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战争

——茶叶与天朝的兴衰

周重林　太俊林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周重林　太俊林　著．—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609-8243-4

Ⅰ．茶…　Ⅱ．①周…　②太　Ⅲ．①茶叶-对外贸易-贸易史-研究-清后期　②中国历史-研究-清后期　Ⅳ．①F729.52　②F752.652.2　③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1955号

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　　　周重林　太俊林　著

策划编辑：段　勇　吴安宁

责任编辑：杨　静

封面设计：刘红刚

责任校对：刘　竣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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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张：16.5　插页：2

字　　数：295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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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1840年的茶叶战争

小引：林则徐与道光皇帝

一、中英对抗

1　晚清“以茶制夷”的共识

2　茶叶奇效与茶叶富国论

3　英吉利与天朝上国

二、“以茶制夷”的观念演变

1　乾隆对俄罗斯的贸易制裁

2　道光对安集延的贸易制裁

三、茶叶、银子与鸦片

1　茶叶凭什么制英国

2　白银流失的恐慌

四、中国被一家英国茶叶公司就打败了吗

1　立顿王朝，一剑西来

2　印度阿萨姆与中国云南，一场话语权的争夺

3　印茶崛起，大英帝国梦想实现

第二章　1888年的茶叶战争

小引：黄懋材游历印度与印度茶小记

一、商贸谈判与大臣之死

二、藩篱尽失之忧患

三、边茶与边政

四、唯茶不可

五、权力与地理

六、滇茶、川茶对印茶的阻击战

第三章　全球化：茶运与国运

一、岌岌可危的中国茶

二、我们也要全面喝红茶吗

第四章　美国：茶叶战争与茶叶外交

一、茶叶——国家的敌人

二、没有中国茶，美国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

三、第二个茶叶帝国

第五章　茶叶：何以为华夏物质精神的缩影

一、陆羽的一个惊天发现

二、发现者，谜一般的人

三、皎然，布道者

四、李白——茶叶的书写秘密

五、欧阳修：茶品与人品

六、苏轼与泡茶三昧手

七、文震亨：茶无他，长物而已

八、张岱之后，再无茶，再无茶的传说

外篇：嘉靖年间的茶叶战争

一、武力就范，十年方开茶市

二、俺答汗为什么要茶

三、明廷为何屡次拒绝与俺答汗互市

四、自明始，中国有了茶叶边界和疆域

参考文献

前　言

这是一本以茶叶为主线的书，主要讨论了这样一个命题：为何英国以茶富强，而晚清却因茶走向衰亡。

1840年鸦片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清朝统治者自身利益而言，是一场茶叶战争。最初的问题是因为茶叶输入英国造成英国白银流失，为了扭转这种贸易逆差，英国才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保住银子，中国才有了禁烟运动。

茶、银、鸦片的循环，最终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

在这场战争里，清政府无力还击侵略者，他们拿起的武器只有柔软的茶叶，企图通过茶来制衡英国。英国人贩卖的鸦片摧毁了天朝上国，但中国的茶叶却缔造了一个强大的英国，两种物品在两国的不同命运无疑是最吸引人的部分。

1888年，英国入侵西藏，这次又是因为茶。与1840年不同，这时候，英国人已经在印度开辟了大规模的茶园，自明代以来所构筑的中国茶叶这道无形的长城轰然倒塌。英国人企图用茶叶来分化西藏。自唐之后，饮茶成为西藏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深知茶叶要害的英国人，希望通过对茶的控制，达到占领西藏的目的。

其实，明代嘉靖年间俺答汗为了茶叶而发动的数次战争，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预演。

茶、瓷、丝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最卓越的三大贡献，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格局，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品质。

丝绸是茶的柔软外衣，茶被包裹、被缠绕，之后安详地躺在精致的茶盒中，当茶被取出来品饮的时候，便与甜美的瓷器发生了关系。

柔然、坚硬、可饮制造出一个梦境，只要人置身于茶空间，便可触及华夏三大物质文明带来的高级精神享受。

传统的茶文化研究中，茶已经被塑造成华夏帝国的最高美食形态，但言及茶对世界的贡献，往往局限于茶对文化风俗的影响，少有从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层面谈及。另一方面，历史研究者，又觉得茶过于轻盈，不值得大书特书。

然而，晚清却制造了一个可以通过茶来谈历史的状况。被史学界长期忽略的事实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茶叶所扮演的角色。茶叶不仅是晚清行走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全球化贸易最彻底的物质。茶运与国运是密切相关的。在茶叶贸易兴起的时间里，中国也是随之兴起。茶在英国、美国的发展轨迹一样如此。17—19世纪的三个大国，其兴衰都与茶有着密切的关系。

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等贸易物品，GDP一直排在全球第一，是西欧十几个国家GDP的总和的三倍。正是有茶叶这样的硬通货，晚清才得以立足世界，吸引全球的贸易者。也因为如此，才有晚清知识界和政界的“以茶制夷”，茶叶战术表面上看是贸易制裁策略，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迂腐之论，但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又会发现其有着悠久的历史。

茶叶是攻城掠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不得即病。茶叶也是中国的一道无形长城，它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

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的衰落，不在其闭关锁国，也不在其不思进取，而在于茶叶文明的衰落。中国经济衰落的同时，正是英国在印度茶叶的帮助下崛起之时。

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认为，任何一种凝聚着文明成果的作物都使种植者受它的奴役。这几乎是文明世界的特征，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性的兴奋剂，12、13世纪人们迷上香料和胡椒，16世纪出现烧酒，然后是茶、咖啡……

就像安德森在《中国食物》和麦克法兰在《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中指出的那样，茶在中国的流行，与其物质文明有着莫大关系。宋、明和前清时期，中国领先世界，茶叶由此开始影响世界文明。19世纪的英国，同样借助茶叶成为“日不落帝国”。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里，更是从茶中看到世界权力的交替，茶叶无疑在世界权力领导者更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稍后因为茶叶崛起的美国同样成为世界霸主。小小茶叶重塑了世界的权力格局。

第一章

1840年的茶叶战争

中国茶叶出口时称重、品鉴，1790年，水墨

小引：林则徐与道光皇帝

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

——林则徐

将萎之华，惨于槁木。

——龚自珍

1839年1月8日（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小寒刚过去两天，拂晓时分的北京街头，寒风刺骨。晨雾遮挡了早起者的视野，更多的北京居民还躲在被窝里。这一天将要做什么，许多人没有打算。

林则徐所住的行辕前，此时已是人喧马嘶，打破了清晨的静谧。华丽的轿子和马车停在门前，即将要出行的人们分头张罗着，只待林则徐一声令下，大家就可以登车揽辔，浩浩荡荡南下奔广州而去。

前来送行的人，觉得钦差大人的排场似乎小了点。那么大群人中，有12个是轮流抬轿的脚夫，9个是厨子，没有官兵随行，前面也没有鸣锣开道的人。这也是林则徐好友龚自珍担心的，他建议林则徐不要孤身前往，应该带军南下，这样才能起到震慑的效果，达到惩奸除恶的目的。

天完全亮了后，阳光明媚，这是一个不错的晴朗天，适合远行。由于前来送行的人络绎不绝，行程一再延误，直到午饭后，林则徐一行人才焚香、发传牌，开始南下之旅。

这一年，林则徐55岁。道光皇帝一道圣旨，他成了钦差大臣。

“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该省水师，兼归节制。”

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平凡的年份很快就要过去了。再过些日子，春节就要到来，大部分百姓关心的是如何过上好年，年关总是会检阅钱袋，在这之前更要奋力一搏。

出京门时，林则徐拉着自己座师、侍郎沈鼎甫的手，两人相视而泣。他对后者说，“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辱？”〔1〕林则徐知道此行危险重重，责任大，压力亦大，而且，几乎没有退后的余地。

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方显贤者之能。明知前面有万丈深渊，也要有勇气走过去，这就需要英雄气概。

林则徐的老友魏源认为，道光选择林则徐去禁烟，是因为林则徐说了一些让道光很动容的话：不禁烟，十余年后，将无可筹之饷，无可用之兵。

在从湖广总督任上被召唤进京前，林则徐也不知道进京的目的何在。自从道光登基以来，林则徐从浙江的盐运使、按察使、布政使一路青云直上，做到巡抚、总督，再到皇帝代言人。道光对他赞赏有加。在任命他为河东河道总督时，道光说：“朕因林则徐由翰林出身，曾任御史，出应外任，已历十年，品学俱优，办事细心可靠，特畀以总河重任。”〔2〕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把林则徐推荐给道光的时候评价说：“惟江苏臬司林则徐，器识远大、处事精详，任杭嘉湖道及淮海道。浙西地方，均为熟悉，水利亦夙所究心，实堪胜任。”〔3〕即便是林则徐被革职后，为他申冤者不在少数。浙江巡抚刘韵珂说，林则徐之心思能力，他等自叹弗如。

在美国人张馨保眼中，林则徐是一位能帮天朝解决麻烦的人。“在整个道光年间，每当在治水、海运、盐政、军务等方面出现麻烦，需要派员前往处理时，考虑到的人选往往是林则徐。”〔4〕

林则徐出京前，一个月内被道光八次召见，令军机大臣穆彰阿眼红，也被许多史家浓烈渲染。可以在紫禁城骑马，可以坐着轿子觐见，可以跪在毛毯上，还能坐在椅子上与皇帝说话，所受恩宠可谓“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

但这位55岁的老练政治家与那位生性多疑的爱新觉罗·旻宁的八次会面，到底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如今空荡荡的乾清宫，再现不了那些对话。但这一年皇帝关心的话题，似乎只有银子、鸦片。

道光出生的时候，做皇帝的人还是他爷爷乾隆，他也不过是个二皇孙，怎么看未来大清的国运，都不会由他来主导。他做了皇帝，到底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是，大清“康乾盛世”自他开始不可扭转地走向衰败。中央集权最为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人就可以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命运。

一个会穿补丁裤的皇帝，一群吸食鸦片的国民，一个器识远大的大臣，构成了1839年所有故事的核心。

龚自珍在这年完成的《己亥杂诗》里大声疾呼：“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希望借助天公的雷霆之气，冲破这层笼罩着中国的鸦片烟雾，让人存有些许安慰和希望。近代中国的序幕，从林则徐这个福建教师的儿子走出京城后，就正式拉开了。

晚清时的北京城，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衰败

是的，这是个只属于他们的年份。

这一年，曾国藩刚中进士一年，前途渺茫，只能在等待中空度时日；与曾国藩一样中了进士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李文安，他是李鸿章的父亲，而李鸿章暂时还没有故事，他这年的年谱上，写满了林则徐的事迹；张之洞还在襁褓中等着喂奶；林则徐的师友、两江总督陶澍死了，饱读诗书的师爷左宗棠承担了教育其子的任务，陶澍曾想把女儿嫁给这位优秀的年轻人，只是他太不争气了，考了三次都没有进士及第；比左宗棠更失意的还有洪秀全，他考了三次，连乡试都过不了，这一年，他还深陷在绝望中，沉默寡言，举止异常，也有人说，他曾经的怪病，是吸食鸦片导致的，但宗教让他获得新生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离京后，林则徐途经山东、安徽、江西等地，耗时约60天，于3月9日抵达广州，正式就任钦差大臣。美商威廉·亨德在珠江帆船上看到了林则徐的到来，他描述说：“他具有庄严的风度，表情略为严肃而坚决，身材肥大，须黑而浓，并有长髯，年龄约六十岁。”

在来广州的路上，林则徐就已经下令缉拿了不少鸦片走私者，让在鸦片问题上骑墙的官员、民众和鸦片商人都开始担心。许多禁烟措施在来时的路上已经思虑成熟，故林则徐到任第二天就开始了行动：发关防通告，拿包庇走私的都标副将，下速戒通示……同时下令组织编译《澳门新闻纸》，了解当今世界形势。

内事之后，便是外事。

3月18日，林则徐传讯十三洋行商人，要他们给洋人传话。《谕洋商责令夷人呈缴烟土稿》和《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的主要内容，一是要求洋商造册收缴鸦片；二是要求夷商写保证书，不再夹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三是劝告英国与中国进行合法贸易；四是表达自己禁烟决心，鸦片一日不绝，林则徐一日不回。同时林则徐利用民情公愤警告英国，为禁鸦片，不惜武力。

在林则徐的重压下，3月18日，外商与十三洋行商议后，上缴了1037箱鸦片。这显然不能令林则徐满意。他决定拿下被禁烟派视为眼中钉的鸦片商人颠地来杀鸡儆猴，但未能遂愿。颠地后来上缴了1700箱鸦片，而在另一个大鸦片商查顿处，缴获高达7000箱鸦片，查顿在林则徐到达广州前便逃遁了。

浩浩荡荡的英国鸦片船

3月24日，为了缉拿颠地及表达禁烟决心，林则徐下令武力封关封舱、停止贸易，撤回华工。这样致使商馆里的外国人完全与世隔绝，国际舆论哗然。这也是林则徐颇引人争议的地方，对“好商人”与“坏商人”一视同仁。

其后的效果也很显著，美国人率先投诚。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依旧不肯就范，并指责林则徐此举有点燃中英战争的危险。

其后，林则徐颁布《示谕外商速交鸦片烟土四条稿》，作为对义律的最后通牒。3月28日，义律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着令英商交出所有鸦片共20283箱。但义律仍然拒绝签署保证书，并向英商保证他们的损失一概由女皇负责。

英国人的抵抗让林则徐收缴鸦片的工作并不顺利。4月1日，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人到虎门布置收烟工作，带了许多标兵去壮声势，但效果不佳，仅仅收到了5箱鸦片。

4月2日，林则徐向朝廷建议以茶换鸦片，就是每收1箱鸦片，给予茶叶5斤。这个消息传出后，在第二天就收到了奇效，收到烟土1150箱。截止到4月19日，禁烟工作成效尚佳，已经收缴到鸦片11700箱。到5月2日，数目增加至20283箱。清廷甚为高兴，同意林则徐的赏茶方案。

5月9日，清廷下令林则徐就地销毁鸦片。截止到5月12日，抓获人犯1600名，收缴烟膏461520多两、烟枪42741只、烟锅212口。朝廷重赏了参与禁烟的官员。林则徐心情不错，写了一首诗：“蛮洋烟雨暗伶仃，忽捧雕盘颗颗星。十八娘来齐一笑，承恩真及荔枝情。”

5月18日，收缴鸦片共21306箱，比义律承诺的数目还多1000多箱。禁烟阶段性任务完成。5月24日，颠地和义律等人离开广州，其后义律拒绝领取清廷赏给他的1640箱补偿茶叶，为1840年鸦片战争埋下伏笔。

晚清时，中国人认为抽鸦片是一种高档享受

6月3日，虎门销烟开始，历时23天。

林则徐胜利了，但道光和他的天朝却失败了。

从林则徐迈出京城开始，刚好半年时间。虎门销烟过后半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自此跌入了大半个世纪的衰退之中。一场拯救国民于水深火热的运动，拉开了近代中国的序幕，那个一度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由此崩溃。

龚自珍说：“将萎之华，惨于槁木。”

无数的中国人，才刚刚觉醒，睁开眼睛茫然地打量着这个全新的世界。

一、中英对抗

①　晚清“以茶制夷”的共识

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乃茶叶、大黄。而此二物，皆我中原特产。

——曾望颜

外夷土地坚刚，风日燥热。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为口粮，不易消化，若无大黄，则大便不畅，夷人将活活憋死。故每餐饭后，需以大黄茶叶为通肠神药。

——琦善

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

——林则徐

茶叶大黄二种，尤为该国日用所必需，非此即必生病，一经断绝，不但该国每年缺少余息，日渐穷乏，并可制其死命。

——百龄

西洋人民所必需者，内地之茶叶、大黄。

——包世臣

外夷于中国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

——周顼

19世纪30年代，面对鸦片入侵中国荼毒生灵，白银大量流失的现实，中国的问题专家提出了一些解决之道。比如直隶总督琦善，就希望通过海禁来斩断与西方的一切贸易往来，一来可以做到杜绝鸦片的进入，二来可以杜绝茶叶和大黄的输出。这点，他说得非常明确：“外夷土地坚刚，风日燥热。且夷人每日以牛羊肉作为口粮，不易消化，若无大黄，则大便不畅，夷人将活活憋死。故每餐饭后，需以大黄茶叶为通肠神药。”〔5〕

琦善还希望国人注意与西方夷人的交往，因为与他们做生意有巨大风险。夷人所带的银元，是水银所制，倘若数年不用，就会变成飞蛾蛀虫，他们的银器也会长出翅膀飞走。

断绝鸦片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白银外流，其后才是让国民免于身体与精神的毒害。而“以茶制夷”政策的背后，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动因。

鸦片、银子与茶叶三者的关系，是晚清非常具有共性的话题之一。即魏源所谓：“中国以茶叶、湖丝驭外夷，而外夷以鸦片耗中国，此皆自古未有，而本朝独有之。”〔6〕

嘉庆时期，两广总督百龄给嘉庆的奏折里就提到茶叶与大黄的经济效益问题。“茶叶大黄二种，尤为该国日用所必需，非此即必生病，一经断绝，不但该国每年缺少余息，日渐穷乏，并可制其死命。”包世臣则主张开放对外贸易，罢黜十三行，中国可以获利，又可以割除海关陈弊。其出发点，也是“西洋人民所必需者，内地之茶叶、大黄二物”。〔7〕

但嘉庆时期，鸦片带来的问题还没有尖锐化，茶叶、银子与鸦片还没有发展到足够令人警惕的地步，嘉庆零星的经国思路被连绵起伏的起义打断了。

1838年，江南道御史周顼上书道光说，内地不是每个人都吸食鸦片，但茶叶、大黄却是外夷必需之物，故要求清廷酌定价值，只准纹银交易，而不准以鸦片及其他洋货抵交。

查外夷于中国内地茶叶、大黄，数月不食，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视鸦片之可用药解，除其为害之轻重悬殊也。内地人民不尽食鸦片，而茶叶大黄为外夷尽人所必需，其取用之多寡又悬殊也。乃外夷以无用害人之物，尚能遥执中国之利权，岂中国以有用益人之物，而不能转移外洋之银币，未尝揣度情势，辄藉口于积重难返，使中国失制用生财之道。〔8〕

周顼建议在产茶叶、大黄的地方，应该稽查转运，设立票据，归沿海地方官员兼管，一并妥议章程，奏明办理。要是有人走私出洋，或者减价出售，都要严查。

清宫廷绘画《道光情殷鉴古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份奏折所言方案引起了道光的重视，他也顺势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鸦片大量流毒中国，导致纹银出洋数逐年增加，银贵钱贱，进而影响到了地丁、漕粮、盐课等诸多层面，倘若不防范，必然出现“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遂下令两广总督邓廷桢据实查访。

邓廷桢等人调查后发现，周顼的方案存在客观上的难题，甚至会引发与预期相反的效果。主要为，倘若限定茶只能与纹银交易，那么内地之货与进口之货不能抵兑，外商所剩之货，将无所归。而如果在茶区就定好价格，又有转运不齐之忧虑。官方定价，遇到歉收价贵之年，就会带来“官价不敷，商本亏折”。而地方出立票据，又让不肖官吏有机可乘，弄不好就是扰民，最后官、商、民与利益都不好收场。〔9〕

尽管邓廷桢从现实困难层面否决了周顼的提议，但邓廷桢也认为茶叶是对付夷人，尤其是对付英国人最为有效的商贸物品。其中稍微的差别在于，在绝对控制茶叶的层面上需要讨论的空间太大，茶叶问题也在可控与不可控的商榷范畴。我们可以从林则徐对曾望颜的反驳中，再次温习这场争论。

直隶顺天府的府尹曾望颜在给皇帝进言的奏折中说：“夷人赖以为命，不可一日欠缺之物，乃茶叶、大黄。而此二物，皆我中原特产。无论何国夷船，概不准其与我朝通商往来。”〔10〕曾望颜同样认为，这样的办法会给外国商船带来麻烦，他们船上的货物不仅不能卖出，而且由于得不到茶叶、大黄，夷人之性命就完全由天朝掌控，那么夷人就一定会放下身段来乞求通商。曾望颜主张封关禁海，剿办海盗，再禁大小渔船，断绝走私渠道，让外商产生畏惧之心，主动求和。

中国茶叶出口前的装箱工作，1790年，水墨

琦善与曾望颜二人都是朝廷器重的重臣，也都是西人艾特略·宾汉口中富有智慧、敏锐的中国政治家，并知晓“夷情”。他留心记录下这些言论，到底目的为何，不得而知。但琦善与曾望颜的建议到底可否施行，道光皇帝心里没有确切答案，他把曾望颜的奏折转给林则徐，希望得到意见。

林则徐认为此举不妥，因为粤东200年来的互市，是建立在“推恩外服，普示怀柔”的基础之上，而非外夷依赖内地的食用物资，也不关税收什么事。林则徐认为，鸦片主要由英国商人在贩卖，一旦海禁，就断绝了所有外商贸易，这不符合实情。何况不是所有的船只都参与了鸦片贸易，只要不夹杂鸦片的船只，仍然可以让其参与贸易，如果得罪了所有夷商，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天朝，后果堪虞。另一个层面上，大海四通八达，禁之甚难。

林则徐不赞同全面海禁，“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商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11〕之前，皇帝下旨问询，茶叶、大黄是否为夷商所必需，倘若要断绝，有没有偷越之处，要林则徐悉心访察回奏。

林则徐不赞同全面海禁，还与他对海路诸夷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最大的鸦片贸易者是英国（他知道美国等国家同样参与了鸦片贸易，但数量很小），没有必要对其他国家实行贸易制裁。他在虎门销烟前夕，就采用了分化政策，让美商等“良夷”大尝甜头。

1839年5月2日（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九日），道光皇帝下旨赞同林则徐等人做法，如果外商缴纳烟土，“自应加恩，准予照常互市，以示怀柔”〔12〕，并暂缓实行断绝茶叶、大黄等供给的政策。就在英军进逼天津时，在广东的林则徐依旧给皇帝上书，坚持认为这是全面斩断贸易的后果。之后，道光皇帝给正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下旨：“日后再有反复，即当示以兵威，断绝茶叶、大黄，永远不准交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13〕

茶叶与大黄两项，林则徐查访得知，大黄出口不超过1000担，并非夷人不可无之物，不值得严禁。但历年所销茶叶在30余万担到50余万担之间，可作为钳制之物。林则徐认为贸易是循环的，即便与英国断绝了茶叶贸易，他们依旧可以从其他国家转买，这势必又要全面海禁，不是明智的办法。但茶叶可以限量供给，每年连箱供给50万斤。其实早在湖北任总督时，林则徐就提出过通过提高茶叶、大黄的价格来达到白银回流目的的方案。

林则徐还注意到了其他大臣没有注意到的茶叶细节，“大黄每年出口，本属有限，不过附搭药材项下。英夷所销尤少。唯茶叶在所必需，然有绿茶、黑茶之分，英夷所销多系黑茶，现在严密稽查，不使影射偷漏”。黑茶，这里是指红茶，英文把红茶翻译成“black tea”。

漕运总督周天爵提出的茶叶制夷方案，也值得关注。〔14〕他认为清廷可以先禁止中国的茶叶、大黄出口，这至多不过损失几十万两白银的商税，却可以换回千万两因鸦片流失的白银，很划算。当商人断绝了茶叶、大黄来源时，必然向大清乞求救命，保证以后不敢再向中国输入一勺鸦片。清廷可以杀掉数十个为首者，将内地汉奸杀掉数百人，最后网开一面，准许茶叶、大黄出口。他的意思很明确，只要茶叶在我们手中，还怕什么？

②　茶叶奇效与茶叶富国论

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

——林则徐

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工作，一开始采用武力手段收缴，收效甚微。之后，他不得不采用了一种怀柔手段——给人家好处来换取鸦片。林则徐给通晓汉语的外商红绸二匹，黄酒二坛，让他回去劝说大家上缴鸦片。之后又给被封闭的外商馆送去吃的喝的。茶叶换鸦片一项，确切地说，就是每当鸦片商人缴纳一定数量的鸦片，清政府作为补偿，就配给一定数目的茶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商的抗拒心理，让他们不至于血本无归。

1839年4月2日，林则徐等人向道光建议：

念各夷人鸦片起空，无资置货，酌量加恩赏给茶叶，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准，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至夷人呈缴鸦片如此之多，事属创见，自应派委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再行烧毁，以征实在。〔15〕

可以比较下有赏给和没有赏给的区别。

1839年4月1日，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人到虎门布置收烟工作，带了许多标兵去壮声势，但效果不佳，仅仅收到了5箱鸦片。可是到了第二天，林则徐提出以茶叶换鸦片的政策后，收到了烟土1150箱。之后收缴鸦片工作顺利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茶叶的奇效。

梁廷楠在《夷氛闻记》里的记载与上文有很大差异，说缴纳一箱鸦片给予50斤茶叶，这大约是坊间传闻误导所致。民间野史逸闻记载更加离奇：“向闻林文忠公烧西商鸦片烟土而不给价，故致启衅。近闻人言，彼时实以茶一箱，易烟一箱。而茶为胥吏所办，中多杂以砂石。既至欧洲，又以不能售，寄回。商人耗本无算，遂致激成衅端。”

茶叶质量姑且不论，但茶叶数量节节攀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茶叶补给政策的误传增大了外商的期待。那些上缴鸦片的外商得到的线报肯定是多渠道的，有林则徐通过洋商〔16〕透露的，也有其他小道消息。

采茶女，1800年，水墨

林则徐这份奏折写出来送出去，等了一个月才得到道光同意的批复。但这种提前的私下承诺，具有风险性，后来琦善接替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做虎门销烟善后工作时，最先面对的就是英国商人索偿鸦片问题。

琦善给道光的奏折说：“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文内，均有‘奏请赏犒、凑请奖励’等字样，而其所赏何物，计值若干，均未指出。夷人唯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其二万余箱之烟土，据前督臣林则徐节次陈奏，约需资本银一千数百万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后再贩鸦片，船货如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17〕事实上，这批烟价最后给了大半，也不关茶叶什么事了。

但用茶叶换鸦片的政策，最终让林则徐收缴到21306箱鸦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这一阶段，可谓大获全胜。但后来义律拒签永不来华售鸦片的保证书，并拒收朝廷赏给的茶叶，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给英国女王的信函，由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起草，里面谈到，英国尚禁鸦片，说明深知其害，为何要把这种害人的东西拿来流毒中国。中国与英国两百年的贸易，为英国贡献的都是有用有利之物。“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18〕中国之丝绸，是夷人之利润所在，其他的糖料、姜桂、绸缎、瓷器都是外国所需之物，但英国输入中国的，都是一些可有可无乃至有害之物，天良何在？林则徐请人翻译成英文，但这封信最终并没有送到英国女王手上。这封信在《澳门月报》发出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林则徐的这种质问口吻，到了民间就变得粗暴而直接。1841年，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发出的《精忠报国全粤义民谕唯夷橄》，有着林则徐致女皇书的影子。“汝虽有大呢羽毛，非我湖丝，焉能织就？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焉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19〕

《百岁老人试新茶》，清代钱慧安绘，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以茶制夷的共识，是建立在很广泛的基础上，不仅朝中权臣如此看，知识界和民间也如此认为。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把这种流行思想再次描述了一遍：“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茶和大黄对于西方都是必需的东西，而只有中国可以供给茶和大部分的大黄。”〔20〕接着他转引了一篇发表于1851年3月15日《北华捷报》上的文章，上面说：

来自西方的外国人都天然爱好牛奶和奶油，耽于这种奢侈嗜好的结果造成了结便的毛病，这毛病只有靠大黄和茶才可洗他们的肠胃，恢复他们的精神；一旦把这些东西予以剥夺，他们便会马上病倒……如果我们停止了与夷人通商，他们的国家里边便会发生骚扰和混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要我们的货物的第一个理由。

《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是一份英文报纸，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或《先锋报》。是英国商人于1850年在上海英租界创办的上海第一份英文报刊，可以影响到英国政府和商人。报纸刊登过许多与茶叶有关的咨询，太平天国起义军占据江南一带后，英国人对东南地区的茶叶非常关注，一度担忧会因此失去茶叶。〔21〕

英国人所喜好的红茶，源于福建武夷山。福州虽然是五口通商中开埠最晚的，1844年开埠，到1853年才有茶叶输出，但其后呈井喷之势。尤其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上海一带的茶叶贸易大部分都转到福州和厦门。

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达13万担，次年即增至26万担。根据1871—1873年的外贸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35％～44％，福州港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成为中国港口的执牛耳者。〔22〕

咸丰五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上奏皇帝，建议在福建设关收茶税，咸丰批复道：“闽省崇安等州县，为产茶盛旺之区，自闽省暂开海禁，运道便捷，各商赴闽愈多。所请附省扼要处所，及界连粤东、浙江等处，分设关卡，征收茶税，应请准其照办。专款存储，三月奏报一次。”〔23〕咸丰年间，福建茶饷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时常补国库之需。从道光到咸丰，经费（岁出）增长了一倍，从31500万两上升到65000万两，镇压太平天国、镇守台湾、收复伊犁、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都需要钱。〔24〕清政府只能在各地设立茶厘局，狂敛茶钱。最值得注意的是，海关税之前都是算作地方财政收入的，1854年，中国海关成立后，海关税才被纳入中央政府管理。厘局和海关有点类似今天的地方税务局和国家税务局。

李东沅在《论教传》里很有远见地说：“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洋人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也因此，福州茶区成为英国派遣植物猎人掠夺的重镇，茶叶盗贼福特·琼斯多次深入武夷山盗取茶树，并成功带走8位精通红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茶叶故事也从这里开始有了惊天转折。

巴黎世博会中国馆，1848年，出自《伦敦新闻画报》

19世纪50年代，福建武夷山种茶面积迅速扩大，许多荒山被开发出来，达上千英亩的规模，这些茶都是外销。规模扩大，参与的人就会很多，这又带来了生产茶叶城镇的兴起。

1841年1月，得知英国要求开放宁波口岸，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说此举万万不可，浙江乃东南赋税重区，又是茶丝主产区，“蚕丝素为夷人所重，至茶叶则夷人更以之为命，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在此，而外夷之受制于中华亦在此。故粤东与夷人交易，茶叶为先”〔25〕。如果英国在此通商，一切物资就可就近取得，更会千方百计收购各种茶叶。

之前，朝廷不同意宁波开放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外国人就近拿到他们所需物资，那么该物资就会相对低廉得多。茶叶从江浙运到广东，舟楫运费、关卡费用之类，都会增加茶叶成本，到外商手中时，就会贵很多。

道光对刘韵珂的朱批耐人寻味，他说：“此说何来，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这个时候，道光或许对“以茶制夷”的主张产生了动摇。

五口通商后的福州

五口通商后，茶叶富国论随处可见。

1842年，江南司郎中汤鹏上书《海疆善后事宜三十条》，大谈茶叶可以富国。汤鹏认为，英国人“食必以苏合油，久则肠胃腻塞，非得中土之茶叶大黄，不能去恶；昼卧而脾缓，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丝斤不能成其制”。他建议茶叶、大黄、茯苓、丝等物质，虽不能骤然加价，但可以逐年加价，两三年一番。这样一来，不到10年，英国人穷了，中国却走向富强之道。〔26〕

五口通商把中国拉进世界贸易体系，上海也取代广州成为新的贸易大港。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认为，此时茶桑“并为富国之大原”。在《筹国用议》里，他说：“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27〕

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在《海防条议》里建议说：“丝茶二者中国大利之所归也，今仅浙闽数省种植得法，若能于地气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劝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货，即可多增一分之税，洋人呢布皆从中国买丝棉而成之者也，往来越海洋十余万里，而犹有余息，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自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利权所入当益饶矣。”

现在大名鼎鼎的“祁门红茶”就是在茶叶富国的热潮中创办起来的品牌。创始人胡元龙是祁门南乡贵溪人。他18岁时辞弃把总官职，回到贵溪村的李村坞，在那里垦山种茶。起初，胡元龙生产绿茶，但当时绿茶外销不畅。1875年（光绪元年），胡元龙在培桂山房筹建日顺茶厂，用自产茶叶，请宁州师傅舒基立按宁红经验试制红茶。经过不断改进，在1883年（光绪八年），终于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胡元龙也因此成为祁门红茶创始人之一。

红茶销路打开后，胡元龙建议村中百姓都参与红茶生产事业，当时贵溪村四周有5000余亩荒山，他带头垦荒，带动了一方茶叶经济的繁荣。像胡元龙这样以茶创业的，在晚清非常多。

清初全国的茶叶产量为235万担，到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有1/3是用于出口。嘉庆年间（1796—1820），茶叶为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仅为57万两。

从1867年到1894年，即便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中国茶叶的出口额也能与进口额平衡。1880年到1894年，茶叶关税收入达到了5338.9万两，茶叶确实能为大清财政带来很好的收入。庄国土估计，从1700年到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从1700年到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28〕

1847年3月，英国议会设立了对华商业关系特别委员会，他们找了许多对华贸易的人作证言，以期寻找到出口中国的商品。但调查结果并不好，从1845年到1846年，英国输往中国的工业产品，与中国运往英国的茶相比，贸易逆差高达35％到40％，有些制造业者已经放弃了对华贸易。中国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但英国需要中国茶，并依靠它获利。

其中最大的特点是茶叶价格完全由中国来决定，茶叶在充当等价物的时候，也是以茶叶基价为准的。利物浦东印度公司中国协会议长威廉·尼可尔的证言说，英国的棉纱到了中国，是现货交易，即中国用茶来换棉纱，而不是先卖出再换现金购茶。仁记洋行的吉布证言，他遇到的中国人，会用茶叶换棉织品。英国人能决定料子的价格，但决定不了茶叶的价格，一切都以茶叶价格为基础。〔29〕

炒茶，19世纪初，水墨

从茶叶可以制夷到茶叶可以富国，可以看到晚清贸易思路的转变。从控制到贸易，从制裁到合作，从要死要活到大家都好过，已经折射出清廷的乏力，但这都建立在茶叶可控的基础之上。

在英国人大张旗鼓地在印度进行茶树种植实验之时，茶叶就不再是天朝独有之物。这份长期被寄予厚望的柔软物质，一旦走出国境，无形的茶叶长城也便顷刻间轰然倒塌。

面对印度茶、印度丝的竞争，国人应当更加勤勉。李东沅建议说：“既不能禁止通商，唯有自理商务，核其出入与之抗衡，以期互相抵兑而已。中国出洋之货，以丝茶为最大宗，今印度等处皆植桑茶，所出与中国相仿，洋人悉往购办。故年来中土之货未能畅销，后或此而失之中国之利源，不几竭乎？宜令地方官广劝农民，于山谷闲地种桑茶，勤加经理其缫丝；制茶之法，尤须刻意推求，如有胜于寻常者，优加奖赏，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数愈多，其价可减酌为销售，用广招徕，将不特国课可增，而民财亦可阜矣。”

今人对晚清“以茶制夷”多有批评，乃至当做笑话，实不了解这一观念背后的历史原因。

到了1900年，光绪的状元策，有一道题考的就是茶之于大清的意义。开始都很简单，“茶税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其后的议论却不简单，说的是，茶对于国防来说，太重要了。“汉武帝北筑朔方，西戍乌垒，一时匈奴震慑，而中国亦为之虚耗。光武拒西域都护之请，徙幽并边人于塞下。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防边之道，果以何者为善。唐设安西北庭四镇，得控制之宜否？夫古者防惟在陆，今者防兼在海。溟渤万里。处处可通。果于何处设守，始克收陆詟水栗之效欤。夫典学以裕政原，固本以重疆索。理财以舒国用，设险以慎边防，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30〕

③　英吉利与天朝上国

夷性犬羊与坚船利炮。

——晚清对英国的认识

选茶，19世纪初，水墨

林则徐通过虎门销烟树立的高大形象，因为他的一些其他“事迹”而被带入新一轮的嘲笑中。“以茶制夷”只是其中的一个，但这个笑点太高。

举个笑点低的例子。就在英国人准备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林则徐依旧认为英国人断然不会来进犯中国。他十分自信地说，通过他的仔细观察，已经把英国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不敢用侵凌其他国家的方式窥伺中华。为什么呢？

林则徐的第一个解释是，英国的船太大，吃水太深，只能在大海上晃荡，一旦到浅水区，就难转动。以前律劳卑带人进犯虎门，不就被大清的大炮吓破胆，回去就死了。其实律劳卑是病死的，他还不至于被大炮吓死。

第二个解释，林则徐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认为英国人只强于海战，一旦上了岸，就成了软蛋，普通百姓就可以把他们干掉。这与流行在乾隆年间的说法很类似，他们解释为什么访华使团不双膝跪拜时，说“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其实英军打绑腿，恰恰是为了装束灵便，并不会造成腿脚屈伸不便。就是这样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英国的认识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裕谦同样认为：“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取长补短的战术本来是对的，但低估乃至蔑视英军陆上作战能力，就是谬误。道光就是被这些错误的言论一直牵着鼻子走，喊打声越来越高。

翻阅大部分鸦片战争时期皇帝与大臣的往来朱批和奏折，都对英国充满了“夷性犬羊”的批评。他们认为英国人除了船坚炮利外，简直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野蛮人。王尔敏统计说，仅仅道光时期，朝内外大吏言及“船坚炮利”者就有六七十位，这表现出一个时代变局的共识，而“夷性犬羊”则显露了朝中对外的心态。〔31〕

颜斯综在《海防余论》中总结道：“彼之伎俩，专务震动挟制，桅上悬炮，登岸放火，占据各处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尝试于大国之边疆，恐停贸易，则彼国之匹头，港脚之棉花，何处销售？茶叶等货，何处购买？彼之国计民生，岂不大有关系？”

英国人谋一据点，主要是为了贸易，这也是大清自乾隆以来的共识。但地盘却是皇帝最关心的，谁都担心在自己手中丢了老祖宗打下的江山，“江山”二字，几乎是衡量一个皇帝是否文韬武略的重要指标。现在对康熙、乾隆的评价，其首功就是奠定了今日中华之版图，而对晚清丧权辱国的批判，又多来自于江山的丢失。

翻开任何一本古代的地理书，哪怕是小小的县志，一开始都是大量的对山川形势、物产和里程的细致描写。“江山如此多娇”，这都是政治意图的体现。

从英国对茶叶、大黄的需求，晚清获悉了英国人的部分饮食习惯；从他们的装束、外貌、语言，他们又把英国人划入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鬼蜮”一族，与历史上的“蛮夷”作了区别。对内是华夷之辨，对外是人鬼殊途。最先来的荷兰人成了“红毛鬼”，最后到的美国人成了“花旗鬼”，从印度来的英国人是“港脚鬼”，因为他们都来大海，所以他们无疑都是水鬼。每类人都加了“口”字旁，故称呼英国，用得最多的称法是“英咭唎”〔32〕。

巴黎世博会的中国馆，1878，版画，刊印于《伦敦新闻周报》

晚清在写英国人名字的时候，甚至也会加上“口”字旁。这种特别处理，目的是告诉大众，这些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许多士大夫还是固执地认为，英国人是畜类。读完《瀛环志略》后，张穆直言不讳地说：“英咭唎，海外畜兽耳。”

如章学诚所言，要是把我们自己置换到那个时代，会怎么看待这个拥有五千年不中断文明的天朝上国？“华夷之辨”有着长达千年的传统，要突破这一观念非常困难。五口通商后，福建的林昌彝画了一幅《射鹰驱狼图》，深受林则徐的喜爱，他激赞自己老乡的画有很高的立意。

晚清对英国缺乏认识，也与那些活跃在中国的传教士有关。1792年10月，清廷收到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即将来华的信件后，对英国不熟悉的大臣想通过在华的传教士搞清楚情况。葡萄牙藉传教士索德超传达的信息令人大跌眼镜：“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当然，也不排除西洋教士因为各国的利益，给英国人穿小鞋。但传教士本身有其使命，利玛窦的教训摆在那里。

一直以来，中国对西方一无所知，他们被锁在了天圆地方、天朝上国的框架里，沉浸在对世界无所不知的美梦中。明末清初葡萄牙人利玛窦来华后，他的《坤舆万国全图》初稿一完成就遭到中国士大夫的攻击与嘲笑：中国在地图上太小，位置又不在中间，这怎么会是世界地图呢？为了安全和传教，这个可怜的葡萄牙人只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修改地图，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一道边，恰好使中国出现在正中央，这回中国人满意了。〔33〕利玛窦深信，这是赢得中国好感的办法之一。在利玛窦之后抵达的传教士，从他身上汲取了不少教训，当他们为大清康熙皇帝做参谋画地图的时候，中国依旧处于世界的中心。

利玛窦画像

乾隆年间的《皇清四裔考》里，对英国有过粗略的描述：“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国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兰，红毛番种也，距广东界计程五万余里……”即便是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后，也没有人有兴趣知道关于英国更多的资料。此后大清典籍大都延续着这样的态度，到了道光年间，浓缩得只剩下像“船坚炮利”这样的只言片语。

法国人老尼克在《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里，用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写法，穿越到鸦片战争前夕，“亲身体验”了一把中国晚清社会生活，值得一读。里面没有我们厌倦的德教，也没有野史的粗犷，更像一位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笔记。

鸦片战争前，主人公老尼克去福建访茶，路上他与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中国老船长“沃”交谈。尼克回避着被当做传教士的危险，“中国人表面上对夷人大为不屑，但内心深处认为这些人借贸易为由，实为侵略做准备，总有一天会来夺取皇位。我在不暴露身份的同时尽力消除这位老军官的担忧。”

他们交换对眼下局势的看法，尼克问：“如果夷人有意发动战争，为什么要推迟至今？他们不都是和平来，和平离开么？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你认为呢？”

船长回答说：“那不是些商船，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装着大炮的大军舰。要是他们只是为贸易而来，我们是会热烈欢迎的。可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动机的。他们为什么要全副武装？肯定是打算攻占帝国。那些忘记将舰队的到来禀告皇帝的官员都受到了严惩。夷人的目的如果不是这么显而易见，那么就不会这样了。”他的见识让尼克觉得很受用。

接着尼克想考考船长的地理知识，船长说大清自然是最大的地方，泱泱大国，剩下的世界就是散落的岛屿。尼克很快就发现，他的知识来自一本受当地官员推崇的书——《海国闻见录》〔34〕。里面说“英格利乃三岛之国”，对英国人的生活也有描述，英人富，多用呢绒，喜欢喝酒。女人待嫁前束身以求纤瘦。发辫卷曲，垂至脖颈。短衫，加衬裙。出门多披氅。抽烟，烟装金丝瓶。

因为尼克是法国人，所以留意了对法国的介绍，里面说法兰西，先是信佛教，后改天主教。当然都是些错得离谱的信息，在船长的地图上，非洲紧接着西伯利亚，高丽对面为不知名的国家。

尼克分析外国人不受欢迎，是因为来中国的都是商人，贪婪好财，无视家庭，是些抛弃了所有高尚情感的人。但是最后，尼克发现，这些中国人和他套近乎也是有目的的，他们居然请求他教会他们用铅和锡造币，船长们相信英国有能力把廉价的金属变成白银和金子。

压茶装箱，19世纪初，水墨

越过老外的讪笑，回到马嘎尔尼访华的现场。

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大清而言，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了解英国的机会。但国力强盛的乾隆完全把英国人的来华当做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要求朝臣所做的仅仅是：如此边远的外夷来访，你们不要失了天朝的体统和尊严。他多次下诏强调，礼仪要得体，不能轻慢，不能苟简，又不能过于隆重，在不阻挡其向慕之心和诚意的同时，也不要助长其骄矜之风。

“三跪九叩”的礼仪之争，现在还是中外史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和珅的机智更成为野史家书写的灵感之源。但令英国人不解之处在于，为什么康熙善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可以让那么多传教士为他效力，而乾隆却把那些科学仪器视为“奇巧淫技”呢？

乾隆朝的大将福安康甚至对英国人的火器表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他是朝中唯一见识过火器力量之人。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前夕，在反击尼泊尔入侵西藏时，福安康率领清军与有英国人参与武装的尼泊尔部队直接交战过。

一位军事爱好者分析说，马嘎尔尼卫队当时以密集队列方式进行的火器操演，实际上也折射出当时火器在装填速度和攻击威力上的不足。装备滑膛枪的步兵必须排成特定的纵深队形，才能保证火力的持续与打击效果，其有效射程和杀伤力此时可能还赶不上东方民族的强弓硬弩。

朝中重臣的看法能够影响到已经80岁的皇帝乾隆，我们往往忽视了这点。面对这些新发明，他们认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面对那些英国专家，他们也一样困惑：“此项人等，既称官员，何以名列在天文、医生之后？”

英国使者向乾隆行驶跪拜礼，显然是中国人所绘

马嘎尔尼等700多人一番劳苦，从天朝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看到大清日薄西山的一面，获得了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这些都为英国后来入侵中国做足了准备。马嘎尔尼曾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应该知道尼泊尔人的骁勇善战，从清朝对尼泊尔一战大获全胜来看，他对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还是有所敬畏。即便是后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投票，英国国会也仅以271对262票的微弱优势胜出。

浙江大学教授龚缨晏先生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一文中，梳理了清朝对英国从被动到主动的认识过程，有一点是一致的：对大清而言，英国人的数次访华，只不过是在朝贡国的名册下，多了一个名字而已。

到嘉庆年间，清朝政府开始注意到英国对中国的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官方文件中记录英国人强悍的事迹越来越多，吞并吕宋、单鹰、大小西洋……抵达中国的英国船只也明显增多，上缴的税钱也占了各国向清政府缴税总额的七八成。整个英国的形象从最初的恭顺变成了凶悍狡猾，许多极为丑诋的词汇轮番上阵。〔35〕

由此，他们更不屑于去了解英国，许多错误的观念，只有在战火里才能扭转过来。参加过中英谈判《南京条约》的黄恩彤说，昔日林则徐以为英国人离不开茶叶，其实他错了，英国嗜好茶叶不假，但只是嗜其味，并非以此为生。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物品，版画，刊印于《伦敦新闻画报》

美国人萨义德认为，18世纪中叶，东西方的认识出现了断裂。在英国人对东方的认识过程中，有着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的大背景，也有贸易与战争的直接经验。但最为重要的是，18世纪中叶欧洲关于东方研究的知识被系统化，人种学、比较解剖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的大规模运用，加上小说家、传教士、诗人、翻译家、旅行家的文学作品宣传，传达了一幅令人着迷的东方图景，继而助长了殖民者的野心。〔36〕

英国人认为，没有产生牛顿的东方是幼稚的、非理性的、愚昧的、堕落乃至不正常的，只有征服它，才能完成必要的改造。晚清不知道牛顿、工业革命，更不知道洛克的政治哲学经过孟德斯鸠的发展已经改造了英国，更缔造了一个拥有全新治理理念的美国。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些呢？

要说面对老外的机智，又有谁赶得上张德彝呢？晚清张德彝有一段非常漂亮的言论，显示了外交家的智慧，大长民族之气。

1871年5月，张德彝在出使法国的时候，有法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把外国人称为“鬼子”，张德彝回答说，这其实是一个误会。中国一直叫外国人“桂子”，以前中国汉代通西方（西域）时，在“龟兹”得到了葡萄种子，所以国人对这个地方很熟悉。但老百姓不知道“龟”的正确发音是“qiū”，错误地读成了“guī”，“龟兹”也就变成了“桂子”（鬼子）。他们也不知道那里的人相貌服饰如何，以为来自西边的人就是“桂子”，所以听说你们是从西方来的时候，他们这样称呼你们也就不足为怪了。

之所以不称呼“俄罗斯”为“桂子”，是因为俄罗斯长期与中国打交道，来中国也穿中国人的服饰。就像今天中国人出门，会被当做日本人一样。

张德彝反问法国人，你们叫中国也不见得多好啊，什么“斋那”、“吉那”……中国四千年来，从未被其他国家如此叫过，你们的根据又是什么？

法国人听得惊呆了，又佩服得不行，鞠躬而退。〔37〕

二、“以茶制夷”的观念演变

“以茶制夷”的思想，是中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一贯观念，在明代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清代不过承袭了这一治国思潮，一切有迹可循。晚清重提这一论调，惨遭后世嘲笑之处在于：这个时候的“夷”，是涉洋过海而来的其他人种，而非历史上与中原王朝一直联系紧密的少数民族。然而，于大清国政界和知识界而言，像英国这样的外夷，与其他少数民族没有什么区别，产生这种想法，大约跟他们与中国相邻的另一个“外夷”俄罗斯长期打交道不无关系。

①　乾隆对俄罗斯的贸易制裁

茶叶、大黄……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

——赵翼

在“以茶制夷”的观念上，乾隆时期的历史学家赵翼有一段很著名的言论：

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而西北游牧诸部，则恃以为命。其所食膻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荣卫也。自前明已设茶马御史，以茶易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为抚驭之资，喀尔喀及蒙古、回部无不仰给焉。

太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今又许其贸易焉。天若生此二物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38〕

赵翼画像

前一段，赵翼总结的是明清以来中原王朝对西北民族采取的茶叶政策，后一段则将茶叶政策推广到俄罗斯和英国等其他国家。

明代“以茶制夷”的思想可谓被从头贯彻到尾巴。明太祖朱元璋对渝蜀王朱椿时说：“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著人坐收其利，而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他的意思很清楚，国家垄断茶叶，目的是用茶换战马。现在边关松懈，私茶出境，拿我们有用之物，换些个无用的东西，让别人尽收其利，而自己吃亏，这怎么能够体现“以制戎狄”呢？为此，他推出了茶叶的金牌制度，最终形成了“茶贵马贱”的贸易格局，把利益和控制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明嘉靖年间，政府已然将“以茶制夷”的政策玩得炉火纯青。嘉靖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材有一番高论：“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人，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故在当时茶法通行，而无阻滞之患。”〔39〕

在明代，西北乃至西南游牧民族离不开华夏之茶，政界和知识界早就对此达成共识。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茶叶，就能控制住人群与疆土，而茶叶所到之处，也成为中原文化上的疆域。

嘉靖之所以不愿意给后蒙政权的俺答汗开茶马互市，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一旦蒙古人掌握了茶叶，他们就会与藏族及其他游牧民族形成联盟，那么“以茶制夷”的政策就会失控。〔40〕

这点，不妨看看朱棣时代著名学者解缙的言论。他在《送习贤良赴河州序》的文章里诉说了一个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明朝在河州设置陕西都司和茶马司，“控西夷数万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41〕。这不是明廷实际控制的疆域，而是对茶传播而想象出来的疆域。而朱元璋的治边策略，就是力图用茶去打通西方。

清代在满蒙藏联盟的背景下，加上康熙、雍正及乾隆的文韬武略，解缙的想象区域成了清廷实际控制的区域。而茶叶也慢慢演变成特别供给物资，而不像之前仅仅是“茶马贸易”的品种，但其作为国家战略物资的属性依旧没有改变。

解缙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他们认为番人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茶之于夷人，如同酒醴之于中国人。因为茶马贸易，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信而笃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的作用。

解缙的构想基于两个重要提前：一是茶必须只有明廷（中原）才能提供；二是夷番必须嗜茶如命。这样一来，茶便作为媒介，带来了观念的变化。

西边（夷番）——茶——中心（华夏）

西边（野蛮）——茶——中心（礼仪）

西边（藩篱）——茶——中心（堂奥）

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来。通过贸易、文化等渗透，最终在心理上获得西边的认同，中心也随着茶而发生空间上的迁移，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与茶叶贸易圈。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表明，中国之所以拒绝与那些外夷贸易，是因为其自身就有一个朝贡贸易圈，他们不需要通过英国人就能达成很好的贸易循环，而并非费正清等人所言“西方的冲击造成中国和亚洲的近代化”。这个贸易圈里，有朝鲜、越南、泰国等传统附属国，也有俄罗斯和日本这样与中国只有朝贡关系但独立的国家。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了，是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转型。〔42〕朝贡贸易圈就是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谓的“亚洲经济圈”，只是传统研究更多侧重其礼仪和政治层面。

1794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来到中国，向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乾隆帝也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瓷器，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所资，并沾余润。”

赵翼说茶天生是我朝控驭外夷之具，正是传统“以茶制夷”观念的产物，强调的是控制，是皇权的威慑力，而非只是贸易赚点银子。而大黄控外夷之根据，则源自关闭恰克图互市的实践。

1728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自此恰克图就成为中俄贸易的市场。后来因为俄罗斯窝藏中方罪犯加上俄罗斯人在边境抢劫，乾隆曾三次下令关闭恰克图市场，分别为1762—1768年、1778—1780年、1785—1792年，加起来有15年之久。这15年里，大清对俄罗斯进行了贸易制裁，外禁皮毛输入，内禁茶叶输出，使俄罗斯至少损失了500万卢布。

19世纪的恰克图

1750年，乾隆就点出了俄罗斯的死穴：“俄罗斯地虽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须仰给内地。且其每年贸易，获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国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

清代研究俄罗斯的著名地理学家何秋涛也谈到，他写《朔方备乘》是为了达到“知夷制夷”的目的，为大清抵御沙俄侵略提供全面的依据和参考。谈到中国贸易的时候，他高度总结为八个字：“彼以皮来，我以茶往。”回顾中俄两国的贸易史，会发现确实如此。

根据郭蕴深在《中俄茶叶贸易史》中的记载，1672年，东西伯利亚向中国输出了13000张貂皮，但带回去的茶很少。1692年，俄罗斯一支私人商队从中国带回去300箱茶叶，这比以往增加了不少。18世纪初期，毛皮是俄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占其对外贸易总值的80％以上。1728年，俄罗斯一支商队带出了210万张毛皮，在北京销售了100多万张松鼠皮，20万张银鼠皮，15万张狐皮，10万张貂皮。

1755—1762年年间，俄国进口了6000普特〔43〕的茶叶，主要是白毫、珠兰和绿茶，进口了5000～7000普特的砖茶。1762—1785年，每年从恰克图输出的茶叶近3万普特，占清朝全部出口商品总值的15％，茶叶成为继棉布之后的第二大出口产品。1789年出口茶叶为46997普特，1799年出口茶叶为52343普特，1800年出口茶叶达到69580普特。〔44〕茶叶贸易让西伯利亚这个贫寒之地变得富裕起来，茶叶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成了恰克图俄国商人财富的重要象征。苏联学者西林说：“每个商人都只用茶叶来炫耀，他们把来客没有见过的各种类的茶叶一种接一种地拿出来给他喝。”

茶叶贸易让恰克图成为著名的北方小镇，生意兴隆。“恰克图”来自蒙语词，意思是“有茶的地方”。1774年，俄国商人有488人，行会人员有908人。1800年，俄国从恰克图贸易中征收了715364卢布的关税，占俄国全国关税的20％，一个恰克图的收入抵得上俄国三个省的收入。

华中茶叶加工，主要销售俄罗斯，19世纪70年代

1785—1792年，乾隆的闭关让俄国人不得不付出三四倍的价格去购买其他国家商人贩运来的茶叶。1普特中国茶价值11卢布，而西欧运来的茶却要52卢布以上。

19世纪，恰克图的茶叶贸易超过了棉布，占据了中国商品对俄贸易的头把交椅，成了十足的硬通货。1820年，西伯利亚总督彼兰斯基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销往俄罗斯的主要是白毫茶，1812—1817年，中国对俄白毫茶年平均输入额占中国年平均对俄贸易总额的60％，1818—1824年为75％，1825—1831年为86％，1832—1838年为89％，1839—1845年为91％。俄罗斯进口白毫茶的数额在19世纪40年代占俄进口茶总额的2/3，剩下的是销售给西伯利亚当地喝的砖茶。〔45〕

压制砖茶，主要用于边销或卖给俄罗斯，19世纪80年代

到了1844年，恰克图贸易达到鼎盛时期，俄国成为对华贸易的第二大国。买卖城有1500～2900名晋商，共96家店铺，19世纪中叶，店铺增至150家。这里繁荣的茶叶贸易吸引了美国商人的到来，他们感慨地说：“白银和黄金支付货款的三分之二，白银和黄金都跑到中国商人的大钱柜里去了。”

1791年，乾隆下令粤海关全面禁止俄罗斯毛皮进口：“朕闻外洋夷地与俄罗斯相连，近年俄罗斯因未通贸易，北边一带稽查严紧，私将海龙、黑狐等项皮张货物，由洋船贩至广东售卖，恐该关税课充盈，或由于此，俄罗斯需用内地大黄、茶叶等物，刻不可离。若私贩皮货至粤，自必易换该国必需之物，透漏出洋，是名为闭关，仍不能全行禁绝。”〔46〕

俄罗斯皮货贸易

恰克图市场被关闭后，粤海关就成为俄罗斯与华贸易的唯一通道。乾隆仅仅凭借一份海关报告就能看到问题所在，充分说明了开通唯一进出口通道的好处。

关闭恰克图市场，俄罗斯的支柱产业——毛皮产业受到重创，又因为得不到茶叶，西伯利亚出现乞讨之人，三次闭关差点让俄国人与中国人打起来。但1788年，他们还是罢免了袒护肇事者的总督，1789年处理了枪杀中国人的卡伦巡兵案，1791年，他们低头认错，要求开市。乾隆也卖了个人情，1792年，恰克图市场重新开放。

尚在1770年，乾隆谈到缅甸与俄罗斯的区别时，他说，“缅匪情形，本与俄罗斯不同。……若缅匪与畜类虫蚁无异，茹饮秽恶，回与人殊。并非急需内地之物。即向来交易，彼亦无大利可图，且其境与洋通，诸货尚可购之海舶。虽不通商。实不足以制其死命。”

在尼泊尔入侵西藏后，乾隆也提出限制对其输出酥油、盐巴。

乾隆的贸易制裁政策，其实是从解缙的思想发展而来，只不过前者是收，后者是扩而已。要制人于命，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自己能控制（提供）他人需要的物资（茶叶、大黄）；二是要有可以控制的渠道。

于大清而言，陆路尚可严加控制，但控制海路却显得力不从心，海路呈现更为复杂的特点。从乾隆关闭宁波海关也可以看出这一问题。

从顺治到康熙，大清有两次影响巨大的禁海政策，第一次是为了防范盘踞台湾的郑成功，第二次则是担忧沿海居民和海外华侨交往带来不测变化。朱雍在《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里分析说，乾隆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其实与康熙的担忧有相似性，乾隆关闭宁波海关的动因，恰恰是担忧宁波会造就又一个澳门出来。〔47〕

当时浙江提督武进升汇报说，前来求通商的英国人，不仅有汉语流利的洪仁辉，还有广东籍的中国人，最关键的是还有40名没有发辫的澳门小厮。这40名小厮引起了乾隆的警觉，他要求两广总督杨应琚详查此事。据杨回报，澳门是民番杂处之区，内地居住澳门的人，大凡都是生意人，没有剃发之事，跟随英国人到宁波的那些小厮，实则是番人。大清对澳门失控，要是再出现一个澳门，势必带来更坏的影响。

1756年8月4日，乾隆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要是来宁波的外商多了，宁波又会成为一个市集。他对闽浙总督喀尔吉善说：“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疑，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1757年2月25日，乾隆帝给喀尔吉善的上谕里写道：“浙省宁波虽有海关，与广省迥异。且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紧要。”乾隆给两广总督杨应琚的上谕又在重复：“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乾隆于1757年下令关闭宁波口岸，说要保证广东口岸利益，不见得是真心话。因为贸易所创造的利益，并非天朝所看重，否则何来“闭关锁国”的政策？闭关之后，才有1758年的英国使团访华。

1841年1月，浙江巡抚刘韵珂给道光的建议中，谈及开放宁波的坏处，他担心败坏民风的思路与乾隆大致相同。

对俄罗斯的控制正是陆路与海路双轨进行，在陆路闭关不成后，乾隆关闭海路最终导致俄罗斯就范，达到了贸易制裁的目的。尽管其中有俄罗斯皮毛的作用，但对大清而言，这无非是再次强化了茶叶、大黄可以制夷的观念。

这段历史会让人联想到之后的鸦片贸易牵扯出来的茶叶问题，只是时过境迁，大清再不是那个盛气凌人的大清。当晚清再次重提以茶黄制夷的时候，尽管也采取了封关禁烟的政策，但等待他们却是船坚炮利的英国人。

②　道光对安集延的贸易制裁

欲禁安集延交通之弊，必先禁外夷所用之茶。

——道光

即便是道光帝，也不只是对英国人采用大黄与茶叶贸易制裁。

早在1827年（道光七年），为了平定张格尔在新疆的叛乱，让其跟随者主动交出首恶，道光帝也采用了贸易制裁手段。他下旨说：“请断绝各外夷贸易，并严禁大黄茶叶出卡，该夷等或可将张逆捦献。亟须严防各处卡伦，及开齐小路，以免偷漏等语。大黄、茶叶，系该夷必需之物，果能严行禁绝，俾外夷无以资生，藉捦献张格尔，为求通贸易地步。”〔48〕

晚清时代的中国北方茶马古道

张格尔叛乱，是乾隆1759年平定新疆大小和卓之乱后遗留的历史问题。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当年逃到了浩罕，因为大小和卓一直与浩罕的伯克〔49〕额尔德尼关系良好，所以萨木萨克便在浩罕居住下来，而额尔德尼又表示要内附大清，乾隆也没有追究漏网之鱼。

浩罕完全依赖与新疆的贸易存活，次年额尔德尼便派出使团入京朝觐，其后的继任者也一直对大清比较恭顺。萨木萨克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玉素普、张格尔和两个孙子倭里罕、布素鲁克不安分起来，他们在等待一个机会，准备杀回新疆。

恰好浩罕新伯克爱玛尔也是一个野心膨胀之辈，他1811年即位后，自称“汗”，头戴王冠，时常演奏成吉思汗、帖木儿时代的乐曲，梦想着创立又一个铁骑帝国。1820年，在爱玛尔的支持下，张格尔返回新疆，策划叛乱。1822年爱玛尔死后，他的儿子迈买底里即位。迈买底里野心极大，很快就与张格尔结成联盟，张格尔答应他，只要打下新疆，便把喀城让给他。

1826年，张格尔率浩罕、布鲁特士兵500余人，窜回喀什噶尔（今喀什）附近，以拜祭其祖先玛杂（坟墓）为名，利用南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绪，集众万余人发动叛乱。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城，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张格尔占领喀什噶尔之后，英国派出间谍20余人充当顾问，训练军队，提供援助。清政府命伊犁将军长龄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清军3万余人，会师阿克苏，组织全面进攻，相继收复喀什噶尔等城。1827年，张格尔率领500骑兵来袭，中途发觉中计而反向奔逃。清将杨芳与伊萨克等人急驰追赶一昼夜，张格尔逃至喀尔铁盖山，仅剩30余骑，遂弃马登山，遭杨芳副将胡超、段永福伏击生擒，解押至北京处死。

张格尔虽然死了，但浩罕对新疆的骚扰没有停止。迈买底里甚至把张格尔的哥哥玉素普也唆使到反叛阵营中。

长城南口关隘，版画，刊印于《伦敦新闻报》

在战事僵持不下的情况下，1828年，道光决定对浩罕进行贸易制裁，他听说安集延每年从内地走私茶叶有十余万至二三十余万斤之多，便下令关卡，严查走私，层层问责。“欲禁安集延交通之弊，必先禁外夷所用之茶。”之后从都统、总督到巡逻兵、商人，全部被纳入问责人员名单。

无论南商北商，均属便于稽查。其未定官商以前，商民所贩之茶叶大黄，著于经过乌鲁木齐时，由该都统发给印票，注明名色斤数，以便查察。并于紧要隘口，派委官兵验明，与票相符，方准放行。稍有夹带杂茶细茶，即照私贩究办。倘该官兵等有勒索贿，及隐匿偷漏情弊，查出一并严惩。

并著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派员在所属之奎屯地方，设卡严密稽查。逐起备文报明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城，及贩至伊犁，由该大臣等派委官兵，在塔尔奇第一台站，复行稽查。已到之后，责成抚民同知，设立循环簿，按月汇数详报。并著知照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一体办理。至伊犁境内各卡伦，每于哈萨克贸易事毕，派协领等员稽查，叠加并无私贩茶叶大黄出卡甘结。如有偷漏私贩。将出结加结之员严参惩办，以除安集延交通之弊。〔50〕

这项严厉的禁茶政策与后来周顼提出的茶叶政策有类似之处。道光只是因为邓廷桢等人的一次反对就放弃了周顼的计划显然说不通，平定张格尔表现出了道光很出色的一面。问题到底在哪里？其实道光年间，海禁已经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一方面，大海四通八达；另一方面，还不是所谓的军务松弛的问题，而是沿海贸易的利益把人心带坏了，外商不靠贿赂能买到好的茶叶么？鸦片走私，大部分也是靠那些“人心坏了”的中国人推动的。

在清廷的层层稽查之下，“安集延因不能私贩，无利可谋，大半自愿出卡，归部落。所有寄居伊犁之安集延。内有愿归该部落者，给予路票，分起解送”。一年后，西北两路“私贩之源已绝，而安集延交结偷漏之弊亦除”。但凡发现内地居民私贩茶叶，都在没收其财产后，充军烟瘴之地。而外夷居住不满十年者则要被编入回籍，就地种地。

贸易制裁5年后，考虑到新疆的稳定与民族团结，道光十二年，清廷在安集延恢复了茶叶、大黄等物的弛禁政策。但当年主导茶叶、大黄双禁的钦差那彦成却成了替罪羊，被撤职查办。种种迹象表明，道光并不是一个有自己想法且意志坚定的人，这从后来他对严禁鸦片的林则徐等人的态度上亦可看出。

外国鸦片由上海入口

当英国人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帜，力图撕开中国市场时，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里说：“中国国土广大，具有多种不同气候，在必需品上——虽然不是在奢侈品上——可以自给，因此中国政府绝不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可以随意限制对买贸易。与外国人交易，也有一些中国人发财。但中国政府教育人民的时候，却说允许外国人通商并不是为互利，而只是由于外国人需要中国产品。这样是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所教导的人道主义的。”〔51〕在另一个层面上，斯当东分析，可替代的产品太多，比如中国没有胡椒，但是却有胡椒的代替物，再如用苦瓜代替胡瓜……中国不需要外国的物质，但英国人却要中国的茶叶，到了离不开的地步。

另一位长期居住中国的英国人赫德也说：“中国既不需要出口，他们可以没有对外交往而安然独处。中国有肥沃的土壤，能生产各种各样供食用的作物，中国的气候适宜各种果树的生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把农业——提供衣食所需的产业，放在一切行业之上，中国不仅有这些，还有更多。”〔52〕他认为英国人企图通过鸦片战争来打开中国市场，可是60年来是失败的，因为英国人不了解中国到底需要什么。“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绸和皮革。”中国人自己之间的贸易就能构成庞大的、买卖两旺的市场。

近代中国并非都处于被动贸易的状态，因为有以茶、瓷、丝为主体的华夏贸易及朝贡贸易存在，在明代就形成了独特的贸易圈，中国在贸易中完全可以掌握主动权。

但随着茶在印度的广泛种植，日本茶在国际市场抬头，并最后返销中国的时候，中国丧失了贸易以及茶叶的话语权，彻底沦为看客，影响至今。

三、茶叶、银子与鸦片

1840年鸦片战争，就经济意义看来无疑是场茶叶战争。最初的问题都是茶叶输入英国产生的贸易逆差而引起的，为了扭转这种逆差，英国才向中国输出鸦片。茶是因，鸦片是果，鸦片的输入又导致中国白银的大量流出，为了银子，中国有了禁烟运动。

茶、银、鸦片的循环，最终引发鸦片战争。

早期的英国军舰

①　茶叶凭什么制英国

茶叶缔造了大英帝国，没有茶，就不会有英国的现代文明。

——艾伦·麦克法兰

一片武夷山的茶叶，从它带着清晨的露水被采摘到茶农手中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辗转之路。它被卖到附近的集市，换了主人，在那里，被品评，被炒制，被装运，接着翻山越岭、舟车川流，南下到广州，集装成箱，开始长达四个月乃至八个月的海洋之旅。等到伦敦消费者冲泡这片叶子的时候，最早都已是炎炎夏日，春天的气息只能在唇边荡漾。

英国人把茶叶亲切地称呼为香草，它来自中国，那是一个梦幻的国度，生产丝绸，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

宾汉在《远征中国纪实》的序言里说道：“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与中国的交往纯粹是商业上的。直到1840年，新的时代开始了，这个强大的东方国家与西方世界的人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此前中国一直把西方当做半开化的野蛮人，用一种香草交换我们的产品，这种香草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的芬芳充满了使人欢快而不使人迷醉的茶杯。”〔53〕

伦敦第一家咖啡馆，最先以高价向市民出售茶叶

茶叶是何时进入英国的，没有确切的时间可查。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里，梳理了中国茶进入英国的一段历史。〔54〕大约在1657年，英国伦敦有一家叫加威的咖啡馆，首次向市民出售茶叶，每磅价格高达6～10英镑。在加威的出售海报里，茶叶的功能被描述为“质地温和，四季皆宜，饮品卫生、健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在这份“第一张茶叶海报”上，还有更多关于茶的信息，比如能让人身体轻快，提神醒脑……海报还特别提醒，由于茶的功效众多，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地的医生和名人都已经争先饮用了。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异邦，其医疗作用都是首先被提到的。

1660年，英国开始征收饮茶税，1689年开始征收茶叶关税，之后不断提高税费。1768—1772年，按原价的64％征收关税，1773—1777年平均为106％，1778—1779年下降到100％，但1783年达到114％，1784年上升至119％。其后，为了抵制茶叶走私，英国政府不得不出台了“抵代法案”，茶税从119％降到12.5％，由此杜绝了走私，拉动了茶叶的消费繁荣。

大英帝国的饮茶风尚，被认为与一位嗜茶如命的皇后有关。英王查理二世的妻子凯瑟琳是葡萄牙的公主，她进入英国王室后，把英国那些与男人一样嗜酒的上层贵妇培养成茶叶爱好者。英国诗人E. 沃勒赞美道：“花神宠秋色，嫦娥矜月桂。月桂与秋色，难与茶媲美。”

凯瑟琳皇后喝茶图

茶叶进入英国100多年后，已然成为上至贵族下至贫民都迷恋的饮料。戴维斯于1795年在《农工状况考察》中说：“在恶劣的天气与艰苦的生活条件下，麦芽酒昂贵，牛奶又喝不起，唯一能为他们软化干面包的就是茶……茶不是造成贫穷的原因，而是贫穷的结果。”不管原因如何，茶已经是英国人生活中的必需品。茶叶也是中英贸易里最重要的物品，并由此成立了垄断中国茶销售的东印度公司。英国为茶立法收税，填补国库之虚。

1704年，东印度公司在发往各地商馆的文件里写道：“茶叶是对公司的利害极为重要的一般日用必需品。”在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产品中，自1718年开始，茶叶取代生丝、绢织物占了首位。以1784年为分界线，茶叶无论在绝对额还是就其在输出总额中的比重而言，都成了绝对重要的商品。〔55〕茶叶贸易不但关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生死，而且对英国财政收入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的获利都在100万英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56〕

伦敦码头，东印度公司正在卸中国茶

斯当东很担心一些偶然因素会导致中英贸易中断。他分析，凭着英国人的勤劳勇敢和政府的贤明，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关键之处在于茶叶，这不受利益控制，茶叶只有中国才能提供，而此时英国人已经离不开茶叶了！〔57〕这会让那些被后世嘲笑的晚清官员获得些许安慰，因为他们确实抓住了贸易问题的关键。

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斯当东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英国对中国茶叶的依赖，他说自从荷兰冒险家从中国带回茶叶后，茶叶在欧洲日益风行。茶在英国，从在咖啡馆销售，到后来成为国家税收的对象。东印度公司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从最初每年销售量不超过5万磅，到后来每年销售量达2000万磅。在英国，不分种族、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年平均需要1磅以上的茶叶。要是茶叶贸易中断，那么情况会很糟糕。

“突然停止提供这种大量的消费品而又无其他代替品，将会在广大人民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英国方面已经设法在印度一些气候和土壤比较适宜的地方试种茶树。在科西嘉岛上的少量种植生长得很好，但是投资却大于产品价值。将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英国方面不必依赖外国进口，自己也可以生产价格便宜的茶叶，这种可能性也是不小。但是为了预防自己种植万一失败的情况，那就有必要同北京王朝搭上关系，改善英国在华商人的处境，使他们能够解除过去那种困难状况。”

经济上的单向依赖，让英国人必须面临一个巨大难题，如何支付茶叶费用？英国输出的产品在中国并不好卖，除了在以物易物的置换贸易中获得一些茶叶外，大部分茶叶需要用白银支付，为此英国付出了巨额的白银。

庄国土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700—1840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18世纪60年代后，东印度公司扩大了对华贸易，却带来更大的贸易逆差，白银问题导致了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困难。为了平衡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决定对华输出鸦片。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白银239045040两。〔58〕通过鸦片的输入，英国人不仅得到了想要的茶叶等物资，还赚了大把银子回家。

英国下午茶

庄国土得出的结论是“18世纪中西贸易的基本结构，是西方国家以其殖民地产品，主要为白银、棉花、胡椒等交换中国的茶、丝、瓷器等。当这种贸易结构能保持平衡时，西人仍然获得巨额利润，传统的贸易方式仍可维持。由于白银短缺和中国政府厉行鸦片查禁，传统的中西贸易结构难以为继。西人随即诉诸武力，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

贸易顺差与逆差并不能成为判断一个国家富强与否的标准，不然，现在的美国就是穷国。如何评判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有强有力的论述。他认为中国在明清时期之所以有那么强的吸银能力，是依靠其独特的贸易品来完成的，确切地说，就是茶、瓷、丝这三大物质领衔的贸易体系。因为茶、瓷、丝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份额大、参与程度高及重要性强，才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领先地位。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另一个同样被弗林和拉吉尔德兹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作为世界对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和作用。……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及由此产生的进出口顺差，导致了世界对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59〕

弗兰克总结说：“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这种贸易顺差主要基于它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它还出口黄金、铜钱，以及后来的茶叶。”

美国独立战争后，美国靠的也是自己的特色产品西洋参打入了世界贸易体系，而英国人最初来中国推销轻纱，目的都一样。

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等在《绿色黄金》里认为，茶叶创造了英国，并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60〕麦克法兰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与茶叶有莫大的关系。18世纪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即中国、英国和日本，同时也是茶文化得到最好弘扬和发展的地区。

他立论的主要依据是茶水消灭了细菌，让中国唐宋时期的人不仅免于疾病困扰，还增加了营养，这让众多的人口得以持续创造财富。人口大爆炸与成活率高被归因于沸水与茶结合的饮食层面。同样例子也可以解释日本14到17世纪的发展过程。日本能够幸免于1817年、1831年和1850年的霍乱，也与他们全民饮茶有关。而英国全民饮茶时代，正是18和19世纪，刚好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期。工业革命导致城市人口膨胀，聚集居住，更容易引发各种传播性的疾病，但英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许多疾病开始减少或消失，这都归功于英国人的饮茶习惯。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也支持这种说法。他在分析欧洲人口问题的时候说，正是因为酒和茶替代了受到污染的水，才使得欧洲人口死亡率下降。〔61〕

乾隆时期刚好是中国人口增长很快的时期，从雍正十二年到乾隆二十九年，人口增长了7.7倍，达到2亿人，而到道光十八年，已然有4亿人口的规模。〔62〕茶叶让人口增长，而鸦片能让人口减少，这也是道光年间许多大清官员的论调。

欧洲人喝茶图

在中国、日本、英国生活的母亲，因为她们饮茶，所以小孩喝到的都是安全的母乳。喝热水的习惯，同样被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所看重，加了茶叶的热水更是文明进步的标志。也因为喝茶的风尚，导致哪怕是喝白开水的人，也被视为其有饮茶的行为，这是文明史上了不起的事情。〔63〕

也因为这样，茶为每一个需要发展的国家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茶也为他们的简单生活提供能量源。饮茶避免了大量谷物被拿去酿酒的风险。在17世纪末，啤酒消耗了英国一半的谷物，他们不得不进口谷物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18世纪末期，工人的收入有10％用来买茶和糖，只有2.5％用来买酒。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威廉逊说：“如果没有茶叶，工厂工人的粗劣饮食就不可能使他们顶着活干下去。”麦克法兰认为，中国茶叶的适时到来，正好适应了英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并大大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

麦克法兰的第二个依据是，茶叶改变了英国的社会阶层，尤其是下午茶会和茶馆的出现，几乎起到了重塑英国文明的作用。英国的饮茶风气最先在上层社会的贵妇中传开，然后被中产阶级妇女所接受。

在英国早期的酒馆和咖啡馆里，只能看到男人的身影，英国妇女还曾发起过抵制咖啡的运动，她们认为咖啡带坏了英国男人，让他们彻夜不归。但茶叶不一样，性情温和，适合妇女和小孩。手握茶壶的女人就好比拿着刀剑的武士，参与的人只能屈服于她。这提高了妇女的地位。

第三个论据，茶叶帮助了英帝国的扩张。

关于茶叶造成的影响，英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为了一壶小小的茶叶，中国文化几近毁灭”；另一种是“茶叶在英国的作用如同蒸汽机一样重要，它帮助英国人度过危机并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对上述两种说法，麦克法兰持赞成的态度，他认为茶叶对英国的战略扩张尤其是军事上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18世纪20年代英国人广泛饮茶之前，英国仅有北美、西印度殖民地及部分对印度和远东的贸易。而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的殖民地不仅囊括了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拥有了非洲的很多地方及南美洲、印度等地，真正成为日不落帝国。

对茶叶的需求影响了海上贸易，也影响了皇家海军、商业资本、银行和信托系统。它促进了英国商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其在亚洲区域密集的贸易网络，让英国势力强大无比，为他们在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山麓争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周宁在《鸦片帝国》中也总结了茶在四个方面对英国产生的影响。〔64〕

其一是在国民体质方面，茶有效平衡了英国人的饮食结构，为英国人的多酸性主食——面包——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多碱性的佐餐饮料。

其二是在家庭伦理与社会意义层面上，茶的温和促使了人的温和。英国人之前深受酗酒之害，在很大程度上，是茶陶冶了英国人的性情，维护了道德。一个家庭的下午茶有助于他们完成必要的亲情仪式，带来和谐。诗人库柏用诗描绘了喝茶为英国人家庭生活创造的温馨和谐的世界：

拨旺炉火，紧闭门窗，

放下窗帘，围起沙发，

茶壶的水已煮沸，咝咝作响，

沏一壶热茶，又浓又香，

轻松而不沉醉，心神荡漾，

我们迎来一个安详的晚上。

欧洲第一幅茶画，基歇尔，1667年

从家庭生活到社会交往，茶扮演了重要角色。茶会与咖啡馆一样，扩大了公共空间，促成了一个市民社会的诞生——这点正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要素。

其三是茶促使英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观和文化仪式。英国人生活中的下午茶点与茶会，是生活高度精雅化的表现。从饮茶使用的瓷器、客厅的餐桌到茶园的装饰，布置都非常讲究，喝茶的文化意义大于生理意义。

最后是茶在英国现代文明史上的经济政治意义。东印度公司通过垄断中国的茶叶生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富可敌国的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的代名词，为英国之后推行殖民政策，完成了必要的财富积累。

就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喝茶成风时，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危言耸听地说，中国从欧洲商人那里得到白银，给他们的却是成千上万磅使人疲软无力的茶叶，从而使欧洲衰败。事实证明，他错了。而中国政府控制茶叶的想法却是明智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会带来战争，并导致中国从此走向衰落。

考虑到中国对茶叶的绝对控制权，英国不得不寻求到其他地方种植茶树。英国本土的茶树种植一直不成功，英国派遣的植物猎人把茶种带回英国后，悲观地发现英国的土壤根本无法种植茶树。后来茶树在印度阿萨姆种植成功，英国人用了与清廷同样的手段，他们企图通过茶叶来控制西藏，另一轮的茶叶贸易与政治战争，从沿海转至内陆，在喜马拉雅山麓展开。

②　白银流失的恐慌

通过茶叶，大清赚到了不少银子，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但因为鸦片，大清丢了不少银子，这就引发了清政府强烈的关注。

远在1729年，雍正就下了一道禁烟令，明示鸦片为违禁品。〔65〕这份禁令只是针对国内从事鸦片买卖的人，而不是普通的吸食者，也与经营鸦片的外商无关，属于内禁范畴。惩戒措施主要为：贩运鸦片枷号一个月，然后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判死缓，从犯则杖一百，流放三千里。这一时期，鸦片进口量还很少，主要用作药材，税收也不多，每百斤税银三两，再加分头银二两四钱五分。

到了嘉庆年间，清政府发现鸦片带来的社会问题不小，于是，不仅增加了对国内吸食鸦片者的惩戒，还增加了对夹杂鸦片的外来船只的惩罚，这一时期清政府采用的是内禁与外禁的双重措施。日本学者井上裕正研究发现，从雍正到嘉庆中期，鸦片问题都与民俗民风有关，鸦片连同赌博、奢侈、邪教等被视为人心从恶的一种劣习，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必须从严加以禁止。〔66〕许多官员把买卖鸦片等同于加入外教罪处罚。从雍正后期到道光年间，鸦片问题变得迫切，主题便直接切入到白银流失的问题上。

外国人拍摄的中国鸦片吸食者

早期关于白银流失的争论，主要围绕以广东十三行为首的洋商用高纯度的纹银（马蹄银）换低品质的鹰洋（西班牙银币，后称墨西哥银币）而造成白银流失的问题。许多官员对洋商发难，要求他们采用“以货易货”和“以洋银易货”以减少或杜绝国内纹银流失。〔67〕“十三行”是清政府授权的外贸机构，成立于1687年，由清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改制而来，主要由粤海关的富裕商人组成，代表清政府履行海外贸易职责，具有唯一性特征，高度垄断了各种进出口的货物。〔68〕十三行的洋商办理出入口许可证，需要20万两银子，且财务之间需要相互担保，是晚清从商最高级别门槛。十三行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两个福建人——伍浩官和潘启官。

十三行组织结构为：两广总督和广州巡护（权力机构）——十三行洋商（中层代理、担保）——本国和外国商人。1759年，乾隆下令外商交易必须在广州，故这里成了对外贸易的唯一地。负责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在华设有管委会，这个管委会若要买卖货物，必须与十三行对接。

清廷“银子可以控制”的认识，就是建立在十三行高度垄断对外贸易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只要在贸易层面上加以限制，就能控制住银子流失。但其后随着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入，清廷内部的许多官员发现，把罪责推给十三行是不对的，鸦片走私才是导致白银外流的元凶。

尽管程含章和包世臣分别在道光三、四年提出白银流失与鸦片有关，但当时白银流失问题的严重程度不足以令道光重视。只有皇帝觉得自己的钱袋子出了问题，他才会积极介入。于是就有了弛禁派和严禁派的那场著名争论。

1836年（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率先发难，他上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和《请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69〕，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

一是鸦片传入中国有史可查，从明到清都是突出其药用价值，但鸦片是成瘾品，久吸食必生祸害。

二是鸦片在大清的历史。乾隆前，鸦片入关，缴纳关税后，用来交换茶叶等货物，走私者则以纹银交易。嘉庆初年吸食鸦片，只是罪至杖责，但其后在徒、流、绞等重典严罚下，吸食者反而遍布天下。在嘉庆初年，来华鸦片不过几百箱，但至道光年间，猛增至2万余箱，估计岁耗白银上千万两。以前夷商带洋银到中国购货，沿海之民获利颇多，但现在夷商私售鸦片，根本不用带资金，反而赚走了纹银。以前每两纹银可以换钱千文，现在每两竟能换一千二三百文，银价有增无减。若任其发展，必然会“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能容纳30万个鸦片球的仓库

三是与诸国通市不可断绝。首先，贩卖鸦片的只有英国人，不能因此断绝与其他诸国悠久的互市传统。再者，濒海还有数十万依赖互市为生的民众，他们的生计问题要考虑。最后，夷商在大洋外，随处可以停歇，无从阻断其贸易之路。

四是律法不能从根本上禁止鸦片贸易。大清禁烟不可谓不严，但法越峻胥役之贿赂越丰，棍徒之计谋越巧。两广总督阮元严办澳门叶恒树就是例子。夷商在无可落脚的情况下，便选择了伶仃洋为据点。这里水路四通八达，各种私运船只络绎不绝，屡查不禁。重贿关卡，杀害官兵，冒充官兵，栽赃陷害……走私者各种伎俩都使出来，不畏法者大有人在，致使良民受害者不可胜数。这些都是在严禁鸦片走私后才出现的情况。

五是吸食鸦片的人群。吸食鸦片的人，要么是一些懒惰无志、无足轻重之辈，要么就是一些命不久矣的年迈之人。“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大卫之防，早为之计。”

六是鸦片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纹银购买。闭关不可，徒法不行，惟依照旧例，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纹银购买。纳税之费少于行贿，夷商会更乐意。洋银与纹银一样，禁止出洋，有犯被抓获者，鸦片销毁，银两冲赏。文武官员、士兵有私食者，立即革职，但免其罪。上司要是纵容手下吸食，也要查处。对民间的贩卖者和吸食者，一概不论。

最能代表中国的元素：瓷器、茶皿、烟具。
1870年，威廉·桑德斯拍摄

七是主张内地种植鸦片。内地种植鸦片，已有先例，后因律令废止。内地鸦片，比之洋烟，性温和、价廉，食之不伤人，又容易断绝。来自吕宋的旱烟本土化后，早就不用从吕宋进口，这是一例。内地种烟更大的好处在于，夷人贩卖的鸦片将无利可图，自然解决了白银外流问题。况且，种植鸦片不影响农民的耕作。

八是弛禁鸦片不违朝廷政体。

道光帝拿到这份奏折，有些心动。他特别圈点出第二要点，发到广州，征求邓廷桢等人的意见。

邓廷桢、文祥等人看到许乃济的奏折，心里乐了。鸦片弛禁论，在广州一直很流行。许乃济出任过两广盐运使兼署广东按察使，对这里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何况之前便有同乡何太清对他建言，鸦片开禁对清廷大有好处。广州学海堂书院的教官吴兰修曾写过《弭害论》的策论文，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许乃济奏折中的许多论点都出自《弭害论》。〔70〕

邓廷桢的前任卢坤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卢坤提出鸦片走私“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征税银，以货易货，使夷人不能以无税之私货售卖纹银者。有谓应弛内地栽种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纹银仍在内地转运，不致出洋者。其说均不无所见，然与禁令有违，窒碍难行”〔71〕。其被革职后，邓廷桢一直对这个问题隐忍不发。

现在有人打出第一枪，他们自然不会错过附会之机。“立制贵乎因时，为政先宜除弊，若除弊而弊益甚，则不得不筹变通之策。”〔72〕这变通，就是鸦片弛禁政策。他们完全赞同许乃济的主张，鸦片问题越管越麻烦，两广总督越来越难当，邓廷桢之前的两任两广总督李宏宾和卢坤都栽在鸦片问题上。

广东军政方面拿出了九条意见，都是针对许乃济意见的具体措施，“如蒙谕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细则为：一是以货易货，应计全数抵算，不准影射；二是水师巡船及关口员役，宜责令专在隘口稽查，不准借词滋扰；三是洋银应照旧章，仍准带回三成；四是鸦片应与其他洋货一样交易；五是额税宜遵旧章，不必加增；六是鸦片价格不必预定，随行就市；七是内地各省海船运销鸦片，应由粤海关印给执照；八是内地栽种罂粟，应稍宽其禁，俾使土烟对洋烟有所抵制；九是官员、士子、兵丁不准吸烟，其余宽其禁令等。

十三行也上书总督府，表示支持许乃济。在弛禁论方面，广东各界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自阮元高调严禁鸦片以来，从事鸦片贸易已经成为最有风险的行业。

根据同期义律与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麦尊的信件往来，英商和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合法化高度认同，一点也不介意未来会陷入与中国本土鸦片的竞争中。他们把许乃济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四处发放，这大约是许乃济得以进入卡尔·马克思视野的原因。英国政府并不赞同鸦片贸易，尤其是鸦片走私，中国政府居然把鸦片贸易合法化，这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1838年6月5日，巴麦尊给义律的信里写道：“我必须说，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因为英国臣民能够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的目的而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更有效地执行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士承担。”〔73〕即便后来英国政府决定派遣武装部队前来中国，巴麦尊仍然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74〕义律也反对鸦片走私，在他写给外交部的信件中，充满了对鸦片贸易的强烈谴责。英国政府认为，中国能解决鸦片走私的问题。义律在写给英国走私商的文件中，也提到了这点。

与广东政界一致的赞同声不同，中央朝廷与其他地方政界一边倒地反对。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樽在《申严例禁以彰国法而除民害折》中认为，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并不能解决白银流出的弊端。在对外贸易中，中方的主要货物是茶叶、生丝等，但如果这些货物不能冲抵鸦片，势必又要用银子来购买。鸦片只禁官方，不禁民间，无疑是掩耳盗铃的做法，这样会让原本不吸鸦片的百姓渐渐染上吸食鸦片的毛病。既然许乃济主张禁止白银出口，那么为什么不反过来禁止鸦片入境，这样不是就能阻止白银外流了吗？所以，彻底解决的方法就是加重刑罚，严防从各省海关流入鸦片。

朱樽认为，白银问题还不是根本，最为重要的是鸦片伤生伐性，损害了百姓的健康。民为邦本，民众染上了鸦片瘾，为害较白银外流严重得多。朱樽站在民生的层面上看问题，“民贫尚可变，民弱不可救药”。

许球的《请禁鸦片疏》〔75〕几乎都是反驳许乃济的观点，但他与朱樽一样，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来解决道光帝最关心的白银流失问题，但其所倡导的禁烟主张仍可一看。他认为禁官不禁民是错误的，因为官来自民，又认为要严办从事鸦片贸易者。

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和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

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致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如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可施其伎俩。

晚清大户人家经常用鸦片烟招待贵客

许球的严禁论影响了后来林则徐的禁烟政策，但当时道光帝并没有表态，他同样传给了在广州的邓廷桢。邓廷桢等人揣摩到了道光帝内心的矛盾之处，他们认可了朱樽的“民心”和许球的“药方”，也指出了朱樽和许球某些站着说话腰不酸的书生之见，有不求实际求名声之嫌疑。“建言者倡论于局外，故抵掌较易敷陈；当事者肩任于局中，则措手宜有分寸。”〔76〕邓廷桢抓住了皇帝最关心的白银问题发问，如果按旧有禁例，能杜绝白银外流，“又孰肯冒不韪而亟议更张”。

无论是驱逐载有鸦片的英国趸船，还是缉拿走私的“扒龙船”，又或者是捣毁窑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不管两派如何争论，邓廷桢都认为，杜绝白银流出才是第一要务。

江西道御史袁玉麟的《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事实上是许球和朱樽观点的合并，再次强调了弛禁论无疑是祸国殃民。之后，再无人上有关鸦片弛禁论的奏折。

1838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再次把鸦片问题推向高潮。〔77〕原文很长，不一一引述，仅综述其要点。黄爵滋开篇就说，皇帝为什么会觉得银子不够花了？原因很简单，就是鸦片导致白银外流，现在每两银子能换1600多文，而之前只能换1000文。接着他从鸦片吸食人群、白银外流和当下禁烟措施的失误入手分析。

一是吸食鸦片的人群增加了。许乃济曾说，以前吸食鸦片的都是些无足轻重之辈，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官府官僚、地方乡绅、工商业者、戏曲演员、署衙书吏胥、妇女、和尚、尼姑、道士等各个阶层都在吸食。到了无人不吸、无处不卖的境地，就连沈阳这个大清重地，也吸食鸦片成风。

二是鸦片走私导致白银流失严重。从道光三年到十一年，每年外流白银一千七八百万两。从道光十一年到十四年，每年外流白银2000余万两。从道光十四年到当下，每年外流白银达3000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加起来，也有几千万两。

三是之前鸦片政策有漏洞，不能阻止白银外流。首先，海关官员收受贿赂、海防线过长都是问题。其次，外商运进呢羽、钟表，与从我国运出茶叶、大黄、湖丝等总价值不足1000万两白银，其中利润不过几百万两，比起走私鸦片的利润，前者还不到后者几十分之一。外商不进海关，在海外贸易，都是因为中国奸商参与走私，才使得走私昌盛，禁海不如防内。再次，禁商不禁民也不行，官商沆瀣一气，也难以禁止。最后，内地种植鸦片也不行，因为土烟不具备与洋烟竞争的实力。

四川的罂粟田

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办法禁烟了呢？有。黄爵滋谈到了自己的措施。

一是从鸦片需求着手，重惩吸食者。之前的刑罚过轻，对于吸食者，要判以死刑，才能完全杜绝。黄爵滋举例说，爪哇人本来很勇敢健壮，但荷兰人诱使他们吸食鸦片后，就变成了孱弱之辈，国家都被荷兰人占领了。荷兰之前也有吸食鸦片者，这些吸食者被抓到后，官方就会把他们绑到竹竿上，叫人来围观，最后用大炮把他们轰入海中，所以后来就没有敢吸鸦片烟的荷兰人。英国也禁止吸食鸦片，抓到了要以死论处。中国的邻国越南曾被诱惑吸食鸦片，但他们察觉了外国人的阴谋，现在也严禁鸦片。所以中国应该效仿外国实行吸食鸦片者处以极刑的政策。

二是在一年戒烟期限内实行连坐制。以五家为一个单元，相互写保证书联保，一旦有人吸食鸦片，联保人也要按律治罪。大城市流动人口多，则以商铺为主，收留吸食鸦片者的店，要以窝藏罪论处。大小文武官员中有吸食者，罪加一等，其后三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官员下属吸食，官员受罚。军队中每五人互相担保，发现有吸食者，一样连坐。鼓励揭发吸食鸦片者，并给予奖励。

抽鸦片的中国人（英国人所绘）

黄爵滋这份奏折谈到的白银流失严重的问题显然引起了道光帝的高度重视，他随即转发给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将军及直省各督抚，要求他们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78〕根据反馈的意见，有20位地方大员反对内禁，主张海禁；有8位主张内禁与海禁双管齐下，军机处大臣穆彰阿没有表态。

海禁派反对严惩烟民，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认为这样会增加诉讼成本。〔79〕山西巡抚申启春不主张对国内吸食鸦片者处以死刑，他认为源头在夷商，烟民受其蛊惑在前，现又有严法在后。峻法为财而设，而非民意，就会让国民有惶然之感。而且，严法之下，可诛之人不可胜数。山东巡抚经额布也不主张严惩烟民，认为并不是烟民把银子运出去的。他反问说，峻法有效的话，历朝历代怎会有那么多死刑犯？

直隶总督琦善的意见也很关键，禁烟以来，他在天津查获1.3万斤鸦片，收缴数量仅次于鸦片贸易滥觞之地广东。他反对重刑治烟民，担忧引起社会不稳定。“若吸食鸦片不肯俯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此大可虑也。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岛，外夷资其衣食，借以探听虚实，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结无赖，一登陆地，炮台反为虚设，此则更大可虑也。”〔80〕

琦善认为封关可以制夷，就是建立在英国人离不开茶叶、大黄的认识上。

他们都把问题再次引向海关，都希望从海禁入手，解决银子外流问题。经额布说，比起躲在密室里吸食鸦片的人，海关不是更容易稽查吗？

湖广总督林则徐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他赞同出台峻法治理鸦片，并指出禁烟之难，不在于革除烟瘾，而在于改变吸食者的思想。“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81〕针对黄爵滋所谓的一年戒除期限，难免有人持观望态度，会不会一年后又不戒了呢？

为了利用好这一年期限，林则徐提出了六项主张。

一是收缴烟具，断绝烟瘾之根。烟枪、烟斗是抽鸦片必备的道具，责成总督、巡抚酌定期限和数额，分州县收缴，当做政绩考核。户口多的地方，若是收缴的烟具寥寥无几，州县官将被撤职弹劾，要是收缴得多，就奖励。

二是广发告示，劝令吸食者改过自新。把一年按四季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三个月。第一阶段自首者免罪，但再犯要加罪。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林则徐显然把吸食鸦片者当做入了西方教会的教徒，戒鸦片等同脱离教会。在第二、第三、第四阶段内自首的人，虽不能免罪，但可以减罪。

三是烟馆经营者在三个月期限内自首可免罪，超过期限的要处以死罪。制造烟具者则只有一个月自首的期限，超过也是死罪。

晚清高档鸦片馆

四是对官员失察的惩罚。主要为革职、降职和调任三种。这项却是为官员留下了后路，因为查办不力者大有人在，包括林则徐自己。

五是地保、牌头、甲长在各自的地头上要勇于举报揭发，不然就是包庇，应与正犯同罪，没收其房屋。

六是审断方法，主要靠“熬”。找一个公共场所，把疑犯全部集中，像科考一样点名验身，封门后，时间一到，有烟瘾的人自然无所遁形。此外，林则徐还提供了一份长达5000多字的戒烟方子。

林则徐治下的湖广，是他禁烟政策的排练之地。当时在广东的邓廷桢却不以为然，他曾指着几案上的水盅对梁廷楠说：“譬如禁茶，茶碗收尽，还可以以这个水盅为饮具，尽绝吸食鸦片，只收缴烟具根本不是办法。”〔82〕

关于鸦片与白银的关系，林则徐另有奏折。他认为，吸食鸦片的人，每天大约需要消费一两银子，假如每百名国人中有一个人吸食，那么四万万人一年外流的白银就不少于一万万两。黄爵滋说每年外流白银千万两，他还算少了。林则徐担忧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把银子送给外洋，就是送给潜在的敌人，壮大他们的力量。黄爵滋举例爪哇国丧于荷兰，犹言在耳。

弛禁派被打压下去后，严禁派在选择内禁还是海禁的问题上依旧有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观点又有许多相似之处。黄爵滋、林则徐等人都主张内禁，而其余大部分总督、巡抚，如申启春等人，都主张海禁。海禁派一个主要的理由就如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所言，“天下鸦片都来自广东”，也就是众议一致认为鸦片要从源头开始杜绝。

双禁政策开始实施前，前所未有的禁烟力度让朝廷感到压力，他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严禁鸦片后白银流失到底能不能控制住？何人能主持这种严厉的禁烟大局？但道光帝通过一奖、一削和一贬来表达自己对禁烟的决心，山东查获鸦片的官员得以升迁，庄亲王、辅国公因抽鸦片而被削爵，马克思赞赏的许乃济则从四品贬为六品，彻底变成闲人。

抽鸦片的贵妇人（版画）

林则徐在1839年被委任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被视为双禁政策的开始。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雷厉风行，缉拿鸦片走私者，收缴鸦片。

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只是一个开始。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还是采用了许乃济的主张，在内地广植鸦片，真的做到了用“土烟”驱逐“洋烟”，也通过鸦片增加了国库。事实上，民国军阀混战的年代，鸦片也是各路军阀军费的主要来源。

四、中国被一家英国茶叶公司就打败了吗

从英国人偷走我们的茶树、茶种开始，我们就丧失了资源优势。

从英国人把第一批印度茶运往英国销售开始，我们就丧失了市场优势。

从英国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原产地开始，茶就被从根源上掐断与中国的关联，我们为之骄傲的饮品居然是华外之物！

甚至，从英国人第一个陶罐厂落地，从第一把带把的银质茶壶诞生，从他们第一次往茶杯中加糖开始，中国茶叶和与它相伴的器皿都成为往事。

我们面对的将是：一切从头开始。

①　立顿王朝，一剑西来

“你的心脏每跳动一次，全世界就有1252杯立顿热红茶被饮用，119罐立顿冰红茶被消费；而立顿每年销售的茶叶净重量相当于约1.4万头成年非洲象的体重。”2005年，一位新华社记者在参观贝德福德的立顿红茶研发基地后，发出了如上感慨。她把这一切归功于科技，“是科技将小小的茶叶变成了国际闻名的大品牌”〔83〕。

2005年，立顿销售了360亿个茶包、7万吨茶叶，产品打入了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销售额突破了15亿英镑（约合28亿美元）。而其在研究经费上的投入同样惊人，每年占销售额的0.7％。涉及顾客饮茶的习惯、饮茶的流行趋势，如何沏茶，顾客对茶叶颜色、味道、包装形式的喜好，影响顾客茶叶选择的原因等。

大象运载着立顿茶前往加尔各答

当时，许多茶叶消费者对立顿还不那么熟悉，即便是中国茶业界，也只是耳闻立顿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但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许多人是因为报道中那段著名的修辞注意到了立顿，那个时候，中国茶叶界正处于“疯狂的普洱茶”时期，对茶界的各类消息异常敏感。

鲁迅收藏的20克普洱茶膏卖到了20万的天价，张国立的七子饼卖到了160万，1饼古董普洱茶单价超过了10万……普洱茶的吸金能力将摩根大通这样的世界金融大鳄也吸引进来，云南省当年笑纳了大约10亿的普洱茶投资。

2006—2007年，普洱茶继续大热海内外，许多种茶每克价格飙升到几千元。在由普洱茶拉动的新一轮茶叶消费热潮中，各种天价茶层出不穷，覆盖了六大茶类。盛世饮茶论很有市场，许多人建议成立“国饮日”、“茶叶节”，中国茶叶大省云南率先把5月8日定为“饮茶日”。2009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焦家良向两会提案，建议“茶叶节”时间定在“谷雨”这一天。

2008年年底，许多茶企到广州参加一年一度的“茶业博览会”，热热闹闹的茶氛围，滚烫的茶汤，又因为新华社的一篇报道，变得凛冽起来。标题名为《七万中国茶厂，为何不抵一家立顿》文章说：

当今世界的三大饮料中，茶叶品牌首推英国立顿。中国作为茶叶的发源地，却没有在国际上叫得响的茶品牌。由于缺乏品牌效应，七万家中国茶厂在总体实力上竟难敌一家英国立顿，立顿茶业年产值相当于中国茶业年产值的七成。中国茶何时才有叫得响当当的品牌。〔84〕

文章引用了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统计的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茶叶需求量达300万吨，供应量达350万吨。中国每年产茶120万吨，仅有30万吨出口，虽然产茶面积世界第一，但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却较弱。中国茶产业每年产值为300亿元人民币，而立顿茶业年产值约23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茶产值的3/4。

中国有所谓的“十大名茶”，却没有一个成名品牌。中国茶的生产量世界第一，出口率却十分低。英国是一个不产茶的国家，但立顿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篇报道刺痛了茶叶大国的神经，其后有近100家报纸进行了转载或摘要，有50多家报纸介入反思。在有些茶叶大省，讨论持续了数天甚至一周。我们举一国之力发展的茶业，居然连一个企业都不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在“不如立顿”的语境下〔85〕，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传统派认为立顿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茶叶主要是内销，君不见天价茶年年有，年年脱销。而且，中国人那么多，卖给外国人干嘛？

反思派则有另一番说辞。

口感不好。这主要是年轻人的怨言，国产的许多茶不好喝，太苦涩。

营销不好。许多营销界专业人士加入，介绍了许多新的营销理念。国产茶还被当做农业产品对待，而立顿茶早就跻身为高科技产品，拥有多项专利产品；立顿也是时尚饮料，简单方便，国产茶需要特别的喝茶环境。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但这两项指责触及茶界痛处。传统观念视袋泡茶为低档货，在宾馆里那些袋泡茶完全是摆设。国产茶经营者忽略了年轻一代消费者的消费诉求。立顿为了打入美国市场，发明了冷饮红茶以求与可乐的经营者一较高下。

标准低。国内茶行业无序、凌乱、准入门槛低。一个地方往往有上千家茶企业，每家买到的茶都不一样，价格差距过大。许多茶甚至毫无标准和延续性可言，大名鼎鼎的普洱茶直至2008年才有了国家标准，可见一斑。标准不仅涉及价格、产品，还涉及卫生，尤其是后者，往往一次重大的卫生事件，就可以导致整个产业链动荡。

市场化程度低。在我国，茶叶是市场化最晚的产品之一，甚至目前茶叶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因为历史原因，边茶〔86〕目前还是国家的战略物资，并没有市场化。其他非边茶，在近400年的海外贸易中，也没有完全市场化过。改革开放前20年也没有茶太多事情，当时茶不过是创外汇的一个特色产品。1991年，中国外贸体制深化改革，取消计划经济，而到2006年才取消茶叶配额制，这一年茶叶恰好上了日本颁布的《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以下简称《肯定列表制度》）。英国在本土和国外早有了成熟的茶叶市场，中国茶要想分一杯羹，难度很大。中国还没有可以杀出国门的茶企业。立顿那么强大的公司，进入中国的时间却很晚，1992年才涉足中国市场。当然，这与中国外贸管制有关系。

然而，这种种不如意都可以归纳到对茶没有话语权的层面上。

说茶饮发源地中国对茶没有话语权，对每个爱茶的中国人来，都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这却是事实。这是在中国茶与以立顿为代表的国外茶数次交锋的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前几个问题也许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但这话语权要想抢回来却很难。

为什么？

这是一段极为漫长的历史。

从英国人偷走我们的茶树、茶种开始，我们就丧失了资源优势。

从英国人把第一批印度茶运往英国销售开始，我们就丧失了市场优势。

从英国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原产地开始，茶就被从根源上掐断与中国的关联，我们为之骄傲的饮品居然是华外之物！

甚至，从英国人第一个陶罐厂落地，从第一把带把的银质茶壶诞生，从他们第一次往茶杯中加糖开始，中国茶叶和与它相伴的器皿都成为往事。

……

我们面对的将是：一切从头开始。

当我们需要出口茶叶的时候，我们面临着欧盟标准、英国标准、日本标准、美国标准。而在2012年立顿被绿色和平组织检测出含有有害物质的时候，立顿拿出的又是中国标准——按照卫生部的标准，立顿中有害物质确实不超标，这多么令人感到惊讶和讽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有一套绿茶检测系统，我们的茶叶很难过关，这并非日本茶种植中没有使用农药，而是如果我们使用日本的农药，就保证过关。但用了日本农药，在欧盟那里又会出问题。

英国茶叶种植园主在印度阿萨姆

2006年5月日本公布《肯定列表制度》后，2008年1月欧盟发布了新的食品中农药残留标准，新标准涉及范围广泛。其中专门针对中国农药的使用情况而对有些标准做出调整。这些标准构成了绿色壁垒，欧盟要检查茶叶中的MRL（农药最高残留量）标准总和886项，日本的MRL标准267项。这种严格的检测让许多茶企望而却步，宁可退而追求国内市场。

总之，标准这回事，中国说了不算。

这种种弊端让中国茶企吃了不少苦头，因为茶叶出口，要在国内先接受检测，但往往在国内得到一片赞誉的产品，到了国外就只能打道回府。2006年，就在日本公布新标准后，浙江有1202吨出口茶叶被认定为不合格。为了适应这一新标准，只能从基础的茶园管理上着手。正是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有机茶”的概念也成了茶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所谓有机茶，简而言之，就是在无任何污染的产地，按有机农业生产体系和方法生产出鲜叶原料，在加工、包装、储运过程中不受任何化学物品污染，经有机认证机构审查并颁证的茶叶产品和再加工制品。

根据中国海关2011年的统计，中国茶叶出口322580303千克，总额为965133745美元，平均单价2.992美元，对比2010年，数量增加了6.66％，平均单价也上涨23.8％。进口中国茶数量前五名的国家分别是摩洛哥、美国、乌兹别克斯坦、日本、俄罗斯。前五名中，只有摩洛哥比2010年进口总量有所上涨，其他四个国家都呈下降趋势，降幅最大的是俄罗斯，数量下降了15.89％。而伊朗的进口量增长率却高达220.57％。〔87〕

茶叶包装，19世纪90年代

欧盟成员国中只有德国在前20名名单中，消费量有上升趋势。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数量占了中国茶出口量的大部分，位于榜首的摩洛哥一直是绿色壁垒最低的国家，中国茶叶占有率也高达97％，自2006年以来一直高居中国茶消费榜首。

当然，这一点都不意外，前20名进口中国绿茶的国家和地区中，没有英国，也没有印度。进口中国红茶的榜单上，美国高居榜首，有11203000千克，紧接着是俄罗斯，英国排在第11位，有524863千克。中国红茶类出口数量在减少，主要是因为价格涨了不少，均价涨幅高达40.10％。因为前些年红茶销量不错，中国企业跟风很严重，2011年，许多压根不生产红茶的企业也开始生产红茶了。这大约是国内恶性竞争导致，但能出口还是有钱赚。

这并不是一份多么好看的成绩单，中国茶完全是靠低廉的价格换得艰难的起步。而且，作为一个绿茶大国，绿茶在茶出口总量的比重并不特别显著，也没有征服那些传统的茶叶消费大国，只有在除六大类茶之外的其他类别中，才可以看到它们点缀市场的身影。

早在1997年，立顿就在中国百家商城系列调查中获得茶包销售额第一、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成绩。针对中国茶叶集团军不敌一家英国公司的现实，2009年9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刊载了汤姆·米勒（Tom Miller）的一篇文章，标题充满了挑衅意味：《为何外国人能在中国人自己的地盘上打败中国茶商》，文章说：“中国有理由为自己是茶叶之乡感到骄傲，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饮品。在中断100年后，中国最近重新从印度手中夺回茶叶大国的桂冠，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茶叶生产和消费国。但是，没能打造出世界名茶的遗憾一直令这个茶叶之乡感到失望。”

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茶叶品牌都很难和外国竞争者媲美。中国茶叶生产面临的挑战与一系列中国其他产业所面临的问题一样：产品质量问题、国内过度竞争问题、在国外市场价格提不上去和利润微薄问题，以及品牌弱等问题。引起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很简单：过度市场分割。

问题始于茶园。中国中部、南部和西部都有茶叶种植区，有大约800万茶农从事茶叶种植，但大部分茶园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茶园。把小茶园连成大片茶园的计划受到中国土地法规的制约，因为土地法规只赋予农民耕种权，不能出售土地。结果是，中国茶叶生产工业化程度远远低于肯尼亚和印度等国家。中国最富裕的浙江省是产茶大省，小型茶园超过100万个，每个占地不到0.2公顷。

对分散在各处的数以百万计的茶园进行质量监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因此中国茶叶出口商不断遇到茶叶质量不符合国外安全标准的麻烦。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售价仅为平均每千克2美元，印度茶叶的均价是每千克2.7美元，而受到高度好评的斯里兰卡茶叶均价为每千克3.4美元。

如果中国茶叶质量不能得到普遍提高，中国出口的茶叶将继续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到好价钱。在国内，数以千计的茶品牌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市场份额细碎，利润微薄。而且，特殊茶叶并不会给中国茶品牌带来国际知名度。要想达到目的，还是要进行茶叶生产工业化并采取更为高超的营销手段。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在晚清和民国年间，就有人在讨论同样的问题。于中国而言，100年后还在谈论100年前时髦的话题，一点也不可笑。

回到100多年前，场景置换到印度，看看在那里可以发现什么。

②　印度阿萨姆与中国云南，一场话语权的争夺

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

——马克思

云南风情画，1867年，德拉波特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更进一步指出，知识不仅仅是力量，还会带来霸权。萨义德应用了福柯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把目光聚集在近东，演示了学术和语言是如何转化成世俗权力的，确切地说，是西方如何用话语霸占了东方。

萨义德在《东方学》的开篇，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为这句话直接作注解的，便是1910年6月13日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在英国众议院的演讲，正是这篇鼓吹占领埃及的演讲稿，让萨义德感受到了知识与力量的关系。

当为英国占领埃及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时，在他心目中起支配作用的权力主要不是与军事或经济力量相连，而是与“我们”对埃及的知识相连。对贝尔福而言，拥有一个关于文明的知识意味着了解这一文明从起源到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当然，也意味着有能力了解这一过程。知识意味着超越一时一地，超越自身的局限，意味着向遥远的、陌生的领地的推进。而作为认识对象的东西自身是脆弱的，经不起细察的。这一对象乃一“事实”，尽管它自身也像其他文明一样通常都经历着发展、演变或转化，但从根本上，甚至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是稳定不变的，对这样一个对象拥有这样一种知识意味着去统治它，对其施加权威。权威在此指的是“我们”否认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按照我们所认识的方式而存在的。对贝尔福来说，埃及本身是否存在无关紧要，英国对埃及的知识就是埃及。贝尔福根本就不否认英国优于埃及，他之所以要求人们不要谈论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因为知识这一压力使得孰优孰劣之类的问题似乎微不足道。〔88〕

不仅埃及如此，即便是中国、印度，对英国而言，也没有什么区别。

萨义德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法庭），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教学大纲），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东方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

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上，东方文明一直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制性扭曲和改造，西方将一切非西方的文明都视为认识的对象、表现和描述的客体。他们认为这些非西方的客体没有能力表现自己的文化，缺乏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故需要西方的文化再现其文化。也就是说，东方文化要确立文化自我，要先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确立。

把东方文化纳入到西方文化帝国的版块中，西方总在与东方文化的对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因此没有东方文化就没有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西方文化在再现东方文化中获得了自我，就像拳王泰森需要站在一个婴儿面前才能够表现很强大的力量一样。

那么，站在西方的角度，“东方首先必须被认识，然后必须被入侵和占领，然后必须被学者、士兵和法官们重新创造，这些人将古代东方被遗忘的语言、历史、民族和文化重新发掘出来，用作——在现代东方人的视野之外——判断和统治现代东方的工具”〔89〕。

英国对印度的入侵和霸占就是如此，先是军事，接着是文化与研究，之后就只剩下行政与贸易。

从印度发现本土茶说起。

19世纪初期，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交锋，因为茶叶而处于被动状态，不得不从印度输出鸦片来扭转形势。19世纪30年代，中国“以茶制夷”的许多想法触动了英国人，英国人害怕在茶叶问题上受制于中国，同时中国的禁烟运动又让他们心有余悸。万一中国学习日本，也来个全盘闭关锁国，那么，英国人获取茶叶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茶叶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在印度开辟茶园被英国人普遍理解为一种爱国行动，就像他们倡导饮茶是对王室效忠一样。〔90〕也因为如此，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号召民众不喝茶以抵制英国。但是英国本土无法种植茶树，他们只能把茶树移植到其他殖民地。

1792年，英国政府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他特意带去了几位科学家，回国时又从江西带走了一些茶树，后来他把茶树送给了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人嘱咐他，一定要多注意茶叶，它的价值很大，如果能在印度移植，就再好不过。马嘎尔尼回答说，如果茶能长在我们的领土上，那我们就不必仰给中国。

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对当时的世界而言，茶叶就是石油。

班克斯也到过中国，对茶树生长环境方面的知识了解得很透彻。还是在1778年，他就认为在印度北部可以种植红茶——那个时候，英国人以为红茶是一种茶树，绿茶是另一种茶树。这些茶树被放到了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栽培，长势都不错，但东印度公司对在印度大面积推广茶树并不热心。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茶对英贸易，没有寻找替代品的动力；另一方面，他们对在印度种茶缺乏应有的信心，毕竟中国茶的影响太深，消费者早已经形成了中国茶的概念。〔91〕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成立了专门的茶叶委员会，主要负责调查引进中国茶树和茶种，并开展实验性种植和招募中国工人。但要引进中国茶树、茶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有中国的官方许可，这些植物只能偷运出去。茶工也不容易招募，熟练的茶工在中国生活得很不错，更何况中国政府根本不允许这些制茶秘密外泄。荷兰人曾经尝试招募的12个中国茶工，都先后被谋杀了。即便是这些茶工成功到达印度，那些茶工的家人也会被中国政府追究连带责任。〔92〕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

根据乌克斯在《茶叶全书》里的记载，在关键时刻，英国人宣布了在印度发现茶树的消息，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里也把这当做转折点。

事实上，西方一直没有中断过有关印度人吃茶的记述。西方最早记录印度人吃茶的资料，是荷兰人范·林索登1598年写的《旅行日记》，然而他的身份却不是什么作家、冒险家，而是一个葡萄牙主教的仆人。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印度生活了7年，所见的印度人吃茶方式很特别，印度人将茶拌着大蒜和油，当做蔬菜食用。印度人也会把茶放入汤中煮食。1815年，英国驻印上校莱特证实了这一吃茶方式。

这种把茶当做蔬菜的吃茶方式与云南德昂族、景颇族、布朗族、傣族的吃茶习惯有着类似之处，而煮茶，是唐代的主流茶饮方式。藏族的酥油茶就体现了食茶这一习惯，更大范围内，在喜马拉雅山麓两侧的民族，都有这种习惯。而这个区域，现在也是公认的茶树起源地，但具体的产地归属今天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印度吃茶习惯是景颇族（境外叫克钦族）带去的。景颇族是个跨境民族，分布在中国云南、西藏、缅甸和印度等地区。

1825年，布鲁斯兄弟在印度发现的茶叶和茶籽被辗转到了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植物学家沃勒（Wallich）手中，但植物学家认为这不过是普通的山茶而已，种植在布鲁斯家花园里的茶却成长起来。布鲁斯说，自己发现大量的野生茶树，当地山民采摘叶子，若树太高就砍倒树。“singphos”人知道并饮茶已经有很多年了，但做法与中国人迥异。他们把柔嫩的叶片摘下来放在太阳下干燥三日，其他叶片则稍微干燥，然后装入竹筒中，一边用枝棍填实，一边将竹筒在火上烘烤，直到竹筒盛满，再用叶片封好竹筒口，放置于火塘上方有烟熏的地方。用这种方法可以使茶叶保存数年之久。“singphos”人所在的地方到处是丛林，因为人们可以从森林中采摘到茶叶，所以他们从来不栽培。

1831年，英国军人查尔顿也在阿萨姆发现了土产茶树，他同样把茶树寄给了沃勒，说这种茶“晒干后有中国茶的香气”，苏迪亚人〔93〕将这种茶树叶子晒干，然后冲泡成饮料饮用。这一植物标本很快就死了，植物园也拒绝承认其是茶树。

1834年，查尔顿又从苏迪亚寄了一些植物到加尔各答，说这种茶树生长范围很广。“在从这里到离这里一个月路程之外的中国云南之间的各个地区，到处都可以见到处于野生状态的这种植物。我听说云南也广泛种植这种植物。来自云南省的一两个人向我保证说，他们在云南省种植的茶树与这里生长的茶树完全一样。因此我认为这种植物是真正的茶树，这点毫无疑问。”〔94〕

加尔各答之前拒绝过多次像这样的发现请求，但这次却不一样。

因为这一年，英国茶叶委员会成立了，他们迫切地想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开辟茶园。所以，他们愉快地接受了查尔顿的茶树，并选择在圣诞节这个重要的节日，宣布发现印度本地茶种。

茶叶委员会说，这归功于查尔顿等人的不懈努力，“对大英帝国农业和商业资源来说是最为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一项发现。我们确信，通过恰当地管理，这种新发现的茶树完全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商业种植，因此我们的目标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完全的实现”。他们的目标有很大部分是针对中国的。

云南古茶树资源至今都广泛地分布在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红河、曲靖等地。2008年，普洱市率先把历时3年考察古茶树资源的结果公之于世，出版了一本叫《走进古茶树王国》〔95〕的书。这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不仅把36万多亩古茶园、45个野生茶树居群和古茶山分布清晰明朗化，还对古茶树种质资源的种类、形态特征、利用价值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他们用大量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云南是世界茶的原产地和栽培中心。

西双版纳巴达古茶树

查尔顿发现茶树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这是在中国境外的发现，尤其关键的是，茶叶再也不是中国的独有之物，他们深知其中的意义。日本不过是移植了中国的茶树，但印度本土就有茶树，这就能从根源上掐断茶与中国的关联。

英国人的这一发现，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至少美国人就不认同。1935年，乌克斯在他风靡全球的《茶叶全书》里，坚持认为中国是茶树起源地。其实世界上也有不少人认为，茶叶原产地是中国。1892年美国人瓦尔希的《茶的历史及奥秘》、1893年法国人金奈的《植物自然分类》、1960年苏联人杰莫哈节的《论野生茶树进化因素》都持这样的观点。

1958年，英国皇家植物园的罗伯特·西利写《对山茶属分类的修正》时，提出世界上有两种茶树种类：中国茶树（camelliasinesisvar sinensis）和阿萨姆茶树（camelliasinesisvar assamica），但这个说法也未获得认可。

植物的拉丁学名，一旦完成，就终生不会修改。所以现在云南大叶种茶叶，学名还是阿萨姆种（camelliasinesisvar assamica），是英国植物学家马斯特思于1884年根据印度大叶种茶树命名的。〔96〕

中国考古界的发现也很乏力。从1988年到1992年，不时有媒体报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随葬品中可能有茶叶，还有有关茶的别称“槚”的简文和帛书，但这些发现都没有具体的出处，无法加以考证。植物学家闵天禄等人查遍英国各大标本馆，没有发现来自阿萨姆地区野生大叶茶的确切记录。〔97〕

云南普洱的茶农习惯用大象做运输工具

在考古无发现的情况下，调查和整理古茶树资源成为另一种有力手段。从英国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树起源地后，反应迟钝的中国人直到1922年才有吴觉农等人起身反驳，但其《茶树原地考》更多谈的是饮茶史，而非植物学意义上的起源史。但他的爱国热情感染了许多人，正因为他，才有了后来无数前往云南寻找古茶树的继承者。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云南西双版纳境内发现的巴达古茶树和南糯山古茶树，在红河金平发现的金平大茶树和在普洱发现的邦崴大茶树，都被证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茶树。〔98〕其后云南多次宣布发现上千年的古茶树，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可。一个主要原因是测量茶树年龄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没有人拿得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另一个原因是在地下考古中尚无古代茶树花粉的发现。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有古茶树资源，他们至今保持沉默，是我们视而不见，还是这又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同时，还有更古老的茶树资源没有被整理出来。寻找古老茶树这项使命，自罗伯特·布鲁斯以来，从来没有中断过。

当年为查尔顿作证的云南人，也许没有想到百年之后，他们的故乡会如此地纠结。

欧洲一幅现存最早的茶叶版画，也把与茶叶有关的故事引向云南。

1667年，在意大利罗马，梵蒂冈博物馆的创建人、罗马天主教廷的首席博物学家阿塔纳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o）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中国图说》〔99〕。其中有一幅精美的版画，刻画的正是云南特有的大叶种茶树，下面介绍文字为“cha”。一个从未踏足中国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呢？当然是来自西方书籍中的各种介绍，但其最重要的蓝本，是波兰人卜弥格（Michel Boym）于1656年在奥地利出版的《中国植物志》。

卜弥格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明代以来，中国茶、瓷、丝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怀着拜访与传教心态的卜弥格没有想到当他经过三年航行，于1645年抵达中国时，正赶上华夏帝国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这一年，刚好是李自成与史可法身死，大顺和大明政权灭亡。来到华夏的卜弥格在战乱中几经流转，政权的频繁更替使他的大明签证无法带他深入到华夏内陆，只能在海南一带活动，最后不得已重返罗马。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卜弥格抵暹罗。此时大清政权已基本稳固，永历小朝廷被清军赶到了云南边境的腾冲。于是卜弥格只能徘徊于腾冲一带，而无法深入到传统中原地区，这导致他的《中国植物志》记录的范围只能是海南、广西和云南一带。在《中国植物志》里，卜弥格记录了云南大量的珍稀动植物，云南茶的概念能够出现在西方视野，就与这本书有关。

③　印茶崛起，大英帝国梦想实现

英国人在阿萨姆，再现了一个中国故事。

英国完成对茶的再命名后，对茶树资源的掠夺并没有停止。

一方面，英国成立了阿萨姆茶叶公司，在印度广泛培育茶树；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中国茶树的盗窃，这都给中国经济和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1836年，茶叶委员会在印度的负责人戈登在广州找到了愿意前往印度的中国工人。他送回加尔各答的8万颗茶种都已经发了芽，这些茶苗被送到不同的地区做生长观察，以便获得最适宜茶树生长的环境的资料。这种事情当然少不了发现茶树的查尔顿和布鲁斯，两人以前为争茶的发现权吵得不可开交，后来英国也搞了个均衡政策，两个人都有功，奖励每人一枚金牌，只有布鲁斯早死的兄弟什么也没有得到。

大规模种植茶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送往阿萨姆的茶树，没过几天，就被当地的牛啃了个精光，2万棵茶苗只剩下55棵。就在这些特派员深感绝望和心碎的时候，他们意外地发现，在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地方，到处是成片的茶园。这些茶树有些高达13米，周长近1米，这修正了他们之前所见过的中国茶园印象。毫无疑问，阿萨姆是印度最佳种茶的地方。

阿萨姆有着充沛的降雨量，有着高大茂密的森林，也有凶猛的老虎和野象。这些吓不倒布鲁斯之辈，他们驯养野象，用它们代步、运茶。中国茶苗经过3年的培育，在1839年终于可以采摘了。布鲁斯这个时候已经当了三年的植物园总监，他把12箱茶叶发回印度，试探性销售。1先令每磅起拍的印产茶，被一个爱国者5先令（1英镑=20先令）拍到，而最高价格居然达到34先令，这在英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布鲁斯的茶园计划也传回了英国，投资1228英镑可以建10片茶园，利润有2327英镑；要是投资100片茶园，其利润可想而知。

英国资本家闻风而动，建设千亩茶园指日可待。1839年2月12日，就在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的路上，英国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了，公司的标志就是“一棵茶树和一只大象”。

到1840年底，他们已经种植了11平方公里的茶园，出口了10202磅茶叶。阿萨姆茶叶公司发展速度很惊人，1848年开始盈利，1852年开始分红。到了1855年，产量高达58.3万磅〔100〕。

1866年，与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地区开始种茶。英国人打败了锡金，吞并将近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将这里发展成为优质红茶生产基地。1874年，大吉岭已拥有113个茶园，种植面积达73平方公里。

阿萨姆茶叶公司标志——大象＋茶叶

因为戈登之前从中国带回的茶种质量不高，阿萨姆公司遂派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继续去中国盗窃茶种和茶苗，并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和继续寻找茶工。〔101〕

那时欧洲人尚不知红茶和绿茶源于相同茶种，以为红茶是红茶树长出来的，而绿茶是绿茶树长出来的。福琼发现，两者其实出自于同一茶种，只是加工方式不同，这一说法一度在英国引起争论。

福琼为了盗取茶树种子，将自己的头发剃掉，化装成中国人深入到中国官府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区。福琼在多个产茶区，运用各种手段，获取茶树种子和栽培技术，将茶树种子经上海转运至印度。1848年，福琼给英属印度总督写信：“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

罗伯特·福琼在1839—1860年中四次来华。1851年2月他通过海路，将2000株茶树小苗、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以及8名中国制茶专家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致使目前印度及斯里兰卡红茶生产兴旺发达。〔102〕

福琼在偷盗制茶技术的过程中，认真研究了植物学，发明并完善了长途运输植物的技术。他将其在中国的经历写了四本书，分别是：《漫游华北三年》、《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游》、《居住在中国人之间》、《益都和北京》。在英国，福琼是为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植物学家；在中国，他是一个成功的超级盗贼。福琼的活动导致了中国制茶行业的衰退，使中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的出口贸易额大幅度下降。

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里死活都不承认印度是依靠中国茶树发家的，坚称阿萨姆地区的茶种为土生，还污蔑中国茶树与印度茶树杂交后破坏了土生茶种的质量，他引用了乌克斯《茶叶全书》里的许多史料，却对乌克斯的观念视而不见。其他几位英国作者要客观得多，在《植物猎人》和《改变世界的植物》中，都承认了他们掠夺茶叶的行为。美国探索频道就认为大吉岭茶园其实就是茶叶盗贼掠夺中国的成果。

阿萨姆茶园，1900年

莫克塞姆这种令人厌恶的帝国主义态度，也表现在他谈及鸦片贸易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英国输入鸦片是基于中国需求，而不反思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也无视20世纪初英国因为贩卖鸦片而引发的道德反思。这种逻辑很可怕，英国当初企图用轻纱来打开中国市场，但失败了，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们送好的东西你们不要，那么我们就送来坏的，结果你们要了，能怪我们吗？还有一点，莫克塞姆对曾经为英国带来辉煌的殖民地阿萨姆也没有什么好感，他引文说，这里只有令人厌恶的人种，他完全忽视了几十万劳工在那里所作出的贡献。

显然，文化帝国主义在西方根深蒂固。

随着茶园面积的扩大，制茶机器也开始诞生。1872年，杰克逊制成的第一台揉茶机在阿萨姆茶业公司的希利卡茶园中被装置使用。很快，机器制茶代替手工作业。1877年，弥尔·戴维德逊发明了一台西洛钩式焙炒机，以热气焙炒取代炭炉炒茶，随后他的工厂也从仅有7名工人的小作坊一跃发展到拥有千人以上的大工厂。1887年，杰克逊将原来的压卷机进一步改良为快压卷机，统治市场长达20多年。戴维德逊的焙炒机，发展为上下通气式的西洛钩式。其他茶机也不断出现。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

机器的出现，又反过来推动了茶园的扩张。1880年，印度茶叶的种植面积达到了843平方公里，茶叶产量达到4300万磅。因为进口中国茶需要缴纳35％的关税，而进口印度茶是零关税，所以印度茶速度占据了英国市场。到了1888年，产量高达8600万磅，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完全超过了中国。

印度生产茶全过程，版画，1876年刊印于《伦敦新闻画报》

莫克塞姆骄傲地写道：“大英帝国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是的，英国人在阿萨姆再现了一个中国故事。

茶叶带来的影响，远胜于千军万马，因为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为了打倒中国茶，他们甚至从娃娃抓起，在教材里教导孩子中国茶是如何地不好。

1888年，为了向中国就近倾销茶叶，英军悍然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就是，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归英国保护，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国在亚东享有治外法权及进口货物5年不纳税等特权。从此，西藏门户洞开，印度茶长驱直入。

中国人在惊呼一家英国公司的超强实力的时候，却不知，它背后是一个帝国的全部往事。

注释

〔1〕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新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286．

〔2〕《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00，道光十一年，癸丑条。

〔3〕《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72，道光四年，壬戌条。

〔4〕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5〕艾略特·宾汉．远征中国纪实［M］／／周宁．鸦片帝国．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307．

〔6〕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35．

〔7〕林日杖．试述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演变［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5）：97-106．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58-259．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381．

〔10〕艾略特·宾汉．远征中国纪实［M］／／周宁．鸦片帝国．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350．

〔11〕〔12〕〔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6-68，525，302．

〔13〕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7．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511．

〔16〕洋商，是中国人，他们负责办理中国与外国人的商务来往；夷商，是外国商人。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09．

〔18〕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M］．中华书局，1963：126．

〔19〕广东文史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8：71-75．

〔20〕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M］．张汇文，译．上海：上海书店，2000：150．

〔21〕温州人［N］．北华捷报，1869-08-12．

〔22〕林庆元．福建近代经济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23〕《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卷161，咸丰五年，乙卯条。

〔24〕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M］．高淑娟，孙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6．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651．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六）［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389．

〔27〕张岱年．采西学议［M］／／冯桂芬，马建中集．郑大华，点校．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49．

〔28〕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3）．

〔29〕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6-136．

〔30〕《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57，光绪光绪十六年四月，庚申条。

〔31〕王尔敏．今典释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8．

〔32〕最初“英”前面也有一个“口”字旁。

〔33〕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180-181．

〔34〕《四库全书》有收录，陈伦炯撰。陈伦炯是个海商，曾为施琅东征台湾指点航路，因军功成为碣石镇总兵、广东右翼副都统。陈伦炯少年随父亲生活在沿海，并且经常出海，到过日本等地。《海国闻见录》是晚清前期对世界地理认识最全的一本书。

〔35〕龚缨晏．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M］／／东西交流论谭（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30-264．

〔36〕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49．

〔37〕张德彝．随使法国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460．

〔38〕赵翼．簷曝杂记［M］／／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2：20-21．

〔39〕梁材．宜茶马事宜疏［M］／／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955-960．

〔40〕周重林．从俺答汗求茶看茶在明代的地位［J］．青海民族研究，2012（2）．

〔41〕解缙．送习贤良赴河州序［M］／／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85-86．

〔42〕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M］．朱荫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3〕普特，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

〔44〕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37-38．

〔45〕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46-47．

〔46〕《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367，乾隆五十六年，乙巳条。

〔47〕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乾隆时期的中英关系［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

〔48〕《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30，道光七年，庚午条。

〔49〕伯克，突厥语，首领、管理者之意。

〔50〕《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39，道光八年，丙寅条。

〔51〕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4．

〔52〕赫德．这些从秦国来［M］．叶凤美，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25．

〔53〕周宁．鸦片帝国［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66．

〔54〕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1．

〔55〕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14．

〔56〕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3）．

〔57〕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26-27．

〔58〕庄国土．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年中西贸易结构［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3）．

〔59〕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162-169．

〔60〕艾瑞丝·麦克法兰，艾伦·麦克法兰．绿色黄金［M］．杨淑玲，沈桂凤，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6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千年经济史［M］．伍晓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

〔62〕戴逸．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

〔63〕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M］．顾良，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265-306．

〔64〕周宁．鸦片帝国［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65〕清会典事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1：513．

〔66〕井上裕正．关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鸦片问题［M］／／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历史编写组．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63-90．

〔67〕江口欠雄．鸦片战争后的银价政策及其挫败［M］／／武汉大学历史系鸦片战争历史编写组．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91-114．

〔68〕关于“十三行”的著作很多，以20世纪30年代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最为著名。

〔6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00-203．

〔70〕梁廷楠．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1〕〔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166，205-209．

〔73〕〔74〕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3：258，523．

〔75〕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M］．上海：神州国光，1954：475．

〔7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21．

〔7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54-257．

〔7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58．

〔79〕〔80〕〔8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一）［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260-268，292-295，270-277．

〔82〕梁廷楠．夷氛闻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

〔83〕曹丽君．小茶叶如何变成大品牌——探访英国立顿红茶研发基地［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25/content_3134309.htm.

〔84〕陈冀．七万中国茶厂，为何不抵一家立顿？［N］．新华每日电讯，2008-12-17（6）．

〔85〕选择百度搜索“不如立顿”，会查阅到许多相关资讯，“不如立顿”的反思与对策讨论，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86〕边茶，即边销茶，主要由云南、四川、湖南、广西等地生产，专供西南、西北一带少数民族饮用。这是传统中央政府对茶控制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前都由专门的“茶马司”经营。

〔87〕数据均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茶叶分会整理提供。

〔88〕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9-40．

〔89〕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9．

〔90〕瑞美O，科塞C. 毒品、社会与人的行为［M］．8版．夏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91〕乌克斯．茶叶全书［M］．侬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53-198．

〔92〕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M］．毕小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90．

〔93〕苏迪亚（Sutiya）人，1187年在萨地耶地区建立了苏迪亚王国，后来被阿萨姆建立的阿萨姆王朝征服。1788年，阿萨姆地区被缅甸人完全控制。1824年，英缅战争爆发，战败后，缅甸把阿萨姆大部分土地割让给了东印度公司。

〔94〕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M］．毕小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95〕沈培平．走进古茶树王国［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

〔96〕1981年，中国植物学家张宏达在其所著的《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中第一次将阿萨姆种的中文学名用“普洱茶”表示，同时还将伊洛瓦底茶C. irrawadiensis用“滇缅茶”表示。

〔97〕闵天禄．世界山茶属研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0．

〔98〕陈兴琰．茶树原产地——云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99〕此书有中文版，2010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100〕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M］．毕小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02．

〔101〕美国探索频道的节目“罗伯特·福琼，茶叶盗贼”（Robert Fortune, The Tea Thief）.

〔102〕托比·马斯格雷夫．植物猎人［M］．杨春丽，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5．

第二章

1888年的茶叶战争

华洋杂陈街景，1880年，作者M·莫林，出自《世界画报》

小引：黄懋材游历印度与印度茶小记

吾中华财力之富，十倍于他国，人民之众，百倍于他国。

——黄懋材

1878年，35岁的江西贡生黄懋材（1843—1890）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游历印度。

“印度？”他心里嘀咕道。

唐朝以后，他很少听说有人去印度了。

对印度的认识，黄懋材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这个时候，他的兴趣在欧美。近年来，他潜心研究外夷，颇有心得，还自学了地理测量，数学、天文学的精妙之处，他亦深有感触。

1886年，黄懋材还没有出国的机会，但他有接触外国人的机会。他自费到外国人设在中国的活博物馆——上海租界考察，花了一年时间，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沪游脞记》。正是这本书，让他得到江西学政的赏识。

就在黄懋材在上海考察期间，晚清政界的出国考察计划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1885年，御史谢祖源在《请派员游历外洋疏》中提出，近世士大夫囿于见闻，对环球诸国全然不了解，要打破这种困境，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外出游历。这些游历之人，应该以“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者”为主。〔1〕

出国游历，是晚清救国论中很重要的环节。1887年，总理衙门草拟出《出洋游历章程》，涉及出国经费、人数，出国后主要干什么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江西学政许庚身在举荐出国人才的时候，注意到了黄懋材。他多方打听，发现黄懋材这个小秀才“品学兼优，于数理尤有心得”，重要的是，黄懋材对游历一事特别上心。于是许庚身上报朝廷，很快获得了批准。

四川总督丁宝桢（1820—1886）此时急需一位到印度考察之人。四川当时肩负着保卫西藏的重责，而种种有关英国人的情报和事迹，都让丁宝桢觉察到，英国人怀着觊觎西藏之心。

1877年年初，英国人吉为哩和贝德禄以通商为名，分别从重庆和成都前往西藏、云南游历，丁宝桢派人护送，同时也监察其行踪。他得到的消息是，这些英国人，每到一地，都绘制详细的地图，按其行程路线，大有探测从内地通往印度阿萨姆之路之意。内陆诸省不通水路，英国人无法驱舰而入，但滇、川、藏紧挨着被英国人控制的印度，一旦在西南面开战，西南形势就会非常不利。

未雨绸缪。

丁宝桢决定遴选一两个精习舆图、孰谙算学仪器之人，派其赴印度各地游历。晚清对出国人员的待遇可谓不薄，黄懋材这样没有功名之人，被授予四品顶戴，一旦出境后，就换成二品顶戴，经费也是大大超过实际消费，这事关大清国的面子。

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画像

1878年（光绪四年）7月7日，黄懋材等一行6人从成都出发，前往印度。按照丁宝桢事先安排的路线，黄懋材等人应该走“四川—西藏—锡金—印度”这条线路，这是最近的一条路线，大约半年即可抵达印度。但他们行走到巴塘时，遭到抵制，此路不通。于是黄懋材等人只好改走“云南—缅甸—印度”线，由中甸、丽江、大理、保山至腾冲，最后从腾冲海关出关，过野人山，入缅甸，之后再坐轮船沿着伊洛瓦底江抵达仰光海口，改乘去印度的大船。这一行程颇为耗时，印度考察团到达印度的时候，已是1879年3月26日。〔2〕

考察团在加尔各答待了很长时间，6月5日，一行人到了大吉岭。在这里，黄懋材看到了从中国偷运出来的茶苗，已经成了规模。

在《五印度形势游历刍言》里，黄懋材写道：

英人新辟一地曰亚山，一名阿赛密，长一千余里，广三四百里，北界布鲁克巴，东界貉貐野人，东南界缅甸，四境多山，惟蒲兰布达江两岸，平壤膏腴，近年垦地种茶，渐致繁兴。特延闽粤茶师，训导土人，每岁出茶十万箱，然终不若华产之良也。

按西人地图，亚山东北境，距江卡、巴塘不过直径二度，约五六百里。而近英人尝言欲从亚山开路，直抵滇蜀两省，较为便捷。此缘旧图之误，将藏地雅鲁藏布江连于亚山之蒲兰布达江，其实藏江乃大金沙江之上源，从缅甸以入海也。大小二金沙江之闲，尚有槟榔、龙川、潞音、澜沧诸巨流。自亚山以东，巴塘以西，江卡之南，腾越之北，中闲一段隔绝，野番，旷古以来，人罕到其道里，远近无从稽考。然审其山川之脉，推其经纬之度，数广袤不下二千余里。山则重峦峭壁，无可梯绳，水则急溜奔泷，不任舟筏，虽有五丁力士无所施其勇矣。

国内对印度的认识还停留在古书上，黄懋材发现问题日益严重，许多史料根本对不上，即便是《海国图志》、《瀛环志略》这种新近之作，也是弊端百出。于是，黄懋材做了一个很大胆也很有远见的决定，就是将这里的地名一律按照英文谐音译出。

黄懋材对英属印度最大的观感还在于，这里交通便利，火车铁路四方通衢，阿萨姆更是商贾云集，轮舶往来，不仅欧洲各国之人悉萃于此，就连一些缅甸人和华人也来这里做生意。黄懋材感叹火车的“追风逐电，神速无伦”，也感叹电报“虽相距三千余里，然往复甚捷，无疑面谈”，煤气灯则彻夜光明，自来水供给百万人方便〔3〕……这是一个全新的印度，中国的近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黄懋材注意到，茶叶与福建、广东茶工的外流，促使了印度茶的发达。国内的消息还是，英国人在阿萨姆种茶成功，但没有想到他们居然有十万箱的生产规模，而且还有日渐兴旺之势。黄懋材最引人关注的发现是，英国人在仿照川茶的样式，成包成砧，这显然是要销往西藏的，从大吉岭到西藏，路费既省，茶叶价格且廉。他从印度的报纸上获知，修建通往大吉岭铁路的申请已经获得英国当局的批准。这更加坚定了黄懋材的判断，洋人想夺取华茶在西藏的利润。

英国早期的火车

传统观点认为，从阿萨姆到西藏，中间隔着锡金，这一带山高路遥，崎岖难行，恐怕英国人不会选择这条路线。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乾隆年间福安康率军入藏的印象之上。当年为了驱逐尼泊尔的入侵，乾隆派8000官兵入藏，打仗没有损失多少人马，恶劣的气候却夺走了近3000人的性命。但是英军一旦把锡金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天然屏障就消失了。

在近代中国，黄懋材是第一个深入印度考察的官员，许多人对印度的印象还停留在乾隆年间。丁宝桢就是担心英军总有一天会入藏，才派黄懋材去印度考察。英国人对阿萨姆的关注，最开始并非因为茶，而是这里气候宜人，是一个疗养胜地，许多受伤的军官都被安排到这里疗养。

黄懋材的实地考察，涉及物产、交通等多层面，他指出“余观英人不惜重费新建铁路，又令闽广之人住居其地，无非垂涎于藏地通商耳”。不然，这里又没有什么大都市，也不是什么商贾汇集之地，不值得那么破费。黄懋材还发现了英国人的策略，重贿不丹、锡金等政府，这为的又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进军西藏。因此他建议在江孜、定日、帕克里等地整顿边防，同时积极与尼泊尔修好关系，以固藩篱。这些意见，都得到了丁宝桢的肯定。

10年之后，英国果真入侵西藏，印证了黄懋材、丁宝桢等人的判断。

黄懋材回国后，绘制了《五印度全图》一册、《西域回部图》一册、《四川至西藏程途》一册、《云南至缅甸程途》一册。此外还著有《西輶日记》、《印度札记》、《西徼水道》、《游历刍言》等政箸，汇成《得一斋杂著四种》。

其后黄懋材出任云南平彝、弥勒知县，回京改授会典馆协修，加稽查同文馆差。很可惜的是，1890年他英才早逝，不然他一定有机会参与后来的《藏印条约》谈判。

黄懋材考察印度之后，直到光绪三十一年，晚清政府才组织了第二次印度考察。

1905年，江苏道员郑世璜带领一群人远赴印度、斯里兰卡考察茶业。

这个时候，印度茶在产量上已经完全超越了中国茶，中国人不得不向印度学习怎么种植茶树、制作茶叶。

茶叶大国的茶运与国运再次交织在一起。

锡兰（今斯里兰卡）的采茶女工

一、商贸谈判与大臣之死

缠绕于山麓的两个大国的命运也因为这片小小的茶叶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夹裹在中印两国之间的许多小国家，也开始了其多舛的命运。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条约允许英国人以旅行方式，从四川、甘肃、青海或印度直接进入西藏。之后，传教士、旅行家、探险家开始名正言顺地走进西藏。

英国通过《中英会议缅甸条约》占领了原本属于锡金的大吉岭（今属印度），并以此作为据点，设立间谍学校，不断向西藏派遣各种间谍。

1884年，一支约300人的英军闯入西藏，在干坝地区被藏民阻止。西藏噶厦政府（噶厦，藏语音译，即西藏原地方政府）、三大寺等发现英国有侵略西藏之心，于是在热纳宗隆吐山要隘建卡设防，严禁洋人入藏，并与之断绝交往。

隆吐山关卡设立后，1886年，英国人以阻碍通商为由，开始在山下集结军队，攻打隆吐山关卡。1888年3月20日，英国军队以藏民占领锡金隆吐山并阻碍通商为由，发动1600余名英军猛攻驻守隆吐山的200多名藏军。

实力悬殊，英军最终占领隆吐山关卡，并向拉萨方向进逼。西藏各地召集援军10000余人积极组织反攻，驻藏清军非但不参与抵抗，还要求驻藏大臣对反击藏民进行劝导和压制。

清廷主张和解，要求英国退兵，并派驻藏大臣升泰前往仁进岗前线同英军谈判。

这个时候，印度茶的出口已经全面超过了中国。资源与人口之争，让英国必须开拓新的市场，而西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里早就有成熟的茶叶市场，几乎每个人都要饮茶。

英国入侵西藏

从哈丁斯时代开始，英国进犯西藏的阴谋就一直存在，但他们一直不知道打开西藏大门后可以做什么。

印度茶的丰收，无疑让时机成熟起来。

1892年9月24日，清政府派往印度商谈西藏通商事宜的驻藏大臣升泰在西藏亚东仁进岗患喉症去世。3天后，北京总理衙门收到从印度大吉岭发回的消息，朝野震惊。10月30日，总理衙门发往大吉岭的电文说，要尽快查明升泰过世对西藏局势可能造成的影响，并秘密回复。〔4〕

从1889年到1892年，漫长的4年谈判考验的显然不只是智慧和耐心。一个驻藏大臣过世，一个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在大吉岭发疯，另一个接班的大臣在赴任途中也撒手人寰，新调派的人迟迟未到位。

西藏边陲，不仅遥远陌生，还充满着不可知的变数。在晚清，处理中国边境问题的大臣，不仅仅有性命风险，还肩负着民族与国家的大义，稍不留神便会千夫所指，而主政者的意识形态又让整个事态变得复杂起来。

升泰到亚东与英国人谈判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划清锡金与西藏的界限，二是讨论以“印度茶入藏”为主的通商问题。

晚清时西藏的骑兵

第一个任务升泰生前已经解决，清廷不顾藏族同胞的反对，于1890年签署了《中英会议条约藏印条约》，其中确定了西藏与锡金边界。签署这个条约的升泰，回到拉萨后，遭到三大寺僧众的强烈谴责，成了一个卖国贼。

迫于西藏地方与英国人的双重压力，升泰第二次来到亚东。按照英国起草的条约，自此禁止锡金与西藏牧民自由往来，同时禁止锡金与西藏政府的通函以及礼物往来。地界已经割让，再强制中断人民往来，遭到西藏各方更大的反对。

与升泰一开始所奉行的对英妥协路线不同，西藏地方从历史出发，阐明锡金虽不在中国版图上，但与中国有极为悠久的渊源。但升泰这位以在伊犁勘界而在历史留名的驻藏大臣，对西藏的情况显然还停留在一无所知的状态，他甚至责难锡金从未向他这位大臣禀白，又怀疑锡金有拉清廷下水之心。

在开放西藏任英国人游历的问题上，藏人更有意见，他们反驳升泰说，印度、锡金难道不就是因为被英国人游历一番后就变成了英国的地盘？藏人痛斥升泰这种讨好英国、失信藏民的做法。

双方的不让步，让第一轮谈判进入僵局。

这个时候，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1835—1911）建议总理衙门派其弟弟赫政以翻译身份参与谈判。1889年1月，赫政参与谈判，赫德明示赫政，谈判以赫政为主。就这样，一场由英国人发起的打开中国西面国门的战略计划，最后由英国人来协调落实。

仁进岗在嘎举寺山脚下，从仁进岗向西，穿过春丕河谷，就可以抵达锡金。千百年来，从锡金来藏的牧民、朝圣的僧侣民众、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商人在这里自由穿行。但自1888年3月英国入侵西藏以来，锡金之地尽丧他人之手。来自中国的居民、商人、旅客再也不能顺畅地进入到锡金境内了，他们必须得到英国人的许可。

升泰在第一次从四川入藏时描述说，西藏的春天，雨雪颇多，积雪盈丈，多风雨，草木未茂，马不宿饱。〔5〕而之前数载缺雨少雪，看来1889年对藏民来说将是一个丰收的年份。青稞麦豆一望青葱，男人耕作，女人织毛衣、毛毯，与内地居民没有太大区别。

喝茶的喇嘛，西藏扎什伦布寺

在从江孜前往亚东的路上，升泰看到的是另外一番景象。“门户寥落，地冷山荒，山中有噶朗错海，气候寒冷，沿海而行，怪风竟日，沙气迷天，并无居民。夜则择帐篷，汉兵在帐篷相继冻死。随行官兵面无人色，雪花如掌，每过大山深处，动辄丈余，行者罔不慎悚，雪峰遥峙，势若连城，即泰西所称天下第一高峰喜马拉雅山之枝干也。沿途因缺换夫马处所致有延，后于十月初十已经到帕克里隘三站之仁进岗，藏兵尚有万人驻扎于此。”〔6〕

而六月的亚东，自二月以来便无日不雨，遍地泥淖，晨起日出瘴，湿熏蒸，官兵十病六七。〔7〕

这是一份难得的有关西藏气候、风俗的描述，尤其是在大臣的奏折中。内地会写文字且到过西藏之人，寥寥无几。

1791年，福安康入藏时，也记录了许多文字。但读后会让人觉得悲壮。他们去同一个地方，决定一个区域内民族的命运，但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

从1788年起，受英国唆使的尼泊尔两次入侵西藏。藏军失利后，尼泊尔占领了西藏许多领地。乾隆大怒，遂发兵远征。他调两广总督福安康为远征军主帅，率驻扎在四川的军队先行入藏。

在乾隆限期40天必须入藏的命令下，福安康带了100多人从青海入藏。是时，正是寒冬腊月。“青海大道，并无人烟，山路极多，又无树木，冰雪甚大。兼之蒙古住牧遥远，缺乏马草，难以趱行。”但为了完成援助西藏的任务，他们还是艰难前行，每人以三马换乘，骆驼肩负一切杂粮物件。内地之人，首先要克服的是高原反应，“地势渐高，山上厚存积雪，甚觉崎岖，并有川岚瘴气，早晚行走，每致头晕气喘”〔8〕。

一个月后，他们抵达玛楚克，发现物资过多，影响行程，遂简装上路，骆驼全部留在后方。过星宿海时，福安康描述说：“数百里内，溪涧交错，泉水甚多，冬令处处凝冰，远近高下，竟无路途。且该处多系沟磡沙滩，乱石纵横，与冰坎相间层积，马足倾滑行走维艰。”瘴气，加上高原反应，军队中有多人头晕目眩，皮肤水肿，福安康等人只有带病前行。终于在大年初二抵达西藏境内的达多伦巴图尔。西藏境内此时大雪封山，道路更加难行，加上无柴火，许多马匹死亡。正月二十日到达拉萨时，他们已经走了4000余里，费时50天。

汉语文字中少有与自然搏斗的探险记载，行军奏折中许多部分已经大而化之。如果同时阅读陈渠珍在《艽野尘梦》中所叙的出藏经历，或修建青藏铁路时的许多文章，或许更能领会当中的艰辛与不易。

福安康率军翻越喜马拉雅山的壮举，值得大肆渲染，因为这是大清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他们很快击退侵略者，打到了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不到百里之地，尼泊尔求和，之后再也没有入侵过西藏。

远征尼泊尔，陡壁险路，下临深川，不能行马，十分艰辛。乾隆评价说：“福安康统领大兵剿捕廓尔喀，自进兵以来，督率将弁兵丁，摧坚破险，屡战屡捷，无不鼓勇争先。于调度布置，一切机宜，悉中窾要。且经越艰险，冒雨步战，手足胼胝，用兵之难，为从来所未有。”〔9〕

福安康一生戎马，文韬武略，实乃大清王朝第一大将。他22岁平金川，30岁平甘肃回民起义，32岁平台湾起义，37岁平尼泊尔叛乱，次次成功，43岁因瘴疠之疾死于讨伐黔湘苗族之旅。

1793年，打退尼泊尔后，福安康回师拉萨，在这里显示出他不仅是一位战场上的猛将，还是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整顿西藏事务，促使乾隆出台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即“中堂法规”），宣布了大清对西藏的法定主权。他出台一系列政策，包括扩大驻藏大臣的权力范围；在西藏驻军；中央参与决定西藏地方官吏任命；喇嘛出藏要经中央政府同意等。同时，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去世后，其灵童需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使权力，金瓶掣签制度也得以确立。他力主在西藏铸造银币，使外国货币无所居奇，维护了国家的经济独立和货币统一。

尼泊尔一役，震慑周边国家，也包括英国，使他们从此对大清有极深的忌惮，中国的西南大门才一直无事，直到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之后，大清的子孙开始糟蹋父辈的遗产。

今天看来，19世纪末，那场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展开的中国茶与印度茶的贸易谈判，是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

山麓两侧，一边响彻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轰鸣之声，被摘下的茶都交给了机械，之后被运上火车，转乘游轮，远销英国；另一边手工作坊里挥汗如雨，茶马古道上的“山间铃响马帮来”的古老贸易，正在人背马驮下艰难跋涉。

缠绕于山麓的两个大国的命运也因为这片小小的茶叶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夹裹在中印两国之间的许多小国家，也开始了其多舛的命运。

从1889年1月到1894年6月，中英关于中国开放西藏通商交涉的电文共有262件，收发均为赫德与赫政兄弟俩，北京总理衙门与在印度谈判的中国代表的往来电文也由他们转手。本书所选电文均收录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藏缅问题》〔10〕一书中。

电文主要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涉及锡金的主权问题和西藏的领土划分问题，后一部分与藏印通商有关。

从1888年冬天开始的谈判，到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签订，前后不过1年时间，清廷痛快地放弃了锡金。他们对疆域划分的痛快，与同意通商的不痛快，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后的三年，电文往来内容都与通商细节有关，而从1892年6月开始，印度茶能否入藏是最核心问题。

细读这些与茶有关的电文，可以看到三方在茶问题上的角逐，非常耐人寻味。

谈判由三方组成：清廷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和英属印度方的代表。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代表中方主谈的赫政是英国人。清廷代表中驻藏大臣升泰当时的职位是清廷驻藏大臣，他是蒙古正黄旗人，参与过1881年清廷与沙皇俄国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又当过云南的布政司，是晚清中国西部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与实施者。

曾经担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英国人赫德

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行政级别上，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是商上，清代称西藏地方政府管理钱财的机构为“商上”，“商上”也是清廷对西藏黄教大寺院领主所属领地内的仓库和管理税收财务以及行政等办事机构的总称谓。〔11〕

赫德1835年出生于爱尔兰，1854年，19岁的赫德来华，1861年起代理清廷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职务，1863年11月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截止到1908年，赫德主政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赫德不只是一位海关经济的操盘手，还是北京总理衙门的外事顾问，在中国的影响力非其他外国人能及，这是晚清缔造的一大奇迹。因为身居要职，中国经济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对外贸易更是他的“分内之事。”

1892年6月25日，出自赫政之手的大吉岭电文说，英属印度已经放弃在西藏购地建屋的要求。但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商上要求西藏盐、茶叶进入锡金，同时禁止印度茶、盐进入西藏，这让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在这个问题上清廷代表显得没有耐心，从驻藏大臣升泰单独上奏的文章里，就能看出端倪。

藏族妇女在饮茶，1939年，孙明经摄

1892年7月6日，在升泰给光绪的奏折中，所言都与开导藏民有关。比如商上不同意英国人在亚东购地建屋，说未有外国人在藏区建屋先例，但升泰则说，这与租给汉人没有什么区别；在税收上，商上也不赞同免税五年，升泰又以税收为朝廷之供给，商上“枉思自行收税”有违法度与大清皇帝的教化。

升泰更担心因为西藏地方政府方面的为难，导致英国人因为没有利益而放弃亚东，进而改开市于西藏地区。在禁止印度茶入藏的问题上，他们甚至劝告商上，如果能禁止藏民购买印度茶，那印度茶叶就自然不会进口。清廷代表企图绕过商上，在商务章程中对茶叶问题只字不提，而英属印度方面对此很满意，他们建议最好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己来禁止盐巴与茶叶进口。

7月8日，北京电文默认了赫政这一决议，但他们对商上能否自禁茶、盐进口有所疑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决定，鸦片入侵时候的大讨论难道对后来者没有一丝启发？内禁反而导致了鸦片的横行，我们并不是一个可以说“不”的国度。

7月16日，升泰回电说：“印茶入藏一节，赫政已经将窒碍情形转达，印度现在拟于第三款盐下酒上添一茶字，列在禁物之内，如能照此即可定议。”又说：“印度不欲明定禁止印茶入藏，西藏反对无用，反多妨碍。”

在这一阶段，清政府与英方都企图撇开西藏地方政府，从三方谈判转为两方直接谈判，这种行为引起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严重不满，三大寺的负责人先后赶到亚东，声援商上。

二、藩篱尽失之忧患

边民奉佛法为正宗，视洋教如冰炭。如果操之过急，势必驱数百年归顺之赤子从而携贰。

——色额楞

早在1885年，英国驻印度高级官员马科蕾（Colman Macaulay）入京，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印度与西藏通商并派发进藏游历的护照时，就遭到来自西藏和四川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其实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另议专条，英国人已经取得到西藏游历的权利〔12〕，但英国人要求自己带兵入藏，以免遭到西藏的武力抵抗。西藏一直不赞同与外国通商，甚至不赞成外国人进藏游历。

1774年，英国间谍波格尔潜入西藏扎什伦布寺，他见到班禅后，力图劝说其同意西藏与英国通商，许诺了一个美好的远景，但班禅拒绝了这一请求。班禅告诉波格尔，西藏是中国皇帝的地方，不可擅自与外国通商。而班禅也因为与外国人的“过分接触”，而遭到达赖及其他西藏宗教领袖的批评。数次对西藏试探，让英国人意识到，走西藏路线行不通，他们便迂回走北京路线，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晚清北京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中，对外国入侵势力而言，针尖插得进，巨椽亦无不可。

1886年，马科蕾带队从亚东入藏，随行人员有秘书、测量员、地质学家、译员、军官、士兵和印度差役一共约百人。当时西藏的驻藏大臣色额楞在得知清廷允许英国人游历西藏并允许其从亚东入境时，显得有些恍惚。他一方面积极派人到亚东行护送之礼，一方面又认为朝廷此举有欠稳妥。开导藏民理解中央政府允诺英国人游历西藏之事固然要做，但西藏之于中国的地位又太过于重要，不能不防。

色额楞指出，英国人如今大肆修建公路、铁路，直抵西藏门口，目的已经很明显了。色额楞还举了法国人吞并越南的例子，越南一丢，缅甸跟着丢了，而云南也就危险。藩篱之事不能大意，其昭昭可鉴。

色额楞面对的情况十分糟糕，从四川康定到定日，千里路上不过有汉兵1000多名，前后藏兵也不过3000余人，军人老迈不说，还缺粮、缺军械。“卫藏为川滇文虎，臧疆有警，则川滇震惊，关系是非浅显。”他建议“通知四川、云南慎固封疆，严备战守，以为声援之处”〔13〕。英国人入藏，动一发而牵动中国全身。

西康女工拣茶，这些茶主要是出售到藏区，1939年，孙明经摄

色额楞敏锐地意识到，藏民所用之茶，有赖于四川供给，“近闻印度亦产有茶，一经议通商，岂能禁其运藏出售，运费省则价值廉价，必使川省之茶无处行销，彼得独专厚利，我乃坐失去重资……乃后患之可言者也”。

总理衙门收到色额楞奏折后，便与英国驻京使馆继续沟通暂缓马科蕾入藏之事，可是《中英烟台条约》摆在那里，英方根本不让步。总理衙门打听到大吉岭一地当时已经有小型的民间交易市场，其中已有与英国通商先例，因此北京认为倘若能够说服英方在这里扩大贸易，或许能够打消英国人入藏之决心。

在总理衙门的主政者看来，英国无夺西藏之心，他们不过是想与西藏通商而已。总理衙门给边臣与皇帝提供了一份意见，认为通商未必是坏事，实际上通商互市是安边之权术。比如乾隆年间开恰克图市场，中俄200年来烽燧不惊，道光后之所以海疆多事，就是不了解外情所致。通商后好处也明显，他们发现海关关税比国课税还要多。

其后，四川总督丁宝桢上书印证了色额楞的忧虑，“西藏番众仗喇嘛为长城，视洋人如深仇，如不商议妥协，贸然前往，必至开衅生事。然番族恃众好盛，只有阻碍之心，并无坚拒之力。设彼族恃强逞凶，藏番无以抵御……”〔14〕英国人与藏民的冲突，只是丁宝桢的担心之一。他更担心英国人此番是“借通商之美名，实际上有夺我中国之诡计，先得我之利益，再霸占我国土”。

寺庙里祈祷的喇嘛

当时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重庆之门已被打开，假如西藏之门再被打开，那么四川将全境俱失。如果四川一失，则四通八达，天下之藩篱尽坏。〔15〕

色额楞担心缅甸、越南之事在云南上演，也担心锡金、尼泊尔之事在西藏上演，这会进一步危害到云南、四川。而丁宝桢又进一步指出藩篱的递进关系，一旦四川丢失，则天下的藩篱尽失，门户大开，中国将不复存在。

居于庙堂之中的人忽略了边臣的忧虑。当时清廷的主流思想就是先保障沿海海防，放弃内陆边疆。左宗棠违意进军西北收复伊犁都引来诸多不义之词，更何况在西南一隅，又缺乏像左宗棠这样有魄力的将领。

很显然，如果中央政府不肩负其责任与道义，那么藏地局势势必会失控。色额楞从接到劝导藏民接受英国人入藏游历的工作开始，就指出其严重性。“吾藏地孤悬绝塞，饷绌兵单，设激而生之患，彼族更将生心，必为我之叛藩，取之尤为有词。俄人之索偿款于伊犁，此其明证也。且滇蜀之于我藏卫，犹堂奥有藩垣，藩垣撤则堂奥空虚，自然之理，与思及此，每至午夜彷徨罔知所措，惟有遵命劝道。”〔16〕

堂奥与藩篱之关系，被色额楞数言道尽，而他的告诫，更是发人深省。在缺兵少粮的困境下，色额楞不敢言战的深层原因，就是担心此举拿捏不好，就会让西藏置于内忧外患之中，最后脱离中华版图，那么每个人都将是罪人。

色额楞形容藏民心如铁石，百折不回。“边民奉佛法为正宗，视洋教如冰炭。如果操之过急，势必驱数百年归顺之赤子从而携贰。”〔17〕

另一方面，西藏同胞也在这个问题上对清廷多有指责，保护疆土本是清廷的责任，但最后流血牺牲的却是手无寸铁的藏民。

丁宝桢与色额楞的看法一致，他一面按照清廷的要求，委派专员去做西藏方面的开导工作，一面着手备战。但丁宝桢的专员被西藏兵戈挡住，他们绕道从云南进藏也没有成功。

西藏不仅对英国人有戒备之心，对汉人同样深怀戒备，当年黄懋材要经过西藏到印度，也一样被阻挡下来。他们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说是对清廷缺乏信任的一种表现。他们不愿意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被别人骚扰和霸占。“片马事件”中，云南各族人民抗英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自发的履行“守土有责”。而正是在这种朴素的心态下，在那样一个破败的王朝中，他们才努力挽救着这个国家的版图和声望。

西藏及四川、云南等地方的联合抵制，让英国与西藏通商被拖延下来。

1835年，英国人强租大吉岭后，便在那里广设商铺，组织各种商业机构，吸引汉藏商人到那里做生意。西藏噶厦政府从1844年开始沿途设置关卡，禁止汉藏商人到大吉岭经商，并发布《抗英卫教守土神圣誓言书》，其主要内容都与守边有关。那些誓言，非常感人，“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1886年，西藏开始在隆吐山设立地方驻防军。

1888年3月，英国以西藏在锡金的越界设卡和阻挡通商为由，攻打西藏隆吐山关卡，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这场战争清廷完全置藏民于不顾，藏民自发组织的抵抗根本不是英国人枪炮的对手，惨遭屠戮。

清廷之所以不支援隆吐山关卡，理由恰恰就是乾隆年间福安康出兵打退尼泊尔军队后，锡金之地被达赖送给了哲孟雄部长管理，但是藏人却认为“地虽予哲，今哲通英，宜收回”。当年，乾隆因哲孟雄部落在对尼泊尔态度上的暧昧，一度大发雷霆，并对其进行盐巴、酥油、茶叶等贸易制裁。

英国军队踏入西藏，以枪炮为茶叶销售开路

道光元年，哲孟雄部长请求去西藏熬茶布施，要求清廷分点人口给锡金管理。此举遭到道光的严厉驳斥，理由也是以前打尼泊尔的时候，部长观望不前，事后又屡次向朝廷讨好。“今来藏熬茶，又向噶勒丹锡勒图萨玛第巴克什禀恳，或赏给帕克哩营官之缺，或将所属卓木族百姓，及卓木雅纳绰百姓，赏给管理。该部长贪鄙无知，竟敢妄求藏地所属职官民人，交伊管理，文干等饬令该喇嘛严行驳斥，以绝其妄念。”〔18〕

这份非分请求被驳斥，但道光还是酌赏银物，以示体恤，也让他们去西藏礼佛，但规定只能每八年去一次。要是不去，朝廷也不管，连申请去卓木避暑的机会也不给哲孟雄部长了。

但之后哲孟雄部长又开始没完没了的申请，每次都被打回去。道光五年，正逢达赖坐床，部长要求入藏瞻礼，并请求避暑，虽然当初的八年期限未到，道光还是准了他的请求。〔19〕

从《清实录》里对哲孟雄的记载来看，其实朝廷对哲孟雄部长每年到西藏避暑数月，是默许的，因为达赖喇嘛许可这种往来制度。但清廷与哲孟雄之间这种没有明晰化的关系，显然让英国人找到了借口。

故西藏在隆吐山设卡阻碍通商成为英国进攻西藏的借口，他们认为西藏无权在锡金境内设置关卡。1886年，英国驻华公使华尔申就向清政府提出“现在藏番因闻英人停止入藏，边界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炮台意在阻止通商。在英国不难将其炮台毁去，但本国亦不愿多事。请行知驻藏大臣，转饬藏番，不可妄为”〔20〕。

驻藏大臣文硕接到勘察命令后，多次上书表示西藏并无越界之举，他还让噶厦政府绘制了一份藏南地图，加以详备说明发往北京。他同时要求朝廷要以西藏利益为重，不能因为英国人无理挑衅而使藏民铤而走险。但北京方面听不进文硕的劝告，还罢免了文硕的官，让听话的升泰接任。

2011年8月22日，在四川雅安举办的茶马古道保护论坛上，“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展示了一张从未面世的《藏南察堪疆域图》，正是当时驻藏大臣文硕呈送给朝廷的藏南地图。这幅地图详细绘制了锡金所属的领地，可惜这张收藏在“台北故宫”的地图现在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得到。

地图的遇冷，也与当时清廷想单方面结束边事息事宁人有关。清廷割让藩属国锡金，牺牲西藏地方利益，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外交思想作祟。我们可以从把持晚清外交大权近30年的李鸿章对新疆问题的看法上，找到清廷从西北到西南的“放弃”路线。

1871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里说：“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痡，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在“舍关外保关内，重海防而弃边疆”的主体思想下，锡金被放弃，西藏就只能自保。另外，根据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无论新疆也好，西藏也好，让英国人、俄国人在这些地方相互牵制，于清廷而言，不是什么坏事。

但他们忽略了藏民自发抵抗侵略者的决心，在清廷屡次开导藏民不见效的情形下，那些密集的奏折和电文中，书写最多的也是，臧民多愚昧，不解朝廷的良苦用心。

三、边茶与边政

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川省幸甚，大局幸甚。

——刘秉璋

解决锡金的归属问题只是一个幌子，对中英双方来说，都知道谈与不谈的结局。只是西藏单方面幻想清廷能够站在西藏的立场上，帮他们要回锡金，等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之后，他们的要求也就一步步缩小，最后只要求双方牧民在换季时能够自由往来，能相互通信、赠送礼物。西藏方面坚持供给锡金盐、茶一项，也是有深刻原因的。

升泰在1889年4月15日的奏折中，详细列举了锡金与西藏的礼物往来，根据不同人、办不同事而有所差别。比如新春，锡金送驻藏大臣橘子两件、贺禀一件，驻藏大臣回赏缎疋银茶。送班禅的礼物与驻藏大臣相同，送给达赖的橘子要多出两件。

如果锡金要专门办茶，这时也一样要送礼。给两位驻藏大臣的礼物，有贺禀一件，蓝呢衣料一件，青呢衣料一件，白米两包。大臣回赏的与新春相同。送给达赖的是信字一件，黄呢衣料一件，红呢衣料一件，红蓝白各色洋布料一件，白米二包，茜草三包。〔21〕

在朝贡贸易中，列清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再小的物件都会被详细记录在案，本质上它体现的是一种皇权和皇恩。

锡金送出的红呢与黄呢衣料，正是来自英国的产物，但锡金拒绝饮用产自大吉岭的茶。大吉岭，英文名为Darjeeling，来自藏语rDorjegling，由两个藏语词Dorje（“霹雳”）和ling（“地方”）合并而成，意为“金刚之洲”。在英国与清廷的谈判中，“锡金是不是西藏藩属国”一度是焦点问题。

清廷的驻藏大臣

他们回溯历史，就是从双方的朝贡历史出发。某国向中国朝贡目的，或表示期望回报到更大的物质利益，或出于通商目的，或表示臣服，都会被中央政府视其为藩属国。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朝贡关系遇到了新世界的外交关系，要如何将这种关系变成正式的隶属关系？是靠几件礼物？靠皇帝的封号？还是几封书信？

明代是朝贡体系发展的顶峰时期，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了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

在这个东方特色的国际关系中，贸易是核心元素。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朝贡体系，更看重其政治结盟的意义，而非贸易。在康乾时期，大清凭借强大的国力在中国西部稳固了其政治地位，诸如锡金这样的小邦国主动依附，成为西藏的屏障，当然，这其中有着宗教信仰相同的背景，也有着其他诸多历史渊源，但中国当时强大的国力依旧是主要因素。从19世纪末喜马拉雅山麓的这些小国的命运来看，朝贡这种文明来往关系已经被丛林法则所取代，坚船利炮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然而，柔软的茶叶并未被硝烟所击碎，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朝贡关系，也昭示着这个东方古国的文明与风度。茶叶最初东渡到英国之时，它与孔子并列在一起，是东方的仙草。而对喜马拉雅山麓的居民来说，它是生活的必需品。

不过，在《清史稿》的撰写者看来，锡金还不算是大清的藩属国。在这里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锡金、不丹、尼泊尔与西藏的历史。

锡金，藏民称其为“登疆”，意为稻米之乡，宗教信仰为藏传佛教。大清康熙年间，来自尼泊尔的廓尔喀军队入侵锡金，攻占了其首都拉达孜。锡金国王逃到了西藏春丕峡谷避难，这带领地西藏称为热日宗，也就是今天的亚东区域，达赖允许锡金国王常驻于此。

1790年，尼泊尔廓尔喀军队入侵西藏，攻占了班禅所在地扎什伦布寺。这惹怒了乾隆，当时大清国力强盛，完全不能容忍尼泊尔的这种侵略行为，乾隆迅速派福安康率军入藏，打败了入侵者，收复了许多被抢占的领地，尼泊尔再次臣服。

1939年，德国党卫军西藏考察队

在英国人的战略中，首先是拿下通往西藏的第一道屏障尼泊尔。1814年，英国人利用尼泊尔内讧向其宣战，之后利用尼泊尔与锡金的关系，通过《塞哥里条约》向锡金进行渗透。1815年，尼泊尔向嘉庆帝求助，遭到了拒绝。

1835年，锡金领地大吉岭和兰吉德河以南大片土地被英国人强占。

1836年，尼泊尔民众向清廷求援，说尼泊尔国王罢免了主战大臣，又无视民众生死，把土地拱手让给英属印度管辖。但道光以为，这是外夷之事，又无国王之印信，拒绝了尼泊尔民众的请求。但他随后派人前往边境查看，并责令封关，不可令人出境。〔22〕

清廷数次放弃尼泊尔，大约对尼泊尔入侵西藏的成见太深，就连锡金也跟着受到排挤就可见一斑。但抛开之前的争斗，其实按照今日民族认同观念，可以看出，当时的尼泊尔人心里是向着清廷的。边境部落的政权斗争历史上从未间断过。但他们对英军的态度不同，这是一支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队伍，也谈不上任何渊源，只能视之为敌人。当然，这其中的纠葛非几句话能说得清。1854年，在英国支持下的尼泊尔一面说要出兵中国，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面又暗自出兵西藏。1855年，尼泊尔与西藏开战，达赖圆寂，西藏无心恋战，输了。两者签订了尼藏条约共十条，这个条约也为英国后来入侵西藏作了十足的准备。

1841年，英国人出兵不丹，占领其大片土地。

1862年，英方强迫锡金签订条约，将锡金完全纳入英属印度，否认其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不丹也于1865年完全落入英国之手。不丹也多次向清廷求救，开始驻藏大臣还暗中协助，后来就完全置之不理了。

就这样，与西藏相邻的三个小国全部落入英国之手，西藏局势岌岌可危。

1877年，丁宝桢发现，尼泊尔还在上贡，但不丹却没有了。他要求朝廷派驻藏大臣修好与不丹关系，并指出，他们能够厚我藩篱。

1888年，英国以锡金、尼泊尔、不丹等地作为根据地，出兵西藏，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攻占隆吐山关卡、亚东等地。而清廷士兵一枪未发，作为旁观者看着西藏民众自发组织抵抗英国侵略者，英国人奏着凯歌，进逼拉萨。

自始至终，英军都没有遭遇到清廷中央军的抵抗。最可悲是，江孜守备萧占先因为参与英国与西藏的调停，而受到总理衙门的表彰。不是英军对手的西藏地方政府只能申请通商和谈。其后，锡金小国的命运一直不能自主。

按惯例，锡金部长进藏，只要涉及新春和专办茶事，他们就会呈上送给达赖、班禅以及驻藏大臣的礼物，而回赏的茶叶也会有很多。如果仅仅是办地方事务，锡金方面也不会惊动西藏管理层。而且，每年部长都要进藏避暑，长达数月。藏方认为，只要能坚持这点，那么锡金与西藏这种建立在礼物与贸易基础上的特殊关系，就不会因为国界的划分而受到影响。在他们谈判的时候，锡金部长还企图逃离锡金入藏，最后被尼泊尔当局扣押。

茶叶的问题，无疑引起了北京的高度重视。锡金的今天也许就是西藏的明天，英国人现在执意要切断锡金与西藏的茶叶往来，未来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切断西藏与内地的茶叶往来。

西藏扎什伦布寺的茶会（茶文化将西藏与中央紧密连接在一起）

1892年7月23日，总理衙门致电四川总督刘秉璋，“印茶入藏，恐占川茶销路”，要求刘秉璋查实每岁入藏的印度茶叶有多少。

7月24日，刘秉璋回电说：“川茶全靠藏销，岁收十余万冲饷，而藏饷专指此款。印茶行藏，藏饷无着，是藏中切身之害。而川茶失此销路，川民失业，不为饿殍，即位盗贼。藏帅要商甚是，乞坚持为叩。”

刘秉璋对茶叶的意见让北京更积极地介入茶叶问题，清廷连续三天发电到大吉岭询问有关茶叶之事，密集的电文在通商谈判中显得非常扎眼。

北京7月26日的电文转述了刘秉璋的意见，接着，7月27日，北京再次致电，希望查明究竟有无印度茶入藏，若有，数量有多少。北京方面还想进一步搞清楚，印度茶价廉将会摧毁川茶贸易，但受到影响的究竟是西藏商上，还是四川商人？并说：“四川向恃经营对藏钱兑及商运为利源，川茶交易及茶税均极重要，如有不利，自将反对。总理衙门正考虑此事。”

7月28日，总理衙门又去一电，希望查明四点：一是印度普通茶在印度每担的售价；二是从印度到春丕（在亚东西南面）每担茶的成本；三是中国茶在春丕附近每担的售价；四是经过康定入藏华茶的价值和数量。

1892年7月30日，刘秉璋致电总理衙门，详说了川茶现状：每年川茶入藏约1400余万斤，征银10多万两；考虑到茶价涨跌，大致100斤粗茶的成本约银子四五百两，细茶倍之，极细又倍之；课税羡截及关税每百斤需要一两一钱；内地的华商仅运到康定，再转卖给藏族商人，“盖藏帅借用的番钞，给与印票，赴炉厅领茶，以抵藏饷，是藏饷须借商力接运不仅茶也，藏帅及兵丁生机实系于此”。

刘秉璋指出，藏民日食糌粑，非川茶不生。“闻印茶往日亦有暗中入藏者，藏人不食，印茶遂阻。藏番赴川者不下数十万人，藏中穷番藉脚力以谋生，川藏交界处借以安谧。”刘秉璋说，之前瞻对（土司名，1745年设）叛乱，朝廷能在短时间内平定，全靠茶商往来互通消息。印度茶销往西藏，会引起连锁反应，“至茶价交易每岁近百万，川省栽茶之园户、运茶之商贩、负茶之脚夫多至数十万人，悉赖此为生活。设使印茶行藏，占却川茶销路，必致中外商情星散，饷运周折，即凡茶叶之户势无所聊生，何堪设想。此事关系甚巨，贵署议虽棘手，应仍查照藏帅原议，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川省幸甚，大局幸甚”。

刘秉璋报告的茶叶信息涉及五点：其一是销往西藏的川茶利润极大；其二是茶产业链已经形成，茶马古道贯穿着茶园、制茶者、运茶者（马夫、脚夫）、消费者、兵帅等数十万人；其三是茶与藏饷关系密切，茶是兵将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质，1750年，大清中央政府在西藏恢复了常驻军，军饷由四川提供，而军饷来源正是茶叶；其四是藏民已经形成自己的饮茶习惯，不喜欢印度茶；其五是运输茶叶的茶马古道还是信息通道，这里的信息比官方来得更快，是维护边地安宁的重要通道。

藏历新年大巡游，勇士们饮用茶点

所以，丢失茶叶市场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茶叶不仅仅是文化和经济消费品，还与民生、政治与民族认同有着巨大的关系。

边茶与边政关系甚大。所谓边茶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消费主体与供给主体也有着非常大的变化。茶在唐代传入西藏后，经过寺院的改造与倡导，逐渐成为藏区民众生理与信仰的必需品，这点与茶在汉文化圈的传播有相似的地方。

西藏寺院中用来熬茶的铜锅鼎

研究表明，在民族之间的接触中，茶作为特殊礼品是民族关系中最初和最牢固的物质纽带。在这个层面上，茶与玉石、丝绸乃至咖啡这样的稀缺品有着非常近似的传播过程，但茶一旦与精神文化发生关系，便脱离了其物质性的一面，转化为特有的精神符号。西藏与内地的茶交往，西藏与蒙古的茶交往，锡金与西藏的茶交往，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始于唐代的茶马互市，最终在明代促成“以茶驭番”之政治策略，茶有着特别的供给对象，也有了边茶之称。

边茶贸易制度，始于1102年（宋崇宁元年），蔡京在唐代的茶法基础上颁布了“茶引法”，规定任何人贩卖茶叶，必须获得政府许可。这意味着贩卖者需要向政府缴税，并在政府的指导下确定茶叶输送的对象和地区，而具体的茶叶数量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否则便意味着犯罪。

对这项制度，元代有所继承，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是明代。明代不仅设置了专门的茶马司机构负责管理茶务，还增设了茶马御史等多个官职。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在西部地区增设了茶马司，并下调茶税，这导致从康藏地区进入卫藏地区的边茶越来越多，促成了像康定、昌都等新兴城镇的崛起。

1909年，湘西王陈渠珍入藏时，发现康定已经是一个商贸都市。“一入炉城，即见异言异服之喇嘛，填街塞巷，闻是地有喇嘛寺十二所，喇嘛二千余人。居民种族尤杂，有川人，滇人，陕人，土人，回人；又有英法各国传教士甚多，土人迷信喇嘛教，家有三男必以二人为喇嘛，甚或全为喇嘛者。盖喇嘛据有最大势力，能支配一切，一为喇嘛，身价即等于内地之科第，故人人以得为喇嘛为荣也。”〔23〕

边茶入藏区后，充当饷银，已经具备了货币功能。王振民在《边茶在交易中的货币功能》中认为，青海玉树地区的边茶之所以具备货币功能，原因一是当时玉树地区历史上没有“钱”的存在，二是边茶在藏民生活中的重要性，三是边茶本身的形态具备货币功能，四是边茶的珍贵性。〔24〕

藏民嗜茶，又没有流通的货币，携带方便的边茶便做了一般等价物。玉树地区的边茶，每大包16斤，包内装4甄，每甄4斤，这每一甄又可以均分为4块，拆分计算很方便。自唐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后，玉树地区就形成了著名的唐蕃古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康定等地区没有成为茶马古道主干道之前，玉树地区是边茶入藏最主要的通道。玉树地区行政中心结古镇，在藏文中就是“集散地”之意思。

回到历史现场，1892年7月30日，大吉岭回电，印证了藏人不喜欢喝印度茶之说。“印茶入藏为数极微。藏人不喜印茶，称饮之腹疼。数年前大吉岭附近茶农曾效仿中国茶叶，试制销藏印茶，每磅成本二便士，成本虽轻，但始终不能行销，因此不得不放弃计划。中国方面可不必顾虑印茶对于川茶不利，实验五年以后，必可证明此点。即在哲孟雄亦无人饮用印茶。印度不肯在章程内明定禁止印茶，不过怕写在纸上看上去难看而已。”

但事实上，五年后，四川还真上报了印度茶阻碍了川茶的销售，一个原因是自身造成的，一些奸商居然把树木当做茶叶卖到藏区。

8月3日，总理衙门电文：“如由大吉岭运茶百担至拉萨，需运费若干卢比？”

8月6日，总理衙门电文：“四川每年运藏茶叶二千万磅，约值银一百万两，除为川省提供税收十五万余两，并可为川省货物开辟市场，为边地无数民居取得生业。再者西藏供应驻藏大臣经费，向以收受川茶抵账。川茶不仅是一种官方专利，实系兴利边民的要务，维持边地安宁，亦有赖于此。如许印度茶叶销往西藏，必将影响川藏商运，使人民失业，地方不宁，因此中国不肯轻许印茶入藏。印茶入藏获利既微，又损中国利益，且茶叶市场甚广，尽可至他处行销，盼印方不必再坚持。你可向印度表示中国正在力求迅速解决，并希望将中国不能准许印茶入藏理由向印方婉作解释。”

行进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

这次，总理衙门把刘秉璋的报告作了总结，再次强调了茶叶对于边民生活及国防的重要性。

四、唯茶不可

茶叶于西藏，有着多重的意义。谈什么都行，但茶不可以。

“婉作解释”之后，整个8月份，大吉岭没有回电，但接下来北京政府的措辞就比较严厉。

9月1日，北京电告大吉岭，否决了赫政6月25日所发的139号电文。“如印度方面不禁而由西藏方面自禁，可能使得从前鸦片贸易的纠纷以另一种方式重演。”同时敦促印度考虑8月6日的电文内容，并表明北京方面的立场：“中国宁可将谈判永久拖下去，而不肯允许印茶入藏竞争。”

其他可以商量，唯茶不可。

在清代，茶由三条茶马古道线路传入西藏。一条是北方的唐蕃古道，沿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的路线，它的身后是吐蕃与唐王朝延绵不断的官方贸易与朝贡往来；一条是从四川雅安，经康定、巴塘、理塘入藏；另一条则是从云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藏区，茶马古道把茶渗透到了大量藏民的生活之中。

今天的西藏人，依旧把从丽江传入的滇茶称呼为“绛槚茶”（Ijangjia），意思就是“纳西茶”，而“槚”则是茶在唐时期西南一带的别称，这一称呼在藏语中保留至今。〔25〕西藏对茶的重视，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看出端倪，其谚语说“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又说“茶是肉，茶是血，茶是生命”。

同时，他们对茶有着非常细致的区分，不仅依据茶的用途将其划分为汉地茶、酥油茶、饮用茶、常用茶、佛事茶等等，在分类中还把茶的运输条件都考虑进去，如半包茶、牛皮茶、针缝茶、官驮茶、竹篾茶、竹包茶等等。比较《藏汉大辞典》、《汉藏对照辞典》之类的工具书，会对此有更惊喜的发现，藏民对茶之热爱，可见一斑。

在《汉藏对照词典》中，有65个以“茶”开头的词组；在《藏汉大词典》中，与茶有关的词条有70多个。“茶”是藏语词汇中条目最多的词。〔26〕

20世纪的“藏族社会生活调查”中，僧人的饮茶开支占到了其收入的11％以上，普通人家也占到了8％。

藏区茶消耗量极大，还与每年的熬茶布施有关系，一次布施，各大小寺院加起来，要消耗掉十几万包茶叶。不仅西藏境内的铜不够用，就连香格里拉的13000斤铜也都运去做熬茶的大铜锅了，但还是不够，只有向清廷索要铜锅支持。1750年，乾隆下诏要军机处妥善办理，而且还只能让官方去云南采办，不能让藏民自己去，以防有人走私铜。

茶最初进入西藏，是因为其药用价值。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汉藏史集》记载说，都松莽布支赞普得了一场重病，在他安心静养时，飞来一只美丽小鸟，口中衔着一根树枝。赞普不禁犯疑，派人去查看，将小鸟衔来的树枝取来，摘下树叶的尖梢放到口中品尝其味，觉得清香。加水煮沸，成为上好饮料。于是赞普对大臣们说，这树叶饮料十分奇妙，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27〕

1939年，运输茶叶的西藏牦牛商队

这是一个略带神话色彩的故事，与汉族中流传的神农尝百草遇毒得茶而解有类似之处。但《汉藏史集》中另外一段记载茶叶之事的文字，就非常耐人寻味。它涉及茶叶的生长环境、形状、种类、特性、饮法、功用等等，并对茶进行了分类。

天界享用的甘露，偶然滴落到人间，国王宫中烹茶叶，众生亦能获吉祥。此茶叶可以分为十六种，现将各种茶叶分述如下：

生长在山谷深处的茶树，叶小，枝干粗圆，颜色灰白，气味如当归，味涩，烧煮后饮用，能治疗涎分之病，这种茶称为扎耶普达茶。

生长在山谷谷口处的茶树，叶片大而柔软，树干粗圆，颜色深黑，汁味大苦，适作饮料，对风病有大疗效，被称为乌苏南达茶。

生长在旱地的茶树，叶片大，枝干粗，颜色红黑，气味难闻，汁黑色，味涩，适烧煮，去胆热，若加封藏，其汁红黄，被称为郭乌玛底茶。

生长在水浇地之茶树，被称为阿米巴罗茶，叶片厚而光滑，颜色青绿，多次浸泡汁色不变，气味甜。味柔和，适研细浸泡，平寒热。

……

以上为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知识，篇名称为《甘露之海》，至此结束。吉祥！〔28〕

从行文来看，其写法更接近汉地传统医药书籍的体例。中药的煎熬方式对茶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尤其是在唤醒气味、味蕾和药效记忆的层面上，更是如此。

西藏人对茶的分类如此仔细，令人叹为观止。这会让人想起古埃及人对沙子的分类，他们称呼沙子的词汇有50多个，而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描述冰雪的词语则多达100个。

语言相对主义认为语言影响并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划分得越细致，表明这样的东西越重要。

唐代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了一个西藏茶叶的故事，故事发生在781年。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也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渑湖者。”

后人对这段有趣的材料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就是赞普喝茶或是不喝茶。这涉及藏区何时饮茶及茶是否由文成公主带入藏区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第三种解释：赞普在炫耀。

茶叶于西藏，有着多重的意义。什么都可以商议，但茶不可以。

西藏布达拉宫（从唐朝时代，喇嘛们就开始喝茶）

再回到谈判桌上。9月5日，大吉岭回电，建议把茶叶列入条约第三款，原条约第三款为：“各项军火、器械暨盐、酒、各项迷醉药，或禁止进入，或特定专章，两国各随其便。”把“茶”写在“盐”和“酒”之间，并告知如果北京能接受，那么谈判可以迅速结束。

9月25日，以升泰名义发出的电文称西藏商上有不同意见。三大寺的堪布头目也即将抵达大吉岭参与谈判，核心问题依旧是茶。不过，他担心如果谈判破裂，英国人会改通商关口。升泰说：“商上亦非不遵，惟任其事者，不得明言决断以防未然，有意迂曲，又不肯递进汉官定议，以此相持。”他提议绕过西藏一方，由赫政直接与英方谈判，或者让北京方劝告西藏参与取结（领取文书），由他代理。

升泰之言也说明了赫德与赫政策略的成功。

赫德在1891年2月20日发给赫政的电文说，新去的代表黄绍勋办事只求面子上光彩好看，在通商上赫政完全可以顺势办理。赫德要赫政探明谈判的内容，弄清楚黄绍勋能答应什么以及什么是他权力范围能答应的。同时还建议赫政把印度的条件说得苛刻些，“说探明要开放许多地点，然后再提帕里。照这方式进行，就可使得他情愿开放帕里，甚至同意开放别处。唯有使谈判面子上好像是中国人的胜利，一切行动才可以取得支持。希审慎进行，小心地使得你的鱼能够自来上钩”〔29〕。

2月21日，赫德又告诉赫政，要向英方代表保尔解释，印度必须虚张声势，多要多索，才能达到目的。“无论你要求一点或要求几点，反正中国方面总要辩驳一番，要求得多些，帮助也越大。中国代表想要办得光彩，印度多提一些，再减掉一些，可是中国代表自己和别人都心满意足，而印度就能获得实际利益。”之后，赫德数次指挥赫政，如何诱使中国的谈判代表上钩。就这样，一场由英国人发起的打开中国西面国门的战略计划，最后由英国人协调中国人来落实。

这是一场从开始就注定清廷要输掉的谈判，但赫德所希望的迅速商定计划，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至少清廷和西藏不像“割让”锡金那么痛快。这一次，赫德遇到了中英通商中最棘手的茶叶问题。

西方人拍摄的北川曲山背茶叶的背夫

1892年9月26日，北京电告大吉岭，传达皇帝旨意，要升泰开导藏民，但取结要西藏方参与，如果英方改关口，也可允许，日后再理论。除了茶叶外，其他款项北京都做了最大的让步，甚至包括开放进入内藏地区的口岸。

升泰于9月24日在仁进岗过世，那么9月25日的电文应该是升泰生前一两天发出的，此时病中的升泰已经在赶往西藏的途中，电文系交付随属回大吉岭所发。北京方面在9月27日接到升泰去世的消息，从相隔时间可以推测出此时他已经在亚东境内。

北京随后派出驻藏帮办奎焕接任升泰，令所有跟随升泰的人员原地待命，又要求刘秉璋派雅州（雅安）知府嵇志文赴藏与奎焕会合，前往仁进岗交接工作，并说“开导藏番，为此事第一要义”。

10月2日，总理衙门致电刘秉璋说：“查藏约各条议有端倪，惟禁印茶入藏以保川茶引，甚费磋磨。”并把之前中国与英方沟通事宜一一复述，重点强调了藏商要把“英商抵关贸易，不得擅入关内”写进条款而引起英方的反对，故开导藏番是当前要务。

10月6日，总理衙门密电赫政。“印度政府曾咨询北京英使馆，使馆已答复总理衙门不许印茶进藏。印方现在可能考虑你所建议将茶列入第三款内的办法。”

10月12日，奎焕抵达大吉岭。11月3日，奎焕回电称，之前“抵关贸易，不得擅入”实指亚东通商条约，与改关不是一回事。他担心藏情日久反复，已经派人专门开导取结。

11月9日，总理衙门致电大吉岭，要求在“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后加“至关而止”，在“英商在亚东贸易自交界至亚东”后加“而止”，目的是为了让藏民安心。

11月10日，奎焕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延茂为帮办大臣。

11月12日，总理衙门致电大吉岭。总理衙门无意改动已谈妥的章程底稿，“但以为加进几个字无损约会原义而可以消除藏人的反对，因此要求也在英文约文内写明”。发电人要求加入“asterminus”（而止）。

11月22日，大吉岭赫政来电。印度方面已经把原条款削减，赫政认为印方因此次谈判所得甚微，已然悻悻，所以建议不要修改条款，不然会妨碍将茶叶写入条款，并有可能导致印方推翻所有条款，使印度更易有借口自由行动，随时会在边界生事。同时，印方认为奎焕在西藏影响力有限，他们可能越过北京而与拉萨直接交涉。

1893年1月9日，奎焕在加尔各答致电北京。他说已经和藏人沟通好，藏人“疑顿释”。

1月12日，加尔各答致电北京。赫政说，印度对禁止印度茶叶入藏不能保证。可否由他向印方建议，已议妥各款先行签字，以结束现在的谈判，另在第三款内加入附注“至印茶一项现议由有关政府在北京商办”。

1月16日，北京致电赫政。总理衙门提出了几点意见，让奎焕传达给印度政府：一是向印方解释，中国不同意印度茶入藏与华茶竞争，正如印度不肯同意禁止印度茶入藏一样，而且由印度方面禁止，并无碍于目前贸易，而中国如答应印度茶入藏经销，地方上有利害关系的官民必将要求保护，中国政府势不得不另筹对策；二是如印方拒不考虑，总理衙门也另有他法；三是如用前法仍不能谈妥，即采用奎焕的建议；四是总理衙门已将“而止”两字加入，可让藏民安心。

2月20日，加尔各答致电北京，该电文出自赫政之手。印度政府不同意禁止印度茶入藏，阿萨姆、孟加拉一带种茶叶业主及茶商对此竞相表示反对。他们当然要反对，打开西藏大门的目的就是卖茶，现在又不能卖，许多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

西藏寺院的熬茶布施

3月2日，加尔各答赫政致电北京。电文说，据印度总督密告，现在印度已经让步太多，但如果中国在茶叶问题上坚持不让步，则交涉可能全盘失败。此刻不答应，则功败垂成。嵇志文已于2月20日到达加尔各答，但对此事并不知情。这也说明英属印度要把茶叶返销中国的野心。

3月14日，北京电文说：“至于印茶一项，现议俟五年限满，酌定税则以后，方可入藏销售。”北京希望这样的问题等正式通商后解决。同时让奎焕迅速查明华茶每担在拉萨的售价，运至春丕或拉萨可售的价格，以及印度茶运至亚东的价格。

3月26日，加尔各答转达印度意见。“印度政府以为总理衙门的建议无裨实际，五年以后印茶是否能入藏行销了无保障，藏人或以高税，或以其他方法禁阻，其情形恐与今日正复相同，印度政府因此不能同意。”赫政建议，现在可以抛开茶叶一项不谈，印度茶在藏并无市场，将来即便有，也可以在五年后订立税则，用关税抵制。

3月29日，总理衙门致加尔各答电文。总理衙门建议将第四款条约中关于茶叶的一句话换作以下词句：“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可由两国政府事先商定。”特别提醒说，文内已说明将来可以准许印度茶叶运入西藏进行贸易，税率若干，此刻自无从拟定。让赫政提交英方，看看他们的反应。

4月1日，加尔各答回答说，这项建议被印方否决，他们担心如此一来，五年后，清廷仍可用高税禁阻印度茶。印方认为唯一圆满的办法就是在条款内不专门提茶叶，而将茶叶列入一般免税进出口货物之内。由于谈判陷入僵局，赫政一行要返回大吉岭，他们建议，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北京迅速商定茶叶进口税率。并告知，大吉岭印度茶运至亚东，每担售价25两白银，粗茶每担售价15两白银。

4月8日，总理衙门去电再次表明立场，不同意把茶叶列入一般免税进出口货物之内，并对前一份电文内容做了修正。“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与华商输英应缴纳之税即每担税银十两相等。”

4月12日，总理衙门密电，告知前方代表，如果印方不能接受之前提议，那么北京就将每担茶叶进口税增至20两之后才同意办理。如果印方还是不能接受，那么中国只有立即退出谈判。

印度茶入藏的成本骤然增加，这使得英属印度不得不改变策略。

5月27日，大吉岭致电北京。印度同意4月8日电文内容。但将文字修改为：“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俟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如果总理衙门同意，此次谈判可以结束。

6月6日，总理衙门去电，同意印方要求。自此，从1889年开始的漫长谈判宣告结束。

1893年12月5日，何长荣、赫政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代表保尔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又称《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共12款，主要内容：在西藏亚东开关通商，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英印政府可派员在此驻扎查看贸易；可以在亚东建房；自亚东开关之日起，五年内藏印贸易互免关税；亚东开关一年后，西藏人在锡金游牧应照英国所立章程办理等。

外国人拍摄的背四川砖茶的背夫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打开了中国西藏的大门。亚东开关后，大量英印货物进入西藏，印度茶更是通过西藏私道远销到丽江、中甸一带。也因为这条贸易通道的开通，在20世纪初期，大量滇茶通过缅甸、印度，从锡金过亚东进入藏区。在传统入藏路线有阻碍的情况下，大量的川茶也通过水路，绕道亚东进入西藏。这也可以看出英国人当初选择在大吉岭种茶的深谋远虑。

五、权力与地理

英国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安定西藏，茶与丝是两种主要的工具。

西藏扎什伦布寺

根据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30〕一书所言，西方势力对西藏的渗透，从17世纪就开始了。葡萄牙占领印度后，不断向西藏派遣传教士，但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无法到达。1624年8月，两位化妆成印度教徒的传教士成功翻越海拔5577.84米的玛那山口，潜入西藏阿里地区。当时中国还处于大明政权，对西藏控制乏力。

但其后的一百年，西藏经过宗教改革，黄教成为正统教派，外国传教士先后被驱逐出境，之后再没有西方传教士进入西藏。1750年（乾隆十五年）清廷在平定朱尔墨特事件后，废除了藏王、贝子、汉王等封爵和职位，设噶伦四职，接掌过去藏王的职权；驻藏大臣权力加大，驻兵3500人。1793年，又通过“中堂法规”，从法理角度把西藏纳入北京清廷直接管辖之下。

英国入侵不丹之时，不丹王德布向班禅求助。班禅于1774年写信给印度第一任总督哈斯汀，信中说：“我是本地区的喇嘛和官吏众生的主人，你可从来此地旅行者处了解本地区。”他告诉哈斯汀，德布统治地区是达赖喇嘛的地方，但因为达赖年幼，故由他摄政事，要是你再骚扰不丹，就会引起达赖和其臣民的反对。

哈斯汀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他要不丹干吗啊？他为的就是要进入西藏，现在斑禅主动联系他，他能错过吗？

1774年，哈斯汀派东印度公司的秘书波格尔深入到西藏考察。波格尔是一名英国培养的超级间谍，他能说很流利的藏语，在长期观察藏族人的生活后，他能模仿西藏人的举止。他到西藏后，穿藏族服装，还娶了个藏族老婆。

波格尔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西藏地方与内地经济交往的情报。很快，波格尔就了解到，内地与西藏贸易密切，大量的内地货物，如丝绸、茶叶等，由西宁运入西藏，而西藏的毛皮、药材则销往内地。西藏的毛皮还通过不丹等地的商人转手销售到印度。不过，波格尔也指出，从西宁入藏交通极为险要，印度与西藏贸易在地理上有巨大优势。他建议，武力攻下阿萨姆，以近图西藏。

波格尔入藏时，曾被堵在不丹，班禅告诉他，没有中国皇帝的许可，英国人不能入藏。但不丹人从中斡旋，班禅勉强答应了。在波格尔提出通商请求的时候，班禅和噶厦都说这个必须得皇帝点头，他们又说了许多借口，如印度太热，藏民不喜欢去印度做生意等等。怎么都说不通后，波格尔明白了，英国要想与西藏通商，必须上北京。

波格尔回到加尔各答后，仿照扎什伦布寺的样子，盖了一间喇嘛庙，里面修建了许多西藏僧人居住的房间，摆放了专供西藏僧人食用的物品，六世班禅在1777年还派人去看过。

1781年，六世班禅病逝，波格尔也在加尔各答死去。第一次贸易谈判没有了下文。

1783年9月，哈斯汀以祝贺班禅转世灵童为名，派塞缪尔·忒涅一行人进入西藏考察贸易。他收到的贸易清单更为详细：内地销往西藏的商品有锦缎、丝、缎、茶、烟、银锭、辰砂、水银、瓷器、乐器、貂皮、狐皮以及各种干果；西藏销往内地的有金砂、宝石、珍珠、珊瑚、麝香、毛皮、羊皮、孟加拉獭皮等；西藏用金砂、茶、毛衣、盐巴与不丹交换烟、粗布、米、印度蓝、西草〔31〕；西藏的细羊毛卖到克什米尔，而从克什米尔买回披肩、干果等；英国货物中的宽幅毛呢，红色、黄色在西藏很畅销，西藏上层社会几乎都在使用，鼻烟盒、嗅盐瓶、刀、剪、眼镜等销量也不错，这些货物是从尼泊尔、不丹等地进入到西藏。这份情报对东印度公司至关重要，其后哈斯汀就按照这份货物清单，组织印度商人前往西藏销售货物。

这份报告里，忒涅提到了一种消费很惊人的贸易物品，那就是茶叶。

仅仅扎什伦布寺所辖地区，每年茶叶一项消耗就高达50万～60万卢比。那么一大块茶叶消费地，谁不想来做买卖？

扎什伦布寺熬茶布施

1830年，边境抓获一名探问西藏情形的克什米尔人，在他身上搜到记事簿书三本和几封披楞〔32〕书信及寄复信底。审讯后得知，他在英属印度做税务工作，来考察西藏，不过是为了写书而已。审讯大臣奏报说，印度之人，素来恭顺，远在廓尔喀、哲孟雄、布鲁克巴之外，不便处罚。道光最后下令驱逐了这位为英国做情报工作的克什米尔人，并严训不得再允许外人进入西藏，随后道光还下令严查边关。〔33〕

1868年，商业间谍古柏进入四川康定。他发现，康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都与这里是茶马古道的重镇有关。在这里传教的法国天主教教主丁硕卧为古柏提供了大量情报，这让古柏意识到，茶叶对西藏经济、政治、民族与宗教都非常重要。

古柏认为当时茶叶入藏的条件过于艰辛，如果英国能够打通从印度向西藏倾销茶叶的渠道，那么印度茶就能打入西藏的市场，并取代川茶，其收获不仅是经济效益，甚至能动摇清王朝在西藏的管辖权，最终把西藏纳入英属印度。〔34〕

英国派出的间谍远不止这些人，还有那些来自印度的托钵僧。那些从印度来西藏朝佛的僧人一路乞讨，实际上很多人都做生意。他们宗教的外貌很有迷惑性，但身上带的东西却很值钱——珍珠、珊瑚、琥珀。〔35〕丁宝桢就曾说，要往亚东一带发兵，补给不足，粮食就只有这些印度僧人能提供。

由此可见，之前英国人调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贩卖西藏的羊毛、牛毛和输入英国的布料来获得高额利润。但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他们发现，茶贸易对于西藏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活动，与政治都有关系。与西藏做茶生意，既能赚钱，又能控制西藏，是两全其美的买卖。

从那个时候开始，英国人就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安定西藏，茶与丝是两种主要的工具。〔36〕佘素评价说，看来英国人也想以印度茶和丝作为安定西藏的工具。考虑到《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这本书的成书年代，佘素的这个判断很重要。

为了达到这个以茶安藏的目的，英属印度不仅在大吉岭开茶园，还成立了间谍学校。他们派遣各种间谍进入西藏，偷植物、做地质测量、收集商业和政治情报信息……前赴后继的间谍对西藏稳定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创造者，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中国考察一番后，其学术就变成了德国殖民者瓜分中国的有力依据。他开始鼓动德国拿下舟山不成，又唆使德国人瓜分山东胶州半岛。作为一个地理学家，他无疑是卓越的，其学术成就至今还在影响着世界，尤其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早就是一个世界级的概念了。

晚清时期的外国地质勘察队

李希霍芬命名了“震旦系”、“五台系”等用来解释中国地质的术语，“山东半岛”地理范围也是他首次界定的，至今西方地理学界仍用“李希霍芬山脊”来命名甘肃祁连山脉。他也是第一位用近代科学测绘技术绘制山东地图的人，这张地图出现在包括了第一张中国地图、第一张中国地形图、第一张中国地质图的《中国地图集》中。但是，这也改变不了学术为权力服务的事实。

自1904年，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喊出“谁统治东欧，谁就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后，殖民者再也不需要遮掩，学术也直接吹响为殖民者服务的号角。之后延伸出来的地缘政治学，更是把世界拖进了一战、二战的灾难中。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的终结”与“文明冲突论”延续着这种论调，把西方学术界一直鼓吹的“冲击——反应”模式强加给东方，把东方的一切进步都归功于西方。

萨义德、弗兰克、滨下武志等人的研究，正是反驳了这种“西方中心论”，让东方回到自己的位置。在这里，不妨借用福柯的“权力地理学”作为小结，对于福柯来说，知识就是权力，而权力则操控着知识。

权力与地理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福柯讲到18世纪末的地理大调查时说：“那时候人们在世界上到处旅行，收集资料。他们收集的并不是原始资料，他们真的是在探索，遵循着一种他们或多或少有着自觉意识的规划。我们在地理学中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证明惩罚系统地使用度量、探索和审查。”

《希罗多德》杂志的编辑对此也表示了看法：“地理学家的功能是把资料收集到清单中去，这些资料是未经整理的，除了权力以外，没有什么人会对它感兴趣。权力需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大量的信息，权力的战略使它对这些资料能够加以利用。”〔37〕了解到这一层，也不难理解英国人为何会对西藏地理那么热衷，他们所有的信息都是为当权者入侵西藏做准备。

1876年，法国考察团

等他们发现到最有效的武器——茶，并且也拥有了这种武器之后，入侵西藏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1885年，英国驻印度高级官员马科蕾到北京与总理衙门交涉印度与西藏通商事宜。这份提交到总理衙门的文件，大谈西藏外销货物最大宗是牛毛、羊毛。“该处山羊、绵羊众多，绒毛所出处甚多，且为天下第一极美之资，乃无市面销路，卒使极美之资亦等于废物而无用。今就此货及运费约计之贸易甚钜，不惟生殖之货销场甚广，如铿巴之绒毡，检兹之毛毡，向来出售之数无多，有可运往欧美两洲大市售之，其换回之货非仅欧洲及美洲两处所出所制之货而已，彼处亦能多购中国丝绸及瓷器也。”〔38〕文件中还说了通商的种种便利，“诚使货由海道载印度噶尔格达，用轮车运至大吉岭，再由大吉岭大路至西藏边界，则其贸易比达兴旺，较之向由广东1400英里而至拉萨者，其易多矣”。

一向善于学习的中国商人，并不会输在茶的制作工艺上。但让他们无奈的是，茶叶再不是中国独有的珍品，在大吉岭的大规模茶园周边的许多区域也纷纷种植茶树，茶已经变成域外之物。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原本来自中国的茶叶，却带着迥异的文化背景，要撕裂喜马拉雅山麓，进入到英国人谋略中国的战略核心区域——西藏。

六、滇茶、川茶对印茶的阻击战

茶叶是晚清最后的国防线。

自亚东开关以来，印度和西藏的贸易额大大增加，1893—1894年，孟加拉对西藏的进出口总额仅为69万卢比，1898—1899年增加了214万卢比。

谭方之在《滇茶藏销》里说，因藏人不喜欢锡兰茶，而好我国川滇之茶，故直至19世纪末，英国人企图占领西藏茶叶市场的野心，尚未有所获。

西藏人民英勇抵抗英国侵略者

1903年12月，英国为了扩大西藏贸易，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1904年8月，英军打入拉萨，强迫拉萨签订城下之约——《拉萨条约》，这份条约的内容主要有：西藏开放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有权派员驻各商埠，关口不收税等等。

最关键的一条是“非经英国政府照允，西藏不能将土地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给无论何外国。无论何外国不准干涉西藏一切事宜，不许派员或派代理人进入藏境”。这份条约把西藏纳入了英国的保护之下，清政府自然不同意。

双方在1905年又回到谈判桌上，到了1906年4月，在双方让步的情况下，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第二条规定“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负责谈判的参赞张荫棠因维护国家主权有功，被授予正五品副都统衔，随后派到西藏做帮办大臣。

1906年10月，张荫棠抵达西藏的时候，受到了万余僧民焚香夹道欢迎。随后张荫棠处置了前任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及其他几位颟顸误国官员。1907年，他提出《治藏刍议十九款》。1908年，与英国人签订《中英修订藏印条约通商章程》，限制了英国人的活动范围。章程规定英国人不得越过亚东、江孜经西藏任何地方而至噶大克的来往路线，同时否定英国与西藏当局的直接交往。

1907年2月25日，张荫棠致电外务部，陈述治藏20条。其中一条谈的是茶树入藏种植的问题。在张荫棠看来，价格更低的印度茶征服藏民是迟早的事，因此他倡议引茶种入藏地，教藏民种植，以抵制印度茶。大清政府对茶树控制极严，茶种根本不可能移植到藏区，张荫棠认为要打破这种成见。他还提出要派员往四川、印度学种茶、制茶之法。“凡宜种茶天气暖热之地。山坳岩间，当先以工布、巴塘毗连野人一带和熙之地试种。”

印度茶入藏，最有危机感的就是川茶。

还在1906年，四川总督赵尔巽就令金川地区屯兵就地种植茶树，“先求多栽多活，次求采制得法”。后来他的继任者赵尔丰为了保住川茶在西藏的地位，也大力整治川茶，他倡导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度茶。因为出现过有不良商人用树木充当茶叶、让藏民身心受累之事，边茶公司也开始重整茶务，改良茶种。同时在康定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康定的限制。并在里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以便快速将川茶运往西藏。

印度茶入藏后，试图凭借便利的交通和低廉的价格，迅速打开西藏市场。

滇藏道传统的入藏路线是从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普洱茶产地和集散中心，经大理、怒江、丽江、迪庆等地到西藏，再经碧土、邦达、昌都、类乌齐、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等地，最后到达拉萨，从拉萨出境后再进入尼泊尔、不丹、印度、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川藏道以四川茶叶产地雅安为中心，从雅安出发，经康定、泸定、新都桥、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到西藏的昌都，与云南茶马古道相汇后，经过邦达、昌都、类乌齐、边坝、工布江达等地，进入到拉萨。从西宁到西藏走的是唐蕃古道，也是福安康入藏的路线。从西宁出发，经过日月山、湟源区域，到玛多、玉树、杂多、安多后，与川藏茶马古道在那曲汇合，从当雄进入拉萨。

四川背夫

古人说蜀道难，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去过藏区。进入清代后，许多关于西藏的见闻开始多了起来。滇、川、藏的茶叶贸易，完全要依靠人背马驮，大部分时候都要翻越雪山，甚至有时候还要过溜索，沿着那些崎岖小道，蹒跚前行。

中国西部地形是高山大河，河流落差巨大，多瀑布与险滩，几乎不可能依靠水力运输。横断山脉的南北走向，导致“上高山则疑登天，下徒路则几同赴壑，羊肠鸟道，修之实难”，加上技术和财力无法支撑修建大马路通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区域的民众只能通过山路和小道来完成运输。

焦应旂的《藏程纪略》如此记载：“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杜昌丁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

为了有效阻击印度茶入藏，滇茶开辟了一条新的输送路线，印度茶从亚东进关，滇茶也开始走缅甸转印度，一样从亚东进关。后来川藏茶马古道受阻，许多茶商也选择从这条迂回线路进藏。

谭方之在《滇茶藏销》里统计，20世纪初期，一年至少有10000担滇茶入藏。他描述这一交易盛况说：“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概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今德钦县升平镇），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老普洱府所在地——宁洱

对于四川、云南两地的茶农来说，失去了西藏这个庞大的茶叶市场，就等于丢掉了左膀右臂。

与川茶对藏区的重要性一样，滇茶同样对藏区发挥着重要作用。

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有500万斤之多。另外，汉族、白族和纳西族商人也常贩卖茶叶销往西藏地区。从茶产区普洱府到西藏昌都，一路上都可见到因为茶叶而繁荣的小镇。

古城丽江就是如此。“湫隘嚣尘，环市列肆，日中为市，名曰坐街，午聚酉散，无日不集，四乡男妇偕来。商贾之贩中甸者必止于此，以便雇脚转运。丽女不习纺织，布帛皆资外境。合市所陈，稻粱、布帛居其半，余则食物薪蔬，无他淫巧也。日用常物，问世亦稀，惟乔糕麦酒，入市者必醉饱乃归。”

杨海潮说：“丽江虽然没有重要的稀缺性物质资源，但因为位于滇藏道上，处于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位置，因而得以发展起来，从一个集市逐渐演变为一个聚居区，最终成为一座古城。如今，丽江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自然风光，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39〕

滇藏道与川藏道的汇集地昌都，更是因为茶而兴盛。林隽在《西藏归程记》里写到了茶叶带来的奇迹。“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

“察木多”就是今天的昌都，它对外宣传的重点也是“茶马古道”。昌都分别有三座桥，西藏桥（现不存）、云南桥和四川桥，它们分别是西藏、云南和四川马帮投资修建的。马帮修桥是茶马古道上很典型的财富转移方式，当地居民一无需求，二无财力，故茶马古道上的许多桥都是往来的商人修建的。

像康定、丽江、昌都这样因为茶叶贸易兴起的小镇还有沙溪、鲁史古镇、丽独克宗古城、哈拉库图城、西昌等等。

所以西藏人也常会引用藏族史诗《格萨尔》里的一句话来表白：“汉地的货物运到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号召藏民一起抵制印度茶，也是出于这样的情操。正是因为茶，汉藏人民彼此有了很深的认同感。

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输了的大清王朝，只剩下了一点点文化上的自尊，而维系这一点的，却不是他们，而是西藏民众自发的认同。

注释

〔1〕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44-145．

〔2〕〔3〕林承节．黄懋材的印度游历和他的记载［J］．南亚研究季刊，1991（2）．

〔4〕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藏缅问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6．

〔5〕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398．

〔6〕〔7〕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415，1462．

〔8〕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戴逸卷［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167．

〔9〕《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410，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癸酉条。

〔10〕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藏缅问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3：83-183．

〔11〕李凤珍．试析清代达赖喇嘛商上［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3（2）．

〔12〕许同莘．光绪条约（卷一）［M］．北京：民国外交部图书处，1916：12-17．

〔13〕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211．

〔14〕〔15〕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095，1123-1125．

〔16〕〔17〕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153-1154，1153-1154．

〔18〕《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6，道光元年十一月，己巳条。

〔19〕《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85，道光五年七月，己亥条。

〔20〕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52．

〔21〕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藏缅问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3：95-96．

〔22〕《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292，道光十六年十二月，丙申条。

〔23〕陈渠珍．艽野尘梦［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

〔24〕王振民．边茶在交易中的货币功能［J］．青海金融，2004（2）．

〔25〕杨海潮．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J］．青海民族研究，2010（3）．

〔26〕周晶．藏族核心生活的语言学量化［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1）：123-126．

〔27〕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04-105．

〔28〕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43-145．

〔29〕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藏缅问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1．

〔30〕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31〕吕昭义．英属印度和中国西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38-39．

〔32〕披楞，有时指英国，但这里主要是指英属印度，清廷向来不重视印度，但从英国占领印度之后，看法也随之改观。

〔33〕《清实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卷179，道光十年十一月，丙寅条。

〔34〕吕昭义．英属印度和中国西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31．

〔35〕佘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22．

〔36〕佘素在这里引用了英国人凯曼所写《通过喜马拉雅山的贸易》一书里的判断。

〔37〕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M］．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0-213．

〔38〕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1099．

〔39〕杨海潮．丽江古城及其形象的形成与变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1）．

第三章

全球化：茶运与国运

1867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福建茶女

1867年巴黎世博会中国馆展品

如今，人们吃着爆米花、喝着可乐走进电影院，等待好莱坞大片上演；星巴克、必胜客、麦当劳、肯德基驻扎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许多人为一部美剧的更新准时坐到电脑前，为一部苹果手机雀跃不已。

中国人泡茶馆，1900年，出自《伦敦新闻画报》

那一刻，人们忘记了中国是一个美食大国，忘记了味蕾的记忆，忘记了这是一个品茶论道的国度，忘记了京剧，也忘记了茶馆。仅仅输出一个孔子学院，远远不及一杯清茶更能温暖人心。

在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中，人们更希望看到国家软实力的增长。

一杯可乐，就代表了美国的全部。不是吗？

格瓦拉说，我要到一个看不到可口可乐广告的地方。

曾经风靡世界、改变了世界的中国茶，如今能够代表中国出征了吗？

在茶叶兴旺的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1820年之前，中国是世界上GDP最高的国家，整个西欧和其附属国的GDP加起来，还不及中国的1/3〔1〕。

茶运与国运密切相关。随着茶叶的衰落，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20世纪30年代，一群年轻人提出茶叶复兴计划，他们希望用茶叶挽救中国。

今天却不一样，人们再次看到希望。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如说这将会是一个茶叶的世纪。

茶是400年来中国向世界输送最多的物质，如今依旧活跃在人们的茶杯中，调剂着每一根敏感的神经。还有比茶更适合体现中国价值观的吗？

一、岌岌可危的中国茶

近年以来，印锡产茶日旺，中茶滞销；日本蚕丝又骎骎驾中国而上，利源日涸，忧世者慨焉。

——罗振玉

中国内地因为外商资本的入侵，茶叶进入全球贸易竞争之中，各产茶区的情况很不好。在李文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料》〔2〕、姚贤镐编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3〕与彭泽益编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4〕里，都收集了许多与晚清茶业有关的文献资料。阅读这些文字及文字背后传达出的焦灼，让人难安：一个茶叶大国，怎么会走到那般地步？

湖南胡林翼上报说：“承示茶贩多系大商，现又多领洋人本钱，加之未尝不可，即舍湖南过境之茶厘，而加本省出产之茶厘，所得尤多一节，应请尊处核稿代印示行为要。”这是针对茶税而言，每过一地要收费一次，让成本增加。

与其他进口产品的政策比起来，晚清茶税政策非常不合理，出口是重税，但进口收税却很低。在一方垄断贸易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但现在是三方竞争国际市场。咸丰年间茶税不但不降，反而收得更高。日本、英国为了促进茶叶销售，都免收出口茶叶税。

湖南的情况与安徽的情况差不多，曾国荃在《请免加茶课疏》里说，以前茶叶走甘肃内销，茶商可以操控价格，但现在安徽茶都销售给外国人，且仅限于上海一地。茶商往往都是先借外商的钱，再去收茶，无奈今年茶叶价格骤跌，贷款期限又到，茶商只有折本买卖茶叶，为了减小损失，只能求减免茶税。

1884年汉口海关贸易报告称，经营茶叶的华商经常是靠贷款经营，他们向生产者买茶，之后转售洋商。每年可供借贷的款子不多，并且利息高，借款期限短。结果，当茶市快要过去之时，贷款就要到期。就这样，华商在外商的压迫下，被迫卖茶偿债。

1887年的海关报告说，仅茶一项，中国一个季度的损失不下100万两白银。针对中国茶叶颓势，赫德受总理衙门的委派研究对策。1887年海关总税务司印行了“访查茶叶情形文件”。

版画《讨茶》，1850年

当时普遍认为，中茶难销，主要问题还是印度茶价低，因其用机器揉制茶叶，或拣或焙，皆用机器，不费人工，用火车搬运，载费亦省。后面的分析更令人难安，1876年，印度茶每磅1先令5便士，1886年则仅值9.5便士，相差约有一半，估计再过2年，每磅印度茶价格还会下降，降到6便士。“诚如是，则寰宇以内辨茶之人，嗣后恐不必拘于中国、印度，势将争趋于茶价最贱之区贩运矣。况近来印度茶在英每年多销售中国茶有700磅，已见端倪。”〔5〕

从中英两国的茶叶贸易发展来看，由英国人掌控的中国各地海关的茶叶调查报告，其实是为英国人打开中国茶叶市场做准备。

同治六年，淡水茶叶由洋船装运出口，只有二千三十担，迨至光绪十二年（1886），共有十二万一千担，迄十年内，约增六十倍之多。其光绪十二年出口淡茶中，有美国者十万三千担，往英国七千担，其余分运他处销售。查此足见淡水茶市推美国销流最巨，甲于他处。

有关印度茶的统计告诉我们，仅只在1875年最后的四个月里，印度茶在英国的销量就超过了英国1868年全部进口茶叶的总额。在去年以前，对日益增加的英国茶市的供应，是一直为印度和中国茶所分担的。但是从去年起，中国茶的供应量已停滞不进，全部增加数字为印度所独占……中国茶在美国的情况，与此完全相似；十五年以前，美国茶叶市场是为中国所独占的，现在日本茶却占消费量的半数。

在1867—1868年，日本茶的出口，相当于中国绿茶出口的37％；两年之后降至24％；在随后的两年中间，日本茶的出口，又复增加，相当中国绿茶出口的50％。从此以后，不利于中国的百分比逐年增加，1873年，日本茶出口为中国绿茶出口的59％，第二年增为70％；1875—1876年度两者比例相等，但截至1876年12月31日，日本茶出口额已为中国绿茶的一倍以上。

从这三份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印度茶，还有日本茶的竞争。美国是当时中国绿茶的消费大户，但这个市场被瓜分得差不多了。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分析真正购买中国茶的大户俄罗斯，英国人重点分析美国，难道是想把印度茶打入美国市场？

日本茶不仅挤占了中国茶在美国的市场，还返销到了中国。这些茶从天津入关，主销华北地区。因为价格便宜，从日本过来也有赚头，而销售它的商人对它也以“华茶”称之。这与英国人开始在英国推销印度茶时，却谎称印度茶是“华茶”的手法如出一辙。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问题。因为太平天国的军队占领了东南的主要茶区，这一带很难弄到茶，但习惯喝福建茶的俄国人又非要福建茶，茶商只好将湖北茶、湖南茶当做福建茶卖。没有想到这些茶更适合俄国人的口味，后来运去的真福建茶，他们还不要了。所以，对非产茶地而言，喝茶讲口感这种事情，几乎是商人说了算。

查茶叶不但本产于中国，且中国茶叶之味较他处尤佳。而中国茶叶虽出口者年比年增，有多无少，然英国所需茶之人，较前倍多，其倍多之人，大半不需中国之红茶，而购印度之茶。即美国近日需茶情形亦然，其倍多之人大半不需中国之绿茶，而购日本之茶。推原其故，并非中国茶料之逊，实以印度日本之茶，备办出口者，俱加意留心，一无亏假，直至需茶者之手，始终不变。且其价值，亦较中国为廉。

印度茶和日本茶，仅仅是因为价格低廉，就受到欢迎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通过减税、降低价格来解决问题。但这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综合当时国内国外的材料分析，主要原因还是五口通商以来，各地衙门和茶农纷纷把茶叶作为创造利润的主打产品，在福建一些地方，还有人在良田上种植茶叶。在中国茶一家独大甚至垄断的情况下，这无可厚非，有那么多想赚钱的国内外商人，他们会把这独一无二的商品很卖力地推广到世界每个角落去。但随着大量资本进入到茶行业，在扩建茶园（茶叶种植面积每年都在扩大）、制茶中心（各种茶叶粗制所设立）、转运中心（因茶而兴起了许多城镇）都成规模的情况下，却忽然杀出像日本茶、印度茶这样来势汹汹的对手，许多人估计还处于以茶致富的美梦中，就赶上了全球茶叶供求过剩——茶叶由卖方市场进入到买方市场，不乱套不惊恐才怪？

称茶的中国人，19世纪70年代

而且，出问题的主要是外贸的茶叶。传统的中国大茶商，其货物主要是内销和边销，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国外有一份报告就注意到，与其一味追求出口，还不如回到内销，中国本身就是茶叶消费大国，这点是日本和印度无法比拟的。这种论调今天在国内还很流行，事实也是如此。中国最好的茶叶，在国内一直供不应求，根本不用琢磨着怎么卖到国外去。

赫德在1880年的海关贸易报告中说：

中国不仅是一个产茶的国家，而且是一个销茶的国家，这一点是和印度不同的。至于中国人每年消费茶叶的数量，尝有过不同的估计，大约为十二亿磅。据我估计，这个数字与实际消费量相去还是很远的。众所周知，茶叶在中国人生活必需品中所占地位，与茶叶、咖啡、酒等在欧洲人生活必需品中所占的地位几乎相等。因此，我认为把中国每人对茶叶消费量按英国每人对茶的消费量的两倍计算，是很合理的。这样，中国茶的消费量每年应在二十五亿磅以上，这比中国输到各国的茶叶的总计还要多出八倍。

赫德最后分析认为，中国茶与印度茶相比，失去竞争力的原因有三个：一是英国人善于将各处之茶合归公司统领；二是用机器焙制，可以提高效率；三是讲求经验良法装焙茶叶，以期省费价廉。印度公司的茶园产量很高，每亩33斤至87斤不等。在汉口海关的报告中，除了赫德所说的资本、机器、制法外，还提到了廉价的劳动力、化学和农业知识、消费者偏好和需求、便利的交通、就近消费地、灌溉工程、大茶园等。

中国后来也学了，结果呢？大量使用化肥后，带来了农残超标，只好又回到传统的制茶老路上，换了个新名词——有机茶。当时中国自然比不上印度有那么多廉价劳工，但是中国进口过来的机器有几台能用上？杨克成在回忆“永昌祥”做茶的时候说，他们进口了三台机器，三年都没有组装，因为完全没有必要，茶忙的时候有上千名妇女帮忙，那些机器根本用不上。

茶叶是一个季节性的物品，并非需要全年都在茶山上忙碌。

热闹的大茶楼，1881年，出自法国《小报》

所谓消费偏好，打个比方就是中国人不喝红茶，但英国人喜欢。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历史上许多喝茶的方法是源于一场误会，在中国人的概念里，绿茶才是茶。

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茶叶分类，不管是绿茶、红茶还是青茶、黄茶、白茶、黑茶，或者是发酵茶、半发酵茶、不发酵茶、后发酵茶，所谓六大类〔6〕、四大酵都是为了与绿茶区别，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绿茶的认识基础之上。

鼓吹中国茶史有几千年，可是在明代以前，人们所看到、听到的茶都是绿茶。在唐代，倘若一个人在花下喝茶，会被当做一件极为煞风景的俗事，要被那些文人士大夫笑掉大牙的；可是到了明代，在茶里加点花花草草变得很流行，花茶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明代是一个物质高度发展的年代，除了花茶（不过是绿茶的一种花样喝法而已），黄茶、黑茶、白茶、青茶也陆续被那些手艺很差的工匠不小心研制出来。他们在制作绿茶的过程中，总是采用不正当的加工方法，顶着不善制法的恶名，也许要过很多年才能缓过神来正视自己的伟大创造。

冒犯绿茶，就是冒犯传统。

宋代流行的白茶，与今天所谓的白茶完全不同，其实可以理解为茶的变种。它因为皇家的推崇而名扬天下，可是普通人根本无法得见。现代白茶还是从绿茶的三色细芽、银丝水芽发展演变而来的，在明代就有田艺蘅专门讲述白茶的制作过程。今天一些商家考察确认某地为宋代所谓白茶的产地，有商业因素，不能当真。白茶是最接近绿茶的一种，所以对白茶的批评是最少的。

其他茶类可就没那么幸运。

黄茶的制造者被许次纾在《茶疏》里贬得一塌糊涂，他斩钉截铁地说，黄茶是这帮庸才作废了的绿茶，是下等人的食物，算不上饮品。现在很难遇到喝黄茶的人了，就连湖南、安徽这些黄茶主产地，也很少看到有人喝黄茶，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绿茶。

嘉靖年间的御史陈讲疏说，四川、湖南的黑茶，只是销边换马的物资，算不上什么好茶，最多也是中二品而已。当时黑茶不过是废品黄茶的替代品，黑茶取代黄茶，动摇不了绿茶，黑茶、黄茶都是主流消费群弃用之后，打发给那些想喝茶又没银子的人打打牙祭的。当时有一种观点说，黑茶、黄茶都是用来漱口、洗脚、养花的，只有绿茶才是用来品饮的。

红茶是用日晒代替炒青后出现的，首先现身在福建崇安的小作坊里，满足一些民间茶爱好者换嘴瘾的需求。余干臣从福建回到安徽老家，把红茶的制作工艺带回了祁门，研发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祁门红茶。但习惯了绿茶口味的国人对红茶始终热爱不起来，一阵流行风过后，他们还是各自喝起了绿茶。

北京茶店，1861年，出自《伦敦新闻报》

近代普洱熟茶（黑茶）的发明者卢铸勋先生说，当时他在香港想做红茶，可火候、时机掌握得不好，意外地做成了普洱熟茶，又一个茶废品变成茶新品的故事诞生。这个故事促使了整个珠江三角洲以及东南亚长达几十年的熟茶热潮。〔7〕

喝茶时间和饮用部位也有发展变化。唐代没有人喝茶芽，当时是煮茶叶喝，老叶子再加点盐巴之类的才有滋味。宋代喝茶末，大家斗茶玩，一个茶饼摆好几年，谁都不介意陈茶，工具主要是盏碗，日本人学的就是宋代喝法。明清之季，喝新茶之风从江南一带传开，工具也换成了瓷器，有人发现茶芽不错，看着也舒服，清饮遂流行至今。

绿茶容易变质、发霉，明清时期，每隔几年，西北的茶马司（或其他茶叶机构）都会清仓大甩卖，许多老百姓早就习惯了喝陈茶。

在苏伊士运河没有开通前，从中国到英国最快也要半年。载有绿茶的轮船终日漂浮在大海上，更会加速绿茶的变化。比较来说，全发酵的红茶受到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商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口味，恰好又赶上白糖在英国的崛起，说真的，要是离开了白糖，大英帝国不会那么快形成全民饮茶的风尚。

也有不少人认为，当年英国人正是为了喝点新鲜茶叶，才发明了快艇技术，进而不惜代价拿下埃及，打通苏伊士运河。

许多研究经济贸易的人对茶完全不了解，只看看数据，老外说了什么，算算成本和利润，就痛心疾首地喊中国怎么不向印度学习。中国茶业之所以从衰退到全面退出全球茶叶市场，造成今日“一个国家茶叶销量赶不上一家英国公司”之困局，就在于向印度学坏了，或者学歪了。不是什么都是别人的好，更何况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国饮”。

1898年，中国近代农学的开创人、古文字专家罗振玉为皖南茶厘总局道台程雨亭的《整饬皖茶文牍》作序时，言及中国茶、丝，显得忧心忡忡。“顾近年以来，印锡产茶日旺，中茶滞销；日本蚕丝又骎骎驾中国而上，利源日涸，忧世者慨焉。”〔8〕自明以来，茶、丝是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最大宗物品，但到晚清，中国茶、丝在国际市场上的老大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中国近代农学的创始人罗振玉

外交家薛福成（1838—1894）提了一个方案，就是勤种低价。

今华货出洋者，以丝茶两款为大宗，而日本印度意大利等国，起而争利，遍植桑茶。印度茶品，几胜于中国。意大利售丝之数，亦几埒于中国。数年以来，华货滞而不流，统计外洋所用丝茶，出于各国者，几及三分之二，若因此利源而尽为所夺，中国将奚以自立？是不可不亟为整理者也。整理之道，宜令郡县有司劝民栽植桑茶。盖种桑必在高亢之地，而种茶但在山谷之中，非若罂粟之有妨稼穑，是在相其土宜，善为倡导而已。其缫丝之法，制茶之法，有能刻意讲求者，宜激勤而奖进之。至于丝茶出口，十数年前，以加税为中国之利，今则各国起而相轧，一加税则价必昂，价昂则运货者必去中国而适他国，而税额必为之大减。夫西洋诸国，往往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今中国丝茶两宗，虽不必减税，亦不宜加税，但使地无闻旷，则产之者日益丰，而其价日益廉，即出口之货日益多，不特于税务有裨，亦为民兴利之一大端也。〔9〕

这与语言学家马建忠的看法刚好相反。马建忠谈及各国征税情况，指出关税过多会影响生意。他认为土特产出口本不该收税，但茶叶是例外，因为这是大利益所在。他还引用了西方某位精于理财者所说的话“秘鲁之雀粪强销，意大利之硫磺，中国之茶叶，皆为独有之货，自然之利，不妨多征者也”佐证。于是，马建忠为丝、茶两项商品定了值百抽五的税。马建忠也注意到印度阿萨姆产美茶，岁出数万箱，他很感慨“中国茶叶虽佳，奸商内掺他物，是当整理茶务，不可令我专有之利授之于人”〔10〕。不仅如此，马建忠还是第一位提出要重征洋酒、洋烟和鸦片的税的人。

马建忠的意见遭到了许多人的反驳。《农学报》刊文说这完全是书生误导市场之论，中国茶出口已经逐年减少了，现在更应该减免税收，不然“茶农茶工因之缀业，饥寒逼切，转为盗贼，伏戎于茶，亦不之悟”。

民国初年，四川，集市边的茶馆

程雨亭在《整饬皖茶文牍》的系列文告中，直言中国茶叶的地位岌岌可危。一方面，分散的小民经济，承受不了茶叶市场供需关系的巨变，尤其是在茶叶十分之九都依赖外贸出口的情况下，又受制于外商公司的大资本；另一方面，为了追逐短暂利益，许多中国茶商造假之风甚烈，茶商们为了赶时间，居然用柴炭熏焙，而不用锅焙炒。

所谓“绿茶染色，红茶掺土”，更有甚者制造出了一种叫“绿茶阴光”假茶。茶里面掺滑石粉，颜色倒是出彩，但一饮用就会令饮茶者出现腹疼现象。可叹的是，在歙县30余号茶庄中，不做这种茶的寥寥可数。

在绿茶中加滑石粉，被胡秉枢写进了向日本人推广茶叶的《茶务佥载》中。胡秉枢对西方人不喜滑石粉颇有微词，他认为在绿茶粉中加这点料是必需的一个程序。这就是说，至少在当时的中国茶人看来，这并非造假而是生产更高级的茶叶。

日本人也学会了这种加工方式，不知道美国人会怎么看？

造假、添加色素，对中国茶市的影响才是最致命的，什么机器、资本都不是关键！食品问题，但凡涉及此点，就不是用印度茶代替中国茶、用日本茶冒充中国茶、用湖南茶冒充福建茶的问题，那些毕竟都是茶叶。一旦加入有害物质，对中国茶的发展是致命的。发现这个问题的人少之又少，最先发现的反而是茶叶盗贼福琼。他在湖州亲眼目睹了这种加工手法，很是感慨。

监工亲自调色。先将靛蓝放到像化学家用的研钵那样的瓷碗里，把它们研成细末。同时将一定数量的石膏放在正在炒茶的木炭里烧……待石膏烧到一定程度后便从火焰中取出，放到瓷钵里研成细末。把石膏与靛蓝这两种物质……按四比三的比例加以混合……在炒茶的最后一个环节将这种染色剂撒到茶叶上。在茶叶出锅上五分钟——燃烧一根香的工夫——监工用一个小瓷器调羹把染色剂撒在每口锅里的茶叶上。炒茶工用双手翻动茶叶，以便均匀茶叶。

……

茶马古道上的云南商队

在这个操作过程中，工人两手发蓝。我不禁想，要是当时有饮绿茶的人在场，他们的胃口会不会改变……绝对可笑的是一个文明民族竟喜欢喝被染了色的茶而不是天然茶。无怪乎中国人视西方人为“野蛮”民族。

一天，一位在上海的英国绅士同一些来自茶乡的人聊天时，问他们为什么要给茶染色……他们承认茶不加任何添加剂更好喝，他们自己也从来不喝染过色的茶，只是由于外国人似乎喜欢给茶叶加上靛蓝与石膏混合物，使茶色泽和谐，鲜亮好看。因为这些东西非常便宜，中国人没理由反对这种做法。更何况这种茶的价格比较高！〔11〕

也因为如此，这个制茶“机密”被福琼说出来后，英国人对福建茶很有意见，既而把一个局部问题扩大到中国全局。他们说再这样下去，华茶只能被驱逐出英国市场，厦门茶更成了低劣的代名词。他们买福建茶，只是因为福建茶可以冲淡印度茶的强烈气味，而且此时福建茶的价格已经低到只有印度茶价的25％。这种造假行为一旦上升为“中国制造”，那就意味着中国茶将会有更多的麻烦。

《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里，充满了中国茶与印度茶的对比，一方面指出中国茶的质量下滑，另一方面对印度茶大加称赞，称其“年年都有进步”。

如果联想到当下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不得不令人们深思：中国人的造假史，不负责，还会继续多久？

二、我们也要全面喝红茶吗

西方人不喜欢中国手工搓制的红茶，于是程雨亭建议中国向英国人购置碾压机器做红茶。但这就涉及资金及制茶工艺，国人不会用机器，请洋师傅又要花费很多。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昔年英国人戈登、福琼来中国四处寻找茶工帮助英国制茶，现在风水轮流转，茶叶故乡得向英国人学习制茶之术。程雨亭很欣赏朋友对他的茶务劝告：“振兴茶务，宜拨巨款，派商出洋，学习泰西制焙之法。一面速购机器，翻然更新。”

中国传统的拣茶女工（她们的工作逐渐被机器代替）

1897年，温州乾丰栈朱六琴试自制辗压机器并以之制茶，仅制得茶数十斤，所得之茶香味还不如旧制。茶叶品质不佳的原因是茶叶还没有烘晒便用机器辗压，导致真精原汁走漏，本质耗损。但西式制茶机器太贵，而且要从锡兰购置，加上运费，购买西式制茶机器的费用绝非普通商人能够承担，只有国家参股才有可能实现。张之洞也有此想法，他想购置机器，在湖南安化生产。

程雨亭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西方的所谓以碾压成法，是中国旧的制茶法。他找到的依据是《明史·食货志》第八十卷上说的“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他慨叹，年久制茶手艺失传，西方之新法，不过是中国之旧法。程雨亭比较了锡兰茶与华茶的区别，认为锡兰茶较之华茶，色香味较胜，还比较耐泡。

锡兰、印度之茶，采后收集在屋内，铺在棉布之上，层层架起，如梯级然，直到茶叶绵软如硝净之细毛皮，将茶落机碾压约三刻之久，盛在铁丝箩内，约堆二英寸后，层叠于上，必变至净，如红铜色，然后烘焙，装箱下船。

这种做法，正是英国大公司的做法，有机器，有钱，有人力，有大厂房。这些条件，中国具备一些，但关键还是工艺问题。程雨亭建议，在工艺层面上，在茶变成红铜色之后，上箩焙炒之际，就无须效仿机器，仍用旧法，只用竹箩盛茶，加以炭火烘焙，这样比机器做出来的更好。他还建议去锡兰物色茶工，学习制茶之法。

康特彰、王实父在《红茶制法说略》里也比较了机器制茶与人工制茶的区别。机器制茶比较干净，而人工制茶因为对柴火的控制有限，会导致烟火味入茶，最终影响茶叶的香味。

真实的情况又如何？走出去学习外国之技，是晚清救国运动中最受人瞩目的部分。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两江总督周馥派江苏道员郑世璜带领一群人远赴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考察茶业。这群人中有在浙海海关担任副使的英国人，也有翻译、茶工、茶司。郑世璜等九人在锡兰、印度两国实地参观了茶园种植与制茶工厂，以及茶叶采摘、红绿茶制造工艺、制茶机械等。四个月后回国，他们写出了《考察锡兰、印度茶务并烟土税则清折》与《改良内地茶业简易办法》等禀文，其后结集为《乙己考察印、锡茶土日记》一书。

该考察报告有关内容于次年由农工商部印发各地，川东商务总局也翻印发给川东各县参考。郑世璜的考察日记，2006年选入《历代日记丛抄》。2010年，朱自振、沈冬梅等人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一书，把郑世璜的考察报告改名为《印锡种茶制茶考察报告》并收入书中。此报告也是目前能见到当时最为详尽的茶叶报告。

这份报告于1905年10月在《农学报》上连载，其后多次被翻印。190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也先后两次刊登《郑观察世璜上两江总督周条陈印、锡种茶、制茶暨烟土税则事宜》与《郑观察世璜上署两江总督周筹议改良内地茶叶办法条陈》。〔12〕

茶树和大象（印度阿萨姆地区的特产）

考察报告的开篇，郑世璜写道：

查英人种茶先于印度，后于锡兰，其初觅茶种于日本，日人拒之。继又至我国之湖南，始求得之，并重金雇我国之人，前往教导种植、制造诸法，迄今六十余年。英人锐意扩张，于化学中研究色泽、香味，于机器上改良碾、切、烘、筛，加以火车、轮舶之交通，公司财力之雄厚，政府奖励之切实故，转运便而商场日盛，成本低而售价愈廉，骎骎乎有压倒华茶之势。

“师夷长技以制夷”，原来别人也深谙此道。郑世璜是带着问题去考察的，华茶落后于印度、锡兰等国之茶，有自身不思进取之原因，也有外在的客观原因。

在中国人看来，茶叶无非是一种土产品，但西方人一开始就把茶叶当做一种科技及生物产品来研究。他们用机器代替手工，用化学分析来界定茶叶中到底是哪些成分对人的身体有益，并用化学手段存香味。所以说，印度茶、锡兰茶可以视为对中国茶的科技化改造。

茶叶故事非常意味深长。按照今天的观点看来，施化学肥，化学去味都会影响茶叶品质，但在那个年代，科学是非常时髦的事情。

郑世璜发现的还不只是这些。西人治下的茶园，从开始种植就有科学的界定，包括如何育苗、移植茶秧、栽种、施肥、修剪、杂交、间种等各个环节。他注意到这就不只是制作工艺以及之前发现的营销问题，而是中国整个茶叶体系都出了问题。

印、锡所产红茶虽不能敌上品之华茶，而视下等者则已觉较胜，故销路颇畅。且可望逐年加增，彼中茶商皆谓，中国红茶如不改良，将来决无出口之日，其故由印、锡之茶味厚，价廉，西人业经习惯，华茶虽香味较佳，有所不取焉。而印、锡茶业之所以胜于中国者，半由机制便捷，半由天时地利所致，且所出叶片较大，获利亦厚，而茶商又大半与制茶各厂均有股份，故不肯利源外溢。反观我国制造，则墨守旧法，厂号则奇零不整，商情则涣散如沙，运路则崎岖艰滞，合种种之原因，致有此一消一长效果。

近来英人报章借口华茶秽杂有碍卫生，又复编入小学课本，使童稚即知华茶之劣，印、锡茶之良，以冀彼说深入国人之脑筋，嗜好尽移于印、锡之茶而后已为。我国若不亟筹整顿，以图抵制，恐十年之后，华茶声价扫地尽矣为。今之计，惟有改良上等之茶，假以官力鼓励商情，择茶事荟萃之区，如皖之屯溪、赣之宁州等处，设立机器制茶厂，以树表式，为开风气之先。

郑世璜在报告里说，西化茶园，对茶种的选择是第一步。印度当地的阿萨姆茶种本为野生茶，它与中国茶种在一起，经过蜜蜂采蜜，掺和花粉杂交而成变种茶，是当地主要茶种。种茶法也有别于中国，但与稻谷做法相同，先把茶籽在一处播种，八九个月后再分种，一年后修剪，三年后大割。郑世璜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茶树的种植、修剪与下肥，这正是中国茶园所缺乏的。

1907年，郑世璜在江南商务局的支持下，在南京紫金山霹雷涧创办了江南植茶公所。他一开始便从茶园入手，把从印度、锡兰学到的经验落实在南京。江南植茶公所对中国其后的茶园种植影响深远。今天人们看到的整齐有序，条块分割，中间有茶沟的茶园，就来自于郑世璜昔年的推广。但这个公所因为辛亥革命爆发被关闭，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实际上，唐代陆羽《茶经》所说的“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的种茶法，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国古代的茶人认为，茶树是不能移植的。明代陈跃文和郎瑛在寻找“茶礼”的渊源时说：“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生。”而育苗移栽的方法，到清末才出现。明代在汉中移植茶树，是种茶史的一个突破。罗廪《茶解》还提供了一种工艺：“秋社后，摘茶子水浮，取沉（实）者，略晒去湿润，沙拌，藏竹篓中，勿令冻损，俟春旺时种之。”中国古代的茶树栽培经验，对种茶术贡献并不大。

清代红木茶籝，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明代对茶园管理的关注，并非由茶本身引发，而是受园林带来的整体观念影响。《茶解》中所提供的茶园管理办法，与管理其他植物并无二致。“草木杂生则不茂，春时筄草，秋夏间锄掘三四遍，则次年抽茶更盛。茶地觉力薄，当培以焦土。”“每茶根旁掘一小坑，培以升许，须记方所，以便次年培壅。晴昼锄过，可用米泔浇之。”即便是有茶树间种问题，也脱离不了园林的影子。“茶园不宜杂以恶木，惟桂、梅、辛夷、玉兰、苍松、翠竹之类，与之间植，亦足以蔽覆霜雪，掩映秋阳，其下可莳芳兰、幽菊及诸清芳之品。”审美有余，却毫无科学性可言。

1910年，上海《大同报》主笔、英国人高葆真摘录并翻译英国人高怡所写的《种茶良法》，主要内容便是围绕茶园种植技术〔13〕展开的。确实，现代科技是晚清最为欠缺的，这话放到今天说也不过时。所谓百年中国历程，无非就是赶上西方现代化的步伐。高葆真翻译过来的部分，侧重茶种学、土壤化学、修剪之法以及茶叶元素分析。

高葆真回顾了华茶进入英国的历史，也道出了华茶由盛而衰的原因。他总结为三点：一是华茶无统一经营，小商家往往见小作伪，不顾大局；二是华茶制作过程不干净，与他国卫生之法相悖；三是华茶味淡薄，华茶一磅，仅能烹五加仑水，而印度茶，加水七加仑半味都还尚浓。

反观1877年胡秉枢为日本人所写的《茶务佥载》〔14〕，文中对种茶部分匆匆带过，依旧看得到茶不可移的旧说以及唐以来的“穴种法”。但胡秉枢还是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印度茶叶势必会赶超中国，因为西方人从中土盗买茶种，讲求种植、培养以及制作之法。他认为日本的绿茶之所以打不开西方市场，原因也在制作工艺上。绿茶本身容易受潮，不能长期储存，如果工艺不达标，那么海运后必然会有霉变，终不能饮用。中国人在绿茶中加入滑石粉的原因，就在于其可以保持绿茶的色彩。胡秉枢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化学手段”，但这种手段却导致西人口味的转向以及中国绿茶出国后的全面滞销。

英国贵妇人喝茶抽烟

涉及红茶部分，文中谈的都是与人性有关的，诸如贿赂女工，看紧掌秤人。胡秉枢从更深层面上谈到了茶叶建设，他认为外国人远越重洋，来取中华之茶、丝，图的不过是衣食计。假如中国人都有一技之长，专心致志，那么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能至善。他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能力，从仕、从工、从商、从农，各尽其能。胡秉枢批评群仿效应，一个人做出一件好东西，其他人便纷纷仿制，要真能成了，便有众人分利，倘若不成，便聚众诽谤。他对民间的微词，实则是大环境所致。而此时大部分人还沉浸在八股文中，根本无暇顾及民生工艺。

从晚清茶叶种种困局来看，胡秉枢所言可谓一语中的，其实就算放到当下，又何尝不是这样。

郑世璜在印度看到的是偌大的工厂，不过十几个工人。机器制造，规避了太多人为因素。

郑世璜有无办茶厂，并无确切的史料可查。但他很详细地记录下了外国茶厂的状况，这份资料其后被国人无数次引用。

距寓里许，有黑盾茶厂，偕同事往观厂。其七楹东南另一室，安置引擎一架，燃火油，烛两大枝，借蒸汽之力用皮带拽动全轴，轴直通。全厂距地约高二丈有数尺，在天空用橡皮包之，防氧气及雨水引锈也。厂有楼，凡两层，四面窗棂通风，置晾架上十二座，每座接连三架，每架十五格，用粗布作格，摊晾青叶；楼下悬麻布袋若干具，经三十六小时，叶已晾干，从楼板缺口倾入袋内，再倾入碾机碾压。其上层地位较窄，置晾架六座，每座二架，每架十四格，视茶叶向鲜，以只晾二十四小时也。因遍观碾、筛、切、焙诸法，碾机大小各一具，大者高四尺，形如磨下盘木地，铁匡中凹，有小方木可以抽合，四围有齿，高八分，长约四寸许，宽一寸八分，上盘方式而小，下盘圆式而大，上下相距不及五分，上盘因轮力旋转，茶叶在磨齿上碾揉至三小时，叶已揉软，即从下盘中心抽去小方木，叶自倾下。（以上碾压）

中国普洱古茶树

碾压后倾入青叶，筛机筛系于轴，自能运动，其粗者再入碾机。（以上筛青叶）

筛竟匀摊地上，或三合土砌成之石枱，略高于地面者尤佳，摊处厚二寸许，上用湿布盖之二三小时，色可变红。（以上变红）

变红后移入烘机，烘炉安置地坑，炉门在坑下约深三尺，火候一百九十度，炉上之热虽炙手而不甚烈，上置烘盘，盘系铜丝为地，杉木为框，中尺见方，三尺框，高二寸，烘枱如抽屉，纵四层，横四层，可纳烘盘十六，每盘匀摊茶叶，重四磅，因第一层至四层火力不同，约烘二十分钟，即从一层以次换至四层，适已焙就，故热度匀而茶味亦匀。（以上烘焙）

烘后移入干叶筛机，机有三号，即三层置茶，于第一层将皮带系在滑车上，即自运动，以次第下，旁张以箱，自然每箱亦分作一二三号，不稍混淆。三号筛之下有板，以盛茶灰，复用棉类粘在口旁，筛动灰出，灰之外自能分出，茶毛、茶绒积之可作椅榻垫褥之用，轻软殊常，此亦废物利用之一端也。（以上筛干叶）

筛后分头一二三号装箱，装箱有架，置空箱于架上，用轮旋紧，将皮带拽动滑车，箱即振动，因其振动力匀，倾入茶叶自能轻重一律不爽分毫。如一时不及装箱，有大柜可堆存，柜用框，纵横尺寸与箱一律，内衬马口铁外用锁钥，以司启闭，防泄香味，兼杜工人偷漏。如框纵六横四，则内容二十四箱，茶之多寡亦一见便知。（以上装箱装柜）

凡筛机所不能筛下之茶，尚有新式切机两种，一为铜板，上凿人字形，下衬钢板，外有轮轴，用皮带拽动，四围有框如斗形，粗叶倾入，经过铜板之孔，自能切细。一为凹凸齿形之竹管，用铁丝贯之如筐篮，可以手提置粗茶于竹筛，即以齿形竹管擦之，亦能切细，惟须人力。（以上切机）

厂中茶箱、竹筛均由日本运来，箱每具值卢比七角，各厂皆购用之，缘锡地树木缺乏，土人制箱成本较昂故也。竹筛旁有十四号勿芽张金利造字样，系用华文。日本振兴茶务以绿茶输美，以木箱、竹筛输英，虽不能夺印、锡红茶之利，而能分制茶器用之利，其商业之精进，于此可见一斑。厂中烘机尽数烘焙，每日可成一千磅干茶，适中则六百磅，厂内工人十二名，厂外采工二百余人，茶销科伦坡埠。

当时，国人之所以关注红茶，是因为红茶在国际贸易中有巨大的需求。但国人一直是以生产、制作绿茶为主。晚清时期，我国生产的绿茶，一度有九成以上销售到国外，其中俄罗斯占了很大比例。

程雨亭就说，在绿茶滞销的情况下，有俄罗斯人来大宗购买，让茶农无比鼓舞。然而，绿茶并不适合海运，数月的运输，加上海上潮气，导致绿茶很容易变质。绿茶外销受阻，只能在红茶上下工夫。祁门之地，本是红茶的发源地。但受制于交通不便，也受制于小叶种茶不耐泡和不够味等因素，很长时间里，这里的红茶都无法外销。

滇红的创始人冯绍裘在20世纪30年代到祁门制作红茶，自己设计了一套机器，开创了我国自产机制红茶的先例。1930年，英国人在阿萨姆发明了红碎茶揉切机，祁门几乎同时引进并加以改造。因为日本入侵中国，安徽等地危险重重，制作红茶务必要开拓新的茶叶生产基地。

俄罗斯人喝茶图

冯绍裘于1938年9月受中茶公司委派，到云南凤庆开办茶厂。结果，冯绍裘发现，云南的大叶种茶做出来的红茶，在口感上完全可以满足外国人的要求。这种云南红茶叶厚，耐泡，香味的丰富性也与印度等地所产红茶别无二致，因此很快打开销路。当年，首批成箱500多担滇红茶经香港富华公司转销伦敦。滇红的历史档案显示，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凤庆茶厂年产三四千吨滇红茶全部出口欧洲。当时滇红的平均出口价格是每吨5000美元（布雷顿森体系下的35美元等价于一盎司黄金），达到国际市场的中高档价格水平。

20世纪80年代，“滇红”占云南省茶叶出口量的85％。这让当年80多岁的冯绍裘尤为激动，“滇红”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挣得了大量外汇，立了功劳，我感到十分欣慰”〔15〕。

1909年，陈渠珍入藏期间，发现有许多藏民都在饮用红茶。

康藏一带，气候酷寒，仅产稞麦，故僧俗皆以糌粑为食，佐以酥茶，富者间食肉脯，以麦粉制为面食者甚少也。糌粑制法，以青稞炒熟磨为细粉，调和酥茶，以手搏食之。酥茶者，以红茶熬至极浓，倾入长竹筒内，滤其滓，而伴以酥油及食盐少许，用圈头长棍上下搅之，使水乳交融，然后盛以铜壶，置火上煎煮。食糌粑时，率以此茶调之。且以之为日常饮料。藏民嗜此若命，每饮必尽十余盏。余初闻此茶，觉腥臭刺鼻。同人相戏，盛为酒筵，约以各饮一盏，不能饮者罚如其数，余勉呷一口，即觉胸膈作逆，气结而不能下，自认罚金，不敢再饮矣。

如果陈渠珍所记藏民喝红茶无误，那么这些红茶应该是从亚东入关的印度红茶。内地人不喜红茶，时至今日仍然如此。人们常会听到那些红茶产区之人诉说红茶出口得如何好，销售得如何好，却鲜见有人由衷地说自己如何喜欢家乡的红茶。

云南滇红

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为什么中国的红茶时至今日都无法获得国人的青睐？

即便是到那些红茶的生产区，也很难见到有人在饮用红茶，茶馆里的红茶也少有人点。国人始终抱有一种态度，就是红茶就是为外国人生产的，那些宣称喜欢红茶的人，也是有着效仿某种英伦腔调的姿态。而这种情况不只是在红茶中才有，黑茶、黄茶中都存在着。在普洱茶茶区就是生产者本人也不饮用普洱茶。〔16〕直到2004年之后，云南才有人开始喝普洱茶。而到2007年之后，全国范围内才有大量的人开始饮用普洱茶。

在滇红的产区，甚至是滇红茶厂，很少见到喝滇红的人，红茶故乡的人们杯子里全是绿茶。红茶在中国兴盛不起来，是因为自己人都不消费。这反证了绿茶母体的强大力量，丝毫不允许自己的旁枝有蔓延之势。

绿茶系统有着惊人的自我修正能力。那些错误扩充了茶叶家族的谱系，看起来很美，色谱绚丽多姿，可是国人的选择却没有因此多起来，反而导致人们更加捍卫绿茶的传统地位，对其他色彩茶充满敌意。长期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绿茶，压迫着其他色系的茶类，衍生产品不得不回归、妥协。所以，人们套用绿茶系统里制定的标准，用着千百年来不变的茶具，沿袭一样的动作，说着重复的话语，小心翼翼解说道，你现在喝的其他色系茶，其实与绿茶相差不远。

所有的品鉴标准、书写话语，以及评定思维都是绿茶式的。怎么能用绿茶的方式来说另一种茶，用这样的标准怎么去向一个绿茶爱好者介绍普洱茶的特别之处？这个困惑已经存在了上百年。

茶的衰落，也正是这个国家的衰落。此后中国的茶不再扮演中国向世界输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角色，甚至就连瓷器——另一项华夏帝国的古老贸易品，也因为欧洲找到替代品而同样走向衰落。

谁能想象？那些连红茶和绿茶长在同一棵树上都不知道的欧洲人，仅仅通过在中国盗取的茶种，就让中国茶成为奥威尔口中的“二类品”。

某一天，中国人惊讶地发现，我们一年茶叶的收入，还远远不及英国立顿公司半年的收入。贸易带来的是茶叶话语权的转变，就像许多人熟知的那样，传统的绿茶话语权在日本和欧盟那里，红茶在英国人那里，美国人开始了对白茶的定位……

岌岌可危的中国茶背后，有着更深远的精神式微。中国人甚至要向日本人学习怎么喝茶，礼失而求诸野，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起点。

茶也有一个轮回故事？中国茶需要更深的反省以及变革。

注释

〔1〕安格斯·麦迪森．世界前年经济史［M］．伍晓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9．

〔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料［M］．北京：三联书店，1957．

〔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M］．北京：三联书店，1957．

〔5〕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藏缅问题［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2-173．

〔6〕六大类，是茶叶专家陈椽划分的，当时引起极大的争议，他与另一个专家庄晚芳有过论战。后来陈椽的分类编入茶叶教材，安徽农业大学也成为目前中国茶学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可参考陈椽《茶叶的分类与实际》。

〔7〕周重林，太俊林．熟茶故事［J］．普洱，2008（2）．

〔8〕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古代茶书集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9〕薛福成．庸盦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4-27．

〔10〕出自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纪行》卷4，第4至10页。

〔11〕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M］．蒋重跃，刘林海，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125-126．

〔12〕竺济法．中国出洋考察茶业第一人［N］．宁波晚报，2010-1-31（A10）．

〔13〕〔14〕朱自振，沈冬梅，增勤．中国古代茶书集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928-935，825-845．

〔15〕冯绍裘．滇红史略［J］．中国茶叶，1981．

〔16〕勐海茶厂老厂长邹炳良，退休后自己开了一家普洱茶公司。他直言自己几十年的普洱茶生产生涯里，从未喝过普洱茶。笔者数次采访过他，他一直强调：“普洱茶以前都是用来创外汇和边销之用，云南人都不喝，现在有人说他们很早就喝，是说假话。”

第四章

美国：茶叶战争与茶叶外交

波士顿倾茶事件，1773年

当茶叶贸易强大到成为大英帝国霸权符号的时候，距离它衰亡的时间也开始倒计时。

从塞缪尔·亚当斯率人把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倒入大海的那一刻起，美国人反抗英国暴政的行为就没有停止过。

茶叶，在它征服全球的过程中，悄然无息地改变了世界的版图。茶叶，如此轻柔，却如此有力。

一、茶叶——国家的敌人

世间茶有两种，武夷茶和假茶。

美国学者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中说，就是茶叶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

1775年，英国北美殖民地上的艾登顿抗茶会发表了一份宣言，以妇女为主体的反抗者号召大家反抗茶税，并拒绝饮茶。她们声称，世间茶有两种，武夷茶和假茶，但她们宁可喝下假茶，也不喝英国人运来的毒茶。〔1〕

自从1773年英国颁布《茶叶法》开始，北美各地都掀起了抗茶运动。抗茶组织态度鲜明：我不喝茶，看你怎么赚钱。激进的组织甚至把卖茶者都当做奸商，他们拒绝为英国人卸茶箱，拒绝出售茶叶，从事任何与茶有关工作的人都被视为公敌。

因为英国人的不恰当敛财行为，中国茶躺着中枪，茶叶变成了这个地区的敌人。即便是立国后，不喝英国人所喜欢的红茶也是美国时髦和流行的爱国行为。

一方面许多人悄悄地购买走私茶，另一方面也有人开始寻找茶的替代品。有人用冬青叶来泡着喝，也有人泡胡桃木的叶子喝。但很显然，口感都不如茶叶好。有些人只好喝咖啡，但更多的人想着怎么发明新饮料，可乐就是这么被琢磨出来的。

北美殖民地抵制英国贸易的行为有着延续性，并很快形成传统。

1756年到1763年，英国与法国进行了七年战争，最终英国获得了北美十三块殖民地的管辖权，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1764年英国议会批准了《食糖法案》。其中规定，大宗出口到美洲的糖、咖啡、葡萄酒和其他商品都必须缴税。因此，由英国运往美洲的商品税比原来增加了两倍。这个法案引发了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次抵抗，但因为意见不一，很快归于平静。

波士顿码头上的工人

1765年，英国国会通过的印花税条例规定，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品包括报纸、书刊、契据、执照、文凭、纸牌、入场券等均需加贴印花税票，税额自2便士到几英镑不等，违者处以罚款或监禁。由于这个印花税牵扯面太广，很快遭到殖民地民众强烈的抵抗，一年后就被废止。

英国人费那么大劲拿下北美殖民地，显然不会就此罢手。之后，他们又在1767年下半年出台了《唐森德法》。税法规定，只要是英国输往其管辖殖民地的所有纸张、玻璃、铅、颜料、茶叶等均一律征收出口税。它还规定英国关税税吏有权闯入殖民地民宅、货栈、店铺，搜查违禁物品和走私货物。这个税法，再次在北美殖民地民众的反抗中夭折了。反抗成功的主要手段还是，我不买你东西，看你怎么赚钱。

“我反对”是一种有效的贸易策略。为什么在中英鸦片贸易中，中国发不出“我反对”、“我不买你东西”的声音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面对道德指责，英国人反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反对？”

当然，美国人反对，并非说他们不要这些东西，而是他们不要英国人运来的这些东西。英国人自然不是傻瓜，他们也看出了这点，于是在1773年出台了《茶叶税》。英国人授权给东印度公司垄断北美茶叶贸易，每磅加收3便士的税收，同时严禁私茶入境。东印度公司利用垄断特权，还在北美倾销积压的茶叶。这批茶有1700万磅，大部分是滞销的陈茶。

这一下，北美殖民地民众不干了。如此一来，他们不仅买不到任何走私进来的便宜茶叶，还要付出比之前更高的价钱买过期茶叶！

从世界各地移民到北美的人，以英国人居多，他们早就习惯喝茶。茶也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英国的压榨行为让他们把“我反对”的传统发扬了下去。一时之间，“不喝茶”的论调占据上风，各地口岸商人不准英国人卸茶箱，接着是各地抗茶组织纷纷成立，发表反英宣言。

波士顿茶党，1773年

这些行为鼓舞了那些潜伏的反英分子，他们趁机出击。波士顿有一个反政府组织“茶叶党”，领头人叫塞缪尔·亚当斯。他是一个做生意失败的败家子，什么都做不成，整天发牢骚，把一切责任推给政府，按照今天说法就是“反社会者”。亚当斯热衷于各种抗议活动，他反对“食糖法”，反对“印花税”，现在又反对“茶叶税”。这种败家的人，身边往往少不了几个亡命之徒，喝了几口酒，啥事情都能干出来。1770年5月，在亚当斯的策划下，他的一位兄弟向英军发起挑衅，迫使英军开枪，造成了亚当斯所谓的“波士顿惨案”。亚当斯通过这次事件，积累了不少人气。

1773年11月27日，东印度公司运载茶叶的“达特默斯号”到达波士顿港口，被波士顿人堵在港口，不让下货。按当时的海关规定，抵港船只超过20天不卸货，便要将货物拍卖。这种情况显然让东印度公司措手不及，因为接着又来了两条船，都被逼停在港口。

东印度公司显然希望通过向总督请愿的方式，让这些茶免税进入北美殖民地，但这一要求被拒绝。

1773年12月16日，在塞缪尔·亚当斯精心策划下，150多位茶叶党的兄弟摸上三条船，将英国人带来的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全部倒入海水里，这便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茶叶是东印度公司的大宗生意，也是最赚钱的。据统计，从1760年到1774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了价值近300万两白银的茶叶，超过其茶叶贸易总值的80％〔2〕，每年创造的利润达到150多万英镑。

对殖民地的反抗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痛击最显著的商贸符号更让人痛快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被视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也是从反对垄断茶叶这个代表大英帝国主要贸易手段作为出发点的。从“我反对”到“我销毁”，其实与虎门销烟有类似之处。当时的鸦片同样是英国与中国之间最强大的贸易符号，只有销毁，才能阻挡。

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独立，从此开始了与英国的拉锯战。

独立后的美国，受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影响，为了与英国人生活区别开来，很多人还是不愿意喝红茶，所以美国人从中国进口的绿茶数量很大。而更多人则是根本买不起茶了，因为连国家机构大陆会议，由于没有税收，没有捐款，都只能靠发债券、纸币来购买军火。

独立战争时候的美国人，1775年

二、没有中国茶，美国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

中国茶叶帮美国摆脱了经济封锁，使其完成了原始积累。

1784年，大清国力如日中天，由皇帝乾隆钦定编撰的《四库全书》顺利成书。在江南游山玩水的时候，他边喝着极品绿茶，边盘算着如何清除掉那些对大清不利的思想。同年，巴麦尊在爱尔兰出生。多年后，他策划了两次鸦片战争，并成功把中国拉入最贫穷国家行列。

这一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促进茶叶销量的“抵代法案”〔3〕（Commutation Act），茶税从以前的119％直降到12.5％。自此之后，输入英国的茶叶量成几何级增长〔4〕。还是这一年，英属印度总督哈斯汀在加尔各答听着印度版的莎翁剧《爱神的春梦》，喝着上好的中国茶，享受着退休前最后的惬意，而他的入侵西藏计划因为不成熟被搁置。与此同时，美国独立战争正式结束，百废待举，打仗欠下的巨额钱款如何偿付，让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备感煎熬。

好消息终于在华盛顿55岁生日这天传来，财政部长莫里斯和其他三位美国商人投资生产的木制帆船终于下海起航了。这艘可以装载360吨货物的木帆船，装满了各种奇怪的美国商品。他们驶往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他们谄媚地给船起名“中国皇后号”。这样命名的原因是美国人对中国一无所知，他们以为中国像英国一样，女人会有很高的地位。

美国图书《中国皇后号》

中国发行的“中国皇后号”纪念币

独立后的美国可谓四面楚歌，国内通货膨胀，国外被海上霸主英国经济封锁，陷入无钱、无贸易、无朋友的紧张局面。“中国皇后号”起航是美国人的第一次远征，此举影响了这个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选择了一个喜庆日子出发，这天不仅是华盛顿总统的生日，也是船长——海军上校约翰·格林的儿子18岁的生日。〔5〕

小道消息却说，为了阻止美国人远程，英国人用上好的“春熙茶”换走了这艘船上价值1.5万英镑的货物。这样的故事有很多，英国人千方百计阻止美国人出海。1750年，他们就做过同样的事情。美国人还是多少了解一些中国对外夷的态度，他们从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史了解到，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打交道的国家。

为寻找可以去中国销售的货物，美国人大费周章，因为美国在欧洲受欢迎的朗姆酒、木材、腌鱼、面粉，中国人都不感兴趣。但西洋参就完全不一样了，除了是野生外，这玩意儿在中国还被看做灵丹妙药。中国东北出产的人参几乎都被皇家包揽，民间难得一见，它神奇的药效大受中国欢迎。而且美国人发现，中国喜欢人参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参可以增强性欲。这与鸦片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几乎相同。

美国人第一次来到中国，就运来了重达30吨的西洋参。为了好销售，他们送来的几乎都是上品，一点杂质都没有。两年后，美国西洋参输入到中国的数量超过了1800担。而从1804年到1829年，美国输入中国的人参高达43602担。为了向中国卖人参，美国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刊登收购人参的广告，而美国民众也漫山遍野地去挖人参。〔6〕

美国一开始准备了庞大的毛皮推销计划。当时美国流传着约翰·莱亚德（John Ledyard）讲述的那个令人激动的财富故事，在美国价值6便士的毛皮，在中国可以卖到100美元。而那时美国只有两个人到过中国，莱亚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大清对毛皮的喜爱，与满族在关外生活习性分不开。俄罗斯输入到中国的主要产品也是毛皮，乾隆曾经对俄罗斯进行贸易制裁，只要严禁毛皮入口，俄罗斯就招架不住，举双手投降。所以，俄罗斯人断然不希望他国来抢生意。负责收购毛皮的约翰·莱亚德后来在西伯利亚被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女皇下令逮捕了。皮毛生意虽然没有莱亚德鼓吹得那么好，但当时在广州一张毛皮还是可以卖到25美元。从1800年到1811年，美国平均每年有25万张毛皮输往广州。

为了确保贸易顺利，美国人精心准备了货物，包括473担西洋参、2600张毛皮、1270匹羽纱、26担胡椒、476担铅、300多担棉花。另外，船上还载有10门九磅大炮和4门六磅大炮。

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终于在寒冬起航。当年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由于这个严寒的季节，商业往来已经停滞了很长一段时间。仅仅从观众的表情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心底都充满着喜悦之情。”《独立公报》报道格林船长时说：“这是一个对外交往的里程碑式的航行。虽然前面有许多困难他不得不去面对，但这是这个新生的国度开往地球上那个富饶而遥远的地方的第一艘商船。”

“中国皇后号”启程的时候，菲利普·弗兰诺写了下一首诗：

从此，芳香的茶叶满载而去

英国的许可不需要再思量

还有镶嵌着金饰的瓷器

制作他们的模子是多么精良

她为我们的国家运回大量商品

足以迎合人们对各种品味的向往

……

1784年8月28日，经过188天的航行，“中国皇后号”抵达中国。美国人鸣放了13响礼炮向那些停在港口的船只致敬，每艘船也回鸣致敬。他们先被安排到了澳门，在这里领取海关船牌，再到一位引水员处。在这里，新来的人都会被教导，要讨好海关的高级官员。很快这些美国人就明白了，“哄骗和行贿是做成此事的唯一办法”。

清末的广东十三行，版画

之后，美国人与其他西方人一样，只能住在广州十三行的夷馆，被限制行动。当年停靠在广州的外国船只有34艘，其中英国21艘，法国4艘，荷兰4艘，丹麦4艘，只有“中国皇后号”形单影只，但它毕竟还是在海外首次亮出了星条旗。9月14日，粤海关给“中国皇后号”测量吨位，以便计算关税数额。他们来的时候，“中国皇后号”鸣炮9响，走的时候再次鸣9响——中国很喜欢“九”。后来粤海关给他们送来了两只公牛、8袋面粉和7坛土制酒作为欢迎礼。

赏钱和测量是美国人对广东贸易制度的第一印象。赏钱就是礼物，外国商船第一次抵达中国，为了获得进入港口的特权，必须支付赏钱。测量就是计算吨位，粤海关官员登船实地测量并近距离观察与问询。这两个问题解决后，粤海关就会发一个“开舱许可证”。

对美国人来说，最不好的消息是西洋参降价了。1784年初，广州的西洋参每担2000美元或每磅15美元。等到他们到来的时候，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担200至300美元。然而，商人们运到广州的西洋参数量是以往的10倍。但美国人还是凭着优质的西洋参，卖了24万美元，其他杂货卖了5.1万美元。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调查却显示，他们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这引发了美英多年的口水仗，后来他们从中国进口的贸易清单也遭到了同样的质疑。

这其实与不同的结算方式以及英国和美国对贸易的不同认识有关。茶叶是“中国皇后号”最大的单子，700箱武夷茶，每箱重360磅，单箱价值60美元，共42000美元；100箱熙春茶，每箱重320磅，单箱价值300美元，共30000美元。20000块本色棉布〔7〕，0.5美元每块，共10000美元，黄金和丝绸共276000美元，瓷器25000美元，其他还有珠茶、僧茶、象牙与茶具。

一开始，美国人为了节省首次贸易给中国的贡费，说自己和英国一样来自印度。但1784年11月，一艘英国商船鸣炮致敬的时候，不小心炸死了一名中国人，中国要求交出大班来问询，同时要求英国的船只限制离港。被归结为英国船的“中国皇后号”自然受到牵连，不能离开。美国人只有请求法国人帮助，去向中国人申明自己来自一个新国家，身份也就变成清廷大人口中的“花旗鬼”。

1785年5月15日，满载中国货物的“中国皇后号”回到纽约。美国报纸对“中国皇后号”的报道持续了二个月，各种充满希望与赞赏的评论成为当时美国人的主要谈资。“中国皇后号”拉动了中国热，也鼓励了许多冒险者到中国淘金。1890年后，美国成为英国之后的第二大对华贸易国。

但那些在“中国皇后号”上的人，却不那么乐观。他们忧心忡忡，思考着西洋参没有达到预期销售价格怎么办，以及利益分配存在的问题，还有最初投资者丹尼尔·帕克卷走的2300美元漏洞要怎么填补。而且，因为复杂的债务问题，这艘船会不会要不了多久就易主。

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却是欣欣向荣，推销着熙春茶、小种茶、松萝茶、武夷茶、瓷器、丝绸、茶具、棉布等中国各色商品。中国制造全面发力，销售形式也各有不同。“数等上等熙春茶，论箱卖”，“小套件，成套出售”。〔8〕购买者中，当然少不了捧场的总统华盛顿，他买了一些瓷器。

根据统计核算，“中国皇后号”运回美国的货物总价值为75666.5美元，翻一番后为151333美元，返航以来沿途出售了6250美元，减去从美国出发时的总值120000美元的装备和货物与总共10000美元的货船公司工资、关税以及其他意外开支，“中国皇后号”最终盈利27583美元。〔9〕这是一笔可观的利润，因为许多人的首次起航贸易都是赔钱的。

“中国皇后号”在1785年以6250美元的价格出售，1787年被再次出售，之后更名为“埃德加号”，1790年又更名为“克莱拉号”。1791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此轮船在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港口被沉入大海，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旧金山下午茶

“中国皇后号”带来的示范效应很大。1785年12月，美国的“实验号”从纽约出发，前往中国购买茶叶，获利1.05万美元。1786年，“土耳其皇后号”从耶路撒冷出发，前往广州。1787年，“同盟号”从费城出发，前往广州，他们带回的茶叶最终让自己获利50万美元。同年出发的还有波士顿的“哥伦比亚号”，这艘船完成了美国首次环绕地球之旅。从1784—1790年，来到中国的船就有14艘。〔10〕

美国各地也出现了许多以Canton（广州）命名的城镇或乡村。1789年，马萨诸塞州东部诸福克县有一个地方被命名为广州镇。而俄亥俄州东北部的广州市，则是美国最大的“广州”。

美国对华贸易，催生了美国首批百万富翁，阿斯托和伊利亚斯·德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在“中国皇后号”商贸成功后，很快来到中国做贸易。投资“中国皇后号”的罗伯特·莫里斯更不用说了，他是最先尝到甜头的。美国最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发迹都和中国贸易相关。中国是美国第一个外贸国家，不仅成功帮助美国摆脱经济封锁，还帮美国人走出了财政困境，走上了富裕之路。〔11〕

1787年美国的港口（远行的商船大多开往中国）

阿斯托的发迹史离不开皮毛和茶叶。1800年，他就往来纽约和广州之间，用“以物易物”的方式，用毛皮、人参换取中国的茶与丝绸，一次盈利就高达5.5万美元。到1847年，阿斯托的财富突破2000万美元。后来他转投地产业、银行业，其后裔大都是银行家、房地产商或旅馆大老板。

阿斯托被评为全球1000年来最富裕五十人之一。他创建的酒店分布在全世界，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大道闻名世界的华尔道夫·阿斯托利亚大饭店（Waldorf Astoria Hotel）就是其后辈经营的。李鸿章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是住在这个饭店。现在李鸿章的照片还被挂在那里，墙上写着：“中国总督，李鸿章，1896年停留。”

三、第二个茶叶帝国

我们如能有幸引进中国的工业、生活艺术、进步的管理，以及当地的种植物，美国终将有一天会成为像中国那样人口兴旺的国家。

——汤姆森

美国商人能迅速在中国站稳脚跟，与美国实施对华贸易的保护措施分不开。

独立后，美国政府支持商人对华贸易，提供许多优惠政策。1789年，首次颁布的“关税法令”，就有着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1791年，国会规定，外国船只进口中国货物到美国每吨收取0.46美元的关税，而美国的船只只需要0.125美元；同时茶叶贸易获得最大的优惠，茶叶关税可以延期两年缴纳。1830年，政府再次降低茶叶关税。而到了1832年，政府居然免除了美国商人从东亚运回的茶叶所须缴纳的关税。这些都为在茶叶贸易中美国赶上英国的步伐作了充足的准备。

另一个方面，就像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说的，美国人很懂规矩。

美国人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为了贸易的目的，并使一切都服从于那个目的，他们才以“自由贸易者”的身份，闯进了垄断的世界。一个没有封建历史的年轻的民族，他们自己的刑法，比东方或西方的其他民族都柔和；但是到了中国，他们却采取了在德兰诺瓦审判中所宣布的立场：“当我们在你们的领海内，我们理应服从你们的法律；即使它们永远是这样的不公正，我们也不能反对它们。”

船长格林和大班山茂召在日记中吐露，在中国讲中国规矩很有必要，美国人是来做生意的，不干别的。林则徐禁烟的时候，美国商人也积极地配合行动。而在中国官员眼里，美商确实很“恭顺”〔12〕。

美国学者乔纳森·戈尔茨坦描述的拉蒂默家的景象让人吃惊。中国广州港的墙画占据了这个美国家庭的墙壁，瓷茶杯、茶杯碟、茶壶……茶几、茶罐，每一样东西都有着广州或南京的痕迹，甚至连餐具的隔板上，都画的是中国的小溪垂钓景观。这与富裕有关，也体现着美国人那种自豪感。显示他们也可以过着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人民所能过的生活。19世纪初期，波士顿和赛伦的住宅陈设品，大约有1/5是从中国运来的；在费城，即便是普通人家，也有瓷器和茶叶。〔13〕

外国商人在广州推销产品，出自《伦敦新闻报》

1771年，查尔斯·汤姆森在《美国哲学学会报》上说，中国就是美国学习的榜样。“引进古老的东方世界一些国家的物产，特别是中国物产，我们这个国家将可获得所期望的空前进展。我们如能有幸引进中国的工业、生活艺术、进步的管理，以及当地的种植物，美国终将有一天会成为像中国那样人口兴旺的国家。”汤姆森看好茶、瓷、丝在美国的前景，还论证了费城与北京相似的气候，而当时美国已经从中国引进了稻米、高粱和豌豆。〔14〕

现在的共识是，要不是因为鸦片战争，中美两国对彼此的印象都会非常好。美国因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开始轻视中国，而中国也因为美国向中国输入鸦片，对其带有仇恨情绪。

如果贸易中没有鸦片，只有茶，会有多么不同！

1777年，美国正在和英国打仗。有人在树林的地窖里发现了一些藏茶，当即写信给华盛顿询问怎么处置这些茶叶。华盛顿本人也是一位饮茶爱好者，他回信说“将它运到司令部来给军队用”，将这些贵重的茶叶按军职人员的级别予以分配。

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

当初随行到中国的大班山茂召，178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广州领事。他所写的日记是研究中美贸易的参考文献。山茂召在“中国皇后号”首航之后，三次来到中国。根据他的观察，山茂召建议美国人主要从事茶叶贸易，“美国人不能没有茶叶，而且茶叶的消费必将随着国内人口的增长而增加”〔15〕。

像山茂召这样对中国茶叶的近距离观察，是美国商人了解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通道。1788年，山茂召在日记中说，按最保守的计算，除中国武夷茶外，其余各种茶叶的价格平均上涨了40％。茶叶的需求量如此巨大，以至于中国人几乎不知道该要价多少。如果抢购茶叶的狂潮持续一年，说不定茶叶价格还会翻一番。这其实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直观的数据。美国加入茶叶贸易后，茶价确实每年都有上涨的趋势，东印度公司对此非常懊恼。

美国人与中国做生意有什么优势呢？山茂召说，我们有人参。

当时美国步履蹒跚，缺少资金，山茂召也提供了解决方案，就是用中国人需求的西洋参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人参去换茶叶或其他东西，中国老百姓也愿意干。法国人最先得知北美加拿大有人参，他们又从传教士那里获悉人参在中国是至宝。最先贩卖人参到中国的许多法国人都赚得盆满钵满。

回顾一下可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物品，茶叶、鸦片和人参。中国有茶叶，茶叶价格是中国定的。以此作为参照，许多中国人用茶叶来换取国外的其他东西。一开始与中国贸易的英国人，并没有可以在中国作等价物的物品，只有鸦片输入之后，在消费群体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鸦片才扮演了等价物的角色。而等印度茶、日本茶崛起后，茶叶的等价物作用在沿海就消失了。美国的人参也是他们独一无二的珍稀品，恰好又赶上中国有大量需求，所以像茶叶一样，也作为一般等价物使用。

人参像座金矿，给美国商人注入了信心。当时美国一些科学家还准备研究人工培植的问题，但多次试验失败后，不得不放弃。

1787年来华的美国船有5艘来到广州。他们只带了很少的钱，装载的大部分货物都是人参。那年人参价格大涨，从130美元涨到200美元，这让他们大赚了一笔。按照山茂召对市场的估计，在最后一条船离开之前还可能再升20％到30％。随着人参价格的一路攀高，山茂召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限制其他国家到美收购人参，只允许美国船只直接将人参送往中国。当然，他也注意到了鸦片贸易，他说澳门总督一年能收到4万美元的好处费，这几乎是他们一艘船一年所能赚的钱。

美国另一个大富翁约翰·顾盛就是依靠鸦片走私在广州赚了大钱。1803年，他孤身前往广州，开始还规矩的做着茶叶、人参贸易，后来看鸦片有利可图，遂加入鸦片走私大军。在华30年，他赚了60多万美元回到美国。

1750年就有费城商人想来中国做生意，但受到英国人的打压便打消了念头。1721年，美国人普遍饮用茶，到1781年，美国人每天至少饮茶两次。英国海关的报告称，从1750年到1774年，美国人消费了大量的茶叶，达120万磅之多。茶叶消费者数量每年都有增长，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人均消费茶0.54磅，19世纪40年代增长到0.99磅，19世纪50年代又增长到1.21磅，19世纪末高达1.34磅。〔16〕

从1785年到1895年，茶叶交易是中美贸易中最大宗的买卖。1785年，“中国皇后号”不过运了3000多担茶叶回国，到1799年，中国对美茶叶贸易数量增加了10倍，达到33769担。而到19世纪后，这一数量更是有显著增长，1833年高达10万担，1836年又翻了一番，达20万担。〔17〕此后几十年中，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比重都占总货物的60％以上，有些时候甚至达到90％。

最早达到美国旧金山的华工，1876年，出自《伦敦新闻周报》

美国一开始并没有像东印度公司那样可以垄断贸易的公司，他们都是以自由贸易者身份加入到茶行业。马士认为这是美国商人的优势。〔18〕东印度公司的种种弊端，让它在1874年解体。高度垄断的贸易时代结束了？其实没有。五口通商后，随着贸易的发展，美国散商成堆的局面发生改变，美国的洋行逐渐在对华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汉口的慎昌洋行和美时洋行与上海的惠利洋行、协隆洋行合称四大洋行，几乎垄断了中美所有的茶叶贸易。一般的外国散商和华商都无法参与其中。

在中国出口的茶类中，绿茶在对美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最大，印度绿茶基本不会对中国茶市构成威胁。但日本人在19世纪60年代从中国学会了绿茶制作技术，确切地说是如何让绿茶保质，不易霉变的技术，之后也加大了对美绿茶的贸易出口。

1885年，日本首次使用揉茶机，由此进入机器化制茶时代。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控制下的台湾也建立了大工厂，茶产量迅速提高。19世纪中后期，中国又陷入各种内乱与外患中，茶税负担重，加之没有人改良经营，中国绿茶质量下滑。这些导致中国对美国绿茶出口量直线下滑。到辛亥革命后，中国对美茶叶出口量只占到美国茶叶进口量的8％多一点，之后难以“破十”。

日本茶、印度茶，再加上锡兰与爪哇岛的茶，构成了20世纪初期美国茶市场的主力军。英国人没有放弃美国这个“表兄弟”，他们极力向美国推销自己的规模化茶叶，并在包装上做足了工夫。为了品饮方便，英国人的意识十分超前。他们做的小罐茶，一罐一磅，买卖和饮用都很方便。当时中国的《农商公报》说，这种方式改变了茶叶的品饮形态，“美人之嗜好逐渐更变”，最终专爱“装于小罐中之茶味矣”。1904年，美国人发明了袋泡茶之后，中国茶也成了美国人口中的老古董，“中国茶三字已为稽古之字”。

浦安臣使团访美，1868年，版画，出自《伦敦新闻画报》

虽然现在美国还是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二大国，但其消费茶叶人群的比例大不如前。市场调查公司明特尔（Mintel）公布的数据表明：2009年全球茶市场规模预计在566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国内茶叶市场规模只有52亿美元，所占比例只有9％。从人均茶消费来看，亚洲地区最高，人均每年消费730杯，而美国人均每年消费只有157杯。但美国茶叶进口的绝对额在扩大，2007年进口额为30990万美元，同比增长2810万美元，涨幅为9.97％。2010年，美国茶叶进口量达到12.7万吨。

美国人的饮茶习惯确实被英国人改变了。进入美国市场的茶叶，主要是散装、袋装和即饮类。美国人把茶当做可乐，他们在茶水里加冰块，不愿冲泡茶叶、倒茶渣，甚至就连茶叶也不愿意看到，故速溶茶的消费占据了很高的比例。

茶叶人气在美国上升的势头让可乐王国受到了威胁。现在市场上，消费者可以随处买到可口可乐和雀巢联手推出的nestea冰茶，买到百事可乐和联合利华联手推出的立顿（liptons）冰茶。

2011年，美国茶叶协会欢呼，昔年的“茶叶党”终于在2009年又回来了。“茶”在复苏，美国有3000多个专业茶室，其数量不断增加，几乎所有的高档酒店提供下午茶服务。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这种健康饮料。

注释

〔1〕乌克斯．茶叶全书［M］．侬佳，刘涛，姜海蒂，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53-75．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14．

〔3〕这个有不同翻译，有“折抵税条例”，也有“折抵法案”，有些甚至翻译成“减刑法”。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茶叶走私，“抵代法”颁布后，又出台了“窗口税”，来抵补茶叶税的损失。

〔4〕1780—1784年，英国输入茶叶共55590担；1785—1789年，上升到138417担。

〔5〕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国皇后号［M］．广州日报，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3．

〔6〕梁碧莹．论早期中美贸易的特点［J］．史学月刊，1985（5）．

〔7〕南京布。

〔8〕〔9〕菲利普·查德威克·福斯特·史密斯．中国皇后号［M］．《广州日报》国际新闻部、法律室，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6：228，238．

〔10〕苏宁．早期中美茶叶贸易的启示［J］．福建茶叶，2001（4）．

〔11〕梁碧莹．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J］．学术研究，1985（2）．

〔12〕迈克尔·亨特．中国人探索美国，1784—1879［M］／／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3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56．

〔13〕乔纳森·戈尔茨坦．费城与中国贸易，1682—1846［M］／／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50．

〔14〕乔纳森·戈尔茨坦．费城与中国贸易，1682—1846［M］／／中外关系史学会．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254．

〔15〕梁碧莹．再现中美贸易肇始期的《山茂召日记》［J］．世界历史，2001（5）．

〔16〕乌克斯．茶叶全书［M］．侬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17〕邹明德．鸦片战争前的中美贸易［M］／／汪熙．中美关系论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107．

〔1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M］．张汇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99-100．

第五章

茶叶：何以为华夏物质精神的缩影

（唐）周昉《调琴啜茗图》

茶从魏晋以来，就赋予这个多民族国家太多的精神特质。此后历经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茶成为一种中国式乃至东方式的精神象征，留在历史最长久的话语体系之中。

第一个阶段，茶学诞生。茶学是由陆羽、皎然等人开创的。陆羽把唐之前中国各派的思想，比如农、儒、释、道等家的一些思想注入茶文化之中。他们不仅把茶从药品范畴中剥离出来，还把茶从其他饮品中剥离出来，单独构筑了一套与茶有关的学问。

第二个阶段，茶雅文化兴起。这一阶段里，以李白为代表的士大夫登场。“喝茶便雅”成为中国文化里最富有特色的概念。茶雅文化还有一个更大背景，即中国有雅文化传统，典型代表有传统的琴棋书画，也许还要加上诗文创作。然而，这些并不是每个人只要付出就能收到成效的，但喝茶可以一喝就雅。

第三阶段，茶格文化形成。欧阳修、苏轼、范仲淹、沈安老人等人把茶的文化内涵提升到人格高度，塑造了“茶德即人徳，茶格即人格”的精神特质。

第四个阶段，茶空间广泛出现。明代，朱权、文徵明等人创造出了一个空前的茶空间，让茶无处不在。此后，茶文化在日本凝固，在中国清代衰落，而今却在全球引爆。可以说，现在的茶氛围，正在努力回到明代之时。

茶吸收天地之精华，与雨雾为伴，从自然中脱颖而出。它无法复制，无法模拟，自成一个系统，是自然天赐之礼物。过去已有无数人受益于茶，未来还有更多的人将继续受益。

一、陆羽的一个惊天发现

陆羽之后，才有茶，才有茶学。

陆羽之后，茶的品鉴与审美得以传播，也才有了茶学。《茶经》不仅仅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著作，更重要的是它为茶界定了一切。

茶就是“人在草木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之道。茶来自草木，因人而获得独特价值。确切地说，茶因为陆羽而一举摆脱了自然的粗野，并上升到一种精神层次，成为华夏饮食精神的缩影。

在中国人的情感体系里，总少不了那一部《诗经》。“草木如诗，美人如织”，打动我们的是植物的秘密、自然的秘密，也是人的秘密。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枚乘《七发》说是“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山川永远横亘在人的视野里，人们要尽力认识它上面生长的植物。所幸，有茶，“人在草木间”，可以尽情诉说。

（辽）佚名《神农采药图》

陆羽之前的时代，“茶”写作“荼”，有着药和食品的属性。

传说，神农氏毕生都在寻找对人有用的植物，并尝遍百草。后人根据先人们实践得出并流传下来的知识编撰成《神农本草》。它里面记载了许多植物的功能与性质，体现了中华民族先人对自然的朴素认识，记载了哪些草木是苦的，哪些性热，哪些性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神农氏“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样的记载很显然强调的是“荼”作为药物的功能。茶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也是被当做能医治百病的“百灵草”。

茶不仅在野外茂盛生长，还在典籍里葳蕤数千年。

荼，《尔雅》训为“苦菜”。《诗经》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在食物意义上，荼与味觉有关，苦引发的是一种记忆以及感怀。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接受荼是茶的事实，不然一定会掉进训诂学家思维的陷阱。

槚，《尔雅》解释为“苦荼”。这个古老的称呼，在藏语发音（呷）中得以保留，一些欧陆国家称茶为“chai”，而英语里的“tea”，则来自厦门话的发音。这也让我们看到，无论茶的传播路线如何千变万化，那文化的烙印历经千年时光也不会消失。

“槚茶苦于常茶”，槚无疑就会给人苦的深刻印象。不过，中国文化中特有一种“苦味”审美。和甜味的淡薄比起来，苦的滋味更悠长，意味更深远。正如人们把处境艰辛更多作为一种磨炼来体会，是对自身意志的锻炼，然后方能苦尽甘来。

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就是再苦的荼，只要经历风霜，就会变得温和寻常，甘甜清脆。也许他的记述来自民间，这是一个至今在民间依旧适用的方子，苦味的青菜，最佳食用时间正是一年里第一场霜降之后，经过霜之摧折，诞生了另外一种甜、糯的口感。

吃苦是好的，国人总是这样鼓励自己。在苦难哲学里，有人信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与孟子那段著名的励志句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意思一样。

茶之苦，朱熹也有过很好的阐释：“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何知？曰：也是一个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都是此理。”大理三道茶的灵感是否与此有关，还不好说，但茶的苦涩与甘甜从此被人熟知。

有趣的是，在汉儒许慎的《说文解字》里，“槚”是一种容颜娇美的植物，让人联想到更深远的儒家君子之美，植物尚且如此，何况人乎？

相反，《尔雅》、《说文解字》里并没有收录“茗”，倒是北宋的《说文新附》收有这个字。不过郭璞在为《尔雅》“槚”作注时，加了一句“今呼早取为荼，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茶”。小字一行，让茶的身份因时令而明确起来，“荼”是茶的芽，而“荈”是茶的老叶，但苦的属性不变。

问题在于，有些时候太咬文嚼字会闹出笑话。魏晋时，中原人任育长到南京友人家做客，才坐下就有人端茶上来，他发问：这到底是荼还是茗？弄得主人很是尴尬，他只好改口说，他问的问题其实是热的还是冷的？

茶的分类的难点还在于，有着太大的区域特点，各地的叫法及字典不同的解释会给人带来更多困惑。“荈”这个字，在汉字的使用上，其意思几乎完全等同于茶。在著名的以茶代酒的故事中，韦曜只有二升的酒量，有损形象，孙皓便告诉他可以秘密地“以荼荈代酒”。

“茶圣”陆羽诞生之前，茶的各种名称就如同“荼荈代酒”一般，有着三国式的混乱。尽管它们的属性是一致的，但各自占据一方山川秀美，任由名士随意叫唤。

茶圣陆羽的雕像

而陆羽对这些字做了详细的区别，“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当然，这种区分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只不过“茶圣”陆羽挟“专业技术”与“理论知识”，终于让茶之大名独占鳌头。

《正字通》引《魏了翁集》说：“茶之始，其字为荼，如《春秋》齐荼、《汉志》荼陵之类。陆、颜诸人，虽已转入茶音，未尝辄改字文。惟陆羽、卢仝以后，则遂易荼为茶。其字从从人从木。”也就是我们今天挂在嘴边的“茶”字。所谓茶就是“人在草木间”，草木人合一。

不过，陆羽也列过另一个“蔎”字（也有人认为是“葭”字，扬雄认为四川西南一带的人这样称呼），那是一种香草，但也曾被当做茶。名士的力量在此处显现，这类字的使用者都集中在四川一带，如王褒、司马相如、扬雄、常璩等等，这些人都是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影响力足以让见识广博的陆羽不能忽视。

《茶经》开篇就把茶作为主体，陆羽用史家为人作传的口吻描述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自此开始了对茶的全面拟人化定义，陆羽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对茶作了评判辞，涉及茶的出生地（血统）、形状（容颜）、称谓（姓名）、生长环境（成长教育）、习性（性格、品质）等方面。而茶与人的关系，因为人物、山川、气候之差异，也变得更为复杂，需要区别看待。

陆羽说：“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

唐代饮茶，已是日常普及之事

茶不仅从自身的药物属性中脱离出来，也从其他类植物中脱离出来。一旦喝了茶，醍醐、甘露之类的上古绝妙饮品都要做出让步，成为附庸。

在此，陆羽不似茶圣，反而更似医圣，把饮茶的作用写得很详细。而其对产地之重视，甚至比得上医家对人参产地的重视，那可不是种植人参泛滥的时代。想要喝到好茶，就要花足够的心思，茶的时令、造法一旦有所误差，喝了不仅没有益处，反而会喝出病来。

陆羽秉承神农衣钵，凡茶都亲历其境，“亲揖而比”、“亲灸啜饮”、“嚼味嗅香”，尽显虔诚谨慎的姿态。三卷十节，不过7000字的《茶经》，记载了和茶有关的秘密。

《茶经》是爱茶人的必备书，即便完全没有上过学的人，也知道《茶经》的内容以及茶的要义。他们会说，陆羽是这样说的。“茶圣”的地位从来不曾动摇过。

在《茶经》后面的几节里，喝茶这件风雅的事情，被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物什以及操作上，仿佛一本详细的指导手册。

茶之具，谈采茶、制茶的用具，如采茶篮、蒸茶灶、焙茶棚等；茶之造，论述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茶之器，叙述煮茶、饮茶的器皿，即造茶具二十四事，如风炉、茶釜、纸囊、木碾、茶碗等，后人总结为“二十四将军”；茶之煮，讲烹茶的方法和各地水质的品第；茶之饮，讲饮茶的风俗，即陈述唐代以前的饮茶历史；茶之事，叙述古今有关茶的故事、产地和药效等；茶之出，将唐代全国茶区的分布归纳为山南、浙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西、岭南等八区，并谈各地所产茶叶的优劣；茶之略，分析采茶、制茶可依据当时环境，省略某些用具；茶之图，教人用绢素写茶经，陈诸座隅，目击而存。

从茶的实物到器皿，再到水的选择，呈现各地风俗，茶的华夏版图也变得清晰可见，最后形成的是茶的图腾与仪式。《茶经》所要表达的意图也十分明了：人要把自己的精神融合在格物运化之中，只有与自然浑然一体，才能再回到自然。

为了更好地了解陆羽赋予的茶精神，就需要从陆羽这个人说起。

二、发现者，谜一般的人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

茶的发现者陆羽是个谜一般的人物。

他是弃儿，无人知其父母是谁。在佛家文化熏陶下长大，又不肯剃度出家，反而对入世充满向往。

其相貌丑陋不堪，说话结结巴巴，却在戏台上表演出众，被贵人赏识。饱读诗书后，又不肯做官，最后隐居山野，专心事茶。

别人的名字是父母取的，陆羽的名字是自己取的；别人是用嘴巴和文字谈儒释道，陆羽是亲身去体验儒释道所阐释的人生哲学；别人是因为失意失志才在山水间寻找寄托，陆羽却是因骨子里热爱山水而四处游历；别人拿茶当药用，陆羽却从茶中发现了与人相通的精神……

不知当陆羽在其自传《陆文学自传》中写下“字鸿渐，不知何许人。有仲宣、孟阳之貌陋；相如、子云之口吃”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认识你自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陆羽穷其一生是不是也为了认识自己？他对茶的兴趣，是不是出自于对自身不可预测的命运的另一种观照？或者说，当他宣称发现了茶的秘密之后，其实也完成了对自己生命的探究？

研习《易经》后，陆羽为自己占得渐卦，卦辞云：“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渐卦为异卦相叠，艮下巽上，上卦巽为木，下卦艮为山。卦象为木植长于山上，不断生长。渐，即渐进。鸿雁由海上飞来，先后栖息于滩头、岩石、陆地、树木、山陵、山头，以次而进，渐至高位，最后丰满。到了上九已是“夫无累于物，则其进退之际，雍容而可观矣”。

鸿渐这个名字许多人不会陌生，钱钟书流传甚广的《围城》一书中的主人公就是这个名字。中国历史上自陆羽之后，也有不少人用鸿渐这个名字，都蕴含着深意与期望。金庸的“降龙十八掌”就有“鸿渐于陆”一招，要义就是不管有多少外力影响，都能化被动为主动。

了解到这些，就不难理解陆羽为何自定姓为“陆”，取名为“羽”，辅以“鸿渐”为字了。他就像大雁忽然从海上而来，寻找那个可以栖息的地方。而他找到的植物，就是茶树。来无影，去有踪，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情怀。

而他的寻找，是从反叛自己的成长地开始的。在陆羽小的时候，由寺庙的老师教他读书写字，有一天陆羽发问：“释氏弟子，生无兄弟，死无后嗣。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人能称有孝吗？”还说了大逆不道的话：“羽将授孔圣之文。”这可激怒了住持，陆羽遭到了惩罚，被派去“扫寺地，结僧厕，践泥污墙，负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但陆羽并不因此就放弃了心中的疑问，他无纸学字，以竹划牛背为书，偶得张衡《南都赋》，虽不识其字，却危坐展卷，念念有词。师傅知道后，担心外典会影响佛家经典的权威，就把陆羽禁闭在寺中，令其芟剪卉莽，还派年长者管束。

转眼陆羽长成少年，12岁时，陆羽选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逃离寺庙。后来混迹于戏班子，开始了优伶的生涯。

茶经

这是一个奇特的选择，对于无父无母、无牵无挂的人，寺庙应是一个绝佳的落脚地，而孤儿陆羽却舍弃寺庙，选择做可以扮演不同人物的戏子，从单一向多彩过渡，并在编写笑话和舞台表演上展示出了自己惊人的才华，因此得到竟陵太守李齐物的赏识。

天宝五年，李齐物把陆羽推荐给隐士邹夫子为徒，陆羽的人生再次由闹转静。系统学习了六年后，陆羽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别师出山。之后陆羽与竟陵司马催国辅相识相知，开始了他一生的品茶鉴水生涯。

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陆羽出游巴山峡川，沿途考察茶事。一路上，他逢山驻马采茶，遇泉下鞍品水，所到之处，都关茶水之事。

陆羽品水的本领，张又新在《煎茶水记》里有记载。陆羽把天下水分为20等，有“楚水第一，晋水最下”的论断。而其品鉴功夫，更是令人绝倒。李季卿一直仰慕陆羽，便到扬州去拜访他。李季卿带来南零水供陆羽泡茶，陆羽经过一番鉴别后说，这个水是江水没有错，但绝不是南零水，看起来像是岸边的水。开始打水的侍从还坚持说是自己亲手打的，在陆羽注水入盆比较之后，侍从才承认，从南零打的水靠岸时已经倒泻了一半，于是从岸边打了水加进去。陆羽的神鉴本领令李季卿一行莫不骇愕，又深深折服。

陆羽自己做过一首诗明志：“不羡黄金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陆羽曾被皇帝诏拜为太子文学，又徙太常寺大祝，但他并没有就职。“月色寒潮入剡溪，青猿叫断绿林西。昔人已逐东流去，空见年年江草齐。”带着对山水的情怀，公元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隐居，专注《茶经》创作。

诗僧皎然有诗作《寻陆鸿渐不遇》：“移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近种篱边菊，秋来未著花。扣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报道山中去，归时每日斜。”虽未见陆羽，但陆羽高蹈尘外的隐士形象已全然被刻画出来。当时的陆羽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麻鞋，独行野中，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每日都到太阳西下，方才归家。

这个时候的陆羽，已经是鸿雁有归处。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山水茶。按照道家的意思，羽化本身就是得道的象征。

三、皎然，布道者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今天看来，陆羽定制了茶叶属性，并用大量器皿道具把茶叶从普通植物中分离出来，演化成当时极为罕见的饮食符号；皎然则把茶带入广泛的人际交往之中，并在茶中注入了道的精神取向。

陆羽说“茶荡昏寐”，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进一步推崇茶的功用：“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稍后出现的卢仝回应着茶的这种神奇性，同时也把茶推崇到了仙丹一般的高度，《饮茶歌》这样唱道：“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隐士、僧人、道士，本就是中国文化里最初和最后的形象，是高蹈精神的实践者与捍卫者。在陆羽和皎然那里，就是一个叫丹丘子的人。

皎然另一首诗歌《饮茶歌送郑容》里描述道：“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莫知，骨化云宫人不识。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霜天半夜芳草折，烂漫缃花啜又生。常说此茶怯我病，使人胸中荡忧栗。日上香炉情未毕，乱踏虎溪云，高歌送君出。”

茶的兴起仿佛给人这样的印象，只要喝茶少食，爱茶护茶，就一定祛病身轻，更会鸿渐于陆，化羽而去。

茶与精神、灵魂有关，它能安抚人浮躁的心态。

唐代，喝茶之风首先在寺院兴起，是因为僧侣发现了茶水与禅的互动关系。

如何让一个整日打坐冥想的人不至于昏睡过去？

如何为本就清淡的嘴巴注入鲜活的元素？

如何来提升单调生活导致的萎靡不振？

又如何让这样的元素不破坏僧侣本身的生活习性？

（宋）刘松年《撵茶图》

高明的僧侣运用了茶的功效，他们惊奇地发现，茶水是最好的选择。再好的水终究是水，但只要与茶结合，滋味从舌面渗透到大脑，提升了思维的敏捷度，而另一些不洁之物则被顺势排出身体与思维之外。

这太奇妙了，茶水不久成了僧侣每日的必修课，也作为秘而不宣的传统单线传承着，还发展出了茶三德，即“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且不发”。三德有助佛规，茶也因此发展起来。

寺庙也是茶艺的最初定制者。寺庙里有专门的制茶工艺研发机构，并开设茶堂用来招待施主品茶，平常也用来讨论教义。茶堂内设有“茶鼓”，用来召集僧众饮茶；有“茶头”，负责泡茶；还有专门端茶的“施茶僧”。佛寺里的茶叶称做“寺院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定还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灵前供奉茶汤，称做“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做“普茶”；化缘乞食的茶，称做“化茶”。

传皎然亦作有专事茶之书，后世已不得见。但他留有大量的咏茶诗，让人们可以回到那个茶叶初盛的时代，领略不同的气象。

《顾渚行寄裴方舟》一诗说：“我有云泉邻渚山，山中茶事颇相关。鶗鴃鸣时芳草死，山家渐欲收茶子。伯劳飞日芳草滋，山僧又是采茶时。由来惯采无远近，阴岭长兮阳崖浅。大寒山下叶未生，小寒山中叶初卷。……昨夜西峰雨色过，朝寻新茗复如何。女宫露涩青芽老，尧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日暮采之长太息。清冷真人待子元，贮此芳香思何极。”诗中详细记录了茶树生长环境、采收季节和方法、茶叶品质与气候的关系，层层相扣。

这个谢灵运的后人——皎然是人在寺，心在自然与民间。《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一诗说：“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知君在天目，此意日无涯。”采茶、煎茶已然融入茶道之中。

皎然诗《赠韦早陆羽》中写到：“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从酒到茶，变的是物，不变的是人对待自然之心。

品茶图，年代不详

皎然在无比清醒中吟诵，更显其向往自然。茶友不可多得，是因为茶本身就用来祛除累赘，而不是反受其累。人走茶凉，说的就是人要不断面临的孤独处境，而茶的本性提升了这样的孤洁感，这个时候，是茶带领人重回自然。

如果说陆羽是茶秘密的发现者，那么陆羽的好友——诗僧、茶僧皎然就是茶精神的推广者，而等到卢仝出现的时候，茶已经进入了狂欢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此三人，虽出身不同，但价值取向有着惊人的一致，他们无疑是无条件退隐者的支持者。卢仝也两次推辞了入朝邀请，一心向野；皎然本是方外之人，自不必多说，他们都留给后世一种高蹈的隐逸人格。在他们之后，士大夫开始闪亮登场，茶的品饮与书写也开始了第二波的热潮。

四、李白——茶叶的书写秘密

绝妙的茶学体系，需要调动汉语中所有能调动的绝妙好词。

茶从酒那里获得了灵感，并从唐代开始，开始构建起一套独立的美学建筑。需要指出的是，在唐代，与酒比较而言，茶更具有民间性。

陆羽被封为茶圣，寺院的大力推广，产茶区民族饮茶习惯的蔓延，以及唐肃宗时代的禁酒都为茶发展提供了空间。而茶成为可以赚钱的物品，更让茶得到空前的发展，继而茶税出现。

在茶发展之时，酒依旧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只有极少数的士大夫是茶酒不弃之人，比如白居易，其他如李白者，都是嗜酒之人。李白是酒中仙，他写过太多关于酒的卓越诗篇，诸如《把酒问月》、《悲歌行》、《将进酒》、《月下独酌》等。得益于酒，时间与空间的界限被打碎，人不再受累于百岁之虞。但李白唯一一篇书写茶的诗作，正好解答了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的序言中，李白交代了自己写茶诗的缘由，非常耐人寻味，几乎泄漏了所有茶书写者的秘密。

首先是产茶的地方很奇妙。寺庙附近有个乳窟，这个乳窟里不仅有玉泉，有以饮玉泉为生的仙鼠（即千年蝙蝠），还有碧玉般的茗草罗生；其次，那里的水好，由物及人，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因为长年喝玉泉，居然艳如桃李。

接下来就好理解了，奇特的地方，养生的水，生长出来的茶自然非同寻常，竟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连茶都长成人样了，不做诗是不行的。更何况，李白知道他是第一个为此茶作传的人，意图也很明显：“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其诗云：

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

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

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

士大夫李白未必懂茶，但懂茶的高僧大隐未必有李白的才华。鉴于李白的才华与自信，他一出手，必是佳作，这“仙人掌茶”也就自然而然名扬天下、百世流芳了。时至今日，仙人掌茶依旧是湖北当阳一代的特产，活在许多人的口舌之间。

茶一旦变成像酒一样的媒介进入广泛的社会交往生活，那前所未有的裂变也就开始了。

拥有茶的话语权是激动人心的，这种植物能焕发出异常的精神特质。

茶在高僧、大隐、士大夫天衣无缝的合谋下，至少在汉语里开始了代表着华夏最高饮食美学形态的构筑。茶再也不是一种简单的饮品，喝下去的是茶，散发出来的却是精神，没有比这更令人振奋的了！

在这一套绝妙的汉语书写体系里，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最终通过茶而高度统一起来——禅茶一味，就连佛祖都被改造，以适应这套茶学体系。他们声称，菩提达摩禅定时居然睡着了，羞愤交加的达摩割下了自己的眼皮，而那些落地的眼皮后来就变成了茶树。后来佛祖愿景的实现，全赖于吃了自己眼皮变成的茶叶。

很显然，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其要义无非就是说，只有通过茶，才能接近佛祖，也只有茶媒，才能让人进入物我两忘的禅定状态。弃茶就意味着远离佛祖，放弃精神追求，多么可怕的后果，又是多么严密的逻辑。

能与高僧、大隐、士大夫这些的名士大师匹配的元素是什么？维系这样一个绝妙的茶学体系，需要调动汉语中所有能调动的绝妙好词。

于是乎，茶的产地一定有好山好水（这些地方也绝大部分是寺庙的地产），喝茶的地方自然也是名山大川（幽林小筑亦佳），即便这些都不具备，有茅屋一间也无妨，只要水灵、具精、茗上乘（水一定有灵性，茶具一定有来头，茶只作佳茗），佳人侍坐，也会怡然自得。哪怕多出一个南郭先生，只要他爱茶，就是贤人。喝茶的地方也变得热闹起来，像极了酒会，聚会之人越来越多，才思涌现中多了显耀和哲思小语。今天，随便一个卖茶小妹，都对这套好词倒背如流，“禅茶一味”、“从来品茗似佳人”张口就来。

古代品茶图

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茶的美词体系如此牢固，等到后世有人想说茶“坏话”的时候，便会发现，所有的“坏话词汇”都不支持贬低茶。这与酒完全形成一个反差，酒是坏话太多，要绞尽脑汁才能阐释出喝酒的必要性。“酒池肉林”就不说了，这“灯红酒绿”也算不得中性词，“花天酒地”、“酒肉朋友”、“酒囊饭袋”、“酒后无德”之类更是令酒鬼们心碎不已。

作家古龙笔下的酒鬼甚多，茶人写得极少，秋鼎风是个例外，古龙不经意的一笔，却把一个爱茶之人写得令人好生敬仰。陆小凤千里追凶，来到偏僻的西北黄石镇，在线索中断穷途末路时，却意外地在简陋不堪的旅馆里发现了上好的茶具和茶叶，从而揪出藏身于此的品茗高手——巴蜀剑派的掌门人秋鼎风。一个掌门人化装成庸俗不堪的独眼龙，不管外部环境是何等恶劣，还忘不了品佳茗，是多么神奇的事情！

一开始，与酒相伴的是肉。

肉酒同时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两者都是平日生活中的稀缺品。即便是为官之人，大部分也只有在宴会上才吃得着肉，喝得到酒。即便是在富庶的唐代，寒士的日常生活也是少肉少酒的，“朱门酒肉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汉语里“酒肉朋友”是贬义词，就在于酒肉结合，有着败家的可能。而普通家庭有酒有肉的时候，倘若不是招待贵客，就说明了物质生活的丰裕。

魏晋时候，富翁之间比奢侈，酒肉就是攀比项目中很重要的一项。所以当看到某家以水果、茶来待客时，就传达出了清廉的信息。后世有相当多的人读出这层意思，茶乃是清者神品。

有人认为孙皓提议“以荈代酒”就代表三国时期上流社会都在喝茶，这样的观点不值一驳。那个时候的茶，还主要在发挥其药物、民俗之类的属性。当然，在商业社会的今天，太多人不健康的身体状况导致许多减肥茶、清肠茶出现。这种药茶，自然是在茶的美学之外。从有病喝茶到时不时喝茶，再到时时不离茶，世道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茶代酒，以茶敬客之道，杜耒在《寒夜》中也谈到：“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寒夜拥炉与友人共品佳茗，其情趣与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差不到哪里去。

皎然高声地宣称“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这是新名士论。此言一出实则宣布了王恭“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魏晋风尚是老掉牙的笑话。茶与酒分别代表雅俗文化，分水岭开始形成。但许多人并不这么看，到了清代还有人揶揄道：“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事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

唐代有相当多的诗人注意到酒引发的健康问题。因为健康原因，许多诗人短暂地放弃酒，而投入到茶的怀抱。郑谷病了不能喝酒，尝茶思酒更显情长，“合座半瓯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鹿门病客不归去，酒渴更知春味长”。

刘禹锡写给白居易的唱和诗《酬乐天闲卧见寄》云：“散诞向阳眠，将闲敌地仙。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风碎竹间日，露明池底天。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

刘禹锡的诗作中，绝大部分是唱和诗。诗中茶的出现除了与自己爱好、性情有关，也与诉说对象的性情与爱好关联。很快我们得知，白居易也是一个在茶酒间左拥右抱之人。

白居易在《萧员外寄蜀新茶》中说：“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中骄傲地说：“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也有惆怅的时候，别人喝茶，他去不了，只有借酒消愁了：“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品茶图

白居易这个人很有意思，就像他自己所言，非常满足于“中隐”的隐士生活。他月俸有余，礼物有加，说白了就是不愁吃不愁穿，生活既不太吵也不孤寂。《唐才子传》说他：茶铛酒杓不相离，尝科头箕踞，谈禅咏古，晏如也。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

科头箕踞，把酒言欢，所谓“醉饮先生”，这是上承魏晋名士风范；经月不荤，念佛茶饮，自称“香山居士”，就是对皎然的回应了。茶酒经过“先生”与“居士”合体的白居易这么一发扬，二者的纷争在口舌间消弥了。白居易诗句中常见茶酒并举，如“春风小榼三升酒，寒食深炉一碗茶”，“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

中国文化惊人的融合与互补能力再次表现得酣畅淋漓。就像一个人既可以是道士，又可以是居士，还可以是儒士一样。茶与酒也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互动互补，最终形成微妙的平衡状态。一个人也许还在喝酒，但他需要谈茶来表明自己的高雅趣味。

杜牧携佳人逛茶山，有《题茶山》之佳作。而领略完一番美景，到了山下后，《茶山下作》中的杜牧便开始不顾形象，大肆痛饮了。

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

剖符虽俗吏，修贡亦仙才。

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

柳村穿窈窕，松涧渡喧豗。

等级云峰峻，宽平洞府开。

拂天闻笑语，特地见楼台。

泉嫩黄金涌，牙香紫璧裁。

拜章期沃日，轻骑疾奔雷。

舞袖岚侵涧，歌声谷答回。

磬音藏叶鸟，雪艳照潭梅。

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

树阴香作帐，花径落成堆。

景物残三月，登临怆一杯。

重游难自克，俯首入尘埃。

——杜牧《题茶山》

春风最窈窕，日晓柳村西。

娇云光占岫，健水鸣分溪。

燎岩野花远，戛瑟幽鸟啼。

把酒坐芳草，亦有佳人携。

——杜牧《茶山下作》

同样是成瘾之物，喝起来容易，戒起来就难。茶远远没有酒那么复杂，它历史短，又被改造得彻底。更何况，在新名士论下，喝茶俨然成为风尚。自此，茶酒两物，家中都得配齐，少了一样都不行。

唐宋虽有壮志未酬的感慨，但比起魏晋那种文人的精神地狱来，无疑算得上好时代。一个时代好与坏，往往后人更有发言权。如今常有人萌生穿越回古代生活之念。尽管魏晋风度有着诱人气质，但恐怕无人愿意回到魏晋时代，他们更愿意回到唐宋，过一过那堪称文人最好年代的生活。

酒每退一步，茶就开始飞跃。茶与酒被塑造成了欢喜冤家，酒可以令人癫狂，但茶却能消解这样的癫狂，使人变得清醒。

越往后，茶酒的交织越强。李群玉满怀感激地书写《答友人寄新茗》：“满火芳香碾麹尘，吴瓯湘水绿花新。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李郢也同样作《酬友人春暮寄枳花茶》：“昨日东风吹枳花，酒醒春晚一瓯茶。如云正护幽人堑，似雪才分野老家。金饼拍成和雨露，玉尘煎出照烟霞。相如病渴今全校，不羡生台白颈鸦。”茶是友情的媒介，酒是生活的调剂物，二者兼得，再无可羡之物。

临韩熙载夜宴图（主人以茶待客）

酒不适合长途运送，而且几乎每地都有好酒。但茶不一样，北中国并不产茶，要饮茶必须从茶区调运。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社交和地位都很容易凸显出来。这种凸显，往往还体现在泡茶功夫的较量上。

酒是成品，茶是半成品。茶需要与水进一步发生反应，还有大量空间可以提升。这带来一个后果就是，饮茶过程会变得越来越细致，需要一个人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其中，而茶文化也因此呈现出内向的特征。

皮日休《煮茶》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境：“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有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恐烟生翠。倘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

诗人面对一堆粮食，面对田园，想到的可能不是酒；但面对酒，思想就会与粮食挂上钩。田地引发的是国家与民族的记忆，酒焕发的主题也许就是沉重的。大部分诗人要面临这样的压力，结果也很明显，要么“举杯消愁愁更愁”，要么“沉醉不知归路”。酒无法消解这种压力，它最终只能外向地呈现这种状态，这也是酒文化中最显著的现象。

但面对茶山，却不一样。茶来自草木体系，有别“耕作文化”的沉重，它本身就是飘逸的。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说：“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群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茶生长的地方，一直远离农耕，远离家园，有着不识人间烟火的一面。

元稹用了一个结构极为罕见的诗来诉说茶惊人的渗透性。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诗从茶的形态与气味开始描述，当茶与人发生关联后，又描述饮茶前奏——拆碾、筛选、铫煎、碗转。茶叶慢慢舒展，像一朵小花开放。夜后晨前，有茶为伴，实为幸事。略去饮茶的生理感受，几乎是古人饮茶的共识，他们都着力于饮茶之前和之后的感受。即便是宋代尤为热闹的斗茶，也只是在茶形态上花工夫，而非从口感上进行定性。现代意义上的口感评判，试图在生物化学层面上解决茶的奥妙，结果茶被肢解成茶多酚、氨基酸之类成分。

最后，我们再看看与饮茶相关的词汇：“瑞花魁”、“泛花”、“代饮”、“醒酒”、“流华”、“疏沦”、“春醪”、“素瓷”、“芳气”……这些指代饮茶的词汇，数量极多，出现频率极高。而名士的交往中也涌现出了大量的品饮答谢诗文，这些都是佐证唐茶繁荣最有力的话语，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许浑的“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还是徐渭的“醒吟醉草不曾闲，人人唤我作张颠。安能买景如图画，碧树红花煮月团”，都跨时空地说明了，饮酒与饮茶间存在着一种轮守制度。一个人可以左手喝酒，右手品茶。今天也是一样，你明明去的是茶馆，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喝酒。

五、欧阳修：茶品与人品

吾年向晚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

（宋）赵孟頫《斗茶图》

许多时候，人们常会听到类似“人生如茶”的感叹。这些句子本身与“人生如酒、如棋”没有任何区别，都属于虚无的感慨之语。只有在宋代，我们才能找到“人生如茶”的价值感。

宋代被称为古时读书人最好过的时代。崇文轻武造就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盛世，也带来了茶叶的全面繁荣。

但是，宋代斗茶总给人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可千万不要以为那场面会有多壮观，因为有资格参与斗茶的人，每次不过数人而已。

在北宋，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并不是日常的主要饮品，但无疑已经在各种民俗礼节中扎根。《水浒传》里面的好汉解渴的时候只喝酒不喝茶，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喜欢酒，而是因为茶太贵了。所谓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反映的是一个可得到的易难关系。对老百姓来说，“柴米油盐”自然是生活的必需品，但“酱醋茶”却是调味品。

讨口茶喝不容易。宋人何梦桂在《状元坊施茶疏》写道：“暑中三伏热岂堪，驿路往来，渴时一盏茶，胜似恒河沙布施，况有竟陵老僧解事，更从鸠坑道地分香，不妨运水搬柴，便好煽炉熁盏，大家门发欢喜意，便是结千人万人缘。小比丘无遮碍心，任他吃七碗五碗去。”

如果到处有茶铺，想必不用那么费力了吧。即便是喝得起茶的人，想去参与斗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涉及茶在北宋的地位。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史，始建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现在看来，宋代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朝的茶美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实践。

“吾年向晚世味薄，所好未衰惟饮茶。”说这句话的是欧阳修。他非常好茶，认为“茶为物之至精”；同时，欧阳修也非常有鉴赏力。他的好友梅尧臣对他的评价很高：“欧阳翰林最识别，品第高下无欹斜。”

欧阳修在《尝新茶呈圣俞》为品茶做了宋代的美学描述：“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嘉。”在这里，欧阳修提出了品茶需“五美”俱全，才能达到“真物有真赏”的境界。所谓“五美”，即茶新、水甘、器洁、天朗和客嘉。“五美”可以具体分为三部分：自然条件（天朗、水甘、茶新），茶具（器洁）和品茗者（客嘉）。假如这三者中有一样达不到要求，品茶就完全没有必要。

就像他在《尝新茶呈圣俞》中说的：“建安三千五百里，京师三月尝新茶。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万木寒凝睡不醒，唯有此树先萌发。”

茶贵新。皇帝喝的建安龙凤团茶，二月的茶，三月就要喝到，为的就是品尝茶的新。《和原父扬州六题——时会堂二首》（其一）说：“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可见欧阳修也强调茶的新。

对景观名胜的鉴赏，欧阳修留下了大量今人耳熟能详的名篇，诸如《醉翁亭记》、《偃虹堤记》、《丰乐亭记》、《菱溪石记》等。对水的鉴赏方面，欧阳修作《大明水记》，其中对陆羽《茶经》和张又新的《煎茶水记》则提出了质疑。欧阳修认为，江水在山水之上、井水在江水之上均与《茶经》相反。陆羽一人却有如此矛盾的两种说法，其真实性待考，或为张又新附会之言，而陆羽分辨南零之水与江岸之水的故事更是虚妄。水味仅有美恶之分，将天下之水列分等级实属妄说，是以所言前后不合。陆羽论水，嫌恶停滞之水，喜有源之水，因此井水取常汲的；江水虽然流动但有支流加入，众水杂聚故次于山水，其说较近于物理。水贵活，千里之外取来的水，已成死水，何来甘洌？欧阳修对泉水的态度也暗示了自己钟意的理想之水。

欧阳修画像

像欧阳修这般的权势人物，身边才子云集，喝茶自然不用考虑没有人来，当然最怕的就是人来多了。按照陆羽的说法，茶至多只能分五碗，要是多出两个人，开始的时候只能在一边看着别人喝，等到下一泡才能品尝。所以在欧阳修记载的茶事里，与他喝茶的人也不过就那四五人。

而宋代品茶的“三不点”法则，说的就是欧阳修的品茶要领。点，就是点茶或斗茶。要是自然条件不好，或者茶具不洁，抑或是坐下有粗鲁之人，那茶就喝不成了。很显然，欧阳修是把唐朝茶的美学话语作了更为细微的归纳，甚至给出了品茶规范。

欧阳修的后辈苏东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美学，其诗云：“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

苏轼喝茶的地方是扬州西塔寺，而善品茗的和尚选的地方都有好山好水。有好茶，又赶上刚好下过一场雪，风和日丽，茶具洁净，来的都是与自己趣味相投之人，苏轼诗文这才写得有感觉。要是对照他的“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就能更加体会到这样的心态。茶在文人的笔下，已经是判定雅俗的标准。这样的观点，到宋徽宗写出《大观茶论》时，已经变成了“喝茶便雅”。连皇帝都号召有钱人多喝点茶脱脱俗气：“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很可惜的是，这个爱好广泛的皇帝最后丢掉了江山，否则一个真正的茶叶盛世必然在宋代产生。

与唐代不一样，宋代因为皇家的积极提倡，喝茶多了许多政治因素，但也取得很大的发展。宋代不仅有皇家专供的北苑茶园，还在宫廷中设有专门的茶事机关。这一机关为宫廷用茶评出等级，也为饮茶定制了专门的礼仪，并成为皇家与臣子、外族沟通的一种重要媒介。到了民间，茶的媒介作用则体现在重大事件上。比如从乔迁、待客、订婚、结婚、送葬、祭祀等事件上，都看得到茶起到的重要媒介作用。

究其原因，还是茶的产量不高，物以稀为贵，再加上风尚如此，以至于对茶的推崇发展成为得茶者多表达感激涕零的程度。在这点上，欧阳修最为典型。

欧阳修为蔡襄《茶录》作后序写道：“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录序所谓上品龙茶是也。盖自君谟始造而岁供焉。仁宗尤所珍惜，虽辅相之臣，未尝辄赐。惟南郊大礼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翦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碾试，相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至嘉祐七年，亲享明堂，斋夕，始人赐一饼，余亦忝预，至今藏之。余自以谏官，供奉仗内。至登二府二十余年，才获一赐，而丹成龙驾，舐鼎莫及。每一捧玩，清血交零而已。”贵品新茶的年代里，一个小小的龙团被如此珍视，算得上茶史上的奇观。

茶在君臣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在欧阳修《和原父扬州六题——时会堂二首》里也体现出来。“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忆昔尝修守臣职，先春自探两旗开。谁知白首来辞禁，得与金銮赐一杯。”欧阳修诗说的是茶，也是对皇帝的忠心表白。

“茶品如人品”，经过欧阳修之口，而成为中国茶人嘴边最爱念叨的句子。明代画家徐渭《煎茶七类》说得就更直接：“茶侣，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者。”喝茶得挑人，不是高洁之士，你就不要坐下来与我一起喝茶。

蔡襄手书《茶录》

欧阳修留有《双井茶》一诗，说的也是人与茶的关系。“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两芽。宝云日铸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君不见建溪龙凤团，不改旧时香味色。”以茶喻人，佳茗之不可得，好比君子之质。而茶事与人事，已经密切得分不开了。

在茶事上，欧阳修还主张政府少收税，降低茶价，以便让更多的国人喝得起茶，甚至还很早就指出茶对于国防的重要性。这样的观念太超前。几百年后，国人这时才能明白茶叶对这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吧！

朱熹曾说：“建茶如中庸之为德，江茶如伯夷齐叔。”他批评理学东南三贤之一张南轩在《南轩集》里的两句话“草茶如草泽高人，腊茶如台阁胜士”。朱熹觉得，照张南轩的说法“则俗了建茶，却不如适间之说两全也”。这体现出朱熹的中庸之道，哪方面都不得罪。建茶是腊茶，江茶是草茶。欧阳修说，“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江浙”。这两种茶不过是因为加工工艺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品质和口感而已。但斗茶就是斗人，也许这样才旗帜鲜明，比如“岕茶为名士，武夷（茶）为高士，六安（茶）为野士”。

茶德关系，苏轼与司马光有过交流。《高斋漫录》中载，司马光和苏轼有一次谈论茶与墨的特性。司马光说：“茶和墨正好相反，茶要白，墨要黑；茶要重，墨要轻；茶要新，墨却要陈。”苏轼答道：“其实茶和墨也有许多相同点，譬如茶和墨都香，这是因为它们的德性相同；两者都坚硬，因为它们的操守相同。这就像贤人君子，虽然彼此的脾气性格不一样，德行却是一致的。”苏轼的解答令司马光很满意。其实这个问题，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早就回答过了，作为学生焉有不知之理？

六、苏轼与泡茶三昧手

清代人赵翼说东坡诗如行云流水，又说其开大放厥词之风范。世上多有东坡故事流传，在其用心。

用赵翼的话说，苏东坡就是好营造。“每到一地，必有动作，所谓苏公堤、东新桥、西新桥、金积寺等等。近日此风日盛，盖自名流传统。大街小巷，无不有文人墨士之手笔，只是比起苏公来，气象已异。不过，苏虽有好名之嫌，却不乏固物济人之心，可今人只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之意。”

日常生活中，归在苏轼名下的事物有不少。苏东坡做的肉叫“东坡肉”，苏东坡烧的鱼叫“东坡鱼”（五柳鱼），苏东坡沏的茶叫“东坡茶”（七碗茶），苏东坡用的茶壶叫“东坡提梁壶”（提苏），苏东坡酿的酒叫“东坡酒”（蜜酿酒），苏东坡吃的点心叫“东坡饼”（为甚酥），苏东坡用的砚台叫“东坡砚”……

明代画家文徵明所绘

好营造之习，让苏东坡身上有一股世俗得可爱的精神。他善于自我嘲讽，也勇于自己嘲讽，在历代文人中非常罕见。这点使他显得与众不同，深受老百姓的喜欢。现在就连不喝茶的人，也有不少知道“从来品茗似佳人”是东坡写的，其影响可谓广矣。

还是先从他的《送南屏谦师》说起吧。

1089年苏轼出任杭州太守并兼任类似浙西军区司令之职，某日在西湖北山葛岭寿星寺以茶会友。当时住在西湖南山净慈寺的南屏谦师闻讯赶去拜会，现场露了一手点茶的绝活，令苏轼叹为观止。《送南屏谦师》是苏轼有感而发的诗作：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

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这是一次规格很高的茶会。罕见的兔毫盏，上佳的乳花，在座的诸位又都是“可人”。而“三昧手”经过苏轼一说，从此成为点茶高手的代名词。“三昧”出自梵文，本是佛教的修行方法之一，意为排除一切杂念，使心神平静。成语“此中三昧”说的就是奥妙自在其中。

这里的“三昧手”指的是在调膏、注水、击拂三方面都是高手。宋代饮茶风格与唐朝不同。唐朝是直接将茶放入釜中煮熟，再进行分茶。而宋代是先将饼茶碾碎，筛箩过一遍之后选取其中极细的茶末入茶盏中，用沸水将茶末调和成黏稠的油膏之状（调膏），之后再将沸水冲入茶膏（注水），用“茶筅”搅动，使茶末上浮泛起汤花，形成粥面（这个过程称为“击拂”），最后以茶汤的汤花来看茶的冲泡效果。

惠山茶会图

这个点茶过程可以用“说时迟，那时快”来形容，因为这本是一系列连贯的动作，完成也不过数秒时间。它要求“点茶人”（泡茶人）有很强的控制力，心到、眼到、手到，整体形象要严谨端庄，动作又要求潇洒自如。看茶人也要聚精会神，细观茶汤之变幻聚散。也就是说，“点茶人”好比两军对垒中的统帅角色，要求大局与局部并重，在电光火石之间，既要点好茶，又要照顾到观看者的眼睛，对局面的控制、进行的节奏都要有很高超的掌控能力。

苏东坡《啜茶帖》，上海博物馆收藏

按照苏轼的语境，能博得“三昧手”的称号实属不易，因为苏轼本身也是一位泡茶高手。在诗的“序”中，苏东坡说“南屏谦师妙手茶事，自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言传学到者”，说的真是谦虚。倘若回到当时杀气腾腾的斗茶现场，苏轼亲自露了一手，兴许不会输给了这位高手南屏谦师。

《送南屏谦师》照例向卢仝、陆羽致敬，但最后一句“会使老谦名不朽”，还是把其中的秘密泄露了出来。

南屏谦师遇到了苏轼也是幸运的。多年前，仙人掌茶遇到李白而由此名垂千古，现在该轮到南屏谦师名垂千古了。这是一个有趣的互动，当年的僧人邀请李白做诗，现在的南屏谦师慕名主动前来泡茶。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面对古往今来数得出的大文豪，名物也好，名人也好，只要能留下其名，都是值得的。更何况，南屏谦师见的是那么有“造星”能力的苏公。

过了些年，苏轼还惦记着南屏谦师，其诗《又赠老谦》云：

泻汤旧得茶三昧，觅句近窥诗一斑。

清夜漫漫困披览，斋肠那得许悭顽。

因为有南屏谦师这样的高僧坐镇，又有苏轼这样的才子鼓吹，后来的净慈寺成为高僧切磋茶艺的一个“圣地”。到了南宋的时候，日本高僧大应国师南浦绍明入宋求法，专门跑到杭州净慈寺参谒当时的住持虚堂智愚禅师，以便学习茶艺之道。

南浦绍明于1267年（宋咸淳三年）辞师回国后，广泛传播饮茶之道和茶艺之技，并打败了日本大德寺的大灯法师，为日后日本茶道的传播开了很好的头。而“三昧手”，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用来指代茶艺高超。

七、文震亨：茶无他，长物而已

如果说文徵明在画中拓展了茶空间，那么他的曾孙文震亨就是用大量的物质将茶空间广泛联接起来。文震亨在那本总结物质生活的《长物志》里表述，“茶”被无数美好的物质包裹，宛如佳人般娇艳欲滴地等人来享用。

《四库全书》收录《长物志》时，说它“闲适游戏之事，纤悉毕具。明季山人墨客多臣传是术，著书问世，累牍盈篇，大抵皆琐细不足录”。

明代后期，山人盛行。所谓山人者，就是家庭殷实，以诗文、书画、茶酒等为工具，在一定空间里不断交游、流动，以获得“幕修”或赠与为主要目的的文人群体。这些山人祖辈大都善于经营，几代积累下来，经济能力非常可观。今天来看《长物志》，再看那段评价，几乎可以肯定执笔者不过是穷酸的红眼书生。享受“长物满身”的生活，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专利。这本成书于1621年的书，在1995年苏州古典园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大放异彩。因此，苏州把《长物志》列为苏州古代造园理论专著。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何谓“长物”？《长物志》有十二卷，其类目分别为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杂品之属、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大凡所论动植物、矿物林林总总，空间的设计、赏看的艺术品、品饮的食物、穿戴的衣饰、闻嗅的香茗等都属“长物”。可是这些完全不同于柴米油盐酱醋茶那般为日常所需，而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这些非必需却样样想要之物。这些“长物”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奢侈品。

开篇的《室庐》里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之后，文震亨对室庐里的门、阶、窗、栏杆、照壁、堂，以及山斋、丈室、佛堂、桥、茶寮、琴室、浴室、街径、庭除、楼阁等等都做出了很详细的界定。

房屋不再是遮风挡雨的地方，而是身份的象征。任何人进入这个空间，都能感觉到主人不凡的气度，领略到“旷士之怀”、“幽人之致”，进入物我两忘之境。

明人对空间的关注，实则是对自己命运的关注。它有别于庙堂，也不容于俗世，山人藉空间经营以寓情感、以寄人生。这已成一种特定文化，是专属美学活动的场所。

“长物”看起来像废物？高濂在《遵生八笺》说道：“上古铜物存于今日，聊以适用数者论之。鼎者，古之食器也，故有五鼎三鼎之供。今用为焚香具者，以今不用鼎供耳。然鼎之大小有两用，大者陈于厅堂，小者置之斋室。”这段算是“废物利用”的古说，其实无非是说，古物这样的“长物”在脱离生活的时候，它的“适用”价值恰恰体现在可以作为寻找和缅怀精神的脉络。营造得当，就是创造新生活，而追求新生活，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茶寮”如何呢？文震亨解释：“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他以为这是“幽人”的首要大事，不可或缺。文震亨不仅继承了祖父的遗产，还沿袭了祖父的嗜茶爱好。

比较下高濂与许次纾的茶寮，便会发现文震亨的级别最高——园林级别。高濂在《遵生八笺》谈到茶寮规制：“侧室一斗，相傍书斋，内设茶灶一，茶盏六，茶注二，余一以注熟水。茶臼一，拂刷、净布各一，炭箱一，火钳一，火箸一，火扇一，火斗一，可烧香饼。茶盘一，茶橐二，当教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

许次纾《茶疏》里的茶寮更糟糕，连茶童都没有：“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塞。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腾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帨悬之，见用之时，即置房中。斟酌之后，旋加以盖毋受尘污，使损水力。炭宜远置，勿令近炉，尤宜多办宿干易积。炉少去壁，灰宜频扫。总之以慎火防，此为最急。”

此外，还有屠隆《茶说》谈到茶寮：“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陆树声、徐渭、张谦德等人都谈过茶寮，但其品评的深入程度没有与文震亨相匹敌者。茶童之作用和意义，不是唐诗语境那种“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应答童子作用，而是茶童走到哪里，哪里就是饮茶的场所。

茶具十二先生

（明）仇英《松溪论画图》

泡茶工具茶壶，文震亨认为：“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时大彬所制又太小，若得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取以注茶更为适用。其提梁、卧瓜、双桃、扇面、八棱细花、夹锡茶替、青花、白地诸俗式者，俱不可用。锡壶有赵良璧者亦佳。然而冬月间用近时吴中归锡、嘉禾黄锡，任何时候皆最高，然制小而俗，金银具不入品。”

明人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里推崇紫砂壶，而时大彬制作的被视为大家之作。时大彬本人是制壶的三大名人之一，许次纾《茶疏》对时大彬也颇推崇。开始时大彬做的都是大壶，因为和陈继儒相识，才开始制作小壶。文震亨不喜小壶，只能理解为个人品位，也或许他就是喜欢人多热闹，小壶品茶总是泡不过来。

明代弃用黑釉盏，启用白瓷或青花瓷茶盏，史称“甜白”。这种比陶器更精致的器皿，此后与古老的丝和茶，一道构成了中国向世界输出物质文明的主体。

文震亨以为，宣（指明宣德）庙有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盏中第一；世（指明世宗）庙有坛盏，中有茶汤果酒，后有“金篆大醮坛用”（道教仪式）等字样，也不错。

在这一时期，江西景德镇的白瓷茶具、青花瓷茶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茶具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们无论是色泽、造型、品种和式样，都进入了极尽精巧的新时期，也为大明王朝创收不少。

明人对茶的讲究从茶洗也可以看出来。文震亨认为，茶洗“以砂为之，制如碗式，上下二层。上层底穿数孔，用洗茶，沙垢皆从孔中流出，最便”。冯可宾的《岕茶笺》也说，烹茶之前，“先用上品泉水涤烹器，务鲜务洁；次以热水涤茶叶”。这种具体方法是，用竹筷夹茶叶“反复涤荡，去其尘土黄叶老梗使净”，再放入壶中，盖好焖一回，再用沸水冲瀹。

在茶里加花花草草固然美矣，假如焚上香，满屋飘散之余，再端起茶杯，效果就更加好：

香、茗之用，其利最溥。物外高隐，坐语道德，可以清心悦神。初阳薄暝，兴味萧骚，可以畅怀舒啸。晴窗拓帖，挥麈闲吟，篝灯夜读，可以远辟睡魔；青衣红袖，密语谈私，可以助情热意；坐雨闭窗，饭余散步，可以遗寂除烦。醉筵醒客，夜雨蓬窗，长啸空楼，冰弦戛指，可以佐欢解渴。品之最优者以沉香、岕茶为首，第焚煮有法，必贞夫韵士，乃能究心耳。

明“用卿”款紫砂壶

文震亨从花花世界逛到茶室，焚香品茗，和高人隐士说道论德，清心悦神，可以长啸尽兴，也可以写字画画，还可以依红偎翠，解酒醒人。“长物”满足的是生活，是高级享受，之后才是雅趣。这一切谈资必须建立在物质资本之上，否则妄谈。

正如伍绍棠为《长物志》所写的“跋”说的那样：“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若启美此书，亦庶几卓卓可传者，盖贵介风流，雅人深致，均于此见之。”

东汉以降，江南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的富饶之地。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使这里的文化空气日渐活跃，名士云集，文人冶游。东晋人士在兰亭集会的“曲水流觞”；陶渊明采菊东篱下“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些故事，令后世多少文人雅士津津乐道，钦羡不已。

南宋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描绘江南富庶之象的柳永之词居然引来外族入侵。明代时，文化艺术已成为江南人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摛章染墨”。明代海外贸易中最重要的茶、瓷、丝几乎都来自江南，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文化的繁荣。当时江南刻书业非常发达，藏书风气也很兴盛，读书人之多让这里成为科举之乡。

也是在江南，回想魏晋那个别无长物的时代。

有一年，名士王恭随父亲从会稽来到都城建康。他的同族王忱去看望他，两人在一张竹席上促膝谈心。谈着谈着，王忱觉得身下的席子非常光滑，感到很舒服。他心想王恭从盛产竹子的会稽来，一定带了不少这样的竹席，就对这张竹席称赞了一番，并希望王恭能送他一张竹席。

王恭听了，毫不犹豫他将身下这张竹席送给王忱。王忱千恩万谢地走了。其实，王恭只有这一张竹席，送掉后，他就改用草席了。王忱知道后，十分惊讶，觉得过意不去，向王恭表示歉意。王恭笑笑说：“你不太了解我，我王恭平生没有什么多余的物品。”

晋司徒长史王蒙好饮茶，每次有人来，必以茶待之。有些士大夫却认为这是一种灾难，每次去拜访王蒙的时候，都会说：“今日有水厄。”

文震亨若生在魏晋时代，不知会被书写成什么样子。他“长身玉立，善自标置，所至必窗明几净，扫地焚香”。他有貌好洁，出身读书世家，虽然只担任不过五品的中书舍人之职，但著作颇丰，除著有《长物志》外，还有《香草诗选》、《秣陵诗》、《陶诗注》、《前车野语》等。

此君很有气节风度，仗义为朋友出头而连带下狱，极为耿直率真。后清兵入关，他先是跳河自尽未遂，后绝食而亡。

长物诸多又如何？千金散去，唯有清节留世间。

《传习录》记载有一则故事。王阳明与友人游南镇，一友人指着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如此答道：“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世界微小，生命有限，如何去感知？

文震亨有文震亨的办法，王阳明有王阳明的见解。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晚年自豪地对儿子说：“吾生平无长物，惟经营贲园，约费万金。”这也是境界。

八、张岱之后，再无茶，再无茶的传说

张岱晚年，在《自为墓志铭》里说到自己的一生。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师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三十年前，真如隔世。……生于万历丁酉八月二十五日卯时。……明年，年跻七十有五，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

（明）《千秋绝艳图》，盛装女子身边摆有茶具

不到三百字，一个纨绔子弟的一生就这么书写完了。

一个人年少时过着锦衣玉食、纵情声色犬马的日子，怎能想到晚年如此凄凉？贫困潦倒，箪食瓢饮。还好，纵是国破家亡，还有山林可退，还有诗文可读。张岱夸自己博学多才，其实最擅长的不过是文字而已。在艰难的处境中，他依旧怀着很好的心情，亲自去选好将要入土的墓地，并自撰墓志铭。这是一种淡然的心态，也是世家公子有的气度。

生命何其短暂，不自我讴歌一番，岂不白来世上一遭？隐逸就其本质来说，正是怀着对生命的自我表扬，才不苟于世时。倘若一个人不认同自己，又怎么会选择那种自以为好的生活呢？

典籍中那些光焰万丈的人物，大部分都是自我表扬的高手。同是明人的郑板桥说，“为文须想春江之妙景”，方能“悦心娱目”，唯有这样，才能富贵安逸。王维、李白、杜牧等人被誉为“诗佛”、“诗仙”、才人，大都收获在文章之外。反之，满纸凄苦，牢骚满腹，容易使人陷入困厄之境。像韩非子、李贺、孟郊、贾岛一类，非文章不好，盖其无“春江之妙景”，加之此等人要么短命，要么大器晚成，十足不是学习的榜样。

张岱就是这样一个讴歌自己的高手。说得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的人，大约对人性是了然于心的。或者，张岱罗列了那么多的爱好，只是为了在那些领域里多结交一些人，否则难免孤独。毕竟张岱是繁华里头的过来人。

还是影响过张岱写作的袁宏道说得更透彻一些，他在《袁中郎随笔·瓶史》里非常深刻地说：

嵇康之锻也，武子之马也，陆羽之茶也，米颠之石也，倪云林之洁也，皆以癖而寄其块垒俊逸之气者也。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沉缅酣溺，性命死生以之，何暇及钱奴宦贾之事。

换言之，张岱“淫茶”足以使其忘记任何不快之事。将自己的生命倾注于爱好之中，实际上是对“钱奴宦贾”之俗事的反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太多的美好值得去追寻，远离俗世才可以找回生命的真谛。而仕隐之争，两种价值观在一人身上的博弈，自明代而彻底分裂。孙枝蔚在《溉堂文集》里揶揄过追求癖好的形式化名士，“时之名士所谓贫而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必交游尽贵者也”。这也恰恰说明此风是何等之盛。

但张潮也说：“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独人也，物亦有之。如菊以渊明为知己，梅以和靖为知己，竹以子猷为知己，莲以濂溪为知己，桃以避秦人为知己，杏以董奉为知己，石以米颠为知己，荔枝以太真为知己，茶以卢仝、陆羽为知己，香草以灵均为知己，莼鲈以季鹰为知己，瓜以邵平为知己，鸡以宋宗为知己，鹅以右军为知己，鼓以祢衡为知己，琵琶以明妃为知己……”

也正是这样，张岱谈茶论水，才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格局，写出了之前有茶癖之人不敢写的文字。在陆羽、皎然、梅尧臣、欧阳修、范仲淹、苏轼这些人笔下，茶与人还有隔阂，纵使妙语连珠，却总显得捉襟见肘，没有放开来的自在肆意，甚至有蛮横霸道之感。用文字拿捏人性，张岱超过以往任何对茶叶文化与精髓之书写者。他的《闵老子茶》：

周墨农向余道闵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婆娑一老。方叙话，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

汶水喜，自起当炉。茶旋煮，速如风雨。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磁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磁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余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岕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复敢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放水之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的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世说新语》里满是对话式的八卦文字，影响千年。人议论人本为常见，但关键点又在于谁评价谁。所谓名士之论，在于话由谁说出来。《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曹操一句话就可以吓得刘备掉了酒杯，因为说话的是曹操。

张岱笔下，闵汶水仍是不世出的高人，品茶鉴水自有高见。如果张岱不与“速如风雨”这样的高手过过招，怎么能让自己的茶道有所进步？武人找高手比剑，文人找高手斗茶，这亦是传统。

问题是，隐逸高手哪有这么容易见客的？一开始，张岱听朋友说起江湖上有那么位高手，慕名前往拜访。但话不过三句，闵汶水扔下他们去找拐杖了。

闵汶水有高人风范，不管来者何人，一概以“等”字处理之。等的人也耐心十足，诚意有加：“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

氛围造足了，高人也开了颜，比赛进入程序。名人喝茶，茶配器方面有所革新。再次强调的是，与往昔最不一样之处在于，明代有了专门茶室。

茶室是茶空间里最为引人瞩目的，这在明代非常讲究。《闵老子茶》里，“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磁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磁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一切就绪，决斗开始了！

张岱小呷一口，问闵汶水：“这茶产于何方？”

闵汶水回答说：“这是阆苑茶。”（阆苑茶，产地在四川。阆苑是传说中的仙境之地。）

张岱再细啜了一口，说：“莫骗我，这茶虽是阆苑茶的制法，但味道却不像？”

闵汶水暗中一笑，说：“那你说是哪里的茶？”

张岱再品了一口茶后，说道：“我觉得应是罗岕茶。”（罗岕茶在明代开始就很受推崇。）

闵汶水闻言吃了一惊，吐吐舌头说：“奇！奇！”

张岱又问道：“这水是哪里的水？”

（明）唐寅《事茗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闵汶水说：“是惠山泉。”（惠山泉在无锡，是宋代比较推崇的泉水，欧阳修就曾觉得惠山泉为第一泉。在明代关于泉水的著作很多，朱权的《茶谱》给出许多名泉所在，并认为当时惠山泉已经名列第二；许次纾的《茶疏》则说，明代比较时尚的水依旧是无锡的惠山泉。）

张岱道：“不要再骗我了！惠山泉运至南京路途遥远，千里之水而不见其水之老，这是什么道理？”（水贵活。唐宋都有千里运水的故事，后来都遭到揶揄，就在于千里之水已是死水。明代人崇尚梅雨水。）

闵汶水道：“实不相瞒，这真的是惠山泉，只是在取水前先掏干净泉井，然后在一边等着新泉出来，蓄而沉淀之后，才打水。而不是等打上来，发现山石泥沙都沉淀到瓶底。而且运回来的路上，顺风而行，没有过分摇曳，可以说这水没有杂质。比起寻常区区的惠山泉来都犹胜一筹，何况其他的水？”

说罢，闵汶水又情不自禁地吐了吐舌头，自言自语道：“奇！奇！”

闵汶水言未毕即离席而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持来一壶茶为张岱斟满，说：“你再品味一下这茶。”张岱细细品鉴后，说：“这茶香气浓烈扑鼻，味甚浑厚，一定是春茶！刚才煮的茶则是秋茶。”

闵汶水哈哈大笑，说：“我已七十岁了，所见精于鉴赏茶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于是两人遂成忘年交。

其实笔者每次看到《闵老子茶》，都会想到兴起普洱茶之时的许多故事。杨海潮先生收集了许多关于普洱茶的笑话发表在《普洱》杂志上。有一个故事说，某人能在一米开外就闻得出茶是何处产的，一喝就能告诉你这茶的年份、茶树所在的海拔、当时的气温、茶在何地存放的……这些有鼻子有眼的故事和《闵老子茶》一样，都有在场的人，并且言之凿凿。也许今天的笑话成了明天的传奇，那么杨海潮先生的本意也许就会被篡改了。

惠山图

明代许多赏鉴茶的人，还自己动手做茶，这也与以往时代不一样。唐宋时代，煎茶也好，斗茶也罢，都还是操作层面。茶与人还没有完全融合，茶与人发生的联系是单向的，茶品与人品的关系，在于找出来二者间的相同点。在明代瀹茶过程中，茶与人开始有了很深入的互动，而《闵老子茶》是体现这种互动最佳的文本。斗茶斗的是输赢，收获的荣辱，人在茶外。瀹茶注重的是提升、肯定与慰藉，人在茶内。从提升层次来说，它为的是彰显“吾道不孤”，茶罢人现，而不是人走茶凉。茶的精神与奥妙就在其中。

张岱在《陶庵梦忆·禊泉》一文里，将自己的专业眼光展露无遗。

惠山泉不渡钱塘，西兴脚子挑水过江，喃喃作怪事。有缙绅先生造大父，饮茗大佳，问曰：“何地水？”大父曰：“惠泉水。”缙绅先生顾其价曰：“我家逼近卫前，而不知打水吃，切记之。”董日铸先生常曰：“浓、热、满三字尽茶理，陆羽《经》可烧也。”两先生之言，足见绍兴人之村、之朴。

余不能饮潟卤，又无力递惠山水。甲寅夏，过斑竹庵，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异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噀天为白；又如轻岚出岫，缭松迷石，淡淡欲散。余仓卒见井口有字划，用帚刷之，“禊泉”字出，书法大似右军，益异之。试茶，茶香发。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气方尽。

明末，惠山泉已经被认为是天下第二泉

辨禊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禊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酿酒，或开禊泉茶馆，或瓮而卖，及馈送有司。董方伯守越，饮其水，甘之，恐不给，封锁禊泉，禊泉名日益重。会稽陶溪、萧山北干、杭州虎跑，皆非其伍，惠山差堪伯仲。在蠡城，惠泉亦劳而微热，此方鲜磊，亦胜一筹矣。长年卤莽，水递不至其地，易他水，余笞之，詈同伴，谓发其私。及余辨是某地某井水，方信服。昔人水辨淄、渑，侈为异事。诸水到口，实实易辨，何待易牙？余友赵介臣亦不余信，同事久，别余去，曰：“家下水实行口不得，须还我口去。”

不与惠山泉比，就不足以说明禊泉之妙；不拉出陆羽，亦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与见识。所以还是天下第一的泉，还是品茗高手坐镇，还是一样的氛围，与《闵老子茶》行文思路一样，张岱该出场了。

张岱文字，没有平淡，放眼皆是繁华，令贫困凄苦之人多饱眼福。张岱总有发现，发现必是奇异之事：荒郊野外，也有日月之美；区区残字，还见王羲之风韵；就是腥味四溢，亦能焕发与众不同的茶香。为喝到更好的茶，无他，还是“等字决”。三日后直到腥味散尽，泉水不咽而入腹，禊泉大事已成。

清青花“莲心”茶叶瓶，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禊泉被发现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分享与掠夺。

市井走卒，往来商贾都慕名而来，为茶、为酒，为礼……有权者生了贪婪之心，封锁禊泉。因此，禊泉名声更大了，它宣告了诸多名泉的退场，而其名也直逼惠山泉。张岱是有顾虑的，否则可以直接在文中贬低惠山泉。风水轮流转，今日让赏茗之时尚教主张岱也狂妄一把。时尚会令人疯狂，古今皆然。“须还我口去”，倒不如说还我字来更切题。

有好水，岂能无好茶，请看《兰雪茶》：

日铸者，越王铸剑地也，茶味棱棱，有金石之气。欧阳永叔曰：“两浙之茶，日铸第一。”王龟龄曰：“龙山瑞草，日铸雪芽。”日铸名起此。

京师茶客，有茶则至，意不在雪芽也。而雪芽利之，一如京茶式，不敢独异。三峨叔知松萝焙法，取瑞草试之，香扑冽。余曰：“瑞草固佳，汉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日铸茶薮，‘牛虽瘠偾于豚上’也。”遂募歙人入日铸。

扚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余戏呼之“兰雪”。

四五年后，“兰雪茶”一哄如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萝，止食兰雪。兰雪则食，以松萝而纂兰雪者亦食，盖松萝贬声价俯就兰雪，从俗也。乃近日徽歙间，松萝亦名兰雪，向以松萝名者，封面系换，则又奇矣。

日铸在浙江绍兴会稽山，这个地方非常有名。相传春秋末期，越国著名冶炼大师欧冶子“采金铜之精于日铸岭下”，在这里打造过许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宝剑。康熙朝《会稽县志》引《黄氏青箱记》说：“千载之远，佳气不泄，蒸于草芽，发为英华，淳味幽香，为人滋养也。”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说：“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铸第一。”日铸茶自古有名，历史上有许多人赞叹过。北宋杨彦龄《杨公笔录》中说：“会稽日铸山……茶尤奇，所收绝少，其真者，芽长寸余，自有麝气。”明清两代，日铸茶成为绍兴的八大贡品之一。

张岱选这么一个地方做茶，大约有故乡情结的成分，当然也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有名。瑞草虽好，不适用，还是日铸茶好。“牛虽瘠偾于豚上”，也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之意。

张岱与高手合作，采用安徽松萝茶的制法，在日铸茶中配入茉莉加以改造。结果，日铸雪芽“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张岱并不满足于此，他还把改造后的日铸雪芽重新命名。“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气”，于是张氏将日铸雪芽命名为“兰雪茶”。

“兰雪茶”与“禊泉”经历类似，但结局迥异。四五年后，“兰雪茶”打开局面，称霸一方，成为饮茶者的新宠。风潮再次因张岱发生改变。那些安徽人，居然也把自己的松萝茶改名为“兰雪茶”了。饮茶潮流与风俗，大约是几年就换一换。但张岱故出惊奇态，表明对自己相当满意，又表扬了自己一把。

（清）产茶图一套（十二幅）

后世多有人在茶叶营销上学习张岱。他们先包装山水，再拉一些名人诗文或者字画之类垫底，而原料与制法东拼西凑，换个时尚花哨的名字，便全力向市场推销。许多人做不好，原因只有一个，没有一个像张岱这样可以写出神乎其神文字的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茶来说，这个萧何也许是陆羽，是李白，是张岱，也许是任何一个人。从茶被人品饮以来，茶再也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人。

人在草木间，草木如诗，美人如织，那是逝去的美好。

当茶作为一种媒介，变成一种时尚引领生活时，人们看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看到的是中华文化里那种无法磨灭的讴歌精神。

国破家亡，他流离山野，从纨绔子弟到潦倒老人，纵是一世再短，也经历七十多年光景。找不到抱怨，找不到失望，斗转星移，相伴他的是破床、破桌、破鼎、破琴、破书……但是山水与茶梦依旧。

张岱之后，再无茶，再无茶的传说。

外篇：

嘉靖年间的茶叶战争

（明）访友品茶图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率10万精锐骑兵进犯京师，史称“庚戌之变”。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正是今天看来如此平凡的茶叶。

一、武力就范，十年方开茶市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汗率兵进犯大同，明廷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大同总兵仇鸾以重金贿赂俺答汗，得以保命。八月俺答汗移兵东去，十四日入古北口，在怀柔﹑顺义等地杀掠吏民无数，此后长驱直入到今日北京通县的孤山、乳口一带，直逼京师。京师内，上下莫不惶恐。此时京师禁军不过四五万，加上战具甲仗缺乏，根本无法与俺答汗大军抗衡。

嘉靖帝朱厚熜急令兵民以及四方应举武生参与守城，同时调地方兵马救援。讽刺的是，这些兵马来援后，又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能守城而不能出城迎敌，任由蒙古人在城外四处掠夺。此次，京师德胜门、安定门皆被毁，在昌平的皇帝陵也被骚扰。倘若不是俺答汗主动退兵，北京城有可能被一举攻陷。在围攻北京城时，俺答汗再次派出自己所掳的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为了让俺答汗退兵，明廷答应下来。后仇鸾又主动找上俺答汗之子，请求互市。

“庚戌之变”起到了震慑作用。1551年（嘉靖三十年），大同开市。为此，俺答汗请求了9年未果，最后却以武力相逼而成功。明廷真应了那句“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俗语。而明廷派出组织开市的，就是最初与俺答汗接触的大同巡抚史道。之后明廷又相继在宣府、延宁开放马市。边地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战，可以享受互市带来的安宁与繁华。

回顾俺答汗求茶市，可谓十年磨一剑。在俺答汗未归顺明朝之前，他从1534年（嘉靖十三年）开始请求入贡开市，但一直被嘉靖皇帝所拒绝。为此，俺答汗不惜数次动用武力，来逼明廷就范。

1541年（嘉靖二十年），俺答汗派石天爵、肯切两人至大同阳和要塞请求通贡，其文书云：“言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歃血为盟誓。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

俺答汗画像

这番言词涉及几个方面内容。其一，俺答汗说起通贡的渊源，有各自的先例可依，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当朝皇帝朱厚熜以及内阁们的顾虑。其二，使者中一华一夷，实则是表明华夷之间有合作的前景。石天爵是汉人，肯切是蒙古族人。其三，如俺答汗所言，贡道通则两利，不通则两害。言下之意，掠夺不是他们要的，是贡道不通导致的，假如再不开贡道，边境掠夺还会继续。“否，即徙帐北鄙，而纵精骑南掠去”，这有点威胁的意味。最后一点，俺答汗描述了一幅美好的画面：“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歃血为盟誓。”

综合来看，俺答汗这人可谓高明之极，不仅把开市通贡利弊说得通透，还兼顾了各方的面子，并且始终掌握着主动权。

可惜明廷对蒙古人偏见太深，俺答汗这份请求在明朝政府一石激起千层浪。好的大家都忽视了，只看到俺答汗的威胁之词，也再次印证了主战派的担忧。生性多疑又爱打哑谜的朱厚熜一开始就耍了手段，他让臣子反复考察俺答汗诚意。折腾数次后，大臣们发现，其实眼前这位皇帝根本没有与蒙古人通贡之心。非但如此，他还下令调兵遣将，准备擒拿俺答汗。

这下激怒了蒙古人，他们又开始屡扰边境，将威胁之词落到实处。俺答汗大举来犯，下石岭关、太原、平定、寿阳诸处。总兵丁璋、游击周宇战死，诸将多获罪，主张通贡的巡抚史道被调职。

第二年（1542年），俺答汗又再次派石天爵请求通贡。而明廷此时正处在愤怒之时，石天爵一来就被新任的巡护龙大有拿下。《明史》写到这件事时言词非常之得意，边臣受赏，天爵受磔刑，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之事。磔是种酷刑，就是把人的肢体分裂，极为残酷。两国交战尚不斩来使，何况来的还是一个汉人？

明廷的处理方式令人匪夷所思，俺答汗异常震怒，扬言要为石天爵复仇，双方交恶。明廷对俺答汗的赏金更高，而俺答汗也数次攻入山西，杀人越货。

距离石天爵事件四年后，1546年俺答汗第三次提出通贡。这四年间，双方已然中断了信使往来。《明实录》戊辰条记载，俺答汗奉上蒙古的大贡——九白大贡（白骆驼九头，白马九匹、白羊九只以及金银等）。这是蒙古族最隆重的礼节。不过奉上九白大贡之事尚有争议，蒙文中并无记载，因为九白之贡意味着政治上的完全附属。〔1〕受俺答汗命的堡儿塞等三人带物投书，所言与石天爵当初并无二致。四年战事已经证明了，双方继续打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不过，意外还是发生了，三位访明使者就连见巡护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一到，就被总兵的家丁击杀了。对这两次事件，今人胡凡评价说：“前次是政府官员因杀使绝贡而受升赏，遂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次只是个总兵的家丁，竟有如此胆量敢于杀使冒功，这定将引发蒙古军新的一番大规模入掠，明朝边事之坏于此可见一斑。”〔2〕结果可想而知，蒙古人又一次发动边境抢掠，边事也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朱厚熜身边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翁万达（1498—1552）对皇帝这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进言说：“北敌，弘治前岁入贡，疆场稍宁。自虞台岭之战覆我师，渐轻中国，侵犯四十余年。石天爵之事，臣尝痛边臣失计。今复通款，即不许，当善相谕遣。诱而杀之，此何理也？请亟诛宝等，榜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构兵之谋。”〔3〕可惜嘉靖皇帝始终听不进去，仍旧一意孤行。

俺答汗也许是从侧面了解到翁万达的边政思想，所以他将第四次请贡书，直接递给了时任宣大总督的翁万达。翁万达一贯主张边事宁息宁利不宁乱，作为朱厚熜“深倚之，所请无不从”之人，他的言辞或许能动摇朱厚熜不通贡的决心。但兵部尚书陈经等人又以蒙古人不可信为由，翁万达再详加查实，并责翁万达十日内回奏。俺答汗初次请求通贡时候的情景仿佛再现。

嘉靖皇帝画像

翁万达与俺答汗的使者会面很友好。翁万达上书说：“敌恳恳求贡，去而复来。今宣、大兴版筑，正当羁縻，使无扰。请限以地、以人、以时。悉听，即许之贡；不听，则曲在彼，即拒绝之。”很遗憾，翁万达和俺答汗等到的结果，依旧是否定的。朱厚熜还是认为：“虏氛甚恶，其令万达申令所辖诸将，整兵严备，相机出塞剿杀。辽东、陕西俱令严兵待战，京营人马俟蓟镇再有警报启行。”这次，朱厚熜倒是明白了俺答汗被拒后会前来侵犯，他开始提前布阵，等待俺答汗的来袭。

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夏四月，俺答汗第五次请求通贡。巡按御史黄汝桂上奏道：“贡亦寇，不贡亦寇者，外寇之故习也；贡亦备，不贡亦备者，边臣之本计也。事机贵乎先图，军令重于申命。乞严敕总督、镇、巡等官，加防御。”即便是这种把责任一边推的想法，朱厚熜听着也悦耳。他下旨说：“逆寇连岁为患，诡言求贡，勿得听从。其各严边兵防御，如有执异，处以极典。”〔4〕

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三月，总督宣大翁万达上言：“俺答复投译书求贡。”帝命拒之。这是俺答汗第六次通贡被拒。

俺答汗作为蒙古16世纪卓越的领袖，在求贡通市上体现了非凡的毅力。他之后又想了各种手段，比如把通贡之书束在箭上，射进明军军营，争取广泛民意，表达自己不想打仗的意愿。他又利用俘虏的明朝官民，替通贡之事传达信息。

嘉峪关

俺答汗不是一个好拒绝的人，他觉得之前在边境的掠夺和威胁还不够，得干点大事。执著的俺答汗遇到偏执的朱厚熜，好比犀利的刀遇到坚固的盾，要打开局面，必须有一方要付出巨大代价。于是，这就有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

二、俺答汗为什么要茶

话说回来，为什么俺答汗不惜代价，也要获得大明的茶叶呢？大致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其一，俺答汗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从经济互补来说，中原的农业经济可以弥补游牧经济单一、粗放的种种不足。不过这种情况，不只是蒙古人，其他游牧民族都面临这样的情况，这不能成为最大的理由。

如果与和明廷互市的其他民族比较，俺答汗的互市特点明显，他对非必需品的追求远远大于必需品。比如俺答汗对手工工匠的需求，在于他想得到比较精致的房子，穿舒服的衣着，喝美酒和茶，认为如此便可享受与汉族帝王相同的待遇。

为此，俺答汗在蒙汉文化交界地丰州滩（今呼和浩特地区）吸纳了大量从中原背井离乡而来的汉民、叛军，乃至包容中原白莲教赵全等一干人。马可·波罗笔下的丰州滩，是一个蒙古族、汉族、回族人民和平共处，信仰多元，农牧工商四业并存的繁华之地。〔5〕元末，丰州几经战乱。这里被明军焚烧后一度荒芜，控制权也归明廷所有。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明廷放弃了对这一区域的控制权。俺答汗再次统一蒙古后，为了重建新城，采取种种优惠措施，吸引汉族老百姓越境去开发丰州滩。这里林立的“板升”村落，就是特指汉族人的聚居地。“板升”从汉语“百姓”而来，今天呼和浩特还有许多叫“板升”的地名。

蒙古贵族

板升人为蒙古族带来汉式木质建筑，教会蒙古人怎么耕种、绣花、冶铁、品茶、施行医术等。这些人中有才华的很受俺答汗器重，板升人石天爵就两次代表俺答汗出使明廷。俺答汗给明皇所上表文，说其对世代所穿毡裘有嫌弃之意：“毡裘不耐夏热，缎布难得，每次受人引诱，才去抢夺。”〔6〕他给明廷的入贡请求中，数次特别提出对上好衣料的渴求。为了得到“朝廷白缎一匹与大神褂袍麒麟蟒缎等件”给部落头目用，他愿意“进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只、骟马三千匹”。石天爵被明廷处决前，留下的遗言云，蒙古人“艳中国纱缎，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抢虽获有人畜，而纱缎绝少，且亦自有损失，计不如贡市完”。需求布料、手工工匠都与其追求精致生活有关，而非蒙古人忽然发现兽皮兽衣有多么的不好。而茶叶一物，在明代已经成为士大夫精致生活的代表。一直仰慕中原文化的俺答汗，很大程度上有着对精致生活的向往。其数次建城、建寺的行为，也都表明他渴望安定、定居和安逸之心。

西汉贾谊有著名的对付匈奴的“五饵”之论。所谓“五饵”指的是“赐之盛服车乘以坏其目；赐之盛食珍味以坏其口；赐之音乐、妇人以坏其耳；赐之高堂、邃宇、府库、奴婢以坏其腹；于来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娱乐，亲酌而手食之，以坏其心：此五饵也。”通俗地说，就是吃喝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听好的，看好的。历史也证明了，儒家那套“仁义道德”远远没有贾谊这“五饵”有实际的诱惑力。想过上这种日子的俺答汗心里明白，仅仅依靠抢是不行的，通贡开市才是长久之计。

其二，基于信仰需要。

1559年，俺答汗出兵青海，在这里俘虏了一个商队，里面有1000名喇嘛被其释放。其后多年，俺答汗在西藏东北部及青海区域多次接触到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青海区域当时信奉黄教。16世纪早期，黄教在西藏的教派争斗中落败，其首领索南嘉措就一直想谋求外在靠山重振旗鼓。这有先例可循，萨迦派八思巴就是通过与忽必烈的联盟让自己在西藏站稳了脚跟，还使萨迦派成为蒙古人的普遍信仰。

明长城也未能挡住蒙古人对茶叶的渴望

数次的接触以及青海区域政教一体的格局，都让俺答汗产生了通过革新信仰来更好实现统治的想法。1571年，俺答汗归顺明廷后，他有实质性的行动。1573年俺答汗进军西藏东北部，带回了一些僧人，详细了解了当时西藏的情况。在明廷的支持下，1575年蒙古人在青海东面修建了仰华寺，1576年在青海察卜齐雅勒修建了庙宇。1578年5月，索南嘉措与俺答汗在仰华寺会面。俺答汗主持了这次大会，有蒙、藏、维、汉等各民族10万多人参与，来自蒙古各部落的贵族子弟108人剃度出家。

这次会晤，俺答汗封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思是“在佛教的显密两教中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大海一样的上师”。这是达赖喇嘛第一次出现在尊号中，经过格鲁派固定后，一直延续至今。索南嘉措追认了在他之前的两代达赖喇嘛，自任第三世达赖喇嘛。他赠俺答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齐尔第·彻辰·汗”，意思是充满智慧的能像成吉思汗一样统一蒙古的君王。这亦是首次出现教派为蒙古大汗封号。两人的行为，有着追思八思巴与忽必烈联盟的往事，也有着利益瓜葛。自此之后，蒙古人被要求接受格鲁派传播的藏传佛教，取缔了蒙古人之前的多元信仰。双方达成的共识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的满蒙藏联盟就起源于俺答汗与索南嘉措的宗教与政治联盟。就当时而言，明廷也是非常看好蒙藏之间的联盟。他们本就认为蒙人太好杀戮，还有着杀人殉葬的旧习，如此一来，其杀戮之心必有所收敛。

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从唐开始就深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唐代寺院兴茶已经成为史学共识，不再赘言。在仰华寺会面后，以阿升喇嘛为首的庞大使团前往拉萨，在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等大寺院熬茶布施，并向内邬栋孜、贡嘎、兼日娃和噶丹巴等地方首领赠送礼物。〔7〕

从信仰角度看，俺答汗专门请开茶市，明廷有着不可拒绝的理由，他们鼓励蒙藏联盟，并为蒙古人修建了不少寺院。但明廷拒开茶市，只是供应少量的茶叶给他们做佛事用。蒙古佛事所用之茶，在没有开专门茶市之前，只能通过朝贡、走私两种途径获得。

俺答汗第一次请求通贡互市的文书中就说“人畜连年不利，灵官算卦，大头目将有灾，必是进贡南朝可免”〔8〕。此后多次请求通贡互市的文书中都谈到因为掠夺杀戮过重，造成蒙古人畜生病，灾祸连连。“报应”的思想也是促使俺答汗结束战事、与明朝和平相处的一大动力。

其三，受民族交往中的饮食同化影响。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蒙古族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长期以吃肉喝奶为主，缺乏蔬菜之类富含维生素的植物，而茶可以弥补其维生素的缺失。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某些碰撞。例如，《洛阳伽蓝记》里记载王肃之事时，出现了酒、奶酪及茶三种饮料〔9〕。除了酒外，茶与奶酪的遭遇各有不同，南人喝不来奶，而北人饮不来茶，茶甚至被北人称为“酪奴”。这可以看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其实也反映了所谓的生理需求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在食肉饮酪的民族中，吐蕃是最先接受茶的，其后是辽金治下的各少数民族，蒙古族应该是从全面统治中国后才开始接触到茶。从元朝宫廷营养学家忽思慧创作于1330年（天历三年）的饮食著作《饮膳正要》中，可以看到蒙古贵族的饮茶方式，既有汉族流行的喝茶方式，也有自己的特点〔10〕。忽思慧对各地茶性非常了解。他警告说，喝“枸杞茶”的时候，不要与酪同饮；言及“西番茶”，则要伴以酥油同食；需要添加酥油的茶还有“兰膏”、“酥签”。这三种茶都有着游牧民族的饮食特点，蒙古族喝茶加酥油的喝法，应当是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炒茶”可能是蒙古族自己创造的，“用铁锅烧赤，以马思哥油、牛奶子、茶芽同炒成”。所谓马思哥油，即“取净牛奶子不住手用阿赤（即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为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这种饮茶方式的形成，会让茶受制于工具，比如铁锅。俺答汗时期，蒙古部落许多人连铁锅都没有。当然，这之所以成为问题，是蒙古人已经从简单火烧食演进到了烹饪层面，这正是受了汉族饮食的影响。要从烹饪再退回到简单的火烧食生活，他们已经难以适从。这一点，也可印证蒙古人追求精致生活的出发点。

茶于俺答汗时期的蒙古人而言，并非一种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能代表精致生活的物质，这点与丝绸并无二致。但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的渗透，茶有了精神性的一面，这便又把茶与丝绸一类的物质区别开来。在信仰层面上，茶成为必需品，这类似乳香在西方宗教中的传播过程。茶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当茶成为饮食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出于信仰的需要，他们必须用茶来事佛。

但茶只在中国南方才有，地理的特殊性让茶在北方成为稀缺品。自唐之后，随着北部、西部少数民族饮茶习惯的形成，中原政权对茶的控制亦加强，到明代达到史上最严厉。那么，明廷为何屡次拒绝俺答汗的开市请求呢？

三、明廷为何屡次拒绝与俺答汗互市

在要不要与俺答汗开市的问题上，明廷内部一直有不同意见。比较以往，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1507—1566）的反对意见占了上风，但他最终还是屈服于俺答汗的武力威胁，不得不开市。开不开市背后，又有着华夷之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这样的在汉族人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作祟。

明朝军队

明世宗朱厚熜是最顽固的主战代表，他对蒙古人非常蔑视。

1551年，就在朱厚熜被迫开市之时，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了一道疏〔11〕。这不早不晚的反对，得罪了朱厚熜，杨继盛因此被贬。但他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可以说是集历代主战派观点之大成。

杨继盛的“十不可”，涉及十个层面：国恨家仇、失信失和、有损国威、边军懈武、国民丧志、通敌之嫌、失防之心、助长敌焰、敌性多狡、财政流失。总结下来也不外乎蒙古人不可信、不可交，交则动摇民心和军心，导致大明失礼、失威、失财、失防、失民。失国他没有点明，但已然涵盖了这层意思。而在“五谬”中，他主张修武备以取代羁縻政策，以和平时代不需要战马为由反对互市，指出朝贡政策往往是让别人占了大便宜，开市也不足以养活全部蒙古民众且不能阻止其掠夺，最后他认为打击蒙古是明廷必须办的事情。

杨继盛要求朱厚熜厉兵秣马，他大约忘记了在朱厚熜之前数次征讨的教训。主战派以朝中官员为主，而主和派则以边关官员和将领为主。杨继盛这种书生之见，今天看来肯定会误国。

史道、杨一清、翁万达、王崇古等等一些边关大员都主和。他们身处战事的第一线，亲身感受了烽火连天的种种恶处，但他们遇到的皇帝和内阁大臣几乎都不支持他们的想法。

张居正的出现，让明廷主和派占据了优势。在得知俺答汗之孙那吉和其奶公阿力哥率众来投时，张居正大喜。

张居正把握住了与俺答汗讲和的好时机，而王崇古、方逢时采纳了张居正的建议，处理得当，最终促成了俺答汗归顺大明。这是内阁与边关大员合力的结果。

张居正的真实想法，在他写给王崇古的《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12〕信里，说得很详细。在这封信里，张居正批评了清流那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说他们缺乏战略眼光。他分析俺答汗之前的主和，主动权在俺答汗一方，开市也是在武力威胁下完成。主动权非常重要，现在明廷好不容易掌握了主动权，再断送就可惜了。

他告诫王崇古要吸取之前那些错误政策的教训。张居正还举例说，一家人都有矛盾，何况两个民族之间？后来，他在给吴环洲的书信里继续表达此种看法：“夫疆埸之间，小小破绽，未能全无，要之于大计未损。若遇有事，即行处置一番，于大计反为无益，顾君不察耳。今都邑之间，犹有白昼剽窃，劫库杀官者，况夷狄乎？蓟门三卫，服属二百余年矣，捉人挟赏，犹不能一一尽诘，乃可责之骄悍新附之虏乎？要在当事者，随宜处置。譬之于犬，摇尾则投之以骨，狂吠则击之以箠，既箠而复服，则复投之，投而复吠，则击之，而可与之较曲直，论法守乎？”〔13〕

他还在《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里说了开市的五大好处，与杨继盛之论针锋相对。

且此事有五利焉：虏既通贡，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土蛮、吉能，每借俺答以为声势，俺酋既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既戮，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阻之。彼既无勾引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曹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虏运将衰，其兆已现。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其机而行吾之计，五利也。

这涉及边关稳定、缩减财政支出、分化和牵制其他民族，以及原本中国人心走向及蒙古人内部分化等问题。在张居正掌权后，主和派占据了上风，才有了俺答汗归顺以及通贡互市政策的延续。

另一个原因，是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突。

明穆宗朱载垕给俺答汗下诏说：“朕惟天地以好生德，自古圣帝明王，代天理事，莫不上体天心，下从民欲，包含一偏覆，视华夷为一家，恒欲其并生并育于宇内也。”〔14〕朱载垕回顾大明开国之策略，认为“胡越一体，并包兼育”才是未来发展之道。

朱载垕这番话，姑且不去考察其是否真的做到了，这种言论能公布天下本身就是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之前，在俺答汗的执著与朱厚熜的固执背后，折射的是各自的生活、文化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问题。在两宋之际，华夏的主流文化乃是汉族主导的儒家文化。当时的中心与边缘之辨、华夷之辨已经形成了两股思潮，即血统论和中心论。这两者代表人物分别有朱熹和司马光。

血统可以判断一个政权是否正统，而中心则是从政权是否有地理优势的角度而言，即能否占据传统的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北宋强调地理位置，南宋强调血统，都是形势比人强带来的结果。北宋皇帝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与皇室毫不搭界，而南宋偏安一隅，中原地理优势丧尽。当然，这种思想从三国时代就开始有了分化，有以血统论而举事的刘蜀，有以地理优势而称王的曹魏，此点清代翟灏与章学诚都分析得极为透彻。〔15〕

蒙古人的生活

大明继承了大元空前辽阔的地理版图，也继承了蒙古人留下的诸多麻烦。除了中心论与血统论外，他们还必须面临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新难题。

蒙古人退出中原后，在北边漠北、漠南、漠西形成了三大政权。为了消除蒙古人南下的威胁，明代一直注重工事建设，大兴土木，先后十八次修“边墙”（即长城），还建了数不清的壕垣和防御堡垒等。工程花费了无数人力、物力、财力，目的只是防御蒙古骑兵南下。明廷在宣化、大同东还修筑了内长城，称为次边。长城是看得到的边界，但长城之下，却有看不到边界——文化意义上的边界，与楚河汉界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后来俺答汗与大明的互市选择在大同、宣化的缘故。

除了工事之外，就是设立羁縻卫所和九边重镇，前者由降明廷的蒙古人管理，后者由明廷派重兵把守。不过，羁縻政策在蒙古人那里不好使。朱棣时期，他们羁縻的对象蒙古王族阿鲁台就数次造反。《明会典》里就说：“瓦剌酋马哈木封顺宁王，鞑靼酋阿鲁台乞降，封和宁王，皆遣使入贡。自后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贡，贡无常期。隆庆中，俺答封顺义王，每岁贡马互市，至今不绝。”〔16〕

再有，就是征伐。明太祖朱元璋时代，蓝玉打得蒙古人望风而逃的景象，在他们身后再难见到。明成祖朱棣亲帅几十万大军征伐，仅仅剿灭了一些蒙古小部落。明英宗朱祁镇亲征土木堡，损失十余万将士不说，自己都成为俘虏，还差点导致明廷迁都。明武宗朱厚照征伐蒙古小王子，双方数十万兵力，结局却令人大跌眼镜，明军死57人，蒙古军死15人……

蒙古军队的装备

嘉靖年间，松散的蒙古部落再次被俺答汗统一。他数次侵犯边境，每每都能击败明军，其造成的伤亡更是不计其数。互市和归顺后，摩擦虽然不断，但边关毕竟结束了200年烽烟四起的状况，继而开创了200年之太平盛世。

俺答汗提出的通贡互市，无论是从事前动机，还是从历史结果来看，都是一件惠民之大事。

在中国，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一直都存在。《礼记·王制》划分四方人群的标准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不吃谷物（“粒食”）或不食熟食（“火食”），以及言语、衣着、嗜饮，这些都构成了民族之间的区别，最终呈现出文化的不同。精致与粗糙带来了优劣高下之分。

嘉靖时期，明廷对石天爵的态度，一样值得探讨。他们不顾礼仪之道，杀了使者石天爵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是汉人。

天爵本华民，而甘心为虏驱使。去岁守臣失计放还，遂至涂炭山西，震惊畿辅，究其祸本，实天爵一人致之。兹者凭借故智，敢复叩关，而边臣能应机擒斩之，真足以剪虏羽翼，寒旃裘之胆，厥功甚大。请优录之，以作诸镇之气。

明廷在处理白莲教及其他投蒙的汉人时，手段也极其残忍。交还白莲教头目和叛将给明廷，是后来俺答汗归顺明廷的一个重要前提，明史中有大量描述叛徒之词，所用言语之恶毒远远超过描述这位杀了许多汉人的蒙古人俺答汗。这当然不是汉人中的极端现象，只是时至今日，还有大量的人有这种思想。

四、自明始，中国有了茶叶边界和疆域

就在俺答汗请开茶市的同时，西番膻藏也向明廷请开马市，内阁廷议后拒绝了这个要求。〔17〕但巡茶御史李时成认为此举不妥，他上书说：“膻藏生西番中，族极远，未尝通贡市。一朝率众来降，彼实畏我威灵。第以洮西极边地，更得此族，不益厚固藩篱耶？矧今急须马，何为拒之？”这当然有远交近攻的深远政治背景，但厚固藩篱与急需战马也是眼前事实。皇帝认可了李时成的请求，廷议也打算准了俺答汗开茶市的请求。但这个时候，李时成又冒出来说了另一番话，结果茶市被皇帝拒绝。这不能简单视为内阁与皇帝的民族政策冲突，而是这一允一拒之间，李时成的说辞击中了明廷民族政策的要害，也让茶在明代的政治地位被空前放大。

李时成认为：“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带，抵嘉峪、金城，绵亘数千里，番族星罗。西寇之不敢长驱而南，以番为之蔽也。顾番人须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悬于中国，俾世受约束，藩我西土。脱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专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俺答，彼此合一，其遗患可胜道哉。”

俺答汗归顺明廷，但明廷对蒙古人的戒备之心并没有消除。李时成担心明廷一直以来的“以茶驭番”的政策被蒙古人学去后，他们也来个“以茶驭番”，那么这两股势力联手后，明廷处境就比较危险。

明代博学之士韩邦奇在边事之论上，发现明朝与汉、唐、宋不同之处在于其疏。他总结了几个原因，主要是：周边民族比起前几朝实力太弱，蒙古人被撵到北边，在明军的讨伐中不敢应战；边境线太长，防御工事让财政吃紧，导致明廷不能处处设防；其他尚有以攻为守与修堡垒以固边防。〔18〕他的《边事论》中恰恰忽视了茶的因素，而堡垒与工事被证明事实上是无法抵御入侵者的，否则修建长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明代政治家杨一清（1454—1530）在对边事防御的看法上，与韩邦奇的不同之处也就在茶马交易上。杨一清认为，与番人茶马互市并非明廷缺番人的良马，而是因为明廷把西番作为藩篱，就像昔年汉武帝通西域，目的也是断匈奴之右臂。〔19〕

以茶易马始于唐、兴于宋，而明独特其大与深。杨一清分析说，在兰州之西数千公里处，北有狄，南有番。但北狄始终没有越番南下，是因为他们有世仇，疆域界限由此而分。否则北狄一旦长驱直入，边境必然遭其蹂躏。明廷对番人采取的羁縻政策，为诸番分封，对他们分而处之。这样一来，这些小番只能志向中国，一旦背叛，就得不到中国茶。“以是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杨一清为茶“我朝独得之”而暗自高兴，也为茶政缺失六十余年而遗憾。他担心“将来远夷既不仰给我茶，敢谓与中国不相干涉，意外之忧，或从此生”。因为离开茶，会动摇“藩篱之固”，也让解缙所谓的广大疆域成为空话。

明朝在河州设置陕西都司和茶马司。朱棣时代的著名学者解缙（1369—1415），在写给习贤良赴河州的文章里就说了一个因茶而形成的文化疆域，“控西夷数万里，跨昆仑，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20〕。这不是明廷实控的疆域，而是来自因茶传播而想象出来的疆域。朱元璋的治边策略，就是力图用茶去打通西边。

解缙说，番人认为中国货中最好的就是茶，好比古人认为夷番货中最好的就是马一样，茶之于夷人，如同中国人之酒醴。因为茶马贸易，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信而笃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的作用。

解缙的构想基于两个重要提前：一是茶只有明廷才能提供；二是夷番人必须嗜茶如命。这样一来，茶便作为媒介，带来了观念的变化。

随着茶的传播，华夏与番夷有了更深入的往来，通过贸易饵诱、文化渗透，最终在心理上获得西边少数民族的认同，中心也随着茶的传播而发生空间上的迁移，最后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茶叶疆域。

通过茶传播、贸易、饮用而形成的藩篱，实非修筑的长城和其他防御建筑工事可比。防御工事实际上是目所能及的山河界限。在文化形态上，这是一种隔绝、封闭与保守的文化形态，阻挡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但茶可以跨越看得见的疆域，抵达那些看不见的极边之地。茶所到达的疆域，即可视为我之藩篱，这是“厚”，而“固”是因为只有我才有茶，而他人无。这样带来的好处很明显，“番人须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悬于中国，俾世受约束，藩我西土”。

解缙《潭北草堂图》

嘉靖年代的户部尚书梁材同样认为，茶关系着国防与番人的归向之心。〔21〕明代禁私茶，擅自运私茶出境者要处以极刑，也与此有关。梁材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人，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故在当时茶法通行，而无阻滞之患。”禁可畏，酬可慕，官营茶叶于是成为明代不可动摇的国策，不只是与边事边政有关，还维系着国家的安宁与稳定。但私茶利润太大，坐牢杀头的刑罚也阻挡不了商人的逐利行动。

元朝王蒙的《煮茶图》

在四川巡抚的都察院副都御史王廷相发现蜀茶私贩的情况非常严重，稍稍盘诘，即得十数余万，“商旅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22〕，对此他非常忧心。一方面，他担心茶、马等物资流失到民间，钱入了私人腰包，那边关经费就会吃紧；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朝廷以茶驭番的控制权让位于商贾，会让番人觉得不依仗明廷，同样可以得到茶。他提出方案，可以让利于民，但茶权得归国家所有。茶这样的“至细之物”，有着“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者此也”。其目的也很明显：“不知彼输于我，义也。我赏于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羁縻之道，彼亦以为职分之常，久之边防可以宁谧。”

大明政权取代大元政权，他们敬畏蒙古族事出有因，因为他们灭不了蒙古族，遂多年不与蒙古人通贡互市。俺答汗以武力威胁开马市，主动权不在明廷，而一旦他归顺明廷，这种主动权也丧失了。如前文所说，蒙古族并不如其他民族那般嗜茶成性，到“得之生，不得死”的程度。李时成无疑也看到这点，这也是后来为何藏蒙政治联盟受到明廷大力支持的原因。他们显然期待通过在西南、西北的茶实践，最终让北方蒙古族也能饮茶成性，嗜茶如命，最后同样“命悬于中国”。茶叶是在盐巴、铁器、和亲等诸多统御少数民族手段中检验出来的最为有效的。有明一代，茶叶在这方面可谓发挥了淋漓尽致的作用。

茶马古道上的茶农

清代的满蒙藏联盟，正是延续了明代的茶叶安疆政策，同时也造就了通达俄罗斯的茶叶之路〔23〕，让中国文明在丝绸之路之后通过茶马古道再次传达域外。但历代朝廷对茶叶的严格控制，让这个古老的茶行业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自由流通，边茶依旧是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19世纪末，英国人觊觎西藏，他们使用的策略依然是茶叶。为此，他们不惜在印度大吉岭广辟茶园，与明廷以茶驭番的思路如出一辙。

茶马古道，事实上造就了一片无形的文化疆域，形成了因茶而就的想象共同体，之后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4〕明代以茶为主导的民族政策，确实是已知政策中最行之有效的方法。茶叶无论是在维护国土安全上，还是在维护文化安全的层面上，或者是在维护今日中华民族的多元局面上，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注释

〔1〕温德华．俺答汗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2〕胡凡．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耕文化冲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4）：43-55．

〔3〕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911-933．

〔5〕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65-167．

〔6〕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7〕张付新．阿勒坦汗信仰藏传佛教的原因［J］．西藏研究，2005（2）：95-100．

〔8〕史道．题北虏求贡疏［M］／／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1991．

〔9〕杨炫之．洛阳伽蓝记［M］．范祥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7-148．

〔10〕忽思慧．饮膳正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57-59．

〔1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916-918．

〔12〕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48-249．

〔13〕张居正．张文忠公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262-263．

〔14〕《明实录》隆庆五年三月，己丑条。

〔15〕章学诚．文史通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16〕申时行，等．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9：578．

〔1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911-933．

〔18〕韩邦奇．边事论［M］／／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1622-1625．

〔19〕杨一清．杨一清集（上）［M］．唐景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73-89．

〔20〕解缙．送习贤良赴河州序［M］／／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85-86．

〔21〕梁材．宜茶马事宜疏［M］／／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955-960．

〔22〕王廷相．蜀茶［M］／／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

〔23〕艾敏霞．茶叶之路［M］．范蓓蕾，郭玮，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4〕周重林．当前茶马古道研究的三个重要问题［M］／／国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集．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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