得到了新组建的德军第14集团军的支援，后者派出了一些精锐部队，其中就包括隆美尔中尉所在的“符腾堡山地营”（Württembergische Gebirgs-Bataillon）。

在史称“第12次伊松佐战役”的战斗打响之前，隆美尔虽然只是成千上万的、生命仅以周来计算的官兵中的一员，但也绝非默默无闻之辈。1914年9月24日，在凡尔登西北约15英里的瓦伦尼斯（Varennes）附近，第124步兵团的隆美尔少尉因在以一敌五的白刃战中表现出惊人的勇敢而获颁二级铁十字勋章。1915年1月底，隆美尔在法国阿尔贡地区的一次战斗中带领少量士兵夺取了法军主阵地，并依托4个地堡打退了对手一个营的反击，而后率部全身而退，为此他成为全团首位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的尉官。1915年9月，隆美尔晋升为中尉后被调到“符腾堡山地营”——这支精锐部队是为执行危险和困难任务而专门组建的，虽冠名山地营，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山地部队，而是进行过大量攀岩登山训练的步兵单位，由6个步兵连、6个机枪连以及迫击炮和通信单位等组成。这支部队通常根据特定任务的需要编组成两到三个战斗群，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灵活性、强行军能力和抓住战场机会的能力。隆美尔加入该部时，全营已有150人获得过各种战功勋章，但经过1916年在法国孚日（Vosges）山区和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区的作战，隆美尔又一次脱颖而出，他总是无畏地冲锋在前，还以“凭直觉发现对手意图的战术敏感”而著称。不过，隆美尔此刻的声誉还局限在不大的圈子里，虽然1917年10月末起的几周战事将把他变成一名“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获得者，但还是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他将在25年后成为机动战的大师和最年轻的德军元帅，尤其是考虑到他既非普鲁士容克贵族出身，从军后又从未跻身于参谋本部军官团。在希特勒崛起以前，只有具备前述两个出身之一的军官，才能铺就军旅生涯的坦途和手握晋升高职的通行证。

隆美尔于1891年11月15日出生在符腾堡州乌尔姆（Ulm）附近的海登海姆（Heidenheim），祖父和父亲都是普通中学数学教师，母亲则出身较为显赫，其父曾任过符腾堡州州长。幼时的隆美尔很不起眼，身材矮小，人也安静得略显沉闷。在求学阶段，他虽对数学等理科课程兴趣浓厚，但成绩并不出色，最喜好的是骑自行车和滑雪等运动，也像同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对飞行有着朦胧的渴望，14岁那年曾与朋友一起制作了一架完整的盒式滑翔机。[9]扬在《隆美尔》一书中曾用“懒惰”、“漫不经心”和“冷漠”等字眼来刻画年轻时的隆美尔，[10]而史家麦克塞（Kenneth Macksey）则称“隆美尔在知识方面的受阻使他明显地不满权威，在与学识不凡者打交道时也很不自信。”[11]隆美尔成年后曾有意为齐柏林伯爵（Ferdinand von Zeppelin）设在符腾堡州的飞艇工厂工作，[12]但父亲根据儿子的特点自有打算——他想让儿子成为军官。他认为军旅职业相较于工程领域而言对智力的要求不那么高，但纪律性更强。老隆美尔夫妇虽在地方上受人敬重，但在军界缺乏有影响力的关系，所以在18岁的儿子从军一事上颇费了一番周折。20世纪初时，德皇陆军中地位最高的是贵族和军官世家子弟成堆的骑兵，没有过硬的关系根本进不去，但炮兵和工兵也先后拒绝了隆美尔，或许是因为那时的他面色苍白、体格羸弱，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幸，家乡的步兵团接受了他。1910年7月，隆美尔成为第124“符腾堡”步兵团的一员，次年3月进入但泽军校学习，经过9个月的学习训练后返回步兵团担任少尉。校方的评语说他“适于从军、智力过人”，教官们也肯定他的热情、责任感和意志力，但总体上认为他将成为一名普通的军官。隆美尔在步兵团里显得老成持重，善于倾听，从不夸夸其谈，对待工作和训练一丝不苟，但已经显现出固执的倾向。

“一战”头两年，隆美尔既体验过开战之初在法国和比利时进行的机动战，也领教过1915年起主宰整个西线的堑壕战，以勇敢的表现摘取过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也曾数次负伤住院，他的临危不惧和力争战场主动权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37年，隆美尔在成名作《步兵进攻》一书中曾总结过自己从机动战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诸如“行动最快的一方足以将意志强加到对手身上”、“必须保持势头才能达到目标”、“必须全面仔细地计划和实施侦察”、“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步兵与炮兵间的联系”、“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部队免受敌方炮火过度打击”、“主力部队需绕过抵抗顽强的对手支撑点，将之留给后续部队解决”、“指挥官的意志力和以身作则是指挥控制部队的先决条件”、“尽可能欺骗和迷惑对手”等等。[13]这些经验教训影响了隆美尔一生的作战方式。幸运的是，他并未在反复厮杀，却收效甚微的西线堑壕战中浸润多久，也从未形成所谓的阵地战心态和战壕情结。相反，跟随“符腾堡山地营”转战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经历，让他进一步熟悉并领会了机动战的要义，也助其磨砺了自己的指挥风格和个性。

1911年在但泽军校学习时的候补军官隆美尔。

1915年，伤愈归队的隆美尔在西线战壕里留影。

1918年的隆美尔中尉，他佩戴的是一级铁十字勋章和“蓝色马克斯”最高战功勋章。

摄于1918年，隆美尔与妻子露西（Lucie Maria Mollin），两人于1916年11月底结婚。“一战”后，隆美尔曾带着妻子游历了意大利伊松佐河谷昔日的战场。

约摄于1917年，“符腾堡”山地营的军官们在一起，右边最后一排右数第3人似为隆美尔。

1917年10月24日凌晨，“第12次伊松佐战役”在德奥军队的弹幕射击中拉开了帷幕。毒气和烟雾散去之后，隆美尔率领“符腾堡山地营”的3个连穿行在起伏不平的山地间，到午后时已做好了攻打第1066高地的准备。他不愿发起代价高昂的正面强攻，当侦察兵发现了一条通向意军阵地的小路时，他毫不犹豫地率队包抄上去，结果不费一枪一弹就俘虏了一个意军炮兵连，友军“巴伐利亚皇家近卫步兵团”与“符腾堡山地营”余部乘势强攻，到下午6时即攻克了第1066高地，为次日进攻第1114高地占据了有利的出发阵地。当夜，隆美尔向营长施普勒塞尔（Theodor Sprösser）少校提议，由他率几个连绕过第1114高地，沿着科罗弗拉山脊（Kolovrat Range）向西直扑库克山（Mount Kuk）。一向赏识甚至有些依赖隆美尔的营长同意给他3个连，山地营余部则与“巴伐利亚皇家近卫步兵团”合力攻打第1114高地。

25日拂晓，隆美尔带着手下朝库克山方向攀爬，当侦察兵发现山脊的某些地段无人把守时，他立即率部从这些防线漏洞冲过，迅速扑向巨型碉堡中的守军，结果又有数百名意军成为俘虏。隆美尔留下少许士兵看守俘虏，继续前冲的途中又有500名意军几乎不加思考地放下了武器——到此刻为止，他已俘虏了约1500名意军，距库克山也非常近了。就在这时，隆美尔和属下遭到了来自三个方向的机枪射击，在撤退、待援还是继续进攻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继续向前。就在他着手安排炮火支援和计划进军路线时，施普勒塞尔带着2个步兵连和2个机枪连出现了，他不仅同意隆美尔的想法，还把3个连又拨给后者指挥。隆美尔带着先头部队向库克山山顶冲去，途中遭遇了另一支意军，但仅仅是挥舞了几下白手帕，就足以招降斗志全无的对手。通向山巅的道路敞开了，但隆美尔又发现了新的机会——沿库克山西南坡下山，有一条伪装过的补给通路似乎能直通意军后方，如果包抄过去，那么包括库克山山顶守军在内的许多意军都将不战自乱。10点30分，隆美尔带着4个连（含2个机枪连）狂奔而下，尽管两天里一直都在怪石嶙峋的山地间奔波作战，但战士们的士气非常高昂。隆美尔的这次大胆突袭取得了成功，捣毁了一处重要的补给基地，端掉了几个指挥部和炮兵阵地，而惊骇的对手甚至都没有发起抵抗的任何机会。

这时隆美尔又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下到山谷里切断波拉瓦（Polava）至卢齐欧（Lucio）的公路。12点30分，隆美尔和几名军官带着约一半兵力幽灵般地现身于公路一侧，惊慌的意大利人四处逃窜，除了有些不知情的补给卡车继续驶来外，远远的还有一长队意大利士兵也正朝这个方向开来。隆美尔此时有约150人尚未赶到，但他决定以现有兵力和有利地形伏击对手，如果劝降不成则立即以机枪火力网剿灭之。这支意军属于第20“狙击兵”团（Reggimento Bersaglieri），经过10分钟交火，这支号称精锐的意军放弃了抵抗，50名军官和2000名士兵向不及自己实力十分之一的对手投降了。稍后，隆美尔驱车赶到卢齐欧，见到了山地营余部和“巴伐利亚皇家近卫步兵团”所部，他们是在夺取库克山后从另一方向进入卢齐欧的。隆美尔敦促施普勒塞尔允许自己立即向第1096高地进军，他的理由是这一行动将在意军深远后方切断其最主要的补给线。施普勒塞尔痛快地把6个连的兵力和所有重机枪都交给了隆美尔，而后者也毫不耽搁地立即出发。不过，这一路的行军非常艰难，沟壑遍布，荆棘丛生，许多士兵扭伤了脚或受轻伤后掉队。接近高地时，侦察兵发现对手的防御工事相当完善，隆美尔见突袭无望，只得命令就地宿营和等待掉队的士兵，同时派人寻找可能通向高地的其他小径。[14]

26日晨5时30分，隆美尔准备率部突袭第1096高地，但很快发现对手已有警觉，而且还以凶猛的火力打得德军抬不起头来。他命令属下躲在岩石后面还击，然后领着3个轻机枪班悄悄撤下，穿过一片子弹横飞的死亡地带后摸到了对手身后——一声声“投降”的呼号竟然令1600名意军乖乖放下了武器！7点15分，隆美尔夺取了第1096高地。虽然不清楚其他部队的方位，但他既不准备等待增援，也不打算让疲惫的手下略作休整，他又瞄准了意军核心阵地马塔鸠尔山（Monte Matajur）前方的最后一道屏障——默兹利峰（Mrzli Peak）。约300名官兵从10点起跟随着隆美尔继续攀爬，不久后被大约3个营的意军挡住了去路。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来自“萨勒诺”（Salerno）旅的1500名意军未放一枪，就在隆美尔镇定的劝降下结束了自己的战争！就在此时，营长施普勒塞尔命人通知隆美尔回撤——前者在第1096高地上看到大量俘虏时误以为战斗已经结束，想当然地认为马塔鸠尔山也被攻克了。隆美尔此刻展现出处理上级命令的技巧，他先让多数士兵押送俘虏回撤，然后率领100人和6挺重机枪继续扑向马塔鸠尔山。这支小部队在途中轻松地俘虏了1200名意军，到11点40分，隆美尔已经站在马塔鸠尔山之巅尽情地欣赏壮美的景色了。

相较于西线那种成千上万人送命，推进却不过几百米的战争形态，隆美尔与“符腾堡山地营”的史诗般一战无疑令人回肠荡气——50多个小时里，无论是高耸的山峰、无底的深谷和陡立的峭壁，还是对手的炮火和孤军深入的危险，都不能阻止隆美尔攻克高峰、摘取最高战功勋章的信念。他的始终不超过500人的部队摧毁了意军5个团，俘获了9000名敌军和81门大炮，而自身仅有6亡30伤。[14]出其不意、快速灵活和牢牢掌握主动权无疑是隆美尔此战中的主要战术特征，摧毁敌军指挥体系和补给基地、瓦解对手的意志更是他追求的目标。他在《步兵进攻》一书中也曾总结出如下的经验教训：“部队休息时也要特别注意积极侦察”、“欺骗和分散对手的注意力有助于完成包围”、“指挥官必须决心坚定并能将意志强加于部队”、“虚张声势、勇猛、突袭和快速追击能带来轻松的胜利”、“善加利用突然的一时成功能带来更大的战果，即使这意味着拒不从命”、“为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即便官兵已到身体极限也在所不惜”等等。

不过，隆美尔并未马上获得梦寐以求的“蓝色马克斯”——施普勒塞尔在10月26日的命令中高度颂扬那些“意志坚定的领导者和勇敢的军官们”在摧毁意军防线中的作用，但德军总部次日发布的战报却称，马塔鸠尔山是被“勇敢的西里西亚连指挥官瓦尔特•斯奈伯中尉攻克的。”[15]得知斯奈伯27日即获颁“蓝色马克斯”勋章时，隆美尔不由得勃然大怒，他和属下在山巅停留了一个小时，无人看见任何西里西亚人的影子（斯奈伯率部夺取的其实是另一座山峰）。隆美尔不依不饶地索取自己应得的荣誉，最后在德皇的亲自干预下，他与营长施普勒塞尔于12月13日同时获得了“蓝色马克斯”勋章——一个营同时拥有两位最高战功勋章得主，在当时可是闻所未闻的巨大荣誉。隆美尔还担心自己的战功在官方战史中得不到恰当承认，战后他成功说服了战史部门对相关记录进行补充修改。

1918年，隆美尔被调往西线出任第64军的参谋军官，并在战争结束前晋升为上尉。虽然参谋工作非他所爱，但他也无需再证明什么了——身体和精神都十分强韧，胆大心细，善于调遣兵力和制造出其不意……作为一名出色的下级军官，隆美尔毫无意外地入选了战后德军所能保留的4000人军官团。1921年1月，隆美尔来到驻斯图加特的第13步兵团出任上尉连长，并在这个职位上一干就是近9年。1929年，隆美尔的上级在考语中称他是“一名安静的优秀军人，一切作为都显得机智老练，极富军事才华，尤其是在山地战方面”。[16]上级还特别提到他适合出任军校教官，他也顺理成章地于1929年10月成为德累斯顿军校的战术教官。在这里的四年间，他结合自己的“一战”经验和思考向学员们讲授战术，也潜心钻研军事理论和军事史，《步兵进攻》一书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优秀作品。隆美尔是德累斯顿军校中一个令人仰视的人物，后来担任希特勒空军副官的贝洛就是众多崇拜隆美尔的学员中的一个。

1933年10月，在担任上尉长达15年之后，隆美尔总算晋升为少校，同时被派往哈尔茨（Harz）山区的哥斯拉（Goslar）担任第17步兵团第3营营长。军官们为了试试新营长的份量，在他抵达的当天就邀请他先爬山，然后再滑雪下山。隆美尔与众人先后3次爬上山顶和滑雪下山，当40出头的营长提出再来一次时，众军官面有难色地纷纷表示甘拜下风。隆美尔令他们感到钦服的还不止是身体和性格的强悍，1934年9月末的一件事，更让他们见识了营长在面对权威时的勇气和坚持个人原则的作风。当时，希特勒来到哥斯拉出席帝国农业节活动，在老皇宫前举行阅兵式时，隆美尔第一次见到了声望正隆的元首。他与希特勒的会面纯粹是礼节性的，敬礼、握手、寒暄以及跟随元首检阅自己的营等等，当然还有关于“蓝色马克斯”勋章的几句简短交谈。不过，这次阅兵中戈培尔倒是对隆美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阅兵前，希姆莱曾命令党卫队随员出现在隆美尔所部的前面，以履行保护元首的职责，但隆美尔认为此举实乃侮辱，因而以很大的勇气拒绝让自己的官兵列队，当时在场的戈培尔亲眼目睹了希姆莱只得无奈地让步。[17]

摄于1933年，隆美尔少校在哈尔茨山区的哥斯拉担任第17步兵团3营营长。这位精力充沛的营长正带着军官们滑雪。

摄于1934年9月底，希特勒在哥斯拉参加帝国农业节活动期间，检阅了隆美尔的来复枪营，这是他与元首的首次近距离接触。

1935年10月，隆美尔中校成为波茨坦军校的战术教官。1936年起，他开始接到一些保护元首安全的临时性任务，考虑到军方和国民当时对希特勒的全力支持（有民意调查显示，1936年3月底时98.9%的德国人都支持希特勒），隆美尔无疑将这些任务视为莫大的荣幸。1937年时隆美尔晋升为上校，《步兵进攻》一书也在同年正式出版，他的众多读者中就有希特勒。这部书对“一战”战斗场面有着准确精彩的描绘，很可能勾起了希特勒的忆旧情怀，因而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隆美尔的好印象——除了是个忠于职守的优秀军官外，从未经过参谋本部军官训练的隆美尔也拥有出众的战术才华和理论修养。在希特勒眼中，隆美尔无疑是既有英雄光环，又“安全可靠”的理想型军官，因而派他去监督指导希特勒青年团的军事训练最合适不过。按照德军少将梅林津（F.W. von Mellenthin）的战后回忆，隆美尔对此项工作显然感到不快，没过多久就与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发生了理念冲突。[18]希特勒倒是很快又为隆美尔找到了更合适的用武之地。1938年10月，希特勒任命隆美尔担任元首卫队营指挥官，随时陪侍在侧的隆美尔也亲眼目睹了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时人们向元首发出的欢呼。当年11月9日，隆美尔被任命为奥地利维也纳著名的特雷西亚军校校长。1939年3月，当希特勒在布拉格城堡发出征服世界的呐喊时，隆美尔又以元首卫队营指挥官的身份寸步不离。

随着与希特勒接触的增多，隆美尔日渐觉得自己与元首有许多相像之处，至少是都有共同的认识。比如，他们都崇拜拿破仑；他觉得希特勒领导国家时的“勇气和意志”，颇似他当年在战场上的勇敢和坚定；希特勒坚持扩大军备、强调摩托化和机械化、重视发展空军与装甲部队的策略颇得隆美尔赞赏，他们时常交换看法，也都觉得参谋本部在这些方面颇为短视；他们一致认为坦克和装甲车将在地面战争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他们都反感贵族作派十足的参谋本部，出身普通的隆美尔与参谋本部军官团和普鲁士容克贵族阶层从来都没有密切联系，而且也从不主动寻求建立联系。希特勒对隆美尔的欣赏和信任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喜欢后者对职责的完全投入，欣赏其才华、勇敢和作为指挥官的坚强意志。1939年8月23日，隆美尔作为元首大本营的成员被晋为少将，全面负责希特勒的起居和出行安全。隆美尔对希特勒也是敬慕有加，他感激元首将老战士“从战后的屈辱境地里解救出来”，钦服于元首“在所有会议上敏锐地抓住要害，并从中推演出解决方案的惊人能力”，他对希特勒的勇敢也极为惊讶——作为元首卫队营指挥官，保证元首的安全为其份内之责，但希特勒在波兰战役爆发后似乎总是不管不顾地要到前线去。毕竟，这也是他们的共同点之一，“一战”中的传令兵希特勒也曾因勇敢而获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

隆美尔陶醉在与希特勒的良好互动中，沉浸在成功跻身于元首最亲密的小圈子的喜悦里，他以忠实地履行职责来回报元首的信赖，但似乎有意识地选择性忽视纳粹政权肮脏的背后与邪恶的本质——作为每天随侍在侧的卫队长，他不可能听不到希特勒和希姆莱等人高声叫嚷的种族灭绝政策，也不可能不知道党卫军屠杀波兰平民和犹太人的暴行。隆美尔并非热衷于，或者说理解政治的军人，他所想的，或许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军队里保持传统德国军人的精神，也可能是他只想秉承军人远离政治的信条，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体面地顾及人类尊严（联想起他在北非战场的表现）。至于希特勒和纳粹最高层怎么想、如何做，都属于与他这个模范军人无涉的政治范畴。

摄于1939年7月，隆美尔（左一）正自豪地坐在希特勒专列上，中为希姆莱，右为希特勒陆军副官施蒙特。施蒙特与隆美尔私交甚笃，在后者的蹿升过程中曾发挥过相当作用。

摄于1939年9月10日，希特勒在赖歇瑙上将的第10集团军视察，从左至右依次为凯特尔、希特勒、隆美尔和赖歇瑙（正用望远镜观察者）。

摄于1939年9月波兰战役期间，希特勒正与卫队长隆美尔（右一）讨论战场态势。

摄于1939年9月的波兰，希特勒在第10集团军视察时听取汇报。从左至右依次为第10集团军指挥官赖歇瑙上将（低头看地图者）、隆美尔、马丁•鲍曼（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第18步兵师师长克兰茨（Friedrich-Carl Cranz）中将以及希特勒副官恩格尔上尉。

波兰战役期间，隆美尔通过每日列席战情通报和作战会议了解了高层如何指导和指挥战争，也得以自上而下地观察到闪电战这种新战争方式的展开。装甲部队的快速机动、俯冲轰炸机的近程支援、突击队的迂回包抄等等，都令隆美尔那颗前线战士的心跳跃不已，已有20年未曾亲历实战的他渴望重返前线，希望以战功获得更多的荣誉和更快的升迁。陆军人事部门基于他过往的经历和经验，认为他最适合出任山地师师长，但隆美尔坚持要去指挥一个装甲师。陆军方面认为他缺乏装甲战的训练和实战经验，因而拒不妥协，最后还是希特勒出面干预，才使隆美尔在1940年2月获得了执掌第7装甲师的机会。这一青睐可谓不同寻常，因为德军当时一共仅有10个装甲师，隆美尔自己也把这一任命视为军旅生涯到当前为止的最高成就。

隆美尔与“幽灵之师”

1940年2月15日，多位新近晋升为军长或师长的将领在赴任前奉命到帝国总理府等候希特勒接见。出任第24摩托化军军长的施韦彭堡（Leo Freiherr Geyr von Schweppenburg）1961年时曾回忆过这一场景，当时他的左侧站着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右侧则依次是第38军军长曼施坦因、第40摩托化军军长施图姆（Georg Stumme）和第39摩托化军军长施密特（Rudolf Schmidt）。施韦彭堡忆称，希特勒露面前，隆美尔曾大声地隔着人问施密特：“将军，怎样指挥一个装甲师？”用施韦彭堡的话来说，施密特“很聪明地回应道：‘总有两种可能性存在，当然越大胆越好。’”[19]

结果证明，隆美尔确实听进了施密特的建议，而且还在法国和北非战场上将“大胆”与闪电战的其他要旨诠释得完美无缺。隆美尔向希特勒告别时，后者无疑对他寄予厚望，不仅赠送他一本《我的奋斗》，还在扉页上亲笔写道“以愉快的回忆致赠隆美尔将军”。隆美尔虽然仅有两三个月时间熟悉部队和学习装甲战术，但他多年来一直关注机动战，对于装甲战的要旨——“突入敌军深远后方、无视己方侧翼而去攻击对手侧翼、始终保持进攻势头”等并不陌生，对坦克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波兰战场上也见识过多次。更重要的是，隆美尔虽已年近五旬，但对战场领导方式的认识从1914年起就从未改变过：攻击性十足、充满活力、不可预知、指挥官的位置就在前线……从他赶到莱茵河畔的巴特戈德斯贝格（Bad Godesberg）接手第7装甲师的第一天起，部属们就感受到了新师长的雷厉风行和满腔热情，他很快走遍了装甲师各部，以严明的纪律和诚恳的态度激励官兵的士气，更以极大的热情组织训练和越野演习。到1940年5月初，隆美尔已经准备在战场大显身手了。

在5月10日开始的法国战役中，隆美尔第7装甲师先在阿登山区克服了轻微的抵抗，12日下午即抵达马斯河畔的迪南（Dinant）。不过，隆美尔失望地发现法军已炸毁了迪南的公路桥和附近的霍克斯（Houx）的铁路桥，如何才能完成最具挑战性的作战任务之一——在敌军眼皮底下强渡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13日晨，隆美尔命令第6摩托化步兵团在霍克斯附近渡河，第7摩托化步兵团则在迪南借助充气皮筏艇强渡，但是，在西岸法军的炮火和机枪火力压制下，两部的渡河行动均告失败。在第6团方向，隆美尔命令点燃马斯河谷附近的一些房舍，以便为部队提供一些掩护，而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迪南，发现虽有一个连已在对岸建立了小桥头堡，但死伤不菲，几乎所有的渡河装备都毁于炮火，无法快速增援对岸和继续渡河。隆美尔这时的反应相当敏捷，他把罗森堡（Karl Rothenburg）上校第25装甲团的先头部队和第78装甲炮兵团的部分火炮部属在东岸，集中火力打击法军的炮兵阵地。待收到效果之后，他直接指挥第7团2营再次强渡，他的勇敢、热情和技术能力令官兵深受鼓舞，到下午晚些时候，德军已在马斯河上搭起了一座浮桥，身在西岸桥头堡的隆美尔依然在前后左右地奔忙。这一渡河作战无疑是隆美尔的首次成功，他不仅为各级指挥官提供实际建议，也以个人的率先垂范为官兵们注入了信心，更是在首次大规模作战中向下属宣告——他们的将军的位置就在最前沿。

后世史家们对隆美尔在渡河之战中表现出的活力和决心早已泼墨甚多，但就整个法国战役而言，最能体现隆美尔的性格和领导风格的，可能还是5月16日夜、17日晨突向阿韦讷（Avesnes）的作战。当时，德军总部对于装甲部队将支援步兵远远甩在身后已感到相当紧张，因而试图控制装甲师的推进速度，但隆美尔为避免受限而故意关闭了无线电台。16日夜，他坐在罗森堡上校的指挥坦克上，率领第7装甲师的先头披星戴月地向阿韦讷奔去。在大胆夜袭中，第7装甲师首先捕获了宿营中的法军第5摩托化师，这支法军停放在公路两侧的车辆“就像靶场中的靶子一样”，成为德军坦克恣意碾压和开火的对象。参加过此战的一位德军士兵曾这样回忆道：“我从未见过任何类似于隆美尔推进路线上出现过的那种景象。他的坦克撞见了同一路线上的一个法国师，他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进。沿途接下来的5到6英里里，有多达上百辆的坦克和车辆，它们有的栽进了壕沟，有些燃起了大火，还有许多车辆上横七竖八地躺满死人或伤员。越来越多的脸上写满惊惧的法国人高举着双手从藏身的田野或树丛中走了出来。前方传来我们的坦克炮弹发出的短促尖利的爆炸声，隆美尔亲自指挥着装甲兵们，他和两名参谋就站在装甲指挥车上，帽檐朝后的他正不停地敦促大家继续前进。”[20]

越来越浓的夜色中，隆美尔驱车上前，用手势敦促一群群法军官兵放下武器，就像1917年他在伊松佐河谷时所做的那样。黎明尚未来临，法军第2军已在惊慌失措中基本消失了，曾反攻迪南的法军第1装甲师残部只有3辆坦克逃出绝境，多达5个师的法军遭到重创，除10000人被俘外，还损失了100辆坦克、30辆装甲车和27门大炮。[21]阿韦讷夜袭为第7装甲师赢得了“幽灵之师”的别号——它在隆美尔率领下总是从作战地图上突然消失，而后又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和时刻重新出现。不过，陆军总部里包括参谋总长哈尔德在内的不少高官，并不喜欢看到德军的作战序列中有一个“幽灵”，更为隆美尔时不时地关闭电台或在地图上突然隐身而感到恼火。

5月17日至20日的作战和进军充分展现了隆美尔在精神和身体两方面的强悍，他经常从前沿返回后方寻找滞后的步兵，驱策他们尽速前进，而后又赶回前沿，指挥装甲部队不顾一切地冲刺。5月20日，第25装甲团在夺取了康布雷（Cambrai）后推进到阿拉斯（Arras）南面，隆美尔在这里第一次遭遇了英国远征军，“在以后四年里，每逢和英军交火，他都牢记要尊敬、提防和重视他们。”历史学家欧文（David Irving）曾这样描述隆美尔与英军首次交手时的感受。[22]21日，两个营的英军在70余辆坦克支援下突破了第7装甲师的防线，并重创了其反坦克营，德军反坦克炮无力对付那些缓慢笨拙，但装甲厚重的“马蒂尔达”（Matilda）坦克。在这场所谓的“阿拉斯危机”中，第7装甲师所部开始时曾陷入了混乱，但隆美尔迅速命令已前驱至斯卡尔普（Scarpe）河的第25装甲团主力后撤回援，同时将88毫米高射炮和105毫米野战炮等调来攻击英军坦克（他自己甚至还在每门炮之间跑来跑去指引目标），斯图卡轰炸机编队也适时地在战场上空肆虐，这些措施到21日夜间即将战场态势扭转了过来。不过，第7装甲师出现了包括师长副官在内的400人伤亡，也损失了不少坦克，隆美尔还在事后提交的报告中对英军的实力（尤其是坦克数量）进行了夸大，这些情况不出意外地引起了西线德军高级指挥官们的关注，希特勒更是担忧两翼暴露的装甲部队的安全，因此他严令滞后的步兵师尽快赶上和保护装甲部队。“阿拉斯危机”对高层使用装甲部队的方式和心态无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希特勒做出了装甲部队止步敦刻尔克外围的“致命”决定。

5月27日，隆美尔成为法国战役中首位获颁骑士勋章的师长。几天后，他又作为唯一的师级指挥官与其他将领一起受到元首的接见，希特勒一整天都让他陪伴在侧，这一殊荣自然令他心情大好，更何况希特勒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真切地表示曾担心他的安全。在此期间，鉴于北部战场的重大战事已基本平息，德军进行了大范围重组，准备发起第二阶段的作战，霍特的第15摩托化军也被改隶索姆河沿线的B集团军群，而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被部署在极右翼。6月5日晨，隆美尔所部以持续不断的炮火和机枪火力挫败了法军炸毁索姆河铁路桥的尝试，成功地在阿布维尔和亚眠（Amiens）之间跨越了索姆河。第7装甲师随后开始在大平原上驰骋，虽遭到对手的炮击，法属殖民地部队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隆美尔指示部队绕开堡垒支撑点和主干公路，以长方形的战阵向前推进——装甲营在前方和两侧边行进边开火，其他轮式车辆居中，就像1940年初进行的越野演习那样席卷着战场。8日，隆美尔所部已抵达埃尔伯夫（Elbeuf）附近的塞纳河畔，虽领先所有德军率先抵达塞纳河，但霍特指示隆美尔把进攻鲁昂（Rouen）的任务交给第5装甲师，他的第7装甲师改为向北插向圣瓦莱里（St. Valery）与勒阿弗尔（Le Havre），以切断正向这些港口撤去的英法军队。隆美尔率部以25至40英里的平均时速展开了扑向英吉利海峡的狂奔，到10日时他已带领少许坦克出现在费康（Fecamp）东面的海滨。子夜时分，隆美尔率领第25装甲团扑向圣瓦莱里，经过两日激战后夺取了这座港口，包括法军第9军军长艾赫勒尔（Marcel Ihler）、英军第51高地师少将师长福琼在内的数万英法官兵被俘。

隆美尔第7装甲师在法国战役期间的作战路线示意图

摄于1940年5月，隆美尔与顶头上司、第15摩托化军军长霍特在一起。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与第7摩托化步兵团团长俾斯麦（Georg von Bismarck，右一）上校愉快地交谈，中间的军官是俾斯麦的副官里陶（Littau）上尉。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与第25装甲团团长罗森堡上校交换意见。

摄于1940年5月上旬，隆美尔（左一）正在指示装甲兵们拖走一辆阻碍交通的Pz38t捷克造坦克。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坐在8轮装甲指挥车上观察敌情。

摄于1940年6月10日，隆美尔带领第25装甲团的部分坦克在费康（Fecamp）以东约10英里处抵达英吉利海峡海岸。图中的隆美尔正在海边小憩，表情很轻松。

摄于法国战役期间，隆美尔正向下级发号施令。

1940年6月，隆美尔与第25装甲团的军官们在一起。

摄于1940年6月初，克鲁格（前排左一）、隆美尔和希特勒在西线留影。隆美尔已佩戴着5月27日获得的骑士勋章。众将对希特勒的崇拜态度可从这张图中他们的面部表情上略窥一二。

1940年6月19日的法国城市瑟堡。隆美尔身边的英军军官是投降的第51高地师师长福琼（Victor Fortune）将军。

巴黎陷落之后，隆美尔装甲师于16日从塞纳河出发奔向西南，目标直指科坦丁半岛的重要海港瑟堡（Cherbourg），为此他得到了森格尔（Fridolin von Senger und Etterlin）少将的摩托化旅的支援。[23]隆美尔与森格尔所部分居左右两翼，以极高的速度向瑟堡全力推进，前者当日还创下了行军150英里、坦克也未出现损毁的记录，沿途甚至都没有时间接受对手的投降。距瑟堡还有一半路程时，右翼的森格尔摩托化旅在对手的顽强抵抗下放慢了脚步，但隆美尔决定夜间继续前进。19日晨，第7装甲师的先头渗入瑟堡西郊，劝降无果后，隆美尔命令炮兵全面开火，还召唤俯冲轰炸机部队轰炸港口设施。适逢此时，森格尔摩托化旅从瑟堡东面杀入了港口，两面夹击之下，对手很快停止了抵抗，当日下午5时正式签署了投降文件。

瑟堡之战是隆美尔和第7装甲师在法国的最后一次主要作战。6月21日第7装甲师占领了雷恩（Rennes），之后继续南下直扑波尔多，此后的推进用隆美尔的话来说就好似“闪电般地游历法国”。到6月25日德法停战协议正式生效时，隆美尔已推进到距西班牙边境不足200英里处。在历时6周的法国战役中，隆美尔的指挥技艺和个人风格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以自身损毁42辆坦克、近700人阵亡的代价（另有1646人负伤、296人失踪），换得俘敌近10万、缴获450辆以上的坦克，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显赫的战功。借助媒体的宣传报道，隆美尔迅速成为军内闻人和家喻户晓的明星。希特勒自然也是喜不自禁，隆美尔不仅不负其栽培和厚望，还与其他将领的战功一起使元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希特勒已被称为是“所有时代里最伟大的指挥官”和“战略天才”。[24]

隆美尔在法国战役后精心撰写过一份作战报告，通过与其素来交好的希特勒心腹副官施蒙特（Rudolph Schmundt）送达元首手中。希特勒在1940年12月20日给隆美尔的亲笔信中表达了他的满意和祝福。据说隆美尔在这份报告里将其他部队的功劳都据为己有，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了战功被打劫者的强烈抗议，第5装甲师第15装甲团团长施特赖希（Johannes Streich）上校就是其中一个。隆美尔的成功虽使他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在某些同僚那里，嫉妒和憎恶作祟下的话语就不那么动听了。第7装甲师原师长施图姆、第15摩托化军长霍特等都在私下场合不动声色地流露着嫉妒情绪，尤其是隆美尔深得希特勒的宠信更令他们妒火中烧。霍特在机密报告中曾说隆美尔太容易冲动，“要是能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好的战术判断力，他或许是一名军长的适当人选。”[25]但霍特也同时指责隆美尔“对别人在他所赢得的胜利里作出的贡献表现得心胸过于狭窄”。第4集团军指挥官克鲁格对霍特的评论也有同感。1941年时，博克（Fedor von Bock）元帅在与克鲁格闲聊时曾询问后者是否了解“身在非洲的隆美尔”，克鲁格则说：“法国战役中他在我手下担任第7装甲师师长。他是个大胆无畏之人，但也很容易犯错误。”[26]

其实，隆美尔的批评者除了嫉妒其战功以及与希特勒的特殊关系外，还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参谋本部军官团对圈外人的轻视与侮慢。参谋本部军官团是一个高度内敛和排他性极强的精英群体，他们喜欢整洁有序，怀疑任何个人主义倾向，而且总是愿意在良好的沟通和大量的情报基础上研判局势。而隆美尔的方式则是传统参谋军官的对立面，他几乎每天都在打破规则和挑战条令，甚至有意不按参谋本部军官团推崇的方式行事。德国驻意大利军队的代表林特伦将军（Enno von Rintelen）就曾嘲讽隆美尔说：“他根本不是个战略家，他缺乏参谋本部所必需的那些训练，这必然使他陷入一种极为不利的境地。”资格极深的伦德施泰特元帅更曾以轻蔑的口吻说隆美尔“只配当一名师长，不可能比这更高了”。隆美尔当然不是他们那种正统的将军，居高临下且谁都看不起的参谋本部军官团自然不愿看到有人未经传统的精英训练就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但如果都像伦德施泰特的尖刻评论那样，连隆美尔都只配当一个师长，上千万的德军又交给谁来指挥呢？

也许是希特勒听到了一些对隆美尔的不利之辞，为免将后者再置于风头浪尖，他在法国战役结束6个月后才把爱将晋升为中将，隆美尔比参谋本部里的一些靠地图了解战况和发号施令的将军晋升得都晚（颇有才华但缺乏经验的保卢斯少将就是一例）。元首对隆美尔的忠诚和才干深信不疑，当他决定出兵非洲帮助不争气的盟友意大利时，他否决了参谋总长哈尔德提出的指挥官人选丰克（Hans Freiherr von Funck），执意要派隆美尔出使非洲。丰克是一名典型的普鲁士军官，但希特勒觉得他过于悲观，神经不够强韧，而非洲战场的态势要求指挥官采取非传统战术并具有最强的意志力——“德军最大胆的装甲将军将去非洲指挥德国干涉军”，希特勒在致墨索里尼的信中这样宽慰他的盟友。有趣的是，丰克没有去成非洲，却接过了第7装甲师，并在随后将“幽灵之师”打造成一支更精锐的王牌。

1941年2月6日，希特勒在大本营向隆美尔通报了非洲的态势和他的任务，同时也不忘称颂后者是“比任何人都能更快适应非洲战场完全不同条件的唯一人选”。[27]撇开恭维的成分不说，希特勒在这个决策上可谓知人善任，而隆美尔也将在北非的无垠大漠中攀上其个人军旅生涯的顶峰。

潮起潮落的非洲之王：
传奇的诞生

当隆美尔在1941年2月12日踏上北非大地之时，意军已丢失了托布鲁克、班加西（Banghazi）以及进入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的门户阿盖拉（El Agheila），长驱直入400英里的英军俘获了13万意军官兵、1300门大炮和400辆坦克。隆美尔到来时北非无疑处于非常关键的时刻，而他的任务——无论是希特勒、德军参谋本部还是他名义上的上级加里波第（Italo Gariboldi）将军都同意——主要是鼓舞意军的士气，同时防止他们不经苦战就撤至的黎波里。隆美尔开始时的力量非常薄弱，仅有第5轻装甲师的第3搜索侦察营和反坦克营，该师余部还在开往非洲的路上，而第15装甲师甚至要迟至5月末才能抵达。因而，隆美尔在非洲的任务并非进攻，参谋本部也根本没有预先制定计划，提供给隆美尔的作战地图甚至都残缺不全。在北非的头几个星期里，隆美尔整天乘坐侦察机观察和研究地形，构想装甲部队的可能部署方向，对非洲战场的态势和战术有了迅速的认识。他的任务不是进攻，但是他是一个攻击性十足的将军，他以前就违背过命令，还因之获得了勋章。这次，他依然打定了主意要发动进攻。

摄于1941年2月，抵达的黎波里的当日，隆美尔正在他名义上的上级加里波第将军（隆美尔右侧者）陪同下与意大利军官见面。

摄于1941年2月，抵达的黎波里的当日，隆美尔与加里波第检阅先期抵达北非的德军。

1941年3月20日，希特勒将第10枚橡叶骑士勋章授予爱将隆美尔。4天后，隆美尔在北非发起了试探性进攻，并将进攻规模迅速扩大。

摄于1941年2月下旬或3月初，隆美尔（图中最右侧）在的黎波里码头观看坦克卸载。尽管任务和兵力都不允许他主动进攻，但是他显然已在心里盘算如何进攻了。

具体拍摄时间不详，隆美尔与特别赏识他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一起。

摄于1941年上半年，非洲军军长隆美尔正在座车上就餐。

摄于1941年上半年，隆美尔准备驾驶侦察飞机对前线进行侦察。

摄于1941年3月，隆美尔在他的首辆指挥车旁。他曾坐着这辆BMW轿车侦察过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地形。

1941年上半年时的隆美尔中将。他佩戴的是橡叶骑士勋章和“蓝色马克斯”战功勋章。

另一张摄于1941年上半年的侧面肖像照。

3月19日，隆美尔因法国战役中的战功被授予第10枚橡叶骑士勋章。回到北非之后，他在24日即以第3搜索侦察营向阿盖拉发起了试探性进攻，结果英军不战而退。3月31日，他又向利比亚的阿吉达比亚（Agedabia）展开了攻势，这次英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隆美尔在海岸公路以北的沙丘间找到了通路，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英军侧翼发起了突袭。当夜，隆美尔收到来自罗马和柏林的“不得轻举妄动”的电文，但是，当第5轻装甲师师长施特赖希少将（法国战役中与隆美尔争抢战功的第5装甲师第15装甲团团长）次日侦察到英军正在撤退时，隆美尔立即把命令抛在一边，指挥部队开始追击。4月2日下午，阿吉达比亚落入德军之手，英军第5皇家坦克团遭受重创。虽然都是小规模交手，但隆美尔的行动无疑打开了英军在昔兰尼加（Cyrenaica）的整条防线，他已下定决心要把所谓的“侦察作战”演变成一次真正的进攻：他的左翼是意大利“布雷西亚”（Brescia）步兵师和第3搜索侦察营，任务是骚扰英军的撤退；右翼是第5轻装甲师一部和意大利“白羊座”（Ariete）装甲师的搜索侦察营，负责在开阔的沙漠中进行大范围机动，最后在海岸公路沿线的德尔纳切断英军的退路；中路则是装甲部队，包括第5装甲团以及第5轻装甲师和“白羊座”装甲师的其余部队，任务是夺取英军的两处巨大的物资补给基地。尽管施特赖希少将和意大利上司均强烈表示反对，但嗅到了机会的隆美尔不为所动。班加西和德尔纳分别在4月4日和7日被攻克，一个星期内昔兰尼加英军的指挥体系和防线就完全崩盘了。到11日时隆美尔包围了托布鲁克，其先头甚至已抵达埃及边境的塞卢姆（Sollum）。不到两个星期推进600英里固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隆美尔在追击过程中并未取得实质性的围歼战胜利，攻打托布鲁克的作战也彻底失败了，甚至还折了一员大将——先行赶到非洲的第15装甲师师长普利特维茨（Heinrich von Prittwitz）少将被守军澳大利亚第9师的炮弹直接炸死。4月30日，隆美尔发起了第2次托布鲁克攻势。在大本营赶来督战的副参谋总长保卢斯建议下，隆美尔将进攻范围缩小了许多，但还是无功而返。隆美尔以主动性和少许兵力在困难的大漠里取得了初步战功，但他的自作主张和一意孤行也惹恼了陆军高层，哈尔德在日记中曾写道：“……我从军官报告和个人通信中读到的所有评论都表明隆美尔根本不称职。他一整天都在命令散于各处的部队进攻，或进行侦察作战，部队就这样一点点被消耗殆尽。他对部队的部署使用或作战价值缺乏通盘的了解。”[28]

1941年6月，尽管还是未能攻克托布鲁克，但隆美尔派往埃及边境的机动战斗群夺取了海尔法亚关口（Halfaya Pass），就像英军固守着托布鲁克一样，隆美尔也在海尔法亚关口积极布防，除要求部队深挖战壕和布雷外，他还将88毫米高射炮改成平射坦克的反坦克炮——有后人曾称这是北非战场的德军最有价值、对英军堪称灾难的一大创新。隆美尔此时拥有第5轻装甲师和第15装甲师，以及意军的2个装甲师和4个步兵师。6月中旬，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Archibald P. Wavell）迫于伦敦的压力匆匆发起了代号“战斧”的反攻作战，但隆美尔早有防范，德军对88毫米高射炮的使用收到了极大成功，三天中摧毁了90余辆英军坦克，使“战斧”行动仅持续了三天就以惨败和撤退告终。对北非战场态势极为不满的丘吉尔随即解除了韦维尔的职务，派奥金莱克继任。韦维尔绝非无能之辈，也曾被称为英军最出色的战场指挥官，但他在隆美尔到来之前取得的所有桂冠，都被这个德国人夺了下来并“扔在了沙子里”（丘吉尔语）。

6月22日爆发了苏德战争，虽然隆美尔的参谋们在乐观的情绪中多少掺杂了些悲观的色彩，但他本人依然相信希特勒取得速胜的能力。希特勒的注意力虽集中在东线，但对隆美尔个人的信任和关注丝毫不减。7月1日，他将隆美尔晋升为装甲兵将军，非洲军也被升格为装甲集群，下辖第15装甲师、由第5轻装甲师改建的第21装甲师，以及新建的第90轻步兵师，此外他还有权节制意大利第20军和第21军。不过，这时的隆美尔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相对于东线而言他的北非只是一个次要战场，他在某种程度上还天真地认为“解决俄国问题的关键在北非”（迟至1944年他还就此观点写过详细的研究报告）。直到1941年末、1942年初东线的战事变成了消耗战时，隆美尔才真正意识到北非战场的次要性，以及他获得补给增援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东线战况的事实。

隆美尔念念不忘夺取托布鲁克，但增援补给到达的速度太慢，迫使他将攻势从预期的9月推迟到11月。隆美尔将总攻的日期最后确定在11月21日，但奥金莱克和英军第8集团军指挥官坎宁安（Alan Cunningham）在11月18日突然发起了代号“十字军远征”的反攻作战。坎宁安麾下的第30军下辖数支装甲师和装甲旅，负责进攻隆美尔的南翼，一旦摧毁了德军装甲部队，以步兵师为主的英军第13军将进攻塞卢姆的德意防线，实现突破之后再为托布鲁克解围。英军进攻的当天，隆美尔根本不相信对手发起了大规模攻势，直到次日中午才组织了一个有120辆坦克和炮兵支援的战斗群，令其向贾布尔-萨利赫（Gabr Saleh）推进。19日入夜时分，英军第4装甲旅的两个团倒在了这个战斗群脚下，20日，隆美尔又集中了非洲军几乎所有的装甲力量，在西迪雷泽格（Sidi Rezegh）机场附近伏击了英军第7装甲旅。到22日时，已有上百辆英军坦克在西迪雷泽格机场附近燃烧，第15装甲师还在当日夜幕降临时不经意间端掉了英军第4装甲旅旅部。次日，英军第7装甲旅余部与南非第1师被逼入一个口袋，这两支部队虽在新西兰第6旅帮助下逃出了包围圈，但还是吓坏了第8集团军指挥官坎宁安。坎宁安不仅在指挥和用兵上犯下了诸多错误，还惊慌失措地起草了全面撤入埃及的命令。他手下的两个军长均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在西迪雷泽格之战中隆美尔的装甲部队一样损失不菲，北面第13军的进攻已攻克了从塞卢姆到海尔法亚关口的多数德意防线，现在需要做的是继续进攻，同时托布鲁克守军也要展开突围作战。奥金莱克当时正在坎宁安的指挥部，他支持两位军长的意见。24日，隆美尔确信已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现在需要做的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他集中了所有能搜刮到的车辆，亲自带领第21装甲师开始了虽然著名，但也引发不少争议的“奔向铁丝网防线”的行动。在这一突袭英军深远后方的作战中，隆美尔曾连续夺取了英军第30军、第7装甲师和南非第1师等的指挥部，也收到了在后方制造恐慌的效果，甚至他的止步点距奥金莱克亲任指挥官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坎宁安于11月26日被解职）也仅有区区15英里，但英军的作战部队并未溃败，反而在奥金莱克富有攻击性的领导下展开了反击。隆美尔不在托布鲁克的时候，守军还与赶来救援的新西兰部队建立了联系。

摄于1941年7月初，隆美尔奉召来到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向希特勒报到。此时的他已晋升为装甲兵将军，担任了非洲装甲集群指挥官。

希特勒与首席副官施蒙特上校在狼穴大本营留影。施蒙特与隆美尔素来交好，他在后者与希特勒之间很好地充当了沟通桥梁。

1941年7月号的纳粹党党刊封面上的隆美尔。图片所示为隆美尔在埃及边境上的塞卢姆稍事休息和进餐时的场景。

12月初时，隆美尔面临的局势非常黯淡，补给已即将告罄，非洲军的250辆坦克只剩下40辆还能运转，储存的弹药也即将用完，再加上前阶段的伤亡颇重，隆美尔只得放弃围困托布鲁克，守住埃及边境的打算也同样破灭，最后一直撤到3月底时的出发地阿盖拉才算收住脚步。这是隆美尔一生中的第一次撤退，一次令他感到屈辱愤懑的经历，但他没有丧失信心，也没有在精神和意志上被击垮。隆美尔手下有些将领牢骚满腹，对他的指挥和固执深表不满，参谋本部一些本就轻视他的大员则借机大看笑话，意大利人也对他轻易放弃昔兰尼加全境感到怒火中烧。不过希特勒依然相信隆美尔能逆转局势，他在12月初的一次演讲中还赞扬了隆美尔，在寄给后者的新年贺卡中也表达了对他的信心。当非洲装甲集群参谋长高斯（Alfred Gause）从柏林返回北非时，希特勒曾让他带回来一句话：“告诉隆美尔，我仰慕他。”

1942年1月，非洲装甲集群升格为非洲装甲集团军。除希特勒以外，大概没有几个人相信，新败的隆美尔在得到些许坦克和增援后就能立刻转守为攻。德军第2航空队此时也从东线调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之后很快夺取了制空权，经由地中海运抵隆美尔所部的坦克、弹药和补给越来越多，而英军第8集团军的补给线已长达1000多英里，时刻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隆美尔决定发起一次出敌不意的反攻，为取得最大程度的突然性，他不仅没有通告意军总部，就连德军最高统帅部也被蒙在鼓里，非洲军军部在总攻前5天才接获通知，而师长们更是提前2天才得到口头通知。[29]1月20日，希特勒将第6枚双剑骑士勋章授予给隆美尔，而后者筹划的反攻就在次日夜！反攻开始后，隆美尔命令由第90轻步兵师和第21装甲师部分坦克组成的“马尔克斯（Erich Marcks）战斗群”向英军靠近海岸的右翼推进，非洲军主体则向英军左翼进攻。时任非洲装甲集团军情报参谋的梅林津曾评论说：“这些作战才显示出最佳状态下的隆美尔——敏捷、大胆无畏和执行计划时灵活应变。”[30]由于英军撤退非常快，隆美尔围歼英军第1装甲师的意图只得到部分实现，但非洲军在头五天的战斗中就击毁了近300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近150门大炮，自身仅损失了3辆坦克、阵亡3名军官与11名士兵。1月24日，隆美尔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成为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上将。希特勒的信任与奖赏，无疑为隆美尔这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添上了新的燃料。他决定不顾一切地向班加西进攻，结果又获成功，当他向德尔纳推进时，丘吉尔正在伦敦的下院里紧锁着眉头向议员们演说：“我无法告诉你们眼下昔兰尼加西部前线的局势如何。目前与我们作战的对手是个十分大胆又精通战术之人，如果撇开战争造成的浩劫来说，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31]1月29日，希特勒再次在演说中高度颂扬了“我们的隆美尔上将”。2月6日，隆美尔所部重返扎加拉防线，距托布鲁克的西面也仅有35英里，尽管反攻远未结束，但他的声望再次上升，报章杂志掀起了宣传他的热潮。装甲集团军的官兵对他简直是顶礼膜拜，他们愿意追随他走遍天涯海角。事实证明，这些忠实的官兵恪守着诺言，不管战况何等惨烈、补给多么匮乏、身心多么疲劳，这些以佩戴“非洲军”标志为荣的战士们一直都在无怨无悔地追随他的步伐。

摄于1941年11月末，隆美尔带领属下展开了“奔向铁丝网防线”的行动。虽然大胆无畏，也收到了在英军后方制造混乱的效果，但英军并未出现溃败，反而展开了攻击性十足的反扑。隆美尔于12月初被迫开始撤退，一直撤到1941年3月发起攻势时的出发地为止。

摄于1942年1月20日，希特勒将第6枚双剑骑士勋章授予隆美尔。在东线遭受重创和转入守势的黯淡时刻，隆美尔的北非战场是唯一仍在以进攻取得胜利的战场。到2月6日，他的非洲装甲集团军重返加扎拉防线，同时逼近了托布鲁克。

隆美尔重新夺回昔兰尼加后，交战双方似乎陷入了具有沙漠特点的静态堑壕战——几个月里双方都构筑了战壕、散兵坑、铁丝网和机枪火力网，都在各自的防线背后积极补充弹药油料和物资，英军这边还修筑了一系列堡垒化的“盒子”——每个“盒子”由1个旅把守，周边是全方位的铁丝网、各种反坦克路障和雷场，“盒子”之间则是更多更大的地雷阵。从3月开始，隆美尔就开始构想进攻加扎拉防线和夺取托布鲁克。在拟定的进攻日期5月26日到来前，非洲装甲集团军拥有9万人和561辆坦克，而英军第8集团军则有超过10万人，拥有坦克900余辆，所属各部均完全实现了摩托化。虽然兵力和装备数量的对比不利于隆美尔，但他相信自己的部队在战术意识和即兴发挥能力方面远胜于英军，他需要做的就是精心设计进攻计划，在开阔的大漠中以英军既不适应也不擅长的机动战方式消灭对手。隆美尔的计划可分作两部分：北面的意大利第21军和第10军将在非洲军军长克吕威尔（Ludwig Cruewell）统率下发起佯攻，目标为英军加扎拉防线的中路和右翼，隆美尔曾交代克吕威尔“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灰尘扬得越高越妙”；南面的意大利第20摩托化军和非洲军（合计5个师兵力和几乎所有坦克）则由隆美尔亲自率领，这支装甲巨兽将朝东南方的沙漠腹地推进，绕过英军最南翼的比尔哈凯姆（Bir Hacheim）“盒子”后再旋转向北，以尽速抵达海岸线、合围英军第8集团军为最终目标。

但是，隆美尔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完美的实现，他错误地假设所部能够完全出敌不意地抵达英军后方，而后还能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打击对手。5月26日夜至27日晨，隆美尔装甲大军完成了堪称典范的机动，抵达比尔哈凯姆后旋转向北，做好了由南向北发动进攻的准备。但对手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大批英军坦克也及时出现在战场附近，这无疑令隆美尔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进攻之初就与对手的坦克部队狭路相逢。到27日下午6时，隆美尔被迫承认他的攻势未能获得足够的突然性，而且也低估了其他两个重要方面：一是英军的“盒子”堡垒对于德军补给线路的破坏作用，另一个就是低估了英军装甲师的基本力量。[32]28日时，英军坦克部队一整日里都在进攻德意军队，但英军指挥官过时保守的战术拯救了当日的隆美尔。29日，由于非洲军和第90轻步兵师几乎都用尽了油料和弹药，隆美尔还曾亲自率领少量坦克护送补给车队运来补给。一俟装甲部队能够再次动弹，隆美尔决定在加扎拉防线上砸开一个缺口，拔除英军第150旅驻防的“盒子”，从而使德军拥有一条穿越对手防线的直接补给通道。隆美尔的这个决定曾被后人称为是“战争中最大胆的一次决定”，他把全集团军的反坦克炮都部署在东面严阵以待，而后集中几乎所有的坦克和步兵回过头来向西攻打英军第150旅的防区。到6月1日日终时，隆美尔终于打通了补给交通线，而英军坦克部队在德军的反坦克屏障以东消极地喘息了整整一天。[33]

尽管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来弥补开战之初因过度自信造成的后果，隆美尔集团军还是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非洲军和意军“白羊座”装甲师此刻位于加扎拉防线以东，而其他部队（主要是意军）则基本位于防线以西，即非洲装甲集团军的兵力被英军防线一分为二了。英军也意识到摧毁加扎拉防线以东德意军队的机会就在眼前，但他们似乎从未真正理解集中使用装甲部队的重要性——英军6月5日发起了反攻，但未能投入尚算完整的预备队，结果让隆美尔轻松挫败了自己的攻势，还损失了4000人和200辆坦克。6日，隆美尔更是在突然间转守为攻，使得印度第10旅在错愕之间就被基本歼灭了。10日，隆美尔再次集中优势兵力，在空军支援下向比尔哈凯姆的“盒子”发起了进攻。此处的守军是自由法国第1旅，法国人虽在这里进行了他们在“二战”中最勇敢和坚定的一次防御战，但一个旅的区区几千人是无法抗衡德国非洲军的。南线局势趋稳之后，隆美尔把注意力转向了尚算完整的英军加扎拉防线北段，尤其是阻碍他接近托布鲁克的最重要的两个“盒子”——英军第201禁卫旅把守的“骑士桥”（Knightsbridge），以及更往东的、由印度第29旅防御的“阿戴姆”（El Adem）。11日夜，隆美尔的装甲部队通过机动摸到了阿戴姆附近，他的第15和第21装甲师次日与英军第2、第4和第22装甲旅展开了一场坦克大战，德军击毁击伤了260辆英军坦克，几乎将第8集团军的装甲力量一笔勾销。经此一战，隆美尔在坦克和装甲车的数量上已占据明显优势了。

隆美尔的巅峰之战——加扎拉战役（1942年5月26日至6月14日）示意图。

摄于1942年6月上旬突破了英军加扎拉防线后，隆美尔与意大利将领在交谈。右边第2人是隆美尔的情报参谋军官梅林津少校。

摄于1942年6月的加扎拉-托布鲁克战役期间，隆美尔在自己的名为“悲伤”（GREIF）的装甲指挥车上（SdKfz 250.5）与属下交谈。

摄于1942年6月19日，隆美尔正在近距离观察攻打托布鲁克的进展。

隆美尔与凯塞林元帅（中）在大漠中的某处交谈。1942年6月21日，也即是托布鲁克被攻陷的当日，凯塞林曾专程飞来与隆美尔见面，除祝贺后者的战功外，也提醒他不要忘记了“先取马耳他，再攻埃及的既定战略”。图中右为魏赫霍尔德（Eberhard Weichhold）海军少将，他是德国海军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首席联络官。

摄于1942年6月的托布鲁克战役期间，隆美尔坐在高速前进的装甲指挥车“悲伤”号上。

摄于1942年6月21日，托布鲁克遭到攻陷后的英军车辆和战俘。

摄于1942年6月，图为非洲装甲集团军位于托布鲁克附近的前进指挥部。是从隆美尔的侦察飞机上拍摄的，

摄于1942年6月21日，隆美尔在托布鲁克之战结束后品尝缴获的英军罐头，旁边是副官阿尔丁格（Hermann Aldinger）少尉。隆美尔在托布鲁克不仅俘获了巨大的物资补给基地，还获得了足够供他向埃及推进的1400吨汽油。

到6月14日时，英国人显然已输掉了加扎拉之战，托布鲁克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了。15日，隆美尔在家信中写道：“我们已经赢了这场战斗，敌军正在解体，眼下我们正在清理被围敌军的残部……”此后几日里，他无情地驱逐着疲惫的装甲兵们向东直逼埃及边境——这是一个富含深意的战术运动，既使英军第8集团军余部无法在边境有效地立足和建立新防线，也使托布鲁克的守军误以为此番围城又将像一年前一样疏而不密。就在守军有所松懈、觉得还有时间加强防御时，隆美尔在19日突然命令装甲部队掉头，闪电般返回托布鲁克。20日早晨，第15、第21以及“白羊座”等3个装甲师都在托布鲁克的东南角做好了进攻准备。在托布鲁克守军21日最终投降前，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已迫不及待地向隆美尔转达了希特勒的祝贺。21日中午，德国广播电台播出了隆美尔攻陷托布鲁克、俘敌3万余的消息。加扎拉-托布鲁克战役无疑是隆美尔个人军旅生涯的巅峰之战，与之前的那些传奇色彩浓厚、实际意义颇成疑问的突袭和小胜相比，这是一次真正的大胜，也是他将自己对大范围机动战术的挚爱与真正摧毁对手有机融合起来的一战。他在4周里完成了轴心国首领们的所有要求，夺取托布鲁克的过程中重创了一整个野战集团军，迫使别无选择的对手匆忙撤退，苏伊士运河这个觊觎已久的目标也似乎第一次清晰地展现在轴心国面前。在东线南方战场的夏季攻势即将发起之际，还有什么比隆美尔的胜利更能鼓舞士气和振奋人心？

欣喜若狂的希特勒立即将隆美尔擢升为陆军最年轻的元帅，而后者对元首的提携也充满感激。按照轴心国的计划，托布鲁克易主后隆美尔应停止前进，以便海空军集中力量彻底解决马耳他岛的问题。但是，前一阶段的大胜诱使已站在埃及边境的隆美尔去追求更大的成功——他的目标不仅是苏伊士运河和中东，还有苏联的高加索大油田！隆美尔与凯塞林就先夺马耳他还是径直扑向尼罗河发生了激烈争执。隆美尔认为，虽然非洲装甲集团军在加扎拉之战中元气大伤，但士气高涨，而狼狈逃窜的英军已无斗志，此时正是消灭对手、攻占埃及的最佳时机；而一旦停下数周，英军将会得到喘息之机，随着大批援兵和坦克的开到，饮马尼罗河的良机就会稍纵即逝。风头正健的隆美尔说服了希特勒——其实，元首心中所想的是，若能将英国逐出埃及，这不仅将是一场空前的胜利，失去中东后的英国还有可能被迫回到谈判桌前与德国媾和，而这种理想的局面无疑又将极大地帮助东线。为说服意大利领袖，希特勒还对墨索里尼说：“在人这一生中，胜利之神向你微笑的时刻只有一次。”[34]梅林津战后在评论这一决策时的态度颇为模棱两可，一方面他认为战场指挥官隆美尔的决策不无道理，毕竟离征服尼罗河三角洲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剩勇追穷寇”的做法并无不妥；另一方面他又说，进攻埃及毕竟在阿拉曼遭到了挫败，而且后果也是灾难性的，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本人都“应该”充分认识到马耳他的战略地位及其对地中海战场和隆美尔的重要性。他认为希特勒应在最重要的战略问题上坚守立场，因而在攻克马耳他岛之前不应批准隆美尔扑向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梅林津堪称隆美尔的忠实拥趸，他不忍批评元帅的失误，只得将过失归咎于希特勒无原则地迁就前线将领，就像战后几乎所有将领共同的做法那样——过错都是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而他们这些将军要是没被捆住手脚，或拥有战场处置权的话……

宿命的败退：
从阿拉曼到突尼斯

1942年6月23日夜，非洲装甲集团军分三路开进了埃及，顺利推进了100英里之后，隆美尔在26日做好了进攻马特鲁（Mersa Matruh）的准备。三天后德意军队攻克了马特鲁，除俘敌6000外，还缴获了堆积如山的物资装备和补给品。30日，隆美尔抵近英军阿拉曼防线的西面，他准备像以往一样在推进中冲垮对手的防线，但这次这一战术失灵了。非洲装甲集团军此刻还剩下50余辆坦克能够参战，原有近15000人的装甲师现在只剩下1500至2000人，一周推进300英里的速度甚至使提供支援的空军联队也难以追赶。7月1日，第90轻步兵师在阿拉曼南面进攻时遭到了最猛烈的抵抗，在英军连绵不绝的精准炮火轰击下，久经阵仗的轻步兵师官兵第一次从战场上逃窜而回，即便隆美尔亲自赶到战场，也无法让惊魂难定的官兵们重拾勇气。非洲军的主体在南面的鲁维萨特（Ruweisat）山脊附近发起了主攻，虽取得了局部突破，但损失了35%的坦克。次日，第90轻步兵师整日都处于炮火打击之下，非洲军则在鲁维萨特山脊被英军第1装甲师挡住去路。3日，隆美尔的最后一次攻坚尝试也归于失败，现实告诉他大漠机动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是该掘地为壕、转入防御的时候了。直接指挥英军第8集团军的奥金莱克在阿拉曼防线无疑表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和决心，不过，他虽然阻止了隆美尔向苏伊士运河的推进，但也未能将对手从阿拉曼赶出去，双方算是战成了平手。隆美尔未能将先期的势如破竹转化为决定性胜利，他在家信中也坦承这是自己“经历过的最困难的一段日子”。[35]

摄于1942年夏，隆美尔正信心满满地想象着将英军逐出埃及和中东的前景。

摄于1942年6月底进入埃及之后的进军途中，隆美尔与第21装甲师师长俾斯麦少将在一起。俾斯麦曾是隆美尔第7装甲师的第7摩托化步兵团团长，1942年8月31日身亡。

隆美尔正与下属研究作战地图。

摄于1942年夏秋，隆美尔真正的对手、英军第8集团军新任指挥官蒙哥马利将军。

这张照片摄于1942年9月，隆美尔在离职回国期间其职务由施图姆将军暂代，图为隆美尔与施图姆正在借助地图研判战区态势。

摄于1942年夏秋，英军第8集团军指挥官蒙哥马利（左）正向第22装甲旅旅长交代任务。

中东和北非的英军领导层在8月中旬进行了调整，奥金莱克为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所取代，第8集团军指挥官则变成了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中将。蒙哥马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销毁从阿拉曼撤退的所有计划，告诫部队说这里就是最后的防线，同时也开始积极地训练部队和积聚物资装备。此时，隆美尔所部的元气也略有恢复，除拥有229辆德国坦克和243辆意大利坦克外，还得到了一些步兵增援。由于担心美国援助英军的成百上千辆坦克在9月和10月抵达非洲后会极大地改变双方态势，隆美尔决定在8月底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虽然兵力和装备的数量远逊对手，但这个决定与隆美尔的个性和一贯作风完全吻合，也是他所代表的普鲁士-德国军事传统的真实写照。8月30日夜，“阿拉姆哈尔法山脊”之战打响了，但是隆美尔的攻击集群在英军雷场和炮火困扰下进展非常缓慢，还出现了重大伤亡——第21装甲师师长俾斯麦将军阵亡，非洲军军长内林（Walther Nehring）和第90轻步兵师师长均身负重伤。当非洲军总算杀出雷场，开始向北面的阿拉姆哈尔法山脊推进时，蒙哥马利根据“超级机密”（ULTRA）的情报早已获悉隆美尔的意图，他属下的第44步兵师和第22装甲旅已在山脊一线精心准备了炮兵阵地与反坦克防线。9月1日和2日，非洲军在山脊以南进退维谷，正前方面对英军各种大炮、坦克炮和反坦克炮的射击，头顶上不断地遭到沙漠空军的轰炸，即便到了晚间也被对手的轰炸和袭扰搅得不得安宁。随着油料的耗尽和作战意图的流产，隆美尔只得命令各部分阶段撤退，整个集团军也在6日撤回出发阵地。对于隆美尔的这一主动撤退，不仅官兵无法理解，就连凯塞林和希特勒也觉得他在进攻中撤退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如果说希特勒是从这一刻开始怀疑隆美尔的神经已变得脆弱的话，那么不久他还将发现，他的宠将很快就“被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

长期的大漠作战让隆美尔终于累倒了，除了极度疲劳外，他还身染数种疾病，部队得不到及时、稳定的补给也使他抑郁不堪。隆美尔把装甲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施图姆将军后于9月末启程回国休养。路过罗马面见墨索里尼时，隆美尔说除非得到更多的补给，否则应当撤出非洲。愤怒的“领袖”告诉他，这是一个无需他操心的战略与政治问题！隆美尔在养病期间也第一次向妻子谈起，希特勒荒唐的战略正在使德国输掉战争。

1942年10月23日夜，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酝酿已久的第2次阿拉曼战役打响了。两天后隆美尔急返非洲，对战场进行了巡视后，“灾难即将出现”的印象立即占据了他的身心——对手4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和2个装备了谢尔曼中型坦克的装甲师，正在精心选取的地段啃噬着非洲装甲集团军的防线，德意官兵虽然对隆美尔的回归感到振奋，但在英军不间断的炮轰和24小时空袭面前，他们的抵抗显得是那样的徒劳。当蒙哥马利暂停进攻和部队进行重组时，隆美尔发起了反攻，但只是“成功”用完了油料和弹药，却不能将对手从关键性阵地上驱逐出去。10月29日，隆美尔决心停止徒劳的抵抗，他在发给希特勒的电报中称全线撤退已不可避免，但有意隐瞒了某些部队已在后撤的事实。11月3日，隆美尔集团军已伤亡5万人，损失了400辆坦克和1000门大炮，弹药油料即将告罄，意军更是完全丧失了斗志。就在隆美尔准备全面撤退时，希特勒“不许后撤一步”的命令在当日下午到达——异常震惊的隆美尔后来曾写道：“……自非洲作战以来，我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不过，虽然内心充满矛盾，隆美尔眼下还是在服从命令与保全部队间选择了前者。他暂停了撤退，回过身来又与英军展开了厮杀。4日的局势更加危险困难，英军第1装甲师重创了德军第21装甲师和第15装甲师一部；英军第7装甲师将意大利第20摩托化军冲击得支离破碎，入夜时分该军已基本不复存在；意大利第10军的步兵师也被英军切断（数日后投降）；被隆美尔视作“股肱”的意大利“白羊座”装甲师，也在从南线调往北线的途中撞上了庞大的英军装甲集群，4日下午3点30分左右被对手围歼。隆美尔这时不再犹豫，他决定抛开元首命令，把命运掌握在手中。

摄于1942年9月30日，希特勒向隆美尔颁授元帅权杖的场景。

摄于1942年9月30日，隆美尔在柏林体育场举行的“冬季援助”（Winterhilfswerk）活动中向参会者挥手致意。他身边是最高副统帅凯特尔元帅。

德国《汉堡画报》1942年10月一期的封面故事：希特勒与隆美尔。

11月4日夜，当英军第10军停下来休息、加油和重组时，隆美尔所部悄悄撤离了富卡（Fuka）防线。次日，展开追击的英军第7装甲师和新西兰第2步兵师在富卡南面受阻于雷场，耽搁许久之后才发现这是一处假雷场。由于战场局势不明朗、油料不足、德军后卫部队的阻击以及大雨等一系列原因，英军向塞卢姆和海尔法亚关口的追击也出现了延迟，蒙哥马利一直试图跳到隆美尔身后，但每次尝试都失败了。10日，蒙哥马利命令所部在埃及-利比亚边境暂停追击，以便补充弹药油料和补给。结果，到11日时非洲装甲集团军暂时摆脱了被合围的危险，而蒙哥马利的追击也进入了将轴心国势力逐出昔兰尼加、收复托布鲁克和班加西等要地的第二阶段。在差不多两周的时间里，隆美尔由于缺少油料和作战力量，只能沿着环昔兰尼加突出部的海岸公路撤退，对于自己后路有可能被英军包抄的那条捷径——从迈奇尼（Mechili）经孟沙斯（Msus）直达阿吉达比亚的沙漠小路，苦于兵力不足的隆美尔可谓鞭长莫及。所幸的是，蒙哥马利受够了“沙漠之狐”前阶段摆下的迷魂阵，他不顾上下的一致反对，固执、谨慎地只准许轻装甲车使用沙漠小道。另外，不期而至的大雨也延缓了英军的追击速度，无法出动的沙漠空军不能再像前些日子里那样恣意地折磨对手。猫捉老鼠的游戏在11月24日进入了第三阶段。双方在阿盖拉防线对峙了一段时间，蒙哥马利积聚力量准备大打一场，隆美尔则处心积虑地打算继续瞒天过海。虽然蒙哥马利很清楚对手虚弱到什么程度，但还是在慢条斯理地组织弹药、油料和补给。新西兰步兵师在12月12日至15日间经过大范围机动，总算绕到了德意军队的身后，却发现隆美尔的主体早就撤到了布拉特（Buerat）新防线，即便一度被切断的小股德军后卫也杀出了绝境。最后阶段的追击始于12月14日，但蒙哥马利直到1943年1月13日前都在布拉特附近积聚物资装备，就在他准备就绪时，隆美尔又狡猾地抢先撤离了。德意军队此后基本未受损失地撤离了的黎波里，最后在2月中旬进入突尼斯境内的马雷特防线。

摄于1942年11月，撤退途中的隆美尔装甲集团军余部。

摄于1942年11月，隆美尔与第15装甲师官兵在一起。

摄于1942年11月初，阿拉曼战役的败局已定，隆美尔正在观察敌情，考虑西撤的安排。

摄于1942年10月末、11月初，阿拉曼前线的隆美尔。

摄于1942年11月初，隆美尔收到“不许后撤一步”的命令时显然非常郁闷。他的身后是一些意大利军人。

准备进攻隆美尔的英军坦克部队已经列队待发。

拍摄时间不详，隆美尔站在一辆意大利M-13坦克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

隆美尔的撤退：从阿拉曼至突尼斯（1942年11月至1943年2月）。

摄于1942年10月，隆美尔正向所属各部的指挥官们布置任务。

隆美尔与利比亚总督兼北非意军总司令巴斯蒂科（Ettore Bastico，右一）将军。

尽管拥有海陆空和战略、战术情报等所有方面的绝对优势，蒙哥马利在1942年11月4日后未能再取得任何显著的胜利，隆美尔完成了1000余英里的撤退，装甲集团军余部虽然疲惫不堪，但总算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美军上校麦克费特里奇（Charles D. McFetridge）对这一成功撤退曾感慨地写道：“……非洲装甲集团军能够幸存，很大程度上是拜它自己的名声所赐。它的确虚弱不堪，甚至在关乎生死存亡的这场游戏中都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把隆美尔和他那所剩无几的坦克从整个游戏中完全排除出去也是错误的。他们自己的传奇、大胆和战术技能仍是潜力十足的武器。英军指挥官们踟蹰不前，痴等着他们所预期的隆美尔反击。光是‘隆美尔’和‘阿盖拉’这些名字就足以让第8集团军记忆犹新了……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并不是没有缘由的。”[36]

隆美尔在撤退过程中与希特勒的关系出现了较大的裂痕。1942年11月底，隆美尔曾未获召唤即自行飞往元首大本营，结果希特勒见到他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指责他擅离职守，而当隆美尔建议全面撤出北非时，希特勒更是当众训斥，而隆美尔也不示弱，针锋相对地指出继续驻留北非只会自取灭亡。愤怒的希特勒立即将隆美尔赶出了会议室，其他与会者无不屏住呼吸，困惑地望着这令人震撼的一幕。隆美尔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地快步走出了会议室，虽然希特勒追上他后说了一些道歉的话，但隆美尔的自尊心已受到深深的伤害。戈林断言隆美尔的神经已经脆弱得快要崩溃，希特勒则认定，以前“单靠精神和意志就足以战胜对手”的宠将现在已成为“最大的悲观主义者”。

摄于1943年2月的北非突尼斯桥头堡。隆美尔（左三）正在众人陪同下检视防线。

摄于1943年2月的突尼斯桥头堡，隆美尔正从装甲指挥车上探下身来研究地图。

摄于1943年4月，隆美尔在维也纳新城的家中休养。

最困扰隆美尔的是，当他返回北非指挥部队继续撤退时，发现自己很难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战场上。1943年2月撤入突尼斯桥头堡后，隆美尔发现自己又有了一个新的“对手”——桥头堡北面的第5装甲集团军群指挥官阿尼姆（Hans-Jürgen von Arnim）上将。隆美尔一直有着强烈的主动性、独立性和胜利愿望，也习惯于“有力地，甚至是压迫式地”表达个人意见。他的决定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只不过随着其主张付诸实施了一段时间，上级或改变了想法，或被迫迁就他继续下去而已。但是，这些“惯例”在阿尼姆那里根本行不通。1942年12月从东线来到突尼斯的阿尼姆也是个性很强之人，虽然隆美尔的军衔、地位、声誉和沙漠作战经验皆在自己之上，但他并非隆美尔的下级，也根本不打算被后者牵着鼻子走。隆美尔在2月19日开始的“凯瑟林关隘”之战中，曾以轻微的代价造成美军损失6000人、183辆坦克和200门大炮。他意识到，必须在盟军调来援兵之前继续向西推进，但同时惊讶地发现，本应在突破凯瑟林关隘之后投入的第10装甲师（原属阿尼姆指挥）只有一半的坦克到达，预计同步投入战场的重装甲营甚至根本未露面——阿尼姆以虎式坦克需要维修为由将之扣住不放，第10装甲师的另一半坦克被扣则没有任何借口，勉强调拨过来的那部分的弹药给养等都需由隆美尔自行解决。对此拆台行为，战后曾有德军将领愤愤地指出：“还活在东线经验里的第5装甲集团军指挥官阿尼姆滋生出了一种特别的傲慢。他对隆美尔的态度既不公正，又无助于总体任务的完成。”[37]尽管凯塞林迅速命令阿尼姆移交部队并协助隆美尔，但是扩大凯瑟林隘口的胜利，乃至逆转北非局势的良机已被浪费。由于意识到无法通过简单的协调来缝合隆美尔与阿尼姆之间的认识差别，希特勒在2月23日把非洲装甲集团军升格为非洲集团军群，任命隆美尔担任指挥官，但军事指挥权的统一无疑来得太迟了。即便是这样，隆美尔还是无法振奋精神，对前途的失落感也丝毫不减，依然认为增援和死守突尼斯桥头堡是在浪费德国的人力和物力。此外，他发现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名义上的上级，下属的阿尼姆和意军第1集团军指挥官梅塞（Giovanni Messe）几乎将他架空了，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绕过他，直接向凯塞林和墨索里尼汇报。这更加重了隆美尔的疑心和抑郁，他在突尼斯似乎成了一尊摆设。

1943年3月9日，隆美尔挥别了非洲。他在面见墨索里尼和凯塞林时，再次直言“北非的抵抗已毫无意义，继续留守无异于自杀”。到希特勒那里时，他又力劝放弃北非，把撤回的兵力集中在欧洲防卫上。不出意料的是希特勒把他的话都当作了耳旁风，出乎意料的是，他被授予了武装力量的第6枚、陆军的第1枚钻石骑士最高战功勋章。授勋完成之后，希特勒命令隆美尔休假治病，同时嘱咐他严守秘密，以便让盟军相信他仍在非洲前线。隆美尔回到维也纳新城的家中后，一直都在密切地关注突尼斯桥头堡的战况。一切如他所料，盟军在5月7日攻陷了突尼斯和比塞大（Bizerta），一周之内有近25万德意官兵和16名少将以上的德军将官成为战俘。为保护隆美尔的声誉，更主要的是顾及纳粹政府的颜面，希特勒和戈培尔在突尼斯败局已定时就曾宣布隆美尔因健康原因休假两个月，试图避免将隆美尔与最后的投降扯上干系。在高层眼中，隆美尔这个名字仍然具有价值，戈培尔就坚信“隆美尔那样的军事声誉是不可能随意创造出来、而后又被轻易毁掉的”。

1943年5月12日，德国广播电台播出了名为“奋战非洲27个月”的节目，介绍了隆美尔如何“以其无与伦比的天才，在广袤的非洲大漠与大英帝国独自抗衡27个月”的故事。隆美尔在沙漠战史的扉页上无疑留下了自己的大名：他以真真假假的坦克和伪装阵地愚弄对手；以宽广的雷场为依托构筑的防线成为英军挥之不去的噩梦；他在瓢泼大雨中闪电出击，仅以区区百人即将一整个印度步兵师打得溃不成军；他的士兵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任其驱遣而毫无怨言；他在大漠中将紧追不舍的对手玩弄于股掌之间……

摄于1943年10月，隆美尔与墨索里尼在一起。“失败主义者”隆美尔似乎也变成了一个疲惫虚弱的老人了。

凯塞林在战后的自传中唯一谴责过的德军将领，就是隆美尔。

大西洋壁垒与梦想的幻灭：
隆美尔之死

隆美尔并未被束之高阁，相反他很快在1943年初夏开始忙碌起来。希特勒对墨索里尼政权的稳定性和意军的忠诚度一直不放心，他担心如果盟军入侵意大利造成墨索里尼倒台的话，那么意大利和整个巴尔干都将陆续落入敌手，德国的南大门就会敞开。希特勒任命隆美尔担任驻慕尼黑的B集团军群指挥官，计划交给他8个装甲师和5至6个步兵师，以应付可能突发的意大利政局变化。盟军登陆西西里岛之前，隆美尔曾向希特勒推荐由第14装甲军军长胡贝（Hans-Valentin Hube）统一指挥西西里岛的德军，但戈林力主由空军将领负责，最后隆美尔的意见占了上风，而胡贝也不负众望，以数万德军与40万盟军周旋了整整38天，最后又将部队和重武器成功撤回意大利本土。不过，隆美尔也因此开罪于戈林，再加上几个月里频繁面见元首，引起了包括戈林在内的不少人的嫉妒。事实上，在194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隆美尔都没实际指挥作战，相反，他陷入了与戈林、凯塞林及最高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之间的明争暗斗中。

当墨索里尼政权在1943年7月25日垮台之时，隆美尔一边安抚意军将领，一边外松内紧地命令部队迅速占据意大利北部的关卡和要害地区。曾经龃龉不断的隆美尔和凯塞林现在在意大利分别指挥着北部的B集团军群和南部的C集团军群，两人就盟军可能的登陆地点又产生了争执。凯塞林认为南部登陆的可能性最大，理由是盟军作战必需空军支援，如果在北部登陆，那么西西里岛的盟军空军就鞭长莫及了，但隆美尔坚信盟军不会“傻到先在南方登陆，而后再一路血战杀到北部”，因此他认为最可能的登陆点应在北部的拉斯佩齐亚（La Spezia）。空军的著名战术家里希特霍芬元帅曾在私人日记中批评隆美尔“缺乏全局观念，仅从陆军狭隘的角度出发，无视战略大局。看来隆美尔顽固透顶，只知道从战术角度考虑问题，自非洲战场的补给出现问题以后他似乎有些神经过敏了”。[38]后来的战争进程证明凯塞林的估计是正确的。9月30日，希特勒曾征询隆美尔和凯塞林对意大利战场的看法，前者怀疑能否真的守住南部，但凯塞林自信地表示没有问题。10月晚些时候，凯塞林又向元首汇报说一定能将盟军挡在罗马以南，11月初时希特勒再次询问隆美尔的看法，后者却还在怀疑南线的防御能力。相较于隆美尔，凯塞林被希特勒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和军事乐天派”，而隆美尔先前预言的“意大利很快将垮掉”、“盟军将在北部登陆”等都未实现，这时希特勒不再犹豫，11月6日正式任命凯塞林出任意大利战场总司令，隆美尔集团军群所属部队被全数划归凯塞林指挥。隆美尔对此无话可说，只是坚信是戈林和空军将领（暗指凯塞林）在背后捣鬼作乱。

希特勒并不打算闲置隆美尔，他要求后者去巡视丹麦、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海岸防御带，即所谓的“大西洋壁垒”，以及研究如何反制获得登陆立足点的敌军等重大问题。希特勒之所以选择他，大约是因为他是高级将领中与英美作战经验丰富的少数将领之一，对手既熟悉他又敬畏他，另外希特勒多少还想安慰一下失去意大利战场总司令职位的隆美尔。12月初开始，隆美尔以常人难以企及的热情和能量检视了几乎所有防御工事，像台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运转着。到1944年5月20日，隆美尔指挥属下在不到5个月里就新敷设了419万颗地雷，是西线德军过去3年里埋设地雷总数的2倍还多；他还命人构筑了51.7万个近海路障，包括防滑翔着陆的粗大木桩、诡雷和四面体，防坦克的钢铁路障与陷阱，当然还有成千上万的地堡、支撑点和机枪火力网，以及他在北非时就常使用的假阵地。西线的工作似乎颇合隆美尔的心意，1943年时的抑郁和消沉似乎一扫而光，希特勒也对他的工作表示嘉许——隆美尔在家信中曾表示：“元首相信我，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了。”

1944年1月，隆美尔的B集团军群下辖扎尔穆特（Hans von Salmuth）的第15集团军和多尔曼（Friedrich Dollmann）的第7集团军，合计有24个步兵师和5个空军野战师，暂时没有任何装甲师，防守区域从荷兰延伸到法国布列塔尼半岛的南面。虽不确定盟军的登陆地点，但隆美尔坚信，挫败盟军抢滩行动的唯一希望就是在海岸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对手，一旦盟军冲出登陆场并连成一体，那么他们就将像出笼猛虎一样无法收拾。为此，他力主采取线性防御而非纵深布防，建议将装甲部队拆分部署在靠近前线的堡垒地区，如此一来，等盟军的行动一开始，装甲部队就能迅速赶到一线，而不致饱受轰炸之苦。隆美尔还主张以静态堑壕战而不是机动战来应对盟军，应把重点放在固守而不是试图围歼对手上。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虽也认为盟军的海空优势已大到无法阻止的程度，但最好还是将装甲部队集中部署在巴黎附近的战略后方，待盟军登陆地点和意图明确无误后，再以灵活的装甲反击战切断登陆场中的盟军。隆美尔相信西线总司令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因为盟军的空中打击能力将使装甲部队开赴前线的过程困难重重，甚至等不到参战就会损失殆尽。装甲兵总监古德里安和西线装甲集群指挥官施韦彭堡都支持伦德施泰特，而希特勒一直没有明确指示，但被施韦彭堡称为“半心半意地支持隆美尔”。古德里安在1949年8月写给施韦彭堡的一封私人通信中曾详细回顾过这一过程：“通过1944年3月在希特勒总部参加的作战会议，我了解到摩托化预备队在法国前线的部署情况，特别是隆美尔集团军群的部署更靠近大西洋的情况。我认为这种方案剥夺了摩托化预备队的机动性，也使我们失去了唯一能集中力量发起迅速反击的可能性。因此，我找机会把意见陈述给希特勒，并请他出面干预。希特勒却说，他不想做出与隆美尔的意见相左的任何决定，除非他进行过实地考察。他让我借着去西线巡视的机会拜访一下隆美尔，再与后者好好讨论一下。希特勒说他将根据我的考察和会谈结果做出最后的决定。4月20日，我在你（施韦彭堡）等的陪伴下到拉罗什居永（La Roche Guyon）面见隆美尔……我问他为何把摩托化部队都部署在靠近海岸的地区，一旦盟军入侵发生在别处，那么它们都将爱莫能助。隆美尔强调说，盟军登陆只可能发生在斯海尔德（Schelde）河与索姆河间的区域，因为这是英格兰至欧洲大陆距离最短的地段，（一旦盟军登陆开始）摩托化部队的所有运动都将陷于瘫痪，即便在晚上也没有可能；这是他从非洲获得的主要经验教训。我表示反对，但无法说服隆美尔，我远不能赞同他的意见……我随后又与伦德施泰特见了一面，他赞同我们（古德里安和施韦彭堡）对部署和使用摩托化预备队的观点，但未能到最高统帅部那里据理力争。5月初时我向希特勒做了汇报，再次请求他命令隆美尔改变部署和使用摩托化部队的方式。希特勒这时说道，‘我不愿反对统兵元帅的意见，所以我应避免干涉’……人们不应该因为隆美尔身上的光环就错误地阐释历史。我非常尊敬隆美尔，也没有任何理由贬低他的声誉。但是，承认隆美尔也会犯错并没有什么不对的。我们大家都是人……”[39]

摄于1944年1月，B集团军群指挥官隆美尔与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在借助地图研判盟军的可能登陆地点。

摄于1944年初，隆美尔搭乘海军巡逻艇视察他极力经营的大西洋壁垒时的情形。

摄于1944年2月，隆美尔视察大西洋壁垒位于加莱“白鼻角”（Cape Blanc Nez）的一段。

摄于1944年2月，隆美尔视察“固若金汤”的大西洋壁垒。

摄于1944年4月，古德里安当月代表希特勒对西线进行了巡视，图为他在枫丹白露的西线总司令部里与伦德施泰特交谈。

摄于1944年2月10日，隆美尔视察第159预备师第950步兵团（所谓的“印度团”）时的情形。隆美尔身后的将官是该师师长迈尔-拉宾根（Hermann Meyer-Rabingen）少将，其右侧是第950步兵团团长克拉佩（Kurt Krappe）中校。

摄于1944年3月19日，这张罕见的照片反映的是元帅们向希特勒再次宣誓效忠时的场景。左一为伦德施泰特，左二为隆美尔。

摄于1944年5月，隆美尔正与手下诸将讨论大西洋壁垒的防御问题。

1944年5月，隆美尔巡视法国西南部的海岸防线。

摄于1944年5月，隆美尔（手执权杖者）视察JG-26联队第3大队时。隆美尔右边身材粗壮者为JG-26联队长普里勒上校，普里勒右边的军官是第3大队大队长米图希（Klaus Mietusch）少校。

摄于1944年6月初，盟军诺曼底登陆发起之时，隆美尔正在家中为妻子庆贺50岁生日。

摄于1944年6月，B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拉罗什居永，从左至右依次为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布鲁门特里特中将、B集团军群参谋长施派德尔少将、隆美尔元帅和伦德施泰特元帅。

希特勒并非自己所称的那样“避免干涉统兵元帅”，他最后拿出了一个调和方案：第2、第21和第116装甲师分配给隆美尔；第9和第11装甲师及党卫军第2装甲师交给新近激活的G集团军群；党卫军第1和第12装甲师、第17装甲掷弹兵师和国防军装甲教导师则留在施韦彭堡的西线装甲集群。[40]当然，这个折中方案令意见相左的前线将领们都无法满意，隆美尔还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装甲力量来执行自己的防御计划，而伦德施泰特的装甲预备队又失去了6个装甲师。隆美尔把能支配的绝大多数兵力都部署在接近海岸的地区，他相信盟军最有可能进攻的地段是在第15集团军防区。希特勒诡异的直觉告诉他盟军有可能在诺曼底登陆，但几乎所有将领都认为加莱才是最大嫌疑。希特勒摇摆不定，最后在一干助手的捣鼓下放弃了自己的直觉。

摄于1944年6月，隆美尔是在考虑如何将盟军赶到海里去，还是正在遐想与西方媾和的方式和条件？

摄于1944年6月，诺曼底地区的一处铁路枢纽被盟军炸得体无完肤。

摄于1944年6月，隆美尔等正躲在树下观察天空中的盟军轰炸机。

摄于1944年6月，隆美尔与迪特里希在野外交谈时留下的镜头。

1944年6月至7月间，隆美尔曾数次面见希特勒，陈述对战局的看法，也要求获得战场自主权。这张图片应是摄于其中的一次觐见期间，中为凯特尔。

摄于1944年7月，隆美尔与第7集团军新任指挥官、武装党卫军上将豪塞尔（Paul Hausser）。第7集团军原指挥官多尔曼于6月28日死于心脏病发作（也有人说他是自杀，因为瑟堡失守后他将被送上军事法庭）。

1944年6月6日，当几千艘盟军战舰和登陆船只冒着恶劣的气候突然出现在诺曼底海岸之时，隆美尔正在国内为妻子庆贺生日，登陆开始近4个小时后，他才得到了消息——对于自己未能在第一时刻指挥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战役，据说隆美尔曾懊恼地感慨道：“我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啊！”[41]此后发生的战事早已为诸多史家详细记载。德军的装甲反击不是一再延迟，就是投入兵力不足，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盟军空军和舰载火炮的轰炸使德军装甲师损失惨重、步履艰难。6月11日，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都认定已无法守住诺曼底，两人分头给最高统帅部发电阐明形势，而希特勒的答复是不顾一切地守住，同时告知已令党卫军第2装甲军从东线赶来，还将从本土和北欧抽调几个步兵师。对于每时每刻饱受轰炸之苦的诺曼底德军来说，这些允诺无异于画饼充饥。6月17日，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到苏瓦松（Soisson）面见希特勒时，请求给予战场自主权，尤其是要求有权调动装甲力量。毫无意外，两位元帅各回总部时，除了带回一通训斥和空洞的许诺外，依然是两手空空。此时的隆美尔虽对守住诺曼底不抱希望，但仍竭尽全力，还使用了一种既显气急败坏又颇符合其个性的战术——在奥恩（Orne）地区以步兵拖住正面之敌，同时将有限的装甲部队部署在两翼，随后步兵故意撤退，诱使英军进入张网以待的陷阱，从而在盟军舰载火炮射程之外解决对手。6月29日，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再次面见元首，要求获得战场自主权并改行弹性防御，而希特勒不但不予批准，反而大谈他的秘密武器将如何改变战争走向。不堪重负的伦德施泰特提出辞职，希特勒7月1日即派克鲁格接任西线总司令，同时由埃博巴赫（Heinrich Eberbach）接替因伤无法视事的施韦彭堡担任西线装甲集群指挥官。出乎隆美尔意料的是，他这个“最大的悲观主义者”却平安无事。克鲁格初到时脸上还带着东线将领常见的趾高气扬的神情和毫无来由的乐观，但没过几日，他就被眼前糜烂的态势所震惊，因之很快变得现实起来，也完全同意隆美尔的看法，尽管希特勒之前曾就隆美尔的悲观和抗命警告过他。

摄于1944年10月，隆美尔位于赫尔林根的家已处于盖世太保的全面监控之下。

摄于1944年10月，这差不多是隆美尔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他正在蒂宾根（Tübingen，习惯称为“图宾根”）与给自己看病的医生话别。

摄于1944年10月，隆美尔的遗容。当然，中毒而死的所有体征和迹象均被抹去了。

后世的史家们曾详尽地讨论过盟军登陆成功的胜因和德军防御失利的败因，施韦彭堡将军战后的一番见解可谓“不凡”：“隆美尔的缺乏战略修养，隆美尔相信仅凭三流步兵师就能阻止盟军进攻的一厢情愿，隆美尔把装甲师摆在海边这种奢侈危险的做法，所有这些因素在令人困惑的命令下共同发挥作用，造成诺曼底之战的结果不仅无法避免，而且也堪称顺理成章。”[42]把诺曼底之战的失利几乎一股脑地归咎于隆美尔，也可算得上是最缺乏公正心的评语了。隆美尔的军事生涯很快在7月17日结束了。当日，他在离开西线装甲集群指挥部后被两架英军战斗机盯上。在一个名字巧合得有些离谱的村庄——蒙哥马利圣弗瓦（Ste. Foy de Montgommery），隆美尔的座车遭到扫射，司机受了重伤，汽车失控后撞进壕沟。隆美尔头骨摔裂，多处重伤，但他还是躲过了死神的召唤，并顽强地恢复过来，尽管离他真正的最后一刻已经不远了。

7月20日，也就是隆美尔负伤住院后的第四天，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上校安放在狼穴大本营会议室里的炸弹忠实地爆炸了。希特勒奇迹般地大难不死，但密谋分子们却误认为他已一命呜呼，于是在柏林发动了政变，驻法最高军政长官施蒂尔普纳格尔（Carl-Heinrich von Stülpnagel）将军也在巴黎逮捕了重要的党卫军军官和盖世太保头目。次日，奉命前去柏林报到的施蒂尔普纳格尔预感到形势不妙，在驾车途经凡尔登时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但自杀未获成功，反而在被送入医院后落入盖世太保之手。也许是神志不清，或者是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所致，从他嘴里吐出的“隆美尔”三个字宣告了元帅的死刑。绝大多数与7月20日事件相关的或被怀疑有关的人都被处以极刑，而隆美尔在一段时期内还平安无事，他在医院向前来探视的克鲁格还曾说过：“疯狂！真不可思议，竟对元首下毒手！谁也不会同意这样干。”他在家信中也曾写道：“比我的祸事更严重的是，居然有人妄图谋害元首，这令我极为震惊，感谢上帝，一切总算平安无事。”[43]9月初时，隆美尔至少在名义上还是B集团军群指挥官，但他的参谋长施派德尔被逮捕了，他曾经写信给元首表示抗议并要求放人，当然他不可能收到任何回音了。

10月7日，凯特尔通知隆美尔到柏林讨论日后的工作安排，后者以医嘱不许旅行为由拒绝前往。一星期后，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布格多夫（Wilhelm Burgdorf）和陆军人事局副局长迈泽尔（Ernst Maisel）将军来到隆美尔家，一番谈话之后给他指明了两条道路：要么去柏林受审，被贴上卖国贼的标签并被处死；要么服毒自尽，但可保全名节和家人，还将得到国葬的待遇。隆美尔选择了后者，与妻子和16岁的儿子简单告别之后，心力交瘁的元帅穿戴整齐，手握权杖，步履蹒跚地踏上了来客的轿车。

在秋日艳阳的照耀下，德国军事史上一个令人仰望的高大身影轰然倒下了。

隆美尔到底在7月20日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与密谋分子又有怎样的关系？

1938年8月2日，当国防军奉命集体宣誓效忠希特勒个人时，隆美尔与百万军人一样都把元首视为恢复国家荣誉和军人地位的“卓越领袖”；1944年3月，当希特勒要求他的元帅们再次宣誓效忠时，伦德施泰特、曼施坦因和隆美尔等人也都毫不犹豫地响应。但是，隆美尔并不掩饰自己对前途的失望与悲观，也不回避对高层失误的批评，甚至直面冲突也在所不惜。他从崇拜希特勒的武功和魅力、义无反顾地充当马前卒，到怀疑其政策和军事指挥能力，再到认识到他不顾德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执意要将国家拖入毁灭的深渊，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期。在阿拉曼，一纸“不许后撤一步”的命令使隆美尔开始意识到元首对德国军人和国家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到诺曼底时，他与希特勒及其身边人的紧张关系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与不信任。从阿拉曼到诺曼底，隆美尔从一个军事上聪颖、政治上幼稚的简单战士，似乎变成了一个为避免国家毁灭而宁愿背叛誓言、牺牲自己所有荣誉乃至生命的人。

空军中校霍法克（Caesar von Hofacker）在隆美尔之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家庭出身显赫的霍法克与施陶芬贝格上校是表兄弟，1944年12月20日被纳粹政府绞死。

隆美尔与他的参谋长施派德尔。

历史学家格利茨（Walter Goerlitz）在其名著《德国参谋本部史》中曾指出：“尽管参谋本部轻视隆美尔这个圈外人，但不争的事实依然是，拜国家社会主义宣传所赐，自在非洲胜利的日子起，隆美尔就是所有德军指挥官中最负盛名的。”[44]从某种角度来看，隆美尔的不归之途似乎也是拜自己的盛名所累。他是国人心目中战无不胜的英雄，即使突尼斯的惨败也被操纵描绘成与他毫无干系。他在公开活动与私人生活中没有任何污点，没有战争罪行，只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对手英国人对他敬畏、忌惮，又欣赏他的战场骑士风范。恐怕没有比隆美尔更适合出任军事首脑的人选了，至少密谋分子群体早就注意到了德国人和英国人对他的认可。除掉希特勒后，谁才是政府首脑最合适的继任者？密谋分子群体的灵魂人物——前参谋总长贝克（Ludwig Beck）上将和莱比锡市市长格德勒（Carl Goerdeler）都认定隆美尔是这个人选。驻罗马的德国空军将领波尔（Max Ritter von Pohl）曾写道“……（除去希特勒的）任务只能在隆美尔或有类似名望的人领导下，通过武装力量的密切合作才能完成。”[45]有人曾说，不管隆美尔喜不喜欢，他都将不可避免地被密谋团体拖下水。密谋分子们至少认为，如果能争取隆美尔入伙，不仅可在国内赢得更多支持，还有可能与英美单独媾和，甚至于经由隆美尔说服英美盟军与德军并肩向苏军开战！

1944年初，隆美尔在巡视大西洋壁垒的过程中动摇了挡住盟军登陆的信念。恰恰在这个时候，隆美尔“一战”时的老战友、乌尔姆市市长施特勒林（Karl Strölin）来到家中拜访，隆美尔对前景的悲观使密谋团体核心成员之一的施特勒林感觉有机可乘，他向隆美尔指出：“你是唯一能阻止德国发生内战的人，你必须在这一运动中留下自己的名字。”隆美尔大约说过一些“我相信拯救德国是我的职责”之类的模棱两可的话。施特勒林将隆美尔的回复作为积极信号通报给了格德勒。密谋团体进一步试探和动员隆美尔的活动随后加紧进行。3月，驻比利时最高军事长官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二战”前曾任蒋介石政府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借共进晚餐之机曾试探隆美尔对希特勒的态度。事后，法肯豪森觉得自己并未得出“可把隆美尔列入与事者名单”的印象。4月，施派德尔成为隆美尔的参谋长，当然他也肩负着争取隆美尔的秘密任务。施派德尔很快发现自己必须小心行事，因为隆美尔似乎是一个矛盾人——他既会厉声诅咒高层，同时又对希特勒保有最大程度的尊敬。隆美尔可能在小范围内说过“希特勒的命令真是胡扯、肯定疯了”、“每天都在无意义地浪费生命，需要立刻谋求和平”之类的话，但在其内心深处，他对希特勒的拒绝主要是对其军事才能和指挥水准的拒绝，他所谋求的是避免德国被希特勒拖向毁灭的深渊，因而，他同意的最激进的行动也就是逮捕和审判希特勒——“如果国人了解到希特勒和纳粹的真相，那么人民就会主动拒绝他。”

6月初，密谋团体为仍然不能确认隆美尔的真实立场而开始感到焦虑。贝克认为“还是不能指望隆美尔”，而为了实现“为盟军打开西线大门并谋求和平”的目的，必须得有手握重兵的隆美尔的支持。诺曼底登陆之后，随着战事越来越不利于德军，隆美尔对能否守住西线也是忧虑日重。6月17日面见希特勒时，他指出西线作战已难以为继，需要立即寻找政治上的出路。6月29日再次面见希特勒时，他再次明白无误地坦陈立场，“唯一有意义的军事行动就是把部队撤到塞纳河防线。”当所有这些意见都被驳斥和嘲讽后，伦德施泰特愤而辞职，而隆美尔则觉得必要时必须采取独立行动——尽管“独立行动”这个字眼的真实意蕴可能已永远不得而知。7月9日，施蒂尔普纳格尔派霍法克（Caesar von Hofacker）中校面见隆美尔，试图再次争取后者。霍法克与隆美尔密谈时并未透露任何关于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只是提到了柏林可能会发生骚乱。隆美尔表示同意参与他们与西方国家媾和的行动——这个承诺是致命的，在霍法克看来，他已成功地把隆美尔争取到反希特勒的密谋阵营中来。7月10日，霍法克到达柏林后向贝克汇报说：“行动一旦开始，克鲁格与隆美尔都‘很可能’与贝克合作，克鲁格的条件是必须先干掉希特勒，而隆美尔则反对谋杀，但似乎准备接受贝克的调遣。”[46]后来，霍法克在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下供称，隆美尔曾向密谋团体做过保证，一旦谋杀得手，他将积极支持他们。[47]霍法克的供词十分奇怪，他只咬了隆美尔和克鲁格这两位元帅，而对施派德尔和施蒂尔普纳格尔这两位主谋兼老友则极尽保护之能事。也正是霍法克的供词，才使起初不相信隆美尔会背叛自己的希特勒变得怒不可遏，最后痛下决心将之除去。7月17日车祸前，隆美尔曾到党卫军第1装甲军军长迪特里希的指挥部，了解后者对与盟国停战的反应。迪特里希手下的大将迈尔（Kurt Meyer）当时在场，他战后曾回忆说隆美尔高喊着“必须做点什么了！西线战事已经结束了！”隆美尔问迪特里希，如果他的命令与元首的命令相抵触，那么后者是否愿意听从他的调遣。迪特里希当时握着隆美尔的手说：“元帅阁下，你是我的上级。我只服从你的命令——不管你正在计划什么。”[47]隆美尔的话本就含混，迪特里希的答复更是两可，也许双方所言根本不是一回事。隆美尔在回去的路上对副官曾说：“我已经把迪特里希争取过来了。”随后就出现了隆美尔座车遭英军扫射的一幕。隆美尔在诺曼底想采取有意义的“独立行动”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密谋团体正在紧张地筹划刺杀希特勒的惊天事变。虽然卷入了之前的有关密谋中，但没有证据表明，隆美尔对刺杀事件本身知情或起到过任何主导作用。隆美尔自杀后，希特勒信守了维护其声誉和家人安全的诺言，但死因被说成是视察部队时旧伤复发所致。戈培尔夫妇在发给隆美尔遗孀的唁电中称“表示最深切的悲痛。”希特勒的电报则说：“请接受我对于你失去丈夫这一重大损失的真挚哀悼。隆美尔元帅的名字将永远与北非的英勇战斗联系在一起。”隆美尔的国葬仪式于10月18日在其家乡乌尔姆举行，国防军当天在各地降旗以示哀悼，乌尔姆驻军的两个连以及由海军、空军和武装党卫军官兵组成的一个连担任荣誉卫队，各处赶来的将校们都肃立在乌尔姆市政厅前，军乐队则反复演奏着催人泪下的葬礼进行曲。多位国防军将军为隆美尔扶灵，棺椁上覆盖着一面硕大的纳粹万字旗，旗上放置着他的钢盔和元帅权杖。

摄于1944年10月18日的隆美尔葬礼，护卫队员们准备将棺椁放在一辆老式炮车上。

摄于1944年10月18日，伦德施泰特抵达乌尔姆主持隆美尔国葬典礼时的场景。虽然在悼词中高度颂扬隆美尔的军事才华，但伦德施泰特却在私下里蔑称隆美尔“只配当师长”；也许，在他心目里只有他才是名副其实的元帅，当然，还有一个叫曼施坦因的……

本图摄于1944年10月18日的隆美尔葬礼。

摄于1944年10月18日的隆美尔葬礼，一名军官抱着放有隆美尔战功勋章的黑色丝绒垫从市政厅的灵柩停厝处走出。

摄于1944年10月18日，隆美尔位于赫尔林根公墓里的安息之所。

当乌尔姆市政厅里仍在回响着贝多芬第3交响乐第2乐章之时，刚恢复西线总司令职务的伦德施泰特代表希特勒致悼词。他高度颂扬了隆美尔的军事才华，特别是他在法国与北非的成就。“隆美尔是一个全心属于元首的、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伦德施泰特这样开头，而后面朝棺椁继续说道：“你的英雄主义再次向我们全体诠释了‘战斗直至胜利’这个口号的真正含义。”仪式之后，隆美尔被埋葬在赫尔林根（Herrlingen）的公墓之中。

隆美尔的神话

隆美尔出身平凡，但有不凡的抱负和远大的目标，时刻渴望权力和高官厚禄。他曾向往过陆军总司令的职务，甚至在1944年7月伦德施泰特辞职时，他还误以为希特勒会任命他接任西线总司令。他虽以勇猛过人和足智多谋著称，但经常会自以为是，尤其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以及官爵的提升，他变得固执武断，对同僚和上级的劝告置若罔闻，鲁莽草率和傲慢无礼使他性格中令人讨厌的一面被无限放大，对别人的指责和非议常常神经过敏，而且记仇。虽然在普通德国人心目中他是一尊战神和现代的汉尼拔，虽然战士们崇敬他并愿意为他赴死，虽然对手敬畏他而且到处流传着他的神话，但正是他的内在缺陷使之与将领同僚们的关系普遍紧张，就连与他出身相若的东线将领对他也是既嫉妒又不屑。党卫军将领曾被许多自以为是的国防军将领嗤之以鼻，但就连迪特里希似乎也在背后轻视隆美尔，说他从未在苏联作战过，因而并不是个名副其实的战士：“他知道什么是战争？他只知道不停地被人拍照和出现在德国的报章杂志上。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坐在坦克上挥舞元帅权杖，高呼‘我是非洲之王’。”[48]

迪特里希的论调当然贻笑大方了，不过，隆美尔也的确称不上是战略家（除曼施坦因和因资格极深而勉强算是一个的伦德施泰特外，还有谁能得到普遍自命不凡的将领们的认同？）。希特勒1944年8月时曾说自己把隆美尔看作“一个大胆聪明而又不同凡响的指挥官，但并不认为他是一个能持之以恒的军人”。[49]从某种角度来说，隆美尔取得接二连三的胜利时意气风发、魅力无限，而一经失败，他的勇气和耐心似乎消失得飞快。作为一个缺乏眼光和全盘考虑的军人，隆美尔也像绝大多数同僚一样目光短浅，只重视眼前的作战、战役和所部的利益，“对出于政治或战略考虑所需要但在战术上可能行不通的那些战役却盲目地拒不接受”。[50]比如，1941年初夏，隆美尔对纳粹德国的侵苏战略所知甚少，误以为北非战场是带有全局性的决胜之地，某种程度上导致自己在利比亚将战线拉伸得太长。再如，1942年夏攻克托布鲁克后，隆美尔极力坚持继续扑向埃及，造成了夺取马耳他岛计划的完全取消，客观上为自己几个月后的阿拉曼失利埋下了种子。

另一方面，隆美尔无疑是战争史上最出色的战场指挥官之一。他的早期对手韦维尔1939年时曾在剑桥大学发表过“将军与领军艺术”的演讲，隆美尔战时一直携带着这份演讲稿的德文版，并作了大量眉批和旁注。韦维尔演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样的将军才算是一名“伟大的船长”——如果借用韦维尔演讲的要点来对照隆美尔的表现，可以轻易地发现他就是一名“伟大的船长”。韦维尔认为“伟大的船长”的首要品质就是强韧性，必须能经受战争的震撼与冲击，具备足够的胆量和强悍的身体来抵挡战争对身心造成的重压。韦维尔还认为一个卓越的将军必须具备能承受更大职责的精神与情感能力，必须能长时间地经受起起落落，能承受预期胜利却遭受失败时的巨大压力，并能从容地吞下失败的苦涩。韦维尔自己在北非接受检验时他的缺陷暴露无遗，而隆美尔则表现上乘：不仅身体上强悍无比，神经也足够强韧，能承受政治领袖常常没有道理的压力，而且，韦维尔缺乏的正是隆美尔所擅长的——有足够的勇气和口才向主子清晰地抗议。隆美尔从来不畏惧面见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也总是在高层面前直陈战场态势和应对方略。第三帝国风雨飘摇之际，他直面元首的方式既会让多少同僚胆怯，又会令多少在丘吉尔面前只会唯唯诺诺的英军将领汗颜。隆美尔到非洲前，奥康纳（Richard O’Connor）将军曾将意大利人打得望风而逃，这位将领在达到生涯顶峰时曾对下属说：“经过一场大败和漫长的撤退，而后通过反戈一击又恢复了战场局面，我认为这才算是一个将军的真正成功。”[51]奥康诺无论如何也难以预计到，他的一番自谦之词用来形容1941至1942年初的隆美尔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韦维尔认为，一个伟大的将军必须能幸存于战争，必须能够活得足够长才会在战史上留下印记。总在第一线的隆美尔多次负伤，但总能逃过死神。即便在最致命的事故中，头骨骨裂的隆美尔还是硬挺了过来，令人不得不承认他似乎受到了天的庇护。韦维尔说一个伟大的将军必须对其职业有真正的了解，对官兵有真正的兴趣和理解。隆美尔的专业经验与技能鲜有人能及，巴顿之所以与隆美尔并称，主要是因为他对装甲部队的领导和个人魅力，但在专业知识方面巴顿恐怕也无法与隆美尔相提并论。法国战役中，隆美尔以少将师长之尊跳入河中帮助工兵架桥或清理路障；北非期间，他凭借自己对技术的了解和直觉，创新性地使用了一些战法；他不仅乘坐或亲自驾驶飞机进行侦察，还就如何清理雷场或布雷向工兵们提供建议；当下属们都在大漠中迷失了方向之时，隆美尔更是亲自驾车带队从敌后逃脱。对普通官兵而言，隆美尔就是一个有着各种技术诀窍的“现场大拿”。为什么在失利时他也能赢得普通官兵的信赖与尊敬？这与他是一位真正的行家里手是分不开的。

韦维尔强调说伟大的将军必须懂得士兵，而这是隆美尔最引以为荣的地方，他也始终视自己为士兵们的将军。他虽然对参谋和士兵的要求很高，有时甚至苛刻，但他律己更严，对奢侈享乐毫无兴趣，他呈现在每个人面前的生活方式就是斯巴达式的。士兵们每天看着隆美尔与自己同甘共苦，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前沿，自然而然就会把他视为自己中的一员。牛气冲天的巴顿、刚愎自负得连美国人都受不了的蒙哥马利能做到隆美尔所做的吗？梅林津战后曾说：“隆美尔和他的部队之间存在一种难以剖析的相互理解，这是上帝赐予的礼物。非洲军跟随隆美尔去任何他带他们去的地方，不管他们被驱使得多么严苛，非洲军永远是那三个师组成的同样的非洲军……官兵们知道隆美尔最后一个放过的人就是他自己；他们看到隆美尔就在他们中间，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的领袖’。”[52]有从军经验的人绝不会把这番话当作阿谀奉承，它无疑是普通官兵对指挥官的最高礼赞。

韦维尔对伟大的将军应出现在战场的什么地方也有精论，虽然毫不怀疑将军们在后方的指挥部里也能运筹帷幄和取得重大胜利，但他也指出：“在现代机械化战争中，我们会再次看到将军们几乎总在前沿带领部队，他们也可能从空中进行侦察和指挥。”[53]这些正是隆美尔的风格，他的原则就是“从没有一位海军上将呆在岸上就能赢得作战”。隆美尔是一个信赖侦察、愿意在最前沿领导部队的将军，当然这个做法带给参谋们的并不总是愉快的体验。相比之下，英军将领更愿呆在远离前沿的后方，但他们通常出现决策延误或不能有效地掌握部队。隆美尔对战场有着天生的直觉，似乎总能感觉和嗅出最关键的地段，特别是对手防线的薄弱地段。

韦维尔认为卓越的将领必须重视后勤保障，而这一条似乎是隆美尔得分最低、最常为人诟病的所在。蒙哥马利总是在战役发起前把将所有行政后勤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而隆美尔似乎总是准备接受最低限度的补给，似乎总是在冒险，而其他指挥官在类似的补给状况下无疑会拒绝发起攻势。隆美尔并非不重视后勤保障，但控制船只、港口、运输和补给分配的是意大利人。另外，沙漠战的特点之一就是双方轮流猛攻和推进，一旦攻方的战线拉得过长就会出现补给困难，战线也会显得十分脆弱。后人不应忘记，北非和中东曾是大英帝国的主战场，丘吉尔可以说是举帝国之力保证北非，而对希特勒来说，东线才是兵力和资源最优先的战场，北非只是细枝末节。希特勒曾多次明确告诉隆美尔，不要指望获得更多的增援补给，而且希特勒还总是试图束缚他的攻击性，不像丘吉尔那样不断地敦促他的将军们进攻。隆美尔也许会因补给问题大骂不止或痛恨意大利人，但他从未将其当作不作为的借口，他宁愿赌博般地积极行动，也不愿坐等或死守。另外，隆美尔也在战争中学习，他在北非的后期也越来越重视尽可能多地储备弹药油料。1942年夏的阿拉姆哈尔法之战之所以一推再推，还是因为他需要等待弹药油料，但控制补给的除了意大利人外，还有不肯配合的英国皇家空军与海军。

摄于1959年10月的隆美尔祭日，时任北约中欧地面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施派德尔将军正向隆美尔的坟茔行礼，左为是隆美尔的遗孀。

隆美尔的钻石骑士勋章。

隆美尔的最大弱点在于不善于与盟友意大利人共事。他从“一战”中获得的印象左右了他的一生，他至死都认为意军军官贪图享受、懈怠无能，但士兵们如果得到适当的领导和激励，会像德国人一样勇敢善战。与意大利人的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失去了及时获得充足补给的机会，当然也使他的一些作战功败垂成。

正因为隆美尔的成功出现在北非这个次要战场，他又指挥着比东线将领少得多的部队，以及对手英军是1940年时的手下败将，才使一些德军将领对他是既嫉妒又轻视。当隆美尔在1943年夏旁观着规模巨大的库尔斯克会战时，他或许会想起自己在北非的日子里，从未有机会指挥3个以上的德军装甲师，而莫德尔的第9集团军就拥有3个装甲军和2个步兵军，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更是拥有9个最精锐的装甲师外加3个步兵军！隆美尔肯定会在艳羡的同时，感叹自己从无这种奢侈的机会来证明自己装甲统帅的无双才华。如果他能出现在东线，挥舞着元帅权杖，驱策着庞大的装甲部队，与朱可夫和科涅夫等苏军名将一决高下，那该是怎样的一副图景，他又该取得怎样的战绩与声誉？

隆美尔在普通人心目中的形象经历过大起大落。战争刚一结束，隆美尔的遗孀就急不可耐地发表声明：“我愿再次重申，我的丈夫没有参与过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准备和执行，作为一名战士他拒绝走这条路。我的丈夫从来都向最高层诚实地陈述意见、意图和计划……终其一生他都是一名战士，从来没有成为政客……”[54]隆美尔遗孀的如此表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战后的德国曾有相当一段时间，以刺杀为手段试图颠覆政权的抵抗分子被绝大多数人视为是“叛国者”，是遭人唾弃的“叛徒”。即使普通人了解到了现实和真相，也为纳粹政权屠杀无辜者和犹太人的残暴罪行所震撼，但“在纳粹狂热的年代结束后，德国公众在很长时间里继续维持着对军内抵抗分子的强烈反感”。[55]

隆美尔战后声誉的扶摇直上，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参谋长施派德尔与英国人“合作”的一项杰作。冷战铁幕笼罩欧洲之时，英美等国为应对苏俄这个“共同的敌人”，需要扶持所谓的民主化的西德，为了在一体化的欧洲军队中纳入德国的力量，英美等不得不“调整”纳粹时代国防军的形象——虽然国防军作为帮凶也帮助纳粹政权犯下了血腥罪恶，但其主流是普通官兵为国尽忠职守，因而是西方世界值得尊重的对手。国内外政治环境和舆论风向的变化，令阿登纳的非正式军事顾问施派德尔等前将领深受鼓舞，施派德尔一方面为恢复国防军名誉、拯救曼施坦因等身陷囹圄的将领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也决心把隆美尔变成德国军事传统的积极象征和正面角色榜样——他曾向施韦彭堡透露，自己“打算把隆美尔塑造成德国的民族英雄”。[56]作为“民族英雄”，隆美尔就不得不在施派德尔的笔端下，“与各方军事人物频繁会面，磋商如何与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进行停火谈判，如何动用装甲部队逮捕希特勒……”施派德尔在1949年的个人专著《入侵1944：隆美尔与诺曼底战役》中把隆美尔变成了“抵抗运动的领袖之一”。

施派德尔的著述自1950年起在英国得到了积极的回应，本章开头提到的扬的著作只是一个开端，事实上有关隆美尔的前五种传记都是由英国人完成的。英国人，尤其是参与过北非战事的英军将领，为何会如此关注彼时仍受敌视的德国的一位将领？难道仅仅是因为大漠里的战争不是希特勒以种族灭绝为出发点的滥杀无辜？不，我们只需看一看主流军事历史学家李德•哈特1970年出版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就能明白，以他为代表的英国人眼中的“二战”是在西线决胜的，他对北非战场的关注——一个德军在1941年时仅投入了2个师的战场——远远超过了同期有超过150个德军师参战的东线，他的“二战”史讲述的其实是一个从敦刻尔克撤退拉开帷幕、取道阿拉曼、最后在诺曼底登陆中达到高潮的故事。大英帝国的战场才是世界大战的核心，击败了隆美尔这个最负盛名的对手，才能凸显日不落帝国的强大和光荣！1942年时，英国已被完全逐出欧陆，北非是英军唯一与德军尚在对垒的战场，这里的战争拖得越久，就越凸显英国在盟友中的政治价值和军事重要性。战后，为了让普通人了解英国在击败德国中的“丰功伟绩”，就绝对有必要极大地拔高英国的主战场——北非的重要性，绝对有必要让英军挫败对手的关键人物——而如果把对手的主帅隆美尔描绘成“超人”（或如李德•哈特曾用过的“恺撒”一词）的话，那么英军之前曾被“超人”多次挫败就太正常不过了；既然这个“超人”如此厉害，最后还是在阿拉曼不敌“蒙哥马利子爵”，那么英军战神蒙哥马利的“功夫”又该如何的深不可测啊！

西德联邦国防军在1955年的建立，标志着德国军人声誉的恢复，施派德尔自己也成为新军中军衔最高的两名将军之一，后来还在蒙哥马利及法国将领之后出任过北约中欧地面部队的总司令。隆美尔也在地下静静地享受着世人对其美名的传扬，难道这不是他一生都在追求的吗？1961年11月，在隆美尔早年担任过营长的哥斯拉，时任西德武装力量总监弗奇（Friedrich Foertsch）将军与前上将霍特为纪念隆美尔的牌匾揭开了幕布，前者赞颂隆美尔“是最杰出的战士和伟人，将永远都是我们年轻战士的角色榜样”。[57]霍特只简单地提及体现在隆美尔身上的德国战士的荣誉感，并未涉及后者在抵抗运动中的任何角色。1969年，西德海军的D-187号导弹驱逐舰也被命名为“隆美尔”号。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德国人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方法及立场的变化，对隆美尔的评价也可谓“与时俱进”。2000年时，一位德国新闻记者在著作《传统之失》中，以今人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去裁决往事，得出了“隆美尔实为战争罪犯”的惊人结论。[58]此后，一些新闻界人士和某些政客竭力鼓动将一些第三帝国时期英雄的名字从国防军各处的军营中除去，其中就包括隆美尔和首位钻石骑士勋章得主莫尔德斯。2001年5月，在哥斯拉驻军的军官餐厅里放置了整整40周年的隆美尔纪念牌匾也被移除，理由是这位元帅再好、再为人缅怀，也是“那个犯罪政权的代表人物”。2002年德国播放的一部纪录片曾称隆美尔既是“长期的国家社会主义忠实信徒”，又是“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英雄”。这种论点很有趣，令人不禁想起了朱维毅在《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中提到过的论点：战后有很多德国人在批判纳粹的同时，又很反感军内抵抗纳粹的组织。[59]德国人似乎特别擅长在矛盾心态的支配下反思自己的过去，2005年又有史家提出，隆美尔实际上“既非抵抗运动的英雄”，也非“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徒”，他只是追随希特勒踏入深渊，而自身浑然不觉。或如施韦彭堡在1961年所言，隆美尔不是神，是与你我无异、同样犯错的常人。

也许，只有活在非洲军老兵们日渐淡薄的记忆深处里的隆美尔才是最真实的。在隆美尔战斗过的托布鲁克郊外，有一块纪念他的石碑，它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倒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的非洲军官兵的坟墓。非洲军的幸存者们战后每年都来到这里，在石碑周围填上新的石头并清理渐增的黄沙。对他们来说，隆美尔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当狂风呼啸，天空弥漫着炙热的飞沙走石，沙漠风暴又开始怒号时，或许人们会再次听到一个斯瓦比亚人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吼叫——‘Angreifen!’（进攻）”[60]

[1.] Charles Messenger. Rommel: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Desert Fox.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179.

[2.] Desmond Young. Rommel the Desert Fox. New York, NY:HarperCollins, 1951. Forward by Field Marshal Sir Claude Auchinleck.

[3.] Charles Messenger. Rommel: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Desert Fox. p.vii-x.

[4.] Ralf Georg Reuth. Rommel: The end of a legend. London, UK: Haus Publishing Limited, 2005. p.36-37.

[5.] Ralf Georg Reuth. Rommel: The end of a legend. p.54.

[6.] Colonel Charles D. McFetridge. In Pursuit: Montgomery after El Alamein. Military Review, June 1994. p.54-68.

[7.] General Leo Freiherr Geyr von Schweppengurg. Reflections on the invasion. Part I. Military Review, February 1961. p.2-20.

[8.] Ralf Georg Reuth. Rommel: The end of a legend. p.201.

[9.]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3-14页。

[10.] Desmond Young. Rommel the Desert Fox. p.12.

[11.] Kenneth Macksey. Rommel: Battles and Campaigns. New York, NY: Mayflower Books, 1979. p.10.

[12.] Charles Messenger. Rommel: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Desert Fox. p.6.

[13.] Erwin Rommel. Attacks. Vienna, VA: Athena Press, 1979. 正文中的多处引语均出自隆美尔著作的英译本（未删节版，译者J.R. Driscoll），因出处分散而无法详细列举。

[14.] Dennis Showalter. What made Rommel ROMMEL. Military History, 2011, 27(6), p.26-35.

[15.]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25页。这个中译本将斯奈伯（Walther Schnieber）的实际军衔少尉误译为中尉，他实际是第63“西里西亚”步兵团1营4连的少尉，率部夺取的也是另一座山峰。

[16.] Charles Messenger. Rommel: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Desert Fox. p.25.

[17.] Ronald Lewin. Rommel as military commander. New York, NY: Barns & Nobel Books, 1968. p.9.

[18.] Friedrich-Wilhelm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56. p.52. Ronald Lewin在他的著作中也提到了这一细节，见：Ronald Lewin. Rommel as military commander, p.9.

[19.] General Leo Freiherr Geyr von Schweppengurg. Reflections on the invasion. Part I. Military Review, February 1961. p.2-20.引语在第3至第4页。戴维•欧文在他经典的《隆美尔》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细节，只不过他加上了想象的翅膀；他称施密特是隆美尔在第13步兵团时的团长，这是不正确的，隆美尔在第13步兵团任连长的时间是1921-1929年，施密特到第13步兵团的时间是1934年10月，两者在该团的经历没有交集。戴维•欧文的话语见《隆美尔》，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8页。另可参见英文版：David C. Irving. The trail of the fox. New York, NY: Avon Books, 1978. p.40.

[20.] Karl-Heinz Frieser. The Blitzkrieg Legend: The 1940 Campaign in the West. Annapolis, MD: Navy Institute Press, 2005. p.268-269.

[21.] Ronald Lewin. Rommel as military commander. p.17.

[22.]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72页。

[23.] George Forty. The armies of Rommel. London, UK: Arms and Armour, 1999. p.69.

[24.] Ralf Georg Reuth. Rommel: The end of a legend. p.44.

[25.]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80页。

[26.] General Leo Freiherr Geyr von Schweppengurg. Reflections on the invasion. Part I. Military Review, February 1961. p.2-20. 引语见第7页。

[27.] Ralf Georg Reuth. Rommel: The end of a legend. p.47.

[28.] Franz Halder. The private journal of Generaloberst Franz Halder. Translated by Phillip Willner and others, edited by Arnold Lissance.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1950. Volume 6, p.81.（1941年4月24日）.

[29.] Friedrich-Wilhelm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101.

[30.] Friedrich-Wilhelm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103.

[31.]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215页。

[32.] Christopher Chant, et al. Hitler’s generals and their battles. Secaucus, NJ: Chartwell Books, Inc., 1976.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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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Friedrich-Wilhelm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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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Charles D. McFetridge. In Pursuit: Montgomery after El Alamein. Military Review, June 1994. p.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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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rnelius Ryan. The Longest Day.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Inc., 1959. p.279.

[42.] General Leo Freiherr Geyr von Schweppengurg. Reflections on the invasion. Part I. Military Review, February 1961. p.2-20. 施韦彭堡的话语见第6页，

[43.]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570页。

[44.] Walter Goerlitz. History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New York, NY: Praeger, 1957. p. 456.

[45.] Ronald Lewin. Rommel as military commander. p.231.

[46.] Nicholas Reynolds. Treason was no crime: Ludwig Beck, Chief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London, UK: William Kimber & Co. Limited, 1976. p.246-247.

[47.]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589页。

[48.] Charles Messenger. Hitler’s gladiator. London, UK: Brassey’s Defence Publishers, 1988. p. 132.

[49.]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576页。

[50.]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603页。

[51.] Ronald Lewin. Rommel as military commander. p.239.

[52.] Friedrich-Wilhelm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p.57-58.

[53.] Ronald Lewin. Rommel as military commander. p.243.

[54.] Ralf Georg Reuth. Rommel: The end of a legend. p.211.

[55.] 朱维毅著。《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11月第1版，第220页。

[56.] Ralf Georg Reuth. Rommel: The end of a legend. 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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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朱维毅著。《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第219页。

[60.] 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第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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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Weal, John. Jagdgeschwader 27 ‘Africa’.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3.

100. Weal, John. Jagdgeschwader 52-The Experten.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4.

101. Weal, John. Jagdgeschwader 54 ‘Grünherz’.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4.

102. Weal, John. Jagdgeschwader 51 ‘Mölders’.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103. Weal, John. Jagdgeschwader 53 ‘Pik-As’. London,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7.

104. Williamson, Gordon. 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45. Oxford, UK: Osprey Publishing, 2006.

105. Williamson, Gordon. The Iron Cross: A History, 1813-1957. New York, NY: Blandford Press, 1984.

106. Young, Desmond. Rommel the Desert Fox. New York, NY:HarperCollins, 1951.

中文部分

1．戴维•欧文著，卜珍伟、江山译。隆美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

2．朱维毅著。《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11月第1版。

3．娄嘉仪。非洲之星传奇：二战德国王牌飞行员汉斯•约阿希姆•马尔塞尤。《战争史研究》第3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30-56页。

4．娄嘉仪。非洲之星传奇（终结篇）。《战争史研究》第4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7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