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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慈禧太后

作者：(英)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Philip W Sergeant)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1

ISBN：978-7-5594-1680-3

前言

我离开中国大陆，来到香港就职《香港日报》期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已经达到顶峰。当时的情况使得所有在华西方记者和普通人理所当然地赋予慈禧太后诸如“嗜血的老泼妇”、“冷酷的巫婆”之类的蔑称。与此同时，我也清楚地记得某位美国传教士（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在这位老太后率领大清朝廷返回北京后，将她的名字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刚刚去世的维多利亚女王相提并论，认为她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3位女性君主。话虽如此，鉴于那段时间的极端情况，西方人还是更愿意把慈禧太后跟耶洗别Jezebel，出自《旧约·列王记》，耶洗别是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亚哈王的妻子，亚哈王在位年间，她大建崇拜异教神的庙宇，杀害上帝的众先知，迫害著名先知以利亚，并欲置之于死地。西方文化中，耶洗别是淫荡、恶毒女人的代称。、麦瑟琳娜Messalina，古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妻子，这个人在西方是女色情狂的代称。之类的人物相提并论，那位美国传教士对她的溢美之词其实很难获得普遍接受。西方人对慈禧太后的仇恨如此之深，以至于那些受邀带着子女访问紫禁城的驻华公使夫人和其他名媛贵妇在西方世界受到了强烈谴责，特别是当这些妇孺从那个“双手沾满西方儿童鲜血的老巫婆”手里接受礼物的时候。

所幸，从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慈禧太后在世的最后几年中，乃至她去世后的两年内，西方人转而开始发自内心地称颂、赞美这位老太后。出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美国人对慈禧太后的好感是最突出的。与此同时，欧洲旧大陆对慈禧太后态度的转变也可谓冰火两重天。近年来，某些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向西方世界介绍慈禧太后的作者仍然保持着对她的偏见，某些人却在逐渐改变着对她的看法。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在1902年至1908年的6年当中，慈禧太后不遗余力地挽回了曾经因为支持义和团运动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同时还成功将自己转化为颇具维新色彩的人物，从而赢得了很多西方人的好感。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其实很难判断那些被西方中国历史爱好者描述出来的慈禧太后形象究竟有几分可信度。

正如本书的最后部分所说的那样，我自己其实也无法对慈禧太后作出一个绝对正确的判断，所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客观公正地陈述那些事实。作者写作本书的动机，主要是出自对那些慈禧太后治下的普通中国人品行、能力的钦佩。仅仅通过本书当中那些蹩脚的中文地名、人名的英文拼法，专业读者就可以发现作者其实并非货真价实的汉学家，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软肋”。出于这样的自知之明，我将本书的潜在读者定位于那些最广大的非专业人士。我相信，这些普通读者起码儿不会吹毛求疵地计较“慈禧”两个字到底应该拼成tzuhsi还是tzehi。

这里，我要向派克教授、贾尔斯教授，以及威海卫总督史超活·骆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中文名字叫骆仁廷，苏格兰人，汉学家，供职英国外交部，一生主要在中国活动，曾参与香港新界划界，1902年起任威海卫殖民总督。等人表示最真诚的谢意。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们及时为作者解答了种种疑问。除此之外，我要特别感谢此时身在威海卫的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紫禁城的黄昏》的作者，他曾在威海卫英国殖民机构任职。。庄士敦先生为我提供了一份慈禧太后书法作品的碑刻拓片，那是他在陕西游历时偶然获得的。不仅如此，庄士敦先生滞留香港期间还向我介绍了大量与中国风物有关的知识，最终激发了我对中国问题的兴趣。我还要感谢《香港日报》的股东沃伦·史密斯先生，他慷慨地允许我查阅保存在伦敦办公室中的大量相关资料。感谢坎宁安先生，《香港日报》的前任经理，他为我提供了李鸿章的自画像，以及康有为的若干照片。感谢雷恩斯夫人，她将自己收藏的两枚已故慈禧太后的印章贡献出来，供我欣赏、参考。

菲利普·威廉姆斯·萨金特

伦敦

1910年9月

第一章

叶赫那拉的身世

慈禧太后可能命中注定就是要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鼎鼎大名的人物。1835年下半年，慈禧生于北京，也就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她的父亲名叫“惠征”叶赫那拉·惠征，1805—1853，原隶镶蓝旗，后被慈禧升至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监生出身，历任文选司主事、验封司员外郎、保源局监督、山西归绥道、安徽宁池广太道等职。咸丰三年被革职，病死江苏镇江。同治元年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谥“端恪”。，是位八旗军官。慈禧的家庭属于著名的满洲那拉家族，这个家族已经前后延续了200多年。除了慈禧这位日后鼎鼎大名的女儿，惠征还有几个儿子，他们的家庭当年算不上富裕。满族人都有自己隶属的旗，八旗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也就是明代末期，由努尔哈赤创立的。作为旗人，惠征不需要工作，特别是不需要从事那些体力劳动，就可以从自己隶属的旗获得粮饷。在某些西方作者笔下，惠征被描述为隶属满洲正白旗相当于中将军衔的高级军官，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对于这个人物，西方人还需要更深入地了解。

本书作者可以确凿无疑地认定慈禧是惠征女儿。话虽如此，关于慈禧太后的出身，西方世界还流行着一种获得普遍接受而且还被作家们反复提及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当初的慈禧其实是个广州女孩，并非满族，而是汉人。只不过在很小的时候，慈禧被卖到了满族家庭，然后又以满族人的身份，通过皇帝的选秀女活动，最终来到北京定居。类似这样的说法基本属于无稽之谈。按照大清帝国的选秀制度，能够进入皇宫的秀女必须是纯粹的满族人，而且满汉间严格禁止通婚。也有人辩解说慈禧虽然本身是汉族人，但是由于被满族家庭收养，所以就变成了满族人。这样的说法也没什么根据。要知道，在重男轻女的大清帝国，收养女孩的事儿非常少见。即便某个满族家庭打算收养孩子，他们也只会在同族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更何况，即便慈禧被满族家庭收养过，也无法改变她原本的汉族身份，因此不可能获得选秀女的资格。

如果说将慈禧描述为汉族人的说法是荒唐的，那么把她的祖父认定为欧洲人的说法则荒谬至极。有意思的是，这种说法居然还有人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关于慈禧血统的古怪说法，无论是将她描述为汉族人后裔，还是欧洲人后裔，都有其特定原因，因为这位强势的女性的确跟我们通常能够见到的那些八旗子弟存在太多不同点。众所周知，虽然自1902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旗人给人造成的印象仍然是懒散、无知、骄奢淫逸，跟他们那些曾经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荒野上，靠渔猎为生的祖先们相比简直就是天渊之别，类似慈禧这样的人则属于其中的例外。在挽救濒临崩溃的大清帝国方面，慈禧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咸丰皇帝是著名的乾隆皇帝的孙子。后者可能是大清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也可能是最英明的皇帝，绝对担得起人们送给他的那些“明君”“圣主”之类的美誉。作为乾隆皇帝的曾孙，咸丰皇帝实在乏善可陈。要知道，一个始终生活在温柔乡里的民族很难保持住自己的血性。除了秉性、做派，慈禧的外貌也非常具有争议性，有人认为她的面孔接近欧洲人，至少跟标准的满族人有所区别，然而也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慈禧太后由内到外都是标准的满族妇女。

咸丰皇帝

对于以上种种奇谈怪论，本书一概不予采信，作者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认定慈禧就是惠征的女儿。慈禧娘家的姓叫“叶赫那拉”，光绪皇帝的皇后也出自这个家族，是慈禧太后的侄女。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慈禧的童年，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些基本的常识。身在北京的满族妇女，即便本身地位不高，相比汉族妇女，也仍然具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性。早在当今的妇女解放潮流爆发前，满族妇女就可以随意上街溜达，有时还可以自己步行去买东西。由于这样的原因，慈禧的童年时代相当宽松自由。就像西方人经常在中国见到的那些孩子们一样，童年时代的慈禧可以自由自在地浪迹街头巷尾，背上往往还要背着个年龄更小的弟弟或妹妹。遗憾的是，由于慈禧太后父亲的家境并不特别富裕，这位将要主宰紫禁城、高居万人之上的贵妇人的童年其实也很清贫，甚至还必须分担某些日常的家务劳动。自由却又清贫的童年锻炼了慈禧的体格，也增长了她的智慧。至于教育方面，我们可以断言，15或16岁时以秀女身份走进紫禁城的慈禧基本是个文盲，她的那点儿学问是进了皇宫以后才学到的。在此之前，如果说慈禧读过什么书，那恐怕也只有《孝经》而已。《孝经》是孔子的著作，在中国的地位非常高，却往往得不到西方学者重视，被认为是部失败或者平庸的作品。事实上，直到不久前，《孝经》可能都是众多中国男孩和女孩的唯一启蒙读物，无论他们是满族人，还是汉族人。

清代上流社会儿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太后的生命周期几乎是跟东西方世界相互接触、交恶，直至爆发冲突的过程重合在一起的。遗憾的是，关于慈禧早年经历的各种史料实在太过稀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今天的我们或许就可以了解到这位命中注定要跟洋人斗智斗勇一辈子的老太后最初听说这些来自西方的“蛮夷”时，心里到底是个什么感受。进行这样的内心窥探应该是件非常有意思事，只可惜，相关史料其实根本就找不到。由于史料局限，我们甚至无法确定，直到英法联军侵入北京，跟着丈夫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前，慈禧是否知道洋人的存在。众所周知，当时的满清朝廷异常封闭、无知，即便地位高如慈禧太后，其实也没太多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晚年时代的慈禧虽然已经习惯了跟洋人迎来送往、虚与委蛇，却也从未向外界透露过年轻时的自己究竟如何知道这些“蛮夷”的存在，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话虽如此，最初接触西方人的中国人大多对洋人抱有鄙视乃至敌意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在大清朝廷内部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洋人就是茹毛饮血的牲口，根本不属于人类的范畴，年轻时的慈禧大概也不能免俗。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免伤和气的考虑，暮年的她才不愿向洋人们提及这些往事。

按照中国民间流传的说法，慈禧太后生于1834年11月。此前不到1年的时间里，东西方历史，特别是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的交往历史发生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件事儿发生在慈禧出生前，年幼的她当然无需为此负责，并拿出相应的解决办法。然而从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最高统治者和代言人的慈禧却必须面对以这件事为开端的一系列麻烦。1834年统治中国的是大清王朝的第6位皇帝道光。这位皇帝17世纪中期登上宝座，当时已经在位14年了。道光皇帝是著名的乾隆皇帝的孙子，嘉庆皇帝的儿子。这位皇帝死后虽然照例被赋予了各种荣誉称号，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肖子”。道光皇帝为人懒散、放荡、贪婪、暴虐，对他的臣民们而言，也算不上是个好皇帝。39岁那年，道光皇帝被确认为太子。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奖赏，主要是因为道光在1813年发生的刺杀皇帝阴谋中救了父亲嘉庆的命指1813年10月8日发生的白莲教攻打紫禁城事件，嘉庆皇帝当时其实不在宫中，未来的道光皇帝以皇子身份带人击退了白莲教的进攻，因而得到父亲嘉奖，作者此处说法不准确。，登上皇位的道光很快就表现出与此前几位皇帝明显的不同之处，他曾下定决心整治自乾隆皇帝统治晚期开始愈演愈烈的官场腐败。遗憾的是，国家和个人生活方面连续发生的几次不幸事件极大挫伤了道光皇帝的锐气。道光皇帝的皇后很早就去世了，他的长子年仅20岁就染上了鸦片烟瘾。不仅如此，从他父亲统治时代晚期就开始逐渐积累的国内矛盾此时也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不断爆发的反抗和起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太平盛世”。这之后，就在慈禧太后出生的那年，洋人们又开始找麻烦了。

1834年4月，查理一世国王与东印度公司定立的合同已经维持了200多年的时间。这个过程中，英国的对华贸易规模水涨船高，东印度公司也获得了垄断性优势。200年后，英国政府感觉有必要修改当初的条文，由自己直接控制英国与广州间的贸易活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广州是大清朝廷指定的唯一与西方商人进行合法贸易活动的对外口岸。1834年，律劳卑勋爵William John Napier，1786年10月13日-1834年10月11日，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皇家海军军官，1834年奉命出任首任驻华商务总监。这位英国外交官1834年试图前往广州履职时，遭到满清地方官员严词拒绝，中英两国因此爆发了规模有限的军事冲突，史称“律劳卑事件”。作者说的就是这段历史。由英国皇室任命为驻华商务总监。同年7月，他在前往广州途中来到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暂时停留。按照从巴麦尊勋爵lord Palmerston，巴麦尊是个贵族封号，这里指第3代巴麦尊子爵Henry John Temple。这个人在1830至1834、1835至1841、1846至1851三次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先后参与了2次鸦片战争的决策和实施。那里获得的指令，律劳卑勋爵此行的目的主要有两点：①尝试将中英贸易由广州扩展到中国其他地区；②尝试直接跟身在北京的清廷建立外交联系。律劳卑勋爵还被告知说，这样的努力可能毫无效果，但起码儿可以让大清皇帝了解到威廉四世皇帝（william iv）与大清帝国建立最友善外交关系的诚意，同时还要让大清皇帝了解到，威廉四世皇帝愿意采取任何配合手段，保证和促进中英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政府的想法看似非常完美，却从根儿上就错了。这是中英交往过程中英国犯下的第一个错误，以后的日子里，类似这样的错误还会犯上无数次。英国政府的错误在于做决定前没能对形势，特别是大清朝廷方面的意图作出准确评估。律劳卑勋爵抵达广州沿海水域时，大清朝廷并没有就此事得到事先通知，更不知道英国政府出于保护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地位的需要，已经任命他为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比英国政府更早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因此在他还没动身离开英国前，就曾要求政府将相关消息提前知会远在北京，向来以保守、自大闻名于世的大清朝廷。对此，巴麦尊勋爵却只是授意律劳卑勋爵给两广总督写封信，简单介绍下情况。更糟糕的是，英国政府授予律劳卑勋爵的身份证明只是由东印度公司开具的执照，两广总督后来根本就不认可这个东西。

英国外交官律劳卑

在律劳卑勋爵写给政府的报告中，两广卢总督（统领广东、广西两省的地方官）即时任两广总督卢坤。卢坤，1772—1835，字静之，号厚山，顺天府涿州人，嘉庆四年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兵部主事、兵部员外郎、兵部郎中、广东惠潮嘉道、山东兖沂曹济道、湖北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山西巡抚、广东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等职。被形容为“放肆的野蛮人”。这位总督是个典型的大清官僚，他傲慢、顽固、极端保守，而且把别的其他国家都看成没开化的原始部落。由于律劳卑勋爵自行其是地来到广州，又没事先打招呼，卢总督顺理成章地把他当成了洋人的“奸细”。于是，他命令广州商行即十三行。，也就是当地唯一获准跟洋人贸易的商人组织成立个代表团，前往澳门会见滞留在那儿的律劳卑勋爵，通知他必须继续留在那里，直到获得准许，才能动身前往广州。问题在于，这个代表团的动作太慢。他们抵达澳门时，律劳卑勋爵已经到了位于广州的英商会馆，同时又给卢总督写了封信。需要说明的是，现在位于广州附近沙面岛的英国领事馆、商会是那以后30年才出现的。

卢总督坚决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他给广州的中国商人们发了份告示，抱怨“洋人奸细”不懂礼数，搞不清自己的身份，同时表示自己拒绝接受律劳卑勋爵的信，还将命令广州的中国商人们降低针对英商的贸易额度。由于英国政府的失误，律劳卑勋爵陷入了异常尴尬的境地，也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慌乱中，他犯下了致命错误。这个错误再加上卢总督本身的强硬态度，最终让所有滞留广州的英国人，乃至所有滞留当地的西方人都陷入了异常危险的境地。针对卢总督的告示，律劳卑勋爵写了份“反告示”。这份“反告示”随后被翻译成中文，通报整个广州城。在这份“反告示”中，律劳卑勋爵谴责了卢总督的无知和顽固，声称这位总督破坏中英贸易的妄想就跟阻断广州河即珠江。的水流一样不可能。卢总督对此的答复是立刻下令停止一切中英贸易，同时驱逐当时困在英商会馆里跟坐牢一样的律劳卑勋爵。中英两国的冲突由此升级，两艘英国战舰奉命上溯广州河抵达黄埔岛周边。上溯过程中，英军战舰跟清军炮台发生交火。另外，还有一批英国水兵被挑选出来登陆上岸，承担英国商会的守卫工作。

清代广州街景

就在这时，被中英冲突搞得心力交瘁的律劳卑勋爵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834年9月底，他返回了澳门。同年10月11日，律劳卑勋爵这位中英两国因误会而导致冲突所造成的牺牲品离开了人世。就当初巴麦尊勋爵设定的目标而言，律劳卑勋爵基本一无所获。直到临终，他的信也没能送到卢总督手里。不仅如此，律劳卑勋爵的主动离开还被卢总督视为与“蛮夷”斗智斗勇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胜利，心花怒放的他最终开恩，恢复了广州当地的中英贸易。

从当年大清帝国的角度来说，律劳卑勋爵的来访，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根本微不足道。除了来自卢总督的简要通报，清廷对此事几乎一无所知。在这份简报中，卢总督将此次事件描述为某位试图挑战天朝权威的部落首领已经因自己的无礼遭到了教训，嚣张气焰大有收敛。当年的大清朝廷和卢总督根本没有料到，发生在1834年的这件事为随后的战争埋下了伏笔。从那以后，大清帝国连续遭受苦难和屈辱，旧有的观念和意识逐渐变得一钱不值，整个国家也被排斥到了文明世界以外。

第二章

中国和西方

如果说当时的人们对发生在慈禧出生前的“律劳卑事件”的重大意义还缺乏认识，那么几年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则是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此时的慈禧已经是个小姑娘。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她仍然一无所知。就在此时，这个未来即将由慈禧主宰的国家与西方列强爆发了第1场战争指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并因此签订条约，将香港割让给战争胜利者，除广州外进一步开放厦门、福州、上海和宁波作为通商口岸，同时还要在外交场合赋予英国官员与大清官员同等地位。不仅如此，大清帝国还被迫拿出2100万银元，作为支付给被自己惹恼了的西方列强的补偿。

1839年年底，这场战争肇始于广州，最终在1842年8月终结于南京，后来被世人称为“鸦片战争”。从大清帝国的角度来说，鸦片是导致这场战争的最直接原因，尽管为此签订的《南京条约》根本就没提鸦片的事儿；从英国的角度来说，这场战争的爆发则完全是由于大清帝国的自负。对于没能及时终止东印度公司垄断地位的英国政府而言，针对中国的鸦片贸易的确是个错误。从1773年起，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出口鸦片。这之后，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逐年递增，最终达到近期的每年200万磅的规模1磅约等于0.453592千克。。虽然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和以后的大清朝廷从没放弃过针对这桩买卖的巨额税收，却拒绝为允许大量进口鸦片的事实承担责任。类似这样“当婊子，立牌坊”的事，对大清朝廷来说也不新鲜。事实上，就在清廷乃至大清各省地方官员口袋里装满了通过鸦片走私获得的黑钱同时，他们又在高声谴责外国人从事的肮脏勾当，声称鸦片已经毒害了大清帝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的无数子民。有鉴于此，清廷针对鸦片发动的这场“圣战”的真诚性非常值得怀疑。

从英国的角度来说，1839至1842年的这场战争以鸦片为导火索是非常偶然的，即便没有鸦片问题存在，战争同样不可避免。中英双方冲突的的真正根源在于英国希望谋求对华贸易的合法性，纠正大清朝廷当年对于西方国家的不公正态度。只不过异常突出的鸦片贸易非常不幸地在战争爆发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后来的中英《南京条约》还专门开列了针对广州禁烟活动的赔偿款项。《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从未放弃过对华鸦片出口贸易，大清朝廷也始终没有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性，这种暧昧的状态维持了将近20年。这个过程中，鸦片走私活动持续增长，不但给广州当地造成了巨大麻烦，而且反复充当着中国人与西方人矛盾冲突的由头。

吸食鸦片的男人

吸食鸦片的汉族贵妇

自从跟西方国家发生交往以来，古老的中国始终保持着某种敌意和戒备的态度。这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来华的法国传教士，那位著名的旅行者马可·波罗，以及真正让中国深入了解了西方世界的葡萄牙探险家。历史上的葡萄牙人贪婪、阴险，四处烧杀淫掠，足以让西方世界蒙羞。作为葡萄牙人的邻居，西班牙人的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西班牙人跟中国人发生冲突最早是在1603年，也就是前者占领马尼拉大概30年后。这年，西班牙人屠杀了菲律宾当地的20000中国移民1603年，西班牙人误以为大明帝国要攻占菲律宾，为了避免出现里应外合的情况，他们在几天时间里屠杀了当地超过25000名华人。事后，西班牙曾派使者向明朝皇帝谢罪。大明帝国当时已然风雨飘摇，无暇顾及海外，所以这件事就被轻易放过去了。。当时统治中国的皇帝被国家内乱搞得焦头烂额，无暇对西班牙人的行为采取抗议或报复行动。不过从那以后，中国人对西班牙人的敌意维持了很长时间，因此还引发了不少小规模冲突。相比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的行为多少还算文明。17世纪早期，他们占领了澎湖列岛，对当地的土著居民来了个斩草除根。那之后，他们又主动放弃了澎湖列岛，转而盘踞中国台湾。要不是后来遭到“国姓爷Koshinga，郑成功曾被南明皇帝赐姓为“朱”，因此又称“国姓爷”。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1年后病逝，他的儿子和孙子先后承袭封号，统称为“国姓爷”。本书作者这里指的是郑成功。 ”的驱逐，他们至今恐怕还会赖在那里不走。

英国与中国最初的接触同样伴随着暴力。想当年，威尔德船长奉命率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首次造访广州。他的船队沿着广州河上溯，占领了虎门炮台，从那里以后，这座炮台就经常沦为英国海军的囊中物。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尽管冲突不断，来自西方国家的商人最终还是在广州站住了脚。在随后的整个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期，为了利益，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等西方商人在这块土地上不断跟当地人勾心斗角，更有甚者，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欧美水手们还会对他们拔刀相向。面对这一切问题，大清帝国的衙门几乎无能为力。本书前面曾经说过，大清朝廷对待外国人的基本原则就是不能让他们享受到与本国百姓相同的待遇。事实证明，他们的确做到了这点，只不过外国人受到的优待要比本国百姓多得多。比较而言，法国、俄国、德国和美国在中国人当中的声誉算是比较好的。归功于对待国内华人相对友善的态度，美国在这方面尤其突出。

总的来看，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历史就是个悲剧。大清帝国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它的浅薄、无知和盲目自信，话说回来，西方国家表现得其实也不怎么样，以至于无法赢得对方的信任。大清帝国视西方人为“蛮夷”，西方人反唇相讥称他们为“野蛮人”，却不愿意做出任何努力来消除误解。不仅如此，正如很多持中立立场的西方人所看到的那样，在这样的心态驱使下，西方还对中国做出了许多非常不讲理的事情，让早已恶化的形势雪上加霜。

早期来华西方人犯下的种种恶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隔阂。与此前的很多朝代不同，大清王朝自建立以来，对外国人奉行更加保守的政策，将中外贸易的口岸仅仅局限于广州。随着时间流逝，大清皇帝的排外心理也变得越来越强。康熙皇帝尚还可以允许自己家族的某些成员在位于北京的教堂接受西方传教士的洗礼。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却捣毁了中国各地300多座基督教堂，驱逐了大批西方传教士，只留下少数几个听他话的人。乾隆皇帝统治时期，情况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至于随后即位的嘉庆皇帝，他比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做得更加极端，以至于将北京城里所有信奉基督教的人作者的意思是说被驱逐的不仅有西方传教士，还包括中国教民。都赶了出去。道光皇帝时代，被驱逐的对象从西方教士扩展到所有在华外国人，西方商人也被“一视同仁”。受制于越来越偏激、狭隘的排外政策，大清帝国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几乎都被切断了。如果说曾经的大清朝廷就像缩在壳里的蜗牛，偶尔还能向外伸伸触角，那么到了道光皇帝执政的时代，它就彻底缩回壳儿里不再动了。为了改变这样的状况，把这个古老帝国重新从“壳儿”里拉出来，西方人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却适得其反。

第三章

咸丰皇帝

继承道光皇帝大统的是他的儿子咸丰皇帝。登基伊始，他就解决了父亲留下的老臣，换上了能够秉承自己意志的亲信。这群亲信中的首领是咸丰的侄子怡亲王载垣1723年，刚刚即位的雍正皇帝册封自己的13弟胤祥为和硕怡亲王，随后又准许这个家族世袭罔替。咸丰皇帝登基时，承继这个爵位的是爱新觉罗·载垣，他后来位列咸丰指定的顾命八大臣之首。，他的手下包括乾隆皇帝留下的血脉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1807—1861，满洲镶蓝旗人，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第三子。道光二十六年袭爵郑亲王，授总理行营事务大臣及御前大臣，咸丰死后位列“顾命八大臣”，后在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的辛酉政变中被赐死。以及满族大臣肃顺爱新觉罗·肃顺，1816—1861，满洲镶蓝旗人，郑献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郑慎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道光中期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咸丰帝执政时，肃顺与其兄郑亲王端华及怡亲王载垣联手把持朝政，慈禧辛酉政变后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肃顺这个人冷酷又贪婪，对百姓异常苛刻。咸丰提携起来的新人依旧怀有强烈的排外心里，而且相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无知、狭隘。这些人把持着朝廷，大清帝国变得愈发孤立，就连道光皇帝统治时期少得可怜的些许对外交往活动也被完全禁止了。

按照中国传统，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诏书，谦虚地说些“自己无才无德，继承皇位不能造福百姓”之类的客套话。事实证明，他真的给自己的子民带来了很大麻烦。咸丰刚刚坐上宝座，就下令关闭了福州的通商口岸，这违反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规定。与此同时，北京及周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饥荒，四川还发生了地震，太平军也在两广地区揭竿而起。当然，所有这些不幸不能完全由咸丰负责，不过如果这位皇帝真是一位有道明君的话，就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应对这些危机。最起码儿，他可以对太平军进行更加坚决的镇压，消除这个威胁自己统治的最大隐患。尽管咸丰本身可能并没有他在自谦诏书里承认的种种缺陷，然而他的统治真的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最终使得大清帝国内外都无法继续保持和平状态。平心而论，将这些错误全部算到咸丰头上是有失公允的，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其实是一个以皇帝为首的小集团，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咸丰难辞其咎。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咸丰在这个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其实无足轻重，然而无足轻重的咸丰却做了件对这个国家影响深远的决策，那就是把一位自乾隆皇帝以来最铁腕的统治者推上了历史舞台。将这个决策的做出全部归因于咸丰似乎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是个站在前台的执行者，年轻的慈禧则凭借自己的美貌吸引了皇帝注意，博得了皇帝的欢心，进而控制了整个国家。正如前面所说，满族女孩慈禧在北京自己父亲家里和兄弟姐妹们一起长大成人。咸丰登基时，慈禧大概刚满15岁。按照八旗制度，她被带到专门的负责人那里，登记了姓名、年龄、相貌、出身和才艺。需要说明的是，负责承担这项任务的居然是税务部门。经过这个部门的登记认可，满族女孩就具备了进宫被皇帝挑选的资格，成了未来皇后、嫔妃或宫女的候选人。慈禧当时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她的美貌，因此有幸进了皇宫，成了皇帝的妃子，也就是妾。正如许多关注中国题材的作家们反复指出的那样，“妾”这个字眼儿在中国并没有侮辱的含义，尤其是对相当于皇帝的妾的嫔妃而言更是如此。在类似大清帝国这样允许一夫多妻的国家，给人当妾可能也是个不错的出路。与此同时，正妻是可以享受多种特权的，例如她丈夫的孩子即便由妾所生，也要管这位正妻叫母亲。相比普通女性，身为嫔妃，或者说皇帝的妾，可能还要做出更多牺牲。女人一旦被选为嫔妃，便意味着终生无法离开皇宫，变相地成了囚徒。这些成了囚徒的女人如果运气不好或相貌不出众，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皇帝的面儿。即便她运气足够好，得到皇帝的青睐，也要终生担惊受怕，因为皇宫永远都是阴谋和邪恶的集散地，任何无法适应游戏规则的人，最终都只能万劫不复。话虽如此，能够有幸侍奉皇帝，仍是许多女孩最大的梦想。

咸丰皇帝

慈禧入宫的具体日期如今已经无法考证了。入宫后的慈禧被封为“贵人”，这是嫔妃中的第5等级清代后宫设皇后1名，皇贵妃1名，贵妃2名，妃4名，嫔6名，贵人、常在、答应人数不限，刚入宫的慈禧实际为第6等级。。大清皇帝到底有多少妻子其实并没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和准确的数字，不过据说皇帝除皇后外，还应该拥有238位嫔妃。皇帝的妻子被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第1等级1人，第2等级4人，第3等级72人，第4等级84人，第5等级120人。咸丰登基时，最初的原配妻子已经去世，也没留下后代。他身为王爷时的侧室，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由此晋级成了皇后。日后跟慈安太后势均力敌、分享大权的慈禧，这时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着众多竞争对手的挑战。所幸在1854年年初，慈禧就被从第5等级提升到了第4等级。1856年，她又很幸运地向上爬了一步。慈禧的好运气并没有就此终结，这年春节过后，她就成了皇宫里仅次于慈安的2号女主人。

慈禧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晋级，主要应该归功于她的美貌。对性格软弱又多愁善感的咸丰皇帝而言，慈禧的美貌是无法抗拒的。正如本书前面所说，慈禧只接受过很少的教育，但她很聪明，也愿意学习。通过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后宫女性命运的太监们，慈禧学会了读写汉字。要知道，类似这样的学习真的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何况汉语在处于统治地位的满族人那里本身也相当于“外语”。经过艰苦的努力，慈禧学会了用毛笔写字。不仅如此，她还竭尽所能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据后来的很多西方人观察，慈禧太后的记忆力非常出众，甚至可以背诵不少中国的古代经典。话说回来，在咸丰皇帝眼中，慈禧的美貌显然要比她的智慧更具吸引力。这也是慈禧能够在后宫迅速晋级的最根本原因。1856年4月27日，慈禧在后宫的身份更上一层楼，她为皇帝生下了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慈禧所生的孩子是咸丰的第一个孩子，最起码儿是第一个男孩。有证据表明，通常被认为没有孩子的慈安太后曾为丈夫生过一个女儿，只不过这个女儿大概20岁左右就夭折了。按照中国文化传统，皇位只能传给儿子，所以此前一直没有儿子的咸丰皇帝感觉非常焦虑。慈禧贡献的这个儿子可谓雪中送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在这年成了后宫中地位仅次于慈安的二号女主人。儿子出生一年后，这位幸运的母亲从她的皇帝丈夫那里获得了皇家封号，“慈禧”这两个字至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咸丰去世后，慈安就成了东宫太后，原来低等级的嫔妃慈禧则被尊奉为西宫太后，她们分别居住在紫禁城后宫的东北部和西北部区域。

慈禧一生比较值得称道的事迹就是她始终跟慈安太后保持着比较和睦的关系，直到后者1881年离开人世。与慈安太后维持这样的合作关系令慈禧获益匪浅。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后宫女性的人际关系始终是以仇恨和嫉妒为基调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安太后是个非常失败的女性，因为她没能给丈夫生个儿子。慈禧后半生给人造成的印象大多是专横暴戾的，大家因此很难相信这么一个人可以跟慈安太后长期保持友善的关系。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两个女人的同盟关系异常紧密。在接下来的历史中，慈安跟慈禧的同盟关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方人想象的咸丰皇帝和皇后

西方作家中没人真正见过慈安太后，大家都只能凭借想象来描绘这位东方女性。有些作家认为慈安太后是个懒散不羁的人，她对政治没什么野心，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好。也有作家认为慈安太后非常具有文化品位，同时非常柔弱，因此容易迁就、屈从于别人。以上种种都只是西方人的猜测，不过无论如何，慈安太后都应该是个很随和的人，因此也就能够包容原本属于她竞争对手的慈禧。与慈安不同，慈禧专横暴戾而且野心勃勃，具备政治家必需的那种纵横捭阖的能力。这些能力在1902年义和团运动过后，慈禧太后接见、款待欧美使节女眷的众多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早在距今50多年前，慈禧就拥有了这样的能力。正是凭借着这样的能力，她跟慈安太后达成协议，分享丈夫咸丰皇帝去世后留下的皇宫和权力。

鉴于咸丰皇帝生性软弱，慈禧插手政务自然就是无法避免的事情。这之后，以慈禧为首，形成了一个把持朝政的小团体，主要成员大多是年迈且见识短浅的皇室成员。慈禧对这个国家的统治并非起始于北京。入宫八九年后，耳濡目染的慈禧多少懂得了些国家大事。按照大清制度，后宫不得干政，然而人嘴终究是堵不住的，各种各样的小道儿消息在后宫嫔妃间流传，最终又通过她们影响了皇帝，间接控制着这个国家。咸丰登基时，大清帝国已然风雨飘摇。就在慈禧入宫前后，肇始于南方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逐渐发展到中国中原地区，太平军占领了南京。南京是包括明朝在内的此前几个朝代的首都，这之后的11年当中，它又成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同样也是在这11年当中，慈禧为咸丰皇帝生了儿子。还是在这11年当中，由于“亚罗”号事件，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再次爆发冲突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本书主题，这里可以略去不讲，然而本书的确有必要对“亚罗”号事件作个简单说明。因为这次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对慈禧的世界观、命运，乃至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局势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856年10月，大清帝国广州地方衙门扣押了悬挂英国国旗的老闸船lorcha，又称“鸭屁股”，正式的说法叫“西式中国三桅帆船”，是明代中国工匠借鉴葡萄牙技术设计出来的采用西式船体和中式三桅风帆的帆船。 “亚罗”号。表面上看，“亚罗”号的手续完全合法，不过有证据显示这条船上的水手的确夹带了某些“私货”。这样的行为再次激化了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酝酿已久的矛盾。自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当地的排外情绪始终就没平息下去。新任两广总督叶铭琛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累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以“海上苏武”自诩。上任后，当地的排外情绪得到了默许和鼓励。这位总督因此在温格洛夫·库克（wingrove cooke）的文章中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叶总督”，成了英国尽人皆知的大反派。叶总督的确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反面典型，他狭隘、自大又心狠手辣，盲目仇视所有非中国的东西，最终跟英国派驻广州的驻华商务总监约翰·宝宁Sir John Bowring，英国政治家、旅行家、汉学家、翻译家、作家，第4任香港总督。爵士闹得水火不容。糟糕的是，约翰·宝宁爵士本身也是个强硬顽固的人。当时的广州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有人利用临近广州的香港自由港向这个地方大量走私鸦片；广东境内遭到叶总督坚决镇压的太平军可以通过广州的口岸获得武器；葡萄牙人通过这个口岸拐骗中国人，从事“卖猪仔”的黑色贸易；以及西方人不断要求广州向他们彻底开放大门等。

从英国人的立场来说，由于合法贸易持续受阻，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发生，总督大人不愿意跟英国代表进行平等对话，再加上官府默许百姓暗中杀掉这些“生番杂种”，他们理所当然要对大清帝国心怀怨恨。遗憾的是，好战的英国人最终只能通过战争解决这一切，就像额尔金勋爵在他的书里写到的那样：

“亚罗”号事件对我们而言是个耻辱。我有理由认为，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只能通过官方渠道解决，无法私了。

随之而来的“鸦片战争”，或者也可以说“亚罗号战争”的主要根由在于清廷明显有失公平的处理办法激化了英国人的上述情绪。“亚罗”号被扣押后，面对来自英国的抗议和要求，清廷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冷淡的蔑视。这之后，英国海军在珠江口展开行动，虎门炮台再度被占领。英国人最终攻入了梦寐以求的广州城，不过由于实力有限，他们最终没能保住这个战果。叶总督的反击措施是针对每个英国人的人头悬赏30银元原文为dollar，这个单词通常的意思是美元，同时也指曾经流通过的各种银元。自晚明时代以来，随着对外贸易日渐频繁，西方银元开始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传统的银两单位与银元间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兑换率，具体的兑换标准需要参考银元的重量和成色。，烧掉西方人在广州的工厂、店铺，驱逐少量与英国无关的其他国籍西方人，同时拿着悬赏来的英国人头在广东省内到处示众。不仅如此，叶总督从广州发到北京的相关消息还误导了咸丰，让他对局势抱有过分乐观的态度。鉴于此时英军兵力很少，战火被控制在广州为中心的有限区域，远在北京的清廷也就没对这场冲突给予过多的关注。

与大清朝廷不同，英国人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大打出手。恰在此时，某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遭到虐杀，这件事得到了当地官府的暗中支持，清廷却拒绝对此作出解释，英法两国就此获得了组建联盟的契机1853年，清咸丰三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广西西林县传教。1856年，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指控，逮捕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依罪论处，史称“马神甫事件”，法国政府由此找到了出兵中国的借口。。就这样，英国委派额尔金勋爵英国布鲁斯家族古老的贵族封号，这里说的额尔金指的是这个家族的第8代传人詹姆斯·布鲁斯，他因劫掠希腊的帕特农神庙和火烧中国的圆明园恶名昭著。，法国委派拜伦·格罗（Baron Gros），率领全副武装的远征军来到中国，奉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解决问题。额尔金勋爵奉命向大清朝廷提出要求，以便英国女王委派的公使可以常驻北京，或者至少可以经常性地到北京访问。对于这项任务，额尔金勋爵满口应承，同时却忽略了其他觊觎中国的国家从中作梗的可能性。

为了给自己的外交代表营造声势，英法两国决定分别派出强大的海军和陆军部队。就在这个当口儿上，印度爆发的反英起义耽误了部分英军的行程1857年到1859年，印度北部和中部爆发反对英国统治的民族起义，这次起义终结了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间接管理印度的体制，将印度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被认为是印度争取独立的第一步。。尽管如此，1857年的12月底，广州还是落入了英法联军手里。广州陷落前，叶总督一直向北京报告说，“额尔金勋爵根本就拿当前的局势没办法，只会躲在香港跺脚、叹气。”英法联军入城时，叶总督正率领残兵坚守广州的西南城墙，他最终成了俘虏，被送到加尔各答看管起来，2年以后死在了那里。目前有充足的证据显示，叶总督手上沾了不少西方人的血。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同胞也异常残酷。就在1855年这1年当中，广东当地就有80000名太平天国起义者死于叶总督领导的镇压。

广州已经沦陷，远在北京的清廷却拒绝委派任何全权代表前来与英法代表协商解决问题。英法联军只得沿海路北上，一路来到白河口，占领大沽炮台，进而有史以来第1次攻克了天津。咸丰和他那些无知的大臣们原本以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遵守大清朝廷的命令，会老老实实待在广州。现在，英法联军却打到了距离北京如此近的地方。这样的行动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3名代表奉命前来与欧洲人接洽，为首的代表名叫“桂良”瓜尔佳·桂良，满洲正红旗人，恭亲王奕的岳父，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直隶总督、东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治元年7月病死，谥号文端，入祀贤良祠。，他是位上了年纪的满族大臣，还是咸丰皇帝的兄弟恭亲王即恭亲王奕。的岳父。经过反复试探和讨价还价，双方最终签订了《天津条约》。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俄国和美国的外交代表曾试图劝说额尔金勋爵放弃向北京派驻公使的要求，用以交换所有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经商权力。额尔金对此表示拒绝，明确告诉大清代表说，如果清廷拒绝他的条件，英法联军就将进军北京。

1858年7月4日，条约内容基本确定，双方同时约定转移到上海继续商谈后续的其他问题，英法联军也立刻撤退到了中国南部沿海。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清廷没能及时吸取此前的教训。第2年夏天，眼看条约就要正式签订，清廷却再次尝试劝说英法代表放弃前往北京签约念头儿。英法联军就此失去了耐心，战舰奉命开到白河河口。霍普海军上将（admerial Hope）原打算沿着白河上溯，却遭到重创，损失了3条战舰和300名水兵。于是，他们要求大清朝廷除了允许英法代表进京签约外，还必须就此道歉和赔偿。此时的清廷却因洋人在大沽炮台的损失错误地产生了某种信心，进而拒绝了英法代表的要求。兵力不足的英法联军暂时忍耐了段时间，增援一到，便立刻向北京发起进攻。1860年夏天，大沽炮台被攻克，天津再次被占领。此时，桂良及时现身，代表清廷求和。有赖于他的巧舌如簧，英法联军又被拖在了天津，直到同年9月才正式进军北京。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怡亲王载垣站了出来，要求获得授权去跟洋人谈判。英法两国表示愿意谈判，与此同时，联军在张家湾位于今北京通州区。遭到了僧格林沁僧格林沁，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道光五年入嗣袭扎萨克多罗郡王，道光十四年授御前大臣，后历任领侍卫内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等职。麾下部队的阻击。僧格林沁是位蒙古族将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立了大功。这位蒙古族将军在欧洲人当中非常有名气，甚至获得了专门的英文名字———san collinson。当时，双方谈判的氛围原本非常诚恳，奉命前去与清廷大臣会谈的3位代表以及若干随行人员却突然被抓了起来。他们随后受到虐待，其中的一个人最终丢掉了性命。虽然双方无法确定到底谁该对这个人的死亡负责，僧格林沁终归难辞其咎，因为他默许了手下的不人道行为。使团被扣留后，战争随即爆发，僧格林沁全军覆没。这之后，英法联军再次在八里桥位于今北京通州区。击溃了奉命阻击的清军。

八里桥位于通州，距离北京大概10英里左右。从这个地方开始直到北京，英法联军再没遭到像样儿的阻击。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北京城就这么顺顺利利地出现在了眼前。打到北京城下的联军停住脚步，要求清廷释放被扣押的外交人员。清廷对此的答复是再次派出代表谈判，只不过奉命前来谈判的大臣换成了恭亲王。这位亲王自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外交生涯，也确实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不少好处。奉命跟英法联军谈判的恭亲王时年21岁，刚刚进入理番院工作。这个部门是当年大清帝国专门跟洋人，也就是“吃人生番”打交道的部门，所以才叫“理番院”。此时的恭亲王已经跟桂良的女儿结了婚。他的这位岳父对洋人的态度相对开明，因此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自己的女婿。恭亲王采取的初步行动是给英法联军写了封信，告诉他们自己已被任命为大清全权代表，同时要求停战。这封信的发出可谓恰到好处。在此之前，僧格林沁曾夸下海口说自己可以把入侵的洋人赶回海里，最终却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咸丰和大臣们因此陷入极度绝望，皇帝决定带着自己的大臣、嫔妃和太监们从北京出逃，逃到东北方向大概100英里以外的热河。这地方紧邻长城，虽然行政区划属于直隶省的范围，但风土人情方面却更多具有蒙古特色。对于自己的出逃，咸丰比较冠冕的说法是“秋围狩猎”。皇帝“打猎”期间，恭亲王奉命驻守距离北京城几英里远的圆明园，他得到的指示是不惜一切代价跟洋人议和。留下恭亲王跟洋人谈判，这可能是咸丰皇帝此生唯一的正确决定。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恭亲王接受的任务似乎根本不可能完成。英

恭亲王

法联军虽然在北京城下主动停住了脚步，但那只是因为他们的兵力有限，一旦得到增援，战火就会重燃。滞留北京城外的他们来到圆明园，占领那里作为前哨据点，还抓住了正打算从后门逃跑的恭亲王。后来，恭亲王还是平安地回到了北京城，前提条件是他答应联军释放被僧格林沁扣留的外交代表。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在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被释放回来的外交代表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那具被害者的尸体更是在英法联军上上下下引发了极大不满，额尔金勋爵因此下令焚毁圆明园。

大清皇帝的圆明园是座庞大的传统中式园林，院子里有湖泊、亭台、殿宇，以及让人赏心悦目的树林和灌木丛。这座园林的主体建筑是由18世纪滞留北京的西方建筑师设计的，建筑里还装满了价值至少100万英镑的财富，其中包括欧洲国家送给大清皇帝的礼物、帝国各省献给皇帝的贡品、成匹的丝绸、金银珠宝、玉器瓷器、稀有皮毛，以及各种贵重家具等。由法军和部分锡克族骑兵指当时在英军服役的印度籍士兵。组成的联军先头部队进驻圆明园首日，抢劫就开始了。这不是单纯的抢劫，因为大批财富根本就被毫无理由的就地破坏掉了。额尔金勋爵抵达圆明园后，也被这座皇家园林的美给震惊了，可他并没阻止抢劫的继续发生，虽然联军士兵们的行为此后多少有了些收敛。更有甚者，抢劫变得越来越有计划，无端的浪费被彻底杜绝。后来，联军士兵接到命令说必须要把圆明园烧掉。额尔金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道：

园子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清空后，士兵们有权来到这里进行光荣的复仇，发泄敌人罪行所引发的愤怒。这并不是单纯的报复。

圆明园景观正大光明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任何良知都是软弱无力的，就像利奥波德二世国王king Leopold，比利时国王，1865至1909在位，是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执政期间建立了属于他个人所有的“刚果自由邦”，即后来的比属刚果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扎伊尔共和国。在刚果犯下的暴行不能通过烧掉他在奥斯特德的宫殿来偿还一样，英法使团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不应以烧毁圆明园作为报复，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从额尔金勋爵的角度来说，适当教训教训大清朝廷似乎理所当然，不过就在圆明园被大火吞噬的过程中，周围又有几座皇家园林也遭到波及，这无疑加重了局势的紧张程度。这之后，英法联军发出威胁，扬言将烧掉整个北京城。大清朝廷至此终于沉不住气了。就在联军进抵圆明园2天后，恭亲王敏锐地发现整个朝廷的立场正在日趋软化，任何就此作出的让步都可能被批准，哪怕是为那些遭受虐待的西方使者支付巨额赔款也在所不惜。这年的10月24日，恭亲王和额尔金勋爵在北京正式举行签字仪式，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得到确认并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次日，法国代表也跟恭亲王举行了性质和内容相同的仪式。

按照条约规定，大清帝国将允许英法在北京派驻公使，向英法支付巨额赔款，还将开放包括天津在内的若干新通商口岸。英国获得了紧邻香港岛的一块新土地指九龙地区。，法国则在自己的条约条款中加入了派遣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游历和传教的特权。尽管大清朝廷始终认为法国添加的条款是非法的，然而这项特权的涵盖范围最终却被扩展到了罗马教廷的所有在华教产和神职人员法国是天主教占主流的国家，历史上跟罗马教廷渊源很深。。不仅如此，大清朝廷还就此前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杀的问题在北京向法国代表支付了赔偿。

作为英法联军撤离北京的前提，英法要求大清皇帝颁布一道圣旨，将条约公之于众。为了早点儿把这帮“瘟神”送走，咸丰不情愿地遵命照办。有意思的是，英法联军撤走后，他似乎又不急着回皇宫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咸丰和大臣们似乎已经被“食人生番”给吓坏了。作为帝国首都的北京历史上曾多次经历过沦落敌手，遭受战火蹂躏的惨痛经历，刚刚攻占这座城市的英法联军又成功迫使大清皇帝允许他们的公使驻扎在紧邻紫禁城的地方指曾经作为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与这个古老帝国进行平等外交活动。这对大清帝国的尊严和信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顺理成章的逻辑是，大清皇帝的嫔妃们此时也已陷入巨大的恐惧震惊当中。这些女人曾经将皇帝视为金口玉言的“天子”，对他唯命是从，可是这位“天子”自己却从他的首都仓皇出逃。就这样，现实给慈禧上了生动的一课，让她认识、了解了这些远隔重样的“生番”，进而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我们因此有理由相信，1900年，当慈禧再次离开北京，沿着与若干年前完全相反的方向向西出奔时，她肯定回想起了当年跟着吓破了胆的丈夫逃离战火的往事，进而感喟天道轮回、命运无常。或许正是因为热河承载的不愉快记忆，慈禧最终才选择了方向完全相反的陕西。话说回来，1860年的她终归到底只是个被动的参与者，1900年所发生的一切却是她一手造成的，最终也只能由她自己负责。

第四章

慈禧涉足政坛

1861年的北京各种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这年3月，弗雷德里克·布鲁斯sir Frederick Bruce，额尔金勋爵的弟弟，英国外交家，曾在港英殖民当局任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参与了中英条约的制定和签署工作，后被任命为英国驻北京公使。爵士以英国首任驻北京公使的身份来到大清帝国的首都。当地人认为，“食人生番”使节进驻北京，是对大清帝国神圣首都的玷污。皇帝和朝廷甚至有可能长期留在热河，咸丰皇帝还可能退位。与此同时，众多旗人也陷入深深的惶恐中。这些人的生活平时完全依靠朝廷供给，皇帝的出逃断绝了他们的经济来源，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咸丰能赶紧回到北京主持朝政，以免自己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境地。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众多旗人的翘首以待也确实是敦促咸丰返回北京的最主要因素。

当年的北京还流传过一则影响非常广泛的谣言。据说，咸丰皇帝的健康状况已急剧恶化。有人认为咸丰皇帝的身体不好是因为平时生活过于放荡，热河冬天近似蒙古的天气又让已经存在的危机雪上加霜。慈禧作为咸丰的宠妃，被认为应该对丈夫身体问题负责。咸丰死后，慈禧的政敌也的确给她冠以过这样的罪名。不管怎么说，曾经在热河发生过的林林总总、杂七杂八或许终究要化为千古之谜了。目前合情合理的推测是，慈禧和慈安太后的确事先预见到她们共同的丈夫即将不久于人世，提前采取了预防措施，进而开始寻找某个代理人应对来自咸丰指定的那些顾命大臣们的可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北京跟洋人周旋的恭亲王进入了她们的视野，被寄予厚望。不同于自己性格软弱的皇帝哥哥，恭亲王在旗人群体中非常具有影响力。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咸丰才把他留在北京，临危受命。按正常逻辑推测，恭亲王与两位太后结盟的过程中，应该是前者首先抛出了橄榄枝。因为当时恭亲王的绝对权力是由咸丰授予的，只要皇帝活着并且返回北京，他就可以保住自己的权势。现在，皇帝就要死了，为了避免失势，恭亲王就必须从那些控制着太子的权贵中寻找盟友。

今天的我们无法详细得知二位太后跟自己的小叔子当年进行了怎样的讨价还价。1861年8月初，恭亲王秘密前往热河。当时，他发现皇帝已经时日无多，真正把持朝政的是那些老臣。同年8月22日，咸丰皇帝驾崩。太子年龄还小，无法亲自执政，于是大权就落到了皇帝指定的八位顾命大臣手里。这些人奉命辅佐太子，直到后者成年亲政。怡亲王是八位顾命大臣中的主心骨儿，郑亲王和肃顺是他的左膀右臂，这三个人之下还有另外五名满族大臣。八位顾命大臣将新皇帝的年号定为“祺祥”，也就是“美好的预兆”的意思。这八个人并不急于返回北京，而是打算先把新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所以这年的9月和10月，他们仍然留在热河，同时任命恭亲王为刚刚成立的总理衙门大臣。这个新部门是根据恭亲王本人的提议组建的，专门负责处理跟洋人的关系。据此来看，当时的恭亲王很好的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充分摆出了一副听命于八位顾命大臣的姿态。

恭亲王

八位顾命大臣当年到底有什么打算，今天的我们无从得知。按照他们政敌后来的指控，这八个人图谋先搞掉慈禧和慈安，然后再收拾恭亲王跟他的弟弟，最终扫清一切障碍，彻底控制大清朝廷。这年10月底，八位顾命大臣中的七位返回北京，肃顺则奉命留在热河随后出发，因为他必须护送皇帝的灵柩。如果这八位顾命大臣真的像后来指控的那样阴谋把持朝政，那么他们此时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把两位太后放在眼里。被忽视了的慈禧联合慈安及时向恭亲王传达了信息，同时决定立刻采取行动，避免朝廷大权落入政敌之手。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她们获得了皇帝的玉玺，然后又以刚刚去世的咸丰名义发布了两道遗诏。其中一道遗诏剥夺了全体顾命大臣的权力，另一道遗诏则指定慈禧和慈安取而代之。前一道遗诏被抢先送到了恭亲王手中，依据这道遗诏，他调集了北京城外受自己控制的军队，然后带着他们以皇帝的名义解决了顾命大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八位顾命大臣不管心里情不情愿，其实都别无选择，怡亲王和郑亲王被当场逮捕，恭亲王由此解决了自己最主要的政敌。与此同时，他的弟弟醇亲王则奉命率军沿着热河通往北京的大路拦截护送灵柩的肃顺，这也是醇亲王首次在政坛上亮相。据说，肃顺当年在护送皇帝灵柩回京的途中日夜歌舞升平，丝毫没有悲痛的意思，也根本没注意到危险临近。醇亲王趁着夜色，很容易地就把他从床上拖了出来。肃顺被押解回北京后，由三位亲王组成的特别法庭立刻开始对顾命大臣们进行审判，受到“谋反”的最严厉指控。最终的判决结果是，八位顾命大臣中的三人将被处决，肃顺则将被处以凌迟酷刑，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千刀万剐”。这个判决结果报告给慈禧后，两位太后为了体现自己的“仁慈”，适当降低了惩罚的级别。所以最后实际的结果是两位亲王奉命在密室中上吊自裁，肃顺则被押赴闹市刑场，当众砍头。肃顺这个人平时的声誉实在很差，所以他的死被百姓们当成件大喜事。

通过这次政变，大清帝国脱离了咸丰安排的既定轨道，两位太后和恭亲王成了实际的统治者。很多人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首先应当归功于恭亲王的足智多谋，然而后来1875年和1898年两次政治危机的化解过程却也有理由让我们相信，慈禧在跟慈安太后结盟涉足政坛后的确也变得越来越老辣，而且她本身的政治天赋也不逊色于恭亲王。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慈禧升格为太后时其实年仅26岁，也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相比之下，恭亲王却既有能力，又有经验，善于跟西方列强打交道。尽管如此，初涉政坛的慈禧很快就让周围的人意识到，她绝对不可能成为自己小叔子手中的傀儡。事实上，慈禧在1861年政变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比恭亲王少。

慈禧等人掌权后，大清朝廷的改变受到西方人的普遍欢迎，曾经甚嚣尘上的排外趋势受到了明显遏制。有些西方国家甚至乐观地认为，大清帝国将迎来门户开放的时代。如此乐观的希望注定是要破灭的。在对洋人的态度方面，新、旧朝廷其实没有太大分歧，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中的某些大臣态度相对开明。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恭亲王，以及满族大臣文祥瓜尔加·文祥，满洲正红旗人，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和领导者，辛酉政变后被慈禧太后委以重任，同治帝时期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这位满族大臣由于及时支持了恭亲王等人的政变，被任命为军机处成员兼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和文祥这样的当权者并非不讨厌洋人，只不过他们相比怡亲王等人对洋人的态度稍稍友善，而且也懂得如何跟这帮“食人生番”和平相处。恭亲王等人之所以能够相对开明，是因为他们更了解洋人的实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京同文馆的设立应该归功于恭亲王。这家机构的目的就是帮助中国的读书人逐渐了解西方，为大清帝国抗击西方国家的侵略做准备。至于慈禧和慈安太后，由于跟随丈夫仓皇逃往热河，失去了近距离接触洋人的机会，她们当时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

慈禧太后

为了尽可能抹去怡亲王等八位顾命大臣留下的3个月短暂历史，新皇帝在政变成功后启用了新的年号———同治。这个年号的寓意大概就是“上下和睦、齐心治国”。鉴于新皇帝登基时只有5岁，实际主持朝政的两位太后和恭亲王获得了相当长的执政时间。这让大清帝国的对外关系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与此同时，大清帝国当年的国内形势也相对平稳。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新朝廷的执政者付出了很多努力，他们最初需要应对的是两场国内起义。首先是刚刚爆发的中国西部地区的回民起义，其次则是在咸丰皇帝统治时期已经持续了1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

爆发在中国云南的回民起义对大清帝国的命运，特别是慈禧的命运并未产生太大影响，这里略去不谈。相比之下，太平天国起义却改变了大清帝国，乃至许多牵涉其中的西方国家的历史轨迹，值得多费些笔墨。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们信奉中国化的基督教，因此赢得了不少西方人的好感和帮助。与此同时，这样的做法也让很多对基督教心存芥蒂的中国人加剧了自己的排外倾向。

太平天国的创立者洪秀全原本是位普通农民的儿子，他的家位于距广州不到30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子。洪秀全的家庭就像当地的许多农民家庭一样，属于客家人群体。客家人的祖先最早是从中国北方辗转迁徙而来的，他们当下占据着广东全省1/3的人口份额。现在的客家人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南方人，然而他们又在血缘、风俗、服饰和语言方面跟广东原住民保持着明显的距离和区别。洪秀全早年是个勤奋的学生，才华出众，很可能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飞黄腾达。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洪秀全最终连个秀才也没考上。这位中国传统读书人与基督教间的因缘据说是因为偶然遇到了某位基督徒，后者当时正在给周围的人分发宣讲基督教义的小册子。洪秀全得到了1本这样的小册子，然后就随手把它带回了家。当时的洪秀全并没在意这个东西，而是全力准备前往广州参加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洪秀全这次的备考非常努力，却很遗憾地再次落了榜。无比沮丧的洪秀全回到家里，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然后就进入了半睡半醒的状态。据说，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洪秀全得到神的启示说他有可能推翻清廷的统治，取而代之。清醒过来的洪秀全并没把这件事儿当真，而是准备继续走科举考试的老路。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然后又不幸落了榜。失落中的洪秀全听从某位亲友的建议，第一次认真阅读了那本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让洪秀全联想到此前来自神的启示，进而为他展现了另一幅充满光明的远景图。这之后，洪秀全开始在亲友的协助下改造基督教义，以便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习惯。

洪秀全创立的组织叫“拜上帝会”。这个组织最初只是纯粹的宗教社团，以至于当时一位正在广州传教的名叫“罗伯特”的美国传教士还曾打算把洪秀全连同他的组织收编到自己的教友圈子里。然而就在“拜上帝会”

洪秀全画像。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具有基督教背景，所以画像对人物进行了西化处理

成立2个月后，这个组织的色彩发生了转变，出现了明显的反清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向来鼓吹反清复明的“三合会又称洪门三合会，历史上著名的反清秘密组织，成立于清康熙、雍正年间。 ”的不少成员也成了洪秀全的支持者。按照洪秀全制定的教规，加入“拜上帝会”的人必须戒除烟酒和鸦片，也不能再去其他神灵的庙宇祭拜，还必须遵守主的安息日制度。时间到了1848年，尽管受到某些人的抵制，洪秀全在广东已经拥有2000到3000名信众，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正在这个时候，大清朝廷对洪秀全产生了警惕。为了避免麻烦，洪秀全举家迁往广西居住，同时开始酝酿发动起义。根据洪秀全的命令，此时的“拜上帝会”全部改穿中国明代服装，剪掉了辫子，重新开始蓄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太平天国的起义者也被称为“长毛”。

洪秀全迁居广西后，两广地区的大批百姓纷纷前来投奔，最终让他获得了武装反抗清廷的实力。起义后的洪秀全通过基督教聚拢人心，自称“天父”“天兄”的化身。面对风头正盛的太平军，衰弱的大清军队屁滚尿流。几次胜利后，洪秀全宣布成立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洪秀全的追随者热情地接受了他的主张，进而将起义推向高潮。在广西农村地区，太平天国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很多农民甚至把洪秀全当成神话里的人物，相信他可以剪纸为马、撒豆成兵。这跟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风生水起的太平天国从农村发展到城镇，可谓一帆风顺，大清官府和军队除了恐惧害怕，几乎无所作为。就这样，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的作战就好像是在进行一场胜利游行。直到抵达湖南省会长沙后，他们才遭到了勇猛的曾国藩的一记重拳。曾国藩是位来自中国湖南省的著名将领。当年的他只是个老学究式的读书人，栖身在成立于公元8世纪的翰林院。

太平军在长沙城下被曾国藩挫败后，转向渡过长江，随后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占领了沿途所有战略要地。1853年春天，他们把南京，这座大清帝国的第二大城市收入囊中。攻占南京似乎应该是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最高潮。兵临南京城下前不久，由于像多数中国人那样笃信佛教，三合会的成员逐渐被视为异己，进而与太平军发生了分裂。话虽如此，战场上的胜利仍然为太平军吸引来了更多的支持者，所以最终围困南京的太平军人数已经达到80000之巨，城内清军根本无力抗衡。太平军因此得以顺利攻入南京城内。

洪秀全从开始在广东老家宣传拜上帝教，到最终入主明朝的故都南京，总共只用了3年不到的时间。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就好像是枚楔子，将大清帝国割裂为南北两个部分。软弱无能的咸丰因此认为，大清王朝可能就要完了。然而就在此时，高高在上的洪秀全却变得昏庸腐朽，逐渐脱离了他的追随者，整日沉溺于后宫的荒淫与独裁生活。为了有效管理日常事务，洪秀全任命了5位王爷，他的权力因此被分散，就连代表上帝说话的特权也受到限制。最终，5位王爷中的东王即杨秀清。站出来严厉指责天王的过度享乐。天王表面上接受了批评，随后却以“叛国”的罪名砍了东王的头。一场悲剧随即拉开序幕，太平天国进入了内乱时期。所幸洪秀全很快重新控制了局势，如果不是后来爆发了由“亚罗”号引发的战争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就算不完蛋，起码儿也还要被太平天国运动困扰更长时间。

就在英法联军在直隶省沿海登陆的同时，大清帝国的将领们仍然率领重兵在长江流域抵御着太平军的进攻，然而由于来自北方的增援、补给被切断，他们也无法取得明显的进展。相反，太平天国的忠王指李秀成，太平天国著名将领，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参加太平军后逐渐获得晋升。天京变乱后，李秀成力撑危局，中兴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因此封李秀成为忠王，号称“万古忠义”。1864年天京陷落后，李秀成被俘遇害。则趁机横扫整个长江下游地区。最终，还是那些原本打算被用于攻打北京的英法联军士兵及时登陆干预，这才让上海留在了大清朝廷手里。咸丰死后，继任的新皇帝发现整个帝国的中部地区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由于太平军和清军来回拉锯，这个地区已经陷入了彻底的荒芜，尸横遍野、血流如河，杀人、抢劫之类的行为随处可见。面对兵强马壮的太平军，清军士兵甚至不能按月领到军饷，就连起码儿的军需供给也没有，这些人不但无法作战，甚至本身也成了当地的祸害。蔓延的战火摧毁了农民的房屋，夺走了救命的口粮，将他们逼到了人吃人的状态。

对于所有这一切，政变后的新朝廷暂时无能为力，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清军的指挥和装备情况都得到了明显改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大清朝廷决定与西方列强合作，从而获得了大量外来援助。这种势头自咸丰皇帝去世后就已初露端倪。早在1860年，经由当地富商出资、牵头，“常胜军”在上海正式成立。3年以后，根据大清朝廷与英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乔治·戈登成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一半儿是由于戈登的军事才能，一半儿也是由于类似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大臣出力卖命，大清朝廷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再次迎来了转机，逐渐看到了成功地希望。1864年7月19日，南京被清军攻克。此前的6月30日，天王已经通过吞金的方式自杀原文如此，公认的说法是洪秀全在南京陷落前病逝。。忠王李秀成战斗到了最后，拼死带着洪秀全只有16岁的儿子以及几千名追随者逃离南京。不过这年年底前，他们就被清兵陆续剿灭或抓获了。1865年春天，太平天国运动被彻底镇压了下去。当时的大清帝国基本已经消除了内患，唯一需要应对的只有国内几个省份西方教士与中国百姓间爆发的小冲突。谁也没想到，恰恰是这些小冲突未来给大清朝廷带来了大麻烦。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画像，人物进行了西化处理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被成功镇压，然而这场漫长的起义已经对大清帝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4年内战过程中，2000万中国人死于战火或饥荒，9个省份被战争搞得一塌糊涂，其中湖南、浙江、江苏3省的损失尤其严重。天王洪秀全曾经许诺建立一个比大清帝国更美好的国家，最终却没能实现这个目标。对刚刚掌权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而言，当时的情况却比较乐观。太平天国覆灭前的3年时间里，2位太后联手恭亲王陆续解决了朝中所有政敌，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爆发在云南省的回民起义还没被镇压下去。1863年，云南的起义还没被镇压，陕西回民又举起了反清义旗，起义很快波及了甘肃省。由于清廷的专制独裁所导致的回民起义跟太平天国运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并没有推翻大清朝廷的强烈愿望，规模也比较有限。慈禧等人掌权伊始，虽然仍需面对这大大小小3场起义，以及被咸丰搞得翻了脸的洋人，最终却成功地保住了大清帝国，也保住了大清朝廷。事情总是要从两方面来看的，两位太后和恭亲王尽管饱受非议，然而大清帝国、大清朝廷，乃至新登基的小皇帝的确欠了他们一笔很大的人情。

第五章

垂帘听政和李鸿章的崛起

正如前面所说，两位太后和恭亲王联手应对种种危机，挽救了大清帝国和朝廷。然而就在他们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同盟内部却发生了分裂。目前我们仍然无法搞清两宫太后和恭亲王间到底爆发了怎样的冲突，唯一能够获得的可靠史料就是1865年4月2日，两宫太后联合发布的一道旨意。这道旨意指责恭亲王越权，目无太后和皇帝，并据此解除了他的职务。还有小道儿消息说，恭亲王的主要罪过在于这位王爷当时实际控制了大清朝廷的行政权力，同时还可以代表皇帝公开接见大臣，两宫太后则必须遵照皇室习俗躲在帘子后面垂帘听政。所有这一切让恭亲王极度膨胀，变得自高自大，最后惹恼了太后们。

两宫太后发布的旨意很快得到落实，原本高高在上的恭亲王乖乖地交出了权力，没有遭到任何反抗。然而他的支持者们，包括就职军机处的高级官员，却及时向太后和皇帝表达了不满。某位胆子特别大的大臣甚至放话说，如果大清皇室发生内讧，麻烦就会没完没了。随后几天时间里，又有勇敢的大臣站出来指责慈禧，以至太后也开始后悔自己的鲁莽行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慈禧的地位其实是不稳固的。虽然此时的慈安仍然跟她保持着合作关系，但这位盟友除了盲目的自信外，本身是没有什么实际能力的。有鉴于此，慈禧决定跟恭亲王妥协。与此同时，恭亲王也向太后做出了深刻反省，请求宽恕。双方于是一拍即合。恭亲王被解职1个月后，几乎恢复了此前的所有权力和地位，却不再继续执掌军机处。为了进一步展示自己的善意，太后们还把恭亲王的女儿收到了自己名下，赐予她公主名号。这位公主至今仍然在世指荣寿固伦公主，恭亲王奕的长女，她死于1924年。。

尽管如此，这次失和事件仍然可能对恭亲王的未来发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有人认为，这次事件以后的恭亲王雄风依旧；也有人认为，恭亲王从此就被架空了。种种迹象显示，两宫太后的确给恭亲王上了一课，使得后者从中吸取了教训。通过这次事件，太后们让恭亲王明确意识到她们才是真正的老板，要想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就必须听她们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自知之明其实恰恰是恭亲王始终立足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

与嫂子们的这次失和给恭亲王当头泼了盆冷水，降低了这位满族王爷叱咤风云的热情。利用这个机会，两位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出身的汉族大臣得以脱颖而出，他们就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国藩的家族将曾子奉为自己的祖先，向来崇尚诗礼传家。曾国藩本人却在承袭祖先文脉的同时，天生就是个精通军事的好手。如此特殊的才能让曾国藩在翰林院显得鹤立鸡群。凭借长沙城下跟太平军的决死一战，曾国藩在1864年很快获得提升，成了最终攻克南京的那支清军的最高统帅。太平天国覆灭后，曾国藩凭借军功被封为侯爵，随后又成了自皇帝以下，整个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天津教案发生时1870年4月至5月，天津连续发生儿童失踪、绑架案件。同年6月，由于天气炎热，疫病流行，法国教会承办的育婴堂出现了儿童大量死亡现象，谣言传播，引发社会动荡。6月21日，天津当地因此发生了针对法国天主教人员的大规模袭击事件。，曾国藩虽然时任直隶总督，并且遭到一定非议，不过这位总督本身对西方人的态度却比较开明。话说回来，曾国藩肯定也不是个完全崇洋媚外的人。对太清帝国而言，他无疑是个忠君爱国者，不过这个人很明智，因此能够在爱国的同时对外来的人和事表现出足够的宽容。

李鸿章当然也是个忠君爱国者，只不过他的私心明显比曾国藩要重。相比同时代的所有中国人，李鸿章无疑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这个人早年的经历跟曾国藩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李鸿章生于1823年。太平军打到他老家安徽省时，李鸿章正安稳居住在父亲留在合肥的祖居老宅里，已经将近30岁了。就像曾国藩一样，为了镇压太平军，原本身为读书人的李鸿章主动拉起一支队伍，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出于安全第一的考虑，李鸿章与太平军最初的作战规模局限为小型游击战，不过这就已经足够引起朝廷对他的重视。此时的曾国藩由于出道较早，已经在大清官场上站稳了脚跟，因此也就成了李鸿章这位“曾国藩模仿者”可以依附的对象。从那以后，直到曾国藩去世，李鸿章都跟这位前辈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李鸿章和曾国藩的人生道路具有很多相似性。同样是依靠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李鸿章获得了迅速提升，最终当上了执掌江西、江苏、安徽三省的总督。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命运跟乔治·戈登发生了交集。太平天国覆灭后，李鸿章虽然仅被封为子爵，却获得了赏穿黄马褂儿的荣誉作为补偿。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外国人记得李总督在外交场合身穿通体明黄，只有两个袖口点缀一抹蓝色的黄马褂儿的光鲜形象。通过镇压太平天国，李鸿章得以进入大清官场，开始报效大清皇帝，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此时的李鸿章还没机会跟慈禧太后面对面地交流，后者当然也就不可能给予他大展宏图的机会。按照当时的宫廷礼节，虽然李鸿章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获得了不少军功，却还不具备直接面见太后的资格。好在大清帝国又一次危机的爆发为李鸿章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这次危机爆发在山东、河南两省，起义者自称“捻军”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存在了前后15年时间。，大清朝廷则把他们叫作“捻匪”。捻军活动在中国北方，对清廷更具威胁性。

曾国藩

1870年，李鸿章奉诏来到北京，接受剿灭捻军的任务。多数西方人认为，此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已经成了最亲密的盟友，二人将齐心协力完成慈禧野心勃勃的政治抱负，把大清帝国和朝廷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慈禧太后和她的大臣们永远不可能形成平等的盟友关系，李鸿章只是她手里一件招之即来的工具。至于慈禧得以顺利把李鸿章招安到自己麾下，然后又把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种种技巧和手段，那恐怕永远无法被局外人知晓。当时的同治皇帝尚还年幼，身为母亲的慈禧则抓住所有机会从各个方面稳固自己的地位。出于这个目的，慈禧极力促成小叔子醇亲王跟她的妹妹结亲。这样一来，慈禧家族跟大清皇室间的关系就又密切了一重。话说回来，跟皇室保持密切关系其实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带来利益，同时也意味着风险。有鉴于此，慈禧还需要在这个关系以外，组建一个随时听命于自己的小圈子，李鸿章则逐渐成了这个小圈子里最得力的干将。后来的事实证明，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确具备先见之明。

李鸿章

李鸿章和家人

无论此时的慈禧如何暗中为私利打算，政变后的新朝廷终究要向世人展现出自己相比已经去世的咸丰领导的朝廷更英明、更开放的姿态。这个时期，大清帝国对内、对外的政策的确因此和缓了许多，不过也有生活在通商口岸的西方商人坚称实际的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商人们如此固执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虽然新朝廷渴望有所改变，大清帝国的各级地方衙门却依然保持着腐败、排外的原状，为西方商人来华经商设置了种种障碍。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朝廷却可以任命美国前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年11月14日-1870年2月23日，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对华合作政策的代表人物。充当自己出使欧美国家的全权大使。这表明当时大清帝国官场在对外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裂。蒲安臣此前的身份是美国驻华公使。1867年年底，蒲安臣卸任，随后又被大清朝廷任命为全权公使，协同两位大清官员率领1支由中国人和西方人共同组成的团队，出使多个欧美国家，为大清帝国主张权利。令蒲安臣失望的是，这支外交团队并没能取得他所预期的成果。作为大清使节，蒲安臣代表大清跟自己的祖国签订了1份条约，规定大清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的人士可以出于经商、探险等目的，在对方的国家自由活动。来到欧洲后，蒲安臣原打算为大清再接再厉，却突然在1870年春天病逝于圣彼得堡。当初给予蒲安臣全权大使身份的清廷明显对他此行的成果不是特别满意，随同他出访的两位本土官员回国后因此并没像预期的那样得到高官厚禄的奖赏。也是从那时开始，大清帝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一股猛烈的排外风潮突然在多个省份同时出现，就连紧邻北京的京畿地区也没能幸免。某些西方批评家则趁机站出来，指责大清朝廷对外政策的摇摆和不确定性，顺便也抹杀了大清帝国在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如果这些批评家愿意“三思而言”，就会发现这种摇摆和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即便是在笃信“天赋人权”的美国，近年来也针对华人公布了越来越苛刻的排斥法令。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澳大利亚，而且遭受损失的华人也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蒲安臣使团

遗憾的是，除非在被迫情况下，西方列强在跟包括大清帝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相处的过程中从未采取过公允的态度，后者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唯一的区别在于，大清帝国经常要对自己的排外行为作出赔偿和道歉，西方列强却从未这么做过。1870年的“天津教案”爆发后，遭受损失的法国态度异常温和，大清帝国为此做出的赔偿也低得空前绝后，然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本身已经麻烦缠身指普法战争。。此前2年当中，类似排外事件在广东、福建、江苏、四川和台湾等省都有发生，主要的受害者都是神职人员。类似这样的情况似乎应该归因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坚持要求在自己与大清帝国签订的条约中加入神职人员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本书下章还要详细介绍这方面内容），英国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主张他们的商人和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任意定居。

总理衙门内部，包括哪些最开明的大清官员，始终都在坚决反对设立这样的条款，因为设立这样的条款后，必然会有越来越多享受治外法权的西方人散布到中国内陆各地，相应的矛盾冲突必然增多。只可惜，他们的反对并没获得重视。由于受到法国的外交欺骗，大清朝廷最终批准了这样的条款，从而也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很多居住在通商口岸的西方人相信，条约签订、批准后，发生在大清各省愈演愈烈的涉外冲突背后其实都有清廷操控的影子。1870年，冲突再次升级，参与发动“天津教案”的那些人其实是得到朝廷直接支持或者至少暗中默许的，后者意在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对自己所处屈辱地位的不满。话说回来，清廷也许并没打算把情况闹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然而有些事儿一旦开了头儿，也就无法控制了。

有理由认为，“天津教案”的背后推手包括醇亲王、曾国藩在内的众多大清重臣。“天津教案”发生后20年，慈禧太后成了西方世界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人，不过1870年时，这位女士在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基本还默默无闻。当时，她的名字如果出现在公开场合，则往往是跟恭亲王、文祥等开明派大臣们掺和在一起的。对这些开明派来说，“天津教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严重威胁到了他们对朝政和国家的控制。好在，这次突发事件并没闹到如此前咸丰皇帝执政时那么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时的慈禧太后已经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参与了危机处理。尽管无法说清整个危机处理过程的内幕，不过慈禧的表现应该还算值得称道。

“天津教案”爆发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是曾国藩，那时的他刚刚从江南调任直隶省。离开江南前，这位总督还在忙着跟驻上海的英国领事馆讨价还价，处理扬州发生的针对西方传教士的暴力行为。整个处理过程中，曾国藩并没有向麦都思先生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年-1857年，自号墨海老人，19世纪著名英国传教士、汉学家。做出任何让步，尽管后者声称可能进行武装报复。来到天津后，曾国藩又遭遇了比扬州更加严峻的局面。当时，愤怒的老百姓烧毁了教堂，赶走了外国传教士。1870年上半年，天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强烈的排外情绪，任何涉及外国人的小事儿都可能引发大的冲突。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今天恐怕已经说不清楚。据说，这次冲突爆发前10年，法国人把当地的一座寺庙改造成了他们的领事馆，搞得天津老百姓民怨沸腾。不仅如此，法国神职人员的行为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当年法国修女们曾在天津设立过一所针对中国儿童的孤儿院。为了吸引更多人行善，把自己发现的孤儿主动送到她们手上，修女们采取了有限的金钱刺激手段。某些不了解内情的中国百姓声称，修女们的善行反而刺激了拐卖儿童罪行的发生，就连很多西方人也觉得这样的指责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中国老百姓总是倾向把外国人和他们的教堂跟儿童拐卖联系起来。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护理经验，进入法国孤儿院的中国儿童出现了比较高的死亡率，这进一步加深了当地人对他们的误解。当时的很多普通中国人就像朝廷里的权贵们一样，无法理解西方人的科学，所以就顺理成章地认为这些东西是巫术、魔法。于是，针对法国修女的谣言很快就被演绎成了：外国人利用中国孩子的眼睛，乃至他们的尸体做药。那些传统读书人可能相对更加了解西方，然而盲目的排外情绪却使得这些人不愿站出来向老百姓澄清事实，反而乐得隔岸观火，甚至推波助澜，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因为误会陷入重重危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老百姓的误会和法国传教士的不明智行为共同催生了1870年的“天津教案”。这年5月底，法国修女的孤儿院爆发了流行性传染病，很多孤儿因此丧命，针对孤儿院的谣言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极大扰乱了公众视听。忐忑不安的外国人报告当地大清衙门说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后者却不愿采取任何行动。直到老百姓开始聚众包围教堂，大清官员们才提出派个调查团，澄清孤儿死亡的真相。就在这个当口儿上，脾气坏、不理智的时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再次火上浇油。尽管大清官府和法国当局都已意识到形势严峻，也愿意合作，丰大业却突然来到孤儿院，不礼貌地赶走了负责澄清事实的调查团。为了避免激化矛盾，负责处理此事的知县原文为the district magistrate，对照史料，应指负责处理天津教案的知县刘杰相。特地来到领事馆拜访这位领事，提醒他驱逐调查团的危险性，丰大业以对方级别过低为由，拒绝会面。化解矛盾的最后机会就这么被放过去了。

1870年6月21日，也就是知县造访法国领事馆前2天，老百姓再次聚集到法国教堂和孤儿院周围，准备动武。正如我们通过英国公使威妥玛爵士Sir Thomas Francis Wade，英国外交官、汉学家，他发明的威妥玛字母表至今仍是西方人拼读中国地名、人名的主要参照。写给恭亲王的信所了解到的那样。最先挑起事端的是来自法租界的“救火队the fire-brigades，当时天津法租界豢养的一支半警察、半军事的殖民武装。 ”和天津当地被称为“混混”的流氓，后者受1位前太平军军官指挥，这个人当时在清军中获得了相当于少将的级别。再后来，很多清军士兵和衙门公差也参加了攻击教堂的行动。就在天津当地的气氛日渐紧张的当口儿上，倒霉的丰大业突然带了个随从，闯进了满族官员崇厚完颜崇厚，满洲镶黄旗人，清末外交家，道光年间中举人。咸丰十一年任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办理洋务，同治年间署直隶总督。1870年天津教案后出使法国谢罪，1878年出使俄国，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遭弹劾入狱，后降职获释，1893年病逝。的衙门。

崇厚其人虽然生性软弱，“天津教案”若干年后还因为向俄国人做出太多让步闹得声名狼藉，不过当年的他对整个教案的发生可以说是毫无责任的。就崇厚当时的官职来说，天津的治安并不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可惜气昏了头的丰大业拒绝接受来自崇厚的任何好心建议，反而拿着手枪冲到街上寻衅滋事。后来，这个法国人稀里糊涂地被人给打死了，他的死成了接下来攻打教堂和孤儿院行动的导火索。法国修女连同其他许多外国人，总计20人左右，最终死于教案。此外，还有不少中国教民也受到波及。西方人通常认为中国人无法准确区分他们具体来自哪个国家，然而1870年的“天津教案”证明，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教案过程中，愤怒的老百姓主要针对的都是法国人，另有3名俄国人被打死，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误认为法国人。不仅如此，教案中受到攻击的也都是法国教堂，其他国家和教派的宗教机构并没有受到损失，所以“天津教案”是一次针对法国和天主教的、目标明确的行动，算得上冤有头、债有主，并没滥杀无辜。

就“天津教案”发生前后的国际形势来说，大清朝廷的运气真的挺不错，因为当时的法国已经麻烦缠身。教案发生大概3周后，也就是1870年7月14日，法国和普鲁士正式开战。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法国很可能再次对大清帝国动武，清廷也将因此付出惨重代价。教案的消息刚传到北京时，清廷上上下下似乎都有理由相信灭顶之灾是无法避免的。更糟糕的是，出于兔死狐悲的心态，其他西方列强纷纷站到了法国人一边儿，支持他们对大清开战。眼看大难临头，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只得采取“和稀泥”的拖延战略，尽可能缓和事端。为了让洋人满意，他们严令总督曾国藩和其他地方官整顿社会秩序，抓捕那些参与教案的老百姓。各国驻华公使却针锋相对地挑刺儿说，被抓起来的都是无足轻重的小把戏，大清地方官对教案的真正态度是支持和默许的。为此，威妥玛爵士专门给恭亲王写了封信坦言说，教案存在明确的背后主使，这些人即便没直接策划、参与教案，起码儿也是发动教案的支持者，而且还为不少教案参与者提供了庇护。除此之外，威妥玛爵士还要求大清朝廷对死于教案的西方人一视同仁。

崇厚

西方列强根本不相信清廷能主动惩罚那些教案背后的真正主使者，于是就在天津海域集结舰队施压。与此同时，法国则通过外交文书和驻北京公使直接向清廷提出照会，坚持要求严惩涉事地方官员，特别是那位知县。此时，总理衙门已经得知法国跟普鲁士开战的消息，多少感觉有了些底气，拒绝在没有确凿证据的前提下满足法国人的要求。作为替代条件，清廷同意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整个事件展开详细调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就是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之后，鉴于西方列强普遍对曾国藩持不信任态度，大清皇帝最终只得下旨把这位总督从直隶省重新调回江南。曾国藩回到江南后，很快便遭到了一次暗杀。与此同时，李鸿章则从湖广总督的任上被调到天津接替曾国藩的职务。

李鸿章的出现，让西方人意识到整个事件可能很快得到解决。果不其然，新官上任的李鸿章立刻以“煽动暴乱”的罪名逮捕了2名地方官，随后又将他们发配到东北地区。除此之外，20个老百姓作为教案首犯被判处死刑。教案结束后大概4个月，1870年10月18日，这其中的16个人被带到众多西方人和中国老百姓面前当众问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随即就被砍了头。为了让法国人更加满意，清廷还答应支付40万两白银的赔偿金，同时安排荣禄以钦差身份前往法国当面道歉。平心而论，这样的代价在大清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历次冲突中，已经算比较轻的了。如果教案的主角儿不是刚好麻烦缠身的法国，清廷别想这么轻易了事。事实上，的确有某些传教士建议西方军队应该登陆，将半个天津城夷为平地，然后再给教案的死难者立个碑，好在最终只有16个中国老百姓因为这件事丢掉了性命，并没有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不过很多天津当地人始终坚信，这16个人根本就是无罪的替死鬼。“天津教案”圆满解决，清廷上下对李鸿章充满了好感，皇帝下旨提升他为二品大员，赏赐双眼花翎，同时安排他进入军机处。就这样，有赖于曾国藩过去3年当中跟洋人打交道时的两次失误，李鸿章成了大清朝野炙手可热的人物。1872年，曾国藩因病去世后，大清朝廷里也就再没有能跟李鸿章匹敌的竞争对手了。

李鸿章

自慈禧太后把持朝政以来，“天津教案”应该是她遇的第一次后果严重的涉外事件。正是通过这次事件，慈禧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厉害，同时也看清了大清帝国所面对的危险形势，进而决定再不能跟洋人作对。只可惜，30多年以后，她似乎忘记当年的经验教训，最终让大清帝国再次陷入危机。“天津教案”30多年后的那次危机处理，也是李鸿章的人生收关之笔。通过这次危机处理，李鸿章再次将慈禧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同时也再给她上了一课。

法国媒体对李鸿章的介绍

第六章

慈禧的宗教信仰

似乎从来没人提到过，慈禧太后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也曾接触过基督教。实际的情况是，她的确出现过接受基督教的倾向。那是慈禧16岁的时候，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国妇女送给她一本《圣经》，虽然她可能从来也没读过这本书。慈禧明确接受基督教的经历起始于1902年。

樊国梁

同年2月，仓皇西逃的她终于平安返回北京，进而对西方宗教人士表现出更多善意。为了向在义和团运动中受到损失的教堂表达歉意，她当众接见了樊国梁主教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法国人，庚子拳乱时期北京西什库教堂主教。，同时表示将对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大清子民一视同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恰恰是由于慈禧统治时期来华传教的西方神职人员越来越多，“慈禧”这个名字也才得以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当然，西方人眼中的慈禧太后并不如这位女士自认的那么光辉灿烂。

历史上，西方人进入中国的路线相对比较固定。传教士应该是这条路上最早的旅行者，商人和炮舰则紧随其后。再后来，西方人在大清帝国获得了租借地和通商口岸。为了跟这些来华洋人打交道，清廷的确费了不少心思。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慈禧太后和她倚重的助手李鸿章认为，跟洋人硬碰硬是不可行的，比较实际的办法是表面上采取示弱的态度，同时利用不同国家洋人在经济、政治、宗教等问题上的矛盾，挑起他们的内部纷争即晚清时代“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就慈禧这个人而言，如果我们只是盯着她在针对西方宗教上的某些偏激政策不放，也就很容易忽略这些表象背后的真正问题所在。恰恰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大清与西方列强的冲突。

能跟那些来华传教士扯上关系的西方专著大多涉及这样一些题材：中国的读书人，外国人在中国的逸闻，大清官员，商人阶层，作家记者，旅行家，以及英国国教牧师、罗马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师等各类宗教人士的在华经历。就人类学研究本身而言，这些专著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如此，目前还没有任何专著能够与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直接相关。因此，本书的讨论只能满足于参考某些侧面材料。任何不持偏见的西方观察者都应该注意到，中国在宗教方面其实是当今世界最宽容的国家。中国的上流社会充斥着儒教的虔诚信徒，与此同时，底层老百姓的信仰更加广泛，也更迷信，各种各样的神都可以受到他们供奉，又互不妨碍。中国传统主流宗教大致分为三类，即儒教、道教和佛教。这三种宗教本身又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很难分清彼此，而且它们也不反对其他宗教，比如伊斯兰教，跟自己和谐共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似乎没理由排斥基督教。遗憾的是，基督教最初进入中国时虽然没对其他宗教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却也没能向它们展示出足够的善意。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不愿向这些朋友兼竞争者伸出橄榄枝，也没能尝试着跟它们互相了解。更有甚者，基督教还不断挑战这个国家的传统，鼓励教民背叛自己从属的文化。正如很多中国传统读书人和西方批评家们所注意到的那样，西方传教士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内部分裂，人为激化了这个国家老百姓间的矛盾。

清代教堂

孝，或者说对祖先的极端尊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无论儒教、道教，还是中国本土化了的佛教和伊斯兰教，也都不可能无视这个基础。17世纪便来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曾建议罗马教廷遵守这个游戏规则，却遭到后者拒绝。从那以后，天主教神父和基督教牧师，不约而同地将祖先崇拜视为冒犯上帝的异端邪说，同时要求他们的中国教徒必须摆脱这样的文化传统。如此不明智地行径让基督教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它的信徒因此在大庭广众之下遭到屠杀。更糟糕的是，西方传教士的不明智行为还惹怒了一贯温和的佛教和道教，宗教纷争此消彼长。那些因受到蛊惑而抛弃自己文化传统的中国教民激怒了其他宗教的信徒，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所幸，西方传教士直接参与的针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敌对行为目前为止还比较少见，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上，直到本世纪初期，类似这样的事也并没被完全杜绝。明恩溥博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阿瑟·史密斯，1845—1932，中文名为“明恩溥”。1872年偕妻子来华传教，前后长达25年，出版过多部汉学专著，代表作《中国人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当属众多西方来华传教士中的典范，这位神职人员同时还是个作家，以及向中国传统读书人讲授西学的教师，向来行端履正，从未有过任何不妥的行为。可是西方人呢，无论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却做不到这个程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多数传教士来华前没受过相应的训练和告诫，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冲突自然也就无可避免。

清代寺庙（北京白塔寺）

无法准确规范自己言行的来华传教士很容易就会成为多数中国人宗教乃至政治立场的对立面。基督教传教士往往自鸣得意地声称自己的手是干净的，多数发生在中国的教案都是天主教神父们的责任指晚清时期的重大教案大多具有天主教背景。，进而步众多批评家的后尘，加入谴责罗马教廷的行列。事实上，罗马教廷可能也只是个被利用的对象。过去若干年当中，在华天主教神父的种种遭遇无疑经常成为法国政府要挟、敲诈清廷的借口。由于历史原因，法国习惯自诩为罗马教廷的捍卫者，然而他们的实际行为却往往配不上这个光荣的身份。至于多数中国人，他们并不能像我们那样熟知天主教的种种历史和内幕，因此也就很容易把个别天主教神父的错误算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头上。

当某些传教士打着上帝的名号频频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出于种种目的向大清地方官员施压时，基督教世界确实不能否认这一切跟自己完全无关。话说回来，传教士庇护皈依自己的教民，原本无可厚非，然而某些教民信仰上帝的目的本身也不是特别纯洁。西方传教士在大清官员面前的优越感很容易给他身边的中国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心怀不良的人造成某种错误印象，进而让他们将上帝作为自己欺压同胞甚至对抗朝廷的工具。由此带来的后果对清廷上上下下造成了明显的压力，以至总理衙门为处理中国教民问题制定了专门的政策。

正如前面所说，基督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中犯了了不少错误，甚至主动引发了很多矛盾，不过有些问题的发生确实可能只是出于误会，并非基督教的本意。无论对基督教怀有怎样的芥蒂，多数中国人都无法否认，那些在传教的同时为他们带来医学知识和服务的西方神职人员是这个国家所急需的。遗憾的是，这些西方人也经常会因为种种原因被推到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例如，“天津教案”发生的导火线就是那些本意善良的修女们救助中国孤儿时的无心失误。自从这次教案发生后，所有西方来华神职人员都被不分青红皂白贴上了“拐卖中国小孩”的标签。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了一本名为《打击堕落洋教（a deathblow to corrupt doctrines）》的小册子作者下面讲述的是1868年“扬州教案”。当时，法国传教士在扬州开办的育婴堂出现了中国儿童大量死亡的问题，英国传教士则利用特权来扬州建立教堂。这2件事引发了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进而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本书前面提到曾国藩1868年从南方被调任直隶总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对“扬州教案”处理不当。。这本小册子声讨了同时期在华传教士的种种劣性，还回顾了早期罗马教廷派遣的天主教神父来到中国后的不光彩历史。这本书的作者被认为可能是大清长江水师的某位军官，名叫“彭玉林peng yu lin音，具体身份不详。这本小册子现存版本实际署名为kuang hsien yang，具体身份不详。 ”。他创作的材料基于一本1624年发行的小册子，当年发行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也是为了声讨那些来华西方传教士。在这本小册子里，作者非常可笑地指责传教士杀害中国儿童，然后用他们的眼睛以及其他身体器官做药。做出来的药物据说可以被用来冲洗照片，或者点石成银。事实上，包括天津在内，中国其他地区流传的众多同类谣言的根源其实都是出自这本小册子。恰恰就是由于这些可笑的谣言，很多生命被毫无意义地牺牲掉了。当然，西方传教士在这方面也不能说完全没责任。这些同时具有医生身份的神职人员最大的错误在于不分场合地向并不了解现代医学的中国老百姓展示那些骨骼标本，以及泡在玻璃瓶里的各种人体组织。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可能就是那些泡在瓶子里的婴儿标本为后来的“扬州教案”埋下了伏笔。就像“天津教案”里那些倒霉的法国修女一样，扬州当地好心的西方神职人员收养了大批中国孤儿，还让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只不过，这些神职人员同样好心办了坏事，孤儿们后来大量死亡，他们则被指责为谋杀这些孩子的凶手。

中国人是个非常现实的民族，极端重视世俗生活，因此即便本土的和尚、尼姑、道士、道姑也经常处于被世俗社会排斥的地位，来自基督教世界的西方传教士自然不可能指望获得更好的待遇。修女之所以特别不受中国人欢迎，是因为她们的言行违反了中国社会对男人和女人最基本的文化定位。修女们的行为本身可能是无私奉献、毫不利己的，她们这么做的动机也不容怀疑，然而，当这些修女跟着男性神职人员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时，中国人的反感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无法按照西方标准评价或质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却必须明确地意识到这个文化传统在中国的影响力无所不在。遗憾的是，那些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但自己不遵守这样的文化传统，反而还鼓动他们的中国教民背弃曾经尊奉的一切。于是这些传教士和教民在多数中国人眼中就成了背叛祖宗、目无尊长、亵渎神灵的坏人，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中国的风水，干扰衙门的判决，鼓励女人不守妇道。作为反击措施，被激怒的中国人忍无可忍就会公开攻击传教士，烧毁教堂，然后大清朝廷很快又会站出来替这些洋人出气报仇，支付给他们巨额赔偿，砍掉自己老百姓的脑袋，甚至向他们开放通商口岸，允许这些洋人在中国自由游历、定居。如此一来，中国人反基督教的情绪自然水涨船高，就连那些本身没有受到洋人直接侵犯的人也开始随风而动。

笃信佛教的慈禧

中国传统读书人认为，西方传教士不尊敬孔孟，以及其他圣人先贤。长此以往，读书人得以立足的根本就被动摇了。大清官员相信，传教士打算跟他们平起平坐，这是对自身权力的极大威胁。至于普通中国老百姓，虽然西方传教士传播的某些信条可能是有利于他们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不过这些老百姓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跟其他社会阶层联合起来反对洋人的宗教。由此造成的恶果就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虽然已经长达若干世纪，可是本土基督徒的规模至今只能维持在125万左右。这个数字可能是被夸大了的，据9年前帕克教授（professor Parker）估计，中国本土基督徒的实际人数应该只有50万左右。“天津教案”的爆发促使大清朝廷开始认真考虑能够避免此类事件重演的办法，提出的办法之一是将不断惹是生非的传教士彻底赶出中国。那些稍稍懂得洋务的清廷官员认为，这样的办法根本不可行，因为即便是在当年没有西方列强军队保护的情况下，要想把这些传教士驱逐出去也是不可能，今天如果再动这样的念头，倒霉的只能是大清帝国自己。为了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可行方案，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同仁们可谓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们采取的策略可能有慈禧太后背后支招儿的因素，但更多无疑还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如果那些西方外交官能够投桃报李，对他们的善意给予得体、积极的回应，未来的很多冲突和悲剧就有可能避免。很遗憾，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私利，不愿意采取行动帮助大清朝廷走出困境。

“天津教案”发生后的次年2月，列强驻天津领事馆接到了一份来自总理衙门的公告，以及作为附件的针对西方在华传教士问题的备忘录。目前，这份备忘录已经被某位英国政治家公之于众。仅就它的内容来看，总理衙门提出的解决方案明智而恰当，是值得称道的。这体现了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同仁们经过对形势的仔细分析、判断后，试图跟西方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强烈渴望。与此同时，他们也立场鲜明地主张了中国的权利，谴责了列强的某些做法。这份备忘录的最大亮点应该是关于传教士问题的这句话———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正处于不受控的状态。即便西方政治观察家，只要内心不存在偏见，也无法否认备忘录里的这句话的确戳中了问题的要害所在。总体上来说，这份备忘录一如既往地表达了清廷对洋人的不满，不过态度和措辞要温和许多。

为了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总理衙门向列强领事提出了8点建议，它们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①教会收养中国孤儿的行为必须受到监管，而且收养对象仅限于那些教民的孩子。

②为了维护基督教的得体性，不得允许女性进入男性存在的教堂，即便西洋女性也不得违反此项规定。

③传教士不得发生传教职责以外的越权行为，也不得干涉大清官府对教民的管理。

④在处理教民问题方面，传教士的权力低于大清地方官员。

⑤传教士不得转借自己的护照，也不得滥用护照赋予的权利。

⑥罪犯、恶徒不得被接受为教民，教民如果犯罪，也不能因身份问题受到特殊照顾。

⑦传教士不得以官方身份享受特权。

⑧1860年中法《天津条约》规定的即便在损害中国人合法利益前提下，也应优先照顾、保障罗马教会在华教堂和教产的条文应予以终止。

以西方人的立场来看，这8条建议，除了第2条，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西方各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却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无疑都看到了总理衙门的备忘录，却一如既往地把它当成了耳旁风。这样一来，整个事情就被拖了下来，总理衙门最终只得放弃了就此展开友好协商的呼吁，恭亲王等人的努力最终不了了之。公允地说，时任美国驻华公使和他的同事们对中国的态度要比欧洲列强国家友善得多。最起码，他们及时针对总理衙门的建议给予了明确的官方回应。只可惜，美国的友善除了让众多列强稍感难堪外，起不到什么实际效果。一次可能彻底改善双方关系的重要机会就这么被白白放了过去，直到今天，西方列强与大清帝国仍然龃龉不断，相继爆发了若干小规模冲突和一次大规模战争指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因此失去了所有重要港口的控制权，还被迫拿出大笔银子作为赔款。

正如传教士兼作家明恩溥博士所说，总理衙门当年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在大清帝国处理西方来华传教士问题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果西方列强能够表现出更多的公平态度，积极回应大清帝国在1871年伸出的“橄榄枝”，愿意以这份备忘录为基础展开更积极的对话和谈判，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甚至都有可能被改写。西方列强的顽固不化使得他们不愿意接受大清帝国为解决问题而做出的任何尝试，就像历史上跟迦太基人作战时的罗马帝国一样，大清朝廷也经常难免做点儿背信弃义的事情，不过恭亲王和他的同仁们的这份备忘录却是绝对真诚的，绝非某些偏心眼儿的人认为的那样不可靠。恭亲王和文祥这些人虽然只是暂时得势，能够代表皇帝说话，不过一旦总理衙门和列强间就来华传教士问题达成了某种协议，即便没有武力胁迫，即便恭亲王他们不再得势，大清朝廷也可能会继续遵守这样的协议。如果慈禧能够始终信任自己的小叔子指恭亲王。，这位太后也就不会被来华传教士这个老大难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她统治中国的那段历史也许就要完美许多。遗憾的是，来华传教士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尽管1903年清廷和列强就这个问题在上海签订了相关条约，英国却拒绝参加这个条约，彻底解决来华传教士问题的努力因此也就留了个“尾巴”。

明恩溥

第七章

同治皇帝亲政

两宫太后成了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这两位女士一位是皇帝实际的母亲指慈禧太后。，另一位则是皇帝法律上的母亲指慈安太后。。与此同时，大清帝国的外交工作则被交到了皇帝的叔叔恭亲王手里。就在这个过程中，同治皇帝逐渐到了该亲政的年纪。同治皇帝生于1856年4月，截至1872年4月，按西方人的计算方式，这位皇帝也才只有16岁。不过按中国人的计算方法，同治在1872年年底就将年满17岁作者这里说的是周岁和虚岁的区别。。于是，太后们和恭亲王决定在1872年秋天为同治皇帝迎娶皇后。1873年春节过后，年轻的皇帝就将开始亲政。

为了给皇帝迎娶皇后，600名或者人数还要多的满族少女按规定进入皇宫，供皇帝选择。同治皇帝最终选定了阿鲁特氏，阿鲁特氏是公爵崇绮崇绮，1829—1900，清代唯一的旗人状元。晚清大臣，原隶蒙古正蓝旗，父凭女贵，后升隶满洲镶黄旗，郑亲王端华的女婿，大学士、军机大臣赛尚阿之子，同治三年状元，同治年间任侍讲，封三等承恩公，光绪间历任吏部尚书、礼部尚书，与徐侗同为大阿哥溥儁师傅。八国联军入京时随慈禧西逃至保定自缢死，谥号“文节”。的女儿。这位公爵是位手握大权的满族大臣，同时还非常博学，拥有翰林头衔，这在满族人当中非常少见。据说，阿鲁特氏皇后是同治皇帝自己选出来的，两宫太后对这种做法和阿鲁特氏都不满意。从大清皇族的习俗以及维护太后自身利益的角度来说，皇帝选择皇后必须征求太后的意见。在利用皇后制约皇帝方面，慈禧无疑是个高手。因此后来当她的养子光绪皇帝选择皇后时，慈禧做决定的主要依据就是未来的皇后首先是能够对她百依百顺的亲侄女，其次才是皇帝的妻子。有证据表明，慈禧当年对阿鲁特氏的性格作出了误判，进而勉强默认了同治皇帝的选择，然而也恰恰是这个误判导致了未来的悲剧。皇后人选确定，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由钦天监为皇帝的婚礼选择黄道吉日。这个日子最终被选在1872年10月16日，而且精确到了当天的午夜时分。为了避免错过时辰，阿鲁特氏坐着轿子离家时，全程护送的父亲特地在手里拿了根点着的蜡烛，以便计算时间。就这样，阿鲁特氏被准时、准点地送到了丈夫手中。此时的阿鲁特氏经过那些熟知传统的老年妇女的教育，也已经明白了身为妻子的责任。

同治皇帝与阿鲁特氏

皇帝迎娶了皇后，即将亲政，太后们自然也就应该交出盘踞若干年的宝座。1873年2月23日，同治皇帝发布亲政诏书同治亲政诏书原件今存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诏书内容直接引自该原件，诏书原文为繁体且无句读，本书译者为其断句、标点并改为简体。诏书原件此段文字后面还有同治帝提出的具体施政措施及勉励臣工的训词，作者未引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履位以来十一载于兹矣。追维践祚之初，貌躬尚在冲幼，神器至重，具弗克胜。仰蒙两宫皇太后俯念时事多艰，允廷臣垂帘之请，俾朕专心典学，讲求立政本原。钦惟两宫皇太后宵旰勤劳，躬理庶政，鉴亲贤以佐治，命将帅以专征，纳谏求才，仁民爱物，十一年如一日用，能振肃纪纲，廓清疆圉，上副皇考未竟之志，下启后嗣蒙业之庥，功德盛隆，震耀今古，实薄海臣民所共见。兹复特颁懿旨，以朕春秋方富，宜亲总万机，与中外臣工共求治理。朕自惟谅皇考文宗显皇帝付託之重，海内臣庶望治之殷，淠予仔肩，曷敢不力。谨遵慈命，昭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同治皇帝的亲政让过去12年当中始终运气不佳的大清帝国看到了转机。代替皇帝执掌大权的太后和恭亲王虽然心里不情愿，却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点。毕竟，小男孩终归要长大成人，然后向他们讨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各国驻北京公使引荐给新皇帝。要知道，西方列强和大清帝国自从开始交往，就因为如何恰当、得体地觐见皇帝问题，发生过无数冲突。按照中国传统礼仪，觐见皇帝应该行三跪九叩大礼，也就是磕头。西方使节最初来华时，清廷就明确表示如果这些洋人打算觐见大清皇帝，就必须遵守大清帝国的礼仪。早在17世纪中叶，清廷就曾要求某位俄罗斯使者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俄国使节拒绝下跪，所以也就没能见到皇帝，最后只好空手离开了北京。同时期似乎还有1位荷兰使者也因为拒绝下跪，最终没能见到皇帝。

当年的西方列强并非都这么不好通融。1793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勋爵Macartney，1737年—1806，英国近代著名政治家，1793年率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抵达中国，希望通过谈判打开中国市场，最终无功而返。作出了部分妥协单膝半跪。，最终得以在热河行宫的一座帐篷中受到乾隆皇帝接见。23年后，由于嘉庆皇帝要求使者必须磕头，英使阿美士德勋爵Amherst，英国外交官，1816年奉命到中国商谈通商问题，因拒绝向嘉庆帝行叩头礼而未能完成使命，后任驻印度总督。只得无功而返。到了道光和咸丰皇帝统治时期，大清朝廷在礼节方面的要求依然没有半点松动。1859年，时任美国公使沃德（ward）先生就这个问题与清廷代表展开会谈，后者告诉他说：

马戛尔尼

如果我们不向皇帝下跪，就体现不出对他的尊重。中国的礼仪就是这样，我们拜神的时候也要磕头。

会谈过程中，桂良，也就是恭亲王的岳父还特地告诉沃德先生说，他自己就不在乎焚香叩拜美国总统。毫无疑问，桂良这么说是因为想起了马戛尔尼勋爵当年提出的礼仪对等原则，即英国使者在乾隆皇帝面前鞠躬行礼时，作为对等回应，清廷大臣们也应朝着英国乔治国王的画像鞠躬。对咸丰而言，直接跟洋人使者打交道，然后通过他们向西方列强传递信息是必须的选择，关键就在于如何解决觐见礼仪问题。好在，他还可以通过逃往热河的方式把这个问题回避过去。同治皇帝亲政后，这个问题就再无法回避了。皇帝发布亲政诏书当天，各国公使找到仍在负责清廷外交工作的恭亲王，要求参加皇帝的亲政大典，同时递交国书。总理衙门则先是以“负责人文祥生病”为借口，把这件事拖了几个星期，然后又通过反复谈判的方式，继续拖延了4个月。这一切其实都是白费力气，因为根据《天津条约》第3条“不得采取任何带有侮辱性礼节”的相关规定，公使们觐见皇帝就不需要磕头。最终，恭亲王只得作出让步。总理衙门之所以这么好通融，据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恭亲王的侄子，也就是同治皇帝非常想亲眼看看洋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为了保住大清帝国的体面，恭亲王没把这次觐见安排在紫禁城里的大殿，而是放在了一个叫“紫光阁”的地方。这座建筑位于紫禁城的西边，紧邻水面。各国公使起先纷纷对此表示不满，最终却又不约而同认可了恭亲王的方案。毕竟，紫光阁历史上就是皇帝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恭亲王的做法算不上失礼。更何况允许大清帝国适当保住面子，从而换取未来更长远的合作，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要知道，很多大清官员的观点是，如果洋人不磕头，就坚决不许他们见皇帝。

就这样，在1873年6月底，同治皇帝接见了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美国驻华公使，以及德国公使馆的秘书。当时的皇帝高高在上的坐在宝座上，面前摆着个小案子，众多亲王和大臣环侍周围。公使向皇帝鞠躬行礼，先用汉语、再用满语宣读国书，大致意思都是以各自国家的名义祝贺他亲政。这之后，恭亲王向自己的侄子行全套三跪九叩大礼，然后从皇帝手里接过致各国公使的答谢书。手捧答谢书的他从宝座所在的高台走下来，同时严格遵守着孔子规定的礼节，也就是说，小步慢走，双臂向前平伸捧着答谢书。总而言之，恭亲王的举动要表现出对皇帝的极大尊重。走下高台的恭亲王代表皇帝向公使们宣读答谢书，公使们随后则把各自的国书呈递到龙书案上，然后再次向皇帝鞠躬，倒退着走出紫光阁。此时的他们认定自己在跟大清朝廷的斗智斗勇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铜版画，大清帝国贵族生活。作者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34年3月13日—1872年10月21日），英国画家、作家兼皇家建筑师。

当年的很多西方观察家认为，同治皇帝的亲政对大清帝国而言很可能将是个良好的开始，然而直到同治去世，这个国家都可谓内忧外患、麻烦不断。就在1873年年底，云南回民爆发大规模起义，很快波及全省。这之后，回民起义的浪潮又蔓延到陕、甘两省。完全是因为左宗棠的镇压措施得力，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1862至1873年，陕西、甘肃回民发动起义，史称“同治回变”。才被镇压了下去，饱受战火摧残的大清帝国由此获得了暂时的安宁。好景不长，大清帝国的边境省份又相继出现了问题。首先是日本以船员在台湾被杀为借口，派兵登陆台湾，然后又趁机侵占了琉球群岛即今日本冲绳。1871年琉球国宫古岛岛民上缴年贡的船队归途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船上69人当中3人溺死，54人被台湾原住民杀害，仅12人生还回国。1874年，日本利用清廷官员的糊涂大意，硬说琉球是日本属邦，试图吞并当时跟中国存在藩属关系的琉球国，并以此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史称“牡丹社事件”。。过去几个世纪当中，琉球始终受中国庇护，日本既然打算染指，战争也就很难避免。所幸大清朝廷最终通过赔款的方式诱使日本人离开了台湾，琉球群岛则被彻底放弃了。台湾的问题刚解决，安南今越南。又出了麻烦。几乎从公元3世纪早期开始，安南就成了中国的属国。18世纪末，法国人来到这个国家，随后又从1858年开始自己的殖民计划。1874年，安南国王被迫签订条约，实际等于向法国割让了紧邻东京湾今北部湾。的东北部省份。除了直接破坏大清帝国对安南的宗主权，法国人在紧邻中国东南边境地区的频繁活动也为未来的战争埋下了隐患。

铜版画，大清帝国官员出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治皇帝其实是幸运的，他没能亲眼见证法国人将安南彻底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也没能切身体会到日本人在黄海上的耀武扬威。鉴于同治皇帝软弱的性格，如果是由他本人，而不是性格更加坚强、智谋更加高超的太后和大臣们处理随后发生的这一系列危机，大清帝国可能早就完了。对于同治帝的准确性格特征，我们掌握得并不特别充分。多数中国普通老百姓认为，同治跟他的父亲咸丰各方面都差不多，既无能，又放荡。大家针对同治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跟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昏庸君王一样，不理朝政，使得大权旁落。有传言说，同治跟哈伦赖世德Harun al-rashid，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爱好相同，喜欢夜里悄悄溜出皇宫，到民间私访。至于同治从事这种活动的实际动机究竟是好是坏，作者这里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此处暗指坊间关于同治帝溜出皇宫以私访为名逛妓院的传闻。。

这位年轻皇帝亲政期间可能只做过一件比较有魄力的事。自从总理衙门设立以来，恭亲王始终实际担负着大清帝国的外交工作，然而这位王爷明显并不是特别让他的侄子满意。1874年9月10日，同治下旨剥夺了恭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澄爱新觉罗·载澄，1858—1885，人称“澄贝勒”，恭亲王奕长子，曾任内大臣、正红旗蒙古都统，去世时年仅28岁。世袭罔替的爵位，原因据说是恭亲王对刚刚亲政的皇帝“言语不敬”。回想1865年4月两宫太后以同样的理由下旨责备恭亲王陈年往事，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恭亲王在某些方面的确存在问题。无论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清廷上下都因为皇帝的这次行动受到了极大震动。问题在于，这仅仅是个开始。

鉴于皇帝已经亲政，慈禧和慈安太后理所当然地应该结束垂帘听政，不再出头露面、干涉朝政，然而就在1874年的春天，太后们和皇帝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陪同，前往距离北京80英里的大清皇陵祭祖。按理说，太后既然不再干政，也就不应再和皇帝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好在这次祭祀活动本身确实也没什么政治色彩，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同治帝下旨剥夺恭亲王和他儿子爵位的第2天，躲在幕后的太后们就以自己的名义下旨，恢复了他们的爵位。太后们的做法无疑有背“大清祖制”，所以她们发出的这第二道旨意的合法性就存在疑问，可是同治帝却对这种做法采取了默认态度，也没有进行任何抗议，起码儿皇宫以外的人没听说过这方面的任何消息。

同治如此任由大权旁落而无动于衷，或许是跟最后要了他命的疾病有关。1874年12月初，皇帝下旨对外宣布说自己得了天花坊间传闻同治帝私自外出嫖娼，最终染梅毒身亡，但正式史料明确记载他死于天花。。中国人认为，得天花是件“喜事”当时没有预防接种措施，得过天花的人如果不死，就可以自然获得免疫力，因此被认为是喜事。。同年12月18日，皇帝再次下旨，声称自己病情严重，只得恳请太后再次主持朝政直到他彻底康复。12月24日，皇帝第三次下旨，表示自己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转，太医院功不可没。与此同时，关于皇帝的不利谣言甚嚣尘上。这之后不久，朝廷发布可靠消息说皇帝驾崩。

据推算，同治皇帝应该死于1875年1月12日，年仅19岁。尽管很多直接、间接的材料都可以证实同治皇帝的确死于天花，慈禧太后的政敌却仍然不失时机地散布出了“同治帝是被母亲亲手杀死”的险恶谣言。某些西方作者未加辨别，就在自己的著作里采纳了这种说法。就像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Екатерина II Алексеевна，汉语通译“叶卡捷琳娜大帝”，英语地区称她称为“凯瑟琳大帝”。，慈禧太后被安上了不少“谋杀”的罪名。相比叶卡捷琳娜二世，慈禧似乎更加残忍，因为针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谋杀传闻大多无据可查（除了谋杀她自己的丈夫），慈禧在这方面则更容易被抓住把柄。关于同治皇帝死亡的其他各种神秘说法最早出现在他死后25年。1874年12月9日，也就是同治皇帝宣布自己罹患天花的当天，出现了金星凌日的天象按中国古代天象学的说法，金星凌日意味着大灾、大难，多战争。。当时的北京是个理想观测点，两位美国天文学家为此特意携带望远镜来到大清帝国的首都。由于中国老百姓对这种天象传统的迷信心理，他们的观测活动受到阻挠，被迫丢下望远镜落荒而逃。1900年5月，某些特别迷信的义和团成员就把皇帝驾崩这笔帐算在了那两个美国天文学家头上：

他们拿了个特别大的望远镜架在地上，突然，太阳上就出现了黑点，这之后两天皇帝就因天花驾崩了。太阳是皇帝的象征，洋人利用望远镜在上面制造了不吉祥的黑点，咒死了皇帝。只不过是由于公使馆的包庇，他们才得以免于凌迟的惩罚。

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学的理论，同治皇帝选择的坟地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是不吉利的。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他应该避开咸丰的陵墓，长眠清西陵，可是同治帝最终却跟自己的父亲一样埋在了东陵。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清帝国随后遭受了一场严重的饥荒。

如果说同治帝的亲政最终是以悲剧收场的，那么他继任者的命运就还要更加悲惨。从1875年开始，慈禧便牢牢掌握着这位不幸继任者的命运。

第八章

操控皇帝的慈禧

同治帝没有儿子坊间传闻同治皇后阿鲁特氏死前已经怀孕甚至生产，而且还通过同治帝染上了梅毒，不过这种说法没有明确的史料支持，目前比较得到公认的说法是阿鲁特氏皇后在同治帝去世70多天后自杀或病死，至于是否怀孕或生产则无据可查。，也没有指定继承人，大清帝国的龙位首次出现了空缺的尴尬状况。于是，那些有能力控制大清最高权力的人就需要寻找一位能够得到各方面接受的新皇帝。如果同治皇帝有兄弟，这位兄弟又已经有了儿子，寻找新皇帝的任务就不难完成，哪怕这个孩子年龄尚幼。问题在于，同治帝本身是咸丰皇帝的独子，所以他也就没有直系血缘的侄子。在这种情况下，皇位继承人就应该从比同治皇帝小一辈的皇室宗亲中产生。不过由于咸丰和同治两位皇帝去世时都比较年轻，两人的在世时间加起来只有45年，所以同治皇帝子侄辈中可供选择的继承人也不是特别多。有鉴于此，新皇帝的人选就只能在同治皇帝的同辈人，也就是“载”字辈的皇室成员当中产生实际的情况是慈禧为保住太后的地位，不升格为太皇太后，这才坚持要在“载”字辈当中寻找皇位继承人。。这样的做法明显违背了皇位世代相传的大清祖制。

如果打算从“载”字辈皇室成员当中选择新皇帝的话，恭亲王的儿子载澄无疑是最理想的候选人。不过按照大清皇室的规矩，一旦载澄成了皇帝，身为父亲的恭亲王就必须向儿子行国礼。要想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恭亲王就只能选择退休，可是大清帝国的外交工作又离不开他，所以新皇帝就不可能是载澄。鉴于光绪皇帝登基后，醇亲王继续执掌大清朝廷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说法其实只是慈禧努力将恭亲王的血脉排除在皇室继承序列以外的借口。相比恭亲王，他的弟弟醇亲王此前并没有过多抛头露面的机会。醇亲王也有个儿子，而且年龄还小，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如此一来，让醇亲王的儿子当皇帝无疑是个更加有利的选择。

很多人将1875年拥立新皇帝的事件认定为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的第二次政变，这次行动依旧得到了慈安太后的配合。具体的行动细节是这样的。同治皇帝死后，太后们利用皇亲国戚们还没赶来奔丧的空当儿，以去世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指定他的堂弟载湉为皇位继承人。饱经风霜的慈禧当然预见到了由此可能产生的各种麻烦，也提前采取了相应的预防措施。预防措施之一就是安排她的政治盟友李鸿章在得到同治皇帝即将离世的准确消息后，立刻率军进驻北京。李鸿章没有丝毫犹豫，就加入了慈禧阵营。得知同治皇帝死期将至，他立刻率领来自老家安徽的8000精兵，只用了1天半的时间，就从天津赶到北京，尽管当时正是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

同治皇帝去世的那天夜里，李鸿章率兵来到紫禁城外，赶走了毫无防备的皇宫护卫，控制了所有出入口。与此同时，两宫太后乘坐遮挡严密的小轿，带着最心腹的随从，避人耳目，冒着大雪赶到醇亲王府。这之后，慈禧亲自来到自己侄子的摇篮旁边，把他抱了起来，带进小轿，一行人又悄无声息地原路返回了皇宫。这时的皇宫已经完全在李鸿章的控制之下了。第二天早上，光绪正式登基即位。众多皇亲国戚尽管心中不服，眼看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就无话可说。据我所知，尽管不少人都对慈禧太后借助光绪皇帝的名义再次垂帘听政心怀不满，她的这种行为却也没受到太多的指责或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恭亲王在这次政变中受到的损失最为严重，不过他对慈禧的行为同样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李鸿章

光绪皇帝登基时只有4岁，当然需要有人辅佐，太后们凭借自己的能力以及跟皇帝的血缘关系，顺理成章地恢复了垂帘听政的生活。在这方面实际给慈禧造成障碍的，可能只有皇宫中的某些太监。按照中国传统经典的说法：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很多时候，太监就是紫禁城里的“小人”。尽管大清祖制严格禁止太监干政，不过这些人仍然时不时地就要跳出来生事。同治皇帝相对比较宽容，太监们相应地也就自由了不少。光绪皇帝即位后，太后们立刻着手收拾这些太监，以“干政”的名义逮捕了为首的7个人，又把这7人当中的3个充军发配到遥远的北方边境，另外4个人则被打了板子。从那以后，太监们消停了好多年。

就这样，太后们，或者应该说是慈禧太后一个人，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完成了自己的计划，已经不需要继续护驾的李鸿章则带着军队离开了北京。对慈禧太后而言，未来的道路还不平坦，却也犯不上刀兵相见。眼下，慈禧需要面对的最主要问题就是解决光绪皇帝的继承人身份与大清祖制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光绪必须被过继给某位已经去世的皇帝，成为他的儿子。同治是光绪的堂兄，自然不可能再来扮演这个父亲的角色。如此一来，光绪的身份就只能是14年前去世的咸丰皇帝的儿子。按照大清祖制，如果咸丰皇帝还有1个儿子，在同治皇帝无子的前提下，这个儿子就将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因为按照大清祖制，慈禧等人没有权力再给已经去世的咸丰皇帝过继个儿子。据说，为了抗议这种“有违祖制”的行为，某位大臣选择自杀。坊间还有传言说，恰恰是由于光绪皇帝的即位不合祖制，所以他登基的头一年太庙就遭受了雷击。不管怎么样，从慈禧太后的角度来说，光绪都是继承同治帝皇位的最佳人选，最起码这位皇帝年龄很小，也就容易控制。

光绪皇帝

对两宫太后而言，光绪的即位肯定是件好事，尽管她们为此受到了无数质疑。通过过继光绪皇帝，两宫太后再次成了母亲，进而也再次控制了大清朝廷。只要她们足够长寿，就可以继续统治这个国家很多年。说到这里，一系列问题就出现了：两宫太后完成整个计划的过程当中，同治留下的那位皇后究竟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她没能参与丈夫继承人的选择？对于这个问题，多数中国老百姓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势力更加强大的两宫太后。如果年轻的阿鲁特氏皇后真的能为同治帝生下儿子，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皇位的继承人。关于阿鲁特氏皇后，坊间流传着版本不一的各种谣言，大致意思是说同治皇帝死时的确为皇后留下了个遗腹子，不过皇后却在皇帝去世后大概两个半月后也死掉了。死因据说是丧夫后过度悲伤绝食而死，不过也有传言说这位皇后使用更加惨烈的方式自杀身亡的。更多的中国人相信，阿鲁特氏皇后的死亡背后大有文章，很可能是慈禧太后把这位儿媳给毒死的。对于这样的传言，我们目前找不到可以支持它的证据，当然，也找不到可以反驳它的证据。比阿鲁特氏皇后的死亡更耐人寻味的是，皇后的家族对这位女性亲属的离奇死亡始终保持沉默，也不准备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直到义和团运动爆发，皇后的父亲崇绮仍然在为慈禧卖命。后来，大清皇室仓皇出逃到了保定，这位前国丈则选择自杀殉国。有鉴于此，似乎有理由相信最起码儿皇后的父亲认为自己女儿的死跟慈禧没有直接关系。众人指责慈禧太后涉嫌谋杀阿鲁特氏皇后最主要的依据在于，如果皇后当时真的怀了儿子，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慈禧的权力就将受到极大动摇。于是，她只能在同治皇帝死后把年龄尚幼的侄子推上宝座，从而保证自己和慈安太后的权力、地位。这反映了慈禧在政治方面的极大野心。

以上只是坊间流传的各种说法。清廷关于阿鲁特氏皇后死因发布的正式消息仍然声称皇后死于失去丈夫后的过度悲伤。与此同时，大清皇室也在不遗余力地把这位皇后打造为节烈妇女的典范。两宫太后为此专门以新皇帝的名义发布了旨意，李鸿章等大清官员则纷纷给朝廷上奏折，要求赐予阿鲁特氏皇后荣誉称号即谥号。。大清皇室也乐得卖这个顺水人情，于是就命令礼部为过世的皇后颁发荣誉称号。礼部的官员们搞出了12个备选方案，最终，阿鲁特氏皇后的荣誉称号被确定为：孝哲嘉顺淑慎贤明恭端宪天彰圣毅皇后。不管怎么说，这个称号也算是给了崇绮的女儿一个交代，她跟大清皇室的纠葛至此有了个了断。

光绪皇帝坐稳了宝座，恭亲王一如既往地负责这大清帝国的外交工作，东西两宫太后的地位丝毫也没受到影响。有迹象表明，此时的慈安太后已经主动放弃了权力，慈禧成了真正的“主心骨儿”。从各方面来说，1875年后的慈禧都有理由更加高看醇亲王。要知道，醇亲王跟慈禧的丈夫咸丰皇帝本身就是兄弟，慈禧的妹妹又亲上加亲嫁给了醇亲王。现在，醇亲王和慈禧妹妹的儿子又经太后之手当上了皇帝，同时也成了太后们的养子。至于恭亲王，种种迹象显示，1875年的这次政变后，他的影响力已经受到了极大削弱。作为制衡恭亲王的手段，慈禧虽然没有直接剥夺恭亲王领导总理衙门的权力，却往这个要害部门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个亲信还跟恭亲王不对付。正如随后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慈禧的确是个搞平衡的高手，能够灵巧周旋于众多男人之间，纵横捭阖，保持对朝政的控制。在这方面，慈禧一生只搞砸过一次，由此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死对头此处应指戊戌变法中慈禧彻底跟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维新派决裂。。

1875年，大清朝廷的形势可谓扑朔迷离，只有恭亲王的前途相对明朗。作为有能力的老牌外交家，恭亲王已经成了西方人眼中最值得信任的中国人。对大清朝廷而言，恭亲王的作用不可或缺，因此他的地位就是不可动摇的。较之哥哥，醇亲王此前留给西方人的印象似乎更加排外而且好战。按照大清祖制，儿子成了皇帝，醇亲王就应该主动退居幕后，不过此时的他显然没有这个打算，反而开始逐渐扩充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人都是不可能跟哥哥通力合作的。李鸿章则通过跟两宫太后结盟，已经成了权势、地位最高的汉族大臣，慈禧将他视为自己手中可以用来制约满族亲王势力的重要棋子。与此同时，李鸿章的外交能力以及军事方面的战略眼光也是值得慈禧重视的。就在1875年，李鸿章为大清帝国再立新功。这年年初，英国年轻的外交官马嘉理Margary，1874年，英国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险队，由近200名士兵武装护送，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翻译马嘉理参加这支探险队。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然后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他们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史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在位于云南的中缅边境地区遇害。李鸿章为此及时与英国代表威妥玛爵士展开外交接触，成功化解了危机。接下来，李鸿章还成功处置了1876年和1877年分别发生在河南、山西两省，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大饥荒。作为回报，李鸿章坐稳了直隶总督的位子，还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权倾朝野。不过随着权力、地位的水涨船高，李鸿章的政敌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应对大饥荒的过程中，李鸿章对那些敢于贪污赈灾款项的大小官员毫不手软，这样的举动进一步为他的官场生涯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家对头。

恭亲王

光绪登基后的最初阶段，大清朝廷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汉族大臣恐怕非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莫属了。就像李鸿章一样，左宗棠早年也靠追随曾国藩起家。这之后，他又通过镇压陕甘地区回民起义不断积累军功。正是由于左宗棠的强力镇压，1878年，某些回民起义者被迫离开了大清帝国的西北地区。作为军功的回报，左宗棠相继被任命为军机大臣，还在总理衙门任职，权势越来越大。左宗棠其人勇猛豪放又小心谨慎，是个受人爱戴的领导者，还精通外交事务。除此之外，这个人死后留下的回忆录显示他具有明显的拥护维新派倾向。多数西方人认为，左宗棠的得志跟醇亲王的暗中提拔、照顾密不可分。

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后，又发生了一件可能威胁大清朝廷统治，以及慈禧刚刚建立的政治权力平衡局面的重大危机。早在1871年，俄国就利用大清帝国西部边疆战乱频发的计划，占领了伊犁1865年，受到英国暗中支持的中亚浩罕汗国首领阿古柏率军入侵中国新疆。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地区。新疆至此面临被列强肢解的危险。左宗棠临危受命，在清光绪初年率军收复新疆，挫败了英、俄瓜分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作者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7年以后，左宗棠成功镇压了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随即着手收复这块位列大清帝国中原18省以外，俄国人称为“伊犁”，中国人称为“新疆”的西部领土。为了解决问题，大清朝廷首先派人前往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展开谈判，最终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只得派遣特使远赴圣彼得堡，寻求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大清帝国的特使名叫崇厚，是位满族大臣。这个人跟本书作者在天津打过交道。

“天津教案”发生后，崇厚曾经以特使的身份前往巴黎，代表清廷向法国政府道歉。由于这样的经历，崇厚虽然压根儿不懂外文，却被认为是个精通洋务的新派人物。1878年8月，慈禧专门召见了临行前的崇厚，此时的她似乎认定这位满族大臣必将不辱使命。这样的想法是个严重的错误。7个月以后，完成使命的崇厚乘船在上海登陆，还带回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吉亚条约》treaty of livadia，1871年5月，沙俄借阿古柏侵略中国新疆的时机，出兵侵占伊犁地区，还逐渐向周边地区渗透。清廷解决阿古柏问题后，于1878年派崇厚出使俄国，就伊犁问题展开谈判。崇厚在未请示清廷的情况下，擅自签订条约，向俄国出卖国家利益，引发公愤。。事实上，就在崇厚返回中国前，相关的消息早就传回了国内。按照崇厚与俄国人达成的协议，后者虽然同意退还部分新疆领土，却依然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作为代价，清廷则需要向俄国支付相当于50万英镑的赎金。得知这个消息的大清帝国立刻骂声一片。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张之洞，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等人纷纷上书，要求朝廷拒绝签署这个条约。当年的张之洞还只能算是个政坛新人，批评起崇厚来却毫不留情，甚至用上了“糊涂”“昏聩”之类的字眼儿。汉族大臣对崇厚不满，满族大臣也痛打起了“落水狗”。恭亲王的妻子跟崇厚存在亲戚关系，所以这位亲王也就不太好意思抓破脸，醇亲王则没有这样的顾忌。正是在醇亲王的带领下，满族大臣们对崇厚口诛笔伐。事情闹到最后，朝廷只得下旨剥夺崇厚的所有官职，将他逮捕起来，判处了杀头的罪名。与此同时，崇厚跟俄国人签订的条约也没获得批准，清廷转而要求就新疆问题重新展开谈判。由于无知和冲动，当时的大清朝野可谓群情激愤，甚至扬言说“如果俄国不同意重新谈判，就要开战”，只有恭亲王相对清醒。种种迹象显示，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属于坚定的主战派，李鸿章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大清敢于跟俄国开战，则必败无疑。

李鸿章能够亮出这样观点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就任直隶总督的若干年当中，他耗费了巨额资金，用以在自己管辖的省份内建立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在这种情况下，明确主和的他难免就要授人以柄。所幸，慈禧太后和恭亲王都是李鸿章的坚定支持者，他的地位因此不可动摇。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清帝国最终没有向俄国宣战，主战派转而将怒火发泄到了崇厚身上，声称砍头的判决实在太便宜他了。崇厚这个人还算命大，在俄国、英国公使，以及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的共同干预下，崇厚的判决最终被减轻了。不仅如此，俄国还同意就新疆问题重新展开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新协议。按照这个协议规定，大清帝国得以收回更多的新疆领土，俄国在当地的控制区域则相应地缩小了。当然，作为代价，清廷支付给俄国的赔款也上涨到了90万英镑。就这样，在慈禧和李鸿章等人的协调下，一场重大危机暂时就被压制住了。对李鸿章而言，采取这样的行动是相当危险的。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这位总督把大把的银子投入到了军事建设当中，现在却又突然改头换面成了主和派。他之所以坚持要冒这样的风险，是因为明确意识到大清帝国的军力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跟列强开战的程度。至于慈禧，她的功劳则是力排众议地支持了李鸿章。未来的很长时间里，慈禧和李鸿章之间类似这样的合作还要发生很多次。

收复新疆是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时期采取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这件事还没有彻底了结，1881年4月9日，45岁的慈安太后突然去世。清廷公布的官方消息说慈安太后死于心脏病，不过根据她在遗诏中百般叮嘱光绪不要因自己的去世而过度悲伤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位太后对自己的命运似乎早就心中有数了。从慈禧太后政敌的角度来说，她对慈安太后的死亡难辞其咎坊间流传的说法是慈安太后吃了慈禧送去的有毒点心，然后突然暴毙。。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慈安太后已经成了唯一能够制约慈禧的“绊脚石”。从咸丰皇帝去世算起，这两个女人已经合作了将近30年，按理说也确实到了闹矛盾的时候，不过那时的皇宫内外确实没有两太后不和的任何传言，所以我们也就没理由确定慈禧谋杀了慈安。就当时的形式来说，慈禧也没必要谋杀慈安。慈禧其人阴险狡诈，却也非常有远见，从不做无用功，而慈安的死活对早已大权在握的她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第九章

慈禧独揽大权

46岁那年，慈禧成了坐在年幼皇帝背后，大权独揽的人，实质上已经跟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皇帝没有区别。此时的慈禧其实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独裁者，因为就像此前的众多中国皇帝一样，她的独裁其实只能局限在紫禁城以内。大清帝国实行的制度本身为皇帝的权力设立了诸多限制。虽然满族大臣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不过这也只是个自谦的说法而已。很多时候，皇帝的执政必须依赖大臣，这也就为后者提供了进入包括军机处在内的最高权力机构，分享皇帝大权的机会。

就慈禧太后来说，她在从政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障碍其实是她自己的性别。中国传统文化为女性设置的重重禁锢妨碍了慈禧的行动，与此同时，作为地道的传统中国妇女，慈禧似乎也没勇气采取极端的手法挑战这个传统，她可以做到的只能是慢慢来，逐渐让自己获得世人的认可和接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到1898年变法指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才打破禁忌，直接面对面地接见大臣，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坐在帘子后面。这之后又过了4年，她才敢于力排众议，在紫禁城里召见西方使节的家眷。总而言之，为了冲破层层禁锢，慈禧花费了若干年的时间。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她时刻也没有放弃显示并维护自己权力的机会，比如最终搞掉恭亲王。正式下旨解除恭亲王的权力以前，慈禧必定已经忍耐了很久。虽然时不时地要给慈禧制造些麻烦，恭亲王终究为这个国家和朝廷诚实服务了很多年。相比他的贡献，恭亲王造成的麻烦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前面曾经提到，同治皇帝统治时期，法国人已经在紧邻中国东南边境的安南东京湾今北部湾。地区站住了脚。历史上，东京湾就是个不太平的地方，这里聚集了众多因为各种原因必须逃离大清朝廷控制的流亡者。例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很多残存的起义军就取道广西、云南2省，最终撤到了东京湾地区。这些起义者跟其他流亡者互相联系，最终演化成了被称为“黑旗军”的势力。为了对抗黑旗军，大清军队不但定期展开越境清剿行动，还在云南红河沿线布置了驻防部队。1874年，法国与安南签订条约后，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被继续保持了下来。这之后，法国的殖民野心进一步扩张，于是便决定在当地挑起事端。如此一来，法国跟大清帝国间的冲突再也无法避免。

作为挑起事端的第一步，法国人毫无理由地指责大清地方官员暗中勾结、资助原本势同水火的黑旗军跟自己作对。1883年夏天，法国人武力占领了东京湾地区，同时还控制了安南的首都。为了自保，安南国王被迫对大清帝国采取敌对态度，允许法国军队进驻到紧邻中国边境的地区。作为回应，大清朝廷警告法国政府说，如果驻扎北宁省等地的军队继续骚扰大清边境，他们将撤回驻法公使以示抗议。法国方面对此不理不睬，大清朝廷针锋相对，不过双方并没有因此宣战。

游历云南的法国人

法国人在安南找麻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作为惩罚措施，恭亲王被解除了一切职务，几位大臣因此被免职，还有几位直接负责此事的清军将领也丢了饭碗。慈禧惩罚恭亲王的理由据说是因为这位王爷没能把法军进攻北宁省的消息通报给太后，这明显属于故意找茬儿。得知自己被免职以后，恭亲王像往常一样默默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悄无声息地从高位上退了下来。这之后，恭亲王又活了14年，虽然光绪皇帝后来在1898年时曾再次启用他主持过总理衙门，可是那时这位王爷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丧失殆尽了。对历史学家而言，恭亲王其人恐怕永远都将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只是在1865年和1874年这两个身处逆境的人生特殊阶段，恭亲王才愿意更多地袒露心扉，向世人展现不一样的自己。正是由于恭亲王的努力，两宫太后才得以在咸丰皇帝死后稳定住了局势，进而成了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除了类似1865年这样的特殊阶段外，恭亲王跟两位嫂子的合作基本还是愉快的。特别是在这位王爷专心自己擅长的外交工作，不在其他方面节外生枝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他的侄子同治皇帝去世后，恭亲王曾经期待自己的儿子载澄能够继承皇位，最终的结果却是被自己弟弟的儿子摘了桃子，落得空欢喜一场。1884年，恭亲王黯然告别官场，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对这位王爷来说，他的儿子没能当上皇帝或许是件好事。如果他的儿子取代光绪成了皇帝，恭亲王可能就要因此生发出更多的野心，进而落个不得好死的下场。或许，恭亲王同样憧憬过自己取代两宫太后坐在皇帝身后大权独揽的美好未来。为了这个目标，他跟慈禧合作了23年，也隐忍了23年，最终以辞职的方式获得了解脱。恭亲王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是因为经过23年的漫长较量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嫂子的对手。

驻云南清军

驻云南清军

对局外人来说，想要搞清事情的全部来龙去脉是不可能的。恭亲王的确成就了慈禧，却也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所以我们的确没理由指责慈禧忘恩负义。事实上，很多人认为，慈禧在对待朋友方面基本还是真诚的。恭亲王倒台的深层次原因，可能还是因为他弟弟醇亲王的野心。这位王爷娶了慈禧的妹妹为妻，当然也就更容易获得慈禧的信任。1889年3月，慈禧最后一次以“垂帘听政”的名义出席朝会1889年，光绪皇帝年满18岁正式亲政。。这次朝会上，有大臣提出既然皇帝已经亲政，醇亲王就应避嫌，交出权力。对于这样的提议，慈禧不但加以拒绝，还大大夸奖了醇亲王一番，称赞他尽职、谦虚、没有野心。随后，慈禧又告诉大臣们说，光绪元年，也就是15年以前，醇亲王就上了一道非常说明问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中，醇亲王主动拒绝了朝廷奖赏给他的黄马褂。这样的行为足以证明醇亲王是个单纯、低调的人，始终将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仆人，而不是皇帝的父亲。慈禧当然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过醇亲王留给世人的印象仍旧是野心勃勃的。就在恭亲王告别官场的同时，醇亲王开始利用生命中的最后7年全面接管哥哥留下的权力。话虽如此，醇亲王并没能把总理衙门的大权抢到手，这个位置落到了庆亲王奕劻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满洲镶蓝旗人，乾隆皇帝曾孙。手里。庆亲王是乾隆皇帝的曾孙，由于执掌总理衙门，这位王爷后来在外国人当中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尽管失去了总理衙门的要职，醇亲王仍在抓住一切机会扩充自己的政治实力，很快便被授予了各种各样的头衔。例如，醇亲王首先把驻防北京的禁卫军抓到了手里，然后又马不停蹄地视察了天津、烟台、旅顺等地。外出视察明显开阔了醇亲王的眼界，回到北京后，他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大清帝国应该引进铁路技术。与此同时，这位王爷还给紫禁城和他自己的宅邸装上了电灯。

较之恭亲王，身为弟弟的醇亲王起先对来自西方的知识、理念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年轻时的他看起来还是个相当保守的人。“天津教案”发生后，醇亲王进一步表现出了明显的排外倾向，留给西方人的印象既守旧，又顽固。好在醇亲王本身不是个糊涂人，逐渐意识到了了解外面世界的重要性。所以在临终的时候，这位王爷已经成了支撑大清帝国的一股重要力量，实现了从保守派到维新派的转变。就大清亲王这个层次的人物来说，醇亲王已经相当开明，他不但为这个国家配备了铁路和电灯，还介绍了大批来自西方的知识，培养了众多中国自己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说回来，虽然慈禧评价醇亲王谦逊、低调，不过这位王爷投身官场终究还是难免追逐权力的俗气。正如前面所说，由于儿子成了皇位继承人，按照祖制，醇亲王就应该选择隐退。然而在年幼的光绪登基后的5年时间里，这位王爷就成了北京禁卫军的最高指挥官。这之后又过了4年，大清官场已经没有能够跟他匹敌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儿子成了慈禧太后的养子，进而登基成了皇帝，反倒有利于身为父亲的醇亲王获取政治权力。问题在于，祖制终究是祖制，随着光绪皇帝成年亲政，醇亲王应该隐退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某些极端保守的清廷大臣甚至认为，醇亲王是否能够急流勇退，直接关系到大清帝国的生死存亡。话说回来，光绪这个人运气实在不好，无论他的父亲怎么做，这个帝国其实都已经保不住了。

很多西方驻北京公使曾将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执掌大清内政外交视为强硬主战派的重大胜利。鉴于当时的形势，醇亲王掌权后首先要做的事，可能就是向正在安南频频挑衅的法国宣战。出乎这些人的意料，醇亲王保持了足够的克制。为了搞清这位王爷复杂的心态，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法军攻占北宁省后，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也就不打算继续挑战大清帝国的耐心。为了表示友好，解决问题，他们派了特使前往天津找直隶总督李鸿章谈判。1884年5月，李鸿章和法国特使傅里叶上校（cap-tain Fournie）达成了一项协议。按照协议规定，大清将主动撤走驻扎东京湾地区的军队，同时承认法国跟安南签订的条约。大清和法国针对安南的争端本可以就此和平了结，遗憾的是，双方后来在解释和执行协议条款时发生了分歧。按大清朝廷的说法，傅里叶上校私自改变了约定好的撤军时间，所以1884年6月21日法军小股部队进驻谅山时，当地的清军并没有及时撤离。法军随即要求清军让出地盘，清军表示拒绝，双方发生交火，法国人吃了大亏。吃了亏的法国人要求清廷道歉、赔偿。大清帝国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两国军队就此在东京湾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不过此时的大清和法国并没有公开宣战。此时清廷的多数大臣都主张要跟法国人开战，反倒是一项被视为主战派的醇亲王头脑异常冷静。最让慈禧太后和她的亲信们感到意外和欣慰的是，法国人始终留在危机的爆发地，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沿海路北上“讨说法”的打算。清廷因此也就没下达准备跟法国开战的命令。于是，当法军远东司令孤拔Courbet，1827年6月26日—1885年6月11日，法国海军中将，时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下令封锁台湾岛周边海域，并沿着闽江上溯到距离通商口岸福州以南10英里的马尾军港时，清军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战备措施，虽然大清海军的10艘木质军舰当时就停在那里。

醇亲王夫妇

来到马尾军港的孤拔总共带了9艘军舰。8月23日，他要求停泊在闽江里的大清军舰和沿江两岸炮台投降。大清军队对孤拔的要求置之不理，法军随后开火，打沉了大清的9艘军舰，沿江炮台也被炸成了废墟。总的来说，法国人的这场仗打得比杜威上将George Dewey，美西战争中的海战明星，美国海军特级上将，他一生指挥的最著名战役就是美西战争中的马尼拉湾海战。当年在马尼拉湾对付西班牙舰队的时候还容易。开战后第2天，法国人的舰队又击沉了闽江上的12艘船，炸毁了4座以上的炮台。大获全胜的孤拔下令舰队返回台湾海域，此时大概已有3000名左右的清军殒命沙场。法国人的暴行在西方人当中引起了不小的愤慨。驻留福州的传教士，同时也是福州教会学校校长的施美志先生George Blood Smyth，福州英华书院第二任校长。这样说道：

死难者的尸体落潮时从闽江漂到了海上，涨潮时，他们又被冲了回来。开战后的很长时间里，从马尾军港到闽江出海口的江面上漂满了尸体，甚至无法行船。这些尸体漂在那里，向世人控诉着法国人的残暴和野蛮。

很多西方人对法国的行为都感到如此愤慨，大清帝国上上下下的心情可想而知。出乎意料的是，大清帝国内部并没有因此出现严重的排外风潮，大清朝廷也保持了难以想象的克制，依然没向法国宣战。这之后，孤拔又在台湾采取了规模有限的行动，没占到什么便宜。法国陆军在东京湾周边地区跟人数相对占优的黑旗军和大清正规军打了几次仗，反倒还吃了亏。大清和法国的战争就这么不温不火地持续着。后来，其他西方国家的在华商人终于坐不住了，因为战争毕竟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些人纷纷通过各自的渠道给战争双方施加压力，要求和谈。于是，东京湾周边的战火还在燃烧，大清和法国的代表却在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Robert 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1854年来到中国，1861年起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1863年正式接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1908年休假离职回国，1911年死于英国白金汉郡，被清廷追授为太子太保。的斡旋下开始了谈判。1885年6月，李鸿章和法国代表签订条约，大清承认法国在东京湾周边殖民的权利，支付赔偿160万英镑，安南则沦为受法国庇护的殖民地。

这场战争给法国政坛造成的影响不属于本书讲述的范围，这里略去不谈。就大清帝国方面来说，李鸿章签订的条约似乎可以算得上是个外交胜利，至少法国人没能通过谈判桌得到自己当初希望通过战争获得的一切。尽管如此，大清朝野仍将这个条约的签订视为奇耻大辱，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慈禧太后则在这场危机中坚定地站在了李鸿章一边，所以后者非但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反而还取得了更多的信任和利益。不仅如此，就连在李鸿章手下，直接在福州负责指挥清军跟法军对阵的张佩纶张佩纶，直隶丰润县齐家坨人，同治十年辛未科二甲进士，授翰林院侍讲，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女婿，女作家张爱玲祖父。也没受到惩罚。法军出现在福州海域时，张佩纶不但放任对手沿着闽江上溯到马尾军港，开战后还向朝廷谎报消息说自己率军取得了“大胜”。张佩纶为所有这一切付出的代价仅仅是革职拿问，然后充军发配到长城以外。就连这点儿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由于李鸿章出手干预，张佩纶充军发配了没多久就被弄了回来，然后成了李鸿章的女婿，升官发财，直到1894年才又因投机和贪污的罪名栽了跟头。从李鸿章的角度来说，他为这么个货色耗费的心血实在有些不值。好在此时的慈禧太后仍旧需要李鸿章，所以也就可以对他的所作所为睁一眼闭一眼。

慈禧太后独揽大权的时期

晚清清军

可谓麻烦不断，先是跟法国在安南开战，然后朝鲜又出了娄子。大清帝国跟朝鲜存在着明确的藩属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强占朝鲜巨文岛后，清廷才及时出手摆平了此事。作为交换条件，大清许诺将不允许其他列强染指朝鲜半岛。列强当中对朝鲜半岛觊觎最盛的当属俄国和日本。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大清帝国成功遏制了日本对朝鲜可能的侵略。这方面最主要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大清派驻朝鲜首都的代表袁世凯。袁世凯也可以算作李鸿章的门下，不过这个人明显比张佩纶强得多，能力很强，又非常懂得谋略。为了回应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种种行为，袁世凯干脆把朝鲜国王的父亲指朝鲜高宗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1863年，高宗即位时年仅12岁，不能亲理政务，由李昰应担任摄政。这个人是当时朝鲜内乱的重要根源，因此在1883年被袁世凯率领的清军抓回中国天津，软禁在保定，3年后释放回国。抓回了中国，然后以礼相待地软禁了起来。朝鲜国王的父亲凭借身份优势，成了朝鲜的摄政王，向来以阴险和排外著称，因此也就制造了不少麻烦。这个人被软禁起来以后，朝鲜局势安生了很多年，袁世凯因此飞黄腾达。

所有这一切都在光绪执政时期走到了尽头。光绪执政初期可以说是大清帝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迎来的最好发展阶段，当时的大清帝国内乱已经结束，也没有对外战争，朝廷里掌握实权的大臣也都比较有能力。这些大臣们明确意识到，要想让大清帝国自立于世界列强之林，就必须首先加强国防建设。当时的种种迹象使人们有理由相信，相比短命的3位前任，光绪必将给这个国家带来新的希望。就光绪执政早期来说，唯一的不稳定因素就是自1883年开始露头的反洋教运动，不过直到光绪被实际软禁以后，这种针对西方传教士的排外行为才真正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本书后面将详细介绍这方面内容。

慈禧虽然利用光绪皇帝的年幼再次垂帘听政，不过这位太后本身并不具备足够的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能力，因此她就需要发现、扶植那些可以协助自己的亲信。此时，善于跟洋人打交道的恭亲王已经被慈禧废掉了，于是就在1887年前后，慈禧又相继培养了醇亲王、李鸿章和袁世凯作为替补。这3个人虽然各有各的毛病，却基本还算称职。除了这3个人以外，同时期只得关注的两位清廷重臣还有总督张之洞和刘坤一刘坤一，1830年1月21日—1902年10月6日，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1855年参加湘军与太平军作战，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兼任两江总督。。这两个人的生平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个性也很强，在19世纪临近结束的若干年当中跟西方人打了不少交道。

第十章

慈禧再次隐退

1887年，光绪已经成年，按照大清祖制，他应该在次年春节以后亲政，然而光绪的亲政却被外人所不知晓的原因打了折扣。就在这年，慈禧太后首先对外界宣布光绪到了该亲政的年纪。紧随其后，光绪不知是被迫还是自愿地发布诏书说自己还不具备独立执政的能力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5册P 202—203，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为译者所加。：

朕寅绍大统，于今十有三年。践阼伊始，时事方殷，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念朕躬冲幼、时事多艰，允廷臣垂帘之请，俾朕从容念典、讲求政本，以仰副皇考文宗显皇帝皇妣孝贞显皇后穆宗毅皇帝眷顾之隆。十余年来。伏睹皇太后励精图治、惟日孜孜、慎简亲贤、严昭黜陟、载扬师武、并济刚柔，求才不弃迩言，赐帑必期实惠，用能目张纲举，物阜民康，佑启后人，允光先烈，丰功伟绩，照古腾今，为向来史册之所无，实薄海臣民所共见。兹复特颁懿旨，以朕典学有成，宜亲大政。敬闻巽命，祗益战兢，若涉大川，罔知涯涘。我皇太后复以神器至重，朕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尚待提撕，允再训政数年。旰食宵衣，忧勤靡倦，自惟凉薄，曷敢怠荒，谨遵慈命，昭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行亲政礼。

光绪这么做的背后动机究竟是什么？皇帝亲政以后还要听从别人的指导，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原文如此，只能说作者对中国历史了解得还不充分。。难道慈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敢于破坏大清的祖制？或者此时的光绪真的还不完全具备执政的能力？相比大清帝国历代皇帝乃至其他皇族成员，光绪在性格方面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如果说这位皇帝的伯父恭亲王可以被称为一个谜的话，光绪就是谜上加谜。儿童时代的光绪身体就很弱，所以他的性格相应也就比较软弱、温和。不同时期见过这位皇帝的西方人都曾注意到他苍白的面容，还有气若游丝般的呼吸。光绪的外貌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小很多，36岁的时候看上去还跟16岁的人差不多。光绪的身材非常单薄，因此也显得很文雅。他的头比较大，前额异常饱满。光绪的脸型基本是枣核形的，颧骨很低，下巴很尖。这位皇帝的眉弓比较高，眼睛大大的，目光透露出睿智又很忧郁。光绪的嘴唇很薄，经常紧紧地抿在一起，稍稍向左歪。非正式场合的光绪衣着极端简朴，却无法掩盖他身上引人注目的帝王之气。也有谣言说，私下独处时的光绪脾气挺坏。儿童时期的他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躺在地上打滚、尖叫。生命的最后阶段，已经被软禁起来的光绪经常随手把可以够到的东西摔到地上，据说还踢过皇后一脚。光绪对女人似乎没太大兴趣，无论她们的容貌多么诱人。

光绪执政时期最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是发动了维新变法，这个人对来自西方的知识无疑非常感兴趣。与慈禧太后不同，光绪皇帝首先是个功底深厚的中国传统读书人，又在这个基础上广泛涉猎了西方新学。从儿童时代开始，光绪就痴迷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各种玩具，这些玩具本身也蕴含了同时期西方最新的机械知识。亲政以后，光绪这方面的爱好得到了更大发展。他曾热衷收集西方钟表，还尝试着自己拆卸、组装它们。除此之外，光绪还鼓捣过八音盒、照相机和电话，弹过钢琴，骑过自行车，甚至在紫禁城里修了铁轨，绕着太液池跑火车头1886年，光绪十二年，清廷开始在皇城范围内修建皇家铁路，起点在中海的瀛秀园，终点在北海镜清斋，1888年竣工，一般称为“西苑铁路”。。光绪非常渴望来自西方的知识，为此阅读过大量中文译本，后来干脆自己学起了英文。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光绪是个非常具有新派色彩的人物，甚至可能是最具新派色彩的中国人，对未来饱含热情而充满远见。

遗憾的是，光绪是在紫禁城只能看见女人和太监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还要时时受到慈禧太后的监视。据说，慈安太后起初承担了抚养光绪的责任。后来，慈安太后死了，光绪就彻底落到了慈禧和她的亲信手里。种种迹象显示，慈禧并不支持光绪的新派作风，不过鼓励这位皇帝沉迷于某种爱好终究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慈禧至少可以趁此包揽皇帝的权力。为了保证自己地位不受损害，慈禧曾经有意培养光绪对自己的尊敬。随后的种种事实证明，她在这方面的努力非常成功，最起码光绪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能够让慈禧满意，至于私下场合，那就不好说了。

按中国标准计算的17岁那年指农历虚岁。，光绪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成熟，可以如预期的那样独自管理大清帝国了，然而他的亲政和婚事都被太后耽搁了下来。就像当年同治皇帝面对的情况一样，慈禧显然不希望为这位侄子兼养子迎娶一位自己信不过的皇后。于是，她想出了个亲上加亲的基础上再加亲的办法。慈禧的兄弟名叫桂祥叶赫那拉·桂祥，慈禧的弟弟，三等承恩公，满洲镶黄旗副督统。，当时在八旗军队中获得了相当于中将的军衔。桂祥的几个女儿都很受慈禧宠爱，年龄最小的那个女儿也是最得宠的。这个最小的女儿当然也姓叶赫那拉，性格温和、孤僻，容貌并不出众，比光绪还大3岁，却是慈禧心中皇后的第一人选。虽然光绪对这个女孩没有任何好感，1888年11月初，桂祥这个最小的女儿仍旧超越所有竞争对手，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后。为了让全体国民知道这个好消息，慈禧专门在北京出版的官方通报上刊发了如下旨意这份旨意的原件未查到，此处据本书英文回译。：

随着皇帝逐渐长大，具备了可以承担列祖列宗留下的荣耀的能力，他也是时候给自己选个合适的皇后，协助处理后宫事务。皇后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能够母仪天下。桂祥的女儿温良贤惠，是皇后的不二人选。

光绪的皇后是慈禧强加给他的，作为补偿，他被允许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两个妃子即珍妃和瑾妃。。皇宫中流传出来的小道消息说，皇帝对待皇后非常冷淡，这两位妃子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光绪跟皇后的紧张关系。还有消息说，光绪大婚那年的1月，皇宫的大门被火给烧了，这本身就是不祥之兆，说明上天并不满意这场慈禧看好的姻缘。对慈禧太后来说，光绪皇后最大的优点就是不管闲事，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所以尽管光绪后来遭到幽禁，这位皇后却得以继续默默无闻地安享荣华富贵。

皇后人选确定后，负责皇帝大婚的官员们很快便拿出了相应的婚礼策划方案供慈禧审定、拍板。为皇帝策划婚礼其实有不少现成的先例可循，然而这些官员的婚礼计划却偏偏在其中的祭告天地环节出了纰漏，进而惹恼了慈禧，被全部解职。新的婚礼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很快纠正了前任们的失误，得到了慈禧的肯定。1888年12月4日，光绪的订婚仪式举行。需要说明的是，大清皇帝的结婚流程基本大同小异。首先要有皇帝本人乃至太后挑选合适的皇后人选，然后举行订婚仪式，皇帝给予皇后相应的信物和彩礼。所谓信物，通常就是装在纯金镶宝石匣子里的金册，它是皇后身份的证明。在大清帝国，无论皇帝还是普通百姓，结婚的流程都是差不多的。结婚前，新郎要送彩礼。结婚当天，还要要派出轿子去皇后的父亲家迎娶新娘。这之后，夫妻见面，拜天地，入洞房。结婚后的一两天，新郎还要带着妻子回门。身为皇帝和皇后，他们的结婚仪式无疑更加奢华。光绪当然用不着亲自去丈人家呈送彩礼，却也需要目送彩礼队伍离开皇宫。这支彩礼队伍由亲王率领，携带的礼物包括皇后的金册和大印，凤冠，镶有珍珠的盖头，绣着凤凰的丝绸礼服，还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队伍离开后，皇帝要跟大臣们一起聆听来自太后的旨意，他在这方面唯一的特权就是不用跪着。彩礼队伍离开皇宫后次日一大早儿，皇帝需要前往慈禧居住的宫殿拜见太后，三跪九叩。行礼完毕，慈禧退居幕后，皇帝接见皇亲国戚，再次聆听太后发布的关于自己结婚的旨意。

珍妃

根据钦天监计算，1888年12月25日是个黄道吉日。当天黄昏，皇后前往皇宫的预期路线实施戒严，以免闲杂人等窥视皇帝新娘的真容。此时的光绪虽然只是太后的傀儡，对普通百姓而言，却仍旧高高在上。皇后的喜轿总共有16名轿夫抬着，若干名亲王骑马护送，另有若干名负责开道的人跑在前面，高呼：“凤辇驾到！”与此同时，乐队演奏中国喜庆场合的传统音乐。喜轿进入皇宫后，护送队伍主动退去，太监们从轿子里把皇后搀扶出来，引导她坐上属于自己的宝座。宣旨太监高声宣布：“吉时已到，喜结良缘！”皇帝由一队太监陪伴，进入随处可见龙凤呈祥图案的新房。直到这时，新人们才算真正见了面。这之后，皇帝和皇后从跪在旁边的侍从手里接过珠光宝气的杯子，共饮交杯酒，喜庆的音乐再次响起。

光绪结婚意味着他已彻底成年，慈禧失去了继续垂帘听政的理由。好在，这位新皇后的到来又让她在控制皇帝方面添了道保险。牢牢控制住形势的慈禧于是正式颁布旨意，从1889年3月4日开始将大权移交给皇帝。此时的慈禧其实也才只有54岁。按照光绪的安排，经历18年辛苦操劳的太后被安排在皇宫中颐养天年。为了让退休后的太后过得安逸，皇帝安排专门的负责人，提前作了各种各样的准备。这样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只有前面提到的那次皇宫火灾期间，才稍稍暂停。结束垂帘听政的慈禧除了去皇宫中的寺庙祈祷国家风调雨顺，自己健康长寿，很少再公开露面。作为对皇帝让自己颐养天年“好意”的回答，慈禧告诉光绪说：“皇帝的职责就是处处谨言慎行，不断提高治理国家的水平，造福大清子民。”

退休后的慈禧干脆搬出了皇宫，转而住进了颐和园。这座皇家园林位于北京城西北方向大概12英里左右，里面最著名的景观就是万寿山。为了方便太后前往颐和园，大清朝廷修建了专门的御路，路面由青石铺就，沿途做了景观绿化，播种季节还可以看到成片的麦子和玉米，走在上面的感觉远远好于这个国家的其他道路。1860年，颐和园所在的旧址曾遭到英法联军破坏，后来又得到了修复。总的来说，慈禧太后安居的颐和园是个建筑林立、风景优美的好地方。置身这座皇家园林，慈禧满可以安安心心地养养花、画画画。据某些见过太后的西方公使女眷说，慈禧画画的水平的确不错。颐和园里还有个大湖，湖中心有个小岛，汉白玉的十七孔桥连接着小岛和湖岸。湖心岛被大理石的围栏围住，岛上有黄琉璃瓦的亭子，人工修建的假山，以及美丽的花园。大湖的西北部湖面相对比较窄，湖岸上有大理石的围栏。这片湖面风景挺不错，连接着直通北京城的运河，运河跟湖面的界限是一座被称为“骆驼背”结构的石拱桥，整体都是汉白玉建构而成的。慈禧如果走腻了陆路，就可以从北京城坐船沿着运河，直接进入颐和园的水面。随着时光流逝，喜欢新鲜玩意儿的慈禧还为颐和园的水面增添了蒸汽小火轮。需要说明的是，颐和园的大湖是专属慈禧一个人的，能够陪同她乘舟泛水的只有特定的随从人员，以及大批提供各式服务的宫女、太监。

据说，慈禧在颐和园的主要活动就是园艺和乘船。作为交出权力的补偿，皇家建筑师奉命竭尽所能满足太后的要求。在建筑方面，慈禧的喜好跟拿破仑的妻子玛丽·约瑟芬差不多。尽管不少西方批评家认为慈禧在建筑方面的品位实在不怎么样，热衷奢华建筑的她仍然在万寿山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亭台楼阁。不仅如此，她还试图恢复那些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景观。只可惜，颐和园在1900年再次遭到战火破坏，不少建筑因此遭到损坏。除了园艺和乘船，慈禧的爱好还包括文学、画画和京剧。这位太后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喜欢看戏，当上太后的她得到了发展这方面爱好的极大空间，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私人剧团。慈禧就这么如光绪所愿在颐和园颐养天年，遗憾的是，几年以后，她的安逸生活就被打破了。本书后面章节将专门介绍这段历史。

慈禧的某些政敌声称，这位太后的生活极度奢华，就连她身边的太监也是假的坊间传言安德海是个假太监，跟慈禧有不正常关系。。前面曾经提到，为了确保自身地位，慈禧和慈安太后执政初期专门收拾过那些干预朝政的太监。作为代价，慈禧也在这个群体当中树立了不少敌人。在那些有幸目击真实清宫生活的西方人眼中，太监们都还算是些说得过去的人。例如，美国女艺术家凯瑟琳·卡尔小姐miss katharine Carl，1858—1938，中文通译为“柯/克姑娘”，她是唯一在中国宫廷生活过很长时间的外国人，也是唯一替尚还健在的中国后妃画像的人，代表作《禁苑黄昏———一个美国女画师眼中的慈禧》。就发现太监们当中其实不乏文化修养非常高的人。尽管如此，以总管李莲英为代表的太监群体仍然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憎恶。李莲英留给西方人的总体印象是身材苗条、举止优雅、精明干练，普通中国老百姓则觉得这个人无耻贪婪、滥用权力。耐人寻味的是，李莲英的女主人慈禧对这位手下采取了明显的纵容态度，这就不能不让人猜测他们中间是否存在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关系。这样的猜测纯属捕风捉影。

颐和园

退休后的慈禧尽管住进了颐和园，可她只要爬到万寿山山顶，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紫禁城的黄琉璃瓦。事实上，慈禧可以“看到”的不只黄琉璃瓦那么简单。通过事先布设好的各种渠道，她依旧执掌着紫禁城里的一切。

第十一章

光绪亲政周年庆典

1890年2月25日，亲政后的光绪正式全面接管了大清帝国的统治权。对西方人而言，这可是个期待已久的时刻，因为按照已经去世的同治帝留下的先例，他们将再次得到被大清皇帝亲自召见的机会。此前，实际掌握大清实权的慈禧试图通过“拖”的办法回避这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再也拖不下去了。随着光绪正式接管大权，总理衙门也开始与各国驻华公使展开漫长的协商。最终，就在这年年底，光绪发布旨意说他将在次年农历春节后接见各国驻华公使。不仅如此，以后每年的第一个月都将照例举行这样的接见活动。对于光绪的示好姿态，各国公使备感欣慰。值得注意的是，光绪的接见仪式流程仍然遵循了同治帝留下的先例，地点同样安排在紫禁城以外的紫光阁。1891年3月5日的第一次接见结束后，各国公使对此纷纷表示不满。这件事很快就闹到了总理衙门。最终，大清朝廷作出了让步。1894年11月，也就是马戛尔尼勋爵晋见乾隆皇帝101年后，各国公使终于在紫禁城受到大清皇帝的接见。

1891年1月1日，光绪还没来得及第一次接见各国公使，他的亲生父亲就去世了。这样一来，醇亲王也就没来得及利用慈禧的退休拓展权力空间。自从光绪登基后，大清朝廷中始终就存在着敦促醇亲王及时隐退的声音。不过这位王爷似乎打定主意决不交出自己的权力，即便破坏祖制也在所不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醇亲王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问题在于，1889年光绪正式接管权力后，他是否还有机会实现自己的野心。有谣言说，光绪跟自己的亲生父亲长期不和。这两个人最主要的分歧在于，醇亲王虽然没有多数西方人想象的那么保守，却也达不到光绪如此开放的程度。

醇亲王的死为恭亲王提供了复出的机会。只不过，光绪对这位伯父虽然心存好感，内心却还是更倾向摆脱皇族亲属的控制，组建属于自己的力量。或许正是由于亲生父亲的去世，光绪才得以在1890年12月和1891年6月相继发布了两道广受西方人欢迎的旨意。光绪在这两道旨意中指出，目前大清帝国与各国签订的条约已经保证了基督教在这个国家的广泛传播，朝廷也反复命令各省官员保护来华传教士。这之后，光绪继续说道：

基督教自有劝人从善的一套道理。大清帝国的老百姓即便皈依了基督教，也仍旧是这个国家的子民，必须服从大清各级官府的管理。我们没理由因为宗教的原因破坏和平的生活，然而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都在发生，而且发生的频率非常高。

光绪相信，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很多人才会仇视洋人的宗教，各种各样的麻烦随即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廷只得严令各地官府保护洋人，还将严惩那些办事不力的官员。光绪的旨意随后谴责了自1883年以来大清各地针对洋人的各种攻击行为，特别是1891年5月发生在芜湖和1891年6月发生在无锡的两起排外事件。这两件事都发生在长江下游地区，后者的影响尤其坏，因为有若干名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丢了性命。就像前面提到的几起排外事件一样，这件事的起因仍然是民间有谣言说洋人拐骗中国小孩，用他们的尸体做药，再就是说洋人的宗教有意教唆破坏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如此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部分大清官员采取了行动，更多人却选择不作为。按照“天津教案”发生后签订条约，西方人可以在大清帝国境内自由生活、游历和传教，大清各级官员对这项规定尤其仇视。他们认为，洋人的行为正在破坏中国延续千年的传统。光绪正式执政后，朝廷中皇帝阵营的大臣与太后阵营的大臣发生了严重冲突，那些持排外立场的官员得以趁机拓展自己的影响力。众多西方学者认为，大清帝国发生的所有排外事件背后其实都有朝廷暗中支持的影子。这种所谓支持可能是明确的命令，也可能是默许和暗示。

有人认为，慈禧这位公认的顽固排外派在启用那些立场温和的大臣跟洋人周旋的同时，又在暗中默许和支持针对那些在广东、山东、四川，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的针对外国人的袭击事件。实际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因为慈禧是个善于在不同力量之间搞平衡的人，如果她明确地站到了以端亲王、董福祥、毓贤为代表的排外派阵营一边，平衡就将被打破。有鉴于此，除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极端时期，慈禧的立场始终是暧昧的，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烈的排外倾向。只不过是由于治国理政的能力太过低下，这位太后才有意无意地妨碍了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复兴国家、抵抗侵略的努力，进而让本已麻烦缠身的大清帝国雪上加霜。

也有人认为，所有这些排外活动的幕后推手是一群身居高位而且有头脑、有目的的人，并非通常意义上愚昧无知的皇族、保守顽固的八旗子弟或者迂腐偏激的中国传统文人，这些人的意图就是要阻挠那些更加开明的同胞变法国家的努力。充分的证据表明，慈禧大权独揽时期和光绪执政初期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很多（虽然不是全部）排外事件，背后都跟远在北京的朝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大清各省地方官员仇恨洋人，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数不清的麻烦，还阻挡了官员们的财路。在得到高层默许的前提下，这些大清地方官吏自然非常乐意收拾收拾这帮麻烦制造者。受到的损失的洋人们自然不可能善罢甘休，众多大清官员为此丢官罢职，甚至被砍了脑袋。为了报仇，心存怨恨的官员们变本加厉。双方就这么你来我往，事情最终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清帝国内部一个极度仇恨洋人的群体逐渐浮出水面。

1891年，上述危机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为了缓解危机，光绪不得不在这年6月专门发布旨意，以期挽回局面。光绪在这道旨意可谓诚恳又友善，然而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山高皇帝远”，好的旨意传达到地方未必就能起到好的作用。1895年，相对平静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位于中国西南的四川和东南的福建相继发生了惨烈的排外事件。这两起事件都是以来华传教士为主要攻击对象的。1894年秋天，大清帝国与日本开战，整个国家仇恨洋人的情绪因此水涨船高，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所有外国人都受到了波及。

西方人想象的光绪皇帝和皇后

1894年发生过不少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甲午战争的爆发，西方驻华公使终于解决了面见大清皇帝的程序问题，还有慈禧太后的60大寿。这其中又以甲午战争的影响最为深远，就连太后的大寿、公使们的朝觐都被战争的阴云笼罩其中。1894年11月12日，光绪正式接见了各国驻华公使，这应该算得上过去1个世纪当中西方国家对华外交的重大胜利。各国公使要求总理衙门安排觐见的理由是向皇帝当面祝贺太后的60大寿，并呈递书面贺信。对大清朝廷来说，拒绝这样的要求是不得体的，而且接受这种具有私人性质的贺信的地点也只能安排在皇宫以内。总理衙门对此感觉很为难，然而在各国公使的坚决要求下，大清朝廷居然破例没有讨价还价，最终爽快地将觐见日期安排在11月12日。觐见的具体地点确定为紫禁城的文华殿，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都是中国皇帝举行经筵的场所。文华殿在紫禁城的范围内算不上特别重要的场所，不过这毕竟是有史以来西方外交人员首次被邀请进入大清帝国的皇宫。

觐见当天，整个文华殿装饰着黄色的帷幔，家具方面却只摆放了皇帝专属的龙椅和书案。皇帝宝座的后面悬挂着刺绣装饰的丝绸帘子，慈禧太后隐身在帘子背后，公使们看不见她，她却可以听到外面的一举一动。皇帝宝座两旁侍立着清廷各部的尚书和侍郎，以及其他高级别官员。光绪皇帝双腿交叉坐在宝座上，身穿貂皮长袍，头戴皇冠。大臣中地位最高的恭亲王和庆亲王分别站在皇帝左右两边最近的位置，他们负责充当整个觐见仪式的司仪。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程序，各国公使依次觐见皇帝。资历最老的美国公使排在首位，他用英语向皇帝表示祝贺，然后呈递贺信。这之后，公使的贺词再被依次翻译为汉语和满语当众宣读。美国公使结束觐见后，其他各国公使再依样画葫芦。所有呈递上去的贺信均由两位亲王代为接受。亲王们拿到贺信后要大致浏览一下，将信中的意思用满语简要概述给皇帝，然后在把贺信恭敬地放在皇帝的书案上。皇帝则向公使点头示意，用满语表示感谢。皇帝说完话后，再由翻译把他的话首先翻译成汉语，然后翻译成相应国家的语言，当众宣读。觐见仪式结束时，公使们集体向皇帝鞠躬，退出大殿。

通过这次觐见，西方人第一次受邀走进了戒备森严的紫禁城。对慈禧而言，这也算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虽然整个觐见过程中她都躲在帘子后面。1894年11月2日，也就是公使觐见前5天，慈禧迎来了自己的60大寿。这让她获得了从退休后的隐居生活中暂时摆脱出来，出入公开场合的机会。为了庆贺自己养母的60大寿，光绪组织了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庆典的筹备工作。对这个委员会来说，筹备慈禧太后的60大寿其实算不上什么难事，因为这方面是由先例可循的。1752年，也就是慈禧60大寿142年以前，乾隆皇帝为了祝贺自己母亲的60大寿，曾经举办过类似的庆典。庆典过程中，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乾隆皇帝特意穿上类似儿童款式的衣服，模仿“老莱子娱亲”的典故。当然，光绪也不一定需要做得这么过火。

不管慈禧本人乐不乐意，战争终究扰乱了她的60大寿，某些重大庆祝活动最终因为她的主动要求而被取消。坊间也有传闻说，慈禧之所以愿意这么做，一半儿是出于自己愿意，一半儿也是受到了来自恭亲王等人的压力。北京以外的地区基本没有举行任何庆寿活动，北京城内的庆祝活动也被降到了最低标准。例如，为了祝贺太后60大寿，紫禁城的大清门像光绪大婚时一样张灯结彩，不过整个皇宫的庆祝活动也就仅此而已了。清廷宣布，通过压缩太后60大寿庆典节约下来的银子将被充作军费，慈禧由此也算是在国民心目当中树立了个良好形象。作为补偿，光绪在慈禧的60大寿当天为她授予了新的荣誉称号。按照大清皇宫的惯例，后妃通常是在为皇帝产下龙子或者跟皇帝结婚10周年以及其他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点才可能被授予荣誉称号。这个称号一般包含若干个字，当事人在获得称号的同时，荣誉称号每增加一个字就意味着他每年可以多收入10000两银子（相当于1500到2000英镑）。有鉴于此，被皇帝授予荣誉称号是件名利双收的大好事，特别是对慈禧这样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位太后临终时，被授予的荣誉称号已经长16个字宣统帝执政时慈禧谥号最终被确定为23个字，即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大大超过了她的前辈们。

慈禧

除了获得皇帝授予的荣誉称号，60岁的慈禧还感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官员们的孝心，各式各样的生日礼物纷纷涌入紫禁城。慈禧因此再次获得了展示自己高风亮节的机会，她主动把收到的礼物献了出来，充当对日作战的军费。这笔钱据说达到了150万英镑的规模，不过对慈禧而言，也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话虽如此，鉴于这位太后10年后庆祝自己70大寿时再次表现出的高姿态，我们有理由相信慈禧基本还算是个有爱国心的人，当然也不能排除所有这些义举背后存在其他动机的可能。不管怎么说，由于上述事实的存在，近年来某些人针对慈禧经济方面的指责起码是不够公允的。甲午战争的爆发为慈禧的60大寿当头泼了盆冷水。通常来说，中国皇帝是不喜欢将类似战争这样的晦气事情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的。在这方面，咸丰皇帝如此，他的妻子慈禧同样如此。60岁生日赶上了战争，这样的事终究让异常迷信的慈禧觉得非常不高兴。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10年以后，即将迎来70大寿的慈禧特地将生日庆典提前1年举行，从而避免了再次被某些倒霉事煞风景的可能性。

日军缴获的清军重炮

1894年8月1日，大清和日本正式宣战，此前1周，战争其实已经打了起来。引发这场战争的根源是朝鲜半岛。早在16世纪，这两个国家就曾为此发生过冲突指明万历年间朝鲜的抗倭战争。。从那时开始，日本便不断试图染指朝鲜半岛。与此同时，朝鲜内部的某些政治势力也希望通过跟日本合作，获取相应的利益。朝鲜和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直到1880年代早期，大清帝国还跟朝鲜保持着藩属关系。1885年，觊觎朝鲜的日本与大清达成协议，共同撤出滞留半岛的军队。与此同时，日本却背信弃义地继续在首尔驻军，随时准备侵占这个国家。面对日本在朝鲜的咄咄逼人，李鸿章一如既往地理智而冷静，此时的他明确意识到，如果大清和日本开战，自己在直隶省经营多年建立起来的新式陆军和海军就将灰飞烟灭。甲午战争爆发前，类似李鸿章这样的主和派属于少之又少的异类，就连他那个不成器的女婿张佩纶也曾义愤填膺地给光绪上书，要求好好教训教训日本人。李鸿章无疑比他的女婿老练很多。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就当时的形势来说，仗是肯定要打的，但绝对不能闹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危机最终只能通过谈判得到解决。好在此时的李鸿章虽然已经成了官场上的众矢之的，慈禧太后这个靠山却依旧牢固，可以为他提供有力的支持。

被俘的镇远舰

甲午战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朝鲜国王在1894年请求大清派兵协助镇压本国的东学党起义。作为宗主国的大清为此向朝鲜派出了规模有限的军队，与此同时，日本则利用1885年签订的条约也向朝鲜派出了军队，而且人数远远多于大清。日本此举明显属于故意找茬，大清也不打算示弱，战争自然不可避免。1894年7月25日，两国舰队在朝鲜附近海域发生激战。甲午战争跟本书主题并没有太大关系，这里无需赘述。简单地说，大清军队在这场战争中一败涂地，“擦屁股”的任务最终又落到了李鸿章身上。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新式军队在战场上的糟糕表现已经让这位年过七旬的老总督背负了太多骂名，此时的他本不愿意再去背“卖国贼”这口黑锅。问题在于，当时的清廷除了李鸿章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谈判人选。最终，在慈禧太后的直接干预下，李鸿章成了对日和谈的全权代表。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由儿子李经方李鸿章长子。陪同来到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解除了大清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同时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开放了若干新通商口岸，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条约签订后，大清帝国上下群情激愤，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李鸿章，要求将“卖国贼”碎尸万段。然而就像1885年李鸿章跟法国人签订条约后的情况一样，慈禧太后及时出手，压制住了针对这位亲信的种种指责，因而也惹恼了不少狂热的爱国者。尽管如此，慈禧仍旧对李鸿章的工作表示了有限的满意。最起码儿，他的努力和付出将大清帝国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凭借李鸿章的危机处理，大清帝国虽然输掉了战争，总算还没把老本儿赔光。《马关条约》签订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俄国、法国和德国联手向日本施压，大清帝国借此进一步挽回了某些损失。不过从长远的角度来说，3国的干涉也为未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作为3国联手施压的结果，羽翼未丰的日本表示屈服，将原本已经吃到嘴里的辽东半岛又吐了出来，大清帝国为此又额外拿出了一笔钱，增加了几个通商口岸。8年以后，遭受屈辱因而决心复仇的日本再次点燃战火指1904年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大清帝国也受到了波及。

第十二章

光绪维新

1894年慈禧庆祝60岁生日的同时，还发生过一件小事。这件事情本身不大，影响却非常深远。为了庆贺慈禧60大寿，总计10000人左右的中国各地女性基督徒决定联手敬献太后一份礼物。在神父、牧师们的建议下，妇女们最终决定送给太后一本银子包边的中文版《圣经》。1894年11月11日，这本工艺精美的《圣经》通过英美驻华公使转交给了总理衙门，然后再由他们呈送给太后。作为答谢，慈禧写了封措辞委婉的便笺，还赐给几位牵头儿的女性基督徒一些礼物。这之后，那本《圣经》就被她忘到了脑后。反倒是听说此事的光绪特意请求北京当地的教会为紫禁城提供一批《圣经》，以便感兴趣的太监们闲暇时可以翻翻。

光绪这么做的目的并非是要把自己或者太监们变成基督徒，而是希望更加彻底地了解西方。正如前面所说，光绪热衷收集来自西方的各类书籍，读了不少相关的中文翻译本，甚至还打算亲自学习英文，而且真的掌握了几个英文单词。光绪渴望来自西方的知识，不过这个人明显缺乏把自己的理想付诸现实的毅力和能力。更糟糕的是，皇宫里的太监大多都是文盲，最多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不足以成为光绪在学习方面的导师和伙伴，所以他就只能在皇宫以外寻找相应的替代。如果曾国藩当时还在世，那么光绪乃至整个大清帝国的命运就都有可能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然而此时光绪能够找到的志同道合者只有康有为。

参与戊戌变法的康有为

在讲述光绪发动的变法维新，以及慈禧太后以此为借口重返紫禁城的故事前，有必要首先聊聊1896年俄、法、德3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那段历史。光绪的运气非常不好。甲午战争的失败让整个大清帝国的排外浪潮达到了新的高度，恰在此时，光绪开始鼓励自己的国民学习西方，这在情感上其实非常不容易被人接受。当时的情况下，针对外国人的袭击活动可谓按倒葫芦起来瓢，大清各级地方官员对此也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1897年11月1日，事情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2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省西部的农村地区被杀1897年11月1日深夜，德国传教士韩·理加略和能方济在山东巨野磨盘张庄教堂被当地大刀会杀死。11月14日，德国海军陆战队在军舰配合下登陆胶州湾沿岸，最终强占这个地区直到一战结束，史称“胶州湾事件”，作者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当时的人们无法判断作为受害者的德国究竟是完全无辜的，还是在暗中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2名传教士的死最终为早就渴望提升在华政治影响力的德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得知本国传教士遇害，德国海军舰队第一时间赶到了胶州湾，这个山东沿海地区条件最好的港口。胶州湾在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公元414年，法显和尚法显，334年—420年，东晋高僧，中国历史上第1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僧人。公元399年，法显等人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历时14年回国。就是从这里坐船出发，前往印度取经的。德国人很快占领了青岛，然后就向清廷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比如支付巨额赔款、惩办凶手和地方官、撤换山东巡抚、租借胶州湾90年，以及获得在山东省境内开矿和修建铁路的特权等。眼看德国人在山东耀武扬威，其他西方列强采取了静观甚至默许的态度，大清帝国自己无力抗衡德国又找不到合适的帮手，自然只能全盘接受对方的条件。德国人的麻烦刚刚解决，俄国人又跳了出来，要求比照德国在山东的先例，租借旅顺和大连湾，同时还要将正在修建的横穿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地区延伸到这2个港口。中国有句成语叫趁火打劫。当时的日本首先点着了大清帝国的房子，德国和俄国则是利用这个机会占便宜的。这还不算完，英国和法国很快也加入到了趁火打劫的行列，分别强行租借了威海卫和广州湾。如此一来，仅仅是因为2名传教士的死，大清帝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相继丢掉了4个最好的港口。趁火打劫，这就是俄、法、德3国干涉还辽的最根本动机。至于英国人，他们连最起码儿的本钱都没出。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让西方列强认识到了大清帝国的虚弱无力，此时的这个国家已经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只有那些最弱小的西方国家暂时还不敢亮出刀子。不久的未来，他们也将得到分一杯羹的机会。就在列强争相宰割大清帝国的同时，光绪跟那些守旧派大臣们间的隔阂也在逐渐加深。甲午战争进行的过程中，光绪领衔的维新派跟守旧派实现了短期的合作。随着战争的结束，这样的合作再也无法维持。此时的光绪迫切希望在国内实行改革，希望自己的改革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与此同时，他又不希望为了这样的目的损害大清帝国的尊严。1896年，李鸿章作为特使前往圣彼得堡出席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顺道环游世界返回中国后，切实感受到了维新派和保守派间的矛盾张力。这位老总督回国后首先被叫到慈禧太后那里喝茶聊天以示慰劳，然后很快又被皇帝下旨严惩，剥夺了黄马褂和三眼花翎，还被罚了半年俸禄。如果不是太后及时出手干预，他遭受的惩罚可能还要更加严重。光绪恼火李鸿章也算情有可原，因为李总督在圣彼得堡跟俄国人达成的协议的确到了丧权辱国的程度。据说，李鸿章之所以愿意担这个骂名，是因为收了沙皇的钱。如果不是由于太后掣肘，光绪很可能直接就把这位老臣给收拾了。

李鸿章

李鸿章与俾斯麦

慈禧的干预让光绪失去了借李鸿章这个由头儿解决守旧派的机会，德国人强占胶州湾的危机再次让他看到了借题发挥的可能性。此时的光绪以退位为威胁，要求太后完全交出权力，以便自己可以更加方便地化解危机，慈禧决定让步。她之所以愿意这么做，是因为当时没有可以取代光绪的合适皇位继承人。更何况，新的皇位继承人也意味着新的不确定因素。话虽如此，慈禧在交出权力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对光绪的监视和控制，只不过所有行动都改为暗中进行。此后很长时间里，名义上彻底交权的慈禧除了1898年5月15日偕同皇帝接见奉命率领舰队强占胶州湾的德国海军上将以外，再没回过紫禁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次会见也是慈禧太后首次直接面对面地接见洋人。

慈禧太后的暂时屈服让光绪看到了希望，进一步加快了自己主导的改革。当时，光绪的身边聚集着大量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接受西方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官办的各类新式学堂和来华传教士主持的教会学校，也有少部分人直接去西方留过学。他们拥有知识和热情，希望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谋求福利。甲午战争的失败让这些年轻人备感屈辱，同时也坚定了他们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寻求国家富强的决心。遗憾的是，这些青年人对日本的模仿过于死板，没考虑到中国情况的特殊性，因此也就注定了未来失败的命运。例如，崇拜西方科学的他们过于盲目地成立了大量新式学堂，同时又过于盲目地关停了大量传统书院、私塾。这样一来，利益受到损害的旧式读书人自然而然就站到了维新变法的对立面上。话虽如此，改革初期，由于光绪的强烈支持，维新派还是占了上风。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只要光绪能够牢牢把大权抓在自己手里，改革就可以持续推进下去，然而这位皇帝真的可以把权力始终抓在手里吗？

1898年年初，光绪已经明确加入了维新派阵营，并结识了康有为，后者送给他1本自己撰写的有关日本明治维新的书。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898年1月，康有为专程面见总理衙门大臣。双方畅谈了大概3个小时，会谈过程中，康有为极力鼓吹维新变法，改革大清帝国的官僚体系，任用更多具备新知识的年轻人。总理衙门比康有为想象得还要开明，爽快地表示愿意把后者引荐给皇帝，引荐的前提是康有为先要给光绪写份奏折。康有为听从了总理衙门的建议，呈递了奏折。光绪看了奏折，马上下旨邀请这位新派人物进宫会面。据北京发行的《京报》《京报》最初是清代在北京出版的半官方性质的中文期刊，也称“邸报”。由官方特许经营的报房投递。由于《京报》只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资讯，只能起到公告板的作用，故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报纸。说，康有为之所以得到皇帝垂青，主要归功于某些高层人物暗中施加影响。这些重量级人物包括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总理衙门的2位高级官员，光绪的堂兄弟和姐妹等。公开倡导维新变法前，为了更方便地获得外界信息，光绪下令总理衙门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替自己传递消息。这样的举动遭到了包括恭亲王在内的众多满族大臣反对，光绪却依旧我行我素。正是通过这样的渠道，康有为结识了光绪，进而成了后者的高参和密友，同时也成了众多守旧大臣的眼中钉。

对于康有为其人，西方批评家的评价呈现出明显两极分化的态势。维新变法失败后，这种两极分化又变成了一边倒的横加指责，康有为因此被戴上了“危险的煽动者”“野心家”“半吊子学者”之类的罪名。尽管如此，康有为还是在英国、日本等国的政府当中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进而得到了他们的庇护。较之西方人，康有为自己的同胞们对他的评价更加多样化。在康有为的故乡广东，他被尊称为“康圣人”“孔子再世”。正是凭借如此吓人的名头，康有为才得以在维新派当中获得较高的威望，最终进入清廷最高决策层。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读书人那里，康有为则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类，就连某些接受过西方教育读书人也对他存在着强烈的敌意。

获得光绪信任的康有为成了维新变法的“助推器”，也成了能够左右皇帝意志的高级幕僚。坊间传闻，康有为曾经给光绪皇帝打气说慈禧太后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强大，自从甲午战争失败后，她在老百姓当中已经失去了威信，要想铲除这个绊脚石易如反掌。光绪被康有为说动了心，却又无法真正下定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在1898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政令出现了明显的左右摇摆，官员们因此无所适从。同样是在1898年5月，66岁的恭亲王告别人世，他的死很快引发了政坛地震。首先是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被迫辞职，他在总理衙门的职务由前直隶总督继任。与此同时，慈禧太后的侄子，光绪的表兄，英俊又精明的满族大臣荣禄瓜尔佳·荣禄，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成了新的直隶总督。政坛的变化催生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恭亲王去世后仅仅几个月，坊间就有传闻说慈禧太后可能再次出来公开执政。还有传闻说，翁同龢之所以被解职，是因为推进变法不力，光绪早就打算收拾他，只是碍于恭亲王的面子。恭亲王死后，翁同龢的靠山也就倒了。至于荣禄，大家认为这个人之所以能成为新任直隶总督，进而控制北洋新式陆军和海军，完全都是慈禧太后为自己复出而布的局。就在4年前，荣禄还只是某省的低级军官，是慈禧一步步把他提到了今天的位置。荣禄的晋升说明慈禧仍旧牢牢控制着清廷的人事任免权，这成了她制衡推行维新变法的光绪的最重要筹码。荣禄就任直隶总督的同时，袁世凯则被慈禧任命为北洋新军的最高统帅，后者由此成了她手里能够平衡荣禄权力的一颗棋子。遗憾的是，就在这年9月，光绪却想当然地把袁世凯当成了自己人。

就在大清官场发生地震的过程中，光绪领导的维新变法终于开始了。从1898年6月11日到这年9月初，光绪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与变法有关的旨意。篇幅所限，本书只能简要介绍光绪维新变法中最主要的27条措施。1898年6月11日颁布的旨意中，光绪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基本纲领，重点谈到了军事和教育方面改革的紧迫性，同时还指责了大清官员的昏聩无能。作为变法措施，光绪决定在北京设立一所现代大学，以便向国民普及新式教育。于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正式成立。8月9日，光绪再次下旨，聘任丁韪良博士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汉学家，1850至1860年在宁波传教，曾参与1858中美《天津条约》的签署。为京师大学堂的教授，并给予他大清官员的待遇。京师大学堂在慈禧重新掌权后被保留了下来，成了光绪那场注定失败的变法硕果仅存的纪念。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大清帝国的教育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先的八股取士制度被下令废止，各省也都仿照京师大学堂的样式成立了名目各异的新型学校，原有的旧式书院和私塾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样的改革理所当然地损害了某些旧式读书人的利益，他们因此成了慈禧的坚定盟友。教育改革稳步推进的同时，大清帝国的军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专属于新式海陆军的外国顾问制度推广、扩散到了包括八旗在内的所有清军部队，现代军官的教育和选拔体制也被建立了起来。除了以上几项，光绪变法的其他内容还包括开矿、修建铁路、促进农业和商业发展、鼓励发明创造、新闻出版自由等。维新变法实施过程中，具有官方背景的《强学报》原文为chinese progress，找不到对应的中文报刊名称，推测作者指的可能是康有为在上海组织发行的《强学报》。在上海创刊，康有为成了这份报纸的主编。

领导变法的光绪已经预料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必将引发强烈的反对和抵制，因此他也颁布了相应的旨意表示自己愿意倾听一切反对意见，然而在维新变法的实施过程中，这位皇帝还是更倾向于使用强力手段铲除那些对立面。相应的，那些支持和参与变法的人就很容易得到他的信任和提升。随着维新变法的逐步推进，光绪的热情也越来越高。1898年8月底，针对大清帝国官僚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作为改革措施之一，原有的六部遭到裁撤，它们的职能被转移到了其他部门，大批官员因此丢掉了饭碗。9月1日，光绪再出重拳，2位尚书（满族、汉族各1人）、4位侍郎被解职，理由是他们私拆了1位维新派下属呈递给皇帝的密封奏折。这份奏折的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官场上的论资排辈、改穿西式服装、确立基督教为国教、设立议会、太后和皇帝亲自前往日本考察新政等。6位私拆奏折的官员看了自己下属的建议，感觉义愤填膺，随即也给皇帝上了份针锋相对的奏折，光绪的答复是将他们全体解职。

丁韪良

6位高级官员的被解职应该算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丢了官帽的他们立刻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鉴于光绪皇帝已经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这些官员强烈呼吁太后再次出山，收拾残局。慈禧太后听了这些官员的话，只是平静地命令他们退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话虽如此，这时的她心里肯定已经有了准注意。拿定主意的慈禧就这样继续等待着，等待光绪“恶贯满盈”。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9月7日，光绪下旨撤了广东、湖北、云南3省巡抚的职，随后又免除了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的职务，还把一位高级官员踢出了户部。据说，李鸿章的被解职是由于英国驻华公使不满他明显偏袒俄国，同时还蔑视大英帝国的权威。李鸿章自然是不好欺负的，光绪由此又多了个强大的敌人。

京师大学堂匾额

李鸿章被从总理衙门解职后，光绪颁布了变法期间的最后3道旨意，为大清帝国引入了西方模式的财政预算制度。这之后，维新变法就被扼杀在了襁褓当中。某些对光绪持支持态度的西方批评家认为，光绪发动的维新变法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冒进，短时期内触及了太多群体的利益。单从字面看，光绪颁布的所有政策都是正确而合理的，却是不现实的。这些批评家的观点很有几分道理。当时大清帝国的条件尚不允许完成如此激进的改革，维新派的领军人物却给光绪造成了太多的错觉，让他忽略了来自保守派的可能反击。保守派原本是一个以慈禧为核心，相对松散的群体，当他们感觉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便立刻结成了牢固的同盟，决心死战到底。共同的利益追求让这些人，相比维新派，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清代文人

此时的顽固派掌握着一件足可以致变法于死地的有力武器。那些被光绪树立为中国学习和模仿对象的西方国家，本身也是正在瓜分、肢解中国的侵略者，顽固派只要稍加引导，就可以把很多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转移到光绪的维新变法身上。要知道，就在光绪发出变法命令的同时，英国正在要求总理衙门确认它对威海卫的实际控制权，并扩大香港殖民地的范围。备受洋人欺辱的大清帝国需要向洋人学习从而反抗他们的侵略，这就是很多中国有识之士认识到的维新变法内部存在的悖论。尽管如此，这些有识之士依然坚信向那些“西方强盗”虚心学习肯定有利于自己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信念鼓舞下，光绪义无反顾地发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只不过他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由此可能引发的强烈抵制。

第十三章

顽固派的反击

1898年9月初，身在紫禁城的皇帝与安居颐和园的太后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双方根本不存在和解的可能。领导维新变法的光绪发现，那些顽固派已经聚集到了慈禧太后周围，酝酿着针对他的反击。出于先发制人的考虑，维新派建议光绪立刻采取措施。坊间传闻，康有为等人当时的设想是把慈禧软禁起来，让她无法再对政局产生影响。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首先必须剪除太后身边的羽翼。李鸿章当时已经老迈昏庸，不足为患，维新派真正需要担心的对手是新任直隶总督荣禄。光绪最终全盘接受了维新派提出的计划。这时的慈禧尽管还没有站出来明确表态，心里却已拿定主意必须阻止皇帝的“瞎胡闹”。作为迟暮老人和传统中国妇女，慈禧发自内心地厌恶任何改革，顽固派非常巧妙地将慈禧的这种心态引导到了维新派和他们的变法身上。话说回来，慈禧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识时务，善于投机，一旦形势需要，她也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己打扮成跟光绪一样的改革者指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领导实施的清末新政，这场改革基本照搬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在1898年的所作所为并非完全出自对维新变法的厌恶，而是担心自己可能因此失去权力，身陷囹圄，甚至被人杀死。

鉴于当时的形势，慈禧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维新派的计划就是不惜任何代价，采取包括暗杀在内的各种手段，夺取太后手中的政治权力。慈禧在这方面也算是未雨绸缪，虽然身在颐和园，却始终关注着紫禁城内的风吹草动。就在维新派准备采取行动的同时，她也作好了反击的准备。正如前面所说，慈禧在这个关键时刻将直隶总督的位置以及北京周边军队的控制权交到了亲戚兼亲信荣禄手里。为了制衡荣禄，她又让袁世凯成了直隶省内新式清军的直接负责人。此时的光绪想当然地认为袁世凯必定跟荣禄不和，因此能够为自己和维新派所用。于是，光绪就把袁世凯从天津叫到了紫禁城，要求他杀死荣禄，然后率军包围颐和园，逮捕慈禧太后。

就这样，维新变法的最终命运落到了袁世凯手上。经过反复权衡，1898年9月，袁世凯决定背叛光绪，投向慈禧阵营。离开北京后，袁世凯直接找到荣禄，报告了自己掌握的一切情况。正是由于这种背叛行为，袁世凯受到了维新派以及光绪的弟弟二代醇亲王指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译者为区别本书前面提到的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将其翻译为“二代醇亲王”。一致仇恨。二代醇亲王后来成了大清朝廷的实际控制者，大权在握的他很快利用自己的权力解除了袁世凯的职务。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1898年的袁世凯可以说是救了慈禧太后的命。得到消息的荣禄立刻来到北京面见庆亲王，然后两人一起前往颐和园。慈禧接见了他们，了解了维新派的计划，然后立刻传令备轿，仅仅带着一帮太监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轻而易举地把光绪抓了起来，其间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光绪被抓后，血腥的屠杀随即开始。耐人寻味的是，慈禧接管朝政的过程非常顺利，原本听命于皇帝的大臣们中的多数人在太后面前照样俯首帖耳。光绪本人也没有丝毫反击的打算，只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姑姑坐上属于他的宝座。此时的光绪似乎已经手足无措，他所采取的唯一措施就是给康有为下了道密旨指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康有为随身携带的光绪“衣带诏”，不过史学界始终对这份诏书的真伪问题存疑，此处光绪“衣带诏”原文转引自中国社科院马勇教授《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袁世凯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正是由于光绪提前通报了消息，康有为在慈禧返回紫禁城的当天夜里逃进了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馆，然后又在朋友的掩护下从天津乘船取道上海最终抵达香港。与此同时，包括他弟弟康广仁在内的多位维新派领袖却没能及时逃离北京，被慈禧下令抓了起来。这之后，光绪就被自己的姑姑彻底控制住了。1898年9月21日，一份光绪署名的诏书公之于众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于中南海瀛台，同时假托光绪名义发布吁请慈禧训政的诏书，慈禧第3次垂帘听政，史称“戊戌政变”，自6月21日至9月21日总共103天的戊戌变法正式结束，下面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 597—598，句读是译者加的。：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敦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

1898年9月23日，也就是光绪连续发布一系列维新变法诏书后不到一周的时间，慈禧再次全面接管了大清朝廷。当时北京有谣言说光绪病得很重，不久就会死去。尽管如此，光绪署名的诏书仍然接二连三地被发布出来，而且内容都是跟他此前的意志完全相反的。例如，光绪被囚禁3天后，清廷就弄出了一道让这位皇帝自打嘴巴的诏书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 602—603，句读是译者加的，这份诏书比较长，本书作者只引用了开头和结尾部分。：

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识之徒，忘为揣测，议论纷腾。……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实系有关国计民生者，即当切实次第举行。其无裨时政而有碍治体者，均毋庸置议。著六部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加复议，据实奏明，分别办理。

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详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光绪沦落到这个地步，变法也就没什么希望了。当西方各国驻华公使结束了每年的例行休假，从距离北京城15英里的西山返回城里时，各种关于变法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他们首先得到的消息就是包括康有为弟弟在内的6名维新派领袖即被押赴菜市口斩首的戊戌六君子。已经被处斩。具体的行刑时间是1898年9月28日。被斩首的6位年轻人表现得都非常勇敢，至死还在大骂慈禧太后，声称还会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他们的未完成的事业。6位年轻人被斩首后的第二天，另一份光绪署名的诏书被公布了出来。这份诏书以光绪的名义指责康有为的学说背叛了孔子，他的所作所为意在颠覆大清社稷，同时还发布了针对康有为的悬赏通缉令。诏书的结尾还以光绪的口吻表示，此前一天被处斩的6名维新派都是隐藏极深的叛国者，幸亏朝廷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光绪被囚禁后，他颁布的各项变法措施又被逐条“矫正”了过来。六部人员因此得到重新调整，3个省的地方官员也被来了个大换血，只有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几所新式学校得到保留，不过改革旧有私塾、书院的行动却被停了下来。光绪此前发布的要求全国上书为变法建言的旨意遭到撤销，变法期间创办的《强学报》也被停刊。以此为肇始，光绪变法时期制定的自由出版和言论政策彻底成了一纸空文。随着维新变法的半途而废，针对维新派人士的恐怖大清洗也拉开了序幕。当时，康有为已经逃出了北京，大清朝廷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作为惩罚措施，奉命率领军舰前往上海搜捕康有为的军舰管带被投入了监狱，理由是“办事不力”。此时的慈禧恨透了康有为，即便冒着挑战国际舆论的风险，也要把他抓回去砍头，因为光绪杀死荣禄、软禁太后的计划基本都是康有为设计的。如此一来，本质上可能并不绝对仇视维新变法的慈禧就加入了保守派和排外派的阵营。

1898年9月大清帝国的政局可谓风云突变。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流产，各种针对洋人的攻击行为也是按倒葫芦起来瓢。就在9月的最后一天，一位美国公使馆人员和一位英国公使馆人员前往位于北京城外的火车站迎接家眷，却在返程途中受到攻击。意识到形势严峻的各国公使馆随即给驻扎天津的舰队发电报，要求派兵前往北京，保证公使馆安全，接到电报的各国舰队随即成立了一支联合海军陆战队。这支部队虽然最终没能开赴北京，却一直维持到次年春天才宣布解散。西方列强的反应让清廷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进而开始采取某些措施控制局面，然而就在1898年10月23日，几位参与修造北京至汉口铁路线的英国人在距离北京8英里的位置遭到攻击，受雇于他们的1位中国工人被打死。各国公使馆事后的调查结果显示，实施这次攻击行为的不单纯是受到煽动的老百姓，还包括正规的清军士兵。

1898年9月，慈禧太后第3次发动政变后，驻扎甘肃省的董福祥将军董福祥，1840年1月8日—1908年2月9日，甘肃环县人，清末著名将领，官至太子少保、甘肃提督、随扈大臣，赐号阿尔杭阿巴图鲁。奉命率军进京勤王。董福祥此前也曾起兵反抗过大清帝国，后来又归顺了朝廷，不过这位将军和他麾下士兵们身上的那股草莽之气始终就没能消除干净。奉太后旨意进京的他信心满满，曾向慈禧夸口说自己的部队足可以把所有洋人都赶到海里。慈禧对此只是微微一笑，告诉他说事情还没闹到这个地步。话虽如此，董福祥手下的士兵却无法领会太后的用心，于是就发生了1898年10月23日的惨剧。迫于各国公使的压力，牵涉此事的清军士兵在受害者的见证下遭到了大清官员的惩处，董福祥本人却毫发无损，继续在北京扩充着自己的影响力。

就在大清帝国上上下下被半途夭折的变法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同时，清廷内部的斗争仍在继续。当时有消息说光绪皇帝已经被从皇宫转移到颐和园，囚禁在昆明湖中的小岛上。也有消息说，皇帝并没有离开紫禁城，而是被囚禁在太液池中的小岛上即中南海瀛台，当时中南海、北海跟今天的故宫是连成一片的，被称为“西苑”，都属于皇城的范围。。这个小岛只能通过一座吊桥跟湖岸相连，已经被太监严密把守住了。10月15日，14名官员因“反叛朝廷”的罪名，被慈禧下令绞死。3天后，又有几位官员被砍头。接下来的日子里，数名官员再次遭受了同样的惩罚，理由居然是他们未经允许暗地里给饥寒交迫的皇帝送棉衣。再后来，光绪掌权时经常被召进皇宫表演的戏班子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坊间传闻说，这个戏班子的老板在某些太监的帮助下，穿了套西方人的衣服，试图混进紫禁城协助光绪出逃。慈禧太后察觉到了他们的行动，戏班子里的人及时逃离了北京，参与此事的太监们则被留下顶缸。

光绪被囚禁后，各种不利于他的消息被清廷不断释放出来，其中最核心的意思就是反复向世人强调皇帝健康状况恶化，已经无法正常执政。各国公使馆通过官方途径得到的消息是，刚刚发生的政变仅仅属于大清皇室的家事，根本无关大局。尽管如此，窦纳乐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1872年加入英国陆军，1888年入英国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仍警告清廷说，如果光绪就那么稀里糊涂地死了，必将引发严重的国际后果。为了安抚西方人，慈禧专门下旨，邀请外国医生进宫探视光绪。10月17日，来自法国公使馆的医生见到了光绪，进而发现这位皇帝除了遭到囚禁后出现的正常生理反应外，身体并无大碍。

由于西方列强施压，囚禁中的光绪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尽管如此，10月底时北京城内和周边地区仍然出现了“光绪试图出逃最终却没能成功”的传言。据说，当时光绪已经从位于昆明湖的岛上逃了出来，然后被一大群太监追着跑到了颐和园的大门口儿。光绪跑到颐和园门口时被慈禧安排的侍卫堵在了那里，随后赶来的太监们则跪下哭着请求皇帝不要再跑，否则他们的命就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只得转身返回了小岛。变法失败后光绪首次公开露面是在1898年11月8日，随同慈禧太后接见日本驻华公使。需要强调的是，这次接见被安排在慈禧办公的宫殿里，而不是光绪自1894年以来举行外事活动的固定地点。当时大清帝国老百姓普遍相信太后接下来的行动要么是暗中把皇帝弄死，要么就是强迫皇帝退位。坊间传闻认为，当时真正救了光绪的人可能是荣禄。如果这则传闻属实的话，荣禄其人真可谓心胸宽广。毕竟，皇帝曾经打算要他的命。从慈禧的角度来说，杀死光绪可能是避免自己大权旁落的最好办法，她的确有理由承担这个弑君的罪名。一直以来，所有反对慈禧的人始终坚称太后最终谋杀了皇帝，与此同时，所有支持慈禧的人则言之凿凿地说太后根本就没这么做近年最新的考古发现，光绪尸体，特别是胃部的砒霜含量远高于常人，确系中毒死亡，不过史学界认为凶手不一定就是慈禧。。

荣禄

对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光绪而言，生与死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即便可以活下去，也是纯粹的苟活。这位年轻而充满热情的改革者从此只能待在与监狱无异的宫殿里，眼睁睁看着姑姑把那些关乎大清帝国生死存亡的改革措施逐条推翻，“让中国立足于世界列强之林”这句维新变法初期由光绪提出的口号至此彻底成了白日梦。身处囹圄中的光绪被迫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一道又一道有违初衷的旨意，任由那些保守派搞垮大清帝国。那些曾经协助他维新变法的年轻人纷纷丢掉了性命，光绪则必须在处死他们的命令上盖章、签字。那位协助光绪成功坐上龙位的女人，那个被他称为“姑姑”的女人，如今又变成了个称职的“典狱长”。她把自己的侄子囚禁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任命那些冷漠麻木的太监充当看守。就连充当看守的太监人选也要每天更换，这样一来“囚犯”也就无法跟“看守”日久生情，光绪再也无法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小岛以外的地方。

支撑光绪继续活下去的唯一寄托就是等待复仇的那天。在很少几次与外人接触的过程中，光绪反复表示自己终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尤其不能放过袁世凯。只要光绪可以等到慈禧归西的那天，所有背叛过他的人都将付出代价。光绪将自己的复仇时刻安排在慈禧死后究竟是出于对这位姑姑的恐惧，还是尊重呢？这两者或许皆而有之吧。要知道，果断行动从来都不是光绪的强项，除非已经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与此同时，孝道也成了他向慈禧动手的最大障碍。孝是中国文化的基础，无论皇帝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必须遵守。

第十四章

山雨欲来

就在光绪栖身小岛，看着这个已经不属于他的帝国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同时，重新走上前台的慈禧太后正在放手收拾那些维新派。类似康有为这样的流亡者终归是幸运的，因为各种原因留下的人则只能坦然承受自己的悲惨命运。那些协助慈禧搞垮光绪的人获得了及时的回报。荣禄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和兵部尚书，由此成了大清帝国所有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袁世凯接替荣禄出任直隶总督，还加挂了侍郎头衔。李鸿章虽然没能及时出手协助太后夺权，毕竟还是在光绪那里受了不少委屈，作为补偿，他被任命为应对这年8月黄河泛滥而成立的官方机构的最高负责人这是个有“油水”的肥缺。，很快又获得了更多的荣誉。

正如前面所说，光绪亲政后的慈禧并没有放弃对清廷人事任免权的控制，这让她在重新走上前台后能够得心应手地控制朝政。光绪即便在权力的鼎盛时期，也只能将手下的维新派安排到那些不起眼儿的位置上去，类似军机大臣、总督、巡抚之类的重要职位全都被慈禧的心腹把持着，政变后的慈禧首先要做的事情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优先提拔那些自己更信任的人。荣禄理所当然成了太后眼里的大红人。紧随其后得到提拔的是前广东巡抚刚毅他他拉·刚毅，满州镶蓝旗人，曾任刑部郎中。1877年因审理杨乃武和小白菜案有功升江西按察使，累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率领义和团抗敌，病死在山西侯马镇。刚毅曾担任广东布政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番台，而非巡抚，作者此处说法有误。，这个人跟大清皇室沾亲，被来华外国人视为顽固的守旧派。慈禧却觉得这位巡抚大人是个有能力的人，特别擅长搞经济，因此可以提拔起来收拾光绪留下的烂摊子。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慈禧似乎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提拔满族官员，用以压制维新变法时期出尽风头的汉族大臣。满汉互相制约，这也是历任大清皇帝控制朝政的要诀所在。

出于抗衡维新派的需要，向来善于搞平衡的慈禧被迫跟那些顽固的守旧派结盟，从此成了很多人眼中妨碍中国发展的绊脚石。英国伦敦《泰晤士报》曾有文章这样写道：

某些人认为慈禧支持守旧派的主要原因是担心光绪领导的变法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同样也是出于热爱国家的考虑。然而正如大家随后看到的那样，守旧派的存在对中国来说是有害无益的。

话虽如此，善于搞平衡的慈禧在联合守旧派，控制朝廷大权的同时，对守旧派仇视的洋人也表现出了极其友好的态度，虽然这些洋人把她的重新掌权视为大清帝国即将灭亡的前兆。很多人认为，当年那些西方驻华公使夫人得以首次走进紫禁城，最初源自慈禧向西方示好的需要，这其实是错误的。早在1898年5月，普鲁士亲王亨利prince henry of prussia，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曾应邀来到紫禁城面见皇帝和太后。临行前，他曾开玩笑地询问英国窦纳乐公使夫人自己此行有什么可以替她效劳的地方。公使夫人告诉他说，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请向她转达自己希望受邀访问紫禁城的请求。亨利亲王满口应允，第二天见到慈禧时还真的替公使夫人带了话儿，同时还向慈禧说明这么做其实也是有利于大清帝国的。慈禧对此表示赞同。

1898年12月初，慈禧得知公使夫人们打算以庆贺太后64岁生日的名义入宫觐见，便顺水推舟地把这个日期安排在12月15日。12月15日当天，以窦纳乐夫人为首的公使女眷们坐着轿子，在众多护卫的陪同下，走进了紫禁城。进入紫禁城的公使女眷们首先得到了总理衙门官员和几位亲王的招待，随后，她们换乘皇宫内部的肩舆，沿着皇城内部的铁路，经过汉白玉石桥，来到慈禧端坐的大殿。进入大殿的公使女眷们享用了茶水和点心的款待，陪同慈禧接见她们的还有众多格格和宫廷贵妇。最出乎意料的是，光绪本人也驾临现场。双方客套寒暄一番后，窦纳乐夫人代表众位女眷用英语向慈禧表达了生日祝福，庆亲王则用汉语替太后感谢了各位公使女眷。接下来，各位女眷分别拜见了皇帝和太后，具体的顺序是先见皇帝，再见太后。光绪依照西方礼节跟她们握了手，慈禧除了握手以外还送了她们每人1枚镶嵌大珍珠的金戒指，公使女眷们依次鞠躬致谢。

慈禧与驻华公使女眷合影

整个觐见过程至此还没完全结束。太后、皇帝退场后，专为公使女眷们准备的午宴端了上来，庆亲王和他的福晋，以及5位格格作陪。午宴结束后，女眷们被带到别的房间用茶，随后又返回到原先的大殿里。慈禧太后再次现身，她端坐在象征皇权的宝座上，亲切而随意地跟女眷们聊起了天儿。美国康格（conger）公使夫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慈禧太后睿智又开朗，脸上饱含善意。她的言行随意又温和，处处表现出对我们来访的欢迎态度。后来，慈禧太后站了起来，同时也请求我们站起来。我们依次和她握手，她则满脸真诚地反复说着：“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

这次会见结束后，慈禧再次退席，公使女眷们则受邀观看宫廷戏班子的表演。观看过表演的公使女眷们第3次见到太后，慈禧非常谦逊地说自己希望她们今天过得愉快，招待方面如有不周之处，还请多多包涵。与此同时，茶水又被端了上来。美国公使夫人康格回忆，慈禧为了表示善意，特意把每杯茶都抿了一口，然后又亲自端着茶杯来到相应的公使女眷面前，让对方从杯子的另一边也抿一口，嘴里还不断重复着说：“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家人……”这之后，公使女眷们再次得到了太后赐予的礼物，满心欢喜地离开了紫禁城。鉴于上面谈到的这次觐见活动，慈禧似乎不应该被单纯的定位为排外派或保守派。遗憾的是，1899年至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慈禧也被有意无意地裹挟其中，再没有向西方人展示这般善意的机会了。即便如此，在对慈禧这个人下任何结论时，也应该进行更加复杂的考量，不能以偏概全，任何凭空想象都是无法接受的。

慈禧对公使女眷们的招待让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觉得太后在部分限制皇帝权力，抓捕康有为等人的同时，不一定完全阻止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甚至还有可能跟西方国家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很多居住在通商口岸的西方记者和商人都持这样的看法。相比光绪，多数在华西方人对慈禧明显好感不足。他们认为，即便这位太后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最终也只能是表面文章。更何况，太后宠信的那些守旧派官员的所作所为也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这些令西方人难以接受的守旧派官员包括控制整个中国北方海陆军，已经登上大清帝国最高政治舞台的荣禄。相对来说，这个人在西方人中的口碑还不算特别差。李秉衡李秉衡，字鉴堂，辽宁庄河鞍子山人，捐班出身，累官至四川总督、长江水师大臣，八国联军侵华时率军进京勤王，兵败自杀。，这位守旧派此前因在山东巡抚任上惹恼了德国人而被调离，现在反而高升成了大清帝国长江下游地区军队的最高统帅。刚毅，这个人现在被任命为大清帝国各地国防工程的总负责人。毓贤，是位满族大臣，态度傲慢，刚刚从南京被调到山东接替李秉衡的职务。毓禄毓禄，满洲正白旗人。，也是位满族大臣，立场极度排外，1898年刚刚升任军机大臣。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在大量任用守旧派的同时，也把类似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乃至此前作为外交代表团成员访问过欧洲的满族大臣端方，这些明显具有维新色彩的官员提拔了上来。这些人的掌权无疑会给慈禧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然而正如前面所说，慈禧是个善于搞平衡的人，懂得如何将不同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让所有西方人失望的是，慈禧第3次政变后，针对西方人的排外行动并没有明显减少。还是在光绪维新变法期间，1898年7月，清廷就曾要求各地官员严格控制西方传教士和教民的活动。光绪失去权力后，这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就变得越来越离谱儿，进而引发了普通老百姓针对西方人的敌意。1898年9月13日，重庆周边的多个教堂遭到攻击。同年11月，传教士弗莱明（Fleming）在贵州遇害。次年1月，法国传教士维多利（Victorin）在湖北被杀后，尸体还被当街示众。同样是在这个月，四川省内也发生了不少针对西方人的袭击事件。从那以后，类似的袭击事件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并在同年10月蔓延到了北京。为了向清廷守旧派大臣们表示善意，各国驻华公使馆却在1898年10月主动减少了护卫兵力，这实在相当不明智。

1899年年初，垂垂老矣的李鸿章再次被他的女主人召唤到了京城。种种迹象显示，李鸿章在被太后召见的过程中受到了特别礼遇，甚至被赐了座。我们无法肯定地说李鸿章从治理黄河的任上被叫到京城跟清廷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政策调整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不过清廷后来在外交政策的方面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也受到了西方人的欢迎。光绪在实际掌握权力的最后一个年头儿里见证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慈禧再次走上前台后，这样的势头并没被刹住，反而愈演愈烈。俄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此前已经占了不少便宜，却还不满足。此时的法国要求在上海和四川享有更多的权利，如果清廷不答应，就要派舰队来华。葡萄牙则要求进一步拓展澳门殖民地的范围，比利时希望在汉口设立租界，日本打算独享福建省的种种特权，就连西班牙也计划着宰大清帝国一刀，只是暂时还没想好到底应该要什么。对1899年的大清帝国来说，真正的麻烦制造者其实是意大利。1899年初，意大利照会清廷，要求比照旅顺港、胶州湾等地的先例，租借位于上海以南的浙江省三门湾。同年3月，意大利专为此事向北京派出了外交特使，特使的态度异常强硬，声称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意味着战争。大清朝廷的态度同样强硬，慈禧为此密令沿海各省地方官做好开战准备，严防洋人登陆。此时的总理衙门也得到慈禧授意，对意大利特使提出的要求置之不理。实话实说，意大利人虽然连声喊打，其实还是不想打仗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谈判迫使清廷作出适当让步。可是直到这年11月，守旧派控制的大清朝廷已然寸步不让，双方就此陷入僵局。

慈禧太后这么有底气其实也有她的道理。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出于各种原因归还了通过战争获得的某些利益，这让慈禧觉得双方存在握手言和的可能。面对意大利人的战争威胁，慈禧最后的底牌就是大清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联手对付西方人。事实上，慈禧为此也真的派了个外交代表团前往日本游说，只不过可能是由于奉命出使的官员办事不力，双方最终没能谈出个结果。这样一来，大清帝国就只能独自面对来自意大利人的压力了。这样的尴尬情况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慈禧会在1900年一边倒儿地支持守旧派的开战主张，因为按照她的逻辑，贪婪的洋人已经全部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能够依靠的就只剩下那些立场强硬的守旧派。在这种情况下，天生具有亲西方立场的维新派就很难获得上上下下的理解和支持。同样具有维新派色彩的李鸿章能够提出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利用相对中立的俄国制衡英、法等西欧国家，问题在于，俄国人为此开出的价码儿也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慈禧能够相信谁呢？绝望中的她就像个溺水者一样不会放过任何救命稻草，哪怕是虚无缥缈的神仙，以及自称神灵附体，可以把所有入侵洋人一举赶进大海的义和团。正如很多中国传统妇女一样，慈禧非常迷信，这让她相信了义和团的那套说辞，最终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

清代骑兵

清代军官

1899年7月，反对光绪维新变法的慈禧自己却突然下旨，打着“新政”的旗号，重组大清帝国的户部，同时要求各省严惩官员贪污问题。正是在惩治地方官吏贪污问题的过程中，刚毅脱颖而出，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原文如此，刚毅实际从未担任过两广总督。。刚毅其人在西方人当中向来就有“雁过拔毛”的名声，来到两广后，立刻就为大清国库开辟了滚滚财源。也正是由于看中了刚毅的这个长处，慈禧才委任他为大清户部的特别专员。未来的“庚子之变”中，慈禧之所以有底气向列强宣战，恰恰基于刚毅此前为她打下的财政基础。我们因此有理由认为，慈禧把刚毅派到两广任上时，心里就已经有了开战的打算。

1899年夏天，围绕大清皇室的谣言此起彼伏。比较老套的谣言继续声称光绪病情严重，随时可能驾崩。比较有创意的谣言则说慈禧太后随时都有被人暗杀毒死的危险，为此，她特地委任亲信荣禄监管自己的厨房。与此同时，坊间还有传闻说荣禄跟庆亲王关系紧张，他之所以能够统帅北京城内的禁卫军，主要还是得益于慈禧的坚决支持。这年8月，又有传闻说受到众多皇亲国戚支持的庆亲王出于对荣禄权力和被太后宠信的嫉妒，已经跟后者公开闹翻。如果事实真的如传闻所说的这样，大清帝国最有能力的两位官员关系的恶化对这个国家肯定是不利的。更何况，这两个人身后还有各自的大批支持者，他们关系的恶化必然造成党争的出现，这对大清帝国更加不利。1899年9月，通商口岸出版的中文报纸《中外日报》the universal gazette，1898年5月5日创刊于上海，原名《时务日报》，同年8月17日改名《中外日报》。曾这样报道当时的情况：

荣禄和庆亲王的支持者纷纷上折子互相攻击，以至于把太后都搞烦了，最后只得把统帅北京禁卫军的权力转给了荣禄。这之后，为了敲打自己的这个侄子，太后又当着众位军机大臣的面，盘问荣禄当年康有为参加会试时的阅卷官到底是谁。太后这么问自然有她的用意，因为康有为已被认定为乱党，他当初的阅卷官自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位阅卷官恰好属于荣禄阵营。荣禄对此作出了解释，帮助自己的盟友开脱了罪名。慈禧太后全程笑而不答，却让荣禄心领神会地意识到，既然是他选择了太后这方，将康有为等人送上绝路，也就不该再抱有其他幻想。只要荣禄能够做到这点，就将始终得到太后的信任。……通过敲打荣禄，慈禧显示了自己在荣禄和庆亲王间的中立态度，同时又让荣禄领会到了自己对他的偏爱。

同样是在1899年9月，一场由某些满族贵族策划的政变阴谋被揭发了出来。这些人计划将慈禧、荣禄、庆亲王等人全部搞掉，让后再推举自己认可的代言人掌权。据说，得知这个阴谋的慈禧异常紧张，无论走到哪都带着30名全副武装的侍卫。与此同时，光绪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得到了更多说话的机会。9月22日，他前往天坛祈雨，后来还在军机大臣的会议上发了言。然而这年10月底接见俄国驻华公使时，真正主导这次会面的仍然是慈禧本人，光绪则继续充当陪衬的角色。种种迹象显示，光绪已经不可能完全恢复以前拥有的权力。

西方人与清军士兵

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慈禧在1899年秋天针对光绪种种压制的放松，其实是对于来年更加严酷的压制的某种补偿。在这个方面，光绪永远猜不透慈禧的心思，也根本不是她的对手。事实上，慈禧对光绪的控制从未有过丝毫松懈，即便某些时候出现了表面上的松懈，那也只不过是慈禧把自己的手段搞得更加隐晦而已。作为局外人，我们往往也是在事后才能发现慈禧的险恶用心。“变化无常”，这4个字用来形容慈禧的性格、心理恐怕再合适不过了。有些时候，光绪在慈禧眼中是亲妹妹的儿子，自己的侄子，是那个由她亲手拉扯长大，然后又扶上皇位的亲人；有些时候，光绪在慈禧眼中又是康有为的盟友，是那个无时无刻不想着置自己于死地的仇人。总而言之，亲情与权力的纠结造成了慈禧的人格分裂。

作为西方人，当我们对中国人作出分析和判断的时候，不能仅仅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中国的孔子有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西方人总觉得中国人难以捉摸，中国人对我们的感受其实也是一样的。作为孔子所说的“兄弟”，西方人和东方人在性格、心理的复杂性方面难分伯仲，问题的关键是，任何一方都不该以己度人。

第十五章

慈禧和义和团

义和团也被西方人称为“拳匪（boxer）”，这个侮辱性的名词是由某些传教士最先开始使用的，中文“义和团”里的“义和”这两个字包含了忠义、太平、爱国等意思。义和团并非新生事物，早在19世纪早期，山东南部就已经出现了这个组织的雏形，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义和团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中国历史上虽然存在过某些以“义和”为名的组织，不过义和团的真正前身其实是著名的白莲教。白莲教是元朝灭亡后在明代逐渐成型的，就像义和团一样，这个组织吸收了佛教的某些因素又跟真正的佛教有所区别。义和团的信仰体系包含了各式各样的神灵，其中有些还是中国古代实际存在过的英雄人物，义和团声称这些古代英雄的灵魂可以附在他们身上，达到“拳神互助”的效果。义和团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武术和迷信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相信神灵附体后的自己可以刀枪不入。为了戳穿义和团的神话，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曾有意邀请几位义和团首领赴宴，听他们畅谈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然后又突然把这几位首领拉到院子给毙了，理由是验证他们的神灵是否管用。义和团的另一大特点是特别看重妇女和儿童。在义和团的巡行活动中，妇女会被组织成专门的方阵，名为“红灯照”。儿童们则不分性别，完全像成人一样练拳、拜神，打仗的时候也完全被当作成人使用。

义和团的这套说法对无知的普通农民非常具有吸引力，他们的队伍因此很快壮大了起来，蔓延全国，无法控制，就连大清帝国的都城北京也出现了义和团的身影。当时，位于北京的渣打银行分部恰好着了火，某位义和团首领立刻站出来说，洋人的银行之所以着火，只是因为被他用1个手指指了一下。义和团声势最盛的省份当属山东，闹出来的麻烦也最多。山东有个大刀会，这个组织历史上跟白莲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后来又跟义和团结成了同盟。根据袁世凯发布的文告，早在1896年年中，大刀会就已经在山东成立了。这个组织最初的宗旨不但反对洋人和本土教民，同时还有意推翻大清统治，不过坊间也有传闻说，这个组织是由慈禧亲自制定的代理人毓贤毓贤，字佐臣，清末著名酷吏和极端排外人士。暗中支持组建的。大刀会和义和团结成同盟后，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将自己的口号确定为“扶清灭洋”。

义和团的出现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然而光绪维新变法的失败却可能是其中最主要的刺激因素。维新变法失败的同时，恰好赶上黄河决口泛滥，大批灾民无家可归。出于自保的目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自然而然的结成了团体组织并且武装了起来。后来，义和团的组织体系逐渐完善，局势也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越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和本土教民受到攻击，越来越多充满排外色彩的标语口号出现在大街小巷，诸如“传教士杀小孩做药”、“铁路、电线破坏风水”之类的老生常谈又被重新翻了出来。以下就是一份有代表性的义和团布告：

铁路和火车惊扰了龙脉，破坏了土地的风水。铁丝、铁轨上生出来的那些红锈其实是空气里蕴含的精气，精气被洋人吸走了，我们大家都要生病。

义和团当年闹得最厉害的3个省份当属山东、安徽和江苏。夹在洋人和义和团之间的当地官员往往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包赔受攻击洋人的任何损失，同时又包庇造成损失的义和团。1899年春天，毓贤被任命为山东巡抚。当时，山东省内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为了报复两名德国人在山东境内被杀，德国决定从胶州湾的驻军中派遣1支部队深入内陆讨说法1897年11月1日夜，德国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在山东巨野磨盘张庄被杀。11月13日，德国以此为名派军舰多艘，强行占领胶州湾，迫使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还勒索了大笔赔偿，史称“巨野教案”。。迫于直隶总督和德国人的双重压力，毓贤决定向德国支付赔偿，并派遣军队收拾闹事的大刀会和义和团。大刀会和义和团因此损失了98个人，耐人寻味的是，毓贤为此把指挥清军部队的将领撤了职。由此可见，坊间传闻毓贤暗中支持大刀会和义和团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1899年12月初，局势进一步恶化。根据滞留山东的美国传教士发给本国公使馆的电报，当地至少有20个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传教士和教民事件。公使馆为此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指责毓贤保护洋人不力。接到抗议的毓贤继续无所作为，局势愈发变得不可收拾。为此，公使馆又给总理衙门提出了份措辞更加强硬的抗议，毓贤因此在12月26日被调离山东，返回北京述职。回到北京的毓贤立刻得到太后召见，慈禧不但任命他为山西巡抚，还赐给他1张自己亲笔写的福字。作为继任者，袁世凯来到了山东。新巡抚上任伊始，英国传教士布鲁克斯（Brooks）就在泰安被杀了。袁世凯随即下令缉拿凶手，严惩肇事的义和团，然而他的命令最终基本都没能得到落实，因为此时的义和团已经得到了清廷高层的支持。

义和团拳民

当年的慈禧认为，风生水起的义和团恰好是自己克制洋人的生力军。正如前面所说，眼看讨要口岸租借地不成的意大利态度越来越强硬，1899年11月21日慈禧密令各省总督、巡抚整军备战。在这道密令中，慈禧特别向各省官员强调说，洋人就像胡狼一样贪婪，觊觎大清的财富和土地，他们之所以敢做这样的非分之想，就是认定我们拿不出钱财和军队跟他们抗衡。密令随后告诫各省官员，不要指望所有的涉外冲突最终都能和平解决，必须作好开战的准备。慈禧的密令向大清各省官员释放了明确的信号，让他们意识到战争几乎百分之百是要发生的。这份密令发出后不久，慈禧又通过总理衙门以她本人和皇帝的名义授权各省总督、巡抚不经请示朝廷，视情况就可跟洋人开战。

慈禧当时针对西方国家的很多指责都是合情合理的，她作出准备开战的决定也是顺理成章的。遗憾的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料，那些原本被她寄予厚望的同盟者关键时刻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就当时的情况来说，真正能给慈禧帮上忙的其实是那些维新派，可是慈禧在准备与列强开战的同时并没有停止搜捕康有为等人的行动，尽管同年7月她也接纳了维新派提出的某些主张。1899年即将结束时，为了加大通缉康有为、镇压维新派的力度，慈禧特意把李鸿章调任为两广总督。直到1900年3月，慈禧还专门颁布旨意，逮捕了北京城内的50名维新派。慈禧跟维新派闹得势同水火，当她面对外部压力时，全部赌注就只能放在相对温和且开明的中间派的身上，守旧派则是指望不上的。这样的政策绝对算不上明智。当时，大清朝野可以算是中间派的大概包括这么几个人，即荣禄、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和刘坤一。然而李鸿章能够想出的最好办法仍然是依靠俄国居中调停，其他3个人虽然表示愿意把手下的新式陆海军交给太后跟洋人开战，不过他们对战争的胜负实在没有把握。更何况，这些中间派大多具有亲近西方的倾向，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们是不愿意跟洋人开战的。

维新派、守旧派、中间派全部指望不上，义和团就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在慈禧的暗中默许下，很多满族人，包括皇亲国戚在内，也加入了义和团。此时的慈禧似乎忘记了义和团的前身白莲教本身具有反清复明的传统，严峻的形势迫使她必须饮鸩止渴。当时，扮演慈禧与义和团中间人角色的人是端亲王爱新觉罗·载漪（1856年8月26日-1922年11月24日），道光帝旻宁之孙，惇亲王奕誴之子，后过继瑞敏郡王奕志为嗣，38岁袭封端亲王。。端亲王家族的血缘关系距离皇帝相对较远，因此他们在很长时间里并没能获得太多的政治权力，也很少在西方人面前出现。后来，慈禧提拔第二代端亲王进入总理衙门当差，又在1900年6月让他成了这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人，总理衙门由此彻底变成了守旧派、排外派控制的据点。在西方人眼中，端亲王文化水平不高，脾气暴躁，还满怀政治野心。慈禧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将这个人纳入自己的视线，目前无从得知。1899年6月，端亲王受命统领名曰“虎神营”义和团运动期间，清廷在北京编练的禁卫军。“虎神营”这个名称据说是端亲王亲自起的，意思是“虎神营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诅之也”。的100000名八旗士兵，由此逐渐崭露头角。恰好为缺乏得力盟友和助手发愁的慈禧突然发现，明显具有守旧派色彩的端亲王似乎具备配合自己实现最终目标的能力。端亲王当时已经被义和团那套刀枪不入的迷信搞得昏了头，于是便邀请众多义和团进入自己的府邸展示“神力”。端亲王的做法对其他皇亲国戚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包括庄亲王、刚毅和毓贤在内的众多王公大臣争先恐后成了义和团的信徒，进而开始不断在慈禧耳边煽风点火。慈禧逐渐被他们说动了心，便下令在颐和园召见一位姓王的义和团大师兄，1900年5月10日的《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是上海当地发行的第一家英文报刊。1850由英国人在上海的英租界创办。这份报纸基本遵循英国政府的观点，因此也被视为“英国官报”。报道了这则新闻：

义和团大师兄上前见礼，太后对他说：“既然你是直隶本地人，就应该了解省内义和团的情况。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做好准备，跟洋鬼子开战？”“老佛爷，我们现在就有把握！义和团誓死捍卫大清，誓死抗击洋人！作为您的子民，我相信义和团肯定愿意沙场立功，为驱逐洋鬼子出力。现在，大清男女老幼都加入了义和团，都愿意为朝廷报效，把洋鬼子赶进大海！如果朝廷给我相应的权力，我将组织并武装义和团，率领他们向洋鬼子讨还血债。”太后点头赞许，沉吟半晌，然后突然又说：“义和团办得很好，不过我还是担心你们缺乏跟洋人打交道的经验，鲁莽行事，反而给朝廷带来麻烦，所以一定要等到时机成熟再动手。”

太后又沉吟了几分钟，继续说道：“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直隶和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应该选出几个当家人，统一领导，统一行动。”接见后的第二天上午，太后发布旨意，任命王姓大师兄为北京城内所有义和团的总负责人。

大刀会

正是由于各位王公大臣的不断游说，慈禧坚定了对义和团的信心，加强了对他们的支持。鉴于形势日趋紧张，各国驻北京公使馆曾要求慈禧下达命令，限制包括义和团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的活动。1900年1月11日，慈禧真的为此发布了旨意，不过她又对不同民间组织作出了区别对待：

守法百姓和他们的家人出于强身、防身的目的习武，乃至在村庄范围内组织社团，符合中国民间风俗。一旦引发事端，各地官府应区别对待，切忌滥杀无辜。如果出现滥杀无辜的情况，只能说明地方官员办事不力，与百姓无关。

各国公使对慈禧的这道旨意当然不可能满意。为此，除俄国以外的各国公使决定联名向清廷施压，要求切实遏制义和团和大刀会的活动。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1月23日，北京的《京报》发布消息，要求几位手握实权的亲王、军机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次日集体前往紫禁城议事。通常来说，组织这样的活动意味着国家出现重大危机，比如皇帝突然驾崩等。坊间为此议论纷纷，好在大家的好奇心很快即得到了满足。1月24日，一份光绪署名的诏书公之于众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7册p 1025—1027，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为译者所加。：

朱谕：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艰，亟宜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业脞。惟念宗社至重，是以敦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馈难安。敬念祖宗缔造之艰，深恐弗克负荷。且追维入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鉴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钦求懿旨，感幸莫名，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

毫无疑问，光绪违心签署这份几乎相当于退位性质的圣旨，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当时坊间有传闻说，太后这么做表面上看是为大清江山着想，实际是在为最终搞掉光绪做铺垫。从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慈禧的打算是利用端亲王和受他控制的义和团抗衡洋人。作为回报，端亲王时年9岁的儿子则将接替光绪坐上龙位。对慈禧持同情立场的赫德兰德教授（pr of essor Headland）认为，慈禧选择端亲王的儿子溥儁充当光绪的继任者其实也不情愿，只不过她当时的确有求于后者。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慈禧必须彻底跟守旧派站在一切。

光绪有了继任者的消息公布后，引发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抗议。相对而言，海外华侨、华人的呼声更高、抗议也最激烈，因为他们不用担心由此可能造成的危险。抗议活动中比较有名的是当时的邮政部负责人从上海以电报形式提交给总理衙门的一份抗议书，总计12000名大清官员和地方绅士在这份抗议书上署了名，这些人后来奇迹般地没有遭到任何惩罚。事实上，当时的慈禧根本不在乎任何抗议，她的全部赌注都已经押在了端亲王的“虎神营”，还有俄国人的外交调停上面。为了显示对光绪未来继承人的支持，她甚至邀请溥儁来到北海，享用慈禧专属的小火车和私人车厢。后来的种种事实表明，溥儁爱新觉罗·溥儁，端亲王爱新觉罗·载漪次子，他的母亲是慈禧弟弟叶赫那拉·桂祥的女儿。这个人跟他的父亲一样，没什么文化，根本就是个被惯坏了的大孩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慈禧才又异常坚决地抛弃了他。尽管遭受种种非议，确立溥儁为皇位继承人的事最终还是定了下来。事实上，早在1875年，清廷和皇室就已经制定了必要时为光绪制定继承人的相关原则。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备光绪出现不能生育或没有儿子的情况。光绪后来真的没有留下任何子嗣，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被认为是上天对大清的惩罚。根据1875年制定的原则，光绪的继承人只能在比他本人和同治帝小一辈子的皇室成员中选择，从而纠正光绪当年以同治帝兄弟、咸丰帝养子身份继承皇位的不正常情况。1900年年初，坊间盛传光绪病入膏肓，随时可能死去，新皇位继承人的公布恰好印证了民间的种种猜测，很多中国人、外国人因此不约而同地认为，光绪恐怕真的不久于人世了。

1900年2月中旬，光绪公开露面接见外国公使，慈禧照例垂帘听政坐在他身后。很多人注意到，当时的光绪看起来的确病得很重。3月初，光绪病重的消息得到印证，太医院奉命派太医入宫为皇帝看病。随后，坊间又有传闻说光绪可能很快就要被转移到热河居住，理由是慈禧突然下令整修自从咸丰帝去世后就再未使用过的热和行宫。3月底，坊间再次有传闻说光绪已经病入膏肓，连寿衣都准备好了。坊间流传的这些消息基本属于无稽之谈，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消息中的一部分是慈禧有意散布出来的，目的是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出试探和铺垫。

前面已经提到，恰恰是在这个时期，慈禧下令逮捕了北京城内的50名维新派人士。如果此时的慈禧仍旧对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耿耿于怀，她似乎也就没理由放过自己的侄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是那些连篇累牍的抗议信和电报救了光绪的命。这些东西让慈禧意识到，要想马上解决光绪，时机的确还不成熟。4月7日，暂时放过光绪的慈禧再次前往颐和园休养。与此同时，鉴于整个帝国已经乱成一锅粥，大臣们则纷纷上书要求她留在紫禁城。

1900年5月各种谣言又从宫里传了出来。此前坊间有传闻说似乎有人打算在光绪的茶水里投放慢性毒药，这年5月，传闻里被谋害的主人公从光绪变成了溥儁。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溥儁看书时，某位太监给他端来杯茶水，声称是太后赏赐的。按照宫廷礼仪，溥儁应该亲自到太后面前谢恩，所以也就没来得及喝这杯茶。得知此事的慈禧声称自己根本就没派人送茶，阴谋于是就被戳穿了。随后调查发现，这杯茶有毒，宫中随即开始大搜捕，两名太监最终被当成替罪羊砍了头。实在无法想象，谋杀皇位继承人对两个太监能有什么好处。

皇宫里谣言四起，皇宫外面也不太平。作为对各国公使要求严格限制义和团和大刀会活动的要求的回应，3月1日，总理衙门密令直隶总督和山东巡抚适当对义和团采取限制手段。各国公使很快从中发现了问题。第二天，德国公使找到总理衙门指出，密令涵盖的范围并不包括大刀会。总理衙门答复说义和团和大刀会是一回事，用不着分那么清楚。不仅如此，他们还拒绝按各国公使要求，命令各地地方官限制义和团活动。为了以防万一，驻华公使们各自游说本国政府，向大沽港调派军舰。4月13日，清廷再次以光绪的名义发布旨意。这份旨意只是说了些原则上的话，对义和团的实际问题只字未提。与此同时，清廷各地官府纷纷告诫治下的老百姓不要跟教民过多来往，以免招惹麻烦。总督和巡抚们也反复告诫百姓不要惹是生非。为了安抚洋人，直隶总督荣禄还专门在北京《京报》上发布消息，介绍自己手下军队镇压省内义和团的情况。从平息事端的考虑出发，荣禄确实有意镇压义和团，不过此时大清的多数省份和官员都对义和团持同情、支持态度。

大清朝廷的种种做法虽然存在敷衍了事的嫌疑，却让各国公使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甚至给国内写信介绍当时的情况说：

我认为经过我个人的努力，大清朝廷终于开始采取切实行动控制义和团以及制裁对西方传教士和教民的攻击行为了。

这样的看法真的是被表象蒙蔽了双眼。所幸，并非所有驻华公使都这么好糊弄。就在英国公使对现状表示满意的同时，美国公使仍然不断向清廷提出抗议，然而此时的总理衙门已经被义和团的支持者把持住了，他们对此作出的回答是更加的敷衍了事和误导信息。就这样敷衍来、敷衍去，小问题终于积累成了大麻烦，各国公使失去耐心，联名要求清廷必须对义和团采取最严厉的手段。

真正让各国公使下决心采取行动的是来自樊国梁主教的一封信。这位神父已经在北京生活了40年，算得上是当地消息最灵通的西方人。1900年5月19日，樊国梁写信给法国驻华公使，提醒他注意正在严重恶化的局势，特别是刚刚发生在直隶保定针对本土基督徒的屠杀行为。樊国梁警告公使说，针对基督教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很快就要发生，普通在华西方人也将因此受到波及。一旦外省义和团进京跟本地义和团会合，北京城的局势就将失控，危机随时可能爆发。法国公使觉得樊国梁言之有理，就把他的信散发给了其他驻华公使，要求考虑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就在法国公使的报告传回国内的同时，距离北京40英里的地方，又有一位本土神职人员被杀了。各国公使为此专门开了个会，随后要求总理衙门采取行动，证明大清朝廷镇压义和团的诚意。作为答复，清廷决定再发布二道旨意。可是这二道旨意还没来得及下发，义和团就在北京丰台点燃了大片建筑，破坏了北京连接武汉和天津的铁路，居住当地的西方人因此仓皇逃窜。

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00年5月25日，清廷发布一份冗长的旨意向各国公使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反复强调丰台的悲剧是由少数混进义和团的逃兵和流氓策划、煽动的，跟义和团本身没太大关系。话虽如此，义和团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清廷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义和团杀死了很多大清军官，烧掉了不少电线杆，破坏了很多铁路，这样的行为跟造反已经没有太大差别。老百姓本意是好的，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确实给教会造成了不少麻烦。朝廷已经下令各地官府保护教堂和教民，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为了给洋人个交代，清廷命令以荣禄为首的众多地方官搜捕那些在丰台带头儿闹事的人。5月30日，清廷再次下旨，严令直隶省地方官员尽快逮捕那些带头儿闹事的人。然而直隶省地方官继续对义和团采取包庇态度，甚至清廷连续发布的几道旨意本身也压根儿没提义和团一个字。同样是在这天，清廷通过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暂时拒绝各国派兵进京加强公使馆保卫，理由是必须首先请示在颐和园静养的太后。鉴于丰台事件的严重程度，各国公使这次没再相信清廷的敷衍了事。5月31日，总计331名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员奉命开赴北京。眼看各国军队兵临北京城下，清廷也只能哑巴吃黄连。3天以后，又有85名德国和奥地利海军陆战队员奉命来到北京。同一时间，各国公使馆远赴西山度假的人员也被紧急召回，所有能联系上的北京城内的西方人也都被召回到各自国家的公使馆，受到军队保护。

此时的北京城可谓山雨欲来。很多人指望义和团的“神力”能够扭转乾坤，董福祥的军队则作好了跟义和团联手对付洋人的准备，就等慈禧一声令下。

第十六章

向世界宣战

谁也说不清慈禧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义和团能把大清帝国从洋人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的。目前，她跟义和团有据可查的唯一一次接触就是在端亲王的百般怂恿下，观看了义和团的“神力”表演。可能就是通过这次表演，义和团让慈禧建立了坚定的信心。种种迹象表明，慈禧是相信神仙鬼怪的，义和团的“神力”让她打定主意跟洋人开战。心里有了底的慈禧从颐和园返回了北京城内，大批外省义和团也蜂拥而至。

离开颐和园以前，为了安抚各国公使，慈禧又发布了一道旨意，不疼不痒地谴责了义和团一通。单从字面上看，慈禧在这道旨意里的话说得都挺漂亮。旨意的开头几部分，她非常坦率地承认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从未主动惹是生非。可惜近年来滞留中国的传教士越来越多，难免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有些人的确利用教会的势力做了许多不光彩的事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义和团才开始四处闹事。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但动机还是好的。朝廷针对义和团的错误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果义和团出现了反叛大清的苗头，必将遭到严厉的镇压。问题在于，目前朝廷还未发现这种迹象。直隶总督荣禄为此已奉命密切关注义和团的活动。事实证明，慈禧的措施对义和团没有任何作用。发布完这道旨意的慈禧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紫禁城办公，各国公使因此认定，北京城内的局势必将发生相应的好转。实际的情况跟他们希望的恰好相反。6月4日，北京与天津间的电报线被割断了，这在西方人当中引发了巨大的恐慌，不过很多人仍然相信返回紫禁城的慈禧肯定能够控制住局势。6月9日晚上，慈禧带着光绪和众位王公大臣浩浩荡荡回到了紫禁城。跟随慈禧回到北京的还有众多清军，城内局势的确出现了明显好转。然而就在同一天，北京西面的1座教堂又被义和团给烧掉了，一位本土教民也被扔进了火里。也是在这天，一位本土教民赶到北京英国公使馆报信，声称他亲耳听见慈禧说要把所有洋人赶出北京城。

形势千钧一发，英国公使窦纳乐立刻给天津发电报，要求西摩尔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曾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指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将军率军开赴北京。6月10日，天津传回消息说，经荣禄同意，西摩尔将军已经派了900人着手修复天津到北京的铁路。这份电报发到北京后，北京连接天津的电报线再次被切断。不仅如此，北京与外界联络的邮路也大多被破坏掉了，只有跟张家口的联系还算畅通。6月17日，北京与张家口间的邮路也被破坏，这座城市彻底成了孤岛。为了保住性命，北京周边的西方人争相向城内转移，寻求公使馆和卫队的庇护。从这天开始，北京城内的使馆区即东交民巷。事实上已经被包围了。6月11日，日本公使馆外交官杉山彬时任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书记官，是庚子国变中第一个被杀的西方外交人员。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被杀。6月12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使馆区抓到个义和团打扮、全副武装的人。当天夜里，大批义和团进入北京，教堂、西方人和本土教民的住宅大多被烧掉了，还有很多本土教民被杀死。

东交民巷

驻守东交民巷的日军

危机爆发后，为了安抚洋人，清廷很快拿出了解决办法。庆亲王被从总理衙门大臣和军机大臣的任上解职，端亲王非常不情愿地接替他执掌起了总理衙门，开始直接面对洋人的压力。另外，清廷还找了3个跟义和团没太大关系的地痞流氓，充当替罪羊。6月16日，西摩尔将军向大沽炮台清军守将发出最后通牒，慈禧太后为此召开御前会议。会议过程中，慈禧回顾了大清帝国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强调了向洋人开战的必要性。后来，满族大臣率先站出来主张宣战，慈禧顺水推舟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得知此事，前大清驻圣彼得堡公使许景澄许景澄，1845—1900，浙江嘉兴人，同治年进士。1880年开始外交生涯，曾任驻法、德、奥、荷4国公使，1890年改任驻俄、德、奥、荷4国公使。立刻表示反对，认为大清如果向全世界宣战就是彻底疯了。刚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此次向洋人宣战跟以往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大清可以依靠义和团的“神力”。正当某位头脑比较清醒的大臣准备反驳刚毅的荒唐言论时，慈禧突然发话说向洋人开战的事情已经定了，不需要再讨论。眼看慈禧拿定主义开打，曾国藩的后人转而建议将战场转移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不要骚扰各国公使馆，也不要同时向所有列强宣战，尤其是不要向那些对太清态度友好的国家宣战。满族大臣那桐叶赫那拉·那桐，1856—1925，满洲镶黄旗人，位列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光绪、宣统年间先后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和管理工巡局事务。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西逃，那桐充任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任专使赴日本道歉。随后也表态说最好不要打仗，如果必须要打，也应该把战场转移到沿海地区。那桐话音刚落，满族大臣们便接连叫嚣这位同僚是个卖国者，慈禧也只是盯着他不说话。刚毅随后提议说，既然那桐和许景澄主张和平，那就任命他们为特使，去跟西摩尔将军谈判吧。

眼看国家到了危急时刻，光绪不再像通常那样保持沉默，他警告自己的姑母说，如果向列强宣战，大清就可能亡国。遗憾的是，光绪的意见并未得到采纳。朝会开到这个程度，局势已经失控，满族大臣们开始毫无理由地指责任何反对开战的人为“卖国者”。大家达成的唯一共识就是委派那桐和许景澄面见西摩尔将军，劝说他停止率军向北京开进。接到命令的那桐和许景澄立刻动身，却在丰台被义和团挡了下来，还受到了后者的死亡威胁。一个月以后，许景澄以“勾结洋人”的罪名被逐出北京。那桐虽然饱受打压，最终还是挺了过来，直到1906年，这个人仍旧在清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赫德兰德教授的夫人在《中国宫廷生活（court life in china）》中记述，某位格格曾向她透露说，早在6月16日以前，清廷就曾针对开战问题召开过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慈禧、光绪、端亲王以及众多王公大臣。端亲王当时以未来皇帝父亲的身份，获得了站在慈禧宝座旁边的殊荣。慈禧首先发言，痛斥了洋人对大清帝国的种种羞辱，然后又介绍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种种“神力”，声称这些忠勇的爱国者肯定可以把洋人赶出去。接下来，慈禧询问大臣们是否应该利用义和团这股力量对抗洋人。端亲王第一个站出来表态说自己相信义和团的“神力”，其他王公大臣纷纷随声附和，只有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1866年3月15日—1922年3月14日，满洲镶白旗人，晚清贵族重臣，清朝12家铁帽子王之一，女汉奸金碧辉/川岛芳子生父。怀疑义和团是否真的拥有所谓的“神力”对抗洋人。据赫德兰德教授夫人所说，这位亲王平时为人处世就非常有个性，不喜欢随大流，对西方的态度也相对开明。面对肃亲王的质疑，慈禧回答说自己已经观看过义和团的“神力”展示，这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庆亲王随后发言说，开战肯定是有危险的，不过如果太后已经下了决心，他本人愿效犬马之劳。值得一提的是，这位王爷长期负责总理衙门方面的工作，在西方人中的口碑还算不错，反倒是光绪对他心怀芥蒂。根据赫德兰德教授夫人的记载，会议过程中，光绪一言不发，慈禧也没主动征求过他的意见。眼看木已成舟，他流着眼泪离开了大殿。

6月16日的会议结束后，清廷向各国驻华公使提交了一份公告。这份公告发出的具体时间是6月19日下午16时，具体内容是说既然西摩尔将军已经向天津大沽炮台发出最后通牒，也就意味着列强与大清帝国自动终止了友好关系。有鉴于此，清廷也就不再承担保护各国公使馆免受义和团侵扰的义务。大清朝廷将给予各国外交人员和他们的家人24小时的时间从北京撤离到天津，并提供军队全程护送，沿途地方衙门也已接到命令确保他们的安全。确凿的证据表明，清廷发出这份公告时其实已经获悉大沽炮台于6月17日被西摩尔将军拿下的消息，却由于种种原因佯装不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么做既可以保住大清朝廷的面子，又可以避免助长各国公使馆的气焰，更顺利地把他们送出北京城。

接到公告的后的各国公使马上表示愿意尽快离开北京，不过24小时的期限肯定不行。为此，他们要求第2天上午面见端亲王或庆亲王。清廷对此不予理睬。6月20日上午，脾气最暴躁的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德国男爵、驻华公使，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街头为清军枪杀。终于失去耐性，决定亲自前往总理衙门讲理，陪同他的只有一名翻译和几个轿夫及随从。走到哈德门大街今崇文门大街，崇文门旧称哈德门。，也就是使馆区的东部边界时，一名清军军官领着几个人拦住了他的轿子，然后开枪。克林德当场被打死，翻译腿上中了一枪，挣扎着跑回了使馆，其他随行人员下落不明。通过这件事，其他西方人得出结论认为，不管大清朝廷要求他们撤到天津的本意如何，这条路上必定充满了危险。克林德被杀当天下午，总理衙门发布消息说是由于两名德国人首先向人群开火，清军和义和团才决定还击的。与此同时，清廷还要求公使馆确认二人的具体身份。然而就在当天下午16时，也就是清廷规定的24小时期限结束后，奥地利公使馆首先遭到枪击。随后，使馆区各处都可以听到枪声。就这样，著名的围攻公使馆时期就此开始，7月中旬达到最高潮，直到8月14日上午才宣告结束。围攻公使馆时馆内西方人的种种遭遇不属于本书关注的范畴，这里主要介绍危机过程中清廷方面的应对措施。克林德被杀后次日，义和团围攻公使馆的同时，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旨意。这道旨意公布了大沽炮台陷落的消息，然后又以光绪的口吻这样说道这道圣旨史称《对万国宣战诏书》，译者参考本书引自《义和团档案史料》p 162—163。：

我朝二百数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我范围，遵我约束。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陵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怨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毁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肯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吾人民耳。故一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吾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夙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公然有社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吓，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监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只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无所。朕今涕泣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鞑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馀兆，何难减比凶焰，张我国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儴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绝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实有厚望焉！钦此

由于这道圣旨的颁布，义和团正式得到了大清朝廷的认可和接受，成了他们向世界宣战的最可靠盟友。与此同时，被义和团视为敌人的西方传教士和本土教民也就成了合理合法的受攻击对象。有意思的是，宣战后的大清朝廷并未召回驻西方各国的大使，南部某些省份的总督、巡抚甚至继续跟洋人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南部某些省份曾采取“中立”的不介入姿态，试图避免引火烧身，史称“东南互保”。。更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义和团活动最频繁的1900年6、7月间，大清朝廷在针对西方的态度和政策方面始终保留着回旋的余地，甚至出现了软化的迹象。某些西方人认为，这是荣禄暗中在发挥着作用，他对慈禧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7月9日，慈禧本人对守旧派和义和团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李鸿章因此重新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在当时的朝廷大臣里面，李鸿章对义和团最没有好感。李鸿章再次就任直隶总督后，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连续发布了若干道向西方示好的旨意，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也逐渐变得有一搭无一搭。7月18日，慈禧的示好行动达到高潮，清廷发布旨意对杉山彬和克林德等人的死表示遗憾，要求地方官员切实保护使馆安全，调查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却对义和团的问题避而不谈。不仅如此，这道旨意再次要求使馆区的外国人撤到天津。荣禄甚至已经为此安排了负责的地方官和军队。

清廷为克林德举行的葬礼

毫无疑问，此时的慈禧已经下决心收手不干了，然而局势已经超出了她的掌控范围，义和团的很多高级首领以及董福祥将军根本不愿再听她的号令。于是，大清朝廷便开始做出越来越多互相矛盾的事情。7月25日，义和团再次猛攻使馆区。3天以后，总理衙门奉慈禧之命，给使馆送去了久违的水果。8月6日，义和团再攻使馆，总理衙门为此专门给使馆发来了致歉信，尽管杀红眼的洋人曾经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大清军队开过火。就这么一来二去，对使馆区的围攻行动逐渐名存实亡。8月8日，总理衙门通知各国公使说李鸿章已经被任命为和谈的全权代表。4天以后，清廷照会各国公使，要求举行和谈。当天夜里，使馆区再次发生激战。8月14日，也就是使馆区遭到围攻后第56天，来自天津的援军终于赶到了北京城。

目前，我们找不到其他可靠的史料可以用来分析慈禧在整个围攻使馆以及后来西逃期间的所思所想，能够依靠的材料只有那些清廷公开发布的旨意。尽管大清军队和义和团在阻击西摩尔将军率领的部队开赴北京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当英勇，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不过决定开战后的慈禧对义和团的所谓“神力”似乎已经不那么相信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让老牌盟友李鸿章再次披挂上阵。这场仗打到最后，慈禧已经陷入了完全绝望的状态，甚至放弃了对朝政的把持，所以1900年7月末到8月初的北京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多清廷官员进而开始自行其是。此时的总理衙门似乎忘记了原先的连声喊打，转而开始高呼和平，清军针对使馆区的军事行动也变成了象征性的。后来，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攻城行动中，只有日军正在北京的东偏北方向遭到了比较像样的抵抗，其他国家的军队几乎兵不血刃就进了城，负责守卫帝国首都的清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种种迹象表明，清廷当时似乎认定联军必然从北面攻城，所以才在这个方向布置了比较像样的防御。至于其他方向的设防，则也可能只是象征性的。

对大清帝国来说，首都沦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860年，咸丰皇帝就曾被英法联军赶出了北京城，只留下年轻的弟弟恭亲王收拾烂摊子。现在，咸丰皇帝的妻子慈禧又带着光绪和众多王公大臣再次逃离了首都。早在这年7月，北京城就有谣言说只要联军攻城，慈禧他们必定出逃，紫禁城里甚至已经准备好了逃跑时乘坐的车马。1900年8月14日夜里或8月15日清晨，也就是联军攻入北京前后，慈禧一行从北京的西北城门逃了出去，最初目的地是北京西南方向50英里的山区。庆亲王护送他们进了山，然后又转身返回北京城，承担起了40年前恭亲王承担过的责任。

据皮埃尔·罗蒂Pierre Loti，法国小说家，服役法国海军时曾驻扎中国，代表作《菊子夫人》《冰岛渔夫》。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记载，慈禧出逃前的最后一夜基本是在太液池南部水面上的一个小岛应指中南海瀛台。的宫殿里度过的。皮埃尔·罗蒂将这座宫殿称为“建筑的奇迹”。它的周围松柏掩映，环绕着汉白玉的栏杆，房顶上铺着绿色的琉璃瓦。联军进城后，这座宫殿遭到了洗劫，不过皮埃尔·罗蒂还是赶在他们前面搞到了一双红色丝绸女鞋。这双鞋装饰着蝴蝶和花朵的刺绣，后跟儿高达12英寸，应该是慈禧本人穿过的。1900年10月，皮埃尔·罗蒂还曾参观过慈禧位于紫禁城内的寝宫，瞻仰了慈禧供奉的木质佛像。这座佛像通体用金箔装饰，脖子上挂着货真价实的珍珠项链，面前还摆放着鲜花。某位太监告诉皮埃尔·罗蒂说，这些鲜花是慈禧临行前亲自供奉的。

慈禧走得实在匆忙，丢弃了大批首饰、财宝和华丽的衣服。出逃的她惊恐异常，生怕被老百姓给认出来。为了掩饰身份，她剪掉了引以为傲的长指甲，轻车简从。任何领教过北京城里那种马拉轿车的人都能体会到慈禧此行的不适和不便。到了后来，他们还出现了食品短缺。为了让自己的姑姑兼养母吃饱，光绪甚至必须忍饥挨饿。以上种种细节都是返回北京后的慈禧亲口告诉某位拜访她的西方妇女的。回忆往事时的慈禧总是尽量让自己显得乐观、幽默，然而当年出逃中的她却实在乐观、幽默不起来。慈禧等人走得虽然艰难，总算有惊无险，光绪留在紫禁城的妃子即珍妃。却被她下令丢进了井里。作为补偿，慈禧后来给这位妃子授予了荣誉称号。走到保定府以后，慈禧一行终于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同治皇后阿鲁特氏的父亲崇绮率领全家自杀。刚毅后来则病死在了太原到西安的路上。西安距离北京大概300英里，慈禧等人是在9月末到达那里的。就在慈禧抵达保定的同时，返回北京的庆亲王则在日本军队的护卫下，静静等待着李鸿章由俄国军队从天津护卫来京和谈。10月10日，和谈正式开始。早在从天津来北京的路上，李鸿章就已得到慈禧指示，要求他立即制止义和团攻打使馆区的行动。李鸿章为此专门发布了命令，惩处了义和团的几位首领。与此同时，他开始请求美国公使充当中间人，游说其他国家公使。

八国联军高级军官合影

众位公使对李鸿章的做法并不买账，和谈虽未因此终止，军事行动却仍在继续。直到1900年年末，联军始终在向北京周边地区派遣讨伐部队，理由是报复义和团此前针对西方人的种种行为。这样的暴行符合“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却令西方文明蒙羞。出于对暴行的厌恶，德国皇帝曾明令禁止自己国家的军队参与对义和团的报复行动，不过仍有很多德国士兵参与了烧杀掳掠罪行。关于这方面内容，本书无意过多描述，这里仅仅引用明恩溥博士提供的康格夫人写给他的信中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说所有联军官兵都参与了烧杀掳掠的罪行，那肯定是不公允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无视成千上万中国无辜百姓被残杀的事实。军队是由人组成的，人总是同时包含了善恶两个方面，战争则让恶的方面充分显露了出来。联军侵入中国北方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违背基督教的第6、第7和第8条戒律，他们制造的很多罪行是令人难以置信，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听说了北京发生的种种惨剧，慈禧等人并没在太原久留，而是很快进入陕西境内，来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首都西安。近代以后，西安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作用，西方人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仅仅限于当地保留着景教的石碑景教即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称东方亚述教会，西安保存着很多唐代景教十字寺遗迹。。逃到西安的慈禧终于感觉自己彻底安全了。随后的整个10月，她都待在这个地方。

第十七章

返回北京

联军在中国北方制造的暴行接二连三。1900年12月24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与西方列强代表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6天以后，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清廷正式接受了洋人提出的条件。1901年1月16日，条约即《辛丑条约》。正式签字。按照条约规定，大清帝国分别派遣二代醇亲王前往德国，户部侍郎那桐前往日本，就克林德和杉山彬被杀事件赔礼道歉。除此之外，清廷还需惩处义和团首领，为死去的德国人立碑，在90年内向西方列强支付赔款4.5亿两白银，拆除大沽口炮台，允许列强在北京至天津铁路沿线驻军，将总理衙门升级为位列六部之首的外务部，并在武器进口方面受到相应限制等。条约中最匪夷所思的条款是列强要求清廷禁止那些出现排外活动的地区5年内举行科举考试，这样的规定对当地读书人的打击异常严重，不过也算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某个人或某个地区出了问题，那一定就是当地的文化教育存在缺失。例如1873年，广东省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家族武斗，两广总督就曾上奏皇帝，要求在当地散发《诗经》，以便教化百姓。同样是在1870年代，陕甘地区出现了大规模反清起义，时任礼部尚书曾上奏皇帝，要求终止这两个省份考生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在西方人看来，终止科举考试资格的惩罚显然要比散发《诗经》有力得多。条约谈判过程中，很多西方人还希望加入要求慈禧向光绪归还权力的条款，不过负责谈判的外交官认为他们无权干涉大清皇室的内部事务。

总理衙门

1901年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有生之年为大清帝国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这位老总督死于1901年11月7日，享年79岁。临死前，他还在就满洲被侵占的问题跟俄国人举行谈判。由于俄国人通过这次谈判占了不少便宜，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李鸿章重新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然而通过一封李鸿章在去世前38天写给荣禄的信可以发现，这位老总督当时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竭尽全力替大清挽回损失。就当时的情况来说，俄国人已经武装侵占了大片满洲土地，指望通过外交手段再让他们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是不可能的。李鸿章的设想是，与其让大清帝国跟俄国硬碰硬，还不如任由他们在满洲发展势力。这样一来，俄国必然会跟日本在满洲发生利益冲突，大清就可从中渔利。只可惜，李鸿章的众多同胞以及多数西方驻华公使，特别是英国公使，无法领会他的用意。李鸿章去世后没几年，俄国和日本真的在满洲发生了武装冲突指1904年日俄战争。，只不过这两个国家最终没有如李总督所料，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而是最终达成了瓜分满洲的分赃协议。

李鸿章

能够让临终前的李鸿章善感欣慰的是，经过他的努力，慈禧等人终于可以平安返回北京了。1901年10月6日上午，慈禧等人从西安启程返京。据当地人描述，慈禧一行的仪仗蔚为壮观。他们启程的时间是经过钦天监反复确认的良成吉日，离开西安时走的城门也是具有吉祥寓意的北门。除了从北京跟随过来的太监侍卫、王公大臣，慈禧的道队中还增加了不少现代化的武装士兵。身份显赫的端亲王和他的儿子，以及刚刚晋升军机大臣的荣禄骑乘着特别挑选的高头大马，太监总管李莲英也骑马走在人群当中。慈禧身穿镶有狐皮的明黄色斗篷，坐在8人抬的黄色大轿里。光绪同样身穿狐皮斗篷，坐在跟慈禧相同的黄色大轿里。皇帝轿子的后面，跟随者以皇后为首的众多嫔妃的轿子。再往后，就是王公大臣的轿子和行李车。全副武装的骑兵走在队伍的最后，负责安全保卫。相比1900年逃难的时候，回程中的慈禧从容了不少。抵达河南省会开封时，他们甚至停下休息了很长时间。据说，慈禧之所以这么拖延回程时间，主要还是因为担心形势发生反复，虽然根据条约规定，清军已经在1901年9月17日重新接管了紫禁城的控制权。慈禧他们就这么停在开封观望形势，就连失去耐心的荣禄反复劝说也不起作用。后来，就在慈禧67岁生日那天，哥老会起源于湖南和湖北，近代活跃于长江流域的秘密结社组织，在四川被称为袍哥。译者并未查到哥老会在开封袭击慈禧行宫的确凿史料。的成员袭击了她在开封的临时行宫。受到惊吓的慈禧这才在1901年12月起身继续向北京进发。

清代北京城楼和城墙

从西安返回北京的途中，太监总管李莲英抓住机会大捞特捞了一笔，他的女主人却对这位亲信的所作所为睁一眼闭一眼。慈禧一行还没离开陕西境内，弹劾李莲英的奏折就已经堆成了山，其中很多奏折的内容都是指责慈禧随行人员过分铺张奢华、为难地方的。有意思的是，道队进入河南后，类似的弹劾居然销声匿迹了。据说，其中的原因是河南省的地方官提前给李莲英送了笔银子，他的手下因此不再惹是生非。陕西的地方官不愿意花这个钱，李莲英他们自然就要有意制造麻烦。离开开封前，慈禧采取了一项有利于光绪的举措。1901年11月30日，她下旨罢免了溥儁的皇位继承人身份。据说，慈禧这么做是因为西方列强在条约中指名道姓地要求处决端亲王，父亲失了势，儿子自然也要跟着遭殃，虽然洋人并没打算株连这位皇位继承人。失去皇位继承权的溥儁重新被降为公爵，随后又被发配到了整个道队最后的位置。直到慈禧去世，溥儁的实际身份都是一位高级囚徒。

1901年12月底，慈禧一行终于进入了直隶省境内。进入直隶的他们改乘火车，取道保定，返回北京。途径保定时，袁世凯和庆亲王特意赶到当地向迎接太后。经过钦天监测算，慈禧返回紫禁城的最佳时辰应该在1902年1月7日下午14时，所以她就又在保定多待了3天。1月5日那天，为了确保赶在良辰吉日返回皇宫，慈禧执意要在当天夜里动身。不过由于当时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所以他们从保定启程的时间最后被确定为1月6日上午7时。尽管如此，担心误了时辰的慈禧还是黎明前就出现在了站台上，焦急地等待火车开动。对于那些义和团的幸存者而言，眼睁睁看着曾经支持自己的太后乘坐火车返回北京，无疑是个极大的讽刺。

李莲英

返回北京的这段旅途无疑是慈禧和光绪一生当中首次乘坐火车。早在几个月以前，留守北京的清廷官员就为迎接太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些人特意在站台上搭建了明黄色的帐篷，以便让太后下火车就找到回家的感觉。战争期间，北京的很多城门、牌坊都遭到严重毁坏。为了迎接太后，负责管理的清廷官员甚至下令搭建了不少临时建筑。按照以往的惯例，慈禧等人行经的街道实施了戒严，军警沿街执勤，所有现场人等都被轰进了沿街店铺或者待在警戒线以外，只有少数官员和绅士才被允许目睹太后和天子的威严。享有特权的洋人则被允许坐在指定的3家店铺门口目睹皇家风采，某些特别好奇的西方人，尤其是妇女们则急不可待地爬上城墙慈禧返回北京时火车停靠1897年完工的马家堡火车站，这个车站后改名为永定门火车站，1988年再次改名为北京南站。慈禧1902年在这里下车后向南沿前门大街返回皇宫，很多看热闹的人就站在沿途的城墙上。眺望慈禧等人的身影。

正阳门火车站

清代铁路

1月7日中午，慈禧的道队从火车站向着紫禁城出发了，《北华捷报》报道了当时的情景：

庆亲王走在最前面开路，步兵跟在他身后。步兵后面是骑马的太监和侍卫，再往后是皇亲国戚的轿子，其中地位较高的人的轿子是红色的。光绪的轿子跟在这些轿子后面，他的身后依次是慈禧的轿子、皇后的轿子、光绪嫔妃的轿子，以及去世的同治帝和其他几位皇帝嫔妃的轿子。皇帝、慈禧等人的轿子全部是明黄缎子制作的，某些高级官员和贵族也身穿皇帝赏赐的黄马褂。道队里随处可见象征皇家威严的明黄色旗帜。……慈禧一行所过之处，中国人纷纷跪下磕头，虽然各国驻华公使已经根据总理衙门的照会，要求各自国家的公民远离慈禧行经的街道两侧，不过街边还是随处可见脱帽致敬的西方人。

虽然各国公使由于公务缠身，无法目睹慈禧等人返回紫禁城时的胜景，有幸见证这个特殊时刻的西方人仍然不在少数。光绪当时坐在8人抬的轿子里，身穿红色、紫色相间，绣有“万寿无疆”字样的丝绸长袍，一言不发地走在队伍最前面，对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毫不关心。慈禧则正好相反，她始终留意着身边的一切，每当遇到西方人，还要稍稍撩起轿帘，颔首致意。站在城墙上的那些西方妇女中有不少都是慈禧的熟人。看到这些老朋友，她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点头的频度也更大了，时不时还要招招手，打个招呼。总而言之，重返北京的慈禧感觉异常良好。

坦率的说，无论慈禧，还是西方人，要想忘记刚刚发生的不快都是不容易的，大家只不过都在努力装出非常快活的样子。40年前，当第一次从北京出逃的慈禧从热河返回这座城市时，她的内心便充满了挫败感；40年后，这种挫败感只能愈发强烈。此时的大清都城已经成了洋人的天下，处处都要随着他们的性子来，就连紫禁城的威严也被这些“生番”给玷污了。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太庙丢失了9位太清皇帝的神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当年送给康熙皇帝的天文仪器也被德国人抢走，被德国皇帝用来装饰位于波茨坦的宫殿。紫禁城本身也遭到了严重破坏，随处可见残砖碎瓦，各种器物的碎片满地都是。如此种种，时刻都在提醒着慈禧这个国家遭受异族入侵的事实。

慈禧等人返回北京后，清廷的办事作风发生了明显改变。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光绪便爽快地同意接见1900年8月刚刚到任的6个国家驻华公使。此时的清廷再也摆不起以前的架子，洋人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于是有史以来，西方人第一次从正门走进紫禁城，在皇宫的正殿里面见大清皇帝和太后。1901年1月28日，皇帝和太后再次在紫禁城的大殿里接见了全体西方驻华公使。与以往相比，这次接见仪式的流程出现了很大调整。用满语宣读文书的环节不但被取消了，慈禧本人还首次直接坐在宝座上面对西方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躲在皇帝身后的帷幕里面。接见过程中，光绪身穿貂皮长袍，照例端坐在龙书案后面。庆亲王充当仪式的司仪，替皇帝酬唱应答，光绪本人则只是象征性地说几句客套话，慈禧反倒喧宾夺主，频频向来访者对刚刚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歉意。

对于这次接见中慈禧的表现，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的报道是：慈禧简单而含糊地对此前的错误表达了歉意。事实上，慈禧当天的所作所为远不止道歉这么简单。为了表示友好，她非常诚恳地邀请公使馆的女眷和孩子们来紫禁城拜访她。这个改善关系的新创意在她的头脑里应该酝酿了有些日子了。早在1月2日，还未返回北京的慈禧就曾发布旨意，初步表达了这样的设想。得知这个消息的公使女眷们随后聚在一起开会商量，特别想去紫禁城参观的人担心太后可能只是随便说说，对紫禁城没兴趣的人则声称不应该给这个曾经的敌人太多面子。最终，女眷们还是决定前往紫禁城，拜见这位在西方人眼中形象不佳的老太后。按照约定时间，这些来访者被带进了紫禁城，慈禧、光绪，还有众多格格和王公大臣在大殿里等待着她们。赫德兰德夫人在《中国宫廷生活》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第一印象：

庆亲王奕劻

一进大殿，我们就感受到了那位端坐在宝座上的老妇人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女皇气质。

康格夫人这群来访这种慈禧唯一已经认识的人，她们首先打了招呼。这之后，康格夫人便开始扮演引荐人的角色，为慈禧介绍其他来访者，同时还以女眷代表的身份祝贺慈禧重新返回北京，祝愿大清和西方国家能够继续友好往来。作为慈禧的发言人，庆亲王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宣读了以太后口吻撰写的讲话稿。寒暄过后，女眷和孩子们依次走上前去，跟慈禧握手，然后再拜见光绪。整个见面流程完毕，慈禧又把康格夫人单独叫到另一件大殿里，双手握着她的手，声音颤抖，带着感情地说：

我很抱歉之前发生的误会，那是个严重的错误，大清以后再不会跟列强们为敌了。朝廷将保护所有来华洋人，希望友谊天长地久。

慈禧把这番话重复了好几遍，反复展示了自己的善意。随后，她开始给女眷和孩子们分发手镯、戒指之类的礼物。分发礼物后是照例的午宴款待。午宴过程中，慈禧跟几位女眷碰杯喝酒，替她们布了菜，还特意给康格夫人敬了茶。女眷和孩子们告辞时，慈禧还亲热地说：“咱们应该常来常往。”最有意思的是，据某位西方记者报道，慈禧当天还特意说了几句英文，比如“how do you do……happy new year……thank you”什么的。康格夫人这样评价慈禧当天的表现：

显而易见，她的言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是要取悦那些来访者。她的目光睿智而敏锐，时刻关注着周围的人。她的脸上永远挂着愉快的笑容，声音也很柔和、低沉而有磁性。总而言之，她的一言一行都显示出友好的意味。

缺乏类似康格夫人经历的西方女性可能很难理解慈禧态度的突然转弯。仅仅几个月以前，这位女士还叫嚣着要把所有洋人赶进大海，几个月以后，她又突然让洋人成了自己的座上宾。事实上，慈禧对洋人的友好并非发自内心，而是对西方世界武力的屈辱臣服。不管慈禧的初衷究竟如何，大清和西方的友好关系终究还是逐渐建立并发展了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公使女眷前往紫禁城做客的旷古奇闻。为了讨这些西方妇女欢心，慈禧送给她们各式各样的礼物，其中包括皇家饲养的北京哈巴狗、她亲手制作的中国结、亲手画的扇面。自从那次拜访结束后，每逢中国传统节日，慈禧还要命人给这些女眷送去水果、点心和鲜花。除了赠送礼物，为了进一步建立与西方的友好关系，慈禧还尝试着跟身边的西方女性谈心。就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这么做是非常不容易的。通过谈心，早在返回紫禁城几周前，慈禧就已经向西方世界释放出了强烈的友好信号，甚至将自己装扮成了曾经最令她深恶痛绝的维新派形象。

对于慈禧晚年进行的改革，即便那些最讨厌她的西方批评家也表现出了程度有限的赞赏。只可惜，由于清廷官僚系统的涣散，她的改革并没能得到真正落实。尽管如此，慈禧在西方人眼中仍然算是个非常识时务的人。正是由于非常识时务，慈禧才可以不断走向自己的反面。从当年允许西方公使驻留北京，到后来模仿光绪的改革思路，无不尽然。从1902年返回紫禁城开始，慈禧的人生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十八章

作为维新派的晚年慈禧

慈禧这个人非常识时务，某些情况下也非常有效率，为了展现带领大清帝国走出困境的决心，还在流亡途中的她便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那些在1900年前后指责慈禧缺乏执行力的批评家至此也不得不稍稍转变态度。

清廷返回北京办公前一个月，慈禧本人便亲自下令，在全国旗人的范围内选拔男性幼童去西方游历、学习。这些幼童肩负的使命是学习西方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以便将来为大清朝廷效力。除了选拔幼童出国深造，慈禧还恢复了一项光绪变法时的新政措施，废除了中国传统的八股取士，引进西方现代教育考试制度。1902年8月，这条新政便得到了落实，中国起始于汉代原文如此，科举考试制度实际起始于隋代，八股考试制度则建立于明代。，延续了大概20个世纪的传统考试形式立刻就被废除掉了，各式各样的现代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1906年，清廷开始了每年例行的针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选拔录用考试，地点设在北京。考试第一年，只有14个人胜出，被清廷授予官职。第二年，这个人数就增加到了42个，其中留日学生23人，留美学生16人，留英学生2人，留德学生1人。42人当中成绩最优异的8个被直接授予了相当于西方博士学位的进士功名。清廷留学生选拔考试要求考生用各自掌握的外语答卷，试题形式大概是这样的：

①解释什么是哲学，阐述哲学与科学和伦理学的区别。解释下列哲学名词：二元论、有神论、理想主义、实证主义、泛神论、不可知论。按照西方标准，如何划分下列哲学体系：庄子、禅宗、苏轼、朱熹、王阳明？

②解释穆勒Mil，约翰·穆勒，19世纪英国哲学家，代表作《论自由》。的理论，介绍以此为基础的科学发现。

③以“中国是否应建立义务教育制度”为题，撰写论文1篇。

就慈禧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来说，能够设定这样的考题，实在非同寻常。1902年慈禧开启的教育体制改革更加不同寻常的地方还在于，中国的学校第一次向女性敞开了大门。包括众多格格在内的贵族女性作为第一批女学生进入专门设立在紫禁城内的女子学校就读。时间到了1907年，北京当地接收女学生的学校已经增加到了17所，就连慈禧也自掏腰包捐献白银10万两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不过她的这所学校教授的科目只有书法和刺绣。慈禧在教育方面采取的更大举措是成立了专门的政府机构，同时成立了以拥有公爵爵位的载泽爱新觉罗·载泽，满洲正黄旗人，晚清宗室大臣，立宪派的重要人物。和端方托忒克·端方，满洲正白旗人，光绪维新变法的重要参与者，后又得到慈禧信任，宣统三年入川镇压保路运动，被起义军杀死。为首的留洋考察团。载泽和端方属于比较开明的满族大臣，早在1900年义和团围攻使馆时，就曾坚决支持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与西方建立友好关系”的主张。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是游历欧美，吸收西方政治体制中的优秀元素供中国借鉴。

留美幼童

1906年6月，考察团返回中国后，向清廷提交了1份总计120卷的考察报告，认为日本的政治体制最值得中国模仿主要指模仿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有利于满清皇室。。同年9月，清廷发布旨意，声称将尽快依照考察团提交的报告实施改革。对于慈禧倡导的改革，多数西方批评家持怀疑态度。实际的情况的确如他们所料，慈禧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即将到来的改革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许愿，然而直到她离开人世，新登基的皇帝才发布旨意，从当年10月开始进入改革程序，并在1917年正式完成大清朝廷的转型。大清朝廷的全面改组遥遥无期，某些细枝末节方面的小修小补却还算雷厉风行，特别是在慈禧本人严重关注的情况下。载泽和端方考察团提交报告的那年，慈禧还组建了一个负责清廷中央机构改组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首先的问题就是当时的政府里面吃闲饭的八旗子弟实在太多。庆亲王和他的儿子载振爱新觉罗·载振，1876年—1947年，满洲镶黄旗人，奕劻长子。还有其他几位皇室成员主张立刻着手对此进行彻底改革，二代醇亲王也主张进行改革，但同时提出改革的步子应该适当放缓。尽管如此，这项措施还是遭到了坚决抵制。时任户部尚书，后来的陆军部尚书1906年，清廷在原有兵部的基础上改设陆军部和海军部，陆军部承担了今天陆军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的部分功能，最高长官军衔为正都统，相当于上将。满族大臣铁良铁良，满洲镶白旗人，清末大臣，1903年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任练兵大臣，协助袁世凯创设北洋六镇新军。继任军机大臣。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与袁世凯争夺北洋新军的统帅权。是最顽固的反对派。慈禧后来听说了这个消息，便在1906年11月召集军机大臣开了个会，要求他们毛遂自荐出任领导此项改革的负责人。庆亲王和另一位大臣很快站了出来，与会的其他4个人却保持沉默。《北华捷报》报道了当时的情形：

曾经的大清留日学生鲁迅

太后目光炯炯地看着军机大臣们。后者心里很清楚，太后和皇帝都是支持改革，不接受任何反对意见的。尽管如此，持反对态度的军机大臣们还是声称，他们宁愿辞职，也不愿意因此成为大清帝国的千古罪人。太后对此的回答是：“随你们的便！由于办事不力，你们4个人已经被解职了，我和皇帝一定要推进改革！”

第二天，慈禧又连续发布了二道旨意。第一道旨意正式公布了4位军机大臣被解职的消息，第二道旨意确认了委员会提出的改革措施。目前没有明确证据显示慈禧在军事领域也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不过作为皇族成员以外跟慈禧关系最近的袁世凯的确是当时中国非常具有领导力的将领。袁世凯在慈禧执政的最后阶段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提出了不少军事改革措施，虽然大多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大清帝国晚期推出的改革措施往往见不到实际成效，主要是因为地方官员大多办事效率低下，而且态度保守，不愿意进行改革。更糟糕的是，大清帝国已经没有实施改革必备的经济基础。正如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爵士lord Charles Beresford，英国政治家、海军将领。在1898至1899年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大清帝国而言，经济方面的改革其实远比军事改革紧迫得多。问题在于，此时的清廷已经腐败透顶、积重难返，就连慈禧本人其实也是官场腐败的受益者。在缺乏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大清帝国即便希望进行军事改革，也不现实。事实上，慈禧晚年推出的军事改革措施到了实际执行层面大多显得荒唐可笑。例如，当清廷在1906年提出即将为清军装备现代枪炮的同时，驻守北京皇城的八旗士兵却还在练习使用传统的弓箭，理由据说是因为在紫禁城里面放枪有可能“惊驾”。

清廷实施的改革当中比较受到众多西方观察家，特别是来华传教士欢迎的项目当属严厉的鸦片禁绝措施。1906年9月，慈禧宣布将在未来10年内扫除鸦片。1908年3月，清廷动了真格的，提出了禁绝鸦片的具体措施，最核心的行动是禁绝本土种植罂粟的行为。某些西方批评家认为，这么做将给大清帝国造成巨大的税收损失。1908年，清廷又公布了补充方案：

为了填补禁绝鸦片造成的税收损失，朝廷已命令户部采取相应措施……如果因此造成怎样的困难，大清朝廷必将在皇帝规定的时间内彻底禁绝鸦片。

这道旨意发布后1个月，有消息说慈禧又把负责此事的特别委员会叫到面前，询问工作进展情况。这些人汇报过工作情况以后，慈禧警告他们说，任何疏忽和延误都是不可饶恕的，必将受到严惩。为了率先垂范，慈禧已经命令宫里的人员全部戒烟，对以身试法者的惩罚是重责100大板，然后永远驱逐出宫。与此同时，清廷官员也被要求限期戒烟，违反者将遭受相应的处罚。

晚年慈禧以女人特有的方式热衷改革，大清帝国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不受改革措施影响的人或部门。1902年2月，她颁布旨意禁止女性缠足，同时也禁止了男性包括吸食鸦片在内的种种放纵行为。针对朝廷机构冗员过多问题，慈禧在面对强大阻力的情况下发布旨意，裁减了大批京官和地方官员。1907年，大清朝廷又准备发起货币制度改革，只可惜慈禧没能等到计划完全变成现实的那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的改革其实是光绪1898年改革的翻版，同时也有她自己的创新之处，例如禁绝鸦片的措施，以及针对旗人的改革等。由于慈禧的改革，满汉不得通婚的法令遭到废除，原先的民族壁垒被逐渐打破。除此之外，慈禧还取消了旗人在各大城市集中驻防的做法。1908年，旗人被允许经商自谋生路，不再依靠国家供养。有意思的是，针对八旗改革的各种措施都是1898年光绪维新变法时被慈禧要求绝对不许涉及的。也正是由于她的支持，光绪变法失败后，守旧派为主体的满族大臣逐渐垄断了清廷几乎所有重要官职，打破了大清帝国建立以来“满汉平衡”的惯例。现在，慈禧完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话说回来，慈禧虽然愿意改革八旗，却又不会如载振等人设想的那样彻底废除八旗制度。庆亲王父子提出变革八旗的设想时，慈禧其实非常不理解，甚至指责他们是维新派，阴谋反对大清。年老的庆亲王因此恐惧万分，立刻上奏折要求辞去军机大臣职位。由于庆亲王提出辞呈，慈禧又大发了一通脾气，拒绝这位关系最近的亲信辞职，还在庆亲王过生日时赏赐有加，以示友好。载振也没有因为八旗改革的事受到任何损失，不过后来有御史因为别的问题参了他一本，载振主动辞去了商部尚书的职务，过起了隐居生活。他的父亲庆亲王为了承担连带责任，再次提出辞职，然后又遭到了慈禧的拒绝。正如前面所说，慈禧是个善于搞平衡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改革者的她要比光绪明智得多。最起码儿，她不像光绪那么希望维新变法可以一蹴而就。正是由于太过急功近利，光绪自认为合情合理的改革遭受了巨大挫折，最后半途而废。

无论光绪本人，还是他所依靠的维新派，都低估了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过分机械照搬了西方的教条。相比光绪，慈禧无疑有耐心得多，她可以把改革的过程拉长到几年时间，同时善于在各种意见当中寻求各方相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还愿意对自己的子民和洋人一视同仁。改革过程中，慈禧同样遭遇了不少阻力和困难，不过她都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缺少解决问题的铁腕手段。例如1906年6月，慈禧就曾下旨坦陈支付对外赔款必会给大清帝国带来沉重负担，但改革绝对不能因为缺少经济基础而停止，如果朝廷缺钱，尽可以从老百姓头上征税。慈禧就是这么个人，只要下定决心做某件事，就一定要做成。

第十九章

慈禧的最后时光

种种迹象显示，从1902年开始，光绪的权力逐渐得到了恢复。早在1901年11月溥儁的皇位继承人资格被剥夺后，很多西方人就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这个过程并没有他们希望的那样在慈禧返回北京前后立刻开始。返回北京的慈禧从原先的幕后走上了前台，光绪则回到那个小岛上，继续囚徒般的生活，充当慈禧的傀儡。此时的光绪并没从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不过影响力相当有限。返回北京后的光绪仍然是皇帝，可慈禧就是不愿意给予他皇帝应有的权力。或许，通过对皇帝乃至整个国家的控制可以满足作为女性的慈禧对男性的控制欲。光绪因此失去了所有自主权。每当举行朝会或接见外国使者时，光绪都要坐在慈禧身边，只是宝座的位置要相对放低些。接见外国使者时，光绪的自由度相对还大些，因为按照中国习俗，使者只能跟他握手，却不能握慈禧的手。包括赫德兰德夫人在内的很多西方人都提到了上述情况：

每次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都要在大殿里同时跟我们见面。他们坐得很近，不过光绪座椅的位置要稍稍偏下，不能跟慈禧并列。慈禧走进大殿后，光绪必须稍等片刻，让太后先坐下，然后等慈禧发话才能落座……大臣们看见光绪不会磕头，向来善于巴结逢迎太监们见到他也不用屈膝请安。我甚至不止一次看见光绪给慈禧身边的太监行礼……据说，每当慈禧让光绪跟自己共进晚餐时，他都必须跪在桌边，慈禧给他布什么菜，他才能吃什么。

慈禧绝对不愿放弃权力，所以当她的改革开始时，曾经的维新派光绪却成了局外人，只不过他的自由度相比1898年到1900年时还是大了不少。为了防止光绪东山再起，慈禧和她的同党们好像猫看老鼠似的看着他，太监则是慈禧监视光绪的最主要耳目。在这种情况下，光绪表现得驯服无比，甚至连袁世凯这样的仇人都不再记恨。这可能只是一种韬光养晦的手段，不过也有可靠的消息说，光绪曾出现过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暂时失忆伴随重度焦虑。据说，光绪因此在自己的寝宫里连续躺了几个星期，盖着被子，眼睛直呆呆望天儿，偶尔无缘无故地流眼泪。有一次，他突然就尖叫了起来。听到尖叫的太监飞跑进他的寝室，迎头被他扔过来的花瓶之类的东西砸了个满脸花。太监们后来好不容易才给歇斯底里的光绪换了个房间。慈禧太后紧急召来了御医，不过他们也提不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最多也就是建议光绪进进补，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医生拿光绪确实也没什么好办法。这位皇帝真正的病根在于当初维新变法的半途而废，以及被自己的姑姑平白夺走权力。

返回北京的慈禧成了改革者，进而也就开始同情起了1898年的那些维新派。1904年6月，为了庆祝自己70大寿，慈禧颁布了全国大赦令，宽恕了包括维新派在内的所有仇人，只有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除外。慈禧始终不愿宽恕康有为。早在1902年就有报道说，清廷曾以光绪的名义给流亡大吉岭darjeeling，印度东北部避暑胜地。的康有为发电报，试图诱骗他回北京。康有为真的上了当，立刻动身来到香港，好在当地维新派成员及时劝说他返回了印度。这个故事真假与否还有待证实，二年后慈禧的所作所为却是有据可查的。当时，慈禧认为中国的报刊媒体已经获得了太多的自由度，议论了太多的国事，便发动了针对报纸和媒体的第二次大清剿，某位记者甚至因此被用刑致死。

慈禧出行

尽管做了不少恶事，返回北京后的慈禧明显还是宽容、和善了许多，以至于很多政敌打算诋毁她都找不到下嘴的地方。此时以改革者面目现身的慈禧尽管仍旧值得怀疑，却无法继续被视为彻头彻尾的守旧派。在善待西方传教士这个问题上，慈禧做得简直无可挑剔，各地总督和巡抚不断得到她的指示，必须跟那些传教士和平相处，对教民和非教民必须一视同仁，因为他们都是大清皇帝的子民。慈禧的转变实在太彻底，很多政敌无法继续在执政理念方面挑她的刺儿，于是针对这位太后的指责便转移到了道德品质方面，甚至完全变成了毫无理由的恶意诽谤，慈禧身边几乎所有男性亲信因此都曾被传言跟她保持过某种不正当关系，就算太监也不能幸免，比如总管李莲英。话说回来，针对已经70高龄的慈禧编造这样的谎言实在太过卑劣。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确曾在年纪很大时还拥有不少情人，不过当时的她也还远远不到70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家编造慈禧跟李莲英间的种种绯闻也并非完全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满足低级趣味的目的。坊间有传闻说，某位驻华公使曾分别送给慈禧和光绪每人一套欧式风格的衣服。慈禧得到礼物便迫不及待地试穿了起来。就在她脱得一丝不挂时，李莲英突然冲了进来，跪在她面前磕头行礼。慈禧赶忙询问个中情由。李莲英回答说，根据大清祖制，自己有责任制止太后和皇帝身穿任何不符合规矩的衣服，特别是洋人的衣服。慈禧听了他的话，和蔼地笑了，夸奖李莲英对大清帝国忠心耿耿，却并没停止继续试穿自己的新衣服。看到这种情况，李莲英继续跪着磕头，声称自己宁愿把头磕破，也不能让太后穿洋人的衣服。后来，慈禧实在觉得过意不去，这才命人把衣服收进衣柜，同时还宽慰李莲英说自己舍不得让他为了这么点儿小事就闹得肝脑涂地。

这则逸闻充分说明了李莲英和慈禧间的亲密关系。正是凭借这种亲密关系，李莲英赚了不少外快。可靠证据显示，通过贪污，李莲英一生聚敛了大概相当于500万银元的财富，北京当地很多当铺的幕后老板其实都是这位太监总管。坊间还有传闻说，李莲英曾和某位义和团的高级头领过从甚密，还凭借这个人的手捞了不少银子。对李莲英而言，政治是种回报非常高的游戏。1902年，几位俄国外交官曾在满洲见过这位大太监。这几位外交官原本打算通过李鸿章办事，却没能办成，因此转而走起了李莲英的门路。李莲英从俄国人那得到的许诺是，如果他可以促成慈禧同意在满洲利益方面对俄国让步，每年就可以得到100万两银子的“常例”。

慈禧

由于李莲英的鼎力相助，同年2月，慈禧真的答应了俄国人的要求。4个月以后，相关条约在北京正式签字。

返回北京后慈禧的权力其实在逐渐缩水，相应的，李莲英的权力也就随着主子每况愈下。1906年3月，这位大太监彻底失了势。那年年初，革命党取代维新派成了清廷的心腹大患，“谋反”事件不断发生，据说一天当中就有6座宫殿发现了炸弹。惊恐万分的慈禧把李莲英叫到面前狠狠训了一顿，指责他玩忽职守。鉴于这位大太监多年来的忠实服务，慈禧最终要求他戴罪立功，把隐藏着的革命党找出来，否则严惩不贷。受到责罚的李莲英告别慈禧，又把自己的4个直接手下叫了过来，然后把“革命党嫌疑”的罪名栽到了这4个人的头上，直接下令把他们给打死了。找来4个替罪羊的大太监兴冲冲地找到太后复命。听了李莲英的汇报，慈禧一言不发，这是她表达愤怒的最常见方式。眼看太后真的动了气，李莲英惊恐万分，当时就崩溃了。此时的李莲英也上了几岁年纪，于是干脆就借此递交了辞呈。慈禧顺水推舟，批准了李莲英的要求。1个小时以后，她又亲自发布手令，调李莲英去颐和园当差，将他赶出了紫禁城，由已故慈安太后的亲信太监接管李莲英原先的职务。就这样，李莲英带着大批财宝离开了大清帝国的权力中心，然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到慈禧去世后，这位太监才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正如前面所说，李莲英在促使慈禧向俄国人出让满洲利益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慈禧晚年大清帝国的外交活动并非本书关注的主题，这里只能点到为止。李莲英参与签订的条约实际承认了日本和俄国对满洲的合法瓜分，慈禧虽然表面上同意签署条约，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为了避免像1898年那样因为战争爆发破坏自己过生日的兴致，她决定把原本安排在1903年11月的70大寿庆典推迟一年，改在1904年举办。与此同时，为了表示自己体恤百姓、关心国家，她还主动要求降低庆典规模，谢绝授予她的荣誉称号。1903年8月3日，慈禧发布旨意说旨意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8册p 844，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徽号一折朕亲奉懿旨，自来每逢庆典，虽有加上徽号之文，惟现在时事艰难，疆国未尽绥谧。广西尚在用兵，各省筹款方殷，民生困苦，深宫宵旰忧勤，从无暇逸。倦怀民瘼，时切疚心，岂宜更进徽称，乖予夙志。皇帝以恪遵，成宪再三跪请，亦难俯从。但愿君臣一德，同怀克艰之义，实心实政，使治理蒸蒸，黎民又安，即所以尽皇帝之孝。所有加上徽号、典礼，着毋庸议。

王公大臣们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慈禧的要求，大寿庆典的规模没有丝毫减少。慈禧收到的生日礼物仅珍珠、宝石一项，价值就折合24000英镑。她的第二个大寿过得可算心满意足。同样是在1903年，慈禧最信任的亲信荣禄告别人世。1902年，慈禧刚刚安排光绪的兄弟，二代醇亲王跟荣禄的女儿结了婚他们的孩子就是末代皇帝溥仪。。6年后，这对夫妇的结合对大清皇位的继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晚年慈禧的所作所为表明，这个人并非真的反对那些来自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只不过她对这些东西的吸收、借鉴必须遵循自己的游戏规则。

第二十章

曲终人散

慈禧晚年是否已经厌倦了权力，或者身体状况的江河日下逐渐迫使她对自己8年以来的政治生涯进行反思？1907年盛夏时节，北京有传闻说慈禧有意彻底退休，将大权还给光绪。慈禧把交权的日期确定在1908年2月2日，也就是中国农历新年。光绪将在这天恢复被剥夺的权力，与此同时，新的皇位继承人也将被指定出来。自从1900年溥儁遭到废黜，皇位继承人已经空缺7年。据说，慈禧曾在1906年把若干皇亲召入紫禁城读书，以便从中选择未来的皇帝。这些人当中，二代醇亲王和荣禄女儿的儿子溥仪，恭亲王的孙子溥伟爱新觉罗·溥伟，1880年12月30日—1936年10月10日，道光帝曾孙，恭亲王奕之孙，贝勒载滢之子。，以及道光皇帝的曾孙、咸丰皇帝的孙子溥伦爱新觉罗·溥伦，隶属满洲镶红旗，乾隆皇帝五世孙，贝勒爱新觉罗·载治第4子，后过继给道光帝长子隐志郡王爱新觉罗·奕纬为嗣孙，袭封“贝子”爵位，时称“伦贝子”。最终胜出。慈禧最满意溥仪和溥伦，多数皇室成员则看好溥伟。

相关方面的流言此起彼伏，1908年2月2日这天却什么也没发生。1908年1月初，慈禧发布旨意取消了农历新年那天皇宫里的庆祝宴会。按照惯例，慈禧将在这个宴会上接受光绪和百官的朝贺。光绪对此当然不置可否。农历新年过后，又有传闻说光绪再次病重，慈禧为此紧急召唤御医进宫。此时的慈禧还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同年3月，宫里传出消息说，由于大清和日本的外交出现危机，太后着急上火，也生了病。这场危机的起因是由于清廷怀疑日本轮船“达丸”号替广东的革命党偷运武器，便扣留、搜查了这条船。日本为此提出严重抗议，清廷的态度也很强硬，随时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这个坏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慈禧耳朵里，把她吓得够呛。据《北华捷报》报道，慈禧为此特意召集二代醇亲王和另外二位皇族开会。这几个人足足说了1个小时，话题涉及大清面对的严峻局势，还有太后垂垂老矣的晚景。谈话过程中，慈禧突然失声痛哭，坦承自己虽然已经执政40年，却仍然没能把大清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现在已经彻底没办法了。

3月底的时候，慈禧已经病情严重，无法出来公开露面。屋漏偏风连阴雨，就在这时，北京多处发生火灾。很多人怀疑纵火者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钦天监则声称这场火灾的原因是因为火神爷不愿意在庙宇里安分待着，后者的鬼话当然没几个人相信。为了安抚人心，清廷逮捕了14名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慈禧则命令陆军部加强对紫禁城和整个首都的护卫。北京的局势动荡异常，大清帝国其他地方也不太平，革命随时可能发生。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虽然遭到清廷通缉，却仍在自己祖国的周边不断为革命奔走、策划。很多追随他的革命者则留在国内，随时准备执行孙中山的指令。3月13日，同样出于安抚人心的目的，慈禧和光绪照例动身前往颐和园居住、办公。当时的人们发现，慈禧虽然患病但身体状况还算可以，光绪则已经病得走不动了。

移居颐和园的慈禧并未放松下来，因为她手下的两员大将袁世凯和张之洞又闹了起来。慈禧的本心偏向袁世凯，不太待见保守色彩更加浓重的张之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世凯获得了她赏赐的三眼花翎，张之洞的花翎则只有一眼。为了撮合这两员大将，慈禧特意把他们叫到一起，让他们结成了儿女亲家。为了堵住这两个人的嘴，慈禧告诉张之洞和袁世凯说，自己已经让钦天监算过了，他们儿女的八字非常合适。联姻是慈禧调节大臣纠纷的常用办法，她已经用这招儿替袁世凯解决了他的另一位政敌，时任陆军部尚书铁良。太后发了话，袁世凯和张之洞自然不可能拒绝，也就只好握手言欢。

慈禧在颐和园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没太多值得记述的事情。1908年夏天，李莲英的继任者，太监总管崔玉贵遭到解职，随后被永久驱逐出宫。这个人的离去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只是关注程度没有李莲英那么高。按照计划，慈禧和光绪应在9月入秋后返回紫禁城，来自拉萨的达赖喇嘛当时还在等候他们接见1908年9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来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达赖喇嘛此行给慈禧从西藏带了不少礼物，意在庆贺太后即将到来的生日。由于未知的原因，达赖喇嘛的觐见仪式被推迟到了那年10月，仪式规模也大大缩了水，双方也没进行太多实质性的会谈就草草收场了。达赖喇嘛完成觐见后，北京的形势相对平静了下来，直到慈禧74岁生日的这个月，一件事情的发生震动了大清帝国，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11月初，宫里传出消息说光绪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御医认为他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紊乱，随后请来的西医则确诊光绪罹患肾炎和神经官能症。光绪病入膏肓，慈禧的状况也不怎么样。坊间有传闻说，她当时即便没死，可能也离死不远了。比较可靠的消息是，慈禧已经下不了床、出不了屋，御医必须时刻守在身边。还有消息说，御医守在慈禧身边并非是为了给她本人看病，而是随时向她报告光绪的情况。临终前的慈禧时刻关注着大清朝廷的局势，特别是光绪的病情，以便这位皇帝一死就让自己中意的皇位继承人顺利接管权力。

11月11日，坊间传闻光绪此前一天受到惊吓，病情加重。11月12日，来自《京报》的消息又说光绪出现了明显好转，已经可以参加御前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皇位继承人问题。11月13日，清廷发布圣旨，任命二代醇亲王为摄政王，他的儿子溥仪顺理成章也就成了未来的皇帝。同样是在这天，各国使馆接到了由总理衙门改组而成的外务部发来的照会：

慈禧太后任命二代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

11月13日下午14时，光绪病危。据说，负责伺候他的人准备把这位皇帝转移到灵床上等死，却遭到光绪的严词拒绝。11月14日，经过漫长痛苦挣扎的光绪恢复了意识。恢复意识的他再次拒绝离开自己的卧室，后来就死在那里，连寿衣都没来得及穿。可悲的是，这位皇帝到死也没能摆脱慈禧的束缚。为了时刻掌握皇帝的动向，同样躺在床上等死的老太后把曾经的亲信李莲英派到了光绪身边，时刻监视着不久于人世的侄子。当天上午，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圣旨。这份圣旨的大概介绍了皇帝自8月以来健康逐渐恶化的情况，要求各地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举荐名医，替皇帝治病的事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9册p 891—892，作者只引述了这道圣旨的开头和结尾，中间各省举荐医生名单的部分被略去了。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谕内阁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省将军、都、抚保荐良医生。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来京诊视。惟所服方药，迄今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脮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深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后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将此通谕知之。

遗憾的是，这些名医根本就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本领。11月15日庆亲王向各国公使发出了1份照会，这份照会是以皇位继承人溥仪的名义签署的，光绪本人则已在14日下午17时至18时间驾崩了。15日晚上，清廷发布消息摄政王载沣的儿子溥仪正式继承皇位，成为同治和光绪的继承人。溥仪在满清皇室里的辈分应该算是同治和光绪二位皇帝的儿子。前面已经提到，1875年同治去世时，慈禧有违常规，选择身为他同辈的兄弟，而不是子侄辈的光绪继承皇位。现在，被打乱的皇位传承顺序被重新纠正了过来。10月12日的御前会议上，多数军机大臣其实更支持溥伦继承皇位，不过光绪本人还是倾向跟自己血缘关系比较近的溥仪。临近生命终点的慈禧任命二代醇亲王担任摄政，其实也具有强烈的暗示用意，等于已经明确宣布溥仪将成为大清帝国的新皇帝。溥仪当时只有5岁，这就意味着他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不可能亲自执政，二代醇亲王因此可以在慈禧死后继续“垂帘听政”。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权力，二代醇亲王紧锣密鼓地完成了一系列人事任免。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慈禧的很多政策作出了适当调整。二代醇亲王执掌朝政的方式跟晚年慈禧大同小异，不过通过对克林德事件的处理，西方人普遍认为他是位年轻有为、开明和善的亲王。

溥仪

溥仪

倒霉的光绪终于死掉了，那个造成他终生不幸的女人只比他多活了不到24个小时。11月12日，慈禧突然中风瘫痪，面部肌肉失去控制。当御医奉命前来抢救她的时候，慈禧却很坦然的告诉他们自己恐怕已经不行了。光绪皇帝去世时，慈禧其实也已经离死不远。尽管如此，11月14日夜里，慈禧仍旧挣扎着发布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道旨意。第二天早上，她也告别了人世诏书原文参考本书直接引自《清实录》第59册p 893—894，原文为繁体，现改为简体，句读是译者加的。：

奉大行太皇太后遗诰曰。予以薄德，祇承文宗显皇帝册命，备位宫闱。迨穆宗毅皇帝冲年嗣统，适当寇乱未平，讨伐方殷之际，时则发捻交讧、回苗俶扰、海疆多故、民生雕敝、满目疮痍。予与孝贞显皇后同心抚训、夙夜忧劳，秉承文宗显皇帝遗谟，策励内外臣工，暨各路统兵大臣，指授机宜、勤求治理、任贤纳谏、救灾恤民。遂得仰承天庥，削平大难，转危为安。及穆宗毅皇帝即世，今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豫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豫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幸予体气素强，尚可支拄。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服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至弥留。

回念五十年来，忧患曡经，兢业之心，无时或释，今举行新政，渐有端倪。嗣皇帝方在冲龄，正资启迪。摄政王及内外诸臣，尚其协心翊赞，固我邦基。嗣皇帝以国事为重，尤宜勉节哀思，孜孜典学。他日光大前谟，有厚望焉。丧服二十七日而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慈禧和光绪先后告别人世，又把当时还是小孩的新皇帝溥仪推上了宝座。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慈禧走在光绪前面，进而错误地得出结论说，慈禧死前还是向光绪表示了屈服，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关于慈禧和光绪人生最后时刻的误解和谣言可谓铺天盖地，其中多数都属于主观臆测。据说，某位负责给皇帝诊治的御医曾从袁世凯那里得到过33000块银元，光绪其实是在慈禧去世后被认为下毒毒死的，后来发布的二道遗旨不过是障眼法。如果这样的说法真正成立的话，那么参与者肯定不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袁世凯和二代醇亲王肯定脱不了关系，大批官员、太监和宫女也必定参与其中，只不过这些人后来出于各自的原因和利益都选择了沉默。在光绪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和二代醇亲王既是拥有共同利益的盟友，也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掌握大权以后，二代醇亲王立刻就跟袁世凯翻了脸，迫使他以“腿疾”的理由主动辞职，暂时告别大清官场。袁世凯默默承受了自己的命运，返回河南老家隐居。不久的将来，他还会对中国的历史造成举足轻重的影响。

袁世凯早在1898年就背叛过光绪，10年后的他出手杀掉对自己恨之入骨的皇帝也是顺理成章的。袁世凯是个阴险狡诈的小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做出任何事情，即便对曾经的恩主李鸿章也毫不手软。尽管如此，在缺乏可靠证据的前提下，我们仍然只能认为光绪和慈禧间隔不到24小时的相继离世只能是种巧合。更让人觉得蹊跷的是，光绪和慈禧去世后仅仅几天，庆亲王也撒手人寰。从二代醇亲王的角度来说，妨碍他在光绪和慈禧死后独揽大权的最大障碍恰恰来自庆亲王。庆亲王跟二代醇亲王的家族3代以前曾是一家人。得到慈禧青睐后，手握重权的庆亲王获得了数不清的政治盟友。种种迹象显示，光绪和慈禧去世前后，庆亲王已经和袁世凯结成了同盟关系，后者有意支持庆亲王的儿子载振继承皇位。

袁世凯（中）

上述说法基本属于无稽之谈，因为庆亲王家族跟皇帝的血缘关系比较远，而且这位亲王本身也不讨光绪喜欢，二代醇亲王自然也不可能待见他。相应的，如果二代醇亲王利用溥仪年幼的机会把持朝政，庆亲王也不可能让他称心如意。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庆亲王非常识趣地死了。清廷给出的官方说法是庆亲王在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后悲伤过度，最终患病死去。坊间则传闻这位亲王曾拒绝出席12月2日溥仪的登基大典。本书对庆亲王的死无法给出确定答案，鉴于庆亲王当时已经72岁高龄，将他的突然死亡解释为中风发作或许比较合理。庆亲王去世时，清廷正忙着给光绪和慈禧办丧事，还要筹备溥仪的登基典礼，上上下下乱成一团，这位亲王的死也就没能引起太多关注，反倒是平常跟他打交道比较多的驻华公使们对庆亲王的突然离世表示异常惋惜。多年以来，特别是自1901年的停战谈判以来，庆亲王就跟他们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按照中国传统，光绪的灵柩在紫禁城停了整整100天，然后被安葬到距离北京80英里的清东陵。自从登基以来，光绪始终拒绝为自己挑选“吉地”，所以他的陵墓是在死后匆忙修建的。慈禧跟光绪的做法正好相反，多年以来，她始终在精心修建自己的陵墓。这座陵墓最初由她最信任的荣禄负责修建，地点位于清东陵，跟咸丰皇帝的陵墓紧挨着，耗费银两折合100万英镑，慈禧在世时曾多次前往陵墓视察施工情况。1909年11月9日，慈禧的灵柩在紫禁城停放将近1年后，这才动身出发，足足走了4天，这才按照钦天监选择的良辰吉日准时被埋进了坟墓。

慈禧出殡

慈禧葬礼

慈禧的灵柩安葬前，北京照例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很多满心好奇的西方人也赶赴现场观礼。8月30日，皇宫里的人在紧邻慈禧灵柩的紫禁城墙根位置的空地上替她烧了1艘长达180英尺的纸船。烧纸船的这个日子也是钦天鉴算好的良辰吉时。这艘纸船装满了各种各样纸糊的家具，还有纸糊的男女仆人等扎纸活。装满物品的纸船用丝绸蒙住，周围还摆满了纸扎的莲花。全部这些扎纸活的花费超过7000英镑，它们的用途是让慈禧在阴间过得跟在颐和园时一样舒服。随同纸船被烧掉的还有另外3000个不同形式的扎纸活，包括全副武装的步兵和骑兵、乐工、官员、马和马车、男性随从、轿夫等。

11月9日清晨5点，慈禧覆盖着刺绣龙凤图案棺罩的棺椁由84名轿夫抬着，离开紫禁城，向北京城东北部的城门缓缓移动按当时北京习俗，灵柩通常由齐化门，即今朝阳门出城。。慈禧灵柩行经的路线早已黄土垫道，由军警站上了岗。出殡队伍由二代醇亲王引领，后面跟着众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每走一段距离，队伍就要停下，接受驻华公使路祭。跟在灵柩后面随同护送的是全副武装的西式清军部队，蒙古八旗人员则牵着骆驼，驮着最传统的蒙古包跟在清军后面。那些蒙古包是供他们未来4天沿途休息使用的。再往后，众多随从排成整齐的行列，举着慈禧生前出行时的全套执事。高级僧侣和喇嘛烧着香，念着经，跟在执事队伍后面。僧侣、喇嘛队伍再往后，还有一大串人举着各种祭品、佛教象征物、刺绣装饰的祭帐。走在队伍最后的，是慈禧生前使用的两顶大轿。

灵柩出城门后，负责抬棺的人数增加到了120人。护送灵柩的二代醇亲王向前来观礼的各国公使表示感谢，邀请他们留在城门处特地搭建的帐篷里休息。二代醇亲王继续护送了灵柩一程，然后也返回了紫禁城。据说，慈禧葬礼的规模表面看起来远不如光绪那么隆重，不过光绪的葬礼实际花费还不到50万两白银，慈禧葬礼的花费则在100万到150万两白银之间。《泰晤士报》的记者评论说：

在中国，葬礼的规模是跟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紧密挂钩的，慈禧、光绪二人死后待遇方面的差异因此耐人寻味。

话说回来，按照上述原则，慈禧死后的待遇高于光绪倒也合情合理。

第二十一章

中国的慈禧太后

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像慈禧那样存在如此多的争议。无论功过是非，慈禧终究是中国的慈禧太后，是极大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慈禧太后。通常来说，那些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人，总能在各个领域引发无数的思考和讨论，然而他们当中像慈禧、耶洗别、麦瑟琳娜、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人那样，能够统治一个国家的女性实属凤毛麟角。要想完整讲述1875至1908年间的中国历史，根本绕不开慈禧这个人。在很多人眼中，慈禧其实是个两面人，一方面坏事做尽，祸国殃民；另一方面，她又是个爱国者，平时吃斋念佛，有时还很开明。不同观察者对慈禧做出的评价可能天渊之别，本书所要做的则是对各种各样的看法进行分析判断，避免走向任何极端。最终，本书呈现出来的那个慈禧既不可能漆黑一团，当然也不可能洁白无瑕，她其实就是个复杂的人。话虽如此，这并非意味着我们不应对慈禧这个人作出是非功过的基本判断。

在慈禧的政敌眼中，这个人的毛病数也数不清，比如性格残忍、反复无常、阴险狡诈、杀人如麻、野心勃勃、道德败坏、贪婪成性、奢侈浪费、愚昧迷信、伪善做作等等。如果所有这些指控都符合事实的话，她可能连个人都算不上了。实话实说，慈禧其人的确存在冷酷、残忍的方面，例如在对待她的亲侄子光绪这个问题上。就算慈禧从没想过要把这个侄子真正置于死地，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光绪帝其实也已经跟死人差不多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肯定是无法从慈禧的人生履历中完全删除的。话说回来，真实的光绪肯定也不会像他的中外盟友们描述的那么完美无缺，不过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君主，他确实本应拥有比20年“准囚徒”生活更好的命运。亲政后的14年当中，光绪不断忍受着别人以他的名义发布与自己真实意图相反的旨意，他喜欢和信任的朋友不断沦为阶下囚，甚至丢了性命。事实上，早在光绪被慈禧变成“准囚徒”以前，他的性格就被不同程度地扭曲了。这样的结果可能也并非慈禧的本意，很多时候她对光绪的确冷酷无情，不过也有很多时候她还是位慈爱的养母和姨妈。

在1898年发动变法的那些维新派面前，慈禧展现了自己性格中最冷酷的一面。她的众多坚定支持者认为，这个人的脾气虽然不怎么好，却非常有自制力。话虽如此，慈禧偶尔也会出现失控的情况。例如1907年，某位军机大臣遭到二名政敌上书弹劾，慈禧相信了他们的说辞，直接就把这名大臣解了职，连辩解的机会都没留给他。与通常的看法正好相反，慈禧在维新变法这个问题上其实是表现了相当的克制，她曾足足隐忍了6年，直到康有为给光绪出主意准备搞掉她的时候，这才出了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不是维新派先打算要慈禧的命，她可能也不会被迫“自卫”。

不管怎么说，1898年镇压维新派的慈禧仍然表现了自己性格中最邪恶的一面。因为变法吃了苦头的牺牲者不仅是维新派，还包括那些支持维新变法的记者，乃至清廷内部的变法同情者，其中的很多人因此都被砍了头。除此之外，慈禧当政期间紫禁城里的太监因为各种原因被打死的也不在少数。虽然作为受害者的太监未必绝对没有问题，然而其中很多人的确完全是慈禧坏脾气的受害者。慈禧一生曾4次遭到谋杀指控，受害者包括她的丈夫咸丰、儿子同治、儿媳阿鲁特氏，还有同盟者慈安太后。有人认为，慈禧的亲妹妹，光绪的生母可能也是被她杀死的。据说，1896年的某天，慈禧把妹妹叫到宫里，就光绪的“缺少教养”问题好好训斥了她一通儿，指责光绪成天想念生母，不关心国家大事。慈禧的妹妹回家后第二天就死了，就像针对慈禧的4项谋杀指控一样，亲妹妹的死是否跟这位太后直接相关也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基本属于坊间传闻。慈禧的4项谋杀指控中，只有阿鲁特氏皇后那项相对靠谱，因为这位皇后的死确实对两宫太后有利。如果阿鲁特氏为同治生了孩子，她就会顺理成章的成为太后，顶替慈禧和慈安的位置临朝听政。话虽如此，阿鲁特氏皇后的死是否真的跟慈禧有关，同样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作为执掌大清帝国40余年的女强人，围绕慈禧的各种传闻恐怕永远不会有个尽头，而且恐怕永远也都说不清楚。

慈禧的所有性格特质当中，强烈的政治野心可能是最主要的一项。慈禧具备成为统治者的潜质，热衷追逐权力，为此甚至不惜杀人，连亲人也不放过。话说回来，如果她不杀人，或许就保不住手里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的年轻和软弱成全了慈禧的政治野心。光绪其实同样具备称为统治者的潜质，只不过慈禧已经把这个位置先抢到了手里，不但绝对不可能主动让给他，相反还要压制这位年轻皇帝的成长。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慈禧可以无所不为，她的人品因此被很多人描绘得异常不堪，甚至影响到了不少西方作者。例如，明恩溥博士在《动荡的中国（chinainconvulsion）》里曾如此评价1899至1900年间的慈禧：

慈禧

慢慢的，慈禧对义和团的超自然能力着了迷，进而让自己也变成了义和团的“大师兄”。

与此同时，也有西方作者这样评价慈禧：

坊间流传的关于慈禧生活放荡的传闻多数是不可信的，她的健康和长寿就是证明。对慈禧来说，政治权力游戏远比庸俗的个人娱乐重要得多。

事实上，慈禧很多时候都是在替自己的手下，比如太监总管李莲英，背黑锅。所谓的“慈禧罪行”其实大多是这些亲信打着她的旗号干的。李莲英其人名声实在不怎么样，平时民怨极大，那些对慈禧心怀不满的人总喜欢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说事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本人的言行也对这种做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晚年的她喜欢照相，而且经常拉着李莲英当陪衬，丝毫不顾及由此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由于李鸿章和李莲英都姓“李”，某些西方人往往将他们搞混，把李鸿章也算在慈禧的秘密情人范围以内。除了李鸿章和李莲英，法国作家罗兹（Rodes）和德弗朗斯（Defrance）在《中国中篇小说（la chine nouvelle）》里还认为一代醇亲王，即咸丰皇帝的弟弟，也跟慈禧存在暧昧关系。类似这样的话题永远也说不完，同时也永远都说不清楚。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本书作者仍然坚信，就当时大清帝国严峻的形势来说，慈禧恐怕没那么更多时间和闲心再去找那么多男朋友，尽管在很多人眼中慈禧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在识人、用人方面，慈禧其实并不高明，李莲英只是个极端的例子。很多跟慈禧打过交道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任何人只要得到她的信任，从此就可以为所欲为，慈禧当年对义和团就是这么做的。除了对人过度轻信，迷信可能也是慈禧接近义和团的重要原因。由于义和团展示的种种“神功”，慈禧对他们深信不疑。慈禧的确是个“女强人”，却是个迷信的“女强人”。她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钦天监的指导，一举一动都必须讲究良辰吉日。慈禧这个人本身就对金钱异常贪婪，她任用的亲信大多贪污成性，经常还要拿自己搜刮的民脂民膏“孝敬”太后，最终一个从头烂到脚的朝廷就这么被培养出来了。话说回来，大清帝国终究是慈禧的“家天下”，所以她有时又会表现得非常爱国，比如偶尔收拾收拾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即便那些远离祖国的华人、华侨，也经常可以沐浴到“老佛爷”的皇恩雨露。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慈禧从自己的私蓄中拿出15000英镑，打算用于救济当地灾民，不过由于美国政府拒绝接受外部捐款，所以慈禧后来又把这笔钱的数字改为6000英镑，专门救济当地华人、华侨。

慈禧对别人很慷慨，对自己当然更加慷慨，为了满足各种各样的奢侈欲望，她必须不断获得大笔银两。前面已经提到，慈禧和法国的约瑟芬皇后一样热衷华丽建筑。除了建筑，她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爱好，那就是对珠宝的痴迷。所有珠宝当中，慈禧最痴迷珍珠和玉石，晚年后又爱上了钻石，手上始终戴着不少钻石戒指。凯瑟琳·卡尔小姐认为相对慈禧的地位而言，她的衣柜算不上奢侈，不过这位女士还是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过慈禧在颐和园接见来宾时身穿的一件华丽明黄色长袍，上面装饰的图案是可以乱真的刺绣藤萝花，右侧开襟，扣子都是玉石制作的。慈禧右大襟的扣子上挂了个18颗珍珠串成的手串，珍珠和珍珠间还搭配了1颗绿玉的隔珠。同样是在这颗纽扣上还挂着一个装饰黄色流苏的红宝石吊坠，就连流苏的穗子上还串了2颗梨形的珍珠。慈禧的脖子上绕着一条2英寸宽的蓝白色领带即满族妇女搭配旗袍的围巾似的装饰物，学名“领子”。，上面满是刺绣，还缀了不少大珍珠。慈禧的发型是满族妇女标准的盘头，发髻周围装饰了一圈珍珠，其中正前方的那颗最大、最亮。除了珍珠，她的头上还插了不少鲜花和首饰，其中有根大簪子的流苏完全是用珍珠串成的，总共8条，一直垂到她右侧的肩头。穿着这件衣服的同时，慈禧还必须搭配很多戒指、手镯、胸针之类的东西，材质要么是玉石的，要么就是黄金镶嵌红宝石或珍珠的。这身打扮总体上给人造成一种异常奢华的印象，实际情况的确如此。要知道，这还不是慈禧上朝时的正装。

很多跟慈禧打过交道的西方人认为晚年以改革者面目出现的慈禧是异常虚伪的。对西方人来说，慈禧跟义和团联手对付他们的那段历史是很难忘怀的，这段历史也给慈禧在西方的形象造成了最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这段历史，很多西方批评家认为慈禧在1898年年末，乃至1902年以后对西方人的频频示好绝对是装出来的，根本不可能抵消她在1900年前后的种种排外言行。持如此观点的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忽视了西方国家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以及慈禧本身的爱国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同样具有慈悲之情，而且不吝于将自己的慈悲扩展到西方人身上，特别是对于西方的妇女。即便她的这种慈悲带有几分表演的色彩，也不能被认为是完全虚伪的。

慈禧的人性当中包含了冷酷无情、野心勃勃、愚昧迷信、奢侈浪费、虚伪狡诈诸多不良因素，然而这又并非她人性的全部。即便慈禧的政敌也不能否认这位女性拥有极高的政治天赋，不能否认她经常也会饱含爱国热情，愿意真诚对待朋友等等。慈禧这个人具备发现人才（男性）的慧眼，善于跟形形色色的男人共事，让他们为自己所用，李鸿章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然，必要的时候，慈禧对周围的任何人都不会心慈手软，就像她在1901年前后对对端亲王、毓贤，以及很多义和团头领所做的那样。古代罗马有句名言：不要对共和国绝望（not despairing of the Republic）！同样，慈禧也从未对她所统治的那个帝国失过望。慈禧是个爱国者，虽然她意识里的那个“中国”跟革命者们所说的那个“中国”并不完全一样。慈禧有她自己的爱国方式。这位太后一生当中多次试图把手中的权力交给它们本应属于的人，然而一次次尝试最终只能让她坚信，别人都是信不过的，大清帝国离不开她。对慈禧来说，政治是有意思的游戏，同时也是艰苦的工作，她在遗诏中所说的那句“夙夜忧劳”绝非夸张。中国皇帝的日子绝非如外人想象的那么舒服，他们一年到头都要很早起床上朝，慈禧虽然不是皇帝，却承担了皇帝的所有职责。凯瑟琳·卡尔小姐是唯一一位跟慈禧共同生活过较长时间的西方女性，因此也见证了慈禧在颐和园日复一日的辛劳。为了处理政务，慈禧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即便到了晚年，也要每天批阅奏折，有时甚至必须边跟大臣谈话边看文件。北京的冬天黑得很早，天气也很冷，即便如此，慈禧也要在阴冷的大殿里坚持工作。相比之下，很多西方君主的日子无疑幸福许多。

慈禧是个非常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大家并不容易对她达成意见方面的一致，然而即便对她最不友好的批评家也无法否认，慈禧的执政理念仍然有不少成功之处。总的来说，慈禧属于那种比较有手腕和能力的机会主义者，具有一定的全局观念，恰恰是她令大清帝国得以苟延残喘。相比慈禧，光绪无疑更加忠厚诚实，不过他的所有努力却不可能让大清帝国真正摆脱被列强宰割的命运，所以慈禧去世后，这个古老帝国的分崩离析也就在所难免。慈禧其实很聪明，她善于利用列强基于贪婪所引发的矛盾达到“以夷制夷”的效果。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需要非常高超的技巧，谁能替慈禧完成这个任务呢？答案是这个任务只能慈禧本人承担，虽然它也曾拥有过几位亲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亲信相互间的关系本身也非常微妙，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秉持迥然有别的政治立场，最终却都能被慈禧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

慈禧宫廷照

本书前面已经谈到过不少慈禧早年与光绪维新变法间的关系，这里没必要重复赘述。由于慈禧反对1898年的维新变法，很多西方人不愿意相信返回北京后的她所发起的改革是真心实意的。由于慈禧终其一生都在通缉康有为，压制报刊媒体的言论自由。很多人认为，晚年慈禧频频抱怨愚昧无知的老百姓拖了自己改革的步子可能只是故作姿态，她从来也不是个真正的改革者。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1898年慈禧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真正分歧在于改革的时机不到，而非到底要不要改革。经历过1900到1901年改革的时机似乎终于到了，相比光绪，善于搞平衡的慈禧其实更懂得如何让改革获得方方面面的接受。如果当初康有为选择慈禧，而不是光绪作为变法的同盟者，中国的历史可能就要发生改变。作为变法领导者的慈禧肯定不会像光绪那么急功近利，3个月当中一道接一道地颁布政令。慈禧领导的改革必定是渐进性的，因此更容易取得预期的效果。无论如何，晚年慈禧发动的改革终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指责慈禧完全是在演戏的确有失公允。

亚历山大·米基（Alexander Michie）先生在《英国人在中国（Englishman in china）》中对慈禧的评价还算中肯：

慈禧其人拥有让想法变成现实的技巧，意志坚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能够面对现实……慈禧设定目标时非常务实，也不乏将目说完了慈禧的缺点，再来说说优点。慈禧其人的言谈举止都非常优雅，或者说“得体”更加合适，不过也有某些心怀敌意的人认为她有做作的嫌疑。众多通过报纸认识慈禧的美国读者都曾借助文字，领略过这位太后接见西方人时的风采。例如，1882年年初，李鸿章的老母亲得了重病。自从1870年开始，李鸿章由于政务繁忙，已经很少有时间探望自己的母亲。眼看母亲病入膏肓，李鸿章只得要求暂时从直隶总督任上离职，回家侍奉母亲。慈禧批准了他的请求，还赏赐给他不少灵丹妙药带给母亲。遗憾的是，李鸿章的老母亲没等到他回来就去世了。李鸿章为此上奏折请假回家替母亲守孝3年半。慈禧的回复是准许他回家守孝100天，然后回京继续上班。这样的处理方式让李鸿章得以忠孝两全。1900年袁世凯母亲去世时，慈禧比照李鸿章的前例，准许他回家守孝27个月再回京复职。很多跟慈禧有过私下接触的人都认为她是个非常会做人的人，只不过光绪悲惨遭遇对她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在太大。

标变成现实的智慧。虽然这个人对大清帝国的统治处处有违常规，却仍然不失为一位成功女性。

在关心家人方面，慈禧也堪称表率。特别是她的侄女，如果没有慈禧的帮忙，她是不可能进宫当上皇后的。除此之外，她对各位公主、格格的态度也非常不错，例如庆亲王的几位格格都通过慈禧获得了很高的地位，恭亲王的女儿则被她纳为养女，从格格升级为公主。慈禧的居住的宫殿里还收容了不少守寡的满族和汉族贵妇人。按照中国风俗，这些女人几乎已经没有再嫁的机会，却可以凭借太后的庇护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总而言之，通过阅读各种西方人撰写的相关专著，我们发现慈禧并非完全是坊间传闻中的那个形象。

慈禧赏雪

慈禧乘船

很多有幸跟慈禧做过面对面交流的西方人认为，慈禧其实非常具有人格魅力，她的魅力是威严与吸引力的混合体。慈禧的威严属于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任何人第一眼就可以注意得到。与此同时，慈禧的温文尔雅也不容忽视。随着年龄、阅历的不断增长，慈禧文化气质方面的素养也在不断提高。正如前面所说，慈禧入宫后便开始自学中国传统典籍，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学者式的名字指慈禧书法、字画的通常落款叶赫那拉·杏贞。。基于多年不断学习，慈禧的谈吐非常文雅，书法也有几分功力。慈禧在书法方面绝非徒有虚名，赫德兰德教授认为，如果慈禧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在这个方面，甚至有可能跻身大清帝国书法家的前几名。对慈禧来说，赠送中外朋友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一幅她亲笔撰写的书法作品，比如“富”字、“寿”字、“喜”字、“和”字等；一张她亲手创作的绘画作品，主要内容是鲜花写生；除此之外，还要搭配适当数量的玉石、皮毛等贵重物品。

慈禧似乎特别喜欢鲜花，虽然鲜花在中国算不上什么稀罕东西。她的花园无论冬夏都鲜花不断。据说，紫禁城的西南角以前还有个从不对外开放的小花园，全部是日式风格的。痴迷鲜花的同时，慈禧还喜欢饲养小动物，唯独不喜欢猫。大清皇室拥有自己的宠物狗繁殖体系，平民百姓胆敢染指绝对严惩不贷，这种专属皇家的宠物狗直到1901年才有少量流散到了西方。据凯瑟琳·卡尔小姐记载，慈禧还挺爱养鸟。有一次，慈禧饲养的小鸟从笼子逃跑了，她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这只小鸟招回笼子里。慈禧从西安返回北京后有幸参观紫禁城的西方人往往震惊于皇家建筑豪华装修。相比紫禁城里的宫殿，颐和园只是“小儿科”。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所皇家宫殿能跟紫禁城相提并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紫禁城更近似于博物馆，而非单纯皇帝居住生活的场所，蕴藏着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和艺术品。慈禧的寝宫名为“瀛台原文如此，慈禧在颐和园的住所实际是乐寿堂，在紫禁城内则先后居住过褚秀宫、长春宫、慈宁宫、寿康宫等地，作者此处描写有误。 ”，这是紫禁城当中最好的建筑，装修风格完全依照慈禧的品味，里面摆放的东西也大多是中国传统器物，很好见到外来的洋玩意儿。中国人在皇家建筑的装潢方面可谓吹毛求疵，无论日常使用的红木家具，还是各种丝绸质地的帐子窗帘，古董级的官窑瓷器，乃至挂在墙上的中国历代传世名作，全都容不得半点儿马虎。

美国胡博·华士所绘慈禧像

相比之下，慈禧的卧室堪称朴素，值钱家具只有一口座钟。慈禧的床上铺着明黄色床垫和床单，上面蒙着黄色的床罩。整个床铺被黄色的帐子包裹着，帐子的下摆一直垂到地上。除了睡觉用的床，慈禧寝室里还摆了张小桌子，墙上挂了些字画之类的东西充当装饰。慈禧日间在寝室中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一架砖炕，包括赫德兰德教授在内的很多西方来访者都曾受邀在炕上坐过。紧挨着砖炕的是慈禧平时念经拜佛用的佛龛，佛龛里摆放着皮埃尔·罗蒂在1900年时见过的木质佛像，还有贡品、香炉等佛教用品。

个人打扮方面，慈禧照样一点儿都不凑合。她平时使用的是皇家工匠专门为她一个人配制、生产的肥皂和香水。慈禧非常喜欢各种香料，却从不使用化妆品，根据中国传统习俗，寡妇不能浓妆艳抹。年轻时的慈禧是个公认的大美人。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慈禧才能够得到咸丰皇帝的垂青。遗憾的是，西方人从未得到机会目睹慈禧年轻时的风采，因为亚洲女性向来不能轻易抛头露面，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由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对慈禧的描述往往存在很大分歧。凯瑟琳·卡尔小姐由于给慈禧画过像，她对这位太后外貌的描述相对也就比较靠谱儿：

慈禧的身材比例非常协调，头项端正，面容姣好。她的手很漂亮，手掌很小，外形具有明显的贵族特征。慈禧的头型也很周正，耳朵很大。她的头发又黑又亮，脑门儿特别宽，眉毛又弯又长。慈禧的瞳孔颜色漆黑，眼睛的位置长得很正，平时目不斜视。就中国人的标准而言，慈禧的鼻梁算得上很高，颇具欧式贵族气息，它的延长线向上正好穿过两只眼睛和脑门的正中。慈禧的嘴唇线条能够给人造成一种内心坚强的印象，她的嘴比较大却不难看。她那对红唇偶尔翕动时，就会露出洁白、坚固的牙齿。这副好牙为她的微笑平添了不少魅力。慈禧的锁骨线条非常明显，却又不会给人造成生硬、顽固的印象。单从外表看，慈禧似乎也就是个保养水平不错的40岁女人，然而我明确知道她已经快69岁了。

康格夫人对慈禧外貌的描述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赘述。相对来说，英语国家女性大多认为慈禧的外貌其实并不出众。阿绮波德·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英国著名在华商人立德的妻子，曾大力倡导中国妇女戒除缠足陋习，还写过不少与中国有关的书。几乎和凯瑟琳·卡尔小姐同时跟慈禧打过交道，她在《北京我家花园周围（round about my Peking garden）》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从外表看，慈禧肯定足有68岁了，她的脸很大，下巴叠了好多层。她的眼睛是我所看到过的最细长的，眼帘总是向下垂着。慈禧的脸即便挂着笑容也仍然难掩威严的气息，足以让站在她面前的人发冷、发抖，即便外国公使也不能幸免。慈禧站起来一言不发的时候，这种威严的气场就会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阿绮波德·立德夫人又耗费大量笔墨描述了慈禧脸上的每道皱纹。苏珊·汤丽（Susan Townley）女士也在这个时间段跟慈禧打过交道，还写了本名为《我的中国札记（my chinese notebook）》的书：

慈禧已经68岁，头发却仍然是亮黑色的，不过这些头发主要都是充数用的假头发。总而言之，她的外表看起来还是要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些。

引述完了西方女性观察者眼中的慈禧，再来说说西方男性视角中的慈禧。老资格的来华传教士丁韪良博士曾这样写道：

相对西方女性，慈禧的身高稍稍偏矮些，不过她的身材比例非常好，而且仪态优雅，就她的身份地位来说已经无可挑剔。慈禧的外貌谈不上美丽，却让人觉得鲜活，挺受看。她的肤色并非中国人常见的黄色，而是偏橄榄色的。她的面部被珍珠串成的面纱半遮半盖着，外人无法准确获悉她的喜怒哀乐。慈禧的外貌总体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也就刚过40岁的样子。

某位中国宫廷诗人曾经写诗描写过25岁时的慈禧，把这首诗跟上面3个人的叙述放在一起看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首诗已经被几位英国诗人翻译成了英文，这里可以引述其中的一部分这首诗原文未查到，作者身份不详，此处据本书英文回译。：

天子的光辉殿堂，一颗新星正在升起！她的体态如天鹅脖颈般婀娜，容貌倾国倾城。端正的双肩托举着鹅蛋形的脸，双眉漆黑，弯如满月。

五官精致，线条分明。身材修长、苗条，一颦一蹙、一举一动，令人刻骨难忘。她的眼神直达心灵，单凭美丽便可征服一切。啊，美丽的天后！啊，闪耀的新星！为天子的殿堂闪耀！你是仁爱、勇敢、希望、智慧、决心、伟力的化身！

晚年慈禧似乎特别看重自己的手和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她的手指甲非常长，还带了专为保护指甲设计的纯金镶宝石套子。慈禧没缠足，脚却天生很小，带有6寸高跟的满族花盆底高跟鞋恰好跟它们相匹配，还让慈禧原本只有5英尺左右的身高显得挺拔了不少。就像很多满族妇女一样，慈禧的头发非常浓密，不过也可能如苏珊·汤丽女士所说，那里面掺了不少充数用的假头发。慈禧的微笑非常具有亲和力，声音如同银铃，显得很年轻，将近70岁时听起来还仿佛17岁的少女。总的来说，慈禧是个保养状况非常不错的女人，虽然年老色衰，不过凭借残留的几分姿色仍然可以窥见她年轻时的风采。即便按照西方标准，慈禧也不是个难看的女人。慈禧晚年拍摄的有限几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她的衰老，凯瑟琳·卡尔小姐却对老年慈禧的衰老作出了有效的弥补。通过这张画像，我们看到的应该不只是位5英尺高，70岁上下，被自己国家的老百姓集体诅咒，又在全世界引起巨大争议的老年妇女。

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恐怕都不能对慈禧作出真正完美的描述，大家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中立、客观地讲述自己眼中的那个慈禧。1861至1908年慈禧执掌中国的那个时代早已远去。今天，这个古老的国家已经获得新生，对于慈禧的讲述因此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视域，人们也有可能对慈禧其人作出更加公正、多样的评价。

重要人名、地名中英对照表

the empress dowager　慈禧太后

abukhaye　努尔哈赤

hweicheng　叶赫那拉·惠征

Peking　北京

hienfung　咸丰

kienlung　乾隆

kwanghsu　光绪

yehonala　叶赫那拉

taokwang　道光

kiaking　嘉庆

Nanking　南京

Canton　广州

Macao　澳门

Lu viceroy of the liang kwang　卢坤

Kwangtung　广东

Kwangsi　广西

Shameen　沙面岛

the canton river　广州河（珠江）

Whampoa　黄埔岛

Amoy　厦门

Foochow　福州

Shang Hai　上海

Ningpo　宁波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pescadores　澎湖列岛

Koshinga　国姓爷

Formosa　台湾

bogue forts　虎门炮台

kanghi　康熙

yungcheng　雍正

prince I　怡亲王（tsaiyuan　爱新觉罗·载垣）

prince ching　郑亲王/庆亲王（本书同时出现了两个prince ching，既指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也指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应该是作者把发音搞混了，译者翻译过程中根据上下文内容作了区分。）

sushun　肃顺

Szechuan　四川

tza an　慈安太后

tungchih　同治

yeh ming chin　叶铭琛

John Bowring　约翰·宝宁

Seymour　西摩尔

Elgin　额尔金

Peiho　白河

Taku forts　大沽炮台

kweiliang　桂良

Tientsin　天津

prince kung　恭亲王

changkiawan　张家湾

sankolinsin　僧格林沁

palikao　八里桥

tungchow　通州

li fan yuen　理番院

Jehol　热河

Chihli　直隶

Shensi　陕西

tsaungli yamen　总理衙门

prince chun　醇亲王

wen hsiang　瓜尔加·文祥

tungwen college　同文馆

hung hsiu tsuan　洪秀全

hakkas　客家人

triad society　三合会

tsengkwo fan　曾国藩

Hunan　湖南

Yangtze river　长江

chung wang　忠王（李秀成）

Chekeang 浙江

Kiangsu　江苏

Kansu　甘肃

Hofei　合肥

Anhui　安徽

Keangse　江西

Shantung　山东

Honan　河南

Anson Burlingame　蒲安臣

Fuhkien　福建

Yangchow　扬州

medhurs　麦都思

Henry Fontanier　丰大业

chunghow　崇厚

Thomas Francis Wad　威妥玛

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　樊国梁

Arthur Henderson Smith　明恩溥（阿瑟·史密斯）

ahluta　阿鲁特氏

chungyi　崇绮

William John Napier　律劳卑勋爵

Macartney　马戛尔尼

Amherst　阿美士德

tzu kwang ko　紫光阁

tso tsung tang　左宗棠

loochoo islands　琉球群岛

Tonking　东京湾（越南）

tsaiching　爱新觉罗·载澄

prince chun　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爱新觉罗·载沣）

tsaitien　爱新觉罗·载湉（光绪）

Paotingfu　保定

Yunnan　云南

Margary　马嘉理

chang chih tung　张之洞

Bacninh　北宁省（越南）

yikwang　爱新觉罗·亦劻

Chefoo　烟台

Port arthur　旅顺

Min river　闽江

Pagoda anchorage　马尾军港

George Blood Smyth　施美志

Courbet　孤拔

Robert Hart　罗伯特·赫德爵士

zhang pei lung　张佩纶

port hamilton　巨文岛（朝鲜）

yuan si kai　袁世凯

liu kun yi　刘坤一

the lotus lake　太液池

kweisiang　叶赫那拉·桂祥

katharine carl　凯瑟琳·卡尔

li lien ying　李莲英

Wuhu　芜湖

Wusueh　无锡

li ching fong　李经方

Kiaochau bay　胶州湾

Talien wan　大连湾

Tsingtao　青岛

fa hien　法显和尚

Wei hai wei　威海卫

Kwangchou wan　广州湾

weng tung ho　翁同龢

Hupeh　湖北

yong lu　荣禄

kang kwang jen　康广仁

tung fu hsiang　董福祥

sir Claude Macdonald　窦纳乐

Chungking　重庆

Kweichow　贵州

Ichang　宜昌

Sanmmoon bay　三门湾

the white lily　白莲教

the red lantern　红灯照

the chartered bank　渣打银行

yu hien　毓贤

li ping heng　李秉衡

yu lu　毓禄

kangyi　他他拉·刚毅

Taianfu　泰安

prince tuan　端亲王（爱新觉罗·载漪）

Kalgan　张家口

mr sugiyama　杉山彬

Edward Hobart Seymour　西摩尔

hsu ching cheng　许景澄

natung　叶赫那拉·那桐

prince su　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

the heathen street　哈德门大街（崇文门大街）

von ketteler　克林德

Taiyuanfu　太原

Sian　西安

Kaifengfu　开封

kolao hui　哥老会

tsaitse　爱新觉罗·载泽

tuan fang　托忒克·端方

tsaichen　爱新觉罗·载振

puyi　爱新觉罗·溥仪

puchun　爱新觉罗·溥儁

puwei　爱新觉罗·溥伟

pulun　爱新觉罗·溥伦

tieh liang　铁良

eunuch tsui　崔玉贵

prince chuang　庄亲王（爱新觉罗·载功）

Archibald Little　阿绮波德·立德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丁韪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