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远征

（套装共三册）

目录

百年战争简史

无敌舰队

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百年战争简史

[英]德斯蒙德·苏厄德 著

文俊 译

版权信息

书名： 百年战争简史

作者： [英]德斯蒙德·苏厄德

译者： 文俊

书号： ISBN 978-7-220-10274-5

版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献给皮埃尔和约兰达·德·蒙塔朗贝尔

目录

地　图

世系表

致　谢

前　言

第1章　瓦卢瓦还是金雀花？1328——1340

第2章　克雷西1340——1350

第3章　普瓦提埃和黑太子1350——1360

第4章　“智者”查理1360——1380

第5章　理查二世：失落的和平1380——1399

第6章　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英格兰的机遇 1399——1413

第7章　亨利五世和阿金库尔 1413——1422

第8章　贝德福德公爵兼法国摄政约翰 1422——1429

第9章　“奥尔良女巫” 1429——1435

第10章　“令人悲伤的消息” 1435——1450

第11章　结局：“一场凄凉的战役” 1450——1453

第12章　尾　声

附　录　关于货币的说明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地图

世系表

致 谢

我首先要感谢两位本笃会的修士，即马塞尔·皮埃罗修士与利居热的让·贝凯修士。他们在许多年前曾带我去过普瓦提埃的古战场。我真诚地感谢他们引发了我对百年战争的历史的兴趣，并感谢他们的修道院对我的热情款待。

我尤其要感谢里尔斯比·西特韦尔爵士，他给予我很多鼓励，并阅读了我的打印稿与校对稿。感谢已经去世的蒙克利夫的伊恩·蒙克利夫爵士，他向我指出，查理六世的疯病可能是由卟啉病引起的。感谢古董弓箭协会的主席、已经退休的前皇家海军中校W. F. 帕特森，他为我提供了长弓与十字弓的图片，并提出了一些关于中世纪弓箭手的技术方面的建议。

莫布里、西格雷夫与斯托顿勋爵，邓博因勋爵和尼古拉斯·阿什顿先生为我讲述了他们各自的家族在百年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莫布里勋爵为我提供了他的祖先第一代斯托顿勋爵的材料，他在百年战争后期挣了一大笔钱；邓博因勋爵告诉了我许多巴特勒家族与其他在法国的爱尔兰人的信息；而阿什顿先生使我注意到了亨利五世时期在诺曼底服役的约翰·阿什顿爵士。

前 言

你知道吗？我以战斗为生，和平会把我摧毁。

——约翰·霍克伍德爵士

这是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一本关于百年战争的简短介绍。其他研究成果要么是从法语翻译而来的，要么就把阿金库尔战役一笔带过，要么就太过学术。不过，虽然这本书不是为专业学者写的，书中无疑也充分借鉴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已大大转变了人们对百年战争的传统看法。

“百年战争”这一概念在19世纪末才逐渐流行起来。事实上，这个概念包括一系列战争，所覆盖的时段超过100年。普遍认为，百年战争始于1337年法国国王腓力六世“没收”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吉耶纳公爵领，爱德华随即宣布对法国王位拥有继承权；止于1453年英军丧失波尔多。在这段时间内的大部分时期，英国相对法国都拥有巨大的军事优势，这得益于英国长弓的强大战力。

百年战争中的一些战役已成为英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例如英国人在克雷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的光荣胜利。但在战争末期，法国火炮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英国长弓手，这些战役却不太为英国人所知。征战双方都有一些在历史上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英国方面有爱德华三世、“黑太子”以及比前二者更为可敬的亨利五世；法国方面有奢华却无能、最终死在伦敦监牢里的约翰二世，病恹恹、一瘸一拐却又充满智慧，差一点就击败了英国人的查理五世，还有谜一般的查理七世（贞德的王太子），他最终把英国人赶出了法国。英国登场人物还包括约翰·钱多斯爵士、冈特的约翰、贝德福德公爵、老塔尔博特以及约翰·法斯托夫爵士——莎士比亚笔下法尔斯塔夫的原型。法国登场人物包括杜·盖克兰骑士统帅、“奥尔良的私生子”和从多姆雷米来的女巫（圣女）贞德。

在百年战争的这一个世纪中，西方国家持续不断地互相劫掠。一位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写道，当时的英国人认为战争是“一次投机活动，有巨大的利润可图，所有加入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雇佣兵团的人都是这一买卖的一分子……”他还说，到了1450年，“在战争中获利最多的是拥有广大领地的大家族”，“而那些出身贫微、没有继承任何遗产的贫穷冒险者中，只有几十个人赚了大钱”。事实上，英国各个阶级一代又一代人前往法国赚钱，就像后来的英国人去印度或非洲赚钱一样。

当然，除贪婪外，英国人还有其他动机。弗鲁瓦萨尔①  《编年史》或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的读者会发现，骑士精神、封建忠诚和原始爱国主义是英国人参战的重要动机。本书对物质动机的强调看起来或许有些过分了，这部分是由于物质动机在通俗的百年战争读物中强调得不够，部分是由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赢自法国的战利品”的数量与实质，以及英格兰是如何使用这些战利品的。

法国的男人们——以及女人们——看待百年战争的角度则完全不同。编年史家弗鲁瓦萨尔描绘了百年战争期间奢华的宫廷生活，另一位编年史家“巴黎市民”却记述了狼群游荡在巴黎城内、啃食尸体的场景。《贝里公爵最富有的时光》一书所塑造的世界既美好又血腥。不同于百年战争对英国人的意义，它对法国人来说更像是一长串战争故事：这是一段可怕的经历，所有社会群体都牵涉其中。

重读我近20年前写的这本书，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英格兰曾不公正地对待了法兰西。我们在赞叹了不起的英国弓箭手们依靠强大的武器一次次取得胜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法国人入侵了英国，他们也将同样对待英国人。但是，英国入侵法国的历史已经深深融入法国人民的共同记忆当中，此后不断影响着两国之间的关系。

①  让·弗鲁瓦萨尔（1337——1405），又译傅华萨，中世纪低地国家的作家兼宫廷历史学家，使用法语写作，著有《编年史》。另，除有特殊说明外，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后面不再另外说明。

第1章

瓦卢瓦还是金雀花？

1328——1340

他敢命令我向他效忠吗？你去告诉他，他所篡夺的王冠原是我的，他应该向他所站立的土地下跪。我要的岂止是一个小小的公国，我要的是我那整个的版图。若是他胆敢拒绝交出，我就要拔掉他那身借来的羽毛，把他光着身子赶到荒野里去。

——莎士比亚《爱德华三世》

阁下，您难道没有看到，

围绕着法兰西的丝线已经断裂了吗？

——乔弗里·斯科罗普爵士

公元1328年2月1日，“美男子”腓力的第三个儿子和卡佩王朝最后一任君主——法国国王查理四世已经奄奄一息。他没有留下子嗣，但他的王后已经有孕在身。临终前，查理留下遗言：“如果王后诞下男婴，他将继承王位；但若是女婴，王位将属于瓦卢瓦的腓力。”

腓力是瓦卢瓦、安茹和曼恩伯爵，时年35岁，是个身材高挑、相貌英俊的贵族，因在战场和骑士比武中的英勇表现闻名于世。腓力是法国国王“圣路易”的曾孙，查理四世的堂兄①  。其父瓦卢瓦的查理不仅拥有皇室血统，还因其第二任妻子而成为名义上的拉丁帝国皇帝。腓力的生母来自统治着那不勒斯的卡佩王室。因此，腓力继承了丰厚的财富和庞大的领地。他冷酷而精于算计，与民间传说中的那些外表华美却无能的“游侠骑士”颇有不同。

在1328年4月1日愚人节那一天，查理四世的王后诞下一名女婴。腓力立即召集了一批精心挑选的贵族前往巴黎开会，会议很快宣布腓力为法国国王腓力六世。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决定将为法国带来多少破坏和厄运。

两年后，在海峡的另一边，一个更具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1330年10月，一次大会议（Great Council）在英国诺丁汉召开。诺丁汉城堡是王太后伊莎贝拉及其情夫——英国的真正统治者马奇伯爵罗杰·莫蒂默的住所。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时年18岁的英王爱德华三世与一群年轻贵族从密道潜入城堡，砍倒侍卫之后，闯入怀有身孕的伊莎贝拉王太后的卧室，抓住了莫蒂默。尽管努力避免被母亲看到，爱德华仍亲自用战斧劈开了卧室门。伊莎贝拉向他哀求：“亲爱的儿子，亲爱的儿子，可怜可怜莫蒂默吧！”爱德华还是在伦敦泰伯恩刑场将罗杰当众绞死并分尸，最终取得了对王国的控制权。

爱德华有理由憎恨莫蒂默和母亲伊莎贝拉。这位“法国母狼”似乎一直憎恶丈夫爱德华二世——班诺克本之战的败将、极其无能的统治者和有名的同性恋。1326年，伊莎贝拉和莫蒂默迫使爱德华二世退位，扶植其子为傀儡君主，一年后又残忍地杀害了被废黜的爱德华，用一根烧红的铁棍捅进了他的肛门。莫蒂默恐怕是英国历史上最卑劣的统治者，他施行恐怖统治，不仅杀害了爱德华二世，还引诱其弟肯特伯爵叛乱，以合法的名义杀害了他。其最卑劣的行径莫过于让伊莎贝拉王太后怀上了孩子。然而，爱德华三世饶恕了伊莎贝拉，允许她退居诺福克的赖辛城堡，过上舒适的晚年生活。他每年都要去那里探望王太后一次。

伊莎贝拉是法国国王腓力六世的堂妹，是英国王室与法国王室之间的纽带。她同时还是已故的查理四世的亲妹妹，许多人都认为她或她儿子应当继承法国王位，而不是瓦卢瓦伯爵。那个时代没有“国籍”这一说：直到14世纪末，盎格鲁-诺曼法语仍是英国统治阶级的口头和书面用语，是爱德华三世及其儿子们甚至曾孙们的第一语言，爱德华本人在儿时还需专门学习英语。爱德华还是吉耶纳公爵和蓬蒂厄伯爵，位居法国十二贵族②  之列，是一位显赫人物。

在腓力于查理四世死后召开的巴黎会议上，两名英国使臣提出了伊莎贝拉王太后对法国王位的主张。法国历史上只有一名女性被剥夺了王位继承权——在不久前的1316年，约翰一世出生并继承王位，10日后就死去，贵族会议决定将其姐从继承顺位名单上划掉。当时，贵族们无法提出任何法律依据支撑这一决定，但女孩的监护人替她放弃了继承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便利。英国使臣伍斯特主教亚当·沃勒顿提出了合理的论据：1316年的先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判例，从没有任何一位女性被“合法地”排除在法国王位继承权之外，虽然法国历史上从没有过女性统治者；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所有封地都可以为女性所继承，就连最强大的公爵领地也不例外。（古代法兰克人的萨利克法典禁止女性或女性一系后裔拥有继承权，但这一法条直到后来才被人从历史的迷雾中发掘出来。）但巴黎会议坚决把伊莎贝拉王太后排除在外。根据弗鲁瓦萨尔的记载，他们认为“法国的疆土十分高贵，不能落入一名女性之手”。早在1326年，伊莎贝拉和莫蒂默拜访法国宫廷时，贵族们就认识了她和她那可怕的情夫（沃勒顿主教与莫蒂默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可不想被这样的人统治。

当年轻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获得统治权时，他只不过是一小撮不满于现状的贵族的领袖，并没有力量去撼动腓力六世的地位。实际上，此时的爱德华三世只不过希望留住阿基坦公爵领（或者留下吉耶纳），该地自1259年以来就由英国王室作为法国国王的封臣领有。这是安茹帝国的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上最后一块土地，由一条狭长的海岸地带组成，从拉罗歇尔南部延伸至巴约讷和比利牛斯山，包括当时吉耶纳的西部地区、圣通日和加斯科尼，为一连串精心选址、重兵把守的前线殖民城镇所拱卫。

吉耶纳并非殖民地。虽然高级行政职位由英国人担任——包括吉耶纳总管、波尔多市长和治安官、圣通日总管，还有一批副总管和堡垒司令，总共约200人——但是大部分官员都是在当地招募的。波尔多大主教从来都不是英国人，并且当地虽有很多英国商人，却几乎没有英国地主。所有重要的封建领主都是吉耶纳人，其中一些人还拥有英国的地产。

阿基坦公爵领是爱德华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王室在整条加隆河上都设有过桥税征收点，收取了丰厚的税金，因为吉耶纳盛产葡萄酒，就像英格兰盛产羊毛一样。有时候（例如1306至1307年），吉耶纳的税收比全英格兰的还要多。公爵领首府波尔多市拥有3万人口，其繁荣得益于同英国的商业联系：大量葡萄酒流入英格兰，价格低廉，除了最穷的人之外，所有人都消费得起——14世纪英国人均饮酒量是现在的好几倍。除波尔多外，以造船业闻名的巴约讷和其他许多城镇，还有无数拥有葡萄园的封建领主都能从葡萄酒贸易中获益，因为当时的红葡萄酒成分混杂，经常混有加亚克和卡奥尔等地出产的葡萄酒。事实上，本地市场也无法消化这么多产品。从另一方面讲，吉耶纳也依赖从英国进口的粮食——1334年的贸易量为5万夸脱，还进口英国的羊毛、皮革、松脂和盐。公爵领地的人民并不讲法语，而通用加斯科语，这是一种普罗旺斯语。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居民与法国王室或法国北部地区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许多吉耶纳人都去英格兰谋生，在同苏格兰的战争中为英国国王效力，或在伦敦经商。吉耶纳人亨利·勒瓦里兼任波尔多和伦敦市长。若对吉耶纳法庭的判决不服，当地人还可以去英格兰上诉。金雀花王朝的统治者们认为，相较威尔士或爱尔兰，吉耶纳更是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弗鲁瓦萨尔在谈到吉耶纳人时，也总是称他们为“英国人”。

1329年，爱德华来到亚眠，向“正直而令人尊敬的堂兄”腓力宣誓效忠，在亚眠大教堂内受封为“法国国王的封臣、吉耶纳公爵”。他也在索姆河口以“蓬蒂厄伯爵”的身份行效忠礼；其领地的首府是阿布维尔，还有一个城镇叫克雷西，我们之后还会再谈到它。莫蒂默死后，在1331年3月起草的一份文件中，爱德华同意向瓦卢瓦王室“效忠”。如果他不这么干，就有可能丢掉吉耶纳和蓬蒂厄。自1259年以来，双方围绕公爵领的疆域、英国的“公爵-国王”同法国封君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不断产生争端：金雀花王朝的君主拥有吉耶纳的最高权力，还是必须作为封臣服从法国国王的号令？双方时不时还会爆发战争。1325年，在圣萨尔多战争中，吉耶纳的英国总督肯特伯爵就被迫在拉雷奥尔镇向法国国王查理四世投降，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爱德华二世拒绝向法国国王效忠而引发的。当时，查理四世满足于保有阿让奈（加隆河与多尔多涅河间的地区），但爱德华三世一定意识到，占领吉耶纳是统一法国的必经之路。1331年下半年，爱德华装扮成一名羊毛商人，再次跨过海峡，同腓力在蓬圣马克桑斯秘密谈判，试图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局面。

当时，法国似乎比英国更为强大。13世纪著名编年史家马修·帕里斯写道，“法兰西国王是所有尘世国王之王”，法兰西国王也无疑是西欧的第一统治者，其光辉盖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或多或少控制着从1309年起就住在阿维农的教宗——国王既是教宗的保护人，也是狱卒。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不听话的诸侯，国王将各路贵族渐次制服。如果说佛兰德斯和布列塔尼——当然也包括吉耶纳——仍保留着半自治的地位，腓力六世直接控制的土地就占其治下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

从10世纪起，新农业技术使西北欧的农民有能力开发他们肥沃的土地，用耕犁将大片森林变为良田。直至14世纪早期，耕地面积每年都在增加；相应地，人口出生率也在不断增长。这个现象在法国表现得最为明显：1330年前后，法国拥有2100万人口，相当于英格兰人口的5倍。法国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数量成倍增加，在阿尔卑斯山这一侧建造出最美的城市和大教堂。富有哥特风格的巴黎成为欧洲北部的中心，约有15万居民。弗鲁瓦萨尔曾游历四方，他在书中评论道：“人们一定会惊叹于法兰西的高贵与繁荣，无论在王国的中心地带还是边境，都有那么多的城镇和堡垒。”

与之相比，中世纪的英格兰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土地，和现代挪威有些类似，森林和沼泽的面积比耕地更大。英国只是一个贫穷的小国，唯一的财富就是羊毛。伦敦只有3万居民。不像法国国王，英国国王的日子并不好过。爱德华三世不是他祖父那样的绝对君主——这样的统治地位在他父亲爱德华二世时期就不复存在了。爱德华三世必须始终小心照顾“议会中领主们”的意愿，他们包括约100名男爵、主教和修道院长。弗鲁瓦萨尔写道：“那个国家的所有君主都必须满足其臣民的愿望，向他们的意志低头。如果他不这样做，而给国家带来不幸，他就会被赶下台。”

法国的骑士阶层是腓力的最大财富，他们拥有“优良的骑士风度、强壮的肢体和坚毅的内心，殷实而富有”。一个全副武装的重装骑士(man-at-arms)③  ，加上他那巨大的战马（极其昂贵，通常价值200英镑，经训练能够撕咬、踢打和踩踏），就构成了一个重骑兵单位，相当于中世纪的坦克：一支这样的部队在相对狭窄的战线上发起冲锋时，具有压倒性的打击能力。骑士精神有点像日本武士的“武士道”精神（跟《亚瑟王之死》中的想象是两码事！），推崇骑士精神能够极大地提升士气，在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在基督教世界，在近300年时间里，这种重装骑兵几乎赢得了所有重要战役的胜利：他们从异教徒手中短暂地夺取了巴勒斯坦地区，从摩尔人手中再次征服了西班牙。在近100年内，法国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骑士部队，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骑士比武、为国王效力，还是做雇佣军。有一次，法国骑士部队彻底摧毁了一支英国军队。1328年，腓力六世率军在卡塞尔歼灭了一支佛兰德斯枪兵部队。因此，腓力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掌握着西欧规模最庞大、装备最精良、最有战斗激情、战功最为显赫的骑士部队，可与巅峰时期的古德里安和巴顿将军齐名。在腓力统治初期，他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与之相比，英格兰的战争记录可不怎么好。上面已经提到肯特伯爵在加斯科尼的惨败。更糟糕的是，英格兰曾多次被苏格兰打败。从1314年班诺克本战役之后，到1323年两国签订停战协议之间，苏格兰人常常越境南下扫荡，最远到达约克郡，造成大范围破坏。1327年，年轻的爱德华在一场战役中不幸败给苏格兰人之后，还流下了羞惭的泪水，经他谈判签署的和平协定被称为“北安普敦耻辱和平”。尽管只是一个贫穷野蛮的小国，苏格兰在当时似乎是对抗英国时一个有用的盟友。

但是，苏格兰人虽然骁勇善战，却更经常被英国人打败。1333年7月，在贝里克郡附近的哈里登山，爱德华率军摧毁了苏格兰军队。他不仅第一次品尝胜利的滋味，还发现了骑士下马作战并配合弓箭手这一战斗队形所能发挥的威力——虽然这次战役中的苏格兰人不过是一些枪兵和轻骑兵，还不能和法国强大的重装骑士相比。爱德华还有计划地烧毁了苏格兰低地地区，使之变成一片荒土——不久之后他的军队将在法国使用这一邪恶的策略。参与这场战斗的编年史家让·勒贝尔记录了英军胜利的喜悦,他们终于报了班诺克本战役的一箭之仇。让·勒贝尔写道，爱德华回国时受到了英国人喜气洋洋的欢迎，“全国上下都敬仰他那高贵的言行和伟大的心灵，一群美丽的贵妇和少女围绕在他身边，所有人都说他就是亚瑟王再世”。

但爱德华还没打算与腓力为敌。直到1336年，他都忙着御驾亲征苏格兰。多年来，他真心希望同腓力就吉耶纳的问题达成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爱德华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阿让奈边界地区，巩固吉耶纳空虚的边防。腓力这边也不得安宁。1332年，英法两位国王决定一同参加十字军，这一计划获得教宗热情的鼓励，一支舰队在马赛口岸缓慢集结。但英法两国爆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两国中央集权和政治制度化不断增强，旧式封建关系不再适用于法国和吉耶纳。肯尼斯·富勒博士是现代百年战争研究的权威，他曾写道：“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的法国国王或许还不是特别清楚这一行为的后果，但他们开始逐渐将公爵们的领主权削减为单纯的土地领主权，将自己的宗主权转变为主权，这个过程虽然缓慢但势不可挡……这对英国国王来说是绝对难以接受的。”

1334年5月，年仅10岁的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应腓力六世邀请到法兰西避难。腓力宣称，未来他与英国国王的任何谈判都必将考虑苏格兰国王的利益。爱德华感到腹背受敌，十分愤怒，将法国国王认作自己的劲敌。在一段时期内，教宗本笃十二世尚能让越来越愤怒的腓力保持平静。1335年11月，在教宗使者的斡旋下，英格兰和苏格兰达成了一项停战协定。但到1336年3月，教宗不得不宣布，由于爱德华和腓力之间无法实现真正的和平，十字军东征只能延期。几个星期后，原计划东征的十字军舰队离开马赛，启程前往诺曼底的港口。这支舰队没有丝毫作为。当时，法国的私掠船已经开始在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一带劫掠，他们的有桨大帆船比英国商人的帆船更快。当年7月，鲁昂大主教在一次布道中宣布，腓力将派遣一支6000人的军队前往苏格兰。9月，英国大会议在诺丁汉召开会议，谴责法国国王背信弃义，并在一群商人的支持下开始征收一项“什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为爱德华国王筹集抗击法国的资金。1337年，威斯敏斯特议会将这些新税的征税时间又延长了3年。不过，此时百年战争还没有真正爆发。

是什么因素最终促使爱德华走上了战场？一些现代史学家认为，爱德华的策略非常精妙，可以称之为“维持现状行动”，爱德华只希望通过军事打击将法国人的注意力从吉耶纳移开。但这种“保持现状”的解释未免太微妙了，从个人动机的角度来解释似乎更有理有据。爱德华很可能真的认为自己的正当继承权受到侵犯，也极有可能怀着征服法国的野心。至少，爱德华有决心占领吉耶纳，不让瓦卢瓦家族染指此地。

爱德华三世是英国最令人生畏的国王之一，介于爱德华一世和亨利八世之间。没人知道他的个性是从哪来的——也许是复杂的父子关系所致，或许他本身就是个自大狂——30多年来他一如既往地展现出恶魔般的活力。除掉莫蒂默之后，爱德华迅速在其他贵族中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在二十五六岁时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他个子非常高，帅得惊人，留着尖尖的黄色胡须，髭须长长地垂下来。据当时的人说，他的脸“就像上帝的脸”。他高贵端庄，富有魅力，英语说得跟法语一样好，声音轻柔舒缓。（他会使用拉丁语读写，似乎还能听懂德语和佛兰德斯语。）他对时下流行的“骑士精神”极其狂热，有时候令手下迷惑不解。不过，他的形象却因骑士精神而更加生动鲜明——他极其优雅高贵，对待朋友非常热情，对待敌人则铁石心肠、冷酷无情。同时，他又容易自我放纵，沉溺于女色，这最终毁坏了他的健康。可想而知，爱德华三世一定抱有拿破仑式的自信，清晰而坚定地要做一名英雄国王。与此同时，他又非常现实主义，其座右铭是“事如其然”。

爱德华的宫廷充满了华丽的宴会和热闹的马上长枪比武，这就是他的参谋总部。他的朋友们生来就是专业武士阶级，能够领会他的意图，并在苏格兰战场上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尽管旧的封建结构在逐渐瓦解，英格兰仍是一个军事等级制社会，大领主们生来就是将军。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件：1338年，爱德华为准备一场战役册封了6个新伯爵。但他的将领们并非都是伯爵：约翰·钱多斯爵士是德比郡一个贫穷的骑士；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是“一个勇敢又专业的士兵”，他并非来自任何一个贵族家庭，只是一个诺福克的小乡绅；“比利时人”（我们现在常常这么称呼他）沃尔特·曼尼爵士（本名高蒂尔·德·马斯尼）随同爱德华的王后菲丽帕从埃诺来到英国，一直担任她的雕刻匠，也是一名出身相对寒微的将领。

爱德华的宫廷里还有一位外国人，更加引人注目——来自法国阿图瓦的罗贝尔。他名声不佳，拥有法国王室血统，是腓力六世的姻亲、“最重要和特别的朋友”。据让·勒贝尔记载，他为腓力夺取王位出了不少力。1330年，罗贝尔试图通过假造文书占有阿图瓦，那本是他姨母所继承的封地，但他的骗局最终被揭穿了。两年后，罗贝尔的姨母死了，据推测是被毒死的，罗贝尔因涉嫌杀害姨母被判处死刑。据弗鲁瓦萨尔记载，他“被逐出了法国国境”。还有传言说（很可能是真的），他曾经施行过巫术。1336年，罗贝尔来到英格兰。尽管法王腓力曾威胁说，他会与任何收留罗贝尔的人为敌，他仍受到爱德华的热烈欢迎，并受封为里士满伯爵，拥有3座城堡和丰厚的年金。罗贝尔流亡英国后，进一步煽动爱德华对腓力的敌意，使之达到白热化阶段。“他总是待在爱德华国王身边，不断建议他向腓力挑战，因为腓力错误地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正是罗贝尔在1338年一手导演了温莎宴会上的“苍鹭之誓”——整个英国宫廷宣誓协助爱德华国王夺回其3位舅舅曾佩戴过的王冠。罗贝尔也为爱德华联络到法国北部一些心怀叛意的贵族。许多年后，弗鲁瓦萨尔还听人说，爱德华国王对“罗贝尔爵士”是多么地信任。

爱德华的王后也为英国联络低地国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埃诺的菲丽帕在12岁时就同14岁的爱德华相爱了，两人在1328年结婚。两年后，菲丽帕就给爱德华生了第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黑太子”，之后她又为爱德华生育了许多子女。菲丽帕是一个美丽迷人的比利时女子，身材高挑，鼻子略微向上翻，眼睛和头发是深棕色的。尽管爱德华到处留情，她却始终对他忠贞不渝。她敏锐又理智，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些浮夸，喜欢过度打扮自己。菲丽帕的父亲是埃诺、荷兰和西兰伯爵“好人”威廉。她为爱德华牵上了不少非常有用的关系。

英国人眼中的佛兰德斯就像法国人眼中的苏格兰——都是战争中有用的盟友。1336年底，爱德华给低地国家的神圣罗马帝国贵族们写信，抱怨法国国王用“阴谋诡计”针对他，试图夺取吉耶纳。但许多贵族仍忠实地保持着同腓力的友谊。1337年春，爱德华派出一队精心挑选的使臣前往埃诺，包括由索尔兹伯里伯爵、亨廷顿伯爵和林肯主教率领的60名骑士。他们不久后就发现，用钱可以收买对抗法国的盟友，其中包括格德斯伯爵、于利希伯爵和林堡伯爵。他们付给布拉邦公爵6万英镑，这是整个英格兰和吉耶纳年收入的总和。他们还同意把英格兰羊毛官方交易和储藏地设置在安特卫普。

英国人很擅长搞贸易禁运。佛兰德斯是欧洲的布料生产基地，依赖从英格兰进口的羊毛。佛兰德斯伯爵路易·德·内维尔是个不太受欢迎的家伙，他顽固地保持着对腓力的忠诚，下令逮捕领地内的英国商人。1336年8月，爱德华下令禁止向佛兰德斯出口羊毛，而英国几乎垄断了羊毛生产。临近的布料生产中心，如布拉邦等城镇，也只有在保证不把羊毛卖到佛兰德斯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英国羊毛。没过多久，佛兰德斯的羊毛织工就吃不上饭了，开始在整个佛兰德斯境内和法国北部沿街乞讨。在灭顶之灾面前，城市贵族和毛纺工人开始联合起来。1338年1月，根特城居民选举酿酒业富商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为首领，之后雅各布迅速控制了布鲁日和伊普尔。据弗鲁瓦萨尔记载，雅各布雇佣军队驻扎在佛兰德斯的每个城镇和堡垒，既充当眼线，又是职业刀斧手——“他处死了每一个反对他的人”。1339年，路易伯爵被迫携家眷逃离佛兰德斯，此后这一区域就被3个主要市镇统治，类似一个共和国。当年12月，爱德华同意向佛兰德斯出口羊毛，将羊毛交易和储藏地移到布鲁日，条件就是同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及其枪兵团结成军事同盟。就连弗鲁瓦萨尔也承认，这支军队“兵强马壮”。

羊毛是“英格兰土地上的珍宝和主权商品”，是这个王国最宝贵的财富。为筹备苏格兰战争，英国已经在境内征收了重税，爱德华决定再从羊毛贸易中榨取一笔财富。1336年在诺丁汉，爱德华从产出的每一袋羊毛中获取了一笔借款，期望每年从中得到7万英镑的收入。他还同一群英国富商达成了一项有点不太可靠的交易，后者将为爱德华收购、出口和售卖羊毛，并获得出口羊毛的垄断权。为了获取羊毛，他还粗暴地征用了多德雷赫特的羊毛库存，用出口税（maletote）减免券补偿那些被迫交出存货的商人。（一个“羊毛袋”［woolsack］——大小与形状与如今议会上院议长的座席相仿——在当时价值10英镑。④  ）爱德华原本指望用这个办法赚20万英镑，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方案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收获甚微。

为了筹款，爱德华三世还想了一些更不可靠的办法。他向伦巴第银行家大举借贷，巴尔迪、弗雷斯科巴尔迪和佩鲁齐家族都是他的债主。他还向尼德兰商人、英国羊毛商借款，用英国羊毛或吉耶纳酒税做抵押。几乎所有借钱给他的人都破产了。对爱德华三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为战争筹集足够的资金。他是真心希望能找到一个快速赚钱的办法。公正地说，至少他在征税前征求了臣民的意见，爱德华一世的遭遇和爱德华二世的堕落已经充分显示了这么做的必要性。爱德华一次又一次向御前会议和议会解释自己的需求，而且他的需求通常得到了议会的认可。1343年，他的一个大臣提醒议会说，这场战争是在“主教、贵族和平民的一致同意下进行的”。爱德华甚至在地方这一层级阐释了自己的意图。1337年秋，爱德华发出一项王室声明，下令在英格兰每一个郡的法庭上予以宣读，告诉人们“恶毒的法国国王不会接受和平，也不会接受任何一个停战条约”。不过，这些解释并不能让人们甘愿缴纳更多税金。

在军事动员方面，爱德华也面临许多困难。当时，旧式的封建军事体系已逐渐消失，爱德华只能用“订立契约”的方式雇用军事首领。军事首领们依照契约招募一定数量的军队，契约对军种、服役时间和报酬都有规定。然而，爱德华的步兵团——无论是威尔士刀手，还是英格兰长弓手——都是通过传统的“行伍委任状”招募的。招募官通常是当地有一定军事经验的乡绅；治安官和行政官会召集当地16至60岁男性，招募官会在其中选择那些理论上最适合当兵的人。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有一个不确定因素：据估算，爱德华三世军中约12%的人都是法外之徒，很多人犯有谋杀罪，希望通过入伍当兵获得“赦免状”减免刑罚。爱德华还须为这些人置办武器装备，付给他们兵役钱。

理论上，腓力六世应该没有财政方面的烦扰。但尽管法国很富有，统治者要想染指它的财富却极其困难。与英格兰不同，法国没有单一的税收体系，也没有可供咨询的议会。13世纪发起的针对公爵和伯爵们的中央集权化运动，并未深刻触动地方议会和财政体系。1337年，腓力发现自己无法支付官员的薪资，因为一些地方议会拒绝支付他所要求的数额，部分地方议会甚至一分钱也不打算出！腓力指示官员们同地方讨价还价，恢复了地方贵族某些古老的特权，还赋予他们一些新的特权，许诺未来减免税收，还在讨价还价的时候保持“态度和蔼、愉快和温柔”。他允许各地方议会升格为贵族、教士和平民的“三级会议”，并助长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开征新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最终，腓力成功地从炉灶税、出口税和其他一些资助中获取了充足的资金，在其统治后期还开征了盐税（gabelle ）。他还数次使货币贬值，召回之前发行的“粗图努瓦”银币（gros tournois ），重铸为质量更差的货币。他还把空缺的教会圣职攥在手里，将原应发给任职者的圣俸据为己有，从教会刮走了一大笔油水。除此之外，腓力还向教宗借了100万金弗洛林。

腓力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支付军队的佣金。12世纪后，国王以封土换取臣属军事服务的封建体系在法国已逐步瓦解，多年来，许多贵族都拒绝上战场。上战场的人也希望得到报酬，正如英国军队日渐以契约的形式来招募士兵一样。不过，腓力想办法弄到了钱，足够支撑一支强大的军队。1340年，腓力在吉耶纳边境部署了2万名重装骑士，在佛兰德斯边境部署了4万多名重装骑士。百年战争初期上演的最真实的戏剧莫过于英法两国君主努力在自己庞大却摇摇欲坠的国土上搜刮财富，为战争做准备。

慢慢地，法兰西和英格兰终于要兵戎相见了。1337年5月24日，法国国王腓力宣布，“因英王爱德华不断反抗和背叛法国王室”，剥夺其对吉耶纳的权利。腓力尤其谴责了爱德华对“巫师”阿图瓦的罗贝尔的庇护行为。这段声明通常被看作英法百年战争的起点。当年10月，爱德华正式向“自称为法国国王的瓦卢瓦的腓力”下战书，宣示自己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

腓力六世立即向吉耶纳发起了持续3年的猛攻。1339年，腓力的军队攻下了位于吉伦特河口北岸的布莱，对波尔多地区通往英吉利海峡的入海口造成威胁，1340年又攻占了多尔多涅河口的布尔。在加隆河沿岸，法国军队再次占领了拉雷奥尔，围攻公爵领首府附近的圣马凯。除扰乱主要交通线之外，法国军队将“两海之间”产区（Entre-deux-mers）和圣埃美隆产区大片富饶的葡萄园夷为平地，决心占领波尔多全境。1340年，腓力将注意力转向别处，吉耶纳才幸免于难。

与此同时，爱德华及其盟友形成了对法国的包围圈。1337年8月，通过大规模贿赂，他与王后菲丽帕的姻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四世（他当时已被教会施以绝罚）结为盟友。爱德华同菲丽帕在安特卫普设立总指挥部后，立即赶往科布伦茨同路易会面。路易许诺在“7年内”帮助爱德华对抗腓力，并任命爱德华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代理总司令，掌管帝国除德意志以外的所有土地。从理论上说，爱德华现在能够以领主的身份召集所有低地国家的贵族，甚至包括勃艮第伯爵和萨伏伊伯爵，但这官职实际上只不过是虚名一个。此后，爱德华和菲丽帕回到安特卫普，在1338至1339年之间的那个冬天定居于此，“将宫殿修缮得高贵威严，并在安特卫普大量铸造金银钱币”。

当爱德华在享受外交胜利之时，他的国土正遭受武装私掠船的侵袭。1338年3月，尼古拉斯·比裕什率船队烧毁了整个朴茨茅斯，只留下教区圣堂和医院。几个月后，休·吉耶雷带着5艘满载的船驶离瓦尔赫伦，其中包括爱德华为自己建造的“满载金钱和羊毛”的“克里斯托弗”号。1338年10月，南安普敦陷入一片火海，之后，根西岛被占领。第二年，法国人劫掠了从康尔沃到肯特的整个英国南部，袭击多佛港和福克斯通港，使整个怀特岛陷入战争的血与火之中，他们甚至出现在泰晤士河口一带。法国战舰日益成为佛兰德斯羊毛运输船的一个严重威胁，也对每个夏天来往于南安普敦和波尔多的运酒船造成巨大影响。任何前往法国的英国船只都有可能遭到拦截。

事实上，英格兰正面临一场全面的外敌入侵。早在1333年，一些消息灵通的英国人就开始担忧腓力的十字军舰队会入侵英国。而1338至1340年间法国舰队的劫掠活动，又使可怕的谣言在沿海一带居民中传播开来。据传言说，被绑架的肯特渔民惨遭凌虐，在加莱游街示众——这些传言并非没有根据。英国南方的每一个郡都自发组织了海岸自卫队。1339年3月23日，腓力六世下令征服英格兰。比裕什曾提出要尽量多地摧毁英国商船（包括渔船），但这一建议没有得到采纳——建立一支“海上大军团”更为重要。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200多艘战船集结在西兰海岸茨文河口的斯鲁伊斯港。（当时斯鲁伊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港，现在茨文河早已被泥沙淤塞。）

1339年春天，英国人狠狠地回击了法国人的劫掠，袭击了勒特雷波尔港。当年秋天，英国舰队驶入布洛涅港，烧毁了锚泊在这里的30艘法国战船，绞死舰队司令，并将城镇付之一炬。但法国舰队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法兰西元帅米勒·德·努瓦耶计划率6万士兵驶过英吉利海峡。

爱德华疯了一般地四处搜集钱财，试图在陆地上对抗腓力。1337年，他组织了1.5万人马，由北安普敦伯爵威廉·德·博亨带队侵扰佛兰德斯伯爵领地，这次远征的花销非常大。1339年，爱德华典当了他为自己加冕为法国国王而制作的王冠，在此之前，他已经当掉了英国王冠。9月，他终于能够从低地国家御驾亲征法国，一支小规模的英国军队在安特卫普同他会合，再加上一些明显不太靠得住的德意志和荷兰雇佣兵，还有布拉邦公爵。爱德华率军缓慢行进至皮卡第，故意捣毁蒂耶拉什全境，包围了康布雷。腓力从圣康坦率领一支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3.5万人的军队迎战爱德华。

爱德华担心遭到腓力的袭击，在弗拉芒戈里附近将军队分为三列：英国军队在最前，德意志诸侯及其军队位列其后，布拉邦公爵率布拉邦军和佛兰德斯军在最后。（英军队列的中间是重装步兵，两翼为弓箭手——爱德华在6年后的克雷西战役中还会用到这一战术。）腓力要求两军派出骑士代表，以决斗定胜负。这极大地激发了英国贵族们的骑士精神，而腓力后来却很没风度地取消了这一决定。更糟的是，尽管腓力的兵力是爱德华军队的两倍还多，他却始终拒绝开战。两军对峙了不到一个月时间，爱德华被迫撤退。

之所以要特别提到1339年的这场战役，是因为法国非战斗人员在其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中世纪战争的惯例是尽可能地破坏敌人的城镇和乡村，以达到削弱敌方统治的目的。英国军队在苏格兰战场上养成了这一极其卑劣的习惯。在战斗期间，爱德华给年轻的威尔士亲王写信，信中描述了他的军队是如何劫掠并烧毁敌人的村镇的，“整个地区一片狼藉，谷物、牛羊和所有货物都一扫而空”。每个小村庄都燃起烈焰，每一间房屋都被洗劫一空后放火烧毁。就连修道院、教堂和医院都没能幸免于难。好几百个平民被杀——无论男人、女人、儿童，也不论教士、商人还是农民，数千平民忍饥挨饿，逃往临近的堡垒。爱德华看到了这种“全面战争”在人口如此稠密、如此富裕的地区所能达到的效果，于是他们尽可能多地采取“骑行劫掠”（chevauchée ）战术，派骑兵对法国领土进行彻底地毁坏，希望法国人最终厌倦战争（就像4个世纪之后谢尔曼将军在佐治亚州进行的大屠杀行军）。英国人显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满意。爱德华的顾问乔弗里·斯科罗普大法官曾将一名法国枢机主教“带到一座高塔之上，让他看看从这里到巴黎周边的农村地区，每隔15英里就有一处冒着浓烟”。斯科罗普问主教：“阁下，您难道没有看到，围绕着法兰西的丝线已经断裂了吗？”面对此情此景，枢机主教颓然倒地，“就像死了一般，既恐惧又悲痛，四肢瘫软躺在塔顶上”。

一些远离事件中心的观察者也同样感到恐惧。教宗本笃十二世给巴黎送去6000金弗洛林用来救济难民。负责分配教宗赠金的厄镇教区执事长留下了一份书面报告，其中提到7879名领受救济的战争受害者，其中大多数人都极度穷困（但是他没有估算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几乎所有人都是纯粹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还记录了174个教区在战火中被焚毁的情况，大多数教区连同教堂在内都被烧得一干二净。

当前，爱德华比任何时候都缺钱。他用最后一点钱收买了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与之建立了联盟，之后将儿女和正在怀孕的妻子留在根特做担保人，返回英格兰继续筹钱。（他第3个得以长大成人的儿子就是在根特出生的，当时他并不在场，这个儿子此后被称为“冈特的约翰”，冈特就是根特在英国的名称。）研究百年战争的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佩鲁瓦写道，在这个时候，“除了爱德华三世之外，所有人对战争都不抱希望”。

1340年2月6日，爱德华在返回英格兰之前，在根特主持召开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会议。他当众穿上了绘有法兰西纹章的罩袍，在四分格的盾形徽章上，左上和右下为天蓝底金色百合花纹章，右上和左下为他自己的红底金色狮子纹章，他把自己装扮为法兰西国王。（据说，这个主意是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提出的，这样一来，爱德华就不仅仅是佛兰德斯枪兵团的同盟，而是他们的国王了。）此外，爱德华还发表了一份精心措辞的声明，这份声明不仅是对法国贵族们说的，也针对平民。他承诺“恢复我们的祖先圣路易时期的法律与习俗”，减免赋税，停止铸造劣币，“在贵族、高级教士、大商人和忠诚的封臣们的建议下治理国家”。他把自己打造为地方独立势力对抗瓦卢瓦王朝中央集权的代表，为法国提出了瓦卢瓦家族统治之外的第二选项。

爱德华又向腓力寄去一封言辞挑衅的战书，要求同他在战场上一争高下，“夺回你从我手中夺走的本该由我来继承的王位”。这场战斗要么由两位国王以骑士比武的方式进行——这非常符合骑士精神，但并不公平，因为腓力已经47岁，而爱德华才28岁；要么由双方各派出100名精锐骑士参战。

爱德华从未取消这一挑战，因此瓦卢瓦和金雀花王朝之间的争斗永不停息。虽然未能使法国国王与他一较高下，爱德华三世还是展现出了超人的决心和机会主义倾向。相比之下，以中世纪的标准来看，腓力六世已近老年，完全处于守势。虽然腓力标榜自己喜爱骑士比武，但他成功地引诱爱德华入侵法国，又拒绝与其战斗，准备静候其耗尽钱财，不战自败。

①  与查理四世拥有同样的祖父母。

②  中世纪法国地位最高、最为显赫的十二大贵族，包括：兰斯大主教、拉昂主教、朗格勒主教、博韦主教、沙隆主教、努瓦永主教、诺曼底公爵、吉耶纳公爵、勃艮第公爵、佛兰德斯伯爵、香槟伯爵和图卢兹伯爵。

③  这个术语在本书中多次出现，为简便起见，后文一律翻译为“重装骑士”。需注意的是，不要将“重装骑士”与“骑士”（knight）相混淆。“重装骑士”（man-at-arms）是一种军事单位，指代中世纪盛期至文艺复兴时期装备精良、擅长使用武器的战士，既包括贵族及其扈从，也包括雇佣兵。“骑士”（knight）则是一种头衔，经特定仪式由国王或封君授予，在中世纪盛期的大部分国家属于下层贵族，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被称为“骑士精神”的行为准则。“重装骑士”（man-at-arms）和“骑士”（knight）经常混用。一般而言，有能力置办一套装备的“骑士”阶层成员都是“重装骑士”，而“重装骑士”不一定属于“骑士”阶层。此外，“重装骑士”也不一定都是骑兵，骑马（mounted）作战的是重装骑兵，徒步（dismounted或on foot）作战的则是重装步兵。

④  从爱德华三世开始，他要求他的大法官坐在一袋羊毛上，用来象征羊毛贸易对英王国经济的重要性。担任此职位的人从中世纪起一直到2006年还兼任议会上院议长；2005年英国宪法改革法案将这两个职位分开了，上院议长仍旧坐在这个席位。因此，“羊毛袋”还指英国上院议长。

第2章

克雷西

1340——1350

因此，伐路瓦（即瓦卢瓦），你说，你愿在镰刀伸进麦地之前就认输吗？

——莎士比亚《爱德华三世》

仁慈的上帝，救我们脱离战争、杀戮和突然的死亡。

——《连祷文》

百年战争的下一阶段，是爱德华三世面对国内外诸多挫折仍不屈不挠，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尽管被封锁在佛兰德斯，这位顽强又可畏的国王仍向布列塔尼、吉耶纳、诺曼底甚至巴黎四面出击。不过，他的第一场胜仗是在海上打的。

1340年春，爱德华从根特返回英格兰。他召开议会，说如果不加征新税，他就必须回到低地国家为所欠债务坐牢。议会对爱德华的夸大其辞明确表示不满，但还是勉强授予他在两年内征收“九分之一”税的权力，即在英格兰每一块土地上出产的小麦、羊毛和羔羊肉，以及城镇手工业者的产品中抽税九分之一。作为回报，爱德华须允诺取消某些税种，并进行一系列政府改革。不过，爱德华终于可以回根特赎出自己的妻儿，并再次对阵腓力了。他又招募了一支军队，在萨福克港集合一支舰队用于运兵。他还打算顺道在斯鲁伊斯港解决掉法国的强大舰队。

与编年史家乔弗里·勒贝克所说的不同，爱德华的这一计划酝酿已久。敌军舰队的规模已然十分庞大，除法国战船外，还有热那亚和卡斯蒂利亚的战船。卡斯蒂利亚是法国的盟友；热那亚人则是雇佣军，由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巴巴内拉（法国人称其为“巴贝努瓦”）率领。爱德华征用了他所能找到的全部船只，事实上，许多人被强迫入伍，为他掌舵、战斗。即便如此，爱德华的海战专家罗伯特·莫雷和佛兰德斯人让·克莱布仍警告说，双方兵力差距太大。爱德华认为他们试图恐吓他：“但我还是打算出海，那些害怕的人就待在家里吧。”1340年6月22日，爱德华最终从萨福克的奥威尔港出发，他自己乘坐“托马斯”号战船。途中，北方舰队司令莫雷男爵率50艘战船加入爱德华的舰队。这支舰队最终达到了147艘的规模。

这些战船很有可能都是柯克船（cog）。英国政府拥有一批改造过的柯克船，又称“国王战船”。这种船有很多缺点，却是专门为战争打造的。柯克船原本是商船，为运送羊毛、红酒、牲畜和乘客而设计，吃水浅，体量小——一般只有30至40吨位，有些时候能达到200吨位——能进入大船无法到达的小溪和浅湾。这种船的船壳采用搭接结构，龙骨很宽，船头和船尾都做成圆角，能适应所有天气和北海的水文环境。柯克船很适合运兵，但很难称之为战船——尽管可以在船头和船尾修建战斗专用的平台。柯克船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航行至敌舰上风向，尽力击沉敌舰或致使其搁浅。

柯克船只有一面方形的风帆，船舵也较为原始，操控起来非常缓慢，如果遇到那种专为海战打造的战船，例如装有撞锤和投石器、船桨易于操控且机动性强的地中海桨帆船，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近40年来，法国一直维持着王室船坞的运转，这个船坞——鲁昂的大造船厂——由热那亚人修建，专门制造这种地中海桨帆船。若战斗在宽阔的海面上进行，爱德华将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

1340年6月23日，英国舰队从布兰肯贝尔赫对面的西兰海岸启航。侦察兵先上岸四处侦察，回来后向爱德华报告在斯鲁伊斯港所看到的景象：“战船如此之多，其桅杆就像一片巨大的森林。”爱德华留在海上，同下属整日商讨作战细节。

法国海军司令休·吉耶雷和尼古拉斯·比裕什是“卓越的战斗专家”，但并不是航海专家——比裕什还当过税收官。法国舰队与热那亚和卡斯蒂利亚舰队之间也缺乏配合。巴巴内拉恳求司令们让他出海作战，用3艘地中海桨帆船在海上对抗英国柯克船，但将军们坚持留在船坞内，与英国人在陆地上开战——这正中爱德华下怀。法国人将舰队编为3个中队，从河口到海面依次排开，用锁链将船只连在一起，用木板和装满石头的小船设置障碍。第一中队的每艘船都装有4门大炮，由十字弓手负责掩护，船员都是佛兰德斯人和皮卡第人，它的一端与英国柯克船首先交火。第二中队的船员来自布洛涅和迪耶普，第三中队则是诺曼底人。但船上的2万名战士基本都是强征入伍的普通人，大多数都没见过战场是什么样。据说，整个“海上大军”里只有150名骑士和400名专业十字弓手，其他都是惊恐的渔民、驳船船员和码头工人。

当晚，爱德华将英国舰队编为3个中队，3艘船为一组——两个侧翼是2艘载满弓箭手的船，中间1艘是载满重装骑士的船。他还编制了第四中队作为后备军，船员全部都是弓箭手。早晨5时，他下令起锚，扬起风帆等待涨潮。当他的舰队转舵驶向斯鲁伊斯港时，既顺风又顺水，且背向阳光。巴巴内拉马上察觉到了危险，对比裕什说：“将军，英格兰国王的舰队朝我们驶来了，快命令舰队出海吧！如果还留在这堤坝后面，英国人得到风向、潮水和阳光的助力，就会把你们困在这里动弹不得。”但这最后的绝望呼声并没有得到回应，这位热那亚人迅速下令起锚，及时逃脱了厄运。

大约9时，英国舰队径直驶入港湾，而法国舰队还停泊在那里，“好像一排排城堡”。一位对本国军队的表现如痴如醉的英国编年史家这样写道：“十字弓和长弓射出的箭像一片铁云一样飞向敌人，立时杀伤了上千敌军。”随后，英国舰队冲入法国舰队之中，与之缠斗在一起。重装骑士们挥舞着长剑、战斧和半长枪登上敌舰，同时弓箭手继续一波又一波放箭，船员从桅顶扔石头、铁闩和石灰弹；还有一些潜水员钻入敌舰下方，试图在船体上凿洞使之沉没。战场不断从这艘船转到另一艘船。

长弓

用来制作长弓的木材有很多种，最好的是紫杉木。弓身用树干或较粗的树枝制成。粗粝的树皮下面有一层白色的边材，具有很强的抗拉能力。边材内部是红色的心材，抗压缩能力强，能为弓提供强大动力。紫杉木同时具备这两种木质的特性，成为制弓的最佳材料。制弓的工匠须顺着木材的纹理，在心材外部留下一层约八分之一英寸厚的边材。因此，不可避免的，用紫杉木制作的长弓曲度规格不一。

最左边的示意图是从树干上截下来的一段紫杉木；它右侧一幅图是经过粗加工的一段木材，外侧留有一层薄薄的边材。弓的两臂逐渐变细，当弓被拉开时呈现一个流畅的弧形。好弓的两臂尖端镶有牛角，上面有刻痕，或称“弧口”，便于绑上弓弦，有时候也在木头上直接刻出凹槽。弓的长度从5英尺8英寸到6英尺4英寸不等。

箭支长约30英寸，箭头有许多种形状，普遍认为一种被称为波金的箭头在战场上最具杀伤力。这是一种呈四棱锥形、表面经过硬化处理的钢制箭头，见示意图。弓弦由麻绳制成，一端捻接成一个圈，另一端系在木钩上。中间部分缠着线，保护绳子不被箭尾扣弦的凹槽和拉弓的手指磨损。弓箭手用来拉弦的手上通常戴一只皮革射击手套。

典型的战弓拉力约80至100磅。在箭射出的一瞬间，弓的两臂向前摆动，弓弦所承受的反弹力可达400磅，所以长弓必须至少能够承受600磅的最大拉力，才能保证其不会轻易断裂。

十字弓

军用十字弓流行于14世纪后半叶和15世纪。弓长30英寸，宽26英寸，重约4.75磅。

弓托由木头制成，顶部覆盖着一层鹿角。实际的弓体由多种材料制成，包括木头、牛角和牛筋。弓前端有一个钢制踏板，便于用脚蹬上去撑开弓弦，把皮带和钩爪拉回到发射器上。

图中所示的弩箭是在战场上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箭体约15英寸长，箭轴为木制，箭羽则是皮革、牛角或木头。箭柄末端削成特殊形状，可以插入发射螺栓的耳片中；前端镶着一个鹿角制成的有沟槽的托。

战斗刚开始不久，英国方面就有一些伤亡，那是一艘“满载着伯爵夫人、小姐、骑士的妻子及其他一些女眷的柯克船，她们准备前往根特看望王后”。尽管受到弓箭手和步兵的重重保护，这艘船还是沉没了，据说是被大炮击沉的。女人们在水中垂死挣扎时发出的尖叫一定激发了英国人强大的战意。

弗鲁瓦萨尔见到了这场战役的亲历者，他在编年史中写道：“战斗十分残酷激烈，因为海战比陆战危险性更高，在海上无法撤退或逃跑，除了战斗之外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每个人都必须表现得英勇。”爱德华国王也加入了激战，腿上还挂了彩——他的白色皮靴上都是血。重新夺回由热那亚十字弓手守卫的“克里斯托弗”号的战斗尤其惨烈，但最终“英国人赢回了战船，杀掉了船内所有人，并将其物品掠夺一空”。英国人发现，要攻占卡斯蒂利亚舰队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舰船的边缘太高了。战斗“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中午，英国人伤亡惨重”。

最终，英国弓箭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十字弓射出一支箭的时间内，长弓可以射出两到三支箭，完全压制住了法舰的第一中队。许多法国士兵从船上跳入水中，他们受伤的战友随后也被扔下了船。海里满是尸体，那些还没被淹死的人都分不清自己是浸泡在水里还是血里，而那些穿着重甲的骑士落水后直接沉入了海底。休·吉耶雷身受重伤后缴械投降，但马上就被斩首了。比裕什也在被俘几分钟后被英国骑士绞死。

法国海军司令的尸体被挂在“托马斯”号（英国国王乘坐的旗舰）上示众，这个场景在法舰第二中队间引发了恐慌，许多船员不加抵抗就自动投入水中。没人注意到黄昏的临近，因为海船燃烧的熊熊火焰点亮了天空。当夜幕降临，国王还留在斯鲁伊斯港前，“他整夜都住在船舱里……那里器乐齐鸣，锣鼓喧天”。

当夜，30艘法舰起锚逃走了，而迪耶普的“圣雅克”号还在黑暗中战斗——当她最终被亨廷顿伯爵占领时，甲板上足足堆了400具尸体。佛兰德斯渔民乘坐驳船，从背后偷袭其余留在港湾里的法国船只。第二天早晨，爱德华派让·克莱布和一支装备精良的小舰队追击逃走的敌舰。但他完全没必要为区区几艘逃跑的敌舰感到沮丧。整支法国舰队除部分趁夜幕逃走之外，都被俘虏或击沉了，数千名士兵葬身海底——“没有一个人逃脱，全都被杀死了”，弗鲁瓦萨尔的描写虽有些夸张，但并非毫无根据。

为向上帝表示感恩，爱德华到阿登堡圣母教堂朝圣。此后，他为斯鲁伊斯之战铸造了一种纪念金币，即价值6先令8便士的“诺博”。金币上的图案显示：爱德华头戴王冠，身挂佩剑，手持代表英格兰与法兰西王室纹章的盾牌，踏在一艘战舰上，乘风破浪。这些金币震惊了当时的英国人，甚至还有传言说，这些金币是由伦敦塔上的炼金术士铸造的。有一句歌谣这样唱道：

金币教给我们四样东西，

国王、战船、宝剑和大海的力量。

但斯鲁伊斯海战的胜利并没有为爱德华赢得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更不用提其他海域了。仅仅过了两年，法国人就第二次袭扰了普利茅斯港。不过，这一战消除了英格兰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现在看来，斯鲁伊斯海战标志着英国人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确实，对1340年的英国人来说，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然而，爱德华距离法国王位还很遥远。7月末，他率领7名伯爵、9000名弓箭手、数千名佛兰德斯枪兵和一大群雇佣兵包围了图尔奈。尽管他的兵力达到3万之多，却没有投石机或攻城锤之类攻城器械，除了在城墙外扎营，别无他法。正如1339年一样，他的军队里还有通过契约雇用的荷兰和德意志贵族，这些人不停地相互争吵，坚持要爱德华按期支付佣金，时不时还随意地一走了之。

与此同时，腓力“对海军的失败异常愤怒”——只有宫廷弄臣才敢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召集了一支比爱德华的军队更庞大的军队去解救被围困的图尔奈，其中有近2万名重装骑士。腓力采取了惯常的战术，拒绝同爱德华正面会战，而是把军队驻扎在周边小山上，从那里袭击爱德华的前哨和供给线。爱德华写信给威尔士亲王抱怨说：“腓力在自己驻地周围挖了壕沟，砍倒了许多大树，我们无法近他的身。”爱德华的军队得不到军饷，本就躁动不已，不久后连补给和草料都快没有了。爱德华极度缺钱，完全无法给那些愤怒的雇佣军支付佣金，只得于9月25日在埃斯普勒尚同腓力签署停战协定。这时候，连爱德华都似乎有些灰心了。10月，他告诉教宗使者，如果腓力同意把阿基坦公爵领的全部主权交给他（就像亨利三世时期一样），就收回对法国王位的主张。这时，爱德华已经无法再从英格兰筹到一分钱，许多臣民都拒绝缴纳“九分之一”税，一些地区的收税官还遭到暴力抵抗。两个月后，爱德华从低地国家秘密逃走，以躲避那些吵闹不休的债主。

爱德华回到英格兰，满心怨愤。在他看来，就是因为政府无法提供充足的资金，其多年来的努力全都白费了。爱德华认为，最大的恶棍莫过于大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斯特拉福，他对税收的处理极为不当。爱德华甚至告诉教宗，斯特拉福故意拖欠资金，希望他战败被杀；更离奇的是，爱德华还暗示说，斯特拉福对王后菲丽帕心怀不轨，试图离间王后和他的关系。斯特拉福自己躲在坎特伯雷大教堂里寻求庇护，逃过了一劫，但他的许多手下都被抓了。不过，在把自己打造为第二个托马斯·贝克特之后，这位狡猾的高级教士把行政争议转化为宪政争议，指控爱德华违反《大宪章》，主张大臣有权利由议会来审判，并成功促使爱德华于1341年4月召开议会。大主教在议会内赢得广泛支持，爱德华也足够精明，以妥协换来了军事补给。不久之后，爱德华同斯特拉福达成和解。爱德华清楚地知道，他必须取得臣属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大贵族的支持，这不仅是为了继续争夺法国王位，也是为了保住自己在英国的王位。

1341年，议会又拨了一笔款项，但爱德华还是没法还债。这笔债务包括向佛罗伦萨人借来的18万英镑。1343年，佩鲁齐家族破产（爱德华欠他们7.7万镑，还不包括利息）；3年后，巴尔迪家族也破产了。有一段时间，英国一小撮掌握羊毛贸易的本地金融家——其中包括有名的来自赫尔的商人威廉·德·拉波尔，后面还会提到他的家族——还试图借钱给爱德华赚取利润，但在1349年也亏惨了。不过，那时爱德华至少还可以依靠羊毛出口税。英国议会中有很多羊毛生产商，已经开始习惯每年缴纳这种令人讨厌的税。这部分是因为议会从国王那里夺取了控制税收的权力。事实上，百年战争对英国最重要的副作用就是促进了议会权力的增长。

1341年春天，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三世去世了。争夺爵位的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布卢瓦伯爵夫人让娜，她是约翰三世早已过世的弟弟的女儿；另一个是孟福尔伯爵约翰，他是约翰三世的同父异母弟弟。让娜是腓力外甥的妻子，腓力支持让娜成为布列塔尼女公爵——腓力自己是通过极其严格的男性继承法则获得王位的，对照看来，有些讽刺意味。于是，孟福尔伯爵约翰前往英格兰，宣告承认爱德华为正统的法兰西国王，被爱德华封为布列塔尼公爵和里士满伯爵（前里士满伯爵阿图瓦的罗贝尔不久前战死了）。对爱德华来说，支持他介入这场纷争的经济和战略因素相当充分。英国商船前往波尔多、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时不敢横跨风暴肆虐的比斯开湾，须紧贴着海岸前行，所以很有必要保证这些船只能够在布列塔尼的港口安全停靠，无需担心私掠船的侵袭。要保证去往加斯科尼的海路畅通无阻，英国就需要一位对英国友好的公爵统治布列塔尼的首府雷恩，正如后来为维持同印度的联系，大英帝国需要开罗和亚丁对其俯首称臣。

布列塔尼境内随即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的规模不大，但战况非常激烈。小贵族和西部的凯尔特农民站在孟福尔伯爵约翰这一边，大贵族和东部说法语的商人则支持布卢瓦伯爵夫人让娜。1341年11月，约翰伯爵被法国军队包围在南特，他手下30名骑士的头颅被越过城墙抛进城内。守城士兵大为惊恐，于是缴械投降，约翰本人被俘虏至巴黎。然而，约翰那勇敢的妻子为他留下了子嗣。1342年秋，爱德华三世亲自率1.2万人马前来解救约翰的妻子。他采取了野蛮的“骑行劫掠”战术，包围了公爵领内三大重要城市——雷恩、南特和瓦讷。腓力的儿子、继承人诺曼底公爵约翰率领一支大军前来解围，其兵力至少是爱德华的两倍。爱德华仿照腓力的战术，在城四围挖掘壕沟，巩固防御。战争从秋天拖延至深冬，天气阴冷潮湿，两军营帐都浸泡在水里。在这样阴郁的气氛中，经教宗使者斡旋，双方于1343年1月缔结停战协定。爱德华返回英格兰，留下一支部队在几个精心挑选的堡垒驻守，由令人敬畏的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统率，继续孟福尔伯爵的事业。1345年孟福尔伯爵死后，他的儿子前往英国避难，在英国宫廷里长大，最终夺回了公爵领。因此，爱德华始终拥有布列塔尼这个坚定的盟友。

1343年秋，教宗克莱门六世成功促使英法两国召开和平会议，地点定在阿维农。英国人试图讨论爱德华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而法国人则完全拒绝考虑这个提议。随后，英国人要求法国人用扩大吉耶纳地区作为赔偿，并免除吉耶纳对法国国王的一切封臣义务，使之获得完整的主权。事实上，只要达到这个目的，爱德华可能就会满足了。但腓力拒绝割让任何一寸土地，他给出的最终条件是：吉耶纳的疆域可以稍稍扩大，但不能交给爱德华，必须由爱德华的儿子作为法国王室的封臣领受。腓力六世自认为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

当时，爱德华采取了新战略，以相对较小规模的兵力从三个方向进攻法国。他的中期目标可能是巩固英国在吉耶纳的地位，同时加强与佛兰德斯的联盟。格罗斯蒙特的亨利是爱德华在金雀花家族中的堂兄、德比伯爵和未来的兰开斯特公爵。1345年春，他在休·黑斯廷斯爵士的协助下袭击了上加斯科尼地区。他趁法军不备，占领了贝尔热拉克及许多其他市镇和城堡，包括拉雷奥尔。1325年，英国人曾经失去这座要塞，这次英国人花了9个星期坚持不懈地围困，终于攻下了它。这座堡垒高耸于吉伦特河畔，距波尔多40英里，据此英国人得以夺回有争议的阿让奈地区。这支军队还北上深入昂古莱姆，并迅速占领了这座城市。同时，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进攻布列塔尼，击败了法国守备军。

1346年春天，法国人开始在西南方向大规模反攻，诺曼底公爵约翰率军于艾吉永（洛河与加隆河交汇处）围困德比伯爵。约翰公爵可能不像弗鲁瓦萨尔所说的拥有10万大军，但他很可能拥有2万兵马——这是法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了。这时，爱德华已经开辟了第三战线。现代读者在阅读当时留下的编年史、沉浸于充满骑士精神的英勇事迹时，可能意识不到，爱德华的战略是如此地充满现代性和专业性。

法国人预计英军会从佛兰德斯入侵，但这时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已经被推翻，新任的伯爵更亲法国。爱德华出人意料地选择主攻诺曼底，开辟第三战线。这一选择或许只是出于偶然。弗鲁瓦萨尔听说，爱德华原本计划航行前往吉耶纳，但被海风吹回了康沃尔附近，在等待期间，一位重要的诺曼底领主建议他取道诺曼底。这位领主是阿尔库尔的戈德弗鲁瓦，他同腓力六世起了争执后逃往英格兰。他告诉爱德华，诺曼底人并不善战，“那里的大城镇都不设城墙，您将取得巨大胜利，在今后20年内都不会有人比得了”。

1346年7月5日，爱德华从波尔切斯特启航，率领“1000艘战船、舢板和补给艇”和约1.5万兵马。（这堪称军事后勤史上的一大成就，30年前爱德华的父亲在班诺克本战役中所率领军队也不超过1.8万人，而且那场战争是在陆地上进行的。）作为英国史上最成功的一支远征军，这支军队的构成——包括骑士、枪骑兵、弓箭手（骑马或步行）和刀斧手——值得细细研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这支军队中志愿者的比重大大超出以往，这些人渴望在战争劫掠中获取财富。贵族通过“战争契约”毫不费力地就能组建一大支军队。

1346年，英国的重装骑士还是以金属“锁子甲”为主要装备。骑士身穿带衬垫的短袍，再套上一件从脖子一直覆盖到膝盖的锁子甲，锁甲上部同一顶圆锥形的头盔系在一起，头盔正面一般是敞开的，偶尔会带有一个面罩。（巨大的桶形头盔在当时已经不流行了。）骑士还穿有胸甲和护肘甲，以及有活动关节的护腿。在所有护甲之外，他还要穿一件亚麻短上衣。相比法国骑士，英国骑士的穿戴非常古旧。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腓力的骑士们两肩和四肢都有护甲，头盔上装了带铰链、像长鼻子一样的面罩，面罩上还有呼吸孔。他们不穿短上衣，而穿一件更短的皮革罩衣。他们的马也装备齐全，马头有护甲，两肋有锁子甲或皮甲。英国和法国骑士的基本武器都是一把长剑，最初悬在身前，后来挂在左侧，右侧再挂一把短刀（用来为那些受了致命伤的人解除痛苦，所以又被称为“慈悲刀”）。骑在马上时，骑士一般携带一根10英尺的长枪和一面小小的铁盾牌，有时还有一把短小的钢柄战斧。不骑马的时候，他们的武器一般是戟——一种枪和斧子的结合物。

只有重装骑士才能负担如此昂贵的装备。理论上，每名重装骑士还需要两名持械扈从和三匹马——一匹战马，一匹驮运装备，还有一匹用于平时骑行。“重装骑士”这一概念包括方旗骑士（knight banneret，日佣金4先令），下级骑士（knight bachelor，日佣金2先令）和骑士扈从（日佣金1先令）。①  一些骑士只买得起一匹马，穿更轻更便宜的镶片皮甲，即一件缝了数片相互堆叠的金属薄片的皮革短上衣。轻装枪骑兵（日佣金1先令）同重装骑士一起作战，头戴金属帽，手着钢手套，身穿“夹克”（jack）——一件镶铁质铆钉的棉夹袄，很像现代的防弹衣。

“夹克”也是那些较为有钱的弓箭手的装甲，无论他们是骑马作战还是步行。他们的武器是著名的英格兰长弓，这种武器即将引发军事战术史上的一场革命。这种长弓实际起源于威尔士而非英格兰，在12世纪格温特战场上首次发挥显著作用。它能一箭射穿教堂的大门，使英国人叹为观止。从爱德华一世起，英格兰每一个村庄都要为国家的弓箭手部队做贡献。根据法律规定，所有农夫每周日都要练习射箭。到了1346年，长弓的规格更加标准化，每个弓箭手携带24支箭，其余箭支用手推车载运。一个弓箭手一分钟内可以射出10至12支箭，真正做到“铺天盖地”；长弓射程超过150码，在60码内可以射穿铠甲。伦敦塔内有一座生产弓箭的大型兵工厂，但略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制弓用的木材都是从吉耶纳进口的。弓箭手还随身携带一柄长剑、一柄钩镰、一把斧头或一个木槌（一种装有5英尺长柄的沉重木槌）。

爱德华三世讨伐苏格兰期间，骑射手首次亮相。他们携带一支长枪，日佣金6便士，这相当于一名手工业师傅的日薪。爱德华三世非常重视弓箭手，他从柴郡挑选了200名骑射手组成亲卫军，亲卫军身穿绿色和白色的特殊制服。骑射手和重装骑士一同构成了机动性最高的火力输出和最强的防卫力量。不过，骑射手的数量虽不断增长，但总是赶不上步兵弓箭手的人数。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因为无法在马上射击，弓箭手在作战时必须下马。此外，还要着重强调的是，弓箭手本质上是防御部队，只有在合适的地形条件下，在面对敌军的冲锋时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此之前，在英格兰疆域之外，长弓的杀伤力还不为人所知。法国人最喜欢的远程武器是十字弓。这是一种复杂的器械，用牛角和筋腱强化弓的力量。发射之前，十字弓手要把脚放在弓前端的蹬板上，把弓弦挂在腰间皮带的钩子上，这就意味着他先要弯腰屈膝蹲下，然后站起身子拉动弓弦，直至弓弦连上扳机。十字弓有一个瞄准器，能发射方镞箭一类较小较重的箭支。它的优势在于射程远、精度高、箭速快，劣势则是器械自身较重（达20磅），射速较慢——一分钟内最多射出4支箭。

除此之外，在1346年，爱德华似乎还拥有了枪炮。这在历史学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爱德华在1345年的确曾下令制造100架“风琴炮”。风琴炮由许多小管子组成，架设在手推车上，有点像19世纪70年代的米特留雷斯枪。除了对开炮者之外，这种武器几乎没什么杀伤力，而且它还会制造大量的噪音、火焰和刺鼻的黑烟。

爱德华军中还有很多轻装步兵，他们的日佣金是2便士。这些人充当侦察兵和散兵，他们来自威尔士、康沃尔，还有一些是爱尔兰“轻步兵”，装备短剑和标枪，“一些兵痞带着大刀步行作战”。这类兵种的特长是在重装骑士们的马下穿行，用刀捅马肚子。不过很多时候，他们只是负责割断受伤敌兵的喉咙。

现代研究者发现，中世纪军事供给的复杂程度要大大超过弗鲁瓦萨尔对“伟大而光荣的战争功业”的描写。大部分军队都依赖乡村为生，但在大军集结时，仍需设立补给仓库。军粮包括烟熏或腌制的肉、鱼干、奶酪、面粉、燕麦和豆类，以及大量的麦芽啤酒。这些通常是由各郡治安官在全英格兰范围内征收上来的，然后用马车沿着泥泞崎岖的道路、用驳船顺河流，甚至强征商船沿海路运送到军队集结点。除此之外，还有燃料和军火——包括攻城器械（石弩、石弓、抛石机和重型投石车）、兵器（尤其是弓木、箭头和弓弦）、火药和炮弹。在远征中，军队还需要大量的马匹。通常情况下，国王的巡佐强行“抓捕”运送军队和军需品的船只，连船上的水手也一并征用，并强制卸下船上原有的货物。征用船只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军队常常不得不在港口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出海。

1346年7月13日，英国舰队在瑟堡北部的拉奥格登陆。就像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一样，诺曼底人完全没有料到英国军队会从这里登陆。而且，阿尔库尔的戈德弗鲁瓦所言一点不差，很多诺曼底城市都没有城墙。第二天，爱德华在科唐坦半岛发动“骑行劫掠”，命令其军队烧毁磨坊、谷仓、果园、干草垛和玉米堆，敲碎酿酒桶，推倒并烧毁村民的茅草屋，将村民和牲口的喉咙全部割断，故意破坏这片富饶的土地。可以想象一下，农民们通常会遭受哪些折磨——男人饱受酷刑，不得不吐露财富的收藏地；女人遭多次强奸和凌辱，孕妇被开膛破肚。每次“骑行劫掠”必然伴随着恐怖活动，爱德华显然决意发动最大规模的“全面战争”（dampnum）——指中世纪以袭扰其臣民的方式向敌国国王发动的攻击。英国全军上下都尝到了劫掠的甜头。巴夫勒尔城投降之后并未免遭厄运，“ （英军）在那里发现了许多金银珠宝，占领城市的恶棍们都不穿别的，只穿上好的毛皮大衣” 。英军还烧毁了瑟堡、蒙特布尔及其他城镇，“获取了难以想象的大量财富”。阿尔库尔的戈德弗鲁瓦率500名重装骑士骑行“6至7里格②  ”，一路烧杀抢掠，发现了令人惊叹的巨大财富——“农庄里装满粮食，房舍里全是财宝，市镇议员非常富裕，到处是运货马车、马匹、猪、绵羊和其他牲畜……但骑士们没有向国王以及任何一位指挥官报告其所得”。那些市民很有可能被押回英格兰以索要赎金，巴夫勒尔的全体市民的遭遇大抵如此。

7月26日，爱德华的军队抵达卡昂。这个城市比英国除伦敦外的所有城市都要大。英军很快攻破了城门吊桥，待守军投降后开始抢劫、强奸和杀戮，“士兵们都冷酷无情”。绝望的居民们开始从屋顶上向狭窄的街道内投掷石块、木棍和铁棒，杀死了500多名英国士兵。爱德华下令处死全城居民，烧光整个城市。尽管在阿尔库尔的戈德弗鲁瓦劝说下，国王收回了成命，但“英军还是在城里犯下了许多暴行，包括杀戮和抢劫”。劫掠持续了3天，约3000名城镇居民死亡。一名编年史家记载，英军“只拿镶有珠宝的衣服或非常值钱的装饰品”。英军用驳船把战利品运回海上舰队。爱德华获得的战利品比任何人都多，据弗鲁瓦萨尔记载，国王的“舰队装满了从卡昂收获的衣服和珠宝，还有一船又一船的金子、银子和其他财宝，全都运回英格兰；此外，还有被俘的60多名骑士和300多名市镇议员”——这些人是用来换取赎金的。

其中一名俘虏是卡昂的女修道院长，她当时一定强烈抗议道，俘虏她是违反基督教战争原则的。爱德华国王依照惯例，命令军队不得袭扰教堂等宗教设施，但尽管如此，很多修女惨遭蹂躏，很多宗教建筑也未能幸免于难。热兰的小修道院被彻底烧毁，后来，防守严密的特罗阿恩修道院也迅速被攻陷了。

卡昂的战利品中还有腓力六世1339年颁布的下令入侵英格兰的国王令。爱德华拥有相当现代化的宣传鼓动天赋，他立即下令将其大量复制，在英格兰每一个堂区教堂里宣读。在伦敦，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一次华丽壮观的主教游行之后，于圣保罗大教堂当众宣读这份文件，“以鼓动民众”。

爱德华率军持续向巴黎进发，一路继续烧杀抢掠。据让·勒贝尔记载，士兵们除了战利品之外，还能得到国王支付的丰厚报酬。远方燃起的熊熊战火、惊恐的难民潮不断向腓力宣告英军的到来。腓力集结了尽可能多的兵力，形成一支大军，并派兵支援鲁昂——他很可能非常担心，如果爱德华占领了这座诺曼底首府，他将控制塞纳河下游，从佛兰德斯招募新兵。爱德华实现了他的主要目的，成功地把法国人的注意力从吉耶纳和布列塔尼移开，减小了兰开斯特和达格沃斯在另两条战线上所面临的压力。

英军最终来到普瓦西，其先头部队已烧毁了圣克劳和圣日耳曼两个小镇，法军从巴黎城墙上就能看到它们。英国国王无意进攻法国的首都——他没有合用的攻城装备，而且腓力在巴黎郊外的圣丹尼镇集结了一大支军队，从军队数量上看，爱德华无论如何都不是腓力的对手。法国人还拆掉了塞纳河沿岸所有桥梁，想把英军困在原地。但是，爱德华修复了普瓦西的桥梁，沿这条路向北撤退，一路上又尽可能地摧毁了所有可以摧毁的东西：他烧毁了马勒伊的城镇、堡垒甚至小修道院。此后，爱德华又被索姆河拦住，沿河的桥梁同样被法军拆毁。幸运的是，当地一个农民为他指点了阿布维尔下游一处砂质浅滩——又被称为“白底通道”。索姆河对岸有数千名敌军驻守，其中一些是热那亚十字弓手。英国弓箭手多次万箭齐发，使英军得以“在艰难的战斗中”在法军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冲出了包围圈。腓力的军队紧随其后，甚至还缴获了英军的一些装备，但河水突然上涨，把法国追兵阻拦在索姆河对岸。

渡过索姆河后，爱德华对上帝的仁慈表示感谢。此时，尽管兵力对比悬殊，爱德华再也不惧怕同法军一战了——如果情势不妙，他能马上撤退到佛兰德斯。无论如何，爱德华的大军由于被迫连日急行军，必须马上停下来休整；并且，英军的粮食、葡萄酒，甚至士兵的鞋子都已经用光了。于是，爱德华在克雷西-蓬蒂厄附近开阔的白垩山丘上安营扎寨。

爱德华在一片高地上发现了一个绝妙的位置。他的面前是“教士谷”，他的前面和右面有一条叫“麦河”的小河，防守条件极佳。他的侧翼是克雷西大森林，全长10英里，纵深有4英里。爱德华最有可能遭到来自前方的袭击，但这是一条向下延伸的斜坡，英国弓箭手能够拥有无比清晰的射击视野。英军经过减员后，还剩2000名重装骑士、500名轻装枪骑兵，还有7000名英格兰和威尔士弓箭手和1500名刀斧手，总共约1.1万人，但不同研究者估算的结果略有差异。看到敌人已近在咫尺，爱德华命令军队排成战斗队列。在右侧麦河边的斜坡上是时年16岁的黑太子率领的由4000名士兵组成的第一纵队（雷诺德·科巴姆爵士、约翰·钱多斯爵士和阿尔库尔的戈德弗鲁瓦等一干老将从旁协助）。这支部队的核心是800名重装步兵，组成一个长长的队列，大约有6排；两个侧翼特别安排了2000名弓箭手，当法军向中间的重装骑士发起冲锋时，他们可以从两翼向其射击；弓箭手后面则是刀斧手。在左侧，爱德华布置了第二纵队，由北安普敦伯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率领，共有500名下马作战的重装骑士和1200名弓箭手，队形与右侧相仿。两个纵队的弓箭手在阵前挖掘了大量地洞，每个洞长宽与深度均为一英尺，以便绊住敌军的马腿，使其摔倒。爱德华亲自率领第三纵队——700名重装步兵、2000名弓箭手以及其余的刀斧手——他们在后方某个地点驻扎，充作后备力量。

据让·勒贝尔记载，爱德华点兵完毕后，“来到军中同每个士兵谈笑，鼓励他们不辱使命；在他的激励下，每个胆小鬼都变成了勇士”。他还命令士兵们，在得到他的允许前，不得劫掠受伤的敌军。让·勒贝尔写道：“做完这些之后，他让士兵们打乱阵形，豪吃痛饮，直到战鼓响起。”（在附近的勒克罗图瓦城，军需官们找到了大量的葡萄酒，将一群群家畜赶进爱德华的军营。）弗鲁瓦萨尔写道：“随后，每个士兵卸下头盔和弓箭，躺在地上休息，以便在敌军到来时精力更加充沛。”同时,在第三纵队驻扎的高地上，爱德华在一间磨坊里设立了指挥部，从这里可以纵览整个战场。当日中午，法军正在朝这边逼近的消息传来，爱德华下令吹响号角，士兵们迅速组成战斗队形。

这一天是1346年8月26日，星期六。腓力在阿布维尔待了一夜，满怀自信，因为他的兵力几乎是爱德华的三倍——至少有3万人，包括2万名重装骑士。但腓力很不幸，当他做完弥撒，迎着朝阳骑马走出阿布维尔时，他的大军还在陆续赶来，并且一整天都没有到齐。腓力像往常一样谨慎，派出4名侦察兵探寻敌军的部署情况。一位名叫巴泽耶的勒莫瓦涅的骑士回报说，英军队形齐整，整装待战。他对腓力说：“或许您会很不高兴，但我还是建议您和您的军队今晚先原地休整，因为……现在天色已晚，士兵们都很疲累，军容不整，而我们的敌人正精力充沛，随时做好交战的准备。”这位骑士继续劝道，到第二天早晨，腓力的军队就能整队完毕，找到合适的突破口向英军进攻，“您的军队肯定会服从您的指挥”。腓力认为这是个好提议，于是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就地扎营。

但实际上，控制一支极其庞大的中世纪军队是非常困难的，而当时这朵“法兰西之花”已然彻底失控。前军试图停下来，而后面的重装骑士仍继续往前走，前军只得再次前进。“法国大军骄傲地向前冲，毫无秩序，几乎不成队列，直到他们看见英军在前方严阵以待，这时候再撤退就显得太羞耻了。”同时，从阿布维尔通往克雷西的道路两旁挤满了农夫和城镇居民，他们挥舞着宝剑和长矛，大声叫嚷着：“砍倒他们！杀光他们！”最终腓力意识到他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军队了。绝望中，他下令冲锋——“以上帝和圣丹尼之名，让热那亚人冲在前面，开始战斗！”这时已是傍晚，太阳开始落山。

号角与战鼓齐鸣，热那亚十字弓手排成一列横队，前进至英军前方150至200码范围内。这时，一场短暂且猛烈的雷阵雨几乎让他们浑身湿透。当热那亚人开始卸下方镞箭准备射击时，英国弓箭手已抢先一步射出了箭，速度如此之快，“就像下雪一般”。热那亚人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极有可能在路上就已经丢弃了十字弓手在装载箭支时通常使用的防护大盾。这支热那亚前军非常脆弱，立时在密集的箭雨下纷纷倒地，这种滋味他们可从未尝过。他们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而落日恰巧穿过乌云重新出现，阳光晃得他们睁不开眼，幸存者们开始四散逃跑。这一阶段的战斗可能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阿朗松伯爵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认为热那亚十字弓手都是临阵脱逃的胆小鬼，于是呼喊道：“驱马上前，踩倒这群挡路的乌合之众！”他麾下的重装骑士立即响应号召，发起冲锋，队形依旧凌乱不堪。可怜的热那亚十字弓手被马蹄踩踏，发出阵阵哀号，后面的法军以为英军正在被屠戮，也纷纷向前挤过来。结果，法军在坡下挤作一团，场面十分混乱，而英国弓箭手在坡上严阵以待，百发百中，几乎没有浪费一支箭；每个人都瞄准了目标，羽箭穿过盔甲，射穿了骑士的脑袋和身体，马匹发疯似的乱窜乱撞。有的马在慌乱中脱缰而逃，还有一些高高抬起前蹄，或转过身背对着敌军。“呼喊声震天动地，”让·勒贝尔写道。他曾经同战场亲历者交谈过，他记载道，当时马尸一具具堆叠起来，就像“一窝凌乱的猪仔”。

可以肯定的是，爱德华的枪炮也加剧了现场的混乱。至少有一名编年史家记载，爱德华的火炮——他仅仅提到了3门——让马群惊慌失措。这些大炮作为武器可能并没有什么大用，但它们发出的声响和烟雾一定让那些从没见过大炮的人感到害怕。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法国骑士冲到了英军阵前，却被英国的士兵用剑和战斧砍倒了。或许就是在这时，或不久之后的另一次冲锋时，16岁的威尔士亲王被撞下马。他的掌旗官理查·德·博蒙特做出了一件惊人的壮举：他用威尔士旗盖住王子，奋力赶走袭击者，直到王子能够重新站起来。弗鲁瓦萨尔据此写了一个传奇故事：当时王子的同伴向国王寻求帮助，爱德华却拒绝了。“让那个男孩自己赢得胜利，上帝保佑，我希望他拥有全部的荣耀。”但另一个编年史家乔弗里·勒贝克说，事实上爱德华的确挑选了20名骑士去解救自己的儿子。这些骑士发现，王子和同伴们靠在剑和戟上休息，在一大堆尸体面前静静等待敌军的下一次冲锋。

其中一位冲到英军阵前的将领是波西米亚的盲人国王约翰。他命令仆从骑士带他一起冲锋，“这样我就可以用自己的剑刺向敌人”。这一小队人马用缰绳互相绑在一起，想办法冲过了英国弓箭手布下的防线，向重装骑士发起冲锋。波西米亚人同他们的国王一起倒在阵前，只有两人砍断缰绳逃了回去，向法军报告发生的一切。第二天，他们的尸体被找到时，仍然紧紧绑在一起。威尔士亲王被这位老国王的英勇感动，他将国王的徽饰“三根羽毛”和其上的座右铭“我尽忠职守”（Ich dien ）当作自己的徽饰与座右铭 。

法国军队共发起了15次冲锋，“从太阳落山直至后半夜”。在英军的箭雨下，每次冲锋都在混乱中开始、在混乱中结束。弗鲁瓦萨尔说，不在现场的人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描述这混乱的场面，尤其是法军毫无组织和纪律的乱象。威尔士和康沃尔刀斧手将这场杀戮推上顶峰，他们“砍杀了许多倒在地上的人，无论是伯爵、男爵、骑士，还是扈从”。法军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已届深夜，四下一片漆黑。那时法军已经不剩多少骑士了——除倒在战场上的人之外，还有许多人趁夜幕降临悄悄逃走。腓力脖子上中了一箭，坐骑也战死了至少一匹。他在绝望中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发现自己只能召集到约60名重装骑士。埃诺伯爵拉住国王的缰绳，劝他离开战场：“陛下，时候到了，从这里撤退吧！不要如此自暴自弃，这次输了不要紧，下次您还能东山再起。”他们骑马奔向6英里以外的拉布罗耶城堡，到达城堡时只剩下6个人。腓力向城堡主大喊：“快打开城门，这就是法国的命运！”国王只停下喝了口水，又连忙在星夜下赶路，在亚眠找到了更安全的栖身之所。

夜已深了，英军还不知道自己的攻击造成了多大伤亡。他们在原地睡了一觉，因免遭灭顶之灾而如释重负，虔诚地感谢上帝保佑。英军一方的伤亡还不到100人。第二天一早起了很大的雾，“人看不到周围一英亩地以外的任何东西”。爱德华下令禁止追击，派出一支由500名重装骑士、2000名弓箭手组成的侦察部队，由北安普敦伯爵率领。这支队伍很快遭遇了一些地方武装，随后又遇到一些来晚了的诺曼底骑士。北安普敦伯爵很快击退这些残余军队，杀死了很多人。爱德华这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获得大胜，命传令官清点尸体。他们发现了1500多具领主和骑士的尸体，包括洛林公爵、阿朗松伯爵、欧塞尔伯爵、布拉蒙伯爵、布卢瓦伯爵、佛兰德斯伯爵、弗雷伯爵、格朗普雷伯爵、阿尔库尔伯爵、圣波尔伯爵、萨尔姆伯爵和桑塞尔伯爵。弗鲁瓦萨尔或许夸大了法国军队中“普通士兵”的阵亡数字，但事实上肯定超过了1万。

爱德华打赢了西欧历史上的一场大胜仗。在克雷西战役之前，人们很少将英国人看作军人，认为法国拥有欧洲最强的军队。从战术和军事技术上来看，这场战役等同于一场军事革命，火药战胜了冷兵器。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有名的军事指挥官。

然而，爱德华也没有能力再把胜利往前推进一步。尽管腓力的军队已被摧毁，爱德华仍不敢率领疲惫的英国军队进攻巴黎。8月30日，他率军向海岸进发，想要占领一个港口。他选择加莱作为目标，并在9月4日抵达这里。加莱距佛兰德斯边境只有几英里，是距英格兰最近的海港。很快，英国舰队带来了补给和增援，把受伤的士兵连同战俘、战利品一起带回英国。爱德华本以为能毫不费力地拿下加莱，却发现该城的防御比他想象的还要坚固——加莱周围都是沙丘和沼泽，无处安放攻城器械，深邃的沟渠也使挖掘攻城隧道失去了意义。此外，让·德·维埃纳——一名英勇的勃艮第骑士——率领着一支顽强的守备军，决心在冬季来临前死守城镇，直到英国人被迫撤退。但爱德华拿下加莱的决心也同样坚定，他修建了很多小木屋，让军队得以过冬。让·勒贝尔说，爱德华“将小木屋整齐排列，布局犹如一条条街道，他还找来芦苇和干草盖在屋顶上，整个区域就像一个小小的城镇”。这个“小城镇”甚至还有赶集日，生意十分红火。很多英军士兵死于疾病，但其余的人在严酷的寒冬中继续围困加莱，破坏了城外约30英里范围内的乡村地区。春天到来时，爱德华又从英国召来更多援军，防止腓力趁机解围。英国议会非常配合，为远征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到1347年，聚集在加莱附近的英军达3万多人。这是军事管理史上的一项伟大成就——英国人不仅要把援军运过海峡，还要运送养活这一大支军队的大量的粮食和补给。

爱德华的真正武器是运用战船对附近海域进行严密封锁。牛津郡编年史家乔弗里·勒贝克说，爱德华认为“饥饿能钻进紧闭的房门，消磨被围困者的抵抗意志，并最终征服他们”。海边高耸陡峭的悬崖使小船无法沿海岸为城中守备军运送补给。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始终守候在海港外，他们还修建了一座木塔，塔顶装有投石车，用来击毁任何试图溜进港内的驳船。加莱市民们驱逐了500个穷人以节省食物，但春天到来时，城里的粮食也快吃完了。他们最终决定，如果到8月腓力还不来解围，他们就只能向爱德华投降。

爱德华之所以能聚集起这样一支大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近期来自苏格兰的威胁已经解除：

当英格兰雄鹰在外翱翔捕猎时，

苏格兰黄鼠狼偷偷溜进她不设防的巢穴，

吸食她高贵的蛋。

1346年10月，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入侵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郡，在达勒姆郡附近一个名叫“内维尔十字”的地方遭遇惨败，全军覆没。国王本人被俘，在伦敦塔监狱里待了9年。苏格兰最高贵的圣物“苏格兰黑色十字架”也被挂在达勒姆大教堂里，作为胜利的象征。

1347年7月，腓力终于率军前来解救加莱。这时他的军队已不如前一年那么庞大，战斗意志也不强烈。他在桑加特悬崖上扎营，俯视相距只有一英里之遥的英国军营，并向爱德华下了战书，要求他出兵迎战。但爱德华拒绝离开他那舒服又坚固的防线。腓力知道，如贸然进攻，就会导致克雷西的悲剧重演，于是他试图同爱德华讲和，但没有成功。8月2日，他下令军队撤营，并放火烧毁营帐。法军撤退时，甚至可以听见对面加莱市民面对灭顶之灾时绝望的哭喊——加莱守备军拔下法国王旗，扔进了水沟里。

在这个时候，加莱城内即便最富有的人也因粮食短缺濒临饿死。在腓力撤退的第二天，让·德·维埃纳出现在城垛上，向爱德华喊话，表示守备军已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他听说，爱德华对加莱的抵抗十分愤怒，投降后城里的人只有任其宰割，或被杀，或被勒索赎金。最终，爱德华听从劝告，把惩罚的范围限定于6名主要的市镇议员。这6人必须披着衬衣，脖子上套着绳索来觐见爱德华。“国王厌恶地看着他们，因为他极其仇恨加莱市民。”随后，爱德华下令砍下他们的脑袋。王后菲丽帕怀着身孕，眼中满含泪水，跪下恳求国王：“尊敬的陛下，我历尽千难万险跨过海洋，对您别无所求。现在我恳求您，看在耶稣和您对我的爱的分上，饶了这6名市镇议员。”这6人最终免于一死。不过，爱德华还是将所有市民驱逐出镇，除身上穿的衣服外，什么都不能带走。之后，他又从英国本土召来一群殖民者，让他们住进城里，把商店、酒馆和住宅分配给他们。爱德华把许多富人的好房子都分给了他的朋友们。

在此后的两个世纪，加莱都是英国进入法国的门户——既是货物集散地，又是桥头堡。一位历史评论家曾经写道：“加莱对英国人至关重要。试想，如果法国人在战争中占领了英国的多佛港，会因此得到多大的优势。”很快，英国人对加莱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代法国史学家腓力·孔塔米纳曾说，“在两个世纪中，加莱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一小片领土”，而且加莱还隶属于坎特伯雷主教区。

但我们不应孤立地看待英国占领加莱这一历史事件。克雷西-加莱战役只是爱德华三世的大战略中3个相互关联的部分之一。在西南部，德比伯爵站稳了脚跟；他曾被围困在艾吉永，当诺曼底公爵听说自己的父亲腓力六世战败，立马解除了围困，率军前往卢瓦尔河以北。促使腓力最终放弃加莱的一个原因是：他听说英国人在布列塔尼的拉罗什德里安又打了一场胜仗，而之前，法军曾将一支英国守备军围困在那里。1347年6月27日，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歼灭了布卢瓦的查理所率领的军队，俘虏了查理，并把他送去伦敦塔陪伴苏格兰国王。只有在佛兰德斯，英国人的地位才稍稍有所削弱，新来的伯爵路易·德·马勒是极端亲法派，他设法夺回了几座城镇。

教宗为爱德华的征战所造成的惨剧悲痛不已。1347年，教宗克莱门六世写信谴责爱德华，抗议“穷人、儿童、孤儿、寡妇遭受的悲伤，不幸的人所遭受的劫掠和饥饿，教堂和修道院被毁，圣物与祭器被偷盗，修女被囚禁、抢劫”。

在教宗干预下，1347年9月，英法两国同意缔结停战条约。腓力处于绝望的境地，他的军队被击败了，钱也花光了，但他仍须立即着手重建军事力量，防止敌人再次入侵。在当年11月于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上，这位骄傲的国王自卑地低下了头。会议发言人对他说，“你因听信谗言失去了所有，却一无所获”。发言人还不忘补充说，国王“极其丢人地”被敌人从克雷西和加莱赶回巴黎。三级会议表示，不会再给国王拨任何款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腓力的官员们才从地方议会和教士手中挤出了一点钱。在忍受多年的挫折和屈辱之后，腓力仍在筹划入侵英格兰。

爱德华则沉浸在臣民的赞美声中。议会档案记录，上院和下院通过了议案，为国王所取得的胜利赞美上帝，并一致认为此前投票拨给国王的钱都花得很值：“英格兰王国得到了尊敬、补偿和充实，它所享受的荣耀是那个时代任何其它国王都未见过的。”

可能就是在1348年6月，爱德华于温莎正式成立了嘉德骑士团，这个团体的前身是几年前仿照“圆桌骑士”而组建的一个骑士组织。关于嘉德骑士团的传说可能是真的：美丽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在跳舞时，她的吊带袜（Garter，即“嘉德”）掉了下来，深爱着她的爱德华国王将她的吊带袜系在自己的膝上，说“心怀邪念者可耻” （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 ），将她从窘境中解救出来。（与现在嘉德勋章的蓝色不同，当时的蓝色毫无疑问是取自法兰西纹章上的“皇家蓝”。）骑士团成员都是在百年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值得注意的是，包括英格兰和吉耶纳人在内，到战争结束为止获得过嘉德勋章的将领人数众多——夸张一点说，这个数字可以同拿破仑时代半岛战争中英国授予的巴斯三等勋章的数量相比。

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和吊带袜的故事据说发生在加莱，在庆祝胜利攻取加莱的晚宴上。爱德华差一点丢掉了这座新占领的城镇，因为新城主——一名意大利雇佣兵——打算将加莱卖给法国人。不过，爱德华听到了风声，劝说这位城主与之合作，并偕同威尔士亲王悄悄渡过海峡来到加莱，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就在加莱城中。法国人前来接收加莱城时，遭遇了英军的伏击，全部被俘。爱德华穿着惯常的打扮，“仅戴一顶珠冠”，在新年之夜用一顿奢华的晚宴招待了他的俘虏。

1350年，爱德华又赢得了一场战争。当时，佛兰德斯伯爵允许卡斯蒂利亚人在斯鲁伊斯港聚集一支舰队，从那里出发，不断骚扰英国商船，威胁着英格兰同吉耶纳的海上联系。8月，爱德华在桑威奇港召集一支海军，让他的第三个儿子冈特的约翰（当时只有10岁）与他一同出海迎敌。卡斯蒂利亚舰队有40艘船，由卡斯蒂利亚王室的一位王子——卡洛斯·德·拉塞尔达率领。弗鲁瓦萨尔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描述了爱德华出现在“托马斯”号战船——10年前爱德华在斯鲁伊斯海战中的旗舰——上的样子：“国王站在船首，身穿黑色天鹅绒外套，头上戴一顶黑色河狸皮帽，与他十分相配；（据当时在场的人说）爱德华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他让吟游诗人演奏一曲刚刚被约翰·钱多斯爵士引入英格兰的德意志舞曲，命令钱多斯爵士同吟游歌手一起唱，为此开怀大笑。爱德华时不时抬头看向桅杆，因为他命令一名士兵爬上桅杆顶的瞭望台，观察卡斯蒂利亚舰队的动向，一旦看到敌军的踪迹就要马上向他报告。瞭望的士兵一看到敌人，爱德华就大声叫道：“噢！我看到一艘船驶过来，我想它是一艘西班牙船！”当看到一整支卡斯蒂利亚舰队时，爱德华说：“上帝保佑我，我看到了那么多船！我都数不过来。”当时已经是傍晚，“大约到了晚祷的时间”。爱德华叫人端来了葡萄酒，同他的骑士们一起畅饮，随后他戴上了战盔。

这场战斗——温切尔西海战，也被称为“海上西班牙人之战”——比斯鲁伊斯海战还要危险和激烈。前文已经提到，地中海桨帆船相较于英国柯克船具有巨大的优势，而且卡斯蒂利亚人装备了投石机、巨型十字弓和加农炮。他们还有海风助阵。爱德华和威尔士亲王乘坐的战船都沉没了，不得不登上敌人的船。这场激烈的海战一直持续到日落，14艘卡斯蒂利亚桨帆船被俘（有人认为，实际俘虏的船只应多于这个数字），船员被扔进海里，其他战船都逃走了。全英格兰都为胜利而欢呼雀跃，尤其是南部靠海的几个郡。

这时，法国刚刚遭遇了一场更为深重的大灾难：黑死病（腺鼠疫）在马赛暴发，于1348至1349年席卷全国。据一名编年史家记载，仅在巴黎就有8万人死亡。人们都说世界末日已经到来。法国国王显然认为，这是上帝因法兰西之罪而对其做出的惩罚，于是实施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卫生预防措施”：严禁亵渎上帝。初犯者会被割掉一片嘴唇，再犯者被割掉另一片嘴唇，而第三次违犯禁令者将被割掉舌头。史上鲜有哪个国王比统治后期的腓力六世更不开心了。

然而，这场瘟疫还是跨过了海峡。1348年8月，在英国的多塞特出现首个病例，此后黑死病蔓延至全英格兰，直到1349年末才逐渐消失。人们通常认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黑死病。大量土地抛荒，地租下跌或根本收不上来，导致税收直线下降。不夸张地说，由此导致的人口和金钱短缺打消了英法两国国王再次入侵或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想法。

1350年8月22日，法国国王腓力在诺让勒鲁瓦逝世。“此后的那个星期四，他的遗体被掩埋在圣丹尼教堂的祭坛左侧，内脏（除心脏外）被埋在巴黎雅各宾修道院，心脏被埋在瓦卢瓦的布尔封丹的加尔都西会女修道院。”他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悲而失败的一笔。因为克雷西之败，法兰西从没有原谅过他；历史学家们也责怪他为征敛钱财许诺了过多特权和免税权，从而削弱了法国王室的地位。但克雷西之败的原因只不过是战术错误。腓力在一个几乎不能正常运转的财政体系下，成功建立并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并在同地方议会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使他们意识到英国人对整个法国的威胁。尽管失去了加莱，腓力还是为法国留下了比之前更加广阔的疆域：1349年，他从马略卡国王那里买下了蒙彼利埃；同年，在漫长的谈判之后，他又以自己孙子——未来的查理五世——的名义从最后一位阿尔邦伯爵手中买下了多菲内（即阿尔邦伯爵领）。这是圣路易统治法国以来最大的一桩领土买卖，法国的疆域最终扩大到阿尔卑斯山。腓力的孙子查理五世将成为最伟大的法国国王，他还将继承腓力六世的许多政策。

爱德华三世还会再次回到战场，但“海上西班牙人之战”的胜利是他作为百年战争主角的谢幕。他已经向敌人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并且狠狠地羞辱了他的瓦卢瓦对手。虽然爱德华并没有离法国王位更近一步，但他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要把瓦卢瓦王室的领土夺过来，若不能全部占有，至少也要夺取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也时刻准备着，等待重启战端的最好时机，不过到那个时候，领兵作战的主帅已经换成了别人。

①  方旗骑士拥有自己的旗帜，能够率领一支小分队。他们的旗帜为正方形，而非一般的圆锥角旗、三角旗或梯形旗。他们的级别高于一般骑士，但是低于贵族骑士。下级骑士在别人旗帜下作战。而骑士扈从是为骑士拿武器或盾牌的人。

②  里格是一种古老的长度单位，用于表示海上和陆上的距离。用于海上时，1里格等于3.18海里，通常约等于3海里；用于陆上时，1里格等于3英里，即4.827公里。

第3章

普瓦提埃和黑太子

1350——1360

给我一身万世不朽的甲胄吧！我要去征服国王……

——莎士比亚《爱德华三世》

我们穿过图卢兹，看到许多华美的城镇和要塞因这片土地的富有和丰饶被付之一炬。

——黑太子于1355年

百年战争的第二阶段，即1350至1364年，是腓力六世的儿子约翰二世与爱德华三世的儿子“黑太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黑太子最终在吉耶纳站稳了脚跟。威尔士亲王伍德斯托克的爱德华以“黑太子”之名闻名于世（这一称号得自其甲胄的颜色），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英雄。同大多数英雄一样，他的现实经历可能与传奇有一些差异。但毫无疑问的是，黑太子是最符合爱德华三世心意的儿子。1350年，黑太子刚满20岁，他对战争荣耀的渴求绝不亚于其父爱德华三世。但在当时，他必须稍稍收敛一下他对战争的狂热情绪，耐心等待，因为在14世纪50年代早期，英法两国的冲突大多仅限于谈判桌上。

很少有谈判者像“好人”约翰那样无能，他很有可能是史上最愚蠢的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原来是诺曼底公爵，生于1319年。按照中世纪的标准，他登基时已届中年，个头很大，相貌英俊，留着浓密的红胡子。他在骑士比武场上技艺高超，在战场上既鲁莽又英勇，因此获得了 “好人”的称号，但这个绰号于他似乎并不恰当。他总是毫无理由地发脾气，又很容易惊慌。约翰二世最主要的优点是，当他表现较为得体的时候，会因风度翩翩而散发出魅力。

爱德华三世从未放弃自己的野心，但1350至1355年是百年战争的低潮期（除布列塔尼之外）。英国国王可能采取了同对手一样的做法，试图迫使约翰让步；爱德华也可能只是在拖延时间，等待英格兰从黑死病的打击中恢复元气。爱德华·佩鲁瓦认为：“爱德华三世并非不知道，这位新任法国国王是多么脆弱和惊慌，他不断推迟新一轮进攻，好延长法国国王的恐惧，并从中取乐。”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1353年之前，除了签订一系列停战协定之外，两国之间并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外交举措。爱德华借教宗调停之机，表示可以放弃法国王位，以“曾为他的祖先所拥有”的吉耶纳（因此，爱德华所要求的吉耶纳也包括普瓦图和利穆赞地区）和诺曼底的领土以及佛兰德斯地区的宗主权作为交换——但是，爱德华暗示，他打算慷慨地放弃诺曼底。事实上，到了第二年，爱德华的要价变高了，又加上了加莱、安茹和曼恩地区。不可思议的是，在1354年4月于吉讷签订的一份临时协约中，约翰二世同意了爱德华的要求。不过，约翰随后拒绝如约交付这些领土——他有可能也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与此同时，英国人成功入侵布列塔尼。英军主要派兵驻守在布列塔尼公爵领西部讲布列塔尼语（属凯尔特语族）的地区，如布雷斯特、坎佩尔莱、瓦讷等港口城市，还有一部分驻守在讲法语的东部地区，如普洛埃梅勒。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是爱德华派驻布列塔尼的总督，他手下的驻军将士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劫掠”。1352年，托马斯爵士遭到伏击，被一名布列塔尼叛徒杀害，他的继任者沃尔特·本特利爵士的英勇程度绝不亚于他。同一年，沃尔特爵士率弓箭手在莫隆打赢了一场重要战役。

相对来说，布列塔尼的战争的规模比较小，但从编年史的记载来看，这在当时的“战斗阶级”中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在当时看来，“三十勇士之战”是百年战争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佩鲁瓦称之为“一场精彩而血腥的马上比武”。它清晰地反映出1351年军官阶层的心理和精神状态。那年，罗贝尔·德·博马努瓦率领一支法国军队袭击了普洛埃梅勒的英国驻军。为避免被法军围困，英国驻军统帅理查德·班博鲁夫爵士提议，在普洛埃梅勒附近的一片开阔地上举行一场骑士比武，双方各派出30名重装骑士参赛。班博鲁夫告诉他的骑士（除英国人外，其中也包括布列塔尼和德意志雇佣兵），要奋力一战，“让后世的人们在殿堂中、宫廷里、广场上以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传颂这场战斗的故事”。这些参赛者都下马，用重剑和长戟拼杀，直到4名法国人和2名英国人战死，所有人都已精疲力尽。双方不得不停战休息。其间，受了重伤的博马努瓦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想要去找些水喝，一个英国人嘲笑他说：“博马努瓦，喝点你自己的血就不渴了。”决斗立刻又开始了。英国人肩并肩紧挨在一起战斗，看起来好像坚不可摧。最后，一名法国骑士偷偷溜走，骑上战马回阵冲锋，一下子就把对手全砍倒了。法国人趁势猛扑过去，杀死包括班博鲁夫在内的9名英国骑士，其余的人全部扣押为俘虏。罗伯特·诺利斯与其同母异父兄弟休·卡尔维利也在被俘的人当中，之后我们会听到更多关于他们的故事。

百年战争之所以在当时全英国广受各阶层欢迎，是依靠一些不那么有骑士精神的行为，那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利用占领地的人口赚钱。利润最高的当然是索要赎金——要求一名俘虏用金钱换取自己的自由。一个诸侯或大贵族可以卖一大笔钱，但赎金市场并不仅限于贵族，一名富有的市镇议员或重要教士也同样值钱。事实上，在英军围困加莱时发生了一件有名的丑闻，一个叫约翰·巴拉德的人俘虏了巴黎教区的执事长，把他偷带回伦敦，据说只贱卖了50英镑。索取赎金很像现代的绑架勒索，连小商人和农夫都有相应的价格，甚至庄稼汉也能卖几便士。有些时候能从中赚一大笔钱——爱德华率军穿越诺曼底时，英国人俘虏了一名法国骑士，约翰·哈尔斯顿爵士从他身上赚取的赎金分成就高达1500英镑。这种生意也不仅仅是上层人士在做，一名最卑微的弓箭手在国内或许只是个农奴，却能因此在一夜之间暴富。

爱德华本人也参与了赎金贸易，扮演着中间商的角色。他从捕手那里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一些有价值的俘虏，以期从俘虏的家人或代理人处索取全额赎金。国王还拥有专营此类交易的行政机构，所以捕手们把俘虏卖给他也相当划算。1347年，托马斯·达格沃斯爵士以2.5万金克朗（约5000英镑）的价格把布卢瓦的查理卖给国王，毫无疑问，爱德华最终赚了一大笔钱。其他一些大贵族也做赎金中间商，购买高阶俘虏来投机。与其他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一样，有时候，俘虏会历经多次转手。加莱后来成为这一交易的中心。赎金不一定都是用钱支付的，也可以是实物，如马匹、衣服、酒、武器等。

布列塔尼的英国驻军还从事一项更为邪恶的活动——收取“保护费”（pâtis）。每个村庄都必须定期向驻扎在当地要塞中的英军缴纳钱款、牲畜、粮食和酒；如果不交，就会遭到任意烧杀。英军设立了许多路障、收费站等，旅行者须购买通行证或付很多过路费才能安全通行。收上来的“保护费”成为英军合伙经营的财产：士兵们上交三分之一的战利品给驻军指挥官，后者将之与他自己所收取的“保护费”合并在一起，取总数的三分之一上交给国王。1359至1360年，普洛埃梅勒、贝谢雷和瓦讷三地的英国驻军共收取“保护费”10785英镑，平均每个教区41英镑。英军如此巧取豪夺，引发多次武装暴动，有时候居民也纷纷逃离所居住的村子。在1352年的一份报告中，沃尔特·本特利爵士说，近来在一些从布卢瓦人那里新夺取的要塞附近，农民们很快会变得特别害怕英国士兵，甚至不敢去耕种自己的田地。沃尔特解释说，他的军队中很多士兵都不是骑士或扈从，而是低等级出身，上战场只为个人私利，在对村民、镇民和农夫的劫掠中致富。当地居民十分痛恨英国士兵。1347年，法军夺回拉罗什德里安镇，当地人冲向英国驻军，“用棍棒和石头杀死了他们，就像杀狗一样”。不久，“保护费”制度推广到所有英军占领的土地。

当时的英国人把法国看作某种“黄金之国”。全英格兰遍地都是从法国掠夺来的战利品。编年史家沃尔辛厄姆在1348年写道：“很少有妇女不拥有一两件从对岸的卡昂、加莱或其他城镇流传过来的东西，例如衣服、皮毛或靠垫。在每个家庭里都可以看到桌布和亚麻。英国妇女们用从法国主妇那里夺来的东西装饰自己，前者欢欣鼓舞，后者黯然神伤。”军队的薪水也很高。一名骑射手每天可以领到6便士，相当于本土一名工匠师傅的日薪；一名步兵弓箭手每天可得3便士，而一个勤劳的庄稼汉能赚2便士就很不错了。此外，重装骑士和弓箭手们入伍时签订了契约，这保证他们可以得到一部分战利品。不过，用富勒博士的话来说：“吸引人们上战场的并不是一份确定的利益，而是抓到头奖而暴富的机遇，而获此头奖的概率通常不过百分之一。”尽管战争意味着再次征收重税，很多人还是满怀期待地等候着国王重启战端。

爱德华三世对这种战争的狂热了如指掌，也知道该如何运用它。他已经展示了自己卓越的宣传家天赋，充分利用了在当时还非常原始的大众传媒。此前我们已经说过，爱德华曾下令在每个教区教堂宣读腓力的战争动员令，这不过是其中一个事例罢了。爱德华还在市场、郡县法庭中宣读公告。这项措施执行得非常彻底，甚至被比作“一种通讯社”。这些公告对入侵诺曼底、克雷西大捷、占领加莱等重大事件仅寥寥数笔带过，而详细地描述法军入侵英格兰的威胁，无论这类威胁是多么微不足道。此外，爱德华聪明地利用了教士阶层，要求主教们为战争举行集体祷告，许多教区肯定都举办了类似活动。1346年，多明我会修士——当时公认最好的传教者——被赋予一项使命，即向国王的臣民们解释他为何要争夺法国王位、为何要向法国开战。因此，14世纪30年代的几次战役和40年代的几次胜利的消息广为流传，这在当时很不同寻常。

黑死病流行过后，爱德华更缺钱了，但他至少对自己所能负担的费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1345年之后，国王的司库一职改由温彻斯特主教威廉·艾丁顿担任，他是一个天才人物，1356年又担任了国王的大法官。艾丁顿把所有政府财政大权都集中到财政部下；只有集中所有财政收入，他才可能为国王的战争筹集足够资金。议会也愿意合作。著名的英国历史学教授麦基萨克认为，在同议会打交道时，爱德华的策略是“把战争描述为一个为守卫国土和争夺法国王位而进行的股份合作制的伟大事业”，同时不断向议会报告战争进展情况，并在外交事务上反复咨询议会的意见。艾丁顿娴熟的财政管理技巧使国王得以在不过多增加税赋的情况下筹到了足够的资金。

此外，英国在法国找到了一个新盟友——年轻的纳瓦尔（又作“纳瓦拉”）国王。他的绰号是“坏人”查理。他不仅是纳瓦尔这个位于阿尔卑斯山另一头的小国的国王，他在诺曼底境内和巴黎附近拥有许多伯爵领地和富饶的大庄园，并在法国王位归属问题上比爱德华三世更有发言权。他的母亲是路易十世（1316年去世）的女儿，在继承顺位上比她的姑妈伊莎贝拉（爱德华三世的母亲）更靠前，但她的叔叔们想办法排除了她的继承权——大部分原因是她母亲混乱的性关系。无论如何，如果查理在1328年已长大成人，法国王位更有可能落到他头上，而非瓦卢瓦的腓力。结果，这位风度翩翩、巧舌如簧、毫无道德原则的年轻人（1350年刚满18岁）因命运的不公而怒火中烧。更糟糕的是，除了丢掉法国王位之外，他还被剥夺了香槟和昂古莱姆伯爵领；为弥补他的损失，法国国王约翰二世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却始终没有支付嫁妆。查理认为，他的最优策略就是为爱德华提供帮助，然后劝说约翰二世出钱收买纳瓦尔王国，进而挑起金雀花王朝和瓦卢瓦王朝之间的争斗。查理似乎对阴谋诡计有近乎狂热的痴迷。

但是，纳瓦尔国王在1354年的首次行动一点都不巧妙。他一直以来都极度憎恨法国骑士统帅卡洛斯·德·拉塞尔达（“海上西班牙人之战”中卡斯蒂利亚军的司令），因为约翰把昂古莱姆赐给了他。查理将这位大统帅引诱至自己在诺曼底的领地，对他进行伏击后杀掉了他。纳瓦尔国王欣喜地宣称，“我是在上帝的帮助下杀死了西班牙人卡洛斯”，随后他又“向法国国王致歉”。约翰二世对宠臣被杀感到十分恼怒，但他听说这位危险的外甥与爱德华三世相互勾结，又害怕得要命，不仅假装原谅他，还试图用科唐坦的一大片土地收买他。查理丝毫不为所动。英国人得知查理对法国国王非常不满，更加下定决心要重启战端。

爱德华再次采取同样的策略，从三个方向同时向法国发动攻击。起初，他计划亲自率领一支军队深入皮卡第，兰开斯特公爵（曾经的德比伯爵格罗斯蒙特的亨利）率盎格鲁-纳瓦尔联军进攻诺曼底，威尔士亲王则出兵吉耶纳。但实际上，尽管爱德华三世于1355年10月到达加莱，但不出一个月他就率军返回英格兰了。这次出征的主要战役就变成了由被委任为吉耶纳总督的黑太子领导的“骑行劫掠”，他们于当年9月抵达波尔多。1355年10月，黑太子率军从波尔多出发——重装骑士和弓箭手加起来最多2600人，一律骑马作战。此后的两个月里，这支军队在朗格多克一路烧杀抢掠，最远甚至到达蒙彼利埃和地中海沿岸。他还席卷了纳博讷和卡尔卡松的下维莱，得到粮食和葡萄酒作为补给，并将两座城镇中绝大多数房屋全部烧毁。卡斯特诺达里、利穆和其他许多小镇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黑太子600英里长的行军路线上，数不清的村庄连同磨坊、庄园和教堂被烧毁。黑太子的一名书记官写道：“自从战争开始后，敌人从未像现在这样遭受如此巨大的破坏和损失。”黑太子自己则得意地宣称：“许多美丽的城镇和要塞都被摧毁了。”这并不是无谓的残忍，黑太子也不是破坏狂。“骑行劫掠”行动的目的就是突出敌人的弱点，通过破坏土地和财产等税收来源，截断敌人的财路。“在被摧毁之前，这些土地和富有的城镇能够交给法国国王的税收总额比半个英格兰的税收还多，”黑太子的首席行政官说道，“我在收税官家中找到的文件可以证明我的说法。”

骑士精神与之毫无关系——只有在战场上，人们才讲究骑士精神。在这种情况下，这支盎格鲁-加斯科尼劫掠者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其行为明显没体现半点骑士精神。根据弗鲁瓦萨尔的记载，这支军队偏好银质餐具和钱币，但也没忽略任何值钱的东西，尤其是地毯。他们带回了满满一车队的战利品，一回到波尔多，就“愚蠢地花掉了抢来的所有金银”。尽管法国国王为被破坏地区颁布了重建计划，包括免除赋税、赠予木材、招募石匠和木匠等，这些地区仍过了好多年才慢慢恢复原状。

在这类“骑行劫掠”中，英军会杀光所有俘虏（那些可以用来勒索一大笔赎金的人除外），因此一些没法逃进城堡或镇子里的人就必须找个地方藏起来。一些人躲进洞穴或地下——许多城堡和设有防御工事的教堂下面都挖了一些相互连通的甬道和地下室。其他人则逃进森林，在里面盖了一些小屋，尽管有时候英国人会系统地搜索森林。那些住在平原上的农民——法国的典型地貌就是这类平坦、开阔的平原——就特别容易受到威胁。

整个法国都为朗格多克传来的消息所震惊。于是，1355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同意为战争征税——包括将盐税扩展到全法国，使约翰得以在一年内维持一支3万人的大军。结果，纳税人的财富被消耗殆尽，拒绝缴税。无论如何，国王还是召集了一支大军，于次年春天在沙特尔集结。

这时，“坏人”查理也没有闲着。他四处散布谣言，声称要同英格兰的爱德华国王结盟，以此为要挟，迫使约翰做出更多妥协。但这次纳瓦尔国王玩得有点过头了。他刻意巴结法国王太子，后者深深被他吸引，与他形影不离，导致国王开始怀疑儿子要同查理联手废黜自己。1356年4月，多疑得发了狂的约翰二世突然造访鲁昂，冲进王太子和纳瓦尔国王正在欢宴的大厅，抓捕了在场所有人，并砍掉了4个人的脑袋，其中包括阿尔库尔伯爵和3名诺曼底贵族。纳瓦尔国王查理则被关进卢浮宫的地牢。

尽管爱德华已经猜到约翰决心为克雷西之败雪耻，但他并没有被约翰所做的战争准备吓退。当年夏末，他命兰开斯特公爵率6000人的军队由布列塔尼进入诺曼底，一路煽动纳瓦尔国王的支持者，随后进攻安茹，最终同威尔士亲王率领的同样规模的军队会合。威尔士亲王于1356年8月4日从贝尔热拉克出发，朝东北方向进行一场漫长的“骑行劫掠”，穿过利穆赞和贝里，用“希腊火”或燃烧的石脑油围困并攻下了罗莫朗坦城堡，一支曾试图伏击他的法国小分队就躲藏在那里。随后他又转向西北，朝图尔进发，焚毁了图尔市郊。这时，他已然成为法国军队的主要目标。爱德华试图转移约翰的注意力，但他刚到法国一两天，就听说苏格兰人占领了贝里克，不得不打道回府。兰开斯特公爵成功给法军带去了不少麻烦，却没能渡过卢瓦尔河同威尔士亲王会师。

即使兰开斯特公爵与黑太子成功会师，与法军相比，他们军队的人数还是少得可怜。他们两人都不想同法军正面对抗，只打算四处“骑行劫掠”。9月初，黑太子来到图尔城下时，突然发现有4万敌军正在猛烈追击他那支满载战利品的部队。他立马下令撤退，以最快的速度撤往波尔多。

然而，约翰还是从侧翼迂回，先黑太子一步到达普瓦提埃，截断了黑太子前往波尔多的退路。约翰带着1.6万至2万名士兵，大多数都是重装骑士，还有一支轻装部队，包括2000名十字弓手。9月14日，英军先头部队突然在拉夏伯特里遭遇法军后卫部队，两位指挥官才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居然离得那么近。一场小型遭遇战后，黑太子前往一个名叫莫佩尔蒂的小村庄扎营，那里位于普瓦提埃东南方向，距城镇约7英里。

黑太子急于避战，因为他的部下满载着战利品撤退至此，显然已疲惫不堪。但他们向南的退路被一条叫密欧松的小河挡住了。如果贸然涉水，就有可能被敌军打个正着，全军覆没。幸运的是，黑太子有约翰·钱多斯爵士这位极具战争天赋的老将从旁协助。因此，黑太子为战斗做好了准备，亲自指挥主力部队，把钱多斯带在身边。其他分队由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率领，后者也负责指挥吉耶纳军团。三个分队都有约1200名重装步兵、少量弓箭手、一些下马作战的加斯科尼枪兵，以及几个威尔士刀斧手。我们现在无法知晓当时战场的确切地形，但这种组合无疑是非常适合在这类土地上作战的——起伏的丘陵上覆盖着灌木丛、树篱、葡萄藤，还有片片沼泽。阵前有一条壕沟作为防线，在缓坡顶上还有一道长长的结实的树篱，左侧是浓密的森林，而后方和右翼都是河水。英军可以站在小丘上观察法军动向，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隐藏自身——黑太子的一部分队伍隐藏在灌木丛中，马匹都拴在暗处。

约翰准备在第二天清晨发起进攻。但这一天恰好是星期日，教宗使者佩里戈尔枢机主教向约翰进言，让他先尝试与敌军谈判。枢机主教花了一天时间，满怀希望地在两军之间奔走。黑太子表示，愿意归还在“骑行劫掠”行动中占领的城镇和堡垒，释放所有战俘，并发誓在7年内不再同法国国王兵戎相见。他还提议支付约翰一大笔钱。但约翰决意要让黑太子连同100名英国骑士无条件投降，除此之外任何条件一概不接受——“这是黑太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与此同时，英军用了一整天时间疯狂地加固防线，“在弓箭手周围修建巨大的长堤和树篱”。即便如此，黑太子仍期望能够避免战斗，安全地退回波尔多。

在这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史学界仍在争论。但到了第二天早晨，英军似乎就开始偷偷溜走，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部队负责殿后。这时，约翰还没能完成军队的集结。他计划派遣一支由300名重装骑兵组成的前锋部队，从树篱之间的一个缺口突入——这个缺口可容纳4名骑士并排行进，先解决那些令人恐惧的英国弓箭手，之后主力部队再发起总攻。由步兵和一些德意志雇佣兵组成的主力第一分队紧随前锋部队，之后是法国王太子率领的第二分队（约4000人），再后是奥尔良公爵率领的第三分队（3000人）和国王亲率的第四分队（6000人）。按照苏格兰骑士威廉·道格拉斯的建议，最后3个分队的重装骑士全部穿着沉重的铠甲下马步行。

大约到了早上10点，约翰发觉英军试图逃走，但他的几个分队仍未整军完毕。无论如何，他命令那300名精心挑选的重装骑士在克莱蒙元帅和奥德雷海姆元帅的率领下进攻英军据守的树篱。英国弓箭手安然待在树篱后方，向分成两列的法军射击，“杀伤了很多骑士和马匹，马儿感到尖锐的箭雨袭来，不肯再向前冲，前蹄高高翘起或转身奔逃，许多马儿反应如此激烈，以至于倒在了骑士的身上”。两位元帅手下许多骑士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骑士趁机从树篱后面冲出来，将他们纷纷砍杀。克莱蒙元帅战死，奥德雷海姆元帅被俘，威廉·道格拉斯则逃之夭夭。跟在他们后面的德意志雇佣兵和步兵姗姗来迟，因阵地十分凌乱而队形不整，但还是冲到了英军据守的树篱前面。不过，他们也未能再前进一步。这时，黑太子远远看到阵地上的情形，率部回转解救索尔兹伯里伯爵。一队英国弓箭手出现在树篱远端，站在泥泞的地区以防重兵的攻击，并远远地向德意志雇佣兵侧翼射击，最终将这支分队挡了回去。

这时，法军主力部队仍在，约有1.3万名下马作战的重装骑士。法国王太子率领剩下3个分队中的第一分队向树篱冲锋，穿过荆棘和灌木奋力爬上缓坡。“在一片直冲云霄的‘圣乔治！’和‘圣丹尼！’的高呼声中”，他们冲到英军阵前，跨过壕沟，试图突破树篱。法军攻势十分凶猛，黑太子不得不将所有兵力都压向树篱，只留下最后400名精锐重装骑士作为后备部队。最终，法国王太子的分队离开树篱，全面后撤。

英军的情况并不比法国人好。“一些士兵将受伤者移到灌木和树篱下；一些士兵武器受损，不得不从敌军尸体上取下长矛和剑；弓箭手甚至从半死的敌军身上拔下羽箭重新使用。”除黑太子留下的一小支后备队外，“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受了一点伤，在苦战之后筋疲力尽”。随后，他们发现奥尔良公爵（约翰二世的弟弟）准备发起下一次冲锋。但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奥尔良公爵的分队突然转向，会同王太子的残军离开了战场。这让英军大松了一口气。如果奥尔良公爵没有泄气的话，英军即便能挡住他的攻势，也一定会元气大伤，被法军最后一波进攻击溃。

当最后一波法军向树篱冲过来时——这是约翰亲率的6000骑兵，个个精神抖擞——英军已经筋疲力尽，不知该如何抵挡这最后一击。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骑士站在黑太子身旁，喃喃地说着“我们没希望了”。黑太子怒气冲冲地朝他喊道：“你说谎！你这个可悲的懦夫——只要我还活着，说我们已经被击败了就是在亵渎上帝！”不过，士兵们仍以为末日就要降临。英国弓箭手们“因绝望而疯一般地快速移动”，射出的箭比任何时候都要精准，但法军把盾牌举在头顶，挡开了很多箭。黑太子派出最后400名重装骑士，向钱多斯爵士吼道：“约翰，上前去——今日我不会后退，我要一直驰骋在最前面！”他下令掌旗官沃德兰的沃尔特擎着他的旗帜向约翰二世直冲过去，“像雄狮一般勇猛而残暴地”向其发起冲锋。“突然间，威尔士亲王大吼一声，手执利剑向法国人砍去，削断长矛，挡开羽箭，砍倒向他扑过来的敌人，扶起倒下的士兵。”这时，战场转移到了树篱前的开阔地带，英国弓箭手们用完了最后一支箭，纷纷越过树篱，抽出战斧和长剑同重装骑士们并肩作战。这是一天之中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双方拼杀时兵器砍在头盔上的声响在7英里之外的普瓦提埃都能听见。

突然间，法军背后出现了圣乔治旗①  的踪影。黑太子派比什领主②  率领60名重装骑士和100名弓箭手抄一条隐蔽小路穿过山谷出现在敌军的背后。法军没意识到比什领主的这支队伍是多么地小，军心有所动摇。此时，黑太子发起最后一轮冲锋。（弗鲁瓦萨尔的记载与史实不符，黑太子的军队仍是步行而非骑行——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牵来马匹骑上去。）法军阵形立时溃散，“旗帜摇摇晃晃，掌旗官倒在地上……垂死的人们在血水里挣扎”。黑太子杀出一条血路，直奔约翰二世的方向而去，却遇到了法军“勇敢顽强的抵抗”，但其余法军已经开始逃离战场。

下午3点左右，约翰二世仍在挥舞着他那把巨大的战斧奋勇作战，他的身边只剩下14岁的腓力王子了。一大群士兵认出了他，立时包围上来，渴望用他换取一大笔赎金。约翰向一名阿图瓦的骑士投降，却仍然没有摆脱险境，因为一群加斯科尼人和英格兰人开始为他争吵不休，甚至打了起来。最后，他和他的儿子被沃里克伯爵和科巴姆爵士救下，送到了黑太子那里。

这时，黑太子已经休战，约翰·钱多斯爵士告诉他战斗已经结束了。钱多斯爵士建议黑太子将旗帜插在矮树丛上，好让四下分散的队伍朝这个方向集结——“殿下，我现在看不到任何法国方面的旗帜。请您休息一下吧，您擦伤了，浑身一定又酸又痛。”号角随即响起，黑太子摘下头盔，侍从帮他卸下铠甲。英军搭起一顶红色的帐篷供黑太子休息，并为他和他的伙伴们送来美酒。

与此同时，“英军一直追击到普瓦提埃城门口”。弗鲁瓦萨尔记载道：“许多人和马被杀死或打倒，普瓦提埃人关上城门，不愿让任何人进城。因此，城门前的那条街道上演了残忍的杀戮。”根据黑太子的报告，当天约有2500名法国重装骑士战死，其中包括许多大贵族。弗鲁瓦萨尔说：“所有法兰西之花都凋零了。”英军的损失显然要小得多，但对此没有可靠的记录——还有一些英国骑士追击得过于迅猛，被法国人抓住做了俘虏。

被俘的法国人同战死的一样多，其中共有17名伯爵，还有很多别的领主。在场的“钱多斯传令官”③  写道：“你会看到许多弓箭手、骑士、扈从四面追击，抓捕俘虏。”弗鲁瓦萨尔写道：“许多英国弓箭手有4名、5名甚至6名俘虏。”事实上，俘虏实在太多了，英国人没办法看住全部，只好释放了一部分，要他们保证在圣诞节前来波尔多交付赎金。英国人借此战大赚了一笔。沃里克伯爵抓到桑斯大主教，赚得尤其多，约有8000英镑；他还享有勒芒主教赎金的四分之三，这又是一大笔钱。扈从罗伯特·克林顿是这位主教的实际抓捕者，他把自己拥有的主教赎金份额卖给了爱德华国王，得了1000英镑。爱德华以2万英镑的价格买下了3名黑太子的俘虏，黑太子又以父亲的名义，花6.6万英镑购买了另外14名俘虏。

“所有在战场上同黑太子并肩作战的人都发财了，”弗鲁瓦萨尔告诉我们，“无论是靠索取赎金，还是靠掠夺金银、器具和珠宝。”财富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昂贵的盔甲都无人问津。法国领主们华丽的帐篷还搭在法军营地里，英国掠夺者在这里获得了大丰收。有几名从柴郡来的弓箭手发现了一艘银制的船——无疑是一艘大帆船模型或大盐碟。这艘船本属于约翰二世，他们把船卖给了黑太子。黑太子还得到了约翰的珠宝盒。

不可否认的是，在普瓦提埃战役中，英法双方的胜率非常接近。法国人本可能很容易就赢得胜利。要不是奥尔良公爵懦弱怯战的话，就算有约翰·钱多斯爵士这样一名优秀的参谋长为黑太子出谋划策，英军的防线也极有可能被击溃。

法国国王的不幸给了对手一个展示骑士精神的机会。当天晚上，黑太子宴请约翰和他的儿子，许多被俘的大贵族也在座。黑太子亲自跪着为约翰上菜。（直到查理一世时期，英国国王一直都享受这一礼遇。）食物取自法国装运供给的马车，而英国人已经将近3天没吃东西了。黑太子对约翰说：“阁下，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把这当作对您的恶意和羞辱。”他还向约翰保证，爱德华国王会以最高的礼遇对待他。黑太子对约翰的勇敢表示赞赏，说他在战场上比任何人都要英勇，虽败犹荣。对约翰来说，这可算不上什么大的安慰，他同英军一起回到波尔多，而后者“满载着金银和俘虏”。尽管英国人很有礼貌，约翰却再也没能拿回他的珠宝。

在海峡对岸，“听到普瓦提埃战役的消息，得知英军打败了法国人、俘虏了国王时，英国人一片欢腾；全英格兰的教堂都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人们点起篝火彻夜狂欢”。次年春天，黑太子带着约翰及其儿子得意洋洋地回到伦敦。1357年5月24日，被俘的法国国王骑着一匹白色纯种马进入伦敦，身边的黑太子则非常得体地骑着一匹黑色小马。约翰住进萨伏伊宫殿，“英国国王和王后常来看望他，为他举办丰盛的宴会和娱乐活动”。爱德华非常喜欢他这位不幸的表弟，还把他带到温莎去，“四处打猎、训鹰，哄他开心”。约翰遇到被俘11年的苏格兰国王大卫二世时，一定不怎么开心。

与此同时，法国国内一片混乱，中央政府几近崩溃。查理王太子只是个病恹恹的18岁男孩，他的统治天分此时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目前的事态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限度。他被父亲的不幸和眼前的困难击倒了。纳瓦尔国王的追随者们在诺曼底起事；英格兰和加斯科尼逃兵——甚至还有法国人——组成自由雇佣兵团（free companies），又称匪兵（routiers），在全法国境内四处占领城堡，自立为强盗诸侯，对周边大片土地实行恐怖统治，征收“保护费”。

普瓦提埃战役结束几周后，三级会议在巴黎召开。代表们群情激愤，要求进行彻底的行政改革，减免税收，罢免王室顾问，并坚持要法国王太子听从一个由骑士、教士和商人组成的常设会议的指导。商人们有一个令人敬畏的领袖——艾蒂安·马赛，他是一个富有的布料商，并担任“商会会长”（the Provost of Merchants，类似于巴黎市长）一职。商人们还同纳瓦尔国王一派结盟，要求令人讨厌的纳瓦尔国王出任法国摄政，这使商人的势力更具有威胁性。王太子逐渐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1357年底，纳瓦尔国王逃出监狱来到巴黎，迫使王太子赦免了他。纳瓦尔国王召集了一次会议，解释了自己之前的倒行逆施，“他的语言是那么优美动听，受到人们广泛赞扬。巴黎民众逐渐爱上了他，他的声望甚至超过了摄政（即王太子）”。但是，狡猾的纳瓦尔国王拒绝留在巴黎，因为马赛等人开始日渐变得难以约束。1358年2月，他们闯进王太子的卧室，谋杀了香槟元帅和诺曼底元帅，“这一切就发生在王太子的眼前，他的衣服上都沾满了两位元帅的鲜血，自己也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这群暴徒还强迫王太子戴上红蓝双色的软帽——这两种颜色是巴黎的象征色。

1358年5月，法国爆发了扎克雷起义。农民们与躲在城堡里的领主和躲在高墙后的商人不同，他们无力自卫，常常遭到英国人的蹂躏。白天，只有在教堂塔楼有人放哨、警戒敌情的时候，他们才敢到田间干农活；夜晚，他们躲在洞穴里、矮树下或森林中。奥诺雷·博内在《战争之树》一书中写道，士兵们“榨取了过多的赎金……他们从耕种田地和葡萄园的穷苦劳动者手中获得的赎金尤其多”，“在看到和听到他们无情地折磨穷苦劳动者，制造大批牺牲者时，我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农民还被自己的领主欺凌，他们抢走农民的粮食和牲畜，用来支付赎金或弥补黑死病带来的税收减少造成的损失。最终，博韦西的苦工不堪折磨，拿起匕首和棍棒反抗未能保护他们的领主老爷们。可怕的传闻开始四处散播——据说一名淑女在遭到十几个男人强暴后，被迫吃下自己那被烤熟了的丈夫的肉，最后与儿女们一同被残忍地折磨致死。不久，塞纳河北部聚集了数千名“扎克”④  ，他们四处抢劫，焚烧城堡和大庄园。艾蒂安·马赛想招募他们做预备军，于是派出军队帮助他们——这可谓一项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政治举措。纳瓦尔国王比马赛更狡猾，他派军队在莫城附近一举绞杀了这群装备简陋的暴民，并因此在法国贵族阶层中赢得了广泛赞誉。

王太子在3月逃出了巴黎。到此时，商人们开始反对艾蒂安·马赛，他在7月末被一名自己的支持者用斧头砍死。王太子随后回到巴黎，接受这群善变的巴黎市民的欢呼。纳瓦尔国王仍然逍遥法外，并于次月在莫康塞击败了一支王室军队。

此时，法国使臣正在同英国人谈判，希望他们可以释放国王约翰二世。1358年1月，双方缔结了第一次《伦敦条约》，法国王太子同意把吉耶纳的主权连同利穆赞、普瓦图、圣通日、蓬蒂厄等其他一些地区——同样包括完整的主权——让渡给英国，这些地区至少占法国领土的三分之一。此外，约翰的赎金为400万金克朗。相应地，爱德华会宣布放弃对法国王位的主张。尽管第一次《伦敦条约》的条款都是爱德华自己提议的，但当他看到法国王太子所面临的困难局面时，决定再狠狠多敲一笔——他还要求得到安茹、曼恩、诺曼底、“加莱海峡”地区（Pas-de-Calais），以及布列塔尼的领主权。三级会议认为，第二次《伦敦条约》“既不可接受也不切实际”。事实上，爱德华可能从来都不期望法国人会答应这些新条件，提出它们只是为今后进一步军事入侵提供借口。

爱德华准备亲自上阵，发起最后一次征伐。可想而知，所有人都受到普瓦提埃胜利的鼓舞，渴望到法国去劫掠战利品，他毫不费力就聚集了一支3万人的大军。大部分诸侯和他的4个儿子都与他一同出征，每个人也都通过契约招募了一大批随从。几个有名的将领收到雪片一般的入伍申请：约翰·钱多斯爵士极负盛名，虽然他只是一个骑士，但他的部下比一些伯爵还要多。军队中包括6000名重装骑士，数不清的马车满载着厨具、帐篷、磨坊、锻造炉，甚至还有可折叠的皮划艇。可惜的是，国王原计划于春天出击，但直到10月28日才抵达加莱港。

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是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骑行劫掠”，最终让爱德华在兰斯登上法国王位——那是法国国王传统的加冕地。一些德意志雇佣军和许多“匪兵”（包括罗伯特·诺利斯）也加入了英军。爱德华于1359年诸圣节（11月1日）从加莱启程，经阿图瓦、蒂耶拉什和香槟前往兰斯，按惯例一路烧杀抢掠。兰斯大主教——公爵得知爱德华来袭，为抵抗长期围攻准备了充足的粮草。英军于12月的糟糕天气中抵达兰斯坚固的城墙下，并不得不在雪中扎营。

杰弗里·乔叟也在爱德华的远征军中，他很可能是一名重装骑士。他在布列塔尼的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爱德华善意地捐助了16英镑作为他的赎金。显然，这位诗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在此之后，他写道：“许多人高喊着‘战争！战争！’，却几乎不知道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1360年1月，爱德华的人马吃了很多苦头，不得不放弃占领兰斯的计划。他转道前往上勃艮第，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英军在托内尔就喝光了3000桶酒——被俘的勃艮第公爵很庆幸他只花了20万金穆顿（约合3.3万英镑）就赎回了自己的自由。随后，爱德华进攻巴黎，顺路蹂躏了尼韦奈地区。他在皇后镇上扎营，却认为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攻下首都。一位名叫韦内特的约翰的加尔默罗会托钵僧当时正在巴黎城内，记录下城郊所有居民逃入城内避难的情景：“在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前夕，英国人点燃了蒙丽瑞、隆瑞莫和周边许多城镇，烟气直冲云霄，在巴黎城内很多地方都能看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在海峡对岸发生的一个事件震惊了全英国。1360年3月15日，一些法国战船袭击并烧毁了温切尔西。尽管入侵者只在英格兰土地上停留了一个夜晚，这也算是近20年来闻所未闻的大事件。英国人对此恐惧异常，恐慌甚至蔓延到全国范围，然而法国人已经忍受了此类遭遇数十年。）

爱德华希望法国人出城与之决战。他派使节给法国王太子下挑战书，但王太子明智地拒绝了。沃尔特·曼尼爵士骑马到城墙边并朝墙内扔了一支标枪，这一优雅的挑衅行为也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因此，在巴黎城郊停留了两周后，英国人再次启程前往博斯平原，对该地区造成破坏。在沙特尔附近，英军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冰雹，整个军队陷入一片混乱。那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随后不久，克吕尼修道院长前来劝和。兰开斯特公爵也指出，虽然爱德华国王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士兵们也收获良多，但这场征伐的花销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终其一生也不能结束。他建议爱德华接受克吕尼修道院长的和谈条件：“因为，我的陛下，我们在一天之内失去的可能会比20年中得到的还要多。”国王同意了。这已成为他有生之年耗时最长的战役，而且从战略角度来衡量，他已经失败了。法国王太子已同纳瓦尔国王讲和，执政地位不断巩固，这或许也影响了爱德华的决策。

1360年5月1日，英法双方在沙特尔附近的布雷蒂尼村举行和谈。不到一周，黑太子就同法国王太子达成了协议。约翰二世的赎金减为300万金克朗（约合50万英镑），同时英国对法国的领土要求缩小到第一次《伦敦条约》所划定的范围——吉耶纳的完整主权，还有利穆赞、普瓦图、昂古莫瓦、圣通日、鲁埃格、蓬蒂厄等其他许多地区的完整主权。10月24日，《布雷蒂尼和约》在加莱正式签署生效。双方约定，当上述地区被转交到英国人手中后，约翰二世宣布放弃这些地区的主权，同时爱德华宣布放弃对法国王位的主张。最终，爱德华不再自称法兰西国王，但双方始终没有正式宣布。

法国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王太子真诚地同英国人签和约，他不太可能有任何秘密的保留条款（一些历史学家曾做出如是推测）。1361年秋，法国开始移交领土。到了第二年春天，除了少数小块地区之外，大多数都已转由英国统治。爱德华已成为独立的吉耶纳和阿基坦在主权意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个地区占据了法国三分之一的领土。尽管这时候还谈不上什么现代民族主义精神，但毫无疑问，一些被割让领土上的居民对变更统治者非常抗拒——或许，部分原因是英国人曾给他们带来巨大痛苦，部分原因则是害怕因此失去既得特权。不过，只有在拉罗歇尔有人公然表示对英国统治的憎恶。一位市民声称，拉罗歇尔人“只会口头表示效忠，但内心绝不服从”，其他市民则宣称情愿把财产的一半拿来交税，也不愿服从英国人的统治。然而，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反抗，也没有谁为此流血牺牲。事实上，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从前的大部分市长都得以留任；一些英国人被委任了更重要的城主、总管等职位，但大部分行政权还留在法国人手中。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并不是英国国王，而是在波尔多的黑太子，他已被爱德华封为阿基坦公爵。

1360年10月，在法国支付了40万金克朗，即赎金第一期款项的三分之二后，爱德华三世允许约翰二世回家，并留下他的3个儿子作为人质。（这笔赎金部分来自食盐、酒及其他商品的消费税，税源不太稳定；部分来自约翰嫁女所获得的收入——他把自己年仅11岁的女儿伊莎贝拉许配给声名狼藉的米兰公爵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的儿子，有人说“法国国王出卖了自己的骨肉”。）不幸的是，安茹公爵——约翰作为人质的儿子之一——打破了誓言，去与自己年轻美丽的妻子相会，拒绝再回到伦敦。约翰二世很讲骑士精神，他于1364年再次回到伦敦接受关押，受到了国君一般的礼遇。事实上，他受到的礼遇是如此之高，据说那些宴席和聚会都让他有些吃不消了。1364年4月8日，约翰在萨伏伊宫去世，年仅44岁。圣保罗大教堂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安魂弥撒，他的遗体被送回法国，埋葬在圣丹尼教堂。

虽然爱德华三世没能赢得法国王冠，但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他也一定大赚了一笔。毫无疑问，《布雷蒂尼和约》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像英格兰这样贫穷、弱小、以前同“军事”毫不沾边的国家，也能让法兰西这样富裕、强大的邻国屈服，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

当然，这对法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爱德华的胜利并不仅仅意味着“法国王室蒙羞”和几场战役的惨败。修道院长韦内特的约翰讲述了法国战败对他造成的影响：“香槟附近的韦内特是我生长的地方，它连同附近许多村子都被战火吞噬了，这令人悲痛万分。”他还说，再没有人修剪葡萄藤、阻止其衰败腐烂，也没有人到田间播种、犁地，没有绵羊和牛群供野狼猎杀，道路荒草丛生。“房屋和教堂也不再因新修缮的屋顶而闪耀着令人愉悦的光辉，到处都散落着黑烟滚滚的废墟，荨麻和蓟草四处疯长，其景象令人忍不住悲伤落泪。动听的钟声仍时时敲响，但不是为了召集大伙儿聆听布道、虔奉上帝，而是警告敌人来袭，以便人们在敌人到来之前找到藏身之所。对此，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①  白底红十字旗，为英格兰的旗帜。

②  比什领主（Captal de Buch）即让·德·格拉伊三世，是加斯科尼大诸侯。Captal是法国的领主的封衔，仅用于比什、埃佩尔农、特伦和比查古的领主，他们都拥有至少两块领地。

③  “钱多斯传令官”（Chandos Herald）是钱多斯爵士的传令官，留下了一首用盎格鲁-诺曼语写作的歌颂黑太子爱德华的诗歌。在钱多斯死后，他进入英国宫廷服务，成为理查二世的首席文章官。

④  扎克（jaques）意为“乡下佬”，是法国封建领主对农民的蔑称。

第4章

“智者”查理

1360——1380

啊，法兰西！你对你朋友善意的拥抱为什么这样顽固？

——莎士比亚《爱德华三世》

去他的英国国王！

——《百年战争之歌》

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统治时期，也是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尝到失败滋味的时期。英国人丢掉了从《布雷蒂尼和约》中得到的一切，只剩下吉耶纳和加莱。金雀花王朝第一次遭遇比他们更强大的对手。

查理五世是法国一位真正伟大的统治者。他有着一张不讨人喜欢的骨感瘦削的脸，带着一丝揶揄的表情。（有那么几年，卢浮宫地铁站里装饰着一座中世纪查理五世雕像的仿制品，其原件是查理同时代的人以圣路易的形象为他塑造的，使他看上去颇具魅力。）他的身体状况极差，患有溃疡病，血液循环也不好，还经常因某种诊断不出来的病症而备感疲惫，必须卧床休息。即便他想成为一个充满行动力的人，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事实上，他非常虔诚，极其喜爱读书，对神学和历史充满兴趣，在卢浮宫的高塔里设置了一个约有1200册藏书的图书馆，在那个时代可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编年史家称他为“智者”查理（Calorus Sapiens ），其本义更多是指他是“博学之士”而非“明智之士”。与其父一样，他也认为“王权”这一概念是非常宏大、壮丽的——他拥有令人惊叹的华丽宫廷。但是，查理五世有着非常独特的才能，这使他得以用一种颇为精妙的法律手段实行统治；他对程序的正确性和微小细节有着律师一般的热情。

这位法国新君一开始并不打算直接对抗英国，也不想推翻《布雷蒂尼和约》，这为他带来了喘息的时间。他首先需要解决另外4个问题——布列塔尼战争、纳瓦尔国王、佛兰德斯爵位继承问题和自由雇佣兵团（匪兵）。

历经20年的血腥战争，蒙福尔家族和布卢瓦家族还在为布列塔尼公爵领的归属征战不休，而英国人则像以往一样贪婪地持续不断地从中取利。（曾经随母亲撤退到英格兰的）布列塔尼公爵约翰四世已于1362年回到故乡，并于1364年9月（在约翰·钱多斯爵士和休·卡尔维利爵士的卓越指导下）在欧赖最终击败并杀死了他的竞争对手——布卢瓦的查理。尽管这位亲法国的候选人落选了，但布列塔尼终于恢复了和平与稳定，约翰公爵也在1365年向国王查理五世宣示效忠。

纳瓦尔国王“坏人”查理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因为他的领地靠近巴黎，能够对法国首都进行封锁。约翰二世把勃艮第公爵领封给了他自己的儿子腓力。而通过祖母的血缘关系，纳瓦尔国王对勃艮第的继承权要优先于瓦卢瓦家族的表兄弟们，因此，他又一次被剥夺了继承权。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纳瓦尔国王，促使他于1364年初再次造反。他召集了诺曼底的追随者，招募“匪兵”以及在可畏的比什领主领导下的加斯科尼雇佣军。然而在1364年5月，加斯科尼人在科舍雷尔被法军彻底击溃，随后法军深入诺曼底，攻占了纳瓦尔的要塞。次年，纳瓦尔国王同法国国王讲和，放弃了自己在巴黎附近的所有领地。在此之后，纳瓦尔国王仍是法国国王的死敌，但再也不能对法国王室造成真正的威胁了。

佛兰德斯又一次即将落入英国人之手。这次，佛兰德斯伯爵路易决定把女儿和继承人玛格丽特嫁给英国王子、剑桥伯爵埃德蒙；而爱德华三世愿意将法国北部的所有领地赠予他的儿子。查理五世对此非常警觉，让教宗下令禁止了这桩婚姻，理由是双方有血缘关系。经过多年的外交努力，查理最终成功地让玛格丽特嫁给了他的兄弟勃艮第公爵腓力。在此之后，瓦卢瓦家族或许会对两个大封地的联姻懊悔不已，但这至少比法国北部成为又一个“吉耶纳”要好得多。

自由雇佣军团的“匪兵”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他们人数众多，许多老兵不愿意回到贫困的生活状态甚至农奴身份中去。他们通常都曾在黑太子手下服役，在军队解散后远离故土，在法国谋生。匪兵非常专业，每个抢劫队都有像样的指挥体系，包括负责收集和分配战利品的秘书和分派官（butinier）；有的抢劫队还有自己的制服，例如由可怕的主祭阿尔诺·德·塞尔沃率领的“白军”。匪兵里有布列塔尼人、西班牙人、德意志人，当然还有英国人，但大多数都是加斯科尼人。不过，指挥官几乎都是英国人，例如约翰·霍克伍德爵士、罗伯特·诺利斯爵士、休·卡尔维利爵士、约翰·克雷斯威尔爵士等。

这些匪兵经常“毫无理由地破坏整个乡村地区，抢走所能得到的一切，不论老幼、毫无怜惜地侵犯和玷污妇女，残忍地杀害男人、女人和儿童”。按惯例，俘虏都惨遭酷刑折磨，以期从他们口中得到财富的藏匿地点，就连粮食也不放过。匪兵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其暴力程度一样强烈：主祭阿尔诺搜刮了一大笔财富，却被自己的部队私刑处死；一位名叫塞甘·德·巴德福尔的加斯科尼头领总是“带着大批战利品和财宝”回到吉耶纳，却因愚蠢地向纳瓦尔国王索要欠款而被毒死。英国的首领们同样贪婪，对拥有上好酒窖的修道院兴趣浓厚，但命运似乎比其他人要好一些。据说，约翰·哈尔斯顿爵士为部下举行了一次宴会，用从香槟地区的教堂抢来的100个圣餐杯喝酒。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将这些自由雇佣军团通通称作“英国人”，无论其原籍在哪里——梅济耶尔的腓力①  说：这些英国人是上帝降下的灾祸。

《布雷蒂尼和约》缔结之后，匪兵的活动更加猖獗，“英国人、加斯科尼人和德意志人声称自己需要生存”，拒绝从堡垒中撤出。此前，他们以这些堡垒为中心收取“保护费”，在榨干周边地区后转移并攻取下一个堡垒。他们只不过是实践英国人之前的发明：“骑行劫掠”和收“保护费”。这些匪兵小分队聚集在一起，组成更庞大的“大匪团”（Grand Company）。大匪团以国籍划分为好几“路”，危险性更高。1361年，一支大匪团进入位于罗讷河谷的阿维农，抓住教宗勒索赎金；另一支被称为“后来者”的大匪团尤其恶毒，在里昂地区肆虐。1363年，主祭阿尔诺在布里涅击败了由波旁公爵率领的一支大军，后者最终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查理既没有军队，也没有钱来对付这些害虫。地方官员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出钱让他们离开自己的管辖地。国王也曾努力劝说他们到别处去抢劫。他雇用了一位不知名的下层侍从——曾与匪兵们一同抢掠的布列塔尼人贝特朗·杜·盖克兰爵士，劝说这些匪兵成为十字军，帮助受到土耳其人威胁的匈牙利人，但这个计划失败了。1365年，一个绝佳的机会来临。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觊觎卡斯蒂利亚王位，请求查理帮助他对抗亨利同父异母的兄弟、卡斯蒂利亚国王“残忍的”佩德罗。查理非常高兴，派杜·盖克兰率领他能找到的所有匪兵团翻越比利牛斯山帮助亨利。他们获得大胜，亨利登上了卡斯蒂利亚的王位。但两年后，黑太子在纳胡拉击败了亨利，匪兵团再次涌入法兰西。

“残忍的”佩德罗向阿基坦公爵（即黑太子）求救，并许给他吉普斯夸地区和丰厚的报酬。黑太子也是比斯开湾沿岸的统治者之一，他积极回应了佩德罗的请求，率领一支由吉耶纳人、纳瓦尔人、流亡卡斯蒂利亚人和“鲁特人”（rutters，当时英国人对匪兵的称呼）组成的军队南下前往埃布罗河。1367年4月2日，他在纳胡拉打了一场大胜仗——“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战役，伤亡巨大”——并让佩德罗再次登上王位。这不仅仅是一场充满骑士精神的冒险：如果卡斯蒂利亚对英国友好，就不会让法国利用卡斯蒂利亚桨帆船对抗英国。不幸的是，为了履行骑士准则，黑太子拒绝将俘虏的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交给佩德罗，而1369年佩德罗再次被亨利推翻，并最终被杀害，这位亨利显然不会是英国的朋友。更糟糕的是，佩德罗没能如约支付黑太子60万弗洛林，而黑太子还指望用这笔钱支付远征的费用。这位王子殿下现在只能用自己领地的钱来买单了。（黑太子唯一可见的收获是一颗大“红宝石”——实际上是一颗石榴石，这颗宝石原属格拉纳达苏丹所有，现在仍是镶嵌在英国的帝国皇冠上的一颗著名宝石。）

从一开始，黑太子在阿基坦的统治就不十分稳固。他和王妃在波尔多和昂古莱姆拥有大片领地，这片土地“如此广阔，在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1361年，他娶了自己金雀花王室的堂姑母，美丽的肯特女伯爵琼安；她年过30，结过两次婚，其中一位前夫还活着，而且她还身无分文。教宗为她颁发了豁免令，宣布她与这位前夫的婚姻无效。）尽管钱多斯传令官曾激情四溢地写道，黑太子的宫廷“充满高贵、喜悦和欢宴，既慷慨，又充满绅士风度和荣耀感，所有臣民都热爱他。”但在各地，抱怨的声音还是有很多。太多英国人追随黑太子来到阿基坦，最好的职位都被他们占据了。吉耶纳人不喜欢这个充满活力的统治者，“既不够高贵，也没有优雅的举止”，而且这位统治者就在眼前，而非远在海峡另一侧。黑太子的行政改革和迅速扩张的官僚体系激怒了他们。对吉耶纳人而言，英国统治的魅力曾经在于它给他们带来的和平，而现在这种魅力也因新的行政机构消失了。最可恨的是那些新加的税赋。黑太子华丽的宫廷、宴会和骑士比武都需要有人来买单。他连续3年（1364、1365和1366年）在统治全境征收高额炉灶税。因为佩德罗国王没能支付报酬，他又征收了5年的炉灶税。阿基坦的财政大臣是一名英国人，名叫约翰·哈维尔，他在尼奥尔的一次会议上劝说大部分阿基坦贵族同意征收新税，但他们内心都极不情愿。约翰·钱多斯爵士曾警告黑太子，劝他放弃征税，但黑太子并不同意，于是他退隐田园，回到了自己在诺曼底的领地。不仅在那些新获得的领土上，就连在英属吉耶纳的核心地区，人们也开始考虑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

1368年，在阿马尼亚克伯爵（他在许多事情上都与黑太子意见相左）和阿尔布勒特领主阿尔诺·阿玛尼厄的领导下，一些吉耶纳高级贵族拒绝在自己的领地上征收炉灶税。当时，阿尔布勒特领主正在巴黎迎娶查理五世的妻妹（即波旁家族的玛格丽特），阿马尼亚克伯爵也出席了婚礼，他们突然决定向查理五世申诉，反对黑太子过度征税。如果查理同意接受他们的诉讼，就侵犯了阿基坦的主权，是明白无误地违反《布雷蒂尼和约》的行为。不过，法国王室从未正式宣布放弃吉耶纳的宗主权。查理五世对法律兴趣浓厚——爱德华三世曾嘲笑他不过是一名律师——他很快就意识到，巧妙地利用法律程序能够破坏英国人在法国的地位。

查理已经为战争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他保留并扩展了为筹集约翰的赎金而征收的严苛的消费税，包括间接税、人头税和盐税。虽然查理还欠英国约一半的赎金，他的战争财务主管却能保证他的军队比以往更加准时地收到军饷。法国已停止向英国支付赎金，查理从特殊税里获得的收入也达到爱德华三世征收的战争税总额的10倍。多年来，查理在军事事务方面颁布了许多极富想象力的诏令，最终建立了一支长期军队——尽管还不能称其为常备军——包括3000至6000名重装骑士和800名十字弓手，由新征收的税金来供养。他尝试建立初级的指挥系统：重装骑士每100人编成一队，由一名司令官统率，上面是副官和骑兵队长。他收紧了对调集和检阅军队、发放军饷的管理，杜绝指挥官吃空饷。查理还要求城镇居民练习射箭，以便在战时保卫自己的城镇；命令城堡主修缮防御工事，定期巡逻，还资助领主们维持一定数量的守备队。一些前线城堡被收归国王所有，毫无防御能力的城堡则通通拆除。卢浮宫的军械库重新被填满，鲁昂的大造船厂开始打造新战舰。

查理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他策划了统治时期内所有的军事行动。他的战略是焦土政策和游击战的结合，并禁止法军同英军开展大规模正面战争。他还雇用了一些新的指挥官，他们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要么曾在前线守备军中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能力，要么干脆就是匪兵。查理要的就是游击战指挥官，而不是什么高贵的圣骑士。不久，查理麾下就汇集了一帮可畏的将领——克利松的奥利维埃、布锡考特、克拉翁的阿莫里、维莱讷的“口吃的”皮埃尔、海军司令让·德·维埃纳以及被任命为法国骑士统帅的贝特朗·杜·盖克兰。

说到查理的足智多谋，没有比大胆任用杜·盖克兰更好的例子了。佩鲁瓦认为，杜·盖克兰“赢不了一场战役，甚至赢不了任何规模的包围战，只不过善于利用那些将他视为统帅的匪兵，并因此自命不凡罢了”。这个评价并不十分公正。必须承认，杜·盖克兰是一个腐败透顶的将领，但他至少能领会查理国王的费边战术，意识到在正面对抗中法国无法击败英国的弓箭手和重装步兵组合。他虽然不能赢得一场战役，却能赢得整个战争。查理有意地推动这样一名丑陋、毫无天分的小人物转变成为一位平民英雄，为他支付数额极其夸张的赎金，封他做伯爵，最后还把他同法国国王们一起葬在圣丹尼教堂。

整个1368年，查理的密探在阿基坦搜集到近900件针对黑太子的申诉，有大贵族和扈从的，也有城镇、主教和修道院长的。这些都在暗中进行，查理直到年底才公开宣布自己有权受理这些申诉。1369年1月，他向波尔多的黑太子发出诏令，要求他对这些诉状做出回应：“我命令你前往巴黎，出席我的贵族会议。”黑太子显然感到十分震惊，他摇了摇头，瞪视着前来送信的法国使臣。“先生们，我很愿意前往巴黎，”他冷冰冰地回应道，“但我向你们保证，我会身穿铠甲，带上我的6万精兵到达。”然而，尽管黑太子能够召集这样一支军队，他也无法与之一同作战了。在西班牙的征战结束后，黑太子就时常被腹泻和无法解释的高烧困扰，还犯了水肿病——此时他只能被担架抬着走。疾病还影响了他的情绪和判断力。

爱德华三世比自己的儿子要精明许多，他看到灾难即将降临，就让黑太子取消了炉灶税。爱德华恳求查理不要受理阿基坦的申诉，建议双方履行10年前的《布雷蒂尼和约》，正式宣布放弃相应权利。查理不予理会，还向爱德华递交了一封正式的挑战书。据弗鲁瓦萨尔记载，这封挑战书是由一名身份极其低微的人递送的，这让爱德华怒不可遏。1369年6月，爱德华向查理宣战。11月，查理宣布收回阿基坦。

在英国人还没搞清楚状况的时候，法国人就占领了阿布维尔和蓬蒂厄伯爵领。战斗还在佩里戈尔、凯尔西和阿让奈打响，整个鲁埃格都落入法国人之手。到1369年底，英国人伤亡惨重。黑太子紧急召回约翰·钱多斯爵士，而钱多斯却于新年前夜在黑暗中的小型遭遇战中身亡。连他的对手都对他的死表示哀悼——查理五世说，如果钱多斯还活着，他就能实现长久的和平。

英国人再次使用了经过实践检验的旧战术。爱德华第三个儿子冈特的约翰——现在是兰开斯特公爵——率领一支“骑行劫掠”队于1369年仲夏、收获季到来前进入诺曼底。英国政府没钱支付军饷，只能许诺将战利品分给士兵，为此还特地指派了负责收集战利品的官员，因此这支军队更像一个大匪团。事实上，冈特的约翰军中很多人都是匪兵，还有一大群英格兰最穷凶极恶的罪犯，为获得赦免而上战场。第二年，罗伯特·诺利斯爵士被委任为一支更庞大的“骑行劫掠”队的首领——他曾夸口说，既不为英国国王、也不为法国国王而战，只是为了自己。军中许多英国贵族都极其厌恶诺利斯，不愿听命于这位“老土匪”，纷纷自行其是。诺利斯爵士大胆向“法兰西岛”进发，沿途破坏乡野，一直扫荡到巴黎城门下。查理在圣波尔宫中就能看到远处村庄燃烧冒出的黑烟，但坚持不让自己的军队出城应战。最终像1360年一样，英军悻悻地离开了。

总之，法国人就算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也不愿打一场阵地战。法国骑士统帅杜·盖克兰的战术就是突击、埋伏、夜袭和侵扰。他总是集中兵力对付孤立的城镇和堡垒，攻击粮草队和补给车，切断通讯，不时发动突袭以消磨敌军的士气。在包围战中，他会为敌军开出较好的条件，甚至送上钱财，促其早日投降，并且总是信守承诺。他的总战略就是鼓动阿基坦的法国人起义，为达到这一目的，劝诱、贿赂甚至威胁等手段都用上了。对于那些害怕英国人打击报复的人，杜·盖克兰指点他们躲在城墙内直到英国人离开，只攻击那些落单的士兵；他还保证给他们武力支援。

杜·盖克兰的战术在一个名叫利摩日的小镇却不那么有效。1370年，当地主教让·德·克罗率领全镇起义，反抗英国人。黑太子震怒不已，因为这位主教是他儿子的教父，本应是他亲密的朋友。他“以父亲的灵魂”发誓，要让利摩日居民付出高昂代价。整个10月，英军都在利摩日城墙下挖隧道。（中世纪的攻城隧道挖在墙基下，用木头支撑，整个隧道挖好后，一点燃木头，城墙就坍塌了。）守备军试图阻止挖掘却没有成功，而英军挖的隧道有一天突然摧毁了一大片城墙，碎石填平了护城河。守备军还没意识到防线已被突破，英军就如潮水般攻入城内。黑太子躺在担架上被抬进城里，命令士兵们不要给当地居民任何慈悲。“看到男人、女人和儿童跪在王子面前苦苦哀求，真是可怜。然而王子怒火中烧，完全不理会他们。”超过3000名平民惨遭屠杀。守备军的3名指挥官逃过了一劫，只是因为他们同冈特的约翰、其弟剑桥伯爵以及彭布罗克伯爵等3人进行了一对一搏斗，而这3人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冈特的约翰还救了主教一命。但利摩日的厄运并没能阻止其他城镇起来反抗英国人。

这场战役几乎是黑太子的最后一战，“因为他的疾病不断恶化”。此外，他的长子之死也对他造成了巨大打击。在医生的建议下，黑太子于1371年1月返回英格兰，让冈特的约翰留下来做统领。他在英国稍稍恢复了一些，于次年再次出航远征，却被恶劣的天气所阻。1372年10月，他最终辞掉了阿基坦的封邑，回到位于伯克姆斯特德的城堡养病。此后，他极少公开露面，更多的时候卧床不起。1376年4月，这朵“英格兰骑士之花”凋零了。他的塑像仍竖立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他穿着盔甲，正如他在普瓦提埃战役时一样。他留下了一段精彩的传奇故事。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写道：

当年那个出类拔萃的青年在战争中虽比狮子还凶猛，在和平时期却比温驯的羔羊还要和善。

英格兰新一代王室骑士是冈特的约翰，他的头衔是卡斯蒂利亚国王和兰开斯特公爵。他可能是英格兰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臣民。兰开斯特公爵领是一个独立的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②  ，英国国王的令状在其中没有效力。冈特的约翰还拥有数不清的富饶领地和财产，遍及全英格兰，上至壮美的萨伏伊宫殿，下至皮克区的大片牧场。他的年收入和扈从仅比其父爱德华三世少一点点。此外，作为“残忍的”佩德罗的女婿，他还是卡斯蒂利亚的正统国王。不过，尽管他充满活力、野心勃勃，却并没有他父亲和哥哥那样的才能，反而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并不能阻挡住法国人的步步进逼。

查理五世不断收回国土。普瓦提埃的市长支持英国人，但市民于1372年打开城门迎接杜·盖克兰，整个普瓦图地区立刻归顺。同年6月，在拉罗歇尔附近，一支卡斯蒂利亚舰队击败了由新任阿基坦总督的彭布罗克伯爵率领的英国舰队，击沉了运送军饷的舰船，并将伯爵本人带回西班牙关押。结果拉罗歇尔的市长制服了英国守备队，迎接杜·盖克兰。这位法国骑士统帅还占领了奥弗涅的乌松，整个昂古莫瓦和圣通日也落入了法国人之手。英国守备军兵力不足，敌人似乎无处不在。英军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要塞也逐渐失守，就连根西岛也遭法军入侵——为首的将领是威尔士的伊万，原圭内斯地区统治家族的成员。

此时的爱德华三世已年迈昏聩，失去了妻子，被爱丽丝·佩勒斯这位贪婪的情妇玩弄于股掌之间，还可能有些酗酒。他做了最后一次远征努力。1372年8月底，400艘战舰从桑威奇启航，载着4000名重装骑士、1万名弓箭手和正在生病的黑太子，爱德华本人乘坐“上帝恩典”号。在6周时间里，英国舰队总是遇上逆风，不断同海浪搏斗，却一次又一次偏离航向，直到水手们完全绝望，只得原路返航。这次中途夭折的远征花费了90万英镑巨款。“上帝和圣乔治，帮帮我们吧！”年迈的爱德华呼喊道，“法国从来没有过如此邪恶、让我如此头疼的君主。”

第二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要求信徒为又一次“骑行劫掠”祝祷，这也是英国应对法国新战术的唯一办法。1373年盛夏，冈特的约翰率3000名重装骑士和8000名弓箭手从加莱出发，踏上最为冒险和大胆的一次征途。他们一路穿越皮卡第、香槟、勃艮第、波旁、奥弗涅和利穆赞，在法国中部开辟出一条可怕的烈焰与破坏之路。他于深冬艰难地穿越奥弗涅群山，因严寒和饥饿丧失了大部分兵员和所有的马匹，最终到达波尔多时只剩下约6000名快要饿死的士兵。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壮举，毕竟他率领军队在5个月内行军超过600英里。但他没能攻下任何一座城池，也没能找到任何愿与其一战的敌军。

到了1373年底，阿基坦公爵领已不复存在。就连吉耶纳也消失了：在这一年里，安茹公爵拿下了加隆河英占区一侧的巴扎斯，还有通往波尔多的门户拉雷奥尔。阿尔布勒特家族原是金雀花王朝的封臣，现在已投向瓦卢瓦王朝，这如同在阿基坦公爵领内部插入了一根楔子，而现在这一公爵领的面积还不如1337年爱德华发动战争时那么大。更糟的是，包括所有英军要塞在内，布列塔尼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法国人占领了，布列塔尼公爵已经前往英国避难。在北部，只有加莱和诺曼底的一支守备军仍然坚守。

到了1374年，双方都逐渐对战争感到厌烦了，尤其是在阿基坦。爱德华三世沉溺酒色，耗尽了精力，变成一个留着长长白胡子的糟老头。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年，真正的权威掌握在冈特的约翰手里，但他的大臣都很不受民众欢迎，他似乎也没能力筹划一场战争——至少不像1340至1350年间那样，有一个整体的战略。国库十分空虚。1369年战争重启之前，法国为约翰二世支付的巨额赎金就已经花光了，英国经济和王室收入还没从黑死病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曾经卓有成效的“骑行劫掠”和其他战术已经完全失灵。冈特的约翰对那次极不愉快的穿越奥弗涅山区之旅还记忆犹新，只盼望早早同法国议和。另一方面，从这一年起，查理五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除原有的疾病之外，他还患上了痛风。杜·盖克兰也认为拿下吉耶纳核心地带的希望非常渺茫。1374年1月，杜·盖克兰和冈特的约翰在佩里格签署了在阿基坦全境停战的协议。1375年6月，双方再次签署两年停战协议，除阿基坦外还覆盖了法国全境。教宗格里高利十一世是利穆赞人，家乡在战争中备受摧残，他竭尽全力要让双方缔结一项永久性的和平协议。1375至1377年，一个有些现代化色彩的和平会议在布鲁日召开，双方的枢机主教担任谈判代表，冈特的约翰和勃艮第公爵也参加了会议。在和会上，双方就领土问题达成妥协，但任何一方都不愿意在涉及吉耶纳主权的老问题上让步。尽管如此，在和会结束之日，勃艮第公爵慷慨地为与会各方举办了一次宴会。

1377年6月21日，爱德华三世去世，享年65岁，在当时算是相当长寿了。遗憾的是，因为爱丽丝·佩勒斯这个最不受欢迎的国王情妇，英国臣民对爱德华之死并不感到十分悲痛，尽管他从前是一个伟大的国王。查理五世虽称不上一位游侠骑士，却也不乏骑士精神，他宣称爱德华可与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们齐名，“他的统治风格既高贵又勇敢”。他召集了全法国的领主，在西岱宫的圣礼拜堂为爱德华举行了追思弥撒。爱德华的继承者是黑太子刚刚年满10岁的儿子，波尔多的理查。

英法战争于1377年再次爆发，这次形势完全转向了另一面。在英国方面，仅有5艘“国王战舰”仍可服役；而法国人一直在鲁昂的大造船厂为海军建造战船，1370年间，他们已经拥有至少25艘战船。尽管英国人能从五港联盟③  获得被称为“巴林格”（balinger）的有桨驳船，他们还是需要雇用热那亚人的战船。法国还有一位名叫让·德·维埃纳的优秀海军司令，其战略目标是控制英吉利海峡，阻止英国增援军抵达吉耶纳和布列塔尼，他的指挥大大增强了法国海军的战斗力。爱德华三世去世当月，约50艘战船搭载着4000名法军跨过海峡，扫荡拉伊之后，深入内陆烧掉了刘易斯市，随后再次启航烧毁了普利茅斯。8月，法军回返，烧毁黑斯廷斯，但随后在南安普敦和普尔市被击退。与英军在法国所做的一切相比，这几次突袭几乎算不了什么，但全英国都对此怨愤难当。1380年，法国人还对温切尔西和格雷夫森德发动了几次袭击，但这类“打完就跑”的战术没能切断英国的海上运输线。这条运输线仍由法国加莱到巴约讷一线的滨海要塞所拱卫。

1377年，安茹公爵和法国骑士统帅再次入侵吉耶纳。9月，吉耶纳总管托马斯·费尔顿爵士在埃梅战败被俘，贝尔热拉克也陷落了。但吉耶纳人拒不归降，仍忠于金雀花王朝。弗鲁瓦萨尔对“加斯科尼人”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他们一点都不坚定（ils ne sont point estables ）。”——他们并不坚定地支持哪一方，但更喜欢英国，而且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人总是能赢。确实，虽然法国人用一大笔钱来引诱他，那位来自朗德的加斯科尼大诸侯、比什领主、嘉德勋章骑士让·德·格拉伊三世宁愿死在监牢里，也不愿背叛英国。1379年，一位真正能干的总督来到波尔多，他是嘉德勋章骑士拉比的内维尔男爵，来自达勒姆郡。他采取攻势，像杜·盖克兰那样四处袭扰，沿吉伦特河逆流而上，重新占领了莫尔塔尼。据说，他在担任指挥官的一年时间里，重新占领了80多个城镇、要塞和堡垒。

在其他战线上，英军也挡住了法国人的攻势。法国人占领了布列塔尼，但没能拿下布雷斯特港——白金汉伯爵（爱德华三世的小儿子，未来的格洛斯特公爵）率舰队为这里解了围。查理五世还犯了一个错误：他试图像没收阿基坦一样，从约翰公爵那里没收布列塔尼。布列塔尼人全部都站在他们的公爵一边——他们根本不愿意成为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约翰公爵在罗伯特·诺利斯爵士的陪伴下回到布列塔尼，受到热烈欢迎。他迅速收复了西部地区，最终重新控制了整个公爵领地。随后，他把布雷斯特港割让给了英国盟友。

1377年，加莱代理长官休·卡尔维利爵士出兵袭扰布洛涅，大肆抢掠并烧毁船只。加莱的马尔克要塞一度落入法国人之手，但当天就被他夺回来了。1378年，纳瓦尔国王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他似乎把埃夫勒让给了冈特的约翰，以此换取与其女儿凯瑟琳的一纸婚约。他还设计毒害查理五世（据说他不久前用此法摆脱了一位烦人的枢机主教），但他的两名密探被捕，暴露了这一计划。法国骑士统帅杜·盖克兰立即入侵了纳瓦尔国王在诺曼底最后的领地。在逃回位于比利牛斯山以南的自己的国家之前，“坏人”查理把瑟堡卖给了英国人，后者迅速派一队守备军入驻其中。

诺曼底、布列塔尼和加莱海峡地区的普通居民继续忍受着英国驻军的烦扰。1370年，科唐坦半岛圣索沃-勒维孔特的英国驻军奴役着263个教区，从每个教区榨取的钱财超过13英镑。布列塔尼的英国人更加贪婪：1384年，他们在布雷斯特的160个教区平均敲诈了近40英镑。他们在瓦讷、普洛埃梅勒和贝谢雷也一样贪婪。在《布雷蒂尼和约》缔结之后的那段平静时期，以及之后英军抵抗法国人的“再征服”活动期间，他们一面勒索着可怜的农民，一面从赎金中大赚了一笔。有些时候赎金高得吓人。1365年，马修·古尔尼爵士用让·德·拉瓦尔榨取了近5000英镑，1375年德雷顿领主巴塞特也从一名俘虏身上榨取了2000英镑。除了赎金和掠夺之外，英军还有其他敛财的办法。1375年，圣索沃-勒维孔特的英国驻军得到9000英镑，条件是他们须放弃这座城堡、平静地离去。（此后，瑟堡代替圣索沃-勒维孔特成为诺曼底的痛苦之源。）

只要士兵努力为英国国王服役，其最残忍的暴行也能被容忍。据让·勒贝尔说，罗伯特·诺利斯爵士曾是最早的“匪兵”之一，他在1358年成为大匪团的司令，当年就敛财10万金克朗（约1.7万英镑）。当时他掌管着卢瓦尔河谷的40座城堡——据说当地农民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得投河自尽——带兵袭击了奥尔良城郊，在阿维农对教宗本人进行言语威胁。烧得漆黑的山墙被民众称作“诺利斯的冠冕”。但诺利斯爵士在法国造成的破坏让爱德华三世十分满意，爱德华还正式赦免了他。后来，诺利斯还成为爱德华的主要将领之一，在1370年率领前面提到的“骑行劫掠”队出击，在1380年又成为另一支劫掠队的参谋长。（1370年，他的日薪是8个先令，即一年146英镑，这可是王侯的待遇。）诺利斯爵士累积了“国王一般的财富”，在伦敦建了一栋像宫殿一样的房子，还买了许多地产。他死于1407年，得享天年，受人敬仰。甚至约翰·钱多斯爵士那位可敬的朋友——休·卡尔维利爵士——也在14世纪60年代末率领2000名“匪兵”蹂躏了阿马尼亚克。卡尔维利爵士是诺利斯的同母异父兄弟，同这位兄弟一样，他也因犯有重罪需要求取国王的赦免。后来，他成为加莱的代理长官，其后又做了布雷斯特的总督。

1376年，议会下院请求国王为尼古拉斯·霍克伍德爵士颁布同诺利斯爵士一样的赦免令。霍克伍德是“鲁特人”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是一个埃塞克斯鞣皮匠的儿子，年轻时在伦敦做过裁缝，刚入伍时是一名普通的弓箭手，但在1360年就率领“后来者”匪团敲诈教宗了。两年后，他率领臭名昭著的“白军”翻过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开始了漫长而荣耀的雇佣兵队长生涯。他最终娶了一个维斯孔蒂家族的私生女为妻，从佛罗伦萨共和国领取了3000金杜卡特④  退休金。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战争期间的社会流动性。诺福克郡某个名叫索尔的农奴于14世纪40年代应征入伍，在布列塔尼服役。到了1373年，他已成为罗伯特·萨尔爵士，担任加莱附近马尔克要塞的驻军长官。他被爱德华授予骑士爵位，连弗鲁瓦萨尔这样的势利眼也钦佩他的英勇善战，尽管他的最终结局并不那么美好。1381年，他在家乡被一群眼红的农民杀死。（一位编年史家说，罗伯特“是一名强壮勇猛的骑士……也是一个大盗和打手”。）

这场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看作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绝佳契机。15世纪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厄普顿的传令官写道：“那段时期，很多在法国战场上服役的穷人变成了贵族。”除罗伯特·萨尔之外，其他农奴也可能变成穿铠甲的绅士。此外，一些乡绅家族被杀光后，也会为新晋人员留出上升的空间。

许多豪宅大院都是用从法国掠夺来的财富建造的。1364年，科巴姆男爵就是这样修建了肯特的库林堡，爱德华·达林格里奇爵士（1388年布雷斯特的驻军长官）在苏塞克斯的博迪亚姆堡也是如此。此外，约克郡的博尔顿堡大概也是如此——战争中有名的长官理查德·斯科罗普爵士花了12万英镑，费时18年才建成。一些渴望获得救赎的人用这些肮脏的财富修建了宗教设施，例如罗伯特·诺利斯爵士出资修建的庞蒂弗拉克特教堂、沃尔特·曼尼爵士修建的伦敦加尔都西会修道院（Charterhouse）。

英军，尤其是普通的士兵败坏了祖国的名声。以当今国界论，弗鲁瓦萨尔并非法国人，而是比利时人。他认为，英国人“不可一世、脾气暴躁，总是一点就着，很难使其平静下来，也很难与其讲道理。他们以战争和杀人为乐，总是觊觎别人的财产，天生不能同邻国发展友好关系或是结为联盟。天底下没有比英国中等阶级更不值得信赖的人了”。而且，“虽然上流人士天性忠诚正直，普通人却残忍、背信弃义……他们绝不允许上等阶级不花一分钱就拿走任何东西——就连一只鸡、一枚蛋也不行”。

但在战争中，英国贵族与普通人一样贪婪。如前面所说，赚了大钱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冒险家。用已故历史学家K. B. 麦克法兰的话来说，“那些邪恶的上层人士——中世纪英格兰的土地贵族们”也从中获益。他声称：“有理论认为，贵族发动了战争，而雇佣兵结束了战争，这是不对的。”他还列出一连串在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大量敛财的贵族。在1375年的“贤明议会”⑤  中，嘉德勋章骑士威廉·拉蒂默（曾在克雷西作战）被指控在贝谢雷任指挥官期间敛财8.3万英镑——毫无疑问，他为自己的产业增添了12座庄园。阿伦德尔和萨里伯爵、嘉德勋章骑士理查德·菲查伦——以“圆锥帽”的绰号著称——在1376年死后留下了价值6万英镑的金币和金条。菲查伦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投资者，曾大规模放债。不过，在麦克法兰看来（他是研究中世纪英国贵族最权威的学者），阿伦德尔伯爵的财富之源就是百年战争。沃里克伯爵的博尚家族也从14世纪法国的大小战役中大赚了一笔，斯塔福德家族也是如此。为奖励其在战场上的表现，国王让科巴姆家族进入贵族的行列。无论是冒险家还是大贵族，无论是“匪兵”还是资金紧缺的弓箭手，所有人都希望战争能够持续进行下去。

在这里必须强调一点，虽然每个人都抱着发财的愿望上战场，但并不是真的每个人都能在百年战争中发财。在富瓦伯爵位于奥尔泰的城堡里，“有一名55岁的加斯科尼扈从，是个名叫莫来翁的巴斯克人，擅长使用武器”。他同弗鲁瓦萨尔一起坐在火炉旁守夜，等待伯爵开始吃晚餐，他迫不及待地要向弗鲁瓦萨尔讲述他的故事。这位巴斯克人（Bascot，或许是“私生子”，即bastard一词的误读）是一个小贵族的私生子，只能靠当兵打仗养活自己。“我的第一场战役是在普瓦提埃，听从比什领主的号令，”巴斯克人说,“那天我抓获了3名俘虏，包括1名骑士和2名扈从，从他们身上赚了4000法郎。”后来他前往普鲁士与条顿骑士团一同作战，之后又回到法国剿灭扎克雷起义，随爱德华三世进攻兰斯。《布雷蒂尼和约》之后，他成为一支匪兵团的首领，与霍克伍德一同前往阿维农勒索教宗。后来，他在休·卡尔维利爵士手下在布列塔尼服役，在欧赖战役中抓捕俘虏——“我从中赚了2000法郎”，他还随黑太子去过西班牙。当英法战争再起时，他抓住获利良机，在阿尔比附近占据了一个城堡，对他来说“值10万法郎”（很有可能是靠从周边村庄敲诈钱财），但“我一直恪守规矩，做个好英国人，在有生之年都会如此”。不过，尽管这位巴斯克人到过许多地方，生活奢华，“就像一位大贵族一样”，他还是认为“损失与收获几乎一样多”，自己在有些时候相当贫困——“如此穷困潦倒”——甚至买不起一匹马。在经历了那么多场战役、抢夺了那么多战利品之后，他最终做了富瓦伯爵家的一名仆役。许多英国士兵也一定像他这样，未能如愿发财致富。

1378年，一名意大利人当选新任教宗，即乌尔班六世。宗座已于1369年从阿维农移回罗马，乌尔班决定进行较为激进的改革，消除法国在罗马教会内部的影响力。一部分枢机主教感觉受到威胁，宣布乌尔班的当选无效，另选出一名教宗，即克莱门七世。查理非常高兴，邀请克莱门在阿维农设立宗座。这就是绵延近半个世纪的西方教会“大分裂”。除法国外，只有苏格兰和那不勒斯人承认克莱门七世，大多数国家都保持中立。当然，英国人热烈支持乌尔班。在此之前，教宗在推动谈判与促进和平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现在再也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机构来承担调停任务了。

查理五世此时病得更重，他痛苦的一生即将走到尽头。他在近一段时期内都没能取得什么胜利，感到心灰意冷，于是向英国人求和。他同意将多尔多涅河以南的阿基坦地区连同昂古莱姆一起割让给英国，还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英国国王理查二世；但乌尔班手下的一名枢机主教为年轻的英国国王安排了另一桩婚事，查理的努力宣告失败。此外，查理五世严酷的税收政策让法国人越来越不耐烦，但要打仗就必须花钱。在朗格多克已经发生了几起暴动，收税官被民众处死。虽然暴动都被镇压下去，但国王的意志已有所动摇，他取消了最重要的炉灶税，对战争至关重要的常规财政收入因此而大幅度削减。

英国人唯一的长处就是坚忍不拔。西部元帅阿伦德尔伯爵于1378年圣灵降临节袭击了阿夫勒尔，但遭到激烈抵抗，不得不匆忙撤回到自己的船上。同年，他和冈特的约翰围攻圣马洛，也没有取得什么战果。1380年7月，伯爵的弟弟、英格兰元帅约翰·阿伦德尔爵士率军突袭布列塔尼。这次卑鄙的袭击充分显示了英国人的残暴，以及他们对阿维农教宗的仇恨。约翰·阿伦德尔爵士的军队闯进了一座女修道院，强奸并折磨修女后，带走了其中一部分不幸的女人，好在接下来的旅程中继续享乐。然而，上帝似乎并不赞成对所谓“裂教”和“正统”的修女进行区分。在约翰爵士乘船回英格兰的路上，一场可怕的风暴将他的舰队掀翻，20艘船和1000名士兵沉入海底。只有休·卡尔维利爵士和其他7个人活了下来，被冲到了海滩上。

同月，白金汉伯爵和罗伯特·诺利斯爵士从加莱出发，开始了又一次“骑行劫掠”。他们绕道而行，沿途经过博斯、旺多姆，与布列塔尼公爵约翰在雷恩会师，最终抵达布列塔尼。他们一路上没遇到敌人，只好像往常一样大肆破坏一番，没讨到什么便宜。

同样是在1380年7月，贝特朗·杜·盖克兰在围攻奥弗涅的一座城堡时因病去世。查理五世也仅仅多活了不到3个月；9月16日，他在万塞讷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43岁。他在有生之年虽没能将英国人全部赶出法国，但还是赢回了很大一部分被爱德华三世占领的土地。

①  一名法国士兵、作者（1327——1405），生于皮卡第的梅济耶尔堡。

②  其统治者的权力相当于国王。

③  中世纪英格兰东南部英吉利海峡沿岸诸港的同盟，专为王室提供战船和水手，主要包括黑斯廷斯、新罗姆尼（后被拉伊取代）、海斯、多佛和桑威奇，以及其他一些小镇港口。

④  杜卡特（Ducat）是中世纪在多个欧洲国家通用的金币。

⑤  当时英国人对议会的称谓。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宫廷腐朽不堪，而议会为改良政府做出了许多真诚的努力。

第5章

理查二世：失落的和平

1380——1399

你（理查）总是让法国人欢喜，以英国的混乱和羞辱为代价，给他们带来和平。

——弗鲁瓦萨尔

对英国人来说……如果放任波尔多的理查胡作非为，他终有一天要毁掉一切。他的心总是向着法国，不可抑制，总有一天他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弗鲁瓦萨尔

1380年的英国和法国国王都还是未成年人。英国国王理查二世1367年出生于波尔多，生性挑剔严苛、专横跋扈、妄自尊大，总是神经过敏，容易树敌。法国国王查理六世比理查小一岁，像他的祖父约翰二世一样耽于享乐、喜好争斗、脾气暴躁、喜怒无常。这两位国王身边都有一些贪心、顽固的叔叔。在英国，冈特的约翰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认为自己也应该坐上王位，当时一些人还猜测他试图取代年轻的理查。另一位叔叔剑桥伯爵（后来的约克公爵）则是一个胆怯的小人物，“一位喜爱轻松生活、捣鼓自己那些小事的王子”。但最小的叔叔——白金汉伯爵、未来的格洛斯特公爵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却是个野心家，性情残暴，后来还杀气腾腾地谋划推翻自己的亲侄子。当时，英国暂由议会选举的御前会议管辖，而这3位英国王室公爵都不愿默默服从、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在法国，勃艮第公爵“大胆的”腓力很快就独掌统治权，安茹公爵专注于争夺那不勒斯王位，贝里公爵则只顾热心赞助艺术创作。①

这些年的国际战争并不仅仅局限在英国和法国之间。理查二世统治之初，英国议会总是充满担忧地谈论在“法国、西班牙、爱尔兰、阿基坦、布列塔尼和其他地区的战争”，战火随后又蔓延到佛兰德斯、苏格兰和葡萄牙。阿维农和罗马的大分裂使各国间的冲突更加复杂化，再也没有一位不偏不倚的教宗能够居中调停了。现在，法国成为吉耶纳和海上的侵略者，英国人反而害怕起法国入侵来。

理查二世的御前会议面临一项最为紧急的任务，即组建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击败正在袭击英国南部海岸的法国和卡斯蒂利亚联合舰队；此外，他们还需维持在法国海岸线上的守备军，以保障英国本土至吉耶纳的海上通道。英国在法国海岸需要驻防的城市包括加莱、瑟堡、布雷斯特和巴约讷，是“法国领土的屏障”。仅1377年，为维护这条通道的花销就高达4.6万英镑。英国下院抗议说，为到国外去打仗筹集资金不是他们的义务。到了1380年，英国的御宝已被典当出去，几笔大的国防借款已无法偿还，国库也完全耗尽了。在法国的守备军已有20个星期没有拿到军饷，白金汉伯爵在布列塔尼的军队甚至被拖欠了6个月的薪资。“既为了保障国土安全，也为了维护海上控制权”，议会只好同意对除乞丐之外的英国全体民众征收分级人头税。

每人一“格罗特”（4便士）的税对那些在土地上辛劳耕耘、没有薪水收入的农奴来说是个相当沉重的负担。黑死病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使这个等级开始具有一定流动性：他们开始出售劳动力。但农奴还不能离开主人的庄园，外出寻找支付薪水的工作。1381年5月，肯特、苏塞克斯、埃塞克斯和贝德福德的农奴起义，带着弓箭，以圣乔治旗为号令进军伦敦。（值得注意的是，肯特的农奴军拒绝任何住在距海岸线12里格之内的人加入，因为他们的职责是保卫海岸线。）一路上，这些“真正的平民”（true commons）②  杀掉了所能抓住的每一个收税官，洗劫庄园和修道院，还猥亵了王太后。在伦敦，他们杀了一部分佛兰德斯人和富有的市民，释放监狱里的囚犯，烧毁冈特的约翰的萨伏伊宫和圣约翰骑士修道院③  ，席卷伦敦塔，砍掉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圣约翰修道院长的头（这两个人分别是当时的大法官和司库）。弗鲁瓦萨尔说，“英格兰此时一败涂地，难以从战乱中恢复”，但又轻蔑地补充道，“这些人中有四分之三都不知道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只是像野兽一样跟在别人后头”。农奴迫使年轻的国王在史密斯菲尔德出面接见他们，但当农奴首领瓦特·泰勒被伦敦市长当面砍掉脑袋之后，“这些粗野的人”陷入恐慌，四散逃跑，起义就这样结束了。对起义者的绞刑持续了整个夏天。毫无疑问，战争税就是点燃农民起义的火星。

在法国，沉重的税收也引发了类似起义。安茹公爵路易1382年启程去那不勒斯。他之前曾是御前会议的主席，他在短暂的统治期间重新开始征收查理五世废除的税种。愤怒的巴黎市民冲进武器库抢夺武器，自命法国首都的主人，猎杀收税官。在法国北方的部分城市也发生了类似暴动，南方则爆发了全面起义。全靠勃艮第公爵腓力的沉着应对才挽救了局面，他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军队，平息了暴动。在接下来的6年里，他成为法国的实际统治者。

经济问题使英国无力作战，更不用说征服他国了。过度征税扼杀了羊毛贸易，葡萄酒的价格也上涨了一倍。吉耶纳许多葡萄园都因法国军队的破坏而抛荒；因为需要武装舰船护航，波尔多和南安普敦之间的航运费用也贵了许多。1381、1382和1383年，议会都拒绝为战争再征税。守备军的日子很不好过。在此期间，瑟堡指挥官的薪水从1万英镑减少到2000英镑，军队几乎全靠勒索赎金和“保护费”度日。

这时，勃艮第公爵正在收紧对佛兰德斯的控制。从1379年起，他的岳父、佛兰德斯伯爵路易·德·马勒就在同根特的纺织工人交战，1382年路易战败。不久，纺织工人的摄政腓力·范·阿特维尔德（爱德华的老朋友雅各布·范·阿特维尔德的儿子）控制了整个伯爵领。路易向女婿勃艮第公爵求助，阿特维尔德则向英国人求助。英国国王理查二世准备领兵支援佛兰德斯，但议会下院拒绝为他出钱。1382年11月，法军在罗泽贝克击败佛兰德斯枪兵，“毫无怜悯地屠戮了他们，仿佛他们不过是狗”，阿特维尔德也被杀了。路易伯爵于次年去世，此后勃艮第公爵腓力就继承了佛兰德斯伯爵的爵位。

拮据的英国政府找到了教宗乌尔班六世这个盟友。乌尔班对法国“克莱门支持者”的节节胜利感到不安，于是给英国主教们写信，下令对教会财产征税，资助一场针对“敌教宗”（Anti-Pope）支持者的十字军运动。英国主教们卖力地宣传，于是许多英国人相信，若不为如此神圣的事业出资，死后就不能进天堂。仅在伦敦主教区，教会就“征集到满满一大桶金银”。这支“十字军”由年轻的主教诺里奇的亨利·狄斯潘瑟率领，此人喜好战争，有一面华丽的个人旗帜。他带着约2000人，于1383年4月登陆加莱，休·卡尔维利爵士也在其中。他们沿佛兰德斯海岸前进；虽然佛兰德斯人都是坚定的乌尔班支持者，他们还是攻占了几个城镇并围困伊普尔。一支庞大的法国军队前来与之会战，这批人却极不光彩地迅速撤退了，还被围困在格拉沃利讷，不得不向布列塔尼人求救。这位主教回到英格兰后，受到了广泛诘难。

英格兰现在有了一位新的大法官——迈克尔·德·拉波尔，是著名的赫尔羊毛商人威廉·德·拉波尔的儿子——以及新的抚慰政策。德·拉波尔认为，英国王室因连年战争逐渐陷入债务的泥潭，可能会因此丧失对中央政府的控制，使其落入议会手中。他对战争代价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试图维持和平的手段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导致英国本土所有人分为“主战派”和“主和派”，还抛弃了英国最忠实的海外盟友。

根特市曾请求英国派一名王子来做摄政，但德·拉波尔只派了约翰·鲍彻爵士和少得可怜的400名士兵。1385年底，根特向勃艮第公爵腓力投降，后者迅速控制了大部分低地国家，还让自己第二个儿子娶了布拉邦的女继承人，从而获取了这片与佛兰德斯同样大小的土地的继承权。这时，英格兰不得不担心法国对其进行经济封锁，扰乱羊毛贸易了。德·拉波尔还激怒了爱德华三世的宠臣、布列塔尼公爵约翰四世，因为他释放了与约翰争夺公爵领的布卢瓦家族成员。1386年，约翰带兵包围了布雷斯特的英国守备军。德·拉波尔为缓和关系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但使英国丢掉佛兰德斯和布列塔尼的全部盟友，还导致敌人进攻英国本土。一支法国-苏格兰联军袭扰了英格兰北部地区。此后，这一地区还将出现更加严重的威胁。

德·拉波尔现在已经是萨福克伯爵了，但他仍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所面临的威胁。他允许冈特的约翰率一支远征军前往卡斯蒂利亚争夺王位，约翰声称自己的权利来自第二任妻子——“残忍的”佩德罗的女儿。冈特的约翰在1386年7月时离开英国，这简直就是疯狂之举，因为当时英国正面临14世纪初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入侵。3万多来自法国各地的军队聚集在斯鲁伊斯港——“入侵英国，攻击那些可恶的英国佬，他们在法国土地上犯下了那么多罪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让我们为那些死在他们手中的亲人朋友报仇！”法国人设置了特殊的补给站，集中了大量粮食、军械和马匹；他们甚至还分块制作了一个可拆卸的木制堡垒，有主楼、瞭望塔和防护墙，用于搭建桥头堡。为运输如此大量的兵力和物资，约1200艘柯克船、桨帆船和驳船聚集在斯鲁伊斯港。

当英国人意识到法军入侵的威胁时，他们被吓坏了。伦敦居民“像喝醉了一样疯狂”，在城外坚壁清野，而当时法国人甚至还没有登陆。许多人开始大肆挥霍，浪费了“数千英镑”，因为他们坚信英国一定会输。征兵官召集来的军队没有粮饷，在乡野间四处乱窜，大肆抢劫，以至于被禁止进入伦敦城外50英里以内的区域。许多北方来的军队一到南方就被解散并遣送回家，而法国人已近在咫尺。英格兰一片骚动。

不过，英国御前会议有个绝妙的防御计划。国王的舰队将守在泰晤士河里，等敌船被引诱深入内陆后就发起攻击，截断其退路。同时，散落在英国海岸线上的小股部队将在法国人到来前撤退至内陆，并在伦敦附近与主力部队会师。

由于勃艮第公爵腓力生病，法军的入侵计划推迟到了秋天。即将出征时，法国舰队的船长们却告诉最高指挥官，这个季节海上的天气很不稳定。“最强大可敬的领主老爷们：说实话，海上不太平，夜晚也太长、太黑、太冷、太湿、风太大了。我们的补给不够，也没有满月和有利的风向。此外，英国的海岸和港口都很危险，我们很多船只年久失修，很多船只则太小，容易被大船击沉。从9月29日至11月25日，海上的天气是最糟糕的。”于是，在1386年11月中旬，法国决定取消这次入侵。

毫无疑问，如果法国人成功登陆英格兰，他们在英格兰造成的破坏一定不会比英国人在法国造成的破坏少。一些历史学家指出，法军对待本国居民的方式跟英军对待他们的方式同样恶劣，这也表明中世纪晚期的法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个国家的集合。但同样有很多证据表明，所有地区的法国人都把战争的混乱无序、血腥屠杀归因于英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匪兵中有不少法国人，全法国的人都把他们称为“英国人”。法国人极其痛恨英国人，以至于一些奇怪的传说也流传开来，例如，英国人都长着尾巴（这也许是因为威尔士步兵都把长刀挂在背后的腰带上）。

百年战争在英国民族主义崛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英国人开始把法国人看作他们天然的猎物时，对法国人的仇恨和轻视情绪就逐渐滋长。尤斯塔歇·德尚④  在一首诗里借一名英国士兵之口说：“法国无赖，你除了酗酒什么都不做。”正如法国人一样，英国人这种共同的仇恨超越了地区性认同和忠诚。

尽管如此，当时也有一些最伟大的英国思想家反对战争。受“罗拉德派”追捧的约翰·威克利夫⑤  在《论君主的治理》一书中谴责所有战争，认为战争与上帝“爱邻人”的教导相违背。他还对“任何人都有权利称王称霸、并以此为目的大开杀戒”这一思想提出质疑。多明我会修士约翰·布罗姆亚德并不是异端分子，他在《传道士大全》一书中也对战争引起的堕落表示忧虑——贪婪、漠视生命、对道德法则毫无顾忌，这在那些拿不到军饷的队伍中尤其常见。

英国议会在1386年10月的一次会议明显地体现了对法国人的仇恨，这时英格兰还认为自己即将被法国入侵。冈特的约翰是个温和派，但他远在卡斯蒂利亚，无法对议会施加影响。国王的叔叔白金汉伯爵现在已成为格洛斯特公爵，以他为首的一派反对大法官萨福克伯爵。理查二世以一贯的傲慢态度回应称，他的臣民正在发动叛乱，要向“我的表亲法国国王”寻求帮助，扑灭暴乱。反对派回击道，如果一位国王“在荒谬的建议下鲁莽地一意孤行”，贵族们就有权“将其从王位上拉下来，让王室中另一位近亲登上王位”。格洛斯特公爵话中所说的“近亲”似乎就是他自己，他还要理查多想想爱德华二世的遭遇。他警告理查：“法国国王是你的首要敌人，也是你的王国的死敌。一旦他踏上你的土地，他绝不会帮你，而是破坏、抢走你的国家，把你从王位上赶下来……想想你祖父爱德华三世、父亲爱德华王子是如何为征服法国终其一生不懈努力、挥洒汗水和热血的。他们对法国拥有继承权，你也从他们那儿继承了这一权利。”格洛斯特公爵继续说道，数不清的英国人，包括贵族和平民，“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为了打赢这场战争，“英国的普通百姓持续不断地奉献了数不清的财富”。

显然，格洛斯特公爵有很多支持者——如果说英国人不喜欢为战争买单，那么他们更不喜欢被敌国侵略。虽然极不情愿，但理查还是让步了，他撤了萨福克伯爵的职，还定了他一个“极大地损害国王和国家利益”的罪名。以格洛斯特公爵及其主要盟友阿伦德尔伯爵（理查二世非常讨厌的前家庭教师）为首的新御前会议成立了，并对法国发动了为期一年的征伐。1387年3月，在与马尔盖特隔海相望的卡德赞德，阿伦德尔伯爵率60艘战船袭击了一支由拉罗歇尔驶往斯鲁伊斯港的佛兰德斯葡萄酒运输队。伯爵俘虏了55艘佛兰德斯船只，缴获了1.9万桶上好的葡萄酒。这些酒被迅速运回国内后低价卖出，受到民众的极大欢迎，新一届御前会议也一时风头无两——“伯爵受到民众的普遍称颂”。然而，阿伦德尔伯爵继续劫掠佛兰德斯海岸，丧失了占领斯鲁伊斯港，把整个佛兰德斯制海权抓在手里的良机。随后他又向布列塔尼进发，解救了布雷斯特，并试图同约翰公爵达成和解，邀其一同进攻法国。但约翰始终对英国人抱有敌意，他只得返回英格兰。

1387年8月，理查二世宣布亲政，还从亲信中挑选人手组建了新的御前会议。格洛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伯爵起兵，在拉德科特桥击败了国王的亲信。次年，以格洛斯特和阿伦德尔为首的“弹劾派”贵族在“无情议会”上提起控诉，不顾理查二世的恳求，判决国王的亲信们死刑。随后，布列塔尼公爵终于保证为英国提供协助，格洛斯特和阿伦德尔当即下大力气准备对法国开战。然而冈特的约翰（也是吉耶纳总督）从卡斯蒂利亚回国，拒绝从西南方向入侵法国。布列塔尼公爵得到这一消息后，也决定不参战。阿伦德尔伯爵对他们的背叛一无所知，于1388年6月出发。他此行收获有限，最多只能在奥莱龙岛和拉罗歇尔附近区域骚扰一番。因为布列塔尼人不愿供应马匹，他没能向内陆进发；就算是这些小规模的活动也是在御前会议严令他回国，他却置之不理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次战役既惨淡收场，又曾向议会开口要求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补助，最终引起了下议院的强烈反感。8月，苏格兰人在奥特本大败佩西家族，震动整个英格兰北部。冈特的约翰和其他大贵族更倾向于同法国媾和了。

在海峡对岸，查理六世正在慢慢长大；和祖父约翰二世一样，他越来越热爱奢侈和华丽的生活方式。查理娶了漂亮、放荡的巴伐利亚公爵之女伊萨博为妻，她更加助长了他对奢华享乐的追求。1388年11月，他把叔叔们从御前会议解职，使他们异常愤怒，又下令父亲统治时期的大臣们官复原职（这些人的“小矮人”这一绰号广为人知，据说是因为他们的脸总是很扭曲，像门环上同样被称为“小矮人”的铺首）。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极其能干、头脑冷静，决定同英国保持和平。

在推翻了格洛斯特公爵和阿伦德尔伯爵的统治后，英国御前会议开始同法国谈判媾和。1389年5月，理查二世开始掌握实权，他也想维持和平的局面。这位国王一点也不喜欢战斗；据伊夫舍姆的修道士记载，他“胆小懦弱，在外国战场上少有成功”。此外，理查似乎打从心底里崇拜法国人；他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很可能非常憧憬当时欧洲北部最先进的文明社会。再者，理查的司库一定向他展示了战争的巨额花销，让他明白这远远超出王室日常收入，必须依赖议会上院和下院的支持。

1389年6月18日，法国和英国使臣在加莱附近的勒兰冈签署了一项停战协定。自此之后，理查一直竭尽全力维持和平。1393年，他把瑟堡卖给了新任纳瓦尔国王（后者马上将其转卖给法国人），1396年又把布雷斯特卖给了布列塔尼人。英法双方都试图找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查理六世及其贵族们希望在解决同英国的问题后，踏上十字军征程，对抗土耳其人。就连勃艮第公爵腓力也热心维持和平，他非常清楚保持同英格兰良好的商业联系对其臣民来说有多么重要。

但英格兰国内始终有一个主战派。一听说法国准备用阿基坦境内的土地换取其他地方的英占区，格洛斯特公爵抗议道：“法国人想用原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来和我们做交易。他们应该十分清楚：我们有约翰国王及其后代签署的宪章，这些文件把阿基坦的所有主权都交给了我们，后来他们又通过欺诈和诡计夺走了阿基坦的一部分。法国人日日夜夜都在试图用阴谋诡计欺瞒我们。如果我们把加莱和他们要求的其他岛屿交还给他们，他们就能掌握整条海岸线周围的制海权，我们在之前的征服中所获得的一切就白白丧失了。因此，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允许同法国人讲和。”阿伦德尔伯爵也同样表示，自己永远不会改变同法国人决战的主张。

但理查二世的意志十分坚定，他认为吉耶纳是解开一切的钥匙。冈特的约翰已经放弃了卡斯蒂利亚王位，但他还是想做国王。有一种方法能在英法之间建立和平：把吉耶纳从英王国中分离出去，由冈特的约翰及其继承人世代领有。就连格洛斯特公爵也同意这个办法，他仅仅是为了让冈特的约翰待在国外，好让自己“在英格兰为所欲为”——至少弗鲁瓦萨尔是这样认为的。1390年，理查二世封冈特的约翰为吉耶纳公爵，1394年又把这一爵位由终身改为世袭。但吉耶纳人对黑太子时期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仍记忆犹新，他们还担心冈特的后代会与瓦卢瓦家族联姻，法国会借此吞并吉耶纳。吉耶纳人起兵反抗冈特的约翰，而后者无法平息叛乱。到了1393年，英法两国都不太情愿地签署了一项为期28年的停战协定。

1396年，理查二世娶了查理六世9岁的女儿伊莎贝尔为妻，获得近17万英镑的嫁妆。他的婚礼在加莱附近举行，这块土地后来成了有名的“金缕地”⑥  。理查与查理会面后，显然深受触动，他甚至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决定，许诺将劝说英国教会倒向阿维农教宗，迫使罗马教宗乌尔班退位。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低估了理查的臣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的震惊与恐惧。一些英国教士埋怨道：“我们的国王已经变成法国人了，他一心想要羞辱和摧毁我们，但他绝不可能做到！”普通伦敦市民也认为理查“有一颗法国心”，对他非常不满。

弗鲁瓦萨尔尽管很不喜欢格洛斯特公爵，也不得不承认他很受欢迎。这位公爵劲头十足，“内心对法国人十分抗拒”，继续进行着与法国人的战争。1396年土耳其人在尼科堡屠杀了大批法国十字军，当这一消息传到英国时，格洛斯特公爵非常高兴，他认为“那些自诩高贵稀有的法国人”活该受此灾难，他还表示，如果自己是国王，一定会趁法国失去大量精锐部队的当口大举进攻。许多英国人都同意公爵的看法。英国已经同法国争战了半个多世纪，几乎每个夏天都有满载着年轻士兵的船只从桑威奇驶往加莱，或从南安普敦驶往波尔多。战斗仍然是贵族的理想职业；对英国贵族来说，成为法国战场上一名指挥官的意义十分重大，不亚于成为一名大使或内阁阁员对现代英国人的意义。除此之外，从格洛斯特公爵到最卑微的农奴，所有等级的英国人都认为在法国服兵役有机会发财。战争花掉了英国王室一大笔钱，却为英国人民创造了一大笔财富；对许多人来说，和平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失业。用现代人的话来说，拒绝继续打仗就像政府突然宣布取缔足球彩票和赌马。

1397年，理查二世终于摧毁了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在6月威斯敏斯特的一次宴会上，格洛斯特公爵给了国王一个除掉自己的机会。当时布雷斯特刚刚被卖给布列塔尼，一些曾在布雷斯特的英国驻军也在宴席上就座。觥筹交错之间，公爵问自己的侄子理查二世，这些人从没按时足量领到军饷，以后要依靠什么生活下去？国王回答说，自己会出钱让他们在伦敦附近4个美丽的村庄定居，也一定会把拖欠的款项付清。格洛斯特勃然大怒：“陛下，您在考虑放弃祖先占领的地盘前，至少应该先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手里夺取一座城池吧！”理查非常生气，格洛斯特公爵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8月，格洛斯特公爵、阿伦德尔伯爵和他们的朋友在苏塞克斯的阿伦德尔城堡秘密聚会，讨论如何夺取权力、把国王投入监牢。不久之后，他们就遭内奸出卖被捕。阿伦德尔伯爵被砍了脑袋，格洛斯特公爵尽管“极尽谦卑地”恳求国王慈悲，也被闷死在加莱监狱的羽毛床上。（但根据弗鲁瓦萨尔的记录，他是被一条毛巾勒死的。）

这时，理查的暴政几乎达到了极点，全然不顾英格兰的成文法和惯例。“国王在英格兰为所欲为，而没有一个人敢说一个不字。”真实的理查比莎士比亚所描写的更具悲剧性，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王国，而且，正是由于他如此迫切地想要全面掌控自己的王国，他才失去了它。最终，他把博林布鲁克的亨利（冈特的约翰的儿子和继承人）驱逐出境，在1398年其父死后又下令将其终身流放、没收所有封地。这一次理查做得太过火了。英国的大贵族早就看不惯他的种种暴行，例如命令自己不喜欢的人缴纳一大笔钱求取宽恕。这次事件最终使他们忍无可忍。1399年，当理查前往爱尔兰时，博林布鲁克的亨利回到英格兰，很快就纠集了一大批支持者，甚至足以迫使国王退位。这时的国王——用一位现代传记作者的话来说——总是“神经质地喃喃自语，即将滑向抑郁症的深渊”。博林布鲁克的亨利即位为亨利四世，也就是兰开斯特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几个月后理查就死了，很有可能是绝食而死——“有的人可怜他，有的人则认为他早就该死了。”弗鲁瓦萨尔如是说。抛开其过错不论，理查二世是真心想同法国讲和的，他的失败意味着战争又将拉开帷幕。

①  勃艮第公爵、安茹公爵和贝里公爵分别为约翰二世的第四子、第二子和第三子。

②  英国的议会下院即平民院（The Commons），有权决定税收和战争拨款，是平民的代表。这些起义者认为下院支持战争的决议不能代表平民的利益和想法，所以自称为“真正的平民”。

③  圣约翰修道院（Knights of St. John）即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的修道院。医院骑士团是欧洲历史上三大修士骑士团之一，在欧洲各国都有自己的分支修道院，其修道院长就相当于骑士团团长。

④  德尚（1340——1406），中世纪法国诗人，又名尤斯塔歇·莫雷尔。

⑤  威克利夫（约1320——1384），英国经院神学家，宗教改革先驱，曾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

⑥  1520年6月，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这里会面，会面的场景极其壮丽华美，后来这片土地被称为“金缕地”。

第6章

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

英格兰的机遇

1399——1413

勃艮第公爵……羞愧难当，高声叫道：“不要再折磨我了！这是怎样一种恶意？（法国）国王现在很不清醒，上帝帮帮他吧！快跑，我的侄子，快跑啊，国王要杀你！”

——弗鲁瓦萨尔

若不是为了阿马尼亚克的荣耀，诺曼底仍会是法国的地盘，法兰西高贵的血脉不会被分隔，王国里的贵族们不会被流放，战斗不会失败，那么多优秀的人不会在阿金库尔那一夜被杀死，国王也不会失去那么多忠诚的挚友。

——巴黎市民

在法国那一边，形势也朝着不利于两国永久和平的方向发展。瓦卢瓦家族内部争斗日益激烈，即将把法国拖入一场“玫瑰战争”①  ，最终法国将无力抵挡英军入侵。英国即将迎来一次绝佳的机遇。

1392年，查理六世在森林中骑马漫步时突然发疯，杀死了身边的四个护卫，甚至想杀掉自己的侄子。此后，查理整日在宫廷的走廊上像野狼一样嚎叫；他幻想自己是由玻璃制成的，怀疑每一个走近他身边的人都想把他击碎。他有时能恢复神志，但不久之后又会陷入妄想，疯癫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病入膏肓，已无药可治。”弗鲁瓦萨尔如是说。（查理得的可能是不久前才经医学界确诊的卟啉病，后来英王乔治三世的疯病也是它导致的。）

国王发疯时，勃艮第公爵统治着法兰西，而他每年都要从国库支走八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的收入，转入自己名下。国王清醒时，则由国王的弟弟奥尔良公爵路易掌权，他的贪婪程度绝不亚于勃艮第公爵腓力。路易想利用法兰西的资源实现他在意大利的野心，通过他的妻子、吉安·加雷亚佐·维斯孔蒂的女儿和继承人瓦伦蒂娜承袭米兰的公爵爵位（这位夫人“心志甚高，对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充满嫉妒和贪婪”）。路易开征了沉重的新税，据说还搞巫术，比勃艮第公爵更不受欢迎。法国人开始分裂为两派。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一场由此导致的延续30年的可怕内战即将开始，法国将任由英国践踏和凌辱。不过，战争在近20年内并没有打响。

法国人对英国国王理查二世退位的消息深感震惊。新国王亨利四世曾宣布放弃理查二世的和平政策，这是他在国内受欢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但他一登上王位，就迅速派出使臣前往法国，确认两国之间的停战协定仍然有效，查理六世的政府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为亨利争取了时间。亨利也不同意放理查二世的小王后伊莎贝尔回国，她直到1400年7月才回到家乡，失去了所有的嫁妆和珠宝。亨利解释说，留下这些嫁妆是因为约翰二世的赎金还没完全付清。

事实上，亨利非常缺钱。理查二世统治时期，从羊毛出口贸易中征收的关税每年可达4.6万英镑，但1403年就下降到2.6万英镑，后来虽有所上涨，也仅能维持在3.6万英镑左右。加莱驻军一年就要花费1.7万英镑，亨利已经无力支付守备军的军饷。最终守备军哗变，亨利只得向各大富商举债，以平息士兵们的怒气。除此之外，亨利还被国内大贵族的反叛和整个威尔士地区的大规模起义搞得筋疲力尽。因此，亨利根本不可能腾出手来进攻法国，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早晚有一天会这么做。

奥尔良公爵路易认为，法国攻占吉耶纳的时机已经成熟。1402年，查理六世的幼子被授予吉耶纳公爵头衔。这是对亨利四世的公然挑衅，因为亨利已把这个头衔授予了威尔士亲王。1404年，在法国御前会议的支持下，奥尔良公爵路易开始逐步进攻吉耶纳，占领了几座城堡。亨利本打算亲自驰援吉耶纳，却只能派出一支小队伍，由伯克利男爵带队。1405年，吉耶纳的状况更加危险，法国骑士统帅阿尔布勒特领主查理越过东北部边境，克莱蒙伯爵的攻势已经越过了多尔多涅河，阿马尼亚克伯爵从加隆河南岸出兵，威胁波尔多。1406年，敌军抵达弗隆萨克、利布尔纳和圣埃美隆，几乎已届波尔多市郊（对那里的葡萄园造成了巨大损失），波尔多市长托马斯·斯温伯恩爵士开始为应对敌军围城做准备。波尔多大主教写信向亨利紧急求援：“我们的情况万分危急，很有可能会陷落。”后来他又写了一封信指责亨利抛弃他们。不过，波尔多人最终抵挡住了法军的攻势，1406年12月在吉伦特河上的一场水战中击败了法军。其他吉耶纳城市也对兰开斯特王室效忠，就算是在法国占领期间，贝尔热拉克也向英国请求派兵保护。1407年，奥尔良公爵没能攻下布莱（吉伦特河边距波尔多最近的一座堡垒），其军队饱受疾病和无休无止的阴雨天气困扰，只得在绝望中撤退。吉耶纳又迎来和平，实力渐渐恢复。

法国人的攻势并不只限于吉耶纳方向。私掠船在英吉利海峡上肆虐；圣波尔伯爵也在1404年袭击了怀特岛，他还以理查二世王后的名义在此索要贡品，但并没有什么收获。法军对达特茅斯和加莱的进攻都以失败收场。1404年7月，查理六世同欧文·格林杜尔②  缔结同盟，承认后者为威尔士国君，但法国派出支援他的1000名重装骑士和500名十字弓手因为天气原因没能渡海。第二年，法军终于在米尔福德港登陆，但这支部队规模太小，对威尔士人来说几乎没什么用处。无论如何，欧文的起义已注定要失败。1407年，法国内部形势出现了巨大变化，再也无力干涉威尔士事务，更别提进攻英格兰了。

1400年，法兰西再一次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国家。正是法国在1396年派出尼科堡十字军，帮助匈牙利人抵御土耳其人的屠杀。尽管这次十字军远征以惨烈的失败告终，但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远征本身就是一次壮举。此外，法国控制着在阿维农的教宗，驯服了布列塔尼，吞并了佛兰德斯，控制了低地国家。法国还获得了热那亚的宗主权，推行着一套野心勃勃的意大利政策，下一步很有可能拿下米兰。

但法国的强大只不过是空洞的表象，主要表现为法国宫廷的恢宏气势和诸侯们的壮举，而并没有实质内容。法国全境被划分为大片诸侯领地（apanages）。与英国无封地的虚爵不同，法国的公爵和伯爵们都有实际的领地，有的还是一整个省。这些封地随爵位一起分封，组成了大大小小的半独立国家（巴拉丁领地）。（英国境内勉强与之相似的，恐怕只有兰开斯特公爵领了。）瓦卢瓦家族的这些贪婪的大领主们通常满足于在自己的半独立王国里享受奢华生活，住在漂亮舒适的城堡里，哪怕四周的乡野饱受匪兵肆虐。当然，也有两个是例外：勃艮第公爵和奥尔良公爵。

勃艮第公爵“勇敢的”腓力死于1404年4月，其子“无畏的”约翰继承了爵位——这个诨号出自他在尼科堡十字军中的英勇表现。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小个子，面容冷峻、精力充沛，毫无魅力可言，从当时一张有名的画像上看，他长得非常丑，鼻子极长，下颌突出，嘴唇扭曲。在佩鲁瓦看来，他比他父亲更有野心，并且“性格强硬，愤世嫉俗，工于心计，专横跋扈，总是阴沉着脸，令人扫兴”。他与他那堂兄——优雅、得体但有些行为不检的奥尔良公爵——恰好形成了两个极端。

这两位公爵都决心要统治法兰西，在几乎每一项重要决策上都针锋相对。勃艮第公爵约翰为取悦佛兰德斯的臣民而支持罗马教宗，奥尔良公爵路易则尊奉阿维农教宗；约翰反对同英格兰开战，担心战争会影响佛兰德斯的贸易，路易却对英国人充满敌意。御前会议被两位公爵的大声争吵和相互指责搅得乱七八糟，他们各自的追随者组成两个阵营，在街上大打出手。奥尔良公爵一派的徽章图案是一支木棒，表明路易痛击反对派的决心；勃艮第公爵一派的徽章图案则是木匠的刨子，表明要把奥尔良公爵一派的木棒刨平。1407年11月20日，约翰和路易一起在教堂领受圣体，表明双方达成了和解。但仅仅过了3天，在一个漆黑的星期三夜晚，奥尔良公爵路易看望过王后，沿着圣殿老街走时，遭遇了伏击，他的手被砍掉（这是为防止他召唤魔鬼），脑浆撒得满地都是。勃艮第公爵约翰在他的葬礼上痛哭流涕。“再也没有比这更残忍的谋杀了！”他哭叫道。两天之后，约翰意识到这桩谋杀案的真相即将被揭开，便向一位叔叔和盘托出：“是我做的！是魔鬼引诱了我！”他随即逃离巴黎，向佛兰德斯疾驰。

法兰西，尤其是巴黎，随即陷入了勃艮第派和阿马尼亚克派两大武装阵营的对立。后者得名于他们的领袖阿马尼亚克伯爵贝尔纳，他的女儿嫁给了奥尔良公爵路易的儿子、爵位继承人查理。勃艮第派的支持者主要是巴黎的工商业者和学者；阿马尼亚克派则代表既得利益者，包括王室高级官员、一小部分更富有的工商业者、在勃艮第公爵统治区域以外的大多数贵族以及王室中的其他王子。1408年，勃艮第公爵约翰从索邦神学院雇了一位神学家，证明他谋杀侄子的做法是正义的，论证的根据是他的侄子是一位暴虐的统治者。随后，他回到巴黎，从国王那里领受了一份赦免令。约翰以改革先锋自居，承诺减轻奥尔良公爵路易下令征收的重税，并成功促使国王处决了自己的财政大臣。1411年，约翰完成对政府的清洗，通过慷慨赠礼得到重要的屠夫行会和其他人的支持，最终掌控了整个巴黎城。阿马尼亚克派纠集一支军队，在贝里公爵（查理五世唯一在世的弟弟）的率领下封锁了巴黎。

勃艮第公爵随即向英国国王亨利四世求助，承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威尔士亲王为妻，将佛兰德斯的四座城镇（包括斯鲁伊斯港在内）给英国，还保证帮助英国占领诺曼底，以换取英国出兵帮助。1411年10月，英国从加莱派出800名重装骑士和2000名弓箭手，由阿伦德尔伯爵统领。亨利本想亲自领兵，但他经年累月患病，无法出征。不久，英国远征军在默朗同约翰和3000名巴黎民兵会师，突袭阿马尼亚克派在圣克劳的据点，打破了巴黎的封锁。随后，阿伦德尔伯爵率军回国。

这时，以贝里公爵为首的阿马尼亚克派也向英国求援，并给出了他们的价码。1412年5月，他们许诺依照1369年的规模将阿基坦全境交还英国，并立即移交吉耶纳边境上的20座要塞，以此换取在3个月内使用英国的1000名重装骑士和3000名弓箭手。8月，亨利四世的第二个儿子克拉伦斯公爵在科唐坦半岛登陆，向布卢瓦进军。这时传来了坏消息：勃艮第军队入侵贝里公爵领地，阿马尼亚克派投降，包括勃艮第公爵在内的所有法国诸侯都不再需要英国的军事协助了。克拉伦斯公爵不为所动，依然跨过卢瓦尔河，穿越荒凉多沼泽的索洛涅地区，顺安德尔山谷向南。法国诸侯只得承诺向英国支付21万金克朗（超过3.4万英镑），其中7.5万金克朗要立即兑现，并送上7名重要的人质作保，英国才肯退兵。英军将领们还额外敲诈了一笔钱财作为个人的报酬。克拉伦斯公爵索要12万克朗，最终得到了4万克朗，外加一个价值1.5万克朗的金质耶稣受难像（上面镶着一颗红宝石，代表耶稣体侧的伤痕，另有三颗钻石分别镶在耶稣掌心和脚心的钉痕处）。克拉伦斯公爵的表哥约克公爵索要4万克朗，得到了5000克朗，外加一个价值4万克朗的大马士革工艺金质十字架。亨利四世的姐夫约翰·康沃尔爵士得到了他索要的全额，共21375克朗。（约翰爵士很可能就是用这笔钱在贝德福德郡的安特希尔造了一栋新宅子；据利兰记载，这是用“他在法国所获的战利品”建成的。）对于英国贵族来说，没有比这更能激发他们的贪婪，并促使他们回想起父辈和祖辈从法国人那里榨取的美妙财富的事情了。克拉伦斯公爵继续率军前行，在波尔多度过了冬天，一路上像过去一样烧杀抢掠。

同一时期，在法国北部，加莱的守备军趁克拉伦斯公爵“骑行劫掠”之机，袭击并占领了巴兰盖姆。这座要塞位于加莱附近的防御线上，为拱卫加莱这座英国人的重要堡垒增添了一处战略据点。

现在，勃艮第公爵也开始对英国全方位大举入侵的可能性感到恐惧。他在巴黎召开三级会议，想要为防范入侵开征新税。三级会议开始批评政府，公爵放出了手下的巴黎刽子手，予以反击。这些人在首领卡布什率领下，开始了为期几周的恐怖统治，既打击富人，也针对阿马尼亚克派。他们的行为过于残暴，许多商人开始反对勃艮第公爵，邀请法国王太子和其他诸侯来拯救巴黎。1413年8月，勃艮第公爵“无畏的”约翰绑架查理六世失败，只得将巴黎拱手让给阿马尼亚克派和贝尔纳伯爵手下那群凶残的加斯科尼人，回到家乡，在自己的半独立王国里度过了几年。可是，他和阿马尼亚克派已经将法国摧毁了。3月20日，亨利四世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耶路撒冷厅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英国有了一位新国王——亨利五世。

①  原指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的两支后裔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发生的内战。这里指王室家族内部不同分支为了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

②  欧文·格林杜尔（1359——1415），威尔士统治者，长期反抗英国统治，但最终失败。是最后一位保有“威尔士亲王”头衔的威尔士本地人。

第7章

亨利五世和阿金库尔

1413——1422

而且关于血腥杀戮的大兵，又粗暴又狠心，手上沾满鲜血，肆无忌惮，黑了良心，像地狱一般大张着口，他们一定要四处横行，把你们娇艳的少女和初生的婴儿像割草一般剪除净尽。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我们的国王向诺曼底前进，

带着神恩和骑士精神之伟力；

上帝为他显示奇迹，

英格兰大声呼唤叫喊：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保佑英格兰胜利！”

——《阿金库尔颂歌》

在英国传奇故事中，亨利五世是最英勇的一位国王。他是光荣的征服者，在阿金库尔打败了法国骑士，为自己的儿子赢得了法国王位。事实上，这位国王身上的很多特质让他不那么像个英雄。他与拿破仑和希特勒非常相像，只不过更有绅士风度、更具中世纪特色罢了。

亨利五世出生于蒙茅斯，是亨利四世的儿子、冈特的约翰的孙子。他于1413年3月继承王位，时年25岁。莎士比亚把他描绘成一个少年时期不守规矩、喜欢纵情欢闹的人，这可能确有几分根据，但这位年轻的国王早已深谙治国之道。他以非常血腥的手段镇压了威尔士起义，还在父亲生病时担任御前会议议长。他个子很高，身强力壮，沉重的盔甲对他来说就像一件轻飘飘的外套。他的头发剪成时下在军人中流行的布丁盆形，眼睛是棕色的，鼻子和脸都很长，容光焕发，总是表现得谦恭而疏离。他没有情妇，至少在当国王期间一个都没有。1415年，一位法国人在温彻斯特见过亨利，觉得他不像个士兵，更像一位教士。毫无疑问，亨利的品位也与教士相仿，他喜欢阅读，经常亲自动笔写信。他还资助圣乐演出，热衷于神学和教会事务。在登基之前，亨利还积极参与镇压异端的活动。有一次他亲自指挥烧死一名被禁锢在桶中的罗拉德派铁匠。当这人开始尖声惨叫时，亨利把他从桶里拉出来，向他保证，若他改变信仰就能获得一笔补偿金。这名铁匠（坚决否认圣餐变体论）拒绝改宗，随后又被放入木桶里烧死。

这位节俭的、清教徒一般的金雀花君主既专制又冷酷残忍，却也有一丝今天常说的“领袖魅力”，能使人真心效忠于他。莎士比亚认为他行止庄严，有些妄自尊大。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认为亨利“强硬、有控制欲、野心过分膨胀、顽固偏执、道貌岸然、自以为是”，却也承认“总的来看，他毫无疑问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人”。但在亨利的性格中，也有一些不那么“英国”的特质。一位现代历史学家（E. F. 雅各布）认为，亨利五世有些意大利式的特质，像埃斯特家族或冈察加家族的人；佩鲁瓦则认为亨利“属于意大利暴君的时代”。

亨利做事一心一意，表现出他内心的某种紧张感。这或许是因为他对王位的继承权并非确凿无疑，尽管他不愿意，却又总是不自觉地承认这一点。他是爱德华三世第三个儿子的后代，而马奇伯爵是第二个儿子的女性支系后代。理查二世确实曾将一位马奇伯爵排在继承顺位的前列，马奇女伯爵的后代之后也将因自己的血统登上王位，建立了约克王朝。英国人都知道，金雀花王朝对法国王位的主张也是源自一条女性支系。亨利本人十分自信，可以慷慨地把马奇伯爵从监狱里放出来，也可以将理查二世重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的华丽王墓里，但这一丝疑问和不安感始终萦绕着他，使他有时近乎歇斯底里地坚持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尤其在法国，这非常不符合逻辑——还使他狂热地相信，上帝就站在他这一边。

无论如何，亨利五世必然要跨过海峡，向瓦卢瓦王朝发起进攻。他的父亲亨利四世早就想这么干了，只是受制于国内事务和自身疾病而无法实现。但现在威尔士叛乱已经平定，这位年轻的英国国王自信可以解决国内一切麻烦。他毫不费力地粉碎了约翰·奥尔德斯卡尔爵士策划的罗拉德派阴谋，把它扼杀在萌芽阶段。他还阻挡了苏格兰人的入侵，并把国王詹姆士一世囚禁在伦敦塔里。亨利或许认为，通过重启英法战争，可以使英格兰团结一心。最重要的是，法国此时仍处于持续混乱状态，在阿马尼亚克派和勃艮第派的斗争中四分五裂。对于任何一位野心勃勃的英国国王来说，这都是不可错过的良机。

1413年，以阿马尼亚克伯爵和法国骑士统帅阿尔布勒特的查理为首的阿马尼亚克派控制了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勃艮第公爵约翰躲在自己的地盘里生闷气，而他的支持者在其他地区饱受迫害和屠杀。1414年初，一支勃艮第军队试图夺回巴黎，但没有成功。阿马尼亚克派借此宣布将入侵勃艮第，废黜公爵。双方都与英国国王亨利五世进行了谈判。

勃艮第公爵约翰的使者在1414年春天来到英格兰。他表示他们只需要2000名英国士兵，并保证，一旦打垮阿马尼亚克派，就会把这一派首领们占据的加斯科尼土地送给亨利，再加上昂古莫瓦。但到当年秋天，英国人狮子大开口，吓坏了约翰公爵：他们要求收回《布雷蒂尼和约》中划分给英国的所有土地，再加上贝里地区，还要公爵承认亨利为法兰西国王。

在这段时期，亨利还同阿马尼亚克派谈判，要求娶查理六世的女儿为妻，外加1000万金克朗作为嫁妆。亨利的使者还雄辩地指出，通过女性支系继承法国王位是十分正当的。谈判一开始，亨利的要价就比《布雷蒂尼和约》要高，还在每次会谈中继续加价。与莎士比亚的描写不同，阿马尼亚克派并不小气，他们甚至急不可耐地要献出一位法国公主，还打算将阿基坦的状态恢复到1369年——虽然不包括阿基坦的主权——外加支付约翰二世剩余的赎金。但亨利执意要获得阿基坦的主权，另外还要诺曼底。阿马尼亚克派的使者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在1414年盛夏的温彻斯特，英国大法官博福特主教通知阿马尼亚克派使者：如果亨利国王得不到阿基坦、诺曼底、安茹、都兰、普瓦图、曼恩和蓬蒂厄，他就会亲自带兵前来夺取。法国使者只能失望地回国。亨利坚持认为，法国使者对重启战争负有责任，这无疑使他们感到非常气愤；他们很清楚，亨利在前一年就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了。

同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一样，亨利五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前文已经说过，亨利四世时期的王室正常收入已经比爱德华三世时代少了很多。不过，亨利五世的臣民对战争抱有很大期望，乐于借钱给他。1414年11月，在博福特主教的呼吁下，议会为亨利拨付了一笔极为慷慨的补贴款。但这笔钱还远远不够，国王又派专员到全国各地借钱，这个做法在整个亨利五世统治时期都一直存在。亨利从高级教士和修道院、贵族和乡绅、市镇团体和议员个人那里借到了无息贷款，伦敦富商迪克·惠廷顿贡献了至少2000英镑，一些小商人也拿出了一些小钱，最少的金额为10便士。与爱德华三世的贷款不同，亨利五世时期的大部分借款都得到了偿还。

亨利的军队是通过契约体系招募的，每个将领都须按规定的数字和比例雇用重装骑士和弓箭手。第一笔佣金通常由将领出，随后国库会把相应的钱支付给各位将领，并承担余下的佣金开支。弓箭手的装备在这100年间并没有什么变化，但重装骑士的甲胄却与克雷西和普瓦提埃战役时期有很大不同。在过去的50年间，板甲取代了锁子甲，以抵御弓箭。这时的板甲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越来越多的骑士开始徒步战斗，不再骑马。但这种铠甲无疑是十分沉重的，甚至可达66磅。这种铠甲制作精良，通常是英国贵族们从米兰或纽伦堡进口的。此外，重装骑士在战斗时更多使用捶击类而非砍削、穿刺类兵器，即狼牙棒、战锤或长柄斧，这些兵器需要两手握持，因此他们也不再携带盾牌。

亨利总共募集了8000名弓箭手和2000名重装骑士，此外还有一些不穿铠甲的枪骑兵和刀斧手。一支由65名炮手组成的炮兵部队作为火力支援，该炮兵部队已经筹备了两年之久。粮草、军械、马匹和船只也如上个世纪那样被大规模募集在一起。亨利五世在军事后勤学方面很有天赋，他亲自主持了整个运输行动。为确保新鲜的肉食供应，他下令将活牛、活羊运送到港口。船只由五港联盟提供，或者从别处雇用和征用。最终，亨利在索伦特海峡组建了一支由1500艘船组成的舰队。旗舰“皇家圣三一”号吨位超过540吨，船上有300名水手。亨利在海边的波切斯特城堡住了好几个星期，以一丝不苟的细致和无穷的精力筹划整个舰队的启航。

在此期间，马奇伯爵突然密谋杀害国王，企图自己登上王位（他本是理查二世属意的继承人之子）。这次“南安普敦密谋”很快败露，亨利的堂兄剑桥伯爵，托马斯·格雷爵士和王室司库、马夏姆男爵亨利·斯科罗普是这次密谋的“三恶人”。佩尔西家族和罗拉德派异端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也牵涉其中。一周之内，“三恶人”被砍头，英国国内再也没出现什么麻烦。

1415年8月11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日，亨利五世率船队启航。海上只有一丝微风，因而船队用了三天才渡过海峡。英军并没有如法国人预期的一样在加莱登陆，而是选择了诺曼底塞纳河口的谢夫德科（Chef-de-Caux），就在富裕的阿夫勒尔港外。除了几位非常亲密的近臣之外，亨利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个精挑细选的目的地。阿夫勒尔将成为亨利占领诺曼底、逆流而上进攻巴黎的基地。这就像另一个加莱，但补给线更短，更适合用于入侵法国腹地。然而，阿夫勒尔并不容易攻取，其城墙非常坚固，有26座塔楼和3座带有外堡的城门，装有活动吊桥和吊闸，城外还有一条很深的护城河。阿夫勒尔的守备队有好几百名重装骑士，司令官德斯图特维尔爵士很有能力，难以对付。当亨利要求守备队向“真正的诺曼底公爵”①  投降时，守备队讥讽道：“你什么承诺都不给我们，我们也不会给你任何东西。”

英国人在阿夫勒尔城外挖了一圈壕沟，建起围栏，舰队在塞纳河口外巡航，彻底切断了阿夫勒尔从外部取得援助和供给的一切希望。英国人还在城墙下挖攻城隧道，但法国人很善于探测隧道和进行破坏，不断挫败英国人的努力。亨利只能依靠自己的炮兵队，他的铁铸大炮有12英尺长，口径超过2英尺，用作炮弹的石球每个重达半吨，能够摧毁最坚固的砖石建筑——有时候炮弹也会裂成碎片，成为一种非常原始但杀伤力十足的“开花弹”。麻烦在于如何将这些大炮安置到位，因为阿夫勒尔的守备队也有炮，就安置在城墙上面。英军修建了土垒，在地上开沟槽，用装有轮子的平板车缓慢地推动大炮前进，车上用厚厚的木板抵御攻击。炮兵队损失惨重，最终将大炮挪到了合适的位置，开始轰击城墙。亨利五世常常整夜不睡指挥炮击。部分城墙开始轰鸣着倒塌。但过了一个月后，英军还是没能占领这个小城镇。部分原因是炎夏的热浪；部分是因为很多英军都只能睡在湿地上，喝变质的葡萄酒、苹果酒和被污染的水，痢疾和疟疾大概非常流行。很多人死于疾病，包括阿伦德尔伯爵、马奇伯爵和萨福克伯爵，以及诺里奇主教。“在这次围城中，很多人死于夜间的低温和吃腐烂的水果，一些人则是被腐尸的臭味熏死。”编年史作者卡普格雷夫②  写道。9月17日，英国人终于占领了一座外堡。

英军炮弹在城内砸毁了很多房子，造成严重伤亡，同时粮食也快被吃光了。市民们向法国王太子及廷臣紧急求援，但没有收到任何回音。9月18日，守备军请求停战至10月6日，并答应亨利，若到时还等不来援军，就向他投降。亨利却只同意等到9月22日。最终援军还是没有来，于是在9月22日，一个星期日，阿夫勒尔城投降了。亨利光着脚走进城内的大教堂，向上帝表示感恩，随后驱逐了城内所有居民：“他们把法国男人、女人和小孩全部赶走，让英国人住了进来。”富商们被送回英格兰以勒索赎金，另外2000名“稍穷一点”的人只得去鲁昂。只有最穷的人才获准留在城里，他们还须宣誓效忠英王。

亨利在法国获得了一个很有用处的基地，但他付出了惨重代价：三分之一的士兵死了，或是在攻城的过程中阵亡，或是死于疾病；很多活着的人也生了重病。亨利在把生病的人送回英国的同时，还必须在阿夫勒尔留下一支守备军。9月3日，他给波尔多市写了一封信，表示他打算沿塞纳河往南，经鲁昂和巴黎到达吉耶纳，这段旅程约几百英里远。亨利的顾问劝他说，这条路根本行不通，但他执意不回英国。亨利决心进行一场“骑行劫掠”，长途奔袭160英里去加莱。这个决策非常古怪，也许他想借此向法国人显示，作为上帝所选择的君主，法国人根本无法伤害他。10月6日，英军从阿夫勒尔出征，亨利五世和格洛斯特公爵率主力部队，约翰·康沃尔爵士率前锋军，约克公爵和牛津伯爵率后卫军。他们舍弃了炮兵部队和辎重，只带着8天的补给——这还是他们考虑到沿路可能一片荒芜、没有食物才带上的。他们根本没料到会遭遇敌军。亨利的计划是向东北方向行军至索姆河，之后沿河往东南方向到达第一个无人守卫的浅滩，渡河之后直奔加莱。

法国王太子的军队打算中途拦截亨利。他集结的兵力比亨利多好几倍，包括奥尔良公爵、波旁公爵、阿朗松公爵、布列塔尼公爵等大贵族，还有勃艮第公爵约翰的两个弟弟——布拉邦公爵和讷韦尔伯爵。王太子本人不能亲自出征。所有贵族都带着装备精良的重装骑士。在亨利离开阿夫勒尔之前，法兰西元帅布锡考特的前军很可能就与阿尔布勒特骑士统帅和法国主力在鲁昂接上了头。对他们来说，跟踪英军的动向易如反掌，因为英军一路上都在焚毁村庄——亨利五世曾经说过，没有烈焰的战争就像“没有芥末酱的腊肠”。

我们从一位随军牧师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到亨利这次“骑行劫掠”的许多细节。英军在大雨中行进，起先没有意识到后有追兵，直到沿着索姆河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浅滩之后，才发现出路已经被敌军完全堵死了。爱德华三世曾在“白底通道”成功渡河，此时这个浅滩由布锡考特亲自领兵把守。此外，索姆河正处于丰水期。10月19日，亨利终于在接近索姆河源头的两个浅滩——贝罗尼附近的贝当库尔和瓦耶讷成功渡河。弓箭手们先从贝当库尔齐腰深的河水中蹚过去，重新筑起被法军破坏的堤道；另一队在瓦耶讷也用类似的方式渡河。法军派出骑兵进攻，但被英军击退，亨利的部队得以在天黑后不久就全数渡河。10月20日，法军派出一小队传令官来亨利的营帐下战书。他们对亨利说：“我们的贵族们听闻阁下率军来袭，要占领法国的城镇和堡垒。为保卫祖国、履行誓言，许多贵族集结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要我们来通知阁下，在阁下抵达加莱前，他们将与阁下交战，向阁下的所作所为复仇。”亨利简短地回答道：“就让上帝来裁决一切吧。”他还说，无论路上发生什么，他都会抵达加莱。随后，他给每个传令官100金克朗，让他们离去。亨利这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着了敌人的道，马上下令全员摆出战斗队形——他显然认为自己随时可能遭受攻击。但法军一直没有出现。

第二天早晨，英军继续在倾盆大雨中艰难前进，狂风不断将雨滴刮进士兵的眼睛里。他们连日来都在从不间断的大雨中行军，基本没遇到什么大麻烦，每天能走18英里。10月24日，约克公爵的侦察兵在细雨中看到了法军的踪迹，他们正向英军右侧靠近，“就像一群数不清的蝗虫”。从他们的行军方向看，法军马上就会截断英军的行进队列。亨利沿着山脊摆开战斗队形，法军看到英军后，也摆好了阵形。法国人在克雷西一战中领受了很多教训，他们不会在接近天黑的时候贸然向如此严阵以待的敌军发起攻击。不过，法军还是继续前进，在黄昏时有效阻断了英军前往加莱的道路。

这时候，撤退已经来不及了。英军在泥水里拖着沉重的步伐向一个叫迈松塞勒的小村庄走去。亨利做了伪装，在布朗吉村附近过夜。他的下属只能被迫在雨中睡在屋外，一些走运的人还能找棵树，或在灌木丛下稍微躲一躲。现在英军只剩下不到6000人——约5000名弓箭手和800名重装骑士。许多人患了痢疾。因为连日在雨里行军，他们缺乏营养，只能吃一点点在野地里找到的野菜和坚果这类冰冷的食物，就连最强壮的人也非常虚弱。那天夜里，英军似乎没怎么生火。弓箭手尤其疲累，因为与重装骑士不同，很多弓箭手没有马匹，必须自己背着武器，其中还包括一个装有50支箭的箭筒和防守用的木桩。所有人都因法军庞大的规模而感到恐惧。就连亨利自己也有些动摇了，他释放了俘虏，向法军指挥官传信，表示如果他能安全到达加莱，就会归还阿夫勒尔，并赔偿他们造成的一切损失。但法国人给的条件太过苛刻：亨利必须放弃除吉耶纳之外在法国的一切权利。

亨利命令军队整夜保持静默，否则将没收骑士的马匹和盔甲，或者割掉普通士卒的一只耳朵。于是，整个英军营地都陷入了怪异的安静，只有武器师傅捶打和磨刀的声音，还有士兵向随军牧师忏悔的低语。法军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证明英军已自认失败。许多英国士兵很可能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听到敌营那边传过来充满自信的嘈杂声，对方约有4万到5万名重装骑士！这时，亨利派出侦察兵勘察战场。

次日清晨，两军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大雨终于停了，但脚下的田地还是一片湿滑的泥泞——有些地方的泥浆一直没到膝盖。亨利命令他满身泥污的士兵在一片刚收割过的小麦田里列队（队形类似爱德华三世在克雷西战役中用过的那一种）。他自己率领中军，约克公爵率右军，嘉德勋章骑士卡莫伊斯勋爵率左军。重装步兵分为3个战队，每个战队之间是突出的弓箭手楔形队。弓箭手主力在侧翼形成两个角，站得稍稍靠前，方便在法军进攻中军时往中间射击。亨利没有留后备队，但英军两翼都有树林作为掩护。

法军的阵列在英军正北方，也是夹在两片小树林中间，其中一片树林紧挨着特拉姆库尔村，另一片挨着阿金库尔村。这个位置选得很不好，不仅过于狭窄，而且前面的田地还被马蹄搅了个稀烂。法国重装步兵排成了长长的两排，手持锯短了的长枪，余下的重装骑士则骑着马留在后面和两侧。炮兵部队也排在两翼，但被混乱的重装骑士挡住了。而重装骑士发现自己沉重的盔甲在泥地里就是个累赘。布锡考特元帅和阿尔布勒特骑士统帅是名义上的总指挥官，但实际上法军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指挥系统或领导体制。不过，法军还是足够理智的，知道要等待英军主动进攻。

亨利举行了三场弥撒，在圣餐仪式之后向全军发表演讲。他说，“我来到法国夺取我应得的遗产”，而法国人已经发誓要切断每个英国弓箭手右手的3根手指，“让他们再也无法射出一箭”。尽管亨利的坐骑只是一匹灰色小马，但他头戴镀金的头盔，上面还有缀满珍珠、红宝石和蓝宝石的金冠，形象一定十分伟岸，令人印象深刻。他的军队回喊道：“陛下，祈祷上帝为您带来长寿，使您无往不胜。”毫无疑问，士卒们都非常爱戴亨利，相信他的才智，认为他一定能将自己从眼前的危难中拯救出去。

亨利希望法军先动手，好让其弓箭手发挥最大效用。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法军依然按兵不动。大约9点，亨利命令托马斯·厄平厄姆爵士（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骑士”）率侧翼弓箭手向前，挺进敌军的攻击范围内。随后，亨利命令其余的部队向前挺进——“掌旗手前进！以耶稣、圣母玛丽亚和圣乔治之名！”英军在胸前划了十字、亲吻土地之后，步履整齐地向前越过烂泥地。大部分弓箭手“没有甲胄，只穿着紧身短上衣，把裤腿卷到膝盖上，腰带上挂着短柄斧、战斧或长剑；一些人光着脚，头上什么都没戴，一些人则戴着熟皮小帽”。他们在距敌军不到300码的地方停住了，把尖木桩往身前一插，便开始射击。英军的箭雨既迅速又密集，法军都低下了头，不敢抬眼。法军侧翼的重装骑士铤而走险，向英国弓箭队发起冲锋。如往常一样，弓箭对马匹的伤害最大，很多马开始不受控制地四处乱窜，那些冲到英军阵前的马又被6英尺高的木桩刺穿了——这些木桩和马的前胸一样高。

随后，法军第一排重装步兵组成一个长条方阵，希望以此减少箭雨造成的人员损失。之前的骑兵把田地踩得更烂，他们只能在厚厚的烂泥中缓慢地拖着脚走。英军侧翼的弓箭手开始不间断地向法国方阵两侧射击，羽箭发出恐怖的咻咻和锵锵声，造成很大伤亡。法军好不容易来到英军阵前，其队列已经乱七八糟、挤作一团，厚厚的烂泥严重拖慢了行军速度，他们几乎停了下来。法军既无秩序，又缺乏机动性，正是这两点导致其输掉了战斗。

尽管如此，法军的第一波攻击还是让亨利五世指挥的中军前排的重装骑士后退了几步，几乎要摔倒在地。亨利立即命令弓箭手放下长弓赶来支援步兵，他们“拿起长剑、手斧、木槌、战斧、钩镰和其他武器”向敌人扑过去。战场上的泥泞对弓箭手十分有利，他们可以在笨重的法国士兵身边轻巧地移动，穿过甲胄的关节部分刺杀或砍翻敌人。一些法国重装骑士像被掀翻了的螃蟹一般无助地躺在泥水里奋力扭动，直到英国弓箭手打开他们的面罩，用匕首刺进他们的头部。大多数重装骑士都被淹死在烂泥里，或者被倒下的同伴压在身上窒息而死。

法军的第二排重装骑士还是排成长条方阵，以同样混乱的状态进入战场，遭到英军迎头痛击。英军现在已经站在法国人的尸堆上了。法军将领阿朗松公爵像一头雄狮一样英勇战斗，将格洛斯特公爵和亨利五世都击倒在地——实际上，他已经从亨利的王冠上削下一片花形装饰——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他摘下头盔向亨利投降，却迅速被一名发狂的英国骑士用战斧砍死。布拉邦公爵来迟一步，他的上衣已经不见了，只披着一件传令官的无袖制服，被英军缴了械；因为没人认出他的身份，公爵惨遭割喉。只过了半个小时，法军的第一、第二纵队就被消灭了，某些地方尸体堆得比人还高。英军把尸体翻来翻去，寻找战利品，看看有没有哪个值钱的俘虏还活着，找到之后就把俘虏送到后方。不久之后，亨利五世和其他指挥官就下令全军退回原地。剩下的法军仍旧是个威胁。

亨利等待第三波攻击时，有人忽然高声宣告法军援兵到了！这时，他发现几百个农民正在袭击英军的辎重。亨利立即下令处死所有俘虏，只留下位阶最高的几位。负责看守俘虏的人心疼赎金，不愿下手，亨利就调来200名弓箭手执行命令。一位都铎时代的历史学家说，法国俘虏“被匕首刺穿，被战斧砍开头颅，被木槌砸死”；为确保他们死透，他们还被“极其残忍地开膛破肚”。有一群人被关押在谷仓里，英国人则点燃谷仓将他们活活烧死。英国作者往往试图粉饰亨利的这种战争暴行，说这是“当时的惯例”，但实际上以中世纪的标准来看，杀死已经投降、毫无武装并期待获赎的贵族是一种极其恶劣和残暴的行为。

第三波攻击最终没有到来。剩余的法军兵力仍然比英军多，但这些重装骑士被眼前的屠杀吓坏了，他们拒绝进攻，骑马离开了战场。在不到4小时的时间里，英军出人意料地打败了兵力数倍于己的敌人。法军损失了1万人，其中包括阿朗松公爵、巴尔公爵和布拉邦公爵，大统帅阿尔布勒特（其同僚布锡考特元帅作为俘虏活了下来），讷韦尔伯爵以及另外6名伯爵，120名男爵和1500名骑士。英军损失约300人，其中唯一重要的人物是亨利五世的堂兄、肥胖的约克公爵——他摔倒在地，身上压着许多尸体，不幸窒息而亡；除此之外，还有萨福克伯爵和六七名骑士。不过，很多士兵受伤严重，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亨利五世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他的“膝弯”（in the hammes）受伤了。

亨利国王并没有黑太子那样的骑士风度。当晚，那些位阶较高的俘虏们须在桌旁服侍他用餐。英军又打起了那些还躺在战场上的法军伤者的主意。只要是还有点小钱、可以站起来走路的人都被集合起来，那些没钱或伤得特别严重的就被割了喉咙。第二天，英军满载着从尸体上获得的战利品继续向加莱进发，还拖着1500名战俘。雨又下了起来，这支部队又湿透了，比之前还要饥饿，终于在10月29日到达加莱。在那里，亨利五世受到热烈欢迎，但他的部下却没有得到英雄该有的待遇。有些人甚至被拒绝入城。加莱人提供给他们的水和食物都要价极高，很快就把他们的战利品和富有的俘虏骗光了。（亨利把价值最高的几位俘虏据为己有，赎金一个子儿都不给别人。）

这支队伍再也没有力气征战了，于是亨利于11月中旬启程返回英格兰。11月23日，他进入伦敦，受到伦敦市民狂热的欢迎。人们在街上搭台演戏、盛装游行，还举行舞会、演讲，大唱颂歌——包括那首有名的《阿金库尔颂歌》。喷泉式饮水器里流的都是葡萄酒。全英格兰都陷入了这种乐观情绪，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亨利为新的远征筹款简直易如反掌。亨利还进入圣保罗大教堂，感谢上帝的恩赐。

佩鲁瓦认为，事实上阿金库尔战役并不具有决定性——这只不过是又一次“骑行劫掠”而已。但亨利决心再现阿金库尔的胜利。他最大限度地利用阿夫勒尔这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果实，采取向商人和手工业者提供免费住房等刺激措施，希望他们到阿夫勒尔定居，把它变成诺曼底的“加莱”。

141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来到英格兰，住进威斯敏斯特宫，希望英法两国媾和，以促进教会的统一。他的真正目的是弥合教会的大分裂——这次大分裂在1417年马丁五世被选为教宗之后结束。然而，西吉斯蒙德同亨利五世签订了一项互助联盟的协定。这对勃艮第公爵约翰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决定同英国人结盟，在当年10月到加莱面见亨利五世。勃艮第公爵同意做亨利五世的封臣，并承认亨利是法兰西国王，承诺助其废黜查理六世。

亨利五世不仅进行了这一系列外交动作，他还着手打造一支强大的海军。1417年底，“国王舰队”的规模达34艘，而1413年还只有6艘。有的战船体量非常大，一艘名为“圣灵”的船吃水量高达740吨。1430年，一位佛罗伦萨的船长在南安普敦看到了亨利五世的大柯克船“神恩”号，他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壮丽的工程。我测量了第一甲板上的桅杆，其周长21英尺，高195.5英尺。船头的甲板距水面约50英尺，据说当船在海上航行时，人们会在船头加盖一层走廊。这艘船总长约176.5英尺，宽约96英尺。”除柯克船外，亨利五世的舰队里还有7艘被俘虏的热那亚克拉克帆船和约15艘巴林杰船——一种配有划桨的平底帆船。亨利还在巴约讷订购了一艘大船。他委托一位名叫威廉·索波的富商在南安普敦建造了一个海军基地，就像位于法国鲁昂的大造船厂一样，有一个码头和仓库。附近的汉布尔还有一些仓库和木制堡垒，船只可以躲藏在这些堡垒后面。“国王舰队”的管理员负责造船、改装，还要供应装备、支付船员的薪水，甚至还需要安排用于运输和巡逻的船只。

亨利五世的海上政策很快有了明显成效。1416年夏，法国人封锁阿夫勒尔，贝德福德公爵率海军击败了法国——热那亚联合舰队，俘虏了多艘敌舰，解救了被围困的阿夫勒尔港。次年，在谢夫德科附近海域，亨廷顿伯爵摧毁了法国海军的残余势力，俘虏4艘克拉克帆船，还有敌将“波旁家族的私生子”。此后，英国海军在英吉利海峡畅通无阻，为亨利再次入侵法国提供了必需的海上通道的控制权。

1417年，亨利在借款之外又从议会争取到了新的补贴，决定重启战端。在其准备活动中，有一项十分离奇却非常实用的命令。1417年2月，亨利五世下令所有郡治安官从每只鹅身上拔6根羽毛送到伦敦，给制箭的工匠做飞箭的尾羽用。当年7月，远征军启航，其规模同1415年那次大致相当，约有1万名士兵搭乘1500艘战船。不过，亨利这次远征的目的与1415年相比有所不同——他打算通过一场漫长的持久战，用围攻的方式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占领并征服法国，远征的起点就设在诺曼底。与之前一样，他隐藏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和目的地，没去加莱或阿夫勒尔，而是于8月1日在图克河口登陆，该地区位于现在的度假胜地杜维尔和特鲁维尔之间。

亨利五世没有遇到任何敌手。法国内战打得正酣，新任骑士统帅阿马尼亚克伯爵不敢走出巴黎一步，因为勃艮第公爵的军队就守在巴黎城外。如果英军能征服下诺曼底地区，就既能获得一个有用的补给基地，享受充足的粮食和牧草，又能切断从安茹或布列塔尼前来解救诺曼底的道路，优哉游哉地围攻诺曼底的首府鲁昂。8月18日，亨利五世进攻卡昂，70年前，亨利五世的曾祖父爱德华三世曾扫荡过这座城，城内居民可能对此还记忆犹新。卡昂三面环水，以奥恩河及其两条支流为天堑，还新建了坚固的城墙和巨大的堡垒。英军攻占了城郊的两座修道院，在其高塔上架起大炮。火炮对准防御工事砰砰射出石弹和装着易燃材料的空心铁球——一种早期的炮弹。亨利五世的加农炮虽不太稳定，但效率出奇地高，它们最主要的缺点就是火药不太可靠。

很快，城墙上就出现了好几个缺口。亨利向法国人喊话，让他们尽快投降，否则绝不宽恕。法国人拒绝投降，于是亨利在9月4日从东面发起进攻，他的兄弟克拉伦斯公爵从西面渡河进攻。亨利旗下的一名骑士、年轻的埃德蒙·斯布林豪斯爵士从城墙上掉进沟里，法国人朝他扔燃烧的麦秆，将他活活烧死。这种恶劣行为着实激怒了英国人。克拉伦斯公爵和沃里克伯爵率领的部队在得胜后像潮水一般越过河堤，直插过来与亨利的部队会合。英军胜利后，把城内居民聚拢到市集上——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在那里展开大屠杀，至少杀死了2000人。随后，英国人开始大肆劫掠，那些有幸逃过屠杀的人不得不承受被抢劫和强奸的恐惧。两星期后，城中堡垒内的法国守备军投降了。亨利费了好大劲才恢复城内秩序，下令重修被损坏的建筑。他在堡垒里住了下来，这里成为他非常喜欢的一个住处。此外，颇具个人特色的是，亨利在堡垒中建造了一座装饰华丽的小礼拜堂，堂内布置十分精美。他还把城里最好的一批房子拨给了自己的军队住。

编年史作者巴赞记述了亨利五世和英军在诺曼底人中散布的恐惧，这也部分解释了亨利为何能取得节节胜利。利雪的居民全都逃走了，只剩下两个又老又有残疾的人。巴约迅速向格洛斯特公爵投降，几乎没有任何抵抗。10月，亨利占领了阿让唐和阿朗松。占领享有“不可攻破”之誉的法莱兹要塞花了点时间，但法军最终在1418年2月向入侵者投降了。到了春天，整个下诺曼底和从埃夫勒一直到瑟堡的科唐坦地区都被英军占领了。英军在所占土地上设立了4个行政长官（bailli ），包括在阿朗松的罗兰·伦塔尔爵士、在卡昂的约翰·波帕姆爵士、在埃夫勒的约翰·雷德克里夫爵士和在科唐坦的约翰·阿什顿爵士。这些英国地方长官（gauleiter ）由诺曼底的子爵们辅佐，即刻着手迫使当地居民服从亨利的统治。任何诺曼底人只要交出10便士并宣示效忠，就能领取一张忠心证书。卡昂成为英国在诺曼底的统治中心，英国人还在此设立了一个财政大臣，以及一个由英国人任主席的审计法庭（chambre des comptes ），并建立造币厂以亨利的名义发行铸币。许多诺曼底贵族抛弃了自己的城堡和庄园，宁愿逃走也不愿承认亨利是他们的公爵和国王。教士们的神经则没那么脆弱，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享利手下有用的官僚。

亨利五世在巴约虔诚地度过了一个四旬斋后，准备占领诺曼底其余土地。6月，他占领了卢维埃。在围城战中，卢维埃守军的大炮直接击中了亨利的营帐，所以他在胜利后吊死了8名炮手——有记录说部分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随后，亨利围攻蓬蒂拉什（Pont de l’Arche，意即“拱形桥”），英军乘皮革和柳条制成的便携小艇渡河，于7月20日占领了该城。这座著名的桥位于巴黎和鲁昂之间，横跨塞纳河，距下游的鲁昂城仅7英里。这座桥的陷落意味着，诺曼底首府鲁昂将无法从巴黎获取任何补给和援军。而英军已经控制了塞纳河口。于是，鲁昂成为一座孤城。7月29日夜，亨利在鲁昂城外扎营。

鲁昂是法国最富有、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其财富来自纺织业，以及沿塞纳河向巴黎供应的奢侈品和金器。城里有一座华丽的大教堂，3座著名的修道院，超过30座女修道院，近40座教区教堂。亨利在写给伦敦臣民的信中说“鲁昂是法国除巴黎外最令人瞩目的城市”，他并没有夸大其辞。鲁昂的城墙有5英里长，有6座雄伟的外堡和60座塔楼。城市一面是塞纳河，其余三面是一条又深又宽的沟渠，其中布满了陷阱。除此之外，城墙内部还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土垒，用来抵御炮火的轰击；守军还加深了沟渠，在城郊坚壁清野，从乡下运来大量食物储存在城内。鲁昂守军有4000重装骑士，由可畏的居伊·勒布德耶率领。好战的市民们由英勇的行政长官纪尧姆·乌德托率领，其主要武器似乎是十字弓。城里武器充足：每个塔楼里都有3门大炮，每两个塔楼之间的城墙上还有1门大炮和8挺小火炮。鲁昂对自身的坚固程度非常有信心，还为许多下诺曼底的难民提供庇护，收留了数千毫无用处只会消耗粮食的人。事实上，攻城者比被围攻者少多了。

然而，亨利也非常有自信。他在城四面各建了一座军营，并修筑了相应的防御工事，由壕沟连接在一起，还用一条大铁链拦住了塞纳河上游河道。在下游，他把船只连接在一起，构成一座桥。不久，格洛斯特公爵率3000人马前来会合，还有1500名爱尔兰轻步兵——他们持小刀或标枪，由爱尔兰圣约翰修道院院长托马斯·巴特勒修士率领。③  法国人的“清乡”策略导致补给严重匮乏，但亨利把粮食从海峡对岸运至法国，再经塞纳河运到鲁昂，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一次，从伦敦运来的补给中还包括30桶葡萄酒和1000瓶麦芽啤酒。

亨利在当地修道院设立了指挥部，这个修道院距离鲁昂城墙足够远，没有受到损坏。他在指挥部里耐心等待，直到鲁昂城民因饥饿而投降。他还在城墙的视野范围内搭建绞刑架，吊死俘虏；法国人为了反击，也在城垛上建了一个绞刑架，吊死了一名英国俘虏。鲁昂的副主教罗贝尔·德·里奈在城墙上宣布对亨利国王施以绝罚。（亨利非常愤怒，当他攻下鲁昂时，把这名牧师用铁链拴住，终生囚禁。）鲁昂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勃艮第派或阿马尼亚克派上，11月时还有谣言说，一支军队已经在来鲁昂的路上了。当然，谣言仅仅是谣言。巴黎民众发动起义，将阿马尼亚克派赶出城外、处死了大统帅，勃艮第派已经重新占领了巴黎。他们热衷于保住在巴黎的地位，根本无暇顾及诺曼底。

到了10月中旬，鲁昂城里已经开始吃马肉了。圣诞节前夕，人们开始吃猫、狗、田鼠甚至老鼠肉。“随后，他们开始吃腐烂的食物，寻找一切可以下咽的蔬菜皮——他们甚至吃草根，”当时在鲁昂城外的一位名叫约翰·佩吉的英国士兵如是说，“现在，城里人开始逐渐死去。每天都有许多人死去，他们都没有葬身之所。”守军采取了残酷的行动，“所有穷人都被驱赶出城，一次好几百人”。至少有1.2万人被赶走，包括老人和正在哺育婴孩的妇女。亨利拒绝让这些人通过，于是他们只能在寒冬腊月待在沟渠里挨饿受冻。雨不停地下，就连英军也开始可怜这些人了。“尽管他们曾与我们激烈交战，我们的士兵还是给了他们一些面包。”圣诞节那天，亨利国王破天荒地大发慈悲，命两名神父将食物和饮水送进沟渠里，鲁昂守城军也仅同意这两人接近。但这一日短暂的停战很快就结束了，沟渠里的人开始悲惨地死去。约翰·佩吉写道：“人们能看到两三岁的孩子四处乞食，他们的父母已经死了。这些可怜的人躺在潮湿的地上，哭喊着要吃的——一些人濒临饿死；一些人已经无法睁开眼睛，不再喘气；还有一些人跪在地上缩成一团，胳膊腿瘦得像小树枝。一个女人把死去的孩子搂在胸前，想把他捂暖；一个小孩努力吮吸着母亲的乳头，而母亲已经死去。活着的人已不到十分之一。人们毫无声息地死去，就像死在了睡梦中。”城里的情况也并不比这好多少。

1418年的12月31日夜，一名法国骑士在城门喊话，说守军希望同亨利谈判。1419年1月2日，守军派使者来到亨利的指挥部。待亨利举行完弥撒后，他才出现在使者面前。他痛斥守军阻止其进入自己的城市，而“这是我拥有合法继承权的城市”。他也拒绝让穷人们离开沟渠。用他的话说:“究竟是谁把这些人赶到那儿的？”（“是你们而不是我让这些人陷入如此境地。”）双方“日夜不休地谈判，晚上灯火通明”，拖了整整10天，亨利始终坚持说“我对鲁昂有继承权”。最终，双方达成协定：如果到1月19日仍没有援军来救，鲁昂守军就在当日中午投降，并向亨利支付30万金克朗赔款；但亨利须放守备军离去，条件是他们放下武器，承诺在一年之内不再同英军交战；市民只要宣示效忠，就能保留自己的房屋和财产。最终援军没有来。鲁昂投降的第二天，亨利穿黑衣骑马进入城内，姿态庄重威严，身边只跟着一个扈从。扈从手持长枪，枪尖上挂着一条狐狸尾巴——这是国王最喜欢的标志。前来围观的市民大部分瘦得皮包骨头，眼窝深陷、面容清癯，几乎说不出来话，甚至喘不上大气儿，他们的皮肤像铅一样暗淡无光。“他们看上去就像墓地里那些死去国王的雕像。”亨利循例到大教堂感谢上帝——又一次浮夸的虔诚之举。

亨利在鲁昂待了两个月，着手维修城墙，设立新的行政机构。随后，他做好了下一次征伐的准备。与此同时，他的将领们占领了另外几个诺曼底城市——芒特、翁弗勒尔、迪耶普、伊夫里、拉罗舍居永和费康。整个诺曼底海岸线上，只剩下难以攻破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到了年末，英国人已成为包括维克森在内的整个诺曼底毫无争议的霸主。此外，亨利还在7月攻占了蓬图瓦兹，巴黎已进入其攻击范围。

英国人对诺曼底的征服有点类似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征服。诺曼底当地贵族只有一小部分成为金雀花王朝的忠实臣仆，大部分都被剥夺了财产。这些财产转移到了英国人手中。仅在1418至1419年，就有6个诺曼底伯爵领地被重新分封。亨利的兄弟、继承人和左右手克拉伦斯公爵收获了三个子爵领（都是实打实的领地，而非虚爵）。亨利的叔叔埃克塞特公爵得到了阿尔库尔伯爵领，包括这个家族的所有财产和利勒博讷的一座重要的城堡。索尔兹伯里伯爵成为佩尔什伯爵。赏赐是根据等级来进行的，这些诺曼底的新贵族还需承担与领地价值相应的军事义务，例如为城镇配备守备军，为国王提供军队，以及维修用作贮藏所或军事要塞的城堡。许多将领也在类似条件下获得了城堡和庄园，不过亨利命令这些小贵族们不得离开诺曼底，否则将被处死。此外，亨利还试图对诺曼底殖民，但成效不大：约1万名英国人在阿夫勒尔港定居，还有少数人去了卡昂和翁弗勒尔。大部分诺曼底城市的房子都被没收，分给了英国人。许多英国定居者也娶了诺曼底女人为妻。但15世纪的英格兰人口太过稀少，不可能实现大规模的对外殖民。

英国新贵们在诺曼底的收入不仅来自自家产业，还包括政府职位的薪水、税收、安全通行费，以及敲诈勒索得来的“保护费”。除此之外，还有在法国其他地方征讨得来的战利品和赎金。后者不仅使大贵族受益，普通士兵也能从中分一杯羹。当时一位编年史家阿斯克的亚当写道，亨利获得胜利之后，许多法国战利品在全英格兰贩售。

诺曼底公爵领的统治机构一如往常。但8个行政长官都由英国人充任，尽管其下属的办事员仍大部分是本地人。大法官、总司库、总管和海军司令等重要职务也由英国人担任。英国人获得了当地官僚出人意料的忠实协助，通过严酷的税收和强迫贷款不断压榨诺曼底，还操纵货币（使货币贬值、收回、重铸、再发行），让诺曼底尽可能地为英国的征伐买单。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贵族率领游击队出没于丛林和洞穴，招募不堪忍受“保护费”剥削的农民，发起了抵抗运动。英国人称之为“强盗”，一旦抓住就绞死他们。但是，英国人仅凭一点点少得可怜的军队就控制了诺曼底全境。据说，1421年，亨利留在诺曼底的守备军总数约为4500人，此后减少到1500人，同时英国新贵族在各个分散据点维持着总数约为2500人的军队。这些军队听命于一名全权总督，其军饷来自英国收取的“保护费”。英国统治尽管十分严苛，却仍维持了30年。在这一代诺曼底人的记忆里，他们的君主就是英国国王。

亨利对这片“新吉耶纳”有着特殊的喜爱，这可能是因为他把自己看作征服者威廉④  的继承人。他总是带着明显的骄傲口吻谈起“我的诺曼底公爵领地”。他努力让新臣民喜欢他，注意不让统治机构过分“英国化”，还颁布许可证、保护书以鼓励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他也尝试过阻止军队四处劫掠。

占领诺曼底使英军具备了重大战略优势。这不仅是一个跳板，可以借此控制塞纳河下游粮道、扼住巴黎的咽喉，而且通过控制诺曼底海岸线，英国同波尔多的交通联系更加紧密，英吉利海峡也由第一道防线变为第二道防线，英国南部诸郡得以高枕无忧，不再担心入侵的发生。同时，法国失去鲁昂和诺曼底港口的王室船坞意味着法国再也没有海军了。亨利的新舰队派出数支中队在英吉利海峡巡航，一有机会就捕获法国商船。

但亨利五世仅把占领诺曼底看作夺回整个“遗产”的一步。法国几乎没做任何迎敌准备，贵族们仍无可救药地分裂为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两派，争斗不休。查理六世的疯病也越来越严重了。法国的先后两位王太子都在幼年时夭折，1403年出生的新王太子、未来的查理七世还很年轻，心智不成熟、体格不健美，前途并不被人看好。

英军势如破竹，勃艮第公爵约翰开始感到害怕，试图同掌控着王太子的阿马尼亚克派和解。虽然在1418年，巴黎市民起义，勃艮第派支持者杀掉了数千名阿马尼亚克派成员，重新占领巴黎，但到1419年夏，约翰公爵和王太子及其阿马尼亚克派顾问在科尔贝伊举行初步会谈，基本上达成了某种协议。

事实上，阿马尼亚克派正在谋划复仇。在1419年9月10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勃艮第公爵在蒙特罗市约讷河的一座桥上跪下行礼时，阿马尼亚克派突然发动袭击，打死了公爵，王太子似乎给了他们行动的信号。一个世纪后，一名加尔都西会修道士为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介绍勃艮第公爵在第戎的陵墓，他指着约翰破碎的头骨评论道：“英国人就是通过这个洞得以入侵法国的。” 据说，约翰的儿子（也是继承人）听到父亲的死讯后，立即倒在床上，双目圆睁、咬牙切齿，既悲痛又愤怒。勃艮第派和阿马尼亚克派的矛盾就此再也无法弥合。

阿马尼亚克派既失去了首都，又因这场谋杀引发民众普遍的不满，势力更加衰弱。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应该为法国的不幸负全责。“巴黎市民”写道：“若不是为了阿马尼亚克的荣耀，诺曼底仍会是法国的地盘，法兰西高贵的血脉不会被分隔，王国里的贵族们不会被流放，战斗不会失败，那么多优秀的人不会在阿金库尔那一夜被杀死，国王也不会失去那么多忠诚的挚友。”王太子被人们视作阿马尼亚克派的傀儡，也一并遭受责骂。正如那位第戎的加尔都西会修士所说，这次致命的分裂使亨利五世得以占领法国如此广阔的一片土地。

不过，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派的内战也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所有英国人和大部分法国人来说，百年战争的实质已转变为民族之间的战争。尤其是，英国统治阶级已不再习惯说法语——就连国王的第一语言都变成了英语。毫无疑问，15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对抗反映出一种真实的民族排外心理。至少在贞德的年代，法国人已经开始使用“戈登”（godon，源自英语god-damn，即“天杀的”）一词来指代英国人。1419年，一位不知名的卫道士写了一篇“法兰西”和“真理”之间的对话录，生动地展现了部分法国人对英国入侵者的看法：“他们发起并正在进行的战争是错误、危险和该受诅咒的，而英国人则是一个受诅咒的民族，他们反对一切善和理智，是凶恶的狼、傲慢的伪善者、毫无良心的骗子、暴君、基督徒的迫害者，他们吸食人血、像猛禽一样凶残，是只依靠劫掠过活的家伙。”对法国来说，最不幸的是勃艮第派和阿马尼亚克派相互仇视，更甚于仇视英国人。

新的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时年25岁，以中世纪的标准看已经是个完全成熟的成年人了。他自幼在佛兰德斯长大，对那里更感亲近，他喜爱奢华，相较于权术和征战更喜欢表演和马上比武，但他对法兰西的统治欲比其父还强。他对英国入侵的解决方案是与英国共同瓜分法国北部。一开始，他以为英国人会同意让他来统治整个法国北部——如果是这样，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但就算是由英国人来统治，他也能从中获得许多利益：他能用极少的代价统治法国大片区域；如果他能成为兰开斯特王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还能获得大量的权力，这比控制瓦卢瓦王朝能使他获得更多权力。1419年12月，他正式与亨利五世结盟，许诺助其征服法国。

英国人和勃艮第人开始同查理六世谈判——更确切地说，是同王后伊萨博谈判。查理六世那摇摇欲坠的宫廷设在香槟的特鲁瓦，1417年在勃艮第派的支持下，王后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与王太子敌对的政府。亨利五世和弟弟克拉伦斯公爵带着1500人从蓬图瓦兹出发，绕了一个大圈前往特鲁瓦，其间他们在圣丹尼的教堂祈祷，并从巴黎城墙脚下经过。在香槟，他给自己的军队下了一道很有特色的命令——在当地的葡萄酒中掺水。1420年5月20日，亨利抵达特鲁瓦。第二天，他就在早已拟好的协议上签了字。可怜的查理六世“还在发疯”，在会见亨利五世时似乎都不知道他是谁，但还是顺从地签了协议。根据这项协定，英国国王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和摄政（Haeres et Regens Franciae ）。伊萨博王后则开心地宣布，王太子查理是她与一名情人的私生子。亨利将迎娶查理六世的女儿凯瑟琳，婚礼在12天后于特鲁瓦举行。（根据编年史家盎格朗·德·蒙斯特雷⑤  的记载，这对新人充满激情，“很显然，亨利国王疯狂地爱着凯瑟琳”，而这位黑发法国公主“一直以来都非常渴望嫁给亨利国王”。但就算如此，两人的蜜月也是在围攻桑斯的战斗中度过的。）作为回报，亨利须占领目前仍由“伪王太子”和阿马尼亚克派控制的所有地区。当亨利登上法国王位时，须将诺曼底公爵领并入法兰西王国；在查理六世在世期间，亨利可保有诺曼底，并接受布列塔尼的“效忠”。亨利对此非常高兴，将缔结条约的“好消息”传回国内，圣保罗教堂为此举行了感恩游行。讽刺的是，亨利在有生之年没能戴上法国王冠。《特鲁瓦协定》是法国历史上的最大耻辱之一，可与1940年贝当与德国人签订的停战协定相提并论，但佩鲁瓦指出：“在卢瓦尔河以北，并没有任何人反对这项协定。”

亨利和勃艮第公爵腓力立即着手继续征服法国北部，这对那些被阿马尼亚克派剥夺了财产的人来说是个大好消息。联军围攻蒙特罗，即腓力的父亲约翰被杀害的地方，亨利在城墙下绞死了几个俘虏，以刺激守军早日投降。城破后，约翰公爵的尸体被挖出来送到第戎安葬。这次征伐的主要目的是摧毁敌军在巴黎和诺曼底之间的一切抵抗据点。其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默伦，亨利率一支近2万人的盎格鲁——勃艮第联军于当年7月团团围住默伦。这座小镇只有700名守备军，但长官阿尔诺·纪尧姆·德·巴尔巴赞是个勇敢的加斯科尼人，他决心好好利用这座城镇绝妙的防守优势。默伦横跨塞纳河，市中心和堡垒设在一座河心小岛上，城镇的三个主要部分以桥相互连通，每个部分都形成一个独立的要塞。英军尝试挖一条攻城隧道，但他们通常要在及膝深的积水中作业，法军也不断在搞破坏。在攻城隧道内，两军有好几次擎着火炬短兵相接，亨利亲自参与战斗，有一次还与巴尔巴赞本人交过手。

英国人的重型火炮——其中一挺名叫“伦敦”，是忠诚的市民捐献的礼物——也没有起到比攻城隧道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法国守备军总是很快就用装满泥土的木桶堵住了城墙上的缺口。英军中开始流行痢疾，造成了很大减员。亨利五世给巴尔巴赞送信，要他服从查理六世的命令，还把查理六世带到营地里，但性情暴烈的巴尔巴赞回击说，自己虽忠诚于主君，但绝不会承认一个英国君主。最终，默伦粮草断绝，在被围困近18个星期后的11月8日被迫投降。亨利打算绞死巴尔巴赞，但这位加斯科尼人凭借骑士精神的法则逃过一死：因为他与国王面对面交战过，成为国王的“战友”，亨利五世就不能将他处死。亨利退而求其次，把他关进了铁笼子里。但亨利还是绞死了一批苏格兰士兵，理由很牵强：苏格兰国王是亨利的囚犯和理论上的盟友，这些士兵参与反对亨利的战争，就是背叛国王。“巴黎市民”记录道：英军在默伦期间四处搞破坏，把默伦城外20里格远的乡村都翻了个遍。

1420年9月1日，亨利五世、勃艮第公爵腓力和查理六世举行了一场入城式，正式进占巴黎，开启了英国对巴黎长达15年的统治。在街道两旁，巴黎市民们向查理六世的“真儿子”欢呼，教士们高唱赞美诗；同时，三级会议通过了《特鲁瓦协定》，最高法院（the Parlement）宣布法国王太子因“可怕而邪恶的罪行”不能继承王位。蒙斯特雷描述了亨利五世在卢浮宫里过圣诞节的盛大场面，与查理六世在圣波尔宫的凄惨宫廷形成强烈对比。这位老国王又疯又脏，穿得乱七八糟，“几乎没有人照管”，被所有人遗弃，只剩下一些年老体弱的仆人和几个低阶随从。查理六世的廷臣们全跑到卢浮宫去了。这是一个艰难的冬天，粮食非常短缺，价格飞涨，面包的价格是往常的两倍，普通巴黎市民饱受饥寒折磨。巴黎的垃圾场全是来这里翻捡食物的小孩的尸体。“巴黎市民”写道，人们开始吃连猪都不屑一顾的泔水，狼群游过塞纳河，把新埋葬的尸体挖出来吃掉。在苦难中，英国入侵者的傲慢尤其令人厌恶。一位名叫乔治·夏斯特兰的勃艮第编年史家叹息道，这些英国人让巴黎变成了一座新“伦敦”，“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语言，还因他们举止粗鲁、言行傲慢。英国人走路都高高抬着头，就像一头雄鹿……”勃艮第贵族尤其不喜欢亨利冰冷又傲慢的态度；亨利还指责过法兰西元帅让·德·里拉当，因为他竟敢在回话的时候抬头直视亨利。

不久之后，亨利把巴黎留给埃克塞特公爵和500名守备军，偕王后回鲁昂过主显节，顺便向诺曼底的三级会议要钱。到了1月底，他们到达加莱，启程回多佛。

亨利五世离开英格兰3年半，回来时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臣民的热烈欢迎，到处都在举办盛装游行，到处是葡萄酒喷泉。1421年2月23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为凯瑟琳王后加冕。随后，国王与王后继续旅行，去往圣奥尔本斯、布里斯托，经赫里福德郡到什鲁斯伯里、考文垂和莱斯特。在北方，他们造访约克和林肯；在东昂格利亚，到过诺里奇和金斯林。这次旅行的真实目的是为战争筹集更多资金，特派员紧随其后，向教士、土地所有者、市议员举债，甚至还向村民和手工业者借钱。到5月初，他们总共筹集了3.8万英镑，其中2.2万英镑是由亨利的叔叔博福特主教提供的。议会当月在威斯敏斯特开会，讨论了英国臣民贫困窘迫的生活现状，但还是给亨利拨了更多的钱——普征“十五分之一”税，此外还对教士征收“什一税”。亨利一个子儿都不愿放过。第二年他去世的时候，为英国政府留下3万英镑赤字，另外还有2.5万英镑的欠债：这主要是因为战争的开销太大，而新占领地常常遭受劫掠，局势总是动荡不安，其收入无法抵销这些开支。

1421年4月，亨利五世收到了其弟、王位继承人克拉伦斯公爵战败身亡的消息。克拉伦斯公爵本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自1412年起就在法兰西土地上征战，但他生性冲动，嫉妒哥哥的辉煌战功。1421年3月22日，一个复活节前的星期六，当克拉伦斯公爵结束在曼恩河地区和卢瓦尔河两岸的劫掠，回到诺曼底的蓬蒂拉什吃晚餐时，他听说一支阿马尼亚克派军队就在附近的博热。亨利的“法兰西元帅”吉尔伯特·乌姆弗拉维爵士和亨廷顿伯爵都劝他先缓一缓，等弓箭手到齐后再发动进攻。但公爵责骂道：“要是你们害怕，就回家去守教堂墓地吧。”克拉伦斯公爵就带着不到1500名重装骑士，奔袭9英里去了博热。他一到博热，在通过库埃农河上的小桥时，就与敌军短兵相接，朝着高处的敌军发起冲锋，全然不顾自己的兵力只有敌军的一半，也不管脚下松软潮湿的土地。这支阿马尼亚克派军队里还有一支苏格兰军，由巴肯伯爵和威格顿伯爵率领。他们居高临下发起反冲锋。英军被逼退，在河岸边上重新整队，被打得七零八落。克拉伦斯公爵的头盔上有个冠饰，非常显眼，他很快就被砍倒了，手下许多士兵都被杀或被俘。乌姆弗拉维爵士和鲁斯领主与公爵一同战死，亨廷顿伯爵和萨默塞特伯爵被俘。索尔兹伯里伯爵来得稍晚，收殓了克拉伦斯公爵的遗体——这具尸体当时被装上运货马车，正准备送给法国王太子——并救回了那些还活着的人。

这次失败表明，英国人还得依靠传统的“弓箭手加重装步兵”组合才能获得胜利。一位同时代的英国人写道，自己的同胞之所以战败，“是因为他们没有带上弓箭手，而是想凭自己的力量战胜法国人。公爵被杀后，也是弓箭手赶来才捡回了他的遗体”。这次胜利对阿马尼亚克派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即便他们没占到什么长久性的便宜，但英国入侵者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被打破了。法国王太子对廷臣开玩笑说：“这下你们怎么看这些贪酒、吃羊肉的苏格兰人？”——法国人曾经很瞧不上这些勇猛的苏格兰盟友。王太子还任命巴肯伯爵为法国骑士统帅。

1421年6月，亨利五世带着4000人马回到法国，在加莱登陆后向巴黎进发，去解救埃克塞特公爵。巴黎正被阿马尼亚克派军队从三面围攻，其北面的基地是德勒，东面是莫城，南面是茹瓦尼。亨利迅速包围并拿下了德勒，随后向南进军博斯，占领旺多姆和博让西，在奥尔良城前扎营。他的补给十分紧张，没法进攻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于是3天后又转道向北占领了维尔纳夫-勒鲁瓦（Villeneuve-le-Roy）。亨利的心情很不好，攻下在鲁热蒙的阿马尼亚克派城堡后，他下令吊死了所有守备军，捣毁所有建筑，随后又淹死了其他本已逃走又被他抓回来的抵抗者。随后，亨利向莫城进军。

莫城位于马恩河的一个拐弯处，距巴黎40英里，三面都是河水，还有一面是一条沟渠。因为下着大雨，沟里河里都涨满了水。亨利10月开始围城，修建了营地，运来大炮和补给品。英军不断挖攻城隧道、发射炮弹，很快就把城墙打得破破烂烂。城内守军的首领是“沃鲁思的私生子”，他生性邪恶残忍，却是个英勇无畏的指挥官，就算城内闹饥荒也不愿投降。城外，由于连日阴雨不断、河水四溢，地上都是水，之后紧接着一场严酷的霜冻，而英军中患流行病的人数也比以往要多。据估算，约有十六分之一的英国士兵死于痢疾和天花。亨利也病了，从国内召来一个医生为他诊治。但就算疾病肆虐、冬日严寒，亨利还是坚持要留下来同战士们一起过圣诞节。对他来说，唯一的慰藉就是凯瑟琳王后于12月6日在温莎诞下一个男婴，使他有了继承人。（有传言说，当时亨利悲凉地感叹道：“生于蒙茅斯的亨利统治时间短，但得到很多；生于温莎的亨利将会统治很长时间，却会失去一切。这都是上帝的旨意，无可更改。”但这个故事其实是在一个世纪以后才被杜撰出来的。）3月初，一支阿马尼亚克军队的小部分人成功地在夜里潜入莫城，但他们的首领从墙上掉进沟里，溅起的水花声吵醒了英国人，大多数士兵都被抓住了。救援行动失败，城内守备军心灰意冷，退到了建有防御工事的市场内，还带走了所有剩余食物。1422年3月9日，莫城的其他区域向英军投降，只有守备军还在负隅顽抗。亨利的炮兵队在河心一座小岛上架起木炮台，不停地向他们开炮。最后在5月10日，历经8个月的围困之后，守备军也投降了。“沃鲁斯的私生子”被砍头，尸体吊在他曾经用来绞死市民的那棵树上。亨利还砍掉了一名曾对他出言不逊的名叫奥拉斯的小号手的脑袋。有几个抵抗者曾在城墙上击打一匹毛驴，当驴发出叫声时，他们就说这是亨利在说话，以此来嘲弄他。这些人也被关押在最恐怖的黑牢里。英国人将富有的俘虏送回英格兰，等待其亲属支付赎金，所有盘碟、珠宝和其他值钱物件都被收集起来供亨利使用。

这场围城战造成的伤害不仅限于守备军和城内居民。驻扎在莫城的英军还在附近的布里乡村地区大肆劫掠，破坏范围极广。根据“巴黎市民”的记载，许多农民在绝望中抛弃了自己的田地和亲人，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魔鬼吧，无论我们将遭遇什么，都无所谓了……他们除了杀掉我们、把我们关进监牢之外，也不能再对我们做什么了。在叛国者主宰的伪政权下，我们不得不抛妻弃子逃入森林，像四处游荡的野兽一般。”

亨利回到了巴黎。这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教士们为他的健康向上帝祈祷。他的病很可能是一种痢疾，毫无疑问是在围攻莫城期间被传染的。在前往科恩罗亚尔（通往第戎方向的一个要塞，正被阿马尼亚克派围攻）的路上，亨利突然不能骑马了，他被担架抬着，于8月10日到达万塞讷城堡。很明显，他就快死了。亨利以惯常的细致和周全为两个王国的政府安排好一切后事。他任命弟弟贝德福德公爵为法国临时摄政，兼任仍在襁褓中的亨利六世的监护人，并任命格洛斯特公爵为英国摄政。亨利告诉贝德福德公爵，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同勃艮第派的联盟，只有在勃艮第公爵腓力不愿担任摄政的情况下，贝德福德才能上任。他还下令，如果法国的形势恶化，英国须集中力量保住诺曼底。此外，亨利还强调，自己入侵法国并非为追求荣耀，只是因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并且能为两国实现永久的和平。亨利是真心相信自己能够征服整个法国，因为他宣称，如果上帝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就会前往耶路撒冷，驱逐在那里的异教徒。不过在某个时刻，他似乎又为自己能否得救而感到恐慌，他会突然喊道：“你撒谎，你撒谎，我与耶稣基督同在！”好像在同某个邪恶的精灵搏斗。1422年8月31日，亨利五世在万塞讷城堡平静地死去，年仅35岁。

①  诺曼底公爵头衔原属金雀花王朝，1204年被法国王室收回。

②  约翰·卡普格雷夫（1393——1464），英国编年史家、圣徒传记作者、经院神学家，曾编写第一部英国圣徒传记《新英格兰传奇》（Nova Legenda Angliae）。

③  这位修道院院长及许多修士都被杀了。爱尔兰轻步兵装束奇异、残暴嗜血，劫掠归来时马背上总是挂着斩下的人头，甚至还有死去的婴儿，令人印象深刻。巴特勒家族麾下还有一些爱尔兰人在兰开斯特王朝征伐法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微小而有效的作用。第四代奥尔蒙德伯爵——托马斯修士是他的私生子——参加了1412年克拉伦斯公爵的“骑行劫掠”，还参加了鲁昂包围战。他的另外两个儿子，约翰·巴特勒爵士和詹姆斯·巴特勒爵士（后来成为第五代伯爵），在15世纪30和40年代也是贝德福德公爵和塔尔博特麾下有名的将领。这些盎格鲁-爱尔兰领主们身后通常跟着一名长发、留着小胡子、披着橘红外衣、光脚行走的标枪手和几名挥舞着战斧或双刃大刀的随从，除此之外，他们也会从亲属中招募一些装备不那么奇特的“绅士”（daoine uaisle ）。——原注

④  即诺曼底公爵威廉（约1028——1087），英国国王威廉一世。1066年初，英国国王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在位）死后无嗣，哈罗德二世被推选为国王。威廉率军入侵英国，在黑斯廷斯战胜哈罗德二世，于当年末在伦敦加冕为国王，开始了诺曼王朝的统治。

⑤  盎格朗·德·蒙斯特雷（约1400——1453），法国编年史作者，生于皮卡第，有可能是一名小贵族之子。

第8章

贝德福德公爵兼法国摄政约翰

1422——1429

……我是总管法国事务的大臣。把我的铁甲拿来，我要为保护法兰西的领地而战。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

全意为您（A vous entier ）

——贝德福德公爵的座右铭

对英国人来说，亨利五世死后的7年间是百年战争中最辉煌的7年。英军继续向南部扩张，进入卢瓦尔河谷，似乎即将把整个法国都纳入婴儿国王亨利六世的统治之下。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在女婿亨利五世死亡6个星期后也死了，英国的亨利六世同时成为法国的“亨利二世”。这个二元君主国（dual monarchy）①  （可以想象一下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战时对“法兰西-英格兰国家”的幻想）运行得出奇顺畅，在某些时候，巴黎人还为这个政权忠心地奋斗。这一切全都仰赖法国摄政贝德福德公爵和他的大将军索尔兹伯里伯爵二人。

贝德福德公爵蒙茅斯的约翰在1422年刚满33岁。他在阿夫勒尔港附近的海战中担任海军司令，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哥哥亨利五世出国征战期间两次担任英国守护，还在法国参与了许多艰苦的战斗。他身形肥大，面色红润，修剪得短短的棕发下面有一个鹰钩鼻，前额和下巴都向后缩着（从《贝德福德年谱》一书中的微型画来看是这样）。尽管暴躁易怒，他也比亨利五世更通人情、和蔼可亲。他虽不是什么天才，却也是一名优秀的士兵、执政者和外交家，拥有坚定的决心。他最令人称道的品质就是忠诚，即对侄子亨利六世毫无保留的忠诚，这也体现在他的座右铭里。他完全相信金雀花王朝对法国王位的权利，也真心地爱着法国和法国人民。在这片土地上，他既是阿朗松公爵和安茹公爵，也是曼恩伯爵、莫尔坦伯爵和德勒伯爵，博蒙子爵，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领主；此外，他在这些地区还拥有许多漂亮的城堡和宫殿。为遵守自己对亨利五世许下的诺言，他提出把摄政之位让给勃艮第公爵腓力。当然，当腓力拒绝就任时，他还是松了一大口气。

索尔兹伯里伯爵和佩尔什伯爵托马斯·蒙塔古是在百年战争期间全英格兰仅次于亨利五世的最优秀的指挥官。他是亨利最喜欢的将领，获得过嘉德骑士勋章，在1419年成为诺曼底总督。他既通晓战略，也精于战术，富于想象力和原创精神，又注重实际、颇有耐心。“巴黎市民”称他为“高贵、灵巧而机智的索尔兹伯里伯爵”。此外，他还是一个全能战士，既善于管理军队，又骁勇善战，或许是英国指挥官中（除亨利五世外）第一个枪炮专家。他的下属对他既爱戴又信任，也对他的严肃军纪感到畏惧。最重要的是，他能与贝德福德公爵融洽共事。法国人都很害怕索尔兹伯里伯爵，据说他会用绳子拴住俘虏，把他们一路拖回巴黎。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中，安茹公爵说：

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亡命的杀人狂，打起仗来就像活腻了似的。

法国王太子一派可能就是这么看待他的。在这个时期，他们甚至连个稍微像样一点的指挥官都没有。

除贝德福德公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之外，还有一个英国人也非常优秀，那就是沃里克伯爵和欧马勒伯爵理查德·博尚。他非常有能力。然而尽管他长期在法国军队里服役，且勤勉尽职，却很少建立功勋。沃里克伯爵最令人称奇的一点是，他几乎是百年战争中（除王室成员外）唯一一个留下“真容”的英国指挥官。在沃里克郡留下的雕像显示，他的脸骨架很小，看起来一丝不苟，但非常威严，像一个真正的贵族，神色既优雅又傲慢。他的手也同样显示出一种傲慢的优雅。此外，在他之后的一代人中，有一位名叫约翰·鲁斯的古文物学家对他的生平做了详细记录。沃里克伯爵生于1382年，年仅20岁就率军击溃了自称“威尔士亲王”的欧文·格林杜尔的军队。1408年，他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在路上成为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和威尼斯总督的座上宾，还在维罗纳与潘多尔夫·马拉提斯塔进行了一场骑士比武，大获全胜。在回家的路上，沃里克伯爵访问了波兰，还造访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1415年，他参加了阿夫勒尔港包围战后，在加莱接待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他拒绝接收后者作为礼物送给亨利五世的一柄宝剑，表示皇帝应该亲自将礼物交给亨利国王。沃里克伯爵在诺曼底征服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参与了《特鲁瓦协定》的谈判。在不同的时期，他曾是加莱、鲁昂、莫城和博韦的指挥官，在1426至1427年间担任“国王的司令和总督、战地摄政”，也是英格兰摄政御前会议的成员，是英法二元君主国的支柱。沃里克伯爵的财富不可胜数，年收入近5000英镑，有着古老的血统——博尚家族在1268年就被封为伯爵——他还被任命为小国王亨利六世的导师。因篇幅有限，本书很少提到骑士精神，但骑士精神的理想形象却是真实存在的，而在15世纪的英国，没有谁比沃里克伯爵更具备骑士精神了。也正因如此，他后来烧死圣女贞德的行为更加耐人寻味。

索尔兹伯里和沃里克所依托的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精英团队，其中大部分人一起共事了20多年。这些人不是像沃里克伯爵一样的游侠骑士，而是专业的战士，包括威洛比·德雷斯比勋爵、塔尔博特勋爵、斯凯尔斯勋爵、约翰·法斯托夫爵士、马修·高夫爵士、托马斯·伦普斯顿爵士、托马斯·凯利尔爵士和威廉·格拉斯戴尔爵士。他们都是勇敢而残酷的战士，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四处征战、袭扰和劫掠，就算不是在打仗，也总是在军营里、马背上和要塞中生活。其中有一两个人活得很长，最后在玫瑰战争中被杀。几乎所有人都赚了一大笔钱。

很多人都受封了法国头衔，每个被收回并重新分封的头衔背后都有大片领地（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领地都有一个仍然在世的法国王太子派的合法拥有者）。这其中包括许多在法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头衔：威洛比勋爵变成旺多姆伯爵，塔尔博特勋爵变成克莱蒙伯爵，斯凯尔斯勋爵则变成沙特尔主教区代理②  。这类分封也不仅限于贵族阶层。约翰·法斯托夫爵士被封为锡耶——勒纪尧姆（Sille-le-Guillaume）男爵和萨尔特河畔拉叙兹（La Suze-sur-Sarthe）男爵，马修·高夫爵士被封为库隆斯男爵和蒂利耶尔男爵。人人都渴望拥有这样的伯爵和男爵头衔。

除了一些王太子派占据的孤零零的飞地外，“亨利二世”③  最终为整个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所承认。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被勃艮第公爵控制——他占领了香槟的绝大部分——而布列塔尼则处于布列塔尼公爵约翰五世的独立统治之下。在其面积最大的时期，英国人直接控制的地区有诺曼底（包括“征服之地”——塞纳河谷其余地区——以及曼恩和安茹）、巴黎乃至“法兰西岛”、一部分香槟和皮卡第，当然还有加莱海峡地区和吉耶纳。法国王太子勉强控制着其他地区。他的御前会议位于普瓦提埃，但宫廷有时候则位于布尔日，因此人们不乏轻蔑地称他为“布尔日国王”。实际上，他几乎不住在那儿，而是不断在几个城堡之间搬来搬去。

英法二元君主国的疆域同英格兰彻底分开，在一小部分英国高级官员的监督下，设置以法国人为主的长期统治机构。尽管《特鲁瓦协定》规定诺曼底须并入法国，但诺曼底（包括“征服之地”、曼恩和安茹）仍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由鲁昂的一个咨议会管理——摄政决定将其变成兰开斯特王朝的堡垒。尽管诺曼底的行政长官们都是英国人，但几乎所有其他官职都由本地人充任。贝德福德公爵竭尽全力让诺曼底人喜欢英国的统治，他鼓励贸易，在卡昂建了一所大学，还以其侄子亨利六世的名义铸造了一枚漂亮的金币——“萨律”④  。

巴黎政府很独特。它就像“英法二元君主国的秘书处”，在英国守备军驻扎前就把官僚体制内的王太子同情者清理得干干净净，同英国人合作起来也没有任何别扭之处。一些勃艮第官员在鲁昂、伦敦和巴黎都工作过。贝德福德公爵在巴黎期间都住在杜尔纳尔宫，他在那里大宴巴黎名流，1428年6月的一次宴会就有8000名宾客。“巴黎市民”说，贵族、教士、“各学科教授、最高法院里的律师、巴黎商会会长、夏特莱（the Châtelet）⑤  的官员、商人、市政官乃至市民”都被邀请赴宴。摄政尤其注意同大学、最高法院和所有显贵人物保持良好的关系。

尽管贝德福德公爵竭尽全力提高金雀花王朝的受欢迎度，但他仍不断压迫臣民，让他们为战争出力。巴黎的税负十分沉重，诺曼底的负担更甚于此。“毫不夸张地说，诺曼底就是兰开斯特王朝的摇钱树。”佩鲁瓦评论道。除了三级会议拨给的补贴外，诺曼底征收的还有一项盐税、一项对葡萄酒和苹果酒征收的“四分之一”税，以及对所有商品征收的销售税。此外，他们还征收警戒费，这是一项拨给军队使用的炉灶税。在1428年爆发的战争危机期间，税赋更加沉重。农民们还要遭受英国守备军的欺凌——掠夺、抢劫、绑架勒索还有保护费。除诺曼底外，英国人也在安茹、曼恩和“法兰西岛”正式或非正式地征收类似钱财。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国人越来越贪婪，税收和掠夺也越发具有压迫性。

英国强盗和“剥皮人”（écorcheurs ）使农民的生活几乎过不下去了。在英国强盗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理查·维纳博。他在1428年来到诺曼底，起初仅带着3个重装骑士和十几个弓箭手，随后不断收留逃兵，迅速建立起一支大军，攻占了萨维尼的西多会修道院，以此为据点四处烧杀劫掠。他最残忍的一次暴行是在法莱兹附近的维克村杀害了整个村子的居民。维纳博的队伍不过是众多此类团体中的一个罢了。“剥皮人”是一伙拦路抢劫的强盗，继承了“匪兵”的行事风格。之所以得名“剥皮人”，是因为他们常常将受害者的皮剥下来，甚至在受害者活着的时候就动手。贝德福德公爵竭尽全力保护这些不幸的村民。在诺曼底，他为村民提供武器，尝试让他们在星期日举行箭术训练。在曼恩，他亲自（为一家人或整个教区）颁发保护状，还有旅行证和安全通行证，当然办理这些证明都得缴纳一笔现金。

尽管贝德福德公爵付出了许多努力，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下的法国最终还是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废墟，受尽守备军、逃兵、“剥皮人”和王太子奇袭军的蹂躏。到15世纪20年代末，英国从诺曼底获得的收入开始大幅下降。很显然，这片新占领土不能再为战争买单了。

从一开始，勃艮第人的支持就是英法二元君主国得以运行的唯一条件。这里的“勃艮第人”不是指那些来自勃艮第的人，而是政治上的派系分野——那些更愿意在勃艮第公爵及其盟友的统治下生活，而非效忠于王太子的法国人。很多人真诚地相信，一个强有力的英国政府将终结10多年来的血腥内战，为法国带来和平。此外，他们还认为——或者说“曾”认为——英国人注定会打赢同法国王太子的战争（就像1940年贝当派也以为德国人会赢）。回忆起阿马尼亚克派的恐怖统治，所有巴黎人都害怕王太子回归后会血洗巴黎，这种恐惧也飘荡在盎格鲁-勃艮第统治区的每一个城镇。甚至在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之前，“巴黎市民”就认为，做英国人的阶下囚总要好过做法国王太子“和那些自称阿马尼亚克派的人”的俘虏。后来在描写阿马尼亚克派的征伐时，“巴黎市民”说，这些人所犯下的罪行“超出了任何人或魔鬼的界限”。这位“巴黎市民”很有可能是巴黎圣母院的一名神甫，他的视角向来既理性又正派，却也使用了诸如“比萨拉森人更坏”和“未受束缚的魔鬼”等字眼来形容他们。可惜的是，仅凭法国人对阿马尼亚克派的恐惧，英国人还不足以稳定地统治法国。

英国统治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勃艮第公爵腓力阴晴不定的性情。腓力外表英俊伟岸，却十分傲慢，脾气很坏——在暴怒中他的脸会变成青紫色——还极其易怒。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位“骑士精神的支柱”是个臭名昭著的骗子。他的话一点儿也不可靠，因为他总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尽管腓力决心巩固自己在领地内的统治，试图在低地国家获取更多土地，对法国政治也十分厌烦，但他对自己的瓦卢瓦血统感到十分骄傲，绝不会真正同意让法国被兰开斯特王朝统治。当他逐渐淡忘父亲被杀的血海深仇之后，腓力开始同法国王太子一派勾勾搭搭。他拒绝接受嘉德骑士勋章，继而拒绝向英国人宣示效忠，以此向王太子派表明意图。贝德福德公爵想尽一切办法同他保持联盟关系。

1423年4月，贝德福德公爵、勃艮第公爵和布列塔尼公爵在亚眠会面，签署了一份协议，宣示“在有生之年保持兄弟般的联盟”，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保证致力于铲除王太子势力，但没有做出任何军事上的承诺。勃艮第公爵和布列塔尼公爵都有所保留，随后二人又签了一份秘密协定，保证若其中任何一人与王太子结盟，两人的友好关系不受影响。5月，贝德福德同腓力公爵的妹妹勃艮第的安妮结婚，这起初是一桩纯粹的政治联姻，后来却变得非常幸福美满——虽然安妮“像猫头鹰一样平庸”。时人评论道：“摄政王殿下非常爱他的妻子，总是把她带在身边，随他去巴黎和其他任何地方。”安妮是一个聪明、开朗又虔诚的人，她一直努力维持丈夫和哥哥之间的联盟关系。

如果说英国人和勃艮第人之间并没有建立一个像样的战略合作关系，二者在战场上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军事协作。这种军事协作关系在1423年表现得尤为明显。两军联合攻下了勒克罗图瓦，同时，由诺福克公爵和让·德·卢森堡率领的另一支联合部队击败了王太子派将领波顿·德·桑特雷耶。英国人和勃艮第人还一起四处袭扰。不过，在法国西南部，英国人和吉耶纳人只能孤军作战，在吉耶纳边境地区开展突袭和反突袭，进入圣通日和普瓦图以及利穆赞和佩里戈尔地区。他们还必须抵挡王太子派对拉雷奥尔和“两海之间”的攻击。

双方在1423年的一次重要冲突发生在克拉旺。王太子派聚集了一支大军，其中包括一支为数众多的苏格兰分队，由苏格兰骑士统帅达恩利的约翰·斯图尔特爵士率领，还有一些意大利和西班牙雇佣军。这支军队向克拉旺进发，那是位于约讷河右岸的一个小城镇，是勃艮第公爵领边境上的一个要塞。如果克拉旺沦陷，腓力公爵的首府第戎就会暴露在敌军的攻击范围内。不过，敌人的首要目标是解救被围堵在香槟和皮卡第的王太子派守备军。守卫克拉旺的主要是当地乡绅，他们的抵抗意志非常顽强，但到7月份，他们已经把他们的马都吃掉了。“连一只可吃的猫或狗、田鼠或老鼠都找不到，”编年史家让·德·瓦夫兰记述道。

索尔兹伯里伯爵以最快的行军速度飞奔前来营救此城。在欧塞尔，他和一支勃艮第分队会师，并在当地的大教堂里召开了一次战时会议，起草了一份联合命令，这份文件一直留存至今。文件规定：英国和勃艮第各指派一名元帅；前锋由一半英国人、一半勃艮第人构成；违犯军令者可处以极刑；在战争胜利前禁止关押俘虏；弓箭手须像以往一样随身携带削尖的木桩；每名士兵都要携带两日的口粮；到了晚上，每人都必须极尽虔诚地向上帝祈祷。索尔兹伯里伯爵马不停蹄地行军，而当时骄阳似火，当军队停下休整时，重装骑士们都趴在地上纳凉。最终，他的军队扩大到约4000人。

7月29日星期五，索尔兹伯里伯爵抵达克拉旺，王太子派的军队已经在河对岸距城约1.5英里的一座小山上等待。不过，王太子军随后下山来到河岸边，这就意味着如果伯爵要向他们发起进攻，就必须先渡河，而这个举动将为他带来灭顶之灾。索尔兹伯里伯爵孤注一掷，打赌守备军会前来协助，在弓箭手的掩护下蹚过河水。与此同时，威洛比勋爵在桥上发起进攻。伯爵安全到达对岸，立即进入激烈的战斗；桥上威洛比的部队也遭到苏格兰人更为猛烈的攻击。最终王太子军开始顶不住了，此时城里的守备军——尽管因连日饥饿而有些虚弱——像伯爵预想的那样从敌军后方发起攻击。敌军溃散奔逃，在河岸和城镇之间受到夹击，最终约1200人战死，其中包括许多苏格兰人。约翰·斯图尔特爵士在失去一只眼睛后被俘。

1424年，摄政贝德福德公爵认为挥军南下、完全占领曼恩和安茹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也知道敌人正在集合一支大军，意图发起一场全面攻击。贝德福德公爵在鲁昂集合了1万兵力，派萨福克伯爵去重新夺回落入王太子派手中的伊夫里。萨福克伯爵迅速拿下这座城镇，但王太子派的守备军在堡垒中负隅顽抗，期待王太子的新军前来解围。在王太子的援军抵达伊夫里之前，贝德福德公爵带着主力部队前来增援，堡垒中的守备军终于投降。王太子派将领阿朗松公爵、欧马勒伯爵和纳博讷子爵对阿金库尔的惨败记忆犹新，不愿再战，但他们的苏格兰盟友坚持继续战斗。最终王太子派将领和苏格兰人达成妥协，决定再占领几个城镇，同时避免在战场上正面与英国人决战。8月14日，这支军队抵达诺曼底边境上的英属小城韦尔讷伊，一路上还把俘虏绑在马尾巴上拖着走。城里的居民看到这些英国俘虏，以为贝德福德公爵已经战败，立即打开了城门，这才发现这些“俘虏”都是苏格兰人假扮的。此时，贝德福德公爵已离开伊夫里前往埃夫勒，在那里，侦察部队告诉他敌人已经占领了韦尔讷伊。第二天，贝德福德出发前往韦尔讷伊。他对自己的兵力充满信心，还下令3000名勃艮第士兵离队去围攻内勒。

8月17日，贝德福德公爵在当维尔通往韦尔讷伊的路上整合部队。这条路穿过一片森林，直抵韦尔讷伊前面的一片开阔地。他大约有9000人马，其人员组成与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战役相仿，即重装骑士在中央、弓箭手在两翼。重装骑士组成两支战队，公爵亲率右队，左队由索尔兹伯里伯爵统领。他还将2000名骑射手排成预备队，跟在部队后面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位置。与此前不同的是，为保护运送给养的车队，公爵用马车围住辎重，形成一个中空的方队，跟在预备队后面。马以3或4匹为一组，前后的马头尾相接，在方队外围成一个圈，形成又一道防线。王太子的部队也在这条路上，但距韦尔讷伊更近，大约有1.7万人。他将徒步重装骑士分为两个分队，两个分队中间是弓箭手，两翼是重装骑兵，用来抵挡英国弓箭手对侧翼的进攻。其中一个分队由欧马勒伯爵率领，另一个分队由6000名苏格兰士兵组成，由道格拉斯伯爵和巴肯伯爵率领。巴肯伯爵派人送信给英国人，表明自己将冷酷杀敌、绝不宽饶。

双方都不愿先发起进攻。从清晨一直到下午4点，两军在烈日下一动不动，仍旧热得难受。最终，贝德福德公爵下令部队前进。英军全体跪下亲吻大地，呼喊着“圣乔治！贝德福德！”缓慢地稳步前进，同时故意发出低沉的挑衅声音。与此同时，王太子军中的一部分重装骑士向贝德福德公爵右翼的弓箭手发起冲锋，从他们中间直穿过去，冲到作为预备队的骑射手跟前，才被拦了下来。许多英国士兵转头就逃，贝德福德公爵的部队仍不情愿地向欧马勒伯爵的部队前进。欧马勒伯爵的部队也在呼喊着“蒙茹瓦！圣丹尼！”前进。两支部队就像一群没有脸的钢铁机器人一般，反射着耀眼的阳光，战斗口号从一个个头盔下传出，带着空洞的回响。两军一交手，就传出一片嘈杂的钢铁碰撞声，战斗的激烈程度甚至让当时的人都感到震惊。编年史家让·德·瓦夫兰亲身经历了这场战斗，他写道：“死者和伤者的血洒满了大地，像小溪一样四处流淌。”在45分钟里，英军和王太子军互相砍、砸、捅，没有哪一方能占到上风。贝德福德公爵本人挥舞着一把双手战斧，杀死了很多敌兵，令人闻风丧胆。“他所向披靡，无人能挡。”（这类武器能够像劈开一个现代的锡罐那样劈开一具昂贵的盔甲，甚至在战斧劈入盔甲前，盔甲里的身体就已经被击碎压烂了。）最终，王太子军开始动摇，逐渐丢失阵地。突然，他们转身以穿着沉重的盔甲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踉踉跄跄地逃往韦尔讷伊。包括欧马勒伯爵在内的许多人被赶到沼泽地里淹死了。

在左翼，英勇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几乎要被苏格兰人击败，另外600名意大利骑兵从他身边冲过去抢夺辎重。预备队的弓箭手正忙着应付从右侧突破防线而来的骑兵，无暇他顾。尽管侍从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意大利骑兵还是冲进了马车队，开始抢夺辎重、驱赶马匹。好在预备队击退了敌军，赶来驱逐这些意大利人。随后，预备队又冲上前去帮助索尔兹伯里伯爵，大声呼喊着攻向苏格兰人侧翼。与此同时，贝德福德公爵重新整队，他的队伍虽疲惫不堪，但成功击退了敌军，士气大增。他率军向苏格兰人后翼发起冲锋，将其一举击溃。英国人尤其仇恨北边的邻居苏格兰人，几乎没有留下几个活口，道格拉斯伯爵阿奇博尔德、其子马尔伯爵詹姆斯、巴肯伯爵约翰·斯图尔特都被杀了。在这场战役之后，贝德福德公爵写道：“傲慢的苏格兰人遭到了最残酷的报应。他们在当天遭遇惨败，英国人在战场上缴获了1700多件苏格兰人绣有纹章的罩袍。”此外,包括纳博讷侯爵在内,王太子军损失了1000多人。因此，敌军伤亡总数超过了7000人，阿朗松公爵、拉法耶特元帅也成为英军的俘虏。

英军只损失了1000人，但在最开始，他们一度濒临失败。很多人在王太子军发动首轮冲锋时就逃跑了，大喊着“我们完蛋了”。事后，他们发现一位名叫扬格的指挥官临阵退缩，还带走了500人。此后，他被判绞刑（吊至半死）、在水里淹死并分尸。

韦尔讷伊一战被视作第二场“阿金库尔战役”，贝德福德公爵声名更盛。王太子军的战斗力所剩无几，在战场上再也不能有什么作为。通往布尔日的道路已经打通，英军似乎不日就可以占领法国全境。但贝德福德公爵效仿其兄亨利五世，选择了一条不那么冒险的路，脚踏实地一点点完成对安茹和曼恩的征服，开始有条不紊地铲除敌方要塞。这次胜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彻底解除了苏格兰人干涉英法战争的威胁，最精锐的苏格兰士兵都死在了这场战役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王太子派对此并不感到遗憾，他们的编年史家巴赞说，韦尔讷伊战役虽是一场灾难，但好在从此摆脱了苏格兰人，他们的傲慢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在这胜利的时刻，摄政贝德福德公爵的地位突然受到削弱，原因是发生在法国之外的一些事件几乎摧毁了他同勃艮第公爵的联盟关系。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是个轻浮、不负责任的浪子，他爱上了埃诺女伯爵杰奎琳。这位女伯爵除埃诺外还拥有荷兰和泽兰，她对自己的丈夫很不满意，就抛弃了丈夫来到英国避难。格洛斯特公爵从（还住在阿维农的）被废黜的伪教宗本尼迪克十三世那里获得了一份有效性十分可疑的豁免状，娶了杰奎琳为妻，并自称埃诺伯爵、荷兰伯爵和泽兰伯爵，还在1424年率5000人马入侵这些领地。这次远征就是一场闹剧，格洛斯特公爵出了洋相，只得在年内退回英国，筹划着下一次入侵。勃艮第公爵腓力一心想得到杰奎琳的领地，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激怒他了。1424年秋天，腓力造访巴黎，当面对贝德福德公爵口出恶语，说自己已经和王太子派达成防御协定。全靠腓力的妹妹，也就是贝德福德的妻子出面斡旋——腓力也担心同自己的妹夫彻底决裂后，贝德福德会支持格洛斯特公爵——盎格鲁-勃艮第联盟才能继续维持下去。

勃艮第公爵腓力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相处的盟友。在访问巴黎期间，腓力严重冒犯了索尔兹伯里伯爵。腓力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好色之徒，有30个情妇，竟然还向索尔兹伯里伯爵19岁的夫人发起攻势（这位夫人是乔叟的孙女，是个有名的美女）。索尔兹伯里伯爵极其愤怒，发誓永不在战场上与腓力并肩作战，还打算前往埃诺协助格洛斯特公爵。

1425年末，格洛斯特公爵在英格兰又惹出了更大的麻烦。他只是英格兰名义上的监护者，真正的政府是御前会议。御前会议由大法官兼温彻斯特主教亨利·博福特执掌，他们拒绝承认格洛斯特为摄政。博福特是亨利五世的同父异母兄弟（他是冈特的约翰和凯瑟琳·斯温福德的私生子，后来因为约翰和凯瑟琳完婚而获得合法地位），是英国历史上最令人敬畏的教士之一，认为自己是最适合统治英格兰的人。不可避免地，博福特与格洛斯特不和，格洛斯特恨他夺走了自己的摄政之位。格洛斯特曾试图煽动伦敦暴民反对博福特，差点掀起了一场内战。1425年，博福特向贝德福德公爵紧急求救，求他尽快回到英格兰——“如果你耽搁了，我们就会开战，使这片土地陷入灾难。你的兄弟一定会这样做的。”博福特还提醒贝德福德公爵：“英格兰的安定是法国繁荣的基础。”结果，贝德福德公爵于1425年12月至1427年3月间远离法国，花了15个月的时间调解弟弟和叔叔之间的矛盾，无暇顾及海峡对岸的事务。尽管最终调解取得了成功，贝德福德仍始终担心格洛斯特公爵和博福特的矛盾会再度爆发。

在贝德福德公爵逗留英格兰期间，他已经很难从议会要到钱来扩充军队了。战争花销几乎没有上限，已经在英国激起了很大不满，英国人普遍认为应该由新占领土来为战争买单。远征军的规模越来越小，参军的英国人也越来越少。

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英国贵族都在法国征战。在上一个世纪，许多指挥官都出自下层乡绅，有些人的出身更加卑微；而在15世纪，高级指挥官几乎都是贵族——单单列举几个最著名的：索尔兹伯里伯爵、沃里克伯爵、萨福克伯爵，塔尔博特勋爵、斯凯尔斯勋爵。他们如此渴求战争利润，背后有一个巨大的经济动因：由于农业萧条，在世袭领地上获得的收入较此前几十年大大减少了

不过，就算没有再出现罗伯特·萨尔或尼古拉斯·霍克伍德这样的人物，上层乡绅仍持续在战争中提升财富和地位。如此可以合理地推断：与大贵族一样，他们的土地收入也缩水了，这驱使他们参与战争。威尔特郡的约翰·斯托顿爵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出生于1399年，是下院议长的儿子，也是英格兰西部一个古老家族的一家之长。约翰参加了1418年对鲁昂的围困，还有其他许多战役。到1436年，他共召集了100多个弓箭手去法国。1438年，他成为一名御前会议成员，随后多次出席御前会议，在军事行动策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提议进攻诺曼底而非吉耶纳，因为诺曼底距离更近，当然真实原因可能是他要保护自己在诺曼底的土地（诚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确认哪一块土地是他的）。约翰多次作为重要使节团的一员出访法国，还关押过那位不幸的奥尔良公爵——这位公爵是一位诗人，在阿金库尔战役后成为英国的阶下囚，于1438至1439年在斯托顿受其管辖，曾抱怨过约翰的严苛。后来，约翰成为加莱的监护者之一。1448年，约翰被封为斯托顿男爵，挨过了15世纪50年代的政治动乱，于1462年寿终正寝。实话说，他这一生过得跌宕起伏，也获得了很多财富，其中大部分恐怕来自劫掠和赎金勒索。利兰说，斯托顿壮丽的城堡（毁于18世纪，其原址位于现在的斯托海德风景园）就是用从法国掠夺来的财富建造的，城堡还带两个庭院，“内庭的正门华美异常，围得严严实实，就像一座堡垒”。斯托顿勋爵很可能只是翻修并扩展了祖上留下的庄园，但他毫无疑问也有财力再建一座新的。他还在伦敦附近买了一座雄伟的庄园，即富勒姆的斯托顿庄园，就在伦敦主教的宫殿旁边，还修建了位于萨默塞特的斯塔沃戴尔的奥古斯丁修道院的很大一部分。

还有很多人在战争中发迹。只要在法国战场上表现出色，往往就有可能在英国荣膺高位。费因斯家的两兄弟詹姆斯和罗杰战功赫赫，其中哥哥詹姆斯修建了诺尔堡，而弟弟罗杰建造了赫斯特蒙苏堡。詹姆斯曾任阿尔克队长、塞纳河区总领队，还是库尔勒孔特领主，在1446年受封为塞伊与希尔勋爵（但几年后就被杰克·凯德⑥  拷打致死）。另外一位新晋贵族苏德利勋爵也当过阿尔克队长，在法国拥有土地，在格洛斯特郡建了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豪华城堡。历史上唯一一位温洛克勋爵是一位职业军人，于1421年获得吉索尔的封地，后来参加玫瑰战争，在巴尼特被杀。他在卢顿城外建造了萨默里城堡。威廉·爱普·托马斯爵士（Sir William ap Thomas,即托马斯之子威廉）建造了拉格伦堡，约翰·蒂勒尔爵士建造了鹭厅，他们两人都在法国战斗过。约翰·蒙哥马利爵士（后来参与了抓捕贞德的行动）建造了福克博纳厅，其子建造了米德尔顿塔。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是红砖房，其修建者的品位无疑是在法国养成的。此外，这些当了领主老爷的士兵们还修建了很多漂亮的哥特式教堂，虽然总数比不过羊毛商人建造的数量。麦克法兰称它们为“战争教堂”，与“羊毛教堂”相对应。其中最有名的当数位于沃里克的圣玛丽教堂中的博尚礼拜堂，里面有死于1439年的沃里克伯爵理查德·博尚的镀金金属雕像。

赎金仍然是战争收入的一大组成部分。亨利五世曾从约翰·康沃尔爵士手中高价买下旺多姆伯爵。约翰爵士后来成为凡霍普勋爵，修建了安特希尔堡。他被E. F. 雅各布描述为“一个在勒索赎金方面具有颇高水准的投机商典型”，在1423年买卖过戈库尔勋爵和埃斯杜特维尔勋爵（8年前在阿夫勒尔战役中被俘），此外还有波旁公爵。罗兰·伦塔尔爵士⑦  在赫里福德郡建造汉普顿庭院，用的是在亨利五世历次征战中所获俘虏的赎金。沃尔特·亨格福德爵士，即后来的亨格福德男爵，在萨默塞特重建了法利·亨格福德村的城堡和教堂。利兰听说沃尔特爵士修城堡的钱来自阿金库尔的战利品，不过他至少往英格兰带回了8个昂贵的俘虏。

除赎金外，“劫掠”也是家常便饭。法国贵族们在出征时似乎一定会“体贴地”带上珠宝和家传的银盘子，而且每个英国士兵也能从“保护费”中分一杯羹。还有一些职位是带薪的，可以想见，新建立的英法二元君主国有很多官职空缺亟待填补。麦克法兰说：“亨利五世军中几乎所有骑士、扈从都在亨利六世手下谋得一官半职，并获得收入，有人甚至身兼数职。”他还说，有人掌管的土地不仅仅是一城一堡，而是有整个省那么大。这些人榨光了治下土地所有的油水。

当然，英国人也会在战争中被俘，需要支付赎金，但他们的军队打赢的战役更多——包括所有大型战役——法国人被俘的几率大大高于英国人。在英国本土，也有一些其他因素（有时这些因素更为重要）有利于累积财富、建立新的贵族领地，例如娶了更高位阶的妻子、受到国王的封赏、在本地官职中大发其财等。但在这个时期，法国财富扮演了更重要、更关键的角色；15世纪英国的“成功故事”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始于法国。

1427年3月，贝德福德公爵回到法国。一个威尔士士兵跟随着他，此人就是塔尔博特勋爵，他即将成为百年战争中最可畏的战士之一。他们带着一支新招募的小部队，兵力少得可怜，只有300名重装骑士和900名弓箭手，还有一个新的炮兵部队。英国人很幸运，在贝德福德公爵离开法国期间，王太子派没能好好利用布列塔尼公爵反水的机会。1426年，这位反复无常的阴谋家同王太子在索米尔签订了一项协议，同一时期，其弟率布列塔尼和苏格兰联军攻占了英国人在蓬托尔松的要塞，屠戮当地守备军。此外，因格洛斯特公爵介入埃诺事务，英国人和勃艮第人之间的合作也算结束了。贝德福德公爵立即展开行动。当年5月，沃里克伯爵夺回蓬托尔松。布列塔尼公爵再次倒向英国人，随后于1427年9月正式宣布遵守《特鲁瓦协定》。当年6月，贝德福德公爵偕妻子去阿拉斯造访勃艮第公爵腓力，修复双方之间的关系；贝德福德公爵叫停了一支正前往埃诺的英国远征军，并在格洛斯特公爵和勃艮第公爵之间进行调停。格洛斯特公爵放弃了埃诺的杰奎琳及其领地，并从教宗那里取得了一份证明二者婚姻无效的诏令（其主要理由是他现在希望娶杰奎琳的侍女埃莉诺·科巴姆为妻）。到1427年底，贝德福德全面恢复了英格兰——勃艮第——布列塔尼三角联盟。

1427年春天，英格兰又送来1900人马。在发动新一轮攻势之前，英军须先占领几座敌方要塞，其中就包括巴黎东南方向60英里外的蒙塔日镇。这座小镇控制着约讷河谷，建在一个易守难攻的岬角上，四周由卢万河、维尼松河团团围住，通往镇子的道路纵横交错，拖住了进攻大军的前进步伐。城内守军意志坚定，由备受镇民爱戴的拉法耶爵士统领。沃里克伯爵在通往巴黎方向的道路上扎营，将营房分布于河岸两边，确保补给线畅通。他只带着5000人马，但炮火充足，从7月15日就开始有条不紊地轰击小镇。然而6周过去了，他的进展十分有限。沃里克伯爵几乎从未想过，王太子派里居然也有这样一个出其不意让他感到棘手的指挥官。

1407年被谋杀的奥尔良公爵留下了一个私生子。⑧  此人名叫约翰，是个左撇子，后人通常称其为“仁慈勇敢的迪努瓦”——迪努瓦是他后来的伯爵封地。约翰是个身无分文的冒险家，成了职业军人，曾在博热和韦尔讷伊作战，1427年刚满24岁。9月，他和另一名优秀军人拉伊尔带着其他1600人马，被派去增援蒙塔日镇。约翰肯定曾研究过克拉旺战役，他派一名信使带着协同作战计划先行来到蒙塔日。他的人马则突然出现在镇子南边的道路上。沃里克伯爵立即带兵向他们冲锋，此时镇民打开水闸，冲垮了河上的木桥，把英军截为两段，还淹死了许多英国士兵。与此同时，守备军突然出击，从背后进攻英军。沃里克勋爵损失了近1000人马，剩下的部队也四散奔逃，丢弃了他们的大炮。

就在蒙塔日溃败的同一天，约翰·法斯托夫爵士的一支小部队也在曼恩的昂布里埃吃了败仗，整个曼恩伯爵领的人都起来反抗英国人。贝德福德公爵冷静果决地立即下令再次包围蒙塔日，并开始扑灭曼恩的叛乱。他同哥哥亨利五世一样毫不留情：拉格拉维尔镇没有按约定的时限投降，他就处决了该镇送来做担保的人质。塔尔博特勋爵也开始展现他的才能。拉伊尔占领勒芒后，塔尔博特仅用300人马就把它夺了回来，还解救了城里的守备军；随后他又占领了曼恩的战略要地拉瓦尔。到1428年春天，局面恢复如常，英军即将展开期盼已久的大举进攻。

但英国人还是很缺钱。尽管英国人进行最大限度地征税，占领地仍无法提供足够的资金，而英国议会也对贝德福德公爵的多次恳求置若罔闻。1427年7月，贝德福德公爵派索尔兹伯里伯爵回国向御前会议求救，最终伯爵拿到了2.4万英镑，其中一部分钱还是他自己出的。1428年6月，伯爵从桑威奇出海，带着450名重装骑士、2250名弓箭手、10名攻城隧道挖掘工，还有70多名石匠、木匠和制弓匠，以及一个崭新的炮兵纵列。同时，贝德福德公爵也在集结军队、搜集粮草。7月，索尔兹伯里伯爵进入巴黎。关于下一步战略目标，索尔兹伯里伯爵同贝德福德公爵有分歧：前者想占领奥尔良，扼住卢瓦尔河的咽喉，据此越河进击王太子派的心脏地区；后者则打算占领昂热，确保英军对安茹的全面控制，并把英国在法国北部的领地与吉耶纳连成一片。此外，贝德福德公爵对进攻奥尔良有所顾虑，因为如此一来便违背了协议，而且奥尔良公爵被囚禁在英格兰，这么做有违骑士精神。最终，索尔兹伯里伯爵的意见占了上风，但贝德福德公爵的担忧并没有减轻。几年后，贝德福德公爵给侄子亨利六世写信，认为金雀花家族在法国各地的统治都十分稳固，直到围攻奥尔良改变了一切，“天知道是受了什么蛊惑”。

8月中旬，索尔兹伯里开始大举进攻，占领了40多座城镇和堡垒，据他自己所说，一些是靠攻击得来的，一些则是靠其他手段得来的。这些堡垒包括卢瓦尔河上距奥尔良最近的几个城镇——下游的博让西和默恩与上游的雅尔若。10月12日，索尔兹伯里来到奥尔良城下。这座城市位于卢瓦尔河北岸，城市本身就是一道奇观。30英尺高的城墙特别长，英国人没办法用攻城器械将其团团围住，只能依赖巡逻队。城里的守备军比城外围城的军队还要多——共有2400名职业军人和3000名民兵，由曾参与了阿夫勒尔战役的戈库尔爵士统领。守备军在城墙上布置了71门炮，有的火炮可以发射重达200磅的石弹，数量也比英军的炮兵部队要多得多。英军只剩下4000人，而且这也不是最精锐的部队。他们一上岸就开始烧杀抢掠，一些人在半路就当了逃兵，还在克莱里摧毁了一处特别重要的圣迹。索尔兹伯里伯爵从勃艮第公爵那儿只雇用了150人。他并不寄希望于用这么少的人封锁整座城，城内守军也能毫不困难地获得补给和增援。这位“疯子索尔兹伯里”并不气馁，他决定从河上的主桥杀出一条血路，这座桥有350米长，从卢瓦尔河南岸延伸至奥尔良市中心。卢瓦尔河南岸这一侧的桥头筑有土垒，在第一个桥拱处还有两座巨大的防御炮塔，也被称作“图雷尔”（Tourelles，意指炮塔）。索尔兹伯里对其进行了一轮突袭，随后又进行狂轰滥炸，均不奏效，然而当得知攻城隧道挖掘工正在防御塔底下挖隧道时，塔上守军就惊慌地逃走了，还摧毁了身后的两个桥拱。

索尔兹伯里伯爵爬上“图雷尔”的第三层，进一步观察奥尔良城，确定下一步进攻方向，“他仔细地观察奥尔良的四周，内心盘算着如何包围并征服这座城”。这里有一则真实性存疑的小故事。英国将领威廉·格拉斯戴尔爵士对伯爵说：“大人，您来看看您的城市。”突然间，奥尔良城墙上有一名男学生趁守军去吃饭的空隙发射了一枚炮弹。索尔兹伯里听到响动立即弯腰躲避，石弹穿过窗户，打死了伯爵身边的一位绅士，窗户上的一根铁条被击飞了，打中索尔兹伯里的护面，把他的脸削去了一半。在一星期后的10月27日，“深受下属敬畏和爱戴的”索尔兹伯里在巨大的痛苦中在默恩死去，留下遗言请求他的将官们继续攻城。这也令他的下属十分悲伤。瓦夫兰认为，如果索尔兹伯里再活3个月，就有可能攻下奥尔良。他的死对英国人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损失。

萨福克伯爵接任指挥官一职。他是爱德华三世的债权人的曾孙，为人与索尔兹伯里伯爵大不一样。他参加过阿夫勒尔战役，也经历过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但缺乏想象力和进取精神，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实际上也相当不走运。他马马虎虎地继续围城，把“图雷尔”交给格拉斯戴尔率领的一支守备军看守，带着剩下的部队驻扎在附近城镇的冬营地。不过，塔尔博特勋爵和斯凯尔斯勋爵于12月1日将部队带回来包围了奥尔良，还修筑了用围栏围起来的60座土垒（bastilles），通讯用的壕沟将这些土垒连接起来。但作为一条封锁线，这些土垒远远不够，因为它的东北角还缺了很大一块。此外，城内守军粮食充足，还有“奥尔良的私生子”、拉伊尔、波顿·德·桑特雷耶和另外500名援军坐镇。但英军还是艰难地撑过了冬天。两军一丝不苟地遵守骑士礼仪，在圣诞节那天，萨福克伯爵给“奥尔良的私生子”送去了一些无花果，并收到了一件毛皮大衣作为回礼，“奥尔良的私生子”还借给围城军一支军乐队。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威廉·格拉斯戴尔爵士在“图雷尔”布置的守军名单，这些人的名字听起来都十分普通和现代——就算在托雷斯·韦德拉什、图卜鲁格⑨  等地也丝毫不显得奇怪。其中有托马斯·乔里、比尔·马丁、戴维·约翰逊、沃尔特·帕克、马修·桑顿、乔治·拉德洛、帕特里克·哈尔、威廉·沃恩、托马斯·桑德、迪克·霍克、约翰·兰厄姆、威廉·阿诺德、乔治·布莱克威尔以及从雷德斯代尔来的约翰·里德。

1429年2月12日，约翰·法斯托夫爵士正护送四旬斋食物——鲱鱼和小扁豆——由巴黎前往奥尔良。在让维尔附近的鲁夫赖，他得知自己即将遭到克莱蒙伯爵率领的一支4000人的王太子军的袭击，而自己手下只有500名英国弓箭手和1000名巴黎民兵（很可能是十字弓手）。他立即下令停止前进，将马车围成车阵，只留下两个狭窄的入口，插上弓箭手的尖木桩用于防御。克莱蒙用一些小型炮对着车阵轰击，造成了不小的损害。而一支由达恩利的约翰·斯图尔特爵士率领的苏格兰小分队坚持下马徒步进攻，法国重装骑士则骑着马也随他们一同前进。这部分人在英国长弓的箭雨中受阻。法斯托夫爵士抓住这个机会，令弓箭手上马（他们肯定也随身带着长枪），冲出阵外击退敌军，杀死了500人——大部分是苏格兰人。若不算上那些试图逃跑的车夫，法斯托夫只损失了4个人。巴黎民兵表现得如此忠诚，实在是令人振奋。贝德福德公爵亲自在巴黎举行感恩仪式，向民兵们致以特别的敬意。

直到1429年春天，英军围困奥尔良的行动仍没有取得丝毫进展。4月，贝德福德公爵请求御前会议再多派些人马过来，却只要到100名重装骑士。王太子派采取了一个非常机智的外交策略，以奥尔良公爵被囚禁在英国为由，把奥尔良转让给勃艮第公爵。勃艮第公爵腓力当然十分渴望得到奥尔良。贝德福德公爵虽担心打破与腓力的联盟，仍坚决表示不同意。腓力非常气愤，下令围城军中的勃艮第士兵离开奥尔良。4月15日，贝德福德公爵再次致信御前会议，哀叹军队士气低落，要求御前会议再加派援军，否则到了既无钱财、又无军力的那一天，他只能选择放弃包围奥尔良。

英军最终还是没能打破奥尔良的城墙。萨福克伯爵虽继续围困奥尔良，却也不再抱什么希望。他忘了在卢瓦尔河里放置横江锁链，因此法军一直在利用河道运输军队和物资。4月29日，一艘装满粮食的驳船从上游5英里远的谢齐出发，趁英军注意力被一次针对土垒的佯攻吸引，悄悄驶入奥尔良城。第二天，在一支小分队的护送下，援军将领手持一把小型战斧，骑着黑色战马进入奥尔良城。这就是贞德。

①  二元君主国指由同一个国王统治的两个单独的王国。本书后面提到的二元君主国主要是指百年战争中英国占领下的法兰西部分。

②  主教区代理（Vidame）是法国特有的一种封建封衔。最初是由主教在国王许可下任命的神职人员，负责管理教区内的世俗事务，后来成为一种世俗封衔。

③  原文为法语Henri，是Henry的法文拼法，指亨利六世。

④  法语为Salut，意为“致敬”。

⑤  夏特莱是位于巴黎市内塞纳河右岸的一座宫殿，这里是一个专门法庭的办公地点。该法庭从属于高等法院，但是拥有广泛的司法权。他们负责“保护王室权益、监督王室管理与执行王室正义”，并进行叛国罪案件的审理。

⑥  杰克·凯德在1450年领导了反抗英国政府的起义。起义者被英国政府高额的债务和诺曼底的陷落激怒，涌进伦敦城进行烧杀抢掠，在伦敦桥和伦敦市民进行了一场血战，被赶出伦敦，最终失败。杰克·凯德起义被看作是红白玫瑰战争的序曲。

⑦  英国16世纪的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利兰在《旅程》（Itinerary）中说：“这位伦塔尔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获得了胜利，并抓捕了大量俘虏，通过获得的收入开始在汉普顿修建新的庄园。”——原注

⑧  后文多称为“奥尔良的私生子”。

⑨  分别为葡萄牙西部城市和利比亚港口城市。

第9章

“奥尔良女巫”

1429——1435

法兰西的恶魔，被人深恶痛绝的母夜叉。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

“假冒的女巫”

——一位伦敦编年史作者

1428年，一名不识字的17岁牧羊女认为自己受到上帝的召唤，要赶走英国人拯救法国。事实上，贞德①  远远没有把英国人赶出法国，只是通过鼓动王太子派的士气，阻挡了英军的攻势，而法兰西摄政贝德福德公爵想办法抵挡住了法军的反攻。终结英国在法统治的并不是贞德。

剧作家向来喜欢将视线聚焦在贞德的审判和殉道上，很少说贝德福德公爵和英军的好话。但英军错把贞德当作魔鬼派来毁灭他们的女巫，这是情有可原的。在这之前的10年中，上帝明显是眷顾兰开斯特王朝的。现在回头看，贝德福德公爵在1434年写给御前会议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我们遭受的一次重大挫败”，他把这次失利归结为英军行伍中突然散播开的对战争正义性的怀疑，而这是“一个被称为‘少女’的魔鬼的门徒兼代理人使用黑魔法和巫术”造成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六世》的第一幕中也附和了这个观点，说贞德是“凶恶、残忍的女巫、妖妇”，还描绘了她与魔鬼讨价还价的情景。

1428年，王太子派的事业似乎要彻底失败了。英军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他们的接连胜利证明上帝就站在英国一边，人们也很难想象勃艮第派和阿马尼亚克派的裂痕能够修复。王太子派最坏的运气就是摊上了一个软弱的领袖：王太子查理的意志相当不坚定，年过30还没有一点成熟的表现。佩鲁瓦对他的描写像往常一样令人信服：“查理身体和精神的发育都有些迟滞，既软弱又粗野。他先天发育不良、虚弱无力，面容呆滞，双眼突出，眼神总是昏昏欲睡、躲躲闪闪、一副受惊的样子，鼻子又大又长，一点儿也没为他丑陋的相貌增色。”查理还被莫名其妙的恐惧困扰：他不喜欢进入房屋，害怕屋顶会塌下来砸到他（这种恐惧出现在拉罗歇尔发生的一次类似事件之后）；他也从不走上一座木桥。被母亲诋毁为私生子极大地动摇了他的意志，他甚至一度认真地考虑退位。他放手把王国交给一群贪婪的宠臣来治理，而这群宠臣忙于内斗，根本没时间和精力对付英国人。

更糟糕的是，查理的流亡宫廷内还总是发生一些邪恶的事情。查理的第一个宠臣是一名囚犯和杀妻者（还曾是查理六世的王后伊萨博的情人），他被赤身裸体地从新婚妻子的床上拖下来扔到河里淹死，死前还在苦苦哀求杀手砍下自己的右手，因为这只手已被许给了魔鬼。第二个宠臣勒加缪被乱棒打死，他的手同样被砍了下来，以防他召唤魔鬼（与勃艮第公爵约翰在蒙特罗那座桥上的遭遇一样）。如此看来，法兰西元帅吉尔·德·莱这样的撒旦教徒、弑婴者也是宫廷的一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查理自己则沉迷于占星、预言等禁术，这令其告解神父非常忧心，也为查理招致了“异端”的骂名。（像查理这样的人很容易就会相信，拥有预示未来能力的贞德是一名女巫。）不过，其中最邪恶的人或许是查理的首席宠臣、肥胖而危险的拉特雷穆瓦耶，他牢牢地掌控着查理，唯一关心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捞钱。

不过，查理周围也有一些积极因素。查理的岳母、西西里的约兰达是一位明智的妇人，一直稳定地对查理施加影响，后来查理的情妇阿涅斯·索雷尔也是如此。他身边还有一些有用的军人，如波顿·德·桑特雷耶、艾蒂安·德·维尼奥莱（其更为人知的名号是“拉伊尔”），以及“奥尔良的私生子”。其中，最一流的军人是里什蒙骑士统帅（也就是未来的布列塔尼公爵亚瑟三世），他在阿金库尔一战中容貌严重受损，看起来就像一只蛤蟆。1425年，他开始为查理作战，后来击败了政敌拉特雷穆瓦耶。里什蒙骑士统帅逐渐成为一名可畏的指挥官，还有一小群忠诚的布列塔尼人追随左右，包括安德烈·德·拉瓦尔元帅和海军司令普利让·德·科埃提维。

王太子控制的这部分法国国土也比兰开斯特王朝的那一部分富庶得多。贝德福德公爵平均每年收入10万到20万里弗尔（livre ），查理的潜在收入是他的3倍，有时甚至是5倍。这部分是因为查理控制的区域更大，受到战争破坏也相对较小。然而在查理统治初期，税收工作从未认真进行，钱也往往落入了别人的口袋。查理一度非常困窘，不得不穿带补丁的衣服。王太子查理既有财力、也有人力打败英国人，但除非发生奇迹，他才能真正打败英国人。

约1412年，贞德出生于香槟东部、默兹河畔一个叫作多姆雷米的小村庄。少女时代的贞德是一个牧牛女，相比同龄人没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她非常虔诚，花很多时间待在教区教堂里。她能看到幻象，从13岁起还能听到特别的声音，正是这声音要她拯救奥尔良。1428年5月，她的叔父带她来到一个王太子派占据的要塞，但守城将领不为所动。次年1月，她再次来到这里，守城将领便带她去见王太子，于是，贞德2月时在希农见到了查理。当时，查理藏身于廷臣之中，但贞德立马就认出了他，并告诉查理，上帝命她击败英国人，让查理在兰斯加冕为王。查理对这位装扮成男人的农家女孩充满疑惑——在15世纪，看到女人穿男装可能比在20世纪初看到男人穿女装更令人吃惊——但神学家们对贞德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没发现她有异端或是发疯的迹象，他们建议查理让贞德去奥尔良碰碰运气。

贞德已给贝德福德公爵及其官员写了一封特别的信。信以“耶稣玛丽亚”开头：“英格兰国王，自称为法兰西摄政的贝德福德公爵，以及自称为贝德福德的副手的萨福克伯爵威廉·德·拉波尔、塔尔博特男爵约翰、斯凯尔斯男爵托马斯……向天堂之主上帝派来的少女投降吧，交还你们在法国占领和蹂躏的美丽城池。”她说：“我是那天堂之主派来将你们赶出法国的。”信的结尾写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回到你们自己的土地上，否则看看这位少女将给你们带来多大伤害。”没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了贝德福德公爵对这封信的反应。

贞德随后出发前往奥尔良。她穿着盔甲，年轻的阿朗松公爵带领4000人马追随着她，热切地相信她所承担的使命。如前所述，贞德在4月底进入奥尔良，其援军主力于5月3日抵达。贞德骑着马行进在军前，身边跟随着吟唱圣歌的神父。她是在向众人表明：英国人自以为受到上帝的特殊眷顾，但这眷顾现在已归于她。几天之内，贞德的军队就突袭了英军的主要工事，占领了“图雷尔”，杀掉包括格拉斯戴尔在内的所有守军。1429年5月8日，历经90日的围攻未果，萨福克伯爵终于撤军了。英军已经寡不敌众，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证明自己仍受到上帝的眷顾。他们组成战斗队列，在城墙对面的开阔地上操演，欲刺激敌军出城迎战，但即便在此时，城里的军队仍不敢应战。随后，萨福克伯爵率军极有秩序地退去，带着一部分兵力前往雅尔若，其余则在塔尔博特勋爵和斯凯尔斯勋爵的率领下派驻默恩和博让西。

王太子派的士气开始高涨起来，阿朗松公爵立即领兵攻打英军在卢瓦尔河畔的要塞。6月12日，雅尔若陷落，萨福克伯爵在逃跑途中被捕，其守备军——那些值高价赎金的除外——一律被处死。3日后，默恩附近一座横跨卢瓦尔河的桥被法军占领，而博让西的英军被迫藏身于堡垒之内。

塔尔博特勋爵决心解救博让西的守备军。他与约翰·法斯托夫爵士在让维尔会合，总兵力加起来不过3000人多一点，而王太子派则有8000人。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也算不上是压倒性多数，但法斯托夫感到很不安，对手下的巴黎民兵尤其不信任（王太子派把这些巴黎民兵称为“假冒的法国人”），想要先行撤退等待援军，而据说援军不日即到。但好战的塔尔博特勋爵坚持继续前进。6月18日星期六，博让西守军投降的消息传来，英军开始由帕提村附近的树林撤退。贞德劝王太子军的指挥官进攻——“你们有马刺，好好利用它们！”——并保证他们将赢得一场查理完全无法想象的胜利。王太子军的侦察兵一直找不到英军的藏身地，直到一头牡鹿冲进了英军的营地，引发英军一阵喧哗，这才打破了英军的伪装。塔尔博特意识到敌人就在附近，命弓箭手在帕提南部的一个下坡路上列队，法斯托夫则命民兵在塔尔博特身后的高地上列队。王太子军的重装骑士毫无预兆地突然出现在斜坡顶部，向下方的英军弓箭手侧翼发起冲锋。塔尔博特的弓箭手队还没有安好防御用的木桩，很快就被击溃了。法斯托夫的部队随即乱作一团。塔尔博特和斯凯尔斯勋爵被捕，法斯托夫和一小队弓箭手击退了追兵，侥幸逃脱。次日，约翰·法斯托夫爵士精疲力尽地抵达科贝尔，亲自向贝德福德公爵汇报战败经过。据蒙斯特雷记载，贝德福德非常生气，甚至剥夺了法斯托夫的嘉德勋章，此后的民间传说也把这位可怜的骑士塑造为一个懦夫——莎士比亚在戏剧里以他为原型创造了法尔斯塔夫。不过，法斯托夫一直反对同王太子军正面交锋，也尽了全力指挥军队，至少还拯救了一小部分兵力，并非毫无贡献。后来，贝德福德公爵很快就把嘉德勋章还给了他，并任命他为卡昂总督。

此时，贞德的名望达到了顶峰。蒙斯特雷说，在帕提一战后，整个王太子军都相信英国人和勃艮第人在她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贞德并没有乘胜向巴黎进军，而是劝说查理随她到兰斯加冕。于是，一支1.2万人的大军集结起来，穿过英占区来到兰斯，查理便在此处加冕为法国国王。在整个仪式过程中，贞德都站在查理身边，擎着她的白色旗。仪式结束后，她便第一次以“国王陛下”来称呼查理。（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查理和负责为他施涂油礼的大主教把贞德看作一个女巫。）查理七世的加冕——现在我们必须这样称呼他了——极大地提升了王太子派的士气。勃艮第人蒙斯特雷说：“法国人这时候相信，上帝是反对英国人的。”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贞德的影响力是仅局限于一小撮宫廷军人，还是如当今一些小说描写的，她可以像个农民一样同普通士兵直接对话。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几个月内，许多法国人都认为自己在打一场圣战，英国人也对贞德和她的魔法感到害怕。

王太子派向兰斯进军给了贝德福德公爵喘息之机。此后，当查理向巴黎进军时，贝德福德公爵已经做好了准备，在8月只打了几场小型阻击战就迫使查理撤退。贝德福德公爵想尽办法刺激查理出战，给他寄去一封信，称他为“自封的国王”，与“一个无法无天、声名败坏的穿男人衣服的女人”搅在一起。但王太子派始终拒绝应战。巴黎人仍对贝德福德公爵效忠；毫无疑问，他们担心阿马尼亚克派进城后会大肆报复。9月8日下午，贞德带兵进攻圣沃诺勒门和圣丹尼门之间的城墙。这次进攻并没有得到查理麾下指挥官们的支持，他们虽跨过了第一道壕沟，却没法跨越内侧的护城河，只得在混乱中撤退。贞德在一次十字弓交火中大腿受伤，躺在空地上直至深夜。指挥官们并没有试图拯救她，也许是希望她能够就此死去。贞德的不败神话终于破碎了。查理退回吉昂，解散了军队。不过，贝德福德公爵却对贞德的进攻十分警惕，一度将法国摄政权（诺曼底地区的管理权除外）连同巴黎总督之位交给勃艮第公爵腓力。

10月，贞德再度发起攻势。她夺取了卢瓦尔河上游的圣皮埃尔-勒穆蒂耶（Saint-Pierre-le-Moutier），却没能攻下附近的拉夏里特镇。贞德也不是一味地展现仁慈，她至少有一次下令砍掉俘虏的敌军指挥官的脑袋。1430年5月，贞德转移到贡比涅。5月24日，贞德在城外的一次遭遇战中被一名勃艮第士兵从马背上拖了下来。蒙斯特雷说，英国人和勃艮第人“比俘虏了500名士兵还要兴奋，因为他们在战场上从未像畏惧贞德一样畏惧一名指挥官”。贞德于11月被移交给英国人。她在鲁昂遭到沃里克伯爵部下的粗鲁对待——他们试图强暴她，斯塔福德男爵还往贞德身上刺了一刀。

在教会法专家们漫长、不择手段的审讯后，贞德的审判于1431年2月21日开始了。诉讼方（毫无疑问，他们都说过查理七世的那些传言）指证，这位“假冒的预言家”声称自己得到了上帝的直接启示，做出预言，在其信件中擅自签上了基督和圣母的名，还声称自己一定会被拯救，这一系列行为都是对教会权威的藐视。这些指控也并非毫无道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罪名，例如穿上男子衣服扭曲自己的性别——“上帝厌恶这种行为”——以及坚称圣徒们说法语而非英语。兰开斯特王朝对法国王位的权利正当性面临严重挑战，因而贞德必须被判有罪。通过恐吓、欺骗和蓄意扭曲，法官们给贞德设下重重陷阱。1431年5月30日，法官判定贞德为屡教不改的异端，沃里克伯爵的部下将她当众烧死在鲁昂的市场上。贞德很快就死了，行刑者将烧焦的尸体拖出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这只不过是一个女人。贞德死时年仅19岁。

查理七世并没有尝试营救贞德。不过，他在20年后下令调查贞德死因，最终让教宗宣布：对贞德的判决无效。直到1920年，贞德才被封圣。至少在贞德死后的两个世纪里，英国人一直坚信贞德是女巫。贝德福德公爵在给勃艮第公爵的信中就这样写道，贞德“让许多人的心灵远离真理，转向欺骗与谎言”。

处决贞德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然而在那之后，这位来自多姆雷米的女巫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比她在世时还要多得多。15世纪60年代，弗朗索瓦·维庸②  认为贞德与其他闻名世界的女性并驾齐驱：

洛林的好姑娘贞德，

被英国人烧死在鲁昂。

而且从伏尔泰、萧伯纳到现代，许多才华横溢的作家都对这位天主教圣徒的故事着迷。法国一些传统主义者始终认为，纪念这位“小少女”（petite pucelle ）是一位真正爱国者的重要标志之一。她也以不同的方式激励了英国和美国人。不过，她最终没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即把英国人从法国彻底赶出去。

贝德福德摄政以果决的手段稳住了英法二元君主国。英国在法国的统治差点就完了，因为虽然查理没能把握机会继续进攻，但法国北部所有城镇都对查理支持者大开欢迎之门。英占香槟没能守住，曼恩也快丢了，诺曼底也爆发了起义。1429至1431年，贝德福德公爵曾在鲁昂设立总部，总部所在的宫殿名为“愉快的休憩所”，颇具讽刺意义。很多英军士兵都做了逃兵，一部分前往海峡边的港口，希望找到回英国的方式，另一部分则做了强盗。幸运的是，勃艮第公爵腓力对英国人守住了巴黎这个事实深感震撼，在其完全控制埃诺与荷兰之前——这个目标到1433年才实现——他不愿失去贝德福德公爵的友谊。

英国人为勃艮第公爵的支持付出了沉重代价。1429至1431年，腓力得到15万英镑作为报酬，此外英国人还欠他10万英镑。1431年后，腓力每月可得3000法郎（约330英镑）。另外，英国人还把香槟转让给他——尽管这个地区实际上已被王太子派占领——并支付了5万金萨律（英占法兰西在鲁昂铸造的金克朗），以换取其两个月的军事协助，共同抵抗王太子军。

慢慢地，贝德福德公爵稳定了局势。1430年6月，英军收回盖亚尔堡，并于1431年继续在各方收复失地。3月，贝德福德亲自领兵夺回科洛米耶、马恩河畔的古尔雷和蒙茹瓦。与此同时，沃里克伯爵歼灭了一支试图伏击贝德福德公爵的部队，俘虏其指挥官波顿·德·桑特雷耶和一名被视为贞德继任者的牧童（为模仿圣方济各的圣痕，他故意割伤了手和脚）。历经9个月的围攻后，贝德福德公爵于10月占领卢维埃。而勃艮第公爵却没那么成功，反而被王太子派夺走了一部分土地。

贞德掀起的宗教狂热终有冷却的一天。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王太子派对夺回疆土并没有太大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作为瓦卢瓦王朝的象征和领袖的查理的消极倦怠的天性，也因为更多战争意味着造成更大破坏。巴赞写道：“从卢瓦尔河到塞纳河，农民不是被杀就是逃走了。”他还说：“我们看到，香槟、博斯、布里、加提奈、沙特尔、德勒、曼恩和佩尔什、维克森（无论是属于法国王室还是诺曼底的区域）、博韦西、马槽乡（the Pays de Caux）的广大平原，从塞纳河到亚眠和阿布维尔，桑利斯、苏瓦松、瓦卢瓦附近的乡村地区，直到拉昂以北，甚至到埃诺，这些地区全部被毁，房屋被抛弃，田地荒芜，不见人烟，满地都是灌木和荆棘；事实上，所有植被较为茂盛的地方都长起了密密的树林。”

首都巴黎的状况也很糟糕。交通经常中断，补给线暴露在敌军的攻击下，再加上强盗和农民不断骚扰，很多巴黎市民都吃不饱饭，游荡在巴黎市郊的强盗团也经常袭击过路的旅行者。夜晚，狼群在巴黎的街上徘徊，寻找死尸和小孩。上千市民在绝望中离开了巴黎。勃艮第公爵将巴黎统治权交还给贝德福德公爵，后者在1431年1月最后一天“被众人簇拥着”回到巴黎，还带着70艘装满食物的驳船。“巴黎市民”记载道，巴黎人说,“人们400年来从未见过那么多吃的”。但这些粮食不过是杯水车薪，巴黎的饥荒越来越严重，小麦价格翻了一倍。巴黎人“不仅在私下里诅咒（贝德福德）公爵，甚至公然表达不满，后来渐渐绝望，再也不相信他那些美好的许诺了”。

贝德福德公爵决定祭出王牌。11月底，9岁的国王“亨利二世”来到圣丹尼，于12月2日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进入他的法兰西王国的首都巴黎。他发色金黄，穿着用金线织的布料缝制的衣服，骑着一匹白马穿过寒冷的街道，接受身着红缎礼服的巴黎商会会长和最高法院成员的致敬。尽管饿着肚子，巴黎人还是高呼着“圣诞”蜂拥上街欢迎国王。他们显然希望得到国王的慷慨赏赐。12月16日星期日，小国王步行进入巴黎圣母院，身边跟着一群唱圣歌的市民。教堂唱诗班前面搭起一座巨大的演讲台，其阶梯涂成天蓝色，上面钉着金色的百合花。就在这里，亨利经博福特枢机主教涂油，加冕为法国国王。可惜的是，负责整个仪式流程的博福特毫无计划，管理混乱，还特别吝啬，把一切都搞砸了。这座大教堂本来是巴黎主教的地盘，而他却只能坐在后面；整套仪式都依据英国“索尔兹伯里仪式”进行，而法国人通常使用的是高卢仪式③  ，现场的一枚镀银圣杯也被英国官员偷走了。加冕典礼的宴会现场并不比一场暴乱好多少，巴黎民众涌进举行仪式的托尼尔王宫，“一些人是为了观礼，一些人则大吃特吃，还有一些人来偷东西”，最终大学和最高法院的代表与市政官们不再试图把民众赶走。那些找到食物的人惊恐地发现，所有食物都是在周四前就做好了的，“这对法国人来说非常怪异”。后来住在主宫医院（the Hôtel-Dieu）的病患也抱怨说，从来没见过如此贫乏、微薄的赏赐。在“巴黎市民”看来，巴黎商人婚礼的油水“对那些珠宝商、金匠和其他奢侈品制造商来说，比这次国王加冕还要多得多，哪怕这次仪式还附带了马上比武等活动，且有众多英国人参加”。亨利六世在圣诞节后一日离开巴黎，并没有依照惯例赦免囚犯、减免税收。“没人公开或私下称赞国王待在巴黎的日子，但也没有哪个国王在入城和加冕时受到更高级别的待遇，尤其是考虑到巴黎人口锐减、时势艰难、正值隆冬以及粮价暴涨等因素。”这次加冕礼没有使英国统治者更受欢迎，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巴黎人。

博福特枢机主教还惹恼了贝德福德公爵。他坚持要求贝德福德公爵在国王驾临时辞去摄政职务。这不仅是对贝德福德公爵的羞辱，还阻碍其纠正博福特的错误，防止他进一步妄自尊大。

贝德福德公爵对法国有着真挚的感情，这在当时的英国人中无疑是很罕见的。“巴黎市民”说：“尽管英国统治了巴黎很长时间，我依然坚信，除了法兰西摄政贝德福德公爵外，没有哪个英国人会播种燕麦和谷物，或在家里修壁炉，他无论到哪儿都要大兴土木。他的天性一点也不像英国人，从来都不想和谁开战，而英国人总是毫无理由地向邻国宣战。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不得好死。”“巴黎市民”不是唯一一个尊敬贝德福德公爵的法国人。巴赞也承认，在“勇敢、仁慈、公正的”贝德福德公爵治理下，诺曼底比法国北部其他地区更加繁盛、人丁兴旺。他还说，贝德福德公爵“非常喜欢那些向他归顺的法国贵族，注意赠予他们应得的赏赐。在他活着的时候，诺曼底人和这个地区的法国人都非常爱戴他” 。

1432年，英国人的地位开始明显下降。2月3日晚上，借助叛徒放下的梯子，一支120人的王太子军小分队爬上鲁昂堡垒的“主塔”（the Grosse Tour），占领了这个要塞。虽然鲁昂人始终对英国保持忠诚，偷袭的王太子军在两周内也投降了（并被砍了头），但这无疑是对英国统治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3月，在棕枝主日前夜，一些王太子派士兵藏在补给马车里进入沙特尔，在一场激烈的巷战后占领了这座城。巴黎就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补给供应地。

5月，为获得主动权，贝德福德公爵包围拉尼。这座要塞控制着马恩河，其守备军持续不断地骚扰前往巴黎的车队。要塞城防坚固，两面都有马恩河作为天然屏障，于是贝德福德对其进行了封锁。8月9日，“奥尔良的私生子”和卡斯蒂利亚雇佣军罗德里格·德·维兰德兰多率援军前来解围，“奥尔良的私生子”打算故技重施，使用5年前在蒙塔日用过的战术。

8月10日这一天热得冒烟，王太子军试图攻入拉尼，英军竭力阻挡。两军在一座拱卫要塞西门的棱堡附近厮杀。英军左翼占领了这座棱堡，但右翼却被击败；“奥尔良的私生子”率领的军队猛攻英军左翼，后来要塞居民也加入战斗，又夺回了棱堡。贝德福德公爵率军再次猛攻棱堡，阻止王太子军的补给车进城，双方反复争夺，战线时而推进，时而后退。到了下午4点，贝德福德公爵很不情愿地下令收兵。这场混乱的战斗延续了8个小时，英军一些士兵死于中暑，包括贝德福德在内的每个重装骑士都疲惫不堪——脱水，满嘴尘土，被汗水迷糊了双眼，被砍杀时发出的巨响震得近乎耳聋、头昏脑涨。（贝德福德公爵在战斗中拼尽全力，这很可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永久性伤害。）贝德福德公爵只损失了300人，但在气势上却已经输了。此后天气突变，下起了暴雨，马恩河河水泛滥，又对贝德福德公爵造成进一步打击。“奥尔良的私生子”佯装调动军队向巴黎进军，贝德福德公爵受够了战斗，随即下令此战告终，于8月13日撤围，还丢弃了他的炮兵纵列。

1432年底，贝德福德公爵夫人勃艮第的安妮病倒了。11月4日，安妮在巴黎去世。根据“巴黎市民”的记述，安妮是法国最受人喜爱的淑女，“善良、美丽又年轻”。蒙斯特雷说，贝德福德公爵“内心十分悲痛”。在当时的局势下，这还是一场政治灾难。瓦夫兰说，英国人和所有支持英法二元君主国的法国人“担心这个不幸事件会使贝德福德公爵和一向疼爱安妮的勃艮第公爵腓力之间长久维持的亲密联盟渐渐疏远”。怀着同另一个强有力的勃艮第家族联姻的目的，贝德福德次年4月在悲痛中娶了另一位妻子，即卢森堡的杰凯塔。她是腓力公爵手下最富有、最优秀的将军之女，但这次婚姻没有事先取得腓力的同意，这让腓力愤恨不已。

这时，查理七世的贫困是唯一拯救了贝德福德的因素。查理无法充分利用其优越的财政条件发起一次强有力的攻势。而勃艮第公爵已经完全掌控了埃诺与荷兰，害怕查理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结盟，也担心查理与英国人达成妥协。腓力公爵开始试探性地同王太子派接触。1433年6月，腓力派使者前往英格兰，探讨全面解决英法争端的可能性，却受到冷遇。腓力没有因此而灰心。教宗使节尼科洛·阿贝尔加提枢机主教从1430年起就为双方的和平四处奔走，他也为腓力提供了帮助。

1433年6月，贝德福德公爵回到英国，试图平息议会对他无能和玩忽职守的猜疑。他的努力卓有成效。11月，下院赞扬他在法国的治理成效，认为法国臣民对他的效忠“温柔又常青”，肯定贝德福德“在战场上不辞劳苦亲力亲为，与那些最底层的骑士们一道为国王效忠，取得了许多伟大成就，值得永久纪念；尤其韦尔讷伊一战是除阿金库尔之战外这个时代英国人最伟大的功业”。上下两院都请求贝德福德公爵留在英国做国王的首席顾问，他同意了。然而，尽管贝德福德公爵在英国广受欢迎，他还是没能为这场日益被视为负担的战争筹到一分钱。

贝德福德公爵下令仔细审查王室的财政状况。他发现，1433年的赤字将近2.2万英镑，战争花费达5.7万英镑；王室债务总额已届6.4万英镑——几乎是王室年收入的3倍。贝德福德立即下令削减包括他自己在内所有官员的薪资，并请求议会每年征收一笔款项，防止国家走向破产，可惜请求并没有被议会接受。农业萧条与海外贸易低迷造成税收减少，这对兰开斯特王朝的威胁比贞德还要大得多。

这个时期的战争的花费比爱德华三世时代还要多。盔甲和武器的制作更加精良；在围城战中，大量的新式火炮对攻防双方都是必需品。维持守备军也是一项沉重的常规花费：仅加莱一地的守备军就花费了将近1.7万英镑，占英国王室总收入的一半。和平时，加莱需要780名守备军，战时，这个数字则上升为1150名。加莱指挥官一次又一次自掏腰包给饥饿的守备军发放军饷，1431年和1441年守备军两次哗变。其他地方的守备军一定也进行了多次类似哗变。大量士兵离开部队成为流寇。

不过，倘若能筹到军饷，招募士兵并不困难。每个英国大贵族都拥有私人武装，这些士兵来自“一个新兴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半贵族阶层”，他们在百年战争中获得了一点财产和地位，为军队发放的薪金而战。这类军队往往数量庞大。1453年，德文伯爵因私人恩怨同邦维尔勋爵（前吉耶纳总管）开战，据说，他召集了800名骑兵和4000名步兵。这样的部队作战经验很丰富：在亨利六世的脆弱统治下，暴力是家常便饭，《帕斯顿信札》的读者就会知道，大贵族们经常从事武装抢劫和暴力恐吓。即便如此，去法国仍比留在英国更有利可图。

1421年，两位新晋“半贵族”——扈从约翰·温特和尼古拉斯·莫利努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这份协议的文本留存至今。两人在阿夫勒尔的一座教堂里宣誓成为“战友”（brothers in arms）。若其中一人被俘，另一人须为其支付赎金，条件是赎金额不超过6000金萨律（1000英镑）。若赎金超过此数，另一人须主动投降充作人质，让被俘者回乡筹集剩余资金。两人承诺分享“在上帝保佑下（于战争中）收获的所有利润”，将所得送回伦敦，保管在齐普赛街教堂的一个保险柜里，两人各持一把钥匙，“保险柜中的金、银和盘子用于双方单独或共同在英国购买地产”。当他们退役时，所有财物在两人中平分。若一人阵亡，另一人可继承所有财物，但须支付六分之一给阵亡者的妻子，并支付其子女的教育花费，每年还须给他们20英镑生活费。这项合作协议运行良好。直至1436年，两人还不断寄钱回家购买庄园，还买了一家小酒馆——位于伦敦萨瑟克区的“野猪头”（有点像中世纪版五星级的克拉瑞芝酒店），似乎由温特负责经营。莫利努在鲁昂得到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职务——审计法庭主管。诺曼底陷落时，他还从废墟中抢救出一批财物。

1434年，英军开局不错，阿伦德尔伯爵在安茹、曼恩至卢瓦尔河一线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可喜成果。塔尔博特勋爵——英军用波顿·德·桑特雷耶把他交换出来——更加成功，占领了吉索尔、茹瓦尼、博蒙、克雷尔、克莱蒙和圣瓦勒里。但斯凯尔斯勋爵和威洛比勋爵没能击败圣米歇尔山顽强的守备军。

随后，贝德福德公爵收到巴黎商会会长来信，说若他不立即赶回，首都就要失陷。7月，贝德福德回到巴黎，收到诺曼底农民起义、反抗英国守备军的消息，卡昂和巴约也受到了威胁。这次起义是由理查·维纳博的暴行（详见第8章）激起的，他在法莱兹附近的维克村屠杀了整个村的村民。贝德福德从三级会议得到一笔特殊拨款，组织了一次全面军事行动，将维纳博同副手沃特豪斯一道俘获，带往鲁昂绞死。贝德福德希望以此平息农民的情绪，但在8月，又一个英国劫掠队在迪夫河畔圣皮埃尔（Saint-Pierre-sur-Dives）犯下了相似的暴行。农民继续战斗，用贝德福德发给他们自卫的武器反抗英国人。最终，贝德福德镇压了起义，但英占法兰西核心地区民众的敌意无疑是对英国统治的重大打击。

贝德福德公爵急需更多的钱。他召集诺曼底三级会议寻求帮助，会议同意拨给他34.4万图尔里弗尔，比以往的数额都要大，但这还远远不够。单守备军每年就要花掉25万里弗尔，此外还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花销——他们必须向负责打仗的阿伦德尔伯爵及其军队支付薪金。在离开英国前，贝德福德就向御前会议提交了一份悲观的报告，指出“战争的压力”把农民逼上“极端贫困的境地，他们很快就要无法忍受了”，因为农民不敢耕种土地、打理葡萄园、畜养牛羊。即便如此，贝德福德也没有绝望，他强调英法二元君主国的法国部分总体上是忠于亨利六世的。“在我掌管那里的这些年里，我发现陛下的大部分臣民都愿意且渴望保持对陛下的忠诚。”他建议采取三项积极的措施。一是将兰开斯特公爵领的收入（虽然兰开斯特公爵领也属国王所有，但这项收入独立于王室收入）用于在法国前线作战，尤其是用于供养200名重装骑士和600名弓箭手。二是将加莱守备军和加莱军团（Calais March）整合起来，组成一支流动预备军。三是若前两项建议得到采纳，贝德福德将从自己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维持另一支200名重装骑士和600名弓箭手组成的部队。

12月，贝德福德回到巴黎。这时英军的处境更加糟糕，严冬已经降临——“大雪日日夜夜下个不停……从来没见过如此冰冷刺骨的霜雪”。葡萄藤和果树都冻死了。葡萄酒、面粉和所有食物都贵得吓人。城市人口锐减，留下的空房子被拆掉用作柴火。1435年2月，贝德福德最后一次离开巴黎。

勃艮第公爵已准备停止对英国人的支持。他极力避免表现得不忠诚，其律师在《特鲁瓦协定》中找到了一句在法律上模棱两可的话：他们说，如果亨利五世直接继承了法国王位，就可以把王位传给后代，但他的儿子却不能直接从查理六世那里继承王位。④  1435年2月，勃艮第公爵腓力在内维尔会见波旁公爵和其他王太子派领袖，双方愉快地决定当年夏天在阿拉斯召开勃艮第人、王太子派和英国人三方会议，商定全面解决方案。

菲利普·孔塔米纳⑤  认为，百年战争期间召开的会议与战役、包围战和“骑行劫掠”一样多。这些会议通常在边境城镇召开，例如勒兰冈、格拉沃利讷，或者在某个中立城市举行，如阿维农，但有时也会在争斗的某一方境内，甚至在伦敦或巴黎。双方代表团通常由拥有王室血统的贵族率领，包括一大群官员和仆从，随团携带一车队的家具、金银餐具和粮食。除圆桌会议之外，还要举行正式的拉丁文演讲、公共宴会和私人会见。

8月阿拉斯会议召开时，贝德福德在鲁昂病得很重。他已准备让出一部分土地，但在侄子亨利六世继承法国王位这件事上绝不松口。英国使团接到其命令，表示继位一事太过神圣，不容商讨——亨利的权利来自上帝。贝德福德还坚持诺曼底属于亨利六世，而不是作为封土受封于查理七世。在长达6个星期的辩论中，勃艮第公爵腓力总是争得满脸冒汗。9月5日，博福特枢机主教率整个英国使团离开阿拉斯，三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英国人有理由怀疑，“查理和勃艮第公爵正逐渐勾结在一起”。

就在一个多星期后的9月14日，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在鲁昂去世了。“生来高贵，睿智、开明，受人敬畏和爱戴”是“巴黎市民”赠予他的墓志铭。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贝德福德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政治家和军人，却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无谓的事业中。不过贝德福德是很有机会成功的。王太子差一点就退位了，如果他退位，那么瓦卢瓦王朝下一位继任者就是奥尔良公爵查理，而他正被囚禁在英国。此外，如果勃艮第公爵腓力能更加清醒一点，他就会发现英国人是他最好的盟友，因为一个强大的瓦卢瓦王朝必定要摧毁勃艮第这个独立“王国”。贝德福德公爵用有限的资源构建的这个体系非常牢固，在他死后仍继续维持了15年。毫无疑问，他是一位非常伟大、杰出的盎格鲁-法兰西人。

第10章

“令人悲伤的消息”

1435——1450

我从法兰西带来损失、屠杀和挫折的不幸消息。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

就在这个星期三，我们听说瑟堡陷落了，现在我们在诺曼底一寸土地都没有了。

——《帕斯顿信札》

1435年9月20日，距贝德福德去世还不到一个星期，查理七世与勃艮第公爵腓力签订了《阿拉斯协定》。腓力承认查理为法国国王，获得马孔、欧塞尔、蓬蒂厄，以及索姆河沿岸各城镇、河岸以北的王室领地（这部分土地已被腓力占领）。查理结束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同盟关系，正式否认参与谋杀腓力的父亲，并保证惩罚仍然在世的暗杀者。查理还同意为老公爵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举行安魂弥撒。实际上，查理抛弃了阿马尼亚克派的残余势力。法兰西将重新结为一体。此后查理又颁布一道法令，规定：任何使用“勃艮第派”或“阿马尼亚克派”等字眼的人都将被施以烙铁穿舌之刑。

此后发生的事实证明，签署《阿拉斯协定》是勃艮第人犯下的巨大错误——这不仅意味着摧毁英法二元君主国，还将最终摧毁勃艮第。腓力公爵可能以为查理七世会比亨利六世更加依赖他。若他真是这样想的话，那就失算了，因为查理实际上非常痛恨腓力。两位劝说公爵抛弃英国人的谋士——尼古拉斯·罗兰和安托瓦涅·德·克洛伊——毫无疑问收了查理的钱。总有一天，腓力会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让自己唯一（合法）的儿子娶一位英国公主为妻。

英格兰因腓力公爵的背叛而大受打击。当亨利六世收到公爵的信件，发现腓力不再称自己为“封君”时，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在伦敦，暴民私刑处死了腓力的商人，唱着粗俗的歌讥讽这位“毫无信义、不守誓言的公爵”。博福特枢机主教等王室顾问非常清楚，英格兰绝对无法在如此艰难的境地中继续战争，却不知如何结束战争又不会惹恼整个英格兰——若放弃法国王位，英国本可以获得诺曼底和吉耶纳的全部主权，但亨利五世的固执与决绝让这个选择在道义上成为不可能。博福特的现实态度——佩鲁瓦说他是“喜欢享乐的主教，最受贵族阶级欢迎”——或许得到某些大贵族支持，但下院更支持主战派领袖格洛斯特公爵。这位“好公爵汉弗莱”亲切、有魅力，是伦敦暴民的宠儿。他虽然既轻浮又善变，却也参加过阿金库尔战役，在占领诺曼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分别是“三位国王的儿子、兄弟和叔叔”（他如此称呼自己），是王室血脉中最年长的成员和王位继承人。贝德福德公爵死后，格洛斯特的地位更加稳固了。但在1435年，亨利六世年满16岁亲政，而他彻底被博福特控制。所以，尽管此后抗议声音高涨，格洛斯特公爵对英格兰的政策并无多大影响力。

继承亨利五世和贝德福德事业的亨利六世是一位消瘦、笨拙、局促不安的青年，有一个尖尖的下巴和一双悲哀、焦虑的眼睛，身体和精神都很脆弱。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充满好意，温顺和蔼，虔诚得像个圣人，如果能做一名默默无闻的修士，他可能会更开心。亨利六世厌恶暴力和酷刑，反对一切形式的流血和杀戮，没人比他更不适合做一位中世纪末期的君主了。就算在和平年代，他也同样没有能力领导国家，因为他对政治或治国之道没有丝毫概念。对于那些试图帮助他治理国家的人来说，亨利六世只是个无用的累赘。

1435至1450年，在法国的英军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抵抗。遭勃艮第人背弃后，英军居然坚持了那么长时间，实在是令人惊讶。法国直到统一后才将英国人彻底逐出“法兰西岛”，而当查理七世最终进入鲁昂时，英国人已统治诺曼底达30年之久——这就好比“二战”时德国人对法国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70年。英国人已将诺曼底和加莱视为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最终结局到来时，英国全境都受到极大震动，时任政府也因此倒台。百年战争本是王室间的争斗，最终却演变为民族间的纷争。

《阿拉斯协定》签署后不久，英占法兰西全境爆发了大大小小的起义。迪耶普、费康、阿夫勒尔失陷，阿尔克被战火焚毁。1436年2月，里什蒙骑士统帅与“奥尔良的私生子”、里拉当元帅率5000人马封锁巴黎（当时还在英军控制之下），同城内的勃艮第支持者取得联系。巴黎又一次受到饥荒威胁。在复活节期间，威洛比勋爵——“巴黎市民”称他为“威尔比阁下”（Sire de Huillebit）——所率的英国守备军中有300人逃走，实力受到极大削弱，而巴黎民兵则拒绝为其守卫城墙。饥饿的巴黎人开始暴动，于4月13日放下梯子迎接敌军。“奥尔良的私生子”挑选了一部分士兵进入城内，打开城门。这时英国弓箭手们已经挡不住敌人了，他们穿过空旷的街道，对着一扇扇紧闭的百叶窗射箭，试图恐吓巴黎人，却发现道路被锁链拦住，自己也暴露在炮火之下，只得同其余守备军一起躲入巴士底狱。英国居民的房屋被砸开，物品被洗劫一空。里什蒙骑士统帅撤换了巴黎高级官员，其他人则获得宽赦。不久后，威洛比勋爵——一个参加过阿夫勒尔和阿金库尔战役的老将——获准带领其部下撤退，“从水路和陆路”前往鲁昂。他是在一片嘲笑和嘘声中离去的。

法国人开始把自己的敌人称为“英国人和诺曼人”，并一直打到鲁昂城下。不过，英军守住了曼恩和一系列拱卫诺曼底的要塞。查理七世此时仍旧很穷，跟过去一样胆小，无法对英军展开有效进攻。

1436年7月，勃艮第军开始包围加莱。但他们没能有效封锁加莱，英国守备军的突袭使他们士气大降，只好在7月底退兵。8月2日，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率援军登陆，针对勃艮第公爵开展了一场有效且彻底的“骑行劫掠” 战，深入佛兰德斯，大获全胜后回到加莱。许多佛兰德斯城镇见势开始反抗勃艮第公爵腓力，迫使其对佛兰德斯开战，战火直到1438年才慢慢平息。到那时，腓力一心只想同英国修好，双方于1439年签署了停战协议，其中包括一些商业条款。这份协议的效力持续了很多年。

哪怕英国再也出不了像贝德福德公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这般优秀的人物，至少它还拥有塔尔博特勋爵。他是一位精力充沛、令人敬畏的指挥官。

约翰·塔尔博特生于1388年，是塔尔博特家族第六代男爵，首代什鲁斯伯里伯爵和沃特福德伯爵，嘉德勋章骑士与克莱蒙伯爵。他是威尔士边境上一个古老的“边境贵族”（marcher lord）①  的后裔，继承了这个家族的凶悍传统，早年便参加对抗欧文·格林杜尔的战争。1414年，亨利五世任命他为爱尔兰总督，率军穿越密林和沼泽，袭扰这片蛮荒之地的核心区域。从1419年起，塔尔博特开始在法国作战，他参加了1420年的默伦包围战、次年的莫城包围战，之后还参加了韦尔讷伊战役。在第二次短暂担任爱尔兰总督后，塔尔博特再次回到法国，却在帕提战役中被俘，度过了4年俘虏生涯。自此之后，“老塔尔博特”就开始连战连胜，激发着大众对其英雄事迹的遐想。康普敦·温亚特庄园有一幅他的肖像画：一头浓密的黑发下是一张颇具现代特色、五官鲜明的脸庞。他的举止令人印象深刻，似乎无所畏惧，他的部下都非常崇拜他。他既长于战略，也精于战术，是突袭战、劫掠战和遭遇战大师，只会下一个命令——“前进！”塔尔博特就是一个英国版的杜·盖克兰，只是不像那位布列塔尼人那样谨慎。事实上，在他负责指挥的两次大规模战役中，塔尔博特都吃了败仗。但他的敌人们都惧怕他，爱尔兰人就哀叹道：“从希律王时代起，从没有人能犯下如此多的恶行。”而听到他的名字，法国人就会撤退。

1436年2月，塔尔博特与新任法兰西总督约克公爵会师。约克公爵极其富有，年仅24岁，身材矮小、相貌丑陋，野心却十分膨胀。他没什么决断力，不擅长带兵打仗，但他是格洛斯特公爵的同盟，百年战争的坚定支持者。在他同塔尔博特合作期间，后者迅速恢复了诺曼底和曼恩的秩序。约克自己也夺回了迪耶普和科区的几座城镇。

1436年底，波顿·德·桑特雷耶和拉伊尔率1000人马兵临鲁昂城下。鲁昂市民保持对英国的忠诚，拒绝开门迎接。他们就在10英里外的小镇里斯驻扎下来。塔尔博特和托马斯·基里尔爵士一探知敌军所在，立即率400骑士从鲁昂奔袭里斯。他们迅速攻占了法军在镇子前面一座小山上设立的前哨站，幸存者四散奔逃，恐慌情绪在法军中蔓延开来。当塔尔博特向镇子冲锋时，已经没人敢阻挡他。塔尔博特缴获了所有法军辎重，还抓住了一些值钱的俘虏。1347年1月，塔尔博特和年轻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占领伊夫里。次月，冒着严寒、踩着厚厚的积雪，塔尔博特仅带400兵马就夺回了距巴黎12英里远的蓬图瓦兹。他先派一支小分队扮作农民打开城门，又命其部下穿上白衣，在积雪中掩藏行踪，随先遣队潜入城内。塔尔博特的前“战友”德·里拉当元帅率城内守军逃走。此后，塔尔博特又带兵来到巴黎城下，跨过冰封的护城河，威胁着要爬上城墙。

1437年春，沃里克伯爵代替约克公爵出任法兰西总督。他年近60，在当时已算是相当大的年纪了，但他非常清楚如何发挥塔尔博特的长处。他派塔尔博特和5000兵马去解救勒克罗图瓦,这座城位于索姆河口北岸，正被1万名勃艮第士兵团团围困。冒着敌军炮火，塔尔博特带兵涉过1英里宽的“白底通道”浅滩，河水直漫到胸口。勃艮第军丢下大炮和辎重逃跑了。塔尔博特还收复了唐卡维尔。尽管塞纳河上游最后一座英军堡垒蒙特罗在10月落入法军手中，但巴黎始终处于英军威胁下。查理七世举行入城式时，只敢在巴黎待3个星期。

1438年，法军进攻吉耶纳，这是近20年来法军发起的首次重大攻势。与此同时，卡斯蒂利亚人罗德里格·德·维兰德拉诺和“剥皮人”也在吉耶纳乡村地区大肆劫掠，造成巨大破坏。敌军包围了波尔多，但由于缺少炮火支援，很快就撤军了。次年，亨廷顿伯爵又把法军所占领的地区全部夺回。

英法双方又开始谈判媾和。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收起了王室舰队，任其腐烂；1437至1439年间，舰队花费只有可笑的8英镑9先令7便士。查理七世也有些气馁，他只收回了“法兰西岛”，并且巴黎东边香槟地区的莫城还在英军手中。1439年7月，英法双方在加莱和格拉沃利讷之间的某个地点召开会议，但英国人还是不同意放弃亨利“法兰西国王”的称号，战争仍在持续。

1440年的一件大事是自阿金库尔战役后就被囚禁在英国的奥尔良公爵获释。亨利五世曾告诫贝德福德不要释放奥尔良公爵，让法国永远失去这个人才；格洛斯特公爵也一直坚决反对释放他，为此向国王呈送了一份又长又愤怒的“声明”。这封长信大部分都在谩骂博福特枢机主教，但其主要观点是：有消息称查理七世已经病重，奥尔良公爵会成为法国最有能力的摄政。但博福特希望奥尔良公爵能致力于实现全面和平，他或许也以为，奥尔良公爵这样一个大贵族回国后，法国国王将更难驾驭全局。而且，奥尔良公爵支付的赎金很高——4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一是预付款。为筹集这笔赎金，勃艮第公爵夫人设立了一个专项基金，向全法国的贵族请求帮助。不过，查理一分钱都没有出。奥尔良公爵于1440年11月获释，他承诺尽最大努力实现和平。教会专门为此在诸圣节举行了主教弥撒，而愤怒的格洛斯特公爵冲出了会场。最终，奥尔良公爵在法国的政治影响力被证明是微乎其微的，他后来退居自己的城堡，全身心投入诗歌创作和享乐之中。英国人除了赎金之外一无所获。

战争仍在持续。在1440年早些时候的“布拉格叛乱”里，法国大贵族反叛查理，而英国却没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1439年4月，沃里克伯爵因忧思焦虑而去世。他被安葬在沃里克郡自己建造的漂亮小礼拜堂里——这座小礼拜堂无疑是用夺自法国的财富建成的，现在人们还可以在那里看见沃里克伯爵身穿意大利甲胄的威武雕像。经萨默塞特伯爵短暂的任职之后，约克公爵于1440年7月再次出任法兰西总督。1439年12月，塔尔博特发动了一次出色的夜袭，打退了试图夺取阿弗朗什的法军，并于1440年8月率1000兵马围攻阿夫勒尔，10月占领了该城。

1441年，查理七世攻占克雷伊和孔弗朗，并在6月包围蓬图瓦兹——这座城仍是巴黎的一大威胁。约克公爵和塔尔博特立即率3000兵马支援蓬图瓦兹。塔尔博特是这支军队真正的指挥官，他巧妙运筹，用便携式皮划艇搭建了一座浮桥，出其不意地跨过瓦兹河，吓得查理先后抛弃了自己在莫比松和蓬图瓦兹的大本营。塔尔博特和法军在塞纳河和瓦兹河流域反复拉锯，并刻意败退使法国人落入他们的陷阱。塔尔博特成功地解救了蓬图瓦兹，为其补充了粮草——据说他总共“补给”了5次。但塔尔博特一回到诺曼底，查理及其火炮手让·比罗于9月再度围攻蓬图瓦兹，迅速用大炮攻破了城墙。蓬图瓦兹最终于10月25日落入法国人之手，守备军指挥官克林顿勋爵活了下来并为自己赎身，其手下的500名将士却被处死了。英国人丢失了在“法兰西岛”的最后一个据点。

1442年夏，查理入侵吉耶纳，占领了塔尔塔堡，以及圣色维尔和达克斯两个镇，俘虏加斯科尼总管托马斯·莱普斯顿爵士。拉雷奥尔也陷落了，但城里的守备军占据要塞坚持抵抗。然而，法军没能攻下巴约讷，更不用说他们渴望已久的波尔多了——不过，直到年底，法军都对这座吉耶纳首府构成相当大的威胁。英国御前会议始终无法决定是增援吉耶纳还是向诺曼底输送援军。最终，塔尔博特带着2500名新招募的士兵前往诺曼底，而波尔多只能依靠自己了。

塔尔博特在英格兰受到热烈欢迎，并受封为什鲁斯伯里伯爵。许多年来，他早已成为英国的民族英雄。他于1429年在帕提被俘时，人们纷纷认捐赎金，全国民众都知道他在法国的胜利事迹。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普通民众似乎对战争进展了如指掌。主教们常常被要求为主要战役的胜利祈祷，并主持感恩庆典或代祷仪式（这取决于战役的结果）。这些活动在各教区反复举行，无疑为当地民众带来很多新消息。如果有重大胜利，圣保罗等大教堂就会举行游行庆典。在集市广场和各郡法庭上，人们也会宣读与战争有关的布告。此外，还有各种民谣，例如1436年英军挫败了勃艮第人包围加莱的计划，这个事件就被写成了一支歌谣。“酒馆闲聊”的作用也不应被低估，许多信息就是通过大贵族的随从们传播的，他们都喜欢款待来客。从编年史中也可以看出，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总是带回很多传闻，人们对这些传闻非常感兴趣。

当时的编年史家对英军节节胜利感到非常自豪，莎士比亚在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中感受到这种自豪，并在他的剧作中表达了出来。②  他在剧作《亨利五世》中让一位法国贵族问道：

战神明鉴！他们这种勇气究竟是从哪里得来的？他们那里的气候不是多雾、阴冷而沉闷吗？

他还夸耀本民族的军事优势：

啊，高贵的英国人，你们只要拿出自己的一半兵力，就足以对付法国的全部精锐部队，而可以让另外一半人站在一边说说笑笑，什么也不干，只是因为身子缺少活动倒着了凉！

的确，除了有些年代错乱外，《亨利五世》准确反映了15世纪英国人对百年战争的普遍看法。

1443年4月，贝德福德公爵的侄子、萨默塞特伯爵约翰被任命为法兰西和吉耶纳战场总指挥。这是一次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人事任命，博福特枢机主教想借此削弱约克公爵的影响。御前会议还冷淡地要求约克公爵“耐心忍受萨默塞特伯爵一段时间”，而约克公爵已经自掏腰包为战争出了2万英镑，这无异于往他的伤口上撒盐。萨默塞特伯爵是整个百年战争中最无能的将领之一，他率7000兵马在瑟堡登陆，经曼恩进入布列塔尼，一路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骑行劫掠”。他拒绝将自己的计划告知下属，还愚蠢地说：“我不会把秘密告诉任何人，如果我的衬衣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就会把它烧掉。”（巴赞评论道，就算是他的衬衣也猜不到，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计划。）他采取的唯一一项正面行动就是占领布列塔尼城镇拉盖尔什，却在从布列塔尼公爵那里得到一笔赎城费后归还了它。这并不是让公爵保持中立的最好办法！几周后，萨默塞特回到英格兰，发现自己已成为所有人的笑柄，还被从宫廷中赶了出去。不久后他就死了，据说是自杀。

不过“骑行劫掠”也并非一无是处。1435年，老匪徒约翰·法斯托夫爵士意识到英格兰已无法负担长期围攻战的开销，建议在每年的6至11月派出两支750人的小部队四处“劫掠”，由优秀的将领做统帅，“烧毁沿途所有土地，包括房屋、稻谷、葡萄藤和所有能够结出可食用果子的树”，还有那些没法赶走的牛羊。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让敌人“陷入极度饥荒”。然而，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英军主要还是集中精力不断地夺取并巩固战略要地。

法斯托夫的生涯是百年战争中的成功故事之一，记录最为详尽。他生于1380年，是爱德华三世一位扈从的儿子，少年时期就给诺福克公爵当侍从。他在1401年长大成人后，只继承了凯斯特附近的几小块田地，还有亚茅斯的几座公寓，年收入只有46英镑。1409年，法斯托夫通过迎娶米莉森·斯科罗普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她年纪较大，是一位死去战友留下的寡妇，但法斯托夫的钱主要还是来自战争，尤其是官职、赎金和战利品。1413年，他被任命为波尔多城镇和堡垒的副治安官，1422年成为英国国王在法国的顾问之一，年薪110英镑，直到1440年他离开法国为止。此后，他成为贝德福德公爵的大管家。法斯托夫在各地总共担任过20多个职司，包括勒芒指挥官、曼恩和安茹总督，以及海峡群岛的总督。在他年满60岁退休后，御前会议还经常向他咨询军务（尽管同其他军事顾问的意见一样，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他最辉煌的战果就是在1424年韦尔讷伊战役中俘虏了阿朗松公爵，并由此获得了1.3万英镑。他用这笔钱的一部分在凯斯特修建了一座城堡；城堡的塔楼有5层高，房间布置精美又宽敞，装有拱形壁炉，还有一间“夏厅”和一间“冬厅”，挂满奢华的壁毯。1445年，尽管因为敌人不断袭扰，他在诺曼底的产业价值有所缩水，但每年还能为他净赚401英镑。这些产业包括10座城堡、15座庄园和一间在鲁昂的小旅店。他预感到诺曼底要守不住了，就提前卖掉了一些产业。就算诺曼底剩下的产业收不回来，他在1459年去世前每年还能从英国本土的产业中赚到1450英镑，这些产业几乎都是用战争所得购买的。这位卑微的诺福克公爵的扈从，直到35岁都还只是克拉伦斯公爵的随从和家仆，最终却成为一名嘉德勋章骑士和法国男爵，如果他活得再久一些的话，肯定会成为一名英国男爵。法斯托夫的性格也是那段时期英国士兵的典型，当时有一位曾经激怒过他的人这样写道：“他自始至终都残酷冷血、睚眦必报，毫无一丝怜悯之心。”

从法斯托夫到最卑微的弓箭手，每一个人都从严格的战利品分配体系中获益。亨利五世于1419年颁布法令肯定了现存的分配体系，于是这个体系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所有指挥官、骑士、扈从、步兵、弓箭手都必须向上级诚实地上交战争所得的三分之一，不得有丝毫隐瞒，否则会失去所有战利品。”这项规定也适用于随军出征的“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剃头匠、商人等”，他们必须把所有战利品上交高级军官。一份留存至今的文件记录了唐伯莱内小岛上的驻军在1443至1444年的战争收益，数额非常精确。该岛与圣米歇尔山隔海相望，是“我们的领主、高贵强大的指挥官萨默塞特伯爵的管辖地”。弓箭手约翰·弗鲁里松（从名字看是个法国人）“得到一匹马，卖了6个金萨律……俘获一人，收取赎金12个金萨律”。弓箭手罗杰·米勒“缴获一把剑，卖了37苏6德尼埃”。弓箭手们的总收入是28图尔里弗尔17苏6德尼埃（相当于英国货币3英镑4先令2便士），其中三分之一归重装骑士，重装骑士所得部分的三分之一归指挥官，指挥官所得中又拿出三分之一上交国王。所有数目都由驻军指挥官的书记员及其副手清清楚楚地记下来，又经指挥官本人盖章确认。

到了1444年，博福特枢机主教已经年迈，退出了政坛。但他的派系仍控制着朝政，以受到沃里克伯爵鄙视的萨福克伯爵为首，既严苛又腐败无能。萨福克伯爵一伙人利用权位无情地巧取豪夺，将钱财、田产和商业特权收入囊中，还派手下恐吓法庭，以夺走中意的财产。不过，萨福克伯爵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是个诗人，还掌握了一些“通灵”的手法，对朋友非常仗义，即使能力不足，也尽全力侍奉国王。他在法国征战多年后——显然没有什么斩获——也对御前会议大部分人的意见表示赞同，认为英格兰必须不计代价与法国讲和，运气好的话，还能保留诺曼底和吉耶纳。

1444年初，萨福克伯爵先向御前会议申请了一份正式的免责证明，随后率英国使团前往图尔与法国人谈判。法国人不打算做任何妥协。萨福克在绝望中同意交出曼恩，以换取2年停战，希望在停战期间努力达成永久和平。他不敢公开这次谈判内容，因此这是一个秘密条款。他还为亨利六世定下一门婚事，对方是查理七世的外甥女，名义上的西西里国王安茹的勒内的16岁女儿玛格丽特。

《图尔停战协定》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引起全体国民的极大愤慨。然而，身在法国的英国人却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巨大的、难以描述的喜悦”（根据巴赞的记载）。这是1419年以来英法两国首次打破敌对状态，英国人“多年被关在高墙和堡垒之内，就像被判了终身监禁一样，一直活在恐惧和危险中，他们为终于能从漫长的监牢生活中解脱出来感到极大的喜悦”，他们还“同昔日的敌人欢庆饮宴”。巴赞的记录表明，英国人在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下的法国一定过着压抑、不稳定，甚至是恐怖的生活。

亨利六世和安茹的玛格丽特于1445年成婚。这位美丽的外国王后有着一头黑发，性格很强势，从一开始便被英国人痛恨，一部分原因是她来自法国，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她支持萨福克伯爵，敌视格洛斯特公爵。人们说，英格兰买了一个“年收入不到10马克③  ”的王后；当时一位编年史家则认为：“从这时起，亨利国王既没获得任何利益，也没取得什么突破，好运气似乎都离他而去了。”玛格丽特迅速掌控了自己那软弱、容易受骗的丈夫，确保他支持萨福克伯爵——他于1448年升格为公爵。她还强迫萨福克履行让出曼恩的承诺。这位新任公爵曾经秘密许下的诺言已经泄露出去，这让英国人更加怒不可遏。他们有理由感到愤怒：曼恩大部分地区都很平静，显然是忠于英国国王的，并且在曼恩首府勒芒和阿朗松之间、以萨尔特河为界的边境上，英军还占据着一连串坚固的要塞。但到了1445年末，亨利六世已做出在次年4月让出曼恩的保证，以此将两国停战期延长至1447年4月。

在出让曼恩之前，他们还须堵住格洛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嘴巴。格洛斯特公爵的声誉早就败坏了。1441年，他的妻子埃莉诺·科巴姆被指控试图用巫术谋杀国王、帮助自己的丈夫获得王位。博福特枢机主教也力促亨利国王与格洛斯特反目。但萨福克伯爵还不放心，他四处散播格洛斯特谋反的谣言，于1447年2月18日毫无征兆地在贝里圣埃德蒙兹逮捕了格洛斯特。格洛斯特很可能是因为情绪激愤引发中风而死，但民众普遍认为萨福克谋杀了这位“好公爵汉弗莱”。格洛斯特死后，约克公爵成为英国王位第一继承人，他也被从法国召回派往爱尔兰，排除在权力核心圈之外。

萨默塞特公爵④  在鲁昂接替约克公爵担任法兰西总督。1448年3月16日，在守备军一片反对声中，英国特使将勒芒和曼恩的几座堡垒交还给法国人。两国停战期又延长至1450年4月。

即便在最后这几年里，英国人也表现得好像要永久占据诺曼底一样。亨利六世继续封赏贵族头衔；直到1446年，加莱指挥官威廉·布西耶爵士还被封为厄镇伯爵。留在诺曼底的英国居民可能比预计的要少；许多居民内部通婚，一部分已经回国——1416年亨利五世在阿夫勒尔安置了1万名英格兰居民，到1449年却只剩下500人。但是，这一代诺曼人只知道英国政府，真诚地效忠英国来的公爵；诺曼底已经出现了盎格鲁-诺曼人，就像从3个世纪前开始逐渐出现的盎格鲁-加斯科尼人和盎格鲁-爱尔兰人一样。鲁昂看上去比都柏林更像一个英国城市。兰开斯特王朝统治最坚实的象征就是漂亮的“金萨律”，又称盎格鲁——法兰西克朗，在1449年之前都在不停地铸造。

英国在诺曼底的驻军越来越少了。此外，迟发军饷导致士兵哗变、不断溜走，兵力更少了。亨利六世的年收入仅有3万英镑，其宫廷花费为2.4万英镑，而王室债务已接近40万英镑。

与此相反，法国王室财务状况良好。查理七世的官员们重新开始征收约翰二世统治时期的特别税，纳税情况也很好。此外，富商和包税人雅克·科尔成为王室的金主，源源不断地为国王提供现金。事实上，科尔聚集的财富已经够打一场大规模战争了。

查理为军事改革花了一大笔钱，供养了一支常备军。1445年，他颁布一道诏令，建立了15个“百矛军”，每一“矛”（lance）都是一支6人小分队——1名重装骑士、2名弓箭手、3名有武装的编外人员。1446年，查理已有20个这样的“百矛军”。见过这支军队的人无不惊叹，“重装骑士都穿着制作精良的胸甲，四肢也覆盖着护具，带着剑和轻质头盔，大部分头盔都用银子来装饰”。最大的创新莫过于，这支军队也存在于和平时期，不像此前的军队一样在短暂的敌对状态结束后即告解散。法国国王努力让这支军队遵纪守法，避免士兵鱼肉乡里或征收“保护费”，并每个月都按时发放薪水。1448年，查理又下了一道诏令，征召一支8000人的“法兰西弓箭队”；每个教区都要提供一名十字弓手或弓箭手。这类军队的士兵只在战时领薪水，但和平时期可以免交税赋。查理还花了很多钱打造炮兵，发掘了一位名叫让·比罗的技术精湛的炮手，令他负责改进火炮，使其更加现代化。此前，英国以契约雇用士兵的体系为其打造了一支高度专业化的战斗队伍，比法国自由散漫的征兵制更加有效。但现在法国已建立起一支新的、职业化的、薪酬优厚的军队，占据了更多有利条件。

最重要的是，法国国王终于成熟起来。他天性敏锐、思维灵活，还有不可撼动的决心。他已经成为一位优秀的组织者、敏锐的政治家，既冷酷又坚定，善于搞侦察和贿赂——从15世纪40年代初期，他就收买了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诺曼底和吉耶纳贵族。

尽管英法两国仍处于停战期间，萨默塞特公爵还是用从曼恩撤出的军队攻占了两座布列塔尼要塞。查理表示抗议，却被告知布列塔尼是英国的封土。1449年3月，萨默塞特公爵——背后可能有萨福克公爵为其撑腰——派遣阿拉贡雇佣兵弗朗索瓦·德·叙里安（这人竟然是一名嘉德勋章骑士）带领“剥皮人”占领并捣毁了繁荣的布列塔尼城镇富热尔。停战协议被撕毁了，但最令法国人恼火的是，英国不断向布列塔尼公爵施压，让他斩断同法国的联盟关系。

1449年7月31日，查理七世派3万兵马进入诺曼底，从南、北、东三面出击。萨默塞特没有把手下这支分散、缺饷、桀骜不驯、人数稀少的军队集中在一起，而是把他们分成几支守备军，令其尽可能地长期据守。但就连他自己也在报告中写道，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大部分英国据点“就算填满了士兵和武器，也因太过破旧而无法据守”。8月中旬，北部地区的欧德玛桥、主教桥和利齐厄陷落，10月初则是中部地区的韦尔讷伊、芒特、维农和阿让唐，南部地区的库唐斯、卡朗唐、圣洛和瓦洛涅也陷落了。一些指挥官，尤其是诺曼底当地人毫无反抗地大开城门迎接法军。

10月9日，查理七世和“奥尔良的私生子”（现在是迪努瓦伯爵）在塞纳河边扎营，距鲁昂城只有几英里远。10月16日，“奥尔良的私生子”几乎要突破城墙，但塔尔博特奋力打退了他的攻势。然而鲁昂人不想再经历一次1418年那样的围城战，在街道上发动暴乱。3天后，一伙暴徒打开了城门，所有英国守备军躲入要塞内。萨默塞特公爵手下只有1200人，而“城里已经有超过6周没有运进粮食、柴火、肉类和葡萄酒了”，他的给养已经耗尽。10月22日，查理包围了要塞，开挖壕沟、架设炮台。萨默塞特公爵“一点也不惊慌”，身穿“一件镶黑貂皮边的蓝色暗纹天鹅绒长袍，头戴一顶同样镶貂毛的绯红色天鹅绒帽”，举着一面白旗走出来，要求与法国国王谈判，身边跟着40名骑士和扈从。查理不为所动，让萨默塞特回到要塞。法军拒绝妥协，一定要把塔尔博特扣下做人质。在僵持了12天后，英军同意投降，法军允许萨默塞特公爵在交出塔尔博特、承诺支付一大笔赔偿金后退回卡昂。塔尔博特只得留下来，在一扇小窗后郁闷地观看法国国王在苏格兰卫兵（Garde Ecossaise）⑤  簇拥下举行盛大的入城式。查理明智地颁布了大赦令，免除鲁昂教士、贵族和市议员的罪责，但没收了英国人的所有房屋、地产和可移动财物，新任吉耶纳总管的法国人接手了萨默塞特的宫殿。

在这个冬天，法军占领阿夫勒尔、翁弗勒尔和弗雷努瓦，比罗用其精妙的大炮打垮了这几座城的城墙。贿赂是另一个威力巨大的武器。佩尔什的隆居伊的指挥官埃波勒·理查献出了要塞，还得到了450图尔里弗尔和一份以查理七世的名义颁发的指挥官委任令。吉索尔指挥官约翰·梅布里用这座城换来58图尔里弗尔。威尔士人约翰·爱德华兹用拉罗什居永换来超过4500图尔里弗尔（合500英镑）。到了次年春天，英国人只剩下瑟堡半岛附近的一小块土地了。

法军入侵诺曼底的消息震惊了全英国。民众纷纷对鲁昂陷落表示强烈抗议。萨默塞特公爵收到1万英镑，却没有收到任何援军。1449年10月，前吉索尔指挥官托马斯·基里尔爵士（嘉德勋章骑士）开始在朴茨茅斯集结军队。这支军队住在一间名叫“上帝之家”的旅店里，毫无约束，整日酗酒抢劫。因为军队不服从命令，海上风向也不好，托马斯爵士停留了好几个月未能出海。

最终，托马斯·基里尔只带着2500人，于1450年3月15日登陆瑟堡。他没有遵照命令前去解救巴约，而是在科唐坦围攻瓦洛涅，耽搁了许久。（后来约翰·法斯托夫爵士严厉批评了这一“粗心停留”，因为法军趁这个时机又追加了兵力。）托马斯爵士又恳求萨默塞特再派些军队来。萨默塞特把所有能派的人都派来了——罗伯特·维尔爵士率领的500人由卡昂来，亨利·诺布里爵士的600人从维尔来，马修·高夫爵士的800人从巴约来。这些人加在一起也只有4000多一点，以高夫爵士为副指挥官。这支军队最终于4月12日向巴约进军。

里什蒙骑士统帅和克莱蒙伯爵计划拦截这支军队。基里尔经河口一条4英里长的危险堤道横渡维尔河，于4月14日在一座名为佛尔米涅的小村庄扎营，这个村子离巴约只有10英里。令人费解的是，第二天一上午，基里尔爵士一直待在营地里。到了午间，英国哨兵突然发现克莱蒙的军队正从西北方向的卡朗唐向这边进发。基里尔爵士慌忙整军——他共有800名重装骑士，其余都是弓箭手——让他们在正对谷底的一道山脊上排成一条长线，弓箭手组成三个楔形分别位列中央和两翼。他们在身前打下尖桩，用随身匕首挖出小型沟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就是英军在克雷西和阿金库尔战役中使用过的队形。）他们的后方是一条小溪，溪边有很多树木和菜园。

克莱蒙伯爵只有3000人，他命令骑兵下马，从正面发起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次攻势很快就被击退了，随后向两翼发起的骑兵冲锋也遭受了挫折。法军进攻了3个小时，仍没有什么进展，于是搬出了两门长管炮（culverin，小型加农炮），迫使英国弓箭手离开自己的阵地。英国弓箭手随即用同样的方式反攻，冲上前去俘获了两门长管炮。如果基里尔此时率重装骑士跟进的话，他或许就能打赢这场战斗了。但他没有这么做，法军得以趁这个空当重整队伍。法军随即进攻英军两翼的弓箭手，重新夺回两门火炮，使整个英军陷入一片混乱。英国人本来还有赢的机会，但里什蒙骑士统帅突然率1200人从南边出现了。克莱蒙下令收兵，准备会同里什蒙骑士统帅来一次最终冲锋。基里尔爵士一定知道自己必将战败，他还是下令士兵组成半圆形队列——尽管这不利于弓箭手集中火力——同时应对来自西、南两个方向的攻击。英军本已损失惨重，当最后一波攻势来临时，他们奋力抵抗，但还是被压到了小溪旁边一举击溃。马修·高夫和一小队人马奋力冲开一个口子逃到巴约，基里尔爵士则被俘，他手下大部分士兵都被杀死了。次日清晨，经传令官统计，英军尸首共有3774具。佛尔米涅战役是英军自1314年班诺克本一役以来的首次决定性失败。

1450年6月，卡昂被围。经法军3个星期的狂轰滥炸，萨默塞特公爵投降了——火炮手比罗的一枚炮弹打穿了公爵夫人和孩子居住的房屋，这无疑使他投降的决心更加坚定。法国人允许他退回加莱。维尔、巴约和阿弗朗什都已陷落，法莱兹以塔尔博特获释为条件于7月21日投降，多姆弗隆在10天后也投降了。

瑟堡指挥官托马斯·高维尔坚守到最后，他手下有1000名守备军。比罗将炮台架设在朝向大海的沙滩上，用涂过油脂的兽皮包住大炮，在涨潮时为大炮防水，在潮水退去后继续轰击。“瑟堡遭受的炮击前所未有。”一位佚名作者在蒙斯特雷的编年史后面续写道。高维尔顽强地战斗，杀死了许多围城军，包括普雷让·德·科埃提维海军司令。约翰·法斯托夫爵士在英格兰尽全力召集新军，但瑟堡最终于1450年8月12日投降了。除海峡群岛外，法国人已经收复了整个诺曼底。

①  边境贵族是由英国国王分封的负责保卫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边境地区的贵族。重要的边境贵族包括切斯特伯爵、格洛斯特伯爵、赫里福德伯爵、彭布鲁克伯爵等。

②  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是16世纪英国著名的编年史作家，参与创作了《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这部著作又被称为“霍林斯赫德编年史”，莎士比亚在创作历史剧时主要参考了这部编年史。

③  马克（Mark）是英格兰中世纪时期的一个货币计算单位，大约在10世纪由丹麦人引入。在诺曼征服之后，1马克白银等于160便士，即三分之二英镑。

④  前一任无能的萨默塞特伯爵在1443年前曾被封为公爵，1444年他死后又被撤销。他的弟弟埃德蒙·博福特继承伯爵头衔，又在1448年被封为萨默塞特公爵。

⑤  苏格兰卫兵是由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在1418年建立的一支精英私人卫队，所有成员都是苏格兰人，由苏格兰贵族召集到一起。

第11章

结局：“一场凄凉的战役”

1450——1453

……骁勇的塔尔博特爵爷和法兰西人的惨战。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

这就是法兰西人的克星吗？这就是闻名遐迩、人人惧怕、母亲们都用他的名字吓唬小孩，使他们不敢啼哭的那个人吗？我看关于他的传说都是编造出来的。

——莎士比亚《亨利六世》

英格兰在法国的统治气数已尽，塔尔博特在1452至1453年对吉耶纳的远征是英国发起的最后一次努力。这场战役体现了军事技术的革新，证明法国加农炮比英国长弓更有威力。与此相对应，法军的指挥官是一名白手起家的工匠，而英军指挥官是一名大贵族、“勇敢的骑士”。

英国人几乎不能相信自己丧失了诺曼底，但难民一波又一波从海峡对岸涌过来。一些官员在英格兰找到了新差事，其中有几个是诺曼底人，如圣皮埃尔领主“智者”拉乌尔和圣米歇尔山修道院长，还有一些人成为王室的“法语秘书”，受雇与法国方面联络。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士兵的境遇最悲惨。卡昂指挥官安德鲁·欧迦德爵士①  竭尽全力帮助手下的士兵，他于1454年去世时在遗书中写道，士兵们“身无分文地逃出诺曼底，与快要饿死的乞丐没什么两样”。据编年史家罗伯特·贝尔记载，英国筹集了一大笔钱，把这些士兵运到波尔多去“拯救和保卫国王的权利”，但这笔钱被挪用，士兵们只好留在英格兰，“散落各地成为强盗和杀人犯”。境遇凄惨的不只是军队。1452年，曼恩的一些“教士、贵族、士兵等”请求亨利六世予以救济，他们不得不放弃在曼恩的“大量教士职俸、土地、领主权、庄园和年金”，在法军占领诺曼底期间又丧失了携带在身上的财物，一家老小无所依靠，“在此期间大部分人彻底破产沦为乞丐”。这份文件后附说明，表示请愿没有获批，又沉重地写道，当时很多请愿者都穷困不堪，“一些悲惨的人生病、死去；另一些人因偷盗入监，甚至被判处死刑；其他人则留在法国境内，成为叛军”。

法军入侵诺曼底后，一则流言传遍英国全境，说萨福克公爵及其政府将诺曼底公爵领卖给了法国人。1450年1月，前掌玺大臣、萨福克公爵的密友奇切斯特主教亚当·莫林斯在朴茨茅斯被基里尔的部队当作出卖诺曼底的叛徒杀害，当时他正在给士兵发放薪水。莫林斯死前似乎说了些有关萨福克的话。1月28日，下院谴责萨福克公爵将领土出卖给法国人。2月，下院又指控萨福克在释放奥尔良公爵一事中收受钱财，秘密策划法国人入侵，收受贿赂后阻止援军抵达诺曼底和吉耶纳，还向法国人出卖英国在法防务机密。3月，萨福克又因叛国通敌、腐败和治理不善被弹劾。亨利六世为保全萨福克，将他驱逐出境。4月，萨福克试图逃往加莱，途中被一艘名叫“尼古拉斯”号的船拦截（有可能是约克公爵下的命令）。5月2日，萨福克被押到一艘小艇上，被迫把脖子放在小艇边缘，刽子手用一把生锈的铁剑砍了6下，才把他的头砍下来。

到了5月末，瑟堡陷落前，杰克·凯德（即“改良者”约翰）——一个有名的爱尔兰人、杀人犯，曾在诺曼底短暂服役——在肯特发起了一场相当危险的叛乱。叛军造反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政府出卖了在法国的领土，约翰·法斯托夫爵士也受到叛军的不公正指责，认为他削弱了守备军的力量。如果说还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就是政府的腐败和压迫，诺曼底陷落只不过是导火索罢了。一大批乡绅和教区治安官都参与了叛乱，因而这次叛乱比1381年的农民起义更危险。叛军抵达布莱克希思，一遇到王室军队就撤退了，而当国王退回科尼尔沃斯后又折返回来，于7月3日进入伦敦，释放了关押在马夏尔西的囚犯，并突袭了伦敦塔。叛军抓住王室司库萨耶和瑟尔勋爵，把他拖到奇普的一个小酒馆里并砍下了他的脑袋。由于叛军四处掠夺，大部分凯德的追随者都对其大失所望。7月5日夜，叛军同（刚从诺曼底回来的）“好人斯凯尔斯勋爵”和马修·高夫爵士率领的政府军在伦敦桥上打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一整夜，叛军最终逃离了首都。凯德被一路追击到苏塞克斯，在那里被俘并处死。

萨默塞特公爵从加莱受召回国恢复秩序。他随即被指控应对诺曼底陷落负责，在伦敦塔里关了一小段时间，后来玛格丽特王后把他救出来，恢复了他的权力。然而，他掌管的政府并不稳定，还要分出精力去应对法国的新灾难，因为这时查理七世已将注意力转向了吉耶纳。

吉耶纳已享受了几年和平的时光，在1445至1449年期间，吉耶纳向英国出口的葡萄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法军对吉耶纳的入侵一开始并不顺利：吉耶纳已效忠金雀花王朝300年，不像诺曼底仅有30年，吉耶纳人普遍对英国公爵及其“遥控式”的治理保持忠诚。一占领诺曼底，查理就在图尔召开战时会议，尽管这时已是年底，他仍下令立即进攻吉耶纳。富瓦伯爵顺阿杜尔河谷南下，占领了15座城镇；彭提维伯爵带着一个强大的火炮纵列于10月攻占贝尔热拉克和巴扎。随后彭提维向波尔多进发，11月击溃了布朗克弗的民兵，进驻冬营地。英国人试图集结一支军队，由里弗斯勋爵率领支援吉耶纳，但这支军队最终没能启航。

1451年4月，“奥尔良的私生子”也进入吉耶纳，带着火炮手比罗和一个更加强大的火炮纵列。他向波尔多进发，迅速夺取布莱、弗隆萨克和圣埃美隆，包围了波尔多，使其成为一座孤城。虽然比什领主、嘉德勋章骑士加斯顿·德·富瓦率守备军顽强抵抗，波尔多最终于6月30日投降。到了7月末，只有巴约讷还坚持效忠金雀花王朝，但这座城在8月20日陷落了。贿赂极大地加快了法国征服的速度：据说贝尔热拉克指挥官莫里冈·德·比德隆出卖了自己的城池以及比隆堡，波尔多市长、英国人加迪夫·舒托兹也收了法国人给的钱。

虽然一些加斯科尼贵族起初都很欢迎法国统治者，但吉耶纳人很快就开始痛恨他们了。来自法国北部的政府官员和税务官既严酷又高效，对吉耶纳的一贯做法不屑一顾，查理的军队在吉耶纳的表现非常恶劣，就像英军在诺曼底的表现一样。1452年，波尔多派一支秘密使团前往伦敦，向萨默塞特公爵承诺，若其派援军来吉耶纳，波尔多将发动起义以为策应。

萨默塞特非常高兴。议会下院一直指控他应对诺曼底沦陷负责，吉耶纳沦陷后，下院又爆发了新的抗议；约克公爵已率军向伦敦进发，而萨默塞特毫无武力作后盾，其权力脆弱得像一张纸。收复吉耶纳无疑会为他赢回一些急需的声誉。

英国人仍相信本国士兵能以一当二，其英雄人物塔尔博特也这样认为。如上文所述，塔尔博特在1449年做了人质，是唯一一个声誉未受损害的诺曼底指挥官。他已年愈70——法国人以为他已经80多岁了——却还是像以前一样英勇善战，保持着好斗的本性和强大魅力。因此，塔尔博特是吉耶纳远征军指挥官的不二人选。他于1452年9月被任命为吉耶纳总督。不过，这次塔尔博特就要遇到对手了。

法国军队中没有能和塔尔博特齐名的伟大骑士，却有一个技术专家——让·比罗。巴赞主教很可能见过这位伟大的火炮手，说他是“一个出身寒微、身量矮小，但意志坚定、勇往直前的人”。比罗出生于香槟，来到巴黎希望成为一名律师，贝德福德当政期间在夏特莱任法务官员。1434年，他离开巴黎（当时还是英属法国的首都），加入查理七世的阵营，查理在两年后任命他为“巴黎接收官”，1443年又提拔他做法国王室司库。一位律师和公务员竟然会成为一名火炮专家，现在看来可能有些奇怪，但15世纪的火炮大师通常都是签过契约的平民专家，像比罗一样自制火炮。据巴赞记载，比罗最初在英军中服役。毫无疑问，他和弟弟加斯帕（他的工作拍档）干这行主要是出于商业考虑。不过，他们在为查理七世服务期间干得尤为出色。在诺曼底战争前，比罗兄弟的火炮就发挥过很大作用——包括1437年在蒙特罗、1439年在莫城、1440年在圣日耳曼昂莱和1441年在蓬图瓦兹的战役。让·比罗既是一个讲求方法、有数学头脑的完美主义者，又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还是一个有想象力的技师，知道如何让自己原始的武器发挥最大效用。

制造火炮既费力又危险。但是在15世纪，比罗兄弟制造火炮的工具正在缓慢改良，其中最重要的革新是1429年发明的火药研磨技术。在此之前，火药须在战场上现混现用，但这种新式的“细粒状”火药可以不再分成硫黄、硝石、木炭三个独立的部分。新火药大大提高了火炮的发射速度。火炮铸造技术也有进步，现在炮身的主要材料是青铜和黄铜，少数情况下也用铁，虽然这种火炮仍很容易自爆。（在围攻瑟堡时只有4门火炮自爆，这就足以让法军庆贺了。）

此外，还出现了一种便宜且相当有效的手持火器。这些“火棍”（batons-à-feu）或手枪也被称作“长管炮”（culverins），常使人将其与同名的轻型火炮相混淆。这种武器有黄铜或青铜制成的枪管，一条木制直枪托，枪托连着一个支架，发射时顶在胸前，而不是架在肩上。弹丸是铅做的，用一种特殊的爆炸性火药推动，火药价格是大型火炮所用火药的两倍。发射器叫作“蛇杆”（serpentine），即一根呈“S”形的连接器，一端作为扳机，另一端用于点火。（“serpentine”同样也是一种小型火炮的名字，即蛇形炮。）这种武器的造价只有钢制十字弓的一半，但在战场上并不多见，因为实在是太过笨重了。不过，如果在围城战中架在土垒上，这类武器的效用就能充分发挥出来。

1452年10月17日，塔尔博特率3000兵马在梅多克登陆。法国人知道他要来，但预计这支部队会在诺曼底登陆，所以没有在吉耶纳布置足够兵力。波尔多人按照约定起兵反抗总管奥利维尔·德·科埃提维，赶走法国驻军，打开了城门。英军于10月21日进入波尔多。当时，整个吉耶纳西部都起兵了，少数有法国驻军的城镇和堡垒都被迅速占领。查理七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暂时没有兴兵对付塔尔博特，而是花了整个冬季为次年的反攻做准备。在冬季结束前，塔尔博特又得到一支3000人的部队，由其第4个也是最宠爱的儿子莱尔子爵率领。

1453年春，查理七世做好了准备。法军兵分三路，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个方向入侵吉耶纳，直指波尔多。塔尔博特决定按兵不动，适时将其各个击破。7月，从正东路入侵的法军围攻多尔多涅河边利布尔纳城附近的小镇卡斯蒂永，这座镇子在波尔多上游，距其约30英里。塔尔博特本不打算出兵，让卡斯蒂永人自生自灭，但他们反复恳求塔尔博特，他最终不太情愿地决定带兵前去解围。

围攻卡斯蒂永的敌军约有9000人，没有一位指定的指挥官，高级军官们的意见也不统一，但他们都明智地将有关火炮的事务委托给让·比罗，他在位阶上似乎要高过其他人。按照围城战惯例，比罗在卡斯蒂永火炮射程之外修建了一座火炮工事，其炮台实际上要离城更近一些，通过壕沟与工事相连。这并不是军事工程学上的重大革新，只是一个惯常做法，防止镇民或援军突袭炮台。真正的工事由700名志愿者建成，包括一条深深的壕沟，后面是一座土墙，用粗树干加固。工事最显著的特征是呈波浪状、不规则的沟渠和土垒，这确保火炮能够对进攻者进行纵向射击。比罗对两军交火的情形了如指掌。这座工事约0.5英里长，200码宽，与多尔多涅河平行，距河水不超过1英里，另一面则以多尔多涅河的支流利杜瓦尔河作为天然屏障。

比罗带着300门火炮，大多数都是长管炮。看起来，这些武器极有可能是手持火器。（或许编年史家们把“带蛇杆的长管炮”听成了“蛇形炮和长管炮”。）如果是这样的话，长弓给英国带来的军事优势即将被小型火器终结。这些火器被安置在土墙上。

7月16日，塔尔博特带着所有军队从波尔多出发，这支军队包括吉耶纳分遣队在内，共有约1万人。他行军20英里，于日落时分到达利布尔纳。此时，步兵队还没有跟上来，塔尔博特身边只有500名骑士和800名骑射手。第二天清晨，他的这支小部队突然从卡斯蒂永附近的树林里钻出来，消灭了附近一座小修道院里的法军小分队。他发现法军修筑了火炮工事，于是派托马斯·埃弗琳汉爵士前去探查，随后命令部队打开一桶葡萄酒原地休整，等待其他部队到来。此时，一个从卡斯蒂永来的信使报称法军正在逃跑：事实上，镇民的确看到法军阵地上扬起的一团尘土，但撤离的不过是法军编外部队。塔尔博特以为敌军打算全面撤退，立即率军进攻敌军的火炮工事。骑士们全都下马作战，只有塔尔博特——这位75岁的老兵——骑在马上，身穿深红色缎袍，满头银发上戴一顶紫色软帽，在整个战场上看起来十分显眼。当年他在诺曼底被扣押，法国人释放他时，强迫他发誓在对法作战中不穿铠甲。

英军和加斯科尼军呼喊着“塔尔博特！圣乔治！”向法军营帐发起冲锋。部分人越过了壕沟，但只有一小拨人攀过土垒，其中包括掌旗官托马斯·埃弗琳汉爵士，他很快就被火炮击中牺牲了。英军处在法军火炮的水平射程内——因为火炮呈纵向排列，一次发射至少能杀死6个英国士兵。尽管双方兵力悬殊，进攻仍持续了一个小时，塔尔博特其余部队的一些小分队还不断赶来加入战斗。随后，1000名布列塔尼军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利杜瓦尔河的另一侧，从南边向英军发起进攻，突破了英军右翼。蒙斯特雷的续写者写道，布列塔尼人“开始进攻，将英军所有旗帜都踩在脚下”。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就算没有布列塔尼人的帮助，比罗的火炮也一定能够摧毁英国人。英军开始向后方的多尔多涅河撤退，塔尔博特和他的儿子极力想组织一些人掩护他们涉过罗赞口浅滩。但这位老英雄实在是太显眼了，一发炮弹打死了他的马，他被压在马下动弹不得。一位名叫米歇尔·佩吕南的法国弓箭手一斧子结果了他的性命。一部分英军侥幸逃脱，但大部分人都死在了战场上，其中也包括莱尔子爵。法军一直追击到圣埃美隆，英军被彻底摧毁。

到了9月末，只有波尔多一座城市还在坚持抵抗。法国人将波尔多团团围住，还封锁了吉伦特河。波尔多人再不能指望从虚弱的萨默塞特政府得到任何援助，卡斯蒂永一役中幸存下来的英国人也一心想着回到祖国。1453年10月19日，这座吉耶纳首府无条件投降，略带乐观地希望得到查理七世国王的赦免。查理立即任命让·比罗为波尔多终身市长。这时似乎还没有人意识到，百年战争已经结束了。

①  欧迦德爵士是一名丹麦雇佣军，其真名是安德烈斯·佩德森。他大约生于1400年，是阿嘉德的佩德尔·尼尔森骑士的儿子，来自伟大的于伦谢纳（Gyllenstierna）家族。1425年，欧迦德在安茹服役，1433年被任命为维尔指挥官，1436年正式入英格兰籍。在贝德福德公爵和约克公爵时期，他都进入了御前会议，两次作为大使出使法国。1450年，他被任命为卡昂指挥官，最后落得投降这个狼狈的下场。1443年，他——同法斯托夫一道——获得王室许可，在赫特福德郡的威尔附近“圈”了一块地，用法国战利品换的钱盖了“黑麦庄园”（后来这里上演了反叛查理二世的著名事件）。安德鲁的妻子是一位诺福克郡的女继承人。1453年，他作为诺福克郡代表成为议会议员。他于次年去世，葬在怀蒙德姆修道院。——原注

第12章

尾　声

我如果能长大成人，我一定要夺回我们从古以来在法兰西的权利，否则作为国王，我宁可以军人的身份战死在疆场。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

决意将这场由英法战争组成的高贵而光荣的军事盛宴记录下来，作为永久的记忆。

——弗鲁瓦萨尔《编年史》（贝尔纳勋爵译本）

百年战争最终促使英国政府破产，对兰开斯特王朝的信用造成毁灭性打击，但英格兰自身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从“法国战利品”中获益良多，变得更加富庶了。1453年8月，亨利六世发疯，6个月后约克公爵出任监国。1455年亨利恢复正常，再次重用博福特家族，一场漫长而血腥的冲突随即爆发，史称“玫瑰战争”。在此期间，英国老兵们用在法国战场上学到的战争技艺相互残杀。英国贵族已经习惯以战斗为生，他们麾下的骑士和弓箭手急需获得佣金。约克公爵和萨默塞特公爵倒在了战场上，基里尔和里弗斯死在断头台上，斯凯尔斯勋爵被约克家族的暴徒私刑处死，许多曾在老塔尔博特麾下战斗的人都死在了圣阿尔班、陶顿、巴奈特和图克斯伯里。不了解百年战争，就无法理解约克家族的崛起和玫瑰战争的缘由。“他们的父亲及其追随者们曾经在法兰西王国的土地上掠夺破坏，并占据了这片土地的绝大部分，”腓力·德·科曼在15世纪讨论英国王室时曾这样说道，“但他们后来却互相残杀。”他认为，上帝仍像以色列的儿女的时代那样惩罚邪恶的国王和其他人。法国的其他观察家们肯定也像科曼一样，认为玫瑰战争是上帝为英国国王在法国的暴行施予的惩罚。

起初，英国人认为退出诺曼底和吉耶纳只是暂时的，法国人也在波尔多和巴约讷修建堡垒，以威吓吉耶纳人。1457年，查理七世在写给苏格兰国王的信中还忧虑地说，自己“日夜关注海岸线上的动向”。1475年，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约克公爵的儿子，在其担任法兰西总督期间在鲁昂出生）最后一次率军从加莱向索姆河进发，但他在皮基尼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签订了7年停战协议，同意以7.5万克朗赔偿金和6万克朗年金为条件退兵。但是英法两国从未签订任何正式的和平协定，而且直到1487年亨利七世还意图收复吉耶纳，于1488年介入布列塔尼事务，1492年入侵法国。亨利八世也曾率军渡过海峡，于1513年在斯普尔斯战役中击败法军，占领提鲁安纳和图尔奈——这是在贝德福德公爵和老塔尔博特之后英军首次占领法国城市。1523年，亨利八世同波旁公爵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签署秘密协定，获得法国王位、巴黎以及法国西北部诸省，似乎即将重现兰开斯特王朝二元君主国的盛景。然而这份协定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亨利八世只是在1544年占领了布洛涅。即便英国在1588年失去了加莱这个最后的据点，英国王室仍继续自称“法兰西国王（女王）”，直到1802年签订《亚眠条约》后才终止。

英国人对百年战争的唯一纪念就是贝尔纳勋爵翻译的弗鲁瓦萨尔《编年史》和莎士比亚历史剧，法国人则完全不同。英国几乎没受到什么损失，而法国深受百年战争之苦——在法国北部和西部，任何一位本地历史学者都会向游客展示一座曾遭英国人洗劫的城堡或教堂。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从百年战争期间英国人在法国的战斗、围攻、“骑行劫掠”、赎金勒索、抢夺、“保护费”、杀人放火等一系列行径中，人们可以找到英法两个民族间紧张关系的根源。

附录　关于货币的说明

我们现在无法对中世纪晚期货币的购买力做出粗略估计。从1436年的所得税（对20英镑以上收入征税）申报表来看，贵族的平均收入为865英镑，经济状况良好的骑士208英镑，稍差一些的骑士60英镑，扈从24英镑，小乡绅、商人、自耕农和地位较高的手工艺人约为15到19英镑。在这个时期，一位身强力壮的农民每年大约可以赚4英镑，而在黑死病肆虐前，他每年大约只能赚10先令。

1标准纯度的英镑为20先令或240便士，不能同法国货币中的“图尔里弗尔”（等于20苏或240德尼埃）相混淆。（此外，还有巴黎里弗尔和波尔多里弗尔，本书中没有涉及。）1英国马克的白银值13先令4便士，1英国马克的黄金价值6英镑。这些“镑”——包括标准英镑和图尔里弗尔——以及“马克”都被称作记账货币。英法两国记账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由两国政府规定，经常变动。在14世纪，1标准英镑通常值6图尔里弗尔；到15世纪，1英镑涨为9图尔里弗尔。

英国的基本金币为“诺博”（noble），值6先令8便士，最初重7.77克，1412年变为6.99克。法国金币或称“金克朗”，重量和价值约等于半个英国“诺博”。法国金币包括“穆顿”——上面镌有一只“上帝的羔羊”（agnus dei ）——“法郎”和“埃居”。兰开斯特王朝发行的英法二元君主国的金“萨律”非常漂亮，约等于半个“诺博”，值3先令4便士。本书中提到的其他欧洲货币也应照此换算。

大多数英国军队都使用银币支付薪金，其中包括“格罗特”（4便士）、半“格罗特”、便士以及更小面值的货币。有些时候，士兵们也会收到法国银币或贱金属货币，例如银质的“粗图努瓦”或“布朗”。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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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 C. F., The War at Sea , HYW

VALE, M. G. A., New Techniques and Old Ideals: The Impact of Artillery on War and Chivalry at the end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 WLP

出版后记

无论是对于历史研究者还是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英法百年战争都是欧洲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段。对英国来说，百年战争的失败迫使英国“从欧洲退出”，它遗留下来的问题最终导致了红白玫瑰战争的爆发；对法国来说，百年战争则促进了三级会议的崛起，并推动法国王室完成了国家统一。它是欧洲战场由冷兵器主导向热兵器主导转变的时期，也是英法两国民族主义萌芽的阶段。百年战争期间的阿金库尔战役更是欧洲中世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任何熟悉西欧历史的人都无法否认百年战争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德斯蒙德·苏厄德用生动的语言为读者描绘了百年战争的恢弘图景，并在行文中提供了大量关于中世纪社会生活的细节，让读者在熟悉百年战争的整体进程与战役详情的同时，从一些侧面对西欧中世纪社会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因为本书中使用的一些词语在中文中尚无固定译法，所以此类词语后都注明了英文或法文原文，方便读者参阅与进一步了解。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各种疏漏，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88-1142-1266

读者信息：reader@hinabook.com

2017年8月

无敌舰队

[美]加勒特·马丁利 著

杨盛翔 译

版权信息

书名： 无敌舰队

作者： [美]加勒特·马丁利

译者： 杨盛翔

书号： ISBN 978-7-5139-1743-8

版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序 言

前 言

关于历法的说明

关于船只及其火炮的说明

无敌舰队航线图

1 揭 幕

福瑟林格 1587 年 2 月 18 日

2 一座城市的天真

伦敦 1587 年 2 月 19 日

3 一位女王的心术

格林威治 1587 年 2 月 19 日至 22 日

4 欢快时节的尾声

巴黎 1587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31 日

5 行动计划

布鲁塞尔 1587 年 3 月 1 日至 22 日

6 苦涩的面包

罗马 1587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

7 上帝的显豁意旨

埃斯科里亚尔圣洛伦索修道院 1587 年 3 月 24 日至 31 日

8 “风令我前行”

伦敦和普利茅斯 1587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2 日

9 火燎髭须

卡迪斯湾 1587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

10 “无论根据何在”

葡萄牙海岸 1587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20 日

11 木桶板和财宝

圣文森特角和亚速尔群岛 1587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8 日

12 断其一臂

斯勒伊斯 1587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5 日

13 美满的时日

库特拉 1587 年 10 月 20 日

14 胜利之用

法国 1587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16 日

15 不祥的一年

西欧 1587 至 1588 年，仲冬

16 以宏伟战舰为伴

格林威治和英国近海 1588 年 1 月至 3 月

17 怀着奇迹降临的希望

里斯本 1588 年 2 月 9 日至 4 月 25 日

18 街垒日 I

巴黎 1588 年 5 月 12 日及早先时候

19 街垒日 II

巴黎 1588 年 5 月 12 日及稍晚时候

20 无敌舰队起航

里斯本到拉科鲁尼亚 1588 年 5 月 9 日至 7 月 22 日

21 “天时和地利”

从普利茅斯、拉芒什海峡、比斯开湾到北纬 45° 1588 年 4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

22 迈入竞技场

利泽德半岛到埃迪斯通群礁 1588 年 7 月 30 日至 31 日

23 第一滴血

埃迪斯通群礁到起点岬 1588 年 7 月 31 日

24 “总价骇人的优质炮弹”

起点岬到波特兰角 158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

25 令人惊叹的阵列

波特兰角到加莱锚地 1588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至 6 日（星期六）

26 地狱燃烧者

加莱附近 1588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

27 阵列溃乱

加莱锚地到格拉沃利讷 1588 年 8 月 8 日

28 迟到的奇迹

泽兰海岸和北海 1588 年 8 月 9 日至 12 日

29 “我本人正是你们的将军”

提尔伯利 1588 年 8 月 18 日至 19 日

30 德雷克落网了！

西欧 1588 年 8 月至 9 月

31 漫漫归乡路

从北纬 56° 附近的北海海域绕过爱尔兰，去往西班牙港口 1588 年 8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

32 一位高个儿男子的末日

布洛瓦 1588 年 12 月 23 日

33 来自上帝的风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1589 年元旦

34 没有一丝沮丧

里士满 1589 年元旦

结 语

纽约 1959 年元旦

文献通释

章节附注

译名表

出版后记

伊丽莎白一世，绘于英格兰和西班牙彼此间的紧张状态达至顶峰之时

审判玛丽·斯图亚特一幕的素描画

玛丽卷入安东尼·巴宾顿的阴谋，最终只是将自己推上了法庭。这封信是她写给巴宾顿的最后一封信，除了她的签名，信上还有两位主要密谋者克劳德·诺（Claude Nau）和吉尔伯特·屈勒（Gilbert Curle）的签名

一幅描绘苏格兰女王玛丽受刑的荷兰画作。画中的玛丽在等待自己的命运降临时手中紧攥着一个十字架苦像，而厅外正在焚烧她的外衣，以防它们被用作圣髑

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16世纪80年代期间紧伴女王左右

威廉·塞西尔，伯利勋爵，骑在他的灰色骡子上

伊丽莎白在枢密院接见两位荷兰使节，沃尔辛厄姆、达德利和玛丽·斯图亚特也同时在场

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

威廉·艾伦博士

耶稣会神父罗伯特·帕森斯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1575年，在建中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堂阿尔瓦罗·德·巴赞，圣克鲁兹侯爵

一份世界航海图，反映了1585年腓力领有的帝国疆域。“自从历史肇始以来，地球上还从未有人像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样统治过如此浩瀚的版图”

一项由艾伦和帕森斯承担的谱牒学研究，意在证明身为爱德华三世的后裔，腓力二世是仅次于玛丽·斯图亚特之后，最有资格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正统君主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被描绘为世界环游者的形象

伊丽莎白签署的王家委任状，任命德雷克指挥袭击卡迪斯的舰队

约翰·霍金斯爵士的“查塔姆肖像”（“Chatham Portrait”），他是德雷克的表兄，“胜利”号的指挥官

德雷克进攻卡迪斯时使用的兵力部署图，此即闻名于世的“火燎髭须”一役。这次奇袭不仅摧毁了30余艘打算编入无敌舰队的船只，还诱使圣克鲁兹侯爵出海搜捕德雷克，导致舰队起航的日程随之延宕数月之久

罗伯特·达德利，莱斯特伯爵，1585年后出任驻尼德兰英军的指挥官

当时的一幅版画，对莱斯特离开尼德兰的情景报以嘲谑

由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 绘制于1585年的弗拉辛地图，此图专为沃尔辛厄姆准备，展示了交由英军戍守的荷兰海军基地

1590年的奥斯滕德，也由一支英军卫戍部队防卫

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帕尔马公爵

“安特卫普地狱火炉”，1585年4月5日

帕尔马的军队围攻斯勒伊斯，1587年6~8月

一幅描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争钓灵魂的寓言画，由阿德里安·范·德·维恩（Adriaen van der Venne）绘制，他因受到宗教迫害被迫从尼德兰出逃

法国国王亨利三世

在亨利位于卢浮宫的宫廷中举办的舞会，旨在庆祝茹瓦斯公爵和洛林-沃代蒙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Lorraine-Vaudémont）喜结良缘。亨利在母后左侧落座，吉斯、马耶讷、埃佩农三位公爵立于其后

吉斯公爵亨利，神圣同盟的领袖

凯瑟琳·德·美第奇，亨利三世的母亲

胡格诺派的首领纳瓦拉的亨利，后加冕为法王亨利四世

库特拉之战的战斗序列图，纳瓦拉和他的胡格诺军队于是役击败天主教大军

吉斯公爵在布洛瓦遇刺

受伯利委派，埃德蒙·约克（Edmund Yorke）绘制的韦伯恩（Weybourne）地图，图中反映了有关东英吉利据点的测绘记录。韦伯恩拥有深水海域，更有可能遭受入侵，故而增设了若干处防御工事（用红色标注）

16世纪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一地的平面图

这份地图展示了肯特郡烽火系统的传递线路。借助烽火台，任何发生在苏塞克斯郡费尔莱特（Fairlight）的入侵都可以及时通报给肯特郡

梅德韦和泰晤士河的周边海图，图中女王的23艘船只正在梅德韦锚泊，位于阿普诺（Upnor）和罗切斯特桥（Rochester bridge）之间。

一位英国造船工人，也许是正与助手协力工作的马修·贝克（Matthew Baker）

现存有关英军船只的年代最早的工程图，展示了最新设计式样的平甲板以及较低的艏楼和艉楼。鳕鱼在这里代表目标中的船体形制

盖伦帆船的船首，插图同样出自贝克的笔记簿，该船还带有风格类似加莱桨帆船的撞角

“皇家方舟”号，霍华德勋爵的旗舰，最初是为沃尔特·雷利爵士而造

埃芬厄姆的霍华德勋爵。画中作为背景的旗舰正在执行作战任务，这一幕被认为取自无敌舰队一役

马丁·弗罗比舍爵士

“凯旋”号的船长德雷克

德雷克写给亨利·西摩勋爵的信函，时间为1588年7月31日，信中提出警告：无敌舰队正在逼近

1588年7月29日，西班牙无敌舰队来到康沃尔海岸利泽德岬的附近水域

7月30~31日，英国舰队驶离普利茅斯，并在西班牙人组成新月阵列之时兵分两路，以备发起攻击

1588年8月1~2日，两军在贝里岬和波特兰角附近接连爆发激战

1588年8月4~6日，无敌舰队于怀特岛一役结束后重组新月阵型，驶往加莱

8艘英军引火船于1588年8月7日午夜向无敌舰队发起攻击

1588年8月8日，两军在格拉沃利讷周边海域交火。无敌舰队在几近落败的一刻成功地重组阵列，撤往北海

无敌舰队的逃归历程，始于格拉沃利讷，沿途绕过苏格兰和爱尔兰

亨德里克·弗鲁姆（Hendrick Vroom）为我们展示了战争来到第七天时的景象，格拉沃利讷的战场被置于前景的显著位置，后方是冲散西班牙舰队阵列的引火船，远处则是败退北方的西班牙船只

组成阵型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驶经康沃尔海岸附近。一幅18世纪的版画，来自某块已然遗失的挂毯，出自弗鲁姆之手

33名无敌舰队的幸存者终遭处决，理查德·宾厄姆（Richard Bingham）爵士在致女王的书信中罗列了他们的名单

据说为伊丽莎白赠送给托马斯·赫尼基（Thomas Heneage）爵士的盒式挂链。揭开盒盖后是女王本人的袖珍肖像，由尼古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绘制，底盖上描绘的是在暴风席卷的大海上劈波斩浪的“皇家方舟”号，设计意图是为了纪念击败无敌舰队

某一卷近岸海图的卷首插画，该卷海图最初以荷兰语标注，为服务水手绘制而成，1588年10月再度刻印并译成英文。这卷海图在无敌舰队铩羽而归后即刻付梓，是第一份印刷出版的海图集

无敌舰队肖像（Armada Portrait），画中伊丽莎白将手安放在地球仪上，预示着未来她将享有超越国界的荣耀地位，成为“世界的伟大女皇”

西班牙无敌舰队，此画乃是为庆祝战胜无敌舰队而绘制，画中既有巡视提尔伯利驻防军的伊丽莎白，也有正忙于战斗的“皇家方舟”号

序　言

传统上，无敌舰队战败的故事也被视为一个国家遭逢危机又自我救赎的故事——经历了危机和救赎的是 16 世纪末叶的英格兰，它面对和挫败的对手是腓力二世的西班牙，一个势不可挡的强国，一个自封的罗马教会的捍卫者。在时人和后代的眼中，这座由童贞女王统御的小岛竟然击败了西班牙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阵营的庞大势力，可谓天意使然的大事，对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新教徒而言，这场胜利也提供了有目共睹的凭据，证明了上帝绝不会抛弃他孤苦无依的子民。

胜利的喜讯传来后，一场举国同庆的感恩节与伊丽莎白一世登基 30 周年的纪念庆典一道被安排在了 1588 年 11 月，感恩节的日程包括为期一周的祷告仪式、布道宣讲和列队巡游，与此同时还伴有明亮的篝火和四处回响的教堂钟声。这是一场为天降救赎举办的庆祝典礼，为了共同纪念这起伟大事件，英格兰和起义的荷兰诸省还打造了许多纪念章，其中的一枚刻画了无敌舰队被“新教之风”吹散的景象，还烙有“上帝吐纳风雨，他们因之溃散”的字样。这场突然笼罩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劫难极大地巩固了 16 世纪晚期正在英格兰呼之欲出的一种国家自我想象，在这种想象中，这是一座蒙神祝福的岛屿，一处崇奉新教的自由乐土。

17 年后，在伊丽莎白的继承者詹姆斯一世即位之初，又有一幕显然彰显了天降救赎的好戏再次确认了这种想象。1605 年 11 月 5 日，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的火药阴谋被破获。11 月恰恰是伊丽莎白登基的月份，这位女王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光辉在当时与日俱增，此时披露罗马天主教会的惊天密谋刚好提供了新的凭据，证明上帝一直在照看他的这片国度。随着教皇和敌基督的势力又一次遭到挫败，一项年度庆典自 1605 年开始设立，旨在每年提醒英格兰的男女牢记这两次都称得上无与伦比的天恩，为此他们有必要永远忠于信仰的事业。

最后，好像是为了再三强调上帝将非凡的祝福赐予了这个国度似的，奥兰治的威廉——在另一阵“新教之风”的助力下——于 1688 年 11 月 5 日在托尔湾登陆，他将要履行身为光荣革命捍卫者的使命，而这场革命最后确保了新教和自由的决定性胜利。在一个团结的英国威严地迈步向前的进程中，它其实是怀着骄傲的自信依次超越了西班牙和法兰西两大帝国，直到在这世上远迈群伦，它坚信自己是一个尤其得到垂青的国家，它的宗教、自由无不安如磐石，它的舰队也好似有铜墙铁壁。不过等到 1888 年，当击败无敌舰队的第三个百年纪念日在各地分散的庆典中度过时，典礼本身已经无甚必要了。大不列颠已经统治了海洋。无敌舰队的故事早已被重述了无数次，19 世纪的一批杰出史家，如 J. A.弗劳德①  、J. K.劳顿②  、朱利安·科贝特③  等人，在重述时还补充了新的文献证据，而今这个故事早已深刻地烙印在国家记忆之中。

饶是如此，到了维多利亚时代④  晚期，世界又迅疾地发生了巨变，这将激烈地改变英国及其世界帝国的前景。1940 年的情景一如 1588 年，这个国家的生存再度命悬一线，某个奉行侵略的强国正咄咄逼人地跨越欧洲大陆，迫使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其显然不可阻挡的侵略势头之下屈服。两起事件相隔几个世纪，却又如出一辙，此间的张力让一位年届不惑、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学术训练的美国史学家加勒特·马丁利心绪难平，很快，当他的祖国加入战争并与英国并肩作战时，他也即将前往美国海军服役。“写一本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他的序言如此开篇，“一定早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而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 1940 年 6 月，那时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英格兰的海岸及周边海域。”19 年后，即马丁利逝世前的第三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在美国发行的版本简称《无敌舰队》（The Armada ）——将会付梓，批评界和大众读者的好评随即如潮涌至。“这部书，”英国历史学家 J. H.普拉姆⑤  写道，“无可挑剔，是一部大多数史家都会不惜耗费半生心血以求完成的杰作。”

自从 1959 年出版以来，马丁利的《无敌舰队》不仅旋即跻身畅销书之列，而且一版再版，当读者们渴望寻找关于 1588 年划时代事件的叙述类作品时，这部著作依然是最常出现在推荐书单上的第一选择。我们该如何解释本书在数十年中经久不息的畅销和长销呢？马丁利是一位深具职业素养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专长本来是一个相对深奥晦涩的题目——“16 世纪的欧洲外交和国际关系”，在这个领域他将发表另一部经典作品——《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Renaissance Diplomacy , 1955）。马丁利的研究使他对相关时段史料——无论出版与否——的掌握造诣非凡，他曾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准备编纂一部纵贯 16 世纪上半叶英西关系史的多卷本史料集。不过在一丝不苟的学究式研究之外，他还是一位胸中燃炽着雄心的历史学家，他想要写作能够吸引和感染公众的作品，而在平常的学术机构中，这样的作品罕如凤毛麟角，与此同时，他还要以完美无瑕的学术成就作为支撑是书的立论之基。他在 1942 年第一次得偿夙愿，一部成功的传记《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 ）在该年问世。他还将再次如愿以偿，而这一次，出现在他笔下的无敌舰队甚至博得了更加轰动的反响。

只需读一读《无敌舰队》开篇的第 1 章，看看有关 1587 年 2 月 18 日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福瑟林格受刑伏诛的生动描写，我们就能体会到马丁利是一位何其擅长讲述故事的大师。他在摹画细节、呈现戏剧效应等方面委实别具只眼，而类似的神来之笔还会在书中层出叠现，对 1588 年巴黎街垒日战斗的描写可谓才华横溢，对同年 8 月英、西舰队的海上持久战的描绘也令人过目难忘，后者还展现出了马丁利对海军事务细节的精通。他在勾勒人物性格上同样才气过人，例如文中对行将老去的腓力二世的刻画，身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腓力操劳国事，“双眼布满血丝，筋骨疼痛，手指僵直”，他宵旰忧劳，“将重任加诸己身，做起了西班牙帝国的头号职员”。在马丁利的书中，16 世纪的欧洲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妙笔也出现在了另一位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⑥  的作品中，两人同处一个时代，虽然彼此间风格路数迥然，但布罗代尔那部在《无敌舰队》面世十年前首次出版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也以僻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这位孤独君王为主人公，为我们留下了一幅难以忘怀的肖像画。马丁利作品中的细节描写、人物性格刻画，谋篇布局上的布景与闪回，并没有阻遏和毁坏故事的内在动力与连贯性。他有一个伟大的故事要讲给世人，他以明晰、凝练、深邃的笔触，出色地完成了叙述。

因此，仅就对于这一段著名历史插曲的勾画和再创作而言，马丁利的《无敌舰队》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仍然无与伦比。但是在另一方面，和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不同，该书在历史学意义上的新颖程度还可以再作商榷。《无敌舰队》展现了令人钦佩的清澈文笔，就无敌舰队一役做出了专家式的权威论述，却似乎并没有为既有的故事框架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对此或许只有一点例外，这便是马丁利就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的历史评判所做的翻案，1588 年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梅迪纳·西多尼亚在指挥无敌舰队期间的表现只为自己招来了无穷无尽的蔑视和非难。马丁利是一位决心要为过去的历史人物讨回公正的史家，而历史上与公正无缘的失败者至少与胜利者一样为数众多。在马丁利充满同情的描述下，梅迪纳·西多尼亚是一位按良心办事而且富有才干的统帅，马丁利讲述了公爵一路上遭逢的可怕难题，描画了他在主公下达的时常前后违忤的命令中左支右绌，欲兼得而不可为的挣扎状态，日后彼得·皮尔森（Peter Pierson）曾就公爵及其作战生涯开展过一项资料翔实的研究，马丁利为梅迪纳·西多尼亚所做的辩护在皮尔森出版于 1989 年的《无敌舰队的指挥官》（Commander of the Armada ）一书中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然而，作为增进历史性理解方面的一项贡献，本书的真正力量还不在于此。马丁利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他没有仅仅把无敌舰队的故事局限于英国，或者英西双边关系的历史剧本中，而是将此事置于全欧洲这场大戏之下，这场历史剧不仅涉及伦敦和马德里，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也都深深地卷入了戏剧冲突。在这里，身为精研外交的历史学家，作者回到了自己的本行。在此前没有任何历史学家曾经获得过彻底成功的地方，马丁利成功了，他揭示了一张覆盖欧洲大陆的盘根错节的多边关系网——譬如，发生在法国，以吉斯公爵夺取巴黎为最高峰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原来与腓力的无敌舰队终能扬帆起航彼此息息相关。凭着高超的技艺，他在编织一个复杂故事的千丝万缕时做到了条分缕析，将英格兰的事业放在了更为寥廓的欧洲语境下予以论述，无敌舰队一役也被纳入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阵营相互对抗的宏大叙事之中，变成了这场囊括寰宇的全面战争中的转折时刻。从另一重角度来看，这场战役甚至成了后来在 1940 年春夏之际臻于顶峰的另一场全面战争的预演。

不可避免地，本书对 1588 年诸多史事的解读在收获教益的同时，也存在某些疏漏之处。在回首这段历史时，很明显马丁利将视线更多地锁定在欧洲的场景上，从而牺牲了故事中大西洋的历史维度。整个故事或许更适宜从德雷克完成于 1577 年至 1580 年的环球航行开始起笔，是这次周游而非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在 1587 年的死刑处决，让利益遍及世界的西班牙帝国感到了真切的威胁。同样，对 1587 年至 1588 年的全神贯注还制约了故事另一端的叙述视野，这个故事无论如何不应该以 1588 年无敌舰队的战败和溃散而告终。新的入侵舰队将会在 16 世纪 90 年代再度向不列颠群岛进发，未来十年里，西班牙权势的骇人程度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似乎并不逊色于从前。

当然，1588 年这一战确实导致了一些重要的后果。征服英格兰的宏图大计在该年落空，对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集体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就西班牙而言，这暗示着因为自己的罪过，上帝已经转而与他的选民彼此敌对。这种意识连同此后接连不断的挫折和战败，为西班牙的国民心理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失利阴影，直至 20 世纪的最后数十年才得以云开雾散。另一方面，对英格兰来说，这场大捷则宛如一针强心剂，在全体国民的心中奠定了胜利的意识，这种集体意识不仅在汉诺威⑦  和维多利亚时代结出了辉煌的硕果，还让英国人在面临德国 1940 年发起的猛攻时，能够举国上下坚定一心，勇于成为这场泰坦之战⑧  中活下来的那一个。

时间又到了 1988 年，庆祝击败无敌舰队的第四个百年纪念日来临，当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庆典展览在格林威治的海军博物馆（Naval Museum）拉开帷幕时，看上去无敌舰队的故事终于耗尽了它对国民情感的所有号召力。就像马丁利本人首先期冀的那样，当年涉事的各方都已各领褒贬，得其所哉。伴随英国的国民心理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变迁，多数时候，无敌舰队一役已然难以在集体意识中唤起共鸣，故事的遗音余韵正随尘埃落定。结果便是，无敌舰队的战败作为一起遥远的历史事件，到今天不过意味着按时重放的富有戏剧性的文献纪录片而已。而马丁利早已通过卓越的叙事技巧将英格兰当年的伟业雕琢成一部好戏，在全欧洲的舞台前方上演，其实他才是这条路的先行者和奠基人。虽则如此，1940 年那场黑暗和光明的伟大角逐尚且距今未远，现实的呼应更为马丁利戏剧化的历史重塑灌注了动人心扉的力量，仍将继续感染读者与之同行，并确保他对于 1588 年这段往事异彩纷呈的召唤能够不断吸引新的读者展卷共赏。

J. H. 埃利奥特⑨

前　言

写一本有关西班牙无敌舰队战败的书，一定早就有人动过这个念头，而我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在 1940 年 6 月，那时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转向了英格兰的海岸及周边海域。①  如果说这个想法有令我痴迷的地方，那是因为虽然已有不少人就这个题目著书立说，可是把那场海战置于更广阔的全欧洲语境中予以重述，看起来仍然饶有趣味，这种视角曾一度受到青睐，不过自从 1914 年以前的和平年代开始，战役和语境之间的纽带便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瓦解了。在马汉②  和一系列帝国理论家的塑造下，1588 年的那场战役在人们心中似乎变成了一场制海权之争、一场意在争夺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路的现实较量。从这些观点来看，为经济利益而战既正当又理所当然，为彼此冲突的思想体系而战，为维护信仰的相对正确而流血，则显得荒诞不经和骇人听闻。

然而 1588 年的人们会对此持有异议。对他们而言，英国和西班牙的舰队在英吉利海峡上的碰撞是一场末日决战的开端，决战双方分别代表光明与黑暗，即将迎来最终的殊死搏斗。身处哪个阵营取决于你的立场，整个欧洲大陆已经被清晰的鸿沟一分为二，虽然多数国家名义上未曾参战，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立国并不存在。欧罗巴大陆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屏息谛视海峡中的战斗，因为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结果不仅将要决定英格兰和苏格兰、法兰西与尼德兰的命运，还将决定基督教世界未来将何去何从。意识形态之战从来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战争，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逾越国境，而且在参战人群的想象中，至少就他们的意愿来看，这将会是毫无保留的全面战争。站在 1940 年的历史关口，当然要比以往的某个时刻，例如 1890 年，更容易理解这一点。

西班牙进攻英格兰是大陆军事强国企图建立欧洲霸权的首次尝试，在现代历史上，这个模式还将一次次地反复重现。早在 1940 年，我就曾构思过一本小书，它将以标准化的叙述为基础，主要致力于提出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基于，或者说让人觉得都是基于西班牙成功入侵英格兰所引发的。不过，在我的设想尚未取得深入进展的时候，它就不得不因为其他事情的干扰而暂告中止了。在得以回归该计划前，我收获了些许新知——诚然，这不过是些浮光掠影的认识，但委实要比一位久坐书斋的中年历史学家所能期待的丰富得多——其中的一些涉及海战和两栖联合作战，另一些则与无敌舰队当年驶过的水域有关。

等我终于有时间再次回到无敌舰队的命题时，完成这本书已不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不过着手写作的想法仍在召唤着我，因为书中的战役不仅仅是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海上决斗那么简单，它实则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重要国际危机的焦点所在。由于时间很充裕，我决定这一次从原始文献入手，注重蒐求档案资料和印刷品，对于即将提及的地点，我尽可能多地实地参观乃至故地重游，之所以这么做，既不是因为我坚信这套程序更加纯正，也不是为了得出什么惊人的新发现，原因其实很简单，这就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式。除此之外，我从迈克尔·刘易斯③  教授发表在《水手之镜》（The Mariner’s Mirror ）上的系列文章《无敌舰队的火炮》（“Armada Guns”，第 XXVIII-XXIX 卷，1942—1943）中获益良多，该文向我展示了，只要拥有崭新的视角和若干新鲜的材料，就依然能够在公众熟知的老生常谈中铺就另一条新颖而重要的阐释路径。还有吾友伯纳德·德沃托④  的《决定之年》（The Year of Decision ，1943）和《横渡宽广的密苏里河》（Across the Wide Missouri ）⑤  ，刚脱下戎装不久，我便开始拜读这两部书的手稿，我渴望复原 16 世纪末那一帧帧彼此串联的历史画面，使之如德沃托笔下落基山西麓的历史那样跃然纸上，但我很好奇自己的成功能否达到老朋友的一半。

最后，我终究没能发现什么前所未闻的惊人阐释，不过对未出版材料的钩沉和对已出版文献的再度检视，倒是令我得出了些许宛似零珠碎玉的新证据，它们削弱了一些既有观点，又使另一些得到夯实。还是拜这段艰辛的基础工作所赐，时不时地，我确乎听到了袅袅如诉的音符，看到了触手可及的映像，它们赋予这一段人尽皆知的故事以新的活力。故而，虽然这里的文字大抵与当下通行的学术观点并无二致，我仍奢望它能充分展现出论述重点转移和史料细节增订上的努力，以证明这并不完全是一次旧调重弹。

既然本书的写作并非专供学界方家的探讨，而是服务于对历史感兴趣的任何读者，书中便没有附加脚注。但考虑到部分研究这段历史的学生兴许会在翻阅之余，对于文中的判断和立论的背景稍感好奇，我先在文末附上了一份总体说明，解释了本书主要依据的史料和已出版的著作，接着对每一章涉及的主要文献作了简要注解，任何与大众观点抵牾的新见解，其后都列有专门的论据介绍。

关于历法的说明

书中提及的所有日期，除非特别标注，否则概为新历，也就是说，书中依据的是每个人现今正在使用的格里高利历①  ，虽然它直至 1582 年才由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公布，但到 1587 年已经被西欧大部分地区采用。当然，这些地区中不包括英格兰。在保守主义的坚定支配下，英国人抵触改革，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春分继续安排在 3 月 11 日，而没有像海峡对岸那样移至 3 月 21 日。结果英国的历史学家一直声称英格兰、西班牙舰队的第一天交锋发生在 1588 年 7 月 21 日，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却从来都将这一天记为同月的 31 日。

这使得任何在此落笔的史家，但凡兼涉英格兰和大陆事务，难免进退两难。一些史家以类似 7 月 21/31 日的书写形式规避上述难题，然而大多数人单是看到众多日期并存便已然心生排斥，更不要提这些日期还要装扮成纷争的派系了。为此，既然在随后的叙述中，发生在英格兰和大陆的各起事件之间的顺时性常常颇为重要，而在两种历法之间往来切换又实在易生混淆，在新旧两种历法之间做出抉择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必要之举了。我选择使用新历，因为它更符合真实的季节走向，而在某些季节，十天已经足以造成光照程度的变化，并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天气的预期。倘若有些读者对于以大陆历法体系记载英格兰的事务感到烦扰，只需减去十天，就可以恢复旧历的原貌。当然，每个礼拜的日子依然如故。周日仍旧是周日，无论在罗马还是伦敦。

①  1582 年，罗马教廷主持了历法改革，由于此前通行千余年的儒略历已出现十天的误差，因此根据新的格里高利历，当年 10 月 4 日后的第二天将直接跳至 10 月 15 日，跨越十天。天主教国家很快采用了新历，但新教国家出于宗教对立情绪，一度对历法改革坚辞不受，如英国直到 1752 年的 9 月才改用新历，9 月 2 日后的第二天为 9 月 14 日，跨越十一天（因误差比 1582 年又多了一天）。

关于船只及其火炮的说明

尽管在无敌舰队一役中，双方几乎使用了欧洲已知的每一种船只，涉及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型号，以及更加让人目不暇给的名称，但在做出合理而简明的分类后，对之加以描述仍然是可能的。

盖伦帆船（galleon）是大西洋海域的标准战船。它们多半在船首至船尾之间设有双层甲板，将主战火炮安装在侧舷，并在前后船楼上搭载轻型速射火炮。虽然以日后的标准来看，它还是显得过于短粗、高耸，但比起同时代等量吨位的商船，当时盖伦帆船已然更加狭长、低平。

同样安排在前线的还有武装商船，它们为盖伦帆船提供了支持；那些重达 300 吨（英制）以上的武装商船能够携带长重炮（culverin）和半加农炮（demi-cannon），是一种常见的大型战船。其中，最可怕的英国大型战船要数利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的武装商船，它们在建造时便以航行的速度和操作的便宜为鹄的，装配了足以驱散海盗的重型火炮，正因如此，它们有时竟会被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敌人误认为盖伦帆船。形制最大的地中海商船是卡拉克帆船（carrack），拥有巍峨的悬伸艏楼、艉楼和深深的货仓；其中一些设有三层甲板，那些被葡萄牙人用于东印度贸易的卡拉克帆船正是如此。波罗的海的霍尔克船乌尔卡船（urca）通常在大小和高度上赶不上卡拉克帆船。浑如黄油桶一般的外形使这种船只十分适宜航海和载货，但反过来也让它们比卡拉克帆船还要缓慢和笨拙。

小型船只被用于侦察勘测、派遣调度和近岸作业，英国人一般称其为“轻帆船”（pinnace），无论它们装备了怎样的船具。我用这个术语指代双方舰队中的同类船只。西班牙人会按照由大到小的顺序，进一步区分扎布拉船（zabra）、弗拉加塔船（fragata）、帕塔耶船（pataje）和帕塔科船（patach）。所有这些类型的船只都像英国的轻帆船一样，在水中模样低矮，但却比大型船只更加快速和易于操纵，而且需要时可以用桨驱动。除了独立服役的轻帆船，双方舰队还都将他们较大的舰载艇称作轻帆船。这些小艇或拖曳在船尾，或装载于甲板之上，既然它们并没有被单独分派船员，也就并未出现在船只的名册中。

其他种类的小型沿海船只，如霍伊平底船（hoy）和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克鲁斯特帆船（crumster）与加里奥特桨帆船（galiot），有时也用于作战。他们常常采用贯穿首尾的纵帆装置；克鲁斯特帆船与加里奥特桨帆船经常被置于船尾曳行。

加莱桨帆船（galley）和加莱赛战船（galleass）都是纯粹的战舰；它们平时借助风帆巡航，但战时亦使用桨橹。加莱桨帆船身躯狭长，入水后船身颇矮，火力较轻。加莱赛战船之所以会诞生，源于人们想要将加莱桨帆船的航速和盖伦帆船的火力、适航性融为一体的尝试。这种尝试并没有完全成功，但它们确乎称得上是令人畏惧的战舰。与无敌舰队同行的那不勒斯加莱赛战船配备有 50 门火炮，其中一些是大口径长重炮，该船还载有 300 名士兵、水手和 300 名桨手。

16 世纪的火炮甚至比船只还要纷繁复杂。无论是前膛装填、以摧毁船只为目标的重型主战火炮，还是后膛装填、着意于击杀人员的小型火炮，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型：波特炮（pot gun）形状极其粗短，类似毕雷炮（perrier），是迫击炮（mortar）的前身，后者最初只是其中一些炮型的名字；加农炮（cannon）家族都是些厚实的中程火炮，当中的首要类型是半加农炮，它浑如蹲伏着的怪物，有 9 英尺长的炮管和 6 英寸宽的膛孔，可以直射 32 磅重的实心弹（round shot），射程约为 500 码，是 18 世纪臼炮（carronade）的始祖；最后是长重炮家族，它们是 18 世纪长程火炮（long gun）的先辈。

理论家们时常宣称，一门长重炮能够将 18 磅重的炮弹——半长重炮（demi-culverin）的炮弹重量减半——有效平射至 700 码外，随意发射的话（最大射程）则高达 2 英里左右。因此，船舶之间相隔“长重炮的射程”，意味着两船的间距约略小于 2 英里，距离达到“半长重炮的射程”意味着两船相隔大约 350 码。事实上，纵然这些火炮统称为长重炮、半长重炮，但由于每门炮在膛孔、炮口口径、重量和性能上大相径庭，又由于 16 世纪各地区在重量和尺寸上的五花八门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而多数兴之所至的作者对于精确性却漠不关心，最后的数据也就要一再进行校正。所以，一位弹道学专家也许会提到，某一门如此这般规格的长重炮将一枚 9 磅重的炮弹射至 2500 步外的位置，但何谓 1 步、1 磅，他其实并不具备精确的认识，对于笔下誊抄的外国人的陈述（理论家们全都仰仗相互传抄），他也不了解对方使用的数值是与自己一致抑或迥然不同。迈克尔·刘易斯教授便在做出总结后表示，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无敌舰队火炮的信息大体上只具有相对的准确性。

1　揭　幕

福瑟林格

1587 年 2 月 18 日

比尔先生周日晚上才把死刑判决书带回，但是到了周三清晨，未等曙光爬上高高的窗棂，福瑟林格①  的大议事厅早已布置停当。尽管什鲁斯伯里伯爵②  迟至昨天方才返回，人们却无法再忍受丝毫的迁延，急不可耐地要求执行死刑。没人知道下一个从伦敦疾驰而来的驿使会捎来怎样的旨意，也没人知道，倘若再等一天，其他同伴是否会意志动摇。

平时摆设的家具都已搬离大厅。在大厅进深的拦腰地方，木料燃起的烈焰在烟囱下熊熊闪耀，与令人汗毛竖立的酷寒彼此交锋。人们朝向大厅高端③  搭建了一座小型平台，模样像是提供给巡演艺人的小巧舞台，伸入大厅有 12 英尺长，8 到 9 英尺宽，不足 3 英尺高。平台的一侧设有一段阶梯，台面用新伐木材铺就，上面严严实实盖着黑天鹅绒布。在平台上，正对着阶梯放着一把同样罩着黑天鹅绒的高背椅，前方三四英尺外则铺着黑色的地垫。紧邻垫子的地方坐落着像是一张低矮长凳的物什，然而丝绒未能遮住的边角却分明地显露出，那是一具木质断头台。时间将才早上 7 点，这“舞台”的管理者已经在满意地眼看着一切准备就绪了。郡长的差役已经全部就位，他们头盔、胸甲一应俱全，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勇武英伟，纵然动作僵硬，长戟也被紧紧地攥在手里。观众全都经过拣选，包括来自邻近地区的两百多名爵爷和乡绅，他们一大早就被紧急传唤而来，此时已经排队进入大厅的低端。

舞台的主角让他们等待了三个多钟头。差不多 30 年前，她嫁给了未来的法国国王，在卢瓦尔河畔那辉煌而险恶的宫廷里，她一次次错失了领悟更为重要的政治教训的机会，却习得了掌控社交场面的诀窍。现在她从大厅一侧悄声穿过一扇小门走了进来，在众人发现自己之前便已在大厅中现身。她迈向平台，六位侍从两人一组尾随其后。她无视延颈企踵、窃窃私语的观众，看上去对执掌自己生死的官员也同样漠然。在一位虔诚人士眼中，步履柔缓的她仿佛行进在前去祷告的路上。只有在拾级而上，继而坐进黑丝绒椅子的一瞬间，人们才隐约感到她似乎也需要他人的援助之手。就算她的双手在安放于膝上之前曾有过一丝颤抖，也未曾有人察觉。接着，尽管大厅里的氛围十分静穆，她却仿佛是在向观众雷鸣般的掌声答礼致谢一般，第一次转过身来面向他们，有人觉得在她脸上看到了微笑。

身着黑天鹅绒的她好像淹没在了相同颜色的高背椅中。冬日阴郁的光不仅使得她白皙的手黯淡了几分，还令她头巾的黄金色与堆叠在头巾下的棕发的红金色也失去了色彩。但看客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望见她喉上精致的白色蕾丝褶边，再往上，是一片反衬着黑暗的洁白的心形花瓣，那是她的脸庞，上面点缀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张小巧而流露出渴望与不甘的嘴。这就是令里奇奥为之殉身的女人，是她让达恩利勋爵这个年青的傻瓜，还有亨特利伯爵、诺福克公爵、巴宾顿，以及其他上千位无名男子在北方的荒野和绞架上身名俱裂。自从她鼓动拜倒裙下的臣民们越境来袭，她的传奇光环便像一柄利剑悬挂在英格兰的上空。这是最后一位富有此等传奇色彩的被俘公主，她是法国国王的遗孀④  、遭放逐的苏格兰女王、英国王储，而且（沉默的现场见证者中想必会有人认同这一点）就在这一刻，如果她的权利得到伸张，本应该是英格兰的合法女王⑤  。她在刹那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接着便深深陷进椅子的一团暗影之中，浑似身边的法官并不存在。在众人的目不转睛中，她感到了满足。

肯特伯爵⑥  和什鲁斯伯里伯爵与她一同进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已经在女王对面落座。比尔先生立于一旁，清了清嗓子，展开羊皮卷，开始朗读判决书。他其实没有必要紧张，因为是否有人聆听委实是件值得怀疑的事。“目无法纪……招亡纳叛……欺君犯上、密谋弑君……叛国罪……死刑。”公文的字句对于玛丽·斯图亚特和厅堂里的其他人来说无关紧要，他们心知肚明，宣判与罪行无关。本次判决不过是这场政治决斗中发起的又一轮攻势，在场的多数人自记事之日起便目睹了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敌对的两位女王出生前，决斗便已开始。交战的两派于 60 年前开始形成，一方捍卫旧教，另一方代表新教，出于命运的捉弄，其中的一方甚或双方都常常团结在女人的统领下。历史见证了阿拉贡的凯瑟琳与安妮·博林的矛盾、玛丽·都铎与伊丽莎白·都铎的冲突、伊丽莎白·都铎与洛林的玛丽的较量，而伊丽莎白·都铎与绞刑台上的这位囚徒玛丽·斯图亚特之间的决斗，如今已经持续了将近 30 年。最敏锐的政治家们兴许会好奇，过去 20 年中，英格兰究竟如何成功地容下了这两位前世注定的仇家，并让她们同时存留在世上。

无论伊丽莎白做了什么，玛丽·斯图亚特都必定竭尽所能寻找一切办法破坏表姐的计划、贬损她的身份。在双方的殊死搏斗中，挥出的刺击没有犯规一说。当带来优势的武器从手中滑落后，玛丽尝试了弱者可以随手抓起的所有武器。除了谎言、眼泪、逃避、威胁和乞求，她还利用王冠、美貌和信仰去尽力赢得任何男人为她的事业赴汤蹈火。他们最终证明自己是柄双刃剑；但是，就算他们现在砍了她的头，她也利用他们给敌人留下了伤口，在英格兰的牢狱中，玛丽甚至比在苏格兰的王座上给表姐的国家造成了更大的混乱。她还打算再度出击。现在，她转过下巴颏儿，向比尔先生的结束语表示厌倦。

彼得伯勒教长⑦  的紧张还要甚于比尔先生，在忍受他结结巴巴地重复了三次开篇词后，玛丽轻蔑地打断了他的发言。“教长先生，”玛丽对他说，“我会怀着真切而神圣的天主教信仰死去，一如活着。您就此所说的一切都是徒劳，您的祈祷对我并无益处。”

她非常肯定，信仰是一把不会伤到自己的武器。玛丽在福瑟林格遭到的监视固然严密，但狡猾胆大的亲信们在易装后出入英吉利海峡⑧  的各个港口为她捎信，使她得以接触外界信息。报告称，北部地区仍属于天主教，西部亦然，甚至就在这里，在新教异端的据点，在英格兰的中间地带，在伦敦，越来越多的人正日渐重拾古老的天主教信仰。此前，因为身为王储的自己是天主教徒，将在信奉异端的表姐驾崩后和平继承大统，数量庞巨的天主教臣民保持了平静，但现在，这位异端女王如若处死她的正统继承人，这些臣民们必将揭竿而起，愤怒地扫除所有这些不公的恶行。同时，与为了保全狱中的自己进行斡旋相比，为死去的苏格兰女王报仇这一名号必然更能激起海外的天主教国王们的热情。

玛丽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她身上，很少有哪一点像这件事一样不会引起人们的质疑，但单纯秉持信仰死去对于她是不够的。决斗还将继续。为此所有人必须知道，她不只是赍志而殁，而且是为之殉道。也许，她并不总是天主教信仰最坚固的梁柱；也许，对于天主教这项事业来说，她施下的那些令人生疑的诡计所造成的伤害，有时要超过她的奉献所产生的助益。可是寒光凛凛的斧头会永远削去旧日的过错，会让低语的谰言沉寂。活着，她能用话语鼓动人们扑向她的敌人；死了，她的血明显能够更加有力地鼓动他们为自己复仇。近几年，她尤为钟爱一句寓意模糊的箴言：“我死即我生。”殉道将会使她的诺言和威胁一并兑现，而她只需要演好这出戏的最后一幕。

故而，她高擎起十字架苦像，让长厅的每个角落都能看清自己对宣判的挑战。她的声音如得胜般上扬，盖过了彼得伯勒教长，常常比他抬升的语调更为高亢、清越，使得那属于古老信仰的天主教祷词听起来神秘而富有支配力，一时竟凌驾于热切的新教英语祷告之上。教长诵毕，女王的祷词又持续了一分钟，现在她使用的是英语；她在为英国人民和自己的王室表姐伊丽莎白的灵魂祈祷；她原宥了所有敌人。接下来，她的侍女们忙碌起来。黑天鹅绒长袍被褪至女王的膝盖以下，露出紧身马甲和一袭绯红的丝质衬裙，她这身从头到脚都是血红色的殉教者衣着与四周的晦暗形成了鲜明对比。蓦地，她向前走出了几步，静静地屈膝跪地，俯身在矮小的断头台上。“在你手中，主啊……（In manus tuas, domine...）”随后人们听见了两下沉闷的挥斧声。

还有最后一个仪式环节等待完成。行刑人必须展示头颅，并按惯例喊出一些词句。只见戴面罩的黑衣人弓腰，直身，继而高呼：“女王万岁！”但他攥在手中的不过是属于敌对美艳女王的方头巾，以及别在上面的一顶精致的棕色假发。紧接着，一颗皱缩、枯萎、苍白的人头滚向了讲坛边缘，它娇小而发亮，有着萧疏的银色发茬儿，这才是殉教者的头颅。玛丽·斯图亚特一如既往地深谙如何令敌人难堪。

①  福瑟林格（Fotheringhay），位于英格兰中部北安普敦郡。

②  第六任什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伯特（George Talbot, 6th Earl of Shrewsbury, 1528—1590）。

③  福瑟林格的大议事厅在一座可能建于 1100 年左右城堡内，属于在中世纪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低地常见的一种本地建筑形式。通常，这种大厅的两旁设有耳房，存放食物和酒水的一端被称作“低端”（lower end），另一端属于会客厅等私人空间，被称作“高端”（upper end）。

④  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5 岁时被送往法兰西，于 1558 年 4 月 24 日与法国王太子弗朗索瓦完婚。7 月 10 日，弗朗索瓦加冕为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二世，于 1560 年 12 月 5 日去世，年仅 16 岁。

⑤  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林怀上她的时候，与亨利八世的婚姻是私下缔结的，此时亨利八世犯了重婚罪，甚或可能根本没有与安妮·博林结婚，因此伊丽莎白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另外，由于伊丽莎白信奉新教，玛丽·斯图亚特借由欧洲各国对于异端的恐惧以及罗马天主教对于异端分子的排斥，对外宣布自己拥有英格兰王位合法继承权，拒绝承任伊丽莎白一世为英格兰女王。

⑥  第六任肯特伯爵亨利·格雷（Henry Grey, 6th Earl of Kent, 1541—1615）。

⑦  即理查德·弗莱彻（Dr. Richard Fletcher, Dean of Peterborough, 1544/5—1596），彼得伯勒在今东英格兰地区。

⑧  本书下文中如未特殊指明，所谓的“海峡”皆指英吉利海峡。

2　一座城市的天真

伦敦

1587 年 2 月 19 日

伦敦因为驿使的到来而苏醒，福瑟林格的消息传开后，人们迫不及待地燃起篝火，不多时，钟声欢奏，枪炮齐鸣，每条街都张灯结彩。难耐的愁云一扫而空，恐怖的日子一去不返。玛丽·斯图亚特长期以来成了每个伦敦人心头的阴影，伊丽莎白登基后，英格兰的一举一动无不笼罩在玛丽的威胁之下。过去一年中，公众要求处死玛丽的吁请一浪高过一浪，似乎只要玛丽活着便天无宁日。

首先，伊丽莎白上次庆祝寿辰时已经五秩晋三。就算女王身边最合适的人选中还有追求者——自打安茹公爵①  之后，就再也没有追求者上门——女王将会绝嗣也已是无人否认的事实。她会是都铎王朝的末代君主，而其继承人玛丽·斯图亚特则年轻十岁，春秋鼎盛。关于这个问题，臣子们没能也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每个人都在不停掂量王位易主的可能性。只要玛丽活着，她继承表姐王冠的可能就始终存在。甚至连女王议会里最激烈反对玛丽的敌人——莱斯特②  、伯利③  、哈顿、沃尔辛厄姆，也曾尝试在玛丽那里留条退路，万一苏格兰女王比自己的女主人享寿更久呢？当最坦率的新教政治领袖也认为，确保让玛丽相信自己将会投诚才是万全之策时，次一级的人物也都努力做好两手准备便是很自然的了。心怀不满的北方领主和乡绅也寄希望于玛丽的胜利，以便复兴旧教，拨乱反正。自从伊丽莎白践祚，天主教一派始终在暗中筹划反攻，封建特权和地方保守主义的余烬乃是其依靠的基石，西班牙的密谋者和派遣神父则时不时地煽动火苗。政府对北方起义的血腥镇压抑制了火势，但没能将之彻底扑灭；在希望的诱惑下，火苗仍在秘密喘息，因为王储事实上仍是一位天主教徒。只要玛丽尚在，天主教势力就会作为强大的政治派别一直存在，绝不会死去。

一些伦敦人曾在玛丽女王④  重振天主教时高高兴兴地去望弥撒，在路过施行火刑的史密斯菲尔德⑤  时强忍住恶臭引发的不适；一些伦敦人有可能会藏起表面的勉强，重拾旧教，只因为这是保全生意和家人的最好办法；不少自耕农和乡绅尽管在新的信仰下生活幸福美满，却仍对旧时光心存留恋。就算对于这些人来说，这股持续存在的天主教势力也是一种可怕的威胁。苏格兰的过往已经证明，一个新教国家无法接受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即使教会的任命在苏格兰并不像在英格兰这样直接服从王命。⑥  同样，在英格兰，尽管一代人以前，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⑦  确实曾把教会带回到罗马的道路上，但经过伊丽莎白长达 29 年的治理，无论是王国的边陲、中心腹地、南部和东部各郡、繁荣的各个沿海港口，还是伦敦这座大城本身，都已心向新教。有太多的爵爷、乡绅把自己的政治资本押注在新教上，有太多的商贾，他们如今的生存之道在旧式的教会政府支配下必然会遭受阻挠；有太多的自耕农、工匠已经习惯了前往刷成白墙的新教教堂聆听布道，那里的讲道者衣领下佩戴着日内瓦⑧  式的白色双饰带。整整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滋养他们的是英语《圣经》、克兰默的《公祷书》和福克斯的《殉道史》；整整一代新人已经成长起来，心中怀着对天主教徒、西班牙人和外国干涉的恐惧与忿恨。设若玛丽·斯图亚特登基，考虑到她的身世及其周边人士的性格，她一定会试图复兴罗马天主教会，那时必然发生的将不是怀亚特领导的短暂骚乱⑨  ，而是举国沸腾、你死我亡的宗教战争。

没有必要向伦敦人饶舌内战的景象。一个世纪以来，英格兰始终在被一场梦魇困扰，担心都铎世系的覆灭会再次把王位交到冲突各派的角力场中，担心曾引发混乱无序时代的所谓的玫瑰战争⑩  会又一次上演。由于大众的忧虑，在书市和舞台上，有关玫瑰战争的编年史体裁的散文和诗歌脍炙人口，但若回顾约克和兰开斯特的长期冲突，那些为争夺王位而挑起的最严重的争斗，与宗教问题导致的骇人内战相比，也不过只是稀松平常的武装暴乱罢了。曾经发生在哈勒姆和安特卫普的故事早就妇孺皆知，从许多商人、流亡者那里，伦敦人还知晓了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在这二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⑪  当年曾被圣巴托罗缪之夜⑫  的故事吓坏了的孩子如今已长成须眉男儿，但对于宗教战争的恐惧却并不专属于孩子。巴黎的水渠中满溢的鲜血、卢瓦尔河上漂浮的死尸、诺曼底的滚滚狼烟和荒无人迹，这些绝非无稽之谈。街上有靠哭诉从好心肠的市民那里赚几个便士的乞丐，如果说他们中间某些人一生中距离宗教裁判所⑬  的牢房从未比伊普斯维奇的监狱⑭  更近，那些假肢和伤疤也并不会透漏这个简单的事实。所以当牧师们提醒教区居民，一处人民推翻合法的统治者、彼此刀兵相向的土地是被诅咒之地时，人们会紧咬双唇，坚定地点头，而当他们低头为仁慈的女王伊丽莎白的圣安祈祷时，他们的声音里有着罔顾一切的真诚。

16 世纪饱尝分裂之苦，因此对统一与和平的渴望也至为强烈，国王则成了人们唯一寄予厚望的社会秩序的象征。因此，按照多数讲道者的教导，即使是最邪恶的君主，他的性命也是神圣的，无论君主品质如何，效忠乃是人们的天职。人们把曾献给普世教会的无限忠诚逐渐转移至世俗君主身上，这为日后的下一步转移做好了铺垫，届时取代后者的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民族国家。总之，当时的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君主的神圣性这种亵渎上帝的信条已经隐隐浮现。16 世纪，确乎是属于君主们的。

不过，在英格兰，纯粹因为如下这个被投注了个人情感的等式，君权神授的普遍信条此时尚未突显。英国人一致赞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在列王之中如同鸟中凤凰，她独一无二，超越了衡量君主的一般标准。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比正确。伊丽莎白·都铎与英国人之间长达 45 年之久的君民互爱，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现而今，很难断定这份感情是如何开始的，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成分，它在那些年中升腾为熊熊烈焰，从中流露出了某种炽热的真诚，这一点却是无须怀疑的。当年的某些修辞或许矫揉造作，却并不能因此否定其背后的真实。

毫无疑问，我们在君民双方那里均能发觉某些虚饰、算计和私心，这些在所有风流韵事中可能从来都不会缺席。如果伊丽莎白·都铎想要彻底统治英格兰——她身上有着都铎王朝君主掌管权柄的决心——就必须赢得人民的爱戴，因为除此之外，她再无依靠。她登上的是已然摇摇欲坠的王位，国库空虚，货币贬值，人民穷困、消沉、彼此敌对。王国刚丢掉在大陆的最后据点，也是荣耀的金雀花王朝的仅存遗产——加莱，因而难以掩饰其败给法国人的事实。过去多年中曾导致比邻的法国落入无政府状态的分裂和绝望，正在英格兰显现出更严重的征候。即使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玫瑰战争时期，也不曾遭遇如此严峻的外侮和内患。英格兰在欧洲形单影只，身边只有环伺良机、虎视眈眈的列强，他们之所以按兵不动，只是碍于彼此间的猜疑。比起之前诸王，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资格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何况她还要自我作古，成为首位独掌权柄的不婚女王。她既要抵御外敌，还要统驭贪婪、野心勃勃的贵族和以暴烈、难以驯服著称于欧洲的英国人民。她所拥有的，只是孤立无援的妇人之智。

在那个年代，成功的君主们正在纷纷转型为高效而集权的专制者，连最孱弱的瓦卢瓦王朝的法国国王，在其统治最脆弱的时候，亦能够将三级会议玩弄于股掌间，而伊丽莎白却要穷尽毕生之力，在宪政的镣铐下实行统治。要知道，倘使大陆的政治理论家们知晓宪法的具体条款，一定会斥之为荒诞而不合时宜的封建遗毒。终其一生，她的统治都饱受质疑、处处掣肘，她能获得的正当税赋极为有限，还不及西班牙的腓力二世从单单一个米兰公国榨取的油脂可观。除了一些仪礼性质的卫队，她没有任何常备军，除了实际上划归独立的地方治安法官领导的差役，她的麾下没有任何治安力量，在处境最为危险的那些年，出于保护女王的考虑，她的国务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才建立了只存在于某些充满敬畏的史家笔下的“一张无所不在的间谍网”。这个令后世印象深刻的英格兰反间谍系统寒碜到只能依靠报酬极低的多才异能之士代行调查，为其提供帮助的是些仅有临时身份的线人，统领该项事务的则是一位负责沃尔辛厄姆日常书信回复的兼职办事员。除了领导有方和自愿工作的热忱，很难说它比当时任何一位优秀大使为获得所需信息而维持的情报系统规模更大、效率更高。它可能已经引来了佛罗伦萨、威尼斯这类城邦国家的政府的哂笑，因为哪怕是为了维持单独一座城市的治安，这点力量也是不够的。伊丽莎白·都铎没有半点依靠强力统治国人的可能，因此，她唯有代之以一位聪明女子统治情郎的驭人之术。

她从一开始便有意地迎合人民，摆弄姿态、倾吐蜜语。正是为了他们，女王才傅粉施朱，同时又刻意保持些许距离，让自己被一众达官显贵环簇；为了他们，她才让自己可以瞬间变得和蔼可亲、风趣迷人，每年强忍几百英里旅程的疲倦和颠簸，以便让更多的民众得以一瞻天颜。她每年要在数十篇蹩脚的拉丁文演说和愚蠢的游行前安坐，在众多庄园宅邸中一展优雅的舞姿，还要随时觅得正确的字眼和笑容，来抚慰臣民的心。凭着可靠的直觉，她把自己装扮成臣民心中的自己，就像是必须如此行事的情人。她也经常显露骄傲、专横（女王自当有女王的派头），不忘时而令他人忐忑忧忡地感到即将失去她的爱宠。她有千面姿容，在拥抱之后报以掌掴，对忠言回以刺耳的责骂，她警告臣子们不得插足君王的事务，吹嘘自己就算离开他们也会毫发无损，而他们离开自己将百无一用。像情人间的争吵一样，她懂得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后，继之以同样势不可当的日丽风清。总之，她进退得宜，既不干扰臣民，又足够频繁地加以提醒，自己对他们的爱无出其右。在女王的言行中，有多少源于处世艺术，多少发自个人天性，不要指望区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解答，须知，就连所罗门王也曾因为一个更为简单的问题而颇感困惑。⑮

如果说伊丽莎白对人民的逢迎并不全然出于自愿，如果说她迫切需要赢得他们的爱戴，知道自己的王冠别无依靠的话，那么反过来在人民一方，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也会发现，自己的忠君是建立在自利这个日益牢固的根基之上的。当欧洲各国正因为境内外的混战而四分五裂时，英国人却在独享和平。这里没有王家税务员从他们的口袋里攫取劳动果实，产品能卖出高价，商业运转良好，货币供应充裕；利润可以有保障地再次投资，投入土地、航运业或是纺织品、金属材料的扩大生产，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英格兰的纺织业、冶金业在世界上日渐占据了引人瞩目的地位。这里不会有铠甲铿锵作响的士兵穿街过市，除非他们正从境外前线返回家乡，夜晚突然传来的敲门声也只会来自邻居或是运货的马车夫。一个男人可以自得其乐地畅饮啤酒，只要合情合理，持有何种观点全凭自己高兴，只要偶尔出席教区教堂的集会，就完全满足了女王所期盼的全部顺从。一言以蔽之，伊丽莎白的统治在英国人的记忆中最为温和、仁慈，在周边世界的黑暗无序的衬映下，英格兰的繁荣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单纯的减轻赋税、放任自由，还不足以让人们产生为政府事业献身的热情。

撒娇邀宠当然需要对手，这是一个双方共同参与的游戏。某种程度上，为回应女王的友好示意，臣民们宣誓忠心奉献，这只是那个时代常见的夸张习俗，其中一些宣誓更属于故作姿态，多半只是为了追逐个人利益而裹覆的糖衣。但除非我们误解了当时留下的所有记载，否则便应相信，君民双方都明白，他们的关系绝不只是一场游戏。对于那些只是在女王路过大道时才勉强隔着拥挤的人群从肩膀上方瞥见陛下尊荣的普通英国人来说，伊丽莎白依然是那位葛洛瑞娜⑯  ，是为她的岛屿和人民笼上金色符咒的仙后；她是活着的英格兰守护神，是国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君主的化身。她隐秘而悉心保护的贞洁是国民不受外国君主辖制的保证，使英格兰得以免受其他不幸之地正在遭受的苦难，这使她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全国所有人。

在伊丽莎白一方，她更不会将此完全视为一场游戏。她毕生没有丈夫，永远不会有孩子。人们会好奇，她对人民投入的热情和人民的回馈在多大程度上填补了女王自己的生命缺憾？他们有多爱戴她？那些喷洒香水的廷臣、乡绅、自耕农、工匠、胼手胝足的海员、粗野的劳工，他们会因为伊丽莎白保护了英格兰的和平和繁荣而感恩吗？女王在登基伊始向臣民们宣称，对自己而言，放眼太阳底下这片尘世，没有任何东西会比他们的爱戴更为珍贵。在统治临近尾声时，女王又晓谕人民：“你们曾拥有过、未来也许还会拥有许多更为强大、睿智的君主，但你们从未拥有过、也绝不会再拥有一位更加热爱你们的君主。”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仅仅因为这些话就笃信了这一切？伊丽莎白与她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正如所有伟大的情事一样，终究以秘密告终。

如果玛丽·斯图亚特依然活着这一事实对于英格兰的威胁，仅限于伊丽莎白女王驾崩后可能引发内战，很可能英国人只会继续怀有一种似有还无的担忧，最后不过摇摇头，选择隔岸观火。但自从苏格兰女王跨境来到英格兰，过往的每一年无不越发清楚地证明，只要这位天主教的王储存在于世，他们的伊丽莎白女王就没有一天不面临生命威胁。许多疯子，其中一些怀着异想天开的念头，另一些则是雇来的亡命徒，只需要在凑得够近之后动一下刀子或手枪——伊丽莎白素来以忽视自身安全、不带警卫出行而遭人诟病——整个政府机构就会瘫痪：那时将不再有议会、地方行政长官、王室官员（他们的任期将会随着女王的死亡而终止），将没有惩罚暗杀者的权力机关，甚至直到玛丽·斯图亚特如愿继承表姐的王座为止，全国都将持续处于彻底的权力真空状态。这样一桩暴力行径带给王国内多数天主教徒的惶恐实则与其他人一般无二，但饶是如此肇事者也将在所不惜。甚至连行动本身是否出自玛丽的亲自批准，届时更是无关紧要。只要某个狂徒在丰厚赌注的诱惑下孤注一掷，英格兰的历史便会因此改写。

自从北方起事以来，各类阴谋和有关阴谋的传言便应声而起，近年来更益发密集。或许这座城市从未听闻过如此纷繁不绝的流言，或许政府中的清教党人言过其实，夸大了它们的可怕程度，但是危险的存在确实足够真实。一个半疯的年轻人曾夸口要行刺女王，结果在距离女王 100 码内的地方被捕，那时他手里握着一把手枪。接着，在弗朗西斯·斯洛克莫顿那里发现的文件揭示了一个涉案面极广的阴谋，那些天主教徒旨在发动叛乱、解救玛丽、刺杀伊丽莎白，同时协助法国吉斯公爵的部队入侵英格兰。随之，威廉·帕里冷血地透露，他已经被罗马提前赦免了刺杀伊丽莎白女王的罪行，而且还将得到大量现世的酬劳，而他已经怀揣着明确的目的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从德尔夫特又传来消息，在其他刺客接连失败后，一位唤作杰拉德的私底下信仰天主教的勃艮第男侍，在奥兰治亲王威廉⑰  的私人宅第里成功地枪杀了亲王，而威廉乃是新教事业的第二号领袖。英格兰虽躲过此劫，却因之战栗不已。人们由此回忆起 12 年前发生的海军元帅科里尼⑱  遇刺案，而科里尼正是组成新教世界“三头政治”的第三号人物。现在，三位领袖中只剩下伊丽莎白幸免于难。在所有这些意在夺去伊丽莎白性命的行动背后，始终只有一位受益者——玛丽·斯图亚特。那个秋天，全英格兰的贵族和各郡的主要士绅郑重其事地签订了一份《保王协定》⑲  ，以示拥君之心，并避免女王沦为下一位受难者。订约成员将依靠自身力量去对付危及女王安全的敌人，所有可能实施或是参与商议的不法分子，以及他们背后的谋士、助手、煽动家，都将被斩草除根。谋杀可以获得许可，倘使这是回应谋杀的唯一办法的话，他们对于内战的恐惧正由于伊丽莎白日益面临的危险而成倍地放大。英国人已经下定决心，下一次破获暗杀行动之时，便是玛丽的末日。

为了等来下一次暗杀，他们忍耐了将近两年，直到安东尼·巴宾顿的阴谋不幸败露。这位巴宾顿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确实有意行刺伊丽莎白，以保证苏格兰女王继承王位，对于这一点，当时无人怀疑，今天看来更确凿无疑。当时人们相信，玛丽本人深深卷入了这场密谋，这在今天可能受到了一些合理的质疑，但是就算玛丽完全不知情，她的清白对于伦敦人也无关紧要。这起案件一如此前的种种阴谋，是，并且只能是为了玛丽的利益而策划的，只要她活着，伊丽莎白女王就处在危险之中。正因如此，伦敦人才会在听到玛丽被处决的新闻后点燃篝火，走街串巷，鸣钟相告，一时间处处急管繁弦，鼓乐喧天。“就好像，”一位那个时代的见证者表示，“他们坚信的新时代开启了，从此所有人都将生活在和平之中。”

3　一位女王的心术

格林威治

1587 年 2 月 19 日至 22 日

这起在伦敦人眼中简单明了的事件，对于他们的女王而言却全然不同。伊丽莎白仍下榻在格林威治，那里有她众多宫殿中最怡人的一座，殿前的草茵一直蔓伸至泰晤士河畔，透过窗户，女王可以看见高耸的帆樯在王国的水上通衢里穿梭如织。仅仅一个礼拜前，就在格林威治，她最终签署了处死玛丽的判决书，她的新秘书威廉·戴维森先生此前引弓不发地保管着文件，直到人民的焦急和议会的争辩终于打消了女王的抵触。签署完毕时，女王仍提醒戴维森，比起在公共行刑人手下丧命，还有更合宜的办法来处决一位女王。但公开行刑正是她的顾问们倾向的方式，他们没有再与女王交涉，而是直接将这些关键文书交给了比尔先生。伊丽莎白对此事的了解表面上到此为止，但如果她真的相信，那些自从 11 月初以来便多次联合上奏、不惜动用一切论据和修辞技艺来说服自己签署判决书的臣子们，在拿到文件后竟然不会毕其功于一役的话，那么极少犯错的她，对于谋臣也实在缺少一点知人之明。这当然不是事实，凭着与生俱来的政治本能和对游戏规则的驾轻就熟，她必然早就清楚，连通福瑟林格的道路即将传来怎样的新闻。

只用了不到 24 个小时，什鲁斯伯里伯爵的公子便带着消息驶过泥泞长路，来到格林威治。当他牵着气喘吁吁的座驾抵达宫殿庭院时，女王正上马前去行猎，并没有在一片熙攘之中发现他。信使因此先向伯利勋爵呈报了这个足以令他欢喜的消息，但是多年侍奉君侧的经验使他明智地意识到，故作被动在此时是必要的，他乐于由其他人来禀报女王。伊丽莎白的其他侍臣显然也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伯利的策略。捷报早已传遍了伦敦，还没等伊丽莎白返回宫殿，格林威治的大街小巷便已沸沸扬扬，直到此时，消息才不得不被上报给女王。

关于伊丽莎白得知消息后的情景，我们有两个记载版本，它们截然相反——正如我们可以预料到的那样，但凡涉及伊丽莎白，总会出现互相矛盾的说法。在秘书戴维森先生关于自身蒙难经历的记述中，他自怨自艾地写道，一位佚名的信息提供者曾告诉他，在得知苏格兰女王被处决后，伊丽莎白女王保持了惯有的风度，喜怒未形于色。但是玛丽之子、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得到的报告却是，英格兰女王甫一听闻发生在福瑟林格的悲剧便大惊失色，陷入深深的悲恸。她千真万确地垂下泪来，在她一生之中，无论面对何等意外，人们似乎都从未目睹过如此景象。

这一回，两份记载可能都存在些许的真实。伊丽莎白早就在姐姐玛丽·都铎的统治下学会了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假使她因为得知自己签署的判决书发挥了应有的效力而吃惊（这种惊讶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无法克制），她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将会是，绝不能在宫殿中挤满各式廷臣和其他旁观者的公共场合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如果伊丽莎白在人民欢呼雀跃时落泪，她也一定会选择一个大家都看不见的地方。

她后来必定曾在另一群更合适的观众面前潸然泪下，那时的她需要眼泪。在处死苏格兰女王招致的各种风险中，最显而易见而且迫在眉睫的，是来自苏格兰的威胁。苏格兰国王基本是被母亲的敌人们抚养大的，在詹姆斯六世日渐成人的岁月里，他的首席导师①  为了彰显自己的教导职责，出版了一部论述那位被上帝遗弃的女人玛丽·斯图亚特的著作，书中使用的语言会令所有译者犯难，只得把不得体的隐晦内容保留拉丁语原文。书中的玛丽不仅犯下了其他臭名昭著的罪行，还被指控谋害自己孩子的父亲。即使是在摆脱了布坎南的熏陶后，詹姆斯也没有对母亲表现出任何逾常的热情，他对母亲的最大关心，不过是英格兰能否确保玛丽在软禁中的人身安全。在听到母亲的死讯后，他最真实的感受很可能是解脱。

虽则如此，对于一位国王来说，眼看自己的母亲沦为公共行刑人斧下的牺牲品，终究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而更为尴尬的是，身为苏格兰国王的他十分明白，本国的暴民历来视诛除国君为自己专有的古老特权，他们并不喜欢边境那边的异端敌人越俎代庖。可以想见，一些好战的苏格兰贵族会怂恿詹姆斯拾起火与剑的老办法，为了母亲的死，向英格兰复仇，海外势力也会鼓动自己挥兵南下。玛丽是一位天主教英雄、前法国王后、现任法王的兄嫂，她还是实力强大的法国吉斯公爵的表亲②  和政治盟友。在苏格兰以外，还有多股势力也视玛丽之死如同对自己的切身冒犯，这些人全都渴望将玛丽的独生子推上复仇的前线。伊丽莎白已经听说过苏格兰反英集团的日渐强势，他们正越发强硬地坚持，玛丽在狱吏手下亡命，已经构成间不容发的开战理由。面对尊严加于己身的重担，假如詹姆斯打算搪塞过去的话，他需要伊丽莎白与自己唱一出双簧。不久之后，就连不屑为玛丽·斯图亚特流下一滴眼泪的首席秘书沃尔辛厄姆③  ，也意识到了局势的凶险，他敦促伊丽莎白哪怕通过贿赂和勒索，也要为苏格兰国王筹集一大笔抚恤金，要把钱袋向任何可以收买的苏格兰人敞开，同时还要加强北方边境的守备。眼看苏格兰可能南侵，已经左支右绌的英格兰必然处境更为不利，而自己的女主人却对此漠然置之，诚恳的沃尔辛厄姆简直要因此忧心成狂。但伊丽莎白其实心下已有主意，她认为眼泪要比鲜血和金子更为便宜，她要以詹姆斯可能接受的最低价码，买得苏格兰的中立。

眼泪，只是第一笔赔偿金。周五，伊丽莎白的老朋友和新任御前大臣克里斯托弗·哈顿发现，如同雷雨云般阴郁的女王正斥责戴维森不该如此鲁莽，在没有得到自己明确批复的情况下便下达判决书。周六，伊丽莎白又将自己难以抑制的暴怒一股脑儿倾泻在了枢密院会议全体与会人员身上。人们应当好好读读关于女王雄辩的完整抄本，这一席陈辞让伊丽莎白的顾问们捻须心惊，强项诸公如海军大臣④  、巴克赫斯特勋爵⑤  ，甚至是声名赫赫的伯利，都无不愁眉泪眼、语无伦次。我们从伊丽莎白侍从的描述中知晓，女王的勃然大怒常常令人目不敢视、不堪忍受，而这一次发怒则更甚于从前。一位枢密院大臣日后表示，终伊丽莎白一朝，他从未见过圣上这般动容。不过这场申斥自有其背后的要旨，尽管身份尊贵的枢密院大臣们像被鞭打的学童一样哭天抹泪，却能够在饱受一顿口舌挞伐后全身而退，可是对于另一个人，伊丽莎白却要拿他作为牺牲。虽然枢密院的臣子们跪请伊丽莎白息怒，女王还是下达了逮捕秘书戴维森并立即押送伦敦塔囚禁的命令，整个决定过程雷厉风行。而在都铎王朝，当一位像戴维森这样的枢密院大臣被送入伦敦塔的叛徒之门⑥  ，这通常意味着十有八九他会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在指出牺牲戴维森有可能会平息苏格兰的怒火时，女王的一位苏格兰朋友见缝插针地评论道：“总要有一个人死在公众面前。”此话虽然玩世不恭，但女王看起来正打算如此行事。

不过，对苏格兰的偿付最后并未达到让戴维森献出项上人头的地步。受命审判这位不幸之人的大臣裁定戴维斯有罪，判他缴纳一笔 1 万马克的罚金，其囚禁在伦敦塔内的时间将随女王高兴而定，这终于让苏格兰人悻悻地表示了满意。伦敦塔中的牢狱生活可以形同炼狱，也可以像当年伊丽莎白一度体验过的那样，不过受些纤芥之疾。⑦  戴维森的待遇似乎并不那么严酷，18 个月后，当更为重大的事件喧喧嚷嚷地将舆论焦点从他身上转移开后，戴维森悄无声息地获得了释放。判定他缴纳的大笔罚金被全额免除，他将继续领取秘书一职的薪俸，日后他曾抱怨自己深陷赤贫，但那也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窘迫罢了。

诚然，人们不可能不为戴维森从历史中突然隐逝而颇感遗憾，但也不必太过遗憾。正是他在秘书这一新职位上获得的唯一值得注意的任务为他招致了毁灭，但威廉·戴维森多少有点呆板，这使人好奇，他在那个以八面玲珑乃至委曲求全为生存前提的环境中，究竟能立足多久。判决书刚签署时，伊丽莎白就曾先是转弯抹角地向他询问，除了公开行刑是否还存在一种不甚无礼的除掉玛丽的方式。戴维森无法理解女王，等他理解了，又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当伊丽莎白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内心所想后，他闷闷不乐地同意按照女王的指示就这件事给艾米亚斯·保莱特爵士写信，接着又将保莱特的拒绝信转交给女王。考虑到保莱特在信中愤然拒绝在未经法律批准或是缺少判决书的情况下让玛丽伏诛，而戴维森义正词严地表示赞同，人们有理由怀疑，可能正是这些加剧了伊丽莎白的不满，导致她后来对侍奉自己的这群较真、讲究的清教徒大发雷霆。总之，她的新任秘书无论如何都将难逃女王的斥责。对于道德重心在这几个世纪中的变迁，一些历史学家缺乏敏感，在审视戴维森和伊丽莎白有关此事的态度时，他们赞同前者反对后者，却忘记了两种情况下玛丽均性命难保。此外，他们还忘记了，按照当时的习俗，虽然人们可以容忍暗杀王室成员的行为，但无法容忍将他们判决死刑。这些史家还忘记了，戴维森和保莱特都签署过《保王协定》，他们都曾据此做过眼下拒绝去做的事情。⑧  真相乃是，这些哭丧脸的爵爷面对错综复杂的种种繁难，神经已经紧绷太久，以至于宁愿求同存异，拧成一股绳，坚决要将伊丽莎白驱赶到无法回头的境地，而伊丽莎白其实对此心知肚明。她曾经给过戴维森一个机会，逃出这个将会同时陷他们二人于不利的套索，可是戴维森却只是将套索拽得更紧。

她至少向戴维森发出过一次警告。当时判决书还未送达福瑟林格，伊丽莎白暗示戴维森，自己梦见苏格兰女王已死于戴维森之手，而她并不知情，梦中的自己满怀悲伤和愤怒，假使戴维森那时在身边，她会对他施以重罚。但戴维森仅仅回复说，他很高兴当时自己不在女王身边。她是否还在更早以前提醒过戴维森？当戴维森离开女王，去御前大臣那里领取国玺为判决书盖章时，伊丽莎白曾示意他造访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在伦敦的宅邸，向这位首席秘书展示女王署过名的判决书。此时，沃尔辛厄姆已幸运地连续数周卧病在床。女王特意调侃了一句：“这件事带来的悲伤几乎会干脆利落地要了他的命。”考虑到沃尔辛厄姆对苏格兰女王怀有出了名的深仇大恨，难道伊丽莎白只是开了一个无心的玩笑？伊丽莎白的反话时常大有深意，很可能她是打算让戴维森想一想，如果给沃尔辛厄姆看一眼玛丽的判决书只是一帖安慰剂，那么玛丽之死的消息是不是并不能完全治愈这位同僚。孰料，可怜的戴维森却迟钝地没有听懂其中的暗示。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很难不对他心生怜悯，按照卡姆登的观点，戴维森是被选定的替罪羊，那些心怀嫉妒的朋党之所以能坐视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是因为他们早已料到，玛丽之死所带来的灾祸至少会落在某个人的头上。无疑，在戴维森被迅速清扫出局后，他的位置必然任由其他尚未出局的选手接管。

伊丽莎白以这般态度面对戴维森，并不只是为了对苏格兰虚与委蛇。她如此行事，乃是着眼于全欧洲。伊丽莎白为玛丽的小叔子、现任法国国王⑨  亲自写下一份有关该事件的详细报告，其中洋溢着惊愕、震怒和哀恸，英格兰驻巴黎的外交官则负责将这份文件广为传播。威尼斯大使向本国执政团报告称，处在痛苦中的英格兰女王对于签署判决书并将之交予戴维森深感后悔，女王表示，之所以批复文件，只是为了满足国民的要求，不想她的官员却孟浪地僭越了自己的职分。女王已经下令逮捕戴维森，褫夺其职务，她将竭力补救残局，以寄哀思。其他各国政府也获知了相似的故事，在此刻的伦敦，女王的贴身顾问们据说正因为此事而处境不妙，似乎真的由于惊扰圣虑而芒刺在背。就连伊丽莎白最痛恨的仇敌、身居巴黎却渴望倚仗佛兰德的老战友金戈跃马打回伦敦的门多萨⑩  ，也致信腓力二世称，英格兰女王因为处决玛丽一事忧伤成疾，竟至于卧病在床。必要时伊丽莎白从来都是一位非凡的演员，纵然如此，如果说她现在是在表演的话，这也是她所有演出之中最令人叹服的一次。

这是否全然只是一场表演，我们无须太过纠结。面对伊丽莎白这样一位复杂的角色，还是不就任何事宜做出定论较为妥当。人们或许怀疑伊丽莎白是在演戏，对于将署过名的判决书交给戴维森可能引发的后果，她之所以故作一无所知，其实是为了撇清干系，人们或许还会怀疑，她在事态急转直下时表现出的惊讶并不是出自真心。提及伊丽莎白眼中的苏格兰表妹，人们也许早就在心中为这份姊妹之情打了折扣。伊丽莎白与玛丽之间除了敌对别无其他，玛丽是她和她的王国面临的最为致命的威胁，假使能以另一种方式铲除祸患，人们可能会觉得伊丽莎白应当能够节制自己的悲伤。但是伊丽莎白的悲叹并不一定出自个人的忧伤和懊丧。在这件突然降临到她身上的事件中，有太多的理由适于流泪。也许比起英格兰的任何人，伊丽莎白都更能看清，福瑟林格的斧头挥落的那一瞬，多么彻底地斩断了英格兰与过去的纽带。

处在 53 岁这个年纪，已经很难与辉煌的过去作别，从头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未知的境况了。自从登基之初，在法国的土地上短暂经历了一场灾难性实验后，这一课便让她懂得了战场胜败的变幻莫测和军费无度的确凿无疑。此后，伊丽莎白不遗余力地避免做出任何不可撤销的承诺。她的外交政策就是绝不秉持一定的外交政策，以保证船舵能够在最轻微的触碰下及时得到调整。她一以贯之的，恰恰是随机应变。“享受时间的嘉惠”是那个时代主要的治国艺术箴言之一。时间解开了众多绳结，让许多孤注一掷的决定变得无足轻重，揭示了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的始料未及，最精明的政治家会乐于以不变应万变，做一个谨慎的机会主义者。但伊丽莎白绝非只是利用时间：她迷惑了时间，有时似乎完全抹掉了时间的痕迹。如果她看上去一成不变，那是因为总在应时而变。当整个欧洲在不可遏阻地滑向深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落入经济崩溃和手足相残之中，伊丽莎白却仿佛依靠反复无常和举棋不定，向她钟爱的岛屿施加了超越时间的符咒。没有一位英格兰外交家可以肯定，今日之因必然促成某种明日之果，因为女王可以仅凭心血来潮，便使昨日之景重现，表面上她好像不动声色，实际上却又让前年之事再度重演。欧洲视她如圆缺无定的月亮，这是她的廷臣们赠予她的称谓，如小妖精般诡计多端，像水银一样难以捉摸。只需要看她如何施展那些复杂的回旋外交，在一座座峭壁的边缘保持平衡，就足以令清醒的政治家们晕眩。若要效仿她，连欧洲最坚韧的男性也会神经磨损。可是倘使证据可信，伊丽莎白自己却是乐在其中。

她面临的难题是要统治基督教世界里最难以驯服的王国之一，要在一群急于强调其男性优越性的粗鲁廷臣之中保持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判断，绝不将自己置于某个男人可以放话“你必须如此这般”的境地。她凭恃的是女性的智巧和诡谲，是对明确旨意的有意回避，对谜语和模棱两可的本能偏好，以及故弄玄虚的怪诞技艺。她的目的是要将身边的廷臣和顾问、外交官和使节、欧洲大陆的国王和各股势力全都放入苦心打造的连环锁中，让部分与部分之间巧妙而精致地互相牵制，达乎均势，而她自己则自由自在，见机行事。多年以来，伊丽莎白都在其匠心独运的场面布景中扮演芭蕾领舞的角色。只要有权定下调门，她就有充足的自信引领全局。

不过，再具魔力的舞蹈，想要超越时间也终究是梦幻泡影。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伊丽莎白为她的岛国抵御了历史车轮的进逼，以一串取悦全场的独特舞步转移了四周的注意力，使英格兰能够在河清海晏之中顺着轨迹自然前进。伊丽莎白并非被我们称之为伊丽莎白风格的时代性情的女主人，而是孕育它的母亲，而且她也像多数母亲一样，无力预判儿女的作为。人民不仅从女王那里继承了胆气，还添之以独属他们自己的决心、女王不曾怀有的激进想象，以致伊丽莎白不能不费力束紧他们膨胀的野心。看到自己的臣民恣肆地畅行于西班牙声明主权的大洋之上，伊丽莎白想必心怀欣慰，但很难证明，她曾对这些航行的深远意义了然于心。伊丽莎白乐于让姐夫腓力二世⑪  在低地国家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其无法将那里作为入侵岛国的跳板，但她丝毫也不赞同仅仅因为对方是天主教徒就呼吁发起圣战的风气，正如她根本无法赞同腓力仅仅因为新教徒的身份就要烧死对方的决心。伊丽莎白冷静、猜疑而不抱幻想地看到，她的人民正在热情的驱使下变得与阴暗、激进的西班牙人一样无法理喻。可是，人民的热情仍在潜滋暗长，逐渐搅乱了她借以维持自由的精巧均势。凯旋的“金牝鹿”号帆船⑫  驶入泰晤士河，激起了人们心中的贪欲或理想主义，引得女王越来越多的臣民们与荷兰人并肩作战，或以他们的枪炮唤醒西印度群岛土著居民奋起反抗。越来越多曾感恩和平的人们如今渴望发动战争，议会中的平衡正在不易察觉却又无从避免地发生改变。曾几何时，伊丽莎白借助传统家族来制衡新兴势力，以宗教上的保守派去平衡清教徒，现在议会则全力向她施压，迫使她迈出无法挽回的一步，走上一条直抵终点的道路，中途难以退出。

当然，向她施压的实际上是过往的历史：裂隙既已无法弥合，那么任何魔法都不能永远延宕破裂的发生。西班牙如同一位巨人，脚步固然迟缓，然而其践踏在欧洲的每一步无不昭示着冲突的临近。欧洲已然失衡，只剩下致命的分歧留待武力解决。伯利已向事实低头，女王也已接受现实。伊丽莎白派出弗朗西斯·德雷克带领她的一支舰队袭击西印度群岛；她还派出莱斯特带兵赶赴尼德兰，不情愿地接过了自沉默者威廉⑬  遇刺后便掷于自己脚下的新教欧洲的领导权。伊丽莎白有理由不喜欢这个头衔。德雷克袭扰卡塔赫纳⑭  的远航令西班牙受辱，但在激化了西班牙的敌对情绪之余，并没有伤及后者的筋骨，甚至未曾给女王换回一份体面的分红。莱斯特指挥的尼德兰战事更成了挥之不去的烦恼和旷日持久的灾难之源。伊丽莎白锱铢积累地将资财尽责地输入荷兰的保险柜（似乎从未有人注意到荷兰人的金库本是空空如也），却因为财政管理的不善和军需官的中饱私囊，很快便像流沙一样荡然无存，只剩下忍饥挨饿、衣不蔽体的部队，仿佛这些款项全然未曾到位，而荷兰人却越发怀疑起伊丽莎白的动机，越发不知餍足地予取予求。两年的战事让伊丽莎白花费了超过 25 万镑，数千名健壮的自耕农和骁勇的士绅血染沙场，其中还包括伊丽莎白的宠臣菲利普·西德尼，可是所有这些努力不过使西班牙人不可阻挡的脚步略微有所放缓罢了。上年 7 月，沃尔辛厄姆曾在致莱斯特伯爵的信中称：“有两件事与女王的天性相违，一件事是她怀疑战事将会经久不息，另一件事则是开支的快速膨胀，这令她心烦意乱，对卷入这场战争后悔不迭。”自那以后，势头始终未有好转。不到两个星期，伊丽莎白又获知罗兰德·约克和威廉·斯坦利爵士这两位叛将把祖芬的堡垒和德文特⑮  出卖给了西班牙人，那一年微薄的奋战成果至此荡然无存。就在福瑟林格的新闻传来的前一天，伊丽莎白刚刚与新任荷兰使节完成了一场暴风雨式的激烈会谈，伊丽莎白断然拒绝了荷兰人关于提供新一轮贷款和追加援助的请求，并直率地向使节们透露了她对联省议会的失望。这场看上去永无止境的毁灭性战争为女王力所不逮，她所担忧的继续参战的恶果眼看便要一一出现。伯利与莱斯特、沃尔辛厄姆和戴维森，她的整个顾问班子却像是在联合与自己作对，迫使她做出一个又一个致命的决定。

臣子们对于苏格兰女王的猛然发难就是这样的一例。截至目前，与西班牙的战争仍是有限度的。英格兰从未宣战，也没有与西班牙直接对垒。自从沉默者威廉遇刺，伊丽莎白就努力维持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她用警告和禁令来限制手下将领的行动，在开战的同时保留言和的幻觉，仿佛天堑之上仍可能搭建桥梁，好像瓦釜未破、舟楫未沉，撤兵之路依旧开放。在这迂回曲折的游戏中，苏格兰女王是重要的一环，在超过 20 年的时间里，玛丽发挥着锁钥般的作用。只要伊丽莎白的毁灭意味着玛丽·斯图亚特的胜利，姐夫腓力就会在倾全力与英格兰女王为敌前三思而后行。玛丽虽然暂时淡出了舞台，但她骨子里是个法国人，而法国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势力的世仇。无论玛丽亏欠西班牙什么人情，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倒向法国和吉斯家族。腓力最终将会发现，让一位亲法的天主教女王登上英格兰王座，比宗教异端更能威胁到他对低地国家的松散控制，更会妨害他在欧洲日益扩张的霸权。腓力圣明的父亲，帝国的皇帝⑯  ，终生将离间英法作为谋略的主旨，宁愿忍受英国的怠慢和回绝，也不愿将这个海岛王国驱向法国的怀抱。腓力过去的表现证明，他将在这个方面踵武其父。伊丽莎白也希望腓力一仍旧贯，这样一来，只要玛丽活着，腓力被激怒的宗教正统意识和受伤的尊严就会继续被利益导向所平衡。正如伊丽莎白一样，腓力也同样不愿试探底线、冒险开战。

然而，无论是伊丽莎白·都铎最老辣的外交敌手，还是其最亲密的谋臣，均不曾成功解读她的心思。现在没人可以佯装读懂了女王。在用所言掩藏所思这项政治技艺上，女王堪称宗师。无论言及公共问题抑或私人事务，她总是用有力而潦草的字迹写满一页页纸，笔下的语句山回水绕，如同一条盘卷的大蛇，将女王的隐秘结论、暗示、寓指、承诺、否决缠绕一团，最后在文辞适足达义之时，又不着痕迹地遁去。在议会和公开谈判的场合中，她允许自己时而直抒胸臆、口若悬河。然而，最了解女王的人恰恰会最不确定能否从她的滔滔不绝中觅得真实意图，哪怕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残片。

但是倘若伊丽莎白身上果真存在某些我们可以确信的东西，那便是她对于战争的厌恶。这是不是因为，在众多治国技艺中，女人在这一点上很难假装与男人一样娴熟？是因为战争的粗野暴力冒犯了她对秩序的复杂感情？单纯只是因为战争耗资巨万？又或者，是由于伊丽莎白年少时一度朝不保夕，因此一生中从来视控制周遭环境、主宰自身命运为首要之务，而战争却不可逆料、不由自主，在天性上就与之相悖？缘由或有万千，她却只是笃定地厌战。她已经被迫违背意志与西班牙交战，却始终希图撤兵。她曾期冀玛丽·斯图亚特的生命会为自己保留另一扇重要的、敞开的终战之门。延长玛丽的生命意味着自己要冒生命危险，但这也许在伊丽莎白看来无足轻重。伊丽莎白·都铎在意的东西很多，却并不包括自己的性命。对于四周因为处决玛丽而高涨的欢呼声，伊丽莎白的心中其实怀有绝望的抵触，而这着实出自真情的流露。现在，又一扇通往和平的门已经永远掩闭，伊丽莎白正躺在格林威治昏暗的寝宫中，望着一如战争般似无止境的狭窄长廊。从今以后，遁逃的机会将微乎其微，对于女王泪水的真诚，我们不必怀疑。

4　欢快时节的尾声

巴黎

1587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31 日

福瑟林格的新闻花了十天才抵达巴黎。即使考虑到海峡上的风暴和陆路上的片片沼泽，消息传递的时间也实在过于漫长。由于怀疑法国大使参与了玛丽的阴谋，英格兰中断了两国官方之间正常的外交联系和跨海交通。法国驻英大使的信使已经有两个礼拜未从伦敦返国了，当法王仍在翘盼他的特使能找到理据来挽救即将被处决的兄嫂时，英国驻法大使却已经在阅读有关刑斧落下的通信了。

除了英国使节，第一个获知这则消息的是西班牙常驻法国大使堂博纳蒂诺·德·门多萨，在那个冬日中的巴黎，这是典型情形。法国宫廷中流传的消息几乎全都逃不过堂博纳蒂诺的耳朵，就这一点而言，发生在法国的事情里能挑起他兴趣的寥寥无几。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时不时会与他私下闲谈，在向他寻求同情和建议的同时蓄意泄密。非常明智地，他对此几乎一个字也没当真。国王的大臣们一个个急切地向他表示敬重，他的征询会得到热情且面面俱到的回答，而其他国家的使节却只能得到倨慢无礼的对待。就连亨利三世自己，有时也喜欢就法国的政策内容向他做出流利而雄辩的垂训，而这位西班牙大使也常常自诩，能够从法王的长篇冗语中捕捉真实寓意的浮光掠影。

门多萨极少信赖这些信息来源。同样，他也并不依赖自己手下平常充当间谍的使节，他们只能带回一些零散的信息碎片。他之所以是巴黎消息最为灵通的外交官，是因为他作为天主教正统理念的捍卫者的代表，替西班牙国王出任神圣同盟①  的幕后老板，而后者是一个极端天主教组织，正在暗中策划反对法国王室的阴谋，同盟首领吉斯公爵亨利及其兄弟们（他们把大部分西班牙提供的经费用作个人津贴）则向堂博纳蒂诺提供信息作为回报。此外，用不着百般诱惑，自会有一些小人物因为忠于信仰甚于国君，虽不情愿却仍然主动登门告密。门多萨还暗中与巴黎的一个叫作“十六人委员会”的组织保持着接触，这个组织正着手将城市暴民发展成一股革命力量。流亡的苏格兰、爱尔兰和英国天主教徒全都怀揣着谣言、恐惧和个人谋划，定期前来觐见为自己的信仰的捍卫者服务的大使。门多萨还非常信赖定居各地的密探和游走四方的密使提供的情报，他们训练有素，充满献身精神，对这股力量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从波兰到戈尔韦②  的各条天主教战线。除非当时的观察家犯了错误、间接证据引起了误导，否则我们还可以断定，到了 1587 年，在对他的国王有所隐瞒的情况下，博纳蒂诺·德·门多萨已经与耶稣会③  建立了紧密的联盟关系。而近来新打通的另一条信息渠道也平添了门多萨的信心。一位不显眼的来访者数次向他保证，英格兰驻法大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正焦急地盼望向西班牙国王示好，愿以任何方式提供帮助，只要“不违背他的女主人伊丽莎白女王的利益”。在 2 月 28 日的清早时分，这位中间人为西班牙大使带来了第一手的新闻：在十天前的福瑟林格，苏格兰女王已被斩首。

不久，全巴黎都得知了有关处决的各种不断添油加醋的故事版本。当爱德华·斯塔福德最终向法国枢密院递上关于本次事件的英国官方报告时，神圣同盟的宣传家们早就拟好了自己的判决。在他们看来，这场死刑针对的是一位公教信徒，因而是一场以司法程序作为掩饰的谋杀，是英格兰的耶洗别④  犯下的最近一起，同时也是最昏暗无道的一起罪行。不仅如此，在这场谋杀中，法国国王瓦卢瓦的亨利即使不是积极的同谋者，也算得上是被动的从犯。如果得不到法国的保证，如果法王的所有愤怒不是只限于官样文章的话，英格兰女王绝不敢越过雷池。出于对吉斯兄弟的嫉妒，又被那群无神论政客的不实之言怂恿，法王竟选择与英格兰女王、纳瓦拉国王⑤  这样的异端结盟，无视西班牙的友谊，置天主教会的安全于不顾。正如那些彻头彻尾的异端，对于此等信仰上的懈怠，上帝必将迅捷地降下他可怖的审判。

那年冬天，巴黎的多数布道坛都传响着近乎叛国的雄辩。狂热的托钵僧和蛊惑人心的教士彼此争相施展诽谤和影射的手段，散布骇人的谣言。侍立王侧的某某人士暗中是一位新教徒。另一位某某人士早就将灵魂出售给了魔鬼。无人知晓异端的流毒和巫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侵蚀了宫廷和上流阶层，大家只是听说 1 万名胡格诺派教徒⑥  已经在巴黎的地窖和偏僻小路潜伏完毕，时刻准备在夜深人静之时起事，割破所有天主教徒的喉咙。（也许是因为对圣巴托罗缪之夜记忆犹新，开创了这种宗教论辩新形式的巴黎人格外担忧屠杀会反过来加诸己身。）眼看虔诚的子民将要惨遭异端的贪婪掠食，人们只能私下臆测国王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原因。

在巴黎布道坛上司空见惯的近乎叛国的言论，若放在伊丽莎白一朝的英格兰，但凡露出蛛丝马迹，也要让当事人付出耳朵作为代价。如果在英格兰出现类似从巴黎出版物上散播开来的那种诽谤言辞，枢密院一定会迅速将之消除，并认真处理涉事的作者和印刷厂主。众所周知，比起都铎时代的英格兰，巴黎，至少在巴黎大学的校区内，对于发言和写作总是给予更大的自由许可。但至少自从 150 多年前奥尔良和勃艮第两大公爵领之间彼此反目、爆发混战以来，争论者的言辞还从未像如今一般聒耳、放肆，不受王权的束缚。亨利三世似乎对他们置若罔闻。法国国王用餐时借以将廷臣隔离在外的小巧栅栏俨如再好不过的象征，它恰似那堵不断筑高的心墙，将国王的精神与外部世界割裂开来。

瓦卢瓦的亨利即位至今不过 13 年，在承袭王位前，他曾当选为波兰国王，年轻时还以雅纳克和蒙孔图两处战斗⑦  的胜利者闻名于世，那时的他仿佛是加在胡格诺教徒身上的天降之鞭，是捍卫信仰的圣骑士。但自那以后，一切就偏离了正轨。再也没有讨伐异端的捷报传来，令人兴奋到颤抖，午夜也不再是刺激的屠场，只有成效不彰的军事调动、沉闷无趣的双边对话，只有妥协、躲闪、卑劣的迂回、僵局和败北。重组王国的伟大计划仅限于纸上谈兵，王室日益债台高筑却又束手无策，国库日益空虚。王室权力坍塌的速度甚至超过了他母亲⑧  担任摄政的日子，一个又一个庞大的省份脱缰而去，被胡格诺派、神圣同盟或是自私的贵族地方长官霸占。只有靠私人军队的巡视和市民的团结自卫，某些地区才像孤岛一样得以相对确保社会秩序，至于其他地方，无政府状态依然盛行，到处内战频仍，盗匪剪径。

13 年足以使一个快活、自信的青年变成迟缓、犹疑的老人。那双手，那双美丽纤长的手，永远不曾停歇，伴随着流畅、悦耳的嗓音不安分地挥舞，像是在为语意编织精致奇巧的纹饰；等到国王沉默的时候，又会随意把玩些什么，有时是狨猴、蜜饯，有时是暖手筒、能够置于膝上的小狗，有时则是某位年轻俊美的男宠的发和耳。尽管他心有不甘地用红色和白色脂粉堆砌出健康相貌，俨然是某种尸体防腐术取得的成功，也终究掩饰不住脸孔的皱缩和沉滞。他的眼眶年复一年越发深陷下去，越来越像在尸首上一般，从中向外凝视的双目充满了病态、愠怒和怀疑。看上去，瓦卢瓦的末代君主已经被死亡隐秘地抱紧。

国王坦然地做出了选择，就像对待体内的死敌一样，他也对王国中公开的敌人视若无睹。他仍然用王室的奢华款待观众，依旧是和蔼、庄严的天下共主。他严肃地聆听谋士们的意见，向他们讲授施政技艺的智慧和微妙。他订正法令，俨然对法令的实施心存期望，他起草详尽的改革方案，仿佛自认为仍有能力践行改革。他会见外国大使，给本国使节去信，好像法兰西还像父王⑨  在位时那般强盛和团结。他努力尽到为王的职责，完成宗教奉献，好像凭此便可以凌驾于所有批评之上，置一切品评于度外。他餐桌上的那面小巧栅栏宛如一堵难以刺穿的墙，处在背后的他可以任由自己喜欢，随时遗世独立。

1587 年的嘉年华庆典欢快至极，国王的秘书布律拉尔对于花费忧心忡忡（他总是如此），可是盛大的舞会依然令人应接不暇。只是在短暂的间隙，寻欢作乐之徒才会如同泡沫一般，从卢浮宫的音乐中和灯火下迅速散尽，一路手舞足蹈来到公共大街上，此时笃信王（The Most Christian King）⑩  陛下也正在变幻无定的古怪伪装背后参与狂欢，他最常扮成一位女侍，大叫着，欢笑着，被那些英俊年少的廷臣簇拥在中心，巴黎市民则将这些人称作他的“甜心”。宫廷人员似乎从来不眠，清醒的市民们早就习惯了随时撞见狂欢者，并懂得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规避更为刺耳的吵嚷。唯一可能中断庆典的是国王，他有时会忽然离去，褪下狂欢的华裳，换上忏悔者的粗布长袍，前往他钟爱的位于圣奥诺雷区的圣方济各会修道院，传说他在那里整日跪倒在地，斋戒、自我鞭打，一面啜泣，一面祈祷。在这无度的虔诚之中，并不存在虚伪。这不是意在安抚民意的刻意之举，而且事实上也无裨于事。修道院中的痛苦悔悟与嘉年华会上歇斯底里的放荡一样，都是亨利纵容激情的一种方式，他以此妄自菲薄，求得谦卑，全然对旁观者视若无睹。人们或能猜到，眼泪和鞭打反而会使随后一二日必然上演的纵乐更加痛快淋漓。

在此之前，国王的消遣丝毫没有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性命之虞而笼上阴影，但是玛丽的死讯却突如其来地中断了一切玩乐。这很可能并不是源自个人感情上的悲伤。当玛丽·斯图亚特还在瓦卢瓦宫廷中接受众臣祝酒时，她的小叔子还在襁褓之中。当她乘船驶离法国，去迎接在苏格兰的黑暗命运时，亨利年方 10 岁。到了亨利称王的这些年，玛丽·斯图亚特这个名字大多时候代表了一连串令他疲于应对的借款恳请，还有根本无力实施的作战需求，代表了法国与英格兰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的各种不快，并且一次次地为自己招来她的亲属吉斯家族的欺侮和威吓。亨利本无过错，却要为西班牙-耶稣会-神圣同盟这个集团的行径背负不白之冤。直到今天，亨利的所作所为完全值得称赞，他曾授意特使利用自己的权势采取任何合法手段去挽救玛丽的性命，大使也始终兢兢业业，照章办事。可既然如今满盘皆输，不走运的王后已经被人从棋盘上剔除，亨利也许会静下来反思，多年来，玛丽其实是他的对手吉斯家族操控下的一粒棋子，吉斯的亏输，当然便是自己的收获。他兴许会希望，既然主要的干扰因素已经移除，那么他与英国人的关系至少会有所好转。

虽然如此，荣誉、政策以及照顾民意等诸多方面的考虑，全都迫使国王率领宫廷人员沉浸在哀悼声中。玛丽是他兄长的妻子、曾经的法兰西王后，是势力昌炽而且广受欢迎的吉斯家族的表亲。她以一位立场坚定的天主教信徒的身份在异端手上殒命，人民无不将之归因于她对信仰的忠诚。她魅力十足，关于她的回忆至今仍回荡在亨利的宫廷中，甚至连吉斯的敌人们也未曾忘怀。如果说国王的悲恸和愤怒仅仅是出于政治的需要，那么就在他身边，许多人的感情流露却着实是内心的真实写照。

在宫廷之外的巴黎街巷上，悲恸和愤怒不仅出于人们的真情实感，而且几乎一发不可收拾。长期以来，吉斯家族在将玛丽的经历——无论涉及爱情还是政治——呈献给巴黎人之前，都会先为她鎏上一层极其讨喜的光芒。在万千民众的心中，关于那位亨利二世的儿媳、弗朗索瓦二世的王后的记忆渐已模糊，现在的玛丽很久以来乃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女英雄。如今，描绘她黑衣裹体悬尸窗棂的画作、歌颂她毅然殉道并降厄于迫害者的民谣已经在大街小巷中广为流传。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玛丽的悲情故事更成了巴黎多数布道坛上的主题，在一位格外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的感召下，某处的听众竟然泣下如雨，以至于演说家不得不弃坛而去，中止了这场未完的布道。人群开始在卢浮宫外游行，高呼向英国报仇，深感负有义务的国王亨利不得不派人知会英使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恳请他为自身安全考虑，千万不要离开大使馆。

在巴黎人宣泄暴怒和哀伤的洪流中，有几分出于真情，几分来自宣传和煽动，今天的我们只能自行臆测了。巴黎人与法国别处的人民一样，因为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而令人迷惘的时代，心中的恐惧和焦虑正如火燎原。比起亨利二世时期，钱币的价值还不如先前面额的四分之一，可是即使物价已经如此腾贵，税赋的压力和对于时局的不确定感仍然使得商人、匠人的收益大幅缩水、起伏不定。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许多象征教会和国家的地标式传统建筑被扫荡殆尽，古老的价值观面临挑战，古老的王权正遭撼动，对于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人人怀有旦夕之危，好像百年战争⑪  期间的惨淡旧日又再次降临。将法国遭遇的所有不幸归咎于胡格诺教徒，迫使这个为自身生存而战的绝望少数派团体用心险恶地密谋颠覆王国，这样才能为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无名恐惧赋予具体的外形，为民众的不安找到发泄的渠道。声讨异端似乎能让惴惴不安的人民聊以自慰，好像再多一次冒失的暴力冲突，便能治愈这个恰恰是因为不辨方向地滥施暴力才弊病丛生的世界。巴黎人本来便因为苏格兰女王之死而情绪颓丧，现在更因为这些弦外之音，被推向了癫狂的边缘。

然而，无论任何时候，当忠诚被连根拔除，人民在情感的洪流中盲目地随波逐流时，就很可能会有一些政治党团暗中钻营，希图因利乘便。在情感的波澜起伏之下，巴黎和其他法国天主教城市或许失去了理智，可是在神圣同盟的领导者对民众感情的操纵中，却未曾存在半点的不理智。这并不是说，在将形形色色的同盟成员撮合起来的各种动机和利益中，没有任何亢奋和莫名的情绪。但是，同盟的目标，它真正的对手，都是清晰而明确的，它的处事手段也是拿捏有度的。显而易见，同盟的存在首先服务于教皇的宗教利益以及拥护教皇掌握绝对权力的天主教教士，他们正致力于反击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和高卢主义者⑫  。与此同时，同盟也为觊觎王位的吉斯公爵服务，反对瓦卢瓦统治者和波旁家族的继承权，而且由于西班牙是幕后金主，后者的国际利益也是同盟开展活动的考量因素。同盟的对手需要被扣上异端的大帽，他们是良善的法国天主教徒的敌人，同盟的公开目标将是为捍卫法国的正统信仰而战。

从开展活动的一开始，同盟中的布道者们便发现，英格兰处决天主教徒是他们必须大做文章的题目之一，法国政府绝无可能在这一点上加以反对。同时，它明白无误地强调了，将来的法国如若像英国那样落入异端君主的股掌，将会出现怎样的景象。在那些日子的英格兰，罗马天主教会的派遣神父受到了真实而又残酷的欺凌，与此同时，信奉新教的英国人、荷兰人乃至西班牙本国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受到的凌辱也同样真实而残酷。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判定，哪一方的殉难被更加夸大和歪曲。好战的清教徒和神圣同盟双方的宣传家都在同宗教友的痛苦中发现了可资利用的东西。

对苏格兰女王的处决就是在这样的旋律下着手宣传的。两个星期之中，巴黎的布道坛不分大小，四处传响着殉教女王的无瑕美德、敌人们的奸邪以及佞友们的背叛，接着便迎来了纪念活动的高潮——女王在巴黎圣母院的庄严葬礼。为了这次活动，神圣同盟专门请来了令人敬畏的演说家布尔日主教⑬  大人。主教把惯常的悼亡颂辞变成了一曲赞歌，他没有按照惯例将颂辞献于王室，而是献给了洛林家族⑭  ，特别是吉斯公爵和马耶讷公爵⑮  ，他赞美二人是法兰西的西庇阿⑯  兄弟，是战场上的雷霆，二人已经做好准备，要为殉教的表亲复仇，因为玛丽是神圣教会的支柱，是上帝受苦受难的子民的希望和欢乐所在。主教的修辞并没有因为亨利三世和王后的出现而有所收敛，国王夫妇以一种引人注目的低调姿态落座于耳堂里的专用长椅上。瓦卢瓦的末代君主或许陷入了深思，他仿佛正在目睹自己的葬礼，聆听献给他的继位者的颂词，不同之处在于，倘若他是长眠于棺椁之中的尸体，而不是按照位阶尊卑和亲属顺序排定的首席吊唁者，那么他的名字就不会如现在这样陷入沉寂，被人刻意漠然置之。如果说过去的 13 年里几乎诸事都不顺遂，他至少测试出了法国君主制这种坚韧的制度能够承受百般不幸的能力。倘若苏格兰女王之死可以缓解来自吉斯家族的压力，在展示完适当的外交式愠怒之后，能够拉近法国与英格兰的关系，那么亨利完全愿意平静地忍受布道坛上发起的另一轮攻击，毕竟英格兰是法国面对强敌西班牙时唯一可能携手的同盟力量。

3 月 13 日这天，各国大使们也纷纷前来巴黎圣母院参加玛丽·斯图亚特的葬礼，他们对于玛丽之死可能造成的后果众说纷纭。可能是出于职业敏感，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对法国宫廷和巴黎掀起的狂怒情绪深感惊恐，以至于到了最后，沃尔辛厄姆不得不恼火地制止他继续就这个话题进行汇报，因为他的信函只会徒然增添伊丽莎白的苦恼，枢密院却要为此承受女王的所有不快。另一方面，意大利的观察家们虽然也向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禀报了弥漫于法国的复仇情绪，但都一致同意如下判断：整体来看，处死玛丽提升了英国的地位。这一行动不仅铲除了英国国内历次叛乱的天然领袖，打消了法国干涉英国事务的合理动机，还为 16 世纪的高级政治⑰  走向推开了另一扇关键大门，一个全新的英法同盟正呼之欲出。任何一个不曾全心全意效忠西班牙的意大利人，都会对限制西班牙这个想法满怀憧憬。没有哪位意大利政治家不曾暗地里翘盼，欧洲会从不可通约的宗教敌对激情中恢复平静，回到权力政治下精打细算的游戏中来。或许正是由于以上两点原因，对于玛丽之死的后果持有犬儒主义现实考量的意大利外交家才会沉迷于这种愿景。不过，在那年 3 月，多数老于世故的巴黎政治家也都会对意大利人的想法表示赞同。

堂博纳蒂诺·德·门多萨更加高瞻远瞩，这位西班牙大使与其耶稣会盟友观点一致，在他们心中，苏格兰女王的利用价值早就不复当初。很久以前他已推断出，只要得不到外国干预的保证，英国天主教徒就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起义；可一旦外国干预显露出危险苗头，玛丽又会被当作祸首论处，从而性命不保。尽管在观察家们的眼中，玛丽似乎依然在过往光辉的笼罩下显得至关重要，可在门多萨看来，玛丽·斯图亚特已经踏上祭坛，只等着随时被清理出棋局。早在两年前，对于敌人可能除掉玛丽，门多萨已经怀有几分预期。针对英格兰的计划尚处在酝酿阶段，对方在此时动手，而没有等到计划付诸实施的最后一刻（可能就差六个月？一年？两年？），倒也在一方面简化了这盘游戏的复杂程度。同样，门多萨还早就对英法结盟的可能性不甚看好。在法国，他唯一信任的势力便是神圣同盟及其首领吉斯公爵。虽然这种信任充其量也只是半信半疑，门多萨还是希望，当计划实施之日来临时，法国的主人将不再是瓦卢瓦的亨利，而是吉斯的亨利。在向着这一目标迈进时，玛丽·斯图亚特的死带来了另一个契机，为门多萨提供了撬动王室权力的另一根杠杆。在给马德里和罗马的信函中，门多萨清楚明白地表达了正在上千个受神圣同盟控制的布道坛上公开暗示的消息：法使蓬波纳·德·贝里艾佛尔⑱  对伊丽莎白女王的特别访问是一个假象；法国大使的使命不但与阻止处决苏格兰女王无关，相反，乃是为了坚定伊丽莎白的杀心。在马德里和罗马、在布鲁塞尔和布拉格，神圣同盟的朋党和耶稣会的神父们也纷纷貌似独立地对这则谎言给予确认。为了信仰的胜利，必须削弱法国国王的地位，为此不仅要割裂臣民们对国王的忠诚，还要诋毁他在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

不过，眼下法国还不是门多萨算计的主要对象，他的视线始终锁定在英格兰。两年多以前，他在英格兰的使节生涯以被驱逐而告终。那时他被无礼地赶上了甲板，无奈地乘船返回主人身边，因为他的阴谋“扰乱了英格兰王国”。“告诉你们的女主人，”他最后朝着目睹自己登船的女王的臣子们开口道，“博纳蒂诺·德·门多萨来到这世上不是为了扰乱王国，而是为了征服它们。”

从那以后，为了个人的复仇和信仰的胜利，门多萨开始细针密缕地编织起伟大的计划，仿佛着了魔。其实早在被逐前很久，他已经是这个计划的主要提倡者之一了，一直以来，他都试图让国王腓力坚信英格兰和苏格兰天主教徒的实力，坚信伊丽莎白麾下军官们的惫懒和腐败，以及英国民兵的粗拙和理应受人蔑视的虚弱。门多萨比任何人都要更加清楚，腓力一贯的迁延拖沓、他那不可救药的谨小慎微乃是制约计划的主要障碍，臣民们为此不无公道地称呼腓力为“审慎之王”。门多萨的首要打算是利用玛丽之死来激励自己的主人，一接到消息，他就立即坐下来拟定了一份将要呈交腓力的纪要，内容囊括了他所了解的英格兰、法国以及基督教世界其他各地即将做出的反应。他无须提醒国王，如果西班牙现在攻取英格兰，此前面临的危险将不复存在，不会再有一位法国王后白白利用西班牙人的胜利登上另一尊王座。他也没有提及那份苏格兰女王签署过的重要文件，不久前已由他亲自转寄回西班牙。他谈论的只是虔诚、荣誉以及单纯的自我防卫的需要，三者在共同呼唤西班牙降下惩罚，让英国为这最后一次暴行付出代价。“职是之故，”他总结道，“我祈请陛下加快推进在英格兰的事业，及早加以落实，因为上帝的显豁意旨已然众目昭彰，他将把这两个王国的王冠全部授予陛下。”

5　行动计划

布鲁塞尔

1587 年 3 月 1 日至 22 日

在致函腓力的同一天，博纳蒂诺·德·门多萨还给腓力派驻尼德兰的总督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去信，向他通告了玛丽的死讯。正待在布鲁塞尔冬季营地的帕尔马其实对此事早有耳闻，此时的他已经在重新评估欧洲的局势了。外部形势也是荷兰反叛所引发的复杂军事难题的一部分，在这个难题所牵涉的诸多变量中，一个令人恼火的未知因素现在可以消除了。在玛丽穿越英格兰国境自投罗网的同一年①  ，不满的尼德兰人也第一次高举义旗，矢志推翻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从此以后，国王腓力为了逼迫反叛的臣民重拾顺从（自然也包括对罗马天主教廷的顺从），持续不断地耗尽了西班牙的金币和鲜血，腓力的诸多武将文臣为解主上之忧而远赴北疆，却声誉扫地，客死异乡。时不时地，这个难题还会因为玛丽·斯图亚特的存在而更趋复杂。腓力的指挥官们总要一心二用，时刻准备利用驻扎尼德兰的军队前去解救苏格兰女王，而英格兰对于西班牙可能干预本国朝政的恐惧，又令两国的关系不断恶化。

当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于 1577 年 12 月前往尼德兰投奔至舅父奥地利的堂胡安②  麾下时，堂胡安这位热爱冒险的骑士正痴迷于美妙的设想之中。届时他将踏过狭窄的海峡，拯救苏格兰女王，他会奏凯伦敦，废黜伊丽莎白，在不列颠的土地上重建古老的天主教信仰。对于如此丰功伟绩，显然只有一种合适的报答，在达恩利和博斯维尔③  已成过去后，面对与勒班陀的英雄成婚的选择，玛丽·斯图亚特将没有理由踌躇不前。堂胡安被委派的工作是戡平尼德兰的叛乱，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数月，这个目标似乎依然遥不可及。然而，尽管西班牙只控制了一些星散的城镇，尽管军饷遭到克扣的部队已处在崩溃边缘，将官们也相继殒命沙场，可是试图拉拢苏格兰、英格兰的天主教徒，联合教皇、吉斯家族以及西班牙国王，最终促成女王玛丽与国王胡安相携登临大宝的那场阴谋，却如同老朽的车轮，仍然在嘎吱作响中固执地行进。“每个人都相信，”甚至早在组建起自己的尼德兰政府④  之前，堂胡安便在给腓力的信中表示，“治愈尼德兰骚乱的唯一药方便是，英格兰应当交由忠于陛下之人来统治。倘若相反的情形继续下去，低地国家将会走向毁灭，这对于您的王权而言将是一大损失。”而这似乎也是他秉持至死的信念。

在 1587 年 3 月，这个主张其实比十年前更具有说服力。一方面，女王亲自供养的英格兰军队现在就驻扎在尼德兰，无论是在多数欧洲政治家看来，还是以起义者自己的惯常论调（虽然并不总是前后一致的）为据，英国的帮助都是荷兰独立的主要支柱。另一方面，在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的治理下，如今西班牙在尼德兰的事业至少已经开始转危为安，步入兴旺。

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帕尔马都证明了自己与最伟大的敌人奥兰治亲王棋逢对手。在战场上，他是所处时代毫无争议的第一名将。同时代人对帕尔马的军旅生涯大书特书，他的勇气和冲锋，他体格的强悍，他随时准备与部下一起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决心，所有这些无不名闻遐迩。在记载中，出现频率仅次于上述内容的，还有他那令敌人丧胆的疾风迅雷般的作风、把握时机的良好直觉，以及在觉察出物有所值时咬定青山的耐心和韧性。尽管如此，对于帕尔马在理智分析和组织全局上的能力，记录者还是未能揭示全貌，正是因为这些才华，他才将战争艺术提升到了 16 世纪罕见的水准。帕尔马对军事地形有着举世无双的感知力，如果他的士兵们抱怨自己用铁锹干的活儿比用长枪还多，那是因为帕尔马知道，当湍流改道、堤坝决口，一条新掘的沟洫可能会比一场血战更能带来他想要的结果。帕尔马的脑海中有一幅尼德兰的战略地图，上面布满了所有水陆交通的精细网络。先前的指挥官们，甚至包括伟大的阿尔巴⑤  、沉默者威廉，都曾在低地国家的复杂地势中踉踉跄跄，像是好斗的男孩儿们在陌生的灌木丛中乱打一气，而帕尔马的行动却无不经过精妙计算，在切实可行、井然有序的计划操控下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在帕尔马手上，这帮顶着西班牙军的虚名、七拼八凑起来的雇佣军，竟然迸发出前所未有的作战潜力和团结意识。先头部队和围攻部队变得态度严谨、训练有素，不再像是临时凑数的市民附属武装。彼此迥异各色各样的装备、组织、战术、语言、军事传统，以及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瓦隆人被打造得浑然一体，近乎一台精密仪器。诚然，早在帕尔马出生前，甚至早在他的外祖父查理五世⑥  亲历战场之前，西班牙步兵的名声就已然四处显扬，令人胆裂了。不过，日后的西班牙军队之所以仍然锐不可当，乃是因其具备高度的专业水准，而他们赢得的传奇色彩与赫赫声名多半应当归功于帕尔马亲王。

凭借这支军队，帕尔马开始在南方系统地征服失地，希望得到一处合适的据点。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一个又一个主要城镇在他的施压下屈膝臣服，直至最后，他已经准备好将北欧的商业中心安特卫普这座大港紧紧攥在手心。在经过了一场以交战双方破釜沉舟的死战、英雄主义的坚守和无与伦比的工程技艺而名垂青史的围城战后，安特卫普终于在 1585 年 8 月出降。祸不单行，就在一年前的 1584 年 7 月，一次发生在德尔夫特的疯狂枪杀还导致奥兰治亲王在自家宅邸的楼梯上殒命，沉默者威廉的死对于荷兰的打击甚至比安特卫普的失守还要沉重。帕尔马已经蓄势待发，打算趁势彻底收复荷兰和泽兰。在西班牙国内，消息最灵通的一位大臣甚至向一位下属打下包票，扬言战事已进行到最后阶段，胜利收官指日可待。

不料，奥兰治亲王遇刺和安特卫普失陷最终驱使英格兰下定决心，加入到荷兰的战事中来。英格兰早就向荷兰提供了充足的财务援助和志愿武装，西班牙由此对英格兰产生的憎恨全然有理有据，但伊丽莎白的谋臣们并不满足，他们终于说服女王，使她相信，任由西班牙军队在荷兰大获全胜，将会为英格兰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那时西班牙人大可以继续渡过北海，进犯英格兰本土。伊丽莎白随后与荷兰人签署了一份措辞模棱两可的协议⑦  ，由此获准派遣英国卫戍部队入驻布瑞尔和弗拉辛二地，如果腓力想要将帕尔马的军队投放到英格兰，这两个港口将会是首选之地。赶在战争于 1586 年打响前，伊丽莎白又向尼德兰派去 5000 名步兵、1000 名骑兵，统率他们的自然是女王宫中最负盛名的人选——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关于这支英军（专指莱斯特征募来的部队，不包括约翰·诺里斯⑧  麾下那支久经战阵的雇佣军）的优劣，一直以来存在不同观点。部队士兵的本国同胞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卑鄙的流氓和浪子：未经训练、装备拙劣、衣不蔽体。（千真万确的是，他们中间的一支分遣队基本上只配有弓箭，另一支分遣队，据其队长记载，搜遍整个军营也找不出三件完好的衬衫。）荷兰人则对他们无出其右的盗窃和殴斗印象深刻。可是，在领教了这帮人的厉害后，帕尔马却再未小瞧过他们。在默兹河畔湿滑的泥泞中，这帮步兵中的排头兵在接近两个钟头的时间里浴血奋战，顶住了精选出阵的西班牙老兵的长枪，直至最后，退让的也并不是这些临时征募来的英国新兵。对于发生在沃恩斯菲尔德的那场激战，我们记住的是菲利普·西德尼的死⑨  ，但尼德兰前线的士兵们则记住了英军的战斗场面，他们披坚执锐，跨乘重甲战马，手握支撑在胸甲上的骑士枪向敌军冲去，长驱直入，势如破竹，能够轻松横扫数倍于己方人数的敌方轻骑兵和火枪手。从那以后，帕尔马对英国重骑兵深感忌惮，对于重骑兵以外的其他英军兵种，他也同样不曾大意，这从他在估算敌方要塞的卫戍力量时总是专门标出驻防英军人数的习惯中可以看得出来。

由于英国的武力和财力增援，也由于英军入盟对于荷兰人士气的鼓舞，帕尔马在 1586 年的攻势没能换来所有人预想中的胜利。他成功保住了后方的供应线，紧扼祖芬城不放，但是仍然无力打破北方诸省的战事平衡。当冬季迫近，他已经是在靠着行军速度、作战勇气和绝对的智谋优势，才得以在足够强大的敌军面前维持主动，而后者若能得到合宜的指挥，本来早已能够将帕尔马围在布拉班特忍受饥饿。由于英国的干预，帕尔马对荷兰和泽兰二省中心据点的进攻计划已经远远落后于时间表，事已至此，他终于自然而然地回想起了堂胡安的判断——欲得尼德兰，先取英格兰。

如果说他对这个计划缺乏热情，那么部分原因是，对于征服英格兰，他并不如舅父那样满怀信心，还有部分原因则要归结为，他实则对于夺取尼德兰更感兴趣。亚历山大·法尔内塞的文件中留下了关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详尽分析，内容不仅涉及地理和经济、财政、后勤和补给、军队的规模、纪律和武器这些具体事实，甚至还旁涉心理因素，每一队乃至每一位士兵胸中的野心、嫉妒、恐惧、仇恨和忠诚，都在他的计算之中，不惟对自己麾下的士兵如此，对方阵营的军士也毫不例外。他唯一没有诉诸文字，甚至没有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流露分毫的，是自己的动机。不过，如果说他首先忠诚于尼德兰人，全体尼德兰人，这也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的母亲，还有他那位杰出的外祖父，都曾统治过这片土地上的生民。⑩  而至今为止，他自己在尼德兰度过的岁月也已经超过了在其他任何国家生活的时间，差不多从十年前开始，这里的人民就已经让他倾注了全部的注意力。

他是比利时这个现代国家的缔造者（未来将会揭示这一点）。对 17 个省中南方 10 省的再征服，正是出自其双手和头脑的杰作。不过，这项工作在当时尚未完全大功告成。这里曾是欧洲的膏腴之地，她的人民现在却食不果腹。在饱经军旅蹂躏后，田地正被归还给野草和荆棘。诸多工业城镇萧条冷清、城池半空。在安特卫普交易所，高悬的铭文仍在自豪地标榜“为来自任何一片土地、操持任何一种语言的商贾服务”，曾几何时，这里一度汇聚了每一片土地、每一种语言的利益诉求，而现在，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票据交易人还在往来徘徊，打算掠去那些身着破衣烂衫的船长们最后的必需品。在这座通都大邑的港口中，最后一批霍尔克货船正在船坞中怠惰地腐烂。只要荷兰舰队仍然封锁着斯凯尔特河的入口，它们还将在那里继续腐烂下去。看起来，能否重新打通入海口，进而勘定荷兰叛乱，不仅关乎这些收复省份能否恢复旧日的财富和荣光，甚至决定了它们的生死。而这便是我们从帕尔马小心掩饰的语言幕布背后解读出的动机，也是帕尔马怀揣的伟大目标。

当腓力二世第一次与他商议有关英格兰的行动时，帕尔马告诫说，西班牙可能会为了一座空中楼阁付出惨重代价，并规劝腓力继续静待良机。一旦屯驻尼德兰的军队卷入英格兰事务，法国也许会对疏于防卫的南方诸省下手，正如他们此前曾多次尝试的那样。对于久经沙场的帕尔马而言，想到自己的后备军那时可能被尽数消灭，后方基地也被彻底铲除，而自己正身陷北海对岸的艰难战役之中分身乏术，真无异于一场梦魇。纵然他相信吉斯公爵和神圣同盟会掩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以上的设想属于杞人忧天，也仍然有一个问题尚待解决，那就是如何与来自西班牙本土的舰队会合。

帕尔马曾一度思量过这样一条计策，他将完全依靠自己的部队发动一场跨海突袭，部队将在夜幕掩盖下乘驳船快速进发，在所有人发现他们已经驶离佛兰德之前登陆英格兰。但实施突袭的机会早已错过，现在双方战事已开，他的部队想要登陆英格兰，能够提供掩护的将不再是夜幕，而只能是本方舰队的正面炮火。可是在远海，或是在过于宽阔以致难以用链条封锁、用近岸炮火压制的内陆航道上，荷兰人才是主人。能够提供掩护的舰队只能远远来自西班牙。那么来到之后，这支舰队将往何处停泊？在夺取布瑞尔和弗拉辛之前，帕尔马手上没有任何一个深水港口可供海船安全停靠，他的护卫舰队在发起横渡前无处抛锚，倘若西班牙人进入海峡后遭遇风暴或者英国人的炮火，他们将无处躲避。因此，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力劝腓力，若不拿下英格兰，他将永无可能平定荷兰人的反叛，帕尔马公爵却愈加坚信如下观点：成功入侵英格兰离不开一个重新统一的尼德兰。

英国未来的干涉是否会像在 1586 年一样给他增添麻烦？帕尔马对此并不确定。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平庸，但在议会的圆桌上，莱斯特伯爵却拥有极高的天分去制造分裂和敌对，去激怒友人。他认为自己的军衔远可以抵消其军事经验上的欠缺。约翰·诺里斯爵士是一名令人畏惧的英国老兵，曾在奥兰治的威廉麾下作战，功勋卓越，他本应成为莱斯特伯爵的左膀右臂，却被解除了指挥权。回到英国后，他咆哮着表示有生之年再也不愿为莱斯特效命。另一位为荷兰人打仗的能干的战地指挥官员霍亨洛伯爵，是一位蛮横、喜欢喝酒喧闹的雇佣兵，他在战场上的表现与酒后斗殴时一样令人生畏。莱斯特第一次来荷兰时，他是吵吵嚷嚷的拥护者。现在几个月过去了，霍亨洛的朋友们都在担心，假若他与莱斯特再度碰面，会不会引发一场流血冲突。霍亨洛眼下正忙于开除莱斯特的部下，驱逐后者的卫戍部队，逼迫所有莱斯特一方的成员——无论英国人、荷兰人——辞职，因为莱斯特伯爵已经回国。在海峡的另一侧，莱斯特伯爵遭遇的事情和在低地国家一样不易对付。如果说在与殿下的面见中，他不大可能挽救自己招致的艰难时运并让国家在海外重拾他一手毁掉的希望的话，他至少有办法安抚一下女王，让这位世上他唯一真正恐惧的人儿稍稍息怒。不过他刚一动身离开，荷兰联省议会便也遣使来到不列颠，指责莱斯特威逼荷兰市民以他的方式作战，却因此点燃了派系斗争，几乎导致当地爆发内战。

帕尔马对所有这些了如指掌。每一座荷兰城市、伦敦，甚至女王的宫廷全都布满了他的眼线。他的成功应部分归功于精确的情报，现在他有理由期待英国的干涉就此将会削弱。非但如此，他还有更加充分的理由看低英国人。就在 11 月份回到英国之前，莱斯特安排了他的两位将官来指挥荷兰防线的两处重要据点，一处是刚刚夺取不久的德文特城，另一处是祖芬城外的堡垒，用于观察和围困祖芬城内的西班牙卫戍部队，两人都是天主教徒。荷兰人曾为此激烈抗议。他们也许可以容忍罗马天主教徒举行自己的宗教活动，哪怕这种放纵冲击了伯爵在政治上奉行的清教主义，但绝对无法容忍将重要军事据点的独立指挥权交给天主教徒。对此莱斯特只是傲慢地答复道，他愿以自己的性命来为部下的忠诚担保。他很幸运，不必真的兑现诺言。1587 年 1 月 28 日，威廉·斯坦利爵士向西班牙部队敞开了德文特的城门，并且率领麾下 1200 名剽野的爱尔兰步兵投入了西班牙的阵营。就在同一天，罗兰德·约克也将祖芬城外的堡垒拱手让给了西班牙人。

就我们对约克的了解来看，利益之于他，也许的确与宗教同等重要。但是威廉·斯坦利爵士却绝非可以收买之徒。他来自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族，自从博斯沃思战役⑪  之前，这个家族的命运便与都铎连为一体。他曾为女王效命，期间尽职尽责。他深得莱斯特的信任和赏识，已经被告知，将会成为伯爵在尼德兰的继任者以及女王的爱尔兰副总督。西班牙一方给予的好处绝无可能抵消他因叛变蒙受的损失，何况帕尔马曾向腓力保证，他与斯坦利的商谈没有一个字涉及酬劳。斯坦利的所作所为全然出自良心的呼唤。在那个动乱不安的世纪，宗教的泾渭分明和势不两立突破了国境线，威廉·斯坦利爵士也像其他人一样，面临效忠国家抑或秉持信仰的两难抉择，在率领德文特倒戈很久以前，他就已经明白，自己必须做出选择，那时的他已然知晓了选择的结果。在德文特易手数个礼拜后，他又试图劝降另一位英国将领，许诺给予对方待遇优渥的西班牙军衔，当这位将领愤慨地回复称，自己宁愿做一个忠心的乞丐也不愿违背良心当一名富有的叛徒时，斯坦利对之报以赞许。“这些，”他回答说，“也正是我自己的辩词的主旨［他是说他的叛逃乃是出于不堪忍受的两难选择］。此前我为魔鬼服务；现在我为上帝效劳。”

来到低地国家避难的英国天主教徒常常向帕尔马保证，他们的国内同胞中，有许多人在信仰上持有与斯坦利一样的态度。帕尔马公爵清楚，这些人中有的视效忠西班牙如效忠上帝，有的会为了足够高的价钱乐于侍奉魔鬼，不管怎样，他对于下一年做成更好的买卖并不感到担心。“祖芬堡垒……和德文特，后者是上个夏天所有战役的真正鹄的，是通往格罗宁根及所有这些省份［北方内陆地区］的锁钥，”帕尔马在致腓力的信中写道，“这些进展只让殿下付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代价。而更妙的是，背叛产生的效应一定已然在英国人和尼德兰叛乱者之间播下了怀疑的种子，今后将没有人知道有谁值得信任。”

总的来说，这位欧洲无出其右的将军终于等来了前所未见的良机，有可能就此结束这项旷日持久的工作。在仅用了腓力在西班牙召集的一半人力、只花了帕尔马最初猜测的一半开销之后，公爵已有充足的自信抹去内陆的抵抗据点，切断沿海城镇的居民与内河之间的交通联系。一旦部署完成，如果届时叛乱者仍然无意悔改，针对荷兰、泽兰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刻便将到来。未来将要啃下几块硬骨头，但这绝不会比当年的安特卫普更难对付。到时候，北海沿岸港口将落入他的手中，荷兰的海上力量将为其所用，如果西班牙国王仍旧渴望征服英格兰，天平将极大地向着帕尔马倾斜。对帕尔马而言，如此下注，要比立刻发动侵袭更加值得期待。

尽管如此，在得知苏格兰女王玛丽被处决的信息后，他还是立即致信腓力，好像这一次英格兰对于西班牙的尊严和天主教信仰的最新冒犯已经使得入侵成了不容回避的当务之急。也许帕尔马真的相信，腓力既然无力拯救玛丽，必将自感有义务为她复仇。也许他仅仅是猜到了，对于腓力而言，复仇远没有营救那么棘手。无论理由何在，在帕尔马的信函和行动中都表现出了这样的态度，即苏格兰女王之死为他的行动计划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拿下德文特后，他曾经寻求北进，想要沿东北方向清扫伊赛尔河流域和通往格罗宁根的道路，沿西北方向进抵乌得勒支，继而抵达阿姆斯特丹。但从 3 月初开始，他对地图的研判完全集中于斯凯尔特河口，他下达的前几道命令乃是向西南方向调拨部队，并将辎重转移至佛兰德。如果要与来自西班牙的舰队会合，在缺少弗拉辛这样的理想深水港的情况下，至少需要找到一个方便驳船集中的地点。那里应当连通大海，坐落在斯凯尔特河东岸。隐藏在毕芬兰背后的卑尔根奥松姆看起来不错，当然，更好的选择或许是奥斯滕德⑫  和斯勒伊斯⑬  这样的西佛兰德港口。

同时，他还将尝试与英国进行和平磋商，既然英格兰女王在会谈与开战之间倾向于前者，那么西班牙越是表现出渴望谈判的姿态，英国就越会在大战来临时措手不及。而大战必将来临，而且指日可待，自从听见玛丽的死讯，帕尔马已经对此确信无疑。

6　苦涩的面包

罗马

1587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

得知玛丽·斯图亚特死讯的当天，博纳蒂诺·德·门多萨赶在睡前口授了三封急信。第一封是给主人西班牙国王腓力的。第二封是给帕尔马的，比较简短，因为他与帕尔马历来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第三封将要寄给西班牙驻罗马大使奥利瓦雷斯伯爵恩里克·德·古兹曼。马德里、布鲁塞尔、罗马构成了一个楔子的三角，门多萨则期待将这枚楔子钉入英格兰的心脏。舰队如若想要起航、陆军如若想要开拔，必须要由马德里一锤定音。入侵部队部署在布鲁塞尔，门多萨自己曾在这支部队中效命，至今仍然怀有强烈的自豪感，认为它是世上无与伦比的常胜之师。还有罗马。门多萨并不喜欢将教士与政治结合起来，但从很久以前他便认为，教士在这项计划中不可或缺。

在门多萨眼中，奥利瓦雷斯伯爵深谙与教士的相处之道。他以一种古兹曼家族（或者门多萨家族）应有的姿态与红衣主教交谈，不卑不亢。他不仅对上任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毫不妥协，也不曾对现任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稍加让步，在罗马，敢于这般对待西克斯图斯的人再没有第二个。奥利瓦雷斯与门多萨一样，对于主人腓力的行动迟缓缺乏耐心，虽然他并不像门多萨那样怀着个人怨憎，却也和后者一样急于和英国人清算总账。在当前情况下，任何为形势所需的事务，奥利瓦雷斯都毫无疑问堪当重任。

有关玛丽之死的新闻传来后，门多萨心中的洪钟随之叩响。他有一种直觉，强烈到难以形诸言语——事态的紧要关头乃至转捩点已然到来。当前这个时刻将至关重要，在罗马，任何西班牙可能有所作为的外交事项都不应当遭受忽略，着力点应当清晰、显豁、拳拳到肉，无论它们此前已经被强调过多少次。

门多萨开始逐条检视这些事项。首先，苏格兰女王理应得到殉道者的身份；她惨遭谋害，原因在于她是天主教徒，是英国天主教的希望所在。教皇大人应该明白无误地知道这一点。同时，她已经在数月之前临死之际多次彻底断绝了与其异端不孝子的关系，并将对英国王位的主张以及她对英国人民的垂恤遗赠给了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陛下——西班牙国王。女王曾在信中表达这一心愿，而门多萨持有这封信函的副本。另外两份副本则分别保存在西班牙和罗马。教皇大人也有必要认识到法国国王的狡猾，后者假称曾差遣专使赴英拯救玛丽，但这只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事实上，法国大使很可能怂恿了伊丽莎白，反而加速了玛丽的死。门多萨对此言之凿凿，仿佛他曾亲耳听见会谈的内容。现在除非严厉恫吓亨利三世收手，否则他必然会为了伤害西班牙而联手异端。应当有人提醒教皇大人，在法国，教会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吉斯公爵和洛林家族。同时，鉴于攻取英格兰的大业即将开启，教皇应当对英国天主教徒给予特殊关怀。一旦帕尔马公爵的军队登陆英格兰，他们的支持将必不可少，但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一位领袖。威廉·艾伦博士理当立即受封红衣主教，以便届时能以教皇特使的身份伴随登陆的西班牙军队同行。那时所有的英国天主教徒，无论身份公开或隐秘，都将信任和遵从艾伦博士。就这样，门多萨的沙哑嗓音陪伴着秘书的鹅毛笔在纸上疾走，而他半盲的双眼则在凝视火炉中的死灰。大使终于口授完毕这漫长一日的最后一封急信，那些掷地有声的句子碾过信函，如同西班牙长枪兵终于迎来了敌人——士兵们并不会加快步伐，而是在新的压力下彼此靠近，紧密合作。这是一封长信。

没有谁的信使比门多萨的更加卖力。但在那个季节，在巴黎到罗马的最短路线上，冰雪尚未融尽，一路污秽难行，更不要提南方还有胡格诺教徒沿途袭击。直到 3 月 24 日清晨，门多萨派赴罗马的信使才马蹄得得地经过了西斯托桥①  ，沿着朱利亚大道②  来到了西班牙使节宅邸的庭院。他是所有携带着相同消息赶往罗马的各地信使中最早抵达的一位。

奥利瓦雷斯随即着手行动。当天下午，他面见了教皇的国务秘书红衣主教卡拉法，将门多萨的来函要旨知会后者，并附加了两条自己的意见。其中之一是一则建议，或者毋宁说是一点要求，即教皇应当为玛丽女王在圣彼得大教堂③  举办安魂弥撒。另一则提议是，眼看对于异端女王的复仇已越发刻不容缓，教皇应该预先为西班牙提供一笔贷款，以弥补美洲的银矿运抵延迟造成的损失。这笔贷款可以以教皇此前以个人名义允诺的一笔款项担保，当时双方商定，一旦西班牙士兵登上英格兰的土地，他们将从教皇这里得到 100 万达克特④  。为了从这允诺的款项中预支部分现金，奥利瓦雷斯已经在软磨硬泡中耗费了一年多的光景，在他和卡拉法之间，这是一个老话题。苏格兰女王的死讯令卡拉法颇受触动，他应允奥利瓦雷斯，自己将立即与教皇就这些提议进行商讨。当晚的某个时刻，西克斯图斯五世获悉了福瑟林格的行刑事实，但我们并不知道他就此发表了怎样的言论。

即使我们知道他说了什么，也依然会如堕五里雾中。终其一生，西克斯图斯五世的性格和政策始终隐藏在泡沫般的词句之后。我们对他的部分了解来自他人的言说。在他担任教皇期间，罗马充斥着关于菲利斯·佩莱蒂⑤  的各种故事，有的恶毒，有的惊悚，有的意在戏谑，有的充满尊敬，有的纯然出自激愤，有的满纸荒唐言。他让罗马人意乱神迷，在五年的时间里，两具会作押韵诗的塑像帕斯奎诺和莫福利奥⑥  以及代他们发言的作者们，几乎没有谈论过教皇之外的任何话题。西克斯图斯还令外交使臣们神魂颠倒。所有大使都在转述有关教皇的逸闻，内容大多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他的荒谬和轻率，而这些也许是各国使臣们出于恐惧的报复之举。不过菲利斯·佩莱蒂的形象之所以被淹没在驳杂的言语中，至今难以辨认，主要原因还在于教皇自己。当他开口时，词语汇聚成一汪急湍，不由自主地、不可预料地奔涌而出，不顾后果地表露情感，表面上显得十足赤诚。然而所有这些话却又没有揭示任何隐情。有人揣测，此举之所以频频出现，与其说是出自有意的欺骗，倒不如说是一种宣泄，严肃、慎独的性格使他无法疏导表面的冲动，语言的洪流因此就成了有效的发泄途径。虽然正是他为教皇国带来了和平与秩序，为罗马城带来了水源⑦  ，从他留下记录的言论以及围绕着他的闲言碎语中，我们却几乎得不到任何理解这位伟大统治者的线索。想要理解西克斯图斯五世，人们必须观其行，而非听其言。

譬如，他时常提及英格兰的伊丽莎白，言语中洋溢着钦佩之情：贤哉此女！赫赫圣君！她虽然只统驭着一座小岛的半壁河山，却将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国王玩弄于股掌间。她有一颗何其勇敢的心，又多么好谋善断，泰然自若！她若是天主教徒，世上还有谁比她更值得欣然结交，引为知己！相比之下，教皇倒也经常提起西班牙的腓力，然而此时他的口吻若非谐谑般的不耐其烦，便是干脆大发雷霆。可是人们却不应仓促得出结论，以为西克斯图斯在祝福伊丽莎白，诅咒腓力二世。腓力与教皇犹如辕下并辔的双马，背负着同一具重轭，二人为此大受其苦，但彼此间却因此成了永远的合作者。恢复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是他们共同肩负的任务。为此腓力将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而敌人恰恰便是伊丽莎白。西克斯图斯明白，异端负隅顽抗之处，背后总有英国人的诡计和黄金在撑腰。在曾经的法国、如今的尼德兰以及近来的苏格兰，新教革命无不仰仗英国的支持。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君主们也在寻求英格兰的帮助，以求将天主教东山再起的兵锋拒之门外，保持安全的距离。西克斯图斯兴许会对腓力报以哂笑，或者怂恿腓力出于自身的考虑与英国人做个了断，但他也深深明白兹事体大，知道这关乎基督教世界的全体命运，在后特伦托会议⑧  时代，没有哪位教皇像他那样专心致力于克复失地，希望将路德启衅后易手的地区重新收归公教。西克斯图斯兴许不吝于高声赞美英格兰女王，但与此同时，他又会对任何旨在推翻女王的行动给予所有力所能及的支持。无论西克斯图斯对苏格兰女王之死怀有怎样的感受，报以何种言辞，他所重视的问题只有一个——这能否充当一根马刺，激励驽钝的西班牙国王付诸行动？在随后的几个礼拜，西克斯图斯的行动似乎表明他对此颇以为然。

截至 24 日夜，奥利瓦雷斯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法国、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各主要国家的驻罗马使节，多位红衣主教也已获得信息，在罗马的众多屋顶下，许多人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提出了西克斯图斯所重视的问题。但有一座狭小且疏于装饰的屋舍，它生硬地嵌在英国学院⑨  的身旁，距离西班牙大使馆不远，别处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的提问更加焦急了。将信息透露给其他使节的方式或许多种多样，但奥利瓦雷斯派往这一处卑微住所的却是自己的侍从，甚至似乎在他知会卡拉法之前，侍从就已经出发，而且还携带着奥利瓦雷斯亲笔书写的字条。那里住着门多萨曾向奥利瓦雷斯热心推荐的一位人物，他便是坐落于杜埃的那座英国学院的创建者和校长，也是位于罗马的这座同名英国学院的联合创建者——威廉·艾伦博士。

罗马的英国学院今天依旧矗立在蒙塞拉托大道旁，大抵保留了艾伦所处时代的景致，只是紧邻的那座小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好在我们可以从散落的古代信件里约略窥见这座小屋的样子。小屋的门直接迎向大街，它的旁边是一条逼仄的小巷，或许只能算是一条有天顶的过道，将人们引向后方的昏暗庭院。穿门而过，你将步入外厅，艾伦博士的访客会在此等待主人出现，这里是艾伦的仆人夜间入睡的地方，白天也时刻回响着他们嬉笑和打闹的声音。外厅的后方想必就是奴仆们烹饪用的厨房。艾伦博士的房间在二楼的主楼层，位于整栋宅邸的前方，有双螺旋的楼梯通往那里。那是一间书房，里面陈放着一张大桌、几条板凳和长凳、一口巨大的箱子（这还是来自教皇陛下的馈礼）以及一个用来放书的悬挂式吊架；往前有一座低矮的圆拱，圆拱下有一块如单人小室一般的内凹的空间，大小刚好足够摆放光秃的床架。在床架上方供奉着十字架苦像，旁边还有一些悬挂衣物的木钉。

这里的朴实无华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贫穷。诚然，艾伦博士收入无多，却要面对频繁的索取，但他还不至于负担不起些许挂饰，或是一两张座椅。多年后，当他已经在红衣主教的职位上度过好一段时日，他却仍然像当初一样身无长物。不过，这种物质上的匮乏绝非刻意标榜的自我节制，再没有比这种想法与威廉·艾伦的初衷更加背离的了。毋宁说，真正的情况是，尽管寓居此处达两年之久，他依然只将这儿视为近期的人生逆旅，并不值得大事安顿。在许多晚近的被放逐者的住处中都能看见一样的场景，他们只是将当下的落脚看作暂时的寄宿。威廉·艾伦离开英格兰已经 22 年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去过牛津，他早年曾在牛津大学为自己赢得值得尊敬的地位，在良心的驱使下，30 岁前便牺牲了从大学得到的一切。已经有比 22 年更长的时间，他没有见过父亲位于兰开夏郡罗萨尔的住所，纵然他曾在年轻而又疾病缠身时思乡之苦日趋强烈，以至于他的比利时医生告诉他，必须在回家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自从离开英格兰，他与很久之前的另一位流亡者一样饱尝放逐之苦，知晓了在陌生人家中，楼梯的上下何其陡峭，流浪者吃到的面包何其咸苦。⑩

背井离乡的这些年中，艾伦从未停止工作和计划，总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重归故里。1561 年，当他辞去牛津大学圣玛丽学院的院长一职时，他和多数海外避难的英国天主教徒一样，曾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一些被放逐者已经将希望寄托在年轻而孀居的法国王后身上，当年夏天她乘船驶抵了苏格兰。另一些人开始谈论教皇对伊丽莎白的罢黜谕令，盼望法国或西班牙早日行动，又或者，最好两国能彼此协助，一道实施惩罚。但更多人还是寄望于不那么暴力的方式。希望上帝要么带走安妮·博林之女，要么软化她的心。他们之中的乐观派，甚至连同一些老道的政治家，都对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心怀希冀。一个女人不可能长时间独自统治像英格兰这样暴乱的国度，而她最有可能的追求者都是天主教徒。一旦结婚，她就将脱离清教徒的掌控，届时英格兰自然会与罗马言归于好。许多年中，流亡者们始终对美梦成真的可能性坚信不疑。

事与愿违，希望的曙光终究黯淡了下来。当艾伦在 1562 年返回英格兰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目睹了古老信仰的衰落，看见众多曾以天主教徒自居的人民正在参加国教的仪式，他们的所作所为还得到了教区神父们的首肯乃至鼓励。艾伦在 1565 年离开英格兰，事实证明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此时他已经确信，他的国家若想在未来回归公教的羊圈，一支经过训练的全新的教士队伍将必不可少。这就是他在杜埃协助创建英国学院的初衷。

随后，北方叛乱爆发。叛乱失败后，新一波流亡者到来，比起前辈，他们要更加愤恨和绝望。他们见证了为宗教冲突而流的第一滴血，当绞刑和充公在北方愈演愈烈时，他们甚至变得更加怒不可遏。尽管他们之中的多数选择待在尼德兰，但是其他人还是高喊着复仇的口号，为了寻觅良机涌向巴黎、马德里和罗马。只有罗马听取了他们的呼吁。腓力国王心中尚有其他挂碍：永不安分的尼德兰人、反叛的摩尔人、胆敢在他的海上横行的土耳其海军，无不令他分神。他也曾遭到英国人的严重挑衅，但眼下他几乎愿意以任何代价换取与不列颠之间的和平。倘使法国能够结束他们的国内宗教战争，他们可能会比西班牙更愿意攻打英格兰，可惜事实并不如愿。虽然只有英国人在聆听，教皇庇护五世还是在 1570 年 2 月 25 日颁布了谕令《至上统治》，宣布伊丽莎白女王为异端，是真正信仰的迫害者，将之革除教籍。此外，庇护五世还行使了一项罗马教廷历来宣称拥有但经常有名无实的权力，他剥夺了伊丽莎白“对于王位的虚假所有权”，取消了人民对她的效忠宣誓，命令所有人从此以后不得遵守她的法律和命令，违者将同样以革出教门论处。

这份谕令仅仅使一项业已紧张的事态更加严重。“我理应坚信教会的原则，而非议会的法令。”一位天主教流亡者曾经向伯利勋爵阐释了一种温和的立场。但是，对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来说，如此行事意味着要选择遵从国际权威，而非本国法律。各国政府因而纷纷否定这项谕令，尼德兰的腓力政府、法国的瓦卢瓦政府、英格兰的都铎政府都将这些人斥为叛国者和造反分子，并采取相应手段予以打压。但在 16 世纪，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有很多人随时做好了准备，愿意在良心驱使下以任何方式捍卫自己的信仰，包括密谋和武装反抗。庇护五世的谕令似乎正是要号召英国的天主教徒走上这条道路。

教皇的谕令必定从一开始就对威廉·艾伦产生了影响。他在信中经常把英国称为自己“迷失的祖国”，我们并不清楚这份谕令是何时让他得出结论，认为这指明了救赎的唯一道路。到 1575 年，他已深深卷入了一起密谋，试图以武力拯救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并将那位在他眼中逐渐沦为僭主和篡位者的女人赶下王位。当他的朋友尼古拉斯·桑德尔⑪  在 1577 年来信声称“基督教世界的形势将依赖于一场对英格兰的勇敢袭击”时，我们可以确定，他对此表示了认同。而在桑德尔赶赴爱尔兰起事并命丧他乡之后，艾伦更成了英国流亡者的主要发言人，现在他们都在高声呼唤一场针对伊丽莎白的境外干涉。

在接过桑德尔重担的第一个十年，艾伦屡屡失望。各种言之凿凿的谋划、确定无疑的新十字军远征，一起接一起地无果而终。“如果这一次计划仍然不能顺利实行，”他在 1582 年写道，“我的生命将永远充满苦涩。”几个月后，这场精心安排的计划化为泡影，可他只是耐心地继续投入到下一轮长达数月的准备工作中，伺机卷土重来。当下一次计划复遭落空时，他已准备好在绝望中放弃政治了，可是就在直诉衷肠的同一封信中，他又再度宣告了新计划的开启。他无时无刻不在争辩、写作，解决实际问题，指导两座学院的管理，安排书籍的付梓和秘密发放，积极参与地下工作的运行，忙着将教士和学生、信使与流亡者送进或送出英格兰。恼怒的政府搜出他的书，付之一炬。但据他估算，仍有数十个题目超过 2 万册的印本在英格兰暗中流传。王室代表在乡间追逐他的教士们，骇人听闻地折磨他们，采用旧式的中世纪下作酷刑，包括绞刑、用马拖拉和大卸四块等⑫  ，来处决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士，又用船将其他人送出国外。但截至 1587 年，艾伦依然自信有超过 300 名教士得以保全性命，他们生活在贵族和主要地方绅士的宅院中，遍布整个王国，保护了信徒们的精神和心灵，敦促后者随时做好准备迎接解放的那一天。

这些还只是初步的胜利而已。关键战役尚未揭幕；旧时的悲伤仍在等待抚慰。艾伦面向平信徒和教士共同阐释了这一点，他这样写道：“仁慈的主，您知道我们时常一起哀悼：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多半余生乃至全部残年不得不在祖国之外的地方侍奉您，而这些侍奉最应献诸祖国，它本应是过往岁月中这些侍奉至为感恩之所；我们哀悼，我们的工作竟只能为陌生人所接受，我们能以生活和侍奉使之合意的竟是陌生人，而非家中至亲。”然而，只要他们秉持信仰，艾伦和同伴的侍奉就永远不可能合乎英格兰的意愿，除非有一位天主教徒荣登王位。

这里还存在另一重焦虑，也是另一个加快行动步伐的理由，所有英国流亡者均意识到了这一点，但艾伦却感受最深，因为正是他一手促成了当前的局面。从一开始，他便对派往英格兰的神学院学子委以重任，他们负责规劝信众，使之与异端分子保持距离，信众将不得参与国教的仪式，以免犯下致命罪行。艾伦感到，只有这么做，才能保持信众队伍的完整。不过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热诚的天主教徒必须公开自己的信仰，而此时新教徒对北方叛乱、教皇庇护五世的谕令、里多尔菲阴谋⑬  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仍然记忆犹新，这般行事着实会刺激他们紧绷的神经。

政府的回应乃是更加猛烈的迫害。为此，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 1580 年终于被说动，同意对前任教皇颁布的谕令给予解释，但事态却因此进一步恶化。格里高利十三世表示，在伊丽莎白及其异端教唆者受到诅咒、被革除教籍的同时，根据“情势变迁原则”⑭  ，天主教徒仍旧可以服从她、尊其为女王，而不必害怕自己被革出教门，直到公开执行谕令可以召集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履行反叛的职责为止。结果，天主教徒被允许“在所有国内事务中”宣称永远效忠女王，只要他们心中不忘使命，随时准备在良机闪现之时响应号召，推翻伊丽莎白，就已经足够了。为此伯利勋爵又陷入了恐慌，开始着手罗织新的叛国罪名和律令，这次针对的不是公开的言辞和行为，而是“精神和心灵中隐秘的叛国罪”。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力度竟又再度加强。

面对拷问台和绞刑架，艾伦并不担心缺少慷慨赴死的英国教士。但是新教徒却有一样武器，比绞刑架更加有力。1559 年时，周日缺席教堂礼拜需要交纳 12 便士的罚金。到了 16 世纪 80 年代，罚金已上升到每月 20 镑，由于只有屈指可数的富人才能月复一月地缴纳得起这样一笔庞大的金额，议会竟然出台了相应法案，拖欠罚金的人将被合法没收土地和动产。在艾伦复兴英格兰信仰的历次计划中，他最为依仗的便是信奉天主教的土地贵族。但倘使继续遭受如此严苛的罚金盘剥，大地产所有者这个阶层就将难以继续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庇护五世的谕令越晚执行，那些公开信仰的天主教中坚分子的处境就会越发黑暗和凶险，他们将逐步被贫困和虚弱缠身，与此同时，遭受“分裂者”背叛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这些“分裂者”是指参加国教仪式却对传统信仰报以同情的英国人。艾伦也非常倚重“分裂者”，但他知道，自从他有意割裂心怀同情的这部分人与公开信仰取向的天主教徒的联系以来，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前者与罗马、与罗马的公然追随者之间的纽带已经越来越弱。如果神圣的惩戒迟迟不能来临，英格兰的天主教派也许会衰弱到无力施援的地步，而没有他们的协助，艾伦确信，境外入侵的失败恐将难以避免。

这就是十年来艾伦始终急于实施计划的原因。然而事到如今，当机遇真的若隐若现时，就像这种事情每每发生的那样，艾伦却又感到仍有时间再做思考。熟悉的论据正在他的头脑中列队浮现。熟悉的梦境开始在他的眼前激荡。英格兰是一片敞开的土地。港口数量众多且环境安全。这里遍布牛群、给养丰富，便于就地补充辎重。她的城市兵力空虚，防守形同虚设。没有哪座城能够抵御一场为期三日的围攻。她的人民已经不习惯战争，绝不是西班牙老兵的对手。而且更重要的是，三分之二的英国人要么是天主教徒，要么对天主教暗怀同情。公开追随罗马的天主教徒将会立刻加入登陆的天主教军队。他们从来只是因为恐惧才屈从于女王，而现在他们已经解除了对伊丽莎白的效忠义务。一些属于“分离者”的显贵（艾伦手握着他们的来信）也会鼎力相助，他们或是出于良心考虑，或是野心使然，又或者是因为对女王及其身侧的受宠之辈愤懑不平。剩下的大部分人会作壁上观，观望事态的发展。只有那些在伊丽莎白的庇佑下飞黄腾达的得势者和冒险家，以及另外一些被称为清教徒的邪恶分子才会为女王作战，但是这些人（全部来自南部和东部诸郡）都已在安享逸乐和贪得无厌中腐化。他们难以与北部和西部的吃苦耐劳的天主教徒匹敌，后者以乡间的粗茶淡饭过活，仍然娴于刀剑。艾伦的眼前已经浮现出他们的身影，内维尔家族⑮  和他们的亲属将欢迎大军抵达威斯特摩兰郡⑯  ，达克雷勋爵将再次披挂上阵，率领朋友和佃户前进，诺森伯兰伯爵的儿子们会率领珀西家族的乡村起事，为他们死于谋杀的父亲复仇⑰  ，蒙太古子爵⑱  、摩尔利勋爵⑲  、洛弗尔爵士⑳  、斯托顿男爵㉑  也会共襄盛举，所有这些名字都饱含力量，而其他名字甚至更加强大和难以想象，它们是牛津和德比、坎伯兰和南安普顿㉒  ，最后，如果到时对伦敦塔的闪击战能够奏效，阿伦德尔伯爵㉓  也会重新纵马疾驰，将霍华德家族的旗帜加入到起义军的庞大阵列中来。在这一干贵族之中，会有一人身着红衣主教服饰骑于马上——那正是教皇的特使，他的老友和族人将钦佩地簇拥在他身后，爵爷们将恭敬地立在他的左手边。在看清特使的面孔前，威廉·艾伦想必会带着自责从眼前的梦境中转身而去。

不出意外的话，威廉·艾伦应该不会缺席当晚在他那阴冷的书房中举行的聚会，有一位教士会从隔壁的学院前来，此人乃是耶稣会士罗伯特·帕森斯神父。过去数年中，在英格兰，耶稣会士帕森斯的大名已经变得与威廉·艾伦同样遐迩皆知。帕森斯曾与爱德蒙·坎皮恩一道赴英格兰传教，这两位耶稣会士好似一支入侵的军队，所到之处一路掀起无以复加的惊慌情绪，从那以后，他证明自己是一位杰出的的小册子作家。然而，如果说即使是敌人也会渴望为威廉·艾伦美言几句的话，帕森斯的声名却已经鎏上了一抹险恶的色调，这也许可以部分归咎于他所属的神秘组织。耶稣会士在对其不甚了了的大多数人们心中总是犹如幽暗的谜团，以传说中阴险诡异的处事方式著称。

两人的形貌和脾性也一如名声那般截然相异。艾伦一眼看去便是来自北方的乡绅，他身材颀长，双腿笔直，举止雅致高贵。他的须发曾经色如黄油，眼下却正在泛白，因为忧虑，也因为染疾的痛苦，他的脸庞开始浮现皱纹，病痛已经折磨了他三年，并且还将陪伴他七年之久，固然如此，这仍不失为一副“饱含甜美与和蔼”的面容，他的前额高而窄，鼻梁很长，仿佛出自精巧的雕琢，眼睛的颜色则宛如天朗气清时北风吹拂下的莫克姆湾㉔  。他说话缓慢而轻柔，但并不犹豫，言语间散发着泰然自若的权威风范，很少伴随肢体动作。他有异乎寻常的耐心，几乎从不发火。多数人只是因为他的外表便已暗生倾慕、私加信赖，还有许多人最终竟决定为他献身。或许没有迹象证明他拥有机敏而非凡的智力，但他却是天生的领袖，俨然“为成就大事而生”。

帕森斯比艾伦年轻 14 岁，据说他曾改宗，在此之前差不多是一名清教徒，他来自英格兰的另一片天地、另一个阶层。他有着矮壮的身材、黝黑的面容、粗糙的头发、清澈的棕色眼睛，这是英国人的寻常相貌，但在西南部地区更为常见。处在其他英国人中间，这个地区的人民身上带有一种来自凯尔特边区的味道，但是他们的血统却可以追溯到比第一批凯尔特人登陆英伦更早的时代，也许与巨石阵、好人罗宾㉕  的传说以及奎恩托克山㉖  的年代不相上下。帕森斯生于下斯托伊㉗  ，他的父亲据称曾是一名铁匠。他粗大的手脚、宽厚的肩膀、水桶般的胸膛在向我们暗示，若不是成了一名学者，他大概会成为一名生意兴隆的铁匠。他的头颅也很大，五官长得粗糙而大得超出常例，在平静时看起来缺乏雕饰、几近野蛮，但人们很少能看到它们处于平静状态。这些面貌特征被内在的智力、幽默和热情点亮，得以持续地注入活力，再加上那生动而幅度极大的手势、滑润而柔和的嗓音，使他拥有了演说家的风度，与其雄辩的文辞恰相匹配。听过帕森斯讲话的人绝不会轻易将他遗忘，但他们却会轻易地忘记，初次晤面时，他们曾因为帕森斯的笨拙和粗野而介怀。做见习修士时所受的清规戒律不仅使帕森斯得以掩盖其狂热的探求精神，至少能够保持表面上的耐心，还赋予了他来之不易的，虽然偶或缺乏稳定的自控能力。他的渊博亦高人一筹。他可以在两种文风之间自由切换，这边以愤怒和讥哂的口吻书写充作战斗檄文的小册子，那里又用至为纯朴、甜蜜和最合情理的笔触，完成另一批英语敬虔著作。

表面上，几乎再没有什么比帕森斯和艾伦彼此成为搭档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但在六年的时间中，较为年轻的这一位却成了艾伦的左膀右臂，他曾作为特别使节觐见西班牙国王和教皇，在为成就大业而铺谋设计、磋商谈判方面，除了艾伦，世上无出其右。在所有帮手中，帕森斯有着最迅捷的舌和笔、最机敏的才智和最丰富的头脑，但这还只是促使他们相互靠近的部分原因而已。没有任何人，包括艾伦自己，比帕森斯更加狂热地笃信外国干涉的势在必行，这才是艾伦选择帕森斯的真正缘由。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两人都是流亡者中最为激进的不妥协分子，都以自己的方式怀着特别的热情渴望一直未能践行的殉道，更有甚者，可能只是为了重新触碰英格兰的土地。不过两人的合作还有另外一些更为深层的原因。他们的特质正好互为补充，以至于二者的力量总和远大于纸面上的单纯相加。似乎他们从对方身上发觉到了自己缺失和渴望拥有的关于家园的东西，好像一旦合作，两人便组成了中世纪英格兰所曾经拥有过的健全社会的一个缩影。

我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他们一起奋斗，完美合作了至少十年。这始于他们的第一次相会，在无敌舰队的幸存者们历尽艰辛返回港口后，又延续了许久，直至艾伦在罗马辞世、帕森斯在西班牙闻讯并且悲痛欲绝为止，期间从没有谁见到两人之间出现过裂隙。

1585 年秋，他们一起旅行至罗马，从此以后，二人便开始并肩工作。譬如，近来他们正合作致力于一项复杂的谱牒学研究，试图证明身为爱德华三世㉘  的后裔，腓力二世是仅次于玛丽·斯图亚特之后最有资格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正统君主。他们已经将资料送交腓力审阅。从那以后，他们又开始用英语写作一部小册子，要为把德文特城献给帕尔马亲王的威廉·斯坦利辩护。当奥利瓦雷斯的信使抵达时，他们也许正在埋首进行这项工作，因为他们只是在三周前才获悉德文特的信息，而三周后这部著作便会付梓。

这是一部短小却满怀机心的著作。它公开宣称的目标是要打消一名天主教绅士的疑虑，这位绅士来自斯坦利的军团，他对于自己和指挥官目前的处境感到疑惑。就斯坦利而言，将委托给自己防卫的荷兰城市拱手让与西班牙人是正确的吗？对于普通士兵来说，既然已经宣誓为女王效劳，现在却发现自己处在女王敌人的阵营里，又当作何感想？但是这部书的内容范围还要更为宽广。它的写作对象并不仅限于在尼德兰服役的英国天主教徒，而是着眼于英格兰的全体天主教信众，无论他们的信仰是秘密抑或公开的，如果说到这里为止，艾伦的阐述只限于暗示的话，该书接下来则通过精当地援引《圣经》和教会法，十分显豁地诠释了意旨：“既然伊丽莎白已经被教会和教宗公开判处为异端，是上帝的教会之敌……她的名字已被革出教门，其王位已遭罢黜……那么王国内所有依据女王的权威施行的司法判决，都将因为违背上帝和人间的法律而失效，她所资助的战争也将是非法的。依据法律，没有任何人可以［向一位异端君主］提供服务或帮助，否则将被开除教籍……［因为］那些背离上帝之人再没有资格要求臣民宣誓效忠。”艾伦对自己国家的期盼无非是寄望于国内外所有参加宗教战争的英国人都能效法斯坦利军团的抉择，而且，“为了全能的主，为了世间最伟大、公正的君主［当然是指腓力］，在举世无双的［帕尔马］将军麾下战斗……成为出色的助手……使我们的人民重新归顺基督的教会，将我们的天主教友人和兄弟从那应当诅咒和不可饶恕的异端重轭下解救出来”。如果玛丽·斯图亚特的死意味着决定的时刻最终来到——艾伦当然希望如此——那么眼下比往常更为紧迫的任务便是迅速完成这份书稿，付梓，并通过秘密渠道暗地里在英格兰分发流传。

在其他事情上，艾伦和帕森斯只需要决定直接的行动步骤就可以了。而这个最大的问题已经被他们翻来覆去地讨论过多次；两人已经事无巨细地从所有角度考量了每一种可能。在日常政治中，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自从玛丽·斯图亚特在海峡对岸被囚禁、营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来，他们就在心中为她的价值打了折扣。甚至在玛丽被囚禁之前，他们就已经认为吉斯家族和其他法国盟友毫无用处，他们很久以前便在心中认定，除非发动一场足以迅速突进到玛丽面前的奇袭，否则在入侵军队登陆英格兰土地的几小时内，甚至更有可能在进攻舰队起航之前，苏格兰女王就会性命不保。

当晚，他们决定次日清晨去拜见西班牙大使，就一些需要合作的特殊行动路线征求大使的建议和指示。帕森斯可能已将措辞委婉的引导性问题一一列出，到时将由大使带回西班牙。经过之前一段时间的试探后，艾伦和帕森斯发现这是与奥利瓦雷斯打交道的最便利的办法。这种做法使大使对他们的审慎、睿智以及身为基督徒的谦卑给予了高度评价。

帕森斯还承担起立即与罗马主教团磋商的任务。他会试探三四名自己最信任的红衣主教的态度。教皇西克斯图斯应当对玛丽之死报以他所能做出的最强烈的回应。最好能将一些材料递交给教皇，使他明白法国人在玛丽一事上的疏忽，乃至其他更严重的错误。此时亦有一项新的计划即将启动，用以促使玛丽的儿子詹姆斯六世皈依天主教。就此事而言，眼下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项计划，既不能表现出过高的热情，以免激发腓力的怀疑，也不能表现出明显的冷淡，因为这样会激怒教皇。除此以外，现在还是为艾伦晋升红衣主教一职添砖加瓦的时刻。自始至终，这件事一直由帕森斯专门负责。

至于艾伦，他将会致信帕尔马那里的英国流亡者，还将把此时此刻为故国所需的辞章经兰斯一地中转，最终送抵英格兰和苏格兰，他与苏格兰当地的天主教贵族长期保持着间接的接触。但现在他的首要之举是发函给腓力。这封信将会是一份语气恭敬但气势雄壮的吁请，要求惩罚那位穷凶极恶的女王、那位当代英国的耶洗别。这封信将不会提到英国军队在尼德兰的战果以及德雷克最近在西印度群岛的劫掠。艾伦比其他人更加了解收信者。为了打动他，这封信只会言及英国天主教徒的悲惨处境，他们除了腓力别无依靠，南望王师之心如久旱望云霓，何况西班牙国王对于上帝和基督教的公共事务更负有旁人无力承担的重任。当然信的最后还要保证，胜利对于这位信仰的捍卫者而言几如探囊取物。多年来，在给苏格兰的玛丽致信时，艾伦始终采用“最令人敬畏的女王”这样的称呼，以表示他对伊丽莎白的效忠已经转交给玛丽。而在用拉丁语写信时，指代伟大君主的惯常称谓通常必须更加隐晦，但艾伦在信函末尾明确地摆明了自己的位置。他的落款是“您最虔诚的仆人和臣民，威廉·艾伦”。在玛丽·斯图亚特驾崩后，他已经准备好改奉西班牙的腓力为自己的合法君王。

7　上帝的显豁意旨

埃斯科里亚尔圣洛伦索修道院

1587 年 3 月 24 日至 31 日

门多萨写给西班牙的信件可能与写给罗马的信件同时抵达了目的地。根据威尼斯大使听闻的消息，玛丽·斯图亚特的死讯传至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时间是 3 月 23 日夜。此时也确实应该到了。从巴黎到马德里的路途要比到罗马的难走，加斯科涅的路段更加危险，旧卡斯蒂尓的路段则更为荒凉和陡峭，但距离却近得多。派赴西班牙的信使第一个出发，他得到了大使马厩中最好的座驾，而且只要抵达国境边界，他的信囊就会由王家驿骑接管，加速运往南方。但是，我们对于日期的可靠性并不能完全肯定。因为虽然腓力总在用自己的笔努力纠正文件的错误，但终究无力改正下属的每一处舛讹和疏漏。门多萨发来的这封急件便缺少接收的日期。不过 3 月 31 日前，各国外交使团大概对玛丽的死还一无所知，他们在马德里被冻得瑟瑟发抖，那里距离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只有大概 30 英里的路程，可是即使道路没有因为雨雪而污秽难行，大使们通常也只能枯等一个礼拜，才能获悉已然陈腐的宫廷碎语。对于此时此刻国王在山上的所作所为，他们只能诉诸猜测。

无论这则信息最终于何时抵达，直到 3 月 31 日，腓力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不止一个。当外交信囊抵达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后，不管内容有多么紧急，都要先由专员查收，再由另一个专职文书破译，最后，经过处理的文件将与原件一起拿进一间了无生趣的小屋，放到长桌上的特定角落里。如今，国王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度过。各种官方文件都堆叠摆放在这张长桌上。这里有大使的通信，副王和总督的报告，来自海关、国库和自治城市官员的各类公文，还有形形色色的请愿书、备忘录、司法调查结果，码头、造币厂、矿场乃至王室的账目。每一天，纸片都会从四面八方飞来，卡斯蒂尔、阿拉贡，现在还有葡萄牙，以及腓力的其他领土，如那不勒斯、西西里和米兰，弗朗什孔泰与比利时诸省，墨西哥、秘鲁以及巴西，“黄金之地”果阿，非洲的索发拉，还有东西各大洋上的诸多岛屿。自从历史肇始以来，地球上还从未有人像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样统治过如此浩瀚的版图。没有谁曾经顶着如此众多的头衔，掌管着各种王国、公爵领、伯爵领、公国以及林林总总的其他采邑。而且也没有人曾经需要阅读如此海量的文件，这一点确定无疑。或早或晚，就算不是全部，腓力也会读完其中的绝大部分。他会用蛛网一般的潦草笔迹在页边留下精明的政治家式的评论，以及对于拼写和语法的琐碎纠正，每一处评注无不像是一位见证者，在向后代展示他那令人惊愕乃至目瞪口呆的勤勉。自然而然地，有时他也会落后于进度。如果门多萨的使者如此快马加鞭送达的信息竟然一连数天甚至数个礼拜滞留在国王的办公桌上而没有得到审阅的话，那么在获得如此待遇的急件里，它既不是第一份，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份。

即使如此，较为重要的函件总会相当迅速地得到注意。通常来讲，如果腓力迟迟不做出行动的话，那是因为他有三思而后行的习惯。他喜欢井井有条地罗列对某个既定步骤的正反两方面意见，最好每种意见要以书面形式列出纲目，并佐以相关资料。身处谋臣的拥簇之中，他惯于倾听，但不常发言。最后，直到在沉默中，在令人欣慰的文山背后，伴随着烛光的摇曳，当副秘书已经在角落里呵欠连天时，腓力才会缓慢、固执地独自得出自己的观点。

除了其他性格特质，埃斯科里亚尔圣洛伦索修道院也象征和揭示了国王的此等性格特质。早在多年前，当腓力还在尼德兰为父亲的事业作战时，他就已经在构想未来的圣洛伦索修道院了。从最初的设想开始，这座修道院兼王宫的地址就定在了西班牙。几乎刚一返国，他便开始着手寻找合适的建造地点。在打下第一根木桩、掘出第一条壕沟前，他曾经来到埃斯科里亚尔，在破败村庄后面光秃秃的山坡上踱步，掬饮山上的清泉、闻嗅山间寒冷的空气，让风和雨扑向面颊。一旦做出决定，他迅即将一支劳工大军召集到选定的地点，随同而来的还有一座圣哲罗姆会修道院的全体修士，他们对此多少怀有几分困惑和恼怒。此后，腓力的身心再也无法离开了。他喜爱这里田园牧歌般的简朴，甚于富丽堂皇的托莱多和柔曼怡人的阿兰胡埃斯，他喜欢用木头搭建的凑合将就的修道院，宁肯住进教区神父简陋的卧房甚或是临时准备的逼仄小屋，也不愿回到他那极为舒适的宫殿中去。在修建圣洛伦索修道院的二十年中，他经常和建筑师一起仔细研读设计图纸，与工头一起攀登脚手架，用王公贵族都不曾见过的关心和友善来鼓舞匠人。这幢建筑的主要轮廓和众多细节委实出自他的本心。

很早以前，他就计划在修道院的中央建造一座高贵的教堂，离世的父王还有自己未来的尸骨都会安葬于此，为他们的灵魂举办的弥撒仪式将在这里一日多场、日复一日的进行，直至时间的尽头。从那以后，腓力似乎便被一种恐惧感萦绕着，他开始害怕自己不能活着看到陵墓竣工。他如此急迫地催促工程的进度，以至于谋臣们纷纷抱怨，国王为了一座修道院花费的时间竟然不逊于照料他的诸多王国。只要国王的代理人还能在威尼斯找到另一幅悦目的画作、在佛兰德发现另一张可心的挂毯，或是在那不勒斯、罗马遇到另一尊满意的古典雕塑，修道院的内部装饰就永远不会完工，虽然如此，现在距离最后一块石料和瓷砖得以安放终究还是过去两年多了。腓力已经开始生活在了自己的梦想之中。用巨石垒造的这组庞大建筑群就像腓力披在自己身上的一袭华服，诉说着他的独特自我。瞭望全欧，再也没有其他建筑曾经如此鲜明地回响着某一个人的个体精神了。

修道院坐落在群山的山坡上，在身后，瓜达马拉山脉的锯齿状山脊陡然抬升，在眼前，连绵起伏的山脉迅速向远方退去。山上的修道院仿佛是建在基座之上的纪念碑，赞美着脚下西班牙的平原。建筑本身高悬的位置，四围辽远的景致，身后迤逦向北、荒凉冷落的背景风光，与笼罩着它的光线、空气和静寂彼此糅合，渲染出了席卷一切的幽居和与世隔离之感。用当地出产的花岗岩砌成的外墙形貌巨大、不事雕饰，仿佛是从山上长出来的一般。纤瘦而深深嵌入墙内的窗户好似张开嘴巴的山洞，又仿佛蓄势待发的炮孔。

在这组建筑群的中心，修道院教堂高耸的穹顶拔地而起。它的轮廓不禁使人联想到圣彼得大教堂，二者的相似性没能逃脱同时代人的眼睛，又或者圣洛伦索修道院从来便没有打算向世人隐瞒这一点。无论谁被德意志的选帝侯们推举为皇帝①  ，腓力都认为自己才是上帝遴选的帝王，是负有神圣使命的真命天子，与教皇并驾齐驱。虽然体现这种意涵的圣洛伦索修道院的教堂在规模上输于罗马的那一座，但是放眼 16 世纪的欧洲，除了圣彼得大教堂与梵蒂冈的建筑群，便再也没有其他可以与埃斯科里亚尔的建筑群在规模上相提并论了。两处均是引人注目的复合体，一身二役，兼作宫殿和教堂。二者都是当时的摩登建筑，代表了欧洲截至 16 世纪 80 年代最新的营造风尚。最后，它们还都散发出反宗教改革的气息。但相同之处到此便戛然而止了。腓力时代的圣洛伦索教堂丝毫不像圣彼得大教堂内部那样铺张扬厉，有着人人景仰的富丽堂皇，也从来没有圣彼得大教堂外部那种收纳寰宇的开阔胸襟和磅礴气势。腓力的圣洛伦索教堂掩蔽在高墙环绕的修道院的中心，好似坐落在堡垒最深处的内部要塞，又仿佛步兵方阵中央的神圣军旗。如果说圣彼得大教堂象征着罗马教廷在精神上的反击，代表了天主教信仰的自信和夸张的自我标榜，那么圣洛伦索教堂则像是正统信仰在借助世俗之剑自我防卫，面对挑战严阵以待。

在腓力心中，修造这座伟大的修道院是对异端分子的蔑视和恫吓，那些奸恶的欧洲革命分子打算不顾任何风险糟践一切。他有一些惯于发表的老生常谈，将每一次事故和延宕都归罪于异端间谍的谋划，既然腓力心中的成见已然壁垒森严，那么在现实中铸就一座相似的堡垒也就顺理成章了。修道院中心的教堂同时也是一座坟茔，根据建筑群结构的整体规划，这里会用来为腓力及王室成员举办数不胜数的弥撒仪式，但是比这种功能更足以体现腓力的心灵图景的，是它傲立中心的地理位置，这昭示出在腓力心中，他和他的家庭在基督教世界中的地位——正如他为修道院选择的地势一样，同样充分表明他要高踞所有臣民之上。不过，除了腓力对于自我公众形象的公开营造，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所展现出的意涵尚且不止于此。在这幢伟大建筑的隐秘中心，紧邻教堂的地方，掩藏着少量套间。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用来读书或工作的场所，它们的采光状况良好，但室内空间布局多少有些不够合理，离开这里不远，有一间凹进的卧室，室内有一扇开向教堂内部的小窗，透过百叶窗就能看到附近高高的圣坛。修道院、宫殿、陵墓犹如层层面纱，背后掩蔽着这样一处用于隐退和逃避，几乎可以说是用来藏身的所在。

腓力为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选择的兴建地点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令他与世隔离，但这仍然不够。在他大兴土木的这片光秃多石的山坡上，除了圣洛伦索修道院便再也没有合适居住的土地了，修道院对周边旷地的征用更使得当地的居住空间已经饱和。不仅如此，圣洛伦索修道院虽然内部体量庞大，但考虑到国王计划在此修建学校、图书馆、工匠作坊和医院，余下的空间至多还能安置人员扩增后的圣哲罗姆会修士以及经过遴选的王室家庭成员，此外就再没有其他地方预留给廷臣、乞求者和兜售计划之辈了。早先王室驻跸马德里或者巴拉多利德时，他们总会如蚁附膻。那些招人厌烦的来客，无论是对腓力殷勤有加的姑表和姨表兄弟、各路王公要人，还是他的委托人或盟友派来的眼尖而纠缠不休的使节，都再也无法觍颜利用他的好客脾性上门叨扰或是干脆在他的门阶旁安家不归了。

修道院本身已然遗世独立，在它的内部，腓力又为自己成功营造出了更深一层的隔阂。那些挤作一团、全无王室派头的房间之所以被设计出来，正是为了拒来访者于门外，腓力在里面度过的时间也一年更比一年长。这里客厅太小、走廊过窄，无法容纳大批的来客。既然外人造访的路线极易控制，主人的眼角稍作乜斜就足以扫视每个房间，不速之客便再也无法不请自来。腓力是一个对家庭满怀深情的人，但是他的家眷也都下榻在别处。腓力喜欢并且信任他的修士们，但是他去聆听合唱的路却要经过一道隐蔽的门和一段暗梯。即使是国王这些套间的公共入口也是封闭和秘不示人的。一旦进入里面，腓力便拥有了真正的隐私。16 世纪仍然像中世纪一样，隐私被视为专属于隐士的不值得妒羡的权利。一个人越是显赫，他就越要在清醒的白天被更庞大的人群夹道簇拥。也许正是对隐私日益增长的热情而非对传统信仰的虔诚，使年岁渐长的腓力在人们的眼中呈现出一种苦行僧的形象。

从某种角度而言，事实的确如此。他的不辞辛劳中存在真实的苦行主义，他的双眼布满血丝，筋骨疼痛，手指僵直，他将重任加诸己身，做起了西班牙帝国的头号职员。年事渐高的他肩上的担子还在不断加重，他不仅放弃了田猎、舞会、宴饮这些一般君王的传统娱乐，还淡忘了自己的真正喜好，如鲜花和绘画、乡间远足和陪伴孩子的天伦之乐。每当来到重大抉择的关口，他总会在怀疑的苦痛中发自内心地陷入宗教冥思。我们知道的是，腓力坚信上帝对国王的期许要高于其他人，对西班牙国王的期许更尤其高于其他国王。为此他自觉地挑起了这可怕而又独一无二的重担。他在隐士小屋般的幽室中感受寂寞，聆听着时辰颂祷礼，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与上帝安排的难题角力，与修士一样，他们都要面对孤独的角斗。

根据我们的了解，腓力在隐士小屋般的幽室里枯坐了一个礼拜，没有写下一行与英格兰有关的文字，唯一的行动是与自己的忏悔神父就苏格兰女王的丧礼仪式进行了磋商。除此之外，他再没有与任何人商议。如果我们曾认为，由于英国人作乱而升起的边塞狼烟已经在二十年中不断迫使腓力立刻采取行动的话，那么他真正开始认真考虑此事的时间，其实只有四年左右。在他的脑海中，在卷帙浩繁的文件里，一个愈加清晰的轮廓还在不断酝酿，西班牙正在着手推进应对方案，国王的计划已经告知负责此事的官员，当然，仅限于他们在现阶段应当了解的范围。工作何时进入下一个阶段，笨重的行政机器又将于何时提升速率，一切只能留待国王发话。

直到 16 世纪 80 年代早期，当时腓力刚从形同散步的葡萄牙远征中归来，最后一片砖瓦正要安放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屋顶上，此时讨伐英格兰的计划才确定提上日程。兼并葡萄牙意味着西班牙在大西洋上的实力显著增强。葡萄牙人不仅是这片大洋的先驱者，在远方的印度洋上，他们也凭借航船的炮火击碎了埃及人和土耳其人的战船，最后建立起一个掌控了海洋的帝国。在非洲和巴西的近海水域里，他们的盖伦帆船与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闯入者平分秋色。在西班牙征服葡萄牙的最后阶段，当时争夺亚速尔群岛的双方激战正酣，西班牙的舰队指挥官指挥着葡萄牙的舰队，面对另一位葡萄牙王位争夺者——克拉图的堂安东尼奥②  ——自法国港口招募来的舰队赢得了两场辉煌的胜利。这是以大西洋帆船的作战方式完成的战斗，尤其在第二场战役中，西班牙人自信已经像击败了堂安东尼奥舰队中的法国战船一样击败了英国战船。指挥作战的舰队指挥官堂阿尔瓦罗·德·巴赞是一位参加过勒班陀战役、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兵，他怀着胜利的欣喜表态，只待国王下令，他就将负责对付整支英国海军。

作为答复，腓力要求评估进攻英格兰所需的海军力量。国王的要求是务实和冷静的，舰队指挥官的最后评估也丝毫没有贬低英国海军的实力。圣克鲁兹侯爵③  表示，共需要 150 艘大型船只，所有可用的盖伦帆船（这也正是当时通用的战舰）都要征调入伍，余下的商船也要尽可能以大船为主，而且配备全副武装。另外，40 艘乌尔卡船将负责存储和运送辎重（或许可以称其为大型货船），320 艘其他各类附属船只也将各司其职，这里面包括通信快船、巡逻哨艇，以及用于侦察、追击、航速快且配备武装的中型快船（称作扎布拉船和弗拉加塔船）。除了以上提及的 510 艘帆船，还应补充 40 艘加莱桨帆船和 6 艘加莱赛战船，整支舰队将配备 3 万名水手，同时搭载 6.4 万名士兵，这会是一支全欧洲前所未见、远远超乎时人想象的庞大海上力量。经过堂阿尔瓦罗计算，要满足一场为期 8 个月的战役，装备这支海军所需的军械，如火绳枪、盔甲、长枪、火药和炮弹、绳索、锚、饼干、大米、油、腌鱼等，一共只需要 380 万达克特。然而根据随后几年腓力购置舰只、囤积货物的实际花销来判断，这笔钱笃定远远不足。也许舰队指挥官给出的数字是 3800 万。但无论是哪个数字，加上奏请腓力的其他要求以及日渐上升的债务压力，都已超出腓力的能力范围。而且即使他负担得起数字更为惊人的第二笔金额，也不可能像变戏法那样一下准备好所有船只，行动延期数年在所难免。此外，为凑齐舰队指挥官需要的五百余艘帆船，势必还要尽数征召西班牙和意大利各港口的所有船舶。综合考虑下来，就如何执行任务而言，舰队指挥官的估算是合理的；但就财政现实状况而言，这个数字又是荒诞的。

腓力手头还有另外一份评估需要掂量，如果说上一份评估来自他最优秀的舰队指挥官，那么这一份则来自他最好的陆军首领，二者非常相称。圣克鲁兹吁请全军出动，从西班牙扬帆进发，发动整齐划一的海上远征，由他自己执掌帅印。而在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的方案中，只要具备有利条件，足以不劳海军大驾。在他看来，倘能得到英国天主教徒的帮助，3 万步兵和 4000 骑兵已经足够完成作战任务。倘使风向和潮汐如人所愿，一夜之间，他便能借助驳船将这支大军从尼乌波特和敦刻尔克运过海峡。日后拿破仑·波拿巴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打算都与帕尔马如出一辙。帕尔马明确提出，此举若想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彻底的出其不意。可是如何将英国人完全蒙在鼓里，让他们对于汇集在佛兰德海岸上的 3.4 万人和七八百条驳船浑然不觉，他却未置一词。也许帕尔马心下认为，时机来临时，如果英国舰队胆敢挡道，他从尼德兰征召的援军将足以扫清障碍。但腓力意识到了此间的要害。帕尔马的计划格外仰仗出其不意，这使腓力备感压力，以至于潦草地写下：“几无可能！”

在麾下两员最得力的指挥官各自提出计划后，腓力自己拿定了主意。帕尔马应当得到来自意大利的陆上支援，尽管这支部队的实力也许并不能完全达到他的要求。一旦时机闪现，他要带领军队和驳船来到佛兰德海岸做好一切准备。与此同时，圣克鲁兹会在里斯本召集远征舰队，这是一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它将负责对付英国海军，并搭载和护送强大的西班牙步兵渡海。无敌舰队将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剑指英格兰。帕尔马需要指挥部队相机登上驳船，西班牙舰队会顺道与他在海上会合，并护送这些驳船抵达已经选定的登陆地点，那里距离泰晤士河口不远。等到堂阿尔瓦罗引领帕尔马安全抵达英格兰，并且把无敌舰队自身从西班牙运来的步兵护送到岸，他还将站出来，继续为帕尔马确保海上运输线的安全通畅。假如英国舰队主动挑起战斗，或是我军大举进攻的良机出现，堂阿尔瓦罗还应积极参战，主动摧毁敌人，不过无敌舰队的首要职能仍然是运送大军登陆。堂阿尔瓦罗是否充分理解了行动的要旨，我们无从得知，但帕尔马显然已将计划牢记心中，一如堂博纳蒂诺·德·门多萨至少在苏格兰的玛丽离世前半年就已经全然明晓了自己的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好计划。虽然英国如果不能走向内部分裂，这样一支外部入侵力量并不足以夺取全岛，但这个计划并不像帕尔马的想法那样，过度倚重英国的天主教徒。使用就驻扎在海峡对岸的帕尔马的老兵渡海作战，比起从西班牙一路运来整支入侵大军要更加合算。（好像腓力能够依照堂阿尔瓦罗的要求召集足够的陆军部队，或是能够找来充足的船只运送他们似的！）而在陆上作战时，运用帕尔马举世无双的军事技艺也是极为可取的。这个计划并没有置登陆后的帕尔马于不顾，不至于让他们在万一失去运输线、丧失撤退的可能后，陷于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必须孤注一掷彻底征服英格兰的境地。而且，通过减少和简化舰队的职能，或许可以期望海军东拼西凑出来的物资是够用的。这当然也是个复杂而又严苛的计划，没有为错误或是突发事故预留太多空间，但别无他法的腓力仍然决定信赖指挥官们的技艺和忠诚。

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过就最初的情况来看，西班牙的战前准备仍然笼罩在将信将疑的试探性气氛中。大批合同被承包出去，涉及数量可观的饼干、鱼干、帆布和索具。新的步兵连队正在组建，旧有的连队则要补充满员。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国王的代理人正在找寻海军军械，首选加农炮和长重炮等重型火炮，但最终放宽至比轻武器大不了多少的小型火炮，凡是能被搬运到船舶上的铜炮或铁炮，都被他们悉数带回。安达卢西亚④  和比斯开湾的各个港口挤满了五花八门的船舶，它们来自拉古萨、那不勒斯、热那亚、法国、丹麦和汉萨同盟⑤  的订约城市，这些舰船或被租用，或被强行征调，将要为最后的决战服务。在里斯本，新造的盖伦帆船装上了桅杆，旧舰船也已修缮完毕，虽然它们多数仍然只是一具空壳，既没有火炮，也缺少船员。海岸上的热火朝天显然在预示正发生着什么，不过截至当时，那种场面还没有紧迫到与即将和英格兰展开生死之战相吻合的程度。那年春天驻留马德里的意大利大使们，包括一名威尼斯人、一名热那亚人、一名佛罗伦萨人、一名曼图亚人以及两位教皇派来的代表，在谈起眼前的一切是否与针对英格兰的战前准备有关时，也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或许腓力自己也还没有下定决心。一方面，英国人的挑衅已经让他忍无可忍：德雷克在厚颜无耻地劫掠西班牙沿海和西印度群岛，莱斯特的军队仍然屯驻在尼德兰，英国天主教徒的处境也在不断恶化，对于最后这一点，自从在英格兰缔结姻缘⑥  以后，腓力便自感负有施以援手的特别义务。教皇劝告他当机立断，英国流亡者们乞求他加快日程，在朝堂之上，主战派也日益占据上风。唯一让腓力举棋不定的原因也许还在于自己，正如他曾写下的那则信条：越是波澜万状，就越要踟蹰慎行。

另一方面，围绕计划的确仍有许多事端在牵绊腓力。首先面临的便是经费问题。穷尽墨西哥和秘鲁的白银，仍然不能将他从日渐深陷的债务泥潭中解救出来，年复一年，他只好不断将部分税收抵押出去，借款一旦掷入尼德兰战场，就像掷入无底洞一样杳无声响，他却要为此偿付越来越高的利息。葡萄牙曾经神话般地垄断了霍尔木兹和印度的全部财富，现在却和西班牙一样濒临破产的边缘，甚至处境更糟。而腓力知道，比起陆军，海军的开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经费问题还要糟糕的是事态的不确定性。任何一场战争都是一次冒险，在审慎之人眼中都是不受欢迎的。腓力热衷于想象这样的自己，他从未主动寻求战争，他只是为了防御而开战，他从不滥用力量去劫掠或者压迫邻居。“他害怕战争，”帕森斯神父曾经这样轻蔑地描绘腓力，“就像曾经被火灼伤的孩子害怕火焰。”他尤其害怕与英格兰作战。对于这个自己曾任国王的国度，他委实有所了解，他知道这项计划或者任何与此相关的其他安排，都将是孤注一掷的赌博。不止一次，面对那些宣称征服英格兰轻而易举的文件，他都以潦草的笔迹在页边批注了一个简略的词汇——“胡言！”在早先的岁月里，当他仍然是玛丽的丈夫时，他曾写下：“英格兰王国现在和未来都必须保持海上力量的强大，社稷安危全然仰赖于此。”而今英格兰依旧是海上强国，最富有经验的船长们也都会提醒他，挑战对方不可能毫无风险。

曾有一度，该计划看上去如若取得成功甚至将比失败更加危险。假如他的军队推翻了英格兰，而玛丽·斯图亚特还活着，那么苏格兰女王必将登上英格兰的王座。没错，她至少是天主教徒。近来她还对自己大献殷勤，也许成为女王后，她会一如既往地对西班牙感恩戴德。但是她的心终究属于法兰西，腓力早就从先父那里懂得了一个道理，对于本国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法国和英格兰的联合。如果西班牙人牺牲了鲜血和财富，只换得法国国王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那真是苦涩的讽刺。对于在英格兰恢复正统信仰的努力，上帝难道竟要索取如此高昂的代价吗？

至少这种风险现在已不复存在。我们不能确定这对腓力有怎样的影响，我们也无从得知，在面对门多萨的来信苦思冥想时，他又怀有怎样的想法。我们只知道在一连多日没有触碰纸笔，秘书们也闲于无事之后，3 月 31 日夜，从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那处宛如心房的神秘幽室里突然传来了律动。一批简短有力的公文被同时派发出去。圣克鲁兹必须在春天结束前做好起航的准备。卡塔赫纳、马拉加的船只和货物务必立刻抵达里斯本。比斯开湾的造船工人可以预先支取他们要求的 2.5 万埃斯库多⑦  ，唯一的条件是加紧工期！巴塞罗那的海军兵工厂要复查库存的军械和货品，调动一切闲置物资，为大西洋上的无敌舰队提供装备。另一封内容与此相似的公文发往了那不勒斯。给热那亚的信函则用强调的语气责问硝石未能按期送达的原因。致帕尔马的函件简洁而含蓄地表达了如下大意：鉴于近来的诸般事体，早先商定的计划将会加速实施。门多萨也收到了同样简短的信函。他将前去会见苏格兰驻法国大使，吊唁女王之死。门多萨没有得到关于其他事项的新的指示，他可以由此认为自己的建议获得了认可。

同一天晚上，另一批鼓鼓囊囊的信件也得以起草，它们将被送去罗马，措辞要直白得多。腓力从未忘记，寄给帕尔马和门多萨的信函有可能被胡格诺教徒截获，对这些人来说，封印没有任何神圣意味，也没有什么密码永远安全。但寄往罗马的包裹则不必担此风险。因此，除了向红衣主教卡拉法致以热情问候，他还就一系列行动向威廉·艾伦做出了详细说明，并对艾伦此前在信函中表达的恭顺故作不知，最后，腓力还拟就了一批将要交给奥利瓦雷斯的函件和文书。奥利瓦雷斯将再次为及早拿到借款而奔走。他要提醒教皇，法国国王不值得信任。他还将把支持腓力继承英国王冠的所有文件献给教皇，争取说服教皇为腓力秘密举办一场简短的授职礼。当然，腓力会把王位移交给自己的女儿。他对于获得新的王国并不感兴趣。只是由于苏格兰女王被残忍处死，他才比以往更加急切地想要推动这项事业的发展。

此外还有另一封信函，它显然将被呈递给罗马教廷。“［对于玛丽之死］我深感悲痛，”腓力写道，“因为她本来会是领导那些国度［英格兰和苏格兰］重归天主教信仰的最适宜人选。但既然上帝以其智慧另作安排，那么他必然将会挑拣新的人选，促成神圣事业的最终胜利。”以上这些可以视为腓力独自沉思的结果。腓力由此获得了迎接未来诸多试炼的力量，在换作其他任何人都可能畏缩不前的时刻，腓力径直前行，好似被异象指引，俨如一名梦游者。当他终于做出抉择后，他的目光或许会再次停留在门多萨来函中的一段话上：“因为上帝的显豁意旨已然众目昭彰，他将把这两个王国的王冠全都授予陛下。”

①  前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 1556 年退位后，他的弟弟费迪南一世继承了皇帝称号，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虽然没能得到帝号，却继承了哈布斯堡帝国除奥地利、德意志之外的其余所有版图。

②  1580 年，葡萄牙国王红衣主教“纯洁者”恩里克一世去世，没有指定王位继承人。在他死后，克拉图的堂安东尼奥和西班牙腓力二世等几人都声称有王位继承权。1580 年 7 月 19 日，堂安东尼奥在圣塔伦宣称继位，但没有多久就被西班牙的军队打败，赶出葡萄牙。之后他试图在亚速尔群岛的特塞拉岛统治葡萄牙，在那里建立了反对派政府。1581 年，他在逃亡法国期间受到凯瑟琳·德·美第奇的热情款待，她将他视为自己反对腓力二世的工具，在许诺付出一定的条件后，堂安东尼奥获得了一支由葡萄牙流亡者和法、英冒险者组成的舰队。1582 年 7 月 26、27 日，圣克鲁兹侯爵率领一支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在亚速尔群岛击败了堂安东尼奥的舰队，后者的反对派政府于 1583 年瓦解。

③  堂阿尔瓦罗·德·巴赞即圣克鲁兹侯爵。

④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西班牙最南部的古称。

⑤  13 至 17 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城镇组成的商业、政治同盟。

⑥  1554 年，腓力二世曾与前任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成婚，腓力名义上拥有英格兰国王的称号。

⑦  埃斯库多（escudo），旧时西班牙货币单位。

8　“风令我前行”

伦敦和普利茅斯

1587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2 日

当腓力二世正在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隐秘居所中沉思玛丽·斯图亚特之死造成的后果时，有一位海员正在格林威治的宫廷外气恼，他和腓力一样对上帝赋予自己在这世上的职责所在坚信不疑，而且远远比腓力更早明白，他们二人之间的这场战争是出自上帝的安排。与西班牙国王相似，弗朗西斯·德雷克也是从父亲那里最早获知了自己的今生使命，虽然父亲只是德文郡的一位低级牧师，德雷克却由衷珍视他的言辞，这和腓力对侍父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态度如出一辙。除去两人在脾性上的差异，腓力国王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对待自己的基本信条时态度颇为相似，他们都对此怀有不容置疑的忠顺和虔诚。

从身为平信徒传道者的父亲埃德蒙·德雷克那里，弗朗西斯习得了单纯的清教信仰。一切发生过的事，无不因为上帝的意志才发生。而有一件事必然符合上帝的意志，那就是彻底摧毁教皇和他的所有成就。一个人若站在上帝这边，是蒙神拣选的子民，确切的标志之一就是对罗马教会及其追随者报以决绝的敌视。在这一点上，弗朗西斯·德雷克从未动摇过自信，当他发动未经本国政府允准的针对西班牙国王的私战时，他心中的自己仿佛是《旧约》中的英雄，正在上帝的护佑之下劫掠偶像崇拜者。

不过，德雷克本人对西班牙开战的直接原因却既非出自传承，也不是源于某种抽象的意识，如公共或宗教义务云云。就像参孙针对非利士人发动的个人战争一样，其中的真正原因在于心中深埋的怨怼。年轻时的弗朗西斯·德雷克曾经参与约翰·霍金斯①  兴旺的海上贸易，并一道在圣胡安·德·乌卢阿岛的港湾遇险，当时霍金斯的武装商船遭到新西班牙②  驻防舰队的阴险突袭，结果大败亏输。③  德雷克带着他所知道的所有幸存者，仅仅靠一艘漏水的小船逃回了普利茅斯港。而当霍金斯随后带着仅剩的另一艘逃脱的商船步履蹒跚地归来时，对于战斗的结果，他只是说道：“‘朱迪斯’号④  在同一天晚上抛弃了我们，置我们于大不幸中而不顾。”他没有对这位手下提起诉讼，但德雷克或许认为人们会对他指指点点，指摘他出于对西班牙人的恐惧竟然离弃自己的统帅临阵脱逃，他的荣誉必将因此蒙受损害。确定无疑的是，他的钱袋早已先一步遭到损害。他积攒的微薄资本全部投进了此次远航，现在血本无归。

就在第二年，弗朗西斯·德雷克开始着手赢回金钱和名声。自从他不光彩地返回普利茅斯以来，18 年中，他已经多次衣锦荣归。第一次发生在 1573 年 8 月的那个星期日⑤  ，带着一小群德文郡的伙计和一艘俘获的西班牙中型快船，他把从诺布雷·德·迪奥斯港⑥  劫掠的黄金运回了故乡。最重要的一次凯旋发生在 1580 年秋季⑦  ，他率领“金牝鹿”号顺利完成环球航行，绕过雷姆岬⑧  归来，船上满载着从太平洋上截获的金银、珠宝、香料和丝绸，价值之高，足以让所有股东分得高达百分之四千七百的红利，剩下的则归属船长和女王陛下⑨  。到了最近，他再次归来时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竟敢闯入伊比利亚半岛的港口，挑战西班牙国王，还令国王在西印度群岛的商业蒙受重创，虽然伦敦商人视此次远征为一场失败，因为他们为此投入的每一英镑都损失了 5 个先令，但西班牙人也绝没有从中占得半点便宜。整个 1586 年，秘鲁和墨西哥的白银分毫未能运过大西洋，这使得一些塞尔维亚大商人几近破产，还在腓力国王的银行家们中间掀起了一场小规模的恐慌。

在德雷克后期的冒险中，女王不仅出借自己的船只，还得到了属于王室的分红，但是伊丽莎白一世始终否认知晓德雷克的计划，并拒绝为其私掠行为承担任何责任。在西班牙人眼中，弗朗西斯·德雷克形同海盗。但德雷克却自认为是在与西班牙国王交战。他曾不止一次向腓力国王表达个人的蔑视。对他而言，二人彼此间的这场战争从圣胡安·德·乌卢阿的袭击发生时便已打响，除非有一天两人中的一人死去，除非有一天西班牙国王尊严扫地，也尝到了弗朗西斯·德雷克当年带着残兵败将和残破不堪的“朱迪斯”号颜面无存地返回普利茅斯港时的滋味，否则他绝不肯善罢甘休。

这种认为一个人、一名卑微的骑士能够与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国王交战的想法，全然是一种骑士的浪漫。在 16 世纪的现实社会中，人们只会视之为笑料，只有堂吉诃德这样的疯人才能做得出来。然而德雷克对其中的可能性坚信不疑，虽然他绝非疯子，但他总是怀有一种超越寻常心智的骇人自信，这是他身上的一点过人之处。令人吃惊之处在于，全欧洲竟然逐渐开始认同德雷克的想法。饶舌者、小册子作家，甚至是能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开始以这样一种方式谈论英西之间的这场海战，好像它是腓力国王与弗朗西斯·德雷克之间的一场个人决斗。最早可以上溯至 1580 年，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君主、法国的胡格诺领主以及西班牙的其他敌人就纷纷开始索取德雷克的肖像画，德雷克那矮壮敦实的身材、宽厚的肩膀、张扬竖立的棕色髭须、红润愉快的面容、似乎从不闭合的大而有神的蓝色眼眸从此以后便远近皆知了。后来当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海军在海峡中交手时，无论德意志人、法国人，还是西班牙人、意大利人，都会将英国舰队仅仅视为德雷克个人的延伸。“德雷克在周日现身，”他们写道，“德雷克击沉了那么多船只……德雷克损失惨重……德雷克离开了怀特岛⑩  ……德雷克在加莱出现……德雷克战败……德雷克奏凯。”就好像女王的舰队不存在其他指挥官，好像这已经完全不再是女王的舰队一样。间谍和书信作家⑪  们如此描述，“德雷克正纠集全部力量……德雷克计划伏击运宝船……德雷克将会南下巴西”，仿佛女王舰队的行动完全取决于这位海盗的古怪主意。

当弗朗西斯·德雷克往来奔走，从伦敦到格林威治，又从格林威治经格雷夫森德⑫  返回伦敦时，他一定发自内心地希望大家的普遍看法是正确的。从水手那里，从南方隐约传来的逸闻中，从他的朋友和赞助人——女王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细节丰富的来信里，德雷克知晓了西班牙正在酝酿大动作。他认为自己懂得如何借助突袭破坏西班牙的准备工作，这是他从加勒比海上的多次实战中学到的。这一次，他个人的战争也将是英格兰的战争，倘使他的打击足够沉重、快速，西班牙国王的庞大计划将会在无敌舰队起航前便胎死腹中。然而正如伊丽莎白周围的人经常悲叹的那样，英格兰被一位女人统治着，没有女王的指令，女王的舰队无法出动。眼见 3 月将尽，德雷克已经为了那句指令枯等数月。曾有一度，女王允许他一日面见九回。可现在，他已有好多个礼拜不曾亲觌天颜。

德雷克的传记作家们解释说，伊丽莎白正为这位大英雄的西印度群岛之行而懊恼，这次航行未能盈利，反而徒耗钱财。伊丽莎白无疑是失望的。1586 年的冬天，有太多非同寻常的事端在指望她的钱袋，她很可能对这次派往加勒比海的突袭抱有期盼，希望能够从西班牙运宝船那里幸而猎获一笔丰厚的收益。而当时廷臣们倾向于解释说，女王的心依旧牵挂于苏格兰女王之死，她因为处决带来的悲伤和愤怒而心烦意乱，以至于对其他次要的事情甚少关心。

两种解释可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在玛丽死去一个月后，伊丽莎白仍然处于深深的哀悼之中，仍然在接见廷臣时闷闷不乐、疾言厉色，对平时喜欢的娱乐活动提不起兴趣。要知道，此时连苏格兰人都已经日渐恢复了冷静，因此女王流露出的悲伤着实令法国人印象深刻。伊丽莎白在竭尽所能地防止西班牙和法国或者苏格兰达成联盟，围绕这个目标卖力表现是值得的。同时，她还在设法推迟西班牙人的进攻。在 2 月底和整个 3 月里，女王虽然极度悲伤，但还是通过权宜的迂回手段落实了几项提案，这些提案是她在 1 月间通过沃尔特·雷利手上的一名西班牙囚犯直接交给西班牙国王的。另外，虽然我们不确定议会中有多少人对此有所了解，但伊丽莎白还在继续与帕尔马公爵进行谨慎的谈判。如果事态还能回到福瑟林格的斧头落下前的日子，回到当初那种微妙的平衡和不确定的状态，伊丽莎白愿意为此不遗余力。

除此之外，对于把握更大的机会就更不能忽视了。西班牙对英格兰的威胁来自三条战线。第一条战线在尼德兰。只要帕尔马还陈兵于佛兰德海岸，伊丽莎白对荷兰人的需要便不亚于荷兰人对英国的仰赖。纵然在伊丽莎白看来，荷兰的掌权派既倨慢无礼又吝啬小气。英国派赴远征军这件事，截至目前无异于一场军事和财政上的巨大灾难。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必要为忍饥挨饿的英军寻找更多的经费，并再次打消荷兰人的疑虑，巩固双方的同盟关系。尽管心怀怒气，在玛丽死后的那一个月，伊丽莎白还是抽时间把这些事宜提上了日程。

她还抽出时间来思考第二个可能的危险来源——法国。法王亨利三世也许是个可悲的失败者，但他却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没有人再将他的襄助视作理所当然。每个人都相信他的不可信。如果说门多萨和腓力二世相信，亨利很可能选择在无敌舰队起航的那一天与英国和纳瓦拉联手的话，那么斯塔福德、沃尔辛厄姆，也许还有伊丽莎白自己，都在担心他会在任何一个时刻加入西班牙和吉斯家族的阵营。英国和西班牙的政治家在一件事上是意见一致的，他们都相信只能依靠武力与法国国王打交道。西班牙人将希望寄托在神圣同盟身上。伊丽莎白的议会主战派则倾向于借助德意志的新教军队来加强胡格诺派的实力。这一次，伊丽莎白渴望看到德意志的君主们能被说服，为了宗教而非酬劳干上一仗。话虽这么说，她依然不曾对此怀有严肃的期待。叹了一口气后，她答应付给德意志人高达 5 万镑的津贴，当对方的叫价竟又涨到 10 万镑时，她虽然有所犹疑，但终究没有退缩。与此同时，她还要设法挤出另一笔钱，赞助身无分文的纳瓦拉国王。对女王而言，纵然耳畔有沃尔辛厄姆在热情高唱普天之下的新教徒应当共同担负新教事业，这些苦涩的药丸依旧无法变甜。不过她还是理智地认识到，在被危险环绕的当前，让法国人忙于阋墙之争是值得的。

末了，还有最主要的威胁等待化解，那就是可能来自西班牙的海上攻击。在海上，英国人绝非毫无准备。16 世纪，没有人在许多场战斗的间隙始终让主战舰队保持动员状态，但是感谢约翰·霍金斯，在这方面伊丽莎白要比其他所有君主都要准备得更加充分，她拥有更好的船只，并都以尽可能少的花费修造完毕并保持养护。她的“海狗”⑬  们自信能够在任何时候击败出现的西班牙人，但是这场即将发生在西班牙海岸或英吉利海峡的激烈海战毕竟是一次可怕的冒险，是一笔昂贵的生意。弗朗西斯·德雷克自认为知道一种花费更低的办法，他发誓只需要一次直捣海岸的突袭，就能将西班牙人拦阻在港口以内。伊丽莎白仍然举棋不定，不知道该不该再次激怒自己的国王姐夫，也不清楚这是不是一笔必需的开销，而且她很清楚，以德雷克的火爆性格，必然会彻底毁掉自己后退的最后可能。可是假如无敌舰队来袭的时间真能稍作延后，乃至推迟长达一年，谁又能知晓这会结出怎样的纯属意料之外的时间之果？没准儿这次突袭仍然能够装扮成一次个人的冒险，不至于给她的和平谈判造成致命伤害，也不会陷自己于无法转圜的地步。

最终形成的计划鲜明地带有伊丽莎白亲自干预的痕迹。德雷克将会从女王那里得到 6 艘船，包括 4 艘头等规格的盖伦帆船和 2 艘轻帆船。他获准与伦敦的商贾进行磋商，只要商人们乐意赞助，他可以尽可能多地补充新的船只。海军大臣已经应允，要将他自己的一艘盖伦帆船和一艘轻帆船也提供给德雷克。而德雷克已经将属于自己的 4 艘停泊在普利茅斯的船只进行了整备。这支小型舰队的目标是捕获船只，利润将按股份分配，从这一点来看，此次航行也的确类同于个人的一次商业冒险。但如果读一读德雷克关于目标的说明，诸如“破坏西班牙舰队的计划，终止它们在里斯本的集结”，具体方式则留待他的自由裁量，甚至可以“在敌人的港口内摧毁他们的船只”，人们就会明白，他其实获得了女王的委任。他向西班牙国王挑起的这场个人战争，最终果然逐渐演化成了英格兰的国家战争。

如果德雷克没有就这件事与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进行商谈，那才是咄咄怪事，他想必对沃尔辛厄姆提及了延迟出发日期可能面临的危险——议会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反复无常。据他说，他是 3 月 15 日（这是旧历日期，即罗马新历的 3 月 25 日）接到委任的，但在那之前几天，门多萨的间谍获知德雷克已经在召集女王的船只，着手完成战前准备了。在那之后第三天，德雷克就与伦敦商人签订了协议，女王的船只也已经从格雷夫森德起锚。德雷克并没有随这些船只一道进发。也许他是专为面见女王而留在了格林威治。倘使如此，这就是一次秘密接见。事毕，他和自己的夫人火速赶往多佛⑭  ，一艘轻帆船从那儿将他们送上旗舰。得到委任后的第十天，他亲率舰队驶入了普利茅斯湾。

他仅仅在这里逗留了一个礼拜，期间焚膏继晷地沉浸于工作。他自己的 4 艘船即将整备停当，女王的 4 艘船也将要完成物资供应，但日程的匆忙一定造成了他的草率行事，因为事后证明，普利茅斯的小分队和女王的船只在供应水准上比不上伦敦人提供的船只。他还面临着其他麻烦。可能就是在普利茅斯，消息泄露了出去。当然，消息的散播时有发生，即使在潜艇部队中⑮  也在所难免。现在人们得知，德雷克的目标原来既不是西印度群岛和西属美洲大陆——虽然那里有可供劫掠的贸易集镇、利润丰厚的种植园，有从运宝船队身上揩油的机会，有大把的银比索⑯  ，足以令最卑微的水手变身富翁——也不是疏于防守的巴西海岸，甚至不是亚速尔群岛，而是卡迪斯⑰  和里斯本的港口，那里堡垒森严，到处遍布全副武装的船只（人们都这么认为），除了沉重的回击，什么也别想从那里得到。此外我们至少能确定，有关德雷克将目标锁定在卡迪斯的消息传入门多萨的耳朵时，德雷克舰队的水手正开始大面积逃亡，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在于德雷克自己，他在清查叛徒时多少有些容易做得过火。这一回他可忙得手忙脚乱，要做的远不只是通知地方当局追捕逃兵，他还为此致信海军大臣，陈述此事对女王事业的危害，要求予以严惩。与此同时，为防患于未然，他又将士兵们依序编入旗舰的值班表。当来自伦敦的最后几艘船只——“皇家商人”号和其他 4 艘船舶——伴随着起伏的波浪于 4 月 1 日（旧历）出现在视野中时，他已经做好了起航的准备。

翌日清晨，在旗舰“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的船舱中，德雷克写好了致友人沃尔辛厄姆的告别信函，他这封信既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句子支离破碎的特点，又蕴蓄着超出往昔的激情。关于船上的同伴，他写道：“……我们全都说服自己，达成了令人愉悦的共识，这超出了我们对彼此的期待，这在任何其他舰队中都绝无可能出现。我感谢上帝我看见的不是个人，而是全体成员都为了我们仁慈的女王，为了我国反对敌基督及其追随者的事业团结如一人。我感谢上帝，诸位尊贵的先生们，如伯勒船长、芬纳船长、贝林厄姆船长⑱  ，他们今日与我并肩合作，我感到非常审慎、诚实和无可比拟的高效。如果在尊敬的阁下展信之时看到舰队已经起航，并深知全体船员正如阁下会乐于看到的那样，对于这场战斗坚毅决绝，您一定会得出判断，对方的区区力量绝不足以令他们分崩离析。”

“……我向阁下保证，在这儿，没有一分一秒被荒废……”但紧随其后的却是一段隐晦的暗指，可能仍有一些人“心怀不忿，这种人几乎在所有行动中都不会受到欢迎……”他还抱怨道，“很难准确报告这些人的恶行，他们要么隔岸观火，要么热衷于政府的鼎革，而我希望上帝永远不要让他们活着看到这一天”。人们可以推断，在德雷克动笔的时刻，他还无法确认在他目前的船员中谁是那些所谓的阴暗奸诈、希图与其事业作对的敌人。但日后德雷克将十分确信，他的副指挥官伯勒船长就是其中之一。

提笔写信时，他可能想到的是议会中的主和派，那些不愿与西班牙开战的人（“仙后葛洛瑞娜”⑲  本人自然不在其中），他们是他和沃尔辛厄姆的敌人。沃尔辛厄姆是否曾经提醒过他，女王也许会改变心意，削减赋予他的自由裁夺权？德雷克在信中对于他极力加快工作进度的强调，听起来似乎他曾受到旁人的驱策。沃尔辛厄姆当然还知道，近来伊丽莎白与帕尔马的谈判取得了谨慎的进展，女王不会仅仅为了袭击西班牙海岸而担负破坏谈判的风险。然而，即使现在改变对德雷克的指示，也已经无法追上他的脚步了。“风令我前行，”他以胜利的口吻煞尾，“我们的船已经扬帆。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他已应许我们，将会获得胜利，正如敌人将会有理由认为他正在为女王陛下而战，在国外如在本土。前进！于女王陛下所赐宝船‘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上，1587 年 4 月 2 日。”

然而女王真的改变了心意。一位廷臣正怀揣着女王的最新指示，快马加鞭地赶往普利茅斯，在得知西班牙国王渴望捐弃前嫌、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后，伊丽莎白命令德雷克 “避免使用武力强行进入任何属于国王的港口，也不允许对国王的城镇和停泊于港口内的航船进行袭击，或者对那片土地采取任何敌对措施。虽则如此，女王仍然乐意看到，您和在您麾下效力的女王臣民竭尽所能地（在尽可能避免基督徒流血的前提下）将西班牙国王及其臣民的海上船只和财物纳为己有，只要这些船只驶入海面”。无论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女王的其他臣民有多么好战，伊丽莎白显然想要明白无误地表明，她并未与西班牙国王处于交战状态。

倘使德雷克收到并遵从如上指示，接下来的事情当然会截然不同。不过虽然某些德雷克的传记作家用戏剧性的笔触强调了此事，错过指示本身却并不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纯属侥幸。这段时间有好几封撤销进攻指令的文件相继起草，其中第一份由枢密院大臣签署，但这份本该已经被送达普利茅斯的文件的落款日期是 4 月 9 日。就在这一天（新历 4 月 19 日），连远在巴黎的门多萨都已获知了德雷克已经出海的消息。看起来奇怪的是，有关起航的传闻竟没有对格林威治的审议产生影响。当一艘轻帆船带着枢密院的命令前去追赶德雷克时，后者早在九天前就出发了。他其实并不需要提前这么长的时间躲避追赶者。随后大风又将信使的轻帆船吹回海峡，这必定只是前方那场风暴的余波，德雷克早在多天以前便遭遇了同一场风暴，当时他的舰队在菲尼斯特雷角⑳  附近被不幸吹散。可是尽管诸事不顺，这条轻帆船却在海峡内不慌不忙地游弋，甚至劫获了一艘利润颇丰的葡萄牙商船，船长对于追赶德雷克的任务显然有自己的判断，这压根儿不是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

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审视撤销命令的前后经过时评论道，此事“鲜活地体现了伊丽莎白身为战争指挥官的性格特点”。他的话点到为止，但已足以表达他反对女人从事所谓男性事务的观点。伊丽莎白的众多臣子也持有相同的意见。然而假如有人更加深入地探寻撤销命令的内在细节，他会越发察觉到，这就是伊丽莎白的一贯性格，无论此刻是战火纷飞还是天下太平。首先，事情的前后经过俨然蒙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某些地方更像是有意为之。文件的语言闪烁其词又模棱两可；只是在涉及财务安排时，为了确保女王在任何一次劫掠中的利益分红，才格外措辞直率、切中要点。要知道，文件的内容可能出自伊丽莎白的御笔。而事情最后（是否出自人为安排无从得知，尽管看起来让人倾向于持肯定态度）在两条彼此相反的政策路线上同时经营，都取得了最大收效。沃尔辛厄姆负责致信斯塔福德（他是否知道斯塔福德竟会将消息知会门多萨？），向他知会女王禁止德雷克进入任何西班牙海港的消息，伯利则将手放在心口，以其荣誉向帕尔马的代表德·卢担保，女王陛下已经派人径去追赶德雷克，禁止他向西班牙国王做出任何敌对行动，倘若无法完成使命，负责追赶的船长将遭受重罚，不过在发过这样的誓言后，看来伯利是无法洗刷荣誉上的污点了。所有这些安排都拥有付诸实施的公开证据，以便维持英格兰与西班牙未曾开战的假象，使正在尼德兰进行的谈判得以继续下去。同时德雷克却能够完全不受制约地借助任何自认为可取的手段，阻挠西班牙舰队的会合。伊丽莎白大约已经感觉到，德雷克对于个中奥妙的把握，丝毫不亚于任何人。

9　火燎髭须

卡迪斯湾

1587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

4 月 29 日，周三下午 4 点钟，在落成于查理五世一朝、位于阿兰胡埃斯的狩猎别墅里，花园中的风景正醉人心脾。放眼新卡斯蒂尔的高原，再没有别处如阿兰胡埃斯这般花团锦簇，而 5 月之初，又是此地风物至为殊胜的季节。腓力常常会在此度过整个 5 月。只有加冕葡萄牙国王的那一年，他因诸事缠身错过了阿兰胡埃斯的 5 月。于是他将留恋之情诉诸纸笔，在字里行间思念起了花园中的春日扬葩、晚来莺啼。今年他更早早地拾掇停当，体面又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马德里。春日里，入暮前的阳光对于他的痛风最为相宜，而傍晚也正是他来到园中游赏百卉千葩的良辰。就在他徜徉于花海中时，手下人收到了一份寄自巴黎的函件。堂博纳蒂诺·德·门多萨在信中报告，4 月 12 日德雷克已率领 30 艘左右的船只驶离普利茅斯港。几乎可以断定，德雷克此行是为了阻止西班牙舰队集结，其首要目标很可能是卡迪斯。也许是因为当天国王流连忘返，比平日在花园中驻留了更久，也许是由于痛风发作，使得他当夜更早歇息，直到次日清晨，他才获悉了门多萨的警报。无论原因何在，此刻都为时已晚。

4 月 29 日，周三下午 4 点钟，伯勒船长爬上了德雷克的旗舰“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伯勒是一位老派海员，曾出任英格兰海军大臣的副司令，现在他又在德雷克麾下担任副指挥官，负责掌管“金狮子”号，这是女王赠予的 4 艘新舰船中的一艘。此次登船是否出自舰队指挥官德雷克的信号召唤，伯勒本人事后没有记录，随着时光远逝，他当时在德雷克后甲板上看到的大多数面容今人已无从知晓。那大概是某种战时会议，但不是全员大会，因为多数落在后面的船只此时还只能在海平面上觑见半个船身，这与伯勒过去习惯的那一类会议大相径庭。

时机已经显露。在低矮而形如驼峰的海岬之上，卡迪斯城即将展现出轮廓，来自西南方向的顺风已经鼓满舰队船帆。舰队指挥官的背后散布着 18 天前他从普利茅斯带来的其他船只。虽然风暴导致舰队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分散，整体来看，这次航行仍然既迅速又顺遂。有一艘轻帆船在风暴中丢失了，但有新的船只收之东隅，其中之一是一艘易于驾驶的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因此当舰队在罗卡角①  附近会师时，一共拥有 26 艘各式船舶。在前领航的是 4 艘归女王所有的战舰，“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金狮子”号、“无畏”号、“彩虹”号，这些是性能优越、船体坚固的盖伦帆船，吨位在 400 到 500 吨之间，威风凛凛地装备着足以毁灭对方船只的火炮。此外还有 3 艘伦敦利凡特公司提供的高桅横帆船，几乎与女王的盖伦帆船一样大小，为了应对利凡特公司贸易的重重危险，它们清一色配备了重型火炮，区别只在于铁炮更多，铜炮较少。舰队的二级阵线包括 7 艘军舰，吨位从 150 到 200 多吨不等。用于侦察、警戒、护送邮件和近海作业的是 11 或 12 艘较轻船只，称作中型快船或轻帆船，吨位从区区 25 吨到近乎 100 吨，但它们同样可以应付远海作业。敌人方面，遍观西班牙周边的近海水域，除了数量有限的加莱桨帆船，能否在当年春天找到如此众多而又适宜作战的战舰，不由得令人生疑。

假如不是此前已经拿定主意，那么就是在罗卡角的时候，卡迪斯被确定为第一个目标。据两名被抓获的荷兰商人报告，那里有大量船舶正在会合，准备下一步前往里斯本组建无敌舰队。在后甲板上，眼下德雷克正询问伯勒，他们的行动应当安排在当天下午还是次日清早。

伯勒大约罗列了一些倾向于等待的理由，指出风可能会在清晨之前减弱，舰队理应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拟定作战计划，之后仍然可以在入夜时分大约 8 点左右于外湾抛锚停泊。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德雷克应道，“尽管有一些理由让我们留到早上，我们却一刻都不能再多等了。”

伯勒又直言劝告了一番，但会议已然定下了调子。当这位副指挥官返回“金狮子”号后，他看到自己的长官仍然驻足在甲板上，目光朝向卡迪斯的海港，而舰队的其他船只正乱成一团地靠拢到旗舰身后，伯勒的这一段记述不无沮丧，这或许是因为他从未在这类行动中见过如此混乱的局面。但是只要舰队还在身后跟随，德雷克就并不那么在意是否秩序井然。他懂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好处，现在他握有先手，并决意攥紧这一优势。

4 月 29 日，周三下午 4 点钟，再没有比此时更令卡迪斯城感到悠闲自在的时刻了。多数贵族和市民中的头面人物正在观赏巡回剧团表演的一出喜剧。在大广场上，更多的观众正在为翻筋斗的大胆表演叫好，伴随着翻滚，这名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身上的肌肉产生了一阵阵律动，足以媲美严格精巧的诗律。既然有十几个国家的海员挤满街道，人们有理由猜想，酒馆也会在他们身上赚上一笔。人群熙来攘往，纵情欢愉，港口外有一排大型船只正虎视眈眈的消息虽然已为少数人知晓，却传播得非常缓慢。众人的注意更多地被杂技和喜剧演员所吸引，全然不知道敌方的前导舰船几乎已经抵达海港的入口，逼近至人称“赫拉克勒斯之柱”的纪念碑附近。那是胡安·马丁内斯·德·里卡德和他手下那帮勇敢的巴斯克人，一些人说，他们在猜测逐渐靠近的舰队的身份。不是的，另一些人应道，人数太多了。那想必是敌人了；没错，是法国人或者英国人，甚至可能是恐怖的德雷克。

他们还算幸运，卡迪斯市民随后会同意这一点，因为港口并非毫无防备。几天前，堂佩德罗·德·阿库纳刚好率领 8 艘加莱桨帆船和 1 艘加里奥特桨帆船从直布罗陀赶来这里，他们正在悠闲地巡逻，最远将会抵达圣文森特角②  以及在那里与里卡德会合的地点。其中两艘加莱桨帆船因为差事需要，刚好被派往上卡迪斯湾的雷亚尔港，但是余下的舰船现在仍然停靠在卡迪斯的港口内，靠近旧城堡的所在地。舰队想必处于整装待发的良好状态，因为不久之后堂佩德罗便能率领舰队有条不紊地从下卡迪斯湾的出口鱼贯而出，还派出其中一艘加莱桨帆船前去盘问陌生来客，此时德雷克的舰队仍在航道上。这艘船径直向前冲去，飞快划动的桨叶闪烁着光芒，火绳枪手和长枪兵在艏楼上严阵以待，船首的青铜撞角森然可见，西班牙的旗帜则在桅杆顶端猎猎作响。它意欲上前招呼来船，但在它闯入射程之前，对方的加农炮弹已经开始在它旁边掠过。“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以及其他几艘前导舰船可能首先开了火。假如德雷克依然按照惯例行事的话，这时他就会升起英国军旗，令旗舰后甲板上的船员奏响号角。

恐慌的情绪正在城中蔓延。行政长官以为英军打算洗劫这座城市，由于害怕发生巷战，他命令妇女、儿童、老人、跛子全都进入旧城堡避难。不料这座要塞的长官却害怕蜂拥而来的平民会阻碍自己的防卫，竟然关闭了城堡的大门。一时间，城堡外几乎只有过道宽的逼仄街道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街道的尽头就是紧闭不开的城堡大门，不明就里的人们还在从四面八方杂沓而至。人山人海之中，歇斯底里的情绪爆发了，密密叠叠的人群不断向无路可退的门前卫兵们挤去，一点点迫近。直至要塞长官恢复了理智，开启了城门，又或是因为街上、下方广场上的民众终于知道了前方的情形，停止了推搡，惨剧才得以停止，然而此时已经有约略 25 名妇女和儿童死于践踏。

同一时间，卫队正在火速集结，士兵匆忙领到分发的各式武器，来不及准备就开始向各个关键据点进发。一小队临时拼凑的骑兵小心谨慎地出现在南门，开始巡逻普恩托，那是一片城墙外的岩石荒地，上下海湾正是从那里开始分界。行政长官认为英国人最有可能从这里登岸作战。他将手下最好的一支步兵队派去协助正在巡逻的骑兵，又命令另一支队伍负责城门的防御。所有这些便是自从海湾传来炮响后城内发生的一切。

而在远处的海面上，吨位更大的英国舰队正首先与堂佩德罗·德·阿库纳的加莱桨帆船较量，虽然战斗的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不存在太多疑问。人们倾向于视卡迪斯湾的这场对垒为新纪元的开端，相信它反映了海战的跨时代飞跃，标志着大西洋之于地中海的胜利不期而至，以及加莱桨帆船在过去两千年中一统海洋的历史终结。这种观点很诱人，但也具有某种误导性。加莱桨帆船看起来如同可怕的战争机器，它们体形狭长，带有形制诡异的青铜撞角，艏楼上布满士兵和加农炮，操纵起来兼具速度、优雅和精确，它们不受风向制约（至少在平静的水面上如此），可以协调一致地旋转、环行，宛如一场水上的芭蕾表演。它们很可怕，但那只是相对于其他加莱桨帆船而言。它们的青铜撞角在彼此之间的交战中是骇人的武器，能从侧面将敌舰探出来的一排桨叶整个截断，或是从侧翼迎头撞击敌舰，给对手留下致命伤，虽则如此，仍然不会有哪位加莱桨帆船的船长在头脑正常的情况下，愿意尝试撞击一艘重型帆船。它们的黄铜火炮能够在其他加莱桨帆船拥挤的甲板上降下一场弹雨，火炮的尺寸相对于地中海贸易中的小型商船而言，威慑力已经足够惊人，但是在加莱桨帆船通常装备的 5 门铜炮中，有 4 门可能仅适用于杀伤人员，第五门即船首炮，炮弹一般也只有 4 到 6 磅。而反观德雷克的 7 艘最重的船只，任何一艘发射一通单侧舷炮射出的弹药都足以超过堂佩德罗整支舰队的火力总和，更何况德雷克的战舰还具有明显的射程优势。

加莱桨帆船并不是用来与装备了重型火炮的大型帆船较量的，除了在压倒性的武力优势下，它从未打败过后者，即使是发动接舷战也无济于事。加莱桨帆船的船体太低、太脆弱，容易遭受炮火攻击，而自身携带的火炮又太少。早在本世纪初叶的数十年中，葡萄牙人已经在战场上展示过大型帆船的优势，他们的武装商船在面对土耳其人和埃及人的加莱战船时接连取得胜利。就在不到一年前，英国人又一次目睹了同样的事例。当时利凡特公司的 5 艘高桅横帆船从近东的港口返航，在潘泰莱里亚③  ，它们被驻防西西里岛的 10 艘西班牙加莱桨帆船拦停，等到会谈无果而终后，它们与西班牙人开战，每艘船都被迫以一敌二，结果却是西班牙舰队遭受重创，被迫撤退，毫发无损的英国商船继续畅行无阻。这 5 艘船中的 3 艘眼下就在德雷克带来卡迪斯的这支舰队中服役。因此，无论对面的西班牙加莱桨帆船就像德雷克报告的那样有 12 艘，还是哪怕 20 艘，其实都无甚差别。就算对方总是能够潜藏在浅滩背后或是划到平静的风眼之中以躲避大型帆船的追击，最终也都无济于事，无论如何，加莱桨帆船终究只适用于攻击同类。

如果堂佩德罗在开战之初还没有觉察到这一点的话，他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在火炮上令人绝望的劣势。他足够英勇地发起了战斗，可是当英国船只的侧舷炮以冰雹般的实心弹雨覆盖了本船时，他的船首炮甚至还没能进入射程。他赶紧调转航向，向着远离城镇和锚地的海域撤离，随后又再度卷土重来，或许是想要接近那些较小的英国船舶，却只是徒劳地再度从英军的高桅盖伦帆船那里领教了一番侧舷炮的威力，又一次被迫掉头遁走。他的目的是拖延英军，为那些停留在锚地的船只赢得一个撤往相对安全的上卡迪斯湾的机会。也许他还希望引诱一些英国盖伦帆船驶入遍布下卡迪斯湾东向岸侧的浅滩水域，那里地形诡谲，暗藏凶险。但是英国人满足于将来袭的加莱桨帆船赶走，并没有上当。最后，堂佩德罗带着前甲板满是伤员的旗舰和另外两艘损毁程度令德雷克误以为已经沉没的船只，踉踉跄跄地撤往了圣玛丽亚港，那座掩蔽在浅滩之后的港口坐落在下卡迪斯湾大陆一侧的海岸上，与卡迪斯城有 4 英里之遥，在它的东北方向。

笼罩卡迪斯全城的恐慌情绪现在蔓延到了卡迪斯的锚地。也许有多达 60 艘各色船只正拥挤在此地动弹不得。它们中间的确有一些要前往里斯本组建无敌舰队，其中包括 5 艘乌尔卡船，这是一种桶状的货船，装满了酒和饼干，还有不少荷兰霍尔克船也可能即将为入侵舰队服务，它们是被西班牙人强行充公的，船上的帆也被一并扯了下来。但是卡迪斯毕竟是一个繁忙的海港，许多地中海的船只聚集在此，它们的目的地是法国、荷兰或者波罗的海的沿岸港口，目前只是停靠在这儿，等候前往圣文森特角的顺风。这里还有从大西洋远道而来打算向东驶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它们只是由于某些临时原因才暂且在此逗留。年复一年，每当适宜的时节到来，比如现在，许多等待组建船队远航美洲的船只也会来此下锚。甚至还有一艘迷航的葡萄牙船只，载着打算运往巴西的货物，也正停靠在卡迪斯港。又因为卡迪斯是通往不远处的赫雷斯的港口，多个国家的商船之所以来这儿，其实是为了装载这座小镇名满天下的雪利酒，打算运回去售卖给英吉利的酒徒——虽然祖国与西班牙缠斗多年，但这场战事丝毫没有影响英国酒徒对敌国佳酿的忠诚。

在这乱作一团的众多船只中，能动弹的船舶无不在挣扎逃离。最轻巧的那些正拼命挤向旧城堡的防波堤，加莱桨帆船就曾经在那里停泊。还有一些或是吃水够浅，希望冒险渡过浅滩，或是熟悉航道，全都努力前往上卡迪斯湾寻求庇护。但是还有许多大型船只要么没有足够的水手准备起航，要么没有可以升起的风帆，要么干脆因为人员慌乱而陷入瘫痪，而临近的船只又因为这些大船的止步不前，被堵塞在港口内一动也不能动。好多条船就在下锚的地方无助地打转，好像嗅到狼味的羊群一样瑟缩不安。

混乱之中，有一艘船与众不同。锚地外围停泊着一条为黎凡特贸易而造的 700 吨级大船。她可能最早来自拉古萨④  ，英国人根据其航线称她为“阿格西”，这是所有拉古萨船只的英语诨名，但是她的归属地或者至少是执照所在地却是热那亚，船长也是一名热那亚人。当时船上满载着将要运回意大利的胭脂虫红、洋苏木、兽皮和羊毛，她想必只是在等待转流的潮汐以及借以出港的岸风，以便穿越直布罗陀踏上归途，否则无法解释全体船员为何都待在船上。我们永远无从得知她的船长为何决定参战，我们只知道，当德雷克及其重装舰队抛下加莱桨帆船迫近锚地时，这艘阿格西的每一尊火炮都在向个头不如自己的英国船只开火，试图阻止对方攻击锚地的商船。

一艘 700 吨的黎凡特商船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敌人。女王的盖伦帆船赶紧布好阵势（在锚地羊肠般的狭道里，几乎没有供舰队调遣所用的空间），卓有成效地将这艘固执的热那亚商船击成了碎片。英国人后来心有不甘地提及那 40 门沉入海湾的加农炮，懊悔没有办法打捞它们。直到行将沉没之时，那艘阿格西仍在顽强地开炮。我们不清楚她的船员里是否有人安全上岸，但至少德雷克的船只并没有捞起任何一个，因为他们始终不知道对手的国籍。我们也不知道热那亚船长的名字，不知道他下场如何。假使他是一位西班牙人，是腓力国王某一艘盖伦帆船的指挥官，那么在决意迎战整支英国舰队，直至自己的船只葬身鱼腹后，他的英勇应当会得到恰切的颂扬。但是人们会怀疑，他的热那亚主人是否也能够欣赏他的勇气。如果他竟然安全回到热那亚，很有可能会听说热那亚并没有与英格兰处于交战状态，他也许会在海滩上仔细思量一则公理：从战利品法庭⑤  要回一艘中立船只，至少要比从海湾的水底捞起它更加容易。

这艘阿格西的沉没也结束了海港内各条船只的抵抗。德雷克现在得以将舰队停泊在它们中间，开始清点他想要的战利品和值得运走的货物，为已经洗劫一空或是本就空空如也的损毁舰船做上标记。夜幕降临时，第一批霍尔克船被英国人四散拖走，然后被放火点燃并解开缆索随波漂流。不一会儿，船舶上的火焰便照亮了整座海港，在卡迪斯城的白墙上投上了一层耀眼的光芒。

这项工作并非没有受到阻拦。时不时地，城中的旧城堡会倾其所有发射一通火炮，而当作业小组渐渐驶入锚地深处后，位于海港一侧的下城区也开始向这里射击了。但这两轮攻击在火力上更像是为了驱逐平日登陆的摩尔人，其强度并不足以控制整个港口，英国舰队对此只是给予了一点必要的注意而已。相比之下，西班牙加莱桨帆船更加令人分神。在入夜前，两艘西班牙战船从雷亚尔港小心地探出身影，越过普恩托，向任何可能的敌方目标胡乱射击。伦敦人提供的几艘船只负责看守舰队侧翼，好几次它们已经将敌船赶走，但对方总能在快速回撤和成功躲避英军的长重炮攻击后再度迂回前来，将他们的轻型实心弹射向距离最近的英国轻帆船。从圣玛丽亚港派来的加莱桨帆船也在玩同样的把戏，他们一次出动两艘，躲避在相对安全的浅滩里，远距离发射船首炮，而且最终在英军这一侧取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

就在夜幕垂落之际，一对前来助战的加莱桨帆船撞见了此前被英军捕获的那艘葡萄牙卡拉维尔帆船，不知是因为懒散、疏忽还是热衷于独自冒险，这艘船当时远远落在英国舰队的后方。在锚地的英军尚未觉察的情况下，这艘船与其他英舰的联系被切断了。她轻蔑地无视西班牙人的招降，还用她那模样类同玩具枪的火炮不住地射击，仿佛自己是一艘盖伦帆船，但是这样的船只恰恰正是加莱桨帆船的盘中餐。一阵暴风雨般的致命炮击过后，她的甲板上只剩下五位负伤的水手侥幸保住了性命。这艘船以及船上的阶下囚被加莱桨帆船当作战利品带回了卡迪斯。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除了这起意外事件，无论是西班牙人的城堡还是加莱桨帆船，当晚都没能再给英国人造成任何伤害。周四清晨，破坏工作几近完成，于是德雷克率领舰队主体来到普恩托附近一处新的锚地，这里是通往上卡迪斯湾的入口。前一天晚上，他已经看到有一些船只从这条通道逃之夭夭。他从一些被俘获的水手那里得知，上卡迪斯湾内附近停泊着一艘宏伟的盖伦帆船，那是圣克鲁兹侯爵的私人财产。她刚刚从比斯开湾的船坞中来到卡迪斯，准备装载火炮、招募兵员。也许她就是计划中西班牙入侵舰队的旗舰。毁灭宛若皇冠的她，将会成为这次卡迪斯突袭中的完美一击。

德雷克下令在普恩托的对面抛锚，他离开“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并登上自己的驳船，组建了一支由轻帆船和中型快船构成、并由“皇家商人”号——也就是来自伦敦的船只中最大的那一艘——提供支持的别动队，他将带领这支小型船队突入上卡迪斯湾。德雷克打算亲自烧掉那艘宏伟的盖伦帆船，一些轻帆船则负责烧掉头天夜里未曾驶离普恩托背风处的小船，另一些将要前往侦察上卡迪斯湾的顶端，那里大约停泊着 40 艘帆船，它们抛锚的地点或是在一片浅滩和防卫雷亚尔港的火炮背后，或是在被称为圣彼得里河的狭窄水道之中，这条水道上横亘着一座木桥，将卡迪斯城和大陆连接起来。

所有这些发生在上卡迪斯湾的行动，都被城中情绪紧张的守军看在眼里。他们在焦急的警戒中度过了整个夜晚，比起港口里燃烧的船只，更让他们忧虑的是英军可能会登陆作战。当英军在调动各种小船时，他们还自信地以为这就是登陆部队的先锋。当英国人的轻帆船扑向圣彼得里河的入口时，他们猜想德雷克的第一步计划也许是烧毁水道之上的桥梁，以阻拦西班牙援军从大陆赶来，他们于是开始祈祷，希望那里的两艘加莱桨帆船会将轻帆船赶走。

直到这时，形势对于西班牙人而言还不算太坏。一队从赫雷斯派来的步兵经过整夜行军，已经在黎明时分抵达卡迪斯。另一支步骑混编的部队也在两小时后到达，海湾的周遭地区现在充斥着军事调动的喧嚣，随着方阵的行进，尘土飞扬，号声嘹亮，骑士枪尖的寒光在浓密的橘树叶下隐隐闪现。尊贵的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也正带着他所能召集的全部武装赶赴在驰援的路上。总之，这座城也许迎来了转机。

城中的人们也在希望的撩动下活跃起来，在朝向普恩托的城门的两侧各自竖起两尊巨大的旧式青铜长重炮，它们雄伟的炮管长约 18 英尺，每一尊都重达数吨。这些长重炮可以将 18 磅的铁质加农炮弹射到两英里开外的地方。假如港口炮台装备的是这样的长重炮，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完全不同。现在，热情澎湃的民兵用人力将其中一尊青铜巨兽运过普恩托的崎岖荒地，安置在一处小型岩石的凸起处，这里正好便于俯瞰下卡迪斯湾的顶端。海湾另一边便是英国舰队的大型战船，最近的一艘是“金狮子”号，与此地只有略多于一英里的距离。

“金狮子号”的船长、舰队副指挥官威廉·伯勒这会儿并不在船上。他正为许多事情心神不安，包括虏获的酒和饼干等战利品的分配、部队位置的暴露——本方舰队现在正处于两侧浅滩中间的狭窄水道里，敌人一旦派出加莱桨帆船来袭，或是借助船只发动火攻，我方将门户洞开——又比如尚未给出解释的轻帆船和舰载艇的动向，他们在下卡迪斯湾顶端那边要干什么？但最令他感到不安的原因，还在于至今没有召开过一次例会。考虑到德雷克正一股脑儿冲入一座陌生的海港，周围遍布危险，身后的船只杂乱无章，而他竟然从未征询过有关航道或是敌方堡垒的信息，从未采纳过任何人的建议，或是正式下达过一道命令，在伯勒看来，这完全是在自招祸殃。他必须承认，截至目前一切尚未越出正轨，但除了彻底完成战利品的转移、回到海上之外，难道留在这里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吗？总是一味地作战，几乎从不交谈，从不就航海图和下一步指令召开会议讨论，从不权衡各条路线的得失，对于高级军官的意见置若罔闻，看起来再也没有比这更加违反常规的了。伯勒并没有试图提醒人们，当他率领一整支舰队在波罗的海赢得一场会战时，德雷克还没有指挥过比“朱迪斯”号更大的战船。他也不是为了强调自己身为英格兰海军副司令的个人尊严。但他确实想要知道当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他正乘坐驳船前往“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决心问个水落石出。

登上旗舰后，他被告知德雷克已经去往上卡迪斯湾，随同前去的还有若干艘轻帆船和“皇家商人”号。这就是人们已知的所有信息。假如伯勒没有公然表达不满的话，他的表情也一定流露出了心声。随后他又乘驳船前进，要求登上“皇家商人”号，在他途经普恩托时，圣克鲁兹的盖伦帆船的吃水线以上部分已经熊熊燃烧了。“皇家商人”号的船员们告诉伯勒，舰队指挥官这会儿已经返回下卡迪斯湾。最后，伯勒终于回到“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上见到了长官，可是后者正兴致勃勃，没有交谈的意愿。伯勒只好带着无处排遣的怒气返回了自己的战船。

当“金狮子”号对面海岬上的炮手发现它正位于射程之内时，伯勒还未回到甲板上。本来即使对于长重炮而言，射击 700 码以外的目标也像伊丽莎白时期的炮手们不无恰切地形容得那样，只得“听天由命”。不过近来西班牙人运气不错，有一发炮弹果然射中了“金狮子”号的吃水线，击断了炮手长的腿。当伯勒赶到“金狮子”号上时，船上的士官长已经下令运锚，准备向圣玛丽亚港曳船撤退，以远离对方的射程。伯勒对命令表示同意。船体被击穿已然够糟糕了，但下一次晦气的炮击也许就会打断桅杆，或是击中弹药库。

眼看独自曳船撤退的“金狮子”号远离了其他英舰，西班牙加莱桨帆船再次出击。6 艘加莱桨帆船围攻一艘无风航行的盖伦帆船，总会有机会让对手领教一下厉害，尤其是假如它们中的一些能够绕至目标后方进行包抄的话。它们现在有意识地保持精准的队形前进，一共两列，每列 3 艘船，同时足够分散以缩小对手的打击目标，领头的一对战船在共同发射完所有火炮后会盘桓着驶向两侧，以便身后的下一对战船能够接着开火，配合过程如同训练有素的骑兵中队。但伯勒成功地在原地回旋船体，并借机向它们发射了一通侧舷炮。一时之间，“金狮子”号将 6 艘欲置其于死地的敌船玩得团团转，尽管没有谁留下记载，但想必就在此时，南风乍起，因为已经看到自己的副指挥官陷入危局的德雷克终于能够派遣“彩虹”号盖伦帆船、6 艘武装商船以及自己的轻帆船前来支援“金狮子”号。依靠顺风和身后的增援部队，伯勒转而采取了攻势，率领自己的这部分舰队突进至外湾，切断了加莱桨帆船返回圣玛丽亚港的路线，令它们在位于外航道边缘上名叫拉斯·珀卡斯的礁石背后来回躲闪。随后，他带领他的小舰队游弋到卡迪斯旧城堡和圣玛丽亚港卫戍火炮的正中间，决定在这里抛锚。尽管这一举措随后为他招致批评，但在当时，没有任何人对他的决策持有异议。事实上，选择这个位置堪称巧妙。在这里，他刚好能够灵巧地阻拦西班牙加莱桨帆船的行动，但凡有风，后者要从礁石后面驶出来袭扰两支小舰队中的任何一支，就不能不冒着被另一支截断后路的风险。

这当儿，德雷克关心的其实不是伯勒的处境，而是风向。整个早上，风一直断断续续、似无还有，直到正午刚过，当诸事已毕，舰队即将返回海上时，将伯勒带往下卡迪斯湾入口的南风刚好开始消歇。离普恩托不远的那支小舰队赶紧扬帆起航，德雷克所在的旗舰也顺势回到了队列的头部，一时间，旗帜招展，鼓号喧闹，仿佛在向徒然兀自开炮的城市投以讥哂。而后，还没等到旗舰来到“金狮子”号早上停泊的位置，鼓胀的风帆就开始变得慵懒，在一如油脂般平滑的海面上，这支小舰队开始在毫无舵效的情况下随波逐流。

此后的 12 个钟头，天上没有一丝风。从某种角度来看，对于这样一场既英勇无畏又大获成功的突袭而言，这真是个令人尴尬、虎头蛇尾的结局。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又可能是最耀武扬威的结局。就在中午，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已经进入卡迪斯，他带来的援军包括 300 名以上的骑兵和 3000 名左右的步兵。市民们在无助和恐惧中度过了前一天夜晚，现在他们怒不可遏，至少要让英国舰队吃一点苦头，以借此出一口恶气。在两座海港堡垒中，有一些火炮的最远射程可以覆盖到英国舰队，于是现在勤勉地发射个不停。海岬上的长重炮也重新开火，这次换作“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成了射击目标。在公爵驾临的激励下，朝向普恩托的城门的守卫部队将他们的另一尊长重炮也移到了前滩上，这样的话，“无畏”号和“皇家商人”号也被纳入了攻击范围。那些加莱桨帆船，同时也是这种无风天气下唯一可以行动的船只再次出现在海上，盘旋着划起了芭蕾。在海边，市民和水手将挤在旧城堡下方的一些小船塞满了可燃物，点燃之后，让它们随着潮水顺流而下，漂向英国人。加莱桨帆船还前来协助，将这些着火的船只拖向更有利的位置，并试图为之提供火力掩护。暝色四合，西班牙人的进攻热情却高涨起来，这一回卡迪斯湾又被引火船照亮，前一天夜里的情景俨然再次重现。

然而一切努力均化作了徒劳。尽管英国舰队面临的环境极为不利，困在狭窄而又地形叵测的浅滩之间举步维艰，可无论是海岸上的火炮还是水上的加莱桨帆船和引火船，都不能对奋力自卫的它们造成半点伤害。没有一艘船、一位船员因此受伤。海岬上的长重炮再也没能迎来早上的好运。位于前滩上的那尊长重炮只不过在目标四周激起了几朵浪花，城中的火炮则一如既往地成效欠佳。让我们回忆一下历史情境，这有助于为卡迪斯的长重炮寻找开脱的理由。16 世纪的火药非常昂贵，因此射击练习在和平时期并不受到鼓励。而且当时火药的质量也很不可靠，不仅找不到两尊相似的加农炮，就连为指定炮孔制造的炮弹的尺寸都不太可能完全相同，以至于炮弹和所属炮膛的直径之间的“偏差”常常大到让人吃惊的地步。结果，使用指定长度的炮膛，以指定方式装填弹药就能将指定尺寸的炮弹打出指定的距离，这样的事情只有在课本上才会发生。真实情况殊为不同，甚至连最老练的炮手也不能确定下一次开炮的结果，不知道炮弹是会直接命中目标，还是会像气馁地打了个饱嗝似的落在前方几百英尺外，又或是就在脚下的沙滩上炸开花，也许竟会害死自己和战友。总而言之，远距离有效命中目标的几率微乎其微。

如果英国舰队将自己从海岸炮火中幸运脱身的原因归功于敌人糟糕的武器和射术的话，那么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加莱桨帆船和引火船的进逼下全身而退，则要感谢本方船员的驾船技术和警惕性。无论怎样盘桓、躲避，加莱桨帆船总是在进入自己的射程之前就被英国人的炮火驱逐开来。（英军水手能够合理地抛出船锚并灵活地拉紧或松开锚索，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大幅旋转船身。）对于引火船这个最大的威胁，英国人同样可以娴熟地操纵小艇拖动或者挡开来船，使其顺流漂远，或是在浅滩中自行烧尽。在这期间，来自舰队指挥官的一则笑话从舰队的一侧高声传至另一侧，笑话调侃西班牙人今夜正在为我军代劳，烧毁他们自己的船只。周四晚上在卡迪斯湾的英军像前一天晚上一样，几乎没能入眠，但他们却通过这样的方式娱乐了自己。在如此度过 12 个钟头后，海岸火炮、加莱桨帆船或是引火船只都已经无法再使他们中的任何人感到害怕了。

最终，岸风在午夜过后不久逐渐转强，直至足以推动舰队穿过航道。堂佩德罗仍在后方尾随，他的舰队包括剩下的全部 8 艘加莱桨帆船、1 艘加里奥特桨帆船以及另一艘桨式帆船，后者可能是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那里分派而来负责追踪德雷克舰队的“中型快船”。黎明时分，加莱桨帆船首先开火，德雷克抛锚接战。堂佩德罗本来只寄希望于截获某一艘掉队的敌船，因此小心翼翼地力求避免公开对战。他派人给英国舰队指挥官捎去一份恭维的信函，一并送达的还有作为礼物的酒和蜜饯，在以传奇故事中两个骑士之间应有的礼数互致敬意后，两位指挥官开始商讨交换战俘的事宜。可是就在他们的小艇往来于平静的海面上时，一阵清新的晨风扑面而来，于是德雷克致以告别的姿态，转而消失在了前往圣文森特角的航线上。

根据德雷克的估算，在卡迪斯港，他一共击沉、烧毁和捕获了 37 艘大小船只。罗伯特·隆是一位自愿参加远征的绅士，他认为这个数字大约在“30 上下”，城镇中的一位佚名意大利见证者也给出了同样的数字，而西班牙官方在并非用于宣传目的而是呈递给腓力国王的报告中称损毁船只共有 24 艘，财产损失高达 17.2 万达克特。也许其中的差别来自人们是否将一些小艇以及那些执行任务不利的西班牙引火船计算在内。“我们的损失，”腓力在获悉这则新闻后说道，“并不十分巨大，但是这种行径实在胆大包天。”

物质上的损失并非微不足道。如果说在损毁的船舶中，有一些商船来自中立国，许多船上的货物并非是为里斯本而准备的话，那么仍有相当多的物资确实是打算移交给圣克鲁兹侯爵的，那些乌尔卡船与荷兰船无疑是在执行无敌舰队的运输和供应任务，而那艘宏伟的盖伦帆船更是侯爵所拥有的最可怕的战舰之一。当德雷克吹嘘自己在卡迪斯一把火烧掉了西班牙国王的胡子时，同胞们并不认为他是在骄矜自夸。但他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比听起来要远为谦逊。勒班陀战役结束后，土耳其苏丹曾经自称：“当威尼斯人击沉我的舰队时，他们只是烧掉了我的髭须。可它还会再长起来。而当我占领塞浦路斯时，我已经斩断了他们的一条臂膀。”德雷克清楚，西班牙国王的髭须也会再长起来。在向沃尔辛厄姆汇报卡迪斯突袭的同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向尊贵的大人保证，西班牙国王为入侵英格兰已经和每日所做的那样的准备前所未闻……如果不能在敌人的大军聚合之前予以制止，后果将不堪设想……凭着上帝的容许，我的这次效劳也许会带来些微改观……［但是］在防务方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非常有利的……我几乎不敢将听到的有关西班牙国王麾下军力的全部消息禀报于您。唯望圣朝加强防备，尤以海防为重！”接着，他像做出预言一般加了一句：“要照看好苏塞克斯⑥  的海岸。”当他率领舰队驶向圣文森特角时，德雷克已经对接下来的工作了然于胸。

①  罗卡角（Rock of Lisbon）的葡萄牙语名字即 Cabo da Roca，位于葡萄牙西海岸，是葡萄牙乃至欧洲大陆的最西端。

②  圣文森特角（Cape St. Vincent），葡萄牙西南部海岬，位于卡迪斯西侧，直布罗陀在卡迪斯的东南方向。

③  潘泰莱里亚（Pantelleria），地中海西西里海峡上的一座岛屿，正处在西西里岛和突尼斯海岸之间。

④  拉古萨（Ragusa），位于西西里岛东南部的海港城市。

⑤  战利品法庭负责审理战争期间俘获的船只是否属于合法所得，中立国有权利要回被无辜占有的船只。

⑥  该郡在英格兰东南沿海。

10　“无论根据何在”

葡萄牙海岸

1587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20 日

在卡迪斯的时候，德雷克想必听到了消息，除圣克鲁兹以外最著名的西班牙海军军官胡安·马丁内斯·德·里卡德现在正带着相当于德雷克一半兵力的小舰队，在圣文森特角附近某地行驶。5 月 2 日向西驶离卡迪斯时，德雷克可能已经有了寻找里卡德的计划。他最大的收获是俘虏了一艘也在寻找里卡德的送信的小艇，腓力在小艇运送的那封加急函件里叮嘱里卡德退往里斯本，以规避实力更强的英国人。德雷克于是向海中驶去，像展翅一般令两翼的船只散开，向北再次进行了一次海上排查。他还是迟了一步。里卡德早已得知德雷克的军力，并预先猜测到了腓力的命令。当德雷克还在圣文森特角附近徘徊时，里卡德麾下的 7 艘粗壮的比斯开战船和 5 艘轻帆船已经随着涨潮进入了塔霍河①  的入海口，在守卫里斯本的堡垒附近抛锚靠岸了。

5 月 9 日，德雷克确信里卡德已经逃脱，于是立刻终止了搜索。在看到信号后，他的船长们纷纷登上旗舰等待开会，当然，按照往常的惯例，毋宁说是等待德雷克下达指令。德雷克告诉大家，舰队将会重新驶回圣文森特角，他们将从那里登陆，夺取萨格里什②  城堡和周边的其他据点。他没有说明缘由。“他情绪激动……自己和英勇的同侪们正在为女王的事业而效忠，他的声名也因此得以愈加显扬。”罗伯特·隆如此写道，这位绅士冒险家参与了这次远征，也许是寄望于从航海经历中开采创作的宝藏。“身为一位天生的战略家，德雷克早已领会到那处著名海角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一位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海军史学家③  也如此写道，他是德雷克最虔诚的崇拜者。但是除了这些基于读过的骑士浪漫传奇和纳尔逊④  的战役记录作出的评价外，关于德雷克，我们还得到了他的副指挥官、那位心怀抵触的战友威廉·伯勒的评价，而后者的话听上去不无刺耳。在得知计划的当晚，伯勒以一种可怕的无礼态度给德雷克写了一封信。他非但驳斥了认为自己的指挥官是被萨格里什的供水设施所吸引的想法，因为“除了一座水塘，当地半英里内没有取水的地方，通往水塘的路况还很恶劣”，还对德雷克是被城堡中的黄铜大炮所诱惑的想法不以为然。“如果您能够达到目的，”伯勒写道，“您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无论根据何在，没有任何人会从中受益，除了您可以在心中感到自我满足，认为‘我在西班牙国王的土地上有所作为’。”

伯勒毫不怀疑圣文森特角所处位置的重要性，他还暗示这是已经被充分肯定的共识，所以会议才决定令德雷克向那里进发。伯勒提醒德雷克，他身为指挥官的职责是在圣文森特角附近巡逻，破坏西班牙的战前准备。登陆作战既有风险，又无必要，何况海军大臣已经专门就这样的尝试给出过警告。也许令伯勒愈发义愤填膺的缘由还在于，本次决定一如既往地没有经过恰当的会议程序，他作为英国海军的副司令，竟然是从低级军官的大声争吵里而不是德雷克本人的亲口告知中，得知了这项计划。

伯勒对于德雷克动机的判断何其错谬，今人已经难以说清。伯勒似乎想当然地认为，舰队可以在缺少锚地的前提下，长期执行巡逻圣文森特角的任务。当然，日后英国舰队指挥官的确可以经常在附近没有基地的情况下，长期保持对某个相似据点的控制。可是问题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军舰还不具备这么久的适航性。从便利的角度考虑，倘若德雷克打算在这儿度过整个夏天，那么获得一处不受敌方炮火威胁的锚地，使舰船可以就地进行倾侧检修，让海员在海滩上得到休息，就是必要的了。在德雷克的多次加勒比海远航中，他每次都力求得到这样的基地。当然，在驱使这位老海盗做出决定的动机中，也有掠夺战利品的渴望，不仅如此，想要在西班牙国王的土地上留下值得记载的一笔，对于立誓与腓力为敌的德雷克而言，也委实是一股动力。

受天气阻碍，德雷克的登陆行动拖延至 5 月 14 日，而这时他选择的目标已不再是萨格里什，而是一座舒适的海港拉古什⑤  ，从那里沿海岸向东约 15 英里就是卡迪斯。拉古什曾经是一座富饶的城市，但最近这些年，它的贸易急剧衰退了。德雷克可能期望这座城市的防守力量较为薄弱，虽然即使拿下该地，他也不确定究竟能在这座城市盘踞多久。他率领舰队在即将入夜的时刻来到拉古什西侧的海湾抛锚，清晨来临时又下令士兵登陆，没有遇到任何阻拦。陆军副将安东尼·普拉特负责在沙滩上集合队列，1100 名士兵刚好组成一个纵队，散兵冲锋在前，火绳枪手则前后各有两排、左右各有两列，长枪兵在中间严阵以待。英军的布阵表现出的职业水准给葡萄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只见他们的纵队保持阵型，沿着选择好的路线穿过平整而开阔的乡村，进抵拉古什城下，一路上横笛吹奏着胜利的军乐，鼓点震天价响，俨然像是在德文郡治安官面前列队前进接受检阅。

英军的登陆尽管未受阻挠，却一直有人在旁监视。入侵者现在已经发现，好几队骑兵正在侧翼暗中尾随，他们看起来服饰粗陋，不像军人，却都是乘着好马的出色骑手。这些骑兵保持在英军滑膛枪的射程之外，但是随着纵队渐渐接近城市，负责跟踪的骑兵数量也开始逐步增加，内陆地区的高地上也开始出现步兵调动的迹象。英军沿着拉古什的内陆城墙行进，发现所到之处的防卫全都比报告中要严密得多，各处都配备了由巨炮、城墙炮⑥  、滑膛枪、火绳枪组成的交叉火力。眼看在相互开火中不占上风，英军主动中止战斗，沿原路返回了海湾。负责本城防卫的堂赫尔南·特勒正是阿尔加夫⑦  地区的总督，早先备感震惊的他现在终于暂时松了一口气。堂赫尔南一方面深知要塞的卫戍力量其实要比城墙上夸饰的模样虚弱得多，另一方面则不确定那些临时凑数的农民、渔夫能在面对训练有素的英国老兵时抵挡多久。他手下的步兵团无一能够执行突击，但是在看到英军撤退后，他还是亲率 200 名扈从骑兵，联合之前散布在平原上的骑兵一道投入了战斗。

在紧迫不安的情绪下，英国纵队花了两个钟头才沿路返回登上小艇。一路上，敌人用滑膛枪不断从城墙和橄榄树后向他们射击。需要运送的伤员人数不断上升。那些衣着古怪的骑兵一轮轮地上前袭扰，逼迫英军时不时停下脚步，重新组织阵列进行反击，直到他们最终抵达海滩，获得了船上巨炮的掩护，才终于迎来喘息之机。

威廉·伯勒当下根本没有机会就此指出，他早已发出警告，认为登陆作战危机四伏，而当前发生的事情已经验证了他的论断。在过去的 48 个小时里，副指挥官的来函让德雷克一直愤懑不满。这封信的措辞并不得体，但都铎时代的军队里仍然保持着自由随性的风气，多数人并不会认为这封信以下犯上、不合法度。富有天才的德雷克与多数人想法不同。他记得（也许并不十分精确）伯勒曾经想要阻止他进入卡迪斯港。他想起（也许并不完全公正）在他们还没有在上卡迪斯湾烧尽船只前，伯勒就急不可待地打算就此撤离。他还记起——其中夹杂着多少仇恨，我们只能自行猜测——就是因为伯勒，他的旗舰“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竟然冒着被海岬上那见鬼的长重炮轰击的可能滞留了 12 个钟头，而假如伯勒没有撤离,在那里的本该是“金狮子”号。他却不曾记得（也许没人告诉过他）在那个无风的夜晚，伯勒与他一样陷入危险，他自然一厢情愿地觉得伯勒处境安全，以为伯勒与自己之间的距离不是几英里，而是几里格⑧  。在做出以上这些最坏的估计后，一般的指挥官恐怕只会在盛怒之下认定伯勒既愚蠢又懦弱，但是德雷克的眼光还要更加深邃。他知道，一起牵涉极广的阴谋正在英格兰暗中酝酿，那些亲西班牙、亲教皇的党徒们正倾尽全力试图击败虔诚的新教徒，巴不得新教的事业毁于一旦。他明白，从自己决定公开与西班牙国王为敌的那天起，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他已经被密谋者牢牢盯上，那些敌人匿迹藏形、无处可寻，却又一直在女王耳边诋毁自己，煽动自己手下的海员逃避兵役，向西班牙的城镇和舰队报告他的进攻计划，有时德雷克也能凭借自己的机敏摘下某些恶棍的面具，例如那位被德雷克在圣朱利安湾⑨  斩首的“黑巫师”托马斯·道蒂，此事发生在“金牝鹿”号驶入太平洋之前。道蒂的主要罪行，或者说今天唯一能够证明的罪行，不过是他公然宣布德雷克的行动逾越了指令。伯勒今天的行动如出一辙，他同样控告德雷克违反了女王陛下军队中的惯例。曾有一次，弗朗西斯·德雷克以布道失敬为由，把船上的随军牧师五花大绑后锁在甲板上，随后他将全体船员召集到自己周围，“盘着两腿坐在一只储物箱上，手里拿着一对拖鞋”，告诉牧师，“弗朗西斯·弗莱彻，我现在正式将你从上帝的教会中逐出，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从此与你无关，我还要向魔鬼和他的使者告发你的罪行”。这样一位人物当然不可能顺从地让下属给自己上一堂有关海军礼仪的课程，哪怕对方曾长年身居高位。想到这些，德雷克随即着手在“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上召开军事法庭，在庭上，他至少把伯勒来函的部分内容公布给各位军官，并且当众宣布马奇安特船长，也就是舰队的陆军军士长未来将接管“金狮子”号，而伯勒则遭到逮捕，被关押在他的船舱中。在攻打拉古什以及战事结束后的一个月里，伯勒每天都困在这里，不断为自己的性命担惊受怕。

在将伯勒软禁起来后，德雷克大概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英军士兵们刚一结束在拉古什城前劳而无功的阅兵巡游就慌忙登上了甲板，德雷克立刻下令起锚，带领全军消失在了天际，接着在进行下一次长距离调戗前往萨格里什时又回到了近海地区。当蒙在鼓里的堂赫尔南·特勒还在忙着为拉古什征调援军的时候，德雷克的部队已经在萨格里什的海滩登陆，他们攀过蜿蜒的石壁栈道，蜂拥而至地出现在光秃秃而又狂风肆虐的海岬之上。新行动的整个基调是如此迥异，轻灵、有条不紊、毅然决然，以至于人们不禁猜想，对拉古什发动的袭击会不会只是一场佯攻。

一栋被改造成防御工事的庄园宅邸拦腰坐落在通往萨格里什城堡的路上，但英国人抵达时，宅邸内没有一兵一卒，于是登陆部队继续直扑向前。当时的萨格里什城堡宛如一顶皇冠，点缀在海角尖端突出的陡崖之上。东侧的海湾里，一座悬崖下的小城镇横卧在海滨上，城堡以南，遥远的大海彼岸就是非洲弯曲的轮廓线，而在西侧，巨浪正从 3000 英里宽的大西洋海面上翻涌而来。正西偏北的不远处则是圣文森特角隆起的海岬，那里是伊比利亚半岛和全欧洲在西南方向的尽头。那位目光如炬、形迹如苦行僧般的“航海家”亨利王子⑩  ，就曾坐在萨格里什的海岬上远眺未知的大海。在这片由四近峭壁把守的小片开阔高地上，亨利修造了一系列后来为德雷克所发现的当地最古老的建筑群，包括亨利自己的居所以及用作图书馆或是安置天文学家、水手等相关人员的房舍，它们被统称为“王子之家”。正是在这光秃的悬崖上方，接连孕育出宏伟的蓝图，欧洲人由此铺设了一条海上长路，得以通往传说中的东方和意想之外的新大陆。在某种意义上，弗朗西斯·德雷克在今世的全部探索事业只不过是当年亨利王子伟大梦想小小不言的副产品罢了。

萨格里什城堡早就不再是王家驻地，也已经与学术中心和宏图大业无关，而是沦落为卫护周边渔村不受摩尔人袭扰的普通要塞。除了海鸥，所有来客都必须从城堡北面入内，而那里有一道坚固的城墙。这堵厚实的石墙高达 40 英尺，四周矗立着 4 座圆形瞭望塔和 1 座门楼，每处都配备有一尊铜制的大型“波廷格尔投石器”，也就是可旋转式城墙炮，从长长的炮管中可以射出半磅重的炮弹，击杀 300 码外乃至更远处的来敌。这种投石器采用后膛操作，射速相当快。即使只留下少量兵力在此驻守，这样的城堡也足以令缺少攻城炮的敌人无计可施。

德雷克要求城堡投降，但只收获了礼貌却坚定的回绝，于是他命令滑膛枪手和火绳枪手向驻防部队持续射击，以尽量逼迫对方撤离城墙上的射弹孔。英军没有加农炮或爆炸装置，只好使用饱蘸沥青的柴火，德雷克亲率士兵，不顾城墙上的射击，将柴火堆积到城门下方。经过两小时持续不断的攻击，大门几乎变成了一堆摇摇欲坠的灰烬，英军滑膛枪手的火舌不断扫过城堡的内部防线，大量敌方士兵战死或受伤，要塞长官在被两度射穿身体后终于决定投降。德雷克对他开出了慷慨的条件。堡垒中的士兵和居民被全部释放，可以带走除武器外的全部个人财产。下午过半的时候，英军夺取了城堡，这次成功突袭令周边地区的其他据点惊恐不已，以至于圣文森特角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和另一座小城堡在没有发射一枪一炮的情况下主动投降。

有人怀疑德雷克是否清楚自己攻占的便是“航海家”亨利的城堡，是欧洲所有的殖民帝国——无论存在于过去、此时还是将来——的摇篮。人们还想知道，即使清楚这一点，他又是否会在意。他所惦记的可能只是如何清扫圣文森特角周边地区的敌军，夺取一个能够有效照看舰队锚地的要塞。再有的话，可能便是在西班牙国王的土地上打一场胜仗。至于萨格里什城堡，他甚至没有想过据为己有，他的打算不过是将其变成一个于己无害的无人区而已。城堡中配备的 8 门铜炮、北城墙上安装的 5 具投石器，以及防卫港口的 3 门大口径炮、1 门中型加农炮、1 门长重炮，1 门半长重炮，所有这些武器都随着他的一声令下被推向悬崖，从那里一路翻滚落在海滩上，继而被运回船上。在最后一支清扫战场的队伍返回沙滩前，他们奉德雷克之命将整个建筑群付之一炬，于是亨利王子的城堡、房舍和图书馆都被火舌吞噬，化作了漆黑残破的废墟。

五天后，英国舰队出现在里斯本附近，更准确地说，是卡斯凯斯⑪  附近，避开了守卫塔霍河北岸入口的火炮。身兼葡萄牙王国副王、红衣主教双重身份的奥地利的阿尔伯特大公正驻节里斯本，他是腓力国王的外甥。老侯爵圣克鲁兹的总部也设在这里，他的 12 艘葡萄牙盖伦帆船还没有配备约定要装备的新火炮，船上也没有能够作战的炮手或士兵，只有一些维持运转的骨干船员，因而得知敌军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后，无能为力的他大为光火。前一天，已经获悉英军正在北上的西班牙人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副王和侯爵一致同意，德雷克的目标很可能是富饶且不设防的港口城市塞辛布拉⑫  。他们连忙从各地征召守军，由于里斯本附近兵源不足，他们还从里斯本城堡抽调了火绳枪手，从里卡德的舰队中抽调了其他战斗人员。负责塞辛布拉海港防卫的加莱桨帆船舰队正在埃斯皮谢尔角⑬  附近游弋，它们便是眼下可以最快投入作战的船只。

不过英国舰队并没有把塞辛布拉定为目标，而是继续向北航行，在里斯本的加莱桨帆船舰队中，有 7 艘交由圣克鲁兹的兄弟堂阿隆索·德·巴赞指挥，它们抢在英军来到之前赶回里斯本，在圣朱利安城堡的炮火掩护下组成了战斗队列。

那里是关键地点。那个地方有一块沙洲，标志着塔霍河的入海口，但来船可以通过两条深水航道绕过沙洲，一条位于沙洲北端，一条位于南端，同样狭窄而又地形叵测。北边的路线更常使用，因为航道更深，相对安全，这里由圣朱利安城堡的炮台负责把守；河对岸有一座被称为旧塔的防御工事，用以守卫更加狭窄的南侧入口。一旦穿过如上关卡，前方的贝勒姆⑭  还设有第二道交叉火线，但相对而言远没有第一道那么可怕，德雷克的舰队完全可以在冲破这道防线后对里斯本港口造成致命破坏，兴许还有余裕对城市大肆劫掠一番。圣克鲁兹明白，像德雷克这样意志决绝的指挥官一旦能找到熟稔航道的领航员，完全能够强行突破两条航道中的任何一条。南侧航道曲折难行、空间局促，但旧塔的火力要更加薄弱。圣朱利安的炮火要可怕得多，但航道却相对容易通过，只要借助一阵轻快的西风，利用好潮汐的涨落，就能让一队盖伦帆船快速地鱼贯驶过防线，沿途只需承受轻微的伤害，运气好的话，舰队还可以期待在相似的有利条件下沿原路安全驶离。

圣克鲁兹深知德雷克的做派，因此他还在谨慎应对另外一重危险。圣朱利安城堡是一座险恶的要塞，但这只是对于海上的来敌而言。在陆上的敌人眼中，它只具有象征性的防守作用。它的西侧是卡斯凯斯浅湾，海湾的西侧尽头有一座稀疏的渔村，卡斯凯斯城堡就坐落于此，城堡的火炮可以覆盖这片海滩。但是在圣朱利安和卡斯凯斯两座堡垒之间，还有一段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在一年中的多数日子里，这里只有极轻柔的海浪抚弄着滩涂，没有险恶的暗礁，地势抬升平缓，有长达两英里的海岸刚好避开了两座堡垒的火炮射程。而就在这段海岸的对面，英国舰队现在抛下了船锚。

甫一得知英国人正绕过埃斯皮谢尔角，老侯爵立刻快马加鞭赶到圣朱利安城堡。他只有一样武器可以借以抵挡德雷克的入寇，那就是他兄弟堂阿隆索的 7 艘加莱桨帆船，这些船只正停泊在圣朱利安城堡的火炮掩护之下。如果英国人打算在卡斯凯斯海湾登陆，加莱桨帆船可以冲出浅水区，在对方的载人小艇靠岸前，早早将它驱散。假如英国人尝试强行闯过北侧入口，加莱桨帆船也能够拖住他们的脚步，直到陆基炮火将一两艘英舰当场击沉在航道内。倘若德雷克竟然对南侧航道的回环曲折了如指掌，并从这里下手的话，那么加莱桨帆船舰队至少可以用自我牺牲的冲锋换取增援时间。无论如何，它们都大有用处。在加莱桨帆船与英军作战的同时，当地士绅会率领葡萄牙民兵和数百名来援的西班牙火绳枪手沿卡斯凯斯海湾布防，红衣主教阿尔伯特大公也会从至多一天行程的地方调拨援军。

11　木桶板和财宝

圣文森特角和亚速尔群岛

1587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8 日

接下来的十天里，舰队在萨格里什进行了清理工作，船舱经历了烟熏消毒和彻底检查，舱底得以泵干，压舱物也进行了更换。在七到八周的航行过去后，像“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这种规模的盖伦帆船，由于满载着 250 名乘员，其污秽程度会令人叹为观止，小一些的船只也不会好到哪儿去。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懂得船身越脏越不利于船员健康的道理，而这支舰队已经应验地出现了过多的病号。最可行的方案是尽可能将生病的船员全部运到岸上，舰队会用战利品中的三两艘俘获船只将最严重的病号送回家乡，眼下准备工作已然在着手实施。与此同时，依然待在海上的船只，尤其是那些最适合执行此类任务的轻帆船，将系统地探查沿海地区，先是向北游弋了 10 或 15 里格,返回后又向东往返了相同的距离，途中将一切可能威胁船员返乡的敌船击沉、烧毁，或是掠回萨格里什。

这不是一桩令人振奋的差事，即使是在拉古什进驻了一支由 10 艘加莱桨帆船组成的舰队后也鲜有改观。这只英军眼中的猎物有着值得称赞的耐心，坚决避战不出，而德雷克虏获的其他战利品则不甚可观。诚然，沦为战利品的船只极多，远远超过 100 艘，其中一部分是在海角周边的海滩上被击毁的，另一部分则是在海上抓获的，不过数量虽多，吨位超过 60 吨的却是凤毛麟角，而且其中竟没有一艘能带来哪怕一便士的赏金。这些船分为两类。其中一半以上本来属于阿尔加夫和安达卢西亚地区以捕捞金枪鱼为业的渔民，德雷克沉重打击了当地繁荣的渔业生产，他不仅有条不紊地破坏了发现的每一条渔船，还毁掉了沿岸的每一座小渔村，甚至连渔夫们的渔网都不放过，德雷克心下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将会促使这些人“当面诅咒他们的总督”。他们当然很可能会因此诅咒某个人。余下的战利品是近海运输的小型货船，包括三桅帆船和卡拉维尔帆船，它们被捕获时正在运送常规货物，在西班牙的各处海岸之间穿梭。它们中的多数被发现时满载着箍桶匠的物什，“铁环、木板条以及类似的东西”，打算运往卡迪斯或是直布罗陀海峡。德雷克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表面看来无用之物背后的大用。“这些铁环和木板条的总重量在一千六七百吨以上，”他在致沃尔辛厄姆的信中写道，“如果制成装酒的木桶，容量将不低于 2.5 万到 3 万吨，我已下令放火，把它们烧成灰烬，除了三桅帆船，这些对于西班牙国王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木桶在当时是海军的头等必需品之一，除了水、酒，用它存储的货物还包括腌肉、咸鱼、饼干等几乎所有物资。而要制成一只紧实的桶，材质适当、经过良好风干的木桶板必不可少。在蒙受这笔损失后，当时的西班牙已经无力满足无敌舰队对于这类商品的巨大缺口。如果在无敌舰队最终踏上征程时，船上的水桶既肮脏又漏水，如果大量食物因为木桶板爬满绿苔或是木桶的做工问题而被糟践，此时在萨格里什上空升起的黑烟便是理当责怪的罪魁祸首。相比于卡迪斯湾中被烧毁的船舶，烧毁那些木桶板给西班牙造成的损失可能要严重得多。

但就当前这个时刻而言，最沉重的一击还是英军在圣文森特角的出现。在里斯本，圣克鲁兹侯爵的舰队仍然因为士兵、海员的人手短缺，加农炮、仓储物资的供应不足而动弹不得。许多舰船从地中海驶来，却在马拉加和卡塔赫纳畏缩不前，或者在直布罗陀犹疑不决，最多不过冒险来到卡迪斯，而圣克鲁兹正望眼欲穿地等待这些船只，上面有他急需的加农炮和炮弹、火药和饼干，还有从十几个地中海港口征募来的水手以及来自那不勒斯军团的老兵，这还不包括负责护送他们前来的即将组成“黎凡特”分队的武装商船、4 艘那不勒斯大型加莱赛战船，以及若干艘西西里加莱桨帆船，它们将是圣克鲁兹舰队急需的强力补充。每当腓力在阿兰胡埃斯收到最新战报，他都会重新评估现状，向他信任的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发出一批新的指令，这一幕几乎每天都要重演。停泊在塞维利亚河流中的船只本来即将开赴里斯本。可是当德雷克在圣文森特角附近逡巡时，没有一艘船可以移动。德雷克离开了海角；腓力赶紧命令加莱桨帆船舰队立刻搭载前方急需的火炮和士兵，火速赶赴里斯本。德雷克回到了海角；腓力又匆忙下令加莱桨帆船舰队就地抛锚，士兵改从陆路进发，能够移动的火炮和物资也要随同士兵一道运往里斯本。

同一时间，德雷克和芬纳船长——他现在差不多是德雷克的幕僚长——也十分清楚舰队所处位置的优越性。芬纳船长先就舰队迄今为止的行动做了一番清晰的解释，又陈述了他关于西班牙军队部署的认识（他的了解十分接近真相），随后总结道：

蒙上帝赐福，占据圣文森特角于我方大有裨益，于敌方则危害甚深。据我们了解，敌军部队计划在里斯本会合，那里现在停泊有 7 艘加莱桨帆船和约 25 艘其他船只。我们所处的位置刚好在余下的增援船只及其里斯本母港之间，敌军为此首尾不能聚合；敌舰无法同时出动，因为他们暂时无法在各项物资上得到全面供应……

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开局，因此我们不应怀疑，最终将要显现的结局无不出自上帝的意志……并非人多势众就会胜出，上帝只会在他的心悦之处伸手垂怜。

德雷克也在同一天致信沃尔辛厄姆。这封信笼罩着《圣经》赞美诗一样的氛围，意在歌颂对于真理之敌以及崇拜巴力、大衮①  等异端偶像之徒的胜利，只不过换作了支离破碎的浅白文本：

只要这能使上帝感到满意，使我们能够获得吃喝补给，只要我们的船、风和天气等条件允许，您就会听到我们在这个圣文森特角附近行动的消息，我们每日会在那里完成并期待女王陛下和阁下的进一步安排。

对于女王陛下及时派遣这几只船参战，上帝使我们满怀谢忱。

如果女王陛下可以从她的舰船中增派 6 艘二等船只，我们就能有更好地能够阻止敌军会合［德雷克显然已经提出了有关增援的请求］，或许还能在下个月以及随后的时间里继续俘获或非难西班牙国王的舰队从各地征调而来的船舶，因为接下来这一段日子正是它们集中返回母港的时间，卑职斗胆臆测，这将会使这伟大的君主政体满足条件。

凡善功莫不依仗良好的发端，但只有持续到最后，直到彻底完成才能获得真正的殊荣……一次又一次，上帝使我们所有人心存感念，并引导我们在西班牙海岸立下这微不足道的第一件功劳。

这两封信均在 5 月 24 日（新历）写就，德雷克又在 30 日添加了一份简要说明，表示在卡迪斯突袭后，他派去运送信函的敦刻尔克航船已经与本土增援力量一同返回和编入大部队。同一时间，负责运送新一批函件，同时护送伤残士兵返回英格兰的船舶也已准备就绪，并最终于 6 月 1 日起航。全体舰队也一道启碇，护送它们向海角西方驶离。当以故乡为目的地的船只转向北行后，余下的舰队仍然继续向西行驶，迎着落日的余晖进入了浩渺的大西洋，从此再没有返回萨格里什海湾。

舰队的新目标是亚速尔群岛。伴随着这次驶离圣文森特角后的进军，产生了很多未解之谜。据我们所知，踏上回家旅程的船只并没有携带舰队指挥官即将离开驻地的信息；德雷克发去的信函中也明白无误地坚称，他要在那里继续逗留两个月，还为此吁请新的增援。当德雷克写下“持续到最后，直到彻底完成才能获得真正的殊荣”这样的句子时，显然并不清楚自己留在此地的时间只剩下五天。他是否正在说服自己？驱使他仓促离开的缘由绝无可能与供应不足或疾病滋扰有关。一个有着他这样的领导能力和倔强脾气的人，绝不会屈从于手下军官和船员们的压力。那么舰队又为何在某些船只尚未完成淡水补充和伤员转移的情况下，焦急难耐地出发？即使我们迫不得已必须假设德雷克忽然获悉了某个新目标的动向，而且该目标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仍有一团团的疑云至今未能廓清。

“圣菲利佩”号是一艘商用的卡拉克帆船，正航行在本年度从果阿②  返乡的途中，船上携带的东方香料和货物全都是葡萄牙东方帝国的鲜美果实，关于该船行踪的报告已经先后从莫桑比克和圣多美送抵伦敦东印度大楼③  。腓力国王很担心德雷克已经提前获知该船的消息，因为帝国投入几内亚贸易的卡拉维尔帆船眼下要么正在驶往拉古什，要么已经绕过海角，将要回到里斯本，这条商路上的一些船员肯定亲眼见过这艘庞大的卡拉克帆船。如果“圣菲利佩”号也沿着从印度返航的葡萄牙商船通常采用的路线行进，那么为了避免在非洲海岸逆风而行，她一定会做一次距离较长的调戗操作，穿过东北信风，从佛得角直抵亚速尔群岛，最终借助盛行西风在里斯本靠岸。一旦消息传入德雷克的耳朵，他需要做的不过是计算好“圣菲利佩”号的航速，然后选择一处拦截的地点守株待兔而已。可以肯定，当亚速尔群岛的圣米格尔岛于 6 月 18 日进入“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的视线时，顺风前行的“圣菲利佩”号已经被锁定在德雷克和圣米格尔岛之间的水域上。无怪乎事后一些不明就里的西班牙人竟认为德雷克的船舱中有一面魔镜，可以从中窥见世界各大洋上行进的航船。

然而，在与“圣菲利佩”号相会之前，“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丢失了一些同伴。6 月 3 日，一场强烈的暴风雨来袭，肆虐了长达 48 个小时。当舰队重整队列时，女王赠予的和三艘私人所有的盖伦帆船以及一些轻帆船安然无恙，这些私人舰船是德雷克自己的“托马斯”号、海军大臣的“白狮子”号、威廉·温特爵士的“宠臣”号。但是所有伦敦人的船只都已杳无踪影。后来人们才得知，他们全都安全返回了泰晤士河。

翌日，一艘陌生的船只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金狮子”号和一艘名为“间谍”号的轻帆船受命前去追踪。但随后只有“间谍”号独自返回了舰队，而且船上还搭载着“金狮子”号的现任船长马奇安特。这位船长报告称，他们已证实那确实是一艘英国船只（它是否即走失的伦敦小分队中的某一条船？），可是就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全体船员却在前船长威廉·伯勒的煽动下发动兵变，现在“金狮子”号拒绝重新投入舰队指挥官麾下，已经走在了回家的路上。德雷克发现自己先前做出的最坏预测已经成为现实，于是又一次召开军事法庭，以叛国罪的名义缺席判处伯勒死刑，而后便彻底将此人排除在脑海之外。［因此本书接下来也不再提及伯勒，除了需要指出，“金狮子”号上没有任何人因为兵变受到惩处，包括伯勒在内的所有人都领到了薪俸和捕获赏金，此外，在伯勒的指控人返乡时带回的法庭调查文件里，保留了大量有关这场战事的独一无二的信息。］

由于伦敦船舶的消失和“金狮子”号的离队，德雷克的舰队现在只剩下 6 艘盖伦帆船和若干轻帆船，但即使是比这规模更小的军力也已经足够夺取对方的卡拉克帆船了。诚然，那艘卡拉克帆船足以俯视英国盖伦帆船中最高的舰只，二者相比俨如高大的佩尔什马④  面对一匹小马驹，对方的吨位超过了英军三艘最大舰船的总和，可是就像所有返航的葡萄牙卡拉克帆船一样，他的全体船员已经在疾病的折磨下虚弱不堪，她的主甲板塞满货物，致使炮眼无法使用，艏楼和后甲板上剩下的铜炮虽然足以轰走印度洋和北非海岸上的海盗，却根本无力与英军的重型火炮一较高下。果然，“圣菲利佩”号的船长出于荣誉的需要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接着便仪态优雅地献上了这艘大船。船长和海员从英国人这里得到了一艘船，可以去往圣米格尔岛或是任何他们乐意去的地方。德雷克则亲自掌舵，将这笔巨大的战利品带回了普利茅斯港，如此风光还是头一回。

这艘卡拉克帆船里不仅存放着大量胡椒、肉桂和丁香，还满载着印度棉布、丝绸与象牙，遑论数量惊人的金银和一桶桶珠宝。整条船的价值在 11.4 万镑上下，这个数字超过了德雷克在卡迪斯湾俘获、击沉、烧毁的所有船只以及船上货物的价值总和的三倍。即使把西班牙的所有木桶板和全部渔船都卖掉，也值不了这个价钱。尽管伦敦的商人们坚持索要分红，可是因为他们没有在本次劫掠中出力，终究所得甚微。最终德雷克的分红仍超过了 1.7 万镑，女王的收获也超过了 4 万镑。在那个年代，新建一艘和德雷克的旗舰一样大的盖伦帆船需要 2600 镑，整月租用该船的费用是 28 镑。在女王的船只上，一名水手的薪水和膳食费用是每月 14 先令，“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全体船员的薪水和膳食费用总和亦不超过每月 175 镑。1.7 万镑可以买下一位贵族的庄园；4 万镑已经足够负担一支陆军的作战军费。无论对于德雷克还是他的女主人而言，由于捕获了“圣菲利佩”号，使得这次远航“成了”一次商业冒险。

德雷克的现代传记作家常常会因为“圣菲利佩”号这段插曲感到不必要的尴尬，并努力对此做出各种解释，这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从 16 世纪的眼光来审视本次事件，回到德雷克的时代，没有任何人会认为有必要为此感到难为情。在作家们为德雷克辩护的理由中，第一条是“饥饿和疾病迫使德雷克离开了驻地”。发动兵变的“金狮子”号船员声称，他们只剩下很少的食物储存，有 46 人已经病倒（可能占全员数量的五分之一左右），由于食不果腹，所有人都体弱乏力。这未必纯属谎言。“金狮子”号似乎从一开始便是这支舰队中遭受歧视的继子。但不容否认的是，包括“金狮子”号在内的女王的船只在出发时足足载有能够支撑三个月的物资，而“金狮子”号回到英国时才刚刚过去九个礼拜多一点的时间。同时，对于在卡迪斯掳掠的酒、饼干、油等物资，女王的船只享有优先参与瓜分的权利，何况在此之后他们还有很多机会从各种海上掳掠、近岸袭击中补充物资。无论德雷克还是芬纳都没有在 5 月底前为食物犯过愁，可以肯定，伦敦人同样如此，他们一再声称自己的存货足够维持九个月，绝不会被食物短缺所困扰。

几艘伦敦武装商船的表现最是令人疑惑。为德雷克开脱的第二条理由是他被舰队主体“抛弃”，因此无法返回圣文森特角。可是正如我们提到的那样，伦敦人物资充足、船舶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在经历了暴风雨之后，他们遭遇过什么麻烦。他们可能会对焚烧木桶板略感厌烦，但绝不会放弃一次寻获财宝的机会。真正将这次远航视作一次商业冒险的，其实是他们，可惜直到此时，本次出海并没有多少利润可言。当舰队上一次在菲尼斯特雷角同样因为暴风雨而离散时，这些伦敦船只像其他船舶一样，并没有在寻找大部队的过程中遇到多少困难。有鉴于此，如果说这一回伦敦人却没有尝试重返舰队的话，听起来多少有些古怪。最合乎情理的推测恰恰是这样的，德雷克也许并没有设定集合地，他根本没有将目的地或是自己期望达到的目标提前告知伦敦人。这是因为他着急赶路吗？还是因为绝对的保密对于完成这次奇袭不可或缺？又或者其实是因为在那一刻，这名老海盗为天性所驱使，不情愿将一笔肥得流油的赃物与过多的同伴分享？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无论他的身后追随着多少船只，德雷克断无可能在将这艘极好的卡拉克帆船收入囊中后，再次返回圣文森特角。首先，此时距他驶离海角已经过去 18 天，即使借助顺风，想要回到原地也要一个礼拜。按照常理，如果西班牙人的行动足够迅速，圣克鲁兹可能已经召集了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对付这支新的舰队很可能超出了德雷克的能力范围。但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他要看紧囊中的这艘卡拉克帆船，绝不愿意担负任何风险。16 世纪的战争总是掺杂着金钱的考虑，如果腓力能够夺回自己的财产，这对他而言意味着 50 万达克特的失而复得。弗朗西斯·德雷克还不知道，这艘卡拉克帆船上的货物连同此前多年葡萄牙从印度贩回的所有商品，已经全部抵押给了各地的银行家们，后者在高昂利率的诱惑下，才会继续赞助腓力的杂货批发生意，葡萄牙国王⑤  的东方帝国操持的这项事业已经沦落到了破产的地步。失去“圣菲利佩”号将会加剧腓力的财政困难，不过即使夺回这条船，也并不会增加他的流动资产。德雷克当然不知道这些，可是他清楚这次劫掠的分红对于他的女主人意味着什么，对于女王的海军又意味着什么。即使德雷克不在意自己的所得，他却没有勇气带着属于女王的丰厚战利品去冒险。

在清点“圣菲利佩”号带来的狂喜中，没有人还记得那句豪言：“持续到最后，直到彻底完成才能获得真正的殊荣。”至今也没有谁会拿这些话刁难德雷克。事实上，假使他真的在海角逗留得更久，也许反倒难以立下这等殊勋了。如果说他的船员们尚没有因为七个礼拜的远航而被疾病掏空活力的话，那么再过七个礼拜，这种情形将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所有国家人满为患的船上，疾病乃是那个世纪一再重演的惯例。德雷克的所作所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打断和搅乱了西班牙人的计划，即便在他离开后，物资运送的恢复也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无论英国人是否还待在圣文森特角，当年都不会有来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开赴英格兰了。

①  巴力（Baal）、大衮（Dagon）分别为《圣经》中腓尼基人、非利士人所崇拜的神灵，被禁绝偶像崇拜、笃守一神信仰的古希伯来人视为异端邪灵。

②  印度西海岸港口城市，曾经长期是葡萄牙东方贸易的关键据点。

③  设于伦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

④  佩尔什马（Percheron），法国有名的重型挽马。

⑤  指腓力二世，他于 1581 年加冕葡萄牙国王，称葡萄牙的腓力一世。

12　断其一臂

斯勒伊斯

1587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5 日

在因德雷克袭击卡迪斯湾而蒙受损失的人中，有一位值得尊敬的谷物商，他出生在德意志北部，但已经入籍成为西佛兰德地区迪克斯迈德市的居民。扬·维奇盖尔德（Jan Wychegerde，这里给出的是其名字的弗莱芒语写法）的主要身份似乎是一位经营波罗的海小麦生意的中间商，但与那个时代所有机敏的商人一样，他不会错过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时不时地，他也会投机西班牙或地中海的贸易活动，譬如在德雷克从卡迪斯掠走的敦刻尔克航船上，就有他投资的货物，有时他还会亲自前往，做自己的代理商，因为他的西班牙语讲得和弗莱芒语一样流畅。他时而接受委托，将未加工的英国织物运往莱茵河的沿岸城镇，时而又受命将勃艮第的酒送去阿姆斯特丹。作为兼职，他还会为饥饿的西班牙军队供应伙食，为他们提供制作饼干的波罗的海小麦以及产自荷兰和泽兰的黄油、奶酪和咸鱼。其他随军小贩索要的价格通常高得离谱，而他会降一降价，以此表达他对帕尔马亲王的钦佩和对西班牙的忠诚。在这门生意上，他要面临激烈的竞争，因为荷兰的城镇早已将供应敌军看作固定的营生，他们还表示，之所以赚这笔钱是为了支撑自己与西班牙人战斗到底。除了与帕尔马的军需部保持关系以外，扬·维奇盖尔德还有一个隐藏的身份，他是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手下最为不屈不挠和足智多谋的间谍。

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仅仅是在佛兰德坚持经商，就已经足够不屈不挠了。那一年 6 月，处在合法职业伪装之下的维奇盖尔德交了霉运，在海上被一艘来自罗什莱的私掠船俘虏。倘使这些胡格诺海盗知道劫掠的是沃尔辛厄姆的密探的话，本来是会手下留情的，但现在他们却痛快地对这位名义上的天主教商人搜刮了一番，维奇盖尔德被夺去了行李和身上的最后几个苏①  ，然后被无礼地遗弃在布洛涅②  的海岸上，只披着一件衬衫，独自走上了落魄的归途。在终于抵达迪克斯迈德后，他被告知如果想要前往帕尔马在布鲁日的陆军基地，最好等待加入下一支有武装护卫的运货车队。由于周边地区彼此敌对，所有路途都已变成畏途。双方部队的逃兵和田地荒废了的农民沦为流浪的匪帮，每天四处伏击、谋财害命，所有独自赶路和小队结伴的旅人都是他们的猎物。

有护卫队陪伴所能带来的安全也只是相对的。驻守奥斯滕德的英国卫戍部队一直在郊野地区侦察，随时准备扑向过往的运货车队。事实上，维奇盖尔德打算加入的第一支车队就在迪克斯迈德城外遭到埋伏。维奇盖尔德向沃尔辛厄姆报告，根据他的清点，倒在战场上的有 25 名西班牙人，只有 1 名英国人，这意味着英军干净漂亮地扫荡了这支车队，他们的战绩值得称赞。奥斯滕德的英军令人闻风丧胆，他补充说，除非有两三百名士兵守卫在侧，否则没人敢擅自出发，这一次，车队的两支瓦隆人③  连队在听到英军的第一声枪响后就作鸟兽散了。维奇盖尔德还指出了英军伏击战术的唯一不足。下一回，英国人需要派一支先遣队切断地方护卫队与车队的首尾联系。由于忽略了这项预防措施，英军这次果然错过了目标，这些谷物商人在前头骑马狂奔，成功冲向迪克斯迈德，囊中的 1 万到 1.5 万弗莱芒镑④  得以安然无恙。维奇盖尔德等到了下一支护卫队。他匆忙向布鲁日赶去，假如条件允许，还将前往帕尔马屯驻在斯勒伊斯城外的军营。这位迪克斯迈德的谷物商人将要在颠簸的马背上穿越乡村地区，尽管他会全力以赴，但也并不会比一名真正的市民商人嗅到利润气味时看起来更匆忙，否则那样就太不自然了。

沃尔辛厄姆一直渴望得到有关西班牙人围攻的更为精确的信息，当维奇盖尔德将报告最终送达时，战事已经持续了四个星期了。自从开春以来，有关帕尔马将要进攻仅存的几个佛兰德叛乱城市的谣言便不绝于耳，但到了 6 月，帕尔马才将总部和一半野战军调往布鲁日，兵力的集中进行得如此迅速，收到了某种类似战术奇袭的效果。曾经在起义中发挥灵魂作用的佛兰德各郡现在几乎都已握在帕尔马的掌心之中。佛兰德的各地代表已经不再出席联省议会进行磋商。从安特卫普易手开始，在荷兰和泽兰的商人寡头们心中，那些佛兰德大城逐渐从等待救援的姐妹变成了需要摧毁的对手。不过在西北一隅，仍有两座城市还在顽强抵抗，它们是奥斯滕德和斯勒伊斯，二者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又彼此相近，恰成互助的犄角，奥斯滕德坐落在北海岸边的沙丘上，是一座坚固的城市，斯勒伊斯曾经是佛兰德最兴旺的港口之一，不过因为齐文⑤  水域不断淤塞，城市的繁荣已经开始停滞。

奥斯滕德交由英国卫戍部队防卫，斯勒伊斯则由本城市民组成的民兵守护，如非必要，这些弗莱芒人和瓦隆人是不愿意离开家乡到一英里开外的地方去的，他们还得到了城内的加尔文派流亡武装的支持。两支卫戍部队都以骚扰布鲁日四周的西班牙据点为乐，但他们其实都缺乏足够的人手来巩固自身的城防，缺乏足够的物资储备应对敌方的围攻。当他们突然得知帕尔马率领一支据传有 7000 人，甚至可能是 1.4 万或 1.8 万人的部队驻扎在附近时，两座城的指挥官都开始吁请外援，增补食物、弹药和援军的请求递交给了荷兰联省议会，送到了驻扎海牙的巴克赫斯特勋爵、驻扎弗拉辛的英国总督以及沃尔辛厄姆、莱斯特的手中，当然，英格兰女王也在求助对象之列。

联省议会似乎倾向于让弗莱芒人自救，反而是英国人对于此事更为关切。巴克赫斯特勋爵是莱斯特伯爵回国期间女王派驻海牙的代表，他立即下令为奥斯滕德的英军调拨人员和物资，他还积极寻求批准，希望为斯勒伊斯提供相同的援助。未等接到命令，弗拉辛的总督威廉·拉塞尔爵士已经与本城热情的市民们通力合作，向斯勒伊斯运去了在他看来足以支撑两到三个月的战备物资。他还根据自己的理由，判断帕尔马一开始对于奥斯滕德的用兵只是佯攻，西班牙人现在的真实目标是斯勒伊斯，于是拉塞尔下令久经沙场的罗杰·威廉姆斯爵士带领四个英国步兵连队撤离奥斯滕德，径直驰援被危险笼罩的斯勒伊斯。在同一时间的英格兰，对于莱斯特提出的增援要求，女王陛下照单应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伊丽莎白仍然希望她与帕尔马的谈判能取得某些成果，但她心里清楚，最好不要太过信赖言辞。西班牙人每次在弗莱芒海岸上赢得一英里土地，英格兰就要多面临一分危险。为此她告诉莱斯特，斯勒伊斯的局面必须得到改善。

帕尔马针对奥斯滕德的行动并不是佯攻，而是一次武力侦察。他的确曾希望借助突袭拿下这座城池。但当他抵达当地时，洪流从被掘开的堤坝外倾泻而下，淹灌了进军的道路，敌方的援军也正在靠岸，远处海面上的一支英军舰队也让帕尔马眼睁睁地明白了一点，只要西班牙国王的敌人还是大海的主人，奥斯滕德就绝不会因饥饿而屈服。由于对方的堡垒看起来坚不可摧，经过军事会议的讨论，西班牙人最后选择了撤军。

翌日，帕尔马向北方和东方派遣了三个纵队，一支前往夺取布兰肯博赫，这座小型要塞对于保护奥斯滕德和斯勒伊斯之间的运输路线至关重要，另一支沿着布鲁日城外的主路直奔斯勒伊斯，最后一支由他亲自率领，将绕行至斯勒伊斯的东侧，搭桥穿过岑迪克运河，这条运河流入斯勒伊斯以北的齐文水域。

当第一批目标达成后，帕尔马再次召开军事会议。他的军官们一边在地图前苦思冥想，一边回忆起沿途所见的地理环境，接着纷纷摇起头来。斯勒伊斯的环境比安特卫普更加棘手。这座城像是坐落在一个拼图的中心，周边岛屿密布，活似迷宫，航道和比普通运河还宽的人工水道在岛屿之间交织成一张密网，它们中的多数每天昼夜两次被洪流灌满，经受着剧烈的潮汐冲刷，潮落后又变成死气沉沉的潟湖或者沼泽遍地的沟壑。斯勒伊斯所处的深水盆地，据说一度可以容纳 500 艘大船锚泊；穿过这片混乱复杂地区到达这个深水盆地的主要水路是齐文水域的河口，其间有一条可行却颇为难行的航道。但有一座近来得到修缮的旧城堡负责把守盆地，城堡与城市之间还通过长堤和木桥彼此相连。所有通往斯勒伊斯的路径相互之间都被水流分割开来，在这个由各条水道组成的迷宫中，任何想要围城作战的部队，都要冒险分解为几支彼此无法援助、只能独立作战的小分队。帕尔马的将官们一致同意，围攻将会漫长而代价高昂，却得不到任何好处，甚至有可能全军覆没，他们因此再次建议撤军。

然而帕尔马这一次没有应允。他不需要再次告诉将官们，自己将与将士们共患难，他们深知这一点。他也无法透露，尽管通过奇袭轻松快捷地拿下奥斯滕德的尝试最终未能如愿，自己却仍然不得不攻克斯勒伊斯，这不仅是因为夺取该城会为他带来期望已久的深水良港，更是因为斯勒伊斯横跨在连接布鲁日和东佛兰德的水路网中间，对于运输军需辎重、筹划入侵英格兰至关重要。他的一些老部下肯定心知肚明，斯勒伊斯附近的运河迷宫恰恰是帕尔马乐于解答的军事上的几何难题。他懂得如何利用荷兰的独特防御条件为自己的进攻风格服务。斯勒伊斯的弗莱芒指挥官所掌握的内情同样逃不过帕尔马的眼睛，决胜的战略要地就是贫瘠而多沙的卡赞德岛。

卡赞德岛位于斯勒伊斯旧城堡的对面，西侧与齐文水域的航道相连。东侧则面对帕尔马占据的小岛，当潮汐涌动时，奔腾的急湍会将两地隔开，可一旦水位下降、浪流停滞，两地中间不过是一片遍布污浊池塘的沼泽。6 月 13 日清晨，帕尔马亲率一支挑选出来的由西班牙人组成的队伍，费力穿越这片水域，他们将武器顶在头上以保持干燥，水和泥泞淹没了一些人的胸膛，另一些人还不幸摔了跟头，于是从头到脚沾满淤泥。公爵本人也不避污浊，与士兵一道前进。

在接下来的差不多 24 个小时内，这些西班牙人一直在卡赞德荒凉的沙丘上挤作一团，他们身上没有食物，只有一些浸水的饼干，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和取火，因而无法烤干衣物取暖，更难熬的是，他们甚至都没有一滴水可以喝。帕尔马企盼的驳船也不知为何没能按时抵达。卡赞德岛上没有一棵树、一座茅屋，可是老天却在下雨。为火枪准备的火柴、火药都已浸湿。他们费劲穿过的水道将自己与同侪隔绝开来。假如现在遭到攻击（他们完全可能在任何时刻遭遇海上来敌），这些又累又饿、浑身颤抖的可怜人只能靠手里的冷兵器来自卫。他们开始尖刻地抱怨起来，不了解他们的人也许会期待发生一场兵变。可就在骂骂咧咧的同时，他们已经将营地清理完毕，还为火枪手掘好了藏身的战壕，在工兵们忙活的时候，战友们的长枪和枪筒严阵以待，前来侦察的荷兰驳船不知内情，竟然被这幅景象吓得不轻，仓促逃出了西班牙人的射程。

帕尔马自己的驳船由于在岑迪克运河中发生小规模战斗而耽误了进军时机，此时才开始渐次靠岸，不过直到第二天，西班牙人也没能在卡赞德岛上建成一个能够阻止罗杰·威廉姆斯抵达斯勒伊斯的据点。两艘小型泽兰战舰用一阵炮击压制了战壕中的西班牙火枪手，成功护送威廉姆斯到来，还向这片深水盆地发起攻击，途中击沉和捕获了不少帕尔马的小艇。但形势在次日反转。帕尔马连夜为攻城火炮搭建了炮台，利用这些弥足珍贵的火炮封锁了航道。等到天明，那两艘增援舰只本想趁着退潮返回弗拉辛，却遭到意想不到的炮火打击，船长试图尽可能远地躲避火力，然而两艘船却在匆忙间牢牢地搁浅在岸上。海水仍在退潮，而西班牙人的炮火仍能覆盖它们，最后船长和全体船员只好弃船逃走，涉水登上一些吃水较浅的在炮火范围外挤作一团的小型霍伊平底船，才侥幸勉强脱身，返回了弗拉辛。帕尔马将这两艘泽兰战舰编入一支由他正在组建的小型舰队，将它们停泊在卡赞德炮台附近，那里是航道中水位最深的地区。相对较浅的外围水域则用直木桩组成的围栅加以封锁，河口附近的浮标和陆标现在或被拿掉，或被做了手脚，用以欺骗来船驶入浅滩。在帕尔马完成这些工作后，弗拉辛的英国总督只好在报告中表示，斯勒伊斯已经遭到封锁。

以上这些事情大约发生在扬·维奇盖尔德从布鲁日前往帕尔马军营的三周前。在那个时候，联省议会一直对事态的发展无动于衷，驻扎在弗拉辛的英国人又束手无策，只得眼看着帕尔马一步步地勒紧了环绕斯勒伊斯的包围圈。所幸莱斯特伯爵最终带着钱和人回来了。他的首要任务便是从帕尔马军队的利齿之下解救斯勒伊斯。

维奇盖尔德的使命是要确定西班牙军队究竟有多么可怕。他有条不紊地四处查访，像是在为供应军粮进行测算。他发现对方有四处营地，因为彼此之间很难互相援助，每处营地都构筑了防御工事，以便独立守卫：第一处营地在布鲁日门外，迄今为止只有那里发生过主要会战，另一处营地连同帕尔马的总部一道设在卡赞德岛上，位于斯勒伊斯城内火炮的射程之外，第三处营地坐落在与卡赞德岛有一河之隔的圣安妮岛上，面向斯勒伊斯的旧城堡，第四处营地则横跨一条正对着根特门⑥  的运河。根据维奇盖尔德的判断，所有四处营地的总兵力，包括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瓦隆人在内，总共可以达到 5000 至 6000 人，也许更接近 5000 人。截至目前，在所有送抵沃尔辛厄姆和莱斯特的报告中，这个数字有时翻倍，有时则高达三倍之多，倘或这会儿沃尔辛厄姆将维奇盖尔德的估算数字告知莱斯特，后者一准儿不会采信。但帕尔马呈递给腓力二世的秘密信函却证明这个数字具有令人惊讶的准确性。

不过维奇盖尔德又很快向沃尔辛厄姆发出了警告，虽然对方的人数比预想的要少，但这些全都是帕尔马麾下的头等精兵，他们时时保持警觉，思虑周密，久经战阵，绝不会在突袭或恫吓之下手足无措，他们可以在洪水齐腰的壕沟中修筑工事，哪怕对手正在前方的城墙上瞄准自己的喉咙，他们面对滑膛枪的致命齐射会报以不忿的诅咒，与饿着肚子或是暴雨砸落在脊梁上时发的牢骚没什么两样，他们既不会错过战场上的分毫优势，又不会去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他们永远纪律严明……他们的力量源泉主要在于小心的观察和行事的谨慎，无论日夜，从不懈怠。”

但这一回，西班牙人却棋逢对手。帕尔马在写给腓力二世的信中表示，他的作战经历中还从未出现过更加勇猛和狡猾的敌人。西班牙普通步兵曾经冒着战火挖掘堑壕，每一铲都会污水四溅，曾经被英国人的夜间突袭赶出刚刚拼死拿下的战壕，曾经在布鲁日门附近伸手不见五指的地道和反地道作战中应对忽然遭遇的白刃战，他们归来后向维奇盖尔德描述的内容，无不印证了帕尔马在信中表达的看法，纵然满是污言秽语，实则暗含钦佩之情。帕尔马一方的伤亡情况已经十分严峻。大量军官身负重伤，包括老将拉莫特，他也许是帕尔马最得力的副官，看起来，在西班牙军队能够取得较大进展之前，帕尔马在布鲁日提前准备的 1500 张病床可能就会躺满伤员。

虽然如此，维奇盖尔德还是确信，除非能帮斯勒伊斯解围，否则这座城池唯一的选择便是投降。帕尔马从始至终都在毫不松懈地向卫戍部队施压，他的人员和弹药储备都要胜过城内守军。就在此刻，维奇盖尔德已经能够从守军开火的频率中精明地做出判断，城内必然已经在为弹药不足而发愁。维奇盖尔德深信斯勒伊斯仍有可能获救，而转机最有可能来自海上。只要进攻足够决绝，帕尔马的小型船队其实无力对航道实施真正的封锁，如果以小艇密集冲锋，卡赞德岛上的火炮也无法击沉足够多的小艇来扭转局势。但问题在于事不宜迟，必须尽早行动。谣言已经传开，据说布鲁日正有一座木桥被分成 30 段分头建造。这是为了从水上进攻斯勒伊斯城，工程师们如此说道。不过听起来这很像重施故伎，帕尔马三年前也曾下令造桥，但不是木桥，而是可以搭在驳船上的浮桥，桥面上竖有足以抵御滑膛枪弹的胸墙，他成功利用那座浮桥封锁了斯凯尔特河。可以说，那座浮桥决定了安特卫普的命运。

当英国舰队正载着莱斯特伯爵和 3000 名英军士兵一路随风驶过佛兰德海岸时，维奇盖尔德想必还在布鲁日，他要查明浮桥的真相。从斯勒伊斯的城墙上可以清晰地观察海军舰队的行进全程——从布兰肯博赫的周边地带到弗拉辛的港口。眼尖的人还能辨识船上的旗帜和传令旗语，被围攻的人们用轻型火炮向着围攻者的前沿阵地扫射了一通，借此表示他们已经看到了援兵。西班牙人也用火炮照单奉还，于是当莱斯特的船只进入斯凯尔特河的西侧河口时，他听到了雷鸣般的炮声，而且看到西班牙人的阵地已经被火药燃起的烟云标示了出来。这一天是 7 月 2 日，距离帕尔马夺取卡赞德岛已经过去了 23 天。

而当斯勒伊斯的卫戍部队再次看到自己也许可以倚靠的救星时，又已经过去了 23 天。在这期间，事态大多时候都很糟糕。凭着孤注一掷的反抗，他们打退了从布鲁日门来犯的敌人；德·维尔率队发动过一次突袭，击退了另一支来犯的队伍，他们捕获了一些战俘，甚至几乎夺走了一些攻城的火炮；被唤作“大烛台”的旧城堡及其外垒也在屡次交火中得以保存。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足够的人手能被安置到城墙的各个角落去做工、瞭望和作战，有人倒下，也没有后备力量可以顶上。帕尔马的浮桥开始陆续运抵。其中的两段桥梁位置正对着旧城堡，保障了布鲁日门前部队和圣安妮岛部队之间的交通。还有两段桥梁则弥补了东侧的另一处缺口。而后一长列浮桥被牵引着经过布兰肯博赫并在齐文水域顺流而下，最终搭成了一条从卡赞德岛到圣安妮岛的进军之路。现在不仅航道仍被封锁着，卡赞德岛上的人员和火炮也已经能够向旧城堡和斯勒伊斯城移动了。

帕尔马首先加强了攻打旧城堡的力度。守军指挥官格劳内维特在集结全部力量后奋力击退了西班牙人发起的第一轮进攻；但紧接着，他意识到自己几乎已经落入了陷阱。这座堡垒与斯勒伊斯城只靠着一座长长的木桥连接起来。一旦投入防卫力量守护城堡，帕尔马就能烧毁或炸掉那座木桥，并通过新落成的交通线转而攻打城市的另一边。这样的话，卫戍部队将陷入无助的境地。考虑到这一点，在万籁无声的午夜，城堡中的所有部队，斯勒伊斯大约 200 名仍然能够进行抵抗的勇士，全都秘密撤入城内，殿后部队接连放火烧毁了城堡和身后的木桥。

帕尔马对此失望透顶，但他做出的回应是冷酷地向前推进，寻找弱点，将火炮移至离城墙更近的地方。他感到，时间对于自己已经不那么慷慨了。用不了多久，荷兰人和英国人一定会行动起来，尽管交通条件已经改善，他仍然不愿冒险在这运河盘曲的混乱地形上开战。倘使敌方的增援部队兵力庞大，作战意志又足够顽强，那么届时他要保住攻城设备乃至部队，只能寄希望于好运降临了，因为敌人一旦控制海洋和斯凯尔特河口，将可以随时从几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发起进攻。帕尔马清楚，如果自己手上握有一个如此重大的优势，他就会如此加以利用。

故此，他进一步将火炮推向前线，冲着布鲁日门前早已血流成河的地带集中开火。在圣地亚哥节的早晨，所有攻城火炮发动了最后一次决定性攻击。熬到下午，城门楼已经坍塌成了一堆废墟，护墙上露出了许多豁口，其中有一些宽到足以让 20 个人肩并肩登上去。在倾圮的城墙背后，帕尔马带着两天前的新伤，跛着脚做了一次侦察，结果却看到前方早就建起了一座新修筑的半月形防御工事，守护它的是另一支看似打不垮的部队。也许一次不顾一切的冲锋足以拿下这座工事。但从敌人先前的表现来看，此举必然会招致极大的伤亡。他当然渴望速胜，但终究难以承受更高的代价。于是军中吹响撤退的号声，帕尔马回到了自己的总部，他一方面开始在敌方半月堡的射程之外着手组建新的火力网，另一方面打算用云梯佯攻根特门方向，以求迷惑和分散守卫力量。

就在那天晚上，攻城部队看见斯勒伊斯城内的钟楼上火光闪烁，光点比平日更加繁密，而且组成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图案，卡赞德的守望者也报告称，河对岸的弗拉辛同样亮起闪烁不定的密集光束，像是在应答。陷入包围的城市显然在发送信息，也许是最后的呼救，又或者是绝望的感叹，而且确实收到了某种回复。

此时是 7 月 25 日夜。当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斯勒伊斯和弗拉辛之间的整个斯凯尔特河西侧河口已然遍布白帆，目力所及之处皆是来自泽兰、荷兰、英格兰的战舰和运输船只。轻帆船在齐文水域的入口处探查情势，而在它们身后，人们还可以辨认出林林总总的各式军旗，它们属于泽兰海军元帅拿骚的贾斯丁、英格兰海军大臣埃芬厄姆的查理·霍华德、奥兰治家族的年轻领袖莫里斯、女王的总司令莱斯特伯爵。就在帕尔马还在细细思索最新战报时，又随之传来了新的消息，联省议会的军队正在威胁斯海尔托亨博斯，该城如果沦陷，驻扎在东佛兰德的整个西班牙军队右翼都会落入危险。帕尔马被迫重新部署兵力，既要争分夺秒，又要慎之又慎。在他摸清荷兰人和英国人的算盘之前，进攻斯勒伊斯将暂缓执行。如果说帕尔马在这个紧要关头仍然能够保持头脑冷静的话，那是因为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在胜利和灾祸之间的刀刃上游走。

荷兰人和英国人也并不清楚接下来该干什么。莱斯特想要借助这些浅水船舶沿齐文水域的航道径直而下，同时发动火炮击垮对方的浮桥，强行打开通往斯勒伊斯的进军路线。不过这一行动计划离不开荷兰船只和领航员的协助。而拿骚的贾斯丁并不情愿拿自己的战舰冒险，荷兰的领航员们也对此纷纷摇头。他们表示，也许应当等待下一次海潮大涨和西北风大作的时候再考虑强渡，只要再过一周，海潮便会上涨，至于风——听到这儿，莱斯特赶紧打断了这一念想，他提议让自己的英国部队在卡赞德登陆，以便捕获敌人的火炮，摧毁他们的浮桥。但是能够投入使用的平底驳船全都是荷兰和泽兰的财产，没有联省议会的授权不得调动。贾斯丁倒是愿意给议会去信申请授权，他还建议英国人在奥斯滕德登陆，沿沙丘进至布兰肯博赫，以吸引帕尔马分兵救援。如果他们能够得手，此地的荷兰人将会尝试强攻航道。莱斯特勉强应允，虽然一开始受到不利的风向困扰，但他的主力部队，一共 4000 名步兵和 400 名骑兵，最终在威廉·佩勒姆爵士的率领下成功登陆奥斯滕德，这时距离增援舰队出现在斯勒伊斯附近正好过去了一个礼拜。

第二天，这些英军开始向布兰肯博赫进发，莱斯特和霍华德的舰队也随之沿海岸挺进。在朝向奥斯滕德的方向，布兰肯博赫的防御工事里只有少量几门火炮，好在最后一刻守军及时掘开堤坝，为自己赢得了喘息之机。帕尔马又一次面临困局，布兰肯博赫的卫戍部队力量薄弱，若该地陷落，他在斯勒伊斯城外的营地也将难以为继，想要安全撤退会困难重重。想到这儿，他赶紧拨出 800 名士兵先行驰援，并准备尽其所能地赶紧拔营起寨，亲率全部大军赶往布兰肯博赫。可是佩勒姆却停下了行军的脚步，开始仔细思考如何应对堤坝上的缺口和远方的火炮，同一时刻，莱斯特也从甲板上看到了西班牙士兵的胸甲发出的熠熠光辉，那些正从东方赶来的帕尔马的先头部队都是些久经沙场的可怕老兵，天知道到底有几千人，正急匆匆向这边赶来，打算合围和吞噬他手下这支训练不周的征募部队。于是莱斯特下达紧急命令，要求佩勒姆的人马保持良好阵型退至奥斯滕德，从那里重新登船返回斯勒伊斯附近的联军舰队。如此一来，帕尔马就不需要继续重新部署队伍了，荷兰舰船见状也没有轻举妄动。

翌日夜晚，攻取航道的一切事宜都已准备停当。此时恰逢大潮。西北方向的风力渐强，又不至于太过强劲。援军的战舰于是分两列进发，由拿骚的贾斯丁作前导，它们要尽可能地掩护满载援军和物资的霍伊平底船和快速平底船。莱斯特伯爵下令让自己乘坐的驳船四处环游，亲自指导航道的探查和标记工作，对于周边掠过的西班牙人的炮火丝毫不以为意。他要亲率救援部队解放斯勒伊斯。荷兰人也一道发动了攻势，想用引火船烧断浮桥，打开进军深水盆地的路线。

桥上竖有一道抵御滑膛枪的胸墙，一队瓦隆士兵负责守护此地。当时的情形一定惊心动魄，只见从不断挺近的船只的船舱中迸发出了火苗，迅速吞噬了船体，一条条火舌也开始蹿上船上的索具。眼前的一幕想必像极了两年前的安特卫普，当时也有一艘引火船乘着海潮冲向西班牙人的浮桥。许多英勇的西班牙长枪兵曾跳上船去扑火，孰料那艘看起来只是窜着小火苗的来船顷刻间炸成粉末。船身内部铺有一层耐火砖，塞满火药、石块和废铁，爆炸造成的死伤比许多激战还要严重，任何目睹过那艘“安特卫普地狱燃烧者”爆炸的人都将绝难忘怀。现在指挥这场浮桥守卫战的朗蒂侯爵就是当年的见证者之一。但他当年也亲眼见证了帕尔马在敌人故技重施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眼看引火船靠近，朗蒂果断下令将处在来船路线上的浮桥部分解开套索。来船从空隙之间穿过，漂向斯勒伊斯深水盆地的边缘，自顾自地烧了个干净，没有造成任何损伤，解开的浮桥又复归原位。所幸这一回敌军并没有往这艘船的肚子里填塞炸药。

假使莱斯特当时正率领众多驳船尾随这艘引火船前来，他也许能乘机强行驶过航道，一鼓作气破坏浮桥。可是他本人尚在一英里之外，对于前线发生的事情概不知晓，事实上当时他正忙着对自己的泽兰领航员大发雷霆。赶在他们的争执结束之前，守军已经将浮桥归位，而海潮正在退却，风向也转向了正南，于是矢志拯救斯勒伊斯的英国舰队只好有失体面地撤回了弗拉辛的港湾。

这场为期两个礼拜的救援行动实在不无愚蠢，它的主要效果是影响了守城部队的士气。罗杰·威廉姆斯爵士是参与守卫斯勒伊斯的英军指挥官，他的书信是有关这个故事前后经过的最佳描述。威廉姆斯是一名职业军人，过去 15 年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尼德兰的战场上度过的。这名威尔士人好像一只好战的斗鸡，他的头盔上总是插着一根两军中最长的翎羽，“这样无论友侪、仇雠都可以明晓他身在何方”。他与弗鲁爱林⑦  上尉一般无二，两人全都头脑冷静、脾气火爆，有直言不讳的讲话方式和百折不挠的内心，二者还都极其喜好纸上谈兵。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威廉·莎士比亚要么与威廉姆斯有个人私交，要么便是从其他与威廉姆斯有私交的人的回忆录中撷取了许多营养。在帕尔马展开围攻之初，威廉姆斯曾以一种冷峻而自矜的语气向女王概述战局。“我们要守卫的土地太多，能够守卫的人又太少，”他写道，“但是我们可以凭借对上帝的笃信和自身的勇气去捍卫它……每丢失 1 英亩的土地，我们都会让 1000 具敌人的尸体来陪伴我军倒下的战士……我们毫不怀疑，由于我们诚实坦荡地为陛下本人和亲爱的国家效命，您将会施以援手。”当援军随后未能如期抵达时，他又向沃尔辛厄姆抱怨拿骚的莫里斯阁下太过年轻，由于莫里斯和同父异母的兄长贾斯丁只受过糟糕的军事教育，联省议会为此丢掉了手中的一半城市，不过他的语气仍然透露着自信。“自从我踏上战场以来，”他写道，“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加勇猛无畏的军官和更加渴望战斗的士兵……昨天 11 点，敌人在车子的掩护下［那应该是覆盖着防弹外壳的手推车］，通过壕沟攻入我军堡垒的堑壕。我们随即发动突击，夺取他们的壕沟……还把他们赶回了自己的炮兵营地，我们一直坚守堑壕，直到昨天晚上。凭着上帝的帮助，我们将在今晚重新拿下它，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同一天，威廉姆斯还规劝莱斯特大胆行动，以加里奥特桨帆船和平底船直接冲击通往斯勒伊斯的航道。“只要您的水手能够尽到他们应尽职责的四分之一，就像我之前已经多次看到的那样，西班牙人将无法阻止他们。在您进入航道之前，我们将以自己的船只先行，我们会与敌人交战，以证明此举无甚风险。您可以向世界证明，这里［没有叛徒］只有勇敢的军官和士兵，他们宁肯战死沙场、死得其所，也不愿丝毫有愧于战士的身份。”十天后，他再次致信莱斯特，这次他概述了增援部队的战术策略，行文中流露出弗鲁爱林上尉的口吻：“万望阁下明悉，战而无险，未之有也。尊意应允之事，万望速速行事。”

又过了一周，增援舰队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斯勒伊斯卫戍部队的视野中。孰料三天过去，舰队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威廉姆斯禁不住再次动笔：“自从第一天开始，我们……12 个连队中的 9 个就已经枕戈待旦，在过去的 18 天中，有超过一半的连队每天蓄势待发……如今我们死去了 10 位将领、6 位副将、18 位士官，以及总共将近 600 名士兵。英勇的士兵们因为得不到增援白白战死，而增援实则易如反掌，此事闻所未闻……我们剩下的火药已经不够支撑哪怕三场小规模战斗了。就个人而言，我情愿自己已经［率领］那么多勇士们共赴黄泉。古话诚不欺人，唯其代价高昂，方显智慧可贵，不过我和余下诸位袍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未免过高了些。”

附言的语气就更加辛辣了：“对于帕尔马的所作所为，威廉·佩勒姆和其他诸公既不打算倾泻怒火，也不打算倾尽全力以牙还牙。斯勒伊斯城不过是其手中的一张牌而已，他们既不了解城内外对阵双方的惨烈故事，也不愿切身体会他们可怜朋友的苦痛。”

这封信发出后，斯勒伊斯城又挺立了八天，为赢得这八天，又有超过 200 人殒命。当引火船烧焦的骨架还在兀自冒着黑烟时，格劳内维特终于提出了谈判的请求。帕尔马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残余的卫戍部队——1700 人中已经有 800 人被杀死，200 人身负重伤——可以携带武器和行李，保持军人的尊严，排成整齐的队列体面地出城。帕尔马向来尊重勇敢的敌人。他找到了罗杰·威廉姆斯爵士，后者正站在自己部队的最前头，胸前挂着受伤的手臂，头顶那根有名的翎羽也已残破。帕尔马称赞了威廉姆斯身为军人的出色表现，主动提出要在西班牙军中为威廉姆斯谋求一份合乎身份的官职，而且保证他不必面对来自新教阵营和本国的同胞。然而威廉姆斯礼貌地回应道，如果未来他将为英格兰女王之外的人效力，那个人只会是新教事业的战士、目前深陷困境的胡格诺派英雄纳瓦拉国王亨利。威廉姆斯为麾下士兵徒然无益的牺牲而神伤，得知英勇的敌人揣摩出了自己的心绪并报以同情，并不能稍稍抚慰他的心。此时此刻，威廉姆斯再也不想为任何君主效命了。在返回英格兰的路上，贫窘到甚至得不到一匹马的威廉姆斯在致国务秘书沃尔辛厄姆的信函末尾写道：“我已经厌倦了战争。如果有能力规划未来的生活，我将告别［军旅生涯］并遵循沃尔辛厄姆夫人的建议，娶一位商人的寡妇了此残生。”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个想法付诸行动。

帕尔马公爵的疲倦并不亚于罗杰爵士。这场攻城战大约带走了 700 名士兵的性命，伤员数量也超出了他的预期。“自从我来到尼德兰以来，”他在写给腓力的信中说道，“没有哪次行动像此次对斯勒伊斯的围攻这样令我烦恼和焦虑。”但为入侵英格兰着想，既然目标终能达成，那么代价虽高，却还是值得的。也许帕尔马会复述土耳其苏丹的矜夸，以此来说服自己。虽然被烧掉了髭须，可是他斩断了敌人的一条臂膀，终究得大于失。

13　美满的时日

库特拉

1587 年 10 月 20 日

纳瓦拉国王和他的军队正深陷困境。这支胡格诺派的主力军突然被强大的天主教势力包围，几乎无路可退。赢得生机的唯一可能是赌上全军之力，孤注一掷地拼个鱼死网破，可是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若真冒这个险，最可能出现的结果也许是整支军队连同他的波旁王室领导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而这将是对法国乃至全欧洲新教事业的巨大打击，与此相比，斯勒伊斯的失守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截肢手术。对于西班牙的腓力来说，若能换来这样一场信仰的大胜，即使牺牲掉半打斯勒伊斯这样的城市也会在所不惜。

一贯大胆的纳瓦拉国王此前率领这一支堪称胡格诺军队之花的精英部队离开了比斯开海湾，天主教徒本来想在那里扼住他们，但这支部队穿过了敌军的前线，开赴贝尔热拉克和群山之中。纳瓦拉国王与这支精英部队的主力军待在一起，同行的还有他的波旁王室兄弟孔代和苏瓦松，以及许多声名赫赫的胡格诺派将领，他们在 10 月 19 日夜借宿于一座名叫库特拉①  的村庄之中，此地位于德罗讷河和伊勒河之间，正好处在从图尔及北方其他地区经普瓦提埃到波尔多的路上。20 日一大早，天才蒙蒙亮，小村北侧的树林里就传来了遥远而零星的枪声，胡格诺派军官们从睡梦中挣扎起来后得知，强大的国王军在茹瓦斯公爵②  的带领下，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已经抵达警戒哨，而这正是他们一路上试图躲避的敌人。只需要一个钟头甚至更少的时间，茹瓦斯就会将他们一个不剩地逼入德罗讷河与伊勒河之间的交叉地带，他们昨天下午渡过了德罗讷河，本打算今天一早便渡过伊勒河离开。

被困在这里实在不妙。他们驻扎的这座村庄屋舍零落，殊难防守，而且恰好坐落在两条河流之间形如楔子的地段中心，考虑到茹瓦斯公爵已经封住出口，这里无异于一条死路。更糟糕的是，一支骑兵中队和一些火绳枪兵还没有跨过德罗讷河，而前锋部队，包括一队轻骑兵、两个骨干步兵团以及全军仅有的三门火炮，已经身处伊勒河彼岸，前往多尔多涅寻找友军据点去了。如果只顾自己脱身，纳瓦拉国王和他的兄弟、军官们仍然能够带着多数骑兵逃离，他们可以沿着前锋部队的足迹，渡过伊勒河水位较深的逼仄浅滩。当然，步兵主力需要为此留下坚守，用自己的性命为骑兵的撤离换取时间。那样的话，至少有把握保全统帅的安全，但从此以后是否还会有人前来投奔纳瓦拉，就是一个疑问了。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全员留下，拼死力战，也许会被杀得片甲不留。两条河流就在他们身后交汇，那里水位极深，难以涉水而过，水流也太湍急，想要游到对岸绝非易事，村中街道的尽头倒是有一座小桥，可是狭窄的桥面根本不适合大军行进，而茹瓦斯的天主教军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如果说斯勒伊斯的沦陷让反抗的新教阵营变成了跛子，那么等到这支胡格诺军队及其领导人也被歼灭，新教阵营将会彻底瘫痪。到时候也许分散的抗争还会在各地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既然新教势力在法国的脊梁已经被斩断，那么未来早晚会属于吉斯-洛林家族，属于激进而狂热的神圣同盟，属于二者的幕后老板西班牙国王。那一天对于尼德兰的起义者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对于一直以来勉强出任新教联盟的总司令和后台的伊丽莎白而言，更会是雪上加霜。一旦亨利三世完全处于吉斯公爵和神圣同盟的掌控之下——这正是胡格诺反对派倒台、波旁家族毁灭后亨利三世必然会遭遇的处境——那么帕尔马的侧翼部队将不会再受到威胁，届时海峡这一侧的法国海港将会充当入侵英格兰的安全基地，法国的船只和人力将对西班牙无敌舰队形成极大的战力补充。自从瓦卢瓦王朝的最后一位继承人故去③  以来，西班牙的外交活动始终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为此西班牙人利用了耶稣会士的本领，利用了托钵僧会的雄辩和罗马教廷的权威，以及所有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复苏的好斗的天主教势力。西班牙外交官在征调这些力量时轻而易举，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或是直接来自这几方阵营，或是深受后者的影响，他们十分肯定，西班牙的强大国力已为神所拣选，是旨在将全欧洲带回正统信仰的得力武器，因此西班牙的国家利益与天主教会的利益大抵是二而一的关系。

在法国，他们成功利用了反宗教改革派的力量，以至于曾经为了信仰的胜利和上帝之国的建立而战的胡格诺教徒，这两年多来已沦为一头为了生存被迫战斗的困兽。纳瓦拉国王的秘书近来在行文中将此事比喻为一场全欧洲共同出演的悲剧，而胡格诺派则迫不得已地集体饰演了其中的男主角。他们曾经在舞台上被人从背后刺倒在地，时间是 1585 年 7 月。④  当时距离瓦卢瓦王朝的最后一位继承人病逝已过去 13 个月；距离刺客的子弹击倒奥兰治亲王刚满一年；就在 7 个月前，吉斯家族刚和神圣同盟的追随者们在茹安维尔⑤  秘密订约，他们将会支援这场发生在法国并为腓力所亟须的内战，而后者正忙于对付荷兰，也许还有英格兰的异端。还是在 1585 年 7 月，已经被神圣同盟逼到墙角的亨利三世无奈地废除了宗教宽容法案，取缔了新教归正会⑥  。9 月，新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也颁布了一道惊人的谕令，判定纳瓦拉的亨利是一位故态复萌的异端分子，剥夺他的采邑，解除封臣对他的效忠义务，并且宣布亨利无资格承袭法国王位。

由此开始了所谓的“三亨利之战”，一方是法国国王瓦卢瓦的亨利，他是瓦卢瓦家族现存的最后一位男性，另一方是纳瓦拉国王波旁的亨利，依照萨利克⑦  法条，他乃是瓦卢瓦的亨利的合法继承人，此外还有居间押宝的最后一位亨利——吉斯公爵，他来自半属异国的洛林家族，他才是三者中唯一能够渔利的人。根据谱牒学的研究，洛林家族的世系可以上溯至查理大帝，有人因此认为，吉斯公爵的继承资格实则比休·卡佩⑧  的任何后嗣都要更加充分。或许没有人敢在正式场合鼓吹这一论点，但眼下时移世易，眼看法国王位的继承者将会是一位异端分子，是胡格诺派几乎公开承认的魁首，于是在讲道者的不断鞭策下，巴黎的暴民已经做好了准备，宁肯发动叛乱，也不愿接受一位新教国王。无论法国国王支持与否，受到西班牙财力支持的神圣同盟的显贵们都决心发起一场针对异端的生死之战，因为无论哪种情况都能满足他们的信仰和贪欲的需要。这么多强大势力出于不同动机共同促成了这次“三亨利之战”，使之成了继圣巴托罗缪之夜后最大的一场浩劫。

纳瓦拉的亨利也召集自己的党人进行反抗。他对王家敕令作出声明，以愤愤不平的言辞表达了自己和同宗信众的信仰忠诚。他又拟就了一封致“西克斯先生”的书信来回复教皇的谕令，一些胆壮之辈还把这封行文活泼的信贴到帕斯奎诺塑像上⑨  ，直让教皇大人感到既愤怒又好笑。他发动了一场灵巧的战役，将游击队的突袭与有选择的要塞固守结合起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天主教徒的进军浪潮。可是就像他日后常常提及的那样，才到秋天，他的胡髭就已经急白了。只要战场上还有敌人，焦虑就迫使他不离鞍鞯，直至他那颀长却硬朗的身躯在疲倦中形销骨立。他内心深知，他和自己的事业、人民都已经陷入致命的危险之中。

在吉斯的亨利之外，法国天主教徒中对于胡格诺派威胁最大的，就要算是率军驻扎卢瓦尔河南岸的指挥官茹瓦斯公爵安尼了。这位帅气却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倏忽间一朝显贵，在二十余岁的光景尚未过半之时已经跻身公爵之列，他还是王后的妹夫，当然也就成了国王的连襟。他现在拥有庞大的采邑，掌管数省大权，同时担任法国的海军元帅。也许在促成他一朝显贵的原因里，最重要的是亨利三世对于帅气后生的嗜好。不过其他那些簇拥在国王身边，长发披肩、通体喷香，善于拿腔捏调、咯咯巧笑的“甜心”，据说在容貌上也并不落于下风，一些人至少表现出了同样的血气之勇，还有一些在吵闹不休和放肆无礼上更决计不遑多让。真正让安尼·德·茹瓦斯脱颖而出的是他为王上所青睐的另外一种品质，即对于指挥的热情。他的身上既有鲁莽放肆，又有目空一切的自信和某种宽宏大量，这让同时代人（不仅只有国王）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今天的我们竟无法断言，他是否还拥有其他任何卓尔不群的品质。

为神圣同盟的事业效命时，他也拿出了在宫廷中争吵、狂欢的劲头，显得轻率、不顾一切。他必然清楚，自己的护主对于神圣同盟依然心存芥蒂，在签署取缔胡格诺派的法令时仍旧苦恼万分，不愿下笔。也许茹瓦斯的确在短时间里从一个平平常常的信徒变成了激进的天主教战士。也许这是因为他的妻子怀着对吉斯兄弟的同宗情谊，有意影响了他的立场。也许他只是单纯想要向溺爱他的朋友证明自己的独立，要知道这位国王可是在他未满 25 岁时，便把法国的命运置于他的脚下。随后发生的事件似乎证明他合当有蔑视一切的自信，因为他能让国王对自己言听计从，即使是在一系列有损王权的方针政策上也概莫能外。在这个战争舞台的中心，国王提携他为副官，给了他一支精良的野战部队；等他把这支部队挥霍殆尽时，国王又把另一支更加强大、更具威仪的部队交到他手中。就是这第二支部队自从午夜以来一路沿沙莱大道向南追击，终于在库特拉困住了纳瓦拉国王。

纳瓦拉的亨利从未计划与茹瓦斯交战，而是试图躲避他。整个夏天他一直在这么做，同时希望以不断的骚扰促使这支天主教军队走向解体。新教徒几乎从未赢过一场大型会战，多年来他们甚至没有在这方面做出过一次尝试，但他们都是经验老到、忠于信仰的军人，这个夏天一如往昔，见证了他们在不下百次的小规模冲突中连连取胜。在听说茹瓦斯带着一支新的军队重回战场后，亨利将拉罗谢尔以及普瓦图、圣东日地区新教小城的防御力量中可以抽调的全部胡格诺派军队招致麾下，而后准备从国王军的眼前转移至多尔多涅，踏入一片七零八落的丘陵和山谷，它们一路向南，刚好通往波城和自己受封于贝恩的公国。他可以从当地获得增援，那里有一打以上的山巅要塞保障自己的安全，他有办法让公爵的军队在那儿尝尝苦头，让敌人陷入徒劳无益的围攻，自己则可以乘机转向北方，他想与朋辈和盟友率领的瑞士、德意志雇佣兵（部分军费由伊丽莎白女王承担）会合，后者正向卢瓦尔河的源头挺进。

这名贝恩人从来行动迅速；这是他作为统帅的显著特点之一。但这一回，他的步伐过于迟缓了些。他误以为茹瓦斯的主力军还远远落在 20 英里以外，其实他们相距不超过 10 英里，他还低估了茹瓦斯的求战欲望，没有料到这位挑剔讲究的廷臣竟然半夜里快马加鞭，只为在清晨求得一战。亨利现在能够从各种轻武器的交火声中判断出，自己的外围岗哨已经被敌人突破，他正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事实：虽然他本人仍可以脱身，但很可能必须弃大部队于不顾。

从历史记录来看，亨利的脑海中可能根本没有出现过逃跑的念头。相反，他给军官们留下的印象是，这里恰恰就是他将要立足一战的地方。亨利很可能是不假思索作出这个决定的；他明白，自己身为胡格诺派领导人的身份既不是来自继承顺位，也不是源于信仰——毕竟自己的新教立场经历了不光彩的失而复得⑩  ——而实实在在的是因为他甘愿在每一次交火时舍生忘死、出入前线，在这场漫长的党派斗争中，他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位国王、将军，而仅仅将自己视为一名勤勉的非正规军轻骑兵长官。如果他在同侪身临险境时全身而退，他不仅将丧失一支军队，而且会在通往王冠的前路中永远地失去人心，而这本来是他所能依赖的唯一资源。

如果说亨利看起来对于战斗的前景非常乐观的话，那么军官们所做出的临阵部署就不那么令他满意了。当时的库特拉一如今日，有一条长街沿着沙莱至利布尔讷的大道展开，两边的房屋密密丛丛。那些年中，在这条长街中间的东侧，在一条由西穿越德罗讷河而来又将在前方穿越伊勒河而去的道路上，矗立着一座大约修造于 60 年前、已经部分坍塌的城堡，从侧翼掩护着这条长街。这支胡格诺军队正以历史记录中语焉不详的阵型沿着那条东西向的道路列队。火绳枪手被安插在民宅之中，城堡则充当了整个防守阵型的中枢。可是受限于村庄街道的走向，战场显得狭窄而四分五裂，这让亨利无法接受。尽管轻武器的嘈杂声开始在树林边缘响起，距离此地已不足一英里，亨利还是下令全军向村庄北端一块开阔的草地前进，在那儿，他重新部署了阵列，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工作几乎是在敌人面前完成的。

在部署队伍的同时，炮兵部队赶紧按照他的命令把那三门铜炮——其中一门的炮弹重达 18 磅——从伊勒河彼岸运了回来，并把它们安放在新战场前线左侧的一处多沙的山丘之上，这里高度适中，火炮的射程恰好足以覆盖这个小型战场的全部角落。在炮兵即将抵达高地之前，部分胡格诺步兵队列仍然还在战场右侧行进，骑兵们则要么还在村庄局促的街道上等待调拨，要么刚刚赶到新的阵地，而此时茹瓦斯的先头部队已经如潮水般涌出树林，进入了这个坐落在开阔草地上的竞技场。

“如果说两军相逢时国王正身处困局的话，其实公爵也并非全无烦恼。”茹瓦斯获知胡格诺派军队已经抵达库特拉并且计划从自己眼前溜走时，已经是深夜了，他的军队被迫从各自屯驻的分散村落里醒来，通过一条条狭窄的小路和马道，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在漆黑的夜幕下，往往只能以一路纵队行进。当走在部队前头的几个骑兵惊醒了亨利一方的外围岗哨时，公爵的大军正好似一条拖沓的长蛇，蛇身由骑兵和步兵混杂组成，沿着沙莱的道路蜿蜒前进，前后竟然长达数英里。正因如此，两方的指挥官其实同样在为阵列的混乱和敌军的出现而犯愁，“每一方都摸不清楚对方的下一步计划”，现在两支军队各自占据草地的一侧，彼此面对，好像达成了默契似的相互视若无睹，直至各自都重新完成阵列部署，整顿好军容为止。当公爵的轻骑兵从林中出现，来到尚在调动的胡格诺对手的眼前时，朝阳已经开始东升。此时距离纳瓦拉国王的炮兵率先发难还有两个小时，他们虽然比公爵的炮兵更晚来到战场，却抢先一步就位。

纳瓦拉国王选择了更好的位置，他的部署也更为高明。战场右侧有一条深深的堑壕，一座原先属于城堡园囿组成部分的猎场以此作为边际，亨利的 4 个骨干步兵团就在壕沟后方严阵以待，这个位置可以有效抵御骑兵的进攻。得益于起伏不平的地面和丛生的灌木，他们可以从这里放心地射击，而不必担心缺少足够的长枪兵在前屏护。在左侧，一支规模小得多的步兵受命略为远离战阵，以溪流形成的池沼作为掩护。而在战场中央，胡格诺重骑兵组成了 4 个紧凑的中队，一字排开，纵深多达 6 行以上。挑选出来的火绳枪队被安插在骑兵中队之间的空隙中，他们得到命令，要等到敌军前进至 20 步以内时，再以密集火力集中扫射。在最后一个骑兵中队以远的地方，是自从破晓以来一直在与敌人缠斗的拉·特雷莫勒的轻骑兵，他们封堵住了通往步兵主力所在的猎场的缺口。以上部署透露着狡狯和老练，胡格诺派知道，想要赢得此战，他们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

在他们对面，茹瓦斯摆出的阵型与之相似而又相对简单。在两翼，他分别部署了 2 个王家步兵团，左翼的 2 个团至少可以与对面猎场上的 4 个步兵团媲美，右翼的 2 个团也要比溪流后方的胡格诺散兵强大得多。中央地带的部署同样针锋相对，以轻骑兵对阵亨利的轻骑兵，以威名远扬的王家重骑兵“宪骑兵”⑪  对阵胡格诺派的胸甲重骑，王家重骑兵没有分成中队，而是组成了一排狭长而又连绵不断的双线阵列。茹瓦斯自己亲自统帅这支宪骑兵。他希望以这支精锐力量发起势不可挡的冲锋，一举击溃胡格诺派的脊梁。他已经向军官们做出保证，不能让包括纳瓦拉国王本人在内的任何一名异端活着离开战场。

隔着几百码的开阔地，双方骑兵有充足的时间相互打量。胡格诺军人看起来朴实无华而又久经沙场，他们身上的皮革污秽不堪、布满油渍，盔甲上的钢制部件灰不溜秋、毫无光泽。他们穿着只有胸甲的铠衣，戴着没有面甲的头盔，他们的武器大多只是宽刃大剑和手枪。在后世的传说中，纳瓦拉的亨利进入战场时头戴一根白色长翎，身着一袭华美礼服，但是据当天在亨利不远处骑行的阿格里帕·德奥比涅回忆，国王的打扮和武装与周边的老战友们并无二致。胡格诺重骑兵安静地骑在马上，每一个紧凑的纵队都纹丝不动，看上去坚如磐石。

而在战场的另一侧，国王军长长的队列却似欲静而不止的水面，不时泛起些许涟漪和波光。这里翻涌向前，那里又收缩退后，仿佛成员们在彼此推搡，又好像起跑线之前的赛马选手在挤占有利位置一般，他们连连腾跃战马，时不时地擅离队列、互换位置，只为了向友人致意，或者向敌人示辱。被尊称为“宫廷之花”的骑士们陪伴茹瓦斯一路来到普瓦图。超过 120 名贵族和绅士亲自充当骑兵，现在就立于阵列的第一线，其中多数人的随身侍者也披上铠甲候立在旁。因此，在公爵执意要求贵族骑士们装备的骑士枪上，悬挂着象征骑士身份的各种燕尾旗和方旗，还用斑斓多彩的缎带打着结，以表示对某位女士的敬意，这真是一场盛大的甲胄巡演，人们再也不会在一场战斗中看到如此眼花缭乱的各式铠甲了，在骑士们的颈甲、胫甲和带面甲的头盔上，在其他但凡显眼的部位，都精心镂刻和镶嵌着古怪的纹饰，以至于德奥比涅事后记载道，在法国，从没有一支军队这么披金戴银、晶晶闪亮。

当这支熠熠生辉的骑兵还在调整队列时，纳瓦拉国王的三门火炮已经在山丘上安置完毕，并率先开火。那些实心弹几乎是以纵向的角度飞向天主教队伍，在敌阵中炸开了花。胡格诺派老兵在第一流的炮兵长官的指挥下，接连发射了 18 枚致命的实心弹，与此同时，茹瓦斯的炮兵只打出了 6 发炮弹，而且对手几无损伤。“再等下去必输无疑！”公爵的副将拉瓦丁喊道，于是公爵横下心来，下令吹响号角，发起进攻。

拉瓦丁处在天主教军队的左翼，第一个率军进击。他的攻击锐不可当，不仅击穿了特雷莫勒的轻骑兵队列，还连带击溃了对方身后蒂雷纳⑫  的重骑兵中队，将他们一并赶入村庄的街道。蒂雷纳赶紧召集残部（18 名近来编入的苏格兰志愿兵构成了他的核心战力），但是一些曾经在清早英勇拼杀的轻骑兵此时却溃不成军，正飞奔着败退至村庄各地，沿途还在散播纳瓦拉军队战败的消息，胡格诺军队已经听见身后的村子里有天主教徒高呼“胜利！”。

但是在胡格诺军队的左翼，那一小队步兵却抱着与其被击毙不如主动战死的心态，一股脑儿拼死冲过小溪，在对面的王家军团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之前，就矮身冲入长枪阵中，或是用双手拉开敌兵，继而他们又拔出短剑和匕首，开始短兵相接。被吓了一跳的国王军已经阵型大乱，于是整个这一侧战场很快变成了一场乱战，一场面对面的白刃搏杀。这时，胡格诺派的右翼步兵也迅捷地加入了战斗，他们在防守猎场的同时，尚有余力偶或向拉瓦丁的骑兵发出一阵齐射。

但战斗的天平仍然决定于中央的局势。公爵的号角已经吹响，光彩熠熠的阵列已经摇摆着突上前来，骑士们将骑士枪垂至水平，把枪尖对准敌人，家族的旗帜遮盖了身前的土地。马蹄渐渐飞起，直至疾驰的声响雷霆万钧。“太早了点。”胡格诺老兵们相互窃窃私语。当公爵一方吹响号角时，胡格诺重骑兵的随军牧师们才刚刚结束祷告。骑兵们仍然静静安坐在马背上，念诵着他们这一派用于战场的赞美诗：

这就是美满的时日，

神全意选定的时刻，

我们合当努力追求，

受命享有满心喜乐。

这首赞美诗是由《诗篇》第 118 篇改编而来的韵文，那首诗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开头。坚实的胡格诺重骑中队一边高唱圣歌，一边开始缓步起跑。当吟唱圣歌的低鸣逐渐与渐次加快的步伐合拍时，对面一位纡金佩紫、正与公爵并辔行进的弄臣不明所以地欢叫起来：“哈，那些懦夫！他们如今在颤抖了。他们是在忏悔呢！”公爵另一侧的一位老兵却冷冷回答道：“先生，当胡格诺信徒发出这些噪音时，意味着他们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又过了不到一分钟，随着火绳枪手发动齐射，胡格诺重骑兵的庞大纵队又一次加快步伐，最终突入了前方疾驰而来的敌军阵列。

这一轮冲锋决定了战局。在敌军纵队的密集冲击下，天主教军队从正前方被撕裂，胡格诺派的侧翼部队则将散落的对手逐个吞噬。有那么一两分钟，双方展开了混乱的殊死搏斗。胡格诺派的孔代亲王曾被击中落马，但获胜的对手见状后未经犹疑便也翻身下马，随即在战场上解下自己的长手套，将之作为投降的象征献给了落败的亲王。纳瓦拉国王用手枪击中了一名敌人，自己的脑门却被另一名对手用骑士枪柄尾猛击了一下，他随即认出打中自己的人正是沙托雷纳尔⑬  的领主，是他曾经击溃的一支敌军的旗手，于是国王抓住老伙计的手腕不放，愉快地说道：“投降吧，非利士人。”

在战场的另外一角，想要逃跑的茹瓦斯公爵被一帮胡格诺骑兵截断了后路。他随即放下佩剑，高声喊叫：“我的赎金是十万克朗⑭  。”可是一名俘获他的士兵还是用一颗子弹射穿了茹瓦斯的头颅。原因是这位指挥官曾经下令对战场上受伤的胡格诺信徒要毫不留情地全部处死，他曾经吊死过数以百计的囚犯，还向投降的卫戍部队大开杀戒，虽然他们已经按照当时流行的交战双方都应遵守的正派原则投降，因此对于茹瓦斯，并不存在优待战俘的可能。确实，直到亨利国王愤怒地亲自出面干涉为止，国王军俘虏几乎全部丧命。3000 名国王军的普通士兵被屠杀，超过 400 名骑士、绅士一道丧命，这份令人难忘的名单里包括众多公爵、侯爵、伯爵、男爵，等等。德奥比涅认为，这一仗造成的伤亡要比这个世纪任何三场战斗的杀伤总和还要触目惊心。这支天主教军队已经被彻底摧毁；那支金光闪闪的奢华之师已然片甲无存。“至少，”当这一天落下帷幕时，纳瓦拉的亨利开口道，“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将不会再有人妄言我们胡格诺信徒从没有赢得过一场战役了。”

14　胜利之用

法国

1587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16 日

赢得战斗是一回事，利用胜利则是另一回事。在依靠上帝的无比仁慈夺得大胜后，关于如何运用胜利的果实，胡格诺派却歧见纷陈。来自普瓦图的绅士们全都赞成乘胜收复他们丢失的城池和城堡，扫清卢瓦尔河南岸的天主教据点。孔代亲王也持这一观点，他似乎已经看见自己在那片地区开创了一片独立的采邑，重建了家族的公爵领地。①  加斯孔人则指出，在西南方向仍有一支由马提尼翁指挥的 4000 人的天主教军队，他们正在向北进军，本来打算与茹瓦斯会合。加斯孔人建议全军赶在马提尼翁返回波尔多之前追上和消灭他们，这样吉耶纳②  地区将在多年中第一次完全廓清天主教的野战部队。在纳瓦拉国王的议会中，那些最睿智的头脑们却认为，当前可行的道路其实只有一条。在卢瓦尔河的源头地区，某个地方此时应当驻扎着一支强大的雇佣军，它的赞助人伊丽莎白女王已经为之花掉了不少钱，而且许诺还将为之付出更多。那支雇佣军中包括 8000 名可怕的德意志骑兵，由多纳男爵③  统领，还有数量与此等同的一支自由佣兵，同样来自德意志，以及另外 1.8 万名瑞士步兵，由布伊隆公爵④  招募和指挥，这些雇佣军的兵力总和使他们成了 30 年间曾经出现在法国的最强大的外国军队，更不要说他们还得到了 4000 到 6000 名胡格诺派士兵的援助。如果亨利能够立即加入他们，领导他们，以自己的兵力进一步增援他们，以之对抗巴黎，那么法国国王只能干脆出降或者硬着头皮迎战，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在入冬的第一场雪降下之前，这场旷日持久、令人精疲力竭的内战都将以胡格诺派的胜利告终。坚定的胡格诺派，像是马克西米利安·德·伯苏恩，日后的苏利公爵，绝不会原谅亨利将如此大好良机拱手相让。

可是事与愿违，亨利先是在库特拉稍作停顿，处理了诸如伤员（多数敌军都已负伤，而他这一方却令人惊讶地罕有伤员）、赎金和犒赏的事宜。随后他便上马赶往波城，而且只带了少数随从，抵达目的地后，他把缴获的茹瓦斯一方的旗帜全部放到了当前的情妇“美人”蔻丽珊德的足下。得胜的大军只好自行解散，各回各家。各位严肃的归正会战士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失望和悲伤，只能大摇其头。人人都知道亨利身为登徒子的致命弱点，直白地说，他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好色之徒。像他这样一位早已年逾而立的男子、国王、久经战阵的指挥官、法国新教教会的头号保护者，竟然与一名流连风月的少年举止无异，只为与一名少妇缠绵悱恻，竟然不惜把胜利的果实委之于地，对尚未终了的战役撒手不管，实在是糟糕透顶。这当然是纳瓦拉国王的一大弱点，不过归根结底，这一点虽然惹人气恼，却又多少使亨利在部下眼中显得平易近人。

事实真相可能就是如此。但整件事可能还有另一种更加复杂的解释。亨利与蔻丽珊德的罗曼史正在褪色。在库特拉缴获的旗帜实际上是一份告别的馈礼。尽管亨利并不是一位出色的骑手，这次他却不同寻常地偏离了直达的路程，他要前往一座不远处的城堡，去面见一位博雅绅士，与之倾谈，在那里过夜。我们很多人都会愿意拿出一个晚上与米歇尔·埃伊奎姆·德·蒙田聊点什么，但人们会怀疑，是否纳瓦拉国王此行只是为了欣赏主人言谈之间展露的魅力。他想必清楚，蒙田虽然是一位天主教徒、一位忠顺的臣子，却也有着温良的脾性，赞成和平与宽容。亨利还知道，自己可以视他为朋友。

两位友人在火炉旁有了怎样一番促膝夜话，我们已无从得知，但假若纳瓦拉国王决定就眼前可供选择的道路做出阐释，他可能会说出如下一番话。虽然孔代亲王和其他一些来自当地的胡格诺士绅急于在普瓦图发动新的战役，但帮助孔代在那里或是任何其他地方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公国，并不符合王室的利益，而在这一点上，纳瓦拉的亨利与国王利益一致。与之相似，那位年迈的马提尼翁虽然是一名坚定的天主教徒，却也是一位宽和之人，是国王的忠实仆人，如果将他击溃，取而代之接管吉耶纳的可能将会是某个狂热而深具野心的神圣同盟成员。发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各色围城战、截击战已经流血漂橹，而战事越多，就会越发激起苦痛和怨怼，国王就更加难以维持和平。在这一点上，国王的利益再次与纳瓦拉的亨利保持一致。至于当前最明白可行的道路，与多纳的德意志骑兵会合，一齐直捣巴黎，除了在法国国王及其法定继承人之间引发一场会战之外，还会有第二种结果吗？无论神圣同盟、胡格诺派还是政治派⑤  的成员，这些贪得无厌的显贵们难道不都是寄希望于利用这场混乱，从王国的利益和王室的权威中分一杯羹吗？除了他们，还有谁的利益能够保全？

对于亨利可能提及的其他内容，也并不难以推测。国王的利益在于四境安定，为了达成这一点，需要做的只是恢复《普瓦提埃敕令》⑥  的宽容条款，以及握紧限制吉斯家族权力的缰绳，正是出于他们的胁迫，国王才在违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废除了敕令。这次发生在北方的战役也许已经让吉斯的亨利威望受损，对于瓦卢瓦的亨利来说，如果需要采取下一步措施，无论是为继续削弱吉斯家族，还是为了将整个王国团结起来，一道应对与老对手西班牙之间的战争，要知道后者是眼下破坏国内和平的罪魁祸首，都要转而依靠另一人的忠心侍奉，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的兄弟、曾宣誓效忠于他的臣子——纳瓦拉的亨利。

就在库特拉战役结束之后，一位被俘获的国王廷臣对抓捕者说：“赢得这场战斗的你们其实一无所获，因为你们将会激怒国王。”“哈！”抓捕他的这位强硬的新教徒回应道，“希望上帝再给我这样的机会激怒他，最好每周一次！”可是纳瓦拉的亨利其实与那位廷臣想法相近。他曾在另一个场合表示，为了避免与自己的主上法国国王交战，他本人宁愿逃去地球的尽头——这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尊敬。也许当晚他再次以某种其他的方式，向自己的朋友蒙田复述了这一想法。

无论亨利说了什么，在他离开后不久，城堡的主人便命人收拾好了鞍囊，一路向北进发。一位年已五十有四、惯于久坐的老绅士，忍受着痛风和肾结石的折磨，一路穿越贯穿法国南北的漫长道路，冒着强盗剪径、散兵袭扰的危险，顶着秋季的冷雨，也可能只是为了与他的出版商讨论随笔集的最新版本。他的当代传记作家似乎大多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警觉的外交官博纳迪诺·德·门多萨并不这么想。虽然门多萨对这场发生于近日的谈话毫不知情，而且他似乎也并不知道蒙田早先已经至少扮演过一回纳瓦拉国王与天主教阵营的联络人，可是在得知既是马提尼翁的朋友，又是纳瓦拉国王当今情妇的座上宾的蒙田现已来到国王的宫廷时，门多萨还是立即得出判断，蒙田此行怀有不便示人的政治任务。当然，门多萨总是倾向于做出最坏的预估，尤其是在亨利三世也涉身其中的时候。

我们可能永远也无从知晓，蒙田是否为法国国王捎来了其法定继承人的口信，或者倘使如此，口信的内容究竟若何。与提及私人生活细节时的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大相径庭，米歇尔·德·蒙田在涉足政治时却像是一名严守口风的家庭律师。不过假如他真的带来了某些条件和信息，也已经为时过晚了。在库特拉的事情过去数周后，掌握形势的缰绳又一次从瓦卢瓦国王的手中脱落。

在知晓库特拉战事的结果后，瓦卢瓦的亨利也许并未怒不可遏。廷臣们在窃窃私语，国王的垂青和信任似乎早就转移到了埃佩农公爵⑦  身上，前任至爱茹瓦斯的存在和大权在握使得亨利窘迫不安。各国大使们还点破了这样一个事实，自从茹瓦斯开始投入神圣同盟的怀抱后，他所取得的任何一场胜利反倒只会让同盟戴在法国国王身上的镣铐勒得更紧。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甚至报告说，就在库特拉一役爆发前几天，国王曾经亲口表示，假如茹瓦斯打败纳瓦拉，国家将会因此毁灭。无论是否作如是观，在亨利三世的计划中，茹瓦斯的胜利决计不是一个重要的筹码，而后者的失败甚至可能更有利于实现他的蓝图。

对于 1587 年的这场战役，法国国王有自己的算盘。虽然他在雅纳克和蒙孔图大捷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像其现在坚信得那么突出，但对于军事，就像多数事务一样，亨利三世绝不是傻瓜。他为这场战役编写的剧本也并不难猜。茹瓦斯将会深陷卢瓦尔河南岸的战事，亨利大概已经猜测到，纳瓦拉国王会在那儿挫一挫他这位宠臣的傲娇之气。此时，多纳和他的德意志骑兵应该会从东北方向入侵法国。（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与帕拉丁伯爵⑧  的协商，还是布伊隆与瑞士人的谈判，亨利都了然于胸。就算司法、财政、国内行政、陆军和海军全部陷入瘫痪，法国的外交使团也仍然能够运转，而且与往常一样收效良好。）德意志人会穿越洛林地区，兴许会在当地逗留一段时间，如此一来，吉斯的亨利自然将赶回当地保护自己和家族的领地。这使他实际上要去完成守卫北部边疆的任务。不过届时吉斯公爵不会获得足够的人手，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资源。法国政府许诺的援助将迟迟不能抵达。新教军队要么会彻底吞噬吉斯，要么会将他扫至一边，而吉斯的亨利可能会被困在自己的某一座城池之中，也可能只得灰头土脸地回到法兰西，无论发生哪种情况，失败和受辱恐怕在所难免；运气好的话，他还可能送命或被俘。

神圣同盟的落败将会为国王带来一线生机。那年夏天，在埃坦普和拉沙利特⑨  之间的一处地方，他已经暗自调集了一支强大的后备军，据当时的估算，人数可能多达 4 万。他们中的一部分将用以守卫卢瓦尔河所有能够利用的渡口，剩下的兵力则由埃佩农公爵指挥先头部队，由国王亲自率领主力军，随时准备阻拦纳瓦拉国王和德意志人相会。无论到时他的副官们是全军覆没，还是败退后归来会合，只要时机到来，国王仍然有充足的准备夺回舞台的中心，将这场危及自身的暴风雨一扫而空。亨利对胜利胸有成竹，在吉斯落败后，只需要一场胜利，他就将再次成为真正的法国国王。

库特拉之战激起的风云突变虽然超出了亨利的设想，但仍然可以纳入国王的剧本。不过，就在他得到来自库特拉战场的消息之前，北方的事态却严重脱离了预期的轨道。布伊隆和瑞士人果然希望在洛林伫留一段时日，不仅要夺取吉斯家族的城镇，连乡村也要彻底扫荡一番。可是多纳和他的骑兵却一心想要立刻攻入法国。多纳强调，这是自己已经通过霍拉肖·帕拉文奇诺⑩  与英格兰女王达成的某种协定。不仅如此，德意志人对于进攻洛林心怀疑虑，因为该地区毕竟仍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最后一点原因在于，洛林公爵已将境内所有农民都召集到设防的城镇中，这些民众带走了他们所能携带的一切食物和用品，并且对可能被德意志人征用的供给品和草料进行了彻底的破坏。而在法国境内，食物当然要比在洛林丰盛，遇到的顽强抵抗却可能要比这儿少。因此，多纳率领骑兵以及余下的那支行动笨拙、群龙无首的步兵，一路跌跌撞撞进入了法兰西，对洛林人视而不见。吉斯既没有被迫交战，也没有陷入被封锁的境地，而他所处的位置本来是极易被包围的。

为了清除马恩河和塞纳河上渡口的抵抗力量，这些瑞士人和德意志人向南拐了一个大弯，但在经过一番争执后，他们拒绝沿山区高地行军前往卢瓦尔河的源头。他们转而坚持向平原地区进军，一位法国编年史家声称，他们在那儿得到了更丰富的牛肉、鸡肉和鸡蛋，享用了平生从未见过的白净面包和可口美酒。这才是雇佣军喜欢的战争，步调迟缓，行军轻松，物资充足，有广阔的郊野地区可以落脚，有大量目标可供劫掠，却只有很少的仗要打。只有两点令人无法满意。不知是因为夏末的炎热天气，还是由于古怪的食物和烈性的红酒，病号的名单正越来越长。伤病员落在了队伍后方，不难理解，被雇佣军激怒的农民很可能会沿途敲碎他们的脑壳儿，所以那一串非军用的货车在装满了沿路抢来的物资后，还要塞进无法行走的军人。另一点不足是，由于选择了平原地区的坦途，而没有遵照纳瓦拉国王的建议走崎岖不平的山路，当这支新教军队接近卢瓦尔河畔时，他们发现堵住前路的乃是法国国王的主力军。随后，埃佩农在一系列指挥有方的小规模战斗中轻松击退了来犯的先头侦察部队，在获知法国国王本人就在前方阵地的消息后，意志消沉的瑞士人对于继续前进断然表示了拒绝。更何况在国王指挥下摆开阵势的敌军，也就是那些传统上为了捍卫法国王权从瑞士天主教地区征募而来的军团，其实是他们的同胞，对于前方展示的瑞士州旗，这些入侵者们曾立誓绝不侵犯。他们还表示，当初应征入伍时曾得到许诺，只需要与吉斯公爵及其洛林亲属作战，而绝不会与法国国王对阵。而且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德意志人也同样如此。每过去一周，这些拖拖拉拉、吵闹不休、毫无纪律的雇佣军就表现得越发不像军人，而越来越像由土匪凑成的一大帮乌合之众。现在看起来，他们似乎就要在相互揭丑中打道回府了。

眼前的一切完全不出亨利三世所料，与他早先的安排简直严丝合缝。但他没有料到的是，直到此时，多纳这支 3 万多人的部队竟仍然没能解决吉斯手下的区区五六千人。德意志人进入洛林地区后，吉斯始终警惕地围绕着他们沿途随行，他伺机进攻，赢得了一两场小胜，还俘获了一面军旗和若干战俘，可是一旦获得足够在巴黎展示的战利品，他又再次匿迹藏形。德意志人冒冒失失地闯入法兰西后，吉斯始终在与他们的右翼相距约 5 里格的地方谨慎地尾随，这段距离近到轻骑兵可以保持有效的巡逻，妨碍德意志军队向西劫掠物资，同时又远到足以避免后者突然发动袭击。多纳最终并未对吉斯发动突袭。吉斯的有限力量也远远无法产生足够的威胁，来迫使德意志人改变路线，而且就目前而言，后者下一个战略目标也不是巴黎。只要法国国王还亲自在战场上率领强大的军队，只要进攻路线上还遍布着戒备森严的堡垒，多纳就不敢染指巴黎，亨利三世当然明白这一点。不过，巴黎人又怎么会知晓这些呢？相反，他们每天都会从一百座布道坛上得知吉斯公爵授意通报的信息。据说吉斯正捍卫着这个或那个介于巴黎与入侵者之间的据点。他将一直保护进抵巴黎的各条道路，德意志人想要进入首都的近郊，除非握剑在手的吉斯已经为国捐躯。巴黎的布道者们还添油加醋地描述道，身为理当保卫首都的人，法国国王却悄悄地隐遁在卢瓦尔河的后方，毋庸置疑，此刻的他一定在与异端分子进行密谋。幸亏有英勇的吉斯公爵，否则全体巴黎人都将已然为新教匪徒所戕害。

库特拉的战况及时地传达到德意志人的军营中，从而避免了这支军队的分崩离析。多纳这才得以说服吵吵嚷嚷的部下，率领全军离开卢瓦尔河和国王军，走上另一条通往沙特尔⑪  的便捷而开阔的乡间道路。假如多纳还在寻求与纳瓦拉国王会合的话，新的行军方向显然并非上佳选择，其战略价值也不那么明显。但从军需后勤的角度来看，改弦易辙却有利可图。贝奥斯⑫  地区以富饶著称。多年以来，这里从无兵燹之灾。让部队暂时就地驻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主意，他们可以在这儿等待英格兰人、纳瓦拉国王或其他吉耶纳的王公贵族的钱款到位，又或者，法国国王能够主动开出更好的价码。

10 月 26 日，军容不整的德意志人悠闲地抵达了蒙塔日⑬  附近，由于该城有国王的重兵把守，没有人乐于发起一场艰苦的围攻，因此这支军队在几个村子里安顿下来，村子之间相隔 3 至 6 英里，全都与蒙塔日保持 5 英里左右的安全距离。多纳亲自将大本营设在一座名叫维莫里的小村子里，那里处在全军的最右翼。尾随的吉斯公爵马上得知了多纳的行踪，并且决定在天亮前向他发起进攻。

随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大概吉斯的这支小型军队冒着雨水、趁着暗夜悄悄来到了维莫里，让他们大为吃惊的是，在抵达维莫里第一排屋舍之前，他们没有碰到任何警戒哨。神圣同盟的步兵得以出其不意地冲入村庄的街道，开始火烧房屋，向着出现时仍然睡眼惺忪的德意志人开枪、刺出长枪，痛快地掠夺街道上挤满的货车。显然，这场奇袭完全令敌人措手不及。

至于局势是如何逆转的，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多纳立刻跨上马鞍，设法聚集了几队骑兵。他率领这部分军队穿过村庄另一头的一条小巷，来到村外的开阔地带，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村里的街道上挤满了货车，沿街的屋舍又有一半已经着火，因而不利于骑兵的集结。准备完毕后，这些德意志人便拦腰冲向了吉斯的骑兵。遇袭的部队由吉斯的弟弟马耶讷公爵率领。两支同样惊慌失措、阵容散乱的骑兵在夜幕中遭遇，战斗应该不会出自有意的指挥，而更像是一场暴风雨般的混战，想要了解这等战事的细节，人们不应抱有过高的期望，但总体看来，还是德意志人在喧闹的冲杀声中占得了上风。是否在这紧要关头出现了德意志援军，要知道我们从法国人的记载中看到了这一点——但真若如此，施援的德意志人又来自何方？——又或者，是因为吉斯公爵以为多纳的所有骑兵还都被牵制在村里，因此把后来投入战场，与其兄弟交战的多纳误认成了新到的德意志援军？这当然只能诉诸个人的推断了。也许是对自己以 6000 人进击敌方 3 万人的大胆决定感到懊悔，吉斯改变了主意。无论如何，他下达了撤军的命令，黎明到来时，他的部队已经在蒙塔日的城门前喧嚷着要求放行了。

双方都宣称赢得了胜利，对于多纳来讲，这是因为他击退了一次突袭，而且对方的兵力要比自己强大得多，在吉斯看来，则是因为他痛击了入侵者的大本营，还带回了俘虏、马匹和其他战利品。真实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单就屯驻维莫里的德意志军队来看，相比于法国人，他们在人数上的确处于劣势，而且没有其他证据能够充分证明战斗期间曾有援军赶到。经此一役，多纳的军队仿佛是一只不经意间被小狗猛咬了一口的大型犬，只是晃了晃身子，便又若无其事地缓缓开赴贝奥斯平原，已经将吉斯公爵抛诸脑后。而在另外一方，吉斯像是认定了多纳会在身后追击他一样，从蒙塔日一路行至蒙特罗-佛特-约讷⑭  ，从此失去了德意志人的行踪。唯一将多纳的说法放在心上的，其实是他手下这帮强硬而愤世嫉俗的雇佣军，他们绝不会认为将军蒙受的奇耻大辱能仅仅因为驱逐了袭击者便被抹去，要知道遭受突袭的可是大本营，而且连将军自己的私人行李都成了吉斯的战利品。吉斯公爵却已经从维莫里得到了想要的胜利果实，足够令巴黎人民陷入狂喜。他夺走了德意志人的一部分货车和更多的战马。他还亲自带来了战俘，那些出了名可怕的德意志骑兵现在正身着黑色铠甲，双手缚于身后，在欣喜若狂的巴黎暴民面前游街。他缴获了多纳的战地帐篷，还有其本人的军旗。更出彩的一点还在于，他缴获了自多纳进入法兰西以来一直随军行进的两头骆驼，那是帕拉丁伯爵约翰·卡西米尔赠给纳瓦拉国王的礼物。这么多战利品足以举办一场小型的罗马凯旋式，自然也足够说服巴黎人民相信布道者们为了取悦他们而编造的故事了，后者声称入侵的德意志人现在已经惨遭屠戮。

在贝奥斯，入侵者们再一次漫不经心地散开队列，各自扎营，部队依旧保持分立的态势。病号现在比先前更多。那年的葡萄佳酿相比往年格外充足，酒劲也格外猛烈，以至于那些还能纵酒狂欢的士兵，已经不剩几个还保持清醒的了。瑞士人重新开始与法国国王谈判，为尽可能多要到几个苏讨价还价，但已经彻底做出了打道回府的决定。至于多纳，由于他再也没能从英格兰的伊丽莎白那里领到额外的钱款，而来自纳瓦拉国王的许诺又是那么模棱两可，因此也做好了回家的准备。他告诉胡格诺信徒，自己将率领这些德意志人往东回到卢瓦尔河的源头地区，他和纳瓦拉国王本来商定好两周前在那里会合，不过双方都没有如约到达。这一次他向自己的军官们保证，除非纳瓦拉国王带着钱和人应约出现，否则他们就将继续东归，穿过勃艮第和弗朗什孔泰，直到返回故乡。可是没有人认为纳瓦拉国王会准时赴约。战役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就在这时，吉斯又一次发起攻势。就像战役的其他参与者一样，他也认识到了战役已然结束的事实。然而再没有什么比这样收场对他更不利的了：战役仿佛伴随着谈判的音调渐弱而落幕，笃信王只凭借自己的绝对威严和亲自现身便平息了这场风暴，入侵者恭顺地在亨利三世面前退却，对于国王饶恕一命、发放回家上路的赏钱感恩戴德。吉斯了解到，多纳眼下正带着一部分士兵驻扎在奥诺，那是一座周遭有城墙环绕的小城，位于沙特尔以东 10 英里处。不过一支忠于国王的法军还守卫着城内的堡垒，对于多纳的劝降，城堡的加斯孔长官报以一通谩骂和射击。到了这个时候，德意志人最感兴趣的不过是得到一片适于酣睡的干燥地面，因而在封锁了通往城堡的街道、退至滑膛枪的射程之外扎营住下后，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不料那位加斯孔长官却被敌人的漠视态度激怒，他给吉斯公爵传话，表示城外的法军可以轻易地从堡垒所在地进入城区。于是，神圣同盟的军队再度趁着夜色踏上了征程。

奇袭又一次令敌人措手不及，而且这一回，谁是胜利者已不再有疑问。多纳男爵侥幸带领少许骑兵杀出一条血路；余下的多数人都困在了城墙之内，与其说那里发生了战斗，毋宁说完成了一场屠杀。又一次，巴黎人民的眼前摆满了缴获的赃物，这一次，狂喜的布道者在巴黎各处布道坛上公布的毙敌人数，与德意志人遭受的屠戮是约略相称的。

多纳试图召集残部重返奥诺，在那儿他们将有很好的机会还以颜色，也打吉斯一个措手不及，孰料德意志人已无心恋战。瑞士人则早已接受了法国国王的议和条款，悄悄分道扬镳了。五天后，埃佩农赶上了德意志军队，随之而来的还有在侧翼盘桓、虎视眈眈的吉斯，看到这幅景象，德意志人只好也接受了瑞士人的命运。国王的谈判条件并不严苛：降军须交出军旗，立誓永远不再拿起武器与法国国王作对，作为交换，国王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埃佩农将护送他们离开弗朗什孔泰的边界。之所以要这么做，与其说是怕他们再生事端，不如说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受吉斯的袭击。

人们可能会怀疑，吉斯在奥诺取得的这场赫赫有名的大捷，是否真的对这场“德意志骑兵之役”的结局产生过影响，战争的进程是否曾因此缩短了哪怕一两天。国王已经与瑞士人达成协议，而失去瑞士人，多纳的德意志骑兵和孔蒂亲王麾下的胡格诺军团不仅没有任何机会击败国王军，甚至连能否安全脱身都会是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军也会倾向于接受亨利三世的条件，更何况他们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吉斯对多纳的袭击不仅无助于亨利三世完成他的精巧计划，反倒构成了一次粗暴的干扰。起到同样作用的还有吉斯随后的一系列行动，当德意志军队的残余力量行进至中立的弗朗什孔泰和蒙贝利亚尔⑮  时，在这些看似安全的地带，吉斯却继续挥舞屠刀穷追不舍，而他对默姆佩尔加德的劫掠则证明了，在不设防的乡间，神圣同盟的军队可以和德意志人一样野蛮、贪婪，这些举动对于法国并无任何军事价值。

不过，赢得胜利有时却有着军事考量之外的用途。纵使亨利三世向巴黎人如实通报他在战役中的所作所为，如何尽可能避免流血和浪费国帑，以最小代价把强大的外国军队逐出国门云云，都已纯属徒劳。无论国王下令为自己的凯旋安排怎样的赞美颂诗，巴黎人还是将所有的赞美都献给了吉斯公爵。吉斯的画像出现在每一间商店的橱窗上；所有布道坛都在回响对吉斯的礼赞。人们相信他独自击退异端，保全了法兰西。“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⑯  巴黎人在庆祝胜利时如此唱道。人们甚至找到了一个比“扫罗”更具冒犯意味的称号来指代国王。某个广受欢迎的布道者认为瓦卢瓦的亨利（Henry de Valois）的名字意味深长，其中的字母可以构成一个易序词“恶棍希律王”（Vilain Herodes）⑰  ，于是在小册子和布道颂词中，那些隐晦的俏皮话和亵渎的涂鸦所暗含的这个影射越来越明显，越发充斥着憎恶和鄙夷的感情色彩。等国王再次准备进入卢浮宫庆祝圣诞时，巴黎大学的博士和硕士们都已明白无误地觉察到，他们对国王亨利三世的威胁和侮辱尽可以免于罪责。他们召开了一次按照法国人的说法只是“大体上”不公开的会议，宣布废黜一位失职的国王乃是合法之举，就如同褫夺一位涉嫌渎职的受托人的资格一般。巴黎的空气中正在隐隐酝酿着革命的味道。

大约就在此时，博纳迪诺·德·门多萨也在为他的主上概述这场战役的结果。“整体来看，”他写道，“尽管纳瓦拉国王取得了胜利……而且埃佩农公爵眼下权势赫奕……但是就陛下的事业来看，这里的事态发展却再令人愉快不过了。巴黎人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依赖的对象。他们现在比往常更愿意服从吉斯公爵。”当时机来临时，吉斯公爵也会一心一意效忠于他的保护人和赞助者西班牙国王，这一点是门多萨没有必要在信中提及的。

15　不祥的一年

西欧

1587 至 1588 年，仲冬

在 1587 年行将过去之时，疑虑日益笼罩了西欧的每个角落。这种疑虑事出有因，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随着冬天临近，聚集在里斯本的舰队赶在年前起航的可能性正愈来愈低，但另一点也就因而越发确定无疑——舰队会在春天进发，直击英格兰。事实上，尽管腓力还在写信授意他的大使们，要他们对无敌舰队的目的地严加保密，尽管身在巴黎的门多萨仍然谜一般地缄默不言，还暗中调动一切他所能想到的安全和反间谍机构防止走漏风声，尽管帕尔马在努力误导外界的猜测，放风说英格兰这个显而易见的目标只是个幌子，突袭瓦尔赫伦①  才是西班牙的用意所在，可是腓力的计划其实已经明白无误地显露出了轮廓。里斯本永远云集着各路外国人，即使是最没有经验的观察家也能判断出，如此大规模地调动船只、水手、士兵和火炮，绝不只是为了保护西印度群岛的商业，或是在爱尔兰搅出一点风浪。佛兰德依旧是一处贸易往来的十字路口，她的民众中仍有许多人对于起义者心怀同情。帕尔马既很难摆脱他们密切关注的目光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也很难让弗莱芒人相信，开掘长达 5 里格的运河，将斯勒伊斯和尼乌波特彼此相连，只是为了水陆并行进攻瓦尔赫伦。至于他的真实用意，乃是在新运河修造完毕后，让一艘驳船得以经由斯凯尔特河，从安特卫普驶抵敦刻尔克的港口，全程无须冒险进入外海。据帕尔马测算，设若天气保持良好，只需要来年 4 月的一个夜晚，一支黄昏启碇的小型船队就能从敦刻尔克始发，在天明前抵达北福兰②  沿岸靠近马尔盖特③  的地方。

到 11 月末，计划蓝本已经浮出水面，帕尔马的军队将在一支西班牙舰队的运载和护送之下穿越海峡，而在对方那里，博伊斯和奥登巴弗特、伯利和沃尔辛厄姆都已对此心知肚明，荷兰和英格兰的海军也已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既然如此，在奥格斯堡银行家、威尼斯商人以及巴黎城内酒店中争论不休的闲汉那里，计划就更算不上是秘密了。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在屏息打量这场竞赛，一方是英格兰，这一道狭窄海峡的传统领主，另一方是巨人西班牙，雄心万丈的新兴帝国，梦想成为诸大洋的主人。

在多数精明的观察家看来，这一次战局颇不明朗。毋庸置疑，英国舰队一如既往地是大西洋上最可怕的战斗力量。来自 16 世纪的实战经验也显示，想要夺取一块全力防御的土地实属难事。但另一方面，帕尔马有着傲人的战绩，曾经屡次打垮由职业老兵组成的军队。这位指挥官是当时一致公认的最伟大的将军。相反，英国民兵是些经验匮缺的新兵，极有可能出任指挥官的，是那位从未显露任何军事才干的莱斯特伯爵。没有一座英格兰城市拥有真正的现代防御工事，许多人对英国人能否团结一致、坚决抵抗表示怀疑。西班牙的英国流亡者们声称，只要成功登陆，帕尔马将会发现英格兰是一片比荷兰和泽兰更容易征服的土地。而且人尽皆知的是，为了促成帕尔马的登陆，腓力的筹备工作同样举世无双，地中海的全部海上资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腓力已经把葡萄牙海军编入自己的舰队，要知道葡萄牙人可是大西洋上第二强大的海军力量。他的船长里，颇有一些人是能干老练的水手。最重要的一点事实还在于，长期以来，西班牙一直在腓力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命运”，16 世纪的人们这样称呼它，或者“神圣天意”，是不可违背的上帝意志。几个世纪以后，他们又在谈论“未来的潮流”，或是客观历史合力的胜利，其实无论身在何时，他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成功似乎会预示着另一个成功、失败似乎会预示着另一场失败，因为设想事物一如既往地沿着既定方向运行，总比想象轨道发生了改变要容易些。威尼斯人一贯审慎，本来就算是土耳其人和异端分子，也不会比他们更加反感西班牙人又一次赢得胜利，然而多半是出于以上原因，就连他们也把赌注适度地押在了入侵的腓力国王一方。

关于西班牙获胜的几率，人们可能有不同的估计，但是倘使西班牙再次获胜，欧洲会迎来怎样的命运，没有人对此存在任何疑问。一旦腓力将英格兰收入囊中，荷兰人剩下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掌握了英格兰，也就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掌握了周边的近海，而失去对沿岸海域的控制，荷兰的抵抗将难以为继，多数人都会承认，在那种局面下坚持抵抗将是彻头彻尾的愚蠢行径。至于四分五裂的法兰西，英国的落败笃定会让已然绝望的胡格诺派的事业面临毁灭，瓦卢瓦王朝的末代君主将无法在国内的拉锯战中继续维持平衡，想要苟延残喘，唯一的选择便是充当西班牙的傀儡，不然就会被后者弃若敝屣。腓力将会收复其族亲在法国丧失的所有领地，经过审慎考虑后，他还将占据某些省份和据点，剩下那块不知还剩几何的土地则可能由吉斯的亨利出任国王。长期以来，西班牙，这个扮演教会爪牙的单一制国家，还有他们永不停歇的十字军的战旗，在整个欧洲投下了长长的暗影。但假如腓力的无敌舰队输掉这一战，欧洲也许会逃脱这团暗影，而这也是从波城、阿姆斯特丹，到海德堡、日内瓦，再到威尼斯乃至罗马的某些乐观主义者们的一致看法。那些悍勇的战士们早已在普利茅斯、弗拉辛或是泰晤士河畔的冬日里急不可耐，他们最渴盼的便是西班牙的舰船早日出现。但是，即使是他们也不敢想象能够轻取胜利。

除此之外，另一团笼罩着来年的愁云，甚至要比这场战争还要神秘叵测，还要令人心悸。早在一个世纪，甚或是好多个世纪之前，人们就认为大灾难即将降临，随着 1588 年逐渐临近，有关灾难的可怕谣言更是传遍了西欧。这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预言产生于数字命理学的推导，主要依据是圣约翰所作的《启示录》，又参照《但以理书》第 12 章的种种线索加以阐明（如果此处可以使用这个字眼的话），并借助《以赛亚书》中一段令人胆寒的章节最后加以补充。在充分研习过该问题的人们看来，我主耶稣诞辰元年以来的全部历史可以确定无疑地分为一系列循环，内部则以 10 年和 7 年的倍数为单位，形成复杂的排列组合，每个循环都以某个重要事件作为结束标志，而所有这些循环最终会在 1588 年迎来可怕的终结。菲利普·梅兰希顿④  注意到，倒数第二场循环结束于 1518 年，以马丁·路德反抗教皇为标志，从这一事件开始，仅剩的最后一个循环将由 10 组 7 年构成，时间总长恰好与巴比伦之囚⑤  相当，直至第七封印⑥  被打开，敌基督终被推翻，末日审判届时便会降临。狂热的新教徒们多年来备尝磨难，他们从梅兰希顿的预言中得到了严酷的宽慰，长期以来，这一末世论的要旨已经借助德语、荷兰语、法语和英语的歌谣广为人知。

不过，这则预言的产生要比梅兰希顿的年代古老得多。早在 15 世纪中叶，柯尼斯堡的约翰·穆勒，也就是那位被称为雷乔蒙塔努斯、为哥伦布和整整一代航海家提供了天文图表的大数学家，就对此事颇感好奇，他还为此绘制了一幅天象图，时间背景就设定在末日的当年。他发现，那一年会出现一些天文现象，2 月会出现日食，3 月和 8 月则会各出现一次月全食，其中，在首次月全食及随后的一段时期，土星、木星和火星将会在月亮的相位上不祥地连接起来。至于这意味着什么，雷乔蒙塔努斯出于职业应有的谨慎，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浮想联翩的拉丁韵文：

Post mille exactos a partu virginis annos

Et post quingentos rursus ab orbe datos

Octavagesimus octavus mirabilis annus

Ingruet et secum tristitia satis trahet.

Si non hoc anno totus malus occidet orbis,

Si non in totum terra fretumque ruant,

Cuncta tamen mundi sursum ibunt atque decrescent

Imperia et luctus undique grandis erit.

试以俗体今文译之：

童贞玛丽感孕圣灵悠悠千载，

岿然大地得享寿延又五百年。

八秩晋八星移物换赓续其后，

良辰难再悲欢相生自今始见。

纵然造化怜悯地裂海枯犹有余生，

亦必经纬失序纲常解纽举目萧然。

彼黍离离，国之将倾，

复归混沌，何足一叹。

这就是雷乔蒙塔努斯从天象中占卜得出的未来景象，其中最乐观的结果也实在令人难展笑颜，在他身后，敏感而好辩的约翰·斯托弗勒⑦  、学识渊博的利奥维提乌斯⑧  、博学且兼收并蓄的纪尧姆·博斯特⑨  轮番考证了雷乔蒙塔努斯的发现，却只能一次次确认前辈的预言。当最前沿的现代科学和最深奥隐晦的秘学竟然彼此呼应，都精确地认同了这一源自《圣经》的数字命理预言时，除了接受 1588 年正是凶兆之年，一般人还能作何结论呢？一道被强调的，还有 1572 年出现在天空中的那颗新星（这是自伯利恒上空出现新星⑩  之后，在那永恒而至善的诸天中第一次再度出现这样的征兆），它曾连续 17 个朔望月在人们眼中闪耀，而后便隐遁不见，从它消失到 1588 年出现第一次月食将会正好长达两个 7 年，距离第二次月食发生，则刚好会有 170 个朔望月外加 111 天。不需要任何深思，人们就能明白这些天启数字的深邃意义，用不着援引科学、诉诸虔诚，人们已经能判断出，这颗古怪的星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就是预警的传令官。

关于 1588 年的预言从欧洲的一端传到了另一端，每个国家都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也做出了各自的阐释。在西班牙，国王将所有这些预卜未来的尝试通通视为徒劳和渎神之举，宗教法庭也将这类预言与千禧年主义、占星术等同视之，加以摈斥。在官方场合，宫廷对于预言的任何流传形式一概无视，就算印刷厂主没有忽视这些预言，他们印刷的年历也和那些轻薄的小册子经常落得的下场一样，没有流传下来。或许，国王的官员在它们的消亡中也立下了一份功劳。

这是因为当局终究还是无法对所有这些预言一概视若无睹。西班牙各地回响着末世论。在里斯本，舰队中擅自离职的情况愈演愈烈，到 12 月时已经引起官方的警惕，一名卜命师被逮捕，罪名是“给出错误和消极的预言”。在巴斯克地区的各个港口，征兵工作迟迟落后于进度，“因为谣传这里有许多奇怪和骇人的预兆发生”。马德里收到了许多报告，声称有怪物般的婴孩出生，或是某省出现了令人兴奋的异象。所有这些在腓力二世看来都是出自迷信的无聊废话，的确没有任何记录证明，曾有人尝试说服他相信 1588 年至少不是一个幸运的年份。但或许是为了臣民的士气考虑，他还是采取了一些行动。在 1587 年圣诞节过后，一系列布道突然风行起来，旨在驳斥占星术、巫术和任何被认为渎神的预言。某些西班牙人士会认为雷乔蒙塔努斯的说辞令人不安，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地裂海枯”，对于想要发起水陆两栖进攻的人而言，当然距离他们渴望的环境存在差距，而如果“国之将倾”，那么还有哪个国家会比这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威胁？

在意大利，特别是威尼斯和罗马，这些预言也激起了与在西班牙一样热烈的讨论，只不过关于受到威胁的是哪个帝国，人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威廉·艾伦的一名匿名通信人（又或者是帕森斯神父的通信人？）对于这个话题似乎有一些重要的新见解，以至于从蒙塞拉托大道上的这间小房子里向梵蒂冈专门发出了一份经过校订的清稿，以便提请教皇陛下注意。提供信息者写道，在已经坍毁的格拉斯顿伯里⑪  修道院的地基中，地面近来正在神秘地隆起，最终一块埋在墓穴之下数个世纪之久的大理石板露出了地表。石板上镌刻着火一般的字母，正是那首以“童贞玛丽感孕圣灵悠悠千载”开头的预言诗。事情已然明了，最初写下这些可怕诗行的绝不可能是哪个德意志人。不管雷乔蒙塔努斯是如何知道这些诗句的，其作者除了梅林⑫  ，不可能会是其他任何人。或许是梅林的黑魔法，或许是上帝那不可思量的神意，使这些神秘文字在最后的日子里得见天日，由此警告布立吞人，尤瑟王⑬  后代的帝国行将毁灭。这则预言格外重要，因为众所周知，梅林还预告了亚瑟王的后代终将重返王位以及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来自蒙塞拉托大道的评论并未表明，艾伦主教和他的朋友们对于此事给予了何种程度的重视。这个故事是否曾经真在英格兰流传过，今天也已无法追溯了。不过，与“国之将倾”相反，写信人用意大利语表达了质疑：“它并未说明是哪些帝国，有几国。”

哪些帝国将要面临威胁，总共有几国？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鲁道夫二世。那个冬天，从赫拉茨金⑭  的城堡塔楼里，他的目光时常掠过布拉格城内覆盖冰雪的屋顶，远眺远处的天空，三颗行星正在那里不祥地连为一体。在欧洲，没有哪位君主比鲁道夫二世更加笃信占星术，也没有谁比他更加懂得，想要正确解释星相通常会有多难。他对于星相的解读不亚于职业占星师，只需要很少的时间，他就能辨别出谁在吹牛皮，谁又是行家。尽管占星技艺如此娴熟，他却只有在自己的推算与存世的个中高手的推算能够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才会感到满意。通常情况下，他会供养一两名自认为可靠的占星师，将他们安置在宫廷周边，同时还借助信函和特别信使与远方的同好联系，哪怕他们身处西西里岛的卡塔尼亚，或是丹麦海峡中的赫文岛。当三颗行星在 1588 年 2 月日益靠近时，他比往常更加忙碌，以至于腓力二世的大使圣克莱门特的吉伦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能与皇帝说上话了，威尼斯的常驻使节也听说，从波兰发来的重要信函仍然原封不动地躺在他的办公桌上。

与行家的会谈确认了鲁道夫自己的预感。虽然在鲁道夫所处的世纪里，有许许多多的人暗自对此深信不疑，但在诸天的星相之中，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证明地球即将最终毁灭，或是末日审判就要临近。与多数采纳科学的占星师一样，鲁道夫对于这些信念嗤之以鼻，所有源于《圣经》的数字命理学以及诸如此类的迷信之举，在他心中从来值得怀疑。根据星相判断，1588 年必将是天气糟糕的一年，毁灭性的洪水和地震可能会在本地爆发，这些当然非同寻常，却也终究不超出自然灾害的范畴。另一方面，人间会发生重大变革，帝国将会衰亡，四方将回响挽歌，这些也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哪些帝国将会衰亡，在这个问题上，占星师们与鲁道夫本人一样都没有确定的答案。在波兰，鲁道夫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正与一位来自瑞典的竞争者争夺王位，而且形势不妙，看来国运将颓，但无论发生什么，也不过是在向来崎岖颠簸的波兰政治道路上增添一些新的烦扰罢了。很难想象那些可怕征兆预示的是这样的小事，它们更有可能是指发生在西方的危机。腓力或者会全取胜利，从而推翻英格兰政府，乃至顺带掌控法国，或者铩羽而归，发现自己一直以来不断膨胀的帝国开始走上下坡路，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三星连体的预兆。身为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员，至少在正式场合，鲁道夫仍然是一名天主教徒，但每当他允许自己思考西班牙的胜利和西班牙人的自负时，又无不为此饱受折磨，他实在很难说清，在西方出现哪一种结局会让自己相对不那么愉悦。因为剩下的那种可能甚至会更加令他不快。虽然这个时代有很多国王自称皇帝，但只有鲁道夫才是真正的皇帝。⑮  就像鲁道夫喜欢提醒人们注意的那样，他的高贵源于从未中断的世系，可以上溯至基督通过接受十字架刑承认其权威的罗马皇帝。如此非同寻常的凶兆，最有可能预示的是罗马人民的永恒帝国的命运。帝国当然不会消失。它的建立符合万物之道，因而无从消失。可是如果它继续衰弱下去，便会在凡夫俗子的眼中化为乌有。从这极为鲜明的警报中，鲁道夫当然只可能看到自身业已动摇的权威继续瓦解的可能。被这样的形势所裹挟，鲁道夫为自己定下了一条万全之策，那就是什么也不做，尽量少见旁人，尽量在赫拉茨金静观其变，不去主动干预局势，在时间自行揭示出究竟哪些帝国身处险境之前，做出任何可以避免的决定都将是多余之举。在预言中的时间即将来到的最后几年里，他把赫拉茨金当成了一处避难所，随着源于星相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日益逼近，他也越发频繁和长久地在此寓居。

相形之下，在煽风点火的巴黎布道者们那里，《圣经》预言和确证该预言的星相征兆的含义是彰明较著的。它们意味着上帝的责罚终于即将来临。恶有恶报，英国的耶洗别将会品尝恶果，低地国家的叛乱者最终会被剪灭。理所当然，难逃惩罚的还有法国的异端分子，哪怕在圣巴托罗缪之夜那一年侥幸漏网逃脱，这一回，他们却必将直面最终的命运。不过比所有这些更加重要的，是推翻暴君中的元凶大憝——“恶棍希律王”。亨利三世的私恶已然昭彰，而唯一更甚于此的，是他对国家的玩忽职守。除了违反自然法则以外，他还背叛了神的律法，自然也就因而触犯了法国的基本法。他不仅置上帝的律令、法国的需要于不顾，拒绝铲除异端，而且事实上竟然在与他们密谋，企图将异端领袖纳为自己的继承人。现在，上帝已经厌倦了他浑身的罪恶。他将尊严扫地，被赶下王位，他身边傅粉施朱的“甜心”和背信弃义的政客们再也不能以国王的名义狐假虎威，他们也将葬身于利刃之下，犬彘将会吮吸他们的血。法国会如约而至地坍塌和重建，这是写在经上的，也是星相预言过的，外省曾出现大量畸形婴孩和可怕异象，更不用说前所未见的大雾、冰霜、冰雹和污浊的空气，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现在都将真相大白。

早在西克斯图斯五世当选教皇后不久，一些行事轻率的托钵僧就曾经大胆地抨击过他的政策，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成了加莱桨帆船上的苦役犯。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对于君主出言不逊的毁谤者即使脑袋得以保全，也要付出耳朵作为代价。在西班牙，利用圣经煽动叛乱会立刻招致宗教法庭的密切关注。面对攻击，法国的亨利三世也有以牙还牙的办法。当年岁末，他曾威严地高踞卢浮宫的王座上，身侧簇拥着最高级别的法官，他亲自召见涉案的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和巴黎城中的主要布道者，以言辞诽谤和文字诋毁的罪名公开指控他们对国王本人和王权图谋不轨。那真是一场激烈的口舌挞伐，亨利三世拥有高超的雄辩和王室的威仪，善用无可辩驳的逻辑作为基础，又以辛辣的巧语、真诚的怜悯加以修饰，可谓法堂上的大师。那些令人生畏的法学家则在国王阶下落座，朝着瑟缩一团的教士们怒目圆睁，纵然是他们，大抵也没有一位能够比国王作出更好的讼词。当然，他们中大抵也没有谁会像亨利接下来那样，在行事上如此软弱和愚蠢。以蓄意谋反、淆乱视听的罪名，亨利给煽动叛乱的布道者们定了罪，孰料亨利旋即又释放了这些贰臣，只是警告他们，唯有真心悔改，方能得到国王的赦免，如若再犯，他将责令手下的司法人员依律予以严惩。于是刚走到前厅，教士们就恢复了胆气。他们趾高气扬地踱出卢浮宫，面露哂笑。如果国王对于这样的犯上作乱竟能草草了事，那么他永远都不会动这些人一根毫毛。两个礼拜内，巴黎布道坛上的无耻谰言已经比往日更加猖獗。足够讽刺的是，就某一点来看，胡格诺派的布道者和小册子作家的看法与敌方神圣同盟完全一致。对于共同的主上法王亨利三世，两派都在祈祷他不得善终。

心情比神圣同盟和胡格诺派还要迫切的是荷兰人，人们有理由认为，他们才应该急于从预言中汲取一切有利话语，借以砥砺士气。对他们而言，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在笨手笨脚地丢失了斯勒伊斯，又做出了在联省议会看来俨然有意破坏同盟、分割荷兰国土的行为后，莱斯特伯爵竟然抛开纷乱的战局，不管不顾地回到了英格兰。荷兰使节立即尾随莱斯特前来，当面向女王表达了不满，伊丽莎白迎面狠狠地斥责了来使，最后倨慢地许诺，只要她能与西班牙达成协议，荷兰一定可以分享和平的果实。来使的回答是，如果英格兰女王为了与西班牙议和而要牺牲荷兰之自由的话，他们将独自战斗到底。年关将至，荷兰人看起来很可能不得不面临独自战斗的局面，此时的情况比莱登围城战⑯  结束后的任何时刻都要更糟，联合战线可能一去不返，友邦的支持随时会中断。尽管前途未卜，荷兰和泽兰的海军部还是把一只足够强大的舰队交到了拿骚的贾斯丁手中，这支海上力量不仅能够完成斯凯尔特河口西侧和佛兰德海岸的巡逻任务，还足以抵御帕尔马可能召集的任何舰队，做到了这些，也就同时打消了西班牙突袭英格兰和瓦尔赫伦的可能。至于这些严阵以待的市民们是否曾想到可以利用末世预言鼓舞战友、恫吓敌人，倒是没有留下有关他们意见的直接记录。

阿姆斯特丹印刷的年鉴能在被占领的佛兰德、布拉班特地区和其他自由省份行销，在所有这些地方，也都能像卖给新教徒一样卖给天主教徒，面对即将到来的大灾难，这里有事业心的印刷厂主却没有讨好任何一方，而是极为不偏不倚。他们发现，此时没有必要去刻意强调末日到来时战争爆发、强权毁灭的恐怖情状。他们的读者将会看到足够多描写此类景象的文字。纵然如此，这些预言还是预示了另一些更为罕见的骇人噱头，足可以唬得人们头发倒竖，心甘情愿从口袋里掏钱。因此，阿姆斯特丹人对末日将会引发的自然灾害作了巨细无遗的描述，援引了从雷乔蒙塔努斯到备受尊敬的德文特皇家占星师鲁道夫·格拉夫，再到另一位经常看到非凡异象、敬畏上帝的奇人马斯特里赫特的威尔海姆·德·弗里斯的权威著作，每个人都可以从大大小小的商店里获得这些详述自然灾害的印刷品。它们作出保证，未来将发生狂烈的暴风雨和可怕的洪灾，冰雹和大雪会在盛夏从天而降，正午时分会黑暗笼罩，接着人们还将见证血雨倾盆、怪物诞生，大地也将古怪地战栗不已，不过一旦 8 月终了，一切又将复归平静，相比之下，继之而来的秋天甚至将会比较正常。从留存至今的数量非同小可的 1588 年年鉴来看，阿姆斯特丹的印刷厂主委实摸准了大众的阅读口味。

假如机会允许，英国的印刷厂主可能也会干一笔漂亮的买卖，无奈他们欠缺这样的良机。今天仍能见到的 1588 年英国年鉴寥寥无几，而且都在此事上闪烁其词，惹人好奇。沃尔特·格雷在年鉴中的表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在给出的冬季笼统预测中表示：“需要指出，关于这个冬天和随后几季的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我有意省略了许多人们妄为揣测的即将发生的怪事。只有全能的上帝方能明晓即将发生的一切，救我们脱离所有灾祸。阿门。”稍后，针对两场月全食，他的评论是：“这些怪事（在随后的一年中）也许会产生这般影响……除此之外，我还有意略去了有关可能爆发的地震，以及相伴而至的瘟疫和鼠患导致恐慌滋生的内容。”一般而言，年鉴绝不会如此体量读者的感受，只有一种原因能够迫使印刷商人在真正令人心痒的骇人消息上隐忍不发，纵然地震、瘟疫和鼠患与之相比只能算是无足轻重的琐事。这种原因的背后必然伴随着强大的施压，而拥有如此手腕的只可能是枢密院。

这些舆论管控最初是否出自女王本人的一手安排？伊丽莎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占星术？对于她在这方面的看法，就像女王的大多数其他信念一样，我们知之甚少。当然，她也曾让迪伊⑰  博士为自己占一卦星相，而且在她转而抛弃这一套理论，开始聆听另外一些更为奇怪的理论之前，她的确曾就星相学和地理学的问题咨询过迪伊。同样，在这个问题上，她也询问过一些最出色的谋臣。可以肯定，百姓们凭借直觉便能猜晓的那部分内容，迪伊博士想必早已禀报过伊丽莎白，她一定听说了，比起其他大多数君主，自己的命运将尤其取决于月相，她也不需要其他占星师告诉自己，更为可怖的第二次月食将开始于她所属的星座处女座，而这一天又恰好在她的生日之前 12 天。⑱  在她的王国里，但凡对占星术稍有涉猎的人，都会对三星相连的可怕蕴意心知肚明，用不着书籍出版经销同业公会⑲  转达从枢密院那里得到的警告，多数年鉴生产者已经明白了此间的利害，预言君王之死可是叛国大罪，哪怕只是间接的预言。

伊丽莎白自己究竟有多么看重这些问题，我们不甚明了，但我们的确知道，她一贯反对民众议论国家大事，因此尽可能地限制这场有关不祥预言的议论，恐怕是她理所当然会采取的决定。更何况那年冬天，人民的神经已经绷得够紧了。就在 12 月，一则虚假的谣言传来，说是西班牙舰队已经出现在海峡之中，一些尤为胆怯的居民为此立即从沿海城镇撤退到内陆地区，这让沿海各郡的正副治安官垂头丧气，令女王大为光火。罗马方面早就听说过英国人的种族特性：这些人迷信，总是全神贯注于各种启示和预兆。门多萨的一位英国通信人写信告诉他，一则古老的预言正在东部各郡风传，人们认为将会有头盔上覆着雪的士兵们前来征服英格兰，而且相信这则预言很快就会实现。现实已然如此，有关雷乔蒙塔努斯的诗文的议论自然是越少越好。

当然，想要完全掩盖预言的存在也几无可能。早在一本 1576 年风靡民间的小册子中，预言的内容就已经被详细讨论过了。在枢密院向书籍出版经销同业公会发出警告之前，霍林谢德⑳  的《编年史》（1587）第二版可能已经付梓，它的编者在书中严肃地提及了那一“现今人人传诵”的古老预言，预言声称，奇迹降临的年份正是 1588 年，届时世界要么会最终瓦解，要么会迎来恐怖的变更。在同一时代保存至今的信函中，频频出现这个预言的诸多不同版本以及对它的暗指，人们忍不住会猜想，也许会有某一首浓缩了雷乔蒙塔努斯原文精髓的英文顺口溜，在当时的每一家酒馆中流传。为此，着意封锁预言传播的枢密院只好被迫再度让它浮出水面。年鉴的制作者被禁止提及预言，但有两部反驳预言的小册子却被网开一面，它们的发行甚至可能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其中一部由托马斯·泰姆㉑  写就，“乃是为驳斥预言中将于 1588 年发生的危险所做的准备”，全书充满了至为虔诚的劝诫。另一部则被学术论争全副武装了起来，其扉页内容经过缩写后是这样的：“1588 年灾难预言讲稿，论它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被重视和采信……谨以此作结束诸国是否面临严峻威胁之争讼，兼谈当前的 1588 年是否即吾侪时代的显圣和毁灭之年。乌有医师所作。”它的作者是约翰·哈维㉒  博士。约翰是埃德蒙·斯宾塞的导师加布里埃尔的弟弟，也是一位渊博而求知欲旺盛的学者、一系列年鉴的作者，尽管从来不以占星盈利，他还是王国上下最顶尖的占星学家之一。

哈维的行文始于对那篇拉丁韵文的引用和翻译。他将诗句译出了典雅的古典品格，而这正是他的兄长所期许的英诗格调。接着，他针对预言的作者身份抛出疑问，并驳斥预言支持者的观点，指出他们借以立足的占星学论据存在纰漏，在结论部分，他一一列举了历史上的多次行星连接现象，当时都被视作——或是几近被视作——不祥之兆，然而并没有像这次一样引起轩然大波，事实上，最后也都的确没有引发任何值得注意的灾殃。毫无疑问，从学识和精巧构思的角度来衡量，这是一次胜利的反驳，但它现在给人的印象是，就某些方面来看，它似乎在小心翼翼地避重就轻，使人觉得哈维博士好像有意给自己留出了余地，以便在灾难果真降临之时可以自圆其说。尽管哈维表现出乐在其中的样子，可是这样一位大学者竟然主动挑起这场论战，要说全然没有应官方之邀，也是不大可能的。假如真是应邀而来，那么发起邀请的，哪怕是间接授意者，会是女王本人吗？我们又一次需要承认，试图立刻压制一种令人不快的言论，却又授命专人进行驳斥，这样的作风并非与伊丽莎白的一贯做法毫无相似之处。

16　以宏伟战舰为伴

格林威治和英国近海

1588 年 1 月至 3 月

压制一种令人不快的言论，却又授命专人进行驳斥，一手握紧友谊，一手攥牢利刃，可以同时贯彻两条表面上相互抵牾的政策路线，怀着戏剧表演的热情一身分饰两个全然彼此矛盾的人物角色，令至交故友也绝难分清她的举止是出于真诚还是表演，这就是伊丽莎白一世或出于自愿，或出于自认为时局迫不得已而时常玩耍的高级政治游戏。即使现在已经来到了她治下的第三十年，女王的臣民已经熟悉了她的模棱两可，她却仍然在继续施放烟雾，难解实情的除了敌人，还有她身边的陪侍和谋臣。人民这时又一次落入迷局，在那个令人焦虑的冬季，当英格兰正期待与前来突袭的强大无敌舰队交锋之时，许多人却已经因为她的举止而备感困惑。

里斯本热火朝天的准备工作和帕尔马大军获得的增援，已然明明白白地吐露了西班牙国王的开战意愿。可是伊丽莎白却将德雷克牢牢束缚在普利茅斯的港口内，又拒绝采纳霍金斯关于封锁西班牙海岸的方针。她口口声声断言，自己现在没有与西班牙交战，也永远不希望与之开战，她想要的只是令国王在尼德兰的臣子不要目无法纪、肆意妄为，整个秋天，女王把她所有的高桅横帆船全都紧锁在船坞中，既没有配备索具，也没有装载物资，舰船的火炮还在伦敦塔中束之高阁，甲板上只有少许负责看守工作的水手。如果圣克鲁兹能在 10 月赶到海峡，帕尔马几乎能够一路畅通无阻地径直奔向伦敦。公爵事后也的确曾经提及这一点。英国的海员和政治家们意识到了这巨大的风险，只能相互悲悼，对于女王的毫无心机和国家的门户洞开痛心疾首。

到了 12 月，在另一份报告的促使下，沃尔辛厄姆又郑重警告他的女主人，圣克鲁兹可能会赶在圣诞节前从里斯本起航，这份报告显然信息有误，但也许腓力确实曾经向西班牙舰队指挥官下达过这样的命令。于是还不到两个星期，英国舰队已经整备完毕，女王的所有船只和充当附属力量的多数武装商船都已配备一定规模的人员和物资，随时可以参战。假如圣克鲁兹遵从了王上的命令，迎接他的将会是一场热烈的欢迎仪式。面对强敌，英格兰显然并不像看起来那样毫无准备。

英方的“接待委员会”刚刚收拾停当，格林威治却又获得了来访将会推迟的消息，这当然令女王的将领们大倒胃口，在他们看来，一支不能投入实战的武装力量可谓百无一用，伊丽莎白也干脆地当即削减了军力。4 艘盖伦帆船——其中最大的一艘是排水量高达 400 吨的“羚羊”号——以及 4 艘轻帆船被派往协助荷兰人巡逻佛兰德海岸，余下的船只则受命停泊在梅德韦①  和普利茅斯的海港内，只装载了相当于战时一半数量的物资。我们得到了一份曾经交到伯利手中的字迹潦草的部署清单，随附的一页纸上的记录显示，薪酬和食物方面的削减每月为女王节省了 2433 镑 18 先令 4 便士。对于伊丽莎白的预算来说，这是一笔十分值得节省的费用，虽然女王看上去颇为冷漠的态度让将官和谋臣不寒而栗，但是他们这一次并没有把大幅削减军费的决定归咎于女王的吝啬。他们确信，女王已被帕尔马公爵的如簧之舌所蒙骗，在和平的虚假幻象下放松了警惕。

我们有把握认为伊丽莎白的确对和平心存希望，即使时间已经来到 1588 年的春天。怀有如此思量的绝非女王一人，即使战争热情在清教徒内部日益高涨，还是有大量臣民与她怀有同样的期冀，对织物贸易状况的关切则构成了其中的关键因素。早在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议会就曾公开宣布“遍及王国各地的织物生产是这块土地上劳苦大众赖以谋生的主要职业”，而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这个行当之于英国的重要性还在与日俱增。正常情况下，羊毛织物能够占到英国出口贸易总值的五分之四，每逢出口不景气，织物商人会立刻让纺纱工和织工停工，地主乡绅的羊圈中出产的羊毛也就几乎赚不回本钱。其他任何一种灾难都不会像羊毛织物市场的恶化这样，令如此众多的英国人钱包干瘪，可是近来羊毛织物市场的恶化却偏偏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最先向英国关闭市场的是落入西班牙之手的安特卫普，塞维利亚也继而紧锁大门。由于帕尔马麾下众将和马丁·申克②  ，莱茵河的通航安全已经难以得到保障，而这条航道本是英国织物行销德意志南部城镇的重要商路，非但如此，在西班牙的外交干涉以及汉萨商人的妒忌和排挤下，英国商品在汉堡的销售额也已经大幅缩水。假如还要经历一次类似 1587 年的糟糕年景，那么即使劫掠一整支西班牙运宝船队也不足以补偿损失。从伦敦的大织物商到科茨沃尔德③  各家各户的女主人，许多人都乐于见到低地国家的争执早日收场，只要织物贸易能够恢复到战前水平，任何停战条件几乎都是他们乐意接受的。当然我们也不应忘记，同样是织物制造业的从业者，还有一批人会将自己痛苦的根源归于西班牙人，他们倒是的确在比先前更加大声地呼吁开战。

比起同时代的多数君主，伊丽莎白更加关心臣民的经济困境，更加明白王室税收与民间社会的繁荣紧密相关。还有另一些更为直接的原因也促使她时而为钱的问题担忧。尽管荷兰人一直在抱怨她的悭吝，本方军官的不满声音甚至比先前还要刺耳，可是她已经累计往低地国家的战场投入了数万英镑，收效却与将这么多钱一股脑儿扔进流沙庶几无异。这当儿爱尔兰倒是一片安宁，可是爱尔兰从来不是个习惯安宁的地方，与西班牙公开交战必定会在那里引发新的麻烦。上次会议期间，议会夸夸其谈地唱起了向西班牙开战的高调，可是女王对下院议员的脾性一清二楚，虽然他们这时候大声反对罗马天主教势力和西班牙，但是当真要在低地国家和爱尔兰重开战事，并且绕至大洋深处和西班牙海岸诉诸刀兵，仅凭他们愿意支付的那笔钱是不足以应付所需的资费的。

即使自感能够支付开战的费用，伊丽莎白还是愿意规避战争。这样做的缘由与约翰·佩罗特④  爵士相反，女王可不是因为恐惧。伊丽莎白喜欢时不时地吹嘘自己拥有不逊于父亲的勇气。不，她的勇气其实胜过其父。她多次以身家性命为赌注，甘心冒险行事，她的许多政策也是亨利八世不敢贸然实施的。不过她更喜欢在事前周密地计算风险，而令人沮丧的是，战争的结果偏偏难以预估。开启一场战争，意味着主动卷入一场难以自控的洪流，只能在黑暗中任其摆布。与此相反，只要能将局势扳回到和平的轨道上，她就能一如既往地扮演熟悉的角色，继续执掌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做二者的女主人。

伊丽莎白依据常识认为，回归和平的道路似乎并不坎坷。别无他法的腓力会接受 11 年前其副手奥地利的堂胡安接受的条款：17 省的古老特权将得到尊重，西班牙会从尼德兰撤军。作为回报，联省议会将重新向它们的世袭领主表示忠诚，并许诺支持天主教信仰。事实上，腓力将不得不做出两项重要让步。他将要摈斥在尼德兰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任何打算，放弃任意征税的权力，这是他早就公开表示过的意愿。另外，即使不公开对异端教派采取宽容政策，他至少也要心照不宣地对某些省份的宗教宽容报以默许。因为一旦当地的古老特权得到恢复，西班牙军队如约撤离，而届时地方当局拒绝贯彻迫害政策的话，就算想要强行对该地实施迫害，也根本无从谈起。当然，堂皇示众的门面可以继续保留。官方层面上，正如英格兰只有一种信仰一样，尼德兰也将只有一种信仰存在，那就是罗马天主教。这也符合伊丽莎白一贯赞成的原则：谁统治了一地，谁也就决定了一地的宗教。和约中还有一条关于良心自由的条款，兴许能够稍稍安抚一下固执的荷兰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从未表现出参与协商的意愿。但另一方面，此等姿态又几乎无甚必要，因为只需稍作深思，他们便会确信，凭借提议中的这些条款，他们能够获得多少良心自由——在这儿也就等同于信仰自由——其实取决于地方当局决定准许的程度。

至于腓力曾经的表态，诸如他宁愿统治一片荒漠，也不愿接管一块遍布异端的土地云云，那只是由于当时的他并没有考虑过第二种选项而已。最近这些年，佛兰德和布拉班特比起荒漠已经好不到哪儿去，如果腓力再以利剑征服荷兰和泽兰，情况只会更加恶化。伊丽莎白很难相信腓力会偏执到选择这样一场毫无益处的胜利。过去的西班牙国王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愿意做出妥协，而不愿逞强无度。如今只需要一点灵活的心思，他就能醒转过来，放弃这场无穷无尽、将会毁灭一切的荷兰战争，到那时，古老的盎格鲁-勃艮第联盟将会恢复⑤  ，这会让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足以消除法国人对尼德兰的入侵威胁。他和她的王国将不需要继续扼紧彼此的喉咙，相反，二者可以再度成为彼此最好的贸易客户。倘若不明利害的荷兰人继续负隅顽抗，英格兰会束手旁观，但是包括伊丽莎白和伯利在内的很多人都相信，等到局势明朗，荷兰和泽兰将难以拒绝如此有利的开价，尤其是当他们看到退出和谈后自己只能孤军奋战的话。

负责和谈的英国专员已经携带嘱托走在了前去奥斯滕德的路上，他们还负责推动其他一些要求的进展、推迟另一些问题的解决。他们希望获得腓力的批准，使英国的船只能够合法出入新大陆的港口，让英国的水手能够自由行走于美洲和西班牙，而不必遭受宗教裁判所的妨害。他们还受命在此前双边承诺的基础上，就葡萄牙王国的统治权等问题故作忸怩。不过这些还大多只是可供转圜的寻常话题而已。只有一件事，一件小事，是伊丽莎白分毫不愿让步的。在起义的联省地区，英国人先前握有一些关键城镇，以此为跳板向起义者输送钱款。在英军从这些城镇撤离之前，必须有一方站出来赔付这笔投入——如果不是荷兰、泽兰的联省议会的话，那就只能是西班牙国王。

女王究竟被帕尔马蒙骗到了何种境地，竟会相信和平的机遇在 1588 年仍然迟迟未曾消失，这已经超出了我们所知的范围。很久以来，帕尔马一直致力于让女王认为自己仍在期待和平。至少，直到 1587 年的春天，他真的是在期待和平。没有荷兰的船舶和深水港，帕尔马看不到任何可以成功侵入英格兰的机会，而荷兰和英格兰，他更倾向于一次只面对其中一位敌人。1587 年秋，他已经被腓力告知，进攻英格兰的计划只能向前推进，不容有失，也不得以任何条件与英格兰订立和约。但面对伊丽莎白，依然需要以议和来加以引诱，用无休止的谈判拖延时间，令英国人在战和之间进退失据。

帕尔马的行动完全遵照了腓力的指示。五名英国专员最终从多佛渡海来到奥斯滕德后，仅仅围绕正式会议地点的选择，可能就让双方在预先会谈中浪费了几周的时间，等到会议试探性地确定在布尔堡⑥  举行后，就会上应该讨论的内容、会议代表究竟具有多大的效力、能够就哪些议题展开探讨并给出定论，双方又再度纠缠了好几个礼拜。帕尔马这边的外交官们以老练的拖沓作风，成功施展了拖延战术，让年事已高的詹姆斯·克罗夫特⑦  爵士备受愚弄，令经验丰富的戴尔博士⑧  手足无措，一时间，西班牙人甚至给多疑的德比伯爵⑨  造成了某种谈判随时可能取得成功的错觉。英国人不断被西班牙代表即将让步的假象所诱惑，尽管沮丧情绪在荷兰人和英国主战派那里一再蔓延，会议却无休无止没有尽头，直到海峡中传来舰队的炮声。伊丽莎白因此就可以在当时和事后无愧地宣称，她从未关闭和谈的大门，直到最后一刻，她一直在耐心和真诚地付出努力。尽管像沃尔辛厄姆这样的政治家和霍金斯等主战人士都在大声疾呼，英格兰就要因为女王的盲目而走向毁灭，最恰切的路线应该是主动出击，迅速了结这场战争，可是英格兰是否从布尔堡的冗长谈判中蒙受了损失，而西班牙又是否从中获益，其实着实难以明断。

究其实，英格兰可能并不是首要的输家。1587 年 9 月，在与调拨自意大利的强大增援部队会合后，帕尔马部队的军力已经早早达到顶峰。他的弹药和军费第一次如此充足；像这样一支军容壮盛的威武之师，他之前从来没有指挥过，亦将不会再有指挥的机会。假如当时开战，英国舰队能否从主动出击中受益，或许可以存疑，可一旦交火，帕尔马必定高奏凯歌，这一点则确定无疑。当年他曾以更少的兵力和物资轻取安特卫普；相较而言，奥斯滕德恐怕会是一个更易征服的目标。他很可能会彻底拔除佛兰德全境的敌对据点，就连瓦尔赫伦也将逃不出他的掌心。可是此时的帕尔马却有命令在身，只能以虚假的谈判逗弄英国人，在无敌舰队抵达之前，他要避免任何军事行动，以免打草惊蛇。于是他的大军只好在冬季阴冷潮湿的营房里苦挨时日，由于辎重短缺、疫疾传播，到来年 7 月，他的有效兵力已经从前一年 9 月时的 3 万降至 1.7 万。拥有这样一支规模和开支同样庞大的军队，却闲置了几乎一年，眼看战力白白受损而全然无所作为。难怪随着时日迁延，帕尔马公爵会对进攻英格兰的作战计划日益冷眼旁观。

英格兰并没有放松守备。这个王国已经建立起一套烽火系统，只要西班牙舰队出现在视野中，闪烁的火光就能随时唤醒海岸和内陆各郡。假如人们听从了枢密院的劝告——很明显，这一点确乎如此——那么这套系统已经得到扩充和改善，正随时准备投入使用。一旦看见火光和烽烟，继而听见铿锵的钟声，经过训练的民兵队员就会来到平时聚会的地点碰头，组成相应的连队，在长官的率领下开赴指定的集合地点，在那里，他们将由地方治安官或其副手带队，赶往前线，保家卫国。

还好，这些民兵终究不必与帕尔马的老兵决一死战。话虽如此，他们中间看起来的确存在一些精力充沛的士绅和强健悍勇的自耕农，他们大多数人的武器装备并不像人们有时估计的那么差，对武器的运用也没那么生涩，而且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都缺乏实战经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英格兰借以抵御陆上入侵的部队。在那个焦急等待的冬天，但凡枢密院的命令能够下达的地方，只要地方当局和为了备战而从荷兰战场回国的将官们的努力能够产生实效，每过去一个月，他们的武器就更加精良，训练就越发有效。与此同时，尤其在南部海岸和东部各郡，护城河被重新清理，掘得更深，那些爬满青苔的城墙缺口本来自从博斯沃思战役之后便无人费心关注，而今也迅速得到修缮，远近各座城池的石头幕墙现在堆上了一层泥土，以抵御炮火的轰击，海港市镇也相互比赛，尽可能给它们朝海的炮台配置火炮。至少就陆上的武备来看，1588 年 4 月的英格兰要比上一年秋天准备得更加充分，人们已经在静待可能突然发生的入侵。

最了解此事的英国人却并不相信这场战争会演变成一场陆上交锋。过往的悠悠岁月让英国人普遍持有一种意识：他们被海洋保卫着，同时海洋也是他们需要保卫的家产。百年战争的进程和结果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意识。亨利八世比其他所有欧洲君主都要更加舍得在战舰上投资，这是建立在一项既定传统之上的。加莱的丢失⑩  、与西班牙之间渐渐升温的敌对情绪又进一步巩固了依凭海洋的观念，到了 1588 年，伊丽莎白已经拥有一支全欧前所未有的强大舰队。它的主战部队包括 18 艘火力凶猛的盖伦帆船，其中最小的一艘排水量也有 300 吨，全都采用新式工艺建造和武装，在航速和战力上胜过目前任何一艘可能出现在海上的敌舰。还有 7 艘盖伦帆船吨位较小，但也都在 100 吨以上。与之匹配的是数量充足、可以远海作战的各式轻帆船，它们轻盈、快速，便于操纵，在侦察、送信和近岸作业时可以大显身手。

那些担任主力战舰的盖伦帆船是专门为作战而建造的，它们的龙骨与船宽之比要大于商船的传统比例。无论最初是谁发明的这种结构样式（也许是葡萄牙人），到 1570 年时，它已经是大西洋战舰的标准模板，不过女王的盖伦帆船却有所不同。过去的十年中，她最热心的臣仆约翰·霍金斯一直执掌舰队的建造和修缮工作，而霍金斯的海战理念确乎领先于时代。他想让自己的盖伦帆船形制更长，以便装载更多的火炮，更适于迎风航行。他想要在船体深腰部铺上甲板。驻守这里的水手发现舷墙现在只有齐腰高，自己不再受庇于一堵高于头顶的木墙，可能会有缺乏掩护、暴露在外的感觉，但多出来的甲板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侧舷炮。相较于接船后的白刃战，他更加信任长重炮轰击的效用，为此他大声疾呼，主张船首和船尾高耸的塔楼应当大幅缩减尺寸，这让一些老派军官抱怨不已，认为拆除塔楼也就损害了舰船的“尊严和威慑力”。如果霍金斯曾经耐下心来给出回复，他也许会解释道，塔楼的上甲板只能搭载较轻的次等火炮和投石器等以杀伤人员为目的的武器，而这种高耸的上部构造却会得不偿失地损害船舶的航行性能，导致船身过度摇晃。当然，无论霍金斯是否作出过如上答复，都无碍于他的方案最终获得实施。在他主事的那些年，女王的所有新式舰船都建成了他欣赏的流线型结构，老式舰船也几乎全都按照这种样式进行了重建。这么做的结果是，一支航速更快、更适宜抢风航行的全新战斗舰队第一次出现在了大洋之上。

与此同时，身兼霍金斯的对手、敌人与合作者多重身份的威廉·温特⑪  爵士，也在致力于以新式理念武装这些舰船，其革命意义不亚于霍金斯的方案。新的理念中，着眼于杀伤人员的火炮有所减少，旨在摧毁船体的火炮则相应有所增加。铁炮让位于铜炮，那些短粗宛如桶状的老式火炮，如半加农炮，虽然能发射重达 30 磅的炮弹，但攻击时既不精确，射程又很短，现在逐渐取代它们的是长重炮或半长重炮，炮管很长，只用于发射 18 磅或者 9 磅的炮弹，却有着相对高得多的射击初速，在远达 1000 码的范围内都有上佳的命中率。我们不能完全确定，截至 1587 年，究竟有多少英国船只按照温特的规划进行了武装，甚至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经过温特和霍金斯的努力，女王获得了一支空前强大的舰队，它有能力在任何天气条件下，在航行和操作性能方面压倒任何敌人，只要进入它们的攻击范围（即半长重炮以 9 磅重的炮弹平射的杀伤距离），英舰的火力足以占据决定性优势。

为德雷克、霍金斯以及其他人士所抱怨，也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诟病的一点在于，伊丽莎白并没有将这支睥睨当世的舰队大胆派往西班牙沿海地区，去切断西班牙与西印度群岛间的贸易路线，将腓力的战舰无助地封锁在港口内。相反，女王禁止大部分船只出港，只允许各船保留少量骨干船员，保持二级备战状态，她的这些做法违背了一条英国海军日后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基本战略原则。或许她的确应当听从德雷克和霍金斯的意见，虽然人们也应记得，二人言之凿凿的主动出击和速胜论在随后付诸实施时，并没有收到期望中的成效。面对这件事，伊丽莎白也许确实没有提出什么合理的意见。但是，由于她长久地统治着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因此清楚地知道，舰船和水手不会因为在大西洋的浩阔海面上渡过一个漫长的冬天而从中受益。假如贸然出击，纵使舰队能在暴风雨或是敌军的攻击中毫发无损，也需要修缮桅樯、填塞漏洞、补充绳索和帆布，此外还必须来一场彻底的船体倾侧试验和内外检修才能再度出海；在长期的远洋航行中，被称为“牢狱热病”或“船热”的致命斑疹伤寒经常会让一半船员丧命，即使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船员们由于长期拥挤在污秽的环境中，多数时间只能依靠腌牛肉和鱼干果腹，吃着生了虫的饼干，喝着早已酸臭的啤酒，难免因为糟糕的饮食而健康每况愈下，被疾病耗尽活力。伊丽莎白也许已经把这些危险全部计算在内，也许只是吝于动用这支珍贵的舰队，就像她节约使用自己的钱财一样，无论如何，人们可以怀疑，即使布尔堡会议没有召开，她大抵也不会冒险在这个严冬将舰队派赴西班牙海岸。

得益于她的安排，待在陆地上的船员们因为能吃上新鲜食物而保持了健康，由于一大半人要自己填饱肚子，节省出的这部分库存食物便可以用来准备开春的战役，女王的钱袋也因此压力骤减。她的军官们本已铆足劲儿打算掠夺西班牙商船，甚至要冒着敌方堡垒的炮火对西班牙国王挑衅一番，现在却只能把这股精力投入到船只最后的紧张准备工作中去。在普利茅斯，弗朗西斯·德雷克和他的西部舰队已经跃跃欲试，正望眼欲穿地等待每一位来自伦敦的信使，盼望他们带来希冀已久的出战指令。老迈的威廉·霍金斯时年七十，他是伟大的约翰·霍金斯的兄长、普利茅斯市长，正负责保持舰队的状态。趁着 1、2 月间的大潮，威廉命人将盖伦帆船拖上海滩，进行船体倾侧维护，白天和晚上分别完成船体一侧的刮擦和涂油，工匠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因此任何一艘船都没有脱离水面超过 24 小时。夜间加班意味着需要使用大量火炬和标灯，在狂风大作之下，花销可谓不菲，不过既然老威廉高兴地看到他弟弟的舰船安坐在沙滩上，强劲、坚固、安如磐石，“每一艘船都浑然天成，像是用一整棵树造出来似的”，也就不再为这物有所值的维修工作锱铢必较了。

约翰·霍金斯本人正和海军大臣以及东部舰队待在一起。这支舰队驻扎在梅德韦河上，分布颇为星散，从吉林厄姆河段开始，一路绕过查塔姆的船坞——里面停泊着若干轻帆船，从那里可以看见罗切斯特大桥——而大型船只的停泊地则又远在昆伯勒。趁着同样的大潮，驻扎在这儿的所有船只也经过了倾侧维护、刮擦和涂油，不过这些工作极少得到约翰·霍金斯本人的关注。他终于得以从合同中脱身，依照这份合同，霍金斯修造和重建了女王的海军，而他则得到了将被授予海上指挥权的承诺，不过他毕竟同时担任着司库和海军委员会⑫  委员的职务，战前最后时刻的准备工作、账目管理以及其他的文书工作令他目不暇接，根本没有时间专门去操心女王与帕尔马谈判时所做的蠢事。他也无心应对敌人的恶意毁谤，尽管后者正在向他发起攻讦，指控他曾用腐烂的木材建造船舶，以至于多数船只并不适合远海作业。

海军大臣埃芬厄姆的查理·霍华德勋爵也像弗朗西斯·德雷克一样急于出海作战。他已经年逾五十，不过担任海军大臣一职还未满三年，他之所以当选，与其说是因为展现出了适合海战的指挥素质，毋宁说是因为非凡的家族世系，他的家族中已有三人担任过都铎王朝的海军大臣，又或者是因为他是一位热诚的新教信徒，对信仰怀有不容置疑的忠诚。然而，查理·霍华德也并非全然缺乏海上航行的经验，而且他已下定决心要学习指挥的技艺，在任上赢得声望。他曾经大声呼吁打造一支强大的舰队，为此一再为各种流言担保，包括帕尔马的海军将要驶出敦刻尔克，又或是西班牙人即将绕过多佛，改道夺取苏格兰云云，最终他如愿以偿，获准将另外 8 艘战舰列入编制，他已经开始自娱自乐地率领这支舰队在敦刻尔克到弗拉辛之间的海域上往来巡航。同时，他还不知疲倦地接连登上每一艘停靠在梅德韦河上的船只，踏访甲板上的每一处角落，但凡能够勉强爬入，他都要巨细无遗地进行检查，寻找尚未填补的漏洞、腐烂的木材或其他可以用来证明约翰·霍金斯及其造船工匠草率行事的迹象。他虽然乐此不疲，却总是徒劳而返。

从一开始，查理·霍华德便爱上了这些交给他指挥的船只。“我在上帝面前声明，”他写信对沃尔辛厄姆表示，“若不是为了觐见女王陛下，我宁愿一直以这些宏伟战舰为伴，别的地方一概不去。”“除了我，”检查结束后他再次提笔，“没有人敢搭乘她前往拉普拉塔河⑬  。”当“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随后在弗拉辛的入河口意外搁浅时，他和威廉·温特曾经登上甲板，亲眼看见这艘船如何在两次厄于海潮之后，仍旧安然无恙地重新浮上水面，此时的他已经难以抑制胸中的欢快：“从头到尾，没有哪怕一勺水漏进船舱……除非是一艘铁造的船，否则要做到像她这样出色，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这世上再没有一艘船比她更加坚不可摧了。”在所有盖伦帆船中，他选中了一艘作为自己的旗舰，他在信中对伯利表示：“我祈求您代我向女王陛下转告，她投入的钱款已经物有所值地用在了‘雷利方舟’号⑭  上，愚以为此乃世间唯一一艘不受任何环境条件限制的舰船……无论前方是何种帆船，或大或小，相距多远，我们都能追上他们，与对方的水手交谈。”

“雷利方舟”号在霍华德心中赢得了特别的一席之地，不过对于皇家海军的所有其他船只，他也无不饱含爱意，在这方面，连他的下属们也怀有不甘其后的热忱。他的表弟亨利·西摩勋爵负责指挥“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也吹嘘道，自己的战舰在与西班牙人鏖战 12 个钟头后，就像在浅滩里停留了 12 个钟头一样坚固依旧；即使是威廉·温特爵士，本来他只要愿意就能随时得到女王的合同，从霍金斯手中夺走船舶的承包权，他还曾经在议会中炮轰过约翰·霍金斯，指控后者诓骗女王、背叛国家，造出了一堆不能出海的次品，可是在亲眼见到造好的各条船只后，他的心中也只剩下了钦佩之情。“我们这儿的船全如勇士一般，”他写道，“我向您保证，单单只是注视着她们，就能让一个男人打心眼儿里高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船。”不止一位船长对于自己的船只给出如此评价，他们都在不约而同地期盼西班牙人即刻出现在眼前的海面上，以便决个胜负。不过，虽然伊丽莎白的“海狗”们在岸上烦躁不安，他们焦急、怀疑、毫无耐心，可一旦与陪伴自己的舰船来到海上，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事，他们便立刻恢复了冷静和自信。任何人都有可能怀疑胜利能否成真，但他们从不怀疑。

假如上年冬天伊丽莎白纵容他们在西班牙海岸上释放精力，等春天到来，他们还会如现在这般自信吗？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答案了。结果证明，春季的战役打响时，全体船员不但满员出战，而且难得地保持了健康，库房中满放的火药和炮弹、食物和酒水，就算无法完全满足日后所需，也都超出了当前预估的需求，至于余下物资的补充或更换，如桅樯、绳索和帆布，又如木料、滑轮与小艇（“所有物资都是这片海域所能出产的精华，尤其是在一年中的这个艰难时刻。”威廉·温特爵士诚恳地写道），凭着远近船坞的供给水准，完全可以轻易满足。当舰队最终赶赴海峡迎战西班牙人时，它基本保持了巅峰的作战效能，而这一点主要应当归功于伊丽莎白的悭吝和审慎，为此她比任何人所认为的都要更加居功至伟。

17　怀着奇迹降临的希望

里斯本

1588 年 2 月 9 日至 4 月 25 日

圣克鲁兹侯爵堂阿尔瓦罗·德·巴赞是西班牙海洋舰队总司令、勒班陀的英雄、特塞拉岛①  战役的胜利者，此外他还集其他诸多战功于一身，自从入侵英格兰的海战计划初露端倪以来便受命担任海军指挥官，可是 1588 年 2 月 9 日，他却在里斯本撒手人寰。人们随后才意识到，伴随他的离去，西班牙海军的荣耀、西班牙赢得此战的最大希望，都已不复存在。人们说，假如老侯爵还活着，能够亲自指挥海峡上的战斗，也许一切都会有所不同。可他还是死了，在 62 岁的高龄上，他已经为舰队的筹备工作耗尽了精力，非但如此，王上的严厉斥责也伤了这位臣子的心。这就是自那个时代以来，西班牙的编年史家以及多如牛毛的民间传说、大众臆测一贯咬定的观点。

不过，即使换作霍拉肖·纳尔逊来领导 1588 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也很难说就会稳操胜券。支持圣克鲁兹鞠躬尽瘁、累死在里斯本的说法的证据主要来自二十余封信件，在信中，老侯爵向国王解释了舰队尚且不能派赴行动的缘由，并且保证这个时刻不久就会到来，然而此说的证据并不充分。在措辞上，国王致侯爵的回函也并不十分尖刻。当然，国王的口吻显得颇不耐烦，就此而言，传言倒是存在几分真实性。那样冬天，腓力的回函的确不无古怪，一贯审慎的西班牙国王与向来莽撞的英国“海狗”似乎互换了角色。国王曾经下笔写过“为了推进如此伟大的进攻英格兰的计划，灌铅的脚步将是合宜的”，现在却在信里表示：“速度是取胜的关键。事不宜迟！”作为总司令，圣克鲁兹曾经力促王上对首要之敌迎头痛击，曾极力反对愚蠢的拖延和着眼于防御的作战思路，可眼下，他面对的批评却仿佛出于自己早先的口吻。现在轮到圣克鲁兹含糊地抱怨腓力的轻率和愚昧了，在他看来，王上是要将西班牙沿海置于不设防的危险境地，并且急于打一场准备不周的恶战。

这些顾虑并不能打动腓力。早在 9 月，当圣克鲁兹还在从亚速尔群岛返回的路上时，腓力已经差人送来命令，要求他一旦得到那不勒斯的加莱赛战船和安达卢西亚的运粮船，无论还能筹措多少部队，都要放下一切，率军径直奔赴马尔盖特角和泰晤士河口。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可以弥补军力上的不足，尽管时节对航海而言不无危险，可是腓力相信，他们的事业符合上帝的旨意，神将庇护他们一路顺风。只是在得知亚速尔群岛之行途中有舰船受损，并且得到了受损盖伦帆船详情的清单后，腓力才勉强同意将行动推迟数周。圣克鲁兹之后获准在港口暂作停留，并赶紧着手集合各处的舰队，由于他的争取，腓力又多次松口，但每次宽限也不过只有区区一周左右。到了 12 月，腓力再度坚持派出一支舰队，哪怕船只数量不超过 35 艘，哪怕圣克鲁兹不能亲自指挥，也要即刻北上，协助帕尔马的陆军强渡海峡，圣克鲁兹只好闷闷不乐地许诺会遵命行事。很有可能就是有关此事的消息造成了英军在 12 月份的突然调动。可以肯定，正是由于英军在海峡内提前展示了强大的军力，最终促使腓力改口，承认仅靠 35 艘船也许势单力薄了些，圣克鲁兹将得到更为充裕的时间，筹备一支更加强大的海军。不过随后腓力又制定了一个突袭计划，最迟将于 2 月 15 日前实施，随着日期临近，他还派出福恩特斯伯爵②  专程前往里斯本，督促圣克鲁兹按时执行。

腓力变了。他曾经多么迟缓、耐心、谨慎，喜欢标榜“时间是时间，我就是我”，那会儿他最喜欢的话是“享受时间的嘉惠”“不动如山，时机自现”，可是现在的他已经被糟糕的紧迫感折磨了将近一年，俨然落入了自感时日无多的绝望状态。在没有搞清楚帕尔马是否准备就绪的情况下，他就命令圣克鲁兹立刻启航；转而，他又授命帕尔马立即渡海，甚至不再等待圣克鲁兹北上。每一次受到阻拦，他都会忧心忡忡、火冒三丈，好像唯一得到他承认的至高者将会因为这拖延而降责于他本人。腓力从来都是虔诚的，但在此之前，他从未认为这类严峻的难题和危险与上帝的意志有关，如今，似乎只要遵循这意志行事，他就能从处理人间事务所需的小心谨慎中解放出来。他从来不是冷酷的自我主义者，也从未追求过不受限制的权力；他从来不曾声称拥有特殊的天命，却向来感到负有特别的责任；但是现在，他笃信自己正沿着上帝为他预设的道路大步向前，一如历史上所有的圣人和世界征服者，满怀信心、坚定不移、盲目轻率。

至于圣克鲁兹，尽管他一再保证，只要再宽限几周，舰队就将昂首出海，可是他的信中的确散发着悲观和气馁的味道，假如国王因此而疑心他在有意制造拖延的话，这种猜疑也并非不值得原谅。不需要别人向侯爵保证，他完全相信自己在为上帝的事业而战，可是他已经与土耳其人交手过太多次，也因此多次目睹了过于自信的结果。为确保战胜英国人，他提出至少需要调拨 50 艘盖伦帆船。目前他只有 13 艘，而且其中有一艘已经年久腐烂，以至于圣克鲁兹甚至担心这艘船能否顺利出海。他还曾要求得到另外 100 艘大型船只，全部装备重型火炮，此外还需要 40 艘霍尔克船，用以运送食品和货物，外加 6 艘加莱赛战船、40 艘加莱桨帆船，以及 140 艘到 160 艘各类小船。现实与此相反，到 1 月末，除了已有的 13 艘盖伦帆船，他的部队只补充了 4 艘加莱赛战船、六七十艘东补西凑而来的船只。由于租借或强征，这些船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每一片海域仓促赶来，其中的一些要么漏水，要么摇摇晃晃，很多都航速缓慢、行动笨拙，状况最好的一些，如奥昆多的吉普斯夸③  战船、里卡德的比斯开战船，不仅人员配备不足，而且火炮也不合常理地数量短缺。至于辅助作战的小船，他实际得到的数量几乎还不到预想的一半。

虽然如此，这一回圣克鲁兹却感到必须要出海了，他强拖病体，为了加快速度手忙脚乱，货物和火炮被手下想尽办法拖上甲板，为了征调人员，填补船员的减员缺口，里斯本的监狱、医院、停靠在港口的商船，乃至附近的农田，全都被搜查了一遍。忙完这一切，在出海的最后期限已经不足一个礼拜时，这位老人躺在自己的床上咽了气。

腓力二世早已选好了圣克鲁兹的后继者。就在圣克鲁兹的死讯传至马德里的当天，国王便发出了委任状，连带送去的还有三天前就已经拟好的附加指示，新一任海洋舰队总司令诞生了，他就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兼安达卢西亚总司令堂阿隆索·德·古兹曼·艾布耶诺。

人们认为，上一年卡迪斯之所以能从海盗德雷克的劫掠中被救出来，是由于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率领当地民兵及时弛援。尽管他曾凭借自身的机智和威严确保了安达卢西亚的和平，督导了针对英国、法国和巴巴里海盗④  的防御工事的建造，加快了服务于里斯本的一系列战事筹备工作的进度，包括征兵、补充物资和调拨船只，总而言之，在司法和行政方面，面对官阶和地位所赋予自己的所有任务，他都能尽职尽责而且行之有效地予以完成，但是到目前为止，解救卡迪斯之围大概也就是他为国王效命最显著的功绩了。如上事实或许对腓力的用人抉择产生过些许影响。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公爵是一位遐迩皆知的绅士，他温良和蔼，既不暴躁，也没有野心，不大可能会与帕尔马再生嫌隙，他身上没有骄傲、固执和自大的气息，因此更有可能与那些浑身是刺的部下们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除此之外，公爵更为腓力所看重的一点也许是，他的生活（就一位公爵而言）几乎白璧无瑕，堪称虔诚的教会之子。不过，将他扶上权位的最重要的理由其实一目了然，他是古兹曼·艾布耶诺家族的头面人物，这个家族是全卡斯蒂尔最古老、最显赫的世家望族，公爵身上令人目眩的名门光环会让舰队的任何一名军官心平气和地接受他的升迁，而不会自感受辱，或是认为服从于他有损尊严。

从传世的画像和信函中，我们对于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外表略有所知：这位男子有着中等个头，骨架略小，但体型匀称，嘴唇和前额显示出他正若有所思，目光与其说锐利，不如说蕴含着一股忧思。这张脸透露着些微的敏感，兴许缺少英雄气质，但绝非驽钝或乏善可陈，在一幅完成于三年前的画像中，虽然距离他生命中的这场浩劫为时尚远，他的面相却已经明白无误地展现出了一丝忧郁。看上去，他不大像是一位幸运儿。

在一封写给国王的秘书伊迪亚克兹的信中，公爵谈到了近来接受委任一事，我们可以从中清楚洞悉公爵的性格。公爵表示，他几乎无法相信国王有意委任他来承担重任，他甚至乞求国王免除加诸己身的这副重担。

我的健康无法胜任这样一次远航，根据有限的海上经验，我知道自己一贯晕船，而且极易感冒。我的家庭背负着 90 万达克特的债务，因此我无力在为国王效命期间花费哪怕 1 里亚尔。既然本人对大海和战争全无经验，我不认为自己应当充任如此重要的计划的指挥官。圣克鲁兹侯爵之前所做的一切，他对英格兰情报的掌控，我都一无所知，因此对于自己，我应当给出一份糟糕的评价，我的指挥将是盲目的，我只能依靠他人的建议，自己却无力辨别优劣，而提供建议的人们可能会有意欺罔，甚至希望取代我的位置。那位尊贵的阿德兰塔多⑤  卡斯蒂尔的马约尔，远远比我更加适合担任这一职务。他拥有陆、海两军事务的丰富经验，还是一位好基督徒。

那种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使西班牙方阵⑥  在欧洲各地收获敬仰和恐惧的精神气质，在这封信中当然难觅踪迹，但即或如此，人们也不应该像时而为之的那样轻易讥笑它。信中的个人评价存在一种理智上的坦诚，以及敢于暴露真相的勇气。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抗议中存在客套和虚情假意。这不是西班牙贵族在推卸要职，尤其是军事要职时的惯用修辞。当国王稍后再度施压，公爵完全顺从地接过职务后，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对此过度阐释，这唯一能够证明的，不过是公爵对于王室抱有的忠诚和敢于承担职责的勇气。国王兴许认为上帝会弥补公爵的不足、治愈公爵的缺陷，在为国王的想法进行祈祷后，公爵告别了留在桑卢卡⑦  的家人，穿过乡野，踏上了前往里斯本的艰苦旅途。

他在里斯本见到了一幅好似被封冻的混乱场景。就在侯爵辞世的前一周左右，筹备工作开始疯狂地加速推进，火炮和物资被慌里慌张地胡乱搬上船来，得到指令的船员们拥挤在甲板上，他们不得返回岸上，而要时刻准备出发。多数船只上都有士兵和水手还没领到津贴和武器，也没有合适的服饰。还有一些船员因为追随了一位不幸或无能的船长，几乎填不饱肚子。一些船装载了太多存货，以致吃水过深，存在安全风险；还有一些则空空如也，漂在水面上。在临近出发、疯狂争抢物资的过程中，每一位船长显然都牢牢攥紧了所能攫夺的一切，额外补充的军械尤其成了香饽饽。有些船搭载的火炮超出了空间的允许；有些却还一门炮都没有。有一艘盖伦帆船得到了若干门编外的崭新铜炮，只好陈放在甲板之间，与随意摆放、混乱不堪的大小木桶相与为伍；另一艘不比轻帆船大多少的比斯开战船得到了一尊巨型半加农炮，几乎将船腰占得满满当当。一部分船只空有火炮，但缺少加农炮弹；另一部分有实心弹，却没有发射的火炮。不过舰队虽然手忙脚乱，却也因此富有生气，可是自从总司令离世，大家却突然不再动弹，好像时间定格了一般。许多老资历的军官自然明白症结所在，但他们之中没有人拥有足够的权威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这就是梅迪纳·西多尼亚面临的第一项工作任务。通过一份措辞决绝的申请，他从国王那里得到许可，在自己过目之前，圣克鲁兹的私人秘书不得搬走前任总司令的任何文件，包括作战计划、情报报告以及舰队的行政档案，等等。秘书先前的意图并没有不合常规之处。所有那些文件理论上与信函一样，都是老侯爵的私人财产。当然，梅迪纳·西多尼亚并没有要求占有它们，国王也不可能支持此举，但新任指挥官至少赢得了充足的时间来检视这些文件，从而获知前任的工作进程。

公爵也在身边罗致了一群不具有正式身份的幕僚。堂迭戈·弗洛雷斯·德·瓦尔德斯是一位才华出众、野心勃勃的军官，公爵在日后的工作中过于信赖的帮手，此时仍然和警卫西印度群岛的盖伦帆船一起待在卡迪斯。不过公爵执意征调来了堂迭戈·德·马尔多纳多和马罗林·德·胡安船长，两位都是经验丰富的海员，名誉甚佳。从指挥长重炮兵的堂阿隆索·德·塞斯佩德斯那里，他借调了一位意大利海军火炮专家。而他手下最能干的三位分队指挥官——佩德罗·德·瓦尔德斯、米格尔·德·奥昆多和胡安·马丁内斯·德·里卡德——则组成了军事会议的核心。无论他这三位左膀右臂后来对公爵有怎样的看法，他们一开始都非常喜欢和尊敬他们的新任指挥官，公爵转过来也对三人的建议重视有加，不仅频频遵从他们的判断，而且在交谈时保持了亲切礼貌的语气，这与惯于咆哮、嘟哝和厉声说话的尖刻的老侯爵大相径庭。从公爵接手的这一刻开始，船员之间的氛围着实要比圣克鲁兹时期和谐多了。

在一位位分队指挥官的陪同下，新任总司令接下来开始视察这只拼凑起来的舰队。很明显，他被看到的景象震惊了，不过在写给国王的信函中，虽然他在需要直言不讳的地方已经足够直率，但通常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克制的语调。尽管圣克鲁兹留给了他这么多麻烦，在这些信函中，他并没有对前任使用哪怕一个责备的字眼。也许公爵心里相信，圣克鲁兹在被疾病和忧愁击倒之前已经殚精竭虑，无奈他面对的困局几乎无法化解。里斯本海港的筹备工作之所以沦落到今日的局面，最为难辞其咎的实乃腓力二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海军分队硬生生地聚拢一处，被迫整个冬天随时待命，同时另一些分队又在缓慢加入，每一次入编都只会破坏好不容易准备就绪的舰队体系，导致舰船和人员需要重新安排。英国海军的半解散状态才是更好的应对办法。可是在这一点上，梅迪纳·西多尼亚也像圣克鲁兹一样，完全无力说服已然失去耐心的主上，好在他最终获得了批准，得以让部分船员返回岸上。

接下来的首要工作是重新分配火炮和物资。双管齐下势在必行，哪怕两方面都会不时遭遇令人不快的意外，不过二者比较来看，自从圣克鲁兹和他的船长们开始认真思考眼前要面对的事态开始，所有人心中头等关切的大事还要算是火炮。当时出现了一种传说，据称西班牙人鄙视炮兵，自认为只需要冷兵器就能赢得海战。可能确实有一些纨绔子弟在马德里四处夸夸其谈，悲叹不该把那些邪恶的硝石从无辜大地的腹中挖出来，他们还抗议，要不是因为有了这些邪恶的火炮，上阵杀敌的本应是自己，不过，人们从职业军人那里却从未听闻过此等论调。单船之间的对决——大西洋上的多数战斗以这种方式展开——的确时常以抓钩扣住敌船后登船搏杀分出胜负，地中海上加莱桨帆船之间的混战也经常呈现出这种风格，因此两类战斗形式的结局都取决于，或者说看似取决于面对面的白刃战。然而，任何曾经指挥过远洋战舰的人都不会轻视长重炮的作用。圣克鲁兹尚在时，下属最早发出的抱怨便是他们缺乏足够的长重炮，已有的长重炮规格又不够大，圣克鲁兹将他们的抱怨传达给马德里，并给予强烈支持，老侯爵还进一步提醒道，盖伦帆船理应拥有首先挑选较重火炮的权利。舰队的军事会议也完全理解这一点，他们就经费问题向国王递交了恳请；腓力同样对此表示认同，并终于设法将这笔钱筹措到位。

在百般督促下，马德里的兵工厂承诺将于 12 月 15 日前移交 36 门新铜炮，包括加农炮、半加农炮、长重炮和半长重炮，里斯本的工厂也承诺贡献 30 门火炮。此外还有从西班牙各港口的外国船只上拆卸下来的 60 到 70 门火炮供舰队使用，不过我们有理由猜想，这些炮也许尺寸偏小，多数仍为铁制，炮弹大概只有 6 磅、4 磅乃至 2 磅。在人们的期待中，更多的大型铜炮将从意大利运抵里斯本，或者经由汉萨同盟的港口从德意志运来。但是火炮铸造是一种难度颇高的工艺。制造一门大型铜炮虽然不像雕刻一尊塑像，比如切利尼⑧  的《珀尔修斯》那样，追求技艺的精巧诡谲，但善于此道的能工巧匠却也委实不多，何况这些工匠中还有太多身在英格兰。再加上性能良好的火炮造价极高，尤其是长重炮家族中的长程火炮，为了匹配它们的炮弹的重量，要使用大量火炮专用金属。如此一来，那个时代的长重炮、半长重炮一直数量有限，即使现金充足，也没有足够的铸造设备。我们不清楚当圣克鲁兹故去时，里斯本的军械交付情况有多么糟糕，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落后于进度表，但未能如约交货是一定的，而且这种令人失望的情况还将持续下去。甚至早在目睹圣克鲁兹四处搜求而来的火炮得到合理分配之前，公爵就开始担心其他的问题了。如何得到更多的火炮？如何得到能够炸沉船只的大型火炮？他需要用这些大型火炮取代目前仍在建造的只能对人员造成杀伤的小型火炮，他已经从船长们那里得知，后者在舰队的火炮中占据了过高的比例。毋庸置疑，他的确有所收获，因此当舰队最终在 5 月出海时，相比于 2 月，已经在武器配备上得到了改善。不过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的收获距离公爵和船长们希望达到的标准还相差甚远。头等船只的火力得到了提升，但这却是建立在其他船只遭到削弱的基础上的，即使在一级战队里，长程火炮的匮缺也仍然是令人担忧的。

到此时为止，舰队的船只数量，尤其是战舰的数量，已经有了显著增长。当梅迪纳·西多尼亚接过指挥权后，腓力最终同意将警卫西印度群岛的盖伦帆船调离常规职务，一同参与英格兰战事。3 月末，迭戈·弗洛雷斯·德·瓦尔德斯带领这些船驶离卡迪斯，它们中有 8 艘头等盖伦帆船，其中的 7 艘形制接近，按照英国的度量衡，都重达 400 吨左右，比“复仇”号略小，但基本上与女王的“无畏”号战舰大小相仿，第八艘只有以上舰只的一半大，但仍然可以被归入一级战队。

与卡斯蒂尔的盖伦帆船相比，葡萄牙的盖伦帆船就要五花八门得多。葡萄牙的海军实力曾经仅次于英国，有时可能并不居于英国之后，但还在 1580 年王朝告终的许多年前，阿维兹家族⑨  的国王们就已经屡次三番地削减了舰队投入。特塞拉岛战役过后，部分舰只一度得到修复和重建，因此当圣克鲁兹前往亚速尔群岛，徒劳地想要追捕德雷克时，他还拿得出 12 艘葡萄牙盖伦帆船，这些就是欧洲海域上所有的葡萄牙盖伦帆船了。然而事实证明，其中几艘的装备状况十分糟糕。一艘船在返航时莫名失踪，另一艘在遭遇了 11 月的一场风暴后出现了严重的损坏和漏水迹象，以至于等待她的将是靠岸和毁弃。余下的 10 艘船情况也不乐观，梅迪纳·西多尼亚在第一次检视时发现好几艘都需要大规模返修，其中一艘形制过小、年头太久，已不适合编入战队，她的船体已严重腐烂，几乎无法扬帆。公爵倾向于在拆下这艘船的重炮后，把她留在港口。

幸运的是，深谋远虑的圣克鲁兹侯爵早就提供了一艘替补的战舰，她的到来使葡萄牙分队的战力大幅超越了原先的水准。按照西班牙的战斗序列，这艘最新式的盖伦帆船被命名为“佛罗伦西亚”号，在整支无敌舰队中，她也许便是最具威力的战舰。圣克鲁兹曾有意让她充任意大利分队“黎凡特”的旗舰，因为她来自腓力那位并不情愿的意大利盟友托斯卡纳大公⑩  ，这艘船的借调并非出于大公的本意，她原为托斯卡纳海军中的一艘盖伦帆船，也是大公珍爱的掌上明珠。

在这世上，大公最不乐意的一件事就是看着她远赴北方的鲸波鳄浪，参加这场西班牙国王发动的十字军远征。“佛罗伦西亚”号是以一种离奇的方式落入圣克鲁兹手中的。安特卫普被围并沦陷、斯凯尔特河遭遇封锁，这两件事引发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是全欧洲香料市场因此陷入混乱。事实上，就算是在荷兰起义爆发期间，安特卫普仍然是欧洲香料批发贸易的一个中心，不过到了 1585 年，胡椒、丁香、豆蔻和肉桂已经堆满了里斯本的货栈。托斯卡纳大公由此萌发了一个妙极了的念头。佛罗伦萨为何不能成为香料贸易的另一个新的商业中心，他自己又为何不能在这一进程中分沾雨露呢？他随即发出外交问询，并且从英国东印度大楼和葡萄牙议会那里得到了谨慎的欢迎。腓力本人也对大公的想法表示鼓励，双方就价格和支付条款达成一致，买卖几乎就要敲定，于是大公派来了他最出色的新造盖伦帆船，期待她满载香料而归。任何稍差一些的船都无法担此重任，考虑到整船货物将卖出极好的价格，因此需要启用一艘在遭到整支巴巴里海盗舰队追逐时能够顺利甩脱对方的船，于是，“圣弗朗西斯科”号上路了。

当巴托利船长带着“圣弗朗西斯科”号来到里斯本后，就像大宗商品交易经常会发生的情况那样，进展并不那么顺利。国王的代理商还没有准备好递交香料。在等待商人们讨价还价的时候，他面见了著名的西班牙舰队指挥官，并且高兴地向这位里斯本的长官展示了自己的船，当圣克鲁兹对“圣弗朗西斯科”号难掩至爱之情的时候，他的欣喜甚至又增添了几分。侯爵赞美了该船整齐的裁切线、坚实的船体，尤其对船上配备的 52 门铜炮欣羡不已，他承认，这艘船搭载的火力超过了自己舰队中的任何一艘。简而言之，他从未见过如此出色的战舰，在他看来，无论是谁指挥这艘船，那一定会是个幸福的人。接下来的几周里，其他西班牙船长也纷纷排着队前来观瞻“圣弗朗西斯科”号。

一周又一周，几个月倏忽流逝，香料依然没能到手，一边打量着西班牙人向“圣弗朗西斯科”号投来的目光，巴托利的心情由欢喜渐而变成了怀疑。他就此事呈递的报告令大公深感警觉，后者决定断了通过香料贸易获利的念头，并命令巴托利船长将“圣弗朗西斯科”号带回利沃纳⑪  ，她需要立刻归来。在按照惯例申请离境却未获批准后，巴托利船长依照主上的指令，试图暗自拔锚出关，但舰队指挥官的驳船送来了一份简短的文书，巴托利被告知前方的堡垒已经接到命令，若他擅自驶入航道，这艘船将被击沉。那时还是 1586 年 11 月，此后的八个月里，想方设法让“圣弗朗西斯科”号离开里斯本成了托斯卡纳驻马德里大使的首要任务。

接着，在追捕德雷克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圣克鲁兹委派加斯帕尔·达·苏萨船长率领一支强大的葡萄牙步兵队登上了“圣弗朗西斯科”号，他捎来了信息，巴托利将要带着这艘战舰与葡萄牙盖伦帆船一道出海，一旦与敌人遭遇，巴托利需要服从达·苏萨的安排。“圣弗朗西斯科”号的亚速尔之行表现出众，只有她完好无损，未曾漏水，没有丢过一根桁桅，可是在给主上的信中，巴托利却既感自豪，又觉悲伤，因为西班牙人放行的可能性现在更加微乎其微了。不过弗朗西斯大公仍然坚持不懈地想要索回心爱的宝船，直到本人离世也未曾放弃努力，在她向英国进发时，大公的继承人费迪南德一世仍然还在为此事而奔走。

有了“佛罗伦西亚”号，亦即被西班牙人改了名的“圣弗朗西斯科”号，又获得了警卫西印度群岛的盖伦帆船，梅迪纳·西多尼亚一共拥有了 20 艘盖伦帆船，就算在火力上有所不及，这支海上力量至少在吨位上已经可以与英格兰女王最好的 20 艘船只平起平坐，再加上来自那不勒斯的 4 艘加莱赛战船，还有与卡斯蒂尔盖伦帆船一起行动的 4 艘大型武装商船，这些舰船组成了他的一级战队。组成二级战队的是另外 40 艘武装商船，尽管与英军二级战队中最好的商船相比，它们的武器配备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其中许多艘船在体量上要庞大得多，在双方的所有船只中，只有归女王所有的两艘最大的船只“凯旋”号和“白熊”号在规格上略胜一筹。自从 2 月以来，除了将西印度群岛警卫部队的大部分军力收为己用，梅迪纳·西多尼亚还先后得到一艘顶好的威尼斯卡拉克帆船、一艘同样来自意大利——也许是热那亚——的大船，以及六七艘由比斯开湾各港口提供的商船。他还补充了不少额外的霍尔克船，又将数量充足的其他轻型船只聚拢起来，因此船舶的总数较 2 月时已经翻了一番。到 4 月底，他大约已经拥有 130 艘船，它们在体量上大小不一，但或多或少都已经完成了出海的准备。

除了扩充无敌舰队的船只数量，他还注意通过其他方式增强舰队的战力。有尽可能多的船只经过了斜侧检修和涂油，在用光里斯本和沿岸各地库存的最后一批风干木材后，船体的腐烂部分多数已经得到更换，破损的桅桁也都替换成了优质品。一些盖伦帆船和许多武装商船也新造了高耸的艏楼和艉楼。传统上，有了这样的船楼就意味着一艘商船摇身变为了战船。不过，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盖伦帆船中，至少还有一些船的艏楼和艉楼似乎按惯例在同一水平线上接受过“削甲板”（西班牙语称为rasa ）的改造，也就是说没有凸起的艏楼，只有一个相对较低的艉楼和艉楼甲板。接受过“削甲板”改造的船舶航速更快，抢风而行的能力更强，但就作战而论，多数西班牙将领更青睐高高的船楼，它能够把人员掩蔽在内，从里面发起攻击。一些英军将领同样怀有这样的观点，譬如马丁·弗罗比舍⑫  。在梅迪纳·西多尼亚身边，没有像约翰·霍金斯那样的激进改革家能够对他施加影响，因此在他接过无敌舰队的指挥权后，那些本来还未架设高层建筑的船只，也都被里斯本港口的木匠添加了船楼。

由于梅迪纳·西多尼亚争取来的准备时间，以及他对西班牙各行政部门施加的影响，无敌舰队在很多方面都受益匪浅。刚进入 3 月时，头盔、胸甲、长枪、短枪、滑膛枪和火绳枪储备全都严重不足，可是到 4 月底，各项供应均已达到计划要求。火药的配额几乎增长了一倍，也许是听取了那位意大利炮兵专家的建议，所有火药都是“滑膛枪的火药”，由精细的颗粒组成。最重要的是，大型火炮所需的加农炮弹得到了更为充足的供应，故而每门炮都能发射 50 轮次。结果证明，这个数字依然远远不够，但是与圣克鲁兹曾经盼望达到的每门炮发射 30 轮次相比，显然已有大幅提升。

即使如此，公爵的影响和全力干涉却未能在其他一些方面改善舰队的状况，甚至难以阻止状况继续恶化。许多船只存在的问题过多，已经超出了人力可能矫正的极限。在港口每多待一周，就意味着全体船员要多消耗一周的粮食，为此库存要不断地加以增补。更糟糕的是，肉、鱼和饼干最初存入木桶时，是为了原计划中上年 10 月的起航而准备的，因此迟至 5 月开启时，即使是以最宽松的标准衡量，也已经难以食用了。最坏的一点还在于人员的耗损。虽然船上没有爆发真正意义上的瘟疫，但是每过去一周，死亡名单都会加长，再加上士兵和水手们缺衣少食，又领不到薪俸，每个礼拜都有人逃跑。梅迪纳·西多尼亚的确筹措到了更多的经费，逃跑人数在 12 月达到峰值后，也终于在来年的 3 月到 4 月迎来了回落。至少在表面上，被迫丢下犁铧的农民填补了死去兵士的岗位，可是训练有素的海员却实在无法顶替，早在上年 11 月，圣克鲁兹就已经在抱怨海员的不足了。到了 4 月，人员缺口变得更加严峻。同样令人不安的还有专业炮兵的稀缺。而大型火炮，尤其是长重炮的不足，则更为舰队上下笼罩了一层阴影。

但无论心中还存有多少疑虑，梅迪纳·西多尼亚明白，他不能再继续对国王的焦躁置若罔闻了，何况在留给他不多的时间里，靠小修小补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已十分有限。4 月 25 日，他前往里斯本大教堂，在圣坛上为远征求取了一面受过祝福的旗帜，这宣告了起航之日即将来临，也一并彰显了此番任务的神圣本质。每一位即将追随战旗出海的船员都进行了忏悔，领了圣餐。他们全部在严重警告下立誓绝不渎神，并保证杜绝士兵和水手易犯的其他罪行。所有舰船都一一经过搜查，以确保甲板上没有藏匿女人。现在，总司令正庄严地迈向大教堂，葡萄牙副王、红衣主教阿尔伯特大公代替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陛下在一旁陪伴。里斯本大主教亲自主持弥撒，祈求上帝为整个计划赐福。旗帜被从圣坛上擎起，由人携带穿过市政广场，来到一处多明我会修道院，公爵本人将旗帜陈放到那里的圣坛之上，以象征他的个人奉献。随后旗帜又被请回，从两列跪地行礼的士兵和水手中间穿过，随行的托钵僧们则向跪地的人们宣读教皇的免罪和特赦，这是最为神圣的一次十字军远征，所有参与者都将荣享恩惠。那面受过祝福的战旗上绘有西班牙的纹章，纹章的一侧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图景，另一侧则是圣母玛利亚，下方还用涡卷形花体字书写着一行赞美诗文：Exurge, domine et vindica causam tuam（“升天吧，我主，请捍卫您的伟业”）。

有关这场仪式的记录大多感人至深，但相较而言，有一份报告最为枯燥无味，它来自教皇派赴里斯本的代表，正是通过他的现场见闻，教皇才得以及时获知腓力筹备海军的进展。放眼全欧洲，在关心征服英格兰的计划方面，没人比教皇大人西克斯图斯五世更为急切。从担任教皇的第一年开始，他就在连续催促腓力动手，也是从那时开始，腓力便在不断向他提出借款的要求。然而，对于腓力是否真的计划入侵英格兰，教皇大人自感没有十足的把握。仅仅只是设想的话，他可不愿意借出哪怕一分一毫。另一方面，他曾向奥利瓦雷斯许下皇皇诺言，到西班牙士兵真正登上英格兰土地的那一天，他的回应将不只是借款，他将无偿赠予西班牙国王 100 万金达克特。但在此之前，即使腓力已经获得准许，可以为筹划本次十字军远征向境内的教士征收特别赋税（反正腓力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他们），即使腓力在自觉有必要的时候可以从教皇那里求得任何祝福和赦免，但是他永远无法从教廷的金库里拿走一个索尔多⑬  。理所当然地，既然现在西克斯图斯终于能够对腓力的决心报以信任，他当然特别急于了解实现计划的把握究竟能有几分。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不仅提醒教廷驻马德里大使悉心观察，还向里斯本派来了一位专使，当然后者的表面任务乃是处理教会事务。就在举行授旗仪式的前几天，这位观察员已经向红衣主教蒙塔尔托提交了一份报告，转述了一段启人深省的对话。

专使描述道，他和西班牙舰队中位阶最高、最富有经验的军官之一（是否即胡安·马丁内斯·德·里卡德？）有过一番私人谈话，当时专使鼓足勇气，开门见山地发问：“如果在海峡内遇到英国舰队，你们认为自己会赢吗？”

“当然。”西班牙人回答道。

“为什么这么肯定？”

18　街垒日 I

巴黎

1588 年 5 月 12 日及早先时候

5 月 12 日是一个周四，那天早上 5 点钟，从位于普列大街拐角处的卧室里，堂博纳迪诺·德·门多萨听见了沉重的脚步声，原来许多士兵正行经圣奥诺雷大街①  。即使仍然睡眼惺忪，西班牙大使也绝对不可能认错这些粗壮的军人。他们是国王的瑞士兵团，刚从拉尼②  征调而来，士兵们穿着填充过的紧身上衣和宽大马裤，看起来更加高大。他们几乎布满了整条圣奥诺雷大街，行军的样子俨如踏入了一座被征服的城市，队伍军旗招展，步兵们手执枪戟，火绳枪手和滑膛枪手引而不发。在其身后，法兰西警卫队③  正穿过圣奥诺雷门而来，在初升朝阳的映照下，他们的面甲、长枪枪尖、金色饰带和火枪枪筒处处熠熠生辉。门多萨注视着这列纵队，目送他们穿过一条条狭窄的街道，这些街道或通向卢浮宫，或向左倾斜，通向圣婴公墓。伴随着行军，20 面军鼓的轰鸣好似雷霆，又有同样数量的横笛正尖利地啸叫。从圣奥诺雷门方向传来的军乐还带着挑衅的节奏。

看起来，法国国王正在进行最后的尝试，希冀主宰自己的都城。门多萨对此并不十分惊讶。有关此事的谣言从昨天起便不绝于耳，一些特别行动已经在晚上展开，巴士底和夏特莱的卫戍兵力得到加强，市政厅门口迎来送往，从立场更可靠的街区调来的民兵开始集合，在一些忠诚的巴黎官员的带领下，夜间的巡逻也在持续进行，主要的广场、城门和桥梁都在查访的范围之内，显然，一些非同寻常的事端正在酝酿。

如果门多萨没有大感惊讶的话，他至少产生了一丝不安。正在浮出水面的这场政变已然筹备了超过三年的时间。假如把政变比作开矿，那么炸开矿井的时机已经完美设定，在西班牙入侵英格兰的前夜，法国王室将会一如帕尔马所要求的那样陷入瘫痪，这还只是计划的最低目标，更美妙的结局可能是法国将被毁灭，由此落入西班牙国王的掌心。过去的两周里，神圣同盟设在巴黎的秘密革命组织“十六人委员会”开始公开亮出底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不可避免。虽然伴随着很高的风险，但神圣同盟领袖吉斯的亨利及其手下的大小首领和将领现在必须要待在巴黎。巴黎的神圣同盟成员从没妄想过未经一战便夺得权柄，他们早就预料到，国王可能会在受到刺激后轻率地诉诸暴力，那将会点燃一场人民暴动。但是招摇过市、公然经过圣奥诺雷大街的大批瑞士纵队，在明白地预示了一定会有暴力行为发生的同时，却丝毫也不意味着会做出轻率的举动。看上去，为了抢先一步摧毁预谋推翻自己的政变，国王正怀着出人意料的勇气和决心，试图发动另一场政变。除非门多萨的盟友们懂得如何自我防护，否则入夜前，那些知名人士的脑袋，还有众多平民悬垂的尸体，就将成为卢浮宫城垛上的装饰品。

过去三天的事态发展太过蹊跷，为此门多萨完全有理由感到焦虑。5 月 9 日星期一中午，吉斯的亨利进入巴黎，并且按照预先的安排“凑巧”在圣马丁大街被一帮巴黎居民辨认出来，直到此时，一切都还在按照既定计划进行。如果门多萨的信息准确，吉斯公爵策马穿过圣马丁门时，无敌舰队本应该正驶过加斯凯斯④  ——如果风向正常，一切都将确乎照此进行，顶多只会有一到两天的误差。多亏门多萨，公爵才得以奇迹般地在一个完美的时间入城，长期以来，西班牙大使正是以这样的风格领导了复杂的筹备工作，不仅展示出尽善尽美的技艺，而且几乎从未走漏半点风声。

如果说直到 1588 年 5 月，还极少有人觉察到门多萨与神圣同盟中以吉斯为首的地方贵族过从甚密的话，对于他和巴黎城内的神圣同盟成员，尤其是暗中担任首领的“十六人委员会”之间的联络，就更少有人知晓了。精明的卡夫利亚纳医生是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太后的私人御医，他曾利用其特殊身份向托斯卡纳大公提供政治情报，据他揣测，幕后定调之人，早在最初的几个音符入耳之前就已经自信地为整件事定下基调的人，必是出钱之人，后来巴黎城乱象丛生时，卡夫利亚纳更随意地称呼门多萨为“那个编舞和领舞的人”。但卡夫利亚纳也仍然只是在猜测罢了，即使他是门多萨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尼古拉·普兰是国王安插到“十六人委员会”中的间谍，他对门多萨与造反者相与往还的了解，也许要比他和他的主上有意披露的丰富得多；无疑，他掌握的情报已经足够核实亨利三世的正式指控，能够证明门多萨曾给予叛乱分子资助和支持，理应被合法驱逐，但纵使是普兰也似乎全然不晓得，为了将武器秘密运往巴黎各地，藏入吉斯公馆、运至对同盟友好的修道院以及良善的天主教徒的家里，西班牙大使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行动的资金。就算到了今天，有关门多萨与“十六人委员会”的具体联络方式，谜底也还远远没能完全揭开。他是一位如此老练的密谋者，明白并不需要就密谋的内容留下多余的冗笔，连给国王的信息也是如此。

据我们今日所知，密谋颠覆者于 1585 年 1 月开始成立组织，那时距离门多萨来到巴黎不过三个月的时间，他刚刚了解到腓力国王与洛林家族的亲王们达成了一致，双方将在茹安维尔签订秘密协议。西班牙会允诺提供资金，帮助神圣同盟的贵族成员恢复元气，签署这份协议也正是门多萨被派往巴黎的起因。不过到了最后，门多萨却一直待在巴黎，将谈判事宜留给他人去做。根据人们的推测，之所以如此，当然并非是因为他更喜欢巴黎阴谋集团内的社交氛围。所谓的秘密组织“十六人委员会”中不但没有亲王、贵族，也没有士绅，甚至没有来自最上流社交圈子的市民。里面只有几位小职员、两三位律师、一位神父、一位司法文书的递送员、一位拍卖商、一位锡匠、一位屠夫，以及其他身份与此相似的成员。但是他们精力充沛、头脑聪敏，怀揣强烈的党派热情，憎恶任何革新，仇视一切异见，再加上个人野心，一并赋予他们以某种典型特征，人们从那时起就开始把这类人认作典型的“极端右翼分子”。门多萨却适时地将他们视为西班牙在法国最有价值的盟友，而最后他们自然也将门多萨认作自己的领袖。

甚至早在 1585 年，他们极具实用价值这一点就已经显而易见。无论他们心中究竟作何感想，他们却在向愚蠢的邻居们渲染恐怖气氛，使之相信，所有良善的天主教徒只有武装起来，才能躲过胡格诺派的屠刀，而国王早就被如埃佩农之流的卑劣宠臣迷惑了心窍，已经与胡格诺派秘密结盟。他们彼此印证，还与各省的参与者书信通告，自命怀着正义的动机，要尽一切办法挣脱这位异端国王的重轭。在吉斯和纳瓦拉之间，他们一心拥戴前者，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不愿多等一刻，即使最后一位瓦卢瓦君主寿终正寝后，权柄自然会交诸吉斯。他们心知肚明，自己一手创建的这支准军事力量将来正是要为夺取巴黎服务的。对于他们所做的一切，门多萨则给予了发自内心的认可。

当然，现如今门多萨可能是通过吉斯公爵在巴黎的联络人曼维尔与“十六人委员会”保持联系，不过有些时候，曼维尔对巴黎委员会的了解似乎要拜托门多萨进行转告。门多萨或许还有另一条获知密谋颠覆者情况的消息渠道，那就是吉斯兄弟的同胞至亲蒙庞西耶女公爵⑤  ，几乎在抵达巴黎的第一天，他就去拜访了女公爵，不久后便成了蒙庞西耶宅邸的常客。在巴黎的各个布道坛上，所有最激进的演说家的幕后赞助人都是这位不知疲倦的女政治家。女公爵在紧身褡上佩戴了一把金剪刀，这是“为了亨利兄弟的削发仪式”，她喜欢夸赞手下的扈从，认为对于神圣同盟而言，自己这支由本堂神父、修士、托钵僧组成的扈从队伍要比任何军队更加管用，她还必然尽可能深入地参与了“十六人委员会”的商谈，直至影响委员会的决策。除此之外，门多萨也许还可以通过耶稣会联络上“十六人委员会”。他的忏悔神父就是一名耶稣会士，他自己还曾与克劳德·马修神父在不止一份差事上并肩协作，马修正是耶稣会在法国的负责人。法国的耶稣会士几乎全是神圣同盟的热心支持者，他们深受神圣同盟成员的欢迎。我们还了解到，从一开始，“十六人委员会”最频繁的会面场所就是一名西班牙人开的酒馆，店主名叫桑切斯，据说曾在尼德兰服役，效命于阿尔瓦麾下，如今为门多萨捎信和跑腿。最后，虽然我们没有证据，但最有可能的是，门多萨在和“十六人委员会”打交道时，或者至少与其中的核心五人保持联系时，是直接和密切的，根本不需要其他人居间中介。事情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当他后来公开加入“十六人委员会”时，他们将他视为可依赖的老友和合作者，报以热烈欢迎。在新岗位上履职未满六个月时，他就在给腓力的信中非常自信地报告，“巴黎”近来有何想法，在每一次政治危机中，“巴黎”又将作何打算，等等，而只要涉及神圣同盟成员，报道内容就会极为精确。

我们不清楚门多萨具体为“十六人委员会”复杂的军事计划提出了多少建议，在他们的行动中，这些军事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委员会每个人分别担任巴黎 16 个“街区”的武装头目，其中的五位主要密谋者还一身二役，兼任城内 5 个正式行政区⑥  的“纵队指挥官”。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指挥所和武库，并制订了多套计划，用于指导防卫以及如何在叛乱开始时与其他街区保持联络。参与者当然不可能从巴黎各地平均征召。在一些巷陌，他们没有任何支持者，在某些街区，他们的追随者只占一小部分，因此为了组建战斗的骨干力量，他们必须依赖好事之徒和狂热分子，以及屠夫、运水工和马贩子等人群，这些人时刻准备发起暴动、进行劫掠，在此之外，可堪一用的就只剩下了巴黎大学的学生。不过，凭借组织上的援助，依靠系统实施的恐怖袭击和托钵僧们的高声煽动，他们仍然在期待夺取整座城市。

尤其在巷战的策略上，他们特别下过一番工夫来研究。他们欢欣鼓舞地从某位参加过荷兰战争的老兵（是否可能就是门多萨？）那里得到建议，专门补充了铁索，这是自 14 世纪以来时常用于封锁巴黎道路的利器，与街垒相得益彰。他们还被告知最趁手的临时道具乃是双轮运货马车、手推车和家具，而经验又证明，最棒的人工发明莫过于填满泥土和石块的大小木桶。这些木桶可以快速滚去选定的地点，立起来形成一道抵御滑膛枪弹的胸墙，易守难攻。当然，还有大量预备工作要做，不过空木桶可以先存放在一些友好人士的地窖里，需要时再取出加工，与提前在木桶旁边堆放泥土和鹅卵石相比，这样做有助于避免引起更多的怀疑。多出来的鹅卵石可以从屋顶和天窗扔下去，早晚会派上用场。到 1587 年春，“十六人委员会”已经自信满满，认为自己的街垒可以随时孤立和削弱保王党的所有据点，夏特莱、市政厅、巴士底、兵工厂乃至卢浮宫的王室所在地都不在话下，他们的队伍已经摩拳擦掌，相比于暗中密谋、隐秘训练、费劲儿拖运鹅卵石，他们正急于找一些更刺激的乐子，是靠着门多萨和吉斯的阻拦才避免了在 4 月发起叛乱。两人的努力虽然暂告成功，但门多萨却着实吃了一惊。那会儿刚刚来到 1587 年 4 月，一切都还为时尚早。

门多萨仍在为新型街垒的容纳规模隐隐担心，它们仅仅是为掩护数百名卫兵以及门多萨期望能够策反的一些立场动摇的保王派民兵而建造的，现在却要容纳数千名陆军老兵。不过，时间的规划倒是值得他暗自庆幸。他在致帕尔马的信中表示，巴黎已然一切就绪，1587 年圣马丁节⑦  过后就可以随时起事，但他仍然需要提前数周获得通知。接着他又从西班牙得到消息，圣克鲁兹已确定于 2 月 15 日出航，于是他的所有准备全部围绕这个日期展开。刚进入 2 月，吉斯公爵就发布了具有挑战意味的宣言，要求清君侧、除异端（他所暗指的便是国王的宠臣埃佩农），公爵请求各方明确支持神圣同盟，呼吁各省建立宗教法庭，将胡格诺派的财产全部充公，对于任何拒绝悔罪的胡格诺派战俘一律判处死刑。还有许多别的措施等待开展，足以保证法国全境未来多年战火连绵。接着，吉斯带着一支强大的扈从队伍赶去了苏瓦松⑧  ，神圣同盟的武装头目开始在巴黎聚首，另一位叛乱煽动家吉斯的表弟欧玛勒公爵则重新在皮卡第⑨  向国王守军发起进攻。同一时间，巴黎的大小布道坛也开始吁请天裁，呼唤他们的约书亚和大卫⑩  降临。

瓦卢瓦的亨利被深深激怒了，在埃佩农的鼓励下，他立誓组建一支大军，要亲自将神圣同盟赶出皮卡第。就在此时，马德里的最新消息传入了门多萨耳中，由于圣克鲁兹侯爵辞世，无敌舰队的出发日期显然要不可避免地推迟了。恰好在次日清早（仅仅是巧合吗？），王太后也说服了亨利三世，法国国王现在决定放弃粗暴的战争手段，将尝试以温和的谈判艺术征服吉斯，而身在苏瓦松的吉斯公爵也出乎意料地表现出聆听劝告的意愿。这些无论如何不会只是巧合。事实上门多萨已经建议吉斯公爵审时度势，暂停计划，而吉斯也给出了带有鲜明个人特征的回答，倘若推迟计划，他将需要更多的钱。

4 月，尽管腓力国王在人力物力上左支右绌，吉斯还是又一次得到了拨款。为保证入侵计划顺利实施，神圣同盟及其领袖现在比早先更加重要。茹瓦斯死后，埃佩农公爵已经独享了法国国王的权势，虽然他本人是天主教徒，却一心赞成已故的海军元帅科里尼的计划，想要通过战胜西班牙，重新统一法兰西。他正准备进军诺曼底，亨利三世已经任命他统管该省，他要凭借足够强大的兵力，在所有海峡沿岸港口树立自己的权威。他还计划从那里进抵皮卡第，驱逐神圣同盟，确保加莱和布洛涅的安全。再往后，他会召集包括“罗什莱”号在内的本方所有船只，与英国一道控制海峡，假如西班牙舰队果真获胜，帕尔马得以渡海登陆英格兰，他会趁机侵入佛兰德和阿图瓦⑪  ，力争在帕尔马班师东归之前重新为法国征服这片土地。当然，就这些企图而言，腓力早已心中有数，帕尔马、奥利瓦雷斯、门多萨、英国流亡者以及他自己的秘密情报机构早已纷纷向他上报了相关信息。截至 4 月 15 日，腓力已经向门多萨作出保证，梅迪纳·西多尼亚将在四个星期以内扬帆出海。

人们早就知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了。4 月的最后一周，左岸的每一处布道坛，或者说巴黎的几乎所有布道坛全都回响着呼喊和悲叹。据说国王和他宠幸的佞臣正与异端分子暗通款曲，想要荼毒巴黎城内良善的天主教徒。如果吉斯公爵曾经出于友人的立场希望进驻巴黎的话，让他现在赶来吧，愿他保卫上帝的真理和神的子民！为避免流血，备感震惊的亨利三世派他的谋臣贝里艾佛尔前去劝诫吉斯公爵，不许他在人民冷静下来之前跨入巴黎一步。在吉斯给出似是而非的回答后，贝里艾佛尔又得到明确授意，正式命令公爵起誓，绝不进入巴黎城。

贝里艾佛尔给吉斯公爵带来圣谕时乃是 5 月 8 日，那是一个周日的早上。在得到吉斯打算服从上意的口信后，他骑马返回了巴黎。可他不知道，当天晚上吉斯公爵便轻车简从步其后尘，也往巴黎赶来。他连夜兼程，在圣丹尼斯⑫  附近用了早餐，接着径直穿过瑞士军团的营地，从圣马丁门挺入巴黎。入城后吉斯把帽檐拉到眉毛以下，又用斗篷遮住脸庞。然而行至圣马丁大街时，像是开玩笑似的，一个随行的同伴忽然摘下他的帽子、拉下他的斗篷。在巴黎，很少有人不认识这位骄傲、英俊、有着阳刚面孔的男子，何况他的脸上还有伤疤，宛如挂着一枚鲜明的奖章。“吉斯大人！”人群中传来呼喊，“您还是来了，吉斯大人！我们得救了！吉斯大人万岁！教会的栋梁万岁！”群众纷纷离开商店和教堂，前来致以狂热的欢呼，盛况超过了国王出行。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依照计划进行。附近地区已经警觉起来。八九百名神圣同盟的军人，其中许多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已经全副武装渗入城内，被安置在各处战略要塞，如雅各宾修道院、主教宫、蒙庞西耶公馆和吉斯公馆等地，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士足以制衡国王数天前征调而来的援军。埃佩农公爵是亨利三世唯一信任的人选，唯独他有足够的勇气做出大胆的决定，有足够的影响力左右国王的决策，可是当前他却深陷诺曼底，还带走了国王的精兵强将。一方面埃佩农无法及时赶回影响巴黎的决定，另一方面他抵达诺曼底的时间又不够长，还来不及造成根本性的破坏。一旦亨利三世死去，或是成为神圣同盟的阶下囚，又或是沦为驯顺的傀儡——门多萨并不那么关心具体会是哪种情况——诺曼底的城镇早晚还会任由吉斯公爵处置。无论发生什么，法国都再也不会对西班牙构成威胁。

孰料随后发生的事情就超出计划的蓝本了。吉斯本应经圣马丁大街转向左行，由圣安托万大街抵达自己的府邸，他的军官和党羽早已在那儿恭候多时，他还可以从那儿向国王开出条件，至于是否会用到那些街垒，要视环境而定。但与此相反，他转而右行，穿过宽阔的圣丹尼斯大街，朝着圣厄斯塔什教堂的方向一头扎进迷宫般的小巷，那里不仅是王太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寓所，她那著名的“流莺”⑬  也有部分成员正在此寄身，而她们居住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不无恰切，那里刚好也用作青楼女子悔罪后的收容所。

当王太后豢养的侏儒在窗前高声呼喊吉斯公爵正在前来时，凯瑟琳断定他一定是疯了才会说出这样的话。等到凯瑟琳亲眼确认那位面色和蔼、高坐在马背上受到狂热的崇拜者夹道簇拥的男人确实是吉斯时，她的嘴唇失去了血色，简直要窒息和战栗地说不出话来。如此明显的感情失控，是因为她不知道吉斯要来巴黎，还是由于她清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吉斯绝不该来访，至今没有人能给出答案。她接见了公爵，吉斯先向王太后致以敬意，随之以嘹亮的嗓音说明来意，他此行是为平息针对自己的无端诋毁，并向国王表示效忠，为此他将完全仰赖王太后的帮助和点拨。凯瑟琳将他引到一处斜面窗洞内，交谈了几分钟，二人的声音低到无从辨别，不过据一位见证人声称，公爵的神情略显窘迫，而凯瑟琳则面露惊骇。一名信使被派往卢浮宫，顷刻又匆忙赶回，接着凯瑟琳便命人去准备轿子了。

门多萨对事态转变的了解就始于此时窗外爆发的热烈喝彩声，他来到窗前，看到王太后的轿子正从女子感化院前来，穿过拥挤的人群后向着卢浮宫而去，另有一人在旁安步徐行，他手持礼帽，频频向欢呼雀跃的人民左右鞠躬，沿途笼罩在民众抛洒的花雨之中，而这位人物，毫无疑问，正是吉斯公爵。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听说吉斯进入巴黎后曾连声惊呼：“这个傻瓜！他是要去送死啊！”门多萨同样明白，亨利三世对于巴黎的统治虽不像教皇统御罗马那般牢靠，但在自己的宫殿里，瓦卢瓦的末代君主仍然是名副其实的主人。在某个瞬间，目送着吉斯公爵逐渐消失在阴森的宫殿入口，想到自己的全盘计划都押注在此人身上，西班牙大使的心中必定泛起了一丝沮丧。

事实上，此时此刻卢浮宫也的确正在商讨是否应该处死吉斯。参与密谈的有阿尔丰塞·德·奥纳诺，他被称为科西嘉人中的科西嘉人，是国王身边一位忠心耿耿的大将。在收到母后的报信后，亨利三世曾问奥纳诺：“吉斯公爵已经抵达巴黎，这违背了我明确下达的谕令。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当作何处理？”

“陛下，”奥纳诺答道，“您究竟将吉斯公爵视作朋友还是敌人呢？”在从国王的神情中读出答案后，他补充道：“请陛下给予圣裁，我会将他的脑袋送到您的脚下。”

拉吉什、维利奎尔和贝里艾佛尔三人倾向于妥协，生性胆怯的他们打断了奥纳诺的话，报以一番惊恐的劝诫。不过对于奥纳诺那套简单粗暴的应对办法，修道院院长戴尔本却温和地表示了赞成，他还显然怀着欣赏的态度引用了先知撒迦利亚的忠告，“percutiam pastorem et dispergentur oves”——击打牧人，羊就分散。⑭  关于院长谙熟的圣经智慧，还有很多可以详谈，但就在亨利三世仍然踌躇未决时，这道难题中的牧羊人已经在羊群的陪伴和欢呼下来到了卢浮宫。

卢浮宫中的气氛大为不同。两排瑞士卫兵组成环形队列，面无表情地把守着庭院。吉斯沿着宽大的楼梯拾阶而上，两边迎立着绅士出身的四十五人卫队，当中领头的是勇敢、愚钝而又真诚的克利翁。公爵脱帽后向克利翁深鞠一躬；克利翁却将自己的帽子压得更加严实，像火枪的通条一样僵直地伫立着，一动不动地怒视公爵身后，那坚定的目光好像来自一位刽子手。公爵一边登上楼梯，一边向左右鞠躬致意，然而 45 人中竟没有一人向他回礼。

在一间长厅的最深处，国王就站在众多绅士的中心。在人群里，吉斯看到奥纳诺的目光不住地在自己和国王之间游移，那是一只浑身颤抖、伺机而动的斗犬才有的眼神。在表达敬意后，他听见了国王锐利而充满敌意的声音，仿佛惊雷一般：“你为何而来？”吉斯开始陈词，他谈了自己的忠诚，还有加诸己身的谰言和污蔑，但是亨利三世打断了他。“我告诉过你不要来这儿，”他转向贝里艾佛尔问道，“难道我没有吩咐过你，要他不要来这里吗？”说着亨利三世背过身去，朝着窗棂迈出几步，他的肩膀激动地高耸着，手掌握了又松、松了又握。一位对吉斯并不友好的在场人士留下了见证，据说公爵无力地坐在了一个靠墙的箱子上，“并非有意要对国王失敬，却显然是因为膝盖无法支撑身体”。

由于年事已高、体型富态，登上这些楼梯对于凯瑟琳·德·美第奇而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想必就是此时，她也出现在了大厅的门口。“我来到巴黎，”吉斯回答道，同时抬高了嗓音，“是应了您的母亲，王太后的要求。”

“没错，”凯瑟琳说道，一面向她的儿子走去，“是我邀请吉斯大人来巴黎的。”很久以前，也许没有人能够想到凯瑟琳·德·美第奇会成为高贵的大人物，甚至万分迷人，但是自从她的丈夫驾崩后，在数十年的风雨飘摇中，她却一次次成功地主导了局面。这一次，她仍然打算力挽狂澜。在那笨拙而总是披着一袭黑衣的身躯里蕴藏着深不可测的威严，那如同面团般苍白的脸孔上点缀着形如黑刺李的眼睛，竟显露出裹挟一切的冷静。她看起来要比在场所有这些易于激动的男人更加睿智、坚定、老谋深算，好像她从来便占据着王太后的宝座，永远代表无上权威的源泉，而这些品质中的大部分，她委实都已集于一身。

在她走向大厅里侧的儿子时，人们也许想知道，她与吉斯的目光交汇是否印证了某种同谋关系，两人中又是否有谁回想起了 16 年前的场景，那时也是在卢浮宫，凯瑟琳·德·美第奇也像现在这样移步向前，在她的前后，一边是吉斯的亨利，当时不过是个大男孩儿，另一边则是盛怒下的另一位国王⑮  。那一次，巴黎的暴民也已经准备好随时拿起武器。那一次，吉斯也狡狯地在宫廷和暴民之间玩起了两面派的游戏，在宗教狂热和怀有野心的政治阴谋之间闪转腾挪。如果她和吉斯还记得当时的光景，他们应该能回忆起来，彼时他们还有第三位共犯来为包藏在政治权术和宗教热忱下的隐秘意图背书，来帮助他们逼迫可怜、虚弱、半疯癫的年轻国王决意行动，而行动的后果竟成了国王短暂余生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如今世事轮回，他们在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共犯却背离了他们，而且决心迎接他们的进攻。这个人就是瓦卢瓦的亨利，之前他领有安茹，现在领有法国，与兄长查理相比，他更加虚弱也更加强壮，更为癫狂也更为理智，他所知道的一切以及他曾犯下的罪俨如一副重担，使他永远无法摆脱命中赋予的角色，而他先前的同谋，他的母亲和表兄吉斯，也都被各自的宿命牢牢控制。

我们不知道凯瑟琳道出了怎样的言辞，使得亨利没有对奥纳诺的建议点头，也许她曾提醒国王注意下方街衢中拥挤的群众，以此唤起了亨利的恐惧，也许她向国王表示可以智取吉斯，挑起了国王的虚荣心，还有可能，她亲自向国王担保，以证明吉斯无罪（真相当然只有她自己清楚），引发了亨利强烈的正义感，真是够奇怪的，这一点恰恰埋藏于亨利三世的复杂性格之中。我们也不清楚既然凯瑟琳并非对杀戮怀有反感，又为何会剥夺儿子的最后一次机会，使他再无可能成为自己都城的主人。我们只能确定一点，这里一定有某些原因是出于自私的、个人的考虑。

凯瑟琳向来不会为了信仰自寻烦恼；身为教皇的侄女⑯  ，她一直确信教会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虽然她有时也会搬用正统信仰的招牌，但就像口中高唱的正义和宽容一样，她对此并不怀有更大的兴趣。事实上，凯瑟琳对任何抽象概念都兴致索然，她对法国的王权毫无兴趣，虽然自己的儿子亨利为此忘我地奉献了一切，她也不关心法国这个国家，不关心基督教世界或是某个王朝的荣辱兴衰。她只在意自身和嫡亲的舒适、安全和扩大个人权势，现在让凯瑟琳记挂心上的，是自己仅剩的和最爱的儿子亨利，以及出众却任性的女儿玛格丽特⑰  ，然而这两个孩子却都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现在让凯瑟琳记挂心上的，是一个看上去愈发肯定的事实，她将不会再有孙儿，不会再有后代继承法国的王冠，因此她所看重的，只剩下了自己。她一定设想过，假如迎合吉斯公爵居间调停，自己的处境会更加安全。她还可能设想过，如此一来，她的儿子亦将再度深受自己的影响。

无论凯瑟琳说了什么，怀有怎样的动机，她胜利了。她那犬儒的、自私的建议，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最后一次得到采纳，但也像此前屡次发生的那样，最终只是加剧了恐怖和混乱，它完全证明了自身的破坏性，仿佛是从最高原则提炼而来。在凯瑟琳的催促下，亨利闷闷不乐地收起了将要亮出的刀斧，王太后引领儿子和公爵一并前往儿媳妇的卧室，探视当朝王后，从那里，通过一处隐蔽的楼梯，吉斯回到了宫殿外的大街上，重新获得了安全。在获悉发生在卢浮宫内的这一段插曲后，门多萨有了新的结论：如果说吉斯公爵比他所认为的更加愚蠢，亨利三世则比他所了解的远为虚弱和怯懦。这一判断使他放松了警惕，没有为此刻眼前的景象做好准备，而那时，瑞士步兵正在涌向圣奥诺雷大街。

①  圣奥诺雷大街（Rue Saint-Honoré），塞纳河右岸的一条东西向街道，位于卢浮宫北侧。

②  拉尼（Lagny），在今巴黎东郊的拉尼叙尔马恩（Lagny-sur-Marne）。

③  法兰西警卫队（French Guard）是由亨利三世的兄长查理九世在 1563 年创建的王家步兵团，驻扎在巴黎，日后在法国大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④  加斯凯斯（Cascaes），里斯本西侧的海港城市，面朝大西洋。

⑤  时任蒙庞西耶（Montpensier）女公爵的便是吉斯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Guise, 1552—1596），吉斯家这一代的前四个孩子由长至幼分别为吉斯公爵亨利一世、凯瑟琳、马耶讷公爵查理和红衣主教路易二世。

⑥  行政区（arrondissement）是法国等少数国家特有的行政区划，现在法国全国 105 个省（department）进一步分为 335 个行政区，巴黎由 20 个行政区组成。

⑦  每年 11 月 11 日。

⑧  苏瓦松（Soissons）在巴黎东北部约 100 公里处。

⑨  皮卡第（Picardy）为法国北部旧省，时任欧玛勒公爵的是吉斯的查理（Charles of Guise, 1555—1631），他是天主教神圣同盟的领导人之一，曾多次担任皮卡第的省长。

⑩  均为《圣经》中以色列人的英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最终从埃及返回迦南地，大卫建立了以色列国。

⑪  阿图瓦（Artois）在今法国北部，毗邻佛兰德，当时为西班牙占据。

⑫  圣丹尼斯（St. Denis）位于巴黎东北近郊。

⑬  “流莺”（flying squadron），即 L’escadron volant，美第奇太后的私人间谍组织，由貌美的女性（不乏贵族成员）组成，利用情色诱惑从权贵要人那里套取情报。

⑭  见《圣经》武加大译本《撒迦利亚书》13:7，《马太福音》26:31 亦有相近表述。

⑮  指亨利三世的兄长，上一任法国国王查理九世，他生性文弱，最后在母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怂恿下同意了吉斯的亨利提出的计划，遂有了 1572 年 8 月 24 日发生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

⑯  凯瑟琳的叔叔即出自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文艺复兴时期著名教皇克莱门七世。

⑰  即瓦卢瓦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of Valois, 1553—1615），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的胞妹，她被称为“法国的玛格丽特”，因其生来便是法国公主，后来又因为嫁给纳瓦拉的亨利而成为法国王后。

19　街垒日 II

巴黎

1588 年 5 月 12 日及稍晚时候

吉斯进入巴黎后的两天里，冲突仍然在持续升温，这既证明了国王不可能与神圣同盟达成协议，还意味着他已然失去对首都的掌控。当吉斯再次赴卢浮宫觐见时，随他而来的还有身后的 400 名贵族绅士，他们全都在紧身上衣里身披铠甲，在衣袖中暗藏手枪，吉斯此行看上去与其说是为了解释缘由，毋宁说是前来下达最后通牒。11 日清晨，巴黎市政当局尝试发起的驱逐“外地人”行动最终以闹剧收场。截至 11 日，人们相信潜入巴黎的神圣同盟士兵已经增至 1500 到 2000 人。他们从每一座城门渗入，然后三五成群，在每一条大街和每一个广场上招摇过市，甚至在卢浮宫的窗户下也是如此。但是城内的联防队员却在谨慎思量后上报，并未在巴黎发现任何“外地人”。当市政当局遵照国王的命令，在 11 日晚上安排了一次特别警卫后，尽管仍有部分忠于职守的民兵连队坚守至清晨换岗，其他民兵却才到午夜就已作鸟兽散，还有些人一听到命令便直截了当地声明，与其在陌生的街区站岗，他们更需要回去把守家门，保卫自己的家产和家人。各种离奇的谣言漫天飞舞，大家都从空气中嗅到了灾难即将降临的气息。赶在午夜之前，亨利三世已经命令瑞士军团和法兰西警卫队在郊区扎营，只待黎明时分入城施援。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升起时，他们已经穿过圣奥诺雷大街，进入圣婴公墓，毕龙元帅骑在马上，走在队列的最前方，克利翁持剑步行，引领法兰西警卫队前进，奥芒元帅则率领几队骑兵负责殿后。在圣婴公墓，毕龙兵分多路，一部分部队奔赴格雷夫广场，那里位于市政厅的正前方，巴黎的行政首脑、市长和忠心的市议员正在市政厅里企盼援军的到来，另一部分士兵拆为两队，一队前去小桥及其附近的小夏特莱堡，另一队前去圣米歇尔桥，正是这两座桥连接起了西岱岛和左岸，还有一部分向新市场进发，当地离巴黎圣母院不远，位置刚好在两座桥的中间，最后一支分遣队赶往莫贝广场，那里正是巴黎大学的修士和学生的主要聚集地。此外还剩下一支强大的后备军，他们将留在公墓驻扎。早上 7 点，毕龙差人向国王报告，所有部队都已经按照陛下的吩咐就位。

街尾和住宅窗户下的脚步杂沓声、锐利的军笛和雷霆般的鼓点令巴黎人第一次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落入国王大军的手中。事后，拥护神圣同盟的市民总是喜欢回忆起这样的景象，据说巴黎城顿时被怒火点燃，人民高举武器，全城激荡起来，一如愤怒的蜂巢。鞋匠扔掉鞋楦，商人离开会计室，行政官从会客厅跑出门外，他们全都激动地走向街头，每个人都抄起手边的任何物什，无论是剑、手枪、长戟、火绳枪、棍棒或是砍刀，每个街区都立即用锁链封锁起来，街垒像施了魔法一般转眼之间搭建完毕，无论男人、女人、孩子，全都在愤怒的驱使下忘我地投入了战斗准备。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等各处的第一道街垒竖立起来时，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尽管某些巴黎人已经为这一刻准备了好多年，但当事情真的发生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却是惊讶和错愕，继而浑身如冻僵了一样动弹不得。毕竟，谁也未曾想到会有这么多士兵出现在眼前。诉诸武力的国王已经夺回了巴黎。这至少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系列迅猛的处决。更糟糕的下场也许将是一场有针对性的屠杀，或是人人在劫难逃的洗劫。很难说得清哪一支部队更使人感到惊恐。这边的法兰西警卫队面露粗鄙奸笑，他们冲着紧闭的窗户高喊：“给你们的床铺上新床单吧，市民们！今晚我们将与你们的妻子共枕。”另一边则是冷漠而面无表情的大个儿瑞士人。巴黎已经战栗不已。

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飞快竖起的并不是街垒，而是本来已收起来的百叶窗和栅栏。正值亮堂堂的半晌午，巴黎的街道空无一人，旷地上没有半个人影，窗前也没有一张面孔。在公墓周边，向来性情温顺的市民们毫无动静，新市场附近的屠夫们也并不比他们更急于和瑞士人一决胜负。甚至连吉斯公馆内驻守的卫队也保持了克制，虽然他们人员充足、弹药充沛，却好像在等待一场城堡攻防战，并不打算首先冒险出击。因此，整条圣安托万大街竟然任由奥芒的一队侦察骑兵率性驰骋往来。

全巴黎只有一个街区从一开始便着手进行自我防卫，那就是拉丁区①  。一听说国王的卫队正开进巴黎，吉斯立刻派出神圣同盟的军官中最残暴、最好战的布里萨克伯爵，命他带领一队皮卡第党徒前去提醒大学加强警卫，并作为增援力量留在当地。布里萨克和他的党羽越过塞纳河，赶在王家军队之前抵达了左岸，他遇见了“十六人委员会”中的克吕塞，后者也是所在行政区的“纵队指挥官”，当时已经在向圣雅克大街上拥挤的人群派发武器了，这些人成分驳杂，包括大学生、神学院学员、修士、门房服务生和运水工，为了纪念圣巴托罗缪之夜，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帽子上戴有白色的十字架，他们的领袖克吕塞在那场往事中曾扮演重要角色。

当一支由法兰西警卫队和瑞士兵团混杂而成的部队在克利翁的率领下涌过小桥，向莫贝广场进发时，他们发现圣雅克大街已经开始搭建街垒，通往前方的路途几乎被最近的街垒拦腰斩断，率领一支武装力量防卫该处的正是布里萨克本人。克利翁满可以欣然向这还未营造完毕的街垒发起冲锋，从头到尾横扫圣雅克大街，“开枪将巴黎大学的黑鹂②  赶出污秽的巢窠”。虽然他只有 100 名长枪兵、30 位火绳枪手，但这些手下都是职业军人，而且统领他们的可是响当当的克利翁。不过他并未获准如此行事，因此面对布里萨克的嘲讽，有命令在身的他只能戟指怒目，随后便率领部队绕道左行，赶去了莫贝广场。

他们无声无息地占领了目的地，但没过多久，就有人在附近那些本已设置围栅、紧闭门窗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③  的前后两端搭建起了街垒，不仅如此，每一条通往这座大型广场的街道也都开始在入口处筑起街垒。受制于特殊指令，勇猛的克利翁眼看着莫贝广场的每一条出口都被堵死，却只能火冒三丈地报以詈骂。在那个以生动别致的脏话亵语著称的年代，克利翁堪称个中里手，但这终究无济于事。至于那些个头高大、性情温厚的瑞士士兵，其中许多人竟然将长枪交给战友保管，转而为汗流浃背的市民们搬运起一批批的鹅卵石，帮助他们将沉重的木桶拉起扶直。带队的军官事后解释称，他们曾经得到毕龙元帅的保证，此行的目的是要保卫巴黎民众抵御武装来犯的外敌，而毕龙接到的是国王陛下亲自下达的指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外地人，但他们高兴地看到，巴黎人民正在积极地开展自我防卫。

随后，类似的场景不断在王家军队驻扎的所有地方上演。在城内的大部分地区，最初搭建的街垒都谨慎地与国王军遥遥相对，随着“十六人委员会”成员从清早的震惊中冷静下来，战备工作开始正常运转。国王军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敌意，在遇到搭建街垒的民众时，巡逻骑兵甚至会礼貌地勒马回身。巴黎的勇气由此迅速重燃，民众修筑路障的地点已经大胆前移，前方几码处就是懒洋洋的国王卫队，双方却一团和气。

清早那会儿，国王本已将巴黎攥在掌心。可到了下午 3 点左右，控制权已经从指间溜走。从他的间谍普兰那里，亨利得到了一份列有巴黎城内所有神圣同盟要员的名单，亨利知道他们的住址、在哪儿会面、武器又藏在何处。通过战略部署，他本可以令国王军控制所有交通干道，只用于保王军队的调遣，禁止神圣同盟使用，并且能够阻止敌人在左岸以外的任何地方集结。如果克利翁未能以有限的兵力控制左岸的话，他也随时能够轻松地得到增援。只需要派去几队长枪兵，就足以将布道坛上最危险的煽动家们缉拿归案，那时“十六人委员会”中的多数以及为其效命的主要军官都将在劫难逃。在神圣同盟追随者的三大聚集地——巴黎大学、吉斯公馆和蒙庞西耶公馆——被国王军的据点分割开来后，本可以逐一击破或是同时包围。只要密谋叛乱者被捕归案，巴黎市议会里那些效忠国王的法官们就会乐于为他们定罪。可是在这一切安排就绪后，亨利三世却只就一个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指示，当时他亲自骑马目送大军穿过圣奥诺雷门，依次叮嘱沿途经过的每一支分队。国王要大军牢记，他们被带进巴黎，乃是为了保护她。无论发生何种情况，他们都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巴黎人民的安全和财产。有谁胆敢违令，将拿其项上人头是问。按照亨利的设想，仅凭军力展示就已经足以震慑他的首都。他忘记了，再没有什么是比炫耀武力却不能诉诸真刀真枪更加危险的了。一个人绝不会在敌人鼻子底下摆弄手枪，却让同样全副武装的对手知道自己的枪不会开火。

巴黎人花了很久的时间才欣喜地发现，国王的部队不会冲自己动武。距离正午又过去了一个钟头，除了数量不断增加的街垒——多数街道每隔 30 步左右便有一处街垒——双方都再没有敌对动作。国王军首先注意到的是运送食物的马车迟迟未能抵达。其实这是因为正在竖起的街垒将马车远远地挡在了城门附近，当然，他们绝无可能知道个中缘由。国王的士兵没有食物和酒，甚至接近断水。最终，这导致国王军做出了一天中仅有的一次违反军纪的举动。驻守新市场的瑞士军团和法兰西警卫队已经开始掠夺货摊，就着香肠和其他能吃的一切狼吞虎咽。

与此同时，国王也变得愁眉不展。整个早上，明显由于他的胆识和聪慧，卢浮宫内洋溢着一片狂喜之情，而他却始终无动于衷。可是没过多久，他逐渐听到了有关街垒的报告，开始从各地的指挥官那里收到越发引人焦躁的消息。各个方向的街道都已堵塞，现在若要清除街垒，非经过激战不可。食物仍然未能送达，派赴各地的分遣队彼此之间又被切断了联系。终于，亨利三世下达了新的命令。前方部队将有秩序地撤退至卢浮宫，位置最靠前的分遣队最先撤离。但有一点应格外注意，撤退过程中依然不允许发生任何针对巴黎市民的流血和暴力冲突。尽管路障重重，信使还是接连出入卢浮宫，所有指挥官都收到了国王的指令。

终究未能避免的第一枪可能是在莫贝广场打响的，当时克利翁正要率军返回新市场。开枪的是一名瑞士人，神圣同盟指出；不，是一位市民，保王派表示。无论是谁动的手，这一枪都并未命中鹄的。死去的是一名非战斗人员（是裁缝还是家具商？），事发时他正在自家店铺的门口旁观这一幕。继而，战斗突如其来地开始了。克利翁的人马轻松扫除了最前方的几排街垒，但在莫贝广场和塞纳河之间的数条逼仄街巷中，他们遭遇了大麻烦，不仅有石块和瓦片迎面掷来，而且从头顶的天窗里，从有街垒掩护的小巷里，小型火器也在连续不断地喷射火舌。他们涌向圣雅克大街，却发现小桥已经竖起了街垒，驻守那里的是由学生和神圣同盟士兵组成的联合武装。不远处，小夏特莱堡也在居高临下地向自己开火。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传来了警钟，最初的声响可能来自圣朱利安·勒·保弗雷教堂，圣塞弗林教堂和圣安德烈教堂的钟声亦很快随之传响，不久左岸的所有教堂钟楼也都加入了和鸣，末了，仿佛是在应答，城内和塞纳河彼岸的每一座教堂全都警钟长鸣。

此前发生在圣塞弗林教堂路口的情形如下，布里萨克已经逼近小夏特莱堡下方，在那儿建起了一座街垒。莫贝广场的第一声枪响传来后，布里萨克率众突入城堡门楼，赶走了卫戍部队，他们爬到炮台上发射火炮，令桥上的国王军大受威胁。负责守桥的是一位昏聩的下级军官，显然，由于他领导无方，部队很快撤往了新市场。

但布里萨克的突进却让圣塞弗林教堂路口一时空虚下来，克利翁趁机带兵穿过圣雅克大街，冲向了圣米歇尔桥。石块仍在无休止地掷来，天窗里的敌人还在开火，前方还有一两道路障需要穿越，好在防守一方无心死战，最终，这支从莫贝广场撤退而来的分遣队出现在了河岸上。前方将要通过的圣米歇尔桥上不见友军的身影，但大桥也还未被敌人占据，他们连忙赶到对岸，却未曾想因此恰逢其时地目睹了主力军的溃败。

在新市场先前的几个钟头里，德·廷特维尔和国王的其他支持者，包括一两位市政官员，始终在向周围的市民慷慨陈词，尽管有时也不免要引起争论。他们向民众保证国王军并不打算伤害这座城市，试图说服人民推倒街垒，解散武装。他们的努力相当奏效，奥芒元帅前来传达总撤退指令后（他显然是认为克利翁的分遣队已经与小桥的守备军会合，如果他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话），瑞士人安然无恙地撤离了几百码。

就在此时，一些着黑袍的神圣同盟演说家尖叫起来：“杀死亚玛力人④  ！不要放走一个！”当时瑞士人正途经玛德莲教堂，不知道从哪扇窗户里掷出了一块鹅卵石，把一名瑞士士兵打得四脚朝天，紧接着，石块越落越快，埋伏在窗后和屋顶的火绳枪也纷纷开火。空气中开始回荡着警钟的喧闹。国王军的队伍慌不择路地逃到圣母院桥上，却绝望地发现这条通道已经被拦腰堵死。桥面的两侧分别建有高高的屋宇⑤  ，高悬于过道之上。从那里，“他们朝我们投掷东西，”一位瑞士军官事后写道，“那是些大块的石头和木料以及各种样式的家具。我们在街垒之间寸步难行，一些绅士的身边围拢着士兵以及数不清的端着火绳枪的市民，他们一齐朝我们射击，竟好像我们是国王的敌人似的。整个过程中还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修士大声呼喊，撺掇人民对付我们，俨然当我们是胡格诺派教徒和亵渎圣物者。”

有那么一会儿，瑞士人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困惑地承受着市民们的猛攻，不明白自己的到来既然是为了保护民众，可是为什么民众的攻击却像雷雨一样无情。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对方的进攻无疑会持续下去，直到杀死自己。想到这一点，他们扔下武器，开始乞求怜悯，士兵们一边画起十字，摸出十字架苦像、玫瑰经念珠和肩布以证明自己是天主教徒，一边用法语高喊“祝福基督！祝福法国！祝福吉斯！”或是任何他们能够想到，兴许有助于和解的只言片语。好在没过多久，布里萨克前来制止了攻击，并领着已经放下武装的瑞士人回到新市场接受关押。在那里，布里萨克还接受了克利翁的出降。

在格雷夫广场和圣婴公墓，由于国王军站住了阵脚，对来犯者迎头还击，因此几乎未曾遭受伤亡。但随着四围的群众不断增多，而且更加怒气冲冲，他们也越来越开始担心对方会截断自己撤回卢浮宫的后路。眼看事态愈发难以收拾，他们似乎马上就要葬身此地。这时，“十六人委员会”中的几位领袖终于开始确信局势已尽为本方掌握，于是他们派人给国王报信，语气讽刺地通知了国王军的困境，亨利三世遂命毕龙前来央求吉斯公爵，恳请他饶恕这些士兵的性命。

一整天，吉斯都待在自己的府邸里。他已经接见了两位来使。贝里艾佛尔在清晨到来，命令他安抚民众，带领党徒撤出巴黎。王太后则在不久后亲自登门，可能是受了国王的支使，但她更有可能是主动前来。王太后希望看到自己在周一的干涉能换来吉斯的感激，并因此而愿意提出和解。对于两位来使，吉斯均不屑一顾。为求自保的巴黎人民感到不得不与国王开战，他对此表示遗憾，但是街上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明显与他毫不相干。任谁都能看到，他手中没有武器，也没有站在起义的前列。他正在自己家中安歇。可是面对亨利三世关于停止杀戮的卑微恳请，以及彻底认输的弦外之音，吉斯却立刻给出了回应。他的衣装一如平日，着一身白色锦缎的紧身上衣和紧身短裤，仅有的武器不过是一条短马鞭，就这样，他踏上了出使宫廷的和平之路。

一来到街上，他就像征服者一样收到了祝福。“吉斯万岁！吉斯万岁！”甚至有人叫喊着：“是时候陪伴大人去兰斯大教堂⑥  加冕了！去兰斯！”

“嘘，我的朋友，”公爵应道，同时微笑着，“你们要毁了我吗？应当高喊‘国王万岁！’”就这样，伴着身边越来越多的满怀敬仰的市民，他先来到公墓，随后前往格雷夫广场，最后抵达新市场，沿途下令将所到之地的街垒尽皆推倒，接着他又原路返回，带着国王军穿过市中心，那支军队仍然保留了武装，但收起了军旗，他们的火绳熄灭了，倒持兵器、鼙鼓沉寂，就像一支投降的卫戍部队正离开被占领的城池。国王军就像巴黎人的猎物，后者已经闻到了血腥气味，倘若此时换作别人从他们鼻子底下把猎物抢走，一定会激起他们的狂怒。然而他们相信吉斯做什么都是对的。这种宽宏大量的姿态只能让吉斯更受欢迎。从新市场到卢浮宫入口的一路上，他一直被狂欢的人群夹道簇拥。如果说早先时候还名实难副的话，从这一天起，吉斯的亨利已经是实至名归的巴黎之王。

巴黎今夜无眠。街衢中篝火通明，尚未卸甲的公民们围拢在火焰旁，高唱起神圣同盟的歌曲，回忆自己的英勇表现，彼此之间承诺，明天还会做出一番伟业。卢浮宫更加无心入眠。在露天庭院里，在底层幽深的厅堂、厨房里，多少还有疲倦的士兵倚着自己的戈矛胡乱打盹儿；但到了楼上，各个房间都闪耀着烛光和灯火，廷臣们手执利剑，监视着窗外和楼梯间的动静。没有谁比国王睡得更少。他的母亲在入夜时分返回，她刚刚完成今天对吉斯公爵的第二次出使。亨利在迫不得已之下只得将信任寄托在她的身上；再没有谁是他能够信任的了，甚至包括他自己。凯瑟琳曾经多次像现在这样返回，依靠耐心和灵巧，从败局的边缘挽回颓势，可是现在王太后带回的只是一份无情的通牒。除非瓦卢瓦的亨利能够解散警卫队和友军，按照天主教阵营的意愿更改继承顺位，再将他的所有权势交到吉斯公爵和其他神圣同盟巨头手里，公爵才会允许亨利陛下继续保留法国国王的尊号。在从母亲那里听到消息后，国王有几个小时没有开口，他独自在空阔的谒见厅里枯坐，“就像一具死人”。他任眼泪从脸颊上缓缓滴下，只是偶或对自己轻叹：“变节。变节。这么多的背叛。”诚然，叛变多到令亨利已经记不得始于何时，其中又有多少是属于他自己的。现在去回忆乃至悔疚，都已经太晚了。

卡夫利亚纳医生此时正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国王的哀痛，无怪乎他会写下，5 月 12 日这天可以被当作法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天加以铭记，还有埃蒂安·帕斯奎尔⑦  ，在看到当晚围拢在篝火旁的人影越来越多时，他发现这一天见证的诸多事件改变了自己这一生对于占星术的怀疑，原来雷乔蒙塔努斯早就清晰地预言了这独一无二的灾异。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审视，5 月 12 日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趁着奏凯的兴奋劲儿，在细节上豪放不拘的吉斯给他的一位军官去信称：“我打败了瑞士人和部分王家警卫队，已经将卢浮宫牢牢包围起来，关于宫中的一切，我期待着能够向你好好描述一番。这次胜利是如此伟大，必将永难磨灭。”

他的某些盟友却认为胜利还不够彻底。同盟的教会“黑鹂”用他们的铁嗓通宵达旦地向听众发表即兴演说，声称铲除恶棍希律王的时机已经就此来到。布里萨克、克吕塞和“十六人委员会”中的某些成员也持有相同看法，于是赶在半晌午之前，巴黎人民已经像潮水一般从各个街区涌向王宫，他们仍因昨夜畅饮了一桶桶美酒而带着微醺，但更醉人的，其实是让大家飘飘欲仙的胜利。国王注视着越发稠密的人群，从他们发出的噪音中判断出来者不善。亨利三世请母后再次向吉斯转达自己的恳求，希望他出面平息这场暴乱。

吉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想要将一群发怒的公牛赶回圈中，他表示，这很难。在吉斯和凯瑟琳会谈的时候，围绕卢浮宫的街垒已经搭建而成，布里萨克率领巴黎大学的 800 名学生，连同 400 名手持武器的修士，已经随时准备好率先发起攻击。喧嚷声开始嘹亮起来：“来呀，让我们从卢浮宫里把国王这个鸡奸犯抓出来。”

可是他们行动得太晚了。亨利三世知晓了一个秘密，凯瑟琳对此一无所知，外面吵闹的暴民亦未曾察觉，甚至连吉斯也浑似蒙在鼓里。这个秘密在于，通向外面的新门无人把守。就在母亲动身前去商谈后不久，国王已带领一小队扈从——只由他的将军和谋臣组成——从卢浮宫花园尽头那座新门从容撤离，他们径直穿过杜伊勒里宫的花园，快速赶到马厩，翻身上马，朝圣日耳曼⑧  方向飞奔而去。他一路疾驰来到蒙马特高地，在那儿，他勒住缰绳，最后一次回望钟爱的城市，做了一番感伤的演说，这正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之一。“再见了，巴黎，”一位侍从听见他念念有词，“我曾使你荣耀，胜过王国中的任何其他地方。为了你的财富和光荣，我所做的，超过此前的十位先祖，我爱过你，甚于妻子和朋友。现在你回报了我的爱，凭着背叛、侮辱和谋反。为此，我必将向你复仇。”亨利郑重地立下誓言：“下一次入城，那将是通过你城墙上的裂口。”天黑之前，国王一行跨过了塞纳河。他们在圣日耳曼附近度过当晚，第二天又在沙特尔受到迎接。

得到国王从卢浮宫出逃的消息时，吉斯还在和王太后谈话。“夫人，”他叫道，“你骗了我！当你让我忙着说话时，国王已经离开巴黎，去了他可以搅动局势的地方，这将给我造成更多的麻烦！我已前程尽毁！”吉斯的惊慌失措也许是真实的。但他大概也早就意识到，倘使国王真的落在他的手中，不管沦为囚犯抑或横尸眼前，那才是件大为尴尬的事情。不仅如此，尴尬之处还在于，如果国王活着留在巴黎，他就必须保护国王免受自己的巴黎盟友的袭击，而后者早已决心令自己做出非此即彼的决断。在三亨利之中，吉斯的亨利毫无信念，作为政治家，他最为圆滑，最有可能通过回环曲折的方式达到鹄的，再考虑到他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那么当吉斯声称已经密不透风地包围了某地时，是不大可能会对一处为人所知的出口掉以轻心的。新门的疏于防卫可能是因为命令未能下达，但也不无可能是因为有人下令使然。无论如何，国王一派已经元气大伤，吉斯对此确信无疑。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法国的主人。

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自信。当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听到巴黎暴动的最初消息时，他下令燃起篝火以示庆祝，但等到后续消息传来，吉斯从人民手中解救了瑞士人，停止了对卢浮宫的猛攻，更有甚者，他竟然让国王逃之夭夭……帕尔马听到这儿不禁摇起头来。“这位吉斯公爵，”他说道，“没有听过我们意大利的谚语，‘冲国王拔剑的人，应当干脆把鞘扔掉’。”

如果博纳迪诺·德·门多萨也因为国王从巴黎出逃而隐隐担忧的话，他并没有公然表现出来。他关于街垒日的描述充满了严肃的写实性，不过人们仍然能够从中读出一种骄傲，那是当一件繁难、复杂的作品终于按时大功告成时，负责工作的匠人流露出的自豪之情。亨利三世屈服于吉斯也好，卷土重来也好，都已无关紧要。现在埃佩农已经无法占有诺曼底了，在帕尔马离开时法国袭扰低地国家的危险也已完全解除。帕尔马的侧翼安全了，梅迪纳·西多尼亚同样如此。来自法国的威胁已告一段落，无敌舰队的出航至少不会受到这一方的袭扰，一如门多萨曾经许诺的那样。

20　无敌舰队起航

里斯本到拉科鲁尼亚

1588 年 5 月 9 日至 7 月 22 日

门多萨写下关于街垒日的记录时，无敌舰队事实上还根本没有出海。尽管自从西多尼亚公爵领回得到赐福的战旗后，舰队便处在期待起航的一团忙碌之中，但是直到 5 月 9 日吉斯进入巴黎的当天，最后一只木桶才搬入船舱，最后一名士兵才征召完毕。那天早上，舰队启碇驶向贝勒姆，但还没有穿过河口的沙洲，他们就被迫再度抛锚等待。从海上吹来的风太过强劲，而且迎面冲击着航道的入海口。狂风连日肆虐，一阵接着一阵，港口的领航员告诉梅迪纳·西多尼亚，比起 5 月，这种情形更像是 12 月的岁末寒天。

整个大西洋沿岸都在经历一个奇怪的 5 月，天气就像占星师预示的那样狂暴不安。在诺曼底，埃佩农在放弃建立政府的念头后班师回朝，由于史无前例的冰雹正蹂躏着牧场和果园，据说牧场中已有不少牛被砸死。在皮卡第，欧玛勒公爵还在徒劳地攻打布洛涅的城门，然而大雨已经使道路沦为沼泽，使小溪变为无法通行的洪流。在佛兰德附近，亨利·西摩和查理·霍华德也备受影响，就连以坚固著称、专为这种水域和任务建造的荷兰战舰也乐于返回弗拉辛港，将封锁帕尔马的差事交给恶劣的天气代劳。同样拜糟糕的天气所赐，无敌舰队也只好在贝勒姆锚泊，滞留了大约三个礼拜。

在等待的间歇，腓力有充足时间向他的舰队总司令传达消息，作出进一步的指示。英国人的舰队据称十分虚弱。（这则消息可能源于门多萨，主要依据的是指控霍金斯的各种夸大其词的报告。）也许德雷克会在普利茅斯补充军力（与大陆的几乎所有人相似，腓力口中的英国海军听起来也时常好像只是弗朗西斯·德雷克麾下部队的扩充而已），敌人要么会彻底避战不出，要么会静待无敌舰队经过，再从后方追击，待西班牙的战船与敦刻尔克附近的英国舰队交火时袭扰殿后部队。（腓力对于英国海军的部署位置了如指掌。）也许德雷克将一直等到我方士兵登陆后才会发起进攻。公爵必须小心，不要在德雷克被击败前过分透支战力。在与帕尔马会合后，他可以自由裁夺攻击英军的方式，选择在海上或是他们的港口里交战，但在此之前，尽管公爵不需要避战，但也不应主动邀战。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分神离开约定的会合地点，即使那时德雷克有可能在袭扰西班牙的海岸。

腓力喜欢巨细无遗地设想属下可能遇到的任何不测，而后明确、具体地一一给出指导意见。譬如，他已经多次通告自己的总司令，英国人的舰船更快，火炮射程也更远，为此他们会更希望保持作战距离。（好像公爵没有从各方面得到这个众所周知的信息似的！）所以国王坚定地认为，公爵应当避开敌人的优势，逼近他们，迫使他们投入近距离战斗。国王唯独没有说明的，是这个有趣的计谋该怎样实施。不过，如果说腓力的指令并不总是有益的话，他的主要意图还是很明确的。公爵已然明白无误地领会在心，他将与帕尔马“在马尔盖特角附近”聚首，掩护帕尔马登陆，而后保护后者的海上运输线。一切越快越好。

如今，梅迪纳·西多尼亚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了。无敌舰队的准备工作不会再有改进的余地。对于欧洲最老练的战士们凭着经验所能提出的一切建议，但凡王国能够提供改善的可能，都已经付诸实施。舰队本着专业化的精神组织起来，主要依据舰船的战斗和航行能力，其次考虑的是船只的所属地区和船员的语言。一级战队由两个强大的盖伦帆船分队组成，一是葡萄牙分队，共有 10 艘战舰（“佛罗伦西亚”号也计算在内），另一个是卡斯蒂尔分队，也有 10 艘战舰，其中卡斯蒂尔人的舰只比葡萄牙人的略小，武器装备也稍逊一筹，但是为此额外补充了 4 艘此前用于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大型商船。两个分队被要求协同行动，在抵达海峡之前，卡斯蒂尔分队的指挥官迭戈·弗洛雷斯·德·瓦尔德斯将留在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旗舰“圣马丁”号上，充当公爵的幕僚长。同样被归入一级战队的，还有来自那不勒斯的 4 艘加莱赛战船，由雨果·德·蒙卡达指挥。这些战舰形如混血儿，一半像盖伦帆船，另一半好似加莱桨帆船，它们航速快、火力强，可以用桨辅助操作，人们在它们身上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二级战队由四个分队组成，各自拥有 10 艘舰船，全都是大型商船，其中至少有一些装载了重型火炮，比斯开舰船由胡安·马丁内斯·德·里卡德率领，吉普斯夸舰船由米格尔·德·奥昆多负责，安达卢西亚舰船的长官则是佩德罗·德·瓦尔德斯，还有从黎凡特贸易中抽调的各式舰船（来自威尼斯、拉古萨、热那亚、西西里、巴塞罗那），由马丁·德·博登多纳指挥。余下的 34 艘轻型快速船只，包括扎布拉船、弗拉加塔船和帕塔科船，将用于侦察和运送函件，当中的一些被零星分配到一个个战斗分队中服务，但所有这些船只又组成一支屏护舰队，旗舰是一艘规模较小的盖伦帆船。最后，还有一个不便操控的分队，由 23 艘乌尔卡船组成，这些霍尔克船将充当货船或补给船，在任何形式的战斗中，都不必指望这些船舶有能力自保。还有 4 艘葡萄牙加莱桨帆船差不多到最后一分钟才编入舰队，个中缘由至今仍然无从得知。总之，无敌舰队一共拥有 130 艘大小不等的各式船只。

当这支无敌舰队还在里斯本港口等待出击的时候，我们就获知了有关它的大量信息。梅迪纳·西多尼亚起草了一份极为细致的报告，不仅包括各个分队的战斗序列，还有各分队中每一艘船只的名号，它的估测吨位、火炮数量、水手和士兵的人数，一应俱全。作为额外补充，他还添加了每艘船上搭载的绅士冒险家的名字，跟随他们登船的参战扈从的人数，以及炮手、医疗队、随船的托钵僧和律修教士的各自数量（共 180 人），另外，对于西班牙方阵的组织形式他也不吝笔墨，列出了军官的名单、每个连队的兵力、攻城设备、野战火炮、各种小型火器、火药的供应总量（全部是上好的火绳枪弹药颗粒，他骄傲地写道）、各种规格的加农炮弹的数量之和（123790 枚）、子弹的引线、火绳，等等。报告的内容还包括食品清单，如饼干、熏肉、鱼、奶酪、米、豆、酒、油、醋、水之类的物什，各有成千上万英担①  之多，将数量惊人的桶桶罐罐装得满满当当。即使这些数字并不完全精确（当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此大量的细目信息已经比已知的任何 16 世纪的舰队记录庞杂得多。尽管目前这支舰队及陆军的力量总和还不及圣克鲁兹当年索要的一半，可是根据纸上的记录，它仍然称得上是一支极其令人生畏的大军。在西班牙官方出版物对于相关统计数字的描述里，这支舰队被称作 La felicissima armada——“最幸运的舰队”——但是在街谈巷议中，为了向它那可怕的力量致敬，遂以“无敌”一词取而代之。多亏西班牙人嗜好反讽，这支舰队从此以“无敌舰队”的尊号为人所知，至今不曾变更。

似乎有些古怪的是，梅迪纳·西多尼亚的详细报告竟会公开出版。放在今天，这样一份文件理应被列入“头等机密”，等到获准解密之时，敌人早已对其中的所有内容了然于胸，即使是在那个时代，此前为了得到信息中珍贵的片纸只字，沃尔辛厄姆的密探也已经耗费了大量心力。孰料这份报告几乎未作修改，便带着对舰队实力的各种夸大其词在里斯本问世，这时距离报告的起草才刚刚过去十天，入侵舰队依旧在塔霍河口淹留不前。两周后，报告的另一版本经过官方“订正”，又在马德里面世。它从那里逐渐扩散到罗马、巴黎、德尔夫特、科隆，还未等到“圣马丁”号驶入利泽德半岛②  的地平线，报告的复印本已经在阿姆斯特丹上市售卖了。除了长枪和胸甲、鱼和饼干等枯燥的内容，信奉新教的印刷厂主还按照自己的想法为西班牙舰队的库藏添油加醋了一番，他们肆意增加了公众兴许愿意看到的内容，诸如鞭子和锁链、炮烙架与拔钉钳、拷问台及拇指夹，各类刑具一应俱全。有进取心的出版商保留了全部内容的版面，每当有新的流言问世，有了印刷与无敌舰队相关的另一本小册子的理由，他们就会让机器再度运转起来。毫不奇怪，伴随着这些幻想的点缀，后来的一些版本会包含着数字上的印刷错误和对事实的离奇篡改。不过，即使是最为有失精确的记载，也基本能够呈现出递交给西班牙国王和军事会议的信息，也仍然可以反映出经官方批准后在马德里付梓的版本原貌。如果肯付出努力，霍华德和他的军官们作战时就能人手一份载有敌军战斗序列的副本，内容相当准确，其所依据的信息正是敌方所提供的。伯利就确实拥有这样一份副本。我们对此的结论只能是，也许马德里的军事会议相信，主动展示实力带来的宣传收益与暴露信息造成的危害相比，要得大于失。最后，又或许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主上那庄严的自信深深感染。

此时此刻，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也像其他人一样信心十足。由于自己和全体船员的努力，舰队的组织工作最后以尽可能完美的结局收场，不能不让他感触良多。他们已经设定了用于各分队之间交流的信号和其他办法，安排了每一步的会合地点，创制了一套启航令和一种战斗指令。他们让最有经验的领航员分散登船，这样每一位分队指挥官就至少分别补充了几位帮手，这些领航员中有西班牙人和布列塔尼人，也有荷兰人和倒戈的英国人，他们对海峡和北海的状况了如指掌。领航员们编纂了航路指南，复制并分发给每一艘船，虽然其中对泰晤士河口以北的东海岸语焉不详，对爱尔兰所在位置的标注也是靠不住的，但还是几近如实地绘出了从锡利群岛③  至多佛的详细航路，指明了沿途的地标、海港入口、水深、潮汐，并至少对一些主要的暗礁和险阻之处专门作出了说明。在收到国王的提醒，得知德雷克可能采取的策略之前，他们已经针对此类突发事件制定了专门的布阵方略，公爵还自豪地向他的主上送去了一份示意图表。所有这些高度专业化的筹备工作，与公爵从一位极其圣洁的托钵僧那里得到的有关上帝将要赐予西班牙胜利的担保相比，哪一个更有助于树立起梅迪纳·西多尼亚的自信？今天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是一个简单却最具有说服力的事实在于，他负责指挥的这支大军已经整装待发，做好了开赴战场的最后准备，新造的作战船楼在崭新的纹饰下熠熠生辉，桅顶的旌旗猎猎作响，甲板布满了英姿飒爽的骑兵，整支舰队军容壮丽、血气方盛，浑似无可匹敌。

一旦恶劣天气有所好转，适宜出航，公爵就将率领舰队驶出里斯本的河流。5 月 28 日，他的旗舰“圣马丁”号一马当先，带领葡萄牙王家盖伦帆船分队驶过圣朱利安城堡，向来自堡垒的致意作出回礼。5 月 30 日，虽然海风断断续续、时有逆风，无敌舰队仍然全军挺入大海，迎着西北偏北的风向抢风前行。不过如果舰队要保持集体前行，在获得足够的海上空间以便完成一次新的调戗之前，船体还要做出大幅度的偏航，先到达埃斯皮谢尔角以南的水域。

舰队确实保持了集体前行，但它的指挥官不久后便认识到，这也意味着“全军的进程受制于行驶缓慢、状况最可悲的船只的航速”。好多霍尔克船既摇晃不定，又行动迟缓，以至于 6 月 1 日到来时，在经历了 48 个小时的海上航行后，旗舰仍处于罗卡角的西南偏南位置，舰队在通过沙洲后只驶出了 15 海里。看来想要沿着西班牙海岸向上抢风行驶，显然是一件辛苦的差事。天气状况也无所助益。有时候一天中风会轮流从罗盘的各个方向吹来，东、南、西、北，接着周而复始。有时候又会彻底无风，让庞大的舰队步履维艰，甚至达不到维持舵效的最低航速，此时风帆轻轻拍打着，无助地伴随悠长的大西洋涌浪左右摇摆。又有时候，狂风倏然大作，很可能就来自最不利的方向。面对如此恶劣的气象条件，这样一支形制驳杂的舰队花了足足 13 天的时间才从罗卡角航行到菲尼斯特雷角，全部航程仅略多于 160 海里。

进展的迟缓造成了局势的恶化，对此唯一的一点补偿是，它或许可以使梅迪纳·西多尼亚获得一个机会来化解当前最令他担忧的问题——粮草。以 16 世纪西班牙的标准来衡量，里斯本曾经存储了总量惊人的食物，但在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延宕后，存货已经消耗了很多，更何况先享用最新运抵的食物乃是人之本性。在他接手之后，公爵曾经尝试推行一条强制原则，船上和沿岸仓库里存放时间最久的木桶和袋子要最先打开。命令是否得到了贯彻，他也只能猜测而已，反正眼见 5 月的天气日益转暖，舰队依然停靠在河里，而越来越多的船只开始递交食品腐坏的报告。警钟正在前方敲响。直到离岸前的最后一分钟，公爵仍在扫荡葡萄牙的乡村，向马德里申请征调更多的食物。拔锚之时他还留下命令，一旦有更多的粮草运抵，要马上起航运送给前方的舰队。他恳请北方的各个港口，无论搜集到多少粮草，都应抓紧装上运粮船，送往菲尼斯特雷角附近的某处海域，以便无敌舰队在海上完成物资补充。

舰队在菲尼斯特雷角周边逗留了四天，仍然迟迟不见运粮船的身影，在此期间，警报又从另一方面传来。几乎每个分队都不同程度地报告了淡水的短缺。距离储水的木桶封存完毕才刚刚过去一个多月，照理来说船上的水还能再支撑三四个月，可是看来许多木桶质量堪忧，因为里面的水开始泛绿，散发出刺鼻的气息。很容易猜到，接下来每钻开一桶水，可以饮用的概率只会越来越小。在一次例行的军事会议上，“将军们”，亦即各个分队的指挥官们一致同意，整支舰队应当在拉科鲁尼亚④  靠岸，去搜罗任何可能的物资供应，尤其是饮用水。

那是 6 月 19 日，星期天，也是无敌舰队离开里斯本后的第二十天。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旗舰找到锚地时，日头已经西沉。分队指挥官们达成共识，与其全员摸黑赶工，不如让舰队远侧的部分船只留在海上，在太阳升起前往来巡逻。于是，有五十多艘或大或小的船只在入夜前进港停泊；落在后面的，包括几乎所有的霍尔克船以及多数黎凡特商船，还有照看它们的里卡德的分队、六七艘盖伦帆船，以及 4 艘加莱赛战船、若干艘轻型船只，则调转方向停留在海岬之外。那是个闷热的夜晚，天空中只有断断续续、飘忽不定的风。

午夜刚过，从西南方向响起了咆哮声，随之而来的是这个可憎的季节所能见到的最令人胆寒的风暴。即使有拉科鲁尼亚海港的庇护，一艘船还是被狂风硬生生拔出了锚地，另一艘轻帆船还拖曳着船锚撞上了旁边的一艘盖伦帆船。幸运的是，留在海上的船只分布在数百里格的空旷海面上，有充足的背风空间，可以在风暴来临前分头躲避。当然，除此以外它们也别无选择。在闪躲的过程中，它们身不由己地四散开来。

21 日下午，天气终于平和下来，公爵立即派出剩下的部分轻帆船去寻找失散的船只。在此之前他已经差遣信使沿海岸寻访，得到的消息称，德·雷瓦的 10 艘船、舰队的霍尔克船、黎凡特商船和一艘轻帆船误打误撞地驶入了不远处的威韦罗⑤  港，两艘加莱赛战船则在希洪⑥  找到了容身之地。第二天，胡安·马丁内斯·德·里卡德带着两艘盖伦帆船和 8 艘其他船只出现了，但是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到 24 日，依然有两艘加莱赛战船和其他 28 艘重要船只下落不明，其中包括那艘佛罗伦萨盖伦帆船、1 艘卡斯蒂尔盖伦帆船以及里卡德分队中两艘最好的战舰。在仅有的全部 2.2 万名有效作战人员中，有 6000 名士兵和海员连同以上船只一道遗失，剩下的 1.6 万名中还产生了许多病号，一些人患了船热，更多的人则是因为腐坏的食物染上了坏血病和痢疾。挺过风暴的多数船只受损情况都很严重，许多船舶要么已经漏水，要么丢掉了桁桅、船锚，或是遭到其他损害。

离开里斯本以后，对于手下这支部队的真实情况，梅迪纳·西多尼亚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在沿海岸缓慢北上的途中，每一天都会揭露出新的不足，其中最糟糕的一点就是食物。关于食品腐坏的报告每天纷至沓来。显然，许多用于储藏食品和水的木桶有悖承诺地使用了新伐材。公爵是过于愤怒了，以至于没能回想起在他接手舰队的那个混乱无序的冬天，与其他人一样，承包商也已经倾尽全力。就制造桶板而言，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木料了。就在距离无敌舰队停靠拉科鲁尼亚的一年前，圣文森特角的上空正笼罩在德雷克引燃的篝火的烟幕之下。12 个月后，那些本应用来为无敌舰队制作桶板、保护食物和水的风干木材，已经化作了冷冷的灰烬。

在回顾了当前的情形后，公爵坐下来写了一封难以起笔的信函。他提醒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陛下，请他回想自己刚去里斯本接管舰队时，以及在此之前已经表达过的种种疑虑。某种程度上，这些不安来自一个事实，将王国的命运押注在一场力量对等的考验之上已然有违常理，更何况即使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也会认为，在里斯本集结的这支军事力量仅仅勉强能够达到担负任务的最低要求。现在，由于这场风暴驱散了舰队，他所能召集的军力更加大不如前，而且人们有很严肃的理由担心，在迷失的船只中，至少有一部分或则已经在恶劣的天气下葬身大海，或则已被法国和英国的海盗据为己有。他委婉地指出，这样一场海难不仅在这一年中最适于航行的月份 6 月降临，而且不偏不倚降临到为上帝的事业而起航的舰队头上，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过去六个礼拜中发生的种种灾祸和挫折似乎已经令公爵部分打消了求助于奇迹的意愿。）除了遗失的船只数量，他继续谈道，重新集合后的船舶也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信中封入了两类船只的详细清单），他现有的人力由于疾病侵袭而严重不足，食物和水的状况更是比自己所能预想的更加恶劣。纵观以上难处，梅迪纳·西多尼亚写道，同时考虑到帕尔马的报告，后者声称自己所能支配的有效战力还不足上年 10 月的一半，他恳请陛下再次考虑与英格兰议和是否毫无益处，或者将行动计划至少延迟至下一年是否胜算更大。

腓力的回复迅速而坚定。公爵应当竭尽所能匡救他所提及的弊端。其中的一些不足也许超出了可能弥补的范围，但他仍然必须承担出航的义务，哪怕这支舰队的战力达不到他的预期。无论如何，一有机会，他就应该立刻扬帆进击。至于自己此前的说明，他不会作出任何修改。

我们不知道哪一点更令人感到吃惊，是公爵信中流露的勇气和智慧，还是国王回复中洋溢着的盲目的自信。在那个西班牙的黄金年代，一位绅士主动建议解除自己对一场进攻的指挥权，无论他的内心有多么绝望，其中灌注的道德勇气都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在那个世纪，勇于担负类似战事的指挥权才是司空见惯的。对于腓力领导的事业，从来没有人曾就局势向他提出过如此直截了当却又合乎情理的评估，更遑论再次重申这一观点了。怎奈这位审慎的国王已经变了，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他不曾对任何审慎的建议予以注意。眼下，他好像对一切都视若无睹，只顾高喊“前进，以上帝的名义！”，而他回复舰队指挥官的信函也仅仅是对这条指令的又一次重申罢了。

不过，腓力至少避免了日后一些历史学家犯下的错误。他没有将公爵的来信当作证据，认为梅迪纳·西多尼亚是傻瓜或懦夫，也完全没有因此就认为公爵不适合继续指挥。无敌舰队在拉科鲁尼亚的逗留不能为这种论调提供证据，也没有迹象表明舰队指挥官的下属持有这种想法。德·雷瓦归队后，公爵立刻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但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疑虑告知众人。这是一群老兵，没有必要就显而易见的局势向他们多做评论。他只是就三个选项向大家征询了意见。舰队是该主动外出寻找迷失的船只，还是应当就此直奔英格兰，又或者最好继续在拉科鲁尼亚停泊，静待迷路者回归？他的军官们按照习惯，根据资历和辈分由卑到高一一作出答复，士兵和水手也按次序发表了看法。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赞成第三种选择。舰队最好继续待在拉科鲁尼亚，一边重新整修，一边尽可能地补充食物和水，并且寄希望于多数迷路的同伴能够早日归队。只有一位分队指挥官提出了异议。安达卢西亚分队的“将军”佩德罗·德·瓦尔德斯要求立刻启航，他认为几乎已无可能更换腐坏的食物，待得越久，局势只会越糟。他的意见同样得到了充分的记录，作为补充，他还给国王送去一封私人信函（那时的海军通信不需要“经过中间渠道”），信中重申了他的论据，并且直言对于自己的执拗可能冒犯舰队指挥官有所担心。不过即便如此，他在信中也丝毫没有流露出埋怨指挥官无能或怯懦的情绪。

舰队终于准备停当，此时距离那场风暴已经过去一个月，但是整体来看，推迟行程似乎是值得的。所有必不可少的修缮工作都已完成；有尽可能多的船只经过了倾侧检修、填补漏洞和涂油。从比斯开湾的各个港口找到了一些额外的食品，如饼干、咸鱼等，如果说近期的收获未能完全达到期望，至少食谱上的鲜肉、时蔬和新鲜面包节约了部分库存，并且使船员们的健康大受裨益。在公爵的紧急安排下，舰队在岸边为感染船热的病号设立了一座医院，借此控制住了一直威胁船员生命的疫情。士兵和水手的人数也得到增补，花名册上弄虚作假的情况当然还是有的，但兵员的虚报并不比平时更为严重，舰队也因此再次焕发出应有的全部战力。

最让人高兴的是，迷航船只中的最后一批幸存者终于返回了港口。两组船舶最远时漂流到了海峡附近，其中一个在锡利群岛和利泽德半岛之间游弋了一段时日，缴获了几艘商船，还顺道驶入了芒特湾⑦  ，奇怪的是，全程竟没有撞见一艘英国战舰。另一组则在乘着一股北风返回拉科鲁尼亚之前，刚好瞥见了一支英军，后者很可能便是德雷克的主力舰队。总之，7 月 21 日的形势大致恢复到了两个月前的状态，尽管公爵仍旧在为密封不严的木桶忧心忡忡，而且事实后来证明他的担忧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方面，比起在里斯本的时候，他又的确感到筹备工作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随着轻快的南风鼓满船帆，无敌舰队最终起航驶向英格兰，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心中又一度恢复了谨慎的乐观。

①  在英国，1 英担约合 112 磅。

②  利泽德半岛（the Lizard），康沃尔郡西南方半岛，是英格兰本土的最南端。

③  锡利群岛（Scilly Isles），位于康沃尔郡的西南方，距离英格兰本土约 45 公里。

④  拉科鲁尼亚（Corunna），西班牙西北部沿海城市，今属加利西亚自治区。

⑤  威韦罗（Vivero），西班牙西北部沿海城市，在拉科鲁尼亚东侧不远处，今属卢戈省。

⑥  希洪（Gijon），西班牙西北部沿海城市，在威韦罗东侧，今属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

⑦  芒特湾（Mounts Bay），在利泽德海岬西北方向。

21　“天时和地利”

从普利茅斯、拉芒什海峡、比斯开湾到北纬 45°

1588 年 4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

与其西班牙同侪一样，英国的船长们也因为不合时令的天气和储备不足的存货而忧心如焚。到 4 月份，女王的现役船只已经全部整装待发，可是供应给船员的食品却仅能糊口，那里甚至不存在像样的制度，粮食只是简单地按月配给，一次性发放，在上月的口粮几乎消耗殆尽之前将不再额外增发。海军大臣从马尔盖特寄出了一封绝望的信函：“我们现在即将得到下个月的口粮，时段为 4 月 20 日到 5 月 18 日……［根据报告］西班牙海军最有可能来袭的时间是 5 月中旬，兴许就是 15 日。到那时我们将只剩下三天的粮食。如果说这种安排是合适的，它实在超出了我的理智。”他继而感喟，在“女王陛下的父亲亨利国王”执政时期，事务的处理远比现在妥帖得多。

霍华德对历史的理解出了点问题，但他对后勤的把握却十分准确。他的收信人伯利勋爵当然也明白，即使一直以来事务的安排并无多大不同，当前也到了该做出些许改变的时候了。眼下的困难并非是缺乏良善意愿的结果，责任不在伯利，也不在女王。虽然德雷克有时会在暗地里猜疑，可是原因亦不在于臆想中的叛国之举，与容易上当的君主和东诓西骗的谋臣这一套故事毫无关系。它同样无关乎财政拮据、预算缩紧。原因其实很简单，要提供适合在船上保存数月的巨量食物和水，需要一定的设施和组织，而当时并不具备相应条件。无论在英格兰还是西班牙，1588 年的海军筹备工作都是史无前例的，与西班牙相比，英国人甚至更加缺少为大规模远征供应补给品的经验。当全体船员不断吃光送至他们口边的任何食物时，要为一支庞大舰队供给未来两到三个月的口粮，指望临时建成的组织是不行的。

随着春天来到，德雷克再一次按捺不住出发的念头。关于里斯本港口的传言，他已有所耳闻。德雷克显然坚信，西班牙国王的大军由四五百艘船只组成，上面载有 8 万名水手和士兵。而他只能再从女王那里得到 4 艘中等规模的盖伦帆船，即使加上伦敦人提供的若干商船，他拥有的军力也不过 50 艘船而已，可是德雷克仍然做好了准备，打算凭着这股力量将西班牙人遏阻在他们自己的水域里。德雷克不仅自认为可以在里斯本重演劫掠卡迪斯湾的好戏，而且就像后来对一位兼具日记作者和史家身份的意大利人所说的那样，他企图封锁西班牙海岸，使敌方舰队无法舒适地离开河口，纵然西班牙人驶入海面，他也会迎面攻击或不断袭扰，使其永远无法到达英格兰。仍然是根据他与佩特鲁乔·翁博蒂尼①  的谈话内容，我们知道了封锁还将以某种方式伴随着“对西班牙沿海多处不同地区的袭击”，以此激发英国人的勇气，因为战场越远，家就越安全。而首要之举是阻止无敌舰队闯入海峡，因为它在那里可以和帕尔马合兵一处。如果翁博蒂尼的引述是正确的，那么他之所以自信能够以区区 50 艘船完成以上全部事业，是因为“他知道（没有半点自吹自擂）自己的大名已经在西班牙的整个周边海岸唤起了多么强烈的恐惧感”。

他的鼎鼎恶名也许的确是其最主要的帮手。他对此确信无疑，而且委实有理由确信，只要“恶龙”②  还在伊比利亚的海岸上，西班牙人就永远不敢起航前往英格兰，他可以一边在海、陆两路迎来肆意劫掠的丰收之夏，一边与西班牙舰队玩捉迷藏的游戏，这样的游戏他玩起来可谓得心应手。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这样一场游戏会为他带来逐一击破西班牙大军的良机；在最坏的情况下，此举也会令敌人疲惫不堪，在忙乱中将袭扰英格兰的想法抛诸脑后。

既然如此，我们至少有必要对他的计划稍作揣度。他并没有将计划对翁博蒂尼和盘托出，根据存世的书信，他向伊丽莎白女王透露的实情甚至更少。当德雷克认为自己终于即将获准出发时，女王向他问及意欲如何在里斯本袭扰敌方舰队，他回复说自己也无法确定。截至那时，有两件事依然未有定数，一是敌人的实力，二是“我们自己人的决心，当我有他们在大海上时，我应该更好地了解……因为如今再有人像伯勒［在卡迪斯湾］那样脱离，将会置全军于危难之地，因为敌人今日力量大大地聚集”。不过，如果说德雷克没有阐明他的计划细节的话（可能他真的没有制订行动的细节，而只是依赖运气和灵感，要知道二者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他确实显露了胸中自信的另一源泉。“提到我的愚见，陛下的舰队得多强大才能对抗敌人的大军，上帝会襄助无上非凡的陛下，每一天增强你在海上和陆上的军队；由此，我确乎认为：在所有反抗陛下和至真信仰的敌人中，再也没有比当前已经做好准备或是仍在准备的敌军更为强大的了；可是……主宰一切力量的上帝更强大，将会护佑其真理之言……”在某些方面，德雷克和腓力委实相似极了。

即使德雷克尚不清楚自己意欲何为，他却早就明白，自己正是那个将欲为之的人，他亦早就明白，自己将于何时、何地为之。他在同一封信中表示：“陛下理当坚信，如果西班牙舰队驶出里斯本，只要我们有足够的食物能活到对方海岸，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就会被攻击……天时和地利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是一半的胜利；被二者抛弃将无从挽回……为此，若陛下应允我凭借已经在这里的船只出击，并号令余下的其他船舶连同所有能够出动的远征军随后赶到，依我愚见，我将确保它们遵循微臣所认为的最可靠及最好的航线航行；……”到此为止，德雷克看起来乃是一位海军天才兼宗教狂热分子。在这句只有德雷克写得出来的长句的剩余部分中，他又显出一副务实的指挥官的形象：“他们［随后而来的其他舰只］应随船携带充足的食物，够自己和我们用，要到士气不能因为物资紧缺而彻底涣散的程度……让一名英国人远离祖国，眼见食物消耗殆尽，又意识到除了遭受攻击之外得不到其他任何好处，那就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将他挽留下来了。”

这封信写于梅迪纳·西多尼亚从里斯本大教堂迎取战旗的两天前。但在接下来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里，德雷克的舰队既没能补充食物，也没有获得力量增援，阻碍两方面进展的都是狂风，它与将西班牙人遏阻在塔霍河口动弹不得的那场狂风一样暴烈和反常。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德雷克几乎不可能远赴里斯本，虽然他还是成功地完成了普利茅斯湾外的工作，但他基本不可能前往兰兹角③  和韦桑岛④  探明海域状况了。然而他对气象条件限制的鄙夷，一如对人间阴险诡计的厌恶，在他看来，后者一再阻拦了自己的步伐。德雷克不断上书急切力争，希望立刻获准南下西班牙海岸，至少曾有一次，他亲自现身于宫廷之中，当时女王一度已经改弦易辙，可惜的是，不久后她便又再次回心转意了。

今天已经很难说清，这一次德雷克又花了多少工夫去拉拢与他观点一致的人。霍金斯向来与他意见一致，船上的高级指挥官和海军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也都逐渐认可了他的观点。最开始时，霍华德更倾向于防御的立场，但在 5 月的某个时候——如果不是 4 月的话——他最终采纳了多数人的看法，此后也像德雷克一样积极地据理力争。尽管仍不情愿，女王最后也开始觉得，将士们可能终归是正确的，天时和地利昭示了一半的胜利，也许二者正在西班牙的海岸上招手。

就我们现在所知晓的来看，有人存在疑虑是可以谅解的。在一件事上，德雷克委实大错特错了。梅迪纳·西多尼亚已经下达了命令，无论德雷克会如何肆意妄为，任何来自英国的进攻都不会使原计划有所改变，舰队要径直赶赴海峡，与帕尔马在商定的地点会合。倘若德雷克真的押宝在自己的名声上，以为亲自出现在西班牙海岸就能造成足够的恐慌，迫使西班牙舰队留在老家，他很可能会彻底错过与无敌舰队相遇的机会。非但如此，在对随后这场前所未有的战斗的性质作出的判断上，他似乎也像双方海军中的其他老兵一样犯了错误。与圣克鲁兹相似，他原本也只打算为每门炮准备 30 枚炮弹，便出海与敌军相会。但后来与无敌舰队真正遭遇时，英军实际上耗费了比此前设想的更多的炮弹，才对敌人造成了真正有效的伤害。稍后在韦默斯⑤  附近，他们已经能够纠正先前的错误估计；可如果按照德雷克的设想开赴里斯本附近，他们可能就会有大麻烦缠身。以英国的船只和水手的情况而言，除非撞上可怕的厄运，德雷克的舰队不大可能会遭到严重损伤。可是另一方面，除非运道极好，否则德雷克也同样不太容易仅凭 50 艘或者更多一些的船只，便拖住无敌舰队的前进步履。根据其后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如果在海上遭遇西班牙人，德雷克将会轻而易举地用光所有弹药，却连无敌舰队的阵型都无法扰乱，届时他将被迫从对方面前退缩，主动逃回某一处母国港口。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将落败而归，起码也会士气受挫，甚至危及当前海峡上令人满意的力量均势。

事后之明总是容易做到的，但在 1588 年春，双方的海军专家中没有一人提前预见到日后的事态进程。两国的参战规模和武器装备都前所未见。不仅在此前历史中尚属空白，而且下讫航空母舰登场之前，没有任何一场海战涉及如此闻所未闻又难以计数的因素。在当时，英国海军中最为睿智的观点都与德雷克的想法契合，最终使他不曾远赴葡萄牙海岸冒险，而代之以在海峡等待应战的，不是任何人的审慎，而是更多缘于恶劣的天气和迟缓的粮食供应。

在某种意义上，德雷克对于主动进攻的吁求已经过于卓有成效了。他曾要求得到 8 艘王家盖伦帆船，舰船总数则应达到 50 艘之多。这几乎是他期待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的独立指挥权了。女王却决定将自己的主力舰队委托给德雷克，包括 14 艘吨位最大的盖伦帆船，以及她所拥有的大多数武装商船和志愿船只。这种安排意味着舰队指挥官已自动升任为海军大臣。尽管女王欣赏德雷克，但作出这番决定的缘由或许是她认为若由霍华德领导作战，会较不利于将战事引向一场海盗式的远征。又或者她仅仅是敏锐地觉察到了，如果一切终究要押注在主动进攻的风险上，那么这场攻势自然越强势越好。当然事情的结局是，德雷克得体地接过了霍华德赠予的海军副司令职位，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们之间再没有显露出任何嫌隙。但是从德雷克后来告诉翁博蒂尼的话来看，他明显还是感到有些失望。

霍华德抵达了普利茅斯，德雷克也在就任仪式上升起了战旗，正式成为联合舰队的副司令，所有这些事务的完成不早于 5 月 23 日（旧历），也就是新历的 6 月 2 日。那一天，梅迪纳·西多尼亚抢风驶到罗卡角以北约 30 海里处，该日的航程目前也是他的每日最远航程，然而英格兰此时还没有人知道他已出海的消息。霍华德的行动因为天气的限制而一再延误；他还将继续淹留下去，就像梅迪纳·西多尼亚一样，导致行动阻滞的原因数不胜数：运粮船迟迟未能抵达，上面发来的指示朝令夕改，天气再度糟糕起来，被吹离西班牙舰队的航船偶或出现在拉芒什海峡⑥  的入口处，警报因而不时传响，由于西班牙人可能在爱尔兰西部与敦刻尔克之间的任何地点发起进攻，选择何处布防至今悬而未决，在即将派出舰队奔赴西班牙之前，女王却又一次变得不情不愿，虽然所有人都很清楚，西班牙人可能已经踏在了她的门阶之上。

与德雷克的会合已经过去了三周，霍华德仍然被风暴封锁在普利茅斯湾内，正是这一阵狂风吹散了西班牙人的舰队。他还在递交申请，希望获得对舰队事务的自由决定权，并补充更多的食物。他相信，舰队之所以在不确定性之中左支右绌，完全是由于西班牙人的阴谋诡计，对方希望以此耗尽他们的粮食储备，让他们因为无力糊口而自行解散。假使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担忧与梅迪纳·西多尼亚有多么相似，也许会稍感慰藉，实际上就在同一天，后者写下了那封寄给腓力国王的措辞沉痛的信函，在信中建议放弃全部作战计划。但是，在英格兰，除了大量自相矛盾的谣言，没有任何人对西班牙人的底细略知一二。霍华德因此又在疑云笼罩之下熬过了三个礼拜，按照女王的指令，他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带“进进出出”，以封锁所有通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海上通道（霍华德气愤地抗议称，这样的地带根本不存在），并驱逐只存在于报告之中、正从韦桑岛或是锡利群岛驶来的西班牙舰队的幽灵，他还要为运粮船未能按期抵达而火冒三丈，并日益为全体船员的健康和士气感到担忧。

就在此时，倏忽间，一切明亮了起来。确凿的情报传来，西班牙舰队的主力舰船被风暴吹散，损失惨重，只得在拉科鲁尼亚重新集结。伦敦方面也发来了委任状、运粮船以及女王的谕旨，假如情况合宜，舰队可以主动出击，前往西班牙人的港口与之交战。此外，一股清新的顺风已从东北方向吹来。好消息来得过于突然，霍华德、德雷克和霍金斯甚至还没有完成货物的存放。他们连忙升起船帆，迅速向西班牙海岸赶去，随之南下的还有 90 多艘武装船只，大小不一，却组成了一支雄伟勇武的英格兰舰队。

不过五天后，他们便又回到了普利茅斯湾。当舰队行至比斯开湾中部，韦桑岛到拉科鲁尼亚的总航程已完成三分之二时，风向事与愿违地转为南风，相对英格兰成了顺风，而前往西班牙的路途则变得无比艰巨。如果他们要抢风南下，等西班牙舰队看到兰兹角时，英国人或许还没有绕过菲尼斯特雷角。除了调转船头原路返回，已经别无选择了。他们重新在普利茅斯海港下锚之日，正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在拉科鲁尼亚起锚之时。那一天是 7 月 22 日。

在下一周的普利茅斯，让西班牙人头痛的烦恼也在困扰德雷克和霍华德。女王的船只已经证明了自身的牢固，这一点讨得了霍华德的欢心，大概也使霍金斯较为隐晦地表达了满意，但在经历了过去七周的严酷天气后，一些商船已经达到极限，有的开始漏水，有的需要更换新的桅杆和绳索。尽管每六人的膳食供应已经缩减至四人份，也就是说六个人只能分到四个人的口粮，一些船只仍然面临食物短缺，还有许多船只已经出现饮用水的匮乏。而且，一些船上已经瘟疫横行，这是一支舰队出海太久的最为确定的标志。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将发烧病倒的船员送上岸去，并向德文郡和临近各郡的治安法官提请开展新一轮征兵。虽然没有时间完全按照需要进行彻底的清洗和检修，但能做的毕竟都做了，新的货物、弹药和食品都已经以最快速度运上了甲板。就在此时，一种说法开始传入耳朵，据称西班牙人已然放弃了今年的进攻计划，应战的英格兰舰队很快便会部分解散，具体的解散工作将从女王的舰队中四艘最大和最贵的战舰开始，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条传言打乱了普利茅斯筹备工作的节奏。

接着，在 7 月 29 日（旧历 7 月 19 日）的那个周五，用罢正餐后，受任巡逻海峡入口的屏护部队中的三桅帆船“金牝鹿”号的船长托马斯·弗莱明递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在锡利群岛附近看到了一支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对方停步收帆，显然是在等待余下的舰船前来会合。根据传说，弗莱明送来消息时，德雷克正在普利茅斯高地⑦  玩草地滚球。我们可以假定霍华德也在那里，因为虽然弗莱明最初隶属于德雷克麾下的西路舰队，但他照理应当先向海军大臣而非德雷克汇报敌情；但是有关无敌舰队的传说就是这样，除了德雷克，很难为其他人写上一笔。无论如何，在传说中，是德雷克做出了答复（有人还添枝加叶地想象出这位慵懒的滚球玩家的击球姿态，德雷克正举起木球，瞄准目标小球，他那拖长了的英国西部乡村口音则在众人耳边传响）：“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玩完这一局并打败西班牙人。”

当然，这一幕并不真的必然上演过。没有任何同时代的权威证据留存下来；最早的记录距离该事件也已经超过了 40 年。不过 40 年还未超出口耳相传的可靠时限，这一幕亦有可能确实发生过。毕竟这番话与德雷克的腔调非常相似；话里话外无不体现出他那趾高气扬的口吻以及用亲切的俏皮话化解紧张气氛的天资。而且，尽管最高指挥官就在身旁，德雷克却首先开口说话，这也非常像他的一贯作风。最后，比其他人提前一两秒意识到确实还有时间这个事实，并且为之感到有趣，这也委实像是发生在德雷克身上的事情。

弗莱明完成报告的时间不会比下午 3 点钟早太多。他那天清晨才亲眼见到西班牙人，从当地返回的航程不少于 90 海里。那天下午 3 点钟左右，潮水将开始涌入普利茅斯湾，一路掀起排排整齐的浪涌，流速甚至会超过 1 节⑧  。没有人愿意尝试迎着西南风和奔涌的浪涛，在这个时间驶出普利茅斯，事实上也没有人出航。直到那晚 10 点钟退潮之后，这支即将赶赴战场的舰队才由女王的盖伦帆船领头，曳船前行驶离海湾。这样看来，当时的确仍有大把时光可以玩完一局滚球。

西班牙人获得了某种战术奇袭的效果。或者可以认为，在这一刻，天时、地利以及一半的胜利正倒向他们一方。他们占据了上风口，敌人却被遏阻在港口以内的下风处。不过人们也很容易夸大这奇袭之“奇”。弗莱明的警报来得很及时，考虑到屏护部队的方位、船长们的技艺、船只的航速和抢风航行能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警报会及时送达。英国舰队已经全副武装待命，只有少量船只还在存货，而其中的多数似乎只是些小型商船。霍华德的一席话“将我们从西班牙海岸带回原地的南风，现在把他们引了出来”，听起来似乎并未流露出多少惊讶之情，其实，如果说他和军事会议没有预见到事态照此发展的可能性，没有像人们深信海战中凡事皆有可能那样确定无疑地对此心怀预料，那才叫人奇怪呢。无论西班牙人的来势有多么迅猛，也还是有所欠缺。这道奔涌的潮水就像划出弧线迎向目标的最后一枚木球，对于普利茅斯港口内的女王舰队，这就是敌人能够牵制他们的最后一击。

夜幕之下，风势已经消歇，海潮也已退去，王家盖伦帆船以及吨位最重、火力最强的武装商船率先曳船驶离普利茅斯湾，在雷姆岬的背风处抛锚停靠。翌日，西南方向海风又起，且逐渐转强，但是在所有舰船均跨越了接近正午的退潮，驶出海湾集合完毕，成功避免了在背风的海岸被敌人一网打尽后，霍华德已经决定主动顶风出海，接下来，他便带领 54 艘船只驶向了埃迪斯通群礁⑨  的下风处。到此时为止，事情的全过程已经堪称航海术上的一项了不起的功勋，但是对此霍华德只用了一个句子就一带而过，其他人也没有谁觉得此事值得一提。要知道，过去的两个月中，舰队已经就进出普利茅斯港在所有气象条件下反复演练过多次。此时此刻船员们思索更多的也许是海军大臣的承诺，这次他们将会一路前进，绝不返航，直至与西班牙人相遇。

22　迈入竞技场

利泽德半岛到埃迪斯通群礁

1588 年 7 月 30 日至 31 日

7 月 30 日，周六，破晓时分，所有赶在下次退潮之前能够曳船驶离普利茅斯的英国舰船都已在雷姆岬背后下锚，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大部队却还没有望见利泽德半岛的影子。在从拉科鲁尼亚赶来的路上，西班牙人并非一帆风顺。前四天的顺风航程天高气爽，令人愉快，唯一的烦恼在于其他船只必须收帆，在低速中艰难前行，以免将可怜的霍尔克船甩得太远。若非受它们拖累，按照其指挥官的设想，舰队的其他分队，哪怕是黎凡特的卡拉克帆船，这时候都可能早已进入了海峡。

虽则如此，到了第五天，即 7 月 26 日周二的清晨，他们还是抵达了韦桑岛的纬度，然而此时风力突然锐减，舰队只好在低沉的天空下减速漂流。这种情况持续到了中午；紧接着一阵强风从北方袭来，随之带来了让人睁不开眼的暴风雨，来势猛烈却为时短暂。舰队比平时更加四散开来，但还是保持了队形，它们避开逆风转向西行，以寻求更广阔的航行水域。面对比斯开湾的怒浪，加莱桨帆船显得过于狭长、低矮，此时果然遇上了麻烦。一艘名为“狄亚娜”号的加莱桨帆船很快传来船体裂缝的报告，她的漏水状况相当严重，不得不申请离队，以便返回某处友方港口。在表示允许的同时，梅迪纳·西多尼亚也将许可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加莱桨帆船的各位船长，只要他们认为自己的船只已经在狂风怒浪中过度耗损，就可以做出同样的裁断，不过他们最终全都固执地在渐浓的夜色中赶上前来。

是夜，风向转为西北偏西，而且愈加狂烈；清晨来临时，暴风已经席卷天海，雪浪千堆，宛如山奔，前方的一切无不影影绰绰，甚难辨明。无敌舰队依旧保持着队形，各船都使用了风暴帆，艰难地追随“圣马丁”号北上，沿路举步维艰。烈风肆虐了一天，直到午夜之后都不曾平歇。但此后风力开始放缓，第一缕曙光升起后，天空明洁如洗，只有一丝微风尚存，海面也渐渐沉静下来。当公爵调查舰队状况时，他发现不仅加莱桨帆船已经离散，还有 40 艘帆船也都不见了踪影，其中包括所有来自安达卢西亚的船舶、许多霍尔克船，以及其他分队的零星船只。

领航员抛下测深锤后报告，距离水底的海沙和岩层约有 75 英寻①  ，舰队所处位置则在锡利群岛以南 75 里格。公爵下令继续北上，途中保持收帆减速，他还派出三艘轻帆船，其中一艘前往打探有多少船只已经抵达会合地点，另一艘赶赴各处提醒落后的船舶迎头赶上，第三艘负责舰队周边的侦察工作。现在第一艘轻帆船带回的消息称，在佩德罗·德·瓦尔德斯的率领下，之前迷失的帆船已经在前方的锡利群岛等待舰队了。第二天是 7 月 29 日，在那个周五的傍晚，从拉科鲁尼亚起航的无敌舰队终于再次团聚。

全军基本恢复了原貌，只有 5 艘船只退出阵列。4 艘是加莱桨帆船，其中的 3 艘最后回到了不同的港口，虽然损毁严重，但仍然可以航行。第四艘船“狄亚娜”号最先离队，在试图进入巴约讷②  港时搁浅。她的船员连同划桨的奴隶都保住了性命，火炮也完好无损，但是船体彻底破碎了。在一则臆造的故事中，划桨的奴隶里曾涌现出一位名叫大卫·格文的威尔士人，传说他释放了“狄亚娜”号上的奴隶同伴，干掉了西班牙船员，而且成功地捕获了其他三艘加莱桨帆船，后世虽然对这个故事多有驳斥，却至今无损这位虚幻英雄的名声。

人们想知道公爵是否会因为失去这四艘加莱桨帆船而深感悔疚，但是第五艘船的损失其实才更为严重。这艘战舰名为“圣安娜”号，是里卡德的比斯开分队的旗舰（capitana ），它经常被唤作“胡安·马丁内斯的圣安娜”号，以区别于无敌舰队中的其他三艘“圣安娜”号同名船只。她的吨位达到 768 吨（西班牙制），可以携带 300 多名士兵和水手，配备有 30 门火炮，其中一些还是重量级铜炮。她可能属于里卡德本人，又或者是按照里卡德的详细要求建造的，但最终却境况不妙，她要么装备糟糕，要么指挥欠妥，要么连运道也颇为不济。在经历了拉科鲁尼亚的风暴后，她当时就是最后一艘归队的比斯开舰船，也是最急需修缮的那一艘。而这一次，她干脆再也没能重新出现。因为某些原因，她赶在风暴之前向东进入了海峡，在拉霍格③  得到庇护，并在余下的战争进程中一直待在那里。好在里卡德当时并没有登上“圣安娜”号的甲板，而是身在葡萄牙的“圣胡安”号上，不然梅迪纳·西多尼亚将失去他的副指挥官，损失也将严重得多。不过倘使里卡德真在“圣安娜”号上，这艘船兴许也不至于弃舰队而去。为了等待“圣安娜”号，无敌舰队在利泽德半岛附近徒劳地伫留至 30 日，也就是周六的早上。当然，行程的拖延并非全无益处，至少这给了堂雨果·德·蒙卡达的“圣洛伦索”号充足的时间来维修船舵，这艘船是加莱赛战船中的旗舰。公爵在心下喃喃抱怨，相对于悍野的重洋，这些加莱赛战船也委实脆弱了些！这大约是事实。当日后环境再度不那么尽如人意时，“圣洛伦索”号的船舵果然又一次遭到损毁。

7 月 30 日，周六清晨，在无敌舰队开始向海峡挺近之前，眼看着利泽德半岛已经在视野之中浮现，一场军事会议在“圣马丁”号上召开，关于这场会议已经留下太多的论述，但是切中要害的文字却少之又少。同一天，公爵还向最虔诚的天主教国王陛下通报了会议的一项明确决议：在与帕尔马的会合地点确定之前，舰队将不再前往怀特岛以远的地方，因为既然穿过多佛海峡后便再没有深水港口可供停靠，那么只消一场暴风雨就会让他们在沙滩上陷入险境。后来，据一位总体上可靠的见证人、当时身在“圣马丁”号上的阿隆索·瓦内加斯船长报告说，当各分队指挥官正在商议最后关头的战术布置时，堂阿隆索·德·雷瓦力劝大家进攻普利茅斯，他们早先已经从马德里的消息中获知，德雷克和英军舰队的西翼在那里停驻，这个情报随后还从另外的渠道得到证实，西班牙的轻帆船曾捕获一艘渔船，上面的船员也纷纷对此予以确认。一些军官当场表示赞同。但是，依据瓦内加斯的说法，对于进攻普利茅斯的提议，公爵却提出了两点否决的理由。第一，这违背了国王的嘱咐；第二，普利茅斯的海湾入口狭窄难行，而且沿途遍布威力强大的海岸火炮。经过进一步的商讨，与会人员最后终于就公爵的意见达成了一致决定。这就是我们根据一手资料了解到的全部内情，除此之外只有一点需要补充，后来有一次，当捕获佩德罗·德·瓦尔德斯的英国人询问无敌舰队是否曾经打算攻入普利茅斯时，他的回答是，假如有合适的良机，无敌舰队可能就会这么做，但是他本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示了反对。

然而，后来，当战败的船只零零落落地返回西班牙，当参加过本次军事会议的大多数军官们都已命丧黄泉或沦为阶下囚，而大众开始在盲目的情感支配下寻找替罪羊时，一则流言不胫而走，说是会上的所有分队指挥官都迫切要求攻打普利茅斯，怎奈梅迪纳·西多尼亚谎称国王的命令让他别无选择，以此为理由驳回了众人的请求。于是乎，仿佛是公爵的谎言、骄矜和懦弱导致无敌舰队错失了赢得胜利的最佳时机。最早散播这个故事的人是一位多名我会修士胡安·德·维多利亚，他留下了一份记录这场战役的手稿，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恰恰是字里行间漫无边际的舛错和对公爵本人的恶毒毁谤，它将西班牙人的惨败一概归因于公爵的骄傲、愚蠢和怯懦。没有人在这类观点上比维多利亚更加离谱，但是在一些更加声名卓著的西班牙编年史家那里，他的污蔑找到了些许回声。以上情况，连同以下这个事实——费尔南德斯·杜罗④  也从维多利亚手稿里节选了相当一部分内容，放入他那本在其他部分都无可指摘的无敌舰队资料集中，使维多利亚关于那场军事会议的描述拥有了本身并不具有的可信度。

事实上，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在那场军事会议中出现过意见一致的景象。认为梅迪纳·西多尼亚面对手下这批久经沙场的副手时，不仅想要而且能够威逼他们接受并不赞同的决定，实在荒诞透顶。在西班牙军队中，根据惯例，每当军事会议出现意见分歧，哪怕只有一人表示反对，所有人都要参加投票表决，而且每个人的观点都要记录备案，并将全文呈递给国王，在拉科鲁尼亚召开军事会议时，无敌舰队实际上正是按照这种惯例履行了程序。梅迪纳·西多尼亚向来对待成规惯例和军队仪礼一丝不苟，他正是威廉·伯勒会乐意与之共事的那一派指挥官；对于如此重要的程序，每个步骤他都不会省略。同样，他也不会对大多数高级军官们的一致意见视而不见。尽管在接过指挥权六个月后，他终于开始不再晕船，并且日益自信起来，但直到最后，他都一直对专家的忠告谨遵不懈，而且总是谦虚地声明自己在海军和陆军事务上仍然懵懂无知。

正如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去质疑军官们对会议决定形成了一致意见，同样，也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依据来谴责最终决定的合理性。那时前方布满了未知，在通往普利茅斯的航道沿途状况、海岸火炮的火力、英国舰队的驻扎地点等因素全都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只有轻率鲁莽的指挥官才会冒险下令满帆前进，让自己的运输部队自求多福，才会只为了抓住一处疑似存在的英军破绽，便将关乎任务成败的一切全都投入这场豪赌。现存最有效的一份情报显示，德雷克本人的确就在，或者说曾经就在普利茅斯，但霍华德则位于东侧的某处。倘若趁德雷克在卡泰水道⑤  里或刚刚探出普利茅斯湾时打他个措手不及，那可能会取得一场大胜；可是如果领头的船只卡在了通往港口内部的水道入口处，与德雷克和海岸火炮展开激烈的交战，而霍华德又从后方猛扑过来，则必定会招致一场灾难。考虑到这些变幻莫测的可能后果，从表面上看，很难构想出比那次军事会议的决策——沿着海岸继续谨慎推进，同时尝试确定敌人的位置，视情况采取相应行动——更加出色的决定了。

真实情况是，虽然普利茅斯是他们最急于得到的港口，当时却绝不存在任何发动奇袭的机会，普利茅斯也丝毫没有可能被拿下。当他们还高坐在利泽德半岛附近海域上进行争辩、距离预期的目标尚有大概 50 英里时，德雷克和霍华德已经带领战力最强的那部分英军躲在雷姆岬后守株待兔。在会上必然商讨过的众多情形之中，最为不利的一种此刻正在前方逐渐成形。

散会后，无敌舰队开始小心地深入海峡，博登多纳的黎凡特分队以及加莱赛战船打头阵，紧随其后的是主力部队，由公爵和一支盖伦帆船分队率领，吉普斯夸的分队和来自安达卢西亚的舰船分居左右，中间则是排列得整整齐齐的霍尔克船，里卡德的比斯开分队连同剩下的盖伦帆船负责殿后。他们刚一进入陆地守军的视野，最前方的几座烽火台便立时燃起烽火，狼烟从一处又一处海岬上腾空而起，在远处看不真切的曲折海岸线上弥漫开来，警报随之从普利茅斯传播开去，直到整个南部海岸陆续闻风而动。连海峡对岸敦刻尔克附近的航船都能够望见多佛烽火台上的通红烈焰，北福兰角发出的烽火信号也传入了埃塞克斯岸边的哨兵眼中。同一时间，其他多条纵入内陆的烽火台连线比任何信使都要更加迅速地将警报传遍了英格兰的土地，截至早上，不仅伦敦和诺丁汉已经获悉敌情，约克和遥远的达勒姆⑥  也都得到了消息，西班牙人最终还是来了。

有一阵子，无敌舰队见到的唯一敌人是一艘英国轻帆船，当他们正驶过利泽德半岛时，这艘船忽然从先头部队之间飞快掠过，几乎是以高耸的卡拉克帆船为掩护，轻盈地逃遁而去，面对“拉若塔”号倾泻着愤懑的攻击，离开的时候它还用船上形同玩具的加农炮冲着“拉若塔”号雷霆万钧的炮轰报以还击。临近傍晚时，舰队一线排开就地抛锚，此时他们大约处在多德曼海岬⑦  的下风向（风向为西南偏西）。行动结束后，瞭望员看到埃迪斯通群礁后面有一片片闪烁着阳光的上桅帆——毫无疑问，敌船就在那里，但是数量多少、正做何动作，却因距离太远而无从辨认。于是梅迪纳·西多尼亚派出一些轻帆船，力求尽可能翔实地搜集敌情。

在耀眼的阳光下，霍华德的瞭望员乜斜着双眼，只能约略辨别出西班牙舰队绵延的队列，对方看上去就像一排浮动的长墙，来势汹汹，泛着黑色的光芒，众多塔楼在巨船上方巍峨地耸峙着。他们无法辨别每一条船的身影，因而同样不能点清敌船的数量，不过根据攀到横桅索上观望的绅士们的回忆，自从世界肇造以来，还从没有人亲眼见过规模如此庞大的敌方舰队。明天，他们就能领教对方的本领了。而现在，乌云遮蔽了残阳，天空号啕着下起了雨，在苍茫的暮色中，双方舰队都从对手的视野中渐渐抹去。

那天晚上，当午夜过后，一艘西班牙轻帆船在一位会说英语的军官的指挥下，带着它捕获的一艘法尔默思⑧  渔船返回了舰队，渔船上有四名船员。公爵从他们那里获悉，霍华德和德雷克已经与余下的英国舰队会合，当天下午有人看见他们驶入大海。稍后，在黎明到来之前，第一周激战中最具决定性的调遣活动就此发生了。风向在 30 日晚上是西南偏西，西班牙舰队处在英国人的上风向，因此占据着至关重要的有利位置。到了清晨，风向转为西北偏西，改由岸上吹来，如果西班牙人待在原来的位置，或是向东北方向的福伊⑨  缓缓进发，他们的上风优势会进一步突显。天亮以后，他们发现自己仍处在一小支英军舰队的上风向，对方正沿着海岸抢风航行，试图从无敌舰队的前头移往西方。现在这支舰队正与西班牙前锋部队交火，可是就在阻截这支英军的时候，西班牙人却蓦地在自己身后正对上风向的位置看见了英国的主力舰队。西班牙人已经失去了风向优势，由于风在未来九天的多数时间里始终来自西方，因此除了某些短暂的时刻之外，他们再也没能重新赢回有利的风向。

我们不清楚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霍华德出海之后，一定曾经迎风绕过了无敌舰队朝向大海一方的侧翼，然后返回，而且无敌舰队必然曾经向东方航行，或是顺水漂流了数英里之遥，唯有如此才能解释这项壮举何以完成。霍华德对此的全部描述是：“第二天早上是星期天，所有离开普利茅斯的英国船只都重新找回了风向优势，我们目前位于埃迪斯通群礁西部 2 里格处。”之所以说“所有离开普利茅斯的英国船只”，是因为接下来西班牙人将第二次大惊失色，其程度不亚于方才失去上风向后的反应，他们现在眼睁睁地看着那 11 艘沿岸边航行的船只安全绕过西班牙前锋部队，然后在进行新的调戗后驶离岸边，回到了自家舰队指挥官的麾下。正是在此时，多数西班牙人第一次意识到，敌船要比他们曾经操纵过的任何船只都要更加善于抢风航行。对方拥有性能如此优越的船只，还握有风向优势，里卡德等睿智之士很早以前就在担心的事情竟成了事实，战斗距离和性质现在都将听凭敌人的选择。

预感到英国人将会来袭，梅迪纳·西多尼亚发射了一响号炮，无敌舰队随即根据战斗序列列队，每个分队都高度精确地按照军事行动的需要腾挪辗转，各船或满帆或收帆，并依据邻船的情况调整操作，直到整支舰队在英国人眼前首次呈现出著名的新月阵型，这种阵型将在海峡内部的一路激战中持续不断地令对手感到困惑和敬畏。那当然不会是一弯形状完美的新月，但是它仍然有直指敌军的展开的两翼和厚实的中央地带，这么多形制不一的船只能够顺遂地排列并且牢固地保持如此复杂的阵型，足以让任何经验丰富的水手备感惊愕。

英国人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从没有进行过这类练习。英国的海员从未低估过伊比利亚人的航海技艺：欧洲其他地区的人民是追随着葡萄牙人的船只才得以远赴世界上最遥远的海洋，巴斯克人则可以从世界上最汹涌诡谲的海域中谋生活，从没有人认为他们是离不开和风丽日的水手；至于那些亲自完成过西印度群岛远航的英国人，更不会对这趟远航所需要的航海技艺心存轻视。即使是这样，呈现在霍华德舰队面前的操纵技艺还是让观者们大开眼界，一如此前英国轻易夺取风向优势时西班牙人的惊诧万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眼前的景象多少令人沮丧，因为这个阵型蕴藏着超乎寻常的防守力量。

新月阵型之所以令人生畏，是因为醉心于把持风向优势的英军船只只能攻击它探出的两翼，可是那里却静候着战力最强的船只，而且一旦这些船只中有谁严重受损，还可以轻松地“返回到舰队的中央地带”。另一方面，倘使有哪艘英国战舰鲁莽地冲到展开的两角之间，便一定会遭到合围，从而被来自左翼或右翼的强大盖伦帆船切断与后方的联系。那时它们将落入这个新月形包围圈的内部，从后方围堵上来的西班牙侧翼舰船还有风向优势，将在狭窄的水域里捉住它们，英国船只的速度和敏捷都将无用武之地。陷入包围的英舰将被迫近距离交战，并最终落入近身搏斗，它们的同伴若想施援，也只能亲自投入这场大型混战之中，展开面对面的白刃战。而这正是西班牙人一直梦寐以求、英国人却避之唯恐不及的作战方式。

故而当他们各自排出选定的阵型，西班牙人祭出古怪的新月，英国人则排出一列或两列时，两边都在打量对手，却没有任何一方喜欢眼前看到的景象。如果说英国人惊骇于无敌舰队的规模——其体量之大似乎让海洋都不堪重负地发出了呻吟——并且为西班牙人的秩序井然而咋舌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却很清楚本方有多少舰船实则无力参战，他们不仅暗自为敌人的快速灵巧感到吃惊，还同样因为敌人的数量、英军一线战队舰船的吨位和显而易见的强劲火力大感讶异。当两军那天清早在战场上彼此注视时，二位司令的脑海必定都曾在一段时间内几近空白，接下来该做何安排，没人心中有数。

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知所措。出现在战场上的两支舰队在这世上前所未见。从没有人目睹过这样两支海军进行厮杀。没有人知道那些新式武器会有何作为，也没有人了解如何实施战术才能最高效地发挥武器的性能。这一幕揭开了海军战史上新的一页，假如把接下来的时代比作漫长的一天，那么风帆战列舰（ship-of-the-line）将要成为统治战场的女王，它们使用木质船板，借助风力驱动，配备滑膛式加农炮，而新式战列舰（battleship）则仅仅到了这一天的晚上方才登场，它们使用金属装甲，借助蒸汽动力驱动，配备膛线式加农炮。而食古不化的学者们在为始于彼时、绵延至今的时期取名，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谓的“现代”时，还可能会把这两种战列舰一概而论。不过在这一天的初始，风帆战列舰还没有名字，人们也不知道它该如何使用。那天早上，在埃迪斯通群礁附近，双方舰队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去打一场“现代”战争。当然，纵使放眼全世界，当时也没有任何人对此知晓一二。

①  1 英寻约合 1.6288 米。

②  巴约讷（Bayonne），法国西南部海港。

③  拉霍格（La Hogue），法国西北部海港，在海峡南岸。

④  费尔南德斯·杜罗（Cesáreo Fernández Duro, 1830—1908），西班牙海军船长、作家、历史学家。

⑤  卡泰水道（Cattewater），普利茅斯东侧的普利姆河（River Plym）与南侧的普利茅斯湾会合的一条水道，往来船舶常常在此停靠。

⑥  达勒姆（Durham），达勒姆郡的郡治已经接近英格兰的北境。

⑦  多德曼海岬（Dodman Point），在利泽德海岬的东北方向。

⑧  法尔默思（Falmouth），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郡南部沿海城市。

⑨  福伊（Fowey），康沃尔郡南部沿海小城。

23　第一滴血

埃迪斯通群礁到起点岬

1588 年 7 月 31 日

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海战恰如其分地以中世纪的姿态、以骑士文学中的场景拉开了帷幔。西班牙的海洋舰队总司令下令在自己的主桅楼上升起他的圣旗，这是象征开战的信号，是卡斯蒂尔指挥官在海上看到摩尔人的加莱桨帆船时的一贯做法。英格兰海军大臣也派出自己的轻帆船“蔑视”号，向西班牙舰队指挥官表明本方的挑战诉求，就像亚瑟王委派高文爵士向卢修斯皇帝声明反抗意愿一样。霍华德的挑战诉求得以传达，此时大约是早上 9 点钟，接着他亲自率领英国舰队以纵列（一艘紧跟着另一艘形成一列纵队，西班牙人称之为“en ala”）前进，与西班牙舰队朝向海岸一侧的新月北部尖角彼此相对。

遭到攻击的侧翼主要由德·雷瓦率领的黎凡特分队组成，当无敌舰队此前向着海岸朝北挺近，试图切断处在下风向并与大部队离散的那些英国船只时，他们构成了全军的先锋。多数有关这场战斗的描述仍将德·雷瓦的分队称作“先头部队”，虽然事实上在无敌舰队施展出新的阵法后，先锋已经变作两翼，每一艘船都向东转动了至少 90 度，因此德·雷瓦此时已处在左翼，他的黎凡特武装商船也就构成了新月的一角，伸向那一侧的后方。

而在这支分队的最后，在充满荣誉和危险的位置上，便停泊着德·雷瓦自己的“拉塔·科罗纳达”号。当霍华德的“皇家方舟”号开始调转船尾时，堂阿隆索·德·雷瓦也转动船舵，与英国人的旗舰彼此侧舷相对，这样德·雷瓦便与对方构成平行，与西班牙新月的拱弦则彼此相交，他正尝试向上风向移动，以便拉近射程。在他身后投入战斗的是博登多纳的大型卡拉克帆船“里加桑纳”号，这是无敌舰队中最大的船只，几乎与英格兰女王的“凯旋”号一般大小，博登多纳的身后则跟随着黎凡特分队的其他船只。霍华德带着“拉塔·科罗纳达”号才是西班牙舰队指挥官座驾的错误印象，以为那是无敌舰队的旗舰，“认为公爵就在那艘船上”，于是他下令与“拉塔·科罗纳达”号彼此侧舷相对，相互炮击了好一段时间，“直到‘拉塔·科罗纳达’号被各式各样的西班牙船只救走”。当然，这可能只是霍华德的一面之词。事实是，即使在无敌舰队中也并非最善于抢风的黎凡特分队始终无力迫近射程，而霍华德也无意拉近射程，于是两方的队列始终相互远离。就我们知道的情况而言，没有人在这部分战斗进程中受伤，或者说根本没有哪艘船的伤势严重到需要同伴施援。

与此同时，包括霍金斯的“胜利”号和弗罗比舍的“凯旋”号在内的一组英国船只在德雷克及其“复仇”号的率领下，向无敌舰队的另外一边侧翼发起了进攻，部署在那里的“殿后部队”由舰队副指挥官胡安·马丁内斯·德·里卡德指挥。这部分英军舰队受到的接待大为不同。里卡德指挥的是来自葡萄牙的“圣胡安”号，是无敌舰队中火力最强大、吨位最出众的盖伦帆船之一，她现在出乎意料地回船转舵，主动迎上前来发起攻击，但余下的盖伦帆船却继续向前航行。在察觉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后，梅迪纳·西多尼亚似乎产生了这样的印象，里卡德之所以与自己分队的余下船只分离开来，要么是出于意外，要么是出于属下的有意遗弃。他递交给国王的报告认为两种情况都存在可能。然而，这两种情况实则全无可能。葡萄牙人的盖伦帆船由老兵操纵和指挥，他们绝不会仅仅因为敌人的炮声作响便手足无措。在战斗的余下进程中，双方阵营里再没有哪支分队能在勇气上胜过他们。更何况要想象里卡德的比斯开同侪会遗弃他们的指挥官，也实非易事。另一方面，在所有分队的指挥官中，里卡德是最不可能出于意外而身陷陷阱的一个。他因擅长操控船舶而声名赫奕，而他驾驭属下的本领与此相比也同样毫不逊色。如果说他将公爵置于要在两种不大可能发生的情况中做出选择的境地，那一定是因为他不想证实唯一可能属实的猜测，即他违背命令单独离开了自己的分队，有意孤身闯入虎穴，并且事先嘱咐属下不得尾随。

里卡德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舰队现在已经丢掉了风向优势，若要取胜，唯一的机会在于制造一场大混战。里卡德对战斗形势做出了充分的观察，已经能够确定他对英军指挥官意图的解读是正确的，他明白霍华德打算远远站在一边，用长重炮将西班牙船只击成碎片，而英国人的射程优势足以保证英军船舶自身毫发无损。不过在海战历史上，此前还从没有过一艘船只孤零零地被敌军包围却没有被登船占领的先例。对于战力占优的一方来说，当目标价值连城时，接舷战是唯一能够确保完好无损地拿下战利品的方式，里卡德审视过向自己驶来的敌军，能够确定其中有一艘船比自己的“圣胡安”号更大，而且首尾船楼也和“圣胡安”上的一样高。考虑到这些，如果说对方这艘船的船长面对孤身闯入的诱饵竟会按捺着不靠上前来的话，那将是一件奇怪的事。里卡德知道，本船一旦能够用抓钩扣住一艘英国盖伦帆船，甚至交好运的话，扣住了两艘，他就能独力支撑困局，直到后方的援军抵达。到那时，如果英国人也力图增派援手，那么一场寄托了所有希望的大混战也许就将宣告实现。而且假如他能够引诱英国人靠近，那么船上那些形制巨大却射程较短、以摧毁船舶为目标的加农炮、半加农炮和毕雷炮便能派上用场，届时他或将赢得转机，趁势有所作为。这些构想值得拿出一艘船来冒险，甚至值得违背舰队的正式指令。

就像里卡德清晰地解读出了霍华德的意图一样，德雷克也必定对里卡德的想法心知肚明。“复仇”号、“胜利”号、“凯旋”号和其他英国船只拉近了距离，但始终小心地与里卡德保持 300 码左右的距离，用他们的主要武器长程火炮攻击“圣胡安”号。里卡德无法靠近英军，而后者也无意上前，虽然马丁·弗罗比舍必定会像里卡德希望的那样，正在“凯旋”号上焦渴难耐。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圣胡安”号只好独自与这一小支英国舰队鏖战了将近一个钟头，直到庞大的“葛兰格林”号和其他比斯开船只上前营救，才驱散了英国人。援军又保护“圣胡安”号退回至舰队的中央地带，在那儿她将能够利用掩护修补损伤。

营救里卡德的行动似乎始于舰队的旗舰“圣马丁”号，而这也导致了战斗的中止。里卡德也许有意尽可能长久地充当陷阱的诱饵，但是无论他曾经怎样叮嘱属下军官，他肯定没有对总司令吐露只言片语。梅迪纳·西多尼亚刚一看见自己的副指挥官落入危险，就立刻降低船帆受风力，急转船舵前往施救。未几，所有中央地带的战船，包括来自安达卢西亚、吉普斯夸的战舰，以及余下的盖伦帆船，全都效法“圣马丁”号，它们先让船帆松弛下来，等待殿后部队慢慢漂流向前与自身持平，如果英国人彻底陷入激战，可能还会超过它们，使它们获得上风优势。英国人却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了避战，主动退到射程之外。这便是第一天交战的结局。

英国人终止战斗后，大约在下午 1 点钟，梅迪纳·西多尼亚命令舰队转为进攻姿态，希望逆风航行，赶超至敌人的上风向。由于新月阵严格意义上是一个防守阵型，只有在顺风条件下才能保持，公爵遂将用于战斗的舰只划拨出来，组合成若干纵队，每一个纵队都以纵列行进，全力顶风前进，让脚步拖沓的霍尔克船继续在下风处行驶。无疑，数量众多的盖伦帆船呈现出壮观的视觉景象，它们倾斜前进，在朗日清风中逆势而上，不过英国人却能轻易按照自己的意愿保持合适的距离，时不时地在西班牙人可笑地齐射出的一通实心弹中上下颠簸。西班牙舰队一次次骤然发起猛冲，从左舷、右舷轮番尝试突破，然而与接连发起盲目冲刺，想要顶翻敏捷的斗牛士的勇猛公牛相比，他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机会。整整三个小时过去了，公爵的努力毫无收效；他只得转舵退去，与艰难行进的霍尔克船会合。“敌人已经拉开了射程，”西班牙的官方航海日志上写道，“公爵追上了英军舰队，但再也无计可施，敌人仍然保持着风向优势，他们的船只太过快速、灵巧，可以为所欲为。”

对于双方来讲，第一天的战斗经历多少都有些令人沮丧。与受到的损伤相比，西班牙人深深感到的恼怒更值得一提。全军之中没有哪艘船受到的创伤比里卡德的座驾更为严重，而“圣胡安”号的损失不过是前桅挨了两枚加农炮弹，一些支柱和索具被打掉，几名水手受伤或阵亡而已。如果认为英国人的远程炮击有所收获的话，截至目前，也只是构成了恼人的刺拳罢了。然而，无论英国人什么时候选择靠近，这一套刺拳显然都是西班牙人必须忍受的代价，而且不大可能作出有效的反击。

至于英国人，纵使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损伤，却至少有所警醒。这支敌军比他们指望碰到的要更加庞大和强悍。整日下来，西班牙人的航海技艺和纪律无懈可击，在这场战斗的最后，他们仍然像开战之初那样斗志昂扬。无敌舰队的火炮要比英国人预期的更加强大，不仅配备了足以还击英军的长程火炮，而且最好的船只还比女王的盖伦帆船配备了更多擅长击毁船舶的短程火炮，如加农炮和毕雷炮等。假使能够拉近足够的距离，西班牙人甚至不需要接舷作战便能造成巨大的杀伤。此外，如果说西班牙人的火炮那天没有给敌人造成半点损害，那么就像大家所看到的那样，英国人也同样一无所获。从近距离看去，无敌舰队甚至比远观时更加骇人。当战斗终了，无敌舰队转身驶入那天下午愈织愈浓的晦色之中，逐渐遁去了身影，此时的它浑如一堵木墙，而且要比之前看起来更加坚不可摧，更像是一座塔楼高耸、阴森可怖的堡垒。

英国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表现而骄傲。他们已经驱赶西班牙人驶过普利茅斯，如果说无敌舰队曾经对普利茅斯有过想法（事实已经证明并没有这样的打算），那么至少这个念头已经遭到挫败。不过眼下无敌舰队正以整齐的阵列坚定不移地在海峡中挺进，向着与帕尔马会合的地点赶去。假使要阻止他们相会，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霍华德曾经打算以 65 艘船正面对抗整支西班牙无敌舰队，但现在也开始举棋不定了，在重新开战之前，他需要等待普利茅斯的余下船只赶来会和，他还在向各处写信求援，希望继续补充人员和船舶。他的想法得到了军事会议的一致认同。在给沃尔辛厄姆的信中，霍华德写道：“我们与他们交火［从 9 点战至下午 1 点］，迫使敌人的不少船只退回后方修补漏洞［这与其说是他了解到的实情，不如说是他的期望］；尽管如此，我们不敢冒险与他们短兵相接，他们的舰队实在很强。”德雷克在向西摩提出敌人迫近的警告时，简洁明了地表示：“我们到 21 日一直在追击他们，最终赶上了他们，之后我们舰队中的一些船只和他们之中的一些船只对射了一阵，据我们看来，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要在炮弹中死得其所。”

迟至战斗结束后，西班牙人才第一次遭受严重的损失，两起事故都与敌军的行动无关，却像是注定似的，让无敌舰队失去了两艘主力战舰。第一起事故看起来轻微一些。下午 4 点过后不久，西班牙人开始重新组建用于防御的新月阵型，当时安达卢西亚分队正在靠近公爵的右侧，该分队的capitana ，亦即由佩德罗·德·瓦尔德斯指挥的旗舰“罗萨利奥圣母”号突然与另一艘安达卢西亚船只相撞，由此失去了船首斜桅。接着，仅仅几分钟过去后，公爵的左侧又发生了一起大爆炸。奥昆多分队的第二主力舰（almiranta ）“圣萨尔瓦多”号在人们眼前陷入熊熊火海；她的尾部连同两层甲板的艉楼已经消失不见。显然，是储藏在船尾的火药发生了爆炸。

关于第二起事故，我们离它越远，它的情节就变得越发详细并透露出戏剧性。在送交腓力的日记或者航海日志中，8 月 21 日这天，梅迪纳·西多尼亚只是简单地提及储藏在“圣萨尔瓦多”号上的几桶炸药发生了爆炸。推测起来，公爵应该已经询问过内情，一些“圣萨尔瓦多”号上的幸存者登上了“圣马丁”号的甲板，假如他掌握的信息真的仅限于上报的内容，那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毕竟发生爆炸时周边的所有目击者几乎都已罹难。很自然地，各种光怪陆离的臆测很快传遍了舰队上下。一位最后在“圣马丁”号上结束航程的名叫弗雷·博纳多·德·贡戈拉的船员表示，据他听说，爆炸原因被归结为炮手的疏忽大意，这是一个听上去可信的猜测。但在另一艘船上，有人说是炮手主动点燃了炸药桶，而且没有人知道个中原委。也许原因在于，这位炮手是名英国人。另一些在格拉沃利讷①  之战后被救起，但并非来自“圣萨尔瓦多”号的西班牙逃兵又讲述了一个情节更加详细的故事。据说一名荷兰炮手长因粗心大意受到指责，忿忿不平的他在弹药库安装了导火索，点燃之后跳下了海面；至于他随后去往了何方，也没有相关的说明。在阿姆斯特丹，一位富有想象力的消息灵通人士还提供了一个更妙的故事版本。这位炮手长（自然换成了一位被迫服役的荷兰人）由于在后甲板上抽烟而受到奥昆多的责备，于是他冷静地将烟斗中残剩的烟丝抖落在一只火药桶中，整条船因此炸开了花。当然，奥昆多本人并不在“圣萨尔瓦多”号上，不过，错把西班牙舰队中的第二主力舰当成旗舰的，并不是只有荷兰人。至于那桶火药为什么要放在后甲板上，倒是一个无关故事精彩程度的小问题了。几周后，汉堡也有了本地的故事版本，这一回炮手长换成了德意志人，西班牙长官施暴的道具则变成了一根棍子。

等到佩特鲁乔·翁博蒂尼也开始关注这起事件的时候，故事已经有了完备的轮廓。这一次炮手长乃是弗莱芒人，他的职业荣誉和个人尊严都经受了非难，申斥下属的西班牙长官不仅早就为他戴上一顶绿帽子，现在竟公然威胁起他女儿的幸福和安全，故事的创作者显然享有诗化的特权，竟然允许炮手长的妻女全都出现在“圣萨尔瓦多”号的甲板上。弗莱芒人在引燃导火索后纵身跃入汪洋，与大船同归于尽。在结尾的地方，翁博蒂尼用动人的笔触谴责了西班牙长官的愚蠢行径，指明他不该唤醒人类胸膛中野蛮的复仇烈焰。翁博蒂尼的版本具有华丽的巴洛克风格，本可以令之前的所有传言赧然失色，不过它已经有了太多的竞争者。而且在北方人看来，翁博蒂尼的故事和意大利的某些巴洛克风格教堂一样，多少有些琐碎繁杂、华而不实。一个又一个的版本被灌注了热爱自由、爱国主义和矢志复仇等各种主题，故事的主角在荷兰人、德意志人、英国人和弗莱芒人之间来回变换，所有这些传言与大卫·格文的神话一起，都已深深嵌入了有关无敌舰队一役的传奇故事。

故事虽是杜撰的，它们意在解释的那场灾难却足够真实。梅迪纳·西多尼亚当机立断地鸣了一炮，借以吸引全军的注意，他一边下令旗舰调整航向，朝后方的“圣萨尔瓦多”号驶去，同时又派出多条轻帆船和舰载艇，将通报消息的信使载往各方。小型船只聚集到着火的“圣萨尔瓦多”号身旁，将她的船尾拖离风口，以免火势向船首蔓延，船上的水手正在不顾一切地想要扑灭已经燃至船体中部的大火（艏楼下方就是火药的另一储藏地点），人手的稀缺现在得到了缓解，因爆炸致残或烧伤的水手也陆续转移，舰队中有两艘霍尔克船专门充当医务船，其中的一艘被用来收治当前这场事故的伤员。“圣马丁”号就停泊在一旁，公爵则站在艉楼的甲板上，在容易听到别人打招呼的地方监督和鼓励营救工作的展开。直至最后，两艘加莱赛战船出现，这才将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的“圣萨尔瓦多”号拖到了霍尔克船中间。

孰料入夜后天气却越来越糟，天空愈加低沉，疾风出人意料地呼啸而来，不断卷起惊涛骇浪。舰队还在散开阵型，以便为两艘加莱赛战船和它们身后模样无助的“罗萨利奥圣母”号让路。佩德罗·德·瓦尔德斯的战舰由于失去前帆的平衡力，变得难以操控。或许是因为之前发生的碰撞和船首斜桅的破裂，船上的前桅本已经非常脆弱，此时干脆彻底坏掉了。又一次，公爵果决地采取了行动。又一次，他鸣了一炮，命令舰队停步，面向在后面左右摇摆的“罗萨利奥圣母”号驶去。这一回，“圣马丁”号是第一艘赶到的船只。在无敌舰队中，再没有比旗舰的领航员马罗林·德·胡安船长更出色的海员了，即使海面如当下这般波涛汹涌，“罗萨利奥圣母”号此时又是如此颠簸摇晃，马罗林船长还是成功地将锚索搭上了“罗萨利奥圣母”号。“圣马丁”号现在要拖着残废的“罗萨利奥圣母”号前行。然而在这样的天气下，锚索绝不会是安然无虞的，随着“罗萨利奥圣母”号像野马一样桀骜难驯，她最终还是脱缰而去。风更加猛烈了，海也愈发汹涌狂暴，事实证明，想要再次搭上一根锚索的艰难程度超出了预想。公爵依旧站立在艉楼的甲板上，痛苦地目睹着众人的劳作。

天色渐渐灰暗下来，还有一对轻帆船正在随时准备投入使用，就在此时，迭戈·弗洛雷斯·德·瓦尔德斯冲上艉楼甲板表示抗议。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官，是卡斯蒂尔盖伦帆船分队的指挥官，在国王的建议下，他兼任总司令的首席幕僚和有关海军及一切军事事务的首席顾问，被安排在旗舰上效命。他现在斩钉截铁地宣称，公爵必须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舰队也必须向东继续航行。眼看海面愈加澎湃，如果还像当下这样徘徊不决，船只不仅有可能自相冲撞，而且一定会在夜间漂散开去，果真如此，等早上来临时，出现在公爵眼前的船只将会不足现在的一半。在虎视眈眈的敌人面前，绝对不能再让失控的形势继续恶化；为了搭救这一艘船，不惜使整支舰队的胜果和安全继续处于危险境地，实在不可接受。

当时似乎发生过一场尖锐而激烈的争论。迭戈·弗洛雷斯显然得到了另外一名军官的支持，此人也许就是战场总指挥②  博瓦迪利亚将军。本来公爵坚持在一旁等待，但在看见奥赫达率领他那艘作为屏护部队旗舰的小型盖伦帆船与四艘轻帆船一道前来接管局面，并且得到亲口保证，自己的命令已经下达给一艘加莱赛战船和安达卢西亚分队的第二主力舰之后，梅迪纳·西多尼亚才作出让步。最终，他拨转航向，率旗舰回到了在主力舰队中的本来位置，于是无敌舰队保持着紧凑的阵型重新踏上了征途。一段时间之后，从船尾后方的黑暗之中传来了令人不安的巨响，那是长重炮的轰鸣，而那里正是“罗萨利奥圣母”号漂流的地方。

公爵整整一天都待在甲板上，早餐过后便再未用膳。直到现在，他仍然不曾下到船舱中去。他让一名贴身服侍的少年将一片干面包和几块奶酪送到艉楼的甲板，自己斜倚着船尾栏杆，望着前船的航迹和漆黑险恶的远方，又继续伫立了许久。抛弃“罗萨利奥圣母”号是他经历的第一次真正的失败，他清楚，无论是谁提出的建议，无论建议本身有多么明智，身为舰队指挥官的他都要受到谴责。也许直到此时，他才回想起一件事，迭戈·弗洛雷斯·德·瓦尔德斯和佩德罗·德·瓦尔德斯不仅是一对堂兄弟，还是彼此积怨已久的宿敌。

①  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法国北部海港。

②  战场总指挥（maestre de campo general ）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设立于 1534 年的西班牙高级军衔，可以独立指挥一个西班牙方阵。

24　“总价骇人的优质炮弹”

起点岬到波特兰角

158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

同一天晚上，英国舰队指挥官也一样苦恼不已。在军事会议上，他的军官们一致断定西班牙人正打算夺取南部海岸的某一处海港。如此一来，前方的若干处港口和锚地都成了可能的选项，问题也进一步转变为，既然我军一直在尾随敌人，那么霍华德能否阻止西班牙人登陆。在以放行为代价换来风向优势后，海军大臣已经冒险押上了赌注。保守派本着自己的军事方略，期待他迎头赶上西班牙无敌舰队，然后牢牢扼守前方的海峡通道，就像一支卫戍部队把守住一处关键的隘口。假如西班牙人现在剑走偏锋，竟至于一反常规地就近夺取锚地和登陆，无论这会给英格兰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的个人声誉都会受累，届时他将只能与名望挥手，与大战的指挥权作别。与梅迪纳·西多尼亚一样，霍华德得到了经验远比自己丰富的船长们的献策，但同样与对手相似的是，最终的责任也无法由旁人分担。

如果只需追踪敌军，而不必上前堵截，他至少要确保合适的尾随距离、良好的舰船协同合作。故而，当前方的梅迪纳·西多尼亚决意放弃夺回风向优势的念头时，霍华德升起了召开会议的旗帜，当西班牙人在与“圣萨尔瓦多”号和“罗萨利奥圣母”号的事故搏斗时，英国的船长们正在就追踪采取什么阵列进行讨论。我们对于这一阵列的了解仅限于它不再如作战时那样一列排开，无论会议的详情如何，在所有人都将阵列谙熟于心后，“海军大臣安排每个人回到自己的船上，并专门委任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负责当晚的值勤工作”。也就是说，德雷克要用他的“复仇”号来引领舰队，余下的船只则应紧随其船尾的大灯笼前行。将本属于舰队指挥官的荣誉和领导职责委托给声名显赫、见多识广的副指挥官，此举堪称慷慨，当然霍华德一定还认为这也是一种审慎的姿态。

夜幕正在降临，在清新的晚风中，英国人开始从无敌舰队身后奋起直追，后者现在正位于起点岬①  附近。来自伦敦的“玛格丽特和约翰”号在朝海方向的某个地方航行，这是一艘重达 200 吨，可能拥有 14 门火炮的私掠船。“玛格丽特和约翰”号想必拥有出色的速度，因为当她看到（她自诩为第一个目击者）一艘陷入麻烦的巨大的西班牙船只时，她正好冲在舰队前列。这艘西班牙船只的船首斜桅和前桅都已不见踪影，在其身旁还停泊着“一艘巨大的盖伦帆船”、一艘加莱赛战船和一艘轻帆船，它们正在设法施援。根据“玛格丽特和约翰”号的军官们的描述，他们一鼓作气朝着西班牙人冲去，“没有任何来自我方舰队的战舰、轻帆船或是其他小艇陪伴”，西班牙人却因此抛下无法动弹的同伴，仓皇逃走。

我们不必对“玛格丽特和约翰”号讲述的故事太过当真。既然她的军官们试图索要“罗萨利奥圣母”号上的一部分战利品，那么自然不会在评价自己的角色时仅仅止于轻描淡写。我们了解到，奥赫达的盖伦帆船（顺带提一句，这艘船的形制颇小，即使比“玛格丽特和约翰”号大，优势也并不明显）和一艘加莱赛战船的确在晚上 9 点左右抛弃了堂佩德罗·德·瓦尔德斯的战舰，之所以这么做，似乎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看到英国舰队在逼近，而并非出于对某一艘来船的恐惧，无论这艘船有多么危险。最后，“玛格丽特和约翰”号带着足够的谨慎赶上前来，保持顺风航行，有从容的时间观察局势走向。“罗萨利奥圣母”号看上去已遭遗弃，她没有升帆，也没有照明，船体不再随舵运转。为了验证这个结论，“玛格丽特和约翰”号一步步靠近，还用滑膛枪试探性地齐射一通，这才激起了对方的回应，三两门大炮从“罗萨利奥圣母”号上隆隆作响。“玛格丽特和约翰”号又以侧舷炮作出回复，继而审时度势地闪避开来，在旁观望了一段时间，直到午夜前后，根据船员的描述，此时正在追赶敌军的海军大臣也出现在视野之中，由于担心引起指挥官的不悦，“玛格丽特和约翰”号才又重新回到舰队阵列中来。又或者情况更可能是这样的，霍华德在后方听到火炮声，于是派出一艘轻帆船给“玛格丽特和约翰”号送来指令，直截了当地要求这艘离队的私掠船归队。霍华德已经了解了“罗萨利奥圣母”号的惨状，因此命令全体舰队忽视她的存在，继续保持紧凑阵型。如果来日清晨西班牙人要在托尔湾②  下锚，他需要舰队随时准备全力以赴。

对当晚的能见度多作一些了解，会为我们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带来帮助。那一晚的夜幕中应该有月亮升起，并且是上弦月，但没有任何当时的记载曾提到月光。在经历了傍晚五六点钟的狂风怒浪后，风势弱了下来，从起点岬开始，天空中至多只有一丝微风。但不管有没有月亮，能见度都不可能十分理想。也许阴云一直密布，也许迷雾如鬼魅般时断时续，就像人们时而能够在海峡中遇到的那样。总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尽管“皇家方舟”号一路径直追随德雷克，“复仇”号的尾灯却从她的视野中消失不见了。

如果霍华德曾经下过甲板进入船舱，那么他就应该是被别人召唤上来的，所有人的眼睛都正竭力向前张望。他们现在确实又一次看到了灯笼，不过出现的位置比预想中的要远。“皇家方舟”号打开了更多的风帆，开始急起直追。没有哪艘船可以把“皇家方舟”号远远甩在后面，甚至连德雷克的“复仇”号也概莫能外。海军大臣不是曾经立誓保证，就航海性能而言，“皇家方舟”号在世上的所有船只中无出其右、举世无双吗？“皇家方舟”号一路直追，逐渐来到了合适的距离，追上了那盏明灯。直到薄晓的光芒逐渐爬上水面、领航者和追随者来到贝里岬③  ——如果西班牙人打算从这里进军托尔湾，战役的整个走势兴许会在此地一举奠定——附近，霍华德才恍然大悟，他一直紧追不舍的原来是敌军旗舰的尾灯，为此他几乎已经闯入可怕的西班牙新月阵型的中央。只有那两艘夜间距离自己最近的同伴“熊”号和“玛丽·罗丝”号，依然在本船左右陪同。余下的舰队船舶中，离得最近的几艘也只是刚刚在地平线上露出了中桅而已。至于弗朗西斯·德雷克和“复仇”号，则根本不见踪影。

在关于无敌舰队一役的同时代记载中，最让人气恼的地方莫过于它们在向我们展示发生了什么时，总好像隔着令人晕眩的迷雾。有的时候主要轮廓尚可辨识，细节却晦暗不明，有时候所有情景全都一清二楚，有时候却连事件的前后经过一概模糊不清。对于这一刻发生的事情，英国官方的记载仅仅提到：“我方的舰队由于看不见指路的灯笼而感到失望，因为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已经擅自离开岗哨，前去追击敌军的某些霍尔克船了……舰队在后方踟蹰，不知道应当追随何人；只有大人在‘熊’号、‘玛丽·罗丝’号的陪同下……追击了整整一夜，与敌人之间保持着不超过长重炮射程的距离；他的舰队远远落在了后面，翌日清早，最近的船只也最多只能露出半个桅杆，许多船舶完全处在视线之外，直到第二天清早将尽的时候，那些航速较快的才得以与大人重新会合。”霍华德孤身追赶西班牙舰队是轻率的鲁莽之举，但并非是个愚蠢的错误，原谅霍华德是容易的，特别是考虑到他并未对德雷克提起控诉，反而竭尽所能避重就轻地为后者开罪。不过他竟然对事态的随后发展一字未提，这一点实在难以宽宥。

我们只能假定那三艘英国船只立刻拨转航向，拼命逃离了现场，而西班牙人也恰好没有尝试追赶。同时代的西班牙文献没有对这起事件留下任何记载，不过可以想象，当西班牙人拂晓醒来，发现三艘英国盖伦帆船如幽灵般出现在眼前，他们感到的震惊想必不亚于英国人。对此，梅特伦④  笔下的一句话可能与之相关，哈克卢特⑤  将之重述如下：“就在那时［以霍华德几乎闯入西班牙舰队一事拉开清晨帷幔的同一天］，四艘加莱赛战船的指挥官雨果·德·蒙卡达谦逊地向梅迪纳公爵提出请求，希望得到授权，前去追击英格兰的海军大臣，然而公爵认为赋予他这样的自由不太合适。”也许堂雨果的某位同僚后来曾将雨果的抱怨带回西班牙，这一席话听起来像是怨声的回响。这番话真实与否尚且存疑，不过回到拂晓刚过的那个时刻，发生这样的事并非没有可能。“皇家方舟”号和同伴的身影一定被人注意到了，“皇家方舟”号的身份大概也已经被西班牙人认了出来。加莱赛战船正是西班牙舰队中唯一真正有机会赶上敌船的分队，因为只有它们能够正面迎风航行，并在数海里的冲刺中保持上佳的速度。假使加莱赛战船能够拦阻这三艘英国船只逃遁的脚步，余下的盖伦帆船就有充足时间赶上前来，完成包抄和歼灭。

如果蒙卡达提出过请求，梅迪纳·西多尼亚一定表示了拒绝，那么人们必然要追问，为什么？难道他当真认为沿海峡前进的谕令是如此急迫，甚至不愿稍作逗留，以便击毁敌人的三艘重要船舶？他在第二天的行为使得这种猜测看上去明显站不住脚。难道拂晓时分的风力有所增强，而且方向转而对逃跑的敌人有利，让加莱赛战船的追击看起来毫无机会？这当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又或者是因为梅迪纳·西多尼亚想起了老派的海战礼节，与敌酋交锋被认为是专属舰队指挥官的义务和特权，因而对于将自己无法履行的机会授予堂雨果心有不甘？或许他进一步认为，一位西班牙绅士绝不会胜之不武，以 20 对 1 的悬殊优势面对敌人，所以宁愿推迟这场期望中的对决？既然公爵的瞬间判断常常诉诸浪漫的骑士精神而非军事常识，这种见解也未必纯属臆造。事实上，如果当时真的存在哪怕一丝机会，可能迫使“皇家方舟”号及其同伴在其他英军赶来之前投入战斗，而梅迪纳·西多尼亚却当断不断的话，那么这就是他在不到 12 个小时内所犯下的第二个错误。

手忙脚乱的同时，霍华德莫名其妙地脱离了危险，并且目送着无敌舰队继续在海峡中缓慢进军。直至最后，对方也没有对托尔湾表现出一丁点兴趣。

这天下午，失散的英国船只纷纷归队，其中就包括“复仇”号。德雷克表情严肃地向霍华德讲述了下面这则故事。“那时已经是深夜了”，他发觉有些朦胧的轮廓正在向面海方向移动。由于担心这可能是敌人在利用夜色的掩护设法绕过我军，夺回风向优势，德雷克下令转舵右行前去迎敌，为此他熄灭了船尾的灯笼，以免误导舰队的航路。被他一道带走的只有“雄獐”号，这是由维登船长指挥的一艘大型普利茅斯私掠船，以及两艘由他自己管辖的轻帆船，这些船想必是执行追踪任务的头等选择。孰料这一支小型船队赶上前船后，却发现那些神秘的陌生势力只是些无害的德意志商船，德雷克于是立刻回船追赶，想要向海军大臣复命，可是当太阳升起后，您瞧，就在航线上仅仅 1 链远的地方，正好停泊着堂佩德罗·德·瓦尔德斯那艘残损的旗舰。一开始堂佩德罗表现出了意欲谈判的姿态，但在听说自己面对的挑战者是德雷克本人后，他认为如果得到公平对待的保证，归降并无耻辱可言。德雷克已经派维登船长和“雄獐”号护送这艘战利品前去托尔湾，但是这位履历辉煌的战俘却被当作客人留在了“复仇”号上，现在德雷克已经将他带来，将要献给海军大臣。

在这一刻，似乎没有人对德雷克在这一段非凡插曲中的行为表示谴责。就我们知道的情况来看，除了马丁·弗罗比舍，没有人在提及此事时表达过丝毫的诋毁，而弗罗比舍的不满也更多是着眼于“罗萨利奥圣母”号上战利品的分配，而非获得战利品的方式。然而，这其实是一个极为蹊跷的故事。为什么再没有其他人看到过那些神秘的德意志霍尔克船？如果德雷克擅离职守，前去调查情况一事可以得到原谅，那么对于他熄灭那盏指引整支舰队的明灯，却没有向海军大臣禀报所作所为的罪责，又能找到什么开脱的理由呢？倘若霍华德及时获知此事，就可以点亮自己的尾灯，舰队就能继续保持良好的秩序。可是德雷克对此没有提供任何解释，似乎也没有人认为他有提供解释的必要。

霍华德认真地接受了德意志霍尔克船的故事，但是在听德雷克讲到自己偶遇一艘残损的西班牙旗舰并大感讶异的部分时，他一定在暗自发笑。弗朗西斯·德雷克拥有在七海之上闻名遐迩的技艺或本能，使他总能在辽阔的水域中准确寻找到尤为渴望的战利品，而事后证明，“罗萨利奥圣母”号是整场战役中捕获的最为肥美的猎物。正是这一点使得解释已经不再重要，因为没有人准备去谴责一项人人公开妒羡的功绩。在任何正规化的现代海军中都会让当事人被送上军事法庭、尊严扫地的行为，就这样为弗朗西斯增添了声誉和一大笔捕获赏金。既然同时代人从没有指责过他，我们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许我们也不应当责备堂佩德罗。当然，也没有人这么做过。在得知故事的内容后，他的本国同胞曾经高声痛斥公爵及其顾问迭戈·弗洛雷斯，因为他们抛弃了“罗萨利奥圣母”号，但对于该船的指挥官，他们却报以单纯的同情，这种同情日后也在历史学家们的著述中一再得到附和。不过，想要粉饰堂佩德罗在这段插曲中的表现同样很难。正是“罗萨利奥圣母”号的操控不善给了人们最重要的口实，认为无敌舰队的船长们和全体船员不过是一群平庸的水手；该船的失守也极大地瓦解了西班牙人的勇气。在这两个方面，堂佩德罗都必须担负责任。导致“罗萨利奥圣母”号先失去船首斜桅，继而损毁前桅的那场碰撞，兴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艘失去了船首斜桅和前桅的舰船却不一定要在十多个小时后依然无法自立。“罗萨利奥圣母”号理应载有 118 名水手和额外配备的 300 名士兵。实际上，在西班牙海军中，士兵们接受过训练，懂得如何在紧急情况下拉动绳索，使用斧头。有这么多人手，又恰逢劲风消歇、海面平静，理应能够制作出一批应急索具来协助平衡船舵，如果再加上一些剪裁合宜的风帆，就算步履依然迟缓，至少“罗萨利奥圣母”号将不再无法控制。但是当“玛格丽特和约翰”号出现时，距离损失前桅已经几乎过去四个钟头，“罗萨利奥圣母”号仍然无助地不停颠簸，甲板上没有表现出任何有所行动的迹象，以至于看上去如同遭到了遗弃。甚至直到被德雷克发现时，她还是那一副沮丧无助的老样子。

正如堂佩德罗没能修好自己的船，他也没有奋力保护好她。堂佩德罗拥有的人手几乎有“复仇”号和“雄獐”号的总和那么多，可是他们基本上从没有投入过战斗。“罗萨利奥圣母”号是无敌舰队中形制最大、材质最坚固，同时火力也最为强大的战舰之一，除了行动大抵笨拙一些，在任何方面都不输给里卡德和公爵的盖伦帆船。她的船楼高高耸立，足以俯视所有英国船只，想要登上她的甲板是一件危险的事。假如坚决投入防卫战，她应当有能力坚守多个小时，至少能让这两艘英国船只白忙活一天，也许还能击伤其中的一艘。然而现实却是，在致以优雅的鞠躬礼后，她的船长选择向弗朗西斯·德雷克的名声屈服，使敌人白白笑纳了一份厚礼，将一艘装载了 46 门强大火炮、藏有大量武器和弹药、在船长的船舱里存放了 5.5 万金达克特的战舰收入麾下。也许堂佩德罗并不必然应当招致这些行径在晚近年代应得的惩罚——绞刑，但即使以 16 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他也不应当因为此举在英格兰和西班牙同时成为小有名声的英雄，可是事实却已然如此。

佩德罗·德·瓦尔德斯出降这天是 8 月 1 日，星期一，同一天稍晚的时候，英国人又获得了第二份战利品。大约在中午时分，“圣萨尔瓦多”号的船长遣人前来传话，表示本船正在缓慢下沉。爆炸使该船损毁了后甲板，并产生大量裂缝，海水渗入的速度比泵出的速度更快。该船被安排在舰队的后方漂流，船员和部分存货都已转移，可是奇怪的是，火药和大炮仍然留在前舱。在被英军俘获之前，她理应被下令凿沉，但要么没人得到指令，要么英国人赶来得太快。霍华德勋爵亲自登上了她的甲板，但只是非常简要地巡查了一番便匆匆离去；尸体焚烧后发出的恶臭对于他而言过于刺鼻了些。之后，最早带来无敌舰队抵达消息的轻帆船指挥官弗莱明船长赶来，把浸满水的“圣萨尔瓦多”号成功拖往韦默斯。两艘敌舰沦为战利品的新闻让海岸一带的军民士气大受鼓舞。成群的围观者们在陆地上清楚地看到了第一天发生在埃迪斯通群礁附近的战斗，但是要对战况作出判断还并不那么容易。

周一下午，当风力减弱到飒飒低语的程度时，为部署新的战术分组，梅迪纳·西多尼亚发出了召开会议的信号。所有战舰被分成了两部分，强大的殿后部队将暂由堂阿隆索·德·雷瓦指挥，直到里卡德修好他的“圣胡安”号，规模较小的先头部队则由公爵亲自率领。公爵选择充任先锋，是因为他预期由霍金斯带领的英军东翼随时都有可能在他前方出现，虽然事实上对方的领导者是西摩。从连续出现新的船只判断，很容易看出霍华德在召集援军。

尽管如此，当战斗真的来临时，方向却正好相反。周二一早，前一天晚间的风平浪静顿时被黎明时分的强风打破。这一次风来自东方，西班牙人突然拥有了风向优势。

霍华德很快意识到局势的改变。西班牙人先是看见他在越来越亮的晨光中率领一列英军船只，朝着东北偏北方向向陆地顶风进发，希望绕过西班牙人的左翼，以便重新占据上风向。黎明时分，无敌舰队已经调整至几乎与波特兰角⑥  成直角的方向，霍华德似乎开始担心起韦默斯来，就像前一天担忧西班牙人会在托尔湾登陆一样。可是这一回西班牙人距离海岸实在太近，而且航速很快，让英军难以侧翼包抄。刚一看到英国人采取行动，梅迪纳·西多尼亚便带领先头部队中的盖伦帆船前去阻截，霍华德一看难以赶在西班牙人先头部队逼近自己之前绕过波特兰角，便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调戗，于是英舰的纵列又开始朝西南偏南方向进发，尝试绕过无敌舰队朝海一边的侧翼。然而在博登多纳的率领下，西班牙的殿后部队再次迅即上前拦阻，双方纵队排头船只的彼此距离逐渐缩短至长重炮的射程以内，继而又达到了滑膛枪的射程，乃至滑膛枪射程的一半。局势已经明朗，英军从面海方向绕行的努力再次遭到阻拦，双方遂在浓烟烈焰之中短兵相接起来。

由此展开了一场罕见的战斗，硝烟弥漫了余下的整个早晨，卡姆登⑦  在检视了相关证据之后评论称，这场战事“足够混乱无章”。这可能是实情，许多细节仍旧隐晦难辨。但是两位指挥官的目标却是明确无疑的，而且我们今天掌握的文献要比卡姆登能够使用的更加丰富，战事的基本轮廓非常清晰。英国人一再试图绕过无敌舰队朝海一边的侧翼；西班牙人则反复尝试接舷作战，或是引诱比他们更加灵敏的敌人主动采取这种战术。双方的努力都失败了，不过多数时间里，敌对的两军都同时处在彼此火炮的覆盖范围内，有时甚至更加接近。两位舰队指挥官都对战斗的激烈程度印象深刻，战后都挑选了部分船只进行特别嘉奖。我们被告知，加农炮的轰鸣听起来就像滑膛枪在连续射击，腾起的烟雾遮蔽了众人的视线。连资格最老的士兵也从未目睹过这样一场炮击战。此外，由于风一直从东南方向吹来，海上的战场也渐渐漂移至莱姆湾⑧  内。

与此同时，一场规模较小的战斗正在波特兰角的背风处进行。马丁·弗罗比舍的“凯旋”号在那里停泊着，这是作战双方所有船只中最大的一艘，它正在掩护 5 艘中等规模的伦敦武装商船，同时也得到后者的拱卫，而这 6 艘船正一同遭到 4 艘西班牙加莱赛战船的攻击。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也许是因为弗罗比舍及其同伴未能绕过波特兰角，又没能及时追随霍华德变换航向，只好就地抛锚等待，希望战场的西移能够给它们带来风力和空间以便移动。又或者是因为弗罗比舍怀揣更加狡猾的目的。就在波特兰角以东几英里处，便是长长的铺满贝壳碎片的夏波斯海滩，这条浅滩不规则地探出海面，常年承受着来自波特兰角的潮汐流，有时速度高达 4 节。明智的船只都会和那条死亡地带保持安全距离。但要想抄近路袭击“凯旋”号，就必须穿过这道潮汐流。由于在这儿航行需要更加谨慎，并时刻与诡谲的水流搏斗，来船的风向优势必然会荡然无存。“凯旋”号有高耸的船楼，这使她在灵活度上要比多数英军船只稍逊一筹，但也因此更容易防备接舷登船的士兵。或许马丁·弗罗比舍厌倦了远距离炮轰的游戏，果真如此的话，那倒是再也没有别处比这儿更适于找回乐趣了。

在霍华德更改路线时，梅迪纳·西多尼亚已经看到弗罗比舍那支小型分舰队陷入困境，或者说看起来像是陷入困境，他随即派出 4 艘加莱赛战船，在堂雨果·德·蒙卡达的指挥下前去消灭这支敌军。但是一个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过去后，当他再有工夫回头远眺这里的战况时，他只看到 4 艘加莱赛战船正在“凯旋”号长重炮的远距离射程内小心翼翼地移动，就像是经验丰富的几只猎狗发现自己与一头老练、敏捷、狡狯的大熊同处深穴之中。现在海潮已经开始退却，奔流逐渐沸腾，浪涛正将加莱赛战船冲向一边，但梅迪纳·西多尼亚不可能看到这一切。他又派出一艘轻帆船，专程前去责难堂雨果。

撤出战斗的霍华德一直在分神关注“凯旋”号的境况，过了一会儿，风转而从南方吹来，这时他亲自带领一列战舰，包括女王的全部盖伦帆船和形制更大的志愿参战的一批舰船前去“援救”弗罗比舍。我们不清楚弗罗比舍是否希望被援救。又或者，只要我们弄清楚德雷克的“复仇”号是否在援救的队列之中⑨  ，我们可能就可以知晓答案，因为大约三个礼拜后在哈里奇⑩  ，易怒的约克人弗罗比舍正在向众人声称，德雷克打算瞒着我们独吞“罗萨利奥圣母”号上的战利品，但我们还是会得到自己那一份的，否则“我会让他拿肚子里的鲜血来偿还”，这句话听起来并不像是感到恩重如山、无以报答的口吻。

梅迪纳·西多尼亚看见霍华德上前驰援，于是也迅速率领拥有 16 艘船的先头部队前去阻截英军。可是就在两支小型舰队接触之前，公爵回头看到了胡安·马丁内斯·德·里卡德，他也带着经过修复的“圣胡安”号加入了战斗，却遭到十余艘敌船的拦截和包围。由于风向的改变，除了公爵的分队，无敌舰队的余下船只全都处在里卡德的下风向。公爵立刻向身后的纵列传话，要他们调整方向，前去援救副指挥官。“圣马丁”号将要独自上前会一会英军，当“皇家方舟”号开始超越她时，“圣马丁”号用侧舷炮击落了对方的上桅帆，好像是在邀请英国人展开一场接舷战。这才是公爵从书中读到的海战应有的样子，舰队指挥官面对舰队指挥官，各自仗剑上前，在黄沙铺地的后甲板上来一场决斗；这也许就是他昨日放过敌酋时心中憧憬的时刻。

事与愿违，霍华德根本无意陷入接舷战，在近距离倾泻了一番侧舷火炮后，“皇家方舟”号从旁边一闪而过。后面一艘英国盖伦帆船亦然，再下一艘依然如此，直至所有余下的英军船只全都鱼贯而过。接着他们便转过船身，发动了第二轮侧舷炮击，随后是第三轮。同时，先前袭扰里卡德的船只也加入了西班牙舰队指挥官周遭的包围圈，以至于从里卡德的“圣胡安”号甲板上看去，好像“圣马丁”号正独自面对至少 50 艘重型船只的围攻。然而无敌舰队旗舰的每一门火炮都铆足了劲狂轰不休，根据船上亲历者的报告，“圣马丁”号对英军的还击十分奏效，迫使对方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退到了比围攻开始时更远的位置。由于无敌舰队待在距离舰队指挥官很远的下风向，“圣马丁”号独自支撑了足足一个小时。在此之后，由奥昆多率领的一列盖伦帆船才终于赶来，按照霍华德的说法，西班牙人在他们遭受重击的旗舰旁边“像羊群一样聚集起来”。

此时，英国人开始退兵。加莱赛战船早就停止了对“凯旋”号的袭扰，西风已然再起，既然英国人恰好又处在上风向，无敌舰队便恢复了着意于防卫的新月阵型，缓慢地提起脚步继续前进。下午，双方又远远地相互炮击了一番，但西班牙舰队指挥官的获救其实已经标志着一整日战斗的结束。

对于西班牙人而言，这一日的苦涩教训在于，纵然他们占据风向优势，也依然无法扣住和登上英国船只——对方足够快速，适合顶风航行，可以任凭自己的心意保持作战距离。现在西班牙人一致认为，敌人选择依赖火炮似乎也同样是正确的，英军拥有更多的重型火炮，射程也更远，他们的炮手也更出色，完成炮击的速度快得多。尽管要作出精确估计必定很难，但双方舰队中的每个人都在议论，英军发射一枚炮弹只需要西班牙人三分之一的时间。

对于英国人而言，这一日的苦涩教训又在于，面对西班牙海军的作战纪律，他们选择的战术无法奏效。它们从未期望甫一接战便能击沉大量西班牙战舰，即使是第二次交战也不大可能，但他们的确曾经期待能够一艘接一艘地击伤敌人的盖伦帆船，最终迫使对方无法拼凑出预设的阵型，从而被彻底摧垮。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不过夺取了两艘西班牙战船——“罗萨利奥圣母”号和船体已经下沉的“圣萨尔瓦多”号。虽然英国人可能会认为本方火炮在夺取这两艘战船时起到了作用，但那两艘船却都已因为意外事故提前受损。而经过两天的战斗，尤其是在激烈的波特兰角海战之后，按照霍华德的说法，他们已经消耗了“总价骇人的优质炮弹”，多数船只的弹药已经用得一干二净。舰队指挥官绝望地给岸上去信，申明若不能补充火药和炮弹，他将无力发动下一轮战斗。同时，他也不能确定已经给西班牙人造成任何损伤。后者比作为对手的己方更好地保持了阵型，在战斗过程中没有丢弃一艘船。他们并未夺走韦默斯，但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曾经有过如此行事的意愿，现在他们又恢复了紧凑的队列，威严地向前进军，一如先前。

25　令人惊叹的阵列

波特兰角到加莱锚地

1588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至 6 日（星期六）

从波特兰角到加莱锚地尚不足 170 英里。但无敌舰队和在身后追逐的英军为了走过这段航程，却花费了 100 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即使减去路上发生的两场突然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所消耗的时间，平均速度也还不到 2 节。这是由风造成的。周二早上发生在波特兰角附近的那一战过后，就周期性地出现风平浪静的时段，有时天上会掠过些许轻风，风向飘忽不定，余下的时间里则只有极其柔弱的微风，从西方某个角落吹来。西班牙人所希求的最好的天气也莫过于此。它使无敌舰队能够在保持紧凑阵型的同时将风险和麻烦降至最低程度，让英国船只的灵敏优势遭到削弱，还给了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充分的时间向帕尔马派送一连串信件，提醒他做好准备，一旦得到通知就立刻率领部队登船，公爵还要求帕尔马为舰队额外补充一笔物资，并且邀请他在与舰队会合的时刻连带向英国人发动一场进攻。

与此同时，英国人还在机警地尾随无敌舰队，来自海峡内各个港口的志愿军也在持续不断地加入。英国人依旧可以任凭自己的意愿，随时将西班牙人引入战斗，但他们仍然无力击溃对方的阵列。两次突然发生的战斗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每一次英国人看上去都曾手握良机。

8 月 3 日，星期三，在熹微的晨光之下，一艘大型西班牙船只落在了向海一侧的新月犄角后方，英国人旋即鼓足风帆猛扑上来，想要切断她归队的路线。对于这场战斗，英国一方没有留下记载，但是借助西班牙人的辨认，冲在战阵最前方的那艘旗舰只能是德雷克的“复仇”号。正常情况下，他的作战位置似乎就在向海一翼，如果霍华德本人也在这一翼，这时一定也会投入到战斗中去。在西班牙阵列的右侧，里卡德及“圣胡安”号也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眼见此景，他连忙亲率一组一级战船，赶来营救掉队的同侪。

掉队的是乌尔卡船的旗舰“葛兰·格里芬”号，由胡安·戈麦斯·德·梅迪纳指挥。里卡德之前要求该船前来补强他所在的向海侧翼，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表现出平时应有的判断力，因为“葛兰·格里芬”号虽然是一艘 650 吨（西班牙制）的坚固大船，配备有 38 门火炮，却笨拙而难以操纵，只适合跟随在她负责管理的霍尔克船身后。看到即将落入险境，她开始全力挣扎，想回到新月阵型的安全范围以内，然而英国人的那艘旗舰不久后便已与之齐头并进，还冲她发射了一通侧舷炮，继而又在抢风调向后再次朝她开火，随后从她的船尾后掠过，在滑膛枪一半射程的距离内扫射了一番。其他英国船只也都次第赶到，“葛兰·格里芬”号不久就被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来。尽管如此，没有哪艘英军船只尝试登船作战，笼罩在硝烟中的“葛兰·格里芬”号仍然能够蹒跚前进，她还在用咆哮的炮火表示反抗，直到最终抵达了里卡德的纵队。

西班牙新月右翼的全部殿后船只现在都参与了这场激战，里卡德、奥昆多、德·雷瓦、博登多纳以及来自佛罗伦萨的那艘庞大的盖伦帆船首当其冲，但与此同时，德雷克却在继续坚持不懈地追击“葛兰·格里芬”号，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后者的桅杆、索具、船舵的受损情况现在究竟有多么严重，但到了这会儿，她已经失去控制，深陷险境。正在此时，梅迪纳·西多尼亚派来了加莱赛战船，将她带离了危险，其中一艘成功地将“葛兰·格里芬”号拖在身后，将她拖回舰队的中央地带，其他盖伦帆船则与“复仇”号彼此互射，还打折了——或者至少自认为打折了——德雷克的主帆桁。眼看发生在右翼的这场战斗愈发进入白热状态，公爵和先头部队也转过船头向后赶来，同时升起了上桅帆，这正是发动全面战斗的信号。发现情况有变的英国人马上后退，将间距拉长至长重炮才能触及的射程上，他们偶或向这边开火，同时继续保持威胁的姿态，相持了一段时间后，公爵断定他们无意接受全面战斗，只是在想方设法拖延自己的脚步，便也回到先前的位置，无敌舰队随即再一次恢复了行军。

尽管双方舰队周三早上参战的船只数量都远少于各自总数的一半，而且战事可能仅仅持续了两三个钟头，但西班牙的官方报告却声称阵亡人数达到 60 人，另有 70 人负伤，比前一日波特兰角海战的死亡人数还多了 10 人，是进入海峡以来伤亡代价最高的一天。也许多数伤亡人员来自损毁严重的“葛兰·格里芬”号，但是人们依然能够觉察出，英国人正比先前更加频繁地拉近距离，为此双方都在承受并给对方造成更为严重的损伤。

周三下午，风完全停息了，此时两支舰队正处在尼德尔斯尖柱群①  西南方数英里处，它们顺水漂流，保持着一英里左右的间距，可以互相望见。不时扬起的一阵柔风使双方或者某一方的航帆张满，也推动着前来增援霍华德的船只一路向前，它们中的多数是在战斗中微不足道的小型战船，如轻帆船、沿海货船、港务船，但是船上却挤满了急于求战的年轻绅士，而且这些志愿军还带来了比自身更受欢迎的物资，比如实心弹和火药。

霍华德利用当前的机会再度召开会议。他和手下的军官们必然会对至今为止的事态进展感到不满，一如他们的对手。在波特兰角的战斗进程中，英军主战部队分裂为三个互不协调的组别，仅仅靠着向海一侧船只的灵敏性和弗罗比舍的顽强防御，才避免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而在另外一方，西班牙人在每场战斗中都能够维持阵型，虽然他们的船只更慢，还有霍尔克船无法参战的不利因素，但凭着整齐划一的精确调度，仍然得以一次次免遭重大损失。

英国军官们在会议上给出了答案——全军将按分队重组。在过去的四天中，他们已经目睹了西班牙人的作战系统，德雷克和霍华德也许还已经从健谈的来客堂佩德罗那里获知了有关这套系统的更多内情。于是他们将现有的战力，大约 100 艘大小不等的帆船，编入 4 支实力大致相当的分队。霍华德自然会接过其中一支分队的指挥权，第二支将会交给德雷克；至于其他两支力量，其中之一被委托给经验丰富的老水手、女王新式海军的缔造者约翰·霍金斯，另外一支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交给了马丁·弗罗比舍，那位刚刚从波特兰角一役中涌现出来的英雄。

无论陆军、海军都时常会模仿一些令人钦佩的对手，借以重塑自己的战术或组织形式，但是当敌人近在咫尺，一场关键的决定性战役已经浮现眼前时，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新的组织形式似乎的确比旧的更胜一筹。及时采用既要归功于英国军事会议的才智，也是在向对手的作战成效致敬。

分队的组织形式在翌日清晨便迎来了第一次战斗考验。自午夜以来，海面一直风平浪静，到了黎明时分，曙光下再次出现了掉队的西班牙船只，这次有两艘，一艘是王家盖伦帆船葡萄牙的“圣路易斯”号，另一艘是来自安达卢西亚分队的西印度群岛武装商船“圣安娜”号，它们彼此相隔并不太远，距离阵型中的本来位置也没有远到成为诱人目标的程度。但是这一回，海上几乎没有一丝风。最靠近二者的约翰·霍金斯命令自己的舰载艇出发，凭着人力划桨，把所属分队中的主力战船拖向敌人，他自己的“胜利”号一马当先，直到对方发射滑膛炮弹的声响已经开始呼啸着传入桨手的耳朵。

这是适合加莱赛战船的天气条件，于是梅迪纳·西多尼亚派它们前去搭救那两艘离散的船只。其中的三艘很快出现在战场上，并且一道拖来了额外的支援火力——堂阿隆索·德·雷瓦那艘庞大的卡拉克帆船“拉塔·科罗纳达”号，一时之间，霍金斯分队里成功突入射程的船只看起来遭到了火力压制。但是海军大臣的“皇家方舟”号此时出现在了霍金斯的左翼，霍华德的舰载艇船员拼尽全力摇橹，刚刚超越了一道赶来的他的同宗族亲、指挥“金狮子”号的托马斯勋爵。

有好一阵儿，两组战船彼此热闹地互射，舰队的其他成员却只能袖手旁观。由于空中没有鼓动船帆的风，若非借助加莱赛战船的牵引，其他船只根本无法移动。“我们打出了好些发漂亮的炮弹，”英国海军大臣自豪地写道，“就在两军的眼前，‘皇家方舟’号和‘金狮子’号命中了加莱赛战船。”最后加莱赛战船遭到重创，以至于“其中的一艘不得不被全速拖走［更确切地说，船体已经开始倾侧］，另一艘被‘皇家方舟’号的一枚炮弹击中，丢掉了她借以航行的照明灯，第三艘则被打掉了船首”。霍华德还沾沾自喜地补充道，此后这几艘船再也没有在战斗中出现。

西班牙人的记载只是简单提到，两艘加莱赛战船拖走了“圣路易斯”号和“圣安娜”号，随后全部六艘船便从敌军舰队之间撤离了。就像其他指挥官一样，霍华德好像略微高估了自己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失去一只尾灯和一个船首雕饰不大可能会让两艘船彻底丧失作战能力。如果说第三艘船因为船体被击穿而造成倾侧，那么漏洞也一定立刻得到了修补，因为就在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加莱赛战船便又再次全员出击，投入到新的行动中去，而且在随后无敌舰队去往加莱及更远地方的途中始终待在它们平时的岗位上。

就在此刻，一阵微风泛起，就像在波特兰角时一样，有两处地方同时爆发了战斗，但在一段时间内彼此毫无关联。西班牙殿后部队遭到三支英国分队的袭击，而在另一边，梅迪纳·西多尼亚正带领先头部队进攻第四支英国分队。为了理解形势，我们必须对海岸线稍作审视。经过一夜的航行或漂流，双方舰队已经向东行进了足够远的距离，因而当黎明到来时，他们已经行至怀特岛南端附近，也许离海岸只有不到 1 里格。他们正在趋近索伦特海峡②  的东侧入口，这是腓力国王曾经向他的舰队指挥官推荐过的一处锚地，如果公爵将来不得不等待帕尔马，可以在紧急时刻去那儿停泊，现在它就在前方。在利泽德半岛附近召开军事会议时，大家曾经作出决定，到达索伦特海峡东侧入口后，在得到帕尔马关于已经做好出兵准备的确切回复之前，舰队将不再继续东行。为了保障舰队在当地的安全，西班牙人相信自己还需要“夺取怀特岛”，而根据当时收集来的情报，这并不是一件难事，或者说，要不是难以对付的英国舰队尾随而至，这可能真的不是一件难事。梅迪纳·西多尼亚依旧没有得到帕尔马的确切回复，我们不知道他是仍在思忖如何去怀特岛夺取一个滩头阵地、到斯皮特海德③  攻占一块锚地，还是听取了更为明智的建议，但是霍华德似乎担心西多尼亚会这么做，所以一直想要在近岸航行。

无论如何，到了拂晓时分，由弗罗比舍率领的英军近陆分队要比所有西班牙船只都更加靠近海岸，完全覆盖了无敌舰队的左翼。那一天的这个时候，海潮正强劲地向东涌动，以至于战斗期间虽然全然无风，双方舰队却都在以超过每小时 1 海里的速度向东漂流。不惟如此，越靠近海岸，海流就越强劲，所以当微风渐起时，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在最左端率军前进的弗罗比舍竟然发现自己越过了敌军，处在了西班牙先头部队的东北方向。倘若周四清晨的第一缕微风与周二清晨的第一缕微风来自相同方向，弗罗比舍便能掌握风向优势。可惜事与愿违，风改从西南方向吹来，位于邓诺斯④  附近的弗罗比舍和分队里的其他先头部队刚好落在了西班牙先头部队的下风向。

起风的时候，在弗罗比舍的分队里，包括“凯旋”号在内的半打左右的战船已经与“圣马丁”号缠斗了半个钟头之久，期间“圣马丁”号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风势转强后，十余艘西班牙重型战船立马赶来支援他们的总司令，英国人见势不妙，旋即走为上策。弗罗比舍分队的多数船只都成功地从西班牙人的左翼溜之大吉，唯独领头羊“凯旋”号因为身在最东端，被截断了归路。梅迪纳·西多尼亚当即率领增援部队继续紧扼“凯旋”号的撤退路线，而“凯旋”号看起来似乎被困在了下风向。弗罗比舍决定放手一博，派出舰载艇，希望它们能在前方拖着大船撤离。其他英军船只看到弗罗比舍的挣扎，也都不约而同地派出了船上携带的工作船，一会儿工夫，牵引“凯旋”号的小艇已经有 11 艘之多，而霍华德另外两艘最大的盖伦帆船“熊”号和“伊丽莎白·乔纳斯”号也从侧方绕道赶来，试图拖延西班牙人的进攻。不过梅迪纳·西多尼亚依然坚持拦截，希望最终能够登上敌船，“这是我们取胜的唯一办法”。怎奈人算不如天算，随着风力随后逐渐恢复、转向，“凯旋”号升起了船帆，解开了小艇的缆绳，还是成功地回到了分队的怀抱。

梅迪纳·西多尼亚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向海侧翼的战况上来。在那儿，德雷克正集中力量进攻西班牙新月阵型的最右侧的尖端。通常那里由里卡德的“圣胡安”号镇守，但由于里卡德现在正和先头部队忙于用侧舷炮与“熊”号一较高下，犄角的顶端位置便交由“圣马特奥”号看守。这艘船是葡萄牙王家盖伦帆船中的一艘，拥有结实的船体和勇敢的船长，但终究在吨位上比里卡德的“圣胡安”号小 300 吨，而且相比于配备了 50 门炮的“圣胡安”号，她的火炮数量只有 34 门。最终，“圣马特奥”号退回到新月阵中，顶替其位置的是“佛罗伦西亚”号，这是一艘强大得多的战船，但是二者的调动即使没有破坏阵型，也多少扰乱了秩序。当德雷克加倍攻击新月阵的外缘，而风力又已转强时，西班牙人的整个南端侧翼似乎正在向东和向北缓缓移动。

通常，这种情景并不会让公爵太过担忧。但这会儿从旗舰的后甲板上远眺，他身边的领航员已经看到了令他担忧的情景。就在自己的下风向不远处，浅水区的海面浮现出异样的外观和色泽，一直向东北方向延伸到目力所及的尽头，其中到处散落着礁石，犹如一颗颗黑色的獠牙。弗朗西斯·德雷克和约翰·霍金斯可能早就心中有数，前方是欧沃斯群礁⑤  ，假如他们能够吸引西班牙人的注意力，同时挤迫他们继续向北方航行，只需要再过 20 分钟，就能让整支无敌舰队因为触礁而全军覆没。西班牙舰队指挥官连忙鸣了一炮，提醒舰队上下多加小心，令各舰打开更多的船帆，向东南偏南方向航行，以求脱离险境。舰队严格遵照命令行事，这才逐渐与死亡暗礁拉开距离，怀特岛和英国舰队也被愈来愈远地甩在了身后。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见证人写道，当时的情景真称得上千钧一发，西班牙舰队指挥官先是目睹了胜利从细如发丝的指间滑落（“凯旋”号的逃脱），继而又将全体舰队从危难关头的毫厘之间解救了出来。此言可谓不虚。

英国人继续尾随，但再没有尝试主动挑起战端。首要原因是他们几乎用光了所有的火药和炮弹，霍华德已经急切地向沿海各地发出吁请，各地当局也都给予了高尚慷慨的回复，但加农炮弹并不是一项治安法官们会在平时储存的物资，而方便易得的刨链和装满铁块的皮袋又委实算不上合适的替代品。第二点原因在于，霍华德早就与西摩及其东线舰队约定在多佛附近会合，那是一支强大的援军；为了迎接下一场较量，很可能就是一场决战，他自感需要尽其所能地将全部增援力量聚集起来。

现在终于可以肯定，西班牙人不会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登陆了，霍华德像打了一场胜仗一样庆祝周四的战斗。风平浪静的周五早上，他在“皇家方舟”号的甲板上为霍金斯、弗罗比舍以及自己的一些族亲举办了骑士册封仪式，仿佛这里是得胜的战场。然而，根据他日后所说的话和当时的行为举止来判断，此时的他并非畅怀无忧。虽然到目前为止，他的船只和人员都没有遭受严重损失，同时他还颇能肯定，自己已经在这两方面重创了敌军，然而前方的对手依然远比麾下各位军官——也许只有德雷克例外——预想的更加强势、坚韧和好斗。以船只投入和炮弹耗费数量而论，双方的四次交手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战，而西班牙人的纪律并没有出现半点松懈，他们那令人惊叹的阵列也没有出现任何缺口，他们至今仍在渴望缩短间距，来一场徒手搏斗，与第一天早上在埃迪斯通群礁附近开战时的状态并无不同。

如果说霍华德尚不能尽情庆祝，梅迪纳·西多尼亚就更没有心情了。其实他成功地沿着自己的路线靠近了目标，如果说他还没能击溃在身后纠缠不休的英国人，至少对方也无力阻碍他的进军。但是，随着他日益靠近目的地，他的欣喜之情却已不如先前。他很快就会进入一条狭窄水道，等待他的将是惊涛骇浪，而且没有一处友好的港口可供舰队泊锚。直到现在他也没有从帕尔马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不知道后者究竟何时才能做好登船的准备，他们又将在何处、以何种方式聚首。他仍然没有找出对付英国舰队的办法。尽管他也颇为相信本方炮火对敌人造成了严重的杀伤，不仅让一些敌船残损，另一些兴许已然葬身大海，还击毙了不少英方船员，可是他毕竟无法接舷近战，而且对方还在持续不断地从岸上得到增援，每过去一天，反而声势愈盛，自己的力量却在他们的远程炮击之下一损再损。

除此之外他还明白，从现在开始他将很难再借助火炮杀伤敌人了。他们曾经从里斯本带来储量难以置信的炮弹，此时已经消耗殆尽。火药倒是依然充沛。他自忖，自己毕竟携带了足够的火药，那本是为了日后那场大规模登陆战役而准备的。可是在相当一批船只上，型号更为有用的炮弹已经用罄，整支舰队的库存也已所剩无几。相似的窘况也在烦扰霍华德，但他可以指望从每一座英国海港得到新一轮补充，而梅迪纳·西多尼亚却只有一处可以寄托希望的地方。他再一次措辞迫切地向帕尔马发出呼吁，请求支援加农炮弹，务求争分夺秒、多多益善，各类型号皆宜，但尤以 10 磅、8 磅和 6 磅的炮弹最为紧缺。同时，在那个风轻云净的星期五，当霍华德正在册封他的亲戚为骑士时，公爵却正在阅读存货清单的汇总结果，忙着从乌尔卡船和战力较弱的船只那里抽取它们持有或者愿意承认持有的部分炮弹，调拨给库房空虚的盖伦帆船。

双方的指挥官似乎都过高估计了各自火炮给敌人造成的杀伤，而这种错谬在当时并非鲜见。据瓦内加斯船长估计，西班牙人在海峡中的四场战斗过后的伤亡总数为死者 167 人、伤者 241 人。这当然没有将“圣萨尔瓦多”号爆炸时伤亡的 150 人以及因“罗萨利奥圣母”号被俘损失的大约 400 人计算在内。但即使加上这两个数字，对于一支实际可作战人员超过 2 万的大军而言，这样的折损率也并不特别刺眼。瓦内加斯船长似乎专职负责统计舰队官方通报的伤亡人数，并且尽职尽责，他的估算无疑由于两点原因而过低了些。第一，伤者只有沦为残疾人时才会记录在案；第二，西班牙的船长们就像 16 世纪的所有船长一样，在报告阵亡人数时不情不愿，只要死者的名字仍然登记在册，船长就可以支取死者的薪俸。“人寿已尽，薪俸无止。”同一场战役期间，在提到英军的情况时，伯利厌倦地如是写道。

西班牙人纪律严明，且瓦内加斯还可以亲身参与调查统计，在这两点优势下，倘若连他都不能拿到精确的伤亡名单，那么这段时间内英国舰队得出的各种敌军伤亡评估也就无一可信了。而且如果西班牙人的炮击真像多数报道中描述的那样，大都徒劳无效，霍华德便无法为他没能拉近作战距离寻找借口。不过有一点看上去可以确定，英国人在前四场战斗中的伤亡要远远低于西班牙人，也许只有后者的一半或者比一半略多。两军在另一方面情况相似，尽管双方都有船只损失了帆桁和小型缆索，但没有一艘船曾因为炮火轰击而失去桅杆，或者由于严重损毁而不得不脱离战队超过一天的时间。

有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这场炮战何以雷声大雨点小。第一，在如何配合舰队的作战行动使用重型火炮上，所有人都欠缺经验。无论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都错误地相信，在长重炮、半长重炮等远程武器上占有显著优势的舰队，可以待在最大射程的边缘位置，将敌方舰队轰成碎片，而自身则毫无危险。结果表明，事实未必如此。在 300 到 700 码的距离上，想要用 16 世纪的长重炮或半长重炮击穿一艘盖伦帆船或者任何其他结实的大型战舰，基本上不可能如愿，即使真的得偿所愿，也只能在目标身上造成一个小小的孔洞而已，很快就会被某一名警觉的船员堵上。实践证明，若想以这样的方式击沉一艘船，将会是一个冗长的过程。战术家们日后会认识到，只有使用火力尽可能强大的重型火炮在尽可能近的射程内舷炮齐发，才能在舰队作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外，双方的火炮射击水准也一定会让人沮丧透顶。16 世纪的船载火炮很难瞄准目标，也不确定是否能够正常发射，在 50 码距离上显得无关紧要的误差，在 500 码上就意味着完全脱靶。不过在经过像样的训练后，双方炮手的射术都应当会大幅提高。可是无敌舰队中多数所谓受过训练的炮手，从来没有在舰船的甲板上演练过，而尽管英国人中有一些技艺精湛的海军炮手，他们的人数也并不充足。西班牙人十分歆羡英国人发动火炮的速率，却对他们的射击精度只字未提。在英国人中，类似霍华德这样的业余人士也许会为本国海军炮手的表现喝彩，但像威廉·托马斯这样见多识广的老兵则只会感到震惊。“造成这一切的是我们自己的罪过，此外还能说些什么呢？”战斗过后他在致伯利的信中写道，“耗费的火药、炮弹如此之多，作战时间如此之长，相比之下，给敌人造成的伤害却那么微不足道。”可是即便如此，英格兰炮手还是比西班牙炮手技高一筹。在海峡中激战一周后，西班牙人才是两支舰队中损失更加惨痛的那一方。

让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忧形于色的还不是舰队所受到的损失，而是眼看全军即将驶出海峡，进入北海，却还没有与帕尔马约定会合的时间和地点。此时大抵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当无敌舰队在周六下午较晚时分逐渐行近加莱锚地时，全军猝然收帆，在惊如雷霆的铁索绞动声中抛锚。这真是聪明的举措，如此一来便有很大机会让英国人措手不及，在海风和浪潮的推动下不得不继续沿着同一方向向前驶去，从而丢掉风向优势。但是，英国人也许早就在等待公爵发送信号了。赶在西班牙人停止释放缆绳前，英国人已经开始抛锚，两支停泊不前的舰队就此在加莱的峭壁附近相互凝视，只隔着长重炮射程的距离。

①  尼德尔斯尖柱群（the Needles）是三块陡峭的近岸礁石，位于怀特岛最西侧。

②  索伦特海峡（the Solent），将英格兰本土与怀特岛相隔开来的海峡。

③  斯皮特海德（Spithead），索伦特海峡的东部水域，毗邻海峡东侧入口，是一片碇泊处。

④  邓诺斯（Dunnose），怀特岛南部海角。

⑤  欧沃斯群礁（the Owers），塞尔西角（Selsey Bill）南端的近岸群礁，位于怀特岛东侧。

26　地狱燃烧者

加莱附近

1588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

当霍华德在维特桑湾①  下锚时，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西摩舰队也得到召唤，从西北方向抢风驶来。几个钟头过去，后者的船锚已经紧邻霍华德的旗舰抛入海中，英国舰队愈发强大了，此次加入的 35 艘帆船包括女王的 5 艘盖伦帆船，新造好的“彩虹”号和“先锋”号都位列其中，它们在这些船里性能最为出众。但是当霍华德沿着海峡一路艰难追击时，这支有效战力却正在敦刻尔克和多佛之间的海域上往来巡航，抱着碰运气的心态等待帕尔马出现。

这当然是兵力的浪费，但无论西摩还是女王的那班谋臣都无法对荷兰人完全寄托信任，部分原因在于荷兰联省议会的态度，议员们对于布尔堡谈判的迟迟未决面露愠色，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尽管拿骚的贾斯丁坚决表示自己可以应付帕尔马，但是就西摩几个月来的亲眼所见，荷兰人只是摆出三两艘浅吃水船在近岸游弋，甚至比英国人小心翼翼冒险到达的地方还要离岸更近。从布鲁日到弗拉辛，消息能够飞快穿越敌对双方的阵营，拿骚的贾斯丁因此自感有十足的把握，只要帕尔马决定突袭，他就能及时得到警告。他真挚地盼望帕尔马早日行动。想到可怕的西班牙步兵和他们所向披靡的主帅全部离开陆地，搭乘平底兵船驶入远海，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加让人欢喜的了。阻击他们的地方离岸越远，他们想要回来，不就得游得更远吗？

故而贾斯丁命令自己的舰队藏匿在弗拉辛，或是在斯凯尔特河口的西侧水域巡航，希望如此一来帕尔马会得到假情报，相信荷兰人在海上疏于戒备。孰料被幻象欺骗的却是西摩，让贾斯丁头痛的是，西摩带着充足的兵力沿佛兰德海岸上下巡游，击沉了一打以上疑似属于帕尔马的小型船队。由于贾斯丁的算盘可能让女王觉察到伦敦沦为了荷兰人设下的捕鼠夹上的诱饵，在荷兰政策的幕后制定者们看来，此举当然有失分寸。因此，西摩没有得到任何暗示，对于贾斯丁的心思丝毫不知情，贾斯丁则只能寄希望于西摩会被某一阵风吹走，或是由于一无所获而恹恹而归。在误解造成的僵局下，双方心神俱疲地煎熬了好几个月，与此同时，布尔堡的议和专员还在争吵不休，无敌舰队的消息则全无下文，荷兰人和英国人已经开始表现出盟友之间惯有的状态，怀着与日俱增的恼怒和狐疑彼此抱怨。

真实危险的到来让互相抱怨的双方最终缄口。贾斯丁得到通报，无敌舰队已经离开利泽德半岛，帕尔马的部队在沉寂了数月之后也蓦地恢复了生机；不久，虽然两支舰队一再发生冲突，无敌舰队却还是能够沿海峡一路而上。无论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将帕尔马一网打尽的想法有多么诱人，只要尚未落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还随时有可能在同一片海域上出现，对于这种想法就一刻也不应予以考虑。在无敌舰队被赶走之前，任何从陆地上突围的企图都必须被立时制止。荷兰的战船正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而打造的，因此拿骚的贾斯丁丝毫没有困扰，立即带领他认为完成任务需要的全部船只，经过敦刻尔克一路南下。在西摩启航前去与霍华德会合之前，荷兰人已经接手了他们的海域，只是还没有人将此事禀报给霍华德。

那个周日的早上，当英国舰队指挥官挂起旗帜召开会议时，有更为紧急的事情需要商谈。加莱距离敦刻尔克只有不到 30 英里。帕尔马和梅迪纳·西多尼亚已经联系上对方，或者说眼看即将联系上。很明显，无敌舰队打算继续在此地停泊，等候帕尔马一切就绪，等待有利的风向和天气到来。英国的船长们对于帕尔马的海上力量还摸不着头脑；他们不知道帕尔马能否凭借小型船队冲出海面，如果他成功了，本方的作战任务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变得愈发棘手，但不管怎样，他们并不愿意面对这样的风险。如果说西班牙人现在的锚地并不安全，那么他们自己停泊的地方也并不更加让人安心，他们心中确信，假如自己被驱逐到下风岸的某个地方，那里一定不是友善之地。到目前为止，加莱的总督古尔丹还没有对英格兰海军大臣的出现表示任何官方性质的关切，但是已经有人看见一些小艇来回出入于总督的城堡和“圣马丁”号之间。人们相信，古尔丹对神圣同盟持同情态度，当然，既然法国国王已经败在吉斯手下，除胡格诺派之外的所有法国人必然都应被列入潜在的敌人之列，并不比西班牙人的附庸好到哪儿去。舟楫在无敌舰队和海岸之间穿梭，所暗示的信息不言自明，一场为英国人准备的梦魇正在酝酿之中。事情逐渐清楚起来，在梅迪纳·西多尼亚或是与法国长官或是与帕尔马联合行动之前，最好能够逼迫无敌舰队驶离加莱。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办法：用引火船火攻。

前一天晚上抛锚时，温特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也许舰队中每一位经验老到的军官也都已经看出了这一点。新来的西摩爵士、威廉·温特爵士、亨利·帕尔默爵士都对停泊在加莱悬崖之下的那支可怕力量印象深刻，他们受到的触动并不亚于已经与之交过手的船长们。没有人再想上前与西班牙人近身较量一番，或是认为拿火炮轰击对方还能带来多大的益处，所以会议上的大部分时间肯定都被用来讨论获得引火船的方法和途径了。会议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委派亨利·帕尔默搭乘一艘轻帆船，前往多佛索要船舶和易燃物，不过直到亨利已经带着任务启程之后，一些更为大胆和明智的意见才在会议上占据上风。等待多佛的船舶到来意味着进攻最早也要等到周一才能付诸实施，这样的话，就要白白错过一次由喷薄激荡的潮汐流和从东南偏南方向渐起的强风同时出现所带来的良机。最合适的时机就在今夜，就是周日的这个晚上。德雷克主动提供了自己的一艘船，那是 200 吨的来自普利茅斯的“托马斯”号，霍金斯也奉献出了他的一艘船，随着热情的高涨，又有 6 艘加入进来，其中最小的一艘有 90 吨，剩下的则在 150 吨到 200 吨之间。由这些船舶组成的引火船队足以对付庞大的无敌舰队了，船长们于是各自散去，开始着手准备工作，用手头所有可用的引火物资塞满船体。船员们当然拿走了自己的衣物，水桶和货物也大都被一一搬离，不过在一位船长事后给国库递交的清单上，罗列了数量惊人的黄油、牛肉和饼干，它们全都留在船上化为了灰烬。桅桁、风帆和索具全都留在了船上，因为人们希望这些船只能够扯满了帆全速逼近敌方的锚地，此外，所有船只的火炮也都留在了船上，双倍填充了弹药，等到火焰使其变得足够滚烫时就会爆炸，即使不能彻底摧毁敌军，也会平添几分威慑。这些引火船是匆忙间组装起来的攻敌武器。说来也奇怪，沿岸各地竟然连一艘引火船也未曾事先准备。尽管这项工作被勒令以最快速度完成，但似乎所有奇思巧智能够想到的东西，或是舰队能够提供的物资都没有被落下。

若能知晓那些在“圣马丁”号附近往来徘徊的小艇的真实意图，霍华德想必会备受鼓舞。古尔丹之所以派去小舟，只是为了回应来使，给公爵送上答复，主要内容不过是些冷冰冰的警告：无敌舰队的锚地毫无遮蔽、非常危险——公爵已经从领航员那儿获知了这些情况——最好不要在那里过久停留。为表迎迓，古尔丹还送来一小份水果，给公爵本人专门提供了点心，但是它们远远不能打消警告带来的阵阵寒意。加莱离沙特尔路途遥远，就像那年夏天法国的众多地方官一样，古尔丹一直在思量国王和吉斯公爵言归于好的可能性会有几分，他们都在骑墙观望，等着看究竟结果若何。不管怎样，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始终保持正确的中立态度。他的确曾经许可无敌舰队的司膳官员随意采购沿岸供应的新鲜食物，英国人看到的那些小艇的大部分活动可能跟这项许可有关，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认定，他不会对霍华德提出的要求报以相似的恩惠。霍华德及其他与会人员认定法国人是自己的对头，但是单就加莱总督本人而言，他们并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

倘能获知梅迪纳·西多尼亚给帕尔马送去的信函上的内容，霍华德必然会再次精神为之一振。公爵几乎刚一抛锚便立马差人前去面见帕尔马，提醒他虽然自己频频去信、日催夜催，却已经一连几个礼拜没有得到片纸只字。他继续补充道：“我已经在此地抛锚，距离前方的加莱只有两里格，但敌人的舰队就在我的侧翼。他们可以随时向我开炮，我却无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您能送来 40 或 50 艘平底快船，凭借您的襄助，我将有能力在这里自保，直到您做好开拔的准备。”

平底快船指的是那些航速快、吃水浅的小型战船，在尼德兰起义的早年岁月里，“海上乞丐”②  正是使用这种船只在海峡上制造了恐慌，自那以后，这种船便被造反的荷兰人用来掌控自己的近岸水域。平底快船恰恰是帕尔马匮缺的资源。就眼下而言，不消说拿不出 40 或 50 艘这类船只增援无敌舰队，就算海上没有人尝试阻止他的行动，他可以派遣出海的平底快船也凑不齐一打。他拥有的所谓“舰队”停泊在敦刻尔克和尼乌波特，几乎全由运河舟艇组成，这些船甚至没有桅杆、风帆和火炮。它们中的多数是平底造型，两端都可用作船头，甲板是露天的，本为运输牛群而造，在帕尔马看来，这些船已经足够在最有利的天气状况下将步兵运至海峡对岸的马尔盖特，当然，那样的话他得将自己的手下像牛群一样塞得紧紧实实。至于哪里有平底快船，帕尔马知道它们可能正在敦刻尔克和奥斯滕德之间来回游走，那是拿骚的贾斯丁的强悍小船，面对佛兰德海岸凶险的沙洲和浅滩，宛如小顽童在自家的游乐场上一般，驾轻就熟、不可一世。

甚至迟至 8 月 6 日星期六晚上，对于帕尔马无力施援的状况，梅迪纳·西多尼亚应该还一无所知。奇怪的是，从那时起，多数书写这一段历史的人都假定，在“酿成战败的致命误解”中，首要之因在于梅迪纳·西多尼亚，他或是出于恐慌，或是出于愚蠢，始终拒绝接受明摆着的事实。然而再没有比这种论调更加站不住脚的了。梅迪纳·西多尼亚也许在战役指挥中犯过错，但他并不是蠢汉。此外，无论是何种因素影响了他的决策，就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其中绝不包括恐慌。帕尔马的确足够清楚地向他人概述了自己的处境，但梅迪纳·西多尼亚不在此列。帕尔马在整个 1587 年频繁给腓力去信，又在 1588 年 1 月再次重复和强调，除非无敌舰队能够保护他们免遭敌军侵袭，否则他的驳船无法冒险出海。4 月份时他又向马德里派去两位使节，呼吁在计划面临重重困难的当下理应推迟行动，不妨与英国人媾和，以便给自己一个征服瓦尔赫伦岛和弗拉辛的深水港口的机会。当腓力拒绝改变计划时，两位使节中的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路易斯·卡布雷拉·德·科尔多巴根据自己的记述，揭示了难题的症结所在。据他回忆，他曾禀告国王：“陛下请看，帕尔马公爵的船只想要与无敌舰队会合几无可能。西班牙盖伦帆船吃水 25 到 30 英尺，然而遍观敦刻尔克的周边水域，在离岸几里格的范围内，他们将找不到任何水深达标的锚地。敌军船舶的吃水线要浅得多，因而能够随意选择地点安全停靠，对想要闯出敦刻尔克的一鱼一鸟布下天罗地网。既然佛兰德的驳船与无敌舰队的相会是全盘计划的肯綮之处，而这一点根本无法达成，那何不暂时收手，以免徒耗时间、浪费国帑？”

当然，这段话是卡布雷拉·德·科尔多巴在整件事之后的某个时刻写下的，在腓力面前，他恐怕既不会如此措辞唐突，也不至于具有这等先见之明。但即便如此，也一定曾经有人屡次三番向腓力禀告过相同的内容，否则才是咄咄怪事呢。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更加古怪。在双方屈指可数的正式交流中，很可能帕尔马公爵没有向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坦承他的所有难处，在提到自己的海军兵力时，他应该用上了华美而含混的辞令，使梅迪纳·西多尼亚及其部下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然而腓力对于帕尔马的海军劣势必然有十分准确的认知。自梅迪纳·西多尼亚在里斯本接过舰队指挥权伊始，至败局已定、腓力的指示和建议早已无补于事为止，在所有那些国王写给公爵的冗长而巨细无遗的谆谆嘱托中，为什么从未提及这道居于核心地位又至关紧要的难题？诚然，他曾提醒自己的总司令远离敦刻尔克附近的险恶海岸。然而他又一再告诉梅迪纳·西多尼亚要与帕尔马在海上会合，或是在“马尔盖特角附近”晤面。这里暗含的意思清晰明了：帕尔马无法应对的只是英国盖伦帆船，至于荷兰人的平底快船则完全不在话下。这就难怪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接连派出的信使在看到尼乌波特和敦刻尔克的真实景象后会感到震惊。

周日清晨，梅迪纳·西多尼亚第一次隐约意识到灾祸即将来临。破晓后不久，堂罗德里格·特略的轻帆船向舰队驶来，两周前他被派去向帕尔马通报无敌舰队的行程，当时大军已经来到韦桑岛的纬度。堂罗德里格在布鲁日面见了帕尔马，他携带的信件涵盖了公爵的全部信息。帕尔马在回信中写到，他为无敌舰队的安全抵达感到高兴，并许诺一切事项将在接下来的六天内准备停当，一旦良机闪现，他会立刻发动突袭。可是当堂罗德里格昨晚驶离敦刻尔克时，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帕尔马将会到来，他在尼乌波特和敦刻尔克看到的船只全都小得可怜，它们不过是些空荡荡的平底船，没有帆桅和火炮，也没有装载货物。不花上两周的时间来准备，堂罗德里格看不出这些船只如何能够派上用场。

在事情的整个经过中，帕尔马的行为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怪异。显然，他已经发现驳船的准备进度令人沮丧，敦刻尔克的平底快船建造工作甚至更加不如人意。木匠和造船工动作迟缓，令人气恼，无论什么时候，一旦薪酬发放得迟缓了些，他们就会干脆撂挑子不干。上好的木材里总是掺杂了腐烂的木料和泛绿的板材，大量驳船不得不再次拆卸、重建，许多造好的平底快船被证明毫无用处，在运载实验中，一批驳船刚入水便转眼沉入运河，船员们一个个淹到了脖颈。即使手中有钱，仓促间也很难找到适合平底快船的加农炮，也不可能凑齐那么多有经验的水手。其实，帕尔马曾经多次面对过与之类似的困难，通过威胁、奖赏和哄骗，凭借随机应变、不知疲倦的辛勤工作以及事必躬亲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此前的难题总能被各个击破。然而这一回，他却放任准备工作进展缓慢。纪律和监督逐渐废弛，慢如蜗牛的造船速度更是一缓再缓。无敌舰队出现在海峡上的新闻曾一度激起了几分工作热情，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成效。帕尔马虽然下达了必要的命令，但直到 8 日周一下午，他才从布鲁日动身，迟至周一和周二，他才无济于事地加快了装载工作的速率。

敦刻尔克的周二之夜笼罩着暴风雨，眼前的一幕在此情此景下显得极不真实。这一艘平底快船没有火炮和桅杆，另一艘未曾配备活动索具，还有一艘早已进水，横向倾倒在运河的烂泥里；一些驳船还未经过防水处理，这会儿已经开始漏水，另一些在装货的那一分钟已经裂开了缝，士兵们像成袋的小麦一样被扔进其他可靠的驳船，当他们听到有人指望这些仅仅状如棺材的木盒儿出海时，都满心怀疑地笑出声来。夜幕降临，装载工作在火炬的照明下继续进行，帕尔马在一旁候立，面色苍白，无动于衷，越来越多的水手被塞进驳船，虽然此刻的敦刻尔克沙洲上正怒涛激荡、碎浪如雪，而且吃了败仗的无敌舰队已经顺风驶过（如果帕尔马对此全然不晓的话就太不可思议了），已经在下风向几里格之外了。

目睹这一幕的人们会产生一种感觉，这位伟大的军官大约是在装模作样，他纯粹是为了摆出一系列以供记录在案的姿态。卡布雷拉·德·科尔多巴在谈及帕尔马上一周的所作所为时说：“他表现得好像自己并不相信无敌舰队到来的消息是真的。”也许，帕尔马内心相信的与卡布雷拉·德·科尔多巴几个月前说与腓力的那番话如出一辙。即使无敌舰队摧毁了英国海军，只要荷兰人依旧躲在浅滩里，便终究无法对他们造成杀伤。即使帕尔马所拥有的适合执行任务的武装平底快船不止可怜的十余艘，而是哪怕 100 艘，也只能每次放一艘船入海，拿骚的贾斯丁完全能够在平底快船出现的一刹那当即将之击沉，直到整条水道最后堵满船骸碎片为止。假如帕尔马能以铁石心肠般的冷静来面对计划的失败，那也许只是因为他早在很久之前就预见到了注定中的失败。

敦刻尔克那古怪的一幕是在周二晚间上演的。上周日的清晨，甚至在得到了罗德里格·特略的消息后，梅迪纳·西多尼亚仍旧拒绝相信计划无望实施。他催促有条件的所有船只灌满水桶，白费力气地向古尔丹借调实心弹，又向帕尔马派出了一连串信使，后者一个个全都用说理、恳请和劝告武装了起来。波特兰角附近的战事结束后，梅迪纳·西多尼亚已经发现，即使本方握有风向优势也无法靠近英国人，自那以后他就在说服自己，为了胜利，他需要的全部筹码是一支足以补充本方重型战舰不足之处的轻快作战舰队，他相信帕尔马麾下就有这样一支舰队。只要帕尔马能够被这样的构想说服，确定出兵，合兵一处的他们就能在海上横扫英军。

与此同时，他的心中还藏有其他的忧虑。如果英国人开始炮击自己，由于可供盖伦帆船的大炮使用的弹药少之又少，他将不敢回击，那样要不了多久英国人就会认识到他的无助，并随之逼近到能置无敌舰队于死地的射程范围。但他面临的最严峻的危险还不是这些。英国人正处在他的上风向，一股强劲的海流又正涌向多佛海峡，这使得锚地由于船体彼此牢牢紧靠，刚好处于最适合火攻的位置。对于一支由木船组成的舰队来说，所有危险中居于首位的非火莫属；它们的风帆、涂了焦油的缆索、晒干了的甲板和桅桁，都可以立刻着火，而整条船上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燃烧的。但是，令公爵感到忧心的还不是普通的引火船，而是更加可怕的东西，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如果说腓力曾经提醒过他的话，那么国王肯定已多次向他提起，英国人正在准备许多奇怪的火焰发射器和邪恶的发明。某种程度上，这份警报是由爱德华·斯塔福德爵士透过他在巴黎与门多萨的接触而发起的心理战导致的结果。但支撑这个说法的至少还有一则确凿的事实，梅迪纳·西多尼亚以为只有自己知道，但实际上这在全军上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事实的内容关乎“安特卫普地狱燃烧者”的发明人，他的发明堪称人类迄今所使用过的最可怕的武器，那些引火船实为巨型炸弹，在一次爆炸中殒命的人数也许比一场大战的阵亡人数还要多，着火的船骸碎片甚至会铺天盖地地坠落到方圆一英里以外。据说，这些伪装炸弹的设计者意大利工程师贾姆贝利③  眼下就待在英格兰，为伊丽莎白女王工作。贾姆贝利的真实境况的确与传闻一致。但这一刻他对西班牙人毫无威胁，他正忙于鼓吹一项不切实际的狂想，打算在格雷夫森德将泰晤士河用一道水栅封闭起来。在这场针对无敌舰队的战役中，他唯一能为英国人提供的有效武器只是自己的可怖名声。而这已然足够。

怀揣着对于古怪的火焰发射器的担心，梅迪纳·西多尼亚有所警觉地注意到了周日下午加入霍华德的众多新船只。对方其实只是些无害的补给船，但在公爵眼中，那也许便是贾姆贝利设计的伪装炸弹，它们最终还是来了。面对这一切，他所能做的并不多。他命令一众配备了抓钩的轻帆船和其他舰载艇组成屏护部队，前去捕捉引火船，将之拖引到岸边。他又派人传话给舰队官兵，一场由引火船发动的袭击即将到来，但是屏护部队会妥善应对敌人的进攻。只要屏护部队还在执行任务，众船就不得擅离岗位。不过，假使某些引火船届时突破了防线，舰队要立刻松开锚索并为锚索设置浮标，然后出海，让引火船随着海浪漂向近岸。舰队还要及早回到原地再次抛锚，以便在破晓之前争取到些许机会，拾起那些仍旧留在锚地的浮标。以上就是刚刚进入这个令人心神不宁的夜晚时发生的事情。

直到午夜将至，一切依然如故，仅有的变化在于渐起的南风以及月影前疾走的流云，这预示了一个狂风大作的早晨。紧接着，从英国舰队的外围亮起了灯笼。不，那不是灯笼，而是火焰；只见 2 团、6 团，直至 8 团烈焰向前迅猛直冲，越发放射出夺目的光，到最后，锚地的西班牙哨兵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 8 艘高桅横帆船正张开满帆，伴随着爬上索具的火势，借助风力和海浪朝着自己径直袭来。引火船保持完美的队列向前行进，相邻两船彼此之间如此贴近，设若那些火势窜天的甲板上能够待得下人，相邻两艘船上的两位长枪兵甚至可以探出身子，递出长枪，让枪尖在两船中央的水花之上铿锵碰撞。哨兵们还能看到火焰映衬下的黑斑，那是屏护部队的轻帆船正在逼近引火船只。

这是生死存亡的一刻。双方舰队本来便停靠得如此接近，以至于轻帆船不得不冒着敌军的炮火工作，引火船的队列十分紧凑，轻帆船想要对付它们只有一种办法——扣住船尾，一次一对拖出队列。这些着火的怪兽可不是填满了树枝和稻草、用船桨推动的捕鱼小船。在强风、大潮和海峡洋流的联合驱动下，队列的行进是如此之快，只需要几分钟就能走完全部路程，要用抓钩控制住来船，使它们回旋并被拖至海滩，决计是一桩驾船技艺上的壮举，需要同时具备勇气、膂力和刹那间的敏捷判断。第一对轻帆船显然足够聪敏地执行了操作，因为第二天清早，这两艘被拖开的引火船躺在了远离西班牙人锚地的海滩上，只剩下焦糊的肋材在闷烧。然而，几秒钟后，当第二对轻帆船才刚刚就位，站在船头的水手想必正准备掷出他们的抓钩时，填充了双倍弹药的火炮近乎达到了白热状态，随之接连走火，将炮弹随机射往周边水域，火炮在后坐力的作用下溅起喷泉般的火花，被风吹散到周边的各艘小艇上。受了惊吓的各条轻帆船赶紧转向闪避，于是场面霎时大乱，正是在这一刻，6 艘余下的引火船逼近了锚泊的无敌舰队，船上火炮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压过了烈火的咆哮，喷泉般四溅的火星高高地冲向了天际。疑云已然散尽。就在这里，致命的安特卫普地狱燃烧者再度现身了。

①  维特桑湾（Whitsand Bay），康沃尔郡东南部海湾，在雷姆岬的西侧。

②  “海上乞丐”（Sea Beggars），荷兰起义军对自己的戏称，因起义贵族曾表示为了国家的事业宁愿沦为乞丐而有此说。

③  贾姆贝利（Federigo Giambelli），意大利军事工程师，从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先后为西班牙、西属尼德兰和英格兰服务。

27　阵列溃乱

加莱锚地到格拉沃利讷

1588 年 8 月 8 日

在看到自己的屏护部队漏掉了引火船后，梅迪纳·西多尼亚鸣了一炮，松开锚索并迎风出海。然而这一次，舰队没有遵从指令。相反，一阵恐慌在拥挤的锚地迅速蔓延。也许是因为经由参与过佛兰德战事的众多老兵之口，已经有太多关于地狱燃烧者的骇人故事散播开来。也许，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指令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遭到了曲解，尽管这不大可能。无论什么原因，多数船长仅仅是松开了锚索，顺着风向四散而逃，这里一撮儿，那里一摊儿，彼此之间像害怕引火船一样害怕对方。强劲的洋流和逐渐转强的海风将整支丧失秩序的乌合之众挈往多佛海峡之外，吹向弗莱芒海岸的沙滩。可怕的西班牙新月阵列终于走向了溃乱。

“圣马丁”号出海行驶了一小段距离，旋即转回，在首次抛锚之地以北 1 英里左右的地方抛下了备用的船首大锚。在她身前，4 艘夜间距离最近的伴侍船舶也都一一抛锚停泊，它们是里卡德的“圣胡安”号、“圣马科斯”号以及其他两艘船，可能是“圣菲利佩”号和“圣马特奥”号，虽然并不十分确定，但肯定都是来自葡萄牙的盖伦帆船，这些船只和往常一样继续坚守在危险而光荣的岗位上。当狂风在拂晓时分发作时，除了堂雨果·德·蒙卡达的“圣洛伦索”号，这五艘战船就是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全部无敌舰队成员。“圣洛伦索”号是加莱赛战船中的旗舰，她已经失去控制，主桅也出了点问题，现在正如一只受伤的甲虫在岸边踽踽前行。她那不走运的船舵（“相对于悍野的重洋，这些加莱赛战船也委实脆弱了些！”①  ）被一条邻船的锚索缠住，船体也在夜间的慌乱中多次遭到情形复杂的撞击。在更加靠近加莱码头的地方，六艘引火船残剩的船肋还在兀自闷烧。随着所有填充了弹药的火炮都炸开了花，爆炸也就停止了下来。它们终究不是真的地狱燃烧者。

往南去，英国人依然待在前一晚的锚地，但不久后霍华德的“皇家方舟”号也鸣了一炮，水面上传来了行动的军号声。于是船锚被拉起，风帆被展开，旗帜高高升上了船顶。英格兰海军的全部兵力都已现身此地，这里共有 150 艘帆船，其中包括女王的所有盖伦帆船和数量更多、个头更高的重型武装商船，还有隶属私人的部分战船以及 100 艘左右的较小船舶，纵然没有被命名为“大舰队”（Grand Fleet）②  ，但这同样是不折不扣的一支庞大舰队，此时它开始挪动身躯，准备发起进攻。

梅迪纳·西多尼亚必须当即裁夺何去何从，幸运的是，在这种局面下拿定主意对他而言并非难事。他是指挥官。直到四散的舰队得以重整之前，迎敌是他的职责所在，如有需要，纵使孤身犯险亦在所不惜。他启碇前行，以一种挑战的姿态驶入多佛海峡。在他后方，里卡德的“圣胡安”号和其他三艘王家盖伦帆船也都扬起轻帆，逆风而上。由于狭窄水道此时已经通行，他们的轻帆船遂离开他们顺风疾驰而去，前去召集散开的各条船只，命令他们迅速归队，支援舰队指挥官。

在曙光朗照之前，霍华德对于引火船作战成功与否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很明显，其中的两艘已经被早早拖往岸边，那么剩下的几艘也未必不会落得同样的下场，毕竟除了船上逐渐黯淡的火光外，再没有其他迹象可以判断火势了。西班牙人兴许会在撤离后返回原地再一次抛锚，兴许根本就没有转移。不管哪一种情况发生，除了用火炮驱逐对方外再无他法，倘使如此，霍华德打算身先士卒，亲自领导第一波攻势。这一回，战斗将不会止于谨慎小心的远距离炮战。战后提交的所有英方报告都强调周一这场战斗缩短了射程，这表明每个人都认识到了相同的问题：此前他们与敌人保持的距离过远。

黎明时分的景象改变了霍华德的计划。西班牙人已经散开。霍华德派出其他四支分队前去应对眼前仅剩的西班牙盖伦帆船，将发动首攻的荣誉让给弗朗西斯·德雷克，而后率领自己的分队前去俘获或摧毁那艘加莱赛战船。对方活像一头跛脚的巨兽，眼看英国人的战队逐步迫近，开始绝望地挣扎，想要逃往加莱海港寻找庇护。但是面对落潮的湍流和汹涌的巨浪，自己既无法操控船舵，又不了解附近海滩的轮廓，逃亡遂成了奢望，最后一刻来临时，船上划桨的奴隶们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在巨浪面前的苦干仅仅使得船体越发牢固地搁浅在了原地。她停在那里，随着海潮在她下方退却，很快横向倾覆，甲板向海岸倾斜，侧舷的火炮可笑地指向了天空，加莱城堡的高墙近在咫尺，但她已然寸步难行。

对英国人来说，当时的情况令人非常气恼。英国盖伦帆船总体上要比西班牙盖伦帆船吃水更深，而加莱赛战船远比任何一方的盖伦帆船吃水更浅。“圣洛伦索”号搁浅的地方太靠近海岸，以至于滞留身后的英国人无法用炮火摧毁敌船。为此霍华德派出一支由舰载艇组成的小型船队，打算登船攻占“圣洛伦索”号，它们一会儿要与这艘加莱赛战船展开猛烈对攻。“圣洛伦索”号倾侧得太厉害，因此没有一门火炮可以瞄准目标，但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这些火炮恰好为船员提供了庇护，让舷侧更加难以攀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舰载艇转身从向海一侧小心翼翼驶过“圣洛伦索”号——借助朝向陆地一侧的侧舷栏杆虽然更有利于攻占该船，然而此处的水太浅，很难绕到那一边去——它们利用小型武器连续发起猛烈的进攻，但也遭到了同样猛烈的回击。围绕登船发动的一连串尝试未能起到决定性作用，他们被西班牙人的火力击退，艇上开始出现伤员，甚至有人战死。孰料就在此时，堂雨果·德·蒙卡达被一颗滑膛枪的子弹击穿了头颅，看到这一幕，遵照他的命令坚守岗位的士兵自忖前景渺茫，便终止了战斗，他们从朝向陆地一侧较矮的围栏那里跳船，蹚水而行，挣扎着爬上岸去。英国水手则已经攀上了“圣洛伦索”号向海一侧的围栏，穿过了栏杆下的炮眼。

依据征服惯例和战争法，加莱赛战船上的战利品属于这群英国人，加莱总督古尔丹也承认了这一点。每个人或举或抬，船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很快就被洗劫一空。但是加莱总督提醒他们，船舶本身及其火炮、索具应当归自己所有，当他察觉到这帮人不仅把自己的警告当耳边风，还有意趁机劫掠，对围聚在海滩上观看战斗的加莱市民下手时，古尔丹下令城堡驻军向英国人的小艇开炮。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小艇的船员退回自己的母船，而甲板上的霍华德早就急不可耐地想要加入远方的另一场海战了。

让一支强大的分队枯等数个钟头而不能参加一场大战，只是因为劫掠了一艘搁浅的战船，这个原因看上去有些蹊跷。但是应当记得，“圣洛伦索”号的级别令人惊叹，她是这个级别的战船中最强大的一艘，在海峡内的战斗中让英国人吃了不少苦头，因此霍华德在谨慎却明智地考虑了自己的任务后感到，为她逗留是值得的，在弃她而去之前，要确保她永远无法重归战斗。返回的小艇向他作出了这方面的充分保证，绝不会有人能够让“圣洛伦索”号再一次回归海面。事实也确实如此，“圣洛伦索”号日后果然躺在加莱城堡之下烂成了碎片。与此同时，霍华德下令转舵，朝着火炮声的方向赶去。

关于无敌舰队在格拉沃利讷附近的最后一战，正如此前发生在海峡内的诸多战斗一样，我们只能捕捉局部的浮光片影。双方舰队中没有一个人留下令人满意的记录，哪怕只是有关某一艘船的行动内容。海面上充斥着噪音、烟尘，眼前尽是险境、乱局，要在过短的时间里完成过多事务，同时又很难辨认出他人的举动，所有这些交织一处，足以淆惑视听、扰乱心绪，更遑论其他的不利因素了——首先是我们早先曾提及的一则事实，即这场战役的参与者中没人能在领会新武器、新战术的使用诀窍上达到要求，第二点则缘于周一的客观环境，这是双方头一次在恶劣天气下对战，强风、怒浪和有限的能见度都让战况更加错综复杂。

然而另一些事似乎又是清晰的。到了早上，风向一定转向了西南偏南，风力至多不过是强风罢了，又或者可能达到了疾风的程度。“圣马丁”号以及陪伴左右的其他船只纵然只张起了较小的风帆，想必也正顺风前进，穿越多佛海峡进入北海，“圣马丁”号仍然殿后，“圣胡安”号和另外一到两艘战船则处在下风向。即使到了这一刻，梅迪纳·西多尼亚还在惦记如何召回迷途的船只，想要将它们从危险的敦刻尔克海岸引向深水区。也许他打算让流散到下风向的船只围绕里卡德的“圣胡安”号组队，让离自己更近的船只回到旗舰“圣马丁”号周边。不过没有人提到过这些。无论如何，他北上的动向引发了英国人的尾随，并且延后了战斗爆发的时间。

第一个点燃战火的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的“复仇”号，这正是海军大臣委派给他的任务。在英国人靠近的时候，西班牙旗舰抢风调向，在前方转身将侧舷炮亮给敌人，而后顶风停住，在随后一段时间内，双方都不主动发动攻击，等待“复仇”号和“圣马丁”号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英国人这一回下定决心要让每一发炮弹物有所值，西班牙人由于弹药所剩无几，也不得不力求每一发都击中目标。故而，直至双方来到“滑膛枪射程的一半距离”（100 码？），“复仇”号才相继发动船首炮和侧舷炮，对于德雷克的攻击，“圣马丁”号也用雷霆般的炮击报以回答。有可能正是在这一轮互射中，就像翁博蒂尼所说的，“复仇”号的船体被“各种型号的加农炮弹击穿”。芬纳和他的“无双”号紧随德雷克赶到，在他身后还有德雷克分队的其他船只，每一艘都在就位之后立即发动侧舷炮，同时也要承受遭到“圣马丁”号回击的风险。随后全体分队却在指挥官德雷克的带领下向东北方向进发，暂时消失在了所有存世文献的空白之中。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大展身手。朱利安·科贝特猜测，在德雷克眼中，合适的战术目标也许在更远处的下风向，更加强大的西班牙盖伦帆船正在转向，以求避开那儿的浅滩，并设法在深水区重新集结，这个猜测是合乎情理的。那也许是一个足以左右战局的关键点，若能阻止和破坏无敌舰队的再度集结，将会获益无穷，远比捕获或击沉“圣马丁”号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紧随其后赶来的马丁·弗罗比舍没能领悟德雷克的战术洞察力，无法理解后者的所作所为。后来，弗罗舍比在哈里奇当着谢菲尔德勋爵③  和其他的人的面，对德雷克的行动做出了评价：“他［德雷克］的确自吹自擂地第一个冲了上去，向他们发射了一通船首炮和侧舷炮；但接下来他改由抢风航行，又一次像一个懦弱的无赖或叛徒那样高高兴兴地溜之大吉——别的我不敢说，但在这一点上我敢发誓保证。”弗罗比舍当时正因为另一件事生德雷克的气，而且他一直是个爱发火的急性子，容易口无遮拦。但是他必定没有领悟德雷克此举的用意，更谈不上尝试予以支持。而假如他领悟到了，行动的目标本来有可能顺利达成。

相反，弗罗比舍待在原地继续与“圣马丁”号鏖战。“凯旋”号的船楼更高，体积也更大，尽管没有主动发起接舷战，弗罗比舍却拉近了与西班牙旗舰之间的距离，并用自己的大型火炮轰击对方，余下的分队船只也蜂拥而上，围聚在“圣马丁”号的左右两翼和下风向，朝着对手水线以上的船舷开炮。在众船让开一条通道，让霍金斯和他的“胜利”号也加入战场后，梅迪纳·西多尼亚几乎是在独自与全体英军交战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近乎独自。来自葡萄牙的“圣马科斯”号上搭载着佩纳菲尔侯爵和许多其他家世显赫的贵族，他们作为绅士冒险家参与了战事，并且自始至终从未远离过西班牙舰队指挥官。“圣马科斯”号因此得以靠近德雷克分队的其他部分船只，随时待命准备战斗的她正在承担起相应的战斗任务，也像“圣马丁”号一样对敌军的炮轰给予回击，不仅动用了遭到削减、少得可怜的大炮，而且由于彼此间只有咫尺之遥，还干脆用上了滑膛枪和火绳枪。

到此时为止，霍金斯分队已经全员抵达，其他的西班牙战船也开始陆续加入战斗。这些战船的名字已经为我们所熟知，它们就是进入海峡以来一路上遭受猛攻的那些船只，诸如葡萄牙和卡斯蒂尔的盖伦帆船、德·雷瓦和博登多纳的卡拉克帆船、佛罗伦萨的盖伦帆船、奥昆多的旗舰，以及两到三艘类似“葛兰格林”号这样的体积最大、火力最强的比斯开战船。最初只有七八艘船投入作战，随后上升至 15 艘，接着达到 25 艘，它们无法组成我们所熟知的完满的新月阵，但也足以展现出阵列中尤为强悍的侧翼轮廓，它们充当了一面盾牌，让更加迟缓和弱小的船只能够在身后重整队列。当西摩和温特加入战斗时，它们发现西班牙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常规阵型。“他们开始行动，”温特说道，“按照新月的形制组织起来，他们的舰队指挥官和副指挥官身居中央，那里聚集的船只数量最多；阵列向两翼展开，那里汇聚了加莱赛战船、葡萄牙舰队和其他性能良好的船只，每一边侧翼的船舶总数达到了 16 艘，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就是他们的主力战船。”在周一清晨狂风大作的最初几个小时里，能够迅速恢复这一令人生畏却精妙复杂的阵列，实实在在是一桩了不起的成就，格外体现出了西班牙人的作战纪律和航海技艺。而此举之所以有可能达成，当然离不开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的领导能力及其亲自殿后的近乎执拗的过人勇气。

尽管如此，在双方都展现出了极高的勇气和大胆的领导风格后，胜利还是逐渐向着拥有最好的船只和火炮的一方倾斜。英国船舶在性能上的优越性早已在一次次战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们可以任凭自己的意愿从侧翼包抄和袭扰敌人，可以将风向优势牢牢掌控在手中，并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射程，任何时候，只要他们喜欢，都可以确保全身而退。西班牙人愿意承认英国人在火炮和射术上拥有优势，不过英军在格拉沃利讷附近表现出的压倒性优势是建立在他们仍然拥有充足弹药的前提之下的。有关缩短射程的决定想必是周日早上表决通过的结果，那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西班牙人缺乏弹药的底细，可是在周一的战斗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后，当五支英国分队快马加鞭冲上前去紧贴西班牙新月展开搏斗，试图将其撕扯成碎片时，他们发现自己大可以逼近至听得见招呼声的距离，而不会遭受过于沉重的惩罚。

英国人仍然把最有效射程估计得过大。“距离越近，效果越好。”理查德·霍金斯爵士后来评论道。他曾在父亲的分队里负责指挥“燕子”号，这个结论是他在经历过整场战役后得出的。不过在周一战场上的大部分作战距离里，英国人的火炮都可以给敌人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在用西班牙橡树制成的坚硬木板的防护下，西班牙盖伦帆船的船体下部虽不至于粉碎，但也被屡次击穿。在战斗结束前，无敌舰队的多数一级战舰都已漏水，有些还遭到致命的损伤。西班牙战舰的高层建筑本来最多不过能够抵御滑膛枪的射击，因此入夜时已经被击成了碎片，并且染着鲜血，想必上层甲板上曾经发生过可怕的屠戮。

西班牙人表现得非常英勇。一艘又一艘盖伦帆船在不利局面下拼死一搏，不断尝试发起接舷战。毕竟这是将战斗拉回到均势状态的唯一机会。“圣马丁”号在战斗的第一阶段已经身负重伤，但随后她又至少两次深入龙潭，亲自将一艘陷入麻烦的船只解救出来。当博登多纳的卡拉克帆船经过时，旁边一艘乌尔卡船的全体船员亲眼见证了船上的情形，甲板上的惨状浑似一处屠宰场，她的火炮早已喑哑，当船体迎风倾侧时，鲜血便从她的排水孔中涌出，即使这样，她还在固执地试图返回战队就位，她的滑膛枪手依旧在桅楼和后甲板上随时待命。“圣马特奥”号两次身陷重围，仍然坚持与围在身边的敌人交战，处境甚至更加糟糕。超过一半的人员，包括士兵和水手，都已阵亡或伤残，她的大炮早就全无用处，漏水的船体俨如筛网，吃水很深，左右摇摆，可是当“圣马丁”号前来提供掩护，舰队指挥官主动提出让她的军官和全体船员登上自己的甲板时，船长堂迭戈·德·皮门特尔却骄傲地拒绝了弃船的建议。后来，一艘英国盖伦帆船，可能就是西摩的“彩虹”号，被这一幕充满英雄气概却徒然无益的牺牲深深打动，他们靠近该船，让一位军官上前打招呼，提出优厚的投降条件。作为回答，“圣马特奥”号上的一位滑膛枪手击穿了这位军官的身体，他们宁愿忍受敌人一轮又一轮的侧舷炮火，继续徒劳地使用小型武器执意还击。

到了这个时候，梅迪纳·西多尼亚已能辨明局势，他费尽千辛万苦重新组建的阵型即将在自己眼前走向毁灭，现在众船七零八落，舰群首尾阻隔，越来越无助的整支西班牙败军在英军的无情围拢之下，被迫退往佛兰德海滩。英国海军大臣早已现身并投入到鏖战之中，无论是否遵循了德雷克的示范，英军的主攻方向都放在了无敌舰队的上风侧翼。此时已是下午 4 点钟。战斗在日出后的一两个小时内打响，一直持续到这会儿，看起来日落之前英军将有足够的时间彻底了结无敌舰队。

接着，眼见无敌舰队下一个钟头就会被摧毁、它的多数船只即将被赶上沙滩，一场狂躁的风暴却旋踵而至，随之带来了滂沱豪雨。有差不多 15 分钟，比起注意敌人的动向，英国人不得不更加操心如何避开自己人的航路。当他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打探对方时，却看到西班牙人已经趁机逃往北方，无敌舰队不仅脱离了英军的射程，并且就在英国人的注视下，令人难以置信地重新组成了他们已多次摆出的强悍的新月阵。现在“圣马丁”号又具有挑衅意味地收帆减速，阵列重整的舰队成员也都接连效仿了总司令的做法。看起来，遭到沉重打击的西班牙人意欲主动挑起一场新的战斗。

①  语出自第 22 章，见“圣洛伦索”号的船舵第一次出故障时公爵的抱怨。

②  大舰队由英国皇家海军于 1914 年 8 月组建，是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力舰队。

③  第三任谢菲尔德勋爵埃德蒙（Edmund, Lord Sheffield, 1565—1646）。

28　迟到的奇迹

泽兰海岸和北海

1588 年 8 月 9 日至 12 日

英国人没有重新发动攻势。这并不像有些人揣测的那样，是由于他们看到西班牙人重整阵列而感到气馁。他们已经击破过西班牙人的阵列，并且知道自己有能力让这一幕再度上演。更有可能的是，中止战斗的间隙给了各船指挥官们准备时间，他们因此发现在多数船只上，无论是炮弹还是火药都已消耗殆尽或所剩无几。类似最后四个钟头那样的激战，余下的弹药哪怕连一个小时都将难以支撑。因此，在另寻办法以便完成工作的同时，保证无敌舰队留在视野里眼下已然足够。事实上，从这一刻起，双方舰队都已无力再次投入到大规模炮战之中，但是也没有任何一方了解对手疲弱到了何种程度。

当晚，霍华德致信沃尔辛厄姆：“华翰收悉，您在信中希望我制定火药和炮弹的比例并提交给您［这些墨守成规的官僚！］，但由于我方未来工作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制定这一比例；因此，我恳求您以最快速度送来弹药，有多少送多少。”此外，他还提到舰队也同样需要食物，在简要报告了当天的战况后，他说：“自那［早晨］以后我们便一路穷追猛打，夜深时已经重创敌军；但他们的舰队终究拥有非凡的战舰和强大的实力，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他又加上了一段附言：“他们的强大令人惊叹，可是我们已经一根又一根地拔除了他们的羽毛。”就截至目前的战役进程而言，这堪称是一句足够谦逊的评价，甚至听不出任何对于战斗即将走向尾声的奢望。

德雷克倒是对战果表现得更加满意。“上帝赐予我们如此美好的一天，他实现了我的祈愿，迫使敌人远远待在下风向，帕尔马亲王和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将有一段日子无法握上手了，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当他们再次会面时，我相信这二位都不会因为这一天的战事而感到十分愉快。”但是他在附言中的强调却比霍华德还要强而有力：“必须有人高度重视起来，赶紧给我们输送弹药和食物，无论敌人将要去往何方。”德雷克并不比霍华德看得更远，他也没有预见到他们将不会与无敌舰队再度交手。

西班牙舰队此刻的处境事实上极为悲惨。就公爵所查明的情况来看，尽管还有些许火药余留下来，但是大型炮弹已经一干二净或者寥寥无几。自开战以来，无敌舰队第一次遭到了实质性的重创。多数头等战舰都已漏水；放眼全军，大部分船只都程度不等地损失了桅桁、索具，甲板上到处都是船舶残骸；所有船只都出现了比例极高的人员伤亡。其中一些受损情况尤为惨重。在暴风中，一艘大型比斯开战舰“玛利亚·胡安”号由于在当日先前的战斗中被隔离包围，受到重击，最终沉入海底，好在多数船上人员赶在倾覆之前得到了转移。进入前半夜，严重漏水的“圣马特奥”号和“圣菲利佩”号自感留在海上的时间不会太长，于是改变航向，双双向岸边摇摇晃晃地驶去，在冲上尼乌波特和奥斯滕德之间的海岸后主动搁浅。等到早上，两艘船都被拿骚的贾斯丁派来的平底快船俘获。下一日清晨，迭戈·弗洛雷斯分队里的一艘武装商船也绝望地落在了后方，脚步迟缓的她最终在英、西舰队的共同注视下一点点地沉下了海面。

入夜后，风力越来越强，无敌舰队盲目地沿海岸而上，一路向着东北偏东方向进发，英国人则在后面紧咬不放。最危险的时刻最终在 8 月 9 日周二的一早出现了。梅迪纳·西多尼亚当时正负责殿后，在旁提供支持的有里卡德的“圣胡安”号、德·雷瓦的卡拉克帆船、忠诚的“圣马科斯”号、一艘卡斯蒂尔盖伦帆船，以及三艘仅存的加莱赛战船。无敌舰队的其余力量都处在有一定距离之遥的下风向，而在殿后部队的船尾上风位置，刚刚超出大约一枚长重炮弹射程的地方，便是虎视眈眈的英国舰队。风力随后有所减弱，但转为了西北风，在竭尽所能顶风而行的情况下，无敌舰队还是无法获得更广阔的海面空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航线和水域坡度的改变，以及海水颜色在前方及船首左舷面海方向的水域中发生的变化。从现状来判断，整支无敌舰队还有不到半个钟头就将闯入泽兰的海岸地带。

就算捐躯沙场，也胜过不战而溺亡。梅迪纳选择了顶风停泊，他的小型殿后部队也都纷纷追随总司令一道行动。他派出多条轻帆船传达命令，要前方各船就地抛锚、静待敌军，如果有能力做到，也可以抢风返航，回到自己身边。其中一些船只设法遵从了指令。同时，官兵们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交流，准备用仅剩的供小型武器使用的弹药乃至冷兵器迎接来敌。可是英国人却停在远处冷眼旁观，不断进行短程调戗，时而靠近，时而驶离。至于个中缘由，根本不需要领航员告诉公爵。甚至在顶风停泊的当下，风和海流也在不断推挤着西班牙人的殿后部队向下风向漂流。由于水底只有松软的流沙，很难指望船锚奏效。而在前方，除了眼下的这条航线，舰队将无路可走，几分钟后，一场大灾难即将临头。英国人正是打算在一旁冷眼看着他们的敌人在上帝手中走向覆灭。

领航员说服了公爵，使他明白除了坚持先前的航线，尽力向深海慢慢移动外，再也无计可施。根据“圣马丁”号的测链来看，测深员先是报告水深为 7 英寻，而后便缩减至 6 英寻。“圣马丁”号的吃水深度是 5 英寻。从现在开始，前方的舰船随时有可能触礁；看上去叫人讶异的，反倒是一些船只至今仍然安然无恙。与英国人的侧舷炮相比，海浪接下来可能会令西班牙船只更为彻底地粉身碎骨。有那么几分钟，无敌舰队里每个头上长眼的人无不提心吊胆，他们一定都嗅到了死亡的味道。我们不知道船员们曾经如何祷告，又许下过怎样的誓言。我们只知道事情遽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当他们还在轻微搁浅触发的震动中勉力为自己打气时，风向发生了逆时针偏转。一位欣喜若狂的目击者表示，风向忽而毫无预兆地掠过罗盘，急转至东南方向。又或者根据公爵的报告，风向更可能是西南偏西，无论如何，风力已经足够强劲，起风的时机也足够出乎意料，这下子甚至连领头的船只也得以安全绕过即将断送性命的沙滩，无敌舰队的全体官兵终于死里逃生，进入深水区域。公爵和他的随军牧师都确信，舰队方才的获救无疑是上帝显现的奇迹。

当然，这并不完全是腓力国王和他的舰队指挥官一直以来望眼欲穿的那种奇迹。如果说无敌舰队幸得保全，但距离击败英国人却还差得远。带着一丝苦涩的自嘲，里卡德可能认为，就整场战役来看，这场神的干预——如果一场风暴末尾发生的风向转变可以被如此冠名的话——未免来得太晚了些。但身为一名出色的水手，里卡德足可以辨识出，自从进入海峡以来，无敌舰队在获得天气垂青这方面实为更加幸运的一方，这一点甚至超出了任何人的期待。

英国人也一定会怀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对无敌舰队莫名其妙的脱身大感失望，以至于未曾就此留下只言片语，即使这还没有动摇德雷克的自信，他还依旧笃定地认为上帝站在自己这一方，或者依然渴望与西班牙军队再较量一个回合，这至少使得德雷克、霍金斯、海军大臣以及其他所有人在催促火药和炮弹的补给方面变得更加焦躁不安。不过在此期间，英国人“虚张声势，金玉其外”，一路尾随敌人，佯装一无所缺。

那天晚上，双方的旗舰都在召开军事会议。在“皇家方舟”号上，会议的气氛固然焦虑不安，但用时极短。英方船只全都状况良好，人员伤亡并不严重，除了弹药匮乏、食物也即将告罄外，一切运转如常。大家的心中燃烧着希望，认为物资眼下正在身后一路送来，他们拿定主意，只要危险还没有彻底解除，敌人还可能尝试在英格兰或苏格兰登陆，主力舰队就将继续跟踪西班牙人。不过西摩将要带领他的舰队回到唐斯①  ，负责监视帕尔马的动向。西摩当场大发雷霆，咆哮着表达了抗议，他认为自己在格拉沃利讷战场上的表现足以赢得留下参战乃至马革裹尸的资格；他期望与西班牙人再次交手，即使那将会是一场短兵相接的白刃战；他谴责霍华德的动机，指出此举明显是为了将荣誉尽收囊中。然而海军大臣的态度毫不动摇。一定要有人回防，在帕尔马可能尝试渡海时加以拦阻，而霍华德显然从不认为能够依靠荷兰人完成这部分行动计划。虽然就在同一天，拿骚的贾斯丁派出的平底快船俘获了敌方的两艘盖伦帆船，虽然他的防范工作做得滴水不漏，连一艘轻帆船也没有放出过敦刻尔克和尼乌波特，霍华德还是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海上没有一名荷兰人或者泽兰人。”他对于盟友的所作所为远不如对敌人的那么了如指掌。可就算这样，仍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正为英格兰的安危之外的任何事情，譬如自己的私人荣誉打小算盘。他只是耐心地、顽固地决意让自己的船只在任何必要的时刻随时横亘在国家公敌和祖国海岸的中间。

“圣马丁”号上的会议耗时更长，也更加令人不快。基本上所有头等战舰都负有需要报告的重伤。所有战船的人员折损都很惨重，其中一些甚至到了无法维持正常运转和作战的地步。弹药极度短缺。看起来，无敌舰队在下一场战斗中的胜算将微乎其微。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因为某些没有言明的原因，一致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如果风向在接下来几天中如愿改变，他们将原路折回发动进攻，力争夺取一处英国港口，或者杀出一条血路，重新穿越多佛海峡。在未曾言明的原因中，有一点必然源于食物和水的逐渐匮乏，这让任何长途航行都变成了希望渺茫的畏途。而首要原因则可能与驱使霍华德不懈尾随的原因并无不同，只要还有一线机会，他们就必须尝试完成肩负的使命。再没有比承认失利，然后踏上返回西班牙的归途更加糟糕的了。不过愁眉不展的他们也都同意，倘使风向始终保持不变，再过四天他们就将不得不驶入挪威海，届时他们只得向西绕过不列颠群岛，才能回到故土。这会是确保舰队安全的最好出路，在公爵的总结中，如果他们对于作战已然无能为力，那么尽可能多地保存国王的船只就成了不容推卸的职责。

风向依然如故。两支舰队还在向北航行，已经接连抵达了比赫尔②  和柏威克③  更高的纬度。时间来到了第四天，即 8 月 12 日（旧历 8 月 2 日）的周五下午，在大约北纬 56°的位置上，英国人终于回转船头，朝着福斯湾④  的方向归去。眼看西班牙人并未在登陆方面再作打算，霍华德感到心满意足，而此时每条船上的食物和水都已濒临耗尽。

从“圣马丁”号的艉楼甲板上，梅迪纳·西多尼亚亲眼看到英国人逆风退却，离船尾越来越远。自从第一场噩梦般的战斗在两周前的普利茅斯附近打响以来，他几乎从未离开岗位。他身边的人不断被对手击杀，他们之中有一位索环工、一位滑膛枪手、一位水手长，还有一些最尊贵的西班牙绅士，而他自己除了在上周一清早的战斗中大腿被割伤，行动起来僵直不便外，倒是一直毫发无损。他偶尔会走下船舱抽空吃点食物，或是草草睡上几个钟头，但多数时间里，他只是胡乱接过递上甲板的食物随意吃一点果腹，又或者干脆忘记了用餐，在多数短暂的夏夜里，他总是倚在船尾栏杆上彻夜不眠。他现在还依靠在那里，目送着对方那熟悉而令人生厌的上桅帆消失在遥远的西方。他的身上只穿着紧身上衣、长袜和一件短披风。他把自己华美的海军斗篷送给了离开“罗萨利奥圣母”号后一无所有的弗雷·博纳多·德·贡戈拉，他的另一件斗篷则搭在了一名负伤后留在自己船舱中的男孩身上。天很冷。但直到对手的最后一片上桅帆从视野中沉落许久，他依然还在船尾栏杆上独自凭靠。倘或进入海峡以来他曾在某些时刻深思，无敌舰队一路上究竟是在得胜进军，还是在避敌拒战，那么答案现在已经显豁无疑。这是一场逃亡，纵然身后已不再有追亡逐北的英军。这是一场失败。他拼尽全力做到了最好，可是还远远不够。也许站在这里的假如是更具才干、更有经验的另外某个人，情况会大为不同？弗朗西斯·德雷克曾扬言，他会让梅迪纳·西多尼亚希望回到当初的圣玛丽港，回到自家庄园的橘树丛中。我们不知道那天晚上的公爵究竟希望自己身在何处。

①  唐斯（Downs），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的东部沿海锚地。

②  赫尔（Hull），英格兰东部约克郡近海城市。

③  柏威克（Berwick），位于英格兰最北方，比邻苏格兰。

④  福斯湾（Firth of Forth），位于苏格兰东部，是福斯河流入北海的河口湾。

29　“我本人正是你们的将军”

提尔伯利

1588 年 8 月 18 日至 19 日

8 月 18 日（旧历 8 月 8 日），周四清晨，“大舰队”顺着东北强风的风尾迅疾驶入哈里奇、马尔盖特锚地和泰晤士河口附近的其他港口。六天前，大约在福斯湾的纬度上，他们停止了追击，目送着无敌舰队继续沿东北偏北方向驶入了挪威海。自从最后的补给船在上上个周日抵达加莱后，英国海军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它们的身影，全军残剩的弹药、食物都已少得可怜，而尤其糟糕的是，啤酒也几乎一滴不剩。

同一天早上，尊敬的女王陛下踏上了停泊在圣詹姆斯宫外的王家游艇，从那里出发，在银制军号的高亢配乐声中穿越了伦敦。其他的游艇有的用来搭载女王的私人扈从——或者说是所有没能悄悄溜走参加海战的那部分扈从，他们全都半身披挂铠甲，头戴装饰了羽毛的头盔——另一些游艇则搭载了王家卫队的全体士兵，使得这一列游艇宛如一场军力走秀。在场的市民备感欣慰，他们或者在河滩上列队欢呼，或者从伦敦桥上的窗户里向外眺望，目送盛大的游艇队伍乘着落潮从桥下穿行而过。女王陛下由此踏上了检阅的道路，驻扎在提尔伯利①  的陆军部队正在等待她的到来。

她的副官和总司令莱斯特伯爵喜出望外地收到了女王即将造访的消息，并乞求她加快行程。倘若此事发生在两周前，莱斯特本来不会如此迫不及待。两个礼拜前的周四下午，在目睹了怀特岛附近的激战，看到两支舰队消失在海峡中后，受过训练的汉普郡民兵终于拔营赶来，而在当时的提尔伯利，除了莱斯特自己的亲兵外，没有任何看上去像样的军事力量。甚至在埃塞克斯本郡也没有一名壮丁前来报到，虽然他们早在周一就收到了命令。“如果召集这里的乡勇要花费五天，”等他们最终抵达提尔伯利时，莱斯特禁不住愤怒地大叫起来，“那么指望那些 40、50、60 英里外的人前来报到又要用多少天？必须要用多少天？”既然这就是一旦英国海军战败便注定要与帕尔马的登陆军对战的部队，那么继续从更远的地方征调兵力就大有必要了。一道匿迹藏形的甚至还有食品供应商，尽管莱斯特早就派街头公告员前去每一处市集广场表达吁请。这也许是因为供应商们早已洞悉内情，知道服务于一支尚不存在的军队无利可图。酿酒方面的安排也沦落为彻头彻尾的乱局，莱斯特根本不清楚如何解决啤酒供应的问题。最后，伯爵连自己的委任状都还没有拿到（委任状事实上尚未签署），可是手上若是没有委任状，身为临时受命上任的总司令，莱斯特将没有权力开除任何不称职的下属，或是整编他的军营。

四天后，当无敌舰队来到敦刻尔克附近，帕尔马也迎来了发动突袭的大潮时，事态依然未曾得到多少改善。来自埃塞克斯郡的 4000 名步兵和数百名骑兵最终抵达，一同报到的还有配备了火器的 1000 名伦敦步卒，不过“黑杰克”诺里斯②  还在供议会往来差遣，罗杰·威廉姆斯爵士也才刚刚从多佛踏上归程。由于缺少富有经验的军官，军营的编制工作只能以在莱斯特看来气煞人的迟缓脚步艰难推进，而且正如伯爵本人所说的，他还要为整支军队“烹饪、置办筵席和打猎”。舟艇将被用来搭建浮桥，将提尔伯利堡垒和格雷夫森德连接起来，万一帕尔马选择在泰晤士河南岸登陆（他的确有过这样的计划），莱斯特的部队将能够渡至那里布防，不过在投入使用之前，还有许多工作等待完成。贾姆贝利用来封闭泰晤士河口的水栅，在第一场洪水来到时便由于自身的重量而损毁了。但是，尽管有诸多不足，在莱斯特将他那典型的个人脾性，那种甚至有时使他误入歧途的狂暴能量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后，提尔伯利仍然堪称王国境内最完善的防御中心。除了这里，还有第二处军营建在肯特郡，那里几乎只具有被用作海军代换仓库的资格，而所谓驻扎在威斯敏斯特周边、万一发生入侵将充当女王卫队的强大后备军，也只是虚张声势地存在于纸面上罢了。

倘若帕尔马真的下定决心登陆，在他上岸的那一天，他会发现除了提尔伯利以外，只有伦敦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备战工作。尽管伦敦城内有 1000 名壮丁被抽调给莱斯特，经过补员，受过训练的入伍民兵仍然达到了 1 万人之多，虽然战壕看上去颇为污秽，城墙的某些地方已经坍塌，可是墙内的环形防线已经一道道布置完毕，何况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伦敦的人民，他们在合适的地方摆上了上次对付怀亚特叛党时使用的锁链，用以保卫自己的城市，将一条又一条街衢封锁起来。伦敦人听说过安特卫普的故事。他们想让帕尔马的部队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让劫掠伦敦能够带来的看似更高的收益得不偿失。在此期间，武装稽查队开始昼夜巡视，城市当局将持各种信仰的外国人全都置于严苛的监视之下，由于行会学徒自愿参与了任务的执行，对立情绪进一步加剧了，因为后者“天然仇视外地人”。佩特鲁乔·翁博蒂尼本来是狂热的新教徒，是西班牙的死敌，现在尤为烦恼。他无可奈何地带着怨气写道：“找到几群白乌鸦都比找到一名热爱外国人士的英国人（无论他抱持何种宗教倾向）还要容易。”

情况果真如此，也就遂了女王身边所有人的意愿了，他们正期待牢牢建立在排外情绪之上的爱国主义最终能够证明比任何宗教纽带都更加坚不可摧。但是没人对此拥有十足的把握。这种看法并不符合流亡者们的实情。不仅西班牙舰队中有英国的领航员，还有成建制的英国士兵在英伦贵族和士绅的率领下效命于帕尔马的部队。流亡者中最卓绝的人物莫过于现任红衣主教的威廉·艾伦博士，他在安特卫普出版了一本自己多年来一直渴望写成并发表的著作：《论今日之战：致英格兰贵族和人民的忠告》。书中的主要观点是要告诫祖国同胞，现任教皇“确认了……庇护五世［针对伊丽莎白］的罢黜判令……伊丽莎白才德兼亡，违制篡位，乃至崇信异端，亵渎圣明，生活邪鄙，终于被逐出教门，剥夺权柄”。教皇陛下还进一步下达圣谕，艾伦继续写道，任何人都不得服从或者保卫伊丽莎白，所有人必须做好准备，“在天主教国王的大军抵岸的那一刻慨然从戎……帮助重建天主教信仰，推翻僭越之人……届时……将由这场圣战的统帅改受天命”。册子中的其他内容致力于论证废黜伊丽莎白是合乎自然法的正义之举，因为她本是一位僭主，这么做也同时合乎神法，因为她身属异端，所有英伦臣民均有义务帮助祖国清洗伊丽莎白的统治所带来的罪孽，此举将有助于他们拯救自己和孩子的灵魂，而其他举措则必定会令自己和子嗣的灵魂陷入诅咒。在现代读者看来，伴随论述倾泻而下的粗言恶语可能会削弱文章的力量，但是威廉·艾伦的同时代人却为他的笔锋惶恐不安。伊丽莎白的政府用尽了一切办法来没收、销毁这些小册子，但是没人清楚究竟有多少遗漏的印本在暗地里转手流传，就像没有人了解到底有多少来自艾伦的神学院的教士经过乔装打扮后，从一处乡村宅邸穿行至另一处，劝告尊奉传统信仰的贵族士绅在神意得以执行的那一天勿忘肩负的重任。

在佛兰德的酒馆里盛传着一种耳食之谈，据说三分之一的英国人——或者二分之一，有人说；还有人说是三分之二，但不管怎样至少有三分之一——确凿无疑是天主教徒，而帕尔马的登陆将会是诱发一场遍及全国的大起义的信号。在这种局面下，枢密院压根儿没有把握能证明英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对外国人的仇恨）比宗教纽带更加牢固。对于违逆国教之徒的领导者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性的羁押措施。其他人也被褫夺了武器和马匹，假使他们有的话，这些人甚至还被软禁在自己的教区乃至住宅中。但是在英格兰，公开宣誓坚信天主教的极端分子毕竟屈指可数。秘密秉持天主教信仰的人、服从国教却怀有强烈的天主教倾向的人无疑为数众多。究竟多出多少，他们又有多么愤愤不平，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没有哪位枢密院议员或是郡守乡绅会缺根脑筋，打算怂恿对所有涉嫌叛教的人士采用高压手段。其中一人写道：“对于任何人来说，如果认为自己的房舍随时都会在自己身后被人付之一炬的话，他就很难果敢地面对敌人。”一场由未知力量主导的天主教宏大阴谋所激发的恐惧，令许多人的心灵笼罩在阴影之中。在 1588 年那个不安的夏天，这种担忧是诱发紧张局势的主要源头。处在这种气氛下，英格兰政府却拒绝向危言耸听者施加的压力屈服，虽则事态危急，也只将矛头对准众所周知的叛教分子，这一点值得赞许。这是最明智的办法，而这么做诚然需要勇气。

就我们已知的情况而言，首功可能应记给女王。沃尔辛厄姆从来都会把危险看得过于严重，这一回甚至连睿智的伯利也成了惊弓之鸟。不过伊丽莎白却很难相信宗教是种压倒一切的动机，一些头脑错乱的盲信之徒或许会惹人生厌，但也算不上危险。她曾经不无勉强地同意颁布王室法令，像对付外国势力派来的间谍和密探那样，应对耶稣会士、神学院教士以及他们的共犯和教唆者，但除此之外，她并不乐意走得更远。虽然伯利拿“心灵上的隐秘叛国”警告过她，请求采取新的措施予以打压，伊丽莎白仍然拒绝在清教徒们的促逼之下冲动行事，不愿在必要范围之外去窥探臣民内心的信仰，或者仅仅由于某个人对古老的生活方式心存依恋便怀疑他拥护罗马、意欲谋反。

伊丽莎白容易焦躁不安，却很难被恫吓。她也许会在踏出不受欢迎的一步之前朝令夕改，一次次后退犹疑。她也许会在丑陋的事实面前故作不见，直到几乎把自己的大臣逼疯。然而当危险真正来临，其中的压力反倒会让她打起精神。“能看到女王陛下如此气度非凡，没有丝毫的心慌意乱，”在两支舰队还在缠斗的期间，罗伯特·塞西尔③  写道，“这真是一种安慰。”眼下精神抖擞的伊丽莎白正率领游艇组成的军事游行队列沿河而下，继主动权由外交官转移到前线战士身上后，她再次找回了参与重大事件的感觉。至于下一个决定，她要么是在河上拿定的主意，要么就是在登陆提尔伯利、亲眼看到扎营的情况后才心中有数。

提尔伯利已经做好了迎接女王视察的准备。我们不清楚莱斯特到底召集了一支多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总兵力必然会低于原计划，而且决计没有自信满满的卡姆登给出的 2.3 万人这么多，但想必又不止怀疑论者认同的“介于 5000 到 6000 之间”这么少。这支陆军部队或许无法阻止帕尔马，却一定会给他制造麻烦，在前方列队展示威仪的是全都（或者大致全都）身着统一上衣的步兵团，以及披坚执锐、头上翎羽不停晃动的骑兵部队。军营的面貌也像士兵们一样鲜艳、清洁，战壕都已挖掘完毕，栅栏也终于竖立起来，供贵族和绅士们享用的大帐色彩斑斓、光鲜艳丽，为普通士兵新搭建的绿色棚屋也还未来得及变得破旧、污浊。此刻的提尔伯利俨然具备了两种景致，它既展现出了壮观的军营盛况，又像是一处天真欢快的乡村市集。

当自己的总司令出列表示欢迎，接受检阅和视察的命令时，女王向他表达了心中的喜悦。她此行是为了亲眼看一看这支部队（也让他们亲睹天颜）。她并不想透过王室卫士的宽阔肩膀和绅士们头顶浑如枝丛的翎羽与士兵们目光相接。这些全副武装的同胞都在为自己效命，在他们面前，她并不需要卫兵。因此，任谁如何抗议，检阅队伍还是以如下方式组织安排。奥蒙德伯爵④  仪态隆重地手握国剑，在最前方步行，两名身穿白色天鹅绒的少年侍者在其身后跟随，其中一人捧着天鹅绒的丝垫，上面陈放着女王的精致银盔，另一人则为女王牵马，接下来有三人骑马前行，居中的便是女王本人，分列左右的分别是她的总司令和掌马官，在他们身后步行的是约翰·诺里斯爵士。这就是女王的全部扈从，共有四位男士和两名男孩。王室的卫队和绅士们都列队驻留在提尔伯利城堡的前方等待，随着这支小型检阅队伍从民兵组成的行伍中间穿行而过，两侧爆发出沸天震地的欢呼声。

女王以缓慢的步伐走遍了军营的每一个角落。她的右侧是一位体格魁梧的男士，他没有戴头盔，红色的脸庞被泛白的髭须笼上了一层光晕，很少有人能从这副渐趋老迈的容貌中探寻出罗伯特·达德利当年那热烈的吉卜赛式的魅力和傲慢自矜的优雅，但时至今日，伊丽莎白·都铎也许依然可以做到这一点，30 年前，她曾与他许下风情月债。此外包括伊丽莎白在内，很多人的眼睛已经注意到了女王左侧那位年轻男子漂亮得近乎过分的容颜，他身材高大健美，风雅俊逸，前额高耸无瑕，乌黑的眼珠宛如梦境一般，嘴唇则看上去敏感而温柔，他是罗伯特·德弗罗，年方 23 岁的埃塞克斯伯爵，已经受封为嘉德骑士和掌马官，他不仅是一位声名日隆的军人，而且注定还要扶摇直上，因为他是莱斯特的继子、女王本人的表亲。

当然，除了伊丽莎白，人们会怀疑那一天是否还有人真正深入留心过这两位男士。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女王身上。她骑着一匹脊背宽广的白色骟马，如果女王的肖像画可堪信赖的话，她表情和蔼，却相当做作。她周身都裹在天鹅绒的华裳中，外面穿戴着饰有神话图案浮雕的银质胸甲，右手则握着一柄镂金的银质权杖。与左右两侧的骑士们一样，女王也没有戴头盔，不过她的头发上佩戴了一丛装饰性的翎羽、光泽动人的珍珠和闪闪发亮的钻石。

或许在一位客观的观察家眼中，这不过是一位年已五秩晋五、在岁月中磨损了容颜的老姑娘，瘦骨嶙峋、牙齿泛黑的她却骑着一匹肥硕的白马，她头上的红色假发略为歪斜，腰间悬挂的宝剑活像玩具，她身上那一小片专门在游行场合才穿戴的铠甲显得荒诞可笑，像是刚从戏院的道具箱里取出来似的。可是她的臣民们却看到了另一幅与此不同的景象，他们目眩神迷，并不仅仅因为女王的银制胸甲上闪耀着阳光，或是自己双眼已然潮润。臣民们看到的是朱迪斯和以斯帖⑤  、葛洛瑞娜和贝尔芙碧⑥  ，是贞洁的狩猎女神狄安娜和睿智的保护女神密涅瓦，但尤其是他们自己爱戴的女王和女主人。伊丽莎白在这危险的时刻驾临，毫无戒备地来到他们中间，这一姿态蕴含的正直和真实令人动容，策励了在场的民众，使他们激情高涨，只能借助山呼海啸的祝福、示好和宣誓效忠来倾诉衷肠。伊丽莎白上一次感到如此快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一天大获成功，伊丽莎白于是决定要让此景再度重演。她在大约 4 英里外的一处采邑宅邸度过了当晚，第二天又动身返回该地。女王此次的检阅还伴随着分列式表演，接着骑士们还一展身手，进行了一场即兴的马上比武，随后女王在总司令的大帐里庄重地享用了晚餐，麾下的所有军官全都一一上前向她行吻手礼。不过在此之前，也许是在检阅结束之际，伊丽莎白向她的人民发表了一场为他们日后所珍视的演说：“我亲爱的人民，一些关心我们安危的人士曾经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要置身于持有武器的民众之中，对于可能发生的变节和不忠应当心存忧惧。但是我向你们保证，怀疑忠诚而可爱的人民，我不愿意如此活着。让暴君们去担惊受怕吧。而我一直恪守本分，在上帝的庇护下，我最主要的力量和护卫来自于我的臣民们的忠心和善意；因此正如你们所见到的，我来到这里与你们同在，不是为了自己的消遣和欢愉，而是已经抱定决心，要在战斗进行到一半和白热化的此刻，与你们所有人生死与共，为了我的上帝、国家和人民，我甘愿抛却荣耀、挥洒鲜血，哪怕将这副身躯交付尘土。我知道，我只有一副柔弱女子的身体，可我拥有一位国王、一位英格兰国王的决心和胆魄，倘使帕尔马、西班牙国王或是欧洲的任何君主胆敢入寇我国的疆土，我将视之为对我自身的玷辱；任何将要施加于我的侮慢都无法与此相提并论，我会亲自拿起武器，我本人正是你们的将军和法官，你们中的任何人若在战场上立下殊勋，我都会是你的奖赏者。我知道凭着你们已经表现出来的奋勇向前的热忱，已经配得上酬劳和荣誉；我们在这儿向你们郑重承诺，以君王的话作保，你们必将得到应得的一切。”此时，欢呼的啸叫声早已震天价响。

同样就在这两天，又有关于舰队遭遇和战果的消息送达。总体来说，对前方战况的估计并不乐观。虽然女王的舰队中没有船只彻底损毁或是遭受重伤，而根据颇为可靠的消息，至少有 7 或 8 艘西班牙大型战舰因为不同原因退出了战斗，但是火药和炮弹的匮乏却让英军在最后的决战前捉襟见肘，这一战若能奏凯，英军也许就可以将无敌舰队彻底击溃，但在此之前，对方仍然是一支庞大而可怕的舰队。“这世上从未见到过像他们这样令人惊叹的武装力量，”霍华德用敬畏的笔触写道，他还最无必要不过地提醒沃尔辛厄姆，“这座王国已经被押上了一场豪赌。”德雷克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他认为无敌舰队受到的损伤要比其他人所认为的更加严重，但就算是他也没有把握断定西班牙人绝不会杀个回马枪，非但如此，他的观点从总体上说还要悲观得多。从各位船长的话中听不出他们曾经拿下一场大胜，而是认为错失了一次极佳的战机。亨利·怀特在给沃尔辛厄姆的陈述中如此总结：“……尊敬的阁下也许已经能够看出，我们在家中的悭吝何以导致远行征战的舰队错失了一场最为闻名遐迩的大捷，本来我们的海军是有可能从海上凯旋的。”周四这天，沃尔辛厄姆在提尔伯利收到了一大批类似的报告，当晚他落笔沉重地致信哈顿：“故此，半途而废的我们不过徒然蒙羞罢了，沉疴依旧不能痊愈。”看起来，即使英国舰队战败，他也几乎不可能表现得更加垂头丧气了。

翌日，当女王正与她的军官们坐在莱斯特的帐篷里享用晚餐时，外面传来消息，帕尔马已经做好准备，可能会在未来几天中的任何时候趁着大潮出兵来袭。对此，伊丽莎白与其说感到惊慌，不如说兴奋不已。她直截了当地宣布自己不会在西班牙人到来之时撇下军队，她要留下来，与战士们一起直面西班牙的进攻，她的军官和谋臣们费了好一番工夫才打消了女王的主意。为了说服伊丽莎白，他们最后摆出了自己人之中都没人相信的道理，尽管这些道理完全属实：帕尔马在得到西班牙舰队高奏凯歌的有利信息之前不会动身。为此，到了周五晚上，多少有些失望的女王终于同意在廷臣陪伴下返回圣詹姆斯宫。

30　德雷克落网了！

西欧

1588 年 8 月至 9 月

时间来到 8 月的后半段，如果说英国人和荷兰人对于战况的了解仍然少到不能确定无敌舰队是否已被击败的话，岸上的其他人就更加一头雾水了。从普利茅斯到怀特岛，西班牙人曾经在这一段航程中连续出现在英国海岸居民的视野中，其足迹与东渡各船的惯常航线并无不同。那时有数千双眼睛在注视他们，攒动的人流涌向各地的海岬和沿海的开阔丘陵地带，目睹了四场海上大战，一场场战斗刚好标注了他们的进展。每一天，来自英国海军的船只都会携带信息和请求进入这一座或那一座港口，一些带着物资和志愿军的航船则会出海加入霍华德的大军，船上的人看起来与其说像援军，其实更像踏上旅程的观光客。最后，女王的船只及其辅助船只终于返回了港口，一并带回了他们的故事。

与此相反，欧洲大陆上若说有谁曾经目睹战况，除了荷兰人，便只有加莱一役的现场见证者了，可是在加莱，除了“圣洛伦索”号的命运一目了然外，人们并没有任何办法把握战局的整体动向。当然，自从无敌舰队抵达利泽德半岛后，帕尔马每天都会收到新闻通报。因此截至 8 月 7 日的那个星期日，与他曾透露出的情况相比，他所了解的有关无敌舰队的信息必然还要丰富得多，但即使是帕尔马，除非他是在全无意义地装模作样，否则直到 8 月 10 日乃至更晚些的时候，他一定还心存希冀，以为西班牙舰队仍然可能在任何时刻返回，并且会以某种奇迹般的方式驱逐严防死守的荷兰人。与此同时，帕尔马和梅迪纳·西多尼亚两位公爵都未曾费心向一个人通报过前线战况，虽然此人是除他们二人外最关心战局走向的人，他便是堂博纳迪诺·德·门多萨。

门多萨十分迅速地得到了梅迪纳·西多尼亚抵达利泽德半岛的消息，一两天后，他又获悉一艘身份不确定的大型西班牙船只（事实证明那正是里卡德的“圣安娜”号）在拉霍格海湾抛下了船锚。不过此举意味着什么还不得而知，接着，在度过了焦躁却风平浪静的六天后，一些模糊的谣言传来，据说有人听到海峡内传来炮声，但与之矛盾的报告很快纷至沓来，或称西班牙人已经登陆不列颠，或称无敌舰队落败后沿海峡向上悲惨逃亡，德雷克还在身后穷追不舍，还有人宣称无敌舰队取得了大捷，正向着约定的会合地点胜利进军。在呈递给主人及罗马的奥利瓦雷斯伯爵的报告中，他汇总了每一种信息，却又一一注明信息的源头并不可靠，内容尚有待确认；姑且存疑，不作定论，是目前最明智的选择。

接着便到了 8 月 7 日，星期天，门多萨在鲁昂①  的密探报告了一些更为实质性的信息。刚刚从勒阿弗尔②  传来的消息称，一些来到此地停泊的纽芬兰渔船曾经从敌对的双方舰队中间穿过。根据船员们的描述，无敌舰队周二那天在怀特岛附近水域遇见了德雷克。由于英国人早先曾向岸边移动，西班牙人重新夺回了风向优势，并一路穷追猛打。战斗激烈地持续了 24 个钟头，西班牙人最终占得上风。他们击沉了 15 艘英国盖伦帆船，又捕获了另一些，这些俘虏的船只最后在移除火炮后被尽数凿沉。此外，不少落水挣扎或是搭乘舟艇逃遁未遂的英国人也做了西班牙人的战俘。整场战斗中，加莱赛战船尤其战功赫赫。鲁昂的通信人还赶紧补充说，这些报告的内容已经从迪耶普③  送来的信函中得到确认，数量更多的纽芬兰渔船已经带着相同的信息抵达了那里。一位来自布列塔尼的船长自称曾经在战斗中极为靠近德雷克的旗舰。德雷克当时遭到一艘加莱赛战船的袭击，西班牙战船第一次开火便击断了德雷克的所有船桅，第二次开火后，德雷克的旗舰已经开始下沉。这名布列塔尼人（兴许是大卫·格文的远房表亲）看到德雷克逃上了一艘小艇，没等战斗结束就仓皇离去。西班牙得胜的消息传遍了鲁昂城，人们正在赶着印制一份单面报纸以表庆祝。

所有这些听起来像是来自几个纽芬兰人的零碎传闻的汇编，他们似乎从周二开始便在全程观察波特兰角附近的战况，一直持续到周三早上，信息本身并非完全站不住脚，只是具体细节的可靠性仍然值得推敲。这是人类见过的最大规模的海战，绝无可能有某一位渔船船长能够在战场中央游荡，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到一艘加莱赛战船的炮火给“复仇”号造成损伤，还清点出了被击沉的英军船只的精确数目，另一方面，在提供看似确凿的详情方面，水手们从来不以勉为其难著称，他们总是乐于给出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本来单调而缺乏说服力的叙述显得逼真无比。在相隔很远、空气中又弥漫着浓重硝烟的情况下，纽芬兰人也许只是自认为看到了某些出现在鲁昂报告中的情景。然而门多萨必定对鲁昂密探的判断深信不疑，因为这一次他在传播信息时摆脱了一贯的谨慎，措辞中满溢着喜悦之情。

门多萨的举动远不止这些。他公开谈论胜利，在大使馆庭院正对大门的地方垒起了巨大篝火堆，准备在鲁昂的报告得到确认后立即点亮火焰。又过了两天，在愈来愈多的报告汇聚到手中后，他启程前往位于沙特尔的法国宫廷，打算让沙特尔大教堂为天主教的胜利举行一场感恩弥撒，同时吓唬一下亨利三世，迫使他进一步归顺神圣同盟。

在无敌舰队一步步靠近英格兰的时候，法国国王也在一点点就范。他的前任最爱埃佩农公爵已经放弃了归其所有的诺曼底政府和舰队指挥官一职，在宫中受到冷落，被迫离开了自己的采邑洛什④  。最后，国王也在威吓之下签订了《阿朗松敕令》，向神圣同盟极端苛刻的要求表示屈服，其中的一则条款规定，异端分子和异端思想的教唆者将永远不得被拥戴为法国国王，这是一次怯懦的投降，亨利三世放弃了一直以来致力实现的王位继承方案。

即或如此，到目前为止，国王作出的妥协仍然主要限于纸面上。至少在此刻，埃佩农依旧统治着昂古莱姆⑤  。忠于王室的皮卡第诸城，包括布洛涅⑥  ，仍然坚持反对神圣同盟。尽管纳瓦拉国王在卢瓦尔河南岸兵事频仍，王室的旗帜却还纹风不动。有传闻称，9 月份在布洛瓦⑦  召开的三级会议，将赶在笃定要掌控会议的天主教极端主义者得以聚集之前宣告暂时休会。亨利似乎依然在某些事情上寄托了希望，也许英国人在海上的胜利将会恢复法国国内各党派的力量平衡，这正是他的政府当前的命运所系。他正在逃避最终的让步，为此用尽了所有花招。在另外一方，门多萨却下定决心要逼迫亨利卑躬屈膝地出降，让他永远无法重获自由。大使很清楚，正如街垒日对于无敌舰队的安全起航必不可少，唯有战胜英格兰，才能将亨利降为神圣同盟和吉斯公爵的奴隶，进而才能让法国沦为西班牙的附庸。门多萨之所以来到沙特尔，正是为了推动该进程的下一个步骤。

在路上，他收到了另一则信息。信中称无敌舰队已经到达加莱，最终将与帕尔马顺利会合。在收到信函的那一刻，他已经确信西班牙必然将会登上英格兰的土地。怀着冷酷的满足感，门多萨将这则信息补充进了将要送往罗马的邮包，还评论道，这与他掌握的其他情报完美吻合。对于罗马曾经许诺 100 万达克特一事，他知道得清清楚楚。看来教皇陛下最终还是要全部付清了。

他与法国国王的会面安排在 8 月 12 日周五早晨。但凡有合适的机会出现，门多萨便禁不住要对消息的要旨再做一番详述。他确信国王将会希望在王国各地举办一场感恩典礼，这场特殊的仪式将用来庆祝天主教的伟大胜利。他还暗示国王现在也许该考虑一下，除了言辞，也要通过行动来彰显自己与天主教事业的团结一致，而最合宜的第一步，莫过于返回忠实于他的城市——巴黎。然而，亨利三世在听了西班牙来使的汇报后，只是出于礼节冷漠地答复：“假若言之有据，你的消息将是求之不得。可是我们也得到了来自加莱的信息，或许你会愿意知悉详情。”亨利做了一个手势，贝里艾佛尔把一封寄自加莱总督古尔丹的信递给了大使，信上的落款时间为 8 月 8 日。

等到自己的秘书仔细阅读了亨利的信函，在他耳边喃喃复述信中的内容时，门多萨的身子缩进了一处斜面窗洞里。西班牙舰队进入加莱锚地时正被身后的英军追赶。索具和水线以上船体的状况表明，它曾经历过激烈的苦战。舰队指挥官关于购买食品的申请得到了许可，但购置火药和实心弹的请求却遭到回绝。周日夜晚，无敌舰队的几乎所有船只都被引火船逐出了锚地，逃向了北海，只有一艘加莱赛战船搁浅在加莱城堡的火炮下方。清晨来临，英军排着整齐的队列，又一次发起了追击。

门多萨先向法国国王表达了谢意，随后将信递还给亨利，他仅仅简略地评论道：“显然，我们收到的报告与此不同。”门多萨上马返回了巴黎，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里，他一直在给自己的主公写信，表示此前的信函过于乐观了些。无论如何，大使馆门前的篝火终究没能引燃。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希望，他依然渴望将亨利三世捆缚手脚送到吉斯的面前，依然渴望将吉斯捆缚手脚送往西班牙的土地，他也没有放下心中长存的梦想，他要像此前说过的那样，以征服者的姿态策马返回伦敦，身后跟随着曾经在低地国家浴血奋战的同侪。

下一个礼拜又在暧昧不清而且彼此矛盾的谣传中过去了，其中最为离奇和扰乱人心的传闻来自一位汉萨同盟的下属船长的报告，这位船长声称曾经在驶过一片空旷的海域时，发现水中挤满了正在洑水的驴和马。一周下来，门多萨能够确定的消息寥寥无几，仅限于在拉霍格出事的船只的身份（“圣安娜”号）、法国人有意将搁浅在加莱的“圣洛伦索”号上的火炮移交给西班牙，以及至少有四艘头等战舰落入敌军之手这一事实，其中两艘被英国人夺去，两艘归属了荷兰。

接着各种报告便如洪流般涌来。一名丹麦人看见有人抛弃船只，乘小艇逃生。由于对西班牙人友好的海岸里最近的一处也已超出了这种小艇可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他推断这艘正在下沉的船只属于英军。帕尔马的一艘舰载艇被派出寻找无敌舰队，结果看见一小支英军正杂乱无序地逃往英格兰。一则消息流入安特卫普，据说德雷克的腿被击断，“皇家方舟”号也已被无敌舰队拿下。迪耶普的居民听说在苏格兰海岸爆发了一场大战，除了侥幸逃走的二十余艘船外，英军全部被击沉或俘获。不过听起来最确凿的新闻来自英格兰。25 艘船，这就是英国舰队所有的残余力量，已经回到泰晤士河口避难。8 月 13 日，一场战斗在苏格兰沿海地带爆发。德雷克尝试登上“圣马丁”号，却被抓了个正着。至少有 15 艘英国盖伦帆船被击沉，其他的盖伦帆船则被尽皆擒获，在余下的船只中，多数也损坏极为严重，很可能已经在随后到来的暴风雨中沉船。风暴阻止了西班牙人的追击，让残存的英军避免了灭顶之灾，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已经进入一座苏格兰海港，舰队要在那里休整，补充水和物资，公爵在等待将会带他返回多佛海峡的下一阵顺风。同一时刻，英国人早已魂飞胆裂。官方禁止人们写作或言及任何涉及英国舰队命运的话题。恐慌情绪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人们担心英国天主教徒将会揭竿而起，出于安全考虑，女王已经前往军队驻地。

要弄清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传闻并不是一件难事。中止追击后，英国舰队在周二被一股东北方向的劲风吹散，而后在 8 月 17、18 日两天，分别在泰晤士河口及周边不同港口躲避风暴。船员们仍旧留在甲板上，只有高级军官和官方信使获准登岸，很自然地，为门多萨间谍系统——此时已经可悲地彻底瓦解了——效力的天主教的同情者、残余力量会急不可待地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在某一处港口看到的船只便是英格兰败军的全部力量，而且轻易地相信，把控越发严格的审查制度和女王对提尔伯利的造访无一不是惊慌失措的表现。与此同时，早些时候从迪耶普和哈佛格雷斯⑧  传来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形成呼应——有关 15 艘船在战斗中被击沉的传言不断重复出现，这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巧合。与此如出一辙的是，8 月 16 日至 19 日期间在英格兰流传的谣言——很快就传播到了布鲁日、迪耶普和勒阿弗尔——也在巴黎四处传响，而这似乎让门多萨产生了误解，以为此前透过直接路径获知的信息终于得到了其他独立渠道的确认。

随后的两个星期里，各式各样的故事版本四处流传，雄心勃勃的出版商都在搜罗各方传闻，或是用在单面报纸上当作素材，或是添加进新版的无敌舰队报告所增补的结尾段落之中，在 8 月 20 日以后发行的这些报告里，通常都附有海峡战况的简短记述。无论这些新闻小册子的作者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除了出版商为迎合各自读者的口味而加入的或表达虔诚或鼓吹战争的感喟外，在关于加莱发生的战斗以及乐观地高估杀伤敌军的程度方面，二者区别甚小。许多作者描述了北海上发生的最后一战（极其异想天开），此时他们的笔触却天差地别，一些新教人士在描写德雷克——永远是德雷克——如何将一场浩劫加诸敌人时更极尽幻想之能事，情节的离奇程度丝毫不亚于门多萨笃信的版本。

天主教一方也有各式各样的故事版本。有的说德雷克已然毙命，有的说他负伤在身，还有的说他乘小艇逃离了战场，从此杳无踪影。不过门多萨采纳的正是最受欢迎的那个版本，他将这份报告径直递交给西班牙的腓力国王，还派人在巴黎公开宣读，最后终于点燃了庆祝的篝火。故事中的德雷克在试图登上“圣马丁”号时落网。眼下他已身陷囹圄，沦为了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的囚徒。对于这位恶贯满盈的大海盗来说，这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结局了。

德雷克落网了！消息宛如插翅一般从科隆传到美因茨，继而散播至慕尼黑、林茨⑨  和维也纳。德雷克落网了！巴黎如是告知里昂，里昂又如是告知都灵，最后由都灵告知了全意大利，虽然威尼斯和其他诸城早已通过外交邮袋中的信件提前听闻了相同的故事。“德雷克落网了，”门多萨致信自己的主公，“到目前为止，此事还需要来自公爵本人的进一步确认，但是人们普遍相信事情凿凿有据，属实的把握大抵十有八九。”临末，他还随函附上一捆厚厚的报告。在得到王室秘书伊迪亚克兹的授意后，这些报告构成了在马德里出版的一份单面报纸上的新闻情节主干，在塞维利亚，这份报纸还配上了一曲意气风发的歌谣，那是科尔多巴的一位盲诗人的大作。一时之间，人们心中那根绷紧了太久的弦得以稍微舒缓。在西班牙，很少有哪户贵族人家没有儿子、兄弟、父亲在无敌舰队中服役，许多人自从 5 月底开始就再也没收到过任何有关家人的确凿消息。失去联系似乎一度意味着凶多吉少，好在现而今，尽管官方还没有举办庆祝典礼，人们也仍然在为无敌舰队不停地祈祷，可是在历经了风风雨雨之后，看上去胜利最终还是如约而至了。

在布拉格，西班牙大使圣克莱门特的堂吉伦对于胜利胸有成竹。莱茵河沿岸诸城的消息紧随门多萨的第一份报告来到，并且显然确认了后者的真实性，事实上这些都只是相同故事的不同回响而已，虽然富格尔⑩  的密探提供过一个截然相异的故事版本，堂吉伦还是以自己的名义下令在大教堂中安排了一场感恩弥撒。堂吉伦正打算在这帝国皇帝的都城里为自己平添几许副王一般的气派；不管怎样，他毕竟代表了哈布斯堡家族中地位更高、更具权势，也更为正统的那个分支。面对各国使节，皇帝鲁道夫否认自己曾经授意举办弥撒仪式，而且当众表示自己对于这场所谓的西班牙人的胜利一无所知，怎奈大使们都已经习惯了对鲁道夫的言辞将信将疑。

甫一收到门多萨断言胜利的第一份信件，奥利瓦雷斯伯爵便一路直奔梵蒂冈而去，在提出要求后，他得到了一次特殊的觐见机会。据他自己所言，他直截了当地向西克斯图斯陈述了教皇的职责所在。教皇陛下不仅应当在圣彼得大教堂主持一场特别的感恩庆典，还应命令罗马城中的所有教堂全都照此行事。罗马应当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英格兰红衣主教理应马上拿到被委任为教皇使节的谕令，这样他就能够马上启程前往尼德兰，没有丝毫拖延。教皇早先允诺过的 100 万金达克特，其中的第一笔款项也应立即偿付。要知道此时此刻，帕尔马兴许已然踏上了英格兰的土地。

西克斯图斯同意，一旦门多萨的报告得到证实，所有承诺将会如约履行。但他又补充道，最好再等待一些时日以便最后加以确认。他还没有从其他渠道听到消息，现在欢庆未免为时过早。

可是对于红衣主教艾伦而言，时间已经不早了。一个苦等多时的人，总是容易轻信好消息的来临，在前去梵蒂冈之前，奥利瓦雷斯已经差人往蒙塞拉托大道送来了喜讯，但艾伦静候的时间实在太久，以至于这则消息竟没有给他带来丝毫的喜悦，而只是提醒他抓紧时间采取下一步行动。艾伦曾经想去一趟安特卫普，确保他的《论今日之战》能够顺利印制出来，但他不得不将这项任务委托给克瑞斯维尔神父，因为专为他起草的谕令还未准备完毕，而他在未来抵达尼德兰时应当完全获得派赴英格兰的教宗亲身代表的身份，这一点非常重要。自打进入 5 月以来，他就一直在心潮澎湃地期待动身，而在谒见厅面见教皇的奥利瓦雷斯和暗中活动的帕森斯神父一直在为他的事业努力，二人俨然分享了艾伦的紧迫感。想要让意大利人理解，在帕尔马第一次登陆后，必须要有一位拥有合法委任身份的英国人尽快到场的重要性，着实是一件难事。那个夏天，艾伦的身体状况本来并不太妙，可是如果他的鞍囊因此没有如往常那样时刻打叠得紧紧实实，以便在教皇谕令到手后立刻上马动身，那才是怪事一桩呢。8 月 28 日的晚上，当奥利瓦雷斯伯爵结束了与教皇的晤面时，艾伦正在西班牙大使馆中等待他的归来。流亡者当然早就习惯了等待，可是在亲耳听到自己必须继续等待，哪怕只有少许时日后，艾伦仍然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

没过多久，门多萨的第二封捷报也已抵达。但这一回，虽然艾伦再一次心急如焚地盼望出发，奥利瓦雷斯却谨慎了许多。他在向梵蒂冈传达消息时刻意有所保留，教皇陛下也坦诚地表露出了疑心。门多萨的报告与教皇从布雷西亚主教那里听到的消息不符，与他从佛兰德人那里得到的口风相异，更与威尼斯人从帕尔马公爵处收到的信息迥然不同。诚然，都灵人声称德雷克已经束手就擒，其他地方则流传着德雷克丧命、负伤或失踪的说法，但在另一些故事版本里，德雷克反倒赢得了一场大胜，战败遁走的却是西班牙舰队。类似这样的大事，真相不可能完全匿迹藏形。那么最好的办法自然是等待，直到事实水落石出。果然，新的消息没过多久便从英格兰传来。

首先到来的是一份手稿，那是莫罗西尼⑪  于 8 月 17 日从巴黎寄出的邮包的附件，是“1588 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11 日期间，西班牙和英格兰两军之间发生的一切的汇总日志，根据不同地区的新闻采写而成”。手稿采用的是法语和新历，但是消息的最终来源只有一个，即伦敦的枢密院，那里负责接收所有来自舰队的邮件。在按照时间先后予以整理、对各类事件进行筛选这些方面，该手稿则与霍华德呈递给议会的“有关两军舰队非常事态的摘录”颇为相似。与之相像的还有出版地点和时间不明的《真言》，这是记述无敌舰队一役的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从莫罗西尼的警告来看，由于他提醒读者消息的源头在英国，可能有不足采信之处，有人或许能够因此猜出，是斯塔福德直接从英格兰驻法大使馆将这些文件送到了他的手上，此外人们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正是斯塔福德在同一时间通过一家巴黎的出版社，安排了《真言》的印刷发行。据枢密院所知，《真言》中仅有少许地方与事实有所出入，一是对女王麾下陆军力量的严重高估，二是关于王国境内天主教首要分子的断言，文中咬定他们已然全副武装，自行团结在女王大军的阵营之中。那一年的夏天，不曾有人目睹英国天主教徒手握兵刃。下一部宣传小册子《致堂博纳迪诺·德·门多萨……函札抄录》也将鼓吹英国天主教徒效忠于新教领袖伊丽莎白作为了行文重点，它描写了女王对提尔伯利的造访，只是简短地提及英格兰在海上的胜利，似乎这一点早已人尽皆知。文中在海军事务方面着墨甚少，因为信函的作者——会不会就是伯利本人？——动笔于 8 月末，显然对于霍华德停止追击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际遇一无所知。

然而，当发自爱尔兰的报道开始抵达时，《抄录》的法语第一版还未来得及离开出版社，英语版本也还躺在印刷所中。人们可以从下一部英语小册子《实情公告》中读到这些报道的摘要，或是从公共档案馆和其他地方获取更多的详情，有关沉船、饥饿、屠杀的纪事今天读来会令人毛骨悚然，可是在当年的欧洲新教世界看来，这却是 1588 年最受欢迎的新闻。那一年，每个人都预感会有骇人的浩劫从天而降，雷乔蒙塔努斯在其不祥诗篇中所作的预言将会兑现。现在，浩劫降于何人头上终于水落石出。英国人已经无可争议地获得了胜利。

当“来自爱尔兰的公告”还在陆续出版时，枢密院得到了门多萨第二份失实报告的塞维利亚版本的一份副本，内中完整抄录了那位盲诗人的歌谣，于是枢密院立即安排做出了回应。新的小册子以双栏印刷，西班牙人的声明被一段接一段置于其中一栏，同一页的对面则针锋相对地铺陈了详尽且饱含轻蔑的驳斥，篇幅一般比原文长数倍。这本小册子得名《西班牙谎言集》，被翻译成欧洲各种主要语言分别发行。这些版本中有低地和高地荷兰语、法语、意大利语版本，以及一个非常特殊的西班牙语版，后者包括一首讽刺诗歌，人们猜想，这首诗大约出自某位西班牙新教流亡者之手，意在借此回击那位盲诗人的浪漫诗篇。

最后这部宣传小册子其实全无制作的必要。那时英国人已经在圣保罗大教堂挂起了俘获的西班牙战旗，荷兰人也出版了堂迭戈·德·皮门特尔和其他囚徒的审讯报告，受审者都是搁浅的盖伦帆船上的船员，帕尔马公爵设在敦刻尔克的军营已经解散，来自爱尔兰的一连串报告则带来了可怕的真实信息。唯有堂博纳迪诺·德·门多萨还不愿意放弃希望，他仍旧相信不可战胜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将会重新出现在北方的重洋之上，从那里南下，直捣英国海岸。最晚到 9 月 29 日，门多萨发出的急件依然洋溢着乐观情绪。当天落款的一封信函还在向国王保证，根据可靠的报告，无敌舰队已经在设德兰群岛和奥克尼群岛⑫  完成了维修，补充了新物资，他们正一路南下，再一次驶向佛兰德海岸，随行的还有从英国人、荷兰人那里缴获的众多战利品，包括 12 艘英国战舰。实际上，几周以来，腓力已经阅读了梅迪纳·西多尼亚笔调阴郁的日记，以及由运送日记的堂巴尔塔扎·德·祖尼加提交的报告，这份报告描绘了落败的无敌舰队的现状。早在门多萨的信使抵达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之前很久，腓力早已收到信息，他的海洋舰队总司令只带着一支被摧垮的舰队的残余船只零零落落回到了桑坦德⑬  。在门多萨来函的页边，国王用透着倦怠的笔触潦草地写道：“没有一句是真相。最好对他如实相告。”

31　漫漫归乡路

从北纬 56° 附近的北海海域绕过爱尔兰，去往西班牙港口

1588 年 8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

8 月 13 日，周六清晨，越过残损的船尾栏杆，两周以来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第一次在醒来后不曾看见穷追不舍的英军。无敌舰队正顺着一股西南风前行。折回海峡的时机业已错过，在壮烈殉国和败走还乡之间，无论公爵曾经多么倾向于前者，现在他唯一能为主上效劳的，只剩下尽可能多地将船只带回祖国。

胜负已定，战局万难逆转。自从进入海峡以来，他先后失去了至少 7 艘一级战船，这里面除盖伦帆船外还包括一艘加莱赛战船，其他头等战船也都身负重伤，仅能勉力航行；五分之一的人员非死即残，弹药也几乎消耗殆尽。甚至连全军的士气，如果说曾经在海峡中维持了高昂状态，也已经显露出疲敝的迹象。9 日早上，面对旗舰下令原地停泊、迎接来敌的信号，超过一半的船只佯装未见。在这种情况下，公爵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他在“圣马丁”号的甲板上召集了一次简易的军事法庭，在摆出确凿证据，证明自己的命令已经有效传达却遭到有意违抗后，20 位抗命的船长被当场判处绞刑。其中一位犯人是他在桑卢卡的邻居、一位绅士，可是公爵真的把此人吊死在了一艘轻帆船的桁端上，还让这艘船在舰队中间巡游，一路挂着它那吓人的重担。其他 19 人在受到警告后幸得身免，却被剥夺了指挥权，交由军法官马丁·德·阿兰达羁押监管。但要让舰队恢复在埃迪斯通群礁附近开战时的斗志，仅有法官和绞刑吏是不够的。

如果说带领无敌舰队得胜的机会已经化为乌有，那么率军全身而退的可能性也不见得多上几分。“圣马丁”号一次又一次被长重炮、半长重炮击穿，就在她的水线上方，还留有一个大窟窿，那是一枚重达 50 磅的炮弹的杰作。虽然接受过高超的修补，“圣马丁”号的船体仍在像个筛子似的漏水。就甲板以下的部位来看，里卡德的“圣胡安”号的情况同样不妙，不单如此，船上的一座主桅脆弱到甚至无法承受风帆的自重。曾经在格拉沃利讷与“圣马丁”号并肩作战的“圣马科斯”号也已千疮百孔，由于害怕船体散架，她的船长下令拿缆绳从龙骨下方穿过，将她捆了起来。即使这样，上述三艘葡萄牙盖伦帆船的伤情还要轻于另外三艘黎凡特大型商船，这三艘武装商船每一天都在进水，眼见船身一点点下沉，它们也在舰队后方落得越来越远。的确，所有战舰都严重受损，霍尔克船中也有一些情况相当糟糕。其中有一艘，我们只知道海员们唤其为“汉堡的小帆船”，后来下沉得过于突然，尽管船员全部得救，货物却丢了个精光。

这些问题已经足够触目惊心，但最严重的麻烦还在于存货。新鲜食物自然早已告罄。饼干大多生霉或腐烂了，大量咸鱼和腌肉也都不能吃了。虽则如此,当前急需的补给也不太可能是腌制食品，因为饮用水已经匮乏到了极点。本来所有能用的大小木桶都曾在拉科鲁尼亚装得满满当当，存量应当足够舰队支撑三个月。可是木桶再一次出现裂隙，当其中的一些被开启时，里面只剩下高不过数英寸的绿色黏汁。到了这个时候，德雷克突袭圣文森特角的致命后果才在世人眼前显露出来。漫长而艰辛的航路尚在前方，然而在一支又一支分队提交上来的报告中，即使按照最严格的定量来分配，剩下的饮用水也至多不过能坚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德·雷瓦主张去挪威，迭戈·弗洛雷斯呼吁去爱尔兰，但这一次公爵显然得到了余下的“将军们”的支持，这里面不包括里卡德，他已经回到自己的铺位，正缓缓迎来生命的终点，公爵的意见压过了反对派，得到了军事会议的一致认可。舰队将向北绕过苏格兰和爱尔兰，一旦获得足够宽广的航行水域，便会转舵张帆，使右舷受风，一路抢风返回拉科鲁尼亚。在那天下达各船的所有航行指令中，公爵尤其强调经过爱尔兰时必须与海岸保持安全距离，“因为我们担心在海岸一带也许会有灾殃降临”。公爵还殚精竭虑地给出了其他告诫。为节省用水，他下令将所有驴子和马匹统统抛下船舷，又命令舰队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尊卑贵贱，都要严守食品配额，每人每天 8 盎司饼干、1 品托水、半品脱酒，严禁擅自加量。不管其他舰船情况怎样，配额供给在“圣马丁”号上得到了严格贯彻，公爵本人则起到了模范作用。就他的情况而言，这样的食品配额并不算是多大的牺牲。自打他们驶出塔霍河后，食物就只有在风平浪静时才对他具有吸引力。“根据海上经验，”他曾向腓力抗辩，“我知道自己一贯晕船，而且极易感冒。”对于此次航行，他曾经作出比旁人更加悲观的预言，而今这正在成为现实。

由此，无敌舰队继续“驶入了挪威海峡”，他们乘着一阵和风，轻易地朝着东北偏北方向前进，直到领航员认为舰队已经抵达北纬 61°30′，足以在转向西南偏西方向的航程中避开设德兰群岛，舰队方才停下北上的脚步。然而又有新的船只在这个过程中离开了舰队。14 日清早，三艘庞大的黎凡特卡拉克帆船在越发下沉后，当着众人的面驶向了东方，似乎在绝望地寻找最近的海岸。不幸的是，它们必定已经拖延过久才转向离开，因为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它们的音讯。经过 17 日夜间的风暴后，霍尔克船分队的旗舰“葛兰·格里芬”号连同其他一些霍尔克船一道不见了踪影。就在那一天，舰队开始转向，由于现在是左舷受风迎风航行，转舵不够灵便的海员就易于被甩在靠北的后方。路上雾气迷蒙、阵雨频仍，衣衫褴褛的船员们，尤其是安达卢西亚人和黑人，深受严寒之苦。

21 日，领航员判断舰队已经来到北纬 58°，大约在戈尔韦海岸阿基尔岬①  的西北方向 90 里格处，由于某些原因，西班牙人完全把阿基尔岬这处地标错当成了克利尔角，也许是因为它毗邻克莱尔岛②  。这里便是改变航道的地方了，公爵再次传令舰队集合，进行了最后一次清点。他由此得知，除伤员外，过去八天中舰队病员的数量出现了骇人的剧增，已经高达 3000 人，这使他惊恐不已。此外，饮用水的短缺也超出了他的预想。要么一些看起来挺不赖的木桶竟也开始漏水，要么一些船长并没有严格执行配额供给制。公爵重申了航行指令，下令全军转向新的航程，同时他派出堂巴尔塔扎·德·祖尼加，要他搭乘一艘快速轻帆船回国，向国王报告舰队的位置以及令人唏嘘的战役历程。

紧跟着，麻烦找上了门来。接下来的两周暴风雨下个不停，风从最不利的西南方吹来，连绵不绝的顶头风令人垂头丧气。到 9 月 3 日的那个周六，根据领航员的测算，公爵发现自己仍旧处在北纬 58° 附近，而且可能比两周前的位置还要靠东。在这期间又有 17 艘船只离队，这里面有里卡德所在的“圣胡安”号、德·雷瓦的卡拉克帆船“拉塔·科罗纳达”号和其他 4 艘黎凡特武装商船，以及另外 4 艘大型舰只，其中的两艘分别来自安达卢西亚分队和卡斯蒂尔分队，另外两艘则隶属奥昆多的吉普斯夸分队，此外，一些霍尔克船和两艘加莱赛战船也离开了舰队。可是风向却在这时候转向了东北。于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在派出另一艘给国王报信的轻帆船后，又一次尝试带领舰队的残余力量，踏上了漫长的归乡之路。

19 天后，“圣马丁”号终于向桑坦德外围海域的领航员发出了信号。在随后几天的报告中，我们得知 66 艘曾在 7 月间驶往英格兰的船只先后回到西班牙的各处海港。但余下的所有船舶却都音讯渺茫，直至年终，竟只有一艘船又回到了出发地。

稍后，先是通过英国的出版物，继而借助幸存者们的确认，人们了解到无敌舰队蒙受损失最为惨重的地点在爱尔兰。5 艘黎凡特武装商船——由“拉塔·科罗纳达”号领头，西班牙贵族精英竞相争取在她的指挥官阿隆索·德·雷瓦手下服役——1 艘大型比斯开战舰、1 艘吉普斯夸战舰、1 艘葡萄牙盖伦帆船以及 3 艘我们知晓名字的霍尔克船，驶向了爱尔兰的西部海岸，希望就地补充食物和水、维修千疮百孔的船体和索具。最终只有两艘船得以离开：里卡德的葡萄牙盖伦帆船“圣胡安”号成功来到丁格尔湾的河口，在大布拉斯基特岛③  的背风处锚泊，补充了淡水后重新回到海上，渡尽劫波的她最终在 10 月 7 日跌跌撞撞、窘迫万分地回到拉科鲁尼亚，成为载入记录的最后几艘幸存船只之一；一艘用作医务船的霍尔克船曾载着里卡德驶离丁格尔湾，但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够将病号活着带回西班牙，这艘绝望的医务船竟又驶进了海峡，希望抵达一处法国乃至英国的港口，然而事与愿违，她后来在德文郡沿海的布退尔岬④  搁浅，幸运的是船上的物资还在，一些船员也保住了性命。除此以外，其他所有前往爱尔兰的船只（爱尔兰副总督报告说有 17 艘，应该有足够多的难以辨明身份的霍尔克船和轻帆船能够补足这个数字）一概有去无回。这些船抵岸时不仅没有携带航海图和领航员，甚至常常连船锚都已不见踪影，残损的船体仅能勉强支撑航行，船员们已经在定量配给和疫病的折磨下虚弱不堪，几乎没有力气驾驭船舶，有的船在岩石上粉身碎骨，有的闯入暗礁之间动弹不得，还有一些由于停泊不稳，在暴风突如其来时一头撞向了峭壁。最后幸存的船只“赫罗纳”号加莱赛战船，在带着她竭力搜救的船难幸存者——包括德·雷瓦及其剩余的同伴——驶离这不友好的岛屿时，却在巨人堤⑤  附近失事，船上的所有人员全部罹难。

必定有数以千计的西班牙人葬身于爱尔兰海岸。相比于他们悲惨的命运，那些登上了岸的人，下场也未见得好到哪儿去。许多人精疲力尽地倒在登陆的海滩上休息，却就此被敲碎了脑袋。其他人在荒无人烟的爱尔兰西部漫游了片刻，直到被成群的士兵像对待野兽一样猎捕和杀死，或是被爱尔兰的收留者们心有不甘地移交给英国的行刑者。一批数量可观而且被指望能够勒索一笔赎金的绅士，在得到保全性命的许诺后出降，后来仍然命丧斧锧，他们的捕获者曾提出抗议，无奈这些命令明明白白出自爱尔兰副总督之口。副总督威廉·菲茨威廉爵士旗下的英军只有不到 2000 人，他们的训练和装备水准都很差劲，想要靠这支力量守护该国，即使一时风平浪静，也难保长治久安。让如此众多的西班牙士兵出现在爱尔兰的土地上，即使是以囚徒的身份，此间的风险他亦无力承担。他的办法很简单，抓住他们，就地杀掉。总体来看，这条政策得到了有力的贯彻落实。

这里需要对两则虚构的神话予以澄清：第一个传闻几乎在无敌舰队一役发生的当年便由英国人散播开来，据说上岸的西班牙人是被爱尔兰人擅自谋害的，因为当地人觊觎对方的衣服、武器和珠宝，第二个传说也在西方世界流传甚久，说是爱尔兰人长有鹰钩鼻和黑色的眼睛、头发，面色黝黑，这显示了西班牙人的血统特征，是当年无敌舰队的船员留居此地的结果。诚然，有些野蛮的爱尔兰人为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卸下了肩头值钱的重担，这样的事并不鲜见。也许偶或还会有来客被他们割断喉咙。但是在爱尔兰人击杀西班牙船难幸存者的记录中，只有一例不是直接源于英国人的指使，此事还引起了当地舆论的广泛谴责。通常而言，爱尔兰人会庇护西班牙人，为他们提供必需品，在任何力所能及的时刻帮助他们逃出王国。几百名西班牙人的确因此脱身，其中的大多数逃去了苏格兰。当时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同胞留在身后的爱尔兰，即使有也为数极少。可能在某些地方，剩余的西班牙流浪者在某一处友善的村庄里找到了容身的屋檐和相伴的妻子，但是他们的人数决计不足以改变爱尔兰人的整体面相。如果有人曾屡次在康诺特⑥  和西班牙加利西亚地区的居民身上看到相同的体貌特征，那也一定是出于其他的缘由。

除了与敌人作战失去的战舰，无敌舰队中剩余战舰的损失都是由爱尔兰和苏格兰周边海域的沉船事故造成的。7 月 30 日途径利泽德半岛时，舰队中共有战舰 68 艘。迟至 9 月 3 日，梅迪纳·西多尼亚仍旧清点出了 44 艘。它们全都遵从了公爵的命令，沿着公爵设定的航向前行。这些战舰全都回到了故土，其中包括来自西印度群岛警卫部队的全部 10 艘盖伦帆船、10 艘葡萄牙盖伦帆船中的 7 艘、8 艘安达卢西亚战舰、奥昆多分队中的 7 艘战舰以及 6 艘里卡德分队的战舰。只有黎凡特武装商船所剩无几，早先的 10 艘大船只有两艘存留至今。这是一支支离破碎的败军，但是许多更有经验的舰队指挥官却在对阵尚且不及英军的对手之后，只带回了更少的残兵，无论有谁曾经向他建言献策（在危急关头作出正确抉择的既非迭戈·弗洛雷斯，也不是里卡德），剩余的这些船只之所以得以保全，实在多亏了指挥官的领导才华和意志力。

但在当时，没人记得他的功绩，而且从那时起，很少有人对此做出过持平之论。公爵本人也没有特别强调过这一点。格拉沃利讷一役结束后，他彻骨地体验到了战败之痛。公爵认定，尽最大可能挽救舰队、保全力量是他的最后职责。他尽力确保船只和火炮的安全，差不多保住了舰队几乎三分之二的战力，但对于举国蒙受的浩劫来说，这些在他眼中必然只是微不足道的事后弥补罢了，根本无助于减轻他个人的耻辱。他为这几个月内发生的一切而自责。可是英国人的确拥有更出色的船只和火炮，他们的船员更加勠力同心，受过更好的训练，除此之外，他们还握有事后证明左右了战局的决定性优势——临近自己的大本营。远道而来的无敌舰队是在物资补给极度乏力和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毫无希望的目标而战。然而当同时代人将战败的责任归结为指挥官的力不胜任，当他们口口声声认为，倘若由圣克鲁兹、里卡德、奥昆多，甚或是那位脾性乖戾的英雄佩德罗·德·瓦尔德斯接过指挥权，一切就能被改写时，梅迪纳·西多尼亚却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也许这就是自那以后极少有人对于此间的功过评判表示过质疑的原因。

是谁真正领导这支残损的舰队完成了最后一段航程，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出答案了。马罗林·德·胡安船长本来应当担负起这项任务，但是这位老练的海员、技艺高超的航海家却无意间在敦刻尔克被留在了后方。“圣马丁”号上有四位领航员，其中一位还是英国人。四人中的三人死于海上，因此一定是仅剩的第四人带领旗舰在强劲的西风中蹒跚驶过拉科鲁尼亚，来到桑坦德附近靠岸。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至于公爵，在 9 月 3 日那天作出返航回家的最终决定后，他回到自己的床铺，并且待在了那里。几天来他一直发烧不退，又因为痢疾引发的空腹干呕而痛苦万分。在梦魇一般的剩余航程中，他的意识时有时无，只能模糊地感觉到逆风的来袭、暴风雨的倏然而至和不意间错过的靠岸良机。当他在桑坦德海岸被搀进下方的领航船时，公爵已经虚弱到难以坐直身子、几乎无法提笔写出自己的名字的地步，可他依然强拖病体，立刻给国王、桑坦德省省长和圣地亚哥大主教发去一系列信函，恳请他们伸出援手。

援助实属必要。单就“圣马丁”号来看，除了当场阵亡和战后因伤致死的人数外，到 9 月 23 日进港时，又有 180 人因为先染上坏血病、斑疹伤寒或者流行性感冒，继而在饥渴难耐之下病情加重，最后撒手人寰。沿海的乡民对于无敌舰队的抵达毫无准备，当他们忙着搜罗食品、衣物、床位和寝具，试图让病员保住性命时，无论在“圣马丁”号还是其他船只上，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人死去。在归来的高级军官中，极少有人还能继续胜任职务，最为声名卓著的两位，里卡德和奥昆多，都已经在 10 月过半时不幸辞世。比起“圣马丁”号，很多船上船员的状况还要更糟。其中一些尽管已经在西班牙的港口上岸，但是仍然没有得到任何食物，陆续沦为饿殍。有一艘船的水手在过去 12 天的航行中没有喝过一口饮用水，他们想要润一润喉咙，只能从被雨浸湿了的破衣烂衫中拧出一点水分。还有一艘船在拉雷多港⑦  搁浅，原因竟然是船上已经没有足够的人手来降帆和抛锚。一连几个星期，在食物和拨款正从四面八方东挪西凑、急救医院纷纷组建而成的同时，军官和普通船员依然在陆续减员。

船舶状况的悲惨程度分毫不亚于船员。有一艘船在抛锚后不久便当众沉没。一些如“圣马科斯”号这样的头等战舰，唯一合宜的结局只能是拆毁船体，以求保存尚堪使用的木料和火炮，这些船只中就包括本属于佛罗伦萨公爵的那艘崭新的优等盖伦帆船。她的船长巴托利在战舰进港的第二天辞世。巴托利的大副也已经在格拉沃利讷一役中战死。接下来船上军衔最高、继任船长一职的加斯帕尔·达·苏萨后来宣称，无敌舰队中再没有哪艘战舰比该船更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更加频繁地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这一点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也在日后致佛罗伦萨大使的一封正式信函中予以了肯定。但是这些褒奖根本不足以对托斯卡纳大公⑧  构成补偿，因为他已获知根本无望将“圣弗朗西斯科”号拖往拉科鲁尼亚进行维修，他的海军阵容中唯一的一艘盖伦帆船就以这样的方式与他作别，再无可能悬挂自己的旗帜了。就我们能够确定的范围来看，舰队的幸存船只中几乎有一半已经不再适合服役。一位观察家甚至认为，能让这些朽木残骸如此长久地逐浪浮沉，只有奇迹可以为之。

梅迪纳·西多尼亚还躺在病床上，陪伴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多刚从岸上临时征调而来，他仍在勉力处理与舰队有关的疑难问题，无论什么时候，一旦自感身体允许，他还会口述将要呈递给王室秘书伊迪亚克兹和国王本人的信函和备忘录，这些文字大多是发发牢骚，其中的一些几近语无伦次。船只的状况令他焦躁不安，船员们所处的困境更使他感到忧心如焚，他的属下还没有拿到薪俸，缺衣少食、营养不良，由于岸上没有足够的安置空间，他们也拿不到应该结付的薪资，只能留在气味刺鼻的霍尔克船上，在一团污秽之中相继亡故。他一直强调，应当派一位兼具经验和能力、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的人过来。他似乎因为自己未能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而在自我责备，他没有诿过于重病，尽管有好些天他都因为发烧和其他病症昏迷不醒，即使是在清醒时也虚弱到难以提笔签名，尽管事实明摆着，眼下的处境已然超过了任何人可能控制的范围，但他却把所有责任全都归结为自己的经验不足和能力不逮。在一封给伊迪亚克兹的便笺中，他忽然开始离题抱怨国王不该错把无敌舰队的指挥权交到自己手中。梅迪纳·西多尼亚说道，他对大海和战争一无所知，这话好似他早先接到委任状时写给国王的第一封信的回声，他仿佛全然忘记了从过去的这个夏天中学到的种种残酷教训。他早就提醒过国王，自己这样一位对于分内事务毫无头绪、甚至不清楚何人可以信任的将军只会败事有余。好吧，现在看看事情败坏成了何种局面！他绝不会再赴海上指挥，绝不会，哪怕要他付出项上人头作为代价！

公爵想要的一切只是回家，回到桑卢卡的橘园中去，回到自己乡间宅邸的暖阳之下。对待这位败军之将，腓力国王比同时代的其他君主以及大多数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要更加公正、宽宏。在听完堂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的报告，读罢来自布尔戈斯⑨  主教和公爵随侍医师的各自来函后，腓力解除了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指挥权，免除了要他进宫行吻手礼之类的繁文缛节，批准他离任回乡。

10 月，在稀稀拉拉的剩余仆从的陪护下，一台挂有窗帷的马拉轿子穿过逶迤的山岭，开始向南方进发。轿子的主人没有在沿途的贵族别墅中停顿歇脚，因为西班牙举国上下没有几个人不在悲痛哀悼。轿子也避免行经城市，那里也许会有满天的辱骂和掷来的石块。公爵回到桑卢卡时，圣马丁节庆典才刚刚结束，直到来年春天，他才能在自己的庄园周围自由地散步、骑马，才又似乎做回了自己。事实上，后来的他或许与往昔并无二致。他又继续为腓力二世服务了 10 年，为腓力的儿子⑩  驰驱了 12 载，而且历任要职，可是本国同胞对于他的往事却既未忘怀，亦未原谅，一位法国外交官在 15 年后见到了梅迪纳·西多尼亚，从公爵忧郁的举止和面容中，这位外交官似有所悟，旧日的那场败仗遗留在他心中的伤痕显然仍未愈合。

在英格兰，事情的发展与人们的预想并没有多少不同。英国舰队的归乡路既不漫长，也不险恶，可是在刚刚得知帕尔马已经错过本欲借以出兵的大潮，无敌舰队也再无动静后，女王马上不耐烦地下令船只入坞停航，开始着手遣散船员，船长和臣子们全都因为她的鲁莽大惊失色。他们费力说服女王耐心等待，让船只保持满员和戒备状态，直至有确切消息从爱尔兰传来。结果，在哈维奇和马尔盖特、多佛和唐斯，船员们接连病倒、丧命，速度之快庶几与西班牙人停留海上时的减员速度相若。有人推断，暗中作祟的是相同的罪魁祸首：船热，亦即斑疹伤寒。不过，按照都铎一朝军队中的优良传统，部队官兵一律将之归罪于劣质啤酒。只要有足量的优质啤酒，英国的士兵和水手就会一直保持健康，这在那个时代是一条公理。

女王最终还是任着自己的办法行事了，解散和复员随即开始，烦恼像往常一样应运而生，这关乎薪饷、衣物和食品，关乎如何为身体虚弱、一时间无法还乡的海员提供住宿。病骨支离、衣衫半裸又求助无望的水手们倒毙在多佛和罗切斯特的街衢中，就像他们的同行和对手殒命在拉雷多和桑坦德的大街上一样。大伙儿的神经开始紧绷起来，只穿着衬衫的弗罗比舍向德雷克发起了挑战，另外一位老英雄约翰·霍金斯——如果有人堪称英国这场大捷的缔造者的话，此人非他莫属——也在一封致伯利勋爵的信函开头写道：“我很抱歉自己活了太久，竟然会从阁下那里收到措辞如此尖锐的来信。”稍后他还笔锋饱含愠怒地致信沃尔辛厄姆：“我会向上帝祈祷，愿自己不再负责处理钱款……我在此次效劳中饱受的痛苦和不幸难以尽数……我坚信上帝不久后便会将我解救出来，因为除了这里，再无地狱可言。”他的话听起来活像出自一位西班牙军需官之口，而面对愈来愈长的舰队死者名单，只能无助发火的霍华德语气也和梅迪纳·西多尼亚的并无二致。

在英格兰，人们也一样开始暗自嘀咕，怀疑高官们搞砸了自己的任务。为什么西班牙人没有被彻底摧毁？为什么海军大臣会害怕近距离交战？（奇怪的是，在西班牙，质疑梅迪纳·西多尼亚的人们也在质问相同的问题。）民众信誓旦旦地表示，倘若让德雷克接过指挥权，两支舰队肯定不会遥相对峙地互射炮弹，最后不了了之，与此同时，整场战役中的每一次胜利在人民口中好像全都变成了德雷克一人的功劳。当然，霍华德并没有像梅迪纳·西多尼亚那样蒙受不公的指责，他毕竟是赢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也获得了足够的名望。那时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荣耀逐渐消退为一层金色的烟霭，新王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政治家们从朦胧中看见了“英明女王”的善政，此战正如伊丽莎白时代的多数勋绩一样，距离当下越远，就越显得壮阔和辉煌。不过，在多数民众的心里，这仍然是属于德雷克的胜利。

在过去的差不多二十年中，历史学家已经给予了霍华德更为公正的评判。最近的历史叙事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霍华德的战斗，他赢得了胜利。”还有人主张，霍华德采用了唯一一种无须担负太多风险的战斗方式，没有哪位舰队指挥官能够做得比他更好。对于梅迪纳·西多尼亚，近来也出现了一种更为善意的评价趋势，对他的勇气和统御能力均予以承认，虽然至今无人声称他已经在各方面做到了极致，但是至少可以认为没有人能够做得更好。除了那个周一的清晨，他本有可能在托贝⑪  附近海域切断“皇家方舟”号及其两艘同行船只的归路外，很难再指出他曾犯下任何错误，以至于影响了战役的最终结局。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所有其他决定，包括前往加莱锚泊以及在还乡路线上的选择，就像他个人的勇敢表现一样无可指摘。不过即使赢得这样的评价，也不会为梅迪纳·西多尼亚带去多少安慰。无论他做过什么，好像都无法堵住悠悠之口。对于死去的人来说，能否在身后的一代代人那里得到公正的评鉴，也许完全不足介怀。可是，对于生者而言，还死者以公正，纵然是迟来的公正，仍然意义非凡。

32　一位高个儿男子的末日

布洛瓦

1588 年 12 月 23 日

1588 年的秋末，天主教的事业在法国步入了死局。随着无敌舰队日渐逼近水陆大军的汇合点，瓦卢瓦的亨利一度对吉斯的亨利频频让步，但又从未在核心利益上退避半分。进入 8 月，当西班牙获胜的流言甚嚣尘上时，法国国王敕封吉斯为自己的副将，不过他并不愿意与吉斯一道返回巴黎，而等到西班牙得胜的可能性缓慢而悄悄地渐次消退时，国王又摆出了顽强的抵抗姿态。一场谨慎、迂回的战役开始在他这里缓缓展开，瓦卢瓦的亨利要夺回失去的一切。

9 月初，当《真言》开始付梓、帕尔马从敦刻尔克拔营而走时，法国国王遣散了身边的臣子。朝中重臣全部卸任而去，包括御前大臣谢韦尔尼、财政大臣蓬伯纳·德·贝里艾佛尔、三位国务秘书（布律拉尔、维勒鲁瓦和皮纳特），以及国王在政务部门的所有骨干分子，自从瓦卢瓦的亨利加冕以来，这些骨干分子就一直以国王的名义治理着法国，早在亨利统治波兰时便鞍前马后一任驰驱，亨利尚处襁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干练的王室股肱了。遣散这些老臣的过程没有伴随任何责备，也没有列举任何理由，亨利只用一句“准予致仕归家”便开始了放逐，为他们的政治生命判处了死刑。在三级会议即将于布洛瓦召开、王国的事务尚且纷乱如麻的此时，发动这样一场宫廷革命似乎极其愚蠢，对于王室政府也极具毁灭意义，多数人都在猜测，遣散必定是被逼无奈的结果，其幕后推手一定是历来在这方面呼声最高的那一派——神圣同盟的激进分子。

谢韦尔尼比其他人更加了解底细，因此也有人怀疑，他的同僚大抵也都心知肚明。症结其实在于，这些大臣们是在侍奉凯瑟琳·德·美第奇很久以后才转而为她的儿子效命的。出于习惯的力量，他们总是向王太后出示最新的函件，对于王太后在自己的拟稿上所作的修正，他们也都照单采纳，王太后的意见更是被他们认真记在了自己的备忘录中。贝里艾佛尔在苏瓦松与吉斯交涉时，每天都向王太后呈报最新进展，对其建议言听计从。街垒日过后，维勒鲁瓦又背着国王，按照王太后的指示往昂古莱姆去信，那封信意在断送埃佩农的性命。谢韦尔尼之所以高呼返回巴黎，也是因为这是凯瑟琳王太后的心意。凯瑟琳清楚大臣们何以被解职，她将之视为国王对自己的抛弃，由此心怀忿恨。

事实正是如此。如果说凯瑟琳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她的儿子早就明白母亲已经抛弃了自己。为了转败为胜，凯瑟琳已经在本能的支配下自然而然地弃瓦卢瓦的亨利而去，选择了吉斯的亨利。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至今一年有余的时间里，无论吉斯意欲何为，凯瑟琳总能说服自己，相信这实际上也对儿子最有利、最安全。这就是为什么那天凯瑟琳在卢浮宫救下吉斯公爵的性命后，她的儿子便再也不愿信任母亲的原因。国王在凯瑟琳臣仆的注视下如芒在背，眼看前方就是远僻的歧途，他无法再这么驯顺地亦步亦趋了。

国王在布洛瓦形单影只。他的新臣子们诚实勤恳但无足轻重，只是埋头干自己的活儿，却不适合与之交谈。茹瓦斯和埃佩农曾经是仅存的宠臣，或者说是最后两位有分量的“甜心”，他们是国王身边的好友，而非玩物。可是现在茹瓦斯已经死去，埃佩农也在昂古莱姆闷闷不乐，相信自己的朋友和主上亨利三世要置他于死地。国王的妻子性格过于沉闷、软弱，就好像他的母亲过于尖锐、强硬一样，都不适于分享他的隐衷。他的身边只有任用的工具，只有笔杆子和刀把子。他要有所作为，只能独自行事。

有时候，这一切真令他难以承受，他会一连数个小时、几天几夜把自己关在室内，不与任何人交谈，一个人在黑暗之中昏睡。不过多数时间里，他仍保持着平日的风度，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三级会议的议员们相继到来，亨利和颜悦色地招待他们，魅力十足。在议员最终到齐后，他用雄辩而哀婉的词句发表演说，让本来心怀敌意和疑窦的会众禁不住起立喝彩。他花了很多时间陪伴表兄吉斯公爵，面对这位他王国中的副将、王室的大总管，他能够得心应手地取予进退，随时报以无伤大雅的戏谑和模棱两可的话锋。随着冬天的脚步临近，他的母后比往年更加不耐寒气，长时间卧在床上，因此每一天他都在母亲的床边徘徊，向她禀报法国和欧洲的新闻，耐心倾听母后的建议。他总是倍加警觉，在敌人的环伺之下，孤身一人的他必须如此。

这是一项缓慢、艰辛的工作。即使那帮旧臣全都在场，还在为他指点筹划，他的议会策略也不可能设计得更加精明，不过，他却终究无法在三级会议上取得进展。他曾寄望于不仅利用本次会议缓解自己的长期贫窘，而且要借此夺取吉斯公爵在神圣同盟中的领导权，可是会议中的温和派只占极少数，激进分子们在尝到了一点权力的滋味后，提出了许多互相矛盾的要求。他们想要一个更加高效的中央政府。他们还想让这样的政府在自己的持续监督下运转。他们同时期冀和平与繁荣、发展经济和进行改革、实行更低也更加公平的税负，希望立刻发动一场毫无保留的十字军运动，彻底铲除异端分子。他们在所有这些要求上如此专心致志，竟至于对萨伏依公爵①  吞并了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外的最后一处前哨这样的事拒绝关心。他们表示，绝对不会投票通过任何新税种。欲捐输，先改革，议员们呼唤道，但是国王的每一次让步又总会为新的吁请提供垫脚石。这真是令人沮丧的死结，然而亨利并不因为改革的呼声高涨，便认为三级会议不可操纵。相反，他将一切症结都诿过于吉斯家族的阴谋诡计。一旦吉斯公爵失势，国王便有充足的自信来掌控三级会议。

吉斯同样感到灰心丧气。三级会议的议员本来全都是神圣同盟的热心支持者，现在却完全跳出了他的掌心。吉斯需要一只大军来实施自己的计划。如果拨款议案不能投票通过，大军从何而来？除此之外，只要三级会议还在召开，国王和他当然就还要待在布洛瓦，而在离巴黎如此遥远的地方，他并不能完全放松下来。他是巴黎之王，但还不是法国之王，他也不需要门多萨来提醒自己，此时此刻他几乎无法对西班牙的支持稍作指望。倘若他曾预见到无敌舰队将会不光彩地落败，可能就会待在离布洛瓦远一点儿的地方。在这儿，在国王的宫廷中，他无时无刻不在面临危险。一旦三级会议闭幕，他就要把国王带回巴黎，哪怕被迫动用武力，也要把国王拖回国都。

与此同时，他还在未雨绸缪，以应不测。当时的布洛瓦布满了神圣同盟的武装力量，留驻在王室城堡中听命于他的追随者，在人数上远超王家卫兵。作为王室总管，城堡的所有钥匙全都保存在吉斯那里，无论白天夜里，他都能前往城堡的任何角落，甚至可以带着士兵打开国王卧室的门，而不会受到任何人的盘问。不过，最让他感到高枕无忧的是，他确信瓦卢瓦的亨利只剩下一副可怜巴巴、毫无生气的躯壳，绝无可能发起反击。当里昂大主教乞求他在公开场合给予国王更多的尊重、不要将后者逼得太紧时，吉斯却只报以一笑。“我比你更了解他，”他说道，“要掌控他，必须蔑视他。这是一位需要吓唬的国王。”

12 月 19 日的早上，受命探入城堡的一位间谍向他禀报称，国王正与一些人商议如何除掉“迫害者”，会上阿尔丰塞·奥纳诺再次强调了 5 月份时已经陈述过的观点：“马上除掉他。”对于这份报告，吉斯仅仅耸了耸肩而已。他收到过大量这类最终无关痛痒的警报。12 月 22 日的晚餐席间，他发现一张匿名的便笺被人塞进了自己的餐巾中，上面写着另一段急迫的警示文字。他向在场的同伴大声朗读了便笺的内容，接着从旁边的桌子上取了一支笔，在纸上潦草地写下“他不会有这个胆量”，然后就将便笺掷于地上不管不顾。他已经声色俱厉地恐吓过瓦卢瓦的表弟太多次，他毫不怀疑自己可以一直奉行故事。

就像吉斯获悉的那样，国王的确已经就这个问题与一个非正式的咨议班子进行过商谈。亨利三世告诉众人，他握有证据，一场针对自己的王位和性命的密谋正在酝酿之中。在吉斯的红衣主教②  的餐桌上，密谋者已经为公爵祝酒，恭贺他即将荣任下一任法国国王。有人向吉斯公爵的秘书申请战争期间的安全通行证，结果得到如此答复：“可以的话，你最好稍等一会儿。我们很快就会改变头衔和身份了。”国王继续补充道，他收到了许多警告，除非更坏的厄运降临在自己头上，否则不久后他就会被绑架到巴黎。甚至连吉斯的弟弟马耶讷公爵也差人给自己送来了警告信。“有我无他，”国王以此结束了陈述，“诸位有何良策？”

第一个作出回答的可能是新任御前大臣蒙托隆。他认为吉斯无疑犯下了叛国罪。证据已经非常充分。应当迅速将他捉拿归案，完成控告、审判和处决。国王悲伤地笑了笑。上哪儿找这样一处法庭，来对一位法国贵族、神圣同盟的总司令进行审判和定罪？难不成，在巴黎？

奥芒元帅提出了一条更加直接的应急之策，阿尔丰塞·奥纳诺也直率地表示了赞同——“杀了他。”不过奥纳诺虽已准备就绪，亨利却知道，没人比他更令吉斯党人感到恐惧和疑虑了。手持利刃的奥纳诺绝无机会走入距离公爵 100 英尺以内的地方。国王又看了看克利翁。这位法兰西警卫队队长的脸颊立刻胀成了红色，开始口吃起来。虽然难以置信，可是他确实从未在事先没有给予警告的情况下刺杀过敌人。他不认为自己可以完成这一使命。不过，现在可以举行一场决斗。他将很乐意向公爵发起挑战，亲自参与这场决斗。而且他确信能够杀死吉斯。亨利摇了摇头。面对这样一场挑战，吉斯将会作何应对，即使向克利翁解释也是枉费功夫。亨利感谢了所有人。他还要另作思考。

在第四天过去之前，他有了主意。有一个时刻，如若未经允许，吉斯派的党徒将不得擅入城堡内的王室寓所。届时枢密院将在前客厅晤面，那里连通了前方入口处宏伟的螺旋楼梯和后方王室下榻的套房。会谈期间，但凡未经授权之人均被排斥在外，参会议员只能独自前来，会场招待员将负责把控出入的各扇大门。客厅里有一群特别的与会者，国王可以完全信赖他们的忠诚，这便是所谓的“四十五人卫队”。四年前，他们由埃佩农招募而来。四十五人卫队全部出身贵族阶层，但又只是加斯科涅的小贵族而已，他们每个人的全部身家不过只有一匹马、一口剑、一块褴褛的斗篷，还有几英亩遍是石子、勉强赖以度日的薄田。他们在宫廷中无亲无故，除了国王，再无怙恃。他们中有 15 人被要求担任国王的贴身侍卫，日夜值勤，随时听候亨利的调遣。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支取一笔在其眼中俨若王侯待遇的高额俸禄。吉斯早就提到过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帮游手好闲、一无是处却又穷奢极侈的恶棍，在由三级会议中的吉斯朋党所提出的改革意见中，就有一条主张解散这帮无赖。四十五人卫队对此一清二楚。

人员安排妥当后，还有别的复杂程序等待处理。城堡一边的侧翼是先王弗朗索瓦一世③  下令兴建的，亨利三世的寝宫眼下也设在其中，那里的构造暗藏玄机，由一座座回环曲折的小型楼梯、一条条出人意料的隐蔽通道组成。两处平时畅通的门廊现在要临时封闭，一扇总是紧锁的门则应保证打开，这样做是为了让到时不可或缺的演员们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及时登台。国王对于每一处细节都要亲自过问，不允许出现任何纤介之失。

12 月 22 日下午，他与吉斯进行了一次长谈，有关这场对话的唯一记录显得过于程式化，以至于不可能是真的。但根据这份记录，国王肯定向吉斯提到了第二天的行程，他和王太后将会离开城堡，前往猎场的大帐欢度圣诞佳节，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召开一次会议。过了一会儿，他又差人前来，表示需要拿到城堡的钥匙——这当然是出于翌日行程的考虑。吉斯遂将一串钥匙扔给了报信人。这件事刚好发生在最后那封匿名警告信送达吉斯之前。

早上 7 点钟，还在卧房中安睡的吉斯被他的现任情妇唤醒，得知会议将在 8 点开始，时间之早异于平时。（国王凌晨 4 点就起床开始着手最后的准备了，为避免走漏风声，他要尽可能等到最后一刻再把剧情透露给登台的演员们，而且仅限于他们必须执行的部分。）这是一个惨淡的清晨，窗外的纤纤细雨中夹杂着雪花，古老的城堡里寒气刺骨，但吉斯只能穿上昨晚的薄裳——一套紧身的绸缎上衣和半长裤、一件短小的斗篷——便急急忙忙赶去了会场。

在宏伟的螺旋楼梯上，吉斯惊讶地发现了一群弓手卫兵。领头的军官礼貌地向吉斯陈述了情况，他们正在请愿，请求至少先领取一部分拖欠的薪饷。一些弓手一边随同吉斯登上台阶，一边乞求公爵代为美言几句，以方便诸位大人知晓他们已经多久没有领到薪饷，当下的处境又是多么苦不堪言。而后会议厅的大门在吉斯身后关闭，弓手们也转身散开，肩并肩排成坚实的阵列，将宽阔的楼梯从一端到另一端封锁得严严实实。

吉斯是来到会场的最后一人。他的弟弟红衣主教和里昂大主教是除他以外自己这一派仅有的两位与会代表，二人也只是在不久之前刚刚抵达；其他人看上去都来得早得多。吉斯略感不安。他抱怨了一下寒冷的天气，令人生起炉火。他又派人去取一些糖渍的水果。（宏伟的螺旋楼梯已经被完全封锁起来，这些水果是从国王专用的食橱里取来的。）接着，他下方有旧伤疤的那一只眼睛开始莫名地流泪，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带手帕过来。一位男侍连忙为他递来国王的方巾。这时火焰已经令身子恢复了暖意，他于是解下了自己的斗篷。会场随后因为一些与钱款有关的例行讨论嗡嗡作响起来，一位贵族侍从向吉斯传话，国王想要在自己的内室中与他单独见面。在提请众人原谅后，吉斯离席而去，他推门进入了国王的套房，左臂上还不以为意地搭着自己的短斗篷。

四十五人卫队中的 8 人正在走廊里休息。吉斯穿廊而过时，他们全都如陪侍一样在他身后列队尾随。等到约略行至国王内室的门口处，吉斯蓦地转身面向了他们，此时走在最前方的那个人猛然将一把匕首攮入了吉斯的身体。吉斯挣扎着试图拔剑，可是慌乱中剑柄和斗篷缠绕在了一起，抢在他拔剑出鞘前，他身后的一扇门突然打开，四十五人卫队中的其他人霎时闪现，上前攫住了他的双臂。吉斯是个力大无穷的男人，尽管受到众人的纠缠，他却仍然能够拖着袭击者们在大厅中到处走动，他拼命想要挣脱双臂，在一把把匕首接连刺来时，他竭力疾呼：“啊！我的朋友们！啊！先生们！啊！背叛！”接着，有片刻时间，他稍稍挣脱了四周的刺客，一个人挺立着，却禁不住开始摇晃，他又迈了一步，终而头颅向前重重地栽倒在地。后来，众人在搜查他的身体时，发现了一张尚未完成的手稿，那是一封信，开头的句子是这样的：“继续维持法兰西的内战，还要每个月花费 70 万里弗④  。”这句话总结了吉斯的事业，或许可以当作他的墓志铭。

还在楼下寝宫中的王太后听见了头顶上奇怪的扭打声和踩踏声，浑身开始哆嗦不止。还在会议厅中的红衣主教吉斯也听到了兄长因愤怒而高亢的嘶吼，他立时站起身来高叫：“背叛！”可是利剑在握的奥芒已经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须臾，弓手护卫们冲了进来，将红衣主教和里昂大主教带出了会场，二人就此沦为阶下囚。清晨还未过去，吉斯一派的好几位贵族密谋者已经被收押在监，其中就有出自波旁家族、年事已高的红衣主教查理⑤  ，他已经被密谋者们内定为王位过渡时期的傀儡君主，国王卫队还闯入三级会议的会场，逮捕了几位领导者，例如街垒日的两位抵抗英雄布里萨克伯爵和拉夏贝尔·马尔托，前者是三级会议中贵族等级的主席，后者是巴黎革命政府的现任领袖、第三等级的主席。

有人抗议，但无人反抗。刹那间，布洛瓦的神圣同盟追随者们在低首慑服后走向了瓦解，不过由于亨利三世并非噬血之辈，肃反的全部代价也只有两条性命而已。红衣主教吉斯死在了卫兵的长枪之下，其他所有被逮捕的人士遭到的最严重的惩罚也不过只是暂时的囚禁。严格说来，这是亨利三世完成过的最成功的一次政治行动，国王的私人医生卡夫利亚纳从医学角度记载了一则有趣的事实：相比于几个月前，此时国王的眼睛更加明亮了，他的气色越来越好，步履也愈发轻快了。

当亨利三世来到内室的门前，看到敌人死在自己脚下后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们没有可靠的记录，不过那些读过普鲁塔克著作的传记作家和编年史家，但凡注意到普氏经常引述笔下主人公在重要场合的慷慨陈词，总会有人抵御不住诱惑，也想让国王说点什么。多数时候他们为亨利三世安排了这样的台词：“在这一切之后，我才是国王！我再也不是当初的囚徒和奴隶了！”诚然，亨利有可能说过类似的话。他是一个随时做好准备根据场合发表激昂演说的人，在场的其他人很可能细心留意国王的言论并笔之于书，他时刻谨记着这一点，据卡夫利亚纳医生的记载，第二天他用来吓唬母后的那一番志得意满的言辞与前一日所说的话十分接近。不过我们手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记录，虽然在权威性上有所不足，但它却有一个特点，经常在不甚切题的地方透漏出事件的真相。依据这个版本，亨利走到房间的入口，停步俯视脚下四肢伸开的尸身，在停顿片刻后，开口道：“他好高啊！我从没意识到他有这么高！死了的他甚至比活着时还要高！”

认为这几句表面上无关宏旨的话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唯一麻烦在于，它与后来发生的事高度相关，而这些话是在事后很久才形诸笔墨的，足以让作者借后见之明巧作妙语。之所以会有这些妙语，是因为在杀死这位巴黎之王后，亨利并没有比以前更称得上是法国之王，相反，正如他的母亲怀着难以自持的愤怒告诉他的那样，他将比早先任何时候都更难堪称法国之王。果然，一听到吉斯的死讯，巴黎便在沸反盈天中起事了，一座座城市相继抛弃了对国王的忠诚，国王则在开春后与这个造反联盟正式对垒，但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挣脱了吉斯的监管后与纳瓦拉国王结盟，此举几乎丝毫也没有缓解尴尬的局面，因为有人认为这意味着他与英格兰女王有一种共谋关系。

即或如此，瓦卢瓦的亨利也并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将发生在布洛瓦的谋杀与他经历过的诸多失败相提并论。当他告诉母亲，他又一次成了法国唯一的国王时，人们有理由相信，他言下所指的不只是外在的王室标志，也不仅限于凯瑟琳看重的权威、实力和江山永固，他在谈论的是王权的神秘本质，是王位因循根本法度一代又一代冠冕相传的正统理念，是国王身为上帝恩典的肩负者和神之意志的代理人的玄妙意象。亨利之所以固守王位，并非出自任何鄙陋的自私之心。纵使亨利逃过了不久后的那场行刺，他的寿数也已无甚余裕，剩下的日子也难言欢愉。他永远不会有子嗣克绍箕裘。假若他要的全部不过是舒适的生活、表面的服从和王权的威仪，他大可以提出交换，通过臣服在吉斯的缰绳下、许诺未来让这个来自洛林的家族继承王位，换来自己生前的半世安稳，这样一笔交易正是老迈的波旁红衣主教求之不得的。可是身为国王，就算亨利已经背叛过太多的朋友和原则，却终究无法背叛王权的理念，在看清手中已无良策避免吉斯攫取王位后，亨利杀死了他，而且尽其所能地让此举看上去宛如一场公开处决。

正因如此，当雅克·克莱门特七个多月后在圣克卢宫用匕首终结了亨利三世的生命时，瓦卢瓦的亨利才能把圆满无瑕的王权亲手交在纳瓦拉的亨利手上。⑥  法国克吕尼修道院的副院长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卧床不起的亨利三世在弥留之际向纳瓦拉倾诉道：“我的兄弟，现在是时候由你接过这上帝赐予的王权了，我备尝辛苦，乃是为了将它专为你一人保留。正是早先的含辛忍苦使我沦为今天你眼前的模样。但我并不后悔，因为一直以来倚靠我充当保护者的正义，要求你继我之后承袭这个王国。”无论亨利三世是否真的说了这样一席话，它很好地诠释了亨利的作为，表达了他此生的终极意义。考虑到亨利三世身上背负的诸多弱点，以及他所处的不幸的位置，这真可谓一项壮举。

至于那位同时充当亨利的迫害者和牺牲者的吉斯，在他身上没有什么神秘之处，除却这一点：这样一位肤浅的自矜之徒竟然令如此众多的人民心旌摇荡。他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家，胆大包天、心狠手辣，他也是一个典型的赌徒，甘愿投入到一场身家和手段本来承担不起的豪赌中来。或早或迟，他的好运总会到头，虽然西克斯图斯五世和腓力二世因为对他离世的方式不满，摆出了惯常的非难姿态，我们却没有证据表明二者之中有谁果真由于吉斯的死而心烦意乱。吉斯过于贪得无厌，在细节上又太漫不经心，以致所有人都持有一种印象，不管他是在为教会还是西班牙服务，他真正在意的只是自己的目的。西班牙可能会比罗马更加感到惋惜，可是雇佣军从来便是用来牺牲的。雇佣吉斯是为了从侧面转移主战场的注意力，但在主攻方向已遭挫败后，此刻的他已经完全暴露，而且再也无法得到相应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他与无敌舰队中诸如雨果·德·蒙卡达和阿隆索·德·雷瓦等亡魂并无不同，区别只在于那些船长是为了克尽厥职而捐躯，而吉斯之死却如同门多萨暗示的那样，主要怪他自己鲁莽灭裂。门多萨曾经颇为重视吉斯的利用价值，但那终究不是一段惬意的共事经历。无须门多萨禀报，他的主公自然明白垂涎法国王冠的人比比皆是，很快就会有其他德高望重的名流显贵乐意把西班牙的金币揣进自己兜里。根据各国大使们的记录，腓力二世在听闻吉斯的死讯后沉思了片晌，随后下定结论：“这是教皇该考虑的事情。”而教皇西克斯图斯在闻知消息后也只是点了点头，好像对此早有预料似的说道：“这么看来，西班牙国王又损失了一位船长。”

①  萨伏依公爵伊曼努尔一世（Charles Emmanuel I, 1562—1630）趁法国内战，于 1588 年秋占领了横跨今日法意边境的萨卢佐侯爵领（Marquisate of Saluzzo）。

②  指亨利的三弟路易二世（Louis II, 1555—1588），他在 1578 年受封为红衣主教。

③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君主，1515 年至 1547 年在位。

④  里弗（livre），法国旧时货币单位，1794 年停用。

⑤  即波旁的查理（Charles de Bourbon, 1523—1590），事实上亨利三世于翌年驾崩后，他仍然被天主教神圣同盟视为真正合法的继任君主。

⑥  1589 年 8 月 1 日，多明我会修士雅克·克莱门特（Jacques Clément）来到圣克卢宫，以递交秘密文件为由接近并刺杀了亨利三世，临死前亨利三世将王位传予纳瓦拉的亨利，要求众臣向新任国王效忠。

33　来自上帝的风

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1589 年元旦

无论灾殃临头还是捷报入耳，皆能神色举止不异于常，这就是腓力二世的公众形象，也是他生前便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传说之一。还是龆年小儿时，他必然已经多次听到过父亲的事迹，当皇帝查理五世收到帕维亚大捷①  的喜讯时，他的面无喜色引发了众人的广泛崇敬。也许他早就决心效法父亲的言行，而后又发现如此行事本来就更为容易，因为他的天性恰恰不那么生气勃勃。无论如何，当他的统治来到第三十三年时，腓力已然在许多倾慕者的眼中化身为一位行为世范的斯多葛主义②  基督徒，关于他在艰难险恶中的凛然自持，有不下一百个绘声绘色的故事在民间传颂。其中的一些好似经典喜剧，有这么一则故事，说有一位新来的秘书，他对于尚未谙熟的职责颇感紧张，在从国王手中接过刚刚写好的羊皮信纸，接着要用沙来打磨时，竟错拿起墨水瓶倒了一纸。他吓得瑟缩成团，满以为会触怒龙颜，却只听到了国王温和的声音：“那是墨水，这才是沙。”还有一些故事像是感伤的逸闻，它们描绘了国王对于长子和继承人堂卡洛斯③  经年累月的忍耐，这位王子的乖戾当时正因为神志不清而日渐加重。在腓力驾崩后的十年里，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故事流传开来。很自然地，那些对他心怀同情的编年史家能够从中撷取一些合适的片段，来彰显他如何在生命中最为失落的时刻仍旧保持钢铁一般的自控力。

经过高妙的打磨，神父法米亚诺·斯特拉达写作的道德寓言展现出了最为精致的文学技艺。在他的故事里，当一位从桑坦德赶来的信使（兴许就是战场总指挥博瓦迪利亚？）带着这场浩劫的信息抵达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时，国王还依然怀着无敌舰队高奏凯歌的信念。王室秘书莫拉和伊迪亚克兹全都惊慌失色，二人相互推诿，希望由对方前去呈报这可怕的消息。最后莫拉走进了国王的内室，国王放下笔，看着他的秘书走近，莫拉期期艾艾地将无敌舰队的坏消息陈述了一番，便把信使推上前来。国王听取了这个令人沮丧的故事，神色始终如常，末了他开口道：“我要感谢上帝，蒙他伸手襄助，我还能选择在任何时刻派遣一支与我们的败军一样庞大的舰队出海。溪流会偶有阻塞，但只要源头畅流不息，就还无甚大碍。”没有一声叹息，脸上也没有半点异色，国王拾起了笔，开始继续写信。

可是斯特拉达终究是地地道道的罗马人，事实上，即使是西班牙人口中说出的最精妙的言辞，也不会如此华美造作，它们听起来要更加低沉如铁、铿锵作响。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从 17 世纪晚期以来，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更加偏爱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这个故事里也有烘云托月的过程，受到惊吓的秘书、平静工作的国王、信使带来的残酷消息，所有这些别无二致，但是在重新提笔之前，国王只是简单地说道：“我派出自己的舰队，是为了与人战斗，而不是为了迎战来自上帝的风浪。”

当然，这些故事没有一个可能是真的。腓力根本没有机会展现他那面对不虞之患时闻名于世的坚毅风采，因为无敌舰队战败的全过程是一点一滴缓慢地为他所知的。在公爵回到桑坦德之前，腓力不仅已经读过梅迪纳·西多尼亚写于 8 月 21 日的来信和随信附上的日记，而且听过巴尔塔扎·德·祖尼加令人沮丧的报告。他从帕尔马那里听说了水陆两军会合的失败，后来又获悉了从爱尔兰海岸传来的种种沉船流言。此外，我们很难相信腓力会如此突然地责怪起上帝安排的风浪，因为他派这支舰队出海正是为了做神的仆人，特别是他还从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日记里获悉，截至 8 月 21 日，无敌舰队一直在天气上占尽优势。

尽管肉身凡胎的承荷能力是有限度的，人们大可相信，当坏消息来临时，腓力依旧保持了尊严和坚毅。那年秋天，腓力生了一场大病，而且在各国外交使团看来，焦急和失望即使不是病因，也至少加剧了病情的严重程度。罗马教廷的新使节认为，国王的眼睛之所以红肿，既是因为读书，也是流泪的结果，饶是如此，却没有人亲眼见过腓力伤心落泪。另一些人提到，过去十个月内发生的事情让国王看上去老了好几岁。就是从 1588 年开始，他的皮肤奇怪地猝然间苍白起来，松垂地耷拉在了双颊之上。他那丛白色髭须失去了最后一抹金色，蓄得更长了，在某些肖像画里，竟不知为何好似忘了打理一般。1588 年以后，国王更少出门，能与之晤面的人越来越少，愈来愈多的时间被他花在了离群索居和阅读研究之中。

不过，倘若腓力已经体悟到命运的打击，而且公开显露出自己的感受的话，他却并没有被命运击垮。几乎刚一得知己方的损失程度，他就立刻向各国大使保证，他将打造一支更加强大的舰队，哪怕要为此熔化自己餐桌上的每一只盘子，要熔化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的每一盏银烛台，也在所不惜。事情自然到不了那种地步，不过单单只有美洲运来的金块银块的确不够，看起来卡斯蒂尔的橱柜要被掏空了，此外还要与热那亚银行家订立新的协议。在与一些船长有过交谈后，腓力愈加清楚地看到，仅仅租用船舶是不够的。若要得到首屈一指的头等战舰，就不得不自己来造。为此，他必须扩大西班牙的火炮制造业。征兵、制炮、造船、筹资，国王的笔在一刻不停地游走，赶在新年到来之前，所有处置方案都已草拟完毕，虽然这些事项一如西班牙的惯常情况那样进展缓慢，大量虚耗的时间在等待弥补，许多疏漏还在等待补救，以至于很少有人相信腓力念想中的新舰队能在春天建成，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腓力的蓝图终究会如愿实现。

与此同时，腓力也要面对既成的事实。他迈出了第一步，10 月 13 日这天，他向西班牙各地的主教们发出信函。在信中，他简要地向各位主教告知了他们实际上早已得知的消息，并提醒他们注意海战固有的不确定性，他继续写道：“我们必须为上帝乐意为之的一切向他献上礼赞。现在我要感谢神，为了他已然昭示的垂怜。那些暴风雨本来可能为无敌舰队招致更加不堪的厄运，但最后并没有雪上加霜，这务必应归功于为了此行圆满成功而献上的祷祝，多亏诸位的祈祷曾经如此虔诚和不懈。”他也彬彬有礼地告诉各位主教，祈祷或许可以结束了。不大可能再有船只回到故土。日后西班牙将无敌舰队的战败归因于来自上帝的风，这种做法最早便源于此时。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出为何英国人、荷兰人同样持有类似的解释。在一枚伊丽莎白女王颁授的庆祝击败无敌舰队的纪念章上，刻有这样的文字：“上帝吐纳风雨，他们因之溃散。”一枚荷兰打造的纪念章上也记录了相近的情感，那些饱学的诗人们则不吝辞藻，用拉丁语诗篇来庆祝童贞女王的王位得以保全，歌颂新教信仰得以胜利守护，他们忙于礼赞神灵的显圣，对于上帝以其格外恩赐的风暴让数千西班牙人溺毙誉不绝口，竟全然没有工夫略微提及英国舰队的殊勋。

实情当然与此不同，在西班牙人因天气不利而蒙难之前，性能更为上乘的船舶和火炮早已决出了战斗的胜负，即使是在爱尔兰附近蒙受的损失，其祸根也更多埋在德雷克身上，他在圣文森特角一把火烧掉木板条的所作所为要比暴风雨更加致命，但是敌军的毁灭越是能够被视作上帝在直接插手，自然就越能彰显上帝垂青新教，如此一来众人的共同事业也就像宣称的那样，真的成了上帝自身的伟业。故而，大风暴摧毁了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传说也就和其他捏造的故事一样成了源远流长的神话，这些故事还包括野蛮的爱尔兰人大开杀戒、巨大的西班牙舰船令英格兰船只相形见绌、怯懦的西班牙指挥官躲进船舱内一处专门建造的避难所中畏葸不出，以及受到侮辱的炮手在炸掉了一艘盖伦帆船后跃入大海，不胜枚举。

奇怪之处还在于，所有这类传说在西班牙就像在英格兰一样广为流传，甚至连涉及梅迪纳·西多尼亚的那个故事也概莫能外，据说公爵“为了安全起见，下榻在旗舰的最底层”，这位《理查德·雷恩卧室遗存……函札抄录》的作者完全向壁虚构了一番莫须有的情节来嘲讽他的本国同胞。至于涉及英国战船体型渺小、无法与搭载西班牙人的庞然大物相提并论的故事，始作俑者一定是那些通晓文墨的旱鸭子，他们也许当时正在怀特岛观战，于是错把英军的一群轻帆船与对方硕大却笨拙的乌尔卡船拿来比较，而没有注意到战舰。乍看上去，最难以理解的还是西班牙人为何愿意接受有关风暴的神话。英国人自然会欢迎这样的解释，他们又有了一项实物证据表明上帝与自己同在，可是为什么西班牙人要接受这种上帝与之对立的观点，证明他们劳而无功的舰队不是在与人交手，而是在与神指使的狂风骇浪拼死相搏呢？只要稍作细想，此间的奥妙也不难领会。败于上帝之手永远要比败于凡人之手更容易让人接受，犹太-基督教传统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来解释上帝那些表面上反常的举动。这一回上帝安排他们承受失败，既不意味着西班牙人并非在为神的事业而战，也不代表神不会在最后关头为其张目。

堂博纳迪诺·德·门多萨是另一位基督教斯多葛主义道路的探索者，在他终于接受了无敌舰队战败的苦涩事实后，也以闳中肆外的雄辩和巧语向他的主公阐释了同样的道理。甚至连至为高贵的十字军战士们，哪怕是圣路易④  本人，据他观察，也不是常胜不败的——他采用这种委婉的措辞是情有可原的。我们的罪如此纷繁深重，上帝施予的每一次天惩无不自有缘由，但是上帝惩罚那些真正爱神的人，是为了他们的好，有时是让他们在此世因此获益，有时则是在来世。也许上帝只是选择让那些为他效力的战士们今时受馁，以使他们在谦卑中习得制胜之法。看到这句话，腓力不但特意划线标注，还在页边涂写强调，以表同意。

在谦卑中习得制胜之法。是年的整个冬天，腓力都在不停挥笔，试图揭示他曾经听凭自己犯下的过错：舰队的船舶种类驳杂——下一次既要准备更好的船只，还要在形制上整齐划一；缺少长程火炮——下回出兵时，应当配备更多的长重炮和半长重炮；指挥权的割裂、协作的低效、深水港口的匮乏，甚至还有如何掌控荷兰沿岸水域的问题，不知何故，在最后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上，帕尔马竟然不仅自己抛诸脑后，还听任其他所有人同样疏忽大意。腓力并没有得出什么出类拔萃的解决方案，但是至少他开始直面存在的问题，想要看清还应作何努力。此次战败造成的惊骇情绪让他从梦游一般的恍惚状态中觉醒，自从玛丽·斯图亚特辞世，他曾一直深陷于这种状态而不能自拔。在他余下的统治岁月里，他再一次变回了那位审慎之王，处处小心，乃至到了看似畏怯、迟疑，凡事都要瞻前顾后、思虑再三的地步，在无奈地把一切最终留待天意裁决之前，他往往早已把所有可能的机遇竭力挥霍一空。

这里还有另外一则听上去真实而又切合当时情景的逸闻。我们不晓得故事的发生时间，但至少也应该是 1588 年之后一两年的事，否则就会让人感到奇怪。那时腓力正在圣洛伦索教堂的内庭花园中徜徉，他听见一位园丁向人宣称，在为修剪南墙下的梨树付出如此繁重的心力后，上帝完全没有理由任由这应许的果实走向枯萎。腓力叫住了园丁，说出了一番语气比平日与这些修士们交谈时更为严厉的话。“尼古拉斯兄弟！尼古拉斯兄弟，留心你的话！自以为懂得上帝的意志，是对神的不敬，几乎是在亵渎神灵。这是源自骄傲的罪。甚至是国王，尼古拉斯兄弟，”他继续说道，只是语气柔和了些，“也必须恭顺地为上帝的意志所差遣，哪怕对神的意志一无所知。任何时候，他们都绝对不能妄想把神的旨意当成工具来利用。”

①  发生于 1525 年 2 月 24 日，是漫长的意大利战争中的决定性战役之一。帝国军队在此战中重创法军，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沦为查理五世的阶下囚，被迫签订《马德里条约》。

②  古希腊著名哲学学派，核心学说认为“顺应自然”或“顺应理性”是人的美德，人应该学会接受“命运”这种普遍法则。

③  身为长子的堂卡洛斯（Don Carlos, Prince of Asturias, 1545—1568）本来是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但他最终因疯癫早逝，王位由他的弟弟虔诚的腓力（Philip the Pious）继承，史称腓力三世。弗雷德里希·席勒曾以他为主人公，创作同名历史悲剧《堂卡洛斯》。

④  即法国卡佩王朝皇帝路易九世（Louis IX of France, 1214—1270），因对基督教无比虔诚而在中世纪美名远扬，但并不以战功闻名，曾亲自发起和参与第七、八次十字军东征。两次东征皆未取得胜利，路易在第七次东征中被俘，法国以大笔赎金将他赎回，他最终在第八次东征途中病逝于突尼斯。

34　没有一丝沮丧

里士满

1589 年元旦

那一年，女王陛下在里士满①  度过了圣诞节。那是个天气恶劣的季节，天空中总是雨雪交加，元旦当天，一场暴风雪在伦敦周边各郡肆虐，吹倒了许多烟囱、掀开了许多屋顶，但在里士满宫的壁炉里，高高的火苗还在明亮地燃烧，那里到处充斥着各种筵席、舞会和荒谬轻浮的嬉闹，来自圣保罗童伶剧团②  的孩子们表演了舞台剧，在一些欢快的游戏中甚至还能看见女王本人的身影，既然是元旦，最后当然少不了惯常的赠送礼品环节，礼物自然也是贵重的。考虑到伊丽莎白平日出手吝啬，今年女王赠送给海军大臣的礼物堪称奢华，西摩和其他贵族也都纷纷收到了可观的纪念品，作为对其为国效命的酬谢。伯利送给女王一只巨大的金质餐碟，上面镌刻了象征女王得胜的纪念图纹，沃里克伯爵献上了一匹精美的薄绸，上面饰有光彩照人的红宝石、钻石、珍珠和沉甸甸的黄金，霍华德同样送上一匹绸缎，虽然没有沃里克伯爵的礼物那么造价不菲，但也庶几与他从女王那里收到的镶银餐盘价值相埒。

这些庆典看似寻常，却很难不让人注意到宫廷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伊丽莎白一直习惯性地以为她的表兄、宫务大臣汉斯顿勋爵并不比自己年长许多，可是这位大人却好像突然间已经变得腿脚僵硬、华发满头。她的财务总管詹姆斯·克罗夫特爵士只比汉斯顿略微大上几岁，看上去却已老态龙钟。让他倏然间老去的也许是关于其叛国的谣传，那些窃窃私语自打他从佛兰德归国后便散播开来；又或者是因为他在面对帕尔马时的糊涂失策，让人们格外注意到了其日益老迈的年岁。克罗夫特的敌人沃尔辛厄姆也一样看上去苍老了许多，虽然他事实上还算年轻，并不比女王更加年长。玛丽·斯图亚特的命运悬而未决时导致他卧病在床的顽疾，毕竟并不只是出于策略考虑而进行的表演。伯利很少再熬夜了；什么时候身上的痛风能放他一马，允许他在议事桌上安稳地工作一个早上，他就要感天谢地了。年事渐高、疾病缠身以及死亡还让其他一些我们熟悉的官阶出现了缺员。最难以让人忽视的那个空缺职位曾经长期由一位自信满满的高个子男人占据，他日后体态发福，脸盘越发红润，髭须愈加泛白，但是仍然凭着华贵的丰姿，当之无愧地在这场由女王担任明星的好戏中充当年轻的男主角。9 月初，在前往巴克斯顿③  疗养的路上，莱斯特伯爵还给女王写了一封短信，字里行间洋溢着兴高采烈的问候，诉说了温情款款的牵挂。可是几天后伊丽莎白便得知了他的死讯。④  在他的便笺上，伊丽莎白执笔写下“他的最后一封信”几个字，随后将之收藏了起来。如果伊丽莎白·都铎曾经爱过一个男人，他就是罗伯特·达德利。如果她曾经在里士满的新年庆典这天思念过某一张面孔，那便是他的容颜。

伊丽莎白一生忠于老友故旧。身为一位因善变无常而恶名昭彰的女王，她却极少更换自己的仆人。不过新的面孔也会令她感到兴奋，填补这些官缺的正是一群新人。例如，她那英俊而年轻的掌马官埃塞克斯伯爵。此时此刻，他正和沃尔特·雷利怒目相向，两人俨如彼此敌对的校园男童，伯爵的举止可谓愚蠢，这分明是在提醒大家注意他有多么少不更事。但在经过适当指点后，他也许会适应宫廷中复杂的芭蕾舞蹈，学会优雅而坚定地踏准难以把握的节拍，一如他的继父莱斯特曾经擅长的那样，或许到那会儿他便能够及时填补莱斯特的角色了。一位芭蕾舞首席女明星需要有一只手时不时从旁提供依靠，即使只是那么轻轻的一靠。

至于伊丽莎白，无论有谁因为年岁、健康和精力问题掉队，她本人都绝无此意。在这支新的舞蹈中，她已经作为领舞者跳出了前几步，而且发现自己依然能够像领导老臣们那样统领好新人。上年 9 月 7 日，伊丽莎白度过了自己的五秩晋五华诞，可是她感觉自己几乎仍然和早先一样年富力强。至少她还能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只要尚有一口气在，她就还能继续有所作为。大约 12 年后，在女王 67 岁时，她还告诉对自己安排的一次长途巡行喃喃抱怨的廷臣们，“让老人们留在后面好了，年轻人、能干的人跟我来”。

第二年夏天的战役计划已经在圣诞节前准备妥当，这是一份为年轻和能扛得住的人准备的计划，是为赞成大胆进攻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和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准备的计划。德雷克将出任本次作战的舰队指挥官。而霍华德则或许因为过于谨小慎微而未获委任。“黑杰克”诺里斯将指挥陆军，他和德雷克负责的这场战斗完全不亚于一场针对葡萄牙的全面入侵，里斯本乃是战役的主要目标。葡萄牙王位的竞争者克拉图的堂安东尼奥也将和他们同行，对于他一再作出的保证——一旦他登上葡萄牙的土地，忠顺的国民将会万众一心、揭竿而起，把西班牙侵略者逐出国境——终于能有机会一验真伪了。运气好的话，此次远征会在腓力国王的门前台阶上触发一场战争，这将迫使腓力一心忙于自家门前的事务，从而无暇为祸海外。

这就是女王的心愿。针对无敌舰队的战前准备、敌人来到之前的漫长等待，尤其是西班牙人逃离格拉沃利讷后水陆两军仍在维系的动员工作，所有这些实在耗资巨万。除了召开新一届议会外将别无选择，但由于从更为明智的角度考虑，在上一届议会的最后一笔拨款得以筹措之前，最好不要加征任何新的拨款，会议的开幕又因此延迟到 2 月举行。如果伊丽莎白了解下院议员，她应该知道，他们并不像急于开战一样急于为这场战斗掏钱，除非德雷克、诺里斯和堂安东尼奥就在梅迪纳·西多尼亚、帕尔马与威廉·艾伦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否则无论新一届议会投票得出何种结果，这次筹款都将只是一系列筹款中的第一次而已。而腓力是一个顽固的人，这一战谅必会延续多年。

伊丽莎白从来不曾深陷于毫无意义的悔恨之中；假如这场战斗确乎旷日持久，伊丽莎白的慎思告诉她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那么她必须学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战争的价值。过去的日子里，她曾偶或谋求和平，以便获得和发动战争别无二致的效果。放眼未来，她又有必要谋求战争，以便获得与求取和平完全相同的结果。只要英国的土地没有燃起战火，税负还不至于吞噬人们的家业，就算这座岛屿时刻严阵以待，这儿的生活也依然要比法国或者尼德兰更加安详。对于伊丽莎白一世而言，维持现状永远比赢得胜利更加重要。

这并不是说她不喜欢胜利。自从造访提尔伯利以后，她感到自己与民众比以前更加亲近了。现在，他们把孩子扛在肩膀上，步行数英里，又耐心等上几个钟头，只是为了一瞻女王的天颜，那时伊丽莎白可能只是为了动身前去捕猎，或是在火炬的照耀下影影绰绰地从一处宫殿启程迁往另一处。当她出门的时候，辕马和坐轿总是被围得水泄不通，仪仗队几乎无法从人山人海中探出前路，空气里也一直漫天回响着高喊的祝福和爱慕。在登基 30 周年纪念日过后的那个星期天，她曾以凯旋的仪态前往圣保罗大教堂，一路上穿过的每一条街无不因为触目皆是的旗帜和花环而光彩熠熠，无不聚集着跪地欢呼的人民，这简直是她的第二次加冕礼，而且比第一次更加令人心满意足，正如一份承诺在兑现时总会比在立誓时更加称心如意一样。如果说她曾经怀疑过自己是否有能力在战时统御英国，这种疑虑如今已经在她的心中云开雾散。

①  里士满（Richmond），位于今英格兰北部北约克郡。

②  圣保罗童伶剧团（Children of Paul’s）是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伦敦著名的男童剧团，最初是由圣保罗大教堂的男童唱诗班发展而来的，因此得名。

③  巴克斯顿（Buxton），英格兰中部德比郡的小城，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也是繁荣的贸易集镇。

④  健康欠佳的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当时正前去巴克斯顿的温泉疗养，1588 年 9 月 4 日，在途经牛津附近的查尔伯里公园（Cornbury Park）时溘然辞世，现代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死因可能是疟疾或胃癌。

结　语

纽约

1959 年元旦

历史学家们同意，无敌舰队的战败具有决定性意义，事实上，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但是提及这场战役究竟决定了什么，各方的观点就言人人殊了。它肯定不曾最终决定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战局走向。虽然不久以后德雷克的进攻没有遭到任何敌方舰队的反击，诺里斯仅仅受到当地防卫力量的阻挠，英国人在 1589 年实施的葡萄牙作战行动却招致毁灭性的失败，与西班牙 1588 年吞下的败果几乎同样苦涩。两国之间的战斗又因此拖延了近乎 14 年，并伴随着女王的寿数一起告终，而最后的战况至多不过是平分秋色罢了。一些史家声称，无敌舰队的战败“标志着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衰落和大不列颠的崛起”。很难看出他们缘何持有这种观点。到 1603 年为止，西班牙还没有将任何一处海外前哨拱手让与英国人，反倒是弗吉尼亚的英国殖民地建设由于战争受到了拖延。无敌舰队一役也没有“把西班牙对海洋的掌控转交给英格兰”。英国在大西洋上的海军战力从来便强过卡斯蒂尔和葡萄牙的总和，这种优势得以一路延续下来，但到了 1588 年以后反倒有所削弱。无敌舰队的落败与其认为是西班牙海军的末日，倒不如说是其重生的开始。英国人可以劫掠西班牙的海岸，但没有能力进行封锁。德雷克和霍金斯梦想通过截断腓力从新世界获得的收入来迫使他屈膝投降，然而与西班牙历史上的任何连续 15 年相比，1588 年到 1603 年间，从美洲押解至西班牙的财宝都要更多。在伊丽莎白一朝的双边战事中，哪一方都没有完全掌控过远方的重洋。

有时人们会认为，击败无敌舰队唤起了一种勃然奋励的乐观主义情绪，这塑造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性情，促成了文学天才的伟大迸发，为伊丽莎白最后 15 年的统治打上了鲜明的烙印。“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①  莎翁戏剧《约翰王》中的这句名言经常作为论断的例证得到引用。尽管如此，论断的第一部分还是遭到过质疑，即使是那些认可这句名言、认为它毫无疑问刻画了所处时代全体人民的心境和性情的人，也很难证明，同样在英格兰，“勃然奋励的乐观主义情绪”在 1588 年后的 15 年中要比此前的 15 年更为风行。论断的第二部分，有关无敌舰队战败和伊丽莎白时代戏剧繁荣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指认，则有些难以反驳；然而除非采用“后此即由此”②  的诡辩方法，否则想要证明它会比驳斥它还要更难。在英格兰，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有关无敌舰队一役与文学作品之间存在联系的明确证据，而西班牙却有一个。根据那个广泛接受的故事，一位从勒班陀归来的西班牙伤残老兵、小有名气的诗人，在无敌舰队从里斯本起航前手忙脚乱的那几个礼拜里，因为把手中负责的无敌舰队的募资账目搞成一团乱麻——没人说得清他是否有意欺君罔上——而被适时送入监狱，直至最后有人理清了他的账簿才得以重见天日。在被迫赋闲的这段日子里，他终于有了时间开始写作《堂吉诃德》。可是这件事又或许只是证明了战败与获胜一样有助于激励天才，毕竟能够支撑这一论点的历史论据可谓数见不鲜。再或者，其实无论无敌舰队起航与否，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都会写出他们本来就应当写出的杰作。

过去的历史学家，譬如弗劳德③  和莫特利④  、兰克⑤  和米什莱⑥  ，都认为无敌舰队的战败决定了反宗教改革运动无法赢得整个欧洲，这种观点更胜一筹。或许梅迪纳·西多尼亚对于如何赢下这场海战自感一筹莫展，可是霍华德无疑很有可能输掉这场对决。设若霍华德落败，帕尔马的大军也许就有办法渡海进军英格兰。假使帕尔马成功登陆，按照事先计划先取罗切斯特，而后进抵伦敦，并且能在泰晤士河畔得到奏凯的西班牙舰队的援助，英格兰乃至欧洲大陆的历史进程兴许就会走上与现在有所不同的诸多歧路中的一条。纵使帕尔马没能征服英格兰，或是没能废黜英国女王，西班牙人的有限胜利亦将有可能对新教事业造成严重乃至致命的打击。

不过，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却是，就算西班牙人攫取了海战的胜利，当和平最终降临时，欧洲的景象也不会与现在偏差太远。腓力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朝思暮想，渴望组建一支伟大的十字军，将异端彻底清扫一空，从而在基督教世界建立西班牙国王统御下的、由天主教支配的太平寰宇。而令德雷克及其清教同仁魂牵梦萦的，则是要将新教革命的果实散播到全欧洲，直至将敌基督从他的王位上狠狠推翻。两种梦想同样脱离现实。不管是天主教抑或新教，两大联盟都既缺乏必要的团结，又无法补充必需的军力。理念体系固然常常在传播时自我设限，却比人乃至国家更难以扼杀。在所有战争中，十字军式的圣战、为反对一种理念体系而发动的全面战争，最难企及胜果。其本质已然决定了，西班牙和英格兰之间的双边战争很可能无关全局，又由于人们的天性，甚至连这场战争留下的实际教训亦可谓无甚裨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还将涉足另外一场战争，一场长达三十年的鏖战⑦  ，在此之后人们才终于认定，原来发动十字军圣战在解决观念的分歧上收效甚微，原来两派甚至更加繁多的理念体系可以并肩共存，而无须你死我亡、不共戴天。

然而在另一重意义上，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又确乎是一件关键的大事。只是其中关键的意义之于交战双方而言，却不如对旁观者那么显豁。在两边的行家里手看来，格拉沃利讷的战果之所以令人称奇，主要是因为无敌舰队竟然依旧表现出色，丝毫不逊于先前。但是在陆上的英国和西班牙同胞并不能确定胜利的天平会向哪一方倾斜，至于两国之外的人民，就更加难以预测战争的最终结果了。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一度只看见西班牙这位巨人迈步向前，从胜利走向胜利。命运、日益显现的神意、未来的潮流，似乎全然处在西班牙这一边，身为天主教徒的法国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都认为西班牙已经明白无误地被拣选为神之教会的捍卫者，并为此喜逐颜开，虽然这与他们看待西班牙支配俗世的态度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各地的新教徒则相应地感到惊恐万分、灰心丧气。当西班牙无敌舰队不远千里去往对方的领地，挑战英吉利海峡自古以来的主人时，即将发生的这场龙争虎斗便俨如一场上帝的审判，人们素来对于此类决斗心怀期望，相信上帝自会庇佑正义的一方。这个重大的时刻更因为预言该年充斥刀兵之劫的凶兆而更显庄严肃穆，那些预言是如此古老而又广为接受，甚至连最开明、最具有怀疑精神的人士也不能完全视若无睹。故而，当两支舰队终于赶赴约定的战场时，全欧洲都在屏息谛视。

在双方观察者的眼中，战争的结果还因为一场非凡的暴风雨而越发具有了确凿的决定性意义，每个人对此都坚信不疑。法兰西和尼德兰、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新教徒都怀着慰藉看到上帝正如他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千真万确地站在自己这一方。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天主教徒也几乎得到了相同的宽慰，归根结底，这至少证明了西班牙并不是上帝钦定的捍卫者。从那一刻起，西班牙的优势固然又维持了不止一代人，可是她的威望已然从顶峰滑落。特别是法国，自从亨利三世在布洛瓦用武力夺回权力后，便开始回归制衡奥地利家族的过往角色，只要欧洲的自由还在受到哈布斯堡家族的威胁，她就是这自由的首要保证人。可是如果没有英国在格拉沃利讷的胜利，如果这胜利没有因为来自爱尔兰的消息得以最终确认，亨利三世或许绝无可能鼓起勇气，挣脱神圣同盟的重轭，那样的话，此后的欧洲历史就可能彻底不同。

所以，尽管日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漫长而非决定性的战斗，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却的的确确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决定了已经没有人能够仰仗武力，重新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众多继承者身上强加宗教的统一，假如有人以身犯险，也无非只会证明如今的事态乃是诸种可能的结果中最有可能的一种，若问何以见得，也许这正是每一场我们称之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所揭示的全部。至于帕尔马是否有能力为西班牙重新征服荷兰和泽兰，就像他曾经克复南方诸省那样，我们永远不能知晓答案了。1588 年后他与机会彻底失之交臂；他本已薄弱的兵力又被大量抽调，以协助神圣同盟在与纳瓦拉的亨利的对垒中求得自保。经此一役，领土国家这种未来将会塑造现代欧洲的新型国家形式也已经开始呼之欲出，最终它将被冠以“民族”国家之名。1588 年以后的每一个主要国家现在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与日俱增地感受到了这种自由，各国将会孕育出自己内部的独特潜能，而无须再对任何从外部强加于己身的信仰体系唯命是从。由于欧洲的列强此时还不够强大，而且在接下来的数世纪中仍然没有强大到彼此之间可以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那么如何让各国拥有秉持不同立场的自由，同时却又不致落入彻底的毁灭，这个问题大可以留待祸患显露的那个世纪再做应对。

在此期间，随着无敌舰队的插曲渐渐淡入往昔的时光，它却在以另一种方式影响历史。有关它的故事覆上了一层金色的烟霭，在被这层烟霭放大和扭曲后，变成了一则散发着英雄气息的寓言，意在推崇保卫自由、抵抗暴政的壮举，它化作了一段永恒的神话，讲述了以弱胜强、大卫击败歌利亚的故事。它令身陷黑暗时光的人们重拾风云之志，引领他们彼此砥砺：“当年之勇，岂言不复？”就其今日的影响来看，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传说已然变得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同等重要，甚或更加重要。

①  出自莎士比亚《约翰王》第五幕第七场，此为朱生豪先生译文。

②  post hoc, propter hoc，是一句描述逻辑谬误的拉丁谚语。

③  见引言注释。

④  约翰·罗斯洛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 1814—1877），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外交家，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尼德兰联邦》（The United Netherlands ）。

⑤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对近代史学影响深远的德国历史学家，极其重视原始史料的考辨，认为历史写作的目的是还原客观史实，历史学可以被视为科学，以其为代表的兰克学派被称为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著有《拉丁与条顿民族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 ）等。

⑥  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98—1874），有重要影响的法国历史学家，首先使用和定义了“文艺复兴”的概念，著有《法国史》（Histoire de France ）等。

⑦  即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几乎涉及当时欧洲所有主要国家的混战被称为最后一场宗教战争，战争末期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申了 1555 年《奥格斯堡和约》中确立的天主教与新教平等共处、教随国定等基本原则，从此以后宗教原因便退出了欧洲的战争舞台。

文献通释

档案和馆藏抄本

英格兰：

Public Record Office（下文简称 P. R. O.）的藏品中既包括已由 Bruce、Laughton 和 Corbett（见下文）公开出版的文书原件，也有涉及本土防务但尚未公布的其他文献。

British Museum（B. M.）。除了 Yelverton MSS.和其他 1945 年以后获得的藏品，一些旧的馆藏仍然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参见下文各章附注。）

除了两封有关玛丽·斯图亚特之死和同一时间发生的其他事件的“时事通讯”外，牛津的 Bodleian Library（Bod.）还藏有一份尚未公布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若干事项评论》，作者是 James P. R. Lyell，并附有西班牙文书的大量抄本，其中一些来自平时难以见到的私人收藏。就我所能检视的范围来看，这些抄本的真实性足以得到肯定。哈佛大学藏有一份 Lyell 的《评论》的打印副本。

西班牙：

Archivo General de Simancas（Sim.），不但包括许多与无敌舰队一役中海陆两军直接相关的信息的文件——多数已经公布——还囊括了大量这些年间的外交和行政方面的文书，尤其是 Alexander Farnese 和 Bernardino de Mendoza 与他人往来的书信，还尚未全部公布，没怎么被使用过。在马德里的主要馆藏中，我倒是没能进一步发现任何与无敌舰队一役有关但未曾公布的重要文件。

法国：

巴黎的三处主要公共馆藏均颇有裨益。Archives Nationales（Arch. Nat.）有 Mendoza 通信的微缩胶卷，还有种类纷繁的各色文件，内容涉及神圣同盟和三亨利之战。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Aff. Et.）藏有来自伦敦、罗马和海牙的报告。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Bib. Nat. Mss.）所藏的抄本中，Longlée 寄自西班牙的急件已经充分披露，此外我先是发现了由 Bellièvre 和 Châteauneuf 寄自英格兰、由 Pisany 寄自罗马的信函，它们对 Aff. Et.的馆藏构成了补充，继而又找到了一大捆与吉斯和街垒日相关的文书。遗憾的是，我无法查看 Châteauneuf 的其他文件，它们现在藏于私人之手。

尼德兰：

海牙的 Rijksarchief 藏有收集自阿姆斯特丹和泽兰海军部的丰富文件，各省档案馆的藏品中也有可作额外补充的材料，数量之多已经超出了我所能使用的范围。

意大利：

在所有主要国立档案馆中均能发现相关史料。热那亚、米兰、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文件大多与地中海的防务、征兵和物资供应等主题相关，但必定没有超出本书触及的范围。Archivio di Stato di Venezia（Ven.）的馆藏中涉及政治观察方面的文献数量丰赡。由于绝非自愿地向无敌舰队借出了一艘盖伦帆船，托斯卡纳大公一直对战役的进展抱有强烈的兴趣，其后继者同样怀有不亚于大公本人的兴趣。围绕西班牙的海军事务，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Flor.）的馆藏中有品类多样的报告和叙述性文书，其中大多数从未有人使用过。

Vatican Archives（Vat.）反倒是新史料的主要来源地。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教皇 Sixtus V 掌握的报告采自欧洲的各个角落，在种类的丰富和内容的翔实方面也许都要更胜一筹。对于同为辕下之马的西班牙国王，教皇始终在用殊为锐利的眼神打量这位伙伴在英格兰计划上的处境。既然关于这个题目的全部有用文件都囊括在Lettere delle Nunziature 之中，我便在引用时仅仅注明了各节或各卷的编号，如Spagna , 34。

已出版文献

与这项研究有关并且业已完整出版的外交书信集包括Dèpèches diplomatiques de M. De Longlèe, Rèsident de France en Espagne（1582-1590） , ed. A. Mousset（1912）; Nègociations diplomatiques de la France avec la Toscane , ed. G. Canestrini and A. Desjardins, Vol. IV（1872）; Relation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et de l’Espagne avec l’Ecosse , ed. A. Teulet, Vols. IV and V（1862），最后这一本经过了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筛选。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Foreign , XXI（4 parts）and XXII 给出了完整而可资利用的材料摘要，多数内容只是经过轻微的缩写，涉及的对象则涵盖了 Public Record Office 中范围相关的所有文件。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Venetian 从威尼斯的存世档案中精妙地撷取了相关的历史文件，Calender of State Papers, Spanish, Elizabeth , Vol. IV（1899）同样对 Simancas 总档案馆的文件进行了相似的处理，唯独在可靠性上略有欠缺。

就已出版的有关无敌舰队一役的海军文献来看，在英格兰方面，目光敏锐的 J. K. Laughton 带来了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 2 vols.（Navy Records Society, 1895）；J. S. Corbett 有The Spanish War, 1585-1587（ Navy Records Society, 1898）存世；在西班牙方面，C. Fernández Duro 著有La Armada Invencible , 2 vols.（Madrid, 1885, 下文简称 F. D.），E. Herrera Oria 也有同名著作La Armada Invencible（ Valladolid, 1929, 下文简称 H. O.）。在 Vol. IV of The Naval Miscellany （Navy Records Society, 1952）中，G. P. B. Naish 从位于格林威治的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中辑录出一部有关西班牙一方的小型文献集，又从 British Museum 中的 MS.中将 Ubaldini 的二手叙述资料翻译了过来，无论对于西班牙抑或英国的已出版文献，这些都是有益的补阙之功。Duke of Maura 已将 Medina Sidonia 公爵家族档案中迄今未获使用的文件公开付梓，并附有相关说明，这为后人研究 Medina Sidonia 与 Philip II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见 Gabriel Maura Gamazo, duque de Maura, El designio de Felipe II（ Madrid, 1957）。

至于本国的防务以及无敌舰队一役在国内激起的反响，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 II（1581-1590）对于 Public Record Office 中的相关文献提供了指导意见，另外 Dasent 的Acts of the Privy Council 和 H. MSS. C. Salisbury MSS , Vol. III（1899）也都在这方面多有助益。

同时代的叙述

我看过七八十种同时代人的作品，包括小册子、单面印刷的报纸等不同种类，内容都与无敌舰队直接相关，印刷时间则在 1587 年至 1590 年之间。这已经比我知道的任何一个主题下的原始文献目录都要更加数量庞杂了，但是我毫不怀疑，只要继续寻找，一定还会有新的文献出现。当然，有的材料只是重印或翻译，但是大多数仍然包含了足以自立的相异性。其中的一些是用早先的两份乃至更多的小册子中的要点拼凑而成。另一些纯属异想天开。还有一些全然是宣传的产物。可是尽管 16 世纪的这类新闻报道的水准并不比自那以后的总体状况更高，这些小册子对我而言却并不像在 Julian Corbett 先生眼中那样大可视而不见。有时候它们携带的信息细节还可以在其他报告和战士的叙述中出现，有时候它们又详述和解释了这些报告的内容，或者从迥异的角度反映了同一起事件的不同面貌。至少这些小册子告诉了我们在时人的脑海中正在发生的是什么事，有什么事即将发生，又或者某位大人物想要让时人认为什么事正在发生。我很高兴用到这些材料，只要它们看上去确实重要，我便会在需要的时候一一加以援引。

本着同样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一旦发现新的材料，我都会加以利用，这里面既有以上提及的单面印刷的报纸、时事通讯和政治小册子，又有同时代编年史家和早期历史学家的著作，尤其是 William Camden 的Annales...regnante Elizabetha , ed. Hearne, 3 vols.（1717）; L. Cabrera de Córdoba 的Felipe II, Rey de Espa ña（1877）; A. de Herrera 的Historia general （1602）; B. Porreño 的Dichos y hechos del señor rey Don Felipe segundo （Cuenca, 1628）; E. Van Meteren 的Histoire des Pays Bas （La Haye, 1618）; C. Coloma 的Las guerras de los Estados Baxos （1625）; F. Strada 的De bello Belgico （1647）; J. A. de Thou 的Histoire Universelle （Basle, 1742）。

当代权威著作

Julian Corbett 先生在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1899）第二卷中有关无敌舰队一役的描写依旧堪称海军史上的经典，尽管读者在领会书中的许多篇幅时必须持有严肃的保留态度。Corbett 有些过度依赖 Ubaldini 的二手叙述（B.M. Reg. 14, A, xi，用意大利语写成；另有一个译本近来被 G. P. B. Naish 辑录在The Naval Miscellany , IV 之中），还倾向于把阐释时遭遇的一切繁难全都诉诸一种假设，那就是 Drake 在每一次出战时都必然有出色的表现、能够提出合理的建议，仿佛他是霍拉肖·纳尔逊和马汉的合体似的。J. A. Williamson 在The Age of Drake （New York, 1938）涉及无敌舰队的章节里提出了有助于平衡 Corbett 的正确意见，在那之后，Michael Lewis 发表在The Mariner’s Mirror , XXVIII（1942）, XXIX（1943）上的“Armada Guns”一文就双方舰队的战术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这场英西海战的第一个阶段，我所见到的最新研究首先来自 D. W. Waters，他发表在The Mariner’s Mirror, XXXV（1949）上的“The Elizabethan Navy and the Armada Campaign”一文很好地利用了潮汐的效用来阐释相关问题，此外提出创见的还有 A. L. Rowse 的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 （London, 1955）和 Thomas Woodrooffe 的The Enterprise of England（ London, 1958）。

一般而言，接下来的各章注释并未专门提及某些杰作，诸如 G. B. Black 的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 以及 A. L. Rowse 有关伊丽莎白的相关研究，这并不意味着我未能从中获益，我只是假定任何需要查考注释的读者都已经对二人的成果谙熟于心，因此没有必要以罗列文献的形式来展示这些已经在历史学公共领域内证实过自身价值的名著。

饶是如此，另一些惠及本书的著作因其影响的无处不在和历久弥坚，不能不专门在此谨申谢忱。所有研习都铎时期海军历史的学生都会从 J. A. Williamson 的作品中受益良多。特别是他关于约翰·霍金斯生涯的系列研究，这在Hawkins of Plymouth （New York, 1949）一书中臻于顶峰，这部著作对于本书的帮助在他的所有作品里无与伦比。

与之相似，我还多次求教于 Conyers Read 的Mr. Secretary Walsingham , 3 vols.（Cambridge, Mass., 1925），并且一再从中获得启发和裨益。遗憾的是，他关于 Cecil 的第二卷传记没能及时出现，我也由此错过了从中汲取营养的机会。

在关于 Parma 领导的尼德兰战役这一研究领域，Leon van der Essen 的Alexandre Farnese , 5 vols.（Brussels, 1937）可谓超越了前人之功，虽然我没有盲目照搬书中的内容，但每次与之偏离，我的心中总会难免生出一丝不安。

我对于 Philip II 的御笔书信和国事诏书的研究始于吾师 R. B. Merriman 的指导，当时他还在致力于完成Philip the Prudent （New York, 1934）一书。我认为这位君主具有复杂性格的观点，即使不是全然来自于我的导师，也必然受到了他的影响，无论是他已告出版的作品，还是他与我在超过 20 年间的通信和对话，均对我深有启发。

与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研习都铎王朝历史的大多数学者一样，我对 Elizabeth I 以及她的性格、统治手腕和政策的看法，深刻地受到了 John Neale 先生的濡染，他的女王传记、有关 Elizabeth 一朝议会的皇皇三卷本大作，以及他对于 Elizabeth 时期财政、外交的专项研究，乃至他给予我的个人建议，均以相似的方式启发了我的思考。且借此处一并敬表的谢意代替理应出现在各章节中的叨谢，虽然下文中每一次提及女王之名，实则都不啻为一次专门的致谢。

章节附注

第 1 章

关于苏格兰的 Mary Stuart 遭到处决一事存在大量自称情节属实的“描述”，可是撇除由 Shrewsbury 及其同僚署过名的官方报告（Bod. Ashmole 830 f. 18）以及在 R. Chantelauze 的Marie Stuart （Paris, 1876）中付梓的 Bourgoing 的Journal ，别的材料鉴于其出处、真实性，它们彼此的关系，还有它们与两份最早出版的报道Mariae Stuartae...supplicium et mors （Cologne, 1587）和La Mort de la Royne d’Ecosse , n.p., n.d. [Paris? 1587?]（see Jebb, De Vita...Mariae , Vol. II, London, 1925）之间的关系，可谓问题重重。在官方和 Bourgoing 的报告之外，人们似乎还可以至少辨识出 4 份可靠的目击材料，目击者们描述的多数细节相互一致，但也有一部分内容存在抵牾之处。一些存世的报道只依靠某一份材料写成，另一些则参考了多份材料。这些报道包括 Bod. Ashmole 830 f. 13；Tanner 78; B. M. Landsdowne 51 f. 46；Yelverton 31 f. 545; Aff. Et. Corresp. Pol. Angleterre , XXII, f. 471（Châteauneuf）；XX f. 454（Bellièvre）（均在 Teulet 的 Relations, IV 中付梓）; Bib. Nat. MSS. Fds. Fr. 15890 f. 27; Vat. Francia 21. Cf. Ellis, Orig. Letters, 2nd ser. III, 113 以及 M. M. Maxwell-Scott 的The Tragedy of Fotheringhay , Appendices，等等。人们也许会说，中间的两位目击者是心怀同情的新教徒，另外两位则又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在些许微小细节上的不符似乎与其是否持同情态度无甚干系。例如，对于 Mary 衬衣颜色的判断就众说纷纭，是“绯红”还是“深红”，是“紫色”抑或“一件黑色的女士紧身上衣外加棕色的衬裙”，不一而足，Mary 在有些文献中戴着“鲜红的缎带”，在有些文献中又没有如此打扮。大厅中的采光无疑很差，但是这最后一位目击者想必一定患有色盲症才是。我选择了绯红，这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与其他任何材料相比，这一份报道在时间较早的 MSS.中出现的次数更多，而是因为假如 Mary 拥有许多条绯红的衬裙的话（我们确实知道她有），那么我认为她应该会在出现时身着这样一袭华裳。

第 2 章

如上，Châteauneuf 和 Bellièvre 寄自英格兰的信函。Mendoza 致 Philip 的邮件，28 Feb. 1587（Sim.）；Fugger 家族的时事通讯，并参见文献通释的相关内容。

第 3 章

如上。同时参见Calender of State Papers... Scotland , IX, 1586-1588 （1915）；The Warrender Papers , I（1931）；R. S. Rait 和 A. I. Cameron 的King James’s Secret（ 1927）；Bagot Papers （HMSSC. IV）; N. H. Nicolas 的Life of William Davison（ 1823），特别是附录部分。

第 4 章

Mendoza 的通信，1584-1587，Simancas；De Lamar Jensen 未出版的博士论文“Bernardino de Mendoza and the League”（Columbia University, 1957）；Journal d’un curé liguer , ed. Barthelemy（Paris, 1866）；Dolfin 致元老院的信函，13 Mar. 1587（Ven.）；收录在Cal. State Papers, Foreign, Eliz. 中的 Stafford 的通信；P. De l’Estoile 的Journal du régne de Henri III , ed. L. R. Lefèvre（1945）；G. Ascoli 的La Grande-Bretagne devant l’opinion française （1927）。

第 5 章

Mendoza 致 Parma 的信函，28 Feb. 1587（Sim.）；L. Van der Essen 的Alexandre Farnese ；Parma 的通信，1584-1587（Sim.），特别是 Parma 写给 Philip II 的两封信，时间分别为 14 Feb. 1587 和 22 Mar. 1587；C. S. P. F.（Holland and Flanders, 1586-1587）。

第 6 章

Mendoza 致 Olivarez 的信函，28 Feb. 1587；Olivarez 致 Philip II 的两封信，时间分别为 1587 年 3 月 25、30 日，William Allen 致 Philip II 的信函，3 月 25 日，全部收藏于 Simancas，被编入Cal. Span. , IV。Olivarez 的全部通信（Sim., Estado, Roma, 950）在目录编订上非常欠妥，但是对于研究英国流亡者，并从多个政治层面探究入侵计划而言，仍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至于英国的天主教流亡者，A. O. Meyer 的England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under Elizabeth （London, 1916）依然不可替代。同样重要的还有 Robert Lechat 的Les refugiés anglais dans le pays bas （Louvain, 1914），虽然相较而言没有那么尽善尽美。William Allen 的多数——并非全部——信函已经在Letters and Memorials of William Allen （1882）中出版，并配有 T. F. Knox 为之所作的传记介绍。对于 Parsons，可以参见 J. H. Pollen 收录在Cath. Rec. Soc. Misc. , II（1905）and IV（1907）中的“The Memoirs of Father Robert Parsons”一文。有关 Elizabeth 一朝的英国天主教徒的专项研究数量已经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我不仅浏览了这类成果，还足够幸运地用上了两份至今尚未出版的博士论文，Rev. Albert J. Loomie, S. J. 的“Spain and the English Catholic Exiles”（Univ. Of London）和 John Edward Parish 的“Robert Parsons, English Jesuit”（Columbia Univ.）。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藏有大批信函，它们先前是属于 Sir Thomas Phillipps 的藏品，显然一度是西班牙驻罗马大使的文件，所有这些信件无不与英国天主教徒的事宜有关。现在这批文件中有许多已经不再藏于罗马或者 Simancas 了，Phillipps 个人付梓的De conquestu angliae per Hispanos （Middlehill, 1869）只公布了其中字迹较为清晰的那部分。Allen 幻想英国天主教徒会揭竿而起的那段黄粱美梦直白地阐述了他写给教皇 Sixtus V 的信函原意（也许是 Sept. 1585?），这封信眼下收藏于 Folger MSS. G. b. 5。另外还可以参看收录在Aspects de la propagande religieuse（ Travaux d’Humanisme et Renaissance, XXVIII，日内瓦，1957）中的拙文，见第 325—339 页。

我十分感谢 St. Joseph’s College, Brooklyn, N.Y.的 Joseph Damien 修女，她向我提供了与罗马的英国学院以及邻近建筑有关的详细信息。

第 7 章

Mendoza 致 Philip II 的信函，28 Feb. 1587（Sim.）。还有藏于 Simancas，落款日期为 31 Mar., 1 Apr., and 2 Apr.的文书，这一大批突然下达的指令被派发到帝国的各个地区（Francia, Flandes, Roma, Estados Pequeños de Italia, Guerra Antigua, Mar y Tierra ...）其中的一些已经在 Hume、Fernández Duro 和 Herrera Oria 的作品中出版。R. Altamira 的Felipe II, Hombre de Estado（ Mexico City, 1950）持论公平，还附有一篇很有用处的文献目录。至于 Escurial 的情况，可以参见 José de Sigüenza 的Fundación...de Escorial （Madrid, 1927）; Lorenzo Niño Azcona 的Felipe II y la villa de Escorial （Madrid, 1934）; Louis Bertrand 的Philippe II à l’Escorial （Paris, 1929）。

第 8 章

关于本章和接下来的三章，英国的文献主要收录在 J. S. Corbett 主编的The Spanish War（ Navy Rec. Soc., 1897）中，此外，尽管书中需要修正的地方随处可见，Corbett 的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仍然是该领域的经典作品。今天有围绕 Drake 的大量传记存世。近年来出现的作品中，我个人比较喜欢 A. E. W. Mason 的著作。在刻画 Drake 的时候，很困难的一点在于要将此人与附着在此人身上的传说分割开来。

第 9 章

想要了解英国人对突袭 Cadiz 的看法，可以参考上述文献和News out of the coast of Spain （London, 1587）；“有关 Drake……去往 Cadiz 路上……的一份简述”收录在 R. Hakluyt 的Voyages , IV 中；Robert Leng 在Camden Misc. , V（1863）中的叙述亦有参考价值。

关于西班牙人的观点，一方面有 Fernández Duro 和 Duke of Maura 印制的文件可供采用，另一方面还有 Novara 呈递给教皇 Sixtus V 的报告（Vat. Spagna , 34）以及由本国大使 Alamanni 传达给 Grand Duke of Tuscany 的大批文件（Flor. Arch. Med. , 4919 ff. 313-333）加以补充。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与 Fernández Duro 的著作内容相似的一份报道和一张罗列西班牙损失的清单，“一份来自 Cadiz 主教的管家的信函抄录，1 May, 1587”（西班牙语），3 pp.，以及另一份名为Relatione sopra le cose de Drac （意大利语）的匿名报道，5 pp.，与其他描述相比，后者的内容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它的创作人肯定是一位目击者，兴许是佛罗伦萨的某一位执政官。

不过，最具启发性的文件当属 William Borough 为 Cadiz 行动制作的图表，现藏于 Public Record Office（S. P. 12 Eliz. 202 f. 20），但是此图应当在原有的尺寸下进行研究，也即 17½×13½英寸。像是 Corbett 的Drake , II 中那种尺寸的插图就完全没有用处。除了其他方面的价值，这幅图确认了加莱桨帆船的数量，它提供的数字与来自 Cadiz 的描述完全一致。

理论上，加莱桨帆船能够在船首炮的位置上装载完全尺寸的长重炮（18 到 24 磅），一直到 18 世纪，在地中海的海战中，加莱桨帆船都是这么配置的，但是我从未看到任何记录可以证明 Philip II 的加莱桨帆船搭载了比半长重炮（9 磅）更大的火炮，远为常见的其实是猎隼炮（6 磅）。我倾向于认为这就是 Acuña 的加莱桨帆船携带的火炮。这大抵是一个稳当而且合乎情理的假设。

第 10 章

如上，此外又一次需要采用藏于佛罗伦萨档案馆的时事通讯。

第 11 章

如上，主要采自 Corbett 的The Spanish War 。

第 12 章

参见 Van der Essen 的Farnese ，连同援引的注释，特别是 Strada and C. S. P. F., XXXI。同样参见 Capt. Alonso Vasquez 的“Los sucesos de Flandes”，收于 C. D. I. E.，Vol. 75。在藏于 Simancas 的 Parma 的书信中，有一封关于“Juan Visaguerde flamenco”的报告，匿名写成，未曾注明日期，但归在 1591 年 6 月末的卷宗里，有一些国内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大致时间。帕尔马写于 1587 年 7 月的多封信函里包含军事部署上的细节，Colonel Groenevelt 的报告“De ce qui s’est passé durant le siège de l’Ecluse”同样如此，收入 Yelverton MSS., XIV f. 502 ff.。Roger Williams 的信函现藏于 Public Record Office，在C. S. P. F ., XXXI 中有非常完整的记录。

第 13 章

政治背景方面，参见上文第四章的注释以及 Joseph de Croze 的Les Guises, les Valois et Philippe II , 2 vols.（1866）；Comte Henri de L’Epinois 的La Ligue et les Papes （1886）；V. de Chalambert 的Histoire de la Ligue （1898）；M. Wilkinson 的A History of the League （Glasgow, 1929）；Van der Essen 的A. Farnese , III, 236 ff.。Jensen 的Mendoza （ut supra）则就 Treaty of Joinville 提出了新的见解。

在战斗方面：François Racine, Sgnr. de Villegomblain 的Memoires（ 1668）, in Vol. II, “Voyage de M. le duc de Joyeuse...1587”；Agrippa d’Aubigné的Histoire Universelle , bk. xi；Sully, Memoires , bk. ii。所有三位目击人，包括与 Lavardin 的骑兵一起的 Villegomblain，靠近 Navarre 的 d’Aubigné，与炮兵同处的 Sully，像经常发生的那样，由于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记录也并不十分可靠。De Thou, bk. lxxxvii; Père Matthieu, bk. viii; and du Plessis Mornay, bk. i，全都多少含有同时代人的记录，具有一定的价值。质量较高的当代著述有 Sir Charles Oman 的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37）和 Pierre de Vaissière 的Henry IV（ 1928）。

第 14 章

如上。作为补充，若想了解德意志骑兵的战斗，外交文献的用处更大，尤其是 Stafford in C. S. P. F.；Cavriana in Canestrini, Négociations, IV, Mocenigo（Ven.），Morosini（Vat. Francia, 20），当然，还有 Mendoza 的文件。Davila 的Guerre Civile de Francia , bk. viii 提供了清晰的、大体来自同一时代的战役描述。Louis Maimbourg 的Histoire de la Ligue （Paris, 1686）搜集了若干已经散佚的文件，该书的内容不仅富于启发，一般而言也是可信的。

第 15 章

Leslie Hotson 的Shakespeare’s Sonnets Dated （New York，1949）对 Regiomontanus 的预言之于英格兰的冲击有很好的概括。同时代最好的延伸性论述来自 Harvey 的Discoursive Problem 。

在西班牙方面，在 Fernández Duro 的作品之外，还有 I, passim, Novara, 11 Dec. 1587, and 8 Jan. 1588（Vat. Spagna , 33），还有 Canciano 写给 Duke of Mantua 的信，17 Jan. 1588（Mant. Esterni , 601）。

罗马：“Merlin”预言见 Vat. Francia , 20 f. 379。

布拉格：San Clemente 致 Philip II 的信函，Oct., 1587-Feb., 1588, passim。从德意志寄给红衣主教 Montalto, Vat. Germania , 108, 109, and Archbp. of Bari, 111。

巴黎：Mendoza、Stafford、Cavriana、Morosini 的外交通信。还有 l’Estoile、Pasquier、De Thou 和 Curé Liguer 的文件。

荷兰：Corte Prophetie van tgene int Jaer MDLXXXVIII dragen ende gesekieden 。阿姆斯特丹：Cornelis Claezoon, n.d.；Praedictis Astrologica: Die Grote Prognostication...van dat wonderlyjke yaer...1588 , Amsterdam, A. Barentz [1587]；Een wonderlycke nieu profecije op dit wonderlyck Schuckeljaer...1588 [N.p.] 。三份材料全都收录于 Knüttel Collection。

英格兰：W. Gray 的Almanacke and a prognostication for Dorchester , 1588 （STC, 451）；Thos. Tymme 的A preparation against the prognosticated dangers of 1588 （STC, 24420）。

第 16 章

J. K. Laughton 的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 2 vols.（Navy Record Soc., 1894），叙述开始于 1587 年 12 月 21 日，有关海上战斗的主要海军文件都得以在该书中呈现。其他的材料出处如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Van der Essen 的Farnese , and C. S. P. F. 。

第 17 章

就这一阶段而言，Herrera Oria 和 Duque de Maura 的El Designio 对于 Fernández Duro 的作品尤其起到了补益之效。Simancas 还藏有一些未出版的信函和其他相关文件（见Guerra Antigua , 197, 199），多数与军械和物资供应有关。

盖伦帆船San Francesco 的故事见于 Flor. Arch. Med ., 4918, Alamanni to the Grand Duke and 5042, the Grand Duke to Alamanni and to Philip II。同样，4918 还间接提到了里斯本当时的情况，这些描述显然来自 Captain Bartoli。里斯本的情景在其他材料中有更为翔实的反映，如 Vat. Spagna , 34, 38，特别是 Monsig. Mutio Buongiovanni 从里斯本寄给红衣主教 Montalto 的信函，涵盖时间为 1588 年 1 月至 5 月，收录在Spagna , 36。

C. Ibáñez de Ibero 的Santa Cruz: Primer Marino de España（ Madrid, 1946）可以对 A. de Altolaguirre 的Don Alonso de Bazán （Madrid, 1888）构成补充。

我充分阅读了大量文献，它们可以佐证 Michael Lewis 教授的论点，无敌舰队的大副们在 1587 至 1588 年的冬天确实正尝试增加舰船的火炮数量，但另一方面，这些文献却对于工作的成效抛出了质疑，这项工作好像并不像 Commander Walter 别出机杼的推断（Mariner’s Mirror , XXXV, 126 ff.）所暗示的那样成功。另外整体来看，我认为La felicissima Armada （参见第 20 章注释）大体上准确地给出了 4 月末实际就位的火炮数量。这毕竟是基于官方报告得出的结论。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火炮的数量后来有所增加。可能理论上有一些火炮是能够从拉科鲁尼亚的近岸炮台借调的，但这看上去根本未曾发生。Lewis 教授认为无敌舰队拥有比英军更多的短程重炮（加农炮和毕雷炮），但远程长重炮的类型却远远不及对手，我觉得这个论断基本正确，但是我对于他给出的西班牙舰队的长重炮总数却感到非常怀疑（MM , XXIX. Table 12, facing p.104），我倾向于认为最后筹措到的这批军械受限于实际上能够搜罗到何种枪炮，而较少取决于既定的政策。

第 18 章

参见 Mendoza 的通信（Sim.）。还有 Ven. Amb. Francia , 1588；Jensen 的Mendoza ；Nicolas Poulain 的“Histoire de La Ligue”，收录在 Cimber 和 Danou 的Archives curieuses de l’histoire de France , ler ser. XI（1836）, 289-323；Canestrini 的Négociations；C. S. P. F. 和 Vat. Francia , 1584-1588, passim。另请参见上述第 4、13、14 章的注释。

第 19 章

参看第 18 章的注释，特别是 Mendoza 在 5 月 9 日至 13 日期间的报道（Simancas, Estado , K 1568 f. 31），以及Bib. Nat. Mss français , 15909。涉及“街垒日”的传统文献都可以作为补充，l’Estoile 的Journal 和 Archives Curieuses （ut supra）XI, 324-448 尤有可观之处。人们也许能想到，同时代人的叙述并不总是一致的，为此我必须竭尽所能在材料的矛盾之处取舍转圜。总体上，在觉察不出材料存在扭曲事实的动机时，我会努力追随观察位置最为优越的讲述者。譬如，提及王太后住所内部的情景时，我选取了 Dr. Cavriana（in Canestrini, IV）和 A. C. Davila（Guerra Civile de Francia ）的描述；至于街衢中的状况，特别是上午 9 点钟前后 Place de Grève 和 Rue Saint-Antoine 附近的样子，我采用了 J-A. de Thou（Memoires , and Histoire Universelle , bk. xc）的描述，因为他差不多刚好在那个时间访问了 Guise；对于发生在 Place Maubert 和 Nôtre-Dame 附近的事情，在场的有瑞士雇佣兵的队长（“Lettres des Capitaines des Suisses à la Reine Mère”in Bib. Nat. Mss français , 15909, f. 98 ff.），而要了解 Henry III 逃出巴黎时的周遭环境，则有陪伴君侧的 Cheverny 和 Bellièvre 的记述可供利用。Guise 在 5 月 13 日写给 d’Entragues 的信函已经在Memoires de la Ligue , II, 313 中付梓。

第 20 章

参见上文第 17 章的注释，Fernández Duro、Herrera Oria 和 Duque de Maura 的作品尤为重要。有关无敌舰队军力的官方报告详情见 Herrera Oria, pp. 384-435，其采集自 Simancas 总档案馆的印刷副本（Lisbon, 9 May 1588, by Antonio Alvárez），在精确度上要胜过由 Fernández Duro 付梓、由 Laughton 重印的版本。后者虽然给出了正确的 130 艘船的总数，但漏掉了 Oquendo 中队清单中的两艘小型轻帆船，所以只剩下 128 个船名，这个失误令自那之后的历史学家颇感困扰。其他版本还有：P. de Paz Salas 的La felicissima Armada , etc.（also Lisbon：Alvárez）; Relación verdadera del Armada...juntar en Lisbon...salir...29 de mayo , Madrid（viuda de Alonzo Gómez, 1588），这也是大多数后来的版本所依赖的文献来源。Le vray discours de l’armée , etc.（Paris:G. Chaudière, 1588）；Warhaftige Zeytung und Beschreibung（ Cölln, 1588）；Relatione vera dell’armata , etc.（Roma, Vicenzo Accolti, 1588）。Die wonderlijcke groote Armada...van Spaengien（ Gent, 1588）同样年代较早且独立成文，但是它关于西班牙军力的总结有可能是在前文 Madrid 版本的基础之上得出的。

第 21 章

大多采自 Laughton，在内容一致的情况下，也会兼采 Ubaldini 的二手叙述。

第 22 章

对于本章和有关海军战役的余下篇幅颇为有益的英方文件来自 Laughton。“Howard’s Relation”, I, 1-18 是唯一一以贯之且严格出自同时代人之手的报道。就其本身涉及的内容而言，虽然不够完整，但是看起来足以信赖。

站在西班牙人的角度，Medina Sidonia 的Diario , F. D., II, No. 165 同样如此；可以提供补充的还有 Captain Vanegas, ibid., No. 185，以及 Fray Bernardo de Gongora in J. P. Lyell, A Commentary（ MSS. Bod. And Harvard），两人都在旗舰供职。F. D. 除收有描述特殊插曲的信件外，还包括至少 6 份来自其他船只的相当完整的“报道”，第七份则可以在 H. O. 中找到。M. Oppenheim 也从 Calthorpe MSS.（Navy Record Soc., XXIII）中发现了一份报道，Cal. Span ., IV 中还有另外两份，一份来自 Calderón, pp. 439-450，另一份来自加莱赛战船Zuñiga ，459-462，除此之外，Mendoza 关于某些特殊插曲的报告——并非全部——也可以派上用场。见于欧洲各个档案馆的西班牙的多数“报道”和时事通讯大抵都以上述的某一份材料作为基础，最常见的材料当属公爵的Diario ，虽然有时候它们也依靠同时代的小册子（见下文），如 Paris, Aff. Etr. Espagne , 237 f. 76 ff.。另外，佛罗伦萨还存有大批文件（Flor. Arch. Med. , 4919, ff. 477-521），包括上述材料的不同版本、两份来自 Medina Sidonia 的信函以及一份意大利的独立记述材料，后者明显来自大公的盖伦帆船San Francesco 。

关于 Recalde 分队的Santa Ana 的动向，参见 F. D., I, 170-171, II, 229, 371；Cal. Span. , IV, 425, 431, 457, 498。在 Mendoza 未经编订的通信中还有一些内容可供参考，但即使是从已出版的文件里也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Santa Ana 作为 Recalde 分队的旗舰，先是出现在了 Bay of La Hogue，继而去了 Le Havre，从未参与战斗。在战役的全过程中，Recalde 一直留在第二主力舰San Juan de Portugal 上。除了Santa Ana ，负责召集部队的 Vanegas 船长还提到“一艘乌尔卡船”（没有说出船名）也没能在周五会合时出现，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加入舰队了。这艘船可能是从未离开西班牙的David ，当然这也有可能只是另外一艘货船的名字。没有其他人提到过这艘失职的船舶，但经此一事，无敌舰队的军官们却都尽可能地将乌尔卡船从自己的计划中剔除了出去。

Fray Juan Victoria 的记录描述了军事会议的情景，据他说，这个故事是从 Oquendo 的一位船长那里听来的，它首先被印入Colección de Documentos Ineditos ，LXXXI, p. 179 ff.，稍后另一份手抄本又收入 F. D., II, No. 186。虽然 Victoria 声称他是从 Oquendo 手下一位名叫 Julian Fernández de la Piedra 的船长那里听来的，可是对于这套说辞却无法加以验证。我们尚不清楚这位人士以如此身份何以能够知晓军事会议的经过，无论他的报告有怎样的来源，它乍一听上去便已不无荒诞，况且对于稍后发生在 Plymouth 附近水域的战斗描述也与其他所有报道反差巨大，不由得使人心疑这位所谓的见证者是否真的登上过无敌舰队的甲板。

一些意大利大使曾得到有关无敌舰队“新月”阵列的素描副本（Flor. Arch. Med. , 4919, f. 340）；如 Novara 致 Montalto 的信函，4 June 1588（Vat. Spagna , 38）；Canciano 致公爵的信函（Arch. di Stato, Mantova, Esterni, 601）。一定是以其中的某一份材料为基础，才有了 Filippo Pigafetta 的Discorso sopra l’ordinanza dell’armata catolica （Rome, 1588），参见 Corbett, II, 220 ff.。比起素描，Pigafetta 那份相当迂腐的描述尽管煞费苦心，却很不实用，好在西班牙人的描述和英国人的注释要清晰得多，从中可以看出，一般情况下，无敌舰队的确是在以一种形同新月的阵列前进，与 Adams 的图表中的样子不无相似，只是舰队两侧的触角还要更加探向后方。

第 23 章

Don Alonso Martínez de Leiva 是米兰的骑兵总司令，在印发的战斗指令中被简单地列为一名绅士志愿兵。他搭乘的战舰是Rata Santa María Encoronada ，这是黎凡特分队中的一艘武装商船，由 Martín de Bertendona 指挥。但是他卓尔不群的出身和军事履历却从一开始便带给了他优越的地位，使他在军事会议上享有与各位分队指挥官平等的权力；在去往 Plymouth 的途中，公爵似乎委任他统领先头部队，此后黎凡特分队大概也一路遵从了他的调遣，因此各种叙述材料经常把他刻画得俨如指挥官一般。

对于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的损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第一种来自公爵的Diario ，旗舰上的另外三位独立见证人——Vanegas、Miranda 和 Gongora——的记载可作确认，并且补充了相关的细节，所有提及这起事故的其他叙述材料也都证实了公爵的解释。另外一种说法来自 Don Pedro de Valdés 本人（Laughton, II, 133-136），在西班牙流传甚广，因为 Don Pedro 的信函早在无敌舰队返回之前很久便已送达（cf. F. D. II, 427-428, 445, 448），而且在无敌舰队回归后，仍然有一些在舰队中服役的人士采信了这种观点（H. O., p. 352）。我遵从了第一种说法，而这与其说是因为支撑这种说法的证词分量更重，毋宁说是因为 Don Pedro 的故事自相矛盾。

Don Pedro 自称是在将要前往援救 Recalde 的时候与一艘比斯开船只相撞的。但是没有任何其他记载将 Don Pedro 与援救 Recalde 联系起来。所有记载均表示，他是在援救 Realde 的行动结束几小时后才与自己分队中的战舰Santa Catalina 发生了碰撞。在整场战斗中，根本没有哪艘安达卢西亚分队的船只曾经靠近过 Recalde。

Don Pedro 宣称公爵对于他的不幸漠不关心。但在下一句话中，他又表示公爵的盖伦帆船有一段时间离自己很近，而且他还曾经两次派人联络公爵。

Don Pedro 清楚地暗示了，公爵不仅不愿意以其旗舰San Martín 参与援助，而且拒绝授权舰队的其他船只前来施援。但是英舰Margaret and John 的军官在稍晚时刻靠上前来时，分明看见了一艘加莱赛战船、一艘盖伦帆船以及至少一艘轻帆船正在旁边尝试拖走Nuestra Señora del Rosario ，他们都是公爵那个故事版本公正的见证人。Don Pedro 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些蹊跷之处，例如关于主桅的部分，还有Rosario 是如何在“那天晚上”受到保护，以抵御众多敌军的围攻的，但是最显而易见的地方还是在于矛头分明指向公爵的敌意。但假若事实并非如此，那么 Don Pedro 期望的必然是——这其实已经发生了——他针对公爵所作的任何指控都将转嫁给自己的堂兄弟和敌人 Diego Flores。

第 24 章

主要参见 Laughton 和 Fernández Duro 的研究。同时参见 J. A. Williamson 的The Age of Drake , p.325。

第 25 章

周三的战斗参见 F. D., II, 235, 249, 258, 268, 275, 334-386。没有必要认为 Howard 在此战过后保持沉默是因为嫉妒 Drake。在西班牙人的左翼与 Howard 相对的地方，但凡提及本次战斗的观察者均只将之描述为“一场远距离的炮战”。Howard 也许早已将这些忘诸脑后。与 Medina Sidonia 一样，他对于下属信息的掌握好像也不太充分，这大约还是纪律松弛的问题。

Cobett 对于发生在 Isle of Wight 附近的这场海战的过程还原，见Drake and the Tudor Navy , II, 232-242，内容很具有说服力，令我颇受触动。

第 26 章

对于荷兰人的海军行动，英国人的报告见于 Laughton 和C. S. P. F. 的记述，我将其与荷兰档案馆的相关文件进行了比照。值得留心的文献还包括：Rijksarchief, The Hague, Admiraliteitsarchief: Resolutiën Admiraliteit Zeeland, Port. 2447（1584-1590）；Admiraliteitscolleges, Inkomende brieven admiraliteit Zeeland, Port. 2667（1587）。Rijksarchief in Zeeland te Middlelburg: Ingekomen stukken, Port. 1201（1587）and Port. 1202（1588）；Register van Acten en brieven, Port. 1625（1586-1588）。尽管年久失修，内容或有脱漏，海军部的记录仍然给出了一幅有关荷兰海军实力和动向的完整图景，而且一并展示了 Justin of Nassau 的意图。来自伦敦的 Ortel，向 Zeeland 的政府专员通报了对于 Dunkirk 封锁状况的误解在英国公众舆论中产生的恶劣影响，然而一切为时已晚。这些文件还含有关于 Parma 军力的完整情报以及报道无敌舰队进程的准确新闻。另外参见 J. B. Van Overeem 的“Justinus van Nassau en de Armada（1588）”，收入Marineblad , LIII, 821-831（Oct. 1938）。

关于 Parma 的行动，主要参阅的是 Van der Essen 的研究，并结合 Medina Sidonia 信使的报告进行了校订，后者收入在 Fernández Duro 和 Herrera Oria 的作品之中。一些补充性质的细节材料见 Middelburg Ad., Port. 1202（如上所述），由 Cabrera de Córdoba 和 Coloma 确认过，二人都是可靠的目击者。

关于引火船，作为出版资料之外的补充，可以参见“Una carta sobre l’Armada enviada al Cardinal de Sevilla”（not related to HMC, Salisbury MSS. , III, 351）, Flor. Arch. Med. , 4919, f. 487, and “Relazione...de Cales”, ibid. ff. 532-533。两份均为匿名文件。还可以参阅 Gourdan 致 Bellièvre 的信函，10 Aug. 1588，连同一份来自加莱的匿名时事通讯, Bib. Nat. MSS. français, 15809, f. 111；以及 Mendoza 的通信（Sim.）和 Morosini 的信函（Vat.）。

第 27 章

如上，主要参阅 Laughton 和 Fernández Duro 的研究，荷兰海军部的记录可作补充，见第 26 章注释。

第 28 章

如上，主要依靠 4 份来自无敌舰队旗舰San Martín 的叙述材料。

第 29 章

有关水兵的情况主要参见 Laughton 的研究；对陆军的了解则主要依靠 P. R. O. State Papers, CCXIII and CCXIV，已经归档收入C. S. P. D. , II。一些材料的全文或见于 Laughton 的著作，或见于 John Bruce, Report on the arrangements...for defenc e（1798）。两者均藏于纽约的 Morgan Library，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还收录有尚未出版的相关文件，时间约在 1588 年 8 月。至于不服从英国国教的天主教徒，见 Folger MS. G. a I, “The advice of Lord Grey, etc”。

Tilbury 的情况参见：“Richard Leigh”, The copie of a letter , etc.；Thomas Deloney, “The Queen...at Tilsburie”, 收入 Edward Arber, An English Garland , VII；James Aske, Elizabetha Triumphans （London, 1588）；另见 Miller Christy, “Queen Elizabeth’s visit to Tilbury”, in E. H. R. , XXXIV（1919）, 43-61；Nichols, Progresses , II, 536 ff., 内含 Aske 的诗歌。还有 Ubaldini 的记述以及Copije van een Brief uit Engelandt vande groote Victorie die Godt almachtich de Conuncklijcke Majestat ven Enghelant vorleent heeft （Delft, 1588, 36 pp.）；上述材料篇幅更长，内容部分独立于The copie of a letter 之外；与 the Middleburg Cort verhael 内容无关，后者经过 Don Diego Pimentel 的考订。Morosini 和 Mendoza 转寄的小册子和叙述材料使我相信，至少有一份或者数份报道女王巡阅 Tilbury 的时事通讯在 9 月 15 日（新历）前便已流行于大陆地区。和往常一样，这里也存在大量矛盾之处，需要进行主观裁夺。也许 Aske 乃是一位目击者，就像 Christy 相信的那样，但是考虑到他同时还是一位诗人，我并不打算盲从他的意见。

E. M. Tenison 无比珍贵的Elizabethan England 第七卷中有一段关于 Tilbury 的军马状况——但并不包括骑手——的再现。

关于女王在 Tilbury 发表的演说的真实性，参见 J. E. Neale 的Essays in Elizabethan History （London, 1958）, pp. 104-106。

第 30 章

外交报告见上文，外加 Flor. Arch. Med. , 4344 以及从布拉格送达的信件。

Copie d’une lettre envoyée de Dieppe （[Rouen?] le Goux, 1588）。还有另一个版本（Paris: G. Chaudière, 1588）。Les regrets de la Royne d’Angleterre sur le defaitte de son armée navale [verse]（Rouen, 1588）。Relacion de lo que hasta hoy a los cinco de Septiembre de 1588...se ha sabido...de la Felice Armada 。一份单面印刷的报纸（n. p. [Madrid]），副本藏于 Real Acad. De Hist., Madrid（cf. F. D., No. 166, 172）；Relacion de lo sucedido a la Armada...treze de Agosto （Sevelle: Cosme de Lara, n. d.）, 4 pp.。另一个版本附有一首歌谣（参见 F. D.）。在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还有回声传响，包括：Warhafte Relation Uberschlag und Inhalt , etc.（Nürnberg, 1588）。再版时还额外附有 8 月 13 日的新闻，内容上则与 F. D., 166 相似。此外还有Spanischer Armada oder Kriegrüstung warhafte Relation （Cölln: Gottfried von Kempen [Sept.?] 1588）。Reprint as above of Etzinger translation of Lisbon ed.，还有双方阵营在 8 月 22 日那天的报告，它们都参考了一份安特卫普的时事通讯和新闻摘要，其中暗示了可能到来的西班牙人的胜利。与 Mendoza 的材料无关。

Gewisse und warhaftige Zeitung von der Engelendischen und Spanischen Armada （Amsterdam, 20 Aug. 1588）。内容涉及 Drake 在英吉利海峡、加莱及北海的勋绩。部分篇幅是真实的，部分则纯属想象。其影响波及了其他的小册子。

Discours veritable de ce qui s’est passé entre les deux armées...depuis 29 Juillet 1588 jusques à 11 Aoust （[Paris?] n. p., 1588）。Cf. Morosini, 17 Aug., in Vat. Francia , XXXVII。

显然出自同一家出版社：La copie d’une lettre...à Don Bernardin de Mendoza （[n. p.] 1588）。英国的版本：The copie of a letter...found in the chamber of Richard Leigh （London: I. Vautrollier for R. Field, 1588）。意大利语译本，伦敦：J. Wolfe，荷兰语译本，阿姆斯特丹：Cornelis Claeszoon, 1588 年 10 月。

Certain advertisements out of Ireland （London: R. Field, 1588），无论法语或英语版本都常常附有The copie of a letter 。

A Pack of Spanish Lyes （London, 1588）。也曾收入 Harleian Misc., II。

第 31 章

档案和出版文献参见上文。

关于发生在爱尔兰的插曲，除了已经归档收入Cal. State Papers, Ireland , IV 的文件和由 Laughton 付梓的那些文献外，我还发现了 William Spotswood Green 的“The Wrecks of the Spanish Armada on the Coast of Ireland”，收入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 XXVII（1906）, 429-451，可以起到导读之用，另外 Cyril Fall 的Elizabeth’s Irish Wars , pp. 160 ff.，也是一份视角敏锐的信息摘要。

一般认为，无敌舰队在战役中损失了 130 艘船只中的 65 艘，又或是 128 艘中的 64 艘。实际数据无疑要比这个小。但整件事还因为计算的失准而疑云笼罩，这始于同时代的一些文件和多次再版的La felicissima Armada 一书，而后又因为另一些事实的存在而更加治丝益棼，这首先是因为无敌舰队中的大量船只名字相同——舰队中不仅有 6 艘San Juan ，还有 2 艘San Juan Bautistas ，另外，有 8 艘船被一道唤作Concepción ，大部分轻帆船也名称相似——其次还因为一些船只会时不时被叫成其他的名字。譬如在 Recalde 的分队中，就有两艘Concepción ，都是大型船舶，它们有时会被叫作Concepción Mayor 或 Menor ，有时又变成了Concepción de Zubelzu 或Concepción de Juanes del Cano。F. D., No. 180 就报道称Mayor 和 Menor 同时返回了故土（II, 329）。在下一页的 No. 181 文件中，Concepción de Zubelzu 和Concepción de Juanes del Cano 据称又同时不见了踪影。

正是以 No. 181 文件为基础，Fernández Duro 得出了他关于西班牙一方损失的估算，而这成了日后歧见纷陈的一个主要源头。整理文件的人一定被错误的信息蒙蔽了，既然文中 7 艘后来安全返航的船只被记入“失散”一栏，那么文件开始动笔的时间可能要比 No. 180 更早，何况它还漏掉了一艘我们知道已然遗失的船只，并且如此结尾：“损失：41 艘帆船、20 艘轻帆船［帕塔耶船］、3 艘加莱赛战船、1 艘加莱桨帆船，共计 65 艘。”虽然如此，船舶清单中只显示了 63 个船名。在其介绍中（Vol. I. 140），Fernández Duro 接受了文件中的估算，只是减去了两艘在入港后损失的舰船（一艘烧毁，一艘沉没）。这使他统计出的船只损失数量共有 63 艘，其中 35 艘“命运未知”，对此 Laughton 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能够得到的大致公正的估测”。

每个人似乎都接受了这个估测的数字，尽管其实存在更好的计算办法——只需要用无敌舰队驶离里斯本时已知的军力减去 No. 180 文件中舰队返回港口后残剩的船只总数即可。由 Fernández Duro、Herrera Oria 和 Hume（Cal. Span. , IV）付梓的另一些文件也暗示了继续深究的路径。

一份更加准确的清单也许是这样的——10 月 10 日左右已损失的船只如下：

3 艘加莱赛战船，一艘在 Calais 搁浅，火炮幸得存留，另一艘在爱尔兰海岸沉没，还有一艘正在 Le Havre 修缮，稍后安全返航。

一艘加莱桨帆船在 Bayonne 沉没。

20 艘（F. D. 声称有 26 艘）盖伦帆船和其他大型船舶的结局如下：一艘在 Le Havre 搁浅，火炮和货物得以保存；两艘在海峡中被英国人夺走；两艘被荷兰人从海滩上掠去；5 艘在经过 Gravelines 后沉入北海，当中包括 3 艘黎凡特武装商船；10 艘在爱尔兰周边水域遗失，其中有 5 艘黎凡特商船。唯一的不确定性在于遗失的究竟是哪些黎凡特商船，尽管这样，这里也只有两艘船的船名不能确定，其中一艘的失踪地点是在北海上，另一艘则在爱尔兰。

11 艘霍尔克船。（F. D. 认为有 13 艘，但是他的清单中有一艘船David ，早在 7 月 13 日便在报告中表示不宜执行任务，后来果然未能出海，另一艘叫Falcon Mayor ，后来在返回汉堡的途中被英国人在海峡内擒获，那时已是 1589 年 1 月，见 Laughton, II, 386。）

这 11 艘霍尔克船中，一艘在炮击中损毁，后于北海沉没；两艘在苏格兰周边的 Fair Isle 和 Mull 失散，继而又有两艘我们知晓名字的霍尔克船在爱尔兰海岸不见踪影；另一艘船的失事地点在 Devon；还有一艘则在 Brittany。余下的 4 艘船命运实难卜测，它们中的某一些，或者全部，可能要么在爱尔兰海岸倾覆，要么已经葬身汪洋。不过另一方面，它们亦可能早已像Falcon 一样踏上了归程，只不过没有载入记录罢了。这 4 艘船中的两艘也许先前追随的是 Juan Gómez de Medina，那时他们的旗舰El Gran Grifon 在 Fair Isle 遇难。既然 Juan Gómez de Medina 之后向东逃亡，另外两艘霍尔克船又属于德意志人，它们确实有可能就此踏上返乡的归途。没有人曾经就这 4 艘霍尔克船的下落做过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但是即便没有记录存世，也不能证明它们已经不在世上。

20 艘小型船舶（扎布拉船或帕塔耶船）也随无敌舰队一道从里斯本出发，并且在 9 月 22 日至 10 月 10 日期间未曾留下返航记录，所以 F. D. 称它们都已“失散，命运未知”。这很荒唐。就我们知道的情况而言，一些小船已经携带信件返回了西班牙，另一些则同样带着邮包被派往 Dunkirk 寻找 Parma 去了，而且就此留在了当地，有 5 艘这类小船——之前把英军的引火船拖去岸边的那两艘就包括在内——后来在 Calais 停泊至 11 月，Mendoza 可以证明这一点。轻帆船总是往来穿梭，一旦得到某个分队的差遣并且达成任务，便会得到薪酬或是新的工作任务。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有许多这类船舶在无敌舰队一役中沉没或遭到抛弃。除了两艘葡萄牙的扎布拉船——它们得以全身而退——其他船只全都太小，不适合作战，何况它们比体型较大的船只更加快速、灵便，在适航性方面丝毫不落下风。纵然我们把 F. D. 的论断“20 艘船失散，命运未知”缩减为 10 艘，也仍然有言过其实之处。

故此，无敌舰队损失的船只至多包括：31 艘帆船（而非 41 艘）、充其量 10 艘轻帆船（而非 20 艘）、2 艘加莱赛战船（而非 3 艘）、1 艘加莱桨帆船。共计不超过 44 艘（而非 65 艘），真实的数字还有可能再少上五六艘乃至一打。

可以两相抵消的一点在于，人们应当记得返回故土的船只的糟糕状况。许多船只因为英军的炮击而创痕累累，未来已经不再适合服役。

本章中有关 Howard 和 Medina Sidonia 的评判得到了 J. A. Williamson 的权威著作The Age of Drake , pp. 304-334 passim 的支持。文中对于 Howard 的品评引自 T. Woodrooffe 的The Enterprise of England 一书。Woodrooffe 对 Medina Sidonia 也有一番持平之论。

在 Williamson 的翻案文章出现之前，对于 Medina Sidonia 声誉的攻讦主要来自无敌舰队相关文件的第一位西班牙编纂人 Cesáreo Fernández Duro，然而其中充斥着令人好奇的乖谬之言。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十足完美的编者，Fernández Duro 还是值得钦佩地奉献了一部不可或缺的资料集，随书附带的评论也常常颇具价值。但是在论述无敌舰队的指挥官时，他却只是一次次重复着毫无根据的谰言，诡谲的是，其中的一些实则源于英吉利，而且由他编订印制的可信文献已经足以对谣传予以驳斥。现代西班牙学界也试图进一步还 Medina Sidonia 以公平。尤其参见 Duque de Maura 的El designio de Felipe II ，该书乃是以公爵的私人文件为基础撰写而成。

第 32 章

在众多外交界人士中，我主要依凭的是 Canestrini 的Négociations , IV, 842-853（Blois, 24 and 31 Dec.）中 Dr. Cavriana 的内容，以及 Morosini（Vat. Francia , XXXVII, also “Relazione di quel ch’é successo in Bles”in Francia II, fol. 153 ff.）的记载。Mendoza 的叙述要简略、模糊得多。

在回忆录作者和编年史家中，我主要依靠 l’Estoile、D’Aubigné、De Thou 和 Palma Cayet 的作品；还有收入Archives Curieuses , XII 中的文件。Wilkinson 列举了大量涉及谋杀吉斯事件的同时代小册子作品，它们中的多数收录在 Bib. Nat.中，不过没有一部值得寄予过高的信任。

第 33 章

外交界人士的记载见上文；历史学家的作品见第 7 章注释。

第 34 章

主要参见 Nichols、Dasent 的作品和收入C. S. P. D. 的文件。在论述英军对里斯本的袭击和英西交战后续进展的作品中，最具信息量、持论也至为公平的一部著作——假如不是同时在可读性上也出类拔萃的话——仍然当属 Edward P. Cheyney 的England from the defeat of the Armada to the death of Elizabeth , 2 vols.（London, 1926）。

另请参阅文献通释的相关内容。

译名表

Achill Head 阿基尔岬

A Copy of a Letter...found in the chamber of Richard Leigh 《理查德·雷恩卧室遗存……函札抄录》

Acuña, Don Pedro de 堂佩德罗·德·阿库纳

Adelantado, Major of Castile 阿德兰塔多，卡斯蒂尔的马约尔

Alamanni, L. L. 阿拉曼尼，托斯卡纳驻马德里大使

Alba, Duke of 阿尔巴公爵

Albert of Austria 奥地利的阿尔伯特

Algarve 阿尔加夫

Allen, William 威廉·艾伦

almiranta 阿尔米兰达，第二主力舰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An Admonition to the Nobility and People of England concerning the present wars 《论今日之战：致英格兰贵族和人民的忠告》

Andalusia 安达卢西亚

Angoulême 昂古莱姆

Anjou, Francis, Duke of 安茹公爵弗朗索瓦

Anne Boleyn 安妮·博林

Antelope “羚羊”号

Antonio of Crato, Don 克拉图的堂安东尼奥

Antwerp 安特卫普

A Pack of Spanish Lies 《西班牙谎言集》

Aragon 阿拉贡

Aranda, Martín de 马丁·德·阿兰达

Aranjuez 阿兰胡埃斯

“argosy”“阿格西”

Ark Raleigh “雷利方舟”号

Ark Royal “皇家方舟”号

Armada, the Spanish 西班牙无敌舰队

Artois 阿图瓦

Arrondissement 行政区

Arthur, King 亚瑟王

Arundel, Philip Howard, Earl of 阿伦德尔伯爵腓力·霍华德

Aubigné, Agrippa d’阿格里帕·德奥比涅

Augsburg 奥格斯堡

Aumâle 欧玛勒

Aumont 奥芒

Auneau 奥诺

Aviz, house of 阿维兹家族

Azores 亚速尔群岛

Babington, Anthony 安乐尼·巴宾顿

Barcelona 巴塞罗那

Barricades, Day of the 街垒日

Bartoli 巴托利

Bastille 巴士底

Bayonne 巴约讷

Bazán, Don Alonso de 堂阿隆索·德·巴赞

Bazán, Don Alvaro de, Marquis of Santa Cruz 堂阿尔瓦罗·德·巴赞，圣克鲁兹侯爵

Beale, Robert 罗伯特·比尔

Bear “熊”号

Béarn 贝恩

Beauce 贝奥斯

Beaune, Renaud de, bishop of Bourges 布尔日主教博讷的雷诺

Belem 贝勒姆

Bellièvre, Pomponne de 蓬伯纳·德·贝里艾佛尔

Bellingham 贝林厄姆

Bergen-op-Zoom 卑尔根奥松姆

Bergerac 贝尔热拉克

Berry Head 贝里岬

Bertendona, Martín de 马丁·德·博登多纳

Berwick 柏威克

Béthune, Maximilian de 马克西米利安· 德·伯苏恩

Bevenland 毕芬兰

Biron, Armand de Gontaut, Baron de, Marshal of France 毕龙

Biscay, Bay of 比斯开湾

Blankenberghe 布兰肯博赫

Blois 布洛瓦

Bobadilla, Francisco de 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

Bolt Tail 布退尔岬

Bond of Association 《保王协定》

Book of Common Prayer 《公祷书》

Book of Martyers 《殉道史》

Bordeaux 波尔多

Borough, William 威廉·伯勒

Bosworth 博斯沃斯

Bothwell, James Hepburn, Earl of 博斯维尔伯爵詹姆斯·赫伯恩

Boulogne 布洛涅

Bourbon, Charles, Cardinal of 红衣主教波旁的查理

Bourbourg 布尔堡

Brabant 布拉班特

Brill 布瑞尔

Brissac, comte de 布里萨克伯爵

Bruges 布鲁日

Brûlart, Pierre 皮埃尔·布律拉尔

Brussels 布鲁塞尔

Buchanan, George 乔治·布坎南

Buckhurst, Thomas Sackville, Lord 巴克赫斯特勋爵托马斯·萨克维尔

Burghley, William Cecil, Lord 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

Burgos 布尔戈斯

Burgundy 勃艮第

Buxton 巴克斯顿

Buys, Paul 博伊斯

Cabrera de Córdoba, Luis 路易斯·卡布雷拉·德·科尔多巴

Cadiz 卡迪斯

Cadzand, island of 卡赞德岛

Calais 加莱

Camden, William 威廉·卡姆登

Campion, Edmond 爱德蒙·坎皮恩

Cape Clear 克利尔角

Cape Espichel 埃斯皮谢尔角

Cape St. Vincent 圣文森特角

Capet, Hugh 休·卡佩

Capuchins, convent of 圣方济各会修道院

Caraffa, Antonio, Cardinal 红衣主教安东尼奥·卡拉法

Carlos, Don 堂卡洛斯

Carmelites, convent of 加尔默罗会修道院

Cartagena 卡塔赫纳

Cascaes 加斯凯斯

Castile 卡斯蒂尔

Castle St. Julian 圣朱利安城堡

Catania 卡塔尼亚

Catherine de Medici 凯瑟琳·德·美第奇

Catherine of Aragon 阿拉贡的凯瑟琳

Cattewater 卡泰水道

Cavriana, Filippo 菲利波·卡夫利亚纳

Cecil, Robert 罗伯特·塞西尔

Cellini, Benvenuto 本韦努托·切利尼

Celtic fringe 凯尔特边区

Cemetery of the Holy Innocents 圣婴公墓

Cespedes, Don Alonso de 堂阿隆索·德·塞斯佩德斯

Chalais 沙莱

Charles V 查理五世

Charles IX 查理九世

Chartres 沙特尔

Château-Renard 沙托雷纳尔

Châtelet 夏特莱

Chatham 查塔姆

Cheverny, Philippe Hurault, Count of, Chancellor of France 法国御前大臣谢韦尔尼

Clare Island 克莱尔岛

Clément, Jacques 雅克·克莱门特

Coligny, Gaspard II de, Admiral of France 法国海军元帅科里尼

Cologne 科隆

Condé 孔代

Connaught 康诺特

Conti, François de Bourbon, Prince of 孔蒂亲王

Copy of a letter...to Don Bernardino de Mendoza 《致堂博纳迪诺·德·门多萨……函札抄录》

“Corisande, la belle”, mistress of Navarre 纳瓦拉的情妇“美人”蔻丽珊德

Corunna 拉科鲁尼亚

Cotswolds 科茨沃尔德

Count Palatine, Johan Casimir 帕拉丁伯爵约翰·卡西米尔

Counter Reformation 反宗教改革运动

Coutras 库特拉

Cranmer, Thoma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

Cresswell, Joseph 约瑟夫·克瑞斯维尔

Crillon 克利翁

Croft, James 詹姆斯·克罗夫特

Crucé, Maître 迈特尔·克吕塞

Cumberland 坎伯兰

Curia 罗马教廷

Dacres, Gregory Fiennes, Lord 达克雷勋爵格里高利·费恩尼斯

Dale, Dr. Valentine 戴尔博士

Darnley, Henry Stuart, Lord 达恩利勋爵亨利·斯图亚特

Davison, William 威廉·戴维森

Dee, John 约翰·迪伊

Delft 德尔夫特

De Loo, Andrea 安德烈·德·卢

demi-cannon 半加农炮

Derby 德比

Deventer 德文特

Devereux, Robert, Earl of Essex 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

Devonshire 德文郡

Diana “狄亚娜”号

Dieppe 迪耶普

Dingle Bay 丁格尔湾

Discours veritable 《真言》

Disdain “蔑视”号

Dodman Point 多德曼海岬

Dohna, Fabian, Freiherr von 多纳男爵法比安

Dordogne 多尔多涅

Douai 杜埃

Doughty, Thomas 托马斯·道蒂

Dover 多佛

Downs 唐斯

Drake, Edmund 埃德蒙·德雷克

Drake, Francis 弗朗西斯·德雷克

Dreadnought “无畏”号

Dronne River 德罗讷河

Dunkirk 敦刻尔克

Dunnose 邓诺斯

Durham 达勒姆

Eddystone 埃迪斯通群礁

Edict of Alençon 《阿朗松敕令》

Edict of Poitiers 《普瓦提埃敕令》

Elbène, Abbé d’修道院院长戴尔本

Elizabeth I 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Bonaventure “伊丽莎白·博纳文图拉”号

Elizabeth Jonas “伊丽莎白·乔纳斯”号

Elizabeth Tudor 伊丽莎白·都铎

English College 英国学院

Epernon, Jean Louis de Nogaret de La Valette, Duke of 埃佩农公爵让·路易

Escorial 埃斯科里亚尔

Essex 埃塞克斯

Estates General of Blois 布洛瓦三级会议

Estates of Dutch 联省议会

Etampes 埃坦普

Falmouth 法尔默思

Faubourg Saint-Honoré 圣奥诺雷区

Fenner, Thomas 托马斯·芬纳

Ferdinand I, Grand Duke of Tuscany 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多一世

Fernández Duro, Cesáreo 塞萨雷奥·费尔南德斯·杜罗

Filles Repenties 女子感化院

Finisterre 菲尼斯特雷

Firth of Forth 福斯湾

Fitzwilliam, William 威廉·菲茨威廉

Flanders 佛兰德

Fleming, Thomas 托马斯·弗莱明

Fletcher, Francis 弗朗西斯·弗莱彻

Florence 佛罗伦萨

Florencia “佛罗伦西亚”号

Fluellen 弗鲁爱林

Flushing 弗拉辛

Flyboat 快船

Fotheringhay 福瑟林格

Fowey 福伊

Foxe, John 约翰·福克斯

Franche-Comté 弗朗什孔泰

Francis II 弗朗索瓦二世

Francis, Grand Duke of Tuscany 托斯卡纳大公弗朗西斯

French Guard 法兰西警卫队

Frigate 中型快船

Frobisher, Martin 马丁·弗罗比舍

Fuentes, count of 福恩特斯伯爵

Galicia 加利西亚

Galway 戈尔韦

Gascony 加斯科涅

Geneva 日内瓦

Genoa 热那亚

gens d’armes d’ordonnance “宪骑兵”

Gérard, Balthazar 巴尔塔萨·杰拉德

Giambelli, Federigo 费代里戈·贾姆贝利

Giant’s Causeway 巨人堤

Gijon 希洪

Gillingham 吉林厄姆

Girona “赫罗纳”号

Glastonbury 格拉斯顿伯里

Gloriana 葛洛瑞娜

Goa 果阿

Golden Hind “金牝鹿”号

Golden Lion “金狮子”号

Gómez de Medina, Juan 胡安·戈麦斯·德·梅迪纳

Gongora, Fray Bernardo de 弗雷·博纳多·德·贡戈拉

Good Queen Bess “英明女王”

Gourdan, M. 古尔丹

Graff, Rudolph 鲁道夫·格拉夫

Gran Grifon “葛兰·格里芬”号

Grand Fleet “大舰队”

Grangrin “葛兰格林”号

Gravelines 格拉沃利讷

Gravesend 格雷夫森德

Gray, Walter 沃尔特·格雷

Great Blasket Island 大布拉斯基特岛

Greenwich 格林威治

Gregory XIII 格里高利十三世

Groenevelt, Arnold de 阿诺德·德·格劳内维特

Groningen 格罗宁根

Guadarramas 瓜达马拉

Guiche, Philbert de La 菲尔贝·德·拉吉什

Guipúzcoan 吉普斯夸

Guise, Catherine de, Duchess of Montpensier 蒙庞西耶女公爵吉斯的凯瑟琳

Guise, Henry, Duke of 吉斯公爵亨利

Guise, Louis de Lorraine, Cardinal of 吉斯的红衣主教洛林的路易

Guise, the （洛林的）吉斯家族

Guyenne 吉耶纳

Gwynn, David 大卫·格文

Haarlem 哈勒姆

Hague 海牙

Hakluyt, Richard 理查德·哈克卢特

Hamburg 汉堡

Hampshire 汉普郡

Hansa 汉萨

Harvey, Gabriel 加布里埃尔·哈维

Harvey, John 约翰·哈维

Harwich 哈里奇

Hatton, Christopher, Lord Chancellor 御前大臣克里斯托弗·哈顿

Havre, Le 勒阿弗尔

Hawkins, John 约翰·霍金斯

Hawkins, Richard 理查德·霍金斯

Hawkins, William 威廉·霍金斯

Heidelberg 海德堡

Hellburner, the, of Antwerp“安特卫曾地狱燃烧者”

Henry de Valois 瓦卢瓦的亨利

Henry III 亨利三世

Henry of Navarre 纳瓦拉的亨利

Henry the Navigator, Prince “航海家”亨利王子

Henry VIII 亨利八世

Hieronymite 圣哲罗姆修会

Hohenlo, Philipp, Count of 霍亨洛伯爵腓力

Holinshed 霍林谢德

Holy League 神圣同盟

Hôtel de Guise 吉斯公馆

Hôtel de Montpensier 蒙庞西耶公馆

Hôtel de Ville, Paris 巴黎市政厅

Howard, Charles, Lord Howard of Effingham 埃芬厄姆的查理·霍华德

Howard, Lord Thomas （指挥“金狮子”号的）托马斯·霍华德勋爵

Hradschin 赫拉茨金

Huguenots 胡格诺派教徒

Hull 赫尔

Hunsdon, Henry Carey, Lord 汉斯顿勋爵亨利·凯里

Huntly, George Gordon, Earl of 亨特利伯爵乔治·戈登

Hven 赫文

Idiáquez, Juan de 胡安·德·伊迪亚克兹

Ile de la Cité 西岱岛

India House 东印度大楼

Inquisition 宗教裁判所

Ipswich 伊普斯维奇

Isle River 伊勒河

Jacobins, convent of the 雅各宾修道院

James VI 詹姆斯六世

Jarnac 雅纳克

Jesuits 耶稣会

Joinville 茹安维尔

Joyeuse, Anne de Joyeuse, Duke of 茹瓦斯公爵安尼·德·茹瓦斯

Juan of Austria, Don 奥地利的堂胡安

Judith “朱迪斯”号

Judge Advocate General 军法官

Justin of Nassau 拿骚的贾斯丁

Kent, Henry Grey, Earl of 肯特伯爵亨利· 格雷

King John 《约翰王》

Knight of the Garter 嘉德骑士

La Chapelle-Marteau 拉夏贝尔·马尔托

La Charité 拉沙利特

La Hogue 拉霍格

La Motte, Valentin Pardieu de, Count of Everbeck 拉莫特

La Rata （Rata Coronada） “拉若塔”号（即“拉塔·科罗纳达”号）

La Rochelle 拉罗谢尔

La Trémoîlle, Claude 克洛德·拉·特雷莫勒

Lagny 拉尼

Lagos 拉古什

Lancashire 兰开夏郡

Laredo 拉雷多

Las Puercas 拉斯·珀卡斯

Latin Quarter 拉丁区

Lavardin 拉瓦丁

legate a latere 教宗亲身代表

Leghorn 利沃纳

Leicester, Robert Dudley, Earl of 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

Leigh, Richard 理查德·雷恩

Leiva, Don Alonso de 堂阿隆索·德·雷瓦

Leng, Robert 罗伯特·隆

Leovitius 利奥维提乌斯

Lepanto 勒班陀

letter writer 书信作家

Levant Company 利凡特公司

Leyden 莱登

Libourne 利布尔讷

Linz 林茨

Lizard, the 利泽德半岛

Loches 洛什

Loire River 卢瓦尔河

Lord Admiral 海军大臣

Lord Chamberlain 宫廷大臣

Lord Chancellor 御前大臣

Lord Deputy in Ireland 爱尔兰副总督

Lovell 洛弗尔

Low Countries 低地国家

Lyme Bay 莱姆湾

Lyons 里昂

maestre de campo general 战场总指挥

Maestricht 马斯特里赫特

Maineville 曼维尔

Mainz 美因茨

Malaga 马拉加

Maldonado, Don Diego de 堂迭戈·德·马尔多纳多

Marchant, Captain John 约翰·马奇安特船长

Marché Neuf 新市场

Margaret and John “玛格丽特和约翰”号

Margate 马尔盖特

Marguerite de Valois 瓦卢瓦的玛格丽特

María Juan “玛利亚·胡安”号

Marne River 马恩河

Marolín de Juan 马罗林·德·胡安

Martinmas 圣马丁节

Mary of Lorraine 洛林的玛丽

Mary Stuart 玛丽·斯图亚特

Mary Tudor 玛丽·都铎

Mary Rose “玛丽·罗丝”号

Master of the Horse 掌马官

Matignon, Jacque Goyon de 雅克·戈扬· 德·马提尼翁

Matthieu, Claude 克劳德·马修

Maurice, Prince of Orange 奥兰治亲王莫里斯

Maximilian of Habsburg 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利安

Mayenne, Charles de Lorraine, Duke of 马耶讷公爵洛林的查理

Medina Sidonia, Don Alonso de Guzmán el Bueno, Duke of 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阿隆索·德·古兹曼·艾布耶诺

Medway 梅德韦

Melancthon, Philip 菲利普·梅兰希顿

Mendoza, Bernardino de 博纳蒂诺·德·门多萨

Merlin 梅林

Meteren, Emanuel van 埃马努埃尔· 凡·梅特伦

Meuse River 默兹河

Milan 米兰

Minion “宠臣”号

Mompelgard 蒙贝利亚尔

Moncada, Hugo de 雨果·德·蒙卡达

Montcontour 蒙孔图

Montalto, Alessandro Peretti, Cardinal 红衣主教亚历山德罗·佩雷蒂·蒙塔尔托

Montague, Anthony Browne, Viscount 蒙太古子爵安东尼·布朗恩

Montargis 蒙塔日

Montereau-Faut-Yonne 蒙特罗-佛特-约讷

Montholon 蒙托隆

Montmartre 蒙马特高地

Morecambe Bay 莫克姆湾

Morforio 莫福利奥

Morley, Edward Parker, Lord 摩尔利勋爵爱德华·帕克

Morosini, G.G., Bishop of Brescia 布雷西亚主教 G. G.莫罗西尼

Mounts Bay 芒特湾

Moura, Cristóbal de 克里斯托瓦尔·德· 莫拉

Muller, Johan, of Konigsberg 柯尼斯堡的约翰·穆勒

Munich 慕尼黑

Naples 那不勒斯

Needles, the 尼德尔斯尖柱群

Nelson, Horatio 霍拉肖·纳尔逊

Nether Stowey 下斯托伊

Netherlands 尼德兰

Nevilles, the 内维尔家族

New Spain 新西班牙

Nieuport 尼乌波特

Nombre de Dios 诺布雷·德·迪奥斯港

Nonpareil “无双”号

Norfolk, Thomas Howard, Duke of 诺福克公爵托马斯·霍华德

Normandy 诺曼底

Norris, Sir John 约翰·诺里斯爵士

North Foreland 北福兰

Northumberland, Henry Percy, 8th Earl of 第八任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

Nottingham 诺丁汉

Ojeda, Augustín de 奥古斯丁·德·奥赫达

Old Castile 旧卡斯蒂尓

Oldenbarneveldt 奥登巴弗特

Old Tower 旧塔

Olivarez, Enrique de Guzmán, Count of 奥利瓦雷斯伯爵恩里克·德·古兹曼

Oquendo, Miguel de 米格尔·德·奥昆多

Orkneys Islands 奥克尼群岛

Orleans 奥尔良

Ormonde, Thomas Butler, Earl of 奥蒙德伯爵托马斯·巴特勒

Ornano, Alphonse d’阿尔丰塞·德·奥纳诺

Ostend 奥斯滕德

Owers, the 欧沃斯礁群

Oxford, Edward de Vere, Earl of 牛津伯爵爱德华

Pallavincino, Horatio 霍拉肖·帕拉文奇诺

Palmer, Henry 亨利·帕尔默

Pantelleria 潘泰莱里亚

Parma, Alexander Farnese, Duke of 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

Parry, William 威廉·帕里

Parsons, Robert 罗伯特·帕森斯

Pasquier, Estienne 埃蒂安·帕斯奎尔

Pasquino 帕斯奎诺

Pau 波城

Paulet, Amias 艾米亚斯·保莱特

Pavia 帕维亚

Pelham, William 威廉·佩勒姆

Peñafiel, Marquis of 佩纳菲尔侯爵

Percheron 佩尔什马

Percy 珀西

Peretti, Felice 菲利斯·佩莱蒂

Perrot, John 约翰·佩罗特

Peterborough, Dr. Richard Fletcher, Dean of 彼得伯勒教长理查德·弗莱彻博士

Petit Châtelet 小夏特莱

Petit Pont 小桥

Philip II 腓力二世

Picardy 皮卡第

Pillar of Hercules “赫拉克勒斯之柱”

Pimentel, Don Diego de 堂迭戈·德·皮门特尔

Pinart, Claude 克洛德·皮纳特

Pius V 庇护五世

Place de Grève 格雷夫广场

Place Maubert 莫贝广场

Platt, Anthony 安东尼·普拉特

Plaza Mayor 市政广场

Plymouth Hoe 普利茅斯高地

Plymouth Sound 普利茅斯湾

Poitou 普瓦图

Pont Nôtre Dame 圣母院桥

Pont Saint-Michel 圣米歇尔桥

Ponte Sisto 西斯托桥

Porte Neuve 新门

Porte Saint-Honoré 圣奥诺雷门

Porte Saint-Martin 圣马丁门

“Portingale sling”“波廷格尔投石器”

Portland Bill 波特兰角

Postel, Guillaume 纪尧姆·博斯特

Poulain, Nicholas 尼古拉·普兰

Prévost des Marchands 巴黎市长

Privy Council 枢密院

Prize court 战利品法庭

Public Record Office 公共档案馆

Puental 普恩托

Puerto Real 雷亚尔港

Quantock Hills 奎恩托克山

quarter （巴黎的）街区

Queenborough 昆伯勒

Ragusa 拉古萨

Rainbow “彩虹”号

Raleigh, Walter 沃尔特·雷利

Rame Head 雷姆岬

Recalde, Juan Martínez de 胡安·马丁内斯·德·里卡德

Reformed Church 归正会

Regazona “里加桑纳”号

Regiomontanus 雷乔蒙塔努斯

‘Regnans in excelsis’《至上统治》

Renty 朗蒂

Revenge “复仇”号

Rheims 兰斯

Rhine River 莱茵河

Richmond 里士满

Ridolfi Plot 里多尔菲阴谋

Río de la Plata 拉普拉塔河

Río de Santi Petri 圣彼得里河

Rising of the North 北方起义

Rizzio, David 大卫·里奇奥

Rochellais 罗什莱

Rochester 罗切斯特

Rock of Lisbon 罗卡角

Roebuck “雄獐”号

Rome 罗马

Rosario , Nuestra Señora del “罗萨利奥圣母”号

Rossall 罗萨尓

Rouen 鲁汶

Royal Merchant “皇家商人”号

Rudolph II 鲁道夫二世

Rue des Poullies 普列大街

Rue Saint-Antoine 圣安托万大街

Rue Saint-Denis 圣丹尼斯大街

Rue Saint-Honoré 圣奥诺雷大街

Rue Saint-Jacques 圣雅克大街

Rue Saint-Martin 圣马丁大街

Russell, Lord William 威廉·拉塞尔爵士

Sagres 萨格里什

San Lorenzo, monastery of 圣洛伦索修道院

Signory 执政团

St. André 圣安德烈教堂

St. Anne’s Island 圣安妮岛

St. Bartholomew’s Eve 圣巴托罗缪之夜

St. Cloud 圣克卢宫

St. Eustache 圣厄斯塔什教堂

Saint-Germain 圣日耳曼

St James’s 圣詹姆斯宫

St. Julian’s Bay 圣朱利安湾

St. Julien-le-Pauvre 圣朱利安·勒·保弗雷教堂

St. Mary’s Hall 圣玛丽学堂

St. Mary’s Port 圣玛丽港

St. Paul’s 圣保罗大教堂

St. Peter’s 圣彼得大教堂

St. Séverin 圣塞弗林教堂

Saintonge 圣东日

Sánchez 桑切斯

San Clemente, Don Guillén de 圣克莱门特的堂吉伦

Sander, Nicholas 尼古拉斯·桑德尔

San Felipe “圣菲利佩”号

San Francesco “圣弗朗西斯科”号

San Juan de Portugal 葡萄牙的“圣胡安”号

San Juan de Ulúa 圣胡安·德·乌卢阿岛

San Lorenzo “圣洛伦索”号

Sanlúcar de Barrameda 桑卢卡

San Luis de Portugal 葡萄牙的“圣路易斯”号

San Marcos “圣马科斯”号

San Martín de Portugal 葡萄牙的“圣马丁”号

San Mateo “圣马特奥”号

San Salvador “圣萨尔瓦多”号

Santa Ana “圣安娜”号

Santa Ana de Juan Martínez, Capitana of the Biscayans 比斯开分队的旗舰“胡安·马丁内斯的圣安那”号

Santander 桑坦德

Santiago, Archbishop of 圣地亚哥大主教

São Miguel 圣米格尔岛

Savoy, Charles Emmanuel I, Duke of 萨伏依公爵查理·伊曼努尔一世

Scheldt 斯凯尔特河

Schenck, Martin 马丁·申克

Scilly Isles 锡利群岛

Sea Beggars “海上乞丐”

sea dog “海狗”

Seine River 塞纳河

Sergeant Major 军士长

Seville 塞维利亚

Seymour, Henry 亨利·西摩

Sezimbra 塞辛布拉

Shambles, the 夏波斯海滩

Sheffield, Edmund, Lord 谢菲尔德勋爵埃德蒙

’s-Hertogenbosch 斯海尔托亨博斯

Shetlands 设德兰群岛

ship-of-the-line 风帆战列舰

Shrewsbury, George Talbot, Earl of 什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伯特

Sicily 西西里

Sidney, Philip 菲利普·西德尼

Sixteen, the Paris Committee of 巴黎“十六人委员会”

Sixtus V 西克斯图斯五世

Sleeve, the 拉芒什海峡

Sluys 斯勒伊斯

Smithfield 史密斯菲尔德

Sofala 索发拉

Soissons 苏瓦松

Solent 索伦特海峡

Sorbonne 索邦（巴黎大学）

Sousa, Gaspar de 加斯帕尔·德·苏萨

Southampton, Henry Wriothesley, Earl of 南安普顿伯爵亨利·里奥谢思利

Spenser, Edmund 埃德蒙·斯宾塞

Spithead 斯皮特海德

Spy “间谍”号

Stafford, Edward 爱德华·斯塔福德

Stanley, William 威廉·斯坦利

Start Point 起点岬

Stationers’Company 书籍出版经销同业公会

Stoffler, Johan 约翰·斯托弗勒

Storton （John, Baron Stourton）斯托顿男爵约翰·斯托顿

Strada, Famiano 法米亚诺·斯特拉达

surintendant des finances 财政大臣

Sussex 苏塞克斯

Swallow “燕子”号

Tagus River 塔霍河

tall ship 高桅横帆船

Teller, Dom Hernan 堂赫尔南·特勒

Tello, Don Rodrigo 堂罗德里格·特略

Terceira 特塞拉岛

Thames River 泰晤士河

The Faerie Queene 《仙后》

Thomas “托马斯”号

Thomas, William, master gunner 炮手长威廉·托马斯

Throckmorton, Francis 弗朗西斯·斯洛克莫顿

Tilbury 提尔伯利

Tinteville, M. de 德·廷特维尔

Toledo 托莱多

Torbay 托贝

Tor Bay 托尔湾

Tours 图尔

Tower of London 伦敦塔

Treasurer 司库

Triumph “凯旋”号

Tuileries 杜伊勒里宫

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 Viscount of 蒂雷纳子爵亨利

Turin 都灵

Tuscany 托斯卡纳

Tymme, Thomas 托马斯·泰姆

Ubaldini, Petruccio 佩特鲁乔·翁博蒂尼

Ushant 韦桑岛

Uther Pendragon 尤瑟王

Utrecht 乌得勒支

Valdés, Diego Flores de 迭戈·弗洛雷斯· 德·瓦尔德斯

Valdés, Pedro de 佩德罗·德·瓦尔德斯

Valladolid 巴拉多利德

Vanegas, Alonso 阿隆索·瓦内加斯

Vanguard “先锋”号

Vatican 梵蒂冈

Venice 威尼斯

Vere, Sir Francis de 弗朗西斯·德·维尔爵士

Via di Monserrato 蒙塞拉托大道

Via Giulia 朱利亚大道

Victoria, Juan de 胡安·德·维多利亚

Victory “胜利”号

Vienna 维也纳

Vila do Infante “王子之家”

“Vilain Herodes”“恶棍希律王”

Villequier 维利奎尔

Villeroy, Nicolas de Neufville, Sgnr. de 维勒鲁瓦

Vimory 维莫里

Virginia 弗吉尼亚

Vivero 威韦罗

Vries, Wilhelm de 威尔海姆·德·弗里斯

Walcheren 瓦尔赫伦

wall gun 城墙炮

Walloon 瓦隆人

Walsingham, Francis 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

War of the Three Henrys “三亨利之战”

Warnsfeld 沃恩斯菲尔德

Wars of the Roses 玫瑰战争

Westminster 威斯敏斯特

Westmorland 威斯特摩兰郡

Warwick, Ambrose Dudley, Earl of 沃里克伯爵安布罗斯·达德利

Weymouth 韦默斯

Whiddon, Jacob 雅各布·维登

White Bear “白熊”号

White Lion “白狮子”号

Whitsand Bay 维特桑湾

Whyte, Henry 亨利·怀特

Wight, Isle of 怀特岛

William the Silent, Prince of Orange 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

Williams, Sir Roger 罗杰·威廉姆斯爵士

Wyatt, Thomas 托马斯·怀亚特

Wychegerde, Jan 扬·维奇盖尔德

Wynter, Sir William 威廉·温特爵士

Xerez 赫雷斯

York 约克

York, Rowland 罗兰德·约克

Yssel River 伊赛尔河

Yzendijke Canal 岑迪克运河

Zechariah 撒迦利亚

Zeeland 泽兰

Zúñiga, Don Baltazar de 堂巴尔塔扎· 德·祖尼加

Zutphen 祖芬

Zwyn 齐文

出版后记

与世界史上的诸多词汇一样，“无敌舰队”是很多中国读者耳熟能详却又对相关细节不甚了解的一个词汇。而加勒特·马丁利这部经典著作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将会打破这种局面。

自从本书于半个多世纪前荣获普利策奖以后，英语世界虽然出版过几本以无敌舰队为主题的著作，但是在大多数推荐书单上，这本“老书”始终是首选的入门读物。之所以会有如此持久的强劲影响力，主要是因为马丁利将丰富学识、清湛文笔以及精致的谋篇布局完美地融为了一体。作者本人是精研现代早期欧洲各国外交关系的专家，这使他能够将这场战役背后盘根错节的多边关系网精彩地揭示出来，而他在“二战”期间曾经加入美国海军服役的经历使他获得了海战的宝贵亲身体验，这是其他众多该题目的作者难以企及的优势。最后，如果说这段历史本身的精彩已足以使一位不那么具有天赋的写作者酿出佳作的话，更加幸运的是，马丁利还有着老到的文笔，他的人物刻画细腻而多面，篇章安排张弛有度，既向读者展现了事件逻辑环环相扣的理性之美，又使读者情不自禁地追随剧中人物或喜或悲，读毕掩卷自感荡气回肠。另一方面，读者如果认真品味，会发现在流畅的故事主线外，作者在许多细部对史料做出了讨论和反思，对其他作者的观点加以延伸或辩驳，马丁利同时向我们展现了原始文献的丰富和匮乏、历史本身既清晰又晦暗不明的丰富面貌，这同样能带来一种知性的阅读快感，使本书更加隽永耐读。

感谢译者杨盛翔博士以典雅雍容的译笔将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我们会相继合作出版马丁利另两部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阿拉贡的凯瑟琳》，相信读者能够从这套“现代早期三部曲”中对现代早期的欧洲有一个初步了解，敬请期待。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88-1142-1266

服务信箱：reader@hinabook.com

2017 年 10 月

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美]梅天穆 (Timothy May) 著

马晓林，求芝蓉 译

版权信息

书名： 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作者： [美]梅天穆 (Timothy May)

译者： 马晓林，求芝蓉

书号： ISBN 978-7-5139-1638-7

版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目录

中文版序

导　言

第一部分　作为催化剂的蒙古征服

第 1 章　蒙古帝国的形成

第 2 章　帝国解体

第 3 章　1350 年的世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第二部分　成吉思大交换

第 4 章　蒙古治世与贸易

第 5 章　新式战争

第 6 章　蒙古行政

第 7 章　宗教与蒙古帝国

第 8 章　蒙古人与瘟疫

第 9 章　移民与人口趋势

第 10 章　文化交流

专名表

译名表

王朝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出版后记

插　图

蒙古征服之前的欧亚大陆

蒙古帝国（1250—1260）

分裂之后的蒙古帝国

后蒙古时代的欧亚（约 1550 年）

中文版序

有些人认为，历史是事件的循环重演。我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必须坦承，我也有点接受这种观点。这不仅是因为当今全球的政治时事，而且因为我在写这篇序文时，正被北乔治亚大学所在的山城达洛尼加的第一场暴风雪困在家里。2011 年，我也是在暴风雪中写下了这本书的几个章节。从这个意义上，我与蒙古帝国之间有些共同点。正如蒙古人经常在冬季出征，我显然也是在冬季伴着飞雪写作的。

这本书能够被译为中文，并且在中国有人对我的著作感兴趣，我感到非常荣幸。能由南开大学的马晓林博士担任译者，我感到特别荣耀。虽然我们尚未谋面（希望将来能有机会），但我从我们共同的朋友艾骛德教授那里听说他的学问很好。我希望这部译著能够引起学术界和大众的兴趣。蒙古帝国对于世界史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比对于美国明显得多。在我有机会到访中国之前，我的书就已经被译为中文了，我觉得很开心。

梅天穆

2017 年 1 月 8 日

导　言

当“全球性”（Globalities）丛书的主编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邀我撰写本书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在讨论世界史时，蒙古看起来即使不是领衔主演，至少也是明星客串。本书的书名本可以很容易地改成《蒙古帝国是一部世界史》，不过这写在书脊上会有些奇怪。可能除了刚过去的 200 年，我想不出哪个时代能将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历山大的征服？尽管曾短暂地入侵印度河流域与利比亚沙漠，但亚历山大的世界将亚洲大部和几乎整个非洲都排除在外。罗马帝国？除了北方较偏远的行省和与印度进行贸易的一些商人，基本只在地中海地区活动。那十字军东征呢？依然主要在地中海地区，虽然欧洲大部和北非都受到了影响，但未能影响到中国和印度。地理大发现时代一直被看作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如果没有蒙古帝国，哥伦布会出航吗？别忘了，他当时是试图抵达中国面见大汗的。简而言之，蒙古帝国完全可以定义世界史。的确，蒙古人并没有对非洲或新世界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对欧亚大陆而言，史上再无其他事件或帝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蒙古人将军事革新、国际贸易、世界宗教传播以及技术和思想的扩散都融入一炉，即蒙古征服。当尘埃落定，无可否认世界已经改变了，且再也无法回到它原来的样子。

20 世纪 70 年代，著名的蒙古帝国史学者约翰·安德鲁·波伊勒（John Andrew Boyle）创造了“蒙古世界帝国”这个概念，可谓极为切中要害。[1]  我们无从知晓波伊勒是否以世界史的视角来考察蒙古，但他显然将蒙古视为一个帝国，它主宰着中世纪的世界，不能仅从区域性的意义上来看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为波伊勒的《蒙古世界帝国》（The Mongol World Empire ）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强调，为了准确理解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我们需要更好地协调极为丰富的中亚史料”。[2]  拉铁摩尔间接触及了蒙古帝国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些史料牵涉到的语言的数量，经常导致人们在考察蒙古时更多采取区域性的视角，而不是整体的、世界性的视角。同时，考察蒙古帝国不仅需要有空间感，还要超越时间的限制。蒙古时代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关键的甚至是轴心的时代，在很多方面，它是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分界点。

将蒙古帝国视为分界点，甚或是现代史的开端，这一观点为著名东亚研究学者林蔚（Arthur Waldron）所支持。他在为斯普勒（Bertold Spuler）经典的穆斯林世界史三部曲中的第二卷《蒙古时代》（The Mongol Period ，1994）撰写的导言中写道：

研究现代史应该从何时开始？最有力的答案很可能是从蒙古时代开始。现今欧亚的一些大国（如中国、俄国和印度）以及中东大部分国家，都曾经被纳入蒙古诸汗国，并被这段历程改变。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现代史始于蒙古诸汗国统治的结束，然后它们的成分经过自我重组，作为继承国出现。这些国家虽然独立了，但还是带有明显的蒙古印记。通过研究蒙古诸汗国和它们的逐渐崩溃，就会对当时的欧亚有一个基本的整体认识。[3]

林蔚的观点是很难受到质疑的。确实，只有通过研究蒙古帝国以及它带给欧亚大陆的变化，我们才能真正看到一个完整的欧亚和一个完整的世界。千百年来，商路将各种文化和文明联系起来，各文明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得以区分。罗马人对于罗马世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伊朗古代诸帝国和中国古代诸王朝对自己的世界亦是如此，然而它们对于边境以外的世界的认识则朦胧不明。关于外面的世界和他者的知识总是不易理解的，而蒙古帝国使数量空前巨大的旅行者、商人、传教士等纵横于欧亚大陆甚至更远的地方。尽管其他许多地域仍然在帝国之外，但蒙古帝国的到来衍生并创造出了一些条件和事件，引出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欧亚，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就是本书想要讨论的内容。

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显著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在巅峰时期的幅员极为辽阔，是历史上疆域最广的帝国—近乎 3,300 万平方千米，大约等同于非洲的面积。尽管在政治上是分立的，但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它们，蒙古统治下的欧亚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互相影响。

其次体现在蒙古帝国史研究的相关文献所使用语言的绝对数量上。从这些多语言文献的数量上看，最重要的也许是中文和波斯文，但也包括蒙古文、俄文、古斯拉夫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古法文、日文、意大利文、亚美尼亚文、格鲁吉亚文、回鹘文和藏文等。没有人能够全部掌握这些语言。不仅如此，多语言的专名转写也是一个问题，可能导致任何一个专名都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写形。以忽必烈为例，见诸文献的有“Qubilai”“Khubilai”“Kublai”“Kubla”等拼写方式，根据使用者的语言和转写系统的不同，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大多数学者不难判定谁是谁，但是蒙古帝国史的初学者很容易被这些名字淹没。至于多语言所引发的其他问题，将在后文中加以讨论。

蒙古对于世界史的重要性，在很多方面也体现在研究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上。例如：研究应该从何处入手？应该将他们置于亚洲何地？他们当然是亚洲人，帝国的大部分都位于亚洲，但是亚洲包括中东吗？他们的欧洲领土怎么办？蒙古对于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性，在大卫·摩根（David Morgan）的经典著作《蒙古人》（The Mongols ，1986）中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论证，此书至今仍是公认的蒙古研究入门书。而实际上，《蒙古人》一书正是布莱克维尔（Blackwell）出版公司的“欧洲民族”（Peoples of Europe）丛书中的一部。

我还记得自己在读本科时第一次入手这本杰作，对这个古怪的定位颇感困惑。毕竟，只要瞥一眼任何一幅蒙古人的图片，就会很清楚他们并非来自欧洲。尽管摩根解释了个中缘由，但丛书主编之所以将《蒙古人》一书收入其中，应该不仅仅是出于奇趣，或是因为没有一套“亚洲民族”丛书（不过现在已经有了）。《蒙古人》在该丛书中的位置应该是要告诉读者，尽管蒙古距离欧洲相当遥远，但蒙古帝国的辽阔疆域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历史上的事件。

事实上，蒙古帝国可以作为欧洲、中东、东亚、中亚甚至南亚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但如果学者们这样做的话，可能就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蒙古帝国对于各个地区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但蒙古帝国在根本上是一个跨洲际的整体，这些地区被共同的线索联系起来。如果无视中东的历史事件对欧洲和亚洲历史的影响，就会导致对蒙古帝国这一复合体的低估。简而言之，为了全面理解蒙古帝国，就必须将其看作一个整体。区域性的视角当然也是很有用的，但直到 13 世纪末，蒙古帝国即便在政治上不是一个整体，在很多层面上也仍然是一个整体。

史学编纂及其问题

与任何史学领域一样，蒙古帝国史的编纂也有其问题。如前所述，首要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一手资料使用了大量不同的语言。尽管有很多学者掌握相当多的语言，但是任何一位学者都无望掌握所有这些语言。早期研究蒙古帝国史的学者在起步时，大多没有将蒙古帝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

多数研究蒙古帝国史的学者都是从不同的领域起步，慢慢地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蒙古学家。伊斯兰史研究者可能接受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训练，但不太可能学习中文或俄文，而中国中古史研究者则不太可能学习亚美尼亚文或格鲁吉亚文。他们的研究与其各自的区域性视角有关，因此许多学者成为研究蒙古帝国某一部分区域的专家，通常专注于 1260 年以后分裂出的四大区域：大汗的帝国—元帝国（包含蒙古草原和西藏在内的东亚）；察合台汗国（大致上是中亚）；朮赤汗国（或称钦察汗国），但更通常的称呼是金帐汗国（西至喀尔巴阡山脉，东至哈萨克斯坦）；伊利汗国—波斯（从现代土耳其至阿富汗的中东地区，但不包括大叙利亚地区和阿拉伯半岛）。

这些学者确实也涉及了联系起帝国的更大的概念，但他们由于语言能力的缺失，难以接触到其他史料，研究因此而受到限制。即使在当今，学者们也是以自己掌握的研究语言处理史料，然后再用自己不懂的其他语言史料的任何能够得到的译本加以充实。不幸的是，已经翻译的史料往往不完整，这无疑削弱了这一代学者工作的重要性。很多史料对于蒙古帝国史研究是开创性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1260 年之后（而不是巅峰时期）的蒙古帝国。

蒙古帝国史研究由于一些学者的努力而在慢慢改变。最近有一些研究综述发表，所以我在此就不做评述了。[4]  我要将注意力转向一位学者的部分著述，其在蒙古帝国史研究从区域研究转型为更加整体性的、世界史背景下的研究的过程中是关键性的。爱尔森（Thomas Allsen）是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蒙古帝国史学者，他成功地掌握了多种语言，并且从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来研究蒙古帝国。爱尔森在其经典著作《蒙古帝国主义》（Mongol Imperialism ，1987）中考察了蒙古第四位大汗蒙哥（1251—1259 年在位）的治国政策，条理清晰地论证了蒙古行政制度如何将整个帝国联结起来。接下来出版的《蒙古帝国的商品和交换》（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1997）一书，描述了伊斯兰织物在蒙古帝国的经济和宫廷生活中的重要性。《蒙古欧亚的文化和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2001）一书已经成为蒙古帝国史研究的标杆式著作，描述了蒙古影响之下多种多样的物品和观念在欧亚的交流。他发表的很多文章和其他著作继续从整体上来考察蒙古帝国，而不是采用区域性的视角。爱尔森的第四本书《欧亚历史上的皇家狩猎》（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 ，2006）不完全是研究蒙古帝国，而是关注皇家精英的狩猎传统。爱尔森的这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史做出了突出贡献。毋庸赘言，这一研究的着重点大多放在蒙古人身上，讨论他们如何以自己的传统影响其他地区，以及他们与其他皇家精英之间的共通性。

第二个问题是蒙古草原及其与蒙古帝国之间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它与东亚的历史相关，而“东亚”的标准定义由费正清（Jonathan K. Fairbank）等人提出，包含了深刻的中国影响，尤其是儒家的政治理论和伦理观念。但我们可以说，在蒙古草原的整个历史中，即使在清朝统治时期（1691—1911），儒家伦理和哲学在其文化和社会中也不占主要地位。从地理上看，它位于亚洲东北部，但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定义，其地理之外的意义还不清楚。蒙古国也曾是前苏联的卫星国，在 1921 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很多项目和智库都在研究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国，但很少涉及蒙古国。尽管蒙古国在经济、学术、社会、军事及政治上都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紧密相连，但它从未被吞并，因此不是苏联的一部分。同时，它也被排除在东亚之外。那么它究竟归属于何方？“内亚”（Inner Asia）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可能是最合适的，但这二者也是含义模糊的地理概念，很难准确定义。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蒙古帝国史是世界史，反之亦然—如若不然，撰写本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对最著名且最常用的一手史料做一个大略的考察，就能描绘出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了。确实，这些史书的作者似乎要打破区域性史书的模式，在更大的背景中考虑问题。当然也存在很多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史料，但是主要的史料确实试图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蒙古帝国。

在世界史课堂上和蒙古帝国研究中，《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史料。即使北非的法官兼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行程比马可·波罗更远，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马可·波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家。当然，很多人只是听说过马可·波罗其名，而没有读过其书。这位极富盛名的威尼斯人穿过了整个蒙古帝国，甚至超出其疆界，可能到过东非的桑给巴尔。即使他没有去过桑给巴尔，他也比其他所有同时代人的所见所闻更广。他的故事非常奇异，以至于多数人都拒绝相信。当他奄奄一息时，他的亲友可能是为他的灵魂担忧，劝他收回所说的故事，马可·波罗答道：“我所讲的还不及我所见的一半。”[5]

尽管许多质疑者指控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很多东西，但是大多数学者在阅读了他的书以后，确信书中有关于他到过中国及其境外的大量证据，至于他的遗漏，则必须置于他的社交圈（即蒙古上层）的背景中来考虑。[6]  这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浩史悌（Stephen Haw）、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及大卫·摩根所阐述的那样，马可·波罗是从蒙古人的角度，或者至少是从蒙古人的雇员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他的地位并没有书中暗示的那么高，但他确实服务于忽必烈汗的朝廷之中，从商人和蒙古帝国政府官员的角度为欧洲人提供了大量全新的信息。

其他欧洲史料包括约翰·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和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等方济各会士极为重要的旅行记。柏朗嘉宾是在蒙古入侵波兰和匈牙利之后不久，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之命前去搜集蒙古人情报的。柏朗嘉宾让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到蒙古人对帝国之外的人而言有多么恐怖，代表了一位地方僧侣的狭隘世界观—这次旅行是柏朗嘉宾第一次离开西方基督教王国。鲁布鲁克在蒙哥汗统治时期到达了哈剌和林，也大致描绘出了基督教王国之外的世界，但他几乎是满怀欣喜地拥抱这一经历，尝试新的事物，例如饮用他喜爱的忽迷思（kumiss，发酵的马奶酒，蒙古人的首选饮品），以及参加宗教辩论。

向东去，有志费尼（‘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的《世界征服者史》（Ta’rîkh-i-Jahân-Gusha ）。志费尼也是蒙古朝廷的雇员，在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统治时期，在巴格达撰写了这部史书。书中不仅包含了截至 1256 年的蒙古史，以亦思马因人（通常也被称为阿萨辛人）的毁灭为终结，也包括蒙古所吞并的花剌子模帝国和哈剌契丹的历史。志费尼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成为蒙古政府的核心官员，为我们描绘出蒙古朝廷活动的鲜活图景。他的史书对中东的历史事件描摹最善，但显然也在试图展示蒙古草原发布的政令如何影响西南亚。可惜的是，他的史书止于 1256 年，并委婉地隐去了蒙古人对巴格达的毁灭，后来志费尼就在那里担任长官。

朮兹扎尼（Minhaj Siraj Juzjani）的《纳昔儿史话》（Tabaqat-i Nasiri ）是一部对蒙古帝国持完全敌视态度的史料。他从蒙古人的屠戮中死里逃生，在相对安全的德里苏丹国撰写了这部著作。作为一名难民，朮兹扎尼撰写这部蒙古史的角度是试图理解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诸穆斯林王朝。无论如何，这部作品中有很大篇幅专注于描写蒙古人以及他们到来的可能后果。在某些穆斯林王朝的章节中，与蒙古人有关联之处也有一些相关信息。

另一部重要著作（并且是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拉施特[7]  （Fazullah 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al-Tawarikh ）。拉施特的重点是蒙古帝国，但他的目的是编纂一部世界史，将尽可能多的地区包含在内。尽管最终没能成功，但他对蒙古帝国有着细致入微的研究，利用了很多后来佚失的史料，并用不同的史源进行订正和对照。不仅如此，这部史书也让我们能够管窥拉施特乃至蒙古朝廷对其境外地域（例如法兰克人的领地或西欧）的看法。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威廉·萨克斯顿（William Thackston）的英译本。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史书已经改变了研究蒙古帝国东部的学者们对它的看法。

尽管波斯文史料还有很多，但阿拉伯文史料也十分重要。马穆鲁克史研究者鲁文·阿米泰（Reuven Amitai）所做的大量目录和研究工作显示，马穆鲁克苏丹国的阿拉伯文材料使蒙古帝国研究产出了丰富的成果。不仅对于最靠近马穆鲁克苏丹国的蒙古地域伊利汗国是如此，对于蒙古帝国分裂前的帝国其他地区而言同样如此。尤为重要的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乌马里（ibn Fadl Allah al- ‘Umari）的《眼历诸国记》（Kitab Masalik al-Absar wa Mamalik al-Amsar ），其中辟有专章记述蒙古帝国，始于成吉思汗的崛起，迄至作者所处的时代。其他的作家还有奴外里（Ahmad ibn ‘Abd al-Wahhab al-Nuwayri）、达哈比（Muhammad ibn Ahmad al-Dhahabi）、曼苏里（Baybars al-Mansuri）和马格里兹（Ahmad ibn ‘Ali al-Maqrizi）等。马穆鲁克作家虽然是在蒙古帝国境外，但他们作为敌对方，对蒙古帝国十分关注，而且记载的信息量很大。此外，我们经常能够确认，他们不仅阅读本国同侪的作品，也阅读蒙古帝国作家的著作。

严格来说，伊本·白图泰并非马穆鲁克作家，但他的游记是无价的。这位摩洛哥学者几乎行遍伊斯兰世界，在 14 世纪，这包含了除东亚的元朝之外的整个蒙古帝国。而且伊本·白图泰也去过元朝，以及蒙古帝国周边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和德里苏丹国。因此，伊本·白图泰这样的信息提供者是很少见的，他不仅行遍整个蒙古帝国，而且曾在蒙古的敌国担任过哈的（法官）。他的视角十分独到，颇有价值。不过，像其他所有史料一样，我们在阅读《伊本·白图泰行记》时也要谨慎。正如学者罗斯·敦恩（Ross Dunn）在为《伊本·白图泰行记》作的注中所阐述的，伊本·白图泰有时会在书中直接利用前人的著述—这在中世纪史料中是常有的现象。

马穆鲁克苏丹国崛起之前的阿拉伯作家也留下了一些重要著作。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撰写的《全史》（al-Kamil fi al-Tarikh ）提供了关于蒙古入侵花剌子模帝国的详尽描述。他撰写此书时身在毛夕里[8]  ，信息多源于难民，因此其记述与同时代的德里的朮兹扎尼类似。书中处处传达出深深的恐惧，明确阐述了蒙古人为何被视为上帝的惩罚。

大多数史料的作者或者是蒙古的臣民，或者是逃离蒙古的难民，乃至敌国或遥远国度的观察者，而《札阑丁传》（Sirat al-Sultan Jalal al-Din Mankubirti ）的作者奈撒维（Muhammad al-Nasawi）却完全不同。他是花剌子模帝国的官员，1219 年蒙古的入侵导致花剌子模帝国灭亡，奈撒维是花剌子模最后一任国王札阑丁（Jalal al-Din）的秘书。札阑丁企图在其父王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座对抗蒙古人的堡垒。因此，奈撒维详细记录了花剌子模帝国灭亡前的历史、蒙古人的破坏以及难民的生活。奈撒维为读者们打开了一扇窗口，由此可以观察到一个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以及另一个帝国的勃兴。同时也填补了空白，描述了一位试图阻止蒙古人的国王。

东方的史料同样重要。仅存的蒙古文史料是《蒙古秘史》（约成书于 1252 年），最佳的英译本是罗依果的译注本，但其他译本也非常有用。《蒙古秘史》描述了截至窝阔台汗（1229—1241 年在位）时期的蒙古世界，主要内容的重点是成吉思汗。这份文本可能很难阅读，因为它的撰写有着特定的受众（限于蒙古宫廷之中，因此是“秘史”）。所以很多东西的记载并不详细，因为它预设的是读者知道历史背景和细枝末节。此书主要内容集中于蒙古草原上的活动，蒙古草原以外地区的事件则记述得很简略，让读者明显感受到在蒙古人心中什么才是重要的。13 世纪其他的蒙古文史料都已散佚，例如《金册》（Altan Debter ）。不过，部分蒙古文史料见于拉施特的《史集》，以及关于成吉思汗征战活动的汉文文献《圣武亲征录》。

最主要的汉文史料是《元史》，由明朝在 1369 年依据元朝的材料编纂而成，体例依照西汉司马迁以降的正史传统。尽管编纂过程中有缺憾，但无论如何，《元史》提供了丰富的传记资料以及关于征战和行政的细节。传记资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除了拉施特的《史集》，多数史料并没有详述大汗之外蒙古政府中多数人物的生平。篇幅达 4,000 页的《元史》是一种无价的史料，其提供的关于蒙古帝国最初 100 年的记载是超出了元帝国范围的。不幸的是，只有个别篇章段落被译成了其他语言，只是其主要内容有蒙古文和其他汉文史料可加以参照。希望到本书付梓时，这一状况能够有所改观，因为一部全译本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它无疑会改变学者处理蒙古帝国史的方式，就像萨克斯顿的《史集》英译本对于非波斯文读者那样。

明朝编纂了《元史》，而元朝也编纂了其所征服的中国王朝的史书，即《金史》和《宋史》。这两部史书的关注点更具区域性，但是合起来有益于我们认识蒙古兴起之前的整个东亚，以及蒙古对金、宋和西夏的征服。其他汉文史料还包括《广舆图》《回回药方》和《饮膳正要》。

这些都是中国和伊斯兰学术融汇的产物，只有在蒙古帝国才有可能出现。朱思本的《广舆图》中细致的地理信息贯穿整个东亚，并延伸出欧亚大陆而远达西非。[9]  《回回药方》是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现正被译为德文。据信蒙古人最钟爱的就是伊斯兰医药，这部书的出版证明蒙古朝廷意图将其推广。[10]  《饮膳正要》是一部很吸引人的食谱，正如后文将要讨论的，这部书明确反映出蒙古帝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也为我们展示了大汗宫廷食谱中可能出现的菜品。这部书已经被译成英文，并有大量的注释和一篇详细的导言。[11]

此外还有一些汉文基本史料，但其关注点更具区域性和本土性。《蒙鞑备录》是蒙古入侵金朝时期宋朝使者赵珙前往蒙古的行记，从金朝敌国的角度，热切地观察蒙古的军事状况，详细记录了蒙古军事机器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如何训练马匹。宋朝使者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也是一部行记，对蒙古早期征服有更多的记载。这一时期的第三种史料是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长春真人受成吉思汗之召请，从华北到蒙古草原再到撒马尔罕乃至阿富汗的旅程。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是为了寻求长生之道。这部行记令人难忘，因为其中不仅记载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哲学性谈话，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载了在东亚和中亚形成的蒙古帝国。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英译本曾多次重印。[12]

二手材料方面也有显著的进步。关于帝国东部，詹姆斯·德尔加多（James P. Delgado）的《忽必烈汗失落的舰队》（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 ）一书可读性很强，对于蒙古在世界历史上地位的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13]  该书引人入胜地撰述了忽必烈汗试图跨海攻打日本、越南和爪哇的历史，并阐述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了这些地区在后世的国族认同。大卫·巴德（David Bade）的《忽必烈汗与美丽的杜马班公主》（Khubilai Khan and the Beautiful Princess of Tumapel ）也有突出的贡献，这是少有的关于蒙古攻打爪哇的研究。巴德不仅对战争活动做了学术分析，还翻译了几种极其难找的印度尼西亚史料。但讽刺的是，巴德的书也非常难找，因为这虽然是一本英文书，却是在蒙古国出版的。巴德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结论，即爪哇文史料并不关注世界的征服或毁灭。确实，其中没有提及那些作为征服目标的城市，也没有提及通常伴随蒙古人而来的杀戮。爪哇文史料更关注的是外交、贸易以及忽必烈企图得到印度尼西亚诸王国的公主。因此，相较于关于大陆的史料，这些史料提供了一种观察蒙古人的不同视角。

本书的第 1 章是成吉思汗的传略，现存的传记中有一些很有价值。拉契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的《成吉思汗的生平与遗产》（Genghis Khan: His Life and Legecy ）可能至今仍是权威性和学术性最强的传记著作，但对外行人而言则比较难读。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佳的读物是彭晓燕（Michal Biran）的著作，该书也十分重视成吉思汗对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影响。邓如萍（Ruth Dunnell）的成吉思汗传记也相当好，对于课堂教学尤其有用，因为其内容简明扼要。参考书目中还列有其他一些著作，但以上三部是最好的。传记并非蒙古帝国的主要特点。除了大约 12 种成吉思汗的传记，我们还有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关于忽必烈的经典成名著作，以及他的《来自上都的旅人》（Voyager from Xanadu ）一书，后者讨论了景教（即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两位高级僧侣的生平，其中一位曾作为使者前往欧洲。此外还有理查德·加布列尔（Richard Gabriel）充满热情的《大将军速不台》（Genghis Khan’s Greatest General: Subotai the Valiant ）。其他的传记则较为零散，收录于各种研究著述中，例如前述爱尔森著作中的蒙哥传记。译注《蒙古秘史》的罗依果可能是蒙古研究的第一权威，他主编的《蒙元初期名人传》（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中包括蒙古帝国主要人物的小传，既有速不台这样的蒙古将军，也有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all）和耶律楚材这样的非蒙古人官员。无论如何，关于蒙古帝国的重要人物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论是蒙古人还是非蒙古人。

正如本节开头所说，这篇史料综述并不会面面俱到。那些研究蒙古以及将蒙古纳入世界史之中的著作，在参考文献中都能找到。我也加了一些评注，说明某本书与本书某个章节之间的显著关联。

理论思考

如果有人想要解释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很容易被斥为“蒙古狂热”。[14]  学者们可能会堕入陷阱，不考虑其他因素而仅仅关注蒙古。本书试图避免这一缺陷，而只有读者才能评判作者的得失。考察蒙古帝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政体或民族的影响时都必须辨明，如果没有某个特定事件的推动，是否同样会发生变化。尽管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蔑视“不可避免”这一说法，但是赋税和死亡背后有些东西可能确是如此。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应该与蒙古人直接相关，或者虽然间接相关但却是蒙古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后果。

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谨慎，不能在间接影响上走得太远。例如，人们很容易因为十月革命而称赞（或指责）蒙古帝国。这大概就走得太远了，但列宁确实有卡尔梅克蒙古人的血统。卡尔梅克是卫拉特[15]  的一支，1636 年因厌倦卫拉特内部的纷争而迁徙至伏尔加河一带。卫拉特是西蒙古草原上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不承认成吉思汗后裔为唯一的合法统治者，也就是说，他们未曾承认一位拥有成吉思汗血统的汗。“卫拉特”（斡亦剌）之名得自贝加尔湖畔的林中百姓，他们在 1209 年臣服于成吉思汗。但他们的首领自称是脱斡邻勒（王罕）的后裔，他是被成吉思汗击败的克烈部的首领。[16]  随着 1260 年至 1265 年间蒙古帝国的分裂，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的统一性不断衰退，只得听任其他族群逐渐走向独立。在 15 世纪，卫拉特成为今蒙古西部、哈萨克斯坦及新疆地区的一支主要势力。如果没有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后裔就不会那么显赫，从而就不会出现反对他们的势力，于是也就不会有卫拉特。因此，卫拉特就不会发生内战，也不会导致一支部族在困窘中西迁伏尔加河，于是也就不会有列宁的祖先和列宁本人。而如果没有列宁，可能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一切。在 100 年前，这种说法可能还会将列宁的冷酷与他的蒙古血统联系起来，而不考虑每个社会中其实都有性格严厉的人。但几个世纪以来，将俄国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蒙古人的确是很流行的，例如确实有很多科学家就将俄国人的酗酒之风归因于蒙古人。[17]

当然，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随着苏联的建立，我们可以附会地说，从根本上讲是蒙古帝国引发了冷战，影响了肯尼迪总统的当选，并导致了他被刺杀。苏联的建立及其对蒙古帝国大部分疆域的统治，将我们带进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很多蒙古人的支系（例如乌兹别克人）都卷入其中。苏联的解体导致了美国的称霸，这时需要一个新的“敌人”，即伊斯兰激进分子，于是出现了塔利班、“9·11”事件以及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如果这样联想的话，我们可以证明历史确实是一种循环而不是演进，因为无论是入侵阿富汗还是伊拉克，蒙古国部队都服役于所谓的“自愿联盟”之中—如果我们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是一个新蒙古帝国的先锋。进行这类联想是很容易的。另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事实是，由于蒙古人采用了新的音乐风格，“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使很多新的乐器、品味和时尚得以传播，他们与作为最强大的人性之鞭之一的迪斯科音乐的诞生有关。由于他们热爱酒精和纳失失（nasij，织金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哈剌和林城中天花板上悬挂着的迪斯科舞球。事实上，迪斯科时代的一支德国乐队不仅取名为“成吉思汗”（德文拼作“Dschinghis Khan”），而且还有一位成员负责扮成成吉思汗。他们还有两首以成吉思汗为主题的热门单曲，其中一首差点让他们赢得了 1979 年的欧洲电视歌曲大赛。[18]

上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很荒唐的。关键在于，我们可能把很多关系不大的事件联系到了某件事上，但无视了其他一些事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殖民和帝国主义、ABBA 乐队和唐娜·莎曼（Donna Summer）的成功以及涤纶的意外发明。列宁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关联是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但不是学术著作中的严肃讨论。我所希望避免的正是这类陷阱，以及其他细微的隐患。本质上，虽然我认为蒙古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很有可能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础，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不过我也将证明，创造了蒙古帝国的征服战争，必须被视为造成世界史上伟大历史变化的关键和直接原因。它们不仅催化了这种变迁，而且并没有导致世界各地区的倒退。民族主义史学常常持这一观点，例如据传说是“蒙古之轭”（Mongol Yoke）阻碍了俄国迈出与西欧相同的步伐。在中东和中国，蒙古征服也曾被用作一种托辞。但是若没有蒙古征服，很多进步就不可能也不会出现。

蒙古征服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催化剂，本书在具体章节中会进行探索。最明显且最直接的就是对世界地图的改变。在征服结束时，消失的国家超过 20 个，包括西夏、金、宋、哈剌契丹、花剌子模帝国、亦思马因王国、阿拔斯王朝、鲁木塞尔柱王朝、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阿尤布王朝、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钦察部落联盟、克烈汗国、乃蛮部落联盟以及蒙古草原上的塔塔儿部。这只是一些例子，很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在 50 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将考察蒙古征服及其对欧亚政治地理直接和长期的影响，并为第二部分“成吉思大交换”（Chinggis Exchange）提供一个背景架构。

哥伦布、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达赖喇嘛、莎士比亚、约翰·韦恩（John Wayne），这些形形色色的名字看似毫无关联，却有着共通之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成吉思汗间接地联系了起来，确实是所谓的“成吉思大交换”的一部分。正如哥伦布“发现”（更确切地说是意外登陆）了新世界，通过新旧世界之间动物、植物、微生物和文化等方面直接和间接的交流改变了多个社会，即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提出的所谓“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蒙古征服和蒙古帝国在技术、思想、文化、宗教、战争以及其他许多领域中也引发了显著的转变。哥伦布大交换在很多方面是成吉思大交换的延续，同时也迥然有异。成吉思大交换并不局限于前述关于蒙古人和十月革命的诡辩。本书的第二部分试图避免陷入这种诡辩，同时希望能够最终阐明，蒙古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也是十分巨大的。

那么，为什么是“成吉思大交换”呢？原因之一是它比“蒙古对世界史的影响”这个说法要简洁一些，同时又可传达出这一理念。没有成吉思汗的崛起，就不可能有蒙古帝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伟大人物”的观念在学术研究中已不再时髦，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伟大人物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或者至少将历史带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尽管每个人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但总有一些人拥有超凡的远见和能力。但我们当然不能误解为，是成吉思汗计划好了一切。事实上，我不相信成吉思汗想要一个帝国，对他而言，统治蒙古草原可能就已经很满足了。但他的成就启发了其他人，设定了力量的方向，而且无法逆转。因此，即使在蒙古帝国分裂之后，他的后裔们统治的土地仍有约 3,300 万平方千米，毗邻的国家不得不与成吉思汗后裔产生一定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去世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曾统治过的土地乃至更遥远的地方。如果我们观察和比较蒙古帝国之前与之后的时代，可以发现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相互联系多了很多。尽管我们常说蒙古人开启了全球化，但我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更克制一些。事实上，尽管蒙古人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推动者，但成吉思大交换大部分是蒙古的臣民和境外居民努力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低估蒙古人对于成吉思大交换的直接作用，正如本书第二部分将要阐述的那样。

第一部分　作为催化剂的蒙古征服

第 1 章　蒙古帝国的形成

由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在西方也被称为 Genghis Khan）建立的蒙古帝国成为史上疆域最广的帝国，从日本海绵延至地中海和喀尔巴阡山脉。在它的巅峰时期，有超过 100 万人被武装起来，加入了蒙古帝国大汗（或皇帝）的军队。只要蒙古人的妻女们掌控住维持游牧生活的牧群和鸟群，家庭单元就可以为其提供支持与后勤。蒙古大汗们决定征服世界，确实，有这么多资源可供使用，他们没有理由会失败。然而，帝国最终还是崩溃了，部分是由于其自身的体量以及内部的斗争。下文是一部简史，概述蒙古帝国的崛起，随后穿越亚洲直至欧洲的扩张，乃至分裂成四个独立的、较小的但依然强大的王国。

成吉思汗崛起

毫无疑问，蒙古帝国崛起过程中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统一蒙古草原的过程。铁木真[1]  （成吉思汗年轻时的名字）在年幼时先后经历了父亲之死、自己被奴役、弑兄、妻子被掳走以及兵败，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预示他将成为蒙古草原乃至整个世界的至上权威。当时仍存在着其他更强大、更引人注目的首领和部落。

草原政治和权力的混乱状态大部分应归咎于辽朝（907—1125）的崩溃。尽管辽朝通常被视为（也理应是）一个中国王朝，但“辽”是契丹人的国号，这个操蒙古语的民族的统治者既是中国的皇帝，也是统治着蒙古草原大部的汗。其统治区域北至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针叶林带，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脉以及戈壁沙漠以南、河套地区以北的草原地带。辽朝对蒙古草原的控制不仅依靠其对各部落的掌控，也依赖驻扎在草原上的契丹军队，以及为这些移动的边防部队提供工匠、粮食以及其他后勤支持的“城镇”。

东北地区女真部落的反叛终结了辽朝的统治，其残部逃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地区并建立了西辽，即哈剌契丹帝国。而在华北，女真取代了辽朝，建立了金朝（1115—1234）。尽管金朝也试图维持对草原的控制，但效果不佳。事实上，契丹的许多属部都获得了独立，并相互争斗，不仅是为了巩固自身的自主权，也在图谋君临他部，同时也要反抗金朝对草原事务的干预。而蒙古不过是在蒙古草原上为了生存而竞争的诸部族之一。

在铁木真出生的 1162 年，蒙古仍是一个虚弱的政权，败北于他们的世敌—蒙古草原东部的塔塔儿人，以及华北的金朝。[2]  这次败北的后果十分严重，导致蒙古从草原上的一支主要势力败落成一个小政权，经常需要向更有势力的政权求援，以对抗塔塔儿人的持续威胁。实际上，塔塔儿的复兴和蒙古的衰落缘于金朝及之前的中原王朝玩弄的制衡策略，以阻止草原民族变得过于强大。然而，尽管蒙古当时并没有一位真正的汗，但某些首领依旧颇有影响力，继续对抗着塔塔儿人。被称为“拔都儿”（Bahadur，意为“英雄”或“勇士”）的也速该，就是孛儿只斤蒙古人中一位这样的首领。作为塔塔儿人劲敌的也速该，是 12 世纪剩余的时间里横扫蒙古草原的所有巨变的源头。

也速该用草原上传统的（但相当无道的）绑架手段抢诃额仑为妻，生育了铁木真以及其他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诃额仑出自斡勒忽讷兀部，在随她的新婚夫婿蔑儿乞部的赤列都返回牧场时，遭到了也速该和他的兄弟们的袭击。赤列都逃走，也速该抢走了诃额仑，然后她成了他的正妻。诃额仑在大约 1162 年生下了铁木真，然后生下了拙赤合撒儿、合赤温和帖木格，以及最小的女儿帖木仑。也速该也娶了第二个妻子，名叫豁阿黑臣，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即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3]

然而，孩子们与他们的父亲只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铁木真八九岁的时候，也速该领着他去求娶未婚妻。在旅途中，他们遇到了东蒙古草原的突厥部落弘吉剌部的一名首领德薛禅。德薛禅令也速该相信，他的女儿孛儿帖（年龄仅比铁木真略大一些）会是一位好妻子。更重要的或者决定性的因素是，德薛禅预言了这个蒙古小男孩的伟大，他说：

你的这个儿子，眼中有火，脸上有光。[4]

德薛禅向也速该讲述了自己前一晚做的一个梦，梦中一只白色海东青抓着太阳和月亮飞向他。这位弘吉剌部的族长解释了这个梦，认为铁木真就是那只海东青，而抓着日月则明显说明他将统治世界。[5]

也速该接受了这个吉兆，将他的儿子留在弘吉剌部，自己返回了孛儿只斤蒙古。在归途中，也速该停留在一个营地休息进食。在草原游牧民族中至今依然有这样的习俗，如果有人进入某人的营地寻找食物或庇护，主人理当盛情款待。这是在草原的严酷环境中生存的互惠而重要的传统行为。不幸的是，也速该造访的这个营地是一些塔塔儿人的。尽管蒙古人和塔塔儿人是世仇，但在一次毫无敌意的造访中，塔塔儿人理当接受并满足来客的需求。然而，这些塔塔儿人认出了这位蒙古族长，并在他的饮食中下了毒。因此，也速该在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濒临死亡。他最后的要求是将铁木真带回家，不过他在铁木真回来之前就去世了，当时是 12 世纪 70 年代初期。

也速该之死给蒙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因为也速该是蒙古的重要分支之一孛儿只斤蒙古的首领，而现在孛儿只斤失去了首领。尽管铁木真回来了，但没有人接受一个十岁男孩或者比他略为年长一些的异母兄弟的领导。因此大部分曾经追随也速该的族人跟从了蒙古的另一个主要分支泰亦赤兀，其他族人也在他处找到了首领并得到保护。因此，铁木真的家庭变得十分贫穷，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如果没有他的母亲诃额仑的带领，他们很可能都会死掉。

就在这段被放逐的时期内，铁木真和他的异母长兄别克帖儿之间发生了权力争夺。尽管生活艰难，别克帖儿还是藏起了食物，并偷走了铁木真和他弟弟拙赤合撒儿捕获的一条鱼和一只鸟。别克帖儿通过藏起食物保证了自己的生计，却无视了自己的兄弟。于是，铁木真在拙赤合撒儿的协助下谋杀了别克帖儿。这一争执在根本上是关乎权力的。[6]  尽管铁木真是正妻诃额仑的长子，确实最有可能在他成人时（15 岁时）成为首领，但别克帖儿比他大几岁。别克帖儿率先成人，因此他可能不想屈居于自己的异母弟弟之下。别克帖儿也可以通过收继婚成为首领。这是游牧民族中的一种传统，一个人的儿子或弟弟可以娶他的妻子（自己的生母除外）。因此，别克帖儿收继诃额仑是可行的，这样一来别克帖儿就会成为铁木真的父亲，即实际上的主人。铁木真之所以谋杀他的兄长，十有八九与这一威胁有关，而不是因为他偷了一条鱼和一只鸟。

尽管铁木真成功地除去了对他在家中首席地位的威胁，却引起了其他蒙古人的反应。这场谋杀亵渎了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尽管铁木真的家族已经不再是草原政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但依旧受到关注。而后果就是，泰亦赤兀人袭击了铁木真的营地。尽管铁木真和他的兄弟暂时免于被捕，最终泰亦赤兀人还是抓获了铁木真，并将他带到他们的营地，他可能在那里被关押了几年。[7]

铁木真最终逃脱了，并通过一些冒险逐渐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在他的家族以外拥有了一批少量但忠诚的追随者。正是在这一时期（12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他从德薛禅那里娶到了他的新娘。除了娶到孛儿帖，他还用诃额仑从孛儿帖的母亲搠坛那里得到的一件礼物，与克烈部强大的首领脱斡邻勒建立了臣属关系。[8]  脱斡邻勒作为克烈部的统治者，控制着蒙古草原中部的色楞河、鄂尔浑河以及图拉河流域。铁木真得到诃额仑的允许，用她的财产进行政治结盟投资，并利用他父亲和脱斡邻勒的关系赢得其支持，展现了他的政治天赋。也速该曾经不止一次地帮助脱斡邻勒获得或夺回王位，而且二人曾经结为安答（结义兄弟）。铁木真当时所需要的正是这一安答盟誓，但是他的胜利并不长久。

铁木真娶亲并得到克烈部强大的汗的庇护之后不到一年，蔑儿乞人为报诃额仑被劫之仇，袭击了铁木真的营地。铁木真等人不清楚是谁袭击了他们，仓皇逃走。在混乱中，孛儿帖在仓促之间落在了后面，被蔑儿乞人抓走了。随后，铁木真向脱斡邻勒求助。尽管从大局来看，铁木真不过是脱斡邻勒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小角色，不过脱斡邻勒还是同意帮助他。脱斡邻勒的决定可能不是源自对一个新来效忠的无足轻重的随从的赏识，而更有可能是为了抢掠活动的潜在收获。脱斡邻勒吩咐另一名蒙古人札木合参加这次行动。札木合不仅是脱斡邻勒的属臣，也是他的军队统帅，同时也是铁木真的安答。札木合早年也是蔑儿乞人抢掠的受害者，确实也对他们有所图谋。[9]  接下来攻打蔑儿乞人的战斗非常成功，不仅抢回了孛儿帖，也严重扰乱和削弱了蔑儿乞人。

但有一些后果是不可预见的。其一就是当孛儿帖被解救时，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她在归途中生了一个儿子，叫作朮赤。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客人”，很可能是因为朮赤看起来不像是铁木真的儿子。他真正的父亲是孛儿帖被许配的一个蔑儿乞人。尽管铁木真终其一生都承认朮赤是他的婚生长子，但这最终还是成了他的孩子们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源头。

攻打蔑儿乞人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铁木真与札木合合兵一年。在此期间，他作为札木合的助手，学习了很多关于草原战争的技巧。[10]  但是，札木合与铁木真之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两人分道扬镳。正是在这个节点上，铁木真的个人魅力变得非常明显。尽管铁木真和他的追随者离开了札木合，但一些札木合军队的成员加入了他们。尽管也有一些孛儿只斤贵族阶层的成员追随铁木真，但铁木真的支持者大部分是平民，其中许多人的地位仅仅高于奴隶。这些人看到的是一个不迎合贵族阶层利益的铁木真。

与札木合分开，使铁木真加速获得了权力。1185 年，就在他和札木合分道扬镳后，铁木真的亲戚选举他为孛儿只斤蒙古的汗。尽管他的支持者脱斡邻勒甚至札木合都恭贺他得到了一个新头衔，但这次选举是虚伪的。传统上，一名草原的统治者是根据他的经历以及供养和庇护部落的能力，从游牧贵族阶层的领导者中间选出的。选出的汗并没有绝对权力，而是要与选举他的那些人协商共议。[11]  铁木真当时还很年轻，与选举他的叔伯以及其他亲戚相比十分缺乏经验，但他的确具有极大的个人魅力。事实上，那些人之所以选他，正是因为他们认为他比较柔弱，因此可以充当他们所需要的傀儡。但令他们十分懊恼的是，他们发现铁木真完全不是一个傀儡，而且他的母亲诃额仑与他的妻子孛儿帖这样意志坚强且聪慧过人的女性还常常向他建言。

尽管铁木真当选为汗，但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铁木真和他的安答札木合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两人最终兵戎相见，脱斡邻勒作为双方的支持者没有参战。1187 年，两支军队在答阑·巴勒主惕交锋[12]  ，札木合获胜，铁木真被击败后很可能逃到了金朝。[13]  尽管如此，从某些方面而言，这次交锋增强了铁木真的力量，因为札木合的许多追随者加入了他的阵营。这是因为胜者札木合对前几年离开他军队的那些人施行了可怕的报复，他煮杀了许多人。这些极端行为使得之前留在他身边的许多人离开了他。

铁木真在 12 世纪 90 年代初期返回了蒙古草原，而且很明显又聚集了足够的力量，成为草原上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尽管札木合仍然是一个威胁，但铁木真感觉是时候处理塔塔儿人了，他们一直在草原上平稳发展自己的力量。确实，甚至连华北的金朝也开始关注他们的实力，这或许是铁木真回归的一个潜在缘由。因此，孛儿只斤蒙古和克烈部与金朝协同，于 1197 年发起了一次对塔塔儿人的袭击。克烈部和蒙古军队在一侧，金朝军队在另一侧，对塔塔儿人展开夹击，塔塔儿人被打败。尽管塔塔儿人的力量并没有被完全摧毁，但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对所有势力都能构成直接威胁了。为此，金朝承认了脱斡邻勒是草原的主要统治者，而铁木真则是他的重要封臣之一。

在 12 世纪 90 年代剩余的几年中，铁木真的力量和影响都增强了。他和脱斡邻勒继续打击蔑儿乞人以及西蒙古草原上的乃蛮人，因为当时克烈部和乃蛮部正处在战争状态。铁木真也变成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他不止一次救了自己的领主，第一次是从乃蛮人手中，第二次是在一次叛乱后帮助他复位。到了 1200 年，铁木真已经成为蒙古本土斡难河-怯绿连河流域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孛儿只斤蒙古与泰亦赤兀蒙古之间的冲突再次开始，最终演变成两个部落之间的一场主要战役。铁木真获得了胜利。这次胜利并不是结束，因为许多泰亦赤兀人逃走了，但他们在东部的势力已崩坏了。

铁木真和泰亦赤兀人之间的争斗不久就有了结果。一些较小的部落看到脱斡邻勒实力的增强—部分是由于铁木真自己的成功，遂组成一个联盟来对抗这两个同盟者。他们选择了脱斡邻勒之前的属臣札木合作为自己的首领。1201 年，这一联盟推戴札木合为“古儿罕”（Gur-Khan，意为“全体之君”），然后开始向克烈部和蒙古进军。两军相会于阔亦田。这一次，札木合的指挥不太奏效，脱斡邻勒和铁木真击败了这个联盟。当脱斡邻勒追袭札木合并使之投降时，铁木真追上了泰亦赤兀人并打败了他们，而他几乎死于一支伤及颈部的箭。这一部落的主体被并入了孛儿只斤蒙古。为了确保泰亦赤兀人不再成为自己的威胁，铁木真处死了这个部落的首领们—这开启了一种模式，成为未来的成吉思汗的一个特征。一个意外收获是，孛儿帖的娘家弘吉剌部也成了铁木真的追随者。

乘着胜利的浪潮，铁木真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塔塔儿人，他们之前参加了札木合的联盟，对抗克烈部和蒙古。随着弘吉剌和泰亦赤兀的加入，蒙古的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也正是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开始看到蒙古战争的一个转变。在交战前，铁木真议定了一条引人注目的军法：在他下达命令之前，任何人不得停下战斗去抢掠。[14]  传统上，游牧军队一旦到达敌人的营地，便在抢掠之后带着他们的战利品骑马离开。突袭和交战的关键不在于杀死敌人，而在于获得财富。但是，铁木真发现了一个战争的新理由—肃清外来的威胁。他领会到的智慧，对现代观察者而言大概是一种共识，即在完全战胜敌人之前绝不享受战利品。

1202 年，铁木真在蒙古草原东部合勒合河畔的答阑·捏木儿格思击败了塔塔儿人。正如他对泰亦赤兀人所做的那样，铁木真下令消灭塔塔儿的贵族阶层。其平民则被同化并入蒙古，并被分进众多氏族之中，以免他们造成麻烦。随后，铁木真处理了他的亲戚们。当他们推举他为汗时，这些孛儿只斤贵族将铁木真当作傀儡，所以他们在攻击塔塔儿人时无视铁木真不准抢掠的禁令。铁木真纠正了这一错误，没收了他们的战利品，并重新分配给其他蒙古人。

当时，铁木真虽然还只是脱斡邻勒属下的一名诸侯，但已经成为东蒙古草原之主。他的实力突然增强，这改变了他和脱斡邻勒之间的关系。脱斡邻勒越来越警惕自己的这位门生（protégé），担心铁木真寻机推翻自己。其他人也助长了脱斡邻勒的疑心，比如铁木真同族的长辈们，他们不满自己抢掠塔塔儿人所得的战利品被他没收。札木合又重新追随脱斡邻勒，且经常诋毁自己的安答。而且，脱斡邻勒的儿子桑昆视铁木真为自己继承脱斡邻勒汗位的竞争者。铁木真为了维系与脱斡邻勒的关系而做出的努力未能减轻桑昆的忧虑，尽管铁木真提议他的儿子朮赤娶脱斡邻勒的女儿察兀儿为妻，而他的女儿火臣则嫁给桑昆的儿子秃撒合。桑昆对铁木真的放肆感到愤怒，他认为铁木真的地位低于自己，遑论他的儿子朮赤。随后，这些阴谋策划者将求婚作为毁掉铁木真的一次机会，他们接受了求婚，认为许婚筵席大概是发动袭击的良机。[15]  铁木真险些踏进了这个陷阱，但是蒙力克（曾是也速该的一名属臣，后来可能娶了诃额仑）劝他要警惕，并搜寻更多信息。由于蒙力克的介入，铁木真看穿了他们的计划。在这次公然的背信弃义之后，克烈部和蒙古之间的冲突便开始了。尽管一开始，铁木真于 1203 年在合剌合勒只·额列惕[16]  遭到挫败，但他召集起自己的军队，成功突袭了正在者折额儿庆祝的克烈部营地。

1203 年打败克烈部后，铁木真的实力和威望都急速增长，当时他统治着蒙古草原的中部和东部。而且，他吸收了克烈部，发展了自己的军队。但他并没有彻底消灭克烈部的贵族阶层，他们大部分被尊敬地对待，有着很高的地位。铁木真曾作为一名将军服务于脱斡邻勒多年，因此很了解克烈部的贵族阶层。克烈部和蒙古之间没有真正的敌意，不像蒙古和塔塔儿那样是世仇。铁木真将脱斡邻勒的许多女儿和孙女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和追随者，由此将克烈部与孛儿只斤皇族紧密联系起来。但是脱斡邻勒逃走了，不过他的逃亡很短暂，因为一名乃蛮人意外地抓住了这位年迈的汗，而且在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就把他杀了。而桑昆则向南逃到了西夏（今中国宁夏和甘肃一带）。

铁木真统一草原遇到的最后的反抗是乃蛮人联盟。乃蛮人发动了双方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次统治蒙古草原的机会。他们对蒙古的评价不高，自信如果他们先发制人，就可以轻易打败铁木真的军队。[17]  由于乃蛮人聚集力量并试图在对蒙古有敌意的部落中寻找盟友，他们的计划泄露了。经过慎重的讨论，1204 年春，铁木真率领军队西进到了纳忽山崖的察乞儿马兀惕地方。同时，乃蛮人不仅聚集起了他们自己可观的力量，还找来了蔑儿乞人和札木合率领的一支主要由反对铁木真统治的蒙古人组成的军队。

尽管蒙古方面积极部署，乃蛮人在数量上依旧占据优势。因此在到达乃蛮人的驻地后，铁木真下令晚上每个人点一处篝火，以掩盖他们的真实数目。[18]  这一计策起了作用，延缓了乃蛮人的进攻。对蒙古人真实力量的认知混乱引发了乃蛮人首领之间的纷争。年迈的乃蛮汗塔阳汗想要引诱蒙古人穿过阿勒泰山脉，深入乃蛮人的土地。而他的儿子古出鲁克[19]  和其他人则竭力主张直接向蒙古人发起进攻。塔阳汗最终同意了这一计划，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铁木真凭借自己超凡的军事领导能力和在征服草原过程中建立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成功击败了乃蛮人。察乞儿马兀惕之战是铁木真军队的无上成就。[20]  这次胜利以及之后的几次小规模战斗，摧毁了乃蛮人和蔑儿乞人的势力。古出鲁克和蔑儿乞人的首领脱黑脱阿·别乞向西逃到了现在的哈萨克斯坦。[21]  这次胜利也摧毁了札木合的势力，札木合在遭到他的同伴们背叛之后，成了铁木真的俘虏。铁木真处死了这些背叛前主的人，但想要赦免札木合。根据传说，札木合拒绝了，他认识到双方之间的巨大嫌隙会一直存在，只求有尊严地死去。因此，出于对贵族流血禁忌的尊重，札木合被卷进一块地毯，因窒息或脊柱折断而死。

打败乃蛮人后，铁木真完成了对蒙古草原的控制。达成相对和平的局面之后，他在 1206 年的大忽里勒台（国会）上，被尊为“成吉思汗”（意为“坚定、强力的统治者”）。在这次忽里勒台大会上，成吉思汗（此后他就一直被这么称呼）开始组织他的新帝国以及军队。在忽里勒台大会上，成吉思汗也重新定义了“蒙古”。在统一蒙古草原的过程中，他通常会消灭敌人的贵族阶层，从而使自己的家族成为唯一留存的贵族—这也是那些被他打败的人（比如乃蛮人和蔑儿乞人）宁可选择离开蒙古草原也不投降的原因之一。随后，成吉思汗将失败者重新分配，编入忠诚于自己的军事单元，以十人、百人、千人为单位组织起来。而且，他通过创建“全体蒙古兀鲁思”（Khamag Monggol Ulus），将旧的部落认同感抹去，或者至少是将其吸纳了进来。自此，不再有克烈部或乃蛮部，所有毡帐（ger，游牧民族的圆顶帐篷，或称蒙古包、禹儿惕）中的百姓现在都是蒙古人了。这种身份认同不断扩大，最终，当蒙古人向蒙古草原以外扩张时，所有游牧民都容纳在“也可蒙古兀鲁思”（Yeke Monggol Ulus，即大蒙古国）的外衣之下了。由此，所有草原游牧民在身份认同上都成了蒙古人，至少在大汗的眼中是这样的。创造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以取代原有的敌意并不容易。成吉思汗找到了把全体蒙古兀鲁思和他的新国家黏合到一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以团队协作的方式侵略邻国，绝不给任何人以时间来反抗或抵制他强制施行的社会变革。

帝国的扩张

成吉思汗是否想要“征服世界”，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尽管如此，在稳定了蒙古草原之后，他确实把自己的邻居们视作对他的新兴王国的直接威胁。潜在的危险包括在成吉思汗崛起时期逃离蒙古草原的难民，比如克烈部的桑昆、蔑儿乞部的脱黑脱阿·别乞和乃蛮部的古出鲁克。他们都是被蒙古人打败的，但都不接受领袖层的新变动而逃走了。此外，金朝继续对草原事务指手画脚，试图控制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另一个族群槐因亦儿坚（Hoyin Irgen，意为“林木中的百姓”）居住在蒙古草原北部，实际上是一些截然不同的民族，包括斡亦剌、不里牙惕和乞儿吉思等部。他们与草原部落不同，因为其生活方式是半游牧的，往往建立固定的村落，更依赖于狩猎、钓鱼以及有限的农业，而不是放牧。通常，槐因亦儿坚在蒙古草原游牧部落的战争中倾向于保持中立。当然总有一些例外，比如少数人曾加入了札木合的联盟。因为这个理由，以及由于毗邻蒙古人，他们成了最早被征服的族群之一。

1207 年，成吉思汗派他的儿子朮赤率领一支军队去北方征服这群“林木中的百姓”。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前来投诚，然后作为朮赤的向导带领他找到了万众斡亦剌，他们在失黑失惕投降。[22]  忽都合通过迎娶成吉思汗和孛儿帖的次女扯扯亦坚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的儿女也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联姻成为成吉思汗掌控其边疆部族的一个重要手段。

朮赤迅速地使斡亦剌以外的槐因亦儿坚诸部的投降。[23]  在叶尼塞河谷地，乞儿吉思人控制了上游，而谦谦州人则居于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游）的支流。从经济角度而言，成吉思汗将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版图是正确的，因为穆斯林和畏兀儿商人多年来一直从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进口毛皮以及谷物。乞儿吉思人和谦谦州人都选择了投降，而并未抵抗蒙古军队。[24]  掌控着伊亚河与安加拉河流域的秃马惕人也随之投降，从而稳定了在经济上极为重要的地区以及蒙古的北方边疆。[25]

尽管蒙古以武力稳定了北方边疆，但在南方，为汉文化所主导的诸国则有着较多的不确定性。尽管其人口大部分是汉族，但三个王国中有两个是非汉族政权，不过他们也受到了儒家和汉式朝廷制度的影响。军事上最强有力的是前文提及的金朝，由女真人统治。位于西南方的是西夏，是一个佛教国家，汉人、突厥人和藏人混杂其中，后者被称为“唐兀”（Tangut），是统治阶层。最后，在更南方，与草原没有直接接壤的是宋朝。在 10 世纪辽朝崛起之前，宋朝也曾统治过华北地区。尽管比金朝或西夏更为繁荣且人口众多，但宋朝的北伐在面对金朝的军事优势时屡屡失败。

蒙古首先侵略的定居性政权是西夏。[26]  对西夏的侵略经常被视为侵略金朝的垫脚石，或是出于一些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蒙古的侵略更有可能是为了蒙古草原的安全，而不是针对更有力的敌人的一次活动，或者纯粹为了经济利益，因为这可以通过贸易或者抢掠而获得。[27]  西夏的军事力量虽然比东方的金朝略弱，但也是一个强大的国家。首要的威胁来自西夏对草原的影响。由于贸易的关系，及其能将克烈部避难者用作蒙古草原上的棋子的潜在可能，西夏常常成为被废黜的克烈部首领们的避风港。[28]  事实上，桑昆最初就逃到了西夏，直到这个国家发生战乱，他才被迫离开。[29]

1205 年，成吉思汗入侵西夏，借口是桑昆身在西夏国内。[30]  他也有可能选择通过攻击西夏来破坏这个王国的稳定，同时稳固蒙古草原。成吉思汗通过保留一个潜在的敌人（特别是一个收留竞争对手的敌人）来打破平衡，如此一来就能让他的军队离开蒙古草原，以稳固自己对刚取得的王国的掌控。

起初，蒙古人在西夏边境抢掠。西夏的唐兀人这个来自吐蕃的统治族群仅采取了有限的行动，试图击退机动性更强的蒙古军队。直到 1209 年，成吉思汗才真正开始大举入侵。在 1209 年 5 月到达西夏都城中兴之前，许多城市已经被蒙古人攻陷。对中兴的围攻持续到了 10 月，蒙古人在围城战方面的这一次早期尝试是不太成功的。他们尝试构筑一道堤坝，使黄河改道冲向这座城市。到了 1210 年 1 月，改道的河流几乎冲垮了城墙，但由于堤坝断裂，反而使蒙古人的军营被淹，迫使他们撤往高处。无论如何，唐兀人决定和蒙古人谈判，而不再继续抵抗。[31]

同时，成吉思汗的新政权与华北的金朝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一些位于金朝边境的部落叛离金朝而加入蒙古，同时，例如乣[32]  等其他部落则直接起兵反金。[33]  1211 年，蒙古开始入侵金朝，部分是为了报过往之仇（金朝曾处死了铁木真崛起之前的一位蒙古汗），更直接的原因则是为了抢掠。西夏当时已经是蒙古的属国了，向蒙古进贡以免于被袭。尽管蒙古人摧毁了金朝的许多地区，但他们在 1212 年撤回了草原，只占据了一小部分地区，主要是控制了连接两个地区的山口和关隘。此外，他们还强迫金朝支付数量相当可观的贡金。[34]

两国之间的和平十分短暂。1212 年秋，成吉思汗再次入侵金朝，发动两面夹攻，另一支军队由其幼子拖雷率领。两支军队都带了围城所需的工匠。1214 年，蒙古军队撤回草原，再次获得了巨额贡金以及大量抢掠所得。也许更重要的是，蒙古军队证明了金朝的军队在野战中无法打败他们，也无法依靠防御工事来自卫，因为蒙古人夺取了大量城市，渐渐封锁了金朝的首都—中都（今北京）。蒙古虽然仍未占领金朝的领土，但已掌控了战略性的关口。此时形势已很明确，金朝军队无法向蒙古发起进攻，因为他们无法进入蒙古草原，同样，他们在对抗蒙古军队时也无法获得持久性的胜利。

1214 年，战事在蒙古撤军后不久重启。由于蒙古驻军离开了山中的关口而向南深入，金宣宗从中都迁都开封。成吉思汗认为这违反了和平条约，认为不能信任金宣宗，因此下令再度入侵。尽管中都面对围攻坚持抵抗，但蒙古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保持了胜利，击退了所有试图解围金朝首都的行动，迫使中都在 1215 年 6 月投降。金朝皇帝和他的宰执们似乎越来越不知该如何应对蒙古了，所以在中都陷落后，一些金朝将领倒戈，部分地区起兵反金。

蒙古军队攻陷了中都并入侵中国东北地区（金朝发祥之地），稳固了蒙古帝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尽管成吉思汗于 1216 年撤军去处理槐因亦儿坚的一次叛乱，但到 1218 年，大部分金朝领土已经落入蒙古之手。越来越多的金朝将领和女真人（金朝的基石），也同叛乱的契丹人和汉人一起加入了蒙古。金朝似乎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但西边的战事将其败亡推迟了 15 年。

蒙古人在入侵西夏和金朝时，成吉思汗也没有忘记西遁的乃蛮和蔑儿乞逃难者。事实上，成吉思汗在入侵金朝的同时，也在他的帝国西部边境部署了一支军队，以防乃蛮首领古出鲁克有任何攻击的可能。这样一来，也让他在西部获得了新的封臣。随着成吉思汗的权力越来越大，吐鲁番的畏兀儿人与其他一些更小的政权（如哈剌鲁突厥人）在 1206 年至 1209 年间归附于他，并通过联姻加入了蒙古帝国。这些政权多遭受乃蛮人和蔑儿乞人的攻击，为了避免被抢掠而寻求一位保护者。

古出鲁克在逃离蒙古草原后，最终选择进入中亚，到达了哈剌契丹王国，并在那里得以与王室联姻。但是，他和他的乃蛮部族人失去了蔑儿乞人的帮助。1209 年，一支蒙古军队在也儿的石河[35]  击败了乃蛮和蔑儿乞反叛者的联军。蔑儿乞人继续西迁，最终得到了康里（生活在咸海北岸的一支突厥游牧部落）的庇护。在哈剌契丹的古儿罕的保护下，乃蛮人得以在若干年中避开蒙古，但蔑儿乞人则没那么幸运。1211 年，古出鲁克篡夺了王位，但在 1213 年古儿罕去世之前没有公开施行统治。由成吉思汗手下两位最为天才的将军哲别和速不台率领的一支军队，追逐蔑儿乞人到了康里地区，并打败了这两个部落。当时，哲别和速不台并未试图将康里纳入蒙古帝国，他们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便回师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他们期望的那样简单。他们在回师途中遇到了花剌子模帝国的一支军队，由该国苏丹摩诃末二世（Muhammad Ⅱ，1200—1220 年在位）率领。两位将军严令禁止向蔑儿乞人的庇护者之外的任何人挑起战斗，但是摩诃末将他们视为威胁并发起了进攻。夜幕降临，而战斗未止，但双方都因为夜晚到来而退出战场，蒙古人在黑夜的掩护下撤退了。而摩诃末则显然十分震惊，因为在此次遭遇战中，他的军队数量远超蒙古人，却未能击败他们。据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蒙古人让摩诃末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因为他从未见过一支在战斗中如此凶猛的军队。[36]

随着时间流逝，摩诃末的恐惧渐消，他将自己的帝国扩张至阿富汗及波斯，其倖臣称他为“第二位亚历山大大帝”。因此在 1218 年，当锡尔河畔的讹答剌城的长官以间谍罪屠杀了一支由蒙古赞助的商队时，摩诃末并未感到担心，尽管蒙古此时已经是他的邻国。在同年的早些时候，蒙古大将哲别推翻了古出鲁克在哈剌契丹篡位建立的政权。蒙古人之后追杀这位王子直至其死亡，并吞并了哈剌契丹帝国。毫无疑问，讹答剌城长官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蒙古人利用商人作为间谍通过交谈从他们那里搜集情报。成吉思汗要求进行外交惩罚，但摩诃末拒绝平等对待蒙古统治者。他甚至处死了其中一名使者，并烧掉了他的随从的胡须。或许摩诃末苏丹坚信，蒙古正处在与金朝的战争中，应该不愿意在中亚也开启战端。他也可能相信了倖臣对自己的盛赞，坚信自己将近 40 万人的军队的能力。无论如何，他都错了。

这一消息传到成吉思汗那里，他便延缓了消灭金朝的计划，而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花剌子模帝国。成吉思汗安排他信任的助手木华黎管理蒙古控制的金朝地区，如果有可能就灭掉金朝。成吉思汗聚集了将近 15 万名骑兵发动西征，这已占到蒙古军队中的大部分。木华黎只留下了一支 3 万人的蒙古军队，而成千上万的契丹、女真、唐兀和汉人军队则加强了他的力量。

此次西征开始于 1219 年夏末或秋初。蒙古人攻下了屠杀发生之地讹答剌，该城迅速陷落，长官被处决，蒙古人将熔化的银水灌入其耳目，诡称以此来满足其贪欲。蒙古军队从讹答剌出发，兵分五路。每支军队袭击不同的目标，以阻止花剌子模人使用其数量极大的军队进行野战，因为他们不得不守卫帝国数量众多的城市。河中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的城市一个接一个地陷落了。摩诃末很快渡过阿姆河逃走了。成吉思汗派出哲别和速不台追击，而他自己则继续摧毁花剌子模帝国。摩诃末最终逃到了里海中的一个岛上，摆脱了哲别和速不台的追杀，但于 1221 年毫无帝王风范地患上了痢疾或胸膜炎，衣衫褴褛地死在了那里。与此同时，他的儿子札阑丁试图阻止蒙古人。在几次对蒙古军队的胜利之后，他被成吉思汗注意到了。成吉思汗穿过阿富汗追击他至印度河，在战争中打败了他。但这位王子和他的马跳下了悬崖，游过印度河进入印度而免于被捕。这一事迹令成吉思汗都深为叹服。札阑丁的主力军队因缺少其领袖才能而被摧毁，而他的妻妾此时已变成了成吉思汗的财产。

尽管蒙古人已彻底击败了花剌子模帝国，但他们还是慢慢从波斯和阿富汗撤军了。蒙古人并未试图吞并整个帝国，而只将河中地区纳入囊中，以阿姆河为国界。这成为蒙古帝国的一种趋势，即只保留他们征服地区的一部分，因此就无需过分地扩军。同时，哲别和速不台继续西进，越过了高加索山脉。在那里，他们打败了谷儿只[37]  的军队。1221 年至 1222 年间的这次遭遇战造成了更大的后果，因为谷儿只人已打算加入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但蒙古人不合时宜的入侵阻止了这次计划。尽管哲别在翻越山脉时去世了，但速不台继续前行。在他回师蒙古之前，在现在的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上，他打败了阿兰人和钦察突厥人，之后又于 1223 年在喀尔喀河之战中打败了突厥和罗斯[38]  诸王公的联军。速不台不仅打败了几支军队，完成了近 8,050 千米的往返行程，而且是在没有后援及现代导航设备的情况下完成的。事实上，他经过的许多国家对蒙古人都深感困惑，因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就这样出现、毁灭然后绝迹于草原。一位困惑的罗斯史家对于罗斯在喀尔喀河战役中的神秘对手留下了这样的描述：“同年，由于我们的罪恶，出现了不知名的部落，一些人称呼他们为‘鞑靼’……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谁，来自何方。”[39]

在速不台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与其他蒙古军队会师的同时，蒙古人继续进行其他的军事活动，例如处置唐兀的叛乱，这也导致了他们从花剌子模帝国撤军。尽管通常的说法是，成吉思汗灭西夏是因为唐兀的统治者拒绝提供军队参与征服花剌子模的战争，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1223 年之前，唐兀人确实曾跟随蒙古人征金，之后反叛并联合金朝抵抗蒙古。1223 年木华黎去世，迫使成吉思汗回师处理这里的局势。1225 年之前，成吉思汗并未入侵西夏，但在 1226 年末就横行于该国。1227 年时，西夏仅有国都幸免。当年过六旬的成吉思汗在打猎过程中从马上坠落时，唐兀人只有极小的机会将蒙古人驱走。成吉思汗此次受伤延缓了围城，因为诸王和诸将更关心他的健康，催促他结束围城并返回蒙古草原。但成吉思汗还是促成了这次围城。由于落马造成的内伤，成吉思汗死于 1227 年 8 月 18 日，但他命令他的将领们秘不发丧，直至城陷，且绝不能有妇人之仁。他的诸子和诸将成功地执行了他的命令。

窝阔台

随着成吉思汗去世和唐兀王国的灭亡，对蒙古人而言，迫在眉睫的事就是选出一位新的统治者。尽管从军事能力和领导能力上看，拖雷可能是最佳的候选人，但蒙古精英层最终选择了窝阔台，在 1229 年至 1230 年间将其推上汗位。据成吉思汗指定其为继承者时所言，窝阔台被选中的首要理由是他的性格。窝阔台睿智而沉静，拥有一种天赋，能够在他好斗的兄长朮赤和察合台之间找到妥协点。尽管朮赤已于 1225 年去世，窝阔台还是越过了察合台而被选为继承人，因为他拥有遵循中庸之道的天赋，远胜于他的酗酒之性（在蒙古人当中十分有名）。[40]

窝阔台即位后不久，1230 年，蒙古军队再次入侵金朝。随着木华黎于 1223 年去世，之前的许多同盟者动摇了，背叛了蒙古甚或与金朝联手。事实证明，木华黎的副手十分无能，蒙古人因此失去了他们之前掌控的许多地区。窝阔台即位后发动的第一次征战，关注的不是单纯地夺回这些土地，而是一劳永逸地灭亡金朝。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和拖雷率军进入金朝地域，对诸多城池进行隔离和打击。

尽管拖雷于 1231 年去世，但蒙古人在速不台的领导下加速前进。到 1231 年，金朝仅占有河南东部，1233 年，蒙古人攻下了其都城开封。在城破前夕，金朝皇帝哀宗（1224—1234 年在位）逃往蔡州。非常不幸的是，哀宗无视了他的将领请他逃到别处的建议，而蔡州极难守卫。蒙古人一到，哀宗立刻意识到了蔡州是多么无助。围城开始于 1233 年 10 月，一直持续到 1234 年 2 月，蔡州城被改道的河流淹没，民众因无食而举城投降蒙古。

即使是在窝阔台入侵金朝期间，蒙古人在其他战线上也十分积极。1230 年，窝阔台命令蒙古将军绰儿马罕[41]  渡过阿姆河，在中东继续与札阑丁交战。在绰儿马罕进入外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山脉南麓）之前，札阑丁就已逃跑了。当他的副官泰马思指挥一支分遣队追杀札阑丁时，绰儿马罕在 1231 年迅速接受了波斯各个政权的投降，只有亦思法杭[42]  一直抵抗到 1237 年。札阑丁被泰马思追袭，穿过外高加索地区，最终在 1231 年被库尔德农民杀死。尽管札阑丁的威胁已经消除，蒙古人也只给了外高加索地区短暂的喘息时间。绰儿马罕在整合了蒙古在波斯的统治后，于 1236 年发动入侵。由于札阑丁的入侵以及之前蒙古人在 1221 年至 1222 年间的侵略，谷儿只人和亚美尼亚人并不想与蒙古人进行野战，因为他们已经从之前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自知无力在野战中击败蒙古人。于是，经过一系列围城战，谷儿只人和亚美尼亚人在 1239 年投降蒙古。

1236 年，在绰儿马罕进入外高加索地区的同时，一支由速不台和朮赤之子拔都率领的 15 万人的军队，攻打了钦察突厥人和伏尔加河畔的不里阿耳人[43]  。尽管钦察人和不里阿耳人坚决抵抗，但二者都无法抵御蒙古人的猛烈袭击。许多钦察人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逃跑了，其中一些到了匈牙利，剩下的则被吸纳进了蒙古的军事机器。

1238 年冬，蒙古人以冰冻的河流为道路，推进至罗斯公国。分裂的罗斯人发现他们无法在野战中击败蒙古人，也发现蒙古人在围城方面同样熟练。罗斯北部的城市接二连三地陷落。到 1238 年下半年及 1239 年，罗斯南部的城市也屈服于蒙古人的攻袭，如同黑海草原上的钦察部落一样。作为罗斯文明中心的伟大的基辅城，在经历了蒙古围城武器的多日轰炸之后，成了最后陷落的城市之一。在蒙古人入侵时，未曾投降的罗斯主要城市只有诺夫哥罗德，其得以免于被毁要归功于及时的春季化冻阻止了蒙古骑兵继续北进。然而，诺夫哥罗德人认为应该和平地向蒙古人投降，而不是招致他们的盛怒。事实上，诺夫哥罗德成了蒙古人最为顺从的附庸国之一。

1241 年，速不台率领蒙古军队大部西征。军队分为两路，较小的一支军队由拜答儿和哈丹率领，入侵波兰。而速不台和拔都率领另一支军队，翻过了喀尔巴阡山脉。拜答儿和哈丹率领的军队最多只有 20,000 人，因此他们避免正面交战而进行了多次突袭。最终，他们还是在列格尼茨与波兰人、日耳曼人以及条顿骑士团（一个源自 1193 年十字军东征的军事教团）的联军进行了一次阵地战。蒙古军队在波西米亚国王温塞拉斯（Vaclav/Wenceslas）的增援到来之前击败了这支联军，然后南下与主力军队会师。

与此同时，拔都和速不台率军强行翻过了喀尔巴阡山脉，兵分五路入侵匈牙利。与花剌子模不同，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ela IV）未在其城堡中坐等蒙古人。相反，贝拉四世与其军队一起行进到了穆希平原上的塞育河畔某处。许多人认为，匈牙利军队拥有欧洲最好的骑兵，然而事实证明这是毫无用处的。1241 年 4 月，蒙古人对这支军队展开了大肆屠戮。蒙古人凭借汹涌不绝的箭网和抛石机投弹，攻下了一座重兵把守的桥梁，同时，另一支军队从另一处渡河，绕到后方进行了突袭。匈牙利人立刻发现，他们已被困在营中了。蒙古人并未立刻发动最后的攻击，事实上，他们在己方分界处留下了一道空隙。匈牙利人将其视为蒙古人犯下的一个错误，于是从此处逃亡。然而事实上，这道空隙是一个阴谋。匈牙利人逃亡时溃不成军，如小溪涌入洪流，蒙古骑兵追亡逐北，消灭了匈牙利军队。随后，蒙古军队扩散至整个匈牙利，以及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贝拉四世仅以身免，在蒙古军队到达之前逃到了亚得里亚海。

对整个欧洲而言，蒙古人似乎已即将入侵欧洲的剩余地区，但这之后他们突然从匈牙利撤军了。撤军的确切理由是学者们争论的热点，但有一个原因一定至少起到了最小的作用，那就是窝阔台在 1240 年至 1241 年间去世了。[44]  窝阔台之死剧烈地改变了蒙古帝国。正是在他的治下，蒙古人开始想象征服世界。尽管这个想法经常被归于成吉思汗，但实际上他的行为似乎并非如此。他的目标似乎更像是保护蒙古草原免受外敌侵扰，而不是掌控定居文明。侵略并迫使定居国家纳贡有助于推进这一过程，并带来经济利益。而窝阔台则信奉征服的理念，并坚信长生天让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统治世界。

窝阔台也支持创建一套有效的行政机构来治理帝国，这将在第 2 章中进行讨论。他奠定了治理帝国的真正基石，这造就了他的关键性成就之一—在蒙古草原上的鄂尔浑河谷地建造了帝国的正式都城哈剌和林。这为国家行政以及处理前来投降的使臣提供了一个中心—蒙古人难以理解，如果不投降，为什么要派来使臣。哈剌和林的建成不仅有助于帝国的行政管理，也为帝国创建了一个商业中心。窝阔台在全国扩建了成吉思汗所创建的驿站系统，作为一个物流后勤系统来支援帝国。但是他的离世引发了一场危机，因为他未曾确立继承人。事实上，他的死不论是缘于酗酒还是中毒，都让成吉思汗孙辈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现了出来。

贵由和监国皇后

在 1241 年窝阔台去世后，他的寡妻六皇后脱列哥那承担了摄政监国的职责。她的首要责任之一就是组织一次忽里勒台大会，以选出一位新的大汗。她个人的选择是自己的儿子贵由，但出于对权力的渴求，她慢吞吞地组织会议。作为监国皇后的脱列哥那实际上控制着帝国，那些对其野心不满的人（包括许多身居高位的大臣）都有着生命危险。

脱列哥那上台的过程由一连串有趣的事件组成。她真心诚意地开始了她的上位过程，并获得了成吉思汗家族中最年长的察合台（成吉思汗次子）以及诸王的照顾和保护。他们宣布，由于她是有权继承汗位的皇子之母，所以她应该摄政监国，直至选出新的大汗。诸王或许是试图限制监国之权，规定老臣们保留其现任职位，以确保新旧札撒（法令）不变。[45]

然而，窝阔台的其他妻子似乎也有一些权力和影响力，因为直到窝阔台心爱的哈敦（Khatun，后妃）木哥于 1241 年去世后，脱列哥那才能掌控国家的方方面面。此外，她通过向成吉思汗家族的许多成员提供大量礼物和好处，赢得了他们的支持。[46]  如此一来，她在朝堂中的影响力加强了。我们必须记住，此时她依旧享有察合台的赞助和保护，察合台作为诸王中的年长者受到极大的尊敬，对朝堂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她在稳固了自己的位置后，开始改变朝堂的基础结构，清除与自己有宿怨的近臣和宰执。因为她的位置已经无懈可击，所以无人可以有效抵制她的清洗。[47]

脱列哥那替换掉的一位关键人物，就是有能力的契丹大臣及华北的长官耶律楚材。而接替其职位的，是之前曾为商人的波斯人奥都剌合蛮（‘Abd al-Rahman）。奥都剌合蛮之所以能够获得监国皇后的注意，是因为他以重税的方式使行省的岁入翻倍。[48]  他指控耶律楚材对汉人过于仁慈。罢免耶律楚材，是脱列哥那与过去的领导者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耶律楚材很有才干，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都信任的顾问。当时，耶律楚材意识到自己的谏言已被无视，不久就在哈剌和林去世了，终年 55 岁。[49]  其他宰执也发现自己身处危机之中。

同时，脱列哥那也试图让一些地区与她的关系更为紧密，从而建立起一个支持自己的势力根基。当时，河中地区的长官阔儿吉思被逮捕收监，其职位由阿儿浑接替，后者的权力扩展至蒙古控制下的中东地区的所有行政事务。[50]  1241 年绰儿马罕死后，脱列哥那晋升拜住为军事长官，凌驾于其他军官之上，随着这一任命，她对该地区的控制更为深入。尽管她根据政治需要和贿赂来挑选人选，但一些任命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事实证明，绰儿马罕的副手之一拜住是一位有能力的将领，他将蒙古的影响扩张至鲁木（位于今土耳其中部）。与奥都剌合蛮不同，阿儿浑是一位有能力且守法的大臣。但是阿儿浑任命舍里甫丁（Sharaf al-Din）为自己的次官，使得自己的形象受损。舍里甫丁继续对全民课以重税，对寡妇和孤儿强行收税，而这些人本应该“在真主的律令中被免除赋税，在成吉思汗的札撒中不承担差役”。[51]

除了清洗帝国的宰执和长官，脱列哥那还一手策划推选自己的儿子贵由为大汗。贵由虽然是窝阔台之子，但如果没有他的母亲的努力，他是不太可能赢得汗位的。尽管当所有蒙古王公和将领投票时，曾被提名为继承人的失烈门无法保证得到汗位，但贵由似乎也只是一位希望不大的候选人。他的病史确实使得一些人不敢支持他。[52]  此外，令人感到拿不定主意的是，窝阔台是否曾经考虑贵由为大汗的候选人。贵由与另一位“长子”拔都之间怀有敌意的事众所周知，且不为窝阔台所容。[53]  在两人间的竞争初现端倪时，窝阔台甚至一连几日都不与自己的儿子说话。但是脱列哥那作为监国皇后，能够操纵形势使之有利于己方。

1246 年，诸王齐聚推选大汗，脱列哥那在幕后收聚支持。脱列哥那反复强调失烈门的年龄问题，主张他的年轻是不利条件，而曾被成吉思汗提议为窝阔台继承人的次子阔端则身患疾病。[54]  她对贵由身上的病情轻描淡写，而在幕后游说时则强调阔端的病情更为严重。事实上，阔端死于贵由任内，而且是在颇为神秘的情况下。脱列哥那以高明而巧妙的恶意中伤模糊了真相，将贵由推上了汗位。[55]

贵由的即位并非未受质疑。成吉思汗的幼弟铁木哥斡赤斤便试图强行夺取汗位，他向帝国宫廷进军，但听说贵由在附近时就撤军了。[56]  在军事上，拔都是一个更大的威胁，但他忙于在贵由未曾介入的西方新占领地区建立自己的统治。然而拔都确实试图拖延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因为严格来说，只要他不到场，大会就无法召开，因为自 1242 年察合台去世后他就是诸王之中最年长的。但是在他到达之前，脱列哥那的影响就已占据了优势，诸王推选了贵由为大汗。

尽管贵由已经是大汗了，但脱列哥那仍在继续颁布法令。直到 1246 年贵由的权力稳固后，她才放宽了控制，而两三个月后她就去世了。[57]  在从贵由即位到脱列哥那放权这段时期内，贵由与其母逐渐疏远，也许是意识到她忽视了对帝国的正确管理。贵由开始纠正这一点，让许多大臣官复原职，包括一些在脱列哥那监国时期逃亡的人。他处死了腐败的官员，比如乞台（Khitai，蒙古人对华北的称呼）的长官奥都剌合蛮。但帝国还是失去了两位有能力的行政官员，即原河中地区长官阔儿吉思和帝国的中书令耶律楚材。

尽管贵由纠正了脱列哥那监国期间推行的许多腐败的习惯，但帝国内部的一切并不理想。朮赤之子拔都与贵由在许多事情上无法统一意见。他们之间的敌对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朮赤的身世之疑，而且两人在西征时就决裂了，只是速不台阻止了实质性冲突的爆发。贵由被送回窝阔台处，如前所述，窝阔台对自己的儿子很生气。贵由未曾忘记自己与拔都之间的夙怨，而拔都拒绝参加贵由登临汗位的忽里勒台大会，从而加剧了这一夙怨。贵由确实组建了一支军队，表面上是为了结束对欧洲的征伐，但很多地方都暗示是要与拔都开战。然而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因为贵由于 1248 年去世了。

此后，贵由之妻斡兀立海迷失获得了监国的权力。在她监国期间（直至 1251 年），帝国开始陷入停滞。与脱列哥那一样，蒙古诸王命令她听取镇海等行政官员的建议，但她并未听从。事实上，她对安排忽里勒台大会表现得毫无兴趣。她的儿子忽察和脑忽也许是由于对母亲没有帮助自己登上汗位而感到失望，他们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宫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三人无一听从高官们的告诫。而且他们各自颁发令旨，因此一个人很有可能收到三份来自这些自命的统治者的不同命令。蒙古社会的精英成员对此愈发失望，遂开始改变现状。拔都在他的兄弟别儿哥的支持下，下令举行忽里勒台大会。出席者推选了拖雷和唆鲁禾帖尼的儿子蒙哥为大汗。忽察和脑忽颁发令旨，不承认这次他们没有出席的推选。事情一直拖延，最后拖雷和朮赤家族的成员发动政变，结束了监国时期，将蒙哥推上了汗位。

尽管领导层数次更迭，监国皇后屡屡统治不力，以及贵由在位短暂，但是，蒙古人的扩张活动即便零星也依然活跃。在窝阔台在位期间，对南方的宋朝的战争已经开始，时有时无地延续了整个 13 世纪 40 年代。在中东，拜住于 1243 年征服了鲁木塞尔柱苏丹国（今土耳其），蒙古军队入侵了叙利亚和十字军国家，威胁到了安提阿[58]  。他们也发动了对报达[59]  的侵略，但由于政局不稳定，蒙古人未能组织任何大规模的征服活动。之后，这些活动在蒙哥汗的统治下得以继续推进。

蒙哥

斡兀立海迷失的懈怠，引发了 1250 年蒙哥（1251—1259 年在位）在成吉思汗家族诸王支持下发动的夺权政变。在蒙哥汗在位期间，蒙古军队再次出征，蒙古人的权力达到了巅峰。蒙哥一登上汗位，就在他具有政治智慧和影响力的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帮助下，依靠其堂兄拔都的军事实力，改变了在脱列哥那和斡兀立海迷失监国期间帝国官僚机构中出现的腐败行为。另外，他清洗了很多试图发动政变的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蒙哥主动出击，处理了所有对拖雷家族的优势地位构成威胁的势力。

在恢复了行政效率并处理了政治威胁后，蒙哥开始扩张帝国。这一次蒙古人的军队有近百万人马，蒙古军队的核心之前是游牧的马上弓箭手，这时则变成了工程兵和围城炮手，当然还有负责卫戍城市和边境的常备步军。蒙古人一直习惯将阻碍骑兵的防御工事夷为平地。

蒙哥打算进行两次主要的军事活动。在本质上，这些是针对之前未曾投降的政权的一些清除活动。首先发动的战争是由蒙哥亲自领导的，其弟忽必烈（卒于 1295 年）负责协助，他们侵略了南方的南宋（1127—1279）。蒙古人从窝阔台在位期间起就开始与南宋交战，但毫无进展。中国南方的地形从山陵变成了适宜种植水稻的多水的平原，因此不适合骑兵作战，而且南宋坚固的城池也阻碍了蒙古的扩张。尽管蒙古人在围城战方面已经极其熟练，但南宋的守军在守城方面同样极具天分，而且利用最新的技术优势（例如火药）来对抗蒙古。

其次，在中东，蒙古人针对那些没有明智地投降以及统治者未曾亲身前来示忠的地区发动了战争。有两个政权引起了蒙古人的特别注意。首先是阿剌木忒的尼扎里亦思马因派，位于里海南岸的伊朗厄尔布尔士山脉以及伊朗中部的忽希思丹地方。尼扎里亦思马因派是什叶派穆斯林，在西方被称为“阿萨辛人”。在蒙古人入侵花剌子模帝国以及绰儿马罕统治中东期间，亦思马因曾是蒙古人的盟友。1240 年以后，亦思马因开始视蒙古人为威胁—这是一个精准的看法，因为蒙古人在窝阔台时期明确了长生天让他们统治世界的观念，所以亦思马因试图暗杀蒙哥。[60]  由蒙哥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军队的第二个目标，是报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国。理论上，作为先知穆罕穆德的继承者，哈里发木思塔昔木·伊本·穆斯坦绥尔（Mustasim ibn Mustansir）是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但事实上，阿拔斯哈里发国自 8 世纪创建以来已经缩小了很多。边疆地区的世俗统治者崛起并掌权，一开始还要由哈里发祝福，但后来就无视哈里发而进行统治了，如同花剌子模帝国的苏丹摩诃末二世那样。到了 13 世纪 50 年代，哈里发国实际上只是一个以报达城为中心的小王国，除了控制其周围地区外毫无世俗权力。

旭烈兀的军队于 1255 年出发，他以缓慢的节奏开始了这场战争。当他们向前推进时，斥候和官员先行出发，设法为他们找到牧场。这引发了探马赤军（驻扎在蒙古帝国边境的军队）的重新分配，这些军队前往新的地点，将他们之前的母巢留给这位蒙古王子。此外，在中东的军队已经开始进行针对亦思马因的行动。1252 年，旭烈兀的将领之一怯的不花开始入侵忽希思丹。

尽管尼扎里亦思马因派的首领忽儿沙（Khwurshah）确实向蒙古人投降了，但他始终推迟前往旭烈兀处。尽管谈判已经开始，但怯的不花最终还是横行于忽希思丹地区，常常利用忽儿沙的信件来夺取他们坚固的堡垒。尽管忽儿沙的军队已经明显耗尽，但他仍未亲身前往旭烈兀处。这使得这位蒙古王子十分愤怒，而后果就是，针对尼扎里亦思马因派的军事打击进一步加紧了。不久，阿剌木忒这个尼扎里亦思马因派最大的堡垒也投降了蒙古。最终，忽儿沙看到自己已失去了一切，便来到了旭烈兀面前。随后，旭烈兀利用这位尼扎里亦思马因派的首领，得到了上百个其他堡垒的臣服。此后，已然无用的忽儿沙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尼扎里亦思马因派主要家族的首领们。许多逊尼派穆斯林为此而庆祝，他们对尼扎里亦思马因派极为惧怕，因为阿萨辛人是伪装大师，即使在严密的保护之下，他们也能够让敌方要员丧命。他们曾利用暗杀进行恐吓，并在中东各地施展影响。事实上，在蒙古政府中工作的波斯史家志费尼便对令人惧怕的亦思马因的毁灭陶醉不已，他写道：

被他们妖氛沾染的尘世因此得到澄清。路人们现在来回通行，而不需担惊受怕或遭受缴纳过境税之忧，并且为拔除他们根基并把他们消灭干净的福王的（永久）幸福而祈祷。[61]

随后，旭烈兀转向了报达的阿拔斯哈里发国。尽管报达和阿拔斯哈里发国已经承受了蒙古军队好几年的攻击，但依旧保持独立并与蒙古对抗。事实上，至少对蒙古人而言，攻击报达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之前的试探相当于抢掠，蒙古人未曾对这座城市本身进行攻击，直到旭烈兀的到来。甚至在蒙古人到来之前，这座城市的防御已经支离破碎，因为内部的斗争使哈里发的有效领导权被夺走。实际上，哈里发的瓦即儿（wazir，大臣）伊本·阿勒合迷（Ibn ‘Alqami）被认为已经与蒙古人结盟。而理所当然地，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确实是个无能之辈，沉迷于寻欢作乐而无意于处理政事。哈里发拒绝投降，但也对守城毫无贡献，只是在蒙古人破城后接受了这一事实。1258 年，蒙古人抢掠了报达，终结了哈里发在逊尼派中的地位。旭烈兀将哈里发裹进一条毯子中踩踏处死，但一些史料中记载了更加精彩的故事，说哈里发被置于他未曾花费在守城上的金银财宝之中被饿死。[62]  随后，这座城市被放纵抢掠达 30 天以上。

将哈里发国置于蒙古的统治之下后，旭烈兀移军今阿塞拜疆水草丰美的牧场。该地区的大多数本土国王前来输诚，但是合列卜[63]  与大马士革的阿尤布系统治者纳昔儿·优素福（al-Nasir Yusuf）并不在其中。旭烈兀开始着手处理此事。蒙古军队在 1260 年 1 月袭击了合列卜。城堡自身又坚守了一个月，但城市被翻来覆去地抢掠了五天。合列卜最终屈服了。合列卜陷落后，其他叙利亚城市也迅速陷落。纳昔儿听闻蒙古人逼近，便逃离了大马士革。旭烈兀在攻下合列卜后返回了阿塞拜疆，而他的大将怯的不花则继续行动。大马士革在 1260 年 3 月蒙古人到达时很明智地不战而降。另一支蒙古军队在纳布卢斯城外经过一场小规模的战斗抓住了纳昔儿，并利用他获得了其他城堡的投诚。随后，他被送往身在阿塞拜疆的旭烈兀处示忠。

但是，旭烈兀在听到蒙哥死于对宋战争中的消息后，于 1259 年至 1260 年间撤走了大部分军队。同时，怯的不花率领一支偏师留在了叙利亚。然而，蒙古对叙利亚的控制是短暂的。在埃及，马穆鲁克（Mamluk，被专门训练成士兵的奴隶）已经掌握了权力。他们意识到，如果蒙古决意入侵，自己便难以抵挡，因此决定攻其不备，主动发动进攻。确保十字军（他们曾招致蒙古人对西顿和加利利的进攻）的中立后，马穆鲁克进军至艾因扎鲁特（又称“歌利亚之井”）。在那里，他们在一次激战中打败了怯的不花。蒙古阵营中的一些叙利亚人军队临阵脱逃，这可能是这次战役的关键点。这次战役常常被视为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蒙古人的进军被遏止了。但这次战役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历史地位，并不完全归功于马穆鲁克的胜利—尽管这确实是一场大捷，而更应该归功于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

在帝国的东部势力范围，忽必烈被派去开辟对南宋作战的新战线。蒙哥无法攻破北方防线，因此想从西南进行攻击，从而迫使南宋重新调遣和部署一些部队。1252 年至 1253 年间，蒙哥命令每十人中有两人服务于忽必烈，每十人中有两人服务于旭烈兀，而忽必烈的军队只是对宋战争的四支军队之一。[64]  对南宋的正式攻击开始于 1257 年，而动员早在 1255 年已经开始，之前已进行过一些袭击。

入侵一开始十分顺利，四支军队在各自的战场上都进展颇佳，但最终由于地形原因而停滞不前。1258 年至 1259 年间，蒙哥率领一支 40,000~100,000 人的军队，从陕西兵分三路攻入四川。在 1258 年预定的进攻开始后，他连下成都、铜川以及数个山城。1259 年，当蒙哥移军合州时，该城的官员将州治迁到了钓鱼城，抵御住蒙古人并拖延了其进攻。蒙哥在围城期间去世，他或是死于箭伤，或是死于痢疾，而钓鱼城一直坚守至 1279 年。[65]

在蒙哥入侵期间，他也让其他将领攻掠南宋的其他地区，但大多数只是抢掠，并无太大效果。[66]  忽必烈对鄂州城[67]  进行围攻，遇到了许多困难。[68]  蒙古人在对宋战争中遭遇的许多困难都是因为地形。忽必烈的大臣郝经（1223—1275）相信，蒙古人在四川受限于山脉和谷地，而且南宋占据了战略要地。这迫使蒙古军队采取迂回的路线，但这又被对方的游击战弄得更为复杂，从而延缓了进程。山城易守难攻，在四川尤甚，迫使蒙古人只有在攻占南宋其他地区后才能拿下四川。[69]  他们在高丽的山中和岛上也遭遇了类似的问题。

当忽必烈到达淮河并收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对宋战争进一步推迟。起初，他将其作为错误消息而不予理会，继续前进渡过长江并攻打鄂州。不久之后，忽必烈从他的妻子察必那里收到了消息，证实了自己兄长的死讯。[70]  这一消息引发了蒙古帝国的解体。

1  又作帖木真。——译者

2  1162 年是蒙古国政府承认的时间。据学者们推测，1165 年或 1167 年也是有可能的。无论如何，铁木真的出生日期尚无法完全确定，只能确定是在 12 世纪 60 年代。这些相互矛盾的时间，使得成吉思汗早期年表的构建十分困难。

3  Paul Ratchnevsky，Genghis Khan: His Life and Legacy ，trans. Thomas Nivison Haining（Cambridge，MA，1992），pp. 15-16.

4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eiden，2004），p. 14. 这句话和下述的梦的真实性都十分可疑，可能是后来增加的，以解释成吉思汗异于常人的成功。

5  同上。

6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eiden，2004），p. 20.铁木真和拙赤合撒儿成功抓到了一条鱼。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不仅是在获得食物的意义上，也是因为蒙古人传统上既不抓鱼也不吃鱼。然后，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从诃额仑的孩子们那里夺走了这条鱼。虽然铁木真告了状，但诃额仑没有介入，而是告诉他们一定要学着和睦相处。对铁木真而言，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几天前他和拙赤合撒儿射落了一只云雀，结果被别克帖儿夺走了。为此，兄弟两人密谋杀害了别克帖儿，但放过了别勒古台（年龄比他们小）。

7  Ratchnevsky，Genghis Khan ，pp. 24-28；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p. 22-26. 我们并不知道铁木真究竟被关押了多久，只能确定这件事一定发生在别克帖儿死后。铁木真很有可能被抓捕了好几次，因为《蒙古秘史》中暗示，铁木真在年幼时曾经因为多种理由遭到他的亲戚们的毒手。

8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 30.

9  Ratchnevsky，Genghis Khan ，pp. 34-37；Timothy May，‘The Mechanics of Conquest and Governance：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1185-1265’，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论文（2004），pp. 169-176。

10  May，‘The Mechanics of Conquest and Governance’，pp. 169-176；Timothy May，‘Jamuqa and the Education of Chinggis Khan’，Acta Mongolica （《蒙古学报》），VI（2006），pp. 273-286.

11  David Sneath，The Headless State: Aristocratic Orders, Kinship Society, and Misrepresentations of Nomadic Inner Asia （New York，2007）.

12  史称十三翼之战。——译者

13  Ratchnevsky，Genghis Khan ，pp. 45-47，49-50. 另一种可能是，他如阿里夫·阿利耶夫和谢尔盖·波德罗夫合作拍摄的电影《蒙古王》（Mongol ，2007）中描述的那样逃到了西夏，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小。

14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 76.

15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p. 84-86.

16  又译哈阑真沙陀。——译者

17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p. 111-112.

18  据《蒙古秘史》记载，每人烧火五处。——译者

19  又译屈出律。——译者

20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 164；何秋涛《圣武亲征录》（Bogda Bagatur Bey-e-Ber Tayilagsan Temdeglel ），ed. Arasaltu（Qayilar，1985），pp. 39-40；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Muhammad Rushn Mustafi Musavi（Tehran，1995），pp. 422-423；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B. Karimi（Tehran，1983），pp. 308-309；Rashid al-Din，Jami’u’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trans. W. M. Thackston，（Cambridge，MA，1998），vol. I，p. 204.拉施特提到，忽都合·别乞在回历 602 年（公元 1208 年）投降，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后，是他带领军队去也儿的石处理古出鲁克和蔑儿乞的脱黑脱阿·别乞。很可能是朮赤率领一翼军队，在也儿的石打败了蔑儿乞人和乃蛮人。

21  据《蒙古秘史》记载，脱黑脱阿被乱箭射死。——译者

22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p. 164-165. 包括不里牙惕、巴儿忽惕（《蒙古秘史》中作巴儿浑）、兀儿速惕、合卜合纳思、秃巴思、失必儿、客思的音、秃合思、巴亦惕、田列克、脱额列思、塔思和巴只吉惕。不里牙惕居住在贝加尔湖东侧，巴儿忽惕在他们的北边。兀儿速惕与合卜合纳思的居住地尚不确定，但很可能是在贝加尔湖西侧，而秃巴思则居住在现在的唐努图瓦地区。

23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 164；Rashid al-Din，Jami’u’t -tawarikh ，vol. I，p. 204；H. Desmond Martin，The Rise of Ching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Baltimore，MD，1950），p. 102. 据拉施特记载，乞儿吉思人向成吉思汗的使者阿勒坛和不忽剌投降。

24  Martin，The Rise of Chinggis Khan ，p. 102.

25  同上。

26  西夏由唐兀人、藏人和汉人组成，在文化上混杂了游牧文明和定居文明。

27  David O. Morgan，The Mongols （Oxford，1986），pp. 64-65. 与许多研究者一样，大卫·摩根将对西夏的袭击看作一次针对金朝的军事行动的预演：“进袭一个主要依靠中国的商道组建起来的国家，如果成功了，将在西边开辟一条进入中国的道路，从而增加更为直接的侵略北方的途径。毫无疑问，蒙古人总是很在意商贸的重要性，因此也对控制经过西夏的主要贸易路线很有兴趣。”

28  Isenbike Togan，Flexi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Steppe Formations: The Kerait Khanate and Chinggis Khan （Leiden，1998），p. 70. 西夏总是为草原提供庇护，例如脱斡邻勒的叔叔古儿罕（并非哈剌契丹的古儿罕），就在被脱斡邻勒和也速该击败后在西夏得到了庇护。在克烈的土别燕部和唐兀拓跋族之间，也可能存在一些族缘关系。

29  Ruth Dunnell，‘The Hsi Hsia’，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Cambridge, 1994），vol. VI，p. 164. 我们不清楚他是否的确在西夏找到了庇护所，或者只是试图让自己被接受。无论如何，他之后在被赶往塔里木盆地之前去了吐蕃的东北方。

30  Martin，Rise of Chinggis Khan ，p. 112.

31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p. 177-178. 亦可参看 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Musavi，p. 572；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Karimi，p. 427；Rashid al-Din，Jami’u’t-tawarikh ，vol. II，pp. 289-290；及 Martin，Rise of Chinggis Khan ，p. 119。以上皆将唐兀视为封臣，如罗依果称，西夏国王确实臣服了，并自愿成为蒙古军队的右翼。谈判达成的条约规定，成吉思汗将得到李安全（西夏襄宗）的女儿察合，西夏进贡骆驼、毛织物和鹰隼，唐兀则成为成吉思汗的封臣并提供军队。

32  又译“主因”。——译者

33  Paul D. Buell，‘Tribe，Qan，and Ulus in Early Mongol China，Some Prolegomena to Yüan History’，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p. 47；Martin，Rise of Chinggis Khan ，pp. 101，149；Thomas Allsen，‘The Rise of the Mongolian Empire and Mongolian Rule in North China’，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Cambridge，1994），vol. VI，pp. 348-349。汪古部向蒙古投诚，我们不清楚乣是否也向蒙古寻求庇护。爱尔森将乣描述为一支“居住在金-唐兀-汪古敏感边境地区的种族混杂的民众，常作为辅助军服务于金朝”。

34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p. 177-178；《圣武亲征录》，p. 45。成吉思汗同意停战，并娶了金朝的公主为妻，而金朝皇帝则进献金银绸缎和其他货物。

35  今译额尔齐斯河。——译者

36  Muhammad al-Nasawi，Sirah al-Sultan Jalal al-Din Mankubirti （Cairo，1953），pp. 44-45；Muhammad al-Nasawi，Histoire du Sultan Djelal ed-din Mankobirti ，trans. O. Houdas（Paris，1895），pp. 19-20.

37  今译格鲁吉亚。——译者

38  元代称斡罗思。——译者

39  Serge A. Zenkovsky，ed.，Medieval Russia’s Epics, Chronicles, and Tales （New York，1974），p. 193.

40  关于窝阔台及其酗酒习惯，以及蒙古精英层中酗酒习惯扩张的一个极佳的研究，可参看 Thomas Allsen，‘Ögedei and Alcohol’，Mongolian Studies ，XXIX（2007），pp. 3-12。

41  又译搠力蛮。——译者

42  今译伊斯法罕。——译者

43  今译保加尔人。——译者

44  Greg S. Rogers，‘An Examination of Historians’Explanations for the Mongol Withdrawal from East Central Europe’，East European Quarterly ，XXX（1996），p. 8.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列出了几种主要的假说：（1）1241 年 12 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后关于汗位继承的政治纠纷；（2）匈牙利平原无法为大量骑兵提供牧场；（3）在中东欧、罗斯和伏尔加地区中部难以计数的不停征战后，蒙古军队变弱了。一定要在一开始补充说明的是，这个特定的解释曾经被一些历史学家用来提出不合逻辑的有偏见的观点，论证是哪个民族从蒙古强盗手中拯救了西欧和中欧；（4）蒙古的军事政策是“渐进式征服”。最后，他将这些原因视为单因果理论而置之不理，但认为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对蒙古的撤军起了作用。

45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 240；‘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pp. 195-196.

46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240；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vol. II，pp. 195-196.

47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241；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vol. II，pp. 196-197.

48  Rene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trans. Naomi Walford（New Brunswick，NJ，1970），p. 268.

49  Rene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trans. Naomi Walford（New Brunswick，NJ，1970），p. 268.

50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p. 507，534；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vol. II，pp. 243-244，270.

51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540；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vol. II，pp. 275-276.

52  Rashid al-Din，Jami’u’t-tawarikh ，vol. II，p. 305；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p. 445.

53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 207. 亦可参看金浩东（Hodong Kim），‘A Reappraisal of Güyüg Khan’，in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Sedentary World ，ed. Reuven Amitai and Michal Biran（Leiden，2005），pp. 309-338。金浩东认为，贵由可能比《蒙古秘史》中所暗示的更有能力。

54  Rashid al-Din，Jami’u’t-tawarikh ，vol. II，p. 393；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Karimi，p. 568.

55  Rashid al-Din，Jami’u’t-tawarikh ，vol. II，p. 305；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Karimi，p. 445.

56  Rashid al-Din，Jami’u’t-tawarikh ，vol. II，p. 391；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Karimi，p. 566.

57  同上。

58  又译安条克。——译者

59  今译巴格达。——译者

60  Guillelmus de Rubruc，‘Itinerarium Willelmi de Rubruc’，in Sinica Franciscana: Itinera et Relationes Fratrum Minorum Saeculi XIII et XIV ，ed. P. Anastasius Van Den Vyngaert（Florence，1929），p. 286；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in The Mission to Asia ，trans. a nun from Stanbrook Abbey，ed. Christopher Dawson（Toronto，1980），p. 184；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ongke, 1253-1255 ，trans. Peter Jackson（London，1990），p. 222.

61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725；Juvaini, Ta’rîkh-i-Jahân-Gusha ，vol. III，p. 278.

62  Muhammad ibn Ahmad al-Dhahabi，Kitab Duwal al-Islam ，trans. Arlette Negre（Damascus，1979），pp. 266-267；Grigor of Akanc，‘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trans. R. P. Blake and R. N. Fry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II（1949），pp. 333-335；Minh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 ，ed. ‘Abd al-Hayy Habibi（Kabul，1964-1965），vol. II，p. 708；Minh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 ，trans. H. G. Raverty（New Delhi，1970），pp. 1252-1253. 格里哥尔·阿堪赤写道，在处决之前，旭烈兀斥责哈里发聚敛钱财而不将其花费在守卫报达城上。

63  今译阿勒颇。——译者

64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607；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vol. III，p. 90.

65  Huang K’uan-chung（黄宽重），‘Mountain Fortress Defence：The Experience of the Southern Sung and Korea in Resisting the Mongol Invasions’，in Warfare in Chinese History ，ed. Hans Van de Ven（Leiden，2000），p. 237；Morris Rossabi，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CA，1988），p. 45.

66  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Musavi，pp. 851-852；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Karimi，pp. 602-603；Rashid al-Din，Jami’u’t-tawarikh, vol. II，p. 415.

67  拉施特记作“Yauju”。——译者

68  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Musavi，pp. 851-852；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Karimi，pp. 602-603；Rashid al-Din，Jami’u’t-tawarikh ，vol. II，p. 415.

69  K’uan-chung，‘Mountain Fortress Defence’，p. 238.

70  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 ed. Musavi, p. 853; Rashid al-Din, Jami’al-Tawarikh , ed. Karimi, p. 604; Rashid al-Din, Jami’u’t-tawarikh , vol. II, p. 416.

第 2 章　帝国解体

由于缺乏明确的继承规则，只要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便有权继承，所以汗位竞争者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蒙哥死后，他的两个弟弟因争夺汗位而爆发了内战。由于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都想成为大汗，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在蒙哥率军攻打南宋时，阿里不哥留在蒙古草原上监国。两人分别在不同的忽里勒台大会上获取了汗位—阿里不哥在蒙古草原，忽必烈在华北。于是内战爆发，最终忽必烈于 1264 年获胜，但是这对帝国领土完整性的损害是永久性的。尽管其他大多数诸王在名义上接受了忽必烈作为帝国的大汗，但是他在蒙古草原和中国以外的影响逐渐减弱。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即元朝，1264—1368）与旭烈兀及其继承者们结成了最亲密的同盟。旭烈兀的王国即波斯的伊利汗国，统治着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中亚由察合台家族统治，他们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裔，然而常常只是窝阔台的后裔海都的傀儡，而海都也是忽必烈的敌手。同时，在黑海草原和里海草原，成吉思汗长子朮赤的后裔统治着朮赤汗国（以此处主要的游牧部落而被命名为钦察汗国，后来被称为金帐汗国）。

大汗之国

蒙古帝国分裂后，蒙古草原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元朝的历史。1260 年，阿里不哥挑战蒙古帝国汗位失败，从而鸣响了蒙古草原的丧钟。阿里不哥代表了旧有的草原精英的利益，而忽必烈则代表了一种新的帝国视野，更关注定居地区。随着忽必烈的即位，蒙古帝国的首都从鄂尔浑河谷地的哈剌和林迁到了华北。他建造了两座都城，其中之一是大都，即今北京一带。从很多方面来说，大都代表了忽必烈的帝国。大都模仿的是当时存在的汉式城市，但很多部分都是由非汉人规划并建设的。[1]  大都是他的冬都，而另一座都城则建在距离今北京约 200 千米的地方，他将其命名为“上都”（他在每年夏天前往这里）。在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的诗歌《忽必烈汗》（Kubla Khan ）中，上都被称为“仙那度”（Xanadu）。在奥莉维亚·纽顿-约翰（Olivia Newton-John）主演的电影《仙那度的狂热》（Xanadu ）中，也出现了这个词。她饰演一位希腊缪斯，化身为迪斯科女神，协助建立了一家旱冰夜总会。[2]  事后看来，如果阿里不哥赢了，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好。

将都城从蒙古草原迁出，对蒙古有着负面的影响。原因很简单，没有了都城，蒙古草原就成了帝国的落后地区。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们确实都试图获得蒙古草原的支持，因为那里仍是一个重要的兵员储备库—蒙古骑兵的重要性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事实上，元朝的隐忧在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可能会投向中亚更为保守传统的蒙古领主，这种情况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内战期间确实发生过。但是元朝成功地遏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1294 年忽必烈死后，内战逐渐消弭，这种担忧也消减了，元朝不再那么重视维系其与蒙古草原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

忽必烈的战略性迁都的确有其战略合理性，并非仅仅因其个人倾向于华北和汉文化。征服了宋朝之后，哈剌和林就不再处于他统治的新帝国的中心位置。而且哈剌和林相当不安全，因为忽必烈之后的主要挑战者海都的军队能够从今哈萨克斯坦出发进攻此地。最后，要想维持哈剌和林的宫廷以与大汗的地位相衬，其费用令人望而却步。即使是在他的前任们在位之时，供养这里的人口就需要满满 900 车的供给品。上都和大都的地理位置更便于物资供应，远离西边的威胁因而更为安全，且能够更好地治理从贝加尔湖绵延至北部湾的帝国。尽管两座都城都不在农耕地区附近，但忽必烈通过延长长达 217 千米的京杭大运河而化解了这一困境，由此，生活物资和其他商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有效地运抵大都。[3]

事实上，随着时间流逝，统治王朝越来越多地吸收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因素，因此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看来，表现得非常“不蒙古”。在许多方面，忽必烈是个中典型，可能他的长寿加剧了他的形象从蒙古大汗向中国皇帝的转变。忽必烈出生于 1215 年，活了非凡的 79 年—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最好的医疗（以及运气）对他的长寿很有帮助。尽管忽必烈晚年体态发福，常常对其政府的放纵视而不见，但这在他的早年生涯中并没有征兆。尽管他意识到了成为一名中国皇帝的重要性，但他从未学习过汉语。[4]

尽管如此，他意识到自己需要行走于两个世界之间，即游牧民的世界和他的定居臣民的世界。所以他采用了“元”（意为“起始、根源”）为国号，并使用年号。他并非第一个处在这一位置上的人，其前朝如辽（907—1125）、金（1115—1234）以及中亚的哈剌契丹，都曾试图既对其游牧军队坚称自己的正统性，同时又统治拥有更多人口的定居族群。[5]  一般而言，当统治者丧失了自身的游牧特性，就会被新兴的王朝推翻；而至于新王朝是游牧式的还是定居式的，则无关紧要。作为皇帝，忽必烈并未完全接受自己身份认同中的中国部分。尽管他允许在各处保留一些汉式官僚体制，但也有一套相应的蒙古式行政机构，在其中供职的大部分是非汉人—包括蒙古人、畏兀儿人、波斯人和中亚人等。汉人大臣尽职侍奉忽必烈，促使其成为理想的儒家贤王，而事实上则由蒙古式行政机构运作着帝国。忽必烈对这一形象的回应就是建立了太庙以祭祀祖先，建立了孔庙以祭祀孔子，接着任命学者编纂前朝（金和宋）的历史。[6]

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后，忽必烈继续进行征服活动。对宋战争一直持续到 1276 年。直到蒙古人采用了新技术，并调整了他们的战争方式，才最终征服了宋朝。从西方传入的配重式抛石机（当时已在欧洲和中东使用了近一个世纪）以及有所发展的水军是关键所在。但早在征服宋朝之前，忽必烈已试图在其他地区扩张自己的统治区域。高丽在 13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是蒙古的附属国，这时则对蒙古王权依附得更加紧密了。日本则比较麻烦。元朝对日本的第一次远征是试探性的攻击，第二次则是尝试全方位的征服，但因不合时宜（对蒙古人而言）的台风而终止。忽必烈也试图征服爪哇，但这更像是推翻篡位者，保持与这一地区的贸易联系，而不是完全征服。[7]  在东南亚（今越南和缅甸）的其他行动应该被视作蒙古征服的延续，但这也证明忽必烈试图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忽必烈看来，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应该恢复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朝贡关系。越南的诸国自唐朝（618—907）以来从未向中国进贡，直到蒙古人入侵。而完全征服的失败不仅是因为越南的激烈反抗，也是由于热带气候、疫病以及后勤等多方面的原因。蒙古军力的强大也证实了，更加审慎的选择是朝贡，而不是抵抗蒙古的征服。[8]

尽管忽必烈并未征服宋朝以外的任何地区，但他证明了他的帝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体。尽管蒙古帝国此时已经解体，但仍然以“黄金家族”（即成吉思汗后裔）的形式保持了某种意义上的统一。帝国已经被视为黄金家族的祖产。尽管蒙哥使帝国的中央集权更为强化，但作为祖传的国家，在帝国其他地域的家族成员也拥有封地，或者远距离获取收入。因此，很可能朮赤汗国的统治者在华北获得收入，而统治西藏的诸王能从亚美尼亚的城市获取岁入。事实上，即使在与海都开战期间，忽必烈也没有阻止他从自己统治下的地区征收岁入—如果他阻止的话，海都也会如法炮制，于是整个系统可能就会崩溃。无疑，要是失去了如此可观的收入，黄金家族的其他成员就会疏远忽必烈。

尽管忽必烈在位期间的大多数时间都充斥着战争，诸如征伐南宋、对外侵略、与其他汗国开战以及内乱等，但他的统治为元帝国奠定了基础。蒙古统治精英对汉人态度冷淡，而偏爱帝国内的其他族群。他们偏爱藏传佛教，不过仍然继续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尽管忽必烈逐渐衰老，而且皇后察必的去世可能引发了他的抑郁情绪，导致他日渐怠政，腐败现象随之出现，但帝国依旧安定繁荣。[9]

他的继承者继承了一个拥有极大财富和权力的庞大帝国。尽管忽必烈的继承者、他的孙子铁穆耳（元成宗，蒙古语中称他为“完泽笃合罕”，1294—1307 年在位）延续了其大部分的统治计划，但是他停止了对外征战，这无疑为帝国节省了巨额的财富和资源。（忽必烈曾打算三征日本，但因为木材短缺，以及考虑到为了支持远征要对汉人农民征收沉重的赋税，最终中止了发兵。[10]  ）尽管铁穆耳继续与海都作战（这将在下文深入讨论），但也力争保持蒙古帝国的表面和平。他与伊利汗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主要利用的是绕过印度洋进入波斯湾的海路。在海都死后，他与察合台系汗国的关系也得到了发展。尽管如此，铁穆耳的统治未能讨好所有人，因为他越发作为一位汉人的皇帝进行统治，至少在较为传统的蒙古人眼中是如此。

1307 年成宗铁穆耳驾崩后，他的侄子海山（元武宗，1307—1311 年在位）即位，标志着一系列短命统治者的开端，只有海山的继承者、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元仁宗，1311—1320 年在位）是例外。妥懽帖睦尔（元顺帝，1333—1370 年在位）之前的其他六位皇帝，在位时间从几个月到五年不等。尽管帝国继续运行，但是他们短暂的在位时间标志着赞成游牧和赞成定居的两派之间摩擦的升级。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偏向于赞成定居派。他鼓励理学的发展，重开了被忽必烈废除的科举考试，然而蒙古人在官僚制度中依旧受到偏爱。但这还是未能缓解朝中赞成游牧派的担忧，而结果就是，内战和叛乱在 14 世纪 20 年代周期性地爆发。由于朝廷专注于内战，从而忽视了南方汉人的不满。

重税、对蒙古统治的不满以及对前朝（宋）的忠诚，点燃了中国南方零星的反叛。反叛自南宋灭亡的 1279 年起就已开始，但从未被完全镇压。反叛死灰复燃，部分应归因于蒙古对南方的忽视。最终，这些通常互不关联的反叛汇聚成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现象，即红巾军。对海都的战争和帝国内部的赞成游牧派占据了朝廷更多的注意力，使得他们并未完全将旧宋帝国的大部纳入元朝。相反，他们松散地统治那里。而且，气候和土地使他们无法在这些地区驻扎大量蒙古军队，因此主要依靠当地的汉人驻军。尽管他们大多数由蒙古人率领，并忠于元朝，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忠诚是可疑的。

因此，当妥懽帖睦尔即位时，他也继承了无数问题，且无法令人满意地解决任何问题。由于首都迁离了哈剌和林，蒙古草原上的人对统治者愈发不满。其他的问题包括：中国南方的反叛，边境的战争（这并未威胁到朝廷，但仍消耗了资源），政府和皇家内部普遍的腐败，以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包括黄河严重的泛滥）。元朝似乎已不再拥有天命，而这是对朝廷掌握正统性至关重要的一个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统治者是天子，只要上天愿意，就会继续支持他，并通过繁荣、丰收和对敌胜利等体现出来。正如旧时谚语所说，“天所与之，亦可取之”—或者可以将其归因于运气不佳和治理不善。当上天不再保佑一个王朝，将会授天命于一个新的王朝。

本质上，妥懽帖睦尔在位期间就是如何丧失天命的一次教训，不过这并不全是他的错，因为许多问题都是他继承来的。1368 年，红巾军颠覆了元朝，从红巾军的一支中发展而来的明朝（1368—1644）刚刚建立，末代元帝妥懽帖睦尔自中原逃入蒙古草原。据传说，40 个万户中只有 6 个得以逃走，余下的或是战死，或最终投降。尽管明朝对蒙古人十分厌恶，但蒙古战士太过重要因而不能屠杀。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一些学者指出，这也暗示着蒙古草原上有大量人口损失。[11]  但我们必须记住，这 40 个万户并非驻守在蒙古草原上，因此不能认为蒙古草原损失了大量人口。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构成了所谓的“云南蒙古人口”，在现代中国仍然存在，但这一问题将在第 9 章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12]

妥懽帖睦尔带回蒙古草原的人大部分是士兵，因此他拥有相当数量的军队，约 40,000~60,000 人。尽管退回了蒙古草原，他仍然将自己视为统治者，但他失去了长城（后来由明朝修建）以南的地区。他撤向斡难河-怯绿连河谷地（蒙古人传统的故乡），以维护自己的权威。同时，明朝军队继续追击，以确保蒙古人无法发动反攻。尽管蒙古人失去了大片领土，但我们有理由假定，元朝能够在蒙古草原重整旗鼓并有可能发动反攻。这只是一个虚幻的想法。尽管妥懽帖睦尔驻军在蒙古草原，但他在那里无法找到对自己作为统治者的支持。对皇室长达几十年的厌恶主要存在于阿里不哥的后裔中，他们是蒙古草原上最有势力的人物。除了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之间依旧一触即发的夙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也将妥懽帖睦尔与归来的蒙古人视为外人—基本上视之为汉人和非蒙古人。因此，双方之间的战争爆发了。

西蒙古草原上阿尔泰山脉周围的瓦剌成为卷入争斗的第三方因素。他们在蒙古帝国史的大部分篇幅中都是一个边缘集团，与皇室没有什么联系，因为瓦剌人的血统与成吉思汗无关。随着其力量在 14 世纪后期逐渐增强，他们开始觊觎汗位，并凌驾于其他蒙古人之上，令人深恶痛绝。事实上，正如第 1 章中提到的那样，一些瓦剌人将他们的祖先追溯到了克烈部的汗脱斡邻勒。不过，瓦剌（斡亦剌）是槐因亦儿坚部落之一，与克烈部无关。

在 14 和 15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都是局部性的。明朝皇帝屡次攻入蒙古草原，结果喜忧参半。尽管他们打败了蒙古军队，但明朝军队一出发就会遭到连续不断的攻击。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是，明朝因后勤问题无法在草原上长期驻军。明朝除了试图让蒙古草原上的许多派别互相攻击，还采用了汉族用于草原的传统对外政策，即将名号授予统治者以使之合法化。明朝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分化和控制的政策削弱蒙古人，然而其努力并非总能成功。明朝并不在意合作对象是谁，无论是黄金家族还是瓦剌首领。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威胁，即一名首领可能聚集足够的力量来攻击明朝。这些攻击并不足以颠覆明朝，但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威胁。一个例子就是极端危险的瓦剌首领也先（1439—1455 年在位），他创造了一个从巴尔喀什湖绵延至明朝边境的游牧帝国。

在他去世后，蒙古草原又爆发了内战，具体而言就是由黄金家族统治的蒙古人与瓦剌人之间的战争。直到达延汗（1479—1517 年在位）崛起，并被选为成吉思汗的第 28 任继承者，蒙古草原才重获和平。达延得益于他的叔父[13]  满都鲁（1473—1479 年在位）统一了喀尔喀蒙古（黄金家族蒙古族群之一），打败了瓦剌人并将他们逐出蒙古草原。然后达延汗开始攻击明朝，并成为明朝真正的威胁，直至其死去。

伊利汗国

蒙古帝国其他地区的分裂也在继续。由于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展开内斗，帝国的其他部分也分裂了。中亚这片被遗赠给察合台的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汗国，并反对忽必烈的统治。这片地区将先后被察合台的后裔和海都统治。海都是窝阔台的孙子，也是忽必烈最难对付的对手。同时，拔都死于 1255 年，他的弟弟别儿哥（1257—1266 年在位）在拔都之子撒里答（1256—1257 年在位）以及孙子兀剌赤（1257 年在位）的短暂统治之后继位。别儿哥立刻与旭烈兀开战。开战的理由是，别儿哥作为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由于阿拔斯哈里发国的毁灭而震怒。事实上，更核心的问题是朮赤后裔宣称拥有中东地区，而旭烈兀此时宣称此地是他的王国（波斯的伊利汗国）的一部分，与哈里发之死当然毫无关系。旭烈兀和他的继承者处在一个艰难的位置上，不仅要与后来被称为“金帐汗国”的朮赤后裔争斗，也要与察合台的后裔争斗。此外，金帐汗国与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苏丹国结成了联盟。因此，伊利汗国被敌人包围，无法与其唯一的盟友忽必烈的元朝建立直接的交通路线。然而，这导致了海路使用率的增加，如马可·波罗与伊本·白图泰描述的那样。

而旭烈兀和他的继承者承认忽必烈为帝国的大汗，他们自己则使用“伊利汗”（Ilkhan，意为从属之汗）的名号。然而 1294 年忽必烈去世后，伊利汗继续使用这一名号，却不再对他们在东方的堂兄弟表示恭敬。借助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以及格鲁吉亚文史料，相较于察合台后裔和朮赤后裔，我们更了解伊利汗后裔的历史。当然，拉施特的《史集》将使我们相信，在合赞汗崛起之前，一切都是混乱而无序的。随后，合赞汗任命拉施特为其首相，让一切步入正轨。正如兰天德（George Lane）所言：“1295 年之前的那些年……仅仅是贪婪、无政府而混乱的荒废的几十年，通常是被人们忘却的。”[14]  尽管在某些方面，合赞汗的统治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巅峰，但伊利汗国在他即位之前也未曾失控。

与邻国的战争占据了伊利汗国的大多数时间，特别是与朮赤后裔之间的战争。朮赤后裔本着自己理应继承蒙古人马蹄所及的极西之地这一理念，要求获得外高加索地区的牧场和城市。[15]  彼得·杰克逊已经证明，事实上，在旭烈兀到达之前，朮赤后裔的确对这一地区拥有某种行政管理权。[16]  然而，当旭烈兀出现在这片地区后，在帝国朝廷看来这些权力便失效了，但在朮赤后裔的观念中却并非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旭烈兀在完成蒙古对中东的征服中的任务之一，就是限制朮赤后裔对这一地区的影响，特别是在朮赤之子、拔都之弟别儿哥崛起的情况下。[17]  蒙哥似乎不太信任别儿哥，甚至拔都也感觉或许伊斯兰教影响了别儿哥的蒙古情感。[18]  但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这一解释。兰天德提出了一个诱人的观点，即旭烈兀的任务之一可能是为自己开创一个王国，包括巴格达、叙利亚和埃及。[19]  蒙古人在艾因扎鲁特的战败以及蒙哥的去世终止了这种可能性。事实上，除了合赞汗在 1299 年至 1300 年间对叙利亚的短暂征服，蒙古人在 1260 年以后从未控制叙利亚，更不必说埃及了。

尽管四处开战消耗了其大部分的注意力，伊利汗国还是缓慢而平稳地创造了一个理性国家，铸造并发行新钱币，与多数欧洲政权交涉以寻求结成对抗马穆鲁克的联盟，并进行集权统治。[20]  包括在必要时改换和强化当地王朝，并偶尔直接实行蒙古统治。[21]  而且，伊利汗的后裔开始将他们的军队转变为亦黑塔（或提马尔）体制，即士兵从封赠的土地上获得岁入。以前有学者认为，蒙古军队变成了定居者并转变成波斯式的中型或重型装甲部队，这是一种误解。[22]  事实上，蒙古军队也未接受封地，这并不是亦黑塔的目的。亦黑塔持有者并不“拥有”土地，甚至也不管理土地，他们仅仅接受岁入的一部分。其考虑就是，有了这些土地（无论是农村、市场还是果园）上产出的稳定收入，他们就不太可能去抢掠或让他们的畜群践踏农民的田地。而蒙古人则保持游牧。[23]

同时，与他们在朮赤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同胞一样，伊利汗国的蒙古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是他们大部分属民的宗教。事实上，伊利汗国在合赞汗在位期间接受了伊斯兰教，从而成为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国家。这次皈依对该地区的非穆斯林有着明显的影响。基督徒认为，自己至少在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前是受青睐的，并亲历了日益增多的迫害。佛教和萨满教的活动也被禁止了。但是，局外人并不认为这一变化十分显著。欧洲的基督徒仍然试图让伊利汗皈依“真正”形式的基督教，寻求夺回圣地的盟友。马穆鲁克政权以及马穆鲁克苏丹国中的许多宗教学者，例如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仍然视蒙古人为异教徒，相信伊利汗的皈依只是一种策略，蒙古人是披着羊皮的狼。后一个指控确实引出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蒙古人在中东的炎热气候中仍穿着毛皮长袍（deel），尽管这可能也解释了他们对其他织物的渴求。[24]  无论如何，伊利汗国的皈依严重威胁到了马穆鲁克，因为马穆鲁克苏丹国建立的基础是几无间断的弑君，作为领导性的伊斯兰王朝而缺乏优越的出身。事实上，伊斯兰教成为国教后，合赞汗发布了一份声明，暗示商人可以在马穆鲁克苏丹国和伊利汗国之间和平往来。而且，合赞汗宣称其权力来自神授，这并不是一个新观念，因为自窝阔台时代起蒙古人就如此宣称，但此时这一观念以伊斯兰教的方式表达，就可能暗中颠覆对马穆鲁克的支持。马穆鲁克认为这是巨大的威胁，甚至伪造书信暗示伊利汗的皈依是谎言。[25]  有趣的是，同样的争辩者对马穆鲁克与朮赤汗国之间的关系却礼貌地保持了沉默，朮赤汗国也有一些穆斯林，但后来才全体皈依伊斯兰教。

在 14 世纪 30 年代初期，由于皈依了伊斯兰教，和平逐渐降临整个蒙古帝国。这一点将在第 7 章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这也包括蒙古帝国与马穆鲁克苏丹国之间的和平。尽管军事活动终止了，宗教竞争却在两国之间发展起来。[26]  对上述的争辩者而言，和平未曾改变他们对伊利汗国的观点，尽管马穆鲁克政权确实采取了措施来钳制他们的言论。

因此，在伊利汗国最后的统治者不赛因（1316—1335 年在位）治下，伊利汗国终于在所有边境都得到了和平与稳定。不赛因是所有伊利汗中在位时间最长，或许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统治者。战争的终止使得贸易再度开启。应该明确的一点是，贸易从未停止，但此时叙利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边境不再是无人区，商人和所有教派的朝圣者均可自由前往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奇怪的是，不赛因平稳而长久的统治并未保证帝国的长寿，最终，不赛因在对一位统治者而言至关重要的领域失败了—他未能生出一名继承者。不赛因于 1335 年去世，将领和宗亲们开始争夺汗位。由于竞争者之间爆发了内战，当地王朝获得了独立，庞大的帝国发生分裂，出现了大量独立政权。

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在伊利汗国分裂之后不久就走向了末路，或者根据帝国“衰亡”标志的不同，我们可以认为它持续得更久一些。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很难准确定义察合台汗国。在蒙古帝国分裂的时候，一位名叫兀鲁忽乃（1251—1260 年在位）的女主统治着察合台汗国。1251 年，蒙哥确认了兀鲁忽乃的地位。她作为哈剌旭烈（1242—1246 年在位）的守节寡妇，在他们的儿子木八剌沙未成年期间摄政监国。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之间的内战爆发时，她统领自己的国家保持中立，因为其东部边境与两者统辖地区都毗邻。不幸的是，她无法躲避这场争端。

为了确保获取更多的资源来供给与忽必烈之间的战争，并开辟另一条战线，阿里不哥支持了另一位察合台系诸王阿鲁忽（约 1260—1265 年在位），以保证来自察合台汗国的后勤供给。尽管阿里不哥的计划取得了些许成功，但是阿鲁忽最终将自己的利益置于赞助者之上。他对兀鲁忽乃治下地区发动了掠夺性的攻击，导致这位监国以及帝国官员（其中许多人都在等待最终谁会是真正的皇帝）向阿里不哥抱怨，迫使他介入以阻止阿鲁忽。这些努力失败了，因为阿里不哥无法同时与阿鲁忽以及忽必烈开战，从而迫使兀鲁忽乃寻求与阿鲁忽和平相处。这一和平协定也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尽管忽必烈试图谋求阿鲁忽的支持以对抗阿里不哥，但毫无结果，因为内战于 1264 年结束了。

最终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因为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权落入了海都（1235—1301）之手，他是窝阔台与脱列哥那的孙子，是少数免于遭到蒙哥清洗的窝阔台后裔之一。海都的崛起，似乎开始于 1263 年阿鲁忽扩张自己权威的尝试。[27]  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联合别儿哥以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阿鲁忽，因为他也侵占了朮赤汗国的领土。

尽管双方之间的战争只是互相僵持，但一些事件的发生给了海都在中亚攫取权力的机会。阿鲁忽死于 1265 年，而朮赤汗国的别儿哥和伊利汗国的旭烈兀分别死于 1265 年和 1266 年。与此同时，忽必烈更关心巩固自己的帝国。而海都向东扩张进入塔里木盆地，这里在名义上处于忽必烈的保护之下。为了处理这一威胁，忽必烈任命八剌（1266—1271 年在位）为新的察合台汗，有效地解除了兀鲁忽乃和木八剌沙的权力。争夺察合台汗国的战争再次陷入僵持，海都统治了今哈萨克斯坦的大部，而八剌汗则控制了锡尔河以南地区。1269 年，战争通过一次忽里勒台大会落下了帷幕，这次忽里勒台大会的参加者包括了八剌、海都和朮赤汗国的统治者蒙哥帖木儿。

这次会议产生了所谓的“塔剌思盟约”，这是一份中亚的和平协定，特别认可了朮赤汗国的利益（及权力）。本质上，该盟约将察合台汗国分给了八剌和海都。八剌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岁入，而剩下的三分之一由海都和蒙哥帖木儿平分，但蒙哥帖木儿似乎从未收到自己的那份岁入。[28]  但盟约没有分割海都自己的世袭食邑。此外，海都和八剌也分配到了领土，包括牧场以及聚落。例如，不花剌被分给了海都，尽管那里是八剌的领土腹地。虽然有时不太方便，但这一协定还是得到了贯彻。[29]  塔剌思忽里勒台大会也证明了，忽必烈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蒙古人，所以他未被邀请，这是对他的汉化和以定居地区为中心的政策做出的明确评判。[30]

这一盟约使三人都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八剌转向了伊利汗国，着眼于越过阿姆河扩张自己的领土。海都和蒙哥帖木儿鼓励了八剌，尤其是当时朮赤系的统治者正与伊利汗国争斗。但伊利汗阿八哈于 1270 年 7 月 22 日在也里[31]  挫败了八剌。八剌溃退至不花剌，试图从海都处寻求支持，但发现自己的大部人马已经叛投海都。而且，这位窝阔台系诸王已与阿八哈结盟以对抗八剌。八剌被他的前任盟友和自己的军队抛弃，不久之后就死了。随后，海都得以控制了察合台汗国，尽管他还是放置了一位察合台系的傀儡在汗位上，试图掩饰自己对权力的不合法篡夺，但并不成功。胜利带来了战利品，其中包括帝国的官员马思兀惕伯，他自蒙哥时代起就经营和管理这片地区。

随后，海都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忽必烈。但他仍不得不抵御阿鲁忽和八剌的儿子们的袭击，这些袭击自伊利汗国发动，得到了阿八哈的支持，这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盟最多只是临时性的。尽管这些袭击有时是毁灭性的，但与忽必烈的力量比起来只是小小的威胁。由于海都从未承认忽必烈为大汗，所以他们之间的敌意极为强烈。尽管他们之间的战线范围广大，但主要集中于今天中国的新疆（特别是吐鲁番地区）。尽管战争持续了几十年，且常常因为两位统治者都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件上而缩减为小规模的冲突，但双方都未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事实上，在忽必烈去世后，他的孙子铁穆耳继位，战争仍在继续。最终决战发生在 1301 年，元朝军队入侵阿尔泰山以南的海都的王国。一开始，海都被打败，但他在援军的帮助下迫使元朝军队后退，战役因僵持不下而告终。元朝军队可能因为后勤问题而撤退了，但通过焚烧草原阻止了海都的进攻。海都当时已年过六旬，此后不久便去世了。

随着海都的去世，蒙古帝国进入了和平时代。元成宗铁穆耳被认可为蒙古帝国无可争辩的汗，尽管他的真实权力并未超出自己的领土。这一时期的蒙古治世，使察合台的后裔拿回了自己的权力。八剌之子、海都之前的傀儡都哇成为察合台汗国真正的统治者。而海都之子察八儿在北方统治着已缩水的窝阔台汗国。尽管都哇曾支持察八儿继位，但双方之间的战争还是爆发了，最终察八儿落败。尽管名义上独立的窝阔台汗国继续存在，但实际上它逐渐被察合台汗国吞并。

1307 年都哇死后，察合台汗国陷入了一连串的继位争斗。尽管大部分汗的在位时间都在五年以上，但内战以及与邻国的战争削弱了察合台汗国，阻碍了其获得稳定。察合台汗国常常同时面临继位危机和边境战争。因此战争和权力斗争成了察合台汗国的核心，直到答儿麻失里（1331—1334 年在位）即位。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并鼓励察合台汗国伊斯兰化。他的尝试与蒙古帝国中发生的其他事件相一致。事实上，在 13 世纪的最后几年和 14 世纪初，其他汗国都已经皈依了单一的世界性宗教（朮赤汗国和伊利汗国皈依了伊斯兰教，元朝皈依了佛教）。察合台汗国的蒙古人与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一样，本质上更偏向于保守传统，相较于他们居住在较为多姿多彩的社会中的同胞，更乐于保持成吉思汗的传统。[32]

答儿麻失里的政策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抵抗，特别是在锡尔河以外地区。因为河中地区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伊斯兰化，居住在那里的游牧部落成员逐渐选择了伊斯兰教，尽管更多的人选择的是苏非派而不是逊尼派。事实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答儿麻失里只是追随了察合台汗国的大趋势，因为他的大部分官僚和普通士兵都已经是穆斯林了。[33]  答儿麻失里在宗教以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政策，最终导致他在 1334 年被杀。[34]  此后，尽管察合台汗国继续存在，但迅速被分解，居住在锡尔河以北的保守派蒙古人大部分保留了游牧和萨满传统（尽管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而河中地区则在许多军阀的控制下多多少少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其中一名军阀将成为异密[35]  （Emir）帖木儿，即著名的跛子帖木儿（1370—1405 年在位）。

帖木儿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尽管他是驻军在这一地区的一个蒙古部落（巴鲁剌思）的后裔，但他在出身上比较偏向突厥，而不是成吉思汗家族。尽管帖木儿娶了成吉思汗家族的公主，并使用“驸马”（güregen）的名号，但他从未称汗，而是通过出身于察合台系或窝阔台系的傀儡汗进行统治，不过所有人都看穿了这一诡计。同时，在北方，蒙古人依旧坚持他们的权威，但那里以及南方的贵族仅仅给予他们象征性的承认。事实上，在河中地区，察合台后裔被视为土匪或强盗，而不是一个政权。帖木儿的统治终结了他们大部分的威胁，尽管察合台汗国的身份仍持续了一个世纪。帖木儿的王国最终覆盖了察合台汗国大部以及伊利汗国的领土，而来自前察合台汗国领土的游牧部落成员构成了他的军队的主体。他与朮赤汗国之间的战争，理论上可以让他征服朮赤汗国，因为他在每次遭遇战中都获胜了。然而，由于他缺少黄金家族的身份，从而无法统治朮赤汗国，甚至无法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帝国。最终，帖木儿几乎重建了蒙古帝国，但 1405 年，他死于前往入侵明朝的路上，未能重建蒙古的统治。他的帝国迅速分裂成由他的后裔统治的许多小国家。至于他的帝国和继承者们是否为蒙古帝国的延续，将在第 3 章中讨论。

朮赤汗国

蒙古诸国之间的内战侵蚀了帝国，由于统治者们持续交战，诸汗国最终分裂为更小的王国，或者一起消失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朮赤汗国在前 50 年中的重心是与伊利汗国交战，朮赤汗国又称“金帐汗国”，以某种形式一直存在到了 18 世纪。在几个世纪的进程中，它逐渐分崩离析，直到俄国人逐渐吞并了它的分支，如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统治时期吞并了喀山汗国（1552 年）和阿斯特拉罕汗国（1556 年）。最终，克里米亚汗国于 1783 年屈服于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朮赤汗国可能是最为多样化的一个汗国：其疆域跨越欧亚，从今天的保加利亚到哈萨克斯坦；其人口包括突厥人、斯拉夫人和芬兰-乌戈尔人，没有任何一个族群的人口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这与元帝国很不一样。钦察突厥人在人口数量上可能稍有优势（足以使很多人称朮赤汗国为钦察汗国），但是这与汉人在元帝国、伊朗人在伊利汗国中的人口比例是无法相比的。尽管朮赤汗国保留了很多游牧特征，但也接纳了伊斯兰教，建立主要城市以主导贸易，同时控制突厥草原游牧民、森林城镇以及斯拉夫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村庄。无论如何，朮赤汗国的统治精英的文化逐渐突厥化，而不是蒙古化。

朮赤汗国的地理范围很容易在 1260 年以后的蒙古世界地图中标出，但是其确切的政治认同则颇难定位。在朮赤汗国内部，又分为白帐汗国、青帐汗国和金帐汗国。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orda”（或“ordu”）意为“帐”或“宫”，也是英语中“horde”（部落）一词的词源。各个汗国的确切地点很难确定，在一些史料中，同一个地方既被称作白帐汗国又被称作青帐汗国。通常认为，金帐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以西地区，白帐汗国位于伏尔加河以东至哈萨克斯坦地区。青帐汗国则有些模糊不清，有时包括白帐汗国的部分地区，但通常认为是由西伯利亚地区构成的。金帐汗国（“金”代表其皇室地位）倾向于指代朮赤汗国统一时汗的领地，不过其他汗国常常是自治的，能够将其意志强加于金帐汗国之上。在 17 世纪的俄国史料中，金帐汗国被用来指称整个地域，从此成为学者和大众惯用的名词。提及朮赤汗国和金帐汗国的出版物大多关注的是其与罗斯诸城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俄罗斯与朮赤系之间的关系。这有一些怪异，因为罗斯诸公国无疑是朮赤汗国的一部分，但蒙古人认为它们十分落后。蒙古人感兴趣的是草原和伏尔加河上的商路以及黑海沿岸的城市，而罗斯则处于外围。直到 14 世纪后期，罗斯地区的重要性才得到提升，因为当时莫斯科的地位提升了，而朮赤汗国的统一性则遭到了破坏。这并不是说蒙古人不重视罗斯地区，而是说这一地区在财富和地理战略方面不如其他汗国重要。无论如何，罗斯不像历史课本中的地图上展示的那样，看起来是一个附属国或诸侯国，而是完全并入帝国中的一部分。

草原是朮赤汗国的天然重心，因为钦察突厥游牧民的数量很大，他们构成了朮赤汗国军队的主体。蒙古人自身也仍然保持游牧，将汗的宫帐置于草原上是合乎逻辑的。萨莱和新萨莱这样的城市分布在伏尔加河畔，很像蒙古草原上的哈剌和林。它们位于丝绸之路北线上，不仅是贸易中心，也是管理帝国的官僚机构的所在地。黑海沿岸的商业殖民地（尤其是克里米亚半岛）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里不仅是意大利商人的首要商路，也是朮赤汗国与埃及马穆鲁克苏丹国之间交流的路线。后者是朮赤汗国的附属国或盟国—取决于你支持开罗还是萨莱。[36]

尽管朮赤汗国直到 14 世纪才皈依伊斯兰教，但从别儿哥统治时期开始，其统治政策就越来越向伊斯兰教倾斜了。与马穆鲁克苏丹国之间的协约，以及别儿哥对伊斯兰学者的资助，导致伊斯兰教对政府官员、官制和礼仪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别儿哥与伊利汗争夺外高加索牧地的交战过程中，南北轴线是十分关键的。牧地的占有量从现代视角来看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则意味着牲畜的富足（可以想一下美国西部的大牧场战争），并能够部署军队和扩展控制力。马穆鲁克对波斯的蒙古人没有什么好感，因此成为第二条战线。同时，朮赤汗国的钦察人也为马穆鲁克提供了劳力，意大利商人在黑海购买钦察奴隶并运到马穆鲁克苏丹国的港口出售。这些人便被训练为马穆鲁克（即奴隶士兵）。1260 年拜占庭帝国收复了君士坦丁堡（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落入拉丁人或法兰克人之手）之后，这一切都成为了可能。但复国的拜占庭帝国并不是联盟中的一员，因为伊利汗国是其邻国。拜占庭帝国皇帝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Paleologus）夹在两大强国之间（朮赤汗国的保加利亚地区与拜占庭帝国接壤），寻求保持中立。但朮赤系势力派人抢掠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这让帝国皇帝确知了哪一边更危险。[37]  有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支持朮赤系，就能保证朮赤汗国与马穆鲁克苏丹国之间的联系。

1266 年（或 1267 年）别儿哥之死并没有终结金帐汗国对南部的关注。别儿哥的侄子（或侄孙）蒙哥帖木儿成为继任的汗，他在察合台汗国早期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尽管他不是一名穆斯林，但是他延续了前任汗的很多政策，包括与马穆鲁克苏丹国的关系。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会持续对伊利汗国造成压力。如前所论，他也能够将察合台汗国拉进来对付伊利汗国，这符合他的南部战略。我们不应忘记，朮赤汗国将马穆鲁克看作附属国，但马穆鲁克则将二者间的关系视作平等的同盟。

蒙哥帖木儿统治的初期由将军那海主宰，他控制了朮赤汗国的西部边境，成为拥立汗的人。他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了汗国之中完全自治的实体。在作为朮赤汗国最高统帅的一生中，他让邻国都见识到了朮赤汗国的军事力量，因为他不仅曾率领军队对抗伊利汗国，并曾入侵波兰和匈牙利，还经常干涉保加利亚以巩固朮赤汗国的影响。结果，保加利亚对那海权威的认可超过了汗。蒙哥帖木儿从未能将权力从那海处夺走，而不得不与之共享。结果就是，在下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脱迭蒙哥（1280—1287 年在位）治下，那海依旧是有影响力的人物。那海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难说谁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与那海的影响力无关，朮赤汗国在脱迭蒙哥统治期间逐渐突厥化，反映了帝国的加速分裂。尽管一些人可能仍使用蒙古语，但朮赤汗国铸造的货币上有了突厥语铭文，突厥语在官府中的使用也增多了。

那海的权力在秃剌不花（1287—1291 年在位）治下达到了巅峰，当时那海成为公开的共同统治者。秃剌不花十分不幸，这位年轻的汗表现出了一些独立的迹象，所以那海杀了他。然后，那海将秃剌不花的儿子脱脱（1291—1312 年在位）扶上汗位。脱脱一开始扮演了恭顺的傀儡，但当他长大成人，就开始公开与自己的“监护人”发生冲突。那海死于 1299 年，使得有可能毁灭汗国的内战未曾爆发。但无论如何，损失仍是巨大的。

在剩余的时间里，脱脱致力于恢复金帐汗的领土和权力。最后，他向伊利汗发动了几次攻势，但更多的是通过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行动。而且，他削弱了那海继承人的权力，将保加利亚重新纳入朮赤汗国的统治范围。他还曾向与威尼斯人争夺黑海贸易权的热那亚人施以羞辱性打击。他于 1308 年洗劫了卡法。热那亚人后来得以在那里重建自己的地位，但必须遵从脱脱制定的条款。

脱脱开创了金帐汗国的黄金时代，而月即别汗（1313—1341 年在位）则是黄金时代的统治者。在他统治期间，朮赤汗国并未扩张帝国的领土，但通过与伊利汗国的和平相处而繁荣，因为各个汗国重建了遍及整个帝国的蒙古治世。然而，月即别汗确实也有其他烦恼，例如罗斯诸王公的日益躁动。罗斯诸公国很久以前就是朮赤汗国的补给点，主要是为军队和岁入施行盘剥的一个资源供应之处。尽管诸公国曾多次尝试脱离朮赤汗国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因为月即别汗操弄王公们使之互相攻伐。他最终任命了非常弱小且无关紧要的莫斯科城的尤里·丹尼洛维奇（Yurii Danilovich）为大公，主要是作为蒙古人在这片区域的“负责人”，以对抗较为强大的特维尔公国。

月即别汗还率领朮赤汗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可能引起了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人的不满。皈依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而是越来越多的游牧人口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包括月即别汗，然后他使伊斯兰教成为汗国的官方宗教。但是，他并未强迫他的吉玛（dhimmah，伊斯兰国家中享有权力的非穆斯林属民）属民（如信奉东正教的罗斯人）皈依。无论如何，当伊本·白图泰来到金帐汗国时，他看到的大概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38]

然而，尽管朮赤汗国在不断发展，其衰亡的征兆也开始在国家边缘地带出现。1335 年伊利汗国覆灭，诸突厥王国利用权力真空崛起，其中，来历不明的奥斯曼政权可能是由来自朮赤汗国的难民建立的，这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在西边，波兰在摆脱朮赤汗国的攻击后获得了些许喘息的机会，并再次崛起。在西北，立陶宛趁朮赤汗国不注意，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张到了原先尊奉朮赤汗国为宗主的区域。波兰和立陶宛最终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能够与朮赤汗国抗衡的国家，尽管两国的联合更多是与日耳曼人（而非蒙古人）的扩张有关。到了月即别汗统治的末期，莫斯科作为蒙古人的征税者在北方越来越强大。

月即别汗的儿子和继承者迪尼别在位时间很短（1341—1342），便被他的弟弟札尼别篡夺了汗位。札尼别汗（1342—1357 年在位）试图在境外重新确立朮赤汗国的权威，但是很不幸，他在位时黑死病来袭，破坏了国家的根基，使朮赤汗国在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方面都受到了削弱，这将在第 8 章中讨论。黑死病加剧了朮赤汗国内部持续发酵的紧张情绪和权力斗争。札尼别死后，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统治者更迭和一系列的争端。在此期间，金帐汗国、白帐汗国和青帐汗国逐渐成为独立的实体。同时，其他政权也力图填补因朮赤汗国的内部斗争而造成的权力真空。立陶宛继续统治着被朮赤汗国忽视的西部，而莫斯科则稳步发展对其他罗斯城市的统治，不过仍然打着忠实臣服于汗的幌子。内战使得朮赤汗国未能重建权威，而当一位统治者（例如马迈，一位非黄金家族的将领）出现时，其权威并非总会被接受。

莫斯科在顿河河畔的库利科沃平原获得了大胜，但并未能解放罗斯。尽管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imitri Donskoi，因此次胜利而获得了“顿斯科伊”的称号，意为“顿河之主”）于 1380 年打败了马迈，但并未终结蒙古人的统治。但是马迈失去了蒙古人的进一步支持，最终被杀。脱脱迷失（1377—1395 年在位）是中亚的异密帖木儿的门生，他甫一崛起，莫斯科就迅速意识到自己仍然只是下属。在帖木儿的帮助下，脱脱迷失在白帐汗国中成为最有权力的人物。他从那里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朮赤汗国西部，并成为朮赤汗国唯一的统治者。然后他洗劫了莫斯科，又将其置于蒙古权威之下达 100 年之久。

尽管脱脱迷失是帖木儿的门生，但两人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主要是因为脱脱迷失作为黄金家族成员和合法统治者以及一位自行其是的统帅，无法忍受身居帖木儿的阴影之下。而在强有力的黄金家族统治者眼中，帖木儿不过是一个觊觎汗位的人。当然，帖木儿使用自己的黄金家族傀儡，但脱脱迷失除了在白帐汗国初次掌权之时，他的成就都是自己得来的。因此，随着脱脱迷失试图夺回阿塞拜疆以及曾经属于朮赤汗国的一些中亚地区，两人之间旧怨重生。尽管帖木儿曾数次打败脱脱迷失，但脱脱迷失总是卷土重来，甚至与马穆鲁克以及奥斯曼结盟以对抗帖木儿。最终他们都失败了，1395 年，脱脱迷失在捷列克河被打败。他又一次逃脱了，但未能夺回汗位。帖木儿洗劫了萨莱和新萨莱，并烧毁了这两座城市—这就是金帐汗国留下的文献如此之少的原因。

帖木儿的行为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这将在第 3 章中进行详细讨论。他在获胜后，在汗位上放置了一个傀儡，但并未尝试统治金帐汗国，可能是意识到朮赤汗国绝不会接受非黄金家族的统治者。1405 年帖木儿死后，朮赤汗国分裂，而立陶宛和莫斯科也卷入了草原事务之中。1480 年，莫斯科终于结束了从属于蒙古人的状态，1502 年，朮赤汗国终结。后继的国家持续存在到 1789 年，但到 1502 年，蒙古帝国的最后一块真正的领土已经消失了—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1  Morris Rossabi，‘The Vision in the Dream：Kublai Khan and the Conquest of China’，in Genghis Khan and the Mongol Empire ，ed. William W. Fitzhugh，Morris Rossabi and William Honeychurch（Bellingham，WA，2009），p. 209.

2  Richard Christian Danus and Marc Reid Rubel，Xanadu ，dir. Robert Greenwald（1980）.

3  Rossabi，‘The Vision in the Dream’，p. 209.

4  Morris Rossabi，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CA，1988），p.13.

5  Michal 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2005），pp. 202-211.

6  Rossabi，‘The Vision in the Dream’，p. 209.

7  David Bade，Khubilai Khan and the Beautiful Princess of Tumapel （Ulaanbaatar，2002）.

8  James P. Delgado，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 In Search of a Legendary Armada （Berkeley，CA，2008），pp. 154-164.

9  Rossabi，‘The Vision in the Dream’，p. 213.

10  Delgado，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 ，pp. 155-156.

11  Paul D. Buell，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Lanham，MD，2003），p. 66.

12  Henry G. Schwarz，‘Some Notes on the Mongols of Yunnan’，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XVIII（1994），pp. 102-103. 蒙古人在云南的统治延续到 1381 年，比他们在中原还多了 13 年。作者评论道：“由于云南的战略重要性，蒙古人在这个省驻扎了不成比例的大量军队。”

13  原文误作父亲。——译者

14  George Lane，Genghis Khan and Mongol Rule （Westport，CT，2004），p. 56.

15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 p. 31；‘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 42.

16  Peter Jackson，‘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XII（1978），pp. 212-220.

17  George Lane，Early Mongol Rule in Thirteenth-Century Iran: A Persian Renaissance （London，2003），pp. 39-40.

18  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trans. Peter Jackson（Indianapolis，IN，2009），p. 127.

19  Lane，Early Mongol Rule ，p. 40.

20  Judith Kolbas，The Mongols in Iran: Chingiz Khan to Uljaytu, 1220-1309 （London，2009）.

21  Lane，Early Mongol Rule ，pp. 145-150；Genghis Khan and Mongol Rule ，p. 71.

22  A. P. Martinez，‘Some notes on the Il-Xanid Army’，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I（1986），pp. 143-145.

23  Reuven Amitai，‘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Mongol Army of the Ilkhanate’，国际中东研究大会提交论文（巴塞罗那，2010 年 7 月 23 日）。

24  Thomas T. Allsen，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1997）.

25  Anne Broadbridge，Kingship and Ideology in the Islamic and Mongol Worlds （Cambridge，2008），pp. 84-85.

26  Anne Broadbridge，Kingship and Ideology in the Islamic and Mongol Worlds ，pp. 102-103.

27  Michal Biran，Qaidu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Mongol State in Central Asia （Richmond，Surrey，1997），pp. 22-23.

28  Biran，Qaidu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Mongol State ，pp. 26-29；Buell，Historical Dictionary ，pp. 82-83.

29  Biran，Qaidu and the Rise of the Independent Mongol State ，pp. 26-27.

30  同上，pp.27-28。

31  今译赫拉特。——译者

32  Michal Biran，‘The Chaghadaids and Islam：The Conversion of Tarmashirin Khan（1331-1334）’，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CXXII/4（2002），p. 748.

33  Devin DeWeese，‘The Eclipse of the Kubraviya in Central Asia’，Iranian Studies ，XXI/1-2（1988），pp. 48-49；Biran，‘The Chaghadaids and Islam’，p. 751；John Woods，The Timurid Dynasty （Bloomington，IN，1990），p. 12.

34  Biran，‘The Chaghadaids and Islam’，pp. 749-750.

35  今译埃米尔。——译者

36  Broadbridge，Kingship and Ideology ，p. 58. 作者指出，别儿哥将自己与马穆鲁克苏丹拜巴尔斯之间的关系视为封君与封臣的关系，而马穆鲁克史料则表明二者之间是平等关系。考虑到蒙古人的观点以及黄金家族后裔的地位，我必须同意这一观点。多数马穆鲁克苏丹的钦察出身，意味着他们是金帐汗国的属臣，即使这在埃及不是真实情况，那么在金帐汗国大汗们的世界观中也确是如此。

37  J. J. Saunders，‘The Mongol Defeat at Ain Jalut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 Empire’，in Muslims and Mongols: Essays in Medieval Asia （Christchurch，1977），pp. 71-76.

38  Ibn Battuta，Rihala Ibn Battuta （Beirut，1995），pp. 255-257；Ross Dunn，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14th Century （Berkeley，CA，2005），pp. 160-161.

第 3 章　1350 年的世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 ）中，倨傲的单身汉培尼狄克（Benedick）效忠于唐·彼得罗（Don Pedro），唐·彼得罗的原型就是阿拉贡国王彼得三世（Peter III，1239—1285）。培尼狄克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提出要拔掉“汗”的一根胡须。[1]  这出戏以 13 世纪为背景，与蒙古人同时代，彼得三世确实也与蒙古人有着外交联系，而莎士比亚的观众显然也能轻易理解他的比附。即使到 1600 年这出戏演出之时，人们对中国统治者的身份仍然不太清楚—至少在英格兰是如此。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和日本长崎落脚，由其支持的耶稣会也在中国和日本传教。葡萄牙人当然知道中国的统治者是谁，只是与之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已。而英国人却很少进入东亚，因此不知道蒙古人已经不再统治中国了。自从哥伦布未能成功抵达中国和印度以来，欧洲大多数国家对于亚洲的了解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而随着蒙古帝国的消失（或者说逐渐淡出），由于消失或衰亡的时间和速度不尽相同，后蒙古时代的世界在地理、文化、宗教和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不同。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很多变化可以上溯到成吉思大交换。无论如何，一个相当合理的问题是，后蒙古时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一些继承性的国家兴起了，直接受到了蒙古的影响，但也导致了其他的地理变迁。尽管蒙古帝国的主体在 1350 年仍然存在，但是伊利汗国于 1335 年便终结了，而且到 14 世纪 50 年代，混乱的局面基本平息，新的政权呼之欲出。这就是讨论后蒙古时代的出发点。

继承者们以及世界如何改变

如果我们检视地图，就能够了解最明显的变化。正如导言中曾提及的，蒙古人从地图上清除了一些王国、帝国以及一些小政权。主要的政权包括金朝、鞑靼部落联盟、克烈部、乃蛮部、西夏、哈剌契丹、花剌子模帝国、不里阿耳、钦察部落联盟、阿拔斯哈里发国、大马士革和合列卜的阿尤布政权、埃及的阿尤布王朝、毛夕里、鲁木塞尔柱苏丹国、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基辅、阿剌木忒和忽希思丹的亦思马因国、南宋、大理、西里西亚和安提阿公国。

一些国家因为蒙古人而重新出现或者变强，例如谷儿只、亚美尼亚、特拉布宗、拜占庭帝国、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普鲁士条顿骑士团、匈牙利和德里苏丹国。诚然，蒙古人并没有征服所有这些国家，但是蒙古人的出现直接影响到了它们，不论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例如，安提阿和西里西亚因为伊利汗国的支持而成长，但它们也成为马穆鲁克苏丹国的进攻目标。马穆鲁克没有冒险对蒙古地域展开大规模进攻，而代之以进攻伊利汗国较弱小的附庸国。

马穆鲁克苏丹国的出现也有赖于蒙古。蒙古的入侵导致大量钦察人在奴隶贸易中被买卖。法国国王路易四世（Louix IV）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导致了 1250 年马穆鲁克的崛起，但接下来的十年中他们一直在自相残杀，同时在表面上保留着阿尤布王朝的傀儡王（萨拉丁家族后裔）。直到蒙古人抵达叙利亚时，派系复杂的马穆鲁克才统一起来，由一位强大的领袖忽秃思（Qutuz）公开掌控国家。在艾因扎鲁特击败蒙古人之后，另一位异密拜巴尔斯（Baybars）刺杀了忽秃思。拜巴尔斯稳固了马穆鲁克苏丹国，将其转型为一个与蒙古人和十字军直接对抗的政权。他推行了一套准则，只要蒙古人的军队没有迫近，就开启清除十字军据点的程序。拜巴尔斯也强调摧毁蒙古的附庸国西里西亚、安提阿公国与特里波利公国。十字军东征与蒙古入侵的联合，是困扰马穆鲁克的一个梦魇，他们迫切需要消除这一可能性。十字军王国与伊利汗国消失之后，马穆鲁克苏丹国一直维持到 1517 年，面对着蒙古人在中东的众多继承者，最终陷落于最强大的继承者手中。

在蒙古诸汗国的灰烬中，几个国家拔地而起，但它们并不都是蒙古人的继承者。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呼罗珊地区西部的撒尔巴达里政权（1337—1386），它由当地地主组成，并得到融合了救世什叶派的苏非教团谢赫叶（Shaikhiyya）的同盟支持。他们既不是蒙古人，也不是突厥人，尽管个别成员可能曾经是蒙古人或突厥人。他们不是蒙古人的继承者，因为他们不使用蒙古的意识形态或象征来确保合法性，而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政治实体，一直维持到 1380 年跛子帖木儿的到来。真正的继承者与蒙古人之间有着明确的关联，其建立者或者是成吉思汗后裔，或者是与蒙古汗国有关的军事统帅。另一个标准则是使用蒙古汗国的政治因素，例如意识形态、世系和统治方式以建立合法性。最后，应该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可能不喜欢用“国家”这个概念来描述这些政权，因为其中很多只是游牧部落联盟。研究草原的史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游牧民与欧洲、中东和中国的“国家”概念并不相符，但他们显然自视为独立的政权，并如此行动。[2]

伊利汗国灭亡之后，出现了很多继承者，正如安德烈·韦克（Andre Wink）所注意到的，它们采用了伊利汗国的因素。[3]  这些因素中极为重要的就是“伊朗”这个被重新提出的概念。如前所述，波斯文化在伊利汗国的支持下走向繁荣。由于使用波斯文化，并在分裂之后的内战中强化边界线，一个清晰的“伊朗”概念渐渐浮现。伊利汗国当然比伊朗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的概念是在伊利汗国时期奠定的，并在伊利汗国灭亡之后延续了下来。伊利汗国的首都大不里士仍然是具有合法性的地方，蒙古的世系、政治概念、象征和习惯对于继承者巩固和维持权力是十分关键的。15 世纪的继承者如黑羊王朝（1375—1468）和白羊王朝（1375—1508）都是土库曼部族，都坚持这些准则。[4]  土库曼部落联盟政权的统治者缺乏成吉思汗系血统，他们便不使用汗号，而称“伊朗王”（padishah-i-Iran）或“伊朗胡思老”（kesra-yi-Iran）。这一做法无疑表明，他们是从伊利汗国中出现的伊朗统治者。虽然他们不是成吉思汗后裔，但是他们仍然与蒙古人有关联。更重要的是，关于采用蒙古的统治结构和象征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臣民期待一位与蒙古有关联的合法统治者。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继承者们套用了他们所知的蒙古制度，而不去发明新的范式。然而，强权并不等于真理。获取权力容易，但保有权力和维持统治者的可信度则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使用蒙古的象征和制度便能够获得这种可信度。

在巴格达和大不里士附近出现了札剌亦儿王朝（1336—1432），这个后蒙古时代的国家宣称，其血统来自蒙古札剌亦儿部千户。帖木儿的抢掠严重削弱了这个国家，最终使之屈服于自己的统治，后来受其以前的附庸黑羊王朝统治。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出班王朝（1335—1357），该王朝得名于伊利汗国末年的高阶将军和能够左右汗位的权臣异密出班（Choban，卒于 1327 年）。出班的后裔在阿塞拜疆创建了一个国家，统治着伊利汗国的西北大部。他们的统治异常残暴，并与札剌亦儿王朝争夺大不里士。[5]  1357 年，朮赤汗国征服大不里士，出班王朝灭亡。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位成吉思汗的真正继承者—异密帖木儿。他在西方世界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跛子帖木儿，他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一切（除了血统）。帖木儿因在青年时期受箭伤而跛脚，但从未停止征战，他经常在各地征战，而不待在首都撒马尔罕。他的生平在第 2 章中已述及，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他重建了蒙古国的大部分，将察合台汗国与伊利汗国各部统合了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自己的驸马身份，并以成吉思汗系的汗为傀儡，来巩固他的国家在被征服者眼中的合法性。事实上，诋毁他的人也将他视为合法的统治者，不是因为他与蒙古有关联，而是因为他是异教徒。当时，中亚的苏非派已经得不到中东传统乌里玛的同情了，因为他们经常被视为离经叛道和亵渎神灵的人。尽管帖木儿于 1405 年去世了，但他的帝国仍以某种形式持续存在到 16 世纪初。在他死后，帝国立刻就出现了分裂，西部几乎马上陷落于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之手。中亚的东部和伊朗东部则延续得较久，也较为稳定。

除了与朮赤系统治者脱脱迷失作战，帖木儿还击败了伊朗的诸继承国，包括马穆鲁克、德里苏丹国以及另一个强大的继承国—奥斯曼。1402 年，帖木儿在安卡拉之战中击败了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济德（Bayezid），奥斯曼帝国的发展遂陷入停滞，但后来又复兴了。奥斯曼帝国是蒙古人最长久的继承者，直到 1923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条约的签订才宣告终结，不过此前很久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继承者了。关于奥斯曼人的起源，我们仍不太清楚，其祖先在 13 世纪 20 年代（或者稍晚）作为蒙古入侵中亚的难民抵达安纳托利亚。[6]  也有人提出，奥斯曼人可能是在 1299 年那海去世之后从黑海草原而来的，一位阿塔曼（Ataman，非成吉思汗系的首领）率领 10,000 户自克里米亚出走，途经卡法，最终在安纳托利亚的索古德附近定居下来。[7]  按照这种假设，则“奥斯曼”（Ottoman）之名并非源于人名“奥斯曼”（Osman），而是来自“阿塔曼”这一称号。

且不考虑其族源，我们知道奥斯曼人在 1290 年左右整合成为以奥斯曼（埃尔托格鲁尔之子）为中心的政治组织。13 世纪末，蒙古人摧毁了鲁木塞尔柱苏丹国，对安纳托利亚的统治十分松散，从而导致当地长官速列迷失于 1298 年发动了叛乱。叛乱于次年被平定，但是 1300 年之后，安纳托利亚在伊利汗国中不受重视，使得一些首领（beylik）得以崛起，其中便包括作为蒙古人从属的奥斯曼人。[8]

奥斯曼帝国早期使用了很多蒙古制度，但以奥斯曼代替成吉思汗作为其历史上的建立者。经过几个世纪之后，他们找到了使其权力合法化的新方法。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他们能够使用“恺撒”的称号，并自称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遗产的继承者。1515 年至 1517 年间马穆鲁克苏丹国的征服，使苏丹可以使用“哈里发”的称号，由此强化其作为宗教捍卫者的宣言。很多苏丹也扮演圣战士（ghazi）的角色，尽管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符合这一宣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奥斯曼人拥有草原的遗产，但从未使用汗号，可能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血统并非成吉思汗系，而选择使用伊斯兰称号“苏丹”。当然，随着他们的迅猛崛起，他们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不再被视为蒙古人的继承者，而是自成一系。

萨法维帝国是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统治权的竞争对手，其建立者为伊斯玛仪一世（Shah Ismail），国家的根源也可追溯至伊利汗国。萨法维苏非教派的建立者赛甫丁（Shaykh Safi al-Din，卒于 1334 年）曾得到伊利汗合赞、完者都和不赛因的赞助。赛甫丁也常与拉施特家族来往。由于他的交际活动，他的苏非教派在阿塞拜疆繁荣起来。他与伊利汗交往的声望以及教派在蒙古赞助下积聚的财富强化了赛甫丁家族的地位，使他的后人伊斯玛仪一世得到了合法性。伊斯玛仪一世也获益于与白羊王朝的家族关系，最终，他于 1508 年灭亡了白羊王朝。伊斯玛仪一世起家时为红头土库曼的首领，这是一支萨法维土库曼，得名于他们戴的红色头巾。

完者都汗皈依了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什叶派成为国教埋下了种子，什叶派思想也逐渐融入萨法维教法之中。因此，到伊斯玛仪一世崛起时，他拥有了什叶派的千禧年信仰倾向，帮助红头土库曼建立起独特的意识形态。作为萨法维系的领袖，伊斯玛仪一世击败了白羊王朝，并占据了大不里士。通过占领前伊利汗国首都的方式，萨法维系建立了自己的合法性。伊斯玛仪一世征服了伊朗的其他地区，大体上继承了伊利汗国的边境，并打败了帖木儿系统治者。萨法维系虽然是突厥人，但采用了波斯王统，将统治者升格到了红头土库曼首领之上。其统治者也没有采用汗号，因为“汗”已成为成吉思汗系统治者的专属称号。尽管是完者都汗开启了伊朗的什叶派运动，但萨法维王朝通过以什叶派伊斯兰教替代蒙古遗产的方式巩固了其地位。[9]

朮赤汗国持续到 1502 年左右，金帐汗国在克里米亚鞑靼人手下遭到挫败。汗国在此之前便已分裂了，第 2 章中已有论述。1502 年之后，在前朮赤汗国辖境内存在着一些新势力。其中多数属于成吉思汗后裔，例如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卡西莫夫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失必儿汗国、乌兹别克汗国和哈萨克汗国。其他的势力还包括诺盖、立陶宛和莫斯科，其中莫斯科通过为蒙古人收税而成为最重要的一股势力。以前，这个村落相对于其强邻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的俄罗斯公国而言是不太引人注意的，而蒙古人对它的支持十分关键。作为继承国，所有成吉思汗系国家都延续了蒙古的惯例做法，而莫斯科在很多方面都保持了自己的特点。

在黑死病以及帖木儿的破坏导致朮赤汗国政治虚弱的情况下，立陶宛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黑海草原，尤其是今乌克兰境内。随着 1386 年克列瓦联盟的达成，立陶宛与波兰合并，立陶宛转型为天主教国家。波兰对普鲁士条顿骑士团的关切使立陶宛有了西进的兴趣，但并没有阻碍其在草原的扩张。趁着朮赤汗国分崩离析所导致的空白期，立陶宛发现自己陷入了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莫斯科人（二者常常结成联盟）之间的冲突。[10]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立陶宛和莫斯科向克里米亚人纳贡，而克里米亚人则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控制了黑海沿岸，将黑海变成其内海。

立陶宛仅在领土上是蒙古的继承者。而克里米亚汗国自称蒙古继承者，当归因于其成吉思汗血统，以及对金帐汗国的毁灭。此时，它似乎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草原政权了。尽管克里米亚汗国在 16 世纪仍是一支强大的势力，但是莫斯科逐渐成为西部草原上最有潜力的国家。尽管莫斯科的地位是通过控制诺夫哥罗德和特维尔等其他俄罗斯城邦国家而获得的，但它也与草原势力竞争。卡西莫夫汗国（1452—1681）在 15 世纪时受到莫斯科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愿受喀山汗国统治。卡西莫夫鞑靼人甚至追随莫斯科军队袭击了喀山汗国。莫斯科沙皇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最终于 1552 年征服了喀山汗国（1438—1552），并于 1556 年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汗国（1459—1556）。内部政治斗争削弱了这些国家对莫斯科的抵抗，这些征服活动是莫斯科与克里米亚汗国之间竞争的一部分。在 16 世纪，这两大势力争夺喀山及其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通常是由克里米亚王室的一位年轻成员来统治喀山。随着克里米亚的影响力在 16 世纪的扩张，其他较小的草原势力（例如诺盖）就转向莫斯科以寻求平衡。草原民族越来越多地提及俄罗斯沙皇，称他为“白汗”（Tsagaan Khan），以指代皇家权力。沙皇则从不如此自称，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成吉思汗系血统，但并不阻止其他人使用这一称号，如此则不需要自我宣称，而让邻近势力赋予了俄罗斯统治者合法性。与此同时，不可忽视俄罗斯的扩张及其军事实力，这也让草原势力看到了莫斯科的合法性。同时，那些为了平衡克里米亚的统治而转向莫斯科的草原势力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控制之下。

克里米亚汗国（1441—1783）一直维持独立，直到 1783 年被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吞并。然而，这一切发生得并不平静。独立的克里米亚汗国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延伸，是俄罗斯南部边疆的大患，克里米亚人的袭击向东远达阿斯特拉罕，有时甚至向北进入了莫斯科郊野。1517 年，克里米亚汗朵拉特·吉莱（Devlet Giray，1551—1571 年在位）甚至纵火焚烧了大片郊野，莫斯科城岌岌可危。克里米亚也屡屡成为非成吉思汗系族群（如游牧的诺盖人和库班鞑靼人）的宗主，从而增强了自身的实力。但如前所述，其宗主权并不总是受欢迎的。克里米亚通过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而增强了实力，但奥斯曼人也知道，控制克里米亚并非易事。

1563 年，当克里米亚人消极抵抗奥斯曼帝国开凿一条连接顿河与伏尔加河的运河的计划时，奥斯曼帝国将阿斯特拉罕和喀山直接纳入势力范围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了。尽管朵拉特·吉莱是奥斯曼帝国的臣属，但他不希望看到奥斯曼苏丹的权力扩张到黑海沿岸之外，从而削弱克里米亚在草原的影响力。此外，克里米亚人还入侵哥萨克、莫斯科和立陶宛并与之签订条约，且常常违反这些国家与奥斯曼帝国制定的协议。然而，奥斯曼帝国能够影响克里米亚汗，其在克里米亚的驻军削弱了克里米亚汗对于哈剌赤伯（高阶贵族）的权威。因此，他们有时自行其是，而不管汗是否支持。无论如何，克里米亚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纽带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其他国家如果与克里米亚交战，就必须冒着奥斯曼帝国介入的风险。只有当奥斯曼帝国足够虚弱时，克里米亚汗国才能被战胜，但是直到那时，克里米亚在黑海草原上仍然是一个有力的角色。[11]  成吉思汗后裔统治克里米亚直到 1783 年，俄罗斯将克里米亚汗沙欣·吉莱（Sahin Giray）废黜—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的吞并，也是因为他作为统治者的无能。有人可能认为克里米亚汗国是蒙古帝国的延续，但是考虑到克里米亚于 1524 年向奥斯曼帝国称臣，克里米亚汗由奥斯曼帝国任命，那么它就不应再被视为真正独立的国家了。

失必儿汗国（1490—1598）崛起自神秘的青帐汗国，其建立者伊巴克（Ibak）是朮赤之子昔班的后裔。失必儿汗国征服了西伯利亚森林中的曼西人、涅涅茨人、汉特人以及其他一些较弱的族群，让他们缴纳“押撒”，即毛皮附加税。关于失必儿汗国的史料记载很少，它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和延续，只是史料阙如，使我们无法获知其全貌。失必儿汗国首都哈失里克坐落于额尔齐斯河畔。失必儿汗国成为西西伯利亚的一支显赫势力，只是其内部两支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后裔与台不花别吉后裔）之间的争斗导致它未能从事更多的外部事务。在和平时期，失必儿汗国与其西邻喀山汗国争夺对诺盖鞑靼人的控制权，但随着喀山汗国的衰亡，一个更加强大的邻国出现了。

随着莫斯科的扩张并与失必儿汗国争夺北西伯利亚民族的毛皮贸易，失必儿汗国走向了没落。沙皇伊凡四世授权斯特罗加诺夫（Stroganov）家族采集毛皮，并沿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建立贸易站。由于斯特罗加诺夫家族侵占了失必儿汗国的领地，这些贸易站常常遭到袭击。为了保护莫斯科的利益并终结竞争，叶尔马克（Yermak，卒于 1585 年）率领下的哥萨克人得到了莫斯科的许可，迁入失必儿汗国的领地。1582 年，叶尔马克击败了失必儿汗国统治者库楚木汗（1563—1598 年在位），并攻陷了哈失里克，但后来库楚木汗东山再起，于 1584 年将哥萨克人驱逐了出去。直到 1589 年，莫斯科公国才完全压倒失必儿汗国，开始控制整个西伯利亚。库楚木汗逃至诺盖人的领地而死。

尽管失必儿汗国地域广阔，但仅限于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之间的针叶林地带，主要受限于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他们在南部草原的驻军，也使俄罗斯直到 18 世纪才得以渗透进草原。“乌兹别克”一词的词源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一般认为乌兹别克人得名于朮赤汗国伟大的统治者月即别汗。乌兹别克人的汗都是朮赤之子昔班的后裔。在阿布海尔汗的统治下，乌兹别克人整合为一支强大的势力，但并非所有乌兹别克部落都接受他的统治。这些人就是 1456 年由札尼别汗和怯来汗领导的哈萨克人（意为“离去者”），两支都是成吉思汗后裔。随着哈萨克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崛起，蒙古帝国的其他残余势力也遭到了侵蚀。作为一个整体的察合台汗国基本上消失了，因为乌兹别克人和哈萨克人侵占和吞并了其牧地。

在穆罕默德·昔班尼（Muhammad Shaybani）的统治下，乌兹别克人跨过了锡尔河。1506 年，他们击败了帖木儿帝国的末代君主巴布尔（Babur），他拥有帖木儿和成吉思汗的双重血统。尽管他尽力收复河中地区，但是他的王国只能立足于阿富汗和北印度。巴布尔完成了自己的曾祖父所开创的事业，灭亡了德里苏丹国以及一些穆斯林王国和忻都（印度）王国。随之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延续了许多蒙古统治的因素，同时也采用伊斯兰教和印度的惯例。有人可能会问，莫卧儿帝国是不是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尽管有些人将其看作一种延续，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巴布尔的成吉思汗血统来自他的母亲一方，因此限制了他称汗。1857 年，莫卧儿帝国在印度民族大起义中走向终结。不过，帝国在 1720 年以后就已经分裂了，皇帝们统治的地域很小，只是得到诸侯们表面上的承认而已。

与此同时，乌兹别克人在河中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只可惜时乖命蹇。在北方有哈萨克人组建的汗国，巅峰时期能够召集 20 万名战士，在南方则有莫卧儿人。他们一稳定下来，就挡住了乌兹别克人的攻击，尽管乌兹别克人确实向阿富汗部分地区进行了扩张。莫卧儿人还找到了一个好盟友，即萨法维王朝，以共同对抗乌兹别克人。1510 年，穆罕默德·昔班尼试图渡过阿姆河向呼罗珊扩张，在木鹿败于伊斯玛仪一世之手。伊斯玛仪一世按照草原传统，以其头颅为饮器。穆罕默德·昔班尼曾试图与奥斯曼人联合对抗萨法维王朝，伊斯玛仪一世遂将他的头颅送给奥斯曼帝国，昭示他们的合谋已经失败。1514 年以后，这件饮器物尽其用。绰号为“冷酷者”的奥斯曼苏丹塞里姆一世（Selim I）在查尔迪兰战役中使用加农炮打乱了萨法维弓骑兵的阵型，从而击败了伊斯玛仪一世。此后，伊斯玛仪一世意志消沉，酗酒成性。鉴于他自视为天下无敌的救世者“马赫迪”（Mahdi），这种行为就可以理解了。至少他的饮器仍能展示他昔日的辉煌。

因此，乌兹别克人在这些战线上受到了限制。东部边境上又出现了新的威胁—蒙古草原西部的瓦剌人，他们似乎想要击败所有的挑战者，包括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汉人和蒙古人。如果不与外敌交战，他们就自相征伐。乌兹别克汗国处境的恶化，是从 1556 年沙皇伊凡四世攻陷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开始的。这导致其他成吉思汗后裔进入这一地区，从而造成了更多的汗位继承问题。札尼人是来自阿斯特拉罕汗国的成吉思汗后裔，尽管是避难之民，但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尽管乌兹别克帝国是在其邻国政权更迭时期崛起的，但在穆罕默德·昔班尼死后，其后裔也取得了成功。兀伯都剌汗（1533—1539 年在位）是昔班尼后裔中最有才能的汗。尽管没能扩张到阿姆河之外，但是兀伯都剌汗使乌兹别克成为萨法维王朝一直无法忽视的劲敌。呼罗珊生产力的破坏多半可以追溯到乌兹别克汗国与萨法维王朝的战争时期，而非蒙古时期。尽管兀伯都剌汗在针对希瓦城的一场战争中被自己的一位亲属所杀，但是他的坚强意志和领导力在他死后发生的事件中仍然颇具影响力。他最大的成功就是维持了乌兹别克汗国的统一，尽管乌兹别克贵族们有着独立的倾向。

在兀伯都剌汗死后，他的亲属们自相残杀，而很少对外作战—每个人都想将各自的领地转变为独立国家。当然也有团结统一的时期，比如在阿卜杜拉汗二世（1583—1598 年在位）治下，只不过他凭借的是铁腕统治。在他的统治下，臣属们十分恼怒，而商业和农业则走向繁荣。此外，他还征服了喀什噶尔，使乌兹别克汗国扩张到了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同时，呼罗珊仍然是乌兹别克汗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战场。阿卜杜拉汗于 1598 年去世，昔班尼系在河中地区的统治也走到了终点。他的继承者们在他死后的几个月内也被杀了，帝国落入他的妹夫札尼汗手中，他是阿斯特拉罕的成吉思汗后裔，札尼汗又让位于其子巴吉汗（1599—1605 年在位）。

札尼王朝未能维持帝国的统一，乌兹别克汗国最终分裂为三个汗国。札尼系统治了乌兹别克汗国的核心地区布哈拉，被称为布哈拉汗国（1500—1785）。希瓦汗国（1539—1920）在 1539 年兀伯都剌汗死后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依然由昔班尼系控制。浩罕汗国（1709—1883）则位于费尔干纳河谷地。由于进一步分裂，这三个汗国无力抵挡更多新政权的挑战，例如从伊朗快速扩张而来的纳迪尔沙（Nadir Shah，1736—1747 年在位）。在三个汗国内，新王朝纷纷崛起，在布哈拉汗国有曼吉特王朝，在希瓦汗国有弘吉剌王朝，在浩罕汗国有明格王朝。由于敌对的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哈萨克人和瓦剌人的存在，这些乌兹别克国家遭到了削弱和些许孤立，从长远来看已不再是威胁。到 19 世纪，俄罗斯帝国吞并了它们，只有希瓦汗国维持了表面上的自治，直到十月革命爆发。1912 年，希瓦汗国的成吉思汗系统治者被赶下了汗位。

在乌兹别克人渡过锡尔河的同时，哈萨克人仍然留在草原上，成为一支潜在的势力，但他们逐渐进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 18 世纪初失去了独立性。不过在近 300 年中，他们仍然被视作一支势力。如前文所述，哈萨克人出现于 15 世纪，当时札尼别汗和怯来汗反对阿布海尔汗的强权，借瓦剌进攻之机，从乌兹别克汗国中分裂了出去。哈萨克汗国建立的确切时间很难考证，但可以肯定，它在 15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就已经存在了。[12]  哈萨克汗国早期主要消耗在与乌兹别克汗国的战争中，两国在 1500 年终于达成了停战协定，只是偶尔还发生一些冲突。在哈斯木汗（1511—1518 年在位）治下，哈萨克汗国达到了巅峰。在他的统治下，很多其他游牧民族也加入了哈萨克汗国，其中包括几支诺盖系部族，以及来自之前的察合台系莫卧儿人中的乃蛮和阿儿浑。[13]  哈斯木汗的汗国西至乌拉尔河，东达七河地区，北邻额尔齐斯河，南界锡尔河。哈斯木汗治下汗国的遽然膨胀，以及哈萨克人反对阿布海尔汗在乌兹别克汗国施行中央集权统治的遗留问题，阻碍了哈萨克汗国的长期统一。哈斯木汗死后，几乎立即就出现了三帐，即七河地区的大帐（大玉兹）、锡尔河草原与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中帐（中玉兹）以及乌拉尔河以东的小帐（小玉兹）。尽管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时汗国在表面上仍然是统一的，但就像哈萨克人试图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取河中地区那样是十分短暂的。在塔武凯勒汗（1586—1598 年在位）的领导下，哈萨克人攻陷了几座城市，但是未能在 1598 年的攻城战中拿下布哈拉。在没有强力的汗的情况下，诸帐越来越独立，到 18 世纪，哈萨克汗国显然已不复存在，而是名存实亡。

随着另一个继承国准噶尔（瓦剌的一支）的到来，哈萨克汗国在 17 世纪中叶开始衰落。尽管哈萨克汗国最初抵挡住了准噶尔，但接踵而至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 18 世纪，造成了横跨草原的浩劫，准噶尔以及从中分出去的卡尔梅克人抢走了哈萨克人的牧地和牲畜。准噶尔的威胁迫使哈萨克人再次联合起来，否则就要濒临灭亡。头克汗（1680—1718 年在位）率领三帐，与形成于塔尔巴哈台和西蒙古地区的日渐强大的准噶尔汗国进行殊死搏斗。自 17 世纪中叶起，准噶尔便开始抢掠牲畜，但到 1698 年，准噶尔对巴尔喀什湖一带的抢掠日益频繁，哈萨克人很快失去了伊犁河盆地。1718 年，头克汗率领诸帐联军在巴尔喀什湖以北的阿亚古兹河抵抗了准噶尔三天，但他对准噶尔的抗击功败垂成。随着哈萨克人的失败，准噶尔继续进军，又在塔什干以北击败了哈萨克中帐军。这一时期的哈萨克汗国遭到准噶尔人和卡尔梅克人的东西两面夹击，面临着各条战线的全面战败，在其历史上被称为“大危难”（aktaban shubrundy）时期。[14]

1718 年头克汗死后，哈萨克汗国诸帐无可挽回地再次分裂，大帐和中帐有时臣服于准噶尔。在 18 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哈萨克人一直在准噶尔、俄罗斯和清帝国之间挣扎着维持独立。面对准噶尔和卡尔梅克人，小帐转而求助于俄罗斯。俄罗斯认识到，如果哈萨克汗国被并入准噶尔，将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因此极其乐于伸出援手。小帐的汗阿布海尔汗于 1730 年臣服于俄国沙皇。然而，哈萨克人并不总是最忠诚的臣属，最终俄罗斯慢慢诱使哈萨克人在政治上就范。其他哈萨克人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逐渐也向俄罗斯请求庇护以抵御准噶尔。尽管清帝国在 1758 年终结了准噶尔的威胁，但俄罗斯在草原上的驻军足以防止哈萨克汗国东山再起。到 1822 年，哈萨克人已无法再自主选汗了，汗倾向于作为“客人”居住于俄罗斯的城市中。因此，非成吉思汗系的贵族苏丹们获得了一些权力，但是已经无力回天。到 1846 年，哈萨克人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在东方，我们很难将明朝视为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尤其是考虑到明朝建长城是为了防御蒙古帝国的蒙古继承者们的袭击，但是明朝仍然与蒙元时期之前的中国王朝有着不同的运作模式。尽管明朝确实接收了元朝的朝贡国，但却是排外的，同时也延续了蒙古的一些制度，例如行省制。蒙古的统治完全改变了省一级的行政，元朝设立了 11 个行省，明朝重划为 15 个，清朝增至 18 个，行政结构皆源自元朝。

无论如何，明朝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300 年来，中国本土（除了长城和戈壁沙漠之间的内蒙古、西域及吐蕃）首次统一于一个汉族王朝之下。自 10 世纪以来，华北便一直由非汉族王朝统治，包括契丹、女真和蒙古，西北的统治者则是唐兀（党项）和蒙古。甚至今天北京所在的地区，自 10 世纪之后就处在汉族王朝的控制之外了。鲁大维（David Robinson）教授指出，明朝定都北京是汉族意识的转折点，因为此前北京不是汉人传统意义上的中心。[15]  对明朝而言，有必要让政治中心靠近草原，这样才能抵挡蒙古的袭击，而向高丽施加影响以削弱其对蒙古的忠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蒙古的入侵可能助益高丽转型为一个“隐士王国”。[16]  正如蒙古的统治导致明朝有排外倾向，高丽也开始实行较为封闭的政策。

明朝统治地区稳定了下来，而北元王朝则分裂了。直到 1479 年达延汗作为成吉思汗的第 28 代继承人崛起，蒙古地区才基本稳定下来。得益于其前任汗满都鲁（1473—1479 年在位）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达延汗击败了从西蒙古向中央蒙古扩张的瓦剌。达延汗将他们驱逐出今天的蒙古国地区，对明朝也造成了压力。然而统一转瞬即逝，1517 年达延汗死后，他的九个儿子争夺汗位，造成了蒙古内部至今犹存的分歧。达延汗的举措之一是将其领土分为左、右两翼，每翼三个万户，共六个万户。察哈尔、兀良哈、喀尔喀、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这六个万户成为成吉思汗系蒙古部族。虽然蒙古人承认察哈尔首领为汗，但其他五位首领只是将他视为同等首领中的居首者。不久，六部首领都拥有了汗号。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是破坏了“汗”这一称号的重要性，使之变成仅指六部中某一部的首领了。

到 16 世纪，蒙古（包括漠南和漠北）处于较为克制的混乱状态中，诸孛儿只斤（不仅有成吉思汗后裔，也有其兄弟的后裔）带领着各个部族互相攻伐，或攻击明朝和瓦剌。在漠南蒙古（基本上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达延汗的孙子、土默特首领阿勒坦（俺答汗）在佛教的支持下，通过达赖喇嘛确认其为汗，建立了新的正统传承，使他的地位在理论上高于其他成吉思汗后裔诸王。尽管他得以维持对多数蒙古人的统治权，就像成吉思汗后裔常常做的那样，但是这次统一是短暂的。无论如何，孛儿只斤氏贵族的内部纷争铸就了蒙古人的普遍身份认同，因为那些孛儿只斤氏（尤其是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统治下的游牧民自行与瓦剌进行区分，这造就了现代蒙古人的身份认同。

到 17 世纪，只有两个真正的继承国仍然存在，即准噶尔汗国和清帝国。清帝国得到了东蒙古人的支持，原因是他们对察哈尔汗的不信任、林丹汗与满洲的联姻，以及满洲击败林丹汗而得到成吉思汗玉玺的这一事实。满文是基于回鹘体蒙古文创制的，而后者是成吉思汗于 1204 年命人创制的文字。其他的关联还包括他们都信仰藏传佛教，以达赖喇嘛为最高宗教领袖。这些因素加上迎娶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使清朝获得了合法性，并因达赖喇嘛向清朝统治者授予汗位而得到了巩固。这样一来，清朝皇帝就能够被正当地视为“阿勒坦汗”（即黄金汗）。黄金是代表皇家权力的颜色，这一称号比多数成吉思汗后裔使用的汗号拥有更强的合法性。

同样在东方争夺蒙古帝国遗产的还有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并不是蒙古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而是 15 世纪瓦剌联盟的继承者，该联盟形成于元帝国崩溃之后。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准噶尔一直在争夺对蒙古、吐蕃、哈萨克汗国、乌兹别克汗国甚至西伯利亚的控制权。准噶尔汗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草原政权，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被视作一个继承国。准噶尔汗国军队的战法与蒙古类似，政治结构也是以蒙古帝国的为基础。达赖喇嘛也授予准噶尔统治者汗号，使他们也拥有了继承者的合法性。准噶尔汗国与清朝一样无法再现蒙古帝国当年的辉煌，但是可以被视为蒙古帝国遗产的继承者。

随着准噶尔汗国在 18 世纪被击败，蒙古帝国及其继承国的历史真正终结了。尽管俄罗斯帝国继续扩张进入中亚并跨越西伯利亚，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草原国家，而是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清朝也不再是一个继承国了。正如濮德培（Peter Perdue）所论，清朝击败准噶尔是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它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合法性意义上的巨大威胁。[17]  二者争夺内亚藏传佛教世界的霸权。为了击败准噶尔，清朝调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牲畜资源。1757 年准噶尔的威胁消除之后，清帝国便没有了外患，直到鸦片战争时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想要开展通商贸易，在东方地区没有足够的兵力威胁清朝。扫平准噶尔，也降低了蒙古人对于清朝的重要性。蒙古人有可能投向准噶尔，甚至有可能重建一个成吉思汗系王朝，这成为清朝皇帝脑中盘旋不去的幽灵。清朝需要蒙古人的支持，来击败准噶尔并征服中原。中原比准噶尔更容易征服，但是一旦准噶尔被击败了，清朝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帝国中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区。尽管清朝皇帝继续扮演内亚汗的角色，但是他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原皇帝。这与忽必烈的做法相似，但成吉思汗却不会这么做。

萦绕至今的蒙古影响

尽管蒙古帝国已经消失，数量众多的继承国来去匆匆，但蒙古帝国的影响持续得更久。19 世纪初，英国探险家、东印度公司官员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进入了阿富汗。迎接他的是一位政府官员，被称为“elchee”。[18]  伯恩斯对这个官称可能并未留意，但这是一个蒙古官称，即额勒赤（elchi），意为“使臣”。这显然是蒙古帝国的遗留。问题是，它如何留在了阿富汗？为何普什图王朝仍在使用？合理的解释是，它不仅在蒙古帝国得到使用，也深深地留在了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汗国及莫卧儿帝国的文化中。

阿富汗还留有其他的蒙古影响。哈扎拉人和一部分艾马克人都是蒙古统治的遗留。事实上，尽管阿富汗现在号称“帝国的墓场”，但蒙古人在这里的统治几近 150 年。“哈扎拉”之名源于波斯语，意为“一千”，相当于蒙古语中的“千户”（mingan）。艾马克人是游牧民与半游牧民的混血后裔，其中也包括蒙古人。诡异的是，蒙古士兵再次踏上了征程，但这次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维和部队，或是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参加在蒙古国举行的代号为“可汗探索”的军事演习。

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成吉思汗在 20 世纪仍然相当活跃，操纵着世界政治，或者至少是历史事件中的一颗棋子，甚至服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哈罗德·兰姆（Harold Lamb）写于 1927 年的成吉思汗传记，将这位伟大的蒙古领袖再次介绍给了西方人。而在东亚，他成为东亚政治中的一颗棋子，日本、中国和苏联都曾争夺蒙古人的支持。尽管日本和中国争夺的是内蒙古的注意力，但其很多举措都具有影响蒙古国观点的潜力。

日本和中国都试图通过推崇成吉思汗来影响内蒙古民众的观点。日本在 1931 年至 1945 年侵占内蒙古期间，在乌兰浩特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成吉思汗庙（面积超过 762 平方米）。中国国民党保护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将其从鄂尔多斯迁至甘肃，目的是维持内蒙古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则以成吉思汗的精神号召内蒙古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

认领成吉思汗的努力并没有直接影响蒙古国，但使用成吉思汗的画像和身份认同，却表明了成吉思汗和蒙古人民在战争时期的重要性。考虑到当时日本流行的观点是相信成吉思汗是一位日本武士转世，[19]  有人可能会想知道日本如何将成吉思汗陵用作对蒙古的宣传品—尤其是他们阶段性地支持泛蒙古运动，令苏联十分恼怒。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强调成吉思汗的重要性。为了维持蒙古的忠诚，苏联认可了成吉思汗，正如其在面对德国入侵时将俄罗斯民族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ii）用作爱国主义宣传品。随着“二战”的结束，苏联的领导者也改变了观点。在“二战”末期，民族主义宣传品已不太得宠了，因为苏联担心非俄罗斯民族的英雄可能会使反共产主义的人物团结起来。蒙古国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在 1949 年按照苏联的榜样行事，将成吉思汗定为反动的封建君主，将他的征战完全描绘为剥削人民的屠杀式远征。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较为温和的言辞出现了，但是政府的慎重态度并没有一起消失。简单地说，如果著作中不持反成吉思汗的论调，就无法出版—不过至少秘密警察不会登门拜访了。在内蒙古，完全否定成吉思汗的观点存在时间相对短暂。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后，迎回了成吉思汗陵。1954 年，成吉思汗陵荣归伊金霍洛。两年后，中国政府建造了一座灵堂（面积近 465 平方米），并开始恢复日本人在乌兰浩特所建的成吉思汗庙。随着中国热切地与蒙古国重新建立关系，中国对成吉思汗的热爱具有影响公众的潜力。

蒙古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对待成吉思汗的立场，尤其是将 1962 年定为成吉思汗诞生 800 周年。没有人能够确定他的生年，西方学者考之为 1165 年或 1167 年，但是在蒙古国，1162 年说仍然最为流行。尽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Tsedenbal）并未完全肯定此说，但蒙古国科学院获许研究这一问题。尊崇成吉思汗的第一步无伤大雅，即发行纪念章，召开学术会议，以及在国家级报纸《真理报》（Ünen ）上发表社论。下一步则比较大胆，即建造一座高 11 米的纪念石碑，上面有成吉思汗的肖像，石碑竖立在肯特省君脑儿的成吉思汗出生地附近。

蒙古国在 1912 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在多数事务上都遵从苏联的领导。但在这件事上，蒙古国并没有询问苏联。苏联的史学家们批评了这次学术会议。中国的反应则很不一样，尽管中国的一些史学家批评了成吉思汗，但也有一些史学家称赞了他。他们的观点反映的并不是蒙古的历史背景，而是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尤其是作为一位实现统一的君主。同样在 1962 年，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也召开了一次自己的成吉思汗主题会议，导致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提出蒙古应该重归中国，引起了苏联的激烈批评。苏联延续其对成吉思汗的负面评价，不仅批评了 1962 年的全部事件，而且将那些敢于批评苏联成吉思汗研究的蒙古国学者定罪。蒙古人在 13 世纪 30 年代末征服了俄罗斯并统治了 200 年，这一事实在苏联的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最终，泽登巴尔将一名党内干部图木耳-奥其尔（Daramyn Tomor-Ochir）作为全部事件的罪魁祸首予以免职处分，基本上平息了事态。[20]

然而，蒙古国的学者们并没能逃脱苏联的雷霆之怒。蒙古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丕尔烈（X. Perlee）拒绝接受苏联的规则，结果遭到囚禁，而且在出狱后，他出国从事研究的请求也被政府否决了。他作为图木耳-奥其尔的老师，也因这一事实而成了靶子。学者们的亲属也受到了政府的监视，很多人面临降职或者解雇。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诞生地一带变成了苏联的坦克基地，严格限制出入。

成吉思汗事件也是中苏决裂期间的一个小插曲。苏联谴责任何中国学者对成吉思汗的正面评价，但并非所有的敌意都出于俄罗斯或马克思主义的成吉思汗观。一些负面反应是因为有学者暗示，如果没有蒙古人向俄罗斯传播中国文化，俄罗斯人可能仍然是无知的野蛮人。[21]  1975 年，泽登巴尔嘲笑了中国对成吉思汗的痴迷，并将其联系到 1962 年内蒙古会议上一些激进者提出的蒙古回归中国的观点。因此，尊崇成吉思汗使蒙古国的独立陷入了危机。苏联和中国两方面都不是真的偏爱成吉思汗在其历史中的地位。尽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及 60 年代初期，中国抬高了成吉思汗的地位，但总体而言，在内蒙古之外，人们对此话题无甚兴趣。而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初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颠覆了这一情况，因为研究或者赞扬成吉思汗的相关内蒙古学者及其他人成了被迫害的目标，同时，乌兰浩特的成吉思汗庙和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都遭到了严重破坏。

成吉思汗在一生中都面临逆境并不断将其克服，即便死后他也延续了这一传统。2005 年，成吉思汗陵得到了 3,000 万美元的重修费用，现在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主要是汉族人）。相应地，陵庙的外观也更加具有汉族风格，成吉思汗被认为是一个中国王朝的创始人，而不是外来者。例如，装饰主题中包括龙，而不是马、狼或鹰。[22]

如前所举证，俄罗斯人常常因为他们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而感到不安。所谓的“蒙古之轭”和“鞑靼之轭”，是在抱怨蒙古人导致俄罗斯落后于西方，这已被证明是一种毫无依据的传说。[23]  但传说很难被遗忘。作为针对俄罗斯愈演愈烈的酗酒风气的反对运动的一部分，政治家和科学家将其归咎于蒙古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蒙古人的形象有关，而这种形象很少是正面的。俄罗斯仍然在与蒙古帝国间的关系中挣扎。一些人将其看作在中世纪天主教扩张的情况下对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东正教的保护，蒙古人曾支持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抗击瑞典十字军和条顿骑士团。[24]  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些人对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感到紧张。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并没有成吉思汗的纪念物，但是其出现的可能性就已经造成很多人的紧张了。有趣的是，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的知识阶层比劳动阶层对成吉思汗的看法更加正面。因此，有一些俄罗斯人和布里亚特人一起寻求使成吉思汗得到承认。除了中国和蒙古国宣称拥有成吉思汗的长眠之所，俄罗斯也有一些人宣称成吉思汗墓位于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的贝加尔湖附近。[25]  然而多数人将此视作传说，并提出了另一个观点。一则新闻报道称：

然而，布里亚特人对于寻找成吉思汗墓并不太热情，阿里古斯（Arig-us）电视台主持人格尔曼·加尔萨诺夫（German Galsanov）说道。这家私人电视台以成吉思汗母亲的出生之地命名。“究竟为什么呢？”他问道，“我们无法获知任何新东西。”

他讲述了前苏联流行的一个故事。1941 年，苏联考古学家打开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跛子帖木儿墓—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两天后，德国入侵苏联。“如果那就是我们打开帖木儿墓的后果，”他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打开成吉思汗墓，后果会是怎样？”[26]

蒙古人的形象

正如上述故事中所显示的，尽管蒙古对世界历史有着很大影响，但人们基本上只记住了他们带来的破坏。尽管几个世纪过去了，蒙古人仍然被视为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决意摧毁他们遇到的一切，尤其是“那些他们不理解的东西”。[27]  而且，这种观点不仅直到几十年前仍充斥于学术著述当中，更广泛存在于大众文学和流行文化的想象中。我们可以看看大众娱乐中最纯良的形式，即从电影到漫画书中的表现。在流行的漫威超级英雄漫画《雷神》（Thor ）中，跛足的唐纳德·布莱克医生（雷神在人间的身份）在遭遇一系列挫折之后，自言自语道：“唯一能使今天变得更糟糕的，就是成吉思汗和蒙古大军从我身上踏过。”[28]  在史酷比系列电影《不情愿的狼人》（The Reluctant Werewolf ）中，史酷比与沙迪在特兰斯瓦尼亚赛车时，吸血鬼德古拉释放出“成吉思刚”（Genghis Kong）来搞破坏，“成吉思刚”即成吉思汗与金刚的结合体。[29]  在系列卡通片《蜘蛛侠和他的神奇朋友们》（Spider-Man and His Amazing Friends ）中，一个恶人为了打败蜘蛛侠，将他置于一座竞技场中，对战史上最致命的武士—然后成吉思汗就出场了。[30]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电影《绿野仙踪》（Wizard of OZ ）中，邪恶巫师的卫士就穿着类似蒙古式的服装。最后，在电影《赤色黎明》（Red Dawn ）中，在苏联军队在密歇根的校园中着陆之前，一名高中历史教师在黑板上写下了成吉思汗的名字—预示了美国的末日。[31]  在所有的例子中，一个人能够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现身。英文中的“Genghis Khan”一词似乎就是这一形象的化身，尽管成吉思汗只是一位历史人物。

这一观点遍布 20 世纪的大众媒体，这并不值得惊奇，甚至会持续到 21 世纪并一直萦绕不去。与此相关的主要是东西方对“野蛮人”（即非定居文明）的偏见、东方主义以及“黄祸”论，当然还有蒙古人自身的作为。由于美国同日本、朝鲜和中国打过仗，且越南战争更是近在眼前，所以在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史诗电影[32]  中并没有使用亚裔演员，而是由约翰·韦恩吊高了眉毛来出演，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邓如萍指出：“13 世纪初遭受蒙古残杀冲击的人们，他们的后裔对蒙古人的评判，根据主流政治或宗教需求的不同而有差异。”[33]  蒙古人常常是一个有价值的仇恨对象。2003 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曾被毫不避讳地比作旭烈兀摧毁巴格达，多数美国人略过了这一比较，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旭烈兀是谁。而多数中东人则理解这一联系，也明白这不是一种恭维（尽管有人可能会想知道美国的将军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34]  此前，本·拉登等激进主义者征引伊本·泰米叶（1263—1328）的著述，试图将美国描绘成一种对伊斯兰教的威胁，且与蒙古是同一级别的。[35]  伊本·泰米叶是马穆鲁克苏丹国的一位伊斯兰学者，他将蒙古视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威胁—而这还是在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之后。

尽管这确实应该埋怨蒙古人自己，但有趣的是，其他的破坏性群体从未被贴上相同级别的污名标签。有些人喜欢歌颂这一威吓性的身份，例如有一支摩托党以“蒙古帮”自称，与“地狱天使帮”对立。其他历史群体似乎达不到这一标准。当然，汪达尔人的恶名也得到了一些认可。可能只有阿提拉与匈奴人或希特勒与纳粹拥有同一级别的恶名。

在 21 世纪的曙光下，情况发生了很多变化。自 1696 年清帝国征服蒙古各部之后，蒙古国现在第一次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而成吉思汗很快就理所应当地成为其国父。这位成吉思汗是所有正面因素的代表—他曾经使蒙古走向强大，而它即将再次崛起，尽管其疆域不再如历史上那样广阔。因此，蒙古人承认的是蒙古帝国较为正面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其杀伐。

今天在蒙古国，没有人能够避谈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遗产。对蒙古人而言，成吉思汗是国父；对外人而言，成吉思汗是蒙古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在标志着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 800 周年的 2006 年之后更是如此。他的面孔和形象无处不在。如果你去蒙古国旅行，就会抵达乌兰巴托的成吉思汗机场。然后，你坐上出租车去成吉思汗银行兑换钱币，而 500 图格里克以上额度的钞票上全都是成吉思汗的肖像。在这一过程中，你可能会路过成吉思汗大街。需要住宿？试试成吉思汗旅馆。饿了？到成吉思饭店就餐，想解渴就喝一杯成吉思啤酒—一种非常德国风格的啤酒。第二天，你可能发现自己累了，那么可以来点成吉思汗功能饮料。参观了所有的成吉思汗旅游点之后，可能你在临睡前会喝点某种带有成吉思汗肖像的伏特加。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一直在观察你在乌兰巴托的行动，因为他的头像被装饰在山坡上，俯瞰着这座城市。他的形象无处不在，且十分显眼，如苏赫巴特尔广场上的纪念堂，使这座城市和这座广场得名所自的苏赫巴特尔（Sukhbaatar）的塑像都黯然失色。中央为高 5 米的坐像，两边是他的继承者们和一对精心雕刻的蒙古战士，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殿堂和塑像的规模证明了成吉思汗的重要性，以及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这座纪念堂比蒙古国的共产主义英雄苏赫巴特尔的陵墓和塑像都要巨大得多。2006 年，有传言说乌兰巴托要改名为“成吉思汗市”。但是，所有这些与乌兰巴托以外的草原上的成吉思汗巨型金属塑像相比都黯然失色。这座高 40 米的成吉思汗塑像在草原上拔地而起，人们甚至可以进入其中，站在成吉思汗坐骑两眼之间的平台上眺望草原。

将成吉思汗用作一种历史的象征和国家的骄傲是极为重要的。与此同时，在蒙古国的共产主义阶段结束之后，蒙古人很快也开始研究广告。不出所料，这引发人们思考具体该如何使用成吉思汗这一“品牌”。成吉思汗牌伏特加是很有趣的，但如果出现成吉思汗牌厕纸则令人情何以堪？在广告中使用成吉思汗应该有所限制吗？而且，并不是只有蒙古人想要利用成吉思汗的威名，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中国都试图挖掘成吉思汗的遗产。因此在 2006 年，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讨论了这一问题，以及如何加以控制。

成吉思汗对于蒙古国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他象征着蒙古国的思想和希望，正如传说中的“永恒之王”亚瑟王（King Arthur）之于英国。关于成吉思汗有几种传说，[36]  对应了很多文化中的某种传统，拉格兰男爵（Lord Raglan）称之为“沉睡的武者”。[37]  归纳而言，在“沉睡的武者”的传说中，一位来自过去的长眠的英雄，会在发生重大危难之时从隐匿之地苏醒，并拯救其故乡。

考虑到成吉思汗是蒙古国的国父，他在蒙古国越来越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蒙古族本身比蒙古帝国的历史更为久远。值得注意的是，多数蒙古人很少谈到成吉思汗在蒙古以外的作为，而更喜欢谈论他的政治才能、视野和法律。对他们而言，征服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成吉思汗带给蒙古人的制度。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征服的残酷感到抱歉，而是他们认识到了成吉思汗其他举措的重要性。因此，自 1990 年以来，成吉思汗就成为蒙古民族主义的基本标志。不仅如此，成吉思汗不仅是国家之父，而且很多人（包括学者和政治家）也认为成吉思汗是蒙古国成功转型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原因。在很多蒙古人眼中，民主的架构是成吉思汗创造的，因为他让自己的继承人以选举的方式确定。[38]  尽管该观点的历史可信度相当有疑问，因为只有成吉思汗的后裔才可以成为统治者，但这也阐明了民主萌芽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通过将民主制度追溯到成吉思汗身上，民主制度的正当性便得以证实，并成为蒙古习俗和文化的一部分。显然，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重要性都不能被无视。蒙古帝国的创建者成为蒙古的象征，只是这一形象在不同的时期会有差异。在这一背景之下，内蒙古人依赖成吉思汗，而其他人则借助其美德，便不足为奇了。

与蒙古国一样，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时也得以独立。哈萨克人没有将札尼别汗或哈斯木汗作为国父，而是转向了成吉思汗。许多哈萨克人去进行了 DNA 检测或者到处游说，以求将自己的名字写入成吉思汗的家谱中。[39]  哈萨克斯坦是电影《蒙古王》（Mongol ）的首要参与方，这是一部关于成吉思汗崛起的传记电影。制作这部电影的目的之一就是教育哈萨克人，成吉思汗是他们历史上的英雄。[40]

关于成吉思汗更为温和的观点，对于西方人而言逐渐不再古怪了。尽管数十年来，研究蒙古帝国的学者们早已了解成吉思汗的全貌，但尚未传达给大众，不过现在已逐渐有所变化。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的成功，他的《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一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了数周之久。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威泽弗德深掘了蒙古人的情感。尽管有时在史实的准确性方面有些随意，但他以丰富的文化视野，描绘出了关于蒙古帝国较为乐观的观点。他并不是唯一一位认识到蒙古人正面成就的学者。基本上，在每一本关于蒙古人的书中，都有一部分章节论及其遗产（你现在读的正是本书的这一部分），探讨其长时段的影响。这一变化的关键，毫无疑问是世界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兴起，缓慢而热情地接受蒙古人为全球史的先驱和改变世界的重要催化剂，这将在本书第二部分中进行论述。我在讲授现代世界史时以蒙古帝国为开端，不仅因为这是我的专业方向，也因为它是全球化、现代军事和欧亚版图变迁的先驱。而且，还有哪个帝国能把约翰·韦恩、达赖喇嘛、哥伦布和莎士比亚联系到一起呢？

1  William Shakespeare，Much Ado About Nothing ，Act II，Scene II.

2  关于此问题的最佳讨论，参看 David Sneath，The Headless State: Aristocratic Orders, Kinship Society, and Misrepresentations of Nomadic Inner Asia （New York，2007）。

3  Andre Wink，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vol. 2：The Slave Kings and the Islamic Conquest, 11th-13th Centuries （Leiden，1997），p. 16.

4  Andre Wink，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vol. 2：The Slave Kings and the Islamic Conquest, 11th-13th Centuries （Leiden，1997），p. 16.

5  Charles Melville，‘The Keshig in Iran：The Survival of the Royal Mongol Household’，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4），p. 60.

6  Rudi Paul Lindner，Explorations in Pre-Ottoman History （Ann Arbor，MI，2007），pp. 21-34.

7  Cemal Kafadar，Between Two World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 （Los Angeles，1995），pp. 44-45；Colin Heywood，‘Filling the Black Hole：The Emergence of the Bithynian Atamanates’，The Great Ottoman-Turkish Civilization ，ed. K. Cicek et al.（Ankara，2000），vol. l，pp. 109-110.

8  Rudi Paul Lindner，‘How Mongol were the Early Ottomans?’，in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ed. Reuven Amitai-Preiss and David O. Morgan（Leiden，2001），pp. 287-289.

9  Melville，‘The Keshig in Iran’，p. 58.

10  J. Pelenski，‘The Contest between Lithuania-Rus’and the Golden Hord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for Supremacy over Eastern Europe’，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II（1982），pp. 303-320.

11  关于现代早期西部草原上的战争与外交的更完整讨论，参看 Brian L. Davies，Warfare, State and Society on the Black Sea Steppe, 1500-1700 （London，2007）。

12  Martha Brill Olcott，The Kazakhs ，2nd edn（Stanford，CA，1995），p. 8.

13  同上，p. 9。

14  Chantal Lemercier-Quelquejay，‘The Kazakhs and the Kirghiz’，in Central Asia ，ed. Gavin Hambly（New York，1969），p. 146.

15  David M. Robinson，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Cambridge，MA，2009），p. 64.

16  Michael J. Seth，A Concise History of Korea: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hroug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nham，MD，2006），pp. 109-110.

17  Peter C. Perdue，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MA，2005），pp. 549-565.

18  Alexander Burnes，Cabool ，2nd edn（London，1843），p. 168.

19  关于这一观念史的有趣讨论，参看 Joshua Fogel，‘Chinggis on the Japanese Mind’，Mongolian Studies ，XXXI（2009），pp. 259-270。

20  Timothy May，Culture and Customs of Mongolia （Westport，CT，2009），pp. 145-146.

21  Jack Weatherford，‘A Scholarly Quest to Understand Genghis Khan’，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XLVI/32（2000）.

22  Joshua Kucera，‘The Search for Genghis Khan：Genghis Khan’s Legacy Being Reappraised in China，Russia’，见 www.eurasianet.org，2011 年 1 月 23 日访问。游客数量可能有所夸张。

23  Charles Halperin，The Tatar Yoke （Columbus，OH，1985）.

24  Kucera，‘The Search for Genghis Khan’.

25  Kucera，‘The Search for Genghis Khan’.

26  同上。

27  Storm from the East: From Genghis Khan to Khubilai Khan [TV series]（London，1993）.

28  Alan Zelentz，‘Runequest’，Thor ，I/334（1983），p. 60.

29  Scooby-Doo and the Reluctant Werewolf ，dir. Ray Patterson（1968）.

30  Christy Marx，Spider-Man and His Amazing Friends ，episode‘The Fantastic Mr Frump’，dir. Don Jurwich （26 September 1981）.

31  John Milius and Kevin Reynolds，Red Dawn ，dir. John Milius（1984）.

32  指 1956 年的美国电影《成吉思汗》（The Conqueror ）。——译者

33  Ruth Dunnell，Chinggis Khan: World Conqueror （Boston，MA，2010），p. 93.

34  Araminta Wordsworth，‘Saddam Plays on Fears of Mongol Devastation：Genghis Khan’s Warriors Destroyed 13th-century Iraq’，National Post （22 January 2003），p. A15.

35  Michael Scott Doran，‘Somebody Else’s Civil War’，Foreign Affairs ，LXXXI/l（2002），pp. 31-32.

36  May，Culture and Customs of Mongolia ，p. 141.

37  Fitzroy Raglan，The Hero: A Study in Tradition, Myth, and Drama （New York，1937），pp. 41-42.

38  Paula Sabloff，‘Why Mongolia?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 Emerging Democracy’，Central Asian Survey ，XXI/l（2002），pp. 19-36. 亦可参看 Andrew F. March，‘Citizen Genghis？On Explaining Mongolian Democracy through “Political Culture”’，Central Asian Survey ，XXII/l（2003），pp. 61-66。

39  Richard Orange，‘Kazakhs striving to prove Genghis Khan descent’，Daily Telegraph （4 October 2010），p. 20.

40  ‘Kazakhstan seeks identity on the big scree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8 May 2008），p. 20.

第二部分　成吉思大交换

第 4 章　蒙古治世与贸易

蒙古帝国对于促进贸易有很大的兴趣，这一点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一个从喀尔巴阡山脉延伸到日本海的统一帝国，确保了诸条商路的安全，也降低了商人们穿越欧亚诸商路所需支付的关税与费用。据说，一名处女拿着装满珍宝的金瓮，也能够从帝国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而不受骚扰。这也许有些夸张，但确实传达了一个观点，即欧亚诸商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了，新的商路也繁荣起来，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然而，对于蒙古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仍然缺乏了解。建立史上最辽阔的帝国，当然有助于商路的安全，然而是什么将商人们从主要的商路上吸引到蒙古汗廷呢？丝绸之路横穿中亚，而蒙古草原不仅离开了其主路，甚至比偏僻的小路更远。

但是，蒙古草原上的游牧者与定居王朝之间的贸易存在了许多个世纪。我们对于 11 至 12 世纪蒙古草原诸部族与辽、金、西夏王朝之间的贸易所知甚少，只知道与战争相关的货物是禁止进入草原的，但仍有许多中间商从中渔利。[1]  大多数贸易以“朝贡”的形式在今内蒙古的边境城镇进行。很少有商人真的冒险进入草原，尤其是戈壁以北，因为对于大型商队而言，这是极大的冒险。事实上，在前蒙古时代，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贸易经常始于抢掠的威胁。从游牧者的角度来看，“战争与贸易并不矛盾，相反，贸易包括战争，因为要创造贸易的可能性，就需要军事行动”。[2]  在游牧-农耕商业关系中，货物的获得方式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游牧者暗中与中原进行贸易，意味着朝廷对此并不认可。多数游牧者都采取这种形式。第二类是通过官方渠道，即游牧者向皇帝称臣（至少在名义上如此），从而在皇帝许可的地域内进行朝贡与贸易。这种形式使游牧首领们获利，因为皇帝赏赐的礼物直接到了他们手里，随后他们可以自己保留或者赐予属下。最后一类是游牧者抢掠边境以夺取财货，然后按照等级地位分配战利品，但这种险中取货的方式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危险。[3]

成吉思汗与早期的贸易

蒙古帝国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游牧-农耕贸易形式，不仅消灭了许多试图控制商路的政权，而且也带来了一次观念上的改变。这一改变是决定性的，关系到蒙古人对于贸易的构想。正如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所论：

统一并不一定会减少运输的总成本，但是它具有这样的潜质，只是取决于政策的选择而已。一个政权做出的主要贡献，是以“法律与法令”为根基，减少不可预估的保护费。在统一的状态下，贡物征收者们相互矛盾的情况消失了，通行费有了规范，这就使运输成本可以预估了。[4]

但政策上的一个决定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在洲际贸易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而言。观念上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鉴于游牧者此前曾经与一些深入草原的商人一同建立一些贸易中心，蒙古人创造了一个舞台，让贸易自己送上门来。

成吉思汗早年便曾与几位在草原上做生意的穆斯林商人建立起重要联系。事实上，在 1203 年与克烈部交战受挫之后，成吉思汗在巴勒渚纳湖重组政权。他与湖边一个名为阿三（Asan/Hasan）的穆斯林商人订立了一个重要的誓约，阿三从事貂鼠皮和灰鼠皮贸易，当时正在湖边饮羊。[5]  由此可见，穆斯林所居的中亚与西伯利亚之间存在着毛皮贸易，而且有一条商路从蒙古草原中央穿过。阿三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地位相当重要。不过，正如罗依果指出的，中亚的撒儿塔黑（Sartaq，城居穆斯林）并不会为了购买毛皮而向蒙古输入羊。更可能的是他将货物带入蒙古出售，在蒙古购买羊，然后转卖给居于贝加尔湖附近的槐因亦儿坚。他的最终目标是生皮，但是在途中也需要进行贸易以支付旅费。[6]  无论如何，阿三的活动是蒙古帝国贸易模式的先驱。

随着成吉思汗的崛起，对于商路安全的保障逐渐转型。成吉思汗鼓励贸易，喜欢同造访其营地的商人们谈话。他的目的部分是搜集商人们所见的关于遥远地域的知识，同时也认识到了贸易对于他的新生王国的重要性。几乎自他统一草原之时起，他对于恢复和推动商业发展的渴求就开始了。在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他设置了名为“哈剌黑赤”（qaraqchin）的卫士，在商路上保护商人。他们轮番当值，保障商队的安全，同时也承担其他职责。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审查商人，如果发现了成吉思汗感兴趣的商品，就敦促商人或者重新规划路线，使他们能够迅速前往成吉思汗营帐彼时所在之地。[7]  随着蒙古人扩张至中亚，他们不仅得到了畏兀儿和哈剌鲁诸部的效忠，也控制了从阿马里（位于今哈萨克斯坦）至东方的商路。

当中亚的穆斯林商人抵达成吉思汗的营帐时，他们见到的不仅是一位现成的顾客，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生意伙伴。确实，曾有一位名为巴勒乞黑（Balchikh）的商人将美丽的织物带给成吉思汗，每件要价 3 巴里失（balish）金。成吉思汗拒绝了，且对商人的经营方式非常愤怒，说：“此人以为我们从未见过织物吗？”[8]  然后，他向这位商人展示了蒙古人已经拥有的大量织物，并且命令卫士没收了巴勒乞黑的货物。这种手段一开始看来对促进贸易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这一策略却生效了，因为其他商人明白了他们在与谁做生意，并将他们的货物作为礼物献上（可能是为了逃命）。然而，成吉思汗为每段纳失失付了 1 巴里失金，每两段赞丹尼奇（zandanichi，棉布）付了 1 巴里失银。尽管蒙古人会为商品支付合理的金钱，但不会遭到欺骗或榨取。成吉思汗为他们的回程投资，并鼓励他的将领和诸王也这样做，向每位商人提供金银，并从自己的扈从中派出两三人（皆为穆斯林）同商人组成商队。然后，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帝国统治者摩诃末传达信息，谋求贸易关系及两国之间商旅的安全。[9]  蒙古所资助的商队确实是国际性的，其成员中有来自花剌子模帝国及更远地区的穆斯林商人，还包括一些印度人。

这支商队在 1218 年回到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时遭到了屠杀，因为当地长官怀疑这些商人同时也是蒙古人的间谍（他的怀疑是正确的）。[10]  这一事件挑起了一场战争，导致蒙古扩张至中亚和中东，而曾经绵亘扎格罗斯山脉至锡尔河之间广大地区的花剌子模帝国则一举倾覆。屠杀事件冒犯了成吉思汗的感情和统治理念。他已经为推动贸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他所资助的商队遭到任意屠杀，将会损害他的多重目的和提供安全保障的声誉。这不仅仅是自尊的问题。爱尔森评论说：“该事件不仅是对（成吉思汗的）尊严的侮辱和对蒙古军队的公开挑战，这实质上是钱袋子的问题，相较于其他问题，正是这种怨恨引发了报复。”[11]  成吉思汗和他的诸王都曾进行投资。尽管我们不知道成吉思汗自己投入了多少，但每个人投入的数目都不大，只给了每个商人若干巴里失的金银。蒙古人对商队的投资，实际上就像著名的小老太太俱乐部凑钱买股票一样。[12]

这场战争体现了成吉思汗的基本贸易策略。他推动贸易发展并寻求公平的价格，在此过程中，他逆转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贸易的旧标准。此前，蒙古人及其他游牧民族没有足够数量的奢侈品，不得不经常与边境地区的商人进行贸易（或中间贸易）。而此时，他们拥有了新的财富并有了消费的需求。不仅如此，他们需要奢侈品，但仍住在草原上，因此商人们不得不到草原来找他们，这与过去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蒙古人必须支付运输费用，对于商业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了。尽管商人们可能会期待收回运输成本，但他们仍然必须承担前往蒙古营帐所需的费用。既然更多的商人进入了草原，我们就能看到他们越来越多地遵循了阿三的贸易模式，即沿途购买大宗货物而售卖于他处。随着安全日益得到保障，且在商路的另一端有大宗货物与奢侈品的购买者，于是正如爱尔森所说：“远距离大宗货物贸易在这种背景下成了经济合理的命题。”[13]

窝阔台与哈剌和林

尽管内亚的商业活动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但是关键的变化发生在窝阔台统治时期（1230—1241）。他在鄂尔浑河谷地建造了蒙古的都城哈剌和林，这是蒙古草原上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重要地区。[14]  窝阔台在此建都，使成吉思汗系和蒙古的统治进一步合法化，不仅是因为此地的历史重要性，也是因为它处于蒙古草原的中央，相较于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怯绿连河谷地的旧都阿乌拉嘎更具有战略重要性。[15]  1230 年窝阔台掌权时，蒙古帝国的疆域西至阿姆河，东临日本海，哈剌和林之地几乎是帝国的中心。后来忽必烈迁都，部分原因是随着对中国的征服，哈剌和林对于施行有效的统治而言变得过于遥远了。另一个原因则是哈剌和林虽然是都城和意识形态上的战略要地，但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却位置不佳。为了养活城中的居民，每天都要运入约 900 车的给养。

蒙古的汗实际上并不住在哈剌和林，而是住在城市附近牧场上的游牧营地中。事实上，教皇的使臣柏朗嘉宾并未进入哈剌和林，而是直接去了贵由的营地。尽管鲁布鲁克到访了哈剌和林，但他是在蒙哥汗的营地中与之会面的，那里距离哈剌和林尚有几天的路程。在商议某些国家大事时，汗会来到都城。但在多数时候，汗似乎将哈剌和林视为自家的车库、地下室或阁楼。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存放东西的地方。而我们都知道，储物空间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观察者们注意到，在哈剌和林的宫殿附近有许多谷仓式的大型建筑，其中储存着财物与珍宝。[16]  因此，蒙古人不仅拥有最大的帝国，也拥有最大的步入式壁橱。

当然，他们的一部分“东西”是珍宝与战利品—既有掠夺来的，也有从商人处购买的。他们的另一部分“东西”则是带回蒙古的工匠。方济各会士、法国国王路易四世的非官方使者鲁布鲁克曾在哈剌和林见到了许多中国工匠。他观察到，工匠们用银或实物交税，传承着其父辈的手艺。[17]  鲁布鲁克抵达哈剌和林是在 1253 年，因此这些工匠应该是哈剌和林的第二代居民，第一代居民可能是窝阔台在 13 世纪 30 年代初期征服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后带回的。鲁布鲁克暗示，第二代人都继承了其父辈的职业，但并不只是遵循传统，而是蒙古法令使然，尽管父子相承在中世纪较为常见。[18]  在蒙古的生产中心，工匠们必须子承父业，而无缘像帝国之外有时会发生的那样从事其他工作。如此一来，蒙古人便可确保获得自己所需的货物。由于蒙古的征服，许多工匠被带到了蒙古草原，可以说成了蒙古人军事工业中的一分子，为其制造武器和甲胄。其他工匠则制造奢侈品，例如纳失失，这是蒙古贵族珍爱的一种织金锦，常常作为荣耀的象征被送给客人。[19]

哈剌和林本身是一座有计划、有组织的城市。据鲁布鲁克记载，在天降大雪时，蒙古政府会安排人员除雪。[20]  不过，它显然不是一座大城市。鲁布鲁克注意到，如果排除了汗的宫殿，那么这座城市比圣丹尼斯还要小，而后者只是巴黎郊区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村庄。[21]  鲁布鲁克的印象可能不深，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哈剌和林虽然位于蒙古草原，但其居民绝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它是一座真正的多语言城市。除了宫殿和皇家仓库，这座城市还拥有两个主商业区。一个由前面提到的中国工匠经营，另一个则是市场，靠近宫殿，由穆斯林商人主导，不过其他商人与使节也在此聚集。市场上有奢侈品和平常货物，但是不卖食物。人们可以在东门附近购买小米和其他谷物（当有货的时候）；南门是牛市和车市，大概是因为其面向中原；西门卖绵羊和山羊；北门卖马。有趣的是，没有人提到骆驼市场，也许因为它们的价格总是马的三倍。此外还有官府建筑，为大臣与书记官所居之处。这座城市中也有 12 座“异教”庙宇，可能包括佛道寺观。鲁布鲁克也注意到两座清真寺和一座景教教堂。哈剌和林是传教活动的温床。[22]

哈剌和林作为商业中心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窝阔台的政策。在窝阔台统治时期，城中建造了货仓，存放金锭、银锭、缎子等各种奢侈品；也建造了谷仓，存放作为赋税征收而来的谷物。他也颁布法令，挑选卫士及仓库负责人。也许，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但我们必须记住，窝阔台是在建造一座存放财货的固定基地。尽管游牧社会总是在寻求财货，但他们仍然不得不带着它们移动，如此大的数量鲜见寻获，更不用说长期保存了。窝阔台意识到，蒙古汗廷所得的大量财货必须有组织地进行管理，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他也从每个千户中选人，大概这样就不会有某个群体垄断职位并从中渔利，于是每个千户都有自己的代表了。[23]

窝阔台还建立了一些其他的机构，以促进商业发展。他在包括戈壁沙漠（蒙古语中称为“chöl”）在内的许多地区建设了有砖墙的水井，这样一来动物就不会掉进井中污染井水。[24]  戈壁长期以来阻碍了蒙古与华北之间的贸易，但窝阔台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众和牲畜，也是为了确保一旦有需要他就能向华北派兵。无论如何，水井使商路变得大为易行，无疑鼓励了贸易的发展。

窝阔台创立的另一项制度是驿站。成吉思汗可能已经建立了驿站的雏形，但窝阔台将其扩展到了帝国的其他部分，并创造了维持其效率的方法。[25]  每个驿站中有 24 位养马者。其效率应部分归因于窝阔台下令签发 1,000 户为站赤（负责管理驿站和保养驿马）、仓库官和谷仓官，以提供给养以及车、牛和马。[26]  最后，他扩大了巡逻队，例行巡视主干驿道，不仅保障路途的安全，也向汗报告商队将会带来的财物。

但是，窝阔台首先须将商队吸引到哈剌和林。为此，他有一个简单的计划—他打开了诸仓库的大门。据供职于蒙古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载，这有着引蛾扑火一般的效果：

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投机者和寻求一官半职的人，都在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和目的后归去，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满足，所得倍于其所求。多少穷人富裕起来，多少贫民发财变富！每个微不足道的人都变成了显要人物。[27]

志费尼关于窝阔台的过度慷慨的大量记载，须以志费尼的生平为滤镜来观察。志费尼是一名穆斯林，他的祖国已经被蒙古征服并统治。尽管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得到了蒙古人的任用，但也不得不适应这样的事实，即蒙古人是异教徒，而“伊斯兰世界”（Dar al-Islam，伊斯兰教法与穆斯林统治地区）正在迅速地缩减。在 13 世纪，几位穆斯林思想家做出的辩解是，尽管理想的状况是由一位公正的穆斯林国王施行统治，但是信奉任一宗教的公正统治者也比暴君要好。所以，当几乎所有人都说窝阔台的性格慷慨而善良时，这表明窝阔台确实是一位公正的统治者。志费尼所举的事例也为窝阔台在商业方面的兴趣提供了有效的材料。

事实上，令窝阔台的官员们大为惊愕的是，他不停地为遇到的任何商品支付高额的金钱。一次，一名箭匠遭遇难关并欠了债。他向窝阔台售卖他的箭，以终结自己 70 巴里失的债务。作为回报，他会每年供给窝阔台 10,000 支箭。窝阔台给了他 100 巴里失。窝阔台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慷慨，也订立了一个约定，以供给蒙古人更多的箭。[28]

志费尼也记录了关于窝阔台的慷慨和商业智慧的其他实例：

当他登上汗位，而且他的仁爱与乐施之名传遍天下时，商旅开始从四面八方奔赴他的宫阙，而他们运来的任何货物，不论好坏，他都会下令一律全价收买。而且往往都不会看上一眼，也不会询问价格。[29]

他的谏臣们当然试图阻止他过度花费，但是无济于事。[30]  即使他们支付了公平甚至超出公平的总价，如果少于窝阔台所认定的合适数目，他就会加钱。

窝阔台的行为看起来可能十分愚蠢和矛盾（与成吉思汗很不相像），但他仍具有某种才智。窝阔台知道，他不会长生不死。毕竟，如果连他的父亲在寻求长生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他又怎么会成功呢？但他的过度花费为哈剌和林带来了国际性的商业。当商人们知道，不论他们带来什么，都会在确定运输费用后被支付两倍的价钱时，哪个商人能不动心？窝阔台的才智不仅表现在创造了帝国内部贸易的组织构造，也表现在使哈剌和林成为贸易的焦点。[31]  在他死后很久，即使当更加务实的人物登上汗位，赏赐数目也变得较为理性时，商人们仍不断聚集到这座城市中。

斡脱、过渡期与恢复期

窝阔台的计划变成了现实，但出现了一些不可预计的后果。随着帝国的成长，商人对于汗廷的影响也在增长，特别是那些主导了陆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一些人来到蒙古寻求投资，另一些人则只是来售卖商品。商人们通常与蒙古贵族结成合伙关系，被称为“斡脱”，从而享有官方赞助，并拥有稳定的投资人，使双方都能获利。许多蒙古哈敦例行将她们的私产投入商业贸易中。而且，在窝阔台时期允许商人使用驿站，只要他们不妨碍军事与行政交通即可。窝阔台的继承者贵由（1246—1248 年在位）延续了他的政策，例行以高于物价 10% 或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32]  贵由的妻子、监国皇后斡兀立海迷失（1248—1251 年摄政）也钟爱商人，乃至变成商人的诸王。商人们聚集到蒙古的都城中，但这最终导致了腐败，对官僚制度造成了破坏。

这类腐败最早出现于窝阔台的寡妻脱列哥那摄政时期（1242—1246）。在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时期，由于许多商人通过购买官职以及监国推行的包税制进入官僚系统，从而加剧了腐败。蒙古哈敦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斡脱的投资人，到 13 世纪 40 年代，斡脱的数量激增，斡脱商人被颁给“牌子”，凭之可以使用驿站，因此导致驿站的交通往来激增。牌子的增加为站户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负担，腐败也更加猖獗。商人们不仅能在驿站中停留和休息，还能像皇家使臣和诸王一样使用驿站中的服务，包括征募给养和牲畜，并由站户承担所有随从人员的食宿。

结果，许多驿站附近的牧民或是破产，或是逃走。在驿路经过的农耕区，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农民为了躲避斡脱商人的繁重需索，荒弃了农村和农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斡兀立海迷失对于行政事务的粗疏管理。尽管她沿用了脱列哥那的做法，加大商业投入并售卖官职，但是她并没有控制牌子的发放。成吉思汗系诸王缺乏规范，普遍忽视国事，因此也向斡脱商人大幅投资。有的甚至自己也成为斡脱商人，以求增加财富。[33]  因此，大小诸王（aqa 与 ini）也在发放非常重要的牌子。驿站文书规范的缺失，最终导致了交通系统的崩溃，而正是这个系统将一个从日本海绵延至里海的大帝国联结在了一起。此外，由于政治权力不可逆转地分散化，诸王纷纷派出自己的使臣（额勒赤），以颁布和施行法令（札里黑）。

最终，蒙古的第四任汗蒙哥（1251—1259 年在位）恢复了秩序，消除了腐败的商业行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试图消灭斡脱商人及其与蒙古诸王的合作关系，而仅仅是管束他们，使之不得侵害国家的利益和制度。他首先收回了所有的牌子，禁止其他诸王颁布法令，并废除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所有牌子。然后，禁止诸王“不经由朝廷便干预各行省的财政管理事务”。[34]  蒙哥汗有效地减少了大小诸王对国家经济利益的侵害。他收回了前几任汗颁发的牌子，并规定只有朝廷才能颁发牌子，使帝国重新控制了驿站的使用与管理。据波斯史学家、官员志费尼记载：

有诏禁止把牌子发给商人，由此可以将他们和那些底万（diwan，长官）的公务区别开来。商人使用驿马极不合理，因此百姓将通过这条法令而免受骚扰。[35]

因此，商人们失去了帝国驿站的通行证，无法再使用驿马，也不能再向站赤和站户索要服务。此外，蒙哥汗还剥夺了商人此前所获得的免税权，将他们录入税簿，让他们像帝国的其他臣民一样缴纳赋税。[36]  蒙哥汗用这样的方法结束了政权过渡期出现的商业管制大幅失控的状况，也结束了这种状况对帝国造成的损害。

在处理了地方上的腐败问题之后，蒙哥汗便开始处理斡脱造成的中央官僚机构的腐败。他命令使臣不得离开驿路，若无相关事务不得进入沿途城镇和村庄。他还削减了驿站祗应的数量，从而减轻了农牧民站户的负担。斡脱商人在使用驿站时也受到相似的限制。他们虽然不再持有牌子，但仍然沿着驿路行商，因为驿路上有驿马且受蒙古人保护，所以仍然是最佳的商业路线。不过，挥霍宴饮、强征牲畜的日子已不再有了。他们如果在驿站或村庄停留，就必须支付牲畜、给养和住宿的费用。与此同时，蒙哥汗仍承认斡脱商人与政府签订的契约，向他们偿还债款。因此，此前斡脱商人以损害帝国臣民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不受制约的影响力与繁荣，而蒙哥汗对于商路和成吉思汗系诸王贪欲的管制，则带来了帝国的全面繁荣。蒙哥汗的财政改革为这个正在扩张的帝国带来了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使帝国随着他的征服战争进一步成长。他的改革虽然使帝国的资源免于被滥用，但并未妨碍贸易，甚至有可能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因为改革限制了斡脱商人的权力，使其他商人也能参与平等竞争。

帝国分裂之后

蒙哥汗死后，蒙古帝国逐渐分裂为四大汗国。尽管它们在理论上仍是一个整体，共同承认同一位大汗，即帝国东亚部分包括蒙古草原在内地区的统治者，但事实上，四大汗国已无可挽回地加速独立。不过，这些独立的汗国以新的方式相互联结。最基本的方式是战争，因为无论何时，这些新的汗国总是与至少一个相邻的汗国长期交战。第二种方式是贸易。尽管存在频繁的战事，但蒙古治世在很大程度上仍能维持，因为黄金家族的诸分支仍然从帝国各地征收赋税。即使在察合台汗国与元朝交战时，察合台系诸王仍能得到收入，同时也向蒙元汗廷缴纳费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并非不可能。将帝国松散的各部分联系到一起的是驿站。驿站仍在运行，商人们仍然使用驿路，因为他们知道，这依然是最快捷和最有效的商业路线。不过，汗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改变驿站交通路线，马可·波罗一家就恰好遇到了这种情况。

13 世纪 60 年代初，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Nicolo）与叔叔马菲奥（Maffeo）从黑海来到忽必烈的汗廷。然而这次旅行的出现，应归因于朮赤汗国的统治者别儿哥与中东的伊利汗国统治者旭烈兀之间的战争阻断了他们回威尼斯的路。战争在高加索山脉两侧来回拉锯，从伏尔加河上游城市不里阿耳到下游城市萨莱之间的道路很不安全。波罗一家曾在萨莱与别儿哥有商业往来，因此他们决定不再西返，而是向东经商。他们随后抵达了中亚。他们在不花剌遇到了旭烈兀派往忽必烈汗廷的一名使臣，他们遂成为他的随员，并被安全地护送至忽必烈面前。[37]  事实上，战争不止一次地改变了波罗一家的旅行计划。为忽必烈服务了 17 年之后，当波罗一家想要返回意大利时，中亚的战争迫使他们改走海路。他们又一次与政府官员同行，这一次的官员是要护送忽必烈汗廷的一位公主前往伊利汗廷。

马可·波罗在元帝国担任了政府官员，但并没有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担任过总督，尽管如此，他的旅行仍透露出蒙古帝国贸易的许多状况。当然，他的观点反映的是他自己的兴趣和他对蒙古人关注点的解释，而不一定能反映出忽必烈对外政策的真正意图，也不一定能反映出忽必烈的全部意图。不过，当马可·波罗讨论忽必烈意图征服的地区时，他列出了这些地区所拥有的商品与财富。如果无甚可列的话，他就会注意到征服带来的商业与经济利益。不仅如此，有的征服意图就是由商业利益驱使的。1274 年，忽必烈首次征讨日本（至少是征讨日本的博多城），便是想要切断宋朝与那里的贸易联系，夺走宋朝从日本贸易中获得的税收。考虑到宋朝借助从博多贸易中所得的资金来抵抗蒙古入侵，忽必烈将其除去确是明智之举。[38]

贸易也部分地刺激了元朝向东南亚和爪哇的扩张。其部分目的是想恢复朝贡，此前那里曾向宋朝朝贡，如今忽必烈想要接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朝贡看作“保护费”或者对恩庇-侍从关系的承认。几百年来，朝贡行为中不仅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有贸易协商，而且外交使节实际上也从事商业贸易。朝贡关系常常只是以外交为表，真正强调的则是贸易关系的正式化。

马可·波罗指出，忽必烈汗听说了占婆（今越南中部）的财富，便被贪欲所吞噬。1281 年，蒙古征服了占婆，但只统治了很短的时间，蒙古人索取大象和珍稀木材为贡品。[39]  而且，宋朝曾与占婆和爪哇有广泛的贸易关系。忽必烈迫使它们承认蒙古的统治和权力，试图强制性地恢复贸易关系。马可·波罗提到的商品包括檀木这样的珍稀木材以及药物与香料，表明他十分关注商业机遇。考虑到蒙古长期以来强调对贸易的保护与鼓励，蒙古人很可能也将他们的入侵视为对资源的保障，或者是开启贸易的“炮舰外交”。无论如何，侵略带来的恐惧可能难以消弭，但他们的贸易并没有停歇。[40]  1976 年，在韩国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 14 世纪初的沉船，这艘船由足利幕府和京都的东福寺投资，在驶往日本的途中沉没。船上载有 2,000 件瓷器和重达 28 吨的铜钱，显示出蒙古帝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并不是小规模的。

尽管忽必烈的跨海征服失败了，但来自蒙古帝国的船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航线上纵横驰骋。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想要登上这些船从印度前往中国，而马可·波罗则乘这些船从中国到了印度。贸易是官方行为，伴随着外交活动，伊本·白图泰便遇到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68 年在位）派出的 15 名外交使臣。当然，在这些外交活动中交换的礼物不仅包括各个国家的奢侈品，也有奴隶、舞者、歌者等。中国货船将印度商品运回蒙古帝国，途中在多地停留。商品中包括马剌八儿[41]  的胡椒—马剌八儿是元朝与印度之间直接贸易的西限。[42]

中国货船回到了中国南方像广州这样的大型贸易城市。尽管贸易是在中国商船上进行的，但大多数商人并不是汉人，而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包括信教的汉人以及迁居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因此，当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时，他不仅见到了穆斯林，也见到了建有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法院的完整的穆斯林聚居区。这些设施是前文所讨论的斡脱系统的一部分。1368 年元朝灭亡之后，斡脱系统几乎崩溃，穆斯林聚居区的规模和影响力都缩小了，这部分是由于明朝实行排外政策，而偏爱非汉人的蒙元时代已经终结了。

尽管蒙古帝国分裂成四大汗国且互相交战，但是在 14 世纪，它仍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从伊本·白图泰的旅行中便可以看出。这位摩洛哥学者的行程穿越了全部四个汗国，并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尽管他的记录并不总是详尽的，但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足够的材料，来一窥 14 世纪的商业状况。

我们对朮赤汗国的了解较少，但我们知道它位于一些贸易路线的联结点上。除了它与中亚和中东的贸易路线，北部的路线将它与波罗的海贸易以及西伯利亚和北极圈的毛皮贸易联结了起来。从金帐汗国过境的商业财富是难以估算的，但如果伊本·白图泰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克里米亚港口卡法（当时是热那亚商人的聚居地）中的 200 艘船数量可谓极大。[43]  除了丝绸、香料这样的常见奢侈品，意大利商人也倒卖来自朮赤汗国各地的琥珀、毛皮、木材、谷物和奴隶。他们将黑海的商品运到中东、北非和意大利的港口。

不只是黑海的诸港口城市成了主要的贸易中心。月即别汗的都城新萨莱（约建成于 1330 年）曾是一座繁荣的商贸中心，直到中亚征服者跛子帖木儿将其摧毁，部分原因是为了重新规划通往他的首都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新萨莱是一个交汇点，商人们从伏尔加河流域带来了谷物、毛皮、木材和奴隶，自东向西带来了丝绸、香料与其他奢侈品。朮赤汗国出产的马从新萨莱和乌尔根齐被贩运到印度。[44]

波罗的海南北的贸易也不能轻视。考古材料证明，罗斯王公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以银和琥珀支付。[45]  朮赤系统治者的贸易便扩张出了他们的帝国。波罗的海一带（特别是汉萨同盟）的商人们通过诺夫哥罗德，与朮赤汗国的其他商人做生意。蒙古帝国的举动能够影响到像英格兰这样遥远的地方。例如，蒙古人入侵欧洲时，伦敦的鱼市崩溃了，因为波罗的海的商人们不再前来买鱼，而是在他们自己的港口观望，一旦蒙古人出现在地平线上，就将惊惶的市民撤出。[46]

巴格达由于被破坏而成了一个不太重要的地方城市，而由于伊利汗廷建立在了大不里士[47]  ，这座城市遂成为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此外，它也带走了巴格达的生意，使巴格达的复兴变得更加困难。大不里士同时联结起中东、地中海、中亚和印度洋的商路。甚至伊本·白图泰也说，从商品的种类和选择上而言，大不里士的巴扎（bazaar）是世界上最好的市场之一。[48]  这座都城中不仅居住着穆斯林商人，也有热那亚、威尼斯和其他欧洲人活动，它成了欧洲人在亚洲内部的第一个商贸聚居地。此前，意大利人的贸易中心仅限于地中海和黑海沿岸。这些商人也并不总是只与中间商进行贸易。1320 年，伊利汗不赛因与威尼斯签署了商业协约。

蒙古人通过商业为大不里士带来了财富，同时它也是都城，从而成为一个拥有 20 万人口的大都会。这座城市自诞生起便一直在持续扩张。合赞汗在其统治时期规划了新的郊区，包含清真寺、经学院、合赞纪念堂和大量官员住宅。大不里士成为伊利汗活动的中心，以至于完者都汗迁都孙丹尼牙后，也并没有动摇它的地位。

蒙古帝国以外的地区也从贸易中获益，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有些人可能更希望避免受到蒙古的影响，比如那些逃难的工匠、商贾和其他人等。开罗因其作为马穆鲁克帝国的首都而获益，也因其作为地中海与红海之间的贸易枢纽而繁荣。1299 年至 1300 年间，伊利汗国侵略叙利亚时洗劫了大马士革，从而导致其衰落，开罗遂继起成为贸易中心。大批工匠、商贾和其他人等逃到开罗避难，他们带来的才能、技术与财富，帮助开罗转变成为“伊斯兰世界中最具国际性的文化中心”。[49]

随着伊利汗国与马穆鲁克苏丹国之间仇恨的消解，大马士革迅速复兴，恢复了其枢纽地位，联结起安纳托利亚、黑海地区与阿拉伯半岛绿洲地带，也联结起黎凡特与波斯甚至印度。在整个马穆鲁克统治时期，由于合赞汗进攻前的马穆鲁克-伊利汗国战争，作为马穆鲁克国叙利亚省首府的大马士革也十分繁荣。尽管大马士革在历史上是叙利亚人活动的中心，但经历了中东两大帝国之间近 50 年的战争和紧张关系，它成了一座辉煌的城市，在贸易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仅次于开罗，而在教育方面可能还超过开罗。马穆鲁克苏丹国与伊利汗国之间的和平，也使中国商品重返中东。尽管红海航路上的贸易从未真正中断，但由于没有了陆上商队，确实受到了很大限制，而蒙古治世确确实实让商品价格恢复到了人们相对负担得起的程度。

中国商品总是富有魅力的，中国对蒙古帝国其他地域的经济也造成了影响。在乞合都汗统治时期，伊利汗国发行了纸钞。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使用花花绿绿的纸币，但中世纪的波斯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激进的概念。尽管政府尽其所能地强制推行纸钞，但遭到了巴扎中商人的全面抵制，经济遂陷入停滞。使用非金银通货而以金银为本位，这种概念仅限于蒙古帝国之内。在德里苏丹摩诃末·秃忽鲁（Muhammad Tughluq）统治时期，由于印度缺银，遂发行铜币，以金为本位，这显然是对纸币的效仿。尽管在中国以外推广纸币的使用（至少是暂时的）以及以国家为后盾的通货，这一切都是蒙古人的功劳，但他们也因在整个中国推广纸币而闻名。

这次通货试验并不是蒙古统治下的中东在货币方面经历的唯一变化。蒙古人确实回归了第纳尔和迪拉姆体系，但是与乞合都汗之前相比，这个体系已经不同了。伊斯兰世界传统的货币体系由金第纳尔和银迪拉姆构成，分别基于拜占庭帝国和萨珊帝国的货币体系。[50]  迪拉姆与第纳尔的兑换率根据时间和地域而各不相同。在合赞汗统治时期，伊利汗国的金第纳尔被银第纳尔取代，1 银第纳尔相当于 6 银迪拉姆。[51]  之所以侧重于银制货币，可能与伊利汗国易于获得安纳托利亚的银矿有关。[52]  尽管伊利汗国不再有与元朝类似的纸钞，但是合赞汗的货币改革仍然与元朝的改革一致，10,000 银第纳尔（波斯语中称为“图曼”，即“tûmân”，源于蒙古语中的“tümen”，意思是“一万”）相当于中国的 1 两银子。正如博特·弗拉格纳（Bert G. Fragner）所说，回归第纳尔不仅是货币体系的转变，也是通过使用伊斯兰货币模式来显示伊利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合法性。[53]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的伊朗，这个作为伊利汗国制度遗存的体系仍相当持久。尽管 1,000 第纳尔等于 1 里亚尔（rial），但是 10 里亚尔（即 10,000 第纳尔）仍然叫作 1 图曼。[54]

如同伊朗的通货一样，蒙古人对贸易的重视在世界历史上的贡献也不应被忽视。蒙古人不仅鼓励和推动贸易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扶植新产品和新商品。丝绸、香料和陶瓷早已输入欧洲，而蒙古帝国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贸易。在蒙古人提供的保护之下，商品变得更加便宜，也更加充足。即使到蒙古帝国解体之后，商人在四大汗国经商和缴纳商税、关税，也比蒙古时代之前十多个政权并立时容易得多。蒙古人在欧亚大陆上的商人及其他旅人的休息之处建起了大量旅店，相当于今天的卡车司机旅馆。尽管许多旅店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已存在，但是蒙古人又新建了很多，而且经常按照固定的间隔来建。不仅如此，蒙古人也设置了巡逻兵，在所谓的丝绸之路上几乎全程维持治安。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其他新兴的王朝常常与欧洲的利益为敌，例如奥斯曼帝国常常与威尼斯交战；或者新兴的王朝相互为敌，例如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于是，商路崩溃了，或者至少是衰落了。安全性降低，成本提高，导致一些无畏的欧洲人开始寻找新商路。其中之一便是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他向西航行，去寻找印度和“大汗之国”。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哥伦布发现了或者说误打误撞地踏上了另一块大陆。考虑到元朝覆灭于 1368 年，而哥伦布于将近 130 年之后出航，他寻找的仍是“大汗之国”，说明当时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非常贫乏。不仅如此，哥伦布关于亚洲的知识基本上仍来自马可·波罗，他在 1498 年第三次航行时就随身带了一本《马可·波罗行纪》，可能是想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仍未找到大汗。13 世纪时马可·波罗的旅行指南，到那时仍然起着福多尔（Fodor’s）系列旅游手册的作用，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1  Thomas T. Allsen，‘Mongolian Princes and Their Merchant Partners，1200-1260’，Asia Major （1989），3rd ser.，II/2，p. 86.

2  Hilda Ecsedy，‘Trade-and-Wa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urks and China’，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XXI（1968），p. 141.

3  Sechin Jagchid and Van Jay Symons，Peace, War, 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 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 （Bloomington，IN，1989），pp. 13-14.

4  Janet 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1989），p. 182.

5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eiden，2004），p. 104.

6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eiden，2004），p. 658.

7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 78；‘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p. 5.

8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p. 59-60；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78.

9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 60；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79.

10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 60；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79. 多数记载显示，讹答剌城长官伊纳勒朮拥有“Ghayir Khan”的封号，他之所以屠杀商队是因为他认为他们是间谍。但志费尼认为，他可能是为了捍卫荣誉，因为其中一名印度商人对这位长官直呼其名，而没有使用其封号。

11  Allsen，‘Mongolian Princes and Their Merchant Partners’，p. 92.

12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 60；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79；Leslie Whitaker，The Beardstown Ladies’Common-Sense Investment Guide: How We Beat the Stock Market – And How You Can, Too （New York，1996）.

13  Allsen，‘Mongolian Princes and Their Merchant Partners’，p. 93.

14  Larry W. Moses，‘A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the Process of Inner Asian Confederation’，Etudes Mongoles ，V（1974），pp. 115-116. 一个环境方面的原因是，鄂尔浑河、土拉河和色楞格河提供了丰美的水草，对任何游牧统治者而言都十分理想。其他原因则是精神和传统方面的。

15  关于阿乌拉嘎遗址，参看 Noriyuki Shiraishi，‘The “Great Orda”of Genghis Khan’，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p. 83-93。

16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in The Mission to Asia ，trans. a nun from Stanbrook Abbey，ed. Christopher Dawson（Toronto，1980），p. 175；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ongke, 1253-1255 ，trans. Peter Jackson（London，1990），p. 209.

17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44；William of Rubruck，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p. 162.

18  同上。

19  关于纳失失的重要性以及蒙古的生产中心，参看 Thomas T. Allsen，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New York，1997）。

20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52；William of Rubruck，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pp. 175-176.

21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83；William of Rubruck，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p. 221.

22  Timothy May，‘Mongol Resistance to Christian Conversion’，in Christianity and Mongolia: Past and Present – Proceedings of the Antoon Mostaert Symposium on Christianity and Mongolia ，ed. Gaby Bamana，13-16 August 2006（Ulaanbaatar，2006）；Timothy May，‘Монголы и мировые религии в xii веке’（‘The Mongols and World Religion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in Монголъ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и Кочевой Мир（Mongolian Imperial and Nomadic Worlds ）ed. N. N. Kradin and T. D. Skrynnikova（Ulan Ude，2004），pp. 424-443；Timothy May，‘Attitudes Towards Conversion Among the Elite in the Mongol Empire’，E-ASPAC: The Electronic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2002-2003），见 http://mcel.pacificu.edu/easpac/2003/may.php3，2011 年 8 月 25 日访问。

23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 214.

24  同上。

25  同上，pp. 214-215。

26  同上，p. 217。

27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198；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 156.

28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169；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 212.

29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p. 213-214；Juvaini，Ta’rîkh-i-Jahân-Gu sha，p. 170.

30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p. 173-176；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p. 216-218.

31  Allsen，‘Mongolian Princes and Their Merchant Partners’，pp. 94-96.

32  同上，p. 104。

33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598；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 76.

34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p. 598-599；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 76.

35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606；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p. 87-88.

36  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606；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 88. Thomas T. Allsen，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 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 1251-1259 （Berkeley，CA，1987），pp. 80-82.

37  Marco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 William Marsden，ed. Manuel Komroff（New York，2001），pp. 4-6.

38  James P. Delgado，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 In Search of a Legendary Armada （Berkeley，CA，2008），pp. 88-89.

39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pp. 224-225.

40  David M. Robinson，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Philadelphia，PA，2009），p. 260.

41  今译马拉巴尔。——译者

42  Ross Dunn，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14th Century （Berkeley，CA，2005），p. 220.

43  Ibn Battuta，Rihala Ibn Battuta （Beirut，1995），pp. 247-248；Dunn，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p. 163.

44  Simon Digby，War-horse and Elephant in the Delhi Sultanate: A Study of Military Supplies （Oxford，1971），pp. 21-22.

45  Daniel Waugh，‘The Golden Horde and Russia’，in Genghis Khan and the Mongol Empire ，ed. William Fitzhugh，Morris Rossabi and William Honeychurch（Seattle，WA，2009），pp. 178-179；Thomas S. Noonan，‘Medieval Russia，the Mongols，and the West：Novgorod’s Relations with the Baltic，1100-1350’，Medieval Studies ，XXXVII（1975），pp. 316-339；Mark G. Kramarovsky，‘Jochid Luxury Metalwork：Issues of Genesis and Development’，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p. 43-50.

46  Matthew Paris，English History ，trans. and ed. J. A. Giles（New York，1968），3 vols，vol. I，p.131.

47  元代称桃里寺。——译者

48  Ibn Battuta，Rihala Ibn Battuta ，pp. 177-178；Dunn，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p. 101.

49  Dunn，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p. 49.

50  Bert G. Fragner，‘Ilkhanid Rule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Iranian Political Culture’，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 76.

51  同上，pp. 76-77。

52  参看 Judith Kolbas，The Mongols in Iran: Chingiz Khan to Uljaytu, 1220-1309 （London，2009）。

53  Fragner，‘Ilkhanid Rule and Its Contributions’，p. 76.

54  同上，p. 77。

第 5 章　新式战争

成吉思汗的崛起为草原军事带来了一场革命，他引入了严格的训练和新式的战术，创建了怯薛军校制度，并采用十进制的组织形式。[1]  他改善了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草原战略，使蒙古人在范围极广的战线上都能在战术、战略及行动等各个层面上保持常胜不败。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军事革命影响了其后几个世纪的军事发展。

蒙古的战争艺术基于一个简单的要素—弓骑兵。弓骑兵的基本装备是双曲复合弓，拥有惊人的穿透力和射程。它的射程超过 300 米，不过通常用于较短距离的战斗，一般是 150 米以内。这种弓射出的箭大概可以轻松射穿锁子甲以及其他护甲。[2]  受过良好训练的蒙古战士以 3 ~ 5 匹马相配合，可以轻松地发动一场战胜敌人的死亡之战。蒙古战士大多装备轻型护甲，但他们的护甲是以皮革或金属制成的薄甲，较锁子甲更善于防箭。尽管骑兵是自古就有的，但在将马的机动性与弓箭的火力相结合这一方面，蒙古人是最为精熟的。

蒙古战士主要是轻装弓骑兵，并将草原上的战术推向极致，例如包围战术和佯退战术。这些战术将他们的弓箭技巧和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使他们能够保持在敌人武器射程之外。像其他的草原军队一样，蒙古人逐渐接近敌人，在弓箭射程内发动进攻，通常只有在敌人阵型散乱或变弱的决定性时刻，才直接与敌人近距离交锋。通过这些战术，他们不需要依靠人数优势，而是凭借机动性、火力和计策赢得胜利。

还有一种常见的战术，是以一阵箭雨包围敌人，然后再以一阵箭雨打乱敌人的阵型。箭雨的目标不是单个的敌人，而是集中火力向高处放箭，使箭落向目标区域，制造出一片“死亡地带”。尽管集中火力的做法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但蒙古人在各种战争（包括攻城战）中将其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蒙古人也将箭雨与游击战术相结合。蒙古人称游击战术为“失兀赤”（shi’uchi），与欧洲 15 至 16 世纪战争中的半回转战术（caracole）类似。蒙古军队向敌阵派出多波战士，每一波都在冲锋的同时射箭，并在与敌军接触之前退却，回转至己方阵线。他们射出最后的箭矢并退却时，距离敌军约 40~50 米。这段距离足够他们的箭矢穿透敌人的护甲，同时也足以使他们避开敌人的反冲锋。他们更换马匹，保证坐骑精神饱满。该战术常常与其他作战行动配合使用。

两面包抄是草原上的一种传统战术，这种战术来源于蒙古的“捏儿格”（nerge），意思是“围猎”。战士们排成环形，包围猎物，逐渐向中心收缩，密集聚拢，使敌人插翅难逃。蒙古人并不总是需要大量部队来完成这种战术。他们的弓箭技巧与机动性，使其即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也仍然能包围敌人。但凡一有时机，蒙古人就会施展捏儿格来包围敌人。一旦蒙古侦查兵与敌人接触，主力部队就会尽其所能地延展阵线，以与敌军侧翼交叠。有时阵线延展数里，才将敌军包围。包围圈逐渐收紧，向中心聚拢。随着小规模冲突的出现，侦察兵便不间断地向蒙古指挥官们传递情报。

他们也将捏儿格用作侵略战的一部分，见于蒙古与罗斯诸公国的战争中。1237 年蒙古人攻陷弗拉基米尔城之后，派出诸万户以捏儿格的形式攻略各个城镇与要塞，包围圈长达数百英里[3]  ，并逐渐收紧。有时他们会故意在捏儿格中留出空隙，明显是让敌人由此逃走，但这实际上是陷阱。敌人在仓皇逃走的过程中难以维持纪律，经常抛弃武器以便逃得更快。蒙古人正是用这种战术，在 1241 年的穆希之战中击败了匈牙利人。

攻城战原本是蒙古人的弱项，但他们学得很快，随着他们将技师编入军队，攻城战很快便成了他们的强项。这些技师有的是征召而来的，有的则是自愿的。尽管蒙古人中便有技师，但是从整个蒙古帝国的范围而言，蒙古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穆斯林和汉人技师，他们能够掌握和制造大炮以及其他攻城器械。抛石机不仅用于攻城战，偶尔也出现在阵地战中，例如在俄罗斯和欧洲的战役。

心理战向来是蒙古人的强项，使用颇为频繁。蒙古人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比攻城更加有效，如果遇到抵抗便会屠城。屠城并不是肆虐嗜血，而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战术，能达到多个目的，既可以防止蒙古战线后方的叛乱，也有助于扩大宣传，并在军队的规模上造成误导。他们利用间谍和幸存者传播谣言，将他们的残暴宣扬到极致，使其他地方的民众产生恐惧从而主动投降，而不是负隅顽抗。

蒙古人还使用诡计来迷惑和威吓敌人。他们点燃大量营火，将树枝绑在马尾上搅起尘土，以虚饰部队人数。蒙古人还在他们的备用马匹上放置假人，以一字纵队骑行，在远处伪装以虚张声势。另外，他们还将牛群和马群驱赶至敌军中以打乱其阵型，并趁乱进攻。一旦有可能，他们就激化敌方阵营中的叛乱和内斗，谋求敌方阵营中受压制的少数派（或者多数派）的支持，以此削弱敌人。蒙古人不仅善于利用他们穷凶极恶的名声，在环境允许的时候也会竭力将自己描绘成救星。

这些战术使他们成了一支高效而致命的军队，在战略和行动的层面上，他们成为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的无敌军旅。他们使用高度机动性的战略。蒙古马的力量和速度都不如其他军队，但它们的耐久力是无可匹敌的。而且，蒙古人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马匹。蒙古战士平均每人拥有 3 ~ 5 匹马，即使其中一匹坐骑疲乏或死亡，也仍能保持机动性。机动性使蒙古人造就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战争风格，直到 20 世纪机动车辆应用于军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蒙古人发动战争之前，会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做全面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制定计划，并任命负责领军的将军。在做出决定之前，他们利用商人来积累知识，而商人们则受益于蒙古人对商路的保护。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军队开始调动，他们按照时间表确定会合地点。尽管战争计划是十分重要的，但蒙古将军们仍然有较大的独立性，可以在遵守时间表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战斗目标。这使蒙古人能够协调部署，在一些提前安排好的地点集中兵力。

侵略战始于几支纵队以一定的阵型发动攻击。侦察部队掩护着进攻部队，并且不间断地向中军传递情报。通过严守预先计划好的进度，并使用侦察部队，蒙古人可以分兵进击且互为支援，遂能协同作战。而且，由于他们是分兵进击，所以绵延数英里的纵队不会阻挡他们。他们利用机动性散布恐慌，同时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战线，达到的效果就是使敌人无法真正做好集中兵力的准备。

多路进攻的战术也与蒙古人最喜欢的对敌战法融为一体，他们喜欢在深入敌占区之前先解决战场上的所有敌人。这个目标很难达成，因为敌人通常会在蒙古人摧毁整个地区之前寻求与之一战。而且，侦察部队掩护之下的纵队可以收集情报，使蒙古军队能比单一部队更快地定位敌军。

蒙古人重点关注战场上的敌军，对要塞的进攻则延迟了。当然，他们进攻时会直接攻下规模较小或者能够轻易突袭的要塞。最佳的案例之一便是花剌子模之战。蒙古人在最终攻陷撒马尔罕之前，就已攻占了较小的城市和要塞。这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切断了主城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交通，二是这些较小城市的难民逃入这座最后的要塞，带来了战败与陷落城市的消息，从而打击了主城当地居民与守军的士气，也消耗了城内的资源。难民突如其来地涌入，加重了城内粮食和水储备的负担。这时蒙古人已经消灭了战场上的敌军，可以不受干扰地展开攻城战。蒙古人攻陷了外部据点与城市，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力，来配备攻城器械或者作为肉盾。

蒙古人还总是尝试摧毁敌人的指挥系统。为此，他们攻袭敌军统帅本阵使其败走。成吉思汗首次使用这一策略是在统一蒙古草原的战争中。在最初的交锋中，他没能达成目的，被击败的敌军便重整阵容而再燃战火。后来，这成了一种标准的作战程序。敌军统帅不断移动，因而无法成为他的军队重整的集结点。而且敌军为了寻找统帅，只能不停地移动。许多记载也许有些夸张地报称，敌军统帅距离蒙古人只有数步之遥。蒙古人也从其他地方获得情报，因为败逃的敌军会向与蒙古军相反的方向逃窜。蒙古人总是派出一支别动队追赶他们，而其他的部队也会被派往偏远地域。有时，这些地域是独立于蒙古人所入侵的王国的，但它们仍会在蒙古人的注意范围之内。

对许多人而言，蒙古人不是一种军队，而是大自然的力量、上帝的惩罚与《启示录》中的末日之兆。蒙古人的敌人们面对着无法抵抗的死亡与毁灭，拼命寻找抵挡蒙古人的办法。有些人成功了，但大多数人都失败了。蒙古人改变和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战争方式。

对十字军和中东的影响

十字军时代发生了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既有有意识的，也有无意识的。十字军时代与蒙古时代的交叠，只是为当时的跨文化交流增加了另一个变数。在所有的交流之中，很少有单向的。不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了新的观念或冲击，蒙古帝国也从黎凡特获得了军事知识以及其他东西。

其中之一便是配重式抛石机。对于蒙古帝国而言，标准的抛石机是靠人力驱动的，设计较为简单。其基本构造是一个倒 U 形架加上一根杠杆。杠杆的一端装载石头或者装有可燃物的容器，另一端系着绳索以供拉动。如果要增加射程或加重发射物，就必须增加人手。而配重式抛石机有着更为复杂的设计，可分为几种类型。基本的设计是在杠杆一端装有一个装满石头的箱子（即配重）。如果松开配重箱，箱子下落，将杠杆另一头拉高，紧接着拉动一条长带索，带索末端是发射物。在杠杆弧度达到最大值时带索打开，将发射物抛出。有了配重以及带索的弧度引发的速度，发射物飞行的力量变得更大，造成的伤害也更大，而且可以使用更重的发射物。

这种抛石机自从 12 世纪末就在欧洲和中东投入使用了，但直到 13 世纪 70 年代才传到东亚，不过在 1260 年以前，中东的蒙古军队可能已经在使用。马可·波罗试图将其传入中国并归为己功，但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是蒙古人任用的穆斯林技师将这种武器带来并用于襄阳攻城战，而襄阳陷落于 1273 年，早于波罗一家抵达中国的时间。[4]  配重式抛石机的传入，很可能加速了忽必烈征服南宋的步伐。

蒙古人对十字军时代战争的影响，还表现在几个更为显著的方面。首先是蒙古大将速不台率领的偏师入侵中东和欧洲，这发生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217—1221）。在十字军围攻达米埃塔期间，军中开始有谣言称，此为传说中的东方统治者长老约翰（Prester John）或其孙大卫王（King David）的军队。更有谣言称，大卫王距离安提阿仅有数日行程。这成为影响达米埃塔战略决策的一个因素，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从根本上与此有关。[5]  蒙古人在此期间出现于中东，对于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还造成了另一种影响。不同于其他几次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是有着可行性战略的。在十字军主力攻打埃及的同时，其同盟军（塞尔柱突厥人和格鲁吉亚人）应当进攻叙利亚北部，以阻止阿尤布王朝的军队支援埃及。格鲁吉亚人应当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速不台的军队击败了格鲁吉亚军队—有可能是利用大卫王军队的身份影响了格鲁吉亚人的情绪。据说，蒙古人曾持着十字架进军。这个说法貌似可信，但蒙古人似乎不太可能知道长老约翰的传说，格鲁吉亚人可能将蒙古的一种大纛误认作十字架。[6]  无论如何，格鲁吉亚人被击败了，因此无法参与十字军圣战。蒙古人的出现，使一度强大而广阔的格鲁吉亚王国进入了长达约 20 年的恶性循环。而且，由于格鲁吉亚人无法进攻叙利亚北部，阿尤布王朝军队便能进攻黎凡特的十字军诸国，从而使耶路撒冷国王布列讷的约翰（John Brienne）和他的骑士们颇为担忧，并挑起了欧洲十字军和黎凡特十字军之间的不和。

尽管蒙古人越过群山销声匿迹了，但他们与十字军之间的故事并未结束。速不台入侵格鲁吉亚，缘起于蒙古人 1219 年入侵中亚，而后者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花剌子模帝国。在这次行动中，他们的目标达成了。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死于里海中的一个岛上，他的儿子札阑丁逃到了印度，在蒙古人撤离之后才返回。然而他的出现又一次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从而引发了绰儿马罕的入侵。蒙古人在 1231 年再次击溃了札阑丁的军队，但是花剌子模的军队幸免于难。他们最终成为一支有力的地域性雇佣军，为塞尔柱人、阿尤布王朝及附近其他势力所用。他们被埃及雇用，加入苏丹萨利赫（al-Salih，1240—1249 年在位）的军队，参加了阿尤布王朝的内战，抵挡大马士革、克拉克和霍姆斯军队中的法兰克人。他们之所以急于加入埃及人，可能也与蒙古人向其地域扩张有关。随着蒙古人征服了塞尔柱苏丹国，威胁到詹新拉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其地域可能是比较明智的，况且此时他们作为雇佣兵的前景已然无望。他们在前往埃及的途中洗劫了耶路撒冷，该城曾于 1229 年经由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调解而还于基督徒之手，而经此一劫之后终与十字军永诀了。[7]  花剌子模人随后加入了苏丹萨利赫的军队，在 1244 年的拉夫比战役中击败了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克拉克的联军。对于十字军来说，这是一场惨败，仅次于 1189 年的海廷之败。[8]

苏丹萨利赫认为，花剌子模雇佣兵对所有人都构成了过大的威胁（事实也的确如此），遂与霍姆斯的君主合谋消灭了他们。蒙古人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中东。蒙古征服了钦察草原，致使中东的奴隶市场上涌入了大量钦察突厥奴隶，他们随后被卖作“马穆鲁克”（即军事奴隶）。尽管是路易四世发动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引发了埃及 1250 年的马穆鲁克政变，但正是蒙古于 1258 年征伐叙利亚导致马穆鲁克苏丹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9]  此前，马穆鲁克仍然让阿尤布王朝的王子保有王位，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而他们自己则对王位没有要求。而随着蒙古人的到来，马穆鲁克不再矫饰，将这位幼主赶下了王座。1260 年，他们的王位又因艾因扎鲁特之战的胜利而得到了巩固。后来，他们被视为“信仰的保护者”—他们在宗教领袖和学者们的支持下推广了这一形象，而这也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且马穆鲁克认识到，十字军有可能与蒙古人结盟，遂协力一举消灭了全部十字军诸国—自从 1193 年萨拉丁死后，这一政策从未被执行过。马穆鲁克苏丹国对伊利汗国的蒙古人造成了持续的刺激，与此同时，马穆鲁克于 1291 年摧毁阿迦[10]  ，成功地消灭了十字军国家。马穆鲁克通过夷平濒海要塞并烧焦蒙古前线的土地，防住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征伐。马穆鲁克趁着伊利汗国全神贯注与朮赤汗国及察合台汗国交涉的时机，逐一清除了十字军以及伊利汗的附庸国（如西里西亚王国），消除了蒙古在其地域的影响。这迫使蒙古人寻求与欧洲诸势力结盟，但是欧洲人为了组织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常常陷入欧洲本土事务之中，或者是像教皇那样（下文将进行详解），更关心蒙古人灵魂的救赎而非军事事务。

此外无疑还有一个难点，即蒙古曾于 1240 年入侵欧洲，蹂躏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天主教王国。蒙古前哨向西远达维也纳，这多半会传达这样的信息，即如果欧洲统治者们不臣服便会如何如何。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很多欧洲人呼吁发动十字军东征。尽管事实上东征未能实现，但是只要有传言说蒙古人正在逼近，那些已经宣誓加入十字军的人们（尤其是住在中欧和东欧的人们）便被允许改变誓言。教皇英诺森四世也寻求建立一个反蒙古联盟，以防止蒙古人进一步入侵欧洲。不过，更常出现的情况是，那些想要与蒙古作战的人们结果却殒命于波罗的海地区，或者死于条顿骑士团对普鲁士进行的季节性掳掠中，或者如同立陶宛人那样死于与条顿骑士团的对战中。[11]  尽管如此，东方的蒙古人始终是一种威胁，尤其是朮赤汗国曾数次入侵欧洲，使很多欧洲人心中常怀恐惧。伊利汗国与朮赤汗国是相互独立的，欧洲的国王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普通人对蒙古人仍是怀有疑虑的—他们全体都是一样的，还是互有区别？1240 年以降，蒙古人的存在使欧洲自顾不暇，因而导致黎凡特的诸拉丁王国缺乏人手。究竟有多少人出于对蒙古的恐惧而前往东方或留在家乡，我们无法推算出准确的数字，但有明确的证据表明，13 世纪以后参加十字军前往黎凡特的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的数量大幅减少。其中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欧洲人仍对这支在不远的前线之外的强大的异教徒军队抱有深不见底的恐惧。因此，许多即将成为十字军战士的人便转移了注意力，不再启程东征。

蒙古人也改变了中东战争中的武器和战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弯刀的普及。这也发生在其他地区，但是弯刀在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成为骑兵的首选武器，主要应该归功于蒙古人。这种趋势始于 13 世纪，到 16 世纪已经无处不在。[12]  尽管弯刀最早是随着突厥人的到来而传入的，但当时其他民族还是更愿意保留自己的直刃长剑。不过随着蒙古人的到来，几个世纪以降，弯刀成为马背上的战士最常用的武器。弯刀对于骑兵进攻而言是完美的武器，骑兵可以一边骑行一边用弯刀挥砍并完成攻击。剑在挥砍方面效果较差，而更适合自上而下的劈砍。骑兵在攻击时可以用弯刀挥砍并继续骑行，而长剑则可能会嵌入目标之中，或造成骑兵身体摇晃，导致其失去平衡或者失去武器。

蒙古人将中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转型为草原战争。自从公元前 53 年帕提亚帝国在卡莱打败克拉苏（Crassus）以来，弓骑兵在中东战争中就一直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但是，骑兵中的主力并不是弓骑兵，而是持长矛的骑兵，后者可以归类为中型骑兵。在萨珊帝国时期和阿拉伯征服时期，转型就已经开始了，直到阿拔斯王朝时期仍在进行。塞尔柱人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游牧弓骑兵加入了进来。不过，塞尔柱军队的核心是以亦黑塔（或提马尔）为支持的装甲骑兵。[13]  弓箭是重要的武器，但不是他们的主武器。中东与中亚的大多数民族如加兹纳维、花剌子模和阿尤布王朝都是如此。只有在如安纳托利亚这样有大量突厥游牧人口的地区，弓骑兵才成为战场上的主宰力量，不过所有的军队中都有例外—包括十字军中的土耳克伯（Turcopole）佣兵。

蒙古在中东的首要军队是轻骑兵。其中一些可能装备了护甲，蒙古人倾向于使用薄甲。即使是金属制的薄甲也较为轻便，能够保证蒙古人所钟爱的机动性。蒙古人有时也使用中型骑兵和重型骑兵，但这些部队是由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这样的辅助者提供的。弓箭手令敌军各纵队元气大伤之后，蒙古人便发起冲锋，造成致命打击。历史学家们推测，蒙古人被马穆鲁克击败之后，转型为较为传统的中型骑兵。学者们推测，轻型弓骑兵无法战胜马穆鲁克，因为后者较重的护甲可以使之展开近身战，并使用冲击战术，同时他们也精熟于弓箭。[14]  实际上，马穆鲁克士兵是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式的重型冲击部队与蒙古式弓骑兵的结合体，他们采用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反击这两种战斗风格。赞成由轻骑兵转型这一观点的学者们，根据的是合赞汗的军事改革思想，反复征引的材料是选派亦黑塔与提马尔为士兵提供军费。但是鲁文·阿米泰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15]  前文已述，提马尔的选派主要是为军队提供财力支持，防止他们侵害伊利汗国的农民和城镇居民。真正的转型从未出现。伊利汗国的继承者们（例如札剌亦儿王朝、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的军队都是弓骑兵部队，而察合台汗国军队同样如此。甚至奥斯曼帝国也有大量的弓骑兵，直到耶尼切里（Janissary）禁卫步兵成为其军队的主力。萨法维人用弓骑兵开创了他们的帝国，并与奥斯曼帝国对阵。直到加农炮出现之后，游牧弓骑兵才不再主宰战场（例如查尔迪兰战役）。

那么，被马穆鲁克击败让蒙古人学到什么了吗？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虽然伊利汗国的蒙古人是马穆鲁克的敌人，但蒙古人的主要敌人却总是另一个蒙古汗国—拥有游牧军队的朮赤汗国或者察合台汗国。从蒙古征战的相关史料中可见，蒙古人几乎从未被非弓骑兵部队击败过。马穆鲁克的胜利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一对一的话，马穆鲁克是更好的战士—他们的生活是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尽管在蒙古的威胁消退以后，这种生活方式就衰落了，但即使到 1798 年至 1799 年间拿破仑入侵时，他们仍然非常剽悍。其次，马穆鲁克已经拒绝了蒙古人很多次，他们知道，一旦被蒙古人征服，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前文已提及，他们想要剥夺蒙古人的牧场，实行了焦土政策。在有多位苏丹的情况下，马穆鲁克推崇最高领导权。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幸运之神在战场上屡次眷顾马穆鲁克。很多战役都可以明确证明，蒙古人从未觉得自己的作战方式不如马穆鲁克，蒙古的继承者们的观点同样如此。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弓骑兵仍是战场上的主力。

德里与印度

在印度的蒙古人也将德里苏丹国推向转型。蒙古人与德里之间不像其与马穆鲁克那样充满敌意，不过敌意仍然存在。早在 13 世纪 20 年代，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剌子模帝国，蒙古人便在德里边境出现，并一直存在到帖木儿崛起时。尽管如此，蒙古人直到 1241 年才侵入德里苏丹国。此前蒙古人征服了拉合尔和木尔坦，但这些城市承认的是花剌子模帝国的主权。[16]  札阑丁在被成吉思汗击败之后逃入印度，蒙古统治者要求穿越德里苏丹国国境进行追击。蒙古人向德里派出使臣，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使臣后来的命运如何。[17]  因为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德里，所以我们推测这些使臣很可能安全返回了成吉思汗处。彼得·杰克逊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德里可能象征性地向成吉思汗与窝阔台臣服。[18]  尽管如此，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将军蒙哥秃在 1236 年至 1237 年间抢掠了信德，在德里军队到来之前便撤退了。[19]

蒙古人从印度河平原撤退之后，德里苏丹国将其疆域扩展到了群山遍布之处。尽管蒙古人攻陷了一些城市，并多次跨过印度河进行抢掠，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从未真正征服和占据白沙瓦以南的任何地区。[20]  尽管如此，蒙古人的出现导致了德里苏丹国的军事转型。德里苏丹国统治者源出突厥，重视骑兵，但是印度大多数地区都不适宜养马，所以德里苏丹国拥有大量的步兵。蒙古人的机动性造成的威胁，迫使德里苏丹国寻找对策。西蒙·迪格比（Simon Digby）认为：

德里苏丹国在蒙古的攻击之下幸免于难，应归功于在蒙古控制之下的中亚马匹出口被切断的情况下，仍有充足的战马供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应归功于战象，战象为蒙古人所无，用于战阵之上引起了巨大的怖畏。[21]

蒙古的威胁也使德里苏丹国对邻近的忻都诸国的军事行动有所减少。有些学者认为，蒙古在西北方造成的威胁拖住了德里苏丹国主宰印度的脚步，因为苏丹们不得不将军队留在德里和前线地区。[22]  显然，蒙古的威胁使德里苏丹国的军事发展步履维艰。据朮兹扎尼记载，为了将蒙古人驱逐出印度河以西地区，德里苏丹国甚至发动了圣战。回历 656 年 1 月 6 日（公元 1258 年 1 月 13 日），一支军队在德里之外集结，并成功地解放了木尔坦。[23]  蒙古的威胁在 1329 年之后才消退，这一年，察合台汗答儿麻失里对德里外围造成了威胁。苏丹摩诃末·秃忽鲁（1325—1351 年在位）迫使他渡过印度河退回。随着伊利汗国的崩溃以及察合台汗国在答儿麻失里死后陷入混乱，德里开始变得相对安全，只需对付偶尔出现的抢掠者，而不再是大规模的入侵。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短暂的宁静给德里苏丹国造成了平安的错觉，因为中亚征服者帖木儿于 1399 年洗劫了德里，将数之不尽的财宝带回了撒马尔罕。德里苏丹国再也未能完全恢复，这最终为莫卧儿王朝的建立架设了舞台。莫卧儿（“Mughal”是“Mongol”一词的波斯语形式）的首领巴布尔是帖木儿的后裔，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蒙古人统治了印度大部，直到 1857 年英国人因印度民族大起义而正式终结了莫卧儿王朝的皇位传承。

东欧

东欧地区（尤其是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被蒙古统治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久。在蒙古统治这一地区之前和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这里与其他草原政权一直有接触，因而对草原军事颇为熟悉。在莫斯科公国崛起和真正的俄罗斯认同形成之后，这一影响仍然持续存在。蒙古军事制度影响的证据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东欧的斯拉夫诸公国与草原游牧民之间有频繁的接触，将他们用作同盟军或辅助军，但并没有立即采用其草原军事技术。钦察人和其他游牧民族反而常常要担心罗斯对草原的蚕食。[24]  到了蒙古时代，草原战争开始改变这一地区的军事思想。此前，像游牧民族那样作战是毫无必要的；钦察人和佩彻涅格人也是强劲的敌手，但他们是可以被抵挡住的。而蒙古的战争风格是罗斯不曾遇到过的，他们对此毫无破解之法。简而言之，如果不采用草原军事技术，就不可能打败蒙古人。加利西亚和沃伦的大公达尼洛（Danilo of Galicia and Volynia）为了反抗蒙古人，开始改造和重组自己的军事力量—既然旧有的战斗方法被蒙古人轻易地击败了，那么为了打败蒙古人，就必须像蒙古人那样作战。[25]  他在 1254 年至 1255 年间向蒙古人出征，并取得了一些胜利。值得注意的是，他遵循蒙古的范例，在冬季出征。[26]

处在蒙古控制下的罗斯诸公国，即使不是全部也有很多都效法了蒙古人。随着罗斯战士们加入蒙古军，对蒙古军事越来越熟悉，从而加速了自身的转型。罗斯原本是以城镇的形式和传统的风格作战。一段时间之后，罗斯开始沿着相似的阵线部署军队，使用草原游牧民族的战术和武器，[27]  不仅包括复合弓，也有蒙古式弯刀，以及为人和马配备的薄甲。[28]  有时，蒙古军队（不过数量的多少取决于不同的推测）似乎是由罗斯大公诺夫哥罗德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统率的。[29]  莫斯科公国的转型可能是最为成功的，也采用了一些蒙古式的管理方法。在伊凡三世（Ivan III，1462—1505 年在位）的统治下，莫斯科公国建立了驿站制度，与蒙古人的制度几乎相同，直到 19 世纪仍在使用。

火药的出现并没有立刻给东欧带来变革。波兰、匈牙利和莫斯科公国仍然要面对金帐汗国诸分支和立陶宛人的严重威胁，后者的作战方式与蒙古人类似，大量使用弓骑兵。即使在波兰与立陶宛结成联姻同盟之后，这种作战方式也基本上没有改变。波兰-立陶宛骑兵仍然是战场之鞭。俄罗斯贵族们的战法也是使用弓骑兵，而不是他们的祖先在蒙古时代以前所用的冲击骑兵。为了抵御克里米亚鞑靼人及其他草原势力，伊凡四世需要骑兵。在攻城战和与波罗的海诸国的战争中，更常被提到的是火绳枪部队（streltsy）在战场上的胜利。伊凡四世自己的骑兵是从贵族中抽调的，为了扩大骑兵部队，他还找到了其他的兵源。他需要的是精熟于草原战争的部队，因此哥萨克人在莫斯科公国越来越重要，鞑靼轻骑兵也投入使用。到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时期，俄罗斯的军事重心开始转向，首要关注点从草原转向了欧洲，这部分是由于草原的威胁变小了。

尽管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重心在 19 世纪转向了西方，但是蒙古人仍然在俄罗斯军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7 世纪初迁居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或称西蒙古人），是防卫俄罗斯南部边境的关键角色。大概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南部威胁的减退，以及 1789 年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战败，草原弓骑兵最终失去了作为军事单位的价值。但 19 世纪时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刷新了人们的兴趣点。尽管草原战术在当时已经不再是一种主导性的战斗形式，却令俄罗斯军官米哈伊尔·易凡宁（Mikhail Ivanin，1801—1874）在与希瓦汗国作战时大为受益。他对草原战争颇为欣赏，在 1846 年出版了《蒙古与中亚诸民族的战争艺术》（The Art of War of the Mongols and the Central Asian Peoples ）一书。[30]  他强调了哥萨克人对于骑兵战术的使用及其机动性。俄罗斯帝国军事学院很快便将此书纳入课程，不仅是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红军军事学院也仍在使用，对此本章下文将加以讨论。易凡宁的努力与其他的改革相配合，得到了很好的实际效果。正如 1904 年至 1905 年间的日俄战争所显示的，随着俄罗斯工业化的失败，由于后勤基础跟不上，这种战术便衰落了。

东亚与火药

前文已述，东亚的战争随着配重式抛石机的传入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变。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变化。蒙古侵袭日本，导致日本武士参加战争的方式也发生了本质改变。在蒙古袭来之前，日本武士主要是与单个敌人近身交战，考验个人的武艺。而蒙古人是不打近身战的，而是使用大规模部队，集中火力消灭敌人的兵团。一名武士面对的不是单个敌人，而是一支部队。即使是最好的剑士，也绝对无法以寡敌众。直到武士转而采用部队战术之后，他们才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

不过，最显著的变化还是火药武器的出现。学术界已经确证，火药是在中国发明的，蒙古人首次接触火药是在攻打金朝时。在《武经总要》于 1044 年成书时，火药武器已经投入使用了。早在 10 世纪时，火药武器（炸弹的一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火药本身发明于 9 世纪。[31]  在宋代，火药的制造方法一直是一个严防死守的秘密，但到 12 世纪，像火枪（最初是一根发射火焰的竹筒，后来被绑在长矛上）这样的火药武器在宋朝的武器库中便已十分常见了。[32]  12 世纪时出现了火箭，但是由于准确度很差而效果有限。不论是燃烧型还是爆炸型的火药，都是威慑性的武器，而蒙古人找到了发挥火药优势的方法。

尽管火药的传播与蒙古的崛起和蒙古治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我们并不清楚蒙古人自身是否对传播火药做出了贡献。有些历史学家宣称蒙古人使用了火药武器，即抛石机所抛掷的炸弹，用于中东战场（可能也用于东欧战场）。不幸的是，没有确切的文献或考古证据能够证实这一点。鉴于蒙古人几乎没有遇到过他们不喜欢的武器，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们找到了安全运输火药的方法，便会将火药带到他们在中国以外的武器库中。不过这仍然只是推测。杰克·威泽弗德提到了蒙古人使用火药，认为火药的使用十分普遍，但他没有给出证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依克提达尔·罕（Iqtidar Khan）深信蒙古人在西征时使用过火药武器，并引用了波斯文史料中的数条记载。但他也承认，这些记载中的武器既可以翻译为火药武器，也可以翻译为一种更为传统的武器，比如燃油。依克提达尔·罕还指出，火药传入印度是蒙古人的功劳，因为德里苏丹国在 1290 年已经使用火药了。这个观点似是而非，因为有证据表明，中亚在 13 世纪下半叶已经使用火药了，至少是用作烟花。[33]

许多推测都来自这一事实，即 13 世纪 50 年代旭烈兀征伐中东时有 1,000 名中国技师随军。但这并不能充分证明，蒙古人在攻打阿剌木忒或者巴格达时使用了火药弹。有几个问题让我们无法接受蒙古人使用火药之说。没有任何史料提及蒙古人在攻城时使用火药武器，而且亲历者也没有提到或描述火药。志费尼是蒙古人攻打阿剌木忒时的亲历者，但他没有提及任何火药或者爆炸。而他作为旭烈兀行政机构中的一员，后来还担任了巴格达的长官，处于能够了解这些事情的位置上。有一段记载十分考验想象力：

弓弩从城楼上射出飞矢，同时，在无计可施时，就用契丹匠人制造的射程为 2,500 步的一种牛弓来射击那些蠢货。在妖魔般的异教徒中，很多士兵为那些疾若流星的箭所烧灼。石头也从城堡上像树叶一样倒落，但无一人因此受伤。[34]

这里须注意两点。首先是中国（引文中称为“契丹”）工匠制造了所谓的“牛弓”（kaman-i-gav），然后是“很多士兵为那些疾若流星的箭所烧灼”。从表面上看，这有可能是指火药，尤其是燃烧性火药。但是结合上下文的语境来看，这只不过是说蒙古人有一台非常强大的抛石机。志费尼书中的辞藻极尽华丽，是明喻和暗喻相结合的一部杰作。敌军有可能燃烧起来吗？答案非常肯定，良好的老式抛石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便是如此。仅仅因为有中国攻城工匠在场，并不意味着他们使用了火药武器。

有人解释说，蒙古帝国的史家之所以都没有提到火药，是因为火药可能是国家机密。但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志费尼和拉施特都并非不愿谈论传闻和军事事务。拉施特对科学也颇为热爱，本应该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作为伊利汗国的高官，理应知道国家拥有哪些秘密武器。而且，火药可以引起爆炸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如果火药武器真的曾经得到使用的话，到 1300 年时也已不再是秘密了，在为蒙古朝廷所写的书中理应对其有所描述。更加无法回避的证据是，在蒙古的敌对方的史料中也完全未提及火药武器。这令人感到非常惊异，因为如果蒙古曾经将它用于巴格达、阿剌木忒或者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这就会是首次见于记载的火药武器使用之例。不仅如此，即使抛石机只发出了一枚火药弹，它造成的爆炸也会令人难忘。然而诸史料中完全没有这类记载。正如兔八哥昔日的宿敌、军事理论家火星人马文（Marvin the Martian）曾说：“粉碎大地的炸弹在哪？！应该有一枚粉碎大地的炸弹的。”只可惜，各种史料也是沉默不语。

无论如何，蒙古在攻打金朝、宋朝和日本时都使用过火药武器。在所有蒙古敌对方的史料中，都提到了火药武器在东方历史舞台上的作用。对于金朝和宋朝来说，使用火药武器并不值得惊讶。在日本则有图像证据，更重要的是还有考古证据。[35]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东亚以外不使用火药呢？答案可能十分简单，那就是后勤。陶制的炸弹需要进行运输，即使小心地包裹以避免摔碎，它们也仍然很难携带。蒙古人通常就地制造攻城武器，或是就地取材，或是用骆驼运零件来进行组装。蒙古人的毡帐可以用大车搬运，但没有证据表明其他设备也可以搬运。车上的毡帐是贵族的家庭居所，战争物品不可能装在其中。部队则骑在马背上。部队藏在车上只有一个例子，即在失烈门妄图发动政变推翻蒙哥时。[36]  其他东西都是由骆驼驮运的。鉴于穿过中亚需要其他补给品，蒙古人可能觉得火药武器不值得驮运数千英里。而在中国使用就比较简单了，可以通过海路运到日本，再沿着海岸线运到高丽或者中国南方。不仅如此，宋朝的武器库中也有火药武器，因此蒙古人总是可以使用这些战胜得来的贮存品。

另一个因素是火药武器的制造。在中国，原材料极易获取。而在中国以外，会制造火药的技师们便随着蒙古人来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例如，在亚美尼亚，怎样说“我在哪里能找到消石（硝石）”呢？[37]  语言和概念的藩篱是巨大的，因为亚美尼亚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对火药技术一无所知，完全不明白技师需要什么。

最后，在中国以外（甚至在中国）需要火药武器吗？在中国，火药武器是现成的。但它们有效吗？也许吧。不过，它们并没能阻挡蒙古人征服汉地的脚步。在对付土筑堡垒方面，霹雳弹当然比牵引式抛石机发射的石头更有效。正如前文所述，配重式抛石机在中国出现以后，此前坚不可摧的城市都陷落了—而这种情况在拥有火药武器的条件下也没有发生。在中国以外，配重式抛石机取代了牵引式抛石机，可以发射更重的炮弹，更为迅速地摧毁城墙。合列卜的防御工事在抛石机集中投弹 5 天后便被破坏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在蒙古征服东亚的战争中，可燃性火器也发挥了作用。而蒙古人一到中东就获得了燃油。他们控制了木干平原，距离油田很近，那里自古代以来便有石油涌出地面。当然，可燃性火器是易于制造的，但燃油是除“希腊火”之外最有效的武器，而后者的制法在几个世纪前便已失传。综上所述，蒙古人未必需要火药武器来攻打防御工事。他们就地取材，制造炮弹和攻城器械，即使将邻近地区的石头全部移走，也并未导致他们无材可用。[38]

不过众所周知，蒙古帝国是火药知识的首要传播者，或者是通过在战争中使用而直接传播，或者只是因为大多数重要贸易路线都从帝国疆域中穿过。欧洲不太可能直接从蒙古人那里获得关于火药的知识，但我们知道，欧洲直到蒙古入侵之后才出现火药。很可能是穿行蒙古帝国的商人们，也许甚至就是马可·波罗一家，将火药的制法带回了欧洲。当然，这最终让欧洲在 1500 年以后成为世界的主宰。1266 年，罗杰·培根（Roger Bacon，1220—1292）在《大著作》（Opus Maius ）一书中记载了一种火药的制法。众所周知，培根与曾到蒙古旅行的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相识。尽管《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并未提及火药，但他是否有可能发现了这一“秘密”，或者他的同伴中有人将火药带回了欧洲呢？我们不禁推测，柏朗嘉宾是一名间谍，因为他的使命中含有间谍成分。他应该被解雇，因为他没有将火药写进报告中，而他的工作包括提出如何与蒙古人作战的建议，他显然愿意做任何事来遏止蒙古的威胁。只要他有火药的制法，他一定会毫不犹疑地交给某个能用到它的人，而这个人不太可能是方济各会士培根。另一方面，鲁布鲁克去蒙古主要是为了传教。也许他在一个领域失败了，而在另一个领域却成功了。

尽管关于火药的知识传到欧洲和印度都是在 13 世纪，具体时间略有不同，但是在加农炮发明以前，火药仍然只是一种新奇事物。考古证据显示，在 1290 年（或者 13 世纪 80 年代），元帝国已经有了火器。[39]  绘画材料表明，加农炮可能在此之前就已存在了，但尚无法定论。这些武器有可能是一种早期的火焰发射器。在抵抗蒙古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式样的加农炮见于记载，那么认为加农炮的出现比考古材料早若干年的观点显然是似是而非的。更重要的是，加农炮的出现似乎是蒙古人最早发起的。无论如何，这一技术传播飞快，到 14 世纪初，在欧洲和东南亚都出现了类似的设计。[40]  各自独立发明自然是有可能的，但是其设计上的相似性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更加似是而非的剧情是，这个信息通过商人、使臣或其他旅行者传遍了欧亚大陆。

肯尼斯·切思（Kenneth Chase）在研究火器传播时证实，蒙古与欧洲霸权崛起之间的关联，不仅仅在于通过商路传播火药。[41]  蒙古对邻近地区的战术和武器都造成了影响。游牧民族的复合弓在射程和准确度上完胜火绳枪和其他早期火器，更不用说射击频率了，游牧军队对阵装备火器的步兵部队宛如一场屠杀。而且，对于早期加农炮而言，游牧军队的机动性太过强大；直到 16 至 17 世纪，随着加农炮制造技术的发展，才出现了机动性强的大炮。早期的加农炮过于笨重，而且有时需要穿过草原进行运输，但不够耐用。因此，如果在 14 至 15 世纪，你的国家与游牧政权接壤，火药武器就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武器。

西欧的战争则较少关注机动性，而是更多地关注冲击战术或者攻城战，很少有草原游牧民族卷入。欧洲骑兵关心的是如何防御威力越来越强的十字弓、英格兰长弓以及后来出现的早期火器。因此，骑士的机动性较差，军队的其他组成部分便是大规模的步兵。早期的加农炮和火器在对战草原游牧民族时效果很差，而用来打击骑士和步兵则很有效。骑士最终消失了，为了对抗大炮，轻型骑兵和中型骑兵出现了。即使到中世纪晚期，加农炮也不是野战武器，这与当时它们在对战游牧民族时效果很差有着相同的原因。不仅如此，在贵族阶层中只有国王才付得起加农炮的制造费用。随着欧洲城堡为了防御传统攻城武器而不断改进，统治者们便依靠加农炮来摧毁防御工事、镇服不听话的诸侯或击败敌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加农炮最早出现于元朝。随着红巾军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以及明朝的建立，火药武器成了一种常用武器，但并未完全普及。不过，在击退蒙古人的过程中，加农炮发挥的作用很小。红巾军和明军对加农炮的使用基本限于攻城战和南方的战役。基于上述原因，明朝并没有将加农炮广泛用于与蒙古诸部接壤的北方边境。对机动部队而言，加农炮仍然是一种无效的武器。

无论如何，火药武器在一些地区逐渐普及，但是与草原地带接壤的地区之间的差异非常大。在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国家，火药武器的发展较为落后。直到它们的首要军事目标转向定居国家以后，火器技术才有了进步。到 17 世纪末，野战炮兵军团的机动性变得更强，因而可以为装备火绳枪的步兵提供支持。加农炮可以轻易地打乱草原骑兵的阵型，射程也比复合弓更远。直到这时，草原战争作为战争的主宰形式才衰落了，但这并不是说，游牧民族没有尝试建立他们自己的野战炮兵。在清朝的康熙帝（1662—1722 年在位）与卫拉特的噶尔丹汗（1678—1697 年在位）交战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清朝使用耶稣会士制造的加农炮，卫拉特则使用瑞典路德会士制造的加农炮，发生于 1696 年的这场战役将会决定谁是最强有力的佛教统治者。此外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加农炮不是用马车运载的（因为在穿过草原时会损坏），而是由骆驼驮运的，骆驼身上披着皮甲以防御箭矢和小型火器。最终，拥有更完善后勤补给的清朝获得了胜利。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在 17 世纪初以前，只有一个火器帝国找到了对付弓骑兵真正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奥斯曼帝国。这可能是因为奥斯曼帝国一方面要对付欧洲哈布斯堡王朝坚固的要塞城市，另一方面还要对付东部边境各种政权的弓骑兵，包括白羊王朝、萨法维王朝（于 1514 年将其击败）和马穆鲁克苏丹国（先后于 1516 年和 1517 年在叙利亚和埃及将其征服）。其他欧亚国家如俄罗斯、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都效法了奥斯曼帝国的先例。而清朝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以一个半游牧社会同时征服了定居王朝和游牧王朝，将不同的军事制度融为一体，能够对战定居和游牧两种敌人。总之，文献资料不足以证明在蒙古帝国分裂以前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了火药武器，除非有考古证据，我对此保持怀疑态度。

现代战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战场的堑壕战导致尸横遍野，机械化战争也有了新的发展。其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蒙古式战争得到了重估。随着坦克和飞机的发明，其机动性可以使蒙古式的快速移动与深入突击的战术复活。英国军官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提出了坦克与机械化步兵组合的概念，这一组合可以独立行动，作为大部队的前锋。这一机动性突击部队能够切断敌人的通讯与补给线，使敌军陷入瘫痪。[42]  就像蒙古人所做的那样，使敌军只有反应的能力，而无进攻的可能。李德·哈特正确地解释了蒙古的战术，却忽视了蒙古战略中的一个核心目的是消灭战场上的敌人。不过，李德·哈特可能目睹过“一战”时期堑壕战中的死伤枕藉，想要避免战争中的大量伤亡。

李德·哈特借鉴了蒙古式战争风格，强调机动性与火力，最终实现为英国第一个实验性的坦克旅。这支部队在实际战斗中的成功，以及李德·哈特在其《揭秘伟大的指挥官们》（Great Captains Unveiled ）一书中关于成吉思汗和速不台的章节，影响了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在 1935 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美军中进行相似的开发。麦克阿瑟建议研究蒙古战争以备日后借鉴，但是他的建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受到重视。他的继任者十分保守，既没有他的眼界，也没有办法在当时的美军中贯彻这一计划。[43]  “二战”结束后，李德·哈特继续鼓吹发展坦克，并借鉴蒙古式战略，呼吁以轻型坦克的快捷与重型坦克的火力相配合，以获得进攻的速度与机动性。[44]

另一位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J. F. C. Fuller）也将坦克视为现代的“蒙古人”，并且提倡使用自行火炮。与李德·哈特不同的是，他还强调空对地打击。尽管蒙古式战术得到了推广，不过李德·哈特和富勒的想法起初在西方军队中并没有实现。然而在遥远的东方，有人在英国人之前就将相似但又明显不同的想法付诸实践，法国和美国军队在发展了一些实验性部队之后开始实现这些想法。

“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的“闪电战”策略与蒙古式的战争艺术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并非出于偶然。闪电战的发明部分源于 1923 年的《拉巴洛条约》之后德国从苏联获取的情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1893—1937）的行动信条是强调“使用飞机推进，以快速移动的坦克纵队相配合”。[45]  在这一观点之下，苏联认为战争是“长时间占领并保持进攻”，这也被称为“纵深作战”。[46]  这一观点植根于草原战争在俄国和苏联的学院中长久的军事影响。在西方，李德·哈特和富勒对战争概念的重整没有成功，而图哈切夫斯基则独立发展出了自己的体系。无论如何，他们的策略实质上是相同的，都源于蒙古体系。

苏联的纵深作战理论与蒙古人的目标相同，都是牵制敌人使其无法集中兵力，迫使敌人反应但无法发动进攻。因此，在图哈切夫斯基和伏龙芝（Mikhail Vasilyevich Frunze，1885—1925）两位元帅发展出的纵深作战理论的基础上，到 1937 年，苏联拥有了一支理论和战术意义上的蒙古军。[47]  然而同年，斯大林清洗了红军的领袖，清洗运动的顶点便是处死了图哈切夫斯基，导致军队一片混乱。图哈切夫斯基的坦克部队是纵深作战的核心，这时又成为步兵的掩护，与“一战”时期的用法差不多。斯大林保卫苏联每一寸领土的策略，与当年花剌子模帝国的统治者摩诃末很相似，而德国国防军则扮演了蒙古人的角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德军透支了自身实力，而朱可夫（Georgii K. Zhukov）元帅接手了红军的指挥权，他曾在 1939 年的哈拉哈河（位于今蒙古国）战役中成功地使用纵深战术以及其他蒙古式战术大败日军。

直到那时，德国国防军的闪电战一直主宰着欧洲战场。受到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新理论的影响，德国也出现了独立的进攻部队。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和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两位将军在为闪电战设计军队方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塞克特组建了防卫军，即在“一战”之后和国防军建立之前的德军。他认识到这支军队的规模较小，便重点发展其灵活性。为此，他训练次级军官，使之能够迅速承担指挥任务，以防其长官死亡或指挥不力。因此，如果将军死了，一名少校应该能够有效地指挥其属下部队。后来，这种做法扩展到了未经正式任命的军官，他们也能承担起自己部队中的指挥重任。[48]  尽管这种观念有可能是基于拿破仑的做法，即每个士兵都带着将军的权杖，意味着军队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升到最高等级，然而其前身则是蒙古人的领导方法。

蒙古的影响（尽管是间接的）在塞克特的战略中更加明显。在《拉巴洛条约》签订之前，他于 1921 年写道：“在未来战争中，重要的是使用相对小型但高度精良的机动部队，并与飞机相互配合。”[49]  塞克特是在经历了“一战”并听取了防卫军中下属的意见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战”后德国的裁军，与波兰的敌对，以及苏联红军渐渐显露出的威胁，也让他相信如果德国遭到入侵，一支静态的、只有防守意识的军队是会失败的。[50]  像其他军事理论家一样，他渴望避免“一战”时期的静态战争，并且与苏联一样注重机动性，以此震慑敌军，迫使其做出反应。而且，进攻的目的是在敌人反击之前将其消灭。这对于德国东部边境尤其适用。从本质上说，他必须以机动性替代数量，因为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处于裁军状态。有趣的是，塞克特也将传统的骑兵（尽管装备了机枪和卡宾枪）编入了他的军队，用于游击战和其他战略。[51]

古德里安是塞克特的下属，他研究了富勒、李德·哈特以及吉法德·马特尔（Giffard LeQuesne Martel）等人的著作，他们都强调以坦克作为进攻武器，以其他部队（炮兵、步兵或者空中火力）为掩护，而非相反。[52]  古德里安像他们所有人一样重视坦克的发展，相信它们会将机动性带回战场。如前文所论，富勒和李德·哈特都深受蒙古的影响，因而古德里安至少是间接地受了蒙古的影响。他将这些观点放进了德国的“闪电战”中，不过，塞克特所奠定的基础以及与苏联之间的交流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古德里安的战争观与蒙古人非常相似。他相信坦克最好是一同使用，而不是作为掩护部队，并且应该用于快速突击，在敌人有效展开或插入之前就到达敌方防线。蒙古人使用辅助部队来消灭陷入孤立的要塞，与此相似的是，古德里安指出，只要防线被坦克穿透，其他部队就能实施清除行动，尤其是清除那些战略防御点。[53]  蒙古对现代战争的影响仍然非常明显，只是相对比较间接。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中的很多指挥官可能已经认识到，他们的行动反映了这些理论家的观点，但他们大概不知道其最原始的根源是蒙古。蒙古的另一种影响是燃起了大众对战争的想象。据现已退役的名列游骑兵名人堂的美军上校凯斯·安东尼亚（Keith Antonia）说，美军第 75 游骑兵团指挥官大卫·格兰吉（David L. Grange）上校（现为退役准将）曾基于蒙古式训练开发了一种操练方法。

在安东尼亚担任游骑兵的日子里，格兰吉上校对兵团中所有上尉的评估方法就是让他们通过一个程序，考验“兵团中每一位上尉在身体与精神压力之下的勇气、耐力、意志、能力以及潜力”。“他的这个程序模仿了（成吉思）汗最精英的战士为了备战而经受的训练，他称之为‘忙兀台’（Mangoday，讹）。”[54]  安东尼亚说，他们参加了一项 72 小时的生存与模拟射击训练。游骑兵们到达乔治亚州的本宁堡之后，被分为数队集合，然后分派目标。他们在练习之后乘飞机到达位于佛罗里达州沼泽中的目的地，然后负重移动到埋伏点，并回到沼泽营地。他们第一天的食物是一块肉汤粉块和热水。

然后，他们收到了下一步的任务。这次的任务是到群山中营救一名被击落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经过演练之后，他们飞到北乔治亚州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找到了这名飞行员（已受伤），并找到一个武器藏匿处，吃了一个米团和一条沙丁鱼。然后，他们携带着沉重的装备（约 80~100 磅[55]  ）、新找到的武器以及断了一条腿的飞行员来到撤离点。回到另一个基地之后，他们收到了第三个任务，需要再次搭乘飞机，并在本宁堡附近进行一次密集行军。这一切都要在 72 小时内完成。

格兰吉上校在任务总结时解释了这次训练的合理性。据他说，这基于蒙古军中的一支精英部队：

他描述了（成吉思）汗如何建立了他的精英战士兵团—“忙兀台”。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成吉思）汗的军队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后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为了渡过难关，他决定使用心理战。他让他的将军们从最优秀的士兵中选出 50 人。他命令他们确认这些士兵都是自愿的，而且尚未结婚。他希望这 50 人毫无妻子儿女之忧。（成吉思）汗将这 50 人召集起来，命令他们从正面进攻数以千计的中国军队。他告诉他们，尽可能多地杀死敌军士兵。于是他们便出击，在最后一名战士倒下之前，共杀死了 1,000 名敌人。敌军将领看到这支人数虽少却极为好战、可怕而疯狂的部队杀死了那么多人，坚信其他蒙古人也是同样可怕，于是决定撤军，择日再战。

此后，（成吉思）汗开始训练“忙兀台”精英战士兵团，让他们拥有与最初这 50 人相似的精神气质。他们的任务难度随着时间而逐渐增加。起初，他们有充足的食物、较多的休息时间、较少的行动和简单的战术。每过一天，他们的食物就减少一点，休息时间也减少一点，行军里程增加一点，战术复杂性也提高一点。最后，他们被要求在没有食物和休息时间的情况下行军数日，在一系列复杂的情况下进攻一支模拟的敌军。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就成了“忙兀台”战士。

格兰吉上校告诉我们，他想看看我们在缺乏睡眠和食物以及负重长途行军的压力之下如何作战。他想让我们记住扛着机枪、无后坐力炮、迫击炮或者电台的士兵们的感受，这样当我们未来作为指挥官制定行动计划时，就会考虑到士兵们的负荷。他也想看看在敌人难以捉摸、任务不停改变以及有许多未知因素的多变环境下，我们会如何应对。[56]

格兰吉的“忙兀台”式训练，有可能是基于以色列“帕尔马赫”部队的训练方法。安东尼亚后来见到了一本以色列小册子，其中有相似的内容。另外，有接受过以色列军事训练的人向作者证明，小册子中的训练内容属实。不幸的是，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提到与该传说类似的训练。大众媒体也曾提到过“忙兀台”（Mangudai/Mönggedei/Mangoday），我们不知道这个词来自何处，有可能源于蒙古语中的“möngke-de”（意为“永久”）或者“manglai”（意为“先锋”）。蒙古人颇负盛名的便是他们禁欲主义者般的耐力，而且能够完成与他们同时代的定居敌人认为不可能的任务。[57]  所以，也许这个词是“蒙古台”（Monggol-tai）之讹，意思是“像蒙古人一样的人”。但可能性更大的词源是“Manghut-tai”，意思是“像忙兀（Manghut）一样的人”。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的战争中，“忙兀”是他最好的部队之一。[58]  基本上，这个词的来源乃至蒙古军中存在这样一支部队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但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蒙古人的成功不停地让制定军事计划的人们问道：“成吉思汗会怎么做？”

1  本章是拙著《蒙古战争艺术》（The Mongol Art of War ，Barnsley，Yorkshire，2007）一书的浓缩版。

2  John of Plano Carpini，‘History of the Mongols’，in The Mission to Asia ，trans. a nun from Stanbrook Abbey，ed. Christopher Dawson（Toronto，1980），p. 46.

3  1 英里约合 1.6 千米。——译者

4  Marco Polo，The Travels ，trans. Ronald Lathem（New York，1958），pp. 206-208；Marco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 Henry Yule（New York，1992），pp. 158-160.

5  Oliver of Paderborn，‘The Capture of Damietta’，trans. Joseph J. Gavigan，in Christian Society and the Crusades, 1198-1229 ，ed. Edward Peters（Philadelphia，PA，1971），pp. 90，123-124.

6  同上，p. 91。

7  Matthew Paris，Chronica Majora （London, 1873），vol. IV，pp. 337-344；Malcolm Barber and Keith Bate，Letters from the East: Crusaders, Pilgrims and Settlers in the 12th-13th Centuries （Aldershot，Surrey，2010），pp. 143-146.

8  海廷战役发生于 1187 年，此处的 1189 年疑为 1187 年之讹。——译者

9  学者们在讨论“马穆鲁克”时，一般以首字母大写的方式表示马穆鲁克苏丹国的统治集团马穆鲁克人，而首字母小写则表示伊斯兰世界特有的军事奴隶机构马穆鲁克。

10  今译阿卡。——译者

11  Peter Jackson，The Mongols and the West （Harlow，2005），pp. 95-97，103-105.

12  A. Rahman Zak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slamic Arms and Armour’，Gladius ，I（1961），p. 17.

13  亦黑塔和提马尔是士兵与官员的食邑。与欧洲的封地不同，拥有者实际上并不统治提马尔，只是得到收入。它们可以是村庄、市场、果园或者实质上任何产生赋税的地区。

14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看 John Masson Smith Jr，‘Mongol Society and Military in the Middle East：Antecedents and Adaptations’，in War and Societ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7th and 15th Centuries ，ed. Yaacov Lev，The Medieval Mediterranean Peoples, Economies, and Cultures, 400-1453 ，vol. IX，ed. Michael Whitby，Paul Magalino，Hugh Kennedy，et al.（Leiden，1996）；John Masson Smith Jr，‘Ayn Jalut：Mamluk Success or Mongol Failu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LIV（1984），pp. 307-345；A. P. Martinez，‘Some notes on the Il-Xanid Army’，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VI（1986），pp. 129-242。

15  Reuven Amitai，‘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Mongol Army of the Ilkhanate’，国际中东研究大会提交论文（巴塞罗那，2010 年 7 月 23 日）。

16  Peter Jackson，The Delhi Sultanate,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Cambridge，1999），p.104.

17  同上，p. 39。

18  Peter Jackson，The Delhi Sultanate,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p. 104.

19  Minh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 ，trans. H. G. Raverty（New Delhi，1970），pp. 809-813.

20  Jackson，The Delhi Sultanate ，p. 105. 答亦儿和蒙哥秃于 1241 年攻陷了拉合尔。

21  Simon Digby，War-horse and Elephant in the Delhi Sultanate: A Study of Military Supplies （Oxford，1971），p. 22.

22  Simon Digby，War-horse and Elephant in the Delhi Sultanate ，p. 21.

23  Juzjani，Tabaqat-i Nasiri ，trans. Raverty，p. 711.

24  Peter Golden，‘War and Warfare in the Pre-Cinggisid Western Steppes of Eurasia’，in 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 500-1800 ，ed. Nicola Di Cosmo（Leiden，2002），p. 106.

25  George Perfecky，trans. and ed.，The Hypatian Codex II: The Galician-Volynian Chronicle （Munich，1973），pp. 61-62；George Vernadsky，The Mongols and Russia （New Haven ，CT，1953），p. 145.

26  Perfecky，The Hypatian Codex II ，pp. 73-74；Francis Dvornik，Origins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The Ancient Near East, Persia, Greece, Rome, Byzantium, the Arab Muslim Empires, the Mongol Empire, China, Muscovy （New Brunswick，NJ，1974），pp. 302-304.

27  对此的精彩分析，参看 Donald Ostrowski，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 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New York，1998）。作者对于蒙古人影响的评价恰如其分，同时也打破了一些神话，即关于其他一些据称是蒙古人带给俄国人的不那么有益的“礼物”。

28  Vernadsky，The Mongols and Russia ，p. 145.

29  A. E. Tsepkov，trans.，Ermolinskaia Letopis’ ，（Riazan，2000），pp. 110-111；Robert Michell and Nevill Forbes，trans.，The Chronicle of Novgorod, 1016-1471 （London，1914），p. 95.

30  Francis Gabriel，Subotai the Valiant: Genghis Khan’s Greatest General （Westport，CT，2004），pp. 128-129.

31  Peter A. Lorge，Th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From Gunpowder to the Bomb （Cambridge，2008），pp. 24，32-33.

32  Peter A. Lorge，Th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pp. 34-35.

33  Jack Weatherford，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2004），p. 182；Iqtidar Alam Khan，Gunpowder and Firearms: Warfare in Medieval India （New Delhi，2004）.

34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p. 630-631；‘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p. 128.

35  Takezaki Suenaga（竹崎季长），‘Takezaki Suenaga’s Scrolls of the Mongol Invasions of Japan’（《蒙古袭来绘词》），见 www.bowdoin.edu/mongol-scrolls/，2010 年 11 月 22 日访问；亦可参看 James P. Delgado，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 In Search of a Legendary Armada （Berkeley，CA，2008）。德尔加多总结了海洋考古发现，包括考古复原的卷轴中所描绘的炸弹。

36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p. 39-42；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p. 574-576.

37  2010 年 11 月 11 日与保罗·布尔的私下交流。我也要感谢 Ulrike Unschuld 博士，并感谢保罗的情报网络帮我获得了信息。

38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 126；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 629. 蒙古人攻打亦思马因时，使用当地的松木在目标地点建造了攻城武器，其中包括令人惊惧的牛弓，射程达 2,500 步（超过 1 英里）。

39  Lorge，Th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p. 69.

40  Michael W. Charney，Southeast Asian Warfare, 1300-1900 （Leiden，2004），pp. 43-44.

41  Kenneth Chase，Firearms: A Global History to 1700 （Cambridge，2003）.

42  B. H. Liddell Hart，Deterrence or Defense: A Fresh Look at the West’s Military Position （New York，1960），p. 190.

43  B. H. Liddell Hart，The Liddell Hart Memoirs ，vol. I（New York，1965），pp. 75，272.

44  B. H. Liddell Hart，Great Captains Unveiled （Freeport，NY，1967），II；Liddell Hart，Deterrence or Defense ，p. 187.

45  Gabriel，Subotai the Valiant ，p. 131.

46  同上。

47  Gabriel，Subotai the Valiant ，p. 132.

48  John Strawson，Hitler as Military Commander （New York，1971），p. 37.

49  John Strawson，Hitler as Military Commander ，p. 38.

50  Robert M. Citino，The Evolution of Blitzkrieg Tactics: Germany Defends Itself Against Poland, 1918-1933 （New York，1987），p. 41.

51  同上，pp. 71-72。

52  B. H. Liddell Hart，The German Generals Talk （New York，1979），p. 91.

53  Strawson，Hitler as Military Commander ，p. 31.

54  Colonel（retd）Keith Antonia，pers. comm. 2009.

55  1 磅约合 0.45 千克。——译者

56  Colonel（retd）Keith Antonia，pers. comm. 2009.

57  Polo，Travels of Marco Polo ，p. 160.

58  是保罗·布尔让我注意到这一词源考证，我欠他一通感谢和一瓶红酒。

第 6 章　蒙古行政

有一个关于蒙古帝国的故事常常被引用。供职于金朝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在被俘后归附了成吉思汗，并很快成为帝国的首席内政专家。耶律楚材告诉成吉思汗：“天下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之。”蒙古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暴虐倾向而施行统治，或者干脆让更精于此事的人们为他们做这项工作。这个故事也许是真的，但可能性不大。令人感到混乱的是，在有的版本中，是窝阔台而不是其父采纳了这句睿智的谏言。其次，在所有关于草原帝国统治中原的史书中，这是一个常见的比喻—一位“文明的”官员要向“野蛮人”介绍官僚制度和政府治理。不过，这确实达到了目的，即描绘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政府体系的观点。这实在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是明证—征服一个国家容易，而统治一个国家太难，在摧毁了很多既有制度的情况下就更难了。此外，这个故事以及其他官员（志费尼、拉施特等人）所写的其他故事使学者们相信，蒙古人数十年间倚重于既有的政治结构，让当地专家来管理帝国的日常事务。因此，蒙古人被看作采用了“疏松管理”的方式。

例如，大卫·摩根在其经典著作《蒙古人》的初版以及一篇论文中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谁运营着蒙古帝国？”蒙古人既带有毁灭性，也是实用主义者。因此，蒙古人运营帝国的时候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有的制度，他们让定居民族（尤其是畏兀儿人和契丹人）领衔管理帝国。[1]  但是，经过几年的反馈之后，大卫·摩根教授也因指出自己的错误而闻名，这让他的学生们颇感惊愕。在 1996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否定了自己的书、以前的论文以及其他学者多年的研究。在这篇题为《蒙古还是波斯：伊利汗国治下伊朗的政府》的论文中，他在重新解读史料之后翻转了自己的结论。[2]  当地君主与政府结构仍然是各就其位，但是蒙古人比学者们过去认为的更加亲力亲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对军队和户口的分配，以及对成吉思汗诸卫士的规定和规范，巨细靡遗，这为我们了解蒙古式管理的建立提供了详细的内容。《蒙古秘史》提供的细节更多的是行政管理方面，而不是军事战术方面的。

关于蒙古式管理的始末，尚无较好的研究成果发表，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题目。即便如此，我们已经相当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如何在整个帝国中看起来较为标准化。不过，蒙古人的统治风格允许存在可观的差异。接下来是对蒙古式管理的概览，它如何运作以及如何随着时间而嬗变。读者们会注意到，波斯语、突厥语和蒙古语术语比汉语术语用得多。这部分应归因于我自己在研究中使用这些语言，但是也应归因于这些语言为蒙古政府所使用。汉文史料无可否认是非常重要的，但分裂前的蒙古帝国对这种语言持有一定的排斥态度。

蒙古行政的组织形式

汗位于蒙古阶层制度的最高点。尽管在理论上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汗需要依赖许多人，不仅要靠他们执行圣旨，而且要靠他们去“收买”其他人，以传达他的命令。汗不是独裁者，而是被推选到了汗位上，只不过投票的是数量很有限的一群人。成吉思汗即位之后，只有他的后裔才有资格登上汗位，但是选出汗之前有一个审查制度，决定此人的品质与获得支持的基础。如本书前两章中已经讨论过的，这个过程常常受到幕后拉票和恶语中伤的挑战—本质上就是现代所谓的政治博弈术。汗能够提名继承者，但是不能保证这位提名者成功登位。

蒙古统治体系上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斡耳朵和媵者制度。斡耳朵是汗的宫帐。成吉思汗系的其他诸王，包括成吉思汗诸弟的后裔以及他们的妻子都有自己的斡耳朵，规模各异。因此，除了皇家的斡耳朵，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有四个斡耳朵，每个孙子也有一个规模较小的斡耳朵，以此类推。每个妻子也有自己的斡耳朵，位于自己丈夫的斡耳朵附近。每个斡耳朵配有一组日常职事人员，包括奴仆、卫士以及管理人员，这组成了媵者（蒙古语写作“inje”，波斯语写作“inju”）的一部分。[3]  除了日常职事人员，媵者中还包括属民、土地财产和继承而来的人（如奴隶、属民和妻妾），由前任汗遗留给下一任汗。人口与土地的划分是十分重要的。从蒙古人的角度来看，获得土地固然重要，而掌控人口则更加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蒙古帝国的运作宛如家庭经营，属民在很多方面只是某种形式的家产。成吉思汗系的诸斡耳朵都被派到了特定的牧地（嫩秃黑），不过这些封地之间的疆界是较为模糊的。有时候，汗可能会将媵者封地分派给非成吉思汗系的人，例如行政官员、军政长官以及其他忠诚的帝国奴仆。

斡耳朵的建立，实现了蒙古扩张的几个目标。它使成吉思汗后裔及其随从散布到帝国各地，由此扩展了帝国的控制力。成吉思汗的后裔自主经营各自的斡耳朵，但仍然受制于帝国政令。在某种意义上，帝国是由成吉思汗系诸王的领地组成的，而汗便是将他们接合起来的黏合剂。圣旨来自蒙古草原上的帝国宫廷（或称黄金斡耳朵），但是正如第 2 章中所论，在个别时期，中央权力虚弱，其他斡耳朵表现得更为独立。蒙古式管理的流动性，助长了帝国的分裂趋势。由于每个斡耳朵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所以在中央权力虚弱的时候，自治权很可能会日趋增强。

中央管理的资源产生于怯薛之中，怯薛是汗的卫士和家臣。军事首脑的随从成为管理官府的长官，在前现代世界是频繁出现的现象。[4]  怯薛是媵者的一部分，但又从中分离出去。怯薛最初是由成吉思汗的那可儿（nököd，伴当、随从）组成的，但即使在成吉思汗死后，怯薛执事仍然是将军和行政官员的训练场。成吉思汗在 1203 年初建怯薛，包括 70 名日间侍卫、80 名夜间宿卫和 1,000 名“作战时站在我的面前厮杀”的勇士。[5]  在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怯薛扩大为 10,000 人，包括 1,000 名宿卫、1,000 名豁儿赤（箭筒士）、7,000 名侍卫以及 1,000 名勇士。[6]  在战时，多数怯薛通常护卫汗的宫帐与皇室。怯薛人数的急剧增长，也将新统一的蒙古草原与后来纳入蒙古帝国的地区联系到了一起。臣属地的统治者将他们的儿子和弟弟送到怯薛中服务，这些人便成了汗身边的质子，汗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同时，汗也能够了解这些人，评判他们的资质。因此，如果某个统治者不遵从汗的意愿，汗就可以将他赶下宝座，从怯薛中找一个已经与汗建立起个人纽带关系的质子取而代之。不仅如此，这些质子在担任怯薛的年头里培养起了对蒙古帝国的极度忠诚，他们在回到自己的故乡之后便会协力巩固蒙古的统治。[7]

每一位汗都组建自己的怯薛，不过在窝阔台之后，至少部分怯薛成了汗位继承者手下卫士的核心，证明了其延续性和平稳过渡。汗通过建立自己的怯薛，以确保他们不会成为干预选汗的禁卫军。这让汗可以为这支部队打上自己个性的标签，由于怯薛成员不仅仅是卫士而已，因此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不当值的时候，怯薛管理的是家庭事务，包括照管畜群、做饭、供酒、为汗拿杯子等。这些仆役劳动让怯薛丹（keshikten，怯薛的成员）保持了谦卑低下的地位，也让汗和非成吉思汗后裔的怯薛长们可以评判其性格特点。怯薛伺候汗的饮食，为汗看管私产，于是汗可以逐渐了解每一个人，培养某种程度的信任，从而在怯薛与汗之间建立起稳固的纽带。关键的因素在于，因为他们曾担任怯薛，向汗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作为回报，汗了解了他们的能力，从而能将怯薛执事以外的军事或行政方面的合适工作委派给他们。为了维持这种纽带关系，怯薛成员经常在离开汗廷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军政官员以后，又回到怯薛中来完成他的执事。[8]  帝国的代理人前往遥远的斡耳朵去执行命令时需要汗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出现经常会侵入地方上诸王的权力范围。

随着帝国的分裂，其他主要的诸王也仿照成吉思汗的模式建立自己的怯薛。忽必烈实际上将自己的怯薛增加到了 15,000 人，不过后来又缩减到了 1,000 人以内。[9]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怯薛长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尤里·沙米洛格鲁（Uli Schamiloglu）称这些人为“哈剌赤伯”，并探讨了他们在朮赤汗国及其各继承国（尤其是克里米亚汗国）的影响力。尽管汗总是需要将军和诸王们“买账”，但随着哈剌赤伯的形成，其一致意见实际上阻碍了汗的设计，他们经常需要签署命令以确认其合法性。[10]  哈剌赤伯的利益多久才会达成一致并不确定，但是这成为对汗的权力的一种检验。在从根据个人品质委派职位到根据家族出身委派职位的过渡中，这种检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某些家族世代继承某个职位，并最终积聚了权力。伊利汗国的一个继承国札剌亦儿王朝，便演生自其统治者的哈剌赤伯地位。在中亚，帖木儿的部族巴鲁剌思部也出身于怯薛长家族。帖木儿崛起的原因并不是巴鲁剌思部的威望，但是其社会关系肯定对帖木儿有所助益。

在成吉思大交换的背景之下，这个制度对后蒙古时代的世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成吉思汗后裔诸王散布于整个欧亚大陆，这有助于保持这一血统的特权，以及只有成吉思汗后裔才能使用汗号这一理念的维系。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17 世纪。不仅如此，怯薛制度以及后来的哈剌赤伯继续成为后继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是哈剌赤伯的具体影响和权力根据时间和空间而有差异。1550 年的克里米亚汗国与 1370 年的伊朗的常态不一定相同。无论如何，怯薛的这些衍生物形塑了蒙古帝国的社会政治与军事文化。尽管史料中对于元朝怯薛在蒙古本土扮演的角色未着一辞，但是怯薛在那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正如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所指出的，蒙古人的身份认同带有怯薛职分的标记，例如科尔沁部（Khorchin）来自豁儿赤（qorchin/khorchin），卫拉特的分支土尔扈特部（Torghud）源于日间侍卫（turgha’ud），而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Kheshigten）则显然源于怯薛（keshik）。[11]

各斡耳朵的诸王管理着他们的媵者封地与属民，帝国中还包括一些被称为“答来”（意为“大海”）的土地和其他地区。后者是主动臣服于蒙古的地区，因此保留着当地的统治王朝。在所有的答来和其他地区之上，存在一个以蒙古为根基的统治结构，其下则纳入了帝国层面、区域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元素。蒙古帝国是一个征服王朝，随着其不断扩张而持续纳入新的地域和人民。蒙古人使用军事和民事的双重管理体制。起初是由军队统治新征服的地区，随着当地的稳定和帝国的继续扩张，这些地区便转变为民事管理，不过很难说当地人民能否辨别其中的差异。

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倾向于管理人口而不是土地，不过后者可能也存在。千户是蒙古人使用的第一个组织工具。[12]  它不仅是蒙古帝国的军事组织，也是征收赋役的单位。以千户为单位对于注重十进制的蒙古人来说非常有效，随着帝国的扩张，千户还造就了更加成熟的统治结构。

蒙古统治新获地区的一个关键制度是探马。[13]  从管理的角度而言，蒙古人最初考虑的是为军队调动人力，以及获得物品以奖赏参与抢掠和战争的人。在伊朗的绰儿马罕军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而据格里哥尔·阿堪赤（Grigor of Akanc）记载，拜住辖下驻守阿塞拜疆的蒙古军也是一支探马。[14]  探马总是建立在帝国边缘的游牧与定居文化的交界地带，因此可以发动进一步的进攻，将蒙古的影响力扩展到边界之外。[15]  探马的成员被称为“探马赤”。

随着帝国边境的稳定，探马便不再是一种有效的行政结构了，因为它最初主要是为军事目的而设立的。各地从军事到民事行政的转型步调不同，但最终都完成了这一转型。这种转型是一种进步，但探马赤们并不总是愿意离开自己的职位，因为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在此位上盘桓多年。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还是移位了。随着地方权力的转型，达鲁花赤（地方长官）在必阇赤（书记官）的陪同下来到了各地。最终，一位蒙古语中称为“也可札鲁忽赤”的大断事官取代了探马的首领。[16]  他们的职能以收税和解决地方纠纷为中心。在征伐阶段，以千户的方式管理被征服地区是有效的，但是随着帝国的需求和目标的发展，行政制度也发展了。民事管理产生了，其目的不仅仅与军事有关，同时也与统治被征服地区有关。许多地位很高的达鲁花赤和也可札鲁忽赤都出自怯薛，他们与汗之间的纽带保障了其权力；他们向汗汇报情况，这使其即使与其他贵族相比也更为可靠。

蒙古帝国民事管理官员的各种专名，让我们更加难以理解蒙古人是如何运营其帝国的。通观史料，有几处提到了三个头衔。史书中经常提到这些专名，但未给出进一步的解释，现代学者一直在努力地定义它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每个专名都源于一种不同的语言，“达鲁花赤”来自蒙古语，“巴思哈”（basqaq）来自突厥语，“沙黑纳”（shahna）来自波斯语。第二个难题是这些专名在有的地方似乎是同义词，而另外的史料却表明它们有着不同的含义。最后一个难题是，它们的含义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演进和嬗变。

最明确说明“巴思哈”和“沙黑纳”是同义词的文献，出现于前蒙古时代的突厥斯坦。在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与哈剌契丹的古儿罕交战期间，撒马尔罕的地方官脱儿惕阿巴在一处被称为“沙黑纳”，而随后志费尼又称他为“撒马尔罕巴思哈”。[17]  有可能志费尼只是使用了蒙古帝国当时行用的官名，但是蒙古人不太可能通过改变当地的官名来创造新的官僚等级体系。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达鲁花赤”与“巴思哈”是同一官职。“巴思哈”是哈剌契丹帝国的官职，而蒙古人最先使用“达鲁花赤”一名则是在 1206 年至 1214 年间的华北地区。[18]  成吉思汗最先开始使用“达鲁花赤”一名，而窝阔台将其推而广之。正如保罗·布尔（Paul D. Buell）注意到的，他们的最初目的“似乎是完善以这些城市为基础的地方管理体系，在征伐时期很大程度上是原封不动地拿来使用，帝国的建立大体如此”。[19]  “达鲁花赤”一名在华北以外也出现了，在蒙古控制之下的高丽就有 72 位达鲁花赤。

据柏朗嘉宾记载，蒙古人每次征服之后都会在他们监管和遇到反叛的各地设置巴思哈。[20]  在俄罗斯地区，巴思哈制度的出现始于 1245 年。蒙古人将巴思哈部署于森林地带，不过金帐汗国诸汗后来将他们召回。巴思哈负责收税，或者向收益最高的人包税，以及征募军队。[21]  术语的不同是因为蒙古族群在东亚是主角，而突厥语在帝国西部是通用语，因此柏朗嘉宾等人采用了突厥人所用的词汇，而不是蒙古语词汇，正如“沙黑纳”在波斯语世界使用得更多。

无论民众称之为“沙黑纳”“巴思哈”还是“达鲁花赤”，都是指帝国在定居世界的各个地区和城市设置的对汗负责的长官。他们负责监管地方政府、收税和向汗交纳岁入，并在必要时统领军队。“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官府，将地方权力结构（及行政管理）与（汗的）中央机关联结了起来。”[22]  如此一来，达鲁花赤便成了帝国君主与地方统治者之间的中介。达鲁花赤的一项基本职责是与地方统治者紧密协作，监视和执行人口普查登记。人口普查的执行有一个相当固定的基础，执行者常常受到地方统治者的保护，史料中所见最为著名的便是诺夫哥罗德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达鲁花赤和必阇赤为了收税和征兵的目的而登记人口时，地方统治者为他们提供护卫，这便将地方统治者与帝国联系到了一起。地方统治者除了提供护卫，在必要时还会提供行政支持。[23]  如果达鲁花赤及其属下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伤害，地方统治者将面临着包括被处死在内的严重后果。

像许多词汇一样，“巴思哈”“达鲁花赤”和“沙黑纳”的含义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查尔斯·哈尔普林（Charles Halperin）在讨论朮赤汗国的术语时指出，到 14 世纪，巴思哈一职已经相当于 19 世纪时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总督，而达鲁花赤已经较为类似国家部门中的案牍官员，提供意见但不负责执行。因此，尽管“巴思哈”和“达鲁花赤”曾在某一时间点上有着相同的含义，但是到 14 世纪，二者已经不再是同义词了。[24]  不过，对于它们是如何变化的，学者们几乎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在我看来，伊斯特凡·法萨里（Istvan Vasary）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达鲁花赤”的含义随着时间和地域而有变化，但总是保有一个共同特征—达鲁花赤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个行政机构的长官。法萨里认为：“在像金帐汗国这样的分封制游牧国家中，行政管理的首要任务是确保臣民有序纳税，因此达鲁花赤的职能当然与课税有关。”[25]  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词汇在每一个汗国的含义及其职责都有细微的变化。因此，“巴思哈”和“达鲁花赤”不再是同义词，而有的地区只使用一个词汇，例如中东只使用“沙黑纳”一词。

达鲁花赤与地方统治者之间是互相合作的关系，但后者常常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条件则是他们忠于蒙古统治者，缴纳贡品和赋税，提供军队，并到汗的斡耳朵表示臣服。除了地方统治者，还存在着其他的地方官员。蒙古帝国进入定居地区建立统治时，蒙古人缺乏管理定居地区臣民的能力和人员，但正如他们力图控制草原军队人才一样，他们也征召定居地区的管理人才来实现统治的职能。为了统治被征服地区，蒙古人常常任用当地贵族为官员，尤其是用于地方政府层面。他们需要具备语言能力且了解当地风俗习惯的人。蒙古人在中国和波斯并不总是使用地方行政结构，而是常常鼓励其他人进入行政岗位（有些人甚至此前并无经验），尤其是让他们进入地区或者行省级别的政府，与帝国统治层之间有较多的联系。从地方阶层升迁到地区或者帝国层级的关键，便是掌握回鹘体蒙古文。他们会取代“通过掌握了地方文字与文化传统而确保自身地位的地方精英们”，“代之以那些拥有自身文化与语言背景之外的爱好和能力的人”。[26]

蒙古人常常允许地方统治者保有其地位和领地，原因有二。一是给予了域外统治者加入帝国的机会，这样蒙古人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军事行动。二是因为蒙古人缺乏管理经验，他们想要任用有这方面能力的人。同时，我们在讨论蒙古人缺乏管理经验这一问题时必须记住，蒙古人从未试图在地方层级强加一个新的管理体系，而是创造了一种合并式的政府，将他们自己的人员置为一个新的阶层，同时保留了那些熟悉当地环境的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地区都更加稳固地与帝国联系在了一起，统治变得更加同质化。而截至 1260 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在整个帝国发生。

正如爱尔森所阐述的，在蒙哥的统治下，蒙古帝国的行政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型。[27]  蒙哥的主要改革措施是为了减轻帝国对定居人口造成的负担，并使贸易和农业按照各自的规律发展。此外，蒙哥还试图恢复帝国对于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的权威，减少战争地带财产和人口的流散，保持新征服地区的经济繁荣和长久活力。[28]  蒙哥坚持将破坏降到最低，经他改革之后，蒙古人通过长期的课税，能够比短期的蹂躏和掠夺获得更多利益。尽管蒙哥改革的出现缘于斡兀立海迷失和脱列哥那监国时期的施政不善，但是这些改革措施与前任诸汗的蒙古式管理是同一方向的，即便在实施上有所不同，在意图上也是相同的。这可能标志着蒙古大汗从以控制人口为中心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转变为拥有理性和清晰的管理措施并注重各地区统治的国君。

课税

正如帝国分成了多个汗国、斡耳朵、军事区划和行政区划以控制被征服地区，汗们为了维持对帝国财政资源的控制，也逐渐将帝国的定居地区划分成几个财政区划。到贵由统治时期，帝国分成了三个赋税区，即华北、突厥斯坦和呼罗珊-祃拶答而。[29]  尽管这三个地区都存在游牧民，但这些地区基本上是由定居人口组成的。即使突厥斯坦也不应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游牧地区，因为丝绸之路上的河中地区和大量城居人口为帝国提供了数量巨大的财富。罗斯地区没有像华北、伊朗和突厥斯坦那样的专门长官，不过在 1257 年，一位名为乞台的弘吉剌人被选为了达鲁花赤。[30]  在较高的级别，财政管理地区成为行省，由一名行政官员管辖。行省中的高级官员大多是蒙古人，在蒙哥时期也有一些畏兀儿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决策层中没有汉人。到蒙哥统治时期，更多的蒙古人拥有了行政经验，使蒙古人统治自己的帝国成为可能。当然，在行政机构中仍有很多人不是蒙古人。

在建立一种正式的课税制度之前，蒙古人的一大特色就是抢掠定居地区的属民。[31]  在早期蒙古社会，纳贡已经常规化，属民以实物或者劳役的形式向领主表示臣服，而征税则是额外的，用于满足特殊需求。[32]  最终，蒙古人确立了约为十分之一的税额，其中包括兵役和劳役。此外，出征的蒙古统帅在有需要时会向属民（尤其是那些刚刚征服的属民）征收实物或货币，称为“差发”。[33]  对游牧民和定居人口的科敛是不同的，科敛有时也可以指兵役，尤其是对游牧民而言。

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赋税制度实现了标准化，主要是由于契丹人耶律楚材和中亚人牙老瓦赤（Mahmud Yalavach）的影响。耶律楚材和失吉忽秃忽在 1235 年至 1236 年间实行了一次人口普查。耶律楚材认为，这可能是向游牧君主展示定居人口重要性的最佳机会。这让大汗看到了赋税收入的前景，蒙古人看到了赋税相对于抢掠的益处。在中亚，牙老瓦赤采用了耶律楚材 1229 年的改革措施，不过之前的制度也影响了他的模式。这些制度一直延用到 1239 年（或 1240 年），此后，蒙古人将牙老瓦赤迁转到了华北。牙老瓦赤的改革虽然与耶律楚材的相似，但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牙老瓦赤的制度后来成了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制度。该制度的基础是“忽卜赤儿”（qubchir，科敛），即成年男丁以货币形式上缴的人头税。此税原本是按照牲畜头数上缴百分之一的实物税，到定居人口中就演变成了人头税。税率随时间推移而有变化，通常以户为单位。耶律楚材的税制版本是按照中国传统以户为中心的，只是到 1236 年以后加入了人头税，有可能是受了中亚的影响。另外还征收一种税，被称为“哈阑”（qalan）。这是蒙古人向地方统治者征发的兵役，但也指兵役的赎免金，常常是以实物而非货币缴纳的。[34]

蒙古帝国的另一种税是“探合”（tamgha，意为“印章”或“徽记”），是向商品征收的一种关税或者增值税。通常而言，商人在一次交易中需缴纳的税率是 5%~10%，由一名官员在商品上盖印，表示已经缴过税了。探合是促进贸易的重要措施，因为它使商人缴纳的税率比前蒙古时代显著降低了，以前的商人每经过一个王国都必须缴纳关税和通行费。

最繁重的税可能是缴纳给驿站的，尤其是在管理不当的时期。驿站附近的牧民和农民要缴纳马税，并为维持驿站提供给养。在蒙哥改革之前，这种税被重复征收，使用驿站的商人和官员带着过多的随从人员要求牧民和农民接待，侵害了地方经济，以至于造成人口逃逸，从而导致驿站失灵。

到 13 世纪中叶，蒙古帝国的税制结合了地方赋税（当地的各种赋税名目）和新型赋役，每年征收两三次，且常常提前两三年征收。蒙哥通过推行改革，结束了这种局面。他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所有成年人都受制于这种源于蒙古文化的纳贡制度。此外，传统的赋税仍然征收，例如伊斯兰教的地税（kharaj）。新的赋税名目还包括农业税（牧民免缴此税）和商税。这些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进一步强调了帝国的中央集权，各地区的诸王被绕过，由中央政府的代表负责收税。在理论上，过度课税的情况并没有出现。蒙古的制度构成了帝国分裂之后各汗国赋税制度的基础。

蒙古行政与成吉思大交换

本章对蒙古行政机构进行了基本的勾勒。从最低的层面来看，蒙古统治下的亚美尼亚与中国东北地区是不同的。蒙古式管理固有的灵活性使之能够适应文化与地域的差异。从更为广阔的区域层面来看，蒙古帝国的统治是较为一致的，因为帝国政府通过课税以及建立财政区划与行省，为帝国提供了稳定性。这种一致性不仅使蒙古人获益，也使商人、军队甚至蒙古的臣民们从中获益。

蒙古帝国解体之后，达鲁花赤、巴思哈和沙黑纳这样的角色变得湮没无闻，但是蒙古式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得以维持，演变或者调适出新的地域特点，例如伊利汗国和朮赤汗国的伊斯兰式的底万。与此同时，在元朝，本土的选官方式科举考试卷土重来。蒙古人在本质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模式，既来自自身的创新，也来自被征服的地区。他们的继承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效法之或者抹煞之。这些官职中有很多在蒙古帝国曾经统治的地区沿用了几个世纪之久。

1  David O. Morgan，‘Who Ran the Mongol Empir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2），pp. 134-136；David O. Morgan，The Mongols ，1st edn（Oxford，1986），p. 108.

2  David Morgan，‘Mongol or Persian：The Government of Ilkhanid Iran’，Harvard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Review ，III（1996），pp. 62-76.

3  关于媵者历史的概况，可参看 Christopher P. Atwood，‘Inje’，in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New York，2004），p. 240。

4  可参看 Thomas Allsen，‘Guard and Government in the Reign of the Grand Qan Mongke，1251-1259’，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LVI/2（1986），pp. 495-521；Charles Melville，‘The Keshig in Iran: The Survivial of the Royal Mongol Household’，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p. 135-165。

5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eiden，2004），pp. 113-114.

6  同上，pp. 152-158。

7  Thomas T. Allsen，Mongol Imperialism: 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öngke in China, Russia, and the Islamic Lands, 1251-1259 （Berkeley，CA，1987），pp. 73-74.

8  Allsen，‘Guard and Government’，pp. 517-518，521；Allsen，Mongol Imperialism ，p. 100.

9  Marco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 Henry Yule（New York，1992），p. 329.

10  Uli Schamiloglu，‘The Qaraci Beys of the Later Golden Horde：Note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 World Empire’，Archivum Eurasie Medii Aevi ，IV（1984），pp. 283-297.

11  Christopher P. Atwood，‘Keshig’，in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New York，2004），p. 298.

12  Paul D. Buell，‘Kalmyk Tanggaci People：Thoughts on the Mechanics and Impact of Mongol Expansion’，Mongolian Studies ，VI（1980），p. 47.

13  Paul D. Buell，‘Kalmyk Tanggaci People：Thoughts on the Mechanics and Impact of Mongol Expansion’，Mongolian Studies ，VI（1980），p. 45.

14  Grigor of Akanc，‘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trans. R. P. Blake and R. N. Fry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II（1949），p. 337. 格里哥尔使用的词汇是“t’emayc’ik’”，显然是蒙古语中“tanmaghci”一词的施动名词形式的讹写。柯立夫（Francis W. Cleaves）也讨论了这个词，参看‘The Mongolian Names and Ter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the Archers by Grigor of Akanc’，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II（1949），pp. 439-442。

15  Buell，‘Kalmyk Tanggaci People’，p. 45.

16  同上，p. 47。

17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p. 349，351；‘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vol. II，pp. 81，83. 书中在第 349 页使用了“沙黑纳”，而在第 351 页则称之为“巴思哈”。

18  Paul D. Buell，‘Tribe，Qan，and Ulus In Early Mongol China，Some Prolegomena to Yüan History’，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p. 33。

19  同上，p. 87。

20  Iohannes de Plano Carpini，‘Ystoria Mongalorum’，in Sinica Franciscana: Itinera et Relationes Fratrum Minorum Saeculi XIII et XIV （Florence，1929），vol. I，p. 86；John of Plano Carpini，‘History of the Mongols’，in The Mission to Asia ，trans. a nun from Stanbrook Abbey，ed. Christopher Dawson（Toronto，1980），p. 40.

21  Charles J. Halperin，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 （Bloomington，IN，1985），pp. 33-35.

22  Buell，‘Tribe，Qan，and Ulus’，pp. 32-33.

23  Thomas T. Allsen，‘Mongol Census Taking in Rus’，1245-1275’，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1（1981），pp. 47-48.

24  Halperin，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p. 39；Donald Ostrowski，‘The tamma as the dual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the Mongol Empire’，Th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XI（1988），pp. 262，275-276.

25  Istvan Vasary，‘The Golden Horde Term Daruga and Its Survival in Russia’，Acta Orientale Hungarica ，XXX（1976），p. 188；I. N. Berezin，Tarchannye jarlyki Tochtamyka, Timur Kuluka i Saadet-Gireja （Kazan，1851），p. 45；Vasary，‘The Origin of the Institution of Basqaqs’，Acta Orientale Hungarica ，XXXII（1978），p. 201；Claude Cahen，Pre-Ottoman Turkey ，trans. J. Jones-Williams（New York，1968），p. 41.

26  Thomas T. Allsen，‘Ever Closer Encounters：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Apportionment of Peoples in the Mongol Empire’，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I（1997），pp. 7-8.

27  Allsen，Mongol Imperialism ，pp. 80-82，85. 亦可参看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vol. III，pp. 75-78；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p. 598-599。

28  Allsen，Mongol Imperialism ，p. 85.

29  Paul D. Buell，‘Cinqai（c. 1169-1252）’，in 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ed. Igor de Rachewiltz et al.（Wiesbaden，1993），p. 107.

30  Allsen，Mongol Imperialism ，p. 104.

31  赋税问题在其他地方已有详细讨论。在本书的概括之外，读者可以参看以下研究：Allsen，Mongol Imperialism ；Ann K. S. Lambton，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edieval Persia: Aspects of Administ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11th-14th Century （Albany，1988）；I. P. Petrushevsky，‘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of Iran Under the Ilkhans’，in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ed. J. A. Boyle（Cambridge，1968）；H. F. Schurmann，‘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IX（1956），pp. 304-389；H. F. Schurmann，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1956）；John Masson Smith Jr，‘Mongol and Nomadic Taxation’，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XX（1970），pp. 46-85；John Masson Smith Jr，‘Mongol Manpower and Persian Population’，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XVIII/ 3（1975），pp. 271-299.

32  Schurmann，‘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pp. 311，316. 这构成了后来的差发（alba）的基础，对上级负有劳役义务的人被称为“当差发者”（albatu）。

33  Ibn Al-Athir，al-Kamil fi al-Ta’rikh ，（Beirut，1979），vol. XII，pp. 380-383，502；亦可参看 Smith Jr，‘Mongol and Nomadic Taxation’，pp. 46-85。伊本·阿西尔提供了蒙古征服花剌子模时期军队统帅向臣属于他们的城市征用衣服、食物、坐骑和钱财的大量例子。

34  Allsen，Mongol Imperialism ，pp. 147-148；Morgan，The Mongols ，p. 101；Bayarsaikhan Dashdondog，The Mongols and the Armenians, 1220-1335 （Leiden，2011），pp. 111-113.

第 7 章　宗教与蒙古帝国

当一种世界性或者普遍性宗教与一种传统的宗教接触时，传统宗教的追随者出于自愿或者被迫，通常都会皈依。而 13 世纪的蒙古人在历史上是反常规的。从表面上看，这可能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蒙古帝国实行一种宽容的宗教政策—这在前现代甚至现代都是罕见的。如果更加近距离地观察这一现象，那么蒙古人的宗教宽容政策可能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了。彭晓燕指出，哈剌契丹帝国也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确实，宗教宽容在内亚的诸帝国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可能是因为这里常常成为多种宗教体系交汇的十字路口。[1]

有人可能将蒙古看作内亚诸帝国中最为慷慨和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蒙古人将宗教宽容的做法从内亚带到了蒙古帝国的其他地区。即使一种宗教（例如景教）对蒙古帝国上层造成了可观的影响，但它对蒙古人对其他宗教的观点则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蒙古人对所有宗教都保持了极大的宽容。他们在帝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十年中是信奉萨满教的，但并没有一部阐释性的宗教经典来传授训诫、描述独有的世界观或强调死后的世界。传统的萨满教关注直接影响天命和与疾病、灾难等现实生活相关的灵物。死后的世界与天界非常相似。个人灵魂的救赎是不存在的，例外的情况是人的灵魂会被恶灵盗走。在天界，灵魂是必要的，但是在死后的世界，人只是一种精灵，不必担心受到永恒的诅咒。[2]  因此，蒙古人“对任何形式的宗教行为和仪式都很开放，这些都可能帮助他们立刻成功地实现需求”。[3]

蒙古人与帝国全境的宗教团体都建立了关系。如前文所述，他们这样做有多重理由。基本的原因是策略性和实际性的，与宗教领袖的合作减少了被征服者的敌意和反叛的威胁。在蒙古人入侵时，如果一城投降，其宗教建筑往往能够幸免于难。当然，如果一城拒绝投降，那么便无人能够确保平安。不仅如此，大汗还要求僧侣为自己祈祷。[4]  当地人常常将此解释为蒙古大汗皈依了他们的宗教，而蒙古人这样做并非出于对所有宗教的敬意，这仍然与蒙古人的现实政治策略密切相关。

传统蒙古宗教畏惧超自然的报应，避免触犯精灵，因此尊重所有宗教的仪式，将精灵纳入祈祷词中是避免触犯其灵力的一种方式。不仅如此，将精灵纳入祈祷词中也显示出大汗权力的正当性，因为这得到了地方宗教精英的正式支持。将统治者的名字纳入伊斯兰教的礼拜五宣讲（khutba）中，是一种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宣示统治者正当性的做法。在其他宗教中也有类似的做法。

蒙古人除了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还尝试维持帝国内部各教派之间的和平。这不应归于博爱的理想，而是一种策略需要。蒙古将军哲别追击乃蛮首领古出鲁克入中亚时，那里的穆斯林将他视为解放者并欢迎他。因为在佛教徒古出鲁克的统治之下，当地穆斯林受到迫害。正如彭晓燕所揭示的，这种压迫较少出于实际的宗教动机，而是来自古出鲁克的世俗政策，这被视为宗教偏见。[5]

哲别率领蒙古人击败了古出鲁克，但这并未导致对佛教徒的迫害。蒙古人对卷入宗教争端没有兴趣。哲别下令，所有人都应遵从自己祖先的宗教，不应为了信仰而迫害他人。[6]  蒙古人都为了政治目的而处理宗教问题，而对教义本身没有多少兴趣。他们的政策造成的事实是，每个人都有信奉自己宗教的自由，但是如果这威胁到了帝国的稳定或蒙古的地位，蒙古人便不羞于动用暴力。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宗教宣称其神力凌驾于全世界之上，因为这与他们宣称的对世界的主宰相抵触。[7]  这随着成吉思汗、蒙古帝国以及被称为“腾格里主义”（Tenggerism）的宗教性征服意识形态的崛起而产生。[8]  在这种意识形态中，“腾格里”（Tenggeri，即“天”）授命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统治大地，藐视他们就是藐视天意。我们不知道成吉思汗本人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但他的征伐更像是回应性行为，而不是下定决心要征服世界。而窝阔台则似乎将腾格里主义放进了心里。腾格里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蒙古人独有的，其他人不可能向它皈依。确实，它允许其他宗教存在—作为帝国的臣属，且不能挑战蒙古人的权力。如此，只要其他宗教的僧侣不去阻碍天意，蒙古人就没有问题。

由于蒙古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他的政权自然会想要跟它建立某种联系，甚至想要使它皈依自己的宗教。基督教世界也不例外。自从长老约翰的传说出现以来，西欧一直在寻求一支东方的基督教同盟来对抗穆斯林。最初，许多人以为蒙古人就是长老约翰的军队，但是在蒙古人入侵匈牙利之后，欧洲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梦想蒙古的大汗会皈依基督教。据谣传，如撒里答（拔都之子）这样的蒙古诸王以及一些公主和皇后都是基督徒，教皇有理由相信蒙古人可以皈依。[9]  教皇像其他宗教的领袖一样相信，如果统治精英皈依了，民众便会紧随其后。[10]

由于希望让蒙古人皈依，并且着实担心蒙古人会攻打基督教世界，所谓的“蒙古使团”便出现了。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出数位教士，带着书信向蒙古进发。书信中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申斥蒙古人对基督徒的攻击，并告知他们如果不住手就会面临上帝的惩罚。[11]  第二部分是描述天主教的教义和蒙古人应该皈依的原因。[12]

尽管教皇英诺森四世怀着良好的意图，但是这些传教的尝试皆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教皇以及其他欧洲人可能都不太了解草原上的外交和蒙古人的实力。贵由对英诺森四世的回信以简短、清晰和语气凶恶而著称。贵由回信的核心内容便是，蒙古人已经征服了所有对抗和不肯臣服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人：

天命令我们消灭他们，将他们交到我们手上。如果不是天如此做，人怎能办到？你们西方人相信自己独为基督徒，而他人非也。你们如何知道天将降恩于何人？我们崇拜上天，以天之力，从东到西，摧毁大地。若非天之气力，人如何能做到？……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的话，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不听从我们的忠告，我们将确认你们意图开战。其后果我们不知道，只有天知道。[13]

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收到贵由的回信之后，又发出了第二封信，声明自己无意开战，只是寻求救赎蒙古人的灵魂。不幸的是，他也从根本上破坏了自己的怀柔企图，因为他坚持说蒙古人有遭到上帝惩罚的危险。相当清楚的一点就是，英诺森四世徒劳无功，因为这一说法无法动摇蒙古人，他们相信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而且在蒙古人的眼中，教皇并不是上帝在世上的唯一代表。[14]

教皇英诺森四世并不是唯一一位试图与蒙古人达成某种和解的基督教领袖。法国国王路易四世也派出使节，前往蒙古大汗处寻求结盟，以共同抗击穆斯林。这些使节也失败了，因为蒙古人将他们看作向蒙古臣服和纳贡的人。[15]  事实上，蒙古人有充分的理由将路易四世的使团看作臣服的象征；路易四世为夺回基督教圣地而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努力，但是他的失败远远多于他取得的微小胜利。在蒙古人看来，路易四世向他们表示臣服以获得帮助来对抗他的敌人，尤其是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0）失败之后，这是很合乎逻辑的。

因此，基督徒向蒙古人传教的早期尝试，或者至少是与他们拉近距离的努力，都是十足的失败。这可能主要应归咎于教廷对其他宗教的态度。西欧尽管卷入了十字军东征，但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仍然是一种闭塞的文化。欧洲人的思维模式在整体上比驻圣地的法兰克人、与之敌对的穆斯林甚至已经处在蒙古人统治之下的罗斯人都更加闭塞。除了与东方的东正教以及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教相邻的边境居民，欧洲拉丁人与其他文化没有足够的接触，尚未认识到文化交流中的隔阂，不论是宗教、外交还是其他方面。西欧人倾向于认为自身高于所遇到的其他任何族群、文化和宗教。教廷痛斥穆斯林君主不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其领地内传教，但是教皇英诺森四世并不认为这种禁令应该是相互的。[16]  因此，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皇们蔑视土著风习，认为聂思脱里派基督徒走上了歧路。这也导致他们在试图将蒙古大汗引向天主教信仰的同时，也向蒙古人发出了上帝惩罚的警告。对于西方人而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天主教，此外别无他路可行。

这并不是说，这条路一定是笔直且狭窄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确实尝试了减缓对异教和异端用兵。1245 年，他发布了教皇训谕，与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于 1235 年发布的训谕类似，为促进传教而授予了传教士以特别权力。[17]  其中最重要的四项特权是：有权在任何地方聆听忏悔；免于被开除教籍之罪；允许在各种不规范的仪式下皈依；在基本上不偏离天主教道路的情况下尽可能简单地实现皈依。此外，训谕中还包含了一个列表，其中列有 18 种人，包括各种族群和教派，都被设定为传教的目标。可以想见，鉴于蒙古帝国幅员辽阔，这 18 种人多数都住在蒙古控制的地区。

即使有了这些新的特权，天主教传教士也没能对蒙古人造成影响。西方人视野狭隘，自视甚高，这可能对他们的传教活动造成了最坏的影响。聂思脱里派基督徒的存在没有任何助益，因为他们为蒙古人展示了基督教的一种样式。尽管蒙古人当中有一定数量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即景教徒），但是蒙古的汗们总体上对他们不太尊崇。[18]  而聂思脱里派基督徒整体上对于各种文化及其融合的态度更加开放。休斯顿（G. W. Houston）写道：“聂思脱里派的传教活动大概不抱有这些（与天主教一样的）偏见，（聂思脱里派基督徒）自由地将地方宗教的风习纳入其教派之中。”[19]

哈赞诺夫（Anatoly Khazanov）对于教廷到蒙古传教的失败有另外一个相关的观点：

窃以为，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与他们宣称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有关。游牧统治者担心，皈依基督教将威胁到他们的独立性。[20]

这两位学者的观点都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如休斯顿所揭示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相对于天主教徒确实有一个优势，即他们的教派融合性更强，能够接纳各种文化。不仅如此，如哈赞诺夫正确观察到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没有像教皇在欧洲那样，在蒙古人之上建立任何神权。另一方面，我必须反对哈赞诺夫提出的蒙古统治者担心皈依天主教将导致失去独立性这一观点。有很多证据表明，蒙古人不会容忍任何对他们权力的威胁，不论来自世俗势力还是宗教人物。成吉思汗处死了帖卜腾格里，就是因为这位强大的萨满试图掌握政治权力。[21]  蒙古人终结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统治，因为哈里发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得到神权和世俗权力。鉴于教廷试图将自己置于世俗统治者之上，如果蒙古人侵入罗马，那么教皇大概会遭遇与哈里发相同的命运。不过，种种事件令教皇相信，自己能够让蒙古人皈依。

基督教

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基督教传教士误认为蒙古帝国皈依的条件已经成熟。蒙古草原尽管在多数时代都不处于东西方交通的主路上，但即使在蒙古帝国形成之前也并不是与其他宗教隔绝的。在约 1009 年，传教和商业的联系逐渐使蒙古草原中央的克烈人皈依了景教。这一年，巴格达的聂思脱里派主教收到了木鹿城主教阿卜迪朔（Ebedyeshu）的信件，信中称克烈人需要牧师和执事去施行洗礼。皈依者的确切数目不详，但是一般认为有 20,000 名克烈人。[22]  很多乃蛮人、蔑儿乞人和汪古人也皈依了，不过是基督教与萨满教并存。

因此，克烈、乃蛮、蔑儿乞、汪古诸部被纳入大蒙古国之后，景教分布广泛，但在蒙古人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无论如何，大多数蒙古人仍维持其原初信仰。[23]  尽管景教徒并不占多数，但他们对蒙古人造成了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很多蒙古精英的妻子以及统治机构中的一些高级官员都出自克烈、乃蛮诸部。窝阔台汗（1229—1241 年在位）的宰相镇海（卒于 1252 年）就是一名景教徒。此外，拖雷之妻克烈人唆鲁禾帖尼（卒于 1252 年）、窝阔台之妃蔑儿乞人脱列哥那（卒于 1246 年）、贵由之妻蔑儿乞人斡兀立海迷失（卒于 1252 年）等人也都是景教徒。教廷一直将大汗的基督徒后妃视为使大汗皈依的一条途径，然而这条途径的传教效果是极小的。[24]  无论如何，基督教的影响在帝国上层是存在的。[25]

蒙古帝国分裂之后，蒙古人与西欧的关系进入了考虑结盟的新阶段。不过在这一阶段，基本上是由蒙古人发起联系，而教廷则小心翼翼地接受蒙古人的提议，同时对蒙古人的皈依渐已不抱乐观态度。平心而论，教廷确实也尝试了向蒙古人传教的新方法，但宗教本质的隔阂仍然无法逾越。蒙古人提出与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联姻，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er IV）强硬地教导他谢绝了联姻。亚历山大四世承认，蒙古军事机器确实是他面前的一个威胁，但他也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联姻最终会导致匈牙利屈服于蒙古。支持亚历山大四世逻辑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蒙古人不是基督徒，因此在教廷看来是无法信任的。蒙古人没有受洗，又怎么会尊重在基督教堂中的宣誓，而这是巩固联盟的通常做法。第二个原因则更为准确，联姻会让匈牙利成为蒙古的诸侯，而不是对等的盟国。[26]  前文已论，这是蒙古人的标准做法。汗的女儿实际上代表她的父亲成为当地的统治者或执政者。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都没有妨碍教廷希冀蒙古统治精英（当然最好是汗）皈依，并相信民众会加以效法。尽管之前蒙古与教廷的关系史显示蒙古人不会皈依，但是教廷仍然沉溺于这一美梦，因为蒙古上层有不少基督徒。这并不是没有证据的，因为对蒙古人皈依的乐观态度出现于蒙古帝国分裂之时。伊利汗国开始与罗马交涉，寻求盟友来抵御敌对国家的包围。1274 年，伊利汗阿八哈的使者迈出了移除主要障碍的第一步—他们受了洗礼。因此他们不再是异教徒了，可以代表阿八哈汗进行交涉。[27]

教廷不满足于这第一步，并将蒙古人皈依一事的重要性置于近东拉丁王国的存在之上。如同他们与希腊人的关系一样，他们答应以军事联盟报答其皈依。马尔顿（James Muldoon）认为这一安排存在一个严重的瑕疵，他写道：“教廷为希腊人和其他求援的人提供军事援助的能力变弱了，教皇似乎更加坚持在对方臣服后才答应提供援助，但实际上根本无力提供。”[28]

教廷无法满足协议中的条件，例如对埃及的马穆鲁克发动进攻，这样一来蒙古人就没有什么理由皈依了。教廷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即使在蒙古人看起来对基督教空前地兴趣盎然时，前往蒙古人地盘上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仍很匮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可·波罗家族。当波罗兄弟于 1269 年从忽必烈大汗的宫廷回来时，他们带回了大汗给教皇的信件。忽必烈要求教皇派 100 名有教养的人来教他基督教的教义。教皇只派出了两名传教士，他们刚到蒙古人的地盘就返回了。[29]  我们不能完全怪罪这两名传教士。有很多故事和流言说蒙古人是歌革（Gog）和玛各（Magog）[30]  之子，来自地狱，也有很多关于蒙古人行径的传说。因此，前往蒙古人控制的地区并居留数年，对于任何预期的志愿者而言都是令人畏惧的经历。

因此，教皇在与伊利汗的通信中经常只谈皈依，遣使送来的信中解释了基督徒对于统治者的教化。1291 年，教皇尼古拉斯（Nicholas）遣使去见伊利汗旭烈兀之子帖古迭儿，后者的洗名也是尼古拉斯[31]  。[32]  在这封信中，教皇尼古拉斯警告帖古迭儿，在使其他人皈依基督教时，他不应显著改变其生活方式。教皇尼古拉斯特别警告了服饰的改变，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会引起皈依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尼古拉斯与之前的几任教皇不同，他认识到让皈依者既为蒙古人亦为基督徒（而非只是基督徒）是十分重要的。[33]  然而不幸的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这种认识来的太晚了。

伊斯兰教

基督教没能让蒙古人皈依，而伊斯兰教却做到了。不过，伊斯兰教最初也像天主教一样，没能让蒙古人改宗。于阗的穆斯林将蒙古人视为帮助他们摆脱宗教压迫的解放者，而当蒙古人入侵花剌子模帝国时，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大多将其视为上帝对他们原罪的惩罚。蒙古人的确是灾祸，为许多穆斯林带来了信仰危机。自从 632 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乌玛（‘umma，穆斯林公社）以来，持续扩张的伊斯兰世界在异教徒军队的杀戮之下骤然缩小。不过，一些苏非教团将蒙古的入侵看作上帝的裁决—惩罚那些处死苏非（Sufi，意为“真主之友”）的不公正的统治者。[34]

然而，在蒙古帝国分裂之前，很少有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我们所知的第一位蒙古人穆斯林，也是在蒙哥汗去世之前最重要的一位，便是朮赤之子别儿哥。所有穆斯林史料都一致记载了别儿哥的信仰，非穆斯林史料如果没有直接说明他的信仰，则也支持这一观点。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在何时成为穆斯林，史料表明他幼时便是穆斯林，在登基为朮赤汗国的统治者时便公开宣布了自己的信仰。[35]  暂且不论他何时信奉了伊斯兰教，所有史料都一致记载他的皈依是缘于一位库布拉维教团的苏非谢赫·赛甫丁·巴哈尔兹（Shaykh Sayf al-Din Bakharzi）的努力。[36]

以别儿哥为楷模，其他人也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最早的几位是别儿哥的兄弟秃花帖木儿、别儿哥彻儿以及别儿哥的妻子彻彻格哈敦。非成吉思汗后裔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尽管确切的数目不清楚，但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军民及官员的比重是相当可观的。[37]  尽管如此，1257 年别儿哥即位之后，朮赤汗国并没有一夜之间骤然变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尽管别儿哥的继承者脱迭蒙哥也是一名穆斯林，说明伊斯兰教在最高层有所延续，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支持朮赤汗国内部伊斯兰教发展的多数史料都是马穆鲁克史料。马穆鲁克苏丹国自身的合法性很不稳固，它可能会夸大伊斯兰教的传播，为其与异教国家建立同盟和外交关系提供合理性。德威斯（Devin DeWeese）教授指出，很多宣扬皈依伊斯兰教的说法，更像是一个从其他群体那里获得利益的工具，在朮赤汗国是如此，在其以外尤其是马穆鲁克苏丹国也是如此。[38]  的确，脱迭蒙哥没有采用阿拉伯名字，表明尽管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兴趣在增长，但它并未被统治者的支持者们普遍接受。脱迭蒙哥和别儿哥没有改名，也没有增加伊斯兰元素，表明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们认同的一个次要方面。

因此，尽管伊斯兰教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很难说它在朮赤汗国的蒙古上层社会之外有多么重要。当然，伊斯兰教至少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经为蒙古人所熟知，成吉思汗在统治初期就已经与穆斯林商人做生意了。在 1206 年至 1260 年间，蒙古人并没有什么信奉伊斯兰教的动力。蒙哥在其统治期间，对中东发动了新的攻势。鉴于蒙古人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对于毁灭伊斯兰教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但是，有两支伊斯兰教势力不承认蒙古人的统治，从而触动了蒙古人敏感的神经—一支是伊朗的属于什叶派的尼扎里亦思马因派，另一支是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在摧毁了这两支势力之后，蒙古人更没有什么理由皈依伊斯兰教了，因为上天显然站在蒙古人一边。不仅如此，如果伊斯兰教在朮赤汗国或者蒙古帝国的其他地区已经广泛传播，那么蒙古统治者后来的皈依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帝国分裂之后，伊斯兰教在朮赤汗国之外也有稳定的发展。1295 年，伊利汗拜都公开皈依伊斯兰教，只是他从未公开祷告或斋戒。他的宣言可能只是为了赢得那些穆斯林或者治下有穆斯林的蒙古和突厥首领的支持。伊利汗合赞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可能也是因为其民众已经成了穆斯林。[39]  即使合赞汗的皈依像表面看来那样虔诚，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也反映了这一事实，但这仍然是国家政策的一次根本转型。

由于宗教宽容政策，伊利汗国的一些宗教群体（主要是基督徒）认为伊利汗偏爱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迫害。而合赞汗的统治显然使伊斯兰教成为最受偏爱的宗教。佛教寺院遭到拆毁或改作清真寺，其中一些寺院建于旭烈兀统治时期（1260—1265）。景教徒遭到处刑，只有其他基督徒（如亚美尼亚人）所受冲击较少，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占大多数。这一切也并非毫无征兆。最激进的信仰卫士常常是那些刚刚皈依的人，暴露出自证虔诚的深层动机。

在合赞汗的统治下，伊斯兰教逊尼派和流行的诸苏非派最受欢迎。完者都汗在位的短暂时期（1304—1316）则是例外。他于宗教无所不爱，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是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教逊尼派追随者或者什叶派穆斯林。身为什叶派穆斯林的他，迫害逊尼派穆斯林。他的继承者不赛因（1316—1335 年在位）则回归了对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偏爱。皈依伊斯兰教意味着广为传布的来自蒙古传统的宗教宽容政策走向了终结，其他信仰者仍被视为吉玛，继续实践着他们的信仰。这也意味着蒙古人成了艺术的赞助者，尤其是波斯风格的艺术。不仅如此，伊斯兰教在整个伊朗更加普及，很多佛教徒离开了，其他宗教在社会和法律地位上显然处于劣势。

尽管朮赤汗国是蒙古诸汗国之中最先出现穆斯林统治者的，但它是第二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国家的蒙古汗国。直到 1313 年月即别汗皈依，伊斯兰教才成为主导性宗教。自视为穆斯林的游牧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但很多精英反对月即别汗将伊斯兰教的教法“沙里亚”（shari’a）置于成吉思汗的札撒之上。[40]  月即别汗主要依靠普通教徒的支持平定了他们的叛乱，但无论如何，这表明放弃传统信仰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在札撒和沙里亚之间找到平衡，对所有的统治者而言都是一种挑战，也显示出宗教宽容的局限性。一个核心问题可能就是关于一餐饭。蒙古传统的屠宰习俗是在牲畜胸部开口，伸手入内切断心脏或主动脉，让牲畜死于内出血，将血留在体内。这样做是为了不浪费血，用于制作血肠等食物。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蒙古的习俗是不让血流到地上，因为按照萨满教信仰，这样可以困住灵魂。然而，犹太人和穆斯林实行洁食（kosher）或清真（halal）之法，切断牲畜的颈部大动脉并将血放干，在这一过程中和食肉时都要祝祷。这两种习俗显然无法调和。蒙古帝国在全境曾多次禁止清真法，常常导致对穆斯林的迫害浪潮，这可能是因为汉人或者其他人嫉妒穆斯林在行政和商业领域不断增长的势力。[41]  这些事件可能也反映出蒙古人对于将其他法律制度纳入其自身政治体制时的挣扎。同时，这种矛盾使境外的人十分不满，他们不接受蒙古人的皈依，因为蒙古人总是不接受穆斯林法。其中最激烈的攻讦者是伊本·泰米叶，他不断地诅咒蒙古人，号召反抗他们。而且在他看来，蒙古人并不是穆斯林，他宣称他们应该被杀死，那些与他们做生意的人也应该被杀死。[42]  这一问题部分与让蒙古人皈依的那些人有关。在伊本·泰米叶等人看来，苏非们的融合做法并不纯粹，他们不是穆斯林，因此蒙古人也不可能是穆斯林。尽管马穆鲁克苏丹国将伊本·泰米叶封禁，但是他的学说确实间或拥有追随者，其中便包括今天的一些极端分子。[43]

中亚皈依伊斯兰教则较晚。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在河中地区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察合台汗国的其他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信仰—萨满教和佛教。我们的确很难说，察合台汗国是否完全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国度。当然，14 世纪时的河中地区已经成为伊斯兰地区，但是其他地区就不清楚了。答儿麻失里皈依伊斯兰教通常被看作一个转折点，但是迟至 1339 年，也孙铁木耳仍在保护佛教寺院。[44]  无论如何，答儿麻失里由佛教改宗伊斯兰教可能是为了赢得穆斯林商人的支持，以沟通中亚的市场。不过，如前所述，这一地区并没有完全皈依。蒙古精英最终杀死了答儿麻失里，因为他试图以沙里亚取代札撒。他的继承者们甚至将清真寺改成了佛寺。河中地区的西部与伊斯兰化的朮赤汗国和伊利汗国之间有频繁的联系，东部则与元帝国的佛教世界之间有更多的交往。尽管河中地区长期与伊斯兰地区有交往，但是其全面伊斯兰化直到帖木儿时代才开始推进。艾鸿章（Johan Elverskog）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察合台系统治者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而并没有完全皈依伊斯兰教。他注意到，郊野和城镇之间的对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亚的伊斯兰教更像是一种城镇现象。[45]  苏非们当然没有进入草原，而伊斯兰教最成功的地方也是在城市，清真寺和经学院体系以及公开虔信行为在那里最具影响力。

除了蒙古和突厥游牧人口的皈依，蒙古征服也带来了伊斯兰教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宗教权力和文化的中心从巴格达迁移到了其他地方。随着巴格达在 1258 年的陷落，学者、教法学家和其他乌里玛成员纷纷逃往别处（主要是开罗）。这是自 1219 年蒙古人进入伊斯兰世界以来的最后一次大逃亡。结果，开罗和德里成了伊斯兰世界中新的文化和宗教中心。麦加和麦地那仍然是朝圣的中心，而开罗、大马士革和德里（全部位于蒙古帝国之外）则成为所有学者的教育中心和目的地。前两座城市位于马穆鲁克苏丹国境内，而后者则是与之齐名的德里苏丹国的首都。它们的合法性都来自抵御蒙古人，因此成为信仰的守护者，同时也得益于资助宗教精英建造清真寺和经学院。因此，开罗和德里不仅是政治中心，也分别成为伊斯兰世界西部和东部的宗教、文化和教育中心。众多有学识的人物、文学家和宗教权力的到来，使德里从军事阵营转型为一个复合型大都市和知识中心。与此同时，按照罗斯·敦恩十分贴切的说法，巴格达“降格为一个省级商业城市”。[46]  确实，罗斯·敦恩将开罗的大规模人口部分归因于来自蒙古征服地区的难民。[47]  其他的因素还包括，它是马穆鲁克苏丹国的首都，也是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贸易枢纽。开罗的宗教中心地位，缘于伊利汗合赞在 1299 年至 1300 年间入侵叙利亚时洗劫了大马士革。

因此，即使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身处其外，至少在逊尼派穆斯林眼中是如此。奇特的是，在完者都汗统治伊利汗国时期，由于他对什叶派的偏爱，什叶派穆斯林开始接受蒙古人为合法统治者。而在蒙古帝国之外，很多人拒绝接受蒙古人的皈依，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最终，蒙古人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与二者刚刚接触之时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蒙古人并未终结伊斯兰教，而实际上扩展了其范围和形式。

佛教

尽管蒙古人在西夏和吐蕃就已初次接触了佛教，但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以前，蒙古人对佛教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爱好。当然，个别蒙古人可能对它有兴趣，但这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宗教。无论如何，哈剌和林有着西夏佛教教派和其他教派的寺院。藏传佛教和汉地禅宗的高僧像许多其他宗教的领袖一样，启程去见成吉思汗。[48]  其中一次这样的会见使禅师海云被赐予了统领中国佛教的最高权力，后来又得到贵由和蒙哥两任大汗的重申。窝阔台也在 1229 年赐予佛教徒（及道教徒）以免税权，对此，萨迦斯特（Klaus Sagaster）写道：“这是政治重要性的体现，因为在金朝末年，佛教徒就深受处于优势地位的儒士的偏见。”[49]

藏传佛教直到 13 世纪 40 年代才获得了影响力，不过蒙古人肯定是通过西夏的藏僧接触到的。接触的增多始于窝阔台之子阔端（1206—1251 年在位）征服吐蕃，导致一些寺院遭到破坏，数以百计的僧侣丧命。在征服过程中，他的统帅朵斡耳答[50]  遇到了一些教派的代表，他建议阔端邀请一位宗教领袖到他的营帐中去。阔端决定邀请萨迦派的班智达（pandita）贡噶坚赞（Kun-dga’-rgyal-mtshan，1182—1251）。[51]  这次会见可能带有一些宗教底色，但阔端的主要目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藏传佛教诸派的领袖拥有极大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因此蒙古人召见萨迦班智达扩展了蒙古对吐蕃的控制。但这并不是说，萨迦班智达是被动地入质。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阔端帐下传教，并发挥他的医术，这也成为佛僧与蒙古人建立关系的另一条途径。而且，他入侍阔端使萨迦派成为吐蕃的主导性教派；在蒙哥汗时期，萨迦班智达被赐予了在吐蕃所有佛教教派之上的权力。[52]

在帝国的西部，佛教扩张到了伊朗。几个世纪之前，伊朗东部原已有佛教，但差不多快要消失了。佛教也通过西辽进入了草原，西辽于 1218 年被蒙古吞并。在蒙古扩张前夕，随着加兹纳维王朝和古尔王朝的进击，佛教在印度北部和阿富汗日趋衰落，许多高僧大德逃亡吐蕃。吐蕃是日益流行的密宗佛教的中心，在蒙古治世的保护下，密宗自然而然地传出吐蕃、西辽和河西走廊。波斯史书中常载佛教徒迫害穆斯林的故事，表明了佛教徒的普遍存在。[53]  这些故事大多有些夸张，不过确实也反映出佛教徒数量的增长，如果不是在蒙古人当中的话，就是在朝堂上和整个帝国之中。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蒙古人迁徙人口的做法可能也导致了这些问题。外来宗教信徒骤然混居，肯定会引发紧张。这也反映出“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竞争，而这种宿怨很多时候又与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54]  畏兀儿人在帝国中的重要性无疑助长了这种恐惧。塔里木盆地的畏兀儿人涉足于景教和摩尼教，最终多数信仰了佛教。1209 年，他们归附成吉思汗。作为一只脚踏在定居世界而另一只脚踏在草原上的人群，他们成为早期蒙古官僚机构中的关键人物。[55]  与其他宗教一样，蒙古人也资助了佛教寺院和纪念物的建造。畏兀儿人的重要性很自然地使畏兀儿成为其他佛教徒谋求蒙古支持时的必经之地。畏兀儿首都别失八里的居民增加到了 50,000 人。[56]

任何宗教的虔信者都担忧汗的皈依，所有的汗似乎都乐于走在折中所有宗教的道路上。在伊利汗国，旭烈兀资助建造了 3 座佛寺，以及什叶派科学家纳速剌丁·图昔（Nasir al-Din Tusi）的观星台。他的继承者们踵事增华，例如乞合都汗将佛教仪式纳入了宫廷礼仪。最有趣的是，合赞汗将伊利汗国转型为一个伊斯兰化国家，而他的父亲阿鲁浑将他养育为一名佛教徒。即使在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佛教仍然留存下来。他的继承者完者都汗（一个佛教化的蒙古名）也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伊利汗国的佛教徒们试图让他恢复佛教信仰。完者都汗命令拉施特在《史集》中不仅要编写蒙古史，也要扩大到世界史。这便包括了数量可观的佛教内容。于是，一位逊尼派宰相带着他的有佛教徒参加的研究团队，为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编纂了一部佛教史。

有证据表明，佛教徒在整个帝国中都找到了支持者。在蒙哥统治时期，所有大的佛教教派都得到了成吉思汗系诸王（通常是拖雷系诸王）的支持。[57]  他们不仅在吐蕃，也在自己的领地内为佛教提供经济支持。这种支持也扩大到了非拖雷系诸王当中。如前所述，察合台汗国在 14 世纪 30 年代保护佛寺，迟至 1326 年还有一座佛寺得到重修。察合台系地区佛教的长久存在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它的大部曾属于西辽帝国，毗邻畏兀儿地区，后者在海都统治时期屡次成为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控制的地区。尽管河中地区几乎完全伊斯兰化了，但是东部地区的改宗则缓慢得多。即使在秃忽鲁帖木儿汗（卒于 1363 年）于 1354 年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佛教和萨满教也没有完全消失。而且，秃忽鲁帖木儿汗皈依的是苏非派，而非逊尼派。不仅如此，他的皈依并没有结束这一地区的宗教宽容政策，佛教徒被分类为吉玛。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佛教在该地区持续繁荣。如前所论，汗国东部郊野的存在以及汗国与元朝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保持该地区的佛教认同。朮赤汗国中也有佛教徒。在脱脱汗（1290—1312 年在位）统治时期，一些畏兀儿佛教徒就职于朮赤汗国的官僚机构中。[58]

在东亚，佛教十分繁荣。忽必烈长期属意于佛教，甚至询问禅宗高僧海云，一个宗教能否降服世界。他就此询问了佛教、道教和儒教，海云很自然地回答，佛教能够做到。佛教的繁盛不仅是由于朝廷的支持，也有赖于蒙古治世。几个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佛教传播的通道，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日本僧侣到元朝担任佛寺的首领，如鲁大维所论，这说明日本与蒙古人之间的交流并未因 13 世纪元朝攻打日本而终止。[59]  从日本来的僧人的数量确实较少反映出蒙古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却能反映出元朝内部的稳定性。在红巾军起义和元朝衰弱的年代里，来华日僧的数量减少了，也有很多已经居留多年的日僧返回日本避乱。讽刺的是，导致佛僧逃亡的红巾军起义，实际上正是起源于佛教的千禧年信仰，即所谓的“白莲教”。

尽管忽必烈支持了禅宗的领袖海云，但同样是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密宗佛教在元帝国变得特别流行。虽然忽必烈延续了宗教宽容政策，但是他对佛教有着绝对的偏好，有时会有所偏袒。他十分热衷于宗教辩论，因此宗教辩论在他统治的时期比蒙哥汗时期激烈得多。在一次佛道论争中，论败的道士被勒令剃发从佛，而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显然谴责他偏离了传统，迫使他发怜悯之心。[60]  佛教官员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喇嘛八思巴（’Phags-pa）成为忽必烈最为信任的顾问之一，他发明的八思巴字成为元帝国的官方文字，但它在元朝灭亡之后很快就消失了。

两人之间的关系在蒙哥汗时期就开始了。忽必烈在出征大理的途中，于 1251 年到达了萨迦班智达所居的凉州。[61]  忽必烈希望与萨迦班智达交谈，于是召见了这位著名的喇嘛。萨迦班智达患病不能成行，便派其侄八思巴去见忽必烈。这位年轻人打动了忽必烈，1253 年忽必烈出征大理返回时他们再次会面。当时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继承其位。这一次，忽必烈开始热衷于他的教法。[62]  与此同时，八思巴喇嘛与忽必烈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宗教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八思巴喇嘛居留在忽必烈的宫廷中，成为一名人质。他在藏传佛教世界中的身份，确保了大喇嘛和精英在吐蕃的优势地位，也保证了其教法受到蒙古人的关注。忽必烈汗也利用八思巴来强化蒙古人在佛教各派之上的权力，任命他为统领天下释教的国师，最终使他成为吐蕃乃至整个帝国中权力最高的佛教人物。[63]  1270 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这成为元帝国一直沿用的一个职位。不仅如此，1288 年他受命领总制院事，管理佛教事务。[64]  我们不可以将八思巴喇嘛单纯看作一名人质，因为他所属教派的地位和他的权力也在增长。与此同时，这也不是一点危险都没有的，因为禅宗为多数中国佛教徒所信奉，在蒙哥汗统治时期也受到偏爱。尽管如此，作为佛教徒的忽必烈倾向于整合佛教，如此不仅能够带来宗教和谐，也可以强化他对信佛人口的控制。

忽必烈动用很多手段进行强力整合，也引发了矛盾。禅宗僧人在帝国中的职位被萨迦派僧人取代。占据官位意味着也要承担义务，大规模的预算和特权遂成为必要。这激怒的不仅是禅僧，还有儒士，他们感觉受到了冷落，而道士们则屡次受到打压。佛僧也利用这些特权，这不可能改善帝国内部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并非所有受宠的僧人都来自萨迦派，但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吐蕃，这给了敌人一个准确的焦点。尽管出现了这些未曾预料的后果，但忽必烈的举措助益了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数种著作被译为蒙古文和汉文，有的进入禅宗成为重要的文本，例如《彰所知论》（Shes-bya-rab-gsal ）。[65]

忽必烈也会见了其他的藏传佛教僧人，例如噶举派传人噶玛拔希（Karma Paksi，法名却吉喇嘛，1204—1283）。他们于 1255 年会面，但噶玛拔希并未得到忽必烈对八思巴那样的偏爱。我们可以推测，作为八思巴的施主，忽必烈大概不会追随一个与之对立的教派。而且，噶玛拔希颇受蒙哥汗喜爱。不过，忽必烈与噶玛拔希之间的恩怨还没有结束。蒙哥死后，噶玛拔希支持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我们不禁要猜想，宗教竞争是否就是恩怨的根源。[66]  在欧洲，教皇的权力经常与君主的权力产生冲突，与之不同的是，忽必烈握有至高权力。1264 年，噶玛拔希幸免于被处死，但是基本上被限制在了其位于吐蕃的寺院之中，而他的继承者们则促成了噶举派与其他教派间的互动。

在忽必烈之后，蒙古人继续热衷于佛教，尤其崇奉藏传密教。汉文史料中将其与元朝的衰落关联起来，尤其是蒙古人沉溺于密教的双修法。史料称，这消耗了他们的精力，使他们无心处理朝政。有些谴责是应得的，但谴责的程度有问题，而有些指控则来自汉地佛教、儒教和道教的酸葡萄心理。蒙古人将外来宗教置于汉地宗教之上，在汉人眼中显然是错误的思想。无论如何，这与蒙古人的衰落关系不大，而用于佛事的财政支出则难辞其咎。元朝灭亡之后，佛教在蒙古人中停步不前，但在 16 世纪初重获重视。

说佛教在北元消弭是不对的。蒙古草原上的寺院得到了兴建和重修。由于缺乏北元王朝的财政支持，很多活动受到了限制，不过萨迦、噶举等教派仍然在蒙古人中传播。佛教还必须与萨满教竞争，而且寺院常常成为洗劫的目标，不仅是在明朝与蒙古的战争中，在蒙古诸王的内战中同样如此。

随着成吉思汗诸后裔夺得了草原的统治权，并图谋恢复蒙古人对中原的统治，佛教重新出现了。如前所述，很难说佛教曾完全消失，随着蒙古人退出中原，吐蕃的寺院与蒙古联系不易，从而陷入了孤立。[67]  无论如何，随着蒙古人的复兴，佛教得到了新的推动力。一方面，明帝国推动佛教在蒙古人中传播，盲目乐观地误认为佛教会安定蒙古人好战的本性，减少他们在边境的抢掠。结果，北方的蒙古人非但没有安定下来，反而在洗劫了边境之后拿出部分战利品奉献给他们的新信仰，从而又一次证明政治与宗教之间罕能相安无事。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成吉思汗的后裔阿勒坦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又称黄教）之间建立了关系。虽然阿勒坦汗的妻子皈依了佛教，但是他在宗教方面仍然没有明确表明态度。阿勒坦汗战胜了明军之后，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的信徒都视他为有潜力的救星，能够改变儒家对佛教的压制，尽管他并没有做出承诺。很多高僧来到他的都城呼和浩特（意为“青城”），其中最著名的是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Sonam Gyatso）。他宣称阿勒坦汗是忽必烈转世，因此是全体蒙古人的汗。作为报答，阿勒坦汗封赠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称号，意思是“大海般的上师”，以象征他的虔诚和智慧。尽管阿勒坦汗并未皈依，但他鼓励和保护佛教徒。他罹患痛风，以传统的疗法将病足插入奴隶或马的胸部，但没有效果。一名格鲁派僧人治好了他的痛风之后，他皈依了佛教。随着宗教信仰和健康状况的转变，阿勒坦汗成为一位热忱的佛教推动者。藏传佛教也成为蒙古人主要的宗教。

结论

一个合理的问题是，为什么蒙古人在帝国分裂之前没有皈依一种世界性宗教？而之后他们为什么皈依了佛教和伊斯兰教？答案可能部分关系到蒙古人如何看待自己。显然，他们相信是“长生天”（Möngke Köke Tengri）授命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统治大地。如前所述，这一信仰被学者们命名为“腾格里主义”。[68]  腾格里主义中还包括一个观念，即天上只有一个神，地上只有一位大汗。

起初，蒙古人的敌手是游牧势力，与之有着类似的文化，通常也实践着相同的萨满教信仰。虽然乃蛮人和克烈人中都有景教徒，但我们并不清楚其基督教信仰有多深。这似乎是一种融合的形态，其中包含了传统的草原信仰。随着帝国的扩张，蒙古人遇到的文明拥有更为复杂的宗教实践，更加关注死后世界而不是天命。在蒙古人的生长环境中，死后世界与当下世界非常相似，因此蒙古人很可能认为强调死后世界的那些宗教没有什么用处。毕竟，如果生前为汗，死后亦必为汗。

而且在成吉思汗的眼中，这些宗教能为其信徒提供什么保护呢？他打败了克烈部的王罕和乃蛮部的诸汗等景教徒。正如豁儿赤预言的那样，他统一了蒙古诸部。[69]  随着蒙古征服了更多的国家，这进一步证实了蒙古人受天之命统治大地。不仅如此，蒙古人也发现宗教可能是分裂的工具。于阗的穆斯林欢迎蒙古人的到来，宁愿接受一位未知的统治者也不愿被佛教徒统治，因为他们会遭到后者的迫害。蒙古人哪有什么动机去信仰这些被征服民族的宗教？很自然地，蒙古人不想冒犯任何宗教，所以他们也不会进行宗教迫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相信蒙古人逐渐转向了一神教。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提及了“长生天”，以及他们向域外政权致书的方式。[70]  不过，腾格里主义在 13 世纪中叶演化为一种更复杂的形态，如沙·比拉（Sh. Bira）所论，它确实成了一种一神教。[71]  沙·比拉断言，腾格里主义是蒙古征服背后的力量源泉。[72]  但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观点。蒙古人确实相信他们统治世界是上天的旨意，但这是出于腾格里主义的宗教热情，抑或只是解释他们无与伦比的成就？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研究中的疑难所在。而非蒙古人是否是在相同的语境下理解腾格里主义的，也是很有疑问的。哈赞诺夫写道，蒙古人的一神教倾向“反映出的不是他们自身宗教的演化，而是信仰一神教的观察者们的渴望”。[73]

总之，蒙古人能在帝国分裂之前拒绝皈依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原因有以下几条。首先，他们相信自己是奉天命征服世界的。腾格里主义的概念很有力量。在这一背景之下，基督徒的上帝、穆斯林的安拉以及所有其他关于神灵或天神的概念，都可以轻易地被纳入“腾格里”之中。人们如何称呼“天”并不重要，蒙哥汗说：“手有五指，天有诸道。”[74]  因此，既然人们信仰的是同一个“天”，为何要改宗呢？汗廷中举行的多次神学论争，对蒙古人而言一定是有趣而又费脑筋的，因为参加者的论辩都很哲学化。

这引出了第二点。既然他们崇拜同一位神，所以就没有理由在宗教层面迫害其他人。因此，蒙古人很自然地对所有宗教都十分宽容，这种态度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这种宽容扩大到所有宗教，只要他们不发表政治宣言威胁蒙古人的权力即可。

第三，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言，皈依是毫无理由的；而蒙古军队消灭了所有的反抗者。这些宗教看起来提供不了任何策略性益处。当然，蒙古人也没有迫害这些宗教的信徒，而他们对于崇奉一神的解释并没有产生让蒙古人改宗的吸引力。[75]

最后，基督教向蒙古人传教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个文化问题（伊斯兰教也有这个问题）—禁酒。这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中可能更加明显，但不同的教派和苏非派对于所禁酒类的规定当然各有不同。基督教并不禁酒，但拥有禁酒的观念。鲁布鲁克在前往蒙哥汗廷的途中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在驻扎于黑海草原某地的蒙古军统帅斯合塔台的营帐中，鲁布鲁克遇到了一位想要改宗基督教的穆斯林，估计是一名突厥人。但这个人担心自己不能再喝忽迷思（即发酵马奶酒）了，这是游牧民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夏季。[76]  鲁布鲁克非常喜爱忽迷思，便劝说此人，但是徒劳无功。鲁布鲁克在那里遇到了几名基督徒，包括希腊人、斡罗思人和阿兰人，他们怀有相同的感伤。基督徒不仅不可以喝忽迷思，而且如果喝了他们就不再是基督徒了，“牧师会将他们赶走，如同他们悖离了基督信仰一样”。[77]

我们不清楚蒙古人是否听说过这一点，但蒙古帝国的很多基督徒都将忽迷思看作非洁食的。这也需要从宗教的视角来看。蒙古人是异教徒，那么对于这些东方的基督徒而言，蒙古人喜爱的饮品定然是不敬神的。无疑，牧师们会指出忽迷思不见载于《圣经》。对于天主教徒而言，鲁布鲁克很喜欢忽迷思，柏朗嘉宾甚至毫不在意，因为他们此前没有接触过草原文化，只是感到很新奇。[78]  无论如何，随着蒙古人与东正教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如果蒙古人要皈依东正教，就必须戒除忽迷思，而这是他们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戒除忽迷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失去了“蒙古性”。

直到蒙古帝国的统一中断之后，宗教才开始发挥作用，每位汗都寻求在其敌手面前占得优势。有人可能会回到腾格里主义的话题，如果腾格里主义赋予了蒙古人统治世界的神圣权力，那么帝国的分裂是否破坏了这一核心信仰？成吉思汗的后裔互相攻伐而不是征服世界，有人可能会问，蒙古诸王和平民是否仍将腾格里主义作为其宗教信仰？伴随着信仰危机的产生，很多人可能会向其他宗教寻求慰藉。有一些改宗行为是真诚的，但多数则最初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而非出自虔诚。这种算计最终引火烧身。皈依世界性宗教导致蒙古人变得与被征服者极为相似，因此统治者变得与被统治者很相似，蒙古帝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同化现象。

尽管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和佛教，但在大多数地区都罕有迫害少数宗教的现象。在朮赤汗国的城市如哈林、卡法、苏达克和塔纳中，既有基督徒的教堂，也有穆斯林的清真寺，官府并不进行抑制。当地居民可能有着不同的感受，但蒙古的汗们仍然是只要被挑起兴趣就会喜爱一种异教。在黑海的贸易口岸，蒙古人不会疏远意大利人，后者将商品带到了西方世界；意大利人也不会惹怒穆斯林统治者，后者允许他们大为获利。

哈赞诺夫写道，伊斯兰教在赢得追随者方面更加成功，因为皈依者不必放弃自己的族属，也不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教皇尼古拉斯也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79]  蒙古汗国大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只有大汗之国（东亚）接受了佛教。因此，伊斯兰教传播的地理区域空前广大。这主要是因为苏非派的增长。此前，苏非派常常受到统治者的压制，出自乌里玛或保守的宗教精英的怂恿。苏非派更加包容，经常被认为是偏袒异教徒。但在蒙古入侵造成的混乱及其后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之下，苏非派的泛神论比保守的逊尼派更能带来切实的慰藉。[80]

考察蒙古帝国及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蒙古的宗教宽容产生于其处于宗教十字路口的位置和萨满教的本质。随着腾格里主义的出现、大蒙古国的建立、成吉思汗札撒的行用以及蒙古帝国军事统治的施行，一种鲜明的蒙古身份认同出现了。至少在蒙古人看来，接受另一种宗教常常意味着失去这种身份认同。因此，外来的宗教很少得到信徒。对于蒙古人而言，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逊尼派或什叶派伊斯兰教还是佛教诸教派，都意味着信仰和世界观的改变以及文化的转型。在所有蒙古人眼中，这都是在摧毁他们的“蒙古性”。而且，蒙古人最终皈依伊斯兰教和佛教，并不是因为这些宗教与萨满教有相似之处，而是因为他们皈依的那些教派具有包容性，可以融合该教以外的其他文化因素。从这一方面来说，蒙古人并没有失去身份认同。他们是蒙古人，恰巧也是穆斯林或佛教徒（早期也有基督徒），他们的蒙古人身份居于宗教身份之上。另一种可能性是，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支持商业活动。蒙古人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有很多接触，但方济各会传教士在重视贸易的蒙古人面前没有优势，因为他们宣誓安贫乐道，且教会对商人持蔑视态度。而伊斯兰教则一直都受到商人们的钟爱。佛教在历史上也乐于拥抱贸易，借由商人和随着商队旅行的僧侣得到广泛传播。

1  Michal 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2005），p. 211；关于其他帝国的研究，可参看 J. P. Roux，‘La tolerance religieuse dans l’empires Turco-Mongols’，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CCIII（1986），pp. 131-168；Johan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PA，2010）；Richard Foltz，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 （New York，1999）。

2  John of Plano Carpini，‘History of the Mongols’，in The Mission to Asia ，trans. a nun from Stanbrook Abbey，ed. Christopher Dawson（Toronto，1980），p. 12.

3  Richard Foltz，‘Ecumenical Mischief under the Mongols’，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LIII（1999），p. 44.

4  同上，pp. 44-45。

5  Biran，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pp. 81-82，194-196.

6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ed. Mîrzâ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p. 50；‘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 67.

7  Anatoly Khazanov，‘Muhammad and Jenghiz Khan Compared：The Religious Factor in World Empire Building’，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XXXV（1993），p. 468.

8  Sh. Bira，‘Mongolian Tenggerism and Modern Globalism：A Retrospective Outlook on Globalisatio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eries ，XIV（2003），pp. 3-12.

9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in The Mission to Aisa ，pp. 117-119. 从鲁布鲁克到访时的种种迹象来看，撒里答是一名基督徒。波斯作家志费尼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参看 Minh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 （Lahore，1975），vol. II，pp. 286-287；Minh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 ，trans. H. G. Raverty（New Delhi，1970），vol. II，p. 1291。

10  Anatoly Khazanov，‘The Spread of World Religions in Medieval Nomadic Societie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Toronto Studies in Central and Inner Asia ，I （1994），p. 15.

11  Pope Innocent IV，‘Two Bulls of Pope Innocent IV Addressed to the Emperor of the Tartars’，in 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to Asia ，pp. 75-76.

12  James Muldoon，Popes, Lawyers, and Infidels （Philadelphia，PA，1979），pp. 42-43.

13  Güyük Khan，‘Guyuk Khan’s Letter to Pope Innocent IV（1246）’，in 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to Asia ，pp. 85-86.

14  Francis W. Cleaves，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Cambridge，1980），p. 53.

15  Jean de Joinville，‘The Life of Saint Louis’，in Chronicles of the Crusades ，trans. and ed. M. R. B. Shaw（New York，1963），pp. 287-288.

16  Muldoon，Popes, Lawyers, and Infidels ，p. 50.

17  Muldoon，Popes, Lawyers, and Infidels ，p. 36.这些特权常常与婚姻有关，例如择偶标准可能与天主教会接受的程度不一致。

18  Güyük Khan，‘Guyuk Khan’s Letter’，p. 85. 教皇要求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并停止进攻基督教世界，贵由汗在回信中说：“汝既云我应作一聂思脱里基督徒，敬神而禁欲，然汝等如何知晓上帝宽恕何人，怜悯何人？”

19  G. W. Houston，‘An Overview of Nestorians in Inner Asia’，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XIV（1980），pp. 64-65.

20  Khazanov，‘The Spread of World Religions’，p. 24.

21  Cleaves，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p. 181-182. 应该注意的是，关于帖卜腾格里是否为萨满存在争议。参看 Tatyana D. Skrynnikova，Kharizma vlasti v epokhu Chingiskhana （Moscow，1997）。

22  一说 20 万。——译者

23  Samuel Hugh Moffet，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Vol. I，Beginnings to 1500 （New York，1992），pp. 400-401. 此外亦可参看 J. M. Fiey，‘Chrétiens Syriaques sous les Mongols（Ilkhanat de Perse，XIIIE-XIVE S.）’，Corpus Scriptorum Christianorum Orientalium ，vol. CCCLXII，subsidia tomus 44（Louvain，1975）.

24  James D. Ryan，‘Christian Wives of Mongol Khans：Tartar Queens and Missionary Expectations in Asia’，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rd ser.，VIII/ 3（1998），p. 417.

25  在 431 年的以弗所会议导致教会分裂之后，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在亚洲繁荣了数百年。可参看 Moffet，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Asia 。聂思脱里派教义的基础是摩苏迪亚（位于安提阿以北）的主教提阿多若（Theodore，350—428）这一学派的思想。他的思想基于对《圣经》的字面阅读，但很少解释和强调关于先知的段落。他认为原罪是一种可以被克服的弱点，而不是一种疾病或者“丑恶的欲望”。聂思脱里（Nestorius）是他的弟子，于 428 年被选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但很多人并不喜欢他，因为他此前籍籍无名。他发起了驱逐雅利安人等异端的运动，但他自己也被亚历山大港牧首济利禄（Cyril）指控为异端，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亚历山大港是仅次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第三大基督教城市，亚历山大港和安提阿的教会之间也存在竞争。济利禄指控聂思脱里“否定基督的神性”（p. 174），并发出 12 份逐出教会令。安提阿教会则开出 12 份反逐令。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于 431 年在以弗所召集会议以平息争端。在聂思脱里的安提阿支持者抵达之前，济利禄便开始了会议，于是聂思脱里从一开始就抵制这次会议。结果济利禄在会议上以 200 比 0 的投票将聂思脱里逐出教会。聂思脱里从未真正否定过基督的神性或者一体性。他使用“prosopon”一词来指代表象，而济利禄使用“hypostatis”一词来指代实体。他基本上承认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二分的。

26  Muldoon，Popes, Lawyers, and Infidels ，pp. 59-60.

27  同上，p. 62。

28  同上。

29  Marco Polo，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ans. A. C. Moule and P. Pelliot（London，1938），p. 79.

30  《圣经》中黑暗力量的统治者，在先知的预言中是人类反抗基督的领袖。——译者

31  又译捏古来。——译者

32  蒙古诸王捏古来是旭烈兀和忽推之子，后者也是聂思脱里派基督徒。不过，史料记载不清的是，捏古来在 1282 年即位之前何时改宗了伊斯兰教。他的穆斯林名字是阿合马（Ahmad），1282 年至 1284 年在位。他是伊利汗国的第一位穆斯林统治者，也是第一位被废黜的统治者，可能是因为他寻求与马穆鲁克苏丹国的同教中人和平共处。关于他的皈依及其作用，参看 Reuven Amitai，‘The Conversion of Tegüder Ilkhan to Islam’，Jerusalem Studies in Arabic and Islam ，XXV（2001），pp. 15-43。

33  Muldoon，Popes, Lawyers, and Infidels ，p. 67.

34  Leonard Lewisohn，‘Overview：Iranian Islam and Persianate Sufism’，in The Legacy of Mediaeval Persian Sufism ，ed. Leonard Lewisohn（London，1992），p. 30；Leonard Lewisohn，Beyond Faith and Infidelity: The Sufi Poetry and Teachings of Mahmûd Shabistarî （Aldershot，Surrey，1995），pp. 57-58.

35  Istvan Vasary，‘History and Legend in Berke Khan’s Conversion to Islam’，in Aspects of Altai Civilization III （Bloomington，IN，1990），pp. 235-237. 亦可参看 Min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 ，ed. ‘Abd al-Hayy Habibi（Kabul，1964-1965），pp. 284-288 及 Juzjani，trans. Raverty，p. 1283。

36  Istvan Vasary，‘History and Legend in Berke Khan’s Conversion to Islam’，p. 238.

37  同上，p. 256。

38  Devin DeWeese，Islamization and Native Religion in the Golden Horde （University Park，PA，1994），p. 89.

39  David Bundy，‘The Syriac and Armenian Christian Responses to the Islamification of the Mongols’，in Medieval Christian Perceptions of Islam ，ed. John Victor Tolan（New York，1996），p. 35.

40  Devin DeWeese，‘Yasavina Legends on the Islamization of Turkistan’，Aspects of Altaic Civilization III （Bloomington，IN，1990），pp. 108-109.

41  Johan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p. 228-338；F. W. Cleaves，‘The Rescript of Qubilai Prohibiting the Slaughtering of Animals by Slitting the Throat’，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XVI（1992），p. 69. 史料中有大量此类的例子，艾鸿章对各种史料的归纳是典范式的。

42  Teresa Fitzherbert，‘Religious Diversity under Ilkhanid Rule c. 1300 as Reflected in the Freer Bal’ami’，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 （Leiden，2006），p. 397；亦可参看 Denise Aigle，‘The Mongol Invasions of Bilâd al-Shâm by Ghâzân Khân and Ibn Taymîyah’s Three “Anti-Mongol”Fatwas’，Mamluk Studies Review ，XI/2（2007），pp. 89-119。

43  Aigle，‘The Mongol Invasions of Bilâd al-Shâm’；Michal Scott Doran，‘Somebody Else’s Civil War’，Foreign Affairs ，LXXXI/l（2002），pp. 30-31.

44  Michal Biran，‘The Chaghataids and Islam：The Conversion of Tarmashirin Khan（1331-1334）’，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CXXII/4（2002），pp. 742-752. 文中详细探讨了答儿麻失里的皈依。亦可参看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 189；Gyorgy Kara，‘Medieval Mongol Documents from Khara Khoto and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Manuscripta Orientalia ，IX/2（2003），pp. 28-30。

45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p. 189-191.

46  Ross Dunn，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14th Century （Berkeley，CA，2005），p. 41.

47  同上，p. 46。

48  Klaus Sagaster，‘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mong the Mongols’，in The Spread of Buddhism ，ed. Ann Heirmann and Stephan Peter Bumbacher（Leiden，2007），pp. 381-382.

49  同上，p. 382。

50  又译多达那波。——译者

51  Sagaster，‘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mong the Mongols’，p. 384.

52  同上，pp. 386-387。

53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 134.

54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 136.

55  畏兀儿人在蒙古政府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一个长时段的考察见 Michael C. Brose，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ellingham，WA，2007）。

56  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p. 177 n. 53.

57  Luciano Petech，‘Tibetan Relations with Sung China and with the Mongols’，in China Among Equals ，ed. Morris Rossabi（Berkeley，CA，1983），pp. 182-183.

58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 150.

59  David M. Robinson，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Philadelphia，PA，2009），p. 260.

60  Morris Rossabi，Khubilai: His Life and Times （Berkeley，CA，1988），p. 42.

61  忽必烈出征大理时，于 1253 年召见八思巴于六盘山。征大理北返途中，于 1254 年与八思巴再次相会于忒剌之地。——译者

62  Sagaster，‘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mong the Mongols’，p. 387.

63  同上，p. 391。

64  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在 1264 年。——译者

65  Sagaster，‘The History of Buddhism among the Mongols’，pp. 393-395.

66  同上，p. 388。

67  Sechin Jagchid，Essays in Mongolian Studies （Provo，UT，1988），pp. 121-124.

68  Sh. Bira，‘Mongolian Tenggerism and Modern Globalism：A Retrospective Outlook on Globalisation’，Inner Asia ，V（2003），p. 110.

69  Igor de Rachelwiltz，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eiden，2004），pp. 52-53.

70  Carpini，‘History of the Mongols’，p. 9. 柏朗嘉宾写道，蒙古人信仰一神，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掌管善恶。但他们并不以祈祷或礼仪等方式来敬神。

71  Bira，‘Mongolian Tenggerism and Modern Globalism’，p. 110.

72  同上，p. 111。

73  Khazanov，‘Muhammad and Jenghiz Khan’，p. 466.

74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95.

75  有几条记载称，清真寺、教堂和寺院遭到掠夺，宗教人员受到打击。这些活动多发生于征服战争期间，蒙古人将所有抵抗者视为敌人。在征服之后，偶尔也有劫掠宗教人员的情况，但更多地是出于洗劫的欲求，而不是对某一特定宗教的直接攻击。即使在洗劫时，蒙古人对于各个宗教也是一视同仁的。

76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11.

77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09.

78  同上，p. 212。在大不里士附近的木干草原上的蒙古统帅拜住的营帐中，鲁布鲁克被赐予了酒，他表示自己更喜欢忽迷思，因为这种饮品“更能让饥饿的人得到满足”。

79  Khazanov，‘Spread of World Religions’，p. 24.

80  Timothy Ma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fis and Inner Asian Ruling Elites’，Southeast Review of Asian Studies ，XXX（2008），p. 88.

第 8 章　蒙古人与瘟疫

我听说，在过去的一年即 1347 年中，一个部落的不计其数的鞑靼人攻打一座基督徒所居的非常坚固的城市。灾难性的疾病降临到了鞑靼军中，死亡率很高，传播很广，每二十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他们经过内部讨论之后，认为如此大量的死亡是出于上帝的报复，遂决定进入他们围攻的城市，请求成为基督徒。于是，幸存者中最强健的人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发现那里的人更少，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死了。他们看到，死亡不仅在他们当中也在基督徒当中爆发，是因为不洁的空气，于是他们决定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1]

于是，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又一次受到了阻碍，因为细菌对兼容宗教信仰的人们有所偏袒。不管我们称之为淋巴腺鼠疫、黑色瘟疫还是黑死病，结果都是一样的—接触者大多会死亡。[2]  瘟疫可能是蒙古帝国和当时东西方交流的一个最致命的结果。尽管瘟疫并不是由蒙古人直接引发的，但是如果没有蒙古人，很难想象它能传播得如此迅速，而瘟疫反过来也加速了蒙古帝国的终结。疾病像思想、商品和旅行家一样，都获益于蒙古治世和蒙古帝国建立并保护的商路。瘟疫很可能出现于中央欧亚草原，时至今日仍然偶有爆发，但与 14 世纪不同的是，现代医药已经可以很轻易地加以控制和治愈。

为什么是草原？因为这是最合理的地方。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蒙古征服大理（今云南）时遇到了发源于邻近的喜马拉雅山的瘟疫，随后蒙古人将其带回了蒙古草原。另一个可能的地区则是非洲中部的大湖地区，不过这肯定不是 14 世纪淋巴腺鼠疫的源头。[3]  瘟疫源于喜马拉雅山一说也是空洞无力的，因为如果蒙古人在 13 世纪中叶把它带回了蒙古，那么在去往蒙古草原的路上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量的病死之人？事实上，瘟疫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没有出现。鉴于瘟疫是从中亚南下摧毁了印度北部，看起来它不太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而且，淋巴腺鼠疫本是小型哺乳动物（例如生活在内亚草原上的土拨鼠）的疾病；寄居在这些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常常带有一种杆状细菌—鼠疫耶尔森菌，正是它引发了淋巴腺鼠疫（以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处的淋巴命名）。

如果杆状细菌进入肺部，就会成为肺鼠疫，并通过唾液传播。淋巴腺鼠疫的致死率为 60%，而肺鼠疫的致死率则高达 90%。通常而言，这种病一般出现在跳蚤和土拨鼠或其他小型哺乳动物身上。游牧民大多都知道如何躲避生病的土拨鼠（猎人则可以通过淋巴来辨别）。土拨鼠很可能死在洞穴中，跳蚤便在其他土拨鼠中找到新的宿主。这种疾病在人身上一般潜伏 2 ~ 8 天，发作后会出现高达 105 华氏度（40.6 摄氏度）的高烧。病人随即开始出现颤栗、呕吐、晕眩、怕光、两肋疼痛等症状，而且经常精神恍惚。高烧持续 2 ~ 3 天之后，病人的皮肤开始出现斑点，跳蚤叮咬处和淋巴腺开始发炎。如果病人没有死于器官衰竭、心脏病或内出血，则会在经历 8 ~ 10 天的痛苦之后康复。细菌也有可能进入肺部，从而转变为肺鼠疫，传播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土拨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的症状也是类似的，不过和人类一样，它们也能够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毫无症候的携带鼠疫的土拨鼠。

鼠疫要想传出土拨鼠洞穴，杆状细菌就必须转移到其他动物或者人类身上。鼠疫耶尔森菌是非能动性、非孢子性的细菌，须借助其他途径来传播。[4]  而这条辅助途径就是跳蚤（通常是印鼠客蚤）。[5]  并非所有的跳蚤都能携带细菌，所以在处理土拨鼠的时候就像是在赌博。如果跳蚤携带了细菌，并在跳蚤的腹内积聚到足够的数量，这样当跳蚤吸血的时候，血无法进入其腹中，从而导致跳蚤呕吐到血管里，其中便包括鼠疫耶尔森菌，于是就造成了受害者感染。可爱而美味（对蒙古猎人而言）的土拨鼠一旦被感染便无法存活。然后，可怜的跳蚤去哪里呢？

没有人确切知道鼠疫是如何传播的，一种较为稳妥的猜测是，一位蒙古猎人杀死了一只土拨鼠，而土拨鼠肉是一种受人喜爱的食物（至今仍是如此），经常被用作军队的口粮。鼠疫耶尔森菌的传播，可能是因为猎人食用了感染细菌的动物，或者更有可能是跳蚤离开了死去的土拨鼠而找到了新的宿主—蒙古猎人。[6]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有超过 300 种小型哺乳动物（多数体型都很小）易感染鼠疫耶尔森菌，但仍有一些不易感染。猫、绵羊、牛、山羊和马都是很难感染的，至少跳蚤对马毫不措意。[7]  因此，跳蚤跳到了蒙古猎人身上。现代人（以及一些中世纪的人）很在意卫生，但是蒙古人并不以清洁著称。[8]  而且，跳蚤在蒙古人身上比在他们的狗身上存活的几率更大。草原上除夏季外多数时间天气都太冷，跳蚤无法存活，它们的卵也无法孵化。[9]  而在一顶温暖的毡帐中，它就能找到一处安全的港湾。跳蚤及其产的卵能从一个蒙古人身上最终传遍从蒙古草原到黑海的卡法港的所有商路，然后黑色瘟疫再从卡法传向中东和欧洲。

卡法与瘟疫

尽管地中海世界的瘟疫来自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但是瘟疫并非起源于这个热那亚商人的殖民地。我们知道，瘟疫来自东方，沿着商路而来。伊塞克湖（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景教墓园的墓碑显示，瘟疫在 1338 年至 1339 年间袭击了这座位于北方商路沿线的城市，不过我们对于鼠疫耶尔森菌在此之前的行踪毫无线索。鉴于伊塞克湖地区有土拨鼠，所以这里可能就是整个事件的起始点。该地区早在 6 世纪就发生过淋巴腺鼠疫，这再一次与喜马拉雅山起源之说相扞格。[10]  鼠疫在 1346 年朮赤汗国的蒙古人攻打卡法时传到了这里。札尼别汗在 1343 年（或 1344 年）决定攻打此城，以平定一起贸易争端—起因于一名蒙古人在威尼斯殖民地塔纳被杀。由于蒙古人对威尼斯放弃的塔纳进行了报复性洗劫，当地居民乘船逃到了卡法。[11]  蒙古人也追到了卡法。蒙古人中的鼠疫很可能是由来自朮赤汗国东部的援军，或者是从东方来到军营中的商人带来的。到 1346 年，朮赤系蒙古人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不过许多人仍然追随萨满教。在瘟疫袭来时，他们仍然要以适当的礼节处理死者。对于普通的穆斯林蒙古士兵而言，这意味着必须清洗尸体并在七日内安葬。与此同时，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的尸体被带到草原上，曝露着留给大自然。我们很容易推测，随着跳蚤从一个宿主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那些处理尸体的人就成了下一个受害者。很快就没有人愿意接触尸体了，但是尸体仍然必须被移出军营。当时的死亡率可能太高了，导致无法适当地处理死者。[12]  蒙古人在战术方面一直很注重实用，于是设计了一种解决方案。

对热那亚商人来说，这可能是很美好的一天，他们坐在卡法的一个客栈外面，饮用由当地葡萄酿成的酒，可能还吃着用当地鲟鱼制成的鱼子酱。城市的确是被包围了，但蒙古人不太可能破坏这座城市，因为虽然他们曾在 1298 年（或 1299 年）和 1308 年两度抢掠卡法，但他们也从途经卡法的贸易中获得了极其可观的税收。卡法是一座港口，这意味着逃离相对容易。人们热切希望谈判能够成功，新的协约能够签订，因此虽然有恐惧和冒险，但蒙古人在 1346 年至 1347 年间围城的前景与一个世纪以前不太一样，上一次蒙古人的策略是一份只有三个字的最后通牒—“降或死”。突然，一个物体从晴朗的蓝天之外坠落，砸到了桌子上。随后，大块的尸体、血液和淋巴的脓液在整个区域四处飞溅。蒙古人决定将尸体作为抛石机的炮弹。一具重约 70~80 千克的尸体由抛石机抛出 100 米，并以 9.8 米每平方秒的加速度坠落，飞溅半径是多少？[13]  大得足够让卡法市民陷入恐慌。

关于这一事件的主要史料来自德·米西（Gabriele de Mussis），据记载：“宛如山一样的死尸被扔进了城中，基督徒们无法躲藏、闪避或逃走，但他们倾卸尸体之多就像往海里倾卸一样……没有人知道或者能够找到抵御的方法。”[14]  这显然是一名有自尊的普通商人撤离卡法的标志。结果，大量的船离开了卡法。当然，由于被抛出的尸体淋巴破碎，蒙古军营中和运送补给品到卡法的船上受感染的跳蚤移宿到老鼠身上，都能导致细菌的传播，商人们可能已经感染了。因此，卡法的逃亡船成了死亡之舟。黑海只有一个出口—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商人们在君士坦丁堡停靠，他们从那里前往埃及或者返回意大利。有三艘船在 1347 年 12 月 31 日抵达热那亚，但是人们在得知船上猖獗的恶疾之后就驱逐了这些船。市民们并不欢迎他们回家，而是用火箭和炮弹将船赶走了。[15]  这三艘船从热那亚起航，于 1348 年抵达西西里岛港口墨西拿，于是鼠疫传播到了地中海东岸。[16]  如果这三艘船在热那亚被隔离了，就有微弱的机会能够避免这一切的发生，但是鼠疫从此传到了欧洲，不过另一艘船也可能会将它带到欧洲的其他地区。随着货物、人员和老鼠登岸，鼠疫也跟随他们一起到来了，细菌或者是已经潜伏在人的身上，或者是在老鼠和人身上的跳蚤体内。到 1349 年，鼠疫向北传播，远达苏格兰。从乐观的角度来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围城终于实现了。1347 年，朮赤汗国、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关于卡法达成了协约。

对世界的影响

关于瘟疫对欧洲的影响已有大量的著作，大卫·赫里希（David Herlihy）和诺曼·康托（Norman Cantor）等人认为它导致了欧洲的转型。[17]  他们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瘟疫导致的人口崩溃，造成了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反应。雇佣劳动出现并迅速增长，对教会的质疑增多，新的圣徒崇拜出现，医药学发展，因为旧的信仰和秩序在瘟疫之后的欧洲不再起作用了。简而言之，瘟疫及其毁灭性的丧钟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世界。

其中最显著的影响便是由于人口的不足，一些职业也开始招收女性。啤酒和麦芽酒制造业在 14 世纪后期和 15 世纪中叶由女性主导。[18]  雇佣劳动的增长是因为庄园中缺少足够的劳动力来种植和收获，所以为了吸引人力必须提供工资。在工资不够高的时候，反抗就出现了。这并不值得惊奇。当时的平均死亡率是 50%，而且我们必须记住，有些地方死亡率较低，而有些地方死亡率较高。为了将人们吸引到需要人力的地方，就必须要有吸引力。现金支付当然是一种吸引力。人力短缺也使节省劳动力的机械的出现有了必要性，它们基本上是在现有机械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19]  有了现金支付，农民就有可能拥有土地了。不过，很少有人能有足够的钱来购买土地，因此他们就租种土地。由于缺少农夫，一些土地变成了牧场，英格兰和佛兰德斯的羊毛工业因此而获益。但牧场也可能被地主租出，且租金常常过高，正如摇篮曲《咩咩黑羊》（Baa Baa Black Sheep ）中所唱的：“一份给主人（国王的税收），一份给女主人（地主太太），一份给巷子里住着的小男孩（农民最后只得到了羊毛利润的三分之一）。”

教育也发生了改变。淋巴腺鼠疫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传染源，因此受教育阶层的人数也减少了。在瘟疫爆发之前，欧洲存在大约 30 所大学，之后只剩下 24 所。[20]  促使大学停办的原因是瘟疫使旅行变得困难，在这个混乱时期，各个城镇自然不欢迎陌生人。因此，一些大学的关闭完全是因为缺少学生。不过，瘟疫一结束，富有的赞助人就建立了新的大学并招收当地学生。学生都来自当地，因此就不太需要一种通用语，于是便使用当地语言而非拉丁语，这成了一种突出的新现象。

盖伦医学强调四种体液（血液、黑胆液、黄胆液、黏液），但无法解释瘟疫，盖伦派医生开出的疗法也毫无效果。这些医生相信是不洁的空气（或瘴气）传播了疾病（对于肺鼠疫而言是正确的），所以很多人尝试将空气与住所隔离。具体疗法则包括努力抑止呼吸，或者以某种方式躺卧。医生们戴着有装饰的面具，其中装满香料以净化空气，到处走动并挥动着香料杖，试图除去有不洁元素的空气。这当然对后来的巫师和术士有所启发，但是他们的病人却死去了。随着盖伦医学的失败，一种新的经验主义医学发展起来，十分强调解剖学。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新从业者中的多数人同时也是理发师。

天主教会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的感性的圣徒崇拜发展起来，强调启示性。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圣洛克（St Roch），他显然感染了瘟疫（在圣徒画像中，他的手指向自己的淋巴），却能将其治愈。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鞭笞派教徒大量出现。这些狂热分子相信，疾病（例如蒙古人带来的瘟疫）是上帝对他们原罪的惩罚。因此，他们恰如其分地鞭笞自己作为忏悔。一些人甚至相信，鞭笞派教徒热烈的血液能够治疗瘟疫，甚至有可能起死回生。鞭笞派是对教会的公然挑衅，因为教会似乎对瘟疫完全无能为力。不幸的是，其中一些人也是反犹主义分子。尽管许多人将瘟疫看作上帝的惩罚，但有一些人相信犹太人与此有关，而这也成为劫掠当地犹太人的一个很好的借口。中世纪的犹太人作为外来者，频繁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有些犹太人被指控通过巫术或者向井中投毒来传播瘟疫。因此，许多犹太人从西欧（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逃亡到波兰，波兰国王卡西米尔（Casimir）为他们的商业才能找到了用武之地。蒙古人又一次将苦难带给了欧洲的犹太人—在 13 世纪，另一个解释蒙古人来源的流行猜想便是，认为他们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十个失落的部落。恐惧横扫了神圣罗马帝国，人们认为是犹太人邀请了蒙古人入侵，并秘密储藏了武器和其他物资以帮助他们。接踵而至的便是似乎不可避免的大屠杀。

随着瘟疫引发的信仰危机，人们可能会对教会产生某种同情。在这些新的挑战之外，教会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应对。由于人们迫切需要临终仪式，教会不得不任命新的牧师，以接替那些已经倒下的牧师。在仓促的替换之下，有时会出现新任牧师训练不善的情况，有的牧师对拉丁语和正规仪式一窍不通。在仪式中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国语言，异端思想也越来越多。为了矫正这一点，教会开始招募大学生，因为他们在大学中打下了牢固的拉丁语和神学基础。但大学生们也学习了其他领域的知识（例如哲学），其中容纳了教会深恶痛绝的一些信条。在这一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一些根基都已埋下。[21]

关于欧洲的瘟疫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实际上，整个非洲和欧亚大陆都遭受了瘟疫，很少有地方能够幸免。瘟疫离开蒙古帝国以后，通过卡法以及其他方向的难民传播到了中东。同时也蔓延出中亚，进入伊利汗国故地，随后蜿蜒进入印度和安纳托利亚，并通过君士坦丁堡这一途径继续传播。之后，瘟疫南下穿过叙利亚，仿佛采用了蒙古人两面包抄的钳形战术。在欧洲，瘟疫被视作上帝的惩罚，只是由精灵执行而已。也有人将其看作上帝的赏赐—在某种意义上，是让信徒去殉教。如迈克尔·多尔斯（Michael Dols）所论，在中东，关于瘟疫的确切目的是缺乏共识的。[22]

1348 年，伊本·白图泰在历经多年旅行之后的归乡途中遭遇了瘟疫。他在阿勒颇听说瘟疫从埃及而来，席卷了加沙，据说每天导致 1,000 人死亡。[23]  之后，瘟疫又立刻侵袭了亚实基伦、阿迦和耶路撒冷，即使到阿克萨清真寺这样的圣地也无法避开。[24]  伊本·白图泰并没有等到瘟疫沿海岸或经安纳托利亚传来，而是尝试进入内陆前往大马士革。他刚刚抵达霍姆斯，就听说瘟疫在叙利亚首都每天致死 2,000 人。其他材料报道的死亡数字更为合理，是每天 100 人。[25]  无论如何，在瘟疫结束前，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从 80,000 人减少到了 30,000 人。据多数材料记载，开罗的人口从原来的 50 万减少了大约 20 万。像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如果瘟疫进入房屋，其中的居民在两天内就会死亡。送葬的队伍导致了全城范围内的交通堵塞，很多尸体只能被堆在路边。一些城镇和街区空空荡荡，以致连祷告的呼唤都无法完成，因为缺少宣礼员。[26]  到 1348 年年底，整个黎凡特的海岸和内陆都倒在了瘟疫脚下—这是蒙古军队都未能达到的成就。

在欧洲，出现了“现金为王”的局面。那些处理尸体的人只要能活下来，就拥有了发财之道。《古兰经》读经人十分匮乏，常常被邀约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临终仪式。搬运工和掘墓人也发现自己从事的职业成了技术工种。确实，《古兰经》读经人每次面对的是一名死者，而掘墓人的工作量是他们的五倍。[27]  在收获季节，由于缺少农民，雇佣劳动力得到许诺，可以获得收成的 50%。不过，因为雇佣工们饱受饥馑之苦，那些管理收获工作的马穆鲁克常常死于岗位上。马穆鲁克苏丹国的收入蒙受了极大损失，不仅是因为人口减少及随之而来的收入损失，也是因为在瘟疫横行的年代，许多地区估计有一半的耕地都荒废无主。许多职业暂时消失了，因为人们放弃了传统的商业贸易，转而从事更为赚钱的处理死者的职业，这当然是一种勃然兴起的职业。其他人也不去从事远程贸易了，而是满足于收购和销售死者物品的商业行为。由于劳动力短缺，薪酬上涨，国家命令其他人重操旧业，因为运水工乃至洗衣工都陷入短缺。[28]  欧洲的商品价格波动起伏。

与欧洲不同，中东的乡村中的穷人没有获得土地所有权。瘟疫的反复爆发，使乡村人口持续减少。城市人口确实也遭受了损失，但是城市的机构尤其是政府机关比欧洲更发达。因此，尽管人口减少了，政府仍能运作（尽管运作水平有限）；而在欧洲，中央集权的缺失削弱了法治，导致了变化的发生。在中东，一旦这个地区充分恢复，它的大部分地方就能像平常一样恢复运转。伊斯兰教逊尼派没有末日审判，产生不了天主教欧洲那样的千禧年信仰，而这正是变革的动力。[29]  瘟疫可以是一种惩罚或者赏赐，而多数穆斯林都知道，真主会随心所欲。如果疫病产生于原罪，那么人们无论怎么做，也无法逃避惩罚或得以赎罪。而且，在伊斯兰教教义中不存在原罪，所以瘟疫不是对全人类的惩罚。这可能会让人们觉得所有穆斯林都是宿命论者，但事实并非如此，而这种思想倾向导致拥有末日审判信仰的人的行为与其他人是不同的。最终，随着瘟疫的传播，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大体上是看不到人口数量的变化的，因为人们避开了瘟疫。空城的现象没有出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没有中断。如上文所述，人口数量确实显著减少了，但是瘟疫并没有打乱这个社会，也没有使其转型。简而言之，在面对瘟疫时，伊斯兰社会比基督教王国更适于应对和持续。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地区都是一样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幸免于难，不过仍有争议的是，它到底有没有完全复原。瘟疫的确促成了伊利汗国故地诸政权的接连崩溃，为帖木儿的征服酝酿了成熟的时机。同时，正是在这一时期，一支来历不明的突厥贵族在安纳托利亚出现了。应该论证的是，瘟疫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30]

黑色瘟疫从草原传出之后最吸引人的一个方面就是，据记载，人类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牲畜、鼠、猫和狗也同样死于疫病。在君士坦丁堡，狗、马、鸟、鼠都死了。[31]  其他材料也注意到，瘟疫是人兽不饶的。很多人认为，老鼠是问题的一部分。瘟疫时期人们对于除鼠的渴求，见于“哈梅林的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 of Hamlin）这个故事中。[32]  我们不能相信孩子们是魔笛手除鼠的酬劳，而应该将花衣魔笛手看作死神，用黑色瘟疫杀死了孩子们。牲畜也死于瘟疫，只是有一些牲畜比另一些抵抗力更强，但牲畜死亡这一事实让有些人推测这场疫病是炭疽，或者伴随着瘟疫也有炭疽或其他疾病出现。毫无疑问的是，在当时那种不卫生的状况下，其他的疾病也会导致死亡。但是，如上文所述，多数牲畜较为不易受瘟疫感染。鉴于瘟疫存在于草原上，游牧民的牲畜对它的抵抗力可能更强，只是偶有发病而已。但在没有蛆虫的地区，这是不适用的。牲畜经常与农民同居一室，相对于人口较为稀少的草原而言，会共享更多的种间疾病。除了最脆弱的动物幼崽，游牧民是不与牲畜同居一室的。与一头耕牛同居一室是一回事，而与 100 只绵羊和山羊、12 匹马、几头牛以及数量不一的骆驼同居一室则完全是另一个概念了。因此，淋巴腺鼠疫侵入地中海世界，就是进入了一个没有什么抵抗力的世界。

对蒙古帝国的影响

关于瘟疫对蒙古帝国造成的影响，迄今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评估。下文是在现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简短尝试。瘟疫在抵达卡法之前，便已贯穿欧亚大陆，蹂躏了帝国的其他部分。商人们将它带到了丝绸之路沿线的绿洲城市和贸易城市的巴扎之中。在黑死病横行于城市中的市场和街道时，商人和其他旅行者拼命逃走，这无疑促进了疾病的传播。即使在 14 世纪 40 年代末的巅峰期过后，瘟疫也没有安静下来。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中国，于 1353 年和 1354 年再度爆发。我们必须记住，社会、经济乃至国家所遭受的不仅是大量的死亡，还有无处不在的其他效应。在蒙古帝国全境，瘟疫极有可能在帝国的崩溃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元朝在最后一次瘟疫爆发的仅仅 14 年后就失去了中原。

对于朮赤汗国而言，瘟疫来自东方，袭击了商路沿线的所有主要城市。萨莱、阿斯特拉罕及其他城市皆受其害。克里米亚的材料显示，1346 年有 85,000 人死亡—这还不包括卡法的死亡数字。[33]  瘟疫随后离开朮赤汗国的阿斯特拉罕及其他地区，进入了高加索地区和亚美尼亚，然后抵达中东，同时也向北突进。到 1349 年，抵达了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到 1352 年，事实上所有的罗斯城市都经历了瘟疫，遭受了典型的后果。在普斯科夫等城市，瘟疫曾两次造访。类似的反复发作见于遍布朮赤汗国的记载，最后一波瘟疫发生在 1396 年。据尤里·沙米洛格鲁推测，瘟疫搅乱朮赤汗国的时间分别是 1346 年、1364 年、1374 年以及 1396 年。[34]

正如沙米洛格鲁所指出的，瘟疫在欧洲杀死了 33%~50% 的人口，在埃及杀死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所以估计在蒙古帝国也存在类似的数字也并非不合理。[35]  虽然朮赤系、察合台系和元朝都没有崩溃，但是瘟疫导致了动乱。蒙古各汗国的军队被削弱了。尽管游牧民通常比定居人口遭受的损失要小，但是各汗国都有军队驻在城市中心附近。如马穆鲁克所证明的，任何一支军队如果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数，则损失的绝不止是数量。老兵、将军和英雄可能与新兵一同遇难。考虑到蒙古帝国全境的蒙古军队的核心都仍是从草原人口中抽调的弓骑兵，这种损失是极大的。贯穿帝国全境的士兵和政府官员的损失，肯定影响了各个汗国的蒙古人的统治能力。[36]  此外，14 世纪下半叶经历了数次瘟疫爆发，以及相应的人口减少。定居人口可能损失了相同的百分比，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他们保持了“战略深度”，因此复原得比较快。

这些因素当然影响了朮赤汗国。沙米洛格鲁明确指出，瘟疫可能是导致朮赤汗国衰落的最重要因素。瘟疫正好出现在月即别汗长久且成功的统治之后。瘟疫的周期性发作，一定会使汗国很难维持控制。在这一时期，如前文所论，朮赤汗国的汗位很不稳定，谋杀、篡位之事极多。政治谋杀和阴谋改换了统治者，但是朮赤系的统治制度和军队保持不变，直到瘟疫使他们无法再统治一个像朮赤汗国这般庞大的帝国。瘟疫也影响了罗斯诸公国。当时，蒙古人拥有的资源变得较为有限了，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分出一些权力。莫斯科便由此获益。在西部边疆，立陶宛也获益了，因为蒙古人资源紧张，政治分裂，几乎没有能力应付遥远的西北边境的入侵了。

相似的状况也发生在察合台汗国和元朝。权力的崩溃使察合台汗国逐渐分裂为二。在元朝，瘟疫使强大的统治力遭到破坏，促成了红巾军的兴起。黑色瘟疫可能也对白莲教的千禧年信仰有所贡献。元朝也损失了全都的技术专家。不过，由于元帝国人口较多，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可能复原。而红巾军造成的混乱使复原并未出现。在察合台汗国和朮赤汗国，城市中贸易的中断和技术专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河中地区之所以得以复原，部分是由于帖木儿的崛起，而且他将工匠重新迁至中亚。朮赤汗国则没有复原。瘟疫结束之后，它在恢复到一半的时候遭到了帖木儿的进攻，不过这是由脱脱迷失挑起的。帖木儿摧毁了萨莱等城市，带走了掌握技术的工匠。在瘟疫爆发和帖木儿入侵之间，朮赤汗国没有什么机会实现完全复原。损失了太多的生命和人才，意味着朮赤系领土的外围正在脱离他们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瘟疫及其影响，朮赤汗国分裂成了几个较小的汗国。

1  Giles li Muisis，‘Receueil des Chroniques de Flander II’，in The Black Death ，trans. and ed. Rosemary Horrox（Manchester，1994），p. 46.

2  黑色瘟疫之名直到 16 世纪才成为流行的说法，当时，丹麦人和瑞典人将中世纪的瘟疫称为黑色瘟疫或黑死病，黑色表示的是其骇人的、可怕的性质，而不是指症候中出现了黑色。

3  William H. McNeill，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1998），pp. 140，170；John Aberth，The First Horseman: Disease in Human History （Upper Saddle River，NJ，2007），p. 12.

4  Susan Scott and Christopher J. Duncan，Biology of Plagues: Evidence from Historical Populations （Cambridge，2001），pp. 51-52.

5  Scott and Duncan，Biology of Plagues ，pp. 57-58.有 30 种跳蚤能够携带这种病菌，但证据显示，印鼠客蚤是 14 世纪瘟疫的祸根。

6  同上，p. 65。其他的方式也有可能，但是在草原上，这两种细菌与人类接触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7  同上，p. 53。

8  John of Plano Carpini，‘History of the Mongols’，in 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to Asia ，trans. a nun from Stanbrook Abbey，ed. Christopher Dawson（Toronto，1980），pp. 16-17.

9  Scott and Duncan，Biology of Plagues ，p. 59. 跳蚤生存的理想温度是 50~80 华氏度（10~26.7 摄氏度）。

10  Michael W. Dols，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NJ，1997），p.16.

11  Gabriele de Mussis，‘Historia de Morbo’，in The Black Death ，trans. and ed. Rosemary Horrox（Manchester，1994），p. 17.

12  同上。德·米西写道：“因病致死之人每天达成千上万，宛如天空降下箭雨，打击并压制鞑靼人的气焰。”

13  de Mussis，‘Historia de Morbo’，p. 17；Peter Jackson，The Mongols and the West （Harlow，2005），p. 305，暗示蒙古人抛掷的只是头颅而不是全尸。

14  de Mussis，‘Historia de Morbo’，p. 17.

15  Louis Sanctus，‘Letter April 27，1348’，in The Black Death: The Great Mortality of 1348-1350 ，ed. John Aberth（Boston，MA，2005），p. 22.

16  Nicephorus Gregoras，‘Historias Byzantina’，in The Black Death: The Great Mortality of 1348-1350 ，ed. John Aberth（Boston，MA，2005），p. 15.

17  参看 David Herlihy，The Black Deat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 （Cambridge，MA，1997）；Norman Cantor，In the Wake of the Plague: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World it Made （New York，2002）。这是最著名的相关著作，但就像黑死病一样，还有其他的作品也在传播。

18  Cantor，In the Wake of the Plague ，p. 203.

19  Aberth，The First Horseman ，pp. 19-20；Irwin W. Sherman，The Power of Plagues （Washington，DC，2006），pp. 79-80.

20  Sherman，Power of Plagues ，p. 78.

21  Cantor，In the Wake of the Plague ，pp. 206-208.

22  Dols，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p. 10，291-292.

23  Ross Dunn，The Adventures of Ibn Battuta: A Muslim Traveler of the 14th Century （Berkeley，CA，2005），p. 270；Ibn Battuta，Rihala Ibn Battuta .

24  Abu Hafs Umar al-Wardi，‘Essay on the Report of the Pestilence’，in The Black Death: The Great Mortality of 1348-1350 ，ed. John Aberth（Boston，MA，2005），p. 17.

25  Imad al-Din Abu al-Fida Ismail ibn Umar Ibn Kathir，‘The Beginning and End：On History’，in The Black Death: The Great Mortality of 1348-1350 ，ed. John Aberth（Boston，MA，2005），p. 11.

26  Ahmad ibn Ali al-Maqrizi，‘A History of the Ayybids and Mamluks’，in The Black Death: The Great Mortality of 1348-1350 ，ed. John Aberth（Boston，MA，2005），pp. 84-85.

27  同上，p. 85。

28  Ahmad ibn Ali al-Maqrizi，‘A History of the Ayybids and Mamluks’，pp. 86-87.

29  Dols，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 294.

30  Uli Schamiloglu，‘The Rise of the Ottoman Empire：The Black Death in Medieval Anatolia and its Impact on Turkish Civilization’，in Views From the Edge: Essays in Honor of Richard W. Bulliet ，ed. Neguin Yavari，Lawrence G. Potter and Jean-Marc Ran Oppenheim（New York，2004），pp. 270-273.

31  Nicephorus，Historias Byzantina ，p. 15.

32  Sherman，Power of Plagues ，pp. 68-69.

33  Uli Schamiloglu，‘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Role of the Disease in the History of the Golden Horde’，Central Asian Survey ，XII/4（1993），p. 449.

34  同上，p. 450。

35  同上，p. 449。

36  Dols，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 41；J. W. Dardess，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uan China （New York，1973），p. 55.

第 9 章　移民与人口趋势

蒙古人常常带来整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减少。尽管学者们从确切数目的角度怀疑这些报告的真实性，但是从较为实际的角度来看，蒙古人显然是善于管理资源的。即使他们杀的人并不像史料所载的那样多，他们也不会像其他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清白。朮兹扎尼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一位伊玛目从也里的城墙上摔下来而得以存活，拖雷受到这位毫发无损的人的感染，相信他带来了吉兆，便带他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与这位伊玛目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问他世界是否会记得成吉思汗。伊玛目思考了一会儿，请求免于被处死。成吉思汗同意，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伤害他，这位伊玛目便回答：“有人之处，名可长存。然而如今，汗的仆从杀戮百姓殆尽，无人述说故事，名如何长存？”此言激怒了成吉思汗，但是他镇静了下来，并说：

吾曾以君为一睿智精明之人，然以君之言可知，君之所知甚少。史上为王者众。凡摩诃末马蹄所到之处，吾将执行屠戮，造成毁灭。世上其他王国之百姓将传颂吾之历史。[1]

显然，当蒙古人的意愿得到满足时，他们是反对屠杀的。而他们也用其他方式影响了人口。例如，旭烈兀的军队进入中东时，蒙古人为其牲畜而采取措施保护牧场，这对道路沿线的农夫和牧民无疑是很重要的：

接着，额勒赤们被遣先行，去保存世界之王的军队有望通过的所有牧场和草地，始自哈剌和林和别失八里之间的杭海山；那里禁止放牧一切牲畜，以免牧场受害或草地受损。所有花园一样的山区和平原均被封禁，不许畜群之齿在那里嚼草。于是，从突厥斯坦到呼罗珊及遥远的鲁木和谷儿只，草木变成了“以此树为界，不得靠近”的种类，乃至拿一片叶子去喂牲口的人，都被没收了牲口。到头来，说实在话，草木（giyab）变成了罪恶（gunab），绿茵（sabzi）遍野（siri）。额勒赤们这时离开，为的是把他们自己从草地和牧场挪至国王的军队不会通过的地方，因为他们实际上是由一整支军队组成的。[2]

除了已经在这一地区作战的军队，蒙古统帅拜住的军队也因为这一命令而从木干草原迁移至安纳托利亚。其他的牧民不得不腾出这些地区而迁至其他牧场，取代了另一些牧民，或者进入适于耕种的地区，从而扰乱了当地的农业，因为他们的羊群吃掉了尚未丰收的庄稼。蒙古人的推进，改变了他们进入的每一个地区的生态。本章并不是对人口普查数据的详细考察，而是要考察蒙古人的入侵对人口造成的影响，以及蒙古帝国与其边境的人口统计是如何变化的。史料中常常记载，征服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我们必须小心对待古代史料中的数字，较为稳妥地说，如果说这些数字是不精确的，但它们至少反映出前所未见、始料未及的破坏和死亡。蒙古军队的效率和能力、贸易和文化的影响、蒙古帝国的整体影响都令人神往，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蒙古人毫不在乎被征服地区居民的生命。只要有人反抗，他们便违背了上天的意志—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应该统治大地。正如前引成吉思汗所云，蒙古人不在乎背负一个血腥的名声。确实，他们很好地理解了恐惧的价值和宣传力，并优先选择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蒙古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地盘的未来，以较为恐怖的方式直接和间接地控制人口。例如，为了旭烈兀大军的前进，他们清理出有效的牧地，按照自己的需要将人口迁走。他们也将逃亡的居民变为难民，这些人的逃离或者是为了免于被消灭，或者仅仅是因为蒙古人想让他们迁徙（例如旭烈兀时的情况）。下面将考察一些这样的事例。

蒙古草原

有趣的是，在 1206 年以后的蒙古帝国史中，蒙古草原常常被忽视了。通常，人们注意蒙古草原是因为前往哈剌和林的旅行者，而不是因为那里发生的其他事件。最值得注意的现象可能就是身份认同的转变。1206 年以后，蒙古草原不再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了，而是一个蒙古国家—“全体蒙古兀鲁思”，后来扩大为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将蒙古部族社会重组为十进制单位，部族身份认同虽然没有完全消除，但有所冲淡，同时也建立了超部族的蒙古身份认同。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今天的蒙古人。[3]  统一战争造成了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减少，但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对战败者（例如塔塔儿人）的屠杀可能有些夸张，其实只有统治阶层遭到了清洗。部族的身份与主导性因素相关联，外人加入族群相对容易（但并不总是自愿的）。[4]

随着蒙古扩张的进行，人口结构再次改变。其中一个变化便是蒙古人的组织遍布欧亚大陆。一些学者提出，蒙古的扩张缘于气候因素—草原的干旱导致了冲突，从而使向草原之外扩张变得必要。这种环境方面的猜想得不到什么事实的支持。尽管存在草原干旱化的因素，但蒙古人在蒙古草原上建造都城，将成千上万的工匠迁居其中，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这打破了蒙古草原不宜居的观念。尽管蒙古人进口食物，但是蒙古统治者仍然在哈剌和林附近游牧，并定期在那里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从而使数以百计的领袖人物及其支持者返回蒙古草原。

尽管如此，蒙古人的组织确实在向外扩张，因此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口自然会有所减少。不过这似乎并不显著。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成吉思汗重组军事组织的同时，社会也被分成了众多的千户和万户。因此，成吉思汗在分封国家的时候，将军队分给了他的幼子拖雷。在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共分配了 95 个千户，这还不包括槐因亦儿坚。[5]  他的诸子和一些亲属得到分封，迁出了蒙古草原。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分别得到了 9,000 户、8,000 户、5,000 户、5,000 户百姓。朮赤、察合台和窝阔台还得到了蒙古草原以外的牧地（嫩秃黑）。那些领有千户甚至万户的军队统帅也被分给了他们。这些加在一起，可能有将近 10 万蒙古人从此永久地离开了蒙古草原。

但是，这在蒙古草原的人口中占了多大比例呢？学者们对于 13 世纪初蒙古草原的人口估算没有达成一致，其数字从 50 万到 250 万不等。[6]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当时这一地区并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也很少有人口记录，自然也就极难估计人口数量。不过，进行估算仍然是有可能的。多数学者以蒙古国 20 世纪初前后的人口普查数据（100 万）为基础来进行估算。多数学者得出的人口总数都较小，最多只能建立一支较小规模的军队。而且，由于当时这一地区的军事动荡和混乱局面，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理应比 20 世纪初更少。幸运的是，我们知道 1206 年成吉思汗即位时蒙古军的数量是 95,000 人。

1206 年的数目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蒙古草原上每个家庭中有一位年龄在 15~70 岁之间的男性参加了蒙古军，这样就可以比较简单地推断出蒙古草原的大概人口。典型的蒙古家庭一户估计有五口人，因此如果其中有一人参军，蒙古草原的人口应该是约 47.5 万人，比其他所有数字都小。然而，这一数字能够被接受吗？1241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6 日，失吉忽秃忽推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得到的蒙古军的人数是 97,575 人，蒙古人口数是 723,910 人。[7]  这样每户约为 7.4 口人。如果以每七人中有一人参军为平均数，那么 1206 年的人口估计为 66.5 万。而在帝国的其他地区，典型的征兵方式是十人取一。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比例主要是用于像伊朗和中国那样的定居地区。但是，一支采取十进制编制的军队，如果在帝国早期不采用十进制比例征兵就显得很奇怪了。因此，蒙古的人口可能接近 95 万，最高可能达到 100 万。马丁（H. D. Martin）在他关于蒙古军事的经典研究中估计，蒙古人在攻打金朝前夕拥有一支约 13.8 万人的军队。[8]  因此，如果我们采用七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的征兵比例，那么蒙古人口的范围便是 96.6 万~138 万。

可能有 10% 的人口迁出了蒙古草原，其他人死于战争，但蒙古草原仍然是一个兵源储备库。蒙古人将其他游牧民编入军队，意味着他们不必一直从蒙古草原征兵。其他游牧民有着适当的发式和训练，编入军队之后便也成了蒙古人。[9]  其中多数是突厥人，被编入十进制的单位之后，他们采取了其中一种部族认同（例如克烈、巴鲁剌思、札剌亦儿等）。这些部族或者和平地臣服于蒙古，或者像克烈部那样因地位非常重要而未被斩草除根。尽管这些部族的蒙古认同仍然存在，但是他们最终在蒙古草原之外突厥化了，对此下文将加以讨论。但是蒙古草原本体仍维持着稳定的人口，也保持着游牧状态，只是在鄂尔浑河谷地出现了都城而已。

重要的转型出现在忽必烈将都城迁出蒙古草原之后。蒙古草原（具体而言是漠北蒙古）最终成为元帝国的一个被遗忘的行省，这与海都的叛乱有关。如前所论，元朝的皇帝们与漠北蒙古渐行渐远，而漠北的蒙古人也是一样。尽管他们多数仍保持忠诚，但愿意同皇帝和政府保持距离。他们的态度在元帝国崩溃时变得更加明显。

在元朝时，共有约 24 万~40 万蒙古军（40 个万户）驻扎在中国，他们对于扩张中国领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文将加以讨论。随着元朝的崩溃，只有一支 60,000 人的蒙古军回到了蒙古草原。其余的则留在了中国，最终被明朝军队吸收。这 60,000 名士兵是带着自己的家眷回去的。如果按照上文的比例来计算，这些回到蒙古草原的逃亡者的人数可能是 30 万（五分之一）、42 万（七分之一）或者 60 万（十分之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区，这些数字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和资源紧张。草原游牧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自然灾害（zhud，尤其是暴风雪）能够毁灭畜群，在 21 世纪的蒙古国，灾害仍导致许多家庭结束了游牧生活。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所回到的蒙古草原，包含了由成吉思汗后裔（尤其是阿里不哥的后裔）与官员组成的统治机构。一些官职变成了世袭，积累了巨大的权力。斡亦剌人（或称西蒙古人，非成吉思汗后裔）在蒙古草原西部兴起，他们也对迁回蒙古草原的汗廷没有什么兴趣。汗廷当时位于漠北蒙古的克鲁伦河附近的巴尔斯和坦（意为“虎城”）。[10]  迁徙导致了人口的骤然增长，而他们可能带来了牲畜，也可能没带来。如果带来了牲畜，就可能导致牧场的短缺；如果没带来牲畜，他们就需要食物—意味着会征用当地蒙古人的牲畜。不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会出现经济和政治压力，当地精英争取维护自己的权力而反对皇室。此外还要加上北元与明朝之间的战争。

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就是，这些新来者中的很多人从未养过牲畜，他们杀死了大量当地蒙古人的牲畜。牲畜的繁殖数无法超过死亡数，从而影响到了其他的一切。如果宰杀的牲畜过多，那么不仅会影响食用牲畜的繁殖和替换，也会使游牧民失去那些牲畜带来的副产品，而这是在草原上生存的必需品，从而最终导致人口下降。紧接着便是经济崩溃和政治动荡。斡亦剌人在 14 世纪末和 15 世纪挑战甚至篡夺了成吉思汗后裔的君权，显示出元帝国最后的不稳定性，这一趋势直到 15 世纪末才得以逆转。

工匠、技师和伎乐人

尽管蒙古军及其家眷离开了蒙古草原，但也有其他的人群迁入（常常是非自愿的）。商人和传教士蜂拥进入蒙古草原，是希望行大运或者想到哈剌和林向大汗传教以拯救人们的灵魂，另一些人则成为帝国的劳动力。当蒙古人攻下一座城市或者王国时，如果他们发现了有技能的人，例如工匠、手艺人或技师等，这些幸运的灵魂就能免遭屠戮，而被送往特定的地点，为蒙古人工作。他们可能会加入蒙古军中，并成为炮兵或技师。不过，其他工匠则被派去为蒙古宫廷制造物品，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金银匠巴黎人威廉·比希耶（William Buchier），据鲁布鲁克记载，他曾在哈剌和林设计并制造了著名的银制酒喷泉。[11]

除了哈剌和林，最著名的地方是镇海城。镇海是蒙古朝廷中的一名高官，他于 1212 年在蒙古草原的中西部建造了这座城，起初是作为军事据点。这座城市逐渐扩张，城中有一座颇具规模的作坊，里面有汉人工匠，其中很多人在 1265 年左右被允许回到华北，在大都和上都附近工作。[12]  这可能是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并拒绝给予海都等人技术资源的一个结果。另一座城市拜八里（意为“富饶之城”）建于色楞格河畔，成为珠宝与金器的设计和制造中心。在蒙古草原上建立这些制造中心是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也使后勤制度的建立变得必要，以向居民供应食物和工作。当然，这也增加了前往蒙古草原的交通运输。

而蒙古草原并不是唯一的工业生产地。蒙古人在叶尼塞河上游支流沿岸建立了一座丝织品制造中心。[13]  西伯利亚在历史上并不以产丝闻名，但是这显示了蒙古人的能力，不仅迁移了工人，也给他们提供原材料，由此控制了奢侈品的生产。这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生产的主要产品是蒙古宫廷极为热衷的织金锦，又称“纳失失”。生产这种织物需要大量的丝和黄金。丝基本上来自中国，而生产中心则设在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相对靠近蒙古草原西部的阿尔泰山和叶尼塞河流域的金矿。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制造纳失失的成本。1 盎司黄金能够变为长 80 千米的线，缠在一条基线上，则可以产出长 1,600 千米的线。[14]  尽管生产纳失失所需的黄金并不多，但是使纳失失生产中心靠近更为昂贵的黄金的产地是说得通的。丝也十分昂贵（确实是丝而不是黄金成了元帝国通货的准备金），但是用驼队运输大包的丝显然比运输小包的黄金更加容易，因为黄金比丝更容易消失。

当然，要想获得黄金，除了强力的后盾还需要有技术的劳动力。蒙古在列格尼茨战胜波兰和条顿骑士团等势力的联军之后，蒙古诸王不里带走了所获的俘虏，其中有数量很大的一队日耳曼金矿工人。这些战俘在中亚度过了余生，在距今塔什干东北约 270 千米处的塔剌思附近为不里工作。[15]  蒙古通过入侵花剌子模帝国一战，也获得了数以千计的技术工匠。尽管我们不应完全相信拉施特的估计，他说蒙古人将 10 万名工匠迁往“东方之地”（bilad-i sharqi），但毫无疑问，到来的工匠确实是数以千计的。[16]

荨麻林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位于今北京附近。荨麻林迎来了 3,000 名撒马尔罕织工，而北京以西的弘州[17]  则迎来了 3,000 户中亚织工以及 300 户金朝织工。确实，考虑到日耳曼矿工的困境，蒙古人似乎是将获得的工匠迁到他们有需要的地方。[18]  我们知道，哈剌和林的工匠人户是被绑定在其职业上的。蒙古人也将这一政策移植到中国，以确保商品和服务的持续生产，这可能也应用于所有的工业中心。[19]

尽管蒙古人倾向于在帝国内部迁移工人以满足蒙古朝廷的需求，但是他们也明白那条谚语：“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要变傻。”诚然，就像今天一样，摔跤一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尽管在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中，摔跤手的竞技是为了娱乐和政治的目的，[20]  但在帝国时期，摔跤成为取悦大汗的一种重要表演。窝阔台侧近的摔跤手中既有蒙古人，也有钦察人和汉人。[21]  绰儿马罕甫一征服伊朗和外高加索地区，窝阔台的摔跤手中就加入了伊朗人和谷儿只人。摔跤如此流行，以至于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甚至在出征期间安排了洲际冠军赛。蒙哥派出他最好的摔跤手（一名蒙古人）挑战旭烈兀的属下。旭烈兀最终找到了一名亚美尼亚人，打败了蒙哥的冠军。[22]  正如爱尔森所指出的，考虑到蒙古摔跤手旅行了 4,500 千米之遥，那么成吉思汗系的摔跤联盟（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就是史上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甚至是完全世界性的）体育比赛”。[23]

其他的娱乐工作者也在穿越帝国而移动，包括舞者、小丑、杂技人和伶人等。其中一些是作为贡品进献而来的，另一些则像其他时代一样是前来谋求工作的。应用七声音阶的元代北方杂剧[24]  由于蒙古人的支持，其流行程度超越了南方的戏剧形式。[25]  音乐不仅是一种基本的娱乐形式，也出现在宫廷和官员商议政事的场合，蒙古帝国时代的数位旅行者都观察到了这一点。[26]  在大汗举行宴饮之时，乐手们便在现场奏乐。在帝国东部，我们可以看到波斯乐手，而在帝国西部，我们也能听到中国旋律。在一些地区，我们还能看到由各种乐手组成的乐团。当然，将来自帝国各地的乐手和乐器组合起来，可能会引发潜在的不和谐。不过，乐手们找到了改编旋律的方法，[27]  并带来了技术和乐器的交流。[28]

一定不能被排除的就是对女性的获取。正如成吉思汗的奋进和繁育所证实的，蒙古人并不厌恶性。[29]  他们将女人带回，充当妃妾和奴隶。有些女人成了仆人，或者入侍贵族家庭。帕莎（Pascha，也被称作 Paquette of Metz）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匈牙利被掳并被带到了哈剌和林，成为一位蒙古诸王的侍女，之后获许嫁给了一名命运相似的罗斯人。[30]  女人被视作战利品来瓜分，而大汗当然应该得到最美丽的女人。随着蒙古人建立起统治，女人便成了纳贡的一部分。据说，蒙古人要求安提阿投降之时，索要的贡品中便包括 3,000 名处女。[31]

元朝宫廷获取贡女的方式则变得更加复杂，有专人负责筛选进入大汗后宫的女子。[32]  在元朝后期，高丽女子较受偏爱。但这些横穿帝国的女子，并非都是为了满足蒙古人的性欲或者担任劳力。婚姻也是很关键的，进入蒙古宫廷的高丽女子不仅成为妃妾，还能成为正妻。[33]  此外，蒙古女子也成为各个地方统治者的妻子。如果一名女子出自成吉思汗系，那么她的丈夫就拥有了“驸马”的头衔。成吉思汗系的公主统治着自己丈夫的领土，或者保障其领土的稳定。联姻也为那些未臣服的统治者提供了一些安全保障，一个例证便是月即别汗的第三位妻子拜占庭公主巴牙伦（Bayalun）。[34]  尽管拜占庭帝国从未臣服于蒙古，但是在蒙古人眼中，君士坦丁堡可能已经是一个属国了，因为伊利汗阿八哈娶了拜占庭公主玛莉亚·德斯匹娜（Maria Despina）。同等重要的是，妻妾们能够对蒙古的政策产生影响，例如宗教方面的事务，但有时也有文化方面的影响，从而造就了世界文化更大范围的传播。

随着蒙古的大规模军事征服，军事知识的传播不可忽视。尽管突厥人中不仅有参加蒙古军队的，也有加入蒙古敌方军队的，但是在蒙古帝国全境都进行着军事技术的传播（前文已有讨论），同时也有族群的扩散。在蒙古的军事机器中，除了蒙古人和突厥人，还有其他族属的人们在服役，他们都远离自己的家乡。例如，曾有 1,000 名汉人技师随旭烈兀来到帝国西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人后来回到了家乡。中亚和中东的技师则前往东亚服役。在元朝皇帝的怯薛侍卫中，我们可以看到斡罗思人和阿兰人，[35]  而西蒙古的斡亦剌人则在中东作战，并最终投靠了马穆鲁克。[36]  在蒙古帝国解体之后，并非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些人得以回乡，并带回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观。

最后，我们不能无视蒙古帝国中知识分子的地位。正如第 7 章中所论，许多宗教学者和苏非的迁徙，助力了伊斯兰教的传播和新的知识中心的建立。这同样发生在其他宗教身上，例如景教，列班·扫马（Rabban Sauma）和玛·雅巴拉哈（Mar Yaballaha）由元朝前往伊利汗国，并在那里成为景教的高级领袖。[37]  此外，我们还能看到横贯蒙古帝国的世俗知识分子。蒙古的精英阶层允许有知识、有抱负的人（例如马可·波罗）与中亚人一起在东亚的政府中供职，伊本·白图泰也能在他的旅程中找到工作。通过其旅行记的出版，我们得以知道他们在帝国之外发挥了怎样的影响。至于另外一些曾穿越帝国的旅行者，他们没有留下详细的旅行记，但肯定也讲述了很多故事，点燃了人们的想象力。

被迫的迁徙和逃亡改变了欧亚大陆的人口状况，也有一些人则是自愿的。这些人对于人口状况的影响不大，但可能正是他们对文化、思想和物品的传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与殖民

蒙古统帅对于杀戮定居人口是毫无顾虑的，而避免这一噩运的最佳方法就是加入蒙古人。在蒙金战争期间，许多汉人就是这样做的，但也有一些汉人抵抗到最后。如果我们相信穆斯林史料，金中都陷落时，数以千计的汉人处女为了不被俘获而遽然赴死。[38]  宋朝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考虑到宋朝与蒙古之间的战争从 1234 年一直持续到 1279 年，这便不会令人过于惊讶了。长达 65 年的战争会对一个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而令人惊讶的是，12 世纪时宋朝人口总数是 1 亿以上，而 1290 年元朝人口普查的结果则是不足 6,000 万。[39]

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当然会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但是，即使考虑到战争的副作用，如饥荒（可能是瘟疫的早期表现）、疾病和社会动乱等，蒙古征服南宋真的造成了 4,000 万人死亡吗？即使蒙古军强力而又邪恶，4,000 万也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不过多数学者相信，征服战争之后人口数字为 7,000 万~9,000 万是更为现实的。即使考虑到与现代战争相比，这是更加原始且肉身相搏的战斗，但人口减少 1,000 万~3,000 万仍然是很惊人的。导致这一人口调查数字降低的还有其他因素。人口调查者写道，他们知道实际的人口数量更多，但无法著录那些逃入山林的难民或不法之徒（取决于从哪一方的角度来看）。[40]

战争当然会造成人口的大幅下降，但我们也知道，有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掳为奴。像往常一样，蒙古人将有技术的工匠迁到其他地区的作坊中为官府工作。而且，战争中男性的大批死亡会减缓人口的生育，而征服战争造成的动乱肯定会妨碍医疗救治。即使是在中世纪，缺乏医疗救治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此外还有移民问题。我们知道，为逃避蒙古人，有成百上千的人试图移民东南亚。这也成为蒙古人入侵东南亚的部分原因。在东北亚，1359 年至 1361 年红巾军起义期间，据估计有 40,000 户元朝人逃到了高丽。[41]  我们可以推测，也有同等数量或者可能更多的难民逃到了高丽或其他地区。

同时，蒙古人也在汉地及附近地区定居。其中一些地区原本处于中国文明和文化的边缘，后来则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论，有 40 个万户的蒙古人驻扎于汉地。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历史上其他的帝国一样，蒙古人开始了帝国的殖民进程。这包括黄金家族成员和蒙古军统帅的封地，以及较大的军事殖民地。在帝国的其他地区，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他游牧族群（主要是突厥人）来完成的。在中国，在用突厥人的同时，用得更多的大概还是蒙古人，原因可能在于与金、宋之间的长期战争。殖民未能将汉地与蒙古草原绑定在一起，部分原因是都城迁出了蒙古草原，但这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性。

早在对金战争期间，蒙古人于 1211 年就占领了位于云内的皇家种马牧地。[42]  这一地区以及其他牧地成为蒙古人的集结地和有效的殖民地，也是一片价值巨大的地区，因为汉地的土壤大多缺乏对马而言十分关键的营养元素硒。1257 年征服宋朝西南的大理国，为蒙古人提供了更多的牧地。这一地区包括今中国云南省大部，在历史上还未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由各种非汉人族群组成。对于蒙古人而言，可以利用云南的牧地作为军事殖民地。由此打开了对宋朝的西南战线，并使他们可以经略东南亚。1257 年，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入侵安南，迅速占领了河内，直到当地统治者同意纳贡。蒙古人从大理收紧了对毗邻的吐蕃的控制。由于云南的战略重要性，那里驻扎了大量的蒙古人。[43]

1368 年元朝覆灭后，许多蒙古人没能回到蒙古草原，而是滞留在了云南。从 14 世纪 40 年代到 1368 年，声势浩大的红巾军大概是汉人向云南移民最早的导火索。各地的起义是元朝覆灭的关键，但这也促使许多汉人逃离亡国之际的动乱。在新兴的明王朝剿灭不肯效忠的红巾军时，更多的汉人进入了云南。云南不是红巾军活动的中心，但与红巾军的重镇四川接壤。14 世纪 70 年代初期，明军剿灭了四川的红巾军，战事导致更多的汉人农民逃到了更为安全的云南。

尽管与蒙古草原切断了联系，云南仍然是一个蒙古重镇。云南拥有适宜的牧地和丰富的微型地域，使当地的蒙古人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元朝于 1368 年灭亡了，但是明朝直到 1381 年才开始对付云南的蒙古人。明朝不仅想终结任何潜在的威胁，也想将此地区纳入其统治之下。这一决议导致 30 万明军出征云南，成为官方层面汉人移民云南开始的标志。随着 1382 年的征服，云南成为明帝国的一部分，拥有永久驻军。官兵的妻妾子女也跟随而至，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汉族人口，不过他们在云南仍然是少数族群。当地人口主要由彝族、藏族及多种泰语族群构成，不过蒙古族人口直到现代仍然颇具规模。

突厥化

蒙古人对于中央欧亚很多地区的突厥化有着很大的贡献。尽管蒙古人一直是政治和军事精英，但是突厥人构成了他们军队中的大多数。随着蒙古人的西进，他们将更多的突厥游牧民编入军队。其他的突厥人（尤其是钦察突厥人）则开始逃避蒙古人，并引发了移民潮。这并不是突厥的第一次扩张。自从上古时期起，就有一拨又一拨的突厥语族群（以及一些蒙古先民）迁出蒙古草原，最知名的可能是 11 世纪乌古斯突厥人以塞尔柱人的形式出现。蒙古的扩张不仅将突厥游牧民裹挟入其军队，也造成了逃避蒙古统治的突厥难民潮，这加快了中央欧亚及更远地区的突厥化。

钦察突厥人在阔田汗的率领下，应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之邀逃入匈牙利。他们的逃跑引发了蒙古入侵匈牙利，或者至少成为官方的宣战理由。这些钦察人本身已经是草原难民，到了匈牙利却发现自己不受欢迎，因为贝拉四世企图强化中央集权，匈牙利贵族将 40,000 名钦察战士的到来看作对其特权的威胁。此外，游牧民在农耕人口中的突然出现，也引起了农民和地主的紧张，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马和羊在啃食他们的田地。不久，贵族们处死阔田汗，导致了钦察人的暴乱。他们穿过匈牙利向南，最终在保加利亚和拜占庭帝国的领土驻留下来，这两个王国都利用了他们的军事技术。[44]

蒙古的扩张也助力了其他突厥国家的建立。尽管德里苏丹国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但它是一个从阿富汗的古尔苏丹国中辗转新生的国家。花剌子模的苏丹摩诃末征服了古尔苏丹国，但并未尝试征服古尔系控制之下的印度河流域。因此，古尔系的马穆鲁克奴隶忽都不丁（Qutb al-Din Aybek）得以作为德里的总督，在 1206 年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忽都不丁将自己的帝国扩张到孟加拉湾，主宰了印度北部，但这个帝国十分脆弱，忻都诸国对它的统治构成了挑战。蒙古征服花剌子模并未有助于打开局面，蒙古人入侵印度后很快就撤走了，因为他们不喜欢那里的气候。此时，德里苏丹国面临着忻都诸国的进攻以及蒙古的频繁抢掠。德里的伪君也避难于蒙古的统治之下。[45]

蒙古的存在也有助于德里转型为一个强国。德里苏丹国对抗忻都诸国，并逐渐向南渗透，但是时隐时现的蒙古威胁迫使德里苏丹国保持警惕，并培养有力的军事力量，不仅是为了防御蒙古人，也为了可以由此在印度扩张。[46]  德里的宫廷随着大量学者、诗人、乐手和乌里玛成员的到来而繁荣。尽管逃到德里的知识分子多数不是突厥人，但是他们的到来延续了东伊斯兰世界大部已经存在的波斯-突厥伊斯兰宫廷文化。印度也迎来了突厥移民。突厥-蒙古部落甚至在德里附近驻牧，为德里的军队增加了人力，带来了北印度宗教和文化认同的转型。[47]  拉合尔曾是印度穆斯林政权的中心，但是随着蒙古人的逼近，德里已转型为主要的权力中心。[48]  此地是一个精明的选择，因为 1241 年蒙古人洗劫了拉合尔，只是如前文所述，并非所有居民都对它十分满意。无论如何，旁遮普和信德的王公们不得不前来与蒙古人讲和，仅仅是因为与之相距较近。[49]

我们也不能忽视突厥的奴隶贸易。前文已经提及，由于来自黑海和里海草原的钦察突厥奴隶的贩卖，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经历了成长和延续。确实，在蒙古征服草原之后，奴隶市场上充斥着钦察人。朮赤汗国延续了这一贸易，远达比埃及更远的地方。突厥奴隶在托斯卡纳也出现了。马穆鲁克异密们购买适于在军队中服役的奴隶，如果不适于服役就不会购买。拥有钦察突厥奴仆，可能会破坏钦察马穆鲁克的族群优越性。即使在中世纪，撑住门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热那亚的奴隶贩子会怎么做呢？他们在意大利出售这些奴隶。

直到 15 世纪，“鞑靼人”奴隶仍在意大利（尤其是托斯卡纳）出现。成吉思大交换中的这一方面，是黑死病之后意大利人口减少的一个结果。随着仆人的短缺，佛罗伦萨政府于 1363 年颁布了允许进口奴隶的法令。唯一的告诫就是他们必须是非基督徒。[50]  这一习俗迅速蔓延到整个意大利。新娘将他们作为陪嫁，牧师将他们作为礼物，因此，所谓的“鞑靼人”在意大利无处不在。此外也有其他的族群，但大多数还是“鞑靼人”，也就是钦察突厥人。其中也有一些是蒙古人，通常是由于父母贫穷而被出卖的孩子。在不止一份奴隶贸易的账簿中，鞑靼人和女性所占比例都是压倒性的，而多数男性奴隶可能已经被卖到了马穆鲁克苏丹国。到 15 世纪末，奴隶需求的对象转变为俄罗斯人或切尔卡西亚人，因为他们的外表及行为不那么野蛮。[51]  这些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卡法向热那亚人出售奴隶，当然也能保证供应。[52]

从事奴隶贸易的不仅仅是意大利人。被称为“火者”（khwaja）的穆斯林商人也十分活跃地参与这一贸易。他们在蒙古帝国获得了买卖奴隶的许可。尽管很多商人都来自帝国内部，但也有一些来自埃及和德里，甚至可能来自意大利。在贸易路线和长途贸易网络的安全环境之下，我们看到黑海的钦察人不仅出现在埃及和意大利，也出现于北印度。确实，当 1241 年蒙古人攻下拉合尔城时，火者们支持了蒙古人。[53]  他们已经拥有了保护文书，甚至可能拥有帝国朝廷颁发的牌子，他们一定认识到了蒙古扩张所带来的利益以及可能创造的利润。

蒙古帝国（至少是其西部）的突厥化，则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朮赤汗国有着大量的钦察突厥人口，因此它在 13 世纪末成为第一个抛弃蒙古语而采用突厥语的汗国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蒙古征服的进行，突厥人被编入蒙古的十进制军队。军事单位常常保留着部族名。如前文所述，克烈部便因成吉思汗与克烈贵族之间的纽带而保留了部族认同。随着蒙古帝国的消亡，克烈部和其他已经突厥化的蒙古部族以新的形式存续下来。克烈人变成了蒙古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巴什基尔人中的乞列人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中的吉莱人。[54]  其他的突厥族群还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中的奇亚特（即乞牙惕，也速该所属的部族）和忙古特（又称曼吉特）。

蒙古的崛起也创造了其他的认同形式。军队被组织为千户和万户，以蒙古族群命名，新的组织也用统帅的名字来命名。“这成为凝聚那些无法回到旧有群体的幸存者及其后裔的新的社会模式。”[55]  其中最著名的是诺盖人，得名于朮赤系的将军那海。诺盖人直到 18 世纪仍是草原政治中的重要一员。而乌兹别克人则得名于朮赤汗国巅峰时期的统治者月即别汗。

突厥化的进程也发生于朮赤汗国之外。中亚也有类似的进程，只不过因为邻近蒙古而速度较慢。[56]  无论如何，到 14 世纪，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了转型的出现。巴鲁剌思千户驻扎于河中地区，当地有大量的突厥人口，所以这个千户也突厥化了，并以“巴鲁剌思”之名著称。莫卧儿人在蒙兀斯坦（前察合台汗国的东北部）出现，成为突厥和蒙古世界的中间人。尽管仍然使用蒙古语（至少对明朝如此），但是他们逐渐突厥化了，在 15 世纪被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吸纳。他们在 14 世纪因与异密帖木儿之间自相残杀而被削弱，从而为新的突厥族群打开了大门，朮赤汗国的突厥人主宰了这一地区。[57]  该地区演化出的突厥语被称为察合台语。在帖木儿系领地和乌兹别克汗国，察合台语不仅是游牧民的口语，还成为其书面语（以阿拉伯字母书写）。尽管中亚也出现了其他的方言，但察合台语直到 20 世纪仍然是该地区的书面语。

在伊利汗国的蒙古人也逐渐被同化，不过有些蒙古人呈现出更加伊朗化的认同。那些基本保持游牧生活方式的人也突厥化了。与其他族群一样，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副蒙古人的外表，巴格达附近的札剌亦儿政权便是如此。札剌亦儿人原本是一个蒙古部族，木华黎便出自此部。[58]  在伊利汗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呈现出波斯-突厥宫廷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其他的突厥族群也出现了，例如土库曼部落联盟国家白羊王朝和黑羊王朝。蒙古人的出现也导致大量突厥部落逃入安纳托利亚。13 世纪 40 年代以前，塞尔柱鲁木苏丹国便受益于此。包括苏非和诗人鲁米（Rumi）一家在内的其他难民，使德里苏丹国和马穆鲁克苏丹国同样受益。塞尔柱人将很多不服管束的游牧民族迁至西部边境，这样他们就可以掳掠拜占庭人并找到牧地。在这些游牧民族中演生出了一个突厥族群，以其首领的名字被命名为“奥斯曼”。

1  Minh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 trans. H. G. Raverty（New Delhi，1970），pp. 1041-1042. 成吉思汗此处提到的“摩诃末”指的是花剌子模的统治者。

2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p. 608-609；‘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p. 93. 关于旭烈兀西征，参看 John Masson Smith Jr，‘Hülegü Moves West：High Living and Heartbreak on the Road to Baghdad’，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p. 111-134。

3  关于部族动态和认同，参看 Rudi Paul Lindner，‘What Was a Nomadic Trib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XXIV/4（1982），pp. 689-711。

4  Gareth Jenkins，‘A Note on Climatic Cycles and the Rise of Chingis Khan’，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VIII（1974），pp. 217-226.

5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eiden，2004），p. 134.

6  John Masson Smith Jr，‘Mongol Society and Military in the Middle East：Antecedents and Adaptations’，in War and Societ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7th and 15th Centuries ，ed. Yaacov Lev（Leiden，1996），p. 249；Valery Alexeev，‘Some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Empire of Chenghiz Khan’，in The Rulers From the Steppe: State Formation on the Eurasian Periphery ，ed. Gary Seaman and Daniel Marks（Los Angeles，CA，1991），pp. 189-190. 最广为接受的数字是蒙科耶夫（Ts. Munkeyev）提出的 70 万。克恰诺夫（E. I. Kychanov）估计的数字稍高，为 100 万，阿列克谢耶夫（V. Alexeev）的估计数字则稍低，为 50 万，而 J. M. Smith Jr 估计为 85 万。蒙古国学者策·达莱（Ch. Dalai）提出异议，估计应为 200 万~250 万。

7  Ch’i-ch’ing Hsiao（萧启庆），trans. 《元史》卷 98、卷 99，in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Cambridge，1978），pp. 72-91；92-124。

8  H. D. Martin，The Rise of Ching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 （Baltimore，MD，1950），p. 15.

9  Timothy May，The Mongol Art of War （Barnsley，2007），pp. 30-31.

10  Udo B. Barkmann，‘Some Comments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Mongol Empire on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Mongols’，in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ed. Reuven Amitai-Preiss and David O. Morgan（Leiden，2001），p. 277.

11  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ongke，1253-1255 ，trans. Peter Jackson（London，1990），pp. 183-186；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in The Mission to Asia ，trans. a nun from Stanbrook Abbey，ed. Christopher Dawson（Toronto，1980），pp. 157，177-178.

12  Thomas T. Allsen，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2002），p. 35.

13  Li Chih-Chang，The Travels of an Alchemist （London，2005），pp. 85-87.

14  Allsen，Commodity and Exchange ，p. 38.

15  William of Rubruck，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pp. 144-145；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35.

16  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B. Karimi（Tehran，1983），vol. I，p. 216；Juzjani，Tabaqat-i Nasiri ，trans. Raverty，p. 1158.

17  原文误作“Hangzhou”。——译者

18  关于蒙古帝国技术人员迁移的最佳详细考察，参看 Thomas T. Allsen，‘Technician Transfers in the Mongolian Empire’，Central Eurasian Lectures ，II（Bloomington，IN，2002）。亦可参看 James C. Y. Watt，‘A Note on Artistic Exchanges in the Mongol Empire’，in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 and Stefano Carboni（New Haven，CT，2002）。

19  William of Rubruck，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p. 162；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44；Timothy Brook，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MA，2010），pp. 146-147.

20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p. 55，61-62. 主儿乞部的著名摔跤手不里孛阔被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里古台折断了脊背，意味着主儿乞部独立性的终结。不里孛阔是一名比别里古台更优秀的摔跤手。

21  Thomas T. Allsen，‘Command Performances：Entertainers in the Mongolian Empire’，Russian History ，XXVIII（2001），p. 40；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pp. 183-184；Juvaini，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pp. 227-228.

22  Grigor of Akanc，‘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of Archers’，trans. Robert P. Blake and Richard N. Fry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XII（1949），pp. 345-349.

23  Allsen，‘Command Performances’，p. 41.

24  原文为“Peking opera”。——译者

25  Dolores Menstell Hu，‘Musical Elements of Chinese Opera’，Musical Quarterly ，I/4（1946），p. 447.

26  John of Plano Carpini，‘History of the Mongols’，in The Mission to Asia ，trans. a nun from Stanbrook Abbey，ed. Christopher Dawson，（Toronto，1980），pp. 57；William of Rubruck，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pp. 76-78；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p. 96-97.

27  Allsen，‘Command Performances’，p. 43.

28  同上，pp. 44，45。

29  Tatiana Zerjal，Yali Xue，et al.，‘The Genetic Legacy of the Mongols’，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LXXII（2003），pp. 717-721.

30  William of Rubruck，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p. 182；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57；Simon de Saint-Quentin，Histoire des Tartares ，ed. Jean Richard（Paris，1965），pp. 48，75；Gregory G. Guzman，‘European Captives and Craftsmen among the Mongols，1231-1255’，The Historian ，LXXII/l（2010），p. 136.

31  Matthew Paris，English History ，trans. and ed. J. A. Giles（New York，1968），vol. II，p. 31.

32  Marco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ed. Manuel Komroff（New York，1953），pp. 107-109；Marco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trans. Ronald Lathem（New York，1958），pp. 122-123.

33  David M. Robinson，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Philadelphia，PA，2009），p. 142.

34  Ibn Battuta，Rihala Ibn Battuta （Beirut，1997），p. 277.

35  Richard Paul Currie，‘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Toghto Temur from the Yuan Shih’，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硕士学位论文（1984）。

36  Reuven Amitai-Preiss，Mongols and Mamluks: The Mamluk-Ilkhanid War，1260-1281 （Cambridge，1995），p. 195.

37  Morris Rossabi，Voyager from Xanadu: Rabban Sauma and the First Journey from China to the West （Berkeley，CA，2010）.

38  Juzjani，Tabaqat-i Nasiri ，trans. Raverty，pp. 964-965.

39  Timothy Brook，Troubled Empire ，trans. Raverty，pp. 42-43.

40  同上，p. 3。

41  Robinson，Empire’s Twilight ，p. 142.

42  何秋涛《圣武亲征录》（Bogda Bagatur Bey-e-Ber Tayilagsan Temdeglel ），ed. Arasaltu（Qayilar，1985），p. 42；Martin，The Rise of Chingis Khan ，pp. 146-147。

43  Henry G. Schwarz，‘Some Notes on the Mongols of Yunnan’，Central Asiatic Journal ，XXVIII（1994），p. 103.

44  关于钦察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活动和影响，参看 Istvan Vasary，Cumans and Tatars: Oriental Military in the Pre-Ottoman Balkans, 1185-1365 （Cambridge，2005）。

45  Aziz Ahmad，‘Mongol Pressure in an Alien Land’，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I（1961），pp. 183-184；Peter Jackson，The Delhi Sultanate，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History （Cambridge，1999），p. 49；Andre Wink，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 ，Vol. 2：The Slave Kings and the Islamic Conquest，11th-13th Centuries （Leiden，1997），pp. 202-211.

46  Ahmad，‘Mongol Pressure in an Alien Land’，p. 182.

47  Jackson，Delhi Sultanate ，p. 26.

48  Simon Digby，War-horse and Elephant in the Delhi Sultanate: A Study of Military Supplies （Oxford，1971），pp. 34-35.

49  Wink，Al-Hind ，pp. 204-206.

50  Iris Origo，‘The Domestic Enemy：The Eastern Slaves in Tuscany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Speculum ，XXX/3（1955），p. 324.

51  Iris Origo，‘The Domestic Enemy：The Eastern Slaves in Tuscany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pp. 336-337.

52  Michael Khodarkovsky，Russia’s Steppe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1500-1800 （Bloomington，IN，2002），p. 19.

53  Wink，Al-Hind ，p. 199.

54  Carter Vaughn Findley，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2005），p. 87.

55  Paul D. Buell，‘Mongol Empire and Turkicization：The Evidence of Food and Foodways’，in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ed. Reuven Amitai-Preiss and David O. Morgan（Leiden，2001），p. 201；Hodong Kim，‘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oghul Nomads：The Legacy of the Chaghatai Khanate’，in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pp. 292-293.

56  Kim，‘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oghul Nomads’，pp. 313-316.

57  Kim，‘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Moghul Nomads’，p. 313.

58  Rachewiltz，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p. 59.

第 10 章　文化交流

成吉思大交换不仅促进了贸易和宗教的传播，也带来了思想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在文化交流方面，蒙古人自身并不总是传播的动力，不过他们确实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蒙古军队令人敬畏的力量保障了商路的安全，而这些商路则被商人、传教士和唯利是图的人所使用。因此，旅行者们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新的思想、文化和技术，并经常将它们带回故乡。爱尔森关于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知识文化交流的著作，是这一领域最为详缮的研究。[1]  下文是对蒙古帝国与更远地区之间的思想、艺术、饮食和物质商品转运的探索。由于篇幅有限，而这一主题足以写成好几本著作，所以这里收录的条目不仅是因为它们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其中有一些未得到正确的评价。

思想

成吉思大交换通过思想的传播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尤其是在帝国分裂之后。在帝国分裂之前，学者、科学家以及其他有学识的人物在帝国周围活动，伊利汗国与元朝之间的联系则带来了更紧密的（至少是得到较完善记载的）学术交流。事实上，每个地区的学问都得益于在蒙古人支持下召集的国际论坛。波斯学者将波斯语巩固为一种书面语言，并使之成为伊利汗国宫廷和中亚的一种学问。这延续了蒙古时代之前就已开始出现的一种倾向，当时波斯语是突厥的宫廷语言。波斯影响下的文学和艺术传入安纳托利亚和印度，并成为这两个地区的主导性风尚。

蒙古人对位于蔑剌哈的天文台的赞助，带来了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的共同进步，因为帝国全境的学者们都从这个科学机构中获益。[2]  纳速剌丁·图昔在这里发现太阳系是以太阳为中心的，比哥白尼早了近 200 年。尽管哥白尼的发现有可能也是独立完成的，但我们也可以推测他是否以某种方式接触到了图昔著作的译本。其他的工程还包括伊斯兰历与中国历换算表的发明。有趣的是，天文学得益于蒙古人的支持，但这却是间接的结果，因为旭烈兀下令修建天文台是为了辅助图昔为他进行星占。[3]  这种思想随后传播到了帝国的其他部分，据记载，中东的天文学和数学设备在 13 至 14 世纪传到了高丽，而东亚的方法也进入了中东。

医学知识开始相互混合。许多蒙古大汗都很短命，尤其是在瘟疫横行的年代里，但是也有一些大汗相当长寿。成吉思汗活了大约 65 岁，忽必烈汗则活了将近 85 岁。两人都在危机四伏的宝座上度过了活跃的人生，像成吉思汗就曾不止一次死里逃生。无疑，他们的长寿至少部分是因为得到了医学界最好的健康护理。在帝国的地理版图之中，蒙古大汗得到的不仅有蒙古传统的医疗方法，也有中医和伊斯兰医学（其中包括盖伦医学），以及藏医和印度阿育吠陀医学的治疗方法。当一种医药体系无法奏效时，他们可以换用另一种体系。有一次，穆斯林医生没能治好合赞汗的病，他就找来了中国医生，而他在奄奄一息时也喝了印度和畏兀儿佛教医家的药。不幸的是，这些似乎只是加速了他的死亡。[4]

医术的混合导致了医药的融合，新的思想和条目进入了其他体系。例如，随着新的食物被引入中国和蒙古草原，传统的中医经历了一次新成分的爆发式增加。从相关的文献中，我们不仅能得到治病的药方，也能知道孕妇应该避忌哪些食物。[5]  后者大概是基于伟大的中亚学者伊本·西纳（Ibn Sina，卒于 1047 年）—西方传统称之为阿维森纳（Avicenna）—的思想。此外还存在其他的类目。中医可能将许多药方看作是治病用的，而蒙古人也将它们当作晚餐，下文将对此加以讨论。拉施特本人也是一名医生，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记录了关于中医和其他医术的信息，使它们不仅出现在操作层面，而且也有了波斯语译文。[6]

我们也不应忽视史学的发展。拉施特写出了人类最早的世界史著作之一—《史集》。我们很难相信拉施特独自写成了这部书，因为他同时还要管理国家事务和其他的项目。他的做法就像现代的政治人物一样，与一些捉刀人和研究助手合作。拉施特能够接触到蒙古的文献和名人，这是他无与伦比的优势条件，他需要依靠助手来吸收所要用到的蒙古文、汉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藏文、回鹘文等多种语言的材料。[7]  尽管《史集》可能并不是拉施特独自撰写的，但无论如何，该书在编纂方法和史源的使用方面是极为突出的，从而成为研究蒙古帝国的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尽管《元史》和其他汉文史料的重要性可能与《史集》相匹敌甚至尤有过之，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拉施特撰写《史集》是为了献给合赞汗，因此反映出的观念对当时的蒙古人和政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元史》则编纂于明朝，依据的是汉文史学传统。因此，《元史》虽然收罗了很多信息，但已经经过另一个政府的过滤，更多地根据汉人而不是蒙古人的兴趣进行了剪裁。[8]  蒙古人在编纂《宋史》和《金史》时也参与了汉文史学传统，而且也接触过其他的史学传统，例如他们参与了拉施特《史集》的撰写。爱尔森对于《史集》史学编纂的先锋性研究揭示出，元朝与伊利汗国不仅在史料方面，而且在史学编纂与方法上都共享着信息。[9]  在某些方面，他们所做的事情与互联网的初衷是相同的，即学者与政府机构之间共享信息。

地理学与地图学也得到了极大的推进，因为蒙古治世使旅行者们能够更为容易且安全地横穿帝国。每个旅行者的信息都建立在已知信息之上。例如，柏朗嘉宾显然像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只知道耶路撒冷东部而不知道印度在哪里。而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的旅程是从中国到印度沿海再进入波斯湾。伊斯兰世界的学者们是较为博学的，像志费尼、拉施特这样的史学家或是像伊本·白图泰这样的旅行家提供的信息，促进了地图上的空白的填补。他们的著作揭示出大量关于东亚许多地区的知识，令人印象深刻。尽管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随着旅行者们揭露出一些神话传说背后的真相，世上的妖魔鬼怪和奇异事物就越来越少了。鲁布鲁克对于长老约翰传说的怀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然，鉴于葡萄牙人最终在 16 世纪将长老约翰认定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Negus），说明有些人拒绝放弃一个美丽的故事。[10]

当然，蒙古人在地理知识的传播过程中也并不是消极的。蒙古人的军事征伐及其建立的将整个帝国连为一体的驿站制度，直接促进了地理知识的增进。尽管蒙古人可能是在没有借助地图的情况下设立了最初的驿站，但随着他们扩张到蒙古草原之外，他们就需要依靠地图来规划最佳路线，以及保证驿站间距的统一。为了达到后一目标，技师们通过设置标记来测量驿站之间的距离，由此对空间距离与帝国的疆域有了更为切实的感受。

王权与正统的观念也在蒙古帝国这个大熔炉中发生了变化。蒙古人崛起之后，对于中央欧亚的大部以及某些更远的地区而言，成吉思汗的后裔才是拥有天命的、唯一真正合法的统治者。[11]  在游牧地区尤其如此，因为蒙古人的成功和威望是无可争议的。蒙古帝国分裂后，蒙古人修改了他们的正统观。元朝统治者必须同时成为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而伊利汗则展现出波斯王统的一些外在象征。合赞汗及其继承者们偶尔会使用“帕迪沙”（Padishah）的称号。那些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汗国也采用了一些伊斯兰因素，不过蒙古的权力意识形态仍然是最具主宰性的因素。在伊斯兰世界，前蒙古时代的模式仍然存在，但是蒙古的阴影非同小可。随着阿拔斯王朝的覆灭，再也没有人能够自称是普世伊斯兰帝国的统治者了。[12]  对于马穆鲁克而言，他们自身通过弑君而夺取大权，由此得来的统治权难免底气不足。他们只能紧紧抱住绝境中的蒙古人和乌里玛成员，以寻求支持。不过在蒙古人的眼中，马穆鲁克仍然是篡位者，甚至是奴隶。[13]

在后帝国时代，蒙古的意识形态仍然颇具影响力。明朝不必将自身的正统地位联系到蒙古身上，而是可以使用汉地传统的方法，宣称蒙古人失去了天命。在伊利汗国崩溃和蒙古人对中亚的统治力减弱之后，新兴诸政权都利用了蒙古正统性的因素。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帖木儿与成吉思汗后裔的公主们结婚，将成吉思汗的三支后裔置于他的宝座之上，并且使用了“驸马”的称号。帖木儿的首要称号为“异密”，而在更为宏大的场合则称“吉星相会之主”（sahib qiran）。其他的突厥族群如奥斯曼和白羊王朝也保持着蒙古的模式，但将成吉思汗换成了显赫的突厥祖先。[14]  莫斯科公国也奋力控制一种蒙古遗产，它尝试建立草原正统来对抗其定居邻国。

蒙古人也影响了女性的政治参与及其对于艺术、科技和宗教建筑的赞助（后者在本书第 7 章中已经有所讨论）。蒙古女性对于国家大事和忽里勒台大会的参与震惊了很多旅行者，他们对此做出了评论。来自基督徒、穆斯林和儒士的评论，显然都对女性公然颁布政府命令一事感到很不自在。在定居王国中，偶尔会出现活跃的女性统治者，而这在游牧民族中则是不寻常的。成吉思汗后裔诸公主都拥有自己的封地，且参与其治理。她们作为哈敦会公开地向自己的丈夫提出建议，而在其他的伊斯兰国家，在统治中发挥作用的女性也不会公开地这样做。尽管从蒙古帝国终结一直到 20 世纪，女性直接参与政治与统治事务的情况减少了，但是蒙古帝国统治过的很多地区仍然延续了这一传统。确实，受蒙古遗产的影响越强烈，女性就拥有越多的自由。帖木儿帝国及其继承者们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那里的女性仍然参与忽里勒台大会、主持公共仪式并摄政监国。[15]

游牧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相对平等，这决定了蒙古女性从蒙古帝国初期开始就在较大程度上相对公开地参与国家事务。[16]  尽管游牧民族不是平等主义者，但其分工和生活方式要求女性能够承担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反之亦然。[17]  因此，蒙古女性在丈夫或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能够习惯性地承担起领导职责。尽管存在寡妇嫁给亡夫的兄弟或亲属的习俗，但是她也可以回绝这样的提亲。在后蒙古时代，游牧民族的平等主义不再是唯一的因素。即使在朝廷和精英较为定居化的时候，女性仍然在朝廷中发挥着显著作用。这可能与她们能为像帖木儿系这样的驸马君王提供合法性有关。[18]  公主们（即使是很多代之后的公主）的活跃地位维持了成吉思汗系纽带的概念。非成吉思汗系的继承者们发现，称“驸马”是宣示合法性的一种便捷方法。

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失去其作为继承者的地位而建立自己的独立认同，其中一个鲜明的标志常常与皇室女性的地位相关联。这在萨法维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体现得最为明显。萨法维帝国早期的皇室女性比晚期享有更多的自由。萨法维帝国早期遵循的是游牧传统及其之前的白羊王朝、帖木儿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制度。女性在公共事务和外交事务中发挥作用。蒙古帝国和帖木儿帝国的女性很少戴面纱，而萨法维帝国的女性则戴面纱，通常以透明材质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文化的影响终结了，帝国变得更加定居化。随着红头土库曼的游牧习俗对波斯王统和宫廷生活失去了影响力，对女性地位的限制就变得较为严格了。[19]

另一方面，在莫卧儿帝国，女性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并未出现衰退，甚至有扩大的倾向。大概是因为帖木儿系和成吉思汗系双重的正统地位太过稳固，不会让位于来自波斯、印度或其他地区的因素。我们甚至看到，来自阿富汗（或普什图）的妻子们拥有与成吉思汗后裔公主嫁给莫卧儿王子时一样的地位。她们实质上成为其部族在朝廷中的大使或者代表。[20]  不仅如此，虽然蒙古统治者拥有众多妃嫔，但仍然只有他们的正妻对国家而言才最重要，因为只有正妻所生的儿子才有资格继承皇位。而且，娶妻的目的不仅仅是生育子嗣或者满足性欲，与伊斯兰世界中的后宫（harem）妃嫔不同。[21]  因此，无子嗣的正妻仍然能够在宫廷生活中发挥作用。这一传统后来被帖木儿帝国和莫卧儿帝国沿袭。

奥斯曼帝国出现了一种与此类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情况。起初，正妻们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与萨法维帝国一样，当蒙古对奥斯曼人的影响衰退时，奥斯曼朝廷中女性的地位便改变了。尽管女性在联姻中仍然很重要，但是她们不像蒙古和莫卧儿朝廷中的女性那样在外交事务中发挥作用。不仅如此，妃嫔在生育子嗣方面更加受宠，这成了她们存在的理由，不过也有其他的目的。一名女性在生育子嗣之后，她的地位就与自己儿子的地位捆缚在一起。女性仍然在政治中发挥作用，但通常不是在公开场合，而是在幕后。[22]

政治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尽管忽必烈汗对儒学的使用很少，甚至不实行儒家的科举制度，而是偏重非儒家人士，但儒学还是回归了。1313 年，元朝重开科举，用朱熹的理学作为注解，以助于管理这个汉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国家。宋朝的学者们创立了理学，而元朝则将其影响扩大开来。在国际化的元帝国中，高丽的学者和官员们接触到了理学，并将其带回了朝鲜半岛。与汉族士人之间的长期交流，以及元朝官方的支持，无疑加快了理学在高丽和其他地区植根的进程。例如，元朝官方允许外国人参加科举考试。因此有一些高丽人在中国学习并参加科举，一些人留在了大都，也有一些人则回到了高丽。这使得许多受过教育的高丽人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官府、社会乃至其个人的举止。这种改变的回响至今仍有余音，因为这“引发了一场改变高丽社会的革命，塑造了文化规范和伦理标准的基础以及国家与社会的概念，在 21 世纪仍然影响着韩国人”。[23]

思想观念的表现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以上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接下来是对其他方面的探索，即成吉思大交换如何改变了人们对文化、饮食和物质商品的认识，以及这如何影响了整个世界。

艺术

现在常见的蒙古人形象常常仍是穿着毛皮的野蛮人，穿越欧亚大陆放火和抢劫（尽管有时是正确的），但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各种类型文化的传播以及艺术概念的重构中发挥了作用。蒙古人通过入侵、逃难和赞助等方式，刺激了文化的变化。

在安纳托利亚（即今天的土耳其），由希腊文化大规模转变为突厥文化的过程主要是在蒙古时代发生的。当然，突厥化进程始于 1071 年塞尔柱人在曼奇刻尔特战胜拜占庭帝国。后来突厥游牧民族的稳定涌入，以及拜占庭帝国影响的消失，导致了希腊文化因素的衰退。尽管如此，从族群和文化上来说，当地居民仍然基本上是希腊人。塞尔柱苏丹国有着显著的波斯影响，并模仿了伊朗的官制。无论如何，安纳托利亚在文化方面仍然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直到 13 世纪 20 年代仍然如此。

正是在这时，成吉思汗的军队确实如同穿着兽皮的野蛮人一般在烧杀抢掠，铁骑踏过中亚和伊朗西北部。显而易见，人们但凡能逃走就不会留下来面对蒙古人。许多诗人、学者等知识分子奔逃 1,800 多英里，到达塞尔柱苏丹国的首都科尼亚。也有一些人逃到了其他国家避难，但安纳托利亚一夜之间成为文化收容所和难民知识与创作的受益者。就像把纽约的戏剧、电视和教育中心迁移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图斯拉—一个自得其乐的城市，但没有人会将它列为美国的文化中心。20 年后，蒙古人在 1243 年赢得了阔薛答黑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并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大部。这说明 1,800 英里的距离不足以避开蒙古人，但是蒙古人在这里的统治相对宽松，只有在发生地方叛乱时才会插手。蒙古人更钟爱的是波斯文化而不是阿拉伯文化，安纳托利亚的上层文化继续波斯化。蒙古人的到来也为安纳托利亚带来了更多的突厥人，有的是作为难民，有的是作为蒙古军队的成员，从而加剧了该地区的突厥化。特别是在伊斯兰教成为伊利汗国的国教之后，这一地区进一步伊斯兰化。[24]

艺术史学者越来越注意到，蒙古时代是伊斯兰艺术的一个高峰，尤其是在伊利汗国境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波斯和中国传统的结合带来了新的风格。拉施特编纂的《史集》每年都要以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抄写一遍，为了绘制插图，他将很多艺术家带到了他的工作坊中。他们的画作中不仅有传统的波斯主题，也结合了中国、中亚的佛教艺术和拜占庭圣像艺术，以及意大利锡耶纳的艺术。这些艺术风格不仅来自对实物的模仿，在蒙古治世之下，中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地的艺术家来到大不里士，带来了各自的技艺。最显著的证据就是中国山水画技法的使用，作品以山岩为架构，包含了地势与其他自然景物。[25]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亚，中东风格进入了中国艺术之中—最生动的体现是瓷器，下文将加以讨论。这一时期的艺术也受益于跨文化的观念，并体现在艺术品当中。蒙古文化和佛教都不禁止表现人物和神像。[26]  因此，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允许波斯细密画描绘先知穆罕默德—这在马穆鲁克苏丹国是永远都不会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波斯的艺术都变得更加国际化，我们可以将其看作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这种交互影响扩展到了伊朗和中国之外，伊利汗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等地也效法了新的风格。[27]

同时，在大不里士工作的也有意大利艺术家，于是这些新风格就传到了意大利，为意大利艺术注入了新能量。[28]  蒙古帝国发生的事件也出现在了意大利的艺术作品中，例如 1321 年塔纳的方济各会士的殉道。我们不能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归功于蒙古人，但是他们显然产生了影响，比如在艺术方面，以及意大利商人通过与蒙古人贸易而获得了财富。意大利商人是文艺复兴的赞助人，他们为创作计划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他们在地中海东部和黑海非常活跃，但是如果没有成吉思大交换，文艺复兴很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在某些层面，蒙古人的影响并不值得讶异。正如蒲乐安（Roxann Prazniak）注意到的，蒙古皇室的意识形态“直白地提出向多元宗教迈进，将艺术创作置于当下社会空间之中，而不受地域文化格局的限制”，“蒙古赞助的文化工程，强调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人文动力，以及表现客观世界时的自然主义”。[29]  她也观察到，意大利艺术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亚洲面孔，这是 14 世纪的一个趋势。[30]  不过，这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艺术作品中出现的蒙古人或鞑靼人（已成为欧洲艺术作品中一切草原游牧民族的代表）可能表现的是意大利的鞑靼奴隶。[31]

经历了文化转型的不仅仅是意大利和波斯，蒙古的入侵可能也促进了高丽的文化自觉。[32]  由于蒙古的反复入侵，高丽在 14 世纪以前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罕有存留，而在元代，战争的终止导致了某种文化复兴。正是在这一时期，朝鲜开国祖先檀君的传说出现于《三国遗事》和《帝王韵记》中。高丽佛僧与更大的佛教世界之间的交流日增，从而使高丽编纂和翻译了佛教经典《高丽大藏经》。[33]  这是现存最完整的三藏经典，全书最初纂成于 11 世纪，后毁于 1231 年蒙古的入侵。1235 年至 1251 年间，高丽人在江华进行重修，共雕造了 81,137 块版，足以印刷 16 万页。

新的思想和文化无论进入还是离开高丽都要经过中国。中国与高丽之间的物质和思想交流已经持续了很多个世纪，艺术也不例外。元朝与宋朝不同，没有建立由官方出资的画院。自 8 世纪的唐朝便已建立的翰林院，仍然聚集了大量艺术家和学者供蒙古人任用，其中包括中国中古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赵孟頫。也有一些艺术家拒绝了蒙古人的资助，但仍然极富创造力，发展出了“文人画体系”，并“主宰了此后的中国绘画”。[34]  在帝国的其他部分，翰林院之外的艺术家也得到了蒙古人的资助。忽必烈汗的曾孙女祥哥剌吉是一位艺术收藏家，也是几位艺术家的赞助人。其他的蒙古公主也如法炮制。蒙古官员也资助制造宗教用品的艺术家。

蒙古人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与其他统治中国的异族王朝相似—出现了更多非中国产的动物。如果你见到一匹马成为一幅中国绘画的中心部分，而奇怪的是它却来自外来（草原）艺术，不过汉人自己也有描绘朝贡而来的马的艺术作品。中亚艺术中有大量的动物主题，其中鹿、鹰和马是最受欢迎的。这不仅出现在绘画中，也尤其常出现在金属制品上，甚至是在无处不见的鞍饰、带饰和牌子等物品上。[35]

元代也是书法和诗歌的创新时代，这部分是由于被朱子理学灌注了活力。理学艺术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畏兀儿人贯云石（1286—1324）。他不仅参加科举并成为官员，同时也是一位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人，且兼擅儒学与散曲。[36]  他也作为最伟大的散曲作家之一而闻名于世。散曲出现于元代，由元杂剧的唱词发展而来。

想要讨论蒙古帝国引发的所有艺术变化是不可能的。但关键的因素在于，它允许融合性风格的出现，同时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可以分享其想法。确实，我们很容易看到中东艺术中的中国影响，反之亦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蒙古帝国将中国分裂了 300 年的南北双方统一了。正如牟复礼（Frederick Mote）注意到的，南方与北方的文化氛围有着显著的不同。[37]  中国统一所产生的影响，使南北交流变得与东西交流一样重要。

饮食

任何一个曾经去过外地旅行的人都知道，各地的饮食可能会非常相似，也可能极为不同，比如芝加哥或纽约的披萨，或者河南和四川菜中的辣椒。中世纪时期也没有什么不同，蒙古帝国引起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烹饪习惯的影响。这样一个跨越大洲的帝国，且人口穿越帝国活跃地迁徙，从而使新的饮食和口味得以传播、混合和演变。蒙古人从未舍弃他们的肉食和乳制品（可谓今天高蛋白饮食习惯的先驱），但他们确实也对新的菜肴表现出了兴趣。尽管在蒙古时代之前，中国与中亚族群之间就有着可观的联系，但是在蒙古帝国时期发生了重要的烹饪交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食谱（通常是药方）出现在了汉文史料中，其中带有明显的中东影响。

例如，中东的一种主要食物鹰嘴豆与富含麸质的硬粒小麦一同在元代中国出现，并进入了中国的饮食。小麦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制作发酵面点的关键成分，也可以制成薄面片用来包饺子，或者用于制作点心和面条。[38]

据传说，是马可·波罗将面条带到了意大利，实际上应该感谢蒙古帝国将面条带给了大众。[39]  我们也不应忽视鹰嘴豆的传播。在《饮膳正要》中，我们发现鹰嘴豆出现在 13 份食谱中。[40]  通过这部著作，我们可以对中医以及大汗宫廷中的医药进行深入的观察。《饮膳正要》的译者们甚至仿制了所有的盘子，只是不得不做些妥协，因为所有的杂货商都狼狈为奸。无论如何，在蒙古帝国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可以得到种类极多的调味品和食物，更不用说厨师了。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融合菜”显然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

对蒙古帝国的饮食方式做出突出贡献的是突厥人。如果不考虑被卖为奴的操突厥语的马穆鲁克，那么突厥人先于蒙古人 200 年就到达了中东，他们可能保持着自身的一些文化规范，但实际上并未带来自己的文化环境。随着蒙古时代而来的不仅有蒙古人，还有更多的突厥人。尘埃落定之后，突厥人仍然是膳食领域的重要对话者。他们不仅将中东食物融入自己的饮食，也把其他的食物引入了中东。[41]  因此，《饮膳正要》的作者忽思慧是一名汉化的畏兀儿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蒙古征服汉地带来了中国和蒙古膳食的突厥化，至少在宫廷中是如此，正如《饮膳正要》中所反映的那样。蒙古基本食谱中常常加入突厥化的鹰嘴豆，或者其他拥有更鲜明突厥源头的食物，例如千层饼（börek），于 14 世纪（元代）首次在中国出现。其他的食物还包括果仁蜜饼（baklava），其名称可能源于蒙古语词汇。一种标准的突厥食物被称为“manty”，其名称可能源于汉语中的“馒头”。不过，突厥人的“manty”通常带有肉馅，因此这种关联可能仅仅是巧合。[42]

人们用餐时少不了饮品，蒙古人也不例外。金银匠威廉·比希耶设计的银制喷泉可以喷出四种酒。蒙古人本来的饮品是马奶酒，突厥语中称为“忽迷思”，由马奶发酵而成。初秋季节以后，马奶酒就很难找了，以我个人的经验，在每年 9 月以后寻找马奶酒真是比登天还难。不过，汗们显然能够做些安排，以保证自己得到供应。[43]  威廉·比希耶的银树中喷出的其他三种酒反映出蒙古帝国的疆域范围：来自中国的米酒、来自中东和中亚的葡萄酒以及来自罗斯森林的蜜酒。应该注意的是，酒量随着世代推移而增长。[44]  成吉思汗喜爱马奶酒，也会喝一点他遇到的其他酒，而窝阔台可能极为热爱他的葡萄酒。后来的汗们在中国和中东的影响下遇到了蒸馏酒。现今蒙古国生产的成吉思汗牌伏特加，可以说是蒙古人吸收了俄罗斯的影响。

物质商品

不管人们吃饭还是饮酒，总是需要一件用于盛装的器皿。在蒙古帝国时代，瓷器是一种遍及欧亚世界的主要商品。元朝在 13 世纪制造的瓷器，在大马士革附近、埃及以及那里与其产地江西景德镇之间的几乎每一处考古遗址中都有所发现。一个现成的市场出现了，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之中。在伊斯兰教地区有禁用金银餐具的禁忌，因此形成了一种需求。[45]  相似的需求也出现于中世纪的欧洲。在蒙古时代之前，瓷器可能是整个欧亚世界所渴求的一种奢侈品，蒙古人使其变得较以前更加易得，而且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并型塑了接下来几个世纪中瓷器的外观。

蒙古时代瓷器的标志是其青色装饰。在蒙古时代以前，中国瓷器倾向于不使用装饰。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于约 1325 年开始生产青花瓷，包括碗、瓶等各类器型。[46]  匠人们给白瓷上釉，然后饰以青色，接着再上一层釉，用高温烧至表面坚硬而透明。[47]  青色的使用是引人注目的，因为青色对蒙古人而言是长生天的颜色，因而是一种神圣的颜色，而染色技术则得自伊朗陶瓷使用已久的钴青染色法。通过蒙古统治下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人们采用新的技术制造出了一种极美的产品。许多物件是专为满足蒙古人的需求而制造的，例如盛马奶酒的碗。不仅如此，除了钴青染色法，瓷器的销量和产量较宋代都有显著增加。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这些产品既美观又实用。陶瓷上的釉能够防止以流食为主的蒙古人的汤（shülen）渗漏或者被容器吸收。这只有在成吉思大交换的作用下才可能出现。波斯的陶瓷工匠缺乏制作瓷器的技术和白陶土，而中国工匠则需要钴青染色法。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仍有许多陶工拥有制造仿制品的精巧技术，仿制品的外观与真品十分相像。[48]

陶瓷的魅力持续了几个世纪。尽管欧洲人在奥地利找到了合适的白陶土，但是他们仍然缺乏制造较高质量陶瓷的技术，而且设计不出精美的细节。据我在作为一名考古学学生时关于瓷片的经验，13 世纪之前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努力在精美的中国陶瓷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欧洲各国的精英从未停止对陶瓷的欲求，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中产阶级也开始追求精美的瓷器，今天通常称之为“晚宴瓷器”。

其他地区产的陶瓷也在蒙古帝国境内来来往往。除了中国瓷器，可能还有伊朗的彩绘陶瓷。朮赤汗国境内的考古发现显示，彩绘陶瓷模仿了中国瓷器。萨莱的工匠使用一种名为“卡申”（kashin）的硅酸盐，制作出与中国瓷器类似的表面和白色。[49]  工匠们还使用伊朗的釉技术，将钴蓝色和其他多种颜色结合在一件产品上。卡申瓷器虽然比中国瓷器稍稍滞后了一步，但也具有很高的质量。金帐汗国的众多作坊中生产的瓷器，与伊利汗国和马穆鲁克苏丹国的产品是同等水平的。[50]  在蒙古征服之前，朮赤汗国地区并不生产这种类型的瓷器，因此技术交流肯定发生在帝国分裂之前或者蒙古-马穆鲁克联盟时期。制造卡申瓷器必须使用高温窑。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了高度发达的窑，其中有复杂的垂直管道，能通过火室传递热量。[51]

瓷器是一种奢侈品，而更加世俗的物事也在欧亚大陆移动。其中之一就是独轮车。独轮车自从汉代就存在于中国，但是直到 13 世纪才在欧洲出现，即蒙古人进军欧洲的数年之后。鉴于独轮车不太可能是碰巧从蒙古人的马背上掉落的，因此更有可能是某位前往东亚的旅行者见到了它，并记录了其使用方法。

另一项便是印刷术，自 10 至 11 世纪起就分别在中国和朝鲜付诸使用。木版印刷术在此之前就已经投入使用，但是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改变了出版界。宋人毕昇在 11 世纪 40 年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52]  起初使用黏土制版，偶尔用木制，这两种类型在元代都有所使用。[53]  这种技术开始向西传播，西夏人使用木活字印刷，吐蕃人也偶有使用。[54]

印刷术随着蒙古人传到了中东，但没有发展出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印刷术。而乞合都汗于 1294 年引入并发行纸钞时也引入了印刷术，不过木版印刷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已存在。马可·波罗提到了纸钞的使用，但没有描述其印刷技术，因此在瑞典于 1661 年发行纸币之前，印刷术最重要的用途之一一直被欧洲人忽视。[55]  元帝国最初使用木版，1275 年之后改用铜版。元朝的纸牌也使用类似的方式制造，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乞合都汗或者其他伊利汗时期曾用印刷术制造纸牌。[56]  因此，如果印刷术传入了欧洲，应该是来自东亚或者朮赤汗国的，不过后者的可能性较小。

下一项重要的革新是发明金属活字。已知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事例是 1234 年高丽印制《详定礼文》28 部。[57]  考虑到《高丽大藏经》所需木版的数量，高丽发明金属活字或许是出于担心木版原料耗尽。尽管旅行者们一定曾见过印本书籍，但是我们不太清楚这样的书籍是否曾被向西带到欧洲或中东。拉施特显然只是从乞合都汗印行纸钞的行为中见识到了印刷术的部分潜力。[58]  不幸的是，印刷术未能流行—可能是受到了印钞的牵连。正如爱尔森所指出的，中东对活字印刷术的反对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直到 19 世纪才予以接受。他们的反对是基于社会、宗教和政治方面的理论。这可能是一种仇外主义，不过与接受其他事物相比，反对活字印刷术似乎是很不恰当的。[59]  制作阿拉伯字母的词首、词中、词尾形式方面的难度，大概才是真正的原因。想象一下如果古腾堡（Gutenberg）第一次进行印刷的时候使用连体字母会是什么样子吧。

因此，印刷术留在了东亚，而没有在中东产生持久的影响。拉施特对印刷术表示向往约 150 年之后，古腾堡创造出了高丽金属活字印刷术的改进版。尽管独立的发明是可能的，但是印刷术的复杂性显示，外部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高丽人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比古腾堡早了 200 年，这种创意很可能是在蒙古的中介作用之下传给了古腾堡，例如一本今天已经佚失的传教士或商人的旅行记。不过，古腾堡印刷术的其他方面显然借用自葡萄酒和橄榄油压榨术等技术。

尽管在大众的想象中，蒙古风格就是穿着皮裘的野蛮人，但蒙古人其实是相当有时尚意识的，而且实际上对中世纪的时尚造成了可观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他们热爱金线丝织品纳失失。这种布料既可以是素雅的，也可以是华丽的，结合了伊斯兰世界、中亚和中国的花纹和式样。欧洲人称之为“鞑靼布”，其异域风情和高昂价值很快鼓动起一次时尚风潮。尽管蒙古模特并未走下哈剌和林的 T 型台，但旅行者们见到了鞑靼布并得到了这种礼物。菲利普五世（Phillip V）在 1317 年也拥有各种鞑靼服装（如 tartair、draps d’or applez naques 及 nachis）。[60]  因此，我们看到纳失失作为一个借词进入了欧洲语言。如同今天的时尚一样，模仿者很快紧跟潮流。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意大利人们将阿拉伯字母和亚洲文字用作装饰，或者臆造出一种文字，以模仿蒙古帝国的方体字—八思巴字。[61]  尽管在意大利也出现了一些丝绸产业，但是意大利商人也从东方获取丝绸，因为大不里士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成为一个丝绸中心，阿亚斯港的西里西亚同样如此。此外，热那亚商人从阿迦购买蒙古丝绸并出口到欧洲，不过这随着 1291 年马穆鲁克攻陷阿迦而告终。

丝绸并不是蒙古人影响时尚的唯一媒介。棉花也是由蒙古人刺激了需求的一种布料，只不过不是奢侈品。棉花的生产直到 13 至 14 世纪才在中国出现。它生长于西域（现在的中国新疆）和云南，但这两个地区当时都不在金朝和宋朝的控制之下。因此棉花只是通过贸易输入，与丝、麻难以竞争。[62]  这种情况的改变得益于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也得益于蒙古人的到来，因为元帝国制造军装需要棉花。[63]  有五个行省以棉花的形式缴税。奉行实用主义的蒙古人无疑认识到了在潮湿的江南和东南亚穿着皮制、丝制服装的局限性。棉布也能制造出符合军事需要的更好的服装。不过棉花的传播并没有随着蒙古军事活动的停止而中断。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在 1363 年通过外交使节为高丽人所知。一位名为文益渐的使臣目睹了棉花的生产，他获得了一些棉花种子，并送给了他的岳父，后者成功地种植出了棉花。[64]

正如意大利人开始模仿蒙古式时尚，在帝国另一端的高丽人也在这样做。成千上万的高丽人或在蒙古宫廷中服务和探访，或与蒙古官员通婚，蒙古时尚在高丽成为主流，许多高丽人都采用了蒙古人的服装和发式。[65]  其中包括蒙古风格的毛皮长袍，其样式从 13 世纪至今基本未变。这是一种宽松的长袍，长及膝盖以下和小腿中部以上，前面用两个线扣系在重叠侧的环上，连住右侧的上部及内部。通常也系以腰带，男女下身皆穿裤。正是蒙古人右衽（衣襟右掩）的这一事实，将他们与左衽的其他游牧民族区别开来。

蒙古头饰也影响了欧洲的服饰商。欧洲常见的公主皇冠是尖头的，并带有面纱或拖裾，这是受到了蒙古公主们的冠帽的启发。多数蒙古帽都有折边，且为皮制，不过皮革和毛衬里也很常见。至于欧洲的时尚，则是冠帽逐渐变高，这成为欧洲巫师帽和法师帽的原型。考虑到教会对巫术的态度，其主要服饰与蒙古人相关，更容易让人将巫术联想为一种“他者”。

结论

这只是成吉思大交换的后果中的一些样本。直到最近几十年，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才被蒙古帝国史研究者之外的学者真正领会，而其他人则很早就注意到了蒙古的影响：

这些冒险家中有很多一定是留在或者死在了他们探访的国度。也有一些回到了自己的故国，像他们离开时一样名不见经传；但是他们带回了满载着见闻的想象，并转述给了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其中无疑带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他们在荒谬的预言之中留下了一些有用的回忆和故事，这非常有益。因此，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在修道院、贵族阶层甚至是下层社会中，宝贵的种子都已播下，在后来的时代中注定会发芽。所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旅行者，将他们故乡的技艺带到了远方，并带回了同样宝贵的其他信息，从而无意中影响了生产力更强的物品的交流，而不是那些已经在贸易中出现的商品。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来自印度斯坦的丝绸、瓷器和商品的运输变得更加广泛和畅通，并打开了新的工商业之路，而且那些更有价值的、来自前所未知的外来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奇特产品，也都被带到了自罗马帝国陷落之后就封闭在狭小圈子里的欧洲人眼前。人们开始想到，在世界上最优秀、最古老、人口最稠密的文明之中，毕竟有些东西是值得注意的。人们开始思考和研究这些民族的艺术、宗教和语言，甚至有人建议在巴黎大学设立鞑靼语言教授。浪漫的口吻在一定程度上被讨论削弱，但朝所有方向传播了更为公正、更为多样的消息—世界似乎正向着东方开启。地理学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地理大发现的热情成为欧洲人冒险精神的新形式。随着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半球更加了解，另一个半球也不再是一个缺乏可能性的悖论了。哥伦布正是在寻找马可·波罗所说的日本（Zipangri/Zipangu）的过程中发现了新世界。[66]

本章只是对蒙古时期文化交流的一个简要介绍，关于这一题目可以写成一整本书。我在本章开头提到了爱尔森，他可以说是从世界视野研究蒙古帝国的成就最突出的学者，他在《蒙古欧亚的文化和征服》一书中探讨了这一课题。尽管该书用了七章的篇幅来阐述医药、印刷等专题，但仍然不够。无疑，学者们仍然会继续研究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揭示出更多的材料，披露出更多的信息。因此，更多的工作（包括本章在内）都会关注东西交流。未来的学者可能也会强调南北交流，以更多的细节来阐明蒙古帝国如何影响了西伯利亚和南亚、东南亚的文化，而关于德里苏丹国的研究则表明，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

1  Thomas T. 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New York，1997）.

2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 ，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vol. I，p. 116；‘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 148；Rashid al-Din，Jami’al-Tawarikh ，ed. B. Karimi（Tehran，1983），vol. II，p. 734.

3  参看 George Saliba，‘Horoscopes and Planetary Theory：Ilkhanid Patronage of Astronomers’，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p. 257-368；John A. Boyle，trans.，‘The Longer Introduction to the Zij-i Ilkhani of Nasir-ad-din Tusi’，Journal of Semitic Studies ，VIII（1963），pp. 246-247。

4  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pp. 142-143.

5  参看 Paul D. Buell and Eugene N. Anderson，trans. and eds，A Soup for the Qan （London，2000），pp. 6-7。食谱根据功用和药性进行分类。

6  Abdulhak Adnan，‘Sur le Tanksukname-i-Ilhani dar Ulum-u-Funan-i-khatai’，Isis ，XXXII（1940），pp. 44-47.

7  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pp. 84-90. 该书第 12 章中有关于拉施特的史学方法的全面研究。

8  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p. 93.

9  同上，p. 101。

10  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trans. Peter Jackson（Indianapolis，IN，2009），p. 122.

11  Igor de Rachewiltz，‘Some Remarks on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hingis Khan’s Empire’，Papers in Far Eastern History ，VII（1973），pp. 21-36；Anatoly Khazanov，‘Muhammad and Jenghiz Khan Compared：The Religious Factor in World Empire Building’，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XXXV（1993），pp. 464-466.

12  Anne F. Broadbridge，Kingship and Ideology in the Islamic and Mongol Worlds （Cambridge，2008），p. 9.

13  长篇的讨论见 Charles Halperin，‘The Kipchak Connection：The Ilkhans，the Mamluks and Ayn Jalut’，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XIII（2000），pp. 229-245。

14  Broadbridge，Kingship and Ideology ，pp. 9-10.

15  Lisa Balabanlilar，‘The Begims of the Mystic Feast：Turco-Mongol Tradition in the Mughal Harem’，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LXIX/l（2010），p. 126.

16  这一主题需要更多的关注。目前关于蒙古后妃的英文著作只有一本，即杰克·威泽弗德的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 Queens: How the Daughters of Genghis Khan Rescued His Empire （New York，2010）。不过，这一主题实际上在所有关于蒙古的著作中都有零星的讨论，但罕有专门的研究。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状况能够有所改变。

17  Timothy May，Culture and Customs of Mongolia （Westport，CT，2009），pp. 37-39，103-115.

18  Balabanlilar，‘The Begims of the Mystic Feast’，p. 126.

19  Maria Szuppe，‘Women in Sixteenth Century Safavid Iran’，in Women in Ir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800 ，ed. Guity Nashat and Lois Beck（Urbana，IL，2003），p. 162. Balabanlilar，‘The Begims of the Mystic Feast’，p. 127；John Woods，The Aqquyunlu: Clan，Confederation，Empire （Salt Lake City，UT，1999），p. 95.

20  Ruby Lal，Domesticity and Power in the Early Mughal World （New York，2005），p.176.

21  Leslie P. Pierce，The Imperial Harem: Women and Sovereignty in the Ottoman Empire （Oxford，1993）. 这仍然是关于奥斯曼帝国后宫和后宫制度的最佳研究。

22  Balabanlilar，‘The Begims of the Mystic Feast’，p. 129.

23  Michael J. Seth，A Concise History of Korea: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hroug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nham，MD，2006），p. 117.

24  参看 Speros Vyronis，The Decline of Medieval Hellenism in Asia Minor and the Process of Islamization from the Eleventh through the Fifteenth Century （Berkeley，CA，1971）。

25  Oleg Grabar，The Illustrations of the Maqamat （Chicago，IL，1983），p. 150.

26  Robert Hillenbrand，‘The Arts of the Book in Ilkhanid Iran’，in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 and Stefano Carboni（New Haven，CT，2002），p. 150；Johan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2010），p. 167.

27  关于亚美尼亚艺术的转型，可参看 Dickran Kouymjian，‘Chinese Motifs in Thirteenth-Century Armenian Art：The Mongol Connection’，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p. 303-324。

28  Roxann Prazniak，‘Siena on the Silk Roads：Ambrogio Lorenzetti and the Mongol Global Century，1250-1350’，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XXI（2010），p. 216.

29  同上，pp. 215-216。

30  同上，p. 209。

31  Iris Origio，‘The Domestic Enemy：The Eastern Slaves in Tuscany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Speculum ，XXX/3（1958），pp. 321-366.

32  Seth，A Concise History of Korea ，p. 109.

33  同上。

34  Morris Rossabi，‘The Mongols and Their Legacy’，in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 and Stefano Carboni（New Haven，CT，2002），p. 29.

35  James C. Y. Watt，‘A Note on Artistic Exchanges in the Mongol Empire’，in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 and Stefano Carboni（New Haven，CT，2002），pp. 66-68.

36  F. W. Mote，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MA，1999），pp. 508-509.

37  F. W. Mote，Imperial China 900-1800 ，pp. 511-512.

38  Buell and Anderson，A Soup for the Qan ，pp. 65-67.

39  正如与马可·波罗有关的一切事物一样，意大利面何时在意大利出现至今仍有疑问。当然，意大利人必须等到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才有了土豆，直到 19 世纪土豆泥才投入使用。

40  Buell and Anderson，A Soup for the Qan ，pp. 275，278-279，281-282，284-286，288-289，302，517-518.

41  Paul D. Buell，‘Mongol Empire and Turkicization：The Evidence of Food and Foodways’，in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 ，ed. Reuven Amitai-Preiss and David O. Morgan（Leiden，2001），pp. 204-205.

42  Buell，‘Mongol Empire and Turkicization’，pp. 216-217，n. 69. （宋元时期的馒头确实是有馅的，因此突厥语中的“manty”与汉语中“馒头”之间的关联应该不是巧合。可参看蔡美彪：《辽金元史十五讲》，第十五讲“馒头、包子的由来与同异”，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译者）

43  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 His Journey to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Mongke, 1253-1255 ，trans. Peter Jackson（London，1990），p. 82.

44  Thomas T. Allsen，‘Ögedei and Alcohol’，Mongolian Studies ，XXIX（2007），pp. 3-12.

45  Timothy Brook，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MA，2010），p. 206.

46  Carswell，‘More about the Mongols：Chinese Porcelain from Asia to Europe’，Asian Affairs ，XXXVI/II（2005），p. 158.

47  Brook，The Troubled Empire ，p. 206.

48  关于各种制造方法，可参看 Oliver Watson，‘Pottery under the Mongols’，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p. 325-345。

49  Carswell，‘More About the Mongols’，p. 160.

50  Mark G. Kramarovsky，‘Conquerors and Craftsmen：Archaeology of the Golden Horde’，Genghis Khan and the Mongol Empire （Seattle，WA，2009），pp. 187-188.

51  同上，p. 188。

52  Mote，Imperial China ，p. 326.

53  Allsen，Conquest and Culture ，p. 176.

54  L. Carrington Goodrich，‘Movable Type Printing: Two Not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XCIX（1974），pp. 476-477；Richard P. Palmieri，‘Tibetan Xylography and the Question of Movable Type’，Technology and Culture ，XXXII（1991），pp. 82-90；Allsen，Culture and Conquest ，p. 177.

55  Marco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p. 134.

56  Allsen，Conquest and Culture ，p. 181.

57  Seth，A Concise History of Korea ，p. 114.

58  Allsen，Conquest and Culture ，pp. 184-185.

59  同上，p. 235。

60  David Jacoby，‘Silk Economies and Cross-Cultural Artistic Interaction：Byzantium，the Muslim World，and the Christian West’，Dumbarton Oaks Papers ，LVIII（2004），p. 233.

61  同上，p. 235。

62  Stephen F. Dale，‘Silk Road，Cotton Road，or …Indo-Chinese Trade in Pre-European Times’，Modern Asian Studies ，XLIII/l（2009），p. 83.

63  Stephen F. Dale，‘Silk Road，Cotton Road，or …Indo-Chinese Trade in Pre-European Times’，p. 83.

64  Seth，A Concise History of Korea ，p. 110.

65  Evariste-Regis Huc and Joseph Gabet，Travels in Tartary, Thibet and China, 1844-1846 （New York，1987）vol. I，pp. 315-316.

66  Seth，A Concise History of Korea ，p. 110.

专名表

Alba qubchiri 　差发。既有临时征收，也有定期缴纳。形式是为蒙古政府服役，通常是军役，但也有其他形式。

Altan Orda 　金帐、金宫。指代皇家宫帐。

Altan Urugh 　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家族。

Anda 　安答。结义兄弟。

Aq Orda 　白帐汗国。朮赤汗国的一部分，与金帐汗国相对，统治里海草原并延伸至哈萨克斯坦。

Bichegchi 　必阇赤，又作bichigchi ，复数为bichigchin 。蒙古官制中的书记官。

Dalai 　答来。帝国内属于国家的土地，本质上属于大汗，其赋税缴纳给国库而非诸王。

Darughachi 　达鲁花赤，复数为darughachin ，职官名。其管辖范围可能是一个村镇，也可能是整个地区，负责收税和维持法度。

Dinar 　第纳尔。伊斯兰世界的货币，以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denarius 银币为基础。典型的形式是金币，但合赞汗统治时期改为银币。

Dirhem 　迪拉姆。源于萨珊王朝货币，是伊斯兰世界的小额货币。在伊利汗国，6 个银迪拉姆等于 1 第纳尔。

Faqih 　伊斯兰教法学家，复数为fuqaha 。

Gerege 　牌子。准许使用驿站的官方文书或通行证，以木、铜、银或金制成，使用者的地位越高、特权越大，材质也越贵重。

Güregen 　成吉思汗系驸马。

Inje 　媵者。蒙古贵族和高级官员的从属财产，既包含地产，也包含奴隶和自由属民。

Inju 　因朱。见inje 。

Iqta 　亦黑塔。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土地税，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缴纳给士兵或官员。后者并不一定统治此地，只是获取收益。

Jarghuchi 　札鲁忽赤。蒙古帝国的断事官。亦见yeke jarghuchi 。

Keshik 　怯薛。大汗的侍卫和家中执事。

Kizilbash 　红头突厥。游牧民和萨法维苏非的追随者，后来成为什叶派萨法维王朝的支柱。

Köke Orda 　青帐汗国。通常指朮赤之子昔班的斡耳朵及朮赤汗国大部。

Khamag Monggol Ulus 　全体蒙古兀鲁思。成吉思汗最初所建国名，后改为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 ）。

Khwajas 　火者。从事远距离贸易的穆斯林商人。

Kurt Curtis 　目录制作。（此条词条与内文无关- -）

Madrasa 　伊斯兰宗教学校，也教授历史、阿拉伯语和法律。

Nutag 　嫩秃黑。蒙古语词汇，意为“牧地”。

Orda 　斡耳朵，又作ordo 。突厥语、蒙古语词汇，意为“宫帐”，也是英语中“horde”一词的词源。也指由该宫帐所控制的地区。

Ordu 　见orda 。

Ortagh 　斡脱。商人，蒙古贵族的合作伙伴。这种商人通常得到免税待遇，在 13 世纪 40 年代，很多斡脱商人滥用特权。斡脱商人大多是主宰了大部分欧亚贸易的穆斯林。

Paiza 　牌子，见gerege 。

Qadi 　哈的，伊斯兰教法律体系中的法官，由国家任命。

Qarachi beys 　哈剌赤伯。一个汗国中非成吉思汗系的最高阶的四位领导者，一般是部族首领，能够平衡汗的权力。第一个词也拼作kharachi 。

Quriltai 　忽里勒台。帝国的诸王和领袖人物的大会，会上讨论重要事务，选举新汗。

Sheng 　省。元朝的行政区划。

Tael 　两。中国的银单位，等于 10,000 伊利汗国银第纳尔。

Tamgha 　探合。向商人征收的商品附加税，每笔交易的税额为 5%~10%。这个词的含义是“印章”，支付过探合税的商品上会加盖一个印章。

Tamma 　探马。一种特殊军队，设于蒙古帝国边境，用于维持统治，扩张蒙古的影响和疆域。探马随边境向前推进，因此总是处于前线。

Tammachin 　探马臣。探马的成员，单数形式是探马赤（tammachi ）。

Tian 　天。王朝的合法性得自天命，但如果该王朝无法继续运转，天命也会收回。

Timar 　提马尔。见iqta 。

Tögrög 　图格里克。当代蒙古国货币。

Tûmân 　图曼。波斯语中的蒙古语借词，意为“一万”。

Tümen 　土绵。蒙古军事、赋税单位，指一万人、万户。

Ulama 　乌里玛。伊斯兰社会中的学者、法学家、知识人和宗教长老群体。通常由乌里玛协商决定多数宗教事务。

Ulagh 　兀剌黑。蒙古语词汇，意为“马”，一般指驿马。

Yam 　站。蒙古帝国的驿站系统。按照一定的间隔设立中转站，信使能够迅速更换坐骑，日行数百里。如果因地形所限无法骑马，便用人疾走。

Yamchin 　站赤。管理驿站的人员。

Yarligh 　札里黑。蒙古官方发布的圣旨或命令。

Yasa 　札撒。蒙古法典。已散佚，但有很多转引存世。

Yasak 　押撒。向汗或其他统治者缴纳的贡品。通常指西伯利亚人向喀山汗国和失必儿汗国缴纳的毛皮贡品，莫斯科公国征服这两个政权之后，便转而向莫斯科公国缴纳。

Yeke jarghuchi 　也可札鲁忽赤、大札鲁忽赤。意译为大断事官。职责类似宰相，有权收税及解决争端，位于达鲁花赤之上。

译名表

人　名

王朝表

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铁木真）

1206—1227

拖雷（监国）

1227—1229

窝阔台

1229—1241

脱列哥那哈敦（监国）

1242—1246

贵由

1246—1248

斡兀立海迷失哈敦（监国）

1248—1251

蒙哥

1251—1259

阿里不哥与忽必烈并立时期

1260—1264

元朝

忽必烈

1264—1294

铁穆耳

1294—1307

海山

1307—1311

爱育黎拔力八达

1311—1320

硕德八剌

1320—1323

也孙铁木耳

1323—1328

和世㻋

1328—1329

图帖睦尔

1328，1329—1332

懿璘质班

1332

妥懽帖睦尔

1332—1370

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

卒于1242年

哈剌旭烈

1242—1246

也孙蒙哥

1246—1251

兀鲁忽乃哈敦（监国）

1251—1260

阿鲁忽

1260—1265（或1266）

木八剌沙

1266（或1265—1266）

八剌

1266—1271

捏古别

1271

秃花帖木儿

1272

空位期（由海都、都哇掌权）

1282—1307

宽彻

1307—1308

塔里忽

1308—1309

也先不花

1309—1318

怯别

1318—1327

燕只吉台

1327—1330

笃来帖木儿

1330—1331

答儿麻失里

1331—1334

不赞

1334—1335

敞失

1335—1338

也孙帖木儿

1338—1341

阿里算端

1341—1343

麻哈没的

1343

合赞

1343—1346（或1347）

答失蛮察

1347—1358

不颜忽里

1358—1359

沙帖木儿

1359

秃忽鲁帖木儿

1359—1363

伊利汗国

旭烈兀

1260—1265

阿八哈

1265—1282

帖古迭儿

1282—1284

阿鲁浑

1284—1291

乞合都

1291—1295

拜都

1295

合赞

1295—1304

完者都

1304—1316

不赛因

1316—1335

朮赤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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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本书作者梅天穆现任美国北乔治亚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1996 年，作者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获得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绰儿马罕那颜：中东地区的第一位蒙古军事统帅》（Chormaqan Noyan: The First Mongol Military Governor in the Middle East ）。2004 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蒙古史学者大卫·摩根，博士论文题目是《征服与统治之术：蒙古帝国的崛起和扩张，1185—1265》（The Mechanics of Conquest and Governance: The Rise and Expansion of the Mongol Empire, 1185-1265 ）。自 2004 年起，作者任教于北乔治亚大学，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2009 年起担任历史、人类学与哲学系主任。他的主要学术兴趣是蒙古帝国史、游牧帝国史、军事史、游牧-农耕关系史以及现代蒙古史，讲授的课程包括世界史、伊斯兰世界宗教与思想史、中央欧亚史、中世纪中东史、十字军史和蒙古征服史等，同时开办物质文化史、圣战、阿富汗与大博弈、蒙古之后的内陆欧亚等主题的研讨班。

梅氏著述颇丰，独著《蒙古战争艺术》（The Mongol Art of War ，London：Pen & Sword，2007）、《蒙古的文化与习俗》（Culture and Customs of Mongolia ，New York：Greenwood Press，2009）和本书（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London：Reaktion，2012），合著《14 世纪初安纳托利亚钱币窖藏》（Anatolian Early 14th Century coin Hoard ，coauthored with Judith Kolbas and Vlastimil Novak，Prague：National Museum，2011），主编两卷本《蒙古帝国历史百科》（The Mongol Empire: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ABC-CLIO，2016）。

梅氏的博士导师大卫·摩根以《蒙古人》（The Mongols ，Oxford：Blackwell，1986；2nd edition，2007）一书蜚声西方学界。其书雅俗共赏，不仅成为蒙古史方向研究生入门的必读书，也颇受一般读者喜爱。梅氏的著作颇具乃师之风，立意宏阔，脉络清晰，高度概括，兼以文笔活泼，可读性强。本书即其代表。本书关注的核心是蒙古时代的“全球化”及其影响，横向范围从东亚绵延至西欧，纵向范围从 12 世纪延续到 20 世纪。如此广阔而久远的时空当中的纷纭历史，把握起来很有难度。作者以几近最简约易懂的文字，勾勒出最宏观的历史脉络，有条不紊。同时，书中融汇了西方学术界的多数最新成果，有进一步兴趣的读者也可从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按图索骥，深入阅读其他学者的著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本书是近二三十年西方蒙古帝国史学界成果的一个贯通式的概括。著名蒙古史学者彭晓燕认为，本书“将成为对于世界史和蒙古帝国史课程有用的教材，与大卫·摩根的经典著作《蒙古人》比肩”。[1]

这里对本书中的二三观点略作补充。第 1 章中作者使用“全体蒙古兀鲁思”（Khamag Monggol Ulus）一词指代 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但没有标注出处。首先要说明，这种转写形式来自西里尔蒙古文，反映的是现代口语形式。元代书面语转写应为“Qamuq Mongqol Ulus”。据笔者所知，“Qamuq Mongqol Ulus”这一概念主要由蒙古国和苏联的部分学者提出并使用。[2]  近年英文著作中提到这一概念的，是冰岛雷克雅未克大学的蒙古裔学者巴特-奥其尔·博尔德的《蒙古游牧社会：重建中古蒙古历史》一书。[3]

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是据《续资治通鉴纲目》载，1147 年，“蒙古益强，兀术伐之，连年不能胜，乃议和。割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米豆，且册其长熬罗勃极烈为蒙辅国王。不受，自号大蒙古国，熬罗勃极烈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第二条依据是《元朝秘史》第 52 节记载，合不勒汗统治了全体蒙古人（qamuq Monqol）。一些学者认为，“熬罗勃极烈”即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汗，合不勒汗所建立的国号是“Qamuq Mongqol Ulus”（全体蒙古兀鲁思）。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实际上，《续资治通鉴纲目》中的这条史料最早见于《大金国志》，系于 1146 年，文字稍简。《续资治通鉴纲目》此条盖抄撮《大金国志》而来。《大金国志》是书贾拼凑出来的伪书，纰缪甚多。在这条记载中，国号大蒙古国、帝号祖元皇帝、年号天兴等皆缺乏任何旁证，很可能来自讹传、附会甚至捏造。至于《元朝秘史》记载合不勒汗统治了全体蒙古人，“qamuq”只是一个普通的形容词，用以修饰蒙古人而已，却从未记录“Qamuq Mongqol Ulus”这一国号。“全体蒙古兀鲁思”一词在历史上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个词是现代学者创造出来的，指代从合不勒汗至成吉思汗建国初期处于酋邦（chiefdom）形态的蒙古政权，以区别于后来形成的完整意义上的国家（state）形态的蒙古政权。[4]

第 4 章中提到了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怯绿连河谷地的旧都阿乌拉嘎。关于“旧都”的概念和阿乌拉嘎之地，皆需略作说明。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是一个不建城邑的“行国”游牧政权，大汗四季巡幸迁徙，并不存在都城。不过，在成吉思汗四季驻跸的地方中，斡难河-怯绿连河之地是他出生、成长的龙兴之地，地位尤为重要，是某种意义上的都城，但只是没有城郭的一片较大的地域。阿乌拉嘎（Avarga）是今天的一个地名，即“a’uruq”，元代译名“奥鲁”，意为“老小营”，指大军出征时留在后方的家眷和畜产。21 世纪初，白石典之公布了日本-蒙古联合考古队在阿乌拉嘎发掘的成果，认为此地即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怯绿连河之间的主要驻跸地。[5]  此地有一些建筑基址，并无城郭。国内最早关注这一考古发现的是南京大学的陈得芝先生，可参看其《成吉思汗墓葬所在与蒙古早期历史地理》（《中华文史论丛》，2010 年第 1 期）一文。

1251 年至 1260 年间的察合台汗国监国者，作者转写为“Ergene”。据刘正寅《〈史集·部族志·斡亦剌传〉译注》（《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 5 辑，2011 年），此名波斯文作“兀鲁忽乃”（ روا，Ūrquna）无疑，汉译从之。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 2012 年，至今短短数年，相关研究又有新的进展。例如导言中提到《忽必烈汗与美丽的杜马班公主》（2002 年）一书很难找，如今该书已经有修订版问世，[6]  有兴趣者可一睹为快。

本书翻译过程中，《元朝秘史》（《蒙古秘史》）汉译文主要参考了余大钧译注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世界征服者史》参考了何高济汉译本（商务印书馆，2004 年），《史集》参考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 年）。译文并未完全照搬诸书汉译本，请读者注意。涉及察合台汗国、朮赤汗国史事时，主要参考了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赤坂恒明《朮赤系诸政权史研究》[7]  及相关论文。

本书的翻译始于编辑张鹏的联络，承蔡伟杰兄推荐，我们开始了这项工作。导言为合译，第 1 至 3 章由求芝蓉译，第 4 至 10 章由马晓林译，初稿译成后互校一遍。译稿完成后，特约编辑陈顺先付出了辛勤劳动。本书翻译过程中，也得到了北京大学王一丹教授主持的波斯文《五族谱》读书班的师生们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017 年 1 月 9 日

1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2. 2，May 2013：465-467.

2  具有代表性的如《蒙古人民共和国史》第 1 卷，乌兰巴托，1966 年，第 172 页。

3  Bat-Ochir Bold，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History of Mongolia ，Richmond，Surrey：Curzon，2001，p. 176.

4  Nikolay N. Kradin，“Qamuq Mongqol Ulus and Chiefdom Theory”，Chronica vol. 7-8，2008，pp. 144-150.

5  白石典之：《モンゴル帝国史の考古学的研究》，同成社，2002 年。《チンギス=ハーン廟の源流》，《东洋史研究》，63-4，2005 年。《モンゴル國アウラガ遺跡の調査とその意義》，《东方学》，112，2006 年。

6  David Bade，“Of palm wine，women and war：the Mongolian naval expedition to Java in the 13th century”，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3.

7  赤坂恒明：《ジュチ裔諸政権史の研究》，风间书房，2005 年。

出版后记

作为世界历史上疆域空前辽阔的庞大帝国，蒙古帝国及其兴衰演变的历史一直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在近年来全球史研究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学者开始以新的观察视角来推进蒙古帝国史的研究，而本书正是近几年该领域中的一部重量级新作。

本书作者梅天穆现任美国北乔治亚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古帝国史及军事史。他于 1996 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获得硕士学位，2004 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著有《蒙古战争艺术》《蒙古的文化与习俗》等。

作者在世界史与全球史的视野下，重点描绘了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蒙古各汗国陆续瓦解后，一个新的欧亚世界的产生过程。其中，作者重点分析了东西方之间在蒙古统治者的强制推动下互相交流的过程，以及在“蒙古治世”之下孕育出的崭新的欧亚文化。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并广泛参考了相关领域最新的学术成果，既是世界史和蒙古帝国史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相关教学和研究的一部必要指南。

两位译者为本书的翻译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们在此致以谢意。由于编辑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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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7 月

这是存世最早的成吉思汗画像，据说是其孙忽必烈亲自过目且认可的成吉思汗画像。

蒙古征服报达（巴格达）。这幅 14 世纪的波斯细密画，展现了 1258 年旭烈兀率军围攻阿拔斯王朝都城报达的场景。蒙古军万箭齐发，通过利用抛石机和架设桥梁，截击企图乘船逃跑的敌人。

蒙古贵族骑行图（14 世纪波斯细密画）。骑者五人，皆着蒙古袍服，冠插雉羽。居中者当为一位蒙古汗或贵族，手持马鞭，腰挂弓囊。其余四人为随从，右上者胸前佩戴金色牌符。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表现了元世祖忽必烈身边一位弯弓射雕的蒙古骑士。

西夏都城中兴府被围（《惊异之书》* 插图）。成吉思汗之死并非如这幅图中所描绘的那样，而是因为打猎时落马而造成了内伤。马可·波罗的演绎并不奇怪，因为事实上，关于成吉思汗死因的说法多种多样，包括被闪电劈死、被箭射死以及在新婚圆房时去世等。

*　即《马可·波罗行纪》的法文版（Livre de Merveilles ）。——译者

成吉思汗之死（《惊异之书》插图）。成吉思汗死于征服唐兀（西夏）期间。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下令在他死后秘不发丧，直至唐兀完全破灭。图中描绘了成吉思汗正在告诫诸子，一支箭比起多支箭更容易折断。

合列卜城的堡垒，这是一座在城市中的壮观堡垒。尽管该城在 1260 年被蒙古人攻陷，但在遭受抛石机的密集攻击后，该城又坚守了一个月。

1260 年蒙哥汗的葬礼（莫卧儿时代作品）。这一幕可能并未发生，但确实体现了莫卧儿人心中蒙古帝国的概念。

忽必烈汗畋猎（《惊异之书》插图）。图中描绘了一个非常欧化的忽必烈汗的形象，身穿想象中的蒙古服装，表现了马可·波罗描述的忽必烈汗出猎的场景。这是一次盛大的聚会，有海东青，当然还有大象。对大象的描绘表明，当时欧洲人并不熟悉这种动物。

马背上的蒙古射手。尽管这幅图作于明代，但仍然能代表 13 至 14 世纪的蒙古人。这名射手将衣服部分脱下，表明他可能是在云南，那里比蒙古草原更热，且在元朝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驻守于此。他的持弓之臂穿着衣服，以防被弓弦伤害。

旭烈兀追杀别儿哥，布锡考特大师（Boucicaut Master）绘（《惊异之书》插图）。蒙哥死后，别儿哥和旭烈兀之间爆发了内战，争夺对阿塞拜疆繁茂的木干草原的控制权。

骑马的蒙古弓箭手，海亚姆（Muhammed ibn Mahmudshah al- Khayyam）作品（约 1400—1425）。尽管这幅波斯绘画作品来自后蒙古时代，但伊利汗国的继承者们仍然如其前辈一般穿着和战斗。

额尔德尼昭内部，这是由阿巴泰汗资助建造的一座寺庙。该寺建在蒙古旧都哈剌和林的废墟之上，标志着蒙古帝国最后的遗迹真正转变成了信奉佛教的蒙古。

驿站，即邮政系统，使蒙古帝国从现代的土耳其一直到韩国都能够保持联系。该复制品在一座毡帐旁有两匹蒙古马。驿站可以很大，但大多数一般就像该复制品一样简单。背景中的大纛有着黑色流苏，说明帝国正处于战争状态。

牌子是行人与使者在蒙古驿站或驿路上使用的通行证或文件。牌子的材质和形状表明了每个行人的权利—材质越好，拥有的权利越多。图中这块牌子是金制的。

窝阔台汗（拉施特《史集》插图）。窝阔台是蒙古帝国的第二任统治者，他维持了帝国的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统治世界为蒙古之权利”的观念。图中展现的是大汗在哈剌和林接受朝贡。

忽必烈汗授予尼古拉和马菲奥一块金制牌子，以供其回到故乡并重返汗廷（14 世纪）。

蒙古军队追击敌军（拉施特《史集》中的波斯细密画）。尽管图中表现的是一场 13 世纪的战斗，但战士们却身着 14 世纪伊利汗国的服饰。

蒙古军队追击敌军（萨莱图集中的插图）。图中所有人物都身着蒙古人的服饰。该图体现了作者对当时甲胄与武器的了解，也可以印证蒙古人对整个欧亚的军事进步与武器装备的巨大影响。

成吉思汗和他的儿子们（14 世纪的波斯细密画）。图中展现的可能是成吉思汗将帝国分给自己的儿子们，并提名窝阔台为继承者。

成吉思汗在布哈拉的星期五清真寺中讲话（波斯细密画）。在 1220 年攻下布哈拉后，他向城中居民宣告，他之所以入侵是为了惩罚其原罪，因为他是“上帝之鞭”。

蒙古诸王在学习《古兰经》（拉施特《史集》插图）。图中反映了伊利汗国和朮赤汗国中的许多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的情况。

查玛舞。阿勒坦汗皈依佛教之后，带动了 16 世纪时大量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中的黄教（该派僧人穿戴黄袍、黄帽，故名）。尽管遭到了严重的打压，传统信仰并未终结，正如这种查玛舞所显示的，其中融入了大量前佛教时代的形象，如最右侧的“白老头”（即土地爷）。

三名穆斯林囚徒被蒙古骑手带走（拉施特《史集》的萨莱图集中的波斯细密画，14 世纪）。这些身穿蒙古人服饰的囚徒可能是工匠，被带到位于蒙古草原、中亚和华北的各个制造中心。

蒙古摔跤手的传统服饰是袒胸坎肩、短裤和靴子。袒胸坎肩成为正式的服饰，据传说，这是为了防止女性参加这项运动，因为海都的女儿呼图伦曾经打败了所有的挑战者。另外，蒙古诸汗会在汗廷中举办比赛并选拔勇士，其他汗廷的摔跤手也会前来参赛。

波斯国王阿努希拉旺写给中国可汗的信（《列王纪》书页，14 世纪 30 年代伊朗抄本）。《列王纪》写本的艺术水准极高，且带有蒙古时代的特点。图中的阿努希拉旺身着蒙古式的金锦袍服。

忽必烈汗带着狮子、猎犬和猎豹进行狩猎（《惊异之书》插图）。图中的多种动物不仅表明大汗可以捕猎全球各地的生物，也说明他手下有能够驯服和饲养这些动物的人员。

郑和下西洋时从东非带回的长颈鹿，沈度（1357—1434）所绘绢本画。尽管明朝取代了元朝，蒙古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名长颈鹿驯养师的服饰表明他是一名蒙古人。

金丝挂毯上所绘的蒙古皇室女性（元代）。图中人物所穿的就是在蒙古人人必备的毛皮长袍，其头饰也是蒙古贵族女性的标准饰物。

蒙古汗廷（拉施特《史集》插图）。大汗和他的王后坐在一起，身着典型的服饰，周围的朝臣也都身穿蒙古风格的服装。

描绘成吉思汗和他的两个儿子的波斯细密画（15 世纪版本的拉施特《史集》中的插图）。图中也展现出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体现在风景上。

1219 年，在蒙古攻打花剌子模前夕，成吉思汗将他的帝国分给诸子（16 世纪时 Basawan 与 Bhim 为莫卧儿王朝版本的拉施特《史集》所绘的插图）。图中的参会者都身穿 16 世纪时莫卧儿风格的服饰。成吉思汗身边有一名妃子（名为也遂）陪伴，她是一名塔塔儿人，她劝说成吉思汗在出征前指定自己的继承人。

谢楚芳《乾坤生意图》（局部，1321 年），将宋代画院风格与元代文人画风格融为一体。卷左有题诗五首，其中署“松华道人嗣汉”诗曰：“花香草色竞春晖，蝡动翾飞各有私。得失纷纷何日了，寸心天地更谁知。”

一名蒙古士兵飞驰穿过一片山地（萨莱图集，14 世纪）。图中风景的绘画风格明显受到了中国审美情趣的影响。

在意大利的蒙古人。14 世纪的壁画《方济各会士的殉难》（局部），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绘。壁画中的该部分展现了成吉思大交换对意大利艺术的影响，也表明意大利存在蒙古（鞑靼）奴隶。

身着蒙古皇室女性服饰的表演者。蒙古宫廷服饰的风格影响了从朝鲜半岛到欧洲的各国贵族。

Table of Contents

百年战争简史

地图

世系表

致谢

前言

第1章 瓦卢瓦还是金雀花？ 1328—1340

第2章 克雷西 1340—1350

第3章 普瓦提埃和黑太子 1350—1360

第4章 “智者”查理 1360—1380

第5章 理查二世：失落的和平 1380—1399

第6章 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英格兰的机遇 1399—1413

第7章 亨利五世和阿金库尔 1413—1422

第8章 贝德福德公爵兼法国摄政约翰 1422—1429

第9章 “奥尔良女巫” 1429—1435

第10章 “令人悲伤的消息” 1435—1450

第11章 结局：“一场凄凉的战役” 1450—1453

第12章 尾声

附录　关于货币的说明

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无敌舰队

序言

前言

关于历法的说明

关于船只及其火炮的说明

无敌舰队航线图

01 揭幕（福瑟林格 1587 年 2 月 18 日）

02 一座城市的天真（伦敦 1587 年 2 月 19 日）

03 一位女王的心术（格林威治 1587 年 2 月 19 日至 22 日）

04 欢快时节的尾声（巴黎 1587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31 日）

05 行动计划（布鲁塞尔 1587 年 3 月 1 日至 22 日）

06 苦涩的面包（罗马 1587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

07 上帝的显豁意旨（埃斯科里亚尔圣洛伦索修道院 1587 年 3 月 24 日至 31 日）

08 “风令我前行”（伦敦和普利茅斯 1587 年 3 月 25 日至 4 月 12 日）

09 火燎髭须（卡迪斯湾 1587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

10 “无论根据何在”（葡萄牙海岸 1587 年 5 月 2 日至 5 月 20 日）

11 木桶板和财宝（圣文森特角和亚速尔群岛 1587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18 日）

12 断其一臂（斯勒伊斯 1587 年 6 月 9 日至 8 月 5 日）

13 美满的时日（库特拉 1587 年 10 月 20 日）

14 胜利之用（法国 1587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16 日）

15 不祥的一年（西欧 1587 至 1588 年，仲冬）

16 以宏伟战舰为伴（格林威治和英国近海 1588 年 1 月至 3 月）

17 怀着奇迹降临的希望（里斯本 1588 年 2 月 9 日至 4 月 25 日）

18 街垒日 I（巴黎 1588 年 5 月 12 日及早先时候）

19 街垒日 II（巴黎 1588 年 5 月 12 日及稍晚时候）

20 无敌舰队起航（里斯本到拉科鲁尼亚 1588 年 5 月 9 日至 7 月 22 日）

21 “天时和地利”（从普利茅斯、拉芒什海峡、比斯开湾到北纬 45° 1588 年 4 月 18 日至 7 月 30 日）

22 迈入竞技场（利泽德半岛到埃迪斯通群礁 1588 年 7 月 30 日至 31 日）

23 第一滴血（埃迪斯通群礁到起点岬 1588 年 7 月 31 日）

24 “总价骇人的优质炮弹”（起点岬到波特兰角 158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

25 令人惊叹的阵列（波特兰角到加莱锚地 1588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至 6 日（星期六））

26 地狱燃烧者（加莱附近 1588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

27 阵列溃乱（加莱锚地到格拉沃利讷 1588 年 8 月 8 日）

28 迟到的奇迹（泽兰海岸和北海 1588 年 8 月 9 日至 12 日）

29 “我本人正是你们的将军”（提尔伯利 1588 年 8 月 18 日至 19 日）

30 德雷克落网了！（西欧 1588 年 8 月至 9 月）

31 漫漫归乡路（从北纬 56° 附近的北海海域绕过爱尔兰，去往西班牙港口 1588 年 8 月 13 日至 10 月 15 日）

32 一位高个儿男子的末日（布洛瓦 1588 年 12 月 23 日）

33 来自上帝的风（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1589 年元旦）

34 没有一丝沮丧（里士满 1589 年元旦）

结 语（纽约 1959 年元旦）

文献通释

章节附注

译名表

出版后记

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中文版序

导言

第一部分　作为催化剂的蒙古征服

第 1 章　蒙古帝国的形成

第 2 章　帝国解体

第 3 章　1350 年的世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第二部分　成吉思大交换

第 4 章　蒙古治世与贸易

第 5 章　新式战争

第 6 章　蒙古行政

第 7 章　宗教与蒙古帝国

第 8 章　蒙古人与瘟疫

第 9 章　移民与人口趋势

第 10 章　文化交流

专名表

译名表

王朝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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