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
Author: 林嘉文
Date: 2014-05-31T16:00:00+00:00
Description: 其实两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幻想的道家理想社会，曾经真实存在过。“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智慧将历史推向了中国第一个开明盛世——文景之治。这也是唯一一个以道家思想治国的时代。 在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发展过程中，道家思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然而，道家在政治舞台的活跃却鲜为人知。汉代初期，面对衰退的经济和混乱的政局，文景二帝运用道家黄老之术治国，顺应客观形势，及时调整政策，促使汉帝国迅速崛起。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刘恒还没有站稳脚跟，便卷入了政治风暴。准确把握了众人心态的刘恒，顺应利益分配的规律，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多方势力之间。 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为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刘恒下令放宽商人的限制，减少商业发展的束缚。汉初的经济由此走向了繁荣，关中地区更是富甲天下。 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一个外乡人得罪了刘恒，张释之奉命审案，却只判罚款四两金。刘恒得知勃然大怒，张释之却镇定自若，以顺应法律要求为由辩得刘恒怒气全消。 道家思想通过短短几十年的政治实践，一举开创了儒家主宰中华两千年都难以企及的开明盛世。
Publisher: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录
前言 道家思想治下的盛世王朝
第一章 动荡的政局与汉文帝的登基
第二章 法家的遗产：汉承秦制下的隐患与危机
第三章 五方势力间的周旋
第四章 兼收并蓄，儒生贾谊的政治建言
第五章 调节利益分配，政治平稳过渡
第六章 扫除新政障碍，淮南大案的来龙去脉
第七章 顺应商业发展的需求：钱币铸造业的调整
第八章 维护法律的公正：黄老与黄老刑名学的运用
第九章 找寻最佳的处理角度：汉匈关系的议与和
第十章 江山易主：“无为而治”的延续
第十一章 法、道的冲突：晁错与“削藩策”
第十二章 不合时宜的政治思想：法家激起叛乱
第十三章 时代的另一面：汉景帝家事
尾声 道家的没落与儒家的兴起
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前言 道家思想治下的盛世王朝

说到西汉的历史，文景之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尽管这个盛世在名气上比不得汉武帝统治的时代，然而实打实地讲，正是在这一时期，汉帝国才得以崛起。没有文景时期对社会的治理，汉武帝时代的发展将缺少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与武帝的时代不同，文景之治并没有太多的戾气，也没有开疆拓土的野心，这一时期所彰显出的气质是平和而内敛的，整个时代的焦点对准了这个初生国家的内部。

针对汉承秦制下民生凋敝的汉初政局，汉文帝、汉景帝进行了一系列对内政的整顿和改革，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解决了汉初经济衰颓、郡国双轨制下中央与地方矛盾尖锐、功臣集团威胁中央集权等重大问题。

汉文帝统治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四铢钱，同时允许民间铸钱，以此来推行经济改革。针对王国问题，汉文帝巧妙地运用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不断分化诸侯王的势力，这和以后武帝年间的推恩令异曲同工。到了景帝朝，汉景帝在晁错的建议下大举削藩，尽管激起了吴楚七国之乱，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景帝朝的平叛换来了对诸侯国势力的大幅削弱和整个国家政局相对长久的稳定。

总体而言，文景时期取得的治理成就是足够突出的。史载汉文帝统治时期，百姓生活富庶安定，“世俗咸曰，汉文帝躬俭约，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实殷富，泽加黎庶，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桓谭《新论》）到了武帝践祚之初，“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而且整个集权制国家海内一家的局面也几乎得到了彻底的巩固与加强。

除此以外，面对西汉初年因匈奴的扩张而带来的边患，文景时期也作出了相应的解决。除了继承汉初的和亲政策外，文景时期的汉帝国针对匈奴的若干次进攻也施以了有效的还击，还招降了自立为南越武帝的南越王赵佗，维护了汉帝国的版图。

不过，整个文景时期在社会建设方面更侧重于修缮、巩固整个国家政权的内部，并没有对匈奴进行过主动的军事进攻，而是趁匈奴内部出现矛盾之际抓紧机会休养生息、整顿内政，为日后汉帝国的更加繁荣作出了足够充分的准备。

文景时代进行了中国古代唯一一次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体指导思想的政治实践，具体表现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宽刑简政，等等。黄老思想用一种平柔的气息影响着这个时代的人们，使得文景之治在被放诸于历史长河之后显得更为开明。

且这种开明的气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当我们想要了解西汉的历史时，文景之治这样一个有着迷人风貌的历史时期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回避的，这个道家思想治下的盛世将随着本书的展开而变得愈发明晰。

考察文景之治的诞生，这一切都与西汉初年帝国的草创有着万缕千丝的联系，那么，就让我们追溯历史，去探寻那时汉帝国疆土上众生的百态，去了解那段苦难交织的开创史，去发现帝国疆土下隐秘的危机。

第一章 动荡的政局与汉文帝的登基

人生冷暖

刘恒的母亲薄姬身处乱世，尽管阴差阳错地和刘邦生下刘恒，却并没有母以子贵，而是终生被刘邦冷落。年少的刘恒享惯了深宫中的锦衣玉食，然而吕后的临朝听政，却逼着他不得不同母亲一道远赴代地。人生冷暖，起起伏伏，岁月的波涛推动着无依无靠的刘恒母子前行。

说到汉文帝刘恒，不得不从他的母亲薄氏讲起。

话说在秦朝末年，吴县（今江苏苏州）有一个姓薄的男子，和从前魏国的宗室之女私通，苟且偷欢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史书称其为薄姬，薄姬的母亲魏氏则被称为魏媪。薄姬的父亲后来死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唐朝时，会稽县西北的楫山上还有薄氏的坟场。

公元前208年，魏国反秦武装的首领魏咎兵败被杀，他的弟弟魏豹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做了魏王。几年后的某一天，魏老太太将年轻的薄姬送入了魏王豹的府中，自此薄姬和母亲相隔于一道宫墙内外，青春耗在深宫之中，人生看不见前路。魏老太太这种做法想来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谁愿意葬送女儿的青春，让她承受闺怨。一般而言，送女儿进宫，要么是家里人打算拿这个女孩为家族的富贵前途豪赌一把，要么就是家里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实在是逼不得已。不过不知道魏媪在将女儿送进深宫、断送其青春之时，有没有一点愧疚之心。

有一次，魏媪难得跟女儿见上一面，就带着薄姬去许负那里看相。许负擅长相面，乃江湖著名术士是也。关于此人，《史记?游侠列传》记载他是游侠郭解的外祖父，然而历史学家陈直则依据西安汉城遗址出土的《愙斋尺牍》中“许负穿带印”的正面是“许负”，背面是“许女”而认为许负是一位女性。其实“负”本身就是“妇”的通假字，许负是女性无疑。依据彭卫先生研究，汉代的“巫”多由女性担任，且女性担任相面工作也很常见。

许负见到薄姬之后大惊失色，说薄姬是大贵之相，将来会生出天子，这令魏媪喜出望外。哪知道就是因为许负这句话，让本来支持刘邦的魏豹转而中立。魏豹想当然地认为，薄姬那个要当皇帝的儿子一定是和他生下的，心想儿子将来能当天子，那自己就是天子他爹，自然也会富贵无比。

很显然，魏豹自作多情，殊不知他那个烂基因哪里配生天子，人家天子继承的是刘邦的基因，跟他半点关系没有。另外，他居然因为方士随便说的一句话就改变战略部署和政治立场，可见也足够愚昧。

魏豹的实力毕竟不行，想要单打独斗开辟一番天地简直如同做梦一般。他不跟刘邦干了，自己又难以独立，于是就跑去跟项羽讲和。然而魏豹不跟项羽讲和倒还罢了，他一投靠项羽，刘邦这边就急眼了。丞相韩信挥师进军，几下就灭了魏国。魏豹被韩信手下的大将曹参打得落花流水，最终在武力的逼迫下投靠了刘邦。

然而魏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刘邦和项羽在荥阳对峙的时候，魏豹和汉军这边的御史大夫周苛、将军枞公一同镇守荥阳城。周苛和枞公都对魏豹极不放心，因为这家伙有前科，应该算是个反复无常之辈，这种人，保不准他又临阵投靠项羽了。

其实周苛、枞公二人还是不了解项羽，项羽那么自负，哪里容得下别人的背叛。周苛、枞公没在项羽手下干过，所以不太了解情况，但是魏豹清楚得很啊，他要是再投靠项羽，那简直就是送死，就算最终天上掉馅饼让他捡回一条命，那刘邦也不会放过他。魏豹的军队连曹参带的兵都打不过，这要是哪天被刘邦列成头号仇人，还不死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所以魏豹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再次叛变。

但是周苛、枞公二人认为，世间的事常常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二人整日因为魏豹的事情而忧心忡忡，最终为了断绝后患，还是私下里把魏豹杀死了。

魏豹一死，他的老婆们就全被汉王政府“接管”了，佳丽们挨个儿走进了汉王的行宫，刘邦将魏宫的这些美女全都收来供自己享乐。刘邦身边的女人太多，姿色平平的薄姬因为不够起眼，就被打发到织室工作去了。

人和人最怕的是比较，女人也是如此。特别是姿色不好不坏的女性，和美人比会把自己比丑，但在一群姿色平庸的女性中可能就会显得美丽了，薄姬便是如此。她在刘邦参观织室的时候被刘邦选中，纳入了后宫。然而后宫佳丽无数，薄姬姿色欠佳，进宫一年多都没能受到刘邦的临幸，因而郁郁寡欢。

事情的转机和薄姬幼年的玩伴有关。

薄姬在幼年时有俩闺蜜，史书上称其二人为管夫人、赵子儿。三个好姐妹当年发过誓，日后谁先富贵了都要帮着提携其他姐妹。然而大概管夫人、赵子儿都比薄姬美丽迷人许多，早早就得到了刘邦的宠幸。有一天刘邦在成皋的灵台和宠姬管夫人、赵子儿寻欢作乐，欢快地宴饮，管、赵二人在闲聊时就说起了儿时和薄姬的约定以及如今薄姬的落魄。刘邦从中了解到当年的故事，听完后不仅没有和她们一起笑话薄姬，反而生起怜香惜玉之感。

刘邦自己出身草根，当年在老家沛郡丰邑中阳里就成天瞎吹牛，斗鸡走狗，仰慕游侠，这一切其实都反映出未发迹前的刘邦那种不受人关注而产生的自卑心理，所以他非常能够理解薄姬被冷落后内心的失落与抑郁，因而当夜就叫来薄姬幸御。

且说薄姬这边也有奇遇，她在刘邦召她侍寝的前一天晚上就梦见一条苍龙压在自己肚子上，巧合的是，传说中刘邦当年就是他母亲刘媪和一条蛟龙野合之后生下来的，刘邦因而被当作蛟龙之子。所以刘邦听到薄姬讲的这件事情之后大喜。当然这个梦是否真实还是说不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知道刘邦出世的这个故事，所以薄姬要是有意编这么一个故事来讨好刘邦也不是没有可能。薄姬在这边跟刘邦撒娇，而刘邦也顺势说：“这是好兆头，我今晚就成全你，让你成功怀孕。”于是二人当夜享尽床笫之欢。

依据韩兆琦先生对《史记?外戚世家》这段记载的注释，后人吴见思评价这段时说道：“深宫曲台，私语巧笑，默然共会，深情相同，写得微秀。”可谓极尽意淫。这么详细的有关皇帝临幸姬妾的记录在正史中实在罕见，古人看后也会大惊，所以其中少不了后人的附会和设想。《史记》中的小说笔法本身就不少，史迁这般描述其实无可厚非，加上他个人又十分欣赏刘恒，所以为刘恒的出生写出一段相对浪漫的风流佳事可能也符合史迁内心的想法。不过今人比古人开放多了，可能会觉得一点也不浪漫，稀松平常而已。古时夫妻关系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多，特别是夫妻地位不平等，所以敢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对道德规矩的僭越对古人而言已经足够新鲜刺激了，今人不必嘲弄过甚。

这一次临幸改变了薄姬的一生，事后薄姬怀孕，成功为刘邦产下他的第四个儿子，取名刘恒，这就是日后的汉文帝。尽管薄姬产下了一子，但她却没能凭借自己的儿子来寻得自己的爱情，终究还是无法获得刘邦的宠幸，从此再也没有遇到像这次一样的好运。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刘邦死后，吕后的嫉妒心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喷涌而下，凡是被刘邦宠幸过的姬妾无一幸免，通通都淹死在吕后内心汹涌激荡的洪水之中。

尤其是刘邦钟情的定陶戚姬，我一直觉得刘邦和这位如夫人之间是真正有爱情的，大约敏感的吕后也察觉了这一点，所以她对戚姬施以暴行，砍断她的双手，挖去她的双眼，熏聋她的耳朵，毒哑她的嗓子，做成“人彘”养在茅厕（一说为猪圈）中，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她还邀请自己的儿子刘盈来参观戚姬，意图使刘盈认识到自己是斗不过他母亲的，好让刘盈早早放权给她，别再阻碍她的政治活动。

刘盈看到母亲令人发指的做法一下被震慑了，这种血腥场面营造的恐惧感一股脑地涌上心头，此时的刘盈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抑制母亲的野心。吕后心满意足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然而吕后的复仇行动还没有结束，她以包养男宠审食其的方法来变相报复死去的刘邦。宫中的妇女无不被吕后的强势和凶残所震慑，然而薄姬却因为刘邦对她的冷淡而躲过了这一劫。薄姬的儿子刘恒也因为看起来比较弱势而逃脱了吕后的魔爪，刘恒母子二人以及刘恒的舅舅薄昭被放出宫，一同前往封地代国的都城中都（今山西平遥）躲避政治风险。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刘恒的人生在十五年后又一次发生了转折，本来身为刘邦第四子，与皇位毫无瓜葛的刘恒却意外地登上了皇位，卷入了宫廷斗争的漩涡当中。这种幸运一方面与刘恒长期表现出的沉稳缄默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这十五年来，特别是汉惠帝死后的八年间，汉帝国中央政府的腥风血雨紧密相连。

濒死的狂欢

伴随着吕后的去世，诸吕开始兴风作浪，但再怎么闹腾也只不过是濒死的狂欢。功臣集团早已织好了密网，经历一场政变之后，吕家人尽数被收入网中。然而平定诸吕真的是汉帝国的福分吗？其实不然。功臣集团趁机坐大，诸侯势力插手中央，朝廷阴云密布。

刘邦死后七年，也就是西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刘邦与吕后唯一的儿子刘盈在八月十二日去世了，刘盈的儿子刘恭继位，并由吕后临朝听政。

就当大臣们跟着吕后一起为汉惠帝的死而哀伤时，有一个人却看出了其中的蹊跷，此人就是张良的小儿子张辟强，此时年仅十五岁（一说十二岁）。吕后在汉惠帝的葬礼上从头干号到尾，眼泪一滴没掉，弄得众大臣摸不清门道，而张辟强却仿佛吕后肚里的蛔虫，一下切中要害，他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这一个儿子，本来应该百般疼爱才是，现在却一点也不伤心，装个样子都装不好，丞相啊，您是精明人，能猜得出这之中是什么缘故吗？”

陈平一听这话，知道张辟强心里肯定有鬼点子，于是赶紧求教，张辟强对他说：“你们这些功臣元老各个拥护汉室，太后想搞点小动作都搞不成，加上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小皇帝镇不住手底下的人，她总觉得你们是她的威胁。我看您不如带头请求让太后的侄子吕台、吕产统领南北军，再让其他吕家人入朝做官，那样太后对你们的芥蒂自然就消除了。”

陈平听完大喜，心想他本身就在吕后那里得宠，又在外廷当左丞相，要真是弄起什么宫廷斗争，他不就第一个被人当炮灰了吗？于是陈平马上按照张辟强的主意做了。吕后一听，大喜，她心里先前就惦记着这件事情呢，如今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这才放下架子痛哭起来。

然而陈平的提议却遭到了右丞相王陵的反对，老爷子大义凛然，拿出刘邦当年的“白马之盟”在吕后面前絮絮叨叨：“太后您看看，高皇帝有规矩啊，不是刘家人他就是不能封王，就是不能封王……”吕后被老爷子唠叨得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可态度依然很坚决，死活不肯让步，最终还是听从了陈平和太尉周勃的意见，封诸吕为王。郁闷的王老爷子悲愤交加，一跃而起，大骂陈、周二人对不起刘邦在天之灵，而陈、周二人却用保存刘家的江山为理由来搪塞，老爷子被这俩活宝气得无言以对。

王陵说话分量不小，此人早年乃是地方游侠、蛮霸豪强。刘邦没发迹之前一直在王陵手下给人家当小弟，对王陵的大游侠之风很是敬佩。后来曹参死后王陵当了右丞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陈平当左丞相，此乃刘邦生前的嘱托。

陈平的特点是会办事，但很圆滑；王陵呢，他恪尽职守，还是个道德标兵。陈平和王陵属于互补型的，陈平补王陵的才，王陵补陈平的德，刘邦生前的安排看来不无道理。

然而，想要让这俩人互补，关键是要有刘邦在二人中间调和，同时镇得住这两个人。然而吕后显然不是刘邦这样的人，在争执过后，她任性地将吕台封为吕王，又封了六位吕氏宗亲为列侯，然后顺带给右丞相王陵休了官，让他安享晚年去了。右丞相的官职则由陈平担任，吕后的男宠审食其担任左丞相。朝廷大换血，吕氏家族的势力和“亲吕派”当政。

后来，吕后又将自己二哥吕释之的儿子吕禄封为赵王，然后将吕禄的女儿许配给了朱虚侯刘章。吕后生前说到底没有篡政的野心，她只是想让吕家人当权，但心里还是承认老刘家皇室的地位，所以她极想促成刘家和吕家的联姻，两家变一家。吕后死后双方不就犯不着再兵戎相见了嘛，吕后就是这么想的。

这里要特别讲一下朱虚侯刘章，此人是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儿子。刘肥有一次险些被吕后用毒酒毒死，逃回齐国后就一直对吕后百依百顺。

刘章表面上和父亲做得没有区别，但内心却十分憎恶吕后的专政。他曾经在一次酒席上公然写诗讽刺吕后，并以“以军法行酒令”的名义在酒席上杀了一位吕氏宗亲。然而由于齐国一直对吕后比较恭顺，而吕后又一直将刘章视为自己的儿子，所以刘章并未受到惩治。但刘章却没有因此感恩戴德，他在日后成为了压倒吕家这头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边吕后风风火火地扶植着自家势力，那边陈平却郁郁寡欢。

吕后称制后，名义上为陈平升了官，然而实际上朝廷大事都是吕后的男宠审食其一人说了算。陈平一方面为自己被架空而感到愤怒，另一方面则开始担心一旦吕后过世，自己会被大臣们当作她的党羽消灭掉。

换作是别人，自然而然会在这时考虑去联合太尉周勃。这俩人本来就一同撺掇过让吕后封异姓诸侯王，俩人还都是功臣元老，都身居高位，都有才能，且一文一武，刚好互补。

然而这一切在陈平这里却是难上加难，因为周勃看不起他，准确地说是周勃作为武将的代表，对文臣谋士这号人压根儿就看不上眼。

周勃是老革命家了，他早年是沛县一个养蚕户，平常还顺带着在别人办红白事的时候给人家当吹鼓手。刘邦刚开始革命的时候周勃就追随于他，可谓是资历深厚，而陈平是从项羽那边反叛来的，可偏偏刘邦却对他十分器重，所以陈、周二人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就互相掐架。

周勃曾经诬蔑陈平，说他不仅收受贿赂，还和嫂子通奸；而陈平则总是给刘邦出些挑拨别人关系的损招，让周勃这种直来直去的武夫很看不上。说到底俩人人品都不咋样。

史迁说周勃“为人木强敦厚”（《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也就是忠正耿直，但其实周勃这个人还是比较跋扈的。陈平满腹诡计，自己说自己“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史记?陈丞相世家》）其言不虚。陈平这家伙一辈子都在算计、构陷别人，缺德。

然而说实在的，要把持朝廷大局非陈平、周勃二人联合不可。辅佐刘邦开国的功臣集团中，直到那时还保有政治影响力的就数陈、周二人，这俩人要是闹掰，那功臣集团也就群龙无首各自散去了。

于是就有了儒生陆贾跑出来做和事佬。

陆贾是汉初著名的思想家，他曾经写过一本“执政辅导书”给刘邦看，居然把平素不爱看书的刘邦吸引住了。刘邦对陆贾的每一篇文章都表示称赞，大臣们也一致叫好。这本书最终被命名为《新语》，至于内容，这本书开启了政府不干涉理论的思想启蒙，提倡与民休息，但本质上还是为了帮助统治者御下。陆贾不排斥“有为而治”，其书所宣讲的都是以德服人，反对严刑峻法：“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严可均《新语叙》）为后世贾谊、董仲舒等人的思想提供了借鉴。

陆贾选择先去找陈平做工作。俩人一见面，陆贾先是十分露骨地吹捧了陈平一番，同时指出了乱世之时，像周勃这样有兵有权的人，其作用不可小觑，最后劝陈平去结交周勃。陈平听后恍然大悟，以祝寿的名义给了周勃五百金，周勃大喜，觉得陈平这小子和他作对这么多年，终于算是服软了，于是也以厚礼回报。

陈平为了报答陆贾对自己的指点，送给了他五百万钱、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陆贾高高兴兴地走了。从此，陈平、周勃二人就成天黏在一起商量反动事宜，吕后不可能不知道这俩人的小动作，但她对此并未有所作为。

女人就是女人，特别是年迈的女人，她们总是容易被人贴上“慈祥”的标签。吕后已经渐渐心软，她还寄希望于自己曾经的威望可以震慑住群臣，刘家和吕家的联姻能够避免日后发生冲突惨剧。

公元前184年，吕后囚杀了少帝刘恭，拥立了刘恭的弟弟，更为柔弱的衡山王刘弘为少帝。这是吕后的最后一搏，她还是想为自己人再做一点事情，但是她的脑子已经不好使了，这种极端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吕家和刘家以及功臣集团的仇恨已经不共戴天。

吕后从此更加猖狂地把持朝政，扶植自家的亲戚，陈平和周勃看在眼里，虽然没吱声，但心里已经开始有所盘算了。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181年，在这一年的三月，吕后在外出祭祀的途中被一条黑色的大狗袭击了右腋，随后染疾。阎爱民、马孟龙两位先生曾撰文《吕后“病犬祸而崩”新说》，文中认为，弄不好吕后是得了狂犬病。总之，这位女强人在这一年农历的七月三十日病死于未央宫，那个属于她的风云时代结束了，“后刘邦时代”也该收尾了，拉上幕帘的必然是功臣集团的大臣们。

此刻，远在中都的代王刘恒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卷入一场权力的争夺战。

吕后生前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死后对朝廷大臣的威慑力消失，吕家那些窝囊无能的后生晚辈们无力将吕家的利益维护下去。尽管明知草包是扶不上墙的，吕后还是尽全力赌了一把——让赵王吕禄、梁王吕产分别掌管北军和南军，并让吕产担任相国，让审食其做了太傅。

可惜吕家人，特别是吕产、吕禄这几个吕后的侄辈，压根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和政治野心，然而迫于形势，他们还是打算对周勃、陈平等人下黑手。可惜政变的风声被吕禄的女儿，也就是朱虚侯刘章的妻子泄露了。

大约吕禄的女儿是吕家少有的美女，毕竟此前吕家曾有两位女性分别嫁给了赵幽王刘友和赵共王赵恢，却都没能笼络住自己的夫君，此二王后来都被吕后杀死。只有吕禄的女儿笼络住一个朱虚侯刘章，可就是因为二人太甜蜜了，吕禄的女儿居然胳膊往外拐，让刘章将政变的消息汇报给了齐王刘襄。刘襄立刻发兵西进，并用计杀掉了阻碍他们起事的国相召平，还囚禁了刘邦的远房兄弟琅琊王刘泽。

吕产听说齐国领兵来犯，就派颍阴侯灌婴领兵御敌，可吕产忘了灌婴也是功臣宿将，是周勃的好哥们儿，哪里有替吕产办事的理？所以灌婴带兵走到荥阳，就死活不肯再向东挪一步了。

尽管局势没有进一步朝不利于功臣集团的方向发展，但毕竟诸吕的威胁没有解除，更要紧的是吕家人手中握有南北军的军权。就在此时，曲阳侯郦商出手了。

这次郦商是以被周勃、陈平等人挟持的形象出现的，很明显，这是三个人在演双簧。郦商不是无能之辈，且三个人本来就同属一个利益群体，谈不上挟持不挟持，其实是三个人连起来使坏心眼，想让郦商的儿子郦寄去游说他的朋友吕禄放弃兵权。

吕禄胸无大志，尽管一开始没有答应郦寄，但经不住人家软磨硬泡，最终动了心，以至于吕家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就是樊哙的妻子、吕后的妹妹——吕媭都没能让他清醒。浑浑噩噩的吕禄一直无所作为，白白放弃了打倒功臣集团的绝佳时机。

吕禄无所作为，吕产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当年的九月十日，吕产和曹窋在一起议事，吕产很蠢，估摸着他可能以为曹窋当年曾帮着汉惠帝批评他父亲曹参的无所作为，还被他老子打了两百板子，那就应当是与功臣集团决裂了，殊不知此人也是功臣集团的铁杆之一，此时已经承继了父亲曹参的爵位，做了平阳侯。

吕、曹二人商量时，恰逢大臣贾寿来找吕产，说灌婴也是功臣集团的人，他在荥阳和刘襄等人勾勾搭搭，威胁诸吕。贾寿建议让吕产赶紧去控制南军，吕产缺心眼，当着曹窋的面就点了头，结果曹窋从吕产家一出来就把事情汇报给了陈平和周勃。陈、周二人一商量，赶紧让未央卫尉将意欲进宫把持南军的吕产堵在宫外，而后周勃急忙又去控制北军。

可惜匆忙赶去的周勃最终还是被阻宫门之外，幸好遇到了掌管兵符印信的襄平侯纪通。此人假传圣旨放了周勃进宫，周勃又派了郦寄再次劝说吕禄放弃兵权。这次吕禄答应了，这家伙蠢，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放手，他要是再多犹豫片刻，或许吕家就不至于输得太惨。不过从中也可以看出，郦寄这次游说算得上是使出浑身解数。

周勃很快控制了北军。

然而南军此时还没着落呢，于是周勃就派朱虚侯刘章带兵去追击吕产，最后在郎中府的茅厕里将吕产杀死。

自此之后，吕家人算是彻底没了反抗功臣集团的能力，吕媭虽然很强势，但手中没权，吕禄已经放弃了兵权，也只能坐以待毙，吕家人沦为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周勃和刘章把吕氏家族的男女统统抓起来，一律杀光。

九月十一日，功臣们又捕杀了吕禄，乱棍打死了吕媭，杀了燕王吕通。

九月十二日，功臣集团恢复了审食其左丞相的官位，此人先前官位被废，此时重新被陈平等人拥立，可见与功臣集团早有深交。

九月十八日，济川王刘太被改封为梁王。先前死在吕后手上的赵幽王刘友也有了补偿，他的儿子刘遂被封为燕王，同时刘章奉命出使齐国，肩负着劝说刘襄罢兵的任务。刘襄一撤军，灌婴也随之撤回了长安。

这便是西汉初年“诸吕之乱”的经过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功臣集团的周勃、陈平等人的强横。尽管从表面上来看，平定诸吕是恢复了刘家江山，但从本质上讲，经过这一场动乱，功臣集团中各色人等的利益被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在朝廷中兴风作浪，对整个中央政府以及新皇帝而言也是威胁。

诸吕之乱，真正乱起来的不是吕家人，而是那些功臣元老。

周勃等人身上还带着当年和刘邦一起打天下时称兄道弟的习气，免不了要居功自傲、蛮横无理。而且这些功臣大多都是利己主义者，绝对不会是刘家的忠臣，只不过他们的利益在刘邦时期和刘家捆绑在一起罢了。然而经过诸吕之乱，刘氏衰微，功臣集团的利益又独立了出来，这对刘家而言就是隐患。

另外审食其的复出也不是什么好事，这说明，原本以审食其为代表的亲吕派最终也和功臣集团搅和在了一起，这不仅壮大了功臣集团的实力，助长了功臣集团的贪欲，而且将原本败坏朝廷的吕氏党羽包庇了下来，这就为日后再次动乱埋下伏笔。

所以平定诸吕对汉帝国而言实质上是一场灾难，同时也为后来的统治者埋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汉帝国和吕氏集团两败俱伤，唯一获得了实力增长的就是功臣集团的周勃、陈平、灌婴、审食其等人，尽管朱虚侯刘章和齐王刘襄也参与了进来，但两人最终并没有获得什么实际利益。

诸吕平定之后，功臣集团不得不面对的便是选择君主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有三种：第一，继续拥立少帝刘弘；第二，扶植刘弘的兄弟；第三，从刘邦的儿子中再挑选一位。几经挑选，功臣集团最终选择了第三种，这其中的缘由，却与功臣集团的一个利益设想有关。

功臣集团的“小算盘”到底是怎么打的呢？

功臣元老们的“小算盘”

刘家的子孙那么多，为什么功臣集团一定要将代王刘恒立为新君，这之中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想法和打算呢？代王刘恒接到功臣集团迎请他继位的邀请，去，还是不去，这又需要刘恒选择。刘恒最终选择了西去长安，可其中又有多少他自己的考虑呢？

功臣集团在考虑拥立谁为皇帝时曾有过一番讨论，这件事关系到未来功臣集团的自身利益，必须慎重抉择。然而遗憾的是，这场本来应该十分精彩的讨论在史书中却记载得非常不清晰，只记录了与会者的对话，至于与会者是谁则一个都没有说，实在太过枯燥。为了更生动地记述这件事，现将会议现场依据史书记载稍加演绎如下。

大臣甲：“现在的少帝刘弘以及吕王、淮阳王、常山王其实都不是孝惠帝刘盈的儿子，那都是吕雉这个坏女人抢来的孩子，不是老刘家的血脉。吕后杀了人家母亲，把孩子养在宫中，让孝惠帝认作是自己的儿子。”

众人一片暗笑，这完全是功臣集团为了排斥刘氏宗亲而编造的瞎话，刘弘和刘恭只不过不是刘盈的嫡子罢了。

大臣乙谄媚地附和道：“就是，吕后这个老女人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她吕家的势力吗？等吕家的小子们掌了权，我们肯定会被人家卸胳膊卸腿，统统完蛋。我看咱不如在刘氏诸王里挑一个看着顺眼好控制的，拥立起来当皇帝算了。”

大臣甲：“我看齐王刘襄就不错，他爸是高祖的长子刘肥，他就应该算是长孙啊，这个绝对名正言顺。”

“你有没有搞错，你难道不知道齐王刘襄他舅驷钧是个老流氓吗？你把刘襄弄成皇帝，那驷钧还不得骑到我们头上来啊！到时候他驷家就是吕家第二，你闲得没事引火烧身干吗？”大臣丙愤怒地吼道。

大臣乙：“其实我看淮南王不错啊。”

“得了吧，那个小娃娃根本镇不住人，咱们操控起来也是白搭，况且他母亲那一家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大臣丁一脸不屑。

“我觉得代王刘恒不错，他是高祖活着的儿子中年龄最大的，人又老实仁厚好欺负，他母亲那一家子人又都还不错。拥立年长的皇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仁孝入选也不会遭受天下人的质疑，这样再好不过了。”大臣丁说道。

于是众人采纳了大臣丁的方案。

功臣集团选刘恒承袭帝位的过程在史书中基本就是这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功臣集团在挑选合适的诸侯王时，一共有五点考虑。

第一，他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刘氏血脉的正统继承人，至少是能够被民间和功臣集团共同认可的刘氏宗亲，而且必须是刘邦的直系后代。

这样做一来将选择范围缩小了，毕竟刘邦的儿子都被吕后收拾得差不多了，孙子辈也没多少；二来，只有刘邦的直系后代才能减小政治风浪，因为这一身份最具震慑力，候选人可以说是理直气壮，这就降低了功臣集团在拥立新皇帝之后的政治风险。

第二，他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可以被他们利用、控制，至少不会在主观上和他们发生利益冲突的人来继承皇位。

前文讲过，崇尚暴力的功臣集团中多数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保护并扩张自身利益的人物，所以他们拥立的皇帝一定要是容易被控制的，也正因为如此，才衍生出了第三条和第四条考虑。

第三，他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母族弱势、不跋扈的人。

吕后的阴影一直萦绕在功臣集团每一个人的心中，若不是吕后去世，说不定吕家人就先把功臣集团给干掉了。所以功臣集团决不能允许外戚干政的事再次重演，那样他们的利益将又一次受到威胁。

第四，他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年龄不大不小的人。

这个道理是极容易想通的。一来，年龄太小不便于功臣集团借用其威信来震慑、打压敌对势力；年龄太大的人又比较容易产生自我主见，可能不仅不会老老实实听功臣集团的话，反而还会和功臣集团作对。二来，年龄太小的话很容易受母亲的干预，外戚会借机介入；或者母亲因为很年轻而找男宠，继而出现审食其第二。这些情况都会导致功臣集团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者被瓜分，陈平、周勃等人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事发生。

第五，他们一定要找一个低调的、利益纠葛少的人，这样民间百姓便不熟悉，或不会对其登基有强烈反应。

功臣集团一方面要借助新皇帝的权力，另一方面还要淡化新皇帝的公众形象。这就要求他们扶植的这个人要一直十分低调，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野心，没有纠缠到任何的利益斗争之中，没有大是大非。

把这五点全部考虑在内，放眼刘氏宗室，比来比去似乎就刘恒一个人最合适，至少在功臣集团眼中，刘恒的形象和背景正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

商讨过后，拥立代王刘恒就已经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周勃、陈平赶紧草拟邀请函，热烈欢迎代王刘恒来京登基。

尽管功臣集团是掏心窝子、诚心诚意地欢迎刘恒，可刘恒那边还是举棋不定。刘恒和功臣们接触不多，他摸不透这些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就向自己手下的大臣询问意见。

代国的郎中令张武就对刘恒说：“功臣元老们会带兵，还擅长使阴谋诡计，保不定他们还打算自己称帝呢，当年没造反不过是迫于高祖和吕后的威势罢了。我看啊，您最好还是称病不去，先看看势头再说。”

然而中尉宋昌却与他人看法不同，他对刘恒讲了四点：

第一，刘邦平定各路起义军，最终建立了汉帝国，这就已经断绝了其他外姓人做皇帝的希望；

第二，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使得国家内部团结，异常坚固，刘氏一族在未来只会不断地发展壮大；

第三，汉朝建国后广施仁政，民心所向，刘氏的统治基础难以动摇；

第四，吕氏叛乱被诛，而假如功臣元老们打算造反，那么百姓一定不会归顺于他们，他们的党羽也不见得会完全听从，况且朝廷中有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朝廷之外有吴王刘濞、楚王刘交、淮南王刘长、琅琊王刘泽、齐王刘襄，此时刘姓诸侯王实力不可小觑。而且刘邦的儿子只剩下刘恒和刘长，二人中刘恒居长，自然是当仁不让。

刘恒显然被宋昌说动，特别是第二条和第四条给予了刘恒极大的信心。诸侯王和功臣勾搭得再紧密，刘恒和诸侯王的血缘关系在那里摆着呢，功臣集团到底不是刘家人，只要刘家人抱团，功臣们无不忌惮。

为了保险，刘恒又求问于鬼神，在占卜出吉兆之后，派了自己的舅舅薄昭去长安找周勃打听具体消息。功臣集团这边早就被刘恒磨得不耐烦了，为了打消刘恒的疑虑，周勃一股脑把功臣集团的计划全交代了，薄昭听后大喜，回到代国让小外甥放心。

刘恒一听也非常高兴，毕竟天上掉馅饼是好事，并从此与宋昌相亲近。他带着宋昌、张武等七人一同西赴长安，并让宋昌和自己坐在同一辆车上。

行至长安东北的高陵（今陕西高陵）时，刘恒就派宋昌先去长安打探消息，作好准备。

清人郭嵩焘评价刘恒两次派遣使者去长安勘察，“遣薄昭见绛侯，所以观大臣将相之心；又复使宋昌观其变，以少帝尚在，虑其事或中变也。写得文帝周详慎重。”诚如郭氏所述，刘恒这一小小的举动表现出二十三岁的他心思缜密，沉稳而有城府的特质。他先前派薄昭去找周勃，这是在试探功臣集团的想法；而此次派宋昌去打前站，其实是考虑到少帝刘弘还没有退位，毕竟是他登基的阻碍，他害怕节外生枝。

刘恒这一切颇具政治头脑的举措或许意味着，功臣集团看走了眼，他们请来的不是想象中那个柔弱无能的刘恒。刘恒已经蛰伏十五年了，代国这样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令他得以安稳地韬光养晦，或许他一开始并没有争夺帝位的想法，而只是为了自保，然而机遇与勤奋却在这乱世之中悄然结合，落在了刘恒身上，让他一步步迈向帝位。

未央宫的新主人

来到长安的刘恒感到压力巨大，他要与心怀鬼胎的功臣集团机智周旋，还要时刻提防诸侯王的暗箭中伤。当政变事发，滴血不见，少帝刘弘下台的时候，刘恒明白，属于他的时代来临了。在公元前179年的十月初，未央宫迎来了新的主人。

宋昌走到渭桥时，远远就看见前边陈平已经带着百官列队欢迎，于是赶紧调转马头去告知刘恒。刘恒见到中央政府的一行人，立即下车向群臣作礼。他借此维护了自己在群臣心中弱势的形象，同时也图一个好名声，另外还要试探一下周勃等人的真实态度。

周勃此时神秘兮兮地来告诉刘恒，想和他说几句悄悄话。周勃这个人到底是个大老粗，政治情商太低，这种紧张的场合下用这种私密的方式和人交谈，谁敢去啊，刘恒当然不敢去，保不准周勃在暗处就有埋伏。

还好此时宋昌出来解围：“有公事你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要是私事代王是不会搭理你的。”宋昌义正词严。

其实潜台词是：好事情你就赶紧宣布，想耍什么花招还是趁早打消心思的好。

周勃在一旁来不及为自己的隐私权得不到保护而黯然神伤，便赶紧拿出御玺和符节。然而刘恒这时候并没有接受，他这当然摆明了是在装样子。来都来了，不可能真心不肯当皇帝，只是突兀地接受天子的物品不合礼法。而且刘恒要树立威信，凭什么周勃说干啥他就干啥？不能由着周勃操控自己。于是刘恒冷淡地对周勃说：“这些事情等我们到了代国，在京城的驿馆再商议。”说完便驱车离开了。

周勃热脸贴上了冷臀部，秋意顿起，乍冷。

看见刘恒离去，众人便赶紧上前去追。在代国驻长安办事处内，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柴武（一说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八位朝廷的核心人物一同行礼说道：“代王啊，我们几个给您掏心窝子说真心话，刘弘哪里是惠帝的儿子，那小毛孩根本不配做皇帝，我们和阴安侯、吴顷王后、琅琊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大臣、列侯、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商量过了，您是高皇帝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对皇位那是当仁不让啊。大王您莫要推辞，赶紧登基吧。”

刘恒心中暗喜，但为了合乎礼节，样子不得不做，于是说道：“继承高皇帝的宗庙事关重大，我无德无能，根本不配，你们最好还是和我四叔楚王刘交商量一下吧。”

大臣们当然不答应，继续请求他登基称帝，来来往往刘恒一共推辞了五次。刘恒推辞的时候要作礼，三次向西行礼，两次向南行礼，假模假式地完成一套动作，最终作为群臣之首的陈平出来再次苦劝刘恒，刘恒才以“宗室、将相、诸王、列侯都认为我最合适，所以我不敢再推辞”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接受了功臣集团的请求。

刘恒要当皇帝，自然要住在未央宫中，可此时少帝刘弘还没有被解决，他还占着皇帝宝座呢。这时候东牟侯刘兴居就主动向刘恒请缨，要和滕公夏侯婴一同去打扫未央宫。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打扫”其实就是去解决少帝刘弘的问题。

刘、滕二人寻得少帝，告诉小皇帝说：“你不是刘家的人，不能当皇帝。”小皇帝倒是很听话，立马让卫士们缴械了。

这时候跳出来一个宦官头领，名叫张泽。此人可能是刘恒从代国带来的人，主子当了皇帝，这些手底下办事的人说话也变得底气十足。有个别想要反抗的士兵听完张泽的劝告，觉得代国君臣和功臣们势大，干脆缴械回家，反正他们心里觉得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管好老百姓就行。

滕婴把刘弘安置在少府官署，然后由刘兴居向刘恒汇报未央宫的情况。刘恒一行人进宫门的时候还遭到了侍卫长的阻拦，但一听周勃的解释，立马散伙走人了，整场政变滴血不见。当天晚上，功臣集团就暗杀了惠帝的儿子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以及刘弘，以绝后患。

陈平、周勃此举意味深长，按说他们早就应该把少帝解决了，功臣集团专门在刘恒入主未央宫后才向惠帝的儿子们下手，其实是为了避免弑君的罪名。

刘恒初到长安，尽管他发现功臣们都对他格外热情，但这种热情反倒引起了他的不安。在入主未央宫的当晚，他让宋昌担任卫将军，一个人把持南军、北军的兵权，又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宿卫宫廷。功臣集团根本没搭理刘恒的这些小动作，毕竟他们真的没有安什么坏心眼，心想小孩子闹就闹吧，刘恒毕竟初来乍到，有危机感可以理解。

让代国一系的人马掌握了军队之后，刘恒才安安稳稳地做起皇帝。

《史记?孝文本纪》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记载刘恒的诏书，牛运震说：“孝文诏书，质古温醇，居然三代之遗。而所行政事亦称之，不徒为空言也。太史公于他帝诏令，多不载录，而独详录孝文诏令，盖深有见于孝文者，亦以见太史公史体之严也。”（《空山堂史记评注》）说明刘恒的诏书很有文采，也有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在其著作中着重摘录了刘恒的诏书。刘恒入主未央宫的当晚就发了一道诏书，大意为：“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几年来诸吕扰乱朝廷、阴谋叛逆，这些家伙都想威胁我们刘家的社稷江山，多亏了各位王侯将相消灭了他们，让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朕刚刚即位，现在要大赦天下，每个成年男子赏赐一级爵位，没有成年男子的女户每百户赐一头牛、十石酒，特批全国人民欢庆五天，可以聚众饮酒。”

这里面要解释一个“集会权”的问题。我们今天的社会是禁止非法集会和游行的，秦汉时期也一样，在那时三人以上无故相聚饮酒是犯法的，需要罚金四两。皇帝们都很敏感，他们总觉得人们聚在一起肯定没好事儿，很有可能聚众谋反，所以一律不准饮酒集会。

由此看来，刘恒在诏书中允许大家伙儿趁着他登基的好日子聚众喝酒，是开了非常大的恩了，这表现了刘恒的一种气度，一种开放包容的气度，同时也表明了刘恒将要对民间实施相对宽松的政策，这是“无为而治”正式出台的前兆。

刘恒自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三年的统治，尽管此时他身旁还有势力庞大的功臣集团，然而这一切在刘恒看来都不是问题。刘恒执政初年，对功臣集团的政策就是“捆绑”，让功臣们的利益和刘恒自己的利益挂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后期则是通过强迫列侯各自回到封国的办法，将功臣与皇帝的矛盾转化成王国与中央的矛盾。

除此以外，刘恒延续了吕后时期许多好的政策，比如减免酷刑、实施无为而治、尊奉黄老、鼓励生产、放宽对工商业的管制、解放思想、鼓励百家争鸣、允许通过买卖爵位来增加人们和政府的收入等措施。

之所以要延续吕后时期的政策，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它们暗合刘恒自己的治国思想，其次就是可以利用吕后的震慑力来威慑功臣集团。功臣集团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吕后。这个女人压迫着功臣集团每个人最敏感的神经，她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每一个功臣元老，周勃等人的内心被深深打上了恐惧外戚的烙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恒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城府，以及整个汉帝国新政的气象。

公元前179年的十月初七，刘恒拜谒高祖庙，二十三岁的刘恒正式登基，帝国幅员辽阔的版图在他面前赤裸裸地展现着，汉王朝平静政局下的暗流悄然涌动，内忧外患依然是这位新君不得不面对的局面。

真的能改变吗？

第二章 法家的遗产：汉承秦制下的隐患与危机

“帝”“王”博弈

从秦朝建立到项羽称霸再到刘邦立国，死而不僵的王制只是迎来了短暂的回光返照，最终仍难逃穷途末路的命运。经过项羽复辟王制的冲击之后，中华的帝制仿佛经历了一次洗礼，变得愈发坚不可摧。将“帝国”的名字正式刻入历史，这是汉王朝难以逃脱的宿命。

历史的画卷缓缓展开，当今人的目光穿越时空，看到的那两千多年前的一日应该是这样的场景。

公元前149年十月初七，在幅员辽阔的汉帝国的中央，一个小伙子面色凝重，正站在长安县高祖庙前的高台之上。他看起来不过二十岁刚出头，然而，他的脸上却已过早地呈现出因整日操劳而带来的疲惫神情。繁忙的政务和激烈的宫廷斗争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他对着父亲的灵位缓缓地行完一套祭拜的礼仪，起身舒展华服，面孔不怒自威，天子的华服透露出此刻庄严的气息。在他的身边，是郎中令张武统领的一群面目严肃、披坚执锐的郎中。高台下还有卫将军宋昌统领的南北军。那些军士们瞪着双眼，目光不停地在那些衣着光鲜的大臣和诸侯王身上徘徊。骑兵和步兵全副武装，手中锐利的剑锋上泛出丝丝寒意，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般。

小伙子缓缓巡视了台下的大臣，整了整皇冠，便转身向所有人宣告，他——刘恒，正式成为汉帝国的第四任执政者。

“趋！”伴随着礼仪官的一声高喊，群臣们小步向前快行，高台下紧握剑鞘、身着绛衣、全副戒备的郎中们立刻站到了台阶两旁。大臣、列侯、将军在西边依次而列，面朝东；丞相以下的文官站在东边，面朝西。几乎所有人在新君面前都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地按照叔孙通当年给刘邦从简设计的朝拜礼仪做着动作，唯恐得罪了这位面色庄重的新君。

刘恒的目光扫到了太尉周勃的身上，那家伙神情不似他人那般严肃，正挠着痒。刘恒皱了皱眉，却并未言语。

“万岁”的呼声如同山呼海啸般席卷而来，瞬间传播到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民众们自发地应和着那些呼声，刘恒的法驾也缓缓驶来。偌大的汉帝国沉浸在一片新气象之中，每个人都满怀憧憬与希望，只有身负治国重任的刘恒除外。

刘恒眉头紧锁，高台之下是自恃的功臣元老和强横的关东诸侯王，自己的政治手段能压制住这些权臣与贵族吗？他感觉很懊恼，索性抬起头，目光向汉帝国的北部投去，隐隐地看见甘泉宫（西汉离宫）在三百里外静默着。往北，再往北，一群群匈奴骑兵，正策马弯弓，对帝国的边疆虎视眈眈，刘恒仿佛看见匈奴单于带着匈奴铁骑突破萧关，来到甘泉山上眺望帝国的未央宫阙……惶恐与畏惧让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战栗。

刘恒回头望向高祖庙上父亲刘邦的灵位，一时间悲情难抑，耳边此起彼伏的“万岁”掩盖不了社会的千疮百孔。他接手的帝国虽然披着繁荣的外衣，却不过是一个经历了几番腥风血雨后，仍在苟延残喘的烂摊子。帝国由父辈们草创至今，二十四年来风雨飘摇的历史，缔造了如今铺展在他面前的种种矛盾与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还要从秦王朝开创的皇帝制度说起。

秦之前的中国，实行的是分封制（王制）。周天子留好自己的直辖地之后，将剩下的土地分成小块赐给众位诸侯，形成一个个具有相当自主性的诸侯国，诸侯名义上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这种制度有利于巩固并扩大周朝的统治，但国家容易陷入分裂。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自认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将“皇”“帝”这两个人间最高贵的称呼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称号，同时除谥法，废分封，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自此得以开创，整个国家走向了真正的统一。如果说秦帝国是一个庞大而崭新的身躯，那帝制就是这身躯的灵魂，而且，帝制的专制属性和秦国那由野蛮文明铸造的身躯契合得非常完美。

在开创帝制、建立秦朝之前，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大名鼎鼎的商鞅来到了秦国，面见了日后成为他一生知己的秦孝公。

秦国不同于东方六国，它的文化里并没有贵族传统，骨子里就透着野蛮的气息。这也难怪，秦国和西戎乡邻，文化上总是要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秦人才不讲什么衣冠礼仪，这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和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专制统治十分吻合，所以在后来的几年中，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一直一帆风顺。

他编制户籍，以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以便政府对百姓统一管理、安排劳役，同时编制功爵，加强刑罚。最重要的则是在秦国境内推行县制，地方政权由中央直接统治管理，无疑加大了中央集权。

这些举措分明就是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雏形。

直到战国末年，老谋深算的嬴政和他的下僚把他们能想到的政治制度比来比去，权衡利弊，凭借着他们对于政治斗争的谙熟和积极拥护集权专制的热情，基于他们对于天下大势的掌控，最终拟定了大一统的方案。

秦国的虎狼之师作好了随时兼并天下的准备。推行中央集权制度早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秦王嬴政和他的谋臣们首先要面临的难题来自于统一之后幅员辽阔的版图，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管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思来想去，还是照着秦国的老办法安排比较顺手，可是秦国原本是县制，这显然只能应用在秦国这一小片土地上。要想管理天下，还必须给县制做一个放大版——郡县制应运而生。

日后，实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将会有一个崭新的名字——帝制，它好像早就在娘胎里憋得不耐烦了，此时已经挤到了历史舞台上呼之欲出的位置。

帝制集先秦政治文化之大成，而运行了很多年的王制在它面前实在显得略有些腐朽，国势倾颓的六国根本无力抵挡秦国的兵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嬴政对六国的统一如摧枯拉朽一般，把它们挨个儿卸胳膊卸腿儿，统统拧了。

王制四分五裂，快速崩亡。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随着秦国统一步伐的不断加快，嬴政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整个平定六国的过程中，秦国的目标在不知不觉间转移，从消灭六国的贵族势力变成了消灭六国贵族所建立的政权。

六国的贵族——那些商周王制下的受惠者，并没有被“消灭”干净，遗老遗少们的高贵身份与权力尽管被剥夺殆尽，可他们的立场却从未改变，最终成为反对帝制的主力，并将在未来成为反秦武装的领导层。

获得成就的喜悦遮掩了嬴政和谋士们的理性，反对帝制的势力表面上不存在了，实质上只是转成了秘密活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在必要时对秦帝国放一矢冷箭。

秦帝国的丧钟在帝国诞生的那一刻就注定将在不久后被敲响。

溃败的前兆出现在嬴政称帝后的第四年（公元前218年）。

故事的主人公是韩国的落魄贵族张良，张家人原本在韩国一连做了五朝宰相，位极人臣，可偏偏张良倒霉，等轮到他接替相位的时候，韩国却被秦国给灭了。张良那叫一个愤怒啊，到手的宰相位子就被秦国人这样野蛮地抢走了，而且秦国人也不知道好好把当地权豪安顿安顿，年轻的张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大老远地跑到今天朝鲜的中部，拜会了秽貊国的首领仓海君，从仓海君那里聘请了一位大力士为自己服务。

张良是六国贵族蛰伏势力中的特例，他没有加入到任何地下组织当中，而是游荡在贵族势力的边缘，此时的他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这个大力士。张良准备让这个大力士在阳武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境内）用一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锤阻击嬴政。

然而，张良的计划看似顺其自然，实则漏洞百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张良低估了嬴政的防备。

秦始皇嬴政作为当时天下的主宰，所有人的命在他的眼里都如同粪土一般，他的心里只有那一句“普天之下，唯我独尊”。这个对权力极度珍惜的人没有理由不把生命看作最宝贵的财富，毕竟有了生命才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敏感的嬴政出行时总是带着华丽的车队作为掩护，汉代的天子出行都有三十六辆属车跟随，秦始皇属车的数量和汉朝的相比只多不少，那么多一模一样的豪车，想不把人看得眼花缭乱都难，张良雇请的大力士要能瞧准才活见鬼了。果不其然，大铁锤砸烂的只是秦始皇的副车。嬴政渡过一劫，安然无恙。

愤怒的秦始皇大索天下十日，最终却毫无结果。当时天下人已经对秦始皇成天横征暴敛以满足私欲的行为十分不满了，所以民间有很多有志之士，他们十分愿意收留、包庇张良。张良一直逃到了下邳，并定居于此，也成了当地的罪犯收留户，专门施恩于受到秦朝迫害的豪杰，其中就包括项羽的叔叔项伯。

直到后来秦末大乱，起义军遍地，张良才重新出山，最终成为汉初受封的功臣，被封为留侯，在汉初功臣表上排名六十二。

秦始皇将在博浪沙的这次遇刺当成了个案，殊不知这只是一直在积蓄力量的贵族势力一次小小的露脸。八年后，嬴政病死沙丘。中车府令赵高摩拳擦掌，难以按捺他那颗阴谋家的心，果断联合了帝国的丞相李斯，二人联手发动了沙丘政变。嬴政的小儿子胡亥即位，长子扶苏被杀，大将蒙恬被诛，十二位王子遇害，十位公主被车裂，帝国乱象丛生。

于是，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楚人陈胜揭竿而起，自称“张楚王”，同伙吴广则被他封为“假王”。张楚大军攻入赵地，陈胜手下大将武臣自立为赵王，赵将韩广自立为燕王。

随后，蛰伏多时的六国贵族势力看到反秦大势已经具备，便也都揭竿而起，拥立自己故国君王的后人为领袖——韩王韩成、魏王魏咎、楚王芈心、齐王田儋。武臣后来在秦二世二年又被赵将李良杀害，赵相张耳立赵国贵族赵歇为赵王，六国贵族除燕国外全部复出，反秦武装一时风起云涌。

江山沸腾。

反秦武装中实力最强的是楚国贵族势力。项梁、项羽叔侄是这支势力的实际掌控者，楚怀王芈心不过是他们拥立的傀儡君王。后来项梁被杀，他的侄子项羽最终在巨鹿消灭了秦朝军队的主力，又在汙水（今河北磁县西）迫使秦朝最后的将才——章邯投降了反秦武装，秦帝国大势已去。

此时，反秦武装联盟中楚国势力下的沛公刘邦已经西入秦关，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不得不注意的是，灭亡秦朝的是原先拥护王制的六国贵族势力，也就是说，这帮人一得势，那必然是又要轰轰烈烈地重建王制了。勤快的各国部队天天在咸阳城的废墟中挖宝敛财，这伙人全然是一副土匪嘴脸，领头的项羽也没顶住众人的劝说。大家成天在他跟前念叨着“弟兄们灭了暴秦，功劳这么大，好歹给分块地吧”，项羽听得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再一想大家当年出兵的目的就是为了重建王制，如今事成了，不可忘却初心，最终只能同意了贵族势力重新裂土分封、重建王制的要求，自个儿给自个儿封了个“西楚霸王”的名号，划了块最大的地盘，舒舒服服地找清闲去了。

“后战国时代”最终形成，帝制崩盘，王制被重建。一般的史家在讲到项羽恢复王制的时候总是喜欢评价说“项羽开了历史的倒车”，即使是国民党修史，在《中国历代战争史》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然而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十分可笑的，任何的演变都有着长期性与复杂性，不可能由单一个体来完成这种演变，而任何的演变都不可以归于一人之力。笔者不认为郡县制和分封制存在绝对的优劣之分，更不认同进步史观。

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舒舒服服享受安闲人生，此时的项羽懈怠了，可刘邦还精力旺盛着呢！历史的精彩就在于它同时造就了两位野心家。刘邦想和项羽抢权，当然要跟他唱反调。项羽拥护王制，刘邦就要称帝。

于是汉地军民在被深刻灌输了刘邦同志高瞻远瞩的伟大思想后，毅然决然地抄起了枪杆子，和汉王刘邦一同找项羽抢天下去了。

楚汉战争随即爆发，这是中国历史上继秦统一六国之后，帝制势力推翻王制的“二次革命”。楚汉时期不仅仅恢复了王制，而且也让帝制和王制有了一次新的角逐。

面对刘邦的进攻，项羽一开始还正经地对付一下，后来就懒洋洋地应战。这种消极情绪在楚军中弥漫，加上补给线老是被彭越的“敌后武工队”截断，郁闷的项羽只好同刘邦讲和。

然而没过多久，在项羽立国后的第五个年头，刘邦就背叛了汉楚两方签订的“鸿沟和约”，和韩信、彭越、黥布等人合军平灭西楚。穷途末路的项羽在垓下自刎，死前他望着爱妻虞姬和那匹乌骓马，引吭高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夕阳残照，乌江溶血，西楚霸王曾经的辉煌似浮生之梦，一去不返。

《垓下歌》唱毕，项羽与虞姬之间并没有发生坊间流传的那段凄美的“霸王别姬”，项羽可是曾经破釜沉舟、不把士兵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他才不会留下自己的爱妾让汉军糟蹋，那会损害他自己的名声，项羽爱面子爱了一辈子，不可能临死了吃一亏。于是历史的真相诚如《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八“濠州钟离县”条中所述的那样，“虞姬冢在县东南六十里，高六丈，即项羽败，杀姬葬此。”项羽在兵败自尽前就已经把虞姬杀掉并安葬了。

历史真是残酷啊，老百姓一点美好的幻想都被它无情地打碎了。古代是男权社会，男人们不好意思讲他们自己随随便便就让红颜丧命的龌龊事，便编一个霸王别姬的故事，好像女人都是自愿为男人去死似的。历史的真相一旦披露，许多男性英雄形象都会瞬间崩塌。嗜杀、冷血、无情的项羽也不能例外，他的道德和人格瑕疵很严重，其所谓的英雄贵族形象不过是表面上的事。

人生悲喜剧，就在一瞬间，楚亡汉兴，世事无常。

自此，刘邦建立汉朝，西汉帝国从此开创。王制的格局在政治上被彻底结束，而楚汉战争作为第二次消灭战国势力的统一战争则被永载史册。不过，任谁都不会想到，王制竟会再次复生，并成为困扰汉初政局的一大难题。

王国的梦魇

面对功臣的奖赏、请封以及中央集权带来的权力诱惑，刘邦左右为难，王制可以暂时安稳功臣，帝制满足了统一的需要，两相兼顾，最终衍生了西汉的“郡国双轨制”。然而，这个貌似两全的制度终将为帝国带来难以平复的灾难，帝制、王制本身就水火不容。

刘恒站在高台上，回想汉帝国草创的历史，内乱引发的战争一遍遍捶打着帝国的土地与百姓，爱民如子的他黯然神伤，然而新生的帝国真的能超脱王制的梦魇与内乱的阴影吗？刘恒长叹一声，转过身去，他不愿意将那个否定的答案说出口。

刘恒的父亲刘邦继承秦制，建立了以帝制为政治制度的汉朝，这一制度的建立标志着王制基本上走下了历史舞台，因为最后可以为它遮风挡雨的六国贵族势力已经被刘邦彻底根除。更为巧合的是，推翻王制的刘邦出身草根，这也说明了民间老百姓的王制思想并非根深蒂固，至少较之六国贵族，他们更容易接受帝制这种新的政治制度。

皇权时代的老百姓身处底层，他们往往目光短浅，一个个都是重利不重名的功利主义者，他们更看重现实的好处，而并不在意什么制度、权力、名分。因而，对汉帝国而言，这些坦然接受了他们名义上公投出的代理人——刘邦的老百姓们，更不容易成为反对帝制的新力量。他们喜欢刘邦，因为刘邦是人民的儿子，是草根，是布衣天子，既然刘邦是个好人，那他选择的帝制自然没错。

老百姓们的心里大多都是这么想的。

汉五年二月（公元前202年），刘邦在定陶（今山东定陶）登基。由于定陶早已被定为梁国的国都，梁王彭越也是大功臣，在当地实力雄厚，因而刘邦打算将首都定在东周的故都洛阳，经过戍卒娄敬的劝谏又将都城改定在长安。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长安长乐宫的修缮工作完成，大臣叔孙通为刘邦设计了一套简单却不失帝王威严的君臣礼节。刘邦看着昔日在自己面前大大咧咧的战友们如今毕恭毕敬、战战兢兢地站在自己面前，忍不住洋洋得意，他在心里暗想：“原来当皇帝这么风光！”

出身草根的刘邦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与尊贵，这令他对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倍感珍惜。

可权力的瓜分是无法避免的，只不过这种瓜分是隐性的——不是赤裸裸地将中央的权力分给别人，而是扭扭捏捏地通过分封功臣的办法来赋予旁人对地方的管理权和收益权。

刘邦登基之后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分封功臣。除了在执政初年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八位异姓诸侯王外，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十二月，刘邦还一次性地封了十位列侯，有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他们都在灭秦战争或平楚战争中建立了不世功勋。

然而封侯行赏并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求，毕竟人总归是受利益驱使的动物嘛。功臣们的肚子填不饱，这可让刘邦发了愁，被逼急了的他孤注一掷，弄出了一个绝世怪胎——郡国双轨制。一方面推行郡县制，保证了国家总体上的中央集权；一方面分封诸侯国，争取多方势力的支持。

刘邦的想法很好，可是他忽略了一点，王制与帝制原本就水火不容，怎么可能一直保持相互包容的状态呢？诸侯王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央的集权和国家的统一，而他们自己也会因为担心地位不保而准备反叛。

不论怎样，在那时，至少从表面上看，汉帝国成为了一个联合帝国，刘邦的皇权成了有限的皇权。

刘邦在位期间一共封了功臣一百四十三人，刘姓宗亲十一人，这种滥封应该只是权宜之计，他才舍不得到手的权力被抢走呢。但是功臣集团势力太过于强大，说话的时候总是咄咄逼人，刘邦想不承认他们有理都不行。

所以对于刘邦而言，他只能想些法子，找些理由，剪灭一些异姓诸侯王来缓解这种权力瓜分对自身皇权的伤害了。

造成汉初分封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因为当时部分人脑子转不过弯，一根筋地要去走王制的道路。之前刘邦起兵，秦末的什么韩赵魏楚统统都给灭了，按说老百姓重建王制的念头也该从此断了，那套制度在秦朝消灭六国之后本就不能再实行，倒行逆施摆明了是浪费社会资源，但有些人还是执迷不悟，铁了心要找机会裂土而王。

这才是导致刘邦畏首畏尾的真正原因。身为统治者，刘邦最为担心的就是社会矛盾被激化，把暴民们再挑动得造了反，要是有个什么“陈胜第二”的人物出来，那就难保汉帝国不会重蹈秦帝国覆辙。汉初的时候是真没办法了，刘邦束手无策，最终只得极不情愿地搞起王国分封。

刘邦能够坦然接受分封制这种“制度倒退”的存在，应当还与汉人尊楚的观念有关。那时候的汉朝人普遍认为，灭秦的功劳主要应该算在项羽头上，首义的功勋也应当算给陈胜，横竖都没刘邦什么事儿。然而民意总是对政局影响最大的事物，老百姓的呼声可是千万不能违背的，因而即使刘邦能意识到郡国双轨制的问题，他也只能是打碎了牙和血吞，无可奈何，无话可说。

在整个刘邦执政的时期，郡国双轨制并没有被否定，刘邦或许从始至终都在为自己设计出来的这种貌似两全的政治制度而沾沾自喜。只可惜在郡国双轨制貌似两全的华丽外表之下，实则隐藏着一颗不定时炸弹。制度是政权的根基，哪一天郡国双轨制积攒下来的矛盾爆发了，汉帝国的大厦必将倾覆。

刘邦是一个独裁者，免不了对地方上矫枉过正。出身大老粗的他头脑简单，总是将诸侯王的叛乱当作个例，错误地认为只有高压政策才能解决地方王国的叛乱。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刘邦时期的汉帝国遭遇了频繁的内乱：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韩国贵族韩王信发动叛乱，最终投降匈奴；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身为赵国国相、巨鹿太守，且总览代、赵两国兵马的阳夏侯陈豨在代郡（今河北蔚县地区）叛乱；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原来的楚王、后被降为淮阴侯的功臣韩信被杀，梁王彭越谋反被杀，淮南王英布起兵叛乱；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幼年好友、燕王卢绾叛乱，最终投降匈奴。

汉初的中央政府是极力敌视东部各个王国的，湖北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捕律》中记载，“捕从诸侯来为间（间谍）者一人，（拜）爵一级，有（又）购二万钱。”可见汉朝中央和诸侯国之间是相互监视的。

《奏谳书》记载，高祖十年七月，临淄一个叫阑的狱史，娶了一位已搬到长安居住的齐国女子为妻，正想和齐国女子一起回临淄的时候，被关口的官吏所捕获，被黥为城旦（秦汉时的一种刑罚，白天防寇虏，夜晚筑长城）。中央朝廷认为这是阑在帮着齐国诱拐汉朝人，他们把来到中央的通通当作汉人，“律所以禁从诸侯来诱者，令它国毋得取（娶）它国人也。阑虽不故来，而实诱汉民之齐国，即从诸侯来诱也。”可见汉朝当时就是把关东诸侯国当敌国看的。

地方不信任中央，中央不信任地方，在这种局面之下，征伐和叛乱怎能不成为一种必然？

尽管从本质上讲，郡国双轨制应该起到限制、纠正暴君的作用。然而，在一种极度追求权力的低劣国民性驱使下，分封制确实成为帝国发展的强大阻力。

此外，爵位的承袭还引发了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相残。从汉初分封制确立之后，贵族诸侯王内部就频繁出现因爵位争夺而酿成的血淋淋的惨剧，那些没有爵位的大臣们反而过得安安稳稳。

尽管刘邦在公元前201年废止分封异姓诸侯王，后来又有了“白马盟誓”，约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将分封异姓诸侯王改进为分封同姓诸侯王，但王国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血缘关系并不能抵消因为制度矛盾而造成的利益冲突。

被遗留的王国问题终将成为帝国的隐患。

汉朝的危机

新生的汉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外有匈奴在北面虎视眈眈，国家内部则承继着秦朝疲敝的政局。约法三章只是一个幌子，汉承秦制才是现实。战乱让整个国家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导致汉朝向匈奴低头。所有阻碍社会秩序重建和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来自于刘邦的短见。

比起王国问题之类的隐患，匈奴的威胁这种急需处理的危机更让刘恒感到头疼。代国本来就靠近汉匈边境，匈奴人常常出没于临近代郡的雁门郡。在代国的日子里，他常常听人说起匈奴骑兵是如何在边境上耀武扬威，汉朝军士倒在血泊中的尸身是如何的恐怖。

而王国问题相较于此则缓和许多。列侯和诸侯王们要么是和刘邦同甘共苦过的功臣宿将，要么就是老刘家的亲戚，那都是有感情的，平常小打小闹，但总不至于相互抓破脸皮。

回首刘邦和惠吕时期的汉匈关系史，汉帝国在匈奴骑兵面前几乎已经毫无尊严，更没有全面反攻的实力，这不得不让新皇帝刘恒隐隐地感到担忧。汉帝国之所以还没有遍地燃起烽烟，全赖于帝国幅员辽阔的版图，毕竟匈奴人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但汉帝国早已经变成匈奴单于心中可以随意蹂躏的对象，这一点，毫无疑问。

惶恐与畏惧一同涌上刘恒的脑海，二十多年来，汉匈征伐的画卷如在眼前。

刘邦建立汉朝后，封在平楚战争中立下功劳的韩国贵族韩信为韩王，让他固守旧地，定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后来韩王信自己要求将都城北迁，最终定都马邑（今山西朔州）。韩王信此举摆明了是想向刘邦表忠心，表明自己希望代天子戍边的想法，然而这家伙实在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也高估了刘邦对他的信任。

此时的匈奴正处于国力的上升期，实力强盛，他们一看新生汉帝国刚刚建立，想到过去把他们打得落荒而逃的秦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便发兵来打探汉军的虚实，匈奴大军直接兵围马邑，韩王信坚守城中。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刘邦却屡屡派遣使者来监管韩王信。刘邦生性多疑，又缺乏足够的自信，因而特别担心韩王信投降匈奴，逼得韩王信惶恐不安。刘邦的做法适得其反，精神崩溃的韩王信最终投降匈奴。看着韩王信的背影，不知道刘邦最终有没有流下悔恨的泪水。

此后匈奴大军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长驱直入，翻越句注山（今雁门山），一直打到了太原郡的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将晋阳包围了起来。

刘邦为了缓解危机，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出征，却在路上遭遇暴风雪，不少士兵在冰天雪地中冻断手指，导致士气低迷，又被冒顿单于以老弱士兵引诱。刘邦由于没能听从手下大臣娄敬的劝谏，过分轻敌，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包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白登山。身处险境、被困七天的刘邦最终听从护军中尉陈平的建议，通过单于的阏氏向冒顿单于游说，由此脱困。

陈平到底向刘邦提出了什么建议，倒是成了千古之谜。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刘邦用重金贿赂阏氏，搭建了和冒顿单于沟通的桥梁，并在谈判中以允诺一系列弱势政策的方式换取了匈奴方面的妥协。具体的政策都有哪些，却不为人知。但从日后刘邦和惠吕时期维持汉匈关系和平发展的主要手段来看，和约里肯定包括三点：

第一，汉朝要将公主嫁给单于为妻；

第二，汉朝每年要按时向匈奴进贡絮、缯、酒、米；

第三，汉朝皇帝和匈奴单于盟为昆弟。

其实，刘邦的脱困完全是侥幸：一方面是因为单于的阏氏给冒顿吹了枕边风；另一方面则是冒顿联系的韩王信的援军没有及时赶来。倒不是冒顿自己兵力不够，而是害怕刘邦和韩王信另有阴谋，所以最终才极不情愿地撤军。

新生的汉帝国经此一役，开始了它在匈奴强大势力下夹着尾巴低头过日子的时期。白登之围确立了西汉初年汉匈关系以匈奴强势为主的局面，汉朝这边只要谈及对匈奴的战略调控总是畏首畏尾，朝廷上下人人谈匈奴即色变。

刘邦仓皇逃回长安之后，让力主和亲的娄敬出使匈奴并携汉朝公主和亲。按照娄敬的构想，希望能够让和亲的汉家公主所生的儿子来继承单于之位。他对刘邦说：“陛下如果能够把自己的大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再多给匈奴人一些财物，他们一看您这么大方，又嫁女儿又送嫁妆的，肯定就把公主立成阏氏了，那到时候公主跟单于生的儿子，一定会是新的单于啦。为什么呢？因为匈奴人贪图汉朝的钱财。

“到时候您先顺着他们的意思给他们一些咱们用不了、他们却喜欢的东西，先哄着他们，让他们拾咱们的破烂，然后您再派说客跟他们讲讲道理。冒顿活着的时候您是单于的老丈人，公主跟单于生的儿子即位后您就是单于的外祖父，这个世界上哪有小外孙跟外祖父叫板的道理啊？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滴血不见地让匈奴人乖乖臣服于我大汉！

“但是陛下，我可提醒您，您可不要耍小聪明找个宗室的女儿装成公主糊弄单于。咱这是第一次跟人家和亲，人家那边肯定都作了调查。如果单于知道公主是假的，因此发兵打咱们，那咱可就亏大了。”

刘邦最终只是部分地听从了娄敬的意见，刘邦虽愿意与匈奴和亲，但因为吕后的阻挠，他最后并没有派出鲁元公主，而是另选他人代之。

仔细想来，娄敬这招很缺德，不仅拿一个女人的生育功能做政治赌注，而且还撺掇刘邦把汉朝人不用的废品扔给匈奴人。娄敬的方案刚提出来，就有人明确反对。大臣叔孙生认为匈奴方面不会轻易让汉朝这边占便宜。你当匈奴人傻啊，弄不好反倒会让人家以已经结亲为借口来要汉朝的土地。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所谓让汉家子嗣继承单于之位的想法不过是娄敬个人的一厢情愿。所以尽管施行了娄敬的和亲政策，还辅以徙民实边的策略，但是西汉的弱势地位没有丝毫改变，从来都是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人家说和亲就和亲，人家要打仗汉朝这边就慌忙应战。

陈豨和燕王卢绾的先后反叛，曾一度导致汉匈关系紧张。虽然刘邦派樊哙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但汉军始终没敢越境追击。为啥，还不是因为汉朝在匈奴面前从来就没什么底气么？

刘邦死后，吕后称制，冒顿单于还曾经写信骚扰吕后，用词轻佻，这引起了汉朝众大臣的不满，舞阳侯樊哙甚至扬言要领兵十万踏平匈奴。

然而樊哙的大话却被季布驳斥，理由有二。

一是白登山之围的血泪教训。刘邦跟匈奴打仗带了三十二万人都差点被人家拿下了，樊哙一个屠夫出身，打仗不过是凭借着匹夫之勇，更何况匈奴冒顿单于也是一代人杰，想要靠十万军士扫荡匈奴，这在当时对汉朝军队而言完全是天方夜谭。

二是秦朝由于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顿边塞安宁，忽略内地的治理，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国家覆亡。汉初的人特别喜欢拿秦朝的事情举例子，凡是秦朝做坏了的事汉朝人是坚决不肯做的，此所谓前车之鉴是也。

吕后最终忍气吞声，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婉拒了冒顿单于的邀请，还送了冒顿单于两辆豪车和八匹骏马，并在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再次与匈奴和亲。从此之后，在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封狼居胥之前，汉帝国一直没有在匈奴面前抬起过头。

匈奴是汉帝国卧榻之侧从未酣睡过的敌人。

事实上，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来自外部，内政的疲敝如同一颗巨大的肿瘤，时刻有可能要了帝国的命。

刘恒面色沉重地看着远处集市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整个浮华的汉初社会下隐藏着社会经济的萧条，体制内的种种弊端……帝国似乎积重难返，犯下的失误覆水难收。二十三岁的他在这么大的负担面前显得太过脆弱，他感到无能为力，改变汉朝衰颓的状况实在太过艰难。

《史记?平准书》说“汉兴，接秦之弊”。汉朝初年一直都继承着秦朝凋敝的政局，这主要反映在国家经济萧条和制度建设不完善两个方面。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统一货币等一系列经济改革，同时通过聚拢、搜刮六国宫廷的财富，整个中央政府的财富迅速增长，民间经济也有所发展。但在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项羽称霸之后，大量财富在征战和政权更替中被白白消耗，民间生产被迫中止，米价飞涨，楚汉在荥阳对峙的时候，因为老百姓无法耕种，一石米要万钱。

汉帝国建立之初，国家财资匮乏。天子座驾连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都凑不齐，宰相坐牛车出行。百姓一无所有，日日与饥荒作斗争。“关中大饥，斛米万钱。”（《史记?货殖列传》）一些商贩趁机囤积物资，导致物价飞涨，一匹马要一百金，整个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危机本身并不可怕，但如果统治者对于危机的处理不能够得当，危机或许就将遏制帝国长久的发展。

刘邦出身草根，大老粗哪里懂经济学，他用收拾军人和政客的办法收拾商人，高压、暴力，全是专制统治者最常用、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刘邦不准商人穿丝质衣服，不让他们做官，还规定了极高的赋税，这一切举措都激化了汉初社会的经济矛盾，老百姓生活愈发贫困、生产压力巨大。

帝国政局的疲敝不仅反映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也有所体现。

刘邦当年起兵时打的是“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然而他终归要承继秦朝的天命。刘邦执政时期，整个国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混乱程度远超秦朝初年，因而“汉承秦制”在一开始就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从刘邦灭秦后在关中“约法三章”开始，汉初继承秦朝制度基本已成定局。

“约法三章”的内容是“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这条命令听起来的确是摒弃了秦朝的苛法，但事实上各种犯罪行为十分复杂，这三条粗略的法令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杀了人的就被判死刑，那要是人家只是防卫过当呢？这样“一刀切”免不了会惹出些是是非非。

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方面是为了稳定民心、树立威信；另一方面其实是默许关中继续实行秦朝的法令。因为政府终究需要法令来评判案件，既然没有新法令，那就只能还按照秦朝那套办，总不能不审理案件了吧。

但是，高压政策和严峻的法令不仅不能让老百姓顺服，反而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抗。汉初社会上是目无法纪者多、遵纪守法者少，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刘邦不仅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同时还搞专制集权，想着法子压榨老百姓，增大了民间老百姓的负担，也使得政府自身对利益的需求变大，这种“汉承秦制”的局面极大地加剧了老百姓与中央政府的矛盾，中央集权带动了专制主义的加强。

刘邦执政下的帝国乱象丛生，汉王朝危机四伏。事实证明，上残下暴注定会造成一个时代的悲哀。汉高祖长叹一声，在公元前195年农历四月二十五日，伴随着肉体因战伤而带来的痛苦，在长安长乐宫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一岁。

不久前，刘邦在领兵平定黥布叛乱后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乡沛县，高唱了一曲《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一代帝王胸中的豪情壮志都在他死后化作烟尘，刘邦去世二十二天后被葬于长陵地宫，他如同汉初政权平定天下的锐气一般，一去不复返了。

时代的两面

惠吕时代是汉王朝历史的上一个“两面时代”：一方面中央朝廷处于混乱之中，吕后专政，功臣弄权，诸侯拥兵，统治阶层乱象丛生；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得到恢复、发展，刑罚减轻，德政增加，经济发展，百姓生活欣欣向荣。朝廷暗而民间安，这种两面性成为惠吕时期政局的最大特征。

刘恒回想起他在惠吕时期的见闻，不论是他亲身经历的吕后专政，还是闹得沸沸扬扬的政治斗争，这一切都令他倒吸一口凉气。蛰伏在代国的日子是他人生的低谷，整个帝国的诸侯与群臣都匍匐在吕雉这个强势女人的威严之下。不过好在吕后自身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对治国之术颇为谙熟，刘恒不仅看到了吕后掀起的政治风浪，也看到了她给民间带来的德政。是福是祸，该爱该恨？刘恒把握不准。

太子刘盈即位的那一年年仅十六岁，他的性格缺点太过明显——柔弱，而他的母亲吕雉则有着太过于刚强的性格。刘盈太稚嫩，或许他并非一个胸无大志之辈，但他始终不能以柔克刚，只能整日在饮酒作乐的奢靡生活中麻痹自己、虚度时光。他的身体一天天变得虚弱，而吕后的权力欲望却一天天得以扩张。

吕后尽管久经风雨，但掌握最高权力后难免有些狂妄自大。刚开始的时候她想对整个帝国中反对她的势力进行大清洗，却没料到被曲周侯郦商得知。

郦商是高阳酒徒郦食其的弟弟，郦食其当年在楚汉战争时替刘邦说服齐王田广投降，却没料到韩信趁机偷袭，导致田广被激怒，活活煮死了郦食其。刘邦心里面对郦食其有愧疚之情，因而对他的弟弟郦商十分器重。凭借着刘邦的器重和自身卓著的战功，郦商进入了功臣元老的名列，他的名字赫然写在汉帝国开国功臣表中的第六位。

郦商找到吕后的男宠辟阳侯审食其，开门见山，直接就跟他讲明白，樊哙、周勃率兵二十万驻扎在燕、代地区，陈平、灌婴率兵十万驻扎在荥阳地区，这些人都是功臣集团的人物，他们只要一听到长安动乱就会发兵前来平定政变，让吕后自己看着办。吕后很精明，意识到自己的势力还不够强大，胳膊拧不过大腿，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的计划随即被放弃。

然而，吕后的野心并未从此熄灭。只不过她与功臣集团的斗争方式变得更为成熟。她先是找机会剥夺了郦商卫尉的职位，卫尉是负责宫廷护卫的武官，掌管南军，是九卿之一。

吕后把郦商这根挑头的刺儿拔了出去，就改命营陵侯刘泽为卫尉。

表面上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说刘泽是刘氏宗亲，更值得信任，而实质上则因为刘泽是吕后妹妹吕媭的女婿。吕后认为刘泽既有皇族身份又有吕家背景，所以他既不能够被功臣集团指责，同时还能维护吕家人的利益。

除了更换卫尉的人选，吕后还任命陈平为郎中令。陈平是周勃、灌婴等人的对头，这些人在刘邦时期就相互排挤，成天打嘴仗打得不亦乐乎，况且陈平没什么政治操守，做事全凭利益驱使，因而吕后选择让他做郎中令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解决了人身安全问题，吕后开始着手清除异己，特别是关东的刘姓诸侯王们，吕雉要挨个儿收拾他们。

齐王刘肥是她选中的第一个对象。刘肥是刘邦当年在沛县和情妇曹氏的私生子，也是刘邦的长子。大约刘邦内心对这个儿子有愧疚之情，将国土面积最大的齐国封给了他。

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十月，刘肥来长安朝会，在宴席上，惠帝本着刘肥是长兄的原则让他坐了上座。刘肥也没多想，一屁股就坐了上去，这一下引发了吕后的怒火。

在吕后看来，刘盈是皇帝，而刘肥不过是个诸侯王，还是庶出的，怎么的都应该向刘盈推让几番。

吕后招来宦者耳语几句，宦者端来了两杯毒酒，吕后让刘肥给刘盈敬酒。刘盈虽说懦弱，但本质上心地善良而且很聪慧，一看就知道他老娘又要使坏心眼了。他赶忙抢先端起酒杯，做出要喝下去的动作。吕后毕竟是一位母亲，很爱自己的儿子，一看这架势，赶忙抢下刘盈端着的酒杯，把毒酒泼掉了。

刘肥一看吕后行为古怪，知道其中有诈，赶紧托故逃离了宴席。

从此刘肥天天装孙子，对吕后百依百顺，还主动把齐国的城阳郡献给吕后的宝贝女儿鲁元公主做了汤沐邑（汉代宗室、外戚收取赋税的封邑）。吕后一看，觉得刘肥还算懂事，就再也没有追究他什么，一门心思忙活着给女儿庆祝汤沐邑的增加了。

惠帝时期在政治上主要是承袭了刘邦时期的政策。萧何死后，曹参做了丞相，他整天饮酒作乐，不理政事，把手底下那些性格张扬、沽名钓誉之辈全部赶走，挑了许多忠厚老实、沉稳少言的人来当自己的下属。只要有人想给他提意见，他就上前敬酒把人家灌醉，从来不给别人提建议的机会。

惠帝对曹参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心中也不明白曹参的用意，以为是曹参瞧不上自己，于是就让曹参的儿子中大夫（郎中令的属官，秩比二千石，主要的职责是给皇帝当参谋出主意）曹窋去问个明白。刘盈甚至教曹窋回家这么说：“高皇帝刚刚去世，新皇帝还很年轻，您是丞相，怎么成天光是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呢？”并且特意叮嘱曹窋，别让曹参知道他是自己派来的。

曹窋回家跟他爸学舌一番。曹参多精明啊，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不仅打了曹窋两百板子，还把他赶回宫中侍奉皇上，告诫他不要再过问国家大事。

第二天上朝，刘盈责备曹参打曹窋这件事情，告诉曹参曹窋是他派过去的，潜台词就是“老曹你也太不长眼了，我的人你都敢打，你这让我把脸往哪儿搁？”

曹参听完慌忙请罪，说道：“陛下您觉得您和高皇帝谁更厉害？”

刘盈答：“当然是先帝了。”

曹参又问：“那您说我和萧何比谁能耐大？”

刘盈答：“哼，就凭老曹你这德性，跟人家萧何可是差了很远呢！”

曹参接着说：“陛下说得太对了！当年高皇帝和萧何平定了天下，制定了各种规则，现在这些东西就在那里摆着，咱们不照着人家设计好的去做，反倒要折腾起来制定什么新的条令，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更何况您刚刚还说我是个不靠谱的人……”

刘盈听罢才恍然大悟，从此不再责备曹参。曹参当了三年丞相，始终奉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萧规曹随，才算稳住了朝局。

纵观惠吕时期的政局，腥风血雨主要发生在朝廷内部，也就是吕家人、刘家人以及功臣集团之间。对下级官吏和民间百姓而言，反倒是享受了许多好政策。

为了不扰乱民间生产，朝廷减省了百姓的田租。百姓只需将生产成果中的十五分之一拿出来上交给国家，这和过去缴纳百分之十比起来少了许多。老百姓欢天喜地，毕竟那时候地里的亩产本来就不多，拿那么多上交给国家，等着它们在粮仓里腐烂实在是暴殄天物。

同时，政府有节制地向民间提供爵位，这些爵位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为老百姓带来了不少权益，如免除赋税徭役、减刑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老百姓务农的积极性。

此外，朝廷还放松了对于商人的管制，尽管他们依旧不能从政，但民间资本主义的发展环境确实是宽松了许多。

惠帝四年，朝廷还废除了秦朝颁布的《挟书令》，社会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各家思想迎来了第二春。

由于《挟书令》的缘故，秦朝时各家思想的典籍要么被政府销毁，要么就被传承人藏得十分隐秘，常常是在墙里面做一个夹层，把《诗》《书》《礼》这些禁书都搁进去。

如今汉朝政府解除书禁，大家伙儿就赶忙从自家墙壁里把这些宝贝典籍翻腾出来，顾不得其中很多内容已经被虫蛀坏，就赶紧拿到外面进行宣讲，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得到了很好的推进。

总之，惠吕时期的百姓们远离战争的苦难，社会上休养生息，政治上与民休息、无为而治。刑罚用得少，罪犯也不多。百姓努力生产，生活日渐富足。这一切都为文景之治开了个好头。

刘恒在高帝庙前看着这一切，众生或悲或喜，政治的暗流涌动在未央宫的宫阙之内，远处长安的街坊上一片繁荣的景象，属于他刘恒的时代即将来临。

第三章 五方势力间的周旋

“胡萝卜加大棒”——汉文帝解决功臣、诸侯王

刘恒在安抚功臣、奖赏诸侯的同时，却又借机挑拨两股势力的关系。他清楚，这些人虽曾是他人生的推手，却终将成为他执政的障碍。尽管是元老们成就了他，他却不得不选择削弱元老们的势力。好在刘恒对付功臣时的手段相对温和，这或许也是为了减少他内心的愧疚。

刘恒登基之后首先做的就是安抚功臣和诸侯王。

知恩图报，没有这些人的拥戴，刘恒对皇位是想都不敢想的。刚刚登基的刘恒在中央的势力还不够稳固，朝廷险恶，想要一步步铲除顽疾，就先要在朝廷里面扎下根。因而他一方面要培养自己的亲信，另一方面更是需要笼住那些原本支持他的功臣元老。

刘恒就好比一支潜力股，功臣元老们在他身上投了钱，他也要定期给人家返还收益，好让功臣元老们确信他们自己的眼光没错，日后继续支持这个从代国远道而来的年轻人。

然而刘恒不愧是曾经韬光养晦、深藏功与名的人物，他有着比同龄人更为深邃的政治远见。一般人或许只能做到赏赐功臣、拉拢诸侯，而刘恒却在赏赐的同时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的势力尽可能地分割开来，把这两团在平定诸吕的过程中相互靠拢的势力及时地分离，通过分配利益的差异来制造他们之间的矛盾，削弱自己所面临的威胁，从而确保自身皇权与帝位的稳固。

那么刘恒采取的这些策略具体是什么，又是怎样一步步制定出来的呢？

还是先从刘恒执政初期，朝廷里的状况说起吧。

史学家钱穆在其《秦汉史》一书中，对刘恒执政初年朝廷中功臣、诸侯、刘恒三方势力的交织进行过总结。其文强调，刘恒当时一直被功臣集团和关东诸侯王集团两大势力压制，刘恒既要依赖他们稳固皇权，同时也不得不接受他们集团势力的扩张对于皇权的限制，境遇不可谓不落魄。钱穆说：

特文帝以代王入主中朝，诸王在外者，非其长兄，则其伯叔父。廷臣皆高祖时功臣，封侯为相，世袭相承。文帝即由廷臣所立，强弱之势，难于骤变。其时汉中朝之政令，既不能行于王国，而汉帝权威，亦不能大伸于中朝功臣之上。

诸侯王们辈分都比刘恒大，免不了在晚辈面前倚老卖老，王侯将相实力雄厚，刘恒实际上是被架空了，他的命令在地方上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而且刘恒自己也说：“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史记?律书》）功臣、诸侯的跋扈作为一种潜在的危险信号，给刘恒带来的恐惧溢于言表。

很显然，刘恒面对这些于他有恩同时又有威胁的功臣与诸侯王，必须采取些严厉措施。双方固然不能兵戈相见，但刘恒也不能担惊受怕、寄人篱下一辈子，谋划出一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对刘恒而言是当务之急。

在执政之初，刘恒主要做了如下几点。

第一，归还吕后时期分割出来的齐国、楚国的土地。

前文交代过，由于齐王刘肥当年差点被吕后暗算，所以后来刘肥这一家子都学乖了，他的儿子齐王刘襄对吕后一直比较顺服，结果导致吕后没事就把齐国的某个地方划出去封给吕家人。反正她知道刘襄一家子好欺负，这帮人吃了亏也不敢说什么，加之齐国本来地方就大，割出一两个郡对齐王而言是不疼不痒的事情，楚国的情况也大抵相同。

然而现在不同了，齐王刘襄在平定诸吕的过程中功劳不小，虽然齐国的军队没有跑到长安，在半道就被灌婴给截住了，但刘襄不是和灌婴私下里勾勾搭搭给朝廷施压了么。再说了，刘襄虽然辈分比刘恒低，可那也是一方诸侯，而且人家可是在刘恒登基的事情上立场坚定地投了赞成票，现在刘恒翻身掌权，怎么的也该把齐国原本被割去的土地全部奉还了。

楚王刘交本来就是刘恒的小叔叔，此人学识高、名望高，他没来跟刘恒抢帝位就已经不错了，刘恒当然要安抚他，所以也尽数归还吕后时割去的楚国土地。

第二，在十月初六，将琅琊王刘泽改封为燕王，之前功臣集团封的燕王刘遂被改封为赵王。

琅琊王刘泽虽然是吕后封的，但他在众人商议新君人选的时候也把选票投给了刘恒，拥戴之功不可没，所以刘恒把他改封到燕国，那片儿地方大，算是重赏。

第三，平衡功臣集团人物的势力。

刘恒将太尉周勃升为右丞相，将右丞相陈平降为左丞相，将大将军灌婴擢升为太尉。

灌婴受赏赐是理所应当，这算是给了功臣集团一根大“胡萝卜”。刘邦晚年平定黥布的叛乱，结果中了一箭，先行离开，而后平定英布的事一直都由灌婴主持，灌婴最终将项羽的旧部、悍将英布击败。按理说这是大功一件，还为皇帝报了仇，但倒霉就倒霉在灌婴班师凯旋的时候刘邦已经去世了，中央政府忙着政治斗争，压根没理灌婴这茬儿，让他白忙活了一阵，以至于孝惠帝时灌婴连正式官职都没有，只是作为列侯随侍。再加上诸吕叛乱时灌婴驻守荥阳向诸吕施压，两项功绩并存，给他升官简直太理所当然了。

但是陈平、周勃二人的升降则耐人寻味。陈平的降职，相当于给了功臣集团一记“大棒”，而且周勃也受到了刘恒的敲打，更加说明了刘恒对功臣集团的戒心。

按照《史记?陈丞相世家》的记载，是陈平主动让位给周勃的。

陈平整日不上朝，刘恒就来询问他的情况，他自我吹捧道：“跟着高皇帝打天下的时候，周勃功劳没我大。等到平定诸吕的时候，我的功劳没有周勃大，所以我心甘情愿把右丞相的位子让给他。”

刘恒一听，大喜，觉得陈平懂得急流勇退，是个有眼色的臣子。陈平的识趣反衬出了周勃的居功自傲，这令刘恒对周勃也有些反感。

陈平的做法表现出了他超强的政治嗅觉。他敏锐地感觉到功臣集团大势已去，大家伙儿年龄都不小了，再折腾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再者新皇帝气度不凡，远非大家当初构想的那样无能，索性就让人家新皇帝、年轻人放开手脚做一番事业。居功自傲只能引火上身，与其将自己一时的强弩之末表现出来，不如见好就收，安享晚年。

当然，如果从坏一点的角度来看，陈平一介书生，在刘恒那里已经失宠，一肚子的阴谋诡计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治国行政的要求，他的急流勇退多少包含着一些无可奈何的意味。

刘恒封赏功臣的时候还是周勃拿的好处最多，封邑增加了一万户，被赐黄金（黄铜）五千斤，而陈平、灌婴俩人各自的封邑增加三千户，被赐黄金（黄铜）两千斤。

但是周勃拿了好处却还是不老实，他的狂妄与嚣张引起了刘恒的反感。

有一次，刘恒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要审多少案子，周勃是个大老粗，这种问题他根本应付不了，惶恐地说：“不知道。”

“那全国一年的钱粮收支有多少啊？”

“不知道。”

于是刘恒再去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情都有专人管理，了解案件要问廷尉，了解钱粮收支要问治粟内史。”

刘恒再问道：“那丞相做什么呢？”

陈平说：“丞相嘛，当然是要主管群臣。不过说实在的，臣其实没啥本事，陛下您关键是不了解我这一点，才让我做了丞相。做丞相要上能帮着天子调理掌控天地阴阳、四季风雨；下能辅佐人君养育生灵、把握时机；对外能安稳诸侯、平抚四夷；对内能让百姓亲附，让大臣们各司其职。”

刘恒听后大喜。经此一论，周勃自信心大受打击，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说到底不过是个混出了名堂的大老粗。他下朝后埋怨陈平：“这些事平常你咋不教我说？”

陈平说：“你身为丞相，怎么能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呢？要是皇上再问你长安有多少盗贼，你也回答得了吗？”

周勃惭愧不已，加上刚好有身边的人劝他不要居功自傲，所以他过了几天就上表辞去了右丞相的职务，打算解甲归田，跑回封地绛县（今山西运城东北）安享晚年。从这点上看，周勃也算识趣。

仔细想想，陈平其实算得上是最滑头的了，当年阴险自私的吕后执政时，把一代大游侠王陵都排挤走了，然而陈平宰相照当；到了刘恒时，大老粗周勃被打击了，但人家陈平依旧能好好地当着宰相。陈平能够成为官场“不倒翁”，大约就是对后世所说的官场“潜规则”比较谙熟。仔细想来，陈平一生侍奉过的君主很多，项羽、刘邦、吕后……他能在这些人之间游刃有余，可见自身也具有成为一代纵横家的潜质，和苏秦、张仪差不多，从不讲道义，只讲利益。

刘恒宠幸周勃肯定是超过陈平的，毕竟在拥立刘恒为帝的事情上周勃比陈平积极得多，刘恒此举无非是稍稍敲打一下周勃罢了，但也足以看出刘恒的智慧和对帝王术的娴熟。他绝不会让臣子觉得自己受到了君王的宠爱，哪怕这种宠爱是客观上的事实，因为皇帝总认为自己不能在臣子面前失去威严。

第四，犒赏刘氏宗亲。

刘恒给朱虚侯刘章、襄平侯纪通、东牟侯刘兴居三个人每人增加了两千户的封邑，赏了两千斤黄金（黄铜）。又将典客刘揭封到阳信（今山东无棣东北），为阳信侯。

这三个人各有各的功劳。朱虚侯刘章在平定诸吕时杀了吕产；襄平侯纪通伪造诏书，放周勃进入了北军；东牟侯刘兴居替刘恒把少帝刘弘搞下了台，所以这三个人受封理所应当。另外刘揭在平定诸吕时参与夺取赵王吕禄统领南军的印信，按照功劳也有赏赐。

上述四点，就是刘恒即位之初对参加政变、扶植他上台的功臣和诸侯王的安排，这其中各项安排都是有深意的，刘恒的政治手腕很成熟。

然而这之中有两个问题。

首先，受赏的功臣中没提到郦寄、陆贾、曹窋三人，实在反常。

郦寄帮着功臣集团劝说吕禄放弃了兵权，曹窋给功臣集团报信，陆贾劝说陈平、周勃联手，此三人皆有功勋，理应有所赏赐。

仔细想来，如果非要讲出些道理，刘恒没有封赏郦寄或许是因为要拿郦寄的功劳抵偿他平时和吕氏家族相亲近的罪过，可是陆贾、曹窋二人未受封赏就实在不好解释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这两个人没有直接参与拥立。陆贾、曹窋二人在平定诸吕、拥立新君的过程中一直都在给功臣集团出力，和刘恒没有直接接触。

由此我们也看出，刘恒是想通过此事摆明一个态度：凡是不顺应他、不真心支持他的人都得不到封赏。

其次，诸侯王获得的封赏远小于功臣集团的人，这也很反常。

特别是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二人，刘恒并没有履行先前的承诺，即事后让刘章做赵王、让刘兴居做梁王，只是增加了他们的封邑，给了他们赏钱。

这一方面表现出汉文帝刘恒对功臣集团影响力的否定——不论什么事情，他们说了不算，刘恒说了才算。而另一方面，这也表现出刘恒在解决王国问题、防止诸侯王势力膨胀上的急功近利。刘恒的做法为日后的汉帝国埋下了不小的隐患，刘恒大约就没想过，刘章、刘兴居二人可能会因此被逼反，而后来刘兴居确实谋反了。刘恒很有政治手腕和眼光，但毕竟还是缺乏经验，小伙子刚上台的时候满怀一腔热血，难免在一些事情上操之过急。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刘恒确实是用上述四点安排稳住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朝廷里的各路人马都很高兴自己没看走眼，他们投下的赌注果然为他们换来了丰厚的报酬，他们对刘恒的信心也因此树立了起来。

同时，刘恒用一系列“胡萝卜加大棒”式的手段，将这个在平定诸吕之乱过程中形成的“功臣—诸侯王利益联合集团”成功分割开来。由于两个集团的人各自受到的待遇不同，他们的矛盾也就出现了，这就便于刘恒分离两派势力，从中加强专制。

文帝培养“自己人”，营造朝廷新班底

刘恒要在朝廷扎根，除了扫除功臣集团的障碍，他还需要能够为他所用的“左膀右臂”，他需要自己的亲信，能够忠于自己的谋臣。除了选拔新人，刘恒还想到了亲和他的母族。此外，代国的旧臣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些刘邦时代的老臣更是现成的人才。

除了处理有关功臣、诸侯王这些“外人”的问题，刘恒还要大力培养自己的羽翼。这几乎是所有统治者的必修课，更何况是对于刘恒这样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并希望施行新政的人，他培植人才的目的无非两点。

首要的是巩固自己的地位。刘恒不能一辈子指望着功臣集团和诸侯王，一直靠他们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些人小算盘不少，长期受制于他们的话，刘恒根本无法有所作为。

其次就是为日后推行新政培养人才、征集意见。刘恒刚刚登基就表露出了实行新政的意图，特别是在王国问题的处理上。刘恒特别希望拿这个问题开刀，因为他自己就当过诸侯王，对地方上的事情很清楚。加之刘恒与诸侯王的势力接触广泛，自然有一种在解决王国问题上的优越感。

刘恒在巩固和培养自己的势力方面主要做了三点。

第一，刘恒在十月初八派自己的舅舅、车骑将军薄昭去代国接来刘恒的生母薄氏，将她立为太后，并在十二月封薄昭为轵侯。

刘恒刚刚在长安扎稳脚跟，放眼望去，除了舅舅之外他举目无亲，张武、宋昌虽然贴心，但也不能无话不谈。刘恒需要薄太后来为他出谋划策，而太后的确立标志了中央体系的进一步健全，加速了整个政权的稳固，在这方面刘恒可谓目光卓越。

第二，刘恒登基之后封赏代国的功臣。

刘恒之所以能顺顺利利地当上皇帝，当初跟着他从代国来长安的宋昌、张武等七人功不可没，尤其是宋昌功劳不菲。同时，刘恒也想培养一套自己的班底，而这七个人几乎就是现成的，以前在代国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就行。所以刘恒下诏说：“众大臣平定诸吕迎我入京的时候，开始我很担心，群臣也阻拦我，只有中尉宋昌让我不要怀疑，这才让我没有失去做皇帝的机会。之前我已经任命宋昌做了卫将军，统领南北军，现在要再封他为壮武侯。剩下的六个人也都封他们做九卿[1]一级的官员。”

九卿这样的重臣之中，三分之二都是代国原班人马，再加上宋昌被封侯，文帝刘恒可谓是充分地扶植了自己原本培养的势力，想来这七人受此厚恩，肯定能更好地为刘恒服务。

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引用了董份的一段评价说，刘恒先封诸侯和功臣集团的人，再封代国人马，可见刘恒不偏私。尽管刘恒人不坏，可这样过度解读，给刘恒脸上贴金，真不得不让人怀疑凌稚隆是不是在“高级黑”了。

刘恒如果先封赏宋昌、张武七人，那功臣元老们不闹腾起来才怪；同时，后封赏这七个人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变相保护，不然此七人一旦成为功臣们嫉妒的对象，那肯定没有好下场了。

刘恒培养干部的第三项措施是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

刘恒登基时天下初定，所以急需的是可以马下治天下的人，而不是能够马上打天下的人。可问题在于，他自己就是这拨武将扶植起来的，朝堂之上大老粗居多，而功臣集团的子弟也仰仗父兄的军功和拥立之功飞扬跋扈。所以刘恒就希望通过选拔新的人才，尤其那些有才能但是没背景、没财力的人，比如大才子贾谊，以此在朝廷中培养出一支可以与功臣集团相抗衡的势力。

当然，这样做的弊端也显而易见。贫苦人家的子弟在受到封赏的情况下，很容易对皇帝一味愚忠。

刘恒巩固自身势力的第四项举措，是着重安抚并赏赐了许多刘邦时期的老臣。

刘恒这一招看似毫无缘由，弄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实则是大有深意。刘恒认识到，远水解不了近渴，与其培养新势力做长线投资，不如先把那些原本并不反对自己、对自身利益构不成威胁的老臣拿来用，毕竟老臣们政治经验丰富，是现成的人才。

刘恒是这样安排的：

一、给曾经跟随高帝刘邦进入巴蜀和汉中的六十八个列侯，每个人封地增加了三百户；

二、给过去在刘邦时期当过两千石以上的大官、且未封侯的颍川郡守尊（名尊，姓氏失载）等十人，各自增加六百户的食邑；

三、增加淮阳郡守申屠嘉等十人封地五百户；

四、增加卫尉足（名足，姓氏失载）等十人封地四百户。

刘恒很会拉拢老臣。老臣们经历诸吕之乱，早已深受打击，特别是刘恒第一项加赏的六十八位列侯，这些人能活到刘恒执政时期，多数都已经风烛残年，政治影响力也几近消失殆尽。此刻刘恒封赏他们，宛如天上掉馅饼一般，老头子们拿人家手短，自然要发挥余热给公众讲讲刘恒的好话。

而且此后这些老臣多半也会打心眼里拥护刘恒：这些人都是当年跟着刘邦打天下的元老，身上都有一种赌徒的特性。他们当年把宝押在刘邦身上就是为了获得利益，结果赌赢了。而现在刘恒反过来，让这些人知道可以从自己这里分到利益，他们自然也会去选择支持刘恒，对刘恒和他的新政产生一种信任。

政治博弈本来就是赌博，刘恒很准确地把握了这些老赌徒的心态。同时，刘恒通过广布恩泽的方式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相较于刘邦时代的暴行和高压政策，更是一种进步。

笔者在前文总结了刘恒是如何巧妙地通过分配利益来瓦解“功臣—诸侯王利益联合集团”，还总结了刘恒培养己方势力的做法，这些做法都表现了刘恒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同时也反映出了刘恒在政治上的热心。

刘恒热心政治这一点常常被史学家们忽略。大家伙儿都觉得刘恒讲求的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践行的是道家思想，道家讲“守静”，刘恒对政治这样世俗的事务在态度上应该寡淡一些。就连太史公司马迁都未能看破这一点，所以才在《史记》中称赞刘恒在执政方面的弱势倾向。

实质上，道家讲求的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要求统治者遵循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刘恒在政治方面极高的热情，促使他相较于之前的统治者，能够更多地思考如何处理朝政。刘恒能在功臣、诸侯王、元老、代国旧臣、母族外戚这五方势力之间周旋得游刃有余，至少在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足见其作为大政治家的素养之高。

刘恒身处于各方势力之间，然而他却从不偏袒于任意一方，而是追求一种利益分配中的相对公平。公平就不会有矛盾，这和无为而治是相契合的，只有顺应了利益分配的规律，才能够将利益分配的公允度做到最大化。所以，无为而治与刘恒的政治热情并不矛盾。

刘恒上述的诸多做法，主要是做给功臣元老、诸侯强臣们看的，那么刘恒有没有为了让老百姓安心、树立老百姓对自己的信心而实施过什么措施呢？

有。

首先，就是前文讲过的，在即位之初允许老百姓聚众饮酒五天，拉拢人心、安抚百姓。

其次，刘恒向太仆（主管皇帝的车辆、马匹）下令，要求裁撤御厩之中马匹的数量。要那么多马他也没地方使，总不能无聊地挨个儿骑一遍吧，索性将多余的马补充到驿站当中，这样做还能在老百姓面前显得他刘恒不贪图享乐。这实质上迎合了老百姓对于诸吕之乱后，能够出现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的期待。

刘恒需要底层支持，自然要顺应民意表现出锐意实行新政、整饬朝纲的气象。

第三，刘恒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的十一月裁撤了卫将军宋昌给自己新增的警卫部队，还在九月和郡国的太守、国相校验了调动军队的虎符和验明使者身份的竹使符。

前者无非在向老百姓展现一种自信和大度。减少护卫意味着减少防范，表达了刘恒的自信以及对老百姓和众大臣的信任。这和秦始皇反差鲜明：嬴政出行前呼后拥，而且还有很多空辇，时时不忘保护自己的安危；而刘恒大度自信，敢于将自己的活动透明化。

刘恒的后一个行动则是确保了国防体系的完善。秦汉时的军队是不能随意听从某个人调动的，想要调动军队，需要将皇帝的半个虎符和军队统领持有的另外半个合在一起。竹使符也一样，一半在皇帝那里，一半在郡太守或王国国相那里，用来验证使节身份的真实性。核对郡国的符节，等于是国防体系的一次自查，这也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到国防的安定可靠，让人对国家放心。

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所有的新政都基于许多种信心的结合。这之中包括执政者的自信、人民对于新政的信心、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等等。刘恒深谙这些道理，他即位之初，不论是安抚老臣、分封诸侯、奖赏功臣、安定民心，还是接下来安稳南越国、立皇后、立太子、转化王国与中央的矛盾等措施，都是在树立自己的威望，构建这些信心。

安稳南越赢民心

南越国不过是汉帝国南方小小的一隅，然而在刘恒眼中，它却成为了自己树立威望的道具。谁都清楚，南越人无意挑衅汉朝，汉朝人更不是灭不了南越。但不巧的是，这个小国家却和帝王的名誉挂上了钩。刘恒急需通过招降南越，来树立自己的威名。

蔡东藩有首《赞汉文帝怀柔赵佗》诗，诗云：“武力何如文教优，御夷有道在怀柔。诏书一纸蛮王拜，伏地甘心五体投。”（《前汉演义》第四十七回）诗的内容很白话，讲的是南越王赵佗向刘恒称臣，然而这首诗背后却有一个不简单的故事。

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紧接着平定了杨越地区，设置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这三个郡荒凉落后，对当时的人而言，绝对算得上是穷乡僻壤，因而成为了秦朝罪犯、官员的流放之地。流放至此的罪犯们与越人杂居，生活了十三年。

秦朝末年，南海郡郡尉任嚣病重。郡尉本来是郡守的副职，掌军事，但是由于南海郡蛮夷太多，民风彪悍，加上平定不久，所以一直是让郡尉当一把手，由军事长官将军政大权“一把抓”。

任嚣病重期间念及自己时日无多，知道此时天下大乱，因而找来了手下心腹龙川县令赵佗，对他说：“中原大乱，群雄逐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安宁下来。现在已经有不少人脱离秦朝统治而自立了。我本来打算派兵切断和中原的联系，等待时机大展雄图，然而如今我病重了，保卫不了咱们这个地方。番禺靠山面海，地域广阔，还有不少汉人智者可以帮我们，弄好了还可自立为一方之主，建立国家。郡里的官吏都不可信，我才叫你来，将这些事情托付给你的。”说完，任嚣写了一张委任状，让赵佗代理南海郡尉。

没过多久任嚣就撒手人寰，他死后，赵佗立刻下令派重兵扼守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三处重要关隘，同时斩杀了过去秦朝在当地的一些官吏，全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

秦朝灭亡之后，赵佗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关起门来当地头蛇，自立为南越武王，称霸一方。

汉高祖平定天下之时，按照《史记?南越列传》的说法，刘邦不愿意再让百姓经受战乱，所以才没有征讨南越国。然而，从刘邦在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才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来看，刘邦在立国初期不处理南越国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两点。

第一，刘邦压根没有重视南越国立国的问题。“布衣天子”听起来很亲民，但总免不了会有些目光短浅的毛病。刘邦的短见及其危机意识的缺乏，最终直接导致了赵佗势力的坐大。

第二，此时的国内内乱繁多。政治斗争和平叛早已经让刘邦忙得不可开交，加之北边还有匈奴的威胁，他哪里顾得上南边的蛮夷呢？而且刘邦在统一天下后还解散了许多军队，士兵数量大减，赵佗在南方僻远之地建国，刘邦实在无力分兵前去征讨。

然而问题总归是要解决的，陆贾的出使成功说服了赵佗归顺。刘邦与赵佗交换了符节，要求赵佗在南越地区处理好民族关系、同长沙国政府积极往来、和当时的长沙王吴芮搞好关系。

刘邦能够答应这样没什么“油水”的议和条件，无疑是展现出了一种求和的姿态。刘邦到最后还是没能力对南越动武，可见汉初整个国家在饱经战乱后国势的衰微。好在南越民风淳朴，少数民族嘛，剽悍是剽悍，但那是人家性子直，反过来讲，就是讲义气好说话知恩图报懂得大义，所以南越才会同意归顺。

然而，归顺的行为终究是南越人主动的，刘邦只是抛出了橄榄枝，赵佗原本可以不接。这就意味着，在南越人的心中，他们自己都一直处于优势地位，习惯上还是觉得自己比汉朝人厉害一等。所以在吕后时期，一遇到汉朝在铁器方面的封锁，他们就反叛了，而且认为是长沙王吴右（吴芮曾孙）为了满足自己扩张疆域的欲求而挑唆吕后做的。

于是愤怒的赵佗不称王了，直接自称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连败长沙国数县。吕后闻后大惊，派隆虑侯周灶带兵征剿，结果水土不服导致了军队中瘟疫流行，士兵上吐下泻，汉军只好作罢。

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驾崩，赵佗趁机发展势力，收买了闽越王无诸的闽越国、广西地区的西瓯国、越南北部的骆越国。这一下，南越帝国的疆土东西长达万余里，疆域大增。赵佗也洋洋得意起来，用起了佩有黄屋左纛的车马仪仗，俨然一副中原皇帝的气象。赵佗要求汉朝将长沙郡划归南越国境内，这些行为处处显现出挑衅的意味。

到了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南越国已经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然而刘恒却并不着急，刘恒正嫌没地方展现他的才能、树立他的威信呢，赵佗越活跃，刘恒越高兴。虽说派兵剿灭南越国不是什么难事，但刘恒是为了宣传新政，要以德服人。所以刘恒做了两件事来为他以德服南越国做铺垫：

第一，派专人保护赵佗父母位于真定的墓，并按时祭祀；

第二，将赵佗在老家的兄弟们都封以高官，赏以厚禄，表示对赵佗的尊宠。

在处理赵佗的问题上，刘恒针对的不单单是南越国一个国家。他是借处理赵佗的问题，来给所有的异姓诸侯王国和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做出一种姿态，一种宽容、大度的姿态，借之收买人心，来树立这些诸侯王、少数民族以及老百姓对他的信心，让人们相信他能够摆平王国问题和民族问题这两件事。

在陈平的推荐下，刘恒再次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随行带有刘恒的书信，也就是劝降书一类的物品，信中说道：

“汉皇帝诚挚地问候南越王。我不是高皇帝嫡出的儿子，后来被封到代国，那地方离南越国太远了，而且那时候我还年轻，见识浅薄，所以一直没有和南越国联系。

“高皇帝死得早，孝惠帝也没活几年就驾崩了，吕后后来称制，但她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有时候想事情半天转不过弯。吕家人比较蛮横，拿假冒的刘氏后裔继承孝惠帝的皇位。好在神灵保佑，吕氏家族已经被功臣们干掉，大汉重新安定。

“前几天看见您让隆虑侯转交的书信，让我找到您的兄弟并撤回攻打您的军队。我现在全都照办了。以前听说大王您老骚扰我们的边境，搞得长沙国和南郡鸡犬不宁，我就想啊，这对你的国家有什么好处？不过是死更多的士兵，让更多的将领残疾，弄出更多的寡妇孤儿和留守老人罢了，这就叫‘得一亡十’，我实在不忍心。

“我打算把南越国周围的那些土地都赠送给您，可是有人给我说那都是高皇帝安排的，我也改不了。有人说你那块地方对我们汉朝而言并不大，不如全让你管算了。虽然大王您已经称帝了，但两帝并立，总需要有个使者联络联络感情，好歹您也提前知会我一下呀。所以我让陆贾跑来，您要是答应我们的条件，就别再来骚扰我们的边境了。我这里有五十件厚棉衣、三十件中等棉衣、二十件薄棉衣给您，希望您忘却忧患，好好享乐，顺带问好闽越国、西瓯国、骆越国。”

仔细分析刘恒的书信，首先是姿态放得很低，毕竟刘恒是在赌赵佗会投降，他要利用赵佗的投降树立威信、聚拢人心，所以必须放低姿态来增大议和成功的概率。

其次是不揽任何实际责任，消除赵佗和自己的芥蒂。不管什么措施和建议，只要是让赵佗不高兴的，那都是刘邦、吕后和群臣们干的。

三来如果赵佗有心议和，刘恒的姿态这么低，那他赵佗应该更低才是，那就更能满足刘恒追求名誉的想法了，让南越国在和汉朝的交往中处于绝对的弱势，这是刘恒心里的小九九。

赵佗本来就知道自己终究是不可能战胜汉朝的，他不过是“以战求和”，看到刘恒的书信之后赶紧借坡下驴，于是回信说道：

“南方蛮夷的首领赵佗问好汉皇帝。当年吕后欺负我们南越人，不卖给我们铁器，我怀疑这是长沙王说了我们南越人的坏话，加上后来又听说吕后把我一家子全杀了，还挖了我家祖坟，所以才断绝了和汉朝的来往，攻入了长沙国的边境。

“至于称帝这件事，那是皇上您不了解情况，我们这里的闽越国、西瓯国、骆越国等原始野蛮国家的头领都称了王，我想管着他们，所以不能一个叫法。但由于臣没文化，也起不来别的名字，所以才称帝，不过也就是自己玩玩，哪敢跟皇帝您正式汇报呢！”

于是赵佗叩头认错，并且下诏说：“一槽容不得二马，两个英雄不能同时并存，说到底还是人家汉朝皇帝牛，以后我不再称帝，也不用皇帝的仪仗了。”

刘恒听完很高兴。经过这件事，刘恒的民众支持率暴涨，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在刘邦时代，诸侯、土酋经常反叛，而他们现在却都归降了。这一下，汉朝人的心理优越感逐步恢复了，对刘恒的信任也加强了，国家对未来更自信了。

招降南越国是刘恒在位期间，在处理民族事务上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

完善中央体系的建设

立皇后、立太子、封王子……刘恒与众大臣一同搭建着帝国政府的新秩序，窦猗房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景帝刘启也小小地露了一次脸。所有的安排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固与安定，大臣们再经受不住第二次“诸吕之乱”，刘恒也乐见其成，高高兴兴当好皇帝。

文帝前元元年正月，有大臣建议刘恒立太子，说这是与宗庙继承有关的大事，刘恒拒绝道：“我德行不高，老天爷还没享受我的祭祀，老百姓也还没表示对我的满意。我现在既不能找一个贤能之人让位于他，又还要早早给自己选定接班人，这不是让德行更薄了吗？你们催着我立太子，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啊！你叫我咋向老百姓交代呢？还是算了吧。”

大臣们不依不饶：“早早确立太子有利于国家稳定，这明明是爱宗族、爱国家的表现啊。”

刘恒回道：“那我的叔叔楚王刘交也不错啊，年龄大、学识高，谙熟于治国之道；我的堂兄吴王刘濞，惠仁好德，也不错啊；我的弟弟淮南王刘长能尽心辅佐我，难道你们不该考虑一下人家吗？还有各个诸侯王、宗室子弟和功臣，有本事、能安定社稷家国的人多了去了，你们推举他们中的一个出来，那也是天下和神灵的福气啊！

“你们咋就非要死磕在我儿子这里呢？你们的做法是逼着我在老百姓面前树立一个偏私不贤的形象，好像我成天琢磨着给自己儿子谋利似的。这么做不是为天下着想，我不干。”

大臣们铁了心要说服刘恒，接下来引经据典，把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连大臣们打算拥立谁都很明确，他们又一次劝道：“古代的殷商和成周立国时间长，后来没有王朝能比过他们，那就是因为人家立太子立得早。高皇帝平定天下、分封功臣，那些功臣们就是诸侯国的始祖，人家也有人家的太子，代代相传，这是天下大义，所以高皇帝就靠这个传太子的办法来安定四方。您现在想放弃本来就该成为继承人的人选，跑去立什么宗室和诸侯王，这不简直是胡闹吗？跟高皇帝的愿望不符，也不符合嫡长子继承制。您儿子刘启年长且纯厚仁慈，这还有啥说的，您赶紧立他为太子得了。”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刘恒的谦让之语明显都是做样子，这是刘恒想要博得一个好名声。而事实上，在立太子的事情上，刘恒的心里还有着隐隐的担心。

按照宋儒吕祖谦的观点，刘恒说的都是真心话。一来毕竟刘恒登基不久，留着继承人的宝座可以平衡诸侯王和宗室子弟的心理；二来刘恒自己也不太自信，害怕将刘启立为太子会衍生出新的政治波澜，特别是刘启此时才刚刚十岁而已。

然而功臣集团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重蹈惠吕时期的内乱，因而一定要稳住刘恒和其子嗣的地位，来确保政局的稳固。所以哪怕刘启才十岁，功臣们也要把他扶上位，对于功臣而言，整个中央政体的完善实际上是对其自身利益的维护，只要皇帝家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了着落，才不会有人钻空子，才不会有祸乱。老头子们折腾不起了，虽没有功成身退，但他们也想安享晚年。

但是刘恒的话其实也没错，刘启显然不能服众，其才资也算不上多么出色。正如清人牛运震称赞的那样，“议建太子一段，写文帝谦让不遑处，温婉可思，蔼然如闻仁人之言。”（《空山堂史记评注》）刘恒考虑的是皇室家族的利益，而功臣集团更多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

所以刘恒执政早期，在中央面临的问题就是功臣集团的利益与他自身的利益不画等号，所以刘恒才尽可能地将功臣集团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捆绑起来。然而功臣集团这帮人老奸巨猾，都是利己主义者，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和刘恒完全地站到一条战线上。

其实刘恒到最后也没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他索性将功臣集团的人物——除了不得不留在中央的几位大臣——都遣返回封地，就连周勃后来也被遣返。这样一来，功臣集团就都转变成了诸侯，功臣集团和刘恒之间利益的矛盾就变成了诸侯王国与中央之间利益的矛盾了。刘恒把这种矛盾放大，然后撇清了自己的负担。而且功臣集团和老的诸侯王集团之间也是有矛盾的，有诸侯王们盯着功臣元老，刘恒一下子省心许多。

最终刘恒答应了群臣的请求，立了长子刘启为太子，并下令给全天下所有做儿子的人每人都升一级爵位。刘恒要帮助刘启树立威信，让老百姓都清楚他们的富贵拜刘启所赐，所谓百姓以太子贵是也。

文帝前元元年三月，大臣们又撺掇着要立皇后了。选儿媳妇这种事情在帝王家中当然要婆婆做主，薄太后此时就站出来说话了：“诸侯王都是同姓，同母所生，就不能从诸侯那里选皇后了。依我看，干脆就立太子的母亲为皇后吧。”

刘启的母亲窦姬，名叫猗房。窦猗房小的时候是个秃子，家里人都不愿提起这件事。在一个农历七月七日的晚上，大家伙儿都去看织女星，光把窦猗房留在家里，结果当晚有光照入窦猗房的房间，这是祥瑞之兆。

吕后执政的时候，窦猗房以一个家人子的身份入侍吕后。后来吕后打发自己身边看着漂亮的宫女给王子们，每人五个，窦猗房也名列其中。窦猗房老家在清河郡，离邯郸特别近，所以她叮嘱主管此事的宦官要把她分往赵国。也不知道那个宦官是无意忘了还是嫌人家没贿赂他，就把她分到了代地。邯郸和平遥离得老远，搞得窦猗房老大不高兴。

祸兮福之所倚，到了代国，窦猗房反倒是特别受刘恒的宠爱，先是给刘恒生了一个女儿叫刘嫖，就是后来的长公主，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哥哥叫刘启，弟弟叫刘武。母以子贵，窦猗房的地位也日益提升。刘恒原本的王后在刘恒登基之前就死了，嫡出的前四个儿子在刘恒即位之初也相继死去，而窦猗房的两个儿子分别是老五、老六，所以窦氏母仪天下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窦猗房的父亲在秦末的时候隐居，一次钓鱼时坠入水中淹死了，死得早，埋在观津城南。薄太后让主管官员追认窦猗房的父亲为安成侯，母亲为安成夫人，为他们修建陵园并划出二百户作为陵园的食邑，要求当地的县长和县丞做好陵园的保护工作。这些事情之所以全都由薄太后出面打点，我猜想着大约是刘恒为了表现自己的不偏私。

太后、皇后、太子都有了，接下来就该处理“闲杂人等”——那些注定和中央权力毫无瓜葛的皇子们。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的三月，大臣们又要求封皇子为诸侯王，因为刘启已经是太子了，别的皇子还在中央的话对刘启的地位不利。功臣集团要确保中央在体系建设上的安稳，所以要确保不会在立皇后、立太子这些问题上引发动乱。

最终的结果是将窦猗房宠爱的小儿子刘武封为代王，这就是日后在景帝朝争夺皇嗣地位的梁孝王。另外，皇子刘参被封为太原王，皇子刘揖为梁王。

刘恒此举意味深长，如果我们翻看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发现，代国、太原国、梁国三个国家连在一起，基本上在东边将整个长安地区包围起来了。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成为了中央政府防卫东方诸侯国入侵的屏障，任何从东边和北边来的进攻都必须先经过这三个国家。日后景帝朝爆发吴楚七国之乱时，正是梁国的抵抗给中央政府提供了调兵平叛的时间。

刘恒此举深谋远虑。

从此汉之王国由八国变为十二国。表面上看起来明明是诸侯王的数量增长了，好像是中央吃亏，而实质上却是诸侯王的势力被分散并削弱了。因为刘恒很狡猾，他虽然增加了诸侯王的数量，可是关东诸侯国土地的总和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是王夫之所谓的“阳予阴夺之术”（《读通鉴论》卷二），贾谊日后给刘恒提的处理王国问题的建议也包括这条，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书?贾谊传》）是也。往后直到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6年），刘恒都没再调整过关东王国。

刘恒立皇后、立太子、封皇子，这三件事看起来似乎都是刘恒在处理家事，然而实质上，通过皇后、太子和诸侯王的确立，整个中央朝廷的体系构建都得到了巩固和完善。同时，刘恒借此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的是，功臣集团也在极大地确保中央政权的稳固，以此来维护他们自身已经获得的利益。所以在整个立皇后、立太子、封皇子的过程中，刘恒总是显得半推半就，而大臣们却显得积极无比。

刘恒在即位之初分配利益、培养自身势力、拉拢老臣、安稳南越国、巩固中央政府的体系等一系列做法，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将整个汉帝国从惠吕时期的混乱中拉出来，以平复各方势力，使整个帝国的运转趋于稳定。这一方面是顺应民心，另一方面则是为刘恒的新政铺设道路。刘恒构建了整个帝国上上下下对他自己、朝廷以及新政的信心，刘恒通过奖赏和平复的办法重新构建了帝国的信心，文景时代的全新风貌也将由此展现开来。

刘恒要实施新政，那就必须有一个能为他设计新政方案的智囊。前文讲过刘恒广纳贤才，其中就有一位能够帮助刘恒实施新政的人物，汉初著名的大才子——贾谊。此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终究难逃悲剧的命运，才情与政治终究不相宜。

第四章 兼收并蓄，儒生贾谊的政治建言

洛阳才子发迹史

初出茅庐的贾谊在刘恒面前赚足了风头，深谙《左传》《国语》的他满怀着一腔热情投身于朝廷的政治斗争之中。然而，经学不仅赋予了他才华，还给他增添了书生气，贾谊不仅在思想上存在着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他缺乏对于人情世故的领悟。

人事总是映照着天象，至少古人著史都是这样写的。

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天象突变，本来晴朗的白日陡然间陷入一片昏暗，原来是发生了日食。半个月后，也就是当年十二月的十五日，汉朝的疆土上第二次发生了日食。

古人认为，日食、月食都是大凶之兆，尤其对于皇帝而言，身为天子，上天的变动往往就意味着老天爷的指示。日食是危难的象征，刘恒觉得，这是上天觉得他做皇帝做得不好。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刘恒在当年下诏说：

“我听说，黎民苍生都是上天生育的，因而上天设置了天子来管理他们。如果天子不讲仁德，处理事情不公允，上天就会降下灾难来警告天子。今年十一月，我大汉发生了日食，这就是上天对我的警告，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可怕的灾难了！我本是一个没啥本事的人，即位以来，弄得天下大乱，老天爷指责我，那罪责就在我一个人身上。大臣们不过是我的股肱手足罢了。我对下没有养好百姓，对上损害了日月星辰的光辉，我实在是太失德了。

“大家伙儿看到我的诏书之后，劳烦把我的过失都告诉我，不论是行为上的过失还是想法上的过失。同时，有劳大家多多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的人来辅佐我。群臣们也要各自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有没有尽职尽责。另外，我日后要轻徭薄赋，惠及百姓。”

刘恒此诏的核心就是一道“求贤令”，希望广招天下贤能来辅佐自己，然而刘恒并不是在即位的第二年才开始招揽贤才的。正如前文所讲，刘恒在即位之后就一直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势力，好借此和中央的功臣集团作斗争。

在文帝前元元年，河南郡的太守吴公因为在当年的政绩考核中名列全国第一而获得了刘恒的赏识，刘恒又听说此人原本是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过去经常向李斯学习，是一位出色的文法吏，于是就征调他到中央担任廷尉。

西汉初年，一颗政治新星的发迹就与这位吴公有关。

在河南郡的郡治洛阳县，有一位少年才俊，名叫贾谊。此人在十八岁时就因为饱读诗书、文采斐然而闻名乡里，吴公在任时就因为贾谊被举做秀才而将其招至门下。如今吴公成为廷尉，自然要顺着刘恒的心意向刘恒举荐人才，贾谊就因此得到了吴公的推荐。刘恒征召贾谊为博士，也就是刘恒的随从参谋，秩级为比六百石，归掌管国家礼仪事务的太常管辖。

当时的贾谊只有二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锋芒毕露的年纪，每一次刘恒布置下来让博士们讨论的问题他都抢着回答。旁边的老经学家们还一头雾水的时候，贾谊就已经开始滔滔不绝了，弄得老人家们都很惭愧，而刘恒则大为欣喜，才一年就破格提拔贾谊做了太中大夫。虽然依旧是天子随从，但贾谊连升三级，越过六百石、比八百石、八百石三级，秩级直接升为比一千石，归属于郎中令管制，可见刘恒对其宠爱之至。

贾谊到底出色在哪里呢？主要是因为他精通《国语》和《左传》这两部书。

史载《左传》研究之流传：“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苟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也就是说，贾谊得到了《左传》研究的真传。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贾谊的老师张苍在此时担任着汉朝的御史大夫，后来在文帝前元四年还拜相，贾谊的升迁或许还与他的提携有关。

另外，依据韦昭《国语解叙》中所讲：“……遭秦之乱，幽而复光，贾生、史迁，颇综述焉。”贾谊应该也精通《国语》方面的研究。

汉初的学者往往穷尽一生研究一部经书，而贾谊一人兼修两部，可见其才智过人，学识非凡，是个人才。

然而，贾谊的问题也就出在了他熟读经书这件事上。我们常常会看到，小说家们写小说写着写着就出现了自我复制。比如古龙的小说，不同作品里面人物的性格都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熟悉的事物总是难以超脱，做什么事都喜欢往自己熟悉的地方扯。贾谊谙熟经学，所以他思考问题离不开经书上讲的那些内容。一个人一旦成了书呆子，那也就没什么前途了，只能在固有的知识范围内打转。贾谊就属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他对政治并没有多少可操作的见解。

不过贾谊锐意进取的风貌却可以一时掩盖住他政治才能的不足。初出茅庐的贾谊立志要帮助刘恒改弦易张，他认为，汉朝建国二十多年来天下和睦，已经是时候“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了。这五点是在帮助刘恒处理内政问题，同时贾谊要借此重新规划汉王朝方方面面的内容。

所谓“改正朔”，就是使用新的历法。

中华历史自夏朝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法，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改一次历法，来与天命的改变相呼应。然而，由于刘邦默许了“汉承秦制”，加上他本人又是个大老粗，当年叔孙通为他设置新国家礼仪的时候他就要求叔孙通删繁就简，所以叔孙通大约也忘记了要设置新的历法一事，以至于汉初仍以十月为岁首，跟秦朝一样，这并不符合古代新王朝建立后的规矩。

“易服色”就是更改朝会和典礼时舆马服饰的颜色。由于秦朝按照五行学说将自己说成是水德，所以秦人崇尚黑色。而汉朝灭秦而立，应当是土德，贾谊据此而设计让汉朝人以黄色为尚。

“法制度”就是修正国家的各项制度。“法”不是制定，按照清人王先谦的说法，“法”有修缮、规范之意。汉初政局的凋敝主要就是由于继承了秦朝不完善的政治制度，贾谊此举意在重振朝纲，让汉朝从根本上摆脱秦朝凋敝政局的阴影。

“定官名”“兴礼乐”也就是制定新的官名和礼仪制度。制度都已经改了，那么在官职和礼节上也应该有所变化，此举与“法制度”相配套。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贾谊还提出了“数用五”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史学家们历来说法不一。

颜师古引张晏注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秦汉史大家陈直也认为“数用五”是“指官印拟改用五字也，汉初公卿太守都尉印文皆四字，贾谊之议未采纳，至武帝时使正式改用”。

根据张、陈二人的意思，“数用五”指的是，所有官印上刻的字都要有五个，此前汉朝的官印都只刻四个字。

然而将“数用五”仅仅当作官印上文字的数量显然不妥。按照韩兆琦先生的说法，“数用五”还可以是表现在礼器、官印等各个方面，而且“土”在五行当中位居第五，贾谊不是要把汉朝说成是土德嘛，这个“数用五”刚好可以与土德说搭配起来。

最后只能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的记载来笼统地解释“数用五”，这应当是指，在礼仪制度等方面都以数字五为数量来规范。

贾谊提出这六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全盘推翻“汉承秦制”的模式。尽管贾谊的思路是正确的，然而刘恒却没有遵照他的意见去实行。史书说“帝谦让未遑也”（《资治通鉴》卷十三），就是刘恒很谦虚，一个劲儿地说自己能力不够，最终没有实行贾谊的计划。

然而笔者认为，刘恒拒绝贾谊的建议并非是因为谦虚。前文讲过，刘恒早年是诸侯王，在整个发动政变登基的过程中也与诸侯王接触繁多，所以刘恒一登基就先拿王国问题开刀，又是招降南越国，又是分封皇子。相较于王国问题，内政改革其实更难实行，因为这其中涉及了刘氏家族内部的问题。毕竟“汉承秦制”是刘邦定下的规矩，刘恒要明确废止这些制度就意味着要公开否定刘邦时期的政策。且不说这不符合古人的思想观念，这样公开明确的做法必然会遭到功臣集团的强烈不满，再者刘邦设置这些制度也是为了保护功臣集团的利益，而且功臣集团对刘邦的个人崇拜极其强烈，此时着手处理内政问题时机尚不成熟。

由此可见，尽管贾谊政治热情很高，但热情终究弥补不了眼光和才能的缺陷，贾谊的政治情商已经低到可以申报吉尼斯纪录了。他这时候还不清楚，自己这通毛毛糙糙、未加深思熟虑的愤青式发言已经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受诬被贬长沙国

忠君报国的热情令贾谊变得盲目而狂躁，他为自己的那些见解感到兴奋，陷入癫狂，却没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挑衅着不好招惹的功臣集团。贾谊从中央直接被贬到了偏远的诸侯国，这感觉就像刚从锅里捞出来，又被抛进了瓦凉瓦凉的自来水里，冷得让人哆嗦。

贾谊被贬的导火索与他再一次自作多情地给刘恒上表，请求刘恒让列侯们各自回封国有关。

自打贾谊得到了刘恒的青眼之后，这个年轻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一门心思钻研新政。贾谊考虑的不单单是内政问题，此时刘恒面临的最明显的矛盾——王国问题，他当然也看到了，并提议让列侯们全都回到各自的封地去。

当然，贾谊的计划有些莽撞，毕竟不是所有列侯都对朝廷无用。此时是文帝前元二年的十月，陈平已经去世了，刘恒在十一月重新起用了绛侯周勃，并让他担任了丞相。人家刚来就急忙赶人家回去，这不太合适，于是刘恒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发了一道诏书说道：“我听说古时候封建诸侯王有一千多个，他们各司其职，管理一方土地，并按时给中央进贡。他们各自土地上的百姓生活清闲，诸侯们也很高兴。现在的列侯们成天住在长安，离他们的封地十分遥远，封地的官员为了给他们送物资成天累得要死，列侯也没时间、没机会去教导并管理他们封国的百姓。我现在要求所有的列侯都要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即使是在朝廷担任职务或者有诏书让你留下来的，你也得把你的太子派回去。”

另外，据李开元先生考证，刘恒除了要求列侯归国以外，还实行了迁移列侯的政策，把列侯的封地迁到中央政府管控下的郡当中，这等于不仅要剥削列侯在中央的权力，同时还要把功臣们软禁起来。

刘恒的这些措施触及到了功臣集团的底线。他的想法很简单，只是要把他和功臣的矛盾转化成中央政府和地方王国的矛盾。尽管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一时间还没有被遣返回自己的封地，但刘恒的举措对功臣势力的打击还是巨大的。功臣集团憋着火要挑贾谊的不是，可又不敢跟刘恒发火，所以一股脑地指责贾谊别有用心、扰乱朝纲。

此时恰逢刘恒要把贾谊提拔到“三公九卿”的队伍里，功臣们一看势头不对，马上冲到刘恒面前把贾谊骂了个狗血淋头。列侯们各个都想在长安享受荣华富贵，好多人一辈子都没去自己的封地转悠过呢，谁知道那是什么鬼地方，有没有奢侈品和美女，有没有豪车和豪宅。尤其是被封在南方地区或者边塞地区的人，他们都一个头三个大。因为那时候南方的地方条件很艰苦，到处都有各种怪病和虫子，依列侯们的娇贵劲儿，肯定没去几天就会西登极乐了……这些内容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中都得到了印证，血吸虫什么的都是真实存在的，那还不得把人吓个半死，所以功臣们是打死也不愿意到封国去的。

功臣集团公推的谈判代表是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四人，他们一同跑到刘恒那里说贾谊的坏话：“那个洛阳来的小子年少轻狂又没啥文化，却成天妖言惑众，一心想独揽大权把持朝纲，陛下，这种祸害你还不赶紧收拾他。”

刘恒不见得真就傻到听信了周勃等人的谎话，但刘恒看到了威胁，贾谊不死，功臣们决不罢休！为了迫使列侯们回到各自的封国去，刘恒必须牺牲贾谊来平众怒，只要贾谊被罚，功臣集团就再无借口不去封地了。于是刘恒便有意疏远贾谊，后来派贾谊去做了长沙王的太傅，官阶看似升了，但贾谊却从此与中央政府相疏远，其实是贬官。

刘恒在处理王国问题之上除了听从贾谊的安排，下诏让列侯各回其国之外，其实他自己早在前元元年的时候就有所动作。

他在加赏那些当年跟着刘邦进入巴蜀和汉中的六十八位列侯的同时，封淮南王刘长的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刘襄的舅父驷钧为清郭侯，在那一年的秋天又封原来常山王刘义的丞相蔡兼为樊侯。

文帝前元二年三月，刘恒发了一道诏书，其中说道：“当年赵幽王刘友被吕后活活饿死，我十分同情他，已经立他的长子刘遂为赵王。刘遂六岁的弟弟刘辟强和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对国家有功，可以封他们为王。”

于是刘恒割出赵国的河间郡，立刘友的小儿子刘辟强为河间王；割出齐国的几个大郡，立刘章为城阳王、刘兴居为济北王。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刘章、刘兴居的分封。

刘恒对刘章、刘兴居二人奖赏欠妥，他没有兑现当年答应功臣集团的承诺，让二人一个做赵王、一个做梁王，甚至连不兑现的理由都没有给出。刘恒太年轻，此时的他还天真地认为此二人在拥立自己登基的政变中帮了那么大的忙，一定十分忠诚，却没有看清刘兴居等人其实和那些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功臣一样，利益至上，他们的忠诚是要回报的，他们归根结底不过是两个政治赌徒。

刘恒处理王国问题有成功之处，同时也有过失。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刘恒和贾谊两人是有许多相似点的。二人都有抱负，有胆识，但都有些思维固化，刘恒依旧没能把思维调整到专制者常有的那种维护权力的模式，他太过于相信别人；而贾谊始终都是愣头青一个，缺乏足够的政治敏锐度和政治情商。

这就意味着，这二人终将经历磨难，在磨难中学会这些他们不曾学过的东西。

贾谊被贬之后失落无比，路过湘水的时候看见江水滔滔，心中的不快积郁在心中，一时间难以抒发。他陡然间想到了战国时同样不招君王待见的屈原，二人相隔时空，却心有灵犀，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都觉得自己人生落寞。此刻，在贾谊的心里，屈原就是他的知音，于是他用尽心中积郁的情感，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赋来悼念屈原。

这篇赋情感充沛，文采惊人，笔者觉得自己拙劣的翻译不能还原这些佳句，于是抄录如下，只于后文略说主旨，赋云：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仄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谓随、夷混兮，谓跖、蹻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父荐屦，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谇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子独壹郁其谁语？凤缥缥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邮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蚁蝼。

贾谊写赋哀叹屈原，可他心里却明明感受到，这是在哀叹他自己。

这篇《吊屈原赋》充分表现了贾谊的性格。其人书生气浓重，自傲自负，认为自己才高八斗却怀才不遇。然而，他对国家前途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有所表现，这也是为什么史迁要把贾谊和屈原放在一起写列传的原因。两个人拥有同样的优点和缺点，都很爱国，有热情，但都在政治上十分幼稚，智商很高但情商不高，所以此二人相隔数百年却是遥相呼应，从古至今的人都是这么看的。杜甫在一首诗中写道：“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建都十二韵》）讲的就是这二位。

强烈的忧患意识源于对国家命运的担心，同时也展现出一个人敏锐的洞察力。贾谊一生没有身居高官，人们总是习惯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上“才子”二字，一方面肯定了他的洞察力和才能，另一方面否定了他盲目而冲动的政治热情。

刘恒从民间选拔草根和文法吏来作为他的党羽进行培养，这样做的优点是能够吸纳优秀的建议，缺点则是助长了这些人愚忠和莽撞的情绪，导致他们在受到倚重后经不住政治历练。他们只适合做学者和参谋，而不适合做政客，贾谊当属此类。

否定“汉承秦制”

贾谊的《过秦论》不仅是在批判秦朝，整篇文章还都在影射汉初的历史，而且矛头直指刘邦时期所奠定的汉初“汉承秦制”的状况。尽管贾谊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法一如既往的中看不中用，但他确实是向刘恒指明了汉帝国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贾谊尽管被贬，然而他对汉初政治的影响却并没有结束。他写了一篇十分有名的文章叫《过秦论》，收录在他的著作集《新书》当中。正如廖伯源先生所说，“《新书》或是以其反对秦政，提倡弃秦之旧而立汉之新，因用新为名”（《说新》）。也就是说，《新书》的核心思想是批判秦朝，鼓吹汉朝建立新制度。这几乎已经是今人的共识了。

那么，细化到《过秦论》当中，贾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一般人解读《过秦论》，只是在讲贾谊批评暴秦，从而反映他主张仁政的思想。然而笔者认为，整部《过秦论》中，大量的篇幅都是在影射汉初的历史。贾谊以古喻今，实则是在对汉初社会、政体的种种问题提出建议。他特别批判了分封制度和“汉承秦制”的局面，具体的观点结合文章的内容可以分为六点。

第一点，贾谊肯定了秦国在嬴政执政之前，历代祖先对于秦国发展作出的贡献，肯定了他们开拓创新的精神，同时批判了东方六国之间的不团结和自私。

这其实在影射刘邦平定天下各路反秦武装、最终称帝一事。贾谊政治热情极高，所以他写文章都有极强的政治色彩。提建议当然要提给刘恒，所以贾谊不能一上来就挑人家父亲刘邦的不是，要先吹捧，贾谊这家伙也有油滑的一面。

同时，贾谊很明确地指出了分封制为什么不能巩固天下政局。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各国利益相互交织，各国君主为了谋求本国的利益而开始斗争，这样一来整个分封的秩序就被破坏了，不仅没能起到凝聚王国势力、拱卫中央的作用，反而加剧了整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周王朝就是由此衰败。

贾谊以古鉴今，间接指出了分封制的弊端，也就是向刘恒指出了汉初“郡国双轨制”下，关东诸侯国对于汉帝国国家稳定的威胁。

第二点，贾谊讲秦始皇自以为关中地区如同铜墙铁壁一般，把握了这片地区之后就能够安定天下，实际上他只是低估了自己对于诸侯王的威慑力。天下没有动乱，并不是因为关中固若金汤，而是由于他秦始皇的戾气令天下震骇。所以秦始皇一死，秦二世继位，天下就大乱了。

这是在影射汉朝政局。汉朝初年，整个国家在刘邦的威慑下貌似太平，然而到了刘邦晚年，乱象就逐渐暴露，中央已经难以完全控制地方，中央内部也出现了野心家。刘邦驾崩、惠帝刘盈登基之后，果然爆发了诸吕之乱，天下诸侯趁机扩张势力，使得新生的汉帝国陷于危难之中。到后来吕后称制，这个女人用铁腕手段震慑天下，然而吕后一死，历史就重演了惠帝时期的局面，齐王刘襄发兵至荥阳，功臣集团平定诸吕。

对于汉帝国的中央政府而言，齐王等人就是“外患”，而功臣集团则是“内忧”。

贾谊认为，一切祸患出现的根源其实都是国家体制出了问题。由于整个国家“郡国双轨制”的制度从未有过改变，所以继任的统治者就容易误判形势，将上一代统治者用铁腕手段营造出的安定局面误当作体制的作用，导致历史一次次重蹈覆辙，诸侯王势力却越来越强大。

第三点，贾谊贬低陈胜。

贾谊是这么说陈胜的：“陈胜这个赤贫子弟，卑贱的农夫，不过是个被罚戍边的小役卒，才能连平庸之辈还不如，没有智慧和财富，出身底层，却能一呼百应，灭亡秦朝。”

贾谊强调陈胜出身卑贱有两个原因。其一，贾谊是想夸大王国问题对国家实力的影响。曾经强大的秦帝国就是因为没有根除拥护王制的势力，才导致连陈胜这样一个卑贱的人都能掀起反秦的浪潮。其二，贾谊是为了批判汉初尊楚的思想，进而否定楚人所提倡的分封制度。因为陈胜是楚人，而且是楚国反秦势力的一大代表，那他自然而然地就被划入了楚国拥护王制的势力当中。贾谊贬低陈胜，其实是在批判分封制，批判诸侯王国。

第四点，贾谊积极地批判了秦朝的暴政。

贾谊追溯秦朝灭亡的根源，认为这是由于统治者不施行仁政、吏治松弛、赋敛无度而造成的结果。因而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德政，国家才能够稳固、团结。

贾谊形容秦朝统一天下是“鞭笞四海”，执政方式是“仁义不施”。贾谊说到底还是一介儒生，所以他讲求统治者应该按照儒家设计的治国之道来执政。

当然，我们知道历史的结果是刘恒奉行了黄老之术“清静无为”的治国思想，但贾谊让刘恒施行德政的建议也不是没有实现，刘恒一直很注重民间的精神文明建设，宣扬道德忠孝。

贾谊认为实行暴政的国家是不得人心的，然而他却没有否定高度的君主专制。他没有明确地认识到暴政来源于独裁，只是单纯地认为权力应该集中在实行仁政的专制帝王手中。不可否认，这是传统儒学在思想上的局限性所致。

另外，贾谊还批评了秦朝的统治，说秦王贪婪卑鄙，总是怀疑大臣和百姓，缺乏对天下的关怀，注重私利，钳制思想，实行严刑峻法。

我们要注意，贾谊是抱着一种怀才不遇的心态撰写《过秦论》的。文人士子总喜欢打着写文章的旗号来发牢骚，贾谊也不能免俗。他批评统治者多疑，其实是嫌刘恒对他不够信任，时常听信功臣集团嚼舌根，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惜放弃像他这样的人才。

我们发现此时贾谊的心态与上文的观点是相矛盾的。刘恒的自私换个角度说就是贾谊提倡的“以大局为重”，所以才子贾谊写此文时思想应该是徘徊于理性和感性之间的。

第五点，贾谊推崇言论自由。

贾谊说，秦始皇养了一批专门为他歌功颂德的文人来文过饰非、自欺欺人。就是由于这些“御用文人”成天乱拍马屁，最终使得秦朝的暴政得不到根治，矛盾得不到处理，凋敝的政局愈演愈烈。严峻的政治气氛使得知识分子不能够说真话，不能够自由地议政论政，甚至还会有性命之忧。

这些禁锢言论和钳制思想的行为是专制制度的突出特征，激化了政府和百姓之间的矛盾。

贾谊的这些观点免不了又有借题发挥的嫌疑，实际上他这是在劝谏刘恒实行言论自由。刘恒有没有这样做呢？

有。刘恒在前元二年废除了“诽谤妖言令”。

但这在贾谊眼中看来都还不够，因为贾谊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因言论而受罚的例子。贾谊追求一种完全不受政治因素干扰，言论自由的环境，至少当他的言论没有得到采纳的时候，他是这么认为的。

可惜，在专制体制之下，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第六点，也是整篇《过秦论》最具建设性的一个论点，所谓“攻守之势异也，取与守不同术也”。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到了和平时期，不应该再沿用刘邦时期的政策。“战时政策”已经过时，国家需要制定新政策了，因为打天下和坐天下是两回事。总结起秦朝的失败，就在于它在统一天下前实施严刑峻法，在统一天下后依旧实施严刑峻法，没有结合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政策，导致了整个王朝灭亡的加速。

所以贾谊认为，刘恒要开辟一个全新的治世局面，就必须要扭转从刘邦时期沿袭下来的执政风气。尽管王国问题、内政问题的矛盾都十分尖锐，但刘恒绝不能以虐杀、重税、高压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处理矛盾不能凭借暴力强权，而应当使用温和的政治手段。

刘恒不需要像刘邦那样英勇豪迈，但却需要刘邦所不具备的高深的政治城府和长远的战略眼光。

这条建言影响了刘恒日后的“无为而治”。刘恒从此修炼胸中的韬略，以“文”治天下，而非以“武”服天下。贾谊想告诉刘恒的是，一个需要发展的国家更需要政治家，需要先讲明白理论，要太多只会干活的人没用。

理论应该在实践之前，若在实践之后，那就不是理论了，是教训。

贾谊六点建言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可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满是纵横家的味道。汉初的知识分子依旧怀揣着战国时游说天子和诸侯王的想法，要在统治者面前推销自己的见识，这其实是思想上的“战国化”尚未根除的表现。《过秦论》中的明嘲暗讽是后世明清士人想都不敢想的。明清的那些大臣、烈士，一个个都是奴才般的人物，而敢于在天子面前直言见解的贾谊才像一位真正的士人。

仔细分析贾谊提出的六点内容，第六点所阐述的治国思想的原理才是全篇文章的精髓——以“术”治理天下。

同时，整篇文章否定秦朝的执政理念和政治制度，其实是在否定西汉初年“汉承秦制”的局面，委婉地向刘恒提出了实行新政的诉求，并间接地通过批判秦朝的制度为刘恒新政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一切都照着秦朝弊政的反面做。

尽管刘恒最终没有完全按照贾谊的做法来实施，但整个文帝朝的政治改革却是以贾谊的政治构想为目标来推进的。刘恒最终让汉朝摆脱了秦朝的阴影，裁撤严刑峻法，柔和治国。

贾谊是文帝朝新政的总设计师，尽管他的思想源泉是儒家，而非黄老。

终极的智慧犹如一座山峰的峰顶，不论走哪条路，不论用哪家思想，方向对了，路径不同，也同样能到达顶峰。

贾谊是给刘恒指明登山方向的人。

治国安邦的幻梦

贾谊渴望治国安邦的一腔热情最终换来的只有失落与伤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观上而言，贾谊的很多建言缺乏实践的可能；客观上看，皇权时代的思想禁锢必然导致贾谊的怀才不遇。单纯的文人不可能完成走向政客的蜕变，所以贾谊一生都只能被人称作“才子”。

满怀一腔热情的贾谊先后多次向刘恒上书，内容都是在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于是有了著名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

《治安策》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思想，而且讽谏之意比《过秦论》要直白许多，言语都很直接，上来就是讨论王国、内政这两个问题。

首先，针对诸侯王势力的坐大，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就是通过在诸侯原有土地上增建新王国的方式，来缩小单个诸侯国的疆土。这和日后武帝时期主父偃推行的“推恩令”十分相似，只是推恩令确保了这种“众建诸侯”的连续性——诸侯王所有的儿子都可以瓜分父亲治下的土地。而文帝朝是否新增王国只能通过皇帝的喜好来决定，“众建诸侯”不规律，因而“少其力”也就不能长久连续。

其次，贾谊要确立明确的等级制度。

贾谊是一位儒生，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所谓的“重建礼乐”的政治理想，实际就是要构建像西周初年那样等级森严的制度，所以贾谊一直提倡要明确君臣地位的尊卑。除了他嫌功臣集团成天在刘恒面前左右朝政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实现儒家重建等级秩序的理想。

而且贾谊认为，政府建立了不能充分维护天子权威和地位的郡县、分封并行制度，就是导致整个西汉初年政局混乱的原因。贾谊说刘恒应该“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让高低贵贱之分确定下来，“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构建集权统治下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度，令天子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

贾谊认为，只有树立起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才是解决王国问题的最佳之策。

要将“礼仪”具体化，就必须倡导礼乐，所谓“厉廉耻，行礼谊”，法令与教化都是不可以废除的。同时还要对老百姓加以灌输儒家的忠君思想，美其名曰“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向）道”，其实是间接性地为日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作了铺垫。

他的这些建议被落实之后确实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物质文明的发展，他提出的先安定百姓进而稳固国家的主张也是正确的。

贾谊抬高了儒学的地位，但由于贾谊本人在朝廷中特别不招人待见，这反倒激起了人们对于儒学的排斥。尽管文景时期选择使用黄老无为而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贾谊个人为儒学带来的负面口碑也绝不能忽视。这最终戏剧性地导致了贾谊提倡儒学，却潜在地促进了黄老之术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扩张。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是建言重视农桑的。

贾谊的《新书》中讲“为富安天下”，想要富，先种田。

贾谊认为国之要务是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他把老百姓生活富足安定当成了自己的执政理想，鼓励生产，让老百姓安安心心耕作，到时候该播种播种，该施肥施肥……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老百姓从此没有假期去旅游了，连国内游的机会都没有，一年四季就趴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打转吧。

鼓励农桑说来是为了让老百姓富裕起来，本质目的却是为了“安民”，把老百姓牢牢地拴在田间的一亩三分地上。这有利于社会安定和专制统治，减少了流动人口。

我们在看任何政治建言的时候，都应当看到其背后阴暗的一面。因为阴暗是政治的本质，开明的抉择不需要政治的操控，政治其实就是“势”，是舆论，是主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策略和绝对真理。

贾谊鼓励农业生产来富民的建议和他前文“重建礼乐”的想法合在一起，就是为了牢牢地抓住老百姓物质、精神这两个方面，根本目的是维护专制统治。这和我们今天通过工农业生产来发展自由经济实际上是不同的，贾谊强调了政府在农业发展中的鼓励与推动，这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儒家提倡的所谓“以民为本”，本质上应当理解成“以安定人民为本”。

《新书?大政上》讲：“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度，而民必胜之。”也就是在儒家眼中，老百姓的民意其实是阻碍其推行中央集权和专制的障碍，只不过由于民众的力量过于强大，所以需要给予一定的好处来安抚他们，毕竟公开、明确地伤害百姓利益会招致他们的反抗，而且百姓人多势众本身就占了优势。

贾谊以此劝谏刘恒应该以礼乐教化来教育百姓，正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老百姓不安生，那就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安生下来，这样百姓才能心甘情愿地顺从国家的安排，人民才能团结在中央的周围……这便是所谓的“国泰民安”了。

贾谊受时代局限而产生的思想不是其个人能左右的，好在刘恒信奉黄老，而且居于专制统治阶层的顶端，所以比贾谊更为清楚个中来由。因而我们看到刘恒面对贾谊的建议时，多数是接受贾谊提出的问题，却并不采纳贾谊的解决方案。

《治安策》中还有一部分是讲立储问题的，毛泽东评价这段的时候说贾谊很迂腐。贾谊是这么说的：“国家的前途命运全都寄托在太子一人身上，想要让太子成为人才，那就一定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要早早地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同时要安排好他身边的人，趁着青春期还没到的时候就先用礼乐束缚住他。这样效果好，能让他修身养性，智力得到开发。而且身边的人也会影响他的性情，所以一定要把他左右的人选好。只有教育得当，再加上身边的人身体力行对他施加影响，太子才能成才。《尚书?吕刑》说‘一个人做好了，万民都会依靠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贾谊的话听起来很不顺耳，毕竟这话是在对皇帝的家事指指点点。总之，刘恒对他的建议并不十分认可。鲁迅有过一个解释，说：“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汉文学史纲要》）

贾谊的《治安策》，摆明了是教人治国安邦的。但至于其中的内容到底含金量多少，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笔者同鲁迅的看法一致，刘恒选择无为而治不单单是心血来潮，而贾谊则把治国道路的选择看得太简单了。贾谊指出的问题有一些也确实不可忽视，刘恒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但他也要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进行考虑。所以他只接受贾谊的批评，而拒绝了贾谊的建议，那是一些缺乏政治远虑的建议。

刘恒和贾谊处于两个位置，贾谊只需要一心考虑国家、君上、自己的热情与理想，而刘恒每选择执行一项政令都要考虑各方势力的平衡。

历史上许多君臣都是如此，日后晁错和景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统治者和谋臣不同，统治者的诞生是各方势力综合选择的结果。以刘恒为例，他的登基也就宣召了，他将代表关东诸侯王集团、功臣集团等各方势力的利益。不论他愿不愿意、认可不认可、是不是想打破这种利益关系，他在客观上都处于这样的位置。而谋臣所肩负的责任是单一的，只需要不断进谏就行了，完全不需要考虑皇帝私人的利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进谏与皇帝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冲突，皇帝选择接受谏言其实是一种“反常理”的现象。也正因为此，每当人们看到善于纳谏的君王时，都会将他奉为“明君”。

郁闷的贾谊在长沙国做了三年太傅。一天，有一只猫头鹰飞进了贾谊的房间，落在了座位旁边。楚人把猫头鹰称作“服”，贾谊此时被贬，情绪正低落，再加上长沙那鬼地方在那时还是偏远之地，气候非常不适合北方的河南人居住，贾谊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多愁善感，于是作《服鸟赋》一首：

单阏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崒，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问于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语余其期。”

服乃太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沕穆亡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彼无疆大，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水激则旱，矢激则远。万物回薄，振荡相转。云蒸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坱圠无垠。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鸟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亡不可。贪夫徇财兮，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趋西东；达人不曲，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僒若囚拘；至人遗物，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好恶积意；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知遗形，超然自丧；寥廓忽荒，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得坎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贾谊迷茫，困惑，看不清人生的前路，不明白自己为何落魄。人啊，有忧愁都是因为懂得太多。知识多的人天真，他死活想不通社会那些不公平的现象缘何发生；懂人情的人失落，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次点燃他的激情。

贾谊曾经属于前者，但经历了人生起伏后，他已经慢慢蜕变为后者。

他不得不靠臆想安慰自己，世间事，“何足以疑”！是啊，有什么事值得让人疑虑！贾谊很想对人生的坎坷释然，很想自己的人生一帆风顺，很想像被贬前那样天真单纯，在乡邻面前写文作赋。如果他不是一个谙熟儒家思想的儒生，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思想包袱，不会再想着什么忠君爱国，什么构建社会秩序，什么王道理想，只会想去做一个平凡人，做一个乡间才子，在众人的仰慕中徜徉在文学的世界里，然后每天看洛阳的日出日落。

贾谊的人生悲剧成为专制王朝中，在皇权和儒学灌输下诸多知识分子落魄、抑郁人生的缩影。

不论是怎样的治世，只要未能走出独裁专制的套路，就很难产生出真真正正有担当、讲道义的知识分子，因为那世上就根本不会有这些人自由发展的空间。

没有政治发言权，于是只谈风月。

贾谊不是政客，是才子。

第五章 调节利益分配，政治平稳过渡

强臣谢幕

伴随着灌婴、周勃的先后去世，功臣集团走下了历史的前台，汉帝国终于结束了“打天下”的状态，帝国的群臣焕然一新。“武功”有了，就该开创“文治”。文臣俨然成为了新宠，而曾经显赫一时的功臣宿将们只换来了黯淡的收场。历史永远是公平的，它不会偏袒任何人。

刘恒登基之后选拔人才、安抚功臣，施行新政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该实打实地下手整治朝纲了。汉初社会虽谈不上积重难返，但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这得让刘恒一件一件地处理。从刘恒个人的角度来看，他早年做过诸侯，似乎一上手就应该先拿自己熟悉的王国问题开刀。但现实总是万分残酷，目前摆在刘恒面前最尖锐、最迫切的矛盾，却是功臣势力对于皇权的威胁，刘恒不得不先挑这块大骨头来啃。

功臣集团里首当其冲的是绛侯周勃。

早在文帝前元元年刘恒封赏周勃等诸功臣时，郎中袁盎就曾经向他进谏，责备周勃的跋扈无礼。在大臣们的纷纷指责之下，刘恒也开始对周勃不满，对他的要求更为严苛了。后来刘恒总找机会挑周勃的刺儿，于是有了前文讲过的刘恒问周勃全国一年决狱多少、钱谷出入多少的事情，周勃答不上来，让陈平抢了风头。

说到底，刘恒就是看不惯周勃居功自傲的样子。刘恒本来一直是很敬重周勃的，但周勃没有眼色，蹬鼻子上脸，在刘恒面前全无礼数。了解下情本来是丞相本分的事情，但周勃只是凭借功勋当的丞相，刘恒本来也没打算靠他执政，所以他心里肯定清楚周勃到底有几斤几两。这原本应该是君臣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如今刘恒却偏偏要把周勃的这点破事拿出来刁难于他，就是要给周勃一个下马威，损害周勃的脸面，挫一挫这个功臣集团首领的锐气。

刘恒的做法竭力地施展了其作为一个专制帝王极为成熟的御人之术，同时周勃的命运也折射了自古权臣功高震主的悲哀下场。

文帝前元二年的十月，曲逆侯陈平在漫漫冬夜中去世了，死后谥号为“献”。说起来功臣集团之中武夫居多，谋士里只有陈平最具有政治热情，而萧何在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就去世了，张良也于吕后元年（公元前187）离世。陈平死得最晚，他一死，功臣集团就再也没有智囊了。

此时如果周勃有点政治头脑，就应该像郦商一样功成身退。然而周勃却正相反，在十一月第二次出任丞相。此时恰逢刘恒颁布诏书让列侯们各回封国，周勃就带头反对，这一下彻底激怒了刘恒，对周勃左看右看不顺眼的刘恒打算打发这老头离京了。

于是刘恒在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的十二月召来周勃，对他说：“前段时间我让列侯们各回各的封国，结果他们都不去。丞相啊，你是百官之首，我看你是不是应该带头给大家做一下表率啊。”周勃一听这话，自知大势已去，索性也不再操什么心了，对刘恒罢免自己相位的做法安之若素，丞相的宝座由颍阴侯灌婴继任，周勃自己则灰溜溜跑回了封地。

周勃晚景凄惨，在封地生活的日子里，每次河东太守季布来到绛县时他都惶恐不安。季布是个狠角色，当年在吕后面前拆穿过樊哙要大败匈奴的大话，因而周勃总怀疑这家伙是来收拾自己的，每次都跟犯了强迫症一般，身披铠甲，让家丁手执兵器，这才敢出去见季布。

周勃老了，此刻是虎落平阳被犬欺，他的权势已经大不如前，正如李开元先生在《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一书中总结的那样：“比较其（周勃）在长安权倾一世的景况，可知列侯们归国后在政治上之无力及其受到汉政府之严密监视……列侯在长安时与其就国以后，在政治上可能发挥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说到底，在刘恒眼里，周勃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周勃一天不死，刘恒就一天睡不踏实，周勃在劫难逃。所以即使周勃做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最终还是没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反而给他带来了祸患。当时就有大臣依据周勃的言行上奏刘恒说：“周勃一家子成天披甲执锐，可能要造反。”

刘恒闻后大喜。当然，保不准这位上奏的大臣本来就是他安排的。总之，刘恒抓住周勃被参谋反的机会，打算借此整治周勃，同时震慑功臣集团。于是他火速派廷尉去调查此事，廷尉又把任务派给了长安令，长安令估摸着是早就听到了风声，立马派人将周勃收入监狱审讯。周勃出身贫寒，尽管经历了大半生富贵，但富贵始终遮盖不住他那因自卑而产生的恐惧。他当然没有谋反之意，然而内心极度的恐慌使得他无言以对。

周勃的态度在长安令眼中自然是不配合了，不好好交代口供，那就要上刑，上刀山下火海，哪怕是铁一样的汉子，也不怕他不招供。审讯官的脸在周勃面前吊得比长白山都长，一副怪神色，就连狱吏也经常欺负他。周勃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饱经牢狱之苦后，终于忍不住涌出一把辛酸老泪。

无奈的周勃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那丰厚的家资，于是找人拿着钱上下打点，便有狱吏在简牍上写了“以公主为证”几个字，提醒周勃去找公主为自己作证。清人姚苎田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的这段旁边批注了一句话，煞是有趣。他说：“千古钱神有灵，猾吏执法，一一描画。”（《史记菁华录》）可见官场世俗的阴暗面从古至今从未断绝，这是中国“官本位”思想下奇特的文化现象。

刘恒的女儿嫁给了周勃的儿子周胜之，小两口平日里就住在周勃家，让刘恒的女儿出面来证明周勃的清白确实是妙计，可是史书中却看不到这一招起了多大成效。刘恒这次整治周勃并不是因为他谋反，在刘恒眼中，这不过是一个打击功臣集团核心人物的借口罢了。

关键时刻依然是钱财助力，周勃在文帝初年受封领赏时，将自己的许多财宝都送给了刘恒的舅舅薄昭。他当时的想法大约只是想在外戚和功臣两边谁都不得罪，没想到此时，薄昭却因为当年周勃的恩惠而在薄太后面前一个劲儿地说起了周勃的好话。

于是在刘恒来看望薄太后的时候，老太太扯下头巾一甩，说道：“当年绛侯周勃掌握着御玺、统领着南北军，权势熏天的时候都没造反，现在人家都回到自己的封地了，在一个小县城里，你却说人家想要造反？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这事情压根不可能。”

薄太后的施压导致刘恒的计划最终破产。刘恒当时也看到了周勃申冤的诉状，加之郎中令袁盎也向刘恒申明周勃无罪，所以刘恒犹豫再三，还是派出了持着符节的使者，到监狱中宣布周勃无罪获释，并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封邑。

周勃出狱了之后非常感谢袁盎，两人原本成天死磕，从此却化干戈为玉帛，彼此的矛盾一笔勾销，并成为了贴心的好朋友。同时，周勃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还发了一句感慨的话：“我曾经率领千军万马，却不知道当一个狱吏居然还有这样大的权势！”周勃说到底不过是一介武夫，所以当他有一天领悟到政治的阴暗之后，那种敬畏与恐惧之心会变得更加强烈。

刘恒整治周勃的过程体现了他极高的政治手腕，特别是在整治对象的选择上。他之所以挑了周勃，除了因为周勃是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更重要的是他明白周勃对汉帝国绝对的忠心。再者周勃平日飞扬跋扈，使得人们对他的印象并不好，更便于刘恒从中挑出问题。

刘恒诬周勃谋反，正是因为他知道周勃绝不会谋反也绝不会被逼反，柿子专挑软的捏，刘恒看准了周勃的外强中干。在大大打击了功臣集团势力的同时，刘恒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威信。

一千多年后，清朝的康熙皇帝也根据同样的逻辑选择了整治老臣鳌拜。鳌拜是开国元勋，侍奉四代满人君主，其忠心毋庸置疑。正因为此，年幼的康熙才敢于以鳌拜的飞扬跋扈为由诬陷他，最终将其铲除。借此，康熙不仅树立了自己的威望，集中了皇帝的权力，还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群臣。

文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十二月，灌婴去世了，死后谥号为懿侯，御史大夫张苍接任了丞相的职位。张苍是个奇人，也是功臣出身，原来在军中犯过罪，依法当斩。正巧王陵路过，发现张苍不仅身材高大，而且长得白白嫩嫩的，就把他救了。秦汉时的人们都特别喜欢帅哥，不论你是去应聘公司职员还是国家机关的干部，长得“白高帅”的都会意外收获额外加分，所以张苍后来才被王陵看上了。

张苍上位，中央的权力也就彻底跟灌婴家族没什么关系了，老灌家走了下坡路。灌婴的儿子灌阿承袭了父亲的侯位，二十八年后去世，这就是颍阴平侯。后来灌婴的孙子灌强继位，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6年）因罪而被除国。灌婴家族的侯位中断两年后，汉武帝刘彻封灌婴的孙子灌贤为临汝侯。八年后，灌贤因为行贿而被剥夺了爵位。自此灌氏一家再未兴起。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周勃也追随他的老哥们儿灌婴一同告别了人间，去世后谥号为武侯，所谓“刚强直理曰武，克定祸乱曰武”（《谥法解》）。周勃一生平定祸乱，跋扈逞强于朝廷，然而实质上，他并没有给汉帝国带来什么巨大的不利影响。他虽然看起来行为不逊，但和陈平等人的阴谋算计相比却正直许多。

周勃死后葬于今陕西咸阳杨家湾村，其墓为刘邦长陵的陪葬墓之一。他的儿子周胜之继承了绛侯的爵位。

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由于周胜之与刘恒的女儿夫妻不和，再加上周胜之杀了人，老丈人一怒之下把女婿的绛国除了国。一年后，刘恒从周勃的儿子中挑选了一位贤明之人，即当时任河内郡郡守的周亚夫，封为条侯，延续周勃一脉。

周勃和灌婴两位汉初权臣的去世，标志着汉初开国以来形成的功臣集团基本在历史的舞台上谢幕了。他们的历史影响力从此衰弱，后来在政治斗争的消磨中最终离散，汉帝国自此才摆脱了刘邦时期执政风格对朝廷政局的影响。刘恒从此放开手脚，开始着手实施新政。

新时代的风潮已经扑面而来。

重农与纳谏

刘恒的新政有两点：一点是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另一点则是广开言路积极纳谏。然而两项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文帝的统治。奖励农耕，是为了把百姓拴在田间地头；积极纳谏，则更多的是一种姿态。但不论文帝真实的想法如何，新政都给帝国带来了新气象。

文帝前元二年，成天坐在那儿琢磨着给皇帝上奏章的贾谊终于憋出了一篇奏章。这篇奏章让人还看得过去，儒生的酸腐味道不太浓重。奏章的内容比较像纵横家或者法家人物的话，讲的是只有让老百姓衣食无忧，才有可能让百姓听命于君王。所以奏章的核心建议是劝刘恒鼓励民间的农业生产。贾谊给刘恒的内容如下：

“《管子》中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老百姓吃不饱却还能好好地听君主的话，这种事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皇上呀，您要治理好国家，那就得要老百姓对您服服帖帖的。吃饱穿暖了人家才会当您的顺民，那时候才会有所谓的‘耕战之民’来供您驱使，才能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为了您的政权而流血送命。

“古人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任何东西都要按具体的时令等情况来适量生产，毫无限制就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古人谈治国总是思虑周全，重视农业，所以仓廪充实。但是反观现在的社会，不务农而经商的人太多了，还有好多人生活奢侈，这些投机倒把的商人都是社会的祸害，然而却没有人限制他们；国家法制松弛，缺少了严刑峻法，却无人挽回这种局面；全天下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而挥霍的人多。天下的财富怎能不耗尽呢？

“我大汉朝立国将近四十年了，国库中却没什么积蓄，民间老百姓手头的积蓄也少，不是财物都蒸发掉了，而是压根就没有，这种境况实在是令人哀痛。闹得现在只要有地方出现旱情，当地的百姓就惶恐不安。歉收的年份里，百姓们不得不靠卖爵位、卖儿女来换粮度日。这种事情陛下一定听到不少，我就奇了怪了，您怎么听完这些就无动于衷，一点也不感到震惊呢！

“农业收成的丰歉是自然规律，夏禹、商汤的时候都经历过，若不幸出现了方圆二三千里的大面积旱灾，国家平常又没有积蓄，这时候拿什么来救济百姓？突然爆发战争要征调几十万上百万的将士，国家拿什么来供应军需？兵祸和旱灾同时发生，国家就没有财力应付，就会天下大乱，就会有不安分的人啸聚山林，祸乱一方；就会有可怜的百姓易子而食，生活凄苦。

“老实说来，现在天底下还算不上很安定，外地的诸侯和少数民族政权随时可能趁乱入侵，到那时候悲惨的局面就难以挽回了。政府的积贮是管理天下的根本，有了钱粮什么事都能办成，只有这样才能在打仗的时候战无不胜，还可以使敌人归顺。

“如果现在引导人民积极务农，用土地禁锢住人民，并且让商人、说客也去务农，那样就会增加国家的积贮数量，使天下大定，老百姓一个个都守在田间地头，也没有什么流民成天危害公共治安了。陛下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真心在私下里为陛下的不作为而感到惋惜！”

仔细分析，贾谊的话有对有错。依照常理，增强国家的积贮本来并没有什么错误，但商业活动也不能完全废除。贾谊希望通过农业生产来禁锢、控制百姓的想法更是荒谬无耻。

贾谊是以儒家思想来发现问题、用法家思想来解决问题的。商鞅、韩非都鼓吹重农抑商，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都很实际，就是为了强壮兵力、培养“耕战之民”，从而巩固专制。贾谊也是如此，然而他的说法却增添了伪善的一面：装作体恤百姓生活的模样，实际上却是为专制和儒学在社会和思想上禁锢百姓而服务。

然而贾谊的话最终还是打动了刘恒。古代的皇帝嘛，看到能帮着自己集权的招数都两眼放光。刘恒在贾谊进谏当年的正月十五，向全国下诏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开辟藉田。我要亲自下地耕种，给全国人民做一个积极务农的表率，并将收获的粮食献给宗庙。”

九月，刘恒再次下诏：“农业是天下的根本，百姓依靠它来生存。然而有的百姓不专心务农反而去经商，这种行为真是反动，还使得天底下其他老实的老百姓生活艰难。我对此十分担忧，所以现在亲自率领群臣来耕种，希望借此来提高人们对农业的重视程度，敲打敲打那些奸商，你们自己掂量掂量。为了鼓励农耕，今年只向天下百姓征收田租的一半。”

那么如果从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刘恒的做法给汉初社会带来的影响，究竟是积极还是消极呢？

刘恒重视农业发展这本身是没错的。西汉初年，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确实很差，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统治阶层成天忙着内斗，此乃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一大特色。窝里人相互掐，底层民众穿多穿少、吃饱吃少、生老病死他们一概放到次要位置，夺权是首要的。

有鉴于此，刘恒一方面希望让民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处在一个自由宽松的范围；另一方面，他更多地其实是满怀着一种责任心，希望通过新政策的出台，为民间的安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个西汉年间工商业者所受到的打击在文景时期是最小的。汉初时候，儒家专制主义凌驾于整个社会的体制之上，一套一套讲的都是以农业为本。中原王朝嘛，农耕才能成为传统社会的基础。可是农业和工商业一个讲求“定”，一个讲求“动”，核心思想不同，相互竞争排挤也是必然的，刘恒也无法左右事态的发展。但刘恒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来维护民间经济发展的相对自由，并以高效的农业生产作为其基石，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除了重视农业生产，刘恒在执政之初还广开言路，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帝前元二年两次日食发生后颁布了一道诏书，除了阐述自己的过错之外，还表明了自己希望广开言路的立场。

第二，文帝前元二年的五月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刘恒说：“古代的明君治理天下，会在朝廷上专门设置鼓励进献忠言的旌旗，以及用来写建议的木柱。这样是为了保证朝廷的清正廉明，鼓励人们进谏。而现在，朝廷设立了妖言罪、诽谤罪，弄得大臣和百姓不能尽情陈述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皇帝不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朝廷连个意见箱都不摆，这样怎么能够招揽到天下的贤能；怎么能聚揽民心，推动政府工作的协调有序进行呢！我宣布，应当废除这些堵老百姓嘴巴的条令！”

刘恒废除诽谤、妖言令意味着解除了言论禁锢。这下子老百姓什么都敢说，什么都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妖言”“诽谤”的说法存在了，这些说法太伤老百姓那颗热忱的心了。刘恒广开言路，其实也表达了为人君的大度和自信。没有统治者不害怕老百姓随意对他胡说八道的，刘恒敢这么做，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对你们有信心哦”。

皇帝“抛媚眼”，士子能人们在民间立马就接了下来。朝廷里面一时间人才济济，意见信成天在朝廷的大堂里飞进飞出，快递公司一年中的旺季到来了。

第三，刘恒听取他人的有用意见。

单单广开言路是不够的。你光让大家伙儿“百家争鸣”，争鸣完了再把人家一网打尽，这完全是阴险的做法。刘恒则不同，他不仅“听”建议，还能够对好的建议“取”。此处就以刘恒接纳袁盎的几次进谏为例。

袁盎是楚地人，字丝，出身于强盗家庭，家世离奇。此人曾经做过吕禄的家臣，后来经过他哥哥袁哙的推荐做了郎中。

当年周勃做丞相的时候，每次上朝总是牛哄哄的样子，而刘恒则一直谦卑地对待他。每次周勃接受完刘恒觐见后转身离开，刘恒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目送秋波，心里憋火。

袁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替主子分忧是他们这些大臣从小被灌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啊！心怀君上的袁盎要点拨点拨刘恒，就问他：“陛下觉得丞相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刘恒答道：“是国家的重臣。”

袁盎说：“陛下此言差矣。周勃不过是一个有拥戴之功的大臣，他哪里算得上是国之重臣。国之重臣要能够与君王共进退，然而在诸吕作乱之时，周勃手握重兵却无所作为；吕后死后讨灭诸吕是大势所趋，周勃不过是顺势而为，只能算得上是功臣。现在丞相居功自傲，已经隐隐有不把您放在眼里的意思，您瞧他那副丑样子，显然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您一味地谦让他，有失君臣之间的礼仪，您是君他是臣，他不能在您面前趾高气扬，这不合适。”

其实今人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袁盎这是嫉妒周勃，凭什么咱俩同样是刘恒的奴才，你能在主子面前比我有尊严呢！袁盎的进谏除了为刘恒着想外，说不定也有嫉妒心在作祟。

刘恒听完袁盎的意见，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打击功臣集团是迟早的事。袁盎的建议被刘恒所接受，从此刘恒便对周勃严肃起来了。周勃不高兴，私下里埋怨袁盎，对袁盎说：“你哥袁哙和我是铁哥们儿，你小子怎么这么不长眼，在皇帝面前挤对我啊！”袁盎没有理睬，二人从此结怨。

后来有一次，刘恒从霸陵上山，想从西边的陡坡策马下山，这时候就遭到了袁盎的阻拦。袁盎一把上前挽住了马车的缰绳，结果刘恒却讥讽他说：“怎么，将军你还怕了不成？”

袁盎回答道：“我听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明的君主是绝不会轻易冒险，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绝不会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一次冒险不会有事。如今陛下放纵驾车的六匹马从高山上奔驰而下，万一马受惊将车子弄坏，陛下就是自轻自贱，又怎么对得起高祖和高后呢？”

刘恒一听有理，小命要紧，刺激不刺激以后再考虑，于是立刻就停止了这件事。

《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话说窦皇后后来因病而双目失明，于是刘恒就转而宠幸自己的美姬慎夫人和尹姬。慎夫人一看自己得宠，尾巴就翘起来了，做事讲究排场，一门心思想要取代正宫皇后，因而常常在宫中宴会时和窦氏坐到同一张席子上。

然而等到窦猗房和尹夫人来到袁盎府上的时候，袁盎就故意将慎夫人的席位排到窦猗房的后面。慎夫人大怒，觉得委屈，平常被刘恒娇宠惯了，她才不肯就座呢。刘恒看见爱妾受欺负，心里暗骂袁盎不长眼，也怫然而去。袁盎一看刘恒怒了，预期效果达到，于是借着跑去给皇帝认错的机会顺便向刘恒进谏说：“我听说‘尊卑有序，则上下和’，陛下您早都立了皇后，慎夫人不过是偏室罢了，偏室和正房怎么能坐在一起呢！陛下您要是真心对慎夫人爱得不行，就多多地给她赏赐。而您现在这样，只会给慎夫人带来祸患。您难道忘了吕后当年把定陶戚姬做成‘人彘’的悲剧了吗！”刘恒这才幡然醒悟，转怒为喜，赏赐了袁盎五十金，并用袁盎的道理劝解了慎夫人。

此外，袁盎还就刘恒宠幸宦官赵谈的问题进谏过。赵谈自觉深得刘恒宠幸，总是排挤袁盎。袁盎的侄子袁种就给他叔叔支招说：“叔啊，你那么有才，找机会在朝廷上羞辱他一下，这样日后他再跟皇帝说您的坏话，皇帝就听不进去了。”

一次刘恒外出，赵谈坐在刘恒的车上陪同，袁盎就跪在车前对刘恒说：“按照国家的规矩，只有有识之士才能获得陪同天子乘车的资格。咱国家即使再没能人了，陛下您也犯不着让一个宦官陪您坐车啊。”

刘恒听后一笑，估摸着心里想的是这袁盎心眼也忒小了，总之最后还是让赵谈下了车。赵谈流着眼泪默默地走了，从此再也没能和刘恒约过会。

刘恒之所以多次容忍袁盎的冒犯，除了自身大度的胸怀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向天下人展现出他积极纳谏的良好形象。任何史书上记载的事例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冰山一角，然而它们一定是帝王在某一方面做出的最具代表性的事。特别是《资治通鉴》中选编的内容，非常具有代表性，都是帝王做出的最有影响力的举措，以此来表现帝王在某一方面的态度与想法。刘恒的这些举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都有记载，可见此乃影响力极大的“作秀”。

在这里“作秀”可不是贬义词。刘恒坚持“作秀”了一辈子，这种“作秀”很痛苦，一点也不能随心所欲，由着自己的喜怒。刘恒有理由拒绝这种“作秀”带来的不快乐，可是他默默隐忍了一辈子，纳谏纳了一辈子。

综上所述，刘恒鼓励生产、广开言路、积极纳谏，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清洗掉刘邦时期，政府在百姓心中遗留下来的坏形象。老百姓吃饱穿暖才会意识到政府的仁慈，知识分子能够自由发表言论才能表现出政府的宽容。

刘恒的“汉朝梦”说到底，就是要消除人民的负担和恐慌，为政府树立新的形象，将政府的运转状态从“打天下”变成“守天下”，通过“守内虚外”来增强综合国力。

刘恒很清楚地认识到，一切外部问题的发生都与内部问题有关。同时，刘恒做事并不是否定一个再树立一个，而是选择在实行新事物的同时对危害不大的旧事物进行保留。他鼓励生产，却并不严厉打击工商业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瞻远瞩。一时阻碍发展的事物不一定会永远阻碍发展，刘恒深谙此理。

废除苛法施德政

文帝朝废除严刑苛法以及肉刑意义非凡。一方面为刘恒营造了亲民形象，切实减缓了百姓的压力和负担；另一方面，刘恒废除暴刑其实是对汉初“汉承秦制”局面的否定，彻底将秦朝律令对汉朝律令的影响剔除出去。新时代，新律令，新规则，新开始。

刘恒登基之后一直致力于摆脱刘邦时期对民间施行的一系列高压政策，以求社会安定。专制时代嘛，统治是第一位的，所以稳定压倒一切。除了前文讲过的，前元二年除了颁布了废除诽谤、妖言令之外，在元年的时候也有过废止苛法的政策。刘恒在当年的十二月给群臣下诏说：“法律是政府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基准，它应当被用来阻挡暴力事件的发生，同时引导人们积极向善。然而现在的法律却不是这样，一个人犯法后，还要连累他无罪的妻子、父母、儿女和兄弟姊妹，许多人还会被收为奴隶。这样的法律是不人道、不够人性化的，我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样的做法都该被废除。大家伙儿商量商量，看看我的主意如何？”

这时候大臣们就出来反驳道：“老百姓嘛，都极其不自觉不自律，他们根本就没有守法意识，管不好自己。这也是朝廷先前要用严格的法律来约束他们的原因。实施连坐制度以及收为奴隶的做法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在心理上恐惧，使得他们不敢轻易犯法。这种做法实施很久了，我们最好还是墨守成规吧。”

刘恒不依不饶，心里想着：“你们自己杀人杀快活了，黑锅都让我一个人背，想得倒美！”于是继续假模假式地按捺着心中的怒火，说道：“我听说只有法律公正了百姓才会变得忠厚，惩罚得当了百姓才会顺服。大家伙儿想想，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不就是用来引导百姓从善的吗！现在的政府不仅不能教化好百姓，甚至连用公正的法律约束、惩治百姓都做不到。毫无疑问，民间有问题，那都是政府内部出了害虫，肯定是有官吏带头为暴。这样一来，还如何用法律来禁止残暴的事物呢？我看不出来这种法律有什么好的，你们最好想清楚点。”

面对刘恒坚决的态度，官员们也无可奈何，谁叫人家是领导呢。于是便忍着失落的情绪，应和领导的发言，他们说道：“皇上对百姓们施加恩惠，实在是功德无量，我们这些人哪儿比得上皇上您啊！我们道德水平都不如您。得，我们谨奉皇帝您的诏书就是了，坚决废除一人有罪全家受牵连的法律。”

这便是文帝初年废除“收帑诸相坐律令”的经过了。刘恒废止“收帑诸相坐律令”意义非凡，因为这个一人犯法全家连坐的律令本身是从秦朝延续下来的，废止它实际上也是对“汉承秦制”的一种颠覆。

当然，古时候的政府也是说一套做一套，这种法令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废止。刘恒在他执政的第十七年处理新垣平的时候，就对他实行了“三族之诛”。清代学者王鸣盛也说：“车裂、腰斩、具五刑、夷三族，皆秦之酷法，汉初沿袭行之，韩信、英布皆受此。文帝元年冬十二月，尽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然景帝于晁错、武帝于郭解、主父偃、公孙贺、李陵、李广利、公孙敖、任安、田仁、刘屈氂，犹皆腰斩夷族，《文帝纪》云云，徒虚语耳。”但刘恒这一做法确实是得民心、顺民意，这就叫作秀作得有水准。再说了，扳指头数数，文景两朝被施加酷刑的也只有新垣平、晁错两例，此二人之死个中缘由极其复杂，杀得也不算太冤。剩下的罪行都是暴君汉武帝干的，文帝景帝还算清白。

上文引用的王鸣盛的话，有一句是“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这便又要说到刘恒执政时期，在废止苛法方面的第三件事情了。这件事和一个叫淳于缇萦的小女孩有关。

话说齐国主管国家粮库的官员（太仓令）名叫淳于意，今山东临淄人，人称太仓公或仓公。此人打小喜欢医术，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跟随同郡的阳庆学习医术，阳庆的爵位是公乘，因而史称“公乘阳庆”。阳庆此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老人家没有儿子，念及毕生所学无人可传，就让淳于意抛弃过去学来的医术，把自己的秘方都传给了他，还给了他黄帝、扁鹊的脉书，教会他根据病人的脸色来治病的方法，让他学会判断病人能不能治活、能不能治愈，教他判定疑难杂症，并传授给他药论，十分精微。

淳于意学了三年，出师之后云游四方，时常给人看病。但总有些看起来就活不了几天的病人也来求医，淳于意不肯为他们治病，担心到时候人没治好，反而遭到病人家属的怨恨。淳于意也因此与许多人结怨。

文帝前元四年的五月，有好事之徒向朝廷检举淳于意不好好给人治病，依法应当乘坐驿车被押往长安。淳于意和他老师一样，没有儿子，倒是有五个女儿，他临走时愤懑不平，说道：“生孩子到底还是要生男孩，生女孩就是他妈的没用，有了急事一点也指望不上。”

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到父亲的话十分伤心，于是就跟着父亲一同前往长安。小缇萦上书刘恒说道：“我的父亲在齐国做太仓令，老百姓都称赞他公正廉明，但如今犯法应当受刑。我为此感到十分伤心，人一旦被杀就不能再复活，肢体一旦被斩断就不能再接上，那时他们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我请求被收入官府做奴隶，以此代替我的父亲受罚，使他能有机会改过自新。”

小缇萦的书信呈到刘恒那里，刘恒对她十分怜悯，心想，这孩子好啊，善良、单纯、孝顺……我不利用利用她推动我在民间为自己搞的“造星运动”，都对不起人家的小女孩一片痴心啊。

于是毅然下诏：“我听说在虞舜的时代，对待罪犯只是在他们身上划出标记，或者让他们的衣帽颜色和别人有所区分，让他们感到耻辱，就足够让天下人引以为戒了。当时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如今尽管对犯罪之人有在脸上刺字、削鼻子、断小腿这三种酷刑，可犯罪的行为依然没有消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德行浅薄且教化不力吗？我对此深感惭愧。都是由于我施政无方才导致无知的百姓陷入罗网。《诗经》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现在人们一犯错误，政府不首先想着如何教化，却忙着考虑怎样施加刑罚，这让想改过自新的人也无路可走。我很同情这些人，刑罚使人肢体断裂、肌肤毁坏，这都是终生不能复原的伤害，这多么的残酷不仁啊，一点没有为民父母的样子！我打算立刻废除肉刑。”

由此看来，古时候政府的执法人员时常会将以教化为目的的惩治，当作以处罚为目的的惩治，于是就有了“钓鱼执法”等等现象。这样很不好，如果只是单纯地让老百姓畏惧惩罚，那老百姓只会担心“别看现在闹得欢，一会儿就被开罚单”，可是守法意识还是建立不起来。

一切法律归根结底是用来保障人的权利和利益的。教化本身也是一种维护，而过于苛刻的处罚却是在危害人民的利益。

此后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表示，要深刻贯彻人民导师刘恒的最高指示。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处理方案，上奏要求：“原来判处髡刑（剃发）的罪行，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舂（男犯筑城，女犯舂米）。原来判处黥髡刑的罪行，改为罚钳（在脖子上箍铁环）为城旦或城旦舂；原来判处刮去鼻子的罪行，改为罚用鞭子抽打三百下；原来判处斩左脚的罪行，改为罚用鞭子打五百下；原来判处斩右脚，以及杀人后去官府自首投案的罪犯，因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名已被处置，但后来又犯了罪应判处鞭刑的官吏，全改为公开斩首。罪犯已经被判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就可以获释，重新放回家当百姓去。”

刘恒同意了张苍、冯敬的方案，同时废除肉刑，都改为笞刑（鞭刑）。

历史上对刘恒的这一决策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废除肉刑是德政，生命是第一位的，挨打就挨打，那也总比死强；而也有人认为笞刑是一种更为残忍的刑罚，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肉体和精神双重痛苦却死不了，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很不人道，还不如给他们一刀来个痛快的。

刘恒选择笞刑可能是因为肉刑的疼痛感没有笞刑持久，而被施以肉刑所带来的负担和耻辱感却终生难以磨灭。被施加肉刑，要么去死，要么残疾，一家人不仅失去了一个劳力，反倒多出了一个负担。从这一点上来说，刘恒的选择是正确的。

司马光评价这一时期刘恒的执政，他说：“文帝谦虚自守，手底下大臣好多都是刘邦开国时期留下来的功臣，武夫出身的人多。这些大臣为人都十分质朴，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关注得比较少。不过，君臣都以秦朝的灭亡为镜鉴，讨论事情都本着宽厚的原则，不屑于讨论别人的过失。

“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百姓之间相互检举、诬陷的事情变少了。官员们尽职尽责，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积贮每年都有增加，人口也越来越多。风俗变得讲诚信、讲厚道，法律的惩处变得宽松，犯罪的人往往从轻发落。所以，刑罚的数量大大减少，全国大大小小的案件一年只审查了四百起，很有上古停止动用刑法的景象。”

司马光给予了刘恒很高的评价。他试图通过宣讲刘恒“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方针的成功来劝谏宋神宗，让宋神宗不要大兴改革、劳民伤财。这也说明刘恒治下百姓生活好乃是名副其实。刘恒对老百姓限制得少，老百姓就能够进行自我调整，社会就能够从混乱走向稳定。可以说，刘恒相对宽松的执政有力地反击了法家学说，暴秦时代的严刑苛法看起来终将一去不返。

然而，内政处理好了，外部边患却又出现，刘恒生来就是操劳的命，好久不见的匈奴人再一次敲起了汉帝国的大门。

烽火四起战事急

汉帝国的危机不单单来源于内部，远在帝国的北部疆域，匈奴人虎视眈眈。面对匈奴入侵，刘恒果断亲征，匈奴右贤王逃走。正当刘恒沉浸于抗击外敌成功的喜悦之中，并重回代地巡游的时候，按捺已久的济北王刘兴居发动叛乱。刘恒火速平叛，赦免了刘兴居外的所有人，刘兴居羞愧自杀，刘恒再次收揽人心。

刘恒登基之后朝廷里就事情不断。又是出台政策又是解决矛盾，整个中央政府的领导班子都为朝廷内部的调整忙得不亦乐乎。大家伙儿一时间都忘了，在汉朝的疆土之外，特别是在汉朝的北边，还有一群虎视眈眈的匈奴人。这群本来还挺能闹腾的匈奴人已经很久没整出什么大动作了。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很显然，匈奴人在酝酿着新的战争。

此时坐在单于位子上的，依旧是带领着匈奴民族走向强盛的冒顿。如此雄才大略的一代枭雄是不可能被汉朝随便派遣一二女子、赠送些许金银财宝所打发的。

女色和金钱对这种有志向的人而言，本来都只是一时的玩物。除非这些东西能够源源不断地以旧换新，或者有某种情感在其间维系，不然他们还是会一直惦记着自己的那份事业。

温柔乡本就笼不住非常之人，特别是那些怀抱政治理想的领袖式人物。不论他们渴望统治天下的想法对苍生而言是如何的残忍，在他们那里理想都是第一，现实才是第二。他们很少有爱情，在女色中发泄的只是片刻的情欲，在金钱中贪图的只是一时的快感。一个清醒的人、一个肩负着重大使命的人、一个生活压力巨大的人，绝对不会被短暂的快感和虚无的情欲所羁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君王都没什么爱情。很多人羡慕古代皇帝后宫佳丽无数，其实那也是任务，要确保皇室后继有人。另外皇帝操劳一天，到了晚上那纯粹就是发泄，反正老婆都不是他挑的，那些女子不是世家大族的千金就是出身外戚，一般平民的姑娘在后宫里很没地位，君主和这些美嫔之间很少有什么感情。

因而古代皇帝但凡有点儿什么缠绵故事都被民间百姓抓住，尽情地演绎成爱情传奇。由此也能看出皇帝情感生活的匮乏。

所以汉朝跟匈奴和亲的路子绝对是着臭棋。不论汉匈议和的对错如何，和亲是换不来和平的，你当汉家公主多有价值似的！

于是在文帝前元三年的五月，匈奴大军攻入了汉朝的北地郡（治马领，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占据了黄河以南的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刘恒大梦初醒，这才反应过来匈奴那边还没顾得上管呢。忙得焦头烂额的刘恒决定放下手头工作，亲自北上出征。刘恒亲征的兴致很高，他带领大军北上，停驻在甘泉宫，与匈奴兵锋相对。

六月份，刘恒下诏说：“汉朝和匈奴曾经约定互为兄弟之国，为了不让匈奴侵犯汉朝的边境，汉朝给了匈奴很多财物。现在匈奴的右贤王又离开本国率军进驻北地郡，完全破坏了两国先前和平友好的关系，严重侵犯了我大汉的国家主权。

“匈奴入侵汉朝的边境，捕杀汉朝的士兵，驱赶已经归顺并住在汉朝境内的少数民族，不让他们居住在原本生活的地方。匈奴人欺凌边境上的汉朝官吏，抢夺边境人民的财物，还蛮不讲理。我现在派遣北部地区的骑兵八万五千人进驻高奴县（在今延安东北），派遣丞相颍阴侯灌婴率军迎击匈奴。”

八万五千名骑兵声势浩大，灌婴原本就善于统领骑兵，但见汉家旌旗摇曳在苍凉的西北地区，尘土飞扬，黄沙漫天，又是一场恶战。

从古至今汉族人和游牧民族作战都没有优势，即使打了胜仗，往往也都是以巨大的人力、物力换来的。游牧民族的军队机动性很强，蹿来蹿去，军阵变化很快，一般的步军根本应付不来。

汉朝派遣骑兵，固然是明智之举，但中原多是平地，单个骑兵的战斗力可能还比不上匈奴兵。但好就好在大汉不缺人，“人海战术”这种残忍、落后的战术，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常常异常有效。反正死的不是皇帝，刘恒才不会在乎士兵的消耗呢。

匈奴的右贤王一看汉朝人多势众，而且汉朝的士兵都抱着俗语说的“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态在作战，便一下子无心恋战，带着沿途的收获打道回国去了。

刘恒刚刚登基，第一次处理匈奴战事，难免恐慌。事后，刘恒从京城卫戍长官中抽调了大量的特种兵（材官）交由卫将军管辖，借之增强自身的护卫力量。

六月二十七日，玩得还不够尽兴的刘恒在经过甘泉宫、高奴县之后，转道去了太原国。这地方就是原来刘恒当代王时下辖的太原郡。志得意满的刘恒重新踏上这片他熟悉的土地，颇有“衣锦还乡”之感。他在当地接见了之前代王府上的官吏，并赐给了他们许多财物，同时，他向原来的代国子民发放了酒和牛肉，免除了晋阳和中都这两个城市百姓三年的赋税。刘恒好不容易得到机会炫耀自己的成功，便一连在太原国停留了十多天，方才不舍地离开。

自古以来，帝王衣锦还乡都是十分喜庆热闹的场面，刘恒重游故地，这之中除了饱含着炫耀的意味之外，还有要向天下的百姓表现出他亲民的一面之意。刘恒极力地在代地百姓面前展现自己的成功，进而让代地的百姓得到一种心理优越感、自豪感。中国人就是有这样一种特点：一个村子里走出来一个名人，全村的人都觉得有面子，哪怕那位名人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刘恒此举意在安稳民心。民心所向就是一种肯定，它昭示着帝王的成功。

就当刘恒在自己的“第二故乡”太原国大肆炫耀之时，早已憋了一肚子不满的济北王刘兴居趁着刘恒外出的空当起兵造反了，企图攻入荥阳。

刘兴居造反主要是怪刘恒登基之后没有兑现诺言封他为梁王、封刘章为赵王。刘恒确实是没有兑现诺言，但那是有苦衷的。

一来，刘恒要以大局为重。说实在的，刘兴居、刘章在扶植刘恒登基过程中的功劳压根比不上陈平、周勃。你要是给刘兴居、刘章都封了梁国、赵国那么大的诸侯国，那其他功劳比他俩大的人还不得在刘恒面前闹翻天了。

二来，刘恒要整治诸侯王势力，刚好可以从某个诸侯国里分出一块地方封给他俩，这又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将强大的诸侯国越分越小。而如果兑现诺言，关东诸侯王的实力将更加强大。

所以刘恒当初不兑现诺言的做法没错，更何况那个诺言原本还是功臣集团允诺的，与刘恒无关。

令刘兴居感到遗憾的是，城阳景王刘章已经在刘兴居起兵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去世了，好朋友不在了，只剩下刘兴居一个人孤身作战。闻知刘兴居叛乱后，刘恒立刻让丞相灌婴停止对匈奴的追击，同时派遣棘蒲侯柴武统领十万人马去迎战刘兴居的叛军，又派遣开国功臣祁侯缯贺为将军，驻守荥阳，防备刘兴居军继续西进。

史书记载刘兴居出兵之前，“……大风东来，直吹其旌旗上天入云，而坠城西井中，马皆悲鸣不进，左右李廓等谏，不听……”（葛洪《西京杂记》）忽然刮来大风一阵，旌旗都被卷到天上，掉进了井中，战马一个个都嘶鸣着，其中包含着悲伤的情绪。周围人都看出这是不祥之兆，劝谏刘兴居不要起兵，可刘兴居已经被自己的贪欲和愤怒冲昏了头脑，起兵作乱。

七月十八日，刘恒从太原国回到了都城长安，紧接着就发了一道诏书：“济北王刘兴居道德败坏，居然敢起兵造反，而且裹挟了济北国大量的官吏和民众。我宣布，济北国所有的官吏、百姓和士兵，在朝廷的大军到来之前，凡是能够自觉从刘兴居麾下脱离，或是能率领军队或城池投降的人，一律赦免他们的罪过，保留他们原来的官职和爵位。过去和刘兴居有过交往但却没有参加这次叛乱的人，也一律赦免。”

同年八月，刘兴居战败被俘，刘恒又下令赦免了跟随刘兴居造反的官吏和百姓，只追究了刘兴居一人的责任。根据《西京杂记》所说，悲愤交加的刘兴居最终自杀而死。

仔细分析刘恒在前元三年七月十八日下发的诏书，以及他对参加刘兴居叛乱之人的处理，刘恒的做法很是宽容。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宽容是在作秀，但这种作秀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刘恒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诸侯王问题上，要“以柔克刚”。他没有大肆肃反是为了不激起新一轮的叛乱。

纵观文帝一朝处理王国问题的手段，在此之后从来都是以安抚为主，而不再像从前刘邦和惠吕时代那样，有意地去强行打击和削弱地方王国的势力。仔细想想，这除了能显得刘恒宽容大度外，还能让老百姓看到皇上自信的一面，自然也就不再听信诸侯王国的反动分裂宣传了。刘恒通过这种树立德行的手段，在潜移默化中削弱了关东诸侯王的实力。

自刘恒登基以来，整个诸侯王集团和功臣集团已经先后失去了七位诸侯王和列侯。

前元元年的时候，楚王刘交去世，死后谥号为“元”；同年，齐王刘襄去世，死后谥号为“哀”。

前元二年十月，曲逆侯陈平去世，死后谥号为“献”；同年，原来的琅琊王，后来改封为燕王的刘泽去世，死后谥号为“敬”。

前元三年的四月，城阳王刘章去世，死后谥号为“景”；同年，济北王刘兴居去世，史书未载其谥号。

再下来就是颍阴侯灌婴于前元四年十二月去世，死后谥号为“懿”。

截止文帝前元四年，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去世了。周勃虽然还没死，但也赋闲在家。这两大集团的核心人物一散，刘恒的心头大患就已经被削除，天下大势全都被刘恒掌控了。

然而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至少还有一个人，他还是刘恒的对手。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就应该记得，当年有资格和刘恒一同争取皇位的，除了他的叔叔楚王刘交、齐王刘肥的儿子刘襄以外，还有刘恒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此人一直蛰伏，野心很大。对刘恒而言，难保此人不是一块绊脚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刘恒早就算计上了自己的弟弟，然而机会却是刘长自己送上门来的。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平日骄横跋扈的淮南王刘长也步了刘兴居的后尘，被控告谋反。这之中缘由繁多，然而事件发生的引子，却是与吕后当年的男宠——辟阳侯审食其有关。

第六章 扫除新政障碍，淮南大案的来龙去脉

赵王张敖谋反案

说到淮南厉王刘长，就不得不提到他的母亲赵氏的悲惨命运；谈及赵氏，就不得不提及刘邦时期的“赵王张敖谋反案”。张敖阴差阳错地让自己的美人怀上了老丈人刘邦的孩子，而张敖的相国贯高也因为一时冲动而让张敖一家惨遭牢狱之灾。帝王家事最难断。

故事的源头还要从刘邦一次遇险说起。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只做了一年赵王的张耳病逝。在井陉之战中，张耳杀死了当年的生死之交陈馀，换来了现在的赵王之位。张耳死后，其子张敖继位。张敖的妻子是刘邦和吕后所生的鲁元公主，张家美丽的女儿张嫣就是日后汉惠帝的皇后。刘盈娶张嫣属于舅舅娶外甥女，这在古人眼中反而是亲上加亲，人们早已司空见惯。

也就是说，张敖既是刘邦的女婿，又是刘邦的亲家，还是刘邦的臣子。

似乎第一和第三种身份在张敖身上更为明确，“亲家”的标签张敖也不太好意思在刘邦面前显摆。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了七天的刘邦从平城突围，返回长安的途中经过赵国。张敖一看老岳丈狼狈地窜回来，赶忙鞍前马后地侍奉刘邦，极尽翁婿之礼。刘邦这个大老粗对此却很不以为然，总是蛮横地对待张敖，对着女婿大骂，心里想着张敖是他女婿，占了他闺女的便宜还不得任打任骂？加上刘邦被匈奴打得窝了一肚子火气，刚好发泄发泄，再者刘邦出身草根，流氓习性是他的一贯作风，张敖等人对他无可奈何。

事情的转机与刘邦险些遇刺有关。刺客是赵国的国相贯高、赵午等人，这些人自作多情，看不惯张敖在老丈人面前低三下四，加之这些人都是张耳的老部下，就打算替少主教训教训刘邦。

一开始的时候，贯高联合几十位大臣去找张敖，这几个六十多岁的老爷子义愤填膺地说道：“少主您真是个软蛋啊！当年天下豪杰一同起兵反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有本事谁当皇帝。现如今您对刘邦那么恭敬，可刘邦却对您如此无礼，这也太欺负人了！请让我们帮助您教训教训他，干脆把他杀死得了。”

这种言论的出现并非偶然，贯高、赵午等人是张耳的老部下，而刘邦年轻时也曾经在大游侠张耳手下做过小跟班，所以贯高这帮人对刘邦是很看不上的，觉得大家伙儿都是张家的门人，都一个档次，凭什么你当了皇帝就对老主人的儿子喝三道四啊！

张敖并非胆小，而是心里对刘邦和自己的关系十分清楚，于是听完这些话急得咬破手指，劝解道：“瞧瞧你们说的这都是什么话！当年我父王亡国，都是仗着刘邦的帮助才能东山再起，没有刘邦就没有我们这群人的今天。咱们要学会知恩图报，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贯高、赵午等人不服，依旧在私底下密谋道：“这件事是我们不对，我们不应该去找少主，少主心胸宽广，是君子，他从不做忘恩负义的事情，我们不该让他为难。只是我们大家伙儿不愿意被侮辱，因为皇上侮辱了我们的少主，所以是我们自己要杀死皇上的，和少主无关，不能玷污了他的名声。咱哥儿几个就商量好，刺杀刘邦这事儿咱们自己干，事情成功了就归功于少主；事情失败了就把责任全部揽到我们自己身上。”

汉高祖八年的时候（公元前199年），刘邦从东垣（今河北石家庄东北）征讨完韩王信的残部，在班师回朝的途中再一次路过女婿张敖的赵国。张敖惹不起岳父大人，看见岳父大人成天吵嚷着孤独、寂寞、少人安慰，于是忍痛割爱，把自己宫中的好几位美人送来给刘邦侍寝。刘邦玩得高兴，其中有一个美人赵氏在当夜获宠受孕，这下赵氏身上就有了皇帝的骨肉。张敖不敢怠慢，赶紧给自己这位怀了老丈人孩子的老婆修了一座别墅，让她搬到宫外独居了。心想估计过不了多久老婆就该变前妻了，赵氏若是成了刘邦的如夫人，那可是怠慢不得。

刘邦的到来也为贯高和赵午等人的行刺带来了机会。他们相约在柏人县（今河北隆尧西）安排了人手，打算对返程途中的刘邦行刺。他们在柏人县驿馆的夹壁中埋伏了刺客，打算伺机下手。结果刘邦刚要在这里留宿，便有所察觉，就问这里是什么地方，一听说叫“柏人县”，忽然脑中想到：“柏人，这不就是逼迫人的意思嘛，算了。”于是没住就走了。贯高等人白忙活了一场。

清人姚苎田是不信这个故事的，他认为，刘邦说“柏人者，迫于人也”这个情节“粗糙杜撰，可哂亦可爱，小处传神，三毫欲活也”。也就是说这故事编得很离谱、很低级。

然而实质上，刘邦虽说是个大老粗出身，但他好歹在秦朝当过亭长。可别小看这个微不足道的派出所所长，秦朝选拔官吏的要求很严，好歹也是要能够识字、判公文的，所以刘邦当了皇帝后可能还喜欢显摆自己有一些“附庸风雅”的爱好，他总不能表现自己太没文化吧。刘邦成天在儒生面前骂娘，他要是一点文化也没有，那背地里别人还不得笑话他。

所以刘邦说“柏人者，迫于人也”这种话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估摸着是刘邦肚子里没墨水，又想瞎摆架势，故而有意这么曲解。更重要的是，从刘邦登基后写出的《鸿鹄歌》《大风歌》两份作品也能看出，这家伙当了皇帝之后肯定恶补文化课了。既然上了补习班，那总得显示出些成效，随口编造一个字的意思大约不成问题。

贯高、赵午等人刺杀刘邦这件事尽管最终没有成功，然而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他们在一年后还是被人告发了，张敖因此遭受牵连，他那一家子老幼妇孺也尽数被捕。这些人之中就有那位被刘邦幸御过且有了身孕的美人赵氏。

张敖最终获释，还全是仰仗侠肝义胆的贯高相助。本来当年一同谋划刺杀刘邦的那伙人听说东窗事发都打算自杀谢罪，只有贯高站出来拦住他们说：“你们忘了当初是谁让咱们干的这些事情？还不是咱们自己！少主根本不知道，现在却被我们连累，也被捕了。如果你们都死了，谁来替赵王辩解，来维护他的清白？”

于是，贯高就跟着张敖一同坐囚车前往长安。刘邦原本是下令不让赵国的大臣和张敖的宾客一同进长安的，于是宾客孟舒等十多个人自发地剃发、用铁圈套住脖子，装扮成“钳城旦”的样子，谎称是张敖的家奴而一同进京。

贯高在朝廷上义正言辞地进行了一番申辩，他说：“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们几个臣子谋划的，赵王并不知情。”旁边的狱吏一看贯高不好好配合组织，还造假作伪证，于是就恶恨恨地抽了他几千鞭，并用锥子刺他，让他说实话。

贯高在一番严刑拷打下体无完肤，却从始至终都不承认张敖参与了谋反。

吕后心疼自己的女儿，鲁元公主年纪不大，她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早早守活寡，于是就找到刘邦说张敖的好话。刘邦回答得很干脆，他说：“你们这些女人啊，头发长见识短，也不想想，要是最终张敖那小子得了天下，像你女儿那种货色还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什么样的女人他要不来！”

刘邦好像不经意间批评了他自己的花心，按说刘邦本来是个美须髯的帅哥，吕雉姿色也不差，鲁元公主基因遗传应该不错，怎么的也不会太丑，但是放诸天下，可就不见得有多美了。刘邦说张敖当了皇帝会花心，会看不上自己女儿的姿色，反求诸己，他刘邦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还不是吕雉一不在就另结新欢。

吕后听完老公一席话，心想论起婚外情发生的概率，自己确实没刘邦了解得多，当年吕后一人在老家，刘邦不知在外面找了多少女人。念及于此，吕后默然无语。

等到廷尉将案件的审理进展汇报给刘邦之后，刘邦也被贯高的忠诚所打动，称赞道：“这真是个勇士啊！”同时让廷尉找一个贯高的老朋友私底下去套贯高的话，中大夫泄公自告奋勇前往，说：“贯高就是我老乡，我早就知道这个人，他是赵国的一个重情重义、信守承诺的好汉。”于是刘邦就派泄公拿着符节到贯高躺着的竹床前去探望他。

贯高看见泄公来了，就和他打招呼，泄公问贯高他们谋反的事情到底是不是张敖主使的，同时又大讲了一套什么“老贯，你别替张敖死扛，你还有一家老小呢”这样的话，劝贯高栽赃张敖。贯高听罢，坚定地回答说：“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妻子儿女，我的一家人现在都因为我的供词而将要被处死，我怎么舍得让这么多亲人为赵王抵命呢！可问题是赵王确实没有反心，真的就是我们几个人干的。”

泄公回来将情况一五一十地汇报给刘邦，同时还将贯高、赵午等人要刺杀刘邦的缘由转述给了刘邦。刘邦一听，心里觉得看来女婿对自己还是忠诚的，于是这才放心，放了赵王。

张敖出狱后被降为宣平侯，而贯高也因为自己的侠义气节而获释。然而当贯高从泄公口中得知张敖和自己都获释之后，却毅然自尽。他在死前对泄公说：“我先前之所以被打得体无完肤都不自杀，就是为了给赵王张敖洗刷冤屈。现在赵王已经出狱，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臣子弑君本来就是很重的罪过，我已经没有脸面再去侍奉别人了。皇上不杀我，我自己却做不到问心无愧。”

于是贯高自杀身亡。一时间，他的侠义之名传遍天下。而原先跟他一起进长安的那些宾客也都受到了刘邦的封赏。

然而与淮南王刘长有关的故事却刚刚开始。当历史的镜头聚焦于贯高、张敖等人在这场动乱中的演出之时，那个被刘邦幸御过的美人赵氏却悄悄开启了未来历史的篇章。

审侯无情，红颜命殒

在刘长眼中，他母亲赵美人的命就是被审食其断送的。仇恨蒙蔽了他的双眼，而吕后的呵护也使得他变得更为放纵。刘邦、吕后相继去世后，刘长才真正失去了保护伞，可惜他却浑然不知，反而莽撞地杀死了“仇人”审食其。他的狂妄更加坚定了刘恒的杀心。

张敖被收监的时候，赵美人也一同被关进了监狱。

当时赵氏就跟关押她的小吏说：“我曾经被皇上临幸过，我身上正怀着皇上的孩子。”然而小吏的带话并没能改变赵氏的命运，五十九岁的刘邦本应为老来得子而兴奋，但他此时正在气头上，毕竟刘邦这辈子就遇到这么一次刺杀，主使者还有可能是自己十分信任并喜爱的女婿。为什么说刘邦十分信任并喜爱张敖呢？就凭刘邦敢于在张敖那里胡吃海喝、胡搅蛮缠，把自己的陋习毫无顾虑地暴露出来，那是真心把张敖当作亲近之人了。所以面对张敖可能参与行刺自己这件事，刘邦从根本上失去了理智，愤怒无比，最终没有理会赵姬和她腹中的孩子。

赵氏无奈，只得找到自己的兄弟赵兼帮忙。当时赵兼就找到了辟阳侯审食其这里，想利用他来走吕后的门路。辟阳侯审食其也确实找吕后说明了此事，但是他和赵兼两个人都忽视了吕后强烈的嫉妒心。

吕后半生坎坷，尤其还被残暴的项羽关押过。项羽的军营里成天都上演着酷刑，吕后作为一个女人，每天看着别人被剥皮、下油锅，心理早已因受到太多刺激而畸形。她在刘邦的晚年又遭情敌——定陶戚姬横刀夺爱，此刻她的嫉妒心泛滥，根本不可能为了一个被她老公在外面搞大了肚子的女人去向刘邦说情。吕后最后还是去了，但那是由于鲁元公主的缘故，而且她还游说失败，这个前文讲过。

大约是赵兼给的钱不多，加上辟阳侯审食其政治嗅觉很灵敏，他看见刘邦在气头上不大好惹，于是也就没有积极地去替赵美人一家活动。毕竟赵美人不是主犯，审食其要是真想救人，想来应该还是可以的。

审食其的不作为最终害了赵氏的性命。赵氏在生下自己的儿子后就悲愤地自杀了，红颜薄命，玉殒香消。她的儿子在她临死前呱呱坠地，这就是后来的淮南王刘长。刘长自打出生起，心中就没有一刻不在怨恨着辟阳侯审食其。仇恨，是世间最为锋利的武器之一，可怜的审食其并不知道，怀揣仇恨的刘长就是一把利剑，这利剑的锋刃早已对准了自己。

赵氏死后，看守赵氏的官吏带着小刘长去见刘邦。此时的刘邦肠子都悔青了，觉得对不起这个可怜的孩子，那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呀。刘邦说到底还是心疼，于是就把小刘长带到宫中交给吕后抚养，同时将赵氏葬在她的老家东垣，后来此地改名为真定，这是赵姬父祖世代居住的地方。

刘长从小就由吕后一手带大，因而他和吕后的关系异常亲密。而且吕后是正宫皇后，又是一位非常强势的女性，所以刘长自小就被培养出了强烈的自我优越感和蛮横强势的性格，这就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的七月，淮南王黥布叛乱。

刘邦原本是打算让太子刘盈亲自出征讨伐的。我们今人清楚，刘盈根本就不是领兵打仗的料，后来事实也证明，刘邦这样戎马一生的人都会在这场战争中中箭，最终伤发丧命，更何况柔弱的刘盈呢。

但当时的刘邦并未看出刘盈的无能。刘盈当然不愿意去啊，这时候刘盈的支持者们出于对刘盈人身安全的考虑，便让“商山四皓”出面破坏了刘邦的计划。“商山四皓”是大隐士，世传他们各个都胸有韬略，刘邦一看太子羽翼已丰，自己已经管不住儿子了，既然儿子表态不愿去，那还是老子御驾亲征吧。

刘邦初步平定淮南王黥布的叛乱之后，就封了自己的小儿子刘长做淮南王。原先封给淮南王黥布的四个郡从此就划到了刘长的名下，刘长成为了西汉第一位刘姓淮南王。

由于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刘长年纪较小，没有母族，并由吕后一手带大，因而对惠吕时期的中央政府没有构成任何威胁。吕后对他向来没有戒心，更没有想过弄法子整治他，这才使得他和刘恒成为“高祖八男”中在诸吕之乱后仅余的两个。

刘恒登基之后要削弱王国势力，最佳办法有三条。

第一，收回各诸侯王对本国官吏的任免权，特别是两千石以上的高官，让诸侯王们有亲信也把控不住权力。其实这是给诸侯王的朝廷大换血，王国的小朝廷不用再听命于国王个人。

第二，要求王国统一实行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这样只要日后诸侯国被中央接收，老百姓就能很快适应，而且用中央的法律就等于变相承认中央的至高权威。

第三，进一步收回王国的土地，并将其置为汉郡。土地是第一位的，土地上还有人民，所以领土意识不可或缺。

按照北大陈苏镇先生在其《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一书中的说法，前两项措施的实行等于剥夺了诸侯王对国家内部实际的控制权，王国和郡将不再有大的区别，王国对中央的威胁将大大降低。这正是刘恒所期待的。

然而刘恒在试图解决王国问题时却遇到了阻力，而第一个阻力就是他的弟弟刘长。

文帝前元三年的四月，刘长进京朝见哥哥刘恒。自打刘恒登基之后，刘长就仗着长辈们都去世了而胡作非为。由于他是吕后养大的，在政治上长期受到特殊保护，所以此人政治情商很低，没有忧患意识，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他将长辈们的去世看作是解脱，以为从此可以胡作非为，而实质上，吕后的死让他失去了保护伞，可惜他并没有察觉。

刘长跟着刘恒一同到上林苑打猎，和刘恒坐同一辆车，态度十分骄横，成天管刘恒“大哥、大哥”地叫着，自以为和刘恒亲近得不行。然而刘恒心里却很厌烦，他讨厌弟弟不知礼数，更担心胆大的弟弟哪一天会骑到他脖子上来。实际上，刘恒心里打弟弟的主意已经很久了。他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就是要故意放纵弟弟，让弟弟僭越法度。弟弟越疯狂，自己日后除去他就越发的名正言顺。

刘恒心机深，刘长太天真。

身为淮南王的刘长从未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在虎穴，他对来自哥哥的威胁浑然不知，依旧我行我素。他不仅每天在刘恒面前手举大鼎展现肌肉，还杀死了辟阳侯审食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刘长有一次特地到辟阳侯审食其的府上做客，辟阳侯审食其聪明一世，却没料到刘长此人鲁莽、蛮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就在审食其到门口迎接刘长时，刘长从衣袖中拿出随身携带的铁锤，“咣当”一锤就砸死了审食其，事后还让自己的随从魏敬割下了审食其的头颅。

杀掉了审食其，刘长自己亲自骑马跑到皇宫找刘恒谢罪，“哗啦”一下脱去上衣，老老实实地跪在刘恒面前坦白错误，同时陈述了辟阳侯审食其的三大罪状：“哥啊，弟弟我杀审食其这个王八蛋是有苦衷的啊，审食其太该杀了。

“想想吧，当年我娘赵美人本就不应该受到贯高一案的牵连，当时审食其是完全有能力说服吕后，让吕后去找高皇帝救出我母亲的。然而这挨千刀的却不尽力去救人，最终害得我母亲自尽，这是他的第一桩罪过。

“赵王刘如意和他的母亲定陶戚姬本来都没有过错，然而审食其却没有阻拦吕后杀死他们，这是他的第二桩罪过。

“吕后分封诸吕，培植党羽，瓜分刘家的天下，危害刘家的社稷，可是他审食其身为汉家臣子，却从来没有阻拦过吕后的行为，这是第三条罪状。

“大哥啊，我现在既为国家除了害，又为母亲报了仇，再没什么遗憾了。所以你要是觉得我做得不好，要杀要剐你就看着办吧，弟弟我无怨无悔。”

我们仔细分析刘长列举的审食其的三条罪状。无一例外，三条都涉及吕后，吕后是刘长的养母，刘长能安然无恙活到文帝朝，全拜吕后对他的关爱。再想想吕后对审食其宠幸的程度，总觉得这里面有刘长对审食其吃醋的成分。

另外，刘长对刘恒打感情牌，讲兄弟刘如意和定陶戚姬的事情，从中我们看到刘长单纯的一面：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他依然相信亲情，这就注定了他会被人戏弄、构害。

只可惜古时能看出刘长自身问题的人并不多，好多人都夸赞刘长杀死审食其的行为很潇洒。

比如清人吴见思就评价刘长杀审食其是快意恩仇，敢作敢当。

宋人刘辰翁认为刘长有胆有识，志向高远，不畏权势。也不清楚那时候审食其和刘长俩人到底是谁更有权势。

清人牛运震说：“（刘长）极奇语，亦亢壮，妙哉连用三‘弗争’字。（刘长）报母之仇，语极光明严厉，霜锋棱棱。”（《空山堂史记评注》）他认为刘长在刘恒面前的这一番争辩句句都很有理，话落到地上都能砸一坑儿出来，全都指到要害，而且一腔热血豪情，为母亲报仇也是赤胆孝心。

古人褒扬刘长的人也太多了，笔者实在忍不住要泼一泼冷水。在笔者看来，刘长的举措并不是快意潇洒，只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而已，至于事后向文帝请罪更是一种骄横的表现。刘长心里算得准准的，刘恒断然不会治他的罪，所以才敢于直面刘恒，向他请罪，同时慷慨陈词，一个劲儿地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

刘长辩解起来振振有词，实质上却是以一种强势的姿态来逼迫刘恒，让刘恒不得不顾全大局而向他妥协。至于刘长所述的审食其的“三大罪”，实在是言过其实。审食其能够位极人臣，全仰仗当年吕后被俘于项羽军中时，他在吕后身边的侍奉。此人其实并没有多少本事，同时为人圆滑、明哲保身，是一个才能、胆识都很平庸的人物，真让他去左右朝政，那他绝对做不到。

这样看来，刘长列举的理由完全是生拉硬拽来的，仇恨点燃的愤怒才是刘长真实的杀人理由。他要发泄，发泄他一出生就没娘带来的怨恨，可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发泄。吕后是他的养母，刘邦是皇上更是他的父亲，所有人都报复不得，那黑锅就只能落在审食其身上了。

刘恒最终赦免了刘长的罪过，嘴上说是觉得刘长可怜，而且是自己的兄弟，心里想的恐怕是这次刘长的理由太过于充分，说到底是打着维护江山社稷的旗号，没办法抓空子治罪。

然而刘恒的闹剧还没结束，真正的大乱才刚刚开始。

刘长叛乱发蜀道

四十辆车、七十个人，刘长的造反看起来简直如同过家家一般。然而，正是这种离奇的现象才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刘长真的是要造反吗？答案是否定的，他只是任性、跋扈、目无法度，但谋反一事却应当是子虚乌有，刘长只想借此让刘恒对他放宽管束罢了。

刘长在杀掉审食其之后更加嚣张跋扈了，心里想着连杀审食其这样的事刘恒都护着他，刘恒应该是真心重视这份兄弟感情。刘长因此更加骄傲自大，越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号令，整个朝廷从薄太后到太子刘启，再到众大臣都十分忌惮刘长。

刘长从此俨然以皇帝自居，出入宫廷时清道戒严。他在淮南国自己制定了一套法令，不仅不按照中央政府的命令办事，还将自己下的命令称作“制”——这原本是皇帝的命令独有的称号。

刘长的一切举止都和皇帝一样。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刘长驱除了中央政府给淮南国派遣的官吏，要求刘恒允许他自己任命淮南国的国相等要职，刘恒勉强同意。此后刘长多次滥杀无辜，擅自封给别人关内侯等高级爵位，给刘恒上表时也常常出言不逊。刘恒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和良好形象，也不敢和他撕破脸皮对骂，于是让自己的舅舅薄昭去劝谏刘长。薄昭给刘长写了一封信，列举了很多皇亲国戚骄横不法最终被杀的例子，以示警告。

刘恒此举有故意激怒刘长的嫌疑，因为薄昭压根和刘长没有交情，一个这样的人都敢来写信教训自己，刘长会觉得这是侮辱。果然，刘长和棘蒲侯柴武的儿子柴奇相约造反，并试图联络闽越国和匈奴人一同起兵。

据说他们只有四十辆车和七十个人。按说这么点人力兵力根本不足以造反，但不论是《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还是《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都是按这个数字记载的。想来刘长只是想借此威胁刘恒，求点儿特权罢了，没有真心谋反的意思。

但大约刘长政治经验不足，没把握好其中的尺度，把一场“儿戏”演变成了震惊朝野的“谋反”。刘长“谋反”的事情最终败露，中央政府很快就弄清楚了来龙去脉，刘恒召刘长入京受审。

当时的丞相张苍等人一同要求处死刘长，写了很长的奏折来请求刘恒对刘长执行死刑，同时十分详细地交代了刘长谋反的来龙去脉。奏折的内容如下：“淮南王刘长不遵守先帝制定的法度，不听从天子的诏令，生活起居不遵守礼节，像皇帝一样乘坐黄盖车，进出淮南国时总摆出一副天子的架势。刘长还擅自制定法令，不按照汉朝政府颁布的法令办事，擅自安排他原先的郎中令春（名春，姓氏失载）为丞相。刘长又收揽亡命之徒和罪犯，给他们安家娶妻，赐给他们财物、爵位、爵禄和田宅，有的人爵位甚至都升到了关内侯，还拿着两千石的俸禄。这就是刘长图谋不轨的表现之一。

“他的大夫但（名但，姓氏失载）和士兵开章等七十个人，伙同棘蒲侯的太子柴奇谋反，打算危害刘家的社稷江山。他们派开章偷偷告诉刘长这些计划，让刘长派人联络闽越国和匈奴人。开章在刘长那里多次得到召见和宴请，刘长为他成家娶妻，还用两千石的俸禄来养着他。

“开章派人通知但，说已经联络好了刘长，春也派人和但取得了联络。然而他们的阴谋最终被朝廷的官员察觉到了，朝廷立刻派了长安尉奇（名奇，姓氏失载）去抓捕开章。

“刘长将开章藏起来之后，与淮南国的中尉蕑忌密谋，一同杀了开章灭口，并准备好棺椁丧服，将他安葬在肥陵县。然后对奇谎称开章不在这里，又造了一个假坟，谎称是开章的坟墓。

“此外，刘长还亲手杀死过一个无罪的人，命令他的手下诬陷并杀死了六个无罪的人，而且他还用许多无罪的人来冒充自己的同党，试图包庇犯人。

“刘长随意定别人的罪还不准人家告状。他给十四人乱判了城旦舂以上的刑罚；随便赦免了十八个死刑犯和五十八个被判城旦、城旦舂的罪犯；还封了九十四个人做关内侯。

“前段时间刘长生病，陛下对他十分关心，不仅写信慰问他，还派人给他送去枣子和果脯，可是他居然牛哄哄地不打算接见陛下的使者。

“当时住在庐江郡的一些南海国人暴动，淮南国官吏前去平叛。陛下觉得淮南百姓贫苦，派使者送给刘长布帛五千匹，让他把这些布帛奖励给平乱有功的人，然而他却说：‘我们这里没有在平乱中出过力的人。’

“南海王织（名织，姓氏失载）上书皇帝献玉璧，却被蕑忌擅自在半道上给销毁了。当时朝廷有人要求把蕑忌召到长安来审讯，刘长却谎称蕑忌病了。

“当时春向他请求，说自己愿意来长安受审，刘长怒喝道：‘你想背叛我而依附朝廷吗！’综上，依着刘长这些罪行，这家伙绝对是个大反动分子，所以他理应被斩首示众，恳请陛下依法办事。”

刘长的罪行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的一切做法都触犯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利益。在一般人眼中，淮南王的这些做法不过是有些任性。然而不巧的是，此时的汉王朝正急于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刘长那些出格的行为对汉朝政府而言，无疑是挑战和威胁。它触犯了集权主义的禁忌，试图挑起王国与中央的矛盾，为其他的诸侯王国树立搞分裂的坏榜样。

然而刘恒还是不愿意轻易表明立场，尽管张苍等人把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但刘恒不能授人以柄，他要是一拍桌子激动地说：“就这么办！”那他心里那点小九九也就路人皆知了。

再说刘长毕竟是刘恒的亲弟弟，亲手杀了刘长怎么的都要背负舆论谴责。此时的刘恒心中已经酝酿起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他要尽可能地把未来刘长之死的责任撇给大臣们。于是他对大臣们回应道：“我不忍心惩治我的弟弟，请你们和诸位列侯以及两千石的高官们再重新讨论一下。”

紧接着，张苍等人再次上表，请求将刘长治罪。他们说：“我们和列侯们以及太仆夏侯婴等四十三人认真考量了刘长的罪行，大家都说刘长不遵守法度，不听从天子的诏令，密谋聚众叛乱，倚仗着朝廷对他的优待来聚拢亡命之徒，实在应该依法严惩。”

刘恒明白，大臣们这次已经是铁了心地要杀刘长，刘恒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所有的担心都烟消云散，因为他看到了大臣们的热情。有热情就会乐于去帮人办事，这下刘恒可以确定杀刘长不用自己明着出手了，而且，黑锅还可以全让大臣们背。

于是刘恒先下令赦免了刘长的死罪，废除了他的王号，紧接着，满腔热血的张苍等人当然不依不饶，非要治一治刘长，进言道：“刘长犯了死罪，可是陛下您宅心仁厚要赦免他，只废去他的王位。我们请求将他流放到蜀郡严道县邛崃的驿站，让他那一家子妻儿老小也全都跟着去，让当地政府给他们盖好房子，供给他们各种饮食起居用品，把他一家子软禁起来。请皇上就按此布告天下吧。”

刘恒一看，张苍这伙人这么贴心，便爽爽快快地答应了这个安排，同时对刘长的生活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要求刘长每天至少要获得五斤的肉食、两斗酒，并让他所宠幸的十个美人、才人也和他一道前往邛崃，好让失意的刘长不寂寞。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摆设。刘恒早都算计好了，刘长根本不可能活着抵达蜀郡。

仔细总结刘恒处理刘长的经过，在他有意做出的宽容姿态背后，展现出了刘恒强有力的政治手段。他将自己的意图在几番推让之后转移给了大臣，整个问题的最终责任都是张苍等人背负的。当然，按照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看法，或许这只是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的一种掩饰，而并非刘恒本身的算计，他说：“文帝杀弟，固非美事，史公录丞相议奏特详，盖不欲使帝专负杀弟之名也。”（《史记会证考注》）因为司马迁本人对待刘恒的态度是十分欣赏的，他要通过赞扬刘恒的一切德政来批判汉武帝刘彻。所以对于刘恒构害刘长这样不光彩的事情，司马迁总要用文学手法替刘恒遮掩，可怜的张苍就成了冤大头。

但无论怎样，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刘恒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弟弟。而刘长则是真性情，像个孩子一样，吕后对他的长期包庇导致了他的悲剧，他自身的责任或许要少些。

一张大网悄悄在刘长身边张开，刘恒要借刀杀人。

权力赌徒

在专制时代权力争夺面前，亲情、道义都是浮云。刘长之死正是刘恒设计构害的，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长的儿子刘安又反过来算计了刘恒，为自己换来了淮南王的宝座。可惜到了武帝朝，刘安又被人栽上了“谋反”的罪名，这里面审食其的孙子审卿可是出了不少力……一切恩怨的根源都在于，在帝国政局的台面上，所有人都不过是一个权力赌徒。

倒霉的刘长自此走上了前往邛崃的路，坐着囚车被押送于各个郡县之间。

然而中央政府的风波还没有平息。

这时候，久未露面的袁盎又跳出来向刘恒进谏。他对刘恒说：“您原来那么喜欢淮南王，给他派去的太傅和丞相一点也不严厉，所以才弄出今天这番局面。淮南王性子要强，现在突然用这么严厉的方式打击他，他要是一不小心在四川那边水土不服得病死了，那陛下您还不是要背上一个杀害弟弟的骂名吗？”

很多学者都把袁盎说成是一个投机分子，这段话更是其虚伪的表现。袁盎假惺惺地装好人劝谏刘恒，好像在给刘长申冤，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刘长必死无疑，袁盎只是要摆摆姿态。明人凌约言评论袁盎此举时说道：“当上骄淮南王时，盎何不言？据盎说，将何以处长？而又不言其所以处，盎不过逢君者耳，非真有纳谏之忠。”直接指责袁盎，当初看见刘恒有意娇惯刘长的时候怎么不出来劝谏呢？而且现在跳出来在刘恒面前指出问题，却连个方案都没拿出来，这明摆着是作秀！

然而在笔者眼中，袁盎此语用意深刻，不论其人其他言论如何，这句话都大有深意。

在袁盎看来，刘恒对于刘长的处理实在是太轻了。所以这句话表面上是在劝刘恒从轻处罚刘长，实质上则意在激起刘恒的杀心，袁盎说的是反话。他在刘长杀死审其食后就曾建议刘恒，削减淮南王的封地并惩治这位骄横的诸侯王，然而刘恒在那时却没有采纳。

事实上，杀死刘长确实比流放他更为明智。尽管道义上不占好处，但从获得的实际利益出发，流放意味着刘长还有可能东山再起，抑或刘长在蜀地生活得不好，总闹意见，对刘恒的形象也有打击。还不如将刘长杀死，这样一切后患都能消除。

其实刘恒心里早就想好了，刘长必须死，但他不能跟任何人表露，此时就假惺惺地对袁盎说：“我就是想让我弟弟吃点苦罢了，过段时间就让他回来。”

然而就是刘恒这一句话间接害死了刘长，因为没有人拿得准这个“苦”多严重比较合适。最后的结果是，押送刘长的官员们为了保证刘长受“苦”，谁也不敢打开囚车的封条让刘长出来透气。刘长憋了一肚子窝囊气，骂道：“谁他妈的说老子是好汉，老子要是好汉还能像现在这么憋屈么？我他妈就是以前太骄傲了，没发现自己的过失。人活一辈子，怎么能这般窝囊！”

强势的刘长最终凄惨地绝食而死。

《汉书》的记载顺序与上文不同。班固记的是刘长绝食在先，官吏不敢开封条在后，但这似乎并不能为刘恒开脱罪责。尽管不让开封条并不是刘恒亲自下的命令，但毋庸置疑，刘恒的一句“吾特苦之耳”，让押送的官吏们有了极大的压力。要是皇帝认为官吏们让刘长不够“苦”，那官吏们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不怕苦得重，就怕苦得轻”——这才是促使刘长自杀的源头，刘恒才是杀死刘长的真凶！

只通过一句虚情假意的话，刘恒就巧妙地撇清了自己的罪责，又将责任推给了沿途押送刘长的官吏。

刘长自杀后是在雍县（今陕西凤翔南）被人发现的。消息报告给刘恒后，刘恒哭泣不止，这都是鳄鱼的眼泪。

哭完了刘恒就跟袁盎说：“我当初没听您的话从轻处置淮南王啊，结果他死了。”

袁盎假惺惺地回答道：“人都已经死了，陛下想开些吧。况且陛下您不是还做过三件大好事么，一件坏事掩盖不了诸多好事。”

刘恒问道：“哪三件啊？”

袁盎答：“第一，陛下当代王的时候，薄太后曾经大病了三年，陛下您在这期间常常彻夜不眠，衣不解带，还亲自为太后尝药。这些恐怕连百姓家的儿子都做不到，而那时陛下身为一方诸侯王却做到了，这种孝心可以超越曾子了。

“第二，当年诸吕作乱，功臣集团把持朝政的时候，陛下就敢坐上六匹马拉的车子，从代国来到吉凶莫测的长安。这种胆识和魄力，即使是不惧蛟龙兕虎的孟贲、一吼能震慑三军的夏育都比不上。

“第三，当年陛下在代国驻长安办事处（代邸）三次向西、两次向南推辞帝位。要知道，先贤许由当年也只推让过一回，而您推辞了五次，超过了许由四次。况且陛下流放淮南王，只是希望他能在经历挫折后幡然悔悟，而他病死都是跟随人员处置不当造成的。”

刘恒听后内心稍稍平静，袁盎其实是给刘恒编造了一套推卸责任的借口，刘恒成功寻得了心理安慰。袁盎的这番话可以说确实是在迎合君王，然而杀死刘长的做法本身没错。刘长该不该被治罪？该。所以袁盎为刘恒开脱，实质上是出于善意。

刘恒又问袁盎接下来该如何处理这件事，袁盎说：“只能杀掉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来向天下谢罪，同时就看皇上您打算如何处理淮南王的三个儿子了。”

潜台词是：“陛下您早把责任撇清了，该收拾谁您不早就安排好了吗？完了您再把刘长的家属安抚一下不就得了。”

然而刘恒最终没敢动张苍、冯敬。这二人位居三公，背景非凡，有才识有能力，刘恒才不会傻到牺牲手下的人才给刘长陪葬呢。

他让张苍、冯敬调查刘长流放途中各县官员，把那些不给刘长饭吃、不给他开封条透气的人全杀了，并以列侯的规格安葬了刘长，又安排了三十户人家给他守坟；又把淮南国收为汉郡，诸侯王国由十二个变成十一个——长沙国、城阳国、河间国、淮阳国、楚国、代国、梁国、吴国、齐国、燕国、赵国。淮南王谋反一案，到此才算完结。

谁该为刘长的死负责？毫无疑问，第一凶手是那些不让刘长出来透气的官吏们，但他们不过是一些小角色罢了，幕后黑手则是上文分析过的刘恒。

回顾刘恒在刘长谋反前后的态度，一开始叫“欲擒故纵”，不论是纵容他僭越礼法，还是不惩治他随意杀死了审食其，目的都是在公众面前放大刘长的不良形象。同时，刘恒从一开始就将自己树立成一个宽容的君王，来撇清自己的嫌疑。

再到后来，群臣力求严惩刘长，刘恒却装模作样、推推让让，目的是为了将责任转嫁给群臣。

最后刘恒和袁盎在刘长自杀前后的两番对话，表明刘恒就是成心打算让刘长死在流放的路上。这种方法一劳永逸，既解决了刘长这个大威胁，又有了自己不在场的证据。刘恒成功地“借刀杀人”，这样的安排实在是需要极高的政治手段。

然而刘恒为什么要费尽心机地杀死刘长呢？除了刘恒要推行新政、解决王国问题以外，刘长的跋扈无礼也是一个因素。但最主要的则是，刘长的存在始终都威胁着皇位的稳固。所以说，权力就是鸦片，一旦上瘾，想脱离都不行。刘恒虽是所谓的一代明君，但也避免不了染上权力的毒。这毒可以令人罔顾一切的亲情友情爱情，留下的只是对权力的痴迷，对欲望的执着。

至于刘长，不过是个打小就被人有意娇惯、放纵的孩子罢了。因为他年龄小，由吕后养大，且哥哥当了皇帝，这三点决定了他待宰的命运，这是古代的政治斗争所衍生出的悲剧。我们应该对刘长多一点同情，虽然他的命运悲剧并不能掩盖他举止荒唐、随意杀人的事实。

文帝前元八年（公元前172年），刘恒封淮南王刘长的四个只有七八岁的儿子为列侯。其中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成侯，算是完成了袁盎的两项建议。

刘恒对刘长四子的封赏，不但掩饰了他的罪行，还再一次践行了“阳予阴夺”的策略——关东诸侯王的土地上又多出了四个国家。

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民间流传起了一首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刘恒对此有所感慨：“尧舜放过了自己有错的亲人，周公杀掉了自己要谋反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然而大家把他们都当作圣人君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因私情而妨碍天下之事。老百姓难道以为我当年是心怀不轨，贪图他们国家的土地才处理淮南王的吗？”

问题就出在这首歌谣上。依着明人田汝成的观点，这首歌谣的立场不对，摆明了是无理取闹。于是有史家推测，这是刘长的儿子刘安有意让人散布的歌谣。

清人冯景认为，是刘安长期暗地里培养势力、招揽门客，一心想要重新夺回淮南王的王位，所以才故意派人散播了这首歌谣。刘安想要制造一种“民意”的表象，来迫使刘恒对淮南国势力有所妥协，最终将淮南王的王位封给自己，借此发展自己的实力。

掺和到淮南国一事中的还有贾谊。

贾谊早在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就已经被刘恒召回了长安。贾谊来见刘恒的时候，刘恒刚刚吃完祭祀用的肉，在未央殿北边的宣室中思索鬼神之事，见到贾谊前来，赶忙问以鬼神。这自然是贾谊在行的事情，因为儒道同源，都发源于殷周宗教，都重鬼神、讲祭祀。

君臣二人彻夜长谈，刘恒对贾谊的亲近感被重新唤起。他说：“好久不见贾谊了，本以为我的思想已经超越了他，现在看来还是不如他啊。”于是拜贾谊为刘恒少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让他主管刘揖的生活起居和学习。

这次贾谊在淮南王的事情上横插了一杠子。他给刘恒上书说：“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繇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汉书?贾谊传》）

也就是说，在贾谊眼中，刘恒急于将淮南国改为汉郡，结果导致六年来当地民生问题严重。淮南国的百姓离长安太远，中间隔着梁国和淮阳国，出行太不方便，这样使得民怨沸腾，实在是得不偿失，反倒不如重建王国。贾谊计划让刘恒的儿子淮阳王刘武、代王刘参管理这里。他打算把淮南国的土地分给淮阳国，再把淮阳国的一部分土地分给梁国，从此这两个国家土地扩大，而国君又都是刘恒的儿子，这样可以起到护卫长安、抵挡诸侯叛乱的作用。

贾谊虽然鼓吹将淮南地区重新划归到某个皇子管理的王国之下，却从未打算让淮南国独立。贾谊反对王制，但在他眼里，皇子的王国与中央郡县差别不大，都能维护刘恒的统治。

可惜这想法与刘安的想法背道而驰。

贾谊不仅不想让淮南国复国，还排斥刘长的四个儿子。在刘恒将刘安、刘勃、刘赐、刘良封为列侯后，贾谊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在为四人日后称王做铺垫，一切做法都是养虎为患。于是他又一次上疏劝谏道：“淮南王的罪行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陛下赦免了他的死罪，流放了他，他最后是自己把自己搞死的，跟皇上您倒有啥关系嘛！皇上不必觉得对不起他，淮南王是罪人，他的儿子们就也都是罪人，您现在要是再提高他们的地位，那只会招来天下人的批判，并不会削减刘安等人心里的仇恨。”

开始的一切都是按照贾谊的预想发展的。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刘恒下令让刘章之子——城阳王刘喜去淮南国的故地称王，并按照诸侯王的规格为刘长修缮了陵墓，还追谥刘长为淮南厉王。《谥法解》说：“暴慢无亲曰‘厉’。”刘长跋扈无礼，这评价倒也符合他的为人。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此时贾谊早已因过度忧虑而去世，没有人再会阻拦刘恒给刘安封王了。

于是在这一年，刘恒让淮南王刘喜回任城阳国，刘恒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过去的淮南国一分为三。因为刘良已经去世而且没有子嗣，所以就没有受封，淮南四郡中的豫章郡划给了刘赐。

刘恒说到底是输在了他的自负上。贾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刘安会始终惦念着淮南王的宝座。然而刘恒仍是要作秀的，这就导致他不能对刘安四人赶尽杀绝。再说刘安不也一直借助舆论向刘恒施压吗？刘恒最终还是无法贯彻贾谊的计谋。

历史的戏剧性体现在，日后刘安在武帝年间被人揭发谋反，步了他父亲的后尘。特别有趣的是，其中审食其的孙子审卿还出了不少力，算是给他爷爷报了仇。

后话不提，文帝一朝的淮南大案可以说是刘恒执政期间，在王国问题上处理的最大的一桩案子。从中我们看到了刘恒作为政治家自私和阴暗的一面，也很好地看到了贾谊在王国问题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实践。

尽管“同姓诸侯王”本来就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但政治的冷漠和专制的残酷总是能销蚀一切感情。没有哪个亲人是必须爱的，没有哪个仇敌是必须恨的。不论是刘恒、刘长还是刘安，在专制王朝的政局上，他们都不过是赌徒而已，赌的是权力，赌这种虚无的东西最终会落在谁的手中。

第七章 顺应商业发展的需求：钱币铸造业的调整

因为穷，所以铸钱

汉初社会的贫困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币制的混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面对这种状况，文帝朝果断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四铢钱，同时允许民间铸钱，努力扭转了自刘邦时期以来，社会上币制混乱的状况。

文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刘恒做了一件惊人之举。他废除了“盗铸钱”的罪行，允许老百姓随意铸币，并下令全国改铸四铢钱。

事情的源头还要从刘邦时期说起。汉朝刚刚建国那会儿，民间百姓的日子实在是穷苦万分，天子生活都十分拮据，稍穷一些的百姓家里更是早就揭不开锅了。这种状况反映到货币上就是，由于铜的产量太少，中央政府不得不去铸造又小又薄的钱。

按照史学家陈直的说法，西汉产铜最丰富的地方在丹阳。可是在刘邦和刘盈执政时期，那地方一直被吴王刘濞控制着。之前讲过，汉初的中央政府是将关东诸侯国当作敌国看待的，所以中央政府自己没铜只能自认倒霉，刘濞没有平白无故支援中央政府的义务，皇帝也不好意思去腆着脸求人家给他点铜。

中央政府既要节约那点儿少得可怜的铜产，又要铸钱，又不能让老百姓知道自己也揭不开锅了。思来想去，刘邦和他的智囊团决定将天下的铜币集中起来，然后重新铸钱。他们想了一个好借口来骗百姓交出手里的铜钱——秦朝的钱太重了。

是呀，秦王朝富有四海，国力强盛，所以花起钱来大手大脚的，铸造铜钱时用的铜就比较多，因而质量和体积都比较大——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

汉朝政府装出一副假惺惺体恤老百姓的样子，打着“秦朝的钱太重不方便大伙用”的旗号，骗走了老百姓手头那些分量很足的铜钱。汉朝政府这种做法很搞笑，明明是他们无能又好面子，却非要栽赃秦朝。

其实早在秦朝，在铸钱上面偷工减料的事情就时有发生。到了秦末，通货膨胀很严重，于是就有富商私自铸造“半两”钱。这种钱又轻又薄，直径不过两厘米，重三铢，奸商们拿这些钱来骗老百姓，借之牟取私利。

然而西汉初年铸造的钱币却比秦末的“半两”钱还不实在，重量仅及半两的四分之一。这种钱币轻薄大小如同榆荚一般，所以就有人将其命名为“荚钱”。考古发现证明了“荚钱”的存在，而且它确实又小又薄。山东临沂银雀山曾经出土过这种“荚钱”，山东章丘还发现过铸‘荚钱’的石范，考古学家从中明确了荚钱的规格大小，那种钱币用“粗制滥造”来形容都算是抬举了。

自欺欺人，汉朝政府不得不出此下策。

但铸造“荚钱”的主意显然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长此以往，钱币的质量会急剧下降，新的问题就应运而生。可惜政府管不了这么多，那时候他们只认一个字——“穷”。这也算是刘邦时期的“大跃进”吧，全国人民都把自家铜币拿出来熔掉，再从炉子里捧出更多个又小又轻的铜钱。

与这项政策配套的措施还有两条：

第一，允许民间铸造轻便的钱币，也就是废除了“盗铸钱”这一条罪名；

第二，将原先秦朝实行的一锭黄金为一镒，改为一锭黄金为一斤。

果然，货币市场的混乱最终造成了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奸商们趁着市场上物资匮乏而囤聚财物，然后高价兜售，最终导致物价上涨，一石粮食要一万钱，一匹马要一百金。汉代一金约折合万钱，一百金也就是一百万钱。

这一切都是民间随意铸钱惹的祸，当政府开始对民间私自铸钱的行为解禁，并要求将钱铸小铸薄的时候，奸商们就敏锐地嗅到财政空虚的状况。而且，民间私自铸钱这一行为的解禁，导致市面流通的钱币变多了，货币贬值，这正是商人们趁机哄抬物价以赚取钱财的好时机。

整个刘邦时代经济发展的最大特征就是抑制商业。刘邦和历史上诸多靠农民起义发家的领袖在建国后的想法一样：国家穷，商人坏，团结人民大包干。

整个汉初社会在刘邦时期走上了以重税和无理规定打击商人的道路。

然而惠吕时期就有所不同了。国家经历了刘邦时期的大生产，经济状况大有好转，于是政府对商人的管控放松了许多。尽管依旧不允许商人的子孙们进入仕途，但却废止了对商人的苛捐杂税。

可是在货币政策上，国家奉行的仍是刘邦的老一套。然而这恰恰是刘恒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些全都是扰乱市场经济的不良因素。

刘恒刚刚执政的时候，民间制造荚钱的人越来越多，这使得市面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小、质量越来越差，整个货币铸造业变得极不规范。私铸者处处牟取私利，新铸造的钱币中被掺入了大量的铁和铅，整个货币市场完全被扰乱了。

面对这种情况，刘恒在前元五年的四月下令，要求所有铸钱者一律改铸四铢钱，却仍在钱币上标明是“半两”。这种四铢钱的钱范1952年在甘肃陇西县的汉墓中被发现过。

四铢钱自然是四铢重，一铢是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因而四铢钱只是一两的六分之一，根本没到半两重，只是秦朝半两的三分之一，但确实是比过去的荚钱重了不少。

四铢钱依旧是允许百姓自己仿铸的，由此一来，心怀叵测的诸侯王和投机分子也就打起了这行的主意。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吴王刘濞和上大夫邓通——一个是日后掀起吴楚七国之乱的诸侯王，把持着丹阳铜矿；一个是刘恒面前的宠臣，把持着蜀郡的铜矿。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特别强调这二人，意在说明刘恒允许百姓铸造四铢钱的失策。

毋庸置疑，刘濞和邓通确实因此聚敛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按照史书的记载，允许民间铸钱一事发展到最后，天下的铜钱几乎全都是刘濞和邓通这两家铸造的。可以说他们二人垄断了钱币铸造这个行业，铜矿和精良的铸币技术都被此二人垄断。然而反观刘恒改造四铢钱的措施，真的一无是处吗？

不见得。

首先，用铸造荚钱的铜铸造四铢钱肯定是正确的。钱币的质量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以借此控制货币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货币的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的作用。

其次，民间私自铸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文景年间的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可国家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毕竟刘邦、惠吕留下的烂摊子真是一堆一堆的，中央政府恐怕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来铸钱，依旧需要依靠民间财力的支持。直到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刘彻下令改铸三铢钱的时候才重新禁止民间铸钱。

既然必须要依靠民间财力铸钱，那么整个产业被刘濞和邓通两个人把控，远比让民间广泛地铸钱要好。尽管这样会使刘濞和邓通两人暴富，但无法否认的是，此二人对铜矿和钱币铸造的把持，使得市面流通货币的质量得到确保，至少质量达到了同一水平，这就不会进一步造成货币市场的混乱。

如此说来，刘恒改铸四铢钱是尽力做了一件好事，至少笔者是这样认为的。可惜，有一个人不买刘恒的账，发表了长篇大论来抨击刘恒的货币政策，此人就是贾谊。

贾谊的忧虑

面对刘恒在货币方面的改革，贾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只要开放民间铸币，掺假就不可避免，且维护货币秩序的相关法律并不完善，铜矿也没能够牢牢掌控在中央手中。在贾谊看来，刘恒的货币改革就是一场灾难，会动摇帝国的统治。

贾谊此时虽然正满腔抑郁地待在长沙国，但他那颗满怀政治热情的心却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刘恒。针对刘恒提出的改铸四铢钱、允许民间私铸钱币的货币政策，贾谊给刘恒上了一道奏折，讲了以下四点内容。

第一，贾谊认为，这种货币政策归根结底是在引诱老百姓犯罪。

贾谊谈到，一旦政府放开对民间私自铸钱的管控，铸钱就会变成许多人牟取利益的手段。即使是目前的法律规定铸钱的时候禁止掺假，违者要处以黥刑，仍会有多数人知法犯法，从而节约成本来牟利。

秦汉的钱币和我们现代的纸币不同，它的面值是和铸造过程中花去的铜的价值相等的。也就是说钱币铸造本身是不盈不亏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由于铸造钱币的同时还要消耗其他的人力、物力，这就往往使得铸钱成了亏本生意。

当整个社会广泛地兴起铸钱业的时候，就说明铸钱业内部有办法可以盈利，而要盈利，唯一的途径就是向钱币中多掺假，而且只需要掺入很少的铅和铁就能获得很高的利润。贪财之人往往都是亡命之徒，为了获得丰厚的利益，他们宁可冒着被黥面毁容的风险也要去尝试，政府就是惩治再多的人也无济于事。

贾谊还强调，由于老百姓违规铸币都是偷偷摸摸的，这就会使得涉案人员数量大到难以排查。过去一个县可能会有数百人因此而被判刑，因为这些事而受到政府审讯和监控的就更多了。

明明知道禁不住百姓犯法，却非要设立法令，这难道不是在诱使百姓犯罪吗？纯粹是自找没趣。

第二，关于钱币的法律太不完善，这就会导致币制失去标准。

贾谊认为民间不同地区用的铜钱轻重不同，而市场又是自由流通的，这最终会造成市场币制的混乱，弄不清轻钱币和重钱币怎么相互兑换。

而且政府要统一币制本身存在着难度。强硬手段必然遭受强大阻力，经济改革不同于政治改革，它需要一个合理、可操作的法律来维护，这个法律的制定和施行需要政府。将铸币权下放到民间，就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对经济改革的管控权，会扰乱市场秩序，扰乱币制。

第三，贾谊认为，政府必须要控制铜的流通。

贾谊提出，解禁民间铸钱的行为必然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影响。许多从事农耕的人会因此转业去从事非法铸币，试图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益。因而质量低劣的钱币每天都在增加，而粮食产量反而在减少。

好人会经受不住非法铸币带来的巨额利润诱惑而犯法，老实巴交的人也会因被别人搅和进来而受到刑罚。国家虽然不能广泛地对百姓施以刑罚，但面对这些问题，政府总归是要拿出方案来解决的。

贾谊不支持再次禁止民间铸钱，因为这样会导致钱币的数量变少，单个钱币的价值就会上升。这样一来，会有更多的人甘愿冒着犯法受刑的风险，试图从事非法铸币。即使政府将“私铸钱币判处死刑”列入法律条文中，可能都无济于事。

既然私铸钱币防不胜防，国家就应该转而从铸币自身想办法。要铸币，先要有铜。政府之所以不能垄断铸币业、不能够提高钱币中铜的纯度，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铜矿，铜都在民间和诸侯王手里呢！只有掌控了铜的流通才能真正控制铸币业。

第四，贾谊认为，如果按照他提出的方法解决货币问题，会有以下七点好处：

1.政府把铜统一从全国收管起来进行支配，民间也就不会乱铸钱，扰乱货币市场，同时政府也可以减少对老百姓施以黥刑的次数，从而推行德政；

2.假钱少了，老百姓也省去许多担忧；

3.那些参与铸币的人会重新回归农业生产；

4.铜被政府管控，那么政府就可以多积累铜来驾驭轻重，钱币轻的时候大量收购，钱币重的时候就大量散发，这样就可以使钱和物达到平衡；

5.可以通过对大臣赏赐的铜制品的数量、质量来区分贵贱，还可以用铜来打造兵器；

6.掌握钱币之后可以调控市场、调剂缺余，抑制自由经济和商业；

7.控制多余的财物，可以争取到更多在匈奴和汉朝之间犹豫不定的百姓。

此外，原来担任灌婴骑从的贾山也上书刘恒。他认为，让百姓获得铸币权就等于让百姓瓜分了帝王的权力，拥有钱财是身份显赫的标志，而只有皇帝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份贵贱。

既然钱财能够使人显赫，那就必须让它把握在君王一人手中，而不能让百姓和君王共掌权柄。要是老百姓都可以完全凭借自己发家致富，混进上流社会，那天子的权威就会被削弱。

贾谊和贾山的话确实是按照专制王道那一套讲的，显而易见，这和刘恒的治国思想不太相符。

贾谊一再鼓动刘恒要严厉地抑制商业发展，加大政府对民间商业的干预，这是刘恒不能接受的。一来，商业繁荣才能快速为国家积攒财力；二来，讲贵贱、重农业是儒家的那一套，刘恒信奉黄老之学，尽管黄老之学没有单独提到过对于商业的态度，但是道家既然要顺应“民之自然”，而商业发展又是民间发展的必然，所以自然不能排斥商业。

纵观中国的历史，抑制商业发展一直都是导致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资本的加速流动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最佳手段，尽管传统社会的性质是以王道立基，导致政府不能公开地、大规模地鼓励商业的发展，但社会没有活跃的商业就不会有进步。

刘恒不比贾谊，后者是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里的书呆子，考虑问题都是单线的；而前者作为汉帝国政治的操舵手，不能够单单以某种理论来处理社会所有的问题。

贾谊、贾山的话本质上就是鼓吹独裁。当然，儒家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独裁本身就是儒家的重要理论，这一点我们不能批评贾谊、贾山。但毫无疑问的是，道家的黄老之学远没有儒家那么热衷于独裁。刘恒是开明之君，要用黄老之术治理国家，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二贾”的这些主意的。

实质上，刘恒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还是有效果的。允许民间铸币其实是一种政策赌博，想要让益处大于弊端，就要懂得见好就收，不能让民间铸钱的势头扩大。

这样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难以精准完成。

果然，刘恒“放线”太长，终于勾住两条“大鱼”，可惜“鱼线”怎么收都收不回来了，他们的分量都太重——这两条大鱼一条叫邓通，另一条叫刘濞。

世上从没有永久的赐福

没人能想到幸运之神会阴差阳错地降临到“黄头郎”邓通的身上，邓通的发迹是突然的，这也就预示着，他日后也将突然地失势。果然，坐拥蜀地铜矿、富可敌国的邓通因为得罪了太子刘启，而最终在景帝朝被活活饿死。他的人生悲剧告诉我们：世上从没有永久的赐福。

关于邓通，不论是在《史记》还是《汉书》中，其人都被列入“佞幸”中。说到底他并非一个坏人，他的悲剧是刘恒的性格弱点造就的。

邓通的划船技术高超，并因此在刘恒的宫廷中担任了黄头郎。黄头郎就是宫廷中的船夫，因为古人按照五行学说认为土能克水，土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宫廷船夫的头上都围着黄头巾。

有一天刘恒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的身体好像被一种欲望驱使，急不可耐地要上天去，可是几经努力却还是飞不起来。就在这时，有一个黄头郎从刘恒身后猛推了他一把，刘恒一下子就飞到天上去了。刘恒下意识地回头，想看看是谁帮助了自己，然而他却没有看清这个人的长相，只看清这个黄头郎屁股以上腰带以下的衣服上有个大窟窿，刘恒在心中暗暗记住了这一点。

第二天刘恒梦醒，起身就奔往未央宫西南苍池上的渐台，他在上面仔细观察着每一个黄头郎，突然就看见了一个屁股以上腰带以下的衣服上有个大窟窿的人。这一切简直邪了门似的，因为这个黄头郎远看和梦里那个人一模一样。刘恒不禁大喜，赶忙唤得此人上前来询问姓名，得知其人名叫邓通。

邓通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发迹了，刘恒从此开始宠幸起了邓通。当然，这一切都拜刘恒信奉鬼神所赐。不过笔者还是觉得，刘恒怕是有什么怪癖，抑或是邓通的长相有什么奇特之处。只是凭借一个梦就对一个除了划船啥本事没有的人宠幸一辈子，这在今人看来也很费解。

或许是史迁遗漏了历史的细节吧，先不管它，转过头来再说邓通。

一开始，邓通还是十分老实的。作为天子眼前的红人，他很懂得独善其身的道理，不太和外廷的大臣以及社会上的人来往。自古帝王总怕宠臣勾结朋党，邓通这么做就是在表明忠心、撇清嫌疑。他甚至在刘恒给他批假的时候也老老实实待在宫中，刘恒一看，觉得这个人老实忠厚可以信任，于是给了他十多亿的钱财，还封他做了两千石的上大夫（一说为“太中大夫”）。

刘恒实在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按照史书的记载，刘恒建造一座露台连百金都舍不得花，而在赏赐邓通时却大手大脚，随便就甩出了十亿钱。鬼神对刘恒的影响真的有这么大吗？刘恒对邓通的偏爱很极端，很匪夷所思。

邓通原本就只是一个当船夫的料，国家大事对他而言真是一窍不通。尽管他不能够给刘恒推荐人才，更不能帮着刘恒去处理国家大事，但邓通懂得在皇帝面前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这其实是所有专制帝王都看重的一点。在帝王眼中，大臣可以无才能，但是不可以无忠心，邓通深谙如何“低调”地讨好皇帝，所以刘恒对他一直宠幸不减。

当然，极尽地讨好可以被看作一种乞求。邓通出身贫寒，所以格外珍惜刘恒对他的恩宠，放低身段只是他用来维护这种关系的做法，本质上讲，邓通讨好刘恒的动机是单纯的。

一次，刘恒让一个术士来给邓通相面，这个术士断言邓通日后一定会被饿死。刘恒听后很不以为然，觉得自己能赐予邓通一切，邓通怎么还会饿死呢？刘恒一赌气，把蜀郡严道县（今四川荥经）往北三里处的一座铜矿山赐给了邓通。

刘恒此举算是大手笔了，但是仔细想来，这种恩赐对其他人而言是很不公平的，别人会想，他邓通没才没德凭什么受到这么大的恩赐？巨大的奖赏对低调的邓通而言其实是一种隐患，如果邓通能继续低调下去，或许还有转机，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由于邓通做得太高调了，就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他得罪了太子刘启。

有一次刘恒的身上长了一个大脓疮，邓通就经常给刘恒吸脓。这当然又是向刘恒表忠心的行为，大约邓通演技高超，这么恶心的事没人会心甘情愿去做，但邓通就能很好地把心中的不快掩盖起来，整天就是咕噜咕噜给刘恒吸脓汁。

刘恒被邓通侍弄得很舒服，看到臣子对自己这么忠诚，刘恒也被勾起了自己的心事，想到了自己的儿子刘启。他问邓通：“你说当今天底下谁最爱我呀？”

邓通答道：“恐怕没有比太子更爱您的人了吧。”

刘恒听罢，大概在心中暗想：真的是这样吗？你邓通对我这么忠诚，我觉得太子都比不上你啊！

过了一会儿，皇太子刘启跑来看望自己的父亲。刘恒一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好让他和邓通做同样的事情，借此来考验一下儿子的忠心。老子让儿子吸脓，儿子当然不敢不吸，尤其老子还是皇帝，一不小心儿子就脑袋落地了。刘启扭扭捏捏地给老爹吸完脓水，出门就听说了邓通经常给刘恒吸脓这件事，一下子全明白了，认为这一出是邓通给刘恒提议的，此后一直在心里记恨着邓通。

事实证明，汉景帝刘启是一个十分小气的人。刘恒一死，刘启登基，邓通“太中大夫”的官位立刻被罢免了，一朝就沦为了无业游民，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去。结果半道上，邓通就被人揭发在国境线外铸钱[2]，邓通最终被捕。刘启在邓通经历了几番审讯后，没收了邓通凭铸钱而获得的富可敌国的家产，而且也不知道刘启是怎么算的，还判邓通欠政府好几个亿。

这下可就把邓通难坏了。邓通自己没什么本事，在文帝朝的时候为了避嫌也没有积累人脉，所以等到他落到这步田地时，只有馆陶长公主刘嫖本着厚待父亲旧臣的想法偶尔给他送一些财物。但这些财物基本上都是刚到邓通家门口就被官员没收了，用来抵偿债务。邓通最后被弄得落魄不已，头上连根簪子也没留下，统统交了公。刘嫖没办法，只能常给邓通送些饭菜，而且还是以“借”给邓通的名义。即使如此，邓通还是没能熬住，最终死在寄住的人家里。

邓通之所以没落下个好下场，关键是因为两点。

第一，他出身贫寒且没文化。这种背景的人一旦受到恩惠只懂得掏心掏肺地报答贵人，为人家做牛做马地效忠，然而却不懂得礼节，不懂得照顾其他人的感受。这就容易招来别人的嫉恨，特别是有文化有身份者的嫉恨，因为别人讨好上级的时候身段无法放到他那么低。

第二，他过分依赖刘恒。邓通不树立人脉，不广结善缘，只以刘恒为自己的保护伞，这种想法太过单纯和幼稚。他在政治上的天真无知在刘恒生前是表露不出来的，但一旦刘恒去世，长公主孤掌难鸣，邓通自身又是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人，自然会被新的统治者抛弃。更何况他本身就得罪过刘启，政治上的孤立无援最终断送了他的性命。

吴王刘濞的崛起

凭借着丹阳铜矿丰厚的产值，吴国的国力得到了迅猛发展，这和当时其他诸侯国内政凋敝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建设的成就令吴王刘濞洋洋得意，这种自豪感令他产生了盲目的自大，最终和文帝朝政府叫起板来。一切都像是在为日后景帝朝的吴楚七国之乱做铺垫。

钱财总是能引来祸端，或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至于祸端的大小和矛盾的轻重，则是由社会的经济状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财力比拼所决定的。涉及纷争的钱财越多，矛盾就越大。

在汉朝中央政府和吴国之间就有着这样的矛盾。问题在于，两方财力悬殊巨大。在刘濞眼里，中央政府手头那点少得可怜的经费简直不值一提。因为天下最大的铜矿就在吴国境内，那是吴王刘濞用来巩固江山的命根子，更是他用来和朝廷叫板的资本。

高祖六年，刘邦封自己的二哥刘仲为代王。在韩王信投靠匈奴之后，匈奴就大举南下入侵代国，代国不敌，没出息的刘仲丢弃了自己的子民，一路逃难，经洛阳回到了刘邦那里。刘邦看在刘仲是自己二哥的份上，并没有追究责任，而只是将他降为郃阳侯。

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淮南王黥布造反，同时向东吞并了荆国，杀死了荆王刘贾，战后又挟着荆国的人马向西进攻楚国。刘邦闻后亲自出征，当时刘仲的儿子，沛侯刘濞也跟随刘邦出征。刘濞在战场上作战骁勇，一马当先，以骑兵将领的身份和刘邦一同在蕲县大破黥布的军队。

当时由于荆王刘贾已死，吴郡、会稽郡地区无人治理，刘邦觉得这地方民风剽悍，必须要由一个性子刚强的人来管理。刘邦看着身旁的小伙子这么勇猛，想来就是个强势人物，而且还是刘氏宗亲，加之刘邦的儿子很多年龄都不太大，不适合来这里称王，于是在回师路上途经沛县时就封刘濞为吴王，下辖四郡五十三城——即东阳郡、鄣郡、吴郡、会稽郡，吴国自此建立。

刘邦在沛县作了一首十分著名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里面的“猛士”大约也就包括吴王刘濞在内吧。

接下来的这段内容史书记载得神乎其神。按照史书的记载，刘邦在刘濞接受了吴王印信之后，仔细端详了刘濞的面相，两道炯炯的目光投射在刘濞的脸上。刘邦沉思片刻，心下断言道：刘濞有“反相”。

刘邦当下就后悔了。

但是身为帝王，说话不能出尔反尔，不能失信于人，更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先前的话，那是在否定自己的权威。刘邦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无奈的他只能作罢，同时抱着一丝希望试图教化刘濞，他对刘濞叮嘱道：“再过五十年东南地区会有人造反，难道这个人就是你吗？这天下说到底都是咱老刘家的，一家人嘛，你可千万别造反。”

刘濞听罢，欣然叩头，表示坚决不造反，誓死捍卫刘家江山，可惜日后他食言了。

到了惠吕时期，汉帝国在经历了对造反诸侯王的平定后，政权步入了平稳发展的阶段，这个帝国除了吴国以外都在休养生息，安抚百姓，只有吴国仗着其辖下丹阳县有一座产铜丰富的山，所以就在国内疯狂地铸钱。

刘濞要铸钱，就需要充足的劳动力，于是他就招揽了许多亡命之徒。同时，由于吴国沿海，刘濞还让百姓们煮海盐。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引用中井积德的话说：“盐铁之利，国用既给有余，不须收口赋于平民，是可知役于盐铜者皆亡命无赖，非平民也，吴王所招致。”铜矿和海盐使得吴国政府富到都不用向百姓收税，可见其国家生产力之强、铸币和煮盐为吴国带来的经济效益之高。

经济快速发展的吴国想不被各方势力关注都难，刘濞的经济建设在诸侯王和中央政府眼中完全是一种炫耀，炫耀他刘濞的能力和资本。

醋意大发的诸侯王和中央政府对刘濞产生了浓厚的敌意，他们不能接受刘濞的与众不同，不能接受当他们都还深陷于贫穷、不安定的环境中时，刘濞的吴国已经脱贫致富，超越小康，从发展中国家晋升成一个发达国家了。

财富这东西很是神奇，它可以极快地扩充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权的实力，尽管有时这种实力缺乏牢固的基础和稳定的来源。但实力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快感会极大地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使得这个人持续沉醉于自己的实力当中，开始狂妄自大。吴王刘濞就属于这种情况。

有了钱有了权，刘濞就开始一天天地和中央政府作对。他常常以生病为由不按时朝见刘恒。而刘恒一方也被这种隐隐的挑衅之意所刺激，在发现刘濞其实是装病之后，每次吴国派来的使者都会受到中央政府严酷的审讯，甚至还会被扣押。

吴国在中央政府那里的信用值已经接近破产。

刘濞也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可以猜测，他在文帝年间就已经有了谋反之意。

好在刘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有一年刘濞派遣使者来中央见刘恒，刘恒就责问使者为什么刘濞成天跟中央政府作对，还装病欺骗中央政府。

使者解释道：“吴王确实是没有生病，但是中央这边总是莫名其妙地扣押吴国的使者，吴王也不明白中央政府的意思，有些害怕，索性就不来朝见皇帝您了。俗话说‘察见渊中鱼不祥’，吴王一开始装病就被皇帝您发现了，就是因为您对他逼迫得紧，吴王才越发惶恐，成天躲着不敢见您。他害怕您杀他，狗急跳墙，就总是想些不是办法的办法来应对，最终出此下策。我劝皇帝您还是和吴王尽释前嫌，你们俩搞好关系，那就好极了。”

刘恒听罢此语，本着维护兄弟情谊的想法，最终决定放刘濞一马。他不仅释放了先前扣留的吴国使臣，而且还送了刘濞一张小几，一把手杖。而刘濞可能也觉得此时造反一来时机不成熟，实力还没积攒够，二来也碍于兄弟的面子，他和刘恒是同辈，造反总是胜算不大，不像后来在景帝面前他是长辈，可以理直气壮。大约是基于这两点，刘濞最终也放弃了造反的想法，不再刻意和中央政府作对了，但同时却转而全力推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或许刘濞也并非真心归顺，同刘恒议和只是缓兵之计，抓紧时间增强实力、韬光养晦才应该是他的根本目的。

刘濞一直善于笼络民心，从来不向老百姓收税，吴国政府凭借着煮盐和铸币的利润早已经富得流油，不收百姓的赋税反而还可以巩固统治基础，增强老百姓对刘濞的好感。除此之外，只要中央征发吴国的百姓服役，吴国政府就给百姓发补贴，摆明了是要让中央政府难堪，在老百姓面前显得好像吴国更为关心百姓。

归根结底，中央政府之所以在这些事情上对吴国毫不干预，让吴国政府充分表现其仁慈和德政，主要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钱，而吴国政府钱财充盈。吴国政府不仅定期关心知识分子，资助他们的生活，逢年过节还给治下所有的百姓一人发一个大礼包。吴国政府富得高调，富得有品位，富得有目标。

除此以外，刘濞长期收容逃犯和亡命徒，公然容纳罪犯们进行政治避难，而不向中央政府上交。这种蓄养亡命徒的行为，摆明了是在为日后的造反作准备。笼络知识分子的目的是让他们出谋，而施恩于亡命徒则是为了让他们出力。

吴国政府经过刘濞四十年的经营，各方面条件都具备了和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实力，而这些实力，包括刘濞的自信心，它们之所以能够被培养起来，就是因为一个字——钱。

吴国有钱，它有铜矿有海盐，因而有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财决定国力，经济决定国运。想想日后如果不是文帝朝和景帝初期为国家积攒了财力，汉朝中央政府能否经受住吴楚七国之乱的冲击还真是未知数。

刘恒放纵吴国的经济发展其实是养虎为患，但从吴国的角度来看，急功近利地发展经济也不见得就是好事。那些经济建设的果实并非是实打实的积淀，而只是吴国军民上下在躁动与浮华中营造的泡影。

而且经济的超常发展必然导致文化、思想建设事业的相对落后。如果吴国军民在政治思想上的觉悟达不到刘濞的水平，就算日后刘濞起兵造反，老百姓也只能盲从。

或许经济的强势并不能真正改变吴国的命运，一切，还要等到景帝朝时才见分晓。

第八章 维护法律的公正：黄老与黄老刑名学的运用

黄老刑名与宗教

文景之治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黄老之术。然而，这个道家思想的一大流派却并非常人想象的那样单纯，黄老之术不仅仅有着宗教色彩，还与政治、现实紧密相连。其中，黄老之术与法家刑名学的联系尤为紧密。

人类社会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文化的问题，时代、国家的先进或落后从来都不取决于制度，而是取决于文化。文景时代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时期，是因为当时统治阶层所宣扬的文化，以发源于道家思想的黄老之学为主，而非后世所宣讲的儒学、法家之学。

黄老之术源远流长。道家思想诞生于中国的轴心时代，这派古老的思想学说在日后的演变中大体分化成了两派，一派是老庄之学，一派就是黄老之术。相较于老庄之学，黄老之术更早地被官方接受，战国时的田齐就十分推崇黄老之术，至于老庄之学被广泛认可则要到东汉以后。

黄老之学体系庞大，涉及政治、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作为道家思想的重要派别，黄老学派自然也有代表作，就是在1973年冬天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

当然，学界目前对此书仍存在争议。按照顾颉刚的说法，这些东西全是老子学派的人伪托黄帝的名义编的。然而笔者更认同王葆玹先生的说法，王先生在其《黄老与老庄》一书中谈到：“……它（《黄帝四经》）的成书应当是在田齐桓公午即位后的几年，它的作者应当是桓公午初设稷下学宫时的稷下先生。”也就是说，黄老之术是由齐桓公时的稷下学派弘扬起来的。

由于稷下学派包容了各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比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鲁仲连，法家的慎到，墨家的宋钘，名家的尹文子，等等。这就注定了黄老之学肯定要涉及各家思想，特别是在刑名之学上，黄老学派见解独到。

帛书《黄帝四经》中的《称》篇说道：“道无始而有应。其未来也，无之。其已来，如之。有物将来，其刑先之。”《经法》篇又说：“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名声号矣。”

意思是说，天地万物之有名是从无名中来，自然之理使人类有刑有名，而自然之理的本身却是无刑无名的，“刑名”的产生源于“顺其自然”，将这种思想拓展到治国方面，就是无为而治，并顺应自命“名”、自定“刑”的“民之自然”。

所以正是由于黄老之术的自身原因，使得它能比老庄之学更早地服务于政治。黄老之学和主张刑名学的法家思想联系一直十分紧密。法家申不害、韩非等人的思想正是出自于黄老之术，黄老学派在刑名研究上的成就尽管为老庄学派所不齿，但它确确实实是一种被设计出来为政治实践服务的理论。它所主张的顺应“民之自然”的刑名学说更是在西汉初年得到了充分实践。

关于黄老之术在刑名学上和先秦法家的区别，也就是黄老学派刑名学的特点，王葆玹先生在《黄老与老庄》一书引论部分的第一节中总结了三点。

第一，黄老之术在法律的制定方面，讲求应该顺应老百姓的愿望而不是由独裁者自行设计法律；

第二，在黄老学派眼中，法律必须对人情和社会道德、民意有所照顾，而不是严峻无私、不讲情面；

第三，黄老学派评价人的时候，会将人的才能与道德品质放在同一高度来衡量，而非重才不重德或重德不重才。

另外，王葆玹先生还提出，在黄老之学的体系中，实质上还包括某种宗教学说。这一点满足了西汉初年统治者希望利用国家宗教来维护统治的要求。

仔细想来，这样的构设实质上是完全合理的，西汉初年政局动荡，各方势力在汉帝国这棵“大树”上盘根错节，统治者一方面需要宗教来安稳——甚至可以说是来控制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也要通过鬼神之说来寻找一种自我安慰，并维护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而黄老之术既具有政治思想又具有哲学思想，显然是统治者的不二选择，且黄老学派自身就有依附于政治的渴望，自然是两情相悦，黄老之学的宗教性质由此奠定。

黄老之术的宗教性质最为显著的特征莫过于祭祀五帝和太（泰）一。至于封禅一事，由于西汉时期只有汉武帝举行了封禅，因而反倒显得没有郊祭那般重要。

“太一”的含义近似于上帝，而“五帝”则是指赤、黄、青、白、黑五帝，秦朝和汉初时这五帝分别在雍郡的下畤、上畤、密畤、鄜畤、北畤接受供奉，他们即是黄老宗教中的神灵和象征。

公元前205年，刘邦东征项羽失败，五十六万汉军被项羽带着三万人马击败。刘邦的老脸实在没地方搁，心灰意冷的他只能寄心于鬼神。他向周围人问起过去秦朝都祭祀哪些神灵，有人告诉他，秦朝祭祀的是白帝、青帝、黄帝、赤帝四帝，刘邦就说：“我听说天上一共有五帝，为什么秦朝只祭祀四位啊？”

众人沉默许久，刘邦也想了半天，最后说道：“想来这是天意要让我凑满‘五帝’的数啊，哈哈。”此时的刘邦因为打了败仗，自尊心大受打击，所以找着机会就要夸一夸自己，他才不管别人会不会在背后嚼舌根说他很自恋。

刘邦兴冲冲地让人修建了黑帝祠，命名为北畤，自此“雍五畤”全部建成。同时刘邦还将过去在秦朝管祭祀的官员都召集到了一起，分配给他们新的祭祀任务，叮嘱他们按时祭祀。

刘邦此举奠定了汉朝与黄老宗教的紧密联系，日后汉朝的统治者不断加强对黄老之术的推崇，频繁祭祀黄老宗教中的各路神灵，黄老之术的威望日渐增高。

黄老宗教与汉初政治的结合使得它成为了一种国家宗教，政治性更为明显。同时，黄老宗教还与东汉的道教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黄老宗教在后来被儒家取代后，经自身改造衍生出了道教，与儒家相抗衡。黄老宗教的生命力很顽强，它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铺垫了这么多，终于要引入正题，回到文帝朝的记述上来，让我们先来看一份文帝前元十三年的诏书：“现在主管祭祀的官员祭祀太一、五帝和其他鬼神的时候，总说是百姓造成了过错和灾难，我认为这完全是胡闹，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事了。”

诏书下达之后，之前被废的齐、淮南两国所祭祀的山川神灵也被刘恒“接”到了中央政府，来按时享受祭祀。

文帝十四年，刘恒在鬼神祭祀的要求和改善措施方面，又下达了一份更为详细的诏书，诏书中说道：“自打我继承祖宗家业，掌管祭祀天地与宗庙以来，到今天已经走过十四年了，岁月悠悠，我这么一个不聪明不智慧的人却掌管天下事这么久，实在是惭愧万分。我治理的国家社会安定，百姓幸福，这几年庄稼收成也很好。

“我这个人没啥好的德行，凭什么享受这些呢？这都是神灵的恩赐啊。

“所以现在我要增加敬献给神灵们的祭品数量。大臣们建议我应该给‘雍五畤’增加一辆帝王的乘车，并配上全套的车马用具；给西畤、畦畤各增加一辆木雕车、四匹木马和全套的车马用具；给黄河、湫渊、汉水的神灵各加两件玉璧。其他的祭祀场所也要扩大规模，增设祭祀用品。

“过去的君主都是广布恩泽但不求报答，进行祭祀也是为了黎民苍生而非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他们对贤能之人的推崇超过对亲人的重视，总是先考虑天下苍生再考虑自己，简直英明无比。

“但是我最近听说，官员们每次祭奠神灵总是在给我求福，而不是祈求神灵保佑黎民百姓。我何德何能啊，真是惭愧不已。像我这么一个差劲的人却在独自享受神灵的庇护，而不能和老百姓一同分享，这实在是罪过啊。我要求以后官员祭祀光向神灵表达敬意就可以了，不要再为我求什么福运。”

这两份诏书中的信息点有三。

首先，刘恒讲到了宗教问题，也就是祭祀。

刘恒的诏书明确表达了对祭祀一事的高度重视。实质上，不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是十分看重祭祀的，所谓“儒道同源”，它们都来自于殷周宗教，因而十分注重祭祀，这是殷周宗教的特点。刘恒崇尚黄老，自然也看重祭祀。

其次，刘恒将神灵凌驾于苍生之上。

毫无疑问，这是为了营造一种宗教感，同时让老百姓树立起一种对于黄老宗教的绝对崇拜，而黄老宗教是把握在刘恒手中的。因为黄老宗教的本质是服务于政治，是为了迎合执政者。所以说，刘恒要借助宗教的名义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

第三，刘恒借机强调了神灵的庇护应当着重在民，一方面是将自己和苍生划清界限，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尊崇黄老所提倡的顺应民意，即顺应“民之自然”，将黄老宗教定位成为民造福的工具。这样一来，作为宗教实际主宰的刘恒，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了为民造福的形象。

刘恒频繁地在祭祀问题上进行调整，这表现了他心中对黄老宗教非同一般的重视程度。然而，文帝时期的黄老宗教却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一条邪路。这份诏书仅仅是一个引子，在它后面，各路牛鬼蛇神都纷至沓来。我们将会看到黄老刑名学是如何在文法吏身上得到成功的实践，也能发现宗教异象背后那些方士们的身影。

黄老之术定天下

西汉自曹参执政以来，就一直秉持黄老之术来治理国家。到了刘恒执政时期，伴随着黄老之术的繁荣，黄老刑名学也登上了汉初政治的舞台。在这个问题上，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以张释之为代表的、践行黄老刑名学的文法吏的发迹。

汉代政府自高祖时期以来，从上到下都是极其推崇黄老之术的。向我们透露这个信息的人就是汉朝的第二任丞相——曹参。

在萧何还没死、丞相的宝座还和曹参没什么关系的时候，曹参在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那里做相国。当时天下初定，刘肥也很年轻，曹参作为跟着刘肥他老子打天下的功臣元老自然想扶他一把，于是召集了齐国境内所有的顶级儒生，一起开会商讨如何把齐国治理好。可惜这些儒生全都是外强中干，说大道理一套一套，要论怎样管理老百姓却没人能说出个一二三四。此时曹参听说齐国的胶西郡有一位精通黄老之术的盖公，于是向他请教。

盖公就详细地把清静无为、使民自治的一套学说给曹参讲了一遍，曹参听后大为佩服。思想上脱胎换骨的曹参从此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包括后来接替萧何担任丞相之后，他依旧是终日饮酒作乐，清静无为，一切都按萧何原来的做法办。他还劝汉惠帝不要随意改变刘邦时期的政策，所谓“萧规曹随”即是如此。

到了刘恒执政的时候，历经了三朝执政者，黄老学派的治国之术已经在中央政府取得了绝对稳固的地位。而事实也证明，出身于齐国稷下学派的黄老之术在解决汉初民穷国贫、经济萧条的问题上也确实效果非凡。推行黄老学派提倡的休养生息政策乃是大势所趋，刘恒发扬黄老治国之术则是历史的必然。

很明显，刘恒也受到了黄老之术无为、寡欲的影响，刘恒在推行新政时极力强调顺应民意，以民为本，这就是顺应“民之自然”的表现。且生活中的刘恒吃住简朴，不穷奢，不讲求繁文缛节，不设立儒家的那套仪礼，这也是寡欲。

此外，刘恒的皇后窦猗房也是一个十分尊崇黄老之术的人。她让窦氏家族的人和太子刘启都要认真读《老子》，这当然会引起一些儒生的不满。比如齐国有一个研究《诗经》的博士辕固生就十分看不起黄老之术，说了几句抱怨皇后不尊儒而尊黄老的话，引得窦猗房大怒，下令让这个不长眼的辕固生去单枪匹马地打一头野猪回来，好在此人最终得到太子刘启的暗中相助。刘启虽然也学习黄老之术，但对黄老之术喜爱之情多少要淡薄一些，比不上他的父亲。刘启赠予了辕固生一把好刀，辕固生才得以顺利杀猪归来，窦猗房一看人家成功完成自己交代的任务了，也就无可奈何，放了他一马。

前文讲过，黄老之术与先秦法家思想一样，都与刑名学的理论有关，只不过各自的具体内容稍有不同罢了。文帝朝在这种黄老刑名学理论下诞生了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文法吏，这其中的一位代表就是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

张释之是南阳郡堵阳县人，字季，年轻的时候整天和哥哥张仲生活在一起，大约张释之家里还比较有钱，张释之就因此当上了骑郎官。

西汉时期郎官都是需要花巨额钱财才能买到的。按照《汉仪注》记载，要想做常侍郎至少要五百万钱，且无固定薪水，一切用具全部要求郎官自备。因而能当郎官的除了功臣后裔和皇族姻亲以外，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想来这也算是西汉政府独特的生财之道。

做了郎官之后，张释之就成天在刘恒身边侍奉着。可大约张释之不是个机灵人，郎官当了十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更没博得刘恒的青眼。看到张释之前途无望，哥哥张仲就觉得自己的投资很失败，于是打算撤资让弟弟回家，毕竟弟弟十年来一文没挣，月月开销倒是很大，这放谁家都受不了。

张释之的伯乐就是前面出场过好几次的中郎将袁盎。按理说俩人都归郎中令管，应该是同事，但袁盎的官阶是比两千石，人家是正经高干，张释之自然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袁盎有一天突然跑去跟刘恒说，让刘恒多注意一下张释之，并夸奖张释之腹中有韬略，只是还没有获得良机罢了。同时他还建议刘恒让张释之补一个谒者的缺，也就是主管接引宾客的皇帝侍从，官阶六百石。

一天，张释之在早朝散了后磨叽着不肯走，不停地朝刘恒那里看，刘恒很精明，知道这小子想向自己表现表现，于是就让张释之发言，同时还特别要求张释之不要讲一大堆套话空话，要从实际出发来谈。

仔细分析刘恒所说的要求，这话刘邦跟叔孙通、陆贾这些儒生们说的很像，都很直接，不要花里胡哨之乎者也的那套没用的大道理，这也说明刘邦、刘恒父子俩都具有求实精神。当然，刘恒的态度还可以和他信奉黄老、杂用霸道的治国思想联系起来，他不喜欢听人讲三皇五帝尧舜禹那些久远、无用且虚假的事情。

总之，就是要让张释之就今天朝会上讨论的问题务实发言。张释之一看，十年啊，好不容易才换来一个发言的机会，于是搜肠刮肚，把能想到的主意都说了出来。他在刘恒面前滔滔不绝，从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讲起，深刻分析了文帝朝的时局，并大胆陈述了许多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建议。

刘恒听后大喜，当即任命张释之做了谒者仆射，也就是谒者的头领，比原来袁盎建议的官职还大了许多，官阶比千石，每天在皇帝身边迎客送客，殷勤工作。

张释之的发迹告诉我们，不论是在官场还是职场，抓住机遇是第一位的，因为机遇并不是常常都有，张释之十年才等来一个……机会总是垂青那些有耐心有准备的人。

发迹后的张释之有一次跟着刘恒去上林苑的老虎圈打猎，刘恒突然心血来潮，问上林尉在上林苑中都有哪些动物，各自数目多少，结果这位上林尉是干瞪眼，一个都答不上来。这时候上林尉身旁的一个虎圈管理员（虎圈啬夫）却插嘴进来，将刘恒问的问题一一解答，刘恒自然大喜，当即表示要让张释之把这个虎圈管理员越级升迁为上林令。

然而这位虎圈管理员“天上掉馅饼”的美梦却被铁面无私的张释之打破了。张释之听到命令后先沉思了一会儿来考虑对策，紧接着问刘恒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二人为人如何。

刘恒说：“这还用说，这俩人可都是老实厚道的长者啊。”

张释之一听皇帝上钩，赶忙接着说道：“陛下啊，您说得太对了，周勃、张相如都是特别厚道的人，可是这俩人语言组织能力都有问题，和眼前这位满嘴跑火车的虎圈管理员相比简直是差远了。

“想想亡秦当年，朝堂之上全是能说会道但没啥见识的小知识分子，成天拉帮结派，给别人上纲上线。这都是虚招子，跟治国没半点关系，反而使得皇帝听不到真正有意义的良策和对于政府过错的批评，以至于到了秦二世的时候，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朝纲败坏，因而天下大乱。

“您现在光是看这位虎圈管理员能说会道就超迁他，这一下恐怕天下人都会群起而效之，老百姓就会成天正事不干，全去练嘴皮子了吧。您的行为举止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取向，还望陛下慎重。”

刘恒听完觉得张释之说得有理，于是作罢此事。不知道张释之说完话那位虎圈管理员有没有拿眼珠子猛瞪他，估计眼球都得瞪出血了吧。

汉初的时候，凡是在统治者面前批评秦朝的不是，只要你能说得条理清晰，就很有机会升官发财。因为在那样一个专制社会里，统治者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正确，只有政治立场正确，统治者的地位才不会被撼动。

张释之显然也深谙这条捷径，在返程途中对刘恒大讲秦朝的种种弊端。刘恒一高兴，回去就任命他做了公车司马令，这个官职主要是负责皇宫的夜间宿卫、整个司马门的安保工作以及地方贡品的接收。

然而上面的故事只能表现出张释之深厚的文法功底，只是他的发迹史，至于要说到黄老之术的刑名学，则与另一件事有关。

一天，太子刘启和弟弟梁王刘武一同坐车入朝，在经过皇宫外面的公车司马门时没有下车，于是就遭到了张释之的阻拦，他同时还上书刘恒弹劾刘启、刘武“大不敬”的罪过。薄太后听说了这件事，就来责怪刘恒对儿子管束不严，刘恒摘下帽子认错，对自己管教儿子不严的行为作出了深刻的检讨。于是薄太后这才传皇帝的诏令，赦免了刘启、刘武的罪行，二人终于可以进宫了。

刘恒敬重张释之的胆识，同时也通过这次的行为表明了两个态度：

第一，刘恒绝不是徇私舞弊的人，能够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失；

第二，刘恒将文法吏的地位进行了提升，表明了一种“你看，连我也奈何不了张释之”的态度，其目的就是充分利用文法吏来整顿朝纲，同时推行黄老的刑名学，不以个人的身份压制法律，而是完全站在公众利益的出发点上，推行顺应“民之自然”的法制。

张释之感受到了刘恒的信任，从此放开手脚，立志要创造出一片属于文法吏和黄老刑名学的新天地。

黄老刑名学的践行

文法吏之所以不被称作是酷吏，原因在于他们尽管也铁面无私、依法办事，但他们处理犯人时手段并不残忍，且并不以帮助皇帝个人报仇、发泄为己任。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帝朝苛法遭废，刑罚温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黄老刑名学本身就站在一种公正的立场上。

张释之是文法吏的典型，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原则都是依照法律，不会因为犯罪的人是皇亲贵戚就轻易放过，也不会因为罪犯是平民百姓就滥施刑罚。有这种人来执法，只要法律是清明的、合理的、顺乎于民意的，那么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也就能得到保护。

经历司马门一事后，刘恒愈发重视张释之，让他担任了中大夫的官职。尽管依旧是郎中令的下属，但自此以后张释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刘恒面前发表各种政见了，不久后他又升任为中郎将。

有一次刘恒带着宠妾慎夫人和张释之一起去视察自己陵墓的修建情况。刘恒的霸陵在白鹿原北坡的凤凰嘴，他登高远望，看见东北方向的新丰城与霸陵间的道路，于是触景生情，对慎夫人说：“这是通往你家乡邯郸的道路啊。”接着他就让慎夫人为他鼓瑟，那哀婉的曲调勾起了他伤感的情绪，他回头对大臣们说：“要是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我棺椁的外椁，再用碎布和生漆勾缝，那还有谁能打开它呢？我将万世沉眠于此啊。”

大臣们一听皇上这话，马上随声附和，只有张释之出来泼凉水：“只要陵墓里有别人想要盗取的东西，皇上您哪怕是用铁水浇筑南山也白搭，要是您的陵墓里啥值钱东西都没有，那您就是不做石椁也没人会惦记它。”

刘恒认同他的观点，而张释之的话也影响了刘恒一生。刘恒一生勤俭，更重要的是，按照史书的记载，他的陵墓里最终确实没有陪葬什么值钱的宝物。

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张释之被刘恒擢拔为廷尉，位列九卿。不久，刘恒外出途径中渭桥，一个长安县的乡下人误以为刘恒的车驾已经离开，于是跑到街上了，结果导致刘恒的车马受到了惊吓。

刘恒让张释之去处理这件事。待问明情况后，张释之禀告刘恒说，此人依法应罚四两金。刘恒对张释之的处理意见自然不满，勃然大怒道：“这个人惊了我的马，要不是我的马听话乖巧，这家伙还不得害得我的车掀翻倒地吗？这么大的罪过你罚个款就完了？”

张释之镇定地回答道：“皇上啊，您看看您，法制观念也太淡薄了不是？法律是不会因为罪犯以及被侵害者的身份高低而改变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怎么来就怎么来，大家一起遵守，您要是刻意重判，那恐怕会降低百姓心中法律的威信。

“再说了，您要是刚才直接让卫士把他击杀了，那我自然无话可说，可惜您非要让我这个廷尉来判决，那我必须依法办事。‘廷’就是‘平’的意思啊，我得维护天下的公平，要是执法的轻重可以随意由人控制，而不按照法律条文来规范，那老百姓就没办法守法做事了。还望陛下明察。”

刘恒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听完张释之这番解释之后，沉思许久，最终还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做法。

张释之执法，那个“法”是为了老百姓着想、维护老百姓利益、顺应“民之自然”的法，因而他身为文法吏，其实是算不上一个酷吏的。黄老刑名学和法家的刑名学在根本上的不同点是前者执法为民，后者执法为帝，服务对象不同则处世立场不同，不可同等语之。

后来还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有人盗取了高祖庙内座前的玉环，刘恒很生气，交给廷尉处置，张释之一查法律条文，认定应该将这个人斩首弃市。

刘恒听罢怒斥道：“这种无耻无德、丧尽天良的人，都敢跑去偷盗先帝宗庙里的东西，你才给判个弃市？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打算把他一家子都杀了的。你居然跑来给我讲什么法律条文，也太没眼色了吧！这人要不严惩，我还哪里敢自称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先帝啊！”

刘恒的话言过其实，关键被盗的是他自家的庙，肝火才如此旺盛，这也算得上是独裁者心理在作祟。

张释之见刘恒气得要命，便赶紧摘下帽子叩头请罪，同时辩解道：“按照法律，判这个人弃市已经是法律范围内最严重的惩罚了。再说了，即使是同一种罪行，也要根据作案动机、认错态度等方面综合考量，您现在因为一个人偷了高祖庙里的东西就要杀人家全家，那要是以后万一有人盗取了高皇帝的墓，您打算怎么处置他呢？”

张释之不愧是法学专家，一下击中要害。盗墓跟拿了礼器这两种罪行一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同样是盗窃，但盗窃的严重程度不同，惩罚的严重程度也就不应该相同。你要是盗窃礼器都给人一家子全都灭门，那要是有人犯的罪行比这还严重，那你怎么处理这个人？

法律之所以要在处罚上划分层次，就是为了给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制定出更严厉的处罚。

张释之三言两语就将执法过程中需要照顾到的法律设置问题一语道出，实在厉害。

刘恒最终还是采纳了张释之的建议，张释之从此名声大震，并和周亚夫以及梁国国相王恬启交好。这哥仨意气相投，从此成了好兄弟。

然而张释之与黄老之术的缘分还不仅于此。文法吏的特点是耿直、秉公办事，不以权谋私，努力维护民权，不向贵族妥协。这就导致了他们容易被权贵们陷害。张释之得罪过太子刘启，那他到了景帝朝自然没好果子吃，这点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于是就打算急流勇退。这时候有一位姓王的精通黄老之学的隐士救了他。

王先生有一次被召到朝廷，三公九卿都在朝堂之上陪同。老人家年龄大了，突然说起自己的袜带开了，然后就回头让张释之帮他系上。事后有人问王先生这么做的缘由，老爷子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年纪大了，帮不了张廷尉什么，他位列九卿、名满天下，我当众侮辱他，而他却为我系袜带，那天下的人都会称赞他的德行，他的声望就会高起来了。”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王、张二人在王先生这番话说出来后，声誉都有了提升。但这还是没能为张释之挽回他在景帝朝被排挤的命运。

一年多以后，景帝就将他外放到淮南国做淮南王刘安的国相。刘启说到底还是记恨当年在司马门和弟弟刘武被阻一事，淮南国国相的官阶是两千石，而廷尉则是中两千石，其实是给张释之贬官了。

几年后，张释之郁郁而终，他的儿子张挚也因为为人耿直而从大夫的官位上被罢免，此后终生不仕，默默无闻。直到魏晋年间，张挚才在陶渊明等人的诗作中被多次提及。

张释之作为黄老刑名学的践行者，在文帝朝是广受追捧的，在民间也备受推崇。因为他执法的性质不是为了维护集权和特权，而是用一种责任心来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百姓的合法权益。他执法严明，维护法律的公正，不按照统治者的意愿对百姓随意施加过度的刑罚，这其实就是黄老刑名学在现实中成功运用的典范。

关于文帝朝践行黄老刑名学，其实还有一件事，这件事与刘恒的舅舅薄昭有关。

文帝前元十年的冬天，身为车骑将军、轵侯的薄昭杀死了刘恒派来的使者。刘恒依法治国，重视刑名，自然不能不惩治薄昭。但人家好歹是他舅舅，一股脑地派人拉到西市把薄昭脖子一抹似乎不太合适。

刘恒很绝，最终居然派人到薄昭府上给薄昭举办了一个小型酒会，等薄昭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再让人劝他自杀。刘恒的想法很好，想让薄昭痛快、体面地死去，但问题是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薄昭愿意死的基础上，人家大活人好好的，当然不愿意自杀。

刘恒一看此计不成，便又生出一计，让人穿着丧服跑到薄昭家大哭大闹，就好像薄昭已经死了，这伙人来吊孝一样。薄昭一看小外甥是铁了心要杀自己，这都派吊孝的人来催命了，自知大势已去，便不再多言，自杀而死。

刘恒的做法，体现了他执法的公正。黄老刑名学强调了公正和为民，不偏袒贵族，这两点在处理薄昭一事上都有体现。

然而，如果单单看张释之执法和薄昭之死两件事，常人都会对黄老之术有好感的，特别是黄老刑名学。但事实上，黄老之术对西汉初年的政局还有负面的影响，也就是在宗教迷信方面，说起这些事，就不得不提及鲁人公孙臣和赵人新垣平。

新垣平妄称鬼神

黄老之术中除了有用来维护社会公正的黄老刑名学，还有黄老宗教。宗教往往代表神权，这恰好是专制帝王们特别看重的。以鲁人公孙臣、赵人新垣平为代表的术士们信奉黄老宗教，正是抓住了刘恒渴望通过神权的认可来巩固统治的心理，为自己在政治和物质上赢得利益。

文帝前元十四年，鲁地的知名阴阳五行学家公孙臣上书刘恒，提出要“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这三件事情原本是贾谊操心的，现在方士们也搅和进来了。

公孙臣对刘恒讲，过去秦朝按照五行学说当属水德，汉朝从秦朝那里承继了天命，土克水，所以汉朝应该是土德，土德应验的标志是有黄龙出现。公孙臣认为，汉朝应该实行新的历法，崇尚土德所对应的黄色，而非秦朝的黑色或刘邦崇尚的红色，这一点贾谊以前也提过。

“改正朔，易服色”，这在专制王朝看来是意义重大的事情，标志着新王朝、新天命的开始。刘恒也老早就在着手安排这件事，他让精通乐律和历法的丞相张苍主管律令的修订，然而张苍却以前年黄河决堤为由，称汉朝依旧是水德。所以张苍提出，汉朝应仍以每年十月作为岁首，颜色崇尚外黑内赤，与水德相照应。

清人吴见思注解这一段说：“五德之运，公孙臣以秦为正，故土；张苍以秦为闰，故水。”张苍与公孙臣之所以会出现分歧，是因为张苍不愿意承认秦朝是一个正统王朝，他在变相否认秦朝的天命。张苍认为汉朝是承继周朝的天命，周朝为火德，则汉应该为水德。

但是刘恒会不会接受张苍的说法呢？

当然不会。

原因在于汉朝实行的是帝制，帝制是秦朝发明的，所以汉朝人只能承认他们是从秦朝那里夺得天命的，跟周朝没什么关系。

然而辩论嘛，唯有赢家才能够留下来。公孙臣并没能在刘恒面前成功反驳张苍的说辞，只得灰溜溜地被赶跑，但公孙臣并没有认输，他要去制造证据，证明张苍说法的错误。

公孙臣身为术士，作为江湖骗子的一员，造假这门手艺自然是十分精熟。于是在文帝十五年，坊间就开始流传成纪县（今甘肃秦安西北）莫名其妙地出现了黄龙，这当然是公孙臣造的假，但刘恒却信以为真，将公孙臣拜为博士，让他主持历法的修改，以及官方礼服颜色的选择。

公孙臣打着黄老宗教的旗号，成功通过造假上位，一朝富贵在手。

当年四月，刘恒在夏日里到雍州的五畤进行郊祀，以此来报答上天，感谢神灵给出黄龙降世的祥瑞，并让老百姓在当年丰收。然而刘恒在服饰颜色上却没有变化，依旧穿着红色的衣服，由此看来，公孙臣很不敬业，光顾着享乐了，也没装模作样地给刘恒提出一些改变服色的建议。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另一件可笑的事情发生了。

赵地方士新垣平因为擅长通过望气来观测吉凶而受到刘恒的召见，他对刘恒说：“长安的东北方向有五彩神气，那神奇的形状和天子的冠冕十分相似。臣听说东北方是神灵居住的地方，西方则是神灵死后的葬身之所。现在东北方向有五彩云，这分明是祥瑞，应当建立祠庙来祭祀神灵。”

刘恒信以为真，在渭河北面修建了五帝庙，以此来祭祀黄老学说崇尚的五帝。

五帝庙是一座庙宇，同一个屋子里有五间神殿，五帝各占一间，神殿的颜色和该帝的名号一样，祭品和礼仪也完全模仿在“雍五畤”祭祀时的安排。

除此以外，按照王莽在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奏章，渭阳五帝庙中还祭祀太一，这就是典型的黄老道家的神灵了。

关于新垣平的来历，王葆玹先生分析，由于稷下学派中研习过黄老之术的慎到，以及《史记?乐毅列传》所载的信奉黄老的乐瑕公、乐臣公都是赵国人，而乐臣公是给曹参传授黄老之术的盖公的老师，所以战国末期赵国的黄老学派应当十分活跃。因而王先生认为，新垣平是战国末期赵国黄老学派的后继者。

然而不论出身如何，此人最终不过是一个江湖骗子。尽管这种人总是能够把握住帝王的心态而行骗成功，但往往其人都没有好结局，新垣平也不例外，日后下场也很凄惨。

文帝十六年的四月，刘恒亲往渭阳五帝庙祭拜五帝，点燃远处的烽火，火势连绵好像连到天际。此外，刘恒还封新垣平为上大夫，官位次于列卿，并命令博士和儒生从“六经”中挑选语句拼成一篇《王制》，据说分为《本制》《兵制》《服制》三部分，与《礼记》中的《王制》不同。

刘恒有一次出游路过长门亭，在路边模模糊糊看见了五个身影，刘恒诧异地以为是五帝显灵，当然，这大约又是新垣平搞的鬼。总之，刘恒后来就在他们所站之处的正北方向修建了五帝坛，用五头牲畜来祭祀五帝。

刘恒这么做原因有三。

首先，刘恒是真心相信黄老之术的。至于其中的宗教迷信色彩我们就不要苛求了。

其次，刘恒信鬼神是在给自己找安慰，这几乎是专制帝王的通病，即使是唐太宗那样的人也没能超脱这一点。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处于权力顶峰的人极其容易产生孤苦感和负罪感。

再次，刘恒借此来巩固统治，将迷信的思想灌输到百姓脑海中，使他们相信神灵，最终相信他刘恒的统治，同时也为自己的帝位和汉朝的国运端正名分。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2年）的九月，新垣平让人拿着一只玉杯来到未央宫门前，声称要献给皇帝。新垣平自然没在宫门那儿，而在刘恒身旁，他告诉刘恒宫门外有宝玉之气。刘恒跑去一看，果然遇见有人来送玉杯，上面刻着“人主延寿”四个字。之后新垣平又告诉皇帝，他观察天象后发现太阳一会儿将回到正南，果然也应验了。

这种记载当然不值得人们相信，但也反映出了一点，刘恒此时对黄老宗教的迷信已经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新垣平说什么他都信。好在新垣平只是贪图钱财，如果有政治野心的话，那恐怕朝政就要被小人操控了。

刘恒因为这些异象而决定将他统治的第十七个年头，也就是次年，改为后元元年，同时又借机允许天下百姓聚众饮酒三日，让天下百姓都为改元而庆祝。

新垣平大约后来是走火入魔、鬼迷心窍了，不知道脑子出了什么问题，有一天对刘恒讲：“周朝的宝鼎当年落入泗水中，现在黄河决堤，河水漫延到泗水河道。我看到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一带有宝气，想来是这宝鼎将要出世了吧。尽管征兆已经显现，可如果我们不去祈祷，它还是不会现世的。”

一般而言，听到新垣平的这种说法，大家都会认为这肯定又是新垣平设计好了，指不定是从哪里弄了一个宝鼎搁茅厕里涮了两下，晒干做旧埋到汾阴当地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刘恒听罢，赶忙按照新垣平的嘱咐去做，然而大约这次新垣平没和他请的“托儿”谈好价钱，或者是那位“托儿”出了意外，还有可能是新垣平骗人骗多了自己走火入魔，真以为自己有了异能……总之，刘恒的使者在汾阴蹲点蹲了半个月，那宝鼎一直都没能现世，使者整天在汾阴城南的祠庙中祈祷，可就是什么都没看到。

等到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的十月，也就是新垣平找人演双簧献上玉杯后的一个月，有人告发新垣平做假。专制帝王是最受不了被人欺骗的，特别是刘恒先前还无比信任新垣平。得知真相后，刘恒犹如五雷轰顶，愤怒的他当即下令审讯新垣平，执法官们把鞭子往新垣平身上一打，这细皮嫩肉的术士就从头到尾全招了。刘恒大怒，杀了新垣平的三族。

按说高后三年“夷三族”的法令就被废除了，刘恒本人也倡导要废除苛法，但大约那时刘恒气上心头，觉得不杀不足以平愤，且新垣平早已被大臣们所厌恶，所以也没有臣子出来求情，刘恒最终还是用残酷的肉刑收拾了新垣平一家。

经历了新垣平一案后，刘恒大受打击，从此再也不关心鬼神、祭祀的事情了，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黄老宗教事务上亲力亲为，而是安排给主管祭祀的大臣，叮嘱他们按时祭祀，然后就再无下文。

刘恒固然不是昏君，但他在新垣平一事上确实是显得太过愚蠢，被一个术士骗得团团转。或许刘恒信奉黄老之术从根子上就只是迷信而已，而不是为了治国安邦。黄老之术客观上推动着文景年间社会的发展，但无法否认的是，黄老宗教也给汉初政局带来了一定的破坏。

第九章 找寻最佳的处理角度：汉匈关系的议与和

冒顿单于：和汉文帝手拉手

“汉匈议和”其实是一件“两厢情愿”的事。汉朝要巩固内政，巴不得罢黜兵事好专心建设经济；作为匈奴一代杰出单于的冒顿，也希望通过议和让匈奴人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然而从本质上讲，这是汉朝政府对国家主权的又一次放弃。汉人已经习惯安逸了。

终于要重新谈到有关匈奴的问题了。

前文讲过，匈奴人在冒顿单于执政时期曾于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入侵汉朝的北地郡，领兵的是匈奴的右贤王。后来刘恒派丞相灌婴率八万五千名骑兵出征，匈奴右贤王自知汉军势大，于是退守塞外。由于不久后就爆发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且本着汉匈和好的原则，刘恒并没有让汉军越境追击。

然而这件事情却还远远没有完结。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也就是冒顿单于执政的第三十六年，在刘恒重申了希望同匈奴复修和亲的意愿之后，冒顿单于给汉朝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

“前段时间汉皇帝您说要来与我和亲，这想法着实不错。本来我都打算派人和您那边接洽接洽然后和好算了，但是你们汉朝的边将却贸然率兵攻打我们匈奴的右贤王所部。我的右贤王也是个火暴脾气，听信後义卢侯难氏等人的意见，没给我打报告就擅自出兵报仇去了。结果搞得咱们两边都很尴尬，损害了咱们的兄弟之情，破坏了两国的合约。

“汉皇帝您专门写了封信来责备我，我也回信了，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我的使臣被扣留，你们汉国那边也不给我解释，你们这些人看来不是真心要与我和好，那我们也就不打算与你们和谈了。

“上次右贤王的事情，他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已经对他进行了惩处，罚他到西域去攻打月氏国。好在上天保佑，加上我匈奴兵强马壮，月氏国已经被我们消灭，月氏人要么被杀，要么投降。我一看，既然我们匈奴军队这么厉害，顺带着就让他们把楼兰国、乌孙国以及呼揭人的地盘也都占领了。这一片儿二十六个国家统统归附了我们匈奴，所有骑马射箭的骁勇民族自此连为一家。

“我们这边北方既然已经安定，所以就打算停止征战，整顿内政，发展民生，重续旧约，从此保境安民。汉匈两国和好如初，让年轻人快乐成长，老人们尽享天伦之乐，两国人民安居乐业，世代繁衍。

“我不知道您那边是怎么想的，所以派郎中系雩浅拿着这封信来问问您，顺带捎给您一匹骆驼、两匹可以用来当坐骑的马、八匹可以拉车的马。您要是想让匈奴人不靠近汉朝的边境，那您最好也让你们汉朝人离咱们两国边境远点。

“另外您别又把我的使者扣留在你们那里了，信送到就请赶紧放他回来，少给老子耍花招。”

冒顿这封信言语是十分巧妙的，既有让步也有坚持，总体上而言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毕竟匈奴国力要比汉朝强大，冒顿免不了有点自我优越感。

冒顿在信中先是就右贤王南入汉境一事撇清自己的责任，说这事跟自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另外冒顿也没有刻意指责刘恒有怎样的过失，只是说边境上的事情是汉朝边将做的。

这些话的潜台词无非是“矛盾都是手底下人不懂事造成的，咱们两边的领导还是一心求和”。另外冒顿在说到惩罚右贤王的时候简直是冷幽默，这哪里是惩罚，明明是让右贤王立功去了。冒顿大谈匈奴战功，其实是在暗示刘恒，汉朝是绝对打不过匈奴的，同时申明广大少数民族弟兄团结一致的态度，目的是想要告诉刘恒他的敌对势力很多，让刘恒自己掂量清楚。

归根结底，冒顿的话以赤裸裸的挑衅居多。

刘恒拿到冒顿的书信，立马召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其间三公九卿们纷纷踊跃发言，但大多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觉得匈奴此时兵锋正盛，加之匈奴地区都是盐碱地，作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农耕民族，大汉子民压根看不上眼。索性跟冒顿“手拉手”和好算了，争来争去没意思。

这里我们就要批评一下汉朝政府了。其实中国古代汉族人的王朝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缺乏领土意识，只要这地方气候不好或者不适合发展农耕文明，不论是别人的地方还是它自己的地方，汉族政权都很少去竭尽全力地争取或维护。特别是往北到蒙古高原还有西伯利亚地区，还有往南跨海的地方，经常都是主动放弃。所以很多时候领土并不是打仗打丢的，政府对一个地区不重视，成天把那块地方荒废着，其他势力不乘虚而入盘踞其间才怪。

而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领土意识就极强，请大家不要以为历史上所有北方少数民族都是奔着中原的肥沃土地才南下的，这种理论有些荒谬。

北方气候干燥，南方则气候湿润，北方人到了南方还经常水土不服，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南下都是自己跟自己找虐。倒不是说汉人政权多么强大，而是汉族人居住的地方根本就没办法让少数民族居住。

在这个世界上，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治文明是可以相互借鉴学习的，但带有地域性质的文化和文明是不可能完全交融的，非要让种不出来稻子的地方的人天天吃大米，这绝对会把人逼疯。

今人常常讲到少数民族的“汉化”，其实“汉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少数民族一定要“入主中原”。你让他还待在蒙古高原上，然后让他“汉化”，这摆明了是要活活饿死人家。而且历史上所有的汉化都附带着通婚，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让鲜卑人广泛地和人口众多的汉人通婚，慢慢地鲜卑人原有的生活习性就被淡化了。如果人种体质不能改变，马背上的民族跑到中原或者江南还是会有人天天水土不服，唯有“基因改良”，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长久地适应新环境、新气候下的生活。但是只要少数民族“服”了，那他们就与汉族人无异，这其实也是一件比较矛盾的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族人常常是被外来的“汉族人”入侵成功的。

历史上，少数民族对汉地“水土不服”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辽太宗耶律德光，他灭了后晋本来打算就此坐拥中原，但是因为他和其他的契丹人都水土不服，在中原这鬼地方实在待不下去，最终才无奈地北返契丹。归途中由于气候不适，耶律德光染上恶疾，最终病逝于汉地，死后尸体被晒成肉干，下场凄惨。

所以诸多的史实告诉今人，少数民族弟兄们真的不是稀罕汉人居住的地方。特别是长江以南，那地方放不成马养不成牛，没有酸奶更没有肉干。人家之所以要向南发展，就是一种领土扩张的意识造成的。你让少数民族往北走，那离北极圈越来越近，天寒地冻的人家当然不去了；往西发展，那边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到欧洲还得翻越高山，远没有南下汉人的地区更方便。大家都是炎黄子孙，抢了你汉人的地盘也还说得过去。

而且我们观察中国的地势，基本上是北高南低的地形，那么自然而然少数民族从北往南俯冲下来更方便，而从南往北打总是很难。这种说法虽不能够在专业学术的角度上成立，但在历史上确实有一定普遍性。

历史上多数从北往南打的大规模战争基本都是以胜利告终的。隋朝灭陈、金人南下攻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清人平定南明，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而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完全成功的北伐，不论是刘裕还是岳飞，抑或是吴三桂反叛满清，说是往北打了，可是没见哪个最终统一中国，连半壁江山都没能占下。

今天，长城以内的地区基本上都算是过去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汉地的俯冲区，至于朱洪武把元朝人赶跑，那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不单单是军事上的。

少数民族领土意识特别强烈，不容他人入侵，只要是属于自己的土地，一分一毫都会去捍卫。关键人家有军事实力，即使是对人家而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也要扶植听命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来维持其在当地的统治地位。比如宋金对峙时期刘豫的齐国政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扶植刘豫政权其实也算得上是金国人变相治理汉地的方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次侵略是以屠杀为目的的，暴力不过是一种途径，真正的目的都是治理。治理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治理，比如清朝，它是一边治理一边将其文化汉化，清政府最后汉化得特别彻底；另一种就是建立二级政权，金国人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因为金人短期内不能、也不愿意快速汉化，所以他们无法直接治理汉地，只能建立二级政权，说起来这还是金国人对汉地百姓负责任的表现呢。不过历史发展到最后，金国人还是严重汉化了，汉化就带来了腐败，整个金国政权最终被消灭。

少数民族想尽各种办法在他们新得的领土上加强统治，这就是因为他们领土意识强。然而汉朝政府就缺乏匈奴人那样的领土意识，尽管汉人的文明看起来更为先进，匈奴文明略显野蛮。

诚然，让野蛮文明占据了更多的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而言算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在当时来讲，争夺领土本身是没错的，或者说，先进文明有义务对野蛮文明进行扶持，好学生应该主动帮助坏学生的学业，让坏学生也体会到进步的自豪感和好处。

可惜，汉朝政府作为一个勉勉强强的“好学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懒得去管匈奴的地盘，他们的军事实力在匈奴人的兵锋面前也显得太过绵软。

于是刘恒给冒顿回信，言辞恳切地说道：“我十分赞同单于您的主张，您的想法是真正的圣明之君的想法。汉、匈两国一直互为兄弟国家，同甘苦共患难，因而我决定特地送给单于您一份厚礼。

“但是单于啊，违背合约、损害兄弟情义的常常是匈奴那边的人。不过右贤王的事情是在大赦令[3]颁布之前发生的，所以也在赦免范围内，单于不用深究了。

“单于要是真心和亲，就让匈奴弟兄们管好自己，别再挑起事端，要信守合约，不做违约之事。我听使者说，单于征战辛苦，那我就送给单于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件，比余一件，黄金饰具带一件，黄金胥纰一件，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让中大夫意、谒者令肩给您捎来。”

关于汉匈之间谁是谁非的话题今人已经无法作出评判，因为我们没能够亲眼见证历史。历史事实纠缠不清，站到任意一方的立场上指责另一方胡说八道都是不公允的，我们不能证明汉朝边将真的挑衅匈奴人，更不能证明汉朝人就没有、就不会挑衅匈奴。司马迁总是站在汉人的立场上说话，而今天的学者对待历史，却需要摒弃了民族主义的公正态度。

同时，政治斗争本身就是阴暗和残酷的，如果要追究责任，汉匈两方卑鄙之事肯定做得都不少，尤其是汉朝这边费尽心机，汉人在军事上的弱势促使其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耍阴谋诡计，少数民族毕竟相对单纯。笔者在此的论断并不是一种主观臆断，而是在阅览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央汉族政权外交史后得出的相对客观的描述。

汉匈关系虽然暂时缓和，但匈强汉弱的局势并没有丝毫改变。举例来讲，刘恒给冒顿单于写信用的简牍是一尺一寸的规格，开头写“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匈奴回信则用的是一尺二寸的简牍，开头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谁强势谁弱势不言而喻。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也就是冒顿三十六年，冒顿单于病逝，此时的汉匈关系刚刚趋于平静，然而，这种和平关系并未持续太久，伴随着匈奴新单于的即位，新的争端又在悄然酝酿。

中行说：是帝国叛徒还是文化学者

历史上很难再找出像中行说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有远见的“汉奸”了。他叛逃了汉帝国，这固然是对于汉朝的不忠，但对他个人而言，他却从没爱过汉朝的土地，没有爱过就无需坚持。他早已厌倦了汉人的钩心斗角，汉人想用文明腐化匈奴，这更是他不能接受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行说出卖汉帝国的那一刻，他的内心满是对这叛国事业的自豪。

冒顿单于病死之后，他的儿子稽粥继位为单于，号老上单于。在稽粥之前的单于都是没有号的，所以匈奴单于起号可能是跟汉朝学的。

关于“老上”二字，历来有两种解释，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解释说：“老上这个名词，当为汉字译义，可能是稽粥继立时，年岁已高，所以他自称老上单于。”另外，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云‘稽粥第二单于’，自后皆以弟别之。”也就是说稽粥从冒顿算起，列出了匈奴单于的世系继承，他认为他是第二代，“老上”相当于“二世”，不过此说徐广本人也是用存疑的口吻说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事情没人能拿得准。

老上单于执政时期，匈奴国力依然十分强大，并未因冒顿的死而有所改变。稽粥继任单于之后，带领匈奴人对月氏发起了第四次侵略战争，杀了月氏王并取其头为饮器，又使得一部分月氏人向西逃到准噶尔盆地和伊犁，月氏人赶走了当地的一部分塞种人并在此定居。

匈奴人自此声威大震，国势蒸蒸日上，完全把控了西域地区，扼守东西方的贸易，国力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变得愈发强盛，汉朝实在难以与之相匹敌。

在这种汉弱匈强，实力悬殊的状况之下，西汉政府英明而果断地对老上单于政府采取了怀柔政策，主动提出要同匈奴和亲，让一个籍贯燕地的宦官中行说护送一位宗室公主嫁到匈奴去。刘恒主要是想让中行说在路途中照顾公主的起居，但是中行说却坚决不同意前往匈奴，并且威胁汉朝朝廷说：“你们要是非强迫我到匈奴，我就会给你们造成祸患。”

中行说可能是一个向往匈奴淳朴民风的人，他鄙夷汉人钩心斗角、成天只顾着政治斗争。然而大概因为此人身在汉地，思想和行动不得不受到传统道德和规则的制约，特别是在行动上。

他不愿意主动前往匈奴，因为只要逃离了汉朝，他的思想束缚和行动束缚就会被解除，只要他到了匈奴，就会情不自禁地投身于那片土地。

事实也果真如此。中行说脾气犟，刘恒比他还犟，准确地说俩人都很犟，中行说最后还是被强行派往匈奴。结果这家伙赌气，到了那边就投降了，把他知道的汉朝机密一股脑全告诉了老上单于。稽粥闻知后大喜，对中行说宠幸有加。中行说也是卖国卖得痛快，以“卖国贼”的身份沾沾自喜，从此安心在匈奴定居。

匈奴人原本还挺喜欢汉朝人的丝绸和食物的，当然，这种喜欢绝不是一种依赖，只是一种好奇的心理罢了。然而中行说却认为，匈奴人喜爱汉人衣食是完全错误的，他对稽粥讲：“匈奴的总人口比不上汉朝一个郡的人口数量，可是匈奴却要比汉朝强大许多，这主要就是因为匈奴人的衣食习惯和汉朝人不相同。单于现在总是喜欢汉人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匈奴人不能对汉人产品产生依赖心理，不然汉人只需要拿出他们的物品中很少的部分就能够把我们整个匈奴的人都收买走了。这是汉朝人对匈奴人用心险恶的软化、同化政策。”

或许今天的读者听见这番话会觉得中行说是一派胡言，会拍案而起，怒斥道：“卖国贼中行说，我们汉人何尝有这样恶毒的想法，我们汉人的东西又何尝不好，汉人又何尝弱于匈奴以至于要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然而事实上，中行说讲得丝毫不错。在人类没有步入全球化发展的时代里，一个民族的独立性是决定其兴亡的重要因素。同时，民族的独立性要建立在顺应其地区自然特征的基础之上。

中行说的说法无疑最有利于匈奴发展。

而且中行说认为，汉朝向匈奴大量地输送汉人物品是一场阴谋，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贾谊确实向刘恒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且也得到了刘恒的采纳，这个在后文会细说，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稽粥十分认可中行说的说法，为了让匈奴人都能认识到汉朝的东西其实不如匈奴的东西好，每次汉朝那边有衣物送到匈奴来，稽粥就故意带人穿着丝织品在荆棘丛林中奔跑，让树枝把丝质的衣服全部划烂，以此来证明汉朝的丝质衣服质量不如匈奴的毡毯皮衣。稽粥还让人把汉朝运来的汉族食品全部倒掉，以此来表明那些东西和匈奴大奶酪相比差远了。除此以外，中行说还帮着单于记事记账、进行人口普查、调查民间资本以及畜牧业发展状况。

上文的讲述是本着一种客观、中性的态度来进行的。然而如果我们翻阅《史记?匈奴列传》，你会觉得匈奴人很滑稽，他们的一系列做法都显得很矫情，稽粥也显得很不成熟，虽然和笔者讲的是同样的事情，给人的印象却截然不同。这其实和史迁本人的历史观有关。

司马迁在对匈奴史的记述上带有的主观民族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其实不仅是匈奴民族，司马迁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带有偏见，这种偏见表现到《史记》中，即是日本史学家泽田勳在其《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一书中提到的所谓“相对于其他（民族）集团的‘我方意识’”。

另外，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儒家思想，讲什么“中华正朔”“大汉民族主义”，认为“华夷有别”，这些传统观念在我们研究民族史学的时候是一定要排斥的。笔者一定要在正文的叙事中强调这些，就是因为今天社会中的多数人受到“华夷之辨”的影响而不能正视民族史学。事实上，这些强调少数民族文明在整体上完全落后于汉文明的思想带有着强烈的民族分裂意识和独裁意识，在今天完全不可取。如果不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各位读者也就不能客观对待中行说接下来这番在和汉朝使臣辩论中说出的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犀利言论了。

汉朝使臣来到匈奴，批评匈奴人不善待老人，中行说对此反驳道：“按照汉人的习俗，儿子参军之时父母是不是都要竭尽所能将最厚实的衣被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给儿子呢？”

汉朝使者回道：“是。”

中行说紧接着说：“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人人弓马娴熟，国家战事繁多，老弱之人不能够参加战斗，所以将肥美的食物奖励给身体健壮的人，让这些人来保卫弱势群体、保卫国家，这样一来老少的安全都得到保障，怎么能说我们对老人不好呢！”

汉朝使者又批评道：“匈奴父子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个穹庐（毡帐）之下。父亲死了，儿子会娶后母；哥哥（弟弟）死了，弟弟（哥哥）会把嫂子（弟媳）娶了。匈奴人不戴帽子不系腰带，不划分森严的等级制度，君臣间的高低贵贱和身份尊卑不明显。”

中行说反驳道：“按照匈奴人的习俗，大家伙儿都是吃肉喝奶穿皮毛衣服的，牲畜们吃草饮水，可以随时转移。所以匈奴健儿都弓马娴熟，遇到战事都能作战，没有战事的时候都能安居乐业、专心生产，人们活动的约束很少，遇到任何事情都很容易处理。君臣之间没有繁杂无用的礼节，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犹如一个整体，政令传达得很好。

“父子兄弟死了，活着的家人就娶他们的妻子，这样家族的血统就能够得到保证，因而匈奴人的做法看起来有违伦理，实际上却保护了他们高贵的血统。

“而中原汉人虽然不娶父亲和兄弟的妻子，但是他们家庭成员的关系会随着血缘关系的逐渐淡化而变得疏离，最终导致家人之间相互残杀，甚至改变姓氏，这都是你们汉人讲所谓专制伦理而造成的结果。

“礼义等级发展到最后就会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放大到极点。传统礼仪就是用来使人们相互仇恨的；屋舍盖到极致，人力物力就都会枯竭。用从事农桑工作的办法来满足穿衣吃饭的需求，用建造城池的途径来起到防御外敌的目的，这就会导致老百姓在战争时期不会打仗，和平时期光顾着修城盖房。

“你们这些爱住房子的汉人啊，还是赶紧闭嘴的好，夸夸其谈那套少来，还戴帽子系腰带呢，成天装模作样的有个啥用啊！”

中行说的话尽管在汉朝人耳中可能不好听，但确实句句在理。

一个身体残疾的宦者能对中原王朝的传统伦理和专制制度以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区别有这样超前的认识，尽管他还是没有近现代思想家的反思那么透彻，但也值得尊敬了。

中行说的这番话明显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几番调研的，我们如果抛弃中行说的政治立场，他似乎更像一位研究汉匈文化异同的学者，只是他的学术成绩被他的政治倾向掩盖了。

中行说是汉帝国的叛徒，可他更是历史上少有的，能清楚认识到汉匈两个民族文化性质差异的学者，他的观点具有拨乱反正的价值。

从此以后，汉朝使者算是在中行说面前抬不起头了，每次刘恒的使者想要狡辩，中行说都说：“你们少来这套，还是老老实实保质保量地把要给我们匈奴的布棉粮食准备好，这就行了。你们要是交的东西种类不齐全，质量有什么问题，那就等着秋天收获的时候我们匈奴铁骑去踏坏你们的庄稼地吧！”

除此以外，中行说还经常帮着老上单于试探汉朝的哪个地方可以进攻，哪个地方不能进攻，一心一意深入匈奴国内研究汉匈文化异同，同时尽心尽力地辅佐匈奴老上单于。

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对汉朝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三年之后，大规模的匈奴兵入侵汉朝边境，汉匈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稽粥单于：从征伐到和亲

公元前169年，文帝年间匈奴对汉朝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爆发了，然而事实却是，匈奴的“大动作”很有可能只是在“以战求和”。刘恒与匈奴和亲议和，由于汉匈交战多年，这种“和亲”在维护和平上的效果已经微乎其微，但刘恒别无选择——和亲是唯一英明的策略。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作战最怕什么？

骑兵。

这个答案简直是脱口而出。

不论汉朝是富强还是贫弱，要和匈奴作战，有充足的骑兵都是前提，至于有没有良将那都是往后面才要考虑的事情了。

骑兵是和匈奴作战最基础的条件，然而这偏偏是汉朝最缺乏的。刘邦执政时期连马都是稀罕宝贝呢，就更别说找马装备骑兵了。汉帝国发展到刘恒执政时期，虽说家底没有刘邦时期那么可怜，但由于前面积攒的问题太多，整个国家还是缺乏和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实力。

对文帝政府而言，匈奴的侵略难以阻挡，和亲是唯一有效的策略。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十四万精锐铁骑南下进攻汉朝的朝那县（今宁夏彭阳）和处于当地的汉朝重要军事关隘——萧关。

西汉时关中地区四个方向有四个重要的关隘，东边是函谷关，西边是大散关，南边是武关，北边是萧关。萧关是护卫关中、防范匈奴的重要屏障。匈奴大军此次南下突破萧关，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卬，俘获了大量的人口和牲畜，大军一直行到彭阳县（今甘肃镇原东南），并火烧了回中宫（西汉离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匈奴人的侦察兵甚至已经到达了雍县（今陕西凤翔城南）和甘泉宫。

《括地志》记载：“秦始皇作甘泉宫，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甘泉宫距离长安只有三百里，远远地都能望见长安。匈奴大军如此逼近汉帝国首都，这实在不能不令刘恒感到惊恐万分。而且匈奴军此次声势浩大，陈序经先生认为：“这恐怕是冒顿围高祖于白登以后最大的一次入侵，而且深入塞内。”（《匈奴史稿》）面对危机，刘恒不得不紧急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刘恒调派首都军区司令员（中尉，后改称为执金吾）周舍，还有原来跟着刘恒一同从代国到长安的郎中令张武，让他们二人征集千乘战车和十万骑兵，屯住在长安附近，防备匈奴的进攻。

此外，刘恒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远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让他们率领士兵抵抗匈奴。

刘恒对这次对匈作战十分重视，甚至原本有御驾亲征的打算。按照《史记?孝文本纪》的记载，刘恒在战争期间亲自跑到前线去慰劳将士，申明法令，奖赏官兵，还参与部队日常训练的活动，并打算亲自率兵讨伐匈奴。群臣都劝阻刘恒，可刘恒不听，最后还是薄太后下令留住了刘恒。

老上单于在汉朝境内大约逗留了一个月才班师离开，汉朝的军队并没能追击匈奴军队多远，随即也就班师回朝，匈奴没有受到打击，反倒是汉朝这边损失严重。此后匈奴又多次进攻汉朝边境，抢走了许多人口和牲畜，其中汉朝的云中郡和辽东郡受到的损失最大，代郡损失了一万多人。

但是文帝年间在汉匈交往的过程中，匈奴方面也并非毫无损伤。当年韩王信逃到匈奴的时候途经颓当城（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苏尼特右旗之南），在那里韩王信的老婆产下一子，被韩王信起名为颓当，韩王信的太子的老婆也产下一子，取名为婴。

后来汉匈两国交战，曾经担任过匈奴相国的韩颓当和侄子韩婴却趁机带着一家老小回国，韩颓当被刘恒封为弓高侯，韩婴被封为襄城侯。

韩颓当后来在景帝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立下战功，侯位得以被儿孙世袭，后来因为他孙子膝下无子，侯位才被取消。韩婴的孙子因为大不敬的罪过而被取消了侯位，他的庶孙韩嫣是汉武帝的男宠。

刘恒最终熬不住匈奴的连年侵扰，决定同匈奴修书议和，匈奴方面最终也答应和亲。

匈奴大军为什么会在多次进攻汉朝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选择与汉议和，而不是发动大规模战争灭亡汉朝呢？这主要是因为匈奴要“以战促和”。

匈奴地广人稀，如果再把汉朝的疆域吞并进来，那老上单于根本就管理不了，匈奴更需要的是牲畜和人口，因而想通过与汉朝议和，来让汉朝定期为其提供牛羊和奴隶。同时，匈奴时常违约，这种心理大约就像牧羊人一样，把羊养肥了再杀，反正匈奴只是要人要牲畜，汉朝这边一旦在边境地区积攒够一定数量的这些东西，它就过来捞一把。

事实证明，稽粥其实并没有完全吞并汉朝的野心。

老上单于十三年，也就是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刘恒给稽粥修书一封，内容大致如下：“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您派来的使者当户、且渠（当户、且渠都是匈奴官名）雕渠难和郎中韩辽送给我的两匹马我已经收到了，谢谢您的好意。

“先帝生前有规定，长城以北都是匈奴人的地盘，归单于您管理；而长城以南则是礼仪之邦，是汉朝人的疆土，归我们汉朝的皇帝管理，我们要让天下百姓耕织射猎来满足衣食的需求。所以两国臣主就应该各居其位，两国境内都不应发生暴动事件。

“听说有些坏人为了通过邀功来满足一己之私，就背信弃义不顾百姓死活，离间两国关系，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单于您来信说打算让两国和亲，从此废止兵事，整顿内政，让百姓休养生息，安定生活。我十分赞赏单于您的这些观点。

“圣人每次产生新的观点，思想境界就提高一次，改掉过去不好的东西。让老人得以休息，年轻人得以健康成长，每个人都平安度过一生，我和单于您都是这么做的。顺应天意治理百姓，代代相传永远实行，让天下百姓没有不幸福的。

“汉朝与匈奴相邻，国力又都差不多，匈奴在北边，气候寒冷，寒流来得早，所以我特地让我们汉朝的官员每年将一定量造酒用的谷物和金帛、丝絮以及其他必需品定期定量送给单于。

“现在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幸福美满，我和单于是各自国家中百姓的父母。我想起过去咱们两家的冲突，都是各自的臣子处理得不好，这些东西不该影响咱们兄弟感情。

“天地无私，从来不偏袒谁。我和单于尽释前嫌，一同谋求两国长久且和平的发展，让两国人民成为一家人。除了善良的百姓外，下到鱼鳖，上到飞鸟，凡是一切用脚走路，用嘴喘气的生灵无一不希望平安，无一不希望逃避危险。

“天道就是不拒绝向善而来的人。往事如烟散去，我也不再追究跑到匈奴的汉人，单于也别再对逃到我们这边的匈奴人施以责罚。古代帝王盟誓从不食言，单于可以留心去看，只要天下大定、两家和亲，我们汉朝这边过去犯过的错误定然不会再犯。”

匈奴方面很快就和刘恒签订了合约，这更加印证了匈奴要“以战求和”的事实。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刘恒制诏御史，要将汉匈和亲、相互承诺不踏入对方国土的事情昭告天下，违令者将被斩首。在刘恒眼中，汉匈关系将翻开新的一页，灾难都将消除，天下将变得和睦起来。

刘恒在后元二年紧接着向国内下诏说：“原来是因为我的不明智导致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混乱，四荒之外百姓不得安宁，国内民众辛劳而不能安居，这些问题都是我自己德行浅薄造成的，不能算到别人头上，我也不好意思大肆宣扬。

“前段时间匈奴弟兄们触犯了我汉帝国的边境，导致了我们许多吏民的伤亡，边疆的将士没能明白我的想法，最终导致了一些误会，加重了我的失德。天下如果总是兵祸不断，那国内外的百姓怎能安宁生活呢？我现在起早贪黑，成天为天下百姓操劳辛苦，这些事情搅得我心神不宁，没一天能忘记，我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目的就是为了让单于明白我的心意。

“现在老上单于终于重新开启和谈之路，答应和亲，再次去考虑国家的安定和百姓的幸福，愿意和我一同尽释前嫌，让两国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重新确立兄弟之谊，共同保护两国百姓。和亲大计已定，今年就将实行。”

刘恒对于汉匈和亲信心满满。

但是如果我们纵观整个汉匈关系史来看，这种信心实在是毫无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匈和亲在维护汉匈和平关系上的作用是越来越低，匈奴方面从和亲向背盟转变的时间越来越短，“和亲”的花招已经骗不住匈奴了，现在反而成了匈奴对汉朝这边施麻醉剂的方法。匈奴从不把和亲当回事，可汉朝这边对此却始终一本正经，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匈奴得了便宜还卖乖。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和亲是汉朝方面维护汉匈和平关系的唯一出路，刘恒有一点是正确的，他充分利用以和亲换得的汉匈和平，大力提升国力，进一步推进经济、政治上好的政策。既然无力反侵略，那求和又有什么错呢？用求来的和平换取最终可以抵抗强敌的国力，这是高明的决策！

我们之所以说刘恒是一个明君，就是因为他能够清楚地发现处理问题时下手的角度。

冯唐：老骥伏枥

眼光卓越的冯唐一语道出了专制集权体制下君主与将军间的矛盾——军队是将军用来立功的唯一资本，而军队同时也是皇帝用来维护统治的最坚强依靠。对将军们而言，听皇帝的安排打败了要被罚，不听皇上安排打赢了也可能挨罚。这种“两难”，是专制制度造就的。

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一句话叫“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前半句说的是一个人老来得志，而后半句则是说一个人功劳太大以至于被君主猜忌，不能得到封赏。

冯唐和李广其实都是西汉初年的人物，而且他们的事迹都和汉匈战争有关。

冯唐的祖父是战国时期的赵国人，他的父亲在汉朝建立之前就带着一家老小迁到了代国定居，汉朝建立后又把家搬到了安陵。冯唐可以说也是贵族的后代，后来此人因为孝顺的名声而被选作中郎署长，每天在宫廷里的郎署工作。

汉代提倡孝道，我们能看到汉朝的每个皇帝，不论文帝、景帝、武帝，他们谥号的前面都有一个“孝”字，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汉代擢拔孝廉，以“孝”选官。

有一天刘恒乘车经过郎署，碰巧就看见了冯唐，此时的冯唐年龄已经很大了，刘恒就很好奇，问冯唐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当郎官，同时还问了问冯唐的老家在哪里。冯唐一一回答。

刘恒一听冯唐是代国人，一下子来了劲头，就对冯唐说：“老冯你不知道，代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我原来在代国当代王的时候，主管我饮食的官吏（尚食监）高祛在我面前夸赞过好多次赵国将领李齐的才能，反复讲反复讲，还给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李齐在巨鹿之战中的作战场景。直到今天我还是一吃饭就会想到巨鹿的事。我看你年纪这么大，认不认识李齐这个人啊？”

冯唐答道：“李齐和廉颇、李牧这些人比起来要差得远啦。”

刘恒又问冯唐凭什么这么说，冯唐听出来刘恒对这个话题感兴趣，顿时洋洋得意，忍不住有晒家庭背景的冲动，于是炫耀道：“我的祖父在赵国当过将军，他和李牧的交情十分好。我父亲当过代国的丞相，和赵国的将军李齐关系也很好，作为‘官三代’，我非常了解他们的为人。”

冯唐紧接着就开始给刘恒讲廉颇、李牧的事迹，听得刘恒十分高兴，一拍大腿说道：“哎，我真是倒霉，不能让廉颇、李牧这样的人给我当将军。我手底下要是有这样的将才，我还怕匈奴个啥啊！”

冯唐听完刘恒的感慨，怯怯地上来泼了盆冷水，他说：“我认为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这样的将才，也不会很好地重用他们。”

刘恒一听，脸马上拉得跟长白山一样长，转身就进宫去了。过了会儿才把冯唐召进宫中，责备他说：“你怎么这么没眼色，大庭广众下说我坏话，你就不会找个没人的地方说吗？”

冯唐一听这话也是，赶紧道歉，说道：“哎呀，咱是个粗人，情商低，陛下莫要怪罪。”

从此刘恒就知道了冯唐这个人，知道冯唐出身贵族家庭，知道冯唐了解很多名将故事……自然而然在心中就把他划成了可以询问军事方面内容的臣子。当然，他还知道冯唐这人缺心眼，所以也不能成天给他好脸色。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9年），老上单于带兵入侵朝那县并杀了北地都尉公孙卬之后，汉匈关系异常紧张。刘恒整日为之焦虑，这时候他想起原来冯唐说过的话，就去问冯唐：“你当初怎么会认为我不能重用廉颇、李牧这样的人呢？”

冯唐回答说：“这有啥难啊。启禀陛下，我听说过去的君王们让他手底下的将军出征时，都要跪下来给他们推车轴，而且还要特意告诉他们说‘从此以后，这宫墙内的事情归我管，宫墙以外，一切就都要仰仗将军了。该奖赏谁还有具体怎么奖赏将军你都看着办吧，回来的时候给我汇报一下就行，想怎么来随便。’

“我爷爷原来私下里跟我讲，李牧当年驻守边关，只要是在军队里面每天光训练不打仗的时候，他就常常组织手底下的人进行对外贸易。李牧把贸易获得的盈利全都分给了士兵，军中的一切赏赐也都是由着将军们自己决定，君王从来都不理这茬，只要将军能打胜仗，具体怎么做君主才不去管呢。

“所以李牧才能够充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打起仗来毫无顾忌。他带着他的一千三百辆战车和一万三千名弓箭骑手，以及获得过百金赏赐的战士十万名驰骋在匈奴广袤的草原之上，向北赶跑了匈奴人，还打败了东胡人，消灭了澹林人，往西抵制住了秦国的进攻，往南抵挡了韩国、魏国的进攻。

“赵国在那时成为了一个霸权国家，结果哪知道后来那个歌女生的赵王迁即位，听信手下被秦国收买的大臣郭开的谗言，稀里糊涂地杀死了李牧，派了另一个叫颜聚的庸将负责国家的军务，结果导致赵国破灭，连君王也成了阶下囚。

“现在我听说魏尚在当云中郡太守的时候，把军队贸易的获利都给了士兵，还经常自掏腰包，隔上五六天就杀一头牛犒劳士兵，所以匈奴人都不敢靠近云中郡，因为士兵们打起仗来都卖命得不行。

“有一次有外敌入侵，魏尚出征，杀敌无数。他手下的士兵都是农民子弟，出身草根的他们不懂得什么军规律令，只知道上阵杀敌，结果报功的时候就出了一些问题，刀笔吏们抓着律令死抠字眼惩处士兵，结果反而是立功的受罚，犯错领赏。

“我这个人啊又傻又笨，觉得您把律令抠得太精细了，赏轻罚重。魏尚不过是报功的时候多报了六个人头，您就把人家免职下狱，削去他的爵位让他服劳役。从这件事情想，您即便是有了廉颇、李牧那样的良将，恐怕也不能重用他们，光放纵手下的文吏成天揪人家小辫子了。

“俺冯唐是个粗人，说话又不好听，又把皇上您惹怒了，该死该死啊。”

刘恒听完冯唐的话，觉得这老头说话虽然比较直白，但还蛮有道理，于是就让冯唐手持旌节把魏尚放了出来，让魏尚官复原职。同时任命冯唐为秩比二千石的车骑都尉，负责管理中尉的军队和各个诸侯国的军队。冯唐的权力提升了，地位也跟坐了火箭一般，飞速上升。

冯唐这番话究竟妙在何处呢？

冯唐的话表面上是就事论事，实际上是一语道破了专制体制下君王和将领之间的矛盾。

在专制体制之下，军队是君王用来维护自身专制统治的工具，所以作为军队实际领导者的将军，其权力完全由皇帝授予。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样的做法根本是行不通的，战场局势瞬息万变，将军要能够随机应变调整战略部署。可是如果将军的权力被皇帝牢牢地把控着，皇帝抑制着将军在军队中的势力，那么这个军队就失去了灵魂，同时也缺乏战略机动性。

这种专制统治给军队带来的僵硬化、机械化的作战模式发展到宋代就是皇帝画图纸，将军要按图纸排兵布阵，一个人的位置都不能变，哪怕皇帝的地图有问题——标的陆地其实是一条河，士兵也要往水里站，不然即使是打赢了，只要你改变了阵法，回来就收拾你。

而草原民族作战恰恰与之相反，这帮骑兵一到平原就撒欢乱跑，机动性特别强，大的战略任务一分配就各自带着军队往前冲，该怎么打都细化到最底层的军事单位来决定。没见过打仗前就分好兵团、安排好战场布局的少数民族军队，有也是被汉化后的，正经的游牧民族不会讲排兵布阵，只会讲“势”，就是遇到各种情况随机组合、随机应对。

所以游牧民族作战灵活性特别强，汉朝军队败就败在这个地方。

另外，冷兵器时代战场上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一方面皇帝本人并非亲临战场，另一方面士兵杀红了眼有时候判断力就下降，所以难免有误杀战友或者百姓的现象。

君王对于将军缺乏包容，这样将军的问题就被放大，君王和将军之间的矛盾也就被放大，最后是专制的要求掩盖了一切战略上的需求，君主就要收拾将军。

冯唐眼光卓越，难怪史迁在《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的篇末对冯唐的观点大呼：“有味哉，有味哉！”

冯唐所语在当时的那个时代确实是不同凡响。

七年后景帝继位，冯唐被任命为楚国的丞相，后来因事被免。

武帝继位后下诏求贤，冯唐那时已经九十多岁了，就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冯遂，冯遂是史迁的好朋友，把许多在他家族里传了四代的赵国历史告诉了史迁。这就是为什么《史记?赵世家》中的很多记载不见其他史书的原因，那是冯遂的口述史。

冯唐老来发迹，但在文帝朝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是在汉匈战争中得到刘恒赏识的。当然，这一切主要还是因为匈奴人新的进攻来得太快了，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军再次南下，这一次，刘恒将会发现一颗未来影响帝国走向的将星——周亚夫。

周亚夫：在细柳营发迹

一代将星周亚夫发迹于文帝年间的汉匈战争当中，他的耿直、勇武、单纯令刘恒感受到了其他臣子身上所不具备的新鲜感。刘恒信任周亚夫，这不见得是相信他对于刘恒个人的忠诚，而是因为刘恒看到，周亚夫作为一名将军，对他所处的国家和政府有着盲目的愚忠。

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61年），老上单于去世，他的儿子军臣单于继位。

军臣再次中断了与汉朝的和亲，并于文帝后元六年率军南下攻入汉朝的上郡和云中郡，刘恒一看战事紧急，指着大汉帝国疆域图，立马部署了六条防线：

第一道在句注山（在今山西代县北），负责驻守的是代国的军队；

第二道在飞狐口要塞（在今河北蔚县东南），负责驻守的是赵国的军队；

刘恒当年的老部下，将军张武屯兵北地郡，这是第三道防线；

宗正刘礼驻军霸上（在今西安城东霸水西岸高原），这是第四道防线。

另外祝兹侯徐厉驻军棘门（在今陕西咸阳东）；河内郡郡守周亚夫屯兵细柳（一说在今陕西渭河北岸）。

六道防线其实可以划分成两道：句注山、飞狐口、北地郡三道防线都在战争前线，而霸上、棘门、细柳这三道防线紧挨长安，属于第二批次的后部力量。匈奴骑兵攻势迅猛，汉朝边疆烽火连天，一路从句注山前线传到甘泉宫，传到长安，刘恒为此心急如焚，为了检查长安地区的三道防线是否可靠，刘恒亲往三军驻地去查看。当然，刘恒打的名义是去慰劳三军将士。

当刘恒的车驾到达祝兹侯徐厉的棘门军营和宗正刘礼的霸上军营时，车驾都是长驱直入，将军和兵士下马俯身，趴在地上恭迎皇帝前来，整个程序就是奴才拜见主子那一套，很没劲。

唯独到了河内郡郡守周亚夫的细柳防区这里出了意外。

刘恒进不去。

刘恒身为天子，他出行本来就该是有先驱提前到目的地进行禀报的，然而细柳营内的官兵身披铠甲手持战刀，弓也都上好了弦，戒备森严，刘恒的先驱被生生阻拦在军营之外。

刘恒的这位先驱一看，觉得周亚夫军营的这帮人不识抬举，于是对守门士兵很高调地说道：“小兄弟，你们将军平常就让你们这么没眼色啊，皇帝的车驾可是要到了哦！”

哪知道把门的都尉听完这话是左耳进右耳出，根本不为所动，只是淡淡地回答道：“我们将军说了，在军营里面只需要听将军的命令，什么皇帝的圣旨，统统都不用理会。”

先驱不知该说什么好，看着一个个全副武装怒目圆睁的战士无可奈何，又悻悻返回。

过了一会儿刘恒的车马亲自驾到，胆大的细柳营军士还是不肯放刘恒进去，于是刘恒只好派了一名使者，让他手持符节进去通知周亚夫说皇帝要进军营犒赏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城门。

可别以为让刘恒进来这就算完了，周亚夫军中条例繁多，军士们告诫刘恒的侍从说：“我们周将军可是定下了规矩，军营中间不允许骑着快马奔驰。”刘恒不愧是一代明君，十分宽容大度，就命令手下侍从勒紧缰绳，缓步前行。

当刘恒一行人进入营门之后，将军周亚夫才手持兵器、身披甲胄走上前来向刘恒作揖，同时说道：“我身为武士，甲胄在身，因而不能向皇帝您跪拜，只能行军礼。”

刘恒看到周亚夫这个样子，被他身上的军人气质所感动，于是十分郑重地在车前的横木上向兵士们行礼，并让人大声地向周亚夫呼喊：“皇帝诚恳地来犒劳将军！”

然后就是一套皇帝慰问军士的仪式，按部就班地做完之后，刘恒一行人离开军营。

一出军营，随从们都是松了一口气，心想周亚夫这人是神经病吧，也太蛮横太不通情达理太没人情味了，甚至还有人为此而惊魂未定。

然而当众人将目光投向刚才最是尴尬的刘恒的时候，却发现刘恒一脸喜悦。刘恒激动地说道：“你们这帮人懂个啥，人家周亚夫这样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刚才棘门、霸上的军营和细柳营一比简直就是儿戏一般，那两个营盘完全可能被敌人偷袭，弄不好到时候徐厉、刘礼就会成为敌人的阶下囚。至于周亚夫，哈哈，这可是个铁一样的汉子，他管理着铁一样坚固的营盘，放诸天下，谁能侵犯得了他！”

当然，对于刘恒高度夸赞周亚夫这件事，我们今人完全可以认为，这是由于刘恒身为人主，奴才般的臣子见得多了，陡然间遇到一个“毛不顺的”，新鲜感就很强。但总之，周亚夫在“细柳营”一事中给刘恒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刘恒时常把这件事挂在嘴边，心里十分器重周亚夫，没多久就改拜周亚夫为中尉，让他负责长安地区的安保工作。

几个月后，军臣单于觉得汉朝这边真是没啥意思，每次来了基本上就是放开抢，只要不主动去找汉朝大军，基本上没啥军队跑来反击。时间一长就玩腻歪了，于是懒洋洋地率军返回匈奴，汉军也没有追击。

还是回头来说周亚夫吧，这个人的政治生涯也就才刚刚开始不久，日后有的是他大显身手的机会。

从细柳营的故事中，我们能够看出周亚夫有胆有识、治军有方、颇有军人气质，但仅仅如此吗？

不然。

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周亚夫身上一个致命的缺点——政治情商太低。

说这话的道理很简单，在周亚夫所处的时代，将军的身份是不单纯的，它本身还是一个官职，也就是说，周亚夫身处于险恶的官场之中。

你看他的同僚，不论是徐厉还是刘礼，确实在军事上没他做得好，可他做得好又能如何呢？

周亚夫太张扬了，刘恒大肆表彰周亚夫，这难道不是在伤害徐厉、刘礼的脸面吗？政治漩涡中的人本身就难以独善其身，更何况是在政局之中。阴暗与龌龊是政治的本质，凡是违背这种本质的人都将付出代价。

而且周亚夫给人一种“愣头青”的感觉，做事太过僵硬太过死板，若是依着旁人，刘恒进门后就不会再强调什么穿铠甲不下拜了。周亚夫确实是傲骨铮铮，但正因为此，他的性格就有着“直”的特点，这种人断然不适合身处官场，不适合侍奉专制统治者。可周亚夫恰恰是如此，这种性格缺陷为他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另外，如果再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周亚夫之所以无理，那是因为他太重视自己的任务，太忠于国家和政府，却不单纯地忠于个人，他不明白在专制时代政府和统治者、国家和皇帝那就是合二为一的。这种对专制政府的愚忠迟早有一天会害了他，特别是当他遇到一个心胸狭隘的君主时，周亚夫只能活受气，他不可能变节叛国，更不可能放弃操守去迎合这位政府的最高领导。

这种人注定要演绎悲剧。

其实早在两年前，也就是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周亚夫的人生就已经被预言了，这位预言家就是当年预言刘恒会当皇帝的许负。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位老人家依旧生龙活虎，从事着算命的行当，在那个人均寿命很短的年代确实是很不容易了。

那时候周亚夫还没有被封为条侯，仅仅只是河内郡的太守，许负为他相面，告诉他说：“你会在三年之后被封为列侯，封侯八年之后将要做丞相，掌管国家大事，身份贵重，位极人臣，但再过九年你会被饿死。”

周亚夫一听就乐了，对许负说：“你净瞎扯，我大哥早接替了我父亲的侯爵了，以后就是他死了，爵位也是由他儿子继承，我怎么会封侯呢？再说了，我要是真能位极人臣，又怎么会被饿死呢？有本事你指着我的面相来印证你的说法。”

于是许负就指着周亚夫的嘴巴说：“你看看，你的嘴角上面有一条竖的纹理进入口中，这明明是饿死的面相。”

过了三年，也就是文帝后元二年，周勃的长子周胜之早就因为和自己的公主老婆关系不和并且还杀了人而被除爵一年了。刘恒在众人的举荐之下立周亚夫为周勃之后，封他为条侯。

而日后周亚夫真的是被饿死的，许负的预言分毫不差。

这便是一代将星周亚夫在文帝朝的生平了，此时还不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日后他将频繁地活跃于景帝朝的舞台上。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他，是因为他算得上是汉匈战争中武官的典型，打仗很厉害，治军也严明。

那文臣呢？在文景两朝解决汉匈问题上，我们除了看见过宦官中行说，剩下的都是武将啊，难道这里面没有文臣掺和吗？

非也。

文人善于使用软刀子，正如中行说当年给老上单于剖析的那样，汉朝对匈奴的进攻是一种文化进攻。这种战略方式的策划者有两位，一位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贾谊，而另一位，则是太子刘启的师傅，未来将要在景帝朝吴楚七国之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晁错。

贾谊与晁错：手握柔软的刀锋

面对匈奴民族对汉朝的威胁，朝廷里的文臣们也各个绞尽脑汁，思索对策。贾谊认为应该想办法给匈奴人洗脑，树立他们对刘恒的个人崇拜；而晁错则认为应该“以夷制夷”，派义渠人去打匈奴。可惜这些招数多是中看不中用，文人的特点就是常常有热情，但少见识。

文人杀人，从来不会硬碰硬。他们常常手握柔软的刀锋，避开敌人的身体，刺向敌人的内心、思想、文明。

汉朝对匈奴的进攻就是这样的。这种不光明的损招，策划者乃是两个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文人——贾谊和晁错。

贾谊看到汉匈关系这么紧张，于是就给刘恒上书进策，他的策略叫“三表”和“五饵”。贾谊说：“陛下啊，您不知道，我这个‘三表’‘五饵’乃是少见的妙计，只要您按我这招和匈奴单于抢他下辖的老百姓，我保证，咱们到时候再收拾匈奴肯定跟摧枯拉朽一样。那帮人不讲道理，那么野蛮，怎么可能长久地蹦跶下去呢？陛下如果肯听我的计策，我将依据匈奴那边的实际情况给匈奴人洗脑，让他们全都接受您的想法，让您的话可以在匈奴那边得到广泛传播，让他们感受到您的真诚，使他们相信您。好让他们明白，他们答应您的事情就不该改变，同时传播陛下您守信用的名声，树立您的‘伟光正’形象。让他们觉得您的决策就像太阳一样明亮，啊，您将要成为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啊！

“这样一来，即使他们日后听到您的话后不太理解，心中也会对您的观点坚信不疑；即使您是他们单于的敌人，他们也不敢怠慢您、憎恶您，依然会相信您、景仰您。这样的话，您的信用在匈奴百姓那里就十分清楚了，您想在他们那边做的事情就不会有做不到的。这是第一种表策。

“我对匈奴人洗脑的第二个方面是让他们知道您的仁爱，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些外族在您这里都会得到母亲般的宠爱与庇护。这是第二种表策。

“我还要很清楚地告诉匈奴人皇帝您高雅的爱好、有品位的情操，好让他们明白，只要在某种技艺上有所擅长，就能够讨得您的开心，可以在您的庇护下生存。这是第三种表策。”

贾谊的“三表”，就是通过给匈奴人进行思想洗脑，让匈奴人的脑子里树立起刘恒守信、睿智的先知形象，让匈奴人认为刘恒是博爱仁慈的，同时好告诉匈奴人刘恒好哪一口。一来表现领导人情趣高，二来是要告诉匈奴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被重用，三来就是在点拨如何讨好领导。

贾谊嫌汉族人腐败得不够，还要教坏匈奴弟兄。他要把匈奴人都培养成足够世故、足够愚昧、足够忠君、足够厚黑的“汉朝人”——其实历史上所有的“汉化”本质上差不多都是这样。很少有少数民族汉化后能集体提高思想意识水平，学到的不过都是腐败、内斗、党争……这种选择性的学习有时候就是汉人的诡计。

贾谊有把握教坏匈奴人，因为匈奴人相对比较单纯，这个世界上最单纯的人就是成天抡胳膊抡腿、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儿。

想要别人乖乖接受洗脑，单单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诱惑的事物来让匈奴人上钩。贾谊列了五条，不过最终这五条到底对匈奴人有没有足够诱惑力，就不好说了。毕竟纵览整本《新书》，贾谊不切实际、全凭空想的观点实在太多，许多分析需存疑。

贾谊进言说道：“只要是国家颁的奖，获奖的人都不能太多。要是太多的话，一来花钱太多，二来那奖就不值钱了，物以稀为贵嘛！皇帝啊，人家有饥饿营销，我们就要搞饥饿奖赏，会玩手段吊人胃口的人总是懂得对人时扬时抑。赏赐有多有少，这样才能让人们都专注于奖赏，培养人的竞争心理。唯有让他们成天惦记着赏赐，他们才会一直忠诚于您。

“陛下您听我的策略，咱们一定要把咱们多余的财物保存好，只要有匈奴那边的人投降过来，家主以上的您得给人家送些好的丝制衣服，家中老小也得享受锦衣玉食，豪车还得给人家配备几辆吧，保镖也得给人家安排几个吧。咱把这些给投降过来的人配备齐了，匈奴那边的人听到后肯定都乐疯了，毕竟这是他们匈奴单于都享受不到的待遇，他们肯定都会争着来汉朝，肯定都会傻兮兮地以为人人来了都能有这么好的待遇。拿这物质条件诱惑他们的视觉，这是第一饵。

“匈奴来的使者，您得请人家吃上几次国宴吧，摆宴席的场地一定要大一些，这样可以把外族人都吸引来观看。匈奴使者肯定没吃过大鱼大肉，只要他吃得起劲，那就是给咱们汉朝这边的亲和政策打了品牌了。诱惑他们的味觉，这是第二饵。

“还有，只要匈奴那边有人投诚过来，皇上您都要亲自接待，咱这是形象工程，不能阻止别的外族人来参观，另外再给匈奴佬们配备些绝色美女好好伺候着，小曲唱着，胡舞跳着，把他们侍弄舒服了，这些人回头才说咱们的好话。引诱他们的听觉，这是第三饵。

“只要是来投降的匈奴人，房子、厨房、仓库、良马、好车、奴婢、儿童用品、牲畜活动场地您都给人家准备好，一定要让他们在这边享受到比匈奴那儿还高的待遇，特别是要给他们吃好喝好，引诱他们的食欲，这是第四饵。

“凡是投诚过来的匈奴人一定要多加安抚。那些匈奴成人可能好面子，不好意思跑来跟皇帝您接触，所以您就多接近他们的孩子。尤其是那些长得气质好的，把他们召到宫中来给他们穿美丽的衣服，让他们住豪宅，平常没事哄一哄、抱一抱人家小孩，让匈奴人都羡慕这种待遇。在思想上引诱他们，这是第五饵。”

贾谊说话真的是特别喜感，除了每一个“诱饵”前基本都是车轱辘话以外，我还想他怎么就知道人家匈奴人过日子就没有大鱼大肉吃、没有狐皮貂裘穿、没有别墅豪宅住？少数民族没肉吃，这笑话太冷了。

贾谊书生气浓重，这些东西大约是他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追求的东西吧。他把少数民族想得太落后了，不对，其实应该是他把汉民族想得太尊贵了。酸腐的读书人，也就他会想着那些大鱼大肉、美女丝绸。贾谊太自以为是，所以他的意见都属于中看不中用的类型。

另外，不论是否为了国家利益，他在政治需求的驱使下玷污孩童的纯洁心灵，鼓动刘恒虚情假意待人，实在不可取。贾谊的策略就像是开赌场的人谋划出来的，对匈奴人中的小部分施以小恩小惠，最终引来大量的匈奴人跑来下注，让他们上钩，最后赔死他们。我猜贾谊如果活到现在，开个非法赌场肯定能骗不少人，他很不道德，伪君子的面目暴露无遗。

相较于贾谊的阴招，大臣晁错的建议相对还比较正面、比较靠谱。

他认为，匈奴人在军事技能上的长处远没有汉朝军队多，匈奴人善骑射，他们的马很矫健，他们的战士意志顽强。

但是，汉朝士兵只要在平原和匈奴兵作战，敌人的战阵是很容易被冲乱的；弩箭和长戟也不是匈奴人能抵挡的；汉朝士兵披坚执锐，匈奴人也防守不住；骑射手一块儿瞄准一个匈奴兵，他们身上的皮革根本阻挡不了利箭。下马搏斗，剑戟相交，士兵脚下步伐变换，这方面匈奴兵也比不上汉兵。汉兵擅长的技能有五项，而匈奴兵只有三项，因而他认为，只要汉朝发兵十万攻打匈奴，并在战争中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就一定能得到以一击十的效果。

同时他认为，之所以如今汉朝打不过匈奴，就是因为刘恒对匈奴长期骚扰边境的行为不采取回击，因而导致边境的汉朝百姓心中缺少希望，看不到刘恒这颗太阳洒下的光辉，于是就有了投降匈奴的心思。

但同时，由于匈奴单兵的机动性和攻击能力都特别强，所以汉朝派兵少了打不过，派兵多了匈奴人又跑了，这之中无谓的消耗太大，从而导致中原百姓不得安宁。

晁错认为，要对付匈奴，最好的办法是“以夷制夷”，让降汉的义渠民族跟匈奴人打去。这两拨人打仗用的是一种法子，打起来才算实力对等，汉朝人隔山观火便是。另外，晁错极力推崇屯边，刘恒本身特别赞赏晁错奖励屯边的措施，只是很可惜，这并没能很好实施。最后，晁错不得不重复秦朝当年徙民实边的旧招数，虽然这样强迫百姓迁徙的做法会引发百姓极大的反抗情绪，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晁错和贾谊是汉帝国在解决汉匈问题上最活跃的文臣，尽管他们书斋气浓重，没有后世王阳明那样到边境考察过的经历，说话都属于张嘴瞎扯，没啥根据，但他们很热心，政治热情饱满，这成为西汉文人热衷政治和从戎的侧影。

李广：飞将军的侧面

飞将军李广固然是武艺超群，然而归根结底，他不过是一个英雄主义作风泛滥的人罢了。司马迁有意伪装了他，试图借此抨击汉武帝在用人上的失察。历史的真相是，李广不过是一个爱冒险、爱出风头的莽夫，他治军无方，败绩累累。

唐人卢纶有一首《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这首诗讲的就是汉朝名将李广的故事。

话说在武帝朝时，李广担任右北平太守，威震匈奴，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有一次李广晚上外出射猎，看见草丛里有块石头，误以为是一只老虎，便射出一箭，箭镞恰入石头之中。等到第二天早晨李广去找那支箭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射中的居然是一块石头，后来开弓再射却怎么都射不进去了。

这些故事姑妄听之，因为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认为，由于在此之前楚人养由基、熊渠子都有过射石头的故事，所以李广射石头的故事很有可能是虚构的，应该是民间为了表现李广的英勇而编造出来的。

但李广有爱射老虎的怪癖却是真的，不论他在哪个郡当太守，只要听见有老虎，他就急忙跑过去。有一次在右北平郡射老虎的时候还被老虎咬伤，好在最后李广还是射死了那只老虎。

李广确实是位名将，不过这位名将其实是一位英雄主义泛滥、武艺高强但没有军事才能的人，这种人也就是吓唬吓唬匈奴人，匈奴人对箭术高超的人都是很敬佩的。

这里插嘴谈一下李广的英雄主义作风。司马光说：“（李广）治众而不用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资治通鉴》卷十七）这句话往明白了说，就是司马光认为李广治军不严明，手底下士兵随随便便的，都目无法纪，光是觉得自己会打仗就行。李广能混出名声，只不过因为他胆子大罢了，这种作风并不值得后人模仿。司马光这是在间接批判李广英雄主义的作风，除司马光外，历来批判李广这点的史家也不在少数。

李广的主要事迹都发生在武帝朝，他一共参与了汉朝四次大规模的对匈作战：

第一次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李广在关市之战中全军覆没，自己被俘，后单身逃回；

第二次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李广等六位将军跟着卫青出征，六将要么失败，要么无功，只有霍去病获得功勋；

第三次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19年），李广出征无赏；

第四次出征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因为没有向导而迷路，最终因为失期而自杀。

总的来看，李广并不是个出色的将领，只是他自己武功很好罢了。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为后人塑造了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李广形象，这其实是史迁在有意借此与受武帝宠幸的卫青、霍去病之建功立业作对比，从而抨击武帝任人唯亲以至于埋没人才。所以民间所了解到的李广形象是经过司马迁美化、掩饰出来的。

李广是陇西郡（郡治狄道，在今甘肃临洮）人，祖籍槐里县（今陕西兴平东南），后来迁居到了成纪县（在今甘肃秦安北），其先祖是秦国名将李信。按照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说法，李信当年在秦灭燕国后活捉了太子丹，这应该是史迁的笔误。公元前226年王翦、李信率军征讨燕国，李信追杀太子丹，太子丹躲到了衍水（今辽宁鞍山西），后来燕王听信了代王赵嘉的意见，将太子丹斩首献给了秦国，太子丹并未被李信活捉。

李广出身将门，箭术超群，文帝十四年匈奴突破萧关的时候，李广就曾经以“良家子”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由于马术精湛且箭术一流，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其人在战场上斩敌无数，出征归来就因功被升为中郎。当时李广的表弟李蔡也做着郎官，兄弟二人都是刘恒身边的武骑常侍，那可是官秩八百石的官位。

李广曾跟随刘恒外出打猎。古代皇帝打猎很牛，经常不是自己亲自去和猛兽斗争，都是让身边的侍从把猛兽先弄得奄奄一息了，自己再到猛兽跟前象征性地射一箭或者补一刀。

在这次射猎活动中李广作为刘恒的侍从，在和猛兽搏斗时表现得英勇异常。刘恒对李广说：“小李，你真是生不逢时啊，你要是生在高皇帝那个年代，跟着高皇帝打天下，凭你的一身武艺和胆略，封他个万户侯又有什么难呢！”

李广确实是一个武艺好的人，你光看他那个怪毛病，没事就跟老虎过不去，身为“射虎哥”，他总是忍不住要张扬自己过人的武艺，他很爱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很自大，而且对身边的人没有警惕意识。这种人不适合做官，因为他容易得罪人，而且还不容易知道谁被自己得罪了。

景帝年间，李广担任陇西都尉，后来又升任为统领皇帝骑兵侍从的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李广是太尉周亚夫手下的骁骑都尉，在和敌军交战之时抢下了敌军的一面军旗。

古代打仗，军旗就是指挥棒，军旗往哪里挥，军队就往哪里去，一般来说掌管军旗的都在离战场较高的地方，周围保护的军士也很多。抢下敌军军旗就意味着敌军失去了指挥，李广立下了大功一件，并在昌邑之战中大显身手。

昌邑（在今山东巨野）在梁国境内，是汉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的地盘。当年刘恒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为梁王、代王、太原王的时候就盘算过了，梁国、代国、太原国刚好形成一道护卫中央政府、抵挡东方诸侯国进攻的屏障。梁国在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抵挡住了打算西进的吴楚军，昌邑之战只是其中一战，但大约李广实在表现得太过骁勇，而且刘武手下将才不多，因而梁王就生出了对李广的怜爱之情。他看到李广那时的官职还只是一个都尉，就送给了李广一枚将军印，李广没什么政治头脑，兴高采烈地收了下来，殊不知就是这枚将军印差点把自己害惨。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之后，功臣们因功受赏，李广功劳不小，可硬是什么都没有得到，问题就出在李广接受梁王将军印这件事上了。刘启觉得李广勾结诸侯王，这是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只是李广浑然不知。

后来李广调任上谷太守，成天和匈奴人打仗，典属国公孙昆邪看不下去了，就跑去跟刘启说：“李广其实很厉害的，就是有点嚣张，有才气的人都会有些自以为是。现在他成天打仗，陛下，名将难求，哪天他要是战死了那损失可就大了啊！孰轻孰重，您可掂量清楚，牛脾气就牛脾气呗，忍着点吧，总比丧失了人才强。”

景帝幡然醒悟，就把李广调到上郡当太守去了。

但是匈奴人好像就跟李广干上了似的，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匈奴人从雁门关进入汉朝境内，攻击上郡，刘启派了一名中贵人跟着李广一同赶赴前线。中贵人就是宦官，按照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说法，宦官从军就是从此开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太监监军事件。

且说被派往李广军中监军的这位宦官，他带了几十名骑兵瞎跑路，结果就遇到了三个匈奴人。按说汉兵人多势众，这怎么的都能以多胜少啊，但很遗憾，这位宦官被射伤，随行的几十名骑兵全部被杀，狼狈至极。

宦官逃回了李广大营，李广了解完情况说：“这肯定是匈奴的射雕能手干的。”李广带着百余名骑兵去追击那三个匈奴人，那哥仨也不知怎么就把马给弄丢了，步行了几十里，被李广带人追上。李广带着百十号射手，匈奴那边就仨人，按说李广该是对那三人手到擒来，然而事实却是，李广如临大敌。他让士兵们摆开阵势左右包抄，也不知道三个人还用得着左右包抄个啥……最终李广射死两个活捉一个，抓来一问，果然是射雕手。

就当李广等人打算回营的时候，远处又有千名匈奴骑兵赶来，两边相互不知道底细，匈奴兵以为李广他们是汉朝军队派来诱敌的，心中顿时紧张起来，赶忙上山布阵，占据制高点。

李广这边的士兵也心虚，看见匈奴兵人数比他们多，心里就打退堂鼓。李广说：“咱和敌人相距不过几十里，咱们只要一撒丫子跑，匈奴骑兵掩杀过来，咱们就是人家砧板上的鱼肉啦。咱要是留下来，匈奴人肯定会以为咱们的主力有埋伏，以为咱们是来引诱他们的，他们肯定不敢打咱。”

于是李广命令手下士兵一直前进到距离匈奴人只有二里的地方，让士兵卸掉马鞍，以此让匈奴人坚信他们就是来引诱匈奴兵的。后来匈奴这边出来一个骑白马的将军整理队伍，李广带着人就冲上去把那人射死了，匈奴人很害怕，以为周围有汉朝大军，本打算趁夜偷袭李广一伙，哪知道李广等人已经趁着夜色逃跑了。李广第二天早上回到大营，军士们一晚上没见到将军，因而也不敢乱动，所以人马俱在。危险至此才算解除。

李广有胆识有谋略，但他的个人主义作风太重，为了表现自己能行，就带百十号人冒险去为那个宦官报仇，还好有惊无险。李广太爱彰显个人魅力，因而自负自大，容不得半点欺辱，这为他日后在武帝朝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刘启：老老实实地低头

汉景帝刘启执政时恰好遇到了匈奴内部国势低迷的时期，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景帝朝汉匈关系趋于缓和，双方的接触、摩擦变少了。这令汉朝赢得了一个绝佳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汉帝国抓准时机，一方面继续向匈奴称臣来确保和平；另一方面养精蓄锐，以备日后反攻。

刘启执政时期，汉朝和匈奴之间并没有太大的战事，《史记?匈奴列传》只记载了一件事，即赵王刘遂谋反案。

熟悉文景时期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晁错在景帝时期提出了著名的“削藩策”，他鼓励刘启侵削诸侯国的领土，这位赵王刘遂的赵国就倒霉地被削去了常山郡。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封自己的儿子刘友为淮阳王。后来吕后毒死戚夫人和刘邦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之后，淮阳王刘友就被封为赵王，并娶了吕氏家族的一位女子进行了政治联姻。

问题就出在这老婆上。如果吕家是想借嫁女儿的机会让刘友帮吕家人安插个什么官职，那刘友在家里地位还能高点儿，可偏偏吕家的家长吕雉比他本事更大一些，所以吕家的女人就是来监管刘友的。讨厌臣子可以视而不见，讨厌老婆就不同了，躲也躲不开。一旦老婆嫉妒心泛滥，或者觉得受了委屈、不被丈夫喜欢，回娘家告黑状说老公冷落自己，那这女婿还不得被丈母娘收拾惨么。

刘友就属于这种情况。

公元前181年，由于吕氏夜夜独守空房，寂寞难耐，想到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要这样无声无息地度过，心中实在不甘。为了给自己换一个更为靠谱的老公，吕氏就跑到吕后那里告黑状说：“赵王成天抱怨咱们吕家人当王的事情，还说等你死了之后就要发兵，把咱吕家的王都杀光。”

吕后一听，大怒，也顾不上去想想这种话刘友根本不会当着吕氏的面说，当即就把刘友召到了长安，关在赵国驻长安办事处，活活饿死了他。饥饿激发创作灵感，刘友在饥饿中赋诗一首：“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史记?吕太后本纪》）悲愤交加的刘友死后谥号为“幽”，《谥法》云“壅遏不通曰‘幽’”，刘友被活活关死，这和“壅遏”二字很搭。

刘友死后，梁王刘恢被吕后改封为赵王，此人简直就是刘友的翻版。大约是吕家待字闺中的女性比较多，吕雉给刘恢身边也安插了一位吕家的女性。但很显然，这位吕家的女孩依旧不好看，刘恢有自己喜欢的如夫人，这位吕氏比刘友那位狠多了，直接给了刘恢爱姬一杯毒酒，那位宠姬估摸着很单纯，想也没想就把毒酒喝了，结果被毒死。

愤怒的刘恢知道这件事情后悲痛难抑，想到心爱之人已经命丧九泉，觉得自己也不能苟活，因而自杀殉情。

吕后一听这事，又愤怒又恶心，愤怒是因为自家面子被伤害；恶心则因为吕后是不相信爱情的人，她自己就缺乏爱情，因而她也见不得别人的爱情。

吕后一怒之下废了赵国，直到刘恒登基之后，刘友的儿子刘遂才被重新立为赵王。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这已经是刘遂做赵王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赵王因为赵国被中央朝廷削去了常山郡，因而勾结匈奴，打算起兵造反。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正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匈奴联合刘遂要造反。刘遂的相国建德和内史王悍劝阻刘遂，刘遂不但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还烧死了这两个人。他在赵国的西部边境聚集军队，打算等着吴楚军队一打过来，就联合他们西入秦关，同时再次去联合匈奴，把两方的盟约靠牢。

景帝派曲周侯郦寄，就是郦商的儿子，当年在诸吕之乱中被逼跑去劝吕禄放弃兵权的那位，让他去打赵国。刘遂退守赵国的都城邯郸，和中央军对战了很长时间，具体多久，已经考证不来了。因为吴楚七国之乱在景帝三年正月爆发，当年三月被平定，然而《汉书?高武王传》《史记?楚元王世家》却说刘遂和中央军对峙七个月，这根本不可能。《汉书?郦商传》《汉书?刘濞传》说赵、汉两军对峙了十个月，这就更滑稽了。

总之是后来由于吴楚军被阻于梁国，不能西进。匈奴一听这消息，也就立马宣布不配合刘遂起兵了，刘遂没有吴楚军支持，完全是独木难支。后来，汉将栾布平定了七国叛军，在赵国和郦寄会师，两人联手掘开了大河，水淹邯郸。刘遂自杀，赵国政府投降，赵幽王刘友绝后。

林幹先生在《匈奴历史年表》整编景帝朝汉匈关系史事，共十条，内容都很单调，现摘录如下：

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夏四月，匈奴入代（此时的代王是刘参之子刘登）。汉遣御史大夫翟青（即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秋，汉与匈奴和亲。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春正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赵王刘遂联匈奴兵。匈奴闻吴楚败，不肯入边。

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年），夏，汉遣公主嫁单于，通关市场，给遗匈奴，如故约。

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春二月，匈奴入侵燕，汉遂不和亲。以匈奴侵边，汉遣中尉魏不害将车骑、材官士出屯代郡之高柳（今山西阳高西南）。汉以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畏郅都，直至郅都死，不敢近雁门。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春，匈奴贵族七人率众附汉，汉皆封之为列侯。

汉景帝中元四年（公元前146年），春三月，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

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夏四月，汉封燕王卢绾子卢它之，议匈奴东胡王附汉，汉封之为亚谷侯。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夏六月，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春正月，郅将军击匈奴。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战死。汉发车骑、材官屯雁门。

其实除了赵王刘遂谋反案，景帝朝汉匈之间唯一值得关注的还是汉朝与匈奴的和亲。王子今、焦南峰二先生在其《汉景帝评传》一书中评论景帝朝的汉匈关系史时说道：“在汉景帝时代，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战争的频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而关于和亲的记载则十分引人注目。”

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景帝同匈奴和亲，开放边境贸易，给予匈奴大量财物，又让公主下嫁单于，和过去的和约一样。整个景帝时代，边境上只有少数的匈奴人在小规模地骚扰边境，没发生过大规模的入侵。

仔细体会上面的材料，我们会发现，整个景帝时代对匈奴是一种极度弱势的姿态，而匈奴方面作为很少，这极其反常。

军臣单于一共在位三十五年，不仅没有对汉朝发动大的军事活动，而且还出现了七个匈奴贵族投降汉朝的事情。这七个人到了汉朝后都被封侯，他们分别是：安陵侯于军、桓侯赐、逎侯陆强、容城携侯徐卢、易侯仆、范阳靖侯范代、翕侯邯郸。匈奴贵族能一口气往汉朝跑七个人，那看来匈奴内部政局一定出现了什么问题。

史学家陈序经在《匈奴史稿》中说道：“匈奴内部出了什么问题？其严重性如何？今天无从考察，但至少可说明匈奴内部上层贵族中有一部分人对军臣单于不满。匈奴贵族之间，以至他们与单于之间互相猜忌，互相倾轧和征伐，导致一部分贵族离开匈奴南下降汉。”匈奴的内乱使得汉朝得以休养生息，为武帝时期的远征积攒力量。

汉景帝规规矩矩地向发生内乱的匈奴“低头”，这就是在换取积攒国力的时间。汉朝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贸然出击匈奴，或许时机很正确，匈奴人可能会因为内乱而作战能力下降，但汉军自身实力太差，所以如果有这样一场战争存在，汉军依然不会有好结果，最好也是个惨胜。

对汉朝而言，只有蛰伏，才能有飞跃。

之所以说景帝时期的汉匈关系是极为特殊的，就是因为汉匈双方的接触大幅度地减少，两伙人各自处理内政，从前的“亲密关系”不在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匈奴方面的衰落，汉朝这边自身实力的增强也是重要因素。

梁漱溟当年抨击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胡适反驳他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叩关门，为何日本借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这个故事所阐发的观点是没错的。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开明的政治环境、民主的政治体制、自由的言论环境，政府让百姓生活富庶安康，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才有可能在外敌面前有所作为。埋怨他国的强大和自己国家被欺凌的惨状，只能更加说明这个国家的懦弱无能。

文景时代尽管并没能完全做到上述的这些方面，它依然实行着不够民主的专制制度，依然对老百姓有剥削，依然将国家利益放置于百姓利益之上，但毫无疑问，其统治者的开明程度和社会的开放程度远超秦朝和汉初，因而才能让社会积攒反抗匈奴的力量。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到了文景之治后期，汉朝政府逐渐有能力在匈奴人面前“站起来”了。文景时期的发展为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反攻作好了铺垫。

制度民主在专制制度下的极致表现是统治者善于纳谏，言论自由在专制制度下的极致表现是统治者鼓励上书、允许思想讨论。文景两朝的统治者积极纳谏，刘恒废除诽谤妖言令，开放思想，这些看似只是在政治文化事业上的作为实质上深深影响着整个帝国，让整个帝国的运转更加高效。

打铁要靠自身硬，只有先在文景时代“忍”着，才能在武帝时期“硬”起来。整顿内政永远应该被排在抗击外敌之前，尤其是敌我力量悬殊的时候。同时，内政的完善才是抗击外敌的坚实基础，文景时代对匈奴的做法起到的就是这样的作用。

第十章 江山易主：“无为而治”的延续

汉文帝的政绩

刘恒的时代即将落幕，回首他执政的二十三年，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很用力地总结了他的许多政绩，然而却依旧没能概括全面。是非功过后人说，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一个有血有肉、尽可能用理性掩饰欲望的一代贤君。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天下大旱，蝗虫肆虐，刘恒下了一道诏书，内容一共有七条：

第一，要求各地方政府做好安稳百姓的工作；

第二，下令免除了诸侯国向中央朝廷的进贡；

第三，允许百姓在原本仅限政府开发使用的山林水泽中打猎、捕鱼；

第四，减少了许多刘恒个人的衣食用度和游乐；

第五，削减了在刘恒身边郎官的人数；

第六，从粮仓中拿出粮食发放给灾民；

第七，让穷人用爵位换钱。

这是《史记?孝文本纪》记载的刘恒的最后一件政事了。

史迁紧接着梳理了刘恒个人的主要政绩，我将之总结成了四点：

首先，刘恒生活节俭。

刘恒一共在位二十三年，这期间不论是宫室还是园林，包括马、狗、衣服、车子，没一样有过数量上的增加。遇到战乱或者大型自然灾害的时候，总是把自家园林打开让老百姓进去采摘、打猎、耕种。

有一次他想建造一座露台，工程预算要耗费百金。刘恒一听就气不打一处来，愤怒地说道：“你们这瞎搞啥啊，知不知道百金可是相当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财产的总和？我现在在先帝留下来的宫殿里明明住得好好的，干吗要花这么多钱再建一座宫殿？咱政府又不是钱多得没地方使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刘恒经常穿着丝绵混织的衣服，这种衣服材质粗糙，他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服也被刘恒要求不能够长得可以拖到地面，慎夫人香闺中的帷帐不能够绣花纹。

刘恒的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勤俭的表率。

此外，刘恒营造霸陵的时候要求在墓室中都放上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来做装饰品，而且不平地起陵，这样可以节省工程开销和人力，节约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减少因修造陵墓而对百姓农业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刘恒在位期间处理好了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外交上做得十分出色。

刘恒在执政之初就兵不血刃，招降了南越国，让称霸一方的南越王赵佗去掉了“南越武帝”的封号，而且善待赵佗的家人，封他们做高官，最终以德服人，换来了赵佗和南越人民的诚心降服。

另外刘恒在位期间处理汉匈关系的时候也一直妥妥当当。一方面在匈奴入侵时给予还击，另一方面从来不劳民伤财地远征匈奴，和匈奴适当地保持着距离，避免双方矛盾的激化，从而为国内的养精蓄锐创造了条件。

第三，刘恒善于团结国家内部各阶层的关系，处理好和诸侯国以及大臣的关系。

以前讲过，吴王刘濞和中央朝廷相互猜忌导致矛盾加剧，后来刘濞干脆不去朝见刘恒了。刘恒为了改善这种关系，送了刘濞小几和手杖各一个。那时候袁盎等人在朝廷里面闹得特别凶，要求刘恒收拾刘濞，刘恒对他们的意见尽数听取但并没有将所有计划都付诸实施。中央朝廷和吴国政府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此外，当年跟着刘恒从代国一同来长安的张武等人收受别人的贿赂，有人告诉刘恒之后，刘恒反而给予张武等人大量赏赐，让他们自己的内心感到羞愧。这种赏赐就跟后世的“养廉银”差不多，给你钱的意思就是让你别收别人的贿赂了，国家养好你。

刘恒善于协调人际关系，这也是他执政期间政局和谐的重要因素。

第四，刘恒实行德政。

刘恒在位期间想尽一切办法教化百姓，很多道德上的事情都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因而四海富足，礼义兴盛。

上面的内容都是司马迁总结的，史实上来说并没有错，但在评论上都有夸大。

刘恒是提倡节俭，但是刘恒的节俭很刻意，你从他随随便便就把一座原本属于国有资产的铜矿山赏赐给了邓通可以看出来，刘恒还是有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性。司马迁说得也没错，但只能说明刘恒比较理性，在清醒的时候懂得克制，但简朴绝不是刘恒骨子里的性格。

另外，刘恒的霸陵之中也不是没有珍宝金玉，只不过是数量相较于其他皇帝较少罢了。《晋书?索靖传》记载，三国时期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的时候，魏国政府盗发了刘恒的霸陵和汉宣帝刘询的杜陵，其中有金玉布帛无数，但相比武帝茂陵中奢侈的陪葬，算得上是节俭了。

节俭是比较出来的，总之刘恒的陵墓中并不是只有瓦器，高档奢侈品或许也有，汉代的史书不见得说得完全靠谱。

另外，纵观刘恒一生的政绩，有一点司马迁并没有总结出来，就是处理功臣集团。

史书上在记载刘恒对待汉初开国功臣集团的时候，我们能明显地发现，其记载是十分随意和简单的，很明显，史迁压根儿没有重视这个部分。然而事实上，刘恒在处理功臣集团的时候，面对多个利益层面，则用到了很多的政治权谋。

回想一下，刘恒处理功臣集团的时候，一方面安抚功臣，另一方面则将功臣集团和诸侯集团在政治上的利益联系切断，这仅仅是第一步。

再往后走，刘恒让列侯们都返回了自己的封国，就连周勃也被赶出了中央。

这样做，首先削弱了功臣在中央的影响力，减少刘恒身边的威胁。

二来，则将功臣集团的问题转化成处理诸侯王的问题，让功臣集团置身于诸侯王集团之中。这样刘恒要处理的问题减少了，中央的力量可以得到集中，刘恒发号施令也不会被功臣集团阻碍。

三来，由于先前刘恒培养了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的矛盾，那么当功臣集团被迫置身于诸侯王集团之中时，这种矛盾就会演变成诸侯王集团内部的矛盾。刘恒此举不仅消除了功臣集团带来的隐患，还削弱了功臣集团的势力。而且刘恒分封新的功臣，全都是从老的诸侯国中割地建国，老诸侯王和新的受封者之间也必然会产生矛盾，刘恒这一步棋下得极妙。

另外，刘恒广开言路，允许多家思想的传播，这一点司马迁也没提。不过，那应该是因为司马迁本人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鼓吹独裁，他不能公开站出来提倡思想的多元化，他要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促成官方思想的单一性。

刘恒政绩很多，但要说到污点，我觉得，让新垣平等人打着黄老宗教的名义扰乱朝纲算一条，很阴险地谋害淮南王刘长也算一条。

总的来说，刘恒的政绩功大于过，开拓创新精神多于传统的顽固思想，且其以黄老之术为指导思想的执政策略和惠民政策也是前无古人的。

文帝后元七年，刘恒的丧钟在未央宫中敲响了。

汉文帝遗诏

临死之前，刘恒颁布了最后一道诏书，他情感真挚地回顾了他的一生，同时安排了他死后的琐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怎样的刘恒？刘恒下葬霸陵，史家说是薄葬，而历史的事实却是从霸陵中发现了大量珍宝，这之中的真相究竟如何？

公元前157年农历的六月初一，刘恒在未央宫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刘恒死前留下了一道遗诏，这么一个愚昧时代较为少见的好皇帝死了总会让人觉得有些惋惜。作为他的遗作，这份诏书非常有必要让后世的人了解，更何况这份诏书还很煽情。

诏书内容如下：“我听说天地万物有始有终，万物诞生之后就必然会走向死亡。死亡乃是天地间自然的事情，是世间生灵都要经历的事情，这有什么可令人悲哀的呢？

“现在的人都贪恋活着而畏惧死亡，安葬逝者的时候总是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简直就是胡搞，是对服丧者身体的摧残，我不赞同这么做。况且我这个人无德无能，没有给百姓带来丝毫的好处。现在我这么一个无德无能的烂皇帝死了，又让无辜的吏民们来为我戴孝哭吊，大热天的让老百姓在那里为我的死而难过，不思饮食，以至于连他们自家祭祀的事情都忘记了，这就更加损坏了我的德行，我哪里对得起黎民苍生啊！

“自打我当上皇帝以来，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君临天下二十多年了，都是仰仗着天地神灵的庇护和社稷之神的照顾，国泰民安，没有战乱。我这个人比较笨，犯了不少错误，害怕做不好让先帝蒙羞。后来在位时间长了，便更加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害怕自己越老越糊涂，临死的时候干下些缺德的事情。

“现在回想我的一生，没干过什么太大的错事，可以安安稳稳地走了，在高祖庙中安然地接受供养。我这么一个不像样的皇帝最终都能落一个这么好的结果，这就已经够完美了，没啥值得人们悲哀的。

“现在我命令天下的百姓，听到我去世的消息之后为我哭丧三天就够了，完了之后就立即脱掉丧服，该干啥干啥去。我死后的几天里不能禁止民间娶妻嫁女、祭祀鬼神、饮酒吃肉。应当哭祭的人都不要光着脚，身上穿戴的孝带的宽度不用超过三寸，不需要用白布包裹车架和兵器，不需要安排男女来宫殿中日夜哭喊，说实话那干号声可是真够难听的。

“宫里面凡是应该给我哭丧的人，早晚各哭十五次就够了，不是早晚哭丧的时间禁止哭丧，本来都知道是装样子嘛，索性让大家伙儿轻松点。我下葬之后，该穿大功服[4]给我服丧的人穿十五天就够了，该穿小功服[5]给我服丧的人穿十四天也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些本来应该服丧三十六天的人都缩短到七天，到了时间就赶紧把孝服脱了吧。

“另外还有很多死后要办理的丧事我在这里没有一一提及，你们都参照这上面的做法从轻从简办理吧。一定要把我的意思昭告给天下百姓。我的坟墓霸陵你们就完全按照原本山势建造就行，不要破坏当地环境。后宫的女性爵位自夫人以下直到少使，都送回家去吧，可别耽误了人家大好青春，人老珠黄就嫁不出去了，她们可以自由嫁人。”

仔细品味刘恒的诏书，刘恒首先表达了自己对他人的关怀与博爱，另外也体现了他的节俭思想。刘恒宽容地安置了自己的姬妾，这很难得。明朝时，皇帝还让自己的嫔妃殉葬；唐朝时，武则天就曾在李世民死后被安排到感业寺出了家；曹操死后他所有的姬妾都被安排到铜雀台守灵。刘恒的确是少见的开明帝王。

文帝朝对于秦朝制度批判之严厉也是前无古人的。贾谊的一篇《过秦论》，算是彻底摧毁了刘邦时期给整个中央政府构建的“汉承秦制”的美好幻梦。黄老的治国思想在刘邦和惠吕时期就有所提倡，但是为什么到了文景时期才能够真正普及开来，我觉得，这跟文帝朝摆脱了秦朝制度的阴影有关。

然而法制建设依然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刘恒时代文法吏的崛起并不能被单纯地看作法家势力的复苏，也不能当成是刘恒执政“外道内法”的实证。就以张释之为例，在整个社会践行黄老之术的大背景下，文帝朝的法律远没有秦朝和刘邦时期那么严苛，而文法吏执法的最大特征是依法办事，因而你看张释之执法，还常常向着老百姓，在一种良性的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下，依法执法是百姓最大的福分。

文帝朝为整个文景时期奠定了积累财富这样一条基本路线，整个国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景帝朝主要的政治活动也是围绕财富的积累展开的。社会财富的充盈可以带动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武帝朝反击匈奴的基础。

刘恒在位时间并不算长，二十三年放到整个西汉的统治时期中也不过是占到了十分之一，且文帝朝面临的是整个国家从秦朝以来积累的许多弊端，因而刘恒做到的仅仅是奠基的工作。司马迁说，自汉朝立国以来到文帝时期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国家兴盛昌隆，完全可以改历法、换服色、举行封禅大典了。听起来似乎是有些夸张，但仔细想来，刘恒之功劳与伟业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六月初七，刘恒被葬于霸陵，死后谥号为孝文皇帝。太子刘启在高祖庙继位，六月初九正式称帝，新的时代缓缓降临。

这里要特别提到霸陵薄葬的问题，前文交代过，按照史书的记载，刘恒是从简下葬，墓室中只有瓦器，但是按照后人的记载，霸陵中金银玉帛不计其数，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笔者归纳了学界的说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可能是如下三种：

第一，刘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他可能误解了父亲，觉得父亲那是谦虚，因而在安排刘恒下葬的时候还是厚葬了他。

第二，按照王子今先生的说法，霸陵中的珍品可能是从葬者的随葬品。一来有可能会是武帝朝将文帝的窦皇后合葬入霸陵时带入了许多随葬品，二来也有可能是长公主刘嫖死后和董偃合葬，二人陪葬霸陵时墓中放置了大量珍宝。

第三，也有可能刘恒的诏书本身就是做做样子，大家都心照不宣，下葬刘恒时照样厚葬。先前按着“薄葬”宣传，只是为了防止民间盗墓，索性就先告诉盗墓贼霸陵中没有珍宝。

总之，历史的真相已经无法考证，专制时代少见的开明皇帝——刘恒，在历史的舞台上还没把脸露全，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人间。

刘启登基，汉景帝刘启的时代开始。

人格分裂症患者

汉景帝刘启是一个人格分裂症患者，他执政时代的格局似乎更像惠吕时期，统治阶层矛盾突出，民间却休养生息。景帝在大臣面前显得心胸狭隘，对老百姓却是宽容温和。刘启的多面性格源于他的老成，登基之时的刘启不像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刘启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三十多年了。

汉景帝刘启是窦猗房和刘恒的儿子，窦猗房原本并不是正室，刘恒当代王的时候王后就死了，后来窦猗房才被扶正。本来太子宝座也是轮不上刘启的，但是由于原来王后生的三个儿子相继去世，储君的宝座才轮着了刘启。

刘启根本不像自己的父亲。

纵观刘启的一生，他心眼小、心胸窄、自私，甚至有些执政残暴的倾向，司马迁对刘启也是不怎么赞美的。然而，这些性格的缺点仅仅表现在他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的问题时，在对待百姓方面，刘启继承了他父亲的宽容和无为而治的做法，很好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由此看来，刘启人格分裂，而且是隐性的，因为他的父亲刘恒到死都没发现自己对刘启看走了眼。

刘恒即位时已经三十二岁了，把时间倒着往回推算，刘恒十四岁就生下了刘启。我是不太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景帝至少还有三个哥哥，且那三个哥哥的母亲是同一个人，由此推算，刘恒也太早熟了。因而，刘启登基时可能并不到三十二岁。

刘启老成世故，缺乏年轻人的干劲，政治手段上的险恶程度远甚于他的父亲。

然而这一切在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来。

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刘启制诏御史[6]：“我听说古时候被后人称为‘祖’的人都是对天下有功劳的人，称‘宗’的人都是对天下有德行的人。礼乐的制度都是分等级的，唱歌是为了发扬先人的德行；跳舞是为了表彰先人的功业。在高祖庙向高帝敬酒的时候，要跳《武德》《文始》《五行》的舞蹈；在孝惠庙向孝惠帝敬酒的时候，要跳《文始》《五行》的舞蹈。

“孝文皇帝君临天下，废除境内的关卡，让我大汉境内官民畅通无阻。

“他还废除了诽谤妖言罪以及要断裂人肢体的肉刑，赏赐德高望重的老人，关爱孤儿，养育天下百姓。

“他淡薄寡欲，不接受进贡，不谋私利。

“他不对罪犯连坐，不滥杀无辜。

“他废除了残忍的宫刑，放出了后宫的女子，不做让别人家绝后的事情……

“我这个人天性愚笨，见识浅薄，觉得这些事情即使是上古时代的皇帝恐怕也做不到，然而孝文皇帝却都做到了。他的德性可与天地之德并肩，他的恩泽遍布四海八方，天下人都享受到了他的恩泽。孝文皇帝的光辉宛如日月。然而在宗庙祭祀他的礼仪却与他的功德不相匹配，我为此感到惶恐。

“众位大臣，我觉得咱们有必要给文帝庙创作一个名为《昭德》的舞蹈表演，让人在祭祀孝文皇帝的活动上进行表演，进而来彰显孝文皇帝的文治武功。

“这样我们才能让我们祖宗的功德被记载在史册上，让他们流芳千古、永垂不朽，这样做才是符合中央的指导思想的。你和丞相、各位列侯、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们以及礼官们商量商量，草拟一套孝文皇帝祭祀礼仪的方案吧。”

申屠嘉拿到这篇诏书，我猜他脑子就没怎么思考，很明显这是皇帝让大臣鼓吹他老子的命令嘛，专制体制下的大臣最不缺奴颜婢膝，吹捧主子再容易不过了。申屠嘉立马回信：“陛下您果然是个大孝子啊，居然能想到让我们制作一个名为《昭德》的舞蹈表演来彰显文帝的美德，这种事情像我们这种蠢材是万万想不到的。我和大臣们商量了一下，论起对咱们汉朝的功绩，高祖刘邦是当之无愧的NO.1；但如果说起德行，文帝是改革的总设计师啊！所以高祖皇帝该进太祖庙，孝文皇帝就该进太宗庙。天子世世代代供奉祭祀祖宗之庙，各郡国也该把中央太宗庙的分庙建上。诸侯王和列侯要按时派使者到中央，和天子一同祭祀太祖、太宗。皇上，请把它们写进政府条令中，并昭告天下吧！”

刘启回复：“……好。”

我以为，这篇肉麻吹捧的文字看看就得了，别较真。

汉朝以孝立国，特别注重孝道，所以新皇帝登基总要把他那死去的爹找个理由美美地吹一番，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刘启即位之后照例依旧是大赦天下，在四月二十二日给全国百姓各自奖赏一级爵位，五月又给全国的农民减免了一般的田租，让天下的郡国都为孝文帝建了太宗庙，同时下令不让群臣因为自己称帝而觐见朝贺。

从刘启的这些作为来看，景帝朝必然是要承袭文帝朝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政策。同时，刘启至少在面子上还知道把自己伪装得谦恭一些，说明他心里明白像他父亲那样开明的专制君王应该是怎么当的。

刘启心胸狭隘，这一点其实从前面章节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出。张释之得罪了他，结果郁郁而终；邓通招惹了他，他最后活活把人家饿死……刘启真的一点也不大度。

景帝前元二年的春天，刘启封萧何的孙子萧嘉为武陵侯，又规定二十岁的男子就要上户口，然后向国家上税，这叫“傅籍”。而事实上，写到汉律中的男子傅籍年龄是二十三岁，而秦朝时男子傅籍年龄是十七岁，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四月二十五日，薄太后驾崩，死后葬于南陵。

另外，刘启还封了自己的儿子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馀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启的做法叫“以亲制疏”，大肆分封自己的儿子，以此来挟制那些心怀鬼胎的诸侯王，那些人对刘启而言已经只能算是远亲了。

然而计划归计划，孩子们年纪都还小，可以再过几年再将他们外放，所以只有刘发和刘彭祖在刘启的安排下立刻去了自己的封国。刘恒此举颇为耐人寻味，或许是由于对儿子爱憎不同的关系。

分封的这些王国之中，只有临江国是由原来汉朝的临江郡改置的，剩下的都是原来诸侯王国中分割出来的，或者是原本被除国的地方。比如河间哀王刘福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就去世，因为没有子嗣而被除国，刘启现在恢复了河间国；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长沙靖王吴著也是因无后而被除国，现在也被恢复。

表面上看，汉朝诸侯国的总数已经从文帝十五年的十七个增长到了二十二个，然而实质上，诸侯国总的疆域并未增加。刘启分封王国的时候，这六个王国都只有一郡之地。刘启分封六国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儿子们监视着那些蠢蠢欲动的国家。

刘启分封淮阳国和汝南国，这两个国家可以与梁国联合抵挡吴国和楚国的进攻，而临江国和长沙国则起到了控制淮南国、衡山国和庐江国的作用。“以亲制疏”是景帝朝处理王国问题的主要政策。

刘启上台的第二年（公元前155年）八月，曾出使匈奴的开封侯、御史大夫陶青被任命为丞相，因为先前丞相申屠嘉已经去世。

一切安排就绪，帝国似乎就该步入正常运转的状态了，然而异兆接踵而来。

景帝前元二年，彗星出现在东北方；秋天里衡山国又下了冰雹，最大的直径五寸，最长的有二尺；火星运行到了北极星的位置，后来月亮也运行到了北极星的位置，木星运行到了在北斗之南的太微垣。这些天文现象在古人看来都是不吉祥的预兆。

果然，在景帝前元三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了。

这一切，还要从刘启当年做太子的时候说起。

第十一章 法、道的冲突：晁错与“削藩策”

千里埋伏

景帝朝暗藏杀机。朝廷外，暗暗蛰伏的吴王刘濞任由心中的愤怒与仇恨相互裹挟，促成那名为“矛盾”的引线，它埋伏千里，直待时机成熟时被火药点燃，让帝国的领土上弥漫起战争的硝烟。而朝廷内，工于刑名之学的晁错也暗暗捏紧拳头，他要实施一个宏大的计划，一个将要动摇帝国根基的计划——削藩。危机千里埋伏。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于一根很长的“引线”燃烧到尽头的时候。是谁点燃了这条名为“矛盾”的引线呢？

是刘启，以及他不太好的脾气。

早年刘恒还在世的时候，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曾来中央朝廷朝见刘恒，完事了就成天和刘启泡在一起喝酒下棋谈感情，这大约是两汉时期青年人之间的时髦活动，因为直到东汉末年，五十六岁的孔融被曹操处死的时候，史书讲他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还在那里津津有味地下棋。

吴太子刘贤的师傅都是楚地人，那个时候楚地人整体素质都比较低，没啥文化，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因而刘贤也变得脾气暴躁骄横，蛮不讲理，而且估计下棋的水平也很低劣。

有一次刘启和刘贤俩人又在那里下棋，刘贤技不如人，因而想悔棋耍赖。刘启是堂堂皇太子，当然不吃刘贤这一套，二人最后就大吵了起来，刘贤对刘启很不礼貌，大约爆了不少粗口，引得刘启大怒。皇太子还没受过这种窝囊气呢，于是刘启抄起棋盘就朝刘贤的头上砸去，刘贤猝不及防，加上估计这公子哥也不怎么经打，结果当场毙命。

历史的巧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却因机缘巧合在发掘刘启的陵墓——阳陵的南阙门遗址时，意外地出土了一件汉代残损的陶制棋盘。难不成当年刘启杀了刘贤之后还把那个“凶器”收藏起来，当了陪葬品？这可难说，不过想来可能性不大，因为考古学家都认为那个棋盘质地粗糙，一看就不像皇家用具，弄不好是守陵人哪天一不小心把棋盘摔地上顺手就埋到土里了。

回过头来，关于刘启杀死刘贤一事，理论上讲刘启应该作出道歉并接受惩罚，但专制统治者的特权就在于草菅人命无罪，不论你是平民还是贵族，统统都比他地位低，因而永远是统治者在理，人家掌握着“宇宙真理”。

所以刘启根本没有受处罚，朝廷也只是将刘贤的尸体送回吴国便草草了事，连个致歉信也没有。

吴王刘濞从没料到，自己的儿子去长安时风光无限，回来的时候尸体已经开始发臭了。但是刘濞身为诸侯王，在刘恒和刘启面前总是要低上一等，尤其是刘恒，和刘濞是平辈，自然不是好惹的主。因而悲痛欲绝的刘濞想到的不是复仇而是逃避，他从此不再去长安朝会。

看到儿子的尸体之后，刘濞愤怒地骂道：“狗日的刘恒，老子和他明明都是一家子，我儿子好歹是他侄子。把刘贤死后葬在富庶繁华的长安不就得了，干吗还要把尸体运回来，诚心想要刺激老汉我是吧……”遭遇了巨大精神打击的刘濞不愿看见儿子腐烂的身躯，与其让它回来看见尸体再受痛苦，不如埋在异乡让儿子早日安息。

刘濞是个不服输的主，最后硬把自己儿子的尸体又拖回了长安，葬在了长安。

我们有理由相信，从那时开始，刘濞的心理就开始畸形了，仇恨的种子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他开始暗下决心要在时机成熟之时报复朝廷。而且，刘恒在位时他就已经开始处处与中央政府作对，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初步报复中央政府的做法，刘濞从此不打算让朝廷再安安生生过好日子了，他下决心要让自己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他乐于享受刘恒、刘启以及众大臣因为自己的威胁而担惊受怕的样子。

由是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吴国不像其他诸侯国那样，抓住机会整顿内政，而是轰轰烈烈地搞起了“大跃进”运动，因为刘濞找到了他今生最大的敌人。

而刘启也从此有了他此生最大的仇家。

这一次结怨最终酿成了景帝朝最大的祸乱。愤怒与仇恨相互裹挟，搓成那名为“矛盾”的引线，它埋伏千里，直待时机成熟时被火药点燃。

刘启即位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撺掇自己的学生在刘濞的创口上撒了把盐。

晁错，这个满腹心机，一心想着实现法家专制的帝国臣子，早该从刘启幕后现身了。刘启仿佛是一只提线木偶，晁错提着线隐藏在帝国的权力中枢已经很久、很久。

晁错是颍川人，早年曾跟随轵县一位叫张恢的人学习申不害、商鞅等人的刑名学。他有两个很牛的同学，一个跟贾谊是老乡，是洛阳人宋孟；另一个则是刘礼。史书并未记载宋孟的作为，至于刘礼，此人乃是楚元王刘交之子，后来在吴楚之乱平定后被封为楚王。

学成之后的晁错就成了刑名学研究的专业人才，紧接着又通过了太常寺的研究生考试，成功进入太常寺工作，从此成为社会科学国家队中的一员，担任太常掌故一职。

晁错一开始是以学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

刘恒在位的时候废除了挟书令，按照中央的部署，各家思想、各种典籍都应该有专业的学者和研究者，当时整个国家研究《尚书》的人很少，照现在话说，有关《尚书》的学术研究在当时是一门“绝学”。朝廷只听说济南郡有一个叫伏生的人精通《尚书》，曾经担任过秦朝的博士官，是个资历很老的高级知识分子，可惜此人年龄已经九十多岁了，骨头老得都快散架了，不可能再让老爷子千里迢迢跑到大西北。

朝廷需要选一位潜力巨大的青年学术骨干跟着老先生去学习。

好运气降临在了晁错身上，由于太常（主管国家学术、宗教事务）的举荐，晁错顺利被派往济南，成为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结项后作为一位高水平的学术人才直接升入了经学国家队，同时还有了在皇帝面前尽情发言的特权。

学成归来的晁错整个人都显得气度非凡，说话常常引用《尚书》的句子，明显变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从头到脚学者范儿浓郁，这就使得刘恒对他十分欣赏。晁错很快就相继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太子家令，负责教导太子的学习，成了太子的老师。太子舍人掌管太子侍卫工作，秩二百石。门大夫是太子家的守门官，可别小看这看门大爷的闲职，秩六百石，而且有许多和太子亲近的机会。太子家令就是太子的大管家，秩八百石，太子的日常生活从此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晁错在文帝朝时就已经表现得十分强势了。

晁错的学术思想就是以申商刑名为根，以儒学为枝，骨子里是法家作风，面子上要维护儒家的斯文，他以法家文化滋养儒家文明原本就具有的专制色彩，把儒家的治国之道引向了“儒法家”王霸杂糅、推崇专制这一极端。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晁错调教出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子，这个虚伪、善于掩饰，外表与人和气，内心将人拒之千里，看起来很和善，背地里很阴险的人……

对，这不是别人，正是汉景帝刘启，那个人格分裂症患者。

刑名学和法家思想本质上是为了满足专制者权力膨胀的欲望，同时还教会他们如何去控制自己的下属与百姓。这在如今根本是拿不上台面的内容，但在古代却是每一个皇帝的必修课，所谓“帝王之术”是也。

刘启听晁错讲课很兴奋，觉得口才极棒的晁老师处处都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仿佛就是自己肚里的蛔虫。刘启对自己的这位手下很是满意，常常称呼晁错为“智囊”。

晁错是骨子里的法家，这就注定了他要与朝廷上那些讲黄老之术的大臣们不和，晁错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大计，这个大计在他心中埋藏了很多年，埋伏着、蛰伏着，静静等待时机的到来。

削藩！

权臣降临

晁错为人严酷冷峻，这让他得罪了不少人，然而，他仗着汉景帝刘启的宠幸，最终还是一手遮天，权倾朝野。袁盎被他排挤、丞相申屠嘉被他活活气死，晁错的专权让帝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凝重起来，这一切都传达着同一个信号，一个危险的信号——权臣降临。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在叙述完晁错的家世和师承后，对这个人的性格评价有四个字：峭直刻深。这四个字摆在晁错政治生涯的记述之前，足见它概括了晁错一生的性格特点。

“峭直刻深”，翻译过来就是苛刻严峻。这一看就是法家学派的人普遍具有的气质，然而身在黑暗的古代官场，这种严苛总给人一种不谙世故的感觉，属于自找麻烦的作风。而且由于他那些所谓的“耿直”之举，实际上只是为了实施他那些险恶的刑名手段，同时维护君主的绝对专制，因而这种“耿直”并不能和一般大臣为了维护尊严和自由而做出的正直行为相等同。

这就是为什么晁错、商鞅这些人不能和历史上的骨鲠、诤谏之臣一同流芳后世的原因。

像晁错这种只为一己的人，很多时候就是不招人喜欢，没有原因。他们受到的批评多是发自于他人内心的厌烦，这种人是永远处理不好人际关系的，官场险恶，他们不倒霉才怪。

晁错看着置身于政治生涯发展初期的自己，从头到脚都貌似是天子面前的宠臣，因而他一连给刘恒上书几十封，大约晁错上书的语句都很直白，不加修饰，加上刘恒信奉黄老，秉性善良，对诸侯王有着恻隐之心，而且根本看不上晁错宣讲的纯法家那套，因而并未采纳他的意见。不过为了表示对积极进谏的鼓励，刘恒将晁错擢拔为中大夫。

总之晁错这一次表现没在刘恒那里落下什么好印象。

那么晁错到底都给刘恒讲了什么呢？

两点：削藩和修改法令。

削藩这件事情不是晁错先提出来的，贾谊当年都把这点事情嚼了好几遍了。当然，贾谊的话没晁错说得狠，尽管史书并未记载这次晁错是怎么说的，但从日后晁错诸多极端的做法和态度来看，当是如此。

刘恒跟晁错好歹还打打哈哈，晁错的同僚们却是半点面子都不给他。袁盎等人一直不喜欢晁错，晁错也看不上这伙人。文人相轻，所以只要有晁错在的地方袁盎一定扭头走人，有袁盎的地方晁错也一定会识趣地走开，俩人从没在一个屋子里面说过话。

刘启即位之后，晁错被任命为内史，内史相当于首都市市长，后来改名叫京兆尹，秩级别为中两千石。尽管级别不如九卿，但晁错显然已经成为了刘启面前的专宠，君臣二人常常一块儿谈论军国大事，刘启采纳他的意见，对他的信任和宠幸完全超过了三公九卿们。晁错一张嘴，啪啪啪就把朝廷原先的许多律令都修改了，说白了就是把原来给刘恒的那些建议一股脑全部付诸实施了。

晁错专权，自然会引来许多人的憎恨，比如丞相申屠嘉。

申屠嘉也是个奇人，他是个武夫出身，也有功臣背景，刘邦打天下那会儿他因为臂力好而成为了弓箭特种兵中的一员，只不过他先前的地位和功勋都比较低，比不上周勃、灌婴。按说这种人成天接受特种训练应该皮肤都特别黑，《居延汉简》上给士兵专门划了一栏叫“肤色”，里面一般士兵全都写的是“黑”，所谓“黔首”是也，这是原先秦朝政府给天下的百姓们统一改的称呼。那时候的士兵主要都是底层老百姓，草根过苦日子，家里也没什么化妆品，所以皮肤都黝黑黝黑的，特别是脑门黑，所以“黔”就是黑的意思，“黔首”就是黑脑壳。

汉朝的时候当官特别看重人长得帅不帅，黑黝黝的皮肤肯定不招人待见，特别是丞相这样的位子，不说长得伟岸，好歹也该是仪表堂堂，不然有损政府形象。所以估摸着申屠嘉这家伙是有什么美白保养秘诀，不然他这辈子也就能凭个老兵身份混个将军的位子当当。可惜他没有留下一本像《申氏养颜书》之类的著作让后世爱美之人习得一二秘籍，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前一任丞相张苍死后，刘恒本来想让窦猗房的弟弟窦广国当丞相，但最后权衡再三，刘恒害怕自己回头因为这事落下个亲幸外戚的名声，因而最后选了老臣申屠嘉做了丞相。

申屠嘉老实正直，清正廉明，不朋党。当年邓通得到刘恒宠幸的时候，申屠嘉就对邓通特别反感。有一次，申屠嘉上朝的时候看见邓通和刘恒坐在一起，气就不打一处来，说完正事立马就开始对刘恒冷嘲热讽：“陛下啊，你宠幸大臣那是他命好，是他的荣幸，但我认为君臣之间的礼仪还是不能乱套啊。”

刘恒一听这话脸马上就板起来了，很生气地说：“你少废话，我不过是比较宠幸邓通罢了，别的没啥，你少管闲事。”

哪知道申屠嘉很绝，回到丞相府后就写了一张传票传邓通，邓通很害怕，是个人都能看出这是要过鬼门关啊。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邓通其实也有狡猾的一面，他在去丞相府之前就先找刘恒汇报了申屠嘉要收拾他这件事，刘恒听罢，淡定从容地回答道：“你放心去你的，我一会儿就派人叫你回来。”

刘恒作为皇帝，照常人的理解他完全有权力在邓通去丞相府之前就废止申屠嘉发出的传票，邓通急忙去找刘恒估摸着也就是这个意思。但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恒并没有这样的权力，或者说，他并没有想过去拥有这样的权力。他只是想过一会儿再将邓通传回罢了，从没想过用皇权干涉司法程序。

可见文帝朝司法是相对比较公正的，同时皇帝对于行政部门的干预也比较小，黄老治国之术居功伟矣！

邓通来到丞相府，一进门就是脱帽脱鞋，冲着申屠嘉装怂，可着劲儿地叩头请罪，显得很没骨气，而且一开始就自己表露出了理亏。申屠嘉一看，邓通小儿还挺好收拾，于是在高堂上发令说道：“朝廷是高皇帝设置的，你不过是个弄臣，居然敢在朝堂之上放肆，这是大不敬的罪过，你那个人头不值钱，来人啊，把邓通拖出去斩了。”

刘恒知道邓通此去凶多吉少，于是邓通前脚走人，刘恒后脚就派使节持节追他回来，并对申屠嘉说：“邓通是我的弄臣，饶恕他吧。”

最终，刘恒的服软让邓通捡了一条命，皇权向司法让步，申屠嘉个人也作出了妥协。邓通踉踉跄跄地回到宫中，一进门就没出息地向刘恒大声哭诉：“皇上啊，申屠丞相可是差点让我归西啊。”

能让专制君王在司法机关面前低头，除了刘恒个人思想觉悟高和黄老治国的因素外，申屠嘉个人的强势也不可忽视。

晁错，能对付得了这么强势的人物吗？

刘启即位的时候申屠嘉已经当了五年丞相了，德高望重，这是毋庸置疑的。晁错的飞扬跋扈在申屠嘉眼中处处充满了挑衅的味道，特别是刘启对他没有对晁错那么亲近，这个大老爷们也难免心里有些吃醋。

晁错的内史府盖在太上皇庙内外墙之间的空地上，这个太上皇庙是用来祭祀刘邦之父刘太公的，大门朝东开。晁错觉得这样出入很不方便，于是就在内史府南边的墙上开了个门，但问题是这样一来太上皇庙外层的小墙也就被挖开了，内史府的南门就刚好在太上皇庙的小墙里。

申屠嘉一听晁错这小子犯了这么大一事儿，立马摩拳擦掌，心想：“哈哈，晁错你小子也有今天！”然后立马就进宫去面见刘启，依据晁错的罪行要求刘启斩了他。

申屠嘉的举动全被晁错的门客知道了，看来晁错的门客不单单是智囊团，还是侦缉队。晁错很惶恐，连夜就进宫给刘启请罪。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这边把正式处理意见都拟定好了，上奏刘启晁错开南门、破坏太上皇庙小墙的事情，要求将他交付给廷尉法办。然而刘启此时已经听信了晁错的解释，为晁错辩解道：“晁错开南门破坏的不是太上皇庙的内墙，只是外面的小墙，那里不是还有其他官员住着么，我这里事先批准过了，因而晁错无罪。”

申屠嘉无奈地认错。他一出朝堂就跟他的长史说：“可恶啊，我真后悔没有先杀了晁错这个混蛋然后再向皇上举报他，我没有先斩后奏，反而让晁错抢得先机把我捉弄了。”

回到丞相府后的申屠嘉悲愤难抑，吐血而死。《谥法》上说：“好廉自克曰节。”是申屠嘉自己非要和晁错作对，是他自己由于忠君思想而没能将晁错先斩后奏，是他自己逼得自己被别人气死。因而申屠嘉死后谥号就为“节侯”，这“自克”二字其实是特别符合他的经历、品性的，申屠嘉最终其实是自己把自己逼进了死角。

然而从表面来看，依旧是晁错活活气死了开国功臣、丞相申屠嘉。

我们可以想象，晁错一手遮天的日子来到了。

权臣降临，帝国的呼吸已经开始变得急促起来。

晁错之“错”

晁错力挺削藩，在常人眼中这是在为帝国出力，然而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吴王刘濞真的要谋反吗？没有人能证明。刘濞只不过是孩子气，他只是在有意和中央政府对着干，他发展经济，整顿内政，都是为了让中央艳羡他吴国的昌盛。这一点，刘启不清楚，百姓不清楚，众大臣不清楚，但是晁错清楚，可是晁错为什么有意说“错”呢？

如今的晁错在朝廷里俨然是呼风唤雨，一手遮天，丞相都被他气死了，那就更别说其他的大臣了。

这种局面和商鞅变法时的情景特别像，商鞅徙木立信，还处理了太子的师傅公孙贾和公子虔，秦孝公和他一唱一和，给人的感觉就是朝堂之上只有此君臣二人。

刘启和晁错此时在朝堂上给人的也是这种感觉。

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的八月，晁错升任万石的御史大夫，终于位列三公，坐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宝座，官运亨通，官级升得比火箭都快，紧接着就提出了削藩的政策，而且剑锋直指吴王刘濞。

晁错对刘启说：“当年高祖平定天下的时候，因为他的兄弟少，加上他的儿子们多数年龄也小，所以才在亲戚中大规模地封了一些姓刘的人。这些人都是高皇帝因为家族中没有足够亲信之人，才勉强封的，所以封庶子刘肥为齐王，下辖七十余座城池；封弟弟刘交为楚王，下辖四十余座城池；封二哥刘仲的儿子刘濞为吴王，下辖五十余座城池。这三人都不是高祖血脉的正根，然而他们掌握的地方却占到了天下土地的一半。

“特别是吴王刘濞，这个人是个高危分子，他心怀当年儿子被皇帝您砸死的仇恨，因而成天装病，找理由不来朝见，真按照古代的法令早该砍他的项上人头了。可惜先帝太善良了，不仅没杀了他，而且还赐给了他手杖和小几。先帝这是多么宽容、多么仁慈啊，这是以德化怨。

“按理他刘濞没有理由不因此对皇帝感恩戴德，对中央政府服服帖帖，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但您看那家伙，反而是靠着丹阳铜山在那里铸钱，又煮海盐，摆明了是别有用心。而且他还招收了很多亡命之徒，这绝对是蠢蠢欲动、打算造反的征兆。现在依我看，削他的地盘会把他逼反，不削他的地盘他也会造反。削他，他造反造得早，这样危害小；不削他，他造反造得晚，力量积蓄得更大，危害就会更大。长痛不如短痛，建议陛下赶紧削藩。”

晁错之所以力持削藩观点，就是因为他认为刘濞总是要反的，“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然而，仔细分析这句话，晁错似乎是说错了。

错在哪里？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认为，按照晁错的想法，造反不一定非要反起来才算数，只要刘濞具备了可以造反的力量，那他就是要造反，不然他积蓄那么强大的力量用来做什么？

面对晁错的恶意中伤，若刘濞能发言，想来他必然会感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放诸任何一个人来看，刘濞的种种做法都像是在为造反作准备，而且他也有足够的动机，可只要他一日不行动，就没人有资格斩钉截铁地说刘濞一定会造反。再有利的推测都不能在事件发生前就被当作事实。

可惜的是，晁错是一个酷吏，秉持法家思想的人都喜欢有罪推论，因为他们要保证专制者的权力绝对稳固，所以晁错说话难免要夸大事实吓唬刘启。

法家人物这种习惯性的“有罪推论”其实是一种喜好揣测他人心思的习惯。这种习惯长久地影响着许多中国人，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最喜欢的就是借助只言片语来揣摩对方的心思，社会上很多人还以此为能，觉得自己情商很高。然而，这些做法终究会破坏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容易让人与人发生误会。同时，这种手段本身也很卑劣，这些做法终将衍生出一个缺乏信任的社会。

仔细想来，尽管刘邦当年确实是给刘肥一下子封了七十多座城池，但是到了景帝朝，当年的齐国已经分裂成了齐国、济南国、济北国、胶西国、胶东国、菑川国六个国家。这六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齐国的力量也已经大大削弱。再说楚国，满打满算也不过有三十六座城池罢了，晁错这分明是在混淆视听，意图激起刘启的怒火，从而提升自身的政治价值。

然而新的问题也应运而生，晁错说刘濞铸钱煮盐、招收亡命徒，这样是不假，然而刘濞为什么要做出这些举措呢？

有没有什么理由能为刘濞进行辩护呢？

有。

想想吧，刘濞都满头银丝了，要是想造反那早就揭竿而起了，犯不着推迟到这么晚，他都已经是老胳膊老腿儿了，上了战场那四肢铁定是使唤不了，这不找着打败仗么！由此看来，刘濞的做法只不过是一种发泄，因为刘濞是凭借着马背上的军功才坐上了吴王的宝座，他无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王位。然而事与愿违，刘恒对他满腹猜忌，刘启又杀死了他的儿子，刘濞的内心只有愤怒与无奈。他一定每天都在想：“哪一天我一定要推翻你们这些人，让你们血债血偿。”军人最看重的是尊严，刘濞要捍卫他的尊严，同时，他只是记恨皇位上的人，而并不觊觎皇位。

吴王的愤怒需要发泄，他发泄的途径就是做出要谋反的样子，他喜欢看到刘启恐惧的神情，这令他感到满足。老爷子听到自己的仇人如何如何畏惧自己，心里总是很开心，但他清楚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推翻一个政府，况且江山本来就是自己家的，把自家东西蹂躏坏了对他没什么好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铸钱带动经济，煮盐创造财富，这完全是为了吴国好，这是一位君王重视民生的表现，凭什么说他是造反呢？中央政府完全是酸葡萄心理，看见刘濞治国比他们治理得好，因而嫉妒、畏惧、仇视，甚至认为他这是有目的、有野心的。

至于招揽亡命徒，刘濞摆明了是故意气中央的。在遭受丧子之痛的巨大打击下，刘濞像一个孩子，和小侄子刘启在那里赌气。他不想造反，因为造反对他没有好处。他做出蠢蠢欲动的样子，只是想让仇人刘启活在痛苦与恐惧中；他发展民生和经济，只是为了逞强，让中央政府中的君臣们艳羡吴国的富庶、团结与安定。

刘濞只是一个仓皇无助、靠着一股孩子气来安慰自己的老人。

晁错说错了。

这错误犯下来，是无心还是有意？

这，当然是有意。

晁错为什么要说错？

原因有三。

首先，晁错作为一个秉持法家思想的人，他政治斗争的意识必然是十分强烈的。在他眼中，他只有铤而走险做出一番事业，才能够博取到足够力压群臣的政治资本。法家的人喜欢变法，喜欢除旧，这就是一种政治赌博。晁错深谙高风险才会有高回报的道理，他必须要通过力挺削藩来提升自己的政治价值，要让他在皇帝眼中被当成一块宝，从而扩充他自己的政治资本。更何况晁错清楚，真要是打仗的话，在前面冲锋陷阵的也绝不会是他，因而他很放心，他只需安安心心做好政治上的工作即可。

第二，晁错需要向刘启表忠心。晁错削藩，目的是为了帮助刘启巩固统治。法家的人天生就有一种自愿在皇帝底下当老二的志向，他们一辈子的奋斗目标就是当最大的奴才，替主子看好家业。这一点在晁错身上表现得是淋漓尽致，人家老刘家内部叔侄搞点小矛盾，他在那里瞎掺和，闹到最后结果就是叔侄两人合在一起先把他挤对了。晁错的愚忠最终导致他“作法自毙”。当然，此时的晁错根本看不到这一点，刘启绝对的支持是他推行削藩政策、维护刘启统治的基础条件。

第三，晁错切切实实地认为，王制阻碍了中央集权。实际上，王国的弊端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晁错比较笨，他不懂得贾谊的那套“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削藩策”在王国问题的处理上相较于贾谊的办法实在是太过强硬和蛮横，是很蠢的策略。

综上所述，晁错削藩完全出于私人的目的，你说他维护的是刘启的统治，但问题是法家人认为，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好诠释就是成为天子脚下最出色的奴才。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晁错就需要力排众议，坚持削藩，掌握绝对的政治资源。

晁错之“错”是有意的“错”，但历史的事实最终证明，这将铸成他的人生之“错”。

引火上身

晁错削藩最终将中央政府与诸侯王国的矛盾激化到了顶点，刘启的对面全都是被晁错推过去的自家亲人。我们不能知道刘启那时是不是还被晁错蒙蔽，可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晁错在一门心思地打着“爱国”和“拥护国家统一”的旗号把国家往火坑里推，他插手老刘家的闲事，最终也令自己树敌无数、众叛亲离。

明人张燧有一本书叫《千百年眼》，是历史上一部著名的史论集，其中有许多观点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因而成了许多古人的一本案头书，算得上是研究史学的一本“武林秘籍”。这本书在评价晁错削藩的时候说道：“急着削藩必定会把诸侯王逼反，而缓缓地处理王国问题可能反而不会促使诸侯王国最终反叛。刘濞受封吴王的时候已经是壮年时节了，到了景帝朝早已是垂垂老矣。晁错急着削藩，不懂得忍上几年让诸侯国实力自然瓦解。即使是削藩也该慢慢来，一点点来。像晁错这么弄，最终只能导致他自己身死，并被天下耻笑，同时让自己的国家也陷入危难之中。”

诸侯已经坐大，这时反倒不该对他们下狠手，晁错在文帝年间提出削藩或许还有些道理，具有一些可操作性。然而到了景帝朝，盲目削藩就是在逼反诸侯，晁错缺乏在思想境界上与时俱进的意识，削藩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霸王硬上弓，这招过时了。

直到汉武帝的时候，主父偃提倡“推恩令”，他就给武帝说：“如今的诸侯要么是十几座城池连在一起，要么就是土地旷阔幅员千里，慢慢收拾他们容易让诸侯王们娇惯放纵自己，把自己的国家折腾坏；你要是急急忙忙地收拾他们，反倒会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朝长安发兵。如今用法令强行削夺诸侯国的土地，这最终就会导致诸侯王相继反叛，重蹈晁错的覆辙。”

晁错在后世已经成了盲目削藩最终引火上身的“负面典型”了。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晁错当上御史大夫后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筹措着削藩的计划。他上书刘启，要求查处诸侯的罪过、削减他们的封地，同时将许多诸侯王代管的一些原属中央的郡县行政权收归回来。

奏折上奏后，刘启让公卿列侯以及贵族们商量一下这事。大臣们明知自己说话也没用，皇上只听晁错的，因而闭口不言，同时心里还盘算着皇上或许也只是作作秀罢了，人家心里面只有“峭直刻深”的晁错。

然而有一个人却是例外，他明确地站出来反对晁错的意见，此人就是窦婴。

窦婴敢站出来跟晁错对着干，那是因为他的后台比较强硬，此人乃是窦太后表兄的儿子，外戚出身。他曾做过吴国的丞相，后来因病被免官，在刘启即位之后被重新起用，担任詹事一职，主管太子宫中和皇后宫中的事务。虽然日后窦婴和窦太后关系搞得很差，但此时窦婴和窦猗房并没有翻脸，加上这个人本身就比较有才，所以此时，他在朝堂上的发言还是能勉强地灌进刘启那几近塞满了晁错思想的耳朵。

刘启当然最终并没有听取窦婴的意见，但从此晁错就和窦婴结了仇。晁错身上具有十分强烈的法家人特有的性格特点，就是爱记仇，他的眼里揉不得沙子。亏得晁错死得早，不然窦婴肯定没有好下场。

晁错在御史大夫任上又修改了三十多条法令，弄得朝廷上下的大臣们心里都把晁错恨得牙根疼，但晁错却视而不见，依旧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削藩和政改这两项事情的计划筹措当中。

晁错修改法令，在全国都掀起了不满，他的父亲听说儿子一门心思变法，就专程从颍川来教育儿子。晁错的父亲说：“儿子诶，你脑子清醒清醒吧。当今的皇上乃是刚刚继位的新君，政治经验不足，他说话那都是意气用事，哪天他反悔了，你就等着倒霉吧。你现在在朝廷里身居要职，要削减诸侯王的封地，离间别人家内部的情感，你这么做不觉得有点缺德吗？天下的老百姓都对你指指点点、议论纷纷，都讨厌你憎恨你，你吃饱撑的存心给自己惹事情是吧！”

晁错一看老爹发话教育自己，立马就反驳道：“爹啊，你咋就不明白儿子的心呢。这些事情你儿我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还能预料不到？问题是我的一颗心已经完全献给了国家和皇上，不削藩就不能维护政权的稳定和皇上的统治地位，那时候刘家的江山就要动乱，我就是一心一意为皇上着想，害怕他老刘家出乱子啊。”

晁老爷子一听这话，很不高兴，觉得儿子把自己一心卖给了皇帝实在是太可惜，不禁忧虑起来，说道：“儿啊，你可真是个没良心的。按照你这么做，他刘家的江山是安稳了，可咱们老晁家估计就没好果子吃了。唉，你已经无可救药，我对你失望至极，所以要远远地离开你，和你永别啦。”

晁错的父亲回去后就服毒自杀了，他死前作出了对十几天后的预言：“我可不愿意眼瞅着大祸临头。”

没有人知道，他说的那个要“大祸临头”的，是晁错、是晁家、是整个汉帝国，还是三者兼有？老爷子不愿意看到悲剧发生，看来那悲剧真的比死亡还要令人难受。而且，悲剧离晁错、离晁家、离汉帝国、离每一个汉帝国的百姓都并不遥远。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冬天，楚元王刘交的孙子楚王刘戊进京朝见。晁错一看有送上门来的诸侯王，立马跟打了鸡血似的，赶紧跑到刘启那里举报刘戊在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四月，诸侯进京参加薄太后丧事的时候，在守丧的服舍中强奸了宫女，要求刘启趁着刘戊这次进京朝见的机会杀了他。

刘启不干，免掉了刘戊的死罪，只是削去了楚国的东海郡作为处罚。同一批处理的还有两年前犯了罪的赵王刘遂，他被削去了常山郡，另外胶西王刘卬也因为私自卖爵触犯律令，因而被削去了六个县。

不杀人却削地盘，这实在是蠢极了的做法。且不说胶西王刘卬、赵王刘遂、楚王刘戊三人本来就没有造反的心思，即使中央政府要收拾这三个人，哪有光削他们的地盘却依然让其掌权的道理。在晁错的影响下，刘启固然会对诸侯王国采取一定削弱其势力的措施，但或许刘启并不打算把自己人都杀了。不过，刘启好歹也应该把诸侯王们削去王位，召回长安啊。像现在这样不疼不痒地整治一下，除了令原本对中央政府并没有憎恨之意的诸侯王生出反叛的想法，还能有什么好处呢？看来刘启也是个大脑不怎么发达的主儿。

晁错基本上把日后吴楚七国之乱中造反的诸侯王，以及中央派出去负责平定叛乱的人得罪完了。当然，周亚夫的名字并未在内，至少史书上没有记载。但估计既然朝堂之上大家都很愤怒，周亚夫想必也会站在反对晁错的阵营。

至此，景帝朝吴楚七国之乱的前奏已经演出完毕，晁错一个人在舞台上折腾得是天昏地暗，整个帝国都被他搅了进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端推崇独裁和国家沙文主义的人该多么可怕，嘴上说爱国爱政权的，往往最后一定要把国家弄得鸡犬不宁。晁错仅凭一己之力，成功地将那些原本并不反对中央的诸侯王划到了刘启的对立面，对此还洋洋得意。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刘邦不是吃素的，可当年还是搞了“郡国双轨制”，那是因为，诸侯王们更不是吃素的。

第十二章 不合时宜的政治思想：法家激起叛乱

联兵造反

吴国、楚国、赵国、胶西国、胶东国、菑川国、济南国七国联兵造反，汉帝国从此陷入战乱，这一切都是晁错成就的。吴王刘濞此前从没有明确动过造反的心，但事到如今既然不得不仓促起事，他便必须要拿出十二分的实力。朝廷与诸侯间堆积的仇恨在此刻被宣泄，积蓄了数十年的矛盾终于爆发。

当朝廷里晁错积极主张削藩的时候，吴王刘濞已经开始坐立不安。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无人收留的对象，一个外人都能让侄子打算和自己兵戈相向，自己哪还有坐以待毙的道理？命运鼓励刘濞向上飞，他要造反，因为不得不反。

刘濞一开始是很孤苦的，因为他仔细想了想，除了他刘濞，所有的诸侯王到此时基本上都是软蛋。后来他听说胶西王刘卬比较剽悍，齐地的诸侯王都怕他，所以就觉得此人可以共商大事，于是派中大夫应高前去游说刘卬。

应高对刘卬说：“我们家吴王可怜得很，无缘无故被人陷害，吴王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然而他却没把您当外人，觉得您和他同心同德，所以派我来把他怎么想的都告诉您。”

刘卬客气地回答道：“哦，既然如此，那吴王对我有什么指教呢？”

应高沮丧地说道：“现在皇上被奸臣晁错蒙蔽，听信谗言，变更法令、侵削诸侯，而且在这奸人的怂恿下大肆敛财，杀害好人。俗话说得好，‘舐糠及米’，吴国和胶西国都是朝廷重点关注的诸侯国，恐怕此番若任由晁错折腾下去，咱们两国都不得安生。吴王有病，二十多年没进京朝见过了，他老害怕中央朝廷那边会误解、猜忌他。现在他已经做得够谨小慎微了，可还是难逃恶人的诬陷。我们吴王老爷子听说您因为卖爵而受了罚，还有些国家也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被削了地。依我们这边的观察，晁错肯定还会想别的招，那小子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刘卬听罢，一看说到自己的心痛之处上，也立马急切地问道：“是啊是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应高接着说道：“依照常理，有同仇的人应当相互关爱，兴趣相同的人应该相互帮助，情投意合的伙伴就该相互成就对方，志同道合的志士就该一同向目标奔赴，利益相同的人就应该能够为对方而牺牲自己。现在吴王和您同甘共苦，想和您一道豁出去，为天下除害。您意下如何？”

刘卬一听刘濞要拉他造反，很是惊讶，因而赶紧诚惶诚恐地说道：“我怎么敢造反呢？唉，皇上逼得我再紧，我能怎么办，只能以一死来表忠心了，我又不能不承认他刘启是咱们的皇上。”

“哪儿啊，大王您还没明白，冤有头债有主，这一切都是御史大夫晁错这个王八蛋给咱们的皇上瞎撺掇的啊。是他怂恿皇上削藩，是他阻碍忠臣进谏，现在朝廷中的人都对晁错怨声载道，诸侯王们也早对这小子憋着火。从人和的角度而言，造反的时机早已成熟；再看天象，彗星现世，蝗灾四起，这是天意啊，真真是起兵的大好时机。既然百姓们都受苦受难、心怀积怨，那咱们刚好可以借此顺势而为，吴王要以诛晁错为名讨伐朝廷，并想让您一同加入。到那时，咱们的军队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立刻投降，没人会不服从我们。只要您现在答应下来，我们吴王老爷子立马就跟楚王往函谷关[7]打，占据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的古荥镇），夺得敖仓[8]的粮食，不让朝廷的军队向东打过来。那时我家主人给您收拾好住处，静候您来主政，只要您那时候前去，天下就是咱们的啦，而后让您和吴王两分天下而治之，这难道不好吗？”应高一脸坏笑地说道。

“好。”刘卬到底没禁住权力的诱惑，欣然答应起兵造反。应高回去报告刘濞，刘濞一开始还不放心，亲自又往胶西国跑了一趟，把同盟的关系确定下来，这才放心。

胶西国的大臣们一开始是反对刘卬起兵造反的，大概这些人比较缺乏忧患意识——这是中国人的特性，得过且过，日子能混个差不多就行——所以他们就跟刘卬进谏说：“大王你有没有搞错，咱们现在归一个皇上管不好吗？你现在和吴王联手起兵，就算最后事情弄成了，你和刘濞两分天下，那你俩估计也得为争地盘的事情而冲突不断。再说了，如今诸侯王的地盘合起来还不足汉朝郡县的五分之一，你造反你母亲还得担惊受怕，这多不划算啊。”

刘卬此时正在兴头上，当然听不进大臣们的劝谏，而且他对起兵这事情还特别积极，主动又帮着吴王去联合了齐王刘将闾、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济北王刘志。另外他们还说：“城阳景王刘章当年诛灭诸吕有功，人家那一家子够辛苦了，咱现在就别麻烦人家儿子刘喜了，事成后分他一块地方就是。”由此看来，刘卬这伙人对造反还特别有信心。

晁错削藩动作很麻利，基本上每个国家都被他找了些理由削了郡县，诸侯王们各个惊恐不安。晁错安排削吴国会稽郡和鄣郡的文书一到，吴王就起兵造反，先是杀掉了汉朝派到吴国的两千石以上的官吏，紧接着胶西国、胶东国、菑川国、济南国、楚国、赵国六国也都相继叛乱，七国之乱被掀起。

这里面有两个小插曲，齐王刘将闾原本也是盟约起兵的，但是中途反悔，所以没有参加七国的叛乱；济北王刘志因为国都的城墙坏了没有修好，所以不方便起兵。后来刘志又被他手下汉朝中央政府派的郎中令挟持，最终没能起兵造反。所以，整个齐地就以胶西王刘卬为首领，领着叛乱的四国围攻齐国都城临淄。

赵王刘遂起兵，阴结匈奴，这个在前文交代过。另外，刘濞在起兵前本来还拉拢过刘长的三个儿子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庐江王刘勃，这些人因为当年他们老子被杀而怀恨在心。当然，他们最终没有起兵，刘安被相国所阻拦，刘勃没有回应刘濞的邀请，刘赐坚守自己的国家。

刘濞发动七国之乱的时候，他自己首先要在吴国国内调集军队。老爷子毕竟是被逼反的，征兵实在太仓促，加上原来就没有造反的念头，所以一时间也拿不出多少兵士。他向吴国百姓下诏说：“我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却还亲自带兵出征。我的小儿子只有十四岁，却也身先士卒。所以，凡是低于我的年龄，高于我小儿子年龄的人全部都要参军。”吴王这么做会激起老百姓的不满情绪，但他此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他不造反，晁错就要他的命。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二十二日，刘濞正式在吴国的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然后率军行至淮河流域同刘戊的楚军会师，同时给各国诸侯王发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写得很嚣张。

大战在即

刘濞宣战，刘启布军，汉、吴剑拔弩张！郦寄复出，栾布征齐，大战一触即发！周亚夫宝剑出鞘，梁孝王迎战叛军，谁能决定天下？吴楚之乱大战拉开，帝国舞台群雄争唱，是耶非耶，静待大战开启。当历史的目光聚焦在战争舞台上时，晁错却一步步迈向了死亡。

吴王刘濞的这封公开信把他的战略部署、奖赏措施以及给各诸侯国的安排全都写得清清楚楚，信的内容如下：“吴王刘濞向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以及已故的长沙王的儿子们问好，感谢你们告诉我说：‘现在朝廷中奸臣作乱，他自己道德败坏却反过来挑唆皇上侵占咱们各诸侯国的领土；他派人关押审讯我们各国派到中央的使臣，成天侮辱我们，自己却还洋洋得意；他从不按照接待一方之主的礼节来对待我们刘氏宗亲；他抛弃先帝的功臣不用，专门用一些奸臣，扰乱人心，祸害国家。这个王八蛋就是晁错。皇上体弱多病，神志不清，因而被晁错蒙蔽。现在我们想起兵讨伐晁错。’

“我愿意听从你们的教导。我们吴国虽然地盘小，但好歹也有三千里；人口虽少，但好歹拿得出五十万兵士。三十年来人品极好的我一直跟南越国密切交往，现在他们的国王和各郡的长官连推辞都不推辞，坚决表示愿意出兵帮我。这样我又可以拉来三十万人。我自己无德无能，但我愿意率军跟在各位身后。

“南越国和长沙国连在一起，你们可以先跟着长沙王子平定长沙以北地区，然后往西去打蜀郡、汉中。东越王、楚王、淮南王，您几位和我合兵西进；另外，齐地的那几位诸侯，劳烦哥儿几个和赵王一块北定河间郡、西攻河内郡，然后要么从临晋关（在今陕西大荔东）进入关中，要么和我在洛阳会师。燕王和赵王本来就跟匈奴人关系不错，燕王可以先夺取北边的代郡和云中郡，然后引着匈奴人从萧关往长安打。

“弟兄们，你们要清楚，咱们这么做是为了纠正天子的错误，让高祖的灵魂安息。咱们是正义之师，绝非乱贼叛军，希望大家给士兵们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让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要匡扶大汉江山！

“刘戊、刘安、刘勃、刘赐这几位已经十多年没心思洗头洗澡了。朝廷欺负他们太甚，他们恨之入骨，早就想出一口恶气了。我当时因为考虑到其他诸位还没同意起兵这事，所以一直不让他们有所动作。诸位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那些将要灭亡或者已经灭亡的诸侯国保存下来并得到恢复，让那些弱小的诸侯国能够报仇，让咱们老刘家安安稳稳的，这绝对是天下人共同的期盼。我们吴国虽穷，但为了匡扶正义，老夫我已经省吃俭用、积粮屯兵三十多年了。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大家方便。

“我决定，凡是能够斩杀或俘获政府军大将的，赏五千金，封万户；凡是斩杀或俘获政府军一般将领的，赏三千金，封五千户；斩杀或俘获政府军裨将的，赏二千金，封二千户；斩杀或俘获政府军二千石以上官员的，赏一千金，封千户；斩杀或俘获千石官员的，赏五百斤金，封五百户。另外，这些人都将被封为列侯。

“对于带着军队或交出城池来投诚的人，凡是带来万名士兵投降或交出万户城邑的和俘获大将同等对待；带来五千名士兵投降或交出五千户城邑的和俘获一般将领同等对待；带来三千名士兵投降或交出三千户城邑的和俘获裨将同等对待；带来千名士兵投降或交出千户城邑的和俘获二千石同等对待；那些来投降的小官吏按等级高低不同接受封赏。其他封赏也要比平常的多一倍。至于那些原本就有爵位封邑的，就给他另行封赏，绝不混为一谈。

“希望各位诸侯王都把话给底下的兵士弟兄们传达下去，我绝不骗他们。吴国的钱庄全天下都有，随时有现钱可取，保准多到让你们花不完。哪些人该受封赏，我立马给他把赏钱和表彰信送去，绝不含糊。立此存照。”

吴楚联军开始西征。

朝廷也该有所作为了吧，人家吴军这边可都在明目张胆地战略部署，嚣张成这德行了，中央政府要是再不行动，那可真是软蛋了。出兵是必然的，问题是谁来带兵？刘启的脑海中猛然想到父亲临终时的场景——

苍老的刘恒拉着儿子的手，颤颤巍巍地说道：“儿啊，如果国家日后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周亚夫是个可以托付的人。你爹我观察过了，这人带兵特靠谱，把军队交给他，天下可定。”刘启点点头，并在即位初任命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现在就是国家危难的时候啊！周亚夫就是刘启手中的宝剑，这宝剑被雪藏多年，此时也该出鞘了。没错，周亚夫，景帝朝最明亮的将星，此刻横空出世。

太尉这个职位已经很久没被人听说过了，文帝前元三年的时候灌婴担任丞相，太尉的职权和丞相合并，太尉的官职从此不复存在。然而此时，“太尉”的名字将要重新降临在汉帝国的朝廷内——刘启将条侯周亚夫从中尉升为太尉，天下兵马从此尽在其人手中。

出兵之前，周亚夫向刘启提了一个请求，他说：“楚地的军队打仗都比较剽悍、野蛮，我们不能和他们硬拼。我想了想，可能不得不让梁国受点苦了，我打算将梁国暴露给敌人，任由敌人去攻打，以此来消耗敌人的兵力和锐气。然后我再率军抄后路斩断敌人的粮道，这样才可能打败叛军。”

周亚夫的想法很好，刚好暗合了当年刘恒设置梁国，并让自己的儿子刘武管辖的目的。但同时，完全让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梁国一线，万一梁国被敌人突破，长安对吴楚军而言可就不远了，所以这一招也有风险。

周亚夫虽然是不世出的将才，但是毕竟独木难支，刘启于是又找来了窦婴。刘启之所以选窦婴做大将军，实在是因为当时在世的刘家人和窦家人中没有比窦婴更有才能的了。窦婴进宫，听刘启说明用意，一开始还以自己有病为由推脱不干。窦婴先前得罪了窦太后宠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因而被窦太后记恨，此时国难当头，窦猗房也自知理亏，在侄子面前表达了懊悔之意。刘启再次劝道：“元孙（窦婴字元孙）啊，如今国难当头，你怎么还好意思推辞呢？”言语中也有嗔怪之意。

窦婴一看姑姑和表哥都拿出了诚意，便真心接受了大将军的官位，并且向刘启举荐了袁盎、栾布等一大批此时赋闲在家的干臣和良将。

刘启赐给了窦婴千金，他一回府中就把这些赏赐的金子拿了出来，潇洒地摆在客厅的走廊上，让自己手下的军官需要用钱的只管来取，他自己对这些赏赐一点也没私藏。

刘启最终听从了窦婴的建议，把他举荐的人一一都召回朝廷。在部署战局的时候，刘启派已经继承了曲周侯爵位的郦寄去讨伐赵国；让开国功臣彭越的旧部栾布去讨伐在齐地叛乱的四国；让大将军窦婴驻军荥阳，居中调控栾布部和郦商部。

综上，疏理整个战局，汉吴双方军事部署如下：周亚夫部、梁国军队对战吴国、楚国联军；郦寄部对战赵王刘遂军；栾布部对战胶西国、胶东国、济南国、菑川国联军。

双方剑拔弩张，烽烟即将燃起。然而，历史的镜头接下来却转到了远离战场的地方。没错，所有人都记着，刘濞起兵的时候三句话不离一个人——晁错，刘濞要杀晁错！那晁错呢？

当乌云即将完全遮蔽汉帝国天空的时候，一道闪电轰然劈下，鲜血淋漓，长安的东市上多了一具尸体，把那尸身翻过来一看——俨然是御史大夫晁错！

晁错之死

晁错用死证明了他为国家利益而奋不顾身。然而最终欺骗了他的，却是他最为信任的汉景帝刘启。袁盎撺掇刘启杀晁错来退兵固然很可恶，但相较于刘启的冷漠、自私与无情，这一切根本算不了什么。人性的冷酷造就了晁错的悲剧，晁错太傻太天真。

故事还要从久未出场的袁盎身上说起。

文帝朝时，袁盎从齐国国相任上调任吴国国相，临行前他的侄子袁种对他说：“吴王刘濞生性骄横，手底下都是不好惹的主儿。叔啊，你到吴国那边后一定少惹事，别没事吃撑了跟人家吴王作对，当心人家告你黑状，弄不好你还会被人家抹脖子，何必呢。南方那边很潮湿，你每天喝喝酒暖暖身，偶尔劝劝吴王别让他造反，这日子也就过去了啊。”

袁盎听了侄子的话，很感动，心想自己这个做叔叔的平日里真是没白疼侄子，于是在吴国就成天夹着尾巴做人，刘濞对袁盎一直很好。

只可惜，袁盎回到中央后在朝廷中并不得意，他得罪了最不能得罪的晁错，于是在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抓准机会就对手下的丞史说：“袁盎这个老混蛋，肯定是拿过反贼刘濞的贿赂，要不然吴王要谋反这么大的事情，他当吴国国相的时候怎么不向朝廷报告，还专门给吴王打掩护说他不会反。你看看，朝廷都是被这家伙耽误了。我寻摸着要向皇上举报袁盎，治他个知情不报的罪名。”

丞史努了努嘴，向晁错劝道：“您现在举报他有什么用呢，吴王的大军已经往西边打过来了，惩治袁盎也不能阻挡人家西进啊，况且人袁盎也许根本没参与谋反呢。”晁错听完后犹豫不决。

我们不得不感慨，袁盎一定是一个人格魅力极强的人，晁错的手下都能帮着他说话，实在不简单。这一次晁错也是优柔寡断，实在不知道平常严酷果断的他这次是出了什么岔子，白白错失杀掉袁盎的先机，最终领受了袁盎反戈一击，命丧黄泉。

袁盎也是人精啊，晁错能想到的他袁盎自然也能想到，因而他连夜就跑去见窦婴，在窦婴面前说了一通虚情假意的话，内容无非就是在强调他知道吴国为什么造反，并希望当面告诉刘启。窦婴最终将袁盎引到宫中推荐给刘启，结果他一进门恰好就看见仇人晁错正跟刘启商量着调兵遣将、拨运粮草呢，气不打一处来。

刘启问袁盎：“你原来当过吴国的国相，想来对吴国的事情是门儿清啊，认识吴国那边领兵的田禄伯吗？你看现在吴楚联军气势汹汹，他们跟咱政府军打起来到底咋样啊？”

袁盎听完拍拍胸脯，中气十足地说：“陛下你放心，那帮人，随随便便就能被咱政府军给灭了。”

刘启听完后根本不信，说道：“老袁你净瞎扯，吴王凭着铸钱、煮盐而聚集了大量的财富，招引四方豪杰，刘濞白发苍苍，那么大年龄肯定也是条老狐狸。他要没十足的把握他敢造反吗？就这你还说他肯定能被打败，瞎吹！”

袁盎回道：“吴国确实是凭借着铸钱、煮盐而聚积了许多财富，但他手下根本没有什么英雄豪杰，若真有有识之士，还能不劝着他别造反？吴王手下都是些地痞流氓、亡命之徒，只不过改名换姓装得人模狗样罢了，人渣们聚在一起干不成大事。”

仔细分析袁盎的话，分明是有弦外之音的，既然刘濞手下全是流氓，那刘启听从晁错的建议收拾诸侯王就变得合情合理。袁盎这话分明是在安慰刘启，同时摆明立场——他批判晁错，并不是在否定刘启。

刘启心安了，觉得袁盎是一心为他着想，没有挑战他权威的意思。

然而袁盎话音一落，晁错很没眼色地插了句嘴：“嗯，你说得对。”

这话听起来应该是刘启的台词啊，晁错一时间突然变得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全然没了心机和城府，居然抢领导的台词……这很有可能意味着，晁错该倒霉了，他因为这一句多余的话，而让刘启心中的天平倾向了袁盎。

现在袁盎只需要给出致命一击，说出一个说服力极强的理由。

恰好此时刘启问道：“老袁，你该抖搂出你的想法了吧。”

“不行，陛下，请您左右的人都先退下去。”袁盎义正词严地说。

刘启一挥手，左右侍从全都退进东厢房里，只剩晁错一人在旁。

“我要说的话，任何做臣子的都不能听到。”袁盎恶狠狠地说。

于是刘启又让晁错退下去，晁错心中把袁盎翻来覆去骂了千万遍，最终也是无可奈何地退入东厢房中。

袁盎接下来才切入正题，他说：“刘濞的公开信上写得清清楚楚：‘当年高祖分封刘姓子弟为王，每个人都有一块封地，结果现在跳出来一个叫晁错的奸臣，擅自惩罚诸侯王，随意削减诸侯王的土地。’可见叛军要收拾的其实就是晁错一人。只要我们现在杀了晁错，再派人给吴楚军送封免除其罪名的信件，把他们被削去的土地送还给他们，绝对滴血不见就能成功解决这场叛乱。”

刘启听完后沉默半晌，犹豫不决，最后发问道：“关键咱这么做到底有没有把握让吴楚军退兵啊，只要有，我当然不会舍不得杀掉晁错来向天下道歉。”

袁盎紧接着补充道：“我是不怎么聪明，但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人家刘濞话说得很明白，咱既然要跟人家和好，有什么不能信任人家的呢？陛下最好还是再认真考虑一下。”

刘启最终同意了袁盎的意见，并将袁盎封为太常，让他和刘濞的侄子宗正刘通一同出使吴国。

其实这完全是个馊主意。袁盎根本没弄清楚，刘濞起兵说要诛杀晁错根本只是一个幌子，矛盾的根源在刘启那里。刘濞憎恨晁错的用心险恶，但他更憎恨听信恶人之言的刘启。

袁盎大约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想想吧，如果他的主意没能奏效，他自己也肯定没好果子吃，轻则被罢官，说不定惹毛了刘启还会让他丢了项上人头。所以袁盎敢这么跟刘启说，那明摆着是他自己也相信杀掉晁错就能平息战乱。

相较于袁盎极不靠谱的建言，刘启的对答更让人不寒而栗。这是曾经最令晁错信任同时也是最信任晁错的人啊，原来在刘启的心中，晁错的命一文不值，随时都可以拉出去砍掉。刘启只是在思考如何让晁错的死变得更有意义，这个人真冷酷，真自私。

十多天后，丞相陶青，廷尉殴（名殴，姓氏失载）、中尉嘉（名嘉，姓氏失载）一同上书刘启说：“吴王刘濞造反是大逆不道的，人人得而诛之。现在御史大夫晁错却开始公然唱反调，说什么群臣领兵都不可信，还要把土地割让给吴国，他是大大的叛徒。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该判他腰斩，父母妻子同产兄弟老的少的统统弃市。”

刘启答应了，真不知道他良心上是怎么过得去的，一个为他尽心尽力的大臣就这样被他卖了，同时，他也出卖了自己。

凶杀案发生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所有人都嗅到了从汉宫中传来的隐隐杀机，唯独身在家中的晁错没有感受到丝毫噩兆；而事实上，大家都以为晁错早该料到这一天了，同时也觉得不可能没人去提醒他。

“御史大夫大人在家吗？陛下有急事召见您，您赶紧动身同我进宫去吧。”中尉嘉说话的时候细声细语，显得格外的谦恭，丝毫听不出他腹中有什么阴谋。

晁错想都没想，毕竟他是景帝的心腹，对这种大清早赶着来叫他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于是换上朝服，急匆匆地上了嘉的马车。

车马摇晃，晁错坐在马车里，脑子却盘算着一会儿进宫要跟刘启说些什么，根本没注意未央宫在长安城的西南边，而马车却在向长安的东市行进。

晁错终于发现自己的车辆所处的位置不对劲了，往常未央宫的周围安安静静，而现在这个地方却嘈杂一片。他刚要去问问嘉怎么回事，就听见了嘉响亮的声音——“晁错亡臣子礼，大逆不道，当行腰斩！”

还没等晁错反应过来，几个身材魁梧的刽子手已经把晁错从马车里拽了出来。晁错一下子就被摔在地上，他本来还想站起来拍拍土，质问质问嘉，临死再耍耍威风，可是刽子手并没有给他太多时间。手起刀落，晁错被朝服包裹的身躯就一劈为二了，鲜血淋漓，不知道此时的晁错有没有想到父亲临死前的预言。是谁死？是他，晁错，奋不顾身、自以为是、冷峻刻薄、热心政治、被抛弃、被欺骗的晁错。

很快，晁错的一家老小也和他在阴间会面了。

清人汪潜有诗《晁错墓》云：坟前凄草冬无白，弥望王孙泣鹧鸪。

关外的战事如火如荼，长安的东市却瞬间阴冷无比。

鏖兵天下

周亚夫得巧计连占先机，吴楚军频自误走向灭亡。刘濞自以为是，他对于战败的恐惧最终使他变得畏首畏尾，而吴楚军在和梁军的对峙中，兵力的大量消耗也最终削弱了吴楚军的实力。就当吴军即将溃败之时，一个名叫周丘的无名小卒如一匹黑马杀出，在齐地领军鏖战，但这最终没能挽救吴军覆亡的命运。

“君从前线回来，刘濞他们听说晁错死了，有没有打算退兵啊？”刘启一脸疑惑地看着刚从前线回来的邓公——一位以谒者仆射（郎中令的下属，秩比千石，统领众谒者）的身份出任校尉的将军。

“陛下，吴王刘濞打算谋反可是有几十年了，您削了他的领土，他当然无比生气，诛杀晁错不过是他挂在嘴边的借口罢了。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再没有忠臣能够给您提建议了。”邓公道。

刘启问道：“为什么？”

邓公答：“陛下，晁错原来之所以要削藩，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诸侯王的势力太过强大，已经对中央政权产生了威胁。他削藩是为了维护刘家的社稷江山。如今您杀了他，对内堵上了忠臣干才的嘴，对外却是替那些造反的诸侯王们报了仇，陛下这事做得太不明智了。”

刘启听完沉默了好久，最后悔恨地说道：“你说得对，我也很后悔。”

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呢？刘启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他早已失信于天下。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失信于人，往往是因为他背叛了信任他的人。

晁错被杀时，袁盎和宗正刘通已经到了吴楚军营中，刘通要在刘濞面前宣读刘启的诏书，然而刘濞眼高于顶，说：“我都是东帝了，还用接他刘启的什么狗屁诏书？”嚣张的刘濞根本不搭理刘通这茬。

此刻吴楚军正在和拼死抵抗的梁国部队干耗着呢。刘濞原先并不讨厌袁盎，一看故人前来，便要袁盎做自己的将军。袁盎当然不干，他心里明白，有周亚夫在，吴楚军就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他不可能去送死。刘濞一生气，就把袁盎关了起来，还特意派了一个都尉带领着五百名将士看着他。失魂落魄的袁盎本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了，却没想突然碰到了一个熟人，事情陡然间出现了转机。

袁盎在吴国当国相的时候，有一个小吏和他手下的女婢私通，袁盎因为要在吴国奉行做事低调的原则，所以并没有声张。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告诉那个小吏说：“袁相国已经知道你和他手下的婢女私通的事情了。”小吏一听大惊，赶忙出逃。袁盎知道此事后亲自驾车把小吏追了回来，不仅将自己的婢女赐给了他，还依旧让他做小吏。

袁盎这次被困之时，那位小吏正在看守袁盎的都尉手下担任司马。那一天天寒地冻，司马看着自己的恩人受苦受难，于心不忍。他为了报恩，把自己的衣服全部卖掉换成了二石好酒请那些看守袁盎的士卒畅饮，待到士卒们都喝得酩酊大醉，司马拉起袁盎，对他说道：“您要跑就赶快跑吧，吴王明天一早就要杀您了。”

袁盎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司马，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司马说：“您忘了，我是原来和您的婢女私通的那个小吏啊！”

袁盎大惊，顿时感激不已，他说：“不行，你上有老下有小，我不能连累你们一家人。”

司马说：“您放心逃吧，我也早就不想在吴王手底下干事了，我会把我家人安置好的，您不用担心。”

袁盎一听这话，赶忙起身，毕竟捡命要紧。司马拿刀砍破营帐，袁盎就从那些醉得横七竖八的兵士中穿过，一溜烟跑了出来，把节杖上的毛饰解下来揣到身上，一口气拄着竹竿跑了七八里，直到天亮时看见了梁国的巡逻骑兵，这才放下心来，问梁军要了匹马，策马回长安去了。

镜头再对准长安，刘启祭出的“大杀器”周亚夫已经坐着“六乘传”行进在从长安奔赴荥阳前线的路上了。关于六乘传，有人释为六匹马拉的车，有人释为要在途中换六次马的马车，总之是种高速交通工具。周亚夫本来是要走大路途径崤山、渑池的，这时突然跳出来一个叫赵涉的人，他告诫周亚夫说：“吴楚军肯定早就知道朝廷要派您到前线统军，他们也怕您啊，估摸着早在崤山、渑池跟前设了埋伏呢，您可不能自投罗网啊。行兵贵在神秘，唯有出其不意，方能攻其不备。我以为将军您应该从蓝田出武关到洛阳，这样走尽管会晚到一两天，但您到洛阳的时候吴楚军绝对还不知道呢。到时候您给士兵们把武器一发，出其不意攻打吴楚军，那才是犹如神兵天降，吓也把他们吓败了。”

周亚夫最终听从了赵涉的意见，待到达洛阳之时派人到崤山、渑池附近一搜，吴楚军的伏兵还在那里呢，刚好被周亚夫逮个正着。

周亚夫在洛阳遇到了大游侠剧孟，他一看剧孟这等人才还能活蹦乱跳地出现在自己面前，心里一下子踏实了。

游侠是游走于政府和民间边缘的角色，这些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劫富济贫，尽管有时他们并非十分讲理，但属于政府之外维护社会正义的群体。游侠们往往身怀绝技，有的武艺好，有的才智超群，汉初丞相王陵就是游侠出身，刘邦早年也特别崇拜游侠。剧孟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母亲死的时候从全国各地来了千辆车子跟着他出丧。刘濞要起兵，像剧孟这种人才都是应该招到麾下的，好歹也得控制住别被朝廷抢走了。可如今剧孟还好好地在洛阳周边游荡，可见刘濞并没能招揽到什么人才，因而周亚夫一下放心了，有把握和刘濞开打了。

周亚夫在淮阳郡又遇到了邓公，邓公原本就是周勃家的门客，因而周亚夫和他也很熟，周亚夫问计于邓公，邓公说：“吴军兵锋正盛，不能跟他们硬碰硬。楚军看起来实力并不是那么雄厚，虽然当下他们作战也很勇猛，但估计这种势头保持不了太久。我现在站在您的立场来考虑，认为最好的作战安排是引兵向东坚守昌邑县（今山东昌邑市），让吴军把劲儿都耗在和梁军打仗上。吴军要全力进攻梁军，肯定顾不上和将军您的军队作战，您在昌邑深沟高垒，在暗中派兵控制淮水和泗水的交汇口（在今江苏洪泽西边），从而切断吴军和后方大本营的联系，截断它的粮草供给。吴军在梁军身上耗劲儿太多，又没有粮草补充，肯定军心大乱，到时我军再全力去打它，平叛易如反掌。”

周亚夫听完，知道这是一条良策，于是对邓公的计划原封不动，照着把自己的兵力部署了一遍。

吴军这边也有安排，大将田禄伯就向吴王建议道：“集中兵力往西打是很难成功的，我请求带着五万人沿长江、淮河西上，先去收拾了淮南国和长沙国，然后从武关进关中和您会师，这才是出人意料的打法。”

田禄伯虽有妙计，但奈何权力在刘濞一家眼中是第一位的，是他们的护身符，因而刘濞的太子就站出来反对说：“父王您起兵，说白了这就是造反，咱们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分兵让别人掌权，不然您造反，人家也会造反，那就麻烦了。”刘濞一听这话，恍然大悟，充分肯定了儿子的意见，最终白白错失战胜的机会。

另有一名吴国小将桓将军向刘濞建议道：“咱们吴军以步兵为主，人家汉朝那边都是车兵骑兵，咱们的兵种适合在地形险峻的地方走，一马平川的地方咱们是绝对打不过中央军队的。所以我建议大王，打不下来的城镇就放下不打了，赶紧先去抢占洛阳武库和敖仓，兵器粮食在手，您再凭借着太行山和黄河的险要地形据守，到时候即使入不了关，天下大势也就基本上是顺着您了。您要是老因为打城池而拖着不行军，等到朝廷的战车兵团和骑兵团大规模地集结而来，那我们就要完蛋了。”

结果刘濞听完这话就扭头跑去咨询吴国一帮老将们的意见，大约刘濞经营吴国这么多年确实没找到什么人才，顽固愚昧的老家伙们意见特别统一：坚决反对。

老人家喜欢倚老卖老，他们跟刘濞说：“年轻人啊就是躁动，这不过是他们急躁冒进罢了。这帮小伙子们哪里做得了长远考虑啊，姜还是老的辣，大王您还是要听我们的安排，这样准没错。”

刘濞最终白白放弃了桓将军的计策。

前文说过，刘濞最害怕分兵分权，那样只要有人叛变，他刘濞就会完蛋。为了避免分兵，他将所有的军队集中在一起由他直接统领；为了避免分权，他早早地就把手下的宾客封成了什么司马、将军、校尉，自己还没有打下什么地盘呢，就已经忙着给手底下人封官加爵了。这招看起来能够收拢人心，可要在精明人眼中看来，这分明是刘濞自己不自信的表现，吴王自己都没把握，他们再怎么掺和都是白搭，刘濞此举让军心动荡。

吴军的救星是一个叫周丘的东海郡下邳县人。他是原来刘濞手下招收的那些汉朝罪犯中的一个，周丘酗酒疯癫，刘濞一直看不上这人，因而这次封官的时候也就没有考虑到他。然而周丘心里却很不服，一心要向刘濞证明自己是有本事的。他主动找到刘濞，说他不想当将军不想带兵，但只要给他一个汉朝使者的符节他就能帮刘濞办成一件大事。

汉朝符节对于刘濞而言实在是不值一提，行军途中光缴获估计都缴获了一大堆，随便给出一个算不上什么事情。结果周丘拿着符节连夜跑回老家下邳，先是诱杀了县令，紧接着就鼓动着自己的乡邻造反，浩浩荡荡拉起了一支三万人的队伍。他一方面派人通知刘濞，另一方面就带军往离下邳不远的城阳国打，击败了城阳中尉的军队，此时的城阳中尉应该就是前面那位在刘启面前指出他错杀晁错、并在洛阳给周亚夫出主意的邓公。

攻破城阳国后，周丘的军团已经有十万之众，如果此时刘濞能够与他配合作战，那整场吴楚七国之乱的战势将发生逆转。但问题是当周丘兴冲冲地在齐地横冲直撞的时候，刘濞战败的消息传了过来。周丘经受不住打击，背上毒疮爆发，在回军下邳的途中暴死。惋惜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刘濞怎么说败就败了呢？

分崩离析

周亚夫出战，梁孝王坚守，栾布、曹窋率师远征齐鲁，郦寄领兵鏖战邯郸……在汉帝国的全面反攻之下，声势浩荡的吴楚七国之乱最终还是难逃烟消云散的命运。吴军从起兵到覆灭不过两个月，这令刘濞感到不服、不甘心，然而景帝朝的火车已经沿着历史的轨道向前开去，顾不上这个“拖后腿”的老人了。

原先吴楚军势头正猛、如火如荼的时候，刘濞率军渡过淮水和楚王刘戊合兵攻下了棘壁（在今山东永城西南）。梁王刘武一看敌人势头这么猛，赶紧派了六队人马赶赴前线御敌，结果很快就有两位将军带着兵士败退下来，逃回了睢阳城。

在吴楚军的兵锋下，梁军根本抵抗不住。

刘武一看自己这边撑不住，就向驻守在昌邑的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此时就是要靠梁军跟吴楚军磨，千万不能把吴楚军的关注点吸引到自己这里来，所以周亚夫就装打酱油的，根本不搭理刘武。刘武很生气，一封信发到朝廷，专告周亚夫的黑状，刘启一看也很不高兴，下令要求周亚夫出兵。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周亚夫连刘启的话都没听，好在他最后打赢了，好在梁国最后没被攻陷，不然周亚夫回去就该人头落地了。

刘武一看周亚夫根本不搭理自己，就开始寻思办法自救。他找来了楚王刘戊起兵时进行劝谏的楚国国相张尚的弟弟张羽以及能臣韩安国，有此二人在前线指挥战斗，梁军才偶尔能打个胜仗。

梁国是吴楚军西进的最大障碍，刘濞不敢越过梁国直扑长安，那样的话弄不好就会被梁军切断后方补给，但始终在睢阳城下干耗着没有丝毫进展也不行。刘濞大约是想让士兵们换换口味，增长增长士气，就掉头北上去打周亚夫部，结果在下邑（今安徽砀山）和周亚夫的部队相遇。但不论吴军怎样挑战，周亚夫总是坚守阵营，绝不出击，宁肯背着“缩头乌龟”的骂名，也不愿意白白让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气焰嚣张的吴楚军消耗掉。

为了打破僵局，粮草已被汉军断绝的吴军不得不出奇计来偷袭。他们趁夜佯攻汉军军营的东北角，但周亚夫对他们的计策早已识破，在西北角布置了重兵防守。果然，吴军主攻的方向是在西北角，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吴军又一次失败。

从此吴军锐气尽失，逃跑的士兵越来越多，刘濞回天乏术，最终在二月份带领手下千余名亲兵渡淮水经丹徒县（今江苏镇江东南）投奔了东越王的部队。刘濞这一逃，手底下的兵士就全都散了，纷纷投降到刘武和周亚夫的麾下，楚王刘戊后来也战败自杀。从刘濞起兵之日算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吴楚军就败亡了。

流落东越王手下的刘濞最终也没有好下场，刘濞本想在东越王这里收拢残兵，并借着东越王的一万人与汉军再战，但是朝廷早已在此前花重金买通了东越王。东越王骗刘濞说让他出来慰劳将士，结果到了地方咔嚓一刀就把刘濞杀死了，刘濞的项上人头也被东越王装起来让邮递人员送去了长安。

刘濞膝下有二子，一曰子华，一曰子驹。这俩人后来就一心要给他们老爹报仇，逃到了闽越国，成天撺掇闽越王去打东越国。当然，最后没能成功，吴国大势已去，这两个落魄的王子只能偶尔发发牢骚，给他老爹报仇已是无望了。

吴楚军覆灭了，可齐地和赵国的叛军还在蹦跶呢。

齐地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这里势力较多。胶西王、菑川王、胶东王本来还围着齐国都城临淄，在那里和齐王刘将闾干耗呢！刘将闾坚持不住，就派手下人到朝廷跟刘启求救，此时栾布、曹窋等人已经带兵在路上了。刘将闾派出去的人跑回来报信，结果在临淄城下被叛军给抓住了，胶西王刘卬等人就叫这位信使回去告诉刘将闾：吴楚军已经打败了朝廷的军队，救兵不可能来了，他刘将闾只能乖乖投降，不然等到刘卬等人攻破临淄，临淄百姓可能就要被屠城。

哪知道这位信使是铁骨铮铮，到了城下就对着刘将闾喊：“大王啊，朝廷派了百万大军来救咱们，太尉周亚夫也已经击败吴楚军，也正往咱们这里赶呢，你千万要坚持几天，可不要投降。”刘将闾一听这话，腰杆子一下直了，心想有朝廷罩着他，胶西王等人能奈他何，于是拒绝投降。

刘启在梁国战事结束后确实已经派周亚夫前去齐国增援了，此时的刘启得意洋洋，也不知道之前是谁成天摆着一副苦大仇深的脸，每日灰心丧气的。

栾布和曹窋带兵已到，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的三路人马也就作鸟兽散，各回各的封国去了。胶西王原来是这三个人里面挑头的，罪比较大，心理负担也很重，回到家里光着脚丫子露着肩膀，跪在草席上向他母亲认罪，每天只喝水不吃饭，认错态度看起来十分坦诚。但仔细想来，刘卬真够窝囊的，朝廷没派兵来的时候他逞强逞能，朝廷大兵压境，他就马上认怂，殊不知他先前的罪过已经够大了，总之投降是死，不投降说不定还不死，他现在选择认错投降，摆明了找死，他还自以为能够被宽恕，实在很可笑。

当时他儿子刘德就劝他说：“朝廷的军队千里迢迢而来，师劳兵疲。你给我一支军队让我试着打他们一下，打赢了那咱得继续，打不赢了咱再逃跑，反正时间也来得及。”

刘卬此时已经灰心丧气，自暴自弃，对儿子的劝谏根本不当一回事，说了句“军队都散伙了，找不来军队了”的鬼话搪塞了过去。此时朝廷军的将领弓高侯韩颓当给刘卬送来一封书信。韩颓当是原来叛逃到匈奴的韩王信的儿子，后来重新逃回了汉朝，将门世家，对于劝降这种事估摸着是相当有经验了，他在信上这么说道：“我奉皇帝的命令来讨伐逆贼，凡是主动投降的，一律免去罪过，保留爵位；凡是负隅顽抗的，就乖乖等死吧。胶西王您自己看着办。”

刘卬一看这信，光着膀子就冲进韩颓当的军营找组织交代错误去了，人家说的可是坦白从宽啊！刘卬一进去就跪到地上说：“我过去啊太冲动，没好好遵守国家的法律规定，让老百姓们担惊受怕了，还害得您大老远跑到我们这破地方来转一趟，实在是罪过啊，我请求您把我剁成肉酱。”

韩颓当一看刘卬这么好糊弄，当即心里也踏实了，让军士们手执金鼓，意思是不允许刘卬讨价还价，摆开牛哄哄的架势，然后对着刘卬问道：“你为什么要起兵造反啊？”

刘卬贴在地上往前蹭了蹭，趴在韩颓当脚下说道：“我原来造反就是因为晁错在朝廷中作乱祸害我们，我起兵就是为了让朝廷杀晁错，现在晁错已死，我自然罢兵。”

刘卬到此时还没明白，他早已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说什么理由都不能挽回他被杀的命运，只能够为杀他的人找来一个合适的借口。

韩颓当听他说完，立马就拿出了刘启的诏书，那里面说得明明白白，刘卬只有死路一条，刘卬听完心灰意冷，说了句“我们确实死有余辜”就自杀了。他母亲和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相继自杀，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也和刘卬一样，在朝廷的重重施压和穷途末路的事实下没能逃脱自杀的命运。

冤大头还有一个齐王刘将闾，一开始在刘卬等人兵临城下多日之时他已经打算投降，只不过后来知道了朝廷援军将到，才铁了心坚守城池；但是后来他听说栾布等人已经来到齐国，害怕自己原来打算投降的想法被栾布等人得知然后获罪，早早就被吓得自杀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专制社会下，一个人想一想投降的事情都可能获罪，这种罪都能给人如此大的精神压力，那专制时代该是多么的恐怖啊。

刘启也觉得刘将闾有点冤，毕竟要是没他在那里牵制着刘卬等人，战局说不定还另有分晓，因而他立了刘将闾的太子刘寿为齐王。

赵王遂本来勾搭着匈奴人，但是匈奴人后来反悔，郦寄当然不是吃干饭的，加之栾布等人后来又北上支援郦寄，赵王刘遂最终兵败自杀。

对于吴国和楚国，刘启立了楚元王刘交的儿子，也就是袁盎的那位同学——刘礼为新的楚王，刘启原来想立刘濞的侄子刘通为吴王，但窦太后发话了：“吴王是诸侯王里面辈分最大的，不知道给年轻人做个表率，反倒起兵作乱，扰乱全国，怎么能给他立后？”吴国于是被直接除国。如今这个老女人说话趾高气扬、嚣张无比，和那个在国家刚刚陷入战乱时怯懦、恐惧、跟自己侄子窦婴赔礼道歉的窦太后判若两人。

至此，景帝年间规模最大的一场内乱——吴楚七国之乱宣告结束，大赢家是刘启，这家伙志得意满，洋洋得意；最大的冤大头是晁错，被自己最信任的人出卖；刘濞老爷子最终没能争来那口气，死得很冤。仔细想来，这场动乱是汉帝国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一次宣泄，以刘濞为代表的旧贵族势力被以刘启为代表的新贵族势力清除，汉朝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尽管这一次变化所要承受的代价有点太大，刘启的时代终归还是被轰轰烈烈地开启了。

第十三章 时代的另一面：汉景帝家事

梁王蛰伏

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梁王刘武居功自傲，仗着母亲窦太后和哥哥刘启对自己的宠爱，在梁国胡作非为。他的嚣张引起了刘启的不满，为了化解矛盾，刘武派能臣韩安国出使长安，最终让刘武、刘启兄弟二人情归于好。然而，皇储之位依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兄弟情感真的从此波澜不惊了吗？

文帝前元二年三月的时候，刘恒分封诸子为王，皇子刘武被封为代王，刘揖被封为梁王。然而在文帝十一年的时候，刘揖从马上摔下来给摔死了，他的老师贾谊为此成天哭哭啼啼，没多久也驾鹤西去。于是在第二年，刘恒就将原先已经被改封为淮阳王的刘武再次改封为梁王。

刘武在整场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吃下的苦头最多。吴楚军折腾了两个月，他的梁军就跟吴楚军耗了两个月，没有他在这里吸引敌军主力、阻碍刘濞西进，刘濞说不定早就打到长安去了。所以战后刘启对刘武十分感激，刘武在刘启面前说话也变得特有分量。

吴楚七国之乱刚刚爆发的时候，原本约定与刘濞共同起事的济北王刘志因为被手下郎中令劫持而没能参加起兵。但是，在专制时代，造反这种事情只要想一想都是会获罪的。刘志经受不住压力，打算步刘将闾的后尘，这时候有一个叫公孙玃的人跳出来跟刘志讲，说他可以通过向梁王刘武游说，让刘武帮忙求情。刘志此时火烧眉毛，已顾不得多想，病急乱投医，赶紧打发公孙玃去了梁国。

公孙玃到了刘武那里，先是吹捧了一通刘武的文治武功，紧接着借用很多经义来阐发刘志的悲惨境地，以及被迫起兵的无奈。刘武听后先是被公孙玃夸得心花怒放，接着又顺带表示了对刘志的深切同情，然后叫人去长安跟刘启打了个招呼。刘志最终被赦免，只是封地改迁到淄川国，这主要是公孙玃在刘武面前说了一大堆济北国地理位置不好的缘故。

从这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可以看到，梁孝王刘武在吴楚之乱平定后由于功勋卓著，已经成为了汉朝政坛上影响力很大的一个人物。功劳大了，权力就大；权力大了，脾气就大。刘武成天牛哄哄，他从来没有忘记过一件事，那是一件有关未来帝国走向的大事。他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离皇帝的权杖如此之近。

事件的镜头回溯到吴楚七国之乱发动之前，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的时候，刘武进京朝见刘启。朝见后，兄弟二人连同母亲窦太后一同宴饮，把酒言欢，席上刘启喝醉了，醉醺醺地对刘武随口说道：“将来等我死了，我就把皇位传给老弟你吧。”

刘武听完还没回过神儿来，窦太后就先乐了。老人家都喜欢小一点的孩子，窦猗房对刘武很是偏爱，别看这老太太瞎了眼，她的喜怒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汉朝的政局。刘武回过味儿来，尽管心中明白这不过是哥哥喝醉酒时的醉话，但他心里也美滋滋的，心想说不定这话最终还能实现呢。母子二人都因为刘启这一句话而在内心暗自高兴，此时却跳出来一个没眼色的，席上三人定睛一看，原来是窦婴。

此时的窦婴功勋未建，只不过因为他是外戚，所以享受着一些优待和特权，能够在皇帝面前指手画脚。此刻窦婴趴在地上对刘启说道：“天下是高祖刘邦打下来的天下，皇帝的位置由父子代代相传是高祖当年定下的规矩，陛下现在想传位给自己的弟弟，这难道不是乱了祖宗家法吗？”

窦婴说完，窦太后的脸立马拉得比长白山还长，哪有这样胳膊往外拐的侄子啊，情商怎么就这么低，立马让人把窦婴轰了出去，还吊销了窦婴的宫廷出入证。从此窦婴再也进不了皇宫的大门，直到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爆发，窦婴才被重新起用。

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的夏天，刘启立宠姬栗姬所生的皇子刘荣为太子，王美人所生的皇子刘彻为胶东王（前任胶东王刘雄渠先前因参与吴楚七国之乱而被杀）。刘武一看这情况知道自己没戏了，而且，刘启让窦婴做了太子太傅，摆明了就是支持当日窦婴说的话。此时的窦婴因为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有功，已经被封为魏其侯，权势大涨。刘武收敛了心思，就打算在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中度过后半生了，反正梁国幅员辽阔，北到泰山，西到高阳（今河南杞县东南），境内有四十余座城池，土地富饶，够他刘武天天过好贵族生活了。

刘武修建了一个“兔苑”，因为在睢阳城以东，所以也叫“东苑”，十二生肖中兔子本来就代表东方。东苑占地三百多里，《西京杂记》说：“梁孝王苑中有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岛。诸宫观相连，奇果佳树，瑰禽异兽，靡不毕备。”足见兔苑营造之奢靡。

此外，刘武还扩建了自己的都城，睢阳城由原来方圆十三里被扩展成方圆七十里。刘武大肆营造宫室，还隔空建了一座从他的宫室能直接通到城外离宫的平台上的“天桥”。

刘武嚣张得有点过了。

刘武每次出门，身旁的仪仗队都是天子出行的规格，动不动还清道戒严。尽管这是刘启赐予他的，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对此感到警惕，没有收敛气焰的意思，反而更加嚣张。刘武广泛招揽三教九流，他喜欢文人墨客，手下于是便有了像以写赋出名的大才子司马相如这样的人。但刘武手下更多的是阴谋家，其中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叫作公孙诡的人，此人擅长给人出些阴谋诡计，刘武特别欣赏他，赐给他千金作为赏赐，封他做中尉，在梁国，人人都称公孙诡为公孙将军。梁国的府库中钱财众多，珠宝无数，强弩、硬弓、长矛等各式兵器已有几十万件。

刘武的张扬最终引来了刘启的不满。窦猗房听说刘武又把刘启招惹了，心里也不高兴，便成心躲着梁国派来的使者不见，有意和刘武赌气。

刘武没辙，只能让手下心腹韩安国出马。韩安国为人聪明，一到长安，他没先去找窦猗房，而是直奔长公主刘嫖的家中。他对刘嫖说道：“长公主啊，梁王作为太后的儿子，他平日里做事是那么的孝顺；他作为皇帝的臣子，完成任务、守护疆土又是那样的忠诚，为什么太后和皇上都看不到呢？原来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函谷关以东所有的诸侯国都派兵合力往西杀来了，只有梁国一心向着朝廷，结果陷入艰难的处境。当时梁王心里想的全是太后和皇上啊，为此他成天一说话就泪流满面。派我们六个将军去抵抗吴楚军的时候，他甚至是跪着送别我们的。就是因为有梁国的坚守，吴楚军才没能打到长安。现在太后为了一些琐碎的礼节责怪起梁王，实在是不合适。梁王的父亲和哥哥都是皇帝，梁王打小就跟在他们身边耳濡目染，自然做事也有了皇帝的派头，至于那些天子仪仗，还不都是皇帝赐给他的。梁王不过就是有点张扬，喜欢在其他人面前炫耀炫耀罢了，无非就是想让别人知道太后和皇上都宠着他，本来没有恶意。现在梁国的使者进京都没人接待，又处处被人指责，梁王吓坏了，哭得是昏天黑地，都不知道该咋办。你看梁王做儿子这么孝顺，做臣子这么忠诚，太后为什么就一点也不可怜他呢？”

刘嫖就是传话筒，韩安国这番说辞自然而然被刘嫖转述给了母亲窦猗房。韩安国如果一开始就直接去找窦猗房，恐怕吃闭门羹不说，可能还要激怒窦猗房；让刘嫖传话，既让话被带到，窦猗房也不会对刘嫖发火，而且刘嫖传话在窦猗房那里，就相当于刘嫖本人认可了这些劝谏之辞。

窦猗房听完这番说辞，觉得这番理由大概也能打动刘启，于是就让刘嫖再把这些话转述给了他，刘启听后心中释然，跑来跟母亲请罪说：“是我自己没管教好弟弟，让母亲您劳心了。”

刘启事后热情接见了梁国使团，两兄弟和好如初，韩安国也因为在窦太后和长公主面前都吃得开而名声显著。

仔细咀嚼韩安国的话，说来说去还是在强调刘武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过程中的功劳与苦劳。吴楚七国之乱的功劳救了刘武一命，可反过来想，没有吴楚七国之乱的功劳，刘武还不敢那么嚣张，世间的事都是有两面性的，说不准摸不透。由此看来做人还是谨小慎微的好，洋洋得意往往会带来祸患。

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的十月，刘武入朝和母亲、哥哥一同过新年。刘启亲自派人拿着符节、带着四匹马拉的天子副车前去迎接刘武。见到刘启后，刘武向哥哥表示自己想要留在窦太后身边侍奉左右，刘启允诺了。兄弟二人常常坐着同一辆车子去上林苑打猎，刘武的一般随从、谒者也能够自由地出入宫廷。

看起来，刘武是真的放弃了和哥哥的争执，也忘了那个争夺皇储之位的想法。然而没过多久，事态就有了变化——太子刘荣被废，窦猗房和刘武仿佛又看到了皇储之位给他们带来的希望之光。

王娡崛起

平民出身的王娡，只因为巫者的一句预言，就和妹妹一起被母亲强行送到了太子刘启的后宫；单纯善良的栗姬，只因为不谙熟政治斗争，结果得罪了有权有势的长公主，和儿子一步步走向灭亡……汉朝的后宫中围绕着皇储之位和皇后的宝座，牵连出了许许多多利益纠葛。

历史上凡是对政局干预力很强的太后往往都对自己的小儿子有所偏爱，比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皇后——曾经以“断腕”之举震慑群臣的“女汉子”述律平，她就一直特别倾心于自己的小儿子耶律李胡，然而耶律李胡实在是太昏庸太残暴了，毫无政治才能，属于扶不起来的那号人。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人们对幼子的喜爱常常是毫无原则的。

窦太后也是如此。

当太子刘荣被废的时候，这老太太和刘武又开始蠢蠢欲动。

刘荣是怎么被废的呢？

这一切还不得不从他的母亲栗姬身上说起。

刘启原本是有一位皇后的，那是他奶奶薄太后给他指定的妻子。薄太后当年也富有心计，想依靠薄氏和刘氏的联姻来增强家族的势力，但是太子妃薄氏一直没能受到刘启的宠幸，夫妻二人做了皇帝皇后，关系也没能改善，因而薄皇后一直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子嗣的薄皇后自然更加失宠，在刘启即位后的第六年被废。此时薄太后已经长眠于白鹿原上的南陵，失去依靠的薄氏在幽怨中又度过了四年的平淡生活，然后去世，死后葬于长安城东平望亭之南。

薄皇后之死就意味着汉帝国的皇后之位有了空缺，同时也没有嫡出的皇子，因而刘启就可以随着自己的性子来立太子了。

刘启原先宠爱的是栗姬。栗姬是齐国人，她和刘启有三个儿子，河间王刘德、临江王刘阏以及太子刘荣。从这三个人日后的人生发展来看，他们脾气都很好：刘德尚儒，有大儒之风；刘荣后来太子之位被废，被别人欺负得很惨，也没听说他僭越或者造反；刘阏在史书上没有太多记载，这说明此人至少平平常常，没有恶迹。从三个儿子身上反观母亲，栗姬应该是善良单纯的人。然而事实上，在宫廷斗争的漩涡中，善良会成为弱势，单纯会成为幼稚，栗姬最终的悲剧是性格使然。

栗姬既然深得刘启宠幸，儿子又是太子，那他日母仪天下自然是不在话下。夫妻俩本来生活美满，然而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寻常人家的夫妻，皇宫之内，有着说不尽的利益斗争和为外廷的人垂涎三尺的权力与财富。

这个令人讨厌的第三者叫王娡，她的目标是抢走已经或者即将属于栗姬的一切。

王娡是扶风郡槐里人，槐里县之前有过一个名字叫废丘，是秦将章邯当年被项羽封为雍王之后雍国的都城。王娡的母亲叫臧儿，很明显，又是个有姓无名的主儿。此人是汉初燕王臧荼的孙女，不过臧荼后来叛汉，所以臧家人也就衰落了。

臧儿嫁到槐里之后，一开始和一个叫王仲的人结婚，生了两个女儿王娡、王兒姁和一个儿子王信。结果没多久王仲就死了，臧儿改嫁给一个长陵附近姓田的人家，和这位田姓男子生了两个儿子田蚡、田胜。

后来臧儿把自己的大女儿王娡嫁给了一个叫金王孙的人。这名字听起来很霸气，但依照常理，名字越俗追求越低，大约金王孙也不是一个能让女子一见倾心的男子，猜测起来其人至多是个土财主之流吧。

有一次臧儿出去找方士为两个女儿算卦，卦象说二女都是大贵之相。因而臧儿心想，如今两个女儿的生活都算不上富贵，看来还有升值空间，又瞅着两个女儿姿色都还不错，奇货可居，因而就把王娡强行从金王孙家抢了回来，强迫这大女儿跟女婿离婚，然后将王娡和王兒姁一同送进了太子府中。此时还是文帝年间，太子自然就是日后的汉景帝刘启。

刘启登基时还不到三十二岁，他和王娡一共有了三儿一女，也就是说，王娡最晚是在刘启二十八岁时嫁给他的。王娡在入宫前和金王孙育有一女名叫金俗，可见王娡那时早已对男女之事十分谙熟，而刘启只是个年轻小伙子，对自己正妻还特不待见，想来以王娡的心机和本领，自然很快就迷倒了刘启，所以二人育有四个孩子。王兒姁大约也得姐姐真传，光儿子就跟刘启生了四个，但是这四个儿子素质都不行，特别是刘舜，是个荒淫无道之徒。母亲往往影响一个孩子的性格，反过来，孩子的品行也就能折射出母亲的素质。王娡和王兒姁她们在宫中最本质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权力、为自己的家族创造利益，不论她们是多么被动多么不情愿，这种为人不齿的想法早已成为她们内心世界的组成部分。所以，当王娡看到栗姬受宠，看到刘启与栗姬恩爱，看到栗姬的儿子刘荣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她的内心就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争夺的欲望。她恨不得将栗姬扒皮抽筋，但是她没有那个能力，在心计、成熟与善良、单纯面前，刘启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栗姬。王娡嫉妒，却无可奈何，她只能等待时机。

送来机遇的是长公主刘嫖。

关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是如何发生在王娡身上的，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头来看看栗姬。单纯却得宠的女人往往会因爱情而迷茫，就像刘邦钟情的定陶戚姬一样。长公主刘嫖主动来找栗姬想要与她结交，因为按照当时的局势，栗姬日后成为皇后几乎是无可争议的，刘嫖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就把自己的宝贝女儿陈阿娇奉献出来，打算嫁给刘荣。

刘嫖本来就是很有势力的权贵，作为窦太后的爱女、刘启的亲姐，天下几乎没有她想做却做不成的事，她来结交栗姬，栗姬应该高兴才是。然而实际上，由于刘嫖比较喜欢给弟弟搭红线，给刘启介绍了好多美女，导致栗姬一直对她不满，栗姬比较单纯，也想不到争宠什么的，就是一个人生闷气，此时一看仇人上门，气就不打一处来，有一点小女人心态。一听说刘嫖还要把陈阿娇嫁给刘荣，心里那更是不乐意了。

刘嫖是热脸贴上了冷臀部，心里当然不高兴；栗姬由于缺乏政治眼光，因而也错失良机。两相结合，最终促成了王娡的好机遇。刘嫖一看说服不了栗姬，立马就转头去找了“奇货可居”的王娡。

王娡先前就已经生下了胶东王刘彘，时间是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七月七日的早晨，地点在猗兰殿。怀这个孩子时，王娡“梦日入怀”，这自然又是古代人“神化”某个人时编造的老掉牙的故事，但生下来的皇子刘彘确实打小就很聪慧，所以在他七岁的时候，刘启给他改名为刘彻。《汉武故事》记载说：“上曰：‘彘者，彻也。’”刘启为了改名这事情还专门给“彘”字作了解释。总之，七岁时刘彘就“圣彻过人”，因而很讨父亲喜欢。

也恰恰就是刘彻七岁那年，刘嫖找上门来了。大家可别忘记，王娡本来就是奔着权力和财富进宫的，所以王娡一听到刘嫖要把她的女儿嫁给刘彻，心里立马乐开了花，当场答应下来。后来刘嫖还亲自带着阿娇见了刘彻，刘彻色眯眯地对眼前的小美人说：“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汉武故事》）刘嫖一听也很高兴，两家立马联姻，这场政治联姻将王娡和刘嫖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刘嫖必须帮助王娡和刘彻，这样自己的女儿才有机会母仪天下。

然而，陈阿娇步了薄皇后的后尘，在武帝朝一直没有生育，最终以行“巫蛊之术”诅咒刘彻为名被废于长门宫，郁郁寡欢。事后她还特地请来大才子司马相如作了《长门赋》，意图挽回刘彻的心，但刘彻那时已经急着宠幸别的姬妾，把她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随着王娡和刘嫖的联手，栗姬和刘荣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母子二人终将承受他们在政治上的幼稚给他们带来的苦难。

郅都之死

在刘嫖和王娡的联手下，栗姬最终失宠，太子刘荣被贬为临江王。三年后，栗姬早已郁郁而终，而刘荣也被酷吏郅都逼死。然而恶有恶报，郅都也没有好下场，不论他多么忠诚，窦猗房最终还是杀了他。后人由此可以得出一条属于专制者的哲学——外姓奴才永远比不上自家的。

栗姬的悲剧除了王娡和刘嫖的外力造就外，她本身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有一次刘启不舒服，心情也很差，栗姬在旁边侍奉，刘启就对栗姬说了许多让栗姬在他死后照顾好诸皇子的话，说：“百岁后，善待之。”（《史记?孝景本纪》）但栗姬就想了啊，那是你和其他女人的孩子，凭什么让我照顾？因而面露不悦。刘启一看栗姬的面色，心中也有些厌烦，觉得栗姬小女人的样子很讨厌。

刘嫖对付栗姬的办法就是天天在刘启耳边说她的坏话，说她常常在刘启宠幸别的姬妾时在背后咒骂、吐口水，“挟邪媚道”（《史记?外戚世家》）。钱钟书说，“媚道”就是“厌魅”，也就是巫蛊之术。这么重的罪名放在栗姬身上，想让刘启不讨厌栗姬都难。

刘嫖从来不在刘启面前直接夸奖王娡，而是一直讲刘彻的好。刘嫖心机深，她知道，如果成天在弟弟面前讲弟媳的好，那摆明了就是和弟媳有勾结，而说刘彻的好就不同了，这叫关心晚辈、关心帝国权力中枢的下一代。刘启每天听着刘嫖在耳边叨叨，时间长了也觉得刘彻这孩子不错，加之又想到王娡怀刘彻时“梦日入怀”，心中的天平也就倾向了王娡和刘彻，但还是举棋不定。

最终给了栗姬“临门一脚”的是王娡，当她知道刘启已经开始对栗姬不满的时候，就故意派人撺掇大臣们向刘启上书，要求立栗姬为后。一次下朝后，当时的大行（主管官方接待工作）向刘启说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史记?孝景本纪》）这话在栗姬得宠那会儿说一点问题都没有，说不定刘启还龙颜大悦，赏他点什么；然而此时再说，无疑是把栗姬母子推进了火坑，所以刘启当场大怒，大约想着这是栗姬找人来逼他，因而对着大行骂道：“难道这他妈的也是你配管的事情？”一怒之下杀了大行，将太子刘荣贬为临江王，而栗姬则最终忧愤而死。

这大行真够蠢的，专制帝王无不是残忍霸道之辈，他们最憎恶的就是别人来干预他们家族的事情。因为在他们眼中，除了自己家族的人，剩下的都是比自己卑贱的人。他们不是不听劝谏，而是打心底里觉得大臣们不配对着自己的私生活指指点点。若干年后，唐高宗李治要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时，装模作样地询问老臣李勣（徐世勣），李勣直接说了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这话说的，相较于汉朝这位大行的言语，实在是滑头了许多，精明！

仔细分析栗姬的悲剧，她在政治上的单纯和幼稚一手葬送了她。她应该早早地在得宠时就抢来皇后的宝座；她应该在刘嫖上门提亲时许下亲事；她应该在刘启面前显得更为大度包容一些……然而这一切她都没有做到，或许她还以为这种小女人的脾性可以讨得刘启的欢心，然而后宫始终都带着政治色彩，而皇帝，在其中扮演的并不是丈夫的角色，说得直白点，他只不过是要给自己的家族配种罢了。他才不在乎什么你爱我我爱你，他只在乎自己的家族对最高权力的掌控能否得到延续。后宫的女人上至皇后下到姬妾在自己名义上的“丈夫”面前从来都是卑微的，因而，只有卑鄙才能成功，只有勾结才能取胜，王娡懂，而栗姬却不懂。

刘荣是在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被立为太子的，被废则到了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由于先前刘阏当了三年临江王，在景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就去世了，所以刘荣就被封为了临江王。在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的时候，已经当了将近三年临江王的刘荣犯了事，他因为在扩建宫室的时候侵占了宗庙的部分用地，因而获罪，被召进长安。出发之前在江陵北门祭祀路神，结果车轴断了，江陵的父老都认为这是凶兆，落泪道“我们大王此去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于是“从此不开此门”（盛弘之《荆州记》）。

刘荣到了长安，自然就要去中尉那里受审。当时的中尉是有名的酷吏郅都，此人曾在一次陪同刘启游玩的过程中，强行阻拦刘启去救他的宠姬贾姬。贾姬去如厕，结果一头野猪冲进了厕所里，刘启拿起兵器打算亲自去救，郅都说：“不就是个女人嘛，失去了可以再找一个，天底下女的多得是。陛下您要是去救贾姬，结果遭遇不测，您怎么和天下人、和太后交代呢？”

刘启于是作罢。当然贾姬后来没事，那野猪是进去打酱油的，转了一圈就跑出来了。窦太后听说了郅都的行为，很是高兴，觉得这真是个好奴才，对他大加赞赏，还赏了他一百金。

郅都收拾人手段很狠，就连权臣周亚夫他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当时朝廷里的诸侯亲贵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苍鹰”。

刘荣落到了“苍鹰”手里，下场可想而知。刘荣想找纸笔给刘启写封信辩白，郅都不让手下的小吏给他纸笔。窘迫关头，魏其侯窦婴向刘荣伸出了援手。窦婴原来在刘荣当太子的时候是刘荣的老师，看见学生有难，他当然义不容辞地要帮上一把，毕竟他是外戚，郅都对他的忌惮远甚于对周亚夫的忌惮。然而刘荣早已心灰意冷，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送交了辩白书，立马就自杀了，死后葬于蓝田，下葬时，几万只燕子飞来为他的坟茔衔土，百姓们都很同情刘荣。

刘荣死了，很明显，是被郅都逼死的。窦猗房听说这件事后，就要给郅都罗织罪名弄死他，毕竟刘荣是他的长孙，老太太心里也是疼爱的。然而刘启却和他母亲反着干。郅都是一枚值得利用的好棋子，这狗奴才手段那么狠，又那么忠心，因而刘启觉得，让这样一个人为一个自己不喜欢且已经死了的儿子丧命，实在有些不值，于是就偷偷派人把郅都送到了雁门郡，让他在当地做了太守。

郅都在雁门郡依然是雷厉风行的作风，加之刘启给予他便宜行事的特权，这家伙就更嚣张了。血腥残暴的郅都令平日里熟练弓马的匈奴人也为之胆寒。匈奴人比较可爱，为了研究士兵们对郅都的恐惧心理到底有多严重，曾经专门做过一个郅都像，让士兵拿它当靶子，结果平日里各个都是神射手的匈奴健儿没有一个人能射中，匈奴将郅都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视为大患。

然而，郅都再厉害，得罪了太后，那都是没好果子的。窦猗房不愧是政坛老手，最终还是罗织罪名处死了郅都。

刘启为此和他的母亲争辩道：“郅都是忠臣，你不该杀了他。”

窦猗房回道：“他郅都是忠臣，临江王就不是吗？”

您看，外姓奴才永远比不上自己家的，窦猗房就是这么想的。

梁孝王结局

伴随着袁盎被梁孝王刘武派人刺杀一事的发生，刘启和刘武的矛盾终于被公开。权力的争夺可以削减一切，亲情已经微不足道。皇储之位的争夺就像一块试金石，将帝王家族生活中伪善的一面全部揭露出来，刘启的自私阴暗暴露无遗，刘武郁郁而死的结局其实是皇权政治下诞生的悲剧。

事实证明，皇储之位的争夺就像一个大漩涡，尽可能地裹挟着每一个人，把文景时代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物一一都带走了。

比如袁盎，这家伙牛了一辈子，死得却很不体面。

故事还要从刘武身上讲起。前文提到过，刘荣被废，意味着刘武又有机会做储君了，窦猗房也摩拳擦掌，铁了心要帮小儿子一把，于是有了一场不怀好意的宴席。

宴席上，窦猗房首先发话，她对刘启说：“儿呀，我给你讲，殷道亲亲，周道尊尊，都是那么个意思，等哪天咱们母子都死了，我希望大家伙儿都能指望着梁王主持大局啊。”

刘启听得晕晕乎乎不明所以，散会后就问群臣窦猗房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袁盎解释道：“商人兄终弟及，周人父终子继。殷道淳朴，顺应上天之道；周道文明，顺应大地之理。所以按照周道，太子死了就该立嫡长孙；按照商道，太子死了就该拥立弟弟。”

“那我们汉朝应该怎么办？”刘启问道。

“当然是取法周朝了。《春秋》上说，宋宣公就是因为把自己的弟弟立为储君，结果弟弟传位给了宋宣公的儿子，弟弟的儿子不服，杀了宋宣公的儿子，最终把宋国搞得大乱。《春秋》对此将宋宣公大批了一番。这是前车之鉴啊陛下，可不能由着太后的性子来，您要是不好意思说，我替您去找太后说服她。”

袁盎这个话主观色彩很强烈，为此他还歪曲史实，因为历史上宋宣公的儿子是大臣华督杀的，跟宋宣公弟弟的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刘启大约平常不好好读书，这话都把他骗了。

刘启归根结底还是怕他老娘的，他想了想，觉得袁盎既然不怕死，那就让他去试试吧。

袁盎一见窦猗房，首先甩出的问题是：如果刘启死后刘武继位，那刘武死后谁来继位？

“那当然是陛下的儿子啊！”老太太回答问题时根本没犹豫。

一听这话，袁盎立马把他给刘启讲的那个故事讲了一遍，老太太听完寻摸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于是放弃了立刘武为皇储的想法。为了绝除后患，老太太还专门下令让刘武回自己的封国去。

刘武想不明白自己老娘为什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又向刘启申请要建一条“快速干道”，从梁国的都城睢阳直达长安。刘武要建的“快速干道”原本是古代打仗时为了运粮而修建的专用干道。然而问题在于，从睢阳一直到长安，中间一千多公里路呢，建一条甬道浪费好多银子不说，万一日后梁国有人造反，走这条“快速干道”杀往长安，那也是威胁。袁盎当然不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及时向刘启进言，驳回了刘武的建议。

然而袁盎自己没意识到，他这么做，那是成心让刘武收拾他呢。

刘武对刘启和窦猗房的做法十分生气。当他得知这一切都是袁盎这家伙撺掇的之后，立马动了杀心，招来手下心腹公孙诡和羊胜，三人密谋一番，就派出刺客前往长安刺杀袁盎。袁盎此时并未在朝廷任职，只是刘启外聘的顾问而已，但是他在百姓间名声很好，最先到达的刺客听到许多人都夸赞袁盎的才识胆略，心中便也明白刘武做法不妥。估摸着是刘武在这些刺客出发前给他们都灌输了“袁盎是个王八蛋”之类的内容，现在这位刺客“反洗脑”后良心发现，见到袁盎后就对他说：“我拿了梁王的钱来刺杀您，只不过听说您是个好人，所以不忍下手。后面还有十几批刺客要来杀您，您要当心了。”

然而袁盎实在太大意了，觉得路上突然跑来一神经病说刘武要杀自己，这太搞笑了，哈哈哈，他根本没当回事。

血案发生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四月的一天。这几天来袁盎家里怪事连连，弄得袁盎很闹心，于是他就去找一个叫棓生的术士占卜，回家路上经过安陵外城城门口，被梁国派来的刺客刺杀了。

袁盎逞强逞能一辈子，死的时候窝囊无比。别人都提醒过他了他还这么大意，人家把他脖子一抹，他临死连人家长什么样都没看见。史迁评论袁盎时说他“仁心为质，引义忼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不失为古时士人君子的典范。袁盎之死，归根结底在于他参与到了皇储之位的争夺当中。皇帝家事，外人参与免不了站错队被害的风险，袁盎不懂，所以死了。日后周亚夫也会死在这上面。

景帝七年的四月，刘启立王娡为皇后，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意思很明确，让刘武死心。同时，这也标志着王娡成为了皇储之争过程中最终的获胜者。

袁盎死后，刘启派人着手彻查此事，并很快就发现了幕后真凶——梁王刘武，因而中央政府的几拨调查团就接连到达了梁国。一开始刘启还不敢直接对刘武动手，一来害怕证据不确凿，二来毕竟还是忌惮窦太后的威严，因而他选择先对公孙诡和羊胜下手，想从这两个人身上搜集刘武谋反的口供。但是刘武把公孙诡和羊胜一直藏在自己的宫中，朝廷派来的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找不到他们，郁闷无比。

破解僵局的关键人物是韩安国。

韩安国因为一直得到窦太后的信任，此时已经做了梁国的内史（主管诸侯国日常政事），这原本是刘武要朝廷给公孙诡任命的官职。韩安国知道公孙诡和羊胜就在刘武的王宫中，因而就联合梁国的国相轩丘豹以死来威胁刘武说：“君主被侮辱，臣子就理应先他一步而死。大王您没有好臣子，所以事情才闹到这进退两难的田地，您现在要是不把公孙诡和羊胜交给朝廷的来使，那就先把我们杀了吧。”

刘武惊呆了，说道：“事情怎么会闹到这步田地？”

韩安国眼泪都流下来了，哭着说道：“您倒是想想，您和当今陛下的关系有当年太上皇和高皇帝的关系、今天的皇帝陛下和临江王的关系亲吗？”

“没有。”刘武愣愣地回答道。

韩安国接着说道：“对啊，太上皇和高皇帝、当今陛下和临江王都是父子关系，可是你看，高皇帝当年还说天下是他手提三尺剑打下来的，没他老子什么事，所以太上皇一直闲居在栎阳；临江王是太子，就因为他的母亲栗姬说了句错话，就被当今陛下从太子位上贬为临江王，后来又因为侵占太庙的土地而受审，在中尉府中自杀。之所以发生这些事，那都是因为做皇帝的懂得要以大局为重。俗话说得好，‘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现如今大王您不过是一个诸侯王罢了，却在奸臣的撺掇下去触犯国家的法律，说白了点，皇上也就是碍于太后一直宠爱您，所以不好意思把您法办了。太后成天为您担心为您流泪，您却成天给她闯祸，等哪天太后仙逝，您说您还能依靠谁？”

韩安国话还没说完，刘武早已痛心疾首，委屈和悔恨的眼泪一股脑奔涌而出，幡然悔悟的他赶紧对韩安国说：“我这就把公孙诡和羊胜交出去。”公孙诡和羊胜没了保护伞，最终自杀。

老人家溺爱的小儿子往往不成器，刘武就是典型。不过换过来想，韩安国的话其实也不对，老人家之所以喜欢幼子，不过是因为只有幼子才需要他们的保护。刘武是刘启的弟弟，又比较能给人添乱，窦猗房嘴上埋怨着刘武给她惹事，可要是有朝一日她不用再跟在刘武身后“擦屁股”了，她反倒会觉得自己没用，这种事情，怪还是应该怪老人。

愤怒常常是需要排解的，公孙诡和羊胜的死无疑让刘启愤怒无比，因为他找不到地方发泄对弟弟的憎恶了，这两个人成了替死鬼，所有的罪名都不得不堆积到他们头上。刘武也感受到了哥哥的愤怒，于是又派韩安国走长公主刘嫖的门路找到窦猗房，让窦猗房在刘启面前说情。老太太当然很乐意，嘴上推脱着不情愿，可脚底下却没停下来，直奔儿子刘启那里去了。一通解说之后，刘启刘武兄弟二人的关系才得到缓和。

仔细想想，刘武也是中了朝廷的计。韩安国和轩丘豹都是朝廷直接委派的人，他们虽然嘴上说着忠于刘武，但可能实际上还是效忠于刘启的，弄不好中央政府派到梁国的特派员就和韩安国有联系，所以韩安国才替他们出马劝说刘武。从韩安国在梁国时朝廷对他的不断嘉奖和笼络来看，韩安国很可能就是朝廷安插在刘武身边的眼线，毕竟韩安国替刘武抵挡过吴楚军，刘武也很信任他，而在朝廷里，窦太后更是对韩安国青睐有加。

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刘启怒意稍稍平息后，刘武打算进京朝见刘启。走到函谷关的时候，侍臣茅兰劝说刘武改乘布车，毕竟刘武是低头去跟他哥认错，自然要收敛收敛平日里的嚣张气焰。刘武只带了两个人悄悄进城，躲进了长公主刘嫖的家中，等到朝廷派去迎接刘武的人走到函谷关的时候，刘武车马仪仗俱在，就是人没了。窦猗房一听说这个消息，老太太立马泪流纵横，声嘶力竭地喊道：“皇上把我儿子杀了！”

刘启听说这件事情之后也很害怕。然而此时，刘武正袒露着上身，背上绑着斧头和砧板，在宫廷门口的双阙前请求皇帝治罪呢。

刘启和窦猗房赶忙冲出来看，二人都被刘武的单纯逗笑了，兄弟母子三人相拥相泣，和好如初，刘启还热情接待了刘武的随行侍从。

然而在内心里，刘武和刘启却越走越远，而且即使从表面上来看，兄弟二人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出行都坐一辆马车了。

刘启和刘武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是刘武争夺皇储之位时留下的。权力斗争让亲情破裂，这就是帝王家庭的真实生活，表面的繁华和情谊背后，实质上只有残忍与冷酷，只有利益的权衡。生于帝王家，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刘武进京朝见并要求留在长安，刘启不同意。回国后的刘武闷闷不乐，一天在良山上打猎，有人进献给他一头牛，牛角长在后背上。这是不祥之兆，刘武也觉得很恶心。结果在这一年的四月份，刘武染上了热病，六天后去世，死后谥号为“孝”，正所谓“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协时肇享曰孝”（《谥法解》）。梁孝王墓就在今天的芒砀山上，他死后葬于他爷爷当年落草的山头里了。

刘武一生最大的污点就是他的狂妄跋扈，但这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责任，窦猗房的溺爱和刘启的纵容都是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后者。朱熹说：“景帝之于梁王，始则纵之太过，不得谓之仁；后又窘治之身峻，义又失之，皆不足道。”（《朱子语类》卷五八）其言不虚。

刘武虽然平常有些跋扈，但从表面上来看，却确确实实是个孝子无疑。当然，他心里到底是想借着窦猗房来为自己争夺皇储之位还是真心孝敬母亲，这就不好说了。窦猗房爱子心切，一听说自己儿子死了，老太太最先想到的是，这肯定是刘启害的。老太太悲痛欲绝，绝食抗议。刘启没辙，只好求教于刘嫖，最终姐弟俩商量好要把梁国分成五份，梁王的五个儿子都成了诸侯王，五个女儿也各获赐了一份汤沐邑。窦猗房听了这些安排，心中稍稍平静，这才端起饭碗吃饭，吃饭时刘启一直就盯在旁边，没敢离开。

梁国一分为五，刘武长子刘买为梁王，次子刘明为济川王，三子刘彭离为济东王，四子刘定为山阳王，五子刘不识为济阴王。这又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招数，梁国的势力被瓦解，刘启还糊弄过了自己老妈，在政治这门学问上，窦太后终究还是差得很远。

将星陨落

周亚夫反对刘启废太子，不让刘启给外戚封侯，阻止刘启给匈奴叛逃过来的人封侯。三次冲突全都涉及了政权内部的核心利益，特别是前两次，涉及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家族利益，而最后一次则挑战了刘启的皇权。由此看来，条侯必死，因为他不明白，在专制时代，所谓规矩，只适用于被奴役的人。

掉入皇储之位争夺的大漩涡的，还有周亚夫。

在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刘启特意恢复了文帝前元三年被废除的太尉官职，专门赐给了周亚夫，让周亚夫以太尉的身份出兵平叛。

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亚夫被升为丞相。刘启一直是非常看重周亚夫的，但这并不代表周亚夫就有了在刘启面前毫无禁忌地发表不同观点的资格。刘启时代与刘恒时代不同，此时国家安定，专制加强，刘启作为帝王，他心中所具有的“专制”心态要比刘恒浓重许多。周亚夫武夫出身，脾气本身就耿直，加上在官场上没受到过什么挫折、刘恒对他提携很多，所以此人官场情商很低，是政治幼稚的典型。因而，在刘启眼中，周亚夫除了能力很强以外，还有些骄横跋扈、居功自傲的神气。

冲突的发生已经成为了必然。

刘启第一次和周亚夫发生正面冲突就与皇储之位的争夺有关。刘启原来要废除刘荣的太子之位时，周亚夫就跳出来唱反调，道理能想来：刘荣是长子，像周亚夫这样思想固执的人恐怕不太能接受皇长子被废这种事情的发生。刘启觉得周亚夫很烦人很事儿，就没理他。而梁王刘武也是个记仇的主儿，这家伙时刻不忘吴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没派兵救他，所以也就成天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周亚夫触怒刘启的第二件事与外戚有关。

有一次窦猗房跟刘启说：“王皇后他哥王信应该封侯。”

刘启一开始并不同意母亲的话，回答道：“南皮侯（窦太后的侄子窦彭祖）和章武侯（窦太后的弟弟窦广国）都是我即位后才封的，先帝就没封他们俩。由此推演，皇后他哥得等到太子当上皇帝才能获封啊。”

窦猗房说：“哎呀，时代变了嘛，新时期要学会变通，我哥哥窦长君到死都没被封侯，还是你即位了才把他儿子封了，这件事我成天挂在心里，太遗憾了。你还是赶紧给王信封侯吧！”

“那我和丞相商量一下去。”刘启心里是答应了，过程还得走走，周亚夫主掌外廷，他的态度可以左右大局。

窦猗房操心儿媳娘家人的事，确实如老太太自述，这是她年轻时的遗憾，她不愿意在王娡身上看到自己的遗憾重演。但仔细分析窦猗房的话就会发现，景帝时代统治阶层的清正程度已经远不如文帝时代了。文帝时代外戚当权想都别想，就一个薄昭最后还被刘恒收拾了，而到了刘启这里，窦家人、王家人都能封侯，这是统治阶层内部开始败坏的表现。

周亚夫当然不同意刘启的提议，他说：“高皇帝当年说了，‘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王信虽然是皇后她哥，问题是他有啥贡献啊？没贡献的人不能封侯，不然就是忤逆高皇帝定下的规矩。”

刘启听完闭着嘴没说话，心里面估计把周亚夫翻来倒去骂了几十遍了。刘启不是不能硬来，但这家伙死爱面子，周亚夫态度坚决，刘启也无可奈何。

仔细揣摩周亚夫的话，这话里面可不单单是驳斥了王家人，薄家人、窦家人可全都得罪了。因为薄昭、窦彭祖、窦广国都没有什么功劳，特别是窦家的那两位，当年周勃、灌婴在世的时候就对窦家外戚看不上眼，周亚夫大约是随了他爹的看法了。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的冬天，七个匈奴人投降到了汉朝，刘启就准备给他们封侯，想通过这样的举措吸引更多的匈奴人叛逃过来。死脑筋的周亚夫又不同意，他说：“这些人都是没气节的人，背叛主子逃到我们这里，您却要给他们封侯，这以后还怎么管教汉地的那些不忠于君主的人呢？”刘启听完根本就不给周亚夫再说话的机会，很干脆地说了句：“丞相议不可用。”（《史记?绛侯周勃世家》）然后就给那七个从匈奴投降过来的人封了侯，他们分别是：安陵侯于军、桓侯赐、逎侯陆强、容城携侯徐卢、易侯仆、范阳靖侯范代、翕侯邯郸。

周亚夫因为这件事情跟刘启杠上了，成天请病假消极怠工，刘启一看，得，生病了是吧？太好了，好好歇着吧，您这丞相就彻底别干了！

周亚夫和刘启对对方都不够大度。

过了段时间，刘启觉得自己已经把周亚夫晾了有些日子了，是时候敲打敲打他然后让他回来上班了，于是就在宫中设宴招待周亚夫，但是只在他面前放了一大块肉，筷子都没给。周亚夫一看，心里不爽，就找侍者要筷子，刘启此时突然冷笑道：“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换作常人，听了这话还不得脊梁骨冒冷气一屁股坐地上，周亚夫到底心怀坦荡，镇定自若，脱帽请罪。

刘启很生气，转头就走，周亚夫一看刘启走了，也就起身走向殿外，刘启转头看着周亚夫缓缓远去的背影，这才说道：“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心想这牛脾气的主儿，恐怕将来儿子接班的时候镇不住他。也不知道刘启话中是惋惜的情感多一些还是愤恨的情感多一些。

过了一段时间，周亚夫的儿子给他老爹买了五百套殉葬俑的铠甲和兵器。问题就出在这些陪葬品全是从专管皇家器物制造的尚方工官那里买来的，而且周亚夫他们家的人虐待民工，不给人家发工钱，愤怒的民工们决定造主子的反，上书告发周亚夫的儿子谋反，很自然地就牵连到了周亚夫身上。刘启一开始并不想对周亚夫赶尽杀绝，他派官吏去调查，那个官吏跑到周亚夫那里要和周亚夫对簿，结果牛脾气的周亚夫根本不理他，这名官吏回来跟刘启一汇报，刘启大怒：“好你个周亚夫，这回不给你活路了，也用不着你来对簿。”直接就把周亚夫和他儿子交给了廷尉。

廷尉审讯周亚夫，问道：“君侯您这是要造反吗？”

周亚夫连忙辩解道：“我那些都是死后的殉葬品，这怎么能算造反呢？”

这时候旁边跑出来一个小吏，说了一句犀利到足以让众生倾倒的话：“君侯即使是不想在人间造反，保不准是想死后在地底下造反啊！”

周亚夫是个硬骨头，一开始廷尉派人来抓他的时候他就想自杀，进了大牢后更是绝食五天，最终饿得吐血而死，封国也被废。他一死，刘启立马给王信封了盖侯，这个举动很有报复的意味。

仔细回顾周亚夫的一生，当年许负的预言全都一一应验了，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宿命存在，周亚夫的悲剧是他的性格使然，吾辈后人为之奈何？

宋人徐钧有诗云：“削平吴楚大功成，一旦生疑触怒霆。自是君王多任刻，非关许负相书灵。”概括尽周亚夫一生。

周亚夫其实是历史上一类人的代表，这类人往往功勋卓著，资历也很老，重视政权内部原有的制度。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往往政治幼稚，不能接受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不懂得规矩都是皇帝给他奴役的对象制定的，而皇帝自己，从不把自己制定的规矩当回事。

景十三王

刘启有十四个儿子，除了汉武帝刘彻，“景十三王”都各有各的特点。他们多数都是生活奢靡、行为放荡、纵情声色之辈，是景帝时代社会繁华表象下的阴暗面。西汉帝国步入中期，统治阶层逐步开始腐败，物欲让人迷离，没人能保证这不会把帝国的盛世推向溃败的深渊……

刘启一共有十四个儿子，除了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剩下的都被封为王，史书上将这十三人统称为“景十三王”。景十三王一共由汉景帝的五个妃子所生，因而也被称为“五宗”。这些人生活腐败糜烂，折射出一个帝国盛世阴暗的一面。在专制时代，富强往往就意味着统治阶层的荒淫，专制权力助长贵族的欲望。

景十三王性格迥异，兄弟间有的博学好古，有的却暴虐残忍，性格的反差最终导致他们走向不同的命运。人生无常，更何况是专制时代身处统治阶层的贵族们，他们的胡作非为或者崇礼尚文其实都是专制特权下的产物，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的畸形人格其实都是由他们身处的权利分配不平等的社会所造成的。

江都易王刘非是刘启和程姬的儿子，他原本在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被封为汝南王，都上蔡。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刘非只有十五岁，这个年龄放到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初中生，然而勇力非凡的刘非却在汉政权危难之时毅然挺身而出，主动向父亲刘启要求领兵出征。刘启熬不过儿子软磨硬泡，最终给了儿子一枚将军印，让他领兵和吴军作战，想来应该是周亚夫手下三十六位将军中的一员。

年少的刘非就因战功而在其他兄弟间脱颖而出。在吴楚之乱被平定的两年后，刘非被封江都王，都城就是吴国的旧都广陵，并且获赐了好几面天子出行专用的旌旗。看来刘启对这个儿子是十分欣赏的。

事实证明，武力和武功是有区别的，武力好的人太蛮横，他们缺乏内在的修为和涵养；而武功好的人则很有修养，且常常对自己的本领深藏不露。很遗憾，刘非恰恰属于前者。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匈奴人入侵上谷郡，刘非又一次请求出征，但是汉武帝并没有批准，此后的刘非就慢慢开始颓废。他大肆营造宫室，招揽各方豪强，骄奢蛮横，炫耀武力。刘非瞎折腾了好多年，在诸侯王的宝座上坐了二十六年，然后去世了，儿子刘建继位。

尽管刘非死了，但他们家的荒淫故事却并没有结束。刘建是个聪明人，淮南王刘安他们密谋造反的事情他早就知道了，所以他一直暗地里打造兵器，就防着哪一天淮南国事情闹大了把自己的国家吞并了。

这小子经常在身上挂着他老爹的将军印，还常常用他老爹的那套天子旌旗。最为可鄙的是，刘建早早就看上了他爹刘非宠爱的小老婆淖姬，在他爹还没下葬的时候就忍不住在晚上把淖姬接到他守丧的庐舍中奸淫。此外，刘建听信方士的鬼话，还把自己所有的姐妹都一一强奸了一遍。

其实刘建的淫乱早在他还是江都王太子的时候就表现得很露骨了，当时有个邯郸人叫梁蚡，此人带了一个绝色美女说要进献给刘非，结果这美女被刘建看上，并最终被他强行扣下自己享用了。梁蚡对此很生气，逢人就揭露刘建的那点破事儿，最后惹怒了刘建，把他给杀了。

刘建游章台宫的时候让四个女子乘一小船，然后他专门跑去把船踩翻，看着美女姐姐们纷纷落水，自个儿在旁边奚落落水的女孩子们，脸上挂着淫荡的傻笑。宫中的姬妾们只要犯了错误，刘建就让她们脱光衣服，裸体击鼓，或者把她们扒光放到树上，有时甚至过三十天才给人家穿上衣服。除此以外，刘建经常把女孩们的头发剃光，铐上铁链，让这些可怜的女孩拿着铅杵舂米，一次没舂上他就要用鞭子打人家，有时候还放狼去咬，他自己在旁边看得哈哈大笑。更加可恶的是，刘建有一次自己突发奇想，陡然间对人兽交配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强行让宫女们裸体和公羊及狗进行交配。

除此以外，景十三王中荒淫无度的还有贾姬生的中山靖王刘胜，中山国都卢奴，在河北地区。刘胜此人大名鼎鼎，盖因东汉末年有一位名唤刘备的军阀就自称是他的后人，当然这是不可考的，原因就在于刘胜的生育能力特别强，精力旺盛的他儿子众多，史迁记载刘胜有儿孙一百二十多人，班固点明就是一百二十个儿子。

刘胜酗酒好色，妻妾成群，而且还为这事情成天和他哥赵王刘彭祖打嘴仗。他跟刘彭祖说：“哥哥你是赵王啊，那些政事让手底下人打理就行了，当大王就该成天吃喝玩乐享受女色啊。”刘彭祖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弟弟不仅自己混账，而且还要教唆别人跟他混账，于是义正词严地教训弟弟说：“中山王成天淫乱，不帮着天子治理百姓，哪里像个藩臣的样子。”看了哥哥的回复，刘胜笑了笑，很不以为然。

景帝侧室王兒姁的儿子刘舜被封到常山国，王兒姁是武帝母亲王娡的妹妹，因而刘舜和刘彻关系很亲。武帝朝时刘舜骄纵荒淫，总是触犯法令，但刘彻却总是包庇弟弟。刘舜和一个他自己不宠爱的姬妾生了个儿子叫刘棁，刘棁因为母亲不受宠的缘故，也总是受到父亲的冷落。刘舜的王后本身是有生育的，生出了太子刘勃，但是由于刘舜姬妾成群，还有庶出的儿子刘平和刘商，因而一直吃醋，常常和儿子联合，一起晾着刘舜，不搭理他。

刘舜病重之时，他的姬妾们总是忙前跑后地伺候着他，而唯独他的王后却从不理他，最多是偶尔从他面前闪个人影打个照面罢了。刘勃也从来不帮他尝药，从不侍奉他。刘舜一家人挺怪的，刘舜看不上庶出的刘棁，嫡出的刘勃又看不上自己老爹。刘舜在临终前没有给刘棁任何财物，刘勃和母亲也没有半分照顾弟弟的意思。

刘棁心里憋火啊，这太欺负人了不是！所以等到朝廷派使者来检查刘舜的丧事时，刘棁就举报刘勃，不仅列举了他和他母亲在父亲重病期间的种种不孝行为，还检举刘勃在私下常常随意奸淫妇女、饮酒寻欢、赌博下棋、照顾囚犯，做出许多有伤风化的事情。

刘彻听说之后就派大臣张骞来彻查此事，张骞要提审刘勃在服丧期间奸淫过的所有女子，但是刘勃拒不交人，公然阻碍公务人员查案，甚至还鞭打张骞派去抓人的官吏，并放走了许多朝廷要犯。

大臣们都要求处死刘勃母子，但刘彻毕竟和弟弟比较亲，所以照顾侄子和弟媳，以弟媳素质不高和侄子缺乏教养为由免去他们的死刑，将他们发配到房陵居住了。

另外，程姬膝下还有一个放荡的儿子，其人被封在鲁国，就是鲁王刘馀。一开始他和河间王刘德等人一同在景帝前元二年被封王，他被封为淮阳王，吴楚之乱后改封为鲁王。此人不善言谈，本身就有口吃的毛病，平日里特别喜欢狗啊马啊这些牲畜，另外就是特别喜欢营造宫室和园林，晚年沉迷于音乐之中。

上文讲了景十三王中五位诸侯王的事迹，仔细看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生活都很骄奢荒淫，都迷恋于声色犬马而并不专心执政。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富的积累，统治阶级上层的腐败已经十分明显了。这种事情放到刘邦时期的诸侯王身上是根本不能想象的。时代改变人的命运，在富庶的年代里，人人都容易被繁华的幻象所迷惑，最终放纵自己。诸侯王的骄奢荒淫将会一步步葬送帝国的前程。

刘启子嗣众多，除了只知道声色犬马的这几位之外，也有对文化事业作过相当贡献的。

先说鲁恭王刘馀。前文说过，刘馀本身也是生活骄奢之辈，算不得什么正经人，尤其是他喜欢营造宫室，耗资繁多。但也正因为这一点，使得他在肆意扩建宫殿时一不小心拆毁了孔子旧宅，结果就在孔子旧宅的夹壁中意外发现了大量古文经传，有《春秋》《孝经》《论语》等等。这批简牍日后就推动了武帝年间儒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刘彻意识到民间藏书量的巨大，从而在政府掀起了搜集和整理图书的热潮，刺激了社会文化的繁荣，挽救了先秦文化的遗存。

说到刘启的儿子中爱好儒学的，就一定要提到在景帝前元二年被封到河间国的河间王刘德。其人儒学修养很高，博学好古，喜爱藏书。只要从民间获得什么珍稀书籍他就会把书扣下，找人认真把书抄一遍送给书原来的主人，同时赐给人家金帛，以此来激励旁人向他提供更多更好的书籍。

正是由于刘德博古好学而且慷慨大度，因而很多人都愿意送书给他。他家藏的古书跟政府藏的一样多，而且他收藏的都是《周官》《尚书》《礼记》《老子》《孟子》这样的先秦古典。不像淮南王刘安，刘安虽也爱藏书，但他的藏书价值都不高，基本上都是志怪类的。在古人看来，这些书不是帮助人理解治国之道的好书。

刘德推崇儒学，因而平常身上就穿着儒生的衣服，一言一行也都效仿儒生，当时山东（指崤山以东，泛指关中以东地区）的很多儒生都追随于他。刘德曾经在拜见刘彻的时候献上礼乐文章，简明扼要地在刘彻面前阐述了儒学要旨，讲得很精炼，十分出彩。

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刘德去世，中尉常丽总结他的一生时说道：“他品行端正，温良恭俭，与人亲善，明察秋毫，还常常帮助孤寡老人。”因而刘德谥号为“献”，按照《谥法》的解释：“聪明睿智为献。”可见后人对他评价不低。

但是纵观景十三王，荒淫者还是占到了多数。比如胶西王刘瑞，此人也是在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封王的。刘瑞凶残暴怒，而且阳痿，每次和女人发生性关系后都要发病几个月。刘瑞曾有过一个非常讨他喜欢的年轻侍卫，但是这个年轻小伙子和刘瑞的姬妾们淫乱时被刘瑞发现了，从而使得刘瑞愤怒异常。他心想他自己还成天憋着火呢，自己的老婆们却心甘情愿地和别人勾搭在一起。越想越生气的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手段残忍地将这个侍卫连同和他淫乱的那些姬妾，以及他们生出的孩子一并杀死了。

刘瑞常常违抗皇帝的命令，中央的大臣们都喊着要杀了他，可是刘彻一直不忍心下手，结果反倒使得刘瑞越发变本加厉，胡作非为。刘彻扛不住群臣进谏，最后硬是削去了胶西国一半的土地。刘瑞对此十分不满，于是开始整日不理国政，致使仓库泄露、财物受损。同时，刘瑞还不让官员向百姓收税，更别提向中央交税了。刘瑞对胶西国自暴自弃，以此来发泄他对刘彻的不满。

除了不好好治国之外，刘瑞还总是和朝廷派来的官员闹别扭，只要是中央派来任职的国相或者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刘瑞都一一搜集他们的过错来告发他们，找不来过错的就想办法把人家毒死。刘瑞很能逞口舌之快，来劝说他的官员无一不是兴冲冲地来，灰溜溜地去。而且刘瑞还善于文过饰非，这就使得那些被朝廷派到胶西国任职的官员们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听从刘瑞的话，朝廷就要收拾他们；如果他们帮着朝廷整治刘瑞，刘瑞就要想招收拾他们。

由此看来，刘瑞俨然成了一块烫手山芋，没人敢接手，更没人收拾得了。兴趣繁多的他还经常化装成平民跑到别的郡国去玩，擅自离开自己的封国，并觉得自己潇洒得不行。

武帝元丰三年（公元前108年），当了四十七年胶西王的刘瑞去世，大约是因为阳痿的缘故，他没有子嗣，最终被除国，这算得上是大快人心。

再来说说赵王刘彭祖，这人口味蛮重的，在刘非刘建父子间传了两回的淖姬后来被刘彭祖搞到手，尽管赵王宫内原先就美姬成群，但刘彭祖一得新欢就把其他的姬妾忘得一干二净，一门心思宠爱淖姬。看来淖姬是个绝色美女不假，只是她在老刘家的兄弟叔侄间传了三回，似乎节操就不怎么好。

刘彭祖最早在景帝前元二年的时候被封为广川王。吴楚之乱中赵王刘遂谋反失败后，刘彭祖被改封为赵王。刘彭祖是标准的两张皮，在人前人模狗样的，巧言善变、谦卑谄媚，还教导刘胜不要淫乱，他自己在背地里还不是形骸放浪，而且阴险狠毒。

刘彭祖构害别人的时候是要玩弄技巧的，喜欢在律令上做文章，钻法律的空子。只要朝廷派遣官员来赵国，他就亲自穿上下人们才穿的黑色衣服，忙前跑后招呼中央来使，还亲自为人家打扫屋子，借机观察来使的言行；他故意和他们聊一些禁忌话题，只要对方说话稍有不当之处就记录下来，当政府派来的官员要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刘彭祖就拿出这些记录来要挟对方，如果对方不就范，他就以此来举报对方。因而在刘彭祖担任赵王的五十多年里，基本上没有国相和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在他那里任期超过两年的，他们动不动就因为获罪而被赶跑，官员重则被杀，轻则受刑，可见刘彭祖确实手段阴毒。

刘彭祖除了欺负官员外，还常常压榨百姓。他在手底下招收了一批黑社会分子，成天跑到各大市场向商人收保护费，他个人的收入比中央政府在赵国收到的赋税还多。因而刘彭祖算得上是富得流油，他把钱全都花在玩女人和奖赏儿子上了。

此外，当时的人都知道赵王有怪癖，不爱宫室不信鬼神，就是特别喜欢“执法”。他上书天子，自告奋勇接管赵国的治安工作，然后每天晚上带着士兵在邯郸城里巡逻抓贼，来往客商都知道刘彭祖收拾“盗贼”时的狠毒劲儿，因而从来不敢在邯郸城留宿过夜。

上梁不正下梁歪，刘彭祖可以娶来自己兄弟的老婆，他自己的太子刘丹便也学他胡闹，和自己的同胞姐姐乱伦。最终刘丹被其手下门客江充告发，赵王改立太子。

总览景十三王中这些性格迥异的诸侯王，不论是残暴的还是好学的，毫无疑问，他们都在享受着常人获得不了的特权。刘德能获得藏书，刘馀能随便拆孔子旧宅，刘瑞、刘彭祖能为非作歹、骄奢淫逸……这一切都因为他们处于专制社会的统治阶层。

伴随着国家和社会在文景时期的繁荣与发展，统治阶层的物质生活越发优越，因为在专制时代的社会生产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供统治阶层消耗的。文景时期社会生产大幅提升，所以政府给予诸侯王们的特权和照顾也就越来越多，和民间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整个汉帝国从刘邦时期带来的那种“草根”气息不见了，文帝时代的淳朴与节俭也消失了，刘家人已经彻底蜕变成了娇惯蛮横的暴发户。

不过仔细想来，这是中原的汉人政权发展到中期必然出现的现象。社会的稳定与匀速发展让统治阶层看不到任何危机和需要改变的地方，这意味着帝国将要开始从上层溃烂，因为统治阶层的主要生活从解决问题变成了吃喝玩乐。当然，历史的幸运就在于，汉武帝后来按照主父偃的办法实行推恩令，王国问题被彻底解决，这种溃烂发出的黄脓没能动摇西汉帝国的根基，但建立于安逸社会环境之上的统治阶层的腐败如果没有在其发展初期被及时地遏制，那么这一切必然会造就政权的不稳固和安逸社会环境的崩盘。王朝兴亡，其实就是一个动荡—安逸—动荡的过程，动荡使得人们追逐安逸，安逸蓄养出未来社会的动荡。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景帝之死

回顾汉景帝的一生，尽管其政绩并不像他父亲那样突出，但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公元前141年二月六日，刘启被葬于阳陵。景帝时代的大幕落下，唯有余辉映衬着咸阳原上阳陵的影子，见证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远去，远处，骊歌凄凄。

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十月，天有异象，日月都变成了红色。

十二月的最后一天，雷声轰隆，太阳变成了紫色，金、木、水、火、土星全都违背了原来的运转方向，向太微垣靠近，月亮也从太微垣中穿过。太微垣在古人眼中是天堂的象征，这些异象往往预示着灾难。

正月十七日，十六岁的太子刘彻举行了加冠礼，这一方面标志着太子成年了，另一方面也标志着刘启已经对自己的生命失去了信心。

十天后，刘启去世。

刘启的遗诏讲了三件事：

第一，诸侯王以下所有要继承父业的儿子每人要被赐予一级爵位；

第二，天下的百姓每人赏赐以百钱；

第三，宫中侍女一律放出宫门送回老家，同时免除她们终生的赋税。

刘启遗诏的内容比他父亲刘恒的遗诏简要许多，没有了刘恒的那些啰啰唆唆的话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同时，它也没有刘恒诏书那样口气诚恳，情感真挚，而更像是在走流程，做样子。帝王遗诏，多数要抒发情感并表达对百姓的关怀，而刘启的遗诏却只有三言两语，可见他对这件事根本就很不屑，至少是不重视。

一切都在说明，刘启并不具备他父亲那样相对开明的胸襟。

刘启一生出众的地方相较于他的父亲并不太多，但并不是没有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在处理王国问题上，刘启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并改变了王国制度，具体来说大的措施有三点：

第一，他加大了对关东国家的敌视政策，比如遵从御史大夫卫绾的建议，禁止高于五尺九寸的马匹和牙齿还没有长平的马匹出关。削减马匹就是削减骑兵数量，作为冷兵器时代的摩托化部队，骑兵往往成为战争决胜的关键。

第二，《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改变官名、削弱诸侯王国对官员的任免权、裁剪诸侯王国的官吏，这显然是为了抑制王国势力的发展。

第三，刘启颁布了左官律、附益法。这两条政令都是针对王国势力的，限制他们手下的人才和钱财，增加地方对中央的依赖性，从而削弱王国势力。

其次，在内政问题的解决上，刘启在任内废除了苛法酷刑。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刘启下了一道诏书，他否定了父亲刘恒将肉刑改为笞刑的做法。刘恒原来想的是“长痛不如短痛”，残疾了痛苦一生，挨几鞭子过几天就疼过去了；但是刘启认为，笞刑太重和肉刑没有差别，鞭子也是能打死人的，所以他决定减少笞刑的数量，将笞五百减为笞三百，笞三百减为笞二百，笞二百减为笞一百。

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同的，文景二帝在对待刑罚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二人都想方设法让刑罚有所减轻，而不像一般的专制君王那样，整天都在想着“杀伐立威”，这实在难得。

此外，按照《汉书?刑法志》的记载，刘启让丞相刘舍和御史大夫卫绾制定了《箠令》，规定对犯人实施笞刑的刑具“箠”长为五尺，材质为竹，粗的一端厚一寸，另一端厚为半寸。《箠令》中对于行刑的位置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将原来打后背的做法一律改为打屁股，而且实施笞刑的人不能中途更换，这样打着打着那位施刑者就没劲儿了，后面几鞭也就能打得轻些。

另外，刘启允许“狱疑”，也就是允许犯人上诉，而且即使是犯人上诉失败，证据不合适，也不会被增加罪名。所以景帝年间“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汉书?食货志上》）老百姓都很自律。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贾谊与晁错》中说“文帝守静”，景帝则“稍能改革”。实质上，文景时代作为汉帝国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文帝朝是“承上”的，而景帝朝更多的作用是“启下”，两个时代风格不同。汉文帝时的积淀为日后汉帝国的飞跃做了铺垫，而汉景帝时代的风尚则是蠢蠢欲动但还没有动，这种气质保持到武帝朝，最终在汉武帝手中爆发，西汉帝国进入全盛期。

汉景帝死后在当年的二月六日下葬于阳陵，就在今天陕西咸阳张家湾村，1990年西安修机场高速的时候对汉阳陵进行了发掘，现在在汉阳陵修建了地下博物馆，可以在其中一窥阳陵陪葬坑的全貌。特别有趣的是，人们在阳陵附近的盗洞口还发现了一个盗墓者的尸骨，这个还比较稀奇。

汉阳陵可能是现在开发得最好的汉朝帝王陵了，所以有关它的信息也相对较多，今人既然无缘一览文景之治的风貌，或许去阳陵抚古追昔一番倒也不错。

阳陵的封土是覆斗形，上小下大。底部东西长167.5米，南北宽168.5米，顶部东西长63.5米，南北宽56米，封土高32.28米。傍晚时分，咸阳原上的汉阳陵有着灰暗而巨大的影子，显示着它的古老沧桑，封土上的青草在白天一片翠意，傍晚则闪烁着余晖。

站在封土前，看着这般景色，难免都会有些怅然若失，因为文景之治一去不返了。

这柔和的暮色从来不能舒缓地展现在汉武帝的茂陵之上，因为汉武帝具有和他的父亲、祖父完全不同的气质。他更像一位成熟的专制帝王，驾驭着一个在专制集权制度下更为庞大、强盛的帝国。然而没有人能忘记，这一切都是文景之治缔造的。

经济快速繁荣、思想相对开放、社会区域安定，相较于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时代，文景年间更适合人们去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年代，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奔波，而不必被裹挟进政权之间的纷争。

汉景帝带走了文景之治，当大部分演员都已经离场的时候，还有些人依旧活跃在历史的前台上，他们的戏份还没有结束，文景之治在西汉帝国的殿堂中余音绕梁。

——直到窦太后去世，黄老之术在西汉政治指导思想领域的主体地位才被儒学取代。

尾声 道家的没落与儒家的兴起

司马光《资治通鉴》写汉武帝时代的时候，出场的第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我们后人读史书，不应该单单读史料，同时也要分析史家对史实取舍时的缘由，毕竟所有的史书在当年都是被当作史学著作来创作的，史家们可从来没说他们只是在记载史料，要是纯粹汇编史料，就该把杂七杂八都呈现出来。

由此反观《资治通鉴》的写法，毫无疑问，司马光敢于把董仲舒的事迹放在武帝朝的开篇来写，就说明在司马光看来，董仲舒这位儒生对汉武帝时代有着非凡的影响。尽管后世所说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本身存在着争议，但事实上，儒学确实是随着武帝朝的到来而在西汉政坛上异军突起。

这就注定了儒学将在不久的将来和黄老之术干上一仗。

硝烟悄悄扩散于窦猗房和刘彻祖孙二人的代沟之中。

窦猗房和窦氏家族的人无疑都是黄老之术的狂热崇拜者，景帝年间，“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然而，窦猗房崇拜的不仅仅是黄老之术，还有权力。

刘彻登基的时候老太太眼睛虽然早瞎了，精力却还充足得很，手中牢牢攥着权柄，死活不肯撒手。而很不巧的是，此时的刘彻刚好十六岁，十六岁的花季，正是青春期，充满着狂热与躁动。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刘彻执掌了天下最高等的权力，这无疑刺激了他的欲望，让他的内心躁动，头脑癫狂。他需要掌握一种控制他人思想的武器，让天下人和他一起癫狂起来。

很显然，黄老之术并不是那个顺手的武器。

黄老之术之所以能登台献唱于西汉初年，主要是因为汉初凋敝的时局。黄老之术的主要特点是“平”，让社会不经波澜，自由、平稳地恢复和发展，这样“与民休息”的做法适合于“灾后重建”。但是反过来讲，这种执政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会使得整个社会缺乏上升的空间。“重建”之后要“更上一层楼”，这“上楼”的动力不是黄老之术能提供的。

汉武帝的时代已经有了新的任务，不是发展民生，而是要满足帝国统治阶层不断膨胀的欲望和野心。

贫乏的黄老治国之术不能开疆扩土，不能威震四海，不能换到西域宝马，那还要它做什么呢？汉武帝这样想。

黄老之术真的毫无用处、毫无功绩吗？

其实不然。

马勇先生在其《汉代春秋学研究》一书中总结了黄老之术对汉初社会的三点贡献：

第一，令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第二，稳定了社会秩序；

第三，推动了先秦以来，大的几派思想学说的自由发展。

黄老之术贡献斐然，特别是在带动社会生产和推进思想发展的层面上，其成就远超秦朝。然而这些贡献在刘彻眼中却一文不值，他根本不在乎，他反对黄老之术是因为他厌恶他的奶奶，而不是发自内心地觉得黄老之术不好。

儒学在某种意义上被刘彻选为他反抗窦猗房的武器。

老人家总是不识趣地喜欢守旧，在武帝初年，窦猗房一直用力压制着自己那个不怎么听话的小孙子刘彻。

窦猗房走上了干预政治的道路，原因是三方面的——她有权力欲；她觉得孙子年纪还小；她充分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

窦猗房的悲剧在于，她不知道什么叫作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她对于刘彻的管教若在平常人家或许只是稀松平常，然而皇权却给予了刘彻狂妄与野心，在他看来，这种管教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压制，至高无上的皇权被窦猗房践踏得分文不值，这让少年刘彻感到愤怒无比，仇恨的种子从此埋下。

冲突是窦家人自己先点燃的。刘彻的舅舅田蚡拉来了窦家外戚、当时任丞相的窦婴，二人一起举荐了儒生赵绾和王臧，让他们分别担任了御史大夫和郎中令。此二人不负田、窦所托，推行礼制，改换朝服，还要建造明堂。

窦婴尚儒，他虽然是窦家的外戚，但却一直同窦猗房说不到一块儿去，此时儒学和黄老之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正所谓“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窦婴投靠儒学阵营对黄老学派而言打击很大。

赵绾和王臧要建明堂，就必须找个宿儒来给他们当参谋，他们请来了他们的老师——研究《诗经》的专家、荀子的徒孙、楚元王刘交的同窗、师承浮丘伯的大儒申公。

申公资历深厚，学问渊博，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加盟到刘彻的阵营之中，影响力自然非凡。

刘彻即位之初广招贤才，当时丞相卫绾就向刘彻建议说：“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

刘彻批复：“奏可。”

话都已经挑明了，研究申韩黄老之术的人不要，像袁盎、贾谊那样身上多多少少还带有一些纵横家风范的人不要。要的是什么样的人？要的就是积极入世，能够服务于专制君王的儒生。

刘彻第一次企图用儒学取代黄老之术在西汉政坛上的地位，然而这次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年轻的刘彻和他的下僚们政治斗争的经验不足，居然提出要强行剥夺窦猗房对朝廷政局的干预权。老太太当然不干，随便找人弄了些有关赵绾和王臧的黑材料摔到孙子案前，你看着办吧。

刘彻到底年轻，老太太一下子就把他给镇住了，刘彻下令废除建造明堂的决定，废止了所有关于弘扬儒学的工作，把赵绾和王臧下了大狱。二人最终自杀，老头申公也被送回了山东老家。

这一幕在未来还将于清末上演，光绪朝的百日维新与此如出一辙，也是因为血气方刚的维新党人要剥夺慈禧的权力，最终才走向了覆灭。历史惊人的相似。

而慈禧显然比窦猗房幸运，她和叛逆的光绪帝最终是一前一后魂归西天的，光绪帝没有机会在她死后报复她了，而窦猗房却没这样的好运——不论一个人多么强势，她总还是熬不过时间。

世界上有些纷争就是这样，本质上都是在“拼命”，结果并不取决于谁战胜了谁，而取决于谁先熬死了谁。胜利属于笑到最后的一方，而非立场正义的一方。刘彻还年轻，而窦猗房早已半只脚跨进阴间了。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后窦氏去世。窦猗房一死，刘彻登时来了劲儿，第二年就改元元光，向天下郡国广征孝廉，然后立即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从此儒学兴盛，黄老没落。

在此笔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坊间常有人讲，中国的思想文化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彻底从多元走向了单一，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并延续了两千多年。

且不论“正统思想”这个词应该如何进行明确的定义、“儒家思想”在日后有没有经历过变化，单就一个民族数千年文化、思想传统的养成这一点而言，它肯定不是单一个体、单一时期能够造就的。从表面上看，秦汉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像先秦诸子一般的人物，但从本质上讲，那是因为“子部”所承载的历史作用逐渐被“集部”取代。秦汉以后确实没见过太多《某某子》这样的书出名，有倒是有，但影响力比不上同类书在先秦时代那样了，但《某某集》却是越来越多，而且影响力越发广泛。

所以，如果单纯地将子部的衰微、诸子的隐没归结于刘彻一人的“独尊儒术”，这显然有失公允。

话说回来，仅就窦猗房之死而言，这标志着黄老之术对汉朝政局的影响力彻底消失，而刘彻表章六经则是从执政理念上对文景两朝进行了“大清洗”。尽管后来名臣汲黯也主张以道家思想治国，但他的主张似乎并没能从根本上影响到刘彻的执政。

刘彻尊儒的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对儒学的热爱，选择这种做法的动机其实特别单纯。

从一方面而言，这就是内心畸形、变态的刘彻出于一种渴望报复的心理，为了叛逆祖母而用此做法否定窦猗房定下的一切规矩，在这个老人的精神躯体上大肆鞭挞。

尽管窦猗房也并不是至真至善之人，但刘彻的做法怎么说都不地道。

从另一方面而言，尊儒还是刘彻为其专制统治寻找的新的思想支持，希望以此巩固自身统治，加强皇权。

刘彻为了他自己的功名，而要将文景之治的光辉形象彻底打倒。

然而历史是无法涂抹干净的，通过笔者在全书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文景之治进行了中国皇权时代唯一的，以先秦道家思想为主体指导思想的政治实践。尽管这一时期在统治阶层内部，政治斗争依旧是残酷黑暗的，但丝毫不能否认，这次政治尝试推动了中国帝制的完善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景之治就像一阵秋风，温暖中夹杂着政治斗争传递出的阴冷的气息，然而它依然值得后人怀念，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别的时期、别的盛世吹来的风往往更为阴寒刺骨，所有盛世的虚像背后，大多都掩藏着无比丑陋的现实。文景时代遮掩得最少，因为这个时期本身的阴暗就相对较少，黄老之术在用它那种平稳柔和的气息压制着这个时代的戾气……直到刘彻将这个井盖掀开，帝国机器才疯狂地开始运转。

那个相对温和开明、信奉黄老之术的文景之治已经过早地被人们所遗忘了。

悲哉！

大事年表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

楚人陈胜在大泽乡起义，自称“张楚王”。

公元前208年，秦二世二年

魏国反秦武装的首领魏咎兵败被杀，他的弟弟魏豹继任为魏王。

公元前206年，汉元年

十月，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公元前205年，汉二年

魏豹投降刘邦，刘邦率领五十六万大军进军彭城，在彭城被项羽带领三万士兵击败。战败后刘邦修建了黑帝祠，命名为北畤，自此“雍五畤”全部建成。

公元前204年，汉三年

魏豹和御史大夫周苛、将军枞公同守荥阳，周、枞二人杀魏豹，原为魏豹姬妾的薄姬被分配到了织室工作。

公元前202年，汉五年

二月三日，五十四岁的刘邦在山东定陶登基。

同年，刘恒出生，赵王张耳病逝，张耳子张敖为赵王。

公元前201年，汉六年

十二月，刘邦封了十位开国功臣为列侯。

同年，曲周侯郦商出任卫尉一职，韩王信发动叛乱，逃往匈奴。

公元前200年，汉七年

刘邦带领三十二万大军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包围在平城白登山七天。刘邦最终采用陈平的计策得以脱困，并和匈奴单于盟为昆弟，约定汉匈和亲。

同年，长乐宫的修缮工作完成。

公元前199年，汉八年

赵相贯高等人在柏人县刺杀刘邦失败。

公元前197年，汉十年

阳夏侯陈豨在代郡叛乱。

公元前196年，汉十一年

淮阴侯韩信被诛，梁王彭越谋反被诛，淮南王英布起兵叛乱。

同年，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国招降南越王赵佗。

沛侯刘濞因平叛有功，被封为吴王。

公元前195年，汉十二年

燕王卢绾叛乱，最终投降匈奴。

四月二十五日，刘邦死于长乐宫，享年六十一岁。十六岁的皇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公元前194年，惠帝元年

吕后改用营陵侯刘泽替代郦商为卫尉，任命陈平为郎中令。

同年，吕后迫害赵王刘如意、戚姬母子致死。

公元前193年，惠帝二年

十月，齐王刘肥来朝，险些被吕后毒杀，回国后主动将齐国的城阳郡献给鲁元公主做了汤沐邑。

同年，萧何卒。

公元前192年，惠帝三年

汉朝赠冒顿单于两辆豪车和八匹骏马，再次与匈奴和亲。

公元前191年，惠帝四年

张敖与鲁元公主之女张嫣被立为皇后。

公元前188年，惠帝七年

八月十二日，汉惠帝刘盈去世，其子刘恭继位，吕后把持朝政。

公元前184年，少帝四年

吕后囚杀少帝刘恭，立刘恭的弟弟衡山王刘弘为帝。

公元前183年，少帝五年

南越王赵佗叛乱，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

公元前180年，少帝八年

三月，吕后在外出途中被一条黑色大狗咬伤。

七月三十日，吕后病死于未央宫。

九月十日，功臣集团发动政变，杀死相国吕产。

九月十一日，功臣集团捕杀吕禄，乱棍打死吕媭，杀死燕王吕通。

九月十二日，审食其左丞相的官位被复。

此后功臣集团又将代王刘恒迎入长安，并杀了惠帝的儿子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以及刘弘。

公元前179年，文帝前元元年

十月初七，二十三岁的刘恒正式登基，是为汉文帝。

十月初六，琅琊王刘泽被改封为燕王。

十月初八，刘恒派自己的舅舅薄昭去代国接来自己的生母薄氏，将她立为太后。

十二月，刘恒封自己的舅舅薄昭为轵侯，废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正月，立刘启为太子。

三月，立太子母窦猗房为皇后。

同年，南越王赵佗除去帝号，称南越王，重新臣属于汉朝。楚王刘交去世，死后谥号为“元”。齐王刘襄去世，死后谥号为“哀”。

公元前178年，文帝前元二年

十月，曲逆侯陈平去世，死后谥号为“献”。

十一月，刘恒裁撤了卫将军宋昌给自己新增的警卫部队。

三月，封皇子刘武为代王，皇子刘参为太原王，皇子刘揖为梁王。

五月，刘恒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

九月，刘恒派人和郡国的太守、国相校验了调动军队的虎符和验明使者身份的竹使符。

同年，贾谊任长沙国太傅。

原来的琅琊王，后来改封为燕王的刘泽去世，死后谥号为“敬”。

公元前177年，文帝前元三年

四月，城阳王刘章去世，死后谥号为“景”。淮南王刘长进京朝见哥哥刘恒，杀审食其。

五月，匈奴右贤王率军攻入了北地郡，占据了黄河以南，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带。

六月，刘恒遣丞相灌婴率骑兵八万五千人前去迎击匈奴军，匈奴军撤退。此后刘恒转道太原国，不久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随即兵败自杀。

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

十二月，颍阴侯灌婴去世，死后谥号为“懿”。御史大夫张苍出任丞相，袁盎出任御史大夫。

同年，绛侯周勃被告谋反，最终获赦，复就国。

公元前175年，文帝前元五年

四月，“盗铸钱令”被除，全国改铸四铢钱。

公元前174年，文帝前元六年

淮南王刘长因谋反案被发配属地，在途中绝食而死。

匈奴冒顿单于卒，其子老上单于稽粥继位。

贾谊上《治安策》。

公元前173年，文帝前元七年

贾谊被召回长安。

公元前172年，文帝前元八年

刘恒封淮南厉王刘长四子为侯，其中刘安为阜陵侯，刘勃为安阳侯，刘赐为阳周侯，刘良为东成侯。

公元前170年，文帝前元十年

刘恒的舅舅轵侯薄昭杀刘恒使者，后自杀。

张释之阻拦太子和梁王入司马门。

公元前169年，文帝前元十一年

周勃卒，死后谥为武侯。

梁怀王刘揖落马摔死。

公元前168年，文帝前元十二年

贾谊卒，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十二月，黄河在酸枣县决口。

公元前167年，文帝前元十三年

因淳于缇萦上书刘恒，欲入宫为奴以替代父亲仓公所要受的刑罚，刘恒被感动，下令全国废除肉刑，一律改为笞刑。

公元前166年，文帝前元十四年

公孙臣上书刘恒，要“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

匈奴十四万精锐铁骑南下，攻陷汉朝的朝那县和萧关，火烧回中宫，匈奴前哨抵达甘泉宫。

云中太守魏尚官复原职。

冯唐发迹，被任命为车骑都尉。

公元前164年，文帝前元十六年

刘恒封刘安为淮南王，刘勃为衡山王，刘赐为庐江王，此时刘良已逝且其人无嗣，故淮南四郡中的豫章郡被划给了刘赐。

同年，方士新垣平凭借“望气”的本领被擢拔为上大夫。

公元前163年，文帝后元元年

十月，新垣平作假事发，被夷三族。

同年，周勃之子周胜之与刘恒的女儿夫妻不和，加上周胜之杀了人，绛国被除。

公元前162年，文帝后元二年

刘恒封周勃之子、时任河内郡的郡守周亚夫为条侯。

同年，汉匈和好。申屠嘉出任丞相，刘恒赏赐宠臣邓通十亿钱。

公元前161年，文帝后元三年

匈奴老上单于去世，其子军臣单于继位。

公元前158年，文帝后元六年

匈奴军臣单于率军南下，攻入汉朝的上郡和云中郡，刘恒命原楚相苏意率领代国的军队驻句注山，中大夫令勉率赵国军队驻飞狐口要塞，将军张武率军驻北地郡，宗正刘礼率军驻霸上，祝兹侯徐厉率军驻棘门，河内郡郡守周亚夫率军驻细柳。

期间周亚夫在细柳营得到了刘恒的赏识，被擢拔为中尉。

公元前157年，文帝后元七年

六月初一，汉文帝刘恒在未央宫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三十二岁的太子刘启继位。

同月，周亚夫被拜为车骑将军。

公元前156年，景帝前元元年

申屠嘉奏请尊汉文帝为太宗，天下郡国立太宗庙。

四月，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五月，下诏收民田半租，三年十而税一，又削减笞刑，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

公元前155年，景帝前元二年

三月，刘启将诸子封为诸侯王，欲“以亲制疏”，以此钳制诸侯王势力。其中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馀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

四月二十五日，薄太后驾崩，死后葬于南陵。

八月，左内史晁错升任御史大夫，此前丞相申屠嘉被晁错气死，御史大夫陶青出任丞相。

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

正月二十二日，吴王刘濞在广陵起兵，随后楚国、赵国、胶西国、胶东国、菑川国、济南国也相继起兵响应刘濞，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汉朝派太尉周亚夫率军同梁孝王刘武的军队迎击吴楚联军，曲周侯郦寄征讨赵王刘遂、匈奴联军，将军栾布、平阳侯曹窋率军讨伐齐地的胶西国、胶东国、济南国、菑川国联军。

战争期间，御史大夫晁错被刘启下令杀死。

后，吴楚军被周亚夫击败，吴王刘濞逃往闽越国，被杀。

楚王刘戊兵败自杀，匈奴退兵。其余五国国君先后伏诛。

六月，立楚元王之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

公元前153年，景帝前元四年

四月，刘启立栗姬子刘荣为太子，王美人子刘彻为胶东王。

公元前152年，景帝前元五年

夏，汉遣公主嫁军臣单于。

公元前151年，景帝前元六年

九月，薄皇后被废。

公元前150年，景帝前元七年

十一月，太子刘荣被废，为临江王，其母栗姬郁郁而终。

二月，周亚夫任丞相。

四月，王娡被立为皇后，胶东王刘彻被封为太子。

梁王刘武派人刺杀了袁盎，事发后帮凶羊胜、公孙诡自杀，刘武因为窦太后对其宠爱，得以幸免。

公元前148年，景帝中元二年

临江王刘荣因侵占宗庙用地建造宫室而被下狱，后被“苍鹰”郅都逼死。

同年，郅都从中央调任雁门郡为太守。

公元前147年，景帝中元三年

春，匈奴贵族七人降汉，皆被封侯，其七人为：安陵侯于军、桓侯赐、逎侯陆强、容城携侯徐卢、易侯仆、范阳靖侯范代、翕侯邯郸。同年，周亚夫被罢相。

公元前146年，景帝中元四年

十一月，废除诸侯国中御史大夫的官职。

三月，御史大夫卫绾上奏刘启，要求规定高于五尺九寸以上的马和年幼的马不能出函谷关。

公元前144年，景帝中元六年

四月，梁王刘武薨，死后谥号孝王。

梁国被一分为五，刘武长子刘买为梁王，次子刘明为济川王，三子刘彭离为济东王，四子刘定为山阳王，五子刘不识为济阴王。

公元前143年，景帝后元元年

周亚夫被诬谋反，下狱，绝食五日，吐血而亡。

公元前142年，景帝后元二年

三月，匈奴入侵雁门郡，太守冯敬战死。

公元前141年，景帝后元三年

正月十七日，十六岁的太子刘彻举行加冠礼。

十天后，刘启去世于未央宫，享年四十七岁。太子刘彻继位。

二月六日，汉景帝刘启被下葬于阳陵。

公元前140年，西汉建元元年

汉武帝刘彻下诏，让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六月，卫绾被罢相，窦婴出任丞相，田蚡为太尉。儒学大家申公二弟子赵绾、王臧分别任御史大夫、郎中令。赵、王二人议设明堂。

公元前139年，西汉建元二年

因窦太后反感尊儒，赵绾、王臧下狱自杀，窦婴、田蚡皆被免职。

公元前136年，西汉建元五年

汉武帝设五经博士。

公元前135年，西汉建元六年

太皇太后窦氏去世。汉朝政府正式罢黜百家。

公元前134年，西汉元光元年

五月，丞相田蚡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邀请文学儒者数百人。自此，尊儒成为社会潮流，黄老之术对西汉政局的影响力渐渐衰微。

参考书目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9年。

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

3.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4.荀悦《汉纪》，中华书局，2005年。

5.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76年。

6.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7.姚苎田《史记菁华录》，中华书局，2010年。

8.梁玉绳《史记志疑》，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

9.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华书局，1997年。

10.孙星衍《汉官六种》，周天游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

11.牛运震《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附史记纠谬）》，崔凡芝点校，中华书局，2012年。

1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

13.赵岐等《三辅決录?三辅故事?三辅旧事》，张澍辑，陈晓捷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

14.崔适《史记探源》，张烈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

15.王叔岷《史记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

16.韩兆琦《史记》全注全译本，中华书局，2010年。

17.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

18.陈直《汉书新证》，中华书局，2008年。

19.陈直《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年。

20.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华书局，2008年。

21.周振甫《<史记>集评》，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

22.葛洪《西京杂记》，周天游校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

23.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中华书局，2011年。

24.邢义田《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

25.邢义田《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中华书局，2011年。

26.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

27.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及选讲》，商务印书馆，2013年。

28.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9.张大可《史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

30.王子今《汉景帝评传》，三秦出版社，2006年。

31.王子今《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32.王子今《秦汉闻人肖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33.王子今《秦汉社会意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

34.王子今《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35.林幹《匈奴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36.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37.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38.林幹《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

39.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

40.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收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41.陈苏镇《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42.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

43.钱穆《秦汉史》，九州出版社，2011年。

4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九州出版社，2011年。

45.钱穆《史记地名考》，商务印书馆，2004年。

46.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

47.郭沫若《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

48.林剑鸣《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49.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0.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51.熊铁基《秦汉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

52.熊铁基《汉代学术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53.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2007年。

54.安作璋、田昌五《秦汉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

55.安作璋、孟祥才《汉高帝大传》，中华书局，2006年。

56.孟祥才《中国历史?秦汉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57.辛德勇《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

58.史杰鹏《青梅煮酒话西汉：文景之治》，重庆出版社，2007年。

59.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民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60.李国娟《秦汉之际的儒家思想》，文汇出版社，2011年。

61.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

62.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63.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4.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65.廖伯源《秦汉史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

66.冨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柴生芳、朱恒晔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67.曾加《张家山汉简法律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

68.闫晓君《秦汉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

69.张富春《<史记论文>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

70.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71.陈序经《匈奴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72.泽田勳《匈奴——古代游牧国家的兴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

73.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74.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

75.王葆玹《黄老与老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76.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人民出版社，2008年。

77.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

78.王兴国《贾谊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79.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

80.郑良树《商鞅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81.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82.唐燮军、翁公羽《从分治到集权——西汉的王国问题及其解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83.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

84.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85.许倬云《汉代农业》，程农、张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86.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87.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88.姜鹏《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89.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

90.宋超《秦汉史论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91.逯耀东《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武帝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92.施丁、廉敏《<史记>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93.王京平、李鸿《汉风流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94.王云度《秦汉史编年》，凤凰出版社，2011年。

95.柏杨《中国历史年表》，海南出版社，2006年。

96.方诗铭《方诗铭文集?第三卷?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

97.许殿才《秦汉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98.黎东方《<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秦汉》，王子今补编，陈文豪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99.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

100.徐卫民《文景之治》，西安出版社，2007年。

10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102.翦伯赞《中华史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

103.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4.王彦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汉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

105.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06.崔明德《两汉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

107.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1998年。

108.桓谭《新辑本桓谭新论》，中华书局，2009年。

[1]汉代的“九卿”指的是太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等高等官职。

[2]四川紧挨云贵，当时云贵地区并不被汉朝政府当作领土。关于邓通铸钱的指责，清人郭嵩焘理解为将在内地铸出来的钱拿到国外去花。

[3]文帝前元三年，刘恒在平定刘兴居叛乱后颁布了有关谋反者的大赦令。

[4]大功服：五服中比较粗劣的麻制衣服，正常服丧穿这种衣服要穿九个月。

[5]小功服：五服中相较于大功服更精细的衣服，正常服丧穿这种衣服要穿五个月。

[6]汉朝皇帝下诏书都是先发给御史大夫，而后经御史大夫审核再转交给丞相府，故称“制诏御史”。

[7]函谷关：西汉时扼守关中地区东部门户的关隘，在今河南灵宝东北。

[8]敖仓：秦汉之时著名的粮仓，在荥阳北边的黄河边上，储量丰富，其遗址今已被埋于黄河河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