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几何系列（全三册）

[美]托德·G.布赫霍尔茨 [英]丹·琼斯 [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繁荣的代价：富有帝国的衰落与复兴

分裂的王国：约翰、男爵和大宪章

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

版权页

目录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序

引言 有关繁荣的悖论

第一部分 分裂力量

第1章 有关国界、尿布和高尔夫球场的悖论

第2章 蛋糕忧郁症以及有关贸易的悖论

第3章 借贷带来的麻烦

第4章 工作问题

第5章 自拍时代的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和坚毅

第二部分 带头冲锋

第6章 亚历山大大帝及其伟大帝国

第7章 驶向西方的东方快车

第8章 东方能否迎头赶上西方？

第9章 两位无畏的领袖：不找任何借口

尾声 不要变得软弱

致谢

注释

版权页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他17岁时参加美国海军，并随第七舰队出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击败法西斯主义做出了贡献

序

时间：温暖的夏夜

地点：泽西海岸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在后院里一边用力驱赶着腿上的蚊子，一边等着爸爸把汉堡包放到我的纸盘子中。一位邻居冲着爸爸大声说道：“如果尼克松竞选获胜，我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几年之后的一天，另外一个家伙在我们家后院威胁说：“如果卡特竞选获胜，我就移民到加拿大去。”四个夏天过去了，这次换成了一位大学系主任。他问大家：“诸位不会认为罗纳德·里根有任何机会当选总统吧？我正在展望加拿大的生活。”

我猜想，现在加拿大一定是人满为患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些邻居当时只是虚张声势，而心里想的则是喝上一杯迈泰鸡尾酒、威士忌酸酒、莱茵黄金啤酒以及人们在系列剧《广告狂人》和迪斯科舞厅中喝的所有其他饮料。他们的妻子大多是教师和护士，而他们本人大多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人不会放弃国家这艘大船。他们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或者猪排山战役中替战友挡过子弹，因而根本不会在“不合适的”家伙赢得总统大选时选择逃避，撤退到北部雪原加拿大。

今天我也听到了同样的言论。朋友们向我谈起他们在新西兰，甚至在巴拿马所购买的房产。“这只是以防万一。”一位朋友解释说。如果她移民到新西兰，那她跟丈夫就可以像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在任时那样抚养孩子，尽管我们都不曾生活在那个年代。之前我也曾听到过这种虚张声势的言论。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平生第一次怀疑这种言论到底是不是在吓唬人。在2015年一年的时间里，有4200多名美国人宣布放弃他们美国公民的身份。这一数字是几年前的4倍，尽管美国国务院把申请费提高了5倍，增加到了2350美元。诚然，这件事微不足道，并且许多人这样做是为了避税。但是，当有人自愿放弃美国护照以及它所带来的好处时，我们应当感到一丝担忧。纵观整个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美国护照的价值难以估量：1939年，拥有美国护照的柏林犹太人可以避免被抓进集中营；1965年，拥有美国护照的南非索韦托黑人可以避开种族隔离；1979年，拥有美国护照的列宁格勒[1]天主教徒可以避免被关进劳改营。

许多人曾撰文讨论过那些因为贫穷而四分五裂的国家，比如海地、叙利亚、苏丹和索马里。但在我看来，富裕的国家同样可能遭遇分裂。许多这样的国家已经分裂了。诸位，最后一次见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人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的人是什么时候？随着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我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在达到鼎盛之后更有可能分裂。身为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历史研究人员，我曾就政策问题为政府领导人提供过建议，也曾就金融市场的最新变化为亿万富翁的对冲基金经理提供过咨询。但是，如果不了解历史，那就不可能理解金融市场变化或政府政策抉择，因为毕竟现在的世界经济不仅仅是由当前发生的所有事情组成的——它还是由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组成的。在早先的一本经济史著作中，我曾提到过3位思想巨匠，他们都针对经济发展问题发表过意见：卡尔·马克思，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约瑟夫·熊彼特。马克思撰写随笔、小册子和鸿篇巨制，探讨了资本主义制度中固有的矛盾冲突。在20世纪，凯恩斯和熊彼特这两位竞争对手采取的路线截然相反。凯恩斯预测说，经济将会极度发达，到2030年，他的子孙会沐浴在奢华的生活中，无所事事，几乎没有工作的必要。曾经有人写过一本名为“每周工作4小时”的书，但凯恩斯在80年前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他建议自己的后人开始从事园艺工作，在田野里欣赏百合花。熊彼特认为富人的子孙将会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把世界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确，许多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父母都参加过时髦的乡村俱乐部。而今天，与密西西比州牛津市附近的农场工人相比，“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牛津大学更受欢迎。

但是，随着对经济史的深入研究，我对这3位学者都不满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矛盾会“危害”大多数人。凯恩斯和熊彼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的成功会让其受益人无所事事，变得古怪疯狂，或开始谴责抗议。他们这些结论听起来与其说是严谨的分析，倒不如说更像是那些端着白兰地酒杯的大学教授的胡乱揣测。

在本书中，我尝试探寻那些对富裕国家造成分裂威胁的力量。为了达到目的，我将对经济学和史学展开研究，同时也将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动态。有时候，音符要比统计数字更为重要。我将会解释清楚，与关于进口商品价值的所有数据相比，在《蝴蝶夫人》的第二幕中，巧巧桑的高音降B调是如何向我们讲述了有关明治维新更多的故事的。

我曾有幸（或者说也并不算幸运）在近些年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受邀在白宫、华尔街、一些企业的董事会以及学术会议中担任首席专家。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我四处旅行，寻找思路，试图弄清楚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力量。我曾在阿布扎比海滩发表演讲，不料却被焰火和埃米尔的出现打断；我也曾在澳大利亚偏远的卡尔古利演讲过，这里用波纹金属搭建的妓院自1893年淘金热以来一直让矿工们流连忘返；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演讲时，一位神经质般的旅馆老板一直在向我打听51区外星人飞船的事情（由于我曾在白宫工作过，也曾在哈佛当过老师，因此他觉得我参与了这一阴谋）；一位白宫办公厅主任曾对我欢呼过，爱达荷州的州长也曾向我表示感谢，送给我一箱30磅[2]的生土豆。我希望能够与诸位分享我的收获，但这样做的同时我也是诚惶诚恐，虚心向大家学习。

写作本书时我雄心勃勃，但也可能相当愚蠢。然而，这本书或许恰好解释了那些曾叫嚷着威胁要放弃美国公民身份、跑到别的国家的邻居这次可能要付诸行动的原因。同时，这本书也可以告诉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维护和复兴我们的国家。

[1]列宁格勒，即今天的圣彼得堡。——编者注

[2]1磅≈0.454千克。——编者注

引言 有关繁荣的悖论

在影片《卡萨布兰卡》中，海因里希·施特拉塞尔少校邀请里克·布莱恩在美式酒吧同他一起坐下来喝上一杯。

“你是哪国人？”这位纳粹军官问道。

“我是个酒鬼。”

“那里克就是个世界公民了。”法国人雷诺上尉开玩笑说道。

这段诙谐讽刺的对话与当时的情景非常贴切：这座城市在1941年饱受战争蹂躏，到处都是绝望的难民，大家都在盘算着如何伪造身份，获取自由。里克当然是美国人，但他当时要么是醉意醺醺，要么就是非常世故圆滑，不愿向纳粹透露真实身份。对此，谁又能指责他呢？但是，如今生活在相对和平繁荣时代中的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是否有着强烈的感情呢？许多美国人仿佛对其他事物感情更深。如果被问及“你是何许人也”，他们内心可能会说“我是个苹果手机控”，或者说“我是个狂热的橄榄球球迷”，或者可能会说“我只吃无谷蛋白食品，并且以此为荣”。如果一架飞机在跑道上发生侧滑，必须迅速疏散乘客，此刻有多少人会首先带好他们的苹果手机、橄榄球装备或者美味的无谷蛋白松饼，而不是保护好美国国旗呢？“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曾出现过一阵挥舞国旗的浪潮，但之后的民意测验表明，爱国主义热情持续走低，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尽管64%的老年人说他们非常自豪自己是美国人，但只有43%的年轻人认同这一点，并且对近一半的“Y一代”（1984—2000年出生的人）声称“美国梦”已经死亡。其他富裕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趋势。

里克·布莱恩是位“世界公民”，因为他是个“酒鬼”。但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即使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是世界公民。U2乐队主唱博诺声称自己为具有爱尔兰血统而十分自豪，讲话时依然带着爱尔兰口音。但他绕过了都柏林，这样一来他的乐队就可以并入荷兰，从而为音乐版税收入支付较低的税金；罗杰·摩尔（007詹姆斯·邦德的扮演者）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瑞士的别墅或者时尚的摩纳哥；而脸书网的投资人爱德华多·萨瓦林在2012年宣布放弃其美国公民身份后，经常穿梭于巴西、哈佛大学、硅谷和新加坡之间。这些人会很自然地认为他们属于瞬息万变的网络空间，而不属于某条铺着鹅卵石的美国大街——街头的路灯杆上飘扬着国旗，当地的商贩同亚马逊网站展开激烈竞争。不但酒鬼、音乐巨星和演员会有如此想法，所有那些从事国际贸易或计算机软件开发的人也会这么想。

本书既不是要长篇累牍地哀叹爱国主义热情的消减，也不是要指责他们的敌对情绪，更不是要攻击现代经济制度。事实上，它是要引导人们思考有关爱国主义和国家稳定的诸多传统概念。本书针对经济繁荣的国家，诊断其问题、研究其历史，并呈现研究结果。诸位不要感到绝望，因为最终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会提供一份路线图，帮助我们避免国家动荡。在本书尾声部分，我将引入“爱国者”这一新术语，我对这一术语的定义是：那些思想积极、认为热爱自己的国家是件好事的人。西奥多·罗斯福曾经说过：“我们想让孩子们觉得身为美国公民这一件事就可以让他们生活优裕……这并非要让我们对自身的缺点视而不见，而是应当不断地努力纠正错误。”有多少人完全赞同罗斯福关于缺点的阐述呢？我们可以把罗斯福的观点同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位教授的观点进行比较。这名教授开设了一门名为“‘9·11’文学”的课程，称美国不仅仅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还是一个“死亡国家”（Necropower）。他所加的这个希腊语前缀（necro）的意思是“死亡或尸体”。这位教授的意思并不是说美国正在死亡，而是说它通过破坏性行动或其他军事手段，把死亡传播到其他人身上。

事实上，每一个发达国家，从日本到意大利，都面临着类似的经济和文化地雷。本书不仅仅针对美国人。我在撰写本书时，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数百万难民正偷偷爬上火车、汽车，甚至趴在车顶，穿过欧洲边境。他们会成为德国公民吗？或是成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永远沦为难民，成为21世纪被隐藏起来的“隐形人”？或者情况更糟？2014年，英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在过去3年里，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的英国穆斯林人数是参加英国军队人数的2倍。在英国穆斯林学生中，40%的人支持推广伊斯兰教法。我们或许认为法国是个还算统一的国家，但在其早期历史中，法国曾想方设法阻挠诺曼人、布列塔尼人、阿尔萨斯人、加斯科涅人以及萨瓦人等成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后来，夏尔·戴高乐曾感叹道：“有谁能够治理好一个有着246种不同种类奶酪的国家呢？”就像戴高乐对法国所抱怨的那样，美国也不再那么协调一致。我们有上千个电视频道，10亿家网站，3.3亿彼此互不相让的公民。出席微软国家广播公司和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受访者互相攻击，仿佛他们是在参加终极格斗冠军比赛。当所有人都朝着自己的方向发力时，我们就很难让这个国家“团结在国旗周围”。尽管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轻松获得连任，但他从这个国家成年人那里获得的选票不足28%。美国官方的“国树”是橡树，但美国的象征或许应当是分化的碎片。在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这种分化现象甚至更加严重。

许多时事评论员指出，社会分化的罪魁祸首就是新技术的诞生，尤其是互联网的诞生，因为它提供了无尽的选择和分裂。互联网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威胁：它能够让独来独往者成为激进分子，也能够分裂社会。纽约警察局发表的一份白皮书指出，“互联网推动并促成了激进化进程”，吸引意志薄弱者和意志坚强者加入边缘群体。奥巴马前政府官员兼哈佛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警告说：“当意气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常常会产生更为极端的想法，超越他们之前的行为。”同时，新技术也促成了社会分化。想象一下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围拢在客厅里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家用收音机旁，聆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那令人敬畏的声音。甚至连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吉祥物——一个名叫“尼佩尔”的小狗也在侧耳倾听。我们再看一下现如今的家庭生活：每个人都在摆弄自己的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我们都看到过这样的场面：一家人聚在饭店中，表面上看是要聚餐聊天，但实际上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件电子产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电子设备的运算能力远超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与此同时，社会机构开始瓦解，大量城乡报社开始倒闭，其速度大约是每年150家。

很显然，在分裂社会方面，技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全部归咎于技术是最近才有的一种太过草率、贪图方便的说法。在本书前面几章中，我将告诉大家，在历史长河中，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曾遭遇过明显的趋势：分歧，分裂，然后丧失其统一的使命——即使没有无线电子产品的推波助澜。这种混乱解释了国家分崩离析的原因，即使当时他们的经济形势看起来相对稳健。事实上，本书所要展示的是，处于经济繁荣期的国家同处于经济危机的国家一样，都有分裂的可能。我将提出5种关键力量，这些力量常常会在国家取得经济成功后破坏国家稳定，并共同造成繁荣的代价。尽管保罗·肯尼迪的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是部畅销书，其中讲述了许多国家穷兵黩武的故事，但我想要指出的是，国家的腐朽堕落源自国家内部，而不是由于军队跨境四处征战而造成的。最近的一些畅销书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比如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针对的是不平等制度；詹姆斯·A.罗宾逊和德隆·阿西莫格鲁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则重点关注的是努力实现经济繁荣的贫穷国家。但我们必须还要关注那些无力继续发展或停滞不前的“成功”国家。

我还要指出的是，国人之间的分化也是个重要因素：它会诱使人们出现作弊、欺诈行为，让人们更加关注短期利益，忽略长远责任，最终破坏国家经济，危害社会和谐。新闻报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8年《纽约时报》头版新闻报道说，长岛铁路公司的几乎每一位长期雇员在退休时都申请并获得了伤残津贴。随着民族精神的减弱，机会主义就会悄然而至，并出现在各个方面——从房地产市场到招生录取，乃至议员处理国家预算。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前的泡沫年代，购房者和房地产经纪沆瀣一气，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次级房贷，他们没有缴纳任何房款，甚至没有向银行出示任何纳税申报单。但即便这样，银行还是照签不误，因为它们乐于收取高额费用，把风险转嫁到不知名的投资者或纳税人身上。在这场游戏中，所有人都丑态百出。

有人认为当经济相对繁荣时，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稳定。这是一种常见的危险想法。大多数读者，甚至连一些社会学家都认为，经济形势下行会引发犯罪率上升。但是，与收入减少相比，低迷的国民精神以及对未来缺乏信心更容易引发绑架、盗窃和谋杀等犯罪行为。在20世纪30年代，诸多家庭围坐在一起，聆听罗斯福总统令人欣慰的讲话，当时他们感受到的是更强大的凝聚力和互助精神。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犯罪率激增，尽管当时人们的钱包更鼓了，工作也更容易找了。为了阐明相对繁荣的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分裂，我们将回顾历史，研究一下一些强大国家的分裂过程，比如17世纪的中国明朝、18世纪的威尼斯、19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德川幕府，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将看一下那些分裂国家的目标是如何引发投机行为，助长欺诈和盗窃行径，削减储蓄和投资的。我们将看一下这5种引发混乱的力量如何对国家造成威胁，让繁荣付出代价。这些帝国都曾强盛一时，极度繁荣，然而最后却都从内部开始瓦解。在这本书中，我选择的例子跨越不同文化范畴——从儒家文化到伊斯兰文化，再到天主教文化；涵盖不同地理属性——从航海发达的低地到群山环绕的高原地带；并且，当然也跨越数百年的历史长河。本书中的这些故事可以让我们在进行判断时不受具体时间、地点、地区或宗教的限制。

包装泡沫和泡囊

相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能够瓦解传统，破坏民族精神。全球化趋势已经点燃了混沌（熵）的力量。什么是混沌（熵）？当然，这个词出自自然科学，是衡量混乱和不可测性的标准。因此，让我们用自然课上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

假设我们有一块包装泡沫，上面有193个泡囊（这一数量也是联合国成员国的数量），每个泡囊都是独立的，里面装着不同颜色和口味的液体。比方说，其中有加拿大人的枫糖汁，墨西哥人的龙舌兰汁，秘鲁人的雪莲果汁和中国人的蚝油。每个泡囊中的液体保持均衡的密度、色调和口味。现在，我们拿着锋利的飞镖猛戳这些泡囊，里面的液体开始溢出，互相混合在一起。当然，这样做有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件事，因为这些混合物或许突然之间看起来赏心悦目，尝起来美味可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丧失了预测行为的能力。我们一旦戳破这些泡囊，里面的液体就失去了控制，获得了自由，这增加了不确定性。

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些泡囊里面装的不是液体，而是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方说，里面装的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巫术魔法，不同的女权观点，不同的军事行动理念以及对孝敬父母的不同认识。此时，泄露出来并混合到一起的不同思想会引发局势动荡不安。难怪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全球化世界所经历的恐怖主义、宗教狂热行为、国家分裂以及无政府状态要多于“二战”之后到1990年期间的次数。即使暂时把全球化政治搁置不管，只关注经济、金融危机，我们也能够列举出令人震惊的一份经济危机和经济泡沫清单，它们在过去20年里伤及无辜、毁灭家庭：墨西哥破产和救市（1995年）；东亚经济危机（1997年），俄罗斯破产（1998年），互联网股市危机（2000年），阿根廷经济危机（2002年），房地产泡沫危机（2004—2009年），商品期货泡沫危机（2007—2008年），贝尔斯登公司和雷曼兄弟公司引发的世界股市崩盘（2008年），冰岛破产（2009年），葡萄牙、爱尔兰、冰岛、希腊和西班牙经济危机（2009年），塞浦路斯破产（2013年），能源危机（2014—2015年）；中国股市危机（2015年）。所有这些经济泡沫或经济危机都是由混沌的力量引发的。本书前几章将对这些力量展开讨论。

各个国家都在疲于应对，试图理解全球化。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也在努力应对有关国内移民的争论。当这么多背景各异的新来者都在打开行囊的时候，国家又如何能保持稳定并持续发展呢？

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阐述那5种能够毁灭富裕国家的强大力量：（1）下降的出生率；（2）全球化贸易；（3）增加的债务负担；（4）下滑的职业道德；（5）多元文化国家中爱国主义所遭遇的挑战。在第二部分，我将深入研究有关个人和国家的有趣历史个案，这些是在整合千疮百孔的国家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几乎难以摆脱的宿命。在本书结尾，除了其他方面以外，我还有一些过时的做法，要提倡老套的精神。的确，就连“老套”这个词听起来也够老套的了，它会让你想起自己曾祖母手工缝制的被褥，闻起来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不管怎样，顺其自然吧。

卷起的迎宾毯

全球化经济削弱了爱国主义热情。孤注一掷的金融市场鼓励人们拿他人的钱财进行赌博。学校中的溺爱文化消除了逃避兵役者的耻辱感。在美国，类似美国人集体野炊和爱国游行的社会传统被当作古董或极端爱国行为而遭到抛弃。2010年，欢迎新居民的迎宾团体卷起了迎宾毯，解雇了其手下2000名迎宾员。这些迎宾员（后来被称作欢迎代表）过去常常敲开新婚夫妇和新搬来邻居的门，向他们提供邻里间的建议、礼品篮以及当地商铺的优惠券。而如今，欢迎新居民的迎宾团体剩余的员工会把广告信件塞进邮箱，由邮局连同其他五颜六色的垃圾广告一同投递。媒体数量的激增也对民族文化造成分裂。当然，媒体数量增加并不总是坏事。YouTube（视频网站）、网飞公司、脸书网、“阅后即焚”软件（Snapchat）、谷歌以及照片墙（Instagram）激发了巨大的创造力，引发了广阔的言论自由。你可以瞬间了解克罗地亚古城斯普利特的历史、当前天气和交通状况。但是，成立数百万家网络媒体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以往的岁月中，每家只能收看10个频道，电视可以让人们感到更团结。当美国总统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或者里根出现在镜头中的时候，即使你更换频道，也无法摆脱他们的形象，因为国情咨文演说几乎出现在每一个频道中。1970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一位名叫鲍勃·霍普的主持人在圣诞特别节目中吸引了全国将近2/3的观众，即使用1970年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笑话也是乏善可陈。1983年，77%的电视都被调成只能收看一个节目——《陆军野战医院》的最后一季。电视台曾经是统一民众、团结社会的机构。但在过去的20年里，只有超级碗比赛曾跻身收视率最高的20个电视节目榜单。我们急需新的能够统一民众的机构，或者需要重建已有的机构。

但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当今世界同所谓的最伟大的那代人以及他们在生育高峰出生的孩子所面临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如何能够保持社会的统一呢？“一元化时代”已经变成了“多元化时代”。

我将从历史和流行文化之中，不断利用文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例子来阐明主要观点。我们在思考某个现代国家及其人民的时候，脑海中常常浮现出各种隐喻的形象：熔炉、色拉盘以及马赛克，等等。我想让大家近距离仔细研究一幅油画，比如乔治·修拉的点彩派作品《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如果站得离画太近，你所看到的可能只是不同颜色的小点，它们或许很漂亮，但没有意义。然后我们慢慢后退，此时塞纳河畔欢快的场景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你就可以看清楚其中的人物。你看，那是一条狗，这是一艘船，场面十分热闹。现在你意识到，油画中的每一个点都融合在更大的点里面。但是，假如你后退之后看到的还是那些同样的小点，它们根本没有构成图画，你根本无从理解，此时又会怎样呢？我想，在产生分化的国家中，一盘散沙似的人们的工作和兴趣爱好恐怕也不再能够有多大成就。对此，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看法：过去，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潮或许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交替变化。有时我们会看重秩序，尊重法律；有时又会倾向理想主义，对我们的国家抱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你或许认为19世纪末期属于古典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梳着圆髻的严厉女教师会用山胡桃教鞭抽打不听话的顽童。20世纪20年代，打扮时尚的女孩和浪漫分子冲破藩篱，打破了有关时尚和约会的规定。作曲家科尔·波特曾经写过、歌手埃塞尔·默尔曼也曾高声演唱过——在过去的岁月中，“瞥一眼丝袜都会被看作不雅之举”。但如今，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当一个国家开始展现出来的既不是古典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更为现代的混乱趋势，比如表现主义艺术，那此时这个国家该如何继续发展下去呢？或者再比如像抽象主义大师杰克逊·波洛克的某幅作品那样，其中的滴画手法并不连贯？我曾参加过著名演员文森特·普莱斯举办的一次演讲，此人对美术的爱好甚至超过了电影。观众中一位女士抱怨说，她刚刚参观了一次毕加索画展，无法理解其中扭曲的人物形象——脑袋与身体位置发生位移，大腿弯曲、偏离臀部。她对普莱斯说：“画中的那些古巴人看起来可怕极了！”普莱斯哑然失笑。当然，她提到的是立体派艺术，但对于一个其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现了立体主义的国家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确无法彻底了解彼此。或许，那就是美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已经不再崇拜古典主义名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而是开始担忧人类距离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所表现的另一场人间悲剧近在咫尺。

修复与重建

100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50岁。当时几乎没有抗生素，只有低劣粗糙的牙医诊所。然而年轻人十分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在当地的磨坊、工厂、农场或矿场找到工作，养家糊口。如果他们无意中卷入麻烦，他们的邻居或教会就会插手干预，提供食宿，帮他们振作起来。传统“旧经济”模式下的工作已经在逐渐消失，同时消失的还有那种鼓励人们冒险和志存高远的社会精神。受全球化进程影响而不断恶化的混乱局面对社会构成分裂威胁，正如它对德川幕府、威尼斯、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强大国家所构成的威胁。这种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吗？今天，美国和欧洲能否重新修复社会精神呢？在随后的内容中，我将与大家分享历史经验教训，阐明这是可以修复的。我们无法重新像祖辈那样在古老的磨坊或矿场工作，但我们可以接受独特的美国传统，为新时代的繁荣创立新的基础。通过利用神经科学和经济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制定政策，让孩子们变得更聪明、更坚强，更有能力在让人困惑、突出个性的高科技时代开拓进取，获得丰厚的收入，收获更加美满的人生。

亚历山大大帝从埃及征战到土耳其，推翻了当时的苏丹政权；之前的“恐怖分子”把哥斯达黎加改造成了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克利夫兰市的一个少年沉迷于电子游戏，在虚拟世界中地位极高，做了指挥官，但一直努力想要摆脱妈妈放在地下室里的睡椅——我们将沿着这些人的足迹，跨越千山万水展开研究。这将是一场国家的复兴之旅。

第一部分 分裂力量

第1章 有关国界、尿布和高尔夫球场的悖论

富裕国家不喜欢生孩子

美国所拥有的高尔夫球场数量比麦当劳的数量多，但这并不是说与草饲牛肉相比美国人更喜欢修剪整齐的草坪，而是说明那4000万处于退休年龄的在婴儿潮时代（1946—1964年）出生的人正在寻找散步和锻炼的场所。这批人比“X一代”（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出生的人）和Y一代更具影响力，也更有钱。这种趋势并不十分令人不安，但现在我们注意一下下面这则信息：日本零售商所卖出的成人尿布数量多于婴儿尿布数量。这两件事——高尔夫球场和尿布，告诉了诸位所需要知道的有关“第一世界国家”人口统计学的信息。

下面我用7个简单的句子来解释一个复杂的问题：随着国家变得富裕起来，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会降低，人口平均年龄会提升。为了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公民需要有人为他们提供服务，无论是医院中的神经外科医生、饭店中的服务员，还是美甲店里的美甲师。这就需要引入新工人，意味着向更多移民打开国门。新移民会分化国家主流文化，除非该国拥有强大的公民文化机构。因此，这些国家将面临两大问题：（1）相对财富减少；（2）文化结构受损。富裕国家如果不变得文化多元，那它们就无法享受繁荣果实，但如果变成多元文化国家，那它们就要努力贯彻统一的国家目标。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财富和生育率是如何联手分化国家的。

美国故事：宝宝们都去哪儿了？

20世纪60年代，一首伤感的流行民谣唱道：“鲜花都去哪儿了？”彼得·席格的歌词充满哀伤，仿佛在说越南战争以及繁荣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联手为美国男人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他们要么身着军装，在东南亚地区用汽油弹摧毁鲜花盛开的原野；要么戴着安全帽，指挥推土机践踏鲜花盛开的原野，为的是铺设横跨美国牧场的柏油公路。无论哪一种情况，对于无辜的水仙花来说都不是什么好日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鲜花只是一种隐喻。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暗示，“二战”之后的繁荣对孩子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无论从空气污染和核武器威胁来说，还是从体现重商主义的那些数量泛滥的塑料芭比娃娃和风火轮赛车来说，都是如此。演唱此类歌曲的不仅仅有彼得·席格，还有彼得、保罗和玛丽（美国民谣三重唱组合）。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也开始提出警告——“人口爆炸”可能会毁灭我们的星球。生物学家保罗·埃尔利希是位备受赞誉的研究蝴蝶的专家，他曾20次参加约翰尼·卡森的《今夜秀》节目，一直呼吁“人口零增长”，并预测说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会有上亿人饿死。甚至连华特迪士尼公司也参与到行动中来，制作了一部短片，唐老鸭在影片中帮助解释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家庭中孩子太多，那么母亲就会“疲惫不堪，脾气乖戾……而孩子们也会体弱多病，多灾多难”，家庭也“没钱置办现代化生活设备”；影片中随即出现了一台笨重的老式收音机。谢天谢地，埃尔利希关于全球范围大规模饥荒的预言是错误的，世界并没有真的出现粮食短缺问题。

但是，就在埃尔利希和唐老鸭强烈要求节育的同时，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的父母也毅然决定少生孩子，婴儿潮逐渐平息下来。1960年（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刚好批准生产避孕药）之后，美国生育率开始出现长时间的大幅下降，下降比例高达47%。蕾切尔·卡森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到了知更鸟和其他鸣禽的死亡。有人说，这种珍稀鸟类具有神秘功能，能够接生婴儿。

尽管民谣歌手或许能够影响到某些事情，比如手鼓和口琴的销量，但如果把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口数量剧变过多地归因于彼得、保罗和玛丽，那就错了。同样，单纯地把避孕药看作引起人口剧变的原因也是不正确的。更加便捷的生育技术只会让父母更容易进行生育选择，而技术本身并不会做出选择。我将在本章中指出，人口剧变背后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早在美国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前就已经显现出来。我的历史研究结果表明，每当庞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在社会中形成的时候，社会就会产生节育的趋势。比方说，我们会看到古代城邦斯巴达产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人口变化——大约在公元前460年。我们还会看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所产生的同样的变化——时间是19世纪60年代。但是在回顾历史之前，让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趋势，以及这些趋势给现代国家所造成的困局。

在美国，没人曾录制过一首名为“狗和猫都去哪儿了”的歌曲，这是因为流行音乐尽量不以宠物为主题。1953年，歌曲《橱窗里的小狗多少钱》名列美国《公告牌》（Billboard）榜首，并保持了8周之久。之所以没有人录制《狗和猫都去哪儿了》，是因为在过去的55年中，美国人所拥有的宠物数量直线飙升，而婴儿出生率则直线下降。现在美国大约有7550万名儿童，但是有9000万只猫、7500万只狗和1.7亿条淡水观赏鱼。宠物卖场（Petsmart）和宠物超市（Petco）两家的宠物商品销售额高达100亿美元，而最大的儿童商品零售商儿童天地的收益只有18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美国人花在蛇、龟和蜥蜴这些宠物身上的钱。的确，儿童天地现在正同沃尔玛、塔吉特、诺德斯特龙以及其他服装销售公司展开竞争，但是宠物的主人们也从沃尔玛、塔吉特和杂货店购买商品。在距离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我发现了专门经营宠物狗洗浴和宠物美容的商店，其中既有自助模式（DIY），也可以雇用别人，根据客户需要进行洗剪吹，并承诺交还狗狗时它们身上会散发出杧果、椰子或柠檬马鞭草香波的味道。但是要想找人给你的孩子洗头、吹发则要困难许多。2015年，我的狗需要做手术，它的兽医体贴温柔，他是从印度移民来美国的。他把我的狗称为“我的孩子”。我问他这种称呼在他的家乡是否很常见，他说不是的，他是在加利福尼亚郊区学会这种称呼的。此外，这次手术采用了高科技放射技术，名叫“射波刀”——这家动物医院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医院共用这一设备。想必某个人类病人可能不得不等上一天才能做手术，因为当时我的狗正四肢伸展开被固定在手术台上。我并不想讨论谁有优先手术权的问题，只是在观察社会风气的变化——我们对宠物越来越上心，而对孩子则越来越不耐烦。

美国妇女的平均生育率大约是1.89个婴儿，这一数据低于稳定的人口置换率2.1（2.1的置换率把疾病、婴儿死亡以及战争等因素考虑在内）。请注意，这数量偏低的生育率（1.89）出现在代孕、体外受精以及其他不同寻常的生育治疗手段让数百万对无法生育的夫妇可以拥有孩子的时代。每年有6万多名婴儿是在实验室工作人员、注射器和培养皿的帮助下出生的。尽管如此，依然有17%的美国白人女性无法生育。这一数量几乎同20世纪80年代一样多。相比之下，黑人女性的比例是15%，亚洲妇女的比例是13%，西班牙裔妇女的比例是10%。这些无法生育的妇女中的一些人希望能够生儿育女，但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和法律条文的规定，我们能够想象得出，与之前的历史时期相比，现在更多无法生育的妇女将会选择不要孩子。

尽管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整体生育率却在下降，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在生育方面表现得尤其不积极。年收入超过75000美元的美国有孩子的家庭数量不足5.5%，这一比例是年收入不到1万美元家庭的一半。很显然，取得大学学位是一种极佳的避孕手段。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母亲平均每人只有1.6个孩子，比没上过大学的中国妇女平均每人1.54个孩子的数量高不了多少。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2015年之前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在美国许多夫妇在实行他们自己的“独生子女政策”。

为什么育龄期的美国人会选择不要孩子？任何父母都知道，孩子意味着乱七八糟、吵吵闹闹、令人担心，并且花费不菲。宠物狗主人平均每年需要负担378美元的兽医医疗费，养一个孩子每年的医疗费用是990美元。宠物狗单独训练每小时花费50美元，而4年大学教育的花费则超过25万美元。除却经济负担，即使是愤怒到极点的八哥也不会尖叫着说“我希望没有被生下来”，并“砰”的一声甩上房门。当然，孩子也会带给我们充满爱与情感的甜蜜瞬间，并且在父母年老或生病时给予照顾，而鸟、猫和狗则不能。即使是最聪明的雪纳瑞犬或最敏捷的猴子也难以填写医保报账单。

然而孩子总是乱七八糟、吵吵闹闹、花费不菲。1900年，美国白人女性人均有3—4个孩子，她们整天被哼哼唧唧、不停哭闹而可爱的孩子们包围着。自1936年以来，盖洛普民意调查每年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家庭的理想生育人数是多少？”1957年的理想人数是3.6个，到1978年骤降到2.5个，这一数字一直保持至今。但就像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并不总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实际的平均生育人数低于2个。因此，是什么变化导致人们不喜欢孩子呢？为什么这种现象如此普遍？对大部分西欧国家来说，其生育率较美国更低。例如德国是1.4个，意大利是1.39个。德语“Schrumpfende Stadt”，即为“收缩的城市”之意。2014年，意大利的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高出17%，新生儿的数量降至1861年加里波第和维克托·伊曼纽尔统一南北，宣布意大利王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意大利卫生部长在研究了最近的统计数据之后宣称：“我们是一个正在迈向死亡的国家。”但是，意大利并没有排在死亡国家之首。日本的生育率降到了1.3个，2015年政府面向700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40%的单身男女在20多岁的时候“没有谈情说爱的想法”，认为“爱情太麻烦”，或者他们宁愿选择培养其他爱好。日本家庭计划协会报告说，21.6%的男性在二十八九岁的时候对性爱“不感兴趣”，或者“鄙视”性爱。

尽管日本的Y一代不喜欢性爱，更喜欢发短信，但年长的一代寿命更长。1963年，日本政府决定向当年所有的百岁老人每人颁发一个包装精美的银碗。1963年日本厚生省共送出了153个银碗。2015年，大约有3万名日本人活到了100岁。厚生劳动省宣布，由于年轻纳税人的数量日渐萎缩，因此无法支付这么多银碗了。未来的世纪老人可能得到锡碗或锌碗。最终这些老人都会去世，因而200年后，“消失的日本人”或许能够在史密森博物馆的一个角落里得到他们自己的展位，用于纪念“消失的文明”。我们可以在此进行一个想象实验：我们随便拿一个出生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孩子来说，有97%的可能这个孩子所生活的国家的生育率低于人口置换率。

传统与婴儿强制措施

人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答案只有4个字：罪在繁荣。但是这个问题需要更细致的答案。因此，在进一步解释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之前，我们可以首先这样问：在过去的岁月中，生育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在相对贫穷的年代，儿童充当着重要的劳动力，父母需要他们来帮助收割庄稼、打谷扬场，帮助拖运成袋的小麦，或者像19世纪那样，需要他们佝偻着身体爬进矿井劳作。尽管有人或许认为把儿童看作经济动物的做法令人反感，但是孩子多的家庭的确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源组合。可能第一个孩子非常精明，能帮助父母在交易市场做买卖时不受欺骗；第二个孩子或许非常强壮，能够帮忙抛套索捕牛或圈羊，或者耐力十足，能够蹲在地里采摘草莓；第三个孩子或许长得十分英俊，吸引附近富人家的追求者，可以优化家族基因；第四个孩子或许能赢得摔跤比赛，长大后成为亚伯拉罕·林肯那样的人物（最近《体育画报》中的一篇文章称林肯是“一位出色的摔跤手和世界级的垃圾话大师”）；第五个孩子或许会浪荡成性，逃离家乡，但后来能给家里的老爸、老妈寄钱。甚至今天，生活在国外的家庭成员的汇款金额占亚美尼亚国内生产总值的21%，占利比里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9.7%。在现代社会，我们把孩子看作必要时刻的保险，为的是以防万一。在早期社会，孩子就是保险。

在很多情况下，在自己家庭组合中扮演某种角色的年轻男子常常会娶上一位在其他家庭扮演相反角色的年轻女子为妻。他们两人一起组建起一个更有能力、更稳固，也更丰富多彩的家庭。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都是以男女双方浪漫的邂逅冲突为基础的。在《驯悍记》中，彼特鲁乔从维罗纳一路走来，目的是“娶妻发财”，对美女和金钱充满渴望。他遇到了凯特，一位冰雪聪明但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摔盆摔碗的姑娘。凯特的父亲急于把她嫁出去。最后，两个年轻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现代的浪漫喜剧电影也把差异很大的双方拼凑在一起，无论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美女与野兽》，还是贾德·阿帕图的电影，比如《一夜大肚》。

或许爱情与浪漫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但是当年轻夫妇决定要孩子时，情况会怎样呢？此时传统社会与21世纪就不那么同步了。在传统社会中，爱情就像游乐场中播放的歌曲所唱的那样：“先有爱情，再有婚姻，之后就是婴儿车中的宝宝。”人们认为结婚之后很快就该生孩子。假如一对年轻夫妇结婚一年后还不生孩子，那么造谣者就会四处散布谣言，要么说他们身体有病，要么说这是来自诸神的不祥之兆。（如果不到9个月就生孩子那就表明道德低劣。）我跟妻子成婚一年之后，我爷爷萨姆（1901年出生于伦敦）给我们打来电话大声说道：“我跟你奶奶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我们准备当曾祖父、曾祖母了。现在你们——马上办这件事！”说完“哐”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对高生育率由来已久的偏见听起来像是一种狂热崇拜，但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中都存在。当然，《圣经》鼓励夫妻“多子多孙”。如果传统社会想要历经暴风雨、干旱、侵略者以及惊人的婴儿死亡率而存续下去，那么它就需要大量新生婴儿。社会文化也鼓励造人计划。甚至连鄙视婚前性行为的人也鼓励生孩子，因为这可以让年轻夫妇对新婚之夜充满期待，到时候不至于只会紧张，而能够释放被压抑多年的欲望。传统的爱尔兰新娘会手持一束用“魔力手帕”包裹的鲜花。10个月之后，这位新妈妈会用同一块手帕作为自己第一个孩子的洗礼帽。按照中国的古代传统，婚礼前一天，婚床将由某个“好运当头”的人进行装扮，说白了也就是曾生过许多孩子的人。这位“好运当头的亲戚”会在婚床上撒上象征生育的食物，比如石榴和莲子。

在古代文化中，孩子越多代表男子气概越强，社会地位也越高。社会地位高的男人可以炫耀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意味着可以有更多的接生婆和保姆来照顾这一大家子。劳拉·贝齐格是一位研究专制君主的人类学家，她调查了六大人类古文明的数据：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明、封建时代的印度和古代中国。贝齐格发现，在4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四大洲的人们的行为方式非常稳定。她发现，随着权力等级的降低，孩子的数量也随之减少。每位王子拥有数百名王妃和姬妾，将军每人大约有30名妻妾，而上流社会的男人妻妾数量不超过12人，中产阶级的男人只有数名妻妾。在美洲地区，秘鲁的印加王公至少有700名妻妾，“她们负责打理房间，供他取乐”。而小酋长则可能只有7名。这么多女人会生许多孩子。男人的地位越高，其孩子的存活率也就越高，因为同贫苦农民或普通人家的孩子相比，他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

如果测试古代知名统治者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人们依然能够发现这些人的基因特征。在面对敌人时，成吉思汗挥舞的是一把锋利的宝剑。很显然，他在卧室中还有另外一件工具。最近一项染色体研究表明，现在大约有1600万人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在爱尔兰，每12个人中就有1个是5世纪被称作“9个人质的尼尔”的军阀的后代。在罗杰斯和哈默斯坦的经典戏剧《国王与我》（该书以19世纪的真实人物暹罗国王拉玛四世为原型）中，当国王吹嘘自己有106个孩子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的剧院观众发出阵阵惊呼，而当数十名可爱的孩子快步向前，跪在他脚下磕头的时候，观众们又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男人可以保护自己的家人。不能庇护自己妻子或姬妾的男人将被阉割。如果不是真正的阉割，那也会是象征性的。在履行保护者的责任时，男人通常会喜欢那些与自己长得最像的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能让他确信彼此间的亲缘关系。时至今日，与孩子之间的遗传联系也非常明显。有人曾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研究对象是635名男性和1169名在新墨西哥州上大学的孩子。结果表明，这些父亲花在亲生孩子身上的时间和金钱远远多于花在养子或他们怀疑不是亲生子女身上的时间和金钱。对亲缘关系有怀疑的男性的那些孩子，只有大约13%能像被父亲认定有亲子关系的孩子那样得到大学学费。在南非开普敦和坦桑尼亚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有关针对不同孩子进行不同投资的想法以及只有男人才拥有的性解放，清楚地表明了性别偏见的存在。传统社会歧视女性，这主要体现在遗产继承、教育投资以及食物分配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依然能够表现出性别间的微妙差别。我父亲有个妹妹，名叫罗达。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奶奶去世的时候，一位参加葬礼的邻居对另一位邻居低声耳语：“幸亏她还有个儿子。”这位邻居根本没有提及我姑姑罗达。对儿子的渴望引发了各种各样为人不齿的行径。在整个亚洲，人口统计学家都声称出现了“女性短缺”现象。传统的印度文化重男轻女，因为印度宗教要求父母必须由儿子埋葬。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令人恐怖的人口预测比保罗·埃尔利希早了将近2个世纪。他引用印度的一条法律来说明问题，该法律条文是这样表述的：因为有了儿子，男人就胜过了所有人；因为儿子又有了儿子，男人就获得永生；当孙子又有了儿子，这个男人就与日月同辉……儿子把父亲从地狱之中解放出来。

财富带来的是生育哺乳的减少

繁荣是如何破坏传统的呢？随着社会变得相对富裕，儿童不再被看作招人喜欢的劳力和听话的田间帮手。相反，他们更像是奢侈品，就像宠物或名贵的手提包一样。当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的时候，我们对动物的观点甚至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1900年，阿拉斯加一位勤劳的猎人可能想要6只长毛耐寒的阿拉斯加犬来牵引雪橇，穿越雪地。而如今，安克雷奇的居民可能会很惬意地抱着一只博美犬，坐在依靠天然气取暖的舒适的家中观看网飞的视频。在那些可能要孩子的父母眼中，现在的孩子已经由昔日充当劳力的“阿拉斯加犬”变成了“博美宠物犬”。时代在变化，社会地位的象征也在发生变化。虽然传统社会可能会以孩子的数量来衡量男人的社会地位，但如今衡量社会精英地位的手段可能是根据他抽屉中劳力士手表的数量，他累积的常旅客飞行里程，或者他在推特和Instagram上的粉丝数量。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声称，父母们在孩子数量和质量之间权衡利弊。中、高等收入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就需要父母对子女投入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由于养孩子可能需要请家教、拼车、支付大学学费，因此父母常常宁愿孩子少但有大出息，也不愿孩子多但都碌碌无为。并且，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越多，就意味着剩下用来度假滑雪和购置豪车的钱越少。约瑟夫·熊彼特在负责哈佛商学院之前曾掌管奥地利财政部。他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抑制我们的抱负和贫乏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在我们老年时受人侮辱，被人轻视？”熊彼特清楚，成功人士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的知名度很高，经常身着马裤、脚蹬马靴在哈佛大学招摇过市。他曾高调宣称自己生活中有3个理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炫耀说自己在离开祖国前往马萨诸塞州之前已经实现了这三个理想中的两个。

纵观整个世界，数据表明受教育越多，意味着生的孩子越少。这或许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越倾向贝克尔所提出的“机会成本”选择理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越不愿接受小农意识。在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比如也门和巴西，受过高中教育的妇女所生孩子的数量大约只有没受过教育的妇女所生孩子数量的一半。

一个世纪之前，一些社会评论家曾预见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在萧伯纳1903年的戏剧《人与超人》中，身处地狱之中的唐璜担心，“人们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的迷恋，对成功、艺术和爱情的膜拜最终会反对孕育生命，成为不孕不育的工具”。萧伯纳是费边社会主义者，有时也提倡优生优育。他发现了繁荣带来的风险，也看到了农夫们走出农场，洗手净面，迈着华丽的舞步涌进社交沙龙和客厅。但是，这种现象甚至在萧伯纳所处的时代之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了。让我们再翻看一下更为久远的历史日历吧。

斯巴达人都去哪儿了？

我们用“斯巴达人”这个词来表示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些人能够设法应付极其简陋的条件，不需要任何奢侈的生活。20世纪70年代，明尼苏达维京人橄榄球队教练巴德·格兰特不允许自己的队员用场边加热器来暖手——即使是在冬季的明尼阿波利斯。这就是斯巴达人的精神。他们极具侵略性的防守队伍被称作“紫色食人魔”。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在过去的35年里，维京人队一直在带顶棚的室内场地比赛，而他们自1976年以来再没有赢得超级碗决赛的胜利，那时他们采用格兰特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在室外比赛。

古代的斯巴达战士就像20世纪70年代的维京人队一样，他们以野蛮的防守著称，防线几乎固若金汤。2014年上映的影片《300勇士：帝国崛起》取材于真实的故事：公元前480年，300名斯巴达战士（连同来自希腊其他城邦的士兵）同薛西斯大帝率领的一支波斯军队展开了英勇的战斗。波斯军队的人数远超斯巴达人，人数比大约是20：1。斯巴达人的军队行动迅速、暴戾冷血，战斗力极强。可以说他们从在摇篮里就开始接受军事化训练。在斯巴达，人们推崇的是适者生存的法则。他们有一个公共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新生婴儿进行体检，由此决定是继续喂养这个婴儿还是将其杀死。假如这个婴儿通过了第一关的体检，但如果婴儿的母亲发现自己的孩子表现得懦弱胆怯，那她有权将其杀死。从7岁开始，年幼的男孩儿就要离开父母，开始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吃在军队肮脏的大厅，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他们也不大说话，这可能让他们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简洁”（laconic）一词就起源于斯巴达的拉哥尼亚（Laconia）。斯巴达的士兵身披猩红色的战袍，行军时排成令人望而生畏的密集队形，手中挥舞着青铜盾牌和青铜长矛。这支军队在公元前5世纪几乎所向披靡。

在征服了拉哥尼亚和麦西尼亚之后，斯巴达人把他们的俘虏强行带回了斯巴达，充当农场里的奴隶或完成日常体力劳动。斯巴达的男人们无须再进行田间劳作，女人们也无须再做家务。斯巴达的女人们开始接受教育，并获得了财产继承权、所有权和遗赠权，这些权利都是雅典之前闻所未闻的。在免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斯巴达的女人们可以管理农场，因为这些工作需要脑力，而不是体力。她们无须再进行手提肩扛式的繁重劳动，而是开始统筹安排，比如挑选种禽种畜，或者买卖作物种子。斯巴达通过征服邻国获得了财富。随着财富的增加，斯巴达人可以更好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体力劳动。

可是，强大的斯巴达人现在到哪儿去了呢？他们已经消失了，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主要来自其他希腊城邦的人，包括亚里士多德。斯巴达人到哪里去了呢？简单来说就是，底比斯人在公元前371年的留克特拉战役中重创斯巴达人，并于第二年侵占了斯巴达。但底比斯人怎么能够击败所向披靡的斯巴达人呢？毕竟斯巴达人从摇篮里就开始接受杀戮训练，且可以依靠少量补给存活下去。其原因在于：斯巴达人要么是忘记了，要么是有意不进行房事，这导致没有足够的孩子来继续补充社会人口和军队数量。亚里士多德指出，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后，斯巴达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尽管国家能够供养1500名骑兵和30000人的重装部队，但部队数量甚至不足1000人”。人口之所以减少，是因为在胜利之后，斯巴达人开始依赖俘获的奴隶进行体力劳动。于是富裕家庭开始决定少生孩子，这样一来土地和金钱就可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亚里士多德解释说：“历史史实证明了他们土地所有制中的缺陷——国家经受不起一次打击，人口太少导致国家灭亡。”由于斯巴达人控制着土地，奴隶们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因此斯巴达人自己孩子的劳动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再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也就提高了。再多一个孩子意味着管理庄园的时间就会减少，外出旅游或享受奢华生活的时间也会减少。这还可能意味着要与众多的女婿或儿媳分割财产。到了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的公民人数减少了大约80%。随着人口的减少，强大的斯巴达军队方阵也在萎缩。等到了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不再害怕斯巴达人，他们征服了斯巴达，解放了麦西尼亚奴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这些奴隶一直“躺在那里等候他们的主人”。斯巴达之所以消失，是因为它获得财富之后丧失了繁衍的需要和渴望。

先人们是如何避免生孩子的呢？生育控制手段包括单身生活、体外射精、堕胎、使用像罗盘草那样具有避孕功效的植物，以及令人痛心的杀婴行为。假如哪个婴儿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被生了下来，那他就会被送人（寄养）或者被遗弃，成为孤儿或被活活饿死。

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一生经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两个时代。在公元1世纪初，他考察了古斯巴达遗址。在其代表作《地理学》中，斯特拉博指出，这是“一个几乎彻底被遗弃的国家……与古代大量人口相比，现在这个国家人口严重不足。在斯巴达城邦之外，保留下来的城镇数量大约只有30个，而在古代，人们称斯巴达是一个‘百城之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每年举行祭祀时，用作祭品的牛就有100头”。

你或许认为获胜的底比斯人和雅典人会吸取斯巴达的教训。我们在第6章中将会看到，亚历山大大帝把更多的土地和奴隶置于希腊的掌控之下。拥有大量土地、劳动力和战利品的希腊人开始尽情享乐，而无心繁衍后代。如果你今天到雅典参观，想要爬上雅典卫城上的帕特农神庙，那你就必须要排队等候拥挤的旅游大巴或者跟在成群的背包客身后。此处当然是个重要景点，因为它至少会让你片刻想起“西方文明”这个词。斯特拉博也曾考察过这个地方及其周边环境，只不过在那个时候他不用排队等候。他所看到的雅典几乎被完全遗弃。他说自己看到的雕像数量比看到的人还多。

当然，我并无意想要把文明的兴衰完全归为一种原因。穷兵黩武、奴隶起义、致命的瘟疫、残暴的侵略者、作物歉收以及政府无能这些因素也都可以毁灭一个国家。我并不是想说生育率降低一定会导致国家灭亡，而是要说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成就会导致生育率下降，而这会带来新的，有时是难以克服的障碍，使得国家难以维持运转。

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公元前200——前118年）认识到，国家衰亡有多种原因。他没有一味地将其归咎于官僚体制、瘟疫或者庸医，而是采取当时社会的通行做法，将其归咎于天神。波里比阿恳求统治者在面对旱灾、霜冻和瘟疫时，“通过祭祀来平息上苍的雷霆之怒，请求诸神暂缓用那些灾害来折磨人类”。但在其他事情上，波里比阿采取了比较现代的做法。他先是这样写道：“儿童数量不足通常会引起人口衰减，由此导致城市居民严重匮乏和生产力下降，尽管当时没有旷日持久的战争或严重的瘟疫。”之后，他把责任归咎于人类，而不是天神。他这样写道：“人类的行为变得扭曲，崇尚炫耀和金钱，拒绝养育孩子，或者最多养育一两个孩子，为的是可以让他们过得富足或者在极度奢华的环境中长大……最终家庭必将后继无人——这就像蜂群一样，城市会逐渐变得人口稀疏，不堪一击。”

1800年之后，美国南方大种植园中的房屋走廊都建有爱奥尼柱（1900年后，作家威廉·福克纳描绘了再次上演的希腊式悲剧）。当地奴隶制对生育造成了类似的影响。随着19世纪初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奴隶替代了白人孩子在田间劳作。随着收入的增加，富裕家庭把重点放在畜养和炫耀他们的马匹和仆人上面，而不是婴儿车上。1800年至1850年，白人生育率下降了20%。

企业经理和经济学家经常会引用一些数据来说明问题，比如区域中“每平方英尺[1]销售额”的零售率，或者宾馆行业中“单位客房营收”。我将沿用斯特拉博的做法，提出一种有用的新数据来解释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每位年轻公民所占有的雕像数量。同古希腊人一样，古罗马人最终眼看着这一数据上升，目睹他们的繁荣景象衰败。

奥古斯都大帝领导古罗马走向极度繁荣，他吹嘘说自己“接手的是砖石建造的罗马城，留下的却是大理石砌成的罗马城”。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历史学家彼得·特明判断说，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治下的古罗马像1700年后的英格兰和荷兰那样富裕。奥古斯都兴修水利，鼓励贸易，发展教育。我们之所以知道古罗马人的教育水平较高，是因为庞贝古城中的石刻和商业标识告诉了我们这一切。我曾数次前往庞贝古城，因为那里每隔几年就会有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妓院（the lupanar）是深受游客喜爱的一处景点，位于维克女妓院和维克男妓院附近的拐角处。“lupanar”一词来自拉丁语单词“lupus”，意思是“狼”。当然，传说中古罗马城的缔造者罗慕路斯和雷穆斯是由一头母狼哺乳长大的。但在庞贝城，lupanar是家著名的妓院。一位妓女在书面拉客广告里这样写道：“花上两枚‘爱思’铜板（Asses Cash），我就是您的了。”而当时要想找回“一只丢失的铜壶”需要付出65枚银币。附带说一句，这里的“爱思”（Asses）不是指毛驴，而是指古罗马的铜币，它被称作“A”。

然而，古罗马富人阶级的财富和教育却引发了一种不受欢迎的趋势：国人的生育率开始下降。奥古斯都对此十分担忧。于是在公元前18年和公元前9年，元老院通过法律，惩罚那些不结婚的人、独身主义者和没有孩子的人。按照这一法律，没有孩子的男人将会失去50%的遗产继承权（《巴比乌斯——波贝乌斯法》）。历史学家把古罗马极低的生育率归咎于很多事情——从上流社会的铅中毒（来自铅制炖锅）到男性流连于温泉浴（水温过高，杀光了他们的精子）。尽管这些基于环境问题的解释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是奥古斯都和元老院认为，生活优越的古罗马人有意选择少生孩子，因此他们颁布法律，试图扭转这一趋势。古罗马作家小普林尼指出，大多数古罗马人认为“一个孩子已经是沉重的负担了，最好不要让孩子来加重生活负担”。“proletarius”这个词曾经是个褒义词，意思是“生孩子的人”。但这种褒义显然已经坠入了贫民窟。同时，婚姻仿佛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游戏或一种特殊的荣幸，而不是一种具有任何目的的神圣行为。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曾写过一首诗，讽刺一位在12个月的时间内闪婚闪离8次的妇女。

波里比阿曾哀叹说，性交和生育活动的缺乏也对古罗马的外交政策造成了不利影响。他指出，随着人口的减少，古罗马人或许充当“世界霸主，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员来装备船只，也无法派遣庞大的舰队出海征战”，没有足够的军力维护他们的领地。为了补充陆军和海军兵源，古罗马被迫招募日耳曼部落人员。但这些“野蛮人”公然违背罗马将军们的军纪。在帝国西部地区，野蛮人的数量几乎占了战斗部队的一半，他们也无心替罗马打仗。

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假如斯巴达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没有通过征服邻国获取财富和权力，那他们或许就不会破坏自己繁衍后代的动力。

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以及“25年法则”

工业革命给法国和英格兰带来了飞速发展。最终，在奥古斯都统治的1800年之后，罗马人的成就和财富被现代欧洲超越。但是几乎就在法国开始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高收入的同时，法国太太们开始减少生孩子的数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法国是世界上排名第三的人口大国，仅次于印度和中国。法国人口的数量比德国人口多将近40%。但是到了1850年，发展缓慢的德国追了上来。由于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这是事实）、个人卫生习惯的提高（这也是事实）、营养的改善以及流行性疾病的减少，法国婴儿的死亡率极低，这就意味着无须生养更多的孩子。但是法国的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工业经济需要上班的父母能够说走就走，这对那些孩子太小的父母来说就很不方便，因为当这些父母想要出门到工厂上班时，孩子会成为拖累。当然，宗教和文化也有一定影响。法国大革命之后，教会丧失了权威，“自然控制生育法”不再背负“非自然行为”的污名。最后还有一点，就像在斯巴达一样，继承法也对生育决定产生了影响。按照旧制度的规定，长子继承权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无论有多少孩子，通常只有长子才能够得到遗产。然而根据《拿破仑法典》，所有孩子都有继承权。这就对遗产造成分化，使得父母在决定要多于1个或2个孩子的时候会考虑再三。1750年到1800年间，15岁以下年轻人的比例停滞不前，并在之后的150年里一直下跌。当演员莫里斯·切瓦力亚在影片《琪琪》中唱到“感谢上帝带给我们女孩们”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在进行宗教宣传，而可能是在哀叹1899年的时候人们在巴黎街头只能见到寥寥无几的女孩儿。事实证明，在“一战”之前的美好时代中，美女寥若晨星。

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一样，法国那些最富有、社会地位最高的家庭率先决定减少生育。乔治·芬利是19世纪的美国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希腊和罗马历史。他把19世纪的法国人口和那些古代国家进行了比对。他指出，在古代，独裁者没能增加他们后人的数量，而在现代，这一同样的趋势“影响了20万选民，他们构成了法国的寡头政治”。没过多久，普通百姓也开始效仿那些节育的达官贵人。

在英吉利海峡对面，英国人从不控制生育到开始控制所花费的时间稍长。然而，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最后10年里，英国中高收入阶层已开始少生孩子，享受他们不断增加的收入。当维多利亚女王在1837年登基时，英国的生育率相对稳定，每1000名妇女大约能生170个孩子。当这位女王加冕为英国女皇时，英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制造业的发动机。在接下来的40年里，英国制造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由原来的10%左右攀升到了25%，而其经济规模增长到了原来的3倍。但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产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在1880年左右，生育率开始下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生育率骤降了70%。这种变化跟政府指令、瘟疫或全球气候变化无关，而是与人们的选择有关：英国家庭认为（由于天然避孕法带来的好处），需要喂养的人越少，他们就会越幸福、健康和富有。由于英国人在农场劳作的人极少，因此他们不需要那么多帮手来干农活。在想方设法挤入上流社会的中产阶级看来，谁家门前如果停放着两三辆婴儿车的话，那就标志着他家社会地位的下降。

我的研究得出如下的经验法则：在现代社会中（工业化之后的社会），假如一个国家在连续两个25年的时间内（也就是两代人的时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5%，那么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就会降至人口置换率的水平，也就是说，每个妇女有2.5个孩子。假如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增长三代人的时间，那么其生育率通常会降至2.1以下，该国就需要通过移民来保持稳定的工作人口。

在过去的几年内，像法国、新加坡、韩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一些国家都在努力说服年轻夫妇多做“床上运动”，为他们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比如免费入住旅馆，以及更多的“房事”休假。俄罗斯政府承诺，新晋父母有机会赢取崭新的冰箱！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政府高级官员亲自调暗灯光、调高爵士歌王弗兰克·辛纳特拉的歌曲更令人扫兴的行为了。这种做法不会带来温馨浪漫的夜晚，只能带来噩梦。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的生育率有所提升，比如日本提升到了1.43，而法国在移民的帮助下，其生育率接近2.0。尽管如此，把生育率推升到置换率以上的努力看起来几乎是徒劳无功的。

这会造成什么差异呢？下面就是这一悖论

当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候，国家就会出现大量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人，也会有人购买大量的伊卡璐染发剂。如果说像降压药、核磁共振、计步器这样的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研发延长了人们的寿命，那么老年人就会变得非常高寿。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中，人们的寿命从1900年的47岁左右一跃提升到现在的80岁左右。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所有65岁及以上的老人聚集到一起的话，那么他们将会组成这个星球上的第三大人口大国。

寿命的增加还产生了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变化：人们活得越长，可能越不想多要孩子。我们可以想一下：假如你知道自己会活到90岁，那么你对早婚的要求就不会感到压力太大，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推迟结婚年龄，直至生育“黄金期”过去之后。在美国，初婚年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一直在增长，从原来的21岁左右增长到将近27岁。到了27岁，妇女怀孕概率开始下降，这样一来27—29岁的女性怀孕的可能性同19—26岁的女性比起来就低了很多。但对这一数据也有一种不同的看法：人们花在婚姻生活中的时间也大大增加了。100年前，人们早早就过世了，美国人在结婚前需要等待大约半辈子的时光。而今天，美国人结婚时，他们的一辈子仅仅过去了35%。放眼全球，随着收入的提高，平均结婚年龄也在提高。联合国的数据表明，从1970年到2005年，女性结婚年龄从25岁增长到将近29岁。当然，许多妇女生孩子时并没有戴着结婚戒指，甚至没有同孩子的父亲生活在一起。但是，假如看一下美国妇女生第一胎时的平均年龄，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年龄从1970年的21.4岁上升到了2006年的25岁。推迟生育并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弗吉尼亚大学的阿马利娅·米勒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不生孩子是有好处的，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妇女每延迟一年生孩子，她在职场中的收入就会增加9%，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经验，提高自己抚养孩子之外的技艺。总而言之，人类寿命的延长和不断增加的收入抑制了人们多生孩子的倾向。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老化，未来逐渐看起来就像是1980年左右的一张以迈阿密海滩为背景的过时的明信片，里面的老人们在寻找漂亮的公园长椅，或者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蹒跚着走向他们的汽车，参加先到先得的特别晚餐。那个餐厅的女招待们会提供容易消化的食物和买一赠一的优惠券。假如你不喜欢吵闹的婴儿，讨厌制造巨大噪声的顽童，那么中位数年龄接近老年人的人口构成或许是件好事。但是，假如你希望既能够保持经济增长，又能够维持其特点和传统，那么上述人口转型将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谁将为老年人开公交车呢？谁为他们抽血做胆固醇检验呢？谁来为他们提供送餐上门的服务呢？谁来传承类似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和社区音乐会这样一些地方传统呢？

迈阿密海滩现在不再显得老态龙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在已有的大量古巴裔移民的基础上，该地区涌入了来自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等地的年轻拉丁美洲移民，重组了该地区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在非迈阿密本地人到来之前，迈阿密海滩周围人口一直在老化，发展在减速。从历史和全球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现象：老龄化、富裕的群体需要输入来自异域的年轻人。我承认，身为游客，我非常喜欢迈阿密海滩。世界上很少有地方能比在迈阿密南海滩散步更让人惬意的了：夜空中繁星点点，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装饰风格的旅店色彩斑斓，棕榈树随风摇曳，当地乐队演奏着欢快的桑巴舞曲。名为“林肯大道”的购物步行街热闹非凡，有时很难在户外咖啡馆找到座位，也难以订到弗兰克·盖里设计的金碧辉煌的新世界交响乐中心的演出票。我的好朋友吉米·莫拉莱斯是当地一所学校的门卫的儿子，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是迈阿密海滩引以为傲、深受大家喜欢、雷厉风行的市政执政官。最近，当我跟吉米一起沿着林肯大道散步时，当地人的精神面貌和创业精神让我非常震惊。吉米陪着我的时候，一家古巴人开的饭店给我们上了一份鲜嫩美味的烤牛排。吉米对我说，这里面的黑豆和白米被称作“莫洛和克里斯蒂亚诺”，翻译过来就是“摩尔人和基督徒”。这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该城市的文化融合：来自许多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但是，为游客提供的这种丰盛午餐以及所有这种文化融合并不意味着总体上迈阿密已经发展得十分繁荣了。现在迈阿密市一半的人口（110万人）是外来移民的后裔，他们主要来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在美国城市中，迈阿密的收入中位数排在倒数第二，贫穷指数排在正数第二。尽管工资相对较低，迈阿密市民却在彼此分享他们的收入，虽然不完全如此。在向原籍国家汇款数额方面，该城市名列前茅。每年，迈阿密大约有3/4的古巴裔美国人向他们在古巴的亲戚汇款，总数大约是10亿美元。古巴裔美国人不是唯一向加勒比海地区汇款的人。萨尔瓦多人和多米尼加人向他们家里汇去的自己收入的比例甚至更高。考虑到拉丁美洲移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这种做法可以说相当慷慨。但这种慷慨针对的是加勒比海地区，而不是美国当地。

在最近一项有关志愿奉献精神的研究中，迈阿密名列美国最后一名，只有14.8%的人愿意经常帮助他人。迈阿密同拉斯韦加斯竞争最后一名的位置。人们也许能够理解拉斯韦加斯，因为这个地方流动人口居多，人们对其恶习习以为常。但对于迈阿密来说，人们难以找到借口为其极低的排名辩解。由于拉斯韦加斯和迈阿密都不属于寒带气候，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舒适的气候让人们不愿意帮助他人呢？或许吧。在气候寒冷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的居民中，大约有37%的人参加志愿者行动，而在气候潮湿的西雅图的居民中，志愿者比例大约是35%。不但如此，在气候更为干燥和温暖的俄克拉何马市的居民中，志愿者比例也相当高。我认为，问题的答案与这些地区已经确立起来的文化传统关系更大。提到文化，我并不是指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与信奉路德教的德国人，而是指宗教、社会、学校组织等团体。父母们自愿参加家长教师联合会的活动吗？邻里之间是否培养起参加巡游、历史剧演出、农贸市场以及慈善长跑活动的兴趣呢？

这里就引出了本章中的一个问题：较低的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是否会带来更多移民，进而导致社会精神分化或下行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也并不意味着需要采取应对之策，阻止移民登陆机场或码头。正如我们在本书结尾部分所能够看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做的是成立更好的社会机构、打造更持久的传统。

当富裕国家的老龄化问题越发严重时，谁来工作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测算出了未来10年就业增长最快的行业：（1）医疗卫生；（2）商业；（3）建筑；（4）技术；（5）社会服务行业。但当我们对这些数据展开调查时，我们发现增长最快的3类工作分别是：（1）个人保健助理；（2）家庭健康助理；（3）口译译员/笔译译员。我们对这些工作了解多少呢？在这些工作中，移民比例占了绝大多数。比方说，在医疗卫生方面，有250万人在老年人家中照顾老人，其中23%的护工都是外来移民。当然，这一数字并不包括新近移民的孩子，他们也可能从事保健助理或护理工作。在增长最快的就业岗位中，泥瓦匠和建筑工人也位居前列。同样，在这些职业中，外来移民工人数量也占到了建筑工人总数的23%，其中超过82%的人来自拉丁美洲。大约有将近27%的建筑工人在家里不讲英语。这些移民或许曾听人说过，美国遍地铺的都是黄金。现在他们发现自己要亲自动手重新铺设。因为除了他们之外，又有谁年轻力壮，却食不果腹到甘愿俯身低头、面对从热搅拌机里流出的温度高达135摄氏度的沥青混凝土的蒸烤呢？在美国出生的人当中，只有14%的男性的年龄在18—39岁。这批人是用铁铲翻动滚烫沥青的首要人选。但是，35%的非法移民（以及18%的合法移民）是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年轻男性。建国之初以及当其人口构成较为年轻、生育较为旺盛时，美国没有太多西班牙裔移民。1820年，美国人的平均年龄只有16.7岁。那一年，有多少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呢？只有1个人。不是100万人或100人，而是只有1个人。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这个例子中来。这个例子将把我们引入第2章和第5章的主题：外来移民的作用以及人们对他们的愤恨。当时的英格兰生育率骤降，越来越依赖移民为这个世界工厂工作。工厂里的外国工人、技师和企业主改变了伦敦东区的人口构成。从维多利亚女王加冕到1914年“一战”爆发，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相继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人口。在俄国，为了躲避大屠杀，大约有12万名犹太人移民来到英格兰安家落户。这在加入工会组织的英国工人之间引发了紧张关系和情感冲突。码头工人领袖本·蒂利特是个虔诚的社会主义者，他本人是爱尔兰移民的儿子。他曾经一边挠着脑袋一边对刚刚移民过来的工人们说：“不错，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会尽力帮助你们。但是，我们真心希望你们没有移民过来。”这是相当不错的欢迎词了。

[1]1平方英尺=0.09290304平方米。——编者注

第2章 蛋糕忧郁症以及有关贸易的悖论

几年前，加利福尼亚州种植开心果的果农们问我是否可以在他们的大会上讲话，地点在卡梅尔市附近。我喜欢开心果，而且由于曾携带超大左轮手枪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曾担任该市市长，因此这件事情看起来没什么风险。听众们很友好，许多与会者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戴的帽子上印着“约翰迪尔”“卡特彼勒”或者“新奇士”等公司的名字。我在讲话中提到了全球化问题。我抓起放在讲桌上的一瓶“斐济矿泉水”，举到空中，然后说道：“大家想一下，今天，从南太平洋进口矿泉水，一直运到加利福尼亚，这样做是非常划算的。这是新的运输技术——集装箱和现代物流技术——所创造出的奇迹。”在我对全球化的力量赞不绝口、高度评价长方形的斐济矿泉水水瓶的时尚设计时，我注意到前排坐着一位举止优雅的先生。此人身着时髦的西装，不断地点头、微笑，十分专注。接下来我停顿了一下，盯着这个矿泉水瓶，就像哈姆雷特盯着约里克的骷髅头一样，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从没有去过斐济，即便我非常向往那里。但是我确信，灌装这些瓶子的家伙一定是穿着大裤衩，站在自家后院，手持给花园浇水用的软管。”观众哄堂大笑，我感觉棒极了。然而他们一直在笑，还有人不断吹口哨起哄。最后，会议主持人走上演讲台，拍着我的肩膀，指着前排那位优雅的先生说道：

“托德，让我们有请‘斐济矿泉水’的老板上台！”

我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此人名叫斯图尔特·雷斯尼克，也是主营石榴和无花果的“石榴红”公司的合伙人（同他妻子琳达一起）。我也很喜欢石榴的味道。雷斯尼克曾慷慨解囊，资助医学研究，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和其他观众想当然地认为我很有勇气，故意在舞台上拿他开涮。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切事物对我们来说都近在咫尺。我们从健身房的跑步机上下来后，不必再步履蹒跚地找生锈的公共饮水处，而是可以依赖一个住在贝弗利山庄、名叫斯图尔特的家伙送来瓶装水。瓶子是由杰出的美术设计师设计的，而水则灌装自热带地区。瓶装水是个价值120亿美元的产业，消费者们都有他们自己钟爱的品牌——尽管其基本成分都是没有任何味道的。我既不想表扬也不想批评斐济矿泉水，或是其他任何品牌的水。毕竟，人类生存史与寻找可饮用水资源密切相关。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优质水源。在最近10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类一直渴望能够喝到没有污染的瓶装饮料，无论是非洲的可口可乐、苏联的百事可乐或是中国广东的蓝带啤酒。人们很容易忘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曾是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象征性力量。如果某个政府——无论是独裁政府还是议会制政府——能够把美国人的碳酸饮料送到其人民手中，那么这个政府就更有可能巩固其政权。可口可乐公司在1926年仿照美国国务院成立了自己的海外业务部。1959年，苏联莫斯科举行了一次贸易博览会，后来演变成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在这次博览会上，百事可乐的一位高管设法偷偷地把一杯可乐递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和理查德·尼克松手中。摄影师把这一镜头抢拍了下来。经过此次破冰之旅，百事可乐公司后来开始在苏联销售软饮料。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开始销售红牌伏特加。但是，起初苏联政府鄙视这种西方财富的象征，左翼批评家称之为“可乐殖民行为”。为了与可口可乐公司展开竞争，赫鲁晓夫的追随者们在传统的“格瓦斯淡啤酒”的基础上，研制出了他们自己的泡沫酸饮料。这是一种浑浊的带酸味的啤酒，用发酵的黑面包制成。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士兵们称其为“猪猪柠檬汁”。苏联的这种民族品牌或许深受开车兜风的国内苏联人民委员们的喜欢，他们开着锈迹斑斑的65马力的拉达轿车四处转悠。这些人并没有太高的奢望。1959年，罗马尼亚共产党人中的中坚分子暗中发现他们国家的击剑冠军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喝了可口可乐。他们以此为罪名将其投入监狱，并公开抨击这种饮料，称其为官方认定的“资本主义运动饮品”。最终，可口可乐通往东欧地区的障碍被清除了。可口可乐公司的红白条纹图案突然出现在各个商铺的店面招牌中。影星詹姆斯·贾克内所塑造的人物在比利·怀尔德1961年所拍摄的喜剧片《玉女风流》中对此做了全面的预言：“拿破仑失败了，希特勒失败了，但是可口可乐即将成功。”

诗人尤维纳利斯曾创造出一句古老的罗马格言：面包与马戏。它的意思是说，只要恺撒能够给人们提供吃喝玩乐的生活必需品，他就可以保住王位。在埃塞俄比亚，可口可乐就成了罗马式的面包。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当东非制瓶股份公司瓶盖告罄、上千名工人下岗的时候，“可口可乐的短缺被视作全国的紧急事务”。在国家信用危机中，“据说街头的孩子们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大街小巷搜集急需的瓶盖”。在1980年拍摄的一部喜剧电影《上帝也疯狂》中，一个可乐瓶子从飞机上掉了下去，落到了喀拉哈里沙漠中一个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布须曼青年“基”的身边。基从没有见过这么闪闪发光、让人神魂颠倒的东西。他觉得这肯定是神圣之物，是来自诸神的礼物。最终，这件礼物破坏了部落的和谐，基奔跑着穿过喀拉哈里沙漠，试图把这个瓶子扔出地球。

现在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全球化对国家和谐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此处我们一定要当心，因为即使我们回答说全球化对和谐造成了伤害，我们也必须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即国家是否可以不需要全球化？这就让我们接触到本章的一个悖论：不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国家无法实现和保持富裕，但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必将动摇该国的传统和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像那个最开始对可乐瓶子感到好奇的基一样。或许让我们着迷的不是饮料瓶子，而是三星Galaxy（盖乐世）系列手机拍摄的超清照片，或者是达明安·赫斯特位于伦敦的艺术工厂出品的彩绘点状作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感到好奇。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会像后来幻想破灭的基那样问我们自己：“这些世界奇迹是否干扰了我们的生活，破坏了我们同邻居们之间的关系呢？”那些三星手机拍摄的照片确实精美无暇，但或许我们会怀念过去在街上开照相馆的那个家伙，可后来他破产关张了。

这种怀旧情绪并非新鲜事物。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13年）一书中，人到中年的叙事者（马塞尔）在品尝到泡在茶水里的蛋糕时，情绪激动，全身战栗，怀念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当人亡物丧，往日的一切荡然无存之时，只有气味和滋味还会长存。它们如同灵魂……在其他一切事物的废墟上回忆、等待和期望。”

这听起来有些伤感和忧郁，但对我们来说现实更为残酷。同马塞尔不同，我们之所以怀念那些饼干，是因为纳贝斯克公司替代了面包师傅！我们怀念的是早些时候的味道，以及带来这些味道的邻居和师傅们。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付出的代价，我们大多数人偶尔会感到惋惜和痛心。我称这种感受是“蛋糕忧郁症”，因为在我们个人成长过程中总有某一时刻，我们会像马塞尔或者喀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一样。“蛋糕忧郁症”是个综合征，它使得国家很难保持统一。

的确，现在的烘焙“师傅”、橄榄油“手工”装瓶工以及“本地”甘蓝菜农都随行就市，趋从于富裕的顾客开出的高价。然而，技术最为精湛的师傅们常常会马上把他们的企业出售给更大的急于要向世人展现他们的前沿优势的品牌公司。那些有勇气的优秀师傅出售自家企业这件事虽无可厚非，但是让人伤感的怀旧情绪还是令人难以自已。比如，有家名为“10桶酿”的啤酒公司“自2009年以来”一直在俄勒冈州的本德市酿造啤酒。可是2014年，这家公司悄无声息地把所有业务并入其收购者百威公司旗下了。

让我们像普鲁斯特笔下手捧蛋糕的叙事者那样，再次回顾历史。在本章中，我将向诸位展示一些古老国家，这些国家（诸如拉古萨和威尼斯）通过贸易变得富裕，但随后就四分五裂了。我们也会看一下19世纪最强大的帝国之一——哈布斯堡王朝，该王朝曾统治过奥匈帝国，但却像腐烂的林茨蛋糕那样土崩瓦解了。我们还会看一下全球化经济是如何消耗爱国主义热情的。尽管如此，全球化经济也并不全是坏事。分裂国家的这些力量，同样可以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其他的好东西，比如救命用的青霉素和简陋的铅笔。

没有贸易，就难以富裕起来

我曾在工作中花费大量时间来宣扬贸易的好处。我可以很自豪地说，米尔顿·弗里德曼支持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经济学大师们》[1]，内容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而当我在为白宫服务期间，曾经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的反对者进行过辩论。其间，一位粗暴的工会领导人真的脱掉鞋子，敲打着讲台，引起了在芝加哥一家庞大而光线昏暗的宾馆中的观众哄堂大笑、嘘声四起。在其经典著作《自由选择》的封面上，弗里德曼手持一支铅笔，以此作为自由贸易思想的象征。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没有哪一个单独的个人知晓铅笔的制作方法。要想制造出一支铅笔，你需要能够前往像俄勒冈州这样的地方去了解如何砍倒一棵大树。但是，你首先需要制作钢锯的钢铁。因此，你需要飞往巴西的一家铁矿，戴上矿工的安全帽。然后，你需要前往匹兹堡，弄清楚如何把铁矿石冶炼成钢。你还不能忽略铅笔上的金属圈、石墨笔芯以及橡皮擦。这就需要你前往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经过所有这些旅行，掌握了所有这些有关化学、工程学知识以及必要的贸易外语之后，你认为自己能够造出一支迪克森公司定价为13美分的铅笔吗？况且，这种铅笔还要装在便利的纸盒中，上面还要配以精美的图案，吸引忠诚的粉丝。（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在给卢克·天行者激光剑之前挥动着的就是一支迪克森公司生产的铅笔，而《欢乐糖果屋》的创作者、作家罗尔德·达尔每天上午开始写作之前，总会先削好6支这样的铅笔。）值得注意的是，制作铅笔时，无须让铁矿工人、伐木工人、橡胶园工人以及美术设计师聚集到一起开会研究，也不需要政府官员集中调控和指导生产。价格体系和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自然会协调好这一切。在你一生当中，你是否听说过有铅笔短缺现象，或者有过铅笔制造商哄抬物价的现象？当然，铅笔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事物（除非你在上午参加SAT考试时进了考场却没带铅笔）。但是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事物，比方说阿司匹林药片（每片1美分）或飞机发动机（每台1100万美元），都是以同样的运作方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历经时间的洗涤，现在市场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更实惠的价格。

或许，关于如何看待贸易带来的好处，最好的办法是问这样一个问题：普通人平均需要工作多少小时才能赚到足够多的钱，满足生活和购物需要？根据这一标准，在过去的150年间，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1870年，儿童一般从13岁就开始工作，直到死亡才能退休，每年需要工作3000个小时。美国人每年做家务的时间是1800个小时，他们起床后61%的时间都用来工作。到了1950年，年轻人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龄是17.6岁，而成年人只把起床后45%的时间用来工作。而今天，我们从20岁开始工作，可以有16年的退休生活，工作时间只占起床后时间的28%。

下面我们看一下购买力是如何飙升的。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翻看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圣诞节“愿望手册”。我不知道圣诞老人是否也喜欢这种手册，但事情看起来相当神奇。我13岁时（当时已不再相信关于圣诞老人的故事了）想要学会如何冲洗、放大胶片，当时我在西尔斯百货公司的手册中发现了一套柯达设备，售价大约是100美元。这对我来说有点儿贵，于是我给GAF公司（柯达公司的竞争对手）的总裁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一下柯达公司的系统，并询问对一个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该系统是否是个不错的初学者工具包。不出所料，几天之后，我家门前驶来一辆棕色的联合包裹快递公司（UPS）的卡车，司机递给妈妈一个红色盒子，里面是GAF公司提供的免费工具包，还有公司总裁写的一封温馨暖人的信。他祝愿我刚刚起步的摄影生涯好运连连。（我运气并不太好，因为假如你是在那个令人难堪的“纯真年代”长大的，那你一定很容易弄翻临时充当暗室的那个房间里的有毒化学物质，因为这间暗室事实上是你父母的洗衣房。）经济学家马克·佩里帮我们查阅了西尔斯百货公司以前的宣传手册，对比了不同时间段的价格。比方说，在1959年，普通工人需要工作100多个小时才能买得起一台洗衣机，而今天需要的工作时间不足当时的1/4。当时买一台吸尘器，需要工作一个多星期，而今不到一天就可以了。尽管最近有人争论说这不公平，但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它给贫穷家庭带来的好处。1971年，只有大约20%的美国家庭拥有洗碗机，只有大约40%的家庭可以看彩色电视。到了2005年，大约40%的“贫穷”家庭拥有了洗碗机，几乎所有家庭至少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其他国家也享受着类似的美妙变化。直到1965年，1/3的英国家庭还没有冰箱。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接受常温啤酒。

那些回避贸易的国家最终都停滞不前或逐渐衰败。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我向白宫请假，前去参观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在信步穿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破败不堪的大厅时，我意识到该国的问题不是无法跟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而是没能跟上1917年俄国的生活水平。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59年发动革命之前，古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排在拉丁美洲国家之首。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古巴经济下滑到拉丁美洲国家末尾，卡斯特罗的支持者们或许将这种下滑归咎于美国政府的贸易禁运政策。但这恰恰说明了我的观点：断绝贸易的国家（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最多只能是停滞不前。总体来说，自1959年以来，拉丁美洲国家的生活水平翻了一番，但古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原地踏步。如果你看到一些照片中瘦骨嶙峋的农民艰难地推着1956年的老式雪佛兰Bel Airs汽车，你就会明白谁应当为这种经济停滞负责。现在，美国开始解除贸易禁令，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经济更加繁荣的古巴。

我们在第8章中将会看到，19世纪伊始，当令人恐怖的德川幕府统治者看到英国和葡萄牙商人乘坐着黑烟滚滚的燃煤商船驶进他们的港口时，他们感到惊讶、好奇和恐慌。日本统治者闭关锁国数百年，但他们当即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都受到了阻滞。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选择完全不同道路的国家。每一组中的前一个国家选择了面向全球开放的道路，后一个国家选择了故步自封：越南和缅甸、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一般说来，选择开放的国家在80年代的年均增长速度是3.5%，在9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5%。而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在80年代的增长速度只有0.8%，在90年代的增长速度是1.4%。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一个国家故步自封、闭关锁国时，其经济发展会变得年迈无力、衰败不堪，更像是一个通风不畅的动物养殖场，或者像一座潮湿阴冷的监狱。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北方比南方略微富有一些。日本人曾在三八线以北建过工厂，并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中国、波兰，甚至阿尔巴尼亚都曾向朝鲜运送过大量援助物资。尽管得到过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今天的韩国却比朝鲜富裕17倍，韩国人的寿命比朝鲜人长10年，身高也高几英寸[2]。韩国人称其为“汉江奇迹”。韩国现在制造出了超清三星平板电视、超智能化LG冰箱、性能优良的现代和起亚轿车，韩国魅力四射的流行音乐组合风靡全球。相较之下，朝鲜制造出了什么呢？

自由贸易为大多数人带来了巨大实惠。从腓尼基人时期开始，从事贸易的国家就非常繁荣。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评论家认为国家的财富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或者说得更文雅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这种想法非常错误。我们可以环顾一下全球的情况。荷兰本来是片沼泽地，以色列本来是片沙漠，一根欧芹也没有，石油就更少了。而今，与那些国土面积比它大10倍的国家相比，荷兰成功孕育了更多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技术公司，其海岸线上的科研大楼星罗棋布，科研公司的名字都是来自硅谷的那些耳熟能详的公司，包括谷歌、苹果、思科、微软和脸书网。这些国家崇尚贸易，它们所进行的贸易不仅仅是那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儿和那些你整天不离手的电子产品，还包括自由的思想交流。

自由市场并非无痛市场

但是，自由市场并非无痛市场。我们必须承认，国家开放其市场的时候，有些人会蒙受损失。现在很难找到在美国制造的鞋子。2015年，奥巴马总统访问了耐克公司位于俄勒冈州的总部，向大家解释了为什么新的全球贸易协定对美国有益。假如当时奥巴马看一下自己所佩戴的腕表来确定演讲时间的话，他可能不会看到“美国制造”的字样。美国的手表制造业风光不再，先是落后于瑞士，接着落后于日本，然后是中国，之后再次落后于瑞士。或许底特律的Shinola腕表或者苹果公司的iWatch智能手表能够重振雄风（尽管大部分零件产自亚洲）。

本章的悖论提炼起来就一句话：国家需要贸易，但贸易却会瓦解忠诚。

什么是拉古萨？

即使对那些受教育程度极高的人来说，拉古萨这个名字在今天也没什么意义。或许它听起来像是一种流行的意大利面酱的牌子（Ragú）。20世纪30年代，一对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移民夫妇开始在他们位于纽约的地下室里把这种酱品装瓶，后来销往联合利华、立顿和Best Foods食品公司。在文艺复兴时期，拉古萨共和国是富人聚集的天堂，背靠壮美的悬崖，悬崖壁立千仞，俯瞰大海。此地气候宜人，拥有平静的港湾和大理石铺成的街道。在《第十二夜》中，当薇奥拉在波光粼粼的亚得里亚海的海边洗脸时，可能会指着浪漫之地拉古萨好奇地问道：“朋友，请问这是哪个国家？”今天，拉古萨有了一个不同的名字：杜布罗夫尼克。每年1500万名游客接踵而来，他们背靠巴洛克式的建筑，手指橙红色的黏土屋顶，举着自拍杆拍照。16世纪，一位多米尼加的名叫塞拉菲诺·拉齐的修道士记录了拉古萨美味的葡萄酒、甘甜的梨、饱满的西瓜以及亚得里亚海里的鲜鱼。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拉古萨率先建造了排污和排水系统，其所遭受的瘟疫和饥荒也相对较少。1358年至1806年，拉古萨在其旗帜上打出了“自由”的字样，而它也是达尔马提亚海岸唯一一个不受威尼斯统治的城市。当时，拉古萨的管理者是个自信的行政官。每次出国访问时，他都穿着红色的长筒袜和红色的鞋子。希腊人曾以此来彰显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位拉古萨行政官会在军乐伴奏下信步穿过外国港口，尽管有12名未带武器的保镖在“保护着”他。

然而，拉古萨并不完全是人间天堂。它四周强敌环伺，危机四伏，经常受到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和形形色色的土匪的威胁。（在第9章中，我们将看到哥斯达黎加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所面临的类似局面。）拉古萨不但要应对来自亲王和苏丹海军的入侵，还要对付来自周边封建领主和海盗的袭扰。为此拉古萨人修筑城墙来保护自己。为了维护国家独立，拉古萨共和国采取了各种手段，包括贿赂、间谍活动、阴谋诡计以及伪造事实。他们递交给外国首领的公函极尽谄媚之能事，但同时也有些居心叵测。请看下面的例子：

拉古萨议院给奥地利的统治者送去一封公文急件，里面写道：“作为陛下您忠心耿耿的奴仆，我们有义务告诉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目前，威尼斯人正在对您图谋不轨。”

他们在给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信中写道：“我们坚决效忠陛下。”

他们在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的信中写道：“教皇的12艘战船已经同西班牙国王的49艘战船联合起来，同时还打算联合威尼斯人的舰队。”

拉古萨人向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斐迪南解释说，他们向苏丹进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整个基督教共和国……在基督的旗帜下”。通过向苏丹缴纳贡金，我们“可以在这些地区保持基督教的活力”。但是随后一转身，拉古萨的大使便对苏丹谄媚道：“与所有的基督徒相比，我们更关心的是殿下您治下的那些最卑微的奴仆。”

拉古萨向其驻君士坦丁堡[3]的大使发出命令：“如果土耳其官员告诉你说苏丹想要增加我们的贡品数量，那你们就跪倒在地、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用最谦卑的语言乞求他收回成命。”随后大使又接到命令，用5000达克特金币进行贿赂，支持这种哭诉行为。

这种可以理解的两面派手段非常奏效，拉古萨得以在土耳其人、威尼斯人和西班牙人的威胁中多方周旋，游刃有余。但是，1806年，拉古萨在拿破仑面前倒下了，共和国被迫降下其堡垒上悬挂着的写着“多少黄金也买不来自由”的旗帜。拉古萨的衰亡并不是因为它太过贫穷，而是因为它太过富有，无法继续保持自由的共和国。首先，同我们在前一章中见到的趋势一样，拉古萨急剧上升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出生率，尤其是在那些爱争吵的内部通婚的贵族之间。从1500年开始，在那些“黄金岁月”中，拉古萨大兴土木，建筑数量空前绝后，之后拉古萨的人口数量开始下降，由原来的将近90000人下降到17世纪末的26000人。每户家庭的平均人数由10人减少到5人。在有迹象表明流动性上升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可以得到42%的银行贷款，并且同贵族相比，他们拥有的船只数量遥遥领先。拉古萨的历史记载并没有表明当时出现过我们今天在希腊所看到的那种国家债务违约危机。罪魁祸首并非贫穷。

尽管旗帜上印有拉丁语的警句，但拉古萨的“自由”却的确被黄金所破坏。随着拉古萨居民财富的积累，谁还会对拉古萨共和国保持忠心呢？来自全世界的成袋的香料、成箱的武器装备和成群的流动商人涌入码头，每个人都十分清楚自己的逃跑路线。在大街小巷中，商贩们操着拉丁语、阿拉伯语、俄语以及各种非洲方言高声叫卖。加泰罗尼亚人带着羊毛前来销售，埃及人带来了小麦，从德国萨克森过来的是矿工。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交流变得困难起来，忠诚遭到破坏。正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经说过的那样：“我对自己的上帝讲西班牙语，对我的女人讲意大利语，对我的手下讲法语，对我的战马讲德语。”商人们对贵族心怀怨恨，贵族们则发现他们自己的数量在减少。拉古萨无心自卫，用于国防的预算大约只有其他国家的1/4到一半。当拿破仑的军队登岸展开征服时，当时的一位目击者谴责了“拉古萨人和资产阶级的昏庸无知，他们伸开双臂欢迎法国人的到来”。1808年，在法国军队占领王宫的当天晚上，拉古萨市民举行了一次舞会，庆祝这一切的结束。

哈布斯堡王朝的人都去哪儿了？

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一幅破碎的油画一样，哈布斯堡人所留下的一切只是一顶汉堡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乌克兰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或许每10个美国人之中就有1个人的祖籍可以追溯到哈布斯堡家族统治过的城镇或村庄。哈布斯堡王朝曾一度统治着中欧大部分地区，沿着亚得里亚海穿过拉古萨，到达黑山共和国，东面最远到达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古拉城堡。现如今，除了曾在彼得·谢弗的剧本（以及后来的电影）《莫扎特》中露过面以外，哈布斯堡王朝很少出现在流行文化中。在这部影片中，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告诉年轻的莫扎特说，他喜欢这位天才音乐人最新创作的那部歌剧，但是觉得里面“音符太多，删去一些音符就完美了”。莫扎特面对这位统治者讥讽道：“陛下，您脑子里知道哪些音符呢？”历史几乎完全将哈布斯堡王朝屏蔽掉了，这并不是因为这个王朝的人格外邪恶、贪婪或者音乐品位低俗。哈布斯堡王朝无法把一个由太多民族、太多风俗和太多土地组成的帝国凝聚起来。

同他们的对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我们将在第7章中探讨这一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分崩离析。但是在战争之前他们就已经走上了没落之路——在经历了400年的强盛之后。该帝国跨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其最后一位强大的君主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以及他的继任者查尔斯都是奥地利的皇帝和匈牙利的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生来坚忍克己，具备军人素质，喜欢军装，而家族历史霉运不断。大家听一下这一连串的灾难吧：尽管他在1853年躲过了刺客刺向他脖子的利刃（多亏上了浆的硬衣领的帮助），但他的弟弟于1867年在墨西哥的一次叛乱中被行刑队刺杀；他的儿子，也是他唯一的继承人鲁道夫，于1889年以一种罗密欧–朱丽叶式的方式，和17岁的情人相约自杀；1898年，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日内瓦刺中了他妻子伊丽莎白的心脏；1914年，他的继承人，也就是他的侄子弗朗茨·斐迪南遇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这位皇帝治下的经济状况远比其家族生活更有前途。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经济一直持续发展。19世纪初，奥地利纺织工人开始从英国进口机器，用来纺织棉花和亚麻，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1851年，政府提高关税壁垒，把奥地利和匈牙利分裂开来。1859年，政府取缔了同业公会，这就使得新企业主和店主更容易同已有行业展开竞争。帝国的现代化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1850—1873年，现代化趋势突飞猛进，发展迅速。奥地利人把这一时期称作“创建期”（字面意思是“创始人时代”）。这一时期也为维也纳带来了一座新的歌剧院、市政厅、议会大楼，以及大量移民和商人，他们搬进了设计相同的成批建造的住宅内。如果你到维也纳参观，或许无意中会走进浪特曼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始于1873年，曾向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提供过薄皮苹果卷。咖啡馆的开张表明当时人们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从1870年到1914年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的这段时间里，同英国和法国相比，奥匈帝国内部的人均收入增长得更快。最终，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飞速发展，国内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符合我们在上一章中所提到的模式。同1817年至1845年相比，生育率在1850年至1910年有所下降。

1870年至1910年，奥地利——匈牙利的经济飞速发展，增长了128%。你或许认为更加富裕的国家可以平息国内的紧张局势，但是，与之前停滞不前的收入相比，不断增加的收入引发了更多的种族冲突。1897年，从维也纳到布拉格，再到美丽的萨尔茨堡，都爆发了种族暴乱。莫扎特曾在萨尔茨堡学习过小提琴，玛丽亚·冯·特拉普后来也曾在此地演唱过当地的歌曲。当波兰伯爵、当时的首相巴德尼宣布所有官员必须讲德语和捷克语的时候，甚至连6000英里[4]之外的报纸都听到了暴乱的喧嚣声。《洛杉矶先驱报》报道：“波西米亚地区动荡不安……军队在布拉格街头巡逻……上周四晚上在德国皇家剧院附近发现了一枚炸弹……监狱人满为患……布拉格、克拉科夫和克拉茨发生了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冲突……30家报馆遭到查抄。”

马克·吐温在探访维也纳时写过一篇有趣的（但从政治角度来讲并不正确的）文章，记录了发生在其议会中的争斗。他描绘了一场“野蛮、疯狂、震耳欲聋的喧闹，自从北美印第安的科曼奇人最后一次在夜间袭扰白人定居点之后，这个星球上再没有人听到过如此的喧嚣”。随后马克·吐温描述了一个名字恰巧叫“沃尔夫”（英文是wolf，意思是“狼”）的议员：

“此人衣冠楚楚，英俊潇洒……一头黑发蓬乱无章……喜欢用利剑和手枪表达友好之情。他最近刚与政府首脑巴德尼伯爵决斗过，击穿了对方的胳膊，然后彬彬有礼地走向前去审视自己的猎物、握手致歉，诸如此类。”马克·吐温报道，沃尔夫要求全体议员公开宣布：“此时此刻，我们想要看一下，是波兰人的头骨硬还是德国人的头骨硬！”在一片嘘声之后，沃尔夫断然宣布：“休会！因为我发现自己受到威胁……我并不是为我自己担心，只是担心激怒我的那个人的安全。”

尽管帝国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皇帝本人人气也颇高，会说多种语言，但是奥匈帝国还是无法维系下去。随着边境贸易往来越发便利，维也纳的人口数量在1850年至1910年之间增加了3倍，大量移民和农民蜂拥而至，来到这座以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圆舞曲著称的文明之城。尽管经济发展欣欣向荣，但开启的香槟酒数量却寥寥无几。事实上，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维也纳人就开始抱怨遭到某种“围困”——但据称他们的奥地利同样携带多种疾病，并且工资较低。所有不是来自维也纳的人（包括萨尔茨堡人、捷克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被看作“在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警察报告说，购物者之间的斗殴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刚到此地的顾客“把玩商品，然后放下，讨价还价，最后却没有购买”。这也难怪，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奥地利的将军们把军队驻扎在这座城市之外，远离城内的平民战争，以此保护他们的军队。

在奥匈帝国其他地方旅行的维也纳人也面临着类似的嘲笑，拥有类似遭到围困的心理。这里有个非同寻常的观察报告，是由卡尔·维特根斯坦在1902年做出的。此人是“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朋友，也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父亲。卡尔在报告中说：“当维也纳音乐家和歌唱家在布达佩斯演出时，常常引发公众不满。”《魔笛》和《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非常令人厌烦，这些作品的旋律能够引发骚乱！因此，卡尔指出：“我们国家的孩子们移民去了美国，因为美国的文化和语言让他们感到更亲切。”大家想象一下这种景象：奥匈帝国里的奥地利孩子打点行囊，登上客船，穿过波涛汹涌的北大西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发现与自己的“国人”相比，他们与美国人的共同点更多。

英勇而迷惘的苏格兰

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中解释了两种颇具影响力的悖论：（1）富裕国家生的婴儿少，因此需要外来移民；（2）国家要想富裕起来并保持下去，必须同外国人进行贸易。今天，这两种悖论正在全球引发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主义运动：西班牙有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土耳其有库尔德人；意大利有北方联盟支持者；比利时有瓦龙人和佛兰德人之间的对抗。几年前在参观罗马时，我听到一位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宣称自己反对多元文化：“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全色彩的贝纳通’。”

2014年9月18日，苏格兰人涌入投票站，决定是否宣布独立，脱离英国。甚至连007的首位扮演者、曾为女王陛下效忠的肖恩·康纳利也在公开呼吁苏格兰独立。这场独立运动获得了大约45%的支持票。鉴于保守党和工党联手反对，因此这一结果还是令人震惊的。并且，苏格兰主要的银行和企业也威胁说，如果支持者获胜，他们将把母公司从苏格兰撤走。

你或许认为，贫穷和绝望驱使许多苏格兰人想要摆脱英国。但事实上，苏格兰比1970年或1950年时要富裕得多，当时独立之火刚刚露出一点儿苗头。苏格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000美元左右，超过英格兰和德国的平均值。尽管如此，相当一部分苏格兰人认为取得这种财富所付出的代价太高：有太多的外国人、英国人企图分享北海石油的收益，有太多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在领取救济金，并且在苏格兰的领土上部署了太多的武器，时刻准备用于对外战争。苏格兰吟游诗人罗伯特·彭斯曾经写道：“拿英国钱把我们做了交易。”随着苏格兰越来越富裕，这种不满的情绪也逐渐升温。许多苏格兰人不再承认他们自己的祖国。在反映苏格兰人历史的戏剧《麦克白》中，麦克达夫问道：“苏格兰现在何方？”回答令人不安：

哎，可怜的国家！

几乎不敢想象。

不是经济上的困境，而是混乱造成的分裂力量刺激了苏格兰人，让他们撩起自己的苏格兰短裙。

从“美国制造”到“哪里便宜哪里造”

父亲被解雇了，从技术层面来说他失业了。他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了12年。它解雇了他，用一个能做他所做的所有工作的小装置取代了他，只不过这个东西做得更好。令人沮丧的是我母亲也出去买回来了一台同样的装置。

——伍迪·艾伦，1968年

如果那家公司今天解雇了伍迪的父亲，用一个来自印度旁遮普邦的能言善辩的工程师取代他，那他的母亲是否会出去给自己弄一个彬彬有礼的戴着头巾的锡克教徒呢？自从第一个古罗马酿酒师利用木板和巨石来捣碎成桶的葡萄，而不是让妇女用她们磨出老茧的脚趾来踩压葡萄时，我们就一直在与机器替代人力的思想做斗争。公元前160年，罗马思想家老加图写了一部有关农业的著作。这是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拉丁语著作。在这部书里，他解释了在酿酒过程中如何利用石块来取代脚。今天，有关机器和电脑窃取人类工作机会的争论一直在持续，人们乐此不疲。出租车司机不喜欢优步抢夺他们的客源。优步司机利用复杂的全球定位技术和评级系统，把粗鲁无礼的出租车司机抛弃在路边，让他们无客可拉。在不久的将来，优步司机会对谷歌公司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心生不满。有关人机对抗的辩论还会持续下去，但在出租车和优步对抗这件事上，双方司机都是在同一时区和同一国家内进行较量的。

工人们感受到来自外国机器和外国人的威胁。进一步来说，更为全球化的、以贸易为基础的经济会产生威胁，把爱国主义精神从国家中清除出去。让我们思考一下当今的美国。美国现在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达到2.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4%。波音公司拖欠的待造飞机订单超过5000架，价值489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之外的客户购买的。为波音公司欢呼吧！但美国也出口就业机会。如果你看一下波音公司新款机型波音787的引擎罩，你会发现飞机70%的部件不是美国制造（而在20世纪70年代，最早的波音747只有2%的部件不是美国制造）。机翼翼尖来自韩国，货舱门来自瑞典，而日本在几年前就开始为波音公司生产马桶和前几年总是起火的令人讨厌的锂电池。我们已经从“美国制造”进入到“哪里便宜哪里造”的时代。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曾邀请我参观百思买公司的一家商店，随行的是一个摄制组。我们像一个笨拙的杂耍艺人一样翻看着收音机、电视机和DVD播放机。我们希望能至少找到一台印有美国制造字样的机器。结果我们看到的字样是中国、马来西亚、日本和中国台湾。只有在购买电池的时候我才看到了美国制造的字样，但它并没有被印在电池上，而是印在收银员递给我的闪亮的黄色塑料袋上。我询问来这家百思买商店的购物者，他们在购买外国货的时候是否犹豫过。他们的回答当然是没有。甚至有几个人坦言，美国制造的标记可能会让他们担心质量不好。多么讽刺啊！20世纪60年代，索尼公司在美国海关工作人员那里遇到麻烦，因为当时该公司试图用尽可能小的字号来遮掩“日本制造”的标记。

最初，20世纪90年代的业务外包大潮伤害的只是没有文化的美国人，他们失去了工厂里的工作，因为来自中国广东的农民能够像克利夫兰人一样在流水线上熟练地使用螺丝刀。不久，来自印度呼叫中心的打工者淘汰了罗得岛州戴尔医疗保健部的工作人员。但这种趋势不断拓展、深化，朝着高收入阶层发展。事实证明，来自印度的放射科医师能够像美国人一样精确地读懂癌症筛查报告；来自菲律宾的会计能够完成1040号纳税申报表的填写工作，而且不会弄错一个小数点。国际纸业公司是一家有着117年历史的公司，它在2008年拥有的员工总数同2012年大致相同，大约是61500名。但在这4年时间里，该公司解雇了8000名美国工人，雇用了8000名非美国籍工人。

从长远来看，业务外包可能对美国经济有益，能够提高生产力，增加可利用的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估算，美国公司在印度每花费1美元，美国可以获益1.14美元。当沃尔玛在中国开一家新超市时，它需要雇用大量中国工人，但随后需要更多的美国员工在物流、国际营销以及人力资源方面提供帮助。下面，让我们进行一项非同寻常的思维实验。比方说，圣诞老人开始在美国全境派送免费玩具和衣服。这样一来美国会更富裕吗？是的，因为我们可以把时间用到生产其他事物上，而我们的孩子可以享受这些礼物。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每个人都会更富裕吗？不是的。美泰公司和孩之宝公司的员工可能会认为圣诞老人是个十分不公平的商业竞争对手，因为他们下岗了，被送往州失业办公室，排队等候领取救济。

虽然业务外包对21世纪来说可能是个新的表述，但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已屡见不鲜。比方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新英格兰的许多棉纺厂悄然搬到南方，同去的还有工作机会。并不是每一个业务外包都会威胁到国家统一，但当外包国雇用别国人员来从事其最有价值的工作时，这个国家就会变得空洞、虚弱，易受攻击。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鼎盛时期的威尼斯，当时其官方称呼是“宁静的威尼斯共和国”。这个名字本身宣扬的是宁静，然而从15世纪到18世纪，为了争夺对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威尼斯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交战，有时也会同罗马教廷、奥地利、法国以及达尔马提亚沿岸的诸多邻国发生冲突。尽管面临外国威胁，威尼斯还是设法通过航运、金融、香料贸易、装订业以及玻璃吹制业为其人民带来了财富（穆拉诺岛上的玻璃吹制业至今依然备受赞誉）。威尼斯曾经是连接亚欧大陆的纽带。的确，如果没有威尼斯，马可·波罗或许就无法从中国带回面条。

那么威尼斯在哪些方面实施业务外包，最终让共和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肯定不是面条或玻璃制作。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容忍的。事实上，威尼斯的总督们外包了他们的安全和他们的军队。这个以海防为主的共和国依赖来自法国和荷兰的雇佣兵充当其海军。雇用来的海军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假如你的敌人愿意支付更高的佣金，那么你的水兵就会掉转炮口，瞄准你自己的要塞和广场。因此，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威尼斯海军面前用重金进行引诱的时候，这支部队马上改旗易帜。威尼斯议会随即决定对工人和商人提高赋税，希望可以买回海军的忠诚，这种做法却打压了经济发展。在不断受到海盗袭击的情况下，1600年，威尼斯的货主们被迫交付更高的保险费，费用从货物价值的5%左右上升到35%。1615年，法国雇佣兵密谋兵变，占领了总督府，杀死了议员。

就在此事发生的几年前，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写到了威尼斯雇佣兵的故事。在该剧开头，英勇的摩尔人奥赛罗刚刚在塞浦路斯挫败了土耳其人的攻击。当然，这部戏剧是围绕着“诚实的伊阿古”的谎言展开的。此人编织了一张大网，诱骗悲剧人物、轻信的“犯错的野蛮人”奥赛罗陷入谋杀之中。但威尼斯真正的悲剧历史源于他们相信军队的忠诚是可以通过购买得到的，即使他们的敌人资金雄厚，挑起了一场竞标战争。

什么是美国品牌？

业务外包可能让公司效率更高，但美国人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像可口可乐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宣布不再是美国品牌，肯德基更关心在越南岘港，而不是在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销售鸡腿。一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甚至把美国消费者视作“递耗资产”——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下降，就像金属车床一样被灰尘和铁锈覆盖。盖洛普公司的民意调查发现，在18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中，有31%的人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只有43%的Y一代认为他们自己“非常爱国”。难怪《纽约时报》会报道，只有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拥有基本的“美式”文化和价值体系，这一比例从2004年的59%下滑至54%。

在有些情况下，美国公司发现它们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之中。外国人将其视为纯粹的美国公司，即使这些公司把越来越多的商业目标瞄准了美国之外的市场。它们把更大的赌注下在了外国消费者身上，对外国人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的看法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受到外国的影响。我们来思考一下百胜餐饮集团这个案例，该集团是肯德基和必胜客的母公司。几年前，百胜餐饮集团做得风生水起，集团一半的销售额和绝大部分增长额来自它在中国开办的4260家餐厅。2009—2012年，其股票价格涨了1倍，这主要得益于亚洲市场。我曾向一位此集团的高管询问企业经营的成功之道。他解释说，自1987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店面开始，肯德基与其他鸡肉产品销售商相比，就享有两大优势：第一，中国消费者喜欢吃带骨头的鸡肉，这是麦当劳的鸡胸肉所无法提供的；第二，肯德基创始人桑德斯上校的那种老爷爷的形象，让中国人想起了受他们爱戴的长辈，接近崇尚集体主义的儒家思想。然而，中国人现在不再带着这样的情感来看待桑德斯上校了，这个品牌的“吸引力”由2012年的42%下降到2015年的19%。仅在2013年第一季度，其销售额就下降了20%。这位步履蹒跚的上校可能让人联想到了中美之间在贸易和军事上的紧张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德基占据了4层楼的空间，大小相当于一座小宫殿。公司偶尔也有犯错的时候，比方说，它曾把“美味吮指”翻译成“我们会吃掉你的手指”。

2012年，百胜餐饮集团惹上了更大的麻烦。当时，官方媒体指控公司向鸡的体内注射了不安全的抗生素，尽管随后的检验结果表明并没有此类添加剂。后来，百胜餐饮集团起诉3家中国公司，因为它们声称肯德基改变了鸡的基因，能让鸡长出8条腿。一夜之间，当这家美国快餐连锁店还挣扎于可疑的鸡腿事件时，中国的家禽销售商迅速抢占了肯德基的市场份额。2015年10月，百胜餐饮集团宣布拆分中国业务，把中方业务从美方分离出去，这样它将被称作百胜中国。百胜餐饮集团陷入了自身的悖论之中：它通过瞄准中国市场发展壮大，变得不那么美式化，但是随后由于中国的新消费者认为它太美式化又开始每况愈下。

全球化经济打破了美国制造或英国制造的概念，也消除了曾经伴随着这些标识的自豪感。拉尔夫·纳德曾想出了一个妙招，他先是在1996年，而后又在2013年，给100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席下一届年会，并代表公司“面对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以及国旗所代表的共和国宣誓效忠……为所有人争取自由和正义”。只有一家公司——联合百货公司——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得出，几乎每一位法律总顾问和首席税务官都劝阻自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不要照纳德所说的去做。为什么要拿他们公司的全球销量、贸易许可和租赁协议冒险呢？之后，纳德又向20家主要的工会提出了这一挑战，但没有一家愿意照做。

当然，我们挑战的目的并非要阻止美国公司在国外抢夺市场占有率，也不是要禁止美国人购买外国制造的商品，其中任何一种做法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这种挑战要求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制度，能够在精神上和工作中把人们团结起来。

也有一些好消息。在许多领域中，美国公司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排行榜中，苹果、谷歌、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波音以及脸书网名列前茅。在中国上海，警方被迫关闭了苹果公司的一家商店，因为当时顾客为了能够买到新款的iPad（平板电脑）发生了骚乱。这种骚乱不是抢劫和盗窃，而是争相掏钱购买美国技术。然而，能够创造更多财富的美国人的数量越来越少。这一问题超出了人们所熟悉的“99%和1%”收入不均的辩论范畴。自信心和职业道德的分布出现严重失衡，这十分危险。为了都能够成为宅在宿舍里的马克·扎克伯格，数千名年轻人身着卫衣，坐在母亲地下室的沙发里，勇敢地追逐着《魔兽世界》里的虚拟替身。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从地下室爬出来，报名参加培训课程，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机械师执照。在地下室中他们可能位高权重，成为最高统帅，但走出房间他们什么都不是。这种收入和职业道德方面的错位，在处于两个极端的群体中，都滋生出了怨恨和自私情绪。富人们认为他们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负担，因为最富有的10%的人缴纳了超过70%的税款。同时，处于底层的那90%的人担心自己永远也达不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连辍学的中学生都能够达到。

年轻人和中年人都丧失了自信心。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只有大约50%的美国人认为未来会比现在更美好。最让人惊讶的是，甚至连他们对过去的观点都发生了变化。战后婴儿潮那一代人逐渐变得留恋过去，因此这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29%的人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超过50%的Y一代认为，假如他们在40年前就长大成人的话，那他们可能生活得更富裕。这些看法颇具影响力，并且难以改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10年，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相对较短的寿命现在看起来却是更好的一种生活。

蛋糕忧郁症在美国全境爆发，并蔓延至全球。要想重拾过去美好的心情，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杯香茶和贝壳形状的饼干。

[1]《经济学大师们》由中信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编者注

[2]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3]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编者注

[4]1英里=1.609344公里。——编者注

第3章 借贷带来的麻烦

债务问题

波洛尼厄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尽管他声称“简单明了是智慧的灵魂”，但是他对儿子雷欧提斯唠唠叨叨地提了一大堆建议，包括他的名言“别借债，莫放债”。即使是在中世纪腐朽的丹麦，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颖的建议。作为大学生，雷欧提斯可能已经知道《圣经》不赞成借债，而且《利未记》中也记载了免除债务的大赦年。古老的希伯来语中借债“利息”这一词语来源于“蛇咬伤”一词。中世纪的牧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义项，当然，莎士比亚也精心刻画了图谋“一磅鲜肉”的放债人夏洛克。宗教和经典作品都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债务害人。当我们考虑债务问题时，我们很容易想象出这样几幅画面：挂着“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牌子的房屋、用木板封住的店面、前面挂着3个传统金球的当铺、19世纪的债务人监狱或者是衣衫褴褛的契约雇工。本章我们将不再陈述有关债务和破产的所有历史，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专著、期刊和神职人员的布道中得知这些。取而代之的是，我将提出一些你们在上述资料中可能没有发现的我个人的观点。首先，对于个人和国家而言，债务可能具有积极作用，这取决于债务的种类和等级。其次，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陷入债务麻烦的可能性并没有降低，而是更有可能陷入债务危机。最后，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它们会建立起更加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将加剧其债务问题。

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债务观念发生了变化，这更像是对戒酒互助协会信条的滑稽模仿。下面是债务观念的三个阶段：

1.前工业化国家：债务不是好事。

2.工业化国家：债务还可以，但破产不是好事，会带来污名。

3.后工业化国家：债务和破产都不是坏事。

当一个国家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人们的观点从波洛尼厄斯的“别借债，莫放债”演变成这样一句话：“管它呢，反正我们都已经搞砸了，对不对？”这句话更适合用来描述现代喜剧中的懒汉。你也许可以看出来，2016年的美国就很好地反映了第三个阶段。

债务可以变成好事吗？

当然，债务可以变成好事。对于个人而言，借钱并不总是坏事。对于一个政府而言，从公民和邻国借钱也并没有那么糟糕。让我们先从向企业和个人贷款来快速入门，然后我们再谈政府借债问题。假如我正在做鞋子生意，想找一些黑色的细高跟鞋来吸引顾客，那么我最好有这样一些黑色细高跟鞋可以用来展示。高跟鞋制造商自然希望在把鞋子运到我的零售店之前得到货款。因此，为了能够将货物用来展览，我可以借钱付款。当顾客们脚蹬高跟鞋，努力保持着平衡，跌跌撞撞地走出鞋店时，我迫切希望卖掉那些黑色高跟鞋来偿还货物欠款，同时也能多挣点儿钱。如果我没能卖掉那些高跟鞋，破产了，出借人至少可以收回货物，把崭新的、没有卖掉的鞋子带回去（律师称之为“担保物权”）。自从第一位地毯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大市场展示柏柏尔地毯开始，这种借款方式就一直在运作。

现在，比方说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有一份工作，想买一辆福特野马跑车。我可能拿不出3万美元现金，因此我想可以通过分期付款来购买——这个周买个方向盘，下个周买条安全带，但是这不仅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集齐所有零部件，而且我也不是个熟练的技师，无法完成组装工作。在电视连续剧《陆军野战医院》的一个片段中，剧中人物拉达尔·奥赖利给他在艾奥瓦州奥图姆纳的父母“寄去了”一辆军用吉普车，每次寄一个零件。艾奥瓦人通常比加利福尼亚人更善于机械组装。银行或汽车公司不会让我一下子拿出全部的购车款，而是会借钱给我来购买汽车，而我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比方说，5年时间里付清全款。假如我丢了工作，没有能力在这一时间内还款，经销商或者银行就会收回野马跑车，该车依然有利用价值（除非我把车开得跟我那个19岁的表弟一样糟糕）。这种借贷行为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我工作稳定，并且没有仅靠红辣椒快餐店厨师那样的薪水就贷款30万美元购买一辆兰博基尼。类似的原则也适用于贷款购房这件事。

如果没有借贷行为，国家就难以向前发展。有息贷款开创了一种方法，可以把价值置于未来，促进投资。我第一次去希腊克里特岛时看到许多盖了一半的房子，对此十分不解。难道是房地产危机或者是海啸彻底摧毁了这些家庭？事实上，这是因为房屋抵押贷款没有到手，于是这些家庭只能利用手头上的现金来盖房子，盖到哪儿算哪儿。每个月，这些家庭可能会返回建筑工地，带着所需现金购买门窗或屋顶。只有当这个家庭积攒够了盖房子所需要的全部资金，他们才能搬进盖好的房子里。当然，他们或许没有坐的地方，因为他们需要再等上一段时间才能购买沙发或椅子。这种做法看起来相当谨慎，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相当原始。

如果说借贷通常是合理可行的话，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或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困境呢？我们需要看一下两个具有欺骗性的词语：举债经营和外推预期。所谓举债经营（或者像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所说的“齿轮作用”），指的是借钱投资，因为你相信投资带来的收益会高于贷款利息。举债经营对那些自认为比其他任何人都精明的人格外具有吸引力。举债经营者通常相信“博傻理论”。即使他们犯下愚蠢的错误，购买了价格过高的资产，他们也还会认为有一个更傻的傻瓜会从他们手中买走它。想象一下，假如你看到一幅带画框的蜡笔涂鸦画，认定这是杰克逊·波洛克的一件未被发现的作品。画的主人以1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你，而你以10%的利率借了100万美元，因为你相信一年之内一定有人会出超过11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这幅作品。比这更离奇的事情都曾发生过。与此同时，你冒的风险也相当大。不要忘了，在你将其挂在自家乒乓球台上方，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等待价格上升的时候，这幅作品并不会带来任何收入。此外，你还应当考虑到假如这幅画的价值骤然下跌，你该怎么办。比方说，艺术鉴赏家认定你手里的波洛克的作品，其实只不过是幼儿园里一个名叫波拉克的孩子画的。这样一来，第一年结束之后，你还欠债权人10万美元的利息，外加100万美元的本金，这是你永远无力偿还的。

对更傻的傻瓜来说，外推预期是另外一个危险的陷阱。我经常发现，甚至连投资者都把“老于世故”的跟风投机视作投资理念，其原因仅仅是因为统计图表显示其价格走向持续升高。1995—2008年，许多高校基金会和养老金计划受托人都坚信商品价格只会涨得更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和印度将需要更多的锌、石油和玉米。这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有笨蛋才会唱反调，但最终笨蛋赢了。这种“板上钉钉”的赌注是双重的外推预期：亚洲快速、持续的发展刺激了该地区对原材料的快速、持续需求。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的前经济顾问赫布·斯坦（也是演员本·斯坦的父亲）举止滑稽古怪。他曾公开宣称：“如果某件事情无法继续下去，那它就会停下来。”偏激的商品投资人忽视了斯坦啰唆的教诲。在2008年和2009年，一揽子商品的价值缩水了一半。经济大衰退结束之后，商品价格试图再次攀升，结果在2011年再次跳水下行。当举债经营和外推预期联手出现时，它们常常显得既诱人又致命。大约在莎士比亚塑造波洛尼厄斯这个人物时，另一位名叫约翰·布里奇斯的英国作家这样写道：“傻瓜和他的金钱很快就会分手。”每当我看到一个更傻的傻瓜和他的金钱，我就想：“他们一开始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当更傻的傻瓜讨好政府时

过去，在波洛尼厄斯自以为是、武断地发表意见的年代，欠债不还是要背负恶名的。破产的个人会被投进监狱，卖身为奴，甚至被迫交出自己的孩子充当奴隶。1604年和1623年颁布的《英国破产法案》规定，某些破产者是要被游街示众或者割掉耳朵的。还有一种更有意思的惩罚。意大利的欠债者会在广场被当众羞辱，被迫光着屁股撞击特制的石头（想必是那种表面粗糙的石头）。我反对所有这些做法，它们太残忍了。并且，在我们这个“自拍”时代，迫使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光着屁股撞击石头的做法可能，甚至会鼓励那些自恋的借款人对他们的债务充耳不闻，无所顾忌。

在任何允许借贷行为的经济制度下（也应当如此），一些借款人由于运气不佳或判断失误会铸成大错。本章主要关注的是富裕国家通常是怎样助长了民众内部不计后果的借贷行为，以及政府本身这样的行为的。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短语需要注意——风险共担。风险共担指的是经济活动参与者在经济活动的结果中承担个人风险。这有助于在社会中创建信任契约。比方说，风险共担的借款人有还清贷款的动力。过去，割掉一磅肉或一只血淋淋的耳朵的做法有助于促使债务人履行还款义务。失去自尊和名誉也同样管用。但现如今，破产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大部分恶名。甚至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之前，加利福尼亚州的破产公司数量在短短几年里激增了85%。在老辈人的眼里，一想到破产离家，那是很耻辱的。但现在，这或许成了一个不错的建议。那些狡猾的债务人甚至想出了一个聪明的说法：“叮当邮件”——寄给银行一封信，信封里面装着被遗弃的房屋钥匙。

在经济大衰退期间，我们知道了当房地产借款人在贷款协议所产生的后果中，不承担足够的个人风险时所发生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购房夫妻通常需要准备好20%的购房款（首付款）。假如这对夫妇无法偿付抵押贷款，治安官将会把他们驱逐出他们所购的房屋，而他们先期投入的20%房款自然就丧失了。在随后的20年间，首付款比例逐渐降低，而联邦政府又出台了刺激政策，让银行把越来越多的钱塞入高风险的借款人手里。例如，1995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政府特许经营的两家金融公司）购买风险较高的抵押贷款，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次级抵押贷款。通过强迫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有问题的贷款，联邦政府实际上是在告诉银行家们：不用担心，假如你们的购房者赖账不还，或只是投资失败，我们会担着的。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政府有意降低行市，让银行向那些风险性高的借款人贷款。到2006年，将近1/4的新增抵押贷款被视作次级抵押贷款。在加利福尼亚州，90%的新增抵押贷款都属于利率可调型，这很快就对国内购房者产生了适得其反的影响。借款人有更多渠道获取更多贷款，他们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不去顾及是否能够还款，也就是说，风险共担意识越来越淡薄。

圣迭戈市的房价从2001年到2006年涨了1倍，随后在2008年仅一年里就骤降了40%。这就是发生在圣迭戈市的真实一幕。我们以“X夫妇”为例。“X夫妇应该住上有4间卧室和一个按摩浴缸的房子，尽管他们一生中从没有攒下一分钱。”他们前去拜访抵押贷款经纪人和银行家，前者希望能够得到自己的佣金，而后者则清楚房利美和房地美有可能会从自己手中接过抵押贷款。“应该住上有4间卧室和一个按摩浴缸的房子的X夫妇”没有交付一分钱，并且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没有向银行出示他们的所得税申报表。我曾询问过银行的相关人员，对没有审核纳税申报表就提供抵押贷款的做法银行会如何解释。他们说，在泡沫经济环境下，外加宽松的贷款标准、更傻的傻瓜以及外推预期的共同作用（虽然存在风险，但极具诱惑力），当地银行根本无暇应付各种文书工作。每个人都在交易中获利。电台广告宣传说，普通的外行也能通过炒房“赚得”数百万美元。一位银行家曾对我坦言：“我们当时并不想要求对方出示纳税申报表，因为我们不希望让我们的客户感到难堪。”难堪并不是多大的风险，真正可怕的风险是无法收回贷款。美国的纳税人在非法操作中失去的不是耳朵，而是信任。

尽管股市崩盘，数百万人失业，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国会也不断举行听证会，但看起来联邦政府并没有从举债经营、外推预期、更傻的傻瓜或者风险共担中吸取太多教训。2014年10月，负责监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梅尔·瓦特宣布，这两家金融公司应当再次资助抵押贷款计划，首付款比例降低至3%。甚至连那些必须同政府政策制定者保持良好关系的房地产建筑商也对此举感到惊讶。托尔兄弟公司总裁罗伯特·托尔称瓦特的计划“相当愚蠢”。瓦特是在什么地方发表演讲建议采取更低的首付款的呢？地点就在拉斯韦加斯的曼德勒海湾酒店——孤注一掷的首选之地。

随着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以及人们表现得好像不那么愿意风险共担，人们的信任感也随之下降。那什么上升了呢？答案是一夜暴富的想法。当我们驱车在美国境内行驶，收听调频广播时，你会发现许多电台之所以要广播，完全是因为它们在推销公司广告，这些公司兜售黄金投资，大肆宣扬美元必将贬值。的确，在经济大衰退期间，黄金价格一路飙升，但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金价又一路下挫。最近在纽约一家宾馆住宿时，我打开电视，惊讶地发现埃德·克兰普尔（棒球运动员）出现在镜头中。在我小时候，动作迟缓的克兰普尔为大都会队效力，司职一垒。克兰普尔通过电视镜头要向观众讲些什么呢？购买黄金。我当时盯着屏幕在想：“克兰普尔，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你一辈子的长打率才是0.26。如果黄金公司雇用皮特·罗斯的话，我或许会听他的。罗斯是个狡诈的赌棍，但至少他的长打率是0.30。”黄金广告的终极主题是这样的：未来前景惨淡，每个人都想在经济上占你的便宜。因此你最好一夜暴富，否则在下一次插播广告之前你就会身无分文。

为什么公共债务比私人债务更糟糕？

从许多重要的方面来说，公共债务比私人债务更加危险。假设你父亲是个赖账的人，一直在家庭购物网和亿贝上疯狂购物。在他去世时你没有继承任何遗产，只是收到葬礼通知，要求把他埋在他生前买的一口略显夸张的棺材里，棺材盖子上安装着利伯雷斯式的烛台。在葬礼上，当抬棺人把棺材降到墓穴中时，一位代表那些心情悲痛、权利受到侵害的零售商的律师把你拖到一边对你说：“请您节哀，我们也很难过。可是您父亲欠下了数百万美元的购物款，我们要求您来偿还。”此刻你可以对他说：“那请跳下去跟父亲要吧，因为我没有责任偿还他的债务。”你的回答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父母一死，他们的债务就不存在了。你可以继承自己父亲眼睛的颜色、下垂的嘴角或者超宽的下巴，但是无须继承他的债务。假如他欺骗或诈骗了百货公司或汽车经销商，让它们提供了贷款，那么它们应当为此负责，承担责任，因为这是它们的调查技术不过关所导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比债务人经验更加丰富，也更善于在贷款前核查申请者的信用等级、房契和所得税申报表。

然而，当国会议员和总统欠债时，债务并不会因为他们卸任或离世而消失。在很多情况下，债务会自行增加，对他们的孩子，乃至那些还没有选举权的后代造成巨大的负担。自1961年以来，除了其中的5年时间，美国的预算每年都出现赤字。这并不仅仅因为时运不济，而是体制使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独立战争是打着“无代表不纳税”的旗号开战的。但是，谁来代表那些尚未出生、根本找不到投票箱的我们的后代呢？我们的子孙，无论他们喜欢与否，必须依靠爱国主义精神、道德标准，或者像田纳西·威廉斯所说的“陌生人的仁慈”。顺便说一句，威廉斯在酗酒中孤独地死去。在华盛顿特区以及全球的各大政治中心，人们经常听到一些主题为“献给明天的年轻人”的演讲。难道今天的政客和选民无意保护他们子孙后代的权利吗？不是的，他们是要保护的，但并不多。

汉密尔顿对决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个斗志旺盛的勇士。他是个私生子，从圣克罗伊岛的货务员做起，一步一步地，最终在1789年成为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竞争和野心有着深刻的理解，但同时也带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他建议民众应当推举“合适的人”担任立法者，这样的人会在某些方面超越渺小的个人利益。他是这样说的：

德才兼备者品德高尚，值得人们信任。他会感到欣喜，因为命运女神让他生逢其时，为提升人类福祉而奋斗……他高瞻远瞩，心系人类利益，鄙视争名夺利的卑劣行径。

汉密尔顿面见达官贵人，强烈要求联邦政府发行债券。他甚至努力争取，让联邦政府还清独立战争期间各个州累积下的2500万美元的欠款，外加7000万美元的国债，以及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将军们在独立战争期间签发的大约价值700万美元的借条。当时，许多州的债务是以大约15美分对1美元的比率进行交易的。汉密尔顿认为，还清各个州的债务有利于提升美国联邦政府的地位和声望，可以在将来利用更优惠的条件进行借贷。他还认为，通过发行债券，可以让富裕阶层同新成立的国家结盟。换句话说，贷款人与借债国可以同舟共济。汉密尔顿曾宣称：“只要不过量，国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笔民族财富。”这种说法让性格执拗的辉格党人震惊不已。当然，汉密尔顿也的确设定了借贷的上限，提出设立一种“偿债基金”，规定美国在还清原有债务之前不能产生新的债务，并且国家开支（包括债务利息）不能超过其预算收入。

在美国还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时，汉密尔顿的思想十分有效。到19世纪30年代，国家还清了其在独立战争期间欠下的巨额债务。到了20世纪初，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债务也有所减少。但随着国家在20世纪发展得越来越富裕，债务清偿制度逐渐淡化。今天，公众掌握的美国联邦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5%。如果把政府信托基金欠财政部的钱，例如把社保加上的话，那么美国的欠债就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这就产生了下面这个问题：假如富裕国家对财政制度抱有认识上的偏见，并对爱国主义情感造成强烈扭曲，那么政客和选民如何能够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呢？为了能够得到一些清晰的线索，我们不再研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转而研究20世纪生物学家威廉·汉密尔顿。

当政府被赋予借贷的权力时，它就有权来约束那些对它来说是陌生人的未来公民。然而，人类生来并非一定要去细心照顾陌生人，尤其是那些还未出生的抑或是陌生人的孩子。我们在生活中偏爱我们的直系亲属，关注当下生活。我在前一章中曾指出，父亲们更愿意为他们亲生的孩子交纳学费，而不是那些养子养女。20世纪40年代的一天，英国一位名叫威廉·汉密尔顿的12岁孩子，正在摆弄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一些残留物品。不幸的是，这些物品不是军用水壶或者莱茵兰[1]地区的地图，而是手榴弹。其中一枚手榴弹爆炸了，炸飞了这个孩子的几根手指。孩子的母亲接受过急救训练，她赶忙把小威廉送到了医院。医生保住了孩子的性命，但无法保全他全部的手指。后来，这个孩子到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学习，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家人如何互相照顾”这个问题。汉密尔顿逐渐形成了一套杰出的原创进化理论，我们可以将其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中。汉密尔顿意识到，达尔文提出的“适者生存”理论过于自私、夸张，也过于严酷，而且对许多行为都难以解释。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父母会为子女做出牺牲，其中某些牺牲可能是突如其来和致命的，比如跳到汽车前面推开命悬一线的孩子。另外一些牺牲可能没那么惊心动魄，比方说，母亲省吃俭用把钱存起来，为的是在自己死后可以作为遗产传给孩子。

汉密尔顿指出，人们能够做出巨大牺牲，但这种牺牲取决于他们与受益人之间的亲密程度。父母与自己的孩子有50%相同的基因，祖父母有25%，直系表兄妹有12.5%，第二代表兄妹有3.125%，而陌生人为零。在研究汉密尔顿的内涵适应性理论的数学表达式之前，我们可以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人可以为了救2个亲兄弟的性命而甘愿牺牲自己，或者是4个直系表兄妹，或者是8个第二代表兄妹。汉密尔顿使用了c<br这个表达式，意思是说某人愿意为他人牺牲，前提是牺牲产生的好处b，乘以与受益人的亲密程度r，超过了牺牲的代价c。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你兄弟乔希跟你要10美元，他相信自己可以用10美元赚到25美元。此时，你所牺牲的c是10美元。你同乔希的DNA有50%是相同的。25美元×50%=12.5美元，超过了10美元，因此你很有可能会给乔希10美元。现在，假如你的第二代表兄鲁斯蒂犹犹豫豫地前来跟你要10美元，他也相信可以赚到25美元。在这种情况下，25美元×3.125%=0.78美元。对不起，鲁斯蒂，你不会为他所动。汉密尔顿并不傻（尽管他曾玩爆过手榴弹），他意识到自己的数学定律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而且过于刻板。许多人为慈善事业捐款，在度假期间也会匿名向小费罐和救世军组织的存钱罐里投钱。我和妻子曾赞助过学校戏剧演出。当女童子军前来敲我家门时，我也曾争着买她们的饼干。这并不是因为我十分喜欢吃饼干，而是因为这样做让我想起了过去的美好时光，我妹妹以及我女儿儿时也曾穿着幼年童子军军服这样做过。虽然如此，从广泛的人口结构来看，汉密尔顿的基本方法还是有用的。在1620年感恩节的那批清教徒移民中，50%的人在第一个冬天过后就死掉了。与幸存者相比，死掉的这些人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数量更少。最近有一项研究，研究者询问洛杉矶的300名老年妇女：“当你遇到困难时，谁对你帮助最大？”最普遍的回答是“至亲”。甚至连松鼠对亲属都更友善。野外生物学家曾报告说，当松鼠发现丛林里有郊狼的时候，它就会警告自己附近的亲属，并冒险把郊狼的注意力引向自己。但如果附近没有它的亲戚，那么松鼠就会悄悄溜走，选择自保。

在本书尾声部分，我们将讨论为了倡导牺牲精神，鼓励见义勇为并形成兄弟情深的社会风气，国家如何能够创造出超越DNA的关系纽带。如果缺少这些新的纽带，人们就会表现得更像松鼠那样，不会有怜悯之心或英雄之举。在威廉·汉密尔顿所处的这种国富民强、人口多样、家庭关系简单的国家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借贷制度事实上更加危险。

有关节俭的悖论与有关盗窃的悖论之间的比较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位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享乐主义者。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同时也是大约1930—1980年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他想出了一个聪明的概念，后来被称作“节俭悖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储蓄是件糟糕的事情。假如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节省在汽车上的开支，转而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账户，那么经济就会陷入衰退。他指出，表面上看好像不对，但事实上人们最终用于储蓄的额外收入会减少。凯恩斯说：“我们越是道德高尚，就越会决定勤俭生活……而我们的收入也就会越来越少。”对从波洛尼厄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每一个人来说，这种说法都是有力的打击。在凯恩斯的世界中，存一分钱就等于浪费一分钱。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尤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把节俭悖论写进全世界的教科书里，并在后来利用它来鼓励政府在对付经济衰退时进行消费支出而不是削减税收。当然，假如所有的购物者突然之间都开始罢工，那么经济肯定会产生剧烈震荡。但是，节俭悖论也有自身的缺陷。比方说，如果储蓄增加，利率就会下降，这可能刺激更多的投资行为。经验性实例表明，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同较强（而不是较弱）的经济增长相互关联。

我们在这里的任务不是去争论凯恩斯经济学的有效性问题。如果想要讨论这一问题，请大家阅读我的另一部著作《经济学大师们》。我们的任务是要分析一下节俭悖论的另外一方面，我将其称为“盗窃悖论”。通常说来，一个家庭若变得越来越富裕，那这个家庭就越不大可能陷入债务深渊，出现违约和破产情况。一般情况下，收入处于前5%的家庭所欠债务相当于收入处于后95%的家庭所欠债务的一半（这里指的是债务与收入的比例），但大家都听说过例外的情况，如尤里塞斯·S.格兰特（此人的面孔出现在面值50美元的纸币上），到破产歌星密特·劳弗以及黑人歌星50美分（他们的面孔都没有出现在任何纸币上）。总体来说，富人们睡觉睡得更安稳，并且有关幸福指数的调查发现，金钱确实能够买到心理上的安宁。那么这一悖论又是什么呢？我的研究表明，对于单个国家的经济来说，事实通常是相反的——富裕国家比贫穷国家累积的债务比例更高！2010年，在经济大衰退的打击下，像墨西哥、越南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所欠债务要少于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国家。美国累积起来的债务相当于其年产值的75%左右，而俄罗斯仅为10%。当美国的年度预算赤字猛增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时，俄罗斯的赤字不到4%，墨西哥不到3%，而印度尼西亚则炫耀自己收支平衡。俄罗斯尽管远没有美国富裕，但它也没有像美国以及美国那些“富裕的”盟国那样从外国大肆借债。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前夕，美国的负债比率为39%，墨西哥低于17%，而俄罗斯则大约为10%。

此刻，我并不是说生活在贫穷国家要比生活在富裕国家好，或者说贫穷国家的政府比富裕国家的政府更精明或者更诚实。它们并非如此，而且其中许多国家有时候会陷入债务危机（当商品价格在2014—2015年大幅下跌时，俄罗斯经济也遭遇了滑铁卢）。但是，我们必须尽力克服盗窃悖论，并弄清楚为什么富裕国家常常累积下更多的债务。为什么这一点成了富裕国家的必然结果？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因为富裕国家能够借到更多的钱。银行和债券买家更愿意把钱借给富裕国家，因为富裕国家通常能够偿还银行和买家们的贷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通过展现还清债务的历史，国家可以树立起更高的声誉，这反过来可以让国家借到更多的钱。此外，富裕国家也拥有实物资产，可以为贷款提供支持：火车、飞机、过路费收入以及铁路，等等。由于美元依然被视作世界上主要的外汇储备，因而银行家们愿意接受以美元标价的银行本票。事实上，美国政府每印一张面值100美元的纸币，都可以从中赚钱（被称作“货币铸造税”）。全球各国的人们付给美国铸币局价值100美元的物品，可以换到一张6英寸的薄纸，而这张薄纸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像蒙古这样的弱小国家不会用本国货币发行太多债券，因为很少有债权方会接受用蒙古图格里克作为抵押品。相反，蒙古会承诺使用美元来偿还其债务。

其次，富裕国家之所以开始累积起更多的债务，是因为他们的生育率下降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见到的那样。随着退休者比例的增加，这些人需要的产品数量也在增加，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生产这些产品。我们可以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日本的债务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0年的50%左右飙升至今天的245%。假如生育率降至人口置换率以下，那就几乎不可能还清不断累积的债务。

最后，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束缚子孙后代的契约经常会遭到破坏。在盗窃悖论中，谁遭到了盗窃呢？年轻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下面这两个美国人的情况：第一个人出生在“二战”后的婴儿潮时期，2016年年满65岁；第二个人尚在襁褓之中，刚从医院产科病房回到家中。婴儿潮出生的这个人会在有生之年从社保和医疗福利中直接获取32.7万美元，超过他所支付的联邦税款，而这个新生儿只能向自己借钱。她将支付42.1万美元的联邦税款，超过她从未来福利中得到的收入。为了给政府项目提供资金，她一生的税款需要向上微调，每赚1美元需要缴纳60美分税款，而想赚到那些美元也会变得越来越难。

我的女儿最近要求我给家里买一辆电动车。我不清楚她是什么意思。

她解释说：“就是你看到的、人们在好市多公司骑的那种电动车。”

我不喜欢这个主意，于是说道：“这太荒唐了。第一，我们都需要增加锻炼；第二，电动车太贵了，我不会买的。不要再想了。”

她是有备而来的。她说：“不要担心，老爸。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医疗保险会为此买单的！”

很显然，电视广告并没有解释谁会为医疗保险买单。

让人感到担忧的是，现在许多政客愿意牺牲年轻人的利益，不仅让他们为老年人买单，而且为他们自己那种目光狭隘、短命的政治声望买单。这里有个简单的例子。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金融票据和国库券等名目繁多的东西借债。但是这些借据通常会持续多久呢？70%的美国债务的持续期不超过5年，其中许多债务在到期时会延期付款，利率可能会高出许多。今天的政客们就像是娱乐节目的参赛选手，根本不会认真地考虑他人的未来。的确，自从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20世纪50年代在参赛选手面前晃动一只玩具鸭开始，现在的美国已经成了娱乐节目的天地。无论是在观看娱乐节目《惊险交易人》还是《幸运之轮》时，美国所有人大概都曾经对着选手高声喊道：“别傻了，快拿钱走人！”这实际上应当是美国公民在过去几年里对美国财政部发出的呼声，也就是从2009年（当时奥巴马总统入主白宫）到2015年，联邦政府的债务累积到了7.5万亿美元。奥巴马之前所有总统所欠债务的总和累积起来大约是10.6万亿美元。美国人民不清楚他们将如何偿还这笔巨额债务。然而，世界还是愿意向美国贷款，10年期贷款利率大致低于3%，在有些年份，利率低至1.6%。

既然这样，为什么美国财政部不采取办法，发行50年或者100年期的债券，一辈子锁定那些微不足道的利率，让明天的孩子们得以喘息呢？你可能会想，没人会相信哪个政府能够存续50年或100年。但是很多公司已经成功拍卖了长期债券。华特迪士尼公司发行了“睡美人”债券，市场对此全盘接受。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市场需求比公司预期要高出许多。”2010年，当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发行百年债券时，该公司也享受到了类似的礼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金融机构投资者像发疯一样地购买，这使得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增加了1倍多的发行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从铁路公司购买百年债券啊！在22世纪，世界上还会有铁路存在吗？另外数十家公司，包括可口可乐、IBM、联邦快递以及福特公司，也都发行了百年债券。

想要理解发行超长期债券带来的好处，不需要才智超群就可以做到。但是，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南加州大学以及耶鲁大学，也都发行了百年债券。世界上的一些政府也彻底领会了这一概念。2010年，购买者甚至争相购买墨西哥政府发行的百年债券，尽管该国曾在1827年至1994年有过货币贬值和违约赖账的不光彩历史。

日本、法国和英国政府也都销售过40年期或更长期的债券。

美国财政部没有效仿华特迪士尼公司和墨西哥政府的做法，而是毫无顾忌地借贷短期资金，而这些资金最终却要延期付款。英国政府的债务平均到期年限是美国的3倍。奥巴马政府声称政府已经从低收益中获利，并且事实上也延长了平均债务期限。但这种说法纯粹是吹牛，不足采信。不错，债务期限大约延长到了5年，但这依然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也低于2001年创纪录的6年左右的时间期限。让我们实事求是地对照一下2001年的情况。2001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5.16%。2012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长期停留在1.6%，直到2015年才攀升到2%以上。假如政策制定者对子孙后代多一些考虑、多一点儿责任，那么他们本应该打破2001年的纪录，而不是只能望其项背。根据美国财政部借款咨询委员会的记录，负责债务管理的代理局长曾表态说，财政部希望能够“保持灵活性”。有时候，灵活性是件好事，比方说，假如你是一根橡皮筋、一个玩具弹簧，或者是大苹果马戏团里的一个小丑。但是，假如你是债务管理局局长，有机会锁定借贷利率，协助避免金融灾难，那么此时你最好还是立场坚定一些。

为什么政府选择扮演才智平庸的娱乐节目参赛选手的角色呢？答案可能并非是他们才智平庸。我们汇总一下常见的疑点：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狡猾的政治私利和对短期贷款的偏爱。因为短期的债务收益通常处于收益曲线的最低点（这种曲线常常表明长期贷款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而短期贷款能造成预算赤字较低的假象，凸显总统良好的财政状况。美联储可以大笔一挥，把短期利率降至零，这样现有债务的利息成本看起来就相当微不足道了，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

但是，这是一种可怕的权宜之计，尽管可以让奥巴马总统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子孙会每况愈下。发行百年债券，或者哪怕是50年债券，需要更高的利率，可能是3%或4%。当然，这会给近期的赤字报告带来更多的压力，但是假如这种做法能够明显地有益于选民，那么领导者就应当愿意承担个人形象方面的某些损害。把百年借贷利率锁定在3%或4%，应当是自米开朗琪罗同意为尤利乌斯教皇在教堂顶部绘画以来最合算的一笔交易了。

奥巴马总统的顾问们其实应该承认，我们的时间相对较短的债务对美国公民造成了伤害。假如收益回归正常水平，那么在未来10年间赤字将会飙升4.9万亿美元。

如果你的朋友想要买房，你会建议他接受在随后几年会快速增加的可调整的引诱利率进行抵押贷款吗？在今天的经济环境下，引诱利率是为那些不可靠的推销员准备的，而美国不应当是个不可靠的国家。

很显然，挑战和风险要比鲍勃·巴克或德鲁·卡雷在《价格猜猜猜》节目中曾经提出的任何挑战和风险都要大得多。今天，如果政府试图延期支付美国国债，那么利率就会快速增加，而全球金融体系也会盯着美国纳税人，然后宣布：“游戏结束，你输了。”

要想解决盗窃悖论，我们需要新的机构，这些机构可以把社会在纵向和横向上联系起来，不仅是那些不同种族和不同职务的人，而且还应该包括那些不同时代的人。在国会筹款委员会那间气氛友好的密室中，婴儿们有发言权吗？政客们常常展示他们自己的照片，照片中，他们精神抖擞，在国家公园中跋山涉水。他们说自己支持环境保护，为的是子孙后代可以在星光下享受野营带来的乐趣，可以拍摄栖息在高高的白杨树上的白头鹰。倘若我们的债务发生雪崩，把我们的子孙深深埋葬，以致他们不得不廉价抛售国家宝藏来勉强维持生计，那将是多么令人遗憾啊！

短期流动资金带来的风险

在我们这个高科技的金融时代，债务管理不善变得更加危险。“热钱”（短期投机性流动资金）加速了全球市场发展，就好像一根失控的消防水龙带开始向货币交易平台喷洒冰毒一样。在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影片《华尔街之狼》中，男主角吹嘘自己吸食了“大量的毒品，结果让曼哈顿、长岛和皇后区平静了一个月”。这句台词写得棒极了。但是根据我在对冲基金行业的工作经验，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华尔街、伦敦、法兰克福和北京根本不平静。如果那样倒好了。可问题是他们极度兴奋，靠的是阿得拉、红牛饮料和乌龙茶。

想要理解热钱的流通方式，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家庭场景入手：在过去播放的黑白电视节目中，比如电视剧《反斗小宝贝》，想要买房的爸爸妈妈会开车前往当地冷冷清清的银行。他们认识银行家，而银行家也清楚他们的信用风险是否良好。他们的孩子还会从银行家那里得到棒棒糖。（我依然记得那些棒棒糖。）甚至在电视剧《贝弗利山人》中，那个可怜的乡巴佬出身的亿万富翁杰德·克莱皮特也认识自己那个滑稽的银行家德赖斯代尔先生。假如克利弗家或者克莱皮特家贷款了，那么银行就被套牢了。因此，银行家就会十分上心，关注他们每月的还款情况。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与房利美合作的华尔街把贷款变成了可以用来交易的证券，切断了储户、银行家和借款人之间的联系。到了2006年，发行抵押贷款的银行可以把98%的债务转嫁给华尔街，从而让银行几乎失去了监管贷款的动机。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见到的那样，银行家不再共担风险。这种关系上的疏远推动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房价飙升，也引发了经济大衰退。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国际热钱问题也加剧了这一灾难。

在当今世界，投资者的眼睛一直瞄着电脑屏幕，寻找“下一个重大事件”。这有可能是高科技股票、石油钻井平台，或者甚至是某一特定国家的股票市场。投资者准备就绪、下定决心、蓄势待发，手指一直扣在扳机上。在经过交易大厅时，你可以听到人们这样喋喋不休：“哥斯达黎加要反弹了！”“如果脸书网股票超过80美元，我就全部出手！”“我要全部购买巴拿马债券！”当短期投资者嗅到一丝股价暴涨的迹象，他们就会马上猛扣扳机，向目标抛出数十亿美元。这种狂轰滥炸式的投资会让资产价格飙升。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这其中的许多股票，乃至许多国家容量太小，根本无法稳妥地吸收数十亿、上万亿的激情投资。（我在担任具有传奇色彩的、价值150亿美元的老虎基金总经理时，我们实际上购买了加拿大公债标售的2/3，而加拿大可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啊！）大家请记住，激情是会消失的。或许导致激情消退的是一则有关某个政客的负面报道，或者是像沃尔玛那样的大玩家取消的库存订单。假如那些喜欢四处乱扣扳机的投资者对他们的投资感到不安，开始撤资，那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非常明显——血淋淋的破产。

20世纪90年代，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开始腾飞。华尔街投资顾问们叫嚣道：“投资‘亚洲四小虎’，大家一定不会吃亏。它们是不可阻挡的超级出口明星！”1996年，私人投资者向这四个规模不大的国家注入了930亿美元的资金。马来西亚的股票市场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翻了一番。但是，向这些国家注入这么多的资金拉高了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使其难以出口廉价商品。因此，在1997年，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感到不安，投资者一下子撤资超过120亿美元。这种180度的大转弯所带来的资金流出比它们总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还要多。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开始崩溃，人们吃饭都成了问题，更别说买车买房了。印度尼西亚国内发生了暴乱，上千名平民丧生。新闻报道触目惊心，充斥着趁火打劫、大规模强奸等内容，最后出现了一种仇视外国人的形象说法——“华尔街奸商强奸了亚洲”。充满暴力、混乱的世界经济残害了普通百姓，他们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会受到华尔街那群极度兴奋的恶狼的左右。

尽管本书重点并非关于环境恶化，但我们依然可以看一下当代经济是如何更加容易地传播病毒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人们离家外出的距离不会超过几英里。正如科学家兼畅销书作家贾雷德·戴蒙德所指出的那样，动物、植物和人都保持了一定距离，被高山和海洋分割开来。但是离家外出者，无论是流离他乡的犹太人、参加东征的十字军，还是移民者，他们都携带着病毒，并把它传染给了那些脆弱的群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死于敌人偶然传播的细菌的人要多于直接战死的人。全球化进程打开了世界大门，开始接受服务、商品以及病原体的自由贸易。自1800年以来，人类的流动性增加了上千倍。与此相同的是，病菌和瘟疫的传播也增加了上千倍。登革热病毒原本在亚洲虎斑蚊之间传播，但这种蚊子乘坐装有废弃轮胎的集装箱漂洋过海，被带到了其他地区。在巨型油轮的压舱水中，具有攻击性的斑马贝从俄罗斯来到了北美五大湖。每一架降落在英国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或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飞机，都会携带数不清的病菌，并在此登陆，寻找新的宿主。30年前，棕树蛇来到关岛，它们在这里杀死了森林里大部分鸟类。如今，它们又作为偷渡者，藏在空中客车的轮胎里，搭顺风车来到夏威夷。美国农业部估计，这些四处乱窜的蛇每年能造成6亿至21亿美元的损失，其中包括医疗事件和电力故障。为了抵御棕树蛇的入侵，美国农业部向森林地区派遣直升机，投放体内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的死老鼠，它们可以毒死这种爬行动物。当然，这种解决方法并没有取缔空客飞机的飞行。那些无意中运输令人心烦的棕树蛇的飞机可能在货仓里运输的就是宝贵的疫苗和救命用的医疗器械。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悖论，并且找到办法，既要最大限度地运输医疗设备，同时也要阻止棕树蛇登机。

对于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来说，贫穷国家在过去看起来相当遥远。这些国家被视作远在天边或处于原始蒙昧之中，只有那些为东印度公司工作的敢于冒险的探险家或推销员才能够见到。但如今，世界在变小，病菌成了飞行常客，贫穷国家遇到的问题在富裕国家中也显现出来，而富裕国家反过来在其内部也产生了它们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正被转交给新的一代人。

[1]莱茵兰，旧地区名，也称莱茵河左岸地带。——编者注

第4章 工作问题

滞留在一挡

大约在5年前，佛罗里达州一家电力公司的工程师向我咨询关于她儿子的事。她儿子乔希20多岁，已经大学毕业了，仍然住在家里，他在佛罗里达州所谓太空海岸的可可比奇根本找不到工作，那个州的整体失业率高达10%。

“他有抵押贷款吗？”我问道。

“没有。”工程师回答。

“有配偶吗？”

“没有。”

“有孩子吗？”

“也没有，乔希几年前刚毕业。”

“那么告诉乔希，买一张西南航空公司的廉价机票到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去。他中途需要转机并在奥马哈搭乘灰狗巴士，但那里的失业率只有2.9%。只要一下车，乔希就能找到工作了。”我还问了一下乔希是否喜欢滑雪或枫糖浆，因为佛蒙特州的失业率只有4.5%。

我与乔希妈妈的谈话是一个富裕、无债、过度官僚主义国家所面临挑战的缩影。当一个富裕国家开始分化，人们通常不会挨饿，只是不愿早早醒来准备早饭。当富裕国家开始分化，国家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张舒适的床——但很少有人能摆脱它。随着自信的衰退和债务的积累，职业道德深受其害。每个月劳工部都会公布一个名为劳动参与率的烦人数字，那是反映愿意工作的成年人的比例。近17年来这一比例已经降至大约63%，现在这一比例已低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水平。为什么这一现象会如此令人震惊？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数百万妇女还没有被算作工作人口，她们许多人自称“家庭主妇”，或者面临着严重的性别歧视。现在因为妇女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成年人的整体劳动参与率应该远远高于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在西弗吉尼亚州，不到一半的成年人参与工作，相当于40年前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本章中引用的许多统计资料只涉及男性。20世纪，鉴于性别歧视和文化规范的影响，雇用妇女工作的趋势遭到曲解，这明显降低了企业愿意雇用妇女参与工作的意愿。20世纪50年代伊始，妇女参与工作的比例开始迅速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其比例翻倍，由35%涨到75%。尽管如此，从2000年开始，甚至连女性参与工作的可能性也开始下滑。

在过去的15年中，为什么成年人工作的比例如此迅速地下滑？根据芝加哥和费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开始退休只是部分原因（并且只是从2010年开始才产生影响的）。许多X一代和Y一代距离退休还有很长时间，但他们已经摆脱从事全职工作的想法。大约有1100万名美国人已经辞职并成功登记领取残疾救济金。该数量是1995年的2倍，这令人感到惊讶，因为现在的工作较以前更安全，也更省力，对此，我将在本章后半部分进行讨论。我们不能把大衰退之后疲软的经济复苏仅仅归咎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2015年春，劳工部报告有540万个就业岗位空缺，处于自2000年汇总以来的最高峰。的确，并不是每个就业岗位空缺都与求职者相匹配，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软件工程师，也需要呼吸治疗师来帮助病人，而不需要那么多为借款人呐喊的抵押贷款经纪人。德勤的一份报告发现：2011年，即使在整体失业率平均超过8%的情况下，制造业仍然存在60万个岗位空缺。现在，或许因为这些岗位的薪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然而更有可能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结构性的改变，恰如人们口味的变换。正如人们决定喝低脂奶而不是全脂奶一样，数千万的人决定不再看重从早到晚做好本职工作的想法。与此同时，新闻报道在鼓吹马克·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埃隆·马斯克和其他企业家佼佼者的巨大成功。可悲的事实却是，在美国，即便是创业也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

昔日人人都在工作

如果把日历翻回到1850年至1900年的贫穷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当时绝大多数人除了工作别无选择，否则就得挨饿。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16岁以上的男性中大约有90%都在工作。那么人们要工作多少年呢？平均退休年龄是“死亡”，因为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比现在要低得多。在贫穷的南部各州，经常连孩子也要工作。在亚拉巴马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年龄在10—15岁的孩子有50%以上都在全天工作。

与美国本土出生的居民相比，移民们的工作更为艰辛，他们也更愿意工作。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外国人（除非他们很富有）为了有资格登上通往美国的颠簸的小船，他们通常需要证明自己拥有强壮的后背和布满老茧的双手，只有那些最狡猾的懒虫才能够潜入横跨大西洋或太平洋的船只。1912年，“泰坦尼克号”还是一艘真实存在的船，它的统舱甲板上挤满了数百名找工作的移民，但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扮演的“无赖”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在20世纪之前，社会需要尽力解决老年人问题。尽管老年人年老体弱，难以自食其力，但他们饿了也得吃饭。我们听过古老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的传说，他们将老年人送到大海的冰川上；也听说过之前被称作马德拉斯（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金奈）的南部地区那些白发苍苍的印度教徒的故事，他们被迫大量饮用椰子汁，导致肾衰竭。在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反乌托邦小说《固定期限》（1882年）中，他虚构了一个脱离了英国殖民地的名为“布里坦努拉”（Britannula）的岛国。1980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任何年龄达到67岁的公民都必须被送到大墓地，在他们68岁时被火葬。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克拉斯韦勒的农民，他60多岁时仍然健康且充满活力，因此他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谎报年龄。另外一部讽刺作品，2015年的电视连续剧《第二春》描述了一位40多岁、容颜不再的女性。她为了在出版社找到工作，避免心理死亡而谎报年龄，声称自己26岁。这部剧的主角由莎登·福斯特扮演，她曾因为在两部不同风格的影片（《夜夜春宵》和《仙乐美人》）中的出色表演荣获百老汇托尼奖。福斯特在这两部反映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的影片中扮演了特立独行的女主人公。

特罗洛普的《固定期限》在20世纪初拥有了一个粉丝，他就是“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1905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奥斯勒身着告别退休礼服，建议医生对60岁的人强制性使用氯仿（三氯甲烷），并声称“世界上现行的、有活力的工作都是25—40岁年龄段的人做的”。他的医学教科书称肺炎是“老年人的朋友”，奥斯勒自己也是70岁时因肺炎去世的。奥斯勒说强制性使用氯仿，他是认真的吗？很可能不是。奥斯勒以恶作剧著称，他曾经捉弄《费城医学新闻》的编辑们刊登了一篇有关阴茎钳持症的虚假论文。这是一种很少见的疾病，其性交类似于手指网套恶作剧。奥斯勒对特罗洛普的《固定期限》的支持可能只是个玩笑，但近百年来，很少再有其他人发现老年人的困境或他们的救济来源。

如果总结一下20世纪富裕国家最显著的功绩，你会发现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国家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确保老人即使不工作也能够生活下去。像年老的印度教徒被迫喝椰子汁和奥斯勒用氯仿的可怕想法不复存在。从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男人的劳动参与时间有所缩短，65岁的男性开始用到“退休”一词，这一术语是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闻所未闻的。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部分灵感来源于奥托·冯·俾斯麦1889年的社会保险项目）之后，大约一半的65岁老人便不再工作。埃莉诺·罗斯福猜想这些老人会无所事事地坐在摇椅中。她不可能预见游艇上的沙狐球游戏或今天无数老人从事的悬挂式滑翔和激流皮划艇等极限运动。她的愿望仅仅是老年人能够舒舒服服、懒洋洋地待着，而不用到救济院去。“周一晚间俱乐部”是一个华盛顿团体，他们总是在周一晚上出去从事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直到1970年才有《周一橄榄球之夜》这档电视节目。人们努力想象着埃莉诺·罗斯福就坐在主持人霍华德·科塞尔旁边的沙发上）。埃莉诺·罗斯福在周一晚间俱乐部的一次讲话中说道：“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热爱他们自己的事情。这就意味着老年人愿意坐在坐过多年的椅子里，凝视着他们所熟悉的同一幅图画。”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帮助下，大部分老年人都不再工作，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更了不起的想法，而不仅仅是坐在塑料沙发上盯着墙壁发呆。

日益增长的收入不仅允许个人为自己购买食物，而且可以买到休闲时光。问问自己，为什么棒球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受人们喜爱？因为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拥有了经济自由，他们可以在大白天中断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来为棒球明星卢·格里克和贝比·鲁斯（这是在棒球比赛延长到3个多小时和出现晚间比赛之前的情况）呐喊助威。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美国总统们在棒球比赛中开球的黑白照片画面：1910年，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开此先河，他想方设法让胳膊绕过了他那340磅重的身体。不断提高的收入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既让塔夫脱展现了勇气，也让数千粉丝有机会观看华盛顿国民队与费城运动家队的比赛。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尔夫球运动普及开来，不仅仅局限于富豪聚集的长岛和芝加哥北岸草场。1930年，博比·琼斯一举赢得美国公开赛、英国公开赛、美国业余锦标赛和英国业余锦标赛的冠军，在他的鼓舞下，从事高尔夫球运动的人数增长了2倍。随着网球运动员比尔·蒂尔登和海伦·威尔斯夺得冠军，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网球运动达到了全盛时期。我的爷爷博比获得过1927年纽约城市网球赛的冠军（我有奖杯为证），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至少在我们布赫霍尔茨家族人人皆知。

哪儿也不去的一代

最近几十年，在国家的分化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年轻人和中年人的行为更像是退休人员，他们不愿工作。问诸位一个问题：你认识最近毕业的、没有驾照的中学生吗？自从影星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开始在银幕上展现叛逆形象之后，年轻人的行为发生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变化，越来越多的Y一代不愿费劲儿考取驾照。几年前，在《纽约时报》的星期日版上有一篇被广泛分享的文章，题目是“哪儿也不去的一代”。我和我女儿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与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在同样年纪时相比，现在只有不到25%的年轻人愿意考取驾照。不要把人数的减少归咎于越发昂贵的汽车——家庭汽车拥有量较以前更多，并且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今天我们买一辆汽车所需工作的时间也缩短了；也不要归咎于优步，因为这种趋势早于优步就已经出现了。

再问诸位另外一个问题：你认识前往其他州工作的年轻人吗？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18—24岁年龄段的人搬去其他州的可能性下降了40%。麻雀不离屋檐的心理不仅迎合了大学毕业的美国人，而且包括那些中学没毕业的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悖论：当本土出生的人们发现自己周围都是外来人口时，他们就更不愿意探索自己的国家乃至世界了，成为居家一族。经济大衰退之前的1980—2008年，待在家里的年轻人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并且这种趋势在持续上升。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占领运动。

不考驾照或不搬到其他州去，跟局面混乱与民族精神低迷有关系吗？当时局艰难之时，每个人都表示愿意坐以待毙，而不愿站起来、走出去寻求新的机会。在小说《愤怒的葡萄》中，为了带家人逃离俄克拉何马州的沙尘暴，到阳光普照的加利福尼亚州去，年轻的汤姆·乔德将猪肉点心和亲戚装上自己的破车。奶奶在途中去世了，而乔德继续坚持前行。然而在过去30年中的某一刻，有人已经踩下刹车，停止不前，并拒绝从舒适的沙发和躺椅上爬起来继续前行。这一刻非常可怕。即使在经济大衰退严重到失业率高达10%时，即使那些同乔德一家处境相同的家庭注意到房屋有可能被查封时，美国人也不愿整理行囊，搭上汽车，前往阳光明媚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便汽车上每个座位背面都装有蓝光DVD播放机。

对于穷人来说，搬迁可能至关重要。拉杰·切蒂、纳撒尼尔·亨德伦和劳伦斯·卡茨做过一项有趣的研究。该研究向随机抽取的父母发放住房代金券，抽中的人可以搬出贫困区，搬到一个富有一些的地方。10年后，与那些没有搬家的孩子相比，搬迁父母的孩子的收入要高出31%。

Y一代是否正变成“何苦要自找麻烦”的一代？自1980年以来，青少年在暑期打工或课后兼职的比例急剧下降。1994年，有2/3的青少年在暑期打工，到2007年（经济大衰退之前）打工者比例不到1/2。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仅体现在白人、富人、黑人、低龄、高龄、中学辍学或上大学的青少年身上，而且整个青少年群体基本上都“罢工”了。

现在，我必须承认，在人行道上做热狗和在超市中堆放奶酪和酸奶几乎不算是智力开发活动。作为在泽西海岸长大的少年，这些工作我和我兄弟都干过。我们在奶制品部辛勤工作又能学到什么呢？除了能穿一件制服（并了解到最新鲜的牛奶放在货架后面）之外，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然而工作教会年轻人准时上班，也教会他们最好开发新的技能，以免将来从事在太阳底下烤热狗或在寒冷的奶制品部的过道里堆放奶酪之类的工作。课余或暑期工作有助于青少年树立纪律观念，帮助他们走向成熟。如果一个孩子18岁之前从来没干过任何工作，那么到他19岁、20岁或25岁时就很难理解自己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整天辛勤工作。最近位于波士顿市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与同龄人相比，打工的贫穷中学生（特别是黑人和西班牙裔）更有可能毕业，打工的女性青少年怀孕的可能性更低。

许多青少年不愿到车辆管理局排队，甚至连自行车的销售量也比1973年下降了很多。Y一代简直哪儿也不想去。所有这一切与美国传统截然相反。美国是一个喜欢搬家、崇尚移居的国家。当年欧洲的清教徒跳上千疮百孔的小船来到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迷惘的一代”跟随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坦来到巴黎。20世纪40年代，“伟大的一代”纷纷报名乘船到纳粹德国去抗击法西斯，或者像我爸爸那样到中国去抗击日本侵略者。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人纷纷加入美国和平队，甚至连杰克·凯鲁亚克也放下大麻上路了。我们已经从《萨米为何逃跑？》到了“乔希，从沙发上起来”的阶段，但乔希和他的朋友们不愿放下手中的网络游戏。

即使在中学选修课程中，职业道德和理想的分化也显露出来，因为美国本土学生表现得缺乏理想，不愿选修学起来费劲儿的学科。即便企业雇主对科学、技术和工程学毕业生给出了奖金，那些黑人和白人学生也基本上都会两手一摊，说：“让中国人和印度人学数学吧。”当然，这种情况有数据为证。在亚裔美籍学生中，有43%的人选修高等代数或微积分。这一比例是白人学生的2倍，黑人学生的4倍。然而松懈的态度是具有传染性的。第三代亚裔美籍学生对有难度学科的热情开始逐渐降低，他们大都会说：“让那些刚来美国的新人学数学吧。”从某种糟糕的意义上说，他们变得更像身边的白人和黑人孩子了。

伤残真的如此美好吗？

萎靡不振的职业道德观传播开来。那些不工作的人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这让交税的人心怀不满。人口分化使得人们开始欺骗，并关注那些一夜暴富或迅速退隐的机会。在本书的前半部分我引用过一份2008年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几乎“每一名”长岛铁路公司的长期雇员退休后都申请并领取了伤残补贴。曼哈顿联邦检察官曾经说过：“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声称自己伤得太重，无法站立、坐下、行走或上下楼而要求赔偿的员工，退休之后开始经常打高尔夫球、网球，骑自行车，做健身操。”当然，这一丑闻不仅仅局限于长岛。最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报告指出：在亚拉巴马州的黑尔县，有1/4的成年人领取了残疾证。在政府支票到账的那些日子里，黑尔县银行要营业到很晚。2003—2011年，新墨西哥州的伤残补贴激增了59%。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伤残补贴申请总数增加了2倍。2000—2013年，美国的伤残补助金增长了43%。即使在大衰退结束之后，美国领取伤残补贴的人数也在大约以10%的速度攀升。1980年以来，法官批准伤残补贴申请的概率猛增了50%，因为每一个在职的美国工人，还有之前退休的工人都在领取伤残补贴。美国并不是特例，荷兰、瑞典、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伤残索赔也都在激增。

现在的工作真的比以前更危险吗？这真的可能吗？现在，锈迹斑斑的工厂已关闭，取而代之的是雇员们只需要坐在电话或笔记本电脑前工作，而且许多在家里工作的人也避免了通勤的危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作场所死亡数量下降了1/3。公司和工人都有动力去避免伤到手和骨头。在过去的20年中，泰森鲜肉食品公司与联合食品和商业工人工会合作，采用改良的人体工程学技术，淘汰了危险的旋转刀片，改用带有防护装置的自动修剪机，通过这些措施减少了包括扭伤和拉伤在内的70%的车间工伤。但是从迅速增长的伤残补助金数量来看，这些受到工会和雇员追捧的改良措施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此外，最近几年的索赔看起来都是一些没有明显的、可查证的损伤。1961年，领取伤残补助金的工人中只有8%是因为患有背痛或骨骼问题。2011年，超过1/3的伤残补助金领取者是这种情况。同一时期，因为心理疾病致残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19%。迅猛增长的伤残索赔不仅局限于蓝领工人，白领工人要求伤残索赔的比例也很高，即使他们更有可能是在旋转舒适的转椅，而不是在操作带锯时受的伤。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关于黑尔县的报告中记录了一次听证会。一位名为桑尼·瑞安的法官在法官席上问道：“只是出于好奇问一下，你的伤残是什么？”

“我有高血压。”那个人回答道。

“我也有。”法官说，“还有别的吗？”

“我有糖尿病。”

“我也有。”

许多人的曾祖父母在建筑工地工作，他们用铁锹铲土来挖掘隧道。今天，有100万名从事各种工作的美国人患有腕管综合征，无论他们患上此种综合征是因为在海鲜加工厂切鳟鱼，还是因为穿着睡衣写了篇博客。这其中也存在着体制问题：在当前环境下，当一个人被诊断出有残疾、开始领取社会保障救济金来补偿失业时，他可能再也不会具备任何能力重返劳动者大军了。伤了脚踝的交通协管员即便可以灵活地从事一份文案工作，也几乎不会去申请工作。在过去一年中，在大约1000万名领取伤残补助金的美国人中只有2%的人尝试着去工作，其中只有0.3%~0.5%的人每个月都在努力找工作。在已经退出伤残补助项目的人中，绝大多数人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转换成了其他福利，或者因为他们已经去世了。为了推动那些伤残人士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美国联邦政府时常修订伤残补助规则。尽管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推动措施都被人耸耸肩不予理睬，有的人甚至声称他们受伤太重，以至难以耸肩。一个名为“就业之道”的项目表面上帮助1%的伤残工人中的1/10回到了工作岗位，但实际上这种做法看起来收效甚微。

让任何人回到工作岗位都是一种挑战。即使对那些还没有提交伤残申请的人来说，经济的起伏变化也会耗尽他们适应环境的意愿。一旦失业，很多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采取观望的态度。我们国家的失业补偿金制度对激励人们返回工作岗位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人们失业之后，通常会得到26周的失业补偿金。他们通常会在什么时间接受一份新工作呢？答案是在26周结束时。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头版文章中，我提议把失业福利变为签约奖金来吸引失业工人早日返回工作岗位。根据这一建议，工人越早接受新工作，得到的钱也就越多。当就业趋势低迷之时，像专业运动员和华尔街那些家伙得到的奖金那样（尽管少几个零），签约奖金有时可能会起到不错的推动作用。

不工作会杀死脑细胞

人类不曾像树懒那样进化。树懒长着弯曲的爪子，即使加勒比地区的风速接近飓风的速度，树懒也能把自己固定在树枝上。但是假如树懒一生都只是在树上闲荡，吃些嫩枝和水果，它也不会变得更愚蠢，但人类却能。一项有趣的跨国研究表明：当人们早早退休之后，他们就会丧失认知能力，即便他们控制人体机能衰老进程且对其他健康问题采取预防措施。例如，研究者对美国和12个欧洲国家60多岁的老人展开研究，要求他们看一张常见词汇表（例如：湖泊、汽车、军队），并于5分钟之后让他们回忆那些名词。在那些人们早早退休的国家，他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回忆起那些名词，并且在数字加减计算方面也表现得能力不足。与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相比，美国人和丹麦人倾向于晚退休。在美国和丹麦，大多数60岁出头的男性仍然在工作。而在奥地利和法国，3/4以上的同龄男性已经退休了。与美国人和丹麦人相比，法国和奥地利60多岁人的认知能力低了2/3。如果你曾经上过益智问答游戏节目，节目中你有机会“打电话向朋友求助”，电话千万不要拨往巴黎或维也纳。

不工作降低了大脑敏锐思考的能力。人们在工作的时候，被迫应付一些新的挑战，即使这是一些令人沮丧的挑战，例如复印机坏了，或者遇到了一位烦人的接待员。当生活变得越来越刻板时，大脑陷入了更像树懒一样的状态。这就是退休人员应该从身体上和心理上挑战自我的原因。无论是踏上一条通往布鲁塞尔的“马路学者”旅程，还是拿起自己的巴松管，他们都应该保持运动和思考状态。退休并非宣告退休人员陷入愚蠢状态。当然，他们可以保持心理健康，但最好投入精力来做到这一点。

或许更重要的是，当身强体壮的人们不再工作、不再保持活力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抱负，也降低了抓住幸福瞬间的能力。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人们在活动的时候，多巴胺和血清素会流动起来，提升人的精气神。处理信息的灰细胞得以恢复活动，大脑也会焕发生机。雄心不老、行动积极就如同让大脑抿了一口青春的活力之泉一般。阿瑟·C.布鲁克斯的报告数据显示，如果你选取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特征方面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但如果其中一个在享受着福利，那么在过去一个月的某一时刻这个人有16%的可能性曾感到过“悲伤无助”。我认为，假装残疾的人真的会残疾，因为他们破坏了自己关键性的神经递质。

是工作让我们建立并维持着国家的存在。在第9章中我将讨论果尔达·梅厄以及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坚信，如果没有犹太人民耕种土地、努力战胜干旱、灌溉龟裂的农田、解决资源匮乏问题，那么以色列就不可能诞生并有生存下去的勇气。

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维也纳南部的一个名叫马林塔尔的奥地利小镇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面对全球贸易危机，镇上于1820年开张的亚麻纺织厂突然关门倒闭了。男人们挥舞着斧头和大锤砸毁了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工厂被砸毁后场面凄惨的黑白照片。同时被毁掉的不仅仅是纺织厂厂房，马林塔尔镇有1200名工人被解雇，整个小镇陷入了低迷的状态。全镇478家住户中大约有400家没有能养家糊口的人，只有几个本地店主还在继续营业。收入的锐减使那些极度绝望和贫穷的人公然偷捕他人的宠物来吃。确实，低迷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方面。在纺织厂倒闭之前，小镇以拥有图书馆和社交俱乐部而自豪。没有了工作，人们生活的精气神也慢慢消失了。即使不收取费用也很少再有人从图书馆借书，戏剧俱乐部、橄榄球俱乐部和摔跤俱乐部都关门歇业了。3/4的家庭在领取政府救助，而州政府在极力阻止马林塔尔市民从事任何工作。如果官僚们发现有人砍木头或送牛奶，他们会从违法者手中夺回救助支票。根据当时由玛丽·雅霍达和她丈夫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所做的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有个人仅仅因为往口袋里装了几个自己吹口琴换来的硬币就失去了政府救助。研究者引用了一位妇女的话，她回忆说：“过去我们夏天经常去参加……各种美妙的舞会！现在我不再愿意出门了。”这真是音乐消亡的时代。

马林塔尔市民失去了自我意识，也失去了时间观念。的确如此。绝大多数家庭思想狭隘保守，无论去哪儿，大部分人只会选择步行。研究者开始观察并记录他们的步行时间。研究者发现，男人们穿过街道时很少直接大步流星地走，2/3的人会无缘无故地停下脚步。女人们走得比男人快一倍半。请记住，妻子们还需要带孩子，准备一日三餐。她们想方设法地做到这一切，而男人们面对粗茶淡饭开始变得磨磨蹭蹭。人们在晚上9点就早早上床睡觉，而不是晚上11点，但他们报告说，即使睡得再多也还是感觉疲劳。孩子们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恐惧，这抑制了他们的理想和天生的想象力。研究者安排老师提问孩子们一个问题：“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曾经的那些典型的、乐观的男孩儿主题不见了，没有人想成为船长或飞行员。有一个孩子仍然希望成为印第安酋长，但是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在这一领域找到空缺的位置。许多孩子渴望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父辈们念念不忘的那种工作。

不工作也影响了人们的信任和诚实。随着形势的恶化，更多的马林塔尔市民控告他人骗取政府救济。真正的欺骗率上升了，而由他人发起的、错误的、没有事实依据的欺骗指控也随之上升。1928—1929年，当时工厂还在运营（但一半员工已经失业），9位居民被告发没有如实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其中3起指控后来被证明是切实的。现在我们来与1931—1932年做一下比较，当时工厂已经被毁。在这更加悲惨的时期，28人被指控欺骗，其中21人被判无罪，7人被证明有罪。没有了工作，社会结构被撕裂。当然，这种撕裂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刺耳，而且残酷的法西斯主义者也加入了进来。在德国和奥地利，对纳粹党的支持与失业率密切相关。因依赖政府救济，马林塔尔成为心理疾病和致命的纳粹主义社会疾病繁衍的沃土。

威尼斯的衰退与没落

马林塔尔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崩溃如何毁灭了人们的精神和职业道德。历史也告诉我们，在经济相对健康的时代，政府的官僚们也能够阻止就业、创业及创新。我们可以想一下17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16世纪中叶，威尼斯经济繁荣，在着色玻璃、染色纺织品和鞣制皮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之后，威尼斯政府开始通过关税盘剥商人。其关税使纺织品的成本提高到了原来的2倍，而且纵容英国窃取其市场份额。工人们受到打击，于是产品产量下降，创新意识不足。各行业协会更加严格地控制就业机会，导致劳动力逐渐老化，就业机会锐减，年轻人士气低落。通常情况下，行业协会和工会会尽最大努力来保护高级会员和那些交会费的会员，而不是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例如，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大部分教师工会坚持签订这样的合同：付给一位有着10年教龄的资深体育教师的工资高于只有5年教龄的微积分老师。17世纪时，年轻的威尼斯人越发觉得自己被挡在工厂大门之外，无论是打铁、锻造之类的工作，还是给马蹄钉蹄铁之类的就业机会。1600年，只有15%的工人年龄超过45岁。到1690年，几乎有一半的工人年龄在45岁以上。请记住，在那个时代，50岁人的生产能力远远不及现代人，他们通常因为佝偻病、梅毒或蠕虫病已经变得步履蹒跚。

威尼斯陷入了被史学家称为威尼斯历史上“颓废的年代”。贵族和生意人热衷于租赁土地，剥削农民，不愿扩大生产规模或开发新产品。商人们喜欢奢侈的别墅，而不是破烂的会计室。在繁重的租金压力之下，农民们只能勒紧腰带，即使在各行业协会阻止年轻有为之人参加工作的时候也是如此。人们的理想衰退了，随之下降的是渴望每天兢兢业业工作的工人的比例。威尼斯共和国变成了赌博和纵情声色的主题公园。努力工作和收入上涨不再是共和国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轻佻的狂欢节面具和浪荡的卡萨诺瓦式公子哥。最终，威尼斯的经济崩溃了，其原因既不是运河水泛滥之类的天灾，甚至也不是缺乏制造穆拉诺岛玻璃的石英砂。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对工作的渴望，当那些有工作的人阻止他人与自己竞争时，这个国家就开始分化了。

官僚们可以阻止人们工作，导致债台高筑

你可能认为，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公民的生活状态也会越来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的规模将会缩小，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3700年前，汉谟拉比为巴比伦牛仔制定了工资和价格监管制度（《汉谟拉比法典》第261条规定：“如果一个人雇用牧民放牧牛羊，那么他每年需要支付给这个牧民6戈尔玉米。”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26蒲式耳）。从那以后，谴责官僚机构就变得极为容易。今天，喜剧演员只需对观众发出几个首字母缩略词就能赢来阵阵大笑。我相信官僚机构并不是原本就有害或者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随着国家逐渐繁荣，官僚机构越来越僵化死板。官僚们控制着经济命脉，压抑了乐观主义精神。庞大的官僚机构是富裕国家混乱的前兆。庞大的官僚机构可以毁掉国家，因为它是隔在公民和领导者之间的一个楔子。楔子越大，国家分化的危险也就越大。

中国：宦官倒下之后

这不是个简单的20世纪的美国故事，也不是17世纪的威尼斯童话。明朝时期（公元1368—1644年），儒家学者蔑视地称中国商人为“寄生虫”。难怪当时他们会扩大官僚机构来强化对商人的监管，最终把商人踩在脚下。这种做法扼杀了明朝的经济，导致王朝内部瓦解。然而，要雇用并训练更多的官僚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明朝的达官显宦靠什么负担这笔费用呢？很简单，首先发展经济，随后配备庞大的官僚机构。

明朝早期，欧洲的来访者对中国的富有和技术感到非常惊诧，这其中既有火药、活字印刷术、条播机，又有能搭载1000名士兵的400英尺长的大船。中国水手使用磁性罗盘比意大利人早了几百年。15世纪时，他们就知道如何远洋航行至红海和桑给巴尔。一个出访东非的外交使团带回一批长颈鹿来取悦当时的皇帝。与见过世面的京师市民相比，1400年时的伦敦人可能还在丛林中游荡。因此，当中国人称西方人为“蛮夷”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开玩笑。

但是到了15世纪中叶，明朝的科学和航海趋于停滞。1433年，在促进了贸易发展的头号宦官郑和去世之后，官僚们禁止造船专家建造船舶。学究气十足的儒家学者鄙视贪财的商人，定期查抄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关闭了印刷机，只允许印刷学术著作，并禁止那些被他们视为“文盲”的人从事公职。在每一道诏书、每一次扣留、每一条禁令之下，中国官僚们建立起了自己的“万里长城”，把政府同人民分离开来，这最终削弱了人民对皇帝的支持。尽管明朝又缓慢吃力地前行了200多年，但它已经停止向前发展。面对外部入侵和内部叛乱，明朝变得更加脆弱。政府的财政亏空和沉重的赋税使明朝雪上加霜。军队士气消沉，怨声载道。1644年，满族人闯过万里长城的隘口，明朝最后一个皇帝被叛军打败后，在树上自缢身亡。假如明朝的官僚们没有自建“万里长城”，把自己与人民割裂开来，那么万里长城的石墙本来可以更好地保护明朝，使之免于被倾覆。

监管者在保护谁？

在非常棒的《国家的兴衰》（1982年）一书中，曼瑟·奥尔森描述了法规和官僚机构如何必然会增加自己的权力。棉农和码头工人团队都想成立组织并游说国会、国王和首相保护自己免受竞争之苦。这种保护要求有更多的政府部长及下属。在华盛顿，你会发现美国的脱水洋葱和大蒜协会，保护本地产品对抗进口调味料。气球委员会在为政府的氦储备而斗争。有时为了保护公众利益而创建的官僚机构最终都成了他们所监管公司的保护伞，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在他的“俘虏理论”中所描述的例子那样：即便弗兰克·辛纳特拉的《伴我飞翔》唱片集是1958年最畅销的唱片，到1965年也只有1/5的美国人坐过飞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能花得起钱坐飞机，因为美国民用航空局管辖着一个垄断联盟，使机票价格居高不下。新航线申请常规性地遭到拒绝也给在职者带来了挑战。1938年成立的美国民用航空局会指定哪条航线允许飞，它经常查询旧铁路地图，以便联合航空能够从芝加哥获得东西航线，环球航空公司控制着圣路易斯航线。即使是新兴的货物运输公司也对起飞时刻感到很灰心。直到1977年的《航空货运放松管制法》和1978年的《民航放松管制法》颁布之后，联邦快递才能使用大型喷气式飞机。现如今半数美国人每年都坐飞机往返出行。

奥尔森指出，战争和革命之后国家发展得更快，这恰恰是因为这些激烈事件推倒了阻止自由贸易的旧制度。他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日本就比以前发展得更快。奥尔森（卒于1998年）论证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积聚了更多的官僚。而我的研究表明，不仅仅是过去的时光吸引了官僚，繁荣本身也能吸引官僚。

在1964—1975年的约翰逊和尼克松–福特时代，美国的官僚机构得以迅速发展，当时，非国防政府雇员数量攀升了46%。这一时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繁荣的一段时间。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属于“二战”后的繁荣。战后的繁荣发展为设立新的政府部门提供了资金，这些新部门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福利部（1953年成立，1979年改为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1965年）和交通部（1966年）。（由于某些原因，美国真正的周薪制还没有恢复到1973年的顶峰时期，这说明新的政府官僚机构可能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之后，联邦官僚机构确实缩减了1.1万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联邦政府雇员总体减少了50多万（尽管联邦政府雇员数量有轻微上升趋势）。关键的一点是，官僚机构通常在经济繁荣之后发展最为迅速。在经济不景气或贫穷时期发展得就没有那么快。

当官僚机构发展时，它们可能以各种方式阻止私营部门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爸爸鼓励孩子们成为“专业人士”，不做公司职员。他曾在沃巴什铁路公司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工作。他的办公室在公园大道的泛美大厦，我们经常称之为“爸爸的大楼”。但爸爸并不拥有办公大楼，也不拥有铁路。每当我家的座机铃声响起，打断我们的晚饭时，爸爸总是鼻孔大张，脱口而出“告诉他们我不在家”。这很管用，直到有一天，我小妹妹接到电话，她转向爸爸，用6岁孩子稚气的声音大声问道：“爸爸，你在家吗？”那张镶在相框里的蒸汽火车头的照片挂在墙上，当时爸爸的双耳边似乎可以看到蒸汽。爸爸认为，如果他的孩子们长大了能成为律师或医生，那他们就不用在晚饭时间被打扰了。当然，他并不能预见未来会有移动电话、电话销售员，或者卫生维护组织把医生变成纯粹的“工资奴隶”。我仍然能够回忆起爸爸经常说的话：“如果是专业人士，那你就能挂出自己的招牌。”确实，我哥哥的名字印在一家加利福尼亚律师事务所的信笺抬头上。我怀疑，圣迭戈和洛杉矶市中心的公司是否都有自己的木头招牌，但我可以在大厦大堂的公司名录中看到它们的名字。

当然，一个人在挂上律师招牌之前，他需要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获取执照。我们希望律师有执照，我们要求心脏外科医生和飞行员也有执照。在职的律师和外科医生很高兴设置这些障碍阻止竞争者进入本行业，这有助于保持高额的收费。但是其他哪些工作应该要求政府批准，并需要为考试和申请执照付费呢？理发师，摔跤比赛售票员，还是播放数字硬盘录像机的人？事实上，许可证在美国很流行，这是政府官僚和在职从业者沆瀣一气的结果。这种趋势剥夺了人们获取工作的能力，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和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对于每一份“职业”来说，都有贸易协会和政府部门在努力工作来发展和打造阻止其他人参与竞争的枷锁。我们再谈一下威尼斯共和国的行业协会，它们高举的不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旗帜，而是保护公众利益的旗帜。1900年，只有4%多一点儿的工人从事专业性工作，但到20世纪中叶，各州为内科医生、入殓师等超过75种职业颁布了1200多条国家职业资格法令。现在，大约1/3的职业要求有政府颁发的职业许可或证书，包括15%由中学辍学人员从事的工作。亚利桑那州要求发型师要在政府认可的美容学校上够1600个小时的课堂教学课程。上这些学校可不便宜，上完规定的1600个小时的课程需要花费1万~1.5万美元。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菲尼克斯，想当警察只需上600个小时的训练课！显然，手持露华浓电吹风机比使用40毫米口径的格洛克手枪几乎要危险3倍。在路易斯安那州，没有执照就不能从事插花。如果你确实想要申请插花许可，那需要努力刻苦地学习。路易斯安那州的律师资格考试通过率比挑剔的插花资格考试通过率高多了，插花考试还包括手工设计测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新奥尔良市，你可以在波庞街上流连忘返，街道两侧尽是些辣身舞的下流招牌和出售色情T恤衫的商店。但如果你没有执照，请放下那些牵牛花。

所有这些看似愚蠢实则狡猾的规则损害了谁？首先，是那些年轻的求职者，他们必须到处折腾，仅仅为了开始学习做一份工作而存下一大笔钱。职业许可的流行对女性伤害特别大，因为她们不太可能成为在职一族的代表。一项研究表明，过度的职业许可负担使女性殡葬礼仪师的数量减少了18%~24%。其次，由于竞争的减少，消费者需要付出更多费用。最后，负担不起高昂费用的消费者，只能自己动手胡乱地给自己理发或修剪郁金香。然而还有更严重的例子，包括“自助根管治疗术”。一项细致的研究表明，在一些对电工职业许可要求最为严苛的州里，许多房主试图自己来干电工活儿。结果，有时因为接错了电线而把自己电死了。荒诞派喜剧演员史蒂夫·赖特在许多滑稽的表演中呈现过这样的小插曲：“我在自己公寓里安了个天窗，住在我上面的人很愤怒。”

“回顾过去”并不是一种经济政策

进步非常棒，但也可能是痛苦的。如果你要参观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你可以花些时间跟蹄铁匠和蜡烛制作工聊聊。他们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因为他们分别被汽车制造商和灯泡厂代替了。但是为了保护现有的在职人员而试图阻挡革新的做法根本行不通。有时革新确实能够推倒旧秩序。19世纪80年代，母牛不是非常喜欢铁路。火车头前面的那些钢栅被称为“捕牛器”，它能瞬间将一头活生生的小牛变成速食晚餐。有关经济进步的故事非常多，约瑟夫·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在此过程中，经常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大部分都是值得的。19世纪80年代，当爱德华·贝拉米发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回顾》时，人的平均寿命大约是45岁，而现在大约是80岁。

你想要回到美好的旧时光吗？当时你曾祖父牙疼时会让理发师帮他拔牙，理发师会用冲洗梳子的水为他麻醉。我投现代口腔医学一票。我们应该担心那些保护当前利益的政府政策，无论是挥舞着梳子的理发师还是野牛。想想最近的两个头版故事：2014年，新泽西州禁止特斯拉汽车公司出售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根据当年《消费者报告》的排名），因为特斯拉汽车公司还没有与地方独立经销商签订合同。最初的禁令显然是为了让那些令人尊敬的地方竞选财团的钱包变得更鼓（2015年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撤销了禁令）。然而那些地方汽车经销商有多么令人尊敬呢？根据2013年12月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在对22个不同职业的诚实度和职业道德的调查中，汽车经销商的排名并没有垫底。他们勉强胜过国会议员和说客，但是败给了其他所有人，包括汽车修理工和律师。因此，新泽西的消费者为什么要被迫坐在当地汽车经销商的接待室里，而不能直接与特斯拉汽车公司交易呢？既然特斯拉汽车的购买者的收入远超收入中位数，他们不是更不需要政府的“保护”吗？

第二个故事是，城市出租车司机和一些出租车行业管理者对优步和来福车宣战，这些公司允许消费者使用快捷时髦的打车软件，也可以使用先前经过认证的信用卡付款。与城市出租车司机不同的是，消费者可以当场为优步司机评级。在1—5分的评级系统中，司机的平均评分如果没有达到4.7分，优步公司就会撕毁他的合同。如此说来，以下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通常优步司机会提供瓶装水，他们服务周到，谈话态度和蔼可亲。城市出租车司机愿意把他们的职业许可交付给这样严格的评级程序吗？在这种整洁干净、技术先进的交通工具中，消费者会感到更舒服吗？为了保护优步司机，他们开始给顾客排名，淘汰那些不良顾客。在洛杉矶，一位城市监察员抱怨说，城市出租车司机“每个轮班大约失去15美元甚至更多的收入”，因为路上的优步车越来越多了。在此，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洛杉矶的居民和游客会发现，这个城市是个更加适合居住、工作和旅游观光的好地方。

在职者和面临风险的孩子们

大多数情况下，在职者都想“回顾过去”，保持现状，甚至反对改革浪潮。几年前，7000名教师在芝加哥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关闭学校，因为10年间适龄学生人口减少了14.5万人。在芝加哥，把大人和孩子都算在内，单单是黑人人口就已经从2000年的100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887608人。我承认，关闭学校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当人们纷纷选择搬去郊区、导致市区人口下降时，校区也不能用假人来填满那些空荡荡的教室。谨慎的做法显然是：把剩下的学生送到附近最好的学校，并把他们列入财政储蓄的额外资源。

固执的学校官僚们能够阻止孩子们接受更好的学习方法。根据我自己的职业经验，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与控制着90%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传统公立学校的官僚们相比，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官员们更愿意接受新思想。作为专利矩阵“数学箭头”（Math Arrow）的发明者，我曾经深入研究过数学教育。许多学校的教室里挂着“数学箭头”的宣传海报，它是像“凯尔计数”（Kyle Counts）之类的iPad平板电脑应用程序的基础。“数学箭头”和应用程序赢得了知名教育与技术评论家和一线教师的赞许。手机的发明者马丁·库珀称这一矩阵“巧夺天工”。杨百翰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数学箭头”能够提高考试分数。但是当我和同行们试图预约课程监管员时，我们注意到，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官员比公立学校的官僚同事更愿意试验新创意。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哈勒姆区的伦诺克斯大道上有一家名为“成功学院”的特许学校（离我家2800英里远），该学校几乎立刻就把“数学箭头”引入它的幼儿园教室里。相反，办公地点离我家4个街区远的当地公立学校的官员们无视众人的要求，只是召开了一次介绍会！通常情况下，公立学校的官员们没有足够的动机来提升自己的行动力或执行力。

当然，声称所有的新观点都是有价值的或所有的进步都是好的，这也不对。新观点和新行业也不可能只创造好处而不会造成痛苦。自由市场不是无痛市场。成功的经济政策也会产生失败者，但成功者要么数量更多，要么能够创造出巨大的整体利润，借此来补偿失败者。

一味回顾和固守那些昔日的工作和古老的建筑不能带来成功。这是绝望退缩、故步自封的做法。最近杰瑞·宋飞表演了一段滑稽节目，调侃美国邮政局，他说，当一个行业因为因循守旧、恪守17世纪30年代的模式（舔信封、邮差靠步行、赚不了几美分）而丧失竞争力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宋飞建议：“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我们，只需要拆开信件，读一读，然后把信上的内容发个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就行了。”

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更糟糕的情况是什么呢？是许多有工作能力的人决定不去工作吗？还是官僚们告诉那些愿意工作的人待在家里等邮件里的支票呢？

第5章 自拍时代的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和坚毅

下面讲个笑话。在开始讨论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和坚毅这些严肃的话题之前，我们先笑一笑：

森林中有两个新泽西州的猎人，其中一个倒在了地上。他看起来似乎停止呼吸了，双眼翻白。另一个家伙掏出手机拨打911报警。他气喘吁吁地说：“我的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接线员说：“您先静一静，我可以帮助您。首先，让我们确定他的确死了。”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筒中传来一声枪响。这个人又拿起电话说：“好了，现在该干什么？”

如果你开怀大笑，那你可能是德国人。如果你根本没笑，那你可能是加拿大人。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曾经做过这样一项研究：他向全世界的人征集了4万个笑话和200万条投票，然后宣称这本猎取来的故事书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研究结果清晰地表明，德国人笑得最开心。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发现，当然并不是因为我们怀疑德国人的幽默感——提出“超人”观点的尼采在大街上抱住马的脖子后就发疯了，他的余生都在自我陶醉的酒神仪式中赤裸裸地狂欢。现在，说德国人是最喜欢大笑的，这太有意思了。怀斯曼的发现存在争议，因为他宣称人拥有“民族性格”或人格，这从政治上讲是不正确的。民族性格的批评家们宣称，这种讨论只会引起或反映人们的刻板印象，这会使个体丧失人性化，并且把人类学和政治学泛化成唐·里克斯式的单口喜剧：“我看到这个黑人家伙追赶着两个爱尔兰人进了酒吧……”

我们许多人发现关于民族性格的笑话令人尴尬，而那些最龌龊的笑话简直令人作呕。但是我们的敏感并不意味着不应当去发现人们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差异。我那位临街居住的德国出生的邻居行动敏捷。对他来说，“时髦的迟到”意味着“准时”。我爸爸和他爸爸也喜欢早到。我们总是第一个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家庭，有时航班甚至还没有从上一个机场起飞。布赫霍尔茨家族饰章上的座右铭应该是“赶快，然后等着”。蔡美儿的《虎妈战歌》荣登2011年畅销书榜单，书中有威胁女儿要烧毁她的毛绒玩具以报复她在钢琴练习中表现欠佳的可怕故事。蔡美儿的“最亲爱的妈妈”的故事相当野蛮，但严谨的社会心理学家的确发现，亚洲家庭倾向于使用羞辱作为鼓励谦虚和发展自律与责任的方法。羞辱的结果在后来的成人行为中会显现出来。例如，与非西班牙裔美国白人或非裔美国人相比，当人们在其面前大笑时，亚裔美国人更可能多疑，并且他们更可能避开那些给自己留下尴尬印象的地方。而白人更可能避开舞池，他们害怕自己看起来很滑稽。这就是比利·克里斯托在《当哈利遇上莎莉》中让人们大笑的原因。剧中，他扮演的角色在解释约会时说：“你遇到了某个人，你们安全地吃完午餐……你们去跳舞，你做了白人男性最不擅长的事。”

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移民带来的文化规范，的确因不同地域、不同的人而不同。当然，对没有事实根据的偏见我们必须小心。在本章中，我将讨论这一话题：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中生存下去，那它最好向自己国家的孩子和移民传递一种意识，也就是自己的民族性格以及与之相结合的仪式和故事。没有这样做的社会都消亡了，只留给后人一堆凌乱的遗骸，我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大约6万年前，几个智人家庭走出非洲，形成许多部落、社群和最终的国家。但是我们真正了解比较多的还是那些留给后人的共同的教义、语言、原创神话和文化。我们对比他们还早到来的尼安德特人一无所知。我们对几千年前居住在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的哈拉帕人也知之甚少。我们对他们了解不多的原因是他们的文牍显然没有兴趣记下他们的神话、文学、科学思想以及他们冶金术的技术进步和小数的应用。相反，我们对古希腊人、古埃及人和犹太教徒了解很多，但假如没有他们的书（里面记载着他们的习俗、法律和故事），犹太人就不可能延续5000年，他们可能早早就被遗忘了，就像那些孤立的、没有突出额头的尼安德特人一样。即便是最健全的文化，也无法保证历经数千年的时代变迁而存活下来，因为其间困难重重、意外不断。

1817年，《伦敦主考官》的编辑听说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古代雕像要运到大英博物馆，于是他举办了一场诗歌竞赛。勇敢的珀西·比希·雪莱和他的朋友马上为这位古代暴君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雪莱的朋友名为霍勒斯·史密斯，是一位喜爱创作打油诗的股票经纪人。雪莱以一首《奥西曼提斯》（这是拉美西斯的名字在希腊语中的叫法）赢得了比赛。到目前为止这首诗流传并被赞美了200年之久。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绝命毒师》的结尾，主角背诵了《奥西曼提斯》。但是这首十四行诗的主题是荣耀终将消失，即使对强大、傲慢的国王来说也是如此。雪莱描写了一位来自古老大陆的旅行者，他在沙漠中偶然见到“两条巨大的、没有躯干的石腿”。石腿的底座上写着这些话：

“吾乃万王之王是也，

盖世功业，敢叫天公折服！”

此外无一物，但见废墟周围，

寂寞平沙空莽莽，

伸向荒凉的四方。

如果连强大的法老及其令人敬畏的文明都分崩离析，成了广阔沙漠中的一捧黄沙，那么美国或任何其他现代国家又有什么长远的希望呢？让我们来看另外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创作于1814年之前，它甚至比《奥西曼提斯》还有名。一位名叫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年轻律师在巴尔的摩港的一艘英国轮船上，正就人质释放问题进行艰苦谈判。此刻，麦克亨利堡轰炸开始了。英国皇家海军在港口发射了火箭和1500多枚炮弹。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写了一首诗。我们所熟知的倒数第二行不是一句宣言，而是一个问题：“你看星条旗是不是还高高飘扬？”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明白答案可能是“不”。就在38年前美国已经宣布独立了。国家是可以消亡的。1790年，比利时共和国只持续了325天。1814年，热那亚共和国存续了211天。年轻的国家和古老的国家可以消亡。星条旗至今确实依然在飘扬，然而你再怎么努力搜寻，也难以找到任何有关哈拉帕或米诺斯文明的破碎旗帜。让我们回到拉美西斯二世，讲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法老有个儿子，公元前1200年执政。1896年，一位考古学家挖出一块10英尺长的黑色花岗岩，上面刻着法老的这位儿子战争胜利的记录，还有这位伟大领袖的题词，他这样写道：“以色列变成了废墟，它的种子已随风飘散。”他错了。拥有传世书籍的人们比拥有士兵、财富和纪念碑的国王存活得更为长久。当西罗科风吹过撒哈拉沙漠时，国王的纪念碑随风散落。

因此，对于如今的那些富裕国家来说，希望在哪儿呢？答案在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那些世代传诵的故事中。即使全球化的离心力让我们分化，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那些流传下来的故事仍然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谁是陌生人？我们该如何对待他？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见过用来测量我们为他人牺牲的意愿的威廉·汉密尔顿表达式。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化，所以能识别出家人。我们都知道，狼有敏锐的嗅觉，对亲属我们也是如此。在蒙住眼睛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通过嗅觉辨认出自己的兄弟姐妹，但认不出异父或异母同胞。为了救出一个亲近的家庭成员，我们会潜入激流漩涡中。而对陌生人，我们只能让他被鲨鱼啃噬了。然而健康的社会要求人们愿意为他人冒险并接受损失。例如，参军作战，缴纳重税，或者即使知道不会被抓也会放弃偷100美元的想法。但是仅仅通过理性的呼吁很难说服人们做出牺牲。在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日，如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给陆军突击队队员们灌输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学家所炮制的严谨的三段论，他就没有机会说服他们爬上奥克角垂直的百米悬崖，对抗纳粹德国机关枪的密集扫射。

除了血缘和气味，如果人们不能找到另外一些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方式，那么现代国家就难以存续下去。从前，城镇广场上的教堂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特别是当一种宗教主宰着一个民族时。就像传说中的耶稣为了人类的罪孽而牺牲了自己那样，中世纪的牧师能够号召全体教徒为了彼此而牺牲。18世纪的圣歌《基督的战士们，站起来》遵循使徒保罗的教义，教导正义的人们“穿上铠甲”，与魔鬼的阴谋做斗争。保罗在教义中提到头盔、护胸甲和宝剑。那些不参加战斗的人被视作异教徒。共同的宗教能够取代血缘和气味。“宗教”（relig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动词religare，意思是“团结”。“牺牲”（sacrifice）一词的词根“sacer”意思是“神圣的”。然而这又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些什么呢？现在美国每周参加教堂礼拜的人不到20%。甚至令人更为不安的是，我们人口中的另外20%显然撒谎说参加了每周的礼拜！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参加礼拜的人数更少，在德国、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中，这一比例还不到10%。如果一个国家不再信奉上帝的神圣，不再关心城镇广场的教堂，那它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把人民凝聚到一起，也就是说要在国家历史、民族性格、传统文化和故事中寻找。

把一群人变成团体和国家：一次快速的华盛顿之旅

“我们”（we）这个词具有某种魔力，可以让我们感觉更好。一次有趣的实验表明，当人们看到“我们”这个词和像“xeh”这样的生造词时，他们更愿接受毫无意义的“xeh”。即使我们是内向又孤僻的人，我们也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当一群陌生人变成了“我们”，我们会感觉到一些联系或情感。2015年7月4日，我和几千名陌生人站在乔治城的一个草坪上，观看从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燃放的烟花。骤然升起的烟花映照出肯尼迪艺术中心和水门酒店的背景。所有人都跟随着烟花放射的轨迹，同时期待着烟花绚烂“绽放”的那一刻：五颜六色的火花变成太阳光芒、国旗或耀眼的柳树形状。当燃放人员准确无误地放射出一个快乐笑脸的形状时，我们都震惊了，一起大声欢呼，不时地彼此会心一笑。约翰·亚当斯眼光独到，要求在美国独立日当天燃放烟花进行庆祝。1776年7月3日，他给妻子阿比盖尔写信说，应该“从东到西，在整个美国大陆举行各种活动，包括壮观的游行、展览、各种游戏、体育运动、鸣枪、撞钟、点燃篝火，庆祝美国独立。从现在就开始，直至永远”。在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亚当斯的亲笔书信，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美国初获新生、脆弱而充满希望的那一刻吧。

林肯纪念堂、肯尼迪艺术中心和水门酒店这三座建筑为当天的烟花表演提供了背景。在美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三座建筑中的每一座都曾把陌生人团结起来（之后又分裂了他们）。这些建筑只是一堆堆的砖头、大理石和灰浆，本来可以用这些原料建造零售商场或污水处理厂。但是，现在这些建筑材料充满了象征意义，也形成了美国灵魂的基础。让我们从林肯纪念堂说起。这里不是明确的宗教场所，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来说，林肯纪念堂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林肯坐像雕塑上面的碑文称此建筑物为庙堂，而不是纪念堂：

亚伯拉罕·林肯

为国人拯救了联邦，

在这座庙堂之中，

正如在人民的心中，

他将被永远铭记。

当然，林肯纪念堂也是1963年25万人聚集在一起聆听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大家一起唱《我们要战胜一切》的地方。1970年5月的一天早上4点15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没有通知办公厅主任，溜出白宫，突然现身林肯纪念堂，秘密地向在此守夜的越南战争抗议者讲话。无论个人的政治观点如何，对美国人来说，林肯纪念堂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如果你站在林肯纪念堂向西看，可以隐约看到阿灵顿国家公墓附近的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的故居，还能看到40万个十字架、大卫之星和新月标志（甚至有几个代表巫术的五芒星），表明这里是美国人的墓地，埋葬着从美国南北战争到最近的阿拉伯半岛或阿富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人。

肯尼迪艺术中心是举办歌剧、交响乐、戏剧和舞蹈表演的艺术殿堂。它于1971年落成，当时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剧《弥撒曲》在此首次公演。这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这部音乐作品既包括罗马天主教弥撒的拉丁语短文，也包括流行歌手保罗·西蒙和斯蒂芬·施瓦茨（后来《魔法坏女巫》的作曲家）的英语歌词。伯恩斯坦不是特别虔诚，据他的传记作家所说，他至少违反了十诫中的数条。在《弥撒曲》中，喜欢争吵的唱诗班成员反抗上帝，并把圣餐葡萄酒和面包扔到地上。但是当唱诗班成员们摔倒在地时，一首长笛独奏使唱诗班起死回生，不知不觉地恢复了他们的信仰。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伯恩斯坦最终在仪式中发现了和谐和优雅。当伯恩斯坦创作《弥撒曲》时，他在笔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一些宗教每个人都需要——在有些事情上，信仰比随意的或系统的生物存在都要伟大。”肯尼迪艺术中心是个不关心宗教的公共机构，然而只要观众一起欢呼、鼓掌或大笑，这就有助于形成一个共同体。共同的文化能够做到这一切。

我们通过水门事件了解了水门酒店。1972年，在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白宫愚蠢地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掩盖其真相。这一丑闻分裂了国家，此时的越南战争已经使美国支离破碎。然而随着对理查德·尼克松不利证据的累积，美国人民在总统必须辞职的共同观点之下开始联合起来。1974年8月7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巴里·戈德华特和休·斯科特大步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对尼克松说他必须走人。甚至连他忠诚的同盟者也转移到反对他的战线上来。8月9日，当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职总统时，他坚定有力地说：“美国同胞们，长期困扰我们国家的梦魇已经结束了。”注意单词“我们的”（our），即使是像水门事件这样的丑闻，一个共同的梦魇，也有助于将我们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福特继续说：“我们的宪法在发挥作用，我们伟大的共和国乃是一个法治政府，而不是人治政府。在这里人民治理着国家。但还有一种更为崇高的力量，我们可以用很多称号来对它加以尊崇。”在福特的演讲中，宪法相当于美国永恒的文献，它像古犹太人的“书”一样，古犹太人依靠“书”指引他们战胜内忧外患。

共同的经验也可以来自不那么重要的领域，例如体育。阿灵顿国家公墓里安眠着乔·路易斯的尸骨。1937—1949年，乔·路易斯主宰着拳坛，通常被评为最伟大的重量级冠军，虽然穆罕默德·阿里对此多有不服。1936年，路易斯被马克斯·施梅林打倒，施梅林是希特勒的宠儿，也是表现雅利安人优越性的海报男孩儿。1938年，几乎每个美国人和每个德国人，还有其他72名粉丝都想收听电台广播或到现场观看在扬基体育场举行的路易斯与施梅林的复赛。比赛的前几周，路易斯来到白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说：“弯下身体，乔，好让我能摸摸你的肌肉……乔，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肌肉来打败纳粹德国。”“打败纳粹德国？”这是一种不详的措辞。请大家注意，这场拳击赛的比赛时间早于美国参与“二战”三年半，早于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一年。但是战争的压力一直存在。这场拳击赛的过程是这样的：路易斯首先向施梅林进攻，并在前2分钟内发起了一轮有效的头部打击。施梅林双膝弯曲，路易斯又来了一记右交叉拳，对手被击倒在地。施梅林摇晃着站起来，接着又被击倒，他再次蹒跚着站起来。路易斯再来一记右交叉拳打向对手的下颌，这次施梅林彻底被打趴下了。一条表示投降的白毛巾从德国一方的角落里飞进拳击场内，但裁判又把它扔了出去。施梅林没有再爬起来。当然，在一些有种族歧视的美国人为施梅林加油的同时，路易斯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团结到了一起。2015年7月5日，我再次体会到了体育的力量。那天，我路过巴尔的摩——华盛顿国际机场，这时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在女子世界杯足球赛决赛中，美国队队员刚刚将球踢过了鱼跃扑救的日本队门将。暂时路过机场的陌生人互相击掌，体会到情感和心理上的团结。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在分手的那一刻，随着足球滑过日本队守门员，他们感受到如同兄弟会、妇女联谊会、“四健会”或教堂唱诗班一样的凝聚力。

我们是最好的，否则等明年再说

有时，凝聚力需要找出一个共同的障碍或敌人，并且需要具有优越感。战争或世界杯比赛就是这种情况。此外，允许团体和国家感觉优越（“民族优越感”）可能是政治性错误。然而那是历史教训，已经为现代心理测试所证实。犹太人称自己为“被选中的人”，而不是“落选者”。许多受马库斯·加维鼓动的塔法里教徒相信耶和华（上帝）选择黑人作为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优胜者。当自己的团体取得成功时，人们感觉更好。心理学家使用首字母缩略词“BIRG”（沾光效应）来形容人们都想要成为自己团队中的一员，“沐浴在间接的荣耀中”。一场足球赛获胜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穿上印有自己喜欢的球队标志的T恤衫以示庆祝。学校的校歌中经常混合着战争口号、宗教教义和优越宣言，即使仅为了在争先赛中获得触地得分6分，情况也是如此。我仍然能够背诵我在南汤姆斯河中学上学时的一首斗志歌。在这首歌中，三者皆有体现：

尘归尘，土归土，

我们不愿打败你，但我们必须这样做。

皆因东是东来西是西，

而我们来自南部，南部才是最棒的！

不知为什么，《英国国教祈祷书》中的内容（“尘归尘”）在泽西海岸被改编成了同义反复的地理课堂用语（“东是东”）。不管怎样，我们当时尽情地高唱斗志歌，并且真的相信我们中学就是比其他竞争对手好。（事实也的确如此！）

像中学、妇女联谊会、兄弟会、交响乐团和国家团体可以走温和路线，只需坚持自己积极的特性，而不用鼓吹自己比其他团体伟大或优越。但是它们通常不会走谦卑路线。为什么？因为即使在困难时期，团体认同感也必须要加强自尊。当一个团队输掉了比赛或一个国家战败，其士气和凝聚力就会受到损害，队员和球迷们也会感到没有那么眷恋球队了，更不可能穿上队服，昂首挺胸。失败是对一个团队可持续性的真正考验。如果团队要生存下去，队员们必须坚信失败只是暂时的。对自己团队或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功感觉良好很容易，但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团队都会不时地遭遇失败或陷入困境，这是一个历史无法违背的规律。1942年3月，日本军队向美国与菲律宾士兵发起攻击，这些士兵当时正在努力保卫菲律宾人不受火箭、炸弹和鱼雷的攻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命令骄傲自大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放弃他所在的科雷希多岛要塞，抛下9万名缺少供给的士兵与日本侵略者战斗。许多人被俘，被迫进行臭名昭著的巴丹死亡行军，几千人被杀害。为了避开战火、地雷和狂风巨浪，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家人乘坐一艘小型鱼雷快艇航行了500多英里。麦克阿瑟对船长说：“你终于把我带出了鬼门关。”但是到达澳大利亚墨尔本后，麦克阿瑟说出了他的名言：“我还会回来的。”他的士兵和美国人民相信了他的誓言。一年半之后，麦克阿瑟涉水登上菲律宾莱特岛以履行自己的诺言。当美国人攻占马尼拉后，他宣称：“我来得晚了点儿，但我最终还是来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亚历山大大帝是如何利用自己卓越的声望重新把部队团结起来，反败为胜的。

坚持优越性（或例外论）可以让人们觉得任何失败都只是暂时的挫折。“我们要战胜一切”不仅暗含着挫折，而且承诺了随后的成功。犹太历史学家开玩笑说，他们的整个历史（布满了从哈曼到哈德良，再到希特勒杀戮的疤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他们试图把我们赶尽杀绝，但我们活了下来。让我们吃饭吧。”

在世界拳坛，假如乔·路易斯被施梅林打败后没有再还击，穆罕默德·阿里自1971年战败后再没有找乔·弗雷泽报仇，那么路易斯和阿里都不会被看作“最伟大的”拳击手。拳坛史学家始终将路易斯和阿里排在洛基·马西亚诺之前。洛基·马西亚诺被称为“布拉克顿巨型炸弹”，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他一直称霸重量级拳坛。到他退役时共获得49场胜利（包括43场击倒制胜），无一场败绩。但是评论家们指出，在获得49连胜的征途中，马西亚诺并没有遇到伟大的对手。我认为，如果马西亚诺曾被打败过，然后通过一次残酷的激战报仇雪恨，那么他今天的排名一定会更高。

无论在什么领域，几乎每个团体都会坚持某些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优越性：日本的流水线工人更具有团队合作精神；西雅图海鹰队擅长敏捷的快攻打法；纽约爱乐乐团比费城管弦乐团能更好地理解马勒。阿比盖尔·亚当斯一定向往美国。1786年她从伦敦给妹妹写信说英国的鸟比不过美国的鸟：“你知道吗？欧洲鸟类的歌声不及我们的鸟类一半优美，他们的水果也没有我们的一半甜，他们的花没有我们的一半香，他们的礼貌没有我们的一半真诚，他们的人民没有我们的一半善良。但是请帮我保密。”阿比盖尔·亚当斯确实真的认为美国的鸟唱得更动听。毫无疑问，当济慈1819年创作《夜莺颂》时，他还是个音盲。1961年当纳·京·科尔用悦耳的颤音演唱“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时，他应该已经加上了副词“悲伤地”。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很好笑，但通常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困难时期。

当面对无可否认的证据证明自己的团队没有另一个团队优秀时，我们的团队会做何反应呢？还是让我们说说英国鸟和美国鸟做的一次双盲演唱表演吧，其中裁判和鸟儿们都被蒙上了眼睛。如果英国鸟赢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又会做什么呢？很有可能她会为此结果找借口并建议进行其他方面的优越性测试，或者为美国鸟的失败找个理由：也许是美国鸟思想过于深刻而没有通过机械记忆唱出一首愚蠢的歌曲，也许是它们过于热衷自由而没有按照指令鸣叫。我认识一位大学教授，当他看到一位12岁的天才大学期末考试的成绩为A时，他安慰自己说：“至少我有正常的社交生活。”1858年，纳撒尼尔·霍桑到佛罗伦萨旅行并游览了乌菲齐美术馆。美术馆中陈列着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拉斐尔的作品。霍桑惊异于意大利人“对绘画和雕塑真诚的热爱”。但是霍桑不能轻易承认他们在画布和大理石上的杰作，只能用手中的笔或心中的恼怒来玷污它们。因此他在日记中争论说，意大利人创作出巨型艺术，恰恰因为他们是道德侏儒：意大利人“什么社会罪行都能犯下，他们在自己的品性表面涂上了一层精细坚硬的瓷釉。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品位是人造的，是人工培育的结果，因此与自然朴素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换句话说，意大利的大师们画得比较好是因为他们不诚实，对朴素之美视而不见。我们比他们优越是因为我们不擅长舞弄画笔。

同霍桑一样，人们经常蔑视其他团体，说他们更原始或者更加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古代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都是蛮夷。古希腊人提出“蛮夷”这个词是因为它的发音听起来像非希腊人所说的胡言乱语。我们说服自己说，其他文化显然具有宽松的着装规则、不加限制的卫生标准和放荡的女人，并且他们什么都吃！有些英国人仍然称法国人为“青蛙”。法国人有一种礼节是不要问盘子里是什么，这被称作葡萄干布丁。英国人把梅毒称作“法国病”，而法国人称之为“意大利病”。外国人气味不好，如果他们过多使用肥皂和古龙水，气味会更糟。在伊朗，毛拉宣称基督教徒都是虚伪的猴子或猪猡。在电影《决战猩球》中，大猩猩嘲笑查尔登·海斯顿的气味，直到他对它吼道：“把你恶臭的爪子从我身上拿开，你这该死的脏猩猩！”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种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文化，那么我们便会开始把对方看作“该死的脏猩猩”。自修昔底德以来的军事领袖都明白，如果他们不能把一队人变成“兄弟”，那么就难以唤起牺牲和冒险的勇气。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亨利五世的战斗口号是：“吾等人数堪少，而幸运备至！情同手足，与子同袍。”这鼓舞着弱小的英国军队打败法国的重甲骑兵。亨利五世许诺：“凡与我浴血并肩者，皆吾之亲兄弟也，不论其怎样低微卑贱。”当然，这些话实际上是莎士比亚说的，而不是历史上的国王所说的。但是翻开300年前的历史画卷，你会看到一位名叫鲁珀特·布鲁克的年轻小伙子，他是一位真正的士兵和诗人，被威廉·巴特勒·叶芝称为“英国最英俊的年轻男子”。在他1914年的诗歌《士兵》中，布鲁克写道：“如果我死了，只要这样想：在异乡田野上的一角有一处，永远是英国的土地。”士兵为国牺牲，无论他是否相信上帝。士兵、国家和英国的人民三者牢不可破、三位一体。让我们给这首诗加个尾声。布鲁克的诗得到温斯顿·丘吉尔的赞美，“一战”期间丘吉尔曾出任英国海军大臣。1914年，布鲁克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开赴希腊参加加利波利战役（我们将在第7章讨论此次战役），途中受到感染，死于爱琴海的一艘船上。1915年4月23日，布鲁克被安葬于希腊斯基罗斯岛的橄榄林中。当晚11点，在6英尺见方的坟墓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他的思想和他的牺牲，这都成为英国的一部分。

选择爱国主义还是自我陶醉

盲目乐观的人可能会说，团体和国家应该保持谦逊，放弃任何感觉优越的冲动。但是那也会有相当的风险。当然，印度贱民（不可接触的人）并没有因为接受自己的弱势地位而从中获益。这些所谓的“乌合之众”甚至被禁止在高等阶级成员面前穿凉鞋，更不用说共用杯子、桌子或墓地了。从另一个极端来说，极度亢奋的优越感也能引起麻烦，甚至是种族灭绝，就像纳粹一样。但是“二战”中纳粹及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给我们的教训其实是谨防基于血统的征服要求。美国独立战争的爱国主义不是基于血统的，实际上是基于自由的原则和纯正血统的淡化的（当然，奴隶们例外）。相互制衡的宪法体系做出了清晰的表示：没有任何人、任何一条宪法规定具有对真理和权力的最终决定权。我们在詹姆斯·麦迪逊的文件中，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首次讲话中，甚至在喜剧电影中都可以听到这些话。在电影《杂牌军东征》的一段独白中，比尔·默瑞扮演的不靠谱的角色概括了上面的原则：第一，美国的伟大不是基于血统的；第二，伟大的信念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从失败中爬起来：

省省吧！我们都是不同的人。我们不是瓦图西人，不是斯巴达人，我们是大写字母为“A”的美国人，是吗？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吗？你明白吗？那意味着我们的祖先被踢出了世界上每一个正派的国家。我们是悲惨的被拒绝者。我们是失败者。我们是笨蛋！我们是士兵，但我们是美国士兵！200年来没人敢惹我们！我们百里挑一！我们所有人要做的就是成为我们每个人内心中伟大的美国战士。现在照我做的去做，照我说的去说。让我感到自豪吧。

绝大多数个体都怀有对优越感的自然渴望。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认为，我们甚至过分夸大了自己祖先的名声，并称其为“家庭罗曼史”谬论。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哀叹无法阻止“对荣誉的渴望……从摇篮中就跟随我们，从未离开，直至我们走进坟墓”。有时，对个体优越感的追求可能伤害他人。像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H.弗兰克之类的经济学家们争辩说，我们在进行徒劳的竞争，不是仅仅跟上别人而是把他们踩在脚下，这就导致了嫉妒和绝望。对优越感的渴望不仅仅呈现在经济、贸易和体育这些领域。除了渴望让妈妈或爸爸看到我比兄弟姐妹更好，兄弟姐妹的竞争是什么呢？过去骑车的孩子会高声喊道：“看，妈妈，我不用握车把！”这实际上就是在高喊：“其他孩子需要握住车把，而我比他们做得更好！”

当我们禁止或践踏一个团体或一个国家对优越感的自然渴望时，我看到这样一种危险：个体将把对优越感的追求内化，变得更加自我陶醉。在美国，随着自我陶醉的上升，爱国主义下降了。过去，公立学校每天通常不仅从“效忠誓言”开始，而且从爱国歌曲《我的国家属于你》或《美丽的亚美利加》开始。在许多学校中，那些歌曲逐渐成了口号性标语，被贴到墙上，目的是为了建立孩子的自尊，声称“每个人都是明星”。我家车库里堆满了女儿们的足球和垒球奖杯。请各位注意，我并没有说她们是通过比赛赢得奖杯的，她们只是玩而已。她们可能比我爷爷博比积攒的奖杯还要多。我爷爷曾经打过拳击，还是他们篮球队的中锋，并且赢得过纽约城市网球赛的冠军。可怜的爷爷应该一直等到21世纪，那就不用在卡尔文·柯立芝时代竞赛了。在喜剧电影《拜见岳父大人2》中，罗伯特·德尼罗扮演的角色愚弄本·斯蒂勒扮演的角色说：“我不知道他们为第九名制作了绶带。”

我们减少了对国家的尊敬，转而关注个体的自尊。一些学龄前儿童把《雅克兄弟》的歌词换成了“我很特别，我很特别，请关注我”。这种转变至少在三个方面是错误的。第一，老师们失去了教授孩子们一点儿外语的机会；第二，他们把“兄弟”用“我”代替，失去了温暖友爱的感觉；第三，他们把学龄前的孩子变成了自我中心主义者。并不是每个4岁的孩子在艺术课上用手指涂画的“作品”都值得被关注或值得用磁铁压在冰箱上。发展自尊的最佳途径是去做一些值得尊重的事情。想象一下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中的讲话，如果他没有发誓自己的生命将与“兄弟连”休戚相关，而只是提到一群“特别的”年轻人，情况又会怎样呢？

20世纪60年代，孩之宝公司想出了“特种部队”（G.I.Joe）的点子，以此挑战那些声称男孩儿不愿意和布娃娃玩的营销天才。该公司指出，如果你把玩具手榴弹或玩具剑放到布娃娃手里，男孩子们就会兴高采烈地筹划战争场景。我现在已经找不到我上小学时带到学校里的那个会讲话的特种兵玩具了，但我依然可以回忆起当我拽住它身上的身份识别牌时，这个特种兵玩具就会发出紧急呼叫：“敌机来了！快卧倒！”“医生，医生，把担架抬过来！”尽管特种部队的品牌相当值钱，而最近的电影《特种部队：眼镜蛇的崛起》和《特种部队：全面反击》的票房收入已接近7亿美元，但我怀疑如果“特种部队”这个术语是今天被创造出来的，那它一定会身价倍增。术语的前两个字母“G.I.”代表“经政府登记注册过的”，术语后面的“Joe”只是个普通的平民化的名字，像“老兄”（buddy）或“伙计”（fella）一样。有这样一个测试：把一群70岁的人聚到一张桌子周围，面带微笑地指着其中的一位说：“他是常客乔（Joe）。”被选中的同伴可能也会面带微笑地接受恭维。试着对一群20岁的年轻人采用相同的手段，你会听到《红色警戒》游戏中的报警声，或者会说话的特种兵玩具会尖叫着高喊：“回到战斗岗位！”没有哪个20岁的年轻人愿意被称为“常客乔”。20世纪50年代，一个行为出格的年轻人会被父亲、老师或教练拍打脑袋并厉声斥责：“你以为你是谁？你特别吗？”一项针对1960—2008年出版的近80万本书籍的研究表明，最近的作家们经常会写一些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词语或语句，诸如“鹤立鸡群”“老子天下第一”“特立独行”等，其使用频率大约提升了20%，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提升了42%。或许美国人应该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像“很特别”之类的个人自我。

在这个自拍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会设计自己的电脑头像，其个性签名也常常显得与众不同。孩子和大人们经常为自己精心编制一个纯粹的前哥白尼式的网上世界——全部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娱乐活动、兴趣爱好以及他们的朋友圈。为了待在自我太阳系的中心，有些人甚至以牺牲朋友为代价。一项针对1500名成年女性的调查显示，有1/4的女性曾在脸书网上传过一张朋友的不好看的照片（想必是要让自己显得更有魅力）。当这些朋友要求她们删除难看的照片时，有20%的人拒绝了。

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简·腾格对过去60年中针对大学生所做的调查进行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12%的青少年赞同“我是个重要人物”的说法。到20世纪80年代，80%的人勾选了这一选项。与过去相比，现在有更多的年轻人赞同这个令人惊讶的大话：“如果我在泰坦尼克号上，那么我配坐第一艘救生艇。”毫无疑问，年轻的自恋狂们可能想象着自己同阿斯特家族的人一起在头等舱沙龙中优雅踱步，而不是像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和一群下层平民被困在统舱中。

什么是美国性格？

如果我们能够为追求优越感找到借口，那么美国人应该在什么方面感到优越呢？当然，美国人不应该宣称自己每件事都精通，也不该否认自己的缺点。本杰明·富兰克林推崇火鸡的象征意义在白头鹰之上，因为火鸡“尽管有点儿自负和愚蠢，但它是‘勇气之鸟’，如果身着红色上衣的英国近卫军掷弹手敢擅自闯入农场，火鸡会毫不犹豫地向他发起攻击”。相反，富兰克林认为白头鹰“品质恶劣”，面对麻雀它是个胆小鬼，它还是从勤劳的鱼鹰那儿偷食的窃贼。当然，我们能够举出一些获得巨大成功和彰显勇气的例子。例如，邦克山战役和突出部战役（阿登战役）。我们也能说出一些展示宽宏大量的例子，包括马歇尔计划，以及像人类登陆月球或低流量抽水马桶之类的技术成就。但是这些都是著名的事件或成就，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特征。当爱国者说起“美国例外论”时，我想提出三个要素来定义美国的民族性格。我们可以用令人难忘的首字母缩略词“GMC”来表示这些要素。它们是坚毅（Grit）、机动性（Mobility）和自信心（Cofience）。正如前面章节所描述的那样，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在被逐渐毁坏。美国人显然工作得更少，努力得更少了（坚毅）。不论在实际还是比喻意义上，他们都被卡住了（机动性），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抓住机会到其他州或其他国家工作。缺少了坚毅与机动性，体现出来的就是自信心不足。2015年，尽管失业率刚过5%，不是很高（官方观点），但还是有2/3以上的美国人对民意调查员说，美国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美国必须恢复坚毅、机动性和自信心这三个特征，否则国家可能灭亡。其他国家可能提升了一些其他特征，并达到更高的级别，例如，节俭、善良或对手工食品的热情。这些都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然而，是GMC造就了美国。今天，如果连美国人都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重新发现这些特征，那么乘坐飞机、卡车和轮船来到美国的移民又怎么可能在此定居呢？

美国人的坚毅究竟怎么了？

除了合法的司法系统和可靠的货币体系，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需要能够表现出坚毅的人民。坚毅不仅仅是约翰·韦恩电影海报上的标题，它应当是特有的、可衡量的心理特质，表现为坚持不懈、坚持到底和坚韧不拔。具有坚毅品质的人无论遇到任何障碍都会奋力抗争，最终实现长远目标。他们很少怨天尤人，而且更有担当。具有坚毅品质的个体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购买住房、培养出成功的孩子。缺少这种品质的个体只会勉强完成学业，难以偿还信用卡债务。到目前为止，对坚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身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安杰拉·达克沃思曾做过一项被人广泛关注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在西点军校的新学员中，那些坚毅指数量表得分较高的人更有可能从可怕的“野兽营”中“逃出来”。那些残酷的新生训练活动强迫学员扛着45磅重的帆布背包跑步、攀爬、踩着别人的鼓点行进。与智商量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成绩、俯卧撑得分，甚至是自律相比，坚毅指数量表得分能够更好地预测西点军校学员能否成功。（当然，我们必须当心不要把坚持不懈置于过高的位置。面对显然不可逾越的困难或巨大代价时，坚持不懈可能是鲁莽的或愚蠢的。例如，如果从气质和天赋来看，西点军校的一位一年级新生更适合在朱莉亚音乐学院演奏双簧管，那么他就不应该在军校坚持到底。）

坚毅是一种民族特征，不仅仅是个体的特质。国民更坚毅的国家玩“怪罪游戏”的可能性更低，继续掀起使后代破产的不计后果的国家消费狂潮的可能性也更低。更加坚毅的国家提倡某种程度上的自力更生。剑桥大学2013年的一次研究探索了被称为“控制点”的心理学概念。内在控制感较低的人认为外部世界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好像自己是一颗被球杆和其他球突然撞击而离散跌落的台球。“如果我无能为力，那么努力又有什么用呢？”剑桥大学的研究总结说，内在控制感低的个体通常希望由政府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软弱无力的。在第3章和第4章中我们讨论了在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和债务中，缺乏坚毅的现象也显露出来。其他国家可能已经弥合了与美国的“坚毅鸿沟”，这让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显得更加脆弱。

在历史上，美国人以坚毅和勇气而闻名。“一战”歌曲《到欧洲去》的歌词明确指出了美国人的特征：

约翰尼，拿起你的枪。

约翰尼，让德国佬看看你是枪的儿子，

举起旗子让它高高飘扬，美国人要决一死战。

打起你小小的行囊，拿出你的坚毅，做你该做的事……

让妈妈为你和古老的红白蓝国旗感到自豪。

早期的美国公司和个人为他们的坚持不懈感到自豪。安飞士汽车租赁公司承认自己排名“第二”，但公司员工声称：“我们会更加努力。”在为E.F.赫顿股票经纪公司所做的一段令人难忘的广告中，演员约翰·豪斯曼吟唱道：“我们的钱是用老办法得来的——我们挣的。”欧洲国家过去常常嘲笑美国永不停息的工作热情。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大胆的美国式的思维方式与高雅的英国方式。在久负盛名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半官方的座右铭是“平静地流露出一种自然的优越感”。

从前，只要收入提高，就能带来舒适的生活，20世纪的美国人并不介意付出汗水与不懈的努力。1900年，41%的美国人在农场里辛苦劳作。到2000年，只有1.9%的人口从事农业，而且这种工作更有可能是只需要操纵装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约翰迪尔牌拖拉机，而不是手持干草叉叉草，用铲子施肥。可以理解，21世纪我们期望付出更少的辛苦，而收获更多的回报。让我们像第2章那样，回顾一下以前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宣传手册。1949年要买一台冰箱，普通工人需要付出四周半的劳动（税前）。今天，一台好得多的西尔斯冰箱只需要付出大约两天半的工作时间。1949年，一个工人要工作13.5个小时才能买一台烤面包机，今天，大约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能买到一台更好的烤面包机。当然，这些都是奇迹般的发展！但是这种进步显然大大降低了我们相信坚持不懈的必要。在大众文化和自助世界中，8分钟的腹肌锻炼就相当于每周工作4小时。几年前，戴尔公司的一则流行广告刻画了一个懒虫，他用悠闲的冲浪者的语气说，“老兄，你得到了一台戴尔电脑”，以此暗示戴尔笔记本电脑是送给了对方，而不是挣钱买的。

短期的、迅速抽身的心态在公司董事会中也显露出来，传递出一种令人沮丧的信息，一直影响到公司梯队的底层。高管们通常做好短期成功的准备，而不是为了获取市场份额而长期奋战。就像高管的股份一样，公司会按季度增加收入，这使高管的财富在短期内迅速增加。那么，毫无疑问，这家公司通常会忽视长期的挑战。在美国，公司在研发上投入的经费越来越少。美国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只占世界的4%。

惠普前首席执行官马克·赫德曾经是一名争强好胜的网球运动员，更是一位求胜心切的执行官。2006年他接管公司后，马上削减薪水，把工作岗位削减了10%，并把办公室的灯设定为每天下午6点自动关闭。华尔街热衷于这种降低成本的故事，因此推高了惠普的股价。然而除了削减办公室电费账单外，赫德也削减了研发费用，从总收入的9%降到只有2%。意志消沉的惠普工程师和科学家们申请的专利数量降到原来的1/3。为什么当苹果平板电脑高歌猛进之时惠普毫无动作与反应呢？因为惠普用在个人电脑上的研发经费已经跌至总收入的0.7%。想到华尔街赞同这种对未来的展望，这真是令人悲哀。

移民的艰难岁月

如果本土出生的美国人都表现得不够爱国，更加自恋，更多地去追逐短期收益，而不是建立一个长期存续的国家，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对移民抱更多期望呢？在大多数富裕国家中，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引起分歧的议题，无论是经由狡猾律师帮助的合法移民，还是通过贿赂“蛇头”，由他帮助偷越边境、躲过路障，藏在汽车车厢里入境的非法移民。在离我家不远处的彭德尔顿军营的海军基地附近有一个移民入境关卡。警卫们站在通往洛杉矶的八车道5号州际公路中央，盯着车窗往里看，并决定什么时间打开后备厢插锁或解开盖在皮卡车后面的防水布。黄色的交通标志显示出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手牵着手在田野上奔跑的轮廓。这个标志没有说明文字，但大概意味着“不要开车碾轧逃跑的非法移民”。尽管本书无意解决棘手的移民问题，但移民能够导致富裕国家的分化——除非他们被邀请、被激励，甚至被授权，把新的国家当成他们自己的国家。

1950年，将近80%在国外出生的美国居民选择向美国国旗致敬，成为美国公民。但是，据美国国家科学学院报告，自2000年以来，只有半数符合条件的移民愿意“多此一举”（与加拿大的89%和瑞典的82%相比）。我们很钦佩他们前来美国找工作，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不仅仅是一长串不相干的工人把自己的卡插进老板的打卡钟里。

我们很容易怀念过去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移民潮：定居在明尼苏达州并带来口味独特的卤特非食的挪威人；把意大利面带到费城，把乔·迪马吉奥带到扬基队的意大利人；建造铁路并调制出一种适合美国大众口味的“炒面”的中国人；还有像名叫罗斯福的荷兰人。当然，每个孩子都知道所有这些群体都要面对各种歧视，这里面既有“爱尔兰人不必申请”的招工广告，也有一些种族歧视的酒店。他们高薪邀请阿尔·乔尔森和伯特·威廉姆斯来参加舞台娱乐节目，但演出结束后，酒店很可能让他们从服务员入口溜出去。19世纪40年代，一无所知运动企图阻止天主教徒到达美国海岸。甚至在美国建国初期，本杰明·富兰克林也表现出了他的偏见。尽管富兰克林组织了第一批代表奴隶的废奴主义运动，并捐款在费城建了一所犹太教堂，但他对德国新教徒存在严重偏见，称他们为“德意志乡巴佬”，并说他们绝不会接受英语或者“获得我们的肤色”。富兰克林有一套奇特的肤色观，他甚至坚持认为瑞典人是黑色皮肤。显然，他没有预见到瑞典流行组合阿巴合唱团的《妈妈咪呀》中金发女郎那永不停息的尖叫之旅。

这些早期的移民面临着巨大压力，需要学会“美国方式”，其中许多是内在压力。20世纪60年代前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后代很少会他们移民父母的语言。许多人因为父母操着一口带方言的英语而感到羞耻。我并不认为他们应该感到羞耻，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然而这显示了他们接受自己国家的无法抗拒的渴望。父母是爱尔兰人的乔治·M.科汉宣称自己是7月4日出生的，他甚至把自己的声明编进了他的歌曲《扬基男孩之歌》中。奴隶的孙子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使用了相同的爱国主义技巧（他出生于8月4日，比国庆日晚了一个月）。体育场挤满了蓝领移民，他们在为像布兰科·纳古尔斯基、芭比·扎哈利亚兹、汉克·格林伯格和菲尔·里祖托这些“全美明星队”英雄们加油喝彩。在内尔·西蒙的舞台剧《布里顿海滩》的开场中，十几岁的主人公正在向布鲁克林区一座小房子的墙上掷棒球，邻居“绝大多数是犹太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他为自己的种族感到遗憾：“顶着像尤金·莫里斯·杰罗姆一样的名字，我怎么可能进入扬基队呢？你得叫乔……或者托尼……或者弗兰基……所有最棒的扬基队队员都是意大利人……我妈妈做意大利面时用的是番茄酱，我能有什么机会？”此处的重点是，尤金想要在美国的全民娱乐项目——棒球中表现得更出色。

还有一些更严肃的例子。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肖像画廊中挂着一幅名为“下村横渡特拉华河”的彩色画作。罗杰·下村并没有在1776年的圣诞夜和乔治·华盛顿一起横渡冰冷的特拉华河，也没有出现在德裔美国画家伊曼纽尔·鲁茨于1851年创作的传统油画中。下村利用卡通木版画的形式，把华盛顿的殖民地部队刻画成身穿和服的武士。“二战”期间，下村和家人从家乡西雅图被带走，被迫迁移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日裔美国人集中营”中。他阐明了下面这样一种观点：尽管我们确实没有与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但我们也是美国人，我们有权把他以及他的勇敢说成是我们自己的。这是与强大的、装备精良的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并肩作战的第二代日本人的真实写照。在意大利和法国，大部分年轻士兵倒在了纳粹的机枪和坦克之下，同时他们的父母则住在美国后方“日裔美国人集中营”里。14000名第二代日裔美国士兵获得了将近1万枚紫心勋章。

战争是人间地狱。然而战壕和坦克确实有助于团结不同的人。“一战”时，有18%的美国士兵都是在外国出生的（总人口中这一比例约为15%），其中意大利裔美国人占了12%。今天，4.8%的现役军人是在外国出生的，11%的人是西班牙裔。有许多战争题材的电影突出了不同种族的人被迫进入同一条战壕、同一艘潜艇或同一个野战排。有一个动听的故事讲到1917年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军营，一个陆军上士像说绕口令一样地点名，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听出自己的名字。接下来上士打了个喷嚏，结果有10个新兵站了出来。在剧作家内尔·西蒙的《布里顿海滩》的续集《天才大兵》中，剧中主人公动身前往密西西比州进行基础训练，在那里他最终明白了国家的多样性。首先，他面对的是南方的气候。“伙计，天儿真热，像非洲一样热，泰山也难以忍受这种热。”接下来他见到了同寝室的伙伴：罗伊·塞尔里奇来自纽约州的斯克内克塔迪市，是个浑身散发着臭味儿的家伙，他的“32颗牙中有19颗蛀牙”；约瑟夫·维克瓦斯基的生殖器能够“持续勃起”；阿诺德·爱泼斯坦是个爱放屁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都是地道的美国人。如果你能想象出他们并肩作战的情景，那么你就能明白赫尔曼·梅尔维尔那句话背后的真相：“美国人血管里的每一滴血都混合着全世界各民族的血！”美国政府通过语言、音乐和艺术来鼓励这种情绪。如果非要我指出两幅最著名的表示美国建国的画作，我会选择伊曼纽尔·鲁茨的《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和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在费城所创作的《签署宪法》。克里斯蒂通过刻画西奥多·罗斯福在圣胡安山的战斗场面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纽约国会议员索尔·布卢姆任命他为开国元勋们作画，除了一位天主教徒，其他所有人都是白人新教教徒。然而在“一战”不久后的1919年，克里斯蒂为美国财政部的“胜利公债”画了一幅风格迥异的肖像画，这幅画现在挂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名为“都是美国人”。画中突出了一位身着低胸黄色长裙的优雅女士，她一只手紧握美国国旗，另一只手高高举着桂冠。桂冠下面是“光荣榜”名单，这些名字听起来好像是被随便从埃利斯岛码头拉来的：“杜布瓦、史密斯、奥布赖恩、切伊卡、豪克、帕帕德里科普勒斯、阿德拉西、维洛托……冈萨雷斯。”

“熔炉”一词来源于比《天才大兵》还早70年的一部戏剧，这部剧就是由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创作、1908年轰动一时的《熔炉》。该剧为我们塑造了俄国犹太人大卫和俄国东正教徒薇拉的形象，他们在自由女神像的注视下相识相爱。当“凯尔特人和拉丁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黑人和黄种人”团结起来“向前看”时，大卫让薇拉听“咕嘟咕嘟”的冒泡声。社会学家对“熔炉”是否是个恰当的比喻争论不休，许多人建议用“色拉盘”或者某种红烩牛肉来表示，其中的风味和成分从未真正合并过。不论人们从游戏《烹饪的乐趣》中提取的比喻效果如何，塑造与唤起美国特征的挑战已经变得越发严峻和紧迫。在此我们要面对另一个悖论：对于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来说，其移民的同化难度更大，而国家的分化却更容易。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个要素：老茧、噪声和通信。在“二战”之前的大移民潮期间，移民的手上都有老茧，大部分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也是如此。1900年，在农田、森林、工厂或矿井中艰苦工作的美国人占69%。当移民到来之后，他们迅速学会了如何用自己布满老茧的手去工作，即使要面对来自工会和老板的种族歧视。我的爷爷萨姆过去经常说，当爱尔兰移民在曼哈顿走下他们的小船时，他们面对着这样的选择：“要钩子还是棒子？”这意思是说他们可以从船上卸箱子，做码头装卸工人（钩子），或者申请做警察（棒子）。入职的障碍不是身体或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政治方面。爱尔兰人控制着纽约市的政坛和工会。入职的障碍也不是教育方面的问题。1900年，美国人中学毕业的不到14%，大学毕业的不到3%。到20世纪末，83%的美国人从中学毕业，大学毕业生占25%。如今，一个来自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更别说经历半导体革命的国家的移民，几乎不可能和本土美国人一起在服务部门找到工作，因为这些部门非常注重类似市场营销中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在美国还比较贫穷时，当小贩们在街上操着本国的意大利语、波兰语和中国广东方言叫卖着兜售他们的商品时，移民制造出了刺耳的噪声。20世纪早期，在布鲁克林区和布朗克斯区，不苟言笑的女教师通常具有爱尔兰血统，她们没有耐心用外语授课。即使她们想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同样，学生们自己也意识到为了与人交往，他们必须学会英语。年轻的戴维·萨尔诺夫是俄国移民，他一边在电车站旁边卖报纸，一边自学英语。他在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后来参与创立了美国无线电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电视网络。如果萨尔诺夫当年没有刻苦学习英语，我们现在可能还停留在爱迪生的留声机时代。今天对于移民来说，回避英语更容易了，尤其是因为刺耳的噪声已经安静了下来。1910年，移民所说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小语种。没有哪一种语言的“市场份额”大到足以控制和创造一块儿巨大、持久的“飞地”（德国人占了18%）。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亚历杭德罗·波特斯曾独创出“区域融合”这一术语，用以形容那些融入美国社会某一部分而不是主流社会的移民。这要容易一些，因为在新近移民中，西班牙裔优势明显，仅仅墨西哥移民就占了29%。现在讲西班牙语的移民比例约占半数。波特斯自己身为古巴移民，他很担心飞地这种现象，因为那里的移民讲自己的母语，可能过于舒适。他说：“你可能出生在一家古巴诊所，受雇于古巴工厂或企业，并被埋葬在古巴人的墓地中。”2013年，西班牙语环球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收视率打败了有着18年至49年历史的英语电视网福克斯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可以说，最近的移民“缺乏多样性”，如果新来的移民带着刺耳的噪声，那我们的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

第三，计算机到处都是：办公室里、家里、电话和手表里。通信价格一落千丈，结果导致“距离之死”。过去，我们的祖父母一般不会煲电话粥，担心贝尔大妈（指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电话账单会耗尽他们毕生的积蓄。现在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跨州或跨国电话花了他们多少钱。2014年，即使在贫穷的家庭中，85%的家庭拥有手机，77%的家庭使用互联网，这一比例还在持续攀升。这非常好，尽管它也提出了一个第一世界的问题：为什么移民要切断与自己祖国的联系，献身于一个全新的地方呢？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情况看，交通费跟通信费一样，也在大幅下降。因为查尔斯·林德伯格并没有在1927年拍卖掉他的旅客席位，因此很难计算出最近90年的航空费用。但自1978年以来，飞机票价格大约下降了50%。我在美国旅行的时候，经常询问在外国出生的出租车司机和优步司机多长时间回自己的祖国一次。根据我简单的调查，亚非移民每两三年回去一次，除非他们从特别混乱的地方逃出来，不敢回去。新泽西州卑尔根社区学院的一对教授夫妻写道：“他们的许多学生确实过着双重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和他们在美国的第二故乡之间周旋。”这种双重生活在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上暴露无遗：我应该在哪儿结婚？我死后他们应该把我埋在哪儿？100年前的移民没有退路，他们大部分人负担不起回去做客或回去安葬的费用。20世纪初，移民团体经常共同出资组成帛金会，并以他们出生地的村庄名字命名。因为在美国的城市中，如果没有成本分摊，墓地的维护费非常昂贵。像德古拉总是随身携带着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壤作为自己的根的象征一样，1900年时的移民也只是保存着自己祖国的象征，大部分人既负担不起也难以想象实现双重国籍或双重忠诚。相反，1996年，根据城市死亡报告统计，一半以上在纽约市去世的多米尼加人和墨西哥人被空运或船运回家乡安葬，厄瓜多尔人也有1/3回到家乡的故土安葬。由于交通与通信费用相对很低，为什么不在最终的长途返家之旅中挥霍一回呢？

本地人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

由于许多本土出生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公民认为新移民对他们的第二故乡贡献较少，因而他们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不再欢迎移民，因为他们不再相信移民会发自内心地接受自己的第二故乡。借助鼓动反移民及欧洲怀疑主义情绪，最近成立的英国独立党迅速成为英国的第三大党和令保守党担心的一股重要力量。在英国和美国，70%以上的人愿意削减或更好地控制移民。这种情绪（特别是在欧洲）部分源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并因为随时可能遭到“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的炸弹袭击而加剧。面对如此多的移民数量，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和他们的父母最为痛苦，约有80%的人想要减少英国移民的数量。正如我在第1章中谈论的那样，富裕国家的人口日趋老龄化，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常常不愿结交新朋友或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题文章中，一位亚利桑那州的大学生说，移民问题是“为数不多的、具有辐射性的话题，能在她和自己开明的母亲和祖母之间引起争吵”。一位佛罗里达州的大学生说，与年长的亲戚讨论移民问题就像“拿自己的脑袋撞砖墙”一样。毫无疑问，她年长的亲戚愿意在南部边境建起更高更结实的砖墙。这篇文章使我想起了童年时期认识的加翁纳夫妇，那是个意大利家庭，临街而居。圣诞节期间，50多岁的加翁纳先生会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坐在消防车上向邻居的孩子们扔糖果。有几次，我和哥哥坐在消防车的后面帮忙。（我记得自己当时很失望，因为当年12月的那一天特别暖和。为了能更顺畅地呼吸，加翁纳先生摘下了假胡子。）每年当我父母去度假，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时，我姨妈凯就会待在我们家照料我。每年我们家的门铃都会响起，加翁纳夫人都会给我们送来一大盘自制的、用意大利乳清干酪做的番茄沙司烙通心粉。我们会拥抱着感谢她，但我们讨厌她做的食物。看着她沿着小路走远后，我们就会像每年举行仪式一样，奔赴卫生间冲走加翁纳夫人做的通心粉。加翁纳夫妇人很好，他们慷慨、有同情心，在社区中欢迎新邻居。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加翁纳夫妇慢慢变老，他们不再分享这种美意。我们这群邻居的孩子会在他家附近的一块空地上玩棒球。当有人击出全垒打或者一个滚地球穿过草丛时，球会滚进他们家的院子里。加翁纳夫人会走出屋子并捡起球。如果我们踩着他家的草坪自己去捡球，加翁纳先生就会大喊：“离开我的草坪！”在他们看来，我们已经变成了危险的害虫。同时，他们在我们眼里也成了脾气暴躁、不记得年轻活泼是什么的老家伙。我们常常想：“圣诞老人是怎么了？”

我们和加翁纳一家的关系同美国移民历史相似。有时，美国非常欢迎移民，涌现出各种支持性团体来帮助他们学习英语和民主，如北美公民联盟和基督教青年会。但是最近几年，尽管移民的数量更多了，许多美国人听到的却更像加翁纳的叫嚷“离开我的草坪”。事实上，要想既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反对强化移民控制，又不会听起来像一个脾气暴躁的，已然忘记年轻、雄心勃勃、有点儿鲁莽是什么样子的老人，这是很困难的。今天的加翁纳一家不应当喊“离开我的草坪”或“离开我的国家”，他们应该喊一些与历史和文化有关的内容，例如“到国家档案馆去读读《独立宣言》吧！”

在南斯拉夫和哈布斯堡王朝游戏竞赛节目主持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个没有民族性格、没有流传下来的故事和神话的国家很快将不再是一个国家。国家面临混乱与无序的强烈趋势。2000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凭借他撰写的《独自打保龄》一书获得了国际声望。他沮丧地发现，更为异质化的社区滋生了怀疑，导致人们退出公民生活。在多元化社区中，居民往往“不信任自己的邻居，无论他们的肤色如何，甚至连好朋友也要回避，常常杞人忧天……自愿付出得更少了，慈善捐赠也减少了”。在钱币和纪念碑上所能见到的所有口号中，也许最难践行的格言就是“合众为一”。从1918年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其间，我曾经有机会访问过南斯拉夫的几个加盟国家：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南斯拉夫因为长期存在的种族猜忌而分崩离析。过去南斯拉夫人经常开玩笑说，南斯拉夫有“8个不同的民族、6个共和国、4种语言、3种宗教、2种字母表，但是只有一个南斯拉夫人：铁托元帅”。随着铁托在1980年去世，所有的一切开始土崩瓦解。然而南斯拉夫是个小国家，是美国和苏联“玩弄”的一枚不可靠的“冷战棋子”。

还是让我们从哈布斯堡王朝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吧，这是一个主要的世界大国，曾努力做到合众为一。正如我在本书前面讨论过的那样，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从阿姆斯特丹一直延伸到直布罗陀、波希米亚，领导权掌握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手中。哈布斯堡家族来自瑞士的一个城堡，1279年开始统治奥地利。尽管如此，后来一连串精心安排的婚姻把伊莎贝尔和斐迪南的女儿胡安娜从西班牙诱骗到家族中来，与她们一道前来的还有当时欧洲几乎所有其他统治家族的子女们。如果哈布斯堡家族没有成功地登上君主之位，那么他们也许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绯闻传播者和媒婆。

可是除了血亲和姻亲之外，还有人会把自己看作哈布斯堡家族的人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尽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自1848年开始统治了68年）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宇宙力量（像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并且接受格言“团结必胜”（通过联合起来的力量），但他从来没有想出如何在他的子民中创造或逐渐灌输团结的概念。对大部分人来说，虽然他是一个兵工厂里有几千门大炮的皇帝，但他也只是另一个日耳曼人而已。尽管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个人很受欢迎，但此处的关键词是“个人”。他的王冠不受那些把自己看成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等人的欢迎。皇帝手下的一位学者罗伯特·卡恩写道，哈布斯堡君主制“主要由各个国家的躯干组成”，但缺少民族的头脑或心脏。

很难为一个拥有无限权力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君主制喝彩。对许多人来说，哈布斯堡家族是个抽象的概念，他们没有分享自己的信仰、历史、语言或家庭关系。人们又怎么能团结在一个陌生的抽象概念周围呢？这让我想起了喜剧演员罗伯特·克莱恩的观点。他在纽约的学校没有名字，只有像PS406这样的数字。他曾取笑他们学校的斗志歌“亲爱的406，我们爱你”，以及“80号，你的名字将超越79号”。这几乎无须取悦观众就能达到喜剧效果。

哈布斯堡家族的努力甚至还没有PS406成功。对于各个民族团体，他们尽量赋予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奥地利《宪法》第19条保证学校可以保留自己民族的语言。但是，哪些力量能够对付混乱局势——也就是人们试图摆脱中央控制的趋势呢？如果没有维护真正的民族意识的社会公共机构，哈布斯堡家族走进历史的垃圾箱只是时间问题。

1914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侄子在萨拉热窝遇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号令之下，大部分军队都参战了。但他们显然在为自己的祖国而战，而不是在为维也纳的那个想象中的团结的国家而战。捷克部队的士兵在离开布拉格、奔赴战场时这样唱道：“我不得不跟俄国人作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在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边境，抗议者和士兵造反了。当然，他们都被枪毙了。

哈布斯堡家族输了战争，丢了王位。一个未能设法创造出共同语言、共同传统和共同价值观的强大帝国留下了什么呢？只有一些褪了色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照片，照片中他蓄着蓬松的小胡子和络腮胡子。奥托·冯·哈布斯堡是奥匈帝国末代皇帝最后一个幸存的孩子。他于1912年出生在皇宫，几年前去世了，享年99岁。然而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卡尔主持的电视游戏竞技节目《谁是谁》。的确如此。

除非今天的富裕国家重新发现并接受自己的民族性格，否则它们将分崩离析，而那些国家的名字也只能用来为我们的子孙玩益智问答游戏提供答案。

第二部分 带头冲锋

美国人对权威总是有着大胆的看法。在亚瑟王的宫廷中，马克·吐温笔下的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声称：“国王还不如流浪汉呢。”领袖必须赢得我们的尊敬，单靠名声很难让人钦佩。尤其是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电视真人秀明星只是展示一下他们是如何把吸脂的大腿晒黑的，就能够得到上百万美元的支票。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关注一下世界上的领袖们。他们被迫冒着枪林弹雨，或在失业率高涨，或在帝国摇摇欲坠的形势下重新恢复或建立民族统一。我没有选择司空见惯的人物。例如，如果扼要描述一下伊丽莎白一世、彼得大帝、拿破仑·波拿巴、约翰·亚当斯、温斯顿·丘吉尔和罗斯福堂叔侄这些人物，那要更容易一些。但是书架上已经塞满了像《CEO伊丽莎白一世》或《拿破仑的项目管理》之类的学术性论文和流行书籍。我无意把《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维基百科中记录的那些最具影响力、最著名的人物抬得更高。相反，我采用了另外一套标准。

首先，我选择了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领袖。我认为，在生意场中，自我淘汰总比等待被竞争对手淘汰要好。成功的政治领袖也必须理解新的趋势，即使他们对过去念念不忘。这里所描述的领袖没有无所事事地等待，也没有站在行进的队伍前面，举起坚定的右臂高呼“停下来”。在土耳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并推翻了哈里发的统治。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领导者们冒着激怒自己工匠的危险，搜集英国丝绸制造方面的消息。当然，长野县的工匠们可能丢了脸，但那总比日本人失去整个国家要好得多。其次，我选择的领袖们代表着时代和地域的多元化，从公元前33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到公元1948年哥斯达黎加的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这本书的目标并不是片面地盯着2016年美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具体缺陷，其目的是要发现普遍规律，以便我们可以向这些昔日的领袖学习借鉴，无论他们身处何方。

是什么造就了伟大的领袖呢？在第6章中，我们将看到亚历山大大帝是如何挥起宝剑，斩断传说中戈耳迪之结，而此时其他人还在浪费时间试图解开绳结。

首先，伟大的领袖必须足够勇敢，能够坚定地把传统智慧踢到一边。1980年，几乎每一位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认为，即使苏联无法存续几百年，那它也会持续几十年。冷战战略是“遏制”，只要能够阻止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就能让美国很高兴了。而要妄图击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那简直是笨蛋和鲁莽牛仔们所做的危险的白日梦。但是就在1977年，也就是罗纳德·里根上台的前4年，里根曾对一位对外政策专家说，他对苏联的政策“十分简单，也可以说是过于简单，那就是：我们赢，他们输”。一位曾在白宫做过亨利·基辛格副手的专家承认，他当时听得“目瞪口呆”。

其次，伟大的领袖必须敢于冒险，敢于对整个社会重新洗牌，特别是当顽固的权贵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阻止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与自己竞争而反抗时。我们将看到明治维新时期的领袖们是如何降服数百万受过杀戮训练的日本武士的。

最后，伟大的领袖必须能够想出办法，借助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模因”（memes）或者对未来的憧憬，打动人民的心灵。果尔达·梅厄的双手很粗糙，双脚布满老茧，踩着贫瘠的土地干活儿时很疼。因此，当她号召自己的人民做出牺牲时，他们知道她也躲避过子弹，在干旱面前会站在他们身边，而不是坐在遥远的宫殿里发号施令。

每一位领袖都曾面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压力：人口危机、债务问题、官僚机构和文化混乱。他们当中没有谁是圣人，也没有谁近乎圣人。事实上，他们中几乎每一个人手上都曾沾染过难以洗清的火药痕迹。但是关键问题是，当他们退出舞台中心，无论是退休还是去世时，他的人民对下面这几个尖锐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吗——今天在我们国家中你感到更加自豪吗？你认为我们国家在面对内部和外部的破坏性力量的袭击时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吗？当今，我们面临的危机布满陷阱和障碍，充斥着刺耳的反对声。下面，让我们借鉴一下历史上那些肯定的声音吧。

第6章 亚历山大大帝及其伟大帝国

他的使命

· 找到能团结不同民族的象征物

· 身先士卒，而不是畏缩不前

· 尊重非希腊人过去的象征，以此在非希腊人中缔造忠诚

· 欢迎例外主义并且不会为此感到内疚

· 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展示创造力和灵活性

如果你站在你们当地小学操场的围墙边喊“亚历山大”，通常会有一群男孩子从秋千上猛地转过头来看着你。如果你喊“亚历克斯”，则可能吸引一个叫亚历克西斯、亚历克西娅或亚历山德拉的孩子的注意。许多年来，在美国，亚历山大一直是一个最受欢迎的名字。2009年，它在男孩子的名字中排名第4位（在希腊，这名字没有那么受欢迎，排名第21位）。虽然那个马其顿人已经去世了2300年，但他的影响持续至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我猜一些父母可能是在纪念其他著名的亚历山大，却很少想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许多年轻的父母可能以为是史蒂夫·乔布斯发明了电话，而不是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大众文化中，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名字出现在电视连续剧和重金属音乐（“铁娘子乐队”）中。在《托尼·霍克职业滑板4》电子游戏中，它甚至成了理发店的名字。

亚历山大这个名字是“保护”或“避开”的意思。如果你了解了真正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你可能会担心，即使从安全的操场围墙后面喊他的名字也可能引发一阵猛烈的军事冲锋，前面是20英尺长的锋利长矛开路，而后是洗劫一空。但丁把亚历山大大帝放在第七层地狱，在血水中蒸煮，同时半人马在用箭射他。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将解释但丁为什么会如此愤怒。中世纪的其他作家都很钦佩亚历山大大帝。

因此，如果亚历山大大帝在家里的电视中、在电子游戏中、在操场上、在煮沸的血水中都曾出现过，那么在一本关注富裕国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书中他又有什么位置呢？亚历山大大帝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面对的许多挑战自古有之，有些挑战甚至对于历史上最勇敢、最博学的人来说也是难以克服的。从亚历山大大帝身上，我们能够吸取有关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压力的教训，并有必要逐渐培养国民的坚毅、机动性和自信心。他还教育我们，杰出的领袖必须认同并更加尊敬那些能够把人民凝聚在一起的重要的文化象征，尤其是在混乱年代。在本章中，我将概述亚历山大大帝精彩而富有争议的一生，同时也讨论一下今天动摇富裕国家的不稳定因素。让我们从亚历山大大帝的早期生活开始吧。我们这个世纪最成功的商业战略类著作名为“从优秀到卓越”。亚历山大大帝的一生可以被称为“从老好人到伟大人物”。他赢得了这个称呼。

是妈妈的孩子还是宙斯的孩子？

亚历山大大帝的妈妈是个与蛇共眠的女巫，他的爸爸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这只眼睛经常在帅气的年轻男子身上转来转去。是什么造就了亚历山大大帝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他为这两个古怪之人所生。他的妈妈名叫奥林匹娅丝，她一定是真的非常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她编造故事说，自己真的是被宙斯的雷电击中而怀孕。她说，公元前356年，在亚历山大出生前9个月时，宙斯一定是从奥林帕斯山上下来，趴到了奥林匹娅丝的身上。亚历山大大帝那一只眼的凡人父亲是腓力二世国王，他统治着马其顿，有另外6个妻子。然而至少有那么几年他宠幸着来自西部地区伊庇鲁斯王国的奥林匹娅丝。用现在的话说，也许腓力二世国王很难称得上是个称职的父亲。在扮演父亲角色的同时，他还在战场上一马当先，率领骑兵冲锋陷阵。同时，他还要策划覆盖不同地区的税务制度，这太难了。国王的许多爱好（酗酒、骑马、讨伐伊利里亚部落）转移了他作为亚历山大大帝父亲的角色。在亚历山大大帝出生的那一天，腓力二世收到三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他的一员爱将已经征服了伊利里亚，他们答应由马其顿控制其西部边境；第二个消息是，国王最喜爱的马在奥林匹克赛马比赛中获得头奖；第三个消息是，国王有了一个新儿子，名叫亚历山大。国王命令其财务大臣铸造一枚新硬币以示庆贺——纪念获胜的赛马。

奥林匹娅丝把自己美好的愿望灌输到儿时的亚历山大大帝心中，因此亚历山大大帝在发展自信方面没有问题。罗马历史告诉我们，亚历山大大帝长大后成为一个帅小伙，但个头不是很高。他有个习惯，脖子常常是倾斜的，有人将其解读为傲慢。他头发卷曲，可能是黄褐色的，但并不接近理查德·伯顿（1956年）或科林·法瑞尔（2004年）在电影中所扮演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那种可笑的、漂白的、色彩鲜艳的金发。普鲁塔克描述说，一位与亚历山大大帝同时代的希腊人说亚历山大闻起来气味好极了，“他的皮肤散发出令人愉快的香味，他的整个身体都散发着芳香”。甚至当亚历山大大帝还是个婴儿时，奥林匹娅丝给他唱摇篮曲都是那些能发扬其未来国王荣耀的曲子。但是要统治马其顿和希腊绝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马其顿的地理位置复杂，北部住着高山牧民，南部住着低地农民。尽管马其顿幅员辽阔，但是来自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拜占庭的敌人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向马其顿发起进攻。

希腊人蔑视马其顿人，认为他们是永远不会爱好民主或欣赏文学珠玑妙语的乡巴佬和恶棍。当希腊剧作家想要描写一个乡巴佬时，他们就会让那个乡巴佬说马其顿方言。为了让亚历山大具备令人生畏的领导能力，腓力二世为他找来一位导师。这位导师长着罗圈腿，说话口齿不清，他的名字叫亚里士多德——这很像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帮你的孩子做物理作业。亚里士多德曾经师从柏拉图，但当柏拉图从雅典学院退下来之后，亚里士多德没有被列为院长人选。亚里士多德原本就是马其顿人，因而在腓力二世的王宫中过得逍遥自在。据中世纪的传说讲，腓力二世对亚里士多德说：“把我这个儿子带走，教他荷马的诗！”亚里士多德教授亚历山大文学、哲学、科学和医学。多年之后，身为战争统帅的亚历山大曾用亚里士多德传授的一些医术照料伤病员。当然，《政治学》一书的作者也教给亚历山大有关政策以及他对民主、道德伦理和奴隶制度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批注本《伊利亚特》送给亚历山大后，亚历山大就被荷马深深吸引住了，怀揣此书奔赴战场。在野外露营时，他的枕头下面会放两样东西陪他入睡：《伊利亚特》和一把锋利的匕首。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教学不仅是优雅的沉思，还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在迈达斯花园散步时，他希望这位年轻人成为“希腊人的领袖和蛮夷的独裁者，像照顾朋友和亲人一样照顾希腊人，像对待动物或植物一样对待后者”。尽管亚历山大大帝有时行为残暴，但总的来说，他对待外国人比亚里士多德建议他的要宽容许多。

腓力二世国王在亚历山大的教育中又做了另外一件好事：要求他学习格斗术、射箭和军事。这对亚历山大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他喜欢长笛和里拉（一种七弦琴），不喜欢擒拿格斗。腓力二世看不起这些女人才会的玩意儿，于是告诉教官要粗暴地对待他那没有男子气概的儿子，不要心软。奥林匹娅丝同一个纵欲狂欢的酒神教派有来往，她自己担心的是亚历山大不会像其他年轻的士兵一样自然而然地具有男子气概。因此，她安排了一个漂亮的妓女前去“治疗”自己处于青春期的儿子。我们不知道是如何治疗的或治疗效果如何，只知道后来人们得知亚历山大大帝跟男性和女性都有暧昧关系，并且至少做过一个孩子的父亲，这个孩子是在他死后不久出生的。尽管如此，没有任何古代或现代的传记作家愿意说他特别放荡、好色或生殖力旺盛。他可能有自己的方式与无数的奴隶、嫔妃和被征服的美女相处，但通常都是一掠而过，视他们如石雕一般，而不是迷人的肉体。人们逐渐意识到，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的主要缺点是，他没有考虑过生育儿子，培养继承人，甚至是在他死后帝国的命运等问题。

在身体训练中没有手下留情之说，他经常被占尽优势的斗士摔得灰头土脸。最终，亚历山大变得坚强起来，学会了作为一名勇士的技能。他逐渐开始佩服一位行为古怪、名叫列奥尼达的年长导师。此人对早饭的态度是晚上唤醒他急行军，对待晚饭的态度则是给他提供一顿清淡的早餐。他也会闯进亚历山大的卧室嗅来嗅去，寻找他妈妈偷偷放进来的好东西，例如糖果，而不是妓女。不久，亚历山大便表现出了聪明才智。亚历山大的才智和无限勇气最初体现在关于一匹黑马的故事中，这则故事是普鲁塔克与我们分享的。今天，卢浮宫里挂着一幅夏尔·勒布伦的画，画中的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战马正纵横驰骋，撕裂波斯人的军队。（亚历山大大帝看起来像勒布伦的恩人路易十四。）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当时亚历山大大帝还是个孩子），一个养马人出现在众人面前，表示愿意以13塔兰特（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5万美元）的天价把这匹名叫布塞弗勒斯的漂亮种马卖给腓力二世。此人的鲁莽行为激起了腓力二世的兴趣。但当那匹马开始打响鼻、弓背踢腿，证明自己不可驾驭的时候，腓力二世挥手示意让商人离开。亚历山大冲进现场直奔国王，对自己的父亲说，一个富于勇气和技术的男人应该能够驯服那个庞然大物。腓力二世转向他训斥道：

“你这是看不起自己的长辈喽？你是觉得自己比他们懂得还多，还是觉得更有能力驯服这匹马呢？”

男孩儿回答说：“不管您怎么说，就这匹马，我一定能比别人驯服得更好！”

亚历山大跟父亲打赌他能驯服那匹烈马。腓力二世大笑着接受了。但对亚历山大来说，他并不只是虚张声势。他一直在密切观察布塞弗勒斯，注意到了这匹马的一些行为。当太阳在种马的身后时，它就会变得狂躁起来。然而，当面对太阳时，尽管光线刺眼，它也会安静下来。亚历山大意识到，马的巨大身躯在地上投下了很大的影子，威猛的布塞弗勒斯被自己的影子吓到了。男孩儿拉着缰绳，把布塞弗勒斯的脸转向太阳。他轻抚马的鼻口和嘴唇，低声说着悄悄话，温柔地拉着马转过身。然后凭着某种天赋，他撩衣跃上马背。马开始突然弓背跃起，人们确信男孩儿随时都可能跌下马背遭到践踏。但是亚历山大紧紧抓牢缰绳，并驾驭着马小跑、飞奔，然后越过田野。当他骑着马快速安全返回之后，观众欢呼起来，腓力二世开始流泪。普鲁塔克引用腓力二世眼含热泪、充满自豪、具有先见之明的话说：“我的儿子，你一定能够开创属于你自己的王国——马其顿太小，没有你施展的舞台。”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在战争中的胜利，人们把他刻在硬币、绶带和雕塑上以示纪念，通常他都是骑着布塞弗勒斯的。

有爹和没爹的生活

不幸的是，随着亚历山大与自己的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与父亲的关系却越来越糟糕。腓力二世变得越发耽于酒色，无视宫廷秩序。他允许自己的皇宫传播谣言，说奥林匹娅丝是个不贞洁的女巫，亚历山大可能是个私生子。在亚历山大20岁的时候，腓力二世决定和纯马其顿血统的克莱奥帕特拉结婚。她是腓力二世一员爱将的侄女，不像奥林匹娅丝那样以与蛇同眠而出名。克莱奥帕特拉家族同卡里亚（现在土耳其的一部分）具有政治上的联系，这点可以被利用。一次不光彩的宴会最终毁掉了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之间早已千疮百孔的关系。在庆祝腓力二世和克莱奥帕特拉的订婚宴会上，将军向国王和他的侄女敬酒，祝愿他们婚姻幸福。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是致命的：那位将军带着恶毒与狡猾，祝愿他们能有一个王位继承人，这位继承人不像亚历山大那样是个私生子。亚历山大跳了起来，愤怒地将杯子向那个将军扔过去。一如既往喝得醉醺醺的腓力二世站了起来，拔出宝剑，想要攻击自己的儿子。他步履蹒跚地向亚历山大走过去，宝剑在空中挥舞着。亚历山大会出于自卫而杀死自己的国王父亲吗？对父子两人来说幸运的是，酒赢得了战争。腓力二世在够着满腔怒火的亚历山大之前被绊倒在地。亚历山大喊道：“现在看看吧！那个准备横跨欧洲和亚洲的人甚至不能从这把椅子跨到那把椅子！”腓力二世也许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嘲讽的话，但是当他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时，他暂时免去了亚历山大的职务。更糟的是，腓力二世把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来自伊庇鲁斯王国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也叫亚历山大。当还不是“大帝”的亚历山大返回王宫时，他被迫与名叫亚历山大的妹夫坐在一起，担心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疯狂的母亲的心愿。

公元前336年，在新的家族纽带和他们的军队的帮助下，腓力二世制订了入侵波斯的计划。他给自己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其中包括运动会、音乐比赛、宴会以及更多的宴会。他邀请了许多希腊人，向他们炫耀自己的财富、友善和良好的品位。他的建筑师们建造了一处新剧院，四周环绕着奥林帕斯十二主神的镀金雕塑。但是参观者吃惊地发现在宙斯、阿波罗等诸神中有一座新的第十三座神像。这座新神像是谁？那是腓力二世自己的雕像。腓力二世身着宽松的白色长袍，趾高气扬地走进竞技场，没有任何人环绕左右。好像受到诸神的保护似的，腓力二世把保镖推到一边。欢呼声、喝彩声震撼着剧院。正当亚历山大把谨慎而嫉妒的目光投向他的新妹夫——另一个亚历山大时，一个年轻的宫廷侍卫冲向国王。每个人都认识那个年轻人。腓力二世忘记了带羊皮纸书，还是又临时想要一瓶酒呢？但是那个年轻侍卫看起来紧张而狂暴。腓力二世的表情由傲慢变为困惑再到恐惧，那个年轻人突然拔出一把凯尔特匕首，把刀刃深深插进腓力二世的肋骨之间并扭转起来。然后他向门口跑去，想跳上等在那儿的一匹马。国王的警卫终于意识到这是叛变，于是开始追赶那个年轻侍卫并向空中投掷标枪，年轻侍卫还没有跑到用来逃跑的马跟前，标枪就刺穿了他的身体。与此同时，腓力二世的白色长袍迅速被鲜血浸透了。国王——这第十三位神，死去了。他统治了24年，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在马其顿，国王通常不被看作神。而且，按照风俗也不确保他的儿子会继承王位。亚历山大必须通过战斗或辩论才能登上王位。当亚历山大在努力争取继承父亲的衣钵时，许多人想知道那个名叫帕萨尼亚斯的年轻刺客为什么要攻击国王。那是一个龌龊的故事，但为了理解卑鄙污秽、背信弃义的宫廷生活，还是值得听一听的。正像皇室有两个亚历山大一样，皇宫中也有两个帕萨尼亚斯。二人都是腓力二世宠幸的情人。第一个情人，也就是那个刺客，传播谣言说第二个帕萨尼亚斯是个阴阳人、懦夫和娼妓。但事实上第二个帕萨尼亚斯是个骄傲、勇猛的战士。为了揭穿恶意的懦夫谣言，这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自己，救下了腓力二世国王，使他免受致命一击。死去的帕萨尼亚斯是腓力二世最喜爱的将军阿塔罗斯的好朋友。阿塔罗斯是腓力二世新王后的叔叔，就是他在订婚宴会上说出那险恶的祝酒词的。为了替那个死去的士兵报仇，阿塔罗斯为那个造谣的帕萨尼亚斯安排了一个残酷的夜晚。阿塔罗斯邀请他参加一次豪华晚餐，并给他灌了太多酒。马其顿人通常在酒中掺水稀释，但阿塔罗斯给那个造谣的帕萨尼亚斯的是未稀释的酒。然后，在那个帕萨尼亚斯没有自卫能力的情况下，阿塔罗斯把他交给了自己的骡子车夫们，车夫们把他扔进马厩并轮奸了他。帕萨尼亚斯清醒过来后，向腓力二世报告了这一可怕的罪行。腓力二世表示他对这种野蛮行为也很愤怒，但他拒绝惩罚阿塔罗斯。从那一刻起，帕萨尼亚斯便开始磨刀霍霍，准备谋杀报复。

在腓力二世被杀的时候，帕萨尼亚斯已经控制了马其顿，还有塞萨利和希腊的主要城邦，包括底比斯和雅典议事厅里的势利小人。在他被刺的前一年，他展现了自己的外交手腕，创建了科林斯联盟（或希腊联盟）。联盟成员保证不会互相发动战争。考古学家发现了联盟誓言的碎片，拼凑起来的誓言是以向诸神虔诚致意开始的：“我以宙斯、盖亚、赫利俄斯、波塞冬和所有诸神和女神的名义发誓，我将遵守共同和平，既不会违背与腓力的协议，也不会在海上和陆地上兴兵作战。”这份誓言中包含了一个亚历山大不可能漏掉的关键词：“我也不会摆脱腓力二世或其后人的领导。”然而誓言会保持下去吗？在好莱坞，坊间流传制片商塞缪尔·戈德温曾经采用矛盾修辞法，不屑一顾地说道：“口头契约还没有写契约的纸值钱。”雅典的律师们并不认为蚀刻在石头上的誓言会万古长青。他们马上开始攻击马其顿和亚历山大。在雅典，腓力二世的伟大雄辩家和无情批评家狄摩西尼宣布放假并戴上花环以庆祝腓力二世被杀。公民大会铸造了一枚特殊的金币来纪念刺客帕萨尼亚斯。斯巴达人不是科林斯联盟的成员，他们开始磨剑备马，蠢蠢欲动。与此同时，在马其顿，腓力二世的将军和臣子们开始把矛头指向亚历山大本人。他们说亚历山大具有策划谋杀父亲的动机和手段。许多人怀疑他是同谋者，即便不是主谋。亚历山大表现出了篡位野心，这比后来卡西乌斯盯上恺撒早了290年。当帕萨尼亚斯被四肢展开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亚历山大的妈妈奥林匹娅丝在他头上戴了一个金冠，然后又在腓力二世坟墓附近为他建了一座坟，但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当亚历山大和希腊城邦在为他们的下一步行动做准备时，人们能听到奥林帕斯山上隆隆的雷声。

亚历山大大帝将何去何从？

面对反叛和邻邦军队可能进行的压制围攻，亚历山大大帝投入到了战斗中。但他知道战争既牵涉武器，也涉及外交手段。他的行动教导我们，处于压力之下的国家必须果断地行动起来，但有时最有力的武器是象征和姿态。首先，他必须表现出对腓力二世的忠诚。他为父亲举办了一场配得上第十三神的葬礼，在全体马其顿军队面前的柴堆上火葬了他，尸骨用酒清洗后放进一件皇家的紫色长袍中，然后放进坟墓中的金箱子里，箱子上装饰着像神一样的狩猎场景和表示胜利的大勋章。在场的人们注意到，亚历山大是个对父亲充满敬意和悲伤的儿子。但亚历山大没有太多时间低头悼念父亲，那太危险了。亚历山大听说，雅典的吹牛大家狄摩西尼已经跟阿塔罗斯将军——也就是曾经侮辱过亚历山大并把帕萨尼亚斯扔给强奸犯的阿塔罗斯——互通消息。并且此人与马其顿王国的许多贵族家庭联系密切，他企图发动一场政变。亚历山大命令自己最喜爱的将军找到阿塔罗斯并杀掉他。当这一使命完成后，亚历山大把注意力转向反叛的希腊城邦，并对就近的塞萨利做好了进攻的准备。塞萨利军队封锁了通往城里的唯一道路，亚历山大命令军队修建了一条新路并威胁要彻底消灭那些村庄。塞萨利人败下阵来，许多人加入了亚历山大的骑兵队。然后，亚历山大转战北部，穿过多瑙河，镇压那些反对其统治的叛乱，而后又降服了西部的伊利里亚各部落。最后（也是最激烈的），他转战底比斯。这是一座让俄狄浦斯引以为傲的城市，底比斯的市民相信古老神话，认为这座城市是从龙的牙齿中成长起来的。底比斯人讨厌充当马其顿商业区的角色，因为马其顿人可以很方便地在这儿找到可交易的商品，但没有人尊敬或赞美他们。有谣言说亚历山大在北方被人杀死了，受此蛊惑，底比斯人攻击了马其顿的一个要塞。但是亚历山大没有死，他的军队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吓坏了底比斯装备精良、给养充足的军队。底比斯军队迅速投降，但亚历山大的部队还要证明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假借科林斯联盟的命令，把整个城市烧成平地。狄摩西尼和雅典人得到这个消息后，派了10名使节带着一封致歉信和祝贺照会来到马其顿。亚历山大仍然心怀怨恨，要求狄摩西尼本人和其他几个反叛首领亲自前来。狄摩西尼在公民大会上做了一次演讲，引用了一只绵羊的寓言故事。公民大会又派了另外一批使节来安抚亚历山大。第二封致歉信奏效了，雅典幸免于难、甘拜下风。此时的亚历山大已不再是养尊处优的王子了。

我们从亚历山大大帝身上学到了什么？

我们不想利用本章的其余部分按时间顺序来讲述亚历山大大帝的凯旋，从北非到叙利亚、波斯以及印度边界，还是让我们来整理一下他的一些对我们今天有帮助的方法和教训吧。首先，我必须承认，按照我们现代对“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理解，亚历山大大帝可能被认为是狂妄自大、奴役成性、倒行逆施的变态狂。有时，他烧毁村庄，带走奴隶，处死他人却不提供国家任命的法律顾问。米兰达权利在他手中并没有持续很久。本章的目的并非要把亚历山大大帝从但丁沸腾的血水中营救出来，尽管我将解释为什么但丁对他如此冷酷。我们的目的是从一位伟大领袖身上学习策略。在面对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协调不同民族、文化和经济时，他也有自己高尚、善良和慈悲的时刻。

找到团结不同民族的象征物

2015年3月，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学生会投票决定禁止校园里出现美国国旗，指责说国旗鼓舞了象征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并且在非法入境移民和其他学生中引起“种族主义和仇外”的有害情感。迫于校长的压力，学生很快推翻了自己的决议。但是这一行为确实提醒我们思考，怎样才能使象征物既具有统一功能又具有保持各部分独立的功能。诚然，美国国旗的最初意图和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的理解是国旗可以把分布广泛的公民凝聚到一起。当然，13条线条和50颗星星代表着早期殖民地和50个州的共同而庄严的誓约。游客来到华盛顿特区，会排队拍摄硫磺岛纪念碑（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碑）。这座青铜雕像描述了5个水兵和1个随军医务兵的故事。几天的轰炸之后，他们爬上危险的折钵山山顶，设法把旗杆插进坚硬而陡峭的火山岩中。并不是所有美国的旗子都值得如此赞美。现在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南方邦联旗会激起人们的紧张感和痛苦感。2015年，当南卡罗来纳州政府在州议会大厦运动场降下并撤掉他们的旗子时，这一观点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亚历山大大帝特意选择了统一的象征和富于象征意义的话语。他称自己的同胞和士兵为同伴。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术语。他跟他们一同吃饭，一同睡在野地里，并能记住几千个人的名字。同伴不是家庭影院（HBO）《明星伙伴》中的跟班男孩子们。同伴（在希腊语中是骑兵的意思）是一个荷马式的术语，在宫廷中长大的年轻男子理解它的含义：它既表达了荣耀，又包含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荷马史诗》中，同伴们在奥德修斯旁边划桨，与阿伽门农在特洛伊出生入死。死后，同伴们会得到英雄般的葬礼并被葬在有人守卫的坟墓里。当失去一位同伴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垂头丧气、悲伤哭泣，就像阿喀琉斯为普特洛克勒斯哭泣那样。但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通过将他的手下视为同伴，亚历山大大帝保证他将愿意为他们牺牲自己。没有人怀疑这种约定。

身先士卒，而不是畏缩不前

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大帝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入侵波斯时，他指挥着60艘战船。他本可以畏缩不前，待在第60艘战船上或待在舰队的中间。但他没有，他抓住第一艘船的船舵，一副要为波塞冬献祭的样子，直奔阿喀琉斯曾对抗赫克托耳的海滩而去。他身着铠甲，把剑插在地上（很像攻占硫磺岛的战士），以希腊诸神的名义宣誓主权。在有关亚历山大大帝作战的镶嵌图案和画作中，他总是身先士卒。最著名的镶嵌图案在庞贝古城，他在那儿对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穷追不舍。这并不是宣传，也不是有所乞求的艺术家在自己的恩人面前谄媚讨好。每一份历史资料都勾画出相似的肖像。如果有任何怀疑者，亚历山大大帝会挑战他的士兵：“来吧，你们随便哪一位脱下衣服展示一下自己的伤痕，我也展示一下我的……我曾经在短兵相接中为剑所伤，被箭射中过，被石弩击中过。”他忘记了自己头上的刀疤，那个刀疤是有据可查的。他不是神，也不是超级英雄，但亚历山大大帝最终挣扎着从所有这些战斗伤痕中挺了过来。我可以再补充一点，亚历山大大帝有脱掉衣服的嗜好，他们会说这是为了保持希腊传统。在获得特洛伊的控制权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同伴们全身涂油，围着奉献给阿喀琉斯的墓碑裸奔。

通过尊敬他们过去的象征而在非希腊人中缔造忠诚

亚历山大大帝并不是一个羞辱村民并进行抢劫的战争狂人（尽管有时他允许自己的士兵这样做）。当他征服某一地区时，他会对村民的神表示尊敬，在他们的神殿里祈祷，或者举行运动会和节日活动，以示纪念。当他在巴比伦驱赶波斯人时，女人和孩子们像迎接救星一样欢迎他，并向他脚下扔花。他并没有把自己信仰的神强加给人民。他命令手下逮捕抢劫者，而后命令他们修复被波斯人践踏的巴比伦神殿。从古埃及尼罗河赶走波斯人后，亚历山大大帝到孟菲斯游历，向金字塔鞠躬，然后骑马到供奉埃及孟菲斯城主神卜塔的神殿。根据古埃及传统，祭拜卜塔包括一头特意挑选出来的圣牛，称作阿皮斯神牛。朝圣者从此动物身上寻求祝福。公元前5世纪，波斯国王宰杀受人尊敬的神牛，以此羞辱埃及人。亚历山大彻底改变了这种亵渎神明的做法，他为卜塔神殿带来了祭品。为此，古埃及人向他行礼，有些人称他为法老。他还建立了巨大的亚历山大港，也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所在的位置。罗马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写道，亚历山大大帝甚至到耶路撒冷朝圣过一次，在那儿他碰上了希伯来人的大祭司并在神庙中表达了敬意。

亚历山大大帝知道，他的征服意义最深远的象征是坚不可摧的硬币。当他的军队夺得城邦铸币厂后，冶金家便开始打造带有亚历山大大帝肖像并混合有希腊诸神和地方杰出人物肖像的硬币。随着商人带着货物和硬币巡回推销，亚历山大大帝的名声传播开来——从鱼市到妓院。一枚典型的亚历山大硬币的一面印有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头像，反面是坐在王位上的宙斯，这种硬币是由亚历山大大帝26个官方铸币厂中的一个发行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身着狮子皮，代表着被他徒手杀死的尼米亚猛狮。亚历山大大帝相信自己可能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有时会穿上狮子皮作战。在东方铸造的硬币上，宙斯的姿态可能像闪米特人的神那样坐着，例如太阳神巴力。在埃及打造的硬币上，亚历山大大帝可能骑在一头大象上或戴着埃及阿蒙神的羽饰。

西部遇到东部：文化移入、亚历山大大帝、布什和奥巴马

除了战争危机外，亚历山大大帝还要面对这样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怎样统治如此多样的文化？傻瓜会采用两条僵硬路线中的一条：（1）无论诸侯还是盟友，强迫所有人服从自己的语言、神和文化；（2）让他们分化成四散的多元主义，而不关心任何统一的主题或各种势力的涌现。在几乎每一个现代国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争论。一面是那些想要阻止任何移民、要求忠诚于过去的人；另一面是那些头脑简单之人，他们认为，即使每个人都跟随着自己的鼓手：无论是雷鬼舞、伦巴舞、林戈·斯塔尔还是吉恩·克鲁帕，即使每个人都各奔东西，国家也能够同心协力。亚历山大大帝不是傻瓜，野心勃勃、机敏聪明的他选择了一个具有创新性但有时让人紧张不安的第三条路线，我们可以称之为“平衡的希腊化”。他带来了自己的硬币、希腊语言，他的工程师设计的城市街道笔直、传统。但他知道，他没有那么多马其顿人或希腊人来占领已知的世界。因此，他训练并任命可信赖的埃及人、印度人和波斯人来管理帝国。他甚至调整了自己的皇室头衔以适应不同的地理位置。例如，当他骑马进入马其顿城时，他被称作“国王”，但在阿拉伯半岛时，他是“宗主”。在波斯波利斯，他系着波斯人的腰带，戴着装饰有宝石的皇冠。接下来他招募了成千上万的波斯人加入他的军队，如同他的马其顿部队一样，以相同的、有组织的战斗方式训练波斯人。最后，亚历山大大帝自己与来自许多不同国土的女子结婚，以使他的帐篷成为团结的象征（如果你能容许一夫多妻制的话）。夺取了国王大流士三世的王位后（此人设法逃跑了），他把大流士三世的母亲、妻子、未婚的女儿和儿子保护起来，并保证当其女儿到了结婚的年龄，他会从自己的金库中拨付嫁妆。他亲吻大流士三世的儿子，向太后馈赠珠宝，甚至称呼她为“母亲”。一个本来有机会屠杀和掠夺的男人，却选择了舒舒服服地，而不是胁迫地披上了父亲和儿子的外衣。

我们可以花些时间把二者做一下比较：亚历山大大帝在巴比伦所受到的欢迎及其政策，以及到达巴比伦[1]的美欧武装力量，2003年到伊拉克，2015年到叙利亚。2003年，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伊拉克人民将会把美国人当成“解放者”一样欢迎。他的顾问们预测，伊拉克人会向他们脚下扔鲜花。显然，亚历山大大帝比美国空军及其盟友受到的欢迎更热烈。这是为什么呢？或许大家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前任比萨达姆·侯赛因更懦弱，抑或是与现代空军的“震慑”相比，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看起来没有那么暴虐。另外，许多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国防部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在2003年5月解散了伊拉克军队，把25万绝望的年轻人扔到了大街上。这些人脆弱、愤怒，容易受到军阀、“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诱惑。这被称为“驻伊联盟临时管理局（CPA）2号令”。一天之前，CPA1号令规定，除最基层的政府职位外，全面禁止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布什总统自己也承认这个错误：“政策应该原封不动地保留（伊拉克）军队，但我没有那样做。”奥巴马总统也没有做得更成功。2015年1月，他派了几百名美国士兵到叙利亚去招募、训练反政府武装。美国国防部计划第一年装备5000人。但是在2015年9月，奥巴马的国防部副部长惭愧地向国会承认，耗资5亿美元训练叙利亚人与“伊斯兰国”作战，结果只有“四五名”士兵准备战斗。不是四五千，只是一小撮。几个星期后，在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周五下午，奥巴马低调地放弃了这一计划。亚历山大大帝就会避免这些错误。为了帮助维持秩序，他会把最好的当地武装招募进自己的队伍。事实上，亚历山大大帝有时在同一面旗帜下向着文化整合理想主义推进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士兵一度担心他训练了太多的波斯士兵，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新雇用的外国人所取代。当马其顿人抗议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的反应是给他们更多的养老金、薪酬和假期。

欢迎例外主义并且不会为此感到内疚

或许亚历山大大帝喜欢其他文化，但他在鼓吹自己或希腊文化的优越性时，并没有感到内疚。这个带着《伊利亚特》投入战斗的男人既没有因为英雄气概也没有因为文化底蕴而心怀歉意。这很重要，因为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了解到的，例外主义（或优越性）可以在团队内部形成忠诚团结的氛围。在穿越叙利亚沙漠追击他的主要对手大流士三世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伪造了一封大流士三世侮辱马其顿人的信件。当他在会议上宣读这封伪造的信时，听众群情激奋，要求报复。然后亚历山大大帝送了一封信来刺激这位即将倒台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写了个简单的称呼：“亚历山大国王致信大流士”，对他的敌人避免使用任何头衔。然后他指控大流士三世贿赂雇佣兵，在希腊人中煽动起义，雇刺客杀死他的父亲腓力二世。接着，他开始炫耀自己：“首先，我在战争中打败过你的将军和总督们；现在我已经打败了你以及你领导的军队……我对从你队伍里逃到我这儿避难的幸存者负有责任……他们将在我的领导下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斗。”最后，亚历山大提出，在答应一个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把大流士三世的家人和财产还给他：“所有你想与我进行的沟通都务必要尊称我为全亚洲之王，不要把你视作与我平起平坐。”

我们已经明白，在最恶劣的岁月里，特别需要优越感来把团体凝聚在一起，以便使团体成员相信他们有机会夺回失去的荣耀或疆土。在兴都库什山的战斗中，亚历山大大帝的部队面对过这种情形。当他们进入被称为索格迪亚纳的地区后，士兵们遭遇的不是编成团的波斯士兵，而是疯狂的、无所畏惧的、骑在马背上的游击战士。一支箭射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腿，有好几天都需要步兵抬着他走。当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士兵试图攻破一座名为居罗波利斯（以居鲁士二世的名字命名）的城堡时，他们面对的是几千名准备挨家挨户作战的勇士。正当亚历山大大帝站在一座城墙的地基上时，一个索格迪亚纳人举起一块大石头猛地扔过来，直接砸向亚历山大大帝的头部，将他打昏。他看起来好像死了，但后来苏醒过来，当时他东倒西歪、狼狈不堪。不久，另外一群来自北部斯基泰部落的骑兵勇士加入了索格迪亚纳人的队伍，他们合在一起的数量超过了马其顿人。更糟糕的是，马其顿人的饮用水即将用完。他们历经数月高温炙烤，气温超过43摄氏度。当时痢疾在同伴中蔓延，甚至连亚历山大大帝自己也倒在病床之上，并且很有可能一病不起。那次撤退是亚历山大大帝在战斗中最难熬的一次。索格迪亚纳人和斯基泰人残杀了数千名亚历山大大帝的同伴。闻到了马其顿人的血腥味，另外一个叫斯皮塔米尼斯的部落冲了过来，对他们放箭和石弩。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完全有可能终结于那一刻。但是在昔日荣耀和坚定信念的感召下，亚历山大大帝恢复了力量，他从床上起来，带领着自己的轻骑兵，三天内进行了近200英里的艰苦跋涉，走到了索格迪亚纳城中心。亚历山大大帝已经要求增援了，但不确定能来多少人。看到21000人的增援部队，他松了一口气。亚历山大骑兵所特有的马蹄重踏声震撼了游击队的勇士们，令他们怀疑这是一次无法阻挡的大规模入侵，于是掉转马头，向着荒漠平原退去。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同伴和敌人眼中，他显然死而复生了。同伴和敌人都相信这样一次复活能够发生，因为他们都听说过亚历山大大帝的优越感主张以及他对此的支持。

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展现创造力与机动性

当代政治家经常叹息“棘手的”问题。他们回避重整养老金计划：“社会保障是美国政治的第三轨——谁碰谁死。”40年前，吉米·卡特称免税代码是“人类的耻辱”，但它现在有几千页长。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接近100%，国会议员看起来对此感到很满意。关于如何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对抗，美国并没有新颖或强有力的办法。亚历山大大帝并没有被现状所吓倒，也不愿意限制自己对常见妙策的选择权。从亚历山大大帝身上，我们获得了戈耳迪之结的隐喻和为了创造新的解决方案而重新架构棘手问题的真实故事。

戈耳迪之结的神话比亚瑟王的圣剑还要早1000年，然而它讲述了一个更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在英格兰、威尔士或康沃尔的传说中，魔法咒语规定，只有亚瑟能够从岩石中拔出王者之剑，亚瑟因此成为王位继承人。相反，亚历山大大帝面对的是牛车上打结的树皮，不是皇家物品，而是凡人难以解开的结。亚历山大大帝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而不是魔咒。因此他挥起宝剑斩开了这个死结。这就是那个传说。但是在理解亚历山大大帝为我们留下的教训中，其中的隐喻比树皮更重要。亚历山大大帝告诉我们：旧的解决方案失败后，杰出的领袖和强大的国家必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亚瑟王像其他人一样尽力猛拔那把剑，但他有魔法站在自己这一边。然而亚历山大大帝没有依赖魔法，他采取的办法与那些想要费力解开死结的人不同。在太多的商务会议上过度使用的陈词滥调是“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或者更差劲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我确信任何说这些话的人都确实应该被锁进箱子里，扔到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找一个空调坏掉的日子，把他扔到在车辆管理局内排的长队里）。当风险比牛车上一块儿打结的树皮更致命时，亚历山大大帝会想出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对亚历山大大帝来说，机动性需要发明创造。

临近黎巴嫩海岸的是提尔城，它是古代腓尼基最强大的城市之一。提尔城的中央区位于一座离岸半英里的岛上，受高高的石墙、呼啸的大风、汹涌的海浪保护海浪能够粉碎一支不知如何驾驭海浪的登陆小分队。荷马曾经描述过来自提尔城的嗜血海盗和绑匪。亚历山大大帝得知提尔海军正在骚扰他的商队路线，因此决定必须拿下提尔城，于是要求自己的船长们制订入侵计划。船长们对他说，这太危险了，那个岛固若金汤。此刻，正如被吓到的地方治安官在电影《大白鲨》里所说的那样，亚历山大大帝可能需要一条更大的船，或者，他可以寻找更有经验的船长。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凝视着岛屿，让他的手下想象那不是一个岛。想象他们可以带着马匹、石弩和梯子开赴提尔城。这听起来像白日梦，但对亚历山大大帝来说并非如此。他命令自己的工程师们铺设一条堤道，一条穿越海浪直达彼岸的人造之路。修堤道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亚历山大大帝亲自上阵拖运石头。刚开始，提尔人嘲笑这种愚蠢的行为，但随后他们开始比较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了。他们在一条快散架的破船上装满了易燃的木片、硫黄和木屑，并让这条燃烧着的破船驶向堤道。这引发了大火，毁掉了部分堤道。之后，马其顿人重新开始修建堤道。当他们接近岛屿时，提尔人发射的燃烧箭和吹制玻璃厂里大片大片的硅片如雨点般落下。最终，亚历山大大帝的攻城槌到位，城市沦陷了。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看到了一条其他人看不到的路。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备受赞誉的军事胜利都是以智力胜利为先导的。有时他的智力胜利源于他对历史的研究。结果证明，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400年，在一次年代久远的战争中，领袖狄俄尼索斯曾经建过一条堤道。在另外一次与特里巴利部落的争斗中，亚历山大大帝把特里巴利战士追到多瑙河中间的一个岛上。他既没有船渡河也没有技师建浮桥或堤道。这是一次比提尔围城战规模要小的战斗。通过回顾自己所学的历史知识，亚历山大大帝想起了70年前色诺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次战争中用到的把戏。他命令手下人取下帐篷外层，在里面塞满干草，然后告诉他们把四周缝起来，这样基本上就做出了救生用具或小的“救生艇”。尽管士兵们怀疑这个把戏到底能否管用，也害怕被淹死，但那些出自好裁缝之手的“救生艇”顺利渡过了多瑙河。

当我们看待当今富裕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时（养老金义务、低劳动力参与率等），我们可能希望重新建构这些问题，并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和创新。

他也会失败

亚历山大大帝最大的失败，如果你能原谅他有时残酷地围攻一个城市，在他临终前到来了。其他人怎么能把他所征服的广袤土地团结起来，并尽力用他平衡的希腊化方式来管理呢？他会把指定继承人的旨意藏在哪儿？他有子嗣吗？这些问题没人知道，即便他展现出一些长远计划：为他的技师和科学家们配备工具以研发架桥和改良武器的新方法；他着眼未来，让自己的士兵放假回家，与妻子恩爱，从而保证了新一代兵源；他甚至还上了与阿拉伯放高利贷者交易时欠下的债务。

但应该还有更多。也许亚历山大大帝相信他的舆论好评，认为自己会永远活下去。他大脑的某一小部分确实真的相信自己身上流着赫拉克勒斯和宙斯的血液。最后，傲慢与自负使他陷入麻烦，也解释了但丁把他放进煮沸的血水中的秘密。亚里士多德有一个侄子，名叫凯利斯尼兹，他成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好朋友。凯利斯尼兹很有文化修养，成为一名宫廷历史学家，是一个同时带着剑和笔的同伴。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也崇敬荷马和希腊文学。但他反对亚历山大大帝倾向于波斯的风俗习惯以及偶尔渴望得到与波斯领袖相同的来自他人深深的、卑躬屈膝的鞠躬（朝拜，类似于中国的叩头）。凯利斯尼兹坚持认为，这不是马其顿人或希腊人的方式。历史学家不鞠躬，这让亚历山大大帝大为恼火。他构陷凯利斯尼兹，使其陷入一个犯罪阴谋。不久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杀害了凯利斯尼兹，很可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怀恨在心。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保存在亚历山大、科尔多瓦和巴比伦的图书馆中。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经由这些途径传播到北欧和中欧。但丁崇拜亚里士多德，称他为“智者的大师”，并描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他的仰视。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杀死了凯利斯尼兹，而凯利斯尼兹又是大师的后裔，所以但丁决定把恶魔般的亚历山大大帝归为不可宽恕的暴君之列。

至于真正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但丁把他扔进血水之前很久便死于高烧，年仅32岁。在所有的征服之后，他安静地走了。他最后的遗言回答了“谁来接任”这个问题：“传位给最强大的人。”他一死，“已知世界”再一次危机四起。现在，我们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哪些国家足够强大（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强大到足以再存续一个世纪？

[1]这里是指巴比伦所在地区。——编者注

第7章 驶向西方的东方快车

阿塔图尔克

他的使命

· 用科学和文化取代传统宗教

· 摘掉妇女的面纱，增加劳动力

· 用新字母表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 把种族瑕疵转变为民族骄傲

伊斯坦布尔现代艺术博物馆位于伊斯坦布尔市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一个经过改装的仓库里。这是我最喜爱的博物馆之一。首先，它不是很大，所以你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参观完大部分展览。第二，博物馆的墙上是菲克雷特·穆阿拉创作的五彩缤纷的绘画，画中的女人们在快速转动裙摆，孩子们举着气球，男人们在拄着手杖漫步。那是一个政治与文化上的奇迹。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没有一个名为阿塔图尔克的男人颁布的法令，那么在公开场合展现男女一起嬉戏的充满活力的画面可能是非法的。在阿塔图尔克之前，土耳其艺术是几何或书法形式的，并且必须取悦哈里发。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清真寺内部为我们提供了线条、曲线和阿拉伯字母的绝妙展示。圣训和法令禁止描绘轻浮活动的人类画像。苏丹甚至禁止展示他们自己的画像，不仅因为画像可能亵渎信仰，而且画像有助于蓄意谋杀的阴谋者进行某些大逆不道的勾当。阿塔图尔克不是艺术家，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拿起过画笔。但他确实清除了设置在艺术家面前的宗教障碍，而且这是他清除的所有障碍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于1881年5月19日出生于希腊的萨洛尼卡。前面这个句子所说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错误的。“阿塔图尔克”的意思是“土耳其之父”，多年之后他才在自己出生时的名字上加上了“凯末尔”和“阿塔图尔克”。他特意选择5月19日作为他的生日，因为在1919年的这一天，他在黑海的滨海小镇萨姆松走下船，发起了他领导的土耳其独立运动。1881年，萨洛尼卡不是希腊的一个城市，而是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的事迹难免会弄虚作假，或是民间传说，但阿塔图尔克仍然是已知的最勇敢、最率真的领袖之一。当然，他在今天的美国或年轻的欧洲人当中知名度不高。我女儿读中学时，925页厚的大学预修课本的世界历史部分只用了几个句子来描写阿塔图尔克，这大约和描写“艾薇塔”贝隆夫人的篇幅一样——它告诉了我们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和麦当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严肃的历史学家。阿塔图尔克对一个跨越欧亚大陆的腐朽帝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努力将其文化和性格向西北方向推进了2000英里，这样一来，它就和巴黎的艺术展览大厅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远远胜过巴比伦的露天剧场。在苏丹（同时也是哈里发）的注视之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试图尊奉并保护伊斯兰教，而不是振兴哪一个民族。民族主义是异教徒的图腾，是分裂的象征。民族的旗帜比圣经禁止的雕像好不到哪里去。阿塔图尔克并不关心他的前辈或过去，他将是未来所有土耳其人之父。当阿塔图尔克开始他的追求之时，妇女的权利等同于牛，而牧师们则是国王。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清除了清真寺的伊玛目，邀请妇女到国民大会任职，让土耳其人用他们以前从没见过的字母写字，建立大学，鼓励土耳其人随着贝多芬和贝西伯爵的音乐跳舞。在这一过程中，土耳其共和国经历了迄今我们所讨论过的所有令人烦恼的悖论：不断变化的人口、不稳定的贸易、多元文化的裂痕和胡乱干预的官僚。阿塔图尔克57岁去世，没有时间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但是，他57年的不懈努力把具有700年历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破旧残骸改造成了一个国家。

阿塔图尔克赢得了将军的军事头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拿起武器反抗“一战”时的欧洲征服者，反抗希腊、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士兵，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们。他被弹片击伤过、坐过牢、被刺杀过，最终活了下来。但对他来说，最艰难的挑战是建立并治理一个全新的国家。对我们来说，他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热爱科学和西方文明就足以把人民凝聚起来形成一个国家吗？在这一章里，我将首先概述一下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介绍一下阿塔图尔克的成长过程——从一个地位卑微的职员的不满现状的儿子最终成长为新共和国之父。然后我们再研究一下他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期间留给我们的意义深远的经验教训。

来自萨洛尼卡的男孩儿

亚历山大大帝认为他是奥林帕斯山上的神的后裔。阿塔图尔克却没有这种幻想，尽管他爸爸阿里·里扎是负责那座著名山峰斜坡上木材产量的税务职员。阿塔图尔克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祖布德已经生过3个孩子了，但没有一个活下来的。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家庭。唯一活下来的儿子通常会得到过度关注，因此阿塔图尔克从来也没能避开关注。尽管萨洛尼卡（在马其顿的区域内）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但穆斯林占少数。从邻居门前走过时，人们可以闻到空气中飘散着阵阵肉香，有亚美尼亚的红烩牛肉、保加利亚的瓦罐肉、俄国的斯特罗加诺夫牛肉、土耳其的乳酪炖锅和希腊的小洋葱炖肉。如果你看一看小阿塔图尔克的脸，你可能猜不出他在什么样的饭桌上吃饭感觉最舒服。他长着蓝色的眼睛、浅色的头发，这位“土耳其之父”看起来更像是斯拉夫人。因为在萨洛尼卡犹太人的数量超过了穆斯林，而且许多犹太家庭为了逃避迫害转而信奉伊斯兰教（他们被称为“东马派”），所以有些学者甚至推测阿塔图尔克可能具有犹太血统。这似乎不可能，因为他爸爸不是这个城市的原始居民（他的祖父来自阿尔巴尼亚）。萨洛尼卡兴旺而热闹，而非穆斯林为这座城市提供了经济支柱，这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职业道德提出了严肃的问题。俄国农民耕地，马其顿人种棉花、贩羊毛，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打鱼、在餐馆工作。大约13万的人口中接近一半是犹太人，他们装船、卸船，做装卸工人。1907年，萨洛尼卡码头是帝国的第三繁忙的港口，它装卸的货物量是巴格达港或亚历山大港的2倍。20世纪初，萨洛尼卡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重要的贸易中心，超过了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它控制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40%的原材料贸易，包括烟草和棉花。

阿塔图尔克注意到，铁路刺激了萨洛尼卡的经济，减少了把货物或人送到遥远的目的地所花费的时间。火车比轮船速度更快，并且使陆运商队看起来像石器时代的产物。这位未来的军事领袖也注意到，如果敌人获得了铁路的控制权，那么火车也能够运来敌兵。1869年，美国已经建成了横贯大陆的铁路网。阿塔图尔克把铁路看作繁荣和等级的象征。他对通向东方一直到阿勒颇的铁路不是那么感兴趣，而对那些能把他带到维也纳和更远的地方的铁路很着迷。20世纪60年代的时髦阔佬们常常乘坐喷气式飞机到处旅游，但在这之前，能够成为东方快车的贵宾乘客则是相当时髦的一件事。1900年，欧洲人可以在巴黎看完歌剧后搭上火车，在61个小时后悄悄地或尖叫着（这取决于自己手里钱的多少）走进君士坦丁堡著名的西鲁克兹火车站去喝土耳其人的黑咖啡。车费相当于69美元，卧铺再加18美元。《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使得东方快车家喻户晓，比它的老板们强多了。她兴奋地写道：“我要坐着它走了！我就在它里面！我就坐在蓝色的车厢里，外面有简单的文字说明：加来——伊斯坦布尔。”1890年，西鲁克兹火车站开始运营，地点就在托普卡帕宫附近。今天你如果去车站参观，可以去看一下东方快车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一些特殊的就餐瓷器和其他手工艺品，包括一个穿着时髦制服的时装模特。东方快车成为一种象征，标志着土耳其共和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欧洲国家。作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阿塔图尔克投资发起了一场铁路建设运动。

阿塔图尔克没有在多元文化的天堂中长大。任何地方都不曾有多元文化的天堂，除非你算上1982年开放的奥兰多迪士尼主题公园“未来世界”。然而100年前在萨洛尼卡，不同种族的人们设法做到了融洽相处，没有互相杀戮。雇主有时抱怨雇用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一起工作会产生混乱，不是因为他们互相憎恨，而是因为每个团体会在不同的宗教节日缺席，并且因为每种宗教使用不同的日历，要想做个缺席时间表也是不可能的。这里也存在着一种宗教平等：每个种族的所有底层贫民都挤在臭烘烘的贫民区，而富人不是。一位势利的英国观察家说，当比较贫穷的萨洛尼卡人表现出种族歧视和怨恨时，富人们就会与之亲切交谈，“社会地位较高的希腊和穆斯林官员……资助犹太人的教育设施”。她描述了为一所学校举办的慈善舞会，重点突出了花园里五光十色的圣诞树和跳舞、吸烟、玩牌的场景。总督德维什帕夏和他的儿子在舞者间穿梭，与此同时，“希腊大主教戴着高高的圆柱形帽子，身着黑色长袍，显得很高贵。和他并排坐在一起的是头戴黑白头巾的首席拉比”。

沉默寡言但十分自信的小阿塔图尔克住在一幢粉红色的房子里。或许这影响了他的穿衣风格，因为他总是很高兴自己在照片中因穿着最为得体而显得与众不同。在长大后的一些最著名的照片中，他总是身着白色领带和燕尾服，额头的发尖呈“V”字形，看起来非常像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经典电影中饰演吸血鬼的匈牙利裔演员贝拉·卢戈西。阿塔图尔克是个骄傲的男孩儿，他拒绝玩跳背游戏显然是因为不想让其他孩子跳过他。尽管有时他在咖啡馆玩西洋双陆棋，但他的一位后来任国民大会主席的同学回忆说：“你很容易就能发现，穆斯塔法·凯末尔不喜欢输。”假如后来阿塔图尔克的对手们听说过这些故事，那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沮丧了。

是独自旋转还是跳华尔兹？

阿塔图尔克的父母有时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儿子上学的问题上。妈妈是比较传统的穆斯林，在附近的教会学校为他办理了入学手续。阿塔图尔克刚开始上学时同其他孩子一起，胸前挂着《古兰经》穿过大街小巷，然后开始祈祷仪式。他父亲耐心地等待了几天，然后让孩子从学校退学，在一个由东马派成员谢姆西·埃芬迪开办的非宗教学校为他办理了入学手续。不幸的是，几年后父亲去世了。妈妈和儿子搬到了一个农场，在那儿阿塔图尔克先试着上了一所希腊学校，然后请了一位阿尔巴尼亚的家庭教师，最后返回萨洛尼卡上了一所当地预科学校。所有这些对阿塔图尔克来说都不成功，他羡慕地看着附近一所军校的孩子们，他们脱下宽松下垂的东方人的裤子，穿上干净利落的制服，行进时佩带着剑和步枪。他说道：“就在我进入那所军事预备学校，穿上制服的那一刻，一种力量感油然而生，仿佛我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或许通过进入这种环境，阿塔图尔克重新获得了自父亲去世后他所缺失的男子气概。中学阶段他一直穿着军装，直到进入军事学院。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把自己培养得优秀高雅、朝气蓬勃，深受大家喜欢。他数学学得快，但跑步跑得并不快。然而他会跳舞并学习华尔兹。跳华尔兹让年轻的男性穆斯林左右为难，因为他们被禁止与女孩儿一起跳舞。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下面这个选择来概括有关阿塔图尔克忠诚度的争论：“是独自旋转还是跳华尔兹？”独自旋转是加入托钵僧行列，沉迷于神秘的祈祷，而跳华尔兹则是悄悄地向维也纳和巴黎靠近。在学校的一个假期中，阿塔图尔克二者都参与了。但他对西方方式的忠诚很快就会胜出。

帝国垮台

如果阿塔图尔克不喜欢失败，那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没有他的容身之所。到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出生的时候，历史学家们观点一致，他们告诉我们，帝国当时正在失去领土、失去市场、失去任何希望。19世纪六七十年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摩尔达维亚（今天的摩尔多瓦）和黑山悄然脱离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而在几十年之前现代希腊的部分地区也早已分离出去。随着欧洲版图的减少和难民数量的增加，帝国人口中穆斯林的数量越来越多。尼古拉一世说，帝国“已经陷入腐朽状态”，这催生出了一种称号——“欧洲病夫”。从那之后，这种称号就像旅游观光车一样走遍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停留在英国，而最近又停留在葡萄牙和希腊。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经风光无限，经历了500年的峥嵘岁月。16世纪，苏莱曼大帝的军队越过地中海，攻占了匈牙利的许多地方，在维也纳城墙下展开决战。而在东方和南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席卷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巴格达、开罗和索马里更不在话下。从幼发拉底河到多瑙河、尼罗河，整片区域都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通过控制麦加和麦地那，苏莱曼大帝成了神的伙伴：

神的力量和穆罕默德的奇迹是我的同伴……在巴格达我是伊朗国王沙，在拜占庭王国我是恺撒，在埃及我是苏丹。我把舰队派往欧洲、马格里布和印度。我是头戴匈牙利王冠、身居匈牙利王位的苏丹……彼得鲁试图带头反叛，但我的马蹄把他碾成齑粉，我征服了摩尔多瓦地区。

即使亚历山大大帝可能也会对这种自夸感到脸红。民众必须对苏丹保持忠诚，因为他是所有神圣事物的保护者。

对苏丹来说，独立的民族没有任何意义。直到19世纪“青年土耳其党”政变时，他可能根本没把自己看成“土耳其人”。这个术语听起来有贬损之意，使人想起流浪的乡巴佬形象。后来是阿塔图尔克把这种沿袭下来的形象提升为高贵而光荣的形象。

除了锋利的刀剑和高速的战船之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经济建立在农业和行会上。这与工业革命完全不一致。当像蒸汽机和火车这样的现代化机器从欧洲来到帝国时，它们与较为原始的方式有匹配的地方，也有不匹配的地方。火车到达安卡拉时，迎接它们的是成千上万头骆驼。19世纪，当英国和法国的识字率迅速提高，很多工人能够掌握蒸汽机之类的新机器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识字和识数水平落在了后面。然而要说在苏丹统治下的最后50年里，帝国的经济出现崩溃或者甚至说是下降却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我认为与其说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分裂了帝国，倒不如说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多数领地内，经济都在持续增长，虽然增长率低于英国、法国和美国。随着家庭购置了织布机、收割机等新工具，帝国的生产力猛增。1876—1908年，农业出口额激增了45%，丝织品和地毯的出口额也大幅增加。1860—1900年，伊拉克地区的贸易翻了两番。1853—1856年，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借债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时，政府还没有债台高筑，直到19世纪下半叶帝国变得越来越富裕之后，政府才负债累累。

那时，与欧洲的竞争对手相比，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确实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劣势。第一，水的问题。欧洲有大量小溪、河流，可以转动水车来磨面、造纸、纺织。由于没有同样数量的可以航行的内陆水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交通费用无法像欧洲一样降得那么快。即使骆驼也必须偶尔停下来喝水，并且它们也不能像莱茵河上的船只那样运载那么多货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人们可能乘船从阿姆斯特丹漫游到布加勒斯特，但很少有人建议骑着骆驼从安卡拉长途跋涉到穆拉。收取部落通行费的人也妨碍了快速运输的发展。第二，作为伊斯兰教的保护者，苏丹不会轻易支持签订有偿借贷生意合同。基督教专家很早就想出办法规避《圣经》中禁止借钱给他人的禁令。只有在最近几十年，为了方便贸易，银行才推出复杂的、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债券。第三，帝国地域过于辽阔，许多部落争斗不休，政府管理者面对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战争时期（有很多这样的时期）要听从以苏丹的名义发布的战斗号令日益困难，因为几乎没人见过苏丹本人或他的照片和画像。

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既不是怪物也不是傻子。1876年，他开始了自己的统治，尽力推动自前任马哈茂德二世和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就开始的现代化努力。他负责一项被称为“坦齐马特”的改革运动，努力争取建设现代化学校和更加现代化的军队。坦齐马特改革还废除了奴隶买卖、将同性恋行为合法化、允许非穆斯林人员参军，并根据法律给予非穆斯林同等的权利。然而，尽管收入增加了，尽管实际上公民的权利得以发展，并在1876年开始的第一次制宪时代达到顶点，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是崩溃了。在下议院的115个席位中，46个是非穆斯林，包括美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不幸的是，几乎就在国会开会的那一刻，帝国陷入了与俄国的战争并遭到英国海军的包围。此外，许多阿拉伯人不信任他们的新宪法权利，将其看成在纵容无法无天的行为。烟草、鸦片和伏特加酒走私犯感觉他们也获得了新的权利。反宪政主义者把矛头指向吸食大麻的异装癖妓女，并散布谣言说这全都是共济会的阴谋。他们称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娼妓”。土耳其现代诗歌奠基人陶菲克·菲克雷特称那座城市是“为一千个男人守寡的处女”。面对俄、英两国的枪炮和内陆地区阿拉伯人的短弯刀，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正式废止了宪法。然而尽管如此，一种更加自由的精神开始传播开来。虽然当苏丹站在耶尔德兹宫中，表面上用暴君的口吻嘲笑这种精神时，伊兹密尔市的一位校长却赞美了这种事实上的自由：

当一个保加利亚人进入土耳其之后，最打动他的因素是人们所呼吸的自由空气。在理论上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人们明显享受到比宪政国家更多的自由……人们几乎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没有烦人的警察、让人受不了的赋税和繁重的公民义务。

新发现的自由激励着各种民族主义者聚集在集市蜿蜒曲折的大街小巷上，他们憧憬着，甚至密谋着把分裂的帝国转变成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独立国家。土耳其人也有相同的看法：为什么土耳其人不摆脱这个摇摇欲坠、绵延数千英里的没落帝国呢？帝国为土耳其人做过什么好事呢？况且，它还在不断战败，丧失领地。

回忆一下我们从第5章开始讨论的关于优越感的主题。工业革命带来了更多的贸易机会和经济动荡，但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无法构建一种持久的、广泛的或强烈的团体优越感（除了求助于宗教手段）。当市民们看到有轨电车上印有“德国制造”的字样而不是苏丹的印章（图格拉），看到运来的机械织布机带有英语说明书的时候，人们的心情变得消沉起来（虽然那些有轨电车和织布机增加了收入）。当帝国开始屡战屡败、失去疆土时，人们的士气丧失了，再难振作。因为几乎没人相信帝国能击败它的对手（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更没有人相信帝国会从失败中复兴。

尽管他是忠实的臣民，并在军队中被授予上尉军衔，但阿塔图尔克还是支持并加入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宪政革命。此次革命恢复了1876年的宪法和选举。安德鲁·曼戈曾写过一部内容翔实的有关阿塔图尔克的传记，他描述了阿塔图尔克加入革命团体的入会仪式，它类似于大学兄弟会入会或者电影《教父》中“黑手党”的入会过程：蒙着眼睛的新成员被带进一间屋子，“一只手按在《古兰经》上发誓效忠，另一只手举着一把手枪，如果有谁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就将用这把枪来对付他……入会候选人身穿红色斗篷，而其他成员则用黑色面罩遮住面部”。

尽管宪政革命再次创建了涉及不同民族的下议院，但接下来发生了更多的战争。首先是国内战争，因为反宪政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煽动了一次军队兵变。当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溜上了一列火车，藏匿在萨洛尼卡（在阿塔图尔克的一个朋友的保护下），让他兄弟穆罕默德五世负责管理帝国。此人的统治也不是非常和平的统治。1911年，意大利人宣战并拿下了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就是现在的利比亚西北部地区）。一年后，巴尔干同盟（希腊、黑山、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进攻、征服并建立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克里特也消失了，帝国几乎被完全挤出了欧洲版图。

还有别的乱子吗？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来自距离君士坦丁堡600英里远的地方，他是一个皮包骨头的塞尔维亚人，被告知长得太小了不能参军。他来到萨拉热窝，拔出手枪刺杀了奥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及其妻子，引发了一场让1600万人送命的战争。这也彻底摧毁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使得穆斯塔法·凯尔末·阿塔图尔克得以宣布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战争爆发

20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百年纪念日，我带着女儿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历史博物馆参观。一项特殊的展览几乎占据了一整个楼层。展览的主题是“自由的代价：战争中的美国人”，为自1754年以来的每一场重要的战役和战争提供了证据和解释。你可以看到美国南北战争时的火枪、新奥尔良战役中安德鲁·杰克逊的上衣和“二战”时红十字会的制服。“一战”有什么值得人们关注的呢？有关“一战”的展览被安排在一处昏暗的角落里。刚开始我认为这是一种冷落，直到我注意到角落里张贴着令人压抑的死亡数字，他们都是被大炮、芥子气和疾病害死的士兵和平民。那时我才认识到，博物馆之所以提供这么小的空间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即便是博物馆的专家也没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含糊地敷衍过去，不要去深究当时那些国王之间的协议、误会和长期的积怨。这些国王彼此之间几乎都有关系，包括表兄弟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可怜的穆罕默德五世是局外人，并没有受邀参加任何夏日社交聚会，但被邀请，事实上是被迫，在“一战”中为了自己的王位而战。

我一定要给诸位讲述一个戏剧性的结尾：加入德国一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战败了。战前几十年，苏丹与德国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德国派顾问进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和大学，同时也在努力激起协约国的敌意。德皇威廉二世看不起他的表弟乔治五世，命令他的助手公开“从英格兰的脸上撕下基督徒和平的面具”。他告诉他在土耳其和印度的代理人“激起整个伊斯兰世界对这个可恨的、骗人的、没良心的小店主的疯狂的反感”。如果没有第三方面的原因，也许德国人的哄骗和金钱并不能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卷入这场战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难以抗拒血染自己的主要敌人俄国的机会，而俄国站在英格兰一边作战。在过去的300年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先后13次与俄国交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海军护送德国军舰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进入黑海，甚至允许他们悬挂土耳其的旗帜。当德国皇帝的军舰开始轰炸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时，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苏丹的士兵进展并不顺利。1914年12月，在荒凉陡峭的安拉胡阿克巴（意思是“真主至大”）山脉上，8万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的战士顶着暴风雪，步履维艰地与俄国人作战。最后只有1万人返回，其中许多人被冻伤，再也不能服役了。在埃及前线，18000人穿过西奈沙漠，试图穿越苏伊士运河，结果被英国人打了回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损失了3000人。埃及的穆斯林没有和他们一起努力击退英国异教徒。

几年前在位于利比亚进行的意土战争期间，阿塔图尔克试图把反复无常的阿拉伯部落成员组织起来，制订侦察任务计划，并在北非沙漠中保持大致头脑清醒。一位年轻时就认识他的战友给朋友写信说：“你应该看一下穆斯塔法·凯尔末为厨师挑选干豆的场面。”阿塔图尔克抱怨说，阿拉伯酋长表面上站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边，但他们对拖延战争更感兴趣，并因此持续不断地接收资金，而不在乎是否取胜。

加利波利战役

1915年，当战争的鲜血肆意横流的时候，阿塔图尔克大步迈入红色的血河之中。加利波利这个词让我想起了“一战”中最激烈的战役之一，该战役导致大英帝国的溃败，同时展现了阿塔图尔克的军队令人震惊的勇猛。英国战争委员会清楚，如果英国能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那么就能卡住君士坦丁堡和苏丹统治地区的咽喉。3月，英国派军舰和炮艇高速穿越爱琴海。阿塔图尔克和他的部队负责守卫东海岸领土，与此同时，土耳其海军及陆军士兵向入侵军舰开火，仅3月18日一天就击沉3艘军舰，使对方1/3的舰队失去战斗能力。于是英国人又制订出新的作战计划。英国人伙同澳大利亚军人和新西兰军人（澳新军团）、一个来自印度的步兵团、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族兵团以及纽芬兰军人一起计划派登陆艇在加利波利半岛登陆，并通过枪、刺刀和肉搏战拿下此岛。澳大利亚公众为士兵们加油，后方的人们四处展览五颜六色的战地地图和爱国纪念陶器。他们没有想到将会发生什么。4月25日早上6点，4000名澳大利亚军人登上船向岸边划去，对面是深谷和陡峭得难以攀爬的悬崖。阿塔图尔克将自己的骑兵团集合到位，配备了机关枪。他下令开火，澳大利亚军人被击退。到上午8点时，8000人登陆，后来的澳大利亚军队看到了当天早上先来的650名同伴的残肢断臂及尸体。然而这时，一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士兵开始撤退，他们没有弹药了。

“如果没有弹药了，你还有刺刀。”阿塔图尔克告诉他们。

阿塔图尔克后来回忆说，他命令大家“装上刺刀后卧倒。当他们这样做时，敌人也卧倒了。我们赢得了时间”。

但现在堑壕战开始了。他的整个骑兵团几乎被炸散了。阿塔图尔克对手下喊道：“我没有命令你们进攻，我命令你们去死。当我们死了之后，其他部队和指挥官会来接替我们的位置。”新的部队确实赶到了。在8个月的时间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军队没有让英国和澳新军团夺取立足之地。1916年1月，协约国最终撤退了。在那个时候，威廉二世早已授予阿塔图尔克铁十字勋章。

随着沾满人类血肉的加利波利计划的失败，计划的主人伊恩·汉密尔顿将军用可能引起亚历山大大帝注意的话问道：“高高在上的诸神正给我们新的伊利亚特带来悲伤吗？历史将把责任归咎于谁，由谁来为我们所陷入的无助、无望的困境负责呢？”

澳大利亚政府对其之前的敌人阿塔图尔克的官方描述是：“他对战略极佳的把握以及通过自己无所畏惧的勇敢行为来鼓舞队伍的能力，提升了土耳其人的士气，在阻止协约国计划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的勇敢，阿塔图尔克被授予帕夏头衔。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能迅速将其推上新共和国总统位置的声誉。

“一战”后，通过发表演讲赞扬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英雄主义以及国家间兄弟般的关系，阿塔图尔克确保了自己在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中的声誉。演讲被雕刻在位于堪培拉澳新军团大道的阿塔图尔克纪念碑上。尽管有人怀疑演讲稿是否是一字不差说的，但里面的内容激动人心、切中要害。正如英国军方吹捧、欢呼他们的约翰尼们一样，土耳其人也能为他们的穆罕默德们、为那些活下来的和那些牺牲的战士欢呼、表达敬意：

那些流血牺牲的英雄……现在你们躺在一个友善国家的土壤里，因此请安息吧。对于我们来说，约翰尼和穆罕默德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他们肩并肩躺在这个国家的地方……从遥远国度送别儿子的妈妈们，请你们擦干眼泪，你们的儿子现在正平静地躺在我们的怀抱中。在这块土地上牺牲自己的生命后，他们也成了我们的儿子。

他的演讲内容让我想起了鲁珀特·布鲁克的一首诗《士兵》，我在第5章中引用过。布鲁克死在前往加利波利作战的路上。他那有预见性的诗承认，士兵死去的地方将成为士兵祖国的土壤。阿塔图尔克加了个动人的结尾：当那个士兵死在外国的土地上时，他也成了那个遥远地方的儿子。

阿塔图尔克在加利波利的勇敢并不能拯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尽管他富有激情，极具说服力，但30万名不归他指挥的士兵还是开了小差。T.E.劳伦斯是一个头戴阿拉伯头巾、懂得催眠术的英国人，在他的影响下，阿拉伯部落改变了立场，开始轰炸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铁路线。俄国人继续前进。奥斯曼政府驱逐了可疑的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亚述人，把他们的命运交给种族灭绝的狂热分子，这些人对种族清洗没有丝毫的羞耻感或犯罪感，他们大约杀掉了150万人。

1918年10月30日，在一艘名为“阿伽门农”的船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投降了，完成了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呼应。你可能会想起阿伽门农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国王的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打了一场持久战，然后他被杀死了。这对穆罕默德五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瓜分开始了

年老的苏丹比阿伽门农做得稍微好点儿。尽管受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袭扰和协约国胜利者的羞辱，苏丹还是坚持在自己的宫殿里又住了几年。协约国胜利者肆意践踏君士坦丁堡，好像他们在杰西潘尼百货公司购买上一年的减价货一般。当苏丹向窗外看去时，他看到了奇怪的景象：法国指挥官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将军骑着一匹白马耀武扬威地进入君士坦丁堡。他被当成了笑柄，因为英国的埃德蒙·艾伦比将军已经骑着白马比他早一天来到这里了。一位英国军官嘲笑说，这就像“舞台上有两位表演者在一起，如果我们能把一位关在化妆间里，剧情会更好看”。正如从前的杂耍演员吉米·杜兰特所说的：“每个人都想进行表演。”希腊国王亚历山大带着几千人的队伍向安卡拉和君士坦丁堡行进。他被一只宠物猴拦住了。国王正带着他的德国牧羊犬“弗里茨”散步，这时他看到那条狗突然与宠物猴撕咬起来。或许出于对争斗的厌恶，国王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但那只猴子却咬伤了他的胳膊。国王染上了急性传染病，精神错乱时大叫着自己的妈妈死去了（牧羊犬弗里茨受伤不重）。国王的继承者把希腊又带回到与土耳其的战争中。丘吉尔评论说：“25万人死于这次猴子的咬伤。”为什么希腊国王的狗取了个德国人的名字“弗里茨”？是的，还是那些亲戚的原因！亚历山大的妈妈是德皇腓特烈三世的女儿，威廉二世的妹妹。

协约国带着刻刀和笔开始着手处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辽阔领地（诸多省份）。

今天我们看中东地图或联合国的花名册，可以看到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以色列这些不同的国家名字。但很难想象100年前这些国家及其边界根本不存在。今天，对外政策评论员可能会要求以色列回到1967年时的边界或者甚至会说这个国家是非法的，但他们是否认识到直到“一战”之后才有了真正分隔这些国家的边界呢？“一战”后，英国和法国大笔一挥，以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为基础，开始拟定边界，并向那些帮助最大的部落首领奖赏封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从一个地区引进有权势的阿拉伯家族，任命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执政，例如，地图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边界。一些地理学家把突入约旦境内的奇形怪状的尖角解释为“温斯顿之嗝”。他们猜测，1921年，正当身为殖民地事务部大臣的丘吉尔拿着笔试图画一条笔直的边界线时，他一定打了一个威士忌酒嗝。墨迹是永恒的，人们难以说清楚这些人造的中东边界。大约就在同一时间，出生在麦加（现在的沙特阿拉伯城市）、在君士坦丁堡长大的费萨尔一世被任命为伊拉克国王，因为英国人信任他，他曾骑着骆驼和阿拉伯的劳伦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一起战斗过。工作日志告诉我们，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在讨论他们对国家和几百万人的控制权时是相当随意的：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当他们在伦敦的法国大使馆散步时，克列孟梭问乔治。

“我想要摩苏尔。”英国首相乔治回答。

“你会得到它的。还要别的吗？”克列孟梭问。

随着对帝国的瓜分，他们还决定沙特阿拉伯应该由沙特王室控制，这个家族在阿拉伯沙漠中根基很深，他们也曾帮助英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战。负责此事的英国代表的名字确实叫威廉·莎士比亚。根据一个家族的名字给国家命名这个主意听起来像喜剧节目。事实上，在电影《谁与争“疯”》中，萨沙·拜伦·科恩扮演一位假的街舞记者阿里·G，他在采访一位联合国代表时说得非常有道理：

阿里·G指着一个标有“Jordan”（乔丹）字样的座位说：“让一个运动员在联合国拥有自己的座位难道不是太愚蠢了吗？无论他有多么强大？”

联合国官员说：“那不是迈克尔·乔丹……是约旦（与乔丹同音）这个国家。”

阿里·G说：“让一个人拥有和整个国家一样的权力是不是很荒谬？”

又回到前线的阿塔图尔克——然而是哪一个前线？

阿塔图尔克的飞黄腾达并非偶然。他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与在战争中一样精明且富有智慧。在君士坦丁堡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占领期间，阿塔图尔克调查了用于接待东方快车旅客的佩拉宫酒店。他要求酒店经理安排一次与乘坐“阿伽门农”号来的《伦敦每日邮报》的一位记者会面。阿塔图尔克身着礼服大衣、头戴毡帽出现在了记者面前。那位记者后来回忆说：“他是一位英俊而有男子气概的人物，举止内敛，嗓音低沉而从容。”见面后，阿塔图尔克解释说，与法国人相比他更喜欢英国人，希望自己能够在重建被征服的领土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查尔斯·金曾写过一段有关佩拉宫酒店的动人历史，他说：“阿塔图尔克几乎会见所有接受他的人：军官、内阁大臣、心怀不满的国会议员，并同苏丹穆罕默德六世本人接触过4次。”

当协约国给出一张大师级的创造性的地图时，战斗重新打响了，因为亚美尼亚和希腊试图蚕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尸体。阿塔图尔克和其他官员让部队击退了它们。阿塔图尔克再一次表现出伟大的能力，但此刻他有些茫然。他在为谁而战？从表面上看，他还在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战并接受指挥，但他也站在想要推翻苏丹王位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一方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斗争。阿塔图尔克在加利波利发表的英雄主义演讲迅速传播开来，他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象征，并成立了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庭抗礼的国民大会，政府设在安卡拉。如果苏丹无法对付骑着白马闲逛的欧洲纨绔子弟，不能保卫君士坦丁堡，那么那个地方就不应该再作为首都。阿塔图尔克想知道：我应该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余势力而战斗吗？或者为了土耳其民族而战斗，尽管这个名字听起来像种族诽谤？答案变得清晰起来。他首先要抵抗亚美尼亚和希腊新一轮的进攻，然后才是为他称为土耳其的新实体而战斗。直到在“阿伽门农”号签署了停战协议后，土耳其这个术语才被正式使用。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内战会死多少人？阿拉伯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会和谁站到一起？在士麦那[1]，希腊企图入侵的行为激怒了穆斯林，他们已经对希腊大主教处以私刑。23岁的《多伦多星报》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为帝国首都感到担心：“君士坦丁堡城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内居民从来没有遭到入侵，他们无法想象这种紧张气氛。”他报道：“外国人很紧张……他们几个星期前就预订了外逃的火车票。”他笔下的阿塔图尔克是一个“矮个子、古铜色面庞、金色头发的土耳其人，有一支30万人的经验丰富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海明威面对阿塔图尔克的手下问道：“加拿大很担心，阿塔图尔克进入君士坦丁堡后可能会对基督徒进行大屠杀。”

“基督徒害怕什么？他们有武装而土耳其人已被解除武装。不会有大屠杀。”此人说道。

而在1922年，苏丹穆罕默德六世（1918年他哥哥去世，由他继位）和海明威一样担心。他害怕阿塔图尔克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逮捕他、审判他，以叛国罪绞死他，或者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纵容无法无天的土匪们闯进宫门绞死他。因此苏丹穆罕默德六世做了一件安全而合理的事情。他安排英国士兵绑架并带走自己。当他与儿子散步时，士兵们把他们扔进一辆救护车，快速来到港口。一艘英国军舰把他们带到马耳他，从那儿他们沿海岸航行到达意大利里维埃拉地区风景秀丽的圣雷莫。苏丹把5个妻子都撂在了后面。当统治者缺席了君士坦丁堡惯常的星期五宗教仪式时，英国人才承认皇宫的床是空的。国民大会任命穆罕默德六世的表兄为哈里发，但没有授予他苏丹的头衔。自1299年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皇宫首次成为一座空房子。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国际联盟在希腊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残存领土之间实行了一次人口交换。希腊和土耳其都签署了协议，协议规定：从安纳托利亚发送150万正统的希腊人到希腊，50万希腊的穆斯林前往土耳其。

阿塔图尔克走马上任，被任命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这与俄狄浦斯故事中的情节有着隐喻性的相似之处：他消灭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父亲），并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新的领袖和父亲。他的改革进程比他从德国人那儿学到的任何闪电战战术都要快。

共和国的诞生：用科学与文化取代宗教

阿塔图尔克在成长过程中希望自己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挥舞军刀，但1923年他就任总统后，他对土耳其的统治几乎像一个对邻居们伸出橄榄枝的人那样。尽管已经证明自己的军队依然能够打垮希腊军队，但他从来没有试图夺回他的出生地萨洛尼卡（现在的塞萨洛尼基）。他也没有利用对利比亚的意大利占领者的反感或以阿拉伯半岛的政治震荡为借口发兵抢劫油井。帝国时代结束了。我认为，这是在过去200年的政治历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阿塔图尔克将领导一个建立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不会成为帝国式的征服者，即使对其比较弱小的邻国也是如此。民族主义批评家想当然地认为或公开宣称，这种感情总是会转变为践踏国家边界与掠夺邻国的行为。当然，20世纪30年代时的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就是这样做的。但这是法律的力量还是人民的选择呢？阿塔图尔克证明这是一种选择，并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无须历经战争浩劫就可以恢复低落的士气。

阿塔图尔克执政时42岁，他知道自己最大的挑战在国内。之前的12年很残酷，所有事物都打了1/3的折扣，但这与零售减价无关：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相比，国际贸易大幅下跌了1/3，人口数量下降了1/3，国土面积减少了1/3。阿塔图尔克决心领导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家，但土耳其人跟不上他的逻辑。他们过去一直被教导为他们自己民族的名字感到耻辱。阿塔图尔克怎样才能说服他们、让他们感到自豪与自信呢？报纸作用不大，因为识字率低得可怕，男人约为10%，女人还不到5%。在国际化大都市伊斯坦布尔，多数报纸使用的都是外语。即便是印刷技术，穆斯林接受得也很慢：直到1727年才有了第一台穆斯林自己的印刷机，这台机器是从一个匈牙利人那儿得到的。犹太人和美国人分别从1494年和1567年开始，就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城市中使用印刷机了。

穆斯林重视手写体，而不是印刷体，因此他们舍弃了莎士比亚、艾萨克·牛顿和伽利略。当然，穆斯林学者提醒阿塔图尔克注意早期伊斯兰教在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光辉历史，包括代数和成像光学。一些伊斯兰教哲学家甚至声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起源于《古兰经》及其对单词“nur”（光）的使用。但阿塔图尔克没有耐心上历史课，也没有耐心听取那些奇怪的宗教宣传。他需要脚踏实地、坚定不移地带领土耳其进入未来世界。在阿塔图尔克看来，日历显示的是1923年，但绝大多数人的心态还停留在1299年。事实上，就连这一点也是错误的。奥斯曼人使用的历法与西方的公历纪元不同，是一种以太阳为基础的鲁米历法，该历法以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前往麦地那那一年作为纪元的开始。根据鲁米历法，时间还是1339年，而不是1923年。阿塔图尔克没有时间在一个几乎不可能说对时间的国家里失败。他不能依赖于报告祷告时间的人对祷告者一天五次的召唤，因为确切的时间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变化，这取决于城镇的经度和纬度。

总而言之，阿塔图尔克面临着两个迥然不同，但都非常重要的任务：

·第一，创建一个让土耳其人引以为豪的国家。

·第二，推动国家接受科学并学习西方文明。

各地出现了世俗学校，大学纷纷涌现，阿塔图尔克从英国、法国和德国聘请科学家来讲课。20世纪30年代，在纳粹执政时期，土耳其邀请犹太学者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逃亡者到土耳其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阿塔图尔克发现自己几乎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我在第2章讨论过这种困境。他清楚地看到，传统伊斯兰教和保守思想威胁着土耳其的经济进步。当他从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前经过时，他必须眯着眼睛才能看到阿拉伯语版的书籍，因为它们的数量远远不及用西方语言撰写的图书数量。但是这儿存在另外一个困境：本书第2章告诉我们全球化经济和世界贸易是如何瓦解传统、分化公民凝聚力的。他和土耳其如何才能避开这种危险的困境呢？他必须想出一种办法来消解传统，但同时还要为新国家设计或发现具有统一民众作用的神话、故事和主题。

土耳其共和国在101响的礼炮声中诞生了。接下来的攻击是口头上的，目标瞄准的是哈里发。不久，阿塔图尔克废黜了哈里发，解散了负责所有事务——从债务到离婚——的伊斯兰教法庭。新法庭将实施瑞士民事法典。哈里发乘东方快车溜到了保加利亚。当火车就要驶出车站时，君士坦丁堡总督塞给哈里发一个装满现金的信封并跟他和他的两个妻子挥手告别。阿塔图尔克很遗憾，因为东方快车上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的牧师。对宗教，他的态度很明确：宗教阻碍了土耳其人的自豪感、个人责任心和科学发展。他对一位采访者解释说：“我希望所有的宗教都沉入海底，我的人民将学会民主主义原则、真理的要义和科学学说。”阿塔图尔克并不介意其他人有信仰，只是不想让信仰蒙蔽他们的双眼，无视为国家建设付出的真正艰苦的工作。“迷信必须走开。”他又加了一句。对阿塔图尔克来说，传统的伊斯兰教就像有毒的浮云一样，能够毁掉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心：“期望得到死人的帮助是文明社会的耻辱。”他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但阿塔图尔克也清楚，宗教能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给人以动力。在战壕中，他对自己虔诚的士兵宣传神秘的神灵感应，使他们比敌人更强大，并愿意执行命令，慷慨赴死：

他们只看到两种超自然的结局：为了信仰或殉道的胜利。你知道殉道意味着什么吗？是直接上天堂。在那儿，天堂女神（神圣的处女），也就是上帝最美丽的女人们，将迎接他们并永世满足他们的心愿。

这向非宗教领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如果不借助于圣灵，我怎样才能鼓舞民众？一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军队的将军根本无法以天堂女神的面貌来向战士许诺。但他最好还是许诺一些东西，并且这种东西要超过与战时妓女滚床单和对付梅毒用的一小瓶砒霜这样的事情。

在把宗教从政府中分离出去这件事上，阿塔图尔克也不得不十分谨慎，不能过于激烈，以免刺激到伊斯兰教徒，以至他们可能对新成立的脆弱的国家政权宣布“圣战”。他采用一种灵活的说法辩解说，更世俗的西式教育最终将有助于伊斯兰教学习。他声称，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基督教学者深入探究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体系，他们甚至比禁止质疑长者的伊斯兰教牧师研究得更加深刻。显然，欧洲的社会公共机构正投入资源来保护、研究伊斯兰教经文。阿塔图尔克可能会很高兴听到，2014年伯明翰大学在其收集的《古兰经》经文中发现，它至少有1370年的历史，很可能为穆罕默德生前所写。

除去妇女的面纱，增加劳动力

在第1章中我们看到，繁荣如何使生育率急剧下降，国家如何受到劳动力萎缩的威胁。阿塔图尔克并不担心自身的生育能力，但他知道，土耳其劳动力遭遇两大问题：（1）缺乏努力工作的精神；（2）男性人口受教育程度太低。他很快想到了解决方案，他要教育、解放广大妇女，鼓励她们成为劳动大军。1923年时阿塔图尔克显然不是妇女权利的热心支持者，他把时间都花在学校的男孩儿和战场上的男人们身上。当阿塔图尔克宣誓就任刚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总统时，他42岁，刚刚结婚。尽管他与妈妈关系很好，但当他背着妈妈参加军事训练的考试之时，他对妈妈的“依赖”就早已被切断了。在他就任总统的前几个月，妈妈就去世了。阿塔图尔克去墓地祭拜母亲时，他为妈妈一生所遭遇的苦难而谴责以前的苏丹是“特务、间谍和残暴的刽子手”。但他鼓励土耳其妇女克服苏丹、牧师和传统堆积起来的障碍。他为此计划了很久。1916年他在日记中写道：“土耳其应该勇敢地面对妇女这一问题……用严肃的知识和科学来武装她们的头脑。”

解放妇女是大胆而高明的做法，其影响是长远的。历经战争、人口互换和领土割让，土耳其已经损失了几百万人口，职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土耳其采取了一连串的改革措施：禁止一夫多妻制，同时推翻了伊斯兰教法律，允许妇女离婚、享有平等的继承权、进入公立学校学习。接下来，妇女获得了选举权。早些年，土耳其国民大会中妇女的供职职位是西欧国会的2倍。在推动改革过程中，阿塔图尔克把注意力转向妇女，并将她们视为爱国者单独向她们致辞：

致妇女：“为我们赢得教育战争的胜利，你们也将为你们的国家做得更多，比我们所能做得还要多。”

致男人：“从今以后如果妇女不参与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们就绝不会获得全面发展，也将无可救药地落后，不能与西方文明平等相处。”

在阿塔图尔克开始实施改革之前，他在母亲的坟前说：“很遗憾我失去了母亲，但‘母亲’（国家）拥有自己的自由，她在发展，这减轻了我内心的痛苦。”几年前，我参加了土耳其担保银行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有一点让我印象深刻。我看到其中妇女所占的比例很大，远远大于我在美国、英国的董事会上所见到的。然而她们有些人担心阿塔图尔克的改革会被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政府改回去，因为他代表的是基于伊斯兰教的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因强化了对媒体的控制，解除了知名的世俗主义者法官和支持阿塔图尔克的法官们的职务而遭到批评。在土耳其南部边界外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形势更加紧迫。土耳其的女性专业人士明白，就在边界外几英里远的地方，“伊斯兰国”控制了许多村庄。

鼓励妇女接受教育并加入劳动力大军，这在最大限度上改变了土耳其的人口统计学数据，降低了生育率。土耳其的库尔德少数民族妇女通常不上那么多年的学，她们的生育率是其他土耳其妇女的2倍。在比较繁荣的土耳其西部地区，生育率只有1.5，远远低于人口置换率。阿塔图尔克的改革在使土耳其走上一条获取更多财富之路的同时，可能也加剧了土耳其人口存续的风险。

帽子问题

今天，我们很难去重视一顶帽子的力量。在阿塔图尔克时代，百老汇电影院座椅后面都有为绅士们挂帽子的钩子。从一张1923年扬基体育场开放日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戴着一顶帽子，除却一两个人手里拿着帽子在晃。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个斯塔滕岛渡轮上的习俗，在夏日的最后一天，男人们会把他们的草帽扔进港口。《圣经》规定教徒必须戴头巾，虔诚的犹太人仍然遵守着这一戒律。天主教的主教们戴着无檐帽。伊斯兰教教导男女都必须表现出恰当的谦逊（这可以被理解为一条妇女头巾、阿拉伯头巾，甚至是穆斯林妇女戴的头巾）。在世界各地，帽子绝不仅仅是时尚之物，它们规定了人的地位、宗教、性别和军衔。从19世纪初期以来，以摩洛哥城市命名的土耳其毡帽（fez）已经成为土耳其社交礼仪中的装束。毡帽经常戴在无檐便帽上面，它不仅仅是时尚需求，而且具有实用的宗教目的。毡帽没有边，有助于人们祈祷，因为它可以让人们向真主证明自己的谦逊，同时也让人们将前额触碰到清真寺的地板上。

对阿塔图尔克来说，土耳其毡帽表现了一种不同的恭顺——对老派“东方主义”的恭顺。阿塔图尔克认为，文明的西方人看不起头戴毡帽的土耳其人，他们同打着油纸伞的“中国人”或拿着长矛的非洲人一样，都不被西方人重视。他再一次使用别出心裁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毡帽也损害了经济：“无檐便帽、毡帽和头巾——这些都要花钱，这笔钱跑到了外国人的口袋里。”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买汉堡帽和巴拿马草帽的钱不会流向外国人的腰包里。尽管如此，他还是废除了土耳其毡帽，鼓励男人们戴有边的西式帽子。

西方的罪恶和西方音乐的优点

阿塔图尔克的改革进程伴随着一些比较有争议的现象，比如卖淫和饮酒。在饮酒方面他有亲身体验，曾经举杯痛饮。当有些人对官方许可持照经营妓院的想法感到震惊时，阿塔图尔克解释说：“我们国家大部分人在文化方面仍然非常原始。”大概他们的原始冲动需要得到照顾。法国人在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已经向该市的妓院发放许可证并执行每周医疗检查制度。他们把平等的观点扔到一边，为高级官员留出了最奢华的房间。妓院的大部分顾客是海员和旅客。在土耳其共和国的管理下，土耳其设立了一个新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一行业。该行业盛极一时，到处充斥着爵士时代的夜总会。政府偶尔也会逮捕或驱逐那些性质特别恶劣的人，因为他们同时涉足爵士乐、酒和性，其中有个被驱逐者，他的行业身份被官方划归为“钢琴家和皮条客”。

阿塔图尔克不是爵士迷，但正如我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他喜欢维也纳的华尔兹，不喜欢托钵僧式的独自摇摆。小提琴出现在土耳其家庭中。阿塔图尔克提倡交响乐并邀请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到土耳其巡回演出，包括德国的保罗·欣德米特。选择欣德米特表明阿塔图尔克不是在装模作样，对尘封的莫扎特和巴赫的古典音乐假装表示怀旧。他不像那些装腔作势之人，书架上摆满了歌德和莫里哀的皮革封书籍，却从来没有打开过。众所周知，欣德米特把阿诺尔德·勋伯格、安东·韦伯恩等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搬上了舞台，他们的作品能让那些喜欢曲调优美、音调平和的观众感到抓狂。后来，纳粹把欣德米特本人的现代主义作品判定为“堕落”。约瑟夫·戈培尔认为他是“无调的噪音发生器”，将其彻底封杀。如同勋伯格一样，欣德米特努力改造音乐作品，把不和谐音与和谐音之间的起伏看作自然的，而非人为的。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用以排列和声结构。通过认可欣德米特，阿塔图尔克证明了土耳其将推进西方文化，而不仅仅是一味臣服于它的过去。

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激发爱国主义

阿塔图尔克一定感觉到与欣德米特之类的人有着兄弟般的联系，因为他们都愿意彻底改变传统。在作曲家于20世纪30年代到土耳其巡回演出时，阿塔图尔克已经为土耳其人引入了一套全新的字母表，他相信这套字母表将会提高人们的识字率。孩子们不用阿拉伯字母表，改用拉丁（西方的）字母学习土耳其语言，这更有利于顾及土耳其语言中的多重母音。他不叫这种字母是“拉丁”字母，而是将其说成是“土耳其”字母，使之成为一种爱国主义象征。阿塔图尔克不愿意依赖教师，而是亲自手提黑板走遍全国，参加全国范围的土耳其识字宣讲会。从1923年到1938年，土耳其的识字率翻了一番。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土耳其语有个缺陷——与西方语言之间存在“词汇缺口”。土耳其语词典列出4万个词语的时候，法语和德语的词典则列出2倍多的词语（英语的词汇更多，因其词汇来源更为复杂）。土耳其语需要更多词汇，对此阿塔图尔克不会袖手旁观。他在自己的餐厅里放了一块黑板，请客人提交新词汇。在过去的90年间，土耳其语已经填补了词汇缺口，部分功劳应当归功于阿塔图尔克的餐厅。

什么是土耳其人？把种族瑕疵转变为民族骄傲

妇女的权利、世俗化的公众教育、新字母表——这些能够构成土耳其民族的基础吗？阿塔图尔克意识到，除了摒弃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开创出全新的未来之外，土耳其还需要感受到来自过去的一种情感纽带，剧作家称之为背景故事。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出现之前，土耳其来自何方？他与历史学家一起合作，编撰了一部《土耳其历史概览》，意在展现现代土耳其人是如何起源于高贵的史前游牧部落的。并且，据说这批早期的土耳其人数量成倍增加，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开疆拓土。当然在这个背景故事中也存在着一些虚构成分。就在阿塔图尔克着手这次历史冒险，尝试赋予“土耳其”这个名字以自豪和荣耀之时，他从法国和奥地利语言学家那儿得到了一个幸运的机会。他们告诉他说，土耳其语早期的某种形式是所有语言的母语！这对阿塔图尔克的背景故事来说可谓天赐良机。根据太阳语言理论，远古时期的土耳其人崇拜太阳，他们称太阳为“ag”，而“agh”的喉音成为人类语言的原始基础。后来证明这是伪科学，但阿塔图尔克是不可阻挡的。

他已经规划好过去与未来、创造出新字母表与语言理论，但仍需要重新定义现在的“土耳其”这个词。他使用了“优秀的土耳其人”这个短语。优秀的土耳其人将充满自豪、勤奋和自信。玩世不恭者会说这听起来像童子军的誓言，然而象征和语言很重要。“优秀的土耳其人”既适用于泥瓦匠，也适用于艺术家。优秀的土耳其人能够学会音乐演奏技法，也能够按时上班。阿塔图尔克告诉自己的国民，“土耳其”（Turk）这个词来源于“图尔卡”（turka），意思是“强壮”。土耳其旅游局的任何人都会用厌恶的眼光看待《午夜快车》这部影片，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在这部电影中，那个被囚禁的美国人与其他狱友一起整天围着一个大石头轮子顺时针走动，他们中大部分人都神志不清或疯掉了。有一天，这个美国人决定反抗，开始逆时针走动，其他人试图劝阻他或推着他按正确方向走动。其中有个人想要帮他，抓住他的衣服说道：“优秀的土耳其人总是向右走。”这儿的关键不是方向问题或令人烦恼的监狱，而是即使是囚犯也认为他应该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土耳其人”。

然而这能起作用吗？西方科学和一丁点儿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伪科学就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吗？经济迅速发展，使土耳其没有卷入如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般的恶性通货膨胀或像20世纪30年代助长了法西斯主义、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大萧条，土耳其比其他“一战”战败国运行得都要好。

今天，土耳其因为与库尔德分裂分子的危险关系而发生流血冲突。2015年10月，土耳其遭遇到其现代历史上最致命的恐怖分子攻击，当时与“伊斯兰国”有关的人体炸弹炸死了97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了举行亲库尔德和平集会而聚在一起的。许多库尔德人谴责埃尔多安总统没有保护他们，谴责他打击他们的分离主义事业。在几周后的一次竞选中，埃尔多安的“强硬”态度在国会中为其党派赢得了多数选票。尽管阿塔图尔克也不赞成库尔德斯坦独立，但他的确使许多库尔德人（和亚述人）相信他们也是合法的土耳其人并拥有土耳其人的所有特权。像库尔德人和亚述人这些小群体也在阿塔图尔克民族主义思想范围之内。他写信给库尔德领导人，保证他们是“神圣合一中携手联合的亲兄弟”。阿塔图尔克的土耳其概念可能并没有消除库尔德分裂分子的渴望，但它确实阻止了极端分子采取更为暴力的行动，并且鼓励他们参与到新兴的土耳其经济建设中来。

我们无法讨论“阿塔图尔克经济学”，因为他的经济政策是相当不拘一格的，换句话说，是杂乱无章的。曾经有一个名为“自由共和党人”的在野党短期内异军突起，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土耳其也曾有过自由市场经济时期，随后又出现过类似美国新政式的管制时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经济以每年接近5%的健康速度增长，尽管当时世界经济正赶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逆风时期。

遗产

阿塔图尔克深受国内民众崇拜，并得到外国领导人称赞。批评家称他独裁，他确实常常如此。直到阿塔图尔克去世之后，多党政治才得以出现。他不承认库尔德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约定。但是又有哪一个个人、哪一个委员会或哪一伙人会做得更好呢？我曾经与一位土耳其政治学者交谈，他告诉我说，阿塔图尔克的改革“进展太快”，我的这位朋友认为他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慢慢展开改革。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如果土耳其共和国在开始改革时先组建委员会或附属委员会，由它们开会决定妇女是否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或全国的学校是否应该教授世俗科学，那么那些会议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阿塔图尔克在很多方面都是个极端主义者。但一个极端主义者在追求什么呢？这使我想起了巴里·戈德华特那饱受争议的说法：“以极端手段捍卫自由并非恶行，而以温和手段追求正义也不是什么美德。”阿塔图尔克不是圣人，他的动机可能受到利己主义的影响。然而他设法把一个战败的、由多种语言组成的帝国带向了西方文明，并且同时恢复了它的荣耀。这种荣耀并非建立在上天的意志之上，而是建立在男人和女人的辛勤工作之上。

阿塔图尔克勇敢而乐观。1926年，一群刺客策划着要谋杀他，警察把其中一个受雇的刺客拖到阿塔图尔克面前审问。这位同谋者不知道阿塔图尔克就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他承认自己被雇来射杀阿塔图尔克，因为这位领导人据说已经危害到了国家。阿塔图尔克问道：“可你怎么杀死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呢？你可能会误杀他人。”刺客解释说，在他开火前另一位同谋者会指出阿塔图尔克。阿塔图尔克拔出他的左轮手枪交给那位刺客说：“好吧，我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来吧，现在拿着这把枪杀死我吧。”那个人哭泣着瘫倒在地。

我希望阿塔图尔克对文明共和国的持久性不会太过乐观。他曾经说过：“文明是一场可怕的大火，能够烧光那些忽视它的人。”“可怕的大火”听起来更像是《圣经》里的说法，而不是世俗的说法。事实上，今天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可以看到像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之类的激进组织，他们唤起人们的宗教狂热，激起年轻人心中的亢奋、鲁莽和愤怒，在许多城市燃起熊熊烈火。有一点可以证明阿塔图尔克是错误的，这一点很危险：与文明的力量相比，极具煽动性的反文明力量可能更强大或者至少更容易被激发。在夏天的晚上，文明的人们会走出家门，欣赏交响管弦乐队用重音炮乐器伴奏的《1812序曲》，但反文明的人们则会走上街头，用真正的大炮射击。

1938年，阿塔图尔克生病了，被诊断为肝硬化，不久就去世了。他的批评家们自然抱怨说这都是饮酒造成的。他在多尔玛巴赫切宫卧室里的钟现在依然定格在上午9点05分，也就是他去世的时间。后来证明这也是某种胜利，因为古老的奥斯曼钟使用的是混乱的老式奥斯曼数字符号，“5”是用“0”来表示的。即使在死后，阿塔图尔克也使事情变得更具现代气息。

阿塔图尔克并不是在每件事上都是赢家。他的婚姻只持续了2年，但多年来，他收养了7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一个女儿长大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战斗机女飞行员。阿塔图尔克是他8个孩子的父亲，同时也是整个土耳其共和国的父亲。

[1]士麦那，伊兹密尔的旧称。——编者注

第8章 东方能否迎头赶上西方？

明治维新

他的使命

· 推翻封建幕府统治

· 终结强大的武士阶层

· 解散行会，提倡机动性与识字教育

· 全速向前，但同时保持日本传统

要说日本人比美国人或欧洲人更重视合作，这都是陈词滥调了。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繁荣期间，当丰田、本田、达特桑（日产）打败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时，管理专家们赞美日本的“品质圈”，甚至鼓励美国的装配线工人模仿日本人，每天早晨早早来到公司，一起边做跳跃运动边反复高喊公司口号。日本人做得没有任何失误。1987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日本企业的书，其副标题就是“没有失误的管理艺术”。20世纪90年代，这种狂热逐渐消失，当时日本飙升的经济增长已陷入了长达25年的停滞。一些社会心理学家对日本人“集体主义心态”的思想提出质疑，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日本人比西方人更能感受到集体精神。不管怎样，我们在调查世界历史上最剧烈的改革之一——明治维新时，发现了这种精神。在本章中，我们将不重点研究某一个人，而是要关注几个异常勇敢的领袖，他们设法推翻了已有政权，同时降服了200万名挥舞着刀剑的武士。

突破重围

午夜，坂本龙马睡着了，身旁放着一把宝剑，他知道如何使用这把剑。几英尺外的榻榻米垫子上躺着他的朋友，也死死地手握着剑。他们已经熄灭了蜡烛，关上了百叶窗。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但他们都很早熟——已经结下了仇家，真正的仇家，不是心怀怨恨或嫉妒的运动场对手，而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仇敌，其中包括一些这个国家中最可怕的武士。这个晚上或许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应该像哨兵一样保持清醒。但如果你一直在逃亡，那么体内的肾上腺素最终会让你陷入嗜睡状态，强迫你闭上眼睛。1866年的这个深夜，住在京都外的寺田屋旅馆是个失误。

大约有20个武士正在包围旅馆，预判敌人可能逃跑的路线，以防伏击出现纰漏。一位名叫楢崎龙的年轻女佣认识坂本龙马和他的保镖朋友。当他们来到旅馆时，她注意到他们黑色眼睛中的紧张不安与疲倦的表情。当晚他们住下后，她泡了个热水澡，把头向后仰去，这时突然听到一扇门被踢开。她用眼角的余光看到长矛在烛光中闪闪发亮。她够不着挂睡袍的钩子，于是赤身裸体跑上后楼梯，冲进坂本龙马的房间给他报警。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跳了起来，扔了条毯子让楢崎龙裹上，并把她送下秘密楼梯。他们提上宽松的裤子，抓起剑，但坂本龙马同时也抓起了另外一样东西——一把史密斯–韦森手枪（左轮手枪）。如果这将是一场野蛮的西部决斗，那么坂本龙马一定会全副武装。他想美国已经激起了这所有的疯狂。

坂本龙马和他的朋友蹲伏在角落里，听到入侵者冲上楼梯并迅速进入隔壁房间。随后进攻的武士们冲进坂本龙马的房间，举剑猛砍。坂本龙马躲到一件家具后面开始用左轮手枪射击，6发子弹全部射中，6个人倒下了。但武士们还在不断地往里冲，坂本龙马想要重新装上子弹，但武士的剑越来越近。一个年轻的武士扑向坂本龙马，一剑劈向他的左手，他扔掉了子弹。坂本龙马和他的保镖挥动宝剑，砍落了几个进攻者手中的长矛。但是还会有多少进攻者出现呢？对方人数占优，他们陷入了困境。还好有一扇窗户。他们抓住窗框，纵身跳到了一个空院子里，但这所院子没有通往大街的出口。由于他们比进攻者的动作快了几步，因此得以从一楼的窗户爬回房间，刺破用来分隔房间的纸门（障子门），冲了出去。其中有个卧室不是空的，一对年轻夫妇吃惊地看到两个大汗淋漓、慌不择路的武士冲过他们的榻榻米。最后，他们一路砍过去，找到出口，匆匆穿过大街，纸屏风上留下了他们的身形和他们宝剑的形状。攻击者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还会再回来找坂本龙马算账的。下一次坂本龙马会为应对他们做好准备吗？

坂本龙马的真实故事和过人勇气给人以灵感，人们创作出了7部电视连续剧、6本小说、5部电影、无数个电子游戏、若干长发飘逸的超级英雄玩具和拿铁咖啡上的艺术雕花。但坂本龙马之所以能够进入日本历史课本，不是因为他锋利的武士刀，而是因为他英勇而精明的政治活动。日本主要电视台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人民把坂本龙马看作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比拿破仑略胜一筹。沃尔特·迪士尼位列第40位，莎士比亚位列第87位，很轻易地被排在第52名的皇后乐队主唱弗莱迪·默克里打败。马修·派瑞名列最后，此处的马修·派瑞不是《老友记》的演员马修·派瑞，而是1853年驶进东京港的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1]坂本龙马和佩里这两个人物在日本政府和文化方面引发了一场革命，使日本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不再那么封建。日本从以小乡村和稻田为代表的与世无争的同质文化转而迈向以炼钢为基础、依赖外国商人的喧嚣的城市文化。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明治维新以及德川幕府的瓦解。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例子：当某个社会明确选择要颠覆其所有的传统秩序时，这种选择却没有带来灾难性的内战或血腥的革命。很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统治家族会被迅速处决（像1917年的俄国），或者他们会被枭首示众（像1789年的法国）。

在前面的故事中，坂本龙马从寺田屋旅馆逃跑的那一幕提出了两个关键主题，这值得讨论：第一，武士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深仇大恨；第二，史密斯–韦森手枪。如果没有野蛮的西部美式左轮手枪及其步枪兄弟，日本改革可能就不会发生。让我们弄清楚它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对今天的人们如此重要。

幕府统治下的封建制度：刀光剑影中的日本社会

自1603年以来，德川幕府一直统治着日本。是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天皇的地位在幕府之上，但天皇就像镶嵌在长剑手柄上的宝石一样，闪闪发光但毫无用处。德川幕府凌驾在覆盖日本四个主要岛屿、组织严密的封建制度之上。幕府统治者表面上对天皇忠诚，但有权命令天皇未经允许不得离开京都。这就使得天皇无法建立一支独立的武士拥护者队伍，甚至让天皇不能大声抱怨自己所受的待遇。1900年美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名为“她只是一只被关在镀金笼子里的鸟儿”。这本该是一首描写天皇生活的日本歌曲：奢华但受制于人。

让我花点儿时间来讲述一下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封建等级制度。首先是270个地区大名，他们是封建领主，负责自己封地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大米）。大名可以强制推行他们自己特殊的法律和税收政策，然而需要把部分收入作为“礼物”进贡给幕府。为了阻止大名密谋反对自己和秘密分流大名的资源，幕府强迫大名每隔一年需要住到江户（就像路易十四强迫其他贵族们住在凡尔赛宫一样），要求他们花钱供养几个家庭。甚至更为严格的是，幕府强迫大名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要住在江户，实际上是作为人质，在这期间大名要待在他们各自的封地。大名是最高级别的武士，享有大约5万蒲式耳大米的俸禄。儒家学说重视等级制度和有秩序的阶级结构（这就类似于英国伊丽莎白时代信奉的“存在巨链”的概念，该概念提出了一种社会结构：天使、国王、普通工人、野兽）。在日本，大领主（大名）之下是武士主体，他们担任政府官员和荣誉士兵。武士及其家人的数量在3000万的人口中占到了200万。政府向每位武士支付固定津贴以保持他们的忠诚。低级别的武士包括只在战时参战的农民。低级别的武士中最有趣、在某些方面最可怜的是浪人。他们没有主君或封建领主。他们是流民，因为他们的主君死了或他们被遣散，四处漂泊。浪人这个词的意思是“浪尖上的人”，就好像他们是被海浪推来推去。如果一名武士的主君过早地去世了，那么这个武士就该切腹自杀，因为他一定有过错。如果浪人不自杀，那他就可能会逃走，不光彩地四处游荡。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再回头讨论坂本龙马，看看他如何决定从荣誉武士变为浪人。

非武士平民也有级别，从村长开始，往下是农民和打磨武士剑的工匠。让我们跳过一层，暂时到最底层看一看。这里尽是些憔悴污秽的乞丐（“非人”），以及不可接触的“秽多”，他们搬运死尸、处理人类粪便、充当刽子手。人口普查员甚至都懒得统计这些人，因为他们被归为动物一类，强迫他们像麻风病人一样分居。1871年，政府正式废除了“秽多”和“非人”这些称呼，但耻辱仍然存在。

谁杀死了武士？地位低下的商人的报复

我们略过一个底层阶级，是为了深入了解社会这个大染缸肮脏的底层：商人（町人）。他们的作用对理解德川幕府为什么瓦解至关重要。武士看不起敛财的商人，因为他们缺少荣誉感并且没有统一的行为准则，也不能保护自己免受身体攻击。只有武士才允许佩带武士剑。16世纪晚期，丰臣秀吉大将军强迫农民们上交武器。商人不是不可接触者，而是被视为寄生虫，生活在上流社会的阴影中。

武士与商人之间巨大的地位差距导致了德川幕府的内爆。简单说来，就是武士欠下商人巨额债务。因为商人不仅仅处于社会底层，而且是社会贱民，这让武士觉得蒙羞。他们最直接的想法就是，位于社会等级最底层的人能够击败上层人物，这本身就破坏了社会的合法性。

电影《金刚》最初由菲伊·雷和一个22英寸高、外面包着兔皮的橡胶玩偶主演。在影片的结尾，男主人公若有所思地说道：“是美女杀死了那怪兽。”可怕的武士并没有从摩天大楼上落下或用爪子抓飞机，但在19世纪下半叶他们被一些我们认为美丽而美好的事情——和平与繁荣——消灭了。与斯巴达人相似，武士规则（后来称之为“武士道”，即勇士之道）强调自律、自我牺牲、勇敢并蔑视那些一味谋求物质财富的人。武士是战士，他们时刻准备着向前冲锋，劈开对手的肚子或者战败后剖开自己的肚子。他们是一支常备军，但问题是，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备而不战、四处游荡、无所事事。这不是他们的错。当幕府成功遏制了国内战事并阻止外国人从港口入境时，日本没有了敌人，让武士去做什么呢？同时，和平的城镇与乡村使得商人可以运输货物并创造出一种重商文化，商人的财富必然攀升。最终，商人显然不像寄生虫，而是更像出现在市中心和偏远山村中的那些能够成功获取大米、草屐和丝质和服的人。对武士来说不幸的是，他们的文化不支持他们加入到商人的队伍中。结果，武士表面上受到尊敬，实际上却失业了。他们这伙人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因为他们手头有太多时间。他们的困境让我们回想起第4章中讨论过的奥地利的马林塔尔，该地倒闭的工厂让人们意志消沉。武士也有着同样的感觉。一位同时代的人说：“他们可能被称为武士，但很难保持武士精神。他们失去了自尊，武士精神不断下降，就好像推着小车下坡一样。”

武士的债务和死亡螺旋

当武士甚至是大名为了撑门面而开始向商人借钱时，下坡的小车开始倾斜，失去控制。因为幕府开始炫耀财富，因此大名到江户拜访幕府以及回到自己的领地时，也被迫炫耀自己奢侈的服装和珠宝。他们从哪儿弄到这笔钱呢？大名们通过商人运送更多大米和其他农产品，商人们变得更具影响力，但也更受鄙视。武士们也需要炫耀他们在19世纪时的华丽衣服和珠宝：绫罗绸缎、耀眼的宝剑，等等。德川幕府时期的经济在不断发展，每个人都想要炫耀自己很富有，甚至连餐桌旁也出现了这种压力。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德川幕府初期，来吃饭的客人通常自带食物，主人提供冷汤。到1816年时，一位亲历者描述说：“人们在喝酒吃饭时非常奢侈，他们的点心包括各种美味佳肴。”因此主人不能再用冷汤来打发客人了。“例如，随便在什么地方，一顿讲究的饭菜，人均消费从2—3袋到4—5袋大米不等……现在，即使住在不起眼的房屋和偏僻小巷里的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也拒绝食用冷汤。”请注意观察者是如何将一顿饭的价格转换成大米的。大米是当时的交换媒介。但德川幕府时期的经济很快变得更为复杂，要求由银行家和经纪人操纵现金和贷款，他们管理着东京和大阪的大米仓库及市场。贵族和武士当然很想把商人一脚踢开或砍掉他们的脑袋。一个大名每年赚30万蒲式耳大米，但其债务相当于50—60年的粮食产量。“过高财务杠杆作用”（过度举债）不是2008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发明的术语。武士可以干脆拒绝还债、偷窃货物或杀害商人。但即使是死去的商人也能报复，因为幸存的商人很快就会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因而中断向欠债不还的大名或无耻的武士贷款。商人从武士鞋子里的石子变成了捆绑得更紧的鞋带。

德川幕府的垮台不是因为所有事情都出现了问题。它没有遭遇大规模的收入消失、贸易枯竭、疾病或战争等状况。恰恰相反，德川幕府的垮台是因为它在面对收入提高、贸易扩大、寿命延长和相对和平的局面时，没有为其统治的社会秩序提供法律保障。偶尔也会发生乡下农民反抗腐败的地方政府，或与那些农作物减产后取消贷款赎买权的商人发生冲突之类的事情，但这些只是特例。

税收制度也没有损害财富，相反，它鼓励农民提高产量。它是这样规定的：农民根据过去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土地往年的产量缴纳了一定数量的年税，如果他们能够设法增加大米、黄豆、小麦等作物的产量，那么他们只需缴纳很少的赋税。这一规定促使农民采用新技术，包括使用更好的肥料和犁具。增加的农作物产量的税率缩小到几乎为零。随着农作物产量进一步增加，城市得以扩大，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农民来种庄稼了。在大阪，棉纺业开始兴起，发展得欣欣向荣。识字率猛增，接近半数的男人能够阅读（但女人只有大约15%）。尽管商人被视为粗俗愚钝之人，但他们还是在城市中引领了一股艺术潮流，开始投资并赞助艺术家和剧作家。那些赋予埃德加·德加和爱德华·马奈灵感的木版画印刷作品大多刻画了19世纪的城市生活，包括色情的女人、相扑运动员和日本艺伎。这些木版画被称为“浮世绘”（ukiyo-e），翻译过来就是“虚浮世界”，指的是城市中出现的朝生暮死的快乐世界。但我想揭示另外一层意思，它表明以前幕府时代稳固的社会结构开始分崩离析，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壁垒开始转换、混合，最终像失事船只的漂浮残骸一样漂向大海。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提及德川幕府垮台中的另外一股重要力量。远隔重洋，日本爱国者能够看到闪烁的灯光。随着灯光越来越近，日本哨兵能辨认出一面旗帜：美国星条旗。对他们来说，那不是美丽的景象，因为新的虚浮世界将带来更多危险。

西方人如何胜出？幕府又是如何失败的？

200年前，日本人就见过大鼻子、圆眼睛的西方人。1542年，在莎士比亚写《暴风雨》之前半个世纪，呼啸的狂风把葡萄牙探险家吹离了航线，他们的船撞碎在九州岛的海礁上。当时手举长矛的日本人警惕地看着这些陌生人。过了一会儿，水手们显然饿了，因为他们拿出一个长长的、奇怪的金属工具向天空瞄准，然后射中了一只野鸭。当鸭子掉下来的时候，日本人也放下了他们的长矛。我们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此后几百年的历史：第一，外国商人开始进行贸易交换，换取日本的陶器、漆器、铜币和银器，随后源源不断的基督教传教士乘船来到日本。第二，17世纪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幕府的发展日益受到传教士的干扰，并且受到外国商人的剥削，因此收起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吊桥，迫害传教士及其皈依者，并在随后的200年关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在《白鲸》中，赫尔曼·梅尔维尔称日本是一个“上了双重门闩的陆地”。日本人把自己孤立起来[除了出岛（Dejima），那是长崎湾上一个人造岛屿上享有特权的荷兰人贸易站]。他们偶尔会听到新思潮的风声。1720年，政府解除了对有关医学、军事和地理方面西方书籍的禁令。日本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以中医为基础的医书不如欧洲人的解剖术。

1853年，当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驶进江户湾的时候，日本人面临着难以抗拒的压力。他是被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丹尼尔·韦伯斯特国务卿和美国国会派往日本的。当记者霍勒斯·格里利提出他著名的建议“到西部去，年轻人”时，他指的是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这些地方。截至1850年，那些地区已经处在美国控制之下。白宫找到佩里，告诉他“到真正的西部去”。他照做了。四艘烧煤的大船冒着滚滚黑烟，带着撬开日本贸易大门的使命起航了，就像当年英国成功打开中国的大门一样。此外，美国还想要得到一个安全的港口，以便于捕鲸船得到补给（捕鲸是美国的第五大产业）。日本人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海上强国。如同16世纪被葡萄牙人的火枪所惊呆的岛民一样，日本精英阶层既感到敬畏、憎恶，又感到惊愕、气馁。佩里留下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来信后离开了，6个月后他又回来了，这一次他带着7艘蒸汽轮船和礼物，包括一套玩具火车。日本人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火车，甚至连玩具火车也没见过。他们很快认识到蛮夷已经遥遥领先了，于是成立了一家“蛮夷书籍调查学会”。该学会研究什么呢？学会的研究者不是研究那些与野蛮这个词语有关的战斧、掠夺和匈奴王阿提拉等事情，而是研究火车、有轨电车和黄包车。大部分日本人从来没见过车轮，因为德川幕府禁止那种装置，害怕车轮能使反叛者把大炮运到江户。没有车轮和蒸汽机，1853年的日本人怎么能够进行军事或商业方面的竞争呢？这是很实际的问题。并且，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哲学问题，迫使日本人重新思考并推翻其社会结构与经济制度：“那些体味难闻、长满体毛的蛮夷怎么能够比神圣天皇的子民更善于思考呢？”在研究了西方大口径枪炮、比较了西方先进技术之后，日本人意识到他们误解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然而日本内部的有关阶层又怎么样呢？难道日本领导人就没有可能误解每一个阶层在社会中的位置吗？不可接触者为什么不能站起来，或者武士为什么不能倒台呢？如果武士在社会上倒台的话，他必须倒在自己的剑下吗？

刚开始的那几年，德川幕府试图回避这些问题，只是对美国人做出很小的让步，有时结果非常可笑。日本政府把第一位美国领事汤森·哈里斯打发到下田，这是一个刚被海啸摧毁、与外界隔绝的港口。美国人连续14个月没来看望哈里斯，也没有给他运送物资。日本人把硬得嚼不动的公鸡卖给他，并要求他住在一座旧庙里。庙里尽管老鼠横行，但显然还是相当凄凉的。哈里斯体重大减，以至他说自己看起来好像从身上劈出去一个副领事。尽管如此，哈里斯还是证明了自己是个称职的外交官。他最终促使了德川幕府在协议上签字，这份协议也成为俄国、丹麦、法国和英国代表团的模板。协议开放了更多港口，削减了关税，减少了鸦片贸易。触犯日本法律的美国人在美国法庭接受审判。包括坂本龙马在内的许多武士变得怒不可遏。一位有名望的大名——水户市的前领主，只要看到美国人驶入江户湾鸣枪示威就感到厌恶，更别提他们还从事未经许可的调查活动。这位大名说：“这是有史以来我们遭受到的最大耻辱。”为了报复德川幕府的让步，一群浪人跟踪并杀死了哈里斯的翻译。

日本面临着两难的境地：选项一：对西方开放，学习他们的技术，但这很没面子；选项二：坚决拒绝西方人。面对这种重大选择的德川幕府将军只有29岁，他体弱多病，没有子嗣。但他做出决定，同哈里斯签署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因为他知道，假如同美国进行海战，一定会丧权辱国。他也清楚自己同武士们的关系不牢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遭到贬黜，于是他向天皇的妹妹求婚，以此征得处于象征性地位的天皇的同意，支持自己的决定。

许多大名反对《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拒绝接受孤立的终结。他们谴责幕府，强烈要求结束德川幕府的统治，因为他们觉得江户过于软弱。他们也向天皇呼吁，并在“尊王攘夷”的呐喊声中游行示威：“恢复皇权，驱除蛮夷。”

推翻封建幕府：坂本龙马的反抗游行

萨摩藩、长州藩和土佐藩开始反抗西方人，也开始反抗江户懦弱的幕府。萨摩藩的武士杀死了一名在横滨旅游的英国游客，美国和英国则轰炸其封地内的要塞作为报复。长州藩的大名出动自己的炮艇，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步枪向西方人的船只开火。但后来出现了最令人震怒的羞耻一幕：幕府允许那些侧倾的、冒着浓烟的西方船只在日本船坞修理。武士们认为这是卖国行径！

现在让我们回到坂本龙马这个人物。在我们开场的故事中，幕府的部队奉命刺杀坂本龙马，袭击了寺田屋旅馆。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坂本龙马是一位剑术大师，住在土佐藩，也就是大约200个武士喊着“尊王攘夷”战斗口号的地方。他们称自己为“石狮”——具有崇高目标的人。坂本龙马加入了这个被激怒的团体，谋划要推翻或行刺一位地区领导人。但坂本龙马认为，焦点应该在德川幕府，而不是幕府的地方代理人。坂本龙马离开了他的主君成为浪人——接受训练，进行暗杀活动的流浪叛徒。他的首个刺杀目标是幕府的一位最高级别的军事与政治顾问，名叫胜海舟。当时坂本龙马对治国理念几乎一窍不通。他说自己出生于种植土豆的贫穷农民家庭，根本没有学习兴趣。孩提时代他在学校被人欺负，或许是因为他看起来弱小，或许是因为他爸爸只是个卖清酒的低级武士。像许多在操场上被虐待的孩子一样，坂本龙马想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于是开始学习剑术和搏杀。孩子们不再欺负他。但作为成年人，他憎恶幕府和外国侵略者的暴行。

在面对他的刺杀目标胜海舟时，坂本龙马可以说武艺超群，令人敬畏。但当他开始与胜海舟讨论日本的未来时，他意识到自己的理智的洞察力还只是个孩子的水平，他必须学习更多东西。胜海舟解释说，只是摧毁幕府还不够，驱除蛮夷也不够。日本必须学习蛮夷的方式、武器和技术，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海军称霸海洋。胜海舟由坂本龙马的刺杀目标变为他的高级导师。胜海舟教授他军事战略、企业结构和美国的《人权法案》。坂本龙马很快认识到他必须超越“尊王攘夷”，日本的目标应该是获得外国人的知识，而不是杀戮他们。在搭乘一艘日本战舰出海期间，他为新日本制订出《八点计划》，即所谓《船中八策》：结束幕府政权、支持天皇、建立两院制的立法机关、创办现代海军等。所有这些都将实现，其中有一些更为急迫，新型海军的建设不能等待政治决策。坂本龙马创立了一支私人海军（三菱公司的前身）。这支海军的首个使命是：袭击幕府的武装力量。时至今日，坂本龙马依然被认为是“日本帝国海军之父”。

作为没有根基的浪人，坂本龙马意识到，对自己所追求的一切，靠自己单打独斗是不行的，甚至与胜海舟一起合作也无济于事。他需要招募大名。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大名们正在内讧，忙于进行小规模的武装战斗。长期以来，长州藩和萨摩藩一直在互相争斗，然而双方都对幕府允许敌方的外国军舰在江户船坞修船的命令和意愿感到愤慨。坂本龙马不是凭借手中的长剑，而是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中斡旋，最终在长州藩和萨摩藩之间达成了军事联盟。德川幕府领导人获悉坂本龙马在进行谈判，于是当即将其列为刺杀目标，派忠诚的职业杀手前往追杀。当然，坂本龙马和那两个反叛的大名的谈判也处于麻烦与危险之中。正是在这些谈判间隙，坂本龙马及其保镖想在寺田屋旅馆休息一下，不料却被幕府凶残的刺客惊醒，好在他们没有得手。大家还记得在我们讲述的寺田屋故事中，坂本龙马抓起了一把史密斯–韦森手枪。这真是太具有讽刺意味了——一位发起“驱除蛮夷”运动的领导人用蛮夷的武器向正抵御蛮夷入侵的同胞射击，方才得以逃命。然而，这确实讲得通，因为坂本龙马的政治策略就是提倡从外国人手中得到他们最好的工具，包括那天晚上对付武士同胞的手枪。

在下关港口附近，坂本龙马指挥着一艘战舰并协助领导长州藩农民自卫队击溃幕府海军。萨摩藩也在准备自己的进攻。在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几年中，日本即将陷入自己的内战。接下来萨摩藩和长州藩谋划出了一个聪明而大胆的计划。他们实际上是劫持了天皇，却宣布已经恢复了帝制。突然之间，这些反叛者看起来像是真正的爱国者。坂本龙马的《船中八策》被传到幕府那儿，而此时的幕府看到自己的人正遭到屠杀。其家族统治了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将军接受了坂本龙马的计划，并宣称该计划是自己提出的。1867年11月，德川幕府让位，宣布“奉还大政”，由14岁的天皇负责掌管国家。

在坂本龙马令人惊叹的妙举发生之后几个星期，他和一个朋友及其保镖中途停留在京都的一家旅馆中，他的保镖是以前的相扑摔跤手。又有一群刺客闯进他的房间，坂本龙马再次抓起剑，但没有找到逃跑的路线。他们被刺杀了。后来，遭到废黜的幕府特警队前任队长最终因为谋杀坂本龙马这一罪行被处决了，但是难以找到真正的证据。犯罪动机不是因为坂本龙马通过自己的剑、自己的狡猾，特别是自己的外交手腕摧毁了幕府政权。

今天，政客们在互相竞争中几乎都想利用人们对坂本龙马的怀念，这令人捧腹。几年前，日本前法务大臣从执政的自民党退出，因为他“想充当坂本龙马的角色”。但其对立党的一位领导人反驳说，自己的团队已经“在扮演坂本龙马的角色”。随后国土交通大臣承认他“非常不满意”，因为他是坂本龙马更大的粉丝。看起来每个人都是坂本龙马的粉丝，因此当政府把坂本龙马严肃而光辉的形象铸造在1000日元硬币上时，收藏者马上抬高其价值，使其比法定面值高出很多倍。

明治维新还是明治革命？

天皇的名字叫睦仁，但人们称其为明治天皇（开明的天皇）。天皇不知道如何舞剑、射击或骑马。幕府不在了，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没有了儒家秩序以及由刺刀和羞辱强制推行的等级制度，这个僵化的社会能够运行下去吗？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部名叫“Eijanaika”的电影再现了当时混乱的狂热，描绘了农民、妓女、皮条客和以前的武士在街上、在妓院、在啤酒屋放纵地唱歌。他们不是在为新的民主权利和两院制的立法机关而欢呼，而是在为废除了封建障碍而欢呼。其中有一个镜头，女人们疯狂地跳舞，对着警察掀起和服，扭动屁股。影片的片名被译作“为什么不呢”。未来完全开放——要么更好，要么更糟。

对那些使用“明治维新”说法的历史书我不能认同。凸显“维新”这一说法是政治煽动者的一种宣传手段，他们想要争取民众支持天皇。事实上，自12世纪以来天皇便不再掌权。明治天皇不是垂帘听政，也不是等待从恶毒的篡位者手中夺取王位的哈姆雷特。幕府政权瓦解之后，与其说天皇是傀儡大师不如说是牵线木偶。他在皇位上是为了见证革命，而不是导演一场维新。“明治革命”消除了封建障碍，采用宪法来保护人民，颂扬西方文明，解散了武士并以应征军队取而代之。新政府将《五条誓文》公之于众，承诺将广开言路，结束“过去的恶习”。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远不及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以及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那样血腥。我主张历史学家们不要总把明治时期称为一场革命，因为战场上尸体的数量太少了。日本应该为付出如此少的生命却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而被称颂。

明治革命让我们可以提出下面这样几个与我们今天息息相关的问题：一个国家能够经历一场革命而同时既保持爱国主义观念，又几乎对每件事都进行彻底革新吗？在明明知道大量人员（200万名武士）经年懒散、不参加生产、士气低落时，国家如何才能团结一致？在回答这些与当前相关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在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革命中，年轻的明治天皇看到了什么。

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讨论明治天皇本人。对于那些想做进一步了解的人，哥伦比亚大学的唐纳德·基恩教授写了精彩的厚厚一卷书。简单来说，明治天皇没有正常的童年。他出生在一个远离皇宫的普通小房子里，因为当地习俗认为出生过程是“污秽的”。他由父亲的皇后养大，而不是自己的生母。他自己的妈妈并没有死于分娩，但因为她是妾，因此注定在照料这个婴儿时要称其为“殿下”，而不是“儿子”。睦仁长大后，他会去拜见父亲的皇后，但“从来没有迈进自己亲生母亲的门槛”。这段话出自睦仁的德国医生之口。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帝国皇帝放弃了中医，而选择了西医。

一路向西：岩仓使团

在明治天皇上台的时候，“尊王攘夷”的口号也被废弃了，以“文明开化”（文明和启蒙）取而代之。这部分源于由坂本龙马《船中八策》发展而成的《五条誓文》极力主张人们放弃“不合理的习俗”，以“世界的习惯做法”取而代之。对西方生活方式的狂热爆发了。这种症状时而肤浅时而深入。昔日的武士砍掉他们的顶髻发型，采用由理发师设计的西式发型。一首流行歌曲震耳欲聋：“如果你拍拍理完发的脑袋，它会发出‘文明与开化’的回声。”已婚妇女和昔日的贵族不再剃掉眉毛、染黑牙齿。牙刷流行起来。因为西方人吃牛肉，因而佛教僧侣也被要求吃牛肉。政府开始阻止杀婴和流产，而这在德川幕府时代很普遍。

一位名叫岩仓的官员认为政府需要更多有关西方文化的第一手经验，于是他乘坐一艘崭新的363英尺长、耗资100多万美元的燃煤的大船开始旅行。它几乎与当初的公主邮轮一样宽，一等舱有30个座位，二等舱有16个座位。船的名字很能说明问题，叫作“亚美利加”号。这艘船在布鲁克林建造。岩仓与48位官员、学者一起，历时2年，带领使团到美国旧金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英国，法国和欧洲各港口，返程时途经埃及、印度和中国考察。在华盛顿，他向尤利西斯·S.格兰特递交了一封天皇和首相的签名信，信中许诺日本将“进行改良运动”，这样就可以“与最文明的国家站在相似的基础之上”。当时的场景一定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比美国东道主个子明显矮得多，头戴高高的帽子、身着燕尾服走进会场，而美国人则穿着很随意。一位先前曾访问过美国国会的日本人评论过国会议员，说他们“互相大声争吵”，并且其穿着打扮像“我们鱼市”里的工人。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代表团参观了水晶宫和杜莎夫人蜡像馆。他们对世界第一条地铁网羡慕不已，由他们指定的历史学家记录道：“列车在我们宾馆所在街道的下面飞驰，因此我们能够听到它们雷鸣般的隆隆声。”在描述铁路时，这位历史学家说：“上车的乘客像蜜蜂一样拥挤，而下车的乘客像蚂蚁一样奔向四面八方。”日本人好好上了一课。一个世纪之后，东京的地铁闻名世界，因为他们在上下班高峰期雇用“推手”（oshiya）将乘客塞进车厢。访问者还参观了地毯厂、印染厂、钢厂和棉纺厂。日本人试图实现现代化，也试图阻止被更先进的贸易伙伴吞并。一位高官问一位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说：“兰金教授，请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在日本建立制造枪械的工厂呢？”那位教授回答说，日本应该创办大学，把年轻人培养成工程师。

并不是所有的讨论都充满溢美之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同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的会面中，日本人在讨论宗教自由这个问题时表现得很恼怒。日本的副大使非常恼火，称那次讨论“无法忍受”。但随后他改变了想法，在回国时说，“（外国人将一直）把我们看作野蛮民族”，除非日本废除反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规定。

岩仓的出访是一次成功的冒险，日本人深受启发，回国后开始彻底改革经济政策，重新安排社会优先事项。几年后，他们造出了“亚美利加”号的姊妹船，被命名为“日本”号。马克·吐温称之为“豪华之舟”。

今天，日本1万日元纸币上印的是多产的知识分子福泽谕吉的照片。如果说坂本龙马是斩断德川幕府统治者执政权的剑，那么福泽谕吉就是在全日本各地传播新文化的笔。福泽谕吉也出身于低级别的武士家族。他到西方旅行的时间甚至比岩仓使团还要早，回国后写成《西洋事情》一书，创办了一所大学，开办了一家报馆。他的《物理学图解教程》成为学校的通用教材。福泽谕吉认为，妇女在家庭财产分配中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妇女应该接受教育，特别是有关法律和财务方面的教育。他说：“这就像给文明社会的妇女们提供了一把用来自卫的匕首。”然而最重要的是，福泽谕吉鼓励独立精神。他相信，金钱能够买到学校和工厂，却买不到文明。文明必须靠争取才能得到：“除非我们能够慢慢地给人们灌输一种独立的精神，否则对一个国家来说，文明的外在表现只能成为无用的附属品。”这话听起来像是亚当·斯密、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纳德·里根的组合。他批评政府官僚干涉贸易、文化等所有事情，把普通百姓当作“纯粹的寄生虫”。在西方游学的过程中，他发现，“没有哪项贸易或工业上的发明是政府创造的。所有有价值的发明都是伟大思想的产物……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发明的，铁路是罗伯特和约翰·史蒂芬森脑力劳动的产物”。起初，明治政府忽视了福泽谕吉的许多经济建议，接管了造船厂、丝绸纺织厂和棉纺厂。政府发行债券负担它们的费用。然而，到19世纪70年代末，账单开始积累，于是政府开始了180度的大转变，把那些生意卖给私人投资者并把工作转包给他们。

让我们弄清楚日本学习西方文明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他们主要的动机是强化日本这个国家，而不是简单地模仿托马斯·杰斐逊和埃德蒙·柏克的民主政治训令。“文明开化”的口号与“富国强兵”相伴而生，意思是“国家富裕，军队强大”。从根本上说，与赢得道德哲学家的喝彩相比，日本对发展经济、财务和军事实力更感兴趣。比起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日本领导人更喜欢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日本的核心挑战是要汲取西方的知识，使之与日本的传统遗产相结合，建立一个更强大、更自由的国家。这能够实现吗？对于一个200年来一直躲在薄薄的纸屏风、肥胖的相扑摔跤手和致命的武士剑后面的国家来说，这听起来不大可能。

终结强大的武士阶层：谁拉着牵线木偶的线？

岩仓和其他约100位明智人士（几个不太明智的人也溜了进去）在王权背后负责管理。当然，尽管有些人可能也会受到贪婪、自大和渴望报复过去所受怠慢的鼓动，但总而言之，他们的声明和所做决定的结果展示了他们对民族未来所做的卓越贡献。其中许多人很年轻，大部分人出身于低层或中层武士。《五条誓文》为他们正在形成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平台，但这个平台并不稳定。革命开始时，政府没有力量以金钱的形式征税，而且国家也没有本位货币。幕府习惯于征收蒲式耳大米。大名拥有大部分土地，200万名武士期待着他们定期的固定薪俸。正式宪法直到1889年才被制定出来（以德国宪法为样板）。因为《五条誓文》坚持“高层和底层全都联合起来执行”事务，因此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必须废除封建社会结构。明治时期的领导人是无所畏惧的。曾参加起草《五条誓文》的前激进分子木户孝允走遍全日本，说服强大的大名把自己分封的土地交给天皇，以此换取公债以及在新政府里的发言权。木户孝允不虚此行，大名搬到了东京的住宅并告诉自己忠诚的士兵听从天皇的指挥。

接下来要面对最大的挑战：怎么应付200万名武士？

武士是骄傲而不安分的，他们身边一直放着宝剑，尽管在历经大约200年的和平时期之后，他们的宝剑已经锈迹斑斑。在这轮船、火车和受教育的妇女所在的新世界中，武士的位置在哪儿呢？这些新领导人以天皇的名义宣布等级制度结束，现在日本公民可以从事任何自己想做的工作。那些一生都在搬运人类粪便的底层人民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可以学习医学和法律。接下来是真正英勇的、视死如归的决定：终结武士阶层。政府把他们的传统固定薪俸砍掉一半（并很快将其转换成债券）。一个社会只有三种商品可以分配：权力、财富和声誉。明治时期的领导人从武士身上把这三样都扯了下来。武士现在被称为“士族”，这是一个空头衔，没有特殊权利，只有声誉日渐衰退后留下的悲伤。1876年，政府禁止士族佩剑，尽管有些人把剑拿在手里，试图以此来打擦边球（这一做法不起作用）。随着新规则的颁布，木户孝允说武士把他看作“极端危险分子，那些从来没有心怀怨恨反对我的人开始对我表示愤怒，世界上所有的怒火都集中到我身上……我准备为这项事业牺牲自己”。

愤怒的武士开始反抗，他们组织了一次针对东京，和岩仓、木户孝允等人的袭击。但这些新领导人又采取了另外一项勇敢而精明的措施。在废除武士阶层之后，他们宣布组建一支由平民组成的帝国军队，准备用来对付武士的反叛甚至是外国人的入侵。其中有位军队领导人指出，彼得大帝已经在圣彼得堡建造军舰并指挥着数百万常备军。对此，他写道：“我们现在必须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要有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士兵……制造并储备武器。”在新军队能够考虑对付俄国之前，它不得不面对萨摩藩2万名愤怒的武士。新的帝国军队粉碎了叛乱，反叛领袖西乡隆盛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杀。[2]他通常被称为“最后的武士”。原则性极强的西乡隆盛曾经领导反抗德川幕府的斗争，但对新政府羞辱武士的做法感到不满。他的那些剩余的追随者举起长剑，冲进天皇平民军队的精准瞄准范围内。武士可能会在神话、电影和书中复活，但绝不会再出现在真正的战场上。12年后，也就是在宪法颁布的同一年，为了显示宽宏大量和对共同历史的尊敬，明治天皇在西乡隆盛死后宽恕了他。

武士反叛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明治政府领导人勇敢地决定彻底改革他们的封建制度，而且冒着惹怒装备精良的选民的风险。今天，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领导人太过胆怯，不敢改革权利保障计划或重新讨论政府计划，因为有太多的受益者和太多的官僚会面临风险。这些领导人应该考虑一下武士的例子，这或许能够给他们一些勇气。明治政府领导人在做出艰难的，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选择时，表现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解散行会，提倡机动性与识字教育：明治经济得以解放

在本章前面我说过，德川幕府时期的经济并没有失败，也没有栖息在悬崖边上等待崩溃。像美国南方一样，尽管日本当时主要是农业经济，但并没有停留在奴隶制阶段。税收制度甚至鼓励乡下农民在自己的土地里投资，种植更多庄稼。但明治时期的日本也需要一次工业革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需要机动性。我的意思不仅仅是需要火车、轮船来运输货物，而且需要人们在居住环境、职业和精神方面更加灵活。打破等级制度是关键性的第一步，因为它使得人们可以自由变换职业，而且可以到不同地区从事新的工作。一些昔日的武士放下宝剑，拿起了锄头、锤子和铆钉，其他一些人离开农村来到城里。新政权废除了道路通行费，形成了流动性更强的国内市场。当年日本人看到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来的礼物时，他们曾艳羡不已。那是一套按照1/4比例制作的玩具火车，带有一节旅客车厢和370码[3]长的轨道。此后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日本就为连接东京和横滨的真火车剪了彩。政府解散了阻止年轻人从事新行业并抬高物价的行会。此处我们再次看到一个改革家对抗强大而有组织宗派的典型实例。今天，那些抱怨自己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妨碍的国会议员应该留意，公众选择理论家也应当留意。因为明治时期的生产力甚至比德川幕府时代提高得更快，所以日本很少进口粮食。这不是挨饿的征兆，而是表明日本人想出了办法，可以利用数量更少的在田里辛苦劳作的农民生产出更多的粮食。

农业的兴旺释放出更多资源，企业家把这些资源投入到工业中。日本从出口大米之类的原材料商品转变为出口精美的纺织品成品。日本的繁荣部分源于桑蚕这种小虫的辛勤工作，它使日本成为最大的丝绸输出国。棉纺厂的数量迅速增加，在明治时期的头10年，棉纱锭的数量增长了好几倍。一位英国棉花关税谈判员把曼彻斯特和大阪的工厂做了一下比较，得出结论说，日本的优势并非来自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漫长的劳动时间”，而是因为“大阪已经实现了大批量生产的经济价值”。一位关注日本的著名经济学家称其优势“令人吃惊”。1889年，日本棉花产量几乎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原来的10倍。为了吸引工人，厂方提高了薪水，并持续增长到20世纪。为了支持福泽谕吉早期关于创业的观点，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项有趣的新研究，他们利用精确的、分别从每一家公司得来的数据，指出那些最兴旺的公司并不曾接受政府的资金资助或援助。随着更多企业的成功运作，公司开始向公众出售股票，股东的数量从1886年的10.8万人猛增到1898年的68.4万人。企业家的数量增多了，而且他们大多不是来自精英家庭——大约3/4的企业家来自以前被归为平民阶层的家庭。最重要的是，公众变得越来越聪明，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五条誓文》宣称：“全国将没有一个家庭或一个家庭成员是愚昧无知的文盲。”截至1900年，包括女孩在内，大约全体日本孩子都接受过学校教育。同时，政府开办大学，并把优秀学生送到国外学习，把商科学生送到美国，理科生送到德国，法学专业的学生送到法国，航海类专业的学生送到英国。

全速向前，但同时保持日本传统

现在日本的棉纱锭比英国的转得快，日本的孩子们在学习自然科学，日本政府官员头戴礼帽、身着燕尾服四处走动。这必然会遭到强烈抵制。

与我们前面的发现相一致的是，日本较高的生活水平很快带来了较低的生育率以及更庞大的官僚机构。但其所遭到的抵制主要表现在精神和文化方面。日本人变成了什么人？他们变成了美国人，德国人，装腔作势的人，还是想变成重要的人？日本群岛曾经以团结有序的精神而自豪。日本现在还有顽强的个人主义、暴发户和武士死魂灵的空间吗？长期保持的传统何去何从，是好还是坏？日本人能够坦然地坐在世界领先国家之间，为他们的歧视性观点（通常是将女性当作幼儿对待）辩护吗？明治政府如何既保护了独特的日本性格又使国家团结一致，同时还鼓励其人民借鉴西方文化？几乎没有人怀疑日本需要学习更好的方法来种植棉花，掌握更快的方法来操作机器，学习更耐用的方法来建造可以抵御海啸的房屋，以及掌握更先进的能够战胜疾病的西方药品。但是那些富士山下从东京高速开往京都的火车带走日本的灵魂了吗？明治时期最著名的小说家夏目漱石写了一本令人难以释怀的小说《心》。小说描写了在混凝土建造的城市中、在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上人们的寂寞心境。一位老人说：“你看，既然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充满自由、独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那么孤独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其间，贾科莫·普契尼创作了歌剧《蝴蝶夫人》，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讲述了放弃传统、接受转瞬即逝的西方方式所遇到的风险。尽管普契尼是意大利人，但这故事来源于日本人向传教士讲述的真实故事。在演奏了抄袭自美国国歌的几个旋律音符之后，一位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平克顿的年轻美国海军中尉来接15岁的巧巧桑做他的新娘，巧巧桑以前做过艺伎。他还带来了一份为期999年的房屋租约，这所房子可以俯瞰长崎港。如果提前一个月通知，那么租约就可以取消，这是日本方式。如果提前一个月通知，婚姻也可以取消。他暗示说这也是日本方式。在第一幕中，本杰明·富兰克林·平克顿提醒说，他将“与蝴蝶一起玩，即使这样做会毁坏它的翅膀”。巧巧桑愿意放弃自己的佛教信仰，转而信奉基督教。但之后，她丈夫返航回到美国。她等了他3年，尽职尽责地养育他们的儿子，等待中尉返回。随后传来一声炮响，巧巧桑唱起高昂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在令人心碎的“等你归来”处达到高潮。平克顿的“亚伯拉罕林肯”号驶入了港口。巧巧桑开始装饰屋子，“到处都是鲜花”，并穿上了婚礼礼服。但中尉不是来和她共度第二个洞房花烛夜的，而是要来带走孩子，交给他的美国妻子抚养。在歌剧最痛苦的一幕中，巧巧桑给她年幼的儿子戴上眼罩，在他的小手中放了一面美国国旗，然后拿起匕首自尽了。她放弃了所有的日本传统，只保留了一条——体面的死亡：“当一个人不能够再光荣地活着，那就光荣地死去。”

明治政府展开讨论，避免把全体国民都变成孤独的有轨电车乘客和巧巧桑。日本及时回头，复兴神道教和日本的神话传说。在明治之前的几个世纪里，神道教牧师已经被佛教徒和儒家学者挤到了边缘地带。但与其他那些从中国移植过来的信仰相比，神道教故事提供了更加令人振奋而独特的日本哲学。《古事记》是公元8世纪的典籍，记载了几千年前日本神话的形成。在通往天国的浮桥上，男神伊耶那岐和女神伊耶那美举起一把“天国的珍珠矛”，把它投入海中搅动。当伊耶那岐把矛举到空中时，4滴结晶盐掉回海里，形成了日本国土。因此，根据这个故事，日本是神性行为的结果。政府开始提升神道教和以太阳女神为首的万神殿神明的地位，设立了神道事务办公室和礼部。太阳女神的儿子是谁？明治天皇。因此，现在那个瘦瘦的年轻人有了三个妈妈：自己的生母、父亲的皇后和太阳女神。那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因为几乎没有日本人真正相信他是天意神授的结晶——直到1905年天皇的海军大败俄国人。在那一刻，神授帝国统治的观点听起来似乎是可信的。

明治时期的领袖们做了四个艰难的选择：第一，为了保持更高的生活水平，他们撬开国门，发展贸易。第二，他们降伏了那些从社会等级、行会和其他妨碍社会机动性中受益的人。第三，他们废除了武士阶层，这些可怕的敌人在很长时间内阻碍了经济与社会进步。第四，他们认识到只有金钱和遗传还不够，为了保持四个岛屿的统一，他们必须提升某种团结一致、独一无二的日本精神。

1912年，明治天皇死于糖尿病和肠胃炎，这证明了他毕竟还是人类。此时的日本比明治天皇执政前繁荣得多，只是多了点儿困惑。社会等级障碍已经消除，现在年轻的男男女女需要游走于“wa”音和“yo”音之间，[4]挣扎于日本传统和西式风格之间。今天，在东京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种斗争——年轻人在神社中祭拜祖先，但随后就会戴上Beats耳机，踩着滑板回到大街上，口中发出街舞音乐中的变音“yo”（呦）。

[1]二人英文名均为Matthew Perry。——编者注

[2]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失败后，以“介错”而死。——编者注

[3]1码=0.9144米。——编者注

[4]日语中，“wa”音意为“和”，指代日本；“yo”音意为“洋”，指代西方。——编者注

第9章 两位无畏的领袖：不找任何借口

唐佩佩与果尔达

他的使命

· 废除腐败的军队

· 创立持久的民主

· 让黑人移民的孩子成为公民，让妇女获得选举权

· 主动退位，而不是紧抓权力不放

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德国、意大利、法国、匈牙利、斯里兰卡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动摇了这些国家的王权统治。而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共产党宣言》。相比之下，1948年被《世界历史百科全书》定为一个时间分割线，目的是让学生们记住两个重大事件：第一件，一个名叫彼得·戈德马克的人发明了慢转密纹唱片；第二件还没有第一件那么重要，那就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召开了一次会议。然而，对我们来说，1948年让我们受益匪浅。在本章中，我们将研究一下两个人物，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除了一点——这两个人物上台时，他们的国家都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并且，这两个人都曾遇到过一些常见的借口，那些平庸的政客经常为自己国家的衰败找的借口。

我们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人称“唐佩佩”[1]。此人发动革命，与腐败政府进行斗争，给国家带来了长治久安的民主局面，这比中美洲地区的其他邻国早了40年。他本来可以轻易地利用那些陈腐低劣的借口，说什么“周边国家如此腐败，根本不可能期望我们比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做得更好”。我们会发现，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唐佩佩的双手沾满污秽，他甚至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他的这些行为是否否定了他后来的功绩呢？第二个可以利用的借口是：“哥斯达黎加无法为一个穷兵黩武的现代奠基人感到自豪。”唐佩佩通过自己的行为告诉我们，国家可以充满自豪和爱国热情，即使这个国家的奠基人不那么圣洁高尚。

果尔达·梅厄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开垦葡萄园和花园。她发现整个地区遍布巨石、干旱和带有沙文主义的男人。我们经常听说有些国家因为异常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变得繁荣昌盛——委内瑞拉的石油、埃塞俄比亚的黄金以及海地的铜。但巴勒斯坦地区一无所有。果尔达曾开玩笑说，这里唯一的自然资源就是沙子。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早期领导人以及以色列总理，她本来也可以利用那些陈腐的借口，说什么“我们没有自然资源”。但是，果尔达坚持垦荒，并招募其他人也参与其中。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她居住的地区开始向全世界出口水果和蔬菜。近些年来，曾被果尔达戏称过的沙子已经被制成了硅，而以色列自己的“硅溪”（Silicon Wadi）所推动创建的高科技企业数量（人均）比世界任何地区都要多。

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唐佩佩和果尔达·梅厄。同发明慢转密纹唱片的那个家伙相比，这两个人无疑使得1948年显得更为与众不同。

唐佩佩：是什么造就一个魔头，是什么造就一个人？

唐佩佩肩膀瘦削，鼻头下垂，身材不高，肤色黝黑，有些秃顶，并不完全具备领袖气质。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位特工说，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夫妻糖果店店主。但在1971年的一天，唐佩佩不是在搬运士力架巧克力棒，而是手持冲锋枪在扮演英雄的角色。一架飞机从迈阿密起飞后不久，一伙尼加拉瓜恐怖分子冲进驾驶员座舱，拿枪对准机组人员，要求在哈瓦那降落。一位乘客试图反抗，结果被他们射伤。飞行员对劫机者说他们必须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补给燃料，他们相信了。当时唐佩佩正担任自己第二任期总统（第一任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同警察一起冲到了停机坪，手里牢牢攥着一挺冲锋枪，吓得恐怖分子不敢正视他们。他同警察一起对着飞机发动机开火，并把飞机轮胎打瘪了。他后来说：“我当时看到机舱里面的一个恐怖分子正把枪对准一名女乘务员，于是我当机立断，下令向飞机内投掷催泪瓦斯。”他们击毙了两名劫机者，打伤了另一名，所有乘客获救了。

此人为什么如此擅长使用冲锋枪？为什么这个人能够把哥斯达黎加变成拉丁美洲地区最稳定的民主国家？这可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美洲唯一的民主国家。他的崇拜者，尤其是那些反战主义者，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唐佩佩的政治生涯开始时，他亲自引爆建筑物，恐吓百姓。因此，在攻击恐怖分子时，他抱有怎样的道德立场呢？律师或许会援引“金盆洗手”的理论来解释，而文学教授或许会提出那个极端的例子，说什么麦克白夫人永远也无法清洗干净自己手上的血迹。对我们来说，唐佩佩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一个国家能否重建其荣耀、民主和经济，即使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自己曾打打杀杀，其行为可以被看成恐怖主义呢？

从公共图书馆走出的令人自豪的毕业生

尽管何塞·菲格雷斯·费雷尔并非来自纯正的贵族家族，但他父亲是来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位移民医生，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家庭。他的母亲是位教师，也来自西班牙。1906年唐佩佩出生时，哥斯达黎加十分原始和落后，在随后的50年时间里也没有太多改观。道路是土路，苍蝇横行，没有厕所，儿童赤身裸体，农民用水采用限时供应的方法。唐佩佩是个聪明的孩子，数学、物理成绩优秀，他甚至选修了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市一所学校的函授课程。他一定是在函授学校学习期间喜欢上了他所接触到的美国事物，因为几年之后，他没有听从父亲的指示，而是跳上船来到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学习工程和水电，同时在一家茶叶公司打工，担任翻译。不久，他从麻省理工学院退学，但随后制定了自己的课程表，经常出入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读工程学著作以及塞万提斯、马蒂和康德的作品。尽管唐佩佩中途辍学，但今天，麻省理工学院依然声称他是该校的学子。唐佩佩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说自己的母校不是麻省理工学院，而是波士顿公共图书馆。

爱情，然后是战争

1928年，唐佩佩回到哥斯达黎加，几年之后定居在距离圣何塞骑马大约7小时路程的一处农场。他成了一个成功的农场主，种植咖啡豆、大麻和龙舌兰仙人掌。他从仙人掌中提取卡布耶叶纤维，将其制成绳子和麻袋。很显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接受的工程教育最终派上了用场。1940年，很不般配的一对新人结合了。一个女孩在看望住在圣何塞的姨妈时出席了一场晚宴。这个女孩22岁，来自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是长老派信徒，几乎不懂西班牙语。她的名字恰如其分，叫亨丽埃塔·博格斯。唐佩佩也受邀前来参加晚宴。姑娘的姨妈认定了两件事：第一，这两个年轻人会结婚；第二，唐佩佩将来会当上总统。亨丽埃塔后来解释说，她姨妈对许多事情都曾做过相当古怪的预测——飓风、干旱，但这些预测从没有成真。然而，她对唐佩佩的预测是个例外。亨丽埃塔回忆说，她姨妈之所以这样预测，是因为“他脑袋后面的曲线轮廓同希腊雕像一样美丽，这就证明他会成为总统”。亨丽埃塔很快接受了唐佩佩的求婚，憧憬着自己将在种植园里开始一段富有异国情调、迷人而传统的生活，嫁给一个温和的拉丁美洲人，尽管此人生就一副非常弯曲的头骨。但故事并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

唐佩佩是个不安分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潜艇横跨大西洋，投放间谍，并在墨西哥湾和西大西洋攻击过往船只。时至今日，大多数美国人也不知道纳粹德国潜艇曾从巴拿马运河入口处秘密潜入长岛海峡。1942年7月30日，一艘纳粹德国潜艇在距离密西西比河河口只有45英里远的地方炸毁了“罗伯特·E.李”号游艇，船上有406名乘客。几个星期之前，另外一艘U–161潜艇潜入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港口利蒙港。纳粹德国海军指挥官通过潜望镜发现码头工人正在从“圣巴勃罗”号汽轮上卸货。他指挥手下发射了2枚鱼雷，直接击中了“圣巴勃罗”号汽轮的一侧。轮船爆炸了，大火吞噬了码头。此次袭击杀死了23名哥斯达黎加平民，外加1名海员。那年，在墨西哥湾，20艘纳粹德国潜艇在执行纳粹所谓的“击鼓行动”或“第二段欢乐时光”任务中，击沉了70多艘船只。

随着“圣巴勃罗”号汽轮的爆炸，哥斯达黎加也被引爆了。7月4日，2万名哥斯达黎加人冲到一处公共广场，聆听总统拉斐尔·卡尔德隆对德国背信弃义行为的反应。但卡尔德隆没有出现，抗议演变成了骚乱，演讲者谴责卡尔德隆没有能够保护他们免受轴心国武装的攻击。暴徒们向大楼扔石块，打劫者趁机闯入123家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一些西班牙人开的商店，把货架上的东西洗劫一空。警方逮捕了100名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几代人之前就已经移民到哥斯达黎加的家庭，他们主要经营糖、咖啡和香蕉种植园。（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购买了这个国家40%有价值的咖啡作物。）在珍珠港遇袭4天之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要求下，哥斯达黎加开始在首都建立外裔人拘留营，用来关押可疑的外国人和移民家庭。《论坛报》（La Tribuna）将其称为“集中营”，能够容纳400人。

亡命天涯，走私枪支

当时的首都一片混乱。成为众矢之的的卡尔德隆说，示威游行让他感到“相当高兴”。可能他指的是对德国企业的攻击，而不是声讨他领导不力的示威者。唐佩佩的一些店主朋友在骚乱中丧失了生计，而他则出钱购买当地一家电台的广播时间，开始抨击卡尔德隆昏庸无能，纵容抢劫犯破坏百姓财产。在唐佩佩长时间慷慨陈词、抨击政府之后，警察捣毁了播音室大门，扯断了麦克风，把他抓起来扔进了监狱。政府指控他叛国，向纳粹泄露军事机密。亨丽埃塔前往监狱探视他，她说自己的丈夫全身血污，蓬头垢面，身体虚弱得连牢房的栏杆也抓不住。但是，唐佩佩一夜之间成了民族英雄，政府无法让他“消失”。相反，卡尔德隆把他流放到萨尔瓦多，他从那里设法前往危地马拉，而后又到了墨西哥。亨丽埃塔带着蹒跚学步的女儿和年幼的儿子，陪着他一路同行，历尽艰险。在随后两年的流放岁月里，他们风餐露宿，在大山里同叛徒和游击队员混在一起。“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呢？”亨丽埃塔问道，“我应当回到伯明翰，为一家报社工作，参加乡间俱乐部，过着南方女人的正常生活。可是，我现在却穿行在深山老林，如同惊弓之鸟，担心随时可能被枪杀。”她活了下来。2011年，在93岁高龄时还撰写了一部精彩的回忆录，记录了当年的悲惨岁月。

唐佩佩密谋要返回哥斯达黎加，即使这意味着需要在自己的披风里面挂上一腰带的机枪子弹。他向哥斯达黎加走私武器，悄悄溜出来参加午夜会议，甚至拖着亨丽埃塔一起，把她当作掩护，前往码头提取装有枪支的货物。唐佩佩曾经说过：“没有可可豆（武器）就做不成巧克力（反抗）。”与此同时，卡尔德隆在圣何塞组建了一个荒唐、庞大的联盟，其成员包括共产党、法西斯警察恶棍、天主教大主教以及一些咖啡种植园封建地主。1944年，唐佩佩流放归来，被允许组建社会民主党。这给了他一个舞台，可以以此来指控卡尔德隆及其继任者特奥多罗·皮卡多监守自盗。

当时，中美洲所有国家都狼烟四起，形形色色的起义者纷纷拿起武器，组建武装力量。这有点儿像好莱坞影片《十二金刚》里面的演员阵容，其中包括21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被其他人视作自我中心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记者们称这些人是“加勒比联盟”。在一次预谋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行动中（此次行动得到古巴总统的秘密支持），卡斯特罗遭到逮捕，被押上了一艘军舰，但他从船上跳入海中游走了。唐佩佩同一群“二战”老兵组成的乌合之众一起训练，1945年到1946年间，他同一些地主和学生革命者密谋，计划推翻卡尔德隆–皮卡多政府。士兵们在他的农场里训练，该农场被称作“La Lucha Sin Fin”（意思是“永不停止的斗争”）。他的一位盟友（一位前总统）称唐佩佩是“战争酋长”和“疯子”。他们的策略中就包括恐怖主义手段。

在1948年的总统大选中，卡尔德隆竞选连任，但以微小劣势失败了。街头暴力事件突然爆发，存放选票的大楼被烧毁，卡尔德隆所在的政党宣布选举无效。抢劫者再次冲上了大街。唐佩佩开始向首都进军，此时的首都已经由于罢工而陷入瘫痪。他的部队沿途占领了卡塔戈和利蒙，手段非常残忍。他们的对手包括卡尔德隆的军队和“流浪汉编队”。这个编队是些滑稽的乌合之众，其中有法西斯分子和倾向共产党的香蕉采摘者。这些香蕉采摘者来自哥斯达黎加低地平原，为了能在山地保暖，他们肩上都裹着毯子。在持续40天的内战中，2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卡尔德隆下台后，内战结束，唐佩佩上台，成为哥斯达黎加第二共和国执政委员会主席。如果说他的手上没有沾满鲜血，那上面也一定会有火药的痕迹。接下来这个大麻种植者、游击战士、武器走私者、暴乱煽动者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不管他采取什么行动，哥斯达黎加人能够对这样一个依靠武力夺取政权的政府感到自豪吗？

改革三部曲

唐佩佩在1948年上台时，未来那些拉丁美洲领导人看起来要么把自己伪装起来（像菲德尔·卡斯特罗那样），要么自称是大元帅，把自己打扮得像是大饭店门前的门卫，而不像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唐佩佩不用再同肩章、绰号和武器打交道了。作为领袖，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废除军队。他象征性地推倒了贝亚维斯塔要塞的一堵城墙，把要塞的钥匙交给了教育部部长，他要在此地建立一家博物馆。从那一天开始，哥斯达黎加人就开始自豪地援引唐佩佩的话，炫耀说他们教师的数量比士兵多。当唐佩佩向一群人宣布他要废除军队时（事实上哥斯达黎加的军队是一支很小的武装力量），亨丽埃塔向政府公共工程部部长询问：为什么听众没有鼓掌的？这位部长回答，听众认为她丈夫一定是疯了，因为其他拉丁美洲领导人都必须依靠军队才能活命。唐佩佩的行动不仅仅是出于宽容仁慈的考虑。他很清楚，一支现役部队既能够支持他，也同样可以在政变中轻易地谋杀他。通过解散军队，他或许可以让自己的地位更加稳固。除此之外，唐佩佩的其他改革措施也同样引人注目。在担任领导人的18个月里，他赋予了黑人移民的孩子公民身份，让妇女获得了选举权，确保了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取缔了共产党，发布了用简明语言撰写的宪法。之后，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唐佩佩把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护送到总统府，然后返回了自己农场的家中。

主动退位，而不是紧抓权力不放

从绝对权力中主动退位是一种考验，只有相当自信的领袖才能够通过考验。率先这样做的是辛辛纳特斯。辛辛纳特斯是古罗马一位农民出身的政治家。公元前458年，他在地里耕作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元老院议员找到他，询问他是否愿意执掌共和国。当时，罗马正同马背上的敌对部落作战，在一些关键战役中屡屡失利。元老院授予他“独裁者”头衔，而他也接受了这一头衔。辛辛纳特斯在战场上同步兵一起向古罗马的敌人发起攻击，获得了胜利。随后他解散了军队，放弃了王位。他担任独裁者的时间只有短短的15天，而他本来可以在位数十年。大约20年之后，元老院议员再次寻访到他，而他也再次成为独裁者，挫败了政变，而后又解甲归田。乔治·华盛顿也曾两次放弃终极权力。一次是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另一次是在辞去总统职务之后。拜伦勋爵称赞华盛顿是“西方的辛辛纳特斯”，而美国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则写下了如下狂热的诗句来向华盛顿表示敬意：“怀揣昔日罗马军团的自豪，他退隐到山村田园之遥。”这些诗人或许也可以为肩膀瘦削的唐佩佩撰写类似的赞美诗。

这里有几个关键问题：唐佩佩的改革是否只是一种狡猾的临时性策略，可以让他夺取权力，并让他自己及其盟友在总统府中长盛不衰？或者他们计划在哥斯达黎加的民族文化中永远刻上稳定的民主标记？证据有力地指向了后者。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哥斯达黎加周边危机四伏，形势十分凶险。20世纪50年代，尼加拉瓜试图入侵哥斯达黎加。30年后，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员携带苏联卡拉什尼科夫设计的AK–47冲锋枪占领了尼加拉瓜，并把这种突击步枪刻在他们的艺术壁画中。萨尔瓦多人则腹背受敌，一方面是暗杀敢死队，另一方面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那些手段残忍的朋友。曼努埃尔·诺列加把巴拿马经营成了自己的专营毒品店。在唐佩佩改革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哥斯达黎加人有无数合法的理由重新武装部队，但是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唐佩佩领导他们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不应当改变这种路线，尽管狭长的国土两边危机四伏。时至今日，哥斯达黎加用在国防上的花费比例远远低于这片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在唐佩佩上台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哥斯达黎加的教育投资从占预算的3%左右攀升到大约20%。每当开展一项新的文化项目时，他就会问道：“为什么拖拉机上不配备小提琴呢？”

我十几岁的时候曾向《纽约时报》投稿，文章名叫“你们的恐怖分子，还是我们的自由斗士？”（我从没收到过《纽约时报》的回信，但他们的确应当刊登那篇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在某个有争议的人物上台之前，你不能武断地将其说成是恐怖分子或自由斗士。我们要看他们上台之后做了什么。他们是建立医院和学校，还是购买更多的坦克和机枪？他们是努力利用制度维护和平，还是对内对外穷兵黩武？唐佩佩、乔治·华盛顿和穆斯塔法·阿塔图尔克都说自己是行为高尚的人，但我们不能轻易相信——除非不再有炸弹爆炸。我们必须等待，听听下一次巨响是否来自兴建学校和医院的工地，是否来自交响乐大厅。对于唐佩佩来说，是的，他在上台时手中还掌握着武器。但1998年，他的那些自豪的选民在贝亚维斯塔要塞附近为一座青铜雕像揭幕——唐佩佩曾于1948年在此推倒过一堵城墙。雕像中的唐佩佩身着平民服装，双手看起来相当干净。

穿休闲鞋的领袖：果尔达·梅厄

她的使命

· 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

· 接受科学技术，但保持情感纽带

· 创建更具机动性的国家

· 对抗沙文主义男人

果尔达·梅厄本来可以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度过舒适的一生。在那里她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曾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辞。1909年，11岁的果尔达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为贫穷的移民儿童购买书籍。理查德·尼克松后来曾与果尔达·梅厄开玩笑说，尽管密尔沃基失去了勇士棒球俱乐部，但它很幸运还拥有她。尼克松补充说道：“事实上，勇士队现在可以利用你来担任替补击球手。”果尔达·梅厄并不是在俱乐部桑拿房闲逛的替补击球手。她会在比赛最后一局，在队伍士气低落、需要反败为胜的一击的时候上场。她的每一次击球都非常有力，在以色列早期历史上都具有冒险色彩——旱灾让农民乞求得到水源；枪击杀死了坐在她身边的司机；英国士兵阻止全身湿透的大屠杀幸存者下船，强迫他们返回拘留营。果尔达眼睛下方的眼袋证明了她所见到的一切。1969年，她在宣誓担任以色列总理时，看起来同刚刚从白宫卸任的、疲惫不堪的林登·约翰逊十分相似，彼此身高相差不到一英尺半。

是态度，而不是纬度

本书这一部分的重点不是要关注以色列无数次具有争议的战斗，也不是要关注它今天同巴勒斯坦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相反，果尔达·梅厄的一生，让我们有机会来审视下面这个常常被人提起的借口，用来解释一个国家所面临的苦难——“我们缺乏自然资源”。果尔达经常嘲笑这一问题，并承认人们难以原谅摩西，因为他费尽心血率领犹太人在沙漠里前进了40年，结果却把他们带到了中东一处没有石油的地方。但这些只是玩笑话，并非领导策略。只要能睡上短短的4个小时，外加一盒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她就会表现得坚韧不拔、无所畏惧、不可阻挡。对于外行人士、历史学家，甚至专业经济学家来说，人们自然会担心自然资源问题。小时候在翻阅地图册的时候，我有些嫉妒苏联，因为这个国家不但比美国的国土面积更广阔，而且黄金也比美国多，就连铝土矿也比美国多。我当时并不清楚什么是铝土矿，但既然兰德·麦克纳利地图册将其在地图上标注出来，那它一定是个好东西。经济学教科书经常提及“要素禀赋”这个概念，意思是说地下埋藏的矿产资源可以决定经济发展。贾雷德·戴蒙德的那些畅销书指导我们从生态学角度理解了国家的兴衰：欧亚大陆得益于驯化的野马，但非洲受制于不听话的斑马。羊驼游弋在智利高原，但安第斯山脉太过艰险，难以逾越，因此阿兹特克人就得不到丰富的羊毛和强壮的驮畜。欧洲人在对美洲实行殖民统治时，加勒比地区看起来比北美大陆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古巴和巴巴多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比美洲殖民地高出50%。伏尔泰无法理解为什么法国和英国要在18世纪50年代费尽周折同印第安人发生冲突。加拿大只不过是个“野蛮人、狗熊和海狸生活的”国家。伏尔泰在小说《老实人》中嘲笑欧洲人，说他们为了争夺“几英亩的雪原”而展开了一场“美丽的战争”。一些专家仿佛只关注那些貌似样板间的国家，他们只在乎“位置，位置，位置”。好像这些东西可以决定经济健康发展：“澳大利亚太遥远了！”“看，委内瑞拉有石油！”然而，澳大利亚显然比腐败的委内瑞拉更富裕，尽管需要乘坐12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到达（还需要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转机），并且当地最初的居民都是些被流放的犯人。对经济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态度，而不是纬度。

果尔达·梅厄以及以色列的缔造者们的态度是努力工作，他们在开始时并不十分在意地下有什么资源，也不在乎沙子、岩石里可以生长什么。马克·吐温曾到过巴勒斯坦地区，描写过一片令人失望的荒原：

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中，我想巴勒斯坦地区一定是首屈一指的。那里寸草不生，色彩单调，地形缺乏美感。山谷是难看的沙漠，沙漠边缘生长着一些荏弱的植物，看起来令人悲伤绝望。死海和加利利海波澜不惊，沉睡在群山和平原之中。人们目光所到之处，没有丝毫令人愉悦的色彩，没有引人注目的亮点，没有柔和美丽的画面，没有梦幻般的紫色雾霭，也没有斑驳的彩云的身影。每一处景象都不优美，每一处地貌都不和谐，这里没有景致可言——距离也无法产生美感。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沉闷的、令人伤心的土地。

成长：爆米花、热狗和哥萨克骑兵

果尔达所见到的景象甚至比马克·吐温见到的更凄惨、更没有希望。她出生在俄国的平斯克（现在属于白俄罗斯）。当时的犹太人要么被关进了充满恶臭气味的村庄里的特殊区域，要么被沙皇士兵及其打家劫舍的帮凶成群地屠杀。当果尔达还是个小姑娘时，有一天她同一个朋友一起走在街上，这时一个喝醉酒的农夫抓住她俩的脑袋猛烈撞击，同时说道：“这就是我们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果尔达回忆说，她父亲保护家人的唯一武器就是钉在一起的几块木板。摩西·马波维奇是个木匠，但据大家所说他并不是个十分出色的木匠。碗柜里空空如也，晚饭只是几勺稀粥。在基辅做了短暂而痛苦的停留后，摩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带着果尔达和她的母亲、姐妹逃离俄国，逃往密尔沃基。当然，此次旅行十分危险，需要签证。单单是申请签证的过程就足以遭到敲诈勒索（说起来像这样的家庭好像还有什么可以被敲诈的似的）或者绑架，尤其对女孩子来说。到达密尔沃基的时候，他们并不孤单，因为附近住着成千上万的其他移民，包括俄国人、波兰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生活几乎没有奢侈可言，尽管施利茨啤酒公司表面上在提供免费的蒸气浴。移民们学唱美国歌曲，为爱国游行呐喊欢呼，好像在相互比赛，看一下哪个民族比其他民族表现得更像美国佬。果尔达所在的犹太教会在感恩节那天举办了特殊的仪式，尽管《圣经》并没有明确规定11月的第4个星期四就是神圣的纪念日。在俄国留下的一些创伤依然存在。果尔达记录了劳动节那天在路边为游行队伍加油时的情景：“铜管乐队、花车，以及爆米花和热狗的味道——这些都象征着美国人的自由。”但当警察骑马经过时，她的小妹妹开始“颤抖并大叫起来：‘那是哥萨克骑兵！哥萨克人来了！’我所了解的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家：警察可以骑马保护游行的人们；而我所了解的俄国则是这样一个国家：骑马的人滥杀无辜”。她妹妹哭喊的声音很大，不得不被送回家上床休息，而果尔达留在了现场。

果尔达生性倔强，她母亲经常抱怨她话太多，称其为“大勺”，也就是搅动汤锅的勺子。有时候她搅动得太厉害，就像自己的姐姐舍娜一样。舍娜比她大9岁，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就好像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她耳边窃窃私语一样。果尔达的父母对此不太理解，但让他们这样的老派父母更烦心的是，果尔达和舍娜要求上学。为了能够上中学，果尔达不得不提出自己的私人抗议。她父亲希望她穿有褶边的裙子，试图安抚她，并悄悄告诉她“男人不喜欢聪明的女孩”。父母建议她到一家制帽厂上班，或者到文秘学校上学。当她发现父母已经给她挑选了一位老男人，要把自己嫁出去的时候（果尔达回忆说，此人“30岁出头”），她突然之间发作了，跟着叛逆的姐姐去了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舍娜认为丹佛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下一个热点城市，但是落基山脉清新的空气有助于缓解她的结核病症状，而果尔达也发现此处的社会风气比父母居住的小板房更为进步。她偷听舍娜朋友们关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辩论，听他们讨论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些人追随“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思想。果尔达的母亲说舍娜来自丹佛的男朋友“满嘴跑火车，精神错乱，穷得叮当响”。她对果尔达的男朋友莫里斯·迈耶森的看法也好不到哪里。能够找到工作时，他就绘制一下广告牌，其余时间则是个敏感的家伙，偶尔崇拜一下拜伦和威廉·华兹华斯。果尔达对自己在密尔沃基最好的朋友说：“他不十分英俊，但他有一颗美丽的心灵！”莫里斯做了一次浪漫的求婚，16岁的果尔达曾想到过要接受，但是她的人生计划与莫里斯提出的不一样。他设想他们俩独善其身，伴随着留声机播放的勃拉姆斯摇篮曲逍遥一生。而果尔达设想的是，他们俩一同前往巴勒斯坦地区，白天掘沟挖渠，晚上睡在集体农场的营房中，而其他集体农场成员从他们的上铺盯着他们俩。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果尔达接受了他的求婚，但提出了一个不能更改的条件：他必须同她一道前往巴勒斯坦地区。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1951年莫里斯去世。人们对他们的婚姻不太理解，包括他们自己的子女在内。

逃往不毛之地

多年以来，为了前往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在逃离俄国和欧洲。果尔达准备亲自去帮助他们。但前往巴勒斯坦地区可谓大费周折，用了很长时间。她和莫里斯在纽约登上了一艘邮轮，这条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改作美国海军的运输船。为了纪念一位著名的女英雄，邮轮的名字叫“波卡洪塔斯”。但在前往那不勒斯的一个月的航行中，它却是声名狼藉、多灾多难，听起来像是黑手党的“杰作”。据同时期《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艘船在波士顿撞上了码头；两天之后，轮机舱被淹，一名水手被指控在另外一艘船上纵火，被戴上脚镣手铐监禁起来。第二天，一台发电机起火，几名电工被监禁起来。轮船驾驶员被告知要“同船上的医生一起待在他的船舱里，因为他精神压力过大”。后来，他的尸体在水中被找到，双手被绑在一根大管子上，因而他无法游泳。同一天，船上一名工作人员被发现随身携带200枚偷来的银币，随后锅炉工也被戴上脚镣手铐监禁起来，同时被抓起来的还有1号和4号轮机员。等邮轮到达那不勒斯时，底层甲板被淹，水深8英尺。我们可以想象，此时的果尔达和莫里斯或许认为巴勒斯坦地区可能更安全、更舒适。当他们步履蹒跚地从那不勒斯下船后，发现阿拉伯船员控制了前往以色列海法港的交通，不允许任何犹太人乘船外出。果尔达和莫里斯被迫乘船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然后设法从那里乘坐吉普车、火车或者骆驼到达巴勒斯坦地区。

当他们最终在特拉维夫车站走下巴勒斯坦人的火车时，一脚踩进了没过脚踝的沙子里。他们几乎什么也看不到。特拉维夫只有几条人工铺成的街道，四处散发着毛驴的味道，茅厕是露天的，到处尘土飞扬。该市市长骑着一匹白马四处转悠。果尔达只看到一棵树。他们没有自来水，同另外40个人共用一间室外厕所。然而与他们试图加入的以色列集体农场相比，这里提供了更多的私密空间。我用了“试图”这个动词，因为他们最初被拒绝了。集体农场中的人认为他们看起来太软弱。此外，农场里的男人更喜欢单身女性，而不是已婚女人。一些较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婚姻是一种具有压迫性的法律概念。当果尔达证明自己可以爬上水塔、清除堵塞物的时候，他们的态度最终缓和下来，接受了他们俩。果尔达前往工作的地方被当地阿拉伯人称作“死亡沼泽”。茅厕就是在地上挖了4个坑，中间没有隔墙，距离临时工棚400米。农场要求他们种树，但地里情况复杂，一会儿是沼泽，一会儿是岩石。夏季开工时间是早晨4点钟，因为每天下午都会有成群的苍蝇来侵袭。工人们在自己身上涂上厚厚的一层凡士林来保护，但这些昆虫会糊住他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孔。果尔达也曾在鸡舍工作过，并试图保持一些尊严，会穿着礼服和长筒袜参加周五晚餐。其他妇女对她的这种显得不那么土气的做法感到不满。

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

让我们拿出一点儿时间看一下相互交叉在一起的两个主题——工作和土地。对果尔达来说它们是主题，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正如我在第4章中所谈论过的那样，工作能够带来尊严，可以提升自己和社区的生活水平。但对果尔达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工作还有其他用途：它帮助创建了民族文化，把他们同土地联系起来。早期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A.D.戈登曾撰文称，犹太人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现用语言、没有文化的民族”。因此，他坚持认为，犹太人自己必须挽起袖子、辛苦劳作、耕田开荒，不要“让伊万、约翰或穆斯塔法做这些工作，而我们只是一味忙于创造文化”。汗水必须成为文化的核心。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在1934年对一位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导人说：“我们并不想制造一种类似南非当前的局势——白人是主人和统治者，而黑人是劳动者。假如我们不从事各种劳动——无论是轻松的工作还是繁重的工作，无论是熟练的工作还是不熟练的工作——假如我们只是成为地主，那么这不会成为我们的祖国。”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约翰·洛克，他在开创自己的契约理论时引用了大卫王的例子，声称只有那些接近自然环境，并“参与其中劳动，付出自己的心血的人……才能够使其成为自己的财产”。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播种、耕作和收获能够最终让长期以来备受怜悯或蔑视、四处流浪的犹太人体验到归属感。犹太国家基金会拓展了这一活动，于1901年发起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运动，开始在以色列植树、修建水库。本–古里安说：“我们必须让每一座山坡都披上绿装，在每一处不适合耕作的丘陵和沙地、在每一处沿海平原的沙丘、在内盖夫的所有地区植树造林。”当一个孩子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出生时，父母和亲戚就会被要求种植一棵小树，他们会得到一张证书，显示这个孩子的名字和这棵树之间持久的联系。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在其著作《风景与记忆》中回顾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孩子们用6便士硬币的捐款装满盒子，为了纪念这件事，孩子们会把一棵用纸做成的树钉在墙上，树上粘着小小的绿色树叶：

当这棵树粘满叶子时，这一整箱硬币就会被寄出去。大人们向我们保证，在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加利利的土地上会种上一棵小树，我们班级的名字会被钉在这棵树的绿色树枝上。在整个伦敦北部地区，伴随着6便士硬币叮咚作响的声音，纸做的树都长出了叶子，耶路撒冷锡安山上的森林也日渐茂盛起来，令人欣慰。

每一个民族以及每一种民族文化最终都与土地联系起来。乔治·H.W.布什总统曾开启一项计划，要种植10亿棵树。当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1991年访问白宫时，布什邀请她种了一棵小菩提树。原来，在1937年的时候，为了庆祝她父亲乔治六世国王加冕，白宫曾种了两棵菩提树。在最近一次暴风雨中，其中一棵树被连根拔起。布什说：“我想不出比再种上一棵菩提树更好的办法来展示我们的友谊，以及向我们两个国家的孩子致敬。”我当时站在草坪上观看了这一仪式。这件事变得有些有失体面，因为勤务人员忘记在演讲台后面放置箱子，好让女王站在上面。女王身高比总统矮了大约1英尺。因此当她开始讲话时，观众只能看到她紫色的帽子。那些等着获普利策摄影奖的媒体摄影师们开始骂娘，这些话在面对女王陛下的时候你通常是听不到的。关于皇家礼仪还有一个细节。我的一个朋友组织了此次活动。她名叫埃米莉·米德，来自新罕布什尔州，是个极好的、精神饱满的人。她给白金汉宫打去电话，想要知道女王是否愿意手持铁锹。对方告诉埃米莉：“请稍等。”然后，对方首席礼仪官针对这一重要事情宣布：“是的，女王陛下可以手持铁锹，但只能铲两下。”

土地的呼唤与生俱来，就像三文鱼洄游到产卵地一样。这种呼唤在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中都有体现。文学作品中的一些最为经典、高潮的场景都浓墨重彩地描写精神上的联系，把人民与土地联系起来。李尔王站在狂风呼啸、渺无人烟的荒野中号啕大哭，后悔自己愚蠢地放弃了与生俱来的权力。郝思嘉回到塔拉农场，从地里拾起一颗干瘪的小萝卜，郑重地说道：“我再也不会挨饿了！再也不会了。我的家人也不会挨饿了……上帝做证。”甚至连吸血鬼德拉库拉也需要一捧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土壤，才能够在棺材中安眠。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这一点非常明确：2000年来，那些流落他乡的犹太人彼此问候的时候都会说：“明年耶路撒冷再见。”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古叙利亚语中，“锡安山”（Zion）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他们想要回到那片等待了2000年的土地上去，尽管这片土地曾经被罗马人、十字军、奥斯曼人和贝都因人蹂躏过、耕种过。

锡安山的土地和阿尔比恩悬崖

果尔达的丈夫莫里斯清楚，英国诗人有个悠久的传统，喜欢把土地同民间寓言故事和民族文化联系起来。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英国人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能够深切体会到他们千百年来对这片古老土地的向往。下面，我们利用几段文字，把土地、人民、英国文学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系起来。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丁登寺》中，人必须让自己适应关于某个地方无法逃避的恒久记忆，尽管“五个长长的冬天过去了！我终于又听见这水声，这从高山滚流而下的泉水，带着柔和的内河的潺潺”。在莎士比亚剧作《理查二世》中，我们听到这样的台词：“这一个统于一尊的岛屿，这一片庄严的大地……这一个新的伊甸，地上的天堂……这一个镶嵌在银色海水之中的宝石……这一片国土，这一个英格兰。”这段话非常震撼，乃至几年前，英国旅游业官员利用这些台词作为旁白，在美国进行电视宣传。但让我们再进一步，阅读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在冈特的约翰的演讲中，我们听到来自这片土地的人“远离家园，但以其对基督的侍奉和真正的骑士精神而彪炳于世”。大家一定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通过所谓的委任统治，控制着遥远的巴勒斯坦地区。作为对冈特的约翰的讲话中提到的“远离家园”的呼应，英国士兵和公务人员被召集起来，前往管理这一动荡骚乱的地区。最初，犹太复国主义者很高兴，感觉像是亲人归来一样。1917年，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民族之家”（同时保留非犹太人的公民权利）。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英勇。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落在伦敦客厅中的炸弹，英国证明了自己是历史上最勇敢、最侠义的岛国（1565年的马耳他大围攻可能是个例外）。本–古里安曾经说过：“这个优秀民族内心的自信让我感到惊叹。”当果尔达恳求美国人支持以色列时，她特意借用了丘吉尔那震撼人心的誓言：“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她发誓说，自己的人民“将在加利利战斗，将在耶路撒冷郊区战斗，直至最后一刻”。

《理查二世》中的下一句台词让人目瞪口呆：“这就是倔强的犹太人的坟墓。”这句话并非恶意侮辱（在《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上帝称以色列人是“顽固的”，因此我们不应指责莎士比亚剽窃经典）。但此处，在莎士比亚的严厉斥责中包含着讽刺意味：犹太复国主义者崇拜英国人，因为他们勤劳勇敢，永不放弃自己的岛屿。并且，犹太复国主义者信任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才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尽管数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遭到谋杀，但英国政府阻挠离散的逃亡者前往巴勒斯坦地区。相反，英国士兵强迫饥饿的幸存者进入拘留营，或者就像《出埃及记》中所描写的那样，把他们装上船，命令这4500名犹太人返回德国。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尤其令人恼火。在大屠杀期间，英国殖民局认为巴勒斯坦地区面积太小，无法接纳欧洲的犹太人。战争结束之后，当时犹太人数量大幅减少了600万人，但此时贝文依然认为巴勒斯坦地区不是个合适的地方，拒绝了杜鲁门总统的要求，甚至连10万犹太难民也不被允许进入该地区（1938年，多米尼加共和国承诺接受10万犹太人）。贝文就是不相信犹太人能够建国，只是将其视为另外一支宗教团体。贝文的同僚、议会议员理查德·克罗斯曼对他提出质疑，向他保证“这些人能够像一个国家一样战斗”。贝文回答道：“也许吧，但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犹太人了。”但是，犹太人的历史、典籍、流传下来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田间地头的辛苦劳作，最终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国家。

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果尔达·梅厄和她的以色列集体农场成员一道挖沟修渠，尝试植树造林。当时，形形色色的欧洲外交政策专家都认为犹太人挖错了地方。他们认为，新国家的选址最好选在乌干达、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或者加拿大中部的马尼托巴省。同时，1934年，苏联人企图建立他们自己的犹太人模范家园，地点设在犹太人聚居区之外的西伯利亚一个名叫比罗比詹的地区，距离中国不远。在像基辅、敖德萨这样的城市里，反犹太暴乱活动十分血腥残忍，因此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宁愿长途跋涉，跨越苏联6000英里长的国土，前往这一偏远地区。这个地方听起来就像是为濒危物种设立的动物园。今天，该地区依然保存着一些犹太宗教仪式所用的烛台，以及根据犹太小说改编的歌舞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里的雕像。一位最近前往参观的游客将其比作“侏罗纪公园”。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犹太复国主义者植树造林、精耕细作，把拖拉机和经济都挂上前进挡。果尔达曾经说过，她在巴勒斯坦地区所见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两个生物在一个阿拉伯农场拉犁：其中一个是妇女，而她的伙伴是一头牛。果尔达用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替代了辛苦疲惫的家畜（包括人力和畜力），破坏了充满浪漫色彩的乡村景象。但她并不感到遗憾。现代化机械把当地的资金储备从10世纪的水平提升到20世纪的水平，差异极大。从1922年到1935年，实际人均收入激增了160%；从1931年到1933年，电话机数量增加了3倍；从1921年到1939年，在犹太人自己的土地上，农业和制造业产量增加到了原来的15倍。当时还可能产生了一些溢出效应，因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所拥有的财产翻了一番。这些巨大成就把埃及以及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吸引过来，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这个新兴的富饶之地。拓荒者和以色列集体农场成员别无选择，只能改革创新，保护自然资源。假如一件新工具可以提高杏子或扁桃采摘数量，并且不会累坏采摘者的腰，那他们就会采用这种工具。当以色列国在1948年宣布成立之后，改革创新的速度变得更加迅速。由于缺乏淡水资源，以色列人尝试滴流灌溉技术，在地里铺上塑料薄膜以保持湿润，并开发杂交植物。同时，他们寻求向欧洲市场出口，尤其在冬季。迦法柑橘成为以色列的象征，特拉维夫则变成了“大橘子”，与纽约市的绰号“大苹果”遥相呼应。在过去的几年里，加利福尼亚州遭遇了旱灾，居民们被要求不要浇灌他们的草坪，并且在洗澡时要限定时间。201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卡尔斯巴德建立了一家海水淡化工厂，就位于圣迭戈北部。这家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工厂的目的是每天生产5000万加仑饮用水，这些水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可以灌满3个奥运会比赛规格的游泳池。有17个类似的工厂正在该州进行建设。一家名为“IDE”的以色列公司牵头进行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项目，所使用的技术就是多年以前他们在以色列沙漠中研发出的技术。

创建更具机动性的国家

果尔达开始到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地方旅行，为这个新生而古老的国家募集资金。在同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公民见面时，她强调说，植树造林不仅仅与植物学有关，而且是在建设国家，创造自由。这听起来或许有悖于直觉，但树木甚至能够带来机动性。1935年，她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说，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来到哈代拉，弄干这里的沼泽，种植桉树。现在，这些树已经长大成材，让犹太人可以制造船舶”。大家还记得果尔达曾乘坐混乱不堪的“波卡洪塔斯”号邮轮，结果被告知如果想要潜入巴勒斯坦地区，必须先乘船越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前往埃及。对她来说，从以色列海法港下水、在地中海劈波斩浪的“犹太船”发出的声音，就像当年美国开国元勋们在费城听到的独立钟的钟声一样。船舶带来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和自由，而这些船舶都来自沙漠中的小树苗。

对抗沙文主义男人

当然，并非所有的沙漠都开花结果，而果尔达也一直没有忽视那些不毛之地。1946年，她到内盖夫一处集体农场看望女儿。她说：“我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方圆几英里之内，什么也没有。没有一棵树，没有一片草，没有一只鸟，除了黄沙和烈日什么也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男人很有男子气概，带有狂热的沙文主义（大男子主义），但他们也需要妇女参加劳动。如果哪个妇女不够强壮，无力开荒种地建设葡萄园，或者无法头顶烈日帮助筑石铺路，那她就会被派到某个妇女团体，参加树木苗圃的养护工作。果尔达拒绝被划到妇女团体那边从事任何工作或参加聚会。人们不应当低估精神方面甚至身体方面的勇气，这些勇气可以不断突破国家创立者和政客们所设立的性别障碍。喜剧演员杰基·梅森曾开玩笑说，他第一次前往以色列时，认为以色列男人们看起来皮肤黝黑，很有男人味儿，确信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果尔达成为本–古里安的主要顾问，他后来称果尔达是“内阁中的唯一男士”。面对男人，果尔达毫不怯场。英军司令官在同她会面之前收到同事发来的警告：“迈耶森夫人十分难对付，你要当心了！”以色列在1948年宣布独立时，果尔达是最初24名签署者中的一员，她说自己当时落泪了，认为这简直难以想象，一个来自平斯克和密尔沃基的女孩儿却能够参与如此重要的事情。本–古里安要求自己的内阁成员开始采用希伯来语的名字，为的是进一步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他本来姓格林。果尔达把“迈耶森”改成“梅厄”。随后，本–古里安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精心地进行遣词造句。与美国的《独立宣言》不同的是，《以色列独立宣言》没有提及上帝。美国《独立宣言》开篇是向“造物主”表示敬意，结尾是请求“上帝”的庇佑。稍等一下，2000年来，犹太人一直渴望建立新的犹太国家，把祈祷词塞进哭墙的缝隙中，但2000年后，以色列的建国文件中竟然没有向上帝表达敬意？本–古里安坚持认为（果尔达也同意），以色列必须是一个包容不信上帝的人和虔诚的世俗主义者的国度。建国者们没有明确提及“上帝”或“全能的神”，而是换了一种说法：“以色列磐石”。“万古磐石”（基督耶稣）这个短语在犹太教和基督教赞美诗中都可以找到（从2009年起在百老汇音乐剧中也可以看到）。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中，“以色列磐石”可以指《圣经》，或者是上帝的允诺，或者也可能指本–古里安和果尔达曾经耕耘、播种和收获过的那片土地。

《以色列独立宣言》签署之后，根本没有时间来庆祝，因为阿拉伯国家马上宣战了。本–古里安命令果尔达负责耶路撒冷地区的防务工作，获取武器、分配食物。果尔达采取每日配给制，每人只有3盎司的鱼干、扁豆、通心粉和黄豆。她几乎没有睡觉时间，经常冒着风险穿梭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子弹在马路上横飞。有一天，子弹猛烈扫射她乘坐的汽车，她捂住了双眼。一位同伴问道：“您这是在做什么？”果尔达回答说：“你知道，我并不害怕死亡。每个人都难免一死。但如果我没死，眼睛却瞎了怎么办？我将怎样工作呢？”几天之后，她的汽车在耶路撒冷城外拐弯时遇到伏击，她身边的那个男人被子弹击中，死在她腿上。

尼克松与约旦国王

由于她的勇气和勇往直前的态度，世界上一些强大、智慧的男人认为果尔达魅力四射。尽管理查德·尼克松的心理状况复杂而不得体，但他很钦佩果尔达，表现出了自己性格中少见的温和一面。在果尔达担任总理时，军事问题趋向精明务实，尼克松命令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展开穿梭外交，满足果尔达的要求。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埃及军队利用苏联新型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重创以色列空军战机。此刻基辛格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后尼克松命令道：“亨利，你看，我们派遣3架飞机会受到指责，派遣30架或100架也同样会受到指责……因此，我决定派遣所有能飞的飞机参加战斗。”

同她与尼克松之间的关系相比，更引人注目的是果尔达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及其儿子侯赛因之间的亲密关系。她常常同他们秘密会面，进行坦诚、友好的对话。就在以色列宣布独立之前，果尔达悄悄来到约旦边境，穿上黑色礼服，戴上面纱，同约旦国王的司机一起乘车前往山中一处安全屋内。国王问道：“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迫切地要建立国家？”

果尔达回答说：“我们已经等待了2000年，我不是这样定义‘迫切’的。”

后来，在她担任总理期间，果尔达同阿卜杜拉的儿子侯赛因国王建立了牢固的私人关系。1970年，侯赛因请求果尔达派遣以色列空军炸毁了集结在约旦边境的叙利亚人的坦克。有时候侯赛因会悄悄进入以色列来看望果尔达。他驾驶自己的直升机，降落到死海附近的约会地点。就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前几天，这位国王驾驶着自己的贝尔直升机，来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处安全屋，警告她可能马上要发生袭击。尽管他派遣了一个旅加入叙利亚部队，但他将此事告诉了果尔达，并保证自己的士兵一定会行动迟缓。果尔达和侯赛因都很遗憾，因为侯赛因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无法打造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广泛的和平协议。1973年的战争造成巨大损失，导致果尔达从总理位置上被排挤下去。4年之后，也就是1977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开启勇敢之旅，来到以色列，对欢呼的议会说道：“我们真心欢迎你们同我们一道永享和平。”果尔达站在欢迎的队伍中，多么希望萨达特是在自己担任总理期间访问以色列的。

萨达特来访后的一年，果尔达·梅厄因患淋巴癌去世，享年80岁。她身后所留下的沙漠已经郁郁葱葱，她把这样一种思想踢进了历史的垃圾桶中——国家只能依靠地里的资源才能够强大起来。真正至关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所具有的品质。

1948年这一年是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两个来自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的领袖对现成的借口置之不理，而是行动起来，逐渐向一直畏缩不前的民众——他们惧怕子弹、贫穷、饥饿以及存在死亡威胁的地缘政治环境——灌输全新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1]唐佩佩，意为“何塞先生”。——编者注

尾声 不要变得软弱

2004年印度洋海啸袭击安达曼群岛时她80岁。她个子很矮，皮肤黝黑，浅色头发。她还记得当时村子部落里的老人警告她说：“地球要裂开了，不要四处乱跑。”但当海浪席卷村子时，她爬到树上救了自己一命。她的名字叫博阿。当邻居们在2010年2月埋葬她时，他们也埋葬了她这个民族的语言、法律、童谣、丧葬仪式以及未来的梦想。她是最后一个讲一种名叫“博”的古老部落语言的人，也是同一种具有6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化有着直接联系的最后一人。我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博”这种语言的灭亡，我也没有发去悼念卡，因为谁会打开这张卡片呢？

博阿部落里的老人们错了，因为地球并没有真正裂开，但博阿的部落被其他力量吞噬了，包括欧洲定居者带来的疾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侵略者，以及安达曼群岛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文明世界的诱惑，这些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长辈。任何一个现存的国家在经历下一个100年或1000年之后，都会同“博”这种消失的语言一道被埋葬掉。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愿意阻止“国家变得混乱不堪”？这些强大的力量能够找到最薄弱的环节，开始拖拽、破坏和撕裂国家。每个国家必须明确表态，决定自己是否能够应对繁荣带来的代价。作为一名美国人，我当然最关心自己的国家。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发现，持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工作机会的减少以及激增的债务已经使得美国变得千疮百孔。我还是坚持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经济灾难或环境灾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繁荣带来的后果。诸位不要误解我。繁荣当然是件好事。我们正在享受着更长、更健康的生活，更好的药物，可以选择不同的水果、蔬菜、鲜花和平板电视，这些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但现在，我们必须决定是否要修复国家出现的裂缝，还是任由繁荣带来的力量把这些裂缝撕裂得更大。据说，贝齐·罗斯缝制了美国国旗。但现在已经没有面料可以交给哪个裁缝，让她再次把国家重新缝合到一起了。我们在前面几章中了解到，像亚历山大大帝、阿塔图尔克以及其他那些领导人是如何战斗，保持国家统一或者创建新的国家的。现在来看这并不是没有希望，只是相当困难。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9年告别演讲中，为美国经济复苏感到自豪，但他也意识到社会使命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完成。他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在总统离任时都会提出某些警告。我这个警告在我头脑中考虑了好久。”乔治·华盛顿警告美国人不要因为遥远的外部势力而破坏我们的和平生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要人们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但里根提出的警告更细微，影响也更深远、更强大，超过了B–52轰炸机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国主义精神有逐渐弱化的倾向。他说：“非常奇怪的是，这种倾向是以过去8年时间里我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开始的，也就是被我称为‘新爱国主义’的民族自豪感的复苏。这种民族感情的确很好，但意义并不大，并且也不会长久，除非它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在里根执政的两届任期内，他的容貌似乎变成了老式海报中山姆大叔的形象（尽管头发更黑一些）。里根在2004年去世时，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对手、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说，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里根本人就是美国。尽管如此，里根还是意识到，造成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爱国者的无所作为。

里根不仅仅是个爱国者（patriot），他还是我所谓的爱国主义者（patriotist）。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爱国者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热爱和感情，而爱国主义者则认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热爱和感情是件好事。同理，孩子自然会爱自己的妈妈，但像坚持哲学原则那样坚称孩子必须爱自己的妈妈则是另外一回事。如今，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一种警告：我们当然可以假设，具体的妈妈或国家理应得到这样的情感，而那些虐待孩子的妈妈或者行为残暴的国家则得不到这样的情感。人在理论上可以是爱国主义者，但依然可以谴责拥护波尔布特的柬埔寨人。对美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来说，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我在本书前面所讨论的那些经济力量正在发生作用，分裂国家；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许多公民却拒绝接受公民本应遵守的爱国主义的原则。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我这是参与到了文化战争中，常常把我同电视上那些争执不休的专家学者联系起来，其实这是有差别的：保守派通常会把我们的社会裂痕归咎于那些越南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左翼教授或学者，这些人利用反美仇恨影响了几代人。保守派常常拿比尔·艾尔斯的名字以及他同奥巴马总统之间令人怀疑的关系做文章。而我认为，社会裂痕是由市场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所造成的。（有趣的是，我的指责带有某种“辩证唯物主义”色彩。）

那么，那些“反美”教授们让人担心吗？畅销书《美国人民史》的作者霍华德·津恩在一份国庆日电文中宣称：“我们必须放弃民族主义及其所有象征物：国旗、效忠誓言、国歌……我们需要向人类宣誓效忠……需要驳斥那种认为我们国家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道德上超越这些国家的想法。”津恩让人担心，但并不完全因为他严厉批评美国，并将其历史功绩同斯大林和波尔布特相提并论。像津恩这样的思想家之所以让人担心，是因为他们同时还是反爱国主义者，抨击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旧金山一间教室里目前的局面：那里的学生不向美国宣誓效忠，而是在背诵“效忠世界宣言”。我也喜欢我们的地球，但问题是，我们的地球无须爱国者就可以不停地旋转。假如战争或瘟疫毁灭了所有人，地球照样会不停运转，太阳照样会从东方升起。而国家要脆弱得多。假如你不相信我所说的，那么请到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旧城广场走一走，挥舞一下拉古萨（灭亡于1808年）国旗或南斯拉夫（灭亡于2003年）国旗。然后前往火车站，向列车员打听一下下一趟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于1992年）或波西米亚（灭亡于1918年）的火车是什么时候。或者你可以尝试同博阿（死于2010年）聊聊天。

在本章最后，我将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入手，尽量提出一些简单的方法，修复我们所看到的裂痕，并提出一份《爱国主义者宣言》。

这仅仅是土地、鲜血和勇气

我一直非常喜欢詹姆斯·米切纳的小说。比方说，有部小说扣人心弦，讲述的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一位阿拉斯加丛林飞行员的故事。小说开始时却在介绍数百万年之前，大陆板块是如何互相碰撞挤压，造成大块儿土地从北纬34度移动到北纬64度的。我不会回顾这么久远的历史，但我们都认为北美大陆并没有为其居民设定任何特殊的文化或价值观。换句话说，美洲土著人、因纽特人以及欧洲移民必须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当然，北美大草原、荒芜之地以及河流分布影响了他们寻找食物的方式以及他们信仰的诸神。但这片土地并没有告诉他们必须尊崇什么样的价值观。他们必须决定是接受还是反对下面这些形形色色的事情，诸如自由、一夫多妻、教育、赌博、旅行以及剃腿毛和腋毛。岩层结构并没有教导路德教会的先驱们把他们的死者单独埋葬，却告诉达科他州部落成员把他们的死者“埋在树上”（或架子上），下面埋上一匹死马，这样一来这匹马就可以驮着尸体赶往“来世”。当然，进化演变在文化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清除掉了那些做出错误抉择的个人和群体。例如，有些部落或许鼓励无节制的滥交行为，这样的部落更容易感染性病，最终灭亡。

通常来说，文化品位也不是由土地赋予的，甚至也不是由我们的基因赋予的。大多数高加索人不喜欢发酵泡菜的味道，但在韩国长大的高加索人喜欢这种味道。大多数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粉丝不喜欢中国京剧，认为它喋喋不休，但大多数喜欢鲍勃·迪伦那种喋喋不休嗓音的粉丝却不喜欢威尔第的歌剧《弄臣》。画家鲁本斯和波提切利认为完美的女人都是曲线优美的，但假如这些完美的美女从画中走出来，走进今天瑜伽服装品牌露露柠檬的商店，那人们对她们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她们太胖了。她们会被放在体重指数测量尺的预警区。每年，数百万游客前往欧洲，拍摄高耸的哥特式教堂的照片。但是早期的浪漫主义者口中的“哥特式”是一种侮辱：它们看起来丑陋、野蛮、守旧。既然人们对教堂和臀部大小的喜好能够发生改变，那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对所谓的美国价值观的情感依恋就不是脆弱不堪的呢？像民主、自由和自由市场这样的文化价值观是需要培养的，否则它们就可能被废除或被取代，或者完全发黄褪色，就像最后那家伍尔沃斯商店里最后一个冷饮柜台前的油布地板那样。

神话和有关进步的悖论

我们正处在网络空间时代，业务外包、内销以及全球化进程发展很快。国际巨星为了避税很少定居在任何地方。在这样的时代中，每个国家都感到有些东西仿佛在悄然流逝。在20世纪中叶，就像亚哈船长追逐白鲸一样，杰出的小说家都在争相创作“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一术语最初是在1868年被提出来的，当时能成为一名美国人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美国文学中，最出色、最生动的开篇语可能出自1953年索尔·贝娄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就是那座灰暗的城市芝加哥，我这人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所学的一套，自行其是；写自己的经历时，我也离不开自己的方式：先敲门，先让进。”尽管贝娄出生在蒙特利尔，但他欣然接受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那种狂放、坚毅的价值观。然而，等到了2004年，诺曼·梅勒指出，“人们已经无法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了。菲利普·罗斯早已退出了写作竞赛，而是另辟蹊径，采用讽刺的手法，给自己1973年的作品命名为“伟大的美国小说”。但今天，又有谁能够塑造出可信的人物，理解我们国内的动荡局势，同时还能够把握住关于美国特性的那种不明确的思想呢？在梅勒看来，不是小说本身，而是美国特性变成了那头难以捉摸的白鲸，横冲直撞，无法掌控。

1958年，在梅勒、贝娄和杜鲁门·卡波特驰骋文坛的时代，伦纳德·伯恩斯坦站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上，面对纽约爱乐乐团，为年轻人举办了举世瞩目的电视直播音乐会讲座。一开始，他利用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序曲》来吸引观众中的儿童。孩子们齐声高喊：“《独行侠》！”他在第二场音乐讲座中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美国音乐？”伯恩斯坦当年精力充沛，在思想上敢于冒险，视频网站YouTube上的黑白视频体现出《广告狂人》中的那种20世纪中叶的氛围。伯恩斯坦调动起管弦乐队，在演奏20世纪作品时尝试打破欧洲协奏曲的传统束缚，把爵士乐、印第安人音乐韵律、黑人的灵歌以及体现伟大的西部拓荒者的震撼高潮融入其中。随后，在数百万人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转播时，他把指挥棒交到了阿龙·科普兰手中，由他来挥臂指挥自己的《众人信号曲》。今天，又有谁能够提出“什么是美国音乐”这一问题呢？什么样的号角声能够代表今天的芸芸众生呢？又有哪些人常常不理解改变自己的各种经济力量呢？这些力量把自己从全职员工变成了顾问，从受法律保护的养老金领取者变成了依赖不稳定的联邦医疗保险金的老人。

因此，我们还能继续传播美国价值观吗？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一切听起来太老套过时了。这让我们接触到最后一个悖论：我们的经济进步得益于毁灭昔日的寓言故事、神话传说和魔法巫术，得益于接受新的科学技术。但我们还需要保留一些神话传说，目的是能够维持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我们对国家的情感依恋。在现实生活中，当科学参与进来的时候，魔法就出局了。我们大多数人在患上流感时会去看医生，而不会去找部落中的巫医。农民们不会依赖祈雨舞，而会求助于孟山都公司。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把火从奥林帕斯山上带到人间。但是我家厨房中密西西比州制造的维京牌煤气灶能够释放出18978300焦的热量，却不需要我向诸神祭祀什么。在被工作单位解雇或得到晋升时，我们很少有人会问一下这是否表明我们属于“上帝的选民”，会在来世得到回报，就像早期的加尔文教徒那样。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生活态度，这是好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两条腿生活同四条腿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科学的兴起以及启蒙运动的出现使社会快速进入经济发展的新世界，这里充满了机遇。人类长得更高，活得更长，并且想方设法摆脱了穷困潦倒的农村生活。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类似伊丽莎白时代的“存在巨链”这样的哲学等级观念已经断裂，这种观念曾使得当时的农民不敢冲破藩篱，摆脱他们在生活中的低下地位。让–雅克·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在说这句话时，可能指的是哲学和宗教方面的束缚限制了男人和女人的雄心壮志。

然而，摆脱枷锁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现代科学和经济的发展让我们“清醒过来”（disenchant）。这里用的这个词是马克斯·韦伯从诗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那里借来的。在自己的诗歌《转折》中，华兹华斯哀叹道：

自然挥洒出绝妙篇章，

理智却横加干扰，

它损毁万物的完美形象——

剖析无异于屠刀。

苏格拉底教育我们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我认为，过于透彻的生活也不值得过。我们需要某种神秘来保持情感健康。由于我们已经把神话和魔法从职场和经济中排挤出去，因此人们开始从其他方面来寻找它们。或许这解释了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的10年里，互联网上出现了无数条理分明的最佳运算法则，而当时的畅销书都重点刻画巫师（《哈利·波特》）、吸血鬼（《暮光之城》）以及据说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留给后人的密码。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途径来看待这一悖论：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点儿魔法，但现代文明在科研探索的驱动下，开始揭露魔法师的欺骗手段。威廉·巴特勒·叶芝发现：

文明被拼凑起来，

以规则的名字，

靠和平的伪装，

假借各种错觉；

但人是思考的动物，

虽然心存恐惧，

但无法停止劫掠，

累世经年掠夺、狂欢、铲除一切，

但最终陷入现实的废墟。

阿塔图尔克曾面临过这一悖论。他把牧师赶出教堂，推翻苏丹的统治，用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他知道，科学上的工具——试管和烧杯，无法填补真空，无法创造“土耳其特性”。因此，他采取激进措施，包括推行新字母，歌颂令人怀疑的人类学。定居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很少有人讲希伯来语，大多数人讲德语、俄语、意第绪语或者英语，其中许多人是科学家。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是位知名的英国生物化学家。然而，他们恢复了一种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古老语言，在祈祷时使用，但通常不会在犹太人社区和犹太人村庄使用。狡猾的明治维新革命派从行动上看仿佛是在让强大的神圣天皇重新复位，但实际上是把一个懵懂少年扶植上台。甚至连柏拉图都曾说过谎话，或者他至少鼓励杰出领导人利用他所谓的“高尚的谎言”之类的神话，来创造凝聚力。有时候这些高尚的谎言被翻译成“华丽的神话”。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证明那些能让公民更愿意彼此关心的神话传说的确存在。但在21世纪这样一个“蛇鲨时代”，如果拙劣模仿出来的电视新闻报道比郑重其事的新闻报道能够吸引更多的电视观众，那么还会有人相信华丽的神话吗？

关于神话传说的故事

华兹华斯曾描述过一种“神秘的技巧，可以调和不和谐群体，让他们在社会中联合在一起”。想要从迥然不同的群体中激发出忠诚和爱国情绪是一项艰巨的社会工作。血统相近能够有所帮助，而不断地接触也同样有帮助。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我们与人接触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喜欢我们。这一点甚至对动物和抽象图形也有效果。假如你每天都盯着一张坐在窝里的鹪鹩照片看，那你有可能会对鹪鹩和鸟窝产生好感。尽管如此，社会不能仅仅依靠亲近关系带来的心理效果，还必须依靠更多的东西。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团结的国家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对他人表现得像是家庭成员一样。即使有这种可能，那也一定会令人毛骨悚然。同陌生人相处，我们无须在理想、宗教或者形而上的方面有共同之处。坦率地讲，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去调查我在十字路口停留时所遇到的，或者在纽约地铁中遇到的每一个人的信仰。毫无疑问，他们对我头脑中的想法也没有丝毫兴趣。我在《冲刺》一书中指出，自由市场竞争制度以一种违反直觉的方式做了一件好事，敦促我们要善意地对待陌生人。在市场经济中，买方和卖方常常需要多次打交道。这种“重复原则”促使他们彼此更加诚实。尽管如此，单凭诚实和亲近无法建设国家。

没人能用一种万无一失的方法来传授美德或让迥然不同的人们变得亲近起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件事关乎良好的习惯，而马克·吐温认为这有点儿像人们对诗歌、扑克或跳蛙比赛的爱好。遗憾的是，用于向孩子们传授传统美德（坚毅、机动性、自信心、爱国）的基本方法一直在遭受抨击。那么，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讲故事。现在我们许多人认为，在21世纪，我们已经抛弃了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就像人类一旦走出洞穴，参与激烈竞争之后，就会告别家乡长辈那些古老、朴素的想法，告别篝火边的故事。

然而，我们现在同原始社会的差别并不十分明显。人类依然喜欢讲故事、听故事。甚至连我们的权威机构都以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为中心。最高法院中除了那些身穿法袍、重复讲述我们社会内部冲突故事的老人之外，还有什么呢？国会选举中的那些玩世不恭的资深老兵也会提到一些竞选“故事”。亚里士多德把原始人类（智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我还要加上一点，那就是我们是没有羽毛的、喜欢讲故事的两足动物。当然，其他生物也互相交流。蜜蜂通过嗡嗡声来确定方向，狗通过叫声来示警。但人类学会了如何在开始时交代故事背景，而后逐渐达到高潮，最后完成故事结局。

从美国诞生之日起，学校老师就通过民间故事和美国英雄传播美国的价值观。我依然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下午放学后往家跑的情景，手里挥舞着用剪刀从彩纸上剪出的帽子和旗帜，上面粘着厚厚的白色糨糊，许多小孩子都喜欢把它当零食舔。我们用装饰品和故事来庆祝哪些节日呢？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感恩节、华盛顿诞辰日、情人节以及阵亡将士纪念日（当然，还有学校放假的前一日）。

今天，许多大人们认为不值得庆祝这些节日以及这些节日所涉及的历史人物。就在2015年感恩节之前，布鲁克林PS169学校的一位年轻校长禁止举行纪念活动，同时被取消的还有效忠宣誓活动。副校长发了一份通知，支持这一决定，并要求学校教职工“要意识到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多样性”。批评者声称，我们不能忽视残酷的历史“事实”。哥伦布和感恩节的清教徒们自身存在缺陷，这无法从我们历史画卷中被抹去。哥伦布和清教徒来到美洲之后，印第安人发现自己的家园遭到洗劫。一些历史学家说，哥伦布生性恶毒、蓄养奴隶、携带疾病，并且是个种族主义者。（当然，另外一些史学家声称，哥伦布是个受害者，试图躲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血腥清洗”。）尽管华盛顿将军帮助美国从英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他随后鼓励美国蹂躏他国，扩张领土。

坦率地说，因为所有这些后来的问题而批评哥伦布、清教徒以及乔治·华盛顿，就好比批评马可·波罗，原因是高档饭店一份意大利面就卖30美元。

对待历史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不仅仅存在于美国，而且也不是一时的流行。神话传说的丧失产生了一种混乱的分裂力量，这种力量通常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节日和国家的神话传说遭到破坏？为什么总是有人在寻找建国之父和建国之母身上的瑕疵呢（比如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正如我们在本书前面所了解到的，繁荣的国家需要同外国人进行贸易，并最终需要外来移民。但这些并不是能够轻易得到的。一开始，这个国家会嘲笑外国人。这种偏见受到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驱使（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威廉·汉密尔顿关于为家人和陌生人做出牺牲的论述）。同时，这种偏见也有文化层面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教育亚历山大大帝要把希腊人看作“朋友和族人，但要把其他民族看作植物或动物”。几千年来，各国一直对其他民族抱有厌恶心理，常常认为其他民族具有民族劣根性。有这样一种常见的说法：外国人身上气味难闻，是同猪和猴子一起喂养的，或者像猪和猴子那样被养大的。然而，事情发展到最后，假如一个国家想要实现经济繁荣，那它必须同外国人打交道，成为贸易伙伴或将其作为移民。此时此刻，现有的国家神话传说和建国英烈们就显得太过陈旧，性质太过单一，也太过狭隘了，无法被由多个文化组成的群体平等共享。美国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对这一点的阐释令人难以忘怀：“我们当时没有在普利茅斯岩登陆，而是普利茅斯岩砸在我们身上。”（作曲家科尔·波特在他1934年的作品《万事成空》中也用了同样的话。）此外，与本国出生的人相比，移民和外国人通常能够接受更脏的工作，工作环境也通常更肮脏危险。“他们告诉我们说，这里遍地铺的都是黄金，但我们发现这里到处是马粪。现在我们要亲自动手铺路。”因此，对于新来者而言，现有的神话传说看起来不那么适用了。假如神话传说看起来不大适用、不大令人信服，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珍惜它们呢？

今天，将近一半的英国公民不知道《大宪章》——一部近似神圣的自由法典。英国卡迪夫大学一位教授说，只有大约20%的英国大学生能够说出来19世纪的一位首相的名字。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这些名字没有任何意义。在美国，不超过1/4的大学生能够把詹姆斯·麦迪逊的名字同美国宪法联系起来。但不要担心，99%的大学生能够准确辨认出《瘪四与大头蛋》里面的角色。

共同的故事和欢庆的节日都是最有效的工具，可以对抗国家的混乱局面。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亚当斯在给妻子阿比盖尔的信中会写道：“作为解放纪念日，独立日那天应当举行纪念活动……隆重举行盛况空前的游行活动。”1776年7月，亚当斯没有被庆祝胜利的烟花所迷惑，也没有被闷热的费城中洋溢的苹果酒香所迷醉。他在同一封信中警告说，争取独立的斗争肯定要付出“辛苦、鲜血和财富”。他清楚，历史会有缺陷、瑕疵和伤疤，但正是因为战争的残酷和未来分裂的威胁，美国人才更应当提升独立日的地位。

有些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坚持认为，我们应当让所有的孩子都了解开国元勋身上那些全部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对此，有人做出了进一步的回应。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告诉我们，在儿童成长的不同阶段，他们需要不同的传递信息的方式。一位优秀教师教育一个5岁孩子的方法不能跟教育14岁的孩子一样。因此，掩盖一些瑕疵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在小学阶段纪念和庆祝那些英雄和传统节日，可以向孩子们逐渐灌输各种美德和价值观，并鼓励他们探索真理，长大之后能够尊重诚实的辩论。下面就是我同柏拉图之间的不同之处：在《理想国》中，强大的领袖们提倡高尚的谎言，目的是让普通百姓看不到重要的真相。例如，他们会说：“我们窃取了我们生活的土地。”而我拥护爱国主义神话故事，目的是帮助国家团结起来，同时知道大人们能够理解其中的虚构元素。要求公民偶尔搁置他们的疑问是正确的。举个例子来说，在纪念希伯来人离开埃及的传统逾越节上，人们会聚在一起朗读摩西带领奴隶奔向自由的故事（有人可能会怀疑青蛙是否从天上掉下来）。《出埃及记》要求人们“应当告诉自己子女”的是奴隶制的残酷压迫。但除此之外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犹太法典》强调指出，“人应当把自己看作仿佛是当时正在离开埃及的人。”每年主持逾越节的神父都会通过想象再现这次旅程，尽管真实事件（这或许存有争议）发生在几千年之前，而参加家庭盛宴的人当中可能没有一个同那些穿越红海的逃离者有着基因上的联系。正是这种“仿佛”把只是出席逾越节的人变成了参与者，就把他们同几千年前的历史连为一体。

我们的感恩节的故事同样值得尊重。在庆祝这一节日时，我们应当表现得仿佛我们自己就是清教徒和万帕诺亚格人中的一员。当然，当初的清教徒认为自己同逃离埃及的希伯来人一样，他们恶毒的法老是大不列颠国王詹姆斯一世。当年詹姆斯一世发誓要“让这些异教徒归顺”，否则就要打击他们，直到他们逃离英国，或者境遇更加悲惨。后来，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美国国徽上面应当包含摩西在红海上方伸开双臂的图案，这可以撼动乘坐在敞篷战车上的法老。托马斯·杰斐逊则刻画了荒野中的以色列儿童，白天由云彩引领，夜晚由火柱引领。（杰斐逊建议在国徽背面印上亨吉斯特和霍萨，传说这兄弟二人建立了英国。杰斐逊的提议没有被采纳，对此我并不感到失望。）

传统节日真正代表了什么？它们又是如何符合振兴民族精神的需要的呢？与其说哥伦布发现美洲纪念日是为了歌颂那个热那亚水手，不如说是为了颂扬有关勇气、探索、坚毅、机动性和自信心的美德；与其说万圣节是为了纪念异教徒，不如说是为了吸引儿童，庆祝发现像南瓜这样的新大陆的农作物。一边敲门一边高喊“不给糖就捣乱”的做法教育人们，孩子们表现得越有礼貌，大人们就会越慷慨；从心理学视角来看，这种做法也利于引导孩子们明白该如何面对他们内心的焦虑（门后面会有什么怪物？）。感恩节教给我们的是有关礼让和工作的美德，以及对馈赠的感恩。与其说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是要把那些带着战争假发的将军们奉为神明，不如说是要教育孩子树立自由意识，培养他们的勇气。情人节赞美的是爱情。阵亡将士纪念日歌颂的是牺牲，鼓励孩子了解历史。

这些是那些手拿南瓜、头戴卡扣帽子的孩子所受到的真正教育，学到的真正美德：自由、探索、礼让、工作、勇气、牺牲和传统。受错误思想引导的大人们没有倡导这些常见的教育，没有分享传统，而是常常告诉孩子们去追寻那些与他们特殊的种族构成相一致的行为榜样。黑人不应当梦想成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白人不应当试图效仿马丁·路德·金。这种趋势分裂了社会，损害了孩子们的梦想。小时候，我心目中的英雄不是跟我一样的来自新泽西海滩的蓝眼睛男孩，而是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的退休黑人，名字叫威利·梅斯。当我收到少年棒球联赛运动服时，我要妈妈在衣服背面缝上号码“24”。妈妈不是个灵巧的裁缝，而我也不是个身手敏捷的中场手。但我很高兴，因为我的教练没有为了让我的肤色同我偶像的肤色一致，就强迫我改变球衣号码。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工作也包括移民。比方说，一位来自波兰的新移民必须能够称乔治·华盛顿是自己的前辈，同弗吉尼亚州最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家族有着同样坚定的信念。感恩节的火鸡必须看起来同样美味可口，无论它周围摆的是成盘儿的波兰香肠、热气腾腾的成碗儿的酱牛肉，还是黑豆或米饭。那些勇敢面对惊涛骇浪和官僚阶级的移民体内的基因中有着更强大的勇气和毅力。如果我们不要求他们参与到我们国家的故事中来，把他们看作仿佛是来此已久的群体，那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伤害。

要警惕当下，而不是过去

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某个国家或许会做得十分过分，开始用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美化过去呢？是的，但公民应当更加警惕，提防执政君主和首相们歌颂当下的自己。许多暴君和蛊惑民心的政客围绕他们自己鼓吹个人崇拜、调集军队，利用监狱作为个人游戏手段来镇压反对派。有时他们甚至声称自己具有神圣之力。卢浮宫内悬挂着一幅名为“拿破仑视察雅法鼠疫病院”的画作。画家安托万–让·格罗描绘了这位将军看望雅法地区感染鼠疫士兵的场景。这些人身形憔悴、面带恐惧，皮肤上全是癍疹。两个黑人用担架抬着一具尸体。拿破仑无视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伸手触摸死人腋下的水疱。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首先，它剽窃了《福音书》的创意，把拿破仑置于同耶稣同等的地位。在《福音书》中，当一个麻风病患者蹒跚着走向耶稣恳请他的帮助时，耶稣伸手触摸了这个人，结果他痊愈了。其次，这幅画是在1804年面世的，当时正值拿破仑称帝，马上要在巴黎圣母院加冕。这太过分了。拿破仑不是神，也不是圣人，而人们对在任领导人的公开崇拜危害性极大。

与把当前政客奉为神明的做法相比，我不大担心美化过去。我反对以健在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任何建筑或纪念馆。布伦丹·贝尔纳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泽西州的一位碌碌无为的州长。但不知何故，当1981年一座能容纳20000人的新泽西篮网队（布鲁克林篮网队）的主场篮球馆在梅多兰兹建成开放时，它被命名为布伦丹·贝尔纳篮球馆（后来改名为埃佐德中心球馆）。我不相信贝尔纳先生个人出资修建了这座体育馆，甚至不确定他是否会运球。此类显眼的做法容易招致腐败。在汤姆斯河的泽西海岸小镇上，一位野心勃勃的学校负责人在2004年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一座可以容纳3000人的新体育馆，并主办了魔力红乐队、演员比尔·考斯比和凯丽·克拉克森的一些活动。6年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闯进他的家中以受贿罪逮捕了他。该学区马上用一块儿油布把体育馆前带有他名字的标记遮盖了起来。

尊重国家神话和节日可以帮助把一个国家重新缝合起来。我担心目前我们用来缝合的布料正被人们胡乱翻找、乱挑毛病，就像对待Filene’s Basement（一个时装品牌）最后倒闭之前打折货架上的商品那样。我们国家的故事和我们国家的孩子理应得到更好的待遇。无论如何，假如我们希望能够挽救国家，那么我们必须万众一心，不要陷入多元文化的致命陷阱之中。

当然，仅仅在学校中挥舞感恩节所戴的帽子是无法塑造民族性格、建立社会凝聚力的。在下面这一部分，我将会提出一些新策略，同分裂势力进行斗争。尽管这些思想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但它们也适合其他国家。我的《爱国主义宣言》是一种通用文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这些策略适用于所有事物，从免税代码到失业者的责任，再到新移民的责任。其中的一些建议在面对强大的混乱力量时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有时候，简单的象征性动作可以撼动重要目标。我们可以想一下约翰·F.肯尼迪在1963年6月访问柏林这件事。当这位年轻的总统到达柏林时，联邦德国民众正感到自己陷入共产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称西柏林对自己来说是“如鲠在喉”，发誓要拔掉这颗“欧洲心脏地带的楔子”。赫鲁晓夫威胁要同民主德国签署条约，阻止西方人前往西柏林。肯尼迪向数千名柏林市民只说了4个单词：“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他借此坚定了柏林人的决心。1987年，罗纳德·里根总统来到柏林时，甚至连他自己的国务院都警告他不要激怒苏联和民主德国领导人。但里根坚决不同意自己外交官的观点，而是大声疾呼：“Mr. Gorbachev，tear down this Wall！”（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吧！）此时，他在自由的德国人心中，以及在那些实际上被民主德国政府扣为人质的人心中，激起了新一轮希望的浪潮。肯尼迪和里根总共说了10个单词，讲话时间加起来不到6秒钟，但这改变了柏林人对自己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

下面这些想法，有的具有实质内容，有的具有象征意义，可以帮助美国同对富裕国家构成威胁的混乱力量进行斗争。

战胜移民悖论，同不尊重我们历史的行为做斗争

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要求本国的年轻人服兵役，或者参加其他全国性的活动。我们都认为芬兰不是一个特别充满压迫的地方（寒冷的冰雪除外），但芬兰政府要求年轻人要服6个月到1年的兵役；瑞士向梵蒂冈的教皇提供衣着整洁的卫兵，在国内则要求年轻人服兵役，或者用其他活动来替代兵役，比如向老年人提供帮助或者重建文化遗址。2013年，73%的瑞士选民投票反对取消强制性服务。我引用这些例子不是想要说美国应当制定征兵法或强制性为民服务条例，但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其他发达国家对其公民推行6个月到一整年的强制性服役，那么如果对那些申请公民身份的移民推行某种略显不便的措施是否太糟糕呢？尤其是这种“不便”能够提升他们对自己渴望加入的国家的了解。下面就是我的想法：

要求所有申请公民身份和绿卡的人，在他们的护照上盖上不少于5个下面这些历史遗址、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印章：

·保罗·里维尔故居（位于波士顿）、独立大厅（位于费城）、葛底斯堡古战场、弗吉尼亚州的弗农山庄、弗吉尼亚州的蒙蒂塞洛、自由女神像、埃利斯岛、阿拉莫要塞。

·国家“二战”博物馆（位于新奥尔良）、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宽容博物馆（位于洛杉矶）、珍珠港纪念堂、国家民权博物馆（位于孟菲斯市）。

·总统图书馆。

我还要对所有通过联邦计划申请学生助学贷款的美国公民提出类似的要求：

·效仿“以色列生存权”这个项目（这是一个私立机构，为年轻人提供游历以色列的机会），美国私人机构也应当成立“美国生存权”项目，向应该得到资助的年轻人提供机会，参观我所说的“自由走廊”：波士顿——费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对那些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我们不仅应当优先考虑那些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技能（STEM）的人，而且应当考虑那些在美国历史和公民学考试中取得高分的人。

战胜有关盗窃、对下一代的掠夺以及生育率下降的悖论

·同他们的孙子们相比，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从社会保障计划中获取的利益要大得多。因此，他们应当只有在整体经济水平提高、国家债务状况改善的情况下，才能够增加福利。

·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应当推迟退休年龄，以利于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

·年轻父母应当享受高额税收抵免，但这只适用于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同时自动将这笔资金存入为他们孩子设立的储蓄账户。尽管我们欢迎第一个孩子的诞生，但纳税人无须为此花钱作为额外奖励。

战胜工作分配不均，与僵化制度做斗争

如果再有悲观主义者抱怨政府从来没有改进他们的政策，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所通过的、由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在1996年签署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福利改革方案。尽管克林顿自己的一些顾问用辞职来表示抗议，但这一方案成功推动（或迫使）数百万福利受益者从福利名单中被删除，重新开始工作。旧金山一家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认为：“这项改革甚至让那些最无助的单身妈妈能够在经济上更加自给自足。”我们在此并不是要全方位讨论两党政策问题，但法律的确让人们看到，政策有时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

·如果求职者到另外一个州工作，那就给他们职业流动贷款。修改各个州的失业计划，让求职者看到在自己国家之外和自己所在州之外还有就业机会。

·向那些在失业救济期满之前找到工作的求职者发放“奖金”。几年前，我曾经在《华盛顿邮报周日版》“展望栏目”的头版中提出过这一建议。

·取消那些没有危险性工作的从业许可要求，因为这些要求极大地增加了从业成本。

·改革联邦伤残计划。这样一来那些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可以继续工作，而不是退休，只不过是从事更适合他们的工作。

·采取激励措施，鼓励年轻人遵守工作纪律。比方说，那些在21岁以前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在退休时可以获得额外的社会保障奖励。

应对繁荣的代价需要脑力和体力，需要努力工作、缜密思考。同时它也需要投身于共同的目标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值得我们去捍卫。历史告诫我们：几乎每一个国家最终都会变得疲惫不堪、缺乏自信，或者过于分化，难以凝聚到一起。但这并不是一项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爱国主义宣言》既是一种呼吁，也是一项行为准则，可以引导那些相信自己国家的存在可以为世界带来更多自由和正义的人们。

爱国主义宣言

一个幽灵正出没于那些自由的国家中，但这个无形的怪物并非是由疾病、杀戮或贫穷滋养长大的。相反，它是从现代社会的繁荣中汲取营养，从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人中汲取营养。这些人抛弃、排斥或贬损那些能够把国家凝聚起来的神话、魔法和敬畏之心。尽管人类可能能力不足，无法重新点燃这些稍纵即逝却曾经强大无比的力量，但是我们应当努力确立原则，用自由、正义和共同防卫来约束自己。因此，我们庄严宣布：

1.热爱自己的祖国——心怀深厚的感情，与祖国荣辱与共。这应当是无比高尚之举，只要我们的祖国捍卫自由与正义。

2.一个国家的品德不是来自这个国家的高山和平原，也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人民的基因种族，而是来自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信仰。

3.从道德和法律角度来说，人民有权抵御攻击、侵略或者那些破坏民族性格的来势汹汹的文化入侵。

4.国家必须为“出国”和“言论”敞开大门——允许公民从这个国家自由地移民国外，允许公民在国内表达不满。

5.外来移民有义务理解和接受他们新国家的历史。本国出生的公民应当鼓励外来移民，让他们感到他们具有同样的道德权利去庆祝民族节日和传统，就像那些可以把祖先追溯到来到新大陆的第一批船只或马车的家庭一样。

6.不应当用时间来限制文化，而应当招引新故事和新英雄，因为他们提升了该民族对国家信仰的重视和忠诚。

7.国家应当成立一些服务子孙后代的组织和代言机构，就有关债务以及他们可能承担的义务等问题代表他们讲话。

8.尽管国家可以同那些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信仰的国家寻求建立防御联盟，展开贸易活动，但是不应当同那些持对立立场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或者分享其出口奖励金。

怀揣着这些信仰，我们可以迈向未来，保全和振兴国家。国家也可以继续发展，不仅仅会变得更加繁荣，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稳固和自由。

有没有第二幕呢？

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美国人的生活中没有第二幕。”他是在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写下这句话的，当时他目睹了繁荣是如何毁灭一个人的思想，如何撕裂他同朋友和情人之间的关系的。有些读者错误地认为菲茨杰拉德的意思是说生活中没有第二次机会。实际上，菲茨杰拉德所提到的是戏剧中的第二幕，就是在这一幕里剧中人物的世界坍塌了：安逸的生活被粉碎，朋友也背叛了他。那个一只眼睛失明、浑身血迹斑斑的拳击手必须抓住绳子，从拳击台上爬起来；那个之前天真单纯的家庭主妇遭到丈夫的欺骗和遗弃，为了赚钱供孩子上学，她不得不在夜间工作，累得眼圈发黑。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物无不需要面对他们自身的恶习，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卑鄙的恶棍、躲过明枪暗箭、避开税务人员。他们回忆过去的奢华生活，试图从他们在昔日黄金岁月中狂饮的威士忌和果汁中寻找到一丝智慧。菲茨杰拉德不相信美国人的坚毅是真实存在的。他债台高筑、嗜酒成性，连自己也不相信了。

或许美国和美国特性也都只不过是个神话传说。但即便如此，我们最好也要把握住它，利用我们的历史和理想避开国家分裂所遗留下来的深渊。是的，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但假如我们蔑视自己先辈的勇气，那就太愚蠢了。过去是个幽灵，但它也是个朋友。美国文学中有一部最出色也最发人深思的作品，其结尾写得令人拍案叫绝，其中所用的代词是“我们”。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最后说道：“我们奋力前行，逆水行舟，直到回到美好纯真的往昔岁月。”

让我们握紧船桨，奋力前行吧！

致谢

在深入研究经济史期间，我的家人一直耐心地关注着我，并表现得十分幽默。在研究第二部分简要描述的那些世界领袖时，我尽量依靠日记、杂志、书籍、年代久远的电影片段以及上等咖啡的芳香让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中。比方说，在研究亚历山大大帝时，我告诉当地咖啡店的咖啡师我的名字叫亚历克斯，他们就把这个名字写到纸杯上。之后我又成了图尔克和佩佩。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叫“果尔达”要困难一些，于是我含糊其词，说自己叫“果阿”，但有些咖啡师认为这是印度的一个省。这样做可能有些傻，但让我保持着饱满的精神状态。

我妻子黛比，女儿维多利亚、凯瑟琳和亚历克西娅都很漂亮、聪慧，她们让我心情愉悦。并且应当感激的是，我的女儿们都很能容忍她们的爸爸，因为他常常在陌生人面前戏弄她们。我的母亲琼则用她的智慧和活力鼓舞着我。

我还要感谢我的代理人苏珊·金斯伯格，她为人忠诚、足智多谋，把我引荐给绝顶聪明、十分和蔼的编辑霍利斯·海姆鲍奇。我还要感谢斋藤仁和约翰·卡拉季奇，他们对涉及明治革命和阿塔图尔克的章节提出了独到见解。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小时候上学时，我有幸师从一些优秀的老师。我现在依然把专栏评论的草稿寄给我的高中英语老师马丁·梅萨罗斯，因为他比任何参加海明威或菲茨杰拉德家庭聚会的人都更了解“迷惘的一代”。戴维·科雷尔把令人鼓舞的内容带到历史课堂，每年都会把一伙儿荷尔蒙分泌过剩的青春期顽劣少年改变成一群心怀爱国主义的中学生。萨莉·豪、文斯·赫克尔、珍妮特·盖尔泽和杰克·米尔科维奇从没有让我轻易得到优秀，但一直督促我更加努力，走得更远。我最喜欢的两位小学老师都已经不在了：一位是不苟言笑的非裔美国女士玛丽·克拉克——我曾在《冲刺》一书中称赞过她；另一位是我五年级的老师雷蒙德·斯内顿，他教会了我运动中的数学。秋天里的每个星期，我们都会交流我们为美国橄榄球联盟比赛设定的选秀权，以及为赌球者设定的分差。我现在也不清楚学校负责人是否赞同这种赌博式的教学方法，但我认为这种方法收到了效果：受到斯内顿老师对数学热爱的启发，几十年之后我发明了一种向儿童传授数字的新方法——数学箭头。一想到某个孩子可能会因为斯内顿老师认为绿湾包装工队能够击败赌球者设定的分差而发现学习代数更简单了，我就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在本书中遇到了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是否能够经受得起挑战而延续下去呢？

注释[1]

序

引言 有关繁荣的悖论

第1章 有关国界、尿布和高尔夫球场的悖论

第2章 蛋糕忧郁症以及有关贸易的悖论

第3章 借贷带来的麻烦

第4章 工作问题

第5章 自拍时代的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和坚毅

第二部分 带头冲锋

第6章 亚历山大大帝及其伟大帝国

第7章 驶向西方的东方快车

第8章 东方能否迎头赶上西方？

第9章 两位无畏的领袖：不找任何借口

尾声 不要变得软弱

致谢

[1]以下注释部分数字为英文原书页码，详见英文原书。——编者注

目录

自序

日期小注

第一章 《基督胜利》

第二章 圣殿中的麻烦

第三章 参加十字军

第四章 帝王将相

第五章 伦敦

第六章 兰尼米德

第七章 被包围的英格兰

第八章 “无神”

后记

附录1

附录2

致谢

版权页

自序

金雀花王朝的漫漫历史充斥着具有戏剧色彩的光景。这个时代有突如其来的战争，也有意料之外的革命；有悍勇的人民起义，也有极具毁灭性的瘟疫；有胜利时刻的欢呼雀跃，也有屈辱光阴的遗憾唏嘘。但是这些或跌宕起伏，或血腥残暴的年代，无论从情节还是重要性而言，与1215年相比都相形见绌。1215年是政治波谲云诡、动荡不安的一年，充斥着反抗、内战、攻城略地和宗教冲突。1215年也是令“无地王”约翰颜面扫地的一年：在连年的对外战争中，他失去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近乎全部的领地。同时，1215年见证了虽然短命，但首次限制封建君主权力的《大宪章》的签署。如果让我们细数中世纪的历史丰碑，1215年堪比诺曼人入侵的1066年和博斯沃思决战后开创都铎王朝的1485年。

对于一些人来说，1215年是相当痛苦的一年。一位传记作家曾为生活在金雀花王朝时代最伟大的骑士威廉·马歇尔作传，在其充满活力的1.9万字的史诗故事中谈到这特殊的一年时，他刻意掩盖了1215年的重大事件。“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件，”他写道，“但都是些无益谈及的话题。”

但事实上，这位传记作家却不由自主地谈到这一年。就像通常对待威廉·马歇尔的传记一样，相比谦逊地回避自己擅长的话题，他对炫耀自己对重大史实有多么如数家珍更有兴趣。因此，在声称自己对1215年无话可说后，他转而迅速对这一年风起云涌的政治冲突及其衍生的伟大历史篇章——刀光剑影的内战及彻头彻尾的外敌入侵——做了简洁且一针见血的总结。

发生何事？一言蔽之。

男爵索权，国王婉拒，

男爵不悦，危言吓之。

不得特权，将欲弃之。

无复效忠，害之无所不用其极也。

从某些方面来看，至少在高层政治中，这的确是1215年的大事记。金雀花王朝第三代国王约翰与男爵们的关系彻底崩溃，王朝命运岌岌可危。1215年6月，在温莎城堡附近的兰尼米德，在威严且满腹经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的调停下，与教会联盟的男爵代表要求约翰王以书面形式（并盖以国玺）确认一系列其及历代国王曾经滥用的王室权利以及忽视已久的应尽义务。这些权利与义务一方面被视作宪法创新[1]，另一方面也被视为对英格兰古代法典的回归，这些法典似真似幻，曾经管理过在这之前更好的英格兰——从盎格鲁–撒克逊王朝最后一位君主“忏悔者”爱德华时期，至更近期的诺曼王朝国王、约翰的曾祖父亨利一世时期。约翰签署的“新协议”探讨了宗教、赋税、平等、兵役制度、封建支付、度量衡、贸易特权及地方政府等诸多问题。“新协议”还间或触及了一些重要准则，最著名的一则是约翰被迫承诺“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同时，“（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另外，这些准则主要满足了一小撮英格兰最富有、最有权力的人的利益。协议中所说的自由人，最多仅占英格兰成年人口的20%。

《大宪章》开启了个人自由权利新纪元，限制了封建君主与政府的权力，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1215年一整年的故事。但这大谬不然。事实上，《大宪章》中有一条关键条款时常被人们忽视，它不仅成为1215年大事记的导火索，也与每一位英格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大宪章》中提出了一个概念上简洁，却具有灾难性缺陷的方法去强迫国王坚持其所做出的承诺：如果约翰违约，男爵们将不再对其效忠。如此一来，整个13世纪所依赖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将土崩瓦解。用威廉·马歇尔的传记作家的话说，“男爵无所不用其极地加害约翰”，或者，更简明地说，他们将发动战争。这些严肃的威胁在《大宪章》中都有所体现，其中，约翰声明如果违约，他的男爵可以“采取剥夺土地、没收财产等手段对其予以制裁……以拯救臣民及其子孙后代”。

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从1215年6月至兰尼米德男爵胜利的“辉煌瞬间”，当我们细数其中的历史点滴，我们能够看到1215年开始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是的，约翰承认了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大宪章》，但这是在男爵的武力相逼下被迫签署的。因此，蜡印未干，约翰就开始逃避《大宪章》中的各种约束。1215年，《大宪章》签署两个月后就被宣布无效。教皇斥责《大宪章》为“可耻、非法、不公正和有损尊严的”。他声称任何看了《大宪章》的人都将招致“全能的上帝及其使徒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愤怒”——一种间接的方式称他们将在永恒的地狱之火中受尽折磨。在随后的全面内战中，城镇沦陷，尸横遍野，王室珍宝在沃什湾被沼泽地吞噬，法兰西王室继承人被邀请前往英格兰取代约翰。1216年10月19日的凌晨，约翰因痢疾离世，内战因此戛然结束。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一年前颁布的《大宪章》仅仅是一次试图约束国王的勇敢却有瑕疵的尝试，而这部宪章在如此有利于男爵方面的情况下，却仍旧以失败告终。

当然，自1215年6月15日开始，《大宪章》“在那片被称为兰尼米德的草甸上”被颁布后的800年间，这部宪章可能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最讽刺的一部文件。因为这个原因（暂且不管正确还是错误），1215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反对暴政，争取自由的“元年”，而1215年版《大宪章》的副本分别被保存在大英图书馆、林肯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中，与古老的宗教典籍一样，受到人们最敬畏的对待。《大宪章》1297年的版本曾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议会大厦中展出。[2]此外，每一位到访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访客，《大宪章》都是他通过安全区域后看到的第一件展品：这是《大宪章》的另一份1297年版本，该副本在2007年的一次拍卖会中被以超过2000万美元的高价拍下，并被视为美国自由史开端的有形物件，极为隐喻地被安置存放着。人们引用美国第32任总统——伟大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一句话，为该副件作注——“在人类的历史中，对民主的渴望不仅是在近阶段才有的需求，而是早就写在《大宪章》之上的话题”。然而，那样的民主在《大宪章》中却少有提及，这可能是1215年版《大宪章》的制定者们最后才想到的命题。其实最为普遍的说法都称《大宪章》与1215年互相成就彼此——1215年就意味着《大宪章》，《大宪章》就代表了1215年。

然而，恕我不能赞同这种说法。我已著有一本关于《大宪章》的薄书，专门研究该宪章在金雀花王朝早期历史中的长远起源，并分析了其中的各项条款。而目前您手中这本书（虽然与那本薄书在同一时间创作，但两本书写作的目的却不尽相似）是为了达成一些其他的目标。这本书的核心之处仍旧是叙述约翰与以“上帝之军和神圣教会”的名义四处游走的一众男爵的纠纷。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增添了些许政治与宪法的历史，是我另外两本讲述金雀花王朝历史的书籍——《金雀花王朝》和《空王冠》的姊妹篇，但是这本书相较于它们，增添了更丰富的内容。

1215年的关键词是“变化”，其规模甚至比那年6月的一系列事件所引起的剧变更大。我希望将我的探索延伸至一群大人物反唇相讥的风暴之外。在法兰西，一场关于金雀花王朝与卡佩王朝国王的主权争夺战如火如荼地进行，并最终以后者胜出而告终。随即，英格兰人民面临的是如何解决诺曼底失败（该事件的意义与1066年诺曼征服同等重要）的一系列后果。其间，好战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发起十字军东征运动，我们不能够在回溯英格兰政治以及英格兰社会时，忽视了那段时期的宗教生活（那是一个在基督教历史中，宗教显得格外重要且强势的时代）。同样，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1215年英诺森三世的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在罗马举行。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令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会议事无巨细地颁布了各种新的指令：从告解圣事，至鉴定识别犹太人和穆斯林穿戴的服饰，再至各教区教堂需要被清洗的次数。当时（1215年），很多有识之士认为这是比兰尼米德发生的地方性集会更加重要的一次会议。而关于这一点，本书也将有所提及。

上述几点仅仅从几个方面描述了英格兰历史上金雀花王朝里程碑似的一年的故事。而纵览全书，我将尝试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来描绘1215年的故事。我会将叙事史与被称作“社会史”（人的历史：人的想法，由人组成的社会及人的生活方式）的叙述方式融合。因此，除了讲述这一年政治舞台的发展变迁之外，您还会看到1215年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真实生活：国王与男爵，骑士与商人，牧师与农民。除了正统地讲述历史，本书中还涵盖了许多简单的故事：1215年的人们如何吃、睡、工作、说话、思考、打斗、祈祷及买卖；人们的称谓，他们如何穿戴，如何生活以及他们如何死去。相比国王、教皇和男爵们的所做所为，上述关于1215年的描写常常在历史中被人们忽略。在本书中，我将不时地在各个章节中插入一些短小精悍的随笔散文，这些讲述个人生活的散文常常让我着迷。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涵盖了历史中的“最底层”和“最上流”的社会；这不仅是一本既专注专题，又涵盖漫笔的书，同时还是一个拥有着推动力的故事。最后，我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此书知晓1215年是关乎世界革新的重大年份，同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它仅仅是中世纪英格兰生活的平凡一年。

正如我时常讲到的，我需要重申，这是一本兼具讲述历史与娱乐大众的书籍。我希望它在这两方面都能得到大家的肯定。

丹·琼斯

巴特西，伦敦

2015年夏

[1]《大宪章》是英国封建专制时期宪法性文件之一。英国不是成文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宪法典。——编者注

[2]《大宪章》在1215年首次准予后，重新被确认、发行了无数次。（重发的年份包括1216年、1217年、1225年、1237年、1253年、1265年、1276年、1297年及1300年。）13世纪上百份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宪章副本（一些副本和《林苑宪章》）一同被保存至今。通过研究人员梳理地方档案，更多的副本正被发掘面世。

日期小注

1月1日，是如今西方社会之新年伊始。然而早在13世纪初，有更多的方式定义一年之初。历史年，采用耶稣纪元法来定义年份——从8世纪初圣彼得尊者时期起，人们就开始将耶稣诞辰之日作为一年的伊始，并开始逐年累加计算年份。而教会行政年则以3月25日——圣母领报节（或又称天使报喜节）开始计算年份。同时，根据包括皇室记录在内的众多史料记载，帝王加冕之日也是计算年份的方式之一。

约翰于1199年5月27日加冕。碰巧的是，这天刚好也是耶稣升天节。在教会年历中，这个节日的时间每年都不固定。因此，约翰统治时期每一年的长度都有所不同。1214年，耶稣升天节为5月8日，是约翰继位的第16年，被人们写为“约翰16年”。1215年的耶稣升天节是5月27日，因此这一天是“约翰17年”的伊始。

旧时的纪年方式令人混淆不清，在此容我将1月1日算作1215年的第一天，那么我就从这一天开始讲述我的故事。

第一章　《基督胜利》

1214年的圣诞节，英格兰国王约翰的私人教堂中响起了圣乐《基督胜利》。神职人员盛情吟唱，约翰王细细聆听，他将为这次演出支付不少的费用。一个月之后，圣乐的领唱——圣东日的罗伯特和圣殿骑士詹姆斯将会收到25先令——这相当于他们一周的工资。虽然昂贵，但这天籁般的圣乐却物有所值。这两名技艺高超的独唱家与集体合唱团交替演唱，令不同音色的拉丁语赞歌交织萦绕，并将副歌送进高潮：“基督胜利，基督为王，基督基督，统治万邦。”虽然，这仅仅是众多圣诞庆典主题圣乐之一，但它深得约翰王的欢心，因为《基督胜利》（这类圣乐也被称为《基督君王颂》）丝毫不缺少对王室的礼赞。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大帝（几乎可以被称为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统治者）被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皇帝，自那时起，这首圣乐就一直在欧洲皇家加冕仪式中被人吟唱。[1]在诺曼人入侵英格兰时，这种传统也被带入这片疆域。因此，在1199年5月约翰加冕为王以及1200年10月约翰的妻子伊莎贝拉加冕为后之时，圣乐《基督胜利》均响彻在这位君主的耳畔。在约翰整个统治时期的圣诞节和复活节，他都花钱聆听这首圣乐。而今，当僧侣歌手放声诵唱时，约翰再次听到这熟悉的音乐。僧侣歌手们祈求众多圣男、圣女赐福：从圣彼得和圣母玛利亚，到托马斯·贝克特和圣埃塞德丽达——一位7世纪的东盎格鲁修女，曾成功摆脱一个试图强暴她的淫荡国王的魔掌（相传她的手杖长成了一棵白蜡树）。训练有素的男声一同祷告他们的国王能够享受这繁荣光景。他们祈求虔诚与喜乐，呼唤和平降临大地。“致上帝加冕的英格兰国王，因救恩而得胜”，他们吟唱着。对于像约翰这样的国王，他的一生及其统治生涯绝不会平静，因此，这些圣诞愿望再合适不过。

约翰在伍斯特庆祝圣诞节。自诺曼征服以来，这个坐落于英格兰西部边陲的古城一直都是国王们青睐的驿站。约翰也不例外，他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伍斯特的重要性类似于格洛斯特之于南部、赫里福德（一个起源于英格兰与威尔士之间肥沃土地的边境城市，这里被来自坎布里亚山脉的瓦伊、塞文河浇灌，乡村显得格外绿意盎然）之于西部。这里是文明的最西方，因为越过边界，随处都可以看到闲逛的威尔士人，这是一个奇怪至极、粗野蛮横且热爱争吵的民族，其方言充满着慷慨激昂、大胆野蛮与诙谐机智的情绪。然而，当骑马战斗时，留着长须的威尔士人经常赤脚上阵，面部鲜亮，显得异常凶猛暴躁。他们对自己的邻居英格兰人既敬畏又害怕，感情颇为错综复杂。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在1154年至1189年执政期间，与威尔士人既曾同袍而战，亦曾各自为战、短兵相接。他评价，威尔士人“非常勇敢不羁，即使手无寸铁，在面对武器装备精良的敌军时，他们仍旧毫不犹豫，勇往直前”。到访过威尔士的人都提到过一个地方，这里聚集着诸如杀人雄鹿、半猿半狗的混种及野猪等怪物猛兽供人狩猎。自约翰的高曾祖父——“征服者”威廉一世开始，就开始在伍斯特修筑防御工事抵御这些奇怪且古老的不列颠人，而这座城市，在两代人之后的金雀花王朝统治期间，也一直都是皇家要塞。

除了固若金汤之外，伍斯特能成为王室圣诞庆典场所的一个主要原因还要归功于这座城市足够大，得以妥善自保。在官方文书中，这座城镇的城堡被称为“国王之家”，能够容纳包括厨子、仆人、牧师、抄写员及工匠等在内，宛如军队般的皇家核心随行人员，附近修道院也能够为光临这里的名门望族提供盛大奢华的住所，这些名门望族包括国王、国王尊贵的随行同伴及皇家骑士等。僧侣还可能被要求举办一场适合皇家出席的派对，这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别说宗教节日，无论在哪一天，国王都会被成百上千的扈从簇拥包围，因此国王需广施恩德，隆重地对待每一天。必须指出的是，47岁的约翰王并没有因其荣誉与慷慨而广受称道。（事实上，很多人视其为贪得无厌的恶棍，背信弃义的小人。）然而，即使是“身负恶名”的约翰，人们也期待他能在圣诞节做出努力。

在那个时代，圣诞庆典需要提前进行翔实周全的计划。从12月25日的耶稣诞生之日至次年1月6日主显节，这个仲冬最主要的节庆通常需要庆祝整整12天。在这期间，人们将举行一个喧闹的传统盛宴——1月1日的割礼节。根据12世纪一位来自沙蒂永的诗人、神学家沃尔特的圣歌中记载，割礼节是一个用来“逗乐”的“混乱”节日，而由于“这有着耶稣割礼（源自犹太风俗切割掉耶稣的包皮）的神秘象征”，它又是一个除净身上恶瘤的日子。无论如何，有国王出席的圣诞节一定是极尽奢靡、挥霍无度的。王宫一天的花销可能会陡增至平日花费的7至8倍。1206年12月，约翰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温切斯特停留。其间，王室厨房向宴会庆典交付1500只鸡、5000枚鸡蛋、20头牛、100头猪和100只羊。1213年，在温莎举办的另一个更大型的圣诞庆典中，有400颗猪头、16000只母鸡、10000条鳗鱼和15000条鲱鱼供人享用。诸如撒上面包屑和动物脂肪的辣椒酱配姜汁红酒烤鹿肉，以及填充了六七种不同种类家禽肉的巨型馅饼等传统圣诞菜肴，都来自中世纪后期的食谱。1214年的圣诞节也不例外，这些“纵酒狂欢者”期待着受到同样的盛情款待。7周之前，约翰指派他在约克郡的仆人前往皮克灵林苑捉捕野猪。他们将屠杀的100头野猪进行腌制，野猪的头被保存在葡萄酒或啤酒之中。同时，约翰的长期顾问、行政人员兼赌博伙伴——休·德内维尔，也从迪恩林苑的圣布里弗尔斯皇家狩猎小屋带来50只山羊和40头猪。20只银碗亦被整齐地归置于马尔堡城堡修葺一新的厨房中。与此同时，还有从其他王国订购的食品，其中包括来自法兰西南部王室领地的进口葡萄酒。这些葡萄酒曾经在遍及英格兰各地的酒窖中储存，在这一年的圣诞节，沿着皇家行程路线，它们也被用马车运送到伍斯特。诸如位于多塞特郡的科夫堡一样门庭若市的大型皇家城堡，一次性可接收30桶葡萄酒——这些葡萄酒多达几千升。

对于伍斯特当地居民而言，王室的到访既是诅咒，又是恩泽。从很多方面来讲，亲自招待国王都是一件繁重劳累的任务：为了给国王让路，有些居民甚至会被从自己家中驱逐出来；王室庆典令当地人头攒动，比肩接踵，而“庆典狂欢”留下的粪便、动物骨头及腐烂垃圾等都肆意地堆积在城市街道的两旁，这都展现了中世纪城镇热闹的生活方式与特点。然而，当地商人的确又可以从王室的到访中获益，有些时候，作为回馈，国王还曾对城镇加以修缮。例如，在1204年，国王命令改用石头重建一座被大火烧毁的木质门房。然而，1214年国王约翰的到来更像是再一次提醒当地的居民，最近国王又向他们征收了重税，例如“领地税”这样的任意税种，在过去10年间，竟然上涨了500%。

然而，任何一个置身于圣诞王宫的客人，当他第一次徜徉在伍斯特城堡走廊，透过窗帘向窗外张望，都会发现这个地方弥漫着厚重的皇家威望和浓郁的历史感。附近的大教堂是修道院的一部分，教堂最初是一座诺曼风格的建筑。自1113年盛夏，该教堂在一次横扫伍斯特的毁灭性大火（在过去的百年之间[2]，4次主要的大火曾将这座城市化为灰烬，1113年是第一次）中被烧毁后，一直被翻修重建。而现在，尽管只是半成品，由于大教堂中安放着两座尊贵圣人的坟墓，这座教堂又被人重新修建。这里是约克大主教圣奥斯瓦尔德的墓地，圣奥斯瓦尔德于992年，在为伍斯特穷人洗脚时不慎身亡。在圣奥斯瓦尔德墓地旁，坐落着圣伍尔夫斯坦的墓地。伍尔夫斯坦是少有的在英格兰出生的大主教，他在诺曼征服中幸存下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赞助教堂的修葺及图书制作。13世纪早期流行着对伍尔夫斯坦的崇拜。他于1203年被封为圣徒，一本盎格鲁–撒克逊的圣徒传记记录了很多关于伍尔夫斯坦的奇迹和伟大功勋：一名叫作希格里德的女子患有关节炎，伍尔夫斯坦通过写信的方式将这种顽疾治愈；赌徒和游手好闲之辈曾经常在一棵坚果树下不务正业，伍尔夫斯坦诅咒了这棵树后，它就枯萎凋零了；他也曾经成功说服布里斯托贩卖奴隶的商人放弃这项惨无人道的生意。这本传记还被著名的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翻译成拉丁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伍斯特在约翰的家族史中也有特殊意义。在1159年复活节，约翰的父亲和母亲——亨利二世和阿基坦的埃莉诺在一次王室巡游中到访伍斯特，并且把众人召集到伍斯特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戴冠仪式。虽然这离约翰出生还有些年头，但直至约翰去世，他都以崇敬之情看待伍斯特和圣伍尔夫斯坦。

自约翰出生至其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是一个统一但又极其复杂的国度。它占领了不列颠群岛大部分领域，其北部边界紧邻苏格兰王国，而西部边界又紧邻威尔士王子的领土。这些边界时常因战争而发生变化。同时，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又有亲密的联系，英格兰当时声称在爱尔兰享有某种程度的主权。除此之外，英格兰与英吉利海峡另一端的大陆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至少在约翰统治早期，英格兰国王一直掌管法兰西的大片疆域。而金雀花家族与卡斯提尔王国、西西里王国、神圣罗马帝国及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家族也有血缘关系。

英格兰气候温和湿润、沃野千里，人民辛勤劳作。从西北部的旷野山脉，到中部至南部海岸线的肥沃低地，英格兰地势起伏，绝非一马平川。据英格兰国王于1086年颁布的《土地赋税调查书》[3]记录，（据不完全统计）该年度英格兰人口已达到268863人。到约翰统治时期，英格兰的人口至少增长到了200万人，并很有可能已达到400万人。大多数人口以几百人为单位群居在分散的小村庄中，他们男耕女织，饲养牲口，勉强自给自足。[4]英格兰人口最多的郡县在其东部——肯特和艾塞克斯、东安格利亚和向北部蔓延开来的一系列被称为约克郡的地方，另外一处人口聚集地在其西南一带，包括格洛斯特郡、威尔特郡、萨默塞特郡及德文郡。除此之外，英格兰也以拥有大量繁荣昌盛的城镇为荣。伦敦是当时最大、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政治中心，12世纪诗人约旦·方托斯姆称其为“无可与之媲美之地”。二线城镇包括诺里奇、布里斯托、温切斯特、林肯、卡莱尔和约克，其中每一座城镇的居住人口都达到几千人。

大部分英格兰人及其家庭居住在乡村部落，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封地，并被封地领主管制，这些领主常常同时管理好几个封地。那些被划为“不自由”的维兰和农奴，为了得到居住在一小片土地上的权利，每周不得不为领主劳作数日。被划为“自由民”的村民则有偿劳作，向领主以现金方式支付租金，在面临法律纷争时，他们有权利进入王室法庭解决问题，而这对于那些“非自由民”而言是望尘莫及的特权。这些“非自由民”在面临纠纷时，只能寄希望于领主的私人法庭。大致来讲，当时英格兰的东部比西部更加“自由”，土地占有模式及其比例东西部大相径庭。

两类不同的阶层统治着这些民众，这两类阶层大都富贵荣华，并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一类是先知、圣人。英国的教会富可敌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17个主教辖区给予教会大片土地，众多的修道院则是遵循各种规则的僧侣的家。英格兰的修道院院长、主教和大主教通常都极具贵族气派，甚至具有王室血统，他们是国王颇为重要的谏言者。在约翰的统治时期，他曾为了争取任命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权利与教皇激战——若要遵守教规，任命主教是罗马的特权。

第二类阶层是大的世俗领主。在英格兰数百万人口中，大约有10000名贵族，他们每人拥有一块或两块封地。这些贵族在地方政治中活跃度较高，甚至还在当地拥有公共办公室。在这些贵族之上，还有近千名骑士——这个说法虽然暗指军事训练与军队规模，但这些骑士仍然需要依靠大片的土地去维持自己的地位，从而获取政治话语权。在贵族和骑士之上，是英格兰的精英阶层——男爵，他们大约有100人左右。这些人富可敌国、军力强劲且极具威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诺曼征服时期以来进入英格兰的家族（包括王室家族）的后裔。男爵精英们拥有“伯爵”头衔，统治着乡下大片的土地，他们的财产还包括大量封地以及蔓延几百英里[5]范围的政治利益，他们与国王的私交甚好。另一方面，当着手统治英格兰时，这些伯爵便成为国王希望私下结交、合作并咨询的最佳人选。当一位无能的国王不公正地统治这个国家时，国王最希望管控的也是这群伯爵。在约翰统治英格兰的最后两年里，他就与男爵们发生过令人震惊的冲突。

约翰是家族中最小的儿子——这个著名的家族如今被大家称为金雀花家族。在结束知名的无政府状态下的毁灭性内战后，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于1154年加冕。这场内战使得王室权威颜面无存，亨利穷尽35年的光阴重塑王朝权威。基于渐入民心的普通法，亨利创造了一个强大、稳定且集权化的政府。亨利推动新的司法进程，并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及行动对抗违逆自己的男爵。从亨利的统治末期，至他的二儿子“狮心王”理查一世继位，王室权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段时期的英格兰被严格而有效地治理着。

1199年，约翰继承其哥哥理查一世的王位。理查在围攻位于利穆赞沙吕–沙布罗尔的一处城堡时驾崩，他被弓箭射穿肩膀，随后伤口发展为不宜手术的坏疽。不久，这位刚毅的“狮心王”在百般折磨中痛苦地死去——虽然最终被俘获并且被活剥的杀手彼得·巴西利乌斯死得更为惨痛。由于“狮心王”理查没有子嗣，因此继承王位之人只能在以下二人中挑选：一位是他的弟弟约翰；另一位是他的侄子——约翰去世的长兄杰弗里的12岁儿子——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约翰最终赢得了王位，但是在他的政治舞台开始之初，已经有人质疑他是否是王位最合适的继承人。

约翰在1199年继承的王国疆域广袤无垠。他的父亲亨利二世通过征战、继承及联姻等手段，纵横捭阖，占领相当于现今法国1/3的土地及其绝大部分的西部海岸。[6]据王室文件记载，约翰加冕时有一系列头衔，包括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安茹伯爵及爱尔兰之主等。平心而论，守护如此广阔的江山对于任何人来讲都极具挑战，而包括时任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在内的历任法兰西国王，对统治大片“自己国家的”疆域的敌对国王又极不友好。哪怕是“狮心王”理查也是穷尽浑身解数，施展自己的军事才华，才能够勉强维持这个庞大但并不那么稳固的帝国山河的统一。

然而，约翰却在继位不久后，以令人手足无措的速度，迅速失去了理查曾经誓死捍卫的近乎全部领土。从加冕之日起，到1203年至1204年更迭的那个冬天，约翰被赶出安茹、曼恩、都兰，阿基坦的大部分疆域（仅有位于加斯科涅区波尔多附近的一小片领土被保存下来），以及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诺曼底。约翰残忍且善变的坏名声传遍千里，民众普遍怀疑他是否拥有像其哥哥那样的战斗勇气，最初的一小拨异见者很快发展成一大批叛离者。他们离开约翰，誓死效忠腓力·奥古斯都。中世纪不同风格的统治者常被人们冠以各式各样的外号，而约翰在位时期，正值诺曼底大溃败之时，所以大家给约翰取的外号更为不客气。据坎特伯雷的编年史家杰维斯回顾，在约翰加冕不久后，这位新君王就被大家调侃为软剑王。

帝国的大溃败，尤其是诺曼底失守，令约翰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首先，他需要亲自经历一场与英格兰男爵的政治决裂，这是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决裂，这令人尴尬窘迫，事实上，事发也非常突然。在1204年之前，很多英格兰贵族家庭在英吉利海峡两岸都拥有土地。当诺曼底被法兰西控制后，大多数家庭的土地都一分为二。然而，这两个国家都奉行封建土地保有制度：土地拥有者必须向该国国王表示敬意——宣誓效忠并允诺军事支援。但同时向两个君主效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约翰和腓力这样经常兵戎相向的君主。因此，约翰在1204年的军事败北，令很多英格兰男爵蒙受了巨额的财产损失。

其次，诺曼底大溃败后，约翰决心重新夺回这片土地。这是约翰承载十年的使命，是主宰他整个统治期的政治推力。这个决心也令约翰的经济政策昭然天下：约翰为征敛金钱不择手段，以此补贴军费，重新入侵海峡另一端的大陆。而这项政策影响了他与教会的关系：约翰欣然接受了一项五年禁令——教皇下令在约翰的统治区域内停止一切教会事务——因为这项禁令允许他向英格兰神职人员搜刮数额巨大的财富。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丧失诺曼底令约翰与英格兰男爵的关系降至冰点。多年以来，男爵们已经习惯了国王的缺席，正因为“天高皇帝远”，国王对搜刮男爵财富的需求也相对缓和。然而，约翰上位后却几乎时时萦绕在男爵周围，对金钱贪得无厌，他穷尽浑身解数，用尽狡诈的计谋对上流社会进行搜刮压榨，横征暴敛到史无前例的规模。约翰家族均冷酷无情且有着生硬粗暴的野心，这里有一个著名的笑料：约翰的哥哥理查一世曾号称金雀花家族起源于魔鬼，在将来也将归于魔鬼的宿命。他们的父亲亨利二世在温切斯特的城堡中委托匠人画了一大幅壁画，将自己刻画成一只被四只雏鹰撕得粉碎的老鹰。每一只雏鹰都代表亨利二世的一个软弱的孩子。在这幅壁画中，最小的雏鹰——约翰——坐在父亲的脖子上，伺机啄食他的眼珠。亨利二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仲裁者，虽然他对约翰溺爱有加，但他准确无误地认为他的这个小儿子是众多儿子中最容易背信弃义的一位。当约翰成长为一名国王时，男爵们发现亨利二世对约翰的评价不失毫厘。

最后，由于约翰痛失家族遗产，在精英阶层的眼中，他应该对金雀花王朝打江山时犯下的一切罪行负责。这连同其他种种因素，为一次蓄谋数月之久的政治危机埋下了伏笔，而这将在1214年的圣诞节爆发。尽管约翰在伍斯特斥巨资举办圣诞庆典，并聆听他最爱的圣诞音乐，但实际上，那时他根本不想置身于庆典中，而且不愿在伍斯特多逗留一刻。不过值得约翰庆幸的是，庆典上数日的大快朵颐，已经足以迷惑民众，也使他自己暂时从拯救四分五裂的家族遗产的紧迫任务中抽身。1214年的12天圣诞庆典原本计划在行进中庆祝，但12月26日，在纪念圣斯蒂芬的庆典上，约翰下令将自己的财产装上马拉大车，王室车队一行浩浩荡荡地向伦敦驶去。

王冠，长袍……与拖鞋

1890年春，坎特伯雷大主教休伯特·沃尔特的棺材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开棺。沃尔特被安葬于1205年7月14日，几个世纪以来，他一直平静安详地长眠于三一礼拜堂那庞大的长方体石制棺材中。他身着华服，一如生前最辉煌显赫的那段岁月。

在沃尔特棺材中发现的珍宝如今被保存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档案馆中，这些珍贵的物件给人带来了最直观的感受——在《大宪章》时代最有权力的英格兰人是如何穿戴打扮的。作为英格兰教会的大主教，沃尔特理所当然能接触到最昂贵奢华的布料、宝石及精制的成衣。显而易见，沃尔特也充分利用了这些华服、布料和宝石，为自己精心打扮。他的那顶由金色丝绸制成的法冠，至今依旧闪烁着令人难忘的光芒。一双高统靴（即带有饰品的布靴），被星星刺绣覆盖并悬挂着流苏；这双鞋的高度正好能达到沃尔特的膝盖之下。棺材中还有一双镶有奇珍异石，看起来柔软舒适的仪礼拖鞋，脚踝的位置下面还缝上了似神龙或狮鹫的图案。而大主教的圣带，尽管其大部分断片随时光的流逝仅剩最初的几何样式（原来曾拥有光彩夺目的颜色），但圣带与法冠的金丝仍相映成趣。

休伯特·沃尔特礼服中所展现出来复杂精细的针脚彰显了被世人称作“英国刺绣制品”的独特魅力。（在13世纪的发展进程中，英格兰逐渐同时享有了“深谙如何制作全世界最好的礼服法衣及最精美装饰的世俗服装”的盛名。这种声誉在沃尔特离世的若干年后逐渐流传开来。）丝绸可能从西班牙或中东进口，甚至有一部分很可能是由沃尔特亲自带入英格兰，因为他曾跟随“狮心王”理查到访圣地，有机会与当地的商人进行织布交易。毫无疑问，与沃尔特具有相似社会地位的人，也曾从耶路撒冷带回过类似的精美织物：威廉·马歇尔曾在12世纪90年代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带回美丽的织物，当他寿终正寝之时，就身着由这种布料制作而成的寿衣，并在其离世后的20年间，衣物都保存得完好无损。因此从沃尔特的墓中发现与马歇尔类似的华服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沃尔特坟墓中发现的衣物质量足以反映那个年代华服的水平。这些礼服甚至并不是沃尔特拥有的最好的服饰：从沃尔特的遗嘱中可以发现，他为坎特伯雷大教堂的教士们留下了更多更加精致的宗教礼服。准确地说，这些留给教士的华服最终为国王约翰所掠夺。1206年，在约翰忠实的仆人兼亲信彼得·德罗奇就任温切斯特主教的典礼上，约翰转而将沃尔特留下的华服悉数送给德罗奇。

从沃尔特寿衣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对1215年的英格兰人——或者至少是当地最富有、最有权力之人的穿着有一定的印象和了解。他们十分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常常花费大量财力购买服饰，以保证衣着得体，并能够恰如其分地体现自己的身份。虽然直到14世纪法律才禁止“奢靡之风”，明确规定个人应根据需要，身着与自己社会地位相符的服装，但人们仍然非常重视穿衣打扮，无论男人或女人，只要从身后观察他（她）的服饰就可以辨别其身份与社会地位。

因此，国王、教皇、男爵、骑士及主教等人的服饰都极为华丽，由昂贵的布料、进口的毛皮和装饰着奇珍异石的丝绸组合而成，此外还带有金线装饰的精美图案。马修·帕里斯著名的“约翰王水墨肖像画”就对此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约翰正襟危坐，身体被宽松、自然下垂且五彩斑斓的布料包裹，腰线被一条细腰带束扎起来，腰带上饰满了似炙热的太阳和小光点一样的东西（可能是珠宝），且被摆放成三角形的样子。当然，他头上还戴着一顶金色的王冠。人们通常认为从中世纪后期开始，诸如爱德华三世、爱德华四世的王宫才逐渐变得饱含骑士精神且富丽堂皇，王室才真正开始穿着皇家礼服。事实上，至1215年，国王及其身边的扈从都已颇具时尚气息。从1215年开始，我们就能从约翰在位时的记录中找到很多例子：国王为嘉奖宫廷中对他忠诚的人，时常赐予他们毛皮及色彩鲜艳的布料，作为他们提供良好服务的报酬。上至国王同父异母的兄弟，下到约翰妻子的洗衣女工都得到过这种恩赐。在王室面前，每人都被期待做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服饰不仅仅代表个人虚荣心，或者无聊的王室文化的承载品，它还具有政治属性。回看1215年之前的一代，约翰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曾在1173年至1174年“大叛乱”期间，为了逃避她丈夫的部队而女扮男装，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编年史家坎特伯雷的杰维斯写道，“埃莉诺换装后被逮捕，并受到严密的关押拘留”，他还称埃莉诺“有着高贵的血统，但是行为极其轻浮”。杰维斯有可能在这段话中想通过描写埃莉诺的异性装扮，来隐喻她假设自己是一个男性政治角色的野心和抱负。但是，无论他是用文学性的语言还是象征化的辞藻来描写这个故事，都想表明同一个观点，即女性不应该穿着男性服饰。《圣经·旧约》对此做出严禁，《申命记》在第22章第5节中指出，“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值得注意的是，约翰自己并不在意《圣经》的禁忌，服饰禁忌也毫不例外。在约翰统治期间，他曾数次公开身着祖母玛蒂尔达王后的加冕盛装。）

那么在1215年期间常见的服饰是什么样的呢？对于普通人而言，当年最基本的服饰包括长袜、长袖衬衫、齐膝（或超过膝盖）的束腰外衣或长袍，以及在冬季为取暖而裹在肩上的披风。女性的服饰在腰间收紧，裙子从腰间向外飘下，而追求时髦的女性更愿意选择长袖衣衫。双脚穿着薄皮革鞋，由于当时的衣服没有自带口袋，因此她们的腰带间会外挂着一个女士钱包。

人们对极长的裙子、袖子及斗篷趋之若鹜，由此我们看到当时的富人为炫耀自己的财富而进行的一系列不必要的挥霍性消费。然而，时尚的元素却随着时间千变万化，比如人们对下身服装长度的接受程度就在发生着改变。约翰的父亲就因为追求裁剪简洁的斗篷，而非传统的长斗篷，被很多人戏称为“短斗篷王”。约翰的曾伯父罗贝尔·柯索斯，在1087—1106年期间为诺曼底公爵，也因追求腿部空荡荡的感觉而被人取外号。

对于社会更低层的人士及（理论上讲）下层的神职人员，衣着不可避免更加简单、粗糙，同时更换的频率也不高。基于费用和工作性质的考虑，农民衣服的下摆通常短于上流社会富人衣服的下摆。显然，最新款的带有刺绣图案的服饰或外国进口的丝织品，对农民而言都过于昂贵，即使他能够承受高价，对于每天从事耕犁、照看菜地或放羊的人来说，这样的高档货平日里也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对于农民来讲，衣着服饰同样也是地位的象征。某种意义上，这还是他们政治资本及政治效能的标志，但从其粗糙的衣着来看，他们在政治舞台上普遍不具有任何发言权。

对于社会中一些人而言，浮夸的排场、漂亮的饰品和华丽的服饰本身就是社会地位、政治权力及信仰的标志。然而，正是在歌颂身着华丽服饰的休伯特·沃尔特等人的同一所教堂里，同时存在着另一类明显对立的思想，即崇敬贫困、简朴和节制的复古保守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很多修道院里，以及在如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这些神圣骑士的信仰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这些骑士发誓守卫圣地，因此需放弃世俗生活中追求物质奢靡的轻薄想法。

在1215年之前，这种习惯就已经在很多地方被编成法典。举例来说，圣殿骑士团及第四届拉特兰会议规定要反对那些沉迷于花里胡哨的服饰并以此炫耀的牧师。圣殿骑士团规定，教友只能穿着白色、黑色或棕色的衣服，他们“不能穿着华丽服饰，并展现出骄傲的一面”。他们被禁止穿着带有毛皮的服饰，并认为设计服饰的目的不是用来展现优雅或用以炫耀的，而是依照“着装和脱装便利，以及穿鞋和脱鞋方便”为准则来进行设计。任何抱怨这个规定的圣殿骑士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法规规定，“如果任何教友出于骄傲或傲慢，而想拥有一件更好且更精致的服饰，那么相对地，就给他最差的”。该法规在其他方面还指出，穿尖头或蕾丝鞋是对“曾说过‘像我一样降临人间’的上帝的承诺”的一种厌恶。

很显然，这种好似羊毛般温暖的虔诚受到推崇，上述的规则被继续遵守着。1215年年末，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召开第四届拉特兰会议，力图将教士的简约主义传至更多的教堂。法规第16条写道，神职人员应遵循以下规则：

外衣需紧密合拢，不能过长或者过短而惹人注目。衣服的颜色不能为红色或者绿色，上衣的袖子不能过长，鞋子不能刺绣，鞋子尖头处也不能带有曲线，缰绳、马鞍、胸饰和靴刺不能镀金，也不能有其他不必要的装饰。教士及那些二流阶层的神职人员做礼拜时不能穿着带有袖子的斗篷……在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并且，除非礼仪需要，他们也不能佩戴镶金或镶银的扣子、皮带等饰品，包括戒指。

这些制度的关注点甚至还延伸至神职人员的发型。削发仪式——头发的长度要短于头上的风帽——这是神职人员地位的重要外化标志，并且其重要性也被第四届拉特兰会议的法规明确地陈述出来。当然，在教堂之外，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个年代，无论男女，头发都被蓄得很长——男人的头发直至双肩，女人的头发直至后背。如果已婚，他们的头发会被扎成辫子，如果未婚，头发则是散落开来的。胡须是成熟男性的标志，而且曾是一本（幽默）专著的主题，该专著名为“辩解的巴比斯”，由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贝勒沃的伯查德所著。这本专著对胡子的长度、清洁度、胡须的本质及其包含的道德和神秘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然而，大多数教徒都将胡须刮得干干净净。

与第四届拉特兰会议不同，《大宪章》中对衣着、面料或公开的炫耀少有提及。而这刚好符合像约翰这样热爱穿着光鲜华丽服饰的国王的意愿，因为这样他自己的穿着就不必再受到任何的指责。然而，《大宪章》却通过提及三种类型的布料：染布、土布以及被称为“haberget”的布，来间接衡量一个人的衣着。“haberget”这个词很难理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纷纷猜测后得出的最可能的结论是，该类布料由于编织式样的特殊性，而隐约与锁子甲（一种中古时代武士用的铠甲）或链甲衣类似。

[1]《基督胜利》至今仍旧流行——曾于2005年在教皇本笃十六世当选典礼上被人吟唱。

[2]此处是指以13世纪为基准此前的100年。后文出现的“现在”亦指13世纪。——编者注

[3]即《末日审判书》。——编者注

[4]13世纪，英格兰人一餐大约摄入1500至1650卡路里，其中90%以上的卡路里来自植物。［S.Broadberry,B.M.S.Campbell and B.van Leeuwen,‘English Medieval Population:Reconciling 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al Evidence’,qub.ac.uk（2010），23.］然而，现在只有希望尝试快速减肥的人才会被建议摄入如此少量的营养。

[5]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6]亨利二世从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诺曼底的爵位及公爵领地，从他父亲手中继承了安茹、曼恩和都兰等领地。而他在1152年与阿基坦的女公爵埃莉诺的联姻，使他拥有法兰西南部延绵不断的领土。而在战争中他还获得法兰西西北部的布列塔尼的控制权。

第二章　圣殿中的麻烦

庆典结束后，约翰启程离开。王室马车队伍行进的道路是英格兰王国里最主要的交通干线之一。这条大路贯穿泰晤士河谷，四周是延绵起伏的翠绿景色，并将伦敦（英格兰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与重要的边境城镇格洛斯特连接起来。中世纪其他主要的交通干道也以伦敦为中心向外辐射：东南方向，从伦敦延伸至多佛尔和科尔切斯特；而北部，则从伦敦延伸至约克和切斯特。这些交通干道都沿袭了古罗马式的道路修建方式，比如福斯路、华特灵大道和埃尔迈恩街。自耶稣诞辰后的400年间，占领者们挖掘这些道路，并铺上石子。不过，中世纪的道路普遍都比较宽阔，它们未经工程设计，世世代代的行人多了，自然就形成了康庄大道。英格兰最大规模的道路起源于撒克逊时代，道路将港口和定居地与祭祀和贸易的地方连接起来。商人、牲畜贩子、士兵、信使、朝圣者及送葬队伍等则选择稍小规模的道路行进。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中世纪的道路上呈现出一番别样的风景。无论是大型的道路，或者人头攒动的小型道路，只要是金雀花王朝的王室人员途经的地方，浩浩荡荡的队伍都会令人瞠目结舌，印象深刻。用12世纪的朝臣兼作家沃尔特·迈普的话来说，国王宫廷的队伍中包括“无数的手推车、驮马、驮鞍、驮篮，甚至还有鹰和猎犬，以及众多的男男女女”。

约翰外形显著，他身高稍矮于正常男子的平均身高，约5英尺[1]6英寸[2]半。人到中年的他，头发逐渐花白，但牙齿依旧保持着良好的状态。他身披昂贵的斗篷，并用白毛皮给斗篷做衬里。[3]同时他还喜欢佩戴珠宝：1202年，一位名叫伯纳尔的男子碰巧发现了约翰丢失的项链，作为奖励，约翰承诺每年赏赐伯纳尔20先令。约翰喜怒无常的脾气尽人皆知，虽然人们很难知道可以从他那里期待些什么，但当他高兴的时候，出手还是十分阔绰的。约翰常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们经常看到约翰与其最亲密的陪同们窃笑，他与这些人分享别人的厄运，并以此为乐。而当他生气时，金雀花王朝世代沿袭的暴怒脾气在他的身上就彰显得淋漓尽致。编年史家迪韦齐斯的理查德曾这样描述约翰发脾气的场景：“他的前额因愤怒布满皱纹，他的双眼迸射出灼热的火花，怒火中烧，原本色泽红润的脸庞显得异常的暗沉。”（这位编年史家曾描述过约翰的哥哥理查一世发脾气时的样子，“他熊熊的怒火令他最亲近的伙伴都胆战心惊。”）亨利二世发脾气时喜欢大叫“上帝的眼睛”，理查一世喜欢怒吼“上帝的腿”，而约翰竟然连最喜欢咒骂的脏话都沿袭了金雀花家族的“传统”，一位作家曾听见他用“上帝的脚”进行咒骂。

最著名的一张关于约翰的画像展现的是这位国王狩猎时的情景。他身着鲜艳的服饰，红色的束腰外衣上披着一个颜色明亮的蓝斗篷。他骑在一匹带有金马镫和马嚼子的巨大白马上，蓝斗篷在他身后迎风飘扬。这幅墨水画是约翰离世很多年后才创作出来的，画作的风格十分写意：约翰虽然头戴王冠，却还在追逐驯鹿。然而，这幅画依然暗指了这位国王及其侍从狩猎时的奢华场面。从画中能明显看出，即便是国王的侍从，服饰颜色都十分鲜艳明亮，且款式多样：国王的灰狗饲养员和信使分别穿着蓝色和绿色的服装。即便是最底层的随从，约翰对其服饰都分外留心，连约翰妻子的洗衣女工都穿着兔毛服饰，而所有衣着服装的开销，都由王室国库统一拨款。

与国王同行的浩荡队伍中不仅包括一大群随从，还配有猎狗，王室的行李车中还装载了武器、沉甸甸的钱袋、珍贵的餐具、美酒佳肴和帐篷，而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个可以在路边迅速搭建起来的小型教堂，教堂内还有圣人的遗物。所有的人和物品都由强壮的马匹拖拉，其中一部分马拖着行李，而另外一部分则拉着裹着兽皮的车，这无疑可以使马匹的牵引力加倍。近期的发现表明，约翰车队的车轮镶有铁边，如此一来，当车队在仲冬沿着泥泞的道路颠簸前行时，车轮将会更加耐用，这使得约翰可以不断地向前行进。约翰始终都在奔波，他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好几天，无论酷暑或者严冬，平均每个月，约翰的王宫都会在英格兰的道路上行驶13次。虽然约翰需要处理的事务大都集中在英格兰中部——由多佛尔、约克、伍斯特及埃克塞特组成的一大片菱形地带，但他还会到访一些几百年间都未曾有君主涉足的地方：1201年，他曾到访边远的西北城镇卡莱尔，自1062年威廉二世以来，还从未曾有其他国王到访过这片土地。约翰的这种不知疲惫、高度活跃的性格是遗传自或习自其父亲亨利二世的众多特质之一，沃尔特·迈普曾经这样描述过亨利：“他永远都在旅行，就像信使一般到访过很多地方，并且对其所到之处毫不留情。”该编年史家回忆其曾清楚地看见在一次亨利带领他的骑士和侍从出行的途中，当亨利正与一位颇受他信任的顾问畅谈时，突然有一位僧侣在他们行进的道路前方摔倒，这时他俩都忍俊不禁。通过这件小事，亨利二世的习性昭然若揭。如果将约翰置于相似的场景中，他与亨利的行为举止恐怕大同小异，而那一丁点儿的“小异”一定是：当僧侣跌倒的时候，约翰肯定会忘记王室的礼仪，肆无忌惮地捧腹大笑。

圣诞节后，约翰突然从伍斯特离开，并朝着图克斯伯里南下。他在图克斯伯里有一栋房子，该房子曾经属于他的第一任妻子——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随后，王室浩荡的队伍又转向西，朝着格洛斯特郡的庙亭行进。每一站之间相距大约15英里——对于由10到20辆装载了大小细软的两轮或四轮马车组成的王室车队来说，这个距离可能意味着一整天的行程。

在旅行期间，约翰需要处理大量的政事。他的指令由一小片皮纸送出，而指令的内容将会被国王的文书人员备份在上等皮纸长膜上，保存在王室档案机构以供日后参考。（这种被拉伸和漂白处理过的上等皮纸由牛犊皮革精制而成。）这些备份被装订在一起，并被卷起来，以便储存和运输。有一些纸卷幸存至今，它们被分成两类——分别为不公开的纸卷和公开的纸卷：不公开的纸卷包括国王私人的指令，在寄出的时候需要密封；而公开的纸卷在传送的时候无须加封。约翰是一位高瞻远瞩、颇有才华的管理者。从决定如何支配经手的王室财产，到向商人、士兵和使节分发安全通行证，再到向受到王室青睐的人员馈赠价廉物美的首饰和各种动物，这一系列的政务都由约翰亲自处理，运筹帷幄。而他解决问题的速度之快令人感到惊讶。12月28日，在图克斯伯里，约翰曾发送命令，允许行军的首领、曾经的罪犯富尔克·菲茨韦林[4]前往莱斯特郡的王室林苑，捕捉5只野鹿。他也曾向包括伦敦市市长、掌管国库的男爵，以及埃塞克斯、格洛斯特、贝德福德和约克的郡长们发号施令。指令事无巨细，包括处理付款单，转送仆人两只由挪威国王赠送的“品种优良的老鹰”。他的抄写员拼命工作，记录了大量的名字及命令，并将这些指示寄送到王国的偏远地区。约翰的官僚机构以非常高的速度运转，因此在该机构里工作并且能保持身体健康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

约翰于1月7日到达伦敦，一如往常般寄宿在“新神殿”中。这里是圣殿骑士团在伦敦的总部，这个极度富有的骑士团体于1119年前后成立于耶路撒冷，他们的权力纵横整个欧洲大陆，直至圣地。这座现代圣殿教堂是河边众多建筑物的中心，拥有卡昂石料制成的圆形中殿，波白克大理石柱及高雅的哥特式拱门，这一切显然都令约翰宾至如归。他的圣殿骑士朋友（诸如日后成为圣殿骑士团团长的艾伦·马特尔）在殿中身着装饰着明亮的红十字的白袍，这种衣着打扮象征着他们愿意为保护基督教圣地而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每晚仅睡4个小时，每天参加弥撒却多达7次，并且一周会斋戒3次。圣殿骑士团的骑士发誓要洁身自好，避免愤怒和诅咒的情绪，拒绝接受礼物，并从不沉迷于奢华放纵。他们还明确地发誓杜绝华而不实的事物——驾马不用缰绳，穿鞋不系鞋带。在骑士团最初的制度中，这些物件均被视为“属于异教徒的可恨物品”。曾有人抱怨称，随着数十年间财富的累积，圣殿骑士团对其规章制度有所懈怠；尽管如此，圣殿骑士的任务依旧是集中精力进行宗教活动，以及艰苦的军事训练。他们不是喧闹的连队，而是一支高效的卫队。

对于约翰而言，“新神殿”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便利。它坐落在伦敦敦厚的罗马墙外的舰队街上，这条街道将城西的鲁德门与泰晤士河以北约1英里的行政村威斯敏斯特连接起来。“新神殿”称得上是一套相当漂亮的住所。无论是它的大堂、厨房，还是圣殿骑士生活和工作的庭院，都是花团锦簇且被果园包围，整个区域都毗邻内河运输繁忙的泰晤士河码头。一道由泥土和石头砌成的墙穿过主城区，而在舰队街的另一头，是圣殿骑士竞技的场地，被称作“适者之地”。约翰不仅喜欢神殿，同时也十分欣赏圣殿骑士。就像对待欧洲其他的君主一样，这些圣殿骑士贷款给约翰，并愿意向王室提供类似于银行功能的半正式的服务。作为对国王厚爱的回报，骑士僧侣异常尊敬国王。1215年1月，在约翰借宿神殿期间，他奖励圣殿骑士团的教友每人一块位于拉德内奇，价值10英镑一年的土地——一座位于白金汉郡南部奇尔特恩丘陵边缘的庄园。他还赠送英格兰圣殿骑士团团长艾伊莫瑞克教兄一份私人礼物——位于北安普敦的房屋和宫殿，而这都是约翰从一位来自林肯名叫亚伦的富有犹太投资家手中抢夺来的。约翰去世多年后，圣殿骑士团仍旧请牧师在神殿教堂中吟诵着弥撒曲，为约翰在炼狱中的亡灵做祷告。

然而，在1月7日至15日，当约翰刚在“新神殿”搭建起王宫时，他却没有时间欣赏周围美丽的环境，也没有时间陪伴他富有且端庄的伙伴。因为这时，他需要与从各地前来的贵族们解决一系列繁杂的事务。12名主教及至少12名最高级别的男爵来到神殿会见约翰。其中一些来客比较友好，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态度——他们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和最忠诚的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然而更多的贵族却是心怀不满，满腹牢骚。这些贵族从全国各地历经长途跋涉来到伦敦，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北部，也是在路途中度过了圣诞节，他们携带着武器装备，准备参与一个事先安排好，将于1月8日星期四召开的会议。

约翰与男爵们会晤的目的，是解决自去年（1214年）秋季从法兰西灰头土脸归国以来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利害攸关的事务很多，且涉及范围广泛——从约翰自身的问题，到一些已经争论了超过50年的极具争议的话题。1214年7月27日星期日，在位于布汶的村落附近的佛兰德战场上，两军的交战令约翰所有的外交野心幻化为尘埃，消失殆尽。而正是这发生在1214年夏的灾难性事件，令所有矛盾集中在了一起。

在那个温暖的星期日下午，当两支庞大的军队在布汶交锋时，战场上旗帜飞扬，但其中有两面旗帜最令人印象深刻。一面旗帜属于约翰的侄儿——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另一面旗帜属于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曾亲历现场的编年史家布列塔尼的威廉这样描述奥托四世的旗帜：它由双轮马车推出，旗帜下长长的旗杆上缠绕着一条龙，“龙的尾巴和翅膀随风飘动，它张开血盆大口，并露出了令人恐惧的牙齿；在巨龙之上盘旋着一只朱庇特的金翅鸟；两轮战车的表面由黄金覆盖，显得华美灿烂，其闪烁的明亮光芒甚至能与太阳媲美”。相比之下，腓力的旗帜更加简单，是一面军旗：法兰西的神圣旗帜——“这块简单的鲜红色的丝制布料，能够被带到任意一个战场，并飘动在所有旗帜的最前端”。战场上飘扬着奥托四世和腓力的旗帜，然而唯独约翰的旗帜——印有象征金雀花王朝的花豹或（根据纹章盾的名称）侧身行走目光正视的狮子——却没有出现，这是因为约翰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布汶战役中。尽管约翰本人已为支持奥托四世的军队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但在1214年7月27日，他仍在400英里外的拉罗谢尔附近等待，并没有注意到北部已经打响的战争。

布汶战役的策略直接明了——“与敌人的敌人结盟”。约翰出钱与腓力·奥古斯都的敌军结盟，盟军包括奥托四世、佛兰德伯爵及布洛涅伯爵等。这样的联盟军已经发展了数年，在1214年布汶战役之前，约翰坚信攻打法兰西势在必行，盟军将竭尽全力，为自己夺回此前在法兰西失去的领土。1214年夏，约翰计划兵分两路，夹击腓力二世：第一支部队由约翰带领，从普瓦图出发，集合他的南方联盟，横穿法兰西领土，从南向北进攻；另一支部队是由约翰的异母弟威廉·朗格斯佩带领的剩余盟军力量，从北部攻击腓力二世。按照该计划，理想的情况是能够围攻巴黎。然而信心满满的约翰不曾料想到，自己耗费极大的心血和财力构建的联盟在战役的早期就开始逐渐瓦解。起初，当约翰成功登陆普瓦图时，还品尝到了一些初期甜头。然而，腓力二世却不肯正面交锋，向北而行，留下自己的儿子路易王子去对付约翰。路易王子率军杀来，令来自普瓦图的盟军瞬间丧失信心。他们临阵逃脱，作鸟兽散。7月上旬，面对路易王子的军队，约翰无力抵抗，不得不无奈撤退。约翰的南北夹击计划中的南部进攻被迫中断，他躲在拉罗谢尔，谋划着下一次行动。

与此同时，在北边战役正式打响之前，奥托四世带领的北方盟军与腓力二世的法兰西军队互相盯梢了一段时间。7月27日恰逢星期日，星期日被视为一周中最为神圣的一天，因此大家都没有料想到战役将在这一天发生。然而，对于与教皇英诺森三世长期不和，并被逐出教会的奥托四世而言，他并不理会这样的禁忌，虽然他的士兵用条状布料制成十字架，用以装饰盔甲，但在至少一位编年史家的眼中，这是极具讽刺的标志。该编年史家称奥托四世带领的士兵佩戴的“并非耶稣光荣道义的十字架，而是不断增长的邪恶”。

奥托四世的北方盟军已经跃跃欲试，然而49岁的腓力二世这时还在白蜡树下坐着歇息，感受着这仲夏的灼烈炽热。因此，当他的联络员传来消息称，敌军打算开战，血洒沙场，玷污这个平静的安息日时，腓力二世陷入困境：自己是应该背弃神圣的教规勇敢迎战，还是应该不光彩地撤军并被人视作胆小如鼠之辈。然而，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腓力二世并没有耗费太长的时间便做出抉择。虽然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位法兰西国王进行过激烈的战斗，但这时候的腓力二世却整装待战，他很快前往教会祈祷，并开始为激战做准备。

两军交战的地点就在布汶城外，距离马克河岸边的沼泽地很近，这一块区域足够大，能够容纳下两支大军，同时两军还可以排列成长队，相向而站。两支军队的战马和骑兵都配备沉重的铠甲。布列塔尼的威廉曾这样描述他们的装备：“每一位骑士都将数层铁皮覆盖在其士兵身上，而骑兵自己则更是全副武装，胸部被盔甲、一片片的皮革以及其他种类的护胸甲保护着。”君主、国王、公爵和伯爵指挥着骑兵、步兵作战。对于这些士兵而言，在开阔地带准备战斗是极为不寻常的。在那个时代，他们更加偏向于进行包围作战——这种战术虽然作战速度慢，但是相较于在开阔区域战斗，他们更胸有成竹。不过，在这个竞技的黄金时代，两军最好的骑兵将在混战中迅速积累战斗经验：在从前的比武大会中，全副武装的骑士冲锋演习，理论上就是为有一天能够在类似于布汶战役这样的激战中大显身手。虽然演练和真正的战场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双方的骑兵依旧如同训练时一样准备就绪且士气高昂。号角响起，激战开始。

这场大屠杀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这场战役对于普通士兵而言，如炼狱一般残酷，而由于贵族的赎金高昂，敌军一般不会杀害俘虏来的骑士及高级指挥官。布列塔尼的威廉描述了当时的残酷场面：“长枪被击得粉碎，兵戈相向，刀光剑影。士兵们用双面斧头砍下对方的头颅，将兵器直接刺入战马的腑脏。”许多主教也骑马进入战场杀敌，由于教会严格的制度规定神职人员不得手握兵刃，血战沙场，因此在这次激战中，他们并没有使用武器，但即便是挥舞着并不锋利的权杖和棍棒，他们也能够击碎敌兵的头盖骨。由于攻击骑兵的战马会直接令其在战场中笨拙倒地，并极易受到伤害，因此在布汶战役中，最严重的暴力事件是对骑兵的战马实施攻击。（腓力二世在战斗过程中也曾落马，但是他又强悍地爬上去，继续战斗。）布列塔尼的威廉那天目睹了一些可怕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战马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地上，奄奄一息。胃部受到重伤的战马吐出自己的内脏；肘关节断裂的战马，有气无力地伏卧在地上；而一些幸存的战马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主人，在布汶平原上到处游荡，随意供人骑用：几乎已经找不到一处没有战士尸体和奄奄一息的战马的地方了。

士兵们被这毛骨悚然的场面吓得不知所措。“相比起战役的失败，他们更加害怕死亡。骑兵和步兵纷纷主动投降。”

几个小时的混战之后，原本整齐划一的两支队伍开始变得混乱不堪。险些被俘虏的奥托四世从战场仓皇逃走，约翰的异母弟威廉·朗格斯佩、佛兰德伯爵和布洛涅伯爵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都被俘虏，押至巴黎。而骑兵联盟最后的抵抗——突破法兰西长矛兵的包围——也因为骑兵数量的减少而败北。这一天以腓力·奥古斯都的完胜告终。威廉·马歇尔的传记作家记录道：“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溃败。”这个消息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南下传到普瓦图。当约翰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知道自己前期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约翰不得不为了祈求法兰西国王释放他的异母弟，而同意与法兰西休战18个月，垂头丧气地归国接受应有的惩罚。马歇尔的传记作家鄙夷地写道：“从这以后，国王与男爵之间的战争、不和及愚蠢的冲突就开始了。”

对于任何一位国王而言，在诸如布汶战役这般规模的战争中败北都是令人感到羞耻的，因为某次决定历史进程的军事溃败往往成为评判一位君主的关键考核因素。然而对于约翰而言，这次战争的失败意味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虽然他没有亲赴沙场，但他耗费了十年的光景，采用具有争议且逐渐引发不和的王室政策，下定决心在法兰西一举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然而，他自认为运筹帷幄的赌注却以失败告终。当他回到伦敦，男爵在一系列会议中向他施加重压，并要求他保证局面会逐渐好转。

在布汶战役打响的至少两年前，英格兰男爵中的部分改革者和部分造反派就对约翰乃至金雀花王朝的治国之道颇有微词，他们开始变得野蛮好战起来。约翰近期的失败加剧了这一矛盾，而关于这些不满的诉求被男爵们一并列入《大宪章》，并成为其中的精华。

不可否认，约翰劣迹斑斑，曾做出很多令男爵对他产生敌意的事情。他对待一些男爵的态度极差，时常用尖酸刻薄的语气同地位显赫的男爵和神职人员争吵，这种行为令其外在的帝王般高贵的气质大打折扣。约翰被形容为心胸狭窄，没有侠义心肠的人，他的品性不适合成为一位王子。他生性多疑偏执，甚至荒诞不经地喜爱遮遮掩掩：他会精心制作一连串的编码和密码，并通过此做法将真实的命令与有意伪造来掩饰真实意图的虚假指令区分开来，随后却将密码忘记。他对待囚犯的方式也十分残暴：那些冲撞他的人会被用铁链锁入地牢，并在那里被活活饿死。最臭名昭著的例子是，相传在1203年，约翰于鲁昂的监狱[5]谋杀了他的对手——他的亲侄子阿尔蒂尔一世[6]。约翰的上述劣迹给他最尊贵的臣子留下了持久的坏印象。

约翰并不是众多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中，唯一一位有怪癖的国王。相反，国王原本就没有被期待成为一个善良的君主。（一些过分圣洁善良的君主，诸如路易七世——“忏悔者爱德华在法兰西的化身”常被人在背后嘲笑。）相传，约翰的曾祖父亨利一世曾将兄弟的仆人从鲁昂城堡的最高处推下，令其丧命。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曾下令鞭打一群在牛津郡被逮捕的卡特里派异教徒，并在他们身上刻下烙印，再将他们送到严冬的室外直至被冻死。尽管并非有意，亨利二世曾下令谋杀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而这令他在整个欧洲声名狼藉。约翰的哥哥“狮心王”理查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屠杀了几百名战俘，这让他在欧洲贵族中树敌，在他返回英国的途中，被囚禁了18个月，花费150000马克的赎金才重回自由身。[7]如此看来，前几任英格兰君主的暴力程度远超约翰，因此约翰遭到男爵的反抗并不是因为暴力。那么是因为他荒淫无度吗？约翰的确被看作好色之徒，会对自己朝臣的妻女伸出奸淫之手，但这类事件于王室而言也十分寻常。所有自尊自大的君主常常都会调戏朝臣的妻女，而这些被王室玩弄后的女子可能无法再嫁他人。[8]

因此约翰与男爵间的矛盾并不仅仅是私人恩怨。1215年1月，英格兰的男爵们聚集在神殿前，大呼改革，除了暴力与奸淫之外，他们对约翰乃至金雀花王朝的历任国王们更为不满的，是他们在这大约60年间，一直滥用王权。男爵们认为这种治国之道需要采用尽可能多的方式加以控制。

自从亨利二世加冕以来，英格兰政府朝着两个方向平行发展。一方面，随着王室委派的官员及王室法院在地方上的权力逐渐与当地的男爵相当，王室的影响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遍及整个英格兰。亨利二世出台一系列的“法令”，建立新的法律程序，使得诉讼当事人可以在王室法律前对土地纷争提出质疑。诸如“占有令”“侵占令”可以以相对合理的价格从王室法院获得，专业的王室法官也开始在英格兰全国巡回，而这被称为“巡回法院”。如此一来，地方性的冲突也可以在最高司法权限的审判下进行裁决。[9]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室司法变得更加日常化、官僚化，同时也更加高效。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变得越来越职业化，王室利用法律来盈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公民使用王室法而缴纳的行政费，败诉方承担的诉讼费，以及触犯刑法或林苑法的人应缴纳的罚金，都成为王室攫取利益的机会和来源。为了搜刮金钱，政府官职被国王频繁地拍卖。尤其是理查一世，在他登上王位的1189年，他降价出售政府官职，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筹措资金。随着金雀花王朝的野心及军事兴趣从诺森比亚扩张至耶路撒冷，政府长期需要资金支持。因此，原本可以由官员运行的司法体系，却成了为王室提供利润的重要关口，这显然对官员十分有利。

如果在当时的英格兰，权倾朝野的金雀花政府需要特殊对待某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一定是被称为“直属封臣”的男爵阶层：他们如果有意见或建议，可以直接面见国王，而不需要通过中层官吏来转达。由于英格兰政府许多部门的运转日渐机械化，因此王室统治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武断随意。亨利二世和他的儿子们为榨干贵族们的封建收入无所不用其极：贵族们通过特权积累的财富不得不贡献给生而为王的君主。为了换取某些特权——当贵族家庭的长子受封骑士，女儿出嫁，儿子继承父亲的家业或结婚之时，均需向国王支付费用。拥有显贵的头衔或不动产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王室要求这些贵族在政府需要的时候向王室军队提供骑士。而如果缴纳了“兵役免除税”或者“税盾”，他们就可以免除这项义务。在战争年代，这也是王室收入的稳定来源之一。

封建支付通常沿袭惯例。理论上，这种支付的方式古老而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应该没有什么变化。然而，在金雀花王朝统治时期，尤其是在约翰统治时期，支付额度已逐渐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档案机构里记满了约翰向英格兰偏远地区使节发出的命令，要求他们向贵族施压，奉行“如果可行，攫取更大一笔资金”的态度，为搜刮他们的财产不择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这为约翰在法兰西征战筹措了资金。不过，比这个更令人讨厌的是，如果一些运气欠佳的男爵令约翰龙颜不悦，他会采用金融手段去欺负、恐吓男爵，甚至会想尽办法，令男爵们破产。国库——为王室筹措资金的政府机构，在约翰的统治下，不仅是一个会计机构，还是负责骚扰与勒索的部门。由于这些男爵有“封建附带义务”，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生中会因为这些义务而欠国王一大笔债务。按传统惯例，很多的债务要么没有偿还，要么只偿还了一半。对于国王的亲信，免除他们的债务成为当时政治奖励的工具；然而，在约翰的统治之下，强制执行债务成为主要的政治威胁方式。

很多贵族都受到约翰政府的金融威胁与压迫。其中还包括布里尤兹的威廉，他曾经一度是国王最亲密的同伴、仆人。1208年，威廉的妻子玛蒂尔达指控在5年前，约翰谋杀了他的侄子阿尔蒂尔一世，为此约翰与威廉闹翻。威廉由于此前被授予了头衔和领土，而欠下王室巨额的债务。1208年，约翰决定与威廉断绝关系，并要求威廉还清债款。约翰声称威廉拖欠债务，派人将威廉的房产没收，并逮捕了他。威廉仓皇逃到爱尔兰，被同情他遭遇的熟人收留了一段时间。约翰随后命令一支军队去抓捕威廉。威廉又灰头土脸地逃到法兰西。然而不幸的是，就在他逃亡法兰西之时，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被送入地牢，并被活活饿死。这显然是国王因积怨而采用的卑鄙手段。一封公开信更让旁人看清了约翰的本质——约翰在信中用“国库语言”，严肃并言简意赅地宣称，威廉逃避债务、拖延偿款时间，以及他和他妻子的可疑行径都是导致其家破人亡的主要原因。今天来看，约翰对待威廉一家的行为更像是一位善于恫吓威胁的官吏的惯用手法，同时，通过这个案例，也让后人对他的残暴习性有了更深的了解。

1211年，威廉在法兰西流亡的时候客死他乡。在1215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对约翰的高压政策非常不满。其中就包括杰弗里·德曼德维尔。1214年，他曾被鼓励与约翰的第一任妻子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约翰在1199年加冕后不久就与伊莎贝尔离婚）结婚。约翰政府以“与一名已经过了生育年龄的40岁出头的女子通婚”和“为了将最有利部分留给国王而严格限制伊莎贝尔所继承之物”的名义，向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征收高昂的罚款——20000马克。德曼德维尔被要求分4次[10]，以每次5000马克的方式分期偿还罚款。因此，在1214年秋至1215年1月的伦敦会谈上，在贵族反对派中看到德曼德维尔的身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1215年1月，所有全副武装来到“新神殿”的男爵都对至少三年前的那次抵制国王的历史十分清楚。在1214年出征法兰西失败之前，约翰就曾经历过一次男爵明确的反叛。当约翰要求他的男爵完成封建义务，给他贡献军队或根据每一位男爵需要提供的骑士数量缴纳相应的兵役免除税时，男爵们非常明确地拒绝了他。而在1215年早期，反叛约翰政府的男爵力量已经形成，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根据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大约在约翰从布汶回国的那段时间里，一场男爵会议在贝里圣埃德蒙兹举行。罗杰称，满腹牢骚的贵族打着“向缀满黄金且供奉着19世纪撒克逊国王埃德蒙的圣殿朝圣”的借口，聚集在贝里圣埃德蒙兹。男爵们举行会议的圣祠，令人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国王曾在加冕的时候在此被乱箭暗杀。[11]据罗杰称，男爵们秘密交谈了一会儿。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也劝说男爵们，约束国王最好的方式是要求约翰承认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于是“他们在大圣坛中宣称，如果国王没有授予男爵们应有的自由与法律，国王将失去男爵们的效忠。除非国王用国玺加印，确认每一项请求，否则，他们将会对国王发起战争；圣诞节过后，男爵们一致同意他们应该一起去向国王请旨，要求国王赐予他们上述的自由”。1100年，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意图废除英格兰的“受不义压迫的邪恶风俗”。宪章中还包括发誓不再搜刮男爵的财产，不再提出不合理的封建支付要求，保证寡妇的财产权利，勾销旧债，避免出台一系列新的不受欢迎的税种，并遵守法律。

我们不确定那场男爵会议是否是按照罗杰所描写的那样进行，但是能够确定的是，在1214年圣诞节前，男爵的确进行了一场气氛紧张的政治讨论。国家正处于反叛的情绪之中，与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相似的契约被要求出台，如果约翰不同意反叛者的要求，他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暴力对待。而约翰是一位在受到牵制时有能力进行巧妙闪躲的国王。在一周最好的时光中，约翰在神殿里聆听着男爵对他的愤怒控诉，男爵要求他能够重新确认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约翰声东击西，巧妙地回避男爵的诉求，并终止了谈话。约翰声称自己对男爵提出的要求还没有准备完善，他谴责男爵的要求是“新事物”。约翰称他可以妥协，不过前提条件是“站在国王这一边，并与其他的男爵作对”，并发誓再也不向国王提出类似的要求。就像在秋天做的那样，他非常绝妙地拖延着时间。约翰提出在复活节之时对男爵们的提议做出答复，他相当于下了一个赌注——男爵们很生气，但是还没有暴怒到要发动战争的地步。

约翰成功地在这场赌局中成为赢家。1215年1月15日，神殿的会议以谈判破裂而告终。男爵们神色沮丧，这场谈判既没有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解决方案，也并没有因他们对国王的不满而诉诸武力。约翰在1月15日的前一天，已经准备下令让位于伦敦与英格兰北部之间的大领主向“在主显节来到伦敦述说自己不满情绪的人”提供通行证——约翰很明显地意识到英格兰已经徘徊在彻底暴乱的边缘，但是，即便如此，他还不想认输。与盛情款待自己的圣殿骑士团告别后，约翰及其随从再次动身，踏上了英格兰古老的道路。这次，他一路向西，有了自己的计划。

豪食，憨饮……与作乐

当您通过文献回溯约翰王统治时期的历史，您一定会对食物、葡萄酒在中世纪君主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感到吃惊。大量的葡萄酒被源源不断地送至国王狩猎时的住所和城堡中。约翰会分配权利给他某些得势的臣子，允许他们也能进入林苑里猎捕（我们猜想，同时也享用）鹿与野猪。国王还会赠予他们鱼，并在斋日，下令屠宰许多野兽供王室食用。约翰对食物的贪婪比起他其他臭名昭著的罪名，有些相形见绌，但很明显，把酒言欢、大快朵颐一直都是萦绕在他头脑中的重要课题。当约翰在位于威尔特郡的莫尔伯勒和拉德格舍尔的城堡中委派任务时，他特别强调新的厨房内需要囊括容量足够大的烤炉——每次烘烤，烤炉需能容得下2至3头牛。甚至，在1215年的秋天，当他派人去取40头猪的肥肉部分，用来给罗切斯特城堡下的煤矿生火时，约翰明确地下令，在寻找这40头非食用用途的野猪时，需要确定它们的肉“不那么好吃”。在众多国王中，约翰并不是最贪婪的那一个，他仅仅是贵族文化的产物，热衷于慷慨赠予，以及铺张奢华的大众消费。

当然，国王及他的同伴非常幸运，因为他们足够富有，可以在一场盛宴中享受饕餮大餐。诸如在1206年的圣诞周，在温切斯特举行的王室派对中，他们沉浸在八珍玉食之中，大快朵颐。在那场聚会中，仅是桌布就消耗了500厄尔（等同于超过600码[12]）的布料。当然，与这种大型派对相伴而生的一定是餐桌的浪费和厨房的奢靡——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约翰在其他方面时常遭受挫折和失败，但在举办宴会派对方面，他永远是最值得信赖的一位君主。《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国王史》一书的作者写道，国王“慷慨赠予食物，毫不吝啬，王室食堂的大门从未向老百姓紧闭，愿意享受食物之人，都欢迎进入食堂”。

在食堂之外，奢靡之风有所消退。不过，在好日子里，英格兰老百姓依旧可以享受到丰富多样的饮食。大部分的卡路里主要从小麦、燕麦及大麦（诸如此类的食品）等谷类中摄取。而谷类大都被制作成面包和麦芽酒，它们与肉汁（用谷物、豆类制成的一种浓汤，并用任何一种当季蔬菜使其增色）共同组成了英格兰家庭的日常主食。考古挖掘的证据显示，13世纪人们享用的食物绝不乏味重复。人们食用根茎类蔬菜、新鲜的园艺草本植物、豌豆和黄豆、新鲜水果及干果等。牛羊猪成为他们主要的肉食来源，被制成牛肉、小牛肉、羊肉、羔羊肉、猪肉、火腿和培根。（食用猪肉或者培根都象征着某一社会地位：食用猪肉的人象征着富有，而培根及火腿则是专供穷人食用的——不过无论如何，英格兰的富人吃的肉都比低阶层的穷人吃得多。）牛和羊为人们提供奶制品，并制成黄油和芝士。同时，鸡也成为人们桌上的佳肴，除此之外，鸡还为人们提供可食用的鸡蛋。考古数据显示，从城市垃圾中发现的动物骨头时常是被砍开的：骨头中的骨髓被视为炖汤时极有价值的原材料。

然而，教会有一系列关于在哪一天能吃什么食物的规定。对于那些遵守修行制度的人而言，用膳有很多的约束。圣本笃规定，僧侣一天只能在教规时间的第6个时辰和第9个时辰分别食用一顿正餐，即相当于正午及下午3点左右，每一餐包括两种熟食（如果能够有的话）和新鲜蔬果。每一位教友允许食用一磅[13]的面包。如果某一天工作量特别大，“会由修道院院长来判定是否需要增加教友的食物，当然，这些食物必须经过精心挑选，是院长认为教友能够食用的食材。除此之外，他还禁止一切的浪费行为”。规则同时还规定，除了十分虚弱的教友，其余人禁止食用“四只脚的动物”，然而，这条规定并不常被人遵从。

在中世纪，并不是只有修道院的僧侣在日常饮食方面有限制。中世纪的日历中，人们需要在接近一半的时间里禁食，其中包括每周的星期五和星期日，以及大斋节和降临节的星期三。在这些日子里及许多其他的宗教节日中，任何人都不允许食用肉制品。他们只能从奶制品或者鱼类食物中获取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因此，捕鱼成为13世纪英格兰的大买卖——这就是在诸如泰晤士河以及梅德韦河等主要河道两旁，建造了很多的渔栅的原因。《大宪章》中曾对此有过一些抱怨。人们从河中捕获了成堆的鲱鱼（它们常被用盐腌制以储存）、鳕鱼、海鳗、狗鳕、比目鱼、鲭鱼和贝类。

当时最美味的一道佳肴要数八目鳗：这种无颚鱼，形状很像一般的鳗鱼，身体细长。它用它形似带刺玫瑰的角质齿吸取食物。或者偶尔钻破鱼体，吸食血和肉。从罗马时代开始，八目鳗就被英格兰人所推崇，他们对这种食物的喜爱程度不亚于当今伦敦执政者对鱼子酱的钟爱程度。约翰的曾祖父亨利一世最后患的致命疾病，便被人认为与他在1135年穷奢极侈地食用八目鳗有关。即便这样，约翰依旧沉浸在这美味可口、肉质弹嫩的鱼类中。在约翰执政的早期，他命令一名叫作萨姆森的侍从持安全通行证，一路从安茹的博热到距离布列塔尼80英里外的南斯，为布卢瓦的伯爵夫人取回八目鳗。在约翰执政的中期，他心中依旧惦记着渔业。从约翰写给格洛斯特郡郡长的信件中能明显看到这一点，他指导郡长保证当地的八目鳗的价格不可超过每条2先令。（2先令在当时价值不菲，这个价格可以买到相同重量、质量上乘的三文鱼。）任何违反命令的人都将面临罚款和失去财产的惩罚。

很显然，在13世纪的英格兰，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机会食用诸如八目鳗这样的山珍海味。事实上，每一位尽情享受海陆空野味的君主身旁，都有着无数个在一小块农田上竭力维持生命、勉强过活、饥肠辘辘的奴隶。圣本笃的规定提醒读者，“没有什么事情比铺张浪费与基督教的宗旨更加背道而驰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教徒都将此规定放在心上。从13世纪后期遗留下来的一封餐饮宴请中可以看出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多么声色犬马、暴饮暴食。这封邀请函是伍斯特的主教发给该市行政官的：“下周日下午1点，和我们一起来享受口味上乘、肥嫩多汁的鹿肉，以及偶然得到的肥鹤，我们诚挚地期待您的加入……以主之名辞别。”

在骑士文化的影响下，赴宴之人需要煞费苦心地学习、遵守一系列的用餐礼仪。这些礼仪规定了英格兰上层在进餐时的待人礼仪。最早关于英国礼仪的书是贝克尔斯的丹尼尔所著（该作者很有可能是亨利二世的侍臣）的三千行《自由都市》，这本书提醒读者，在大宅的食堂中，不能够骑马；用餐时，不能将手肘放在餐桌上；不允许吃饭时满口饭菜地讲话；在贵族食堂中，客人不能公开搔挠腋窝；此外，如果主人的妻子跟客人调情，客人需要佯作生病的样子。

“谨防像酒神巴克斯一般将杯中酒贪婪地饮尽”，贝克尔斯忠告读者，虽然对于英格兰人来讲，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酒水都是日常饮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富有的男女饮用葡萄酒；当苹果成熟了，人们可以饮用苹果酒；老百姓最经常饮用的要数由大麦芽、香草、香料及酵母发酵而成的麦芽酒。麦芽酒需要在新鲜时饮用，这样可以保持混浊，味道并不苦涩。

英格兰人时常饮酒过度，整日处于醉醺醺的状态。在那些对骑士礼仪着迷的朝臣和作家眼中，1215年的英格兰是一个粗俗、下流、极为放纵的国度。餐桌上的觥筹交错透露出的明显的乡土气息，与英格兰社会所宣扬遵守的严格礼节格格不入。在餐桌上，“我们一起！”是回应“喝吧！”的礼貌答复，随后两人便将美酒一饮而光。就这样，人们推杯换盏，直至深夜，这时被酒精麻痹的人们早将礼仪抛到身后，口中吐露粗俗下流的言语。尖刻的编年史家、旅行作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记载了一个关于亨利二世的故事。他热情地加入与西多会的修道院院长的祝福比赛，修道院院长发现与擅长拼酒的国王相比，自己力有未逮。在这样的交往中，很多上流社会的餐桌礼仪都被忽略。（约翰的父亲有一次直接骑马进入自己王宫的餐厅，冒犯了与之共餐的托马斯·贝克特。）

13世纪的另一项禁令禁止人们当众诅咒，这也是一个常被人们无视的规定。相比现在，咒骂在1215年并不那么污秽，或全是关于女性的侮辱，相反，当时的咒骂主要集中在亵渎神明的誓言上。“不要诅咒基督的降临、诞生、激情、身体、大脑、肠、心脏、墓地、耳朵、脚、胳膊或者腿部”，贝克尔斯曾如是警告世人，但我们知道贝克尔斯本人都时常做不到这一点。约翰王习惯性地诅咒“上帝的牙齿”[14]，就像其父亲喜欢咒骂“上帝的眼睛”一样，他还曾辱骂过上帝的骨头及其指甲。照字面的意思而言，这些都是亵渎的言语：他们亵渎神圣，因此在那个高度虔诚并过分讲究的年代，这些粗俗的言语比今天我们在咒骂中提到性器官或者狗屎更令人震惊。

虽然没有明确的信息表示英格兰人在醉酒后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口无遮拦，但英格兰人是以喝酒时夸张的英雄气概而出名的。他们的这种品性甚至渗透到了文学著作中，哪怕与酒馆并没有一点儿关联。在描述十字军东征的一个章节中，作家迪韦齐斯的理查德故意描述英格兰人是“酒后恐惧”。

在上流社会，如此的酩酊大醉与暴饮暴食一样，是堕落、罪恶的象征。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诺曼征服是对终日沉迷于醉酒的英格兰人的惩罚。而神职人员酗酒更是一种恶劣的行径。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奇切斯特的杰维斯曾经责骂在工作或宴请时醉酒的牧师。《艾利之书》的作者记载曾有一名醉醺醺的牧师，尽管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但他依然想进行弥撒，最后却在众人面前，在自己的衣服上又吐又拉。

不出所料，当时很多刑事案件都是由酒精变相导致的，例如13世纪来自斯科特的阿克顿在英国什罗普郡的证词中所述的一起刑事案件。圣诞节的傍晚，有人在酒馆外唱歌。一位名叫休·德韦斯顿的牧师，喝得酩酊大醉从酒馆门外走过，并与这位歌者争吵起来。争吵很快转化成斗殴，休责怪歌者约翰·奥克斯，称他用剑“几乎切断了他左手的两根手指”。在这之后的扭打中，约翰拿出刀子，向休的胸部刺去，“即刻杀死了他”。难怪10世纪的说教作曲家埃尔弗里克认为酗酒是“如此巨大的恶习，以至圣保罗笃信，并向众人传达——嗜酒者不能进入上帝之国”。

[1]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2]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3]白毛皮是纯白无瑕疵的，是用鼬、貂冬天时的毛皮制成。

[4]大家都错误地认为虚构的英格兰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罗宾汉来自约翰统治时期。事实上，最早被人们所熟知的罗宾汉叙事诗歌是在约翰的孙子爱德华一世的统治时期才被创作出来。不过，13世纪早期的确真实存在着一位一贫如洗的贵族——富尔克·菲茨韦林，他正如罗宾汉一般，是一位劫富济贫的“歹徒”，虽然他来自什罗普郡，而非约克郡或英格兰中部城市。在1200年，当他被约翰否认其拥有合法的继承权时，还与国王发生了纠纷。富尔克与他的亲属对国王的决议予以反抗，1203年11月他重新获得王室青睐，在此前接近3年的时间里，富尔克一直都在当“歹徒”。他的故事被人们传奇化，在大约13世纪后半期，文人创作出了名为《富尔克·菲茨韦林》的诗篇，诗篇中还包括一些异想天开的章节，比如年轻的国王约翰与富尔克因为一场棋局而争吵。富尔克的传奇故事可以在现代翻译T.Ohlgren（ed.）,Medieval Outlaws:Ten Tales in Modern English（Stroud,1998）一书中读到。

[5]原书表述为“Rouen Castle”（鲁昂城堡），但该城堡建于1204年至1210年，与阿尔蒂尔一世的死亡时间不符，故此处译作“鲁昂的监狱”。后文关于鲁昂城堡的表述亦有时间出入，参考此注。——编者注

[6]即前文所述“布列塔尼的阿尔蒂尔”。——编者注

[7]理查一世的赎金额度很难折算成现代的金额，但相当于当时王室收入的com的一个合理保守的估计，赎金相当于今天的250亿欧元，即400亿美元（该数据为2015年的汇率，后文亦同，不缀注。——编者注）。

[8]在亨利一世统治的35年里，他至少有20名私生子。亨利二世最出名的情妇是克利福德的罗丝蒙德，在将他的妻子王后埃莉诺监禁后，亨利二世公然地与罗丝蒙德同居。

[9]遗产占有令是寻求制定继承权的过程；新的侵占令是指土地被占用，并将其归还土地原持有人。亨利二世制定了这两道法令并确立了一些其他的法律程序，它们共同构成《克拉伦登诏令》（1166年）及《北安普敦赦令》（1176年）的一部分。

[10]这门亲事在1214年花费了20000马克，相当于今天的5亿英镑。这个数据是由measuringworth.com根据当时的收入或财富的经济状况来评估的。

[11]在855—869年期间，圣埃德蒙统治着东安格利亚。869年，他被称为“维京雄狮”的一群维京人杀害。关于圣埃德蒙殉难的故事记载道，他被弓箭射伤致死，并身首异处。一只会说话的狼召唤了一群虔诚的基督教教徒在森林重新找回他的头颅。圣埃德蒙的神龛是英格兰最好的圣坛之一，被珍贵的石头、金属装饰得富丽堂皇。约翰向僧侣们承诺，自己死后会将镶有一大颗红宝石的黄金让与这座神龛。［R.Yates,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Abbey of St Edmund’s Bury，（London 1843），part II,40.］这座神龛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损毁。

[12]1码=0.9144米。——编者注

[13]1磅≈0.4535千克。——编者注

[14]此处与前文约翰常咒骂的“上帝的脚”一样，均为原文表述。——编者注

第三章　参加十字军

沃尔特·茂克莱克于1215年2月中旬到达罗马后，感觉身体有些不适。在从英格兰到罗马教廷的漫漫征途上，他不畏严冬寒冷，跨过英吉利海峡，穿越法兰西，一路骑马南下。圣奥尔本斯的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曾制作过一张13世纪的地图，清晰地描述了从伦敦至罗马的几条路线：从多佛尔起航，行驶至加来或布伦，而后从巴黎或兰斯骑马至里昂，随即从世代的朝圣者行走的塞尼山口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继而从意大利北部一路南下，通过卢卡、锡耶纳，至此到达目的地——罗马。一般而言，整个旅程至少需要3个星期。沃尔特·茂克莱克却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才到达罗马，他在写给约翰王的信中称“疾病耽误了我的行程”。在那个时代，旅行本来就是一件艰难缓慢，又极为消耗体力的事情，而在身体健康状况不理想之时穿越大陆则更是难上加难的挑战。然而，这位自信“伴君左右，永远忠贞不贰”的英格兰王室心腹和仆人却顺利地完成了他的任务。2月17日，星期二，沃尔特终于到达圣城，他抵达拉特兰宫，并被基督教近期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教皇之一——英诺森三世召见。沃尔特·茂克莱克此行是有备而来的，行囊中装满了约翰向罗马教廷求助，以抵御英格兰男爵的信件。

英诺森原名洛塔里奥·德·康提，在1198年1月就当选教皇，那时他才37岁，从此之后他就一直佩戴着（罗马教皇的）三重冕头冠。年纪轻轻就当选教皇，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在苏比亚科的圣本笃修道院有一幅英诺森三世的壁画，这幅壁画展现了一位拥有着杏仁脸型、单薄面孔的年轻人。他棕色的秀发刚刚齐过耳尖，一件神职礼服彰显了他在教会中显赫的地位：一件鲜红色的斗篷优雅地披在他的肩膀上，并搭配着绣有蓝色十字架的奶油黄羊毛披肩。虽然这幅壁画将英诺森三世描绘得过于理想化，但画中人物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这庄严的形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英诺森三世的气质。在担任教皇的17年间，英诺森通过不懈的努力，提升了罗马教廷的威望及其在罗马的统治地位。

英诺森非常适合身居要职。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叔叔是克莱门特三世，而英诺森自己则曾是一位非凡的学者，先后在博洛尼亚和巴黎攻读教会法与神学，他在这两门专业中极有造诣。他建言立说，著有非常多的神学著作，其中包括《论蔑视世界》，虽然这本书书名阴暗，令人沮丧，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这本书受到了大众广泛的欢迎。在英诺森之前，很少有教皇在任期像他这般自信，富有政治敏锐性，且统治得如此成功。他时而残酷无情，时而极其敏感，虽然常常表现得盛气凌人，但他有能力调节各国王室间的矛盾与纷争，并将他们紧紧地团结于基督教之中。他在解决微不足道的关于欧洲身份最为卑微的人的法律案件时，对待案件的态度与处理各种敌对势力的政治纷争时一样的严格、精确，无愧于人们赋予他的“神圣罗马皇帝”[1]的称号。[2]

英诺森三世不仅扩大了（或者说再次扩大了）罗马在其周边邻国之中的势力，还将影响力蔓延至诺曼王国的西西里岛以及德意志诸公国。基督教国家的国王们感受到英诺森三世的烦恼：教皇不得不在众多国王、贵族中周旋，帮助他们处理政务，其中包括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神圣罗马皇帝奥托四世以及他的对手斯瓦比亚公爵菲利普、莱昂国王、葡萄牙及阿拉贡国王，甚至包括挪威国王。法兰西南部的一个抵抗清洁派的残忍运动造成了在图卢兹附近长达7年的大屠杀，这个故事也许与病怏怏的沃尔特·茂克莱克有关，在他前往英诺森三世教廷的途中，他也曾踏足那片实施恐怖统治的土地。[3]

英诺森三世除了在政治上颇有成就外，在其统治时期，他还推动了艺术的进步。教皇的主要寝宫——罗马拉特兰教堂最能反映这一点。在英诺森三世的监督下，这座教堂被翻修得金碧辉煌。大约在100年后，诗人但丁这样写道：“现世的所有艺术都无法与这座教堂相匹敌。”如若有人能够在这座富丽堂皇的教堂大厅被英诺森三世召见，其感觉就如同是面对那个时代的巨人一般——也许英诺森三世就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了。但是茂克莱克也明白，站在他面前的这位伟人与英格兰国王曾有过节。更值得忧虑的是，代表英格兰男爵的使者也聚集在这座教廷，试图向英诺森三世呈上“男爵版本”的关于近期发生在金雀花王朝的故事。为了英格兰的利益，甚至为了主人约翰的王冠，茂克莱克必须给英诺森三世留下一个好印象。

公平而言，在统治英格兰期间，约翰及他的先辈们的名誉并不是全然清白的。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曾间接地导致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圣坛前被人谋杀。因十字军东征的英雄事迹而著称的“狮心王”理查，非常喜欢开玩笑地称金雀花家族起源于魔鬼。其他人对于这个家族也有相似的看法。威尔士的杰拉尔德在他的书《根据王子的指令》里记载了一位北部的隐士、作曲家、受欢迎的圣人芬奇利的戈德里克接收到的一个幻象。在戈德里克的幻象中，他步入一座教堂，看见亨利二世与其4个成年儿子在用亚麻布拂去尘土，在圣坛前跪拜，他们逐渐攀上圣坛，擦拭挂在墙上的十字架。当他们触及十字架的最顶端时，“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开始向圣坛撒尿排便，随意地损毁圣坛”。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是一位热衷于批评金雀花王朝的评论家，此人喜欢讲荒诞夸张的故事，尤其喜欢拿粪便和性方面的话题来博人一笑。而金雀花王朝的统治与历史，尤其是约翰的种种行径，恰恰可以为他提供源源不断且颇有价值的写作命题。约翰与英诺森三世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杰拉尔德书中提到的戈德里克的幻象就是对此的一个恰当比喻。

约翰与英诺森三世的不和始于一起死亡事件。1205年夏，精干高效，但实际上极为顺从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沃尔特因痛疖感染高烧，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于英格兰王室而言，这是重大的损失，但是这也给了约翰一个机会，可以重新任命一位与沃尔特（而不像他父亲的敌人贝克特）类似的，不仅乐意为全体基督教教徒效劳，更愿意为国王卖命的人担当新的主教。约翰对这次新的任命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选择他的前档案机构神职人员、亲密的伙伴——诺里奇的主教约翰·德格雷。由于坎特伯雷教堂圣职（歌咏）团的僧侣们宣称他们有选择新主教的特权，约翰威逼利诱这些僧侣选择他偏爱的约翰·德格雷。然而这些僧侣另有偏好：他们更想选择修道院的副院长——雷金纳德，僧侣们匆匆让雷金纳德收拾行李并前往罗马，希望他能够早日取得教皇的许可。

约翰对僧侣们的做法非常气愤，他游说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尊重他的决定。1206年，英诺森三世做出了最终的决定。他拒绝了双方的请求，任命了另外一位候选人——斯蒂芬·兰顿。作为一位在英格兰出生的欧洲大陆学者，兰顿原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人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英诺森三世的决定令约翰暴怒不已，不仅因为他想任命约翰·德格雷的想法落了空，而且最令他愤慨的是，如今需要接受的这位人选，曾在他最憎恨的敌人——腓力·奥古斯都的王国首都巴黎的巴黎大学生活和任教20余年。更糟糕的是，兰顿沿袭了贝克特及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学术传统，他们都曾严肃地批判英格兰国王及其拥护者的原则，并认为基督教会的权力应该凌驾于帝王之上。因此，1207年，当英诺森三世在维泰博把兰顿奉为主教时，约翰禁止他访问英格兰。一年之后，作为报复，英诺森三世下达了对整个英格兰王国实行停止圣事的禁令，又在1209年将约翰逐出了教会。欧洲两位最为执拗的统治者渐行渐远，所有生活在英格兰的人民都体会到了随之而来的苦果的滋味。

在中世纪，教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老百姓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英格兰教会成立于7世纪晚期，经过近500年的发展，到约翰统治时期，英格兰教会已十分富有，教会的制度也值得信赖，教会的影响力渗透到英格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政治、法律、政府、文化、经济、教育、艺术及建筑等领域。几乎每一个英格兰人从出生的洗礼至身后的埋葬都由教会处理。同时，大多数英格兰人会依照教会的礼法来完成自己的终身大事——结婚。几千个教区教堂坐落在英格兰的各个角落，并被17位英格兰（及4位威尔士）主教监管。这些教区教堂是英格兰城镇和乡村居民的活动中心。小方石塔的钟声为当地居民报时，而教会的服务——无论当地老百姓参加与否——是为了保证上帝受到人们的敬重，确保尘世间的国度都在寻求着上帝的青睐。教会不仅仅是关乎神学的领域，人们相信去世之后，自己会根据今生的所作所为而进入天堂、炼狱或者地狱。而这种想法会约束他们今生的言行举止，因此教会还对整个王国男女老少的精神福祉负有重大责任。

人们受教会雇用，在教会中接受培训或献祭，这些使得那个时代英格兰社会的大部分人均与教会联系在一起。其实，在约翰统治时期，每6个英格兰人当中，就有一位是神职人员，这些神职人员被赋予诸多特权：有权进行税款减免；一旦犯罪，有权接受仁慈的教会法庭的审判，而不是受到曾将许多异教徒判以肉刑或死刑的国王法律的审判，教会的主要等级制度包括主教、神父、执事与副执事，这些都是高级神职。另外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神职，他们接受一些形式的教会训练，并削去头发，以此与一般的平民大众相区别。次级神职包括守门人，即照看教会门房的人；诵经员，即在弥撒之时诵读《新约全书》的人；驱魔员，即参与洗礼与祷告的负责圣水之人；襄礼员，即帮助神父做圣餐的人。除了高级神职人员、次级神职人员之外，还有世俗神职人员，受国王与领主们雇用在私人小教堂中工作的神父就是世俗神职人员的一种，他们在教堂中教导管理员阅读、写字。如此一来，这些管理员能够成为书记员、抄写员或者老师。所有的神职人员都需要削发、禁酒，避免与人发生冲突，同时还需要衣着朴素，禁止赤膊。虽然偶有人员违背这些禁令，但是绝大多数的神职人员都按规行事。神职人员所制造的暴力事件是引发12世纪60年代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矛盾的主要原因。在整个中世纪，人们都对神父有一些成见，认为他们是无赖的、粗俗的。12世纪至14世纪盛传的法兰西下流故事诗中，对这种现象有着最精辟的总结。保存下来的故事诗中有一个关于狡猾的神父捉弄诚实的乡下人的故事：神父欺骗该乡下人让他给自己一头牛，但最终输给这个乡下人两头牛作为惩罚的故事。还有一个关于一位浮夸的主教的故事：他在路上发现了一枚闪闪发光、镶有宝石的戒指并据为己有，随后他惊讶地发现这是一枚充满魔力的戒指，可以赋予佩戴者难以驾驭的生殖力量，结果使得这位主教的生殖器从他的裤子里强有力地勃起，只得踉跄前行。

在英格兰还存在着大量的生活在繁缛规矩之下的僧侣、教士和修女。从圣殿骑士到普通的教友，他们在修道院过着简单的群居生活，需要遵守苛刻的规则，为贞洁和贫穷欢呼，并拒绝以任何形式沉溺他物、放纵自己。[4]本笃会修士（或修女）在圣本笃制定的规则下生活，他们穿着象征着“苦修”的暗黑色的服装，因此得名“黑（衣）修士”。然而，在11世纪后期至1215年之间，有大量的“白衣修士”涌现出来，这其中包括西多会的修士（以他们的发源地——勃艮第的西多而命名），他们苍白的服装代表着纯洁，日常居住在十分偏远的修道院中，他们故意尝试追求比黑修士更加简朴的，生理上更加难以忍受的生活方式。英格兰少量的加尔都西会（该教会以位于法兰西阿尔卑斯山脉的加尔都西山命名，成立加尔都西会的圣布鲁诺在这里修建其第一个隐居处）的教士也十分克己，他们生活在小型的社区，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以沉思和承受苦难。同时，教士也遵守一个规定（通常是圣奥古斯丁的规定），他们生活在社区里，但常常与教堂或者其他礼拜的公共场所相连，相比僧侣，他们行使着更多的祭司职能。总体而言，男修道院多于女修道院：1215年，在英格兰有500个男性修道院，仅有150个女性修道院。建立女性修道院会存在最基本的现实困难，因为如果女性无法成为神父，这就意味着她们不能够举行弥撒。因此，女修道院时常附属于男修道院，或时常建在男修道院旁。

除了由于品级不同，神职人员的衣着打扮各异之外，修道院每天的生活可谓例行公事，平淡至极——遵守修道院的生活规则意味着，无论男女，都要反对占拥财富、领土，避讳暴力、性爱。日复一日地祈祷、缄默、吟唱圣歌，以及进行体力劳作和《圣经》研究。为了在缄默时，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多种符号语言被发明出来。其中一种符号语言就由柏林的圣托马斯修道院记录流传下来，该修道院里居住着奥古斯丁天主教教士团的成员。一种表示索取一本福音书的手语信号如下进行：伸出一只手，并且像一本书的书页一样翻动这只手，同时，用另外一只手在前额上比画十字的符号；请一同用餐的人将一盘萝卜递给自己，则用如下手语表示：用一根手指划过嘴唇使其微微打开，目的是为了表示从嘴唇经过的味道。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生活在教会正式形式之外的苦行僧。这些隐居者（男女皆有）以一种近乎隐匿的方式生活在尘世之外。他们在冷冰冰的石头小屋或者洞穴中休憩，在物质条件完全匮乏的情况下，孤独地祈祷，在穷困之中寻找超越世俗世界的方式，竭尽全力去了解神圣领域的神秘之处。隐士生活的禁地（严禁随便出入的生活区）是完整且不可更改的——他们住在附属于教堂的封闭小屋中，小窗户是他们与外界相连的唯一方式。通过这个小窗，人们可以给隐士们递进食物，隐士们也可通过小窗将小屋中的垃圾搬离开来。大家都普遍认为，宗教隐士能够将日常生活与他们的愿望相连接，奇迹与幻象时常与他们相随。他们的力量是卑微的，但也可以是巨大的。萨默塞特郡的一位名叫圣伍尔弗里克的隐士，大约在约翰还未出生的10年前就去世了，他曾经诅咒咬烂他披肩的一只老鼠，这只被诅咒的老鼠突然就死掉了。而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目不识丁，以面包、水及祷告为生的约克郡人——韦克菲尔德的彼得，以眼前出现了耶稣之子的幻象而著名，耶稣之子曾出现并对他讲：“和平，和平，和平。”1212年，彼得因预言约翰之死而变得声名狼藉。当约翰得知这个预言，他将彼得锁在科夫堡的地牢中，更糟糕的是在这之后，约翰命令用马匹将彼得拖到韦勒姆（距离科夫堡大约有60英里）并实施绞刑。

这一切都意味着教会在中世纪日益庞大，同时人们也十分重视教会的精神力量。因此，1208年，对于约翰所有的臣民而言，要被迫接受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禁令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惩罚。除了依然能让婴儿受洗之外，该项禁令停止了一切包含宗教仪式的圣礼，就连人们的婚姻都不被神佑。人死之后不能举行圣餐仪式，教会也不接受他们的忏悔，就连埋葬遗体也禁止在圣洁之地进行。教堂被封，庄严的钟声消匿无影踪。英格兰的灵魂在5年之间集体湮没无闻，被人遗忘。英诺森三世的禁令经由伦敦、伊利和伍斯特的主教转述给了约翰，英格兰所有的主教都有义务停止在他们的教区举行礼拜仪式。

然而约翰却欣然地接受了这项禁令。在宣判前，收到最后一次警告时，约翰迅速命令郡长们夺走那些遵守教皇之命的神职人员的土地与财产。由于大多数的郡长都按照约翰的指示行动，约翰占有了教会大量的财富，并将其转移为自己的财产。这令约翰成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富有的几位国王之一。他通过这项禁令变相获得的财富估计达到100000英镑——等同于王室4年的收入。令英格兰教会恼火的是，大部分的财富都被用得不太像话：坎特伯雷教堂的大部分收入都转入王室腰包中，并用来为约翰的王室成员、猎人猎犬添置奢侈的服饰和珠宝，为国王的狮子以及饲养员添置新的服装，并添置了2000把弩及军装。对此，教皇也进行还击，他针对约翰增加了一项个人惩罚：于1209年将约翰逐出教会，对此约翰还一度保持镇定。

1215年2月，当茂克莱克接受英诺森三世的召见之时，他对教皇与约翰之间惨淡的关系了如指掌。但是，茂克莱克与教皇都知道从禁令颁布开始，约翰与教皇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奇妙的转变。如果将英诺森三世的教徒比作他的羔羊，那么约翰就是其中最黑暗的那一只，并不太可能成为教皇钟爱的那一位。英诺森三世以约翰是教会的敌人之名，鼓励法兰西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发动对英格兰的全面侵略，而就在这时，也就是1213年，约翰才最终被告知自己被逐出了教会。正在为1214年那场即将到来的“时运不佳”的布汶战役备战的约翰急于避免这一切的发生，终于，他聪明地在书面上做出屈服。他不仅接受了兰顿作为英格兰的大主教，还允许他回到英格兰，约翰还在1213年5月15日，将自己的王国置于罗马的掌控之中——接受罗马教皇作为英格兰教会的统治者和封建领主。约翰将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几乎在一瞬间，他就从英诺森三世最棘手的对手变成他最喜爱的儿子。理论上讲，英格兰王国已经属于罗马，在罗马教皇最慈爱的保护之下。正如当时英诺森三世所说：“瞧，你的王国现如今更为尊贵和可靠，王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约翰被强制禁止抢夺英格兰教会的财产。1214年年末，当约翰从布汶灰头土脸归国的时候，他还被迫发布了一份自由宪章，保障英格兰教会有权利进行自由选举。差不多同一时间，约翰还给英格兰神职人员派发了和解的礼物——土地及权力。在面临诸如1215年早期的困难之时，约翰绞尽脑汁试图与教皇英诺森三世交好，并希望他能成为自己最忠诚、最有权力的同伴。然而，虽然他无所不用其极地做了看似有价值的努力，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通过如下这段话我们能够了解茂克莱克在2月17日面见英诺森时的情形，“我在罗马拉特兰教堂看见了教皇，我走向他并替您向他做了最为正式的致敬，将您的信件呈上，”茂克莱克在寄给约翰的信中如是写道。信件中所描绘的教皇的反应正是国王约翰所期盼看到的，“教皇仁慈地接纳了信件，同时他煞费苦心地询问了您及您的王国。在他得知您一切安好时，他甚感欣慰，感谢了全能的上帝”。茂克莱克还在信中提到，男爵代表也正在游说英诺森三世，控诉那场1月份在“新神殿”举行的气急败坏的会议。他们声称：“您违反了自己以往的誓言，不屑授予他们古老而惯有的自由。”茂克莱克建议约翰派遣更多的使者前往罗马，保证英格兰王室使团的论据更加符合新的事态发展，同时能够更加强烈地表达约翰的意图。然而，与此同时，他的信中充满了自信，他保证教皇定会同意约翰的主张：“陛下应该知道，我已经获得了许多的善意，教皇对您深表尊敬。”他写道，“教皇和所有主教都一致认为，在诸多拜访教廷的英格兰人中，没有任何人比您得到了更多的青睐与肯定。”茂克莱克的乐观态度并不是空穴来风。英诺森三世毫不含糊地站在他的家臣约翰的身后，并在此后的时间里一直是约翰忠实的支持者。约翰早期的屈服投降可能赢得了英诺森三世的信任，但约翰知道他还需要做得更多，英格兰即将发生的事情致使他比以往更加确定自己需要得到教皇的欢心。在沃尔特·茂克莱克愉快地晋见了教皇两周之后，约翰更进一步地走入了教皇的心中——3月4日，他遵循金雀花王朝长期以来的习俗：宣誓要进行十字军东征。

至1215年，十字军运动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但是从西方前往圣地（通常在法语中被称作海外）的热情一如往常般炽热。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用简洁的语言总结了弥漫那一整个世纪的氛围，他写道：“所有基督教的国家对于战争、复仇都有着强烈的兴趣，因此，所有异教徒的国家及当地的异教徒们也同样热衷于抵抗和造反；这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多年以来，世界上从未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冲击与震荡。”在英诺森三世的维护下，教会声称可以宽恕那些参与十字军东征的人。这是一个直接的、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精神约定。与死后在炼狱中所承受的苦难相比，现世经历的一切痛苦与悲伤都不值一提，可以一笔勾销。

教皇乌尔班二世鼓动了1095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直接导致4年之后，耶路撒冷被占领，基督教教徒在近东建立起了一个基督教王国。在全盛时期，这个基督教王国的领土延伸到地中海的整个东部海岸。从那时开始，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人们（被统称为西欧人）就参与战争，抵抗聚集在地中海东部的伊斯兰教武装力量的攻击。战争不定时打响，基本上无休无止。1187年夏，战争再次打响，并与深重的苦难不期而遇。在哈丁战役中，基督教的武装力量惨败，他们还失去了一件珍贵的木质遗物，这块木头被认为是耶稣遇害时被钉的十字架的一部分。数月之后，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萨拉丁带领的武装力量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对于那个区域的穆斯林而言，这是“伊斯兰伟大的胜利”，也证明了“穆斯林真主穆罕默德的真理超过基督教的教规”。然而，无论是对于海外的基督教教徒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教徒来说，这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巨大灾难。

约翰的哥哥“狮心王”理查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他曾在1191年至1194年期间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然而这次东征依旧没能重新夺回耶路撒冷。此后，这座城市再未被成功征服过。在英诺森三世上任的第一年，他就阐明自己想要“唤起基督教国家为主而战”的意图，然而，由他发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同样是一场彻底的溃败——只在君士坦丁堡[5]（另一个基督教城市）一役中取得胜利。英诺森三世非常失望，但这没有打消他继续战斗的欲望。1213年，他颁布诏书，声称自己已经预见伊斯兰的灭亡，诏书写道，“穆罕默德一直在欺骗大众，蒙蔽大家的双眼”，他重新向基督徒们诚恳地保证，上帝已经给其暗示，“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穆罕默德）已经离死期不远了”。诏书的颁布标志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开始。虽然直到1215年，仍没有军队起兵东征，但英诺森三世依然认为组织另一场进攻是极为迫切和重要的。教皇英诺森三世预见根除基督教的敌人——异教徒是一回事，而西方基督教武装力量长途跋涉3000英里前往地中海东部亲睹究竟发生了什么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约翰有充分的理由立下他的十字军誓言。金雀花王朝向来都与十字军运动有着渊源。约翰的曾祖父——安茹的富尔克五世，在1131年至1143年期间曾是耶路撒冷的国王，除此之外，随后的多任耶路撒冷国王都是约翰的堂兄弟。此外，在赢得英诺森三世的尊重和青睐后，作为一名十字军战士，约翰被允许进行债务汇款，他不必立即履行自己的世俗义务，相反，他得到了一个三年的宽限期。换句话说，在1215年期间，任何折磨约翰的男爵问题至少都可以推迟到1218年来解决，因为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国王需要最优先处理的重要事务。但是，约翰当然全然明白十字军运动牵涉什么，也清楚与上帝的敌人作战需要蒙受的个人和政治方面的代价可能会十分高昂。人们有理由怀疑约翰立下他的十字军誓言的真实性：是像他的哥哥理查一样怀揣着忠贞不贰的东征信念；还是像他父亲一般，虚伪地立下誓言，却在离世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东征的实质行动与计划。约翰那时仅仅是怀抱着实现他短期目标的心情去立下那个誓言的。英格兰的男爵们当然认为他们知道：根据克洛兰的一位编年史家称，约翰的种种表现“并不是因为虔诚，也不是因为对上帝怀抱着崇敬之情”，整件事情仅仅是他的一个诡计。

通常来说，这些承诺要进行十字军东征的人会在情绪浓烈、富有戏剧化的场景下许下诺言。优秀的十字军鼓吹者往往会唤起大众的狂怒。人们被要求向上帝许下私人的诺言，承诺他们有意东征，与异教徒相战相杀，但是公众集会最主要的情节是“利用十字架”：布片被剪成或者撕成十字的形状，并被缝在这些未来的勇士的右肩斗篷或束腰外衣上，让他们在人群中显得格外不同。

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曾当着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的面，在勃艮第的韦兹莱鼓动大众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从以下的文字中能感受到迎接十字军东征的热情：

修道院院长当时就在那里，在指定的地点与受到鼓舞的群众站在一起。为了让修道院院长能够站在高处面向周围的观众进行演讲，在韦兹莱的外围场地，人们专门为他搭建了一个木质的讲台。圣伯纳德与佩戴十字架的国王一道爬上讲台……（在圣伯纳德传道之后）讲台周围的人们大声呼喊，要求得到十字架。当圣伯纳德将事先准备好的十字架分发给人们后，他不得不将自己身上的衣服扯成十字形状，只要他在小镇里，他就致力于做这项任务。

一些十字军战士的热情直接演变为某种形式的狂热。最狂热的战士甚至会裸露身体，并在皮肤上刻上十字，外敷草药，用以保证伤口新鲜。一位神职人员甚至还将十字架的符号烙印在自己的前额上。当然，也有人在被鼓动点燃起十字军精神后不久，又为自己草率的决定感到十分懊恼。13世纪的一位诗人吕特伯夫曾冷嘲热讽地描述了一些东征战士的动机。“熊熊的壁炉之火加上纯酿的葡萄酒，令人眩晕，催人入眠。无须任何召唤，你便加入了十字军，随后，你意欲与苏丹及其臣民战斗。但当你第二天早晨苏醒过来时，你已经改变了你的说法和决定。”不过，改变决定是一个大麻烦，食言于曾经许下的“加入十字军东征”的诺言是一件令人不悦的事情。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曾嘲笑约翰的父亲——亨利二世曾用修建三座修道院来代替他曾经许下的亲赴耶路撒冷的誓言。（杰拉尔德引用圣奥古斯丁的话：“你可以对上帝撒谎，但是你不能欺骗上帝。”）1196年，伊夫舍姆的一位名叫艾德蒙的僧侣看到了一个幻象——一位放弃参加十字军的年轻骑士在炼狱中承受苦难：他每晚都被恶魔强迫承受他一生中曾试图避免的那些痛苦和灾难。

1215年3月4日，圣灰星期三，约翰在伦敦塔加入了十字军。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大斋节的第一天——一个赎罪忏悔的日子，在这一天教会的礼拜仪式上，信徒们被允许在自己的前额用灰烬标注十字架的形状。我们没有关于约翰参加仪式的资料记载，不过根据一本同时期的名为《兰布雷希特主教仪典书》的文字记载，我们能够推测出当时的情形——那些参加十字军的人首先听到弥撒曲，继而躺在教堂或者小礼堂的地上，手臂舒展开来，并呈十字状。随后他们将自己的外衣放在祭坛旁，聆听会众吟唱圣歌和诗篇。随后，《慈悲经》《天主经》响彻耳畔，更多的人加入祈祷。神父祈求上帝祝福这些战士将在沙场上奋勇杀敌，并赐予他们“健康的身体和受保护的灵魂”，恳求他们在死后通往天堂的道路比常人更加平坦、顺利，保护他们免于遭受“恶魔的袭击”，躲避开“路途中敌军的每一道埋伏”。随后，十字布被洒上圣水，并弥漫着持久的香味。同时，圣会轮流吟唱圣歌，颂扬耶稣的木质十字架。“奇妙的迹象发生，魔鬼彻底被击败”，这能够令十字军“击溃不虔诚的敌军，并有能力攻占救赎的港口（比如，耶路撒冷）”。此外，他们还为东征的船只、人力及被十字军战士携带作为礼仪性装饰的钱袋祝福祈祷，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他们不仅仅是战士，还是一名朝圣者。最后，神父请求上帝“用各种方式来帮助您的仆人东征，如此一来，他们将无往不利，攻克种种难关。希望他们经历的所有事情都是有益健康、顺利无阻的。这样他们可能会为了正直的渴望去奋斗，他们可能会很快实现他们所希望的成就”。当然，这一切对于英诺森三世而言就如同美妙悦耳的音乐，令他无比畅快；而约翰无疑也有着类似的感受。当英诺森三世得知约翰意欲东征，他已经准备在罗马写信称赞约翰的忠诚，并将其称为“光荣的国王”。

我们能够推断，约翰允诺将他不朽的灵魂赌在东边战场时的心情——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怀揣着那些虔诚的理想，相反，他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约翰继续处理着国内的事务，尤其是他最爱的消遣——打猎。约翰准备好可供四处奔波的马匹与马夫，付清对灰狗、侦探猎犬及小猎犬饲养员积欠下的债务，帮需要购买新渔网的渔夫结清账单，并做出详尽的指令应如何看管好他的猎鹰与隼——它们需要被大驯犬看管，“丰满的鹅肉或时而搭配的母鸡”是它们的食物，同时，一周还需要食用一次“野兔的肉”。约翰送给其弟弟——索尔兹伯里的威廉100条梭子鱼，用以填充威廉的鱼塘，又对位于诺丁汉郡的金思哈夫庄园小礼堂的祭坛进行了重新装饰，还建议翻修王室的移动厨房——添置新的亚麻桌布，新的面包篮，新鲜的皮革及帆布用以覆盖用作餐具室的马车，新的厨房器皿，并将新厨房转交给仆人罗伯特。

不过显然，约翰相信战争即将到来。整个1月和2月，约翰都持续通过彭布罗克的伯爵威廉·马歇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与反抗他的男爵洽谈商议。同时，约翰召集大陆的雇佣兵，在诸如富有作战经验的普瓦图士兵——莫莱翁的萨瓦里克队长的带领下，将弩手、战马、轻武器及被称作弩炮的巨型木质投石器送到自己的城堡中。其实，这都是一些混淆视听的信息。马歇尔和兰顿向反抗的男爵解释，约翰有意愿让步，并检讨金雀花王朝在过去约60年中逐渐养成的“邪恶风俗”。但与此同时，诺丁汉、科尔切斯特、赫特福德和温切斯特等英格兰的皇家要塞都得到增援，变得更为固若金汤。一大批专业的挖掘工人被雇用去加宽科夫堡的护城河。约翰前往伦敦塔宣誓东征，促使他命人在伦敦的主要避难所加强建筑的结构工程——但很有可能是加强避难所的防御工事。（他们砍伐了艾塞克斯林苑里的十棵橡树作为木材。）

约翰宣誓参加十字军后，立即变得非常忙碌。他在3月上旬周游伦敦、萨里及肯特，之后他会在3月18日左右在诺丁汉度过3个星期。4月，他回到泰晤士河谷，在牛津郡与伯克郡之间巡游。现如今，复活节一周的假期又快到了——已经到了处理难以对付的男爵的最后期限。沃尔特·茂克莱克和其他使节从罗马传来的消息令男爵们越来越焦躁。约翰已经竭尽所能地用自己的力量，同时利用教会的庇佑，来保护自己的王国。目前，他所能够做的就是等待英诺森三世的消息，无论什么时候传来，都希望能够足以游说、劝阻男爵不要再宣战反抗自己了。

智慧，健康……与美貌

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在1215年经历了知识领域的革命性阵痛。国际学术文化在此前的100年迅猛发展，并在13世纪早期盛行开来。在诸如巴黎、博洛尼亚和摩德纳这样的城市中，学校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地涌现。在幼时接受了良好的拉丁文教育的年轻聪明男子从欧洲各地蜂拥而至，争先恐后地来到这些学校学习。这种趋势在英格兰也逐渐流行起来。如果学术传统在之前没有萌芽，那么诺曼征服可谓一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后，学术在牛津生根发芽。1167年，类似于学校的机构已经在牛津逐渐成形，但为躲避镇民的攻击，1209年，一群学者转而到达剑桥，并在那里创办了一家新的学术机构。因此，在1215年前后的英格兰社会中，受到高等教育的神职人员在一起授课、学习、生活并为琐事争吵。在共同生活学习期间，他们研究出了大量基础性学科供人学习。这些学科主要被分成三组，并用拉丁文进行教学。三学科由文法、逻辑和修辞构成；测试学生的四门学科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些课程统称为7门人文学科。一旦学生掌握了这7门学科的精髓，他们便可以进阶学习最有难度的学科：神学、法律及医学。

不同的学校在不同的学科上各有所长——巴黎是神学研究的中心，而有抱负的律师则愿意选择博洛尼亚的学校就读深造。这两座城市的学校里都少不了英格兰人的身影。巴黎更是挤满了聪慧的英格兰人：当然，其中最为聪明的学者正是在约翰统治时期，英格兰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斯蒂芬·兰顿。在1206年至1213年的禁令危机之前，斯蒂芬·兰顿就一直是巴黎大学神学的明星人物。他做了数百场演讲，并将其关于限制王权的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完善和阐述。兰顿的这一套理论为反抗的英格兰男爵及之后的《大宪章》注入了原料与活力。那个时代的大学不仅是热爱钻研知识，探索神秘领域，也是脾气暴躁的教员的避难所：这些学校欣欣向荣的人文活动是学校生活中大家最感兴趣的部分。学校为社会孵化培养出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职员，他们在欧洲的政府中从事重要的工作，用大致相同的方式为国王建言献策。学而优则仕，因此，学习成为出生卑微之人晋升、步入上流社会不多的路径之一。托马斯·贝克特是一位纺织商人的儿子，虽然社会地位比农民高，但仍旧不能说是权贵之人。贝克特努力学习自由教育的基础知识——从伦敦文法学院毕业后一年，辗转前往巴黎学习——逐渐步入事业巅峰，成为显贵。沃尔特·迈普的言辞曾被约翰的家庭教师拉努尔夫·德格兰维尔关注，迈普这样写道：“我们国家的贵族过于骄傲，或者过于懒惰，不将他们的孩子送往大学就读；而农奴的表现则与贵族大相径庭，虽然不被允许，但他们仍旧争先恐后地将自己或受到忽视或堕落的后代送至学校接受人文科学的教育。他们不是希望通过上学改掉恶习，而是认为读书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能够发家致富。”迈普的论证理由似乎有些势利，他认为人文科学，如同其字面的意思一样，仅仅是为启迪那些生而自由的人们。

由于神职人员掌管着教学环节，因此知识与教会理所当然是密切相关的。然而在金雀花王朝早期，学科内容却并不是全然由《圣经》决定。实际上，基督教与海外学术的混合发展，共同塑造着那个时代的面貌特征。其中，古罗马、古希腊的作品，以及在伊斯兰世界萌芽、运用的学科对英格兰的影响尤甚。

到了1200年，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著作都被从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因此，这位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伟大的自然哲学家的作品在欧洲的学术界广为流传，学生们都能够了解他的思想和理论。他的《论灵魂》揭露了关于人类精神的本质、众生的顺序（从植物到动物到人类）及感官如何真实地工作等最基本的问题。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异教徒，在1210年，人们曾尝试查禁他的作品，同时还取缔各种各样评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文章。然而，这个以巴黎大学文学院为中心的禁令却失败了。同时，这个禁令还给其他的竞争机构可乘之机，打着“学生可以自由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文章，畅聊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旗号，这些新的机构在13世纪早期不断涌现，这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大学的权威。避开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来进行学术研究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理解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精髓，并进行细致的分析是欧洲学术界的起点，而将这种古老的思想与基督教的教义融为一体（特别是如希坡的圣奥古斯丁写的那样）是当时学术的最终目标。

除了亚里士多德以外，学生们还希望学习古罗马巨匠的理论思想：西塞罗、奥维德、维吉尔及贺拉斯。为了研究天象，学生们博览群书，例如2世纪的希腊亚历山大哲学学派的占星家、数学家托勒密的文章。伊斯兰学术，特别是科学领域的知识也在这时传入欧洲。这些知识被诸如巴斯的阿德拉德、莫利的丹尼尔等学者接受，他们将其中最重要的段落翻译成拉丁文——以阿德拉德为例，他将阿拉伯版本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为拉丁文，自然哲学中的冥想理论也从古希腊文被翻译成为阿拉伯文，进入阿拉伯学术领域。诸如11世纪的波斯学者阿维森纳，12世纪身为穆斯林的伊本·路世德，这些博学者的著作传入西方，使伊斯兰世界的学问成为改进基督教，了解数学运算（相比起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更简洁易懂）和天文学的基本原理。星盘（一个用来测量和预测星位的仪器）曾在古代世界被人使用，而经由伊斯兰的天文学家对其的进一步开发、改进，才进入中世纪基督教国家中。

当然，在与其他文化相关联而展开的所有学习之中，基督教课本及对《圣经》的学习在13世纪初期，依然是西方知识领域的核心。神学被看作知识领域的最高分支，无论是字面上读到的历史，还是道德讲堂、寓言的重要来源渠道，《圣经》都被理解为可以解释所有生命重大议题的字典——经过专门的训练，精通其中智慧之人就能够理解《圣经》文字中所包含的神秘答案。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主教斯蒂芬·兰顿最伟大的成就可能并不是促成《大宪章》的签订，即便整个过程实属不易（如果是这样，他最终的“奖励”将是被教皇停职），而是他在巴黎大学将《圣经》整理成不同的章节，分章后的《圣经》一直沿用至今。

中世纪最有趣、最实际，也最有用的学问就是医学。以人类目前的标准来看，1215年人类的预期寿命非常短，那个时候的医疗并不十分有效。1199年的那场手术并没有将“狮心王”理查从败血症中救过来，当1216年约翰遭受致命顽疾的时候，也没有医生能够帮助他。显然，距抗生素与麻醉剂的研发成功还有好几个世纪的时间。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通过祈祷、朝拜或祷告圣人留下的遗物等方式来获得治愈的力量，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祈福。然而，13世纪的外科及医学已经较为成熟，同时实践科学、一系列理论体系及行为守则也得到发展。而这些医学发展与之前所述的精神疗愈和谐无间，共同服务大众健康。

如果说巴黎是学习神学的顶级殿堂，博洛尼亚是求学法律的圣地，那么，意大利沿海地区、那不勒斯东南部的城市萨勒诺则以医学享誉欧洲（大主教阿勒法诺斯曾说过，没有任何疾病可以在这里扎根）。这里的医生学习古希腊名医伽林的理论，并将伽林医学著作中的理论与日常实践中的新理解相结合。很多医疗领域领先的书本在萨勒诺出版，有钱人常常将这里视为妙手回春的绝妙之地，专门行至此地治疗他们的疾病。

无论在萨勒诺还是在基督教国家的修道院、医院中，医术最高明的医师都精通草本治疗法，他们根据伽林的四种体液理论为病人开药方。四种体液包括黄色胆汁、黑色胆汁、痰液及血液。医师还会利用昆虫、动物进行治疗。（他们会利用水蛭进行与当今类似的放血疗法，食用狮子的鲜肉被认为可以治愈“那些被妖魔鬼怪缠身的人”。）其他的药材则源自遥远的地方，价格不菲。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位英格兰的医师想用一种被称作“亚美尼亚黏土”的粉红色泥土治疗腹泻和痢疾，他需要跋涉2000英里才能获得这种材料。

外科医生利用很多制作精密的工具来做手术。压脉器用来止血，拔火罐通过在伤口周围制造一个真空来放血，灌肠管被插入人体用来灌肠。不同形状的烙器被加热用以灼烧化脓的伤口或腐烂的肉。扩张器用来保障切口处于张开的状态。外科缝针与丝线并用，用以缝合伤口。最有野心的手术是依照罗杰·弗鲁加德的手术指南——这本指南通过一本13世纪的法文手稿保留下来，其中详细地阐述了如何医治头盖骨破裂患者的6个步骤，包括用海绵给外伤止血，用羽毛在碎裂的头盖骨上钻孔，凿边并将残余的碎骨拿出。

妇科也是当时先进的医学领域。大约在11世纪或12世纪时，被称为萨勒诺的特洛图拉的神秘作者（或作者们）的医学著作在整个西欧盛传。被当今熟知的《特洛图拉》妇科医学典籍阐述了人们能想到的所有妇科疾病。包括月经不调、子宫溃疡、孕期腿脚浮肿、胆结石、晒斑、虱子、疥疮、尿床、过多的雀斑、牙齿松动或溃烂、口臭、阴道或肛门脱垂，以及癌症等，还建议想采取避孕措施的妇女携带黄鼠狼睾丸或者一只从未生育过的山羊的子宫。相对地，对于那些在医生眼中因过于肥胖而导致的不孕妇女，医生将上等葡萄酒涂抹在牛粪上，并将其放入病患的蒸汽浴缸中——这个过程“每周重复三至四次，随后患者就会发现她已经变得足够纤瘦了”。

除了传统的医学治疗，《特洛图拉》还有关于化妆品的处方。比如一种脱毛霜是由黄瓜叶子、杏仁乳、生石灰、水银、砷、油、红酒、乳香和丁香混合而成的。而由脱毛霜所引起的灼热感可以通过涂抹两种润肤膏而得以缓解——它们分别由糠、指甲花和蛋白制成。人们还可以用一种粉末进行牙齿美白，这种粉末由矿物天然碳酸钠、红岩、盐和浮石制成，人们需要用亚麻布将这种粉末涂抹在牙齿上。当时还有一种可以确认“女人贞洁已经不在”的药水，它由树液、红黏土、栎五倍子和车前草汁制成，并通过阴道栓剂置入，用以验证女人是否已经“堕落”。《特洛图拉》同时指出这剂药方还能够治疗鼻出血。

[1]原文为“Holy Roman Emperor”。——编者注

[2]英诺森三世在1204年的所作所为十分显著地表现了这一点。当一位意大利女人发现自己的丈夫阳痿的时候，她抛弃丈夫并与一位能够满足她强烈性欲的情人结婚。这位女人的主教强迫她回到第一任丈夫的身旁，但是他的第一任丈夫感觉无地自容，进入修道院，并很快在羞愧中死去。英诺森三世不仅烦心于这个案件的细节，还做出了一个裁定，这个裁定结果重新给教会针对关于阳痿与婚姻的立场下了定义。［C.M.Rosseau,‘Neither Bewitched nor Beguiled:Philip Augustus’s Alleged Impotence and Innocent III’s Response’in Speculum 89（2014）.］

[3]清洁派是一个二元论的基督教异端，在大约12世纪中叶，该教派从罗马帝国东部传至法兰西南部及意大利北部。清洁派的信徒们一致认同世界上有两位上帝——一位是善良的上帝，一位是邪恶的上帝，并认为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来源。中世纪的天主教持有的观点是上帝独自创造了这个世界，因此，清洁派直接挑衅了教会最基本的一神论。英诺森三世最初尝试着利用传教士来解决清洁派的问题。但在1208年一位教廷使节被人谋杀，仅仅是因为将未能成功解决清洁派问题的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逐出教会。英诺森三世将这位死去的使节追认为殉道者，并由西蒙·德蒙福尔（他是之后的一名英格兰伯爵、反叛者的父亲）带领，发起全面的军事进攻。这支军队如今被人称作“阿尔比十字军”。如果需要关注更多关于这个话题的介绍，请参阅J.Sumption,The Albigensian Crusade（London,1973）及更近期的R.I.Moore,The War on Heresy:Faith and Power in Medieval Europe（London,2012）.

[4]不过，需要阐明的是，尽管他们的规则很严苛，但僧侣们仍旧可以雇用大量的仆人帮助他们耕地、做饭和做清洁。其中一些修行制度包括可以雇用在修道院干勤杂工的俗人修士——他们没有被授予神职，通常是一些贫穷、没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与僧侣们分房而住，在修道院做一些繁重且卑微的杂务。

[5]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编者注

第四章　帝王将相

约翰王曾经向男爵承诺会在复活节与他们在北安普敦见面，解决长期以来男爵对王室心怀不满的问题，但他迟迟没有任何行动。相反，他在其最喜爱的地点——伦敦“新神殿”度过了整个复活节。

在教会的年历中，圣周是最隆重庄严的节日。圣周开始于圣枝主日，在这一天人们上街游行并聚集在教堂庆祝耶稣基督荣进耶路撒冷。圣枝主日随后的一整周都有很多礼节性的仪式，在庄严肃穆的大斋节（亦称“齐斋节”，自圣灰星期三开始至复活节前的40天，人们在此期间进行斋戒和忏悔）后，人们为了纪念耶稣受难与复活的重要时刻，教堂时刻萦绕着圣乐，骤然之间充满活力与色彩。约翰是英格兰第一位纪念濯足节的国王，在这一天王室会给贫民洗脚。当然，这些贫民都是由王室精心挑选的，并不是所有的贫民都有机会享受如此待遇。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贫民曾作为王室忏悔的对象，接受过王室馈赠的礼服与礼金。英格兰其他地方的人们在复活节前夕，则忙碌着修理他们的头发和胡须。

在一个典型的耶稣受难日中，英格兰教区居民会来到教堂，聆听约翰福音中详述的耶稣受难记。随后，一尊十字架置于祭坛上，在仪式盛典中，神职人员及信徒们赤脚缓慢行进前去亲吻祭坛底座，这种行为被大家称为“爬向十字架”。而在1215年的复活节，约翰的娱乐方式则与在圣诞节时如出一辙——聆听《基督胜利》的表演。这次的合唱由瑟恩的马斯特·亨利和克桑顿的罗伯特共同演绎。虽然在几日后王室发布的单据中简单地称他们为“教堂中的神职人员”，但事实上，这两位歌手一位来自多塞特，另一位来自法兰西的普瓦捷。

约翰选择的音乐一如往常般传统且得意扬扬，这正符合他当时乐观上扬的心境。他正如火如荼地扩军备战——订购弹弩、十字弓，召集雇佣兵，在城镇设置路障。城堡中人头攒动，成千上万的方头弩为保卫要塞时刻准备着。艾塞克斯郡、北安普敦郡、赫特福德郡和约克郡的王室林苑中充斥着因砍伐树木而发出的吱呀作响的声音，这些木料将作为防御工事的材料被运往各地。复活节的前几周，约翰从伦敦订购了五件新战袍，以及五面带有金雀花王室徽章（三只全身绣满金色的狮子）的旗帜。虽然约翰气势汹汹、口出狂言，但他想紧紧抓牢的王权却并非稳若磐石。

在英格兰国王使者和男爵使者一个月的游说下，3月19日，身在罗马的英诺森三世决定不再三缄其口，保持沉默，他终于给出答复。他将三封阐述自己观点的信件密封，依次寄给约翰、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以及其余的英格兰主教和英格兰的权贵们。这三封信件所传达的主旨明显偏向国王约翰，而对于男爵一方，英诺森三世则称他们的叛乱是“令我们痛苦的”罪恶源泉，“除非通过明智的商讨、恳切的关心将问题解决，否则叛乱终将导致严重的损失和后果”。英诺森三世继续写道：

我们以罗马教皇的名义谴责自该王国与教士爆发纷争以来，进行的所有无效的结盟与阴谋。我们通过“逐出教会”的惩罚，禁止未来有人再次图谋类似的情节——我们谨慎地告诫并强烈地要求你们平息该事件，并顺从国王，显示出你们的忠诚和谦恭……如果你们决定向国王提出你们的要求，你们需要怀着尊敬之心而非傲慢地要求国王，应维持国王及其王室至高无上的荣誉。

对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及英格兰的神职人员，英诺森三世更加直言不讳。他怒喝道：“你们直到现在还对国王与男爵、权贵、权贵的伙伴之间的分歧置若罔闻，你们任意地闭上双眼，从不将和解事宜记挂在心中……一些人还曾怀疑，称你们正在给予国王的对手恩惠，帮助他们造反。对此，我们不得不感到震惊与愤怒。”

令约翰欣喜的是，他之前所有细心的游说终于有了回报，英诺森三世的态度完全符合约翰的心意。然而，虽然这三封信件富有对约翰的同情意味，但并不具有任何的调和意义。最终，英格兰男爵的怒火不仅没有被熄灭，反而被煽动起来。约翰所憧憬的和平是当男爵勉强而又痛苦地向他道歉时，一脚用靴子踩住他们的喉咙。教皇的信件充分证明，让国王接受男爵的条件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假定英诺森三世的信件从罗马寄出至英格兰需要4周的时间，那么它们很可能在复活节当日或者之前，就已经抵达英格兰。从那一刻起，大部分的英格兰男爵认为他们再无后路，不得不决定向国王发动战争。

1215年，英格兰仅有200多名男爵，其中地位较高的20名男爵被称作伯爵。[1]当时，步入英格兰贵族阶层的途径并不唯一：一些人生而尊贵，一些人通过通婚或精明地进行土地收购成为贵族，另一些人则因受到国王的宠幸从此平步青云。虽然人们成为贵族的方式大相径庭，但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一般而言，英格兰男爵自认为他们所属的阶层都拥有亲密的家庭关系，相似的兴趣，同样的行为准则，同时在王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集体作用。更为清楚的是，这些男爵专门将他们在英格兰拥有的社会地位归功于效忠宣誓礼时国王的资助。作为回报，男爵下跪，并紧握双手发誓他会成为国王忠诚的仆人。宣誓仪式就像一款礼节性的胶水，将英格兰的政治社会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男爵们一旦向国王宣誓效忠，那么只有在极端情况下，他们才会背信弃义，抛弃原有的诺言。

一旦在效忠宣誓礼中被国王认可，男爵可以表现得像一位迷你国王。男爵可以在城堡中开堂审讯，拥有一群男男女女的仆人，有权从骑士及更低级别的贵族那里获得忠告和建议，能够在私人法庭上做出审判，还可以赞助修道院，委托其让自己及家人在百年之后，得以入土为安。男爵还有权利用自己特殊的印章认证文件，可以在一场战争、比赛或迁徙中通过纹章盾及旗帜来亮明自己的男爵身份，还可以用私人纹章颂扬功臣。由于上流社会不可避免地要涉入战争，因此一位男爵通常在很小的年纪就被授予骑士称号，并逐渐意识到日渐崛起的骑士精神，而骑士精神（虽然他们并不经常遵守）在灵魂、社会及伦理方面是指导男爵如何行事的重要手段。13世纪的作家，《骑士精神秩序丛书》的作者拉蒙·鲁尔曾在书中写道，一位具有骑士精神的人的责任与义务包括要伸张正义，守卫道路，守护农民，以及依法惩治叛国者、小偷和强盗，同时需要全副武装四处游走，参与竞赛，召开协商会议，练习击剑，捕捉野鹿、熊、野猪、狮子及其他野兽。同时，他们还需要修身养性，避免奢赌成性、自吹自擂，并被禁止行鸡鸣狗盗、苟且之事。当时一些最受人们欢迎的故事也渗透出这种价值观，骑士精神也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开来：“亚瑟王的故事”本质上是蒙默思的杰弗里记录的一段天马行空的野史，但因其扣人心弦的情节而受到人们的热烈追捧。

男爵们过着明显富足且奢华的生活，反之，倘若他们没能享受到极尽奢靡的物质条件，则会感到万分羞愧。男爵和他们的家人都身着由进口丝绸和绣花布料装饰的精致皮上衣，男性均身穿昂贵的盔甲，并可以使用一系列的武器：刀剑、权杖、长矛及短剑。他们有充足的业余时间尽享娱乐活动——欣赏吟游歌手、杂技演员的表演，玩色子、木球和象棋[2]。他们的饮食多种多样，十分丰盛。野兽、鸟类、鱼类搭配着芝士、水果、米饭和牛奶，一同成为男爵们桌上丰盛的美味佳肴。蜂蜜、肉豆蔻及异域辣椒（诸如东方进口的形似干胡椒状的干梅——荜澄茄）与进口葡萄酒组合，男爵的餐桌着实令人垂涎欲滴。1215年4月的大部分时间都被漫长的大斋节占据——大斋节持续7个星期，其间宗教禁食的规定令鱼类成了人们唯一能够食用的含有动物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男爵家庭日常的饮食依旧丰盛，他们的生活状态远不至于饥肠辘辘：根据13世纪的一本账簿记载，在大斋节期间莱斯特的伯爵每天会消耗掉400至1000条鲱鱼，这些鲱鱼从诸如大雅茅斯的北部海港运送至莱斯特。鲱鱼通常搭配姜、辣椒和肉桂，制成馅饼，男爵在食用馅饼前，也许还会从青铜色的水罐中倒出少许清水洗净双手。中世纪的水罐是一个小型餐桌水壶，通常被铸造成马、独角兽或马背上的骑士的形状。男爵在大斋节期间的生活依旧是英格兰大多数普通民众无法企及的——对于这些普通人而言，大斋节通常意味着寒冷、饥饿与劳累，他们的手指几乎从未被青铜器皿中流淌出的涓涓细流清洗干净——如此可见，男爵阶层享受到了难以想象的特权。

并不是所有的男爵（也许甚至并不是大多数的男爵）在1215年复活节都站出来与约翰公然对立。然而不得不说，在英诺森三世的信件公之于众后，约翰所经历的是自1173年至1174年那场差点儿夺取他父亲王权的大起义后，金雀花王朝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男爵反叛。从1213年第一次出现与男爵的敌对状态开始，最前线的男爵就被当时的编年史家称为“北方佬”，克洛兰编年史家写道：“大多数反叛的男爵都来自英格兰北部，因此他们被称为‘北方佬’。”他们大多数人来自林肯郡、诺丁汉郡、德比郡及往南延伸至苏格兰边境的郡县。在诺森伯兰郡的阿尼克拥有大量沿海要塞的领主——尤斯塔斯·德维希勋爵与在《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的国王史》一书中被称作反抗者的罗伯特·德罗斯、理查德·德珀西、威廉·德莫布雷及罗杰·德蒙特贝通一样，在北部有着大量的土地产权。不过同样，也有很多男爵的大片私有土地坐落在除王国北部之外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东安格利亚。约翰最著名的敌对者——邓莫的领主罗伯特·菲茨沃尔特正是来自东安格利亚。菲茨沃尔特的女婿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和布里尤兹的玛蒂尔达的儿子、赫里福德的主教贾尔斯也都来自英格兰的东南部。贾尔斯曾在约翰统治早期饱受这位国王的摧残。

罗伯特·菲茨沃尔特的银印模具如今陈列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该模具展示了这位领主希望被大家想象成的模样——他全副武装骑上一匹披着马饰的巨型战马，头戴一个结实的方形头盔，手持一面盾牌挡在身体前方，他的全身（从有软垫的领口至手腕、脚踝）都被锁子甲覆盖，手中挥舞的锥形双刃宝剑与其手臂一样长。菲茨沃尔特策马向前，准备朝长脖子卷尾龙的方向挥动宝剑，而这条龙显得畏畏缩缩。在战马的前面还有一块刻有不同纹章图案的盾牌，这是菲茨沃尔特的朋友兼战友——温切斯特伯爵萨尔·德昆西（他也在自己的盾徽中加入龙的元素）的武器。从菲茨沃尔特的银印模具可以准确无误地推测，他希望自己成为13世纪早期勇猛且高贵的完美典范。《诺曼底公爵和英格兰的国王史》的作者的观点与此恰好遥相呼应，书中称菲茨沃尔特是“英格兰最完美、最有权力的人之一”。

菲茨沃尔特广袤的领土及个人历史当然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作者上述的观点。当时，大领主的领土是根据“骑士领”为单位来进行计量的：这个单位并不精确，因其地理位置不同而有一些出入，但被认为足以提供维持一名骑士一年生活的收入。“骑士领”在中世纪是评估政治、领地和财务的重要会计手段，这也是“骑士领”能成为《大宪章》中著名专有名词的原因。每个“骑士领”供养一名骑士，当国王需要时，男爵有义务提供一名骑士为国王服役（或者缴纳等价的金钱）。[3]在金雀花王朝时期的英格兰，仅有大约130人持有10个以上的“骑士领”——该水平的土地占有范围可以标志他们的男爵地位。通过继承遗产，并与诺曼底一位男爵的女儿贡诺拉通婚，菲茨沃尔特拥有了98个“骑士领”，[4]如此庞大的土地占有量，令他惬意安然地成为男爵中的精英。虽然他位于邓莫的广阔领土坐落于艾塞克斯、萨福克的边境交界处，菲茨沃尔特却因其拥有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堡（最著名的城堡包括位于赫特福德郡的赫特福德城堡、贝宁顿城堡，以及位于伦敦的巴纳德城堡）而被众人熟知。他曾先后在诺曼底侍奉理查一世和约翰王，虽然1198年在沃德勒伊的防御战中，法兰西国王毫无争议地攻下城池，并将菲茨沃尔特囚禁起来，但在约翰统治时期，菲茨沃尔特成功地付了赎金，返回英格兰。

直到13世纪早期，菲茨沃尔特才拥有一个较为传统的男爵生涯。如同其他男爵一般，他的首要兴趣是处理自己广袤的地产及发动战争。但又区别于他们，菲茨沃尔特的火暴脾气一触即发，即便以他所处年代的标准，他的性格也因喜欢过于急迫地诉诸武力而著名。更糟糕的是，1212年菲茨沃尔特卷入了对抗国王的阴谋之中，而这不仅令他在余生都背负着反叛者的名声，还将他带至1215年戏剧性冲突的面前。当约翰尝试着为那场劫数难逃的布汶战役征兵时，他获悉了菲茨沃尔特和尤斯塔斯·德维希的秘密计划。虽然对密谋的细节尚未掌握清楚，但是约翰得知菲茨沃尔特、尤斯塔斯·德维希以及他们的同谋者——至少包括四名王室国库的职员，苏格兰的亨廷顿伯爵及另一位北部男爵乌姆弗拉维尔的理查德，这些人曾计划当自己到达威尔士时，进行暗杀行动，之后他们会邀请狂热的来自法兰西的男爵、异教徒的追击者西蒙·德蒙福尔来到英格兰，取缔自己并登基为王。约翰严肃地处理了这场密谋，这令菲茨沃尔特和尤斯塔斯·德维希从英格兰仓皇逃窜，分别流亡至法兰西和苏格兰。在其逃亡期间，菲茨沃尔特的土地被国王占用，他重要的城堡都遭到侮辱性的损坏——工程师以及工人们摧毁了城堡的城墙以及防御工事，他们搬走了有价值的木材和石头，并将其作为材料，用在其他的建筑工程上。菲茨沃尔特还告诉法兰西的国王，约翰曾试图诱奸他的女儿。菲茨沃尔特与约翰的关系在1213年的夏天曾一度走向正常化，但即便在那个时候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狐疑猜测。到1215年春，菲茨沃尔特作为反叛运动的首领，再次回到英格兰。

反叛者们并没有在复活节那一周在北安普敦与约翰见面，他们一直都在林肯郡斯坦福德的骑士比武大赛场地集结并全副武装（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菲茨沃尔特用印章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当英诺森三世的信件要求他们“抚慰顺从国王，并用自己的忠诚和谦恭来证明自己的立场”时，男爵们也一直待在原地，纹丝不动，丝毫没有按照英诺森三世的指示行动。根据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记载，男爵的军队除了骑兵、随从和步兵之外，估计总共还有2000名骑士。就算罗杰有所夸大，这支军队也依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全体朝着北安普敦郡布拉克利的第二个骑士比武大会场地进发，该场地归尤斯塔斯·德维希所有。男爵们携带着正义的条幅，怀揣着公平正义的情绪向前行进。菲茨沃尔特开始自称“上帝军和圣教会的司令”，并决定直面英诺森三世对男爵的谴责。菲茨沃尔特的军队于4月27日星期一之前来到布拉克利，他们开始谋划一系列的要求，并称如果约翰想避免在暴力中被废黜，就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让步。

4月27日星期一，约翰还远未到达布拉克利。彼时，他正从威尔特郡克拉伦登的燧石狩猎小屋赶往多塞特郡浩大的科夫城堡。这个堡垒拥有护城河、巨塔、优雅的新式哥特王室公寓及英格兰最坚不可摧、固若金汤的地牢。这里毫无疑问给予约翰高枕无忧的安全感。而在科夫城堡东北130英里开外，约翰将与男爵协商的艰巨任务留给了两位才能兼备、能谋善断的代表——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和威廉·马歇尔，后者是地位甚至比菲茨沃尔特还要尊贵显赫的彭布罗克伯爵。

根据威廉·马歇尔的自我评价——其他人也如此认为——他是那个年代最好的骑士。而他将自己漫长的一生都献给了金雀花王朝，这令他扶摇直上，登上英格兰上流社会金字塔塔尖，成为当时最显耀的贵族。威廉·马歇尔在12世纪中叶被称作“无政府状态”的内战期间出生，这位二流男爵的小儿子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极具戏剧色彩。马歇尔5岁时，他的父亲就将他作为人质，交给敌方英格兰国王斯蒂芬，然而马歇尔的父亲并不遵守承诺，出卖了自己的儿子。斯蒂芬无比愤怒，决定将威廉·马歇尔用抛石机掷出，但在最后关头被劝阻。幸免于此后，马歇尔成长为一名出类拔萃的骑士，精通马术，年纪轻轻就在法兰西的骑士比武大会上早早赢得了美誉。在这里，他参与了约翰富有魅力却奸诈狡猾的长兄——“幼王”亨利组织的骑士队。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他前往耶路撒冷并暗下决心，在自己生命结束之时，要以“圣殿骑士”之名与这个世界告别。当马歇尔回到英格兰，他迅速成为“狮心王”理查的左膀右臂，在1194年至1199年期间，为保卫诺曼底而浴血沙场。虽然他与约翰的关系时常令人担心，但马歇尔却为自己寻求到一份好姻缘，他娶到安富尊荣的克莱尔家族的继承人，并通过这门亲事获得彭布罗克的伯爵爵位以及在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虽然在1215年，马歇尔已经年近七旬，但他仍旧是英格兰最富有活力、令人敬畏的人之一。

在威廉辞世后，一本《威廉·马歇尔的历史》（或简称为《历史》）的诗篇集面世，它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多彩且珍贵的13世纪男爵生活环境图。这本书中还囊括了马歇尔认为一名骑士或男人应具备的勇敢的优良品质，并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英勇事迹加以详细佐证。马歇尔信念的精髓在于他认为一位侠义肝胆的男人应该慷慨大方，忠贞不贰。甚至是在马歇尔的个人小记中，文字的措辞以及细节都无一不展现了贵族文化：一位有“色子运”的雇佣兵首领在攻城略地时成功俘获一位主教；囚犯被绳索拴在一起，“如同被皮带套牢的灰狗一般”；值得一提的是，上等葡萄酒分为两种，要么是“口感清淡温和的静止葡萄酒”，要么是“添加丁香或香料令口感层次丰富的起泡葡萄酒”；一道晚宴需要由是否在餐后配有“香梨、苹果和坚果”来评定其是否完美卓越。但是马歇尔最推崇的是惊人的身体素质，例如原始正义和优秀品行，以及正面传统的战争故事。

《威廉·马歇尔的历史》一书中关于马歇尔的奇闻逸事特别像炉边奇谈，成为教育、娱乐年轻人如何追寻尊贵高尚的品德及骑士精神的范本。在一个典型的骑士比武大会上，“在场上出席比赛的骑士需要声称自己的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富有伟大骑士精神的比武大会，无论是出席赛事的任何一方骑士，都要说上述的话语来称赞马歇尔的英勇，并认同他是最优秀战士的荣誉”。在一个讲述“狮心王”理查攻打诺曼底小镇米利的故事中，马歇尔英勇善战的品性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攻城期间，马歇尔从城堡的沟渠顺着阶梯爬到防卫墙的顶端，他身着一身战袍盔甲，佩戴着宝剑，仅凭单手就能恐吓击退每一个防御者。他战胜并抓住城堡的总管，并一直坐在他的身上直至援军到来。在《威廉·马歇尔的历史》大量的记载中，关于马歇尔最精彩的故事，还是要数当他还是一位年轻骑士时，在约翰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身边当保镖时期的事迹。被浩浩荡荡的法兰西敌军攻打，年轻的马歇尔卷入了一场以寡敌众的小规模战争。马歇尔英勇剽悍，“像一头面对猎狗的野猪”奋勇向前，直到另一位骑士非常阴险地从他的身旁慢慢爬上前，用长矛狠狠地刺向他大腿处，并将其俘虏。马歇尔被孤零零地拴在驴背上，没有人帮助他包扎伤口，为他擦拭“从身体和血管中源源不断涌出的血液”。马歇尔在彼时似乎看到死亡之神的降临，伤痛一直持续至他成功地说服“一位品格高尚、善良的妇女”，请她帮忙将上好的麻布绷带夹在面包片中，偷送给他，他的病情才逐渐舒缓。伤口慢慢开始恢复，直到一个夜晚，马歇尔看见在被俘虏者中的一些骑士和贵族在玩一个力量游戏，他们的目标是比赛谁能将石头投掷得更远。不出所料，马歇尔参与了此项游戏，他理所当然地将石头“投掷到比最优秀的选手远一英尺半的地方”。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由于他运动时拉扯到伤口，他腿部的旧疾再次撕裂开来。因此，马歇尔在被俘期间长期饱受着疼痛的折磨。最后，他曾保护过的埃莉诺王后筹措了足够的资金才将其赎回，使其重获自由之身。事后，埃莉诺奖赏了马歇尔“马匹、军队、金钱及上好的布料”。马歇尔则有礼貌地称埃莉诺是一位“温文儒雅且十分值得尊敬的女性”。

虽然马歇尔十分敬重埃莉诺王后，但埃莉诺王后最小的儿子约翰却在其统治的16年里，令马歇尔侧足而立，鄙夷不屑。但即便这样，在以忠贞不贰为骄傲的中世纪英格兰，马歇尔依旧坚定地选择在复活节的前一周，作为国王的代表与男爵进行谈判周旋。虽然马歇尔在1215年4月底与反叛者商榷的结局令人气馁，但在英格兰王国上下，再没有比他更加老练可靠的男爵能够代表国王前去平息反叛者的怒火了。

人们并不完全知晓从4月27日起的那一周，菲茨沃尔特与马歇尔之间经历了些什么。但那场会晤的气氛很可能十分紧张，甚至剑拔弩张。根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男爵将一封文件递给前来商议的使者，这封文件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包括法律及英格兰王国古老的风俗。他们声称如果国王不迅速盖章确认文件中的条款，他们将占领英格兰的要塞逼迫国王妥协，直到他们满意为止”。人们并不知道所谓的“文件”具体为何物，不过，很多在1215年春起草的“男爵文件”至今仍留存在世，目前依然是相关方面的实用指南。其中，有一份由能够接触到国王反叛者的人制作的“王室特许（权）一览表”草案，不幸被人们索然无味地称为《未知宪章》。这份初稿并不是一份正式的文件，而是被看作一份早期草拟的谈判声明。这张详细记述了国王需要让步哪些权利的羊皮纸稿中还包含了亨利一世在1100年《加冕宪章》的12篇内容，它们作为“约翰王已经让步的特权”在计划中被提及。

从《未知宪章》中可以得知，在斯坦福德和布拉克利聚集的男爵最关心的是王室政府四方面的问题：正义与公平、遗产法、军事服务，以及王室林苑管理。宪章第1条便写道：“约翰王承认不会在没有审判之前捕获任何人，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不会接受任何贿赂，也不会行任何不义之事。”这条条款十分全面，同时也点出了约翰最富有个人特色的管理治国方式——他对待王公贵族的油腔滑调在当时臭名昭著，他武断专行，对周围的臣民疑心重重，在没有法律的公平审判下，对诸如布里尤兹（威廉）的家庭施以暴行。

接下来的5项条款更加关注细节，解决了在父亲或丈夫去世后，继承者财产继承的流程问题。宪章抨击了约翰政府收取继承者天价遗产费的政策。除此之外，另一项政策规定：继承人若还未成年，那么他所继承的土地将由“4位守法的骑士”有偿托管。如此一来，待到这位继承人成年后，国王将不能够再次收取继承税。《未知宪章》还要求国王遵守死者的遗嘱，并应该允许寡妇根据遗嘱的要求改嫁。（而不是根据国王的愿望，无视竞价人的社会地位，将寡妇卖给出价最高之人。）寡妇有资格在其夫君去世后，在丈夫家继续停留40天，“拿到自己应得的遗产”后再离开。同时，继承人不用再偿还其父亲欠下犹太人的任何债务利息。

在关于寡妇的规定后，还有两条关于海外政策的条款。条款申明“国王的子民不能够为英格兰之外的军队服务，去保护诺曼底及布列塔尼”，当然也不能保护约翰在1214年年底出征的普瓦图。同时，他还限制了国王收取免服兵役税的权利，一位骑兵只需付“一个银马克”，这相当于一英镑的2/3，也就是13先令4便士。这两项条款共同激进地限制了国王募兵及部署军力的能力，也限制了他榨取男爵用以支付雇佣兵为他而战的能力。诸如像菲茨沃尔特这样的男爵，他拥有98个“骑士领”，从理论上讲，他有义务支付的兵役免除税最高仅为65英镑，而不是在1213年至1214年的布汶战役期间，约翰曾要求的196英镑的兵役免除税。[5]

在约翰统治的16年间，他向男爵征收了11次兵役免除税，而他的父亲和兄长在45年的统治期间，总共才征收11次。对于国王而言，要接受如此限制征收军事税收的苛刻条款意味着他再也不能承受另一场不列颠群岛之外的军事行动。这可能是反叛者中“北方佬”的真正意图，对这些人来讲，普瓦图比挪威王国更加遥远。

《未知宪章》中其余的条款都是关于王室林苑改革的细则，这是金雀花王朝早期一直存在并被关心的问题。英格兰很多的田园地区都被指定为林苑（而这些田园原本可以归为沼泽、农业用地及树丛）。在当时的英格兰，林苑属于国王的私有财产，为其狩猎提供场地，有另行的一套法律体系专门负责管理。一位臣民能够在王室林苑中捕捉野鹿是受到王室青睐的标志。然而那些贫穷的、在社会中无关紧要的人，如果随意地在林苑中拾掇柴火、砍伐树木，等待他们的将是高昂的罚款或残酷的肉刑。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无止境地扩张王室林苑的边界，如此一来，英格兰人需要承受更加严格且处罚高昂的法律法规的约束，这令很多人极为苦恼。《未知宪章》旨在逼迫约翰将“所有林苑恢复回我们的父辈长兄以及我们曾使用的普通用地”。

除了重申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外，上述条款还强调了支付合理的遗产、婚嫁和守寡费用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国王需承诺不再扩张林苑土地，并做出维护和平、教会自由等广泛、好意的申明。可能最重要的是，亨利一世签署的宪章在其第一项条款中就申明国王不仅仅“借由神的恩赐”来管理王国，还需要根据“英格兰王国男爵们的共同忠告”来进行管制。而这成为除了具体细致地反对国王的计划之外，深深铭刻在1215年春走上战场的男爵心中的重要条款。但如果男爵那时候知道国王将会以牙还牙，他们一定会在事先就打消这个念头。根据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威廉·马歇尔及大主教兰顿将在布拉克利的男爵的要求细节传达给约翰后，约翰勃然大怒。

当约翰听到男爵们的意图，他讥讽且愤慨地说：“为什么他们会提出如此不正义的要求，他们如此狮子大张口，为什么他们不直接要求我把王国给他们？他们的要求是徒劳且充满幻想的，即便有再多的恳求，我也不会同意。”最终约翰恼怒地咒骂，“男爵的要求会把他们自己变为奴隶”，他绝不会同意男爵关于自由的要求。

最终，约翰还是平静下来，他提出一个含糊且带有一丝侮辱性的措施：他将废除那些陋习，并采纳“忠诚之人”的忠告——这自然排除了那些曾在中部骑士比武大会场地进行军事聚合的男爵。不管怎样，约翰的做法需要得到英诺森三世的认可，而直至目前为止，通过英诺森三世的信件可知，他是毫无疑问站在约翰这边的。

调解、仲裁似乎都不太奏效。菲茨沃尔特及男爵们在5月5日派遣了一名使者［根据萨瑟克区（伦敦自治市）及默顿修道院的年鉴作者记载，这名使者是一位萨瑟克区的教士］前往国王所在的城市——雷丁，通过传递谈判最终破裂的消息，正式与国王对抗。男爵不再含糊其词，他们单方面公然挑衅他们的君主，并不再信守效忠宣誓礼时许下的承诺，在此之前，誓言直接关乎男爵与国王的关系，也是维系整个英格兰政治社会稳定所倚赖的基础。因此，这些男爵被约翰视为罪犯、反叛者及英格兰王国的敌人。5月9日至10日，约翰颁布了两部文件：第一部文件专门书面致辞英格兰“忠实的基督信徒”，自称是为了教皇英诺森三世才出面仲裁与男爵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这部文件不太奏效。而在第二天公开发布的信件中，约翰承诺“在谈判时不会用武力攻击男爵，而是通过王国的法律来进行审判”，而这似乎也行不通。约翰真的确定这两部文件已经足够平息对他的治国理念萌生出诸多不满的男爵的怒火了吗？似乎不太可能。更可能的情况是，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姿态。通过文字上的强烈对比，约翰希望向人们暗示男爵是一群煽动力极强，且不敬畏上帝的邪恶之人。如果有人被约翰的巧言令色蒙蔽了双眼，过不了一会儿，也能看清他的真实面目。

5月12日，约翰下发命令，要求郡长们“占领我们敌人的领地”，“为人民攫取他们的财产及领土之上的动产”。这时候，男爵们离开了布拉克利，朝着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王室城堡行进（大约20英里）——这座城堡恰巧位于北安普敦，兵临城下，战争开始了。

公正，法律……与亡命之徒

从英格兰的国玺上可以看到，金雀花王朝的统治者被刻画为战士和法官的模样。国玺其实想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直白，如果国王的其中一个任务是战斗，保卫自己的王国，那么另一个任务便是提供正义，捍卫法律，这与其军事角色不可分割。从实际且日常的角度出发，这意味着国王需要处理从解决复杂的男爵土地纠纷至将权力下放给法官（“巡回法院”在英格兰进行定期巡回，并对盗贼实施绞刑）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显而易见，1215年反叛的男爵们认为约翰在治理国家时在正义和公平方面做得糟糕透顶，希望通过《未知宪章》逼迫国王能够亲自废除自己曾经残暴而不公平的统治方式。“约翰承认不会在没有审判之前捕获任何人，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不会接受任何的贿赂，也不会行任何不义之事。”当《大宪章》被准允之时，上述的承诺成为很多项条款的基础，论述了哲学及金雀花王朝司法制度的相关问题。

其中之一便是第18项条款，这则条款要求国王应该以每年4次的频率向英格兰的郡县调派两名王室法官，如此一来，英格兰各个郡县的案件都能够被受理。这些案件主要侵犯了三大令状：遗产占有令、新的侵占令和最终占有令。在亨利二世统治期间，他将法律程序标准化并广泛普及开来。这也是亨利二世常常被称为普通法系之父的原因。这三部令状都与土地纷争相关，王室法官有权解决由它们引发的法律案件。要启动一项法律程序，人们有必要去威斯敏斯特王室法院取一张法院传票：传票是一张写有命令相关郡长提出法律诉讼的羊皮卷。随后，郡长需要确认该案件已移交巡回法院的法官跟进，选任的陪审团是信誉良好的人——最理想的情况是骑士。虽然诉讼的费用通常十分昂贵，所耗费的时间也很长，但法官和陪审团一般都能够解决，或者至少能推进案件的审理进程，这也是为什么《大宪章》的第18项条款中要求国王更多（而非更少）地介入审理阶段。

抛开内战不谈，总的来说1215年的英格兰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刑事司法系统，由于在当时的英格兰乡村并没有警察部队，因此社区的每一位村民都肩负着侦查犯罪的责任。一旦有人遭受或者亲睹了一场犯罪，他们有义务提高分贝，大声喊叫——毫不夸张地说，足够大声地喊叫能够引起邻里壮丁的注意，从而协助逮捕罪犯。除了一般的村民外，形形色色的公务人员也都参与到侦查犯罪的行动中来，村落中有治安官，这是最类似地方警察的职务。在当时的英格兰，乡村与乡村之间聚集形成更大的单元，被人们称作“百户邑”，每一个百户邑都拥有一个由法警组织的普通法院。而如果罪行过于严重，以至于在百户邑无法解决，那么该案件将被移交至由郡长管理的郡法院进行审理。

在两种主要情况下，受到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会被直接移交给王室法官。第一种情况，也是最为传统的情况，如果受害者能将犯罪嫌疑人送至法庭，那么该（私人）起诉就能够立案。第二种情况，从亨利二世执政开始，英格兰有了公开上诉的系统。陪审团成员聚集在一起，他们虽然没有权力审判法律案件，但他们有权决定哪些案件需要起诉。当确定上诉某一案件时，涉及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会被移交至法庭，向法官解释被控罪行。

在没有法医严密调查的年代，如果缺少目击证人，刑事案件索证自然相当困难。因此，中世纪的英格兰人认为最好的法官便是上帝，那时候有很多方式去窥探上帝对某一案件的观点。虽然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的法制改革曾涉及水审和火审，不过这两种神判方式在约翰执政期间依然盛行，被认为是能够验明犯罪嫌疑人是否行凶的有效方式。司法对决通常是由两方或者双方指定的优胜者进行抗争——而这个做法在这之后沿袭了几个世纪，尤其是在贵族纷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除了神判之外，另一个索证的方式则是免罚宣誓，犯罪嫌疑人可以笼络一批贤德之人，让他们愿意为犯罪嫌疑人发誓保证他的清白。基于此，也许实际查看当时两起王室法庭审理的案件，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中世纪英格兰法律制度的实际操作方式——这两起案件都显示了理性审判和盲目迷信相互交织的过程。

1214年夏，王室法官们都聚集在米德尔塞克斯，审理在郡县发生的一起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出席审判，他们的“所谓”罪行被认为只能进行神判。第一个被指控的是一位名叫沃尔特·特伦奇博夫的人，他被指控共谋一场血案。盖伊·福利奥特被法尔丁斯托普的英格拉姆刺死，沃尔特被指控向凶手英格拉姆提供凶器——匕首。虽然除此之外的信息我们一概不知，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法院决定将沃尔特的罪行交由水审进行裁决。

水审的实施流程来源于与万能的上帝进行交流的传统且复杂的宗教仪式。上帝被认为与被告一样，对诉讼有着浓厚的兴趣。在12世纪，犯罪嫌疑人沃尔特的水审会经历如下程序：在一个星期二的夜晚，他穿着羊毛衣，赤脚在黄昏中行进。然后，他将经历三天的禁食，只能食用未经发酵的面包、豆瓣菜和食盐，饮用清水。到了星期五，他被脱去外衣，并裹上一小块缠腰布、披上斗篷，被引入一个庄严隆重的宗教队列，随行向挖好的深坑走去。这个深坑有12英尺宽，20英尺长，清水没过坑口边缘，深坑之上被一个木质舞台覆盖，牧师可以站在上面向水祈祷。法官及原告则站在水坑周围。沃尔特及原告发誓完毕后，沃尔特的双手会被紧紧地绑在他弯曲的双膝后面，一段绳子系在他的腰间。绳子上打了一个小结，用以标注“沃尔特最长的头发”——估摸有12英寸长。为了避免激起很大程度的涟漪，他们轻轻地将绑着绳索的沃尔特向水池的深处放，此时这里沃尔特有可能会浮起来或者沉下去。如果绳索上打有小结的地方没入水中，那么证明沃尔特是无罪的，如果浮在水面，则说明他有罪。

沃尔特浮出水面，因此该案件有了裁决结果。沃尔特被拉出水面——想必他那时浑身战栗，气息短促。随后，法官宣判裁决的结果——上帝发话，称沃尔特明显向其共犯提供了匕首，同谋杀害了盖伊·福利奥特。最终，沃尔特被施以绞刑。

现代研究人员曾试图模拟中世纪的水审，实验结果令他们认为只要不是过于肥胖，在做准备工作时，尽量禁食，并在快没入水中时尽可能地将肺部的空气呼出，那么4/5的中年男子都有可能安全通过水审。的确，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数据记录来看，人们通常会下沉而不是上浮。因此，在那些祈求得到神灵指示的人的眼中，沃尔特不幸地上浮意味着有罪。

事实上，1214年夏，在米德尔塞克斯审讯的第二个案例就充分证实了上述观点，这个案件也是通过神判进行裁决的。一个年轻的男子，在这里简单地称他为西蒙，罗伯特的儿子。他因与盗贼团伙厮混而被捕入狱。根据法院的审判，他被清水洗涤净化——换言之，他沉入水中——被拉出水面后，他被判释放，但前提是他需要离开英格兰王国，永世不得返乡。（在约翰统治时期的另一个审讯的案件中欧多·德伊萨尔汉被判在威廉·柯克的死亡中无罪，他被流放至海外，而约翰私自干涉这个案件，允许欧多·德伊萨尔汉回到英格兰，欧多·德伊萨尔汉发誓以优良表现来洗清自己的名誉。）

除了水审之外，在13世纪早期的英格兰还有另外一些神判的方式。其中就包括火审，被告在指定的时间内手持烙铁，如果伤口感染，那么就证明其有罪。然而，当1214年沃尔特·特伦奇博夫和西蒙经历神判之时，这项法律进程正逐渐过时。1215年的第四届拉特兰会议尤其关注司法领域，同时还讨论了神职人员通过世俗权力拥有的裁决死刑、肉刑的权力以及扮演的角色。教规第18条指出：“任何神职人员都没有判决死刑及执行类似判决的权力，他们也不能出席任何的罪犯处决现场。任何通过冷热水或烙铁进行司法测试或神判的人都不会得到任何的祝福与恩赐。”

失去了最根本的神圣宗旨，神判迅速被淘汰。同时，由于《大宪章》将审判的责任赋予了熟悉案情的人，因此，英格兰古老的裁决方式被由街坊邻里所组成的陪审团取代。陪审团有权决定一个法律案件是否有罪。当然，神判不会就这样销声匿迹——不仅在近代初期政治迫害的时刻重整旗鼓。但是正是在1215年中世纪的英格兰，人们开始慢慢地摸索追寻着微弱的正义之光，就此，那个12英尺宽、20英尺长的水坑开始与司法审判渐行渐远。

那个年代，审判程序充斥着皮肉之苦，刑罚方式多种多样，从罚金至挖眼，砍掉嘴唇、耳朵、双手甚至死刑——因此很多犯罪嫌疑人都设法直接躲避法律的制裁，成为逃犯。任何人都被允许杀掉或逮捕这些法外之徒（身份高贵的人也不例外）——在约翰统治时期，布里尤兹的威廉与罗伯特·菲茨沃尔特都被以逃犯的身份来对待。当然，一位贵族逃犯的日子比穷人逃犯轻松许多，同时，在放逐的过程中幸免于难的机会也高出很多。

金雀花王朝早期的逃犯通过当今的大众文化渲染，已经深深地嵌入我们的脑海中。事实上，一些亡命之徒的传说的确起源于约翰王统治时期。《僧人厄斯塔什》的故事写于1223年至1284年期间，押韵华美的两行诗体记述了厄斯塔什·比斯凯富有戏剧色彩的故事。厄斯塔什是布伦的一位贵族的儿子，由于不满布伦的司法体系，他成为一名自由战士、航海家和海盗。他曾为约翰效劳了一段时间，但在1214年，他站在了反叛的男爵这一边。在《大宪章》被废除后发动的那场战争中，厄斯塔什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并帮助法兰西路易王子登上英格兰的土地。厄斯塔什在1217年的桑威奇一役中被捕，并在海上被斩首。诗人在记录厄斯塔什的行为时这样总结道：“作恶多端的人永远不可能万年长寿。”同样地，现在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的单篇原稿中记载的富尔克·菲茨韦林（上述）的传说，将约翰统治时期现实中边界领主的故事美化。原稿将流放富尔克·菲茨韦林至布列塔尼、法兰西和西班牙的约翰王称作“一个一生充满邪恶和恶意的人，他十分执拗，没有道德良心，被所有好人所憎恨。此外，他是淫荡的：每当听到任何淑女或尚未出嫁的女子的消息，他都会想办法得到她们，或者通过花言巧语、赠送礼物来迷惑对方，或者施以强暴”。

虽然在如今大多关于罗宾汉传说的主流的电视电影作品中，约翰都被刻画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但最初关于罗宾汉的民谣和印刷品都来自15世纪，由此推断，罗宾汉的故事似乎发生在金雀花王朝的其他时代。很显然他的故事发生在14世纪上半叶，执政的君主既不是国王约翰，也不是“狮心王”理查。而是“爱德华，我们英俊的国王”，这段表述出现在《罗宾汉的客人》（印刷于伦敦，1495年前后）一书中。所以这个国王最有可能是爱德华或者他的孙子爱德华三世。

[1]“伯爵”的头衔是在诺曼征服时传到英格兰的。在颁发《土地赋税调查书》的11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7位伯爵。随着时间的流逝，英格兰伯爵的队伍扩大了许多。萨尔·德昆西在1208年被约翰封为温切斯特伯爵，这是距今最近的一次伯爵授封。

[2]从斯堪的纳维亚进口的由海象象牙铸造的路易斯西洋棋显示了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丰富的象棋种类。路易斯西洋棋目前被一分为二，分别保存于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和位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

[3]英语中“封建”一词源于“费用”，继而得出了“封建制度”一词。“封建制度”一词用来形容所有英格兰自由且拥有土地之人的理论关系。理论上来讲，国王是英格兰唯一的领主。他将领土分封给他的男爵，作为回报，男爵会向国王提供封建服务。拥有领土的男爵继而又将土地分租给其他人，这些租赁到土地的人也会向男爵支付费用或者提供更多的封建服务。如此一来，土地成为一个纽带，国王站在这个土地所有制金字塔的最顶端。

[4]菲茨沃尔特与贡诺拉结婚后，从妻子那里获得30.5个骑士领，从妻子的叔叔那里获得2个骑士领，从其父亲那里获得66个骑士领，共计98.5个骑士领。后文亦有提及。——编者注

[5]按照惯例，需要附加说明的是，65英镑的兵役免除税相当于现在的55000英镑。同样地，195英镑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65000英镑。这些数字是根据measuring worth.com计算出来。

第五章　伦敦

反叛的男爵们在北安普敦的城堡外持续扎营超过两周，将北安普敦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曾称自己不再信守诺言，效忠国王，而以目前状况来看，他们的确说一不二。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称，“在紧锁大门，并在大门及沿着墙的位置加强警备后，男爵们开始攻击部署在要塞的驻军”。但随着事态的推进，令人感到男爵们似乎选择了错误的目标。文多弗的罗杰称：“在战场上持续15天之后，男爵方面仅取得了微不足道的优势。”

北安普敦城堡是一个精美壮观且防守极为严密的王室要塞，首建于诺曼征服后。这座城堡屹立于繁荣集镇的西北角，最初由北安普敦的伯爵西蒙·桑利斯修建，但在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时，城堡被这位新上任的国王永久接管。此后，在金雀花政府的手中，这座城堡逐渐兴旺繁荣，绽放出迷人的光芒。城堡的门廊顶上有着优雅的拱桥和石头装饰的枕梁。（托马斯·贝克特在1164年与亨利明确且果断地摊牌后，正是从其中一个拱桥下仓皇逃走的。）同时，城堡的维护保养也可谓不惜成本。这座城堡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塞，仿佛一个巨型石制哨兵，守卫着通向英格兰中部的入口。这里的镇民通过一块刻有金雀花雄狮的印章彰显着自己效忠王权的诚心。国王是这座城堡的常客，一年平均会到访两次。在其统治期间，曾花费300英镑对城堡进行修缮。[1]

约翰在2月底来到这里，但即便是在当地狩猎，他还是心系城堡的防御情况。约翰颁布了关于如何警戒北安普敦囚犯的具体细则。在复活节前的一周，他下达了更多的指令，要求将北安普敦城堡的构造改建得更加安全，用以抵御敌人潜在的攻击。北安普敦城堡被内内河（River Nene）所充盈的护城河所包围；土方工程保护了城堡的正门，结实的墙体包围着一块面积为3英亩[2]的城堡外庭庭院。为了令城堡更加坚不可摧，林官被命令提供“木材和木料元素，用以加强和防御我们的城堡”；同时约翰还购买了10000只弩箭，填充军械库。为了抵御、警惕潜在敌人的围攻，约翰下令在城堡食品储藏室中储备“40个季度的谷物及24头肥猪”[3]。北安普敦的守军已经全方位准备好如何在各式各样的围剿猛攻下严守到底。5月的第一个星期，在菲茨沃尔特带领下的男爵在经历了一番艰苦拼搏后也体会到攻城的不易。

保卫城堡的领军人是杰弗里·德马蒂尼，杰弗里是约翰最为信任的中尉之一——“雇佣老兵”杰拉德·阿泰埃的亲属。德马蒂尼与阿泰埃都来自都兰，其中，阿泰埃曾为洛什的军事要塞配备军力，该要塞是在腓力·奥古斯都1203年至1204年期间的征服运动中，最后一个被攻克的金雀花王朝城堡。由此看来，德马蒂尼并不是一位意志薄弱的谄媚者，而是一位与约翰最富有经验的雇佣兵并肩作战的人，他因屡次在国王危难之时服役，而被带入英格兰。然而，德马蒂尼仿佛一位年迈的女人，对攻城大战毫无经验。然而即便这样，他依然能够坚守北安普敦城堡，因为虽然菲茨沃尔特及由其带领的军队兵多将广，却没有任何攻城所需要的机具。约翰耗费三个月的时间，订购了不计其数的弹弩和十字弓，并将它们送至英格兰王国上上下下的城堡中，男爵们却丝毫没有类似的武器。由此可见，哪怕是英格兰最尊贵的领主，其掌握的资源与国王相比，也可谓天壤之别。缺少重型大炮的男爵根本无法攻破北安普敦城堡坚不可摧的城墙。对他们而言，唯一的策略便是封锁围剿，他们希望将驻军包围，使驻军饥饿而死——如果不是因为漫长的等待未果，他们并不会轻易这么做。

男爵们在北安普敦外停留越久，局势将对他们越不利。文多弗的罗杰记载道，好几名男子在围城期间被杀害。而更为难堪的是，遇难者中还包括菲茨沃尔特的旗手——“令很多人痛心疾首的是，他被十字弓放射的弩箭刺入头颅，不幸身亡”。基于不利的形势，当一则“如果能够东行20英里到达贝德福德将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传到男爵耳中时，他们便草草地停止围攻，迅速离开了。男爵到达贝德福德后，受到了威廉·德比彻姆“尊敬”的迎接，这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贵族，在当地拥有一座城堡。

这一刻极具戏剧色彩——男爵时来运转，好运渐长。菲茨沃尔特和男爵们一到达贝德福德，从伦敦赶来的信使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并偷偷告诉他们，“如果希望进入伦敦，现在必须立马进城”。信使说，如果男爵们动作迅速，“上帝的军队”极可能会拿下英格兰的首都并将中南部的城堡留作后补。情况紧急，危急万分。根据一位作家形容“男爵们怀着对国王的恶意”，匆忙赶往伦敦。

男爵们在夜色中行军，随着春日和煦的晨光洒在伦敦的城墙上，他们抵达了伦敦市郊。这一天是5月17日，一个星期天。由于这一天正值当地居民做礼拜，一百座教堂的钟声鸣起，响彻正沐浴在阳光中的伦敦。时间刚刚好，菲茨沃尔特和男爵们被告知，他们进入伦敦不需采取要任何军事行动，因为“这里的富人支持男爵，穷人则唯唯诺诺，并不敢与男爵作对”。趁着伦敦市民正在做礼拜，在支持者的帮助下，男爵们翻墙，轻松挺进伦敦。文多弗的罗杰记载道：“男爵们将自己的警力安排在伦敦的各个城门口，随后，随意地安排着其他事宜。”男爵们比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抵达伦敦的时间更早，威廉曾寄希望于控制伦敦，从而夺取英格兰王位，然而他的野心却因一群佛兰德的雇佣兵徒劳地猛冲伦敦而以失败告终，他在伦敦门口被打败。而朗格佩斯的失败对于男爵而言至关重要，和21世纪类似，控制伦敦是掌控英格兰的关键一步。

菲茨沃尔特和男爵们于1215年抵达的伦敦是一个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的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同时在面积、影响力及国际认可度等方面，早已远超温切斯特、诺里奇、约克和英格兰的其他大城市。这座城市的发达程度已经可以与巴黎和一些欧洲发展迅速的首都相媲美。在13世纪，伦敦的人口达到一个峰值——大约8万人。威廉·马歇尔的传记作家曾称伦敦为“伟大的城市”，很多同时代的人也全都赞成“这是一座惬意的城市”的说法。

威廉·菲茨斯蒂芬（托马斯·贝克特的随从兼传记作家）可以帮助我们描绘出伦敦当时的样貌。菲茨斯蒂芬于1173年至1174年著有《托马斯·贝克特的一生》一书，在前言里，他通过热情浮夸且浪漫的赞美诗的形式，称这座城市是自己的家乡。菲茨斯蒂芬宣称英格兰的首都是全世界众多著名、显耀的首都之最。伦敦的荣耀、名声相比其他国家的首都，延伸至更远的地方。伦敦在众多城市中骄傲地崭露头角。忽略巴黎或者君士坦丁堡，威尼斯或者罗马，至少在菲茨斯蒂芬的眼中，当时的伦敦是一座天堂，拥有健康的空气、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傲人的军事实力和地理优势，这座城市的公民文明进步，女性贞洁纯良，男性勇猛彪悍，卓尔不群。在伦敦的街道上，可以看见互相狡黠逗乐的学生，专卖顶级珠宝皮草的商贩，“主妇们都是萨宾人”[4]。这是一座新的特洛伊城，“就如同一位多子的母亲一样，孕育了众多贵族”。

事实上，除了尽情享乐的红脸颊男人和贞洁善良的少女之外，伦敦还拥有更多迷人之处。伦敦将它的卫星城镇——萨瑟克（泰晤士河的南岸）及威斯敏斯特（朝西几英里处）联系在一起，它们共同组成英格兰西南部的商业、宗教、政治及军事中心。这里广阔、富庶且波谲云诡：人员混杂，充斥着商人、公使、政客及店主，这座城市有自己独有的城市品质与性格，人民真诚地希望城市领导者能够自由独立，不受王室的过分干预。除此之外，它还有着运行良好的内部体制，并且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实践中）富有了民主色彩。城市的自由人会在被称为群众大会、市法院的地方听审，参与城市商业交易、谈判。城里的商人是监管公会的成员，而伦敦也在地理上被划分为各个行政区——被人们称为“分区”。分区由世代担任公职的富有家庭的精英推举出的郡长进行管理运营。在12世纪至13世纪期间，16个家族因通婚、生意往来联系在一起，他们在伦敦政治舞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西至东弯曲蔓延3英里的古老罗马城墙中透露出人文生活的点滴色彩与味道，而城墙内方圆330英亩土地上，宫殿、宅邸和市场紧靠着朴素的房屋、医院和酒馆而建。《厄斯塔什僧人》一书的作者曾将当时雇佣兵和海盗的生活浪漫化，将当时的伦敦描述成一个奢侈的地方——将众多建好的壮丽宏伟的宫殿、宅邸推倒，并用更好的装饰材料重建。同时，这里还是由蒙默思的杰弗里所杜撰的、颇受人们欢迎的亚瑟王历史故事中，传奇的英格兰国王康斯坦丁杀害敌人的儿子——曾在修道院中避难的莫德雷德的地方。

在伦敦交汇的道路，东南方向可至多佛尔、坎特伯雷，通往东安格利亚的科尔切斯特、剑桥和诺里奇，向西可达牛津及温切斯特之间的走廊，经由被称作“埃尔迈恩街”的古老罗马街道可以到达林肯、约克。由水路，上游可连接包括温莎在内的富裕的王室聚居地，下游可连接位于入海口的城镇埃塞克斯、肯特。除此之外，这里还有通往大陆的航线，航线可以直至世界已知的每一个热闹非凡的港口。

伦敦的南部边界由泰晤士河长期冲刷形成，泰晤士河深邃宽阔，河流湍急，河水一整天随着潮汐起起伏伏。伦敦是由罗马时代的要塞“伦底纽姆”演变而来，它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归功于其所处的位置——它坐落于泰晤士河下游的最低点，从这里，人们可以安全地横跨泰晤士河。即使如此，这条河仍是一条宽广且偶尔致命的航道。伦敦桥是一座宏伟的石质建筑物，有将近1000英尺长，40英尺宽，是唯一一个横跨泰晤士河的公路桥。伦敦桥周围人口稠密，在供奉托马斯·贝克特的教堂周边并排挤满了商店、房屋。河面上停泊了几百艘船只，它们从位于斯特兰德（连接伦敦至威斯敏斯特的道路）的宅邸行至东部更远处的码头、港口，在岸边搭载来来往往的乘客。石桥于1176年起建，至1209年竣工，其中部分建设由一位名叫伊森伯特的人监工，伊森伯特是一位建筑名家，曾经在圣特斯以及阿基坦的拉罗谢尔建造过精美的桥梁。然而在1212年，一场大火以毁灭性的程度摧毁了这座新建桥梁，这场大火还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虽然重建工程已经启动，但距离再次竣工还有些时日。

在伦敦的西边还有另一条河道：舰队河。舰队河在后来被称为“黑衣修士”的地方注入泰晤士河。第三条河道被称作“沃尔布鲁克”，这条河曾经分割伦敦，但很早之前因河道淤积，在北部城墙外形成了大片的沼泽与湿地。

在伦敦的中心，鲁德门山之上屹立着圣保罗大教堂。直到1215年，诺曼大教堂已经施工超过一个世纪，虽然在未来6年内，这座教堂都不会完工，但它已经赫然耸立在这座城市之中——面积至少与英格兰前首都温切斯特的大教堂一样大。教堂内部，长形中殿的两侧由巨型凹槽石柱支撑着。在教堂庭院外，伦敦人聚集在一起闲聊八卦、提出抗议，并见证所有形式的政治盛况。沿着作为伦敦的商业、行政和生活中心的市政厅前行，映入眼帘的是伦敦城墙内最为重要的建筑——圣保罗大教堂。从地理位置而言，它是城市中心的标志，条条大道在这里交汇。同时这里还是精神中心，供奉着无数诸如玛格纳斯、玛格丽特等圣人的教区教堂围绕着圣保罗大教堂而建，最短距离几百码就有一座教区教堂。这里还有一小部分的犹太人口：其中紧邻市政厅就有一个犹太会堂，这座犹太会堂的入口就是一个被称为“跛子门”的英格兰古老犹太公墓。

穿过伦敦朗伯斯区的河流，就来到了坎特伯雷和罗切斯特大主教的官邸。其他的神职人员的宅邸则修建在城墙外的河滩上，除此之外，他们还在这里修建起了小旅馆和寺庙。在伯蒙齐有一座大型的克吕尼隐修院，同时，在城墙内外坐落着很多的小修道院和医院，包括位于史密斯菲尔德的知名小修道院和圣巴塞洛缪医院。通过在5月17日星期天清晨几百座教堂的钟声响彻伦敦的盛况来判断，精神寄托及宗教信仰已经融入这座城市每个人的生活之中。

如果将伦敦比作“精神的蜂房”，那它亦是“贸易的天堂”。东市场路和西市场路这两个大型市场主导着伦敦。在这里，人们可以以物易物，交换日常用品。他们经由连接乡村和伦敦的道路，用推车将货物运输至此；或是通过船只，将货物运至泰晤士河河口。至1215年，伦敦与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着贸易联系。与佛兰德的羊毛、织物布料贸易日渐兴旺，同时，大量的红葡萄酒从波尔多涌入伦敦。自约翰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1154年成为王后开始，波尔多就与英格兰王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138年，一位罗马教廷使节到访伦敦，被这里衣着极具异域风情的修女们纷扰得眼花缭乱。她们斗篷的衣领都被富有异国情调的皮草（诸如灰狐毛、黑貂皮、岩貂皮，以及冬季白鼬的白色毛皮）装饰，大部分的皮草都来自波罗的海。根据威廉·菲茨斯蒂芬在贝克特的传记中记载，伦敦有从中东进口的黄金、香料和焚香，从斯基泰进口的武器，从尼罗河河谷进口的珠宝以及从中国进口的紫色丝绸。即便这段记载有夸大的嫌疑（从这个时间段起的8个世纪内，“斯基泰人”都没能在如今称为伊朗的平原策马奔腾驰骋，因此不太可能与英格兰有弓箭贸易），但无论如何，通过上述描写，我们都能够看到伦敦作为英格兰的首都，其贸易往来已经蔓延至千里之外。

然而，5月17日进入伦敦的男爵们将会知道，在财富与荣耀下，伦敦暗潮涌动。迪韦齐斯的理查德与菲茨斯蒂芬对伦敦赞赏有加的态度截然相反，他通过虚构一位曾到访且不怎么喜欢伦敦的顽固的犹太人的视角，表达了他眼中的“伦敦印象”。“普天之下各种类型的人都集中于此，自吹自擂。居住在此的人无法避免犯错，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邪恶或满怀恶意的事情，你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他继续列举出这座城市的邪恶之处：这里有着拥挤不堪的餐厅、戏院和酒馆。伦敦下流社会的人士也被他提及：“在这里你遇到的狂妄者甚至比在法兰西还要多，同时，贪得无厌的寄生虫更是数不胜数。演员、小丑、皮肤光滑的青年、摩尔人、奉承者、漂亮男孩、无男子气概的人、鸡奸者、风尘女子、江湖郎中、肚皮舞者、女巫、敲诈者、夜晚流浪者、魔术师、哑剧演员、乞丐和丑角……如果你不愿意与坏人为伍，那么一定不要住在伦敦。”

就连菲茨斯蒂芬都承认，光彩壮丽的城市生活偶尔也会陷入混乱，即便他仅承认这座城市“有着无节制痛饮烂醉的傻瓜及偶尔发生的火灾”。事实上，1212年7月的那场大火不仅损毁了伦敦桥，还将萨瑟克区和伦敦市区烧得满目疮痍。然而，火灾并不是伦敦人面临的唯一问题，卫生及废物处理等方面也是他们长期面对的挑战。建筑的法定标准在理查一世统治初期的1189年就做了规定，英格兰出台了一系列管理规划细则，规定了关于人行道、排水沟、拱门、墙壁及门道等建筑的高度和位置，同时还规定不能够在距离邻居土地3.5英尺之内的地方挖掘无墙的垃圾坑。

这座城市时而发生骚乱。1196年，威廉·菲茨奥斯本（一位出色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以长胡须著名的公众演说家）曾经带领伦敦的穷人欲意谋反，呼吁向他们的主人发起反抗。而这次叛乱的结局非常悲惨：此举由于惊吓到了英格兰王室，菲茨奥斯本被关进一座正被大火燃烧的教堂，当他试图逃脱时，被狠狠地刺了一刀，随后他被马匹随意拖曳至泰伯恩刑场并被施以绞刑。（该绞刑架后成为凭吊穷人的地点，许多人在这里抓起一土，直到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且难看的洞。）

1244年巡回法院的王室法官到访伦敦时审理的案件可以反映出伦敦黑暗的一面。这些审讯追溯到1215年后的一代人，然而案件中描述的这种运行状况以及悲剧反映了整个中世纪最真实典型的生活状态。从法院记载中我们看到一些令人悲伤的案件，那是一个远离“在结冰的沼泽滑冰，或者嗅探异国香料”的世界。“拿着一块芝士的伊莱亚斯·普尔图尔在布拉德大街摔伤致死”，伦敦的治安警官约翰·谢普将一名罪犯“狠狠地扔进监牢的最深处，将其脖子折断致死”。除了这个案件之外，还有很多的记载都在讲述一个个悲伤的故事：一位名叫威廉·戈德夏尔伍的疯子用刀自杀；威廉·加姆邦在从一艘船爬上另一艘船之时，跌落进泰晤士河溺亡；约翰·德拉韦尔登咬掉了劳伦斯·特平的右手拇指；金斯敦的罗伯特用斧头杀死了“爱丽丝的儿子亚当”；“一名约莫8岁的小女孩被人发现在圣玛丽萨默塞特的教堂墓地里身亡”，据称，这个小女孩是由一名妓女抛弃至此，而该名妓女，很有可能正是这个小女孩的母亲。

在这座包容万千、热闹非凡的城市，防御工事是菲茨沃尔特及其“上帝军队”认为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伦敦的城墙内有两座极为重要的城堡：伦敦塔和贝纳德城堡。这两座城堡都坐落于泰晤士河的河岸。属于国王的伦敦塔墙面厚重，犹如一个巨大且凶猛的怪兽，自从“征服者”威廉将其建成后，它就一直赫然耸立在这座城市里，是王权强有力的象征。（据菲茨斯蒂芬称，伦敦塔的“根基非常深，由灰浆和动物的鲜血调和而成的材质固定起来”。）而控制从上游至伦敦入口的贝纳德城堡则是罗伯特·菲茨沃尔特的权力基地。1213年1月，国王为了惩罚菲茨沃尔特的不忠，开始弃用这座城堡，[5]而在6个月之后，当菲茨沃尔特被国王宽恕时，贝纳德城堡又再次恢复了昔日的荣光。菲茨沃尔特掌握着贝纳德城堡，同时与伦敦有着密切的利益往来，这一切都意味着，（从约翰绝望的角度来看）男爵们目前已经转移到了一个拥有绝对实力的阵营之中。

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称，菲茨沃尔特领导的叛军吸引了大量拥有贵族血统的青年男子：“那些参与反抗的权贵子孙希望在这里冒险，并追求在战争中赢得名声”，但这还远远不是一个纯粹为了贵族利益而战的团体。伦敦这座城市与金雀花王朝的国王们有着悠久且有些敌对的历史。在1215年5月的最后几周，伦敦人民看到了反对国王的好机会，基于王室目前处于苟延残喘的脆弱时刻，这次的叛变很有可能可以逼迫国王做出让步。

伦敦市民向来喜爱强迫国王让渡自己手中掌握的特权，并做出允许他们独立的承诺。1130年，他们向亨利一世支付100马克，用以确认这座城市的市民可以自己推选出他们的“市长”。当斯蒂芬国王卷入一场被称作“无政府状态”的战争时，为了换取首都的财政以及军事支持，他赋予伦敦自由——当斯蒂芬的敌人女王玛蒂尔达在加冕前夕被驱逐出伦敦时，作为奖励，国王于1141年赐予了伦敦人民自由推选出市长的权利。在理查一世的统治早期，当理查征战在外时，他的大臣们为换取白银支撑国王东征，愿意考虑近乎所有的进谏。而在那段时间，伦敦甚至成功获得自由选举第一任市长的权利。亨利·菲茨艾尔温自1191年起直至1212年离世，一直担任伦敦的市长一职，从亨利开始，“被推选出来的当地领导人可以行使独立的权力”成为长期以来沿袭至今的传统。在菲茨艾尔温离世不久，约翰迅速确认了这项权利，他准予伦敦的市民所有古老的自由。因此，到1215年，当一位名为塞洛的绸布商人被选为伦敦的市长时，伦敦已然是一座熟习如何结合自身优势与王室保持良好关系的城市。5月，在男爵抵达之后的数月中，这座城市将向约翰索取更多的特权。

当叛军们在伦敦镇守住自己的阵地后，他们决定要力保自己在更远的地方也有盟友的帮助。根据记载，叛军们寄信给仍旧对国王显示出忠诚之心的英格兰的伯爵、男爵和骑士。叛军们将私人财产和领地的安全，与废黜一位“发假誓、与自己的男爵作战”的国王视作息息相关的事情。叛军们建议剩下的男爵应联合起来，为了权利与和平，同国王抗争到底。此外，还恐吓他们，如果他们拒绝加入反抗国王事宜，那么叛军们将向他们所有人宣战，将他们视作公开的敌人，叛军们将损毁他们的城堡、烧掉他们的房子及其他的建筑物，毁坏他们的养兔场、公园及果园。叛军们在伦敦的行动确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决不妥协让步：他们攻击属于犹太人的房屋，抢劫业主财产，并将业主房屋的石头拆除，用以加强城市的防御工事。

男爵们目中无人地占据首都，其效果就是令伦敦陷入困境。基于约翰所能支配的军火、大炮及人力来看，约翰已经没有成功围攻伦敦的可能性了。他失去了两处主要的财富来源地：国库和伦敦塔。但他仍旧在附近控制一系列的城堡和庄园，同时，很多英格兰重量级的伯爵和男爵仍旧支持约翰，他们包括：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威廉·马歇尔、切斯特伯爵、康沃尔伯爵、瓦伦伯爵及阿尔比马尔伯爵。国王忙碌地往返于温切斯特和温莎间，监视着敌人在首都的一举一动。如是持续了很久之后，事态发展得非常清晰：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征服另外一方，唯一能够令英格兰达成表面和平的方式只有谈判。

从5月底至7月初，信使们在国王和藏匿在贝纳德城堡及其周围的叛军中间来回奔波。叛军们步步为营，试着开始摸清国王为令他的敌军消失而愿意接受的和平条约的底线。曾引发约翰统治早期很多问题的斯蒂芬·兰顿站在国王与叛军之间，非常明显，他更偏向于后者。兰顿将会是双方的一个重要调停人，也将为1215年6月最终出台的宪章提供深远的知识贡献。到6月10日，协议的提纲已经采取详细的形式呈现出来，约翰准备好亲自会晤反叛的男爵。所选择的场地是从伦敦沿着泰晤士河上行23英里的一个宽广葱绿的草地。《大宪章》将会这样描述那个地方：那块草地坐落在温莎与斯泰恩斯之间，被称为“兰尼米德”。

语言，传奇……及姓名

1215年的英格兰是一座使用多语言的王国。虽然在该国的一小撮地方仍有包括威尔士语、凯尔特语、希伯来语等语言在被人使用，但拉丁语、法语和英语仍为三种最主要的通用语。通过了解这些语言如何相互影响、作用，我们能够知晓当时社会的划分方式。

拉丁语通常用于教会和法律，同时也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用以在整个基督教王国乃至更远的地方进行交流的一种国际语言。拉丁语教学成为教士的标志，同时，精通拉丁语表明一个人有着超群的智力。除此之外，拉丁语还是《圣经》文章及教会服务的常用语。至少在教会法庭，要采用拉丁语进行诉讼，同时政府职员会用拉丁文进行文字记载。如果一个人没有熟练地掌握拉丁文，这意味着他将在知识界及政府谈话中被人排挤。甚至在文化圈内，不精通拉丁文的人会受到歧视及不公平的对待。

此外，拉丁文几乎是当时所有编年史、重大条约的通用语，诸如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沃瓦特·迈普、文多弗的罗杰，以及马修·帕里斯在内的作家都以能够熟练使用拉丁文，自如地从《圣经》、古典作品中引经据典而感到自豪。通过频繁地涉及这些经典作品，我们可以推测很多与王室相关的作者在进行写作时，通常一次性写至少两种不同水平的文章：在平铺直叙事件本身的同时，他们还会针对那些拥有良好文化背景的读者，专门写另外一个版本的文章，在其中充斥着大量的历史典故，以及只有圈内人才懂的笑话。而大多数的典故和笑话，当今学术界可能都不甚了然。

因此，拉丁文既是官方商务的语言工具，又是社会文化精英主义的通用语。自然而然，《大宪章》也是用拉丁文写作而成。正如大部分的官方文件一样，《大宪章》中很多拉丁文字都运用速记符号缩写暗示部分单词，很多单词都为了节省空间而进行了省略（尤其是结尾词）。这种缩写方法对于13世纪的书写员而言早已司空见惯，当被问及正式文本时，他们能够立马在心中将省略的文字填补出来。然而，对于那些对官方速记符号的特性不了解的人而言，令状、宪章及信件会让他们感到晦涩难懂，高深莫测。

如果说拉丁语让教士在世俗之人之中脱颖而出，那么理解并使用法语和英语则能够区分富贵之流与赤贫之辈。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法语成为国王们的通用语，虽然这并不是国王们使用的唯一一种语言。据说亨利二世就通晓从英吉利海峡至圣地的绝大多数的语言，尽管沃尔特·迈普记载，“他只用法语和拉丁语进行交流”。直至约翰时期，法语依旧是宫廷中的通用语，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约翰的父母都说法语，他的妻子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和他的哥哥理查一世也同样说法语。但这并不是说在英格兰通用的法语与在其他地方说的法语相同。就如同法兰西北部和南部由于地方差异，方言及发音都大相径庭。［因为法兰西北部的人将“是的”讲成“oïl”，而法兰西南部人则讲成“oc”，所以当时的人们将这两种语言分别称为“langue d’oïl”（奥依语）和“langue d’oc”（奥克语）。］同理可推，英格兰人讲的法语与巴黎人说的法语也不太相同。沃尔特·迈普的著作中常常用漫谈的方式记述英格兰朝政，其中就有记载称，为了攻击讲法语的人有某些错误，人们常常指责这些人讲一口“马尔堡法语”，因为在马尔堡“人们都说着一口蹩脚的法语”。这种由语言而划分出来的社会等级反映出生活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人天生的优越感。因此，年轻的威廉·马歇尔作为侍从，在海对岸位于诺曼底的唐卡维尔（而非自己的出生国家）为英格兰王室服务8年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而马歇尔的传记作家通过诺曼法语来例证、赞美这位将自己看作英格兰的骑士、贵族的模范代表的人，也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直到14世纪中叶，金雀花王朝才接受英语作为法庭辩护、立法机构辩论或者为宫廷资助人写诗的通用语言。然而，虽然法语在1215年是英格兰精英阶层的通用语言，但它并不是或者并没有被英格兰人广泛地使用。英格兰人依然使用英语，由于诺曼征服破坏了英语作为母语的“国家”标准，因此，英格兰人的英语夹杂着大量的方言——即便是邻郡两地，英语的发音可能都大不相同。而地理位置相隔甚远的两地，人们的交流很有可能就像鸡同鸭讲，不知所言何物。虽然有一些势利之人要求尽可能用拉丁语或者法语解决问题，然而，在整个中世纪，英语依旧是英格兰大部分人使用的通用语言，这意味着下至农奴，上到王子，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掌握这项实用技能。

至1215年，在书写语言中，英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作为老式英语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曾取而代之，成为行政管理、官僚机构、编年史，以及历史记载的通用语言。一些作家继续将圣人生活的故事及叙事诗用他们当地的方言记录下来，但这仅仅是拉丁语和（相对更少使用的）法语主导时期的一些个例。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的那样，大约200本由蒙默思的杰弗里于12世纪中叶所著的关于亚瑟王传奇的中世纪副本——《不列颠国王历史》，就是用拉丁文写作而成，因此比同时期保存下来的任何类型的英语手稿的字数都要少。作为一门严肃的语言学问，或即使是一门娱乐性质的语言，英语并没有完全消亡。1190年至1215年的某段时间，英格兰牧师莱亚门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包括16000行头韵诗的史诗《布鲁特》。他的这篇著作的角色、内容都与蒙默思的杰弗里的作品类似，实际上，他的确借鉴了杰弗里的作品，但是他是使用本土语言——英语，将《布鲁特》创作完成的。

因此1215年的英格兰是拥有着众多语言的一片土地，虽然不像《圣经》中描述的那样——“修塔之人奢望通天，上帝怒其狂妄，乱其语言”，但英格兰的男男女女的确因为所说语言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语言比一个人的名声还更加明显地反映出其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这在其他地域是看不到的。这一方面是没有特例的，草拟《大宪章》的双方——王室及男爵，都热衷于使用大陆语言。虽然国王的伙伴们更熟悉他的法语名——让，但他在《大宪章》中被称为约翰尼斯。约翰的哥哥们分别被称为威廉、亨利、理查，以及杰弗里。在1215年，这些名字明显都是法语名称。作为一个根源并非英格兰，而是安茹、诺曼底和阿基坦的王朝，这些法语名显得更加贴切。

在国王左右的位高权重之人也都拥有非英语的名字。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名字为斯蒂芬，而叛军中最著名的两位领袖分别为罗伯特（菲茨沃尔特）和尤斯塔斯（德维希）。而他们所带领的阵队中有无数的“罗伯特”“理查德”“亨利”“杰弗里”。甚至是一些与《大宪章》有关联的罕见的名字，诸如“萨尔·德昆西”，伦敦市长的名字“塞洛·梅塞”，都源自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没有最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名字——“埃德蒙”和“爱德华”，也没有“爱德温”和“埃塞斯坦”。这显示出自1066年起，法兰西诺曼殖民对英国贵族生活的改变有多么彻底。

而在《大宪章》之外，又该另当别论。记载王室法院活动的国王法庭卷宗显示，英格兰平常百姓的世界，与贵族迥然不同。在一个案件中，黑斯廷斯的埃德蒙与他的妻子佩德罗尼拉来到苏塞克斯法院。在该记录中“埃德蒙”远不是唯一一个古老的名字。我们还看到了诸如“埃尔诺特”“埃德里克”“埃德加”“乌特雷德”“格尼拉”“福思乌尔夫”等名字。甚至还存在着一些更为奇特、不可思议的名字：普柏琳、哈梅林、斯佩多拉、基莱露芙、厄门加德、比亚孟德、戈德浩克、戴尔拉娜、亨弗里德。

除了“名”之外，在从1215年起的历史记录中出现的当然还有如今被我们称作“姓”的单词。这些姓氏以各种形式被创造出来。这些姓氏通常以诸如“德”“勒”“阿特”“菲茨”，以及“……的妻子”和“……的女儿”等连接冠词与“名”相连。正如一位现代作家描述的那样，“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中世纪的名字都是源于地名、职业、特征或者传承父姓”。

在1215年，男爵家族中的姓氏是世袭的，姓氏可以反映出家族中一位杰出的祖先，一个发源地，或者一个官职。而一些著名的中世纪贵族世家的姓氏却在1215年之前就确立了——在25位执法男爵中，诸如牛津伯爵罗伯特·德维尔和诺福克伯爵罗杰·比戈德非常具有代表性。而在稍低阶层中，固定姓氏并不常见，取名显得更为自由、散漫。

而女人的姓氏通常简单地跟随自己丈夫的姓氏，比如，在前文所述的黑斯廷斯的埃德蒙与佩德罗尼拉的例子中，卷宗记载：“黑斯廷斯的埃德蒙与他的妻子佩德罗尼拉。”而这在孩子的姓氏中同样适用：他们直接简单地称某小孩为罗伯特的儿子约翰——或者同样的逻辑，西奥里克的儿子哈姆林。（但偶尔这种创建名字的方式会变得复杂晦涩：罗伯特·德博姆的妻子艾米西娅的儿子约翰，需要寄希望于自己长大后，能有一番作为，用以更换一个简单的姓氏供人识别自己。）

另一些姓氏能够透露出一个人的出生地。因此“外国人”是最容易辨认的：诸如布列塔尼、弗莱明和达内斯，或者有些人会按照家附近的地名为自己取姓氏，比如托马斯·德林肯、马乔里·德伊夫舍姆。然而，在那个人们迁徙不甚频繁的年代，更多人的姓氏是按照自己所做的工作来确定的：射手（Archer）、仆役长（Butler）、木匠（Carpenter）、营业员（Clerk）、警官（Constable）、玉米商人（Cornmerchant）、市长（Mayor）、僧人（Monk）、牧羊人（Shepherd）以及酒商（Vintner）。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代表着职业的姓氏变为世袭，因此一位姓“射手”的人并不代表他的职业是弓箭手，也许他的父辈才是从事该项工作的人。

而通过一些姓氏还可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基本信息，比如“私生子”和“寡妇”。同时，还有一些姓氏仅仅是一个人的绰号。以下的这些名字甚至不用想象就可以猜出它的缘由：沃尔特·普雷（意为：纯洁）、约翰·桑普勒（意为：质朴）、罗伯特·普尤雷（意为：伪证）、约翰·普里哈德（意为：努力），而诸如罗杰·戴夫（意为：聋人）、杰弗里·鲍尔德（意为：秃头）的名字就更容易猜出其由来了。当然，给人取绰号的习惯并不限于农奴阶层。毕竟，连约翰王都遭遇过幼年时被戏称为“无地王”的经历。而当他1203年至1204年期间失去诺曼底的领地时，人们给约翰封了一个更难听的绰号——“软剑王”。

[1]大概等同于今天的240000英镑（370000美元）。由measuringworth.com计算。

[2]1英亩≈4046.9平方米。——编者注

[3]一个季度折合成8个蒲式耳——因此40个季度的谷物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当测量谷物时，将体积转换成质量并不是一个精确的科学测量方式。但国王在1215年4月送到南安普敦320蒲式耳的谷物大概相当于9000公斤。

[4]历史上，萨宾的女人以其美貌、声誉和智慧而著称。在公元前750年，她们将自己置于交战的父亲（萨宾男人）与丈夫（罗马人，他们曾为了与其通婚而诱拐萨宾女人）之间。作为中间人，她们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成功换取和平。

[5]自贝纳德城堡不被重用起，不超过2年，于1213年7月，城堡又重归菲茨沃尔特的管辖。因此在1215年，这里有可能是一块建筑工地。

第六章　兰尼米德

这片苍翠繁茂的草地名叫兰尼米德，大约坐落在伦敦以西23英里之处。泰晤士河流经此地，并灌溉着这片低洼、潮湿的绿野。兰尼米德周围树木成荫，西侧逐渐高耸，成为如今我们熟知的库珀山。自从撒克逊时代开始，兰尼米德就被视为一片边缘地带：这既是一个入口，又是一个边界，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一片渺无人烟之地；远古时期，这里是政治会晤之处——冲突双方常常在这个中间地带交锋，解决矛盾与纠纷。兰尼米德（Runnymede）可以拆分为三个古英文单词，分别代表该地在当时扮演的角色：rūn，ēg和md，他们依次代表立法机构、法律顾问聚集之地，以及不是被水而是被沼泽和低丘包围的小岛，换句话说，兰尼米德是一块草地。毫不夸张地讲，在这片湿地上，国王可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接受大众的劝告。这一点在1215年发生的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拉丁语中，常用草地——一大片草甸子，来描述兰尼米德。但马修·帕里斯曾写道，兰尼米德如此出名是因为在“远古时期”，这里是为了王国和平而召开会议的地点。

在英格兰历史中，在类似于兰尼米德的边缘地带解决政治纠纷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传统。在1016年，敌对的两位国王克努特大帝与埃德蒙二世在塞文河的阿尔尼小岛发誓，同意将王国一分为二。有人认为所谓的“赫斯特爱斯维特”，就是1041年忏悔者爱德华与英格兰领主们见面，并为了顺利加冕而同意领主们提出的条款的地方。“赫斯特爱斯维特”位于赫斯特之角的沙嘴处，这块突出水面的沙滩位于汉普郡与怀特岛之间。而在兰尼米德举行的“和平大会”可谓是对这一传统的认可。同样，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1215年夏天的兰尼米德也是约翰会晤反叛男爵的最佳选择。兰尼米德位于温莎西北与已被男爵占领的伦敦的中间地带。男爵们可以经由一个名为斯泰恩斯的小镇到达这片草地；以泰晤士河为界，它位于温莎的河对岸，连接两地的公路是唯一通达彼岸的方式。如此一来，男爵与国王双方之间都没有为对方设下圈套的可能性——在会晤之地，不会有埋伏；双方也不会从自己的基地兵营中，向对方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兰尼米德的土地过于稀软，并不是发动战争的最佳场所，因此任何一方都不会不顾后果地鲁莽行事。

在1215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这块渍水草甸上挤满了几百人。编年史家科吉歇尔的拉尔夫写道，男爵们“聚集在此，其中还有许多全副武装的著名骑士”，他们就地搭起帐篷，这很有可能是用以显示反叛男爵首领的武装力量。菲茨沃尔特的战友——温切斯特伯爵萨尔·德昆西、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尤斯塔斯·德维希及另外两名英格兰最伟大的领主——诺福克伯爵和克拉尔伯爵，上述的所有人都收到王室颁发的安全通行证，并被其保护。而国王的阵营在另外一边，是一个半永久式的大帐篷。除此之外，约翰还将自己在春季订购的王室旗帜插在了显眼的位置：那是一面由金线缝合而成的金雀花狮子大旗。

但国王并没有在兰尼米德露营，而是更多地留宿在其专横的温莎城堡之中，他高踞白垩岩绝壁，俯瞰河流。在这里，约翰接待了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未来院长休，休在寻求国王批准自己选举时，在温莎城堡中找到了约翰——当约翰必须出现在兰尼米德时，他或是骑马或是从下游驳船前往目的地。神职人员（大主教兰顿、都柏林的大主教亨利、伦敦的主教威廉，等等）以及一些忠贞不贰的男爵（其中包括约翰的异母弟——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格斯佩、威廉·马歇尔、瓦伦伯爵及阿伦德尔伯爵等）是约翰的主要顾问。[1]我们并不知道约翰在这场讨论中真实的个人想法，但可以推测他不大可能十分高兴且谦恭地去面对近期曾密谋杀害自己的人（诸如菲茨沃尔特及德维希）。但在那个情况下，约翰并没有其他的选择。虽然该事件发生时马修·帕里斯只有15岁，但在他描写这场13世纪的谈判时，依旧将国王想象并塑造成引人注目、花言巧语的形象。帕里斯写道，约翰虽然在公众场合光芒四射，富有魅力，但私底下他“咬牙切齿，爱翻白眼，像一个疯子一般猛地抓住棍子或者稻草，狠狠地将它们咬断”。的确，约翰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行为举止。反叛军早在6月上旬就在研究一系列新的且具有毁灭性的条约，这将制约包括约翰在内的未来英格兰每一位国王的权利。

5月中下旬，从国内传到约翰耳中的消息令他感到极度气馁，男爵们不仅堵住了伦敦的城门，叛军们还攻破了林肯郡和德文郡。威尔士人在其领袖卢埃林·阿普·约尔沃思的带领下在西边造反，进入并占领什鲁斯伯里。北部也面临着同样的外国反抗，苏格兰的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全然准备好与英格兰的“北方佬”联盟。不需要想象都能够猜出，看着自己的敌人——金雀花王国的窘迫境遇，法兰西的腓力·奥古斯都的内心该有多么欢愉雀跃。

因此，伦敦仅陷落一个星期，约翰就无奈地决定与男爵进行谈判，他认为男爵们能够在安全通行证的保护下前来见他。其中一封安全通行证就于5月25日星期一发给了尤斯塔斯·德维希。两天之后，另一封安全通行证发给了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允许他来到斯泰恩斯，“充当王室与男爵的和事佬，恳求双方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通过大主教担当谈判的调停者，约翰彼时与他的敌军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一开始，约翰并没有打算全身心地投入和解谈判，争取王国的和平态势。他命令都柏林的大主教威廉·马歇尔准备“两艘上好的桨帆船，并配上精锐船员”。同时，为威廉·朗格斯佩配备400名威尔士士兵用以保卫索尔兹伯里。在温切斯特，约翰还集合了从普瓦图调遣来的外国雇佣兵。6月的第一个星期标志着圣灵降临节的开始，约翰还利用这个绝佳的时机来到温切斯特，并在这里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检阅他的军队。与此同时，约翰还直接挑衅他的男爵叛军：他剥夺了属于反叛者的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和休·德比彻姆（贝德福德的城主，他曾在5月上旬接待了叛军）的庄园领地，并重新分配给自己的朋友——莫雷昂的萨瓦里克和哈斯卡尔夫·德苏利尼。但也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约翰开始感到财源匮乏，财政吃紧。6月11日寄往斯卡伯勒的一封信展现出，国王为了支付拖欠仆人和弩手的薪水，绝望地将债务人的钱取出交给债主的情形。逝去的每一天都更充分地显示出，国王需要向男爵妥协，并给自己充分的时间整理队伍，重整旗鼓。

男爵们在6月的第二个星期提出的条款内容非常具体。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居然掌握了大量关于条款起草的程序与内容。因为除了《未知宪章》（《未知宪章》代表1215年初春的某个时点男爵向国王提出的要求）以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宪章工作草案，其中也记录了国王的敌人们要求的款项。这个工作草案被人们称为《男爵条款》。一项项的条款被记录在一张羊皮纸上，并用王室印章进行了确认。由于这份条约被保存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中，因而据此推测，很有可能是大主教兰顿妥善保管了条约。

在《男爵条款》制定起草之时，男爵已经在心目中描绘出想与国王达成的“和平”蓝图。“以下就是男爵要求国王应该授予的条款”，条约以这句话开始，在这之后一共有49项子条款，男爵的要求甚为广泛，从继承、婚姻、商人的权利，到国王的官员逮捕国民的权力等。国王被要求从王国放逐他的外国雇佣兵，并驱逐一系列的外国顾问。除非公众许可，否则国王被禁止征收兵役免除税。“通过协商会议决定”，被约翰关押的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人质需一律释放归国。

在《男爵条款》中不再涉及亨利一世的《加冕宪章》，取而代之的是，《男爵条款》坚定地制定出最终有约束力，且很快会被国王公布的协议。《男爵条款》的第一项条款就坚持要求国王设定一个继承遗产所需要缴付的资金限额，并称这样做的好处和价值将在“宪章中得到解释”。最后的条款再次提到“他（也就是国王）的宪章”，同时，还提到在一定的期限之内“问题会在宪章中得以解决”。换句话说，《男爵条款》是基于“认为约翰会很快做出和解的行为”这一条件起草的，男爵们认为所有条款中争论的问题显然都会得到恰当解决。

在《男爵条款》中并没有记录具体的起草时间，但是有理由推测，保存至今、有约翰印章认证的那个版本起草于6月10日星期三。漫长的商议拉开序幕，在条约中还提及对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特许权，这显示出随着新联盟的加入，男爵的要求也有所膨胀。再者，《男爵条款》还开始为男爵以下的阶层声张利益。一些条款担保，国王不应该允许男爵剥削其领主上的人，不得强迫他们履行封建义务。另一项条款还对骑士服务的界限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场谈判渐渐充斥了一连串新的利益主张。但在这个草案中，也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留白：比如，只有很少的言语提及约翰对教会的义务，这令人吃惊，因为大主教兰顿在这场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约翰也曾在公众面前显示了自己作为基督教徒的忏悔，并与罗马结成诚挚的联盟。不过综上所述，《男爵条款》显示出，到6月的第二个星期，约翰迫于压力至少需要在英格兰（实际上，是整个不列颠）政治社会的要求中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

显然，《男爵条款》并不是一项已然完成的协议。但和平条约，初现雏形，并差一点儿就将实现。在6月上旬，王室及男爵代表们一直在研讨条约的细则。6月8日（星期一）和6月11日（星期四），王室派发了更多的安全通行证，允许男爵们进入兰尼米德，前往斯泰恩斯。有证据显示，6月10日星期三，约翰从温莎起身亲自前往兰尼米德，并与他的顾问及反对者们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因为当贝里的修道院院长来到温莎城堡，希望面见约翰时，被告知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5天之后，最终版本的条约面世，历史上将其称为《大宪章》。

6月10日星期三，国王约翰与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院长——休，在温莎城堡中共进晚餐。随后，他们在王室房间约翰的床榻坐下，“秘密地交谈诸多事宜”。记录该事件的编年史家将当时的情形描述得神秘且沮丧——虽然他在文章中暗示约翰毫无耐心（约翰对修道院院长的一位同伴说的一句无关痛痒的言论突然表示不满，他大发雷霆直到这位可怜的人“满脸涨红”，主动退出王室宫廷），却对休与约翰更多私密的聊天内容不甚了解。然而，并不需要过多的猜测我们就应该判断出，他们的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围绕着下游兰尼米德发生的事件展开的。休那一整天都在温莎城堡等待着约翰的出现，他看到男爵及其骑士、仆人和文职人员都在草甸上漫无目的地乱转。一些人与国王针对《男爵条款》的细则进行谈判，而另一些人就和休自己一样，四处闲逛。如果说休事先并不知情，那么如今他应该从约翰口中得知，谈判已经到达最终阶段，条约已经盖上国王的印章，和平的橄榄枝正向英格兰王国挥舞示意——修改完善的条约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等待被确认，随后，这些条约将在整个英格兰王国正式公布。而休也应该推测得出，这一切将很快发生。在同一天，约翰将颁发给男爵的安全通行证的期限又延长了4天。男爵们将在6月15日星期一回到兰尼米德，再次与约翰会晤。十有八九，到那时候，谈判会最终告一段落，国王与男爵的交易将在那一天彻底完成。

6月14日，王室按照惯例会庆祝圣三主日。教会为了纪念这一天，将会上一堂课，聆听圣约翰启示录的第4章。如果包括国王在内的听课者想要寻找接下来一周将会发生事件的征兆，那么他们可能在这节课中发现奇怪且具有启发式的幻境：24位佩戴着花冠的长老，向神圣并登上王位的国王鞠躬，国王佩戴着深红色的宝石，他的王位周围环绕着一座彩虹，闪烁着光芒，犹如一颗光彩夺目的绿宝石。约翰对光芒四射的珠宝的喜爱人尽皆知。约翰对这堂课的兴趣不会持续太久，且很可能会被最后的几句诗激怒，诗句描写道，长老们向他们首领的宝座鞠躬，并丢弃了他们的花冠。这难道不是对兰尼米德的某种比喻吗？那个首领会是约翰吗？他的王冠似乎就狠狠地被摔在了地上。

星期一，国王和男爵们的代表团再次在老地方见面。关于条款的细则，双方还有一些未达成一致的地方。但当时已经到了一个非和平即放弃的阶段。当然，双方都选择了和平。首先，国王向男爵代表发誓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随后，正如协议中所说的那样，以王室第三人称的方式宣称——“已经经由我们的双手”。换句话说，在档案机构工作人员开始制作协议的副本之前，国王需要宣誓，并正式批准、确认协议中要求的每一项交易条款。每一个副本都被视为一份正式文件，每一份文件上面都被立法当局用王室印章[2]进行了显而易见的认证。至于写在这张羊皮纸上的内容，可谓酝酿良久。

文件以“受命于上帝的英格兰国王兼爱尔兰领主、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和安茹伯爵，谨向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男爵、法官、林官、郡长、总管、家臣及所有乡长和忠实的臣民致候”开始。法规由4000个拉丁文单词组成，全面且委婉地批评了约翰的整个政治体系，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正方案，同时还有很多内容是抨击国王的特权和权力的，其篇幅比包括49条细则的《男爵条款》长了一倍多，共有63条细则。宪章的某些地方非常精确，经过了仔细斟酌并极度尊重法律，但仍有一些地方模糊不清，过于理想化。宪章的条款细则并没有按照完全清晰、富有逻辑的顺序——事实上，宪章中有部分内容是一些不相关允诺的大杂烩。从这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尚未完工的作品，还需时日进行修改完善。同时，在兰尼米德谈判结束的两年后，《大宪章》才拥有了赫赫名声。[3]但即便这样，毫无疑问，这也是一部“伟大的宪章”，而像这样的评价在此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在序文中提及约翰的谋士后，《大宪章》以教会开始，“首先，朕及朕之后嗣坚决应许上帝，根据本宪章，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第一条条款如是写道，并解释称，根据约翰早前的宪章，以及他与英诺森三世的好交情，他将允许教会“自由选举，而这被认为是极为重要且必需的”。但《男爵条款》中并没有提及该项内容。我们可以由此洞察到，在谈判晚期，大主教兰顿的参与会保证约翰对教会的承诺（成为教会的捍卫者和十字军），被认为是高于任何一项条款的允诺。事实上，正是因为这项条款的后半部分让它拔得头筹，其重要性位居《大宪章》之首。这部分这样写道：“此外，朕及朕之子孙后代，同时亦以下面附列之各项自由给予朕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因此，涉及教会自由的条款并不仅仅是排序第一，它还因其文风与之后各项条款截然不同而成为一项承诺，这项条款无比神圣，并令这一宪章重新生效。

《大宪章》的再次生效也是经过了字字斟酌。被批准生效的《大宪章》颁给，“朕之王国内一切自由人民”，自由这一点十分重要。在1215年6月15日星期一，英格兰男爵被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属于约翰的盟友，是约翰忠实的部下，曾在某一时刻向他宣誓效忠。此外，就是那群叛军。他们所有人都单方面明确地在布拉克利违抗国王，他们无礼地将一名奥古斯丁的教士派遣至雷丁，亲自告诉约翰他们将无复效忠。这些叛军，当然并不被视为王国的“自由民”，他们不受国王的法律保护，而且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直到他们的态度变温和，并再次宣誓效忠国王之后。约翰在宪章中授予人们自由的权利，然而这些自由仅仅针对那些愿意唯王是从的人。

接下来，宪章解决了一个男爵与约翰直接存在的最难以攻克的问题：遗产减免事宜。宪章对国王能够收取臣民财产金额的总数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缩减）——诸如男爵威廉·菲茨艾伦在继承遗产时不再被收取高昂的费用——10000马克：《大宪章》要求，所有的男爵继承人在缴纳100英镑的最高限额之后，即可享受男爵的全部遗产。如果是一名骑士，则最多被收取100马克的费用，即可享受全部的骑士封地。虽然这依旧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与国王曾经搜刮的财产相比，数额可谓是相去甚远。此外，《大宪章》还严格限制了国王利用“使某人陷入债务危机”的手段去进行政治管控的权力。“凡欠债人之动产足以抵偿其债务时，无论朕或朕之执行吏，均不得强取收入以抵偿债务”（宪章第9条）。《大宪章》中还有两项条款专门为去世之人的债务制定了核算流程——这种方式能够禁止王室官员武断专行地指定一个极为夸张的金额，并通过强制手段搜刮人民的财产。

在现代社会被我们笼统地归至“税务”名下的一些政府领域，也同样在讨论之列。各郡曾以固定水平征收的郡长的“地租”，将仅以“古老的”比例进行征收（宪章第25条），但该比例本身并未明确给出，这也体现出《大宪章》的未完成状态。另一项重要的政治问题——兵役免除税——也在《大宪章》中得到了解决。军事税将被“合理化”。早在《男爵条款》的时候就有了预兆，但根据《男爵条款》，军事税仅仅在一些特殊场合进行征收（当国王的长子受封为骑士或者长女出嫁之时），或者与“协商会议”一起，以一种新的程序进行征收（宪章第14条）。虽然在那个时候还无人知晓，但这将在日后带来深远的影响。随后，在13世纪，这种共同协商会议将演化成议会，在这里收税的权力需要以改革作为交换：这种加强《大宪章》的政治争辩，最终成为英格兰政府运作的常规模式。（最终，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成为一种神圣的模式。）

法律的其他方面和继承的问题同样也得到了密切的关注。“寡妇于其夫身故后，应可立即无障碍享有其嫁资与遗产，寡妇之自愿孀居者，不得强迫其改嫁，她们不需要在继承属于自己遗产时，向国王付出任何代价”（宪章第7、8条）。如果继承人还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那么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将被豁免支付继承的费用。由于授予监护权在封建生活中很常见，因此，这种做法——帮助未成年继承人监护土地与财产——将会继续。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那些被授予监护权的人不再有权剥夺未成年继承人的资产，并以此快速获利。更确切地说，监护人需要照看“房屋、林园、鱼塘、水池、磨坊及其他附属物，当继承人成年后，即应按照耕耘时之需要，就该土地收益所许可之范围内置备农具，并归还之”（宪章第4、5条）。

在约翰统治时期，法律、司法程序曾被大肆滥用，而这两方面的约束在《大宪章》中也得到了充分阐述。当约翰在英格兰无止境的道路上徘徊时，诉讼法院——英格兰最高法院停止跟随他的脚步。取而代之，一般诉讼将在“固定地方”举行（宪章第17条）。不过和以往相同，具体这个固定的地方在何处，并未体现在条款之中。郡法院将通过国王指定“法官二人，每年4次分赴各郡，会同该郡推选出的当地极具声誉之骑士4人”来进行审判，在宪章的其他地方还要求，法官和法律工作者必须非常有能力（宪章第45条）。伯爵与男爵，非经其同级贵族陪审，并按照罪行程度外不得科以罚金（宪章第21条）。然而，《大宪章》最著名且影响深远的还要数第39条和第40条内容，它们一同陈述了正义之大道理。在这两条条文中，如是写道：“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当地法律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除非经平等之士或英格兰法裁决，朕亦不会对其或派人对其施以暴力。朕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迟其应享之权利与正义。”

自《未知宪章》起草，或者更早的时候，男爵们就开始酝酿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在《未知宪章》的首条条文中就考虑要求约翰承认“他不会在未经审判前逮捕任何人，也不会接受违背公正的事件，同时也不会做不正义之事”。而在《男爵条款》的第29条和第30条条文中，也体现了类似的观点，并最终在《大宪章》中列举出来。反叛者们自始至终都将矛头全面直指约翰的统治精神，而如今，他们终于将所有的想法都集结成文。

除了上述野心勃勃的大道理之外，《大宪章》还涉及大量其他方面的内容。谷物、羊毛及布匹的度量衡被统一。国王或王室免费征用货物、粮食、人力及车马的特权被禁止（宪章第28、30及31条），桥梁建筑也受到管控（宪章第23条）。女性（不同于寡妇）的法律特权被剥夺，“凡妇女指控之杀人案件，如死者并非其夫，即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人。”而另一些条款则针对国王的林苑进行管控。国王承诺不得以普通传票召唤林苑以外之居民赴林苑法庭参加审讯（宪章第44条）。国王承诺调查腐败的林苑官员，并解决绿化问题。在约翰统治时期，以及之前的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统治时期，一大片乡村土地被设计成林苑——国王的私人领地，人们禁止在这里捕捉鹿、公猪，也不能在这里拾柴火，砍伐树木，搭建建筑。随着英格兰人口的增长，这成为沉重的负担。正如《对话国库》的作者理查德·菲茨奈杰尔在其作品中写道：“那些居住在林苑中的人都有可能被禁止在房屋周围的林地中拾柴火。”在《大宪章》中，约翰承诺凡在其即位后所划出之林苑，及建为防御工事之河岸，皆应立即撤除（宪章第47条）。不过，他拒绝对之前所造林苑进行重新修改规划。而在众多改革条款中，这并不是国王巧妙躲避责任的唯一地方。

约翰在圣灰星期三发表的十字军东征的誓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他希望的，但的确有利于其目的的实现。在《大宪章》第52条中国王承诺，对曾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受到其不公正对待的所有人恢复“土地，城堡，自由或权利”。但对曾在亨利二世或理查一世在位期间受到同样不公正对待的那些人，约翰仅以“将按照参加十字军者获得暂缓债务权利之一般规定办理”来应对。同样的准则适用于1199年之前的英格兰林苑划拨，以及同时期在威尔士造成的所有不公正事宜（宪章第53条和第57条）。换句话说，对于民众提出的抱怨和不满，约翰仅打算接受其统治期间内的，而对于针对其前任们的，他都视而不见。确实，如果约翰真的东征，采用军事方式教训圣地的穆斯林，鉴于此前他已败于法兰西国王，那么，不难预计，东征所用的时间会更长。

然而考虑到《大宪章》的篇幅和涉及范围，即使像约翰这样老练的故态复萌之人，能实现和达成的也非常有限。宪章中有许多利益互相冲突的条款，以至于约翰发现自己批复的事宜既涵盖了本土的，又包括了王国之外的。宪章中第13条承诺伦敦几乎拥有完全的自治权，允许“无论水上或路上，俱应享有其旧有之自由与自由习惯”。该自由的权利和习惯甚至被延伸到“所有其他的城市、郡县、城镇和港口”。（显然，在兰尼米德的商议中，其他城市的代表对伦敦享有的特权极为嫉妒，他们也要求国王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商人被授予自由移动的权利：“能够安全经由水道与旱道，出入英格兰，或在英格兰全境逗留。经营商业皆可免除苛捐杂税”（宪章第41条）。今后，除海岸线以外，其他在泰晤士河、梅德韦河及全英格兰各地一切河流上所设之堰坝与鱼梁概须拆除（宪章第33条）。

除此之外，《大宪章》的某些条款还提到了骑士，“不得强迫持有骑士采地，或其他自由保有地之人，服额外之役”（宪章第16条）。向威尔士人承诺，“未依照同级贵族之合法裁判，不得夺取威尔士贵族之土地、自由或其他物品”（宪章第56条）。勒威林王子也被提及：将归还一切人质（宪章第58条）。同样，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姊妹作为人质，被拘押在约翰的法院中：其姊妹及其他的人质都将归还。为了避免亚历山大的自由与权利被冒犯，约翰承诺“一如朕对英格兰诸男爵之所为”（宪章第59条）。

综上所述，大量的新条款为国王确立了许多需要遵守的新义务。一切看起来都进展得很顺利，约翰同意《大宪章》的各项条款，他的抄写员们在羊皮纸上正式地誊写宪章的条文。（每一份文件都用干燥漂白的羊皮纸制成，抄写员用上等鹅翅的羽毛制成的鹅毛笔书写，而墨汁则是萃取的橡木汁。）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令国王遵守这些条款呢？

问题的答案在《大宪章》的末尾处也有所体现，该条款被称为安全条款（宪章第61条），与《大宪章》中的其他条款一样，对英格兰之后的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以珍视自由权利与法定诉讼程序而著名的第39条和第40条条文，其中设置的强制执行宪章各项条款的机制极具革命意味。

自制定《男爵条款》开始，人们就意识到以约翰的性情，不会适应宪章中提到的关于限制王权的激进条款。因此，早在制定《男爵条款》之时，人们就开始设想要制定一项安全条款。《大宪章》对安全条款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如果“违反任何一项和平条约”，英格兰国内推选出的25名男爵将在法律上有权“以一切方法向朕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朕之城堡、土地及财产等，但对朕及朕之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然而，这25名男爵应该是谁，并没有在文中进行具体的解释——可能当时还没有最终决定。我们得以知晓这25名男爵的身份，仅仅因为其他的资料记录了他们的名字。不过非常清楚的是，《大宪章》本质上给予了男爵们发起内战的许可证。

理论上，这的确具有一定意义。在顺从暴虐的君王与危险选择将尊敬之心抛诸脑后，逾越法律界限攻击国王之间，上述条款为人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然而，在实践中，安全条款却后患无穷。《大宪章》之所以能够严谨地起草，正是因为英格兰上上下下，并没有人真正愿意通过与国王在战场上交锋来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这是一项和平条约。然而，这个和平条约，却用强制性的手段去倡导战争。人们应该都发现了宪章呈现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也许在6月15日星期一的确是这样。在那一天，国王批准了《大宪章》。国王的官员们和被特意挑选出的助手们开始誊写文件，并将副本分发至整个王国，希望通过主教和修道院进行宣传。[4]

最终，在6月19日，同一周的星期五，国王正式签署《大宪章》，批准其为有效文件。然而，虽然《大宪章》得到了认可，但反叛的男爵如若不能重新对国王效忠，回归“忠诚的臣子”之列，他们依然不能够享有《大宪章》应允的诸多权利和特权。问题来了：男爵们真的准备这么做吗？

全盘考虑，《大宪章》的确是一项意义非凡的协议。相比较其他约束王权的英格兰法律、风俗而言，这项协议篇幅更长，更细致全面，同样也更为复杂。它事无巨细，包罗万象。从罢免约翰的海外党羽，到保证国王不会“屈枉正直”，《大宪章》的各项条款涉及方方面面。它并没有照搬《未知宪章》中的一些基础法律，而是要求古老的风俗与支付方式保持“古老”的水平，但是它并不是如同从前那样，简单地做一个法律声明。它代表了改革与紧缩，同时其中的各项条款并不完全保守。

《大宪章》承载着两个影响深远的观点。第一，可以将英格兰的男爵视为王国的一个联盟——这个团体拥有共同的权利诉求，而不是单个的个体利益。第二，国王明确被希望认识到自身需要承担的两项义务。他虽然依旧是制定法律的人，但如今他同样需要遵纪守法。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曾写道，明君与暴君的差异就在于，虽然他们都制定法律，但是明君会严于律己，遵守自己拟定的法律条文。而约翰，他亲自用自己的王室印章批准并生效了《大宪章》，从这个层面而言，他的明君（而非暴君）之路前景广阔。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约翰。在6月15日之后的几天中，男爵们曾尝试针对宪章中的某些问题，重启谈判。一些男爵对缴纳100英镑（而不是100马克）的遗产免除费用感到不满。同时，一些男爵还尝试将安全条款的措辞变得更加强硬。在宪章的条款之外，约翰还被迫解雇司法官、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切斯——一位在英格兰不受欢迎的人。包括菲茨沃尔特在内的反叛男爵在伦敦与约翰签署了二次协议。协议中，约翰被迫同意他的敌军（依旧自称上帝的军队）在未来两个月内，继续占领伦敦，直至8月15日大主教兰顿接管伦敦塔为止。对于男爵而言，这是将约翰与其王国的首都及收入最佳来源地切断联系的最方便简单的方式。而对于约翰而言，这种做法粗暴可恶。即便如此，对于一些男爵来讲，他们依旧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约翰。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记载，在《大宪章》颁布几天之后，“亨伯河另一边的一些富豪”离开了兰尼米德，“他们以没有亲临《大宪章》之授予仪式为由，继续对国王保持敌意”。

而对于那些留下的人而言，6月19日星期五既是典礼之日又是和解之时。反叛的男爵重新受到国王的接纳，并被国王授予和平之吻。他们重拾对国王的尊敬之情，并和约翰在盛宴上大吃大喝，庆祝这一天。包括尤斯塔斯·德维希在内的一部分人被劝告前去亲睹官方文件的真迹，而这显然是受到王室青睐的标志。在这期间，约翰的抄写员们继续抄写这个协议，执行吏使尽浑身解数，将这些条文一一在全国传播开来。而那些没有做这些费劲工作的人员则被安排写信给各地领主、郡长和治安官，命令他们归还在战争期间及之前非法占有的财产和领地。当国王从“统一盛宴”回到温莎城堡后，一封颇具代表性的信件就在6月19日时送至威廉·朗格斯佩处：“你必须要知道，男爵与我们之间重建和平的友谊，我们将迅速归还那些曾经未经公正审判就占领的城堡和财产。”6月23日，约翰甚至还下令要求他的一些外国雇佣兵回到普瓦图。国王竭尽全力地示好，然而，在这些表象之下，却暗潮涌动。马修·帕里斯描述的关于约翰在谈判中口吐白沫、嘴咬木棍的形象有可能是作者想象的样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约翰的公众行为与他的内心世界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兰尼米德举行的会议结束后的那一个星期，因为不断增强的不信任感，而显得有些混乱不堪。虽然国王允诺菲茨沃尔特，男爵可以在伦敦继续占据两个月，但菲茨沃尔特依旧不放心就这么离开首都，他担心自己一旦离开后，伦敦的防御工事会溃败。菲茨沃尔特尝试着鼓励尽可能多的盟友通过在兰尼米德附近举办一次夏季比武，在南部继续掌权。这次比武的终极大奖是一头熊。

然而在这期间，约翰考虑更多的则是自己，而不是任何的比武或者熊。《大宪章》批准的后果是约翰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犹如洪水般的要求。人们坚持要求约翰归还曾经被没收的土地、城堡及特权。在6月19日盛宴之后的10天中，约翰被强迫为55位反叛者复职。菲茨沃尔特、萨尔·德昆西和尤斯塔斯·德维希均因此直接获利，他们分别获得了赫特福德城堡、莱斯特郡的索雷尔山城堡，以及在诺森伯兰郡的林苑中遛狗的权利。

约翰如是维持了4个星期。但很快，人们的企图或羞辱就令他感到不可忍受。在7月16日至23日期间，国王与他的反对者在牛津再次召开会议，共同讨论在《大宪章》执行期间出现的一些问题。随后，6份最新制作的正式文件被分发出来，而从内容中可以看到，约翰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但是在这个时候，约翰已经开始筹划一些将迅速打破和平状态的政治策略。通过大主教兰顿及其他一些高级别的神职人员，约翰发布了一封针对男爵的公开信，要求他们给自己提供一则申明——他们“发誓”将用性命保卫国王及他的继承人。然而，男爵拒绝了约翰的要求。事实上，男爵“置之不理”的态度在会议期间，约翰痛风发作时就有体现。当天，约翰脚疼不止，瘫倒在床上无法动弹，而当他命令男爵进入房间召开会议时，男爵们并没有理会他。根据马修·帕里斯的记载，约翰的雇佣兵都在耻笑他，他们窃笑着说在英格兰还有25位君主，而约翰却成为令王权蒙羞的那一位君王。正是从这时开始，双方仅存的那一丁点儿信任也消失殆尽。随着牛津会议以敌意告终，约翰做出了一系列行动，彻底地冲刷掉所有美好的愿景。约翰写信给英诺森三世，解释在自己王国发生的一切，要求他宣告《大宪章》无效，并豁免自己不再遵守曾经允诺的誓言。

一位叫邓斯特布尔的编年史家写道，兰尼米德脆弱的和平景象仅仅维持了“很短暂的时间”。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陈述。在8月底，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回信充斥着合乎正义的愤怒，他称自己比欧洲任何人都更能号召人心。他写道，在英格兰发生的一切，是魔鬼的杰作：

虽然我们最爱的耶稣基督之子，杰出的英格兰国王约翰，曾令人悲伤地冒犯了上帝及教会，但国王最终恢复了理智。然而，人类的敌人（比如撒旦），总是憎恨美好的景象，他通过诡计煽动了英格兰的男爵，令他们的行为变得邪恶且反复无常。当国王损害教会利益时，男爵支持他，当他改过自新时，男爵却发起反抗。

教皇复述他曾对英格兰男爵的指示，称自己曾经明确地告诉男爵，“用忠诚和谦卑的行动证明自己，并努力调和与国王之前存在的矛盾”，但男爵置之不理。教皇补充道：“通过可能会影响最勇敢、有胆量之人的武力与恐惧，国王被迫接受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不仅令人感觉受到侮辱，还让人无地自容，同时这项协议还不合乎法律与正义。它过分降低且损害了王室的权利与尊严。”“……我们拒绝忽视如此伤风败俗的推测，”教皇恐吓道，“国王的权利因此受到了威胁，英格兰王国蒙受耻辱，所有东征的计划濒临破产。”

而之后的内容则没有给人留下任何解释的余地：“我们完全拒绝并谴责这种解决的方式，在被驱逐出教会的威胁之下我们命令国王不应该遵守它，并且男爵及其同伴也不应该要求其被遵守……我们宣布它无效，并永远失效。”

这封信落款在英诺森的家乡——罗马附近的阿纳尼，时间是1215年8月24日。当这封信从教皇的秘书处寄出时，《大宪章》已然失效。事实上《大宪章》早已失效。9月5日，忠实于约翰的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切斯和教皇使节潘德尔夫·韦拉齐奥，指名道姓地将反叛者首领驱逐出教会。作为回应，在9月上旬，男爵们给法兰西王子路易写信，邀请他来英格兰，顶替约翰的位置。两周之后，约翰下令占领罗伯特·菲茨沃尔特的领地。英诺森三世的信件在9月底抵达英格兰时，仅仅是在确认一项众所周知的事情。

随即，王国的战争爆发了。

妻子，寡妇……与儿童

《圣经》中有两位典型女性的形象能够完美地诠释当时的中年妇女：圣母玛利亚和夏娃。玛利亚的形象——她受孕成为母亲，但奇迹般地仍旧保有少女的贞洁——这为宫廷爱情、骑士精神及宗教崇敬之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反，夏娃将女性的形象塑造成道德脆弱、内在有罪的人，这鼓励男性将女性视为更低等的生命，性别完全限定了女性的一生：她们成为被嘲笑抨击的对象，在政治游戏中遭到忽视，并沦为交易品。她们被动地投入工作，并被排除在法律程序之外。她们疲惫不堪，并时常被妖魔化。

这两种极具冲突色彩的女性形象支持了整个中世纪社会采用矛盾、偶尔凌辱性的方式对待女性。在14世纪，杰弗里·乔叟曾经取笑英格兰人对待占国家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复杂态度。“巴斯妻子”的传说就是针对这个话题的一则精彩巧妙的笑话，故事讲述了亚瑟王的骑士探索女性最渴望什么的故事。他了解到，女人们渴望“拥有超乎丈夫之上的主权，并征服自己的丈夫”。这篇传说以巴斯妻子带有恳求语调的述说而结束：“耶稣基督，愿您将一个温顺、年轻且充满活力的丈夫送到我们的床上。”如是的语句在14世纪后期会令听众愉悦万分，而在1215年也同样如此。

中世纪社会的基本情况证实了乔叟的幽默感，现实中，几乎每一个女人的地位及生活状态都仰仗着一位甚至多位男人。在当时，由于婚姻与生育是将庞大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纽带，因此大多数女人在豆蔻年华就已嫁为人妇，通常在挑选丈夫上，她们并没有太多发言权。至此之后，社会期待她们将一生奉献给自己的男人，并将此视作一项需要毕生经营的事业。无论是在贵族的城堡，还是在农奴的窝棚，女人们都被期待兢兢业业地操持家务。她们被迫束缚于与男人的关系中。即便是那些进入修道院的贵族女性，为了表示她们已经是耶稣的新娘，在进入修道院时，她们通常会随行携带嫁妆。

无论在神学上还是事实上，女人依附男人都是有必要的。《圣经》中记载，女性的劣等属性是上帝的旨意——在圣保罗寄给蒂莫西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女人“需要穿着朴素的服装，应该面露羞怯与节制，不能梳辫子，也不能够佩戴金银珠宝，穿着名贵的衣物。女人要沉静学道，顺服温柔……我不容许女人颐指气使，也不容许女人篡夺男人的权威，她们只能够默默无闻地存在”。13世纪的法兰西神学家雅克·德维特里曾写道，“在亚当和上帝之间仅存在一个女人，她不停地忙碌，直到成功地将她的丈夫驱逐出尘世乐园，并谴责耶稣在十字架刑具上所受的煎熬。”此外，还从大量类似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女人不被允许作战，不被允许参与弥撒圣祭，也不被允许在法庭上进行审判。的确，偶尔在一些场合下女性能够居于支配的地位（通常在一些临时场所）：参与法律诉讼，分配土地、救济金，在市场进行交易，操持或大或小的家务。然而，大多数的活动都需要在男性准许的情况下进行。相比之下，对于失去丈夫的寡妇而言，她们获得了稍多的自由，但是缺少亲密男性的庇护，有些女人仍容易受到伤害。农妇在某种惨淡的意义上，得到了与男人平等的待遇。她们被希望与男人们在田地间承担同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这是社会底层女人的状态，然而，对于社会上流的女人来讲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根据另一位13世纪的作家罗伯特·德布卢瓦记载，理想中的贵族女人应该非常有教养，本质上应举止文雅，冷淡且屈从，“她们能够持有并放飞隼和雄鹰……她们熟识琴棋书画，知道如何阅读浪漫的诗歌，讲述传奇的故事，唱出悦耳动听的歌声”。同时，作为女人，她们天生具有某些职能——需要生育子女，维持丰富的家庭生活，为丈夫在其朋友中挣足面子，满足他们的虚荣心。

虽然罕见且稀有，但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坚决反对她们仅仅扮演传统的角色。阿基坦的埃莉诺就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她参与十字军东征，与两位国王结婚，煽动了针对她丈夫的大规模叛变，在15年的软禁中幸存，在理查一世统治时期扮演摄政者的角色，在约翰统治早期大量参与政治，直至年过八旬与世长辞。然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即便是最为任性的女性，生活都受到了限制与拘束。欧马勒的伯爵夫人——哈怀斯，被编年史家迪韦齐斯的理查德描述成“一位几乎等同于男人的女人，她除了没有男性器官外，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一股阳刚之气”。但在1212年，当她的第三任丈夫贝蒂纳的鲍德温离世后，约翰强迫她支付5000马克的罚款，来获得其亡夫的遗产，从而获得不再嫁人的自由。

在贵族文学中，虽然将女性的形象描写得更为理想化——颇具骑士精神，令人崇拜，但字里行间，依旧流露出对女子柔弱本性的歧视与嘲笑。在亚瑟王的传奇中，正是吉尼维尔王后的不忠诚导致了一连串事件，而这最终致使亚瑟王在与莫德雷德的交战中失去生命。12世纪的一首礼仪诗《礼貌之人》警告那些寻找贤妻的人，要避免“独身牧师、教士、虐待者、恶毒的教区执事（比如，盛气凌人的官员）、演员或者那些借钱之人”的女儿或寡妇。作者将没有教养的女人，比作漏水的屋顶和烟雾笼罩的房间——他称这些女人都是令人感到讨厌和麻烦的。

由于诸如欧马勒的哈怀斯这样的贵族女人，曾经遭受过约翰恶名昭彰的虐待，因此《大宪章》中曾针对这些问题有简短的关注。在《大宪章》的第7条和第8条条款中，明确规定了寡妇的权利：一位寡妇能够“毫不麻烦地立即获取属于自己婚姻的嫁妆与其亡夫遗产”，国王自此之后不被允许在寡妇正当获取其亡夫遗产时，要求寡妇缴纳一定的罚款。寡妇有权利在其丈夫去世后的40天内继续留在原住所，“只要寡妇不愿意，并接受独身的状态，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强迫她进入下一段婚姻关系”。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大宪章》第54条严格约束了女性在刑法方面的权利。“凡妇女指控之杀人案件，如死者并非其夫，即不得逮捕或监禁任何人。”即使在这项条款中，也能够清晰地看出，无论是父亲、兄弟或是未婚夫，女人几乎完全且仅仅附属于男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然，通过1215年后的一代人之中发生的一个小例子可以看出，《大宪章》的颁布并没预示着女性解放的来临。在1244年，当王室法官到访伦敦时，大量的居民被召集前来面见法官，并解答犯罪指控，或者简单地提供针对该城市近期死亡案件的信息。在诉讼接近尾声时，塞洛的妻子，一位名叫伊莎贝尔的女子出现在法官面前，她控诉一位名叫威廉·贝尔托内的男人在1242年复活节时闯入她家，“殴打虐待她”，并导致她早产下一个畸形男性死胎。执行吏问道，关于此案件是否有任何的证据，他们称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但另一位王室官员证明“他看到那个婴儿的头颅被压碎，左臂折成两段，整个躯干因被殴打而呈现黑色”。随即，威廉来到法庭，否认曾经做过此事，是伊莎贝尔诬蔑了他。

在13世纪，当没有目击证人时，有多种方式对一个案件定罪。然而，神判此时已经被教会谴责，而比武审判在这里显然不合适。因此法院采用宣誓断讼法来解决问题，按照这种审判方法，当有足够多的证人宣誓保证被告无辜时，被告即可能被宣告无罪。

这正是威廉·贝尔托内同意采用的方式，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回到法庭，并通过“36双手为自己辩护，其中18位辩护人来自沃尔布鲁克河的一边，18位辩护人来自沃尔布鲁克河的另一边”。沃尔布鲁克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将伦敦南北隔开——它河道淤积，不再流动，但是它仍旧是城市象征性的路线。威廉面对执行吏、高级市政官，以及伊莎贝尔，发誓称“他从未殴打过伊莎贝尔，而伊莎贝尔早产的孩子在出生之时就已经没有了生还的可能性”。威廉的6位辩护人发誓“依据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威廉的誓言是真实可靠的”。威廉随即再次宣誓——另外6位辩护人紧随威廉之后发誓，以此类推。在所有人发完誓言后，法院有了自己的裁决结果：威廉已经成功证明自己无罪，同时伊莎贝尔因诬告被带入监狱。

几乎每一位妻子首要的任务都是为自己的丈夫繁衍后代，而连这一点都无法完成的妻子将面临困难与问题：约翰曾与格洛斯特的伊莎贝尔联姻，而正因为伊莎贝尔无法生育，在约翰加冕称王之后，这项婚约便被废除。中世纪的人们并不存在“幼年或童年”的概念。但其实在1215年，成年与未成年人间就有了清晰的区别。未成年人不能够向牧师忏悔、参加圣餐仪式、进入有约束力的婚姻生活，也不能够向教会纳税，在法律上也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土地——这在《大宪章》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诸如《大宪章》的第4条和第5条——关注救济与监护的条款，对此就有所体现。童年结束的年龄并非简单划一——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儿童们被认为将以不同的年龄迈入成熟。7岁结束婴儿时期，14岁结束幼年时期，青春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解释为持续到28岁。

由于孩童的死亡率比较高，大部分婴儿在出生之时就会受洗——或者尽快受洗。如果一位儿童还未受洗便夭折，会被视作罪恶，并应受到惩罚的行为：但丁曾在他的作品中刻画出这些夭折婴儿的灵魂与贞洁古老的异教徒们一同被困在监狱之中。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在早期会受到他们母亲的照顾（在上流社会被奶妈照料）。之后他们大多会跟随一位家长，父亲或母亲——男孩儿依葫芦画瓢，跟随父亲野外作业，女孩儿则跟随母亲打理家务。

孩子们玩耍、沐浴，享受着鞭抽陀螺、撞柱游戏及把玩玩偶的快乐时光，他们还会学习哼唱童谣和儿歌。即便他们不参与学校的课程，但人们仍旧希望他们去学习祈祷歌曲，包括英文的主祷文、使徒信经及圣母颂。富裕家庭中的孩子则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他们忙于学习各类知识。而对于那些命中注定要去教会的孩子而言，则需要学习文学知识。大约7岁时，农夫的孩子会帮助大人们干农活，而贵族家庭的孩子则被送到其他男爵家中，学习贵族事务。同样，早在7岁，孩子们就可以订婚，到12岁（女孩儿）和14岁（男孩儿），他们就已经可以成婚了，而无忧无虑的童年也就这样结束了。

[1]在《大宪章》的序言中提到，约翰在兰尼米德的顾问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大主教兼圣罗马教会枢机主教斯蒂芬，都柏林大主教亨利，伦敦主教威廉，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巴斯及格拉斯顿伯里主教乔斯林，林肯主教休，伍斯特主教沃尔特，考文垂主教威廉，罗切斯特主教本尼迪克特，主教的副助祭、心腹——潘道夫及英格兰圣殿骑士团团长艾伊莫瑞克教兄；尊贵的彭布罗克伯爵威廉·马歇尔，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瓦伦伯爵威廉，阿伦德尔伯爵威廉，加洛韦的艾伦，苏格兰的治安官，瓦林·菲茨杰洛德，彼得·菲茨赫伯特，普瓦图的总管休伯特·德伯格，休·德内维尔，马修·菲茨赫伯特，托马斯·巴塞，艾伦·巴塞，菲利普·丹多比尼，洛普斯雷的罗伯特，约翰·马歇尔，约翰·菲茨休，以及我其他所有的臣民们”。

[2]尽管《大宪章》通常被认为、被记录、被描述、被相信，却从未被“签署过”。1215年国王及其他的领主仅仅用他们的印章留下印记，他们即便能够，也从不愿意屈尊使用笔墨进行签署——用笔写字，那是王室抄写员的专职。密封是被称为“盖印人”的王室官员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王室许可一份文件的无可争议的标志。对于那些干预王室封印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编年史家沃尔特·迈普讲述了一位“聪明的工作人员”的故事，他伪造了一枚亨利二世使用的铜制印章。国王发现后当即判处这个工作人员绞刑，虽然最终由于国王怜悯他的家人，对他进行了减刑，但这名伪造者最终被幽禁在了修道院中。“以免他的怜悯显示出过分的溺爱。”M.R.James（ed.and trans.）,revised by C.N.L.Brooke and R.A.B.Mynors,Walter Map:De nugis curialium:Courtiers’Trifles（Oxford,1983）494–5.

[3]约翰去世后，他的儿子亨利的御前会议曾两次重新发布宪章。1217年，第二次发布时，一部《林苑宪章》也同时颁布。为了与《林苑宪章》做区分，《大宪章》才因此而得名。为了明了便利，我在这里也用《大宪章》来指1215年颁发的宪章。虽然不合时宜，但这种做法经常被现代历史学家采用。

[4]1215年的《大宪章》有4部副本幸存至今。其中，两部被保存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中——一本完好无损，另一本在一场大火中被严重损毁，经过19世纪笨拙的修补，保存至今（后者曾一度属于坎特伯雷大教堂）。另一部副本属于林肯大教堂，曾在附近的林肯城堡的美术馆中陈列。第4部副本为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所拥有。索尔兹伯里的《大宪章》与其他三部副本不同，它是由著名的宫廷草体手写而成。由此推测，在兰尼米德，由于工作量巨大，需要很多人来誊写宪章，因此一些非宫廷抄写员也被指派前来帮忙。

第七章　被包围的英格兰

当士兵们的尸体被冲上了岸，英格兰人才知道海难发生了。骑士及其同伴们的尸体首先被冲上岸。在这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佛兰德，而如今，北海无情的海水却冷冰冰地将他们扔至他乡。这是一座防御力极强的城镇——大雅茅斯，这座城镇坐落在诺里奇以东几英里处，以鲱鱼贸易而出名。随后，骑士家人的尸体也被冲到了岸边：这些原本对新生活怀揣着憧憬的女人和小孩，此时命已归西，她们的尸首死气沉沉地堆在小船上。以这种极端的方式作为结束，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这些士兵原本受雇于曾为约翰效力的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军事承包商——休·德博沃，文多弗的罗杰评价博沃为一名“勇敢却自负、不讲信用的人”（而另一位编年史家，邓斯特布尔也极为厌恶博沃）。约翰为了反击男爵叛军，派遣博沃前往欧洲西北部，帮助自己筹措军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征兵较为成功：运兵舰护卫队已经从欧洲大陆到达多佛尔数日，约翰也亲自现身多佛尔，目睹自己雇用的军队下船上岸。但所有的海员都知道，秋季横渡海峡险象环生。从9月起，狂风肆虐，惊涛骇浪，海浪能轻易地将船舰淹没，此时，沿着海岸线航行可能相对较为安全，最好的选择绝非冒险驶入战栗汪洋。

然而，博沃的船队却依然选择冒险一搏。在他们横渡海峡之时，风暴来临，将博沃的船只撕得粉碎，船上所有的人都失踪了。就连博沃也没能幸免于难，他的尸体也被冲上大雅茅斯的海岸。根据文多弗的罗杰的记载，“海岸的每一个港口都能够发现相当数量的散发出恶臭的男男女女的尸体”。在罗杰的描述中还记载道，溺死的孩童们异常安静，如同在他们的摇篮中熟睡着；当被掷入海水中，“汪洋中的野兽以及天空中虎视眈眈的鸟类”啄食啃咬，直至小小的尸体骨肉分离。

当得知博沃的死讯时，约翰勃然大怒。“他暴怒至极，令人害怕，他似乎被疯狂控制，一天没有进食，直至夜晚来临。”当然，我们的这位国王对自己周遭的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他关注的重点绝非故去的这一大批佛兰芒人。受到来自南部的普瓦图和加斯科尼，以及北部鲁汶和布拉班特的士兵的支持，那些成功横渡海峡的人组成了一支势如破竹的队伍。9月底，终于到了勇士们集合的时间点。

大家都清楚，能够持续占领伦敦，才是掌握英格兰命脉的关键。由于伦敦市市长塞洛的支持，目前首都依旧掌握在叛军手中，但毋庸置疑，约翰一旦觉察到自己的队伍足够强大，他一定会朝着伦敦大步挺进。目前，国王的雇佣军队羽翼日益丰满，逐渐庞大。9月底，为了拖住约翰咄咄逼人的前进脚步，男爵们决定攻占位于伦敦与多佛尔之间防守紧密的要塞：罗切斯特城堡。这场攻占威风凛凛的罗切斯特城堡的战斗，将会成为中世纪最出名的一场围攻战。

1066年诺曼征服期间，英格兰就引进了建筑城堡的技术。自此之后，在英格兰崎岖鼠丘上的城堡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经过150多年的演变，城堡修筑术成为英格兰最重要的一项军事技术。英格兰有着严格的法律条文规定——谁能够、谁不能够建造城堡；同时还有条文专门规定，哪些建筑物能够建造成锯齿状，成为堡垒要塞。这至少从亨利一世统治时期开始——亨利一世制定法律条文规定“国王独自拥有土地管辖权，同时对当地居民及由三面墙体组成的筑城要塞具有管辖权利”，“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建造筑城要塞”是冒犯的行为，会“将一个人置于国王的‘怜悯’之中”。国王、男爵们兴建并保有了数量众多的筑城要塞，而在英格兰王国众多建造优良的城堡中，多佛尔城堡占有一席之地，修建该城堡耗费的王室支出高达7000英镑，耗时11年才得以竣工。[1]

史料记载，那些精通如何建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的人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兼具创造性和巧手之人或“工程师”，但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更像建筑师或包工头。工程师莫里斯（同时也被人称为泥瓦匠莫里斯）的职责是对多佛尔城堡及12世纪70年代坐落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城堡主楼进行监工，每天的工资为1先令；而工程师弗迪纳斯的报酬则是一些布匹：在1203年至1204年期间，他因帮助国王修筑了科尔切斯特城堡而获得一件长袍。优秀的工程师能够世世代代为王室服务。约翰的父亲和哥哥都曾享受过牛津的伊莱亚斯的服务，他为王室修建了宫廷建筑、狩猎小屋及伦敦塔，而约翰自然也继续享受着他的服务。王权统治少不了城堡的辅助，因此那些建造城堡的人自然也得到了社会的褒奖与尊重。

自亨利二世之后，历任金雀花王朝的国王都在想办法将更多的城堡力量置于王室的掌控之中。一些城堡从零开始建造，而另外一些则是对已有的城堡进行修缮、维护。而更为常见的是，王室从城堡原有的主人手中将其抢夺而来。在1173年至1174年大战争期间，为了惩罚反叛者，大量的城堡被纳入国王麾下，大约55%的英格兰要塞都在王室的掌控之中。

国王约翰掌握着英格兰国内超过100座的城堡。其中既包括简单朴素的军事基地，也不乏诸如多佛尔、科夫、奥迪厄姆、凯尼尔沃思及伦敦塔等身形庞大的城堡。他耗费巨资，对尤其是坐落于东南地区边境、威尔士边界以及苏格兰的北部边界的城堡进行整修。他斥资2000英镑打造斯卡伯勒城堡，同时，耗费1000英镑修建凯尼尔沃思、纳尔斯伯勒及奥迪厄姆城堡。当时，修筑城堡所耗费的资金成为最高昂的一项消费。无论是对于约翰还是他的长兄父辈而言，这笔庞大的支出都是地位与勇气的象征。城堡是政治舞台的硬通货，此外，它们还扮演着王室宫殿、监狱、藏宝库、要塞及当地政府中心的角色。坐拥一座城堡，就意味着对城堡周围地区具有支配的权力。在国王的许可之下掌控一座城堡是受到王室青睐的标志。相反，如果在违背国王意愿的情况之下坐拥一座城堡则有着向国王宣战的挑衅意味。

到底谁有权力掌管罗切斯特城堡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罗切斯特城堡由罗切斯特主教甘道夫（为了偿还债务）于1087年至1089年间修建而成，与同时期城堡一样，罗切斯特城堡由巨大、低矮的矩形石头组成，厚重的城墙与“城堡外庭”包围着它：这块地区防御森严，包括了外屋、工作坊、仆人宿舍及动物圈舍。当地的一种被称为“硬质岩石”的坚硬蓝灰色肯特石灰岩被制成了城堡的墙体。与其他修建精良的城堡相同，罗切斯特城堡拥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坐落在梅德韦河的一处弧形地带，并被遥远的南部山脉及北部和东部的沟渠保护。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罗切斯特的保管权问题。1127年，亨利一世将它赐予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威廉·德科贝伊，赐予的条件是该城堡的永久保管权归威廉的正式继任人所有。因此，大主教斯蒂芬·兰顿上任后，拥有了城堡保管权，斯蒂芬安排肯特的官吏雷金纳德·康希尔对城堡进行日常维护。从1215年8月9日起，约翰开始试图将城堡转交给他的一位属下——温切斯特主教彼得·德罗切斯。然而，逐渐无法在国王与国家之间保持中立立场的兰顿执意反抗这种做法，直到大主教在9月中旬离开英格兰前往罗马参加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该会议由英诺森三世组织，是一场大型的基督教盛会，几乎每一位基督教的主要神职人员都被传唤与会——罗切斯特城堡保管权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个难题最终交到了康希尔的手中，8月初，康希尔决定将自己的命运及罗切斯特城堡，交付到叛军的手中。

10月的第二周，大约由90至140名骑士组成的军队涌出伦敦，奔赴罗切斯特。他们由莱斯特郡的贝尔沃领主威廉·多比尼带领，多比尼是25位要求强制执行《大宪章》的男爵之一。根据记载，他也是一名“胆大刚劲，在战争中备受艰辛与苦难的人”。多比尼熟识城堡内外的一切，同时，他在贝尔沃城堡的军事基地是英格兰中部最强大、最主要的基地。同时，他对面对敌军袭击时固守要塞的技巧精通熟稔。因此，骑士们几乎想都没想就跟随了多比尼，在随后的几周内，面对愤怒的英格兰国王派遣前来攻击以削弱罗切斯特城堡的层层部队，多比尼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反抗作战。

从理论上讲，围攻城堡更有利于城堡之内的防卫者。13世纪早期，几乎所有英格兰的城堡都是石制的，而非由木材搭建（虽然在诺曼征服之前的确是用木材），因此，这些石制城堡能够抵御大火、弓箭、弩箭、石子、长矛、斧头及基督教界定的近乎全部的轻武器。当一座大型且维护良好的城堡足够安全之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座城堡可以仅被一小撮人掌握。即便外部墙体被敌军攻破——虽然攻破城堡外体本身就并非易事——耸天立地的石制塔是金雀花王朝城堡的一大特色，这也令敌军很难成功袭击。由沟渠、厚壁塔楼及狭小窗户构成的防御体系，使得防卫者的投掷物和弓箭很容易通过窗户裂缝瞄准外部敌军；反之，敌军倘若想从外部通过裂缝袭击，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城堡最底层通常是第二层，而不是第一层。如此一来，当城堡面临攻击时，防卫者可以简单地将通往城门的木制楼梯拖上来，或者直接烧毁，这样城堡很难被攻陷或因撞击而被摧毁。[2]石头、弓箭、热滚的液体及炽热的沙子极有可能由上至下伤及攻城者。想尝试通过阶梯、脚手架突破城堡防御的攻城军极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综上所述，一座城堡很难覆没，而一旦被攻破，往往并不能代表城堡防御工事的失败。相反，是那些丢失了勇气决心、身心俱疲的防卫者将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了攻城之人。

1215年秋，一大群骑士及他们的随员侍从驻防在罗切斯特城堡，相比次年在汉普郡的奥迪厄姆城堡负隅顽抗8天的13人，此次的防御力量已经算是阵容庞大了。然而，阵容庞大并不意味着物尽所用，人尽其能。当多比尼及他的随从们冲破城堡，他们发现“这里不仅缺乏武器及食物等必需品，同时，各个种类的物资也极为匮乏”。文多弗的罗杰曾在记载中明显对多比尼进行了褒奖，他称攻城者立即失去了攻城热情，他们想就此放弃这座城堡，然而，多比尼劝止了他们，他警告他们这时候撤退会令骑士精神蒙羞，并被人看作“骑士的背叛者”。罗切斯特城内的物资被搜刮哄抢一空，但是这时“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没有时间收集周围村郡的战利品了”。换句话说，在这座庞大的方形塔堡的主楼内，有无数饥肠辘辘的士兵，可怕的是，可供给的食物却极其匮乏。并且，约翰和他的雇佣兵军队已经在途中了。

在约翰的驻扎地多佛尔和叛军们狂乱地四处搜刮食物与必需品的罗切斯特之间，有一条被称为华特灵大道的路，这条路最初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罗马军队在全国范围内迁徙。根据文多弗[3]的记载，约翰的军队——如今由“无数充满着恐惧与沮丧的骑士及士兵”组成（这非常使人震惊）——仅用三天就从南部海岸撤营，并围困了罗切斯特城堡。那是一幅令人生畏的场面。除了训练有素的士兵（包括“嗜杀成性”的弩手），王室军队还带来了大型的攻城武器——包括文多弗所谓的petrariae，或投石器，即投掷石块的巨型大弹弓。[4]它们被设置在能够攻击到城堡的射程范围内，并开始工作；约翰用“接连不断的石头及其他武器给守城者带来了严重的烦恼”。伴随着猛烈撞击要塞的隆隆声，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尘埃与噪声。

围攻战是中世纪最重要的一种战争形式，从西欧至中国和蒙古，无一例外。围攻战更有规律可循，战果更容易预测，相比之下，开阔区域的激战的可变因素则极多，约翰就曾于前一年在布汶战役中尝到了激战的苦果。根据数百年的兵法与军事科学，在骑士行为规范的指导下（或多或少的指导下），围攻战继续在实战中被人采纳。围城者与防卫者在围攻战中达成交易，并确定相互首肯的交战条款。围攻前，围城者会制定协议，特意注明围攻城堡预计的时间长度。为解决冲突，防卫者要么在驻地前投降——这样会受到对方仁慈的对待——要么就坚持对峙到底，直到猛攻与杀戮的来临。欧洲的这种事先告知战争的智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诸如公元前1世纪军事工程师维特鲁威，以及4世纪罗马维吉提乌斯的著作均被中世纪的宫廷及王室图书馆搜集整理，并供后人研究学习。[5]

围攻战虽然科学，且受到规则的束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冲突形式是文明先进的。双方在围攻战役中，所采用的猛烈且狡黠的策略会让攻城者与防卫者都面临食物及生活必需品匮乏的尴尬境地。追溯历史，由围攻战引发的许多故事都声名狼藉。比如，在717年至718年间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中，阿拉伯围城军就遭遇了这种尴尬狼狈的境遇。在食物匮乏的窘境之下，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将人肉及人类排泄物捣烂，并制作成小馅饼，烘焙食用，聊以维持生计。虽然，这种描述也许仅为了引发人们对围攻战的厌恶之情，可能有夸大之嫌，但类似丑恶的故事绝非个例。918年，维京人围攻切斯特，防卫者朝其扔掷滚烫的麦芽酒及沸水，并放出蜂房中穷凶极恶的蜜蜂。维京人的皮肤因此泛起了水泡，并开始脱皮，他们的双手双脚也因为蜜蜂的蜇伤而红肿溃烂，围攻的维京人就此被防卫者击退。据传，约翰的祖父——安茹伯爵若弗鲁瓦五世曾经制作了一种被称为希腊火药的传奇药剂，这种火药由胡桃油及椒麻混制而成，当若弗鲁瓦五世攻打位于安茹与曼恩省边境的蒙特勒伊贝莱的一座城堡时，他从石弩中投出了希腊火药，所引起的爆炸对该城堡造成了重创。12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尤其擅长在围攻中实施恐怖战术：采用消耗战作为作战策略时，生活时常了无生趣。因此，他们想尽各种方式折磨俘虏：据说他军中的士兵将敌人的头颅当作足球来踢，并剥掉俘虏的头皮，砍下其手脚。而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消遣时光，娱乐自己。

围攻时常常会使用一些残酷且不寻常的器械：除了一些常见的围攻工具，诸如梯子、扩展塔、钟楼、破城槌及弹弩之外，攻城者有时候还会采用生物战和心理战，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攻城方式极有可能使其堕入邪恶的深渊。为了挫伤防卫者的士气及传播细菌病毒，腐烂的尸体——动物或者人类的尸体——被抛入城堡内，或者将其沉入水的源头。在围攻战期间，为了避免食物短缺，防卫者往往会将非作战人员驱逐出城堡或者城镇。然而，在战争法则中，围攻部队在城堡视野内的无人地带诱捕手无寸铁的居民，并将他们活活饿死是完全合法的。

就算暴力并不荒谬，但由于围攻战的地点充斥着病痛与饥饿，因此，对于对峙的双方而言，这个地方都恐怖至极。约翰的长兄理查一世正是在1199年沙吕–沙布罗尔的围攻战中身亡。一名防卫者手持厨用平底锅作为盾牌，并从护墙中偷偷发射弩箭击中了理查。因此，这一次罗切斯特围攻战中，约翰的军队及在罗切斯特城堡内设路障的男爵们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境遇危险，且可能会危及生命。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从未遭遇过如此窘困且负隅顽抗的围城之战”，克罗兰的编年史家写道。一连好几日，约翰连续采用弹弓重击城墙，他的弓箭手、弩手也顺势不断发射弩箭。然而，这一切攻城手段似乎都无济于事，他们很快发现，罗切斯特城堡的防御工事坚不可摧，绝不是简单的发射物就能轻易攻破。（这里还有一个十分讽刺的地方：约翰自己曾在其统治早期，拨款115英镑用于加固当时还短暂属于王室的罗切斯特城堡的防御工事。）10月14日，国王向坎特伯雷附近的城镇下了令状，命令当地官员日夜不停地制作镐头（比如鹤嘴锄）。如果无法正面攻破城墙，那么他们会转而从城堡下方进行攻击。这对于多比尼及防卫者而言是一则坏消息。而这种方式——在堡垒下挖隧道——无论坎特伯雷的长官能够输送多少镐头，整个过程绝不会速战速决。对于多比尼及防卫者而言，他们最希望的快速结束围攻的方式是从外部解除危机。

10月26日，一队全副武装的男爵骑行出伦敦，朝着罗切斯特前行。他们意欲分散约翰的力量。该突袭部队包括700匹骏马——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救援队伍，但是当他们还未到达德特福德（距罗切斯特25英里），他们就得知更加庞大的约翰的队伍正准备阻止他们的行进。然而，叛军首领并不倾向于发起此次战争，因此，尽管他们曾明确发誓帮助驻军，他们却仓皇逃回伦敦，并期待着更好的事情发生。在文多弗的罗杰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怯懦表现。“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老窝，却背叛了在围困之中的威廉及其随从。”他们在伦敦很安全，编年史家继续写道（也许是虚构的），“他们玩着危险的抛掷色子游戏，且任意挑选并品尝着上乘美酒。他们捡起了从前的恶习，并将围困的伙伴抛诸脑后，任由他们忍受着各种痛苦，且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约翰命令他的弩手和投射手夜以继日地轮流对要塞进行轰炸炮击，与此同时，多比尼的随从则极为挑衅地将这些从外部抛掷进来的石子再扔还给敌军。而在碎石击城的响声之外，人们还依稀能听见城墙下铁锹的动静，虽然声响细微，但极具破坏力。他们挖掘着肯特的土壤，朝着要塞缓慢进军。

挖地道虽然冒险，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攻城方式。这种方式需要人们在城堡下挖掘隧道，防御地基会因此而变得较为脆弱。当隧道体积足够大的时候，攻城者会故意将隧道瓦解，从而带动部分城堡轰然坍塌。虽然在这期间会存在一些可能发生的风险，如果隧道过早坍塌，仍在施工的坑道工兵会被活埋，但这依然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约翰自己曾在1203年至1204年期间，亲身体会过地道带来的令他厌恶的结果。正是由于坑道工兵在可移动木制盾的保护下免受轰炸威胁，并夜以继日地在城墙地基开展作业，金雀花最伟大的城堡——坐落于诺曼底塞纳河河畔，由约翰的长兄理查建筑用以抵御攻击的盖亚尔城堡——才部分坍塌，并彻底被法兰西人掌控。在中世纪，挖掘地道与反地道成为一项精湛的技术，而城堡的防卫工事也由此延伸至城堡之下，建造拦截坑道工兵的隧道，如果需要的话，防卫者可在隧道中与坑道工兵赤手肉搏，逐一击退。[6]然而，1215年在罗切斯特，防卫者对约翰的坑道工兵却无计可施。

罗切斯特城堡的东南角被大炮及掘地者同时看中：因为在这块区域，城堡的主楼与城堡周围的护墙距离较近。在某一时刻，大约是在10月底或11月初，上下不间断的攻击令城堡的墙壁开了一个孔。这个小孔意义重大，是约翰付诸人力物力，倾注心血获得的胜利证明。这意味着王室的力量已经攻入了城堡的外庭。然而，150英尺高的城堡主楼依然屹立在那里，防卫者仍旧可以稳固地退到这外壁粗糙，却极为厚实的主楼中。在强行破门而入之前，约翰的军队依然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约翰从不缺乏决心，他命令挖掘工们继续埋头苦干。

挖掘工们按照国王的要求继续工作。显然他们推进的速度令人满意，因为在11月25日，约翰向他的法官及忠实的仆人休伯特发出去了一道命令，要求他提供更多的不寻常的服务。他要求休伯特“快马加鞭送来40头肥猪，此类的肥猪不需要非常美味，它们会被用来引燃堡垒底座”。这条信息只能说明一点：位于东南角主楼下的隧道被认为足够深，能够完成任务。立柱已经做好了塌陷的准备——约翰希望，随着立柱的塌陷，4个塔楼的其中之一也能够随之坍塌，它们目前仅依靠坑道工兵安置的木制支柱支撑着。

大约45摄氏度时，猪肉脂肪融化；120摄氏度，猪肉脂肪会冒烟；而当温度攀升至300摄氏度时，猪肉脂肪会自发地燃烧起来。约翰地道中的木制支柱上被涂满了40头猪的猪肉脂肪，这足够直接引燃东南角的主楼。对于那些饥肠辘辘的防卫者而言，这是一种令人特别不安的经历，根据文多弗的记载，他们在这个时刻，早已饥不择食，沦为食用战马腐肉的瓮中之鳖。木头燃烧的烟味首先与炙热的烟熏肉的香味相互交织，随后猪油燃烧的辛辣味也混入其中，并弥漫开来。约翰带领的攻城者急于想看看他们连续数周挖掘的隧道是否有效，因此，想必在那个时点，他们停止了轰炸与炮击。最终，随着一声可怕的雷鸣般的声响，砖石建筑有如宿命般，顷刻倒塌。随着约翰精心挖掘的有如地狱一般的隧道的瓦解，东南角塔楼的一大片建筑也随之崩塌。攻城者迅速进入之前攻破的城墙洞孔之中，而多比尼的军队则不得不逃窜进最后一片安全之处躲藏。

罗切斯特城堡的主楼中有一堵牢固的内隔墙，它将建筑分成了两个部分，这种建筑风格令它有可能将城堡中一半的房间都封闭起来。目前驻守军队之中的一小部分后防部队躲避在内隔墙之后。然而，并没有足够的房间安置每一位防卫者，因此，那些被大家认为身体最为孱弱的人直接就被扔出城墙外。显然，这些被弃之人受到了国王军队肆意的蹂躏，他们的手臂、双腿被砍掉，供军队娱乐消遣。双方都意识到，也许围攻战即将接近尾声：根据文多弗的记载，防卫军十分清楚摆在自己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停止防御，出来求和；要么继续在最后的安全地带按兵不动，这样虽然一时太平，但日复一日，他们终将因食物匮乏，饥饿至死。当东南角的城墙坍塌后的几天——或者也有可能仅在几小时后，在分隔墙后驻扎的防卫军余兵做出了最后决定。11月30日，他们进行了一次商讨，他们达成共识——“如果没获得战争胜利，却死于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将是一件更加耻辱的事情”。此次攻城之战，以防卫军的投降而落下帷幕。防卫军们从最后的避难所中狼狈地走出来，模样凄惨不堪，将自己及残留的破烂藏身之所拱手献给了那个得意扬扬，但勃然大怒的国王，听凭他的处置。

罗切斯特城堡的围攻战持续了将近两个月。防守时间如此之长，足以能够说明反叛男爵们刚毅的战斗精神，他们不屈不挠、固守到最后一刻，由此牵制了国王约翰的兵力，令伦敦及其他东南部战略重镇免受国王的攻击。而在围攻战中罗切斯特城堡遭受的损害如此之惨烈，也证明了国王约翰急于迫切渴望成功的决心，他希冀通过这一役，挽回自己蒙羞的面子，并恢复元气。虽然获得了胜利，但两个月的艰难作战依旧让约翰恼羞成怒，他希望将所有的贵族都施以绞刑。冷静的谋臣劝告约翰尽早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某天局面反转，反叛的男爵也会用同等残忍的手段对待国王。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战争惯例法则都不赞成杀害主动投降，而非暴力逮捕的俘虏。回观此次围攻战，虽然约翰的军队通过隧道的方式潜入了主楼的中心地带，但战争最终得以结束还是因为多比尼防卫军队的主动放弃。而当多比尼的军队选择投降之时，也期待着敌军能够慈悲以待。最终的结局也许令人扫兴，约翰虽然许可了叛军继续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却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多比尼和他的贵族伙伴们被国王拘留在臭名昭著的科夫堡地牢。另一些人则被约翰留在了身边——据文多弗记载，这些人包括罗伯特·德查恩，理查·吉法德和林肯的托马斯。国王约翰打算在诺丁汉庆祝这一年的圣诞节，因此，他们也随着王室，从被烧毁的罗切斯特离开，朝着北方的英格兰中部行进。

飞禽，走兽……及血腥竞技

在英格兰金雀花王朝时代，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而有些时候甚至有些血腥暴力。在日常生活中，动物为当时的人类提供了交通、食物、布匹及驱动农业的动力；在狩猎场、竞技场上，动物是猎物、捕食者（狩猎与竞技在当时是受到欧洲上层社会追捧的活动，作为宠物，它们是人类最友好的伙伴）；从心理层面而言，动物是人类一直深深迷恋的事物——它们是神话与寓言的主角，是大家族纹章盾徽上的圣像，也是中世纪手稿中奇怪涂鸦的灵感源头。

绵羊是中世纪英格兰最常见的一种被驯化的动物。据《末日审判书》记载，在11世纪末，绵羊的数量占了英格兰家畜的75%，直到13世纪初，这个数字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牛、山羊、猪的比例依次递减。上述家畜为人类提供奶制品或肉类，或者两者均提供。其中，仅绵羊，除了提供肉类及羊奶，还为人类提供羊毛，而这成为当时英格兰经济的支柱产业。归功于英格兰羊毛出口生意的兴旺发展，布匹贸易也随即在北海一带的佛兰德兴盛开来。除此之外，纺织业贸易蓬勃发展，未加工的羊毛纺织成纱、线，织成布料，漂洗（即浸泡、清洁、拍打用以清除天然油脂及灰尘，并将其粘接起来）以及染色，加工制成完整的产品就可在市场上售卖。所有的这一切都依赖于家庭作坊，英格兰当时饲养的绵羊总量多达数百万只。

虽然英格兰绵羊的数量庞大，但论及地位，它们依旧无法与数量较为稀少的马相匹敌。马在英格兰受到人们的尊敬，至少对于国王、男爵及骑士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动物。在当时，马是基本的代步工具，也是农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215年，徒步行进的速度十分缓慢，而骑马代步一天则至少能够前行20多英里——如果更换运载工具，转坐公共马车行进，花费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无论对于在田间地头耕作的劳动人民，还是坐拥领土的上流阶层，能够拉犁、运载沉重货物的马匹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马力，英格兰的经济绝不可能如此发达，生产绝不可能如此高效。

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马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进行军事进攻时，马匹是最强有力，能够长驱直入的交通工具：13世纪，一位在马背上全副武装的骑士相当于一辆坦克，会对步兵造成强大的威胁。最富裕的军人骑着战马，而这些战马又被分成军马（大且强壮，很适合用于马上的长枪比武）、骏马（敏捷且机灵，在战斗中十分有用）及多用途马匹（也可被当成驮马使用）；而普通男女日常骑行通常会选择一种小型、步伐平缓的马匹——骑用马；一些稍小，却更加健壮结实的马匹——驮马，能够帮助人们运载行李。

除了马以外，食肉动物——主要包括猛禽及猎狗，也是当时英格兰极具价值的高级动物。狩猎是早期英格兰的国王及其伙伴热衷的娱乐项目。13世纪对狩猎的推崇更是到了一种如火如荼的地步，就连作家都开始著写狩猎实用手册。据富瓦的伯爵加斯顿·费布斯所著的实用手册记载，在14世纪初，狩猎的主要对象为赤鹿、狍、小鹿和驯鹿、野羊、野兔、熊、野猪、狼、狐狸、獾、野猫，以及水獭——根据费布斯的记载，这种动物是猎狗唯一乐意追逐的对象。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就连曾在1220年加冕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也曾著写过一本猎鹰训练术的详细指南——《用鸟类狩猎的艺术》，书中细致地描述了猎鹰的习性与生理特征，同时还记录了如何训练猎鹰捕获猎物的具体方法。

国王约翰虽然从未著写过任何相关的书籍，但他对狩猎的热情确是显而易见的。他拥有上百只猎犬，包括灰猎犬和纯血猎犬，它们被关在遍布英格兰王国上上下下的城堡、房屋之中，方便约翰在任何休息的时候进行狩猎活动。除了猎犬外，就如同腓特烈二世一样，约翰十分关注猎鹰的训练。他饲养着猎鹰，并训练它们如何击败包括鸭子、鹭及鹤在内的猎鸟。事实上，国王对狩猎的热情可以在《大宪章》的几项条款中窥见一斑。猎鸟通常来讲都沿着河畔饲养、筑巢和生活，而约翰则将河畔用栅栏隔开，并指定这个区域为他私人的狩猎场，而这曾经还成为激怒臣民的主要原因之一。宪章第47条和第48条要求国王承诺恢复河畔的开放状态，并由他的官员调查发生在河畔的胡作非为事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犬类都被用于狩猎，一些女士为了消遣娱乐，会饲养宠物狗。而关于猫的饲养，考古学家发现在1215年之前，人们就已经将猫饲养成为家畜——大约已经持续了200年。但是，猫的生活并非娇生惯养，大多数的猫都被饲养成为捕鼠能手，并以它们捕捉到的老鼠为生。中世纪的人们对待猫也有着自己的智慧。人类没有将他们作为自己的食物——由于猫食用其他动物的肉，这让它们与食用腐肉的鸟类一样，成为食用的禁忌——但是猫的皮毛是一种相对便宜的奢侈品，社会成规允许较低阶层的人士穿戴。人们常常垂涎于长相姣好的猫那身诱人的皮毛，并对它们进行追捕、猎杀。

13世纪的英格兰男女常通过游戏和竞赛进行娱乐消遣。而在这些活动之中，通常也有动物的参与。对于男爵及骑士阶层而言，竞赛能够培养他们战争中所需的技能，尤其是骑士比武大赛，能够充分锻炼他们的技艺。训练有素的军人可自由参加竞赛，他们都想通过比武来证明自己有着较高的骑术和作战技巧。在创作中世纪故事时，现代小说与电影常将骑士比武大赛作为创作主题。1215年的骑士比武大赛，与15、16世纪发展成为仪式化盛会的大赛相比，相对更粗糙一些。在《大宪章》时期，一场骑士比武大赛通常是由庞大的队伍在开阔的乡村地带进行——比赛的场地蔓延12英里甚者更长的地段。骑士们在比赛场地疾驰飞奔，追逐着对手的战马，竞赛失败者，其战马会被赢家没收，或者向赢家支付赎金。竞赛中选手的得失都相当惊人：青年威廉·马歇尔在骑士比武大赛中展现的技能才干为他今后的财富与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般而言，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普通人只能作为旁观者参与骑士比武大赛。他们模仿这些最受欢迎的精英运动，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简陋版本。贝克特的传记作者威廉·菲茨斯蒂芬曾记载了许多伦敦流行的体育娱乐活动。他曾在大斋节的一个星期日到访史密斯菲尔德，并写道，看到“一群年轻人”在一条环形线路上驰马竞赛，他们手持钝的长矛，试图攻击对方。菲茨斯蒂芬写道，在夏季的斋日，年轻的男子们沉溺于剑术运动之中，“奔跑、跳跃、摔跤搏斗、抛掷石头、扔标枪，以及用刀剑和圆盾搏斗”。菲茨斯蒂芬曾提到，伦敦的每一所学校和贸易行会中都能看见踢足球的老百姓。同时，动物的相互攻击也是当时颇受人们欢迎的一种娱乐形式，公鸡、牛、野猪和熊常被人们引诱进入斗殴状态。此外，老百姓常“玩弄空中的飞禽，与猎鹰、猎犬一同在树林中狩猎”。

即使动物没有直接参与，老百姓通常也会玩一些受到战争影响的运动。菲茨斯蒂芬曾这样描述伦敦人当时的情景：他们在伦敦大桥下的小船船尾互相对抗作战，他们激流勇进，旨在用长矛尖攻击固定的木盾。冬季，待城北的沼泽地结冰之时，青年人会用动物的胫骨制成溜冰鞋，他们在结冰的沼泽上比赛，嬉戏玩耍。而其中更勇敢点儿的人则会参与冰枪竞赛，用长矛直接攻击对手。据菲茨斯蒂芬记载，在进行冰枪竞赛时，选手的骨头时常被折断，“当冰接触到选手的头部时，他们的头部皮肤常常会出现大面积擦伤”。

在13世纪，人们对动物的兴趣十分浓厚，并不仅仅局限在屠杀或利用它们的劳动力这两点上。当时，动物学是一门吸引人且十分有趣的学科。约翰统治时期，伦敦塔开始逐渐成为王室的小型动物园。其实，亨利一世曾经在牛津郡的伍德斯托克收集过包括狮子、老虎、骆驼及豪猪在内的动物品种。然而，伦敦塔所建立的王室动物园的意义却更为非凡，持续经营的时间超过600年。从1210年开始，伦敦塔就成为数只狮子的家园——这对于金雀花王朝而言非常合适，因为在该王朝的纹章盾徽上就刻有三只雄狮。当狮子被引入伦敦之时，一部中世纪动物寓言集描述了当时到访伦敦塔的访客如何看待这些猛兽。书中写道，狮子与人类国王有着相同的完美特性——他们残暴凶猛，却又有着一颗慈悲之心。“狮子仁慈的本性可以用无数的例子加以证明，它们会饶恕躺在地上的人，它们会将俘虏带到自己的家中，它们通常更偏向于攻击男性而非女性，除非它们饥肠辘辘，否则它们绝不会杀害儿童。”

上述的描写并非平实记载，相反更像是一则寓言。但与当时其他一些描述动物的方式相比，并不那么奇怪。根据同一部动物寓言记载，海狸知道人类认为它们的睾丸具有药用价值，也正因如此，令它们遭受了灭顶之灾。因此，当海狸被人追逐的时候，它们会自发咬掉自己的睾丸。雌虎会被丢下的玻璃球欺骗，它们会混淆玻璃球与它们的幼崽，并尝试着开始哺乳。豹子的气息十分香甜，能诱惑世上的所有动物跟随它——除了龙，龙十分的嫌恶这种气味，它们会尽可能躲避开这种味道。饥肠辘辘的狐狸会在自己的肚皮上涂抹红土，并佯装成一堆腐肉，一动不动，当鸟禽从空中俯冲下来，并试图啄食之时，狐狸会突然发动猛攻，将这些愚蠢的鸟类一口吞食。

公正而言，当时最富有异国情调的野兽并没有生活在动物园中，而是存在在编年史家们的想象之中。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记载，1215年之前，英格兰有一种“奇形怪状的鱼类”（pisces insolatae formae）。它们鳞屑的条纹令它们看起来如同有着盾牌和头盔作为武装的士兵。威尔士的杰拉尔德曾游历过不列颠群岛及其之外的众多区域，他曾经描写了许多他在旅行途中遇见的行为怪异的动物。在他的《爱尔兰的历史与地形》一书中，他描述道：“在巴黎，我看见一头狮子，它在幼年的时候被主教送给了腓力·奥古斯都。这头狮子曾经与一位名叫约翰娜的愚蠢女人相恋。”根据杰拉尔德的描述，如果这头狮子从牢笼中逃走，只有约翰娜能够通过一些“女人的技巧”使它恢复平静。除此之外，杰拉尔德还在爱尔兰观察过一只属于康诺特省国王鲁艾德锐的山羊，“这只山羊因其皮毛的长度和角的高度而出名”。如果我们相信杰拉尔德的记载，那么这只山羊与腓力·奥古斯都的狮子一样，“曾经与一些……卑劣的女人有过人兽杂交的行为”。虽然杰拉尔德对这种传说有着明显的兴趣，但是在每一篇寓言描述中他都仔细地加入了自己对这种行为的严厉批判。他用“坏不堪言”来描述这只康诺特的山羊。同时他也认为应该对那头巴黎的狮子处以死刑才合适，“不是因为它的罪恶，而是希望杀鸡儆猴，起到威慑作用”。

[1]13世纪，在诸如多佛尔城堡的公共资本项目上花费7000英镑相当于如今花费至少17亿英镑（27亿美元）。根据measuringworth.com，提供的信息，该价值代表了相对经济成本。

[2]比如，多佛尔城堡大方形的主楼，高95英尺，在一、二楼有着一个八角形底座及一个原始的入口。亨利二世于12世纪80年代建造了多佛尔城堡，随后约翰对其进行了改进修缮。

[3]此处的文多弗为文多弗的罗杰，即前文所指的罗杰，此处按原文译，余同。——编者注

[4]中世纪投石器的术语多样且模糊不清，但在日常使用中似乎有几种类型。重力抛石机有着一个轴心式摇臂，并被一个平衡锤驱动。现代测试显示，一个有着重量为一吨平衡锤的重力抛石机能够吊起15公斤的碎石块，根据砂浆测量，碎石块总长约120至180米。（参见P.V.Hansen,‘Reconstructing a Medieval Trebuchet’,Military History Illustrated Past and Present 27,1990.）弩炮是一个由绞车驱动的巨型石弓。军用射石机通过固定的木制投掷臂发射石头，发射石头的过程中，投掷臂会被回拉，并击打在一个横梁之上。这些投石器常常会被冠以可怕的名字，诸如“上帝之石头投掷者”“恶表弟”“狂怒者”，以及约翰的孙子爱德华一世声名狼藉的投石器——“领战狼”。根据维盖提乌斯的记载，从罗马时期开始，投石器在设计上有一些变化。参见Flavius Vegetius Renatus,De Re Militari,66.

[5]坐落于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拥有维盖提乌斯在11世纪和12世纪创作的20个原稿。毋庸置疑，中世纪围攻战与罗马有着直接的关联。参见J.Bradbury,The Medieval Siege(Woodbridge,1992),3-4.

[6]到访多佛尔城堡参观的游客至今仍能看到地下战争的迹象与证据。

第八章　“无神”

外国军队和雇佣兵在罗切斯特城堡外已经驻扎了接近两个月的时间，而这无疑是一件既耗费资金，又令人沮丧的事情。因此，罗切斯特城堡轰然倒塌不到一周，约翰就立即允许其士兵自由活动，他们开始大肆地搜刮掠夺。围城期间，罗切斯特附近的区域已经千疮百孔，损毁严重。而如今，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国王约翰准许士兵们将这种恐怖行动蔓延至全国各地。

这种做法十分大胆。然而，事情的发展态势似乎再次朝着约翰希望的方式进行着。约翰方面在摧毁罗切斯特城堡的行动上，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然而对于怂恿路易亲赴英格兰的男爵们而言，夺取王位的希望不仅前路未卜，且逐渐渺茫起来。萨尔·德昆西与赫里福德伯爵亨利·德博恩曾前往法兰西，敦促路易王子尽快前往英格兰登基加冕。但路易王子似乎有点儿无动于衷，他仅派遣了140名骑士前往伦敦，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征兆表明他会亲赴伦敦，并发动全面入侵。

与此同时，约翰在罗马对反叛男爵进行的政治诉讼却越发猛烈。在罗切斯特城墙轰然坍塌的当天——11月30日，在十分诡异的巧合之下，教皇英诺森三世公开对那些胆敢反叛英格兰国王之人嗤之以鼻。整个11月，英诺森三世一直在主持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虽然法令最终一定会渗透到基督教教徒的生活之中，但他依旧希望通过召开此次会议，团结教会的力量，并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进行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提议。协商会议给予了英诺森三世亲自介入英格兰事端的机会，除了4名主教外的所有的英格兰主教都出席了此次会议。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的70条教规或者法令——在其创立之前曾有一个声明，即三位一体的基督教信仰中人类的堕落与救赎的承诺——推进了基督教教徒生活的广泛改革。这种类型的会议算得上是旷世难逢：第三次拉特兰会议曾在1189年召开，而第五次拉特兰会议在300年后的1514年才再次召开。此次会议，英诺森三世召集了超过1000位的神职人员前来赴会，其中还包括另外四大教区牧首中的2位，他们都支持英诺森三世复兴基督教的强烈愿景，并愿意为其提供帮助，他们将“是时候振作起来，进行新的一轮十字军东征”的消息带回各自的家乡。

会议的议题所关注的方面多种多样。而居第一位的，要数教皇长期对异教以及不合规教义的关注：会议谴责了“所有违背神圣、正统天主教信仰的一切异教”，并威胁会将“任何名义下的异教徒”逐出教会，开除教籍。在英诺森心目中，最不可小视的就是来自法兰西南部的卡特里派的异教徒们，他曾经发动了残忍的运动去打压该异教。然而，这种异端宗教在英格兰却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沃尔特·迈普曾记录了一段关于卡特里派在一位以一只巨大的黑猫形态出现的大师授意下，进行兽性般狂欢的淫秽场面的描述，并在这之后说道：“来到英格兰的（卡特里派的异教徒）至多有16人，奉国王亨利二世之命，他们被人用棍棒鞭打，并被刻下烙印，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该事件发生于12世纪60年代，从那时起，有组织的英格兰异教就因缺席而著名。然而，人们对教义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大约在1200年，伦敦修道士康沃尔的彼得曾写道：“有很多人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认为，世界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而被统治起来的，并非是由上帝统治的。他们也不相信人类死亡之后，灵魂还会继续存在。”如果约翰一旦考虑放松对异教的监管，那么拉特兰会议的教令会让他三思而行。康沃尔的彼得低沉有力地写道：“如果一位世俗贵族忽视了肃清领土上异教污物的重要性，那么他将有可能被驱除出教会。”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来提高牧师、教士的素质及教育程度，同时，还显示出对神职人员坠入性欲和酗酒深渊的低容忍度。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禁止神职人员将他们的家具放置在神圣的殿堂中，文章还间或对“肮脏的圣坛、圣餐服饰”进行谴责，称“其肮脏的程度令人震惊”。同时，还禁止教士狩猎或放鹰，也不允许他们拥有自己的猎犬或猎鹰。他们不被允许“观看哑剧及艺人、演员的表演”，也不能够穿戴时尚或者带装饰点缀的服饰。根据教规规定，教士一旦进行了不正当的性行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醉酒也成为暂停神职人员办公的理由。会议还特别关注了饮酒游戏，“在一些地方，饮酒之人相互拼酒，针锋相对，在他们眼中那个能够喝倒所有人，并将最深的酒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的人最受人赞赏”。

当然，这些规定是否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位声名狼藉的教士的认知还值得商榷：与这种傲慢与放纵之罪极为相似的罪孽将支撑着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下的反教权主义。然而，在生活的其他领域，第四次拉特兰会议也有着深远长久的影响。第18条教规这样陈述道：

任何一位教士都没有宣判死刑的权力，也没有权力实施任何涉及血腥手段的惩罚，或在实施血腥惩罚之时亲临现场……任何教士也不能够上书或命令他人进行血腥惩罚……教士不能够受雇佣兵、弩手或者任何类似血腥暴力之人的命令行事……并且任何教士都不能通过沸水、冷水或炽热烙铁的审判来判定某人是否无罪。

上述简明扼要的法令重新划分了教士与他们所服务的世俗权力之间的边界。曾经几代的主教都可以上阵打仗杀敌，而彼时，勇士主教屈指可数。教士依然能够参与战争、攻城略地——但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他们的武器从棍棒、权杖变成了十字架、圣骨以及经文。正如在前文中所提及的，神判被弃用。

如果说从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开始，教会逐步从世俗司法制度核心决定权、管理权的角色中退出，那么在其他方面，该会议则令基督教教义深入普通男女的日常生活中。第21条教规如是写道：“每一个信徒，不分男女，应该在达到能辨别善恶的年龄后，每年一次，在他的本堂神父面前，诚实地承认他所犯下的一切罪恶，并尽全力，做完规定给他的补赎，且至少在复活节期间，虔诚地领圣餐一次。”在12世纪，忏悔逐渐成为宗教生活的重要部分，尤其在所谓的“赦免之日”——濯足节更是鼓励信徒进行忏悔。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将忏悔纳入教条之中，彰显其在诸多教会圣事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忏悔还与圣餐紧密相连。忏悔仪式将基督教世界的每位成员联结在一起，仪式中神奇的面包和葡萄酒代表着耶稣的鲜肉与鲜血，而忏悔仪式成为中世纪宗教文化的中心支柱之一。在第四次拉特兰会议结束后的二三十年中，由于人们对圣餐仪式的颂扬，一种新的节日——圣体节诞生了。到了14世纪，圣体节成为教会年历中最重要、最喧闹的场合之一，圣体节在圣三主日后的星期四进行庆祝（具体盛会的时间并不确定，一般是五月中旬及六月中旬之间的某一天）。人们会采用游行、神秘剧及（十分讽刺的）拉特兰会议专门加以谴责的狂欢宴会（人们暴饮暴食、过度酗酒及进行各种不道德的行为）的形式进行庆祝。

1215年12月，当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教规的结论在基督教国家中公布并传播开来时，其中的含意远没有被世人完全理解。根据文多弗的罗杰的记载，其中的条例似乎“对于一些人而言易于接受，而对于另一些人而言则冗长乏味，令人生厌”。但是，如果有人开始思索在1215年立下的哪一份协议能够对英格兰社会产生久远且深层次的影响，人们可能并不会想到约翰与反叛的男爵立下的那份短命且不能令人信服的条约。兰尼米德的和平景象迅速结束，而由英诺森三世汇编的教规（其长度堪比第四次拉特兰会议教规），似乎承诺了一个相对更为深远且重要的变化。

同样，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对英格兰也产生了剧烈的影响。11月4日，在会议开幕之时，英诺森对大主教斯蒂芬·兰顿的停职事宜（停止其一切基督教职责）进行了确认。这是对前9个月中，斯蒂芬对反叛男爵进行调停失败的一种惩罚。在会议最后的环节中，教皇确认将英格兰所有（反叛）的男爵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人”全部逐出教会。同时，英诺森三世将他的裁决送回英格兰，并在每个星期日及宗教节日中，公开在整个王国的教会中进行宣读。与此宣判相伴的是警钟长鸣。其实，早在两个月之前，教廷使节就已经宣布了判决结果，而这次教皇的宣判仅仅是对使节宣判的再次确认。然而，教皇的这种明确且毫不含糊的做法却令约翰备受鼓舞。如今圣诞节快到了，约翰有信心再次牢牢掌控自己的王国。

12月18日星期五，国王约翰和他的一批随员抵达赫特福德郡的圣奥尔本斯修道院，他们研究着如何与男爵进行下一个阶段的战斗。星期日，约翰在这座占地面积庞大的修道院礼堂中将他的部下聚集一堂，当“大主教兰顿被停职、男爵被逐出教会”的教皇信件被大声宣读时，僧侣也在现场。随后，国王与他最亲近的谋臣退回至修道院的回廊，文多弗的罗杰记载，“在回廊中，他们提出了瓦解敌人的计划，并根据在国王约翰指挥下作战的外国雇佣兵的薪酬对他们进行了安排”。

他们萌生出的计划在战略上很简单，然而在战术上却很无情，可谓毫无怜悯之心。王室军队被分成了两个部分。约翰会带领一半的军人北上，威廉·朗格斯佩及约翰的外国顾问与军事首领法尔科斯·德布鲁特和莫莱翁的萨瓦里克则继续坚守南部。除了诸如威廉·马歇尔一般的保皇派顾问外（他虽然归于国王，却声称“为两派军队所实施的暴行深感悲痛”），上述两方面的军队都将会“用火与剑蹂躏整个王国”。这完全是一场由来自另一片土地的专业士兵大肆发动的战争。任何妨碍王室军队行事之人的未来都将是惨淡不幸的。

当关于约翰将不再拘束其军队的消息四处传播之时，叛军们神情低落，心情跌入谷底。克罗兰的编年史家记载：“他们（叛军们）沮丧气馁，被这恐吓吓坏了。他们聚集在伦敦，或者修道院里，如今没有人愿意聚集在堡垒之中。”这并不令人吃惊：罗切斯特城堡一直以来都是英格兰最坚实的堡垒之一；而面对国王密集部署的石弩和配有镐和猪脂肪的工兵，在远不及罗切斯特坚固的城堡里，还有什么生存希望呢？

没有人会喜欢面对一支主要是由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并且这些雇佣兵还被赋予可充分使用武力的权利。二三十年之前，沃尔特·迈普曾写道：雇佣兵与那些逃避弥撒的异教徒一样邪恶。迈普称他们为“鲁捷”，但是他们也被唤作布拉班特人，因为他们之中最残忍的那一部分人通常被认为来自低地国家，特别是来自布拉班特地区。（其他招募士兵的好地方包括阿拉贡、纳瓦拉、巴斯克地区和威尔士。）雇佣兵首先是为利益而战斗，其次才是忠诚，并且通常他们会在自己本国之外的地方活动：这类人被人们认为是几乎不考虑他人的安乐幸福，也不会尊重其所肆虐领土的任何风土习俗。沃尔特·迈普描述这些鲁捷“用皮革、木棍和剑从头武装到了脚趾”，并且指控他们使“众多的修道院、村庄和城镇化为灰烬，随意实施强奸暴行，并真心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

1179年的一次教会会议宣判将雇佣兵和所有的雇佣者逐出教会，因为“他们既不尊重教会也不尊重修道院，并且不分年龄、性别，不放过任何寡妇、孤儿、老人或年轻人。他们摧毁所有事物，像异教徒一样将一切化为废墟”。该观点得到了英格兰大多数荣誉骑士的认同。威廉·马歇尔对约翰的雇佣兵持怀疑的态度，马歇尔认为他们不仅仅是一群声名狼藉之人，还是一群可怜的盟友。在他的传记中曾提到，1215年的秋冬，国王的“外国骑士、士兵每天被教唆进行烧杀掠夺，并几乎从不考虑如何在战争中推进国王的事业，相反，他们一心想着的都是如何摧毁国王的土地”。

首先，“应该如何处理国王的敌人和叛徒的土地？”，约翰命令他的执行吏、军事统帅没收叛军的土地，并将这些土地转交给效忠者。国王的档案机构散播出来的大量颇具先兆性的命令犹如一张张特许状，批准全国的追随者们自行夺取敌人的领地。随后，从圣奥尔本斯开始，国王从北部一路南下到达叛军领土的心脏地带。文多弗的罗杰用一段生动的文字描述了国王途经之处造成的破坏与损失。罗杰这样记载：

国王将他的军队广泛地分散至各地，士兵们烧毁男爵的建筑物及宅邸，搜刮他们的私人财产及牲畜，损毁一切挡道的物品，他们所到之处，无不现出一幅凄惨悲凉的景象。如果某天财产损毁的程度没有达到国王的预期，那么他还会命令士兵在行军途中，对树篱及小镇放火。国王通过摧毁敌人的领地、财产来翻新自己的视野，并且还通过偷盗来支持他罪孽的邪恶手段。

那些没有在教堂院落避难的位于不同条件和阶层的居民都沦为囚犯，在被百般折磨后，还会被强迫支付繁重的赎金。当听到国王军队的逼近的消息，主管男爵要塞的城堡主们仓皇而逃，前往隐蔽的地方躲避。他们将粮食及各种各样的储备物品留在城堡中，这直接成为国王军队的战利品；随后，国王将他的随从们安置在这些空无一人的城堡中，并沿用这种方式，和他邪恶的随从们一同挺进诺丁汉。

约翰在圣诞节之际，按时抵达诺丁汉，并在此停留数日。根据克罗兰的编年史家的记载，约翰“并没有采用平日的方式庆祝该节日，相反他在作战征途中度过了圣诞节”。他集中全力，将他的王国至于恐怖境地，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想缓和此种恐怖氛围的动作。英格兰目前所经历的一场战争不仅仅击倒了诱发冲突的男爵，同时还对占英格兰人口大多数的普通男女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普通人并没有受到《大宪章》承诺的触动，但他们显然受到《大宪章》失败的伤害。

13世纪大部分的英格兰男女都是农民：这些乡村小佃农的一生都很不容易。仅有少数人是自由民，他们有权利和自由选择在哪里生活和工作，并且被允许在王室法院为自己辩护，也许甚至还足够幸运，能够有多余的土地进行租赁，或者在农忙时节雇用他们的邻居帮助自己劳作。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受压迫者——也被称作维兰或农奴，这些人从属于领主。领主们允许他们生活、吃住、耕作、结婚，组成家庭，并最终颐养天年，安心死去，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每年需要免费为领主进行体力劳作。他们听凭领主的支配，不能够搬离自己所住的土地。当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去世了，他幸存的家庭成员需要支付租地继承税——该税种由他们所拥有的上等公牛、奶牛和马匹组成。当家庭中的女儿出嫁时，他们需要向领主支付婚嫁税金，同时，领主还会根据一整年的情况，征收一种被称为佃租的其他任意税收。农奴们会跟随土地的交易，被任意买卖。实际上，他们就是一种动产。

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维持着繁忙的奴隶贸易——购买或者拐骗村民，并将他们运送到王国的其他地方，尤其是爱尔兰地区。多亏教会的压力，这种现象在12世纪早期得到了遏制。就生活条件方面相比，13世纪的佃农与11世纪的奴隶有着显著的差异。生活在13世纪的佃农至少拥有一块与自己相关联的土地，虽然他们的自由依然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但他们至少有一丝希望能够获得自己希冀的生活，不会仅仅因为领主的意愿，就被杀害或受伤致残，他们的家人也不能够随便地被售卖。然而，即便如此，在一些关注该议题的人士眼中，隶农制与奴隶制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

典型的英格兰农夫生活在狭小却分布广泛的英格兰村庄中。乡村居民高度依赖着邻里交往，以及乐善好施的领主，他们的生活则主要依赖英格兰变幻莫测的天气情况。在乡村居民之中，人们能够看到一些范围相对广泛的繁荣景象。生活富足的自由民大约能够拥有55英亩的土地，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佃农而言，他们能够耕作的土地面积仅有5英亩至30英亩不等。还有一些少数家庭耕作的土地会低于这个水平——仅能在几英亩的土地上进行耕作，而一些家庭可耕作的土地也许比这还少，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完全依赖别人的施舍，或者直接受聘于自己的邻居。

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木构架的建筑物中，建筑物通常长25英尺至50英尺不等，宽12英尺至16英尺不等。其中最优质的建筑物的墙体由石头、黏土或者柴泥灰墁（黏土、稻草以及水混制而成）砌成，家庭成员与牲畜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每户因生活的地理位置不同，赖以为生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在英格兰大多数地方，养羊业是一项大生意。除此之外，农夫们在自己及领主的土地上播种庄稼，用牛耕犁的方式在大片田野之间沿着条状地带耕种，他们春季播种玉米、小麦、燕麦和大麦，并在夏末等待收割。猪、牛享有同一片放牧场，同时农民在其住宅之外的花园中也会种植一些有用的国内农作物，诸如洋葱、青蒜、卷心菜、豌豆、蚕豆、欧洲防风草、芹菜、大蒜、欧芹、苹果、梨、李子、樱桃及核桃等。在英格兰南部偶尔也能看到葡萄藤；相比今天，在那个时代的英格兰，葡萄酒更加常见。不过农夫们主要饮用啤酒，而非葡萄酒。因此，酿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种，那些技艺差劲儿的酿酒师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在切斯特，他们会被强迫坐在“狗屎座位”上——“狗屎座”大概是一种树桩的类型。）酿酒并不是农夫唯一能够操作的专业工种——根据姓氏推测，在13世纪早期，英格兰法律记录的工种还有面包师、管家、木匠、厨师、染工、渔民、行李搬运工、磨工、铁匠、制革工人和织布人。

一部出色的文献曾记录了1215年之后大约30年间，英格兰农夫的日常生活。这部文献是一封根据规定设计而成的信件，教授学生如何进行初级写作，但其中透露出当时大多数英格兰居民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文献中有夸张、讽刺等修辞学手法，但无论如何，该文献给我们描绘的13世纪的生活方式，与由男爵、主教及骑士共同打造的《大宪章》条款中所呈现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

信件如是开头：“各位农夫们，你们好。”

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有着一位严酷的上帝，一位狡猾的士官，一位邪恶的城镇长官，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却贫瘠荒凉，寸草不生，这一切对我们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不利影响。我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生活中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恢复精神……并且由于自由民对普通礼节及普通百姓深恶痛绝，要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着理智的灵魂，我们早就如同疯狗一般向他们怒吼撕咬。面对上述的窘境，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因为如果抱怨，那么我们的抵抗，我们的痛苦将中断。我们只有唯一的慰藉：我们可以选择死亡，只有死亡能够将我们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

那么对于一个普通的农夫家庭来说，紧随《大宪章》之后发动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呢？在他们看来，数个月的商议及解决问题的过程并不能代表英格兰的司法进程有所改变。更准确地讲，诸如约翰与其男爵们爆发的战争是他们每隔30年都会经历的一次痛苦回忆。12世纪和13世纪初，相对于法兰西来讲，英格兰是一片相对和平的土地——大多数英格兰的战争发生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但是，一旦冲突爆发，就一定是令人恐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

在12世纪，诺曼诗人罗伯特·韦斯曾经对掠夺成性的军队时代战争的共同体验有过一段阴郁的描述。他写道：“他们给这个优秀民族和这片美丽土地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和伤害？士兵们烧毁房屋，损坏城镇，他们对骑兵、农奴、牧师、修道士和修女进行迫害、攻击、谋杀……你或许看到很多土地被损坏殆尽，女人受到侵犯，男人被矛刺中，婴孩在摇篮中被开膛破肚，富人被查封，羊群四处逃窜，塔桥被降低，城镇被烧毁。”这不仅仅是一部惨淡的战争诗篇。《智慧之书》中一句老话讲到“强大的人会受到更多困难的折磨”，但这些强大的人绝不会孤立无援。

1216年新年，在这个传统的馈赠礼物的节日，约翰的军队突袭了艾塞克斯的科吉歇尔修道院，盗取了22匹马。不得不说，这一年的新年开门不利。而这之后发生的事情，也可谓时乖运舛，多灾多难。首先激怒约翰的便是北部地区，尤其是那个姜黄色头发的苏格兰国王，他选择利用敌人的困境，与约翰的敌对方签署了协议。在围攻罗切斯特城堡时，北方的男爵在尤斯塔斯·德维希的领导下，赞成承认亚历山大二世成为英格兰北部三郡——诺森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及坎布里亚郡的最高统治者。而这明显是对1209年亚历山大的父亲——“狮子”威廉一世强迫大家服从的1209年诺曼契约条款的藐视。1216年1月中旬，约翰欲意北伐，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在巢穴中去追捕苏格兰红狐狸。正如之前苏格兰人在英格兰的疯狂践踏一般，如今约翰的雇佣兵也对苏格兰进行了肆意破坏，暴行远至福斯河岸，他们对村落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掠夺抢劫。随后，约翰又转而朝南，对东安格利亚发起猛烈的袭击。在这几个月中，约翰强迫战败的敌军发誓不会再遵守《大宪章》中的条款，他似乎在用自己的方式赢回其至高无上的主权。但是随着春天的来临，形势开始逆转。根据马歇尔的传记，国王那时候几乎濒临破产。更糟糕的是，法兰西的王位继承人——“狮子”路易八世，在拖拉数月之后，最终决定跨越海峡，加入男爵一方进行战斗。而该消息一出，大大重振约翰的敌人——叛军们的士气。

1216年5月21日，路易在英格兰登陆，他抵达了肯特萨尼特岛的桑威奇，他的身后跟随着浩荡的军队。昔日的约翰——那位曾经一度被嘲笑为软剑王的约翰——再度回归了。面对曾经在普瓦图遭遇进攻的威胁，并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的那个人，他不寒而栗，后退了好几步。在1200年至1214年期间，这种唯唯诺诺的态度令他失去了金雀花王朝在法兰西大部分的领土：而现如今，这种软弱的态度似乎还会令他的王位岌岌可危。路易顺利通过肯特，一路抵达伦敦，当他到达伦敦的消息传播开来后，辅佐、侍奉约翰的人不约而同地溜之大吉。在《大宪章》中被列出的诸如瓦伦、阿伦德尔伯爵等顾问放弃支持约翰的事业；17名王室骑士抱头鼠窜；最令约翰痛心疾首的是，就连自己的异母弟，威廉·朗格斯佩也叛逃到了路易那一方。逐渐，留在国王身边的谋臣变得屈指可数——当然，除了金雀花王朝模范忠臣威廉·马歇尔。（“他是一位忠诚、高尚的人物，即便在国王最艰难的境况下，马歇尔依旧守护在他的身旁，”马歇尔的传记作者如是记载，“他从未改变过自己对王室坚定不变的忠心。”）对于除了马歇尔之外的所有人而言，约翰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而即将登上王位的路易才是掌握着英格兰未来的“明日之星”。

伦敦庆祝着路易的到来。威尔士人在西部重整旗鼓，抵抗着约翰的势力，亚历山大二世重拾起自己的奋矜之容，亲自起航前往多佛尔，为苏格兰在英格兰北部获得的胜利向路易表示敬意。在夏末传来了一则消息，7月16日，教皇英诺森三世突然在佩鲁贾去世，享年约56岁。约翰失去了仅存的一位支持自己的教皇，他继续在英格兰王国上下四处游走，用尽全力扑灭敌军燃烧的火焰，然而，截至彼时，约翰花费的精力开始表明，他的好运快用光了。

10月11日，约翰路过了主教林恩——现在是国王林恩——的城镇，这座城镇坐落于目前被称为沃什的庞大、方形河口的南部沿岸，威兰河、内内河及大乌兹河都会流入沃什河。这是一个危险的地带。约翰绕开了河口，朝着位于沃什地区林肯郡一侧的斯温斯黑德方向出发，但是随着行李搬运车的跟进，他的仆人判断错了当时的潮汐。[1]约翰的二轮运货马车、动物及随行人员迅速陷入流沙之中。根据科吉歇尔的拉尔夫的记载，约翰“遗失了他的小教堂与文物，还有一些载有各种各样家庭用具的驮马”。文多弗的罗杰声称，这次损失是毁灭性的。根据他的描述，约翰失去了“宝物、贵重的器皿及其他他特别珍视的物品……没有任何一个步兵成功地逃离，并告知世人这个灾难性的消息”。说句公道话，这样的事情不合时宜且令人尴尬，但更加糟糕的还在后面。

约翰的包裹沉没在北海沉甸的重沙之中，而比这更加棘手的是，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约翰才48岁，但身体已十分羸弱：1215年，痛风就令他步履蹒跚，如今他又身患痢疾。（据传言称，约翰所患的痢疾是由于他在热情的宴请中，食用了桃子和苹果酒而导致的。）与失去文物以及家庭用具相比，身体的病痛无疑是更严重的事情。就连当时医学治疗的重要部分——神之干预，如今也显得无能为力。约翰的病痛日益加剧，这样被病痛百般折磨好几日后，约翰对自己的生活几近绝望。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时刻，约翰居然转念想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赎罪，他将一块土地赐给了位于赫特福德郡的修道院，用以纪念布里尤兹的玛蒂尔达及其大儿子（他是被约翰活活饿死的）。10月15日，约翰悲惨地向新教皇洪诺留三世请求，希望教皇能够赦免他以往的过错，并希冀上帝“能够用仁慈的双眼看待我们，并把我们看作值得遴选为上帝选民的人”。三天后，约翰在他的临终之床弥留；在纽瓦克市，10月18日至19日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约翰去世。约翰去世时，威廉·马歇尔就在他的病榻旁，并向自己的传记作者描述约翰作为一个心怀忏悔的国王，在“死神这个邪恶苛刻的掠夺者到来，并掌控他，不放他走”之前为自己的罪行道歉。

约翰在位17年零6个月，他的统治生涯最终走向不幸与失败。国王在雷鸣般的轰隆声中去世，而他的王国或王朝却并没有因他的去世而幸免于难。昂古莱姆的伊莎贝拉和约翰的两个儿子都还过于年幼：亨利9岁，理查仅7岁。（他们的三个女儿——琼、伊莎贝拉和埃莉诺也都很年幼。）1209年，约翰要求男爵们对当时年仅2岁的亨利——作为约翰的接班人——宣誓效忠，从1212年开始，亨利就在温切斯特主教，约翰忠实且坚定的伙伴彼得·德罗切斯的监护下进行学术学习。然而，这似乎很难保证金雀花王朝王室成员能有一个繁荣昌盛的未来，或者也很难重振这个风雨飘摇的王国，令它成为一个政治稳固的国度。

约翰的遗体并没有被安葬在他统治初期修建的比尤利修道院，因为当时敌军还占领着该修道院。相反，他的内脏被取出，并由克罗克斯顿的修道院院长保管，同时他的身体被雇佣兵随员运至伍斯特大教堂中。在这里，约翰被埋葬在主教圣伍尔夫斯坦的坟墓旁，在10世纪，伍尔夫斯坦因奇迹而被人熟知。伍尔夫斯坦在世时修建了大量的教堂，并发起了禁止贩卖奴隶的运动。约翰的双腿及躯干被深红色的绣花长袍覆盖，他的左手拿着一把皮革剑鞘的宝剑，无冠的头颅上被捆上了僧侣的头巾。1214年的圣诞节，约翰坐在同样的地点，享受着私人演出的《基督胜利》，而不到两年的光阴，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约翰去世20年后，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深思约翰灵魂命运之时，他曾有过如下著名的评价：“英格兰充满了约翰污秽的事迹，就连最肮脏不堪的地狱都是被约翰玷污的。”不过，约翰留在人间的王国比地狱更加龌龊污秽、恶浊丑陋。

[1]13世纪的沃什海岸线位于现今南部的沿海地区。因此，曾经一度坐落于沃什海岸线的很多的小镇（诸如金斯林）如今都变成了内陆城镇。

后记

1216年10月28日，约翰的长子亨利三世加冕。一小拨长期受苦的忠臣在威廉·马歇尔的带领下，见证了此次加冕之礼。新的教廷使节瓜拉·比基耶里也陪伴在亨利左右。这时，路易的军事力量依旧占据着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9岁的亨利是否能够被英格兰国民接受还尚不清楚，更不用说他是否能够恢复他的父亲、伯父及祖父在英格兰拥有的霸权。除了立即对叛军及法兰西侵略者发动战争外，目前，年轻国王的谋臣为敌军提供的和解理由显得尤为重要——应做出和解的姿态，让敌军相信国王约翰已经去世并被埋葬，而阻挡和平的所有障碍均已铲除。

在约翰濒死之时，他恳求周围的人亲证，以其儿子的名义，授予马歇尔王国指挥权。这并不存在任何的争议：虽然马歇尔已至古稀，但他仍旧是英格兰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他也是为数不多的，直到最后，依旧对他的国王保持忠诚的臣子。虽然，最初他不大情愿地接受了摄政王的职位，但任职后，他就开始慢慢重拾王室昔日的远景、目标。他收到了瓜拉极为珍贵的支持，瓜拉将所有跟随路易的人全部逐出教会。没有任何一位主教会加冕一位被逐出教会精神共同体的国王。而这为忠诚事业争取了时间并给予其微弱的希望。马歇尔有着熟练的处理政务的能力，因此在他摄政期间，约翰曾经的敌人都逐渐被拉拢至英格兰新王的麾下。

男爵们收到的信件中称，如若谁能归于英格兰新王麾下，那么王室会向他提供赔偿经费并恢复其原来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约翰极不情愿地与男爵签订条约后不久，该条约再次被引入，并且作为一种润滑剂，将那些摇摆不定的男爵再次聚拢起来。在威廉·马歇尔及瓜拉·比基耶里的准允下，《大宪章》在1216年11月12日首次重新颁布。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动作。毕竟，英诺森三世后期曾谴责该宪章“永久无效”——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解释的空间。约翰至死都在发动反对该宪章主张的战争。但此时，英诺森与约翰都离世了，而新环境决定了新思维。值得赞扬的是，马歇尔和瓜拉的思维足够灵活，他们认为只要对宪章的一些细微却重要之处进行修改（去除掉棘手的“安全”条款），《大宪章》并不会威胁金雀花王朝的统治。相反，它还可以成为新君主制的基础。

新《大宪章》产生的效果令人振奋，却并不直接。我们可以从一系列连署见证人名单——大多数英格兰的主教及除了马歇尔之外的三名伯爵——中看到新颁布的《大宪章》确实说服了一些人，令他们回归。然而，更多数的男爵却继续保持战斗姿态。战争拖延至1217年，令双方都饱受更多的痛苦。根据马歇尔的传记记载，100名法兰西人在温切斯特与拉姆西之间被杀害，他们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饥肠辘辘的狗从尸骨上撕扯下一片片人肉用以充饥。最终，法兰西众志成城的战斗决心及资源都开始逐渐溃散，并最终消失殆尽。在早春，路易离开英格兰8周，穿越海峡回到法兰西处理一些政务。虽然之后他再次返回英格兰，但他短暂的离开令反抗者营地出现了倒戈的迹象。对于英格兰的男爵而言，拥护一位未加冕的法兰西王子，而向一位已加冕并承诺改革的英格兰国王宣战，看上去越来越不合理。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相信，渐渐地，对于诸多叛军而言，倒戈的唯一难处在于羞于成为变节者。

虽然反叛者这边士气逐渐低落，而亨利一边军心大作、斗志昂扬，但战争依旧持续了好几个月才到达决定性的一刻——直到1217年5月20日林肯郡的战争爆发。林肯郡一役，威廉·马歇尔带领着强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武装部队袭击了城堡，他们击溃了扎营在此的反叛军，并捉捕了大部分反叛军首领。对于路易而言，这是一次致命的失败，自此之后，他的加冕事业一蹶不振。

1217年8月，在肯特郡海岸，休伯特·德伯格在桑威奇战役中击溃了一支法兰西舰队。路易立即为自己找到台阶，使自己能够从英格兰离开时，不至于太丢颜面。9月20日签署的朗伯斯条约使双方达成和解，路易离开了英格兰，离开时，为了安慰他受伤的自尊心，他还带走10000马克的贿赂（相当于英格兰王室一个季度的收入）。当路易离开英格兰后，英格兰开始着手恢复政务，希冀王国能够从两年疲惫的内战中恢复过来。国王约翰曾在兰尼米德极不情愿签署的《大宪章》又再次颁布。

此次颁布的同时，国王亨利三世还颁布了另一个新宪章——《林苑宪章》。自亨利二世统治时期开始，金雀花王朝就倾力扩张土地，并将之归为林苑用地。而《林苑宪章》的发行推翻了从前恼人的林苑法体系。该宪章缩小了王室林苑的范围，并严格限制了林苑法官、林务官员对林苑的管理权限。林苑用地的范围被规定维持在1154年亨利二世加冕时期的状态。自由民被允许在林苑中放养猪；即便在林苑中建筑磨坊，挖掘池塘，拾掇柴火，他们也不会被起诉。“无论任何的大主教、主教、伯爵或男爵经过林苑，在林务官的监管下，均可捕获1至2头野兽”，其中一项条款如是写道。另一项条款承诺“自此之后，没有人会因为偷猎而失去生命或致残”，虽然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之下，在林苑中捕获王室野鹿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狱中监禁一年零一天，并被逐出英格兰。正是从1217年起，《大宪章》才有了这个闻名遐迩的名字——为了与《林苑宪章》区分开来。

1216年、1217年重发的《大宪章》相较最初版本，条款内容有了一些重要变更。其中，秘密取缔了1215年宪章强调的对外邦大臣措辞强硬的声明，因为尚未成年的亨利三世的谋臣，都是外邦出生，比如彼得·德罗斯。国王或王室以低价征用供给人力、车马的特权被复原，同时，对寡妇的权利进行了大量调整与规定，此外，还对王室及犹太放债者追偿债务的程序进行了规范。1217年宪章中出台的一项条款下令摧毁近期战争中所筑的城堡。同时，新的规制限定了法官开庭审的频次，调查亨利二世及理查一世统治时期所犯下历史暴行的承诺也消失了。

有说法称1216年、1217年重发的《大宪章》都并没有提及“安全条款”。在整个中世纪，甚至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约束失控的国王的问题被人们不断讨论，然而在1216年及1217年，这个话题被搁置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公开好战的方法并没有促进和平，另一方面还有着替内战辩护的意味。而更重要的是，《大宪章》的用途及其目标在两年间已然改变。虽然，两次重发的《大宪章》都是在内战的危险境遇中颁布的，但此时此刻，这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由国王的敌人强加给国王的和平条令。这时候的宪章更像是由国王的朋友提出，设计用以展示新政权自愿履行的义务，以及按照王国上下能够接受的原则管理国家的一项条令。《大宪章》从一个国王勉强接受的妥协文本变为新政权善意真挚的保证。书记文员将抄写的新《大宪章》的副本分发至英格兰各郡，并由当地的执行吏在法庭上大声宣读，而这时，宪章已经呈现出新的目的。

威廉·马歇尔于1219年5月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他告诫年轻的亨利“不要步一些邪恶祖先的后尘”。新教皇对斯蒂芬·兰顿处以停职判决，他于1218年回到英格兰，直至1228年7月离世之前，他一直在为宪章保持活力而努力着。在亨利三世此后的统治生涯中——确切地说，是13世纪余下的时光中——《大宪章》在各种政治不稳定或危急时刻，都会被重新确认并颁布。

1225年，亨利三世18岁，另一个版本的修订宪章再次发行——根据宪章序文——国王称之为“来自我们自发的善意”。而其实这却透露出了一丝狡猾与虚伪。1225年版本的《大宪章》第37条清楚地表明，此次重新颁布事实上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国王承诺维持王国的风俗习惯，为了报答国王的善举，“朕之子民将交付1/15动产于朕”，换句话说，国王为了税收收入让渡了自由。

这种做法屡试不爽。在13世纪至14世纪，英格兰政府一直沿用此项准则——如果国王愿意针对人民的不满，进行改革补救，那么他也能够行使向臣民的征税权。1225年版本的《大宪章》第一次明确地对这种想法加以阐述。1225年版本的《大宪章》也因其在序文中提到赋予“王国所有人”自由而著名；然而，特定的几项条款仅适用于“自由民”。

随后，《大宪章》再次颁布。1237年1月，两个版本的宪章以装订的形式被再次确认，并受第三次颁布的“小宪章”的保护（1215年兰尼米德的几位老人见证了该版本宪章的颁布）。同时，王室也再次开始征税。从这个时候开始，事情变得神奇且不可思议起来。在每一次修订与再公布的过程中，宪章开始广泛流传开来。《大宪章》频繁地在法律案件中被人提及。男爵开始向自己的佃户出示《自由宪章》，而《自由宪章》显而易见是根据《大宪章》的形式与内容为范本创作而成的。

宪章仍然受到教会的特别保护。《大宪章》在英格兰的教区教堂中由白话文形式进行宣读。1225年版本及1237年版本的《大宪章》都将被逐出教会作为对违命抗命者的惩罚。1253年5月13日，这两个版本的《大宪章》以及《林苑宪章》均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中得到确认。正是在该修道院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及13名主教对违背《大宪章》条款的人宣布了类似的判决。（被要求严格遵守惩罚的圣人包括了忏悔者爱德华及托马斯·贝克特。在历史上，他们均曾组成小团体，反叛约翰及金雀花王朝的皇亲国戚。）宣判时，主教们将手中燃烧的蜡烛扔下，并集体宣称：“自此蜡烛熄灭，那些攻击此项判决之人将在地狱散发出臭气。”国王亨利承诺将捍卫《大宪章》中的所有条款，他宣称这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基督徒，一名骑士及奉神之意的国王”所需要履行的责任与义务。

自约翰于兰尼米德颁布《大宪章》，到王国陷入内战，至约翰去世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各种版本的《大宪章》大约被誊写了上千次。至今尚存的中世纪副本就已经超过一百部。包括被保管于伦敦，索尔兹伯里市和林肯郡的1215年《大宪章》官方文件正本，以及民间私人保存在修道院和档案馆的文件副本。在众多民间副本中，其中有一本在多塞特郡的瑟尼修道院中保存的副本，笔迹清秀雅致，是1217年与1225年两个版本的一个混合体，该副本中，《林苑宪章》就如同《大宪章》的部分条令一样，直接与之相连接。这些文件不仅仅具有古文物研究的价值，还令《大宪章》的重要性明确且频繁的被人提及。即便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的条款显得过时且老旧，但作为谈判的筹码，《大宪章》的理念依旧举足轻重，尤其是涉及税收方面的条款。

1242年，为了征战法兰西，亨利三世提案向议会申请经济援助，这是英格兰历史上对议会的首次记载。然而，他的请求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他们认为国王并没有将前几次所征之税进行良好的支配管理，“因为国王在获得他所要求的税费后，从未遵守《自由宪章》的条款，不仅如此，他还对其王国臣民实施了更严重的压迫折磨”。在13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当亨利及他的长子爱德华卷入了与莱斯特伯爵——西蒙·德蒙福尔无休止的战争中时，《大宪章》再次在政治角力中处于核心地位。在1265年上半年，当德蒙福尔达到权力顶峰之时，他不仅逼迫亨利和爱德华宣誓遵守在前一年制定的章程，他还要求国王对《大宪章》和《林苑宪章》进行重新确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将宪章拉回到了最初的状态——成为英格兰政治中反叛派系的武器，反叛者通过威胁恐吓，设法得到国王的承诺。德蒙福尔在1265年对《大宪章》的坚持同样也证明了仅《大宪章》这个名号对于那些希望在英格兰政府留下印记的人而言，具有多大的象征性意义。希冀寻找合法性的德蒙福尔，在《大宪章》中找到了苦苦追寻的答案。

亨利三世在其任期内，大约每隔5年就会确认或重新发布一次《大宪章》——逐渐地，《大宪章》以法文、英文及最初起草所用的拉丁文流通普及。《大宪章》在诺曼底被人熟识，并成为在这里商讨的《自由宪章》之范本。到1272年亨利去世，《大宪章》已经成为政治常识性文件，就算人们记不住其中条款的细节，其重要意义已经在每一位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心中根深蒂固。不过，《大宪章》最终确定的版本某种程度上不是经由亨利三世，而是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1272—1307年）颁布的。

这位高大威武、仪表堂堂、极为好战的国王在统治王国时，虽然比其父亲、祖父更优秀，却依然面临着一些危机。对国王最不利的一次危机发生在1297年，爱德华在攻占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在加斯科尼抵抗法兰西大陆先遣部队攻击时损失惨重，男爵与主教联合起来抵制爱德华压制的管理方式及无休止的财政需求。针对此次抗议，爱德华同样做出让步，在1297年10月，发布了《大宪章确认书》，其中《大宪章》和《林苑宪章》被重新发布。同时，国王还在一些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并保证将对王国进行更良好的管制。并不是所有国王承诺的条款都被他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照章履行——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大宪章》的历史是国王未能信守承诺的历史。尽管如此，到13世纪末，这部80年前仅仅持续数周的和平条约，从很多方面来说，已经成为英格兰法律和政府的整个系统之基石。

在1300年，爱德华最后一次确认并重颁《大宪章》及《林苑宪章》。[1]之后中世纪的国王对宪章中的某些条文进行了多次修改，但是《大宪章》再未以像1215年6月那个版本的正式形式被人抄写分发。然而，许多次国会请愿及私人立法都诉诸《大宪章》中的条款。《大宪章》也为在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在位）及理查二世（1377—1399年在位）统治期间兴起的男爵反叛运动提供了范本，男爵们在两次运动中均尝试通过法令条例及合约的形式，限制王权，并强迫国王与王国中首要的大臣合作管理王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宪章》的法律意义不可避免地逐渐消失，然而，它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它的传奇故事将名垂青史，浩然长存。

[1]2015年2月，1300年《大宪章》的一个版本在英国海滨小镇桑威奇的档案室被曝光，该版本曾被妥善保管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剪贴簿中。虽然损毁严重，但依旧价值950万英镑（1500万美元）。

附录1

The Text of Magna Carta

1215

John,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 Lord of Ireland, Duke of Normandy and Aquitaine, Count of Anjou, to his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barons, justices, foresters, sheriffs, reeves, officers and all his bailiffs and faithful subjects, greetings. Know that, for the sake of God and for the salvation of our soul and the souls of all our ancestors and heirs, to the honour of God and the exaltation of the holy Church, and for the reform of our realm, by the advice of our venerable fathers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Primate of All England and Cardinal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William, Bishop of London; Peter, Bishop of Winchester; Jocelin, Bishop of Bath and Glastonbury; Hugh, Bishop of Lincoln; Walter, Bishop of Worcester; William, Bishop of Coventry; and Benedict, Bishop of Rochester; Master Pandulf, subdeacon and confidant of the lord pope; Brother Aymeric, Master of the Knights Templar in England; and the noble men William Marshal, Earl of Pembroke; William, Earl of Salisbury; William, Earl Warenne; William, Earl of Arundel; Alan of Galloway, Constable of Scotland; Warin FitzGerald; Peter FitzHerbert; Hubert de Burgh, Seneschal of Poitou;Hugh de Neville; Matthew FitzHerbert; Thomas Basset; Alan Basset; Philip d’Aubigny; Robert de Roppel; John Marshal; John FitzHugh and other ofour faithful subjects:

1. Firstly, we have granted to God and confirmed by this, our present charter, for us and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 and shall have its rights in full and its liberties intact; and we wish this to be thus observed, which is clear from the fact that, before the discord with our barons began, we granted and confirmed by our charter free elections, which are considered to be of the utmost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to the English Church, and we obtained confirmation of this from our lord Pope Innocent III; which we shall observe and which we wish our heirs to observe in good faith in perpetuity. We have also granted to all the free men of our realm, for ourselves and our heirs in perpetuity, all the liberties written below, for them and their heirs to have and to hold of us and our heirs.

2. If any of our earls or barons, or others holding in chief[1] of us by knight service, dies, and at his death his heir is of full age and owes relief, he shall have his inheritance by paying the ancient relief: that is, for the heir or heirs of an earl, £100 for the whole earl’s barony; for the heir or heirs of a baron, £100 for the whole barony; for the heir or heirs of a knight, 100 marks at most for the whole knight’s fee; and anyone who owes less gives less, according to the ancient custom of fees.

3.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heir of any such person has been underage and has been in wardship, when he comes of age he is to have his inheritance without paying relief and without a fine.

4. The guardian of the land of such an heir who is underage, shall not take from the heir’s land any more than reasonable revenues, reasonable customs and reasonable services, and this shall be done without the destruction or waste of men or goods; and if we have committed the wardship of any such land to a sheriff or anyone else who answers to us for its revenues, and he destroys or wastes the lands, we will take amends from him, and the land shall be committed to two law-abiding and discreet men of the fee,[2] who will answer to us or the person we have assigned them, and if we give or sell the wardship of any such land to anyone, and he destroys or wastes it, he shall lose the wardship, and it shall be handed over to two law-abiding and discreet men of the fee who shall answer to us as previously said.

5. Moreover, so long as the guardian has wardship of the land, he shall maintain out of the revenues of the land the buildings, parks, fishponds, pools, mills, and other things pertaining to the land; and when the heir comes of age he shall restore to him all his land stocked with ploughs and growing crops, such as the agricultural season requires and the revenues of the land can reasonably sustain.

6. Heirs shall be married without disparagement, provided that before a marriage is contracted, the heir’s closest relatives are informed.

7.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a widow shall have her marriage portion and inheritance straightaway and without difficulty, nor shall she pay anything for her dower, her marriage portion or her inheritance which she and her husband held on the day of his death. She may remain in her marital home for forty days after his death, during which period her dower will be assigned to her.

8. No widow shall be forced to marry for as long as she wishes to live without a husband, provided that she gives security that she will not marry without our consent, if she holds of us, or without the consent of her lord of whom she holds, if she holds of someone else.

9. Neither we nor our bailiffs will seize any land or any rent for any debt, so long as the debtor’s chattels are sufficient to pay the debt; nor are the pledges of the debtor to be distrained so long as the principal debtor has enough to pay the debt. And if the principal debtor defaults on the debt, not having the means to pay it, the pledges are to answer for it. And if they wish, they may have the debtor’s lands and rents until they have had satisfaction for the debt they have settled for him, unless the principal debtor demonstrates that he is quit with regard to the pledges.

10. If anyone has taken any sort of loan from the Jews, great or small, and dies before the debt is settled, the debt shall not carry interest for as long as the heir is underage, whoever he holds from; and if that debt should fall into our hands, we will take nothing but the principal sum recorded in the charter.

11. And if anyone should die owing a debt to the Jews, his wife shall have her dower and pay nothing of that debt; and if he leaves surviving children who are underage, their needs are to be provided for according to the holding of the deceased, and the debt shall be paid from what remains, saving the service owed to the lords. Debts owed to others besides the Jews are to be dealt with in the same way.

12. No scutage or other aid is to be levied in our realm, except by the common counsel of our realm, unless it is to pay for the ransoming of our person, the knighting of our first-born son or the first marriage of our first-born daughter; and for these only a reasonable aid is to be taken. Aids taken from the City of London will be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13. And the City of London shall have all its ancient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both on land and on water. Furthermore we wish and grant that all other cities, boroughs, towns and ports shall have all their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14. And for us to have common counsel of the realm for the levying of an aid (other than in the three cases previously mentioned) or for the levying of a scutage, we will hav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earls and greater barons summoned individually by our letters; and furthermore we will have a general summons, made by our sheriffs and bailiffs, of all of those who hold from us in chief for a fixed day, at least forty days away, and at a fixed place; and in all our letters we will explain the cause of the summons. And when the summons has thus been made, the business shall proceed on the agreed day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those present, even if not all of those summoned have come.

15. In future we will not grant to anyone that he may take an aid from his free men, except to pay a ransom on his person, or on the knighting of his first-born son, or on the first marriage of his first-born daughter; and for these there is only to be a reasonable aid.

16. No one is to be distrained to do more service for a knight’s fee, or for any other free tenement, than is owed for it.

17. Common pleas are not to follow our court, but are to be held in some fixed place.

18. Recognizances of novel disseisin, mort d’ancestor and darrein presentment[3] are not to be held except in their proper county court, and in this way: we, or if we are out of the realm our Chief Justiciar,[4] shall send two justices to each county four times a year, who, with four knights of each county chosen by the county court, shall hold the said assizes in the county court, on the day and in the meeting place of the county court.

19. And if on the day of the county court the said assizes cannot be held, as many knights and free tenants [as are required] out of those who were present in the county court on that day will remain for the sufficient making of judgments,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business is great or small.

20. A free man may not be amerced [i.e. fined] for a small offence, except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and for a great offence he shall be amerced according to the magnitude of the offence, saving his livelihood; and a merchant in the same way, saving his merchandise; and a villein shall be amerced in the same way, saving his growing crops, if they fall into our mercy. And none of the said amercements may be made, except upon the oaths of honest men of the neighbourhood.

21. Earls and barons are not to be amerced except by their peers, and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of the offence.

22. No clergyman is to be amerced on his lay tenement, excep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ature of his offence, in the way of others mentioned previously, and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ze of his ecclesiastical benefice.

23.Neither town nor man shall be forced to build bridges over rivers, except those who are obliged to do so by custom and right.

24. No sheriff, constable, coroner or other of our bailiffs shall hold the pleas of our crown.

25. All counties, hundreds, wapentakes and ridings[5] shall be at their ancient farms, without any increment, except for our demesne manors.

26. If anyone holding a lay fee of us dies, and our sheriff or bailiff shows our letters patent of a summons for a debt which the deceased owed us, it is to be lawful for our sheriff or bailiff to attach and record the chattels of the deceased found on the lay fee, to the value of the debt, in the view of law-abiding men, so that nothing is to be removed from there, until the clear debt is paid to us, and the residue is to be relinquished by the executors to carry out the will of the deceased; and, if nothing is owed to us by him, all the chattels shall go to the deceased, saving reasonable portions for his wife and children.

27. If any free man dies intestate, his chattels are to be distributed by his closest kinsmen and friend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Church, saving to everyone the debts that the dead man owed them.

28.No constable, or any of our bailiffs, shall take anyone’s corn or any other chattels, unless he immediately pays for them in cash, or else he can agree with the seller to postpone payment.

29. No constable may compel any knight to give money instead of performing castle guard, if he is willing to perform that guard in person, or, if he is for some good reason unable to do it himself, through another reliable man. And if we have led or sent him in the army, he shall be relieved of guard du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mount of time he spent in our military service.

30. No sheriff or bailiff of ours, or anyone else, may take any free man’s horses or carts for transporting things, except with the free man’s agreement.

31. Neither we nor our bailiffs may take anyone’s timber to a castle or to any other business of ours, except with the agreement of the timber’s owner.

32. We will not hold the lands of convicted felons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a day, and then the lands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lord of the fee.

33. In future, all fish-weirs will be completely removed from the Thames and the Medway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of England, except on the sea-coast.

34. The writ called Praecipe will not, in future, be issued to anyone for any holding in respect of which a free man could lose his court.

35.There shall be one measure of wine in the whole of our realm, and one measure of ale, and one measure of corn, namely, the quarter of London, and one width of dyed, russet and haberget cloths, namely two ells within the borders. Let it be the same for weights as it is for measures.

36. Nothing shall in future be given or taken for the writ of inquisition of life and limb, but it shall be freely given and not refused.

37. If anyone holds of us by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6] and holds land of someone else by military service, we will not, by reason of the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have wardship of his heir or of his lands belonging to another man’s fee. Nor will we have custody of that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except if the 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owes military service. We will not have custody of anyone’s heir or anyone’s lands which he holds of someone else by military service, by virtue of some petty serjeantry by which he holds of us by the service of rendering us knives, or arrows, or suchlike.

38. No bailiff is in future to put anyone to law by his accusation alone, without trustworthy witnesses being brought forward.

39. No free man is to be arrested, or imprisoned, or disseized, or outlawed, or exiled, or in any other way ruined, nor will we go or send against him, except by the legal judg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40. To no one will we sell, to no one will we deny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

41. All merchants are to be safe and secure in leaving and coming to England, and in staying and travelling in England, both by land and by water, to buy and sell without any evil tolls, but only by the ancient and rightful customs, save in time of war if they come from an enemy country. And if such are found in our land at the beginning of war, they will be detained without damage to their persons or goods, until it is clear to us or our Chief Justiciar how the merchants of our land are treated in the enemy country; and if ours are safe there, the others shall be safe in our land.

42. In future it is lawful for anyone, saving his allegiance to us, and except for a short period during time of war, to leave our realm and return, safe and secure by land and water, for the sake of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realm; except for those imprisoned or outlaw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people from the enemy country, and merchants – who shall be treated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43. If anyone dies who held of any escheat, such as the honours of Wallingford, Nottingham, Boulogne, Lancaster, or of other escheats[7] which are in our hand and our baronies, his heir will not pay any relief or do us any other service than he would have done to the baron if the barony was in the baron’s hand; and we will hold it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baron held it.

44. From now on men who reside outside the forest will not come before our justices of the forest on a general summons, unless they are impleaded, or they are pledges for any person or persons who are attached for forest business.

45. We will not appoint justices, constables, sheriffs or bailiffs, other than those who know the law of the realm and intend to keep it well.

46. All barons who have founded abbeys, for which they have charters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or ancient tenure, shall have custody of the abbeys when they are vacant, as they should have.

47. All forests which have been afforested in our time shall be immediately disafforested, and let the same be done for riverbanks which have been fenced off during our time.

48. All evil customs, of forests and warrens, and of foresters and warreners, sheriffs and their officers, riverbanks and their keepers are immediately to be investigated in each and every county by twelve sworn knights of the same county, who are to be chosen by upright men of their county, and within forty days of the inquiry [the evil customs] are to be entirely abolished, provided that we, or our justiciar if we are not in England, know about it first.

49. We will immediately restore all hostages and charters that have been given to us by Englishmen as security for peace and faithful service.

50. We will completely remove from their offices the relations of Gerard d’Athée, so that from now on they shall have no office in England: Engelard de Cigogné, Peter and Guy and Andrew de Chanceaux, Guy de Cigogné, Geoffrey de Martini and his brothers, Philip Mark and his brothers, and his nephew Geoffrey, and all their followers.[8]

51.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we will remove from the realm all foreign knights, crossbowmen, serjeants and mercenaries, who have come with horses and arm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kingdom.

52. If anyone has been disseized or dispossessed by us of lands, castles, liberties or of his rights, without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it shall immediately be restored to him. And if dispute should arise over this, then let it be settled by judgmen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as mentioned below in the security clause. For all those things of which anyone was disseized or dispossessed during the reign of King Henry our father or King Richard our brother, which we hold in our hand or which others hold, which we ought to warrant, we will have respite during the crusaders’ term, excepting those cases when a plea was begun or an inquest made on our order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but when we have returned from our pilgrimage, or if by chance we do not go on our pilgrimage, we will immediately do full justice.

53. We shall have the same respite, and in the same manner, in doing justice on disafforesting or retaining those forests that Henry our father or Richard our brother afforested, and concerning wardships of lands which are part of another fee, wardships which we have held by reason of a fee which someone held of us by knight service, and of abbeys which were founded on a fee other than ours, in which the lord of the fee has claimed his right. And when we return, or if we do not go on our pilgrimage, we will immediately do full justice to those complaining about these things.

54. No man shall be arrested or imprisoned because of the appeal of a woman for the death of anyone other than her husband.

55. All fines which were made with us unjustly and contrary to the law of the land and all amercements made unjustly and contrary to the law of the land shall be completely remitted, or shall be settled by the twenty-five barons mentioned below in the security clause, or by the judgment of the majority of them, together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f he can be present, and others such as he may wish to bring with him for this purpose. And if it is not possible for him to attend, let the business proceed without him,provided that if any one or more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are in such a suit, they shall be removed from this particular judgment, and shall be replaced in this case only by others chosen and sworn in by the twenty-five.

56. If we have disseized or deprived Welshmen of lands or liberties or other things without lawful judgment of their peers, in England or in Wales, they are to be returned to them immediately. And if a dispute arises about this, then it is to be settled in the March by judgment of their peers, for English ten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England, for Welsh tenement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Wales, for tenements of the March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March. And the Welsh will do the same to us and ours.

57. However, with regard to all of the possessions of which any Welshman has been disseized or dispossessed without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by King Henry our father, or King Richard our brother, and which we have in our hand, or which others hold which we ought to warrant, we will have respite for the common crusaders’ term, except in cases where a plea was started or an inquest held by our instruction before we took the cross; however, when we return, or if by chance we do not go on crusade, then we will immediately do justic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Wales and the parts previously mentioned.

58. We will immediately restore the son of Llywelyn and all the hostages from Wales, and charters that were delivered to us as security for peace.

59.We will deal with Alexander, king of the Scots, regarding the return of his sisters and hostages and his liberties and righ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ay we deal with our other barons of England, unless it should be otherwise under the charters which we have from his father, William, former king of Scots. And this will be by judgment of his peers in our court.

60. All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customs and liberties which we have granted in our kingdom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our own men, shall be observed by all men of our realm, both clergy and laity, as far as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their own men.

61. Since we have granted all these things for God and for the correction of our kingdom, and for the better settlement of the discord that has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barons, wishing these things to be enjoyed with full and firm stability in perpetuity, we make and grant them the following security: namely, that the barons are to choose twenty-five barons of the realm, whoever they wish, who with all their strength should observe, uphold and cause to be observed the peace and liberties which we have granted to them and confirmed to them in this present charter, so that if we or our justiciar, or our bailiffs, or any other of our officers shall in any way offend against anyone, or transgress against any of the articles of peace or security, and the offence has been shown to four of the said twenty-five barons, those four are to go to us, or our justiciar if we are out of the kingdom, setting forth the offence and demand that it be set right without delay. And if within the space of forty days of being shown the offence, we do not set right or if we are out of the realm, our justiciar does not set it right, the said four barons are to refer the case to the rest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and those twenty-five barons, with the community of the whole realm shall distrain and distress us in all ways possible, by taking castles, lands, possessions and in any other ways they can, until it has been put ri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judgment, saving our person and the persons of our queen and children. And once redress has been made let them obey us as they did before. And whoever of the land wishes may swear that he will obey the orders of the said twenty-five barons and with them distress us as much as he can, and we publicly and freely give permission to swear to whoever wishes to do so, and we will never prohibit anyone from swearing. Furthermore we will compel all those of the land who do not wish to swear with the twenty-five barons to distrain and distress us with them to swear as has been said. And if any of the twenty-five barons should die, or leave the land, or is in any other way prevented from doing his duties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the remainder of the aforementioned twenty-five barons are to elect another in his place, by their own discretion, who will be sworn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rest. Furthermore, in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the twenty-five barons to undertake, if it should happen that the twenty-five are present and disagree among themselves on anything, or if any of them, having been summoned, will not or cannot attend, whatever the majority of those present shall provide or command shall be considered as fixed and binding, as if all the twenty-five had agreed to it. And the aforementioned twenty-five swear that they will faithfully observe all the aforesaid and cause it to be observed to their fullest ability. And we will ask nothing of anyone, either ourselves or through anyone else, through which any of these grants and liberties shall be revoked or diminished. And if any such thing shall be obtained, let it be null and void and we will never make use of it, through ourselves or through anyone else.

62. And we have fully remitted and pardoned all ill-will, indignation and rancour that has arisen between us and our men, clergy and laity, during the time of discord. Moreover, we have fully remitted to all men, clergy and laity, all the trangressions committed as the result of that discord between Easter in the six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nd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they are completely forgiven. And in addition we have had letters patent made by Lord Stephe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Lord Henry, archbishop of Dublin, and the aforesaid bishops, and Master Pandulf testifying to this security and the aforesaid grants.

63. Wherefore we wish and firmly command that the English Church shall be free and that men in our kingdom have and hold all the aforesaid liberties, rights and grants, well and in peace, freely and quietly, fully and completely,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heirs of us and our heirs, in all things and in all places, in perpetuity as has been said. This has been sworn to both on our behalf and on behalf of the barons, that all the previously mentioned things shall be observed in good faith and without evil intent. Witness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and many others. Given by our hand in the meadow called Runnymede, between Windsor and Staines, on the fifteenth day of June,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our reign.

[1]‘Holding in chief ’ – i.e. as tenant-in-chief, holding land directly from the Crown.

[2]‘Men of the fee’ – men connected to the land in question.

[3]‘Novel disseizin, mort d’ancestor and darrein presentment’ – common legal procedures initiated by writs of Chancery, all connected with ownership of property.

[4]‘(Chief) Justiciar’ – the principal royal servant in legal and political matters, effectively a chief minister, sometimes regent.

[5]‘Hundreds, wapentakes and ridings’ – administrative subdivisions of counties or shires, with their origins in Anglo-Saxon times; ‘farms’ – fixed sums of money due annually in taxation from an area of land.

[6]‘Fee-farm, socage or burgage’ – different forms of feudal tenure (where payments or military services are owed to the king in return for possession of land).

[7]‘Escheat’ – land that reverted to its lord if the tenant were to die without an heir.

[8]This group represented the only people to be condemned specifically by name in Magna Carta: the foreign mercenary captain Gerard d’Athée and his relatives had been rewarded for their service to John with high office in England and favour at court.

附录2

The Charter of the Forest

1217

HENRY,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England, lord of Ireland, duke of Normandy, Aquitaine, and count of Anjou, to th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priors, earls, barons, justiciaries, foresters, sheriffs, governors, officers, and all his bailiffs and faithful subjects, Greeting.

Know that we, for the honour for God and for the salvation of our own soul and the souls of our ancestors and successors, for the exaltation of Holy Church and the reform of our realm, have granted and by this present charter have confirmed for us and our heirs for ever, by the counsel of our venerable father, the lord Gualo, cardinal priest of St Martin and legate of the apostolic see, of the lord Walter archbishop of York, William bishop of London and the other bishops of England and of William Marshal earl of Pembroke, guardian of us and of our kingdom, and of others our faithful earls and barons of England, these underwritten liberties to be held in our kingdom of England for ever.

1. In the first place, all the forests made by our grandfather king Henry, shall be viewed by good and lawful men, and if he made any other than his own proper woods into forests to the damage of him whose wood it was, it shall forthwith be disafforested. And if he made his own proper woods forest, it shall remain forest, saving the common right of pasturage, and of other things in the same forest, to those who were formerly accustomed to have them.

2. Men who live outside the forest, from henceforth shall not come before our justiciaries of the forest, upon a common summons, unless they are impleaded there or are sureties for any other persons who were attached for something concerning the forest.

3. Also all woods which were afforested by King Richard our uncle, or by King John our father, until our own first Coronation, shall forthwith be disafforested, unless they shall be our demesne woods.

4.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priors, earls, barons, knights and freeholders who have woods within forests shall have them the same as they held them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coronation of our grandfather king Henry,[1] so that they shall be discharged forever of all purprestures, wastes, and assarts made in their woods after that time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year of our coronation.[2] And those who in future shall without our licence make wastes, purprestures or assarts within them, shall answer for such wastes, purprestures or assarts.

5. Our regarders shall go through the forests to make a view as it was used to be made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coronation of our grandfather, king Henry, and not otherwise.

6. The inquisition or view for declawing dogs living within the forest,[3] for the future shall be when the view ought to be made, namely, the third year in three years; and then it shall be done by the view and testimony of lawful men, and not otherwise. And he whose dogs shall be found then still clawed, shall give three shillings for mercy, and for the future no one’s ox shall be taken for failure to declaw. Such declawing also shall be done by the assize commonly used; which is, that three claws shall be cut off outside the ball of the fore-foot. Nor shall dogs be declawed from henceforth, excepting in places where it hath been customary to expeditate them from the time of the first coronation of king Henry our grandfather.

7. No forester nor beadle shall for the future make any scotale,[4] nor collect sheaves of corn or oats, or any grain, or lambs, or swine, nor shall make any gathering but by the view and oath of twelve regarders; and when they shall make their view: as many foresters shall be appointed to keep the forests, as they shall think reasonably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8. No swainmote for the future shall be held in our kingdom,[5] excepting thrice a year; namely, in the beginning of fifteen days before the feast of Saint Michael when the agistators meet for the agisting of our (royal) demesne woods; and about the feast of Saint Martin, when our agistators ought to receive our pannage-dues: and in those two swainmotes the foresters, verderers, and agistators shall meet, and no others by distraint; and the third swainmote shall be hel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een days before the Feast of Saint John the Baptist concerning the fawning of our does; and at that swainmote the tenants shall meet the foresters and verderers, and no others shall be distrained to be there. Moreover every forty days through the whole year, the foresters and verderers shall meet for seeing to attachments of the forests, as well of vert as of venison,[6] by the presentment of the foresters themselves and before those who are attached. And the aforesaid swainmotes shall not be holden, except in those counties where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be held.

9. Every free man shall agist his own wood in the forest as he wishes and have his pannage.[7] We grant also that every free-man may drive his swine through our demesne wood freely and without impediment to agist them in his own woods or anywhere else as he wishes. And if the swine of any free-man shall remain one night in our forest, he shall not on that account lose anything of his for it.

10. No man henceforth shall lose life or limb for taking our venison, but if he shall be seized and convicted of taking venison he shall be fined heavily if he has the means to pay; but if he has not the means, he shall lie in our prison for a year and a day; and if after a year and a day he can find sureties, he shall leave prison; but if not, he shall abjure the kingdom of England.

11. Whatever archbishop, bishop, earl or baron shall be passing through our forest, it shall be lawful for them to take one or two deer under the view of the forester, if he shall be present; but if not, he shall cause a horn to be blown, lest it should seem like theft.

12. Every free-man for the future, may, without being prosecuted, erect a mill in his own wood or upon his own land which he has in the forest; or make a warren, or pond, or marl-pit, or ditch, or turn it into arable land, so that it be not to the detriment of any of the neighbours.

13. Every free-man shall have the eyries of hawks, sparrowhawks, falcons, eagles and herons in his own woods, and he shall likewise have the honey found in his woods.

14. No forester from henceforth, who is not a forester in fee-farm, giving to us rent for his bailiwick, shall take any cheminage,[8] within his bailiwick; but a forester in fee, paying to us rent for his bailiwick, shall take cheminage; that is to say, for every cart two-pence for the one half year, and two-pence for the other half year; and for a horse that carries burdens, one half-penny for the one half year, and one half-penny for the other half year: and not that excepting of those who come out of their bailiwick by licence of their bailiff as dealers, to buy underwood, timber, bark, or charcoal; to carry it to sell in other places where they will: and of no other carts nor burdens shall any cheminage be taken; and cheminage shall not be taken excepting in those places where anciently it used to be and ought to be taken. Also those who carry wood, bark, or coal, upon their backs to sell, although they get their livelihood by it, shall not for the future pay cheminage. Also cheminage shall not be taken by our foresters, for any besides our demesne woods.

15. All persons outlawed for forest offences from the time of king Henry our grandfather up to our first coronation, shall be released from their outlawry without legal proceedings; and they shall find sureties that for the future they will not trespass unto us in our forests.

16. No castellan or other person shall hold forest pleas whether concerning vert or venison but every forester-in-fee shall attach forest pleas as well concerning both vert and venison and shall present them to the verderers of the provinces; and when they have been enrolled and put under the seals of the verderers they shall be presented to our chief forester, when he comes into those parts to hold forest pleas and before him they shall be determined.

And these liberties concerning the forests we have granted to all men, saving to the archbishops, bishops, abbots, priors, earls, barons, knights, and others, ecclesiastical as well as secular; Templars and Hospitallers, their liberties and free customs, in forests and outside, in warrens and other places, which they had previously. All these aforesaid customs and liberties which we have granted to be observed in our kingdom for as much as it belongs to us; all our whole kingdom shall observe, clergy as well as laity, for as much as belongs to them. Because we have at present no seal, we have caused the present charter to be sealed with the seals of our venerable father the lord Gualo, cardinal-priest of St Martin, legate of the apostolic see, and of William Marshal earl of Pembroke, guardian of us and of our kingdom. Witness the before-named and many others. Given by the hands of the aforesaid lord, the legate, and of William Marshal at St Paul’s, London, on the sixth day of November in the second year of our reign.

[1]Sunday 19 December 1154

[2]Purpresture was trespass and the erection of illegal dwellings. Waste was worthless land that had been cleared but lay uncultivated. Assart was land cleared for cultivation.

[3]Declawing or expeditation meant cutting off the claws of a dog, to inhibit it from chasing deer.

[4]Scotale was the keeping of an ale-house within a forest by an officer of the forest, who might abuse his position to get trade.

[5]Swainmote was a court held before the foresters as judges, by the steward of the court, with swains, i.e. freeholders within the forest, making up the jury.

[6]Vert was green forest vegetation, which formed cover or providing food for deer.

[7]Agistment pasture is livestock for a fee. Pannage was the right to allow pigs to forage in woodland, for which a fee might be charged.

[8]Cheminage was a toll levied on transport in the forest.

致谢

感谢我才华横溢的代理人——乔治娜·卡博尔的支持。最初，是安东尼·奇塔姆启发我，令我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在此，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同时，也要感谢Head of Zeus出版社的理查·米尔班克及埃莉诺·里斯对本书的精心制作，并对最终的书稿进行润色打磨。此外，我也要感谢美国的编辑乔伊·德梅尼，她曾致力于制作该书的另一个版本，并对其中多个章节进行改进加工。我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大英国书馆和分别位于伦敦和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以及伦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大力帮助。同时，许多博知的学者花费了很多时间，和我分享了他们的想法及建议。在此，我要尤其感谢大英图书馆的朱利安·哈里森和克莱尔·布里博士、国家档案馆的尼克·巴勒特博士、牛津大学的伊丽莎白·伊娃·利奇教授、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埃莉诺·吉劳德博士、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美里·鲁宾及托马斯·艾斯布里奇（博士）教授、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大卫·卡彭特教授、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的路易丝·威尔金森教授、凯特·怀尔斯博士及海伦·卡斯托博士。玛尔塔·米索及奇亚拉·赞弗里林对我所研究课题的多个方面倾力相助。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乔·维奥莱和艾维·琼斯。我一如往常地深爱着你们。

目录

前言

第1章 青少年时期

家族权力

威廉的权力之路

威廉二世其人

第2章 夺取权力

权力与宪法

皇帝与首相之争

班柯的“幽灵”：“隐退”后的俾斯麦

第3章 独断专行

紧张的19世纪90年代

学校政策

信仰之争

军队法案（1893）

消极同盟的失败

皇帝的朋友

皇帝与大臣：克勒尔危机

1897~1900：威廉掌权？

小结：权力和约束

第4章 从比洛至贝特曼时期的国内政治

“个人统治—良好意义上的”？

信任危机（1905~1906）

比洛的终曲

1914年以前的国内政治

小结

第5章 威廉二世与外交政策（1888~1911）

“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

应付威廉

威廉二世和海军构想

海军至上主义成为政策

逃生路线（1904~1906）

孤立（1911）

威廉的影响

第6章 权力与舆论

演讲的力量

《每日电讯报》危机

第7章 从危机到战争（1909~1914）

威廉二世、奥匈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

蓄谋已久的战争？

好战的威廉二世？

1914年7月

来自伦敦的消息

小结：威廉二世与战争的爆发

第8章 战争、流亡、逝世（1914~1941）

最高统帅

无限制潜艇战

贝特曼的倒台

舆论

流亡

结语

致谢

版权页

致

我的父亲

彼得·丹尼斯·克拉克

前言

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一直是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德意志帝国晚期是由皇帝一人把控朝政的吗？当时实行的是否是这样一种“人治”——国家政局的走向全凭君主本人的德行和偏好决定？还是国家由“传统的寡头”或“隐匿的势力”掌控权力，而皇帝只是在政局中被边缘化的傀儡，根本无关紧要？

众多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精彩论述都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们用“人治”这个词来描述威廉二世的全部或者部分统治时期是否恰切。对于纳粹政权本质和权力分配的争论引发了对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是否实行“人治”的讨论。它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起如火如荼地展开，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方兴未艾，如今更是形成了其错综复杂的元文献体系，关于威廉二世权力与政治影响的各类针锋相对的观点借此得到了分类、比较与评估。

本书无意再次卷入这一论争之中。尽管它促使这一领域的学者探讨关于帝国政体的更广泛的问题，却不免因“人治”这个概念本身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困难重重。作为对威廉二世执政时期的研究中的热门词汇，“人治”在不同的研究者眼中有不同的意义，学界至今也没有得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或内涵固定的定义，这使得学者们对这个词能否用来描述威廉二世的争论更趋复杂化。尽管大多数使用该词的学者认为它比其他词更加贴切地描述了威廉二世统治的某些方面，但他们对“人治”的起止时间却没有达成共识。约翰·勒尔教授原是“人治”说的首要支持者，近年来却抛弃了这种说法，而代之以“君主机制”和“个人君主制”这种含混的概念。

相反地，本书着重探讨威廉二世统治的特点与权力的影响力，他的政治目标与政治成就，他展示权威与施加影响的方式，以及他在整个统治期间所历经的权威的起伏消长。本书致力于梳理威廉二世在不同领域可能行使的不同权力，以及他在行使权力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阻力。本书还试图说明帝国的官僚体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各具功能的机构组成的。有些机构分司政治、外交、宗教、军事、文化等事务，还有一些则承担象征性的功能。直到威廉二世登基之时，这些机构间的相互关系仍然变化不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悬而未决。威廉二世无法选择，必须在这样一个权力关系千变万化、异常复杂的政治体系里力图发挥作用。威廉二世作为帝国的首脑，拥有重要的行政特权，然而他能否行使这些权力、怎样行使、是否能成功地行使取决于许多可变因素，而他实际能掌控的只有一部分权力或根本无力控制。威廉二世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所拥有的权力与他作为公众人物所享受的权威之间的关系不仅错综复杂，而且通常是消极的。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几部讲述威廉二世统治的重要论著已将重心从精英统治层面转移到了威廉二世在当时（帝国晚期）蓬勃发展的印刷业和视觉文化产业中的表现。本书并非巨细靡遗的人物传记，而是专门研究威廉二世的权力的著作。尽管本书引用了一些尚未公开的资料，但作者并不敢断言本书中有多少重大的新发现。本书主要致力于整合和解读一些论点。基于此，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在1888~1918年这一动荡时期的统治，究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1章　青少年时期

家族权力

威廉二世（WilhelmⅡ）于1859年1月出生，此时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尚未继承普鲁士王位。其祖父要等到威廉二世两岁生日前不久方能继承大统，即1861年1月。直至约三十载春秋之后的1888年3月，这位祖父才会在90岁高龄驾鹤西去。因此，威廉二世从幼时起就得以目睹其父（普鲁士王储腓特烈·威廉）并非唯一享受尊荣之人，在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之上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父亲，如同《圣经》里的族长一样须眉皓然、肃穆庄严。这位祖父不仅是一个王国的统治者和帝国（自1871年起）的缔造者，还是整个王室的主心骨，这对他所有在世子孙的家庭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86年10月，威廉二世（时年27岁）向赫伯特·冯·俾斯麦（Herbert von Bismarck，首相俾斯麦之子，曾一度是他的朋友及心腹）诉说了由此产生的困扰：

王子……说王室家族三代同堂，这一史无前例的情况使得他父亲立场尴尬：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王室还是家族内，父亲总是享有权威的，儿子在经济上须得依附于他。然而，他（威廉王子）并不受制于其父的权威，也未曾接受过他的任何资助。由于一切皆来自一家之主的安排，他其实并不倚赖其父。这一情形对于王储殿下来说，自然是心生不快的。

父辈和祖辈之间尴尬的权力分割对威廉的早年生活产生了绝无仅有的重要影响。王孙们的假日安排、仪表穿着、军事义务和王室职责均由他们的祖父威廉一世全权决定，王室后辈的导师也由他任命和雇用。由于这位祖父的存在，父母的影响力变得微乎其微。在这种意义上，正如王储妃维多利亚在1864年夏天向她母亲吐露的那样，她的孩子成了“公共财产”。在1865年8月，威廉一世拒绝让威廉二世及其兄弟姐妹随父母去英国度假之后，王储妃开始对国王及王后对王孙生活与日俱增的干涉表现出不满。

若父母和祖父母这两代人均认为自己有教养第三代的责任，则由此产生的矛盾也许是无法避免的；而霍亨索伦王朝内部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剑拔弩张的对立更是大大加深了这一矛盾。自从1848~1849年的革命风潮爆发以来，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Ⅳ）的朝堂之上便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政治派系，一派是亲西欧的自由保守党，另一派是亲俄的极端保守党。这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尔虞我诈的争斗贯穿了整个19世纪50年代（尤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主张的外交政策截然不同）。直到威廉的母亲维多利亚王储妃于1858年离开英国，奔赴柏林与自己的新任丈夫组建家庭之时，这两个党派依然十分活跃。王储妃对亲俄派格外反感，认为他们“性情乖戾”“刻薄善妒”“心怀恶意”，尤其“对所有英国人以及一切来自英国的事物都充满了敌意”。她说：“我一点儿也不在意这些亲俄的保守分子、假装虔诚的家伙如何看待我，我打心眼儿里鄙视他们的理念和想法，并衷心希望他们能早日寿终正寝。”

由于亲俄派在宗教信仰上接近东正教或者福音派，在内政方针上较为保守，在外交政策上偏向东方，他们代表了与王储夫妇及其扈从在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对立势力。腓特烈·威廉和维多利亚持有较为开放的宗教观念和较为激进的政治观点，他们所主张的外交政策是亲英排俄的。维多利亚比其夫更为开明，在夫妻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她极其聪慧又能言善辩，但却颇为盛气凌人、喜怒无常，有一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强烈优越感。这使得他们与亲俄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多亏了她对权力的强烈兴趣，也可以从局外人的角度进行敏锐的观察，因此，她与母亲（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来往信件成了我们目前掌握的关于普鲁士宫廷的最佳资料之一。无须多言，她的这些特质为朝廷中的保守派们所不喜，他们认为她过于直言不讳，有损于她的女性身份，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甚至指责她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在丈夫身上。

起初，亲俄派在宫廷和柏林上流社会的主导地位对王储夫妇来说只是略微令人恼火而已，然而情势却在1862年急转直下。当著名的保守派人士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被任命为首相，普鲁士王国议会未经重新选举即遭解散之时，王室和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自由党派之间旷日持久的矛盾达到了顶点。问题不仅仅在于保守派当时控制了政府的枢要机构，并开始推行其亲俄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王室本身也开始右倾了。国王不再像腓特烈·威廉四世在19世纪50年代那样行事，在不同党派之间周旋，而是毫不含糊地与保守派势力结成了同盟。“保守派日益壮大，”维多利亚在1862年7月这样写道，“并且成功地让国王站在了他们那一边，完全受他们摆布。”到那年的夏天为止，王储腓特烈·威廉和其父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逐渐加深，以至于双方基本无法进行理性的交流。据维多利亚所言：“只要稍稍提到政事，国王就会陷入狂躁的状态，他天性里所有的反抗因子都会被激发出来，使人无法心平气和地和他讨论或者讲道理。”朝堂之上，政治形势的突变使王储夫妇痛苦地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种极其孤立无援和无能为力的境地。“那种屈辱之感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维多利亚在1863年1月写道，“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沉默不语，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爱戴的人犯下令人悲叹的错误。”

当然，王储夫妇除了沉默不语之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而且事实上，他们并非全然被孤立。一场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自由运动正在席卷整个普鲁士，持续不断地对当时那个绕过议会进行统治且蔑视宪法权威的政府的合法性提出挑战。1863年6月5日，随着限制新闻自由的新敕令的颁布，王储首次公开站在了新政府的对立面上。在但泽的一场以自己个人名义举办的招待会上，腓特烈·威廉宣布断绝与俾斯麦政府的关系，并对政府近来一系列挑衅的举措表示了遗憾。然而，这一事件事实上并不像当时表现出的那样具有重大意义。腓特烈·威廉随后有所退缩，他拒绝永久居于激进运动的领袖位置。他甚至还向他的父亲保证，以后不会再参与类似的抗议活动。

然而，1863年6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对王储夫妇的私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了他们尚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威廉。首相因此对他们怒火中烧，而在接下来的30年中，他为了稳固自身在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政坛的主导位置，一直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付他们。当时，腓特烈·威廉公开的反对立场以及维多利亚对丈夫的言论毫不掩饰的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在朝廷上孤立无援的困境。“你不能想象这有多么痛苦，”维多利亚在1863年7月如此写道，“当你身边的人对你嗤之以鼻并且认为你是疯子的时候！”

只有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威廉二世的父母和祖父母在教导王孙以及敦促他们履行王室职责方面看似无关紧要的矛盾会招致双方对彼此的怨怼。正如约翰·勒尔所言，在君主专制政体和新君主专制政体下，对王位继承人的教育“这件事本身即是极其重要的政治议题”，因为这涉及未来的君主如何行使君权。在霍亨索伦王朝内部，由于政见上的分歧，王储及其扈从与国王及首相隔阂日深，这使得双方在王孙教养上的矛盾渐趋复杂。双方随之而来的针锋相对在其相反的教育理念上就可见一斑：一种是亲英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以培养公民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为基础；另一种则是传统的普鲁士贵族教育，以培养军事技能和服从精神为基础。当王储夫妇和国王夫妇要分别为威廉王子聘请一位文化课教师和一位军事教师时，这一情形就不言自明了。父母为王子挑选的第一位文化课教师候选人因为其身后激进的政治权力圈被否决。最终定下的教师是格奥尔格·恩斯特·欣茨佩特，此人与王储一派有着并不直接却十分紧密的关系，他要求在威廉王子的教育上享有专属的权威，并得到了批准。直到威廉18岁为止，他将会一直担任其文化课教师。正是这位欣茨佩特先生为威廉二世的早期教育定下了基调。他为王子制定了严苛的学习日程，要求他从早上6点至晚上6点（在冬季会延长至晚上7点）学习拉丁文、历史、宗教、数学和现代语言等多种课程。每周三和周六下午，王子还要抽出时间去矿场、车间、工厂和贫苦劳工的居住区进行访问，体察社会。

两位教师在各自的权力和职责问题上也产生了矛盾。王子的第一任军事教师就因为王储夫妇对欣茨佩特委以重任而心灰意冷。在这位教师于1867年辞职之后，王储夫妇和国王夫妇因为教师继任者的问题发生争执，甚至连国王的扈从都直接牵涉其中。“我们好歹是说服了他们……”维多利亚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抱怨道，“然而，我觉得这种干涉对我们来说太糟糕了。你不晓得当权派花了多大力气在我们的宫廷里安插他们的人，更不晓得他们对我们有多么恨之入骨。”

王子们的王室职责是导致王储夫妇心烦意乱的又一诱因。1872年8月，维多利亚坦言，当她听说威廉要穿俄国军队制服接待俄国沙皇时，她感到“十分震惊”。“这件事自然是没有问过我的意见的。对所有这类事情我都没有发言权，只能任凭他人安排。”维多利亚和腓特烈·威廉坚决地请求国王，希望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和同龄人一起接受教育，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他们远离极度受迫的宫廷环境。正如约翰·勒尔教授所指出的，将威廉送至卡塞尔的腓特烈学园接受教育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动”。此前，霍亨索伦王朝还从未有过哪位王子接受过这样“资产阶级”式的教育。这一举动也反映了王室教育观念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德意志，也蔓延到了世界其他角落——英国的乔治五世被送至皇家海军学院，和同伴一起接受教育，裕仁天皇也曾经在东京的高中就读。当然，威廉本应该在柏林的某所高级中学就读，但是他的母亲反对，理由是首都这所唯一适合的学校在政治上“过于保守”。

不出所料，威廉一世对此强烈反对（他从1871年起就一贯如此），最终只是迫于“多方的威逼利诱”才勉强答应。正如维多利亚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所写的，从今往后，皇帝再也不能“强迫威廉在柏林的各种场合亮相，到处社交应酬——只有这样才能制止皇帝荒谬可笑的固执之举”。王子迁至卡塞尔是王储夫妇教育理念的一大胜利。威廉于1874年进入卡塞尔高级中学，从而得以远离柏林社交界，更重要的是，他在18岁以前可以免于承担军事职责（他从10岁起便是第一近卫步兵团的一员）。让他接受严格的精英教育也是为了打压他在阿谀奉承、自吹自擂风气甚盛的宫廷中养成的傲慢之气和王子威风。

王储妃一直对军方介入王子的成长历程格外戒备，时刻留意他是否被他们的保守情绪同化。早在1871年2月，当王子仅仅12岁的时候，她就声称在他的身上察觉到“一种明显的易于被军方肤浅狭隘的态度所影响的倾向”。多亏了她的影响，威廉（按照霍亨索伦王朝对王子们教育的标准）得以在成长过程中少受军事教育之苦。直到他结束在波恩大学为期三年的学习为止，对他而言，“人文”教育的要求总是优先于履行军事职责。虽然威廉对于军营文化和氛围（尤其是军队制服）都格外向往，但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完备的普鲁士军事教育应该培养出的自我牺牲和服从精神。他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解释这一点。他觉得来自上级的指正和建议，难以接受。他的副官阿道夫·冯·比洛夫上尉于1879~1884年在他身边随侍长达5年之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没能消除王子所受的教育对他的影响。威廉虽然身着军装，却不曾拥有一个普鲁士军人的价值观和精神气质。与市面上流行的传记中的说法不同，威廉并不是从波茨坦和军营训练场走出来的，而是一个军事上的“半吊子”。尽管他母亲总是放心不下，但是她为了让儿子摆脱军方的操纵所做出的努力却是卓有成效的。不过，欣茨佩特先生、波茨坦、卡塞尔和波恩的奇妙组合所培养出的威廉是否比在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能力强，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由于威廉在其受教育过程中经历过颇多波折，被两种互相对立的环境拉扯，而又没有受到系统的理念的指导，因此很难形成一以贯之的价值观或者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

威廉的权力之路

关于王子教育问题断断续续的争论，体现出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个体之间的敌对以及党派之间的对立对王子早年生活的影响。王子只是被动地卷入纷争之中，充当他人尔虞我诈的傀儡。但在某个时刻，他必定开始意识到其父母与当权派长期不和的状态恰好为他提供了周旋的余地。一个明显的例证发生在1883年，威廉24岁的时候，当时他的父亲要求他随同去西班牙进行正式访问。虽然他并不乐意去，但是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而是秘密地要求其祖父以他不愿在那时离开军营为由，叫停此次访问。皇帝原本就对这次花费颇多的访问心存疑虑，自然顺水推舟。这种事情几乎可以肯定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当腓特烈·威廉在1883年11月发现事情的真相之时，与儿子激烈争吵，并怒斥他“一早就背着父母和皇帝私相授受”。

皇帝威廉一世和孙子威廉之间的“默契”反映了王室家族内部所经历的漫长的情感关系的转向过程。从15岁时起，威廉与祖父之间一直是充满温情和信任的，并且关系日益亲厚。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颇为世人所注目；而大约从1880年起，王子与其父母便渐行渐远。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威廉在1879年4月与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松德堡–奥古斯特堡家族的奥古斯特·维多利亚订婚之后，希望获得更多的个人自主权。威廉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不顾他人（包括皇帝）对新娘并不显赫的家世的反对，极力促成了这门婚事。尽管她以为这门婚事能够拉近她与儿子之间的距离，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多娜（朋友们都这么称呼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对英国很反感，并持有保守的政治立场和正统的宗教观点。她所属意的“恰恰是对王储夫妇及其代表的价值观表示强烈反对的势力”。双方由此产生的隔阂随着威廉对其父母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越发直言不讳的反对而进一步加深。由于持有这种政见，王储夫妇在柏林的宫廷中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反对派。19世纪80年代初，威廉和父亲有过几次不甚愉快的争吵，在此过程中，他明确表示自己站在当权派一边。霍亨索伦王朝的历代国王似乎传承了这样奇怪的传统：腓特烈·威廉在1862年之后就一直反对其父的政策；威廉一世的父亲过早离世，但他在19世纪40年代也反对过当时在位的父亲腓特烈·威廉四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二世的儿子，王储腓特烈·威廉·维克托也公开挑战他的权威，让他吃到了同样的苦头。19世纪80年代的情况就特殊在王室家族三代同堂，老一辈和年青一辈因此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中间的一辈。

威廉二世和皇帝的交好在1884年结出了第一枚政治果实：威廉二世被任命为赴俄的一支重要使节团队的领队。由于腓特烈·威廉“荒谬的反俄态度”，威廉二世显然是比他更合适的人选。然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腓特烈·威廉才知晓此事，他不免觉得自己被刻意忽视了。威廉二世从俄国返回后，发现他的父母对他格外冷淡。“当他从圣彼得堡返回之后，所有人都热情洋溢地欢迎他，唯独他的父母对他不理不睬——他们已经听够了旁人对威廉的奉承了，”瓦德西伯爵（他是王子俄国之行的随从）这样评论道，“任何人想要博得他们的欢心，就必须诋毁他们的儿子……”

威廉为期12天的俄国之行大获成功。他不仅和沙皇亚历山大相谈甚欢，而且也似乎给其在俄国接触到的各方人士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威廉直接写信向其祖父汇报情况，这种不合常理的举动遭到了德国驻俄大使的抗议，他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全无用武之地了。甚至在尚未离开俄国的时候，威廉便在俾斯麦的授意下与俄皇“秘密通信”，在信中向俄国皇帝标榜自己是其父反俄立场的坚定反对者。在归国不久之后，他又给俄国皇帝写了以下这封信，颇具代表意义。在信中，他请求沙皇不要将自己父亲的反对言论放在心上：

您了解他，他喜欢和他人作对。他深受我母亲的影响，而我母亲又听命于她的母亲英国女王，这自然使他习惯于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问题。我向您保证，我和我们的皇帝陛下以及俾斯麦阁下同心同德，誓将巩固和捍卫三皇同盟作为我最高的职责。

而在1884年6月的一封信中，威廉二世则告知沙皇其父对俄国君主及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的强烈反对：“他（父亲）指责俄国政府满口谎言、背信弃义，等等，几乎所有恶意的字眼都被他用来诋毁您的名声。”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威廉二世在俾斯麦的怂恿下一直与沙皇保持着这种“热线联系”。他将家族内部的机密肆无忌惮地透露给一个外邦君主，这表明他决意要利用霍亨索伦宫廷的人事倾轧和政治分歧来为自己谋利。1884年的俄国之行也为其日后作为君主的行事作风开了先河。此后，他仍然时常随随便便就充当起外交官的角色，虽然他在这方面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有专人指导。正如这封不管不顾的令人瞠目结舌的信件所透露出的，他在整个统治生涯里都将外交视为君主之间的事务，并对君主之间的私交对维护国际关系所起的作用深信不疑。

当时，宫廷正为威廉的妹妹维多利亚（即“莫蕾塔”）与保加利亚巴滕贝格家族的亚历山大王子的婚配问题争论不休，而各方的冲突有升级之势。威廉二世趁此机会进一步进行自我扩张。这门婚事错综复杂，其中的政治权力纠葛千头万绪，在这里仅做简要说明。从1882年起，王储妃就属意于“桑德罗”（亚历山大的昵称）·巴滕贝格，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双方在次年会面之后，似乎也已经算是订婚的状态了。但是，这门婚事却遭到了首相俾斯麦的强烈反对，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会影响到德意志帝国同俄国的关系。巴滕贝格本是俄国在1878年安插到保加利亚的傀儡君主，但随后他加入了寻求保加利亚统一和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直接违抗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这自然使他得罪了圣彼得堡方面。

俾斯麦认为，霍亨索伦家族的公主嫁入巴滕贝格家族会动摇德意志帝国与俄国的亲密关系，而德俄交好是他外交政策的核心。而对王储妃来说，这门婚事的“反俄”倾向却恰恰是其主要吸引力所在。在其母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下，她期望通过扩大德意志帝国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为将来各种势力联合起来遏制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打下基础。她在1883年6月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最好的结果就是“英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能够联合起来支持保加利亚……这样保加利亚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屏障，可以阻挡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企图”。“西欧人”和“俄国人”之间长久以来的冲突经常会激起普鲁士内部对外交政策的争论，这一事件又让双方战火重燃。

到了1884年夏天，俾斯麦和皇帝威廉一世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同盟，他们以政治考虑和国家关系为由反对这门婚事。巴滕贝格之争贯穿了整个19世纪80年代，不时地被搬上台面，制造新的纷争。即使巴滕贝格王子在1886年8月因俄国人支持的政变而被赶下了台并被驱逐出境，维多利亚和丈夫（后者在某些场合较为谨慎）仍然没有放弃这门婚事，甚至还考虑过为巴滕贝格王子在德意志帝国政府谋一个高级行政职位。来自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的费迪南德亲王是在巴滕贝格之后被选出来的保加利亚君主。由于其一系列的反俄举动，1887年年底各方势力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了人们对巴尔干半岛战争的恐慌情绪。在这种背景下，这门婚事又变得敏感了起来。可以想见，威廉二世加入了反巴滕贝格的阵营。他向祖父提供妹妹和王子私会的情报。在与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毫无疑问他是俾斯麦的耳目）的一次谈话中，他甚至煞有介事地考虑解决巴滕贝格的最好方法是否是“怂恿他和我决斗，然后用我的子弹射穿他的脑袋”。

威廉二世对这门婚事的坚决反对和对俾斯麦亲俄外交政策的明显支持，为他赢得了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1886年8月，皇帝决定派威廉二世出使俄国与沙皇会面。不过与第一次不同，他不是去参加庆典，而是同沙皇就涉及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利益的政策进行高层会谈。皇帝希望威廉二世在1884年首次访俄时同沙皇达成的友好关系能对达到此行的目的有所帮助。王储不免再次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腓特烈·威廉给俾斯麦写了一封颇具控诉意味的信，对这个决定表示了抗议，并表示他并未被告知该决定，而是“从媒体和传言中得知的”。当首相回复说威廉二世的俄国之行已经公布、无法更改之时，王储又试图以健康问题为由来阻止儿子成行（此时，威廉二世旧疾发作，正在恢复中），甚至提出代替儿子出访：“因为我认为能够尽一己之力，来向沙皇表明我们与俄国交好的愿望，是再好不过的了。”然而，朝中最有权势的几位人物都一致反对改变计划。尽管王储访俄是更高规格的“礼遇”，然而俾斯麦在1886年8月17日对威廉一世表示，假如王储访俄，“由于沙皇对巴滕贝格恨之入骨，王储陛下对他却百般袒护，两人很有可能发生争吵”。威廉一世显然对俾斯麦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其子“不适合与沙皇亚历山大共处一室”。威廉二世本人也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接受了这种看法。在8月20日致赫伯特·冯·俾斯麦的信中，他警告说：“（假如他父亲出使俄国）他会喋喋不休地跟沙皇说有关英国的事情，还会赞颂保加利亚人的勇气！他要真去了那儿，我们所有人就都完了！”

假如威廉二世被破格提拔到某个国内的行政职位上担当重任，那么无论他有没有事先同父母商量，王储无疑都不会如此义愤填膺。但在19世纪欧洲的君主专制政体和新君主专制政体下，外交被视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仪式，是君主行使权力的至尊领域，是最高级别的国家行为。“外交本身即是其目的，”俾斯麦在1866年宣称，“我把它看得比其他一切事务都重要。”这种主观的“外交至上论”使得君主和政治家们纷纷将其视为自己崇高的职责，这也就解释了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外交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何以触痛了王储夫妇的神经。威廉二世正在侵入其父作为未来君主意欲一展雄才的核心领域。

类似的事件在1886年的秋冬之际以一种更犀利的方式再次出现。在俾斯麦的建议下，威廉二世显然即将进入外交部，以熟悉该部的内部运作。王储写信给首相，表达对此举的反对，理由是其子“尚未成熟而且缺乏经验，性情上有专横和夸张的倾向”，并警告首相说“让他过早地接触外交事务是很危险的”。俾斯麦对此不以为然，回应说威廉已经27岁，比腓特烈·威廉一世和腓特烈·威廉三世接受公职时的岁数都要大。他继而提醒王储：“在皇室，君主的权威是凌驾于父亲的权威之上的。”

由于任命一事，威廉父子在1886年12月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这里有必要详细摘录威廉二世对此事的说法（由赫伯特·冯·俾斯麦转述）：

王子说他父亲对他素来颇为严苛，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客气，但王子此前从未见过父亲如此气急败坏过。王储脸色灰白，挥舞着拳头威胁王子说：“你们完全是在耍弄我，今日之辱我绝对不会忘记！我特意提出的反对意见居然被完全无视，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把我这个王储放在眼里！我发誓，等我登基之后我会好好教训外交部的那些人，绝对不会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

因此，威廉二世在政界迅速擢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俾斯麦家族成员的提点和帮助。自1884年起，在其父的指示下，赫伯特·冯·俾斯麦对王储大献殷勤，百般讨好，终于与其建立起了友谊。向来与首相不和的王储自然认为威廉二世在政事上和他针锋相对是“无所不能的俾斯麦耍手腕的自然结果”。然而，威廉二世一向对自己的独立地位颇为看重，绝不会永远或者完全与俾斯麦家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自19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另一位政治人物也与威廉结成了政治同盟，此后将与俾斯麦家族一较短长。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伯爵是普鲁士军队的军需总长和副总参谋长。他经常与威廉王子见面，讨论军事问题，曾在威廉1884年首次出访俄国时担任随从。但从1885年1月开始，他们的交往才变得密切起来。威廉开始向瓦德西倾诉“棘手的家庭问题”，并颇为煽情地表示“以后要仰仗（瓦德西）”。瓦德西随后成为威廉二世最为信任的心腹，游刃有余地帮助他处理了几桩婚前和婚外的桃色纠纷，并在威廉二世对柏林联盟俱乐部的赌博活动进行整改并引发争议之时全力支持他。

这位军需总长持反犹立场，是虔诚的教徒和保守派人士。由于他身上所有的特质都是王储夫妇所深恶痛绝的，威廉自然很高兴以他作为自己与父母划清界限的武器。不过，瓦德西的受宠对俾斯麦家族来说也成了一大威胁。瓦德西极具野心，甚至有传言说他意在图谋首相之位。瓦德西竭力削弱赫伯特·冯·俾斯麦对威廉判断问题和态度立场的影响，并巧妙地调控威廉和首相关系的起伏。瓦德西在外交政策上的观点也与俾斯麦大相径庭。尽管他曾经附和过首相的外交政策，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他对首相的领导能力已经有所质疑，并且直言不讳地支持对俄的自卫战争。在俾斯麦斥责瓦德西之时，两人发生了争吵。争吵的由头是瓦德西的一时失言，但他猜想俾斯麦真正在意的是其子在威廉跟前与自己争宠时落败，这无疑是正确的。

到了1887年年底，谁是威廉王子第一心腹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有了最重要的意义。当年3月，王储被诊断出喉部长了肿瘤。不同的医学团队对预后的看法不一：王储的几位来自德意志的医生认为该肿瘤是恶性的，必须尽快实施彻底的手术切除，但该手术危险性高，不仅会让王位继承人永久失声，还可能会使他丧命。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爵士（王储的心腹）是另一种较为乐观的看法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该肿瘤不是恶性的，只要腓特烈·威廉迁居到气候较温和的地方，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就可以自行痊愈。王储支持麦肯齐的看法，拒绝了手术的方案。他被送往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圣雷莫的一幢别墅里，进行休养和恢复。然而，当1887年5月王储患病的消息广为人知之后，无论是在宫廷内部，还是在政府官员之间，甚或在普通民众之中，人们对王储的病情普遍持较为悲观的看法。而当时威廉一世已经90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人们一度认为威廉王子继位遥遥无期，轮到他了自然就会发生。而现在这似乎马上就要变为现实了。“上帝总是以这样神秘莫测的方式行事，”德意志帝国外交部部长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在日记中写道，“世界历史的进程就这样出乎预料地被改变了。威廉王子可能在30岁的时候就继承大统。到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即使王储活得比他父亲长，他若继位，那在位的时间似乎也会很短暂，这就使威廉王子成了未来之星，朝堂上下的所有眼睛都注视着他。“我饶有兴致地看到，”瓦德西写道，“一些识时务的朋友对威廉王子的态度是如何产生了180度大转变的；昨天他们还对他怒火中烧，认为他无情无义、没心没肺，鬼知道还会有什么，今天他们就反过来称赞他性情坚毅，认为他必定前途无量。”那些对腓特烈·威廉身体状况的怀疑都随着1887年11月12日的一则官方声明而烟消云散：王储被确诊罹患癌症。这则消息对宫廷风向的影响是极其迅速的。据赫伯特·冯·俾斯麦回忆，“所有墙头草和软骨头”都不再掂量倒向哪一边对自己更加有利，纷纷投靠威廉王子，“恬不知耻地对王子阿谀奉承，使他的虚荣心像风帆一样日益高扬”。

如此一来，人们为了成为威廉王子的心腹而进行的争斗变得更为紧迫。对俾斯麦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他的外交政策在未来能否施行，他能否坐稳首相的位子，都取决于此。为了加强对王子的掌控，首相采用了典型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他继续充当威廉王子在政界平步青云的急先锋，让威廉一世签署文件，规定在国家元首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授予威廉摄政的权力，由他代皇帝行使君权。这自然引起了圣雷莫方面的骚动。与此同时，俾斯麦动用手段，试图阻止威廉王子与自己最强势的政敌瓦德西伯爵联合一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瞄准了威廉王子、瓦德西和牧师兼政治家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 Stoecker）三人之间的关系。

施特克尔自1874年起任柏林大教堂的皇室牧师，创立了基督教社会工人党（Christian Social Workers Party，后更名为基督教社会党）。他是19世纪末最为激进和富有革新精神的德意志保守派人士之一。与他的同时代人、维也纳的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一样，他用混合了民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机会主义的反犹太主义和宗教复兴思想的一套说辞，为他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获取了大量的民众支持。他的目标是将被边缘化的工人阶级群体吸收进基督教会，使他们接受君主制下的政治秩序。俾斯麦对施特克尔的态度颇为矛盾：他欣赏这位牧师在政治主张上宣扬保守主义、维护君主制，但对其政党能否从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cy）手中争取到工人阶级选民颇为怀疑，并且对其煽动下层民众的手段不以为然。当年11月，一场募捐会在瓦德西伯爵的府邸举办，为施特克尔建立的“城市布道所”筹措资金。这一机构致力于通过慈善活动在城市的贫民中传播福音。威廉王子出席了该活动，并发表了简短讲话，赞扬了牧师所做的工作，称借助宗教对人民大众重新进行教化是抵制“抱持无政府主义和去宗教化的政党所带来的革命性倾向”（此处指社会民主党）的唯一途径。俾斯麦在这一场合察觉到一个具有危险性的新政治联盟即将形成。施特克尔可以拉近威廉王子和那些保守派的新教“极端”宗教人士的关系，从而威胁到由首相领导的国会多数派自由保守党的内部团结。对于俾斯麦来说，他的最终目的已经很清晰了：他要制造威廉登基之后就将任命瓦德西为首相的假象。

俾斯麦并没有直接敦促威廉达成此事，而是以他一贯的方式对其作为帝国首相所掌握的丰富公关资源加以利用。12月的第二周，数篇针对施特克尔的檄文出现在《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这是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并作为半官方的政府喉舌而广为人知。全德范围内凡是与俾斯麦的多数党有关系的自由派和略偏向保守派的报纸很快都加入了战局，指责某个反动的宗教小团体已经操纵了易受影响的王子，为自己谋取利益。威廉王子首次发现自己成了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这远远不是最后一次。

突然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之下，接受人们的审视与批评，似乎使威廉惊恐不已——他对舆论的敏感此时初露端倪，而这种状态将贯穿他的整个统治阶段。到了12月底，他已经发表了官方声明，宣布自己与施特克尔的反犹太主义立场毫无关系。在写给俾斯麦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辩称自己此前参加布道所的活动并非想暗示他本人的党派倾向，并向俾斯麦保证自己宁可把自己的四肢“一一砍掉”，也不愿给首相带来任何“麻烦或不快”。在次年2月8日，对勃兰登堡州议会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演讲内容随即被透露给了媒体），威廉王子强调了自己对俾斯麦外交政策的认同。俾斯麦赢了这一局，但他此番和王子的角力还是对两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威廉对俾斯麦为了让他在全国人面前出丑而耍弄的手段怒不可遏。他开始放言俾斯麦的好日子终将到头：“他最好记住谁才是一国之尊……在继位之初，我自然不会对首相弃之不用，但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不再与俾斯麦阁下为伍。”

1888年3月9日，老皇帝威廉一世去世。他在临终遗言里表达了对威廉王子的赞扬：“我对你一向很满意，因为你事事都做得妥当。”威廉一世去世之后，新皇帝（威廉的父亲）和他儿子的首次交流是通过一封措辞冰冷的电报进行的，他警告威廉要服从自己的权威。尽管新皇帝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但是3月23日发布的政务代理敕令却只将极少量的权力和职责让渡给新任的王储（威廉二世）。然而，威廉实际上已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和政治投机的目标。在政府的最高统治层内部，甚至连新皇帝的军队部下也没有打算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它仅仅被视为一个碍事的过渡期。“我想人们都认为我们只是浮光掠影，假以时日就会被威廉所代表的现实所取代。”皇后在3月写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德皇腓特烈三世（皇帝这样自称）的统治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过于短暂（只持续了99天）。因为病痛，皇帝的身体极度虚弱，无力在各机构内撤换人员，也无法对政策做出任何调整。而这原本是保守派们长期以来所揣测和惧怕的。

威廉二世和首相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仍然存在分歧，最为突出的就是在外交政策上。1888年春夏间对俄国发动战争所带来的恐慌情绪长时间弥漫在朝野上下，人们都感觉到惶恐不安，这使得威廉在俾斯麦的亲俄政策和瓦德西伯爵的反俄、战俄路线之间徘徊不定。然而，公主与巴滕贝格结亲一事在4月重新被提起，为威廉和俾斯麦的联手创造了条件。俾斯麦以辞职相威胁，威廉随即警告这位“保加利亚佬”说，假如二人成婚，他会在登基之后立刻将他们驱逐出境。

图1　图为身着胸甲的腓特烈·威廉王储，摄于1887年1月1日。后来腓特烈·威廉登基成为腓特烈三世皇帝，在位仅99天。1888年3月9日登基时他已患喉癌，命不久矣。德意志帝国因此缺失了持有自由主义和进步思想的一代君主，而这曾经是德意志民族国家得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倘若腓特烈三世没有英年早逝，德国历史会是怎样的一番面貌，一直是德国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重要命题。

威廉和其母维多利亚之间剑拔弩张的状态依然如故。在皇后看来，儿子对巴滕贝格一事毫无改变的反对态度进一步证明了（如果他此前的言行还不够证明这一点的话）：“他的怨怼、报复心和自负”以及他试图通过将一桩“家务事”闹得满城风雨来“毁掉”她的险恶用心。身体的虚弱以及随之而来的看淡一切的态度使得腓特烈·威廉对其子的怨怼冰消瓦解。由于他既无心，也无力继续与儿子敌对，他自己便成了各方争论的话题。威廉始终反对其母和莫雷尔·麦肯齐爵士的意见，而赞同大多数随侍医生的悲观看法，认为其父罹患绝症，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由于19世纪80年代接受全喉切除术的病人能活下来的概率极低，维多利亚便认为威廉此举是为了使自己尽快登基，或者使其丈夫被迫宣布自己不适合统治，可谓无情无义。当威廉于1887年11月结束对圣雷莫的访问，回到德意志之后，他说母亲不仅像对待“一条狗”那样对待他，而且还阻止他探望父亲。在腓特烈·威廉最后的日子里，她又故技重施。然而，冥冥之中的安排，再加上父亲患癌症的推波助澜，还是让年轻气盛的威廉占了上风。在腓特烈·威廉于1888年6月15日去世之后，人们纷纷指责那些之前不相信皇帝罹患癌症的人（包括皇后）对他照顾不周，一时间民怨沸腾。威廉不顾亡父遗愿及其寡母的强烈反对，下令对其父进行了病理解剖。解剖结果证实腓特烈·威廉体内确实存在癌细胞。这一结果被公之于众，证明威廉自1887年春天其父患病以来所坚持的看法是正确无误的。

宫廷中人过去总是（或者说现在基本上也是）会过度估计人们能够被他人操纵的程度，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倾向于相信权谋和手段是能够行得通的。在王储夫妇眼中，威廉是一个“傀儡”、一张“牌”，他的判断力和思想早已被尔虞我诈的宫廷所“扭曲”和“毒害”。正如维多利亚在1887年3月所言：“他既不聪明机敏，也不老谋深算，以至于无法看透这个体系和体系中的那些人，只能任凭他们摆布。”瓦德西担心威廉会被赫伯特·冯·俾斯麦的奉承讨好所迷惑，而首相则忧虑威廉已被瓦德西所操纵。事实上，若分析1887~188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便可以看出，威廉并不受制于任何一方。瓦德西在1887年1月曾经做过相当准确的评论，他说王子“自行其是”，并且会“尽力避免在自己周围培植一众羽翼丰满的党羽，以免受他们的挟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家（荷尔斯泰因、赫伯特·冯·俾斯麦、瓦德西）开始以赞赏的口吻谈论王子“事不关己的冷静态度”和他令人惊叹的独善其身的行事风格。而这些特点都是威廉在长期身处家庭内部斗争的过程中打磨出来的。他在政治立场上漫不经心的转变（1884~1886年亲俄，1887年12月倒向“主战派”，1888年又和俾斯麦站在了同一战线上）表明他已经倾向于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利用不同的人和派系。

因此，我们从威廉在从政初期所持的立场能够看出更多的他对权力以及他人认可的渴求，而非对特定的人或是他们所倡导的政策的认同。在他的身边，钩心斗角的戏码定期上演，这深刻地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得一些联盟越发稳固，而另一些分崩离析。威廉本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威廉的父母（尤其是他的母亲）和他们的宿敌俾斯麦首相一样醉心于这种争斗。威廉总是从旁观望，伺机从他们随之而来的无关紧要的争吵中为自己谋利。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他很轻松便可以看出所谓的提议和辩论是怎样一步步沦为了夺取和巩固权力的工具；以及政治本身是怎样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攻击和对立的关系而体现出来的。待他继承大统之时，威廉已经表现出对权力本身以及获取更多权力的异乎寻常的强烈兴趣，这从他习惯于分发明信片并在上面写上一句“我待我时”便可以看出。然而，他却没有深刻地思考获取权力之后，想要怎么做。对于在争权夺利氛围浓厚的霍亨索伦家族中接受教育的威廉来说，这也许是唯一一份最具宿命意味的政治遗产。

威廉二世其人

威廉的早年经历是否为他日后异常的心理状态做出了铺垫呢？1918年，威廉二世受革命所迫退位之后，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和通俗作品都聚焦在对这位德意志末代皇帝是否精神状态不稳定甚至疯癫的猜测上。在他退位之后的一年间，一系列的研究著作问世，对他的精神状态是否影响他履行君主的职责进行了探讨。这些著作包括《疯狂的威廉二世》（F·克莱因施罗德著）、《德皇威廉定期疯癫！》（H·卢茨著）、《威廉二世：残缺和疯癫》（H·维尔姆著）等。“他完全就是有病，他的思想和感情也一样有病，”《威廉二世的病症》的作者保罗·泰斯多夫如是说，“有经验的医生和心理学家都能看出，威廉二世从年少时起就患有精神疾病。”在这些早期研究中，有些研究者认为威廉先天不足，这是由于在他之前的好几代王室成员“过度生育”而造成的。无须多言，这些言辞恶毒的作品在医学上的参考价值可以忽略不计。它们主要的目的是将德意志战败归咎于威廉二世，将他塑造成一个导致德意志自1914年以来国运日衰、灾祸连连的疯子。（保罗·泰斯多夫在1919年写道：“他的病情要为德意志的战败负一部分责任。”）“先天不足说”更多地来源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长期以来对世袭君主制的批评，而不是来源于临床观察结果。

1926年，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的畅销传记一反战后初期的一些街头小册子上对威廉二世的健康状况带有偏见的概论，而是对这位前皇帝的性格成因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富有同情心的剖析。与前人的研究不同，路德维希关注的是威廉的生理残疾。由于其母难产，威廉二世是由医生用钳子从母亲腹中取出来的，在此过程中，他肩膀上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导致左臂永久瘫痪。和这一“缺陷”的“不懈斗争”，路德维希称，“是他（威廉）性格养成的决定性因素”。其长期后果就是“对君主制的热衷”，以及采取进攻好战的姿态来掩饰不安全感的倾向。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样的心理学权威也对此书做了评论，但他认为路德维希夸大了威廉的残臂所起的作用。在1932年的《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弗洛伊德坚持说威廉作为一个成年人的种种不足之处不是由于残臂本身造成的，而是其母拒不承认其缺陷，继而对他缺乏关怀的结果。

人们对于威廉精神状态的争论始终热度不减。基于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一个分支（“自体心理学”）的观点，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科胡特（Thomas Kohut）近来着重将威廉的缺陷放在他与父母的关系中来考察。科胡特发现，威廉的父母没有给予他“移情关怀”，那种“（来自）自我认同和镜像的自豪感”以及“恰到好处的挫折”，而这些都是发展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自我”所必需的。因此，威廉在整个成年期中都为“不和谐和虚弱的自我”所困扰，这恰恰是自恋型人格疾患的特征。同时代人在成年的威廉身上频繁观察到的过度敏感、渴求认可和缺乏“心理连续性”等特征，便可以从其早期的家庭经历中找到解释。

英籍德裔历史学家约翰·勒尔在对威廉早期心理发展的研究上采取了一条与他人颇为不同的路径。他对大量的原始资料进行了空前的广泛阅读，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威廉早年生活的研究，结果发现威廉早期的人格成熟并未因为缺乏父母的关爱而受到影响。相反，勒尔发现按照当时王室家庭的标准情况来看，王储夫妇的家庭氛围不同寻常地温暖有爱（威廉的美国传记作者拉马尔·塞西尔也认同这一结论）。勒尔认为，威廉不正常的精神状态的根源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即他出生的时候。勒尔在一本历史著作中以罕有的大量篇幅深入探究产科领域，详细地再现了王储妃当时生产的情形，并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威廉在出生时严重缺氧，导致他有先天的“轻微脑部机能障碍”。根据最近的医学研究成果，这种状况是和成年人所表现出的过度敏感、暴躁易怒、缺乏专注度和客观性等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勒尔指出，正是这种“器质性心理综合征”使得威廉易于患上“次级精神病”，而威廉童年时所受的严格教育（包括为了锻炼他瘫痪的左臂而施行的各式新奇疗法，用来矫正他脖子的“头部拉伸器”和欣茨佩特先生所采用的严格教育方法等）正好促发了这种病症。

无论是先天获得的，还是在童年时期后天习得的，威廉身上的这些不正常的性格特征是否使他无法以理性的方式行使权力呢？我们是否需要通过心理分析法和神经病学中的诊断标准和症状类型来理解威廉在掌权时的种种行为？这些问题当然只有在对威廉的政治生涯进行剖析之后才能得到解答，而这正是本书在剩下的篇幅中所要着重探讨的。不过，在展开论述之前，我想预先提醒读者。首先，用心理分析法这种解读人类行为的方法来对已故之人进行研究，可能非常吸引人，但这种方法中推测的成分极高。最重要的一点是，诊断标准的适用性决定了人们难以对其进行评定（如何时父母的移情理解算是“足够的”？），而且关于被研究者的资料常常是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这更是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在“脑部损伤”和“次级精神病”之争中，双方得出的结论都建立在各自的诊断性猜想之上，而这些猜想在源头上就是有争议的——我想约翰·勒尔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种心理分析法局限了我们的研究，使我们仅能依靠旁证，因为威廉的医生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他的婴幼儿时期去观察他的任何精神不正常的迹象。

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君主的“疯癫”有时已经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医学范畴，而是进入了政治领域。正如珍妮特·哈特利指出的，英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们通常只有在怀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意图损害英国利益时，才会倾向于认为他是个疯子。威廉二世的同时代人其实很清楚，从19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流传的关于威廉精神状况的谣言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尽管他们不否认威廉某些怪异的举动有时确实会激发这样的猜测。左派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克维德于1894年发表的讽刺文章（号称“威廉二世时期最成功的政治宣传册”）运用了一系列当时神经科学的时髦术语，将对帝国君主制度的批评嵌入了对威廉的“诊断”之中。同时，那些曾经称赞威廉性情坚毅的人在失势之后也经常拿他的精神问题大做文章。人们通常会在对他人的某种特定行为模式不满或者反感的时候，斥其精神不稳定。这种多少有些迫切地运用医学标准来解决问题的做法无非是为了给自己前后不一致的行为找到合理化的说辞。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不同时期人们对威廉的“诊断”似乎都顺应了当时大众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如19世纪90年代的“神经衰弱”说，（魏玛）共和国早期的“王朝衰落”说，20世纪20年代兴起且在此之后周期性出现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模式，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说，20世纪80年代和现在依然盛行的神经病学，以及在21世纪的基因研究潮流下出现的“乔治三世基因”说（即血紫质病）。

心理史学和回溯性神经科学所提倡的解释策略有一个更进一步也更严重的问题：它们诱使我们放弃从理性和情境的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比如说，约翰·勒尔在其对威廉心理状态的著名研究中列举了一些事件，似乎能够证明威廉陷入了“帝王式的疯狂”状态（即对自身权力和能力的妄想）。这些事件包括，威廉曾经对一群海军上将宣称：“你们所有人都一无所知，唯独我拥有智慧。决断唯我。”倘若我们认为威廉天生就是疯子，我们便会从字面上解读这番言论，认为其反映了威廉虚妄的世界观。但是，我们也可以将同样一番话放在具体情境中来考虑。由于这些人（包括陆军军人和海军军官）在名义上由威廉掌管的多个领域游刃有余，威廉在面对他们的时候自然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因此，我们便可以将其理解为威廉是在借这番话（尽管在我们看来可能是有失公允或不合时宜的）来强调行政权力是凌驾于统治之术和机构权威之上的。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回顾科胡特和勒尔提出的重要问题。但本书将尽可能地着重通过在具体情境中分析威廉行为中的“理性”部分，来解读他当权时的表现。

第2章　夺取权力

权力与宪法

权力在德意志帝国政治体系内是如何分配的呢？皇帝享有多大的权力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研究1871年4月16日颁布的宪法。该宪法规定了帝国的政治机构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威廉二世在1888年6月25日对国会发表的登基演说中提到要用宪法来“监督和保护”，而该宪法是历史妥协的产物，其诞生的原因非常复杂。随着普鲁士在1870~1871年对法战争中取得大规模的胜利，新的德意志宪法势必要将权力分配给多方势力。显而易见，俾斯麦本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巩固和扩张普鲁士的权力。然而，他的主张显然并未受到德意志帝国内其他公国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南方的主要公国——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因此，宪法必须既考虑到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个主权实体的政治诉求，又要满足维持帝国运转的中央协调机构的需要。

最后出炉的宪法不出所料具有明显的分权性质。实际上，这并不算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宪法，而更像是同意联合起来组成德意志帝国的各个主权实体之间的条约。由于人们认为新的德意志帝国不过是各个公国结成的松散联盟，所以德意志帝国的各个州之间依然互派使臣——保留此举在日后看来实属万幸，正是这些使臣的报告为我们研究德意志帝国建立伊始的政治生活提供了绝佳资料。基于同样的理由，外国政权不仅派遣使臣前往柏林，还去往德累斯顿和慕尼黑等地。

与1848~1849年由法兰克福议会的自由派律师起草的，但未能最终出台的帝国宪法相比，1871年宪法的极端联邦主义的性质体现得更为明显。法兰克福宪法规定了各个州政府都必须遵循的统一的政治原则，而1871年宪法则没有做到这一点。法兰克福宪法构想了一个拥有与各公国政府迥然不同的权威的德意志帝国议会，而1871年宪法规定帝国主权归于联邦议会，该议会由“联邦各成员国派出的代表”组成。它决定哪些法律草案可以交由国会讨论，草案在成为法律之前必须经过其同意，它还负责监督议会通过的法律的实施情况。议会的每位议员都有权提出草案，并将其交由议会讨论。1871年宪法（第8条）甚至宣称联邦议会将挑选部分议员组成一系列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外事、军队边防、海军事务等多个领域的问题。

1871年宪法对联邦主义的强调无疑对皇帝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宪法起草者显然是在尽力不去强调中央机构所享有的权利，以免伤害到联邦制拥护者的感情。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次将1871年宪法与法兰克福宪法进行对比。法兰克福宪法在“帝国上层建筑”这一节专门对中央机构做了说明，而1871年宪法则没有相应的规定，只是在第4节谈到联邦和联邦议会的管辖权时稍稍提及了皇帝的权力。1849年宪法明文规定“皇帝有宣战和媾和的权力”，而1871年宪法则规定除非德意志帝国的领土受损，否则，皇帝必须获得联邦议会同意后方可宣战。法兰克福宪法（第79条）赋予了皇帝解散议会两院的权力，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第24条）则具体规定了联邦议会有权解散帝国国会，但必须首先征得皇帝的同意。第14条则规定只要1/3的议员投票同意，可以随时召集联邦议会。换言之，皇帝似乎只是众多德意志王子中年纪最长的一位，他的权力来自他在联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而非源于他对德意志领土直接的控制权。因此，他的官方头衔不是“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尽管威廉一世本人可能倾向于这一称号），而是“德意志皇帝”。外行在读过1871年宪法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联邦议会不仅拥有国家主权，还掌握着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权力。综上而言，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宪法通常无法使我们窥知政治现实（1945年之后东欧联盟国家的宪法就是一例），1871年的德意志宪法也不例外。尽管该宪法在字面上对联邦主义做出了许多让步，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德国政局的实际发展却似乎是在瓦解议会享有的联邦权威。尽管首相俾斯麦坚称德意志是一个联邦，但是宪法所构建的联邦议会始终未能成为现实。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原因，便是普鲁士在军事实力和领土上的绝对优势。在联邦之中，普鲁士王国以65%的国土面积和62%的人口享有实际上的领导权。普鲁士军队使南方诸公国的军事武装相形见绌。宪法第63条规定普鲁士国王为德意志帝国皇帝，也是帝国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宪法第61条规定“普鲁士军队的全部法典”都要“刻不容缓地通过帝国国会传达下去”。这就使得联邦主义者的一切想要通过“常务委员会”管理军队事务的说辞都成为无稽之谈。普鲁士的主导地位也在议会内显露无遗。除了汉莎同盟（the Hanseatic League）中的几个自由市（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之外，德国中部和北部的较小亲王国均听命于普鲁士，必要时稍微施加一点儿压力它们便会就范。再加上普鲁士本身就拥有议会全部58张选票中的17票，任何由其他公国组成的联盟想要反对普鲁士的动议都是不可能的。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联邦议会都不可能如联邦主义者们所期望的那样主导德国政局。首相拒绝将任何与普鲁士国王的特殊职责和他本人作为帝国首席公务员的职权有所重叠的公共职能让渡给议会。比如，他不顾宪法第8条的相关规定，想方设法地让联邦外事委员会形同虚设。更重要的是，联邦议会缺少起草法律所需的官僚机器，因此不得不依赖普鲁士的行政机构。结果，议会逐渐变成了一个审议法案的机构，而这些则是由普鲁士国务院经过多番讨论后制定出来的。如果我们把联邦议会在1878年、1887年、1893年和1906年帝国议会遭到解散时的表现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联邦议会一贯缺乏权威。它不但未能在这些事件中先发制人，反而逐渐沦为帝国政策的传声筒。议会的从属地位甚至反映在其位于柏林的官邸上：它没有独立的办公大楼，而是“栖身”于帝国大臣官署之中。

帝国行政机构的相对薄弱进一步确保了普鲁士的主导地位。19世纪70年代，随着新机构陆续建立，以应对逐渐增多的帝国事务，再加上帝国政府在立法上的作用在整个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显著增强，一个所谓的帝国政府确实形成了，但它仍然仰仗和依赖于普鲁士权力机构。帝国政府各部门（外交部、内政部、司法部、邮政部、铁道部、财政部）主管不是正式的大臣，而是比大臣低一级的国务秘书，直接对首相负责。普鲁士行政机构比帝国行政机构的规模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都是如此。此外，任职于帝国行政机构的官员也多是普鲁士人。

民众寄望于一些上层人士，希望他们能够保证德意志政治体系的顺利运转，而从这些人的角度看来，普鲁士/德意志帝国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给政治体系的运转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尽管普鲁士作为帝国内最大的公国居于主导地位，普鲁士各级政府即使是在制定国内政策时也不得不考虑到帝国的整体情况。最明显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自帝国成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鲁士首相兼任帝国首相，因此他同时对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这两个立法机构负责。这些机构不仅在组织形式上大相径庭，而且在产生方式上也不尽相同。帝国国会在男性选民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因此聚集了各党各派的人士，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德国在地域、宗教、种族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多样性。普鲁士议会由三级选举制选举产生，该制度在本质上偏袒有产者，从而保证了保守派和“右倾”自由派的主导地位。由于普鲁士的局势会影响到帝国国会内各党派的态度，反之亦然，首相便面临着平衡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机构的艰巨任务。

1871~1890年，这一独特的复杂政治体系一直由申豪森的奥托·冯·俾斯麦维系。俾斯麦的主导地位部分来源于他对普鲁士王国及帝国行政机构的全权掌控。作为帝国首相，他可以直接对帝国国务秘书发号施令；作为普鲁士王国首相，他可以操控普鲁士政府部门的内部论争；作为普鲁士的外交大臣，他负责在联邦议会投出普鲁士的17张选票。他在德意志帝国和帝国内实力最强的公国之间的巧妙周旋是其获得政治影响力的关键。“如果你斩断我作为普鲁士人的根，只让我做帝国官员的话，”俾斯麦对国会如是说，“那么我便会同其他任何人一样籍籍无名。”以一己之力支撑起德意志帝国“不完整的联邦体系”的俾斯麦逐渐掌握了对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几乎所有政府政策的决策权。

然而，俾斯麦对行政机构的掌控本身并不足以解释其1871年之后在德意志帝国体系中享有的独断地位。他作为统一战争的总策动者所发挥的作用，他作为外交大臣无与伦比的手腕和判断力，他进行事后批评和恫吓政敌的卓越本领，他利用舆论的敏锐眼光，以及他与皇帝相处时的长袖善舞，也是同等重要的因素。“你必须要亲身经历，才会明白这个人对他周围的一切人、事、物施加了怎样的影响，”自由主义左派人士路德维希·班贝格尔如此回忆道，“曾经有一度德意志帝国内没有谁敢断言他的势力范围有多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权力如岩石般无可撼动，人人在它面前都会颤抖不止”，还因为他“能够决定法律条文、政府机构甚至政治风向的走势”。所有党派的人士都明确指出俾斯麦的“独断专行”，他的“专制主义思想”以及在“至高无上的”波美拉尼亚的“朱庇特”影响下形成的“专横”气质。甚至连汉斯–乌尔里希·韦勒（一位通常并不倾向于采用“个体”框架来解读历史的历史学家）也援引了韦伯的“超凡权力”说来试图解释首相何以能享受如此崇高的权威，因为韦勒认为俾斯麦的无上权威不能简单归因于他的社会背景、掌管的部门以及他所捍卫的价值观。韦勒的批评者们对这一说法是否适用于俾斯麦颇有微词，但是俾斯麦强大的政治权力和公众影响力却是毋庸置疑的。

图2　奥托·冯·俾斯麦比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更深刻地影响了威廉的政治观。他在威廉的青少年时期持续地影响着他的家庭生活，甚至在1890年离职后也仍然是不可小觑的势力。这张照片中由雕塑家胡戈·莱德雷尔（照片中右边那个人）制作的俾斯麦的大型塑像有力地展现了俾斯麦身后依然显赫的声名，而其影响贯穿了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始终。

那么，德意志皇帝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又如何呢？鉴于普鲁士国王在普鲁士带有浓厚君主专制色彩的宪法中的地位以及普鲁士行政首脑在整个帝国体系中几乎无可撼动的主导地位，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的潜在权力是巨大的。比起终有一日会解甲归田的首相来说，他以一种更绝对也更个人化的方式操纵着帝国政府和帝国实力最强的公国这两条线。根据宪法第18条的规定，皇帝有权任免帝国官员；而普鲁士宪法也规定，普鲁士国王有权任免普鲁士政府官员。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俾斯麦都是海陆军的总司令，独揽人事任免权（第53条、第63条）。只有获得他的同意，普鲁士议会才能通过法案；他还以派遣联邦议会议员的方式影响着帝国法案的通过。他一手掌握着内阁和军事参谋办公室，这等同于拥有了一个不对议会负责、专门为他服务的团队，一个专属于他的权力基地。多米尼克·利芬将这个每日处理大量文书工作的庞大机构与俄国截然不同的情况进行了对比：沙皇既没有专职的书记员，也没有私人秘书，只能自己给信件贴邮票、通过手写便条同侍从和大臣们联系。

作为德意志统一时期的一号军阀，威廉一世享有独特的个人声望。但是，由于帝国的政治体系由首相一手掌控，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的政治潜能注定得不到充分施展。这并不是说威廉一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民主德国作家卡尔–海因茨·伯尔纳在其关于威廉一世的传记中反对将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皇帝看作“德意志波拿巴主义体系中的傀儡”。威廉一世确实曾经在俾斯麦面前为自己的权力据理力争过，并且向其保证自己对国家政局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直到他去世为止，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最终决策权。1882年，威廉一世在向普鲁士国务院发布的皇家敕令中宣称国王有权“依据自己的判断调整普鲁士政府及其政策”。政府的举措归根到底取决于（普鲁士）国王，“源自国王的决定，是国王的观点和意志在组织机构中的体现”。

然而，俾斯麦在协调不甚牢靠的帝国和普鲁士政治体制上的卓越本领显然使他成了皇帝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研究两人关系的学者们普遍都强调了俾斯麦是如何通过威逼利诱、恩威并施的手段来获得威廉一世在重大事件上的认同的。威廉一世不得不时常接受与自己的直觉相左的政治举措。他不想同奥地利作战，他厌恶1871~1881年德国政坛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也不赞同俾斯麦针对天主教徒发起的政治运动。当两人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俾斯麦会释放其个性中的所有能量，时而涕泗横流，时而怒火万丈，时而扬言辞职，直到皇帝接受他的意见才作罢。正是这些威廉一世几乎无法忍受的场景促使他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评论：“在俾斯麦手下当皇帝实属不易。”他在另一个场合还说过：“他比我更重要。”这也许并不是虚伪的自谦之语。

首相和国王兼皇帝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不能与其他机构内的政治势力割裂开来考虑；它取决于一系列外部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帝国国会多数派的态度。一位拥有强大议会支持的首相可以站在更强硬的立场上同君主谈判。反之，一个持敌对态度的议会会削弱首相作为政事管理者的作用，使得他更加依赖君主，而这正是俾斯麦在1881~1886年的处境。1890年2月，俾斯麦领导的多数党“卡特尔”在帝国国会选举中败北，他不久之后便被威廉二世赶下了台，这并不是巧合。

帝国国会、联邦议会和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一起，构成了帝国政治机构的铁三角。联邦议会象征了各公国所享有的受限制的自主权，而帝国国会则代表了德意志这一民族国家内的所有男性选民。联邦议会的各位代表都是由各邦国的君主指定的，代表了贵族的价值观；相反地，帝国国会是通过三年一度（1885年以后改为五年一度）的成年男性普选产生的，是当时欧洲大陆上的一个最为民主的立法机构。法案要想得到通过而成为法律，须经过帝国国会的同意，而且与一些教科书上的说法不同，帝国国会有权提案。由于帝国国会有权核准帝国预算，它便握有与行政机构讨价还价的筹码，还能防止后者的野心膨胀。另外，帝国国会左右政局的权力却由于首相的任期不取决于多数派支持这一事实而受到了极大限制。与英国不同，德意志帝国议会无权通过投不信任票来推翻政府。两者的区别从一个重要的流程差异上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英国君主一直都是前往下议院参加新一届议会的开会仪式，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代表们则是被召唤至王宫完成同一仪式的。

帝国国会逐渐会聚了各个政党的代表，人员构成颇为复杂，因此如何审核法案成了帝国首相面临的最棘手也最让人头痛的政治任务（平衡普鲁士和帝国议会利益的需要使这个任务难上加难）。尽管帝国国会制定政治章程的权力依然十分有限，但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在威廉一世时期，戴维·布莱克本所说的“议会政治的正当性获得了提升”这一现象确实存在。促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帝国宪法第22条的相关规定：帝国国会在对外开放期间的会议记录都应始终如实地被公开。这就使议会上的一些政党领袖成了公众人物，同时，对政治感兴趣的民众也可以参与（至少可以旁观）开放日当天的激烈辩论。议会的实际权威增强的进一步证据便是帝国国会各个委员会所处理的事务逐渐增加，以及各政党领袖和委员会专家在决策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所发挥的作用越发重要。

在对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系做了这样一番简短的审视之后，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总体结论呢？正如这一领域最负盛名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决策权分散的体系”，一个“不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是一个“不完整的联邦政体”。形形色色的势力之间松散而又极不协调的关系，以及这个体系不断变换的特征使得历史学家们很难确切地分析该体系内的权力分配情况。比如，某位历史学家认为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这一宪政体系在威廉一世时期逐渐“议会化”，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则强调这一统治时期的“带有独裁主义特点的波拿巴主义”或“权威主义”特点。就本书的研究目的来说，我们只需强调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体系，容易受到各方反复谈判的影响，它以内部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为特征，权力在其核心机构之间来回转移。这不可避免地对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了暗示。首相离职之后，其所领导的机构将会有怎样的变化？俾斯麦曾经成功地（并非毫不费力地）使德意志帝国这一并不完善的国家机器俯首听命，那么宣称自己可以自任首相的年轻皇帝能否同样取得成功呢？

皇帝与首相之争

早在威廉二世登基之前，就有敏锐的同时代人基于对他和首相的了解，意识到这位年轻的皇帝与已经73岁的首相共事不会很容易。瓦德西伯爵在1887年11月与荷尔斯泰因的谈话中指出这是个性差异问题。当时在位的老威廉皇帝对个人形象几乎漠不关心，也不介意在公众面前被俾斯麦抢去风头。“但是，一旦威廉王子继位，他会坚持维持一国之君的派头——因此我并不认为他和首相会长期相安无事。”显而易见，1887年秋两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不是个好兆头。继施特克尔事件之后，威廉还因为他准备在登基之后发给各公国君主的声明一事和俾斯麦不欢而散。这次争执虽然不如前者那样广为人知，但却使得两人关系恶化。俾斯麦对该声明发布的时间和内容都颇有微词，最终劝说威廉将其付之一炬。另外，我们可以看到，1887年与1888年之交的那个冬天，两人在外交政策上产生了进一步的分歧。

尽管有这些不和谐的苗头，在1888年6月15日威廉二世登基之后，年迈的首相和年轻的皇帝还是平稳地合作了一段时间。他们在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决定上达成了一致。他们共同出现在议会晚宴上，接待同政府关系融洽的国会政党代表。皇帝言辞冷静地给宫廷牧师施特克尔下达了最后通牒，命令他在政治活动和宗教职责中做出选择（俾斯麦一直认为施特克尔身兼二职是十分危险和不可接受的）。威廉甚至打破传统，通过政府官方公告宣布自己与极右媒体发布的反俾斯麦的煽动性言论无关，谴责了极端保守派对首相的辱骂，并宣称“皇帝陛下（必然）不会允许任何势力妄称自己是帝国的耳目”。所有这些举动都公开释放了这样的信号，即皇帝对俾斯麦在1887年议会选举中创建的自由保守派政党“卡特尔”仍然抱有信任，从而安抚了俾斯麦一派。威廉在施特克尔事件中显露的对宗教势力和极端保守派势力的兴趣曾使俾斯麦颇为震怒，而这如今也已成为过去。尽管俾斯麦不愿意承认，但他确实是一位能屈能伸的廷臣，眼见老谋深算的瓦德西伯爵深得皇帝宠信，他竟然也能同这位曾经的政敌握手言欢。1888年7月，奥地利公使这样说道：“当今的皇帝和首相是如此亲密无间，关系好到了不能再好的程度。两人互相尊重和欣赏，彼此信任和理解，处在名副其实的蜜月期。”

然而，蜜月期还没持续多久，两人便在内政的关键问题上（外交问题将在第5章讨论）产生了分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协调德意志帝国内的劳资关系。威廉二世登基还未满10个月，德意志经济就因罢工大潮而遭受重创。罢工潮自1889年5月从德意志矿业和重工业中心、位于北部的鲁尔盆地兴起，随后扩展至整个鲁尔区，并波及亚琛、萨尔盆地、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等地。到5月中旬为止，鲁尔区86%的工人都参与了罢工。罢工者和政府军队之间爆发了血腥的冲突。之后动乱持续了近一年，其间不时有罢工或暴动爆发。

1889~1890年正是首相政治生涯的末期，他在此期间对劳工问题的处置展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城府与手腕。无论是在内阁会议、枢密院会议上，还是在同皇帝的私人会谈中，俾斯麦都坚称国家向工人吁求妥协的做法会鼓励社会民主党，也会使普鲁士工业在国际市场上丧失竞争力。首相有些言不由衷地辩称，规范女工和童工的用工法则、立法规定工人周日有权休假、设立最长工作时限会妨害工人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和时间来工作。俾斯麦头脑中似乎有多种方案。他一直都认为严酷镇压是国家应对社会民主运动的唯一方法。如果国家对罢工和动乱放任不管，国会对首相所支持的更具压迫性的反社会主义新法案就会少一些抵触（此前的反社会主义法案将在1889年9月失效）。如果这一策略行不通的话，就只有发动政变这条极端的途径可走，但这样可能会引发内战。在这种棘手且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下，俾斯麦很有可能同他在1862年普鲁士宪法危机发生时一样力挽狂澜，带领德意志帝国这艘大船渡过难关。

与俾斯麦不同，威廉并没有将眼前的困境归罪于工人的贪婪和社会民主党，而是认为资方，并非劳方，要负主要的责任，他们因此也要承担重整社会秩序的代价。威廉仅有最基本的经济学知识，然而他还是意识到随着德意志贸易自1887年起持续繁荣，订单激增，矿主们赚得盆满钵满，工人们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在5月11日，即接到关于动乱报告的仅仅4天之后，他便命令威斯特伐利亚总督“强迫”矿业企业的总经理和总裁们增加工人工资；如果他们不从，就以撤出该地区所有的政府军队相威胁。“当这些有钱业主和总裁的别墅被付之一炬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妥协了。”威廉在5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突然现身，发表了这番言论。当年11月，普鲁士农业大臣罗伯特·卢修斯·冯·巴尔豪森听到威廉放言说：“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来防止资本家将劳工生吞活剥，因为大多数工业资本家都在无情地剥削工人，毁了他们。”

威廉二世认为这种争端最终还是要由君主负责居中调停，因为德意志的工人都是他的“子民”，有权得到他的庇护。1889年5月中旬，他接见了矿主和矿工的代表，并警告他们不要对对方提出过分的要求。威廉这一令人始料未及的举动令德意志各阶层的民众颇为意外，也对他深感敬佩，从而推动了此次争端以协商的方式得到解决。整个1889年，威廉二世始终坚持要求政府保证工人得到加薪，并通过立法保障他们的权利（周日休假权，限制工作时间，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我认为我有责任，”他在11月从君士坦丁堡返回后宣称，“加以干预，确保这些人不被压迫，也不会罢工。”

威廉二世为劳工谋福利的创举却使历史学家们疑窦丛生，他们认为威廉对社会问题的热衷是为了掩盖其他一些不那么崇高的动机，比如说寻求民众支持，或者妄图成为腓特烈大帝那样的“乞丐国王”。在这里有必要完整地摘录以下章节，它选自拉马尔·塞西尔的卓越传记，堪称这类观点的代表：

鉴于威廉二世本人并不是人道主义者，他对贫苦劳工的关切自然并非源于此。早在其少年时期，他性格中的冷酷一面便已显露出来，并时常为与他相熟的人所察觉。他能够毫无留恋地舍弃昔日的朋友和仆从，其冷酷无情的程度令人齿寒。他对自己熟悉的人都尚且如此无情，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对广大的子民居然会有悲悯之心。腓特烈皇太后对下层人民一向广施恩泽，她对其子是否真正关心过贫苦大众和他们面临的问题颇为怀疑。

这段话有几处值得推敲。鉴于两人交恶，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皇太后关于其子“真实”动机的说法，她所言未必可信。另外，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君主引导政府对公共领域进行干预一定要出自他个人的“同情心”，否则就是不真诚的。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威廉的母亲所秉持的情感旨向的慈善观（反映了19世纪中期维多利亚式的自由主义情感）与威廉所信奉的具有保护主义色彩和中央集权性质的家长式的慈善观截然不同，两者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界限。在俾斯麦执政的最后10年中，他支持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社会保险制度；威廉二世甫一登基，便在对国会发表的登基演讲中保证会继续推进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在1881年提出的改良性法案。

当威廉就国家法规在处理劳资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同首相发生冲突时，我们若想到他曾经是首相的狂热门徒，定会感到有几分讽刺意味。格奥尔格·欣茨佩特在对威廉的教导过程中一向强调君主的社会责任（1889年他一跃成为威廉在劳工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之一）。他还受到了汉斯·赫尔曼·冯·贝勒普什（Hans Hermann von Berlepsch）的影响。贝勒普什于1890~1896年任普鲁士贸易大臣，其在劳工问题上的看法反映了“社会君主制”的改良保守主义理念，该理念强调君主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干预。因此，威廉在劳工问题上的创举不仅根植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也与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息息相关。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切不可认为此次争端是由威廉的率性之举而引发的。1889~1890年的罢工规模空前，已经使得普鲁士统治阶层深感震惊，继而迷惑不解。关于如何处理劳工暴乱的争论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机构，而且如奥托·普弗兰策所言，它已经渗入了行政系统内部。在省级行政机构，比如说柏林，官员们难以对这个问题的根源和妥善的处置方法达成一致意见。而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德意志独有的。俄国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劳工暴乱之后，其行政机构内部也存在类似的意见分歧。当时，一派官员（如内政大臣祖巴托夫）敦促君主和政府通过捍卫工人权利而与无产阶级结成同盟，而另一派官员则竭力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两者之间发生了冲突。

威廉之所以反对俾斯麦在劳工问题上的立场，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首相意欲施行的边缘政策可能引发的风险，并对此甚为恐惧。俾斯麦本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放任罢工，以使其形成燎原之势，直到将德意志推至内战边缘；或者在帝国国会上提出极其严苛的反社会主义法案，并在国会数次遭到解散之后主导立法机构背离宪法（即政变）——正如他在1862年所做的那样。如果事情如首相所愿发展，这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无疑会在同君主的关系中占据绝对主导的地位。不出所料，威廉避免采取这样极端的做法。早在1889年5月19日，威廉便对他的朋友，普鲁士驻不伦瑞克大使菲利普·奥伊伦堡（Philipp Eulenburg）坦言，他在“修订宪法”的问题上同俾斯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交涉”。当威廉于1890年1月13日再度与奥伊伦堡会面时，大使报告说俾斯麦在制定反社会主义法案的问题上拒不妥协，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乱，甚至只能通过政变来解决：

他，皇帝，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处境，而他并不想在他继位伊始就动用武力或者其他高压统治的方式来镇压所谓的“革命”：“我想要……向我的臣民，尤其是工人们表达善意，并帮助他们，而绝对无意将他们射杀！”

威廉二世和首相的矛盾还聚焦在政府的统治策略和帝国行政机构内部权力的分配方面。俾斯麦不仅仅因为威廉的政策而惊慌，还因为这位新君开始介入政府运行时所采取的方式而失措。5月6日和7日，当时在基尔的威廉甫一得知鲁尔暴乱的消息，便立刻要求当地官员撰写报告，并直接呈给他。5月11日，他在俾斯麦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威斯特伐利亚总督（见上文）下达了敕令。威廉的这些举动是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国以来前所未有的，而俾斯麦也精神百倍地进行了回击。他给威斯特伐利亚总督哈格迈斯特寄去了一封言辞冷酷的信，警告他地方行政官员若不经过上级官员的同意就贸然行事，造成的后果政府不会负责。1889年6月，俾斯麦采取行动，防止威廉通过内政大臣恩斯特·赫富特（由威廉任命）行使君主的自主权力。俾斯麦建议恩斯特不要把官员的报告直接呈给皇帝，除非“陛下认为自己可以无视忠心的顾问的意见，也不需要任何专业的建议，就能自己做决定”。

威廉二世在鲁尔暴乱事件中介入行政程序，这对俾斯麦作为普鲁士首相的权威构成了直接威胁。腓特烈·威廉四世于1852年颁布的内阁敕令规定：在普鲁士，当政府需要处理罢工和随之而来的暴乱时，首相有运筹帷幄之权。那之后便从未有过例外。这一规定是为了使政府事务更加有条不紊地进行。它规定各部大臣“在决定所有重要的政府举措时务必与首相进行口头交谈或者书面交流”。各部大臣上呈给皇帝的奏章必须由首相先行过目并提出意见，首相亦有权参与大臣与皇帝的所有会谈。威廉二世在1889年与大臣的越级交流是否如俾斯麦事后所说，构成了违反宪法的行为，实在值得怀疑；然而，此举确实是违背了普鲁士以往据宪法行事这一惯例。

皇帝身边聚集的一群没有正式头衔的顾问们对俾斯麦独揽大权构成了进一步的挑战。这些人包括前帝师格奥尔格·欣茨佩特、实业家胡戈·道格拉斯伯爵、宫廷画师兼前矿业官员奥古斯塔·冯·海登，威廉二世的密友菲利普·冯·奥伊伦堡伯爵以及令人敬畏的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荷尔斯泰因掌管外交系统的某个部门而能够掌握俾斯麦一派的内部动向。这些顾问帮助威廉了解国家事务的动向，助他下定决心，及时向他汇报新的政策提案，并给予其推行劳工新政所需要的政治支持。多亏了他们的支持以及其他方面的助力，威廉才得以在内阁会议上同强势的首相据理力争，他不仅在评议时事热点时头头是道，还能相当镇定自若地列举所有可供选择的政策。

俾斯麦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些人极尽讽刺之能事，例如他评价冯·海登为艺术家中的矿业官员，矿业官员中的艺术家。在俾斯麦被解职之后，他通过媒体对所谓的神秘的幕后操纵者大肆渲染，称其对最高行政部门过度干预。然而实际上这些君主身边的“编外人士”早已借由秘书处和军机处的运行成了普鲁士权力系统的一部分。在面对各种情况时，由宪法体制之外的人士向君主献计献策一直是普鲁士王国宫廷政治的特色之一。俾斯麦在回忆录中将威廉的新顾问们比作“一群野心勃勃、妄攀高位之人”，他们在威廉二世登上帝位之际乘虚而入，试图“利用（皇帝）高尚的意图和不谙世事之间的不对等状态”。人们确实普遍认为，在当时的宫廷体系下，这种顾问集团比较容易形成，他们能够为君主提供除了“官方做法”之外的其他策略，使君主的自主权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官衔和职责不是最重要的，得到皇帝的宠信才是关键。正如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所指出的，在此状况下的影响力和恩宠之争涉及了宪法的根本问题，因为“任何为君主通报消息的人都参与了权力之争，无论他是否是有副署之责的大臣”。围绕在威廉二世身边的这一独立于宪法之外的顾问集团之所以引得其同时代人纷纷侧目，部分原因还在于俾斯麦在德意志行政体系中呼风唤雨的影响力。在其效命于前两位君主期间，他已经通过其在文官系统内的实际独裁，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君主身边的顾问们所拥有的影响力。

1890年1月，随着与俾斯麦的矛盾升级，威廉开始进一步在德意志宪法体系内寻找解决问题之道。鉴于俾斯麦在行政机构中的主导地位，想要不经他同意就推进任何动议，即使有可能，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普鲁士政府无法无视首相和贸易大臣的意见（这两个职位都由俾斯麦把控），而在普鲁士议会上提出保护劳工的法案。同样，联邦议会中的普鲁士代表也无法无视代表他们投票的普鲁士外交大臣（依然是俾斯麦）的意见，从而在会上提出这样的法案。然而，在复杂的普鲁士–德意志宪法体系中，还有一条途径行得通：如果威廉能说服德意志帝国内的某个公国的君主按照他的意思在联邦议会上提出法案，俾斯麦就无法阻止全权代表大会对该法案进行讨论。

威廉即位之初的情形充分地说明了君主之间的类似合作。在威廉对帝国国会做登基演讲的前5天，威廉的叔父巴登腓特烈大公在致其他大公的通告里提议各位君主在威廉宣布国会开会之后团结在他周围，以确保“德意志帝国皇帝在承诺和平和保证增加帝国福祉时能考虑到他们的立场”。多位君主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支持威廉关于劳工问题的看法，或是因为政府干预主义与他们自己关于社会政策的观点一致，或是因为他们想要借此抵消已经在自己王国内推行的劳工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萨克森公国）。腓特烈大公似乎将君主们在联邦议会的合作视为一种途径，可重新确立德意志帝国内各公国君主在宪政制度中的位置，他认为此举能够保证“各公国在更大程度上”介入“当今的重大政治问题”。他的愿望并没有在此次实现。1月15日之前，一个由各公国君主组成的联盟形成了——如果奥匈帝国大使的记述可信的话，该联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威廉促成的。该联盟以巴登腓特烈大公、萨克森国王阿尔贝特和魏玛大公卡尔·亚历山大为核心。大家一致同意由萨克森代表团首先在联邦议会上提出该动议。俾斯麦通过当面威胁各公国驻柏林大使自己将辞职而暂时抵挡住了首轮攻势。然而，这次尝试使威廉认识到一位决意扩展其政治影响力的君主可以在复杂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体系内寻找到多种可行的方法。

双方的僵持局面从1890年1月持续到了2月。威廉在1月24日召开的枢密院会议上，与首相公开发生了冲突。威廉在会上做了一番感性的演讲，抨击无情的资本家对待工人就像压榨“柠檬”一般，之后就把他们扔到“粪堆”里不管。他还列举了正在计划之中的改革举措，拒绝强化反社会主义的法律，并将自己的创举与霍亨索伦王朝诸位先王在社会建设上的成就联系在一起。俾斯麦寸步不让，诸大臣（除了少数几位之外）或附和首相，或保持中立，人人皆为即将到来的风暴而心惊胆战。据说威廉在会后对巴登腓特烈大公如此说道：“这些大臣都不是我的大臣，显然是俾斯麦阁下的大臣。”

然而，首相的可选项已经所剩无几了。帝国国会于1月25日否决了反社会主义法，这使俾斯麦率领的政党同盟卡特尔措手不及。2月4日，威廉发布了两道敕令。第一道是下达给首相的，命令他在柏林组织召开一个由欧洲各国参加的有关劳工问题的会议。另一条是下达给普鲁士贸易大臣的（依然是俾斯麦），指示他准备关于社会保险、工作条件和劳工代表的新法案。俾斯麦将敕令加以改动，以减少其社会影响，并且没有对其进行副署，但却无力阻止舆论倒向皇帝一边。在此后的数周中，俾斯麦采取了一套颠三倒四的策略来牵制威廉：他鼓励瑞士按原计划在伯尔尼同时举行劳工会议，以便抢去威廉计划在柏林举行的会议的风头；他试图阻止萨克森代表在联邦议会提出法案；他反复强调自己打算辞去多个职位；他在大臣会议上屡屡妨碍议事；他重新开始试图在帝国国会提出严苛的反社会主义法案，甚至导致议会多次被解散也在所不惜。这便是一位杰出的七旬老人在穷途末路之际使出的奇怪招数。俾斯麦本人也承认，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将他意识中的其他东西燃烧殆尽了。

俾斯麦手中还有一枚至关重要的筹码，那便是他率领着虽然上位不久，但仍然占据着多数席位的卡特尔，凭此他依然可以把控议会。由于威廉在提案里提出要大幅增加军费，而他觉得必须借俾斯麦之力，让国会通过这些棘手的提案，因此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与首相反目。俾斯麦在议会的地位给了他与皇帝谈判的筹码，使他能够迫使皇帝支持反社会主义法案，这或许能给他带来迟到的救赎。但随着1890年2月20日帝国国会选举结果的揭晓，这唯一的筹码也不复存在了。俾斯麦于1887年授意建立的卡特尔如今分崩离析，国会为社会主义者、左派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所把控——也就是反对党，或者俾斯麦在此前提到他们时经常说的“帝国的敌人”。

随后发生的两起事件触及了帝国行政机构的特权以及德意志皇帝影响（或是操纵）政策形成的权力，提前结束了这一僵持的局面。1890年3月，俾斯麦出人意料地会见了（天主教）中央党的议会领袖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二人讨论了中央党将会在何种条件下同意依照政府方面的意见在帝国国会进行投票。温特霍斯特要求撤回多个反天主教的法案，包括驱逐耶稣会的法令，该组织曾在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推行“文化斗争”之时逃过一劫。

从帝国国会的选举机制来看，拉拢天主教徒是可以理解的：中央党在国会占据106个席位，是拥有席位最多的政党。俾斯麦原本可能打算以即将提出的军事法案为切入点，试图说服皇帝让自己作为帝国国会的掌舵人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1890年3月的情势下，他与温特霍斯特的会面很不幸地失算了。皇帝强烈反对对天主教阵营做出让步——早在1889年9月，就有人向他提议恢复被禁止的至圣救主会，但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他在天主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来自身边人的鼓动。1889年秋冬期间，奥伊伦堡、巴登大公、荷尔斯泰因和其他一些人一直反复告诫威廉要注意提防俾斯麦拉拢天主教徒的举动。特别是菲利普·奥伊伦堡经常警告威廉一旦对德意志天主教内部的特殊主义者和极端势力让步，德意志帝国的完整性必将受到威胁。诸如此类的担忧始终萦绕不散，使德意志人敏锐地认识到即使帝国已经存在了近20年的时间，帝国内的国家意识依然非常薄弱。俾斯麦与温特霍斯特的会面还对帝国国会中大多数信仰新教且反对教权主义的政府官员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国家自由党人士，甚至那些此前坚定地站在俾斯麦一边的温和的“自由保守主义者”都纷纷抗议；俾斯麦此时面临着自186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孤立处境。

威廉乘胜追击，准备与俾斯麦做最后一搏。1890年3月14日，面对着一群疲惫的观众（正值早上8点30分！），威廉对未进早餐的俾斯麦发难，斥责他不该与温特霍斯特会面，并宣布他无权在未经皇帝同意的情况下与党首们谈判。仅仅两周之前的3月2日，俾斯麦则发表过相反的言论，声称各部大臣及其他官员无权在未经首相同意的情况下与皇帝会面，并引用上文提到的1852年内阁敕令作为其权威的依据。然而，皇帝现在要求收回该敕令，以便将其废除。如果威廉本人对此次会面的描述真实可信的话，俾斯麦当时表现出了沉默的愤怒，这使他下意识地去摸索自己的佩剑。接着，这位老人“不再紧绷着了，流下了眼泪”，而威廉则冷眼旁观，对这种假惺惺的表演无动于衷。4天之后，俾斯麦递交了辞呈。

当威廉二世在1888年即位之时，皇帝之位有名无实。这种情况从1890年3月开始改变，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不断变化。皇位不再像威廉一世时期时那样只是权力借以依凭的、代表权威的职位，而是具有实权的权力分支。在事关劳工问题的错综复杂而又困难重重的博弈之中，皇帝逐渐开始成为决策过程中的关键点之一。皇帝每采取一项举措，都有愿意效力的同盟助他成事，其中不仅有他一众忠心耿耿的朋友和顾问，还有行政机构中数量更多的一批官员。他们对俾斯麦的独断专行颇为厌倦，对新皇的大胆革新则反应热烈。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威廉制定并通过了一项法案，赢得了德意志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他的干预下，新的劳工法在1890~1892年陆续施行。虽然没有彻底消除加诸劳工身上的苦难，但确实改善了行业安全、工作条件、青少年保护和劳务仲裁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这些法律所代表的原则，即“资方必须尊重国家承诺给予每个群体的利益”，成了接下来数十年之中德意志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制定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威廉挫败了一位政治巨人，并在此过程中扫除了阻碍皇帝行使权力的主要因素。就个人而言，威廉也凭借其快速捕捉事实和论据的能力，以及辩论中自信满满、进退合宜的态度使众多同时代的观察者们刮目相看。“皇帝陛下主持（讨论劳工问题的国务会议）的表现如此出色，”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评论说，“以至于所有人都在问：‘他是从哪里学会这些的？’”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完美，但有些问题依然存在。与俾斯麦的争斗使年轻的皇帝及其同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纪律性和集中力，可以专注于他们当前的任务。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身后聚集的势力缺乏支持他长久走下去的凝聚力、执政专业性或是政治远见。1852年颁布的内阁敕令通过强调首相的监督权以保证政府事务能够统一有序地进行。如果这种监督权如威廉在其与俾斯麦最终对峙时所要求的那样被永久废除，那么又会是哪个人或者机构能够取而代之呢？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说，1889~1890年的紧张政局虽然展现出威廉的一些优秀品质，但也暴露出他性格中的一些令人遗憾的方面：他矫枉过正的倾向、恨不得所有事都一蹴而就的急躁，以及冲动的行事作风。这使他在1890年1月以前便被德意志帝国的一些南方公国戏称为“莽夫威廉”。那些时常随侍他左右的人则察觉到了威廉性格中的脆弱一面。菲利普·奥伊伦堡曾在1889年夏天对荷尔斯泰因坦言:“陛下的身体无比健康，但他总是非常躁动不安。恐怕他心神不定的外在表现说明他有一些神经质。”

班柯的“幽灵”：“隐退”后的俾斯麦

俾斯麦自1890年3月被迫辞职之后便甚少出现在柏林，但他仍然留存在德国人的意识之中。起初，许多人认为老首相的卸任预示着积极的变化，能够“结束我们内心的无力彷徨的状态”。然而不久以后，对俾斯麦的支持之声便开始复现，这从他位于弗里德里希斯鲁的乡村宅邸接待的众多“信徒”以及他的仰慕者们发来的数量惊人的信件中可见一斑：1895年4月1日（他80岁生日那天），俾斯麦收到来自德意志帝国内外的仰慕者们发来的至少45万封信件和电报。如此热烈的反应表明许多德意志人对这位前首相和帝国缔造者仍然怀有眷恋之情。然而正如维尔纳·珀尔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毫无疑问地带来了政治上的影响。

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俾斯麦已成为新政府最猛烈也最权威的批评者。他在建立其臭名昭著的“神秘媒体组织”的过程中所获取的人脉和知识此时派上了用场。受制于弗里德里希斯鲁或在某些情况下接受俾斯麦部分资助的媒体以一系列尖酸刻薄的报道，对威廉二世及其手下的主要官员进行了大肆抨击。弗里德里希斯鲁成了反政府派们形成松散同盟之后的大本营。这其中不仅包括顽固的俾斯麦主义者们，还有政治目的各异的其他人士，如心怀不满的极端保守派冯·瓦德西伯爵以及左派自由主义记者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后者之后对威廉集团的核心人物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俾斯麦对鼓动政治反对派争取合法地位这一做法的目的及其产生的效果做了以下说明，而这恰恰是他担任首相时绝不容许的。“我们需要制衡的力量，”他在1892年夏天的一次演讲中装腔作势地声称，“我认为自由批评权是君主立宪政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菲利普·奥伊伦堡在1895年评论的那样，此番表达立场的言论是俾斯麦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将自己塑造成“现代德意志与德皇威廉二世对立的典型……他正在有意识地破坏他一手建立的皇帝之位的权威”。

威廉以及他正式和非正式的顾问都对“来自弗里德里希斯鲁的风暴”深感不安。他们（有些牵强地）担心俾斯麦会作为号召国民投票的政治运动领袖“重返”柏林。鉴于此次冲突越发被人们认为是前首相和年轻皇帝的个人之争，俾斯麦似乎将成功使德意志民众与皇帝对立：尤其在南方诸公国，民众们认为首相自1871年以来在凝聚国民情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高层官员普遍认为（这种看法也不无道理），俾斯麦是在德意志国内外散布关于威廉精神不稳定的谣言的幕后推手之一。另外，俾斯麦也可能认为泄露某些政府机密文件的内容并无不妥——他于1896年10月在《汉堡新闻》上公开了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该条约虽已失效，但其包含了高度敏感的内容。政府通过半官方的机构来驳斥由俾斯麦控制的媒体所做出的控诉；外交部对这种情况甚为担忧，甚至试图买下俾斯麦集团感兴趣的一家报纸。

俾斯麦方面采取的行动对威廉个人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威廉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几次最为严重的当众失态都源于他在面对来自弗里德里希斯鲁的威胁时所产生的无力感和妄想症。“德意志帝国只有一个统治者，那就是我。我绝不能容忍其他任何人。”他对一群来自莱茵的工业家们如此说道。他怀疑这些人倾向俾斯麦一派，对劳工持敌对态度。无须多言，这些激愤之语恰恰使亲俾斯麦的反对派媒体一路高歌猛进。私下里，皇帝则常常会有震怒和惊惧的情绪交替发作。当威廉听说俾斯麦对俄国大使谎称他辞职是为了抗议威廉的反俄政策之后，便时常考虑以叛国罪的名义将俾斯麦绳之以法。德意志帝国司法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展开了前期调查。1892年夏天，当俾斯麦准备前往维也纳参加一次家族婚礼之时，威廉旋即给奥地利皇帝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拒绝接见这位“不义之臣”，直到其对威廉表示忏悔为止。据一位消息人士称，德意志民众此后始终未能原谅威廉这一充满恶意的举动。到1893年秋天度假之时，威廉仍然义愤填膺，提到“将来总有一天要（对俾斯麦）进行一次大审判”。1894年1月两人在柏林进行了公开而高度仪式化的会晤。这只是表明双方暂时休战，而非达到了最终的和解。1896年俾斯麦公开《再保险条约》之后，威廉再次扬言要把“这个邪恶的老头”关进斯潘道监狱。

威廉对这位老人的情感是复杂而强烈的。“我是多么爱戴俾斯麦公爵啊！”1896年夏天，他在一年一度的斯堪的纳维亚航行中对菲利普·奥伊伦堡如是说，“我为他牺牲了这么多！我把父母的宅邸都献给了他！因为他的缘故，我多年来备受冷遇，而我却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因为我把他视为我们普鲁士国家鲜活的象征。”这样的肺腑之言表达的不仅仅是自哀自怜和自我辩解，也告诉我们在欧洲政坛巨人身边长大会有何种感受。如果说俾斯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威廉的父亲，赢得了王子在政治上的忠诚的话，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新皇的政治构想。令人惊奇的是，威廉曾经多次（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支持由俾斯麦主导的政策，并与俾斯麦保持立场一致。比如，尽管卡特尔已无力形成帝国国会的多数派，威廉却始终相信卡特尔政党同盟是政府最坚实的基础。荷尔斯泰因认为，威廉对德意志外交（见下文）的某些个人性质的干涉实际上表明他试图将新路线下的外交政策与俾斯麦的前期政策统一起来。确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威廉巩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设想仅仅是君主立宪制政府的一套虚妄的说辞，而在俾斯麦式的体系中，君主权力本身就是一个谎言。

在帝国国会多次解散之后，威廉常常以戏谑的口吻提到为众人所熟知的所谓“政变论”，甚至连这一论调本身也同俾斯麦不无关系。在多个场合，首相甚至公开谈论提前解散国会或者通过“政变”彻底改变国会拥有特许权的可能性。在随后的10年中，威廉二世以别无二致的口吻提到“让帝国国会见鬼去吧”，意欲将联邦议会重新确立为名副其实的行政机构，从而实践俾斯麦关于德意志宪政的理论。在1890年2月，二人关系短暂回温的一段时间里，俾斯麦嘱咐威廉不要畏惧对立政策，并让他保证在国会无法听命的情况下要“当机立断”。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威廉断然拒绝了这种方式。然而，尽管威廉颇具策略性地拒绝了首相的建议，但他却似乎已经为这种方式的内在逻辑所折服。1890年3月，威廉给一位柏林侍卫官发去了一封愚蠢的电报（未加密），鼓动军队动用步枪来镇压罢工工人。这一举动表明他决定践行一国之君的准则，来证明自己是俾斯麦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在对俾斯麦身后影响的辩论式分析中，马克斯·韦伯指出，对俾斯麦最为崇敬的人欣赏的通常不是他敏捷无双的头脑或是崇高无上的精神，而是他作为政治家所展现的铁腕和狡黠的面貌，以及他看似粗暴但却非常真实的行事作风。19世纪90年代，威廉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以及执政的整体表现表明他也属于这一类的俾斯麦派人士。他不容许身边的人批评他（他的廷臣们因此变得越发卑躬屈膝、十足的拜占庭风格），从而使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将他同俾斯麦划为一类。“我们总是抱怨俾斯麦压迫民众，”瓦德西在1890年12月这样写道，“现在的情况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以我们不熟悉的危险方式进行的。”1892年夏天，威廉怒斥群臣，指责他们没有像在前任首相手下那样迅速地执行他的旨意。“原先俾斯麦对群臣宣布一个计划，他们之中马上就会有一位站出来说：‘交给我吧。’”公众对其独断专行的抗议之声不绝于耳，以至于威廉在随后的某个场合声称他终于体会到了“老俾斯麦深重的背叛”，因为正是俾斯麦鼓励他“以更富决断力的方式自行其是”。换句话说，威廉声明想要成为“自己的首相”时，不仅是指自己会行使这个职位所承载的所有政治职权，还表明他将以俾斯麦这位为一代德意志人定义何为政治权力的政治家的方式来行使这些职权。威廉和俾斯麦乌烟瘴气的争斗不应让我们无视这个事实：德意志末代皇帝的政治思想和执政方式都是以效仿德意志帝国首位首相的成就为出发点而不断形成和发展的。

第3章　独断专行

威廉二世在俾斯麦辞职之后掌权的第一个10年恰逢德意志帝国国内政局极度动荡的时期。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群情激昂”“政局紧张”的年代，“政府和国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这10年也是威廉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最活跃的时期。最为重要的是，他正是在这10年间探索了自己的执政潜能。19世纪90年代伊始，威廉便决意同俾斯麦一样完完全全地掌握政治大权。事实上，他对自己操控德意志政治体系的能力非常自信，甚至对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说让他出任首相只是权宜之计，因为首相这一职位很快就会变得可有可无。皇帝的政治举措、这些举措背后的动机、其引发的反响以及其遭遇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限制是本章将要讨论的主题。在切入正题之前，让我们首先对1890年之后德意志政局的变化进行简单的回顾。

紧张的19世纪90年代

“我们生活在过渡的年代！”威廉在1892年2月勃兰登堡州议会上这样说道，“我们已经渡过了狂飙突进、动荡不安的时期。”在事后看来，我们很容易认同这一判断。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2月的议会选举中取得空前胜利，这标志着德意志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原先的反社会主义法案曾为压迫社会民主党组织、限制其出版物、驱逐其核心“煽动者”提供了法律依据。理论上讲该法案仍然有效力，但实际上它很少被施行，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得以相对自由地获取德意志选民的支持。凭借19.7%的全国支持率（比1887年的数字翻了一番），社会民主党成了当时民众呼声最高的政党（但由于宪法设置的障碍对城市工人阶级选区不利，他们只获得了帝国国会8.8%的席位）。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使整个政坛泛起了涟漪。这一结果无论是从质还是从量上来看，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正如乔纳森·斯佩贝尔所言，社会民主党首次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手中夺取了相当数量的选票。此后该政党在国会中的影响力一直呈上升势头，并在1912年选举中达到如日中天的地位：超过1/3的德意志人将选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

社会主义政党在国会占据了一席之地，这反过来又极大地凸显出了中央党，即德国天主教政党的地位。该政党在19世纪70年代由俾斯麦发起的“文化斗争”中历经磨难，在德意志帝国西南地区的拥护者甚众。在1890年议会选举后的新形势下，要想不获得中央党的支持就在国会通过法案，比以往更加困难。然而要想取得中央党的支持，通常要以向德国天主教的制度和文化做出让步为代价，而这样做通常会引发高度争议。如何在不孤立新教“国家”政党（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前提下取得中央党的支持，成了威廉统治时期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19世纪90年代早期，右派政党在行事风格和方式上都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由于保守党们一向直言不讳，甚至程式化地宣扬君主主义（该政党习惯在闭会时对皇帝高呼“万岁！”），他们被看作“御用政党”。然而，1892年12月，保守党（当时最大的政府党）领导层内部的温和派同右派发生了分裂。右派激进分子要求该政党提出更加“具有煽动性”的主张，并且“在论调上向大众靠拢”，以赢得广大农村地区选民的支持。经过激烈的政策辩论，右派获得胜利，成功将反犹太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条款加入了党章。这是对反犹太主义煽动者们在萧条的农村地区取得的进展的明显认同。为了争取那些为庄稼歉收、农作物收购价格低以及负债率高所困的农村选区，该政党与成立于1893年的农业联盟联手。该联盟曾成功地将农民的不满转化为政治行动。至1913年，共有超过30万的农民加入该联盟，使其成为保守党的政治机器。联盟主导了该政党的各级组织，为其宣传手册和书籍提供经济支持，帮助协调其竞选活动，并迫使政府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政策。而两者合作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右派政治——更加尖锐激进，迎合大众，并且比原先更加倾向于反对派。

换句话说，19世纪90年代不仅见证了国会中亲政府派势力的衰颓，更带来了政治生活在性质和方式上的深层变化。在对威廉一世及二世时期政党的经典分析中，托马斯·尼佩代将俾斯麦时期的贵族政治与此后成为常态的大众政治进行了对比。俾斯麦时期的政党大部分都为地方精英所操纵，他们为了赢得特定的选举而组成了松散的政党。政党的中央机构和组织纪律都很薄弱，竞选活动乏善可陈，面向大众的宣传更是几乎没有。然而，1890年2月的选举之后，一种新的政党组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新型政党建立在由免费成员制带来的广泛群众基础上，或者依附于成员众多的游说组织，并且招募全职的长期工作人员，运用包括集会、游行、煽动等在内的一系列新手段来动员选民。这种观点也曾经遭到质疑，但多数最近的研究都倾向于支持并深化尼佩代的解读，认为19世纪90年代是“流动的关键期”，俾斯麦时期由自由派主导的政治格局在这个时期为各方势力争权夺利的复杂局面所取代。

政治文化上的广泛变化加剧了组织层面上的变化：游说组织的大量出现及其对政党组织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带来了政治话语的分野和重组，以至于激进的平均地权论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所使用的话语和辩论方式有时很难区分开来。19世纪90年代同样也见证了舆论氛围的尖锐化过程。这当然是很难量化的，但是国会辩论、媒体政论和讽刺文章（总体上的政治话语）都变得杂乱无章，它们对现有秩序的批驳更为彻底，并且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在对待君主的态度上也比威廉一世去世之前更加漫不经心。总的来看，我们可以说舆论已经渐渐脱离了政府的掌控。部分原因是俾斯麦辞职。前首相通过由汉诺威王国国库资助的独立于法律外的秘密组织，深入帝国各行省，对媒体报道进行把控。但是，俾斯麦对舆论的控制并未在其继任者的统治时期得到重视。

政治力量上的新平衡使政治高层们颇为不安，尤其对那些威廉二世的近臣们来说更是如此。在由约翰·勒尔整理的权威版本的政治信件中，菲利普·奥伊伦堡伯爵（威廉的密友）常常提到他对中央党在新政局下行使权力的担忧。中央党被认为是持教皇权力至上论的天主教放出的特洛伊木马，一切都预示着其即将登堂入室。天主教派一旦得势，便会在文化事务上推行倒行逆施的特殊化运动，并且实行狭隘的“罗马帝国式”的外交政策，这可能会从内部动摇帝国统一的局面，使帝国无法在国际事务上施展拳脚。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新皇顾问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便警告说对中央党妥协会加强特殊派的势力，甚至可能会导致帝国由于内部的宗派斗争而土崩瓦解。威廉本人也不时地会了解到这些忧虑。显而易见，皇帝及其大臣最终不得不与实力强大的德意志天主教派达成某种协议。但是，政府同中央党的关系问题始终是皇帝与首相争论的重要内容：皇帝始终拒绝做出让步，而首相则不得不同州议会和帝国国会打交道。

在某些方面，让威廉的近臣长期感到深深忧虑的是保守党内部的骚动。由于保守派逐渐倾向于极端主义，并且坚持保守主义的主张，要想获得他们的支持，政府（更遑论其他党派和选民）有时不得不做出违心的承诺。同时，该政党自身面临的危机以及其内部形形色色的派系势力使其成了一个无法预测其前景的同盟。正如荷尔斯泰因于1897年4月所指出的那样，保守党人不是政府可以信赖的伙伴，因为他们已经“自我分解为土地平权论者、农民联盟成员、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反犹太主义者”，结果就是“一个统一的保守党选举团已经不复存在”。威廉同保守党的冲突将是其统治时期最激烈的冲突。

威廉如何面对这些情况呢？他的政治规划又是怎样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威廉总是一次提及很多事，而不习惯于发表系统的纲领性声明。他缺乏审时度势的智慧和提纲挈领的眼光，因而无法化零为整，领会每件事背后共通的内涵，剖析其言外之意，进而得出合乎逻辑的一般性结论。对操纵权力的渴望是他争取政治权力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是，这种驱动力是会为某一项政策服务，还是会在炫示意味十足然而却毫无规划性的自我肯定中消耗殆尽呢？

接下来，我将要论证我们可以在威廉二世的对内政策中发现的一个一以贯之（尽管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仔细斟酌）的目标，即在德意志的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中心，整合和扩展政治“中立”地带，并将自己所代表的皇权置于其中。这一中间地带是由威廉提出的几大关键要素定义的，也为持右派观点的大部分德意志民众所认同：对德意志“国家”及其事业的热情，对特殊主义因素的警惕，对技术现代化的宽容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敌视。正如俾斯麦辞职之后就任财政大臣的约翰内斯·米克尔于1890年3月所言，威廉认为自己“代表了统一和妥协的政策，这将有助于消解不同党派间的矛盾，将所有准备为德意志做贡献的人团结起来”。威廉二世计划分三步实现这一目标：调解利益冲突、联合中立和保守派势力以对抗威胁现有社会秩序的共同敌人，以及以君主的名义推行象征性的国家工程。

在这雄心壮志的意图背后是威廉二世对自己的皇位所具有的超验性深信不疑。威廉对帝国皇帝之位持有令人惊异的神授观点——这反映了腓特烈·威廉四世皇帝的崇高政治神学理念。威廉认为自己是上天派遣到人间的使者，负责在上帝和臣子之间居中调停。这一认识使他坚信唯有皇帝能肩负起凝聚不同区域、阶级、宗教派别的重任，并调和他们大相径庭的利益诉求。像腓特烈·威廉四世一样，威廉二世将他的公众职能同全基督教概念联系在一起，主张包容历史上出现的所有宗教派别。这种皇权超验的理念之中还有一层技术官僚的含义。从孩提时起，威廉便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对科学发明和发现充满热情，而当时知识正在以各种形式在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人群中得到普及。待成人之后，威廉仍然对科学技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一直很惊奇，”一位高级官员在1904年这样写道，“我目睹了皇帝对现代发展与进步的各个方面都怀有异乎寻常的兴趣。今天他可能对激光感兴趣，转天就专注于推广自由和不受限制的科学研究，最后又开始特别关注机器制造方面的发展。”事实上，对科学技术的关注是威廉终其一生都不曾改变的核心特质，我们甚至可以谈论罗伯特·柯尼希所说的有关皇帝的“技术的一生”。威廉对新的无线电技术很感兴趣，曾亲自参与了将AEG公司的Slaby-Arco牌传输器安装在德意志海军战舰上的特许授权流程。他对洪水防治和堤坝建设工程都十分热衷，对出于科学目的而进行的热气球航行也很感兴趣（尤其是出于气象学目的的）。他为新型的齐柏林飞艇所展现的宏大图景所震撼，曾经一度在公共场合同齐柏林伯爵交往甚密。他是科技教育坚定持久的支持者，慷慨资助了众多研究机构。他经常亲自参与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并写信给企业的董事长们，要求他们大力推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特殊研究成果的产生。威廉热衷于科技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领域给了他自由飞翔的双翼，带他超脱于琐碎的党派争斗之外。

学校政策

19世纪90年代初期，在威廉早期的政治主张中，没有什么比他对学校政策的干预更多地反映了他对自身角色定位的不断改变。考虑到这些年中，卡普里维政府通过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法案（降低谷物关税、结束一系列国际贸易协定以及米克尔的金融改革），威廉对中学的关注似乎不合时宜，但是他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毫无疑问，威廉对卡普里维温和的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大力支持和赞同的，对来自农村方面的抵制之声是强烈反对的，但是他既没有参与构想这些经济政策，也没有过问其实施的细节。相反，他在即位之初就立志要改革德意志的学校系统。比起他在当时声势浩大的经济政策讨论中做出的边缘性贡献，他对教育领域的干预则更好地揭示了他在统治初期的政治眼界和对权力及统治的态度。

威廉对教育改革的兴趣可能植根于他在卡塞尔中学不甚愉快的回忆。回首那段生活，他将其描述为“无比僵化、使人灵魂麻木”。当然这也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对德意志帝国和整个欧洲中学教育的总体性批评所带来的影响。1889年春，在与朋友及顾问商讨之后，威廉（向普鲁士王国国务院）发布了一则内阁敕令，要求历史课程须更加贴近当代的需求。课本涉及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要向后推移，以包含近期发生的事件，如解放战争和统一战争；主题要包括社会史和经济史，重点强调现代化的德意志帝国所取得的社会成就。第二年，一场盛会在威廉的提议下召开，众多教师和教育部门官员齐聚一堂，共同讨论“学校问题”。威廉本人亲自致开幕词（这是他在统治生涯中做过的最长的一场演讲），谈到了学校卫生、体育教育、减轻课业负担和为课程奠定本土化基础的必要性等问题。他认为教育的目标很明确：军队需要强健的年轻士兵（“我在寻找士兵！”），公共领域也急需“能够成为富有见识的领袖和国家公务员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年轻人应当对劳工政策和政府居中调停的社会职能进行透彻地理解，以便对社会民主党的病毒免疫。但更为重要的是（威廉反复强调这一点），年轻人应当“被教育成德意志人，而不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归根结底，德意志教育缺少的是“国家基础”。唯有如此，德意志帝国政治机制内部的离心倾向才能得到遏制和扭转。

威廉的一席话使得在场的众多教育家感到不安，他们开始警惕。这并不奇怪：威廉发言时丝毫没有顾及会议组织者的事先准备，他将他们制定的议程扔到一边，称其太过“死板”。在场的众多戴着眼镜的学究无疑被威廉的提议吓得脸色煞白：他要求教师“必须精通体育运动，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操练”。尽管威廉的提议使安于教育现状的听众们颇为震惊，其内容却并无多少新意。君主干预教育问题早有先例：在1888年3月12日发布的一项敕令（以一贯的温和口吻写成）中，威廉的父亲腓特烈三世以相似的方式将国家和社会问题同教育问题紧密相连，指出教育者在安抚民众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而心生恐慌时发挥着关键作用。

不过，像这样由君主主导的细节详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确实是前所未见的。这不仅反映了威廉本人想要独揽大权的渴望，也体现出他对君主在推进公共福祉方面所怀有的特殊能力和责任深具信心。威廉在其学校演讲中说道：“我所处的位置使我能够形成正确的判断……大事小情都在我的注意范围之内。”这番话很能说明问题。威廉的位置确实是独特的：与大臣和官员不同，他不受繁文缛节所累，可以向任何人征求意见。在针对劳工政策与俾斯麦据理力争时，威廉以典型的霍亨索伦家族作风吸取了远离政坛的各方人士的建议。这些人中包括保罗·居塞费尔德，他曾是一位登山家、探险家，出版过著作，呼吁德意志的学校增加技能课程和体育活动；还有康拉德·肖特米勒，他曾是一名历史教师，在位于罗马的德意志历史研究中心任主任，恰好在威廉1888年10月的罗马之行中担任随从。威廉认为身居皇位使他凌驾于众多教育和其他行政领域的权威人士之上，赋予了他超然的眼界。唯有他能够洞察问题的方方面面。唯有他象征着国家层面上的行政权，而不是代表国家本身。他认为君主无所不能，而实际上君主需要具有专门知识的大臣对其进行辅佐，这种认知落差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他和大臣的关系。大臣中的许多人以官员为职业，受国家雇用来处理各色事务。公众注意到，威廉对学校政策的干预与长期担任教育大臣的古斯塔夫·冯·戈斯勒的既定方针大相径庭。《普鲁士年鉴》将戈斯勒和威廉针对相同问题发表的截然不同的言论并置，使读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分歧。此次会议结束后仅三个月，古斯塔夫·冯·戈斯勒便黯然辞职。

威廉的干预并未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为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教育带来大刀阔斧的变革（他后来对这次会议以及相应的改革产生的微薄影响力表达了失望之情）。然而，他的干预确实增加了学校教授德语的时间，相应地压缩了希腊语和拉丁文的授课内容，并延长了体育教学的时间。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威廉的干预举措有助于消除中学体系中人文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等级差别，推动了大量精英学校的成立，这些学校在诸多科学学科领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也许威廉当时最重要的考虑是如何扩大此次会议在大众中的反响。巴登驻柏林的大使报告说皇帝的提议在教育界遭到了批评和反对，而在普罗大众中间却广受赞誉和欢迎。威廉在此次会议的闭幕演说中提到了民众的积极反应，借此来说明他治下的王朝具有“时刻感知时代脉搏”和“预知未来时事发展”的特殊力量。他说：“我相信，我正确地理解了这种新的精神在这个世纪行将结束之时会将我们带向何方，我也决意以推进学校改革的精神将未来几代德意志人的教育带上现代化的道路。”尽管这些言论有夸大之嫌，却表明威廉相信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共识，只待一位具有现代意识且又善聆民意的君主来加以发掘。

信仰之争

迄今为止，一切顺利。但很快，新的学校政策便引发了巨大争议，无数陷阱在前方等待着这位敢于在时代重大事务上表明立场的君主。宗教在教育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尤其是教会在学校事务管理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在19世纪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当德国左右翼政党的政治格局（从社会主义者到左右派自由主义者，再到保守主义者）被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的信仰之争割裂开之后，这一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甚至越发敏感。德国天主教中央党的成员中有工人、农民、手工艺人和小镇居民，就成员的社会成分来说是异质的。因此，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经常会威胁到成员的忠诚度，但是纯粹的信仰问题又似乎能增强该政党的凝聚力，并在该政党领袖制定政策时发挥相应的重要作用。该政党最受争议的一项宗教政策便是呼吁教会加强对学校教育的干预与监管。

那么，德意志政坛上究竟是否有可供中央党立足的中间地带呢？在威廉的智囊团和高级幕僚们看来，在文化宗教问题上对中央党妥协就等同于违背“国家”利益。正如菲利普·奥伊伦堡对威廉所说的，“中立”政策需要得到国家民主主义者（多数是新教徒）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他对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泰因表示，和“中间政党”同进退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必须做出妥协，宁可对反对派（起码是新教徒）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低头，也不向“罗马人”让步。威廉似乎对这种观点颇为认同；尽管他热切地希望通过诸如多次会见教皇等一系列象征性的举动来获取德国天主教派的舆论支持，但他对中央党始终持保留态度，并坚持认为政府要想有效运转，就必须“摆脱”中央党的影响。然而，任何必须仰仗帝国国会决议来通过法案的政府都无法如此教条行事。正如卡普里维对奥伊伦堡所解释的那样：

如果我们审视国会的政党格局，就不得不承认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国家自由党的全部选票加起来也只有132票，远远不能达到成为多数党所需要的199票。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让来年的关键政策顺利通过，就必须获得手握超过100张选票的中央党的支持。

卡普里维所指的“关键政策”首先是一项增强和平时期军备力量的法案。与中央党的合作前景似乎很光明。在卡普里维就任首相的头18个月里，中央党投票赞成了几乎所有法案，展现了其意图亲近的态度。然而，在1891年春一项重大的军队法案即将推行之际，中央党领导人知会首相说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在教育政策上做出妥协，以获取他们在国会的支持。卡普里维委曲求全，以现任教育大臣的学校政策不能满足天主教徒的宗教需求为由，迫使其辞职。新任大臣罗伯特·冯·策德利茨–特吕奇勒（Robert von Zedlitz-Trützschler，由卡普里维提名）制定了对天主教立场做出明显让步的学校政策。

威廉于1892年1月14日签署了策德利茨法案。这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因为这项法案与威廉及其幕僚们公开的政治倾向是相悖的。这项法案若在当时得到施行，将会削弱国家对学校系统的掌控力，取而代之的将会是这样一种教育隔离制度：教会权威人士负责审查新教师，几乎所有学生都将在各自教派掌控的学校学习。威廉为何要在州议会上发起对该法案的辩论呢？根据他的心腹幕僚卡尔·冯·韦德尔所言，威廉当初之所以同意签署这项法案，只是因为卡普里维以辞职相威胁。威廉也可能认为通过辩论以及和委员会协商能够改进该法案，同时帮助政府向天主教徒展现其妥协的立场。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也许确实对天主教的宗教内涵有共鸣（和他的妻子一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威廉大大地低估了这项法案颁布之后其在新教徒中间引发的强烈反响。

策德利茨提出的妥协方案几乎遭到了普鲁士统治集团上层人士的一致否定。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天主教徒处心积虑地要推翻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帝国即将土崩瓦解；以奥地利为首的“天主教家族联盟”将要崛起，它们会联合南部诸公国对抗普鲁士；甚至有人说该法案在俾斯麦的巧妙运作下即将遭到废止。来自自由派和保守派媒体的批评之声也是震耳欲聋。自由派报纸支持政府全面对学校进行监管；久负盛名的国家自由党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警告说，学校的研究及教学自由正在遭受天主教反启蒙主义者的威胁。教育部因此收到了相当数量的弹劾提案。针对学校政策的冲突反映了帝国众多结构性矛盾中的一个方面：卡普里维所说的“所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体”，包括天主教派，即使是在天主教徒占据国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在国家立法机构中维持力量的平衡，然而普鲁士推行的选举制度虽然保证了（新教）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利益至上，却造成了各方势力的不均衡，因而无法使普鲁士议会维持同样的平衡局面。这更确切地展现出平衡德意志两大最具影响力的立法机构的诉求是多么困难。

尽管起初威廉对这项法案持支持态度，如今他也开始恐慌了。在奥伊伦堡的建议和反天主教的财政大臣约翰内斯·米克尔的压力之下，威廉于1月23日前往策德利茨的宅邸与之共饮啤酒，并在一群卡特尔联盟的达官显贵的簇拥之下走了出来，宣布他不会接受任何未得到保守党和国家自由党支持的学校法案。然而数周之后，他在勃兰登堡省大会上发表演说，吁请人们结束目前这种“怨声载道”的状态。这番言论被普遍误读为对策德利茨法案的辩护。在1892年3月17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威廉固执地坚持对自由派的反对意见做出妥协，会议气氛剑拔弩张，策德利茨在会后提出辞职。而卡普里维认为自己的政策遭到了公开否定，也随之递上辞呈。威廉在绝望之下向策德利茨保证，他会通过这项学校法案，并试图挽留策德利茨，却徒劳无功。卡普里维的辞职更是沉重的一击。威廉起初拒绝接受卡普里维的辞呈。“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在对首相辞呈的回复中这样写道，“把马车驾驶到泥地里，然后就将马车里的皇帝置之不顾，这可不厚道。”卡普里维最终同意继续担任帝国首相，同时将普鲁士王国首相之职转交给保守派的博托·冯·奥伊伦堡（Botho von Eulenburg）。

威廉在遭受压力时的举棋不定之态颇为其同时代人所注目。在辞呈中，卡普里维解释说他离职的原因是他感觉自己无法“从个人角度倚仗（皇帝）对自己时有时无的推心置腹”。其他人也在此次危机中纷纷评论说揣测圣意是多么困难。在遥远的阿尔托纳，宗教狂热分子、曾一度成为威廉心腹的瓦德西将军在1891年被剥夺总参谋长一职之后一直郁郁寡欢，对威廉的“优柔寡断和自相矛盾”思考良久之后，他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似乎在用两条舌头同时说话。”威廉似乎觉得自己的位置所带来的责任过于繁重。当时，他深受耳部感染之苦，而在互相冲突的职责中周旋应对给他带来的压力不久便开始损害他的身心健康。在3月10日致菲利普·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他说道：

我心力交瘁……必须暂停工作。压力和过度操劳使我疲惫不堪。虽然高烧退了，但我整个人还是萎靡不振。等我身体好点儿之后，我可能得离开一阵子去换换空气。目前，国内外的一应政务我都不愿意去想。

卡普里维突然辞职似乎引发了威廉长达两周的精神崩溃。

当然，将威廉反复无常的行为完全归结于他自身的优柔寡断有过分简单化之嫌，因为学校法案危机也暴露了德意志政治文化的矛盾之处。我们也不能责怪威廉在学校政策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毕竟原本就是中央党和首相本人坚持要做出妥协的。如果威廉能够更具策略性地应对策德利茨，或许可以避免首相辞职这件事的发生，并且能保住他想要的折中法案。类似威廉在此次事件中的失误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不断上演——他总是急于表达对某种具体政治立场的认同，而这些立场却会出于各方权宜上的考虑而瞬息万变。正如学校法案危机所展现的那样，威廉想要在德国政体中扮演的一以贯之的角色与他日常所经历的政治考验无法相容。一位屹立在帝国之巅的皇帝必须要凌驾于政治之上，且超脱于政治之外。摩擦的根源正是来源于此：要想不卷入政治威廉就必须放弃他勃发的政治野心，并抑制自己弄权的欲望。

军队法案（1893）

经过学校法案危机之后，威廉和卡普里维开始着手起草新的军队法案，并使其在帝国国会上获得通过。在准备工作进行之时，威廉看起来似乎已经从学校事件的惨痛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在波罗的海进行一年一度的夏日度假期间，威廉向奥伊伦堡提及有必要通过媒体宣传让公众对支持增加军费的法案有所了解。同月，卡普里维命奥古斯塔·凯姆上校协调该法案的宣传事宜。此举是对首相迄今为止保守的公关策略的惊人逆转。凯姆的宣传活动以筹集经费为目标，并组织了多次由公务员与具有国家意识的教授参与的大型会议，（更多地在性质而非规模上）为19世纪90年代末颇有成效的海军改革做了准备。阻碍法案顺利通过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中央党。中央党的中间派起初宣布支持该法案，但该党中支持重农主义的一派拒绝改变其反对立场。这次中央党又是考虑到获取宗教政策上的让步而团结一致，支持这项法案。威廉与布雷斯劳红衣主教格奥尔格·冯·科普会面，商讨相关事宜。格奥尔格是一个“开明天主教徒”精英组织的领袖，威廉与其关系甚洽。

然而，正当这些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之时，威廉却仍然在忧心这些努力不足以使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早在1892年7月，他就意有所指地提到“将（对此事的）决定权交到人民的手里”，即解散帝国国会。在1893年1月会见普鲁士军队众将军之时，他向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通过这项法案。这些愚蠢的平民对军队能知道些什么？……要是他们胆敢反对我，我就把帝国国会的这群疯子送去见阎王。”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必须注意到军事上的矛盾基本上是德意志政治与生俱来的问题，是由其帝国政体决定的，随之而来的便是由谁控制军费的问题。理论上来说，军队这个组织是皇室与议会所共有的。一方面，宪法（第63条）规定“皇帝有权决定帝国军队的规模、建制以及分遣队的安排”；另一方面，宪法（第60条）又规定：“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由帝国国会立法决定。”拜帝国司法体系中这一“无效决定”所赐，军费开支的控制权归属问题成了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冲突不断的根源。在帝国时期，帝国国会共解散4次（分别发生在1878年、1887年、1893年和1907年），其中三次都与争夺军费开支控制权相关。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凯姆的宣传而获得的支持以及威廉与卡普里维的精心筹划也未能阻止帝国国会于1893年5月6日迅速解散。新一届国会确实通过了军队法案，从这点上来说国会解散也不无益处，但此事也暴露出政府的脆弱。1890年以前的卡特尔政党同盟的多数派尚未复原，而新一届国会比以往的国会拥有更多的社会主义代表。该法案只有经过中央党代表格奥尔格·冯·许纳大幅度修改再提交之后才有望通过，而最终能否通过还取决于一众水火不容、立场相对的派别如何投票：这其中有波兰人、阿尔萨斯人和汉诺威的教皇派成员。

军队法案之争是威廉迈向铁血皇权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政治思路基本遵循了两条路线：一是通过组织对抗左派共同敌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来联合自由派、天主教徒和保守派；二是当政府在现行帝国宪法规定之下无法正常运行之时与之果断决裂。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两种策略。

消极同盟的失败

1894年7月，威廉命令卡普里维准备新法案，为镇压社会民主党提供新武器，包括将社会民主党的煽动者放逐乡间的权力。这一举动被很多人解读为威廉对自己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所支持的亲劳工的社会政策的反叛，表明他对自己此前的提议并没有抱持真心实意。然而事实上，针对社会主义者的极端举措与劳工政策的内在意图是一致的，目的始终是防止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倒向社会主义。1893年的选举结果，连同萨尔和莱茵兰地区新一轮的罢工潮，迫使威廉认识到此前的妥协政策并不可行。在这种情况下，他希望“爱国的”中间派势力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共同对抗社会主义者。于是，政府不得不重新施行俾斯麦在1889~1890年倡导的镇压手段。

威廉采取的强硬政策也体现出他对待政治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神经质般的态度。他任由个人遭受的挫折和背叛感（这次是由德意志工人带来的）压倒更加“理性的”考虑。不过欧洲各国政府对来自左翼的所谓威胁所采取的政策并不都由纯粹的理性考量主导。对社会主义的过度恐惧、在宗教上的疑虑和对无政府主义的痛恨都发挥了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威廉的举措并不是特别骇人听闻。在1893~1894年欧洲大陆发生一连串由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爆炸和刺杀事件之后，除了德意志以外的不少国家，包括瑞士和法国，都实施了新的反社会主义和反无政府主义的法案。

当时人们有理由相信类似的政策会在德意志推行开来。自由保守派的媒体（包括属于俾斯麦派的《汉堡新闻》）鼓吹对左翼采取强硬政策，这使得威廉更加坚信反社会主义法案能够在国会甚至更广范围内带来政府迫切需要的共识。在9月6日于柯尼斯堡对东普鲁士代表所做的演讲中，他严厉批评这些容克地主代表在农业政策上和政府作对，并号召他们同他一道“为抵制革命派政党，为宗教、秩序和道德而战”。正如威廉事后对卡普里维炫耀的那样，此番演讲获得了自由保守派媒体的好评；通过直接诉诸人民的政治直觉，他成功地凝聚了卡普里维的政策所未能成功聚合的各方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威廉计划制定的反社会主义法案并没有起到团结中间势力的作用，甚至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凝聚力。出现该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帝国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和自1892年危机以来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保守派分子博托·冯·奥伊伦堡在如何引进该法案上持不同观点。卡普里维想要使该法案的温和版本在由保守主义者和右派自由主义者把控的普鲁士议会获得通过。但奥伊伦堡迫切要求采取与国会对抗的政策：如果国会拒绝通过该法案，皇帝可以将其反复解散，然后彻底推翻原有宪法，转而采取新的、民主色彩较弱的帝国选举制度。卡普里维强烈反对这一策略，认为帝国的其他邦国（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不会支持这一举措，甚至可能会利用其带来的混乱来推行自己的特殊政策。这将会导致帝国的衰颓，甚至最终解体。他坚持政府应当避免内部纷争，并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行事。

两人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证明在1892年学校危机之后将帝国首相和王国首相的职权交到不同的人手里是多么有百害而无一利。二元对立（联邦制/中央集权制）的问题在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身上得到了拟人化的体现，一个是以容克地主群体为主导的右翼普鲁士选区的代言人博托·冯·奥伊伦堡，另一个是对帝国国会中由各个党派的国家代表组成的更具不稳定性的议员群体负责的保守派改革家卡普里维。威廉被迫做出裁决。他最初支持卡普里维的观点，但随后奥伊伦堡说服他采取一种更强硬的路线。他承认该法案可能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但是他愿意接受推翻宪法的可能性；他还与同为君主的萨克森国王讨论政变计划——这证明他内化了俾斯麦的理论，即宪法是由德意志贵族们制定的，亦可以被他们推翻。9月初，他甚至告诉奥伊伦堡他可以以下一任德意志首相自居。威廉对对抗政策日益增长的热情源自他半成形的观点，即对抗议会可以使他排除党派争斗带来的恼人因素，从而修复同“人民群众”中的政治中坚力量的关系。威廉在1894年10月对卡普里维说，是皇帝而非首相“了解德意志人民的灵魂，并在神的见证下行使责任……”

威廉对卡普里维政策的否定和对他意见的不屑使首相大为受挫，再次递交辞呈。与他的一贯作风一样，威廉在把卡普里维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甚至似乎已经安排好博托担任下任首相之后，却又乘坐白马拉着的马车赶到首相府邸，拥抱身心俱疲的首相，一边共饮波特酒，分享雪茄烟，一边苦苦劝说卡普里维留下。这种奇怪的行为清楚地表明威廉几乎是随心所欲的，不受太大的限制。在马克斯·韦伯对德意志议会和政府的经典分析中，他指出如果“保守党在普鲁士的统治地位在帝国国会得到复制，并保留了其在普鲁士境内的那种不可一世的气焰的话”，帝国宪法脆弱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威廉可能想以博托为主导发动政变，但事实上，他也非常清楚，如果卡普里维为奥伊伦堡让路，自己将会处在一个无法忍受的境地之中。“那么，”一个密友警告威廉，“博托会成为德意志公众眼中的独裁者，他抛弃了以法律至上的卡普里维，让一个暴君取而代之。”但由于博托是联系起政府和保守派的关键人物，并与把控普鲁士议会、普遍支持重农主义的选区关系密切，如果博托离职、留下卡普里维，也会造成同样毁灭性的影响。由于他们两人在政局中势不两立，威廉被迫在10月26日接受二人的辞呈。

反革命法案最终由卡普里维（和博托·冯·奥伊伦堡）的继任者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Chlodwig zu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亲王于1894年12月在帝国国会上提出。起初制订“特殊的法案”的计划付诸东流；该法案虽仅仅是对现有的法案提出了一些修订意见，但还是在国会和媒体上遭到了大力鞭挞。随后，委员会对这些修订条款做出了修改，增加了宗教色彩，试图使其对中央党更具吸引力：除了反社会主义的规定之外，新增条款将“干扰神圣敬拜”和煽动通奸与渎神定性为犯罪。这些修改暴露出政府无力长久地维持以抑制社会主义风潮为宗旨的政治联盟；太多的德意志人有其他的、更崇高的政治追求。这一新的“宗教化”法案于1895年5月提交国会讨论，却惨遭否决，再无进展。威廉对此非常失望。没有反社会主义法案，他沮丧地对克洛德维希坦承，政府将不得不依靠“消防水龙来应付一般状况，将弹药筒作为最后的手段”。威廉希望通过对左翼的联合绞杀来建立一个国家主义至上的多党派联盟，最终却被证明是痴人说梦；“消极同盟”以失败告终。

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威廉一厢情愿的专制主义理想因其在现实中备受掣肘的地位而一直无法实现。19世纪90年代早期，皇帝开始在行政领域大展拳脚，特别是在官员任命方面。1890年，他在没有征询卡普里维意见的情况下任命了斯特拉斯堡的新任主教。他还在1891年不时地干预外交官的任命，这得罪了外交部门的不少人。1893年，他无视卡普里维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任命阿瑟·冯·波萨多夫斯基–魏纳（Arthur von Posadowsky-Wehner）伯爵担任帝国财政大臣。1894年秋天，在卡普里维的继任者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的任期内，他加强了干预的力度，提名自己属意的候选人担任农业和司法大臣。君主任命（或罢免）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权力在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宪法中均受到鼓励，历史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德意志政体内君主权力最为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

然而，威廉利用这种权力的自由是有限的。如果首相足够坚定，各部足够团结，他的命令也可能被驳回。因此，卡普里维在1890年成功地阻止克虏伯公司的执行总裁约翰·弗里德里希·詹克（Johann Friedrich Jencke）被任命为权力巨大的普鲁士财政大臣，因为他被大臣们视为重工业（商人们）安插进政府的傀儡（与他的一贯作风一致，威廉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选择了詹克，以拉拢反对皇帝劳工政策的实业家，从而恢复政府的中立形象）。1894年11月，当威廉（再次试图拉拢重农派）提名一位右翼的煽动者担任农业大臣时，他和霍恩洛厄进行了一番争斗，此事以皇帝妥协、任命折中候选人而告终。

威廉企图对市民社会横加干涉，不过也接连受挫。1890年7月，威廉断然拒绝批准在选举中获胜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马克斯·福肯贝克（Max Forckenbeck）成为柏林市长，因为他曾经在帝国国会投票反对增加军费。但部长们一致坚持批准对福肯贝克的任命，威廉被迫妥协。这一事件的重点不仅在于部长权力和他们的团结，还有柏林市自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威廉曾试图解雇柏林大学的一位年轻的物理学讲师，只因他是社会民主党成员，当时也遭遇了类似的麻烦。此举引发了自由派和保守派教授的抗议风暴，以捍卫学术自由。虽然他们在各自机构的政治生活中德高望重，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对高等学府自主性的重视却远甚于对来自革命派的渗透的担忧。

诚然，政府部门的派系斗争可以提高君主对决策过程的影响力。约翰·勒尔指出，1892年以后，政府部门中日益增长的违法乱纪行为和党派争斗现象使得官员们将难题诉诸君主，希望君主裁决自己与同僚的纠纷，因而为君主干政提供了良机。但这种干预本质上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时机和情境并非受控于君主，而是一种取决于部门之间互相倾轧的高阶政治。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威廉也没有系统地利用自己安插的心腹来推行特殊的政策。他的同盟军鱼龙混杂，大臣们又太过自主，阻止他长期施加影响。威廉当然有权力（和倾向）通过支持一个大臣对抗另一个大臣来对具体事务的决策过程进行干预，例如他支持政府部门中的卡特尔派对抗策德利茨的宗教化学校政策，或是在反社会主义法上支持博托·冯·奥伊伦堡对抗卡普里维。然而，这样的尝试最终只是证明在政府部门之外潜伏着更加坚不可摧（因为是公开的）的障碍，即帝国国会及其中持怀疑态度的多数派。

皇帝的朋友

面对自己“负有责任的”大臣们如此强烈地反对，再加上由于日益频繁的旅行和古怪的工作习惯而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威廉转向私人助手和朋友获取信息、建议和支持。到1890年为止，有一个人凌驾于众人之上，对威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就是菲利普·奥伊伦堡伯爵（德意志的一个小邦国奥尔登堡的特使）。威廉如同恒星般处在一个松散的小团体的中心位置，其中包括荷尔斯泰因（19世纪90年代早期）、巴登大公爵（19世纪90年代晚期）和外交官及后来的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经常有人指出，在宫廷之中，有身份和官衔不如陪伴在君王左右来得重要。但奥伊伦堡和威廉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情感而非空间之上的——他拒绝了皇帝打算在身边为自己安排一个职位的想法，基本上隔段时间才同威廉见上一面，一起休闲度假。

两人首次见面是在1886年5月，当时他们在一个双方共同的朋友的庄园里共度狩猎假期；那年奥伊伦堡39岁，威廉27岁。从他们相识之初，奥伊伦堡就是君主独一无二的“朋友”，他们交谈的话题要比政治崇高得多（音乐、文学、神秘学），而且不掺杂任何不可告人的意图。在他们初次见面的几个月后，威廉在给奥伊伦堡的信中这样写道：

当我和别人接触的时候，我的直觉通常会告诉我此人的本性如何，而（我的直觉）很少会让我失望。就你而言，我不消多时就看出你富有同情心，天生就善解人意。你是这世上罕见的妙人，更是君主孜孜以求的良伴。我们这些身处高位之人，不幸只能听到些阿谀奉承之辞和权谋争斗之事……顺便说一句，俾斯麦伯爵和伯爵夫人也很赞同我的看法，这让我更加高兴。

鉴于他们通信的亲密语气（尤其是奥伊伦堡的），加之后来在全国媒体中被公之于众、引起轩然大波的奥伊伦堡的双性恋取向（见下文），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思考皇帝和他的朋友之间是否存在肉体关系。参考我们在别处获取的有关威廉的信息（他对待性的保守态度，和奥伊伦堡不定期的会面），这似乎是绝无可能的；我们也不需要假设这种关系，借此来剖析两人关系的本质，或挖掘其中包含的政治意义。奥伊伦堡不过是深谙交友之术，且熟知为臣之道罢了。在他的信中，他能将日常琐碎与政治大事、奉承之辞和宠溺却真诚的批评巧妙结合。奥伊伦堡的信常常以刻意为之的熟稔口气暗示他和皇帝的关系是多么亲密无间和毫不设防：“天知道我多讨厌以那套一板一眼的外交辞令来（和陛下）交谈，我情愿我胳膊上挂着一杆短猎枪，或者手里拿着一本歌谣集……”

奥伊伦堡本能地懂得如何通过逐步打破规矩来加深同皇帝的亲密关系。在1894年2月的一封颇具代表性的信中，奥伊伦堡描绘了狂欢节期间巴伐利亚宫廷的众生相——舞会的来宾个个大腹便便、油光满面，上了年纪的女士在法式深吻的热力下迷醉，其丰满的胸部呼之欲出，奥斯腾–萨肯伯爵夫人“下唇几乎要垂到了胸针上，一缕缕长发挂在湿漉漉的眉毛上”。在另一封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慕尼黑的一场游行，有人唆使两头公牛在公主贵妇们面前交配，导致游行的队列乱成一团。这些信是精心设计过的逾矩之作。它们调皮逗趣，足以撩拨得人心痒痒的，又不会给人唐突之感，再加上以扭捏作态的厌女症做调剂，恰到好处地将写信人和读信人置于一种独一无二、推心置腹的氛围之中，与宫廷之中惯有的荒唐可笑和矫揉造作之风截然不同。难怪奥伊伦堡宣称他和皇帝用书信来往要比日常接触更能加深彼此间的交情，并以此为由拒绝了宫廷里的差使。

事实上，尽管奥伊伦堡对皇帝忠心一片，他也并非没有动过弄权的心思。早在1886年8月，奥伊伦堡向赫伯特·冯·俾斯麦报告：“（我）同皇帝在慕尼黑共度了5天，在此期间（我）利用他对我的信任……竭力打消他对英国的厌恶之情。”奥伊伦堡为威廉提供建议和支持，帮助他同俾斯麦对抗；在俾斯麦倒台之后，奥伊伦堡先后同荷尔斯泰因和伯恩哈德·冯·比洛一道，成为风头一时无两的幕后顾问，为皇帝提供信息，推荐高级官员候选人，并带领皇帝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正是奥伊伦堡举荐其挚友伯恩哈德·冯·比洛先后担任帝国的外事秘书和首相。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当1895年威廉同他的大臣就军事司法改革爆发激烈冲突时，也是奥伊伦堡引导着他全身而退的。正如约翰·勒尔所言，奥伊伦堡可以被视为1897年之后威廉“个人统治”生涯的设计师。

对于君主来说，这样的谏言献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无可否认。但我们也应当记住威廉和他的幕僚们的关系之中包含着重要的从属性特征。正如卡尔·施米特指出的，君主及其顾问之间的权力分配时常是相互的：拥有权力之人需要建议，而提供建议之人分享权力。奥伊伦堡同他的同僚对政事的运作便是明证：他们时而劝阻和压制皇帝的主张，时而又对其予以鼓励。1890年9月，正是奥伊伦堡劝说盛怒之中的威廉接受马克斯·福肯贝克成为柏林市市长。奥伊伦堡有时不得不劝阻皇帝，以使其在公共场合举止合宜，在处理这种事情时，他出人意料地有魄力并且直来直往。有时，奥伊伦堡会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操纵政局，从而限制了皇帝的行动自由权。比如，1892年秋，荷尔斯泰因为一方，威廉和卡普里维为一方，双方在德意志驻圣彼得堡大使人选问题上各执一词，相持不下。为了打消皇帝的主张，一场复杂的计谋拉开了帷幕：荷尔斯泰因让奥伊伦堡吩咐俄国驻慕尼黑大使致信沙皇，请求他正式地向卡普里维表达对韦尔德地区的兴趣。与此同时，奥伊伦堡在威廉身上下功夫，力图使他相信拒绝沙皇的请求简直就是对对方的侮辱。这一高超的手腕获得了成功。1893年，他们故技重施，成功阻止威廉将自己最喜爱的一位军队副官提拔为驻罗马大使。因此，威廉同他的一小众心腹的关系也具有相互性：在威廉给予他们权力，并享受他们支持的同时，他们也在试图限制皇权，驯服君王。

皇帝与大臣：克勒尔危机

在威廉看来，卡普里维作为首相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脾气太过固执。在4年任期内，卡普里维已经递交了辞呈不下5次，“每当威廉想要决定什么事情的时候”，首相就立刻撂挑子不干了。他的继任者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亲王承诺有望开创君主和首相关系的新境界。正如约翰·勒尔指出的那样，霍恩洛厄的高龄（75岁）、温和的个性、在财政上对威廉的依赖以及与皇室密切的血缘关系（威廉称他“叔叔”）使他不大可能采取卡普里维在职时所抱持的典型的疏远和对立的态度。在致菲利普·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威廉表达了对新首相的满意之情：“我对老霍恩洛厄很是满意，一切事情都是那么圆满顺利。我们彼此之间坦诚相见，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天堂。”

然而，此次“蜜月”却同前几次一样短暂。在新首相上任的短短几个月内，威廉又一次同政府爆发了严重冲突。此次冲突同首相本人的性格没有多大关系，而是与政府部门成员中间不断滋长的不满情绪有关。大臣们在两个方面颇有微词。首先，他们感到自己被皇帝的心腹牵制。比如，威廉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他的军事内阁大臣亨克的倚重，而对普鲁士战争大臣布龙萨特的建议不以为然。后者同他那些“不负责任的”同事不同，他必须向国会说明政府的政策，并为其辩护。其次，大臣们认为，威廉公开反对中央党的态度，使他们在国会举步维艰。几位大臣（尤其是帝国外交大臣马沙尔和布龙萨特）认为只有满足天主教会的合法愿望，才能同他们达到“完全和平”的状态，从而使政府和国会之间建立起更具建设性的关系。然而，威廉（受其心腹的影响）坚持认为向天主教妥协会导致德意志帝国精英阶层的动荡。威廉还处心积虑地通过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言行来动摇中央党的领导地位，从而阻碍了某些大臣同中央党交好，这使得政府同中央党的关系越发地不和谐。“大臣们身处其位真是苦不堪言，”布龙萨特在1895年2月抱怨说，“我们在国会殚精竭虑，想要达成某个目标，结果那些背后的顾问在皇帝面前密谏一番，一切就都毁了。这样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1895年春夏，针对普鲁士军事法案改革而爆发的重大冲突将大臣们的负面情绪都集中在君主身上。改革方案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在于允许公众参与军事法庭审判。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甚至是俄国，法律规定至少有一部分的军事法庭审判要接受公证。1869年以来巴伐利亚也采取了同样的程序。1889年和1892年，国会两次通过动议，启动这一方面的改革。然而，普鲁士军事司法仍然受制于1845年的旧规定，不允许在任何情况下举办公证会。审判都是秘密进行的，法官一般由官员担任，辩护律师寸步难行，当地长官随意启动审判程序，甚至随心所欲地决定结果。改革显然势在必行，而这也获得了布龙萨特和霍恩洛厄的强烈支持。

威廉对这一改革的坚决反对导致了19世纪90年代最为严重的危机。他不妥协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军事扈从的影响，这些人在此次危机期间异军突起，成了拥有独立话语权的政治势力。同19世纪霍亨索伦家族的其他君主一样，威廉被一群军人围绕着：翼副官、副官将军、随行将军以及陆军和海军内阁的成员们。这些军事扈从人员组成的是相当松散的、不甚统一的团体。然而，正如伊莎贝尔·赫尔在其对皇家随从的经典研究中指出的，军事司法改革的威胁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军事内阁大臣，威廉·冯·亨克（Wilhelm von Hahnke），针对布龙萨特的提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舆论反击战，所有的随行人员，下至最不起眼的联队副官，都团结一致地对抗该部门。他们确实展示出了团结一致的气势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似乎对威廉施加了压力。当然，威廉最初是反对该法案的，主要是因为其中的有些条款削弱了他同意或驳回判决结果的权力，但有很多证据表明，他在1895年曾多次试图摆脱他对秘密审判的承诺，但迫于随行人员集团的压力只得作罢。巴登大公爵说：“皇帝在他的随行人员面前讨论过这些问题后，觉得自己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被束缚住了手脚。在这种情况下，他更是难以改变自己的决定。”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授予权力和遭到束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威廉执政生涯中绕不开的一点。

1895年整个春夏，威廉都在同拒绝搁置改革（正在拟议中）的政府部门做斗争。这一僵局为1895年秋爆发的克勒尔危机做了铺垫，一些学者将其视为威廉统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简而言之，有人持续将有关军事司法问题的机密内阁动议细节泄露给皇帝及其军事随从人员，此事被揭发之后，危机随即爆发。“内鬼”的嫌疑立即落在大保守派的内政大臣恩斯特·冯·克勒尔（Ernst von Köller）身上。自从1894年秋被任命为内政大臣以来，克勒尔一直都是威廉在政府部门中的亲信，为威廉提出的一系列异想天开的个人设想摇旗呐喊，其中包括一项将对威廉一世的不敬入罪的提案。克勒尔对诸如此类的提议的热情支持使他颇为其他大臣所不喜。因此，当泄露事件的调查结果显示正是克勒尔为了维护皇权的独立性、阻挠改革而告发同僚时，大臣们都十分震怒。一番犹豫之后，首相霍恩洛厄勉强答应，以所有政府官员的名义向威廉递交正式的申诉状，要求将克勒尔解职。威廉以该请求僭越君权为由，断然拒绝：“对大臣们的生杀予夺须由我一人决断。”

令人惊讶的是，大臣们固执己见，在说服克勒尔自己辞职之后，又迫使皇帝接受辞呈。雪上加霜的是，他们拒绝了威廉心仪的继任人选。这种对皇帝行动自由权的正面攻击（尤其是在人事任免这一关乎皇帝行使权力的关键问题上），使威廉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对他的内阁大臣卢坎说：

我两次昭告众人，我并未对克勒尔失去信任，因而没有理由辞退他，但没有人当回事。他们反过来抵制克勒尔，威胁我要么辞退他，要么辞退所有人。这在普鲁士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对此听之任之，便会制造出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从短期来看，克勒尔危机看似是联合政府对抗威廉二世的反复无常的干涉主义原则的胜利，但胜利是短暂的。从长期来看，政府太过于分裂，无法统一行事对抗君权的干预。它的凝聚力不但受对政策的意见分歧的影响，也受诸如米克尔和波萨多夫斯基等大臣的政治野心的冲击，他们在1895年之后依然旧习不改，利用皇帝的偏好为自己加官晋爵铺路。这些大臣们卑躬屈膝的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在于他们身处国会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特殊地位。如果大臣们不依靠君主，又能依靠谁呢？正如霍恩洛厄后来所说：“政府不可能同时逆着舆论和皇帝旨意行事。这样做等于是把自己悬在半空中。”正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图景是如此支离破碎，大臣们又不像当代英国那样通过某个党派和议会多数党直接联系，因此他们更为依赖行政权的掌握者，也就是说（他们行事）更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喜好。到1896年春天为止，大臣们的这场“投石党运动”宣告结束，危机解除。

在克勒尔危机中受挫之后，威廉和菲利普·奥伊伦堡曾研究秘密策略，试图恢复君主的权威。在1896年8月的一份特别的备忘录中，奥伊伦堡列出了一个清单，包含政变在内的所有可能选择，但是这些选择经过了他事先的反复权衡，以引导皇帝选择宪法路径。奥伊伦堡的目标是避免公开冲突，并与政府建立更为和谐和等级分明的关系，从而加强君主的地位。这一战略的关键是（在适当的时机）辞退刚愎自用的外交大臣马沙尔，由奥伊伦堡的密友、当时的驻罗马大使伯恩哈德·冯·比洛取而代之。在适时的等待之后，霍恩洛厄就有可能告老还乡，到时便可顺理成章地任命比洛为首相。

这项计划很快就被付诸实施了。1896~1897年，威廉发起了对现有大臣的全面清洗。贸易大臣贝勒普什曾经深深介入过威廉推行的劳工改革，但近年来不受恩宠，在1896年被解职，战争大臣布龙萨特也一样。1897年10月，比洛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还有一些人（由威廉本人提议）进入帝国内政秘书处和帝国邮局任职。接下来，海军上将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被任命为帝国海军秘书处处长，这一任命划时代的意义在日后才得以显现。霍恩洛厄到1900年为止一直担任首相，但他已经是强弩之末。比洛逐步介入皇帝和首相之间，架空了霍恩洛厄。

1897~1900：威廉掌权？

当霍恩洛厄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核心或多或少名存实亡之后，大臣们开始拉帮结派，“皇帝的人”掌握了多个核心部门，威廉在行政部门占据主导地位的主要障碍似乎已经被扫除。在君主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中，一种变化悄然浮现。内阁会议（皇帝出席的普鲁士政府部门会议）开展得越发频繁。大臣们不再提供“咨询”，而是倾听皇帝就他目前感兴趣的事务侃侃而谈，下达指令，抛出提案，然后恭而敬之地逐一记在笔记本上。

威廉对自己在德意志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进一步构想的又一证据，是他越来越愿意致力于政府公开地践行具体的行动策略。1898年9月6日，在威斯特伐利亚演习期间，或许是受到军事随行人员中强硬派势力的影响，威廉公布了一项“保护工作者权益的法案”。该法案旨在为罢工期间继续工作的男性和女性提供法律保护。以他一贯激情洋溢的口吻，威廉宣称任何胆敢阻止他人工作，或煽动他们参加罢工的人，都将面临“刑事拘留”。这个不讨喜的字眼被媒体揪了出来，这一由威廉亲自起草初稿的法案原本叫作“有效雇佣保护法案”，后来则被定名为“刑事拘留法案”（Zuchthausvorlage）。除了这一举措之外，威廉还提出了一项法案，建议建设一条运河，连接普鲁士西部的工业省份和东部的农业省份，并为奥得河与莱茵河之间的货物装运提供便利条件。“运河法案”成了1899年夏天德国政坛热议的话题。该法案由于在多个方面都呼应了威廉对君主使命的认识，威廉对此大力辩护。威廉认为君主在调解各经济、文化和地方利益方面负有首要的责任（这里是指天主教的西部工业地区和新教的东部农业地区），以免不安定的因素威胁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统治”（仅仅是设想，并非确凿的事实）成为“变化中的宪法现实的一部分”。

约翰·勒尔认为1896~1897年的大臣清洗运动开启了威廉统治时期的一个新阶段，该阶段正是以“个人统治”为特征的。“1897年，而非1890年，才是威廉统治初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直到这一年，威廉才终于实现了其主导德意志政策方向的目标，而不像早年只能对权臣的政策稍加干涉。尽管1897年之后威廉开始频频指点江山，政府各部也不再像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那样有实力抗衡君主的干涉，但我们并不能断言1897年是德意志政治系统管理方式彻底革新的一年。大臣们抱怨君主偏听内阁主管和不负责任的幕僚们的意见，对他们置之不理，但他们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已经发出同样的怨言了。

实际上，改变微乎其微。法案仍然需要经过大臣们的反复讨论；皇帝可以不与他们协商就公布某项法案（比如“刑事拘留法案”），但想要新法案在国会上获得通过，大臣们必须要首先对其进行广泛地讨论，最终才能完成在立法机关为其辩护的任务。另外，我们不能断言19世纪90年代末由威廉主导的一系列法案与政府部门的最紧要的考虑是完全冲突的。1899年的运河法案（据比洛所说），首先经过了普鲁士政府部门的讨论，然后才被威廉采纳。具有煽动性的“刑事拘留法案”中最具争议性的部分已经在大臣们旷日持久的讨论中被一一删除。此外，大臣们能够阻止威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和将政府部门置于个人控制之下，比如，他明目张胆地建议由他的一位内阁成员担任大臣会议的秘书长，一旦他的人坐上了这个位子，政府部门中的讨论进展就会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不管在哪种情况下（或许这是更重要的一点），威廉赢了与他针锋相对的大臣不一定意味着他个人采取的立场的胜利。一个例子是军事司法问题的解决。清洗运动之后，威廉“又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喋喋不休地宣称他坚定不移地反对提出的改革方案”，然而1898年12月签署通过的这项法案对自由主义者坚持的军事法庭审判公开化的立场做出了重大的让步。事实上，威廉面临着一个多重力量合力约束君权的系统。即使他能够架空并打击一位年老的首相（他已经在1898年年底相当成功地如此对付了霍恩洛厄），他仍然要对付大臣们。即使他能够逼迫大臣们放弃自身更正确的判断，转而支持他的举措（他在1897~1900年曾经有几次——当然不是经常——成功地达到目的），他仍然要面对严阵以待的立法机关，更不用说舆论审查（这一点对他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见下文第6章）。比如，1899年11月，“刑事拘留法案”在国会遭到了严苛的对待。议员们尤其对该法案第8条提出的严厉惩罚不以为然；尽管第8条是由威廉本人兴致勃勃地起草之后且不顾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坚持保留的，它却被国会议员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无异议地驳回。

运河法案即将遭遇同样屈辱且更加长久的悬而未决的命运。保守党的重农主义一派和它的姊妹组织（大获成功的农业联盟）察觉到先前设想的运河系统中现代化的创新举措将会使本已陷入困境的农业进一步遭受国外廉价谷物的冲击，同时会吸引劳动力从易北河以东的种植园区涌入西部省份的工业中心城市。1899年8月16日，经过二读之后，普鲁士议会以绝对多数反对票（275∶134）驳回了这项法案。这次失败不仅仅是由于保守派的卖力造势，也与大臣们未能就争取保守党同意运河法案所需要做出的具有争议性的让步达成一致有关——这说明霍恩洛厄被架空之后，大臣们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却反而阻碍了皇帝提出的举措得以顺利实施。威廉在公开场合反复表示了对该法案的支持，并密切关注媒体每日对议会辩论的报道。这表明他致力于探索一种能够超越政治党派斗争的技术统治形式。他由于自己遭受的失败而一蹶不振，以至于他的妻子觉得有必要寻求比洛的帮助：

我万分焦灼，不得不来见你。昨天晚上，我不得不离开威廉……虽然他很激动，也很沮丧。这不幸的运河法案！要是它在星期六（三读也是最后一读的日子）仍然被驳回的话，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哦，你能不能给陛下写封信，让他平静下来？这很有必要！……这个夏天真是糟糕透顶！愿上帝继续保佑我们。

该法案在三读中被驳回之后，理论上威廉有权解散帝国议会。但即使德国皇帝动用这个终极武器，他也无法占据上风，因为解散议会会导致政局进一步向自由主义方向发展。因此，威廉转而去对付那些保守派的政府官员（即“运河法案叛徒”），这些人都是议会代表，却并没有支持政府通过该法案。他动用普鲁士宪法赋予他的广泛的惩戒权力将一批无力抵抗的政府公职人员“随意处置”（即将他们调离现有的职位，但并不永久地将他们排除在公务员系统之外）。这种惩戒性的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大规模调动在普鲁士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然而，它并没有消除保守党人对运河法案的抵抗，反而使威廉遭受了广泛的抨击。几乎所有各方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虽然君主有权在不说明理由的情况下解雇公务员（第87条，第2节），但是针对这些公务员的惩罚性解雇却是违宪的，因为此举违反了普鲁士宪法所保障的议会豁免权（第84条，第1节）。1901年5月，运河法案的改良版本也未获通过；最终成为法律的“运河法案”只保留了原有版本的一部分内容，运河只能从莱茵河那里途经多特蒙德到汉诺威。这一关于建设连接帝国地理和文化两极的水路的宏伟构想本来备受君主推崇，但最终却不得不被永久放弃。

小结：权力和约束

威廉与卡普里维及霍恩洛厄的冲突，以及他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的一系列失败举措表明君主受到某些外在的约束。威廉所设想的那种“面向大众的专制主义”就是无法与德国复杂多变的政治体系相调和。在这一意义上，“个人统治”（尽管使大臣们极其恼怒，也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仍然是一次“异常实验”。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的一系列大胆之举，也暴露了威廉在有效运用权力方面的无能。威廉十分轻率，这令人扼腕叹息——因为在他所处的政治体制中，立法倡议能否成功往往取决于是否能适时地发布信息，轻率行事无疑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当他感觉到自己的权威遭到了挑战之时，他会表现出对他人极度防备和粗鲁的特质，除了最能察言观色的大臣之外，他无法与其他任何人建立合作关系。他看待事物非常主观。正如伯恩哈德·冯·比洛（他对皇帝几乎从未有过严苛的批评之语）在给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指出的那样：“不幸的是，我们敬爱的、才华横溢的皇帝很容易夸大其词，总会让自己的脾气（偶尔还有主观臆想）占据上风。”

威廉能够很快地掌握报告的内容，尤其是阅读简短而有趣的报告的时候，但他从未成为一个做到“事必躬亲”的君主，以有规则的和体系化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他的日常行程总是被几乎不间断的旅行所打乱——在其统治期间，只有不到1/2的时间威廉是在柏林和波茨坦度过的。早在1889年，瓦德西将军就曾说过，“频繁的旅行、无休止的活动、繁杂的消遣自然而然地导致皇帝无法一以贯之地行事”；皇帝行事毫无章法，也没有制定时间表而将一天中的某些时间留出来完成特定的任务。威廉不愿（或无力）从宏观角度了解政策的发展方向意味着他的干预往往与政府的整体步调相悖；这反过来则使他的提案显得十分古怪，甚至不合时宜，尽管其内容并无离经叛道之处。1893年夏天，弗里德里希·荷尔斯泰因注意到皇帝身上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苗头——他变得“热衷旅游、懒散轻浮”，并且警告说皇帝需要一个更强硬的首相来抑制他的“情绪和冲动”。

这些缺陷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威廉缺乏一贯性和自律性，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需要时不时地远离政坛以保持心境平和，尤其在他一遭受压力就会感到惊恐的情况下便显得更为迫切。1895年2月，正值威廉与政府之间爆发了又一次冲突，威廉在写给奥伊伦堡的一封推心置腹的信中表示，在危机最为激化的时候，他却待在位于胡贝图斯托克的狩猎小屋，他为此表示歉意，但补充说：“当事情变得艰难的时候，我必须从一个情境中抽身，进而投入下一个任务中，以保持镇静和冷静的判断。因为我想以绝对公正的态度来判断所有事情。”这种漠不关心之态加上时不时地干预、时常懒散又突然会精力十足的奇妙混合，表明威廉的执政之风越来越趋向他的表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1901年7月，沙皇的国务委员波洛夫佐夫如此说道：“不管哪个领域的政策都没有一个有原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且拥有坚定方向的行动方针来指导。一切都是突然之间爆发，具有偶然性，受到特定时刻的影响……”威廉的行事作风也是如此——证明或许他作为一个君主的失败反映了高度发达的权威主义体系提出的高要求和在君权神授之下登上皇位的君王的平庸能力之间的不协调。

1896~1897年，在扫除他在行政机构中大展权威的障碍的过程中，威廉只是在不断地更换一套又一套的约束举措。他越是试图绕过他的大臣，就越容易同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发生直接冲突。他越是对在议会上饱受抨击的法案表示个人支持，就越会遭到公众的口诛笔伐。我们已经看到，他经常会提到用政变的手段来突破一切束缚，一些历史学家也认同这是走投无路的君主可能会做出的真实选择。但我们应该记住，那些对威廉十分了解的人能够非常轻易地以此举会遭到德国民众痛斥为由阻止他行动。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德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会赞同在宪法之外采取举措来对付社会民主党，但很明显，这种行动是缺乏政治基础的。因此，对政变的设想仅仅是逃避宪法思想的一种表现；正如比洛所回忆的：“皇帝的这些言论，散发着炮弹的味道和血腥气，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其背后根本没有坚定的意志来支撑。”在架空首相、把政府变成活靶子之后，威廉无法为决策过程提供一种统一的动力。他迫切地需要一个具有统筹协调能力，又能掌握分寸、进退有节的人才。这正是霍恩洛厄的继任者，伯恩哈德·冯·比洛，所具备的品质。

第4章　从比洛至贝特曼时期的国内政治

“个人统治——良好意义上的”？

伯恩哈德·冯·比洛自1897年起担任外交事务大臣，并于1900~1909年兼任首相。他通过威廉皇帝的密友菲利普·奥伊伦堡的影响力获取自身的政治优势。的确，对他的任命可以被视为威廉统治时期“奸党政治”的巅峰。如果认为比洛仅仅是为了确保政治地位而结交奥伊伦堡是不公平的，这两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相遇，那时他们谁都不能预见与对方的交情未来会有何种用处。然而，就如同奥伊伦堡从威廉身上获取影响力一样，比洛志在跻身朝堂，为使自己入奥伊伦堡的眼而不断做出努力。

在他与奥伊伦堡的通信里，比洛表现出了对君主制度的强烈热情，更愿意帮助恢复已被与俾斯麦的冲突和19世纪90年代频发的内阁危机所破坏的君主立宪制。“我们不能不为拥有这样一位君主而心存感激，”1890年8月，他这么告诉奥伊伦堡，“（他）经常让我想起中世纪的英雄萨利耶和霍亨斯陶芬家族所出的皇帝们。他是……由主神所爱之木所塑的伟大的统治者。”“他的想法和计划几乎总是正确的，并且大多是英明的，”比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写道，“他们自奇异出彩的个性之美中诞生，结合了罕见的活力和审慎的思虑，以及对当代需求的非凡理解。……（他又尖锐地补充道）至于圣上所下达的指令是否被有效率地执行到位了就另当别论了。”

至1894年，比洛取代荷尔斯泰因成了奥伊伦堡的主要政治合作对象。奥伊伦堡为比洛铺就仕途，对着威廉不厌其烦地称赞比洛，先是作为马沙尔之后的一名合适的外交大臣继任者，后又是继任霍恩洛厄位置的恰当之选。就比洛自己而言，他宣讲了自己作为首相的使命：

我将会是一名与前任们不一样的首相。俾斯麦是一个凭借真本事的权力者，像那个将权力拱手让给教会的矮子丕平，还是个黎塞留式的霸权首相。卡普里维和霍恩洛厄被认为或者说他们自认为代表的是“政府”和在一定程度内制衡陛下的国会。我则将自己视作陛下意志的执行者，所以可以说是他的政治大幕僚。有我在，在良好意义上，个人统治将拉开帷幕。

这样一来貌似可以合理地认为对最高责任内阁的任命预示着一幅兼容并蓄的和谐图景，而图象中必然有浓墨重彩的一笔用于义无反顾地巩固扩张皇权在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这是约翰·勒尔所描绘的景象，他认为比洛在内阁的任职会使得皇帝对政府进程（19世纪90年代）的临时干扰变成“制度化的个人统治”，而既然政府内阁的“关键部门”掌握在比洛、提尔皮茨、米克尔、波德别尔斯基等人手中，这些人正是威廉为推行自己的政见而亲自指名提拔的，那么威廉的干预对于政府运行而言则几乎全不必要。

毫无疑问，比洛最终依靠威廉的意愿保住了其内阁席位并且主张兼容和解。但要说比洛的首相任期意味着“制度化的个人统治”尚需验证。甚至在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之前就有迹象显示：一旦比洛大权在握，他不仅能哄骗，还能应付甚至是操纵皇帝。在一篇关于1895年军事司法冲突的评论中，比洛发现只要威廉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部门想要采取手段约束他时，政府内阁就无法顺畅运行。“内阁不能是个只摆架子的议会内阁；总体而言，内阁与政府必须少谈话多做事，而不是和威廉皇帝对着干。要让陛下感觉霍恩洛厄不过是他在大臣们中间的一个代言人，甚至如果有必要，要让他不惜与绝大多数大臣意见对立。”这些话语的惊人之处在于（可能是无意识地）对印象和表象的强调。它最强调的是让皇帝认为自己仍然控制着政治事务。在给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比洛着重指出，鉴于威廉的急性子和意志力，必须让他不再直接干预外交政策的相关领域：“我彻底的君主主义信念和我个人对我们最仁慈的统治者满腔的热爱和感激，并没有使我盲目到无视他个性中的本源和强势所造成的危险。”

到他成为外交大臣时，比洛对皇帝的批判态度变得更加严厉坚定。1897年4月，在一份私人笔记中，他评述认为，威廉缺乏自我节制并无法认识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这使得他在政治上很“危险”，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将大臣们视为自己与“圣上的怪癖”之间的唯一防线。在1897年8月22日写给奥伊伦堡的一封信中，比洛指出：虽然威廉作为单独的个体，“非常迷人可爱，魅力十足，具有吸引力”，然而，除非他向理智投降，尤其要仰仗他“那些忠心耿耿的可靠仆人”，否则他那些缺点——“喜怒无常、缺乏敏锐感觉和对时局的判断力”，以及他欠缺将自己的欲望压制于清醒的思考之下的能力，都会使得他将自己暴露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这是一个典型的比洛式论断，以奴性和顺从的语言浅薄地包裹其中暗藏的野心，将自己与皇帝连接，并将自己置于事务的中心。比洛对志同道合的对话者，比如对外交官安东·冯·蒙茨（Anton von Monts），言辞不会那么暧昧不清，他是这么评价的：“尽力将这位统治者引发的巨大危险降到最低”将会是“对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意志有帮助的唯一方法”。

因此，对于以下事实，没有什么值得惊讶——51岁的比洛一旦当权，就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设定了自己的目标议程。甚至在他被任命为首相之前，他早已开始向中央党领袖传达未经授权的意见，知会他们自己赞成废除耶稣会士法的意见，此举对威廉而言是不利的（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威廉自己就玩弄过这一可能性）。一旦进入首相府，他就强制通过了任命他的前副手和总勤务官奥斯瓦德·冯·里希特霍芬（Oswald von Richthofen）男爵为外交大臣的决议；威廉对此表现冷淡，但默许了。为了保险起见，比洛保留了一些朝臣的特质：他认识到获取威廉个人信心的重要性，便在皇帝身上下苦功夫，明确恳切地寻求皇帝的意见，过分地称赞皇帝的想法，为皇帝的计划当传声筒。一名同代人曾回忆起见过他们两人在皇家宫殿的花园漫步了两个小时，皇帝一路上夸张地指手画脚，首相恭敬地将头偏向一侧，好像正陷入深深的思绪里。

图3　在所有负担了应付威廉皇帝这一任务的政客中，没有任何一人能像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那样狡猾机智。这是1908年他在柏林与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皇后（威廉的配偶）的宫务大臣米尔巴赫男爵同行的场景。

与此同时，比洛巩固了其在普鲁士部门中的权威。在他被任命之后不久，比洛召集了普鲁士地方部门的大臣们，通知他们皇帝坚持要“团结政府”的消息。帝国和王国的首相将拥有对发布大臣会议内容相关信息的专有控制权。比洛还建立了更加综合的新闻管理机制，旨在结束卡普里维和霍恩洛厄治下早已常态化的混乱状态。在奥托·哈曼（Otto Hammann）的高压控制下，政府扶持的媒体报道不仅支持比洛的公开行动，夸大他的政治成就，还有所选择地广为传播其个性、外表和私生活上的细节，适度地打造出针对首相本人的个人崇拜光环。政治新闻宣传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皇帝与“他的”首相之间基本一致的看法和绝对和谐的气氛。

然而事实上，比洛和威廉显然在很多关键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而比洛常常是成功向对方灌输自己主张的那个。这是很明显的，举个例子，回顾一下1900~1901年关于粮食关税的续约谈判。比洛倾向于将保守党和中央党都招募到一个长久的政治多数派团体中，因此他更希望达成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农民对提高关税的部分要求。然而，威廉仍为农民阶层反对自己的运河计划而恼羞成怒，并且在那时受颇具影响力的实业家阿尔贝特·巴林的意见所左右；因而，他倾向于反对向农民阶层的游说团让步。比洛技高一筹，成功地让威廉赞成联邦政府对关税问题的支持意见（这是一种俾斯麦和威廉早前就对彼此采取过的策略）。这一事件所成就的结果就是1902年12月关税法的诞生，在中央党、土地保守党和民族自由主义人士几乎一致的支持下，最终国会通过了征收更高的进口粮食税的折中办法。这一重要举措，大大地提高了德意志主要粮食的价格。而这是比洛的功劳，不是威廉大帝的。

显然，还有许多其他与威廉广为人知的政治喜好不太相符的主张。1900年秋天，首相要求德意志帝国国会补偿用于支持联军远征中国抵制义和团运动的超额预算资金。威廉明令禁止霍恩洛厄以这样的理由采取行动，这将被视为政府在皇权行使范围内的政策敏感领域向德意志帝国国会的权威低头。但是，为这一特赦例外的起诉为比洛在国会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这被公众解读为新首相是一个比其前任们更加真诚的“国会”派人物的信号。比洛和威廉对德意志国会代表是否应该为出席国会会议所付出的时间而领取（饮食）津贴也有相似的分歧。“什么！这群人也该领津贴？”这是威廉对这项提议表达出的难以置信之情。威廉对此项举措的反对是众所周知的；如果比洛没有利用一个不情愿发声的普鲁士部门“据理力争”，这项提议将永远不可能被写进法条。

比洛对天主教利益的让步引发了其与皇帝之间进一步的摩擦。自从1892年的教育政策崩盘后，威廉对一个由新教中产阶级，以及无党派的且有“开明”的民族意识的天主教人士组成的政府多数派的偏好变得尤为明显。威廉不满中央党的政治“支配”早已广为人知，他认为中央党党派领袖是“极端分子”和“比教皇更像天主教教徒的家伙”。然而在1900年冬天，比洛公开对中央党提出的一项帝国法案表示支持，该法案是有关在联邦地区解除部分对天主教宗教仪式的禁令。该法案由参议院提出，但比洛采取了追加自己对官方否决参议院决议的个人解读这一不同寻常步骤——一份自己的公开声明，指出他个人非常看重该法案背后的意义。这一姿态受到了德意志中央党的热烈欢迎。

1903年2月，比洛单方面宣布他将利用自己在联邦委员会中对普鲁士选票的影响力来确保废除耶稣会士法第二条款——文化争端时代残留下的主要的突出产物之一，由此对中央党的利益做出了更具争议性的让步。这一提议耗费一年的时间斡旋才通过了顽固的联邦委员会的审议，还引发了自由主义媒体的抗议，但这至少在短期内，进一步巩固了首相与中央党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举动反映了比洛组建一个政治势力联盟的决心，以此为德国各政治势力间极具破坏力的分歧搭建沟通的桥梁。这些事实也反映了比洛与两名前辈看起来截然不同的国会领导方向，最终也让他与前辈殊途同归达至与帝王不和的境地。消息灵通的观察者注意到首相政治风格上的一点重要的新奇之处。与霍恩洛厄和卡普里维相反，比洛毫不掩饰他对某些皇帝持反对意见的举措有所偏好。“通过讨论（首相）谈及（皇帝）态度的方式也为首相必须时刻处于极其强势的地位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佐证。这种方式打破了皇帝做出的决议对内凌驾于政府之上、对外须由政府捍卫的原则。”

比洛对普鲁士部门的严密控制意味着威廉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像在霍恩洛厄和卡普里维时期那样通过与一名特定的大臣进行密谋来削弱首相的影响力。权势颇盛、几近独断的财政大臣米克尔常常反对比洛向中央党妥协的政策，可以确信他想由自己来发挥这样的作用，但他在比洛1901年5月的行动中，同贸易大臣路德维希·布雷费尔德、农业大臣哈默施泰因–洛克斯顿一同落马。解雇了这些人之后，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比洛比之前两任首相已经在更大程度上成功地“按自己的喜好构建内阁”。只有提尔皮茨继续保持与威廉之间相对独立的关系。

固然，就像凯瑟琳·莱尔曼所呈现的一样，在关键部门人员的任免选举中，威廉皇帝经常是最终做决定的人，而比洛有时只能被迫让步。但对皇帝也可以通过施用手段或游说来改变他的想法；甚至当他成功将自己偏好的候选人提拔至国会席位时，几乎没有显露出有计划地安插人员的迹象。威廉偏好的委任对象反映出其个人认知上的妥协倾向，而并不是以明确的政治大局观来表现出对人选的一贯偏好。举几个1901年遴选出的接任米克尔的新任财政大臣人选的例子：威廉心目中这个职位的最优人选是自由实业家格奥尔格·西门子（Georg von Siemens），但被其婉拒；次位人选是保守派吉多·亨克尔·冯·唐纳斯马克（Guido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对方也谢绝了这个职位邀约；最终，这个职位落到了保守派内政部前大臣格奥尔格·冯·莱茵巴本（Georg von Rheinbaben）的头上。威廉大帝无论如何都不能保证一旦将自己的心腹安排进内阁后，此人就一定能按着他的喜好做事。比如1903年在威廉本人的敦促提名下被任命的普鲁士战争大臣卡尔·冯·艾内姆（Karl von Einem），他并不喜欢来自上层的干涉，很快就倒戈成了威廉在莱茵兰设防政策的反对者。

比洛花了大力气瞒着威廉将自霍恩洛厄离职后就开始显现的首相与帝王之间的权力重心转移。一有机会，他就试图让威廉大帝相信政府在国会上以及海外取得的成就都是威廉自己的功劳，而他比洛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试图实现威廉对国家政策的美好愿景。当两人分处两地时，威廉给他的“导师”书写的信笺，比如写给奥伊伦堡的那些，言辞八卦轻佻，充斥着有伤风化的挑逗以及对收件人偏见和厌女症的迎合。我们可以了解到，威廉的新首相从一开始就取悦了他；威廉极为赞赏比洛掌权之后所营造出的平稳的政治局面。“我要让伯恩哈德继续这么安静地干下去。”1901年7月，威廉这么告诉奥伊伦堡，“有了他，我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然而到了1902年，有迹象显示威廉对自己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感觉到了更深的不安，他在政策方向上更为挑剔，在关键的象征性问题上越发坚定地挑衅首相。举例而言，他成功地迫使比洛在普鲁士议会前立法以镇压波兰民族主义浪潮，在那时这一举措极有可能会得罪中央党代表，而比洛在接下来的关税法案的议程上亟须在国会上拉拢他们。1902年9月，就威廉是否该当众召见三名近期正在巡游德意志帝国的布尔将军这一问题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比洛赞成，但威廉则强烈反对，因为他担心这一姿态会有损与英国之间的关系（荷尔斯泰因最终想了个法子从技术上回避了无人围观的窘境）。在圣诞节时，虽然两人间的敌意似乎已经过去了，威廉现在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被限制的界限所在。从此意义上来说，1902年秋天的事件标志了威廉与比洛之间“蜜月期”的结束。

威廉逐渐意识到了政治现实和他自己所构想的角色定位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一事实伴随着社会主义党派的不断胜利和民众对威廉在德意志媒体上公开声明的尖锐不满（见下文第6章），这些最终导致威廉在1903年夏天时情绪急剧恶化。在每年的夏季巡航期间，在奥伊伦堡在场的情况下，威廉破天荒地首次公开批评了首相，从与奥伊伦堡的对话中威廉得出结论：比洛错估了新选举法给选民个人在选举过程中的隐私所带来的影响，还严重低估了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威廉变得愈加暴躁和神经质；在结束了一次寻常的皇家游艇一日巡航后，他在晚上谈论白天的事时表现出了困惑和神经紧张的症状。在某一天的晚上，在游艇的聚会上听到有人朗读翁根对于1848年革命的经典记述时，他燃起了熊熊怒火，大声宣布他将“采取行动对1848年的革命进行报复”，还嚷嚷着“每一个人都是猪狗不如的混蛋；只有通过非常具体的命令，才能约束领导他们”。虽然这些评论是由游艇朗读事件报道所引起的，但也难免给公众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这些评论投射出了威廉对政局失去控制力的真实感受。

信任危机（1905~1906）

尽管皇帝与首相之间因这些事件而一度关系紧张，但两人之间的关系依旧维持着表面上的平静，直到受到德意志对俄政策分歧的冲击（这几乎差点儿结束了比洛的首相生涯）。1905年7月，威廉在芬兰比约克的村庄会见了他的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并同意签署一份双边防御条约。比洛早前阅读并赞同了条约草案上的内容，但在与尼古拉的谈判过程中，威廉对此做出了一点重要修订。比洛拒绝接受更改过的“比约克条约”版本，递交了辞呈，并声称这一变更使得该条约不再符合德意志对外政策目标的利益。我们此处关心的不是细节或这一争端的国际背景（关于这些可见第5章），而是这给皇帝和他最具影响力的权臣之间的关系带来的后果。

威廉为取得与沙皇签署条约的成绩而颇感得意，也为比洛因他在条约上的修订部分而打算辞职的消息而深感震惊。在一份充满痛苦的答复中，他断言“对自己和我们的祖国而言，首相比这世界上任何条约都要重要10万倍”，还补充讲他和比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君臣，为我们伟大的德意志帝国耕耘收获”。他恳求比洛收回辞呈，还警告说如果首相继续进行辞职流程，威廉大帝他本人就没法看到第二天的太阳：“想想我那可怜的妻子和孩子们。”比洛满意了，同意留下继续任职；对外政策的不同意见以及该如何执行在此显然起到了作用，但比洛威胁要辞职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醒威廉作为皇帝有多么依仗他的首相的手腕和名望，借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比洛的权术游戏从短期来看是成功的，但也给比洛带来了不良后果。在危机中威廉显现出了对首相的不满并决意要重振自己的政治威严。在1905~1906年的那个冬天的几个月里，威廉按自己的偏好接连任命了三名政府高级官员。克莱门斯·冯·德尔布吕克（前西普鲁士地方长官）取代了贸易大臣莫勒的位置，威廉个人对他尤为欣赏。正当比洛为外交部的殖民分部办公室的可能人选游说拉票时，威廉单方面就把这个位置给了自己的亲戚领主恩斯特·霍恩洛厄–朗根堡——一个毫无殖民地政策制定及管理经验之人。当比洛忠实的外交大臣奥斯瓦德·里希特霍芬在1905年12月因过度劳累而死后，威廉不顾比洛的劝说任命自己的一个私人密友兼假日玩伴海因里希·冯·奇尔施基作为里希特霍芬的继任者，这一举动被同时代的一些人视作皇帝为巩固自己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而做出的努力。威廉缺乏重新获得政治主动权所需的耐心，甚至在1906年2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这是比洛当政期间第三次召开这样的会议，却是第一次借会议处理常规政务（前两次会议的召开均是为了处理某些特定的国家紧急事件）。

威廉向比洛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以修正比洛的大政方针。更重要的是，有迹象表明威廉不再乐意为了对中央党所采取的怀柔政策而约束自己。威廉任命新教徒霍恩洛厄–朗根堡为殖民部门长官的强硬决定引发了中央党的强烈不满。其实中央党的党魁还曾抱有希望：包括能看到行政部门有天主教的候选人，殖民地政府能在德意志殖民地更加公平地对待天主教使团等。和政治新气象相契合的是，战争大臣冯·艾内姆于1906年1月公开为军官团中的决斗行为进行辩护，这毫无必要地激怒了中央党代表。在这段比洛尤为难过的日子里，皇帝拒绝在国会进行协商、安抚中央党。自1903年的全国大选后，新一届更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引领中央党，他们的民粹主义倾向更为严重。作为国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政党，中央党更果断地利用起了自身的影响力。在1905年比洛开口提出当时急需实行的税制改革时，中央党联合了左翼党派否决了首相的提议。1906年中央党还引导舆论批评政府对殖民地的政策和经费问题，导致国会否决了关于建立更大型独立的殖民管理体系的各种提议。

当被国会漠视、为皇帝不喜的首相陷入两难的政治僵局时，来自帝王的干预更加频繁，比洛在国会的支持率遭到严重打击，这些事实险些重现了霍恩洛厄执政后期的政府瘫痪状态。在这些压力的逼迫下，1906年4月5日，比洛在国会议事时崩溃了，他为了逃避这一切，在诺德奈的小岛上待了整个夏天进行假日疗养；他在那里待到了10月。但威廉持续施加更重的压力，惩戒中央党，呼吁对社会民主党实行强硬措施，坚持把那位不受欢迎的霍恩洛厄–朗根堡留在官位上。到了1906年9月，威廉明显觉得比洛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于是在公开场合谈论起了可能继任首相的一个人选——新任外交大臣海因里希·冯·奇尔施基（Heinrich von Tschirschky）。1906年8月，他甚至询问德意志帝国驻罗马大使格拉夫·蒙茨是否有意接替比洛的首相职位（蒙茨谢绝后，比洛很快就回到了柏林）。这些事实都展现了皇帝仍可以轻易以随意干涉来制造政治麻烦，它们时刻提醒我们威廉以“影子皇帝”的身份手握正式权力却缺乏使用政治力量的手段会给人造成多么大的误解。1905~1906年，就如同在19世纪80年代一样，倘若难以预测且具有间歇性，皇权对高级官员任命的控制力依旧是德国宪法的关键因素。

从另一方面来说，令人吃惊的是，即使在高级执行官员圈子内，皇帝的这些干预似乎也没有带来更大、更广泛的影响。威廉依旧没有贯彻有始有终的国家政治计划，除了期望将政府从中央党的影响下解救出来，还有恢复国家中间地带之间的往来，对此，自威廉统治生涯开始，他就一直苦苦谋求而不得。召开御前会议的决定更多是象征意义的；没有后续行动，因而在政府事务上并没有开创皇帝一贯干预制的时代；这总的来说是对比洛的警告，是一种对抗的策略。威廉对强硬的反社会主义政策的坚持的确促使比洛（至少是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但并没有做出与言辞一致的行动以镇压社会民主党派。至于充满争议的霍恩洛厄–朗根堡，比洛在卢坎的帮助下，于1906年8月将之从殖民地政府的职位上拉了下来。事实证明，说服皇帝接受与霍恩洛厄截然不同的伯恩哈德·邓恩堡（Bernhard Dernburg）担任继任者是非常容易的。伯恩哈德·邓恩堡是一名有左翼政治背景的犹太裔银行经理，在国会受到众人的尊重。

比洛在与普鲁士农业大臣将军维克多·冯·波德别尔斯基（Viktor von Podbielski）更激烈的一次交锋中取得了胜利。1906年夏天，波德别尔斯基遭到媒体公开弹劾，他被指控间接涉嫌腐败丑闻。为了减少此事对政府公信力的破坏，比洛迫使他辞去职务。但波德别尔斯基拒绝执行，并且得到了威廉的支持，而威廉对波德别尔斯基的看法事实上是无误的，威廉认为他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调查委员会事后澄清了大臣维克多的不当之举）。比洛与皇帝的争执使得后来他要求波德别尔斯基辞职的请求遭到皇帝拒绝，而逐步升级的危机加深了双方的鸿沟——一边是皇帝，另一边是首相和他的大臣们。正如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克勒尔危机中（见前文），威廉将政府部门毫不让步的姿态视作对宪法赋予其任免官员权力的严重挑衅。但即使如此，他还是被迫退让。1906年11月11日，他发布敕令，解除了波德别尔斯基的职务。

如同正在慢慢解决的波德别尔斯基任期争端一样，政府与国会——尤其是与中央党之间关于殖民经费的争端已趋于爆发的边缘。在镇压非洲西南部起义的过程中，政府支出不得不超过从收录上供、关税收入、准予收取的消费税所得的微薄财政收入的经费，而镇压的结果则是当地原住民种族灭绝。政府因此不得不于1906年11月下旬，向国会申请补办对已产生的超额预算的许可。随后，国会对此进行的讨论为中央党的全力出击提供了舞台，最终国会决定在殖民政策上从长计议。此次争端史无前例地（尽管最终并未成功）引发了立法机关对行政特权的撬动。

1906年冬天的争端也触及了皇帝的宪政立场，因为正是威廉本人对比洛施加了影响，令身为参谋总长、战争大臣和殖民地政府上层领导的比洛派遣中将特罗塔到非洲西南部，取代当地司令官洛伊特魏因，以至于当地冲突升级并扩大。然而，中央党要求即刻减少驻非洲西南部的军队，并坚持遵守预算公正原则，皇权派以皇帝本人拥有对帝国领土防务问题的独立决策权为由拒绝了所有类似的主张。威廉很不情愿地默许了比洛向国会申请划拨1900年远征中国特许经费的决定，但他现在坚决拒绝在皇权越过国会的军事指挥职能这一敏感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显然，当时激进反对派占多数的国会无论如何也不会赞成这份由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比洛看准了机会并在法案二读前事先特地向威廉讨来一份国会解散令。在首相否决了中央党以“威廉拥有独立军事处置特权”为由削减国防预算的提案之后，预算问题进入表决议程并被否决。随后，比洛正式宣读了威廉的国会解散令。

比洛政府以“民族主义”路线的立场参与到竞选中，以应对殖民政策陷入僵局后带来的问题。这引发了整个帝国范围内的选民参与度急剧上升，但不足以使选民疏远中央党——这的确使国会增加了对党内成员的委任数量，有5个之多（总委任数已达到105个）。但1907年的大选以将社会主义代表人数从79人削减至43人的方式，实实在在地降低了中央党的影响力。在德国的五方制度之下，这种微小的代表名额再分配足以促生一个主要由民族自由主义者、保守派、自由主义人士和左翼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党。同时还有反社会主义的新教人士组成的各小党派，也就是后来被称为“比洛集团”的联盟，握有国会全部395票中的216票。威廉很欢迎多数派“民族”联盟的重新崛起，还为对社会民主党派造成的破坏感到欣喜，他认为这预示着一个“全新盛世”的到来。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竞选活动未能阻止国会对中央党成员的委任数量增加，这后来还成了一个问题，即首相费尽心思才能通过“集团”来执政。

比洛的终曲

这些发展是如何影响皇帝和其首相之间的权力天平的？历史学家对比洛在1906年12月危机期间和其后的政治目的看法不一。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特伦斯·科尔认为1906年的解散令标志着“比洛开始发起一场运动，将德意志政府置于一个新的立足点”，由此与皇帝的政治权威相对。相反，在凯瑟琳·莱尔曼在关于比洛执政期间颇具影响力的高位政治研究中认为，比洛没有任何长期的政治目标，以他的脾性也难以合乎正义地向皇权宣战。

我们不需要为这场关于比洛目标的争论做出评判，我们的关注点在1905~1907年的危机之后，皇帝和他高深莫测的首相之间真实的政治影响力格局。无论比洛是否考虑过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德意志政体宪制变革（而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维持巩固自己地位的决心依旧十分坚定。随着新国会班底的入驻，首相开始清理部门中的不可靠分子（斯图特、波萨多夫斯基），就像1901年他做过的一样。比洛还参与了一场与外交大臣奇尔施基之间的权力争斗，据悉，奇尔施基对首相的外交政策常常吹毛求疵。比洛认为皇帝看重奇尔施基，是为了削弱首相对外交政策的控制力。事实上，奇尔施基的确曾是“皇帝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听从皇帝号令的人。这位大臣对行政独立的渴望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没有半点儿兴趣充当一件“顺从的工具”。1907年1月，他因为直到比洛与丹麦将签订新条约的前夕才将这个消息禀告威廉而失宠。6个月后，在没有事先咨询皇帝或首相两人中的任何一个的情况下，他在一件棘手事务上先斩后奏，以外交代表的身份对法国做出了承诺，这彻底让皇帝对他失去了兴趣。正如过去常常发生的那样，历史再度重演，皇帝专门提拔自己看重之人的行为还是没能为他带来真正的权力。比洛不费吹灰之力便把奇尔施基从部门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并于1907年秋天把他发配到了德意志帝国驻越南大使馆任职。

然而，这还不能说比洛成功地重获其执政早年所享有的行政相对独立性。在1905~1906年的破坏性冲突之后，他避免与皇帝发生正面冲突的决定从未如此坚定，而他自由裁度的行为也相应地被限制了。更重要的是，比洛直接操纵威廉的能力减弱了——而这是他早年取得诸多成就的关键因素；皇帝不再那么信任首相了，因而不再那么热切地回应他的提议。显然，双方对1907年9月接任奇尔施基的人选进行过协商，在此谈判期间，比洛没能让威廉放弃自己中意的人选——威廉·冯·舍恩（Wilhelm von Schön），可谓“最糟糕的那种朝臣和社交界人士”。

为了恢复受损的权力地位，比洛采取了两项补救的措施。其一是一场旨在消除皇帝随从中“不可靠”因素的新闻攻势，尤其针对皇帝的老朋友菲利普·奥伊伦堡（现在比洛将其视为一个危险的阴谋家和对手）。比洛长久以来一直试图拉开威廉和他最亲爱的幕僚之间的距离。在比洛执政初期恰逢奥伊伦堡的影响力（即使是暂时的）急剧下降，奥伊伦堡与皇帝之间的会面频率渐渐降低。但随着威廉与比洛之间的关系渐趋紧张，奥伊伦堡再度有了存在感。奥伊伦堡在夏日陪伴皇帝乘船巡游途中，冠冕堂皇地控诉其对首相的不满。回顾往事，奥伊伦堡显然并没有密谋与比洛作对，他依旧对首相抱有私人的忠诚，但那时却有了与此相反的传闻，比洛也很难不注意到奥伊伦堡与皇帝之间的亲密度与自己同皇帝之间的疏远程度成正比。

1906年秋天，正值比洛执政以来遭遇第一次大危机，评论期刊《未来周刊》的编辑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发表文章猛烈抨击从幕后影响和左右皇帝决策的“秘密奸党”。利用早年荷尔斯泰因、俾斯麦，也可能是比洛传递的消息，哈登发起的新闻攻势娴熟地发掘了皇帝圈子里的同性恋者奥伊伦堡和其他成员。接下去，饱含诋毁和审判性的一连串字句使得一个充斥着忸怩作态、贵族、宫廷嬉戏的奇异世界暴露在了因循守旧的公众的目光之下，在其中，高级官员们之间起着女性化的绰号，威廉被唤作“甜心”（das Liebchen）。奥伊伦堡（以克林顿式的圆滑）宣誓坚称他绝不曾“有过帝国宪法175款规定的应受惩处之行为”，然而危害已然形成。

奥伊伦堡丑闻激起了反专制主义和中产阶级同性恋恐惧症的滔天巨浪。哈登本人并不像他的很多读者那样对同性恋带有敌意——实际上，他还为不少其他著名的同性恋者发声辩护过（这些人的生活隐私一直以来饱受公众侵扰），但他利用大多中产阶级周围随处可见的话题所产生的强大情绪力量诱发他们内心的负面联想，以污化“个人统治”的意义。从丑闻中浮现出威廉被用心险恶的佞臣组成的圈子所包围并操控的形象，这些阿谀奉承者为了继续沐浴在皇帝宠信的荣光之下，撇开了责任、荣誉和信念。这有损皇权声望，还永久地剥夺了威廉从他的老朋友身上获取建议和陪伴的可能（奥伊伦堡回到了利本堡庄园，再也未能面见天颜）。

比洛可能真的相信过奥伊伦堡正和他作对的报告，但他肯定还注意到对不可靠因素和与之相关的“个人统治”发起舆论攻势最终将巩固他自身的地位，能增强他对抗威廉的实力而无须正面交锋——比洛本人拒绝向威廉透露丑闻的消息，任其发展，按兵不动，等王储向威廉展露这团被纸包住的火。按特伦斯·科尔的描述：“一个靠对威廉近乎谄媚的奴性态度得以开始首相生涯的人，最终对威廉发起了一波近乎谋反的攻势。”

新闻攻势和因此而来的诋毁式审判的连锁反应造成奥伊伦堡和大量与之有来往的名流不再公开露面，其中包括威廉最为倚重的一名副官。从长期来看，这也不利于比洛自身：威廉对这样的曝光十分愤怒，更感到尴尬，更震惊于首相居然没能及时禀报如此敏感的消息；他很快便开始怀疑，比洛本人从一开始就牵涉其中。此外，随着对丑闻的关注面持续扩大，首相本身成了媒体攻击的目标。比洛参与陷害奥伊伦堡的阴谋从更加矛盾的角度证明了其弄巧成拙，他毁掉了一个常伴威廉身侧、多次为自己美言的有影响力的人物。

除了部署媒体清君侧，鼓励舆论批判皇帝对政务的干涉，比洛为了巩固自身地位还与国会多数党建立了一种新形式的关系，就是在1907年大选后为人所知的“比洛集团”。比洛希望集团就保守派、自由派、农业和工业的利益组合可以演化成一种永久的政治格局。威廉也很喜欢这一想法，因为集团使人想起这与俾斯麦首相在最后一次参选时制造的卡特尔组织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然而，就像卡特尔一样，集团被证明是很脆弱的，到1907年秋天，其中的党派已经开始为放松股票交易管制和解除对政治团体的国会限制令而互相争执。更严重的是对于税收政策的重大分歧。保守派依旧对任何可能损害到产权人利益的税收形式持反对意见，比起直接税收，他们更能接受间接税；自由主义者基于间接税把大部分的税收负担都转嫁在大众身上的理由而反对间接税。

1907年12月上旬，集团似乎因为内部矛盾的压力而处于分崩离析的临界点。比洛在此时召开了党魁大会，在会议上他强调他们必须搁置争议，团结向前。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点，他就会辞职，他这么提醒众人。这一前所未有的举动公开表明首相任期并不受制于皇帝，而是被国会的政党所牵制。正如凯瑟琳·莱尔曼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一举动有很重要的宪政影响，因为它将政治重心从皇帝与首相之间的关系转移到了首相与国会之间：“首相现在坚信，仅凭威廉对其的信任，是不足以保证他留任的。”

尽管这些发展从宪法理论的角度来看是很有趣的，但从长远来看，它们本身却不足以保障比洛的地位。到了1908年年末，威廉对首相残存的一点儿信任被彻底打碎，威廉认为比洛在“《每日电讯报》事件”中背信弃义地拒绝支持他，这是威廉在位期间所造成的轰动媒体的事件中最为重大、破坏性最强的一件。这一事件的细节将会在接下来的第6章进行详细描述，它是由《每日电讯报》发表的一篇对威廉的访谈引起的。在访谈过程中，皇帝陛下做出了不少对外交政策和英德关系判断失当的评论。在随后引发的轩然大波中，比洛非但没能为皇帝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选择利用主流倾向而站到了威廉的对立面。自1908年11月起，因为丧失了皇帝的信任，比洛的留任在很大程度上倚仗于集团中象征着议会联盟的不稳定势力。尽管他们（在撤销管制规定和政治团体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立法成就，税收问题仍继续使这些党派之间渐行渐远。

比洛在其执政晚期的谋略部署中将威廉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威廉早前对首相的敬意和爱戴已经化作彻底的敌意和不信任。但他还是希望看到金融改革法案的通过，因此在这项任务完成之前，他并不情愿让比洛离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法案将因保守派不肯让步而被搁置，皇帝是不会接受让首相离开的。既然皇帝已经公开承认大臣的任期取决于国会，一个众人心照不宣的认识就是首相制定了一个“不一样的（例如：国会）游戏规则”。

图4　在比洛的阴谋诡计和有意操纵之后，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其人身形消瘦，而其刚正不阿的处事原则就如同他的挺拔身姿一样）展现了一种可喜的变化。然而，他也如他的前任一样成功地屏蔽了威廉对帝国政务进程的干扰。这是他与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以及副大臣阿瑟·齐默尔曼在柏林国会大厦的台阶旁的场景。

随后，比洛声称他理解威廉在所处困境中的不安和忧虑：“我十分了解我伟大的君主，不会看不到他内心爆发的冲突。一方面，他渴望摆脱我；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他可以是那个决定我退休时机、场合的人。”结果是，各方找到了折中的解决方法。保守党和中央党在6月24日的二读时否决了这一财政改革法案。两天后，比洛在基尔向皇帝请辞。威廉批准了这一请求，但前提是比洛得继续留在其职位上直到改革法案通过国会审议。此事发生于1909年7月10日，是在首相的未来接班人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的监督下实现的。4天后，比洛正式卸任离职。

1914年以前的国内政治

贝特曼并非威廉选择的新接替者。皇帝考虑了不少其他的候选人，他本人更倾向于委任外交官安东·冯·蒙茨——而提名贝特曼的人正是比洛。与早前俾斯麦、卡普里维、霍恩洛厄和比洛执政时期的状态不同，威廉和贝特曼之间并没有“蜜月期”。贝特曼拘谨生硬，公事公办的作风与比洛春风得意之时皇帝和首相之间洋溢的那种轻松惬意的气氛大相径庭。威廉发现贝特曼总坚持遵循正确的程序，这让威廉觉得他既迂腐又令人抓狂，而贝特曼又拒绝为威廉认定的紧急迫切的事项走捷径，这让两人之间摩擦不断。1913年3月，威廉甚至很不客气地送给贝特曼一篇《每日画报》上的文章片断，文中声称：“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在拘泥小节的可怕官僚治下的充满爱国精神之地，这位官僚不愿意做实事，只会阻碍专家做事。”威廉在这段攻击性的文字上以“确实如此”的评论做批注。时值贝特曼处于新军事法案的艰难谈判之中，他感到深受羞辱，气得几乎要提交辞呈。

尽管有这般艰难险阻，两人还是设法建立了一段良好的合作关系，那也许还是威廉在位时期最稳定的伙伴关系。有几个原因使得这一点成为可能。首先，虽然他们的交情并不是特别深，但这两人对彼此都很了解。年轻的威廉曾和贝特曼一同在后者位于霍亨菲诺的家族庄园狩猎；正是在这里，他把步枪的枪口那端放在特奥巴登的父亲（费利克斯）自觉借出来的肩膀上，猎杀了第一头雄鹿。因此，如果说两人之间不是太熟稔的话，那至少还是比较熟悉的。其次，贝特曼还享有“比洛红利”，这是说他获益于比洛任期末期时君臣之间极端恶化的关系。在经历了比洛的诡计和欺瞒之后，威廉对贝特曼严于律己的耿直作风更是欣赏。较之比洛，贝特曼很少奉承，也不自负自大。再次，贝特曼不受日益两极分化的国会欢迎的事实反而有利于促进他和皇帝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使得贝特曼更加倚仗于皇帝（也更加意识到他自己的依赖性）。阿道夫·韦穆特（Adolf Wermuth）于1909~1912年担任德意志帝国财政国务秘书，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回顾，贝特曼极其重视他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是否牢靠：“这是他力量的源泉。”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贝特曼的不得人心（错误地）使威廉将他视作对抗立法机关权力的君主行政制拥护者。贝特曼所面临的舆论批评越猛烈，皇帝对这位深陷困境的首相的支持也会越狂热。最后，贝特曼是一名虔诚的君主主义者（在某些方面较之比洛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还带有许多和威廉同样的偏见，包括他对波兰民族理想持有的疑虑。

然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君主统治的回归。皇帝左右政治议程的能力和他对政务的影响力依旧被严格限制着。他已经不可能再退回纵容个别大臣扰乱政局的境地，那种勾结行为曾严重动摇了霍恩洛厄的首相职位。贝特曼很快就成功地掌握了行政控制权，而其掌控力至少和比洛当时握有的权力相当。就像比洛一样，贝特曼通过推迟任命副首相的方式在普鲁士的国家政治机构范围内强调了首相的超然地位。反对首相关于关键问题的观点的潜在反对者和大臣（比如莱茵巴本、阿尼姆和毛奇）都在1909~1910年被调职。此外，实际上，并非威廉，而是贝特曼决定了新官员（达维兹、肖莱马、伦策）的任命，这也使得部门内的气氛前所未有地和谐起来。令人吃惊的是，从那时起直到1917年为止（在贝特曼进行部门改组后），普鲁士部门的构成几乎没有变化过。

首相因此可以撤销（或者牵制）来自皇帝的最重要的宪法文书。贝特曼还成功控制了大臣面见皇帝的途径，尤其是他们在战前岁月里想商讨财政问题时，而这个问题贝特曼尤为关注。他还（就像比洛曾做过的一样）与政府内阁总长瓦伦蒂尼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瓦伦蒂尼亲自为帝国监督非军事人员和信息的流动。虽然瓦伦蒂尼对皇帝的影响力及其政治独立性远不及奥伊伦堡，有时候首相还是有可能与瓦伦蒂尼在阻断不受欢迎的计划方面进行合作。

另外，贝特曼本人也做好准备在必要时阻止或破坏皇帝的计划，以说服皇帝的方式渐渐掌握局势。例如，1910年4月，当威廉向贝特曼表达他的愤慨时，他的怒火是冲着社会民主党在柏林举行选举游行，还取得了警方的许可而来的，贝特曼答复皇帝这是根据新社团法（协会法）合法批准的：“政府必须依法行事。越严格遵守法律，就越是有正当理由在必要时对违法者采取武力。”1912年3月，当威廉试图绕过首相直接干涉帝国与英国政府之间关于海军军备的谈判时，贝特曼向皇帝递送了一份以以下字句作结的辞呈：“我的陛下，官员之德告诉我，我要为陛下所下达的政策命令在上帝、国家、历史和自己的良心面前承担责任。甚至陛下您本人也无法从我身上拿走这份责任。”就像之前经常做的那样，威廉迅速在回复中投降了。他以误解为借口否认了自己的干涉行为，并且请求首相不要因此责怪他：“作为我的最高官员、私人朋友以及贵族之表率，我请求你保持对你的皇帝、国王和长官的忠诚，请你继续勇敢地面对困难，承担（职务上的）重担。”

无论如何，既然威廉自1908年《每日电讯报》危机后就不再对外交事务指手画脚了，而政府渐渐地陷入了由分化的国会集团造成的僵局，这些情形减少了威廉与首相之间对国内政策问题的潜在重大分歧。从一方面来说，威廉对国内问题的兴趣急剧下降，他现在几乎与掌管国内事务的大臣没有实质上的接触。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即使是对最迫切需要推进的改革也逐渐缺乏达成政治共识的能力，从而缩小了皇帝可提出主张的范围。因此，1909年之后由于皇帝干涉而产生的政治矛盾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关乎军民关系的领域，这并非巧合。尽管威廉对国内政治及政策的影响已经基本中立化，但他作为唯一手握军民行政管理系统大权的宪法“工具”，享有独一无二的超然地位，因而依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政治博弈者。

没有什么比战争爆发前的那10年间在阿尔萨斯–洛林发生的军民关系破裂危机更明显的了。自1870~1871年的战争之后，德意志帝国从法国手中抢占了阿尔萨斯–洛林，而该地区在德意志的宪法地位是非常独特的。这并非一个联邦州，而是由威廉任命（以及罢免）的一名总督（州长）治理。总督在首相的职责范畴之外行事，亦不受其节制——他任免官员需要首相共同签署同意，但他在职时的一举一动完全是在与皇帝协商之后决定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驻扎在该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就像他们在国会和公海上的同行一样，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内阁直接面见皇帝。因此他们没有义务与包括总督或其他政府部门代表在内的任何人探讨他们对该地区的军事政策主权事宜。因而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军民冲突事件中，首要也是唯一的仲裁者就是皇帝本人。

这一方面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会导致潜在冲突，主要因为该地区在军政机关与行政者眼中的意义从根本上就截然不同。总督卡尔·冯·韦德尔伯爵（包括柏林政府）所制定的长期民政目标是通过在宪制上让步再辅以健全的政府机构来促进该地区的“内部整合”。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最终目的则是将阿尔萨斯–洛林建成一个典型的自治联邦州，也就是说要通过在地区特殊优惠政策上的让步来消除该地区的亲法倾向。相反，军政机关将该地区视为德意志帝国国防政策中具有高度敏感安全作用的军事边界区域。他们倾向于认为在公国中任何对分裂主义情绪的让步都会有损德意志的安全利益。他们认为，严密的纪律和时刻准备严厉打击当地人的不当行径这两点是成功统治该地区的关键。韦德尔和驻阿尔萨斯–洛林部队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则相对比较紧张。

1909~1910年，当地人和德意志驻阿尔萨斯–洛林政府之间日益频繁的摩擦更进一步地加剧了局势的动荡不安。很多冲突都是热血青年奚落嘲讽军队的琐碎事件，但它们引起了以支持泛德意志主义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报》为首的德意志沙文主义媒体不同程度的共鸣。他们以这种方式引起了威廉的注意。威廉是《韦德金德王子通信报》的热心读者，每日都要两次品读德意志全国性报纸上的文章。然后，他就要求该地区军事指挥官进行报告，指挥官像往常一样借机敦促他对民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并且对政府摇摆不定的行为吹毛求疵。威廉比较愿意带着同情的目光看待该地区的报告，特别是因为他在国内政务上逐渐边缘化的处境更加凸显出了指挥官的重要性（军阀拥有越过国会向其军事下属下达命令的权力），这是他残余权力中最重要且完整的实权。我们应该还记得威廉最重要的非军事顾问（显要的文职人员菲利普·奥伊伦堡）已经被比洛、哈登等一众人等逐出了皇帝随行人员的行列，这一灾难性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将威廉进一步地推向了军事机构的怀抱。

1911年1月，这些糟糕的部署显然使得阿尔萨斯–洛林的军民关系稍一降温就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争端中还涉及米尔豪森镇的一名德意志帝国的行政官员与其军事人员之间的对峙，这件事极其微不足道，但威廉很快（通过新闻报道）听到了风声，立即片面地站在军方一边并要求开展调查。总督韦德尔向威廉提交了一份报告，态度明确地支持那名文职官员；相反地，军团司令冯·许纳为他的属下作保，还一如既往地认为政府和普鲁士军队的声望危在旦夕。

威廉站在军方一边，并发送了一份电报向冯·许纳和事件中所涉官员表达了其个人的支持。韦德尔明确向贝特曼表示他可能得辞职了；他甚至向首相提交了一份他所提到的辞职信副本，在信中他指出政府在该地区乃至整个德意志境内施行的基本原则正在破裂边缘。贝特曼很清楚，韦德尔在如此情境下辞职将被视作军方的胜利，这些结果可能会引发全国性的政治危机。首相面临着一场硬仗：他必须在不明显违背指挥官那些神圣原则或不明显超出宪法规定范围去干涉的前提下，以某种方式使威廉回心转意，采取一种更加包容的态度。1911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使他的目标更加难以完成，那时危机一触即发，威廉正在国外进行每年一次的波罗的海巡航，带去的几乎只有军事随行人员。

在贝特曼的艰苦努力之下，威廉同意移送犯事的官员，但条件是得把那名行政官员从岗位上召回后再进行移送。当自由派媒体为即将移送该官员的新闻欢呼时，威廉却以“皇帝的决定绝不能为舆论所左右”的理由出尔反尔。长期以来受尽折磨的韦德尔现在真心请辞。不过，众人尚需努力来说服威廉移送才是明智的，来说服韦德尔留在官场才是明智的。威廉屈服了，但他以授予该官员一个更高品级官职的方式对整件事表达了不满。这极具象征性的举动显然没有逃过自由派媒体的法眼。

对驻阿尔萨斯–洛林的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名誉和贝特曼政府的政治立场造成了更大伤害的是著名的“察贝恩事件”。该事件于1913年10月爆发，当时一名德意志官员的侮辱性评论引爆了与察贝恩当地人民之间一连串的小型冲突，继而又最终导致11月28日政府非法逮捕了大约20名市民。冲突再度导致双方对如何处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产生了巨大分歧。该地区的军队领导认为这些违抗行为对军队威望和效率构成了直接威胁，并且支持下达逮捕令的官员采取相应的行动。相反地，政府却怪罪军队这种挑衅和麻木不仁的行为使得该地区政治局势恶化。威廉再一次站在了军队的一边；他明确表示支持军团司令官冯·戴姆林（von Deimling），还给韦德尔发了一份电报，指出该地区情势恶化的责任在于政府管理不当。在两年前米尔豪森事件发生的时候，非军事人员很难接触到威廉，因为他那时正待在他朋友马克斯·菲尔斯滕贝格（Max Fürstenberg）亲王位于多瑙埃兴根的乡间庄园里。

问题的核心在于威廉坚持以解决内部军事纠纷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而这个指挥问题只涉及作为军阀的他及其军事下属。这是极端形式主义和短视的看法。显而易见，军队处理该地区事件的方式令全德的自由主义者大为震惊，而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来都将“察贝恩事件”视为检验法律和公民的权力是否至高无上的测试案例。鉴于威廉强硬的态度，贝特曼（尽管其坚持保留个人意见）认为其有义务向国会为自己在阿尔萨斯–洛林采取的行动进行辩护。国会以对首相进行不信任投票的方式进行回应，这次不信任投票结果以多数票通过（293∶54）。背地里，贝特曼说服威廉对最初的事件进行调查，并对主要军事罪犯进行纪律处分，但威廉未能充分利用这些可以使贝特曼留任国会的手段，因为威廉开了皇帝的“金口”，这使得这些手段都必须作为内部军务进行秘密处理。

“察贝恩事件”暴露了对这块前法国领土施行和平一体化的巨大障碍，这大幅削弱了对帝国之力的限制。这损害了贝特曼作为首相的威信（的确，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在1914年之后他何以迅速耗尽各方的支持）。根据至少一个消息来源，这也激起反对威廉的滔滔民怨，这次“甚至比当初（1908年）11月那段日子的情况还严重”。同时，这也加强了威廉与首相之间的联系。贝特曼处理“察贝恩事件”的方式常被拿来与他早前处理媒体报道的丑闻相比较，而其与比洛处理《每日电讯报》危机的方式之间的区别被威廉看在了眼里。威廉在早年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回以首相坚定的信任。米尔豪森和“察贝恩事件”突显了军队在德意志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军队因其皇权指挥机制而超脱于国会，是在原宪政法治范围内的合法专制制度下的政体。这是新帝国中带有最深重霍亨索伦和普鲁士排他主义传统的群体。因此，1871年双方达成了和解。如此一来，阿尔萨斯–洛林这一混乱地区内发生的冲突不该只归咎于其中一方。就像瓦伦蒂尼所说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政法结构失效了”。

事实证明，威廉没能力拧紧德意志帝国宪制的这颗松螺丝。一位更明智自信的皇帝可能会介入两者之间进行调停，以此确保贝特曼所谋求的情况——“军方与行政机关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合作”。而威廉却态度鲜明地与军方结盟，同时在背后屈从于政客们的要求。从他的这些行为可以明显看出，自1890年以来他的权力已经被严重削弱到了什么地步。他好像觉得自己不用为政府的政策负责，甚至不必为国防秩序承担责任——这些都可以交给贝特曼！因此，他决心站在“他的”军队一边，这是唯一他在其中还保有绝对权威的机构。然而，这绝不是暗示威廉已经转而开始酝酿一场政变。他的儿子曾遭遇极端保守派的反对，在去年战前时期他理所当然地采取了这种思路。他用信件连环轰炸威廉，催促他“对万恶的乌合之众速战速决”，并且“无论内外，严格控制，哪怕这意味着让某些人尝到苦头”。但是，威廉无动于衷。他在1913年11月这样告诫王储：“政变（他顿了顿），也许就是南美洲和中美洲共和国的统治艺术；谢天谢地，无论从上至下，还是自下而上，它们就从来都不适合德意志帝国，也永远都不会适合。敢谏言的都是些危险人物，他们比最疯狂的社会民主党更可能危及皇帝及其安全。”

小结

在19世纪90年代，皇帝往往是高位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发布野心勃勃（虽然总是胎死腹中）的立法草案，与个别大臣串谋勾结，渐渐地架空首相。四面楚歌、举棋不定的政府面临着频发风暴、争吵不休的国会，还有信口开河要政变以试图扭转1871年以来的特权改革，重树皇帝权威。比洛的出现恰逢政治局面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首相与国会各党派之间的关系随着起草和修订法案的深化合作而变得越来越日常化。威廉不是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放手让位，把大多涉及国内事务的政治主张都交由比洛判断处理。威廉的确偶尔会对某个具体行政措施背书，比如20世纪初的高等教育改革，以及1905年的普鲁士矿业法，但他只是起到了支持的作用；他没有反复提及反社会主义措施和运河开凿提案（威廉本人曾试图以一己之力施压来迫使国会通过新法，但是失败了）。

这显示了彼时哪怕是威廉也无法独立进行政治干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首先，他的偏见本身就建立了非正式的“壁垒”，没有大臣敢于进入；其次，大臣们容易通过预判皇帝的喜好，并努力据此进行巴结讨好。约翰·勒尔用“王权机制”（借鉴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路易十四宫廷的研究）这个词来形容这些皇权的间接形式。但比洛和贝特曼执政时期的发展显示，这一比喻也许过于夸大了事实。尽管比洛依赖皇帝的信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但他也准备倾尽时间和精力去维持这一点，从这一角度而言，无可否认，比洛是一名“佞臣”。但比洛和他的同僚在1900~1906年施行的国会战略却大多与威廉已知的政治倾向背道而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威廉仍然控制着对关键官员的任命事宜，还有能力偶尔凭借这一权力扰乱首相的部署。但他也面临着不利局面，即无论如何他仍然无法让这一重要的宪法根据适用于亲自行政的情形，更不用说介入当时重大的政治决定了。一般而言，即使是依自身喜好任命的官员，也不会转化为支持皇帝的有效力量。在贝特曼执政时期，威廉对关键人事任免的决定权被进一步削弱了。普鲁士国王拥有召集大臣们举行御前会议的权力，因此有了筹码对决议进行讨价还价——（就像俾斯麦时期发生过的一样）这使得会议进程进展缓慢且毫无成效；在比洛执政的那9年中，只召开了4次御前会议。

最后，只需粗略地回顾1900~1914年这段时间，我们就会发现执行机关的行政主动权在整体上下降的程度。中央党不合作的态度和由1904~1907年的殖民危机引发的宪政问题迫使比洛构建一个新的“全国性”国会势力联盟，威廉对此并不支持，甚至还在一旁伺机狙击。无论是假设比洛意在对政治体系进行全面的“国会化”，还是臆测1909年发生的剧烈政策转变是事先安排的，都未免太过夸张。尽管如此，“集团政治”在首相和国会之间开创了一种新的共谋形式，这种形式倾向于将皇帝在国内政务上的作用边缘化。贝特曼在执政末期那绝望的几个月里没有沿袭比洛挑衅的路线，但当时的主流政治氛围却使得政府愈加无法轻易设定政治议程。皇帝在国内的作用因此逐渐减弱到只能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尤其是作为行政机关和军队之间的媒介），他的最高王庭是唯一让这个系统不分崩离析的纽带。

第5章　威廉二世与外交政策（1888~1911）

“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

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规划中，到底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呢？他个人的论断会使得我们相信他具有无可置疑的决定性影响力。“外交部？什么？我就是外交部！”他有一次叫嚷道。就如他在写给威尔士亲王（未来的爱德华七世）的一封信笺上所用的字句：“我是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我的王国必将紧随我的脚步。”毫无疑问，威廉具有在这一特别能突显声望的高位政治领域里一展宏图的熊熊野心。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启发并培植了威廉的这一雄心壮志，他让威廉在与沙俄的外交事务中起到了突出作用，从而增强了这位年轻人对外交部门的切身感受。正如我们所见，威廉直扑诱饵，抓紧机会大胆而鲁莽地尝试建立与沙皇之间的私人热线。就是在外交事务上，威廉第一次在除了朝廷圈子之外的地方尝到了发挥影响力和被认可的诱人味道。

威廉想要成为其国家外交政策主宰者的雄心壮志在他继位登基之后仍然不减。他兴致勃勃地亲自任命大使，偶尔，他的个人喜好会与首相和外交部的建议背道而驰。他将派往外国朝廷的军事全权代表视为自己的私人特使，很重视他们，将其作为自己亲自处理王朝外交事务时必不可少的工具。威廉还将自己与其他统治者之间的会议和通信视为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所利用的一种独特的外交资源，而这是君王间日常交易的一部分。最后，威廉作为德意志帝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需要对和平时期的常备陆军和帝国海军负责。严格来讲，将关于这些部队规模、性质的政策主张认定为国防安全方面的问题而非外交事务会比较合理，但这些主张往往会对国际局势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它们由此成了威廉限制或者扩张外交部时可用的多种手段之一。

因此，威廉既不缺乏手段，又拥有影响政策制定进程的雄心。那么，我们可以说威廉给予了德意志政策特有的推动力吗？他成功地成为国家之舟的掌舵者了吗？这是他在继承王位之前就立志要做的事情。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一定是模棱两可的。威廉在其继位早年一直不知疲倦地到处旅行：例如，1888年他造访了圣彼得堡、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维也纳和罗马，下一年又前往英格兰、蒙扎、雅典和君士坦丁堡。这些任务并非全无意义（尤其是君士坦丁堡之行可能有助于为建立土耳其和德意志帝国之间更深厚的关系奠定基础），但它们并非非同寻常的新行程。它们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威廉到处炫耀他显赫的新地位，满足他坐火车和乘轮船进行长途旅行的爱好。

没有什么比1890年3月德意志帝国决定不再与俄国续签《再保险条约》更能说明威廉当时距离制定政策的真正中心是多么遥远。《再保险条约》是俾斯麦在1887年与俄国签订的，该条约规定如果俄国遭遇奥匈帝国侵略，或德意志帝国受到法国出兵袭击时，双方均将遣兵援助对方。条约的好处在于孤立法国，法国对德意志帝国的敌意难以磨灭，因而要对可能发生在两个战场上的战争防患于未然——或者使之发生的可能性更低。它的主要缺陷在于使得德意志帝国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因为这与它和奥匈帝国结盟的承诺相违背。1890年2月中旬，俄国外交部和俾斯麦初步商定了条约可能以修改后的形式进行续签的事宜。然而，就在俾斯麦即将从办公地点启程出发的那几周里，该条约却被划定失效了。这一政策调整无疑被视作战前时代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这为法国同俄国的结盟和订立军事公约埋下了伏笔，这一联盟也在接下来的10年里对德意志帝国外交施以重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如赖纳·拉姆指出的那样，这预示了“传统五头政治的多极化动态平衡”转变到“（欧洲中央和外围列强力量之间）僵硬呆板的两极化平衡，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和战略层面的构想”。

在探寻不续签的深远意义时，更耐人寻味的是威廉并没有参与该政策的制定。决定不续签的压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外交部内的某一派系，这一派系密谋反对俾斯麦的路线已经有些年头了，并在俾斯麦下台后占据了部里的主导地位。该派系由荷尔斯泰因领导，没费多大功夫就把新首相列奥·冯·卡普里维以及新的外交大臣阿道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Adolf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拉到了自己的阵营。这两人在外交事务领域都缺乏经验和自信。3月21日，就在威廉向俄国大使保罗·舒瓦洛夫（Paul Shuvalov）伯爵保证自己是本着诚意续签条约的两天后，反俾斯麦人士就秘密集会，策动对该决定的反抗。到了3月27日，他们已经赢得了在圣彼得堡长期任职的德驻俄大使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Hans Lothar von Schweinitz，其为研究德俄关系的专家）的支持。他指出德意志现有的与奥地利之间的条约义务与续签对俄条约相冲突，所以从长期来看，与俄方续签条约是可耻且难以维系的，借此他说服了卡普里维不续签条约是优选方针。当卡普里维向威廉说明了这一情况之后，威廉这样答复道：“如果施魏尼茨也反对的话，那么就不能续签。我真的非常抱歉，但我把追求正直体面的政策看得比一切都重要。”

应付威廉

以这种方式动摇威廉很容易，因为他对德意志政策的观点是摇摆不定的。威廉很少果断强硬地做出承诺。他会被任何或所有的政策方案激起热情，包括那些早已被外交部排除的选择。例如，在1890年夏天，他亲自参与了起草与大英帝国之间的《黑尔戈兰岛–桑给巴尔条约》（虽然不是最初的构想），其中德方以割让东非桑给巴尔的条件换取了德意志帝国北海海岸附近被大英帝国占有的黑尔戈兰小岛。威廉强烈要求将条约视为与大英帝国之间达成更全面理解的一部分，还要用明显友好的态度和大英帝国的外交官打交道。

然而在同一时间，威廉开始对与大英帝国的竞争对手法国改善关系表现出兴趣。1890年12月，在一次与法国大使埃尔贝特的会面中，他声称他个人没有对“被普遍认作本国宿敌的国家抱有仇恨”，这是后来的“《每日电讯报》采访事件”（详见第6章）的惊人前兆。“这位君王利用一切机会向法国示好。”埃尔贝特在第二年的2月这样报告道。在未事先咨询外交部意见的情况下，威廉就最终授意了一系列表达和解意愿的公开政治姿态，以支持他母亲以非官方身份访问巴黎的愿望。威廉对那次访问寄予了能解冻双方关系的希望，最终却失败了，甚至导致了相反的效果。当法国爱国联盟的沙文主义者发现威廉的母亲被安置在凡尔赛宫，逗留于圣克卢（一个在1870年被德意志人摧毁的小镇）时，骚乱随即爆发，她不得不在军队的护送下转移到加来，再从那里去了英国。这一事件表明，在缺乏更宽松的环境来构建良好关系的情况下，王朝的外交政策收效甚微。这对大臣和官员们来说也是一种警示：他们应该为君王出人意料而且还可能是不受欢迎的外交主张做好心理准备。

1891年秋天，威廉的行动体现出了更多的独立自决的迹象，那时他开始致力于巩固与沙皇之间的私人关系，以试图修复德俄两国之间由于不续签《再保险条约》而被破坏的关系。亚历山大三世表现出明显无视柏林方面意见的态度，计划取道德意志领土，却没有按惯例访问其首府的打算，想从丹麦直接返回克里米亚半岛。威廉设想在但泽临时接待他，沙皇和他的家人应该在那里下船上岸，然后乘坐火车开始他们的陆上行程。荷尔斯泰因成功鼓动了奥伊伦堡去阻止威廉，因为德意志公众和外国政府可能会把这种奢侈的礼节视作威廉对俄国的恐惧。

1893年1月，威廉又一次未与外交部事先协商就决定与俄国皇太子（未来的尼古拉二世）会面，皇太子那时为了与德方磋商一些外交政务事宜而逗留柏林。在会面过程中，威廉再次向尼古拉传达了他对俄国的和平意图，表达了其个人对两国之间贸易条约的强烈兴趣，还向沙皇展示了一份概述他对“三国同盟”目标构想的文件。这些和解的努力只取得了一项尚可的成绩。它们有助于改善俄德之间的贸易关系，但它们并不能阻止两国关系日益疏离的趋势，亦不能阻止俄法之间军事合作日益深化的不祥趋势。1893年10月，媒体广泛报道沙皇亚历山大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哥本哈根的法国军舰，此事显而易见地佐证了这一点。

令人不安的是，威廉这些擅自干预的举动不仅仅没有事先与相关大臣及官员达成一致，而在其中也显然看不到清晰的政策框架。威廉似乎会很容易就突然间改弦易辙。例如，1896年秋，正值英德之间由于德方在南非的利益问题而剑拔弩张、关系急剧降温，威廉却一度赞同与法国、俄国结成欧洲大陆联盟，以共同抵御英国对殖民地的侵占。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又动过念头，想要将德意志的势力撤出除东非以外的所有殖民地，以此从根源上杜绝与英国的潜在冲突。这一异想天开的计划被外交大臣（马沙尔）视作虚张声势，他认为威廉是在拐弯抹角地要求增加海军经费。但威廉对待此事比他严肃多了。威廉甚至还向英国驻柏林大使弗兰克·拉塞尔斯爵士解释他的观点，这位大使把这些观点传达给了首相索尔兹伯里。然而，到了1897年春，威廉又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建议德意志帝国建立与法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种显而易见的随心所欲简直使得那些负责规划和实施德意志外交政策的官员惊慌失措。在一封写给奥伊伦堡的信件中，荷尔斯泰因坦惊惶地写道，这已经是“三个月里的第三个政策方案了”。奥伊伦堡很了解威廉，对此并不是很担心。“这样的评论和正经的行动之间有显著的差异。”他回复道。他向荷尔斯泰因保证，威廉的计划并非“方案”，而是异想天开的“边缘之作”，对政策执行的意义有限。荷尔斯泰因也终于冷静了下来：“似乎陛下要推介另一个新方案了，但我不会把这看得太悲观；我已经看过太多的方案了。”

尽管如此，威廉这种变幻莫测的任性行为显然还是使得大臣们有必要对他细心监督和小心应付。我们已经看到，这就是威廉继位后那群围绕在他周围的朋友、顾问的功能之一。事实证明，尤其是荷尔斯泰因—奥伊伦堡这个小团体极为成功地取得了外交人事任命的控制权，以确保他们看中的候选人会作为大使被派驻到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维也纳和罗马。他们还成功地消解了他们最主要的竞争者，即总参谋长瓦德西将军对威廉的影响力。瓦德西反对卡普里维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曾试图控制常驻外国领事馆的军事随员，以组成一个类似的外交网络为他所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891年，荷尔斯泰因和奥伊伦堡成功地阻止威廉动身前往但泽与沙皇见面；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外交部在奥伊伦堡的帮助下，说服威廉忍受自尊受到打击的痛苦，接受沙皇的邀请，在基尔与其见面。外交部还采取行动以消除君王那些早已施行的主张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当威廉在1890~1891年努力使德法关系升温时，荷尔斯泰因却预先通告了政府不会解除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烦琐的德意志帝国通行证管理的控制，再度使两国关系陷入冰点。1895年，威廉代表德意志对奥地利的海峡政策表示支持，但这超出了外交部在德意志的联盟义务方面的政策规定，迫使马沙尔立刻行动，以免奥地利人误会德方的立场。

整个19世纪90年代，人们持续以这种方式“应付”着威廉。1897年春天，他想逐步派遣德意志军队增兵德兰士瓦驰援布尔人，却遭到了霍恩洛厄极力劝阻。大臣们有时真的觉得有必要向他隐瞒信息。比如，1897年3月英国外交部秘书助理弗兰西斯·伯蒂爵士与德意志外交官赫尔曼·冯·埃卡德施泰因男爵进行了会面，但威廉对此次会议的详细信息一无所知。在对德意志帝国在南非利益的讨论过程中，伯蒂警告其谈话对象（一个臭名昭著的亲英派）——“英国政府会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德方的干涉”，并补充，“如果来日与德意志开战，德意志就需要与整个英国一战，封锁汉堡和不来梅，使德意志在公海上无法进行贸易”。威廉从未获知过如此的刻薄言论，大概是因为这可能会引起一场尴尬的发作。

众多大臣和官员之中，在应付威廉对外交事务的干预方面，最得心应手的就是伯恩哈德·冯·比洛了。在彼得·温岑对比洛政府外交政策颇为权威的记述中，他为我们展现了比洛是如何巧妙地“摆布”君王的。比洛确保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关系方面，他是威廉获取重要信息的唯一渠道。在比洛权衡过利弊之后，威廉仅剩的选择实质上是已成定局的结论，只不过他一直让威廉保有一种错觉，认为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按“陛下”的方针路线进行的。通过这种典型的宫廷权术，加上荷尔斯泰因的支持，比洛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君王主张对决策过程的不稳定影响。在1898~1901年英国“联盟意图”的背景下，这种应付方式的效果使威廉免于匆忙做出更有利于英国而非德意志的承诺。帝国领导层打算以比洛“放开手脚”的政策为指导方针，利用其他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独立性，并使得其间的回旋余地最大化。一系列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决定在没有威廉直接参与的情况下相继形成——比如1898年的南非条约，它不但解除了英德之间的紧张关系，还使德意志得以从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泥潭中脱身；又如1900年4月，德意志决定拒绝俄国在布尔战争中与之进行联合调停的提议；再如，1901年德意志与英国就中国长江流域地区问题达成的协议。

威廉二世和海军构想

然而，威廉在某个领域似乎拥有决定性影响力：推进帝国海军现代化和扩张，决定进行一场海军军备竞赛，与大英帝国一较高下。威廉自孩童时代起就是一名狂热的航海爱好者，他那出身英国的持反军国主义立场的母亲也一直鼓励他的这一爱好。青年威廉还是海军历史和科技刊物的热心读者，因而获取了许多关于现代船只设计领域，以及当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在其早年绘制的航海草图中，他展现了未来的海上堡垒，堡垒上绘出了他中意的笔直排布的枪炮。甚至在继位之前，威廉就开始计划建造豪华的“霍亨索伦号”游艇，这也是第一艘供皇室成员使用的官方皇家游艇。在他的统治时期（直到1914年战争爆发），他在这艘游艇上度过了每一个夏天，在朋友和亲信的陪同下巡游于波罗的海。

在即位的前6个月里，威廉下令彻底改革海军管理架构，统一指挥系统，在战略和人员方面巩固帝王权威。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海军的重视；他打破了霍亨索伦的传统，任命了一名海军官员作为他的私人副官，他是首位亲自任命海军上将的德意志君王，比起那些要履行公共职能的将军，他通常似乎更喜欢高级海军官员的陪同。尽管如此，在他早年统治时期，没有多少迹象显示他对海军事务的兴趣与明确的战略计划或政治纲领有关。根据海军部门的一篇报告，政府在推动造船业方面的不作为导致到1895年为止，德意志舰队无论是从绝对还是相对层面来看都在衰落。除了偶尔对实施更具雄心的舰队战略闪现一下激情（特别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之外，总体来说威廉关于国防的想法依旧以领土战争为主，海军作战至多是起辅助作用。

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威廉在德意志帝国国防及外交事务方面开始重视海军建制及战略，并以其为思考中心。这一根本上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新定位反映了君王对舆论最新潮流的敏感性。尽管确实如保罗·肯尼迪指出的那样，在国会内部依旧缺乏对海军项目极具野心的支持（以及这些所需要的大量经费），在学术及商业领域的中产阶级中间却存在一种日益壮大、越来越广为人知的呼声，这些人期盼能有一个海军政策，支持德意志在帝国外围的殖民地领土上享有合理的份额，确保其在列强之中的地位屹立不倒。威廉时刻关注着媒体发布的海军至上主义文章，并偶尔在文章中进行批注。同很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一样，他喜欢阅读极有影响力的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的作品，这位作家预言全球权力斗争将取决于庞大的重型战列舰及战斗巡洋舰舰队。在追求扩充海军的过程中，威廉认为自己是在合理的国家观点的指导下行事。海军的发展尤其适于完美实现威廉成功统治的愿景：与陆军军队所承载的普鲁士式的狭隘贵族价值观相比，海军是帝国以及整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武器，尤其是对工业、商业及学术等领域的中产阶级而言。19世纪90年代早期至中期，德国政坛局势不明，各种政治观点此起彼伏，积极致力于海军扩建的君主有望在由全国中产阶级把守的中间地带占据一席之地。

除了这些国内因素之外，威廉的海军政策还有其国际背景。威廉从一系列关于殖民地周边的冲突中意识到海军所蕴含的大量潜在的政治权力。例如，柏林与伦敦方面在1894年5月的《盎格鲁–刚果条约》上产生了争议。柏林方面义正词严地指出，该条约违背了先前的盎格鲁–德意志协议的内容，损害了德意志在东非的利益。接下来的一年，紧随着日方宣告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德意志政府强行挤入了领土谈判的权力角逐行列。这次介入是（在这一事件中是毫无根据的）由对英国即将夺取中国上海的恐惧所导致的。

到目前为止，这些无关紧要的冲突中最严重的一起是1895~1897年的德兰士瓦危机。长期以来，英国控制的开普殖民地与近邻布尔南非共和国（该地也被称作德兰士瓦）之间的地方局势一直都很紧张。英国已经正式承认该共和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开普殖民地的显要人物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却由于受大量金矿的引诱而施压兼并了其北面的近邻。鉴于德意志殖民者在德兰士瓦经济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德意志人又坐拥1/5的当地外国投资份额，柏林政府维护了该共和国主权的合法权益。1894年，柏林和伦敦政府之间由于由德资投建连接德兰士瓦内陆和（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德拉瓜湾的铁路轨道问题而一度关系紧张。适逢英国考虑可以通过吞并德拉瓜湾以获得这条恼人的铁路的控制权，并拒绝任何可能削弱其在该地区政治经济方面主导地位的协议，然而，德方却强调德兰士瓦在政治及经济上具有独立性。1895年秋天，英国大使爱德华·马利特爵士现身柏林，他在谈到德兰士瓦在英德关系的矛盾点时不怀好意地暗示，若德方不肯让步，两国就有可能开战，进而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摩擦。尽管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匆忙地采取行动，把政府同这位特使的言论撇清关系，表示其并不代表政府观点，但马利特爵士的言论着实使威廉深感震惊。威廉驾临其友（暂居柏林的英国军事随员斯温上校）的住处，对其抱怨马利特胆敢因区区“几平方英里[1]的黑人和棕榈树”的利益威胁他这位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

1895年12月英国企图对德兰士瓦进攻未遂，威廉及其政府因此情绪恶劣，进而引发了一场国际危机。虽然英国政府并未正式批准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博士对共和国进行突袭，但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往事，很显然至少有一名英国政府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事先就对此心里有数。索尔兹伯里不失时机地发表了必要的官方谴责，并予以否认，但就柏林政府而言，他们仍然坚信伦敦是该次袭击的背后主谋，并下决心要让对方知道其对此事的愤怒和不满。1896年1月3日，在柏林方面得知詹姆森已被打败和俘虏之后，威廉会见了马沙尔、霍恩洛厄以及各位海军代表，与他们商讨德意志政府在此事上可以选择的应对方式。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他们萌生了让威廉向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留格尔（Paul Kruger）发送私人电报的主意。这份后来为人所知的“克留格尔电报”祝愿总统新年快乐，并恭喜他在没有“求助友邦力量的情况下成功地抵御了外部侵略，保卫了国家的独立性”。

历史学家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倾向于，将克留格尔电报及威廉在发送这份电报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尽可能糟糕的方式展示出来。比如，有人认为1月3日会议列席的官员赞同发电报，只是为了让威廉放弃与英国在非洲土地问题上开战这一不切实际的空想。电报本身则被指责是“无缘无故”且“多余”的。但是，这种评价并没有原原本本地反映威廉在因电报所发生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威廉并不是唯一考虑派遣德意志军队到该地区的人：马沙尔也考虑过这一选择。在荷尔斯泰因的影响下，外交大臣早已确立了关于德兰士瓦共和国独立问题的坚定政策；他指示德意志驻里斯本大使打听葡萄牙政府是否会允许德方军队借道葡萄牙控制地洛伦索–马贵斯前往德兰士瓦。因此，威廉在1月3日的会议上并不像一些记述中所说的那么孤立无援；所有与会人员在德兰士瓦问题上所持的“基本立场”都是相同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电报也不是为了试图控制已经脱离了实际又怒气冲冲的君王。

电报的的确确毫无必要地冒犯了维多利亚女王、英国政府，还激怒了英国媒体，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反应当成自己判断力的试金石。在针对这一时期的著作（包括当今普遍的政治意识）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令人费解的倾向：人们似乎总是习惯从英国政府的角度看待问题，甚至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英国殖民扩张和英国人对英国权利的看法构成了一种“自然秩序”，鉴于此，德意志帝国的抗拒态度似乎就是一种肆意挑衅了。尽管措辞温和，克留格尔电报却在国际社会面前对英国处理德兰士瓦问题时所表现的傲慢和对待德意志时轻慢无礼的态度进行了反击，因而它绝不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如果威廉意在团结德意志民众，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份电报极为成功地达到了目的，至少从短期来看，它引领了一场席卷政治谱系中所有党派的风潮。

德意志帝国最终撤出了与大英帝国在南非的对抗。因为人们清楚地看到德意志帝国缺乏贯彻其意志的手段，在这样的冲突中甚至会因为地位相当的对手而难以保卫自身的尊严；威廉的大臣们怂恿他达成和解协议以换取英国毫无价值的让步，这却使得德意志失去了在未来参与南非政治的可能。威廉对布尔人和“非洲的德意志人”那极易触发的同胞情骤减，他甚至在不经意间成了塞西尔·罗兹的狂热崇拜者。“多伟大的人啊，”1899年3月，他在一次与罗兹共进早餐之后这么热切地赞叹道，“为什么他不是我的一名大臣呢？有了他，我将无往而不利。”

[1]1英里≈1.609千米。——译者注

海军至上主义成为政策

德兰士瓦危机和克留格尔电报事件成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们立即激发了威廉对更宏大目标的渴望，也使得他敏感地意识到缺少海军所造成的德意志政策的局限性。1896年1月18日，在发送那份电报仅仅两周后，威廉发表了一场被广泛报道的演说，宣称“德意志帝国将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并以恳求德意志民众“帮助他将这个更伟大的德意志帝国更快地与祖国绑定在一起”充当结束语。他变得痴迷于船舶需求，到了几乎把每一次国际危机都要当成万事以海军力量为先的地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克里特岛发生叛乱，引发了希腊和土耳其帝国之间的争端，威廉嫉妒又愤怒地观察到英国一马当先通过外交会议解决了问题，还再度恢复了其在地中海的支配地位。威廉在一份来自德意志帝国驻雅典大使的报告上批复道：

在这里，又一次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缺乏强大舰队是多么被动。……如果我们从克里特岛派出由装甲巡洋舰组成的强大巡洋舰舰队，而不是一艘船，那么德意志帝国就能仅凭自身的主动及时地封锁雅典，从而吸引其他大国，无论它们愿意与否都得被迫参与。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个否定了所有计划的人的所有的行动意志都不再强硬，所以英国才是值得担心的！因为它有最强大的舰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掷弹兵都是没有用的。

然而在一年内，远东的事态发展凸显了伴随着海军强势来袭而来的机遇。两名德意志的天主教神父于中国胶州湾港口附近被当地民众打死，威廉决心以此事件为借口占领控制港口。他于1897年11月14日下令让一队德意志舰队进驻该地。该次占领最终获得了99年的租赁合约，与英国在香港取得的合约性质一样。在中国海域服役的一名海舰中队司令提出了这一胶州湾主张；行动时也没有咨询德意志首相和外交大臣——虽然威廉出于慎重探询了其表弟尼古拉二世的意见，以确保俄国不会反对。这一事件使威廉下定决心，德意志帝国一定要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

威廉更加关注海军扩张，与此同时，海军行政管理上层官员中日益严峻的派系斗争问题也亟待解决。一方面，威廉的海军内阁大臣——海军上将古斯塔夫·冯·森登·比布兰（Gustav von Senden Bibran）男爵和他野心勃勃的门徒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完全按照海军主义历史学家马汉所预见的方向行事，迫切要求建设大规模战列舰队。另一方面，生性谨慎的海军部国务秘书——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霍尔曼（Friedrich Hollmann）负责起草帝国海军法案，依旧致力于建设一支巡洋舰队。森登和提尔皮茨认为应按照未来与大英帝国在近海平起平坐、互相竞争的前提制定德意志海事战略方针，而霍尔曼则设想出了一种更加灵活的武力手段，帝国可借其争取并保护自身的边陲利益。当提尔皮茨要求进行政治宣传以争取公众对增加海军开支的支持时，霍尔曼仍然相信国会不会长期投入以支持大型建军计划，并坚持海军扩张必须脚踏实地稳步推行的意见。1893~1896年，霍尔曼的政敌发动了一场针对他的游击战，公开质疑其工作能力，用概述了其策略建议的便函“轰炸”威廉。异见者规模惊人的提案数量使威廉兴奋不已，但他不愿放弃霍尔曼。一部分原因是颇受当时人们争相进入的法国青年士官学校所青睐的巡洋舰概念仍然使他着迷，另一部分原因是以奥伊伦堡为首的“奸党集团”仍然支持着霍尔曼。他反而以极富个性的方式在双方之间摇摆不定，借双方对彼此的反对意见制衡他们。与此同时，他也默认提尔皮茨是霍尔曼的最终继任者。1897年3月，霍尔曼提出海军预算遭到国会预算委员会攻击，他难以维持自己的地位。霍尔曼被准许“休假”，而海军上将提尔皮茨接受任命取代了他。

这一结果代表着制衡英国舰队的战列舰本位战略获胜，这一战略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为森登、提尔皮茨和他们的同盟者们所大力推崇。1898年3月26日，在一场规模和力度都空前绝后的海军政治宣传活动拉开帷幕之后，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军法案。提尔皮茨的帝国海军办公室制定了长期建设规划，以取代19世纪90年代早中期那些无重点的折中主义提案。它的最终目标是使德意志帝国能够有能力正面抗衡英国海军；正如乔纳森·斯坦伯格所言，这一规划被贴切地命名为“提尔皮茨计划”，意在“夺取英国在世界海洋领域的独霸地位”。

任命提尔皮茨和紧随1898年、1900年、1906年、1908年和1912年海事法律之后的海军军备单边重整时代是否代表了威廉和个人统治原则的纯粹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似乎毫无疑问，确实如此。毕竟是威廉任命了那个造船之人，越过另外13名资质更老的官员提拔了他。面对日渐高涨的齐声指责，威廉继续支持海军上将提尔皮茨（很快又擢升为元帅），坚持政府大臣与提尔皮茨共同努力以支持新的海军立法。“阁下应该知道，”1899年11月，威廉知会首相霍恩洛厄，“……我已下定决心，如果国会否决加强海军军备这一对我们的安全和未来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提案，我会下令解散国会。所有其他问题和考量必须以此为前提，这是关乎帝国生死存亡的重要之事。”

尽管如此，仍需走一些流程。令人震惊的是，威廉只能通过霍夫曼与他在海军内阁及司令部的敌人之间的官僚内部斗争来居中调停，才得以实现国防政策的重大转变。在此次事件中，就如许多他被牵涉其中的政治冲突一样，他扮演了被动而非主动的角色。提尔皮茨也没有打算与威廉长久以来关于德国需要何种舰队的想法保持一致。威廉想要高速的现代巡洋舰；提尔皮茨则想要配置能实现火力最大化的重型战列舰。从这一方面来看，建造大型船只的政策转变代表了对威廉旨意的违背。提尔皮茨的最大成就之一在于他后来成功地打消了威廉试图修改建造计划的念头，而该建造计划提尔皮茨早已经开始实施。正如福尔克尔·贝格哈恩所言，新的海军政策不仅避开了议会干预的威胁，也避免了来自上层的干涉。

威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新计划旨在反英。他几乎无法不注意到这位海军上将的政策文件里反英倾向的敌意：例如，提尔皮茨在1897年6月向威廉进言改革提议的便笺上，以简洁优雅的言语起头：“对德意志帝国来说，现今最危险的海上敌人是英格兰。”相同的主张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在后来几年的提议草案和便笺上。短期而言，这种坚执的说法无疑提及了威廉的伤心处，令他想起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些事。但是，我们必须区分清楚威廉对他的英国亲戚所在的国家善变又矛盾的态度和提尔皮茨不屈不挠的敌意之间的微妙不同。而提尔皮茨的敌意，正如彼得·温岑所发现的那样，与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念有关——德意志帝国人口和经济上的扩张将必然导致其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间发生冲突。即使是在德意志帝国海军高层之中，提尔皮茨这种不依不饶的狭隘言行也使得他成了特立独行的人物。他是一名尤为悲观且行事教条的宿命论军人：对他而言，问题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什么时候发生，双方若即将兵戎相见，德意志海军到底如何迅速做好应战的准备。

相反，威廉则仍然抱有其所处时代的发展是开放不受限制的观念。他相信并希望英国出于尊重而承认德意志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最终能下决定加入三国同盟。“我只是实实在在地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他母亲在1898年夏天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上写道，“威廉是最渴望与英格兰和睦相处的，并全心全意地希望英格兰以某种方式主动出面与他妥协。”1901年2月，威廉在参加完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即将从英格兰启程之际，在马堡大厦发表了又一场被广泛报道的演说。他直率地宣称英德两国应该建立一个联盟：“有了这样的联盟，便没有宵小敢不经我们允许，随意在欧洲捣乱。”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言论不过是一时冲动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很快因为威廉回归了贯穿整个战前时代的统一路线而被反驳。可能还有人认为威廉公开对结盟表示兴趣仅仅是为了在英国民众面前掩盖其国家意图，为德意志帝国建造舰队打掩护，动机非常可疑。但这一观点很难解释他在不可能误导公众的情况下频繁发表类似言论的原因——例如，他在外交信函上的批复以及私人谈话。“尽管我在他们那边经历了很多糟心事，”1902年1月他这么告诉大使瑟杰尼，“但我永远不会成为英格兰的敌人。”直到1913年3月，他还非常自信地向符腾堡驻柏林特使表示，英国对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忌惮很快会被基于互相尊重的和平关系所取代。

1897年，情况却发生了重大转折，换句话说，似乎君王一直不曾明朗且悬而未决的政策与他权势滔天的大臣所推行的目标过于明确的计划之间产生了不祥的分歧。正如福尔克尔·贝格哈恩所指出的，威廉并不是“一个有清晰概念的人，他努力思考、奋力准备，然后唆使他人实施自己的计划”。也难怪他越来越意识到他对亲自启动的海军政策的控制力受限。“（陛下）尚不能凭借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壮举，尤其是在相对知情的海军圈的人眼中，他似乎不是那个掌控全局的人，他为此感到心烦意乱。”提尔皮茨在1903年写下了这些威廉的狼狈之态更确凿地佐证了他是个极为肤浅的君主的事实，“注重外表而忽略本质，这对这位天赋英才的君王来说是多么悲伤沮丧”。但事实却是提尔皮茨本人抓着对海军计划关键事项的控制权不肯放手，徒留威廉控制全局的假象。

逃生路线（1904~1906）

1904年夏天，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处境相比俾斯麦离职时已大大恶化。俄国与法国10年前结成的联盟开创了德意志帝国东西邻国之间紧密的军事和金融工业合作时代，这现在似乎已经成了欧洲舞台上的永久特色。1899年，双方对盟约的措辞进行了修改，加重了其中的反德倾向，使得这一协定安排对德意志帝国国防所构成的威胁加剧了。随着与英国之间的关系降温，德意志帝国越来越倚仗于三国同盟中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但是，这里也有要担心的理由：在三国同盟的共同防御部署范围内调和意大利与奥地利的利益关系一直困难重重；1902年意大利—法国关于的黎波里和摩洛哥的协议也使得意大利的承诺可靠性遭到了严重质疑。

在回想德意志政治高层观察到这些不利的发展趋势时那漫不经心的态度时，我们似乎有理由觉得震惊。比洛从未觉得德意志帝国应该为了应对俄国—法国联盟而向大英帝国靠拢，因为他认为英国和两个大陆强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了斡旋的余地，这也使得与英国握手言和的大门一直敞开着——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对意大利—法国北非协议的反应也是如此冷静：“在一场幸福的婚姻中，”1902年1月8日，他向国会如是说道，“当妻子与别人额外跳一支舞时，她的丈夫完全没有必要急红了脸。”因此比洛毫不迟疑地拒绝了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在1902年提出的结盟条件——后来，他颇为后悔当时那样做。然而，1904年订立的《英法协约》更是一记重磅炸弹。1904年4月，威廉在一封写给比洛的信中透露，协约给他提供了很多“引人深思的精神食粮”，因为英格兰和法国再也无须忌惮彼此的事实意味着：“它们越来越不需要把我们的立场考虑在内了。”

德意志帝国该如何摆脱这种令人不快的处境呢？它面前摆着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坚持帝国与俄国的盟约，从而削弱或者瓦解俄国和法国之间的联盟。第二个是想办法削弱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新协约。1904~1905年，一场国际危机将欧洲联盟体系置于重压之下，从而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了权衡两种选择的机会。

1904年2月，俄国与日本为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爆发了战争。威廉一直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通过外交途径与俄国沟通——但并没有成功，不过他迅速意识到俄国的困境带来的（谈判）优势。在1904年2月写给沙皇的一封信中，威廉指出法国正在向日本提供工业原料，因此很难将法国视为可靠的同盟。6月，威廉告知尼古拉，他本人相信《英法协约》起到了“阻止法国援助你方”的效果；他的其他信笺也屡屡表示出对俄国陆军所遭厄运的怜悯之情，也表达了对未来胜利的信心。威廉还下令实施了一些更切实的举措，比如俄国战舰在开往东方的途中可以在德意志帝国的港口装煤。终于，在10月30日，威廉向沙皇呈现了由比洛提供的联盟草案。草案中约定无论其中一方是在欧洲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受到攻击，另一方都将不远万里前来驰援。尼古拉对这份草案进行了认真地考量，但在询问其法国盟友前，他并不愿意贸然正式签约。其实不难想象，法国绝不会同意这样一份盟约，这便等于是直接拒绝了这一提议。

然而到了1905年，俄国的处境急剧恶化：1月，中国旅顺港沦陷；3月，俄国远征军队在沈阳败于日军之手；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日本海遭到毁灭性打击。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因此开始动荡，1月爆发的一场革命断断续续地肆虐了长达一年的时间。威廉改变了对付尼古拉的策略，尼古拉出于绝望，现在打算慎重考虑他的这位表亲的提议。1905年夏天，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驶达地处芬兰海湾的一个叫比约克的小渔村，与沙皇的“北极星号”会合。正如罗德里克·麦克莱恩所言，这段旅途的目的是保密的，甚至随行人员也被蒙在鼓里，虽然威廉的一名同行者后来想起威廉曾屡次谈论“联盟和政治连横”，明确提及了“德意志帝国、法国和俄国之间的联合”。7月23日，两艘巨轮并排停泊，沙皇上船与威廉共进晚餐。在接下来的秘密商讨过程中，借着沙皇因英国设计对付俄国而产生的焦虑，以及他对法国可靠性的疑虑——法国当时已投靠英国，威廉相当成功地大做了一番文章。翌日清晨，两位君王签署了一份条约。条约规定：“在两个帝国中的任何一个受到欧洲大国侵袭的情况下，另一个缔约国都将在欧洲境内以水陆两军全力驰援对方。”在一条结束条款中规定俄国将争取法国作为（正式文件的）联署人。整个过程中，沙皇的情绪似乎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威廉向奥伊伦堡讲述当时的情形——“（在签约后沙皇）扑到我的怀里啜泣，泪如雨下，（说道：）‘你是我唯一忠实的朋友。’”

图5　威廉二世渴望参与制定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他在这一领域最戏剧性的介入发生于1905年的夏天，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芬兰海岸比约克附近海域见面并就条约草案内容达成一致。这次见面非常愉快（此图中两位君王在德方轮船的甲板上聊天），但正如威廉许多其他外交主张一样，此事最终也不了了之了。

威廉为新协议感到高兴，也为他在精心策划这一协议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欣喜若狂。他认为这是王朝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欧洲政治的新“基石”，它将翻开世界历史新的篇章。在这一点上，他注定是会失望的。说也奇怪，比洛对早前的1904年条约草案表示了强烈支持，现在却拒绝接受并联署威廉于比约克已做出的承诺。首相拒绝威廉在草案内容上做出的修订（无视外交部的建议），将履行条约的适用范围限定在欧洲境内（原始文本以在欧洲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遭遇侵袭就能启动联盟机制开篇），并在几天的思考后决定奉上他的辞呈。比洛在他的辞职信中指出，既然德意志帝国相对俄国处于更好的位置在欧洲大陆出兵援助对方，而相比之下，俄国则出兵不便，威廉将条约限制在欧洲范围内就使这一优势变得毫无用处了。对于比洛的反对理由是否站得住脚，历史学家的看法不一。拉马尔·塞西尔倾向于根据首相辞职信中所提出论点的表面意思进行判断，比较赞同他对威廉的外交手段的消极评价。凯瑟琳·莱尔曼则恰恰相反，她认为威廉做出的修改背后有切实合理的理由（即想避免德意志帝国陷入俄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帝国主义争端之中），如果这一条约被认可的话，很有可能产生极有价值的效果。然而，两者都认为比洛的反对和辞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巩固自身地位以及在君王权威下维护自身独立性的欲望。

君王与首相针对比约克条约的博弈影响了双方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前文已述（见第4章）。至于修订版条约对德意志帝国外交的价值问题，很快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事实表明法国永远不会联署这样一份协议。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在一张递给沙皇的便笺里指出：“在同一时间，向利益互相冲突的两个政府承诺同样的事项是很难得到承认的。”尼古拉懊悔的回复透露出这一协定的基础是多么脆弱：“我不像你那么了解比约克条约，”他这么告诉拉姆斯多夫，“当我签署时，我从未想过与君王威廉的协议会直接伤害到法国；正相反，我一直打算和法国联合。”尼古拉仍然有意与德方签署某种协议——可能是受法国审核通过的比约克协议改良版？但在政治经济顾问的压力下，他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至少在可见的将来，（德意志帝国）有望走出孤立困境的“东方之路”就此被隔断了。

德国在这些年来探索的另一外交选择聚焦于英法之间最近达成的协定。虽然威廉几乎没有参与政策制定，但他在这里再度高调地出面；确实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他对柏林的政策制定者分配给他的任务缺乏热情。“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经常被重新演绎，在这里只需要把它勾勒出来。作为1904年通过友好协定来全面解决殖民地主要纷争谈判的一部分，英国同意承认摩洛哥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内，以换取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的特权。1905年1月，法国政府决定趁着英国没改变主意之前利用这一协定，向摩洛哥非斯派出了外交使团以期加强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力。德意志帝国外交部部长长期以猜疑的态度关注着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单方面决定以可能伤害到德意志帝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方式阻止法国政府的行为。

德意志帝国的这一观点从国际法角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法性：1881年国际协定正式承认摩洛哥地区事态只能按国际条约处理。然而，德意志帝国这一政策的最终目的仅仅是试探英法盟约的紧密程度。伦敦发来的报告使人们有理由猜想，英国并不认为其有义务介入法国与第三方国家关于摩洛哥的争端。在威廉古怪的构想中，此事将反过来提醒法国海军在陆上难有作为，从而缓和其反对的态度，使其与德意志帝国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摩洛哥的主张可以被视作1904~1905年致力于解决俄国问题的“西行”版方式。

威廉没有对摩洛哥产生过多大的政治兴趣。所以，荷尔斯泰因和比洛便适时萌生出这样一种想法：威廉应借定于1905年3月进行的地中海巡航之机正式访问位于丹吉尔的摩洛哥政府，以传达德意志帝国维护该国主权及德意志帝国在当地的商业利益的决心，威廉对此不甚上心。他的主要疑虑可能仅仅还是因为与法国开战的风险太高。1905年3月22日，在威廉（取道葡萄牙）登陆丹吉尔前不久，他在不来梅发表了一通广为流传的演讲，向法国传递了明确的和解意图（因此也削弱了德意志帝国官方政策的锋芒）：

我曾以我自己的人生经验起誓永远不会谋求毫无意义的全球霸权。……我梦想中的世界性帝国首先应该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德意志帝国，作为一个和平诚信的邻国而享有别国的全然信任。

即使在离开里斯本，远渡北非的途中，威廉依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要在丹吉尔上岸。比洛熟练应对君王的技巧又一次帮助他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向威廉所乘之船发送的多封电报中，首相以英雄主义色彩描绘了此次官方访问所能带来的影响。尽管如此，威廉也只是当自己乘坐的船只已经在港口下锚停靠时，才决定下船进入城市。

短期来看，这次登陆似乎是一次巨大的成功。这在英国和法国国内激起了不满，但英国没有兴趣介入，法国政府则试图寻求和平的解决方案。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被解除了职务；欠缺经验的新晋法国总理莫里斯·鲁维埃（Maurice Rouvier）接手了德尔卡塞的职责，他提议对摩洛哥的未来进行双边磋商。但比洛态度坚定，拒绝了鲁维埃的建议，反而坚持按照1881年协约条款规定在国际会议上解决该争端。这一要求最终获得了批准。正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言，对德意志帝国外交部来说，“这是重量级的外交胜利”。据我们所知，这也是比洛职业生涯的巅峰。但摩洛哥之胜利被证明是短暂的：1906年1月，在西班牙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召开的会议上，摩洛哥的准独立地位得到了确认，但德方的其他进一步的主张（除了奥地利给予了支持）却未能得到更多的支持。1906年4月5日，比洛在国会发表了一个关于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结果的简短讲话之后脸色发白，崩溃倒下。直到当年10月，他仍在疗养。

比洛政府为克服德意志帝国被孤立的困境而探索的东行和西行两种方案都彻头彻尾地失败了。德意志帝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处境愈加艰难，更不要说去瓦解英法联盟了。英法联盟在军事层面的关注目标也因此更为明确。据保罗·肯尼迪所述，1905年英国对法国更为坚定的军事支援承诺正是德向法施压后造成的不良后果：英国战略家现在开始设想当德意志帝国发起进攻时该如何将英国军队转送到法国。1905年盎格鲁—法国—比利时参谋会谈进一步表明施行西行方案阻力重重。而东行方案，由于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夏天签署了公约，解决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争端，而从根本上大大削弱了其合理性。德意志帝国在大陆事务上自主行动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因此被收回了。

孤立（1911）

1911年春天，摩洛哥再度成为国际危机的焦点。同年4月，法国以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占领摩洛哥首都非斯，再次努力将摩洛哥纳入法国的保护区。德意志帝国新任外事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决心绝对不让这样的操纵得逞，并计划进行一场攻势猛烈的德意志示威游行。德意志帝国公开以旨在保护当地德意志人商业利益的名义，将炮艇驶向摩洛哥西部的阿加迪尔港口镇，目的是迫使法国尊重1906年的协议，永久地放弃其在摩洛哥的野心，或者是，德意志帝国更倾向于迫使法国将非洲中心地带的领土割让给自己，以换取法国在伊斯兰势力范围建立法属区域。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在1911年仍然像在1905年时那样，希望英国慎重考虑直接介入以支持法国，从而削弱联盟的可靠性。基德伦对摩洛哥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德意志帝国随时都可能与法国开战，以及贝特曼是否支持他冒这样的风险，对此，历史学家尚无定论。然而，比起军事解决方案，基德伦显然更希望能以领土交换解决此事。毫无疑问，他认为（预期）战争风险所带来的威慑效应是德意志帝国胜利的关键。无论如何，这一政策是一大败笔：英国并没有选择退后保持距离，而是明确表示站在它的同盟者一边。一份条约确认了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就此终结了此次危机。与此相对，德意志帝国不得不凑合着占据大片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法属刚果土地。

威廉已经不像1905年时那般深入参与引发危机的决策。事实上，他最初很乐意看到法国介入非斯的事态，因为他相信这有助于稳定伊斯兰势力范围的局势。在占领该地之后的几周里，威廉一直是一名狂热的业余考古学家，参与了科孚岛上的挖掘活动：于他而言，1911年4月最重要的事件是古老石雕美杜莎头像出土。他毫不关心政府该采取何种行动应对摩洛哥事件。然而，贝特曼和基德伦成功地向威廉灌输了应该向法国施加更多压力的观点，从而将他们的计划以符合君王意向的形式包装了起来。6月末，基德伦与法国驻柏林大使的谈判未能获得实质性结果，随后，威廉授权贝特曼派遣一艘德意志炮舰前往阿加迪尔。“黑豹”号是一艘没什么威慑力的舰艇，本要报废，已经拖了两年，它于1911年7月1日在南摩洛哥海岸下锚停泊。

威廉真的不惜在摩洛哥开战吗？所有证据都表明，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5月，在一次出访伦敦期间，他告诉国王乔治五世，德意志帝国无意开战。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言，派遣这艘战船是为了传递一种“（德）在伊斯兰势力范围是冷静却强势的存在”的印象。阿加迪尔示威行动比起侵略行为更多地被认为是政治信号，威廉选择不咨询海军上将提尔皮茨或其他海军高层的事实似乎佐证了这一观点。当提尔皮茨发声表示反对时，威廉告诉他：“最好不要询问陆军和海军在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在“黑豹”号到达目的地后危机开始逐步升级之时，英国发出了威胁和警告，威廉很快就退缩了。基德伦以辞职相威胁，才确保威廉批准继续向法国施压令其让步。威廉同意了，但他警告基德伦，德方提出的要求应该尽量节制、温和，以避免引发冲突。威廉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就法国不妥协的姿态怒斥不同的谈判人员，但实际上，在拖延到1911年秋天才达成的补偿协议谈判过程中，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尽管法国给予的领土补偿有限，他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达成协议的宽慰。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表明威廉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能力依旧极其有限。我们已经看到，他必须要等他的高级顾问们向他介绍基本情况之后，才得以清楚领会法国对非斯的占领情况，从而制定政策。正如在之前很多场合一样，威廉发现自己正受行政独立的权臣下属所掣肘：基德伦原先是由贝特曼–霍尔维格举荐担任外交事务国务秘书的，与威廉的意志相悖。结果，他却成了一个脾气固执的专制政客，很少听从首相，并利用国会中脆弱的中央领导机制变成了类似“士瓦本的俾斯麦”一样的存在。1911年夏，基德伦在应对危机时最令人震惊之处也许是他愿意调动舆论来支持自己的计划。这位外事国务秘书利用与之交往的极端民族主义泛德协会人士来鼓动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摩洛哥政策，因此推动一场步调一致的沙文主义运动迅速在德意志帝国右翼媒体中间展开。由于威廉不愿与德意志舆论背道而驰，同样也不愿意真的激怒法国，所以基德伦的所作所为也进一步地限制了君王的行动自由。

从长期来看，基德伦与沙文主义媒体的配合同时损害了帝国政府和君王两方的名声。在民众的期望值达到如此高峰的情况下，为德意志政府最后达成有限的领土赔偿做辩护并非易事。结果，威廉受到了右翼民族主义者的个人中伤。8月4日，柏林报纸《邮报》声称德意志政府关于摩洛哥政策的“全部本质”都反映出“恐惧、个性软弱以及怯懦”的特点。

这还是普鲁士吗？我们已经变成了柔弱的国度了吗？……霍亨索伦家族是怎么了，这个曾经出过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腓特烈·威廉一世、腓特烈大帝和威廉一世皇帝的家族居然已经沦落如此了？威廉似乎是英法政策的最强支柱。……胆怯的威廉，勇猛的懦夫！

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实际上公众普遍谴责其对君主的不敬之意，但军方高层内也流传着类似的观点，他们因威廉未能捍卫其祖国的尊严而轻蔑地称其为“求和者威廉”。1911年8月，威廉个人最为偏爱的年轻官员、才华横溢的警卫团指挥官埃里希·冯·法金汉（Erich von Falkenhayn）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谈论道，只要威廉继续坚持“避免采取极端行动”，那么德意志帝国的现状将会一成不变。1912年3月，在摩洛哥危机解决后的平静时期里，他注意到君王仍然“相当固执地抱着无论如何都要维持和平的决心”，并遗憾地补充道：“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劝阻他放弃这种无谓的决心。”

威廉的影响

德意志帝国在这一时期渐渐陷入被孤立的境地，威廉在其中到底有多大的责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区分清楚威廉施加于德意志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与他在更广泛的国际环境内的影响，而德意志帝国政策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实施的。我们必须依次考虑这些因素。

评估威廉对德意志政策的影响的最大困难在于他的意图变幻莫测、难以捉摸。要是威廉在位时期奉行过一个清晰一致的政策构想，我们就可以仅仅以成效论意图了。但威廉的意图总是那么模棱两可。他总是周期性地被某个观点所吸引——建立欧洲大陆联盟，但将英国排除在外，同时还总是急于避免做出可能引发英德纠纷的承诺。所以，威廉不顾外交部的建议，坚持在比约克条约草案中添加“在欧洲”这样的字眼。他愿意在摩洛哥问题上接受比洛的领导，甚至开始享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他还是注意控制事态，以减少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即使这意味着对外交部门的战争边缘政策釜底抽薪。这才是他动身前往丹吉尔之前在不来梅所发表的那一通演说的真正含义。德意志帝国军方更强硬的作风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他们认为不来梅“和平解决”之说是在企图颠覆外交部门为利用摩洛哥问题胁迫法国所做出的努力。和外交部的众多下属不同，威廉不愿（或者是无法）承认，选择一种策略就意味着要放弃另外一种策略。由于长期低估德意志帝国在决策自由方面受到的限制，他意图对外交事务干预只是天真虚幻的泡影。据奥伊伦堡在1897年所言，在威廉重新对与法国达成和解燃起了浓厚兴趣的时候，他的谈话以及写在纸边空白处的那些评语充满了“投机的韵律”（空中楼阁）。它们所关注的“遥远未来”可能“实际上永远都不会实现”。“归根到底，这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实际上对陛下造成了什么样的危害呢？”

图6　威廉非常痛苦地意识到爱德华七世瞧不起他；他还深深羡慕爱德华在英国外交事务中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为英法协约奠定基础方面。在以后的岁月里，他逐渐将这位故去的英国国王视作德意志帝国遭受的天谴以及所有不幸的始作俑者。

威廉对政策的影响大多是以自我意志传递外交信号的形式进行的，因此与他引导外交部做出决策的能力几乎无关。有时，这些信号支持或放大了来自德意志帝国外交部的信息，有时它们又为官方政策提供了异见的注脚，还有些时候它们彻底与官方政策相悖。从这一方面来看，威廉是个端着铁饭碗的“流氓”大使，他那不可预测的意图需要政府人员时刻保持警惕，并频繁地予以控制，以免威廉发挥的权威给大局造成危害。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外交部仍然拥有制定政策并规划实施的主动权。

这就涉及威廉在国际舞台上的更广泛影响了。历史学家经常评论威廉在与外国政治人物打交道时，尤其在面对外国的王公贵族时，都表现得非常迟钝麻木。约翰·勒尔引用保加利亚斐迪南国王和俄国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案例突出了威廉的粗暴行为。据斐迪南所说，1910年，在威廉当众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记之后，斐迪南愤然离开柏林，气得“浑身冒烟”；而1904年，威廉又朝俄国大公弗拉基米尔扔了一支元帅指挥棒，正中其背部。不消说，我们是通过宫廷流传的小道消息了解到这些逸事的，而对这些事件背后潜藏的更为广泛的意义却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以下这一结论，即威廉与其他同时期的统治者以及外国列强的政治家之间的私人关系使得整个欧洲弥漫着猜忌的氛围，最终导致欧洲外围各国团结一致对付德意志帝国。例如，罗德里克·麦克莱恩认为，威廉与其舅父、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之间关系的破裂，自1905年起“使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将英德利益捆绑在一起的机制又失去了一个支撑”，将王国统治者之间的血缘关系转变成了一种“政治责任”。拉马尔·塞西尔指出，威廉“不受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欢迎的事实显著加重了德意志帝国的外交负担”，所以这也是造成德意志帝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的主张被拒绝的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对威廉的贬损之语将会汹涌而来，充斥很多版面——大意无非是威廉是个两面派、好战分子，非常不可靠，还是一个阴谋家、一个战争贩子，精神失常，等等。人们探讨研究这个时代的政治和外交史学借鉴了数量众多、形形色色的回忆录、信函、日记和私人文件，而在这些史料中的个人自述和对人物的臧否都渐次浮现出来。

但整体看来，威廉的个人关系和名声与德国外交运势之间的联系似乎并不如乍看之下那么直接。威廉与同时期的统治者之间的交往对德意志政策的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君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之间的界限常常不如想象中那么清晰：威廉写给尼古拉二世的“私人”信笺确实受到过德外交部的审查修改，正如“尼基（尼古拉二世）的回复也受俄国外交大臣审阅”一样。的确，一些政治家打心眼儿里不待见威廉，但这对德意志帝国对外关系却不是什么重要因素。19世纪90年代早期，英德联盟的希望化为泡影不是因为索尔兹伯里对威廉的反感，而是由于德方所要求的和英方自觉可以提供的不相匹配。由此类推，哪怕把1894年法俄成功联盟部分归结于保守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对法国的共和党领导人的同情，这样的猜测也是很荒谬的，反之亦然。我们不能因为外交史料中的小道消息和个人自述泛滥成灾，就受其误导，从而高估它们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为政策奠定基调的不是统治者、政治家之间的私人交往，而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大体上，比起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外交官，荷兰、奥地利和美国的外交官对威廉的评价就远远要正面得多，极少将好战的动机归咎于他。美国和荷兰的外交报道一直用“令人印象深刻、消息灵通、极具能力”这样的词语来描述德意志帝国的君王，而评价他的话语虽然有时略失平和，但在意图上大体是求稳的。他们视其为“军国主义党派”影响力的、调和极端意图的平衡者。

这不是说其他人对威廉本人的态度对国际局势变化毫无影响。毫无疑问，威廉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体现了德意志帝国政策的特征。部分原因在于他零星的干预都往往极具暴露性，如克留格尔电报事件，或者保密性不足，如在1898~1899年的“法绍达危机”时威廉发动的十分幼稚的、一眼就能被看穿的阴谋。还有一个事实是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的许多旁观者似乎都认为威廉的个性体现了德意志帝国政策最令人不安的特点，即不可预知性和态度暧昧——也就是“反复无常”和缺乏一致的“指导思想”。威廉本人的性格举止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加强了尽管虚假却被广泛接受的推论——威廉是德意志帝国政策的第一以及最重要的制定者。这反过来意味着，人们在对德意志权力和政策方向进行更广泛的关注时，会将焦点投注在威廉身上。例如，1899年夏天，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为威廉设法筹划与沙皇见上一面的消息而感到极端烦恼。他得出结论，威廉打算向尼古拉提议由德俄两国瓜分地处两国之间的奥匈帝国。为了防止这个恶魔的计划开花结果，他甚至亲自造访圣彼得堡。德尔卡塞的恐惧是毫无根据的，但反映出这一时期外交机构的看法受整体偏执氛围所扭曲的程度之高。“帝国主义的外交，”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写道，“往往构建在猜疑和由猜疑产生的道听途说的基础上。政府倾向于把自己帝国的野心归因于别人。”

如果德意志帝国在威廉时代的外交政策如乔治·皮博迪·古奇曾经所言那般“缺乏统一的控制”，那么这是威廉在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之一吗？我们已经看到，在国内政治领域，帝国政治体系混乱的特征使得威廉必须承担起协调各方的使命，但他从未培养出胜任这一使命的能力。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德意志帝国外交政策往往代表着不同的势力。毋庸置疑，威廉的介入使得负有责任的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更加艰难；而这是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诱发了”1906~1907年针对德意志帝国的“围剿”——这一点还不能确定。首先，事实上威廉数次干预的结果都是削弱了官方政策的效果，敞开了那些德意志外交部正要关严的门，因而有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他对法国和俄国未经政府授权的行为；1895年，他对奥地利的再三保证；以及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他对大英帝国的姿态。我们也很难把威廉的影响同德意志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大的混乱和未予决断的问题分离开。如果把这种众人评说的现象都归因于君王的不慎和疏忽，那未免也太过极端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俾斯麦1871年之后在普鲁士–德意志外交部内实行全面压抑大学文化所产生的后遗症。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德意志立场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该低估德意志政策制定者在为新兴的大国绘制一条正确路线时所面临的困难。正如我们所见，作为平等的第三方加入法俄联盟是不可能了，但与英国结盟也是风险重重。怎样才能避免德意志帝国在英国与一个或多个对手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时自己被推出去当欧洲大陆上的替罪羊呢？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不可解的困境造成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比洛式政策，在奉行这种被称作“自由之手”的政策过程中，德意志帝国旨在避免做出承诺，并利用每一个到来的机会。但这样的政策难道不是注定会显得不可预知、随兴、混乱或充满挑衅性吗？

也许威廉影响德意志外交政策的真正关键完全在于外交领域之外，是由他对影响深远的海军军备计划的支持所带来的。尽管可能性很小，但毫无疑问，德意志帝国对英国海军霸权的挑战和威胁是英法联盟和英俄协约确立的一大诱因。但确切来说，德意志帝国海军政策产生的影响到底有多深重？提尔皮茨启动的造船计划本身没有排除与英国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反，它开辟了新的沟通渠道。两国分别在1906年、1908年、1909~1910年、1911年以及1912年3月（最广为人知的一次）为了达成“普遍良好共识”而进行了谈判，试图确立一份关于限制海军建设的协议，在这些谈判中威廉大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这些谈判几乎毫无成效？原因不仅仅在于德意志帝国在海军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方面持强硬态度，因为贝特曼和威廉已经勉强接受在此方面做出妥协了，真正的症结在于帝国政府坚持要求有形回报，即当德意志帝国和另一个大陆强国开战时，英国要坚守中立的承诺。为何英国不愿意做出承诺以满足对方的要求？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英国受对法国条款义务约束所致，这种观点是有漏洞的，因为贝特曼愿意对中立协议的适用范围予以限制：德意志帝国“不能是所谓的侵略者”，并明确承认所缔结的任何协议都“不适用于与缔约方已经签署的现有协议冲突的情形”。英国不愿表态的真正原因恐怕更多在于其不愿为鸡肋之物白白放弃一些东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在海军军备竞赛中的胜利唾手可得，还享有毋庸置疑的优势，贝特曼和威廉却希望以永久承认其优势的状态来换取一个中立协定。“为什么，”正如尼尔·弗格森所说，“英国要为早就已经拥有的东西讨价还价呢？”总而言之：不是船只阻挠了协议，而是双方眼中的自身利益互相对立。

如果威廉不是国王，德意志帝国政策会有多大的不同？我们不需要进入“虚拟历史”推测的场景，就能知道在国内关于海军扩张的压力仍然会是巨大的。德意志帝国全体民众对于海军军备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法兰克福议会和丹麦海军在保卫石勒苏盖格–荷尔斯泰因州时起的作用。到了19世纪90年代，德意志工商资产阶级对此的关注已经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对威望和国际认可的渴望变成了帝国政治生活中“最大的政治事实”。提尔皮茨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利用了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潜力以负担影响深远的海军计划所需要的开支。当然，也正如保罗·肯尼迪所指出的那样，提尔皮茨的确也有为人诟病之处，他也确实领受了威廉的提携之恩，但这不足以使我们断言如提尔皮茨这般对舆论那么敏感，又与海军建设计划联系如此紧密且精力充沛之人，会在威廉不是君王的情况下陷入默默无闻的境地。换句话说，即使威廉没有掌权，德意志帝国也极有可能会奉行一种或多或少都野心勃勃的海军建设政策。

图7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正在从可能是柏林国会大厦的建筑中走出，走下台阶（日期未知）。威廉二世对德意志帝国海军的发展深感兴趣，而正是这位有着标志性分叉胡子的威风人物，实际上控制了海军的规划。

无论如何，非对抗性的海军政策从长期来看是否能避免德意志帝国被英国疏远，这一点一直是值得怀疑的。海军总参谋长阿尔布雷希特·冯·施托施（Albrecht von Stosch）在1896年2月所说的一番话比较可信：“英国对（德）的愤怒”真正地说明了“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提尔皮茨的计划启动，而是德意志帝国早在1897年占领中国胶州湾港口，成了支持德意志帝国在长江流域进行商业活动的基础，它促使英俄这两个严阵以待的世界帝国之间第一次互相试探着做出全面让步的可能性——该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就德意志帝国在涉及英俄两国共同利益的领域内进行商业扩张的担忧的基础上的。

我们可能会对英国政策制定者的忧虑感同身受，或者甚至会佩服这个时代英国人的坚韧和警惕，正是这样的品性捍卫了英国的全球势力范围，但我们也必须将它们作为政治因素来考虑。在这种互相猜疑的氛围里，满是新闻炒作和周期性偏执倾向的煽动，仅仅通过与德意志帝国势力之间一刀两断就可以换来与海岛势力之间和平的“伙伴关系”。有历史学家指出，俾斯麦正是通过这种弃权（Machtverzicht）的方式使得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安稳度日；威廉二世及其政府却反受此举之苦。实际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但在联盟集团时代，到处都是沙文主义的大众化报纸、海军至上主义思潮和惊人的出口增长，德意志帝国绝不可能再以俾斯麦外交政策狭隘的眼界行事了——德意志帝国的政商阶层不愿意，皇帝当然更不愿意。

第6章　权力与舆论

演讲的力量

在今天我们看来可能并不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许在当年代表了一个真正的传奇，威廉是一位“媒体君王”。我们看到威廉甚至在即位之前就发现自己因为与宫廷牧师施特克尔的关系而身陷新闻龙卷风的风眼。早前，威廉就因自己父亲病重去世的消息与媒体有过很多不愉快的摩擦。1887年11月，他前往齐里奥别墅看望卧床不起的弗里德里希，别墅没有足够的客房，他不得不住在对面的维多利亚大酒店里。在此期间，他遭到了新闻记者的尾随窥探，这些人还在病房外架设了望远镜；其中一些记者还从英国医生莫雷尔·麦肯齐口中挖出了不少保密信息。“即使在我父亲去世当天，当他的眼睛已经闭上，”威廉回忆道，“在他过世的那个房间里我还是发现了一名由莫雷尔介绍来的维也纳记者。他跑出去时可比进来的时候快多了。”

因此，威廉很早就认识到新闻无孔不入的威力；的确，他这一生中常常高估新闻的反思和引导舆论的能力。正如我们所见，他对自身代表舆论以及向公众宣传的能力抱有信念，这一信念是威廉关于一名成功君主概念的核心所在，只有通过贪婪地浏览国家新闻，他才能随时与撼动国家根基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里，他拾起了在社会政策、国防、学术研究与技术创新等领域推行一些举措的冲动。他向大臣传达命令或提出建议时，常常是从日常报纸上剪下相关文章并辅以注释——难怪那些试图影响他的人这么关注他桌面上变动的新闻剪报量。在俾斯麦及其之前的普鲁士政府时期，威廉有时会亲自介入“纠正”那些他认为会损害到自己或政府利益的新闻评论。威廉还对描述自己人的新闻措辞极端敏感。正如宫廷典礼官罗伯特·冯·策德利茨–特吕奇勒伯爵在1904年所言，值得注意的是：“威廉对媒体是多么敏感啊。……当别人向他报告或者当他阅读了那些关于他生活上的无害的错误和谎言时，他都会感到烦恼。”威廉不仅对报纸上的批评反应过激，还对自己的外表格外关注——迅速挑选制服来换装以配合特定的场合、那精心“梳理”的著名胡子、在公开仪式上过于做作庄重的表情，种种表现都反映了他的这些顾虑。对外表形象的过分在意甚至发展到了对皇后事无巨细地管理：正如澳大利亚文化历史学家朱丽叶·皮尔斯所言，威廉不但为皇后的服装、独特的珠宝首饰和华丽夸张的帽子提供设计方案，还迫使她通过节食、药物和紧身衣等方式以保持如沙漏般玲珑有致的身材。

这种公认的对时髦形象的关注，不该被当作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症状。鉴于威廉和其他许多同时代人对快速增长的新闻媒体力量的设想，这是完全合理的。这也反映了1890年俾斯麦离职后威廉在德意志帝国公众之中易受攻击的处境，以及媒体评论他这位君主时使用的越来越不敬且具有危害性的语气。正如一名旁观者注意到的，19世纪90年代是“一个对公众信息没有限制的时代，那时的舆论中布满无数的线路，在铃声响起时，人们必然已经形成了对这声调的判断”。由于对媒体不加控制，后俾斯麦时代见证了德意志帝国高度分化且迅速扩张的媒体批评力量的兴起。的确，鉴于这些年来报纸及其读者数量的迅猛增长，认为“媒体革命”一部分是由科技进步所推动，一部分是受由日益激烈的政治出版物市场竞争所产生的不羁动力驱使，这样的观点似乎是很合理的。正如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所指出的，威廉时代的记者使用的“语言比那个时代的其他特征更开放、更尖锐，有些时候更激进”。在这个日益失去管控的环境中，媒体不再受政府驱使，而成为一股日益崛起的独立力量。但威廉本人必须为关于其个人的报刊评论氛围迅速降温承担主要责任；在他统治的前20年间，他不断积极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却往往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霍亨索伦家族中从未有过像威廉二世这样频繁且直接地向其治下的众多臣民做公开发言的君王。他的叔祖父腓特烈·威廉四世是第一个在1840年效忠宣誓仪式期间公开发表即兴演讲的普鲁士国王。在这种场合，随从们震惊于他居然即兴向王宫广场上如此大规模的人群发表了民选致辞。但自此之后，几乎再没有过这样的试验。威廉的祖父很少公开讲话，而他的父亲尽管能说会道，但在俾斯麦当政时无缘公开发挥作用，而等到他即位时，他的嗓子实际上已经哑了。相比之下，威廉对德意志帝国公众连续不断地发表公开演讲。比如，在1897年1月~1902年12月这6年时间里威廉至少出访233次，至少驾临了123个德意志的村镇和城市，在大多数地方都发表了演说，当地和全国性媒体随后发表并讨论了这些演说内容。

至少到1908年为止，威廉并没有专业作家为他准备现成的演说内容。政府内阁成员忙于搜集素材、为特殊场合准备发言文本，有时会把最终印刷出的版本粘贴到一块木质的阅读板上，在需要时递给君王查看，但他们大多是做了无用功——威廉更喜欢自主发言。他的父亲与他相反，在王储时期常常在演讲前准备好讲稿，然后反复修改，威廉却很少提前准备他的演讲内容。威廉将演讲有意识地表现为即兴直接的交流行为，这可能正像同时代一名“受到鼓舞”的记者对此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

威廉从头到尾几乎都没有停顿，只有当他正在思考时，你才可以看到他额头上出现皱纹，随后他会放眼远方，直到找到可以接上早已说完的内容并自然且富有逻辑地延续下去的说辞。然而，一旦他找到了衔接的思路，演讲就会不中断而重新开始，直到结束的那一刻他都在滔滔不绝地说话。

文化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茨曾见识过威廉的演讲，他以同样的笔触描述了威廉“饱满洪亮的声音”“格外生动的面部表情变化”和“逐步升级到身体极限的手势”。“威廉，”兰普雷茨写道，“从头到尾都变成了一名演说家。”之后，威廉以这样的表演技术水平展现了对公开话语的一定掌控力。相比之下，他公开发表的内容则往往漏洞百出。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那时的历史学家还是同时代人，他们都认为威廉所说的话比他所做的和所导致的事情对其作为君王的声誉造成的伤害要更大、更实在。

这一问题的根源部分在于威廉以直接的、不假思索的方式吐露出自己当时抱有的成见。例如，1890年11月，在波茨坦警卫新兵队宣誓就职之际，威廉打破惯例发表了一场个人演说，其中他提到“一种作对、叛逆和造反的精神”正在这个国家中散播，他警告军队永远不要“听信骗子和煽动者”，因为“他们现在听命于他，如果他下令让他们向自己的父亲和兄弟开火，他们也必须做好准备这么做”。威廉对于这类主题10年来周而复始的强调，反映出他对皇帝权威的深刻不安——正如1901年驻柏林荷兰大使的报告所言，他认为“人民对政府的尊重自威廉一世去世后就日渐降低……”但1890年颇具争议的评价也反映了这类忧虑在当时颇为普遍。正如我们所见，以那年选举的选票定输赢的话，社会民主党是以最成功的德意志帝国政党身份诞生的。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德意志帝国的工人阶级会投票给社会民主党，这一阶层的应征入伍者也不少，因而也有对于军队的政治可靠性的担忧。这不仅对战前时代的军事政策制定者是个问题，对社会民主党领袖阶层来说也是如此，他们认为，通过输送无产阶级的新兵从而逐渐染“红”军政队伍是德意志社会未来变革的关键。

政府内阁成功地将删节版演说分送给媒体，从而避免了这些话语可能引发的民愤。有意思的是，瓦德西伯爵对威廉面向新兵发表的演说甚是不满，不是因为演说太粗鲁无礼，而是因为他认为对任何一名指挥官来说，暗示普鲁士士兵会考虑违背指令，都是极为愚蠢的。这些言辞的政治问题大概并不在于言语本身，而多在于演讲者本人。威廉可能觉得作为最高统帅，以及一名在与波茨坦警卫团的长期关系中一直身着制服的军事官员，他都有权且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奠定军营训练场的基调。但作为威廉的副官，卡尔·冯·韦德尔发现这种直接参与的行为是有危险的，君王过于“屈尊纡贵”，“亲力亲为了太多管理军官该做的事情”。纵观威廉整个统治时期，他将一直承受着这种身份冲突带来的负担。

观众群体不同及其期望的多样性，也是威廉每一场演说中更为严重的一大问题。比如，1891年年初，他对一大群莱茵实业家说“德国有且只有一个统治者——就是我”；这句话旨在警告和贬损俾斯麦——俾斯麦在莱茵的制造业圈子里有诸多支持者，但也无意中冒犯了那些把这种表现看作轻视联邦王公尊严的人。事实上，威廉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不得不处理与某些特定的选区之间复杂又无可替代的关系。每年在勃兰登堡饮食年度宴会上讲话之时，为了显示他的王朝与其故乡之间独特的历史渊源，他常常自称“侯爵”（Margrave）。这是一种无害的（但有点儿装腔作势的）姿态，在保守派云集且占大部分的勃兰登堡宴会上这一套很吃得开，但南部的德意志人在第二天的每日新闻中读到这样的公开演讲稿，就感到不快了。奥伊伦堡在1892年3月的一封信中向威廉阐述了这个问题：

陛下雄辩的口才和风度气场令听众和观众都深深着迷，在陛下演讲后勃兰登堡的气氛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但经过德意志教授的冷静评估，演讲内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巴伐利亚，当陛下以“侯爵”的身份发言时，人们“极度担忧”，“侯爵的话语”又以所谓的君王之言被印刷在《帝国日报》上。帝国的臣民希望在《帝国日报》上听到帝王之言——他们不关心腓特烈大帝（人们都十分清楚，他将巴伐利亚称作“动物居住的天堂”，诸如此类）；他们也不关心罗斯巴赫和洛伊滕。

记者和普罗大众很容易将威廉的言论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事件挂钩，因而不可避免地以某种方式把威廉拖入了两党辩论时的是非之地。每日政治新闻经常引用君王演讲内容中支持某些特定党派观点的片断。1892年2月，威廉在一次演讲中猛烈抨击了那些“批评挑剔政府所作所为”的“愤青”，他的话语原本只是对党派纷争的普通谴责，却被自由主义和天主教媒体广泛解读为中央党对备受争议的教育法案进行背书（见第3章）。据说就是威廉进行的党派干预引发了公众如此激烈的反响。其所致的不满情绪对党派行为有直接影响，同时卡普里维发现，就在勃兰登堡演讲后的短短几日后，普鲁士议会代表就撤回了之前承诺给予柏林修建一座新大教堂的一千万马克的建设资金。

换言之，我们不该低估君王演讲所处环境的复杂性：由于受众的多样化及其对演讲内容的理解各有不同，威廉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与其身份及对自身诸多期望所匹配并普遍适用于各种场合的措辞。然而，不得不说威廉尤其不适合其职务所需的交际。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用清醒、谨慎的措辞来表达观点，而熟悉政治的公众显然期待听到威廉用这样的方式演讲。他在许多公开演讲中洪亮而主观的语气声调似乎就是为了吸引那些评论者来分析演讲者的人格。（因此，路德维希·克维德所著的《卡利古拉》才得以凭借辛辣讽刺大获成功；这本畅销书重印过34次，没有过多关注君王在政府方面的行为，而是在其所谓的人格变化方面用了大量笔墨。）

图8　1908年，威廉二世在阿尔萨斯视察皇家上柯尼斯堡的维修工程。威廉出行的盛况带有几分哑剧的色彩，一名历史学家（贝恩德·魏斯布罗德）曾将此描述为“电灯照耀下的中世纪图景”。在工业文明快速增长、城市化与技术创新并行的时代，德意志帝国官方所展现的文化依旧坚守着历史主义的意象和母题不肯放手。

威廉那些更为华丽的演说犹如19世纪的历史画卷：它带有沉重的象征意义，在全然的黑暗中，狂风暴雨与救赎的光束交错，还有穿插在每日琐碎冲突之中的崇高形象。这么做的目的在于“美化”君主制，激发人们认同类似君主超然至上的观点，以便统治其民众。其核心主题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源远流长以及其统治的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的双重使命。有一种观点强调君主制是帝国团结统一的最终保证，也许这能够调和“历史、宗教和经济上的对立”。最后，天赋君权的维度作为主题贯穿了他在位时期所有的演讲。1907年9月，他在梅默尔（克莱佩达）市议会厅发表演说时，敦促他的观众记住，是“神圣的上帝之手”推动了德意志人民取得了卓越的历史成就。“如果我们的上帝没有为我们准备些许伟大的命运，那么上帝也不会给我们的人民赋予如此优秀的特质和能力。”

比起那些读到威廉演讲内容的人，威廉的演讲常常留给那些现场听众明显更好的印象。这些可能是通过演讲者的外观和信念以及肃穆的现场场面传达的。观众小酌几杯之后的状态大概亦有助益。但经过冷冰冰的转载，即使是在经过大量编辑工作之后呈现出来，这些演讲依旧成了被嘲讽的对象——它们看上去浮夸过度、狂妄自大、华而不实。正如荷尔斯泰因所言，它们“用力过猛，却搞错了目标”。威廉精心准备出来的演讲形象和措辞常常与报纸上所展现出的大相径庭。例如，当他宣称自己不会容忍“悲观主义者”（“我不想自寻烦恼！”）时，杂志《傻大哥》（专注追踪威廉治下的德意志帝国的媒体）将一整个版面都贡献给了“悲观主义”。1898年在中东之旅途中，威廉于耶路撒冷发表了一场演说后，《傻大哥》刊登了一首嘲讽君主的妄想症的诗歌，讽刺了其演说内容，其中包含了以下诗节：

你使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自豪满溢；

同样各各他山[1]也是如此，

从十字架上曾听到的箴言

成了今天你首创的言辞。

1892年，威廉在勃兰登堡饮食宴会的演讲中庄重承诺，他将带领勃兰登堡人“走向辉煌”；这句话很快被广泛引用，反复出现在大量不同的讽喻出版物上。到了1913年，《傻大哥》刊登了一幅卡通漫画，展现了德意志人“米歇尔”作为稚童信任地握着一个唐吉诃德式人物的手，从背影看得出这是威廉。在他们的面前立着承载着传奇的路标：“走向辉煌。”孩童问道：“还会很远吗，爸爸？”直观的漫画确实在批判德意志君王方面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正如约斯特·雷本蒂施所指出的，1904年第一幅深切嘲讽威廉的漫画发表未遭到政府压制之后，俨然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越发激进的直观讽刺作品纷纷出现。1906年，威廉二世成了整个帝国受到讥讽最多的人。

无论是威廉一世还是俾斯麦，都不曾受到如此无礼的嘲讽（虽然我们从腓特烈·威廉四世1848年前后的革命时期关于违禁品走私问题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也有过类似遭遇）。威廉统治时期大量施行了诸如取缔期刊发行号、监禁或起诉作者及编辑等合法制裁手段来治其“大不敬”之罪，但由于这些制裁常常会让受迫害的记者成为国家名人并被大肆曝光，因而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办法。第一个是阻止皇帝本人说话。“我真希望，”1892年2月威廉的母亲惊呼道，“在他所有进行公开演讲的场合都能往他的嘴巴上挂一把锁。”让威廉完全闭嘴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可以寄希望于“妥善塑造”他的公开形象，防止他在各种庆典活动上发表惊世骇俗的演讲（比如勃兰登堡年度饮食晚宴上那场！），在这类场合他可能表现得不庄重。荷尔斯泰因、奥伊伦堡和霍恩洛厄做出的几次尝试偶有成功。这样至少可以让威廉意识到他对自身及政府造成的伤害。例如，1891年5月，此前一直隐瞒此类事项的首相府眼下直接把与一场有争议的演讲相关的新闻剪报递送给了威廉，上面还有红色笔迹画出的最为关键的段落。

作为威廉信赖的挚友及支持者，菲利普·奥伊伦堡也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和警告。1891年11月，当有人请求威廉在慕尼黑市的官方访客簿上添上一笔时，威廉题写道“君之所望即为王法”。奥伊伦堡在给威廉的信中说：

我无权过问陛下为何写下这些字句，但我如果不在这封信笺上写下此事在南德产生的负面影响，那么我就犯了怯懦的不公之罪，因为陛下就将我派驻南德，时刻关注那里（奥伊伦堡当时是普鲁士驻慕尼黑大使）。首先，这一内容造成了人们极度的不满……因为人们察觉到了（皇帝）将个人王权意志凌驾于巴伐利亚人的意愿之上（的迹象）。陛下的言论无一例外地冒犯了各方人士，这样的言论似乎完全被人以极为令人羞耻的方式用来对付您——我的陛下。

威廉非常难以忍受媒体的直接批评，这使得他的臣下寄希望于通过向他大量提供负面反馈来促使他采用较为缓和的语气。1892年3月末，在威廉于勃兰登堡饮食宴会上发表了那一通不合时宜的演说大约一个月后，赫尔多夫–贝德拉伯爵报告说威廉在读了新闻剪报后夜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看上去神色沮丧憔悴。“我本打算郑重地恳请他谨慎对待毫无意义的演讲之类的事务。——但我觉得他很可怜，我敢肯定他一定已经无比自责了，……我实在不想说什么重话了。”但这种事的影响效果是很短暂的。一旦平复了最初的冲击，君王会渐渐自我膨胀，恢复夸夸其谈的作风。以他一贯混乱不堪的方式，威廉将所有企图减少他公开发言的行为视作对其言论自由的剥夺，而这是他最卑微的臣民也享有的权利。

至少直到1908年，君王似乎都无意或者无力约束自己，政府和法院官员也在试图控制君王的言论以各种形式向公众更广泛地传播。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威廉在1890年11月的新兵宣誓仪式上发表的演讲，其内容在经过严格编辑修改后才被报道传播出来。我们现今看到的很多威廉演讲的印刷版本在发布前的确都是经过修正的。由政府官员当场做出的演讲速记记录在被批准公开出版前会经由政府内阁审查。在预计威廉会发言的情况下，威廉的幕僚随从会指示在场记者为照顾公众接受度而淡化某些内容，或者甚至提供一份删减了更多令人难堪的段落的官方版本。

对于官员们而言，幸运的是，许多记者和编辑都乐于为君王的失言造成的危害止损。编辑们常常将自己的记者对君王演讲的速记记录递交给内阁行政长官，因而长官得以在此基础上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动；有时，新闻编辑还会自己主动修改其内容。例如在1907年9月，威廉在泰克伦堡的一场歌颂德意志帝国美德和力量的庆典活动中发表了一场演说，以“德意志雄鹰将再度在欧洲上空展翅翱翔”做结。在演讲过后举行的会议上，出席的记者一致同意将“在欧洲上空”几个字从德意志媒体公开发表的文本内容中删除。政府内阁后来发布的版本则使用了“在（德意志）帝国上空”这样的字眼。

当然，按照这种路线实行的媒体政策，本身就漏洞百出，因为这是基于假设记者会恪守与宫廷官员之间的“君子协定”的前提之上的。而事实上，他们常常会违背这样的约定，敏感材料首先被递送给海外的德语报纸，如维也纳的《异闻报》，随后德意志媒体再进行转载。无论如何，威廉如此频繁出游，又在这么多的不同地点场合发表演说，想控制其内容不散播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有一段插曲尤其戏剧化地展现了其间的困难。1900年7月27日，时值德意志远征军即将在不来梅港口登船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威廉发表了讲话，这次讲话自此成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在发表演讲的那天清晨，威廉已经在港口检查过了三艘军用战舰。下午1点时，三艘战舰上的船员齐聚“哈雷”号的甲板，聆听君王的圣言。君王敦促他们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军纪和勇气的榜样，同时告诫了他们在中国将面临的危险；演讲内容还包括了以下段落：

当你们面对敌人时，狠狠打倒他；不要心慈手软，留下活口。像一千年前的匈奴人……那样名留青史，他们的盛名今日也依旧响亮，所以让德意志帝国之名在中国也如此威风吧，这样一来，中国人再也不敢轻视任何一名德意志人。

威廉的演讲还在进行之时，比洛（当时仍是外事国务秘书）就似乎与首相霍恩洛厄达成一致，要求在场记者在没有得到政府正式公布的官方文本前不得发布关于此演讲的报道。记者们默许了这一安排，当晚公布的官方说法包括了一些语录片段，但只字未提“匈奴”和“不要心慈手软”。然而，管控在场聆听者的记忆是不可能的。除了士兵，当时在海港区聚集了2000~3000名的观众，他们携带着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短句离开。“不讲慈悲、不留情面”这样的字句好像被记在了军用列车上，传遍了整个德意志帝国。当比洛察觉到民间流传的关于威廉言论（真实的）谣言时，试图通过公布第二个包含“不留情面”这种短语的“官方版本”，以此重获主动权，但他仍然对“匈奴”只字未提。然而，与此同时，不来梅地区内的大量报纸上刊载了第三个版本的演讲内容。这来源于演说发表时在场的一名记者所撰写的报道，他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不愿意遵守比洛的指示。这一版本逐字逐句地展现了威廉演讲的原貌，包含了与“仁慈”和“匈奴”相关的段落。

文本间的互相矛盾和逻辑不一致表明威廉可能已经（像他一贯所做的那样）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稳妥的演讲稿，开始就近几周来他密切关注的事件即兴发挥，即欧洲公使馆在中国受到义和团的攻击（这引发了欧洲媒体报道此类事件的浪潮），因此他们有必要杀鸡儆猴。然而，他关于“仁慈”和“俘虏”的言论也反映了一个被更广泛关注的问题——如何处理现代“文明”军队与那些狂热团体的关系，很多当时的人都曾在发生于现今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起义运动中见识过这些起义军。1899年围绕海牙公约的制定和批准所展开的争论展现并激发了当时的人对区别军队“文明”行为及“野蛮”行径的高度意识。威廉总是对英帝国的殖民扩张颇为关切，也许他也意识到了1898年英国军队遵照基奇纳的命令在苏丹恩图曼实施的暴行？——当时受伤的马赫迪囚犯惨遭集体屠杀，理由是即使是受伤的俘虏，他们仍然对英国军队构成了致命的危险。在7月中旬的欧洲报纸上，那些掌控着话语权的作家利用西方读者所谓的中国人很野蛮的偏见，对中国义和团“可怕暴行”的规模及程度进行了猜测，由此触发的“谣言恐慌”使人们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聚焦于所有这些问题。

在比洛于魏玛共和国早期写就的回忆录里，他将不来梅演讲描述成“那时最糟糕的演讲，也许还是威廉二世（迄今为止）做过的演讲中最丢脸的一次”。比洛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英国战时政治宣传拿不来梅演讲关于“匈奴”的主题大做文章，并成功地将这一套应用在德意志军队身上。然而，正如贝恩德·索瑟曼所言，那时各方对于演讲的评价褒贬不一。首相霍恩洛厄在一篇日志中赞扬其为“热情激昂的演讲”，认为皇帝在士兵和其他所有志愿者踏上漫长而危险的旅程之际，激励了他们。法国外交部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塞告诉德意志驻巴黎大使，那场演讲“给法国上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德意志媒体的评价则各不相同，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和左派自由主义组织倾向于谴责其鼓励抛弃慈悲的反人道主义思想，而保守派人士和部分国家自由主义报纸则为君王的话语辩解，认为这是为德意志士兵即将在一个不遵循现代战争法则的国度面临的艰难困苦所做的正当准备。

德意志国会内部也正为远征中国的是非曲直吵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当关于欧洲军队在中国乡村犯下暴行的报道逐渐见于德意志报端之时），威廉的演说本身成了政治辩论的对象。这打破了议会将君主本人排除在政治讨论之外的惯例，因而标志着一个重要起点。正是受人敬仰的德国国会议长弗朗茨·克萨维尔·格拉夫·冯·巴勒施特雷姆（Franz Xaver Graf von Ballestrem）伯爵亲自批准变更了这一政策。1900年1月27日，正值威廉41岁生辰，巴勒施特雷姆发表了一场演说，在国会全体人员面前宣称这全然是君王的意思，要求在座诸位必须“重视、思考”演说内容，“并由所有占据席位的那些人讨论，尤其是德意志帝国人民代表”。国会代表们毫不迟疑地对国会与皇权之间拓展出的新关系加以利用。11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奥古斯塔·倍倍尔当众宣读了政府公布的官方版演讲内容，强调能为议会提供消遣的“匈奴”相关段落由于“某些原因被遗漏了”，还敏锐地批判了演讲中带有帝国主义和基督教必胜主义的情感色彩（威廉特意暗示过反义和团远征可能打开向中国传教的大门）。左翼自由主义领袖欧根·里希特在翌日的演讲中，强调了君王演讲的宪政意义。里希特指出，“在位君王”比他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广泛地运用了“纲领性公开声明”，并批评首相未能合理控制皇帝的公开露面。对于未来，里希特这样建议，“君王（应该）起用可靠的大臣确认这类程序性发言的内容和形式。”

作为新任首相，比洛回应说，宪法要求他履行的职责仅是为君王下达的法令和圣旨负责，而不为其公开演讲担责；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未来会在道义上肩负起对君王演讲的“全部责任”。他还坚称君王“作为一名军人而非外交官”在不来梅为即将启程的军队所做的演说是相当恰到好处的。在比洛讲话两天后，奥伊伦堡在一封便笺上向威廉开火，恳求他：“压抑（自己），不要再广播任何圣言了——不管是民事还是军事性质的，只要这些话语可能以任何形式产生刺激或惹恼他人的效果……”

[1]各各他山（Golgatha），据《圣经》记载，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就曾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个十字架就在各各他山上。——编者注

《每日电讯报》危机

尽管里希特和倍倍尔使出浑身解数煽风点火，议会对威廉失言而产生的愤怒还是很快就平息了。这一部分要归功于比洛为君王做出了足智多谋的辩护——如果不是因为话说得多少有点儿模棱两可的话；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批评未能让议会相信君主的个人干预随时会损害德意志帝国的国际地位。威廉失言造成的外交事故已经超出了德意志政客的控制，这一可能性才是最值得担忧的。1908年这一问题尤为凸显：在一家英国报纸的访谈中，威廉的言论激怒了公众，比洛政府就此陷入了战前最严重的危机时期。后来被称作“《每日电讯报》危机”的这起事件主要源自威廉的一位私人朋友——爱德华·詹姆斯·蒙塔古·斯图尔特–沃特利（Edward James Montagu Stuart-Wortley）上校——对其做的一次访谈。1907年11月，威廉作为斯图尔特–沃特利的私人宾客逗留在海克里夫城堡。在他与这位英国主人的谈话中，威廉声称他个人在布尔战争期间为英国提供了决定性的战略建议，阻止德意志帝国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结盟，利用布尔危机对付大英帝国。他将那些质疑德意志帝国和平愿景以及德意志帝国与英国和平相处的诚意的英国人说成是“疯子”。没错儿，他承认当时德意志帝国民众对英格兰没有“好感”，但威廉是一名不断努力改善两国关系的真正友人。斯图尔特–沃特利就这些言论及其他内容做了笔记，并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08年10月的《每日电讯报》上；他似乎相信，发布的访谈内容会使英国公众相信威廉的善意，当时英德关系正因巴尔干危机而急剧恶化。

当德意志报纸发表该次访谈内容之后，“一种先是困惑，后又愤怒绝望的情绪占据了所有人的心头”。国会内部也充斥着愤怒和沮丧的氛围。国家自由主义人士恩斯特·巴塞曼在议会全体人员面前表达了其“无比震惊及深深悲切”的心情；社会民主党的保罗·辛格也述说了“德意志帝国人民感到被深深羞辱并表达了正当的愤怒”。有“普鲁士无冕之王”之称的保守派领袖恩斯特·冯·海德布兰德·翁德·德拉萨认为：“即使是迄今为止对威廉皇帝绝对忠心耿耿的心腹重臣圈子里也有多年来积攒的担忧和怨念。”

大多辩论参与者的当务之急是减少威廉对德意志帝国与英国及其他列强之间关系的评述所造成的危害，但讨论的重点很快就扩展到接纳君王（最终是国会）在德意志帝国宪法制度下的身份。例如，巴塞曼攻击皇帝的“个人政权的干预”破坏了首相一直贯彻的“客观、灵活又坚定的政策”。中央党的赫特林男爵注意到各党派都已经准备好了直接责难威廉，这是“德意志帝国国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反犹太主义改革党的奥斯瓦尔德·齐默尔曼强烈谴责了政府对威廉一贯的献媚作风，质疑道：“他怎么会以这种方式和英国绅士聊天？”社会民主党的海涅要求议会“同时从心理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还警告人们威廉将一直这样无法遏制其到处夸耀的势头。当海涅列举威廉刚刚在博登湖的讲话来支持这一观点时，所有人都笑了：威廉在那次讲话中将齐柏林伯爵尊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德意志人”，而那时20世纪才过了8年。“先生们，伯爵大人纵然是勇敢且相当谦逊的，但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儿太夸张了？”简而言之，这场争论反映了各党派对威廉作为君王的行为几乎全面一致的公开谴责。“史无前例，”一名亲历者这么记述道，“从未有人敢在国会上公开说这样的话。”

然而，也许这场辩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首相辩护时不甚热忱的语气。比洛的第一步行动是发布一份报告，宣称他事先没有看到这次访谈的文本内容，不然他一定会亲自建议不要发表该访谈。11月10日，比洛在国会所做的演讲简直是自相矛盾的经典案例，他表面上代表了君主的立场，同时又含蓄地博得了众议院的同情和支持。比洛告诉代表们，皇帝为英国提供了布尔战争的战役计划，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虽然他也没说清这到底是威廉还是仅仅只是访问一方的说法），他仅仅对他们说了些“纯学术的（社会民主党对此大加嘲笑）思考——相信这些都可以被明确定义为关于战争艺术的格言”；比洛表示威廉与其英国亲属的沟通交流有时会过于轻率，但在诸国外交史上这样的失言难道不是经常发生的吗？至于威廉就自己对待英国的态度所做出的言论，比洛声称他太了解威廉了，皇帝只是为了改善英德关系而太过“鞠躬尽瘁”，因此对于沙文主义报刊的消极态度极为恼怒。最后，比洛向国会保证：“（我）已经相当确信，过去几日的骚动会从此以后令陛下即使在私人对话时也遵照事先的准备，这无论是对于统一的政策还是国王权威都是必不可少的。若非如此，我和我的任何一名继任者都无法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很显然，比洛在对威廉形象的维护上没有做到位——正如荷兰驻柏林大使所言，这只是“无谓的恳求”。正如凯瑟琳·莱尔曼所指出的，比洛没有采用11月写的那份演讲稿来更坚定地为威廉的行为辩护。一如既往，他的主要目标是周旋在帝国国会、普鲁士政府和皇帝三者之间，以巩固其自身的政治地位。不出意料，一些旁观者声称在首相于11月19日再次在国会公开露面时捕捉到了他的一丝志得意满的意味：

国会首相的整个形象、言语、态度都为焕然一新的形势做了注脚。没有以殉道者般背负他人罪孽的悲剧姿态出场……比洛大人现在反而展现了其作为一名对局势控制得当的政治家务实及自信的一面……

至少在威廉看来，这一切都充满了残酷的嘲讽——因为，从此在所有的场合他都必须竭力遵守宪法的每个规定。1908年11月13日，威廉在与内阁长官瓦伦蒂尼对话时，解释说他一回柏林就立马向比洛口述了他在海克里夫城堡谈论过的大致内容，并回忆说“首相对自己如此大力支持他的政策而感激涕零”。当他收到访谈的手稿时，他立刻递送给了比洛，并特地嘱咐首相亲自阅读并核查其中是否存在不得发表的内容。“我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威廉告诉瓦伦蒂尼，“不能委托给外交部的一些下属处理。”几周之后，“经过一些修正并附上首相的一张便笺，上书首相不反对（该内容发表）后”，手稿被送了回来。换而言之，威廉已经尽己所能“从宪法的角度来掩护自己”。

比洛到底是否真的事先审阅了访谈内容，已经无从考证。但显然，他不太可能会由于疏忽而无视威廉的明确要求，不去查看这样的文件内容——尤其是该手稿是同比洛的表亲马丁·冯·吕克尔–耶尼施的一封四五页厚的信件一起送到的，他当时正随侍威廉左右，且极力反对发表该内容。瓦伦蒂尼努力想要弄清楚文件从英国送出到发表之间出了什么状况，他认为比洛在诺德奈岛休假时收到了手稿，并将之附上一份建议转发给了外交部。比洛对手稿微调后，将之与一封信一起送回给了耶尼施，信上说明他“饶有兴味地”审视了手稿，并希望耶尼施转达他对“陛下近来对（比洛）政策怀有信心”的谢意。当然，有可能是比洛对下属过于信任，以至于他准备采纳下属的判断；凯瑟琳·莱尔曼令人信服地指出这完全符合比洛履行其公共职责时漫不经心的一贯作风。

但质疑的根源仍然存在：10月6日，比洛向费利克斯·米勒（一位在诺德奈岛当值的德意志外交官）口授了文本需要改动的地方，而这些改动是由职位相对低的外事官员克里迈特提出的，他被委以审核稿件以供发表的任务。他肯定在那时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就对文本有了足够的了解，足以产生疑虑。比洛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份君王讲稿的潜在重要性；仅仅在他收到《每日电讯报》访问的文本前的那几周，他就已经从诺德奈岛写信给瓦伦蒂尼，强调务必让威廉同意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旅行期间做演讲时，严格按照事先准备好且完整审查过的稿件大声朗读。简而言之，认定比洛没有审阅访谈内容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坚决否认。然而，鉴于比洛对影响自我声誉的事情文过饰非的深厚功力，这一切都难有定论。因此，我们仍然有理由怀疑（威廉肯定也是如此），比洛是否在该访谈发表之前对其进行过审核。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威廉肯定感到了深深的委屈，不仅仅是为首相对危机逃避性的反应，更为他后来在政治圈子里竭力散播威廉应该为所发生的一切负主要责任这一观点。往轻里说，这种行为相当于擅离职守；往重里说，这种行为则是企图破坏君主的公众权威的可怕阴谋。难怪《每日电讯报》危机如此厉害地破坏了威廉和首相之间仅剩的信任感。

危机还对威廉在民众当中的受欢迎程度造成了沉重打击。随后，新闻危机还在德意志帝国引发了的访谈刊登热潮中，创造了激烈论调和激进主义的新纪录；“各方报纸从未如此激烈地反对某一皇权人物”。不出所料，威廉为这一波负面新闻评论浪潮而心烦意乱。在1909年5月写给沙皇尼古拉的信中，威廉抱怨说他觉得自己因为（1908年10月）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后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而饱受指责：“尤其是很多报纸用极为卑劣的方式抹黑我。”也许他是对的。无须为威廉的失言开脱，就能看出对于政客、公众及历史学家之类的人来说，他们貌似很容易将复杂的问题和集体的错误归咎于“站在至高处之人”。显然，沃特利对威廉的采访是愚蠢和欠缺考虑的；但认为这可能会严重破坏德意志帝国与其他列强之间关系的看法是很荒谬的。自俾斯麦离职之后，尤其是自1905年摩洛哥危机开始，德意志帝国渐渐陷入被国际社会孤立之境地，熟悉政治的公众深感焦虑，为此人们在对《每日电讯报》采访的愤怒浪潮里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可是，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看到的，德意志帝国国际地位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实在不能怪威廉。

一些更加不切实际的（例如：左派自由主义）国会议员在11月10日至11日进行的《每日电讯报》辩论期间，表达了这次危机可以使得某些对君主难以实现的宪法约束成为可能的希望，然而这种希望并不能实现。除少数特例外，国会党派都在集中火力攻击威廉本人思虑不周这一点，却略过了更根本的宪法问题；召集驻柏林的联邦首领提出正式抗议的计划也被搁置了。比洛不愿与威廉老抓着这点不放——原因不言而喻！正如所有的危机一般，这场危机也在没有永久性改变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渐渐平息。

人们常常这样描述《每日电讯报》事件对威廉思想状态的影响：50岁的君王连续两周都因“精神上的紧张抑郁”而动弹不得，依瓦伦蒂尼的记述，随着“旧贵族的活力”枯竭，威廉因此萌生了“厌倦之心”，想要退位。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对于公开讲话能避则避，一直保持着低调的公众形象。由于如今高度敏感的新闻媒体集体激愤的狂风暴雨，这样的沉默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1910年夏，威廉在柯尼斯堡的一场晚宴上致辞时，提醒在场嘉宾他的普鲁士王冠只是神的恩典，而不是“议会、群众集会或公众的审议活动”授予的，君王是“天授的天子”。主流报纸的头条文章很遗憾地指出君王打破了自1908年“黑色11月”起所坚持的“自我约束”作风，长篇累牍地分析致辞内容，其中很多都指责了致辞中的侥幸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措辞。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没有严重的丑闻出现，这表明君主的嘴巴已经被成功地“堵住了”。在一封写给贝特曼的电报中，威廉悲伤地述说道，由于比洛的诡计，现在媒体拥有了仲裁的特权，“可以对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高层人士盖棺定论”。

“威廉二世的一生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稳固自身皇权的过程，”1913年左派自由主义杂志《三月》发表评论说，“现今，我们之中有谁知道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即在宪法意义上，是一个共和国，君王不过是任职中央的官员罢了？”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儿夸张，但这种语带挑衅的言论触及了威廉二世统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德意志帝国宪法没有稳固皇权的合法性。正如我们在第2章看到的，1871年宪法几乎没有提及威廉的身份和权力范围，他行使权力的名头只是不起眼的“联邦议会主持者”。皇权在政治传统中并未占据一席之地。在一次著名的国会演讲中，民族自由主义人士弗里德里希·瑙曼表示，在没有革命背景的情况下，德意志国会必须在没有“民间传说”光环加持的前提下凑合着进行。但是，君主之位也面对一样的情况。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帝国作风和近代哈布斯堡王朝传统在根本上就已经相去甚远，无以成为新局势下的1871年可借鉴的先例。难以建立与德意志帝国皇位匹配的行为传统也反映了现今与先前政治和宪法的断裂的现实。最不可思议的是，根本不存在王冠加冕仪式，尽管前代王室有对晚宴和宫廷宴请座次的规定，如今却连皇家公开仪式的规定都没有。在威廉一世统治时期，他甚至还在对自己的新头衔抱有怀疑的情况下，继续作为普鲁士君王立身处世，他也几乎没有改善这一状况。是俾斯麦而非威廉一世，塑造了帝国最重要的完整统一的公众形象。

但威廉二世继位后决心填补他所处位置的帝国维度。他不断地在德意志帝国各邦之间旅行；他赞颂他的祖父是为德意志人民开拓新家园的“圣战士”，还为此订立了新的公共假日，推动举办纪念活动，可以说是在“国家”历史进程中为赤裸裸的王位宪制和文化披上了斗篷。面向德意志公众，他将自己投射为“帝国理念的化身”。在威廉不懈努力试图将君王打造成德意志民众心目中具有政治和象征意义的现实的过程中，演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文过饰非、动员调集”的工具，确保威廉在德意志帝国公众生活中具有独特的显著性。对于威廉本人而言，所有的演讲都是对政治束缚和权力限制的补偿，他在演讲中常常能够发现自我。的确，正如瓦尔特·拉特瑙（研究威廉的学者中最具见地的一个）在1919年所指出的，演讲是威廉利用皇权唯一且最有效的工具。

威廉到底以此取得了何种成果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我们所见，更离谱的失当言论引发大量报纸刊登负面评论，尤其当它们触及德意志帝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关系时。作为皇权独立性最明显的标志（或最响亮的信号），它们成了政治批判“个人统治”的主要焦点。从长远看，它们逐渐侵蚀了君主在其位发表言论的政治合法性。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政府越来越多地以这些言论都未经规划，只是君王发表的个人意见为理由而同这些不受欢迎的演讲划清界限。政府这样的声明暗示了皇帝的政治观点不会造成广泛的政治影响。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的前20年里，动摇了君主宝座的那些丑闻不只是如在夏日最炎热之时偶尔光临的风暴那般随意来去的存在。它们是循着一定的规律慢慢积聚起来的：俾斯麦将自己在1890年被迫离职成功栽赃成可疑的“支持者”的杰作，借此暗示在1908~1909年的奥伊伦堡丑闻事件中此人得到了恶报。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90年代对南非的被动政策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再度在《每日电讯报》危机时期开始持续发酵并日益恶化。曾担任王侯导师的军事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以一个不祥的隐喻捕捉到了这一命运的转折：他暗示道，每一轮新的怒潮就如同威廉之前犯下的错误和失职编织成的花圈（Kranz），累积在公众的记忆里，交织在一起。正如1910年《法兰克福日报》的维也纳记者所见，比较威廉二世与奥匈帝国国王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两者，可以看出威廉过度的公开发言起到了多么适得其反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沉默君王”一向把私人生活和公务职责区别对待，从不利用公共平台发表任何个人演说，且“任何人在奥地利企图如同德意志帝国的家家户户都讨论（国王）那样谈论他们国王的话，很快就会惹上大麻烦”。

从另一个角度看，众所周知，由于难以估计舆论的情况，我们应该慎重对待仅仅由报纸评论所支撑的论断——“报刊观点”和“公众观点”并不一样。《每日电讯报》事件期间，一名旅居柏林的外国观察者写道：“（君王也许失却了）皇权不受批判的光环，但由于他所拥有的个人魅力，往往在大部分臣民眼中还保有强势的支配地位。”威廉能如此进退自如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与其民众之间的关系从狭义角度看，并非全然是政治性的。威廉作为君王在执政的方式上还有其他特点，能够唤起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兴趣和同情心。如我们所见，威廉比他之前的两任君王更加痴迷现代科学，在他身边围绕着工业和技术革新方面的著名专家，从而将自己与先锋研究联系在了一起。当然，这些时髦的兴趣也许具有补偿的性质——威廉在科学技术领域可以自由行事，不再受到他在行政机构所遭受的种种阻挠；而这也是他重新获得工商界中产阶级忠诚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阶级也是对他努力定下的政治基调最为怀疑的群体。但威廉一心想要达到的真实及其产生的积极的公众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大受欢迎的齐柏林伯爵是飞艇的设计师和推广者，威廉与他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从当时大规模发行的明信片上看出，两人的肖像被分别放置于“当时最具魅力的技术发明”的两边。柏林的一家报纸意识到了威廉与伯爵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于是进行评论：“深受民众喜爱的东西也应当为他们的王室代表所欣赏，一名君主若是通过行动证明其接受了这一公理，总是好事。”

威廉借用天意的行为或许成了严肃报纸的笑料，却迎合了很多普通德意志人更粗俗的口味，从而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还有许多中产阶级新教徒热情地支持他再度神化皇权的努力。他对那种“世纪末”文化浪潮中的最新发展趋向显然是知之甚少的。他不喜欢柏林分离派的作品：对于分离派的瓦尔特·莱斯蒂科充满忧郁格调的画作《格吕内瓦尔德森林湖》，威廉发了一通著名的牢骚——“他毁了我的整个格吕内瓦尔德森林湖地区。”但如果说威廉对前卫艺术直言不讳（且往往是无知）的批评对文化人士、知识分子来说大约是颠倒黑白、荒谬可笑的，它们对更多相信艺术可以逃避现实并给予启迪的文化消费者来说则是颇有意义的。再者，威廉仍然被默认是国家的一部分象征，因为德意志几乎没有其他真正意义上的象征。在巴伐利亚，“帝王崇拜”的一系列仪式（1913年的游行、揭幕式和大赦年庆典活动）吸引了大量中产阶级、农民和商人参与。即使在工业区社会民主主义的氛围之下，社会民主精英与一般的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批判性视角之间似乎也有一道鸿沟，后者将君王视为“宗法–天赐原则”的象征。警方线人在汉堡的工人区酒吧记录的一些谈话中，有对“我们的威廉”的诋毁之语，但也不乏许多支持他甚至充满感情的评论，许多人对威廉积极支持造船业的发展充满了感念之情。深究这种正面的反响，我们会发现一个未经仔细探究的方面——即皇后的公众形象，其真诚的态度和慈善筹款活动引发了很多支持性的评论，她本人也被广泛认为是“皇室家族最受敬爱的成员”。

我们不该低估约1900年蓬勃发展的电影行业为君主带来的娱乐价值。王室很快就意识到这一新兴技术的宣传潜力。自1890年以后，宫廷官员和威廉本人主动开始监管刻画君主本人的电影作品。王室管家奥伊伦堡伯爵（奥古斯塔·路德维希·奥伊伦堡，不要把他和其亲戚菲利普以及博托搞混了）派先锋摄影师奥斯卡·迈斯特到中东去拍摄威廉的巴勒斯坦之旅——影片在整个帝国上映，在公众宣传方面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从1905年起，威廉指派自己的私人摄影师特奥多尔·于尔根森（Theodor Jürgensen）拍摄船舰出航和自己主持的其他海军项目，还要（这是历代君王都从未尝试过的新的自我表现形式）记录威廉的日常生活场景，不论他是在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上，还是在位于科孚岛的夏日行宫里，或者在自家的柏林城市宫里。于尔根森制作的系列影片由一家大型电影发行公司发行，在帝国上下数百个电影院里放映。这些影片向公众展示了威廉私下里同家人休闲度假时的形象。这在君主与大众娱乐之间建立了一条纽带，并延续至今。君主政体下的皇室家庭形象，仍然也是引发民众柔情的重要焦点。1913年，威廉的女儿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与汉诺威的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的婚礼轰动一时；这场婚礼被早期的彩色胶片记录下来，为整个帝国数以百万计的人见证，这也许是战争爆发前君王生活中最后一次让民众产生情感认同的事件了。即使是极为评判性的报纸也承认这些宏大场面对在场见证者和电影观众所具有的强大的心理影响力。德意志帝国社会中仍有数量可观的（如果不能精确量化的话）“帝国保皇党”。只有经过世界大战带来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这些群体才能彻底消失。

图9　1913年3月21日，乔治五世和威廉二世（右）正在一辆马车上，前往汉诺威的公爵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与威廉之女、普鲁士公主维多利亚·路易丝的成婚典礼，以示祝贺。这一奢华的家族庆典齐聚了整个欧洲的王室成员，也是德意志帝国统治家族成功地联络国家间感情的最后场合之一。

第7章　从危机到战争（1909~1914）

当我们顺着时间线索逐渐靠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点，如何衡量威廉二世在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难题。关于他的这一段统治时期的记述，已经和现代欧洲史学中最复杂、分歧最多的争辩焦点交叉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想要评价威廉二世在其中的作用，我们必须要触碰，或者至少是得了解这些争论的核心，比如说关于在巴尔干危机中德意志帝国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所扮演的角色、1914年之前德意志帝国的战争准备的本质和意义、1914年德国是如何推动奥塞冲突进一步升级的，以及在战争迫在眉睫时为什么没能成功地阻止这起劫难。当时间推向8月，我们逐渐接近这场灾难的边缘时，战争已经显现出它的预兆了：回头来看，每一个透着战争气息的边注、每一次扩大军费开支的需求中都蕴含着不祥的意义。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那时一切都好像站在了黑洞的入口，那些决策、书面评论甚至只是一些随口之言，都在把所有人、所有事推进这个黑洞。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的一言一行对整个事态进展变化都至关重要。而这一点，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威廉二世尤甚。

威廉二世、奥匈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

在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发生的一系列扰动着整个欧洲外交局势的外交冲突中，有两个地区的摩擦格外激烈：那就是摩洛哥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威廉二世对北非地区其实并不是特别热衷。相比之下，最终在1914年点燃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巴尔干危机，其形势之所以变得如此严峻，这和在威廉二世眼中那高效、高尚的德意志帝国外交政策脱不了干系。沃尔夫冈·卡尼斯以及拉马尔·塞西尔都曾一致强调过，威廉二世曾向奥地利保证过，他会在巴尔干问题上给予他们全力支持。考虑到1914年德意志帝国最终和奥地利并肩开战这一灾难性的收场，卡尼斯认为威廉二世长期以来对他的奥地利盟友恪守承诺是德意志政策中的致命累赘，“威廉二世这项长期持续的政策使德意志暴露于生死攸关的危险之中”。然而，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史实的支持，也没有记录显示战前时期威廉二世曾被卷入巴尔干危机。由此可见，他对奥地利在该地区的政策的支持并不是毫无保留的，他是否愿意给予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认为奥地利的需求是否正当，以及他对其中所包含风险的预估。

1908年10月，奥匈帝国突然宣布要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引发了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的第一次危机。然而，这个举动并没有把危机引向欧洲大陆；毕竟，这块领土已经受奥地利管辖30年了，至于正式把它们吸收进奥地利帝国的版图里这件事也得到了俄国的支持，这是之前奥地利外交大臣埃伦塔尔和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一次秘密会晤中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这场危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埃伦塔尔在俄国做好媒体舆论准备之前就把这项注定会引发争议的吞并计划摆在了欧洲公众的面前。竟然把“塞尔维亚兄弟”割让给哈布斯堡王朝，这引发了俄国国内的一片愤慨之声，在压力之下，尴尬的伊兹沃尔斯基不得不否认和埃伦塔尔达成的这一协议。随后，奥匈和沙俄这两大联盟集团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1909年3月，德国在“圣彼得堡通牒”中警告沙俄不许对奥地利施加威胁时，这场危机达到了顶峰。由于法国拒绝履行承诺，俄国只能选择让步，伊兹沃尔斯基也因此辞职了。这项通牒被普遍认为加剧了同盟国的孤立状况，因此也使得德意志帝国更加依靠它的奥地利盟友。

当威廉二世第一次得知奥匈帝国要吞并波黑的计划时，他最先考虑的是这可能会全面分割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土。他谴责了奥地利的这个尝试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玩笑”，可能会让欧洲的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混乱。“埃伦塔尔可怕的愚蠢，”他在10月7日（那时德意志外交政策正陷入两难的境地）提到，“所以，我们既没有办法支持，也没办法保护我们的土耳其朋友。”实际上，有人怀疑如果奥地利在决定吞并波黑以前对威廉预先警告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反对这项行动。1909年5月时，威廉二世在斥责埃伦塔尔没有事先询问他的意见的时候，这位外交大臣直言不讳地回答道：“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已经预先想到了威廉二世的决定，鉴于他和（土耳其的）苏丹之间的长期友谊，他一定会反对这个计划。”

然而，事实上威廉二世最终还是支持了奥地利的吞并计划，一部分原因是比洛已经给他准备好充足的理由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以那时欧洲的舆论情况以及俄国对此事的软弱表现来看，没有任何国家会支持俄国来对抗奥地利。毕竟，德意志外交部早就知道了埃伦塔尔和伊兹沃尔斯基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所以他们根本没必要理会俄国表面上的抗议。总之，波黑危机在那时都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了，而当时威廉二世正被卷入《每日电讯报》事件（详见第6章）。这位皇帝最终采取的中立态度从政治因素上来看，说明德意志帝国与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主动权依然被比洛和外交部牢牢地掌握在手里，而他们的目的和三年前摩洛哥危机时一样，是想通过孤立同盟国成员并对其施压来撬开整个联盟系统。

换句话说，这次1908年的波黑危机并不能证明威廉二世对奥地利的巴尔干政策问题那孤注一掷的承诺会使德意志帝国暴露于“生死攸关的危险”中。在随后的一场巴尔干危机（1912年）中，也是这样。1912年10月8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黑山王国和希腊这4个国家在俄国的支持下向土耳其宣战，这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随着土耳其节节败退，这4个国家向土耳其要求更多的领土。这些要求中最敏感的就是塞尔维亚提出的那些，除了它已经占领的那些领土以外，它还想要原本属于土耳其的阿尔巴尼亚，进而得到亚得里亚海岸。这项要求得到了俄国的支持，但是遭到了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对，这便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死结。如果塞尔维亚坚持自己的要求，那么可能会导致奥地利采取军事干涉，俄国也可能会借此干涉这一问题，从而促使德意志帝国履行联盟义务来帮助奥地利。

维利巴尔德·古切在他所著的威廉二世的政治传记中强调，从威廉二世对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反应来看，处于“垄断集团以及军界日益增强的压力”之下，在1912年的夏秋期间他已经转变了他的外交政策手段，而他也知道这种新外交方针可能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古切引用了两处记载来支持他的观点。第一处是在威廉二世的边注中，他提到东方问题时写道：“这个问题最终一定是通过血与铁来解决的！但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那就是现在！”第二处是威廉二世在批注中就俄国是否会迫使弗朗茨·约瑟夫开战的问题写道：“然后出于联盟的责任，我会把这当作采取行动的理由，无论结果可能会怎样。”

然而，尽管威廉二世确实多次在各种情况里表示，他认为巴尔干问题只能通过“血与铁”（他曾多次直接搬用的俾斯麦的话）来解决，但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认为德意志也会被卷入这场“血与铁”的斗争。在1912年10月2日，威廉二世的一名随从官员在给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报告中写道，威廉二世认为巴尔干地区出现冲突，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同样他也认为：“我们应当克制，避免对巴尔干地区国家施加任何影响，让事态顺其自然地发展。”两天以后，威廉二世在备忘录中修正了他的看法，在这个备忘录中还包含了他的4个观点。威廉二世提到（第一点）所有为了“维持和平”而进行的干涉只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因为这只能更加激起巴尔干国家人民对大国的仇视，从而动摇现有的统治权威。他还补充（第二点）如果出于德意志帝国利益而需要干涉的话，则必须是在俄国和法国在军事上还没准备好能够以此为借口和德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而且（第三点）巴尔干国家尝试与土耳其那垂死的欧洲领土主权相对抗，这既正常又正当。他同样还建议（第四点）大国必须放弃对冲突进行干涉，而是要形成一个“圈”，把任何争斗都限制在这个圈子里。威廉二世在结束语中写道：“让这些人自己去干吧。不管他们是受到打击还是获得了什么好处，到时候都必须坐下来好好谈谈。这个问题最终一定是通过‘血与铁’来解决的！但是，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那就是现在！”

很少有文章能够比这更好地证明，了解整个上下文对理解威廉二世的政治言论的重要性。尽管他对巴尔干地区冲突的正当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这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儿反感，但是和古切所认为的不同，并没有迹象显示他提倡德意志帝国干涉巴尔干问题。恰恰相反：在11月4日，威廉二世明确禁止外交部参与任何可能会“阻碍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以及希腊人对胜利的正当追求”的行为。巴尔干地区的战役，他认为是“世界历史演变”的一部分，它可以让自中世纪以来就进驻到欧洲的伊斯兰势力重新退出欧洲。此外，他认为让这些巴尔干联盟的国家团结起来，尽管牺牲了土耳其的利益，但是从长期来看，这可能会促使它们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巴尔干联合国家，像是“巴尔干合众国”。他在后面的批注中还写道，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实权的实体不仅仅可以缓和奥地利与俄国在该地区的矛盾冲突，还可以为德意志帝国的出口贸易提供一个很好的地区性市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奥地利强烈抗议塞尔维亚通过获得阿尔巴尼亚的部分或者全部领土从而得到亚得里亚海港口时，威廉二世一开始表现得漠不关心。“让塞尔维亚得到亚得里亚海的港口，我看不出这对奥地利的特权或者威望有什么损害，”他11月7日写信给基德伦时写道，“我觉得，这时候反对塞尔维亚的愿望是不明智的。”他也不认为德意志帝国对盟友的承诺会要求他对塞尔维亚采取什么行动：

三国同盟的精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履行一项影响会如此深远广泛的义务，它……只是让我们保证现有领土的完整性。……的确，战争给巴尔干地区带来的局势变化可能会给维也纳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没有什么值得我们一定要诉诸武力，这样我既对不起我的良心，也对不起我的人民。这和1908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时问题是发生在一直属于奥地利的领土上。

两天之后（11月9日），威廉二世重申他“绝对不会因为阿尔巴尼亚和都拉斯港的问题而向巴黎和莫斯科进军”。他还命令德意志外交部向奥地利建议，把阿尔巴尼亚建成一个准独立的公国，并且让一位塞尔维亚的王子来统治它。随后，在11月11日，他还在备忘里写道，仅仅因为“奥地利不想让塞尔维亚进入阿尔巴尼亚或者都拉斯地区”，而去承受被卷入“与三个大国之间关乎生死存亡的斗争，而且德意志帝国还可能会因此灭亡”这样的风险，实在太荒谬了。他还补充道，三国同盟不应该“在涉及本国以外领土的纷争里”给予奥地利“无条件的帮助”。如果随后俄国对奥地利起兵的话，那么德意志帝国有义务帮助奥地利，但是前提是奥地利没有主动挑衅俄国。这种挑衅很容易在处理塞尔维亚问题时发生，威廉二世提到，“无论如何维也纳都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如果奥地利在塞尔维亚的问题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让步，然而俄国还是继续挑衅的话，整个欧洲都会怀疑俄国只是把塞尔维亚问题当作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政策的借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帝国动员力量支持奥地利才是稳妥的。

所以，把10月初的事件解读为“威廉二世的野心大到要统治火星”以及“他现在已经掌握了把自己直接引向战争活动的主动权”，都是存在误解的。但是当然，威廉二世仍然觉得在俄国攻击奥匈帝国的问题上，德意志是有义务去持维也纳的。在11月末的时候，这种情况看上去已经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了。11月21日，在来自德意志帝国驻维也纳大使奇尔施基的电报中，他强调了目前形势的严峻性：奥地利的战争大臣奥芬贝格将军告诉他说，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制很快就会“解体”，除非维也纳现在“在塞尔维亚问题上放手一搏”。威廉二世还补充道：“这可能会带来一场欧洲范围内的大战，对于我们而言，这更是一场生死攸关的争斗；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搞清楚伦敦方面以及巴黎方面的立场。”

战争的调子自此已经响起。等到11月月末，威廉二世已经越来越确信奥地利对坚决处理塞尔维亚问题的需求是正当的。但是，他是否同意德方出面干涉，还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首先，奥地利是被挑衅的一方，再就是没有其他非当事国家的介入。因此，这完全取决于西方大国对此事的态度，尤其是英国。在11月21日写给基德伦–韦希特尔的便笺中，威廉二世满意地发现“整个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新闻界都认为奥地利是被挑衅的一方”，他还补充道，如果俄国的“部署”让“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不得不发动战争”，那么他愿意对奥地利提供帮助。但是，这个承诺依然是有条件的；有明确的历史证据表明，在他11月9日的指示中，他仍然不打算“因为阿尔巴尼亚和都拉斯港的问题而向巴黎和莫斯科进军”。因此，德意志帝国的大使们需要搞清楚法国是否在此次冲突中“站在俄国那一边”，以及“英国会站在哪一边”。在11月22日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其他奥地利高级官员的秘密会晤中，威廉二世重，申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已经做好了与俄国开战的准备，尽管他还是坚持以俄国的军事现状应该不太可能让孤立的圣彼得堡冒着陷入这样一场冲突的风险。

因此，威廉二世的立场与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毛奇的立场存在冲突。这个时候毛奇还在那里夸夸其谈，关于他的“双线进攻行动”，这个行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击败法国。相比毛奇，看上去更想要掀起一场欧洲大战的是威廉二世，他预见到将要发生一场局部战争，而且必须阻止它进一步升级。如果根据威廉二世在11月末对奥地利的保证就说他“乐于”冒战争的风险，这种说法恐怕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只是为了维护塞尔维亚那些普遍被认为是离谱、过火以及站不住脚的要求，英法两国就会在1912年冬天发动战争，这显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几乎不可能为了支持塞尔维亚而冒险进攻奥匈帝国，更不用说它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实际上是非常模棱两可的。换句话说，威廉二世并不太可能有机会兑现他的保证……实际上，当有一天他被要求兑现它们的时候，他出于安全考虑而拒绝的可能性还更高一些。

结果是，威廉二世对于此次危机的回应无论如何还是误导了某些人。试探巴黎方面以及伦敦方面的立场的命令被无视，而贝特曼和基德伦发出的官方信号（1912年11月25日的“冷回绝”声明）也让威廉对弗朗茨·斐迪南的承诺作废了，声明中说德意志帝国政府将支持大国联合共同解决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威廉二世接受了这项政策调整。12月初，塞尔维亚同意遵守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议上的裁决，而俄国也不再坚持把亚得里亚海附近划进塞尔维亚领土范围。1913年5月，这场由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所引发的冲突通过《伦敦和约》（暂时）得到了解决。

蓄谋已久的战争？

1912年12月2日，在阿尔巴尼亚引发的危机刚刚平息之时，首相贝特曼在国会上的演讲无意中再次掀起了波澜。他警告说如果俄国对奥地利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么德意志帝国将站在奥地利这边，而且这将得到全体德意志人民的支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贝特曼会采取如此有对抗性的语气。无论他的动机如何，这场演讲都使得英德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贝特曼发表演讲的第二天，英国政府也出乎意料地发出了一项警告。英国陆军大臣理查德·霍尔丹告知德驻英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如果德意志帝国在俄法两国对奥匈帝国的战争中支持奥地利的话，那么英国将出兵支持法国。直到几天后，威廉二世收到了利赫诺夫斯基发来的信息，才从中得知了这项警告，这让他既恐慌又愤怒。威廉立刻下令让那些高级陆军及海军军官，包括总参谋长毛奇以及三位海军大臣（提尔皮茨、黑林根以及米勒）在上午11点到皇宫里开会。至于这场会议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到目前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它仍是威廉统治时期里最莫衷一是的片段之一。

关于12月8日的这场会议并没有留下什么实质性的记录，只有一些简单的记述有幸被留存下来，其中就有参会者海军大臣格奥尔格·亚历山大·冯·米勒（Georg Alexander von Müller）的记录。根据他的这份记录，威廉二世在对利赫诺夫斯基传来的信息进行提炼以后，集中强调了以下4个关键点：如果战争在欧洲大陆上打响了，英国不可能保持中立；因此，在因塞尔维亚而起的战争中，俄国将不再是孤军作战；既然英国也会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敌人，那么必须让海军做好准备，以对抗英国海军（提尔皮茨必须加紧建造U型潜艇）；赞同了毛奇“战争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来得越早越好”的观点，“我们应当努力通过新闻舆论为对抗俄国的战争造势”。

我们要如何解释威廉二世这种强硬的态度呢？威廉二世一直假设英国会在德意志帝国被卷入与法俄的战争时保持中立。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会使德意志在面对有关塞尔维亚的外交问题时有更多回旋的空间。如果英国不支持法国，那么法国在关于塞尔维亚问题的战争里，就不太可能站在俄国那一边。反过来，俄国在塞尔维亚问题上和奥地利的分歧最终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也就大大降低了。这一点也反映在德意志帝国战争计划中预想的几种军事行动方案里：除了用来应对东西两个敌国同时进攻情况的“施里芬计划”以外，德军参谋部还设想了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法国没有参与俄国攻打奥地利的行动，德意志帝国将如何应付来自东线的俄国的攻打。就算法国介入了，也有可能把英国隔绝在冲突以外。抱着这一预期，威廉二世在1912年12月3日批准了一项海军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在欧洲大陆上发生战争的时候，限制德意志舰队对抗法国的活动，以避免激怒英国。如果说威廉二世长期以来都对来自英国的那些不友好的信号有些过度敏感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在他看来（不只是他这么觉得）英国是整个欧洲陆地权力系统的支点，其外交情势对各国权力的平衡有着独特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考虑到这些前提，也就理解了威廉二世会如此震惊于理查德·霍尔丹对利赫诺夫斯基的警告。之前预计的只是和俄国交战，或者只用两线作战而把英国排除在外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没有了。这一新的预警更加让人担忧，因为这和威廉二世刚刚从他的高级顾问那里得到的建议恰恰相反。这种可能性的突然缩小让威廉二世非常惊恐，他觉得英国的这个警告就相当于“委婉的宣战”。“与三个大国之间的生死斗争”，这个一直以来都缠绕着威廉二世的噩梦，如今已经触手可及。就如约翰·勒尔提到的那样，在12月8日的会议之后的几天里，他的言论中都透着一股苦涩沉痛的味道，英国所采取的这种在他看来是背信弃义的政策让他既费解又痛苦。他把霍尔丹的警告告知了奥地利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揭露了英国所谓的“均势外交政策”背后的“险恶用心”，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挑拨大国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相互对抗，以便英国坐收渔翁之利”。

这场“战争会议”的意义究竟如何，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不尽相同。讽刺的是，这个会议的戏称还是来自贝特曼的，而他并没有被邀请到会议中来。约翰·勒尔，以及弗里茨·菲舍尔、伊曼纽尔·盖斯等史学家认为1912年12月的战争会议不仅仅揭示了威廉二世在国家决策制定过程中仍然处于核心位置，同时此次会议也是为设立一个综合考虑了战争状态下陆军、海军、德意志经济情况以及德意志公众意见的战争计划做好准备，以便应对即将发生的冲突。但是其他人，包括沃尔夫冈·J.莫姆森、迪特尔·格罗以及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认为这场会议仅仅是对一次国际危机的应激反应，他们并不同意从此以后德意志帝国的军事政治领导阶层已经进入了欧洲大战的倒计时的观点。然而，勒尔倾向于认为，贝特曼以及基德伦–韦希特尔的缺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证明，在德意志帝国政治制度顶层的决策者中，军方官员的地位要高于文职官员；而反对他的观点的人认为首相的缺席仅仅证明此次会议的级别不够高，强调了在本次会议中达成的“决策”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后果。埃尔温·赫尔茨勒甚至认为12月8日这场戏的主角不是威廉二世，而是贝特曼，因为他随后就“让威廉二世回到他自己应在的位置上”，并且让在这场会议中制定的决策“作废”了。

究竟谁是对的？目前，都有证据来支持这两个观点的一些方面。勒尔强调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宪政体制中的中心位置，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召集12月8日的那场会议。他还正确地点明，那些与会的陆军及海军官员所提出的观点多少都带有一些极端主义色彩。这场会议还表明（尽管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预防性战争的概念在德意志武装部队高层的心里是多么根深蒂固。这同样也显示了德意志军事与文职领导阶层之间的政治鸿沟到底有多深。当贝特曼继续执行他安抚英国、孤立俄国的外交方针时，军方的战争计划已经在关注这场与英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了——“东线动员计划”在1913年被抛弃了。

虽然如此，海军大臣米勒在对此次讨论进行总结时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相当于零”，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1913年的军费支出增加和这次会议也没有什么关系；早在1912年11月，增加军费开支的提议就已经被官方通过了，无论如何扩军的提议都是早就应该通过的。同样也没有什么关于保卫国家的宣传活动，亦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表明政府已经开始努力为德意志帝国的战时经济做准备。至于贝特曼和基德伦的缺席，与其说是由于军方官员的地位要高于文职官员，倒不如说更有可能是因为威廉二世认为他们在笃定地认为英国会在冲突里保持中立这一看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12月8日的战争会议依然只是一个小插曲：等到第二年1月初，柏林的危机氛围业已消散，威廉二世重新冷静了下来。贝特曼说服他放弃了原定的海军扩充计划。在四五月的时候，另一场巴尔干危机爆发了，起因是塞尔维亚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城市斯库台。很显然，威廉二世此时仍然反对任何可能会招致战争的干涉行动。文职官员的权力地位其实一直稳稳地高于军方官员，毛奇关于预防性战争的一再呼吁并没有被理睬。这种事态并未出乎鹰派上将法金汉的意料，在1913年1月的一封信里他写下，据他观察，政治领导层（包括威廉二世自己在内）仍然对持久的和平抱有自欺欺人的幻想，这使得毛奇不得不在说服威廉二世采用更加激烈的外交政策的“斗争”里“孤军作战”。在12月最初的震惊过后，威廉二世变得矛盾而且愈加悲观起来，但是依然寄希望于与英国的长期和解。1913年他评论说，他依然认为英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他还相信德意志帝国的军事力量能够阻止俄国武装干涉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

好战的威廉二世？

到了1913年的秋天，塞尔维亚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激烈起来。1913年6月，战争又一次在巴尔干地区爆发了；此次冲突的结果就是在1913年8月10日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其中塞尔维亚分得了一部分新的领土，但是同时也确认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然而，局势仍然非常紧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塞尔维亚人并不满足于他们已经被给予的这些，他们决心要争取更多。阿尔巴尼亚发生叛乱的时候，塞尔维亚出兵阿尔巴尼亚镇压了叛乱，至此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以及亚得里亚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10月18日，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撤出阿尔巴尼亚。

威廉二世对这场新的巴尔干危机做何反应呢？他对这份最后通牒非常欢迎，还在边注中写道，现在正是“在那里”建立“秩序与和平”的好时机，还希望塞尔维亚最终没有满足奥地利提出的条件，从而让奥地利有理由去打击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军队。在1913年10月26日与奥地利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交谈时，威廉许下了一个有点儿夸张的承诺，就是“任何来自维也纳的外交部愿望都是他的指令”。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过头，而且也太过鲁莽了；考虑到随后的事态发展，克劳斯·希尔德布兰德认为，这个承诺简直就是“致命的目光短浅”。然而，如果非要把1914年7月到8月发生的大战与这一承诺相联系的话，那就是一种误解，因为威廉二世做出这个承诺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即德国对奥地利的行动计划（命令塞尔维亚退出阿尔巴尼亚）的支持是不会破坏德国以及欧洲大陆和平的：1913年秋，各大国一致同意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领土的要求是非法的，而且十分支持奥匈帝国拒绝这些要求。就连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都承认“在致使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的一系列事件中，塞尔维亚要比普遍认为的负更多的责任”，圣彼得堡方面立刻敦促塞尔维亚放弃这些要求。

虽然如此，显而易见的是，威廉二世那浮夸、激进以及鲁莽的言辞，很容易把他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固执的好战分子。维利巴尔德·古切认为“在1913年和1914年之交，威廉二世就仅仅是在等待一个开战的好机会”，从威廉二世的语录中很容易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古切大量地引用了开战前最后12个月里威廉二世的言辞或是评注，而它们看上去似乎都证实了他的观点。

1.1913年12月，德国官员利曼·冯·桑德斯被任命为土耳其第一集团军司令，这使得俄德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在阅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以后，威廉二世在评论中宣称：“能否对抗来自各方的扰动，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名誉！所以快站起来，把手放到你的剑柄上！”

2.读过驻俄大使普塔莱斯发来的一篇报告以后，威廉二世在旁批注道：“在读过所有的报告后，我肯定俄国正在为我们之间的交战做好准备。我也将采取相应的政策。”（古切引用了这段评论作为威廉二世已经接受了德军总参谋长冯·毛奇所提出的预防性战争计划的证据。）

3.1914年6月11日，在威廉来到弗朗茨·斐迪南位于布拉格附近的科诺皮什切城堡短暂停留期间，据说他曾声称“如果奥地利不采取什么（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的话，那么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4.1914年6月21日，在威廉与汉堡的银行家马克斯·瓦尔堡交谈时，据说威廉二世曾问道：“与其坐着在这等待，主动出击岂不是更好？”

把这样一些片段拼接起来，我们很容易就会顺势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位皇帝毫无疑问是非常渴望战争的。但是，这其中是存在方法论问题的。在临时表达自己观点时说的话，和最终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的纲领性的文件或者话语之间，是必须要加以区别的。那些急躁或是粗糙的旁注真的会对政策制定造成什么直接影响吗？根据我们对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运作过程的观察，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似乎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同样，还有那些在餐桌上的侃侃而谈。那些只是威廉二世随随便便抛出的评论，竟被历史学家们十分认真地捡来作为证据了。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而且也更加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必须要考虑语境。因为各种词与话语的具体意义都是由语境赋予的，只有语境才能让我们理解人们说出这些词和话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重新检验上述这些引述的评论，就会发现这种保留非常重要。先看第一条，了解完上下文之后，就会发现这句话仅仅是一个关于战斗的隐喻，并不是真的倡导要积极备战。它指的是在面对俄国的抗议时必须保持坚定；但是，并没有（明里或者暗里）提到要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也与文件中讨论的问题不相符。总之，5天以后，在一篇驻土耳其大使发来的报告中，他用比较柔和的语气写下了如下批注：“对于俄国人而言，他们需要更耐心一些，总有一天俄国的种种担忧都将平息，而俄国与土耳其和解的愿望也都有机会实现。”

至于第二条批注，它并不能证明威廉二世已经下决心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了，尽管它确实反映了威廉二世对报告中提到的新一轮俄军装备重整的规模之大以及重整的目标在于对抗德国之事非常警觉，他已经决定做好最坏的打算了。而至于第四条中提到的他对马克斯·瓦尔堡所说的话，这位银行家在总结他和威廉二世在餐桌上的谈话时认为：“我不觉得威廉二世真的在考虑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

如果威廉二世真正下决心策划一场针对俄国或者同时针对俄法两国的预防性战争，我们就应该能够在文件中找到一些表示支持一系列公然挑衅行为的字眼。在引述的第三条评论里，威廉二世表现出的意图正是维利巴尔德·古切强加给他的。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没有任何关于威廉二世和弗朗茨·斐迪南在6月于科诺皮什切城堡进行会面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古切在这里引证的其实是一个已经辗转经过了三人转述之后的说法，据说是大公把威廉二世说的话告诉了梅茨格上校，然后进而又传到了奥地利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的耳朵里，随后赫岑多夫就把它记在了日记中。古切是在这里发现了它，然后再引用的。但是梅茨格的原说法，和大公传达给奥地利皇帝的版本完全不同。根据另外的一个说法，这同样也被记叙在赫岑多夫的回忆录中，但是古切并没有引用，皇帝曾经要大公去“问问德意志皇帝能否保证我们能够在未来继续依靠德意志帝国”。然而，大公报告的结果则很让人失望：“德意志帝国皇帝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接受这个版本的说法，因为它和威廉二世在战前一年里与奥地利交流塞尔维亚问题时的总体态度是一致的。威廉二世没有催促奥地利对塞尔维亚采取什么激进或者挑衅的行动，恰恰相反，他一直坚持采取一些低风险的外交解决方案。比如在1913年10月，威廉二世在柏林接见奥地利大使的时候，他承认塞尔维亚必须接受奥匈帝国的区域统治，但是他也明确地指示奥地利去采取一些温和的措施。这位大使上报说：“陛下想通过开出下述条件来解决争端，也就是我们要用那些塞尔维亚所需求的东西来拉拢他们，包括金钱（从国王到大臣，都可以得到一笔），军事训练，改善贸易条件。”只有这些措施都失败了，奥地利才有理由使用武力来确使它服从。

1913年12月16日，在驻慕尼黑的奥地利使者发来的报告中也描述了类似的对话，其中写道威廉二世认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奥地利是否愿意让步：“我认为如果贝希托尔德伯爵愿意牺牲一些金钱，同时让特蕾西亚学校（奥匈帝国最好的军事学院）以及各种学院和教育机构（向塞尔维亚人）敞开大门，以及通过其他的一些好处来帮助自身发展的话，那么他一定能够（在贝尔格莱德）站稳脚跟。”在1914年3月12日威廉与瑟杰尼关于巴尔干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中，也突然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奥匈帝国可以提供一些优惠的贷款来帮助缓解塞尔维亚的金融危机，从而试着取代法国的位置）。

威廉二世如此坚持于与塞尔维亚和平共处，这让他的奥地利伙伴十分沮丧，因为他们认为这位德意志帝国皇帝显然没有意识到奥匈帝国所面对的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威胁的严峻程度。从1913年秋天到1914年春天，奥地利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活动的主题就是努力让德意志帝国能够意识到那些阻碍着和平解决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的难题。尽管做出了很多努力，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1914年5月16日发给贝希托尔德的命令中仍抱怨说，“柏林的那些人依然没有摆脱让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友好相处的想法”。约瑟夫皇帝注意到，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已经变成一个特殊的问题了，从他最近对这个话题的评论里，可以发现那些纠正他对塞尔维亚问题的看法的努力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随后，一个命令被下达下去，大意是把塞尔维亚国内那些沙文主义的新闻报道转发到柏林，递交给威廉二世，好让他能意识到塞尔维亚政界里那顽固的反奥情绪。但是奥地利的这些努力基本都白费了：一直到1914年7月1日，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发生过后三天，匈牙利首相伊什特万·蒂萨（Istvàn Tisza）建议弗朗茨·约瑟夫好好利用这次威廉二世计划来维也纳进行的访问（但是，后来被取消了），“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必须要让塞尔维亚为杀害那位高贵的绅士付出代价”。

如果把威廉二世公开表示和平愿望（特别是1913年6月16日对德意志国会代表们的演讲）的行为当作对其本质上求战外交政策的“虚伪的”掩饰的话，显然是误解了其意愿。威廉二世曾在很多不那么公开的场合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他曾对海军大臣米勒说，希望他的统治起到的作用是巩固而非扩张。在1914年3月11日，在与巴登使节贝尔克海姆的会面中，他提到“我们的政策中最普遍的原则就是谨慎小心，以及留有余地”，而且他承诺道，“无论情况如何，作为皇帝，永远不会去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在当天晚上，军事内阁大臣林克非常遗憾地确认威廉二世仍然对军方所提出的抓住“现在的有利时机”来解决这场“无法避免的冲突”的提议无动于衷。同月，荷兰使者热韦尔在柏林停留期间观察到，这位皇帝“和金融以及工业界人士联系极其频繁”，只是草草地带过“欧洲冲突的灾难性后果”这一话题，还在和意大利大使的讨论中明确表示了他“完全和平的立场”。所以，在1914年3月16日，当康拉德向德意志帝国驻维也纳大使提到能不能提早发动一场打击俄国的战争时，使者拒绝道：“两位大人物都反对这个提议，一位是你们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另一位是我们的皇帝。”

1914年7月

当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暗杀事件传到威廉二世的耳朵里时，他还正在他的皇家游艇“霍亨索伦”号上。在和顾问们商讨过后，他同意让游艇立刻返回柏林，好让他能够“把握事情动态以及维持欧洲和平”。7月2日，德意志帝国驻维也纳大使发来了标注时间为6月30日的报告，其中写道，奥地利方面认为这次暗杀是早有预谋的，他还观察到在维也纳，“甚至是那些重要人物”都认为奥地利应当立刻“和塞尔维亚来一场最终的、彻底的清算”。首先，要跟塞尔维亚“提一系列要求，万一他们不接受这些要求，奥地利将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奇尔施基还补充道，他自己利用一切机会来“静静地，同时又坚决严肃地反对对此事操之过急”。在这个文件的批注中，威廉二世支持了必须与塞尔维亚清算的观点，还补充讲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他并不认同奇尔施基劝阻维也纳方面采取积极行动的努力：“让奇尔施基别再说这些废话了！塞尔维亚必须要被肃清，即刻就要！”

在很多经典的描述七月危机的著作中，都把威廉二世对这份文件的评注当作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德意志帝国外交激进化的重要里程碑：根据伊曼纽尔·盖斯的说法，“威廉二世所激烈阐述的‘立刻’处理塞尔维亚的愿望以及他所说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为后来的德意志政策中最关键的口号……这些边注的效力等同于皇帝的命令”。在威廉二世“站在总参谋部这一边”之后，“政治领袖们都会遵循皇帝的指令，这是德意志帝国由来已久的传统”。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些批注究竟是不是真的能等同于“命令”。暂且不论威廉二世的批注是不是拥有和“命令”一样的分量，能让那些相关部门的大臣们改变原有的一致看法，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威廉二世的批注使得奇尔施基在维也纳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这一观点；7月2日，就是威廉二世阅读并且给报告加了批注的那天，这位大使确定了他需要采取一些“坚决而无情的行动”，但是，这可能是因为受到奥地利放出假消息的影响：他们报告说一支12人的塞尔维亚杀手小队在去往柏林暗杀威廉二世的途中被他们拦截了。至于威廉二世自己对塞尔维亚事件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必须由奥地利自己来决定要如何应对这次暗杀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奥地利打算怎么做，只是它自己的事。”

7月5日，来自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一封信送达柏林，信中谈论到他以及奥地利政府对这场暗杀的看法以及它可能对两国未来产生的影响，威廉二世再次介入这场危机。这封信以及一份备忘录由奥地利大使瑟杰尼来到波茨坦新宫递交给了威廉二世。根据瑟杰尼的报告，威廉二世快速地浏览了这两份文件，然后评论，他已经在“期待能对塞尔维亚采取严肃的行动”了，但是他必须考虑这种举动是否有可能会带来“一场严重的欧洲危机”。因此，他不能“在咨询德意志帝国首相的意见之前，就给出一个最终答案”。然后，他就离开去吃午饭了。瑟杰尼写道：

午餐过后，当我再一次着重强调局势的严重性时，陛下允许我向我们的至高君主（弗朗茨·约瑟夫）传达，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仍然拥有德意志帝国的全力支持。就像他之前说的，他必须要听取首相的意见，但是他丝毫都不怀疑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先生一定会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对于此次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尤其如此。然而，根据他（威廉二世）的观点，这件事事不宜迟。在任何事件上，俄国对我们的态度都是敌对的，但是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了，而且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发生战争的话，我们应该有信心的一点是，德意志帝国将会一贯忠于我们的联盟关系而站在我们这一方。更不用说俄国，在目前的状况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好开战的准备，而且必定要花很多时间来思考是否要动用军队。……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利用好现在的有利时机，他（威廉二世）会后悔。

在瑟杰尼离开以后，威廉二世召集来几乎所有能立刻赶来的政治与军事顾问，宣读了从奥地利传来的信息的内容。然后，他询问法金汉（现在他是战争大臣了），军队是否已“准备好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法金汉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这份文件所传达的信息已经被当作德意志帝国向维也纳开出的“空头支票”而被记录在1914年的历史中；这个用来形容威廉二世对其盟友的承诺的比喻虽然可能稍微有些误导之嫌，但它也算是非常公正地描述了威廉二世的意向。威廉二世认为奥地利有理由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而且他们也应当这样做，并且不必担心俄国的威胁。然而，棘手之处在于，威廉二世过度诠释了奥地利所传递的信息，他许下的承诺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奥地利原有的打算，这使得战争向着他们更进一步了。虽然弗朗茨·约瑟夫的信中确实没有明确提到要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但是它会让读到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维也纳方面正在考虑采取最极端的行动。比如说，奥地利皇帝坚持，“调和这场冲突”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只有塞尔维亚“这个政治力量因素从巴尔干地区消失”，这场冲突才能得到解决。不管怎么样，亚历山大·霍约斯伯爵，这位被委托把皇帝的书信带到柏林来的高级官员，本身也非常支持采用军事手段，而他来到这儿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德意志人汇报奥地利外交部的亲战观点。他与阿瑟·齐默尔曼在柏林外交部里的谈话（其中霍约斯谈到了塞尔维亚的最终“划分”）毫无疑问地反映了奥地利的凶猛意图。

在7月5日的波茨坦议会上，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又是怎么评估在俄国攻打奥地利时德意志帝国可能面临的两面，甚至三面受敌的风险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二世和他的军事顾问把萨拉热窝事件引发的危机视为挑起与其他大国的冲突的好机会，从而使德意志帝国从中获利。在过去的几年里，军方一直反复地提到预防性战争，而且鉴于协约国的军事准备正在持续扩大，所以有理由假设武装力量的平衡正向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另一边倾斜。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也就有理由假定德意志帝国永远都不再有可能填补与协约国联盟之间日益扩大的军备差距。

这些观点很可能在德意志帝国领导层的考量中起到一个背景性的作用，在他们衡量被卷入与两个或者更多大国之间冲突的风险的时候。另一方面，非常明显的是，威廉二世既不相信俄国会介入此次冲突，也不希望引致它的介入。7月2日，萨尔扎·利希特瑙（萨克森驻柏林使者）汇报说，尽管某些高级军方官员提出“即刻开战”会对德意志帝国更有利一些，鉴于俄方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他感觉威廉二世不太可能接受这个建议。随后，萨克森军方代表在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和那些“赞成”战争迟早会到来的人不同，“据说威廉二世仍然宣称要维持和平”。威廉二世的副手汉斯·冯·普勒森上将在出席了7月5日举行的会议后，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普遍认为……俄国（尽管是塞尔维亚的朋友）并不会参与进来。”因此，当法金汉向威廉二世询问是否需要为可能发生的大国之间的冲突“做好万全的准备”时，威廉二世的回答是否定的。德意志帝国不情愿做军事准备，直至7月末这依然是德意志帝国处理此次危机的一个特点，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军方对军事准备现状的信心，但就如戴维·史蒂文森所说，它也证实了德意志领导人“倾向于把冲突限制在巴尔干地区的范围内，而他们清楚如果限制失败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即便如此，他们也坚持这样做”。

7月初，威廉二世似乎依然对能把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内抱有信心。7月6日早上，他告诉代理海军大臣的海军国务秘书冯·卡佩勒，“他不认为会发生什么进一步的军事纷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不会选择背上弑君的罪名。此外，俄国和法国也都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他还对其他的高级军官说过类似的话。这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提振底气：威廉二世长期以来都认为，尽管俄国的军备确实是在日益扩充，但是距离俄国能够冒险发动袭击还需要假以时日。因此，在1913年10月末，阿尔巴尼亚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的时候，他对瑟杰尼说：“目前，俄国还不会使他焦虑；而在将来的6年里也都不用害怕它。”

这种观点同样也反映在了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部的基本看法上以及其他报告中。虽然那些报告都非常清醒地预测了从眼下到1917年甚至更久之后俄军人员数量、火力装备以及组织动员的速度都在增长，但是报告实际上都一致认为俄国在短期之内不会构成威胁。报告曾在1913年3月以及1914年1月被递交给威廉二世以及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其指出在随后的五六年中，沙皇尼古拉都不会让俄国卷入任何军事冲突。直到1914年7月初，威廉二世和那些军事精英依然保持着这个看法。当第一次有人提出是否要采取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的时候，德意志帝国驻维也纳大使奇尔施基更关心的是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是否会介入其中，而不是圣彼得堡方面的反应。鉴于威廉二世并不担心会发生什么“严重的纠纷”，他继续兴致勃勃地准备着自己早已计划好的斯堪的纳维亚巡航之旅，所以贝特曼很容易就劝说他按时离开柏林。威廉在7月6日离开了柏林，由北海舰队护送，舰队还计划在挪威海岸附近举行演习。威廉后来指责贝特曼在危机最关键的时期让他离开了柏林。

在一年一度的基尔帆船赛上度过了愉快的几天之后，威廉二世和皇家海军的军官们建立起了友谊，他们相处甚欢。威廉二世乘的船继续航行到挪威港口城市巴尔霍尔姆，他在那里停留到了7月25日。7月14日的时候，就是在那里，他发出了对7月2日弗朗茨·约瑟夫发来信息的第一封个人回信。这封信有可能是由外交部草拟的，在信中，威廉再次强调了早先许下的会支持奥地利的承诺，还谴责了那些“发疯的狂热分子”，这些人鼓吹的“泛斯拉夫主义”威胁到了奥匈帝国的“国家体制”，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要发动战争。威廉二世声明，尽管在奥塞关系这一问题上他必须“克制自己不要提出看法”，但是他认为这是“文明国家的道德义务”，要通过“所有可用的力量手段”来“反击”这些反君主制者。但是信中剩下的部分仅仅提到了奥地利要掌握在巴尔干地区的外交主动权以避免在该地区形成一个反对奥地利的“由俄国支持的巴尔干联盟”。这封信以期许皇帝尽快从丧亲之痛中走出作结。

威廉二世写于自己在游艇上收到的那份文件上的评论表明，像很多柏林政界以及军方的领导人物一样，他并没有什么耐心来等待维也纳方面的决定。看上去他最关心的是，如果就这样白白让时机流走，会浪费掉萨拉热窝的谋杀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公愤，或者奥地利可能会丧失自己的决心。奥地利确实是在慢吞吞地做出决定，一开始是因为领导层的意见不一致，后来是因为在7月20~23日法国总统与总理计划前往圣彼得堡的访问之前，并不适合发出最后通牒。在此期间，根据萨克森驻柏林使者的说法，德意志政府依然决定不要“阻止”奥地利人，但是也避免公开煽动他们采取什么特定的行动。在7月15日前后，威廉二世很高兴地听说维也纳方面将要制定什么“有力的决策”了。他唯一遗憾的就是还要再等上一阵才能把奥地利的要求传达到贝尔格莱德。

然而，到了7月19日，威廉二世在“霍亨索伦”号上收到了外交国务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报让他进入了“极度焦虑”的状态。电报里基本上没有提到什么新鲜事，但是其中警告说最后通牒将于7月23日发出，以及会采取措施确保“在发生某些没有预见的情况而需要做出重要决策（动员）时”，能够得到威廉二世的帮助，这让威廉二世清楚地意识到这场危机所影响的潜在范围现在扩大了。他立即发出命令让公海舰队取消对斯堪的纳维亚的计划访问，而代之以各方聚集在一起即刻准备动身。他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得知英国海军此时正好在一场试验性的动员当中，因此也在一种非常激昂的战斗准备状态里。但是，贝特曼和雅戈认为，这样做只会引起彼方怀疑，而且若劝阻英军解除动员，只会使危机进一步恶化；7月22日，他们否决了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参谋的命令，下令让舰队按原计划出访挪威。外交政策依然比战略考虑重要。

尽管局势越来越紧张，威廉二世仍然相信一场更大范围内的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在他看过奥地利对贝尔格莱德最后通牒的内容副本之后，他评论道：“好吧，这也就是听起来很坚决罢了”——威廉二世明显和他的随从们普遍认为的一样，就是奥地利会在对抗塞尔维亚时退缩。海军大臣米勒提出，这份通牒意味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威廉二世大力反驳了他。威廉二世坚持认为，塞尔维亚不会冒险与奥地利开战。米勒把这理解为威廉二世完全没有做好面对军事纷争的准备，一旦他意识到战争真的有可能会发生，他就会低头了。

威廉二世在7月27日下午返回了波茨坦。第二天清晨，他第一次阅读了塞尔维亚对两天前发自维也纳的最后通牒的回复。在奥地利提出的10项要求中，塞尔维亚政府只愿意完全接受其中的两项，部分接受其中的三项，用模糊或者带有误导性的回复回避了其中的4项，并完全拒绝了其中的一项。被拒绝的那一项（第六条）是要求由维也纳方面“委托”的机构可以参与塞尔维亚对“6月28日的阴谋”的调查。塞尔维亚拒绝的理由是，这样做“有违宪法以及刑事司法程序的相关法规”。而威廉二世对此的反应，至少可以说是让人意想不到。他在这份塞尔维亚回复的副本上写道：“非常好的方案，而且在48小时之内做出。这比我们期望中的更好！奥地利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但既然赢了，就再没有任何开战的理由了。”当听说奥地利已经下令局部动员了，他感到非常惊讶：“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下令动员的。”

在当天（7月28日）早晨10点钟，威廉二世匆忙地写完了一封给雅戈的信，其中提及他认为既然塞尔维亚已经愿意“屈辱地投降”，“那么，就没有什么需要开战的理由了”。威廉还进一步建议奥地利考虑暂时占领贝尔格莱德这座空城以作为确保塞尔维亚顺从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命令雅戈通知奥地利人，他的愿望是“消除所有引发战争的可能”，威廉二世自己也准备“与奥地利一起为和平努力”。“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努力，同时尽可能地照顾到奥地利的民族情感以及其军队的荣誉。”他还把他的观点写给了毛奇，他认为如果塞尔维亚遵守了它对奥匈帝国的承诺，那么开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一天，据战争大臣埃里希·冯·法金汉所说，威廉二世做了很多“混乱的发言，但是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他并不想开战，而且也下决心（避免它），即使这意味着会使奥匈帝国陷入困境”。

历史学家们通常把这突然表现出的慎重作为威廉二世被吓坏了的证据。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明确地指出：“威廉二世在危险离得远远的时候还能够虚张声势，当发现战争的危险真的临近的时候，就安静了下来。”这个说法是有些道理的：我们看到，威廉二世对遵守维护奥地利利益的承诺的情愿程度，是和他所估计的发生冲突的风险大小成反比的。7月28日，这个风险看上去已经非常大了。利赫诺夫斯基在他从伦敦发来的最近一封电报中汇报说，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子爵认为塞尔维亚的做法已经“令人满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同时，他还警告说如果奥地利不能缓和自己的态度，那么一场大战也就近在眼前了。考虑到威廉二世一向对英国方面的观点非常敏感，他一定会严肃地对待这些警告。然而，在某些方面，威廉二世7月28日这封信中的内容，可能和他之前的调停还是比较一致的，而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被吓坏了”：他在此次危机期间的评注表明，不像维也纳和柏林的有些高层人物仅仅把这份最后通牒当作一个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他把它视作一份真实有效的外交文书，而且会对解决此次危机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他依然执着于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巴尔干问题的观点。

也许威廉7月28日给雅戈的那封信最令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它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威廉二世享有如此庞大的权势，他的介入可能会改变整个危机的进程，进而可能改变世界的历史。但是，他并没有和维也纳方面好好沟通，奥地利的领导人已经等不及要进攻塞尔维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三周的大部分时间里，威廉都漂在海上，他也没能了解柏林的事态进展。他对雅戈的指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没能把他的看法传达给维也纳方面。贝特曼也没能把威廉二世的观点及时地告知奥地利人，以阻止他们在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而威廉发给奇尔施基的紧急电报，在他写完给雅戈的信仅仅15分钟以后发出，其中包含了他的一些建议，但是却略去了他最关键的一项坚持，就是没有理由必须开战。相反，贝特曼仍然坚持已经被威廉二世放弃的早先的线路，就是德意志帝国必须“谨慎避免让人产生我们希望能阻止奥地利的印象”。为什么贝特曼要这么做，现在人们仍然不得而知。比较有可能的是，他已经决定采取替代策略，致力于和维也纳方面共同劝说俄国不要对奥地利的行动反应过度。7月28日晚，贝特曼建议威廉二世发送电报给尼古拉二世，向他保证德意志帝国政府会不遗余力地帮助维也纳与圣彼得堡方面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协议；仅仅在24个小时以前，威廉二世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这样做为时过早。换句话说，贝特曼的策略进一步地增加了开战的风险：他是想要把冲突限制在局部，而不是阻止它发生，而且不管威廉二世是否干涉，他都下定决心要坚持自己的政策。

当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同时也就迎来了这场危机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三天以前，也就是7月25日的晚上，俄军总参谋部就已经进入“战争准备阶段”了——把军事资源初步集中于前线地区的一项临时措施，而7月28日奥地利宣战的消息则让俄国坚定了该路线。据俄国总参谋部动员部大臣多布罗沃尔斯基上将所说，之前一直力图避免冲突的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现在认为全面开战已经在所难免了，俄国必须尽快开展动员工作。7月29日军方下令开展局部动员，到了第二天规模就提升至全面动员了，因为那时他们收到了来自柏林的警告——如果继续进行军事准备的话，德意志帝国也将不得不进行动员。

这急剧恶化的事态向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形势注入了一丝恐慌和混乱：由于对伦敦发来的信息以及俄国已经开展军事准备这个令人惊恐的消息忧心忡忡，贝特曼改变了他的方针。7月28日，贝特曼破坏了威廉二世做出的试图约束奥地利的努力之后，现在他自己也打算这样做。于是，贝特曼在7月29日给奇尔施基发了一系列措辞急迫的电报。但是，他的努力已经是无用的了，俄国的军事准备的速度之快已经迫使德意志帝国在调停起作用之前就要采取反制措施了。在7月30日传来俄军已经开始全面动员的消息之后，德军自己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两天之前，在与贝特曼激烈的辩论之后，法金汉成功地下令把军队从训练区调回基地。此时，一些早期的准备措施（在西部进攻区购买小麦、专职看守铁路以及让军队驻防要塞）还尚且能够保密，因此理论上也能与采用外交手段控制危机同时进行。但是，这并不适用于“临战状态”，这已经是动员之前的最后准备阶段了。至于德意志帝国是否以及何时要向战争迈出这一步，是柏林领导层在战前最后的时光里争辩的一个中心议题。由于只有威廉二世才有权力裁定德意志帝国政界及军方领导人之间相互矛盾的观点，他再一次成了决策过程中的中心参与者。

7月29日，在俄国开展局部动员的当天举行的会议上，军事首脑之间还是没能达成一致：战争大臣（法金汉）支持宣布进入临战状态，而总参谋长（毛奇）以及首相则仅仅同意加强对重要运输线路的警卫戒备。威廉二世似乎在这两个意见之间摇摆不定。可能是那天早上尼古拉发来的电报让他深受震动，电报中威胁式地提到“（俄国采取的）极端措施可能会引发战争”，他首先是赞成战争大臣的观点。但是，在贝特曼的压力之下，他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宣布进入“临战状态”。法金汉对这个决定表示非常遗憾，但是在日记中他提到自己可以理解这么做的动机：“因为每一个认为或者至少是希望能够维持和平的人，都不会支持宣布我们已经面临‘战争的威胁’了。”

7月31日，当人们还在对采取哪种军事措施摇摆不定的时候，身处莫斯科的德意志大使传来消息，俄国从昨晚午夜起，已经下令开始全面动员了。这时，威廉二世通过电话下令宣布进入“临战状态”，这个命令在7月31日下午1点由法金汉下达至武装部队。由于是俄国先行动员的，所以责任也就落在了俄国头上，这对威廉二世和柏林的领导层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考虑到德意志帝国部分城市的反战示威，德意志帝国必须以防卫者的形象进入这场战争。鉴于俄国方面的进展，威廉二世不能一直阻止“临战状态”的声明发出，但是有趣的是，根据巴戈利亚军方代表冯·文宁格的证词，这个决定是法金汉“从他身上硬挤出来”的。然而，在当天下午，威廉二世看上去又重新冷静下来；在法金汉同样出席了的会议中，威廉二世斗志昂扬地叙述了当前的状况，他把这场即将发生的冲突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俄国。“他的举止和语言”，法金汉评论道，“一反平常，是一位德意志帝国皇帝应有的，也是一位普鲁士君王应有的。”

来自伦敦的消息

从始至终，威廉二世最关注的还是英国的态度，他始终把这个国家视为欧洲大陆权力系统的支点，认为是否能够避免一场全面战争取决于英国的态度。7月28日，乔治五世保证“我们会尽己所能不参与其中，而且将保持中立”，这让威廉变得更有信心，同时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子爵并不愿意透露英国的意图，这也助长了威廉的乐观情绪。所以，在7月30日早晨，他非常震惊地得知了格雷与德意志帝国大使之间的对话，格雷警告说如果冲突被限制在奥地利、塞尔维亚与俄国之间，那么英国不会参与其中，但是如果德意志帝国和法国也参与进去的话，那么英国将站在协约国这边。大使发来的消息让威廉二世燃起一阵阵怒火，他在愤怒中记下了一些当时自己的随想：他谴责英国人为“恶棍”和“吝啬的店主”，他们想要迫使德意志帝国把奥地利留在“困境当中”，他们拒绝把自己的大陆盟友从战场上拉回，竟还敢用可怕的后果来威胁德意志帝国。当第二天俄国全面动员的消息传来时，他的思绪再一次飘到了英国。结合格雷发出的警告，俄国的动员向威廉二世“证明”了英国现在正在利用日益扩大的冲突所提供的“借口”，“利用欧洲所有国家来对抗我们（德意志帝国），以便自己从中获得好处！”

这种长期以来对英国在欧洲外交格局中的分量估计过高的倾向，可以解释为什么威廉二世仍然认为，如果伦敦方面在最后改变路线是可以阻止德法之间的战争的。当乔治五世在7月31日晚上提议，如果德意志帝国没有攻击法国的话，那么英法将保持中立时，威廉二世在第二天（8月1日）是这样回复的，尽管他暂时不能撤回已经向德意志武装部队下达的总动员的命令，作为让英、法保持中立的条件，他非常愿意停止任何针对法国的行动。利赫诺夫斯基发回的信息指出，柏林需要等待伦敦发来的正式决议。基于这个前景，威廉二世在提尔皮茨以及雅戈的支持下，下令停止目前的部队调动，等待伦敦方面发来的电报。这个命令引发了皇帝和总参谋长之间的激烈争吵。

尽管威廉二世和贝特曼抓住这个决议作为避免西线开战的救命稻草，毛奇却认为，总动员一旦开始了，便不能被中止。“这引发了一次极端激烈且戏剧性的争吵，”一个在场人员回忆说，“毛奇十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非常激动，嘴唇都在颤抖。威廉二世、首相还有其他人都在恳求他，但也是徒劳。”毛奇拒绝是因为若把德意志帝国的后背暴露给正在进行积极军事动员的法国，无异于自寻死路，而且不管怎么样，第一支巡逻队已经进入了卢森堡，来自特里尔的第16师将紧随其后。但是，威廉二世对此无动于衷。他已经把命令传达到特里尔，这样第16师在跨过卢森堡边境之前就会停止进军。当毛奇乞求威廉二世不要阻止他占领卢森堡（因为这样他才能防止卢森堡的铁路被别人占领）时，威廉二世反驳道：“那就用别的路！”争辩陷入僵局。在整个过程中，毛奇几乎被气得发疯。在私下的时候，这位总参谋长眼含热泪地向法金汉吐露，“他现在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因为威廉二世的这个决定向他证明皇帝依旧对和平抱有希望”。

大约下午5点的时候，格雷发来的信息到达柏林，宣称英国在未来会保持中立，即使是在德法冲突中，也是如此。皇宫里一片欢腾，但是有一些人，包括法金汉和毛奇，对此持怀疑态度。毛奇继续坚持道，动员计划到如今的这个阶段已经不可能再将法国排除在外了，但是威廉二世拒绝听从他的建议：“你那出色的叔叔是不会给我这样的回答的。只要我下令，他就能做到。”威廉二世命人带来香槟庆祝，毛奇便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他对妻子说他已经做好和敌人进行战斗的准备了，但是并不是和“这位皇帝”一起战斗。毛奇的妻子认为，就是这次事件所带来的压力，使得这位总参谋长患上了轻度中风。不久以后，利赫诺夫斯基发来电报称，如果德意志帝国想让英国在德意志帝国与俄法之间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话，格雷将马上提出一些条件。这让所有人都很迷惑，德意志帝国也就没有做出回复。

另一封来自利赫诺夫斯基的电报在晚上11点刚过的时候到达柏林，证明了法金汉对这个提议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这封电报里，利赫诺夫斯基强调，格雷之前告诉他的英国将会保持中立的提议是无效的。毛奇可能会感到些许宽慰，他现在正在总参谋部，对皇帝阻止第16师进军的命令流下了“绝望的泪水”。刚过午夜的时候，他就被召回到宫中。等他一到，威廉二世就把刚刚收到的那封指出英国（真正）立场的电报拿给他看，并对他说：“现在，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

小结：威廉二世与战争的爆发

我们能从威廉二世在七月危机里的反应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和那些老一套的见解一样，尽管威廉二世并不想让德意志帝国卷入大战，但是他的一些决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战争的来临。但是必须指出，还有两位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和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是如此。弗朗茨·约瑟夫的副手亚历山大·马尔古蒂说，奥地利皇帝原本是把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当作一种外交恐吓，当他发现塞尔维亚并不接受的时候，他的内心也十分震惊。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开始并没有急着准备采取军事措施（和威廉二世一样，他直到最后都试图避免一场大战），实际上在7月29日的晚上，沙皇收到了来自这位德意志帝国表兄的电报，他把它当作和解的口信，于是就撤回了总动员的命令。7月30日，经过与外交大臣萨宗诺夫的漫长讨论以后，沙皇表现出对战争“极端的厌恶”，人们很难能够说服他让他下令立刻开展总动员。另一方面，这两位皇帝在他们各自的政治体制中都是（至少从宪法层面上讲）“决策的最终源头”，在制定那些将导致战争的决策过程中，他们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也都对那些决策知情。正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个人呼吁使得威廉二世承诺会支持针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也是约瑟夫自己赞同了贝希托尔德提出的最后通牒，虽然他知道这个举动可能会引起冲突范围的扩大——“是的，我知道，俄国不会忍受这些条款。”7月20日，约瑟夫对财政大臣莱奥·冯·比林斯基说道。那时比林斯基正警告他战争可能会爆发。尼古拉二世从1914年年初就完全赞同对涉及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的问题采取强硬的方针路线；他同样也对7月30日俄国的总动员十分知情（还是大国中第一个总动员的），这使得战争的到来无法避免，“唯一的作用就是以最有可能实现的方式煽动了这场战争”。这两位君主都下定决心拒绝让步，因为这会有损他们的名声，以及他们自己国家的“大国地位”。

在这三个国家里，高级军官们都认为一旦冲突发生，他们都有自信能够获胜，而且都积极要求执行全面对抗的政策。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和其俄国同行苏霍姆利诺夫以及奥地利的康拉德一样，在七月危机中的关键时刻把君主推向战争的方向。但是，在任何时候，德意志帝国的文职领导层和国家首脑都没有把决策的权力交给军方。毛奇在7月30日未经授意就向奥地利发出训告，劝说他们为对抗俄国展开动员，而且承诺德意志帝国也将这么做，这些证明他确实还是拥有一些独立的主动权的；这一超越宪法的干预行为有时被引用为文职高层行政权力被剥夺以及决策权被军方领导层所夺取的证据。但是，这一论调不应当被太过夸大：毛奇的建议并没有被奥地利方面听取，他们仍然继续把军事策略的重点放在缩小巴尔干危机涉及的范围上，唯恐与俄国展开没有必要的对抗。此外，在对危机中的各大国采取的外交政策进行比较之后，很容易让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就是，比起德意志帝国，“高压的外交政策和军事预防策略”在俄国、奥匈帝国，甚至英、法两国的危机管理中成为更加突出的特征。

的确，人们可以认为德意志帝国的高层缺乏协调决策结构，使得威廉二世有机会裁定执行文职高层而非军方提出的意见，这和其他皇帝的情况不太一样。威廉二世在7月28日以及31日都利用了这样的机会。和他不同的是，弗朗茨·约瑟夫和尼古拉二世（至少从7月中旬起）或多或少地都在面对来自政界、军方以及外交顾问的联合集团的压力，他们都要求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与确保观点多元化的德意志帝国不同，俄国以及奥地利的政策是由双方共同商议的，这使得将军们更容易向那些文职领导人推销自己的政策观点，因此在看法上它们都要比德意志帝国一致得多。这种现象在俄国尤为明显，苏霍姆利诺夫接连使出诡计使得稳健派的首相科科夫佐夫伯爵被罢免，以确保鹰派在内阁会议里的优势地位。尼古拉二世和弗朗茨·约瑟夫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的军事首脑进行正面较量，而威廉二世在7月28日以及31日却那样做了。

威廉二世能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他自己的政策观点和军方领导层的有着非常关键的区别。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尽管他的穿着打扮总是走神气的军旅风格，他本人也酷爱制服，但是他和现役的军队高层其实并不亲近。自从19世纪80年代初，威廉二世和瓦德西在演习讲评会上大吵以后，他和军队的关系就转变得非常疏离了，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军方也不信任优柔寡断的“爱好和平的威廉”。威廉二世身边总会有军方人员跟从，这制造出一种表象，就是皇帝始终和将领们非常亲近，而且也乐于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事实上这种“围绕”正好起了相反的作用，那些长期留在他身边的军官已经逐渐变成“朝堂上的士兵”，他们身上背负着太多礼仪上的职责，已日渐远离那些战斗的指令了。威廉二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法金汉、毛奇以及其他军方人员不断灌输给他的“预防性战争”的观点；他倾向于德意志帝国在应对俄国1913~1914年军备扩大时采取的措施，比如在东部前线建造坚不可摧的堡垒地带，当作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任何时候，他都没有把“预防性战争”的逻辑应用到解决1914年7月出现的问题当中。他知道施里芬计划，也大概知道东线作战计划已经被搁置了，但他并不把作战计划当作什么金科玉律。威廉二世拒绝接受毛奇所说的动员计划是不能被改变的，或者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的观点。换句话说，威廉二世既不是什么“预防性战争”的倡导者，也不符合很多历史学家所引用的观点，认为七月危机升级的关键因素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威廉二世并不认同战争是必然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抨击奥地利在巴尔干采取的外交政策为“悲观主义”，以及他公开表示希望他统治的时期被铭记为欧洲和平的时代。

但是，可能有反对的声音，认为即使威廉二世希望欧洲能够保持和平，但是他也希望在巴尔干地区发生战争，至少在1914年7月初是这样的。这确实是正确的，威廉二世错误地相信巴尔干的战争并不会破坏欧洲的和平。至于奥地利提出的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是不是如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缺乏正当性，如何裁定这个问题，则已经超过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了。可以这样说，从当代的视角来看，维也纳方面提出的要求显然并不严苛（这些要求对贝尔格莱德的主权侵犯的程度要明显小于塞尔维亚代表团1999年在朗布依埃所面对的要求），而塞尔维亚的回复也不像通常被认为的那么随和。总之，很明显的是，威廉二世相信不仅仅是他认为奥地利的理由是正当的，而且（非常正确），这一观点也是欧洲大国各政府普遍认同的。出于这个原因，威廉二世和他的大多数政治顾问一样，假定俄国不会决定介入奥塞冲突，即使最后不得不动用武力。这种“战争会被限制在局部的错觉”也经常被认为是导致德意志帝国决定支持奥匈帝国的影响因素。

如何评价威廉二世以及柏林方面对于形势的错误估计，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把他们对俄国中立的假定当作一个荒谬的骗局——误读俄国的意图，这件事本身太让人费解了，除非它是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计划的伪装；或者我们是否认真看待那些列举出的俄国不会干涉的理由。事实是，德意志帝国确实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俄国并不会介入这场冲突。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见，俄国的军备计划还在一个远未完成的阶段。一个更深层的因素在于俄国、法国以及英国发出的犹豫不决的信号。俄国人最终还是介入了，但是这并不是必然的：从巴尔干地区近期发生冲突的经验中，很难判断俄国到底会多么严肃地对待这个具体的挑战。此外，如果科科夫佐夫继续担任首相，或者如果法国没有如此急于发动7月28日、29日的总动员的话，那么俄国在七月危机中采取的政策可能会非常不同。

另一方面，甚至德意志帝国领导层中最乐观的成员都知道，俄国是有可能会介入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7月5日做出的支持承诺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空头支票被发出的时候，这个可能性已经降到最低了。然而，当公众对萨拉热窝事件的震惊已经平息，而奥地利人一直拖拖拉拉地没能做出回应，因此就会让人觉得柏林和维也纳方面正在一起准备一个精心策划的方法，从而把俄国从巴尔干地区挤出去。对于威廉二世，他第一次受到现实冲击，是在7月27~28日，利赫诺夫斯基发来电报警告说英国的立场变强硬了。威廉二世把英国当作欧洲陆上大国外交的关键，他只能通过一些绝望的努力来阻止冲突的发生，他抓住塞尔维亚的回复当作在贝尔格莱德和维也纳方面之间调解的基础。正如我们所见，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违反当初许下的全面支持的诺言，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上面加了一个新的解释：德意志帝国目前支持的是友好的调解，而不是针对第三方的军事行动。所有这些都非常符合威廉二世之前对同盟关系的态度——他对年老的皇帝的个人尊重以及不想破坏奥地利对柏林方面的信任的小心翼翼，而这些态度可以从他不愿德意志帝国卷入巴尔干地区与一个或更多大国的纷争这一点上得到印证。但是，威廉二世的这些想法都是无用的，因为它们被首相压制了，这进一步提醒我们，威廉二世能够影响，但是并不能控制德意志帝国的政策。

第8章　战争、流亡、逝世（1914~1941）

最高统帅

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君主同时也必须（至少理论上）是一个军事指挥官。从威廉二世开始统治德意志帝国的那天起，他就把这方面的责任视为统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登基的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发布政令，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军事机构，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皇帝与国王陛下的指挥部”（Headquarters of His Majesty the Kaiser and King）。普鲁士国王的军事副手，从传统上来讲，都是作为各自服役的军队部门的代表来陪伴在皇帝左右的，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威廉二世的指挥部里的将军和副官都是他在军事内阁大臣的帮助下亲自挑选出来的。在整个战前时期，威廉二世都对军备问题以及陆军和海军法规的起草有着非常狂热的兴趣，甚至十分渴望能够指挥年度军队演习。那个被广为流传的用来形容德意志帝国皇帝的称呼，“最高统帅”（Oberster Kriegsherr），更是突出了德意志帝国君主对军队构建和部署的这份责任。

这位君主对维持和延伸越过议会的王室指挥权的决心，对德意志的政治与宪法历史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详见第4章）。它同样也影响了陆军与海军指挥的结构演变。简单地讲，它阻滞了一个能够协调各部门活动以及调整它们的优先权的中心机构的形成。在威廉一世统治的时候，人事、训练、军备以及部署的责任逐渐被分散到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机构中去：总参谋部、战争部以及军事内阁等。威廉二世并没有试图颠覆这种状况，事实上他进一步分散了指挥机构，方式是增加可直接向皇帝汇报的陆军及空军指挥所的数量。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目的是为了创造出一个使君主的指挥权力不受限制的环境。“在决定亲自行使对海军以及陆军的最高指挥权以后，”威廉二世在1899年3月14日发布的政令中宣称，“我认为这不实际，就是在我和我的将领之间需要有一个负责指挥的中央机构，而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传达我的命令。”

然而，实际上威廉二世行使指挥权的能力是十分受限的。他对军队演习的参与，被证明是极具破坏性的，一部分原因是威廉二世并不擅长战术谋略，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认为，如果皇帝参与进来，那么他必须得在演习中获胜：“因为皇帝不能被他的任何一位将领击败。”1906年，施里芬的继任者赫尔穆特·冯·毛奇把威廉二世不再进一步介入指挥作为自己上任的条件。

威廉二世同样也缺乏对战略规划的概念。在战争即将到来的时候，对于总参谋部制定的应对可能发生战争的策略，他也只被通知了个大概走向——比如，他知道施里芬计划的大致情况。但是，他并不会被告知军事规划中的具体细节，这可能是因为非常注重保密的总参谋部认为他可能会泄露一些机密。此外，无论是陆军和海军内阁，还是帝国指挥部，都没有资源来支持皇帝真正行使指挥权。德意志帝国并没有像法国的战争高级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e de la Guerre）或英国的帝国防务委员会之类的统一军事指挥机构，而威廉二世并没有能力在军事指挥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因此也就无法弥补德意志帝国的这一缺失了。甚至是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里，德意志帝国领导层都没有为海陆两军的联合行动做出什么具体的准备，也没有试图使军事规划者所设想的策略和德意志帝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相吻合。从这层意义上说，德意志帝国依然属于“战略上无领导”。

在军事指挥方面，就像其他很多方面一样，皇帝所扮演的角色在理论上与现实上，可谓有着天壤之别。德意志宪法规定（第63条）在战争爆发时，皇帝必须拥有所有地面部队的最高指挥权，据说威廉二世曾宣布他会是“自己的战时总参谋长”。如果他确实是这样声称的，那么在1914年8月爆发的战争应该能成功打消他的错觉；他立即正式把以他的名义下达行动指令的权力让渡给了总参谋长。因此，总参谋长成了“真正拥有军队最高指挥权的人”。8月初，威廉二世承诺，他不会干涉军事行动的过程，令军方领导层惊讶的是，他在整场战争中都恪守了这个承诺。这些将军们，至少在战争初期的时候，都会留心不让他知道一些来自前线的坏消息，可能是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的斗志是多么易受影响。战争的爆发似乎把他抛入了神经衰弱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中间只有一些很短的时间他的状态会好一点儿。胜利的传言确实会让威廉二世沉浸于嗜血的狂喜中，但是他也非常容易变得沮丧，还易于陷入会一阵阵发作的失败主义情绪中。他的情绪随着前线传来的瞬息万变的消息而起伏不定。比如，1916年9月6日，据说威廉二世“看上去很糟”，因为他刚刚收到了关于第一近卫军团在索姆河战况的令人担忧的报告。但是，第二天他就又“非常兴奋”了，因为他得知罗马尼亚在图特拉坎的堡垒失守了。

据一名奥匈帝国的大臣后来回想，（因此）威廉二世已经开始变成一个非常次要的人物，成了“他的将军们的囚犯”。在整个战争期间，威廉都待在总指挥部，但是他会抱怨决策者在决策的时候没有通知或者咨询他。所有拜访过帝国总指挥部的人，都会因在那里的遭遇而产生浓浓的非现实感。皇帝坐在那里，操着腓特烈大帝的银质餐具享用饮食，然后同时拿德军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之类的生动的第三手故事来招待他的宾客，“尸体堆了足足6英尺[1]那么高……一名军士用45发子弹杀死了27个法国人”，诸如此类。“如果德意志民众认为是我在指挥军队，”他在1914年11月评论道，“那么，他们可就错了。我在喝茶、伐木，还有散步，然后时不时地听说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被完成，就像所有绅士所希望的那样……”“我试着不去惹恼他们，”1915年夏天威廉对普鲁士战争大臣阿道夫·维尔德·冯·霍恩博恩（Adolf Wild vonHohenborn）说，“但是，法金汉不得不维持是我在下达命令的表象。”那些被指派于战争时期陪伴在威廉二世身边的内阁要员都在（私底下）抱怨，他们不得不聆听皇帝的独白、迁就他最新的爱好（赫梯语的语言重构在1916年夏天非常流行）、参与那些并没有什么实质作用的谈话、在夜晚玩牌来打发时间，这些事是如此沉闷无聊，让他们都快患上幽闭恐惧症了。

历史学家们都正确地强调了这场战争对于把皇帝排除在国家事务的中心以外所起到的作用。正如拉马尔·塞西尔所指出的那样：“这曾经代表着无限荣耀的帝王宝座，位居其上的人拥有过如此强权和统治力，而如今在战争期间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次要位置了，坐在上面的是一个被忽视的、消息不通的，同时也变得愈加不重要的有名无实的领袖。”但是，过度延伸这个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威廉二世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地面部队的作战指挥之外——在这个方面，这位极具扩张野心的皇帝还是不得不屈服于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将领。但是，他可以更加直接（即使已经非常限制了）地影响到德意志帝国海军的行动。这位皇帝凭借着他在德意志体制中的中枢位置，依然是这个国家至关重要的人物。特别是，他还有权力任命或者是罢免“他的”军官以及行政人员。

大多数的对于军队人员的人事决策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对于总参谋长——也就是战时行动指挥的最高领导者——的任命显然非常重要。威廉二世曾把这个职位的任命完全看作他的个人决策，而且也不必考虑候选人资格是否够老，或者有没有军事内阁的推荐。他密切参与了1906年对赫尔穆特·冯·毛奇的任命，这个决定让很多知情人士都非常惊讶，因为尽管毛奇的军阶很高，但他从未担任过军团级别的参谋长。而在七月危机中，他们政见上的冲突（详见第7章）让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等到1914年9月中旬，当第一篇关于德意志帝国军队在前线遭遇重大挫折的报告到达帝国指挥部时，威廉二世对毛奇的信心已经彻底丧失了。这位总参谋长本来就容易情绪不稳，在接连遭遇了前线的坏消息以及君主的不信任之后，已经趋于精神崩溃了。威廉二世开始物色毛奇的继任者，由此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这位君主所握有的权力依然非常重要。威廉二世并没有理会很多军方重要人物的意见，他选择了埃里希·冯·法金汉上将作为新的总参谋长。对法金汉的任命本身就存在着很多的争议，而在1914年冬天，德意志帝国军队在西线并没能成功切断协约国之间的联系，之后，他便更加不得人心了。

这种情况说明威廉二世在德意志帝国权力结构中仍然处于中心位置。首先，法金汉之所以能够继续留任，完全是仰仗威廉二世的个人支持，这一事实强调了他们关系中存在依赖的成分。从这层意义上讲，正如法金汉的传记作者霍尔格·阿夫勒巴赫指出的那样，这位总参谋长依然是“朝堂上的宠儿”。同样，他也是一个罕见的极具沟通天赋的人（在威廉二世眼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他的口头报告以其言辞的优美清晰脱颖而出。威廉二世之所以要坚决保留这位非议缠身的指挥官的职位，并不是为了重新获得对军队行动的控制权，更多的是因为他不愿意失去这位熟悉的、可信的下属；事实上，威廉二世从未想要改变对法金汉的安排。

在1914年年末，要求撤销法金汉职务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这股对法金汉的厌恶情绪的根源（除了在职场上的嫉妒和竞争以外），存在对这场战争要如何进行下去的两极分化的观点。法金汉认为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在于西边，在这里德意志帝国将面对英法的联合军队，因此必须把大部分资源投到这一边来。在1915年12月的一份长长的备忘录里，他解释说如果德军选择和集中于打击一个法国被迫防守到最后的目标，那么就有可能凭借一场消耗战让法军“流尽每一滴鲜血”。这个策略的现实结果就是1916年2月德军发动了对凡尔登要塞周围防御工事的猛烈攻击。恰恰相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认为德意志帝国胜利的关键在于完全摧毁位于东边的俄国的军事力量。他们认为，德军在俄国前线相对成功的记录可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对的。他们还抱怨由于维持向西的政策，使得东线缺乏足够的资源，以至于到目前还没有取得什么决定性的突破。1915年夏天，东线的指挥官们和总参谋长就这些问题展开了公开的辩论。

在这些要求罢免法金汉上将的呼声越来越高之时，威廉二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就和法金汉的一样，已经越发不稳。这股反对法金汉浪潮中的主要人物，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威胁说，如果法金汉不被罢免的话，他自己就会辞职，此时对威廉二世的政治独立性的威胁已经非常明显了。兴登堡以及他亲密的伙伴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是东线上主要的指挥官和战略规划者。鲁登道夫是兴登堡名义上的下属，但是要比兴登堡更擅长规划和组织。1914年8月德军在东普鲁士的坦嫩贝格与俄军作战时取得的巨大胜利被广泛认为归功于他们俩。兴登堡的最后通牒是普鲁士军队历史中的头一例——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军官利用继续服役来交换某个具体的政策。威廉二世对这种操纵的举动非常愤怒，他考虑要把兴登堡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威廉拒绝顺从，但是也并没有惩戒他那逾矩的陆军元帅，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敢疏远一位如此有名望的指挥官。

图10　威廉二世会见陆军元帅保罗·冯·兴登堡。皇帝其实从未信任过这位得力的部下，就如同这张战争明信片上印着的这样，而兴登堡在与皇帝之间的政治关系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在这张图片中，呈现出陆军元帅高于他的对话者的影像，并不是巧合。兴登堡在战争期间巧妙地构筑了自己高大的形象，那些没有突出他的重要性的图片很少会被印刷出来。

已经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开这个僵局了，除了皇帝的裁决。事实上，德军东部战场最高指挥部的这些将领以及他们在指挥部内的结盟都受到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支持，这使得情势对威廉二世来说更加艰难了。确实，正是贝特曼掀起了早期的反对法金汉的浪潮。他并不认同法金汉的观点，法金汉认为胜利的关键在于要结合两种方式，即把攻击的重点放在西线，以及通过外交手段来对付俄国（这是由首相负责实行的）。贝特曼支持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观点，只有把战略上的重点由西线转移到东线，才是对德意志帝国有利的。反法金汉的队伍里甚至还招募到了皇族成员，其中包括威廉二世最小的儿子约阿希姆（他在兴登堡的指挥部服役），以及皇后（她在兴登堡的提示下写信给丈夫表示她支持罢免法金汉）。在发给奥古斯特·维多利亚的电报中，威廉二世十分愤怒地表示：“这些阴谋家甚至都不放过我的家庭，他们完全不顾及它的宁静，就把你送到了我的对立面上了。”在1915年7月到8月的辩论中，威廉二世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他命令法金汉从西线上派遣部队前往东线，但是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抗议声中，他依然保留了法金汉的职位，并且要求兴登堡按照法金汉的战略观念行动。俄占领的波兰境内新的平民政权的兴起，使得兴登堡的权力被削弱了，这片地区之前是在这位东部战场最高指挥的控制之下的。不过，这对于四面楚歌的总参谋长来说，只能缓解一时。在第二年2月发动的对凡尔登堡垒地带的猛烈攻击，一直拖到夏天也没有什么关键性的突破，而在这一过程中，德军的人员损失非常惨重。1916年7月30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成功地迫使威廉二世同意将控制权集中到东线，实质上也就是削弱了法金汉对于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当1916年8月28日，罗马尼亚出乎意料地以协约国的身份参战后，法金汉职业生涯的丧钟也就敲响了。一个位于东边的、显然很可怕的新敌人的出现，使得战争资源要更多地投入到东部前线去，同时也使得人们严重质疑法金汉的向西战略的合理性。1916年8月30日，在罗马尼亚参战两天以后，威廉二世终于妥协，并任命兴登堡为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

法金汉曾经警告过威廉二世，如果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获得最高指挥权，那么可能会架空他作为皇帝的权力。当负责人事决策的陆军内阁大臣林克提议，应该把指挥部合并并且交付兴登堡手中时，威廉二世抗议说这意味着“他的退位……兴登堡会作为人民的保护者而取代他”。现实也是如此，两位上将很快就侵蚀了威廉二世作为总指挥所残存的那一点点作用。新一任战争大臣赫尔曼·冯·施泰因（Hermann von Stein）是因其对最高指挥的顺从和政治上的忠诚而被选出的。而拥有广泛的国内行政权力的副指挥官，到那时为止都是直接向皇帝汇报的，如今也归战争大臣管理。虽然如此，如果就此认为威廉二世不再是行政机构里的关键人物，那显然也是错误的。通过把控制权统一起来的方式，东线将领们的晋升使得军事指挥部间的差距缩小，但是在文职领导层与军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这需要皇帝来决断。而在战争中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如何部署潜艇来打击敌国船只。

[1]1英尺≈0.304米。——译者注

无限制潜艇战

对于德意志帝国的政界以及军方的领导层来说，如何利用潜艇是所有关于战争的问题中分歧最大的那一个。海军指挥们认为，潜艇应该在德意志战争策略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可以利用它来打破英军的海上封锁，从而迫使其退出战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部署潜艇来打击敌对交战国的商船，同时还要警告那些中立国的商船远离“交战区”。但是，照这样部署潜艇，风险是极高的。国际法禁止利用潜艇打击商船。法律规定只允许水面军舰对敌方商船进行“登船搜查”。但是，如果中立的船只（包括那些属于中立国的）继续穿过交战区，要不要对它们发动攻击？即使宣布它们将免遭攻击，事故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潜艇舰长经常难以分辨哪些是中立国的船只，而哪些是敌方的船只。同时，也很难规定和区分哪些才是可以合法攻击的目标。是否要豁免那些运载走私武器的客船？可不可以把打击英国船只视为对英国“非法”封锁德意志帝国北部港口的行为的正当报复？该怎么处理那些挂着敌国的旗帜却载着中立国乘客的船只？

1915年年初，关于如何部署U型潜艇这一问题，决策层就存在着极深的分歧。一方面，诸如贝特曼、内阁大臣米勒以及瓦伦蒂尼、帝国指挥部的外交联络官特罗伊特勒等人认为，全面发动U型潜艇作战的风险要高于预期的收益。他们观点的关键在于，如果U型潜艇的无差别攻击最终致使美国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参与战争，那德意志帝国取胜甚至取得较为有利的和解的可能性就完全没有了。反对他们的海军及陆军的鹰派领导人包括国务秘书提尔皮茨以及海军参谋长巴赫曼，他们认为，只有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潜艇，才能报复英国采取的“饥饿封锁”政策。

威廉二世在潜艇部署问题上犹豫不决。他起初支持稳健派的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很担心得罪了美国之后的后果，他随后还表示，“自己很怕那些无辜的乘客们淹死在海里”。然而，1915年2月，威廉得知美国为协约国提供潜艇以及其他军事装备之后，在提尔皮茨的压力下，他同意可以无警告地用鱼雷攻击在战区航行的商船。这项新政策在2月4日实行，终于在5月初引来灾难性的后果：装载着走私货物的大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在被淹死的1198名乘客中，有超过100名美国公民。在随后的国际骚动带来的焦虑之下，贝特曼和米勒要求必须重新限定攻击的条件，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美国也参与战争。在1915年5月31日的王室委员会会议中，贝特曼力压那些潜艇狂热支持者，第二天，威廉二世对所有潜艇舰长发布命令，自此不再攻击那些中立船只，对于质疑，他认为，“让敌方商船通过也比炸沉一艘中立船只要好”。1915年6月6日，威廉发布进一步的命令，禁止攻击一切国家的客轮。

提尔皮茨和巴赫曼极度愤怒，他们发了一封联合电报来表示他们拒绝执行新政策，但是威廉二世坚持了他的立场，还补充说他希望这个命令能够完全对外界保密——为了预防海军大臣公然煽动对抗政府的限制政策。提尔皮茨和巴赫曼效仿兴登堡在1月时的反抗手段，也提出了辞职。威廉二世拒绝批准，并大声地对一名顾问说：“不！绅士们必须忠诚顺从。这不过又是一场军队的阴谋！提尔皮茨带来的阴谋。”1915年8月19日，U–24号潜艇的施奈德中尉把客轮“阿拉伯”号错看成货船，随后将其击沉，之后，贝特曼劝说威廉二世进一步加强限制，因此也使得潜艇变得“几乎无用”。不出所料，提尔皮茨勃然大怒，再一次提交了他的辞呈。威廉二世并不愿意（如同早先兴登堡的情况一样）将这样一位广受公众支持的军官解职，但是他解除了提尔皮茨那恼人的老朋友巴赫曼的职务。在威廉写给海军大臣的一封信中，他吸收了首相周围的政治顾问的观点，解释说阻止美国作为“有力的敌人”进入战场这件事至关重要，因为“它能给我们的对手提供无限的金钱”。

作为最高将领，我绝对要阻止它发生……首先，我们必须要打赢这场战争，如果想要这样，就必须阻止产生新的敌人；至于如何做到……是我自己的事。我如何命令我的海军也只是我自己的事。

整个1916年，尽管议会和新闻舆论都在越来越广泛地鼓吹无限制潜艇战，但是威廉二世和贝特曼的团队都让这些潜艇战的说客陷入失望之中。3月15日，贝特曼劝说威廉二世剥夺海军部部长的部分职责。提尔皮茨的辞呈（在战争爆发以后已经是第三次提出了）现在已被威廉二世批准。在一小段试验性的放松限制期间，又发生了另一个有争议的沉船事件（3月24日，在英吉利海峡往返的蒸汽船“萨塞克斯”号，被错认为一艘布雷舰），威廉二世下达了一项新命令：在对任何船只（除了敌国的战舰以外）发出警告之前都不许将其击沉。这使得军事指挥官们不得不完全搁置了在大西洋及英吉利海峡的潜艇作战。因此，威廉二世（至少在那时）还是能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的，他仍然坚持不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威廉这么决定一方面是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特别是考虑到如果美国参战，那么后果是不可估量的），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他认为：“用鱼雷击沉那些载着女人和小孩的客轮，是一桩史无前例的残酷暴行，这会为我们招来全世界的仇恨和狂怒。”

因此，处于决策层的政治稳健分子之所以能够力压鹰派的要求，威廉二世对前者的支持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是什么使他在1917年1月又开始支持无限制潜艇战了呢？公众意见显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1916年下半年，潜艇战得到了越来越响亮和广泛的支持，尤其是在5月末发生了日德兰海战（德军并没能冲破英军的封锁）之后。眼下在支持无限制潜艇战的群体中，不仅有周边那些曾在1915年就积极要求利用潜艇的官员，范围还扩大到德意志国会的党派之中。潜艇战对于对英国抱有越来越深敌意的德意志公众来说实在太有吸引力了。正如罗杰·奇克林所说，潜艇已经变成“一种灵丹妙药，一种可以解决此次战争和能够让英国屈服的神奇武器”。当然，这种观点的盛行本身并不足以改变威廉二世对无限制潜艇战的政策，尽管它毫无疑问地对威廉二世产生了影响。但是，同时它显然也削弱了首相的地位，因此使得天平从此倾向潜艇战支持者一边。在1916年的夏季和秋季，支持无限制潜艇战的观点就像强效溶剂一样渗入了首相所在的议会党派之中。保守党和自由党倒戈了；到了1916年10月，原本忠诚于首相的中央党也开始公开反对首相的潜艇部署政策，并且要求把决策的权力交给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他们对无限制潜艇战的支持态度众所周知）。接连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破坏了首相在这场艰难的行政机关内部辩论中的信心和个人立场。

另一个促使威廉二世决定接受无限制潜艇战提议的重要原因是，首相贝特曼在1916年12月对交战国和平意向的试探并没有得到回应。在拟定12月12日的这篇和平宣讲文稿的过程中，首相和最高指挥就其措辞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就是，它成了一篇典型的自相矛盾的公报：它以宣告德意志帝国愿意和平谈判为开篇，结尾却是警告说如果不能举行谈判的话，德意志帝国将战斗下去，直至胜利。威廉二世对贝特曼的倡议给予了完全的支持，不仅仅是如拉马尔·塞西尔所说的，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样也因为他已经由衷地厌倦了战争（据说他在与国会代表会面时，当提到“和平”一词时，突然哭了出来）。还有威廉抱有的君主职责神圣化的观念也包含了缔造和平这一项——“调解冲突，”他对贝特曼说，“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这对于心存良知、对上帝负责的君主而言是恰切的行为，因为上帝会关爱他的人民和其敌人的子民。”结果，12月12日的和平倡议失败了。5天之后，海军大臣米勒发现，威廉二世因得知德意志帝国取得与罗马尼亚的战斗胜利的喜悦已经被忧愁取代，“主要是因为外国的政治家都对我们的和平试探嗤之以鼻”。当协约国对这个和平倡议的否定答复发表出来的时候，威廉二世被激怒了，他宣布德意志帝国必须战斗到底，吞并比利时，征服法国，等等。

12月末的时候，带着一股宿命般的又自以为是的情绪，曾经永远对贝特曼的观点半信半疑、有所保留的威廉二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无限制潜艇战可能带来的结果与风险。对那些舰艇战拥护者来说，从1915年开始，他们就在为此做准备了；潜艇的规模扩大，设施业已升级，现在这些拥护者们开始以狂轰滥炸之势列出一大堆表格和统计数据来证明，如果在海峡和大西洋海域（北海地区的潜艇战一直在持续）利用潜艇战打击英国贸易，不出5个月，英国就不得不退出战争，美国是否参战已无关紧要。他们主张，既然德意志帝国在美国军队正式准备好登岸之前就已经摧毁了协约国与美国之间的水上贸易通道，那么阻止美国向欧洲输送兵力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威廉二世很快就吸取了这些说法作为自己的观点。1917年1月9日，军事指挥部在普莱斯组织召开了一场会议，目的是讨论关于东部前线指挥部的一些问题。在会议上，威廉二世已经决心支持这些上将的观点了。贝特曼依然对重新展开潜艇战持反对态度，但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是在孤军作战了，最终他还是默许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在贝特曼列举他的反对意见时，威廉二世已经有些不耐烦了，随后威廉签署了一项命令，就是无限制潜艇战从2月1日起正式实施。当这项决议被德意志帝国政府正式发布以后，德美之间的外交关系几乎被马上切断了，4月，美国正式对德意志帝国宣战。

普莱斯会议上，威廉二世通过的这项决议，将永远被记录在世界历史的长卷上。正如历史学家们指出的那样，它的通过是基于对其涉及的风险与收益的极度错误的估计。尽管德意志帝国的潜艇确实达到甚至超越了每个月击沉60万吨目标物的计划，但是德意志帝国的优势是短暂的。英国的食物补给和分配制度要比德意志人想象中的更灵活，而美国造船厂填补那些损毁舰艇数量的能力也远超德意志帝国战略家的预期，协约国开创的反潜艇措施也比德国预测的更加有效。德意志帝国潜艇的损失率飙升，远超协约国护航运兵船的耗损。

当然，也有人认为，德意志帝国这样做是因为别无选择，因为从长远来看，陆地上的消耗战对德军来说越发不利。但这是真的吗？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在1917年1月，德意志帝国刚刚在与罗马尼亚的对战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在不久之前，它还战胜了俄国，尽管德意志民众可能不知道。法军的斗志几乎被瓦解，英国也很快就把钱都花光了，事实上，它比德意志人想象的更接近财政崩溃。到1916年秋天，美国对英国封锁德意志帝国的政策越来越恼火，美英之间的关系已经跌到谷底。如果美国没有参战且没有随之而来的对英的全面援助，英国很有可能在1917年的夏天或是秋天求和，大约在那时，意大利的阵线也会在奥德两国的压力下开始崩溃。

换句话说：如果德意志帝国没有发动针对商船运输的无限制潜艇攻击，美国也并没有参与战争，那么德意志帝国败于协约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回过头来看，德意志帝国的最佳时机就是“等待（协约国的）船舶运输与金融系统的瘫痪以及各阵线上的军事溃败”之时。威廉二世曾经短暂地瞥见了这个可能性。在1916年11月末，威廉二世造访维也纳时，他预言了“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革命”“俄国在军需上的匮乏”“英国的饥荒”以及法国军队的人员将渐次倒下“直至最后一人”。威廉二世的对话者只是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这些预言，但是作为一种“可能实现的未来”，这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难以置信。

贝特曼的倒台

1916~1917年的秋冬之季，两股势力正合谋进一步侵蚀威廉在行政机构中的位置。首先，军方权力急剧膨胀，侵入了政府文官掌握的地盘。在与将军们的一系列冲突中，贝特曼被迫在与俄占波兰未来地位有关的重要问题上让步，并接受一系列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任性而为的辞职（雅戈、黑尔费里希和哈曼）。到了1917年年初，尽管贝特曼促成了法金汉降职，提拔兴登堡为最高指挥官，并最终在潜艇问题上让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还是决定逼首相下台。

图11　威廉二世密切关注德意志军队的战争准备，但无法在管理日常军队事务中扮演任何角色。然而，他也做出过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如解雇高级指挥官或转向无限制潜艇攻击，若没有他，这些决策是无法做出的。该图显示他于1917年在康布雷附近为军官们颁发奖章。站在他的右边（戴着护目镜的）是莫里茨·冯·林克（其日记和信件使我们得以一窥威廉二世统治期间的战时情况）。

当这些势力在行政机构内部蠢蠢欲动之时，越来越不稳定的国内政治形势也正自下而上地威胁着政府。战争爆发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民族团结”时期，国会各党派承诺在分裂国民的问题上进行自我克制。但到了1915年夏天，这种“休战”状态遭受到来自政治体系两端的压力。左派方面，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派打破了党纪，谴责战争，并在国会投票反对进一步的战争贷款。1915年，社会民主党人不断呼吁为在战壕中苦苦支撑德意志帝国战争机器的工人阶级提供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补偿。左派政治风潮中的关键主题是拒绝“侵略战争”，号召对选举权进行改革。右派方面，一个有影响力的极端民族主义网络逐渐成形，并且获得了陆军、海军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要求德意志帝国继续对外吞并的步伐，而作为和平的必要条件，反对国内政治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1916年右派势力曾成功地在议会中凝聚人心，为潜艇的发展博取支持。但好景不长，到了早春，政治主动权已到了左派手里。严重的粮食短缺和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在德意志帝国的工业城市引发了民众的骚动情绪，中立的左翼人士开始集结在一起，共同呼吁进行国内政治改革，并特别要求废除普鲁士过时的和具有歧视性的三级选举制度。为了稳定局面，贝特曼敦促威廉发布“复活节圣旨”，并承诺在局势稳定之后立刻着手改革选举制度。自1915年年初开始，威廉已经（尽管不情愿地）承认民主化进程的必要性，并愿意顺势而为，但他那措辞含糊的承诺只是让民怨更加沸腾。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自开战以来的首次罢工风潮悍然来袭，国会又在试图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事准备施加政治压力。许多代表这时坚持认为选举权改革刻不容缓，差不多在整个初夏的时间里，以中央党首席代表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为首的议员们都在讨论“和平解决方案”，呼吁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强制吞并来实现和平。

威廉和贝特曼与军方代表在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公开的冲突，然而是选举权的问题最终导致了首相下台。早在1917年7月初，当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得知贝特曼敦促威廉立即进行选举权改革时，两位指挥官前往柏林，要求皇帝将首相解职。但是，威廉不为所动，贝特曼守住了首相之位。现在，贝特曼不仅面临来自军方的压力，还要承受来自国会代表的责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对首相推进选举权改革的步调之缓慢失去了耐心，要求将他解职。狡猾的鲁登道夫甚至暗示一些大党派的国会领袖，他本人无意反对选举权改革，但首相总是从中作梗，以此来抹黑贝特曼。7月10日，贝特曼最终成功地说服皇帝站在他那一边，于两天后宣布下届普鲁士议会将会在新的选举制度下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第二天，德意志帝国军方不愿俯首帖耳的叛逆因子又一次发作，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致电柏林，提出辞职，声称他们无法再与首相共事。威廉对这种要挟的行为很是气愤，对海军内阁大臣说：“普鲁士将军们干出的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简直是普鲁士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他向贝特曼保证他不会让步，但他感觉自己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两位指挥官拿着辞职信“把他抵在了墙上”。首相的处境也是岌岌可危——他面临着军方的坚决反对，在国会也没有任何坚实的后盾，只能依靠皇帝的支持，而皇帝在压力之下已经表现出妥协的态度。贝特曼在与敌对势力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心力交瘁，又不忍威廉经受进一步的折磨，于是提出了辞职。

贝特曼于7月13日辞职，标志着威廉统治期间的一次根本性的停摆。威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我最好退位。”他如此告诉贝特曼。没有什么比新首相的身份更好地说明威廉的权威遭受的显著打击。与威廉共事的前5位首相在就职之前都与威廉熟识：霍恩洛厄是他的“叔叔”，比洛是奥伊伦堡圈子里的一员，威廉在贝特曼父亲的陪同下射杀了他狩猎生涯的第一头鹿。相比之下，新任首相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对威廉来说几乎是完全的陌生人，虽然威廉的妻子因教会的关系与他相熟，并乐意因此而替他说话。米夏埃利斯一向被称为效率极高的管理者（他此前一直负责统筹民用和军用食品供应），但他几乎算不上著名的公众人物，也不是威廉中意的首相人选。在米夏埃利斯于1917年10月失宠于国会之后，接替他的赫特林伯爵也是如此。首相之位（德意志帝国宪法制度下的关键职位）不再由皇帝把控。威廉偶尔能奋起与“魔鬼二人组”对抗，比如在1918年1月，他反对鲁登道夫吞并波兰的计划，并且阻止了其随后的辞职威胁。但二人立刻展开报复，迫使威廉心腹智囊团中深受威廉信任的官员辞职，其中包括忠实的内阁大臣瓦伦蒂尼和林克。威廉为瓦伦蒂尼的离开而痛哭流涕；而瓦伦蒂尼的继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贝格（Friedrich Wilhelm von Berg）很快便获得了皇帝的宠信，但他被知情人士视为军方安插在皇帝身边的间谍。

舆论

如果说在1917年年末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的权力在行政机构中正被削弱的话，类似的变化也在舆论领域酝酿着。1914年，当战争即将到来的消息传开之际，柏林和其他德意志城市某些阶层的民众对皇帝本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据一位观察者回忆，1914年7月31日下午，当威廉和他的妻子乘坐敞篷车经过勃兰登堡门时，“群众激动地呼喊着威廉二世的名字，潮水般的人群涌入巷道，仿佛只有紧紧围绕在皇帝身边才能表现出他们炽热的忠诚”。记者们歌颂皇帝和人民是如何团结一心，这种例子简直是前所未有。次日，在柏林的皇家城堡的阳台上，威廉对德意志帝国的人民发表了讲话，就采用了这一主题。他宣称：“当战争来临时，所有党派都停止争斗，大家都是手足同胞。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党派在和平时期攻击过我，现在我毫无保留地原谅他们。”三天后，对聚集在皇宫正殿的国会代表们发表讲话时，他以其广为人知的华丽辞藻再度表达了这些思想感情：“我不知党派为何物，唯念德意志帝国人民。”这句话连同威廉的头像一起出现在明信片和官方的宣传资料上，成了战时德意志帝国的“流行语”之一。

历史学家有理由质疑德意志帝国上下一心迎接战争到来的激情，这些质疑毫无疑问也适用于德意志帝国媒体在冲突初期记录的人民对皇帝一致拥戴的情绪。由于战时严苛的审查制度杜绝了任何言论过激的社论发表的可能性，想要评估战时德意志民众对皇帝的普遍看法并不容易。官方的宣传材料及影像宣扬了皇帝励精图治、与民众同甘共苦的形象。威廉明智地不去批驳官方的说辞；他不再频繁地在公开场合发声，并在诸如国内改革和战后兼并等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上保留了自己的立场。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因为他个人的不慎而损害政府权威的情况。据首相府的副国务秘书阿诺尔德·万沙费1915年所记载的情况，舆论中最为皇帝博取好感的一种说法就是他从来没有试图引发战争。“多位社会民主党人告诉我，”万沙费在致内阁大臣瓦伦蒂尼的一封信中如此写道，“没有什么比公众普遍相信皇帝真诚渴求和平，更能有效地消解极端（左翼）势力丧心病狂的煽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言论：‘如果皇帝有能力阻止战争的话，他一定会这么做的……’”

1918年9月12日，威廉对埃森的克虏伯工厂的工人发表了讲话，这是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几次公开演讲之一。媒体评论说，即使是在德意志帝国即将覆灭之际，威廉仍然有能力以积极的方式与德意志的部分民众产生共鸣。威廉在讲话中采用了极其个人化、略带悲情的口吻，向听众保证他对德意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与折磨”感同身受，强调自己为了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博取他们对自己卧病在床的配偶的同情，乞求上天的庇佑，并号召大家共同抵抗敌人。该演讲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远远胜过审查规定之下产生的中规中矩的报道素材。《斯图加特日报》宣称其读者“感谢我们的统治者如此了解民众疾苦，并以其高贵的同情心尊重并理解民众的心声……”；《科隆报》指出，皇帝“总是能在关键时刻证明他将人民的情感和诉求铭记在心”；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指出“（皇帝的）嗓音中潜藏着悲戚之情”，而另一位记者则报道说“他对我们的所思所感了然于心”。类似的评论可以在许多地区的报纸上读到。

然而，我们不应该被这些帝国末日来临之前的煽情言论所误导，从而低估皇帝远离德意志帝国公共生活中心的程度。自战争伊始，威廉就日益遭到保罗·冯·兴登堡的排挤。一个以兴登堡为中心的小团体开始成形，正是这帮人带领德意志军队在坦嫩贝格战胜了俄国人。兴登堡的形象（标志性的方形发式）被大量复制，并在公共场所展出。兴登堡的雕像、木制巨像纷纷被立起来，遍布德意志帝国的各个城镇广场。人们可以购买铆钉镶嵌在雕像上，所得收益会捐赠给红十字会。这个集团与19世纪90年代以威廉为首的小团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对陆军元帅的赞歌中常常隐含着对威廉和文官政府的批评之声。这两种现象都是由国家层面上“真实政治表达的缺失”所造成的。然而，兴登堡团体的强势登场迎合了某些人对一位面对朋友或是敌人都能所向披靡的“元首”的渴望，这是俾斯麦时期谄媚成风的氛围所无法满足的。以兴登堡为中心的利益集团在象征意义和民众心理两个层面上都将其塑造成了威廉的对照者。正如沃尔弗拉姆·佩塔所指出的，在战争时期，冷静和沉着凌驾于所有领袖品质之上——“德意志帝国式的镇定自若突然成了引领战争走向胜利的最重要的美德”。充满大将之风的陆军元帅与神经脆弱、精力充沛却三分钟热度的皇帝之间的对比，从未如此突出。威廉二世的灵活机动、情绪多变曾经被认为是捕捉到和反映了德意志帝国那流动不居的现代性；然而在1914年以后，这些特质与威廉本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他的优势转变成了劣势。用一位支持吞并的杰出实业家的话来说，国难当头之时，德意志帝国需要的是“一位能将我们拉出深渊的强者”。毋庸置疑，威廉并没有达到这一要求。正如马丁·科尔劳施所指出的，威廉二世在位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丑闻使皇室声誉饱受重创，加速了君主本人与皇权制度在概念上的分离；因此，人们可以抛弃某位君主，而将皇权制度中所包含的至高无上的要素投注在一位理想化的“元首”身上。

兴登堡作为“代理皇帝”强势崛起，使皇帝及其亲信越发忧虑不安。然而，威廉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自己的日益没落。从柏林迁居至皇家指挥部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如此一来，整个首都和国家就将面临领袖的缺位。众所周知，威廉并没有对战争的全盘状况统筹负责（在大众心目中，这份功劳应该归于国家英雄——军阀兴登堡）。威廉在指挥部坐镇，偶尔在前线督军，这很容易使公众怀疑他是一个金贵的、毫无意义的花架子，远离政治或军事决策的真正中心。兴登堡努力塑造自己作为德意志军人领袖的国父形象，定期与记者会面，以浮夸的姿态出现在照片和画作上，并对众多聚集在一起的支持者发表演说，而威廉及其亲信却无法保证自身在媒体上持久稳定的存在感。这位陆军元帅常常设宴招待记者，访问他一般来说非常容易。相比之下，威廉的随行人员极力抗拒记者接近皇帝，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希望借此防止潜在的破坏性行为。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是威廉助长了民众对兴登堡的崇拜。他公开参与其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己和贝特曼的公众形象。1917年2月，首相贝特曼震惊地得知威廉通过了一篇由种族主义文化理论家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所写的文章，并要求总参谋部将该文在全军传阅。张伯伦的文章强调了意志力对胜利所起的作用，并在结尾发出这样的哀叹：虽然天降大任于兴登堡这样的伟人，但是德意志帝国的领导层总体来说还是由庸才把持着，国家急需一位真正有能力的领袖。威廉一向都有被舆论所左右的倾向，这次也最终将自己视为兴登堡的支持者。“是的，我将追随我们的陆军元帅。”威廉1918年9月在对埃森工厂工人的演说中如此说道。此前他呼吁听众继续战斗，赢得了雷鸣般的喝彩声。然而，当兴登堡的人气水涨船高之时，威廉的声誉却日渐降低。在战争的最后18个月里，反对君主政体的小册子日益泛滥，人们对霍亨索伦王朝的信心正在急剧减退。这一趋势在巴伐利亚尤其明显，那里的反皇情绪受长期的排他主义传统所滋养。1917年夏，鲁普雷希特王储报告说，“负面的情绪随处可见，以至于有识之士纷纷开始怀疑霍亨索伦王朝能否撑到战争结束”。

威廉曾经对他的声望和公众形象有着近乎痴迷的兴趣，而现在，他似乎对在公众面前露面完全无动于衷。他的心腹（林克、米勒和瓦伦蒂尼）都曾反复劝说他去柏林会见国会代表，海军上将米勒认为他应该重新迁回柏林。但是，威廉对此极不情愿——“我们再怎么劝他回柏林都无济于事，”莫里茨·冯·林克在给妻子的信中如此写道，“还有，他不想这么做；他害怕和政党发生不愉快的冲突。这从各个方面讲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假如报纸能报道他在同首相议事，或是和这位或那位人士会谈，就再好不过了。”林克曾随侍威廉长达数百个小时，比大多数人都要更了解皇帝，他将皇帝的沉默归结于恐惧自然是正确的。皇帝表面上喜欢夸大其词，经常异想天开，这可能会让人忽略他骨子里对公开对峙和真正冲突的深刻排斥。到了1918年，在威廉多年远离皇家指挥部之后，这些特质成了他人格中的主导要素。

当德国败于协约国已成定局之时，无论是兴登堡的威信，还是德意志帝国民众中残存的保皇主义情绪，都无法保住威廉的皇位。1918年德意志帝国发动的反击战全面失败，这一噩耗被威廉的心腹们拦截下来，因此威廉对此一无所知。9月29日，当威廉从鲁登道夫本人那里得知德意志帝国败局已定且近在眼前之时，他感到更为震惊。这一消息促成了德意志政治体系在最后关头的戏剧性转变。如今，军方领袖认清了国内改革的需要，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将使德意志帝国在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和平会谈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在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威廉接受了军方的建议。由于赫特林伯爵不愿意承担起德意志帝国宪法民主化的责任，遭到了解职。巴登的马克斯亲王接替了他的职位，并迅速组建了主要由国会议员（不是皇帝钦点人选）组成的新政府。

新政府与最高统帅之间的关系仍然紧张。由于协约国提出的议和条件显然要比德意志帝国领导层预期的更为强硬，兴登堡背弃了他早前授权文官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而是给他的将军们下了指示，宣称威尔逊的条款是其无法接受的。马克斯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对自己权威的挑战，他表示除非威廉下令终结德意志帝国的文官–军事“双轨制政府”，不然他将会提出辞职。因此，威廉不得不动用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在两大权力中心之间做出了最终审判。10月26日，他对鲁登道夫加以训斥，并接受了他的辞呈。“手术结束了，”他后来评论道，“我已经将这对连体婴儿分离开来。”

图12　保罗·冯·兴登堡（左）和威廉二世（右）在位于比利时斯帕市的总指挥部交谈。图中另一人是奥地利军事全权大使克莱普施–罗登。威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迁居至总指挥部的决定反映了他（没有得到回应的）对陆军部队的依恋之情，但这却是一大公关灾难，因为此举使他远离了帝国的政治中心柏林，从而使得他的皇位不可避免地随着德意志帝国在前线的溃败而岌岌可危。

威廉作为君主究竟要何去何从，已经被提上日程。他若继续待在王位上是否能与德意志帝国政治中发生的变化兼容？在战争的最后几周中，这个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审查法规于10月中旬放宽之后。10月14日，德意志帝国政府收到了来自威尔逊总统的通牒，其中提到要“摧毁在任何地方存在的每一种毫无约束的权力……防止其破坏世界和平”，并意有所指地提到“迄今为止，操纵德意志帝国的权力正是这里所描述的那种。是否要做出改变，要由德意志人来决定”。这一通牒的措辞使得解决这一问题显得越发迫切。许多德意志人从这封通牒以及随后的文书里出现的类似评论中推断，唯有威廉退位才能使美国人满意。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皇帝退位，而有很多人担心皇帝现身柏林是否安全。然而，如果威廉没有在10月29日离开首都前往位于斯帕的总指挥部的话，他还是有可能保住他的皇位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威廉的心腹认为这是避免退位的唯一途径，甚至声称皇帝现身总指挥部有助于重振德意志帝国前线军人的士气，从而扭转德意志帝国在战场上的颓势。然而，在现实中，同沦为阶下囚的国王路易十六出逃瓦雷纳的事件一样，威廉迁居斯帕对他本人及其政府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关于威廉在1918年11月9日至10日宣布退位及开始逃亡的戏剧性境况已在本书其他部分有过具体论述，在这里仅做简要说明。在他在位的最后一周里，一种虚幻的气氛弥漫在皇帝的随从人员组成的小集团中。他们煞有介事地筹谋荒诞不经的计划，包括建议威廉御驾亲征，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牺牲自己，以挽回皇帝的尊严。然而，军方通知他已被剥夺对军队的控制权。之后，他开始考虑各种可能的退位方案——也许他能作为德意志帝国皇帝退位，但继续做普鲁士国王？但随着革命风潮席卷德意志帝国各个城市，这种想要将从帝国建立之初起就密不可分的两大政府分离的尝试无疑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没有任何好处。威廉也从未认真考虑过如果他自己宣布退位，让霍亨索伦王朝中更能为各方接受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话，君主制有可能得以保存。无论如何，政局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威廉的预期，并先发制人地使斯帕方面所有绞尽脑汁做出的筹划都付诸东流。11月9日下午两点，正当威廉要签署一份声明，宣布放弃德意志帝国皇位但继续担任普鲁士国王之时，总指挥部接到消息，首相马克斯·冯·巴登已经宣布威廉同时放弃德意志帝国皇位和普鲁士王国王位，政府由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控制。威廉花了好几个小时消化这一重大消息产生的影响，随后在没有签署退位声明的情况下登上皇家列车返回德意志帝国（他最终于11月28日签署了放弃两个职位的声明）。皇帝一行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无法返回德意志帝国，于是皇家列车改变了方向，开往荷兰。在得知边境的部分铁路已经落入“革命党”之手后，皇帝一行人在少数人的护卫下改乘汽车前进。1918年11月10日凌晨，威廉越过荷兰边境，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从威廉参与战时决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从我们的记述中来看，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皇帝于战争期间在大多数重大政策问题的决策过程中都始终居于中心位置。皇帝可能不能及时掌握日常信息，被排挤出军事和民事机构的运作机制之外；他可能如一些同时代人所说的被副官和顾问组成的屏障蒙蔽，但他仍然是政治–宪法体制的支柱。他仅仅是位于天平中心的被动的“喉舌”，以其政治决断来保持着行政系统内部的意见平衡，还是扮演了一个更加积极、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角色？

答案一定是两者皆有。认为威廉在政策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创造性的作用未免有点儿可笑——他太依赖周围人的意见，而且缺乏先见之明，这正是使得政治风云人物脱颖而出的特质。然而，认为威廉可有可无的说法也是不对的。正如霍尔格·阿夫勒巴赫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威廉的支持，法金汉是不可能直到1916年夏天都稳居最高统帅之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做好充分准备来对抗（或者抵制）压倒性的反对意见，坚持支持总参谋长。无限制潜艇战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威廉支持首相的观点，贝特曼和威廉所主张的限制规定不可能于1916年得到施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完全民主化的、代议制的德意志帝国是不可能坚持贯彻限制政策的。在以上两个案例中，威廉同时表现出了惰性和拖延的特征。

有人可能会认为，比起积极干预，威廉还是少插手国事比较好。例如，我们看到，他没能统一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指挥系统。但对比德意志帝国军队和协约国军队的表现，我们并不能断言这个过失对德方军队陆上作战的效率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也许威廉更重要的失误在于他未能协调好文官政府和军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来使后者服从前者的权威。然而，尽管陆军和海军领袖的任意妄为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也不是战时的政策错误所造成的。帝国宪法从来没能圆满地协调好军事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此外，在1871年开始施行的半代议制体系中，德意志帝国武装部队已经能熟练运用所有现代政治的动员手段，鼓动大众及议员支持添置所费不赀的武器及扩军计划。到了1914年，当兴登堡这位英雄元帅作为威廉的克星横空出世之时，他手握极其强大的宣传资源，一切都表明越过负责的政府领导人、直接鼓动公众的做法已经根深蒂固。威廉逐渐认识到自己的权威正在受到来自陆军元帅和鲁登道夫的巨大威胁，但在1915年，他仍有余力阻止军事独裁制度形成，只不过没能惩罚他们的僭越行为。到了1918年10月，当皇帝最终出手终结“恶魔双煞”的统治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

流亡

可以说，威廉在荷兰度过的23年流亡岁月超出了本书以权力为主题的讨论范围，因为威廉在1918年之后就不再拥有任何行政权力了。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其流亡生涯进行简短探讨，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叙事上的完整，也是由于理解威廉在1918年之后关注的事情会引出几个颇为重要的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准确评价他在德国历史上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以及他与国家社会主义党和希特勒政权的关系。我们首先对这位德意志前皇帝的流亡状况进行总体评价，随后再来依次讨论这两个问题。

在流亡荷兰的前两年中，威廉一直在担忧协约国会迫使荷兰将他引渡回国，作为战犯进行审判。协约国的战时宣传已经将威廉从头至尾妖魔化，各方对他的敌对情绪都十分强烈。早在1918年12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英法意三国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是否应当要求荷兰将威廉转交给协约国，将其作为“头号战犯”进行审判，但威尔逊总统对此热情不高，于是该议题被搁置，以待和平会议上讨论。经过四巨头在巴黎的一番争论之后，《凡尔赛条约》第227条做出规定，威廉将以“严重违反国际道德和条约精神”为由被拘禁，由荷兰引渡回国，接受由来自协约国的5位法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审判。

威廉最终未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这是由四大因素决定的。首先，协约国的要求缺乏一致的法律依据。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越来越多地使用“国际道德”这样语义模糊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其次，虽然荷兰政府对威廉的到来毫不知情，对可能造成的后果也颇为忧虑，但他们仍然以这样做会危及荷兰主权为由而拒绝了协约国的请求。再次，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和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都反对威廉被指控为战犯。特别是在阿尔贝一世那里，君主的偏好对比利时政府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否则比利时政府可能已经要求引渡威廉（乔治五世也表示反对，但英国国会经过投票，阻止其进行干涉）。欧洲各王室之间的关系网曾经对威廉临朝执政无甚助益，现在却开始运作起来，保护其个人的利益。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协约国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首先主要是英国在推动提案，要求对威廉这个“人类公敌”进行审判，或者把他像拿破仑那样驱逐到世界的某个偏远角落里。但美国人对此表示反对，法国人则不感兴趣。这些分歧连同英国决策层内部的矛盾，使得将威廉引渡的计划流产，此事在1920年3月之后就逐渐不了了之了。

与此同时，这位前皇帝和他为数不多的扈从已经从阿默龙恩搬离，在那里他们是本廷克伯爵（一位非常亲切的荷兰贵族）的座上宾。他们来到了更宽敞和富丽的多伦庄园，威廉在那里终老。引渡事件带来的压力，连同一次拙劣的绑架未遂事件和住处即将遭到潜入者袭击的谣言已经对皇后的健康造成了损害。她比威廉更加务实和专注，无法像他一样用自欺欺人的幻想聊以自慰，她对他们所处的不确定的处境更加感到痛彻心扉。她于1921年4月11日去世，遗体遵其遗嘱运回德国，经共和政府同意埋葬于位于波茨坦新宫的皇家陵墓。送葬队伍穿过德国北部之时（德国政府坚持要求其在夜间行进），大量送葬者涌上街头目送其经过，从而形成了贯穿全国的“绵延不断的人流”。在柏林，观察员报告至少有20万民众聚集起来，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整夜露营，只为抢占好的观看位置。这不仅证明在魏玛共和国早期的民众中间还保留着相当多的保皇情绪，也表明“多娜”（维多利亚）在德意志民众之中获得的爱戴之深。

威廉因皇后之死悲痛不已，然而仅仅过了18个月，他便再度缔结婚姻，在多伦庄园过上了有些平淡但舒适的家庭生活。王室头衔和宫廷仪式在此仍有所保留——在庄园之中，威廉依然是“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他成日忙于伐木锯木，广泛阅读科普和考古方面的著作，写作自我辩解的回忆录。他同有意正面宣传其统治的政论家合作，接受支持他的记者的采访，或是对措辞友好的传记作品的手稿进行加工润色。他组织创办了一个“研究协会”，该协会从当时流行的“文化形态学”领域汲取灵感，致力于进行宏观层面上的文化–历史研究。他还与人频繁通信，现在这些信件散见于欧洲和美国的各大档案馆里。

在这些书信中，威廉的关注点之一在于将帝国的溃败和屈辱以及他本人的退位归咎于特定的人和团体。正如约翰·勒尔、拉马尔·塞西尔和维利巴尔德·古切所指出的，犹太人在威廉自我辩解的场景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说魏玛共和国是“由犹太人一手筹划，一手打造，并一手维持的”；他告诉过两位同他通信的人，推动共和国建立的革命是“被一帮犹太人蒙蔽和欺骗的德意志人民的背叛”行为。书信中还有其他更令人不安的话语，甚至与纳粹主义的种族思想不谋而合：“犹太人和蚊子”都“令人生厌，人类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其灭绝”。威廉在给他的美国朋友波尔特尼·比奇洛的信中如是说。他还补充说：“最好用毒气熏死他们！”这些言论自然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约翰·勒尔特别指出，越来越激进的反犹太主义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皇帝成年生活的始终，他认为威廉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先导，是“铁血首相”（Blood and Iron Chancellor）和“德国独裁者”（the Führer）之间失落的那个环节。

当我们见证过1938~1945年纳粹政权给全欧洲的犹太人带来多么惨痛的灾难之后，骤然看到这种言论，我们的厌恶之情简直无以言说。然而在我看来，勒尔的结论在某些方面似乎有问题。首先，考虑到希特勒是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和思想环境中成长起来和接受教育的，与德国截然不同，俾斯麦和希特勒之间“失落的环节”这一说法究竟是何意还有待商榷。我们也不能断言威廉在任何意义上为希特勒的崛起开辟了道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对纳粹运动所持的基本态度是怀疑和敌对的。另外，威廉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否可以用勒尔建议的方式从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角度来考量，也有待进一步考虑。毋庸置疑，正如勒尔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威廉在成年之后的岁月里都持有德国国内（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精英中广泛存在的反犹太主义偏见。另一方面，正如拉马尔·塞西尔和维尔纳·莫斯所指出的，威廉同许多有钱有势的犹太人私交甚笃——他们就是所谓的“犹太贵族”，其中包括船舶制造商阿尔贝特·巴林，银行家马克斯·瓦尔堡、卡尔·菲尔斯滕贝格和路德维希·马克斯·戈尔德贝格尔，“棉花之王”詹姆斯·西蒙，煤炭巨头爱德华·阿恩霍尔德等人。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私交在一定程度上是功利的，因为威廉时不时要动用这些关系，为他的私人计划筹措资金。但这也反映了威廉对通过自己努力获得财富的人是乐于结交和充满尊重的。而这些朋友还能在经济问题方面为他提供客观的信息，这是他的大臣们无法做到的。最后，这些犹太大亨们精明世故、活力四射，能够使威廉从其随从人员圈子里那种乏味的氛围中抽身而出，呼吸新鲜的空气。威廉毫无顾忌地当众同他们散步、交谈，在晚宴上同他们坐在一处，在各种演讲中对他们不吝赞美和感谢之词，并在犹太教会堂同他们谈天说地。

在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威廉和这些人关系的亲疏程度。当政府官员抱怨见皇帝一面非常困难之时，威廉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瓦尔特·拉特瑙（自1912年起任德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监事会主席）会面；在战前的几年时间里，威廉至少会见了拉特瑙20次，其中好多次都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威廉是“钦点海洋巨子”犹太人阿尔贝特·巴林位于汉堡的宅邸的常客，一年之中造访次数多达6次。威廉前往柏林的格吕内瓦尔德酒店请教弗朗茨·冯·门德尔松如何为新购置的房产配备合适的室内设施。1871~1888年，前两任德意志帝国皇帝只给两位犹太人赐予了爵位，而威廉二世一个人就给7位犹太人封了爵位。除此之外，工商界人士中有越来越多的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也在威廉统治期间所授爵的犹太人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这种社会观念开放而又相对现代化的精英阶层构建方式为诸如支持泛德意志运动的民族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海因里希·克拉斯等同时代人所关注。在克拉斯1912年被广泛传阅的小册子——《如果我是皇帝》中，克拉斯（他以笔名写作）问读者威廉何以成了“比他资质平庸的爱德华叔父还要糟糕的犹太人赞助者，他将进入新财富阶层的犹太企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纳入麾下，甚至在政事上询问他们的意见”。的确，皇帝对这些在现代经济和工业发展中涌现出的杰出人才的偏爱引发了一些人（尤其是人数较少的普鲁士贵族）对王室的疏离，在他们眼中，“自由派作风”的皇帝打破了旧贵族构成的社会阶层，由他所掌控的王朝已经成了犹太金融巨头们的避难所。

威廉的反犹太主义是应激性的——这种情绪常常在他感觉自己受到攻击时达到顶峰，尤其是面对来自媒体的抨击之时，比如在牧师施特克尔事件期间，或是在发生《每日电讯报》事件和奥伊伦堡危机之后，那时他将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了言辞犀利的犹太记者马西米利安·哈登身上。但威廉从未试图通过立法来限制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在1869年的解放法案下获得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曾计划或真诚地希望这样做。19世纪90年代早期，威廉公开拒绝承认保守党采取的反犹太主义立场，声称保守党的态度与他本人无关。1896年，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支持拥有犹太背景的公务员卡尔·尤利乌斯·冯·比特担任普鲁士贸易大臣。相比之下，霍恩洛厄视比特为“野心勃勃的犹太人”，对其嗤之以鼻，并威胁说如果比特“从一扇门”进入政府部门，他（霍恩洛厄）会“从另一扇门”离开。在1904~1907年殖民危机余波未散之际，威廉成了伯恩哈德·邓恩伯格（此人为负责殖民事务的犹太裔国务秘书）的狂热崇拜者。

流亡生涯的开始标志着威廉态度的显著转变。正如维利巴尔德·古切所指出的，威廉越发深切关注“犹太问题”并非“特例”。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中，反犹种族主义在右翼圈子里迅速扩张，并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中甚嚣尘上，而这是受到了由犹太人主导的革命运动的刺激。就威廉本人来说，他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降临在自己国家头上的不幸深感痛苦，同时也因自己与这些历史事件的独特联系而心怀怨恨。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情感上，威廉都无法进行自我批评。他是一个具有“责他个性”的人：他总是将个人的不幸归咎于别人，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他一手策划了战争，并将治下的帝国带入了耻辱的末路，他便更迫切地想要将罪责和责任转嫁到他人身上。从反犹太主义的角度来看，他统治期间的不幸动荡都有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比如：哈登对奥伊伦堡的攻讦是“犹太人”反对君主制的第一波攻势，并在1918年革命中达到高潮，随后便发生了西线溃败、其妻子早逝等一系列事件。他沉浸在多伦庄园皇家住所所营造的虚幻氛围里，终日咀嚼着失败的苦果，最终在反犹种族主义的邪恶谬论中找到了现成的答案，帮助他摆脱缠绕着自己的梦魇。

但值得注意的是，威廉的反犹太主义从来没有为任何实际的行动提供依据，他也没有对活跃在共和国境内的各种反犹团体表示支持。也许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威廉从未将他的不幸遭遇仅仅归咎于犹太人；事实上，一群互不相同的肇事者们需要争得头破血流来拔得头筹：“美国佬”、“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法国人、共济会（三个“古普鲁士”分会除外）、容克地主、社会民主党等。除此之外，有许多人在他急需帮助的时刻使他大失所望。比如，当鲁登道夫于1927年8月写信给威廉，保证其领导的人民共同体运动致力于与“耶稣会、犹太人和共济会”做斗争之时，威廉在纸页边缘尖刻地批注说耶稣会在斯帕“失去理智”，因此“推动了革命的爆发”。像威廉的其他言论一样，这一番指责中充斥着机会主义、自私自利、自相矛盾的腔调。他对犹太人反感的言论过于狭隘地为自我辩解的目的服务，从而既不能融入一个一以贯之的世界观之中，又不能为任何行动提供指导。“我头一次为自己身为德国人而羞愧不已。”当1938年11月，威廉在多伦庄园得知犹太人遭遇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命运之时，他如此说道。他对他的扈从们宣称，“任何体面的德国人”都应该奋起反对纳粹的迫害。

前任皇帝强烈的利己主义倾向有助于解释他为何一直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缺乏热情。至少到1934年为止，威廉还幻想着能够重返皇位，享受他实际上从未拥有过的绝对权威。因此1923年的慕尼黑政变使他心灰意冷，因为他意识到巴伐利亚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试图通过这一行动将自己的王室成员推上皇位，以取代霍亨索伦王朝。20世纪20年代，多伦庄园的扈从同魏玛共和国内的一帮保守派和君主主义者组成的松散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威廉方面同纳粹运动的非正式联系越发紧密起来：威廉的幼子奥古斯特·威廉在询问和获得父亲的许可后，于1928年加入了纳粹冲锋队。威廉的新妻子，赫米内·冯·罗伊斯–格赖茨夫人与党内高级领导人有来往，并参与了1929年的纽伦堡集会。保守阵营的崩溃和纳粹党在1930年德国大选中的惊人成功使得复辟党人决定正式加入希特勒的运动。其成果是威廉和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于1931年1月在多伦举行会谈。此次会面的纪要已经散佚（如果有纪要的话），但戈林似乎对威廉在未来某个时间会返回德国的前景颇具信心。

尽管接收到了这些友好的信号（来自希特勒本人的鼓动性话语和1932年夏与戈林的二次会面），威廉对“独裁者”希特勒是否真的支持君主复辟仍心存疑虑，其理由也相当充分。这一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和希特勒建立的每一段合作关系一样，双方都在尔虞我诈。希特勒希望通过同旧的统治家族联合，加强他作为普鲁士–德国君主制传统合法继承人的认可度；而威廉则想夺回宝座。然而，在自传《我的奋斗》（威廉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中，希特勒曾宣称他的运动目标不在于“建立君主制”，而在于建立一个日耳曼国家。随着希特勒大权独揽的欲望越发明显，威廉通过纳粹政府复辟君主制的希望日渐渺茫，而希特勒也不再迫切需要霍亨索伦家族的支持。关键时刻在1934年1月27日到来，这一天希特勒下令取消所有为皇帝75岁生日所举办的庆祝活动。几天之后，新的法律出台，宣布所有君主主义组织皆为非法，复辟运动正式宣告失败。

在威廉看来，希特勒此举是在向“霍亨索伦家族宣战”。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位退位的皇帝越发敌视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尤其在1937年4月其妻子与纳粹党断绝关系，成为与纳粹政权势不两立的反对者之后。纳粹政府对他们的蔑视展开了猛烈的报复，持续不断地清除德国君主制的痕迹，禁止展示与君主相关的图片和纪念品。直到1939年秋天德国战胜波兰的消息传来之后，威廉才开始对纳粹政权产生更加积极的兴趣。当德国军队于1940年5月13日入侵多伦之时，他感到欢欣鼓舞，并为德国战胜法国大为感慨。他仍然对自己退位和帝国崩溃的悲惨时刻念念不忘，认为攻陷法国是“对1918年所发生之事的报复”。此前，威廉的随行人员提醒他，希特勒因为威廉没有祝贺其成就感到不满，现在威廉立马发了一封电报，为“独裁者”歌颂“天赐的胜利”。不消多说，这种示好并没有改善威廉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希特勒在随后的几年里将威廉称作“趾高气扬、毫无个性的傀儡”。这也没有获得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好感，戈培尔在1940年将威廉描述为一个“无可救药的傻瓜”，并说他或许有部分犹太血统。

威廉那时已年过八旬，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41年6月4日，他在多次心脏病发作后不治身亡。希特勒曾打算将其遗体运往波茨坦举行葬礼，届时他将自封为继任者，接过历代军阀出身的君王的衣钵，继承普鲁士传统，毕恭毕敬地走在这位末代皇帝的棺材后面。但威廉留有遗嘱，希望在德国恢复君主制之前一直留在多伦，于是纳粹政府另外派了少数代表前往多伦参加了葬礼。由于英国军队的空袭，葬礼延迟举行，在1941年6月9日，葬礼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结语

“我支持对威廉处以绞刑。”英国工党议员乔治·巴恩斯在1918年11月于内瑟顿发表的一次竞选演说中如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威廉二世成了大众仇恨的对象。协约国在战时用于宣传的艺术海报将他描绘成一只残忍血腥的动物，俯视被蹂躏过的比利时妇女的尸体，或是一只趾高气扬的猿猴，站在熊熊燃烧的图书馆前面，欣喜于文明的毁灭。繁复艰深、注脚密布的条约文本被公之于众，向受过教育的公众表明威廉要为1914年以来将整个欧洲裹挟其中的祸事负主要责任。“不管怎么说，”1917年一项类似的研究宣称，“德意志帝国皇帝……应该为全世界所遭受的不幸负责。”另一项研究则认为他应该为1914~1918年的战乱承担“完全和直接的责任”。难怪很多人联合呼吁对这个“人类公敌”处以绞刑。

即使在德国（威廉二世统治了30年之久的国度）国内，一波谴责的浪潮亦在他退位之后席卷而来。这位末代皇帝被称为“疯子”，带领他的臣民走向毁灭。曾在他手下任职的杰出人物所著的自私的回忆录，几乎没有使他的形象有丝毫改善。“每出一本新书，他作为软弱无能的胆小鬼、独断专行的野蛮人和吹牛大王的形象就越发让人憎恶，正是这个装腔作势的蠢材使德国陷入了不幸的深渊，”哈里·格拉夫·凯斯勒伯爵于1928年这样写道，“他身上没有一点是能引起同情或怜悯的，他完全是可鄙的。”

80多年后的新世纪伊始，当时的人们由这类评断而产生的对威廉的情绪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殆尽了，但我们对威廉二世的印象依然是负面多过正面。近年来的研究将他描述为“（精神病）治疗的典型案例”，一个“想法无常、极度自恋”的“可恶皇帝”，一个“四肢不协调”“攻击性强”和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恶霸，以目睹他人受辱为乐，以脱离于同胞之外而沾沾自喜，一个“乏味的”“疯狂的”“自吹自擂和自视甚高的傻瓜”，“阿道夫·希特勒的先驱”，是德意志帝国优雅的沙文主义和奥斯维辛种族灭绝式的仇恨之间“失落的环节”，这个男人“目睹了世界上最极致的丑恶，却宣称这是上帝的杰作”——简而言之，他是“世界历史的浩劫”。

众多谈及威廉的史学评论都采用了嘲笑、谴责，甚至妖魔化的论调，这是该研究领域最为鲜明和突出的特点。即使我们不带着为威廉正名的想法去探究这个领域，也能发现这种措辞的言过其实和盲目不明之处。似乎威廉的存在代表了某些超越他自身的宏大题旨——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一个民族的灾难和耻辱。本书并没有试图为这位末代皇帝“辩解”。在我看来，他聪明有余，但判断力不足，时常爆发出惊人之举，但往往是三分钟热度，生性怯懦，容易恐慌，常常因感到弱势和威胁而冲动行事。本书试图通过在具体情境中解读他的言行，在众声谴责和同情理解之间重新找回平衡。

通过这种做法，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威廉对权力的理解和对如何运用权力的看法并不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头脑的古怪产物。这一部分来自威廉饱受权力政治冲突所扰的家庭背景，一部分拜俾斯麦所赐，这位政治伟人对威廉的政治教育可谓影响深远。

德意志帝国宪法特有的不确定性使君主得以在特定的情况下独揽大权，但也能导致权力从君主手中流失；说得更宽泛一点儿，本书突出了俾斯麦之后，权力在德意志帝国宪法体系内不断流转的特性，其在各方之间易手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威廉对阵他的首相和将军们的情境中。

在与俾斯麦决裂的过程中，威廉学会了调动帝国宪法赋予他的众多工具，并初步描绘了政治蓝图，将君主在其中扮演调和作用的社会文化事业同有利于国家团结的宏伟计划结合在一起。在政治领域之外，威廉始终关注技术、科学和工业方面的最新发展，召集这些领域的专家到他身边，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精英空间，使得原本互不相关的社会群体能够互相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尼古劳斯·松巴特在对这一统治时期独辟蹊径且见解独特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威廉向往成为一名“精英之王”。（松巴特还指出，人们是否需要通过“爱”这个皇帝来理解他，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皇帝实施了许多积极干预，却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一蓝图，甚至连持续地对执行机构施加压力也做不到。安排“心腹”就任关键职位也并不一定能壮大他的权力。这部分是由于帝国的“官吏”一旦被任命，往往会自行其是，但更根本的问题是皇帝完全无法制定或遵循一个属于自己的、连贯的政治纲领。“王权机制”——由勒尔提出的、用来替换“人治”的微妙词语（借用了诺贝特·埃利亚斯对路易十四时期专制政体的分析）——因而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当君主的目标是众所周知的，并且朝臣对此亦有所预期时，它才具备其政治意义。威廉二世的情况绝非如此，他的政治目标总是瞬息万变。他采纳意见，充满热情，而后又感到厌倦或泄气，最后又将其束之高阁。他一时与沙皇势不两立，一时又与其交从甚密。在他自以为受到轻视和挑衅之时，会勃然大怒，但一旦意识到自己即将真枪实弹地和他人对立或是产生冲突时，又会畏缩不前。这并不意味着皇帝无足轻重。然而这确实表明，他的重要性与其说体现在执行专制意志上，不如说体现在长期无法掌握大权上。甚至他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干预（虽然这是重要的领域）也不是长期稳定的，因而也算不上是长远的蓝图。

无论是同比洛，还是同贝特曼–霍尔维格共事，威廉都没有实现其在19世纪90年代孜孜以求的对政治事务的掌控。伯恩哈德·冯·比洛或许没有策划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永久采用代议制，但他并不像所谓的比洛式“良君治国”理念所暗示的那样任皇帝驱使。至于威廉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干预，这自然使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如临大敌，但这些干预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充满恶意，反而几乎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什么影响。王朝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用处。威廉在德国海军迅速扩张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海军计划和英德关系恶化之间的联系也不应被大肆强调。无论是在国际政治中盛行的帝国主义，还是造船业的兴盛，都不是导致1914年战争爆发的原因。在冲突爆发之前一系列危机的背景下，本书强调了威廉处理巴尔干问题时的和平意图。威廉并没有把1912年之后的巴尔干问题当作挑起中东势力和一个或多个大国之间冲突的托辞。自1895年之后，他对奥地利盟友并没有无条件支持，这对德意志帝国的独立和欧洲的和平构成了实际上的威胁。他在1914年7月5日的所作所为（“空白支票”事件）并非对奥地利先发制人，也不是为了推动德意志帝国发动防御性战争来扭转军事准备水平上的颓势。事实上，我们应当认真思考威廉在1888年6月25日帝国国会开幕时做出的承诺：“在外交政策上，我决心尽可能地与每一个人保持一致。既然我们已经通过奋斗赢得了作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而存在的权利，德意志帝国没有必要进一步耀武扬威，或者进行武力征伐。”

威廉的公开言论没有如他所预想的那样树立和巩固他的权威，反而比他的其他任何举动都更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名誉。德皇的演讲有时是冒失和不明智的，但我们不能错误地将演讲引发的骚动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缺点。作为普鲁士国王–德意志皇帝，威廉本人代表了不同头衔及职能的融合，因此对不同的选区来说他象征了不同的形象。威廉未能缓和由此产生的紧张局面，及其在帝国的公共生活中产生的恶劣反响，这不仅同他本人反复无常的个性有关，也同德国政治文化分割离散的特质有关。“也许，”正如托马斯·科胡特所指出的，“德国就是如此四分五裂，以至于无法形成重要的利益共同体，为有效的政治统治提供基础。”

尽管威廉是名义上的军事统帅，却不能在德意志帝国军队的战略制定和管理运作上发挥任何积极的作用。但根据宪法规定，他是连接军事管理机构和民事管理机构的关键人物（这在临近战争爆发的那几年中已经很明显），因此他得以在1914年7月之后由德意志帝国领导层做出的几大重要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苦苦支撑了好几个月，为法金汉顶住舆论压力，确保其不会被赶下台。威廉比一贯高瞻远瞩的贝特曼–霍尔维格更清楚地看出兴登堡并非善类。皇帝是为数不多的直到最后都反对采取无限制潜艇战的人之一——这也许是德意志帝国的战时指挥层所做出的最致命的决策。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忽视皇帝无法真正掌控大权这一根本性失败。威廉占据了德意志帝国宪法的核心地位——他处于该系统的焦点上。他原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协调各方，以提供策略方针。威廉在这两方面的失败，有助于解释德意志帝国为何在解决东部和西部战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花费了这么长时间，为何对海军和陆军的调动如此不协调，为何采用外交手段和战后和平计划与实施军事战略之间无法实现有意义的对话。

威廉二世急剧加速了以君主制作为德国政治制度被废止的过程，从而间接地使民众对一位“平民元首”出现的要求更为迫切，此人必须是成功人士，且深受大众拥戴。对于保守派旧贵族而言，威廉的黯然退位使得民众无法继续对这位末代皇帝产生认同感。君主制因此无法成为能为战后保守主义提供持续且稳定的政治支持的意识形态机制。贵族群体，尤其是年青一代，从他们的祖辈所信奉的个人化的、鲜活的君主制中抽身而出，呼吁选出一位平民领袖，填补威廉执政失败而出逃国外之后留下的真空。我们在安德烈亚斯·格拉夫·冯·伯恩斯托夫（来自对普鲁士王室世代效忠的贵族家庭的一支）字迹潦草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这种渴望的具体注解：“如今只有一位独裁者能够帮助我们，用他的铁扫帚把世界上的这群寄生虫全部扫荡干净。我们要是和意大利一样，有一位墨索里尼，那该多好！”

威廉二世的权威是由来源不同的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威廉有权提出政治举措（但无权强制议会予以通过和实施），他掌握着许多关键职位的任命权（但一旦他提名的候选人就职之后，他就无法对其进行操纵了），他还在公众生活中享有突出的特权地位（但无法控制公众对他的观感）。这些互不相同的权力之间并不稳定甚至在某些方面互相破坏的关系一直是威廉二世解不开的谜题。政治体系中最严重的问题（未经改革的普鲁士选举制度和军队所处的无法解决的、超然于宪法之外的地位）依然悬而未决。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其政府原本能够促成建立更强大的立法机构，不断发展的欧洲政治文化进一步成熟，最终却反而成了悬在德意志之上的“哈哈镜”，使德意志帝国于困境之中那些最令人忧虑的特征（改革受阻停滞不前，政治分裂，教派林立，社会经济两极化，权力和文化脱节，军方地位非正常化，国家对其在国际社会中定位的困惑）显得更加骇人。

致谢

在此谨向以下朋友和同事表示感谢，此书的完善有赖于他们的宝贵建议。约翰·汤普森是一位慧眼如炬的批评家，他慷慨地帮助我通读了整部手稿，挑出了其中许多混乱之处。布伦丹·西姆斯、乔纳森·斯坦伯格、马库斯·克劳修斯和埃玛·温特也给予我帮助。沃尔夫冈·莫姆森（已故）来访剑桥时给予我有益的建议。克里斯托弗·艾伦·贝利也提出了激发我灵感的意见。特别致谢约翰·勒尔教授，这一领域的全部研究均肇始于他对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所做的开拓性研究。虽然本书对勒尔教授的巨著（三卷本威廉二世传记）中的某些解读持有异议，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这部作品，本书也无法问世。西蒙·温德尔为本书寻获了图片。贝拉·库尼拉以她一贯的热情对本书进行了编辑。尼娜·鲁本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并指出其中的无趣之处。约瑟夫和亚历山大为我带来了无尽的欢愉和快乐。本书中仍存在的错误及不当之处与以上诸位均无关系。

帝国几何系列（全三册）

[美]托德·G.布赫霍尔茨 [英]丹·琼斯 [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著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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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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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繁荣的代价：富有帝国的衰落与复兴

目录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序

引言 有关繁荣的悖论

第一部分 分裂力量

第1章 有关国界、尿布和高尔夫球场的悖论

第2章 蛋糕忧郁症以及有关贸易的悖论

第3章 借贷带来的麻烦

第4章 工作问题

第5章 自拍时代的爱国主义、外来移民和坚毅

第二部分 带头冲锋

第6章 亚历山大大帝及其伟大帝国

第7章 驶向西方的东方快车

第8章 东方能否迎头赶上西方？

第9章 两位无畏的领袖：不找任何借口

尾声 不要变得软弱

致谢

注释

分裂的王国：约翰、男爵和大宪章

目录

自序

日期小注

第一章 《基督胜利》

第二章 圣殿中的麻烦

第三章 参加十字军

第四章 帝王将相

第五章 伦敦

第六章 兰尼米德

第七章 被包围的英格兰

第八章 “无神”

后记

附录1

附录2

致谢

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权谋的一生

目录

前言

第1章 青少年时期

家族权力

威廉的权力之路

威廉二世其人

第2章 夺取权力

权力与宪法

皇帝与首相之争

班柯的“幽灵”：“隐退”后的俾斯麦

第3章 独断专行

紧张的19世纪90年代

学校政策

信仰之争

军队法案（1893）

消极同盟的失败

皇帝的朋友

皇帝与大臣：克勒尔危机

1897~1900：威廉掌权？

小结：权力和约束

第4章 从比洛至贝特曼时期的国内政治

“个人统治——良好意义上的”？

信任危机（1905~1906）

比洛的终曲

1914年以前的国内政治

小结

第5章 威廉二世与外交政策（1888~1911）

“德意志政策的唯一主宰者”

应付威廉

威廉二世和海军构想

海军至上主义成为政策

逃生路线（1904~1906）

孤立（1911）

威廉的影响

第6章 权力与舆论

演讲的力量

《每日电讯报》危机

第7章 从危机到战争（1909~1914）

威廉二世、奥匈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

蓄谋已久的战争？

好战的威廉二世？

1914年7月

来自伦敦的消息

小结：威廉二世与战争的爆发

第8章 战争、流亡、逝世（1914~1941）

最高统帅

无限制潜艇战

贝特曼的倒台

舆论

流亡

结语

致谢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