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先知

PROPHET OF INNOVATION

前言

有必要说明的是，这本传记包括了两位主角：一位是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另一位则是资本主义创新这种现象。熊彼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有着令人称奇的性格特点。他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而他的洞察力与他所处的发生经济巨变的时代、他自己在几次战争期间的动荡经历及其个人的不幸生活密不可分。

熊彼特作品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当前有关资本主义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与他相关，尤其是与他对创新、企业家精神、企业战略和创造性毁灭的强调相关。商业分析方面的专家认为，他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这两个术语密不可分，而第三个术语——“企业战略”则是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普及的，至于第四个术语“创造性毁灭”则是他发明的。熊彼特之于资本主义正如弗洛伊德之于人的心智：他的思想已被普遍接受而且根深蒂固，以至于让我们的思想与他的基本思想密不可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重温熊彼特的生活和工作，以便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评价熊彼特这个人及其影响。

尽管熊彼特本人对数字十分感兴趣，但本书不会是一部涉及过多统计数据的作品。不过，在我们认识熊彼特之前，先让我们用一种他很喜欢的快速统计预览法来简单考察一下他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

当今普通美国人的现金收入是1800年时的二十多倍。如果你是美国人，试着想象一下你只花你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来生活，由此所造成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可能让你不得不去种植自己生活所需的粮食，就像你的大多数先祖在1800年所做的那样。

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大约80%的人口仍然非常贫穷。尽管许多富裕国家的人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依然很难想象大规模贫困的残酷现实，尤其是那些极端贫困人口的悲惨境况。全球几乎有一半人口每天靠不足2美元的收入艰难度日，而美国的人均日消费额大约是100美元。最富有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的37倍。尽管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绝大多数国家仍然未能成功地让资本主义造福其国民。

不过，也有一些国家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回想一下日本和联邦德国是多么迅速地走出“二战”的混乱状态，这都是一国企业家精神和国家增长政策促进创新的生动写照。当然，美国也向这两个国家伸出了援手，这是因为美国想要日本和联邦德国成为自己的强大盟国，以便在冷战中共同对抗苏联。

另一个例子则与捷克有关。捷克是熊彼特的出生地，地处德国和奥地利中间。在移居美国之前，熊彼特也曾在德国和奥地利生活过一段时间。捷克人民拥有卷帙浩繁的繁荣工业化历史。不过，当纳粹以及后来的苏联强制实行其政治和经济体制后，捷克的经济遭受重创，这种伤害到1990年民主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1995年，捷克的人均收入只有德国和奥地利人均收入的五分之一。到2005年时，这一比例上升到了三分之二。

这些数字中的绝大部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累积性力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比如在18世纪之前的几千年里，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每630年才翻一番。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广泛普及开来之后，西欧国家的人均收入每50年或60年就能翻一番，在美国只需40年，在起步较晚却从欧美的先例中获益良多的日本只需25年。甚至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共产党宣言》中承认：“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当《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首次发表时，“资本主义引擎”（熊彼特如是称呼）才刚刚预热。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率先运用了资本主义一词，他们还为资本主义发明了一个反义词——社会主义。不过，要弄清资本主义的真正含义，我们还要看熊彼特是怎么说的。

从狭义上看，本书讲述的并不是熊彼特的经济思想。相反，它是有关熊彼特波澜壮阔的一生，及其矢志不渝地理解资本主义（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动荡混合体）、资本主义的优缺点与资本主义对个人、家庭和国家影响的书。

熊彼特通过挑战他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思潮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细化分工的趋势，揭开了资本主义的面纱。他不是只把精力放在经济理论上，而是让自己也沉浸在历史、法律、文学、商业、社会学、心理学、数学以及政治学的知识海洋中。由于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所以他也让自己不仅仅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正如一位与其同时代的人所说的那样，熊彼特“可能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博学者”。

在熊彼特漫长的思想之旅中，出现了三次微妙的变化，而本书的三个部分正对应着这些思想转变。最初，他主要关注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接着，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上；最后也是他最得意的，他对资本主义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熊彼特在如此之多的领域解开了如此之多的谜团，他时而会为此欣喜若狂，而在这本书中我会将其原委一一道来。

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功绩，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利润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力。这种产业革命的氛围——“进步”，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唯一环境。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周期》，1939年

第一篇 年幼的不幸遭遇（1883~1926）：创新和经济学

序 他是谁？他做了些什么？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稳定的，喧嚣是你能听到的唯一音乐。

——约翰•济慈，写给哥哥的信，1818年

熊彼特1942年首次运用了创造性毁灭这个术语，用以描述创新性的产品和方法是如何不断取代旧产品和旧方法的。不仅如此，他还给出了大量例证：工厂的出现让铁匠铺销声匿迹，汽车取代了马匹和轻便马车，公司制颠覆了所有权。他写道：“创造性毁灭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而稳态的资本主义则是自相矛盾的提法。”

创造性毁灭这个概念表达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这对一生充满无数矛盾的熊彼特来说不足为奇。熊彼特印证了菲茨杰拉德对一流聪明才智的检验，即拥有“头脑中同时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思维仍然很活跃”的能力。在熊彼特的成长阶段，他的祖国奥地利一直被描述为一个“集技术和浪漫于一身”的文明国家，而用这一说法来描述他也恰如其分。

一位英国评论家曾写下这样的话，熊彼特“有着如此绚丽多彩的性格特点，他一生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小型电视连续剧了”。熊彼特喜欢按照贵族的风范行事，尽管他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并且他的名望也不是与生俱来的。熊彼特在二十多岁时就因一本震惊师长的学术著作而崭露头角；三十多岁时，他曾短期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这一公职。随后，他将自己改造为一名银行家并赚了一大笔钱，不过这笔钱迅速在动荡的股市中化为乌有。重返学术界之后，熊彼特移居美国并成为一名哈佛教授。尽管此时他已蜚声国内外，但他还是一文不名，不得不去做付酬演讲来为这趟横跨大西洋之旅筹集资金。

在这些冒险经历中，熊彼特还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致命打击。不过，他也予以重拳还击。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他在公众场合总表现得像一位很享受生活的人，即老电影中加里•格兰特扮演的那种完美绅士角色。加里•格兰特曾对自己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反思说：“我装作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最后我真的变成了那样的人，或者说是我想要成为的人变成了我。”

熊彼特也是如此，他与别人进行的对话总是那么幽默诙谐：他那突出的下巴频繁地摆动，他那橄榄色的脸庞迅速变换表情，他那灵动的眼睛吸引着聆听者的全部注意力。熊彼特喜欢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又时常自嘲，曾说自己年少气盛时，“在当地颇受欢迎并小有名气，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名气无疑已降为零”。他穿着剪裁讲究的昂贵服饰，并承认自己“要花一个小时穿衣服”。不计其数的女子为熊彼特倾倒，熊彼特对她们也是含情脉脉。“我天生就很有女人缘。”熊彼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视英勇为更好的评判标准，并喜欢说自己希望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洲最伟大的骑士和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他还有一句著名的俏皮话：“当骑士对我来说或许不是那么顺利。”

但在工作方面，熊彼特从不夸夸其谈。他对他的工作如痴如醉，正如天才人物经常做的那样。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熊彼特为自己每天和每星期的成就打分：他给出的分数最低为0，表示失败；最高为1，表示他称之为优秀的才智“表现”。熊彼特很严格地判定自己的分数，有时甚至在一连数天工作到深夜的情况下还给自己打零分。他经常给自己打的分数是0.5，偶尔打0.67，但很少是1。

在热情洋溢的表象下，熊彼特掩藏了自己激烈和黯然的情感，有时甚至是异常黯然的情绪。熊彼特一生都在与自己进行着激烈斗争，因为他时常会有五六个而不是仅仅两个彼此矛盾的想法。比如，他认为马克思在很多问题上的见解都很深刻并且正确，但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却完全错误，这是因为在马克思身上有一种坚定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熊彼特所谓“愿景”（vision）的东西在引导他。熊彼特对同时代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给出了同样的评价。熊彼特自己则希望成为一位价值判断中立的社会科学家，希望自己的作品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玷污。他认为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避免掉进困住马克思和凯恩斯的陷阱里。

但事实证明，熊彼特有着自己独特的视野。他最深层的分析压力源于决定性与可能性之间的殊死较量。这种压力贯穿于他一生的工作中，直到他六十多岁时也未能被有效加以解决。与此同时，他对不同经济体系的研究越多，他就越确信资本主义在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熊彼特梦想开创一门他称之为“精确经济学”（exact economics）的学科，即一门像物理学那样有着精确预测能力的艰深学科。他相信自己能够将脱离数学模型的抽象理论与保留完整记录的历史和社会现实糅合在一起。然而，熊彼特对技术精确性的追求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浪漫的想法，他自己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即便他做到了，他想要解决价值判断中立、科学精确性以及忠于历史事实等问题的努力，也要因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大打折扣。

有关资本主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是什么，它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一些地方运行良好而在另一些地方运行不畅，是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在将近300年的时间内是如此，在不远的过去和今天更是如此。让我们回想一下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70年来对资本主义构成严重威胁的共产主义苏联轰然倒台；20世纪90年代，当企业家成为民间口口相传的英雄时，社会呈现出巨大繁荣景象；随后发生的公司丑闻让股东和雇员陷于破产的境地，同时也让资本主义蒙羞；最后，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将新旧体制相结合，并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成果。

在经过70年的奋斗之后，为什么资本主义赢得了冷战的最终胜利？很多企业高管玩弄手段并不断进行会计欺诈是资本主义的腐败个案还是它的常态？当人们质问“为什么恐怖分子如此憎恨我们”时，资本主义在这个“我们”的定义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应当如何理解？

熊彼特对这类问题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指导：他认为可以将资本主义表述为创新、人类上演的现实情景剧以及人类所遭受的浩劫（所有这些都在时刻发生着）的一个综合体。他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与绝大多数人的亲身感受是一致的：无穷无尽的广告激起了消费者无休止的购买欲；强势群体主宰社会秩序；在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努力过程中，梦想得以实现、破碎、改变并再一次实现。对资本主义和熊彼特本人来说，没有什么是稳定的，喧嚣是他们所能听到的唯一音乐。

与几乎每一位深刻思考过资本主义的人一样，熊彼特对资本主义也怀有杂糅的感情。他视自己为一位保守主义者，并打算写一本有关保守主义含义的书。但是，正如他对他的同事、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所说的那样：“我十分确信，在我所遇到的保守主义者中，没有谁能从我将要描绘的图画中认出自己。”熊彼特十分憎恨某些陈腐的商业文化，但对旧世界所实现的艺术成就怀有敬畏之情。他深知，创造性毁灭孕育着经济增长，同时也削弱了人类所珍视的各种价值观。他非常清楚，贫穷带来的是悲惨的生活，但繁荣并不能确保思想的平静。

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似乎可以视为对任何社会至高价值的嘉奖。但是，资本主义有劫贫济富的可怕名声，而且它从未按大多数人所期望的那样，公平分配其拥有的财富。在一些国家，资本主义仍然遭到抵制。而在一些富庶的国家，即便是那些幸运的受益人，他们也经常会内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值得追捧，可以接受但不值得提倡。正如熊彼特自己所说的那样：“股票交易是圣杯的劣质替代品。”

为了向其他专家以及一些非专业人士分析和解释资本主义创新，熊彼特投入了大量精力。从熊彼特引人注目的生活和工作故事以及书架上满满的教科书当中，读者就能掌握资本主义引擎的基本运作机制。资本主义是一个很重大的论题，它的社会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它的经济本质很简单。正如熊彼特1946年在一篇文章的开头所写的那样（这篇文章篇幅很长，是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一篇关于资本主义的文章）：“如果一个社会将它的经济过程置于私有企业主的引领之下，那么这个社会就被称作资本主义社会。这意味着：第一，生产资料私有；第二，生产是为了自己，也就是说，自主生产的目的是为自己赢得利润。”接下来，熊彼特指出，第三个因素“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如此重要”，因此也应加入前两者之中。

这第三个重要因素便是信用的创造。资本主义的核心特质就在于它永远向前看，以及依托信用创办新的事业。其中，信用（credit）一词源自拉丁词根credo（意为“我相信”），意味着对未来社会更好的憧憬。有这种憧憬的企业家和消费者通常不怎么关心过去，对当前也没有多大耐心。他们对承办创新项目以及购置昂贵物品（比如房屋）的需要，远远多于他们手头所拥有的资源。而在缺乏信用的情况下，消费者和企业家都将遭受无尽的挫败。

熊彼特曾经写道：“企业家是开启一切的领头羊。”企业家，无论他们身处的企业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是老企业还是新企业，都是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实施者。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新工作、高收入以及普遍经济发展的不竭源泉。但在释放创造性能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新企业家将老企业家击垮，粉碎了他们的梦想，掠夺了他们的财富。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成为企业家，即便在富庶的国家也是如此。有些人甚至不能在成功的企业中找到工作。然而，大多数企业迟早会走向衰败，这种结果有时会给整个社会和个人带来损害。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将所有人类关系简化为对个人成本和收益的粗浅计算。资本主义将物质利益置于精神价值之上，无情掠夺自然资源，并暴露出人性最丑恶的一面。在一切都可以进行交易的条件下，商业能从任何事物中获利，甚至七宗罪都可以被囊括其中（当然，懒惰可能例外）。熊彼特在日记中写道：“我总在想，在世间所兴起并成功的事业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不在人类商业经营范围之内的。”

可是，如果能让资本主义服务于高尚的人类目的，那么资本主义就会成为丘吉尔所定义的民主主义的经济等价物：所有糟糕体系中危害最轻的体系。因为尽管有其不足之处，但是资本主义还是孕育了科学、技术和医学上的各种创新，从而让人类走出了生活孤独、穷困、肮脏、野蛮和短暂的霍布斯式生存状态。

成千上万的一流思想家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其中，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得到了相反的结论。斯密（1723~1790）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体系，马克思（1818~1883）却将市场经济视为通向社会主义必经之路上的一个不和谐阻隔。而出生较晚、因此有机会在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20世纪研究资本主义的熊彼特，则在分析的深度方面超越了比他名气更大的这两位前辈。

熊彼特一生的所见所闻表明，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场合能够呈现不同的形式。熊彼特曾经谈及“资本主义社会无限复杂的有机体”。作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体系，资本主义既可以服务于好的目的，也可以服务于坏的目的。它可以是道德的、不道德的，或者在更多时候与道德无关。一切都要视具体情形而定，即主要看一个团队或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最大化创造性因素，并最小化破坏性影响。

许多与熊彼特同时代的人对资本主义抱有太大希望。他们的头脑中依然保持着19世纪民主和技术能够带来持久和平与繁荣的信念，却在20世纪见证了与自己信念截然相反的东西：战争、萧条、极权主义和种族屠杀。“一战”的惨状打消了他们的乐观情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他们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信念。对许多人来说，大萧条和“二战”的开始证实了市场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但是，熊彼特并不这么看。无论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熊彼特所观察到的是：经济体系和政治意识形态展开殊死较量以显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家庭和社会的经济状况在富裕和贫穷之间来回变动。熊彼特不仅对资本主义不抱任何幻想，还对自己的判断确信无疑：资本主义的经济优越性对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有着如此之大的影响，以至于足以抵消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负效应。与数以万计的人民因得到新颖便宜的商品而感受到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舒适相比，某个企业家的破产或者成百上千种手工艺技术的过时又算得了什么？

针对大萧条过后高涨的反资本主义浪潮，熊彼特写道：“正是诸如便宜的衣服、廉价的棉花、人造纤维布料、靴子、汽车等东西，而不是那些通常只对富人意义重大的改善，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成就。伊丽莎白女王（在16世纪）就拥有长筒丝袜。资本主义的成就通常不在于向女王们提供更多的长筒丝袜，而在于以递减的努力生产出让工厂女工们都能购买的足够多的长筒丝袜。资本主义的推进不是机缘巧合，而是通过自身机制日益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存在的自然状态。果真如此的话，资本主义早就应该在历史上出现，而且现在也应该在世界各地盛行。与此相反，资本主义是一个异常难以构造和维持的体系。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仍然是必要条件，但它已不是充分条件了，更不用说斯密在18世纪如此推崇的水车了。需要运用技巧和决心来对现代资本主义加以积极地引导和控制。如果没有企业家的不断推进和管理者的精心监管（一个被大多数自由市场的倡导者，包括熊彼特本人，都极大低估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将不能实现或维持它的全面潜能。正如现实生活中的发动机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如此突出的作用，利用蒸汽、电力、柴油、汽油、喷气等各种动力，资本主义这台引擎也会变缓、加速、过热、爆炸或者灭亡。

熊彼特认为，只有当人们真正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之后，整个世界才能充分享受资本主义的益处。这也是为什么他花如此多的时间来领会和解释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资本主义这台引擎能够全速运转，并为人类做出令人称奇的成绩，但条件是而且只是资本主义能够被很好地理解。

第一章 离开家乡

过了一会，我被带进屋里并放在了床上。床边一张张温柔的笑脸让我注意到了她还有那些迎接我的人：他们似乎把我当成那个家中的宝贝一样对待。但是，他们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不会、永远都不会告诉我我是谁。

——詹姆斯•艾吉，《失亲记》，1957年

时间回到1887年，被父母亲昵地称为约希的约瑟夫•熊彼特那时只有四岁。自出生以来，熊彼特一直生活在一个小镇上，而他的父亲则在这个小镇上经营着一家纺织厂。镇上的每个人都知道约希，那时的他根本不用去担忧眼前的事情，也没有必要为将来做很多打算。

然而，平静的生活波澜骤起：他的父亲在一次打猎中意外丧生，年仅31岁。他心高气傲、聪明能干的母亲乔安娜顿时被击垮。然而祸不单行：在接下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乔安娜的父母又相继过世。

1888年，就在受到接二连三的致命打击后不久，约希和他的母亲离开了他们生活多年的小镇，开启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冒险之旅。他们登上了一列火车，漫长的旅程将他们带到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他们在那里开始了一段全然不同的生活。约希正是在这样一种他的家乡无法出现也无法想象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不仅如此，这次旅程也永远阻隔了他与父母双方大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这种分隔让熊彼特对自己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总是心存疑惑。

在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几乎与首批英国殖民主义者到达北美至今的这段时间相当，熊彼特家族历来都住在特里希镇，这个小镇坐落在摩拉维亚省布拉格以南75英里处的河谷边。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这座小镇的规模依然很小，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有的风貌。到那里观光的游客都会拿到一份宣传单，上面说如果熊彼特的父亲没有英年早逝的话，熊彼特“极有可能”一辈子都待在特里希镇。

熊彼特出生时所住的石头房子依然是小镇主干道上的耀眼明星，旅游局的工作人员总是无比自豪地向游客们介绍它。旅游局发放的宣传单将熊彼特描述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首位奥地利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以及“日本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当然，“缔造者”这个词有点夸张了。不过，日本的经济成就确实是在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信用以及创造性毁灭等原则的指导下取得的。直到今天，熊彼特在欧洲和日本享有的声誉依然要比他在美国的高。

熊彼特家族长期以来一直是特里希镇的名门望族。熊彼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德裔天主教中产阶级，两人都普担任过该镇镇长。他们还经营企业，而他们的创新很可能对成年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精神有深远的影响。在一处僻静偏远的地方，熊彼特的曾袓父创建了该家族的纺织品企业。他的曾祖父和祖父不断对家族纺织厂进行经营和改善，并安装了特里希镇上的首台蒸汽机。

他们和家族其他成员都被安葬在一座高山上的陵墓里，这也是该镇墓地中唯一一座陵墓。当地政府保留了这座优雅的新古典建筑的原始风貌，并经常把它漆成维也纳皇宫的金黄色，即以帝国王朝的名字命名的哈布茨堡黄。在饶有兴致的游客的印象中，这处幽静的场所是缅怀熊彼特家族曾经的显赫以及这个家族所出伟人卓越成就的圣地。

约希出生之时，特里希镇4400位居民中的绝大多数都说捷克语。他们大多属于工人阶级或农民，被只占这个小镇总人口9%但说德语的精英人士们看不起。而大部分讲德语的家庭，包括熊彼特家族，都有讲捷克语的仆人。这些德国人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犹太教徒，剩下的都是天主教徒。他们通常不跟犹太人打交道，跟捷克人的交往也很有限。即便如此，德国人与捷克人通婚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约希的祖父和外公娶的都是捷克人。讲德语的天主教徒掌控了最好的工作；不仅如此，由于他们拥有地产，他们也享有极大的话语权。

约希的母系先袓也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与熊彼特家族一样处于该地区社会阶层的顶端。他的母亲乔安娜来自讲德语为主的邻镇伊格拉瓦，而乔安娜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医生。

正如在当时奥匈帝国境内大多数地方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在特里希镇，说德语的那些人竭尽全力保住自己的优势地位。他们蔑视位于帝国境内的其他许多民族：捷克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等。随着民主、资本主义以及国家主义力量的日益强大，这种局面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这正是熊彼特于1883年出生时的社会大环境。

熊彼特的父亲去世后，乔安娜发现自己在一个满是家境显赫姻亲的小镇上显得形单影只。时年26岁的她原本应在熊彼特家族的照顾下舒舒服服地度过余生，但她发现这样下去对她来说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她开始为她唯一的儿子设计远大志向，这是那些卑微的特里希镇人力所不及的抱负。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乔安娜决定带儿子去格拉茨。格拉茨是一个有着15万讲德语人口、极具吸引力的奥地利城市，它位于特里希镇以南300英里、维也纳西南140英里的地方。格拉茨还拥有奥匈帝国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之一。乔安娜相信这种新环境为她自己和儿子提供了“生根发芽”的机会。

对于一位新寡的年轻母亲来说，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以这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不常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罕见的。乔安娜没有巨额财富，但她并不缺钱花。她继承了自己父母的部分地产以及丈夫在家族生意中的部分股份。她将自己和约希安置在格拉茨市中心：她先是租了一套小公寓，后来又换成了大学附近莫扎特路上一套面积稍大一些的公寓。

奥匈帝国内讲德语的省份拥有比欧洲大多数地方更好的教育体系，而约希就在格拉茨上了一所不错的小学。由于乔安娜在约希5岁时就把他带到奥地利的一个德语区，所以熊彼特一直认为自己是奥地利人，而不是捷克人。当然，他对自己的身份总是心存疑惑。

随着约希逐渐长大，他足智多谋的母亲又开始为他们设计可以让他们在奥地利等级社会中上升到更高等级的道路。当然，乔安娜这么做部分也是为自己考虑。不过，这位母亲要为自己的儿子争取优势的决心十分坚定，约希应当得到作为一个小镇商人的遗孤永远也不可能得到的优势。

在约希9岁时，乔安娜将目光放到了一个叫西格蒙德•范克勒的男人身上。此人是位三星上将，比乔安娜大三十多岁。范克勒为奥匈帝国军队效力将近40年，他那时已退休并住在格拉茨。格拉茨当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养老之都”，因为像当今美国的佛罗里达和南加利福尼亚一样，格拉茨是部队前高级军官的理想养老之地。范克勒打了大半辈子的光棍，也不是特别富有，但由于他长期为部队效力，所以拥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养老金。对乔安娜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范克勒是奥地利上层社会人士，是乔安娜实现自己目标再好不过的扶梯。

乔安娜于1893年同范克勒结婚，那时范克勒65岁，乔安娜32岁，约希年仅10岁。无论新娘新郎出于什么动机结婚，这段婚姻都给年幼的约希带来了深刻影响。由于新继父的社会地位，约希现在可以在帝国内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这是通过其他方式不可能获得的一种优势。奥地利大多数男孩很早就綴学，更不会去这上高级中学（gymnasium），相当于美国大学的预科学校。

几千年来，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描写过母子关系。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400年写道，“儿子是母亲一生的航标”，爱默生于1860年观察到，“男人是由他们的母亲打造出来的”。显而易见，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特例，但乔安娜和约希之间的关系不在其列。他们保持着异常亲密的关系。乔安娜在不同的阶段扮演着不同的母亲角色，永不停息地为约希寻找能充分展示他才华的更大空间。从广义的“企业家”概念上讲，乔安娜是她儿子所见过的最卓有成效的“企业家”之一。在她身上，卓有成效的“企业家”被诠释得淋漓尽致：作为特里希小镇上缺少机会的年轻寡妇，她决定搬到一个更大的城市；而当她的搬迁计划遭到家庭成员的反对时，她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搬到了格拉茨；当她认为她的儿子需要一个有头衔的继父时，她嫁给了范克勒；而当她想要为自己和儿子的才华寻找一个更大的展示舞台时，她又如愿以偿。

乔安娜和范克勒结婚后不久，她又安排将新家搬到维也纳，那里有将近200万人口，远离格拉茨，更不用说特里希镇。在维也纳，乔安娜让约希进入一所著名的预科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由18世纪的女王玛丽亚•特蕾莎创立并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在同级的学校中，特蕾莎学校是最优秀的，对学生的要求也最严苛。对约希来说，进入这所学校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进入一所声名远扬的学府；和伊顿公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是1883年出生）以及格罗顿公学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出生于1882年）一样，约希也从此一步步踏进了贵族世界。正如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位朋友后来所写的那样，他在特蕾莎学校学到了“恰到好处、有时过于谦逊的旧式礼仪，这和他与生俱来的魅力、亲和力以及活力组合在一起，便生成了一个我们熟知的熊彼特”。

与凯恩斯和罗斯福不同的是，熊彼特并没有在新学校寄宿，而是每天回家。他的走读生身份似乎暗示了并不很高的家庭社会地位，但对熊彼特来说，走读给他带来了很多实际优势。与位于市郊的伊顿和格罗顿不同，特蕾莎学校位于首都和文化中心的核心地带。日复一日，在乘新电车去学校的路上，年轻的熊彼特每天都要穿梭于一些维也纳最宏伟气派的建筑之间。

在离著名的环城大道不远的地方，熊彼特家租下了整整一层的豪华公寓。作为欧洲最宏伟的街道之一，环城大道长2.5英里，呈半圆形。奥地利最著名的各家机构云集于此，其中包括国会、市政厅、维也纳大学、最大的电影院和歌剧院等。熊彼特一家所住公寓的六层小楼离国会大楼只有大约100英尺，熊彼特每天步行经过的地方不仅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写就了历史。

如此说来，熊彼特就好像住在了离美国华盛顿国会山100英尺、伦敦国会旁边或者罗马梵蒂冈附近的地方。他每天都要经过一些重要机构，而且从10岁到23岁一直如此。不管有多少干扰，像熊彼特这样目光敏锐且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还是学到了很多建筑、艺术和政治知识。他开始喜欢上这个帝国及其首都了。在他的余生中，他从未在别的地方感受到像在维也纳生活的这些年体会到的家的感觉。

特蕾莎学校要比当今大多数高中都严格。和那时的英国贵族学校一样，特蕾莎学校开设了数学、自然科学、历史以及文学等方面的课程，所用的教材也都是经典名著。熊彼特坚持每天学习拉丁语长达八年，坚持每天学习希腊语也长达六年。不仅如此，他还花大量时间学习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及其母语德语。

正如在各地高中常见的那样，很多学生时不时就想虚度光阴、投机取巧。熊彼特却与众不同：尽管他也贪玩，但他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心激发着他强烈的求知欲。这些特点加之熊彼特雄心勃勃的母亲对他学业的不断敦促，让他成为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到即将从特蕾莎学校毕业时，熊彼特接受了极其出色的中级教育，还熟练掌握了六门语言。由于熊彼特博览群书、记忆力非凡，他所掌握的六门语言知识一直伴随他走到生命的终点。1950年1月8日，熊彼特正是读着一本希腊文的《欧里庇特斯戏剧》入睡的，之后再也没有醒来。

在其他教学目标中，特蕾莎学校还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管理奥匈帝国的栋梁之才。在凯恩斯所上的伊顿公学，一种帝国责任感渗透进这所学校的方方面面。而这种责任感不仅在特雷莎，在熊彼特随后所上的维也纳大学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一所一流大学，维也纳在奥地利的地位，相当于牛津和剑桥在英国的地位。

对熊彼特这样勤奋的学生来说，在特蕾莎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以及随后在维也纳大学所获得的学位赋予了他无价的知识宝藏：他及其同辈们所接受的训练让他们仿效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的抽象思维，他们还学会就各种不同话题发表即兴演讲，也要经受住通过严格考试的巨大压力。弗洛伊德在其名著《梦的解析》中认为，“考试梦”中失败的恐惧会持续到一个人的成年时期。这本书于1900年问世，那时熊彼特只有17岁，而弗洛伊德当时正在维也纳从事心理分析工作。

特蕾莎学校和维也纳大学也强调当今称之为“圈子”的东西。许多学生，尤其是那些母语为德语的学生，视自己为帝国管理工作的接班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智力、社会地位，有时甚至在“种族”上都高人一等。而熊彼特在维也纳度过的那段时光正好处在“种族”一词不怎么被提及的时期。整个欧洲和美国的人们只是偶尔谈及德裔、斯拉夫裔、犹太人以及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种。这样一来，熊彼特便吸收了那个时代的一些偏见。

有时候，熊彼特发现这些偏见的矛头指向了自己。他通常被视为犹太人，这显然是由于他的长相；而且在他的一生中，人们都在评论他具有“东方”异域色彩的外表。熊彼特第一张为世人所知的照片是在他15岁时拍的，单从这张照片来看，人们很难说出他是哪里人。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可能是印度人、黎巴嫩人或者其他任何“种族”中的一员。

在哈布茨堡帝国，大学生们享有免服兵役的特权，他们中的许多人也都知道自己毕业以后将从事高级文职工作。不过，社会关系仍然很重要。来自位高权重者的支持和推荐，通常对获得最好的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对大学教授都不例外，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文职工作者。在熊彼特事业的早期，他也将发现自己需要位高权重者的支持。

乔安娜不遗余力地扶持她的儿子熊彼特。她将熊彼特带进她力所能及的级别最高的圈子，而熊彼特也很乐意在这样的圈子中扮演上层绅士的角色。有时熊彼特还模仿他母亲的高傲气质。乔安娜坚持被称呼为“阁下”（Excellenz），以示西格蒙德•范克勒的贵族地位，即便她在与范克勒分居以后也是如此。乔安娜在儿子从维也纳大学毕业那一年与范克勒分居，这是不是巧合不得而知。那一年范克勒78岁，也愿意去过自己的清静日子。

多年以后，熊彼特开始断断续续写一本自传体小说。在这本小说中，他以一个名为亨利的英国人出现，而亨利的父亲则来自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熊彼特热爱英格兰，而的里雅斯特与特里希镇（Triesch）之间的相似性不言而喻。小说中的这个片段值得详细一提，因为它揭示了熊彼特的归属感：

现在看来，背景、种族、社会地位对了解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亨利的）家庭属于的里雅斯特没落的商业和金融家族，而其种族归属又很混杂，很难分析清楚。希腊、德国、塞尔维亚、意大利……可能这些种族都包括在内。正当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日益雄厚时，亨利的父亲在一次打猎中意外身亡，此时，（作为家里独子的）亨利只有四岁。由此，母亲成了亨利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她是一位优秀的女性，坚强、慈爱，并为她的儿子亨利了解英国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我看来，她以一种无比勇敢的方式来尽自己作为母亲的职责，尽管她只是一位柔弱的女性。让亨利成为一名英国绅士是她一生的目标，她并没有很多钱，她的第二任丈夫正走在一条飞黄腾达的路上，但最终没能走太远。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充分利用方方面面的关系为她亲爱的儿子铺平前进的路。亨利在社会地位比他的家庭高很多、最聪明睿智的上层社会名流中受到了平等对待。但我想将这一点说清楚，现实社会自一开始就向每个人敞开大门，只有当人们不愿意融入其中时，门才会关上。这当中没有什么复杂深奥的，没有虚假的蔑视，也没有隐藏的欲望。

熊彼特很少写自己，在乔安娜去世以后的几年里，他周游世界，并写了下面这个片段。或许这个片段要比其他任何单一的证据更能说明熊彼特一直以来无根浮萍的感觉：

他的家在哪里？实际上不在英格兰！虽然他通常这么认为，但每一次都被宗系渊源予以否定！他的家也不在法国或者意大利，尽管当他有一周或一个月空闲的时候，就会去这两个国家。他的家当然也不在德国或者所谓的奥匈帝国。

然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比国家更重要的是阶级。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既不属于某个学会，不属于商人阶层，不是专业人士，也不属于某家工会组织，但它们却为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提供了如此舒适温暖的家。是的，只要他的母亲还活着，那么他母亲所在的地方就是他温暖的家。亲爱的妈妈，妈妈。

无论在哪里，熊彼特都没有归属感。许多年后，他才华横溢的哈佛学生保罗•萨缪尔森观察到：“他的性格当中有一种不安全感，这或许是早熟独子的典型特征。”随着他青年时代井然有序的维也纳社会生活的消逝，“他变得完全有资格扮演遭到疏远的陌生人这样一种重要的社会角色”。

在这些年里，熊彼特在乔安娜的基础上多次重新改造自己。不以从哪里开始而以如何踏步向前为念，熊彼特很好地领会了企业家的要义。凭借自身的坚忍不拔、机会主义和灵活性，熊彼特开始在各种不同场合脱颖而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体系中成功的玩家类似。熊彼特最重要的目标依然是得到母亲的认可，即便在他母亲去世后也是如此。他给自己打分似乎就是一位恭敬的儿子在向他的母亲汇报。

堂•吉诃德有众多自欺欺人的剖析，其中一个就是“我知道我是谁”。而熊彼特从来没对自己是谁如此确定过。他于10岁时来到维也纳，成为一个摩拉维亚企业家家族的二次移民后代，而此前他的袓先已在一个偏远的小镇生活了将近400年。一旦离开了那个小镇，熊彼特只有用自己的才能和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来导航。他也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来度过余生的，就像没有安全网保护的高空杂技演员。

无论熊彼特的根基在哪里，他所取得的成就无不和他的聪明才智、他的乐观豁达以及他的不懈努力息息相关。当然，这也得益于他的母亲在维也纳和奥匈帝国汹涌的暗潮中，为他们可怜的二人小船保驾护航。正是如此，熊彼特认识到：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一个人的身份更多是因创新而不是遗传得来的；以安全为代价换来的机会将带来更大的回报；一个有才能的人可以让他想要的一切成为现实。

位于特里希镇（现属于捷克共和国，更名为特热石特）熊彼特的家，熊彼特于1883年出生于此。21世纪初，这所房子被进行了一定修缮。当修缮工作于2004年完成时，这里变成了熊彼特博物馆。

位于特热石特埋葬熊彼特父系先人的陵墓。这个体面的建筑只有3米宽，3.5米深。

1888年，乔安娜和约希从特里希镇搬到靠近格拉茨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这个小公寓就在左图这所规模不大的楼房里。那时乔安娜27岁，约希只有5岁。

图：1889~1893年，她们住在这所楼房最便宜的顶层公寓里。现在它是格拉茨大学德语系的所在地。

位于维也纳的特蕾莎学校。熊彼特于1893~1901年在此上学，该建筑及其活动场所占据了整个城市街区。

特蕾莎学院的主要入口。在熊彼特上学的时期和21世纪初，这里都是特蕾莎学校的主要入口。

15岁的约瑟夫•熊彼特。他在这张照片中看起来与青年甘地或者杜波依斯十分相像，后二者比他年长将近14岁。

第二章 性格形成

如果一个人始终都是他母亲的心爱之人，那么他一生都会斗志昂扬并抱着必胜的信念，而这通常又会带给他实实在在的成功。

——弗洛伊德，《歌德的童年记忆》，1917年

刚到维也纳时，小熊彼特和他的母亲及继父就住进了离市中心环城大道不远的一所豪华新公寓里。为了鼓励“合适的”人选入住这些公寓，维也纳政府免除了入住人30年的物业税。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奥地利和维也纳政府还资助了环城大道旁边一系列新公共建筑的建造，这些新建筑占用的是1683年为抵御土耳其围城而构建防御工事的地界。各式各样的设计以及新建筑的用途反映出这个城市以及帝国的理念。

在一个像维也纳这样古老的城市中，新建筑通常都意味着某种类型的创造性毁灭，但在环城大道两旁，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这里的建筑看起来更具古典韵味而全无现代之风。成立于1365年的维也纳大学在1884年重建时遵循了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环城大道上的其他新建筑则效仿了16世纪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所有这些给人以一种制度化的怀旧之情，将各种设计与每一座建筑所代表的那个时期的理念联系在一起的意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国会大楼是古希腊式建筑，市政大厅是哥特式风格，诸如此类。

尽管维也纳的外观似乎定格在了一个时期，它的文化却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迅速向前发展。或许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像维也纳这样，在各个领域迸发出如此之多的思想火花——艺术（埃贡•席，勒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绘画、奥图•瓦格纳和阿道夫•洛斯的建筑、卡尔•克劳斯和罗伯特•穆西尔的著作）以及各类社会科学，其中最有名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和“奥地利经济学”，熊彼特在后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位资深历史学家写道，在英国，从旧方式向新方式的转变持续了两百年，英国人因而有充分的时间慢慢进行调整并避免社会分裂所带来的影响。与此相反，在奥地利（和德国），这个过程发生在“旧式的和现代的秩序激烈碰撞的短短几十年里”。

这短短几十年正是熊彼特亲历的几十年，他正是在文化热和现代资本主义引擎改变哈布茨堡帝国这一时期长大成人的。那时，绝大多数哈布茨堡国民仍以农耕为生，帝国的商业和工业经济主要由小企业构成，而这类小企业的经营方法很快就被淘汰。维也纳则是各种竞争性种族团体与经济利益团体的大熔炉，这些团体中的大多数都坚决抵制现代化。维也纳和帝国内的这些压力对塑造熊彼特的性格和外在表现的影响，超过了之后所有事件的影响。维也纳和帝国的文化影响着他的喜恶、他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他有关企业和政府的思想，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理想抱负。

在乔安娜•范克勒安排全家搬离格拉茨之前，维也纳就一直是公众旅游、消遣的好去处，那里有城市户外花园、维也纳森林以及宏伟的城市公园。当熊彼特和母亲于1893年来到维也纳时，毗邻帝国宫殿、直至今天仍堪称维也纳旅游业一大瑰宝的西班牙式骑术学校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在一个名为普拉特（Prater）的游乐园中，有一架两百英尺高的弗累斯大转轮。这架建于1897年、至今仍在运行的大转轮每十分钟旋转一次，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饱览无与伦比的维也纳城市风光。

维也纳还享有世界古典音乐之都的美誉。很多历史上最著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都在这个城市工作过：奥地利的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约翰•施特劳斯（他和他的三个儿子一起创作了非常有名的《维也纳华尔兹》）、贝多芬以及勃拉姆斯，还有其他一些德国作曲家。在熊彼特所处的时代，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其中的杰作《蝙蝠》于1874年上演）与其他作曲家的一些作品进行着激烈竞争，从而推动了这种流行歌剧向前发展。与此同时，诸如古斯塔夫•马勒和阿诺德•勋伯格这些现代主义音乐家也正在向旧有秩序发起挑战。

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回忆说：“这个城市的音乐天才和谐地消融了所有隔阂。”几乎和熊彼特同时到达维也纳的青年茨威格，长大后成为著名的传记作家和小说家。“住在这个精神上能得到抚慰，每一位市民一不留意就成为超民族、超国家的世界公民的城市，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而，洋溢着欢乐和现代主义气氛的维也纳仍然是一个600岁高龄的腐朽帝国的首都，帝国内各个半封建省份明争暗斗、纷争不断。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创新都遭到了停滞不前、陈旧的维也纳的无情压制。这当中，有一个著名的组织为强调自己对这种压制的反击，特称呼自己为“脱离论者”（Secessionists），不仅如此，他们还建立了一个超现代博物馆，以展示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在欧洲其他地方，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向前推进，民族主义和民主正在向传统体制发起挑战。但是，许多维也纳和哈布茨堡城市的小商铺生产的商品，与来自德国、英国和法国更为便宜的商品相比毫无竞争力。在哈布茨堡帝国境内的某些地方，企业家们丝毫不逊色于更发达国家的同行们，这些地方的商业欣欣向荣。不过，政府自身似乎无意改变它的相关政策。

旧文化还能拒现代化于千里之外多久？这正是熊彼特及其维也纳同行在这座城市的众多咖啡屋（这里可以读到来自欧洲各地的报纸）进行无休止争辩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咖啡屋为初来乍到的世界主义者交换有关政治、商业和艺术观点提供了绝好的环境。

有关政治和艺术的激烈争论不仅关注已有的规则，还涉及现代主义以何种方式挑战传统。随着维也纳逐渐开始按照理想化的标准重新审视其作家、音乐家和演员，一种新贵氛围涌现了。这种氛围对熊彼特非常有吸引力，不久以后他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名人。

1897年，马克•吐温正在欧洲旅行，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发回给美国的《哈珀斯》杂志。他在维也纳时写道：“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语言只有一种，公众利益也是相同的，政府必须考虑公众统一的意见。但在奥匈帝国，有19种不同的公众意见，一个州一个样，不对，是一个州有两三种不同意见，因为在每一个州中都有两三个不同的民族。”奥匈帝国国会的425名成员说11种不同的语言。对投票权的限制赋予了财产所有者压倒性的权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讲德语。

几个世纪以来，哈布茨堡王朝的统治权主要是通过签订协议和皇室通婚等方式得以巩固的。作为一个号称“拥有7000万人口”但实际上只有5200万人口的帝国，哈布茨堡王朝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折中的集合体之一。从地理面积上看，哈布茨堡有英国和法国加起来那么大，它覆盖了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全部以及波兰、乌克兰、意大利北部和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将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帝的许多皇家头衔放在一起读，似乎有点像历史笑话。和熊彼特一样，这个帝国似乎也在不断寻找一个确定的身份。

马克•吐温写到帝国国会时说，他从未见过哪个国会像它那样：外表金碧辉煌，内里波涛汹涌。争斗的代表“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各行各业，他们之中有王子、伯爵、男爵、牧师、农民、技工、壮工、律师、法官、医师、教授、商人、银行家、售货员”。

在维也纳之外的其他大城市，如布拉格、克拉科夫、布达佩斯，地方问题远比帝国利益重要。但是，帝国掌控了其成员国的海陆空三军，并管理它们的外交事务。皇帝还在其他很多事务上拥有绝对权力。只要皇帝愿意，他就可以撤销国会，自己统治整个帝国，而且他通常必须借助于发布“紧急”令来维持政府的运转。

那么，又是什么保持了这个帝国不致落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呢？首先，这是各个野心勃勃的邻国的军事战略。欧洲各列强希望保持哈布茨堡政权的完整性，并以此相互制衡。哈布茨堡北接德国，南邻意大利，俄罗斯位于它的东北面，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位于它的东南面。哈布茨堡以西，瑞士充当着法国的缓冲区，但阿尔卑斯山也未能在几十年前阻挡拿破仑的入侵（在各个山脉附近，拿破仑主要走北向路线）。

在帝国内部，郁积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一触即发。在维也纳，一批有经验的公务员充当着精锐救火员的角色，因为他们要不断对付这类问题。每当某一个省冒出要发生冲突的火苗时，他们就通过政治妥协、军事行动或者经济贿赂来熄灭冲突的火苗。奥匈联合大军在每一个省的各个城市和乡镇都驻有小分队，它们的存在让民众普遍感受到了一种没有政治高压的帝国凝聚感。

第二个有利因素便是罗马天主教堂。哈布茨堡的大多数民众，包括熊彼特家族在内都信奉天主教。教会联系网络覆盖了从本地教区到梵蒂冈的所有区域。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帝被称为教皇陛下，而且他深信上帝会为他的凡间俗事指点迷津。一般说来，教会对民族主义、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更大范围内的民主是持反对意见的。有时，教会还间接阻碍了现代化。在18世纪和19世纪期间，教会对教育和其他事务的控制力减弱了，但它的影响从未消失。即便在今天，在旧帝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镇，教堂的尖顶仍然随处可见，尽管教堂里的靠背长凳上经常空空如也。

而第三个因素与上述天主教会紧密相关，这便是对哈布茨堡皇族的笃信。几个世纪以来，哈布茨堡皇族统治着欧洲大部分区域，这当中包括彼此相距甚远的地区。这些区域中的绝大多数土地都属于哈布茨堡家族。皇帝能够对他所选择的任何人施加影响，他和他的大臣们欢迎才学之士（通常不过问他们的国籍）加入帝国并为帝国事务效力。不过，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帝基本上只与和他相关并且他认为“值得交往”的上等贵族打交道。

大多数贵族依然放浪形骸，仿佛时间仍停留在前资本主义封建时期。“上层社会”经常举办舞会、派对、色情演出、登山、打猎等活动来寻欢作乐。一位伯爵临死之前曾说：“每当皇帝问我‘你一生中都干了些什么事’时，我就会说，‘噢，陛下，我打到了兔子，我打到了兔子，很多很多兔子’。”不仅如此，很多贵族对赌博情有独钟。在维也纳一所时髦的俱乐部里，赌蜗牛赛跑的活动一度十分流行。

然而，尽管奥地利贵族如此颓废，弗朗西斯•约瑟夫还是以他的人格魅力和个人活力保持了整个帝国的完整，他在位时间长达68年，从1848年直到1916年他去世，享年86岁。他住在宽敞明亮的皇宫里，却让自己睡在斯巴达式的小铁床上，坚持洗冷水澡。他每天4点钟起床，5点就开始签署文件、接见拜访者、与大臣们商讨国事。当出席公众场合时，他会穿上挂满勋章的军服，这身装扮再加上他那浓密的白色络腮胡，给人以不言自威的印象。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即便如此，在一个不断创新的时代，约瑟夫大帝对经济发展并无多大兴趣。他不想他的生活被电话、火车、打字机、汽车和电灯所打扰。不过，他并不是一位思想狭隘的统治者，他在很多方面都展现了博大仁爱的一面。受人尊敬的弗朗西斯随着年事已高，在人们心目中也成为皇家代表。他与他的大臣们一起殚精竭虑地维护各个省份和整个王国的完整。总体来说，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到1914年，也就是熊彼特31岁时，哈布茨堡帝国整体上呈现出统一、繁荣、和平的局面。

与许多在政治上比他更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当帝国终于曲终人散时，熊彼特深感悲痛和无所适从。而考虑到资本主义这一改变旧时代的工具对他的深深吸引，他的怀旧之情也反映了在他灵魂深处的矛盾。当然，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奥匈帝国在这个人类社会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却一直沉湎于过去的辉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艺术、商业、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美国和西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大步向前，人们成群结队地从农村来到城市。在1850~1900年，维也纳的人口增长了4倍，总数达到了近200万人。在迁移到城市的人群当中，有像熊彼特一家这样的中产阶级，但更多的是穷困潦倒的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俄国人和捷克人（其中又以捷克人居多）。所有这些人汇聚在这座首府城市，为的就是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各民族大融合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维也纳也因而成为欧洲版的纽约或芝加哥。19世纪90年代期间，当熊彼特及其家人享受着宽敞明亮的大公寓带给他们的舒适生活时，大多数其他新来者只能在狭窄阴暗的出租屋里艰难度日。而随着政治骚乱的爆发，贫民窟的数量急剧上升。

显著变化之一便是在这个天主教氛围浓厚的城市，犹太人日益增多。随着维也纳人口的激增（翻两番），犹太人数量也大幅上升，超过了17.5万人。进入维也纳的犹太人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当中有的人很富有，但更多人则是为逃离沙皇俄国、罗马尼亚或其他地区迫害的穷苦农民。他们的到来遭到了许多基督教徒的冷眼相对。但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帝为了赢得民心，总是竭尽所能地维护犹太人的利益。19世纪90年代期间，他给奥地利首相下令：“每种反犹主义运动都必须立刻停止，你要尽快解散任何反犹主义集会，犹太人民是乐于为皇帝和国家利益而献身的勇敢和爱国的冬民。”

1897年，当熊彼特14岁时，极具号召力的卡尔•鲁伊格走马上任维也纳市长一职。和熊彼特一样，鲁伊格也曾在特蕾莎学校求学。他之所以能就读特雷莎，要得益于他工人阶级的父亲是该校的一名杂务工。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鲁伊格已四次赢得市长大选，但由于他的反犹主义政治策略，皇帝否决了他的当选。最后，在势不可挡的群众呼声面前，弗朗西斯•约瑟夫还是让步了。正如当代美国政治家痛斥非洲裔美国人赢得贫困白人的选票一样，鲁伊格讽刺性地成为反对犹太人却成功当选的人。

鲁伊格极力维护小制造商、零售商以及从农村搬到维也纳的大批人的利益。鲁伊格对维也纳存在的经济问题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并致力于通过公共工程项目（少数可供他选择的方法之一）来推动这座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鲁伊格还修建了公园，开放了多瑙河沿岸的部分新沙滩。不过，从长期来看，他的举动产生了一些可怕的后果。阿道夫•希特勒那时恰巧住在维也纳，他后来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到，他通过观察鲁伊格的政治技巧学到了很多有关大规模运动的东西。希特勒接下来说，维也纳各民族混居的状况让他感到十分厌恶，这种厌恶之情在他离开维也纳到达慕尼黑之后表现得更为强烈，“一座德国城市！和维也纳大不相同！现在，我只要一想到维也纳多民族杂居的情况，就恶心到要吐”。

哈布茨堡帝国内部移民的影响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移民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城市里也会有大量穷人，但它们的整体经济发展极为迅速，以至于被今天的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如蒸汽机对第一次工业革命具有重大意义一样，发电机和内燃机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这些机器的发明加上电话的出现和集中化的铁路建设，不仅加速了经济增长，还取代了旧有的商业模式。

随着熊彼特长大成人，他对经济变化的兴趣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深知哈布茨堡帝国的部分地区贫穷落后，所以他对工业化程度更高的国家里所发生的创新如醉如痴。在特蕾莎学校和维也纳大学时，他就密切关注来自美国、德国和英国的最新消息。

国有企业甚至个体公司的运营规模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变得越来越大。1901年，也就是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的那一年，世界上最大的三家工业企业分别是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烟草公司以及美孚石油公司。仅美国钢铁公司一家就雇用了17万人，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公司无法企及的，更是奥匈帝国国内企业员工人数的至少20倍。

在相对临近的德国，诸如蒂森克虏伯集团这样的世界钢铁大王，诸如拜耳、赫斯特、巴斯夫这样的化学巨头以及生产电器设备的西门子也成为行业里的领头羊。这些德国企业的产品在毗邻的哈布茨堡以及其他出口市场上都很畅销。历史学家们对哈布茨堡的经济增长速度持不同意见，但现在看来，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弗朗西斯•约瑟夫治下的大多数地方并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落后。帝国内的部分地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尤其是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两省。帝国最终分崩离析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经济上的羸弱，而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一战”。

尽管经济在增长，但1913年德裔奥地利人的平均收入大约只有英国人均收入的一半，不过仍是匈牙利人的两倍。大多数奥匈帝国人以及绝大多数维也纳新移民无法获得室内供水系统、无污染的水或者大规模生产的衣服和鞋子。电话也很少见，只有那些最昂贵的寓所才有集中供暖。在政府中，管理帝国行政事务的各种文书都是办事员手写出来的。而在其他地方，打字机的普遍使用已达20年之久。哈布茨堡的加利西亚省成为继美国和沙皇俄国之后世界第三大储油地。但不幸的是，不论是帝国、省，还是大多数石油公司，对这种“黑黄金”的开采和提炼都毫无规划可言。

与此同时，在英国、德国和美国，各种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和行销，在新产业技术、快速发展的铁路交通以及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下迅猛发展。均码的衣服和T恤突然出现在百货商店里。在本地杂货店，消费者能够买到不同品牌且独立包装的香皂、汤、灌装蔬菜以及香烟。大屏幕电子显示屏悄然出现在伦敦、柏林以及纽约的大街上，上面宣传着吉百利巧克力、拜耳阿司匹林、亨氏腌菜以及其他很多消费品的种种优点。资本主义开始提升几乎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尽管收入间的巨大差距依然存在。

对于自己在哈布茨堡经济停滞不前而发达国家经济欣欣向荣的那个时期所学到的东西，熊彼特永远也不会忘记。晚年时，熊彼特喜欢谈及经济学家的“愿景”，即一种对世界运行方式的先知先觉。熊彼特见证了他颇具企业家气质的母亲主导的一系列搬家行动：从特里希到格拉茨再到维也纳，他对形势可以快速改变以及何种社会和经济机制能起作用有着深刻理解。在整个青年时代和成年时代的早期，熊彼特亲历了维也纳的文化与经济变化，并通过阅读知晓了其他地方的这些改变。他对此有着异乎寻常的深刻理解，小小年纪就开始针对这些变化著书立说了。

渐趋成熟的熊彼特意识到经济领域的创造性毁灭可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于是他开始把希望寄托在政治秩序上。他逐渐相信一拨企业精英被另一拨所取代，会产生有可能损坏资本主义引擎的社会动荡。因此，经济增长需要得到政府的稳定调控，不仅如此，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进步需要有可强制执行的法律和私有财产法规做支撑。在他看来，最理想的监督体现在超党派的民事服务以及一位合法性不会遭到大众质疑的象征性领导上。奥匈帝国具备所有这些优势，但它仍然疲于应对国内连绵不绝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对经济现代化的抵制。

不仅如此，国会（熊彼特的家与国会只距30码）的公开斗争也未能使帝国有任何改进与提高。在国会，立法部门总是上演杂耍表演，或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立法部门是“一所疯人院”。一位来自柏林的访问者评论道，任何人都可以去国会看“免费演出，代表们之间的互相‘叫骂’几乎可以当成戏院里的演出来观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国会里的争论总是悬而未决。在立法大厅里，代表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对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上。马克•吐温在1897年的维也纳之行期间，记录下了很多这样的污言秽语：“你这个酒鬼”、“你这个叛徒”、“狗娘养的”、“东德垃圾”、“臭名昭著的虱子”、“要饭的”、“无耻之徒”、“拉皮条的”、“混蛋”、“你这个不要脸的犹太佬”、“醉小丑”、“波兰犬”（这个侮辱性绰号是用来称呼一位被皇帝任命为议长的贵族）。

连绵不绝、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争吵在维也纳大学里则表现为频频出现的学生打架事件。打架斗殴十分常见，其目标不是杀死对手，而是要放对手的血，最好是脸上的血，因为这样就可以在其脸上留下一道清晰可见的疤痕。与此同时，法院里的诽镑案开始骤增，这些案件通常都以宣判那些印制攻击天主教堂的反犹主义材料或故事的记者们无罪而告终。一位辩护律师解释到，所有这些争辩和愤怒都毫无意义。维也纳所有这些狂热的躁动只是一种发泄愤怒的方式，这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

许多年后，熊彼特的美国朋友对他为什么有时会发表必然激怒听众的过激言论感到疑惑不解。他的私人日记里也包含了他对各种不同问题的过火评论。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熊彼特不过是误认为自己重返维也纳，所以会用这些毫无意义的话语来宣泄自己的情感罢了。

甚至还是年轻小伙子时，熊彼特就以天资聪颖的保守主义者而著称。跟其他著名的能言善辩者一样，比如18世纪的塞缪尔•约翰逊、19世纪的奥斯卡•王尔德以及20世纪的亨利•门肯和多罗茜•帕克，熊彼特发现谨慎和讥讽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熊彼特的一位教授称他说话时太过聪明的口吻是“上帝送给他的危险礼物”。他的同窗好友菲利克斯•素马力回忆道，“他极易伤害别人的自尊”。人们误认为他是一个挑剔、刻薄的人，而这一点据素马力说，“让他一生中栽了很多跟头”。总而言之，所有这些他在维也纳养成的习惯对他毫无益处。

年复一年，国会混乱依旧，目睹这一切的熊彼特开始对大众政治失去信心。与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尤为憎恶布尔什维克主义，视其为弥天大谎。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即便在民主政府当中，上上下下的政治家也都在迎合选民的意愿。他们允诺实施能迅速为选民带来利益的举措，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职位，即使这些举措长远来看会危害整个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如果和平能够代替混乱，那么选举和平正是具有精英特质的熊彼特一直以来的愿望。在所有政治体系中，他最欣赏英国的政治体系。英国的宪政以及上下议院制在他看来是组织政府的最佳方式。他崇拜本杰明•迪斯累利，但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威廉•格莱斯顿，这是一位赞成对穷人实行低税收并给予其适当照顾的反帝国主义政治家。熊彼特对英国训练有素且无政治意义的文官体制赞许有加，整个英式体系十分符合他对秩序和稳定的偏好。他赞同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的观点，即“好秩序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

然而，大英帝国与奥匈帝国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后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英国的殖民地都在海外，与同根同族的所属国相距甚远。就像麻袋里装的碎大理石块一样，拥挤在狭小空间里的各少数民族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共存。

熊彼特本人也是涌入维也纳的移民大军中的一员，他的一些朋友对他的了解远远不止他从外表上看起来气定神闲这一点。据菲利克斯•素马力推测，熊彼特的气定神闲与他所念的预科学校有很大关系，“在维也纳特蕾莎学校，学生们得到的训导是要关注事情本身，而不要受个人因素的影响。对每一方的游戏规则和意识形态都要透彻了解，但任何人都不可加入某一方或认同某一独断之见。而熊彼特在玩任何政治游戏（从极左到极右）方面可谓行家里手”。随着年龄渐长，熊彼特开始让自己表现得和蔼可亲、彬彬有礼，以最大限度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到进入维也纳大学时，熊彼特已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名人，就像他所看到和读到的那些新一代艺术家和音乐家那样。但具体怎么做到这一点他并不清楚，因为他在成为一名艺术家上并没有展现出多大天赋，更不用说成为一名音乐家了。不过，在短短几年中，当他看到资本主义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时，他心中的答案开始慢慢成形。他可以成为一名思想上的艺术家，而且还是最好的。他要成为经济学界的米开朗基罗，或者社会科学领域的天才达•芬奇。正如他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后来所说的那样，成年熊彼特“要争当第一，而且是永当第一”。熊彼特正是在名人辈出的维也纳文化的熏陶之下，在十七八岁时萌生出这种抱负的。

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帝。他在86岁高龄，亦即他去世的1916年还统治着奥匈帝国，他的统治时间长达68年。

范克勒一家占据了这座大楼 的整整一层，这座大楼是在19世纪末期建于维也纳的免税“租住处”之一。

从范克勒一家所住公寓直接 看到的国会背面的样子。

维也纳国会。在它旁边是同样位于环城大道上的有高塔的、装饰考究的市政大厅，再过去就是维也纳大学。在这些建筑前面，我们可以看到电车和车轨，小熊彼特每天正是乘坐这种电车往返于家和特雷莎学校的。

第三章 学习经济学

给我政治经济学家、卫生改革者和工程师，带走你的圣徒和处女、遗俗和奇迹吧。

——查尔斯•金斯利，《骚动》（Yeast），1848年

对拥有狂热求知欲的年轻熊彼特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维也纳更合适了。他于1901年完成在特雷莎学校的八年学习生涯后，进入维也纳大学继续深造，这所大学与他和母亲及继父所住的公寓仅隔几个街区。重新修缮后的维也纳大学于1884年开放，那年熊彼特刚满周岁；建筑师精心装饰了这座巨大的建筑。在随后几十年里，学校又新添了一些现代建筑，但熊彼特上课必经的大厅基本保持了原貌。在大厅里，摆放着哈布茨堡统治者以及学术明星们的雕像和半身像。镶嵌在内庭廊柱上的浅浮雕徽章，是为了纪念一些著名教授，他们中有几位也曾教过熊彼特。

在特雷莎学校，熊彼特及其同学所学的课程要比当今大多数学生所学的内容难得多。今天的学生每周平均有12~15个学时，而熊彼特通常一周要有25~35个学时。课程从早上7点钟开始，有时甚至是6点一刻开始；最后一节课于晚上8点钟结束。特蕾莎的学生都来自条件优越的家庭，不过也有熊彼特这样刻苦学习的学生。他所学的课程主要是法律、经济学和历史。

维也纳大学在环城大道宏伟建筑群中所处的位置凸显了其主要职能：培养管理帝国的人才。维也纳大学一半以上的法律系毕业生都效力于帝国公共事务，而且学校里的所有教授也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公务员，他们在接受任命的时候都必须穿制服（成年后的熊彼特也经历过这种有意思的事情）。那时的教授比如今的教授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也不只是象牙塔里的教授。除了学术工作外，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在学校放假的时候为大众媒体写文章或者担任公职。

依照其他欧洲大学的惯例，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隶属法律系。因此，熊彼特1906年获得的学位并不是经济学学位，而是民事和罗马法学位，获得该学位加深了他对政治和历史的理解。不久以后，熊彼特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律师，这段经历增加了他在商业实践方面的见闻。

随着20世纪序幕的拉开，讲德语的大学在绝大多数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维也纳大学是世界上学习经济学最好的三四所学府之一，熊彼特很快就发现自己在这门学科上有着特殊的天陚。尽管他过去一直偏爱历史和社会学，但他现在发现经济学有着兼容并蓄其他领域的知识以及化混乱为秩序的神奇魔力。即便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牢记，经济学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经济学从业者还没有像如今大多数从业者那样将自己定位在技术专家上；与此相反，他们在致力于变革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家”这面大旗下向前发展。

经济学知识远远落后于法律知识，毕竟几千年来，有许多伟大的学者在进行法律分析和研究。法学名著《评论》一书的作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堪称法律学界的亚当•斯密，他们二人都出生于1723年。不同的是，布莱克斯通的《评论》代表了法学界的学术高峰，而斯密的《国富论》只是刚开了个头——经济学领域的第一次大综合。《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但斯密那时是一位修辞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而不是经济学教授（那时世界上几乎没有所谓的经济学教授）。斯密描述了一个小工厂和小零售店的世界，而不是后来出现的高度机械化的产业和大企业的世界。

《国富论》出版以后，对经济学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在整个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们围绕政府、社会福利以及社会制度的性质等问题，撰写文章进行探讨。他们在社会主义（“劳动问题”）、金本位（“货币问题”）、自由贸易以及保护主义问题上持不同看法，即便在经济学于19世纪80年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不过，在维也纳大学，对政策的关注远少于别处。在维也纳，“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一直致力于通过减少经济学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联，来让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加严谨的学科。

成立于14世纪的维也纳大学。该大学于1884年重建，重建后的维也纳大学呈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这正是学校管理者认为的一所伟大的学习中心所适合的风格。熊彼特于1901~1906年间在此学习，从他家位于国会后面的公寓很快就可以走到这所学校。

大学内庭拱廊一瞥，至今仍保持原貌。左侧廊柱的铜制牌匾上分别刻画了熊彼特的老师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尤尔根•冯•庞巴维克以及这两位老师的导师卡尔•门格尔，以示纪念。右侧的半身雕像雕的绝大多数是自然科学家。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合在一起的做法——通常服务于某种事先构思好的意识形态——延续至今，现在，世界上约有3万名取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者活跃在学术、商业和政治领域。然而，对政策的关注与熊彼特视为“科学”的经济学概念相冲突，因为经济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的知识会受到特殊利益干扰，并能激发公共讨论，但同时自身又渴望保持中立。熊彼特穷其一生都坚信，如果经济学家将政治渗透到经济学的讨论中，他们就玷污了这些讨论的科学完整性。

在熊彼特上大学期间，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传道者的著作几乎随处可见，尽管社会主义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盛行。在熊彼特之前的经济学家中，马克思最强调资本主义的动态特征，即强调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本性，认为喧嚣是其唯一的音乐。这是马克思最伟大的贡献，它也对熊彼特产生了深刻影响。但是，马克思接下来得出了他称之为资本主义“必然”结果的一些结论。他预言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的灭亡”，不过至今还未成为现实。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对更为正统的理论的一种检验，它提出了评价政治学家研究方法的许多标准。

当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时，他面对的是三种主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第一种便是古典学派的方法。古典学派由亚当•斯密创立并由大卫•李嘉图及其他一些人发展壮大，对该学派观点最全面的表述可参考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都是英国人，他们都极为关注公共政策问题。

熊彼特发现古典学派中有很多值得欣赏的东西，他并不认为亚当•斯密极具原创性，但他尊崇斯密为一位文学艺术家，他后来还宣称《国富论》“不仅是所有经济学书籍中，而且是除达尔文《物种起源》以外的所有科学图书中，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本”。斯密长期担任修辞学教授的经历对他写《国富论》大有裨益，再没有那个经济学的暗喻能赶超“看不见的手”，斯密用它来表达个体消费者同时做出成百上千万自动促进“公共利益”的决定。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这对1776年遭到严重管制的国民经济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和亚当•斯密一样，熊彼特完全相信市场的优势。不过，熊彼特并不支持古典学者对公共政策的强调，并认为他们对工业化的关注太少。斯密的《国富论》基本上描述的都是前工业化经济。在19世纪20年代出版的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熊彼特和其他一些人发现了4个潜在的、容易让人误解的原理。李嘉图在一个著名的农业分析中指出，农民首先耕种他们最好的土地，其次是次优土地，最后是土质最差的土地，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最好的收成。从这个有效的原理出发，他接着推出了一个随着产量增加“收益递减”的普遍学说。自李嘉图时期开始直到今天，经济学教学中普遍采纳了这种观点。

但对许多产品而言，李嘉图的“收益递减”原则已完全落伍而且是错误的。正当李嘉图提出他的观点之时，产业革命迅猛发展；与规模收益递减相反，绝大多数实业家乐享递增的规模收益。一家现代纺织厂织出的布匹越多，每码布的价钱就越便宜，消费者得到的价格就越低。不久以后，熊彼特喜欢将下面这种现象称为“李嘉图之毒”，即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仍然坚守某个有效的原理，并将这个原理无差别地运用到公共政策中去。有时候，他甚至用“罪”这个词。

对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学家看待资本主义问题时“完全缺乏想象力”的古典传统，熊彼特予以了批评。“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许多前所未见的壮观经济发展正初显端倪，不计其数的可能性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成为现实。然而，他们对此视而不见，眼中只有蹩脚的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的研究愈发艰难。”说到底，他们都是“裹足不前的经济学家”。即便他们当中最乐观的穆勒，“对资本主义生产即将取得的成就也毫无概念”。

第二种主要的经济学方法便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它对熊彼特的思想也有很大影响。这种方法主要借助于撰写各种产业和制度的历史。历史学派的主要成员聚集在柏林，该学派能声名远扬的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其最耀眼的明星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正如熊彼特所说的那样，施穆勒“不仅是一位精力充沛、斗志昂扬、工作能力突出的领导，还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组织能力出众的领导”。他编辑了一本杂志，从而为诸多研究论文找到了一条与众人共享的途径；他还资助了一系列历史书籍的出版。与古典学者一样，施穆勒和历史学派的其他成员强调经济学家应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发挥作用。

熊彼特本人很喜欢历史，但他对施穆勒的历史学派存有一个重大疑问，即它缺乏经济理论。历史学派的专著不论写得多好，都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因为要形成理论，就必须有一般性假设和概括性命题并接受检验，然后保留下来，继续进行修正或终被抛弃。历史学派的成员不愿意做上述努力，这表明他们有时候完成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任务。

无论如何，他们的努力并非一文不值。社会科学领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便与德国历史学派有一定的渊源，此人便是马克斯•韦伯。他写过很多重要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韦伯喜欢将所思所想理论化，作为一名伟大的学者，他提出了许多得到经验数据支持的广泛命题。熊彼特很钦佩这位比他大19岁的韦伯，而且还因机缘巧合与韦伯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但韦伯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他没让自己涉足德国历史学派与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们所主导的奥地利学派之间痛苦的方法论之争。

第三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团队对熊彼特大学时代的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教会了熊彼特具有革新性的边际主义新理论。该理论主要解决消费者和生产者在日常生活中的选择问题，边际主义没有将重点放在公共政策上，而是要表明个体是如何最优化自己特有的消费品组合或生产方法的。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这种新理论开始动摇经济学的传统基础，并开创了一个所谓新古典革命的新时期。

提出这种新思想的先驱是三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具有法国和瑞士双重血统的里昂•瓦尔拉斯、英国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以及奥地利人卡尔•门格尔。在这三位先锋人士中，门格尔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尽管长远来看瓦尔拉斯的名气更大。当熊彼特还是维也纳大学的一名学生时，门格尔及其弟子的思想主导着经济学的这个新分支，尽管门格尔于1903年退休，而且也没有教过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里昂•瓦尔拉斯是一位比门格尔更加重要的经济学家，因为瓦尔拉斯在均衡理论上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经济推理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一切事物都与另外一些事物相关，例如，如果价格上涨，那么一部分消费者就会停止购买（也就是需求下降），从而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瓦尔拉斯极大地扩充了这种思想并从数学上进行推导。熊彼特后来写道，瓦尔拉斯“在我们的科学史上首次”为这个世纪描绘了一幅完整的蓝图，该蓝图背后是“经济数量之间相互依存的纯粹逻辑”。瓦尔拉斯的均衡等式体系“是经济理论的大宪章”。如果没有边际主义，均衡理论的发展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总体来说，边际主义成为分析经济问题的一种全新方式，这些问题涉及价值理论、价格、生产成本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门格尔对上述最后一个问题的理解尤为深刻，他将心理学知识运用到了他对消费者偏好（“效用”）的分析上。作为一位具有先见之明的理论学家和一位令人终生难忘的老师（他身材高挑，留着浓密的黑胡子），门格尔发起了奥地利学派针对德国历史学派长达数十年的艰辛的方法论之争。

门格尔的思想对熊彼特有着深刻影响，因为门格尔对维也纳大学里为熊彼特讲课的教授们也有很大启发。熊彼特最喜欢的老师之一便是门格尔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门格尔曾说维塞尔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是与自己最为相似的。维塞尔运用了一个与现代短语“边际效用”十分类似的术语来表达门格尔思想的精髄，他也是经济学核心原理——机会成本理论方面为数不多的几位领军人物之一。机会成本指的是如果你花一美元或一小时在这件事情上，那么你就失去了将这一美元或一小时花在其他事情上的机会。

在熊彼特的所有老师当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门格尔的学生尤尔根•冯•庞巴维克，他在成为维也纳大学教师之前曾连任三届奥地利财政部长。庞巴维克在任何争论中都是一股难以对付的力量，他对熊彼特称为“利刃”的东西运用得炉火纯青。深受庞巴维克尖锐性影响的熊彼特称赞他道：“庞巴维克是一位技艺超群的辩论家，他的对手给予了他一位辩手能给另一位辩手的最高评价，即跟他进行争辩会信心不足。”

在19世纪80年代，庞巴维克出版了两本评判马克思的书，这让他在整个欧洲名声大振。熊彼特有关资本主义观点成熟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1905年，正是在这一年熊彼特参加了庞巴维克关于马克思的研讨班。在这个研讨班上，熊彼特成为一个包括其他四位同学在内的顶尖班级中的一员，这四位同学分别是：奥托•鲍尔、鲁道夫•希法亭、埃米尔•莱德勒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们后来各自走上了辉煌而各具特色的职业生涯，他们四位都是犹太人。其中，鲍尔、希法亭和莱德勒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此相反，米塞斯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自由市场倡导者，这在他硕果累累的著作以及他的得意门生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著作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熊彼特则将自己定位在独树一帜的保守主义者上，他对保守主义的含义有着异常清晰的见解。正如他多年后所评论的那样，保守主义将确保“在人类价值损失最小的情况下，从所处的社会结构向其他社会结构转变”。

在本身就是研究马克思的世界权威人物庞巴维克的带领下，这五位才华横溢的学生在研讨班上进行反复讨论，这最终成为熊彼特人生中一段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经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熊彼特与马克思的著作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深层次对话，而且他还写下了一些极具深度的批判马克思的文章。正如保罗•萨缪尔森后来所表述的那样，熊彼特对马克思“博学广识、敢于推测以及具有动态视角”的赞美实际上是在描述他自己。然而，萨缪尔森深知，从政治意义上讲，熊彼特绝对不是左翼，“在我所有老师当中，熊彼特的经济学从本质上讲是离马克思思想最远的”。

左图：卡尔•马克思（1818~1883），给予熊彼特撰写其著作极大灵感的人物，对熊彼特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阶级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右图：卡尔•门格尔（1840~1921），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推动者，正如这张照片所表现出的那样，他是一位有着坚韧不拔性格的人

总体来说，奥地利学派后来因强烈反对社会主义及政府干预经济而闻名。熊彼特始终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但他从不像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其他成员那样强烈反对公共干预。相反，他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方法中汲取灵感：古典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到头来，最全面准确的资本主义分析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也不是马克思，不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员，不是卡尔•门格尔，更不是英国古典主义者，而是熊彼特本人。

熊彼特将自己的理论植根于这样一个首要事实，即资本主义并不只是一个经济体系。正如他在1914年所写的那样：“当运用资本主义这个词时，我们所想到的现实不仅与各种不同的科学、政治以及民族主题相关，而且还与科学领域内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分析和历史相关。”熊彼特试图将所有这些学科的广阔知识综合为一个连贯的、丰满的资本主义理论，但是这个任务他花了很长时间去完成；与此同时，他没有放弃主要通过数学运用来实现“精确经济学”这样一个雄心勃勃却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抱负，并为此付出了极大心血。

打下边际主义新理论的基础，对熊彼特来说是十分幸运的，因为边际主义（部分是数学的）这一新方法的出现恰逢工业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时期。比如，门格尔曾研究过国际商品贸易商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股票交易中股价的迅速变化。门格尔在1871年名著的序言中写道：“从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那样，把经济利益放在如此之高的位置；为发展经济而产生的对科学基础的需求，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普遍和强烈；人们利用所有人类活动领域中取得的科学成就的能力，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

左图：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1851~1926），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职位的继任、熊彼特最重要的老师之一、与门格尔的思维方式最为接近的经济学家。右图：尤尔根•冯•庞巴维克（1851~1914），熊彼特的导师、资助人和行为榜样。他也是维塞尔的姐夫（或妹夫）。历任三届财政部长，照片中的他穿的正是标准的部长制服。

三位边际主义先锋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与欧洲尤其是美国一些商业巨头是同时代的人，这些企业家包括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马歇尔•菲尔德、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杰•古尔德、詹姆斯•希尔以及古斯塔夫•斯威夫特。在这个闪耀着天才光芒的群体中，这十个人——三位经济学家和七位企业家——都出生于1834~1840年间。虽然并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些理论学家和商业巨头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但正如熊彼特后来所写的那样，“理论源自对商业实践的观察”。

经济学家和商人如何运用边际主义原则的最好例证，与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价值理论相关。当然，价值理论也是日常商业运营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确切地说，一件商品或一项服务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价值多少？这件商品或这项服务又该如何定价？

是不是任何事物都应有一个“公平价格”，而且该价格不仅是由市场力量而且还要由政府领导、神职人员以及手工业协会来共同决定呢？尽管这在今天看来十分奇怪，但上述解决办法（可追溯到托马斯•阿奎那以及中世纪其他伟大思想家）在成百上千年里都有着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基督教国家，天主教和新教国家都不例外。政府相关部门实际上设定了一些物品的价格，而对非正式合理价格的过度偏离有时会平息教会部门的愤怒，也让贫民可以脱离操纵价格的商人。

但到17~18世纪时，公平价格的观念开始屈服于商业现实，对那些在竞争性很强的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来说尤为如此。这样一来，思考价格和价值的更为实际的方式开始出现。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便是把某一物品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劳动和原材料成本加总，然后在此基础上设定一个恰当的利润率，这样得出的结果便是合理的价格。

这种所谓的劳动价值理论成为古典学派许多成员遵从的一个教义。后来，古典学派将他们的经济学与对劳动理论着迷的马克思经济学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慷慨激昂地谴责了生产商谋取的巨额利润，称他们将商品价格定在了远远高于运用劳动理论所计算出的商品价格之上。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及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的瓦尔拉斯、杰文斯和门格尔了。他们三人各自独立却几乎同时发现了一个更好的价值定义，他们仅仅通过将关注点由生产商转移到消费者这样一个简单的步骤便做到了这一点。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主观的”（门格尔用语），因为价值取决于特定的境况。一切事物的合理价格应是个体消费者在某一特定时间所愿意支付的价钱，不多也不少。

对理解为什么某位消费者会对极为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如一张戏票、在旅馆住宿一晚、一瓶香水、乘坐一次马车以及一盒钉子等支付相同的价格，这种视角大有助益。这些物品没有“公平价格”，它们也不会有如同劳动理论所定义的那种相同价值。但是，它们极有可能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对某位个体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吸引力。

门格尔证明了当消费者拥有物品的数量发生改变时，他们会改变他们分配在每个物品上的价值量。尽管门格尔无意运用数学知识，但他还是设计了一张虽简单却精巧的数字表，这张表说明，一旦消费者拥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日常生活，那么他认定的更多食物的价值就会逐渐下降。与此同时，这位消费者可能也想购买香烟，只是刚开始的时候香烟不如食物有价值，而一旦手中的食物充足以后，香烟就比食物更有价值了。“从这时起，该消费者将会让他对香烟的需求所带来的满足与他对食物的需求所带来的满足相均衡。”

熊彼特在庞巴维克关于马克思研讨班上的同学（按顺时针方向从左上到右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通过自己的著作及其学生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的作品，他成为20世纪最主要的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奥托•鲍儿（1881~1938），社会主义理论学家、作家、奥地利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鲁道夫•希法亭（1877~1941），经济学家、社会主义学者，于1923年以及1928~1929年担任德国财政部长；埃米尔•莱德勒（1882~1939），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曾供职于日本、德国以及美国等国家的大学。

门格尔接下来证明了当多个消费者面对多种产品时，他的原则也是成立的。消费者得到的第十件T恤或第十件上衣显然没有他们得到的第一件那么有用，所以这第十件的价值也不如第一件那么高。因此，消费者更愿意将手中的闲钱花在别的东西上，而不是获得这第十件T恤或上衣。消费者购买商品或劳务的选择取决于他们购买时的相对需求和愿望，也就是说，他们的选择取决于考虑在购物计划之内的商品或劳务的边际效用。

正如熊彼特在1909年所说的那样：“边际效用不取决于整个社会拥有多少东西，而取决于社会个体成员已经拥有多少东西。没有人会依据他的国家或整个世界所拥有的面包量来衡量面包的价值，但是每个人会依据自己所拥有的面包数量来衡量面包的效用。”在赋予所有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的情况下，消费者将以获得自己最想买的商品组合为目标来作出选择。价格将受偏好的影响，并由作为一个群体的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数量来决定。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全盘否定了这个想法，它们选择由中央权力机构来设定价格。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喜欢上了这种新思维。从公平价格和劳动理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成百上千万个体消费者，现在可以用他们的钱包来对商品进行投票。一切商品的价值开始取决于他们对如何花销的选择。熊彼特创造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这个术语来表达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该术语沿用至今。

这种分析方式不仅适用于消费者，对生产者也完全适用。关于经济学家思考厂商应生产多少产品以及厂商应如何最好地利用各种不同的资本、原材料和劳动的组合等问题，边际生产力理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在分析需要投入大量资本的产业时，新技术被证明是大有裨益的。

例如，想象一下一家小手工洗衣房与一家大钢厂的区别。洗衣店的绝大部分成本都在工人的工资上，因为肥皂、水、洗衣板和洗衣盆这些东西都非常便宜。当人们对洗衣服务的需求下降时，在人们较少出汗的冬天便是如此，洗衣店老板仅通过解雇工人就可以降低其成本。但对大钢厂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建造厂房和购买原材料的巨额成本在经济不景气时不能轻易降低，建造钢厂的资金十有八九是借来的钱，所以钢厂的所有者就不能像洗衣店老板解雇工人那样来对待债主了。

其结果就是洗衣店老板做生意的总成本与他们的劳动成本非常接近。手洗一件T恤的成本与手洗多件T恤的成本没有很大区别。但对钢厂来说，出产的钢铁越多，经营者每多生产一磅钢铁的（边际）成本就越小。因此，钢铁行业遵循的逻辑就是建造大厂房并持续不断地运转。这种原则与我们当前所熟知的规模经济思想相关：工厂越大（在合理范围内），它能生产的钢铁就越多，最后一单位钢铁的生产成本就越小。而厂商的生产成本越低，他们向消费者收取的每一磅钢铁的价格也就越低。

1890年，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古典学派的理论和边际主义新思想进行了一次综合。在他形象的“剪刀”比喻中（该比喻后来成为之后两代经济学教育的著名基准），马歇尔表明了价格是如何由消费者的效用（剪刀的需求面）和特定商品的生产成本（剪刀的供给面）两者共同决定的。

尽管对消费者和生产者来说边际主义思想都是强有力的逻辑，但事实证明大众很难欣然接受这一新思想。无论如何，它缺乏公平价格和劳动理论所拥有的道德支持。而在商业实践中，边际主义直接挑战了当时备受推崇的生产成本计算法。在工业革命启动之前，绝大多数商人对“固定”成本（建造一座钢厂的成本）和“可变”成本（发给洗衣工的工资）之间的区别只有一个模糊概念。他们通常依赖于常识和他们能预设的一些做生意的因素来进行判断，其中一个因素便是平均成本。

我们假设一家钢厂一天生产10磅钢铁。由于钢厂的熔炉必须使用大量燃料才能产生钢铁生产所需的热量，因此生产第一磅钢铁的成本可能是10美元。然而，一旦熔炉的温度足够高，那么钢厂经营者就可以通过使用较少的燃料来生产更多钢铁。所以，生产第二磅钢铁的平均成本可能下降到9美元，第三磅则是8美元，依此类推，直到第十磅钢铁的生产成本下降到1美元。所有这10磅钢铁的平均成本算下来就是：（10+9+8+7+6+5+4+3+2+1）+10=5.5美元。因此厂商会对每一磅钢铁要价5.5美元。成百上千年来，生产各种物品的绝大多数生产商一直遵循着这种平均成本定价逻辑。

然而，在产业革命之后，平均成本定价对大规模生产商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来说都有些行不通了。因为如果继续采用平均成本定价法，厂商将会生产少于消费者想要购买数量的产品，从而将价格设定得太高；而消费者只能买得起在一个更好的定价体系下所能购买的一小部分商品。在新的定价体系下，依据边际成本，钢铁的合理价格将接近1美元，也就是生产最后1单位钢铁的平均成本，而不是生产10单位钢铁的平均成本5.5美元。当然，如果厂商将这10磅钢铁以每磅1美元的价格进行销售，那么该钢厂将会在售出的钢铁上每磅损失4.5美元。因此，这整个想法看起来似乎行不通，它会导致企业迅速破产。

不过，平均成本定价法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一个拥有众多消费者的不断变化的动态经济体中，如果价格下降的话，需求会极大增长。钢铁生产商将生产远远多于10磅的钢铁来满足这种前所未有的市场需求，而且每多生产1磅钢铁的成本还会不断下降。由此，钢铁生产商将价格设定在先前所谓的平均成本之下就能赚取很多利润。假设厂商必须判断消费者面对更低价格时会增加多少需求，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消费者在每磅钢铁1美元的价格下，要比在原来5.5美元的价格下购买更多钢铁。与此相反，对于像烟酒这样的习惯性消费品，消费者即便在价格很高的情况下也会继续购买。政府长久以来深谙此道，所以对烟酒的征税很高，一如它们今天的作为。

钢铁是诸如铁路、汽车以及建筑等重要行业的一项关键投入。因此，可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大量钢铁，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好处。在熊彼特刚进入维也纳大学的那一年，安德鲁•卡内基在美国的巨型钢铁企业生产出了数量如此之多的钢铁，以致企业将其生产成本降到了大约每磅钢铁1美分的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廉价钢铁现在能用于以前无法想象的各种用途。

到了21世纪，商业历史上最大的成本缩减出现在基于信息技术的各个产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产量的激增，第一批半导体、磁盘驱动器、数据传输线以及计算机的巨额生产成本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下降。由于价格降低，芯片、微处理器以及软件迅速成为人们今天已经习惯的低成本产品行列，这些产品包括诸如空调、发动机调整器、电子消费品等所有包含半导体的物品。

这些日常降价的例子不仅展现了边际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强大力量，而且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本质。对许多产品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激励了企业家通过高产量预期来获取可观利润。高产量促进并取决于大规模消费，而大规模消费又意味着必须经常说服消费者购买新产品，尽管这时消费者的需求实际上只是心理意义上的。

在边际成本的影响下制定消费者价格和行业生产计划，可以称得上一次实实在在的思想革命。它直击熊彼特一直坚持称为资本主义本质的经济变化；它转变了人们的商业思维方式，并生产出数量巨大的钢铁、汽车和其他一系列产品。由于消费者现在能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各种产品，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这种提高的幅度甚至要超出他们收入或财富积累的增加幅度。而这正是熊彼特一生所见的、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事情。

1906年在维也纳大学完成学业的约瑟夫•熊彼特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这位刚毕业的小青年衣着考究、恣意花钱，还经常与对他献殷勤的姑娘保持联络。他把头抬得很高并微微后倾，这让他的下巴看起来更突出，还让身高5英尺8英寸、体重145磅的他看起来比实际更高大威猛。衣食无忧的他还变得有些傲慢。他经常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位贵族，尽管他来自特里希中产阶级的出身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且皮肤太黑的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奥地利贵族。

帝国公务员的职位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帝国的各位部长大臣们任人唯贤，否则帝国早就日落西山了。但熊彼特一向自由散漫，受不了公务员的条条框框，而且他对花几十年一步一步往上爬没有太大耐心。法律学士的学位本可以让他成为奥地利法律界的一员，但这需要他先当七年学徒。对他来说，什么才能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呢？

在维也纳大学的五年间，熊彼特接受了在别处得不到的最好的经济学教育。毕业时，23岁的他已形成了自己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观点。他了解经济学分析能够帮助他解释这种观点的许多方面，但并不是全部。经济学非常重要，然而独木难支。熊彼特深知法律、数学、历史以及像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这样的新学科都很重要。

作为一名本科毕业生，熊彼特已发表了三篇统计学方面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发表于1905年，也就是他22岁时，其中有两篇是他在20岁时写的。他还发表了一篇有关数学在经济学中重要性的文章，尽管他自己并没什么数学天赋。他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计算，但要很努力才行。而自此以后，他试着运用更多微积分和高等数学。这也开启了他为追求“精确经济学”而与自己角斗的漫长历程，这是贯穿他一生的工作和生活的矛盾之一。思想开阔的他先于他所处的时代认识到了经济行为中的可变性和心理因素，不过他还想用更高水平的数学确定性和准确性来检验自己的认识。

发表过统计学、数学方面的文章，并对美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先锋人物）进行过简短研究，此时的熊彼特已让自己踏入了学术界的大门。读者反馈的好评表明他可能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经济学教授和高阶公务员相结合的职业似乎符合熊彼特对自己才能的期望。他的导师尤尔根•冯•庞巴维克走的正是这条路，作为教授兼财政部长，庞巴维克成为熊彼特一心向往的那种既有学问又有名气的人。

但是，熊彼特的这个计划存有很大问题。哈布茨堡帝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不仅如此，任何领域的教授职位都不是轻松获得的。熊彼特也不愿意立刻开始能让他成为教授的漫长的“大学授课资格”（habilitation）考察期。大学授课资格大致等同于当今博士学位的一种资格认定，它要求写一篇高水平的论文，通过高级别的教授组织的考试，并进行几场公开讲座。除此以外，资金也是一个大问题。在维也纳的13年间，熊彼特养尊处优，正如他的一位朋友后来所说的那样，“熊彼特想做学术工作，却不能接受学术界略显单薄的工资”。

在这里，身世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尽管熊彼特很有天分，但他并没有准备好到底从事什么职业。世袭身份和阶级在维也纳仍然很重要。庞巴维克的出身要比熊彼特好，熊彼特也知道仅凭学术天赋并不足以让自己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那么，现在的他应该怎么做？

第四章 游学欧洲

名望是年轻人最渴求的东西。

——拜伦，《恰尔德•哈罗德游记》，1816年

由于前途未明，熊彼特决定像所有那些具有贵族特质的年轻人一样周游世界。他不仅想游览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想拜访欧洲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一直都在拜读这些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一决定的结果就是接下来的三年对熊彼特来说一晃而过，他以不同的身份去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埃及旅行，并在此过程中规划自己将来的职业。

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不久，熊彼特就去了德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熊彼特在柏林大学学习，并参加了该校的政治经济研讨班。在德国历史学派的聚集地柏林，他结识了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维尔纳•桑巴特以及其他一些名人。在那里，熊彼特还开始考虑写一本书，这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历史学派与他更加偏好的奥地利学派达成某些共识。但考虑到这两个学派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状态，熊彼特的这个想法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年轻的熊彼特似乎并不在意，他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吸收完柏林所能带给他的思想精髓之后，熊彼特离开德国前往法国，他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让自己沉浸在巴黎和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的文化氛围之中。之后他又启程去了英国，并在那里待了一年多。面对他见到的英国人，无论是学术界的还是社交圈子里的，他都用一种上层维也纳人的口音与其交谈，并以奥地利贵族的身份自居。他住在伦敦市中心的一栋公寓里，还买了一匹马作为自己平常去海德公园游玩散步的交通工具。他娴熟地运用着母亲教给他的向上层社会攀爬的技巧，与人交谈时显得既颇具聪明才智又不乏随机应变，处心积虑地让自己进入更高层次的社交圈子。在伦敦待的时间越久，熊彼特对英国的感情就越浓烈。沉浸在一战之前的英国文化之中，熊彼特发现自己对这个地方甚是喜欢。

与熊彼特同时代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写下这样一段纪念文字，描述英国当时的这种氛围以及英国为“一切具有出色能力或性格的人”所给予的种种优势。一旦一个人逃脱了日常枯燥无味的工作，并跻身更高一级的社会阶层，

在伦敦生活的成本很低、麻烦很少，你可以尽享以往年代最富有以及最有实权的君王所享受不到的便利、舒适和惬意。住在伦敦的人可以一边在床上品尝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世界各地多种多样的商品，不仅订购的数量如你所愿，而且订购的商品还会送货上门。住在伦敦的人可以乘坐便宜舒适的交通工具，不用护照或其他证件就可以到他想去的任何一个国家；住在伦敦的人可以打发自家的佣人去毗邻的银行便利地换取贵金属；住在伦敦的人可以在毫不了解别国的宗教、语言和习俗的情况下，带着本国货币去外国旅游或经商，并且极少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或有其他不满。最为重要的是，住在伦敦的人视自己目前所处的生活状态是必然的、正常的，而且是永久的，只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任何偏离都是捏造的、反常的，可以避免的。

正如熊彼特的一位朋友后来所写的那样，“战前的英国对熊彼特来说，就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典范”。熊彼特一生都认为有佣人以及其他人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是理所当然的，但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他在经济上都捉襟见肘。他从来都没学会如何做饭、洗衣服、修理水龙头、开车，甚至连打出自己的手稿都不会。

尽管如此，熊彼特却很少赋闲。他每天都像一位狂热的学者那样以惊人的速度吸收知识。作为成立于1895年的新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特殊学生，熊彼特为自己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不仅如此，他还在为英国培养律师的律师学院学习。大多数情况下，熊彼特每天花很长的时间泡在大英博物馆的藏书室里进行研究，正如马克思在半个世纪之前所做的那样。他对自己阅读过的书籍做了翔实的笔记，这些笔记以及他惊人的记忆力让他能多年不忘自己所学的大多数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熊彼特学习了出版于英国和美国但在奥地利无法获得的书籍。潜心研读这些文献的他预见性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语：“我不禁认为我们科学的未来将在美国出现。”

而在晚上和假期，熊彼特则喜欢脱下学者的外衣，将自己装扮成一位世俗的社会名流。他喜欢在乡村俱乐部度过许多周末，他乐于参加不计其数的聚会。在这些场合，他将自己的魅力和“东方”面孔运用得淋漓尽致。扮演着“一位大权贵”（他对自己的称谓）的熊彼特从未对人吐露过自己白天在图书馆里潜心研究的事情。为了成为英国人理想中极富天分的业余爱好者，熊彼特乐此不疲地消化吸收有关各种各样事物的大量信息。

和在柏林一样，熊彼特接触了在他力所能及的旅行范围之内的每一位重要经济学家。在吸收完伦敦经济学院的思想精髓之后，熊彼特乘火车来到了剑桥。在那里，他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共进早餐。马歇尔长他40岁，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正如熊彼特后来所写的那样，“对一些人来说，马歇尔简直就像罗马教皇”。熊彼特还就应该因经济学自身的原因而学习经济学（熊彼特的观点），还是因经济学从业者应帮助商人和公务员进行决策而研究经济学（正如熊彼特所熟知的那样，这是马歇尔的立场）这一问题与马歇尔进行了辩论。熊彼特还与神学家菲利普•威克斯第德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交谈，威克斯第德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在多年后才获得应有的认可。

熊彼特在牛津见到了62岁的弗朗西斯•埃奇沃思，并为此感到万分欣喜，埃奇沃思当时是经济学领域内最重要的期刊《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在熊彼特看来，埃奇沃思在科学经济学上取得的进步丝毫不逊于马歇尔，但埃奇沃思本人“不那么灵活机变……漫不经心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说话混乱不清，演讲更是一塌糊涂”。然而，埃奇沃思因经济学本身的原因深爱着经济学，不仅如此，他的理论方法要比马歇尔的更接近熊彼特自己的研究方法。

尽管英国社会和政府对熊彼特都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但熊彼特错误地理解了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认为它们的政策导向太重。埃奇沃思和马歇尔在某种程度上则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埃奇沃思视经济学为一种充满乐趣的智力练习，当然也是一种政策工具；而马歇尔将新边际主义方法糅合到早期的理论见解当中，并以此理解各种商业模式。

与此同时，熊彼特一如既往地与年轻女子保持着亲密接触。在这个极不可能的时点上，熊彼特甚至与她们之中的一位结了婚。1907年8月，熊彼特与格拉迪斯•西维尔订婚，格拉迪斯是一位英国教会官员的女儿，当时36岁。“我们很荣幸地通知您，”一位伦敦珠宝商写信给熊彼特，并随信附寄了一份价目表，“按照您的要求，我们今天到货八枚戒指供您挑选。”1907年11月5日，也就是在熊彼特离开维也纳18个月、行将25岁生日之际，他和格拉迪斯举行了婚礼。格拉迪斯人长得很漂亮，人缘也不错，并且是一位极具冒险精神的女性，正如熊彼特不久之后所看到的那样。乔安娜对此事感到不悦，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长时间以来独占儿子所有感情的乔安娜对一位强劲竞争对手的到来没有丝毫欢迎之意，更不用说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儿媳妇了。

熊彼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走这样一步至今仍是一个谜。他并没有疯狂地爱上比他大将近12岁的格拉迪斯，也无意支撑起一个家庭。然而，他必须决定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更不用说找一份工作了。或许这又是一个身份问题，熊彼特试图将自己重塑为一名欧洲贵族和英国绅士，而作为上层社会成员的格拉迪斯可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无论他与格拉迪斯结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当时确实需要就业。他有法律学位但缺乏工作经验，他的资质并不足以让他在维也纳或者伦敦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发现他可以在开罗做到这一点，他在那里的一家法律公司谋得了一个职位。于是，他和格拉迪斯乘船前往埃及。那时埃及是英国事实上的殖民地，但名义上主权仍隶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以赫迪夫（Khedive）为称号的君主进行管理。

到开罗以后，熊彼特代表客户在国际混合型法庭（International Mixed Tribunal）打官司，该法庭是由英国和埃及共同建立的。熊彼特的这份工作为他带来了不错的收入，除此以外，他还通过帮埃及公主（埃及赫迪夫的女儿）理财来获取更多收入。熊彼特为公主理财的这一角色让他有更多机会沉湎于他的贵族情节当中，更为重要的是，他替公主工作为自己带来了额外的收益，这体现在他以公主的名义进行投资获得的丰厚回报上。熊彼特在开罗的10个月赚取了相当可观的收入，这笔钱让他和格拉迪斯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甚至在去开罗之前，熊彼特就尝试性地决定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在去欧洲以及英国旅行期间，熊彼特已开始写作一本有关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其手稿也在不断增加。他打算力所能及地以更广阔的思路重新思考经济学，并希望促进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利地边际主义达成某些共识。毕竟，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已在将新边际主义融入斯密和李嘉图的旧古典传统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为什么熊彼特不为欧洲经济学做一些类似的工作，以结束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之争？

熊彼特26岁在英国时的照片，那时他刚与格拉迪斯•西维尔结婚不久。

到熊彼特停笔之时，他的手稿已成长为鸿篇巨制，打印出来的书稿长达626页。他于1908年出版了这本《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并将其题献给他的母亲乔安娜。熊彼特在短短18个月间写就了这本书，著作完成时他只有25岁。现在，他觉得离开开罗返回维也纳的时机到了。

熊彼特的第一本书并没有获得他所希冀的成功。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开创一条全新的道路，而是希望调和当时各个学派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为契机向讲德语的经济学家介绍先进的理论。他认为这样一来他就有可能改变中欧的经济学研究现状，并让自己一夜成名，正是这两种动力支撑他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写出如此长篇巨著。

然而，正如任何一位熟知学术生活方式的人所能预知的那样，熊彼特的这两项目标都未快速实现。他过去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现在他感到了深深的失落。他的书并不畅销，只卖出了不到一千本；不仅如此，德国学者对他的这一旨在打动他们的举动并不在意。与奥地利学派相关的年轻经济学家，不管他是多么才华横溢，都不可能将德国历史学派重新引向抽象理论这条路。正如熊彼特后来回忆的那样，他自己的导师尤尔根•冯•庞巴维克“曾经告诉过一位孜孜不倦、具有反抗精神的年轻人”（指的就是熊彼特本人）说，科学进步并不必然通过全新的视角，而是通过“老教授们的相继辞世”来实现的。

尽管如此，从许多方面来看，《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都是本不错的著作，该书的几个特点都重现在熊彼特后来更为成功的著作当中。正如他在书的序言中所写的那样，“传播知识是我写作此书的唯一目的，本书的内容与现实政治没有丝毫牵连”，这一点他在后来也强调过多次。熊彼特的这本书文笔流畅，对所运用的术语都予以严格定义。熊彼特探究了生产与消费、价格的决定、边际效用的重要性、运用数学的必要性（尽管此书所包含的数学内容并不多）以及将均衡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有用性。

熊彼特所写的内容大多与静态均衡相关。他描述了一个纯理论的而不是现实商业不断变化的世界。与米勒、马歇尔以及其他英国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并没有推荐运用公共政策，该书也没有始终注重奥地利学者门格尔和维塞尔所提出的心理学观点。

倒是在一般均衡上作出开创性贡献的瓦尔拉斯对此书的研究方法有很大影响。熊彼特将此书给年事已高的瓦尔拉斯寄送了一本；随后，为了与这位经济学领域的重要人物面谈，熊彼特又亲自去瑞士拜访他。瓦尔拉斯惊奇于拜访者如此年轻并对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深感困惑，他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对熊彼特的这本书做了一些补充。正如熊彼特所回忆的那样，瓦尔拉斯后来说道，“经济生活从本质上看当然是被动的”，只是让自己适应外界的影响。因此，“静态过程理论实际上全部由理论经济学构成”。尽管熊彼特对瓦尔拉斯充满敬佩之情，但熊彼特对此持强烈反对意见，“我强烈感到这是错误的”。

即便如此，熊彼特在他的第一本书中很少强调主导他后来著作的主题，即变化和创新。企业家只是时不时地扮演主要角色，而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经常起主要作用。总之，这本书是一本奠基性的作品，是对熊彼特称之为“稳定状态”的分析：在作为一个“循环流”的经济体系中，买方和卖方在不改变体系基础的情况下进行商品交易。

熊彼特也确实注意到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及其他人所预示的比较静态，它揭示了如果均衡当中的一个因素发生改变，那么在此前后将会出现何种状况。但是，比较静态并不能揭示变化过程的任何信息，而且熊彼特所写的内容也没有将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种创造性毁灭的引擎来看待。尽管书中的分析与熊彼特后来所写的一些著作有某些相同特点，但《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并不是一本典型的“熊彼特式的”著作。

此外，就这本书而言，它不仅篇幅过长，而且内容上多有重复，这给读者阅读造成了额外的不便。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其主题式的谋篇布局，这会要求作者一次又一次摆出其基本观点。篇幅过长则是由于熊彼特试图效仿他自幼阅读过的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其他伟大德国学者所写的大部头著作。

作为一部年少轻狂的作者写的大酒瓶式的作品，《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可谓以失败告终。不过，这本书确实让许多重要经济学家注意到了熊彼特。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在一本德语杂志中为他这位学生的这本书写了一篇很好的评论文章，其分量相当于一位英国学者在一本著名的英国季刊上发表文章。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翰•克拉克在《政治学季刊》上写道：“这本书兼具批判性和建设性，在这两点上该书都对经济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该书的目的之一便是指出当前理论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尽管在这一点上该书的某些提法值得商榷；该书还旨在减少而不是增加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争议，这体现在它坦诚地对待其他人的著作上。该书远离了纷纷扰扰的方法论之争，所运用的方法以最适合研究的目的为标准。”

在这里，克拉克识别出了成为熊彼特作品标志的一个特点：对他人著作的兼容并蓄。熊彼特在他第一本著作的序言中呼吁，经济学从业者需要具备求知耐性和互相学习的精神：“我们需要的是互相理解而不是相互争斗，互相学习而不是相互批评，分析并得出每一条正确的原则而不仅仅是同意或斥责它。”这种宽容大度的学术态度在当时著名的学者当中并不多见。熊彼特有许多缺点，但阿谀奉承肯定不是其中之一。

最重要的是，熊彼特绝不会支持任何人坚持只用一种方法来研究经济学。1911年，也就是《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出版三年后，熊彼特写到，一针见血的观点通常毫无意义，甚至在学术讨论中也是如此：“人们可以对各种方法论的价值持不同观点，但要解决问题似乎并不需要那么多方法论。正相反，对方法论的讨论恰是未能获得现实成就的标志。”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短文中，熊彼特对将价值判断与科学混为一谈的现象提出了警告，并提倡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秉承价值中立分析。

1914年，在读完一位著名法国社会学家的一系列短文后，熊彼特不无遗憾地说道，作者表现出“近乎幼稚的短浅目光，这种见识只能让他自己的想法自圆其说，这种见识还将以消灭所有其他持异议者为首要目标”。由于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具有多面性，熊彼特写道，对它们进行研究需要运用多种不同的方法。他这样总结法国社会学家的作品：“我们每个人都能运用铸造出的各种‘武器’从容应对海量现实的那一天，究竟何时来临？这种海量现实会呈现出难以计量的许多方面，并需要运用不计其数的不同方法来进行解读。我们何时才能将我们的科学涵养提高到如此水平，即我们能够掌握我们同伴所从事的工作，并心平气和地耕耘我们自己的土地而不是攻击它？”熊彼特并没有盲从当时盛行的学术潮流，而且他一直如此。

当熊彼特于1908年从埃及回到奥地利时，《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成为他获得维也纳大学“特许任教资格”的敲门砖。他将该著作提交给法律系，法律系又委托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对其进行评定。熊彼特对数学方法的推崇与他这两位前教授所偏好的方法背道而驰，但这本书显然是一位年轻学者的睿智之作，所以它毫无悬念地获得了两位教授的一致认可。得知该结果之后，熊彼特完成了“特许任教资格”所要求的经济学考试以及一系列标准讲座。如此一来，他便获得了在奥匈帝国境内任何一所大学任教的资格。

然而，成功获得任教资格并不意味着工作就摆在面前。熊彼特希望能以一名初级教授的身份留在维也纳大学。他也确实在维也纳大学进行过短期任教，但他锋芒太露，以至于校方无意邀请他加入。不仅如此，其他帝国大学也没有向他打开一份永久职位的大门。

幸运的是，他的导师们能为他联系到一份在库切诺维奇大学担任副教授的临时工作。库切诺维奇大学是一所相对较新的学校，位于帝国最东端有着8.5万人口、与维也纳相距400多英里的库切诺维奇市。作为哈布茨堡帝国布科维纳省的首府，库切诺维奇位于俄国和罗马尼亚的交界处，曾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该市市民大多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大约三分之一的库切诺维奇人信奉犹太教，也有不少讲德语的天主教徒。

今天的库切诺维奇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并重新取名为切尔诺夫策。它依然保持着熊彼特去那里时的风貌：一个非常偏远的城市，由于“二战”以及其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如今那里的犹太人和讲德语的人口下降了很多。1909年，库切诺维奇根本不是熊彼特开启自己学术生涯的理想之地。不过，他对职业的成功选择最终还是成就了自己。

第五章 崭露头角

卓越的天才不屑走旁人走过的路。他寻找迄今未开拓的地区，他渴望与众不同。

——亚伯拉罕•林肯，学术演讲，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1838年

在时年29岁、雄心勃勃的林肯看来，为了追求“名气和声望”，天赋异禀的人几乎总能开创出全新的道路。而这正是26岁的熊彼特在库切诺维奇精心运作的事情，他在那里写就的《经济发展理论》就是他颇具才气的全面体现。该书成为20世纪经典经济学文献之一，并为熊彼特的声名鹊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熊彼特接受库切诺维奇教职的决定，表明了他为成为学术名人不惜一切代价的决心。他的这个决定就好比一位才华横溢的英国博士，在“二战”前去新加坡大学从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和新加坡一样，库切诺维奇是一个偏远的、充满异域色彩的多种族城市，位于两个敌对帝国的交界处。它有着生动活泼的本地文化，但没有国际水平的大学。然而，熊彼特以极大的热忱迎接了这次挑战，并在不利的形势下为自己争取到了最有利的条件。

熊彼特似乎也很享受他在库切诺维奇的生活。因为多年以后，他还经常在朋友面前炫耀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开怀畅饮和风流韵事。我们很难知晓他所说的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因为熊彼特本人是故事的主角，我们无从证实。但是熊彼特经常说，他和格拉迪斯互不干涉对方与异性之间的交往。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大众情人”的名号直到五十多岁时依然那么响亮。

熊彼特在库切诺维奇时所发生的一件最有趣的事，莫过于他和大学同事之间决斗的故事了。1909年初秋的一个早上，他们俩都同意通过决斗来捍卫自己的尊严并解决争端，正如决斗守则所要求的那样。对剑术都一窍不通的他们在经过几个笨拙的打斗回合之后，一人的剑刃戳破了对方肩膀上的一小块肉。流血的一方迅速叫停，并宣布决斗结束。

这二人是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吗？还是像军官那样为荣誉而战？不，两者皆不是。他们一位是教授，一位是图书管理员，他们为了学生借书的事而战。赢得这场决斗的正是熊彼特。那时他刚到库切诺维奇大学不久，但有关他才华横溢和装腔作势（系里开会时他经常迟到，而且出席时身上还穿的是每天骑马时穿的行头：戴着头盔，穿着马裤和马靴）的消息早已在校园里迅速传开。在课堂上，他是一位布置很多作业、要求严格的老师。当他的学生向他抱怨图书管理员不让他们借他指定的阅读书目时，他冲到图书馆去跟那位管理员理论。争吵迅速升级，熊彼特开始辱骂那位管理员。

管理员的人品如何现在不得而知，只是他突然提出要和熊彼特打个赌，看他敢不敢通过决斗来解决这件事。尽管熊彼特心里有点打退堂鼓，但嘴上还是接受了挑战。为了学生能借到书，他愿意冒受伤的风险，尽管他并不想因此而丧命，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事不至于以严重受伤收场。决斗结束时，这位图书管理员带着肩伤和捍卫了自己尊严的满足离场。熊彼特也如愿以偿，他的学生现在可以借到他们想借的书。此外，尽管开始是狭路相逢，但熊彼特和这位图书管理员最后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除了风流韵事和决斗之外，熊彼特在库切诺维奇的两年里把大部分心思都花在了写作《经济发展理论》上。这本颇具洞察力和原创性的著作，为熊彼特自己分析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作者进行的大量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其他一些新阐释中，熊彼特与马克思唱起了反调。在熊彼特的笔下，一帮令人憎恶的寄生虫资本家变成了具有创新精神和积德行善的企业家。

熊彼特的这本书是从评论传统的经济学说，即假定的生产和消费循环流转开始的。18世纪首次提出的经济学说简单描述了经济的运行方式：首先，雇主生产商品和劳务，并给工人支付工资；接下来，扮演消费者角色的工人用他们的工资购买这些商品和劳务；最后，雇主用消费者的钱进行投资，开始又一轮的生产、支付工资和获取利润。这种循环就像一条可以微涨微跌却川流不息的河流。洪水或干旱是不会发生的，这条河流永远都不会走向生命的终结。

熊彼特在其第一本书中就描述过的这种稳态经济重现于《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还将其作为讨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资本主义体制下不断发生的经济变化的引子。熊彼特第一本书的目的在于调和剑拔弩张的各经济学派之间的矛盾，而现在他的立场有了全新的变化。在他的新理论中，循环流转变得极不规则；洪水和干旱变得见怪不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冒险者通常会开辟新的经济景象。

尽管这种见解引起了几乎所有商界人士的积极共鸣，但它未能得到经济学家们的首肯。他们拒绝该见解的理由便是，不同于均衡思想，企业家精神这种现象几乎不可能“建模”。因此，即便经济学家们的关注点已超越了稳定状态，但他们很少留意企业家，至今仍是如此。

但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大胆阐述了企业家们在现实资本主义世界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他的定义中，企业家不是一位埋头苦干的企业管理者，甚至不是一家成功企业的所有者或首席执行官。企业家是“现代版的‘行业引领者’”，孜孜不倦地寻求创新机会。

对这个主题日益热衷的熊彼特开始探寻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含义，即它在削弱传统阶级结构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真正高水平能力的永久稀缺性：“我们可以假设每一位健康的人都能唱歌，只要他愿意。或许在一群各方面条件相当的人群中有一半人的唱歌水平一般，有四分之一的人比较差，而另外四分之一的人要高于一般水平；在这水平较高的四分之一中，通过一系列持续不断的提高唱功的练习，以及不断淘汰其中唱功相对较差的人，我们最后得到的就是像卡鲁索（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译者注）那样著名的歌唱家。”

转向心理活动方面（超越几乎所有经济学先期作品的学科局限性）的熊彼特接下来谈及企业家的动机。在这里他再次表明，不管企业家的洞察力多么具有想象力，都不能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典型的企业家要比其他类型的企业家更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他相对于后者来说更少依赖于传统和各种关系，因为他的任务具有鲜明特色（从理论上和历史上说都是如此），主要就是打破旧传统，创造新观念。”

打破旧传统、创造新风尚，也正好是熊彼特在经济学学科中所做的事情。在诸如此类的章节中，熊彼特根据企业家的行为特征将其归为一个特殊类别。他认为企业家与普通的制造商或商人不同，他们不仅在监督每天的生产和消费，实际上还在创造未来。

库切诺维奇大学

熊彼特所描述的企业家并不只是受财富欲望或者任何“享乐主义动机”的驱使。与此相反，他们感受到“建立一个私有王国的梦想和意愿”，通常是一个家族企业王朝。“其次，他们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最后，他们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欢乐。我们这一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熊彼特的英雄式企业家和韦伯的克里斯玛式领袖之间有某种相似性，但与尼采提出的“超人”不尽相同。

在一批又一批企业家的兴衰起落过程中，熊彼特发现了深刻的社会内涵。“这个社会的上层有如旅馆，里边的确住满了人，但那些住客总是变动不息。”正如生意会兴隆也会凋敝，企业家及其家族也概莫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这是人们攀爬社会阶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一进程是靠在竞争中摧毁旧企业以及依附于这些旧企业的一切而存在的，所以，总是相应伴随着一个没落、丧失社会地位、优胜劣汰的过程。”熊彼特的许多著作都强调了家族的重要性，家族对创建新企业的企业家及其后代对家族企业的传承都有影响。托马斯•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仔细探讨过这个问题，该书出版于1901年，堪称史上写得最好的商业小说之一。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写到了推翻传统思维方式的困难，并声称这种思想上的障碍与商业领域所遭遇的障碍类似。“科学史强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极难接受一种新的科学观点或方法，在经济世界也是如此。”商业领域中的障碍兼具社会性和经济性，那些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威胁的人将会奋起抵抗创新活动。

或许带着自己头脑中的几分先见之明，熊彼特继续描述了一系列顽强抵制创新活动的行为。“这种抵制首先表现在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中，其次表现在难于找到必要的合作上，最后表现在难于赢得消费者上。”在经济领域，率先创办大企业尤为困难，因为可遵循的有用模式堪称凤毛麟角。“种种必要条件无不缺乏：工人、训练有素的职员、必要的市场条件、层出不穷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阻力。”为了克服所有这些障碍，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重塑一门学科也是如此，正如熊彼特试图做的那样。

在商业领域，需要发挥诸如约翰•洛克菲勒（石油）、奥古斯特•蒂森（钢铁）、乔治•伊斯曼（摄影）以及亨氏（食品加工）等企业家高超的组织才能来构思一个规模庞大、层级复杂的企业如何运作。在熊彼特写《经济发展理论》时，他们是商界的卡鲁索，而熊彼特则堪称经济学界的卡鲁索。这些企业家一如既往的警觉和敏锐，确保了他们制订的设计方案不仅能够得到具体体现，而且能够持续发挥作用。

由此，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介入让稳定状态这一想法成为空中楼阁，稳定状态充其量仅能当做一个假设性的教学工具而已。均衡思想本身也变得问题多多，因为持续不断的分裂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资本主义本质的一部分便是新市场的创造。在讨论完创新的重要性之后，熊彼特提出，企业必须经常采取措施来推动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需求。“（人类）需要的自发性一般很小”，因此，“一般是生产者推动经济变化，而消费者只在必要时受到生产者的启发；消费者好像是被教导着需求新东西，或者是在某些方面不同于甚至完全不是他们所习惯使用的东西。因此，尽管可以容许甚至有必要把消费者的需求视为循环流转理论中一种独立的基本力量，但是一当我们分析变化时，我们就必须立即采取不同态度”。

尽管这一论断在21世纪的今天听起来似乎再自然不过，但能在1911年提出这种观念确实不同凡响。它说明了这样一个理，那就是人类内在的需求并不大，但如果对其进行适当刺激，它就可以变得无穷大。几乎在同一时期，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提出了非常类似的说法：“我们的需求是无限的。一个人拥有的越多，他想要的也越多。”因此，资本主义的基础，既指经济的也指社会的，便是企业家致力于让消费者有无法满足的需求。

熊彼特接下来给出了他对创新和发展的定义，在这里，他不遗余力地让他的定义更加精准，他修改、浓缩、汇总并澄清了他先前手稿中含糊不清的思想。他详细说明了定义企业家行为的五种创新类型，它们分别是：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具有某种新特性的产品；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

（3）开辟一个新市场，也就是相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

（4）掠取或者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供应来源，不论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5）建立任何一种新产业的组织，比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例如“托拉斯”），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这段话已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研究创新的人多次引用。如果上述清单中的某些要素看起来似乎很普通，那是因为它们已成为传统智慧，在熊彼特于1911年将它们组织在一起之前，它们中的大多数还未成为普遍共识。熊彼特在后来的著作中为每种类型的创新提供了大量例证。

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尤为强调新企业在做出打断循环流转的创新方面所起的作用。新企业“不是从旧企业里产生的，而是在旧商号旁边和它一起开始进行生产的”。例如，在交通运输中，“并不是驿路马车的所有者建造铁路”。熊彼特还提出：“企业家从来不是风险的承担者。如果新事业失败，贷款给这个企业的债权人就会遭殃，即便（企业家）在名声方面可能要冒风险，但他从来不承担失败的直接经济责任。”

在这里，熊彼特似乎想要澄清资本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作用。《牛津英语字典》将资本定义为“能再生运用的累积起来的财富”。这是个不错的定义。但资本主义不同，因为它严重依赖信用，也就是还没有积累起来的财富。信用来自对未来的期望，这也是为什么在所有经济体系中，资本主义是未来导向最明显的一种经济体系。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体系的总部”历来是货币市场，也就是信贷分配的地方。投资者汇集在诸如纽约、伦敦以及柏林（当今的东京、上海、硅谷以及其他地方）这样的城市，对哪些项目值得给予金融支持作出决策。“各种信贷要求齐集这个市场；各种经济规划都首先要在这里碰头，并为各自得以实现而竞争。”

熊彼特还指出，“为实现新的组合，作为一种特殊行为的‘融资’”对成功进行创新至关重要。“其中大部分并不来自严格意义上的节省，也就是说不是靠节制个人经常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而是由一种基金组成，即它们本身是成功创新的结果，亦即我们后来将看到企业家的利润。”换句话说，发展的金融基础不是来自节省的一分一毛，而是来自包括银行为新企业融资时所创造的货币在内的新资金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是企业家和投资银行家，他们“凭空创造出新的购买力”。投资银行家并不单是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中间人，还是货币和信贷的“生产者”，是“出类拔萃的资本家”。

在熊彼特的一生中，他多次强调信用的必要性以及银行创造货币的功能。然而，经济生活中的这个现实，即银行创造货币，甚至在非常聪明的人看来也似乎问题重重，一些理论学家直到20世纪才接受这一现实。熊彼特曾经告诉一群日本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对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理解货币理论的人不超过五位”，而说到这里时，熊彼特认为自己便是那五人之一。

《经济发展理论》可谓一本经典之作，但它出现的时机有些不合时宜。这本书面世不久，“一战”就爆发了。战争转移了读者关注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目光，而德国的战败又让原本会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减少了许多。该书的英文版直到1934年才面世，而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的强调与当时的现实状况再次南辕北辙。在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过程中，人们甚至连饭都吃不饱，更不用说创建具有活力的新企业了。

即便如此，不管是在该书首次出版时，还是在该书有了英文版后，人们都对这本书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读完该书的第一版之后，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对熊彼特修正亚当•斯密“经济自利永远是人类行为的首要驱动力”这一学说大加赞赏。“熊彼特的企业家心理包括如下因素，出自对某种活动的热爱、对创造性活动的热爱、对标新立异的热爱、对战胜他人的热爱、对你争我夺游戏的热爱以及较新的心理学一直强调的其他特点。”在对德文版的书评当中，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克拉克对熊彼特将理论和现实结合起来的做法予以肯定。克拉克写道，经济理论正在取得一种新进步，“它仍然是理论，但它也会研究与之相关的现实、人类极感兴趣的现实以及导致这些现实发生的原因”。

在为1934年出版的英文版写的书评中，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后来与熊彼特在哈佛成为同事的阿尔文•汉森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没有哪本书像该书这样对发展过程、经济动态的重要特点作出鞭辟入里的分析，这与从本质而言的静态社会的‘循环流转’大不相同。”同等重要的是，熊彼特在“阐明信用扩张对收入分配以及资本形成的影响”方面所作的分析具有很高的首创性。

《经济发展理论》像一坛陈年佳酿，愈久弥香。从其分析方面的成就来讲，该书堪称一绝，而它出自一位库切诺维奇28岁年轻人之手，更彰显出这本书的弥足珍贵。熊彼特也因此为他的远大学术前程打下了坚实基础。《经济发展理论》中包含了许多经济、社会和历史话题，熊彼特后来就这些话题写出了大量重要文章。该书也展现了他在《经济周期》（1939）以及最受欢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中所表达的核心思想。

1911年，熊彼特离开库切诺维奇去了他儿时居住过的城市格拉茨，他接受了格拉茨大学一个颇有分量的职位。在格拉茨大学的相关人员考虑让他当政治经济学学科负责人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还在走出版流程，所以该书在他们的讨论中没起到什么作用。如果格拉茨大学的教授们知道他写了这本巨著的话，他们的工作也许会轻松很多。无论如何，他们并没有将这本书考虑在内，所以是否雇用熊彼特的决定还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学术争论。

熊彼特在格拉茨大学的前任是理查德•希尔德布兰德。四十多年来，希尔德布兰德一直是学校法律系的顶梁柱，而现在他是三人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挑选他的继任者。作为一名德国历史学派的弟子（他的父亲是该学派的重要成员），希尔德布兰德不喜欢任何现代理论。因此，他在委员会的入选名单上排除了熊彼特以及所有其他严肃理论学家的名字。不仅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入选。

希尔德布兰德大张旗鼓地玷污熊彼特的著作：“他坚持一种全然无力、抽象和形式主义的方法，围绕着与现实生活无关的数学或机械论的概念和类比打转。他的（第一本）著作（《理论经济学的本质和概要》）中只有一些空洞的常识和微不足道的东西，他却引以为豪地对之加以强调，就好像它们是什么重大发现一样。”

在大肆抨击熊彼特和其他两位理论学家的同时，委员会推荐了三位平庸无奇的候选人。委员会的报告获得了格拉茨法律系大多数人的同意。然而，报告对理论莫名其妙的攻击引起了法律系四位成员的质疑，于是他们四人开始反对希尔德布兰德的推荐。这四人当中的两位出其不意地准备了提议增加候选人的少数派报告，而熊彼特的名字就在上面。在这两名反对者当中，年纪较长的著名商业和罗马法教授将熊彼特描述为，“一位有着杰出才能和原创力的人”，并声称“他的聪明才智不容小觑”。接下来，这些评论和来自委员会主席希尔德布兰德的回答被一并提交到维也纳的文化和教育部。

由于书面记录的缺失，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尤尔根•冯•庞巴维克在举荐他的这位学生上可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庞巴维克也是皇家学会的主席。他与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帝有私交，还连任三届帝国财政部长。在奥利地的举荐传统中，任何来自庞巴维克的推荐都举足轻重，对所有机构甚至皇帝来说都是如此。

最后，文化和教育部选择了熊彼特，约瑟夫大帝还在一次正式的仪式上接见了他。接受任命的熊彼特以一身标准的公务员制服出现，这套制服还包括一顶18世纪军官所佩戴的向上翘起的帽子。由此，熊彼特在28岁的年纪成为帝国最年轻的政治经济学全职教授，也是帝国境内所有学科领域最年轻的教授。与此同时，甚至在熊彼特离开库切诺维奇开始他接受新职位的漫长旅程之前，蒙受如此奇耻大辱的希尔德布兰德就开始在格拉茨密谋他的报复行动。

到达格拉茨之后，在一个锥形街区尾部一幢狭长的楼房里，熊彼特和格拉迪斯租下了一套三面均可采光的公寓。他们的起居室正对着漂亮的格拉茨市政公园，该公园最大的亮点便是它有一座异常陡哨的山峰，甚至在今天，缆车都要以61度角、花上10分钟才能到达山顶。他们租住的这套公寓离23年前5岁的小熊彼特及其母亲在格拉茨莫扎特路上的住处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而熊彼特教授现在只要向与住地相反的方向步行四个街区，就可以到达他在格拉茨大学的新办公室。“我很喜欢这个被郁郁葱葱的山丘所环绕的漂亮城市。”他在给一位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格拉茨位于阿尔卑斯山脉正下方的一个河谷，“我妻子在这种潮湿和英国式的天气中感觉十分舒适”。

在格拉茨大学任教的第一年（始于1911年秋），作为系里唯一一位经济学家的熊彼特，在工作上可谓兢兢业业。第二年，他同意到附近一所工科院校——格拉茨技术大学开课。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接受许多邀请，去给当地市民和商业组织进行演讲，这些组织都知道熊彼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讲人。如此一来，他很少有时间能坐下来作研究，更没有时间去关爱他在这所学校里的学生了。熊彼特迅速赢得了严厉监工（a tough taskmaster）的名声。

格拉茨大学（原本是以两位哈布茨堡王朝的皇帝命名的，叫卡尔一约瑟夫大学）是作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而于1585年建立的一所耶稣学校，后于1827年重建。照片里的这栋雄伟建筑于1885年对外开放，如今仍在使用。

不幸的是，格拉茨大学的学生并没有维也纳和库切诺维奇大学的学生刻苦。在理查德•希尔德布兰德松懈的管理之下，格拉茨大学的学生早已习惯于蜻蜓点水式地学习经济学课程。不仅如此，相对于维也纳和库切诺维奇大学的学生来说，他们还是一个更加抱团的集体，因此组织起来也更加容易。这样一来，当年轻的熊彼特要求他们进行大量阅读、给出难度较大的考试，并毫不掩饰他对希尔德布兰德的恶劣评价时，学生们回之以公开反抗。

在熊彼特即将开始他9点半课程的一个上午，这位新教授发现自己被淹没在学生们的一片斥骂声中。对这种不敬表现感到出奇震惊的他试图平复学生们的不满情绪，但最终证明这种努力徒劳无功。1912年10月14日，学生们开始罢熊彼特的课，并要求学校领导开除他。所有这些举动在哈布茨堡帝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前所未见的。熊彼特的同事们都站出来为他说话，但无论如何，这段经历对他来说就像一场噩梦。

随着学校主管部门向维也纳文化和教育部的汇报，此事也在由当地上升到省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过程中变得严重起来。奥地利施蒂里亚省（格拉茨便是该省的省会）省长要求格拉茨大学校长就此事提交一份详细的情况说明，校长便开始在教授和学生之间进行调解。熊彼特对此坚决抵制，声称自己为学生讲授了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课程。但事实上，熊彼特自己也希望尽快平息这件事。于是，经过三个星期的协商后，校长和系主任终于制止了学生的罢课活动。

这件事让熊彼特反思了自己作为老师和同事的角色。在格拉茨，熊彼特在教授们中间并不受欢迎，这些教授认为他的行为过于轻率无礼。不仅如此，尽管在学生罢课期间他们表面上对他表示支持，但实际上法律系的大多数人都对他担任要职心存不满。从这以后，熊彼特不再像以前那么张扬。他对同事也变得态度和蔼起来，后来他去其他大学时也保持了这一作风。他继续给学生留难度较大的作业，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给学生的表现严格打分。

熊彼特还开始密切关注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他不再刻意表现自己，而是将自己定位在一位友善的导师角色上。他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并耐心解答学生们在经济学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疑问。在以后的岁月里，熊彼特从没向他在哈佛或其他地方的教授同事们提及此事。熊彼特对他在欧洲的种种冒险经历总是津津乐道，包括他在库切诺维奇与图书管理员的决斗、他不计其数的风流韵事，但对学生罢课这件事始终只字未提。

格拉茨是一个宜居城市，但它终究不是维也纳，那里才是熊彼特世界的中心所在。从遥远的库切诺维奇坐火车到维也纳有些不太现实，但从格拉茨坐火车到维也纳就方便多了：沿着蜿蜒曲折的车道，欣赏沿途如画的风景，花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抵达。熊彼特夫妇经常去维也纳看望乔安娜以及他们的老朋友，还不时享受一下维也纳博大的艺术、建筑以及咖啡屋文化。

在格拉茨大学的第二年底，也就是1913年底，哥伦比亚大学邀请熊彼特在接下来的两学期以交流教授的身份访问纽约。奥地利从来没有公派教授到哥伦比亚，因此熊彼特的入选可谓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更何况是一位如此年轻的教授。该邀请极有可能源自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约翰•克拉克，克拉克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该系主要负责讲授经济学。克拉克和熊彼特之间有书信来往，他们对彼此的尊敬从他们各自给对方写的书评中可见一斑。克拉克刚刚发表了他对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评论，而正是这篇评论为美国经济学家了解这位年轻的奥地利教授打下了良好基础。

格拉茨大学的大礼堂，今天展示给世人的模样一如往昔。摆放在前方正中心位置的是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帝的巨型雕像。

1913年10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的熊彼特在利物浦登上了皇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经过六天的旅程后到达美国。值得一提的是，熊彼特的妻子格拉迪斯这次既没选择留在格拉茨，也没选择陪伴她的丈夫去纽约，而是独自一人回到了她的家乡英国。

在纽约期间，熊彼特住在位于百老汇一角、103号街的马赛大酒店，该酒店与哥伦比亚大学毗邻。熊彼特的见面会在一个挤满学生和老师的礼堂举行，在见面会上，他发表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演讲。另一位著名的哥伦比亚经济学家塞利格曼教授向学校校长汇报了“这一事件的非同寻常”：

熊彼特教授在整个演讲过程中都能紧紧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不管从那个角度看，他的演讲都取得了非凡成就。他对英语的娴熟掌握令人称赞。他演讲时不看笔记，演讲词流畅且考究；不仅如此，他准确把握了语言的精髓，在这一点上，我确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位交流教授能与他相媲美。

熊彼特的演讲不仅涵盖经济理论，而且正如塞利格曼所描述的那样，还涉及“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他确实与众不同，既才华橫溢又思想深邃；他所援引的各个不同领域的新奇例证，表明他有着令人称奇的文化素养，这对一位经济学教授来说是不同寻常的。政治系为自己能邀请到这样一位业界精英给本系的学生讲授经济学，感到无比荣幸。不难预料，熊彼特教授在这个国家的访问会取得圆满成功”。

随着熊彼特演讲次数的增多，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很快他就收到了去其他重点大学演讲的邀请。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了他一项荣誉学位，而当时他年仅30岁。所有这些荣誉和关注与他在格拉茨大学受到的冷遇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格拉茨大学也是一所好大学，但在知名度上远不如哥伦比亚大学。熊彼特自己也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情舒畅。

塞利格曼向熊彼特询问了有关其学术背景的详细信息，熊彼特的书面回答表明他相当谦逊，与此同时也暗示了自己与日俱增的重要地位：

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接受完最寻常不过的教育之后，我花了几年时间在外旅行，直到我的几篇文章和我的第一本书出版。这本书在当地引起了一定反响，当然这是我愧不能当的，我在1919年受邀取得了维也纳政治经济学的特许任教资格。26岁时我被提拔为库切诺维奇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学科负责人，我由此成为奥地利和德国最年轻的教授。在那里，我发表了几篇理论研究文章，并出版了我的第二本巨著（当然这个“巨”指的是篇幅），这本书似乎引起了广泛争议，尽管我自己认为该书旨在解释的一些结果很新颖，而且不乏重要性，这显然是源于母爱一般的情感，即便自己的孩子是个魔鬼。1911年，我被任命为格拉茨大学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负责人。格拉茨大学是奥地利最清新宜人的大学，她在规模上仅次于排名第一的维也纳大学。

熊彼特充分利用了他访学美国的时间。带着一贯的好奇心，熊彼特决定坐火车去一趟加利福尼亚。这次六千英里的旅程向他展示了美国的博大与多样化，也坚定了他对企业家精神和信用创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信念。他对美国工业如此迅速的发展感到震惊，并亲眼见证了企业能量的充分释放（大多数仰仗借贷资金）如何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在19世纪，这个国家的“价值体系”“将几乎所有的精力和头脑集中于商业，并让商人的思想主导整个国家的灵魂”。熊彼特的维也纳同学菲利克斯•素马力曾观察到：“吸收一项新发明或者一种现代工艺在奥地利要花几年的时间，而在美国只要几个月就完成了。”在美国的逗留和见闻，让熊彼特有更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

正如先前在欧洲和英国所做的那样，熊彼特不遗余力地拜访了尽可能多的重要经济学家。在写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雅各布•霍兰德的信中，他说道：

“我的目标是遍访美国的大学和名人。”在明尼阿波利斯，熊彼特参加了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在坎布里奇，他拜访了弗兰克•陶西格，并由此开启了一段在他日后去哈佛任教起到关键作用的持久友谊。在纽黑文，他与世界上最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共进感恩节晚餐。他还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主任弗兰克•菲特尔的家中与其彻夜长谈。

在五个月紧锣密鼓的行程安排之后，熊彼特回到了奥地利。在一封给菲特尔的临别留言中，他写道：“我拜访了17所美国大学，这些学校的人和学校本身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和愉快的印象。美国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对不得不离开她感到无比难过。我时常感到，与美国同僚的亲切交流让我思如泉涌，它一定能让我写出比我独自待在格拉茨要好得多的作品。不仅如此，许多美国同僚的个人魅力愈发让我觉得难以离开这个国家。”

美国的经济学当时已与牛津和剑桥的经济学平分秋色，它已经赶超了除维也纳以外的任何欧洲地区。不仅如此，单是美国一流大学的数量就让熊彼特惊讶不已。与此同时，熊彼特自己的国际声望也像冲天火箭那样迅速飙升。1914年回到欧洲时，他已成为世界经济学界排名前列的人物。

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即将出现，那就是这个世界本身行将毁灭。在此后十年中给熊彼特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与奥地利或美国的学术毫无关联，这一事件便是“一战”。对大多数人来说，战争及其余波几乎改变了一切。对熊彼特而言，一战改变了他的婚姻、他的工作、他的经济状况、他的声望，并最终改变了他所居住的国家。

第六章 战争和政治

整个欧洲漆黑一片，有生之年我们将再也看不到光明了。

——英国前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1914年

“一战”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所描绘的具有企业家精神和未来导向的资本主义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也标志着熊彼特个人的失败，因为他越是努力让自己介入这件事，他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便表现得越明显。

战争不仅打乱了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还严重干扰了人员的自由流动和货币的便捷流通。自由市场之路举步维艰。尽管那时还没有创造出“全球化”一词，但在1914年，全球化这种现象要比随后75年里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多达1000万的水陆空三军将士阵亡，更有2000万军人受伤。除此以外，有大约2000万平民在战争中丧生。这次战争还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以及“二战”埋下了伏笔。在这里，没有所谓的创造性毁灭，有的只是满目疮痍。

“一战”酝酿了25年。它的爆发有许多原因，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便是旨在保护欧洲国家的各种联盟。由此，协约国（法国、俄国和英国）作为一股平衡同盟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力量而形成。德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在欧洲的地位扶摇直上，这令包括熊彼特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困扰不已。

在德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之前；英国一直是世界上领先的工业大国。1870年，英国生产的生铁（一种非常重要的重工业产品）占全世界生铁产量的一半以上。

但到了1914年，德国的生铁产量是英国的1.5倍，德国的钢铁出口量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不仅如此，德国企业出口的电子产品、化学产品和染料各占全球交易量的35%、27%和90%。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正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而一系列新武器（潜水艇、巨型战舰、坦克、机关枪、毒气瓦斯、远程炮弹以及现在看来比较原始的飞机）的出现更是将战争的杀伤力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弗朗西斯•约瑟夫的王位继承人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索菲惨遭暗杀。斐迪南大公夫妇是在访问波西尼亚的萨拉热窝期间遇害的，波西尼亚于1908年被奥匈帝国兼并。暗杀者是一位18岁的塞尔维亚族学生，名叫加夫里若•普林西普，他也是一个巴尔干斯拉夫独立运动组织的成员。暗杀发生之后，维也纳的外交官援引同盟国条款，请求德国以“好开空头支票”著称的威廉二世入侵塞尔维亚。令这些外交官感到惊喜的是，威廉二世接受了这一请求。

于是，严词拒绝与维也纳和解的塞尔维亚向其斯拉夫同胞俄国寻求帮助。这样一来，同盟国的三个成员国和协约国（“盟军”）的三个成员国纷纷相互宣战。与此同时，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并形成了核心力量。自此，一场历史上最不正义、最血腥的重大战争在塞尔维亚拉开了序幕。

在熊彼特结束他圆满的美国之旅回到祖国后仅三个月的时间，战争的第一枪便打响了。他和他身边的人都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而不是他们所预想的几个月。一战的破坏力超越了除二战外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战争，而二战又是一战的直接后果。此外，尽管在1914~1918年这四年的战争期间死伤无数，交战双方最终也只是打了个平手：双方各自的领土基本上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不过，战后积极的外交活动成就了军事力量所不能取得的成效。通过外交活动达成的各种和平协议重新界定了中欧、非洲部分地区以及中东大部分地区的边界。诸如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这种局势极不稳定的新国家的建立，也是这些协议的成果。除此以外，哈布茨堡帝国被划分为好几块。所幸的是，死于1916年的弗朗西斯•约瑟夫在他长达68年的统治中，没有看到他的帝国后来所经历的这番分崩离析。这些协议还将一度号称“坐拥7000万之众”的重要国家奥地利，变为一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微不足道的小国，正如奥地利人自己所描述的那样，“生存空间不大，但死亡空间足够的一个地方”。老哈布茨堡帝国的国土面积有英国和法国加起来那么大，而新奥地利比葡萄牙还小。

在战争期间，帝国内讲德语的各地区之间少有斗争，而且各地区的军队还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胜利。但是，帝国军队在俄罗斯、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意大利前线上损失惨重。最后的统计结果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帝国的780万士兵折损了90%，他们或者阵亡（大约有120万人），或者受伤（大约有360万人），或者被俘和失踪（大约有220万人）。在战争史上，没有那支军队有过如此之高的死伤率，更何况对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来说，这么高的死伤率也是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困扰帝国政府的相同问题现在又使其军队运行不畅。大多数军官说德语，但征召的士兵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懂德语。

盟军与德国的交战在1918年11月停火，而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数月中，中欧大部被卷入左翼战争中。在弗朗西斯•约瑟夫的继承人查尔斯一世退位以后，奥地利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共和国，而该共和国很快就被置于由怨声载道的民众推选出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之下。在新共和国的600万人口当中，竟有三分之一居住在首都维也纳。不仅如此，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也开始在“红色维也纳”人和其余奥地利人（这些人不愿意接受哈布茨堡王权以及帝王制的突然消失）之间显现。西部山区的一些人想要脱离奥地利并以瑞士公民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与此同时，俄国革命在欧亚大陆开启了一场血腥内战。

在战争的头两年，也就是1914~1916年间，战争对约瑟夫•熊彼特的影响很小，他在格拉茨大学履行着教授的应尽之责，他甚至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法律系主任。但是，战时的各种限制给他的个人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间接影响。格拉迪斯•熊彼特在丈夫旅居美国及其回国数月后都留在英国，而现在她发现自己与奥地利失去了联系。约瑟夫在格拉茨给她写了很多信，所有这些信她都收到了。然而，可能由于战时的检查制度，她写给丈夫的信很少能通过奥地利的邮局系统送达熊彼特手中。

1915年11月，已人到中年的格拉迪斯试图通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雅各布•霍兰德教授与她的丈夫取得联系。霍兰德教授是一位讲德语的经济学家，他曾在战争爆发时访问欧洲。自熊彼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过研讨会后，这两位经济学家便成为好朋友。考虑到从中立的美国发出的信件能够到达战事深重的欧洲的可能性，格拉迪斯于是写信给霍兰德教授：

很抱歉在这种时局维艰的情况下打扰您。我是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约瑟夫•熊彼特教授的妻子，他曾在1914年2月拜访过您。尽管我不时给他写信，但是自今年3月开始他就没有收到关于我的任何消息。我经常收到来自他的信，他在信中催促我想办法让他知道我的近况。所以我想，或许您写的信能更容易到达奥地利，尤其是用德语写成的。如果您能帮我转告他，您收到过我的信，在当前这种糟糕的境况下我一切安好，我经常给他写信，而且我也收到了很多他的来信的话，我将感激不尽。

霍兰德将有关格拉迪斯的这些消息传达给了熊彼特，熊彼特对霍兰德扮演的“他们夫妻间交流感情的信使”角色表示了感谢。“因为我确实好几个月都没有收到来自我妻子的消息，您的好意让我的焦虑心情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和释放。”接下来，霍兰德又写信给格拉迪斯，信中随附熊彼特写给她的信。格拉迪斯对此予以了热情洋溢的回复，并对霍兰德教授给予的资助表达了谢意。“所幸这不是我遭遇的难题，但是对于您周到和慷慨的资助，我一样深受感动并感激不尽。”熊彼特可能在他写给格拉迪斯的信中提及自己在战争期间资金短缺的问题。

但是，这种沟通处于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战争持续了四年，而战后三年多各方面的情况依然很混乱。由此，熊彼特夫妇间的联系慢慢变得越来越少。到1920年时，自1913年以来就没有看到格拉迪斯的熊彼特开始将自己加入“未婚者”的行列。这样一来，熊彼特与格拉迪斯之间的婚姻在没有任何裂痕的情况下走到了事实上的尽头。熊彼特并没有费心去履行离婚手续，而这一疏漏在后来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

熊彼特于1914年夏天重新开始了他在格拉茨大学的教学活动。同年12月，他收到了应征入伍的通知，不过，由于他是大学里唯一一位经济学教授，他的入伍义务因而得以免除。尽管教学任务很重，熊彼特还是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活动，并撰写了大量著作。他还开始计划创办一份新的经济学杂志。在格拉茨大学孤军奋战的熊彼特，写信联系了他曾费尽周折与之见面的欧洲、英国和美国的许多学者。与此同时，他发表了十多篇评论和文章、一篇名为“社会科学的过去和未来”的小论文，并出版了自己的第三本书，该书对1750~1900年间的经济思想史进行了出色的总结。在这些著作中，他继续呼吁对经济学采取更广泛、在方法论上包容性更强的研究方法。

1916年，熊彼特写了一封篇幅很长而且颇具启发性的信，寄给他的朋友保罗希贝克，一位杰出的德国出版商。他在信中提议不仅要开展创立新经济学杂志这项工作，而且还要跟进其他几项活动。他描述了自己正在进行的两个大项目，并概述了出版一个系列图书的计划，该系列图书由六本篇幅较短的著作构成，内容涉及他近期的研究、教学和公共演讲。希贝克热情地回复了熊彼特的来信，尽管这种热情中掺杂着对战争不确定性的些许担忧。

熊彼特对如此多的项目的规划，是他颇具胆识和雄心勃勃的典型表现。他在这一点上的态度十分认真，而且他在写给希贝克的信中的提议并非不切实际。到1915年时，也就是熊彼特32岁那年，他已经撰写了三本专著，在四个国家的六本杂志上发表了二十篇文章，撰写了六十多篇评论。但因为战争的缘故，他和希贝克合作计划中的绝大部分未能成为现实。从1916年到1918年11月战争结束，熊彼特继续撰写文章和评论，只是速度放慢了一些，因为他开始让自己频繁涉足公共事务。即便如此，他写的文章中还是有两篇成功地成为经典之作。

与此同时，熊彼特也涉足公共领域，从而引发了他的个人身份问题。他结婚了吗？既结了，也没结。他不是没结婚，但他自战争开始就再也没见到自己的妻子。他是格拉茨大学的教授吗？既是，也不是。他继续在那里任教，不过只要有空他就会跑到维也纳去。即便他头脑中对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有十分清晰的认识，但战争这个压倒一切的现实将他的情感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方向上。

就内心来说，熊彼特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不认为奥地利有充分的理由卷入这场战争。他也不欣赏好斗的“德国啤酒屋”（Germannational beer-house）精神，“德国啤酒屋”是熊彼特自己的叫法。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亲英派人士，熊彼特还是一位忠实的哈布茨堡帝国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哪边胜利或者失败都是他不愿面对的。他希望尽其所能将战争的阴霾最小化，但在格拉茨，他感到“孤立无援，完全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可能性”。不仅如此，他对奥地利的盟友德国加入战争的动机及其在战争中运用的方法，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

随着战争序幕的拉开，死伤人数跃至百万，食品和燃料短缺变得十分常见，价格快速抬高，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到1916年时，熊彼特开始明白这样一点，那就是不管谁赢得这场战争，一切都将变得不同。他写道，“那个时代的印记便是冷酷”，和平的机会随风飘逝。奥地利对来自美国的斡旋提议置之不理。熊彼特因上次出访而对作为中立国的美国加深了了解。“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熊彼特写道，“美国现在能够成为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国家。”而随着奥地利政府的示弱，熊彼特准确预测到，德国“潜艇战的升级必将疏远美国，导致英美加强军事合作”。

不久，熊彼特开始着迷于研究战争的潜在后果，尤其是以下三方面：哈布茨堡政权的命运、奥匈经济体的发展前景以及奥地利与德国未来关系的走向。奥德关系在过去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恶化，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奥地利一直在与普鲁士暗中较劲，看谁能在其他几十个讲德语的公国中获取更大影响力。这些公国有大有小，它们中有一些是自由市，其余则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小附属国。随着19世纪的逝去，一个由40个德语国家组成的关税同盟得以形成，但其中并不包括奥地利。这种安排预示着普鲁士旨在统一德国的动机。

尽管在人口规模上比哈布茨堡帝国小很多，但普鲁士于1866年在一场为期较短的战争中打败过奥地利。接下来，在其伟大领袖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将不计其数的独立国家置于北德联邦的统治之下，并在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俾斯麦于1871年成立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定都柏林。俾斯麦凭借自己卓越的政治才华让德国在欧洲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1890年，跃跃欲试的威廉二世强迫俾斯麦让权，但到那时俾斯麦的丰功伟绩业已完成。

俾斯麦原本无意把讲德语的奥地利包括在德意志帝国之内，而是更加希望利用弗朗西斯•约瑟夫的领地来充当他在柏林发号施令的外交政策缓冲区。与此同时，哈布茨堡政权自身也不能接受大一统的想法。大约97%讲德语的奥地利人是天主教徒，他们不相信那些信奉新教的普鲁士人。但哈布茨堡的大臣们很清楚，柏林统治维也纳势不可挡，奥地利将丧失独立主权，奥匈帝国也将寿终正寝。

然而，随着一战爆发，统一的想法又受到了奥地利西部多个省份许多讲德语公民的欢迎。与德国结盟可能会分裂哈布茨堡政权，但它也能解放讲德语的奥地利人，他们将不再需要与那些把帝国事务搞得一团糟的匈牙利人、捷克人、巴尔干斯拉夫人以及其他人唇枪舌剑了。不过，正如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奥德关系注定要发生改变。1916年，倡导统一的奥地利人开始实施他们的主张，但目的各异。右翼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更加伟大的德国”，而左翼则希望将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社会民主多数派，旨在开创更加公正和现代化的社会。

熊彼特正是在这种盘根错节的复杂背景下决定进入政界的。和其他许多奥地利知识分子一样，熊彼特对这场久拖不决的大战不抱任何幻想，而且对那些主张与德国统一的想法感到不寒而栗。他认为哈布茨堡帝国有可能与盟军达成一个单独的和平协议，从而在击退来自德国说客的同时保全帝国的政权。正如他在1916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奥匈政府实际上有可能占据主动，并“发表和解的官方言论”，当然，这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大对抗无关”。

在1915年春天，德国的一位议员出版了一本书，提议与哈布茨堡帝国的德语区形成关税同盟。同年晚些时候，德国政府给维也纳的外交部递交了一封密函，建议新的关税安排应包括一个共同的对外关税。这个计划有助于提高所有讲德语的民众应对未来敌人时的经济安全，不管最后是谁赢得了这场大战。

熊彼特很清楚，德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以这种方式来巩固自身的地位。由于担心德国与奥地利之间也出现类似的融合，熊彼特写了一封信给他以前在维也纳大学的老师海因里希•拉马施，拉马施是国会成员，还是国际著名的宪法权威及和平主义者。熊彼特写道：“普鲁士一路德教会式的军国主义中欧从即刻起，会像一只颇具侵略性的肉食动物一样虎视世界的其他地方，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所熟知和热爱的奥地利的本质将不复存在。”

为了让拉马施在政府工作时也愿意采用自己的建议，熊彼特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份文章，并在其中警告了与德国形成更加亲密的关系会面临的危险。熊彼特在文中慷慨激昂地陈述了阻止这种危险发生所需要采取的几个步骤，第一步便是恢复在战争开始时被暂时解散的议会。与政府一道，议会有可能设计出一个新的联邦帝国，一个熊彼特一心向往的实行英国式“托利民主”（熊彼特的提法）统治的国家。

在1916年晚些时候，熊彼特又给身在维也纳的拉马施及其同事送去了第二份备忘录。他指出奥匈帝国的外交地位已陷入非常糟糕的境地，并暗示应立刻与盟军协商一份单独的和平协议。如若不然，“我们将会在经济上受制于德国，而在政治上受匈牙利主导”。除此以外，帝国“与俄国的关系岌岌可危”，“与意大利的关系也极不确定”，并将遭到“西方各列强国家的永久敌视”。哈布茨堡政权将由此成为大战参与方中最大的失败者。

1916年，年仅29岁的新皇帝查尔斯一世无意像弗朗西斯•约瑟夫那样继续战斗，他的顾问们也确实采取了旨在达成单独和平协议的尝试性举措。熊彼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这种举动“引起了德国的注意”，并形成了“一种极为微妙的局面”。奥匈帝国此时受到了来自强大德国和势力日益增大的盟军国家的两面夹击。在维也纳，为扩大影响力而你争我夺的各个小派别开始让自己的立场变得强硬，政治斗争稳步升级。

至此为止，熊彼特已全身心投入政治之中，并已开始想象自己在政府中发挥积极作用。这对一位看到战争正在侵蚀自己袓国的爱国者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他的新目标把他带到才自己实际上并无天赋的政治联盟建设当中。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的那样，熊彼特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独裁政权逐渐转变为一个英国式立宪政权”。然而，他对险恶混战没有丝毫经验。他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学校园中度过了学习和工作时光；在一场你死我活的世界大战中操持国际政治，与跟图书管理员决斗和对付学生罢课有着天壤乏别。他在1917年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我在这种环境中确实感到不自在。”

忙于公共事务的熊彼特再次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不确信。但是，一个人只有在尝试之后才会知道结果，而熊彼特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他周游过世界，在与各地名流接触的过程中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能力。1917年，34岁的熊彼特还没有打算让重大事件悄悄从身边溜走，而自己却无所作为。他希望自己在公共事务中扮演某种有影响力的角色，最好是做政府要员或者担任新闻专栏记者。在他所写的信件当中，有很多封信的内容是提议在维也纳创建一份报纸，以宣传他所推崇的各种政策。

在这里，熊彼特个人所经历的困境反映了同时代的人们所遭遇的进退两难。经历过大战的欧洲人很难将自己所遭受的恐惧与自以为很了解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他们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日益相信，科学、资本主义以及“欧洲文化”的传播会带来持续的进步。然而，在1914~1918年，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见证的是麻木不仁的屠杀，即进步的对立面。坐以待毙、无所作为似乎有悖天理。

1917年4月，在德国肆无忌惮地利用潜水艇对付敌国船只以及中立国船只的背景下，美国也加入战争的行列。当月，熊彼特向维也纳送去了他的第三份备忘录。在这份长达30页的措辞激烈的文稿中，熊彼特将处于新阶段的潜水艇战斥责为一个可怕的错误，“其结果就是奥匈帝国将不幸被卷入其中”，正如他在一年多之前所预测的那样。他希望美国将注意力限定在大西洋上的水战以及敌对国家仍在继续厮杀的西线陆战上。他暗示，只要机会尚存，通过达成单独的和平协议，奥地利就能能度过一劫。美国人已于1917年4月向德国宣战，但还没有对奥匈帝国宣战。

但在同年12月，也就是熊彼特送出第三份备忘录后的第八个月，美国人也向奥匈帝国宣战了。令熊彼特大失所望的是，调解之门此时已紧紧关闭了。他后来写道，美国在4月份向德国宣战不是出于自身的民族利益或经济利益，而是因为“在美国人中，道德的力量有着实实在在的巨大影响力。不管谁对谁错，“一战”在美国人民眼中都是一种非法的侵略行为，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憎恶这种行为，就像不管谁在街上看到有人受到突然袭击，就会不由自主地冲上去帮忙一样”。

当海因里希•拉马施于1917年成为新首相时，熊彼特喜出望外。他现在又开始着手撰写第四份备忘录，这一次讨论的是有关日益高涨的捷克民族主义问题。他尊重捷克人民，而且他认为有可能通过在哈布茨堡帝国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三方政权，即除了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现为匈牙利首都）设立首都之外，也在布拉格设立一个首都，以此保全奥匈帝国。他写道：“所有民族主义组织慢慢都会变得太过激进。”这本身就很危险，而熊彼特正是试图寻求一种“本质上能够平息摩檫并消除其根源”的政策，“否则政权终将毁灭”。

此时的熊彼特开始打算为自己谋求一份内阁职位，而商务部长一职是他的心仪之选。1918年6月，熊彼特试图通过已成为拉马施内阁部长之一的约瑟夫•瑞第力希来开启自己的仕途。瑞第力希在日记里记录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从中我们看以发现熊彼特在政治上的青涩：“昨天上午，熊彼特教授到访两个小时。他话里话外的意思似乎是想告诉我，我是因为受到‘保守’圈子的支持才成为部长的，而且他自认为是这些圈内人士的顾问。实际上他所说的这些圈子里的人并不信任我，他却说是他成功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而让那些人不跟我唱反调……这怎么可能！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他的谈话夹杂着称赞、谄媚以及对我的不信任，反映出他的思想非常特殊、复杂。这个人还真的相信我为了得到权力而耍过花样。”在战争期间，熊彼特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职位，尽管他在政界越来越有名，也没有人怀疑他的学识和能力。他只是缺乏在公众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技巧和时机。例如，在1918年末，熊彼特和朋友菲利克斯•素马力与马克斯•韦伯进行了一次长谈，熊彼特非常欣赏韦伯的著作。他们是在维也纳大学对面的一家咖啡屋见面的，那时韦伯刚刚成为该大学的一名教授。他们的话题不久便转向了俄国革命，此时熊彼特说马克思主义终于能在现实中得到检验了。韦伯则回复道，俄国革命的结果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事实可能会如此，”熊彼特说道，“但它会成为检验我们理论的一个好的实验室。”“一个堆积着累累白骨的实验室！”韦伯说道。熊彼特则回答说：“每一个解剖室不都是大同小异的吗？”

随着谈话的继续，素马力回忆道：“韦伯变得越来越激动，音调也越提越高；熊彼特的语言则越来越尖酸，音调越来越低。我们周围的所有顾客都停下了手里的扑克牌游戏，竖起耳朵听我们谈话，直到韦伯从座位上跳起来并冲到环城大道上，大声嚷道，‘简直不可理喻！’”此时，“坐在我旁边的熊彼特只是微微一笑说，‘怎么会有人在咖啡屋里做出如此卓动！’”

1918年，熊彼特在维也纳发表了一次演讲，他后来根据这次演讲的内容写了一篇有关奥地利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发展前景的文章，并在文中预测自己将很快成为级别很高的内阁大臣。这篇文章的分析视角非常广阔，颇具洞察力，至今仍是很多大学课程的必读经典文献之一。熊彼特以“税赋国家的危机”来命名这篇文章，考察了战争、税赋以及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熊彼特用“税赋国家”这个短语指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文章的内容涵盖了历史、经济学和社会学，充分展示了熊彼特广博的学识和文章的原创性。

熊彼特以惯用的特色鲜明的长期视角入手，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他的文章。他说，分析一个国家财政历史（即国家如何支出其收入）的人“比分析其他任何东西的人，更能明辨世界历史的轨迹”。熊彼特认为，在促成民族国家崛起的所有力量中，战争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一旦一场重大战争爆发，民族的存续就需要有一个现代税收体系来为其军事支出埋单。从历史上看，法国向英国、土耳其向奥地利，以及俄法向德国发起的挑战，在促进这六个国家与其盟国更加紧密团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于那时的建国者来说，他们的军事冒险行动与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主义崛起不谋而合，被证明不过是偶然现象。只有这样一种具有生产力的经济体系，才使国家政府在不毁灭个人工作激励的同时，能征收足够多的税赋用于战争。如果税收高到足以打消工作激励，那么企业家精神就会摇摇欲坠，而且税赋国家也可能轰然坍塌。

但是，如果税收没有高到这一程度，那么国家就会变成其各项职能远远超越军事行动的一个实体。在这种新情况下，“税收的征缴不再只是为了达到国君所期望的军事目的”，还能实现诸如免费的大众教育这样的非军事职能。在明智的管理之下，国家甚至能以一种降低税率的方式来增加税收——企业家利润是“资本主义实现创新所得到的奖金”。一度是亲英派的熊彼特还援引威廉•格莱斯顿以及威廉•皮特的例子，认为他们是塑造良好税收政策的典范。

就哈布茨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而言，过重的税赋导致企业家“迁移到低税赋国家”，从而降低了本国的创新。依此类推，熊彼特认为，不管在哪个国家，对社会服务的过度需求都会扼杀资本主义这只能下金蛋的鹅。

但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强大体系，它能够经受住巨大压力。提及“一战”，熊彼特指出，诸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这类强大税赋国家有能力为“毁灭欧洲这种势不可挡的举动”提供资金支持，而如果哈布茨堡帝国这类实力较弱的国家也在尽力做相同的事，那就是在拿自己的未来做赌注。

熊彼特的祖国有可能在1918年后避免陷入经济困境吗？他回答道，可以，只是难度很大。恰当的复苏路径再简单不过：首先实施一项旨在控制通货膨胀的“资本税”（对流动资产征税），接下来形成一个逐步还清战争债务的计划，然后采取吸引海外资本的措施，而最重要的是鼓励国内企业家投资。

企业家精神、信用和创新必须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得到加强。熊彼特写道：“我无意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戴高帽，但他们能够做现在正需要做的事情……马克思本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也不会有不同意见。他将会冷酷地嘲笑那些拥护最不民主的行政指令性（政府主导的）经济（administrativeeconomy）的人。”产业的广泛社会化作为实现政治公平的一种手段可能是有必要的，但在实施任何此类运动之前的很多年，必须由“竞争性经济”作为主导，以创造出足够多的物质财富来帮助奥地利摆脱困境。

由此，政策制定者能够实现“将国家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目标。当然，他们“不一定会遭遇技术上的困难”，问题是他们是否有勇气实施恰当的举措。“能解决这一问题的人需要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技巧，还要有坚定的意志以及令国民心悦诚服的语言表达能力。”

当熊彼特发表后来成为《税赋国家的危机》一文的那次演讲时，他头脑中或许闪现过自己就是解决经济危机的不二人选的念头，也可能没有。几个月之后，他便加入内阁成为奥地利第一共和国的财政部长。

熊彼特通往这一高官显位的道路极为迂回曲折。它途径柏林，并由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埃米尔•莱德勒以及奥托•鲍尔而不是他那些保守主义同伴铺设，上述三位都是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的同学，曾一起参加过庞巴维克1905年的研讨班。毕业之后，希法亭在政界表现得很活跃，并最终成为战后德国财政部的一位关键人物。莱德勒则开启了在大学执教的学术生涯。服完兵役且在俄国前线受伤之后，奥托•鲍尔回到维也纳成为一名奥地利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和熊彼特不同，鲍尔对奥地利与德国的统一持赞成意见，他梦想着在一个由所有讲德语的人民组成的战后社会主义共和国中促进人权。

1919年初，希法亭和莱德勒安排熊彼特加入德国的社会化委员会（Socialization Commission），这是一个由11位成员组成的在柏林定期会面的组织，该组织的任务是针对德国煤炭行业（有很多该行业的工人是左翼革命主义者）的结构改进提出建设性意见。希法亭和莱德勒也都是社会化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政治立场要比熊彼特更左。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朋友熊彼特是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委员会的任务都更具技术性而非政治性。

熊彼特接受了这一邀请，并再次向格拉茨大学请假来到柏林。在该委员会工作的两个月期间，他提出煤炭行业的任何政策必须以经济效率为原则。他还推荐了一种有可能转变为盈利实体的国有化公司形式，并倡议创建基金来缓解食品短缺问题。最后，委员会提议“社会化”该行业，即让它为国家利益负担更多责任，但不实行国有化。熊彼特毫无遗憾地在最终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似乎表明他也赞成准社会主义原则。对他来说，这种短期解决办法只不过是细节问题罢了。

1919年2月，熊彼特仍在柏林时，奥地利共和国举行了它的第一次大选，社会主义者卡尔•伦纳领导的新联合政府成立，熊彼特的朋友、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鲍尔成为该政府的外交部长。在宣布第一共和国成立的同时，国会还表明了奥地利有意成为德国的一部分，而这正是奥托•鲍尔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鲁道夫•希法亭的推荐下，鲍尔向财政部提请熊彼特为财政部长候选人。

正是通过这样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径，熊彼特这位没有党派归属、没有独立权力基础的保守主义人士，成了社会主义奥地利政府中的高级内阁成员。始于战争期间的食品配给制仍在实行，通货膨胀像脱缰野马一样一路狂飙，没有人知道奥地利作为一个独立于德国的国家，还能存续多久。那时爆发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正如在俄国、慕尼黑和布达佩斯业已发生的那样。熊彼特得到这份在任何对他有所了解的人看来都不可能得到的工作，正是他爱国情怀、雄心壮志抑或天真质朴的证明，当然也可能是三者全部涵括。他实现了自己要成为一位名人的目标，却是在一个看起来极不可能成功的时候。

现在，熊彼特搬进了财政部富丽堂皇的巴洛克总部开始工作。几乎在没有与任何人商议的情况下，他就自己设计出了一个拯救奥地利经济的计划。熊彼特一以贯之地注重长期分析、企业家精神以及信用的重要性，他的计划旨在为奥地利的产品打开海外市场并吸引对奥地利企业的外国投资。他倡导更自由的贸易，主张进行国际借贷，他的计划在许多方面都与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很相似。

从技术角度看，熊彼特的经济计划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正如他的一位学生后来所描述的那样，“该计划是唯一有可能拯救当时情形的计划”。但由于盟军是带着报复心理起草和平协议的，所以采纳该计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些协定的苛刻条款意味着熊彼特及其内阁同僚正在从事一件几乎毫无意义的任务，大获全胜的盟军并不打算给予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自由和资源。

即便没有外部条件作祟，这项计划也会因为国内状况而惨败。其一，该计划要求通过征收资本税来将通货膨胀置于可控范围之内，而这会令政府没收一定比例的企业和公民所持有的流动资产。通过这一过程，会有足够多的货币退出流通，从而阻止通货膨胀螺旋式上升。征收资本税的想法在战争期间成为许多讨论关注的焦点，而具体实施却存在巨大阻力。

熊彼特提出的向外国人兜售奥地利企业的股份，并以此作为吸引新资本流入本国的建议，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类似的，这种政策建议值得称道，但它注定会遭到强烈反对。许多选民认为吸引外国投资等于在救火式地变卖奥地利所剩无几的资产，而此后一次真实发生的大额交易也令熊彼特蒙羞多年。

总体说来，熊彼特的经济计划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不仅因为他本人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中的非社会主义成员，也因为他在推进自己的提议方面没有丝毫技巧。他虽然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公开演讲，但在演讲中呈现自己的思想时太过粗枝大叶。在对熊彼特就资本税进行采访后，一家主要的维也纳报纸报道称，人们将有责任向政府报告自己超过一定价值水平的绝大多数“流动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债券、黄金、白银以及珠宝等。财政部接下来将对每一位市民设置一个恰当的资本税。正如熊彼特自己略欠智慧的表述那样，“其最终结果就是，落入政府手中的所有现金和各项资产会在熔炉中被烧毁”。诸如此类的比喻只会让奥地利民众惊慌失措。

在熊彼特的内阁同事中，很少有人深入了解过他。不管他有多么才华横溢，也几乎无法期望他的同事们能够支持一名来自格拉茨的年轻教授自以为是的声明。不仅如此，他们也不欣赏熊彼特与外交人士甚至他们的政敌过从甚密。熊彼特在不与国会成员澄清之前就向媒体披露提议的做法，也显得有失大体。他与新闻记者们大谈特谈要为推翻布达佩斯的共产主义政权而提供资金支持，更是不合时宜。

外交部长奥托•鲍尔初时并不知道熊彼特斥责奥德统一的备忘录的具体内容，但这一备忘录后来让他异常气愤。加入德国并不只是鲍尔的个人目标，它也是新政府的官方政策，正如熊彼特后来所估计的那样，这“至少是奥地利四分之三人口的”愿望。鲍尔还希望社会化奥地利的各个产业，他也反对熊彼特偿还所有政府债务的计划。熊彼特的任职注定短暂，而这一事实很快就变得再清晰不过了。他的部长生涯从1919年3月开始，并于同年10月结束，在这段时期，奥地利正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动踢，维也纳大街上暴动不断，成千上万的市民在忍饥挨饿。

1919年的熊彼特，此时的他是奥地利共和国的新任财政部长，时年36岁。这张任职照片反映出了他刚上任时面对重大任务所表现出的紧迫感。

除了上述所有状况之外，熊彼特仍然在位之时，战后解决方案就由在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制订，而熊彼特的行为产生了一种很尴尬的后果。正如维也纳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在1919年12月私下所写的那样：“他不能在内阁留任的首要原因就是他客观上反对政府的政策……纵然政府及其和平谈判者尽了一切努力来证明和平协议在经济上的不现实，但熊彼特依旧我行我素，反复在演讲中发表他能在三四年内恢复经济健康的乐观言论。”

这些演讲是以资本主义强大的能量和奥地利愿意支付重建所需的代价为基础的。然而，熊彼特也发表了悲观的言论。纵观其整体表现，他以前的老师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也不禁对这样一位“英国的朋友、德国的憎恨者”能进入内阁感到惊奇。即便如此，维塞尔也毫不掩饰对他的羨慕之情。“他不受流行观点的误导，”维塞尔在日记中写道，“他拥有的这种勇气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在战争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欧继续处于混乱状态，部分原因要追究到《凡尔赛和约》（针对德国）和《圣日耳曼条约》（针对奥匈帝国）的冷酷无情上。1918年11月，当德国请求停战时，它已经开始在战争中处于失利状态了，但它的军队仍然深入法国。德国自身没有受到入侵，尽管国内遭遇的严重困境开始让革命伺机待发。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谈判者眼里，和平将要建立在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可以接受的条款，但与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相距甚远）之上。威尔逊梦想着“用这一次战争结束所有战争”，但现实最终是“这一次和平结束了所有和平”。

熊彼特从未忘却这些协约条款，他认为这些条款从根本上说明了盟军对德国和奥地利的失信。在20年后的“二战”期间，他发现自己又不可救药地陷入对另一个1919年前景（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的痛苦思索中。到1943年时，美国人既没有提出诸如威尔逊十四点建议这样的东西，也没有给出任何协商好的解决办法。相反，他们要求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是一个让熊彼特不寒而栗的前景。美国人自己对1918年和1945年这两年的印象是有差别的，从其对国家纪念日的命名中就可见一斑：1918年11月11日被称作休战纪念日（Armistice Day）或退伍军人节（Veteran’s Day）;1945年在欧洲和日本取得胜利的日子被定为“二战”欧洲战场胜利纪念日（V-E Day）和“二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V-J Day），而非纪念和平或牺牲者纪念日，这与1918年的纪念日形成鲜明对比。

1919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凡尔赛为英国谈判代表做顾问期间，对德国提出了一些经济条款，类似于熊彼特对奥地利提出的经济计划。然而，当凯恩斯看到实际正在发生的情形时（协议要求巨额经济赔偿，同时又剥夺了德国完成这些赔偿所必需的资源），凯恩斯毅然决然地离开凡尔赛返回英国。在英国，凯恩斯义愤填膺地写就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这是一本著称于世的名作。

与此同时，《圣日耳曼条约》的冷酷无情丝毫不亚于《凡尔赛和约》。它让哈布茨堡帝国分崩离析，从而为奥地利走向经济毁灭埋下了伏笔。当这一协议的初稿于1919年夏天公布时，仍然在职的熊彼特公开谴责这份协议是对他的祖国“宣判死刑”。该和约的经济条款“完全没有人性”：“在这样的条款下，奥地利会丧失生存下去的所有可能性。如果这一决定生效的话，信用机构、银行、储蓄机构都将无法存活。不仅如此，绝大多数维也纳人将变得更加贫困潦倒。”熊彼特还说，协议“的获批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后果”。《圣日耳曼条约》甚至还对木材出口征收高额关税，而木材是奥地利能在海外获利销售的仅有的几种产品之一。正如当时的一句谚语所言，获胜的盟军将老帝国的工业送给了捷克人，将其农业送给了匈牙利人。他们给讲德语的奥地利人留下了阿尔卑斯山的一些风景、维也纳的腐败官僚以及帝国的战争债务。

《圣日耳曼条约》恶化了奥地利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系，并将特兰西瓦尼亚赏给了罗马尼亚。它将东北部的加利西亚省大部划给新的波兰共和国，余下的西边的部分领土划归意大利。而在南边，哈布茨堡帝国的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诸省最终成为南斯拉夫的组成部分。

对讲德语的奥地利人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圣日耳曼条约》将工业化的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这样的捷克地区，与匈牙利和鲁赛尼亚这样的斯洛伐克地区合并，创建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新国家。原本可能被安置在奥地利或德国的近400万讲德语的奥地利人，此时发现自己身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20年后的1938年10月，这种状况为希特勒入侵德国东南部边界的苏台德地区，“解放”捷克统治下的德语民众埋下了伏笔。

除了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合并之外，1919年的这两份条约还揭开了熊彼特最可怕的梦魇。此时，奥地利失去了在当地企业的带领下走出困境的可能性。与此相反，熊彼特在财政部的继任者们（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任职时间也都很短）也不得不依赖美国和英国的救济。如今，维也纳的市民每天只能靠大约1300卡路里的食物（大约只占他们正常状况下所需食物的三分之二）勉强度日。而在德国，战时的通货膨胀演变成了和平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22年时，传说中用一推车的钱购买一块面包的情况已成现实。正如熊彼特所说的那样，这两份条约本可以只在政治条款而非经济条款上约束战败国。结果，它们严重损坏了多瑙河盆地的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模式，而维也纳正位于该盆地的中心。

在这些举措下，凯恩斯所说的“迦太基式的和平”完成了。凯恩斯此语，指的是古罗马将战败国迦太基的农田盐碱化以阻止新作物的成长。而此时，已经播种下的是“二战”的种子。

对熊彼特个人来说，30年的好运气在1918年结束了。在这30年中，他从特里希来到格拉茨，又来到维也纳，接着去了英国和埃及、库切诺维奇，再回到格拉茨，随后去了美国并最终功成名就成为奥地利的财政部长。然而，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代表的都是已逝的过去。1920年，37岁的熊彼特前途未卜。

第七章 荒废的岁月

一个人必须从他所犯的错误……从他为何犯这些错误而不是如何补救这些错误中汲取教训。

——富特，《写给沃尔克•珀西的信》，1952年

谈及自己在财政部任职以及离职后的这段时光，熊彼特喜欢将其称之为“荒废的岁月”（gran rifiuto），这是一个意大利短语，意为大荒废。在这些年中，他在政界和商界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他深刻体会到了创建新企业的艰辛、工商业的险恶以及金融业的变幻莫测。他犯了很多错误，但当他重返真正适合自己的学术界时，这些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第一手经验教训都被证明是无价之宝。

1922年，也就是熊彼特离开财政部后的第三年，奥地利的经济状况依然堪忧。情况貌似有所好转，结果却是每况愈下。在一篇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中，熊彼特总结道：“奥地利就像一位所有身体器官都被炸伤的病人，只让这样一位病人去医生那里开点药就盼其恢复健康，是不可能的；必须通过特殊的方法来治疗这位病人的每一个器官……这确实是一项耗时较长的工作，但它会影响企业家们的心理，而这种影响将确保这项工作大有斩获。”

当熊彼特在1922年写下这些文字时，他不是一位学术观察家，而是企业家中的一员。熊彼特于1919年离开政府部门返回格拉茨后，发现自己根本无心教书育人。身为教授此时看来只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而已，他无意重振自己的学术事业。他还谋求过柏林一所学校贸易与商业专业的长期教职，但当那所学校准备聘用他时，他拒绝了。1921年，已经在学校请过多次事假的熊彼特，辞去了在格拉茨大学的工作。

和许多拥有权力的人一样，过去享受过财政部长名望的熊彼特不愿就此黯然消失。决定留在维也纳并保持高品质生活的熊彼特，开始尽力让自己变得富有起来。多年之前他就在开罗小赚过一笔钱，他看不出自己为什么现在不能再显身手。这一次他又有了另一种全新的身份——银行家和专业投资者。

1920年冬，熊彼特开始了他的冒险之旅。此时，奥地利国会颁给了他在维也纳开办一家银行的许可证。他在政府中的朋友都认为他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才得到了银行许可证作为适当的补偿。这一补偿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定价值，但从运营一家银行的特许权角度上来看，它的潜在价值就很高了，因为维也纳比较重要的银行只有二十多家。熊彼特本可以立刻卖掉这一特许权，或者将它持有到经济有所起色的时候。但与此相反，他决定尽快使用这一特许权。

这一决定让他与一位名叫阿瑟•克莱因的金融家走到了一起，阿瑟•克莱因是维也纳最古老的银行——比得曼银行（Biedermann Bank）的高级合伙人。比得曼家族是位于捷克斯洛伐克中南部城市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犹太家族，于1792年建立了这家银行。19世纪期间，比得曼银行为奥地利第一条铁路的修建和其他许多企业的创立提供了资金支持；还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手在伦敦创立了一家比得曼银行分行。与此同时，比得曼家族成员变成了天主教徒，并加入了维也纳贵族的“第二社会”（second society）。比得曼家族的最后一名男性成员死于“一战”的战场。

一战过后，和战败国的几乎所有银行一样，比得曼银行陷入了困境。它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苦于缺乏资金。作为该银行的领导，能干的阿瑟•克莱因决定，获得新资源的最佳路径是把该银行正式公司化，而130年来这家银行一直采取的是合伙制。如果他现在向投资者发放股份，那么他就能为银行注入鲜活的资金。接下来银行就能像如今投资银行所做的那样，将这些资金贷出。但为了拿到转为公司制的特许权，克莱因需要来自国会的许可证。

得知熊彼特拥有这样的许可证，克莱因便向这位前财政部长伸出了橄榄枝——比得曼银行的若干股份以及主席和总裁的宝座。作为回报，熊彼特将把这一许可证转让给比得曼银行，从而让它成为公司。熊彼特自己将在这家银行的管理中发挥什么作用仍然未可预知。

从熊彼特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实现了好几个目的。它将让熊彼特留在维也纳，并有可能让他变得富有。他的年薪相当于21世纪初的25万美元。作为银行的高管，他还能享有最高的信用透支限额，他能利用这一信用来开展自己的投资活动。他看好奥地利企业的前景是有一定理由的，正如他在1921年乐观表述的那样：“商业水平毕竟在不断上升，而且金融和商业基础设施基本完好无缺。”最为重要的是，他将接受价值不菲的银行股票，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熊彼特就持有银行全部78万股中的9万股，并由此成为该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现在，熊彼特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以实践他曾在学术著作中强调过的一些原则：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银行在为新企业提供资金这一信用创造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然而，在1921年这种特殊年份，熊彼特的新伊甸园中有太多有毒之物。正如熊彼特自己曾在《税赋国家的危机》一文中所预测到的那样，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继续。从1920年至1922年末，该国货币的通胀速度是原来的2100倍。高通胀意味着一家不能及时进行调整就贷出资金的银行，极有可能收回贬值了的偿还资金，从而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在这种严重通货膨胀的背景下，任何一家银行所面临的管理问题都是让人不寒而栗的。试图迅速从账户上存入或取出资金的顾客，导致交易数量大幅增加。例如，熊彼特在比得曼银行工作的几年间中，通胀压力逼迫德国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德意志银行成倍增加其雇员，尽管该银行的账户增长幅度在这几年中不超过10%。德意志银行的雇员数增加到3.7万人，这对当时的一家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走马上任以后，熊彼特将人员安排与几乎所有其他管理决定都留给阿瑟•克莱因这位真正的专业人十来做。不仅如此，他也不会做记录借贷这类常规性工作，甚至连确保银行将来繁荣发展所必需的战略规划他也不怎么参与。熊彼特监督董事会会议，但他在运作银行方面不发挥任何作用，并就此与阿瑟•克莱因达成了一致。与之相反，他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个人投资上，作为一名短期资本经营者，他在此后近三年里表现得相当出色。他没有富甲一方，但是他确实在不利的经济形势下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与此同时，他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除了乔安娜的那处公寓外，熊彼特还有两处精心装饰的住所。他在维也纳最昂贵的餐厅吃饭，他还买了一匹赛马和一匹骑乘马。他继续着自己向来檀长的风流能事，而且似乎很享受这样的生活。通常，他的行为举止看起来更像一位拥有巨额遗产的自由艺术家，而不像一位传统商人，更不用说一位银行家了。一来二去，他的行为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在一篇篇幅很长的评论文章中，一位来自维也纳版《华尔街杂志》的记者这样描写他道：“一名聪明绝顶的小子，一位机智幽默的作家，一个风流倜傥的家伙，他的博士帽有几分歪斜地戴在头上，上面飘着淡淡的云彩——这就是熊彼特。”

接下来，正当他要实现自己的财富目标时，灾难袭击了早已遍体鱗伤的奥地利经济。1924年，维也纳的股票市场崩溃了，市值损失了四分之三。这一灾难完全出乎包括熊彼特在内的绝大多数投资者的意料。他持有包括好几家新建公司在内的无数家企业的股份，当市场的轰然坍塌扼杀掉这些企业时，他的投资也随之付诸东流。他依然在比得曼银行任职，但由于另一家银行拒绝向他注入了大量投资的公司信守承诺，他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债务危机。

此时，来自银行其他董事们的压力让他辞去了比得曼银行的职位。他用从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偿还了他在比得曼银行的透支。最终，他偿还了所有债务，但这让他付出了多年的辛苦——这种辛苦“我不希望出现在我的任何一位敌人身上”。正如他的一位朋友后来所说的那样，熊彼特有着“一种几近封建的荣誉意识”。

尽管他没有做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但是他在财政部的经历让他成为新闻记者们争相报道的目标。最著名的一桩新控诉与他跟以前在特蕾莎学校的一位同学之间的商业关系有关，他的这位同学的确做了违法的事情。而熊彼特曾以个人名义为这位同学的贷款作担保，以帮助这位同学创办一家新玻璃制造厂。官方的调查证明了熊彼特的清白，但他却因决策失误的贷款担保而彻底破产。

关于这一错误的判断，他后来写道：“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彻底破产。”对所遭受的这种欺骗（造成他破产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他的愚忠）感到异常愤怒的熊彼特继续说道，如果自己想得到严肃的对待，那么“任何一位对我的行为存有道德疑虑的人，都应该自己这样做一次试试”，换言之，就是他们也应经历相同的严酷考验。在1925年之后的十多年里，熊彼特几乎将他撰写著作和发表公开演讲赚取的所有钱，都用于偿还因这次事件而欠下的债务。

由于战后奥地利糟糕的经济形势，我们很难对熊彼特作为商人的表现进行评价。一方面，他在新事业开始的早期赚取了大量钱财，这是一项不俗的成就；另一方面，他缺乏资深资本经营者所特有的冷血的时机意识。不愿在股价下跌时抛售所持有股票的熊彼特，依然对正摇摇欲坠的企业，尤其是那些和他有私人交往或创业型的企业，忠贞不渝。

最后，这段先获利后又损失惨重的经历比任何书本教给他的东西都多，这些经验对他所研究的问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写道，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对好与坏的判断所给出的奖赏和惩罚来得很快、很残酷。“奖赏和惩罚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蒸蒸日上和每况愈下分别意味着赚钱和赔钱……（这个体系）既有财富的美景也有贫困的威胁，并无情地进行着变换。”不同于绝大多数学者，熊彼特了解到的这些知识是他亲身经历的。正如他在财政部的时光让他感受到政治窘境一样，他在商界的这些年给他上了一堂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生动的实践课。

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福德曾经观察道：“才智（intelligence）与才干（ability）截然不同，前者是对事物迅速领会理解的能力，而后者是就所理解的事物采取明智行动的能力。”心不在焉的怀特海德应付现实事物的能力要比熊彼特略低一筹，但是他的评论切中了熊彼特事业的要害：熊彼特在政治和商业方面的表现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表现有着显著不同。正如熊彼特在财政部所经历的那样，作为投资者的他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所有这一切的大背景便是，中欧的绝大多数人，那些想获得成功的投资人或担任公职的人，在这段时期内都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荒废岁月。其中的原因再简单不过：他们在大战中失利了。在奥地利或者德国众多的财政部长中，无人获得成功。他们中有一些人的境况要比熊彼特好一些，不过大部分都不及他，甚至更糟（其中有一位惨遭暗杀）。奥地利的政局仍不稳定，物价持续上涨，投资资金短缺，体面的工作更是凤毛麟角。一大群目光空洞、营养不良的人漫无目的地游荡在维也纳街头。

时局对熊彼特万分倾心的创新型企业尤为不利。正如他在1921年所说的那样，经济的本质不在于纸质的债券甚或生产设备，“而是在人们之间形成的心理关系以及每个人的精神状态”。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本主义的定位在于未来；当前景黯淡时，人们并不愿意去冒险。“精神社区是一个无限复杂和敏感的有机体”，由“每一位实业家或商人来决定他自己所驾驶的小船驶向何方”。

他再次强调信用的重要作用。奥地利必须将其商业体系现代化，因为“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重大事实，资本主义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用，在这种情形下，信用是不可或缺的。”为了生存下去并走向繁荣富强，奥地利急需新资金的注入。但是战后的《圣日耳曼条约》导致国家重要的经济部门全部瘫痪，使奥地利很难从国外吸引投资。甚至当外国资金真的出现时，政府也很难有效利用这些资金。

奥地利在“乞求外国资本”，熊彼特写道，“而当它真的到来时，又惊声尖叫自己受到了外国人的压制”。这个国家的行为“有些像从事旅游业的某些城镇：它们离开了旅游业无以为生；但当游客到来时，它们又侮辱游客或与游客争吵，或者使劲用卑劣的手段坑蒙拐骗游客”。与此同时，奥地利正在利用自有资本和外国贷款来为本国的消费和投资提供资金，甚至像食品和衣服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都是通过信用来支付的。“当然，这种状态不能持续下去。

1923年的熊彼特，时年44岁：私人银行家，同时也是位花花公子。

由于奥地利重返健康经济需要一种更加有利的国际贸易平衡，熊彼特发现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尤为堪忧。在1922年的奥地利国际联盟俱乐部（Austrian League of Nations Club）会议上，熊彼特说道，联盟必须打击高关税，这不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是在把另一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最小化。“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自由贸易是将和平的思想团结在一起的黏合剂。”

总而言之，奥地利的工业缺少信用和现代技术；其税收体系的导向是错误的；它的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相比设定得太高；它的出口商面临来自几乎所有国家（包括那些曾是战前奥地利帝国一部分的国家）的高关税壁垒。甚至作为一个重要金融中心的维也纳，其前景也扑朔迷离。

旧帝国区域内的贸易和金融水平下降得如此之快，让熊彼特十分愤慨。一战过后，民族仇恨找到了新出路，新独立的各国似乎都以阻挠彼此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乐，它们似乎还不惜成本地致力于建立与众不同的民族身份。奥地利的经济重整政策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每个新国家中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都阻碍了有利于各国的合作。不仅如此，它们还特别憎恨旧帝国的金融中心维也纳。

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罗马尼亚全都拒绝了维也纳的自由贸易和货币联盟提议。在所有前哈布茨堡国家中，民族主义情结最严重的匈牙利希望全面提高关税，并全盘依靠自有资源。在各地，政治和对民族身份的追求超越了对自身经济利益的关注。新国家中最发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熊彼特的出生地。这个国家拥有旧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却拥有旧帝国一半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捷克斯洛伐克现在有1400万人口，远远超过了奥地利的人口规模，是其2倍还多，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产出则是奥地利的近6倍。对于哈布茨堡维也纳人的傲慢，捷克人记忆犹新，如今面对这个变得衰弱的南方邻居，他们几乎毫无怜悯之情。

这就是熊彼特作为一名维也纳银行家和投资人的五年时间里所处的大背景。奥地利找不到走出经济困境的出路，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熊彼特遭受了生意上的失败以及仕途上的失意。他犯了许多错误，但他所在国家令人绝望的境况更是不断恶化。正如他多年之后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说实话，我对我所付出的任何努力和遭受的任何失败都不曾后悔，它们教会了我关于自己和生活的一些道理，那就是整齐划一的成功是不存在的。”

幸运的是，熊彼特很快便有了双重惊喜：重返学术界以及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浪漫的爱情。

第八章 安妮

生命中只有一种幸福，那就是爱与被爱。

——乔治•桑，写给朋友的一封信，1862年

在所谓的“荒废岁月”中，熊彼特还是做过一次产生丰厚回报的好投资，那就是他与年轻漂亮的安娜•约瑟芬娜•雷辛格（昵称安妮）坠入爱河。安妮是熊彼特小时候在维也纳所住的那幢公寓楼的门房弗兰兹•雷辛格的女儿。安妮和她的兄妹们（维利和艾米丽）与父母一起住在这栋楼中一个不大的寓所里，这家人还在那里经营着一家小杂货店。

熊彼特比安妮大20岁，在安妮还是孩童时就认识她。安妮15岁时就开始做银行职员，同时继续她的高中学业。安妮并不属于天资聪颖的那种女孩，但她确实会很认真地提升自我。除了必学的基础课外，她还选修了速记、商务信函以及会计方面的课程。在维也纳的人民大学，她还学习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西班牙语。总而言之，除了有姣好的面容和不俗的举止外，她是那个时代里典型的年轻女孩。

安妮每天都会写日记，里面记录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活动。她经常去看电影和戏剧，喜欢听音乐和跳舞，还会隔一段时间就跟家人和朋友去维也纳的森林中远足。她的日记中几乎不会涉及严肃话题，尽管那时的维也纳政治形势异常紧张。但在1919年6月15日的日记中，她写到了开始让这座城市饱受折磨的街头暴动：“游行示威，连绵不绝的枪声，12人死亡，80人受伤，真是太可怕了，流了好多好多血。今天没出门，待在家里。”这正是熊彼特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发生的事情。

安妮很讨男孩子喜欢，也有过许多暧昧的小故事。但所有这些小故事显然都很天真无邪，她直到20岁后才有了真正的恋情。当她17岁、熊彼特37岁时，熊彼特开始注意到这位邻家女孩已长成招人喜欢的年轻姑娘了。熊彼特离开财政部后搬回格拉茨，但他经常会去维也纳，并在他进出母亲所住的这所公寓时遇到安妮。他开始和安妮互通信件，偶尔也会一起出去玩。一开始安妮的父母不允许她继续与比她大很多的熊彼特交往。但另一方面，熊彼特是他们多年来一直认识和尊重的人，而且他也不可能是安妮一生中唯一的男人。因此当安妮到了18岁时，他们放松了要求并允许安妮见熊彼特，但还是有相当严格的限制。与此同时，安妮的父亲禁止她继续与其他几位男朋友中的一位交往，理由是那家伙太年轻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安妮似乎在日记中记下了她与熊彼特交往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成百上千篇日记展示了她自17岁开始与熊彼特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

1920年5月26日：（熊彼特）第一次叫我安娜。

1920年6月7日：晚上六点，熊和我一起看了一场音乐剧，看完后我们在Hupfer餐厅的一间包间里吃晚饭。我会成为他的女朋友吗？不会。

1920年6月18日：收到了熊尼（Schumy）从格拉茨寄来的信。感谢上帝，妈妈没有发现这封信。

她继续与熊彼特交往并保持通信。但与此同时，她也去见跟她年纪相仿或者比她还小的男孩子。

意识到女儿花容月貌的安妮父母，对安妮管得很严。他们允许她和熊彼特一起去参加有很多人在场的赛马，但不允许她单独和熊彼特一起去戏院看戏。一次他俩本来约好一起吃饭，但安妮爽约了，接下来她还写了一封自称“粗鲁的信”给熊彼特。她告诉熊彼特说自己知道他已经结婚了（尽管熊彼特已经七年没有见到格拉迪斯了），说他是“一个大自私鬼”，还说他和很多女人都纠缠不清。“我为什么要去见你？总之，我的好名声将不允许我那样做。”但刚寄出这封信，安妮就开始担心熊彼特会生气，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安妮是如此年轻，以至于她经常被反复无常的情绪包围，她并没有做好接受任何稳定情感关系的准备。而此时的熊彼特也是一样。

“后来我收到了熊尼的回信，”安妮在寄出这封粗鲁的信后不久在日记中写道，“他并没有生气，但是他很难过，我又何尝不是？但我们对此都无能为力……我一直在等待时机跟他解释，我感到非常对不起他。我不知道，但我感觉就像他将在我的生活中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一样。我现在还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我希望我们能走到一起。但我们在方方面面的差距都很大，人们会说我是因为钱才跟他走到一起……与此同时我为熊尼感到难过，我几乎能够确信我是爱他的，是的，我知道是这样。”

安妮继续与身在格拉茨的熊彼特保持通信，并在他来维也纳的时候和他见面。在安妮被解雇以后，熊彼特还写信给好几家银行推荐她去工作。不过，她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经济形势仍然很不乐观。有一次“熊尼以前的一位同事约我见面”，遭到了安妮的拒绝。“无耻的流氓。”

1921年早期，此时的安妮刚满18岁，她的日记写得不像以前那么勤了，而且也不怎么说起熊彼特或其他任何事情。这段时期她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赚足够多的钱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这对维也纳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然对雷辛格一家也不例外。安妮的哥哥维利断断续续地在家里的小店帮忙干活。而她的妹妹艾米丽必须前往德国，艾米丽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在有钱人家帮佣的工作。安妮没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她有时给人帮佣，有时又做些针线活。

随着时局变得更加艰难，只有18岁的她效仿妹妹离开奥地利去法国一个有钱人家里做事。她的雇主大多数时间在巴黎度过，但让安妮气恼的是雇主把她送到了自家农场工作。她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但与和她一样在这里做事的其他人相处得很好，并且她尽力让自己有一些社交生活。她还尽力学习她所在的这个新国家的语言；这段时期她的日记都是用粗浅的法语写的。

在农场待了18个月后，安妮来到了巴黎。她想在这个大城市碰碰运气，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她在那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并不理想：“女主人不知道该怎样对待家里的佣人们。”在这家做事的同伴们也很粗鲁，但她至少能给在维也纳的母亲寄钱回去。她很快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在巴黎当伴读。她喜欢照顾小孩子的工作，在这位新雇主的家中，她尤为喜欢雇主的小儿子。“我喜欢像弗朗索瓦这样的小孩，”她写道一这样的话让熊彼特感到有些不安。即便如此，在安妮待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她“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不开心的”，因为她很少有钱或空闲的时间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1923年秋天，在法国待了近两年半后，安妮回到了维也纳。她找到了一份兼职，但这份工作也只持续了四个月。在安妮离开维也纳这段很长的时间里，她一次也没见过熊彼特；而且她也只是在刚到法国的那几周跟熊彼特写过信。但在1923年的最后一天，她去乔安娜家拜访乔安娜，并在那里碰到了三年多来一直没见面的熊彼特。熊彼特现在是一位有钱人，四十岁的他依然风度翩翩，只是他看起来不像以前那样在意安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和安妮见面，给她打电话，并不时带她出去玩。这段时期正是维也纳股市发生危机的时期，熊彼特的财务困境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一年之内，熊彼特辞去了他在比得曼银行的职务。

与此同时，随着奥地利经济困境的持续，安妮也一直在不停地找工作，并最终在一家零售店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然而，最终解决了赚钱问题的安妮在感情生活中又陷入了困境。已21岁并出落得楚楚动人的安妮，在1924年4月5日的这篇日记中警告自己说：“不要去接触已婚的男人！！！”

但她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建议，并与一个她在日记中称为“Gerhard L.”或“G”的男人陷入了一段失控的恋情。这个男人是一名已婚并有好几个孩子的商人，经常去端士、匈牙利和德国出差。他对安妮忽冷忽热，一次还偷她的日记（“他想做什么呢？敲诈勒索吗？”），但有时又给她带礼物。他们交往了几个月后，安妮发现自己怀孕了。她非常害怕家人发现这件事，也害怕因此丢了工作。“真是太可怕了！”她写道，“他让我感到恶心。”

1924年10月，当G“和他的妻子一起前往瑞士时”，安妮极不情愿地计划去流产。她一个人来到了维也纳西北部的小城市利兹，在那里的一位医生帮她做了手术。安妮接下来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时光：

10月30日：在家睡觉……因为我看起来很糟糕，每个人都哭了。

11月4日：G从瑞士回来了。我很高兴地得知他就在我身边，但为我爱的是他而感到难过。

11月7日：和G见面……他给我带了糖果。和我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他对我很好。

11月19日：我又一次感到不开心，中午的时候我还对他发火了——为什么会这样？

在接下来几个月中，安妮试图终止这份感情但似乎总是不能彻底了断。她自己的糊涂加上G的不负责任，让她陷入了感情的两难境地。

与此同时，她开始重新与熊彼特接触。她在1924年圣诞节那天去拜访熊彼特的母亲，并时不时与熊彼特一起出去玩。忽然在一天夜里，她开始想念熊彼特，他是那么谦逊有礼、让人尊敬，与行为粗鄙的G形成鲜明对比。至于熊彼特本人，他渐渐开始对安妮着迷。这位他一直以来都认识的门房的女儿已长成了一位貌美如花的22岁大姑娘，依然天真无邪，但是更加内敛和深沉了。他开始想这就是他想娶的人。

到1925年春天时，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安妮的日记再一次记录了他们关系的发展历程，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发展速度比较快：

5月13日：写了一封信给熊尼，里面夹了一片三叶草。

5月15日：和熊尼通电话了。他收到三叶草后很高兴。

5月16日：在照相馆与熊尼和艾米丽见面。一起去散步……一起吃晚饭，然后去跳舞，接下来坐车回家。

5月17日：和艾米丽与熊尼一起去了维也纳附近的贝登（Baden）。在SPA公园的“绿树”餐厅吃饭。

5月18日：在他妈妈家与他见面。

5月21日：熊尼穿着晚礼服和我一起看歌剧《被出卖的新娘》，接下来去帝国大酒店吃饭，在去往凉亭的车上他向我求婚。

安妮和熊彼特认识多年，但他的求婚来得很意外，所以安妮并没有立刻答应他。在之后两个月的几十篇日记中，安妮记下了她偶尔与G的联系，但更多的是他与熊彼特不间断的约会——一日游、早上在艺术博物馆见面、晚上一起吃晚饭。

在这样的攻势下，安妮开始下定决心：

1925年7月3日：在维也纳Kobenzl森林吃饭，接下来散步到Grinding（维也纳近郊），（熊彼特）跟妈妈谈了（有关和安妮订婚的事）。

8月6日：紧张的气氛（很有可能跟熊彼特谈到了有关G以及她流产的事情）。

第二天，安妮写了一封信给熊彼特，信中说道：“对你昨天的表现我感激不尽，你真是太好了，这个问题一直像阴影一样横亘在我们两人中间，现在它得以清除，为此我感到十分开心和高兴。谢谢你帮助我……你给我那么多的呵护与关爱，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做好了最好的准备，也相信现在我们能够了解彼此，我们在一起生活会很开心。吻你。你的安妮。”1925年8月14日，正如熊彼特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安妮告诉他，“我是唯一一个她曾真正考虑过要嫁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让她将自己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人”。他们接下来谈了一些“有关小笔记本”的事情以及安妮对G的愤慨。已决定嫁给熊彼特的安妮在8月22日约见了G并与他彻底了断。在9月初，仍然感到良心不安的安妮再一次证实她与G之间的所有细节熊彼特都一清二楚。但对熊彼特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

1925年年中的安妮、熊彼特和安妮的母亲，此时的熊彼特已开始认真追求安妮了。

安妮这几个月的日记几乎全部记录的是有关熊彼特和他们活动的事情——购物、准备婚礼和度假旅行：

9月4日：中午见面。一起去Puchberg酒店（一个度假胜地），然后去Sebatian瀑布游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过夜（正如熊彼特后来所确认的那样，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鉴于安妮与G的恋情还有熊彼特风流浪子的名声，这看起来似乎真的很不可思议；他们在过去六年中一直断断续续地交往，而且在过去六个月中，他们几乎每晚都会见面，但一直都没有发生关系）。

9月5日：早上在Schneebergbahn坐火车来到Hoch Schneeberg酒店……一直在房间里待到中午。

尽管情迷安妮，但是熊彼特并没有忘记自己要做的事情。在这几个月对安妮发动猛烈追求的过程中，他已决定重启自己的学术生涯，并已开始撰写文章和寻找教职。重回格拉茨大学是骄傲的他所不能接受的，况且格拉茨大学也极有可能拒绝他。至于他想在维也纳大学任教这一由来已久的目标，学术政治和他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让他永远也不可能实现这一雄心壮志。

但是，他作为一名具有开创精神的学者的名气不仅在奥地利和德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响当当的。东京和神户的同事邀请他去那边开一系列讲座，并在日本至少待上两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及时的美意，但他无意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度过两年时光。与此同时，他请求他认识的每个人帮他在欧洲找一份好工作。

他的两位有影响力的朋友认真对待了此事，他们的努力在1925年10月开花结果。柏林权威机关邀请他到管理德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普鲁士艺术、科学和公共教育部（Prussian Ministry of Art，Scienceand Public Education）访问。不久之后，著名的波恩大学向他伸出撖榄枝，他立刻就接受了。对他们现在可以结婚而兴高采烈的熊彼特发电报给安妮：“Bonn Erobert”（就是搞定波恩大学的意思）。

安妮在10月5号收到了这一信息。“太高兴啦！”她在日记中写道，事情的进展现在变得更快了。

10月12日：在中午的时候与J见面，算办一次不分教派的婚礼。

10月13日：收到了订婚戒指——十分开心。

11月5日：举办婚礼。

熊彼特迎娶安妮这一举动似乎是对自己一直以来精心打造的身份的一种颠覆。过了几十年朝三暮四和爱慕虚荣的生活之后，熊彼特变成了一位忠诚的丈夫和开心快乐的人。尽管他和母亲都有贵族情结，但安妮工人阶级的背景从来都没有让他感到一点不舒服。有一些爱情是能打破所有世俗偏见的，熊彼特与安妮的爱情正是如此，它颠覆了约瑟夫•熊彼特的阶级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对新婚夫妇的形象塑造就此结束。熊彼特很快就开始为年轻的安妮打造一个全新的公开身份，那就是一位伟大经济学家尊贵的妻子。

可有人欢喜有人忧，安妮的家庭出身着实让熊彼特的母亲乔安娜感到很苦恼。安妮确实是一名极有吸引力的女孩子，但对乔安娜来说，儿媳妇的阶级地位更重要，而自己对儿子情感的独占更是头等大事。多年以前，她曾反对熊彼特与上流社会的英国女人格拉迪斯•西维尔结婚，她走向维也纳上层社会没有耗费自己很多精力，结果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儿子迎娶她家看门人的女儿。至于两人20岁的年龄差距，乔安娜自己就嫁给了一个比她大33岁的人，但不同的是：她嫁给范克勒让她和她儿子的地位得到了迅速提升，而不是下降；当然更说不上是因为爱情了。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熊彼特现在终于结束了他在维也纳不体面的浪荡生活，至少安妮是清白女子。但对乔安娜来说，整件事来得太突然，对她的打击很大；而结婚之后儿子就要立刻前往遥远的波恩这一消息，更是让她痛彻心扉。

安妮的父母也不太满意这桩婚事。熊彼特的年龄几乎是自己女儿的两倍，而且名声很不好。还有就是熊彼特与格拉迪斯的关系问题，虽然熊彼特几乎有十年没见到这个女人，但他俩在法律上仍然是合法夫妻。不过，新娘的父母也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措施来阻止女儿的这场婚姻。

到1925年春天熊彼特开始认真对待他和安妮的关系时，他已经在市场的轰然垮台中丧失了财产，并被迫辞去他在比得曼银行的职位。他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前程堪忧。从某种程度上看，或许正是由于他生活中的其他一切看起来都如此黯淡无光，所以他才会理想化安妮——她热情洋溢、年轻貌美，这让几乎要被混乱的状态和低沉的情绪所吞没的熊彼特感到心灵的慰藉。但除去所有这些，他对安妮至真至诚的爱慕之情也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动真情。

安妮对熊彼特所遭遇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可能有所了解，也可能全然不知。但她肯定知道熊彼特的经济状况在走下坡路。他钱财丧尽，欠下好几位债主大笔债务，而且还丢了工作。不管安妮可能成为其他什么角色，但她绝不是那种用色相骗取钱财的人。她的日记也毫无疑问地表明她对这位“熊尼”的无限喜爱之情。

然而，相对于安妮而言，熊彼特对她的感情来得更加炽烈。沉醉在甜蜜爱情中的他已做好准备抛弃阶级地位很重要的偏见，以及通过迎娶一位现成的继承人来弥补自己的财富损失的可能。在42岁的年纪，熊彼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位22岁的工人阶级女孩。理智在这里起不到任何作用，乔安娜以及安妮父母的反对也对他们的感情没有丝毫影响。

但确实存在一个恼人的问题，那就是熊彼特之前与格拉迪斯的婚姻。教会不允许天主教徒离婚或嫁给离婚的人。但在维也纳，社会主义城市政府新近颁发了一条民事条例，允许结束一段不满意的婚姻，但前提是需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教会强烈反对这一条例，甚至该条例在民法下的合法性也不明朗。熊彼特清楚地知道，如果格拉迪斯得知他的意图，必将阻挠他和安妮结婚或者至少要求得到一些经济补偿。最后，熊彼特在格拉迪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功拿到了民事弃权书。

与此同时，在他们举办婚礼前的几个星期，熊彼特和安妮表现得似乎他们之间没有遇到任何难题一样。仍大额举债的熊彼特在维也纳的精品店里为他的未婚妻购买昂贵的礼物，任何对他经济状况不甚了解的人还会以为他是一位富有的中年男子——慷慨地为他的新娘购置礼物，在开心的婚前旅行中带她遍游欧洲度假胜地。无论如何，熊彼特正是这样做的，他也很有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自1914年战争开始以来经历了如此长时间苦痛经历的熊彼特，现在似乎重获新生。

1925年11月5日，在首次结婚后的第十八个年头，约瑟夫•熊彼特在维也纳一所路德教会教堂中与安妮•雷辛格交换了誓言。他们无意与天主教断绝关系，但是天主教教规让他们没有选择。乔安娜和安妮的父母亲都没有出席他们的结婚仪式。安妮的哥哥在婚礼中将她交与新郎，而她的妹妹则担任伴娘。至于伴郎，熊彼特选择的是他以前在格拉茨大学的同事汉斯•凯尔森，此人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律师，他曾撰写奥地利的《共和国宪法》。婚礼过后，这对新人在意大利北部度了一个星期的蜜月。接下来他们去了科隆和其他德国城市旅行，并最终停在了波恩，还在那里寻得了一个住处。返回维也纳后不久，他们就搬到了他们位于波恩大学附近的新家。此时，波恩大学的新学期已经开始了。

在前一次婚姻的障碍还没有扫除的时候就与其他人结婚，这对熊彼特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冒险。当格拉迪斯得知这一消息时，她威胁说要起诉熊彼特，她甚至还可以以重婚罪的罪名起诉熊彼特。但另一方面，1914年她拒绝返回格拉茨这一事实对她的起诉不利，如果这件事真的要诉诸法庭的话，那么这可以成为她遗弃熊彼特的证据。没有证据表明熊彼特有任何想要和解的努力，他一直以来似乎都把格拉迪斯视为某种装饰品，是对他上层社会身份的证明，以及一件一旦物尽其用后他可以任意处置的时髦配饰。他的母亲乔安娜在她与西格蒙德•范克勒的婚姻中正是这么做的。

在与格拉迪斯分开的十年中，熊彼特没有认真追求过与他身份地位相当的女性。与此相反，他包养情妇，还有其他很多性伴侣。放荡的行为对当时的维也纳人来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但随着熊彼特变得越来越出名，他的这些风流事也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他的行为不可能逃过他所热望、他的母亲乔安娜会欣然同意的那个阶级的女性的眼睛。当然，它更不会让熊彼特在格拉茨的同事或者他以前在特蕾莎和维也纳大学的同学，将他介绍给他们的姐妹、表亲或值得尊敬的朋友。

或许乔安娜对熊彼特生活的强大影响力，有意无意地让他避免与同龄人，甚至男人，但更多的是女强人，形成亲密关系。他几乎没有与自己同龄的男性朋友；而与那些比他长一辈或晚一辈的男性或女性在一起，总会让他感到更舒服。他也没有任何建立在长期相互关爱和支持基础之上的婚姻模式可以遵循。他的亲生父亲在他四岁时就去世了，乔安娜带他远离了那个他的叔叔婶婶还有堂兄妹们继续生活的特里希镇。自此之后，乔安娜和他再也没有与他们的亲戚来往或者回去看看他们以前的家。熊彼特个人成长经历中的许多这类细节，更是凸显出他对安妮无条件的爱是多么弥足珍贵和让人意外。

当然，迁居格拉茨和维也纳也为熊彼特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会。自他在特蕾莎学校开启他的学习旅程起，他就开始不停扮演各种角色——少年天才、奥地利贵族、英国绅士、开罗律师、维也纳经济学家、大学教授、财政部长、投资银行家、社交名流以及放浪不羁的“卡萨诺瓦”。如果他一直待在他的家族已久居四百年的特里希镇，那么所有这些角色都不可能实现。

同样的，他为安妮•雷辛格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身份背景。当向他在波恩大学的同事以及后来在哈佛大学的朋友介绍安妮时，他将安妮塑造为一个身份地位显赫的女人，而不是范克勒家看门人的平民女儿。安妮做女佣的岁月被说成留学法国和瑞士的一流学院，她的学费和生活费由乔安娜和熊彼特共同支付。这真是弥天大谎，但确实是他内心深处心理需求的表现：他的雄心壮志、对安妮的保护以及他自身身份这个老问题。

熊彼特是否在他们离开奥地利之前就已想好安妮新身份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刚到波恩时，熊彼特就让自己和他的新娘表现出上层维也纳公民的风范。他延续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奢华生活方式，而且他和安妮开始在他们的豪华新宅中举办各种社交活动，当然，所有这些钱都是他借来的。

最后，熊彼特确定了自己的一个稳定身份。作为波恩大学教授的约瑟夫•熊彼特博士，他拥有一份令人艳羨的终身教职。他迎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妻子。依然保持着高强度工作习惯的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收获更高的学术荣誉。他还有一个还清债务的可行计划。负债累累但深陷爱河的熊彼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心快乐。未来似乎大有可为。

与熊彼特结婚时22岁的安妮•雷辛格。

第九章 心碎

多少次我都以为和平已经到来，其实和平仍遥不可及。

——埃米莉•狄更斯，1890年

熊彼特新家所在的波恩位于德国西部的莱茵河畔，向北15英里就是大都市科隆。这两座城市都临近德国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及法国的边界，而且波恩到巴黎和伦敦的距离要比到维也纳近得多。波恩最开始是作为区域政府的中心发展起来的，其创建人极力打击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在此地的发展。波恩的经济以服务业和商业为主，在19世纪期间，波恩成为百万富翁们理想的修身养性之地。当熊彼特和安妮于1925年搬到波恩时，这里大概有7万人。作为平静河谷中一个安静且有学术气息的城市，它赢得了很多富有的老年人的青睐，就像格拉茨是很多退休老人的理想养老之地一样。

在德国优质的教育体系中，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格丁根大学、海德堡大学以及慕尼黑大学排名前五。1925年，波恩大学招收了大约4000名学生，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当地以及附近地区。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学生便来自附近特里尔镇的一个富庶家庭。马克思只在波恩大学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像一名典型的大学新生那样享受着作为兄弟会成员的快乐，之后他便前往柏林大学。另一位曾在此短期就读的学生便是当时的王储威廉王子、日后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1925年，波恩大学的绝大多数教学设施都陈设于一幢漂亮的三层灰楼内（至今依然如此），这幢楼有着奇特的外形——大约有100码长、40码宽，在四个角上各有一座塔楼。从这座楼的一个侧面看过去，135扇巨大窗户（每一扇窗都镶了28块小玻璃）面朝一个巨大的下沉式草坪，草坪的边上是一长溜大树。每当冬天来临时，场地维护员就用水淹没草坪，水结冰后这里会变成一个大溜冰场。这所大学的另一面正对波恩市中心，那里有人来人往的中心广场和装饰考究的市政厅。

熊彼特夫妇来到波恩之后，租下了威廉王子在这里读书时曾经住过的别墅，这是一幢豪华的官邸，房顶有一个四面全是玻璃、可以俯瞰莱茵河的大房间。选择这样一处豪华考究的住处很合熊彼特的心意，因为这既可以作为献给安妮的礼物，也可以保持他作为有钱贵族的气派。至于如何筹集足够的钱来支付房租，对熊彼特来说似乎没有困扰。他在波恩大学的工资对一位学者来说已相当丰厚，但与他在比得曼银行的薪金相比，最多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他在维也纳失败的金融冒险活动事实上几乎让他失去了在波恩大学的新教职，他最终得到这一任命要归功于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两位杰出好友的鼎力相助，他们分别是波恩大学教授阿瑟•斯皮索夫和维也纳新闻记者古斯塔夫•斯托尔珀。

举止庄重、自命不凡的斯皮索夫看起来与活泼好动的熊彼特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斯皮索夫比熊彼特大十岁，曾在柏林大学受教于古斯塔夫•冯•施穆勒以及德国历史学派其他领军人物。但是，斯皮索夫与身在柏林的导师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经济理论尤感兴趣。虽然他从未成为一位一流的理论学家，但他确实对那时正成为经济学热议话题的经济周期有着全面深刻的理解。

尽管斯皮索夫和熊彼特貌似大不相同，但实际上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并因此结下了深厚友谊。15年前，当格拉茨大学法律系决定由谁来接任即将退休的理查德•希尔德布兰德时，少数派的报告提名了被视为绝佳人选的斯皮索夫和最终得到该职位的熊彼特。此事过后五年，也就是1916年，斯皮索夫曾写信给熊彼特，提醒他注意已在计划之中的德国与奥地利的关税协议，而正是这个问题促使熊彼特离开学术界、介入公共事务。

那时（1916年），出生于德国的斯皮索夫一直在布拉格大学教书，在这里，学校的教授能够用德语授课。当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建国、布拉格大学被捷克人接管之后，他西行来到波恩。1921年，斯皮索夫写信告诉熊彼特可以帮他加入波恩大学，但熊彼特婉言谢绝了。那时熊彼特还拒绝了一所柏林大学提供的职位。但熊彼特告诉斯皮索夫说，如果他真的决定离开比得曼银行重返学术界的话，他认为去波恩大学将是个不错的选择。

三年后的1924年4月，熊彼特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于是他写信给斯皮索夫：“我不禁想起学术和学者的生活，它们就像我遥不可及的家。”在接下来的信件中，他补充道，相对宁静的波恩尤为吸引他，如果能得到来自波恩大学的邀请函，那么他极有可能在1925年秋加入波恩大学，成为斯皮索夫的同事。而当波恩大学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的海因里希•迪策尔（一&能力突出但年事已高的理论学家）宣布退休时，一个绝好的时机来了。这为斯皮索夫招募他的朋友熊彼特开辟了一条通道。

但就像1911年在格拉茨所经历的情形一样，许多障碍阻挡了熊彼特顺利调任的步伐。波恩大学已向柏林的教育部递交了两位候选人的名单，而熊彼特的名字并不在列。结果，教育部否决了这两位不合格的候选人并要求波恩重新提交一份新候选人名单。斯皮索夫在做了大量疏通工作后，终于将熊彼特的名字成功写入第二份名单。正如他在写给科学、艺术和公共教育部的信中所说的那样：

熊彼特是一位天才。他年少有为，27岁时便已出版了一本有关理论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著作，一本被学界广泛认可并展示其杰出才能的著作。此后他发表的所有文章和著作依然保持很高的水准，并通常被看作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在经济思想史领域，熊彼特无疑是最重要的德国学者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从我们业已看到的情况来判断，他也无可匹敌。而他曾是一位财政部长和政治家的实际行动，也足以证明他在金融领域的成就。最后，作为教授和演讲者，熊彼特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几乎不言自明。总之，波恩大学将因他的加入而蓬荜生辉。

此时正在热烈追求安妮的熊彼特，也在竭尽全力地促成这件事。他多次写信给斯皮索夫，告诉他自己多么想与他成为同事，并且随信附寄了十多位维也纳推荐人的名字。他还暗示斯皮索夫，如果波恩大学不快速采取行动的话，他将极有可能去日本“至少两年”。他将在那里接替他的老朋友埃米尔•莱德勒的职位，而莱德勒则会去海德堡大学任教。

在各地的顶级大学中，任命正教授时总会时不时出现很多流言蜚语和唱反调的人。因为这种职务享有很高声望，而且一旦任命就是终生教职，所以竞争异常激烈。有时甚至会出现某些特定候选人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公开抨击对方，当然更多情况下会采用背后诽谤的方式进行攻击。

1925年，熊彼特的反对者们给他预备了分量充足的“炸药”。熊彼特近几年来在学术上无所作为，而他的风流成性也为反对者们津乐道他的私生活提供了充足的谈资。想要说出对他不利的事件简直易如反掌。熊彼特自从早年写成巨著《经济发展理论》和之后出版的两本其他著作与几篇经典文章之后，便放弃了学术。他辞去格拉茨大学的教授职位，并在争取到柏林一所二流大学的教职后又拒绝了那所学校的邀请。他在近五年内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他对政治和商业生涯的追求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他的行为方式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浪荡子。最糟糕的是，坊间盛传奥地利财政部与比得曼银行之间存在黑幕交易。

熊彼特刚到波恩时波恩大学的样子。图中可以看到这座宏伟宽阔主楼的一半以及巨大下沉式草坪的一角。这幢主建筑背后便是波恩市中心。

在1923年斯皮索夫认真提出熊彼特的潜在候选资格时，这些问题就已经摆在面前。1925年，斯皮索夫在写给教育部的一封密信中说到，有关“某某”事件的流言“声势如此之大，以至于向委员会提交他的名字看起来似乎不可能成行，我不得不因此暂时放弃他的候选资格”。但自此之后，斯皮索夫开始全面调查整件事并一直坚持到底。

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斯皮索夫无法解释的问题。他由此寻求既是经济学家同时又是新闻记者的古斯塔夫•斯托尔珀的帮助，斯皮索夫是从熊彼特写给他的十多位推荐人名单中得知斯托尔珀的。比熊彼特小五岁的斯托尔珀同样毕业于维也纳大学。作为从帝国“西班牙往东”（加利西亚）移民到此的四位犹太祖辈的后人，斯托尔珀从小在维也纳长大。他和熊彼特彼此认识并且相互尊重，尽管他们通常在政策性事务上意见相左。1925年时，他们俩还没有成为后来那样亲密的朋友。

斯托尔珀所处的位置很特别，这十分有利于他的出手相助。作为维也纳首席经济记者，他与商界、政界以及学术界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他能够就斯皮索夫的对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给出完整答案。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便是：熊彼特在财政部和在比得曼银行时进行的交易。斯皮索夫希望斯托尔珀能对这些“有关熊彼特教授的流言”作出评论。

在回复斯皮索夫的信中，斯托尔珀在评价熊彼特时丝毫不留情面。但他得出结论认为，仅仅因为那些非议熊彼特的诚实正直的毫无根据的流言，就让他丧失候选资格，是不可宽恕的。他写道：

熊彼特确实有很多敌人。这个问题不仅在于他昙花一现的任职，还在于他所有的生活方式是非奥地利式的，如果你同意的话，也是不同于常人的。熊彼特不仅根本无意遮掩反而还特别强调和突出这种生活方式，这种只能以不通晓人的本性或缺乏生活阅历来解释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位不去本地酒吧、能不假思索地复述激进或保守派当前政治口号的大学教授；他是一位在由一群小气的中产阶级成员组成的政府中用绸制手帕、穿衬衫甚至拥有一匹赛马的清高部长——考虑到那些人的眼界，所有这些在他们看来都不可能是通过光明正大的途径得来的。

我很清楚所有这些是怎样不利于他的。当然，这种生活方式仅靠他的教授或部长工资自然不足以维持。因此谣言四起，说他有不明收入来源。在现实生活中，熊彼特极有可能入不敷出。而正是由于部长的工资不足以满足他那时的需求，所在从部长职位离任后他被迫接受（比得曼银行）一个能让他拥有大笔收入而且能迅速积累大额财富的职位。正如曾经自以为能在两党之间进退自如但实际上最终成为公敌一样，熊彼特在这个对他来说更加陌生的现实商业领域的表现被证明同样是青涩懵懂。早在去年的（股市）崩溃之前我就告诉过他应辞去银行职务，回归他唯一的属地：科学。

斯托尔珀继续说道，他很吃惊于熊彼特寻找一个高级学术职位会存在困难。一位宿敌业已阻塞了熊彼特获得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这个人在格拉茨大学升职时曾经遭到熊彼特阻碍，而现在正利用自己在奥地利政府的一个高级职位来报复熊彼特。“我相信这只是一件关乎荣誉的事情，要让讲德语的大学来纠正这一错误举动，”斯托尔珀写道，“如果习德语之大学任由这些行为不端之人恶毒的闲言碎语肆意诬蔑这样一位已有突出科学和教学成就，并且将来会取得更多学术成就的杰出人士，将是一种犯罪行为。”

最终，斯皮索夫和斯托尔珀如愿以偿。历经数月的协商后（一直延续到秋季学期开始后好几周），教育部终于选择了熊彼特。但聘请熊彼特来并不是要他教经济理论，因为斯皮索夫希望自己担任这一颇具威望的教职。熊彼特最终选择成为公共财政专业的教授。考虑到他的经典名作《税赋国家的危机》以及他曾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经历，这个头衔倒是十分恰当。但不久之后，还是有大量理论悄悄爬进了他在波恩大学的课堂。

1925年对于像熊彼特这样希望不只在波恩功成名就的理论学家来说，真可谓好年景。各德国大学仍然缺少一流的理论学家，尽管历史学派已开始显露走下坡路的迹象。在离开维也纳到达波恩之前，熊彼特又开始撰写有关重要理论主题的文章，而且很快就进入成果丰硕的状态。在众多项目之中，他的首要计划便是出版《经济发展理论》的修订版，这本书后来没有出版。在有过政府和商界的工作经历之后，他的头脑中也装满了有关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资本主义的新思想。“我的同事和学生对我非常友好，”他在给维也纳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希望能尽快投入研究活动。”

正如一位学生后来回忆的那样，熊彼特来到波恩，“在（德国）经学界引起轰动”，因为最新的理论现在得以全面展现。在熊彼特的课堂上，“诸如卡洛特、瓦尔拉斯、帕累托、维克赛尔、庞巴维克、维塞尔、埃奇沃思这样的名字几乎天天都会被提到。运用数学语言……成为课堂和研讨班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波恩的经济学课程开始吸引来自德国各地以及其他国家的学生的注意。“如果说格丁根大学以数学和物理而著称的话，那么波恩大学开始变得以经济学而闻名，尽管熊彼特并不能正式代表经济理论领域。”在他的研讨班中，熊彼特毫不迟疑地展示了他特有的融合理论、统计和历史的能力。在这里，熊彼特得到了好朋友斯皮索夫的默许，因为斯皮索夫算得上波恩大学经济理论方面的领头人，他是极有可能抗议一位年轻同事入侵他的领地的。但是斯皮索夫很清楚自己这位朋友的才能。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熊彼特从来都不是一位初学者，他是一位天才；自进入科学界起，他就是一位羽翼颇丰的大师。”

熊彼特在格拉茨大学的经历让他成为一名更出色的老师，在波恩大学的报告厅，他的表现令学生们难以忘怀。正如一位学生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意识到一种充满新思想的原创思维正在创造性地运转，让所有听众都参与到推理、从新视角提出已知真理，以及在教学中开发新思想的过程当中。我以前从未听过哪位老师讲授过如此富有启发性的课程。”

对于熊彼特的课堂，其他两位学生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一开始他会给人和蔼可亲的印象，但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他骨子里透着一股坚忍不拔和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韧劲。他的目光平静而又坚定，通常还有点古灵精怪。”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他在回答时会立刻变得鲜活起来；而当反击成功时，他会变得异常兴奋”。他总“像一位典型的维也纳人那样清晰和蔼地讲话；他还有点爱开玩笑，但会把握好分寸和强调重点”。他的手势很多，当说到自己观点中的得意之处时，他会不停在空中挥舞双手。

熊彼特那种爱表现自己的性格再次找到了适宜的环境，但重新调整要比看起来困难一些。“一开始，”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所有年轻小伙子，还有那些极具年轻人精气神的教授们，让我感到很奇怪。”他自己“年纪变大了，也变得更懂人情世故了，怎么说呢，要我很严肃地看待运行这个（学术）世界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容易”。

熊彼特也不会将自己的活动仅仅局限在教学和写作上，他还去波恩图书馆找来很多材料，供学生查阅和自己作研究之用。在到波恩大学仅三个月时，他就开始向位于柏林的教育部请求大额新拨款，成功敦促购买了更多经济学和社会学图书以及期刊，尤其是那些英文版的书籍。

与此同时，熊彼特和安妮迅速成为波恩社交圈中受到一致夸赞的人。斯皮索夫夫妇是他们的资助人，而且这两对夫妇会定期一起出去游玩。熊彼特夫妇接受了无数去同事和新朋友家中共进晚餐的邀请，他们自己也经常设宴待客。来自其他大学的拜访者通常会在他们的豪华别墅度周末。

熊彼特夫妇刚到波恩那段时间里唯一严重的事情来自格拉迪斯，那时的她已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正如熊彼特在1926年1月跟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格拉迪斯从英国写来了“一封火药味十足的信，信中威胁我说她将起诉和揭露这一丑闻”。但熊彼特有对付这件事情的诀窍，他依然我行我素，就好像没有什么能阻挡现在的幸福生活一样。他按照自己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做事——授课、修改《经济发展理论》、写文章以及到德国其他大学演讲。

古斯塔夫•斯托尔珀，维也纳记者和学者。他在1925年对熊彼特的帮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之后他便成为熊彼特的终生好友。

熊彼特及其波恩大学经济学系的新同事。从左往右依次是：熊彼特的资助人和亲密朋友阿瑟•斯皮索夫，接下来是赫伯特•冯•贝克瑞斯、熊彼特以及卡尔•弗雷德里希•罗斯勒。

1926年4月，安妮去巴黎度了两个星期的假，这一次她充分感受了这座城市的魅力。多年以前，当她在那里做女佣时，她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在巴黎游玩。现在，她纠结于自己工人阶级的出身和在波恩高高在上的地位，所以最终还是没有去看望她在那里的老朋友，尽管她之前曾经期望能见到他们。

此时的安妮已有孕在身。她的预产期是1926年8月，这距离他们1925年11月的婚礼仅有九个月的时间。熊彼特为自己即将升级为父亲而感到欢欣鼓舞，但他和安妮都没有写信将这个消息告诉远在维也纳的乔安娜和雷辛格夫妇。他们希望这个孩子成为一个惊喜，他们还开始计划让双方的父母在这个夏天来波恩玩。熊彼特让他的母亲在7月学期末的时候来，安妮则邀请了她的妹妹艾米丽。但当夏季临近时，有一些迹象表明安妮的怀孕出现了问题。一位医生告诉她，生产很有可能会出现困难，另一位医生则建议她终止妊娠。这些问题与两年前她曾流产是否有关，则不得而知。

刚怀孕三个月时，安妮就开始有间歇性但很明显的少量出血症状。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看到这样的症状，任何称职的医生都会让她立刻住院。但在那时，很多医生仍然认为除了流产之外别无他法。安妮不想那样做，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她曾详细跟丈夫讨论过她遇到的问题。就熊彼特而言，他并不是完全忽视了所有这些迹象（他后来为此深深自责），而是觉得简直难以想象任何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安妮身上。他继续把妻子看成那个充满活力、年轻漂亮、健康活泼的安妮。

接下来却发生了一连串噩梦般的事情，这些都生动地记录在安妮的日记中：“1926年6月18日：出血了。晚上收到了一份电报。”

这份来自维也纳的电报带来的消息是，现年65岁的乔安娜•范克勒正经历一场威胁她生命的心血管疾病。她希望儿子能即刻来到自己身边。熊彼特再一次发现，他很难相信这个消息真的有事实上那么糟糕。两天来他不停地与维也纳交换信息，并挣扎着决定什么时候回维也纳。最后，正如安妮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

6月21日：离开波恩前往维也纳。

6月22日：范克勒女士去世，斯皮索夫先生到家拜访。

熊彼特刚好在乔安娜去世前赶到。第二天，安妮写信给身在维也纳的熊彼特：

我亲爱的熊尼，下午收到你的电报，我和你一样感到非常难过。你再也不能和你的母亲说起我们的孩子，我想如果她知道了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开心的……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孩子，我现在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我从四点一直忍到现在（8点），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我想哭出来或许心里会更好受一些。

稍晚一点。我刚和斯皮索夫太太一起吃饭，但不争气的眼泪总是拼命地往下掉……一切尚好，我没有哪里感到不舒服。小家伙很调皮，老在我肚子里动来动去的，这让我现在感到很幸福，我希望这种幸福能一直延续下去……我亲爱的Go-Go，你真的不用为我担心。我现在真的已经完全康复，只是需要稍加小心……我热切盼望你的来信，我是如此爱你……吻你，还是想说那句话，我爱你海枯石烂，一直想你念你的安妮。

还有一些日记内容如下：

1926年6月25日：范克勒女士的葬礼（安妮仍在波恩，她没有参加葬礼）。

6月27日：（星期日）多勒斯（波恩的朋友）和斯皮索夫到家拜访。晚上约希回家了。

7月19日：斯皮索夫太太来看我——我卧床休息（因为怀孕并发症）。

7月20日：和斯皮索夫太太一起看电影，逛街……多勒斯太太来我家吃饭，接下来去了斯皮索夫太太家。——我们吵架了。

安妮和她丈夫之间的争吵源于来自格拉迪斯的又一封威胁信。这封信让熊彼特担心起自己是否犯有重婚罪这个问题，它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安妮即将生产的孩子的合法地位。

自母亲葬礼之后一直处于茫然之中的熊彼特不能接受乔安娜——他年轻时的光芒、他生命的支柱——现已离去的事实，而且发生得毫无征兆，只是一眨眼的工夫。能让他将自己儿时在特里希、格拉茨以及维也纳联系起来的一位见证人，在充满矛盾身份的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唯一默默注视着他的人，突然之间消失不见了。“母亲走了，仿佛我的保护神也离开了我们。”熊彼特后来写道。在能够再次回维也纳之前，他请求雷辛格夫妇帮忙照料乔安娜在维也纳的坟墓。他头脑中全是母亲去世这件事。

不幸的是，还有更多别的事情等着他去想。尽管来自格拉迪斯的威胁让他十分烦恼，但这与现实问题比起来真算不了什么。下面是安妮的日记：

7月23日：大出血。

7月25日：（星期日）又出血了，床上，走廊上都是。胡塞尔太太（又一位朋友）中午来家里了，后来多勒斯夫妇也来了，晚上斯皮索夫夫妇也来了，感觉很累。

7月26日：谢天谢地，出血不那么厉害了一（不必去）医院。感觉很累。舒尔茨太太（又一位朋友）总是很和善。多勒斯太太来了。没有收到来自约希的任何礼物，只有妈妈送给我的刺绣。

这一天是安妮主保圣人安娜•克里斯塔的节日，按照传统，安妮在她“命名日”这一天会收到来自亲朋好友的礼物。由于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熊彼特忘记了给安妮一份礼物，安妮觉得自己的情感受到了伤害。

7月26日：仍然很累，但是我的状况还是有所好转。仍然卧床休息，非常小心。忙着做些小衣服，晚上斯皮索夫夫妇到家里来玩。

7月28日：卧床。约希几乎一整天都不在家。多勒斯晚上来家里小坐。

7月29日：要是艾米丽能来这里就好了！晚上，舒尔茨太太和她的一位朋友、多勒斯太太以及斯皮索夫到家里来玩。

7月30日：我的状况不是太好！天气很冷。（艾米丽）今天会来吗？

艾米丽那天最终没有来，7月30日这一天的日记是安妮日记最后的内容。两天后，熊彼特写信给古斯塔夫•斯托尔珀，信中说道，由于对安妮的身体状况十分担心，他发现自己无法静下心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写作任务。再过了两天，安妮即将临盆，并由于出血严重而住进了医院。

安妮1926年8月3日死于难产，此时的她还不满24岁。

顾不上悲伤的熊彼特和艾米丽立刻跳上一辆出租车，他们要把刚出生但生命体征微弱的孩子送到一家更好的医院。但为时已晚，熊彼特刚出生的儿子只在这个世界上待了不到四个小时就匆匆离去。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先后失去母亲、妻子以及刚出生的儿子，对熊彼特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那天晚上，他写信给曾在比得曼银行担任秘书的密友：“我挚爱的安妮走了……现在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残酷无情，我已不在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或许应该受到很多惩罚，但为什么会这样，不。”

安妮的葬礼过后，熊彼特又写了其他一些信件，信中描写了在她最后的苦苦挣扎中“眼中流露出的痛苦神情”，以及“弥留之际的她依然美丽动人，棺木中的她宁静安详……手里抱着我们的儿子”。彻底迷茫无助的熊彼特感到手足无措，对前方的路感到无比恐惧。“我就像在地狱里受到诅咒的幽灵……我全身心爱着安妮，正如她本应得到的那样。我现在静静地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意外痛苦回忆之中……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去麻痹自己：向命运和上帝低头——或者与此相反，抱怨命运或上帝的不公，在我看来这毫无意义……我正努力去理解这样的意外，并让自己走出悲痛……我只想离开这座房子去她的墓地看看。”

他写道，当他回到维也纳处理母亲的后事时，他将重回她所住的公寓看看。在那里，“另一个影子将跟我说话”——那就是乔安娜的影子。“我不想得到安慰，如果我能找到安慰的话，我会更加鄙视自己。”他希望能有其他方式来减轻痛苦，却找不到任何出口，只有“无尽的绝望”。日子在漫无边际的麻木中一天天逝去。“我总是不停地想起安妮。我现在知道了上帝是怎样形成的。今天，我希望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结果我一直在她的照片前静静坐到下午1点，脑中全是对她的思念。”“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只真正和真实地爱过一个，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切，我也是她的一切的人。”几年之后，在重读安妮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写就的日记之后，熊彼特“独自待在属于我们的房子里的第一天”写下了下面的话：

我对未来感到不寒而栗，

没有你的日子，我魂魄无归。

熊彼特将安妮安葬在波恩一块靠近山顶的墓地。考虑到自己死后能躺在她的身边，他租了两个墓穴。如今安妮和她儿子的坟墓已没有标记，如果仔细查找，有可能找出具体位置。波恩的这块墓地按特定的时间段来出租其墓穴，所以这个墓穴后来很有可能在另一个时间段被出租给其他人，也就说现在有其他人葬在这个墓穴。

在《忧郁颂》中，济慈写道：“你的悲痛在每一个清晨铺天盖地地袭来。”这正是熊彼特经历的情形。在待在波恩的余下时间中，他每天早上都要步行半英里去墓地看望安妮并在她的坟前献上一支玫瑰。他在显眼的位置为安妮和他们的儿子摆设纪念堂，而房中其他一切一直保持原貌。在安妮逝后几年，他都不肯将安妮的衣服从她的衣柜中拿走。

在1926年8月底，也就是安妮去世后四星期，熊彼特写了一封篇幅很长的信给他在美国的朋友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一位他12年未曾谋面、如今已是著名经济学家的朋友。熊彼特希望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包括他在商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经历告诉这位朋友：“我于1925年11月（在波恩）入职，对此我感到非常开心。我以为本应将这份开心一直保持下去，尽力弥补失去的时光并努力挖掘我的实践经历以及最新思想。几乎与此同时，我迎娶了一位比我年轻20岁的妻子，她是我一心倾慕而且让我感受到世间最真、最美情感的女人。然而，就在四周之前，她因难产撒手西去。这是我写的第一批信中的一封。当然，我的生活正在慢慢踏入新的轨道，但是……我的生活中不再有阳光。”

安妮、乔安娜以及新生儿子的死是熊彼特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熊彼特成熟的开始，尽管有些姗姗来迟。现已步入中年的他不再是年幼的可怜虫，此时伤痕累累的他也不可能回到以前那个喜好锦衣玉食、不计后果的单身汉状态。“一切都取决于我的工作能力，”他在写给斯托尔珀的信中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台工作引擎将继续保持运转，尽管我的个人生活已经结束。”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也开始从1926年的三重悲剧中慢慢走出来。他变得更加严肃认真，也在不知不觉中习得了更多优良品质。他依然深深怀念安妮和乔安娜，并开始创作祷词祈求她们的帮助，就像天主教徒希望获得圣人的天助一样。在几乎不可承受的悲痛的重压下，他又开始承担起他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之谜的使命。在接下来的23年中，即使在严重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他还是创作出了大量无与伦比的著作。

送给亲朋好友的讣告。讣告中说明了安妮死亡的日期和具体时间，接下来是“我的妻子死于早产，身为女儿和姐姐以及熊彼特夫人的安妮出生于雷辛格家庭，享年24岁”。位于讣告下方的文字告知了安妮葬礼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墓地的名字。

第二篇 成年（1926~1939）：资本主义和社会

他学到了什么？

与其被改变，不如被毁灭。

——W.H.奥登，《焦虑的时代》，1948年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主义开始广泛传播，是近些年才发生的事情。早年间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荷兰都曾初现过资本主义的端倪，但是它们没能发展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从21世纪向前回溯，这种类型的经济体只有很短的历史，大约相当于四代人（每代75年）所经历的时间。在1700年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都是按照传统模式来组织自身的。

因此，资本主义最引人注目的事实，除去其经济效率之外，就是它如今所呈现出的样子。为什么它姗姗来迟？而当它出现之后，为什么又在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受到如此广泛的抵制？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如此之多的地方会有数量如此巨大又极具聪明才智的人，仍然在不屈不挠地诋毁它？为什么他们宁愿被毁灭也不愿被改变？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文化和社会问题。在乔安娜和安妮死后的时间里，熊彼特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经济理论转向了对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探讨。

他早已深知或者说很快就发现，前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反映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人类价值观和传统。

第一，人们相信如果沉浸在物质的欢愉之中，他们的精神生活就会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害。在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政治家梭伦发现，“很多罪恶的人都很富有，而好人都很贫穷”。绝大多数重要的宗教也警示了与追求财富相伴而生的贪污腐败。孔子曾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希伯来《圣经》断言：“贪财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基督教《马太福音》宣称：“让骆驼穿针眼比让财主进天国要容易。”

第二，对向上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缺乏信心。在始于1760年并在1840年后达到鼎盛状态的工业革命之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应该各安其所并依据自己的收入水平来生活。他们应该理解接受自己的命运。“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位置和生活手段。”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皆大欢喜》（1602）中如是写道。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这一概念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更不用说地域流动了，除非这个人是商人、船员或游牧民族成员。熊彼特自己的经历（从他走出祖先居住了四百年的特里希镇开始）便是对这种产生于18世纪、萌芽于19世纪的新流动意识的例证。熊彼特经济状况的起伏也印证了具有现代资本主义特点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迅速变化，但这已全然不同于人类先前的经历。

第三，人身自由和个人自主意识没有得到广泛传播。1772年，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颁布前四年，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的估计，地球上只有4%的人口是“自由的”。剩下的96%以奴隶、农奴、契约佣工或仆从的身份辛苦劳作着。他们必须将自己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劳动成果上交给其主人、国王、军阀、地主、部落首领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努力工作的动机很弱，因为相对于为获取自身的利益来说，人们一般都不愿为他人的利益而辛苦操劳和开拓创新。

普鲁士直到1805年才解放其农奴；俄罗斯则晚至1861年。美国直到1865年才废除奴隶制；巴西是1888年，沙特阿拉伯则是1962年。尽管当今许多国家已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妇女和遭到压迫的少数民族在各地的机会仍然受到较大限制。所有这些压制因素造成的后果便是潜在的经济能量从未得到释放，而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积累的能量几乎大到无法估算。

第四，绝大多数职业和手工艺都由卡特尔（就市场划分和保持高价达成一致的企业联合）与同业公会（手工艺人的专门组织）控制。这些普遍深入的封建机构的存在，意味着绝大多数工人，不管是农业生产者还是手工艺人，都不能变换工作。学徒的时间通常为七年。雇主很少雇用同业公会之外的人员，也很少解雇同业公会之内的员工。被现代经济学家称为“劳动流动”的东西几乎不存在，而熊彼特正是要分析这其中的原因。

甚至在今天，这种倾向背后的人类动机依然有强大的力量。绝大多数人，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种个人财产。在当今世界，甚至在资本主义世界，企业很难解雇员工。解雇员工的企业主或经理要承担自身的安全甚或生命受到威胁的风险（如果这听起来有些夸张的话，大家不妨去看看印度、墨西哥或其他国家的例子，在这些地方，解雇是非常困难或者不可能实现的）。从全球来看，美国法律中规定的“用人自由”的解雇员工传统只能被当成特例，而不是普遍状况。

第五，以长子继承制为特点的限嗣继承制。限嗣继承（限定特定继承人）和长子继承制（只能由家庭里的长子继承遗产）带来了无数后果，但几乎没有一项能促进经济进步。它们先是抑制了冒险，从而打击了创新的积极性。大多数财产所有者不是像企业家那样尽力获取更多的收益，而是像管家婆那样保存已有的财产。接下来，长子也需要向他的兄弟姐妹提供至少一部分给养，而这部分资本原本可以用在其他更好的用途上。更为严重的是，限嗣继承阻碍了地产销售，从而让普遍的土地和个人所有制变得不可能。在熊彼特所在的奥地利，有关限嗣继承的一些法律条文持续生效到1919年。从17世纪开始，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土地所有权的逐渐普及成为对经济增长产生强大影响的重要民主运动。相对于作为别人土地上的佃农来说，人们更愿意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开拓创新。

第六，缺少纸币、股票、债券或其他任何信用机制的原始金融体系。这是资本主义姗姗来迟的一个尤为显著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熊彼特如此强调信用创造的原因。在中世纪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世界上绝大多数宗教都禁止利息和借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便是如此。1910年，当熊彼特在埃及做执业律师时，就差一点陷入一场不光彩的官司，其原因就是自己向债主支付利息的行为无意中侮辱了债主。

当然，也有重要的例外，如梅第奇银行家、金融家以及个体犹太银行家，这些人从事的职业没有宗教信仰的阻碍。但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禁忌的结果，银行直到19世纪才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普及开来。18世纪90年代时，美国只有三家银行；而一百年后美国有三万家银行。如果没有皇室、贵族以及宗教组织的资金支持（它们不仅是艺术和建筑的资金来源，也是诸如伽利略实验和哥伦比亚发现之旅等冒险活动的资金来源），投资者和商人就没有融资渠道。总而言之，金融体系的落后足以将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涌现扼杀于无形。

第七，缺少支撑所有成功商业体系的两大支柱：私有财产的现代概念以及法治框架。没有私有财产制度（个人拥有、购买和出售财产的自由），任何资本主义体系都不可能走上繁荣昌盛之路。而在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果实将被罪犯、强盗式资本家以及贪污腐败的政府夺为己有，从而严重打击人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此外，资本主义是一个能量如此巨大的引擎，它很容易就会脱离控制。资本主义是如此具有开创性，以至于它永远都在向灰色的法律区域挺进；商业丑闻（尤其是经济方面的）也频繁发生，它们是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顽疾。因此，资本主义要求对法律、可靠的执行机制进行反复调整，并时刻保持警惕。通过复杂的法律框架（有关合同、竞争、合伙、公司等法律）实施公共监管是十分必要的。

到1925年时，熊彼特对所有这些的理解都已经相当深刻。他知道，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会采取不同的形式，而且资本主义会产生强大但不必然是决定性的政治影响。作为哈布茨堡政权中的一名长期成员，熊彼特意识到资本主义可以促进民主的代表性政府，但并不必然如此。各种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变得尤为明显，那时的纳粹政府虽然保持了市场经济的外在形式，但是又将个人权利掩埋在一个极权政府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在民主国家，随着政府发挥更强大的调节作用并开始建立福利社会，20世纪30年代及其之后出现了“混合经济”。稳定的混合经济出现的可能性是熊彼特未能预见到的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少数几个方面之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混合经济在欧洲、美国以及日本取得巨大成功后，它的长期可持续性才变得清晰明了。它们的成功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比熊彼特想象中还要灵活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其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存在很多可能的边界。

早在1911年时，熊彼特就曾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断然宣称，个人企业家精神（individualentrepreneurship）是任何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一个体系变得越自由，即一个政府赋予个人的权利越多，不受束缚的企业家精神就越有所作为，因此经济增长的潜力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熊彼特是洞悉资本主义和个人自由之间关系的先驱。

正如创新的先知所预测的那样，熊彼特对美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19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和其他国家不同，在19世纪的美国，最出类拔萃的人才齐聚商业领域。但他最好回到更早的美国，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获得世界领先经济体地位的原因是它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强大的企业家精神。正如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曾经说过的那样：“资本主义是首批随船到达的。”后来成为美国组成部分的殖民地，绝大多数都是由富有企业家式冒险精神的欧洲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创建的，此时正值历史上现代资本主义开始横扫传统体系的时刻。

熊彼特认为，一旦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来临，它将不仅仅提高国王、军阀以及贵族的生活水平，还将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他继续说到，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惠及一些人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惠及另一些人的，因为它会不平等地分配其果实，不管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还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在这一点上，熊彼特和其他许多得出相同结论的人都是正确的，不管分配结果有多么不公平都是如此。甚至在21世纪的今天，所谓的富国变得越来越富，尽管它们只拥有15%的世界人口（在现存大约190个国家当中，只有大约25个国家被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认定为富裕国家）。生活在富裕国家里只占世界总人口15%的人们，享有6倍于世界其他85%人口的收入。

这些差别存在的原因有很多，但都源于前面所列举的传统体系的那些特点。它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文化、宗教和社会因素。在各种语言中，抵制变化的格言俗语不计其数。19世纪时，西班牙谚语“但愿没有新事物出现”（Que no haya novedad）曾被用作朋友间日常道别时的临别语。绝大多数人与生俱来地害怕不确定性，而且在面对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时显得犹豫迟钝。那些在资本主义的慷慨中获益最多的人，一般说来也显然不愿意与那些处境悲惨的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共享他们的好运气。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例外的人，如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比尔•盖茨夫妇以及沃伦•巴菲特。但总体来说，上述概括仍是成立的。

熊彼特利用余下的学术生涯来解释全面理解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因素，这里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甚至心理的体系。本书余下的章节向我们展示了熊彼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他这样做让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以及世界从他的行为中获得了怎样的收益。

第十章 新的思想方向

我毁了我的生活，我只能从我的思想中找到一种激情。

——露易丝•博根，《炼金术师》，1922年

乔安娜和安妮去世之后，熊彼特沉浸在悲痛之中，几乎不能集中精力做其他任何事情。如此之多的打击接二连三地到来，让他感到难以置信。除了在个人生活上遭受灾难之外，他还担心自己在维也纳欠下的巨额债务——他甚至想象自己会收到传票、接受控诉，而这种丑闻会“毁了我的教授职务”。这样的噩梦尽管由于他的悲痛而显得有些夸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接下来的多年时间里，熊彼特时时感受到这笔巨债所带来的煎熬。

与此同时，他尽力通过不断工作来掩埋自己的悲伤。正如他在写给古斯塔夫•斯托尔珀的信中说的那样：“我现在知道住在四面都是坚不可摧的墙壁的小房间里的精神错乱者是什么感觉了。只有当这个说胡话的疯子清醒的时候，他或许才会认识到（至少我认为）他在这样四面都是墙的小房间中待着，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对我而言，这样的墙壁便是笔记、敞开的书籍，等等，它们是我能把握得了并且能对它们作出回应的东西。”

但熊彼特发现，让自己潜心工作并不容易。为了能运转起来，他开始寻找一些能从乔安娜和安妮那里得到精神支持的方式。在他的日记中，他开始将她们看作自己的Hasen——德语中对心爱的人的一种昵称（其字面意思是“野兔”（hares）;而在熊彼特看来，它指的是“小兔子”（bunnies））。周复一周，他会写道：“噢，亲爱的妈妈和安妮，请帮帮我吧。”他希望从她们那里获取继续研究和写作的力量。有时候，他的日记和课堂笔记也以HsD开头（“Hasen sei Dank”的缩写，意为“感谢他的Hasen”）。只有在不断工作中，他才会感到一丝解脱，而支撑他这样做的就是在向妻子和母亲所有仪式化的请求中获得的精神安慰。

随着熊彼特尽力掩藏自己的情感并努力从事学术研究，他开始跳出经济学这个狭窄的学科，寻找一个新的“科学”之家。他将经济学和社会理论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并创作出大量全新的作品，很快，德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和商界人士都纷纷向他发出演讲邀请。旅行让他远离了波恩这个令自己肝肠寸断的伤心地，也为他赚到了更多可以还债的钱。他独自一人去这些地方，试图让自己迷失在这样的漫游之中。他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迷倒了一些新听众，又一次让自己声名远扬。他还拜访了许多大教堂，描摹着它们褪色的玻璃窗、石质装饰物甚至整个建筑。他年复一年地这样绘画，并把画作保留下来作为纪念品。

熊彼特在找寻一个新的情感家园的同时，也在无意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现在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他遍游欧洲，1931年他还长途跋涉来到亚洲，并花了三周的时间在日本开讲座。最重要的是，在1927~1932年间他五次跨越大西洋，开始同时在波恩和哈佛授课。

但眼前他要即刻着手完成的任务是准备一本新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他在安妮去世之前就已开始修改这本书。在一战纷纷扰扰的岁月里，这本旷世之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早已不符合时代潮流，到20世纪20年代时，这本书已经绝版。出版商希望发行一个新版本以及一个英文版本，这与熊彼特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他开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项新任务当中。结果便是，《经济发展理论》成为他所有重要著作中唯一一本花费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重新思考、修改与精简的著作。该书的德语第二版面世于1926年，第三版面世于1931年，英文版则面世于1934年。为了强调这本书的范围，他加了一个副标题：初探利润、资本、信用、利息以及经济周期。

《经济发展理论》的英文版只有235页长，这比1911年最初长达548页的德语版少了一多半篇幅。绝大多数德语著作被译成英文后，即使没有进行任何缩减，也会比原稿减少15%~20%的篇幅。而且熊彼特已经将《经济发展理论》的德语修订版缩短到369页；对此书的英文版，他更是进行了大刀阔斧地删减，目的是让读者更加容易把握整本书的精髓。《经济发展理论》的德语修订版相对于第一版来说，技术性不那么强，也更加容易读懂；该书于1926年面世时，无数家杂志都对它给予了非常好的评价。《美国经济学评论》称它为“所有经济理论著作中最激荡人心和引人入胜的著作之一。由于它首次恰当地详细描述了动态经济学，所以此书的面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熊彼特把与出版英文版《经济发展理论》相关的几乎所有决定，都委托给了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熊彼特在20年前就结识了陶西格，1927年聘请熊彼特为哈佛大学访问教授的也正是这位经济学家。陶西格曾在给一名译者候选人的信中写道，熊彼特“有着轻快的思维，总是不断涌现新领域和新思想。他写的句子很多都有附带括号的说明，而且这些句子通常都比较长……通常需要将他写的德语句子拆分为两到三个英语译句”。最后，陶西格找到了最佳的译者人选——他的女婿雷德福斯•欧派，一位年轻聪明的英国经济学家。雷德福斯知道熊彼特这个人，并对熊彼特的著作充满仰慕之情。陶西格写信告诉熊彼特说：“你完全不必为译者的人品担心。相信我的话，他绝对能胜任这项工作。”

欧派于1931年春开始翻译这本书。那年夏天，他前往波恩与熊彼特就书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好几周激烈的讨论。随后，他返回哈佛并一直在翻译《经济发展理论》，到1932年年中时，他将译文初稿寄给了熊彼特。同年9月，在经过修订之后，熊彼特将译稿寄回。兴高采烈的欧派看过稿件后写信给熊彼特说道：“我现在对您的英语水平简直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真的相信相对于德语而言，您可以用英语更清晰地表达您的意思。”确实，英文版的《经济发展理论》要比德语版的可读性更强。

陶西格接下来将已完稿的英文稿件提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该出版社于1934年正式出版此书。在这本书的新前言中，熊彼特宣称“呈现在这本书中的思想有一些要追溯到1907年；所有思想到1909年时都已清晰明了”。换句话说，他在库切诺维奇前后就已做完了基本的分析工作。他从自己的政界和商界经历中受益颇丰，这些经历进一步加强了他有关资本主义本质的思想。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信，企业家精神和信用创造是经济增长的不二源泉。

甚至在修改《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熊彼特也在着手写作另一本他称之为“货币书”的大作。货币是经济学中最难理解和解释的主题之一，但熊彼特早在1917年就已发表过一篇篇幅较长而且质量上乘的有关货币的文章。熊彼特在这篇涵盖了好几个世纪的历史（他的典型风格）的文章中，扩展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有关货币方面的内容，突出强调了货币和信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熊彼特与雷德福斯欧派，1931年，他们正在穿行波恩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市中心与波恩大学 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

然而，随着他在这本著作上投入的精力越来越多，正如他在1930年写给古斯塔夫•斯托尔珀信中所说的那样，“一天天我就像头疯牛”，他越发觉得这个工作很棘手。为了写好这本书，他无休止地工作，但并没有发表它。最后，他认为他所有的努力只“收获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尽管他从未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但实际上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总是试图囊括过多细节。熊彼特认为，要很好地研究货币或其他任何经济问题，人们必须适当考虑历史、社会学和其他一些领域。没有来自这些方面的洞察力，人们就永远不能理解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如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和政治实体等，所有这些都与货币现象直接相关。"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推出了自己的货币著作——《货币论》。尽管这本著作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凯恩斯说出了绝大多数熊彼特想要说的东西，而且形式更加紧凑。熊彼特认为凯恩斯著作中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来源于自己，但无论如何他最终还是写信送上了自己热情洋溢的祝贺，称该书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一流经济理论学家的特点之一便是他们有能力从纷繁的现实中剥离出最精干的部分，但与此同时又不会丧失现实的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凯恩斯要略胜熊彼特一筹。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那样：“一切事情都应该做得尽量简单，但也不能过于简单。”对于相同的问题，T.S.艾略特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说：“如果没有骨头的话，任何人都能雕刻出一只鹅。”当熊彼特着手研究诸如货币这样一个经济学主题时，他坚持要将一切都包括进去，既要有整只鹅，也要有鹅骨头。他了解诸多事物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他有时候忽视了爱因斯坦格言中“尽量简单”的部分。熊彼特希望在货币和其他复杂的主题上开创一门“精确的”经济学。但通常变量太多，而他又不愿意放弃任何变量，完全不去想要将所有变量全部覆盖会有多么困难。

熊彼特的学识要比凯恩斯广得多；凯恩斯对历史知之甚少，对社会学也缺少兴趣，更不能很好地读懂德文。但另一方面，凯恩斯在运用简单的语言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方面，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天才，而且他会毫不犹豫地将这种写作风格运用在货币或任何其他事物上。正如熊彼特后来提及凯恩斯所擅长的那种分析时所说的：“我们总是强调简化的好处，而不管这样做会带来多大的牺牲。”当然，这句话暗示了过分简化的危险。熊彼特曾经写信给他以前的一位学生：“我的（企业家精神）模型可能看起来有些模糊，而且较难用数学方法进行处理，但它是真实的，你能够看见它。而凯恩斯（所谓）的决定量是分隔学生和现实之间的一层纸屏风。”熊彼特对工业社会增长的迷恋，也是对工业社会历史和社会学的迷恋，极大丰富了他的分析。他知道，许多“业余爱好者”从事社会学研究只是作为逃脱其他领域责难的一种手段。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业余爱好者，他从自己与马克斯•韦伯的合作中了解到，经济学学科是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阶级的分析分不开的。

1927年，熊彼特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年访问教授，当时该校的社会学家们还没有脱离经济学系，形成自己独立的体系。对熊彼特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他自己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正变得越来越具有社会学气息，而且他能够与社会学领域内最有前途的一些年轻人进行交流。经济学仍将是他思想的中心，但是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也将在他的头脑中各得其所。

为了避免狭隘的专业化，熊彼特与主流学术思潮背道而驰。他遵循由来已久的欧洲传统，志在建立宏大的社会理论。这一传统在诸如黑格尔、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和韦伯等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将人类社会概括为一个一元整体并避免过分简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随意跨越学科的界线——将哲学、历史、法律、经济学以及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这类新兴学科囊括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和韦伯的作品对熊彼特产生了直接影响，这在熊彼特审视和吸收他们的思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思维体系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熊彼特阅读了从古至今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书籍。

他在192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更为明显地表现了自己正在转向一种更加侧重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篇文章题为“古斯塔夫•冯•施穆勒与当今之问题”。他在文章中对施穆勒将经济学延伸到纯理论之外的做法表示了敬意。这是他早期观点的一次转变，那时他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态度并没有如此宽容。但是，他此时认为，施穆勒和韦伯指出了一条走向基于历史的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或许后者是对德语Sozialokcmomie更好的译法）的道路。熊彼特之所以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主要源于他对经济学的研究以及他在政界和商界的经历，因为所有这些都加强了他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熊彼特思想上的躁动促使他朝着新的思维方式迈进，即便这意味着要改变之前他经过认真思考所得出的观点，而这一点正是熊彼特作为一名思想家的伟大之处。

熊彼特不断穿梭于波恩和哈佛之间，尽力通过无休止的工作来逃离悲痛；其间，他发表了两篇与社会经济学相关的文章，它们都遵循了欧洲的宏大理论传统，也是熊彼特成长为一名社会思想家的见证。

第一篇文章《我们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发表于1928年，熊彼特在文中考察了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方式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在当代德国，无数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国家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结构不匹配。他认为，德国当前经济组织上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这种新秩序出现的速度过快，社会习俗还来不及从小农的甚至封建的思维方式中走出来。他指出，在1871年，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德国人生活在农村或乡镇，城市人口只有一万多，约占人口总数的不到5%。而到了1925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增长了五倍多，农村人口所占的比例则下降了一半。

农业生产率的大跃进导致了这种变化的发生。1882年，德国只有4%的农田能用上机械，但到1925年时，这一比率提高到了66%。绝大多数农场在这一时期内并没有扩大规模，但机械化能让农场主雇用更少的人手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机械化让农业工人走出农村，走向城市。没有土地的劳动者数量急剧下降，先前带有政治分裂倾向的小农场与大庄园的纠纷问题不再是一个国家性的争议话题。那些依然留在农场里的人成为自营农场主，他们运用现代机械耕作规模适中的土地。“尽管土地改革者依然躁动不安，”熊彼特写道，“但在农村范围内，农民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民从社会中最为激进的群体转变为最保守的群体。

另一方面，对产业工人来说，社会结构的发展出现了很大不同。那些将其行业视为个人财产的传统手工艺者，憎恶这种建立在工厂基础之上的新的资本主义秩序。排他的手工艺协会与工业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有时候它们甚至还要求废除机器设备。但显而易见，这些思想落后的手工艺者正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资本主义不仅要求机械化工业生产，还会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注入城市中去操作这些机器设备。

熊彼特继续说到，在20世纪早期，旧式手工业者中的一部分人曾经做过真心实意的尝试，希望通过追随工业化来适应资本主义。他还引用了这样的例子，“但泽和柏林的面包师试图建立一家面包工厂，在这家面包工厂中，他们既是工人，又是‘资本家’，同时还是销售人员。”很多先前的手工业者变成了小企业主，他们接下来还在政治上将自己与上层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因此，预测他们的思想动态要比预测城市化了的农民的行为观念容易得多。

与此同时，规模巨大的企业也开始出现，尽管它们在德国的数量并不像通常所想的那样多。“这是对小气的资产阶级态度的有趣反映……德国人的典型特点。但如果人们将一家大企业定义为雇员超过1000人的企业，那么德国只有892家这样的企业，它们提供了大约210万个就业岗位”，而这只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一个很小比例。熊彼特预测大型企业增加的趋势将会延续下去。但在任何现代经济体中，阶级结构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它“甚至不像马克思主义理论说得那么简单”。

熊彼特说道，真正的分界线存在于新工业秩序之内。“业界大亨和中小企业主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会认为他们处在两个不同的阶级。”然而，尽管这两个团体很少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它们确实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那就是它们的社会地位要比其他任何阶级都不稳定。在新经济体中，商业家族异军突起和轰然坍塌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很难将其视为社会阶级中的一员。“在上层阶级家族地位的迅速改变中，”熊彼特说道，“无疑会出现一个非常民主和有效的推贤举能的过程。”从而让经济体进入精英管理的时代，而精英管理制度是世袭阶级的天然宿敌。总之，企业家精神已变为一种职能，而不是阶级的标记。

就工人而言，类似的分界线也已形成。“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说当代社会斗争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可能并不恰当；或许它更多的是不同类别劳动之间的斗争”——熟练的和不熟练的。产业工人的数量将持续增长，但与此同时，“认为工人是受到剥削的无产阶级，只是别人手中的工具，而且将永远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当今的工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最大的利益相关者。”

在新的高薪工业体系中，熟练工人甚至很多无特殊技能的工人都能过上资产阶级的生活。“而这正是社会主义者和空想家们所鄙视的，”熊彼特说道，“认为工人不能从社会进步中获得任何好处，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不要忘了，当今的企业家通常以前也是工人，或者是工人的后代。”因此，“工人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统一的工人阶级意识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离现实很远”。有技能的熟练工人和没有特殊技能的非熟练工人的思维方式差异很大，尤其是前者在新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正是那些未经训练的劳动者更有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激进派，而且他们的未来态度也更加不易预测。

1928年发表的这篇文章从独特的视角解读了社会理论，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结构的全新观点。熊彼特比那时候的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看得深、看得远。他并不是要“革新”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相反，他正在将两门学科整合成一种无价的新社会经济学，一种能阐明资本主义基本性质的社会经济学。熊彼特强忍内心的悲痛，让自己投身到这一研究之中，并得出了一些开创性论断。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家由德国化工业赞助的杂志上，因此熊彼特并没有将它视为一篇学术论文。但几乎在同一时间他还发表了《同民族环境下的社会阶级》，这篇文章迅速被学界视为社会学这门年轻学科中的经典之作。

熊彼特的这篇文章横跨中世纪至今的欧洲历史。熊彼特在开篇中再次提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时他们在欧洲社会思想方面有很大影响力。熊彼特指出，理论学家“有向其嗒嗒作响的引擎里添加阶级斗争燃料”的倾向，他随后驳斥了所谓阶级斗争建立的前提。

熊彼特言简意赅地为“阶级现象”下了一个定义，即某一特定阶级的成员之间的行为方式不同于他们对待其他阶级成员的方式。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具体内容：“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亲密；他们互相之间能很好地理解对方；他们在一起工作更加协调；他们之间不存在等级问题，但会对外建立壁垒；他们会用相同的眼光、从相同的角度并朝着相同的方向来观察世界的某个相同部分。”阶级存在的一个最佳判断标准便是：“从外部可以进行辨认而且不涉及阶级理论，事实上该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通婚十分盛行。”

尽管熊彼特在这篇文章中很明确地提出了“精英”一词，但事实上他是在写资本主义精英所经历的起起落落。对于中层或底层阶级，除了说明他们有可能通过企业家精神来将自己的地位提高到精英水平外，熊彼特几乎只字未提。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任何时刻的阶级地位都是先前事件的结果，所以极有可能是过时的。因此，任何特定时间内的绝大部分现存社会秩序，“只能通过实际上与其自身趋势相反的幸存因素来解释”。阶级的原始单位是家庭；而对个人或家庭来说，通往较高阶层的最常见路径便是“千百年来所遵循的通婚策略”。工业革命让这种通婚策略实施起来变得更加困难，虽然绝不是让它从此结束。

熊彼特接下来问道：“为什么有的家庭会振兴，而有些家庭会衰落？”这实在是个谜，但他认为自己有解开谜底的钥匙。他首先指出，19世纪中期主导社会的绝大多数富有家庭在三代以后已不再跻身强者之列。这种状况与马克思的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坚定主张完全矛盾。“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说明了理论学家如何因为偏执地拥护一种理论，而无法认清最简单的事实，荒诞地扭曲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个谜，更符合实际的答案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商业领域内持续的活力以及竞争性的创新。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这种活力（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要敏锐），但他没能掌握其全部要义。马克思认为，仅仅将利润作为资本再投入家族企业中，是远远不够的。对此，熊彼特申辩道，如果企业“不积极开创新的道路，不全心全意经营”，那么它就不可能永葆行业引领者的地位。

或许有人认为，储蓄、节俭地生活以及维持企业的坚实基础，就足以让企业保持自身地位。但在熊彼特看来，遵循这类常规的任何企业（不管乍一看它们有多么令人羡慕）将很快被有闯劲、敢于冒险以及竞争意识强的企业所赶超。他强调：“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包括新商业合并的成功实施，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风险、反复试验、克服阻力以及尝试常规之中所缺乏的新因素。”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为什么会这样，可以通过企业家利润理论来回答。”新入行的企业家将带来全新的思想，通过将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唯一目标这种简单的策略，赚取更高的利润，从而迫使现有的一些企业破产。

熊彼特承认，这很难做到。大多数获得成功的人，尤其是一旦他们变得富有以后，便不愿意继续追求经济增长。他们变得憎恨持续创新这一冷酷无情的要求，他们希望去享受人生，过一种更加滋润的生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那些大型企业通常会逐渐丧失其创始者所拥有的维持行业龙头地位的能力。“仅仅节约现有资源，不管有多么努力，总难免面临地位日薄西山的局面。”

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中，维持行业地位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行业的领头人必须承担起毫无道理可言的负担，而这种负担占据了日常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企业家要有“超凡的体力和精力”，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如果拥有“特别的‘眼光’……全神贯注于商业利益、冷静沉着、坚毅机敏——这些与激情水火不容的特点”，就能取得不凡的成绩。那些在大企业中工作的企业家必须拥有更多的才能。他们必须知道如何取得同僚的“支持”，如何“运用娴熟的技巧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并充分信任其他人，而目的便是为企业获得各种成就。

但一个人出生在显赫的家庭并不一定就有能力。因此，在现代工业社会，“阶级地位的持续是一种幻想……阶级壁垒必须得到克服，底层和高层的壁垒都是如此”。通往更高阶级地位的关键在于一个人能走出“不同寻常的路径，这一观点古已有之，但从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明显”。绝大多数工业家庭“由于他们中的某一位成员做了一些新奇的事情”，从而脱离了工匠和手工艺者这个行列，这“实际上是他们能够大步跳出现有阶级地位的唯一方法”。熊彼特羨慕英国贵族的一个原因便是其具有多样化和渗透力，这与他在维也纳所了解到的蜗牛赛跑式的静态社会大不相同。在英国，一个人能够比在奥地利更快地上升到更高的阶级。

熊彼特得出结论，声称“阶级壁垒总是而且毫无例外地能够得到克服”。怎样克服呢？通过拥有“成为‘社会必需’人才的能力”。当经济发展成为社会的必要职能时，那些能力突出的企业家就会异军突起。但资本主义的动态性质使他们的地位及其家庭的地位天然就不稳定，而这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改变：“大军阀会自动成为其臣民在几乎所有方面的领袖。但现代实业家绝不是这样的领袖。”

总体说来，在熊彼特关于社会阶级的这篇文章中，到处可以看到对相关历史的分析、对现实的敏锐观察以及异于直觉的真理。基于这些原因，它自发表以来就成为社会学学科里的一篇重要文献，并一直是世界各地研究生研讨班中热议的作品。

在失去亲人后这段漫长和痛苦的时间里，熊彼特写的第三篇重要文章是《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这篇写于1928年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堪称世界一流的经济学期刊、由凯恩斯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熊彼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资本主义不断变化和创新的特点表明，整个资本主义“均衡”的思想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他还坚称经济学不应仅局限于抽象的理论，还应将现代商业的经验主义现实包括在内。与之对应的是，没有理论而只有现实的经济学也是行不通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仅仅‘认知’某一事实没有任何意义，除非这一事实能够融入上下文的观点并被用于理论工作。”

理解总体经济扩张的方式，熊彼特接着说道，就是通过仔细观察某些特定行业，将它们进行分解。大范围扩张的根源一般来自特定行业的创新，这些创新接下来会扩散到经济体中的其他部分，即这些行业的供应商、分销商以及最终消费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领先行业突破创新的痕迹：开始是在纺织业，接下来是在蒸汽机和钢铁行业，后来是在电力和化学制品行业。总体说来，特定行业的创新“不是跟随而是创造了扩张”。

熊彼特补充道，所有这些都不能通过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均衡来进行解释。与此相反，创新要求持续不断的不均衡（由醉心于其事业的企业家们主导）。创新本身主要“不是智力的比拼，而是意志的决斗……领导力这种社会现象的特例”。创新的壁垒一般由“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所带来的各种阻力和不确定性”所构成。这些困难通常无比巨大，而克服它们“是企业家特有的职能”。

在这里，熊彼特再次强调了信用的重要作用，这里的信用不是指通常所说的为运营现有企业所提供的资金，而是指放在桌上赌一个新的企业项目能否获得成功的大额资金，也就是说，如果项目失败的话，就会全部损失掉的资金。“不连贯、变化大、主要体现在新企业中的创新，需要在出现收入之前有大量支出……‘信用创造’因而成为流程机制和对其进行解释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熊彼特写道，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日常事物所特有的。外部影响，比如战争、地震甚至许多新技术和新发明，都不是能刻画资本主义持久变化的根本因素。相反，变化是资本主义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来自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企业家行为。“资本主义过程中的这一因素，具体体现在企业家的类型和职能上”，将“毁灭任何均衡”。换句话说，冷酷无情的骚动是资本主义的自然状态，唯一真实的均衡是不均衡这样一种常态。

1928年，当熊彼特发表这篇文章时，在德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某些行业中的企业正逐渐发展壮大。谈及这个主题，熊彼特指出，创新通常能从大企业的出现中受益，因为巨型公司有实力投资新技术。它们愿意承受在一些项目上出现的损失，因为它们能够从其他项目中获得利润。“在某些特定项目上失败并不危险，在专家的建议下实施（创新）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银行信用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因为大公司一方面能够从自己的收益中留存大额资金，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外部货币市场获取融资渠道。

熊彼特还援引美国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20世纪初，诸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柯达以及杜邦这样的公司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部门，其目的就是开发新产品和新工艺。它们让创新成为其商业常规的一部分，而这就意味着影响深远的变革。20世纪下半叶，所有国家的大多数企业都在其公司结构中增设了研发部门。

与此同时，正如熊彼特先前所预见的那样，新企业开始持续不断地出现，并和行业巨头们同生存共发展。与其他许多分析家的期望相反，“被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既没有抑制创新，也没有阻止新生企业的持续出现。熊彼特再一次在分析和预测上与当时的主流背道而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又亲眼见证了自己的观点得到认可。

对大企业进行分析以及对阶级的社会学进行探究，需要熊彼特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坚持对资本主义过程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熊彼特每天工作超长时间，并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倾注到作品中。正如他写“货币书”时做了很多无用功一样，他有时也会失败和放弃。但更多的时候，他获得了辉煌的成功。他的新版《经济发展理论》、他将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为社会经济学、他有关社会阶级和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开创性文章，所有这些都是帮助塑造社会科学未来的观念性突破。

熊彼特在余生中，始终经受着精感上的煎熬；除了将自己淹没在无休止的工作之中外，他都沉浸在1926年的悲剧中无法自拔。在他最痛苦的那段时间——从1926年一直到1930年中，乔安娜和安妮，尤其是安妮对他来说依然如此真实，依然是他日常生活中如此重要的部分，熊彼特将她们带入工作之中。夜复一夜，他不停地写祈祷词祈求他的Hasen能帮助他完成自己设定的工作任务。在他的日记中这样的祈祷词数量高达数千条。他还强迫自己抄写安妮的日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通常还根据自己的回忆在安妮的日记上加上注解。有时候安妮的日记和他自己的加在一起就是一片流畅的评论文章。

在这段时间，熊彼特还保持着与安妮家庭成员的通信，并能定期收到来自他们的抚慰，尤其是安妮的妹妹艾米丽。安妮去世后第四年，艾米丽在一封写给熊彼特的回信中说道：“你的来信让我觉得你正开始慢慢变老，变得更伤心和更忧郁……你这样都是因为除了所有要做的工作外，没有人能让你倾诉心声，没有人伴你左右。”写完这封信后不久，艾米丽出其不意地寄给了熊彼特一封实际上相当于求婚的信：

安妮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我在波恩的日子里亲眼看到过，她也多次跟我说起。在她被送到医院之前，她曾对我说：我可以照顾你，这样的话，你的生活就是完整的，你不会感到孤独。我一直在反复思考她说的那些话，后来我领悟到，我将很高兴与你结婚，而且我也会很爱你。你是如此孤独和孤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考虑其他人的。

当熊彼特的回信并没显示出任何赞同艾米丽想法的迹象时，她嫁给了好几位追求者中的一位。但在熊彼特的余生中，他一直坚持往维也纳的雷辛格家寄钱。在安妮和乔安娜去世几年后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中，熊彼特写道：

对于现代人来说，工作就是他的一切，也是唯一剩下的东西……

没有目标、没有希望地高效工作着……

没有家庭，

没有真正的朋友，

没有能停靠在她的港湾中的女人。

不停工作是他一直所做的事情，但这也不仅仅是为了抑制自己的悲痛。他在维也纳欠下的巨额债务尚需还清，而完成这项任务要求他做一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一种大不相同于他为追求“科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所做的工作。

第十一章 政策和企业家精神

让他投身到政策事业之中，他将解开难解之结。

——莎士比亚，《国王亨利五世》，1599年

随着熊彼特在波恩的工作任务日益加重，他决定雇人来照料家事。很幸运的是，他身边就有这样一位极佳人选。1926年1月，也就是他和安妮来到波恩的第三个月，他就雇用了来自距波恩西北方向40英里远的尤利希镇的玛利亚•史托克尔做他的秘书，玛利亚是一位年轻聪明的姑娘。安妮去世一年后，他请求米娅（大家通常都是这么称呼玛利亚的）搬到他家来住，并帮忙打理他的大房子。米娅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帮手。她继续担任熊彼特的秘书，帮他打印手稿以及构思一些信件的内容。她还让熊彼特凌乱不堪的家变得井井有条。

1927年，21岁的米娅年轻时尚，十分讨人喜欢。她顽皮的脸上时常流露出熊彼特高兴时所特有的那种光芒。在安妮和乔安娜去世之后，心情低落到谷底的熊彼特不仅需要像米娅这样的人的帮助，而且也需要有人陪伴在他身边。米娅在与熊彼特一起工作的年月里，她开始越来越关注他的身心健康。她的效率如此之高，几乎能够同时打出熊彼特口述的信件和文章的内容。发表在专业期刊上的著作和文章的称呼一样。但他也写了几十篇受众更广的政策导向性文章，这些文章加在一起几乎相当于两本中等厚度的专著。

他之所以做这种技术性稍弱的工作，部分原因是想赚钱还他在维也纳欠下的债。这些文章传播了他作为经济学专家的美名，并为他带来了更多在市民和工业团体面前发表演讲的邀请。爱表现自己的熊彼特有时候非常享受这种巡回演讲。“在我向德国的玻璃实业家们发表完演讲之后，”他在柏林给奥蒂丽埃•杰寇的信中写道，“我几乎在某个瞬间感到十分轻松。很奇怪的是，当我在众人面前演讲时，一些从我头脑中即时闪现的东西不仅紧紧抓住了听众的注意力，也让我自己兴趣盎然！”比熊彼特小14岁的杰寇女士是熊彼特最亲密的知己之一，是熊彼特在比得曼银行工作时的秘书，熊彼特给她写过很多吐露心声的信。

但熊彼特经常表示他非常憎恨自己正在做的这种工作。1928年9月，他告诉杰寇女士：“让我来到这里（慕尼黑）的原因，即在一次德国‘批发和海外商人’联合会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发表演讲，以及18号我在科隆所做的事情，即给‘德国水泥联合会’做演讲，是我一生中最无法忍受的经历。”这些活动耽误了他的“科学”工作，而且他也觉得做这些事贬低了自己的身份。“这简直就是娼妓行为”，他写道，“为赚钱而去演讲和写文章！”但他明白如果自己想要还清那么多债主的钱，就必须不停去演讲和写文章。他的债务数额依然巨大，以至于他估计自己要花20年之久才能将其全部还清。事实上，还债只花了他七年多的时间，到1935年时，他就还清全部债务了。

在诸如当今《财富》、《金融时报》以及《华尔街日报》这样的刊物上，熊彼特将自己的信息受众主要定位为商业人士。他的很多文章都发表在由他的维也纳朋友古斯塔夫•斯托尔珀主编的期刊上，斯托尔珀离开波恩大学后不久便搬到了柏林。在熊彼特的帮助下，斯托尔珀创办和主编了《德国经济学家》杂志，该杂志是由当时在经济学和商业方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甚至在今天也依然如此的伦敦《经济学人》杂志所创办的。1926年，熊彼特答应斯托尔珀为这本新杂志撰写文章，而且还会帮着招募其他有才能的投稿人。在经历过一个步履瞒跚的起步阶段之后，这本杂志获得了巨大成功。

尽管熊彼特是一位对任何经济问题都能一针见血的一流政策分析家，但他不喜欢为公众问题开药方，因为他认为这有可能会牺牲他的科学客观性。“我不是开药店的，”他曾经这样对一家美国商业机构说道，“我没有药片可以分发；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现实问题，我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熊彼特自我约束的结果就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都不会像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权和凯恩斯主义政权那样，提及积极的“熊彼特主义”国家政权。而且熊彼特也不是像亚当•斯密、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主义者。

然而，要识别出一项熊彼特式的项目并不难，不管你选择怎样的分析层面，比如个体企业家、商业企业、工业甚或一个国家。在所有这些层面上，熊彼特的测试标准都是项目的参与者是否追求创新并由此带来创造性毁灭。如果这个项目是这样的，那么它就是熊彼特式的。如果不是，那么该项目也就不是熊彼特式的。

当他打破了自己不开药店、不推荐特定政策的原则时（他在斯托尔珀的《德国经济学家》以及类似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就是典型例证），他总是着力推进能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强有力举措。但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不管是德国还是其他任何较大的国家，在实施一个长期的熊彼特式项目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大萧条带来的动乱让企业家们很难考虑上马新工程。

当熊彼特在1925年搬到波恩时，德国的情况并没有1919年他担任财政部长时的奥地利糟糕。即便如此，德国要实现经济和政治稳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说实话，当我多次观察了德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主要领袖人物之后，”熊彼特在1928年写道，“我为德国感到遗憾。”谈及德国政府的“无能”和“缺乏原则”时，熊彼特将其政治家和公务员与先前统治过德国和奥地利的霍亨索伦与哈布茨堡王朝的政治家们进行了对比，发现前者远不如后者。熊彼特来到波恩时，德国已从恶性通货膨胀阶段慢慢恢复过来，但它依然承受着向英法支付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更让德国人感到耻辱的是，自1919年开始，法国军队占领了莱茵区，即包括波恩在内的德国西部地区，并一直持续到1930年。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为德国政府提供了巨额贷款，用以援助那些担负国家工业重建任务的企业。通过发放工资和赚取利润，这些公司帮助国家税收体系走上了正轨，从而使国家能继续偿还战争赔款，这种赔付在1923年被暂停。英国和法国接下来用这笔钱偿还了它们欠美国的战争债。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呈三角形流动的美国资金支持了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经济，为它们在20年代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熊彼特来到波恩的头两年，德国还在经历衰退，直到1928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才开始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熊彼特在波恩的这段时间正处于一战结束到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前的时期。这些年间的德国通常被称作魏玛共和国。魏玛是一个德国小镇，新宪法的战后起草者们曾经逃离柏林的革命喧嚣而到这里来开展工作。宪法设立了一个民主政府，但它太过虚弱和松散，很难有效运行。有十多家政治党派在竞争执政权，这些党派中有很多人通过比例代表制赢得了席位，而且他们通常很少表现出妥协的意向。这些人中既有极左人士，也有极右人士，还有代表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或某个地区利益的人，他们通常会相互打压对方的影响力，完全不同于熊彼特青年时期奥匈帝国议会内的派别斗争。

有些党派公开反对《魏玛宪法》，德国司法部并没有因此而处罚他们。司法部对待共产主义者要比对右翼分子严厉得多：虽然希特勒在公开场合曾表示出推翻政府的企图，但他为此只服了几个月的牢狱。由于没有哪个党派能占据绝大多数席位，所以联合政府就成为必然产物，但是没有一个联合政府能执政很长时间。联邦和州政府之间无休止的争吵进一步让政策制定陷入瘫痪。唯一能将德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政治观点便是一致反抗《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尤其是赔偿条款），以及旨在恢复德国强国地位的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段时期，德国成为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发源地。在1928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了国会491个总席位中的153席，共产党赢得了54席。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名字掩饰了它真正的意识形态）在1928年只赢得了12席，还不到全部席位的四十分之一。在1930年的选举中，多达16家政党赢得了席位。这一次又是社会民主党领先，获得了577个总席位中的143席；共产党赢得了77席；而纳粹获得席位的比例由1928年的不到四十分之一增至此时的接近五分之一，共获107席，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不祥之兆。在熊彼特对德国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本应该注意到没被恰当安置的老练的手工艺人和新近城市化的农民对希特勒的吸引力；但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此时，德国的商业机构在组织架构方面要比政府好得多；这也是熊彼特在德国的七年时间里第一次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体系保持如此长时间的亲密接触。尖端企业在诸如钢铁（蒂森克虏伯）和汽车（奔驰、宝马）这样的重工业中崭露头角。德国企业在化学制品方面占据了世界领先地位，而在电气设备上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

20世纪20年代德国商业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兴起了一场通过设定标准而走向产业自治的运动。私营部门里的各个协会率先付诸行动，政府不久之后就认可了它们的努力，并给予它们法律支持。建立于1926年的德国标准委员会（German Standards Committee）成为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组织的标杆，这些组织为各自的国家确立了标准，它们之中还有很多最后演变成了国际组织。熊彼特在波恩的这段时期，德国工业标准的数量从1925年的1100个上升到了1932年的4500个。

直到今天，资本主义商业所取得的一大部分成就要归功于诸如引擎的马力、木材切割的尺寸、钢板的厚度以及电力设备的安全规格等这类标准。美国建筑行业中统一采用2英寸厚4英寸宽的木材，电气设备上标注UL（Unerwriters’ Laboratories的缩写，意为美国安全监测实验室），表明电动机润滑油质量等级和黏度级别的SAE标准（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的缩写，意为机动车工程师协会）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如果缺少标准，大家都习以为常的许多常规操作，比如汽车换挡、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操作计算机，都几乎不可能实现。纵然标准可以用来排斥新公司加入一个行业，但从整体来看，标准促使生产商和消费者全面受益。

熊彼特在波恩的这段时期，许多德国企业都进行了重组，这一现象为熊彼特提供了更多资本主义在不断变化的证据。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式的）不断更新、再造操作流程，并在全世界范围内羸得了高品质的美名。这些中小型家族式企业中还有很多至今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运营。大多数公司与它们所在的社区都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在诸多方面它们仍然是德国经济的核心。有些企业被大公司收购，但许多原创品牌，如斯蒂尔链锯、蔡司镜片、浩勒口琴，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成长起来的比较新的品牌，比如德彩热带鱼饲料、克朗斯贴标机、Boss、吉尔桑达，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

大企业也在1925~1932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次大规模的并购潮。熊彼特搬到波恩时，德国最大的十家企业中有五家在生产钢铁；而到他离开波恩时，这五家钢铁企业中的四家（除了克虏伯以外的其他四家）合并形成了一家联合钢铁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 United Steelworks）。1925年，德国最大的十二家企业中有三家从事化学制品行业（巴斯夫、拜耳和赫斯特）。到1932年时，这三家企业和其他几家企业合并形成了IG Farbenindustrie公司，从而一举成为德国第二大企业。银行业也发生了很多次大型合并。熊彼特变得对这个过程十分着迷，他运用了一个美国术语，称之为“托拉斯”。

从商业执行者的角度来看，合并的动机主要是减少价格竞争并提高产能和市场份额。正如大型钢铁企业的合并一样，企业重组通常都参照美国模式（如美国钢铁）。有时这样的策略能达到很好的效果，但更多的时候其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这边总体的结论尚未得出，那边大萧条的阴霾就逐渐弥漫开来。德国遭遇大萧条的最初表现是出口下滑。

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最早出现在英国，随后迅速在各国间蔓延。当它于1929年来到美国时，美国的出口已经枯竭，而德国的经济也急转直下，陷入全面衰退。德国的失业率在1929年达到10%，1931年升至25%，而到1932~1933年的冬天时则飙升到了可怕的33%。这些都是不祥的征兆，熊彼特许多有关公共政策的文章都是直接针对这些问题的。

随着德国逐渐陷入经济危机，熊彼特自告奋勇地站出来给出了很多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相对于他写的典型学术作品来说更加清晰易懂。1925~1932年间，熊彼特写了一系列有关德国经济状况和政府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发表在《德国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一些非学术性杂志上的文章，展现了熊彼特想尽力帮助他所在的这个新国家的国民早日走出灾难，并作出正确商业判断的良好愿望。他主要关注那时在德国引起很大争议的四个话题：面对赔偿问题德国该如何确定税收水平和公共预算，工资和失业；商业的繁荣与萧条；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

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抨击了对老旧的或低增长产业的保护，由于这些部门中存在大型投票集团，所以这个问题至今仍常见于许多国家。但他确实赞成政府干预。熊彼特写道，德国重返繁荣之路的方法就是向具备高增长潜力的行业提供有选择性的贷款。“强大的企业，或者那些能够变得强大起来的企业要得到加强，但脆弱的企业不应得到照顾。”作为获得公众支持的条件，熊彼特说道，企业必须采取强制性创新举措。他承认很难实施这种项目，因为政治家需要选票，而选民们又通常喜欢向后看。但他力荐一种向前看的、长远的眼光，并避免采用任何快速的经济修补方法。

他接下来分析了为什么德国的税收和预算体系运行并不顺畅。他描述道，在《魏玛宪法》下，中央政府只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而把绝大多数公共职能留给了各州和当地税收。他接下来说明了改革应如何朝着“财政平衡”的目标努力，也就是说，实现所有政府层面上的税收体系协调。

至于新资金的来源，他提议对奢侈品、租金收入，尤其是酒类征收附加税。他说道，既然对啤酒和烈性酒的征税水平如此之低，那么州、联邦以及市政府可以同时提高酒类的税率。只要绝大部分税收收入能保留在税赋发生的地区内，市民就会接受这种税收。

在德国经济开始下滑之前，熊彼特就写过很多有关税收政策的文章。到1929年德国开始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时，他写的文章也变得更具针对性。他问道，为什么德国陷入了如此危险的境地？税收和预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谴责，但这两者都很容易得到改善。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国家和私人要为向具有企业家精神、增长性强的部门投资而进行“资本积累”。对于选择一个部门而放弃另一个部门可能会存在的不公平问题，熊彼特辩驳说，目标明确的投资会在几年内为整个经济体带来收益，因此也会惠及每个人。

对于个人收入所得税这个棘手的问题，熊彼特争辩道，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合理的，但问题是税率被设定得太高。在他看来，所得税只有保持在整个社会均可接受的低水平上才是最有效的。在经济萧条时期，如果一种税收夺走了一个人收入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那么它就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抑制投资、减少消费以及鼓励逃税。这正是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当然，以如今的标准看，这些税率看起来比较低，但在那个年代它们已是相当高了。当熊彼特从德国来到美国时，他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5%降到了4%，尽管他的薪资水平比在德国时高出很多。

熊彼特还对遗产税的过度运用，尤其是将它作为减少政府赤字的一种手段提出了警告。这种税对富人来说影响不大；但对其他人而言，遗产税打击了储蓄、促进了消费，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将来缴纳相关的税费。较低的遗产税是可以接受的，但政府做决策时必须考虑消费者的心理。税率应该设定在潜在储蓄者认为合理的水平上，从而使人们愿意为家庭进行储蓄。

随着德国经济的日益恶化，熊彼特作品中流露出的语气也愈发急迫，尤其是在消费者对更低价格的全面需求上。他说道，如果价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降得很低，那么投资者的积极性将受到打击。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他一直以来倡导实施的举措：将营业税税率设定在1.5%的水平（1%起设）；对烟草和酒类征收较高的税；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促进投资和储蓄。他继续说道，如果这些政策能被尽早实施的话，那么德国的经济状况到1930年时本可以更好。通过削减对“积累资本不利”的税收，德国极有可能实现一个更高的投资水平。德国的“命运”现在取决于采用一种合理有效的税收和预算政策，整个国家正站在经济的十字路口。

熊彼特还开始担心投票人以及低收入群体的领导人会变得绝望，从而容易受到左翼和右翼分子的煽动。在193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实际上运用了Ftthrer一词，这是一个类似于希特勒或者共产主义领袖的词。这样的煽动有可能导致“人民群众”要求实行一个反对商业的社会主义项目。熊彼特争辩道，如果一种温和的社会主义形式得以实施，接下来它又未能有效运作，那么更加激烈的形式极有可能会不期而至。果真如此的话，经济增长将会停止，而且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都会直线下降。

谈到工资和就业政策问题，熊彼特认为，在德国，工会的力量还没有像许多人想的那样导致高工资和失业。与此相反，这些问题主要源自过时的产业机构——商业筑巢于限制生产和减少就业的行业协会、卡特尔以及其他准垄断组织中。持续进行的并购运动如果运作不当的话，会进一步减少就业机会。

在一次对德国纺织业制造商协会的演讲中，熊彼特提出，工资增长应该与生产率（每小时的产出）的提高联系在一起。仅仅将企业利润从雇主重新分配到雇员，不会对雇员有很大帮助，还会损害整体的经济繁荣。如果工资增加了，而生产率没有相应提高，正如在德国所发生的情形，那么生活水平很快就会出现全面下滑。工资的增长从来都不能带来更快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投资为代价的话，更是如此。将钱从富人那里重新分配到穷人那里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不能带来产出的增加；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创造不出足够多的钱并通过再分配来弥补巨大的贫富差距。

此时的德国有着最强大的劳工运动，以及其他大国所不及的慷慨的员工福利政策。企业的管理者尽管接受社会福利的思想，但对企业参与竞争要背负如此沉重的负担，他们纷纷提出了抗议。1924年，一个重要的商业组织——德国锋济委员会（Reich Economic Council）的董事说道：“我们不需要在社会政策方面效仿美国人喜欢它或勉强接受它的政策，这里的它指的就是‘工作，否则就活不下去’。在美国根本没有什么社会福利政策。我们当然不想那样。”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外国信用资金，这时外国人就会问：你们打算怎样运用我们借给你们的资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提供他们都没有买来享受的东西”。

熊彼特只是部分赞成上述想法，因为他不认为福利支出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一篇发表于1928年的文章中，他承认德国公司的工资支出、税收和福利支出总数过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将导致经济下滑以及随之出现的社会衰退。对于如何解决工资水平的问题，他提议在国家或私人的支持下建立两个新协会，一个代表雇主，一个代表工人。这两个协会经常碰面协商工资水平。此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模型中所说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这种意识形态问题，相反，它是一个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管理的现实问题。

熊彼特写道，对抗垄断趋势的政策可以缓解长期失业，但德国现在的情况不适合推行这样的政策。与此相反，他认为就当前的状况来说，大企业和一些卡特尔的存在是合适的，对那些面临外国高科技竞争的行业来说尤为如此。对于“新生行业”需要在国内市场上得到短暂保护的观点，熊彼特辩护道，有时间限制的卡特尔更有助于进一步的发展。但他坚持不应该像卡特尔通常所做的那样有意限制产出。

关于工资和其他问题，熊彼特承认，政府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经济周期并阻止严重危机的发生。但他对完全消除周期的企图提出了警告，认为这将阻碍未来繁荣所必需的创新。他承认有关经济周期的很多方面尚有待了解，但他认为完全消除周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创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熊彼特而言，创新是无止境的，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也同样没有止境。在1930年发表的《世界经济的改变》这篇文章中，他强烈反对那时甚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即技术发展的极限将很快来临。熊彼特声称，这种观点荒谬透顶。新的发展机会比比皆是，而且新旧技术将共同作用，从而推动社会更快发展。

他还质疑另外一种颇为流行的断言：由于大战的原因，美国人拥有欧洲人永远也追赶不上的有效竞争优势。对此，熊彼特指出，悲观主义者总是将美国丰富的资源作为其经济强劲增长的原因。但他认为对这些资源的有效运用才是让美国领先于欧洲的真正原因。

在1932年发表的《持久危机》一文中，熊彼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便经济体不受外界影响，繁荣与萧条是否也会交替出现？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外界变化总会发生，源自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变化也会经常出现。根据定义可知，创新导致淘汰，熊彼特警告不要让陈旧的东西阻碍新事物的出现。创新的做事方法必须通过消除过时的方法才能融入现存经济体的“有机体”之中，而这正是在萧条的某些阶段所发生的事情。

在一篇1927年发表在一本劳动杂志上的重要文章《企业家的职能和工人的利益》（The Function of Enterpreneurs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Worker）中，熊彼特力图表明企业家和工人的长期利益是如何基本一致的。他在开篇概述了人们对英国19世纪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看法，并发现，即便财富出现巨大增长，收入分配也几乎在持续进行。因此，工业化会导致大多数人的穷困这一广泛传播的观点是错误的。

他接下来提出了英国的工业化收益分配是否过于倾向富人这个问题。他说问题的答案很有可能是“是”，不过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更为恰当的一种提法是，高收益如何激发企业家将创新转变为实际的生产，从而提高了普遍的生活标准。他通过简单计算英国富人实际拥有的资金数量来巩固其观点，如果将这一数值在余下的人口中进行平分，它根本就不足以提高生活水平。

熊彼特最主要的观点是他曾多次强调的：正是对成功永不满足的追求以及成功所带来的丰厚收益，让企业家及其投资者们将如此之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前途未卜的新项目之中。企业家在拥有高额回报的驱动下，努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仅让个人而且让整个社会都从中受益。尽管金融“投机”的名声很差，但它仍是企业家寻求高额利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投机者通常会成为资助企业家在整个经济体中推进创新的投资银行家。

熊彼特指出，还有一种荒诞的说法就是人们只有在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资金创建一家新企业时才能成为企业家。记录显示，新公司几乎都始自一个“平凡的”工人、一个有眼光和能力将自身理想变为现实的人。成功企业家的子女只有持续不断地创新，才能维持其父辈开创的局面，而实际上他们很少有人这样做。作为对自己有关社会阶级观点的呼应，熊彼特写道，企业家精神的历史表明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起落模式——家族企业登上最高地位的宝座，接下来又会失去它。和世袭贵族不同，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绝大多数富人都有在代际交替的过程中迅速崛起和衰落的趋势。在这里，熊彼特引用了他在美国听到的一句俗语：“富不过三代。”

他用工人和企业家尽管有着相同的社会根源却经常相互对抗这个问题收尾，并在企业家与工人的日常接触中找到了答案。在这样的接触中，企业家必须组织和管理工作进程。而这会导致企业家和工人出现不同意见，以及造成企业家没有站在工人利益的角度行为处事的印象。因此，社会关注的是针对个人的短期负面结果，而不是创新通过创造出新的工作机会而为整个社会带来的长期利益。机会主义政治家和激进学者总是强调短期成本；而一旦剥削的形象在人们的脑海中固定下来，它就不太容易被清除掉。

在《德国国家经济中的结构变化》（1929）—文中，熊彼特指出，当公司规模大到一个人难以有效管理的时候，企业家职能就会发生变化。在巨型企业中，关键的企业家就会从提出新观点演变成接受或拒绝企业内部专家提供的创新性建议。对大企业来说，企业家需要一些技术性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从全局角度看待企业利益的能力。因此，“托拉斯”的出现改变了企业家在大企业中所必需的能力，并且让真正的专业人士取代了企业中原有的家庭成员。

熊彼特1931年一次少见的出游照片，摄于波恩大学附近一座树木繁茂的小山上。那时他频频发表文章，而且都在宣扬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一信条。

总之，熊彼特说道，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一类就是上文刚刚描述过的大企业中的企业家。但是，创立新公司的企业家会不断出现。当管理者想通过侵略性过强的反托拉斯诉讼来分解大企业时，他们必须将这一点考虑在内。熊彼特很明确地表示他并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只是想强调企业家精神的持续重要性。当国家干预经济“有机体”时（一个现存的而不是抽象的实体），它必须记住，没有企业家精神就不会有经济增长。

熊彼特通常不为任何国家列出经济计划。因此，他在1925~1932年间所写的这些非技术性文章是一次重大例外。他一生都声称学术经济学家应该坚持科学，以避免政治倡议影响其判断和分析。但与此同时，他总是在为能促进创新的政策辩护。

熊彼特式创新的检验标准在企业家层面很容易运用，在企业层面稍微有点困难。商业史专业的学生都熟知下列一长串伟大创新家的名字：19世纪的约书亚•威治伍德和理查德•阿克赖特；19世纪的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奥古斯特•蒂森以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20世纪的亨利•福特、乔瓦尼•阿涅利、雅诗•兰黛、盛田昭夫和山姆•沃尔顿；20世纪晚期以及21世纪早期的比尔•盖茨、奥普拉•温弗瑞、理查德•布兰森以及铃木敏文。而诸如微软、宜家、诺基亚和谷歌这样的21世纪企业，基本上一直都属于创新型企业。根据熊彼特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成功的企业都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极具企业家精神。当然，一家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必然会在一些时点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在一些时点表现得不那么强烈。一旦企业的创新开始逐渐减少，它们就走向了灭亡。

对整个行业来说，创新的检验标准变得更加复杂。任何行业都存在反对创新的强有力因素。有些公司，通常是那些正处于行业领导地位的公司，会比新建公司更加保守，而且更愿意冒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有着成百上千家公司的新兴行业，如1900年的汽车行业，企业文化越偏向熊彼特式，它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就越大。处在诸如轮胎、纺织品、钢铁和汽车这类“成熟”行业中的公司，通常看起来没有一点熊彼特式的行事风格。关键的创新活动一直以来都在融入每家公司的日常活动当中。但正如熊彼特喜欢指出的那样，创新企业一次又一次出其不意地改变了一个行业的外在成熟度。

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当法国公司米其林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子午线轮胎时，它开启了一连串创造性毁灭活动，到80年代时它已完全粉碎了美国在这个行业的长期主导地位。子午线轮胎的生产一举消灭了除固特异以外其他四家最大的轮胎公司，并结束了俄亥俄阿克伦在橡胶资本世界的统治权。一直以来的成功所导致的骄傲自满的行业文化，阻碍了美国企业对外界变化迅速作出有效的回应。

在整个20世纪期间，创新公司还通过开发人造纤维、尼龙、聚酯、斯潘德克斯弹性纤维以及其他合成纤维，改变了“成熟的”纺织行业。在钢铁行业，吹氧炼钢炉和小钢铁厂的出现结束了美国钢铁、英国钢铁以及其他巨型钢铁企业长期的霸权地位。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革命性的丰田生产系统了。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丰田汽车公司在1960年只生产了4.2万台汽车，但在1980年时，该公司能生产230万辆车，产量增长了5240%。丰田的新生产系统不仅改变了汽车的生产格局，结束了底特律长达70年的汽车生产主导地位，还改变了整个制造业的格局。从20世纪70年优起，丰田的质量控制机制、精益化生产以及对流水线工人的授权被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工厂当中。

整个国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能持续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熊彼特式项目呢？有没有税收、财政、货币以及就业政策的特定模式呢？熊彼特有没有制定过政策措施来系统化地促进国家的经济健康呢？

答案是肯定的。熊彼特从未成为像李嘉图、马克思或凯恩斯那样对政策着迷的经济学家；他也没有谴责他的奥地利同僚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或美国同僚米尔顿•弗里德曼积极参与政府事务；他更没有像成千上万的其他经济学家（包括他那两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与詹姆斯•托宾）那样，经常扮演政治家的顾问角色。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熊彼特有自己的政策偏好，这样的证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他担任奥地利财政部长期间的表现；另一个是他在波恩的几年里所写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几十篇文章。

熊彼特所偏好的政策选择在不同情况下，其功效也有不同。影响一国经济表现的因素众多，对任何一套政策来说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期间，从熊彼特式思想到熊彼特式政策再到政策的最终结果，或许最清晰地体现在20世纪晚期高增长的东亚经济体中，尤其是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日本，从美国占领军1952年撤离到1973年石油冲击这段时间内，政策制定者采纳了很多熊彼特的建议。日本将重点放在储蓄和投资上，在很多行业广泛推进创新。在此期间，日本还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创新精神的新公司，如索尼、三洋和本田等。日本在那些年里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

尽管熊彼特在1925~1932年间十分关注德国的政策问题，但他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待在德国。甚至在接受波恩的教职之前，他就开始收到来自遥远的东京和神户的邀请。熊彼特来到波恩之后，迅速让自己成为一名学术狂人。1926年，柏林的一所科技大学邀请他加入。1927年，他又先后收到来自布拉格大学以及弗赖堡大学的聘请，弗赖堡大学提供的薪资水平要比波恩大学给他的待遇高很多。很快他又收到了来自基尔大学的邀请。熊彼特也考虑过离开波恩，但最终他还是婉拒了所有这些邀请。

1927年，哈佛大学的邀请不期而至，这是两年当中他收到的第七份工作邀请，但它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他不舍得轻易放弃。作为一名彻头彻尾的维也纳人，熊彼特对德国并无多少好感，但他在波恩安了家。他的杂志文章不是写给奥地利读者看的而是给德国读者看的，而且他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国家。每天带一支玫瑰花到安妮的墓前拜祭，已成为他的情感寄托。他与日俱增的名气吸引了大批一流的学生前来求教；而对这些学生来说，熊彼特已成为他们的代理父母。他还与斯皮索夫和其他一些人结下了一生中最为温暖的情谊。

但哈佛（有着规模大、名气响的经济学系以及非常可观的薪资）自是与众不同。仍然债务缠身的熊彼特能够很好地利用哈佛提供的薪资，并减少他视为“妓女式”的巡回演讲的次数。他在维也纳有几笔旧账马上就需要偿还，而他离开德国可以将还债时间推迟一年；正如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不正是一个不失体面地逃离的好机会吗？”由此，他决定接受一年的访问邀请，尽管他仍将不得不做更多的演讲以支付他穿越大西洋的船费。他请求德国科学、艺术和公共教育部在他离开波恩去哈佛期间继续给他发工资，并告之相关权威人士在他离开期间斯皮索夫将教授他的课程。这样一来，他就能够领取哈佛和波恩的双份工资。同样重要的是，他会在美国再次感受到14年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感受到的那种思想和智慧的激荡。

如果在哈佛一切进展顺利而且接下来能获得长期教职，那么熊彼特很有可能会永远离开波恩。尽管做这种改变一生的决定现在还为时过早，但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几乎没什么风险。米娅•史托克尔，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在他离开波恩期间留下来打理他的家并照料他在德国的相关事务。因此，在得到米娅认可的情况下，熊彼特同意在1927~1928学年去哈佛执教。在安妮去世13个月后，熊彼特开始了他在哈佛的教职。

第十二章 穿梭于波恩与哈佛之间

世界可以朝着任何方向延伸，可任凭它再怎么宽广，也比不过人的心。

——埃德娜•文森特•默蕾，《新生》，1912

早在熊彼特修改《经济发展理论》或者说推出该书英文版之前，这本书就引起了哈佛经济学系的兴趣。该系的一名成员在读完出版于1911年的德文初版后，发表了一篇称赞性的评论文章。哈佛也对熊彼特这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初步表示了兴趣。长久以来一直是哈佛经济学系领军人物的弗兰克•陶西格在1912年与熊彼特通过信，并在熊彼特以奥地利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期间与他见过面。1933年10月，陶西格写信给哈佛校长劳伦斯•洛威尔说，应该邀请这位“非常出名和值得尊敬的学者”到哈佛来呈现他的研究成果。“熊彼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一定可以做一次受欢迎的演讲。”结果在那个学年中，熊彼特来到哈佛演讲，会见了陶西格并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段最亲密的友谊。

陶西格早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在24岁时就成为哈佛教员。这是1883年的事情，熊彼特那年才刚出生。在此后半个世纪，陶西格让自己成为哈佛大学举足轻重的人物。和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中的某位导师一样，他也在一段时间内离开学校去为政府工作，就《凡尔赛和约》问题向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建议并担任美国关税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陶西格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站在教室里非常引人注目。正如熊彼特后来写的那样，陶西格苏格拉底式的风格让他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教师之一”。他总能从学生中挑出最优秀的，也总是能发现优秀的新教职人员。陶西格1927年力劝哈佛邀请熊彼特来校做访问教授时已经68岁，而且在学校里备受拥戴。对熊彼特来说，陶西格是位再好不过的举荐人。

弗兰克•陶西格，他与熊彼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不仅如此，陶西格还是一位可以交心的亲密朋友。陶西格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布拉格的犹太移民，后来在圣路易斯成为富有的企业家；母亲则来自德国的新教徒移民家庭，所以陶西格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和熊彼特一样，他也曾是一名少年天才，16岁就考入哈佛，20岁就顺利毕业。他还有一点和熊彼特一样，那就是他除了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外，还获得了法学学位。他们二人都曾在柏林大学短暂学习过，而且都对历史和社会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作为教授，他们都十分敬业，愿意在学生的作业、同事的文章上花费大量时间。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人对彼此很有好感。就像波恩的斯皮索夫一样，陶西格在某种意义上给了熊彼特父亲的感觉。熊彼特同陶西格的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亲密朋友一样，称陶西格为“老爷子”（Pa）。

陶西格在对外贸易方面有深刻见解，特别是在关税方面著述颇丰，享有国际声誉。他还写过一本广受欢迎的教科书，并在其中分享了一些熊彼特对企业家的狂热情感；他的另外一些著作也受到了熊彼特的影响，比如1915年出版的《发明家和货币创造者》（Inventors and Money Makers），1932年出版的《商业领袖》（Business Leaders）。熊彼特后来写道，陶西格跨越学科界限的范例，引领学者走向“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到那时，缺少理论不再是经济史学家的标志，而缺少历史知识也不再是理论学家的标志”。熊彼特这样写似乎还在暗示自己也是这样的范例。

到了20世纪20年代，哈佛的经济系急需才能出众的新人加入，因为该系最优秀的教授们都开始迈入暮年。1927~1928学年，哈佛经济学系比其他系招收的学生都多，于是，该系的老教授们把欧洲作为新教职人员的最佳遴选地。1927年初，他们向学校提议邀请熊彼特来做一年访问教授，并希望能借此机会让熊彼特留任。随后，经济学系的提议开始层层报批：先是学院院长克利福德•摩尔，接下来是校长洛威尔，最后是哈佛大学董事会。那时的哈佛只有大约100名正教授，而现在哈佛的正教授人数接近500名。

熊彼特对离开波恩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哪怕只是短暂离开。几个月前痛失乔安娜和安妮而且至今仍生活在对她们深深追思之中的熊彼特，对是否要接受哈佛的邀请犹疑不决了好几周。“殷切希望早日收到您的回复。”经济系主任阿林•扬在1927年5月12日发往波恩的电报中说道。熊彼特在5月31日的回复中闪烁其词：“仍在努力（做决定）。一星期内做最后答复。”6月15日：“确定接受邀请。写（一封信）。”他并不急于离开波恩，但他又不想失去加入如此知名大学的机会。最后，他还是决定去哈佛。在欧洲做了几次演讲赚足了车马费后，熊彼特于1927年10月20日登上了阿姆斯特丹号邮轮，并在10天后抵达波士顿。那天正好是周六，第二天，也就周日，他在哈佛讲了第一堂课，内容是货币银行学。

到达坎布里奇之后，熊彼特搬到了与哈佛校园毗邻的殖民俱乐部（Colonial Club），那时该俱乐部是学校的职工宿舍楼。这幢建筑此前是亨利•詹姆斯夫妇及詹姆斯家族其他成员居住的房子。陶西格提名熊彼特为该俱乐部的访问会员，这种会员可以住为数较少的楼上套房。熊彼特发现他的新住处不仅很方便（离他的办公室和上课的教室只有几步之遥），还物美价廉。和他住在波恩的大房子时的情况（在那里，他每天只与米娅一个人接触）不同，职工宿舍楼里的活动项目很多，尤其是在就餐的时候。

哈佛经济系的规模以及学生和同事们的专注精神，给熊彼特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每天讲一个小时的课，我的听众们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且思维活跃，我太喜欢这样了！”在号称将经济学摆在重要位置的维也纳大学，经济系只有3位正教授和4位副教授，而哈佛有8位正教授和32位副教授。哈佛每年的经济学系毕业生数量接近100人。“简直是天壤之别，”他在写给奥蒂丽埃•杰寇的信中说道，“如果波恩不是波恩的话，我将留在这里……我慢慢让我的心安顿下来，如果工作进展得很顺利的话，我通常能感到一种安慰。我真的非常期待上课。”

在另一封写给杰寇女土的信中，熊彼特表达了对“围绕在他周围的非常出色的学生和年轻教职人员”的欣喜之情，“能跟他们一起工作真的很开心”。和以前一样，熊彼特更喜欢结交比他年轻或比他年长的人，也就是他能在其中充当家长或者子女角色的人。陶西格就像是他的父亲，而哈佛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就像是他的孩子。经济系里有许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如爱德华•梅森、西摩•哈里斯（他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塔尔科特•帕森斯（后来成为同时代人中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他们为熊彼特提供了他需要的学术激情，而熊彼特也乐于和他们交往。

但与此同时，乔安娜和安妮的影子每天都在他头脑中盘旋。“我们都知道，”他在信中继续告诉杰寇女士，“这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一种替代品。”甚至在坎布里奇，熊彼特也是继续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活动。刚到坎布里奇一个月，他就坐火车去纽约给政治科学研究院（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演讲。又过了一个月，他去华盛顿参加一年一度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十天后，也就是1928年1月初，他登上了一艘加勒比海巡游舰，这次巡游持续了两个星期。

从加勒比海回来后，熊彼特继续他在哈佛春季学期的教学，并尽情享受着他与学生、陶西格以及其他同事之间生动活泼的讨论。他极为努力地教书和写作。并再次试图重新整理自己的“货币书”，但再次无功而返。然而，他有关社会阶级的文章以及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的《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获得了巨大成功。

1928年4月，他请求哈佛允许他早日离开，因为他要返回波恩教授夏季学期的课程。他在哈佛的任期是一年，即从1927年9月到1928年9月，但哈佛大学极不情愿让他在4月就离开。在哈佛，很少有教授在夏季开课，一般他们都会在这段时间作研究，因此哈佛实际上只聘请熊彼特来做九个月的教学工作。然而，他待在坎布里奇的时间还不到六个月，从1927年10月底到第二年的4月中旬。

总体说来，对于身心仍然处在深深悲痛之中的熊彼特来说，他的哈佛初访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在哈佛的短暂停留既为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也让他获得了学术上的教益。它还让熊彼特暂时逃离悲痛，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并点燃了他对新生活的希望。正如他在写给古斯塔夫•斯托尔珀的信中说的那样，哈佛对他的吸引力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所大学所不能比的”。他觉得自己想永远留在那里，正如哈佛所希望的那样。但他依然债务缠身，而且他必须遵守诺言返回波恩大学，并在整个夏季完成他的教学任务。“我将于8月份休息。”他告诉斯托尔珀。

但是熊彼特很少能真正休息几个小时，甚至当他在度假时也如此。他不停地工作，让自己沉浸在演讲和写作当中。在这段时间里他作品频出，其中既有学术文章，也有商业报道。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波恩，他都花了很多时间与学生进行思想交流，以帮助他们通过思考得出自己的答案。自从安妮去世后他就开始这样做，通常是与聪明的学生进行一对一的面谈。这个习惯在他到哈佛的这段时间里有所加强，而当他在1928年返回波恩后愈加强烈。

他搬回了他曾经与安妮、现在与米娅共享的大房子。米娅仍然住在那里，帮他照料家里家外的相关事务。很快这两个人就发生了性关系。“让我仔细回想一下细节——这些细节历历在目，”米娅后来写道，“跪在你的床前。”

一个春天的晚上，我看完电影回到家中，看到你房间里的灯亮着我很高兴，便走进去跟你道晚安；而你可能因为正全神贯注地工作，看都没看我一眼，用一种不尽友好的语气跟我说了声：“晚安。”我自讨没趣……我踉踉跄跄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自己扔在床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你可能是在生我的气，还是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情，所有这些想法让我伤心欲绝。我不能让自己得到安慰。最后，我鼓起勇气跑去问你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是如此温柔，轻轻地抚摸着我并向我保证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接下来你用你那温暖柔软的舌头亲吻了我……属于你的感觉油然而生，也许这种感觉一直以来都在我的内心深处。

熊彼特与米娅的关系显然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对安妮矢志不移的感情。他继续抄写安妮的日记，并向她和乔安娜寻求工作上的帮助。他很认真地对待米娅，但并不打算跟她结婚。米娅倒是希望熊彼特能娶她，但在熊彼特的情感世界中米娅永远都不可能超过他的两位保护神。熊彼特继续每天带一支玫瑰花到安妮的墓前，现在他终于能为安妮买一块大的、昂贵的墓石了。在他离开波恩期间，米娅每天替他来墓地，她知道这样做代表了她对熊彼特的尊敬。

许多经济学家到波恩拜访过熊彼特，并经常住在他家里。他依然很喜欢这样的拜访，但他的谈话更多地转向了学术和社会事务。安妮去世之前充满整个屋子的欢乐气氛一去不返。米娅并没有公开充当女主人的角色，但如果没有她的照料，熊彼特在这无数个大大小小房间的生活会变得寸步难行。从小到大，如果没有家人或佣人的帮助，他几乎不能照料自己的日常需求。这种图省事的无能到底是来自他贵族式的自命不凡，还是他真的缺乏这样的能力，并不重要。此时的他已经45岁，他也并不打算改变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

他还继续保持自己经常乘火车出去旅行的习惯。他几乎到访过德国每一所重要的大学，并在那里发表演讲和开设研讨班。他也向商业团体发表了无数演讲，以赚取还债的钱。他还去瑞士、法国和意大利做短暂的旅行。由于他不想公开自己和米娅的关系，所以在他旅行的时候米娅一直待在波恩。

教学和写作占据了他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因此他很少照料家事和参加学校里的行政与社会事务。但他从来都不忽略自己的学生。他的很多学生都称赞他是学术楷模，是他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学者和老师。

作为熊彼特最喜欢的学生之一，才华横溢的克莱尔•蒂施在他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影响力很大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克莱尔是犹太人，她在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仍然留在德国，1941年被纳粹杀害。熊彼特的另一名犹太学生汉斯•辛格则逃往英国，后来曾在美国开发署工作，最后留在苏塞克斯大学任教。辛格回忆说，作为一名教师，“熊彼特为学生提高经济学和整体思维方面的素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波恩的研讨班活动都以他为中心。“他是我们的偶像和导师。一位好教授能‘开启’学生头脑中的才智‘之门’这种陈词滥调，用在这里真的很恰当。”

熊彼特有好几位学生走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奥古斯特•勒施和埃利希•施耐德都成为知名经济学家；赫伯特•扎森豪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高官；古斯塔夫•斯托尔珀的儿子沃夫冈追随熊彼特来到了哈佛，此后终身以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顾问为职；E.F.舒马赫在1973年出版其畅销书《小即是美》（Smal lis Beautiful）后一举成名。

熊彼特并不一定赞同《小即是美》中的观点。但与其他许多老师不同，熊彼特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学生身上。他喜欢站在讲台上展现自己，他对咖啡屋闲谈式的知识争辩更是青睐有加。但他总是尽力去培养和激发学生的思维，而不是采取填鸭式的教育。通常很难明确说出他在某个问题上的确切立场。在课堂内外，他都发表支持争议双方的雄辩观点，就像一位才华横溢的律师。个人背景中的好几个方面共同促成了他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在特蕾莎学校所学的课程、他在维也纳接受的法律方面的训练、他当律师的短暂经历以及他从不同经济学流派中汲取精华的举动。最为重要的是他有着顽皮的学术性情。当舒马赫还是波恩的一名学生时，曾写信给家里人说，熊彼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家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听他周一的课。他没有表现出那种干巴巴的学究气，而是提供了无限鲜活的知识。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每一句话中感受他的全部底蕴”。

23岁的米娅•史托克尔。

学生们的好学和投入让熊彼特充满了前进的力量。然而，他在沉思时经常感到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不像曾经那般美好。“我觉得自己不喜欢现在的生活，也不觉得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他在1931年未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希望我能尽情地去玩乐、讲话和调情，只要我有力气并打算这么做。”但他对工作的痴迷总是占了主导：“一次又一次，我还是选择了工作，为了生活，为了我心中的上帝，还为了我的安妮和乔安娜。”

熊彼特在穿梭于波恩与哈佛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写了几十篇文章，但他依然对自己在“货币书”上缺乏进展而感到灰心丧气。正如他在1929年9月告诉奥蒂丽埃•杰寇的那样：“我有一种无能、挫败……自尊心受到打击、持续不断地斗争和痛苦的感觉。”他对自己在安妮和乔安娜去世后居然能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这本著作上感到惊奇不已。他实现了自己的一些目标，但是“我先前所有的那种创造力已经一去不返”。他的讲座进展良好，但在写作方面不尽如人意。“每天我都会把前一天写的东西扔掉。这真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

熊彼特仍然没有决定到底选择哪里作为其事业的归宿。当他1928年4月离开哈佛时，哈佛和波恩双方都认为他会归来，在往来信件中都将他的离开说成请假。同年晚些时候，哈佛为吸引他返回开始了另一次强有力的努力，这次行动始于新任经济系主任H.H.伯班克的一封长信；伯班克是一位身材较胖、和颜悦色的经济学家，不同于他那些才能更加突出的同事，他更乐于承担行政职责。1928年12月，他写信给熊彼特说：“随着时间逐月流逝，我们期望您加入的愿望也愈加迫切，我们殷切希望得知您的计划。”

在一封长长的手写信件中，熊彼特回复说：“对于您的来信我现在不得不给出一个负面的回答，作出这样的答复，我的遗憾也是难以言表的……情况是这样的，对于您的邀请，我必须征得教育部的同意，但我知道部里是不会让我去的。我想如果我推迟一两年再去贵校的话，情况将有所不同。但目前我没有选择，只有留在这里。”

熊彼特补充说，他已尽力向波恩大学辞职，但“一个星期之前，部长告诉我说，他无法阻止我辞职，但如果他同意我离开波恩的话就是他的失职”。这很有可能是因为熊彼特在初次访问哈佛期间受到了波恩教育部的资助，所以他第二次离开或者干脆辞职的请求很难得到许可。在回信中熊彼特并没有像那些“高瞻远瞩”的教授们有时所做的那样，让两所大学明争暗斗。相反，他似乎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在哪里度过余生。

熊彼特随后收到了哈佛校长洛威尔直接写给他的信：“在上次收到您的来信后，阿林•扬教授去世了（突然离世，年仅53岁）。这是我们的一个巨大损失，也给我们经济学系留下了一个严重的空缺……您不能再考虑一下接受在我们这里任职的邀请吗？”对此熊彼特回复到，或许他能够做出一定的让步。“希望就在于，开辟一条能够让我既参与哈佛的伟大工作，又不放弃我在这边职责的中间道路！”

伯班克接下来又写了一封信，在再次收到熊彼特的否定答复后，他于1929年5月与弗兰克•陶西格一起给熊彼特发了一封电报：“很遗憾但可以理解。考虑一下以下方案。你每年到哈佛执教一个学期，当然最好是每年的上半年，执教多少年遵照您自己的意愿。其余时间您可以像现在这样在波恩工作。请在方便的时间回电告之这样的安排您是否满意，并且随时欢迎您的到来。”

熊彼特回复说，这个新提议可以在1930~1931学年开始执行。他表示可以提供两门为时半年的课程。一门是有关经济思想流派的，他提议将这门课重新命名为“经济理论的当前问题”。第二门课程可称为“经济周期”，这是那时最为显著的问题之一，因为已经出现了大萧条的苗头。“我很期待全面讨论那个主题的宝贵机会。”熊彼特写道。1939年他出版了同名著作。熊彼特请求每天教一门课程而不是每天教两门，这样他就有两到三天的空闲时间。此外，“我希望上完我的课后，教室能不被占用，因为在下课后同那些想继续讨论的同学一起交流，通常是一件既愉快又有用的事情”。

哈佛的新职工楼尚未完工，所以熊彼特住在哪里就成了一个问题。哈佛大学那时正从宿舍转向“住宅”（house）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本科生、教授和研究生导师能够聚集在宽敞的新砖砌建筑中一起讨论问题。遵循牛津-剑桥模式，教师团中的高级成员及其配偶一起成为这种体系中的“舍监”（masters）。新的住宅楼包括套房、卧室、客厅、餐厅和小型图书馆。对于哈佛的管理者来说，熊彼特似乎是入住第一座新建筑邓斯特楼的理想人选，这幢优雅的建筑位于查尔斯河岸边。该楼的舍监写信告诉熊彼特：“住在这里有与本科生全面接触的绝好机会，而且您到这里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益处。”

邀请中包括免费的食宿，这对仍在还债的熊彼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但接下来弗兰克•陶西格的妻子去世，因此熊彼特接受了陶西格邀请他住到自己优雅整洁的家中的提议，陶西格的这所房子离哈佛校园只有几个街区远。“他真是太好了——邀请我去他家住，这又让我节省了一大笔开销，尽管我这只寄生蟹很想自己一个人独住。”后来，由于熊彼特长期与邓斯特楼（由熊彼特的年轻同事、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爱德华•梅森担任此楼的主任导师）保持来往，所以该楼为他提供了一处套房。但他从来都没有在那里住过。

在熊彼特离开波恩去美国之前，他告诉柏林的教育部说，绝大多数时间他会在哈佛工作，但他也会去其他美国大学演讲。他再次请求波恩大学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内继续支付他工资。与此同时，他对德国未来的看法变得日益悲观。在乘船离开欧洲的那一天，他写信给凯恩斯说：“我很高兴能摆脱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现状。在这里，（政府成员的）个人能力不足很容易酿成国家灾难。”

当熊彼特1930年到达波士顿开始他的第二次哈佛之行时，他搬进了陶西格建于19世纪80年代位于第二史考特大街上明亮宽敞的家中。现在，这两位鳏夫（一位47岁，另一位71岁）开始经常在一起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我的生活一点也不浪漫。”熊彼特写信给奥蒂丽埃•杰寇说道，还补充说他发现美国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国家。“但公馆颇多的坎布里奇仍然不失为一个文雅非凡之堆，同事们都很友善，周围满是鲜活的科学兴趣爱好，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其他想法了。”很快他报告说“自己喜欢上朋友兼主人陶西格了”。陶西格“是一位如此具有魅力、如此友好和聪明的人，他的友好体现在他坚强的性格上，他总希望能照顾他人并关爱他们——在过去三个月中他正是这样对我的”。

熊彼特非常享受他的第二次哈佛之行，他写信告诉一位朋友说有时他甚至希望能在哈佛永久定居。在1930年秋季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再次请求早点离开，跳过包含在12月假期里的温书期（Reading Period）和第二年1月的头两周。他将自己课程的考试时间安排在12月初，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节省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将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随后开始他的环球巡游。一贯为人随和的伯班克主任同意他这样做，熊彼特告诉他自己一定会在1932~1933学年返回哈佛。

于1930年12月底在克利夫兰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熊彼特提交了一篇论文《当今世界萧条：一个尝试性诊断》。更为重要的是，在1930年12月29日，他主持召开了一次由16位经济学家参加的重要会议，计量经济学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推动该学会成立的中坚力量便是熊彼特、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和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他们三人都希望促进更加准确的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运用。尽管弗里希发明了“计量经济学”这个术语，但是熊彼特不同意他将这个组织附属于奥斯陆大学或其他任何大学的提议。熊彼特认为，这个组织应该是世界性的，不过其总部应设在美国。

弗兰克•陶西格在坎布里奇的家，熊彼特在他第二次到访哈佛的1930~1931年期间曾在此暂住，并且从1932年秋天起在这里住了五年。这所房子要比在照片上看到的大很多，现在被划分为几所公寓。这张照片拍摄于2003年春天一场小雪过后。

熊彼特和耶鲁的欧文•费雪在费雪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家门口。这两个人是成立计量经济学会的主要推动者。

在计量经济学会的首次会议上，学会成员推选费雪为主席，熊彼特、弗里希以及其他七位成员组成首届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来自七个国家的代表。计量经济学会自成立以来，逐渐发展壮大为拥有散居世界各国的几千名会员的组织。熊彼特为该学会的杂志《计量经济学》第一期投稿，该杂志于1933年开始发行，至今仍然享有盛名。

在1931年1月开完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之后，熊彼特离开了克利夫兰，先后到旧金山和日本旅行。尽管此时的熊彼特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成功，但他的注意力仍然被两件事主导：他对德国正在发生事情的担忧以及如影随形的孤独感。在一封寄往波恩的信中，他请求斯皮索夫宣布他将于4月继续他在波恩大学的教学活动。信件的内容接下来便转向德国正在不断升级的政治冲突：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较量。熊彼特希望（并且相信）这两种力量都能起到制衡对方的作用，而且预期世界经济复苏可能会让投票人远离双方的极端主义者。

熊彼特在写给克利福德摩尔的信中描述了他穿越太平洋的经历，以及在日本度过的三个星期：“如果将我此行的目的与好好休息一下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这次的旅行是失败的……然而我非常享受这次旅程，不仅日本的同事和学生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日本的商业领袖和政治家们也让我感触良多。对于后者，或许是日本政治中的贵族因素让他们表现得如此出色，从而让我遇见的与之身份地位对等的欧洲人相形见绌。现在我必须找六七家杂志发表我写的文章！这就是我这次旅程的收获。”

熊彼特在日本的演讲大受欢迎。凡是他出现的地方都受到了日本媒体地毯式的全方位报道（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Radiobombardement），其盛况之空前是任何一位当今学者无法超越的。日本本身就对他有很大吸引力。“这里有这样一种文化他在写给斯托尔珀夫妇的信中说到，“它不仅认为其文化与我们的文化地位平等，而且还认为自身的文化要优于我们的；而且，它随时准备好适应任何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日本的审美观尤为吸引熊彼特，他告诉斯托尔珀夫妇说，对于没什么时间观光他感到很遗憾。实际上，他遍访了东京、箱根、奈良、神户、日光以及古都城市京都的圣坛圣寺，他被这些地方的日式寺庙建筑深深吸引，和他最喜欢的欧洲大教堂一样，这里的很多寺庙都有几百年的历史。

尽管熊彼特在日本受到了热烈追捧，他也在亚洲的其他一些胜地游玩，但这些旅程并没有为他带来内心的平静。“真的是在旅行吗？不。”他在新加坡写信给奥蒂丽埃•杰寇说，“一个心灵总是被枷锁桎梏的人，无法真正得到解脱。”试图对自己的思想状态进行分析的熊彼特反思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过错、失败、悲伤等并不全是索然无味；当我乘坐看起来既安全又舒适的漂亮邮轮穿越印度洋的时候，24年（1924年，他钱财尽失的那一年）的情形又历历在目。精神上和心理上日暮西山的苍凉感，通常凝结成一种死亡的预兆，久久萦绕在我的心头。”

回到波恩后，他又开始了繁重的教学、研究和演讲日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来自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的旧称）以及五六所荷兰大学的演讲邀请，我离开之前就将这些工作安排延期了，现在再也不能拖后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得愈发关注德国的政治动乱。刚刚巡游完世界的他认为，其他国家现在会愿意帮助德国走出经济困境，但这是与一战刚结束时德国的境遇唯一重要的不同。

1931年春季，也就是他从哈佛和日本返回波恩后两个月，熊彼特成为柏林大学的教授候选人。该校的首席经济学家刚刚退休，而作为欧洲最知名的学者之一的熊彼特自然成为接替他的不二人选。此时柏林还有另外一个职位也向熊彼特敞开了怀抱。

柏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绝大多数仍然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他们鄙视熊彼特，认为他是一位不着边际的理论学家。“柏林的经济学家们对我不甚友好。”他写信告诉斯托尔珀。他并不是特别想去柏林，但他很看重这份邀请所包含的荣誉。

1931年早期在日本访问的熊彼特，此次访问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在他的余生当中，熊彼特对日本文化以及日本极其迅猛的工业化发展非常着迷。

1930年，斯托尔珀被一个左倾党派推选为德国国会的成员，由此他开始游说教育部任命熊彼特。自1929年以来，这两个人就一直在讨论这样一种任命的可能性。

由于熊彼特突出的资质，柏林反对他的经济学家们处在一种很尴尬的境地。但正如学术政治中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们成功转移了讨论的重点。最初他们争辩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位农业经济学家，而不是像熊彼特这样的理论学家。“这是我第一次对我柏林同事们的天才刮目相看，”熊彼特在写给斯托尔珀的信中说，“因为这是一种避开我又不至于让他们自己难堪的绝佳方式。”

面对教育部对熊彼特的强力支持，他的反对者们在上述手段失败后又开始诽镑熊彼特的人品。他们又翻出熊彼特在比得曼银行任职期间的所作所为这本旧账，并开始对其展开正式调查。熊彼特对此事进行了积极回应，还写了一份很长的情况说明材料。然而，他感到了深深的挫败感。他在写给斯托尔珀的信中说道，“我现在真正理解了，为什么说在学术界诽镑是一种惯用伎俩”，还有“我的每一封信都可能遭到恶意曲解”。斯托尔珀极力主张熊彼特去起诉，如果他选择对抗到底的话，是极有可能获胜的。但不管在法庭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接受来自柏林大学的邀请；无论如何，他已下定决心返回哈佛。

“我打消了去柏林的念头。”他很快如是告诉斯托尔珀。在哈佛，他将“有机会直接接触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学术能力而不是派别斗争将占据主导。有鉴于此并考虑到自尊，我将不会争取柏林（这个职位）”。但他还是对受到恶意的人格攻击这件事耿耿于怀。整件事让他勃然大怒；即便他很在意自己的荣誉，他还是希望调查进行下去。最后，争议变得不了了之，而熊彼特很高兴地得知柏林的职位之一将由他的老朋友、维也纳研讨班中的同学埃米尔•莱德勒出任。

1932年早期，熊彼特写了一篇关于战争赔款方面的文章，战争赔款在《凡尔赛和约》签署十多年后依然是一个分歧极大的话题。当熊彼特发表在劳埃德的《每月评论》上的这篇文章在一家德国报纸上受到攻击时，他告诉波恩大学的一位管理者说，写批判文章的作者不够聪明，没能理解他的文章。他指出这位攻击者的方法与希特勒解决复杂问题不善言辞的方式十分相似。

熊彼特的学生都没有成为纳粹份子，尽管在告别演讲中他告诉他们要走自己的路——如果他们觉得对国家社会主义者（National Socialists）有好感，那么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党内做一些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事情。他以前的学生汉斯•辛格后来写道：“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日子里，我们的团队（熊彼特在波恩的研讨班）在经济系的学生组织大学同专业学生联合会（Fachschaft）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的这个团队在思想上、组织上都在朝着自由和反纳粹的方向发展。”熊彼特自己没有很认真地对待纳粹运动，而当他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希特勒上台前六个月，熊彼特在写给朋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的信中说道：“我不认为（德国政界）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德国拥有的政府是过去五百年来一直运行的政府。”但是，正如他在十年后正确领悟到的那样：“做一名政治分析家我是不合格的，我对希特勒即将上台没有丝毫概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熊彼特认为纳粹的反犹主义与他20年前曾在维也纳见证过的卡尔•鲁伊格市长将犹太人作为替罪羊的做法没什么显著差别。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熊彼特一点也不了解纳粹的计划，尽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有所暗示。他真正担忧的是德国的投票人在糟糕的经济状况与《凡尔赛和约》的赔偿条款的双重夹击下，将会听信蛊惑人心的各方政客（共产主义者、法西斯分子和极端的社会主义者）所做出的不切实际的承诺。熊彼特对选民在一次真实的经济危机中保持头脑冷静的能力缺乏信心。甚至当他搬到美国之后，这种感觉依然很强烈，他很快就开始怀疑富兰克林•罗斯福有成为独裁者的野心。

总体说来，熊彼特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公开发表和私人珍藏的作品表明了他对欧洲政治局势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态度。他相信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中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但与此同时他又对德国不负责任的政府感到厌倦和绝望。自1919年起，国会和一连串内阁都未能遵循建设性的政策，正如熊彼特发表在广受欢迎的媒介上的许多文章中所记录的那样。他并没有把希特勒视为一名能力突出的思想家，尤其是在经济事务方面。但让他高兴的是，至少有人在强有力地维护着德国应有的世界地位。熊彼特实际上很怀疑希特勒能掌权，而且也没有想过希特勒如果真的上台，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杀人如麻的独裁者。

在希特勒登台之前，这些观点可能为绝大多数非犹太德国人以及许多英国人、美国人、欧洲大陆人，尤其是那些没有费心去读《我的奋斗》的人所共享（没有证据表明熊彼特读过这本书）。更不用说的是，所有那些没有严肃看待纳粹这件事的人，包括熊彼特在内，如今看来都显得过于天真和缺乏批判精神。

1932年2月，哈佛的伯班克又开始全面动员熊彼特返回美国。“我在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感到很犹豫，因为担心这样做会让您觉得我们在催促您作决定。”但经济学系必须确认熊彼特是否会到哈佛，以便作出资金预算和课程安排。伯班克再次向熊彼特保证，哈佛正在尽一切努力吸纳瓦西里•列昂惕夫；列昂惕夫那时身在柏林，是一位来自俄国的杰出的犹太年轻经济学家，聘请他到哈佛正是熊彼特强烈要求的。哈佛也将尽力留住熊彼特的另一位年轻朋友、从维也纳大学到此休假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这些努力可真不像闲聊家常那么简单，”伯班克写道，“他们最终能否成为哈佛的成员也要取决于您的决定……我们所有人都期待您的到来。”

熊彼特回复说，尽管他递交给波恩大学的辞职信还没有被正式接收，“但我现在给您写信就像我已经是您的同事一样，您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伯班克从哈佛写信道：“亲爱的约希：陶西格教授的信件和电报会告知您，您的任命已经在董事会上通过并即将公布。”在熊彼特穿梭于波恩与哈佛之间四年后，这个问题终于尘埃落定了。“上帝呀，这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熊彼特在写给斯托尔珀的信中说道，“但或许这种痛苦的分离是一件好事。”

熊彼特最难开口道别的对象有两个。首先便是他的情人米娅•史托克尔，五年来她一直悉心照料着他家里家外的一切，甚至在熊彼特离开波恩前往哈佛的日子里也是如此。他对离开米桠感到很内疚，这名如今已经26岁的姑娘仍然期盼着嫁给他。

熊彼特在离开之前的一个月，带着米娅一起出去短期旅行了一次，之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想集中精力工作。如果我不工作的话，我真的想好好休息。”而如此年轻的米娅将会干涉这样的计划，以一种他安静的两位女神（乔安娜和安妮）所不会的方式。“你们就是我心灵的港湾，女神们。”他如是写道。他很坦率地和米娅谈了一次话，告诉她他们之间的婚姻是不可能的。他接下来又在自己的日记中反思了这件事：“一年多以来，米娅对我不满、不开心，有意冷落我。如果我和她结婚的话，且不说这会在哈佛可能引起的骚乱，她还将继续过得不开心。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出来还是有好处的。我的离开对她也是一件好事。否则总会有更多的不安等着我。”熊彼特最终没能开口和米娅道别，只是向她保证他将在明年夏天回欧洲度假。与此同时，米娅答应继续照看安妮的墓地，一个她一直坚守了许多年的誓言。

其次难说再见的是他在波恩的同事们和学生们。他和斯皮索夫的关系依然很好，这个人七年前将他带到这所大学并帮他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熊彼特也非常热爱他的学生，而且他也没有想到这些学生后来为他举办了一个令他终生难忘的欢送会。应学校的邀请，熊彼特发表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主要阐述了自己对经济学在科学和政治学中作用的看法：

一个人在表达他的政治意愿时和在讲堂里解释一个理论时，是完全不同的……就我而言更是如此，女士们先生们，因为我永远都不希望下结论。如果我有某种作用的话，那么我希望不是去关门，而是去开门；我也从来没有那种去创立一所熊彼特学校的愿望……

可能有很多人对我的这种观点感到失望，因为在德国，有一些人觉得他们能胜任这种学校的领导者，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就如为争取完全的光明而与无边的黑暗作斗争的勇士。这在学校之间的严厉批评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这些争斗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人不应该去争取那些会在某个时点终结的东西。科学中一时的成功不如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重要。我们只能说如果某些东西以科学的形式盛行，那么它便证明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它没什么价值的话，那么它将逐渐消亡。我自己完全接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观点。

离开德国并穿越大西洋后，熊彼特寄出了写给斯托尔珀夫妇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一封情意融融的信。在信中，他表达了自己难以离开的情怀。他觉得莱茵河边的房子才是他真正的家，斯托尔珀长期以来的情谊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想失去的宝贵财富。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你们不能让这日积月累的联系就此消失，也就是说你们之中的一个人必须经常给我写信。”熊彼特确实想在每个夏季回访欧洲，但从现在起他的新家将在美国。

第十三章 哈佛

那些我们的舰队所发现和探索到的新区域……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新世界。

——亚美瑞格•韦斯普奇，写给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信，1503年

当熊彼特1932年到达哈佛时，整座校园最抢眼的便是绿树掩映的哈佛园（Harvard Yard），哈佛大学正是在1636年创建于此。哈佛园里有好几座古老的砖砌建筑，其中一座甚至从17世纪保存至今。哈佛有许多小型和中等规模的建筑，这与维也纳、库切诺维奇、格拉茨以及波恩大学都只有一幢集教室、图书馆和办公室于一体的宏伟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直到今天，哈佛园依然是一处鲜活的建筑博物馆，每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参观。但21世纪的哈佛已与1932年熊彼特所看到的那个安静的牧区学校大不相同。在一轮又一轮的大兴土木过后，哈佛园外矗立起了几十幢新建筑，而哈佛所获得的巨额捐赠也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

哈佛有九个专业学院，但其文理学院才是全校的核心，在熊彼特那个时代亦是如此。现如今，来自美国50个州和全世界75个国家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就读于此。在2010届的学生当中，52%为女生，18%为亚裔美国人，11%为非洲裔美国人，10%为拉丁美洲人，1.4%为美洲土著人。

当熊彼特在1932年加入哈佛时，学校从1200名申请者中录取大约1000人，录取比例高达83%，这与现在的9%形成鲜明对比。不仅如此，那时的申请者都有共同的特征：全是男性，几乎全是白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本地人。他们中大约有40%来自马萨诸塞州，其余大多来自东北部各州。他们中一半以上的学生就读过昂贵的私立预科学校，大约30%~40%的学生入学时成绩欠佳。当时盛行的标准，无论是入学前还是入学后，都是绅士的C级，这不是一个虚设的等级而是必须达到的最低标准。在1932年，只有12%的美国本科生家庭年收入超过2500美元，而84%的哈佛学子的家庭都能达到这一水平。

所以从本质上说，哈佛是为当地富有的婆罗门家庭的后代所开设的一所学校。这些家庭的子孙（有的聪明伶俐，有的平庸无奇，还有的麻木愚钝）进入哈佛学习几乎就像一种必经的仪式。哈佛（特别是其校友）的政治立场強烈倒向共和党这边。在1934年对学生和教职员工开展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反对罗斯福新政的人数占了三分之二。天主教学生极少，而犹太学生的数量最多只能占到12%。哈佛的反犹主义文化氛围浓厚，而且通常采取公开的形式。很多学生组织将犹太人拒之门外，学校的一些正式记录还在那些犹太学生的名字前面标注星号。犹太教授极少，而犹太裔教师通常会选择隐瞒自己的身份。在这一点上，熊彼特的朋友兼举荐人弗兰克•陶西格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哈佛对毗邻的附属女子学院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极不尊重。拉德克利夫的学生可以去听哈佛的绝大多数课程，但她们不得进入哈佛的许多公共区域，甚至包括维德纳图书馆的阅读室，维德纳图书馆那时是规模仅次于国会图书馆的美国第二大图书馆。医学院招收少量女生，而法学院和商学院则一个女生都不要。当斯托尔珀夫妇于1937年到美国拜访熊彼特时，他为他们在新的哈佛教职员俱乐部（Harvard Faculty Club）安排了一次晚宴。但让熊彼特有些尴尬的是，他曾经写信告诉他的老朋友斯托尔珀说：“你只能一个人来，因为在这里女士是不允许进入的。”

哈佛代表着很多东西，但它绝不是为中产阶级子女敞开大门的高等教育学府。那些学生更适合就读于遍布美国的许多州立或市立学院与大学，这些学校中有很多那时都在与私立大学进行竞争，一如它们今天的状况一样。根据1937年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排名，前十所中有三所是州立学校，一所（康奈尔大学）是州立和私立的结合体。具体排名如下：（1）哈佛大学；（2）芝加哥大学，（3）哥伦比亚大学；（4）耶鲁大学；（5）加州大学；（6）约翰霍普金斯大学；（7）康奈尔大学；（8）普林斯顿大学；（9）密歇根大学；（10）威斯康星大学。

相对于其他许多大学来说，哈佛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在一种联合治理体系下运作的，而且至今依然如此。各学院高度独立，对自己的筹资、招聘以及员工升职负主要责任。如今，哈佛各学院都有很多长期受聘的重要人物。而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有很多学术新星但较少有重量级人物。这些学术新星包括熊彼特（那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历史学家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和老阿瑟•施莱格、政治科学家阿瑟•霍尔库姆和查尔斯•麦基文、文学批评家乔治•莱曼•基特里奇和艾弗•阿姆斯特朗•理查兹，还有社会学家皮蒂里姆•索罗金及其年轻的竞争对手塔尔科特•帕森斯。

熊彼特与帕森斯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即熊彼特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哈佛做访问教授时，帕森斯正好是该校经济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帕森斯后来成为同时代人中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经常提及正是熊彼特教会了他如何系统思考问题。由于帕森斯也翻译了很多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并引起美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从韦伯到熊彼特再到帕森斯这样一条内涵丰富的思想影响脉络得以全面形成。

在20世纪30年代，哈佛的自然科学领域也涌现出很多著名学者。他们包括天文学家哈罗•沙普利和化学家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其中，科南特在1933年接替了73岁的劳伦斯•洛威尔成为哈佛新任校长。那时只有40岁的科南特才华横溢，有时脾气暴躁，对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有自知之明。他很快便发起了一场大运动，旨在用任人唯贤的原则取代哈佛自鸣得意的婆罗门文化。他彻底修整了内生的聘用升迁体系，并致力于招募资质较好的本校学生。在20年的校长任期中，他和哈佛历任校长一样不遗余力地提高着学校的学术地位。

熊彼特到达哈佛时正值科南特与洛威尔新旧任交接之际，同样身为英才的他非常支持科南特的这些做法。甚至在那些改变发生之前，熊彼特就知道自己进入了一个与波恩或者格拉茨大不相同的世界。对于如何为人处世，熊彼特总是去询问他的朋友陶西格的意见。“我从来都不擅长与教职人员或行政委员会以及其他种种类似机构打交道……我希望，或者说我恐怕你很清楚我想要表达的意思。”

1932年秋，熊彼特到哈佛后不足一个月，就接受了邀请，将以“执政共和党的货币行为”为题而在哈佛经济学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在发现自己发表演讲的日子恰巧是罗斯福一胡佛总统大选日的前一周时，他写信给洛威尔校长说：“当我同意参加这次讨论时，我以为讨论的主题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纯粹专业性问题，我不希望它有任何政治含义。”现在看来，事情与熊彼特的初衷有一定背离，“我感到自己除了托辞不参加这次讨论外，没有更好的选择。”洛威尔回复道：“如果我被放在其他国家某所大学的一个类似职位上的话，你现在的立场也将是我会采取的立场，我很感激你能写信告诉我所有这些事情。”

当陶西格、洛威尔以及其他人最初决定聘任熊彼特时，曾对熊彼特的薪资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陶西格提议说熊彼特应该领取哈佛的最高工资，即经济学系只有陶西格一人才有资格享受的薪资水平。自从熊彼特1927年初次访问哈佛之后，哈佛就将其正教授的最高年薪由1万美元提高到1.2万美元。

1930年10月，经济学院院长克利福德•摩尔在写给洛威尔校长的信中说：“我很清楚如果我和（熊彼特）谈话的话，我有权为他提供一年1.2万美元的薪资；但或许您更倾向于自己去和他谈这件事情。”洛威尔详细回复说：

弗兰克•陶西格来看我时跟我说到过有关熊彼特在波恩和哈佛的工资、养老金等问题，具体数目如下：

波恩的工资和授课费是3.6万马克，扣除25%的所得税9000马克后，余下2.7万马克；养老金2万马克（每年）。

哈佛的工资是1.2万美元，所得税是500美元，哈佛扣除部分（用作养老金？）为600美元；退休补助是2800美元（每年）。

鉴于德国货币和美国货币的不同购买力，（熊彼特在哈佛的）工资上作出了一定牺牲，这在养老金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对此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吗？如果可以的话，又该怎么做？

不管是洛威尔还是故意向校长提供这些数据的陶西格都受到了错误引导。熊彼特在哈佛的收入要比在波恩时高很多，甚至比在波恩的税前收入还要高。依照当时的汇率，3.6万马克相当于8600美元，这与哈佛提出的1.2万美元要低不少。

但另一方面，就退休金收入而言，他们做出的对比是正确的，2万马克相当于4761美元。陶西格因此提议将熊彼特的哈佛养老金由每年2800美元提高至每年4000美元。系主任不愿采纳这条建议，因为熊彼特当年只有47岁，到他退休时将会有一笔数额不菲的养老金。但陶西格立场坚定并成功地让哈佛董事会同意了他的要求。正如校长洛威尔所写的那样：“在没有做任何常规裁定的情况下，董事会一致认为假定熊彼特教授执教15年，也就是在哈佛执教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确保他获得不低于4000美元的退休金是明智之举。”

这些数字揭示了好几个方面的事情。首先，德国适用于熊彼特这个收入级别的所得税税率显然要远远高出美国的相应水平。其次，在经济萧条的1932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保持在较低的394美元，大约是1.2万美元的十三分之一。在哈佛经济学系，收入最低的职员一年的工资是1375美元。熊彼特孑然一身，没有失业的家庭成员需要照顾。他在1930年写给一位欧洲朋友的信中说，根据自己在哈佛做访问教授期间的经验，他估计每月的生活开销在150~200美元之间，一年大概在1600~2400美元之间。因此，一年1.2万美元的工资可以说是相当丰厚的。

在谈判行将结束时（几乎全部由陶西格代理），熊彼特写信给伯班克：我的朋友们，我并不是加入一个陌生的群体，如果我这样说不冒昧的话。”他延续写私人信件时彬彬有礼和用词考究的一贯作风，在写给洛威尔的信中说：“证明哈佛不负其在科学领域的美名一直以来都是我最迫切的愿望，我也希望您永远不会对您所做的选择找到任何让您失望的理由。”

熊彼特从1932年得到任命到1950年去世，一直都享受哈佛最高级别的教授待遇。这份优厚的待遇对他来说意味着很多。他不仅可以过上高品质的生活，而且还会经常寄钱给他身在欧洲处境艰难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如雷辛格夫妇、米娅•史托克尔、克莱尔等。1935年，他终于还清了他在维也纳欠下的所有债务——十年来一直让他忧心忡忡的债务。

作为哈佛的一名教师，熊彼特很快成为校园“人物”，不是那种古怪之人，而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教授。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他对美国的米基•鲁尼和可口可乐几乎一无所知。”他在哈佛时没有参加过任何足球比赛。1913年他在哥伦比亚做访问教授期间曾参加过一次，对他来说有那一次就足够了。他只乘坐过一次穿梭于哈佛广场地下的地铁。由于不会开车，他总是乘坐出租车或者与会开车的朋友一起做短程旅行。对于较长的旅程，他倾向于乘坐火车。他直到1937年才第一次登上飞机，在芝加哥开完一次学术会议后飞往迈阿密度冬季假期。他在迈阿密写信说他甚至有些期望飞机在他返回波士顿的旅途中失事。在比熊彼特晚两年加入哈佛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的印象中，熊彼特是“一位体格健壮、身高略低于平均水平而且皮肤黝黑的人”。身高5英尺8英寸（约合172.72厘米。——译者注）的熊彼特实际上算得上中等身材，但对于身高6英尺8英寸（约为203.2厘米。——译者注）的加尔布雷斯来说，几乎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很矮。熊彼特有“一张引人发笑且表情丰富的脸庞，他对一群人聚集在他周围交谈无比挚爱……假如让他在正确和值得纪念之间做出选择，熊彼特从不会犹豫不决”。

无论在何种场合，熊彼特总是处于“运转状态”。正如萨缪尔森后来所写的那样：“服饰对他来说很重要：他穿过无数剪裁考究的花呢服装，配之以精心挑选的衬衫、领带、短袜和手帕。我的妻子（一位研究生）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记录过他衣橱中看起来有着无限组合的衣物再现周期：这个周期可不简单，它绝不是一个随机的周期。”

每天清晨，在一番精心装扮之后，熊彼特从陶西格的家走过六个街区到达哈佛园。他几乎总在相同的时间走进坐满学生的教室，接下来脱掉他的名牌大衣、浅顶软呢帽和手套。“慢慢地，在每位学生的注视下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地脱去手套，”一位学生如此回忆道，“所有这些简直有些戏剧化。”紧接着，熊彼特会在黑板上写下一些东西，快速在教室走一圈，然后开始讲课。他讲话时的维也纳贵族口音让人觉得他完全是在即兴发挥，但实际上每堂课他都会做精心的准备。他讲课时从来不用教案，他的博学让学生们惊叹不已。“他从来都不讲笑话，”萨缪尔森回忆说，“但他总会以某种方式让整个课堂妙趣横生。”在快速的来回问答中，“他带你走出了平面枯燥的教科书，走进了生动活泼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三维世界。”

不愿错过这些讨论中任何一个思想火花的熊彼特经常将一些新想法快速记在一张纸上，然后将这些纸片塞进口袋里。学生们注意到，他是唯一一位进教室时不拿任何书面材料而出教室时在上衣口袋和裤兜里塞满纸片的教授。不管是在教室还是在其他地方，他总是强迫自己这样记笔记。他甚至将自己的工资单剪成小方块以满足他携带更多纸片的需求。他曾经把他自己的这种记录体系称为“一个最没有秩序感的人”的记录体系，他的有些记录很像一盒盒五彩纸屑。但所有这些笔记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或者作为增进记忆的口诀，或者作为下次创造的原料。

很少有教授既喜欢教书，又爱好写作，而能在这两方面都做出成绩来的教授更是凤毛麟角，但熊彼特做到了。他发表了成百上千万字的作品，与此同时他还是讲台上一位让人终生难忘的老师、最风趣也最平易近人的老师。他要求学生做大量的课后阅读，但同时也会给出大量A。在他给研究生们写的正式报告中，他总会找出每一个人的优点加以赞扬。

在公众场合待人宽厚、干脆爽朗的熊彼特，在自己独处时却过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与悲伤做着持续不断、不顾一切的内在斗争。他每周的日记内容依然以向他的两位女神表示感谢和祈求帮助开头，接下来再转到诸如对研究所取得的缓慢进展而深深自责这样的内容。20世纪30年代早期，熊彼特把自己的精力主要倾注在他命运多舛的“货币书”以及他所谓的“危机书”——巨著《经济周期》上。相比而言，他在后者上投入的精力更多，而且这本书最终于1939年完成了。他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混杂的情感，此外还有因学术细节的分神而感到的灰心丧气：

1933年，10月9日星期一至10月15日星期天

我这周的工作于星期天晚上结束，这一天是我们的订婚纪念日；多亏了你我才能履行我的职责（这是快乐的），高兴而且不会痛苦，但我还是很难过——我的思想、演讲以及其他种种在我脑海里飘过，它们找不到停靠的港湾，我现在的工作阻碍了我在其他重要事情上的进展，甚至还影响到了教学！

在哈佛的头几年里，熊彼特几乎每天都要和学生以及其他教授（从来自邓斯特楼的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已经七十多岁的陶西格都包括其中）一起吃中餐和晚餐。一位研究生说他“从未见过哪位老师像熊彼特这样，对自己的学生兴趣盎然并且不辞辛苦……他是研究生经济学俱乐部的指导老师，总是帮着打造该俱乐部的相关活动。他还自己组织一些研讨会和讨论会，并用好吃的食物与芬芳的美酒款待通常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也借此机会让这些学生之间的关系更亲密”。熊彼特与无数研究生一起吃过午饭，而且都是他来付钱。他也参加了很多学生们组织的派对，在这些派对上，他表现得“像参加者中最有活力、最有神采和最年轻的那一位。

他还组织过无数个小型讨论组。这些讨论组的成员主要由他以及他挑选出来的一些年轻同事组成，他在日记中将这些年轻同事称作“内部圈子”的人。有一个讨论组自称“机遇、爱情和逻辑协会”，还有一个叫古诺小组，如此命名是为了纪念19世纪法国数量经济学家古诺；再有就是“七个聪明人的熊彼特小组”，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前途光明的年轻经济学家。

这种非正式的小组会议一两周或一个月召开一次，有时是聚在一起吃午餐，更多是一起吃晚餐。小组的一位成员为大家呈现一篇研究论文，接下来其他成员就此论文至少讨论两个小时。正式的晚宴环节在很棒的波士顿餐厅举行，席间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交谈甚欢，这样的一次聚会通常会持续到午夜。绝大多数讨论组，尤其是“七个聪明人的熊彼特小组”中涵盖了经济学系的精英人物：熊彼特、爱德华•梅森、西摩•哈里斯、爱德华•张伯伦、戈特弗里德•哈伯勒、D.V.布朗、O.H.泰勒以及熊彼特最偏爱的瓦西里•列昂惕夫。列昂惕夫是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移民，也是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小组成员中年纪最长的熊彼特非常享受这样的活动，他还设法再现自己年轻时所感受过的那种咖啡屋氛围。

左上图：塔尔科特•帕森斯，熊彼特在第一次访问哈佛期间就与之见过面。二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且彼此都很欣赏对方。帕森斯成为同一代人中最杰出的社会学家。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那时的帕森斯正处于事业巅峰。

右上图：年轻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他1934年时作为一名农业经济学家来到哈佛。他和熊彼特一直都没有走得很近，但他们互相尊重对方。加尔布雷斯曾先后三次离开哈佛：一次是去英国学习，一次是在二战期间为政府工作，还有一次是在几年中担任《财富》的撰稿人。他于1948年返回哈佛任职并在1949年获得哈佛终身教职。到20世纪60年代时，他的许多著作（不仅受众面广而且貭量上采）让他成为哈佛最著名的教职人员。

左下图：爱德华•梅森，是熊彼特所谓的“内部圈子”里六位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中的一员。和内部固子里的其他人一样，梅森也在职业生涯上取得了非凡成就。他最擅长的是包括反托拉斯在内的产业组织领域。

右下图：西摩•哈里斯，另一位内部圈子成员，哈佛最多产的经济学家之一，撰写或编辑了四十多本书。哈里斯是内部圈子中较晚获得终身教职人，这或许与他的犹太人身份有一定关系。

左图：瓦西里•列昂惕夫，一位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熊彼特视其为自己最优秀的同事。有着一流数学技巧的列昂惕夫最早提出了投入一产出分析，这是一种复杂的分析方法，直到计算机出现后，这种分析方法才变得简单一点。他是与熊彼特关系亲密的三位未来诺贝尔奖得主之一。

右图：沃夫冈•斯托尔珀，另一位内部圈子成员。他是古斯塔夫•斯托尔珀的儿子，追随熊彼特从波恩大学来到哈佛，此后在密歇根大学长期执教，并担任发展中国家顾问。

他在年轻同事身上倾注了大量精力，不管他们的作品是否值得这样的关注。一般说来，得到一位如此著名学者的关注通常会让接受者受宠若惊，但有时也会让人望而却步。哈佛经济学系的忠实成员哈里斯记得自己总是“害怕”和熊彼特一起共进午餐。尽管这位长者表现得颇为谦恭有礼，但他总会找出哈里斯提出的任何观点中的漏洞，这让哈里斯在当天中剩下的时间里都郁闷不已。

熊彼特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敦促研究生们努力学习，并确保他们有时间作研究。哈佛体制要求年轻讲师们花很多时间对本科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如果哈佛更注重精英教育而且其本科生更加勤奋的话，这种做法（洛威尔校长广受称赞的强调教学的举措）将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熊彼特很讨厌这种体制。正如哈里斯所写的那样，看到“年轻的学者不得不将他们最宝贵的精力花在与将来大多都不会成为重要市民的学生无休无止地开会而不是科学研究上”，熊彼特感到“十分恼火”。

熊彼特经常说，一位学者最具创造性的年月出现在20~30岁之间，也就是“人一生中神圣的第三个十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主张他的学生和同事们尽量避免早婚所带来的干扰，他们应该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让他们的头脑有足够的空间去接受新思想。在成功说服26岁又才华横溢的列昂惕夫向《经济学杂志》投递了一篇文章后，熊彼特写信给凯恩斯说：“我对列昂惕夫深深感到惋惜。他确实写出了一篇我认为非常有意思且有创新性的文章，但接下来他不是去把这篇文章认真完成而是不顾我的劝阻跑去结婚。这就是为什么推迟投稿的原因。我感到非常抱歉。”

与此同时，熊彼特自己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一位教授曾评价说熊彼特“大力鼓吹饮酒，自己却喝水”。哈里斯写道，“讲授三门课（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他甚至可以每门课程都讲）”以及在办公室开放日期间投入无数时间回答学生的“咨询”，“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浪费精力”。在这样的环节中，老师不仅要对学生遇到的学习问题给出解答，而且还要对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给出指导意见。在一封写给以前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刚完成他在法学院的学习，那时正在考虑拿一个MBA学位）的信中，熊彼特写道，自己很乐意为他写一封推荐信给哈佛商学院。“然而，有一点我想批评你的是，你对‘既得利益的一种膨胀工具’（a bloated tool of the vested interests）这个短语的组词顺序。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在事业上走下坡路，或者努力往上爬却发现自己所求与每天要做的事大相径庭，更糟糕的了。举个例子，为什么公司律师的工作就要比商会官员的工作差？他们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作贡献。”

只要有人向他寻求帮助，熊彼特几乎都是来者不拒。在一个遥远的城市开完一次让人精疲力竭的会议之后，哈里斯和熊彼特在返回波士顿的火车上恰好碰到了一位资质平平的学生。“熊彼特以他特有的精力和热情（整个车厢都能听见他的声音），花了整整七个小时帮这位学生梳理他的学位论文提纲。慷慨吗？是的。是对他正在消退的精力的明智利用吗？不。讨人喜欢吗？当然。”

1933年底，熊彼特在日记中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思想上少有的平静状态：

1933年12月25日，这一年的最后一周亲爱的妈妈和安妮，

一年即将过去！

感谢你们为我带来的一切——我愧不能当。

拯救我于愚蠢之际，

感谢你们这一年来，

如此绝妙地指引我前进，

在我必经的路上洒满鲜花。

无论前方的路有多么曲折，

让我感受到你们依然在我身边，

无论以后将会怎样，

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熊彼特在哈佛第一年间所写的许多信中，都提到了他如何努力工作以及他发现自己很难在教学和写作上找到平衡点。

熊彼特自己对研究的态度依然很开明。他的奥地利同僚弗里兹•马克卢普（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回忆说：“当别人喋喋不休地重申他们的偏见时，熊彼特忍不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学者应该具备方法论方面的包容心，唯一不能容忍的是无知和不容异议本身。”他的挪威朋友、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拉格纳•弗里希写道，熊彼特最重要的特质是“宽容并且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弗里希补充说：“一旦将绝大多数我们所遇到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数学家的表现考虑在内，我们就更应该珍视熊彼特的这种态度。”

熊彼特自己并不擅长数学，但他一直在倡导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这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在学术研究中的包容态度。他最早发表于1905年的一些文章就采用了数学方法，而且他经常倡导“精确”经济学。他所谓的“精确”经济学指的是受到数学和统计学有力支撑的一门科学，更像物理学而不是社会学或历史的学科。在他的推动下，计量经济学会得以成立。不仅如此，他连续两年担任该学会的副主席，而后两年又担任主席。他和一流数量经济学家们结下了深厚友谊，他们有弗里希、费雪和萨缪尔森。萨缪尔森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

熊彼特对数学的作用最全面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出现在1933年第一期《计量经济学》杂志的开篇文章上，他在其中写道：

我们不强加任何信条，科学的或非科学的，我们除了相信以下两点外没有其他任何共同的信条：第一，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第二，这门科学有着很重要的量化的一面。我们不是宗教派别，也不是一个“学派”。没有什么要比唯数学方法独尊这种信念以及贬低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等人的工作这种愿望，离我们的真实想法更远的了。我们不希望打倒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

这番话很好地总结了熊彼特的想法。与此同时，他极力宣扬更加严格和精确的数学方法，这在他发表于《计量经济学》上的开篇文章中也有不少体现。他警告说数学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其他学科的贡献也应该得到重视。他是一位反对狂热行为的狂热分子。熊彼特深信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必要性，但他是一位如此伟大的学者，他并不仅仅相信数字和等式。对他来说，代数和微积分永远都不能抓住现实生活影响深远的复杂性。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不断推进数学的应用，与此同时也积极推进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与经济学的融合，不会因此有相互矛盾的感觉。

他在《计量经济学》中还说道，由于经济学家需要如此之多的量化数据，所以他们必须学习更多有关商业的知识。他注意到，早在1826年时，德国经济学家冯•屠能就表明了“成本计算、记账等是如何涵盖大量经济学家们完全忽略的资料的”。“经济学家和‘商业管理’专家”背道而驰，结果是两败俱伤。熊彼特强调，经济学必须是一种合作性的尝试。“我们的目标是完全科学性的，是帮助建立未来的经济学理论。”

熊彼特坚持不懈地跟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以此作为在自己的工作和教学中实现更多精准性的一种方式。和以前在波恩所做的一样，他发起了一个“经济理论的数学处理方法介绍”的研讨班。他承认自己只有一个“卑微的目标”，他希望“为经济学的初学者提供如此之多的数学工具，从而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能理解古诺、瓦尔拉斯、马歇尔、埃奇沃思、庇古、帕累托和费雪的作品。“当然”，他在1934年写道，这个研讨班原本是为本科生准备的，但“最后来的都是去年参加过我的研讨班的那些学生”。

由于他认为自己的数学不过关，所以他想寻找一位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的教职人员来教这门课。他找到了爱德华•威尔逊教授，一位长他四岁的著名统计学家。威尔逊任教于公共卫生学院，并且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院长。“我想再次为您接下这门课程并认同这项事业表示无限感激，”熊彼特写信告诉威尔逊，“您是第一位这样做的知名科学家，如果我们能在哈佛看到结果并且确立我们自己在这个领域经济思想培育者的地位，那将全是仰仗您的功劳。”他自己也去参加威尔逊的研讨班，就像他仍然是一名学生一样。这个班的四位成员分别是20岁的萨缪尔森、两名数学天才（一名19岁，一名21岁），还有就是52岁却依然活跃的熊彼特教授。

在熊彼特的高级经济理论课上，当大胆的萨缪尔森在课堂上直言不讳地纠正他犯的一些数学错误时，他从不会发火。与此相反，正如另一位学生所回忆的那样：“他会鼓掌表示欢迎，他爱才如命。”1937年，熊彼特写信给一位哈佛系主任：“我确信萨缪尔森是我们这些年中所见过的最有才华的研究生。”然而，熊彼特也不无担心地说，“由于萨缪尔森的数学思维根深蒂固，他将不会欣然接受经济学家的常规方式方法”，因为经济学家的传统方法受到了计量经济学的挑战。在经济学历史的下一个时代中，保罗•萨缪尔森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将数学融入了经济学的核心，当然这也离不开他的导师熊彼特的全力支持。

熊彼特四处宣扬讲授更多的数学必要性并且询问了方方面面的意见。1933年，他在写给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的信中说：“要是我在德国的话，精确方法在资质平平的学生的课程表上是找不到立足之地的，能偶尔对一个小团体讲授一节有关计量经济学的课程，我就会感到心满意足，这些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相比之下，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经济学的水平要更高一层，“在这里，我真的感觉到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做任何我能做的事情，以促进科学的传播，是我不可推卸的职责”。

几乎与此同时，他极力主张他年轻的朋友和未来的同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那时在维也纳大学执教）更加注重数学：

我有时能感受到当摩西看到应许之地，并且知道自己不被允许进入这块福地时的感觉。但你没有看到那块应许之地，如此年轻的你当然可以进入这块福地，却坚持否认它的存在。请原谅我的说教。正是你有关效用衡量的言论促使了它的出现……如果我们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并告诉彼此它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将永远也不会走出一个相当不舒服的过渡阶段。当前最需要的是无比的勇气。

在熊彼特的众多钦慕者中，保罗•斯威齐是最为坚定的一位。他是一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担任过熊彼特经济理论课的助教。斯威齐发现一件奇怪的事，那就是熊彼特在所教的全部课程中从未让学生们参阅自己的作品。“我试图让他相信许多学生来到哈佛并乐意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学习，因此他有必要向他们详细阐释自己的理论。他认真聆听着，但从未采取过实际行动。”当人们争论说熊彼特并没有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德国历史学派或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学派时，萨缪尔森回应道：“他确实为后人留下了唯一适合于一个科学学科的学派，即从他的教益中找到火种的一代经济理论学家。”

斯威齐说道，熊彼特拥有“一位教师最稀有的品质”。“他从来都不会依据学生或同事与自己意见的契合程度来对他们进行判断。在他的圈子中，凯恩斯主义者（1936年之后数量相当庞大）和马克思主义者（通常数量较少，我在剑桥的时候只有一个）同样受欢迎。只要我们的想法确实经过自己的思考，至于它们具体是什么他并不在乎。”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思考的人，熊彼特会嘲笑他们，他就经常取笑他那些懒得动脑筋的保守主义同僚。“当我看到那些支持我的事业的人时，我就开始思考我是否值得这种拥护。”

在他对自己日常表现的评分中，他会给自己的写作和研究打无数次分，包括他对数学永无止境的钻研，但他很少对自己的教学、给学生提出指导意见以及其他种种职责打分。他喜欢阅读拉丁语和希腊语书籍，还有欧洲小说和自传，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莫利的多卷本《格莱斯顿传》以及贾尔斯•李顿•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等。有时候他还会沉迷在埃勒里•奎因和其他侦探小说家的著作之中。他喜欢外出就餐，参加艺术展览会和古典音乐会。但他视绝大多数这类活动为恼人的分神之事。对他来说，真正有价值的是工作。在这个层面上，熊彼特为自己设定了高不可及的标准，并经常因此不断与自己的良心做殊死搏斗。他依然想尽力创造出一门“精确经济学”；而这样做的他正在为自己设定一个实实在在的思想陷阱。

第十四章 苦难与慰藉

人类内心深处的自我斗争会引发很多问题。

——威廉•福克纳，诺贝尔奖获奖致辞，1950年

熊彼特到哈佛后的头几年，都在努力同时撰写两本大作，一本是有关货币的，另一本是有关经济周期的。实际上他在来到美国前就已经展开了这两项工作，并且他期望这两本著作能够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精准水平。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途径，就是将统计学、数学、经济学、历史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有机融合到这两本包罗万象的鸿篇巨制中。“货币书”耗费了他多年精力，尽管熊彼特经常强调他即将完成这本著作，但是“货币书”的初稿始终未见天日，考虑到这本书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他做出了此书不予发表的明智选择。而另一本关于经济周期的著作最终于1939年问世。

在这段极其努力的日子里，熊彼特显然本应将他的时间和精力集中投入到写作中。而且为了将其中一本写好，他也本应将参加其他活动的时间降至最低。然而，熊彼特就是熊彼特，他总是希望与众不同。作为经济学系毫无争议的学术明星，他乐此不疲地组织召开教职员工学术讨论会，与研究生日夜奋斗一处，还为无数本科生答疑解惑。作为一位需要听众捧场、天生爱表现的人，他承担了沉重的教学任务。对约瑟夫•熊彼特来说，做他自己和做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同样重要。

他还花了大量时间招待前来拜访哈佛的许多欧洲和日本经济学家。他一如既往地喜欢和年轻学者们相处。他非常享受与一大群洛克菲勒研究员（Rockefeller Fellows）和英国学者一起展开讨论，这些人中后来有很多成为著名教授，比如奥地利的弗里兹•马克卢普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英国的尼古拉斯•卡尔多和阿巴•勒纳、波兰的奥斯卡•兰格、罗马尼亚的尼古拉斯•乔治斯库-洛根以及澳大利亚的阿瑟•史密斯（史密斯后来成为熊彼特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执教于哈佛，也是熊彼特的一位密友）。他无数次设宴款待这些来自国外的客人，还经常与他们畅谈至深夜。因此，和其他许多著名学者一样，熊彼特会时不时允许自己从长时间的研究工作中走出来，做一些其他事情。

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他对著作上的缓慢进展感到灰心丧气，并进而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对熊彼特来说，这可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年轻的时候产出惊人，能够同时展开多项学术工作，而且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写出一流作品。他的第一本长达626页的著作是他在开罗从事全职法律工作的同时，用18个月的时间完成的。而《经济发展理论》是他在库切诺维奇教书时，一边发表无数文章，一边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的，那时他才二十多岁。

但很少有人（不管他多么有天陚和创造力）在五十多岁时，还能以熊彼特所谓的“神圣的第三个十年”时的速度工作。尽管他依然有强大的干劲和充沛的精力，但现在的他已经刻上了岁月和伤痛的痕迹。“我的工作是我一生中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他在给耶鲁大学的好友欧文•费雪的信中写道。而且他看起来似乎无法将自己的工作目标调整到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水平上来。所以，他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神情忧郁、意志消沉，几乎到了崩溃的境地。

他多次认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我觉得自己是如此年老体衰，”他在日记中写道，“难道我快要死了吗？”然而，正如他告诉费雪的那样，每次他“向医生咨询，结果无一例外都是我的身体机能没有发生任何异常，因此无需采取任何治疗措施。这显然与事实相反。在身体彻底衰竭之前，医学检查应该指出虚弱的部位，以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对它们进行控制”。但实际上医生说得没错，他的问题主要不是出在身体机能上。他挥之不去的悲恸、他对研究工作的雄心壮志、他对听众的需求以及他强烈的责任感，都在不断冲突碰撞，而正是因为他不能很好地调和这些情感，才会饱受心理上的煎熬。

熊彼特极少允许自己在公开场合表露低落的情绪，相反，他会表现得兴奋又活跃。但私底下，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痛苦是如此清晰而强烈。他向安妮和乔安娜倾诉心声，祈求得到她们的帮助：

1934年5月21~27日

嗅，我亲爱的妈妈和爱妻，不管你们想要什么，请一定要和我在一起！

没有值得欣慰的事情！有的只是痛苦和毫无成果的工作（货币书没有进展），而且数学学习也止步不前。

1935年2月11~17日

噢，我亲爱的妈妈和安妮，感谢你们给我带来如此之多美好的东西，但求求你们让我在工作上取得更大进步吧！

这个星期的绝大多数时间又被各种轻松愉快的聚餐和其他活动（如音乐会等）占满，但是我在工作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甚至没有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制订了新计划，但星期天我不能工作；星期四和星期五觉得很累很麻木。

1935年5月6~12日

我原本不希望如此，但还是有很多让我分神的事情，与波士顿经济俱乐部访谈，一天上午口授信件，还有一天为学生答疑……星期天也什么都没做，只在晚上工作了四个小时。但我的进展还远远不够，它似乎受到了阻挠，现在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有独自一人和没有其他事情做的时候，我才能在工作上有更多更快的进展。

1936年10月19日星期一至10月25日星期天

唤，我亲爱的妈妈和安妮，感谢你们给我的一切，谢谢你们每天给我的帮助！

又一个星期在不懈努力甚至绝望中度过。这周以一个令我惊惶的结果而告终，如果我的大脑真的不能再思考问题该怎么办，它似乎只能机械地转圈，不过这个星期也不是全无收获。在两天彻底修整（甚至连我的潜意识都拒绝工作）之后，我在工作上似乎还是小有成绩。

0，4/6，0，0，1/3，5/6，1（日评分）。

1/2（整周表现评分）。

熊彼特在哈佛的执教时间越长，他就越来越憎恨学术生活中侵占他研究和写作时间的诸多繁文缛节。他尤其讨厌系里召开的各种会议，几年之后他甚至开始认为他的同事是“傻瓜”（fool，正教授的英文是full professor，而“fool”和“full”发言接近）和“笨蛋”（ass，与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英文associate professor和assistant professor的首字母相同）。“这些委员会！”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居然认为世界的核心就是一个委员会设宴款待另一个委员会并在宴会上发表演讲，接下来后者也照此办理。”尽管依然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但熊彼特开始不像以前那样压抑自己的感情。正如西摩•哈里斯回忆的那样：“他偶尔表现出的不够圆滑、喜欢展现自己的倾向、希望成为焦点的愿望、对一些同事稍显直白的过低评价以及在学生和年轻同事间的广受欢迎——所有这些使他疏远了与他同时代的一些人，由此也降低了他的影响力。”

熊彼特开始将自己的问题部分归咎于哈佛本身。他在1934年写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院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的信中暗示，他将很高兴收到来自该学院的聘书。新近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世界各地著名学者的聚集地，那里的员工不用承担教学任务，能够全身心投入各自的研究工作，而且还有丰厚的资金后盾。爱因斯坦就是该研究院最著名的成员。

熊彼特向莱克斯纳说起经济学正在经历“转变的痛苦阶段”，即“从不精确的哲学转向精确的方法”。他还提及诸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几所表现活跃的学校。“我本希望却无力创造这样一所机构，我先在波恩后在哈佛都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深深的挫败感。”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得到行政机构相关人士的支持，但他们并不理解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我从内心深处相信，作为唯一一位既懂得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又有办法实现它的人，您有极好的机会创造一所终将享有盛名的精确经济学研究中心。”莱克斯纳那时即将启程去英国，熊彼特为他列出了一份他可以考虑吸纳的最顶尖的七位英国经济学家的名单。但熊彼特期望收到的这份聘书从未出现。

一年之后，也就是1935年，熊彼特写信给他在奥斯陆的朋友拉格纳•弗里希说：“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学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里终究会形成某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他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那个学期有几位来自欧洲的著名访问学者活跃了哈佛的经济学研究气氛。但与他们进行讨论以及开展相关工作占用了我大量时间，我自己手头工作的进展因而慢了下来。”正因为如此，他快速完成《经济周期》初稿的目标化为泡影。

1936年，熊彼特就哈佛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现状向科南特校长写了一封长信。他推荐学校聘请几位新人任教，并提名了六位来自海外的杰出候选人。他们分别是波兰的奥斯卡•兰格、罗马尼亚的尼古拉斯•乔治斯库-洛根、澳大利亚的阿瑟•史密斯、挪威的拉格纳•弗里希以及来自英国的两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及其妻子厄休拉•韦布•希克斯。至于提名的候选人中只有一位女性的原因，熊彼特如此告诉科南特说，他“这是顺从了哈佛看起来不可战胜的对女性持保留意见这一传统”。接下来他又向科南特推荐了一位候选人：“国际知名的英国剑桥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将是一位极佳人选，而且她值得得到一年4000美元甚至更多的薪酬。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如果校方有任何打破反女权主义传统的意愿（坦率地说，这在我看来似乎有一些反动），任命她会是绝佳选择。”

熊彼特继续说道，在哈佛的内部政策上，“晋升条件之严格，就如老普鲁士军队的军规”。如果一位候选人能成功在哈佛任职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晋升就必定会发生。但这个过程如此漫长，以至于“真正有能力的人”经常会选择离开。与此同时，“其他大学也没有做好系统吸纳可塑之才的准备。”

他还告诉科南特，哈佛的教学负担极为沉重，教授们“几乎不能集中精力完成更有挑战性的任务，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不能够跟进学科的最新发展。在我所主持的各个讨论小组中，我一次又一次观察到，很多身心俱疲的教师们（无论级别高低都是如此）对马不停蹄地追寻新真理感到十分厌倦……在明知承担繁重工作任务会让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变得遥不可及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这样做，对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熊彼特补充说，他在经济学系里的许多年纪较大的同事，“都已接受这种现实并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我一样感同身受。”即便不提及研究项目，“为了教得更好，我们必须教得更少，而且是在不减少各种指定工作的情况下教得更少。”

在熊彼特与自己的哈佛境况不断斗争的过程中，他丝毫没有表现出要与他的“旧世界”诀别的意思。早在1933年时，他就打听过有关如何成为美国公民的事情，但直到1939年他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与此同时，他频繁写信给米娅以及他以前的学生和同事，并且十分想念欧洲。他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世界形势都知之甚少。例如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王子爱德华八世与美国离婚女子沃利斯•辛普森的爱情要比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更能吸引美国媒体的注意。

熊彼特一如既往地指责将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的学者。他在推荐具有强烈党派倾向的教授时显得犹疑不决，即便这样的学者是他的朋友。例如，早在1932年12月，当写信给凯恩斯谈及谁应该接替他成为《经济学杂志》在德国的通讯员时，熊彼特对任命他的同窗好友埃米尔•莱德勒提出了质疑。尽管莱德勒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但他同时也是一名热忱的社会主义者，是“那种不问对错完全服从命令的党派分子，在所有可以与政治扯上关系的事情上，他毫无例外会从党派的角度去观察和评判它们”。在这里，问题不在于莱德勒是社会主义者，而是他盲目的党派立场。如果凯恩斯最终仍希望任命莱德勒，熊彼特还是会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荣誉“被授予我的一位持老派立场的旧识，我一直以来都很同情他”。

1933年1月31日，熊彼特的朋友古斯塔夫•斯托尔珀从柏林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一天刚好是“德国人民因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而蒙羞的一天”。但斯托尔珀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为了给熊彼特送上生日祝福：

在你五十岁生日之际，我们应该为你送上怎样的祝福呢？很少有人像你这样受到上帝如此的眷顾：年轻时便功成名就，得到众多女子的爱慕并环游了整个世界；你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将让你名垂青史。现在，年届五旬的你又可以开始享受你的第二春，或者去采摘你的果园中业已成熟的丰硕果实。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选择同时享受这二方。

谈到希特勒上台这一不祥之兆时，斯托尔珀总结说：“当一个人经历过1914年、1918年以及1923年的情形，那么他在接受这种听天由命的灾难上也就有了一些经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或许这次不会像看上去的那样糟糕。”作为犹太人的斯托尔珀确实很聪明，但他对这件事情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

到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大萧条正横扫世界经济。几乎各地都陷入通货紧缩（尽管几个月前有一些迹象表明德国经济已开始复苏）。许多国家提出采取公开的通货膨胀措施来制止价格下跌。十年之前见证过奥地利超级通货膨胀的熊彼特则认为，这类“放松银根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十分不可取。他绝不是拥护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公共工程以及政府的一次性大规模赤字支出是走出萧条的最佳方法。但是，他质疑全面的公共干预。

1933年2月，他在写给欧文•费雪的信中说：“当然，希特勒政府的上台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德国的商业信心，因为当该政府介入时，复苏已全面展开。经济在回归正常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这种进展是在没有采取任何复苏措施的情况下取得的。”熊彼特补充说：“我不能将过去两年中所有这些（各国所经历的）苦难视为毫无关联的罪恶。”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将大萧条（在美国，1933年只是最终长达12年之久的衰退期的第三年）视为一次经济周期中严重但正常的衰退。因此，这次萧条貌似与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所发生的萧条没有什么显著不同。持这一观点的所有人，包括熊彼特在内都错了。当1933年的失业率达到25%时，他们本应该对这次萧条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此后一个月，熊彼特写信给当时在维也纳大学执教、后来也就职于哈佛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我很高兴地得知时局并没有影响维也纳学术界的科学研究活动……至于德国，我发现自己很难对它形成一种定论。近来发生的一些事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但它们也可能意味着解脱。”

但在同一个月，即1933年3月，希特勒政府开始制止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相关的人进行学术活动。几周之后，纳粹从德国的教育系统中解雇了上述各类人中的3000名教师。在这些受害者当中有几百位经济学家，其中不乏熊彼特的密友。

这一极端举动立刻引起了熊彼特的注意。和哥伦比亚的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一道，熊彼特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发起了一场拯救运动。他提议成立一个“由六到十位经济学家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这些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应该：

1.担当受到希特勒迫害的经济学家们的就业代理人……

2.让大的基金组织以及与其有共同祖先的美国希伯来人中的一些成员承担起为他们发放临时薪俸等事务……

3.如果有一天那些德国人孑然一身地着陆（于美国），务必及时予以帮助……我能够负责联系哈佛及其周边的学校，但我知道的地方并不多，只有巴尔的摩、华盛顿、圣路易斯、丹佛、太平洋沿岸或者中西部的州立大学。

熊彼特补充说，德国的情形可能要比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还要糟糕。他以前在波恩的一位同事在新近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询问“同时体面地效忠于科学和德国的时间还能持续多久。现在看来，这能说明很多问题，因为这位同事不是犹太人。与此相反，他甚至是一位强烈反犹主义人士。他来自莱茵一个古老的工业家庭，而且他的保守和爱国是出了名的。现在如果他都开始感到不舒服的话，说明那边的情况着实堪忧”。

于是，认为常务委员会应该由美国人来掌管的熊彼特请求纽约河滨教堂（Riverside Church）的著名牧师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来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虽然最终福斯迪克拒绝了他的邀请，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开展这项运动。他给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寄去了一份名单，上面写了九位处境艰难的犹太经济学家的名字。熊彼特对这九位经济学家十分了解，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让他们成为任何学校教职工作的杰出候选人。“他们所有人都希望尽快走出困境，除此以外，为他们发放多久的工资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收到过莱德勒的一封信，信件内容尽管在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但还是流露出了无助的焦虑和绝望。”

在写给那时是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的阿尔文•汉森的信中，熊彼特推荐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他也曾经是波恩大学的心仪之选。“当然，他是一位犹太人”，是许许多多“现在被德国政府从他们的职位上驱逐下来的学者”之一。在1933年5月，熊彼特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埃德蒙•戴推荐了两位经济学家，该基金会为知名学者提供短期资助。熊彼特希望埃德蒙理解，他自己的努力代表的是对“优秀人才”的珍惜，而不应该被视为“针对德国政府的不友善行为”。他补充说：“您或许听闻过阿尔文•约翰逊的全面计划。”

约翰逊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一位59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该学院是他于1918年作为成人教育的一种尝试而创立的。约翰逊的计划是1933年与哥伦比亚的塞利格曼共同研究形成的，其主要内容就是在新学院内为避难学者们成立一所“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e）。熊彼特1933年5月写信给约翰逊说，他正在努力缓解德国经济学家们的境况。弗兰克•陶西格“将您无与伦比的计划呈现在我面前，当然，现在我感觉到我必须加入您的计划当中，只要哪怕有一丝实现您的计划的希望”。熊彼特随信附寄了一份他也曾寄给米切尔的九位学者的名单。

在他给约翰逊写信的同一天，他还给米切尔写了一封信，信中告知米切尔有关约翰逊一塞利格曼计划的内容，即在两年里为15位经济学家提供每年每人3000~4000美元的薪酬，因此需要筹集大约12万美元的资金；而且这一计划很有可能实现。但“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们就必须重新开始，这不仅会浪费很多时间，而且那些原本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人在遭到拒绝后，将很难再与我们接洽”。最终，约翰逊为流亡大学成功筹集到了资金，这对几十位避难学者们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恩惠。

1933年4月初，熊彼特再次收到了来自斯托尔珀有关柏林现状的消息。斯托尔珀以其特有的洞察力（他主编的杂志《德国经济学家》对纳粹来说内容上太过自由）制订尽快离开德国的计划。熊彼特将他作为推荐给米切尔的九位学者的首选。他还代表斯托尔珀给新学院的约翰逊、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埃德蒙以及哈佛著名校友兼摩根银行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写信。熊彼特告诉拉蒙特，几年以来斯托尔珀“一直以满腔的民主热忱与希特勒运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希特勒政府上台之后立刻实施了取缔《德国经济学家》的报复行动”。斯托尔珀最终成功逃离德国，于1933年底移民到了美国。

熊彼特帮助“流亡同事”的举动产生了一些很好的结果，他在写给哈伯勒的信中如是说道。与此同时，他继续写信联系学校推荐人选以及在哈佛筹集资金。他写信给史密斯女子学院和布林茅尔学院，向它们推荐弗丽达•温德里希教授，弗丽达是一位“比其他经济学家面临更多困难的”犹太人，“她被解雇是因为她是一位女性，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她的就业范围”。温德里希后来在新学院谋得了一个职位。1934年，熊彼特向美国天主教大学推荐卡尔•波德，此人是“我在波恩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还是一名“狂热的天主教徒”。“当现在的德国政府上台时，他当然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为他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犹太人，但他发现新政治时代的精神如此厌恶他的信仰，以至于他去往维也纳继续自己的学业。”

1935年，熊彼特写信给社会科学研究会，极力希望该机构能吸纳他在波恩学术圈中的又一位成员赫伯特•扎森豪斯。“他可以很轻松地获得洛克菲勒研究员的称号。他之所以没有在德国得到任命，不是因为缺少机会，而是他对德国现任政府持全盘否定态度，因此他不能接受德国的任命。但各种帮助安置流亡学者的机构不会向他伸出橄榄枝，因为他既没有受到‘迫害’，也不是犹太人或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不符合德国学术界任职条件这一事实，只能归因于他的信仰。”熊彼特寄出了很多封信，但在大萧条期间，学术职位少之又少，而且在没有独立资金来源的情况下，他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他和米切尔重新调整了他们的洛克菲勒项目以及在约翰逊新学院中流亡大学上的努力，前者帮助了无数学者获得了逃离通行证，后者则是熊彼特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都予以支持的机构。他的好朋友埃米尔•莱德勒（他成为约翰逊在欧洲的主要盟友）、法兰克福大学的阿道夫•洛文以及其他几位经济学家都在新学院找到了工作。来自其他学科领域（政治学、心理学、音乐学）的许多学者也是如此。在30年代末、战争即将拉开序幕时，哈佛终于成立了一个小型的研究员项目。

经过仔细计算，有221位经济学家从德国、奥地利或者其他被占领国家成功移民国外：其中有151人移民到美国，35人到英国，其余人则去了其他一些国家。在这221位经济学家中，有131位在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德国还有大量经济学家没有逃离出来。他们中有很多人被纳粹迫害致死，也有少数一些人自杀身亡。熊彼特在情感上对欧洲的依恋从来没有消逝过，而且他对自己家乡的态度在他的余生中一直都处在一种五味杂陈、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有时候他似乎感到自己不像一位侨民，也不是一位流亡人士，而是更加糟糕的某种角色：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注定要无尽徘徊的人。他对德国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喜好，而他所钟爱的自己年轻时期的奥地利也一去不返。他的绝大多数朋友都离开了维也纳，而且维也纳大学曾经盛极一时的经济学系已不复辉煌，学校里出类拔萃的教授们也被一群庸才所代替。到了20世纪30年熊彼特甚至连一点回维也纳看看的意愿也没有。

1933年6月清冷的一天，站在波恩大学校园的熊彼特和米娅•史托克尔。在纳粹政权如此邪恶的面目日益清晰之后，熊彼特后来就减少放著假回德国与米娅小聚的次数。

然而，在熊彼特的内心深处，他依然是个欧洲人，在哈佛的最初三年里，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欧洲度过的，考虑到他所承担的学术职责，这已是他能待在欧洲的最长时间了。从1933年到1935年的每年6月份，只要一完成给学生的考试评分的工作，他就立刻启程离开哈佛踏上“我一年一度的旅程”。而且直到9月底秋季新学期即将开始前，他才会返回。因此，他依然将自己的一只脚放在他的那个“旧世界”，丝毫不打算踏入这个“新世界”。

乘船穿越大西洋之后，熊彼特通常会在英国待上一两周。他会去拜访伦敦、牛津和剑桥的经济学家，而且在拜访这些人时，他总是表现得兴高采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的学者莱昂纳尔•罗宾斯回忆说，1934年时，熊彼特“在我们每年研讨会出游的日子出其不意地出现……那是6月里风和日丽的一天，当我们乘船从位于特威肯纳姆和达切特）之间的泰晤士河一路前行时，我看到他身心舒畅地坐在船头，周围簇拥着当时学术界的活跃分子，如尼克•卡尔多、阿巴•勒纳、维克托•埃德尔伯格以及厄休拉•希克斯”，所有这些人都是一流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充当着“聚会组织者的角色，（他）左右手交叠，说起话来儒雅又有风度，且不时展现出他对理论的把握和个人性格上的机智聪敏”。

接下来，他会跨越英吉利海峡来到比利时的奥斯坦德。他将在那里与米娅•史托克尔会合，那时的米娅已经二十七八岁但依然未婚。他和米娅一起搭乘一辆租来的汽车，一路前往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尽情享受旅程的自由和惬意。偶尔他们也会开上几英里的路程来到德国，在波恩或米娅的故乡尤利希小镇短暂停留。接下来他们会在某个度假城市一起待上两三周，如荷兰南岸的弗利辛恩、法国大西洋海岸的比亚里茨，或者是距离波恩西南部50英里的比利时矿泉胜地。熊彼特并不喜欢泡温泉，但出于对自己身体需要的考虑，他还是会喝那里的矿泉水。

在这些短程旅行中，米娅充当着熊彼特的同伴，通常还是床伴，以及“私人司机”，正如米娅自己称呼自己的那样。在以前，米娅还记录他的口授，打印他的信件和篇幅较短的手稿。熊彼特通常在夏季也保持不断工作的习惯——写文章和阅读书籍。他在旅程中没能在货币书或经济周期书上做出比较重要的工作，但他确实认真思考过这两本巨著并与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家一起进行过探讨。

对于他在欧洲的旅行，他用比平时更为苛刻的标准来为自己打分。有一个时期，他连续14周给自己打零分。1934年夏天，他游览了6个国家超过30个城镇和城市，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著名大教堂的所在地，他画了无数张这些教堂的铅笔素描。他还坚持写日记，感谢他的两位女神和记录他旅程中的细节：

1934年6月18~24日，英国噢，我亲爱的妈妈和安妮，感谢你们给我的一切，在这宜人的一周！

妈妈的祭日……星期一依然在拉科尼亚邮轮上。星期二和星期三在伦敦（拜访学校和美术馆）。星期四在牛津。从那以后星期五和星期六依次去过温彻斯特、索尔兹伯里、威尔茨和马姆斯伯里。

1934年7月9月5日

嗅，我亲爱的妈妈和安妮，感谢你们给我的一切，我真的不配从你们那里得到这么多。

法国的亚眠、博韦、曼特斯、沙特尔、巴黎、苏伊士、奥赛尔，这是安妮曾经去过的地方（她在法国当佣人时），维兹莱……许多漂亮的地方……谢谢，我的女神们。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但如果我不是孤零零一个人的话，那将是多么完满（尽管事实上他是和米娅在一起）！

1934年7月23日至8月5日（这中间有两周的时间）

一路走过法国的阿尔萨斯、藻厄兰、摩泽尔河谷，德国的波恩，接下来……荷兰的弗利辛恩。8月4号星期六我开始写我的货币书。

1934年8月27日至9月2日（依然在荷兰的弗利辛恩，尽力去工作）

泡温泉，打网球，也在巴卡拉听音乐会；读文献……但整个星期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写货币书。一周四次拿到了满分（给自己打1分），但其他三天都很受折磨——没取得什么进展。

1934年之后，熊彼特只和米娅一起度过了一个夏季旅程。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朋友而不是情侣，而且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们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米娅和史托克尔一家依然对熊彼特极为重要，因为他们为熊彼特开启了一条通往欧洲持续不断的生命线。但与此同时，他也遇到了将在他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另一个女人。

当熊彼特1933年初次遇见罗曼尼•伊丽莎白•布迪•弗鲁斯基时，伊丽莎白是哈佛经济学专业一位35岁的研究生。被朋友们昵称为丽兹的她在坎布里奇以北30英里的马萨诸塞州劳伦斯长大，母亲是一位瑞士移民，父亲来自一个古老富庶的新英格兰家庭。她在劳伦斯公立学校读了小学和中学（那时她叫罗曼尼•布迪），此后她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在那里，她荣获过斐陶斐荣誉奖，是校曲棍球队的队员，担任过《拉德克利夫新闻》的主编，还被选为哈佛社会主义俱乐部主席。1920年，她接受了拉德克利夫有史以来颁发的具有最高荣誉的经济学学位。

毕业一年零三个月后（她在这三个月中游玩了英国和法国），伊丽莎白返回坎布里奇并开始攻读她的硕士学位。为了赚取生活费，她在哈佛经济服务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该中心是附属于经济学系的一家数据收集机构。她于1925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接下来她接受了拉德克利夫学院惠特利旅行学术奖金（Whitley Traveling Fellowship）的资助，在英格兰待了将近两年时间。其间，她旁听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课程，并花了大量时间在英国博物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做研究工作。阅读完堆积如山的18世纪官方文件后，她编辑了一本大英帝国大扩张时期对外贸易的统计记录。接下来她返回美国，计划以此为题撰写她的博士论文。与此同时，她接受了瓦萨尔学院助理教授的职位。从1927年1月一直到1928年6月，她在瓦萨尔学院讲授经济史、经济理论以及劳动问题，年薪是2500美元。

对自己的学术前途犹疑不决的伊丽莎白后来辞去了她在瓦萨尔的工作，时年30岁的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大四岁的坎布里奇书商莫瑞斯•弗鲁斯基。弗鲁斯基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布鲁克林人，他在哈佛广场上经营一家书店，而且很快在接近马萨诸塞州西部边界的索尔兹伯里收购了另一家书店，有时候他还在索尔兹伯里的公立学校教书。他在靠近塔康尼科（离索尔兹伯里不远的康涅狄格州小镇）的伯克郡山区有一处地产，这块土地上名为风之丘陵的宅邸是一处不可多得的宜人乡郊之所。在这所房子的周围，伊丽莎白开始了一项长达一生的工程——风景设计和开发。正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从1929年初一直到1933年底，我只是一个住在康涅狄格州乡下的家庭主妇。”

然而，不久之后，她开始想念学术氛围，并对她和弗鲁斯基的婚姻越来越不满。于是，两人分居了，1933年3月至6月，伊丽莎白在意大利和希腊度假。然后，她搬回了剑桥并与弗鲁斯基离婚。离婚后，她得到了塔康尼科的那处地产。

伊丽莎白回到了拉德克利夫学院，她在那里已是哈佛其他经济学家们熟知的人物了。她参加他们举办的研讨班，担任研究助理（和熊彼特一起工作）一职，并继续撰写有关英国对外贸易的博士论文。她的指导老师是艾伯特•佩顿•厄舍，一位和熊彼特同龄的著名经济史学家。由于熊彼特对这个主题也很感兴趣，所以他也成为伊丽莎白的指导老师。伊丽莎白在1934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1933年时熊彼特50岁，比伊丽莎白大15岁。身高5英尺8英寸的熊彼特的体重那时是160磅，比他早些年重了15磅。他不再英俊潇洒，但他的深谙人情世故和对身边人的关爱体贴仍然吸引着很多女性。伊丽莎白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125磅。情感丰富、楚楚动人（照片上的她特别像安妮，如果安妮活到30岁的话）的伊丽莎白兼具安静的外表和令人惊叹的智慧。正如她的一位密友所回忆的那样，伊丽莎白“一生都是一位学者，但更是一个女人，她的职业兴趣从来不会让她骨子里散发出的女性气息有丝毫减少……她是一位性格鲜明的女性：直率、真诚，还是值得信赖和忠贞不渝的朋友”。

在熊彼特一生的浪漫史中，伊丽莎白要比其他任何一位女性都更能在思想上与熊彼特进行平等对话。她有着超凡的分析能力，优雅的行文风格，甚至在某些方面优于熊彼特的数学技能。她决定做一名学者，而且最好是在哈佛，尽管哈佛有着露骨的性别歧视。在1934~1937年，她担任拉德克利夫学院以及国际研究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的研究助理，开始时年薪2400美元，后来增加到3000美元。这种收入水平要比一些讲师的高，而且在大萧条时期已经是相当不错的薪资水平了。她还是《经济统计评论》的工作人员，后来成为该期刊的编辑。她并不富有，但除了工资以外，她还会收到家里给她的钱以及来自弗鲁斯基的赡养费。

大多数时间她会住在拉德克利夫学院附近的房子里，休息的时候会去坎布里奇以西115英里的“风之丘陵”。她在这两个地方写自己的博士论文，1934年8月她前往伦敦为与其论文不甚相关的几个课题做了长达六个月的研究工作。很快她对日本飞速发展的工业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兴趣让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些悲伤，因为美日关系在这些年中日益恶化。

伊丽莎白在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偶尔与熊彼特一起外出就餐。接着他们开始更加频繁地见面，到1935年时他们已经成为哈佛社交圈中一对固定搭档。熊彼特发现“风之丘陵”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去处，是可以坐下来静静思考的理想之地。他被自己的两本著作弄得身心俱疲，情绪的变化也越来越无常。1936年春天，他决定不去欧洲度过他的第四个暑假期，尽管这遭到了米娅的强烈抗议。到这时，他眼里和心里装的全是“E.B.F.”（伊丽莎白名字的缩写。——译者注），他在日记中如是称呼她，而且他们一起在“风之丘陵”度过了无数日日夜夜。

伊丽莎白•布迪1920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时年度鉴定上的照片。这张表上对她参加活动的介绍是所有学生中篇幅最长的。

伊丽莎白并不是自由随性的离婚女子，而是一位成熟、谦恭、谨慎的女人，她的主要兴趣就是学术。尽管她有着姣好的外表并且结过一次婚，但她对男人的经验要远远少于熊彼特对女人的经验。熊彼特令她有些神魂颠倒，但和大多数男性助理不同的是，她很少被他外在表现出的轻松愉快所误导。相反，她很快感觉到了熊彼特忧郁悲伤的一面。她知道他有伟大的灵魂，而且她相信自己能够给予他显然十分需要的情感支持。

伊丽莎白得出的结论是，所有发生在熊彼特身上的那些事情，让他处在失去平衡的危险中。熊彼特在日记中对自己的贬斥，证明伊丽莎白的结论是正确的：

你是一个没用的傻瓜，

他们嘲笑你，

他们是对的。

你不能为你自己辩护，

而且也不会有人在意。

到他在1937年写下这些话时，他已无法抗拒伊丽莎白的吸引力。“你是唯一一个（除了我的前夫之外）我真正爱过并且了解你一切的人，”在另一封信中，她写道，“尽管我并不经常屈服于人，但对于你，我似乎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她毫无异议地决定要嫁给熊彼特，但熊彼特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他知道他不会迎娶米娅•史托克尔，但他仍然深深沉浸在对安妮的怀念之中，以至于他发现自己很难想象对另一位女性作出承诺。与此同时，他非常喜欢伊丽莎白。在他能理性地思考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很清楚没有谁比伊丽莎白更适合做他的伴侣。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伊丽莎白能够在工作上与他进行平等的交流。她断断续续在剑桥生活了20年，对当地社会的一切了如指掌。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她对家庭生活的琐碎繁杂不抱任何幻想。而且作为一个不仅深爱熊彼特而且了解他作为一名学者之伟大的人，她清楚地知道她将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做好他的工作。

唯一的障碍便是她的身体状况。伊丽莎白是一位糖尿病患者，她不知道像她这种情况要孩子是否明智。自从1926年他刚出生的儿子不幸夭折后，熊彼特就一直没有放弃当爸爸的希望，尽管现在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伊丽莎白清楚地告诉他，如果他娶自己的话，那么她愿意冒险满足他的愿望。问题是熊彼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在是否与伊丽莎白结婚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拖了好几个月都作不了决定，这让伊丽莎白的处境十分尴尬。

1936年时的伊丽莎白•布迪•弗鲁斯基，那时她已经深深爱上了熊彼特。

1937年夏天，事情终于要有一个结果。“我亲爱的，”她在写给他的信中说，“请记住你总在让我无可救药地进行妥协，我会把你所有的决定都作为一个确定的结果来自动接受。有的决定你如此难以作出，是因为感到有责任吗？E.B.F.”在另一封信中，她写道：

我是一个很让人讨厌的人吗？如果是（我猜你刚才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要把责任全部归结到你头上。是你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一个人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自己在乎的人或事。我倾向于认同这种观点，那就是在人际关系中，骄傲和尊严要求一个人在面对困难或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毫无挣扎地隐身而退。你不必对我所说的遵循你的建议而感到烦恼……

确实，你钟摆式的态度有时会让我的生活变得如此不确定和困难，但这些困难是你的生活和你的性格所致，对此我欣然接受……

重要的是我们深爱彼此而且你也正为之进行努力，但你的这种努力不是一以贯之的。你知道这对我来说，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鉴于伊丽莎白想尽快在这件事情上有个了结，她随后给熊彼特下了一系列最后通牒。她在“风之丘陵”写信给熊彼特：

你可能感觉到我在过去三年过得并不开心。但我的骄傲和自尊支撑着我，现在它们都消失了，有一些低落的情绪也在所难免……

真的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除非你感到自己已准备好去实施你的行为和你的语言中所透露出来的含义。请不要给我打电话或写信，除非你真的希望花一点时间去认真考虑这件事。我不期望你花很多时间，你自己也很清楚这样是没有用的，但如果只有一个人去做所有的调整，那么真正的友谊是不存在的。

顺呈我的爱意和所有美好的祝愿。伊丽莎白。

由于熊彼特继续摇摆不定，她决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在最后一封信中，她直截了当地批评他的优柔寡断、他的情绪波动、他的意志消沉和他的疑心重重。这一次在对他的称呼中没有了“我亲爱的”：

亲爱的J.A.S.：

我没有生气，但是我感到很疑惑，有些沮丧而且不开心。我对一切都不确定感到厌烦。现在有两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一个关于你，另一个关于塔康尼科的房子（塔康尼科的那块地上有两处房产，她想卖掉一处）。

关于你，最困难的就是你像钟摆一样，犹疑不定。你前进一点点，接着便无法说服自己前进更多并对自己感到怀疑，然后又退回到原点。在这个过程中，你表现得就像你昨天晚上那样残酷。这不是对你的批评或不认可，而是实事求是。

更为重要的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你要意识到不要在最后一刻让我失望。我们什么时候在哪里见面都是由你来决定的。我不能做诸如随时给你打电话聊聊天或者路过你的住处时去你的书房看看你这样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是等待着你发号施令。

你闯入了我的世界，然后你就走开，还老去想一些负面的东西。我愿意一次又一次拉你回来是因为我爱你，是因为在我看来几乎任何一种生活都比你在目前这种思想状况下所过的生活要好。当然，正是你的想法而不是你的身体让你感到如此虚弱多病。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你必须了解，这一处的不确定会给剩下的很多事情都带来不确定性（诸如工作、财产、塔康尼科的房子等），而且过去五年里的不安全感对于一位喜欢稳定和安静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如果你去大角山（熊彼特打算在那里度过暑假并顺便在那里发表一次演讲），你回来的时候等着你的将是你孤独的忧郁和对未来的怀疑。这一次，当你回来时我将不再伴你左右，而且我将永远不再提及此事。尽管我是那么爱你，但我不想再做任何努力了。

此时熊彼特彻底投降了。他同意结婚，并把剩下的所有细节统统交给伊丽莎白处理，包括挑选一枚订婚戒指。她得知他们在纽约结婚最容易，那里等待的时间比较短，“我从昨天的《纽约时报》上获知，在纽约有认识两个月就能立刻结婚的例子”。她前往曼哈顿做了一些安排，接下来再次给他写信道：“你吃完晚餐后可以给我打这里的电话。如果你认为我早就安然入梦了，那你就是没有充分认识自己的魅力。”

在纽约，伊丽莎白还去一位医生那里看了她的糖尿病，并告诉熊彼特说医生不建议她要小孩。实际上其他医生给她的建议是相反的（“我发现人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了解生活的全部事实”）。熊彼特感到很失望，但他这次没有摇摆不定，这无疑是因为他回忆起安妮死于生产。伊丽莎白接下来在波士顿和熊彼特会合。大约十天后，也就是1937年8月15日早晨，他们俩乘火车来到曼哈顿并入住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第二天，他们在一所不属于任何教派的社区教堂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结婚仪式。考虑到熊彼特的情感状况（他在日记中说自己几乎要崩溃），一生之中第三次结婚是他作出的最为艰难的一个决定。但是，它后来被证明是最明智的一次婚姻。

第三篇 哲人（1939~1950）：创新、资本主义和历史

序 熊彼特如何以及为什么运用历史分析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熊彼特已经在他开创的新道路（把社会学的训练整合到经济学研究之中）上前进。在“二战”前夕，无论是在整个世界还是在熊彼特的工作中，历史学都占据了核心位置。熊彼特对历史的强调既不激进也不突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早期的目标。为了扩展经济学对理解社会生活巨大复杂性的能力，他求助于其他学科。通过把资本主义立足于它富饶的历史土壤中，他把这种扩展推向更远。

熊彼特经历了非常喧嚣的历史时期，而且时代的交汇吸引了他。作为一名地道的奥地利人（他从德国移民美国），对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件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情。不久，他便发现与自己的新同胞们格格不入，他们对国际事务的漠不关心使他感到非常沮丧。接着，在美国参战后，他又要面对沙文主义问题，或许最好表述为，美国国民要求其敌人“无条件投降”。虽然这个主意与要求美国人远离内战时是相似的，但是它作为一个新奇和野蛮教义，伤害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人民。

伊丽莎白•熊彼特和她的丈夫一样，都对某些政策是否明智表示怀疑。虽然熊彼特夫妇都接受击败纳粹必须有苏联的帮助这个基本观点，但是他们都认为对于世界稳定而言，苏联是比德国和日本都要令人畏惧的长期威胁。作为一名对日本经济有着深刻理解的非亚裔美国人，伊丽莎白清晰地预见到，如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将会发生些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她向世人警告了日本正在崛起的工业力量。她与人合著了一部关于日本的书，并且在大量文章中预测太平洋战争可能是一场长期的、残酷的并且苏联会最终取得优势的战争。但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把日本当成一名虚弱和遥远的对手，直到1941年12月7日前，她的预见都被美国人忽视了。

在日本发动战争后，因为被怀疑不忠于美国（伊丽莎白受到怀疑是因为她关于日本的著作；熊彼特被怀疑则是因为他的前德国公民身份），伊丽莎白和熊彼特先后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他们只是几千名被怀疑者中的两人而已，这些被怀疑者中有很多人恰恰是为了逃避纳粹和苏联的迫害才逃离欧洲。与此同时，政府还拘禁了超过10万名日裔美国人。熊彼特夫妇认为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是不文明的，他们把美国对日本和德国平民的大规模轰炸（这种大轰炸造成了近百万人的死亡）视为近乎野蛮的行径。他们相信，日本特别是德国的极端残暴的策略，已经导致了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有损国家传统的打击报复之举。他们的这些观点即使在朋友中间也不受欢迎。但是，他们宁可反对已步入歧途的美国政策，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信念，为此，他们退回了学者的世界。

随着熊彼特的精力被工作所吸引，他对历史的关注日益增多，因为他把历史视为理解资本主义甚至一般经济生活的关键。这种转变很明显地体现在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写的三本大部头著作中：1939年出版的《经济周期》；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54年他逝世后出版的《经济分析史》。这三部著作合在一起大约有200万字。一般来说，一本普通厚度的书大概有10万字。因此，熊彼特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50年代逝世为止，大概写了20本一般厚度的书。在这段时间，他还写了36篇论文、公共演讲和纪念性颂词。

在所有著作中，无论是书还是其他形式的作品，他都采用了基本的历史方法。社会学理论强烈吸引着熊彼特，这种吸引力从来没有消失过，数学、法律和政治科学也一样吸引着他。但是，现在他把它们统一在历史和经济理论这一穹庐之下。这样的结果便是产生了跨学科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展现了熊彼特的兴趣、学识和文学修养。

有些时候，如在《经济周期》中，这种综合工作做得并不是很好。在这本书中，熊彼特尽力把关于资本主义动态变化的主要思想纳入他从其他理论家那里借来的似是而非的分析框架之中。然而，在另外两部著作中，这种综合是令人信服的。正如荷兰学者亨里克•维尔姆•兰博斯在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书评中所言，熊彼特完成了“把公司、市场、制度、文化价值和社会领导者五个层次的思想汇聚成相互交融的动态过程的工作。它带着举世无双的技巧，使历史像一道光那样穿越时间”。

熊彼特的最后一本书《经济分析史》基本上也是一本有关历史的著作。在这部鸿篇巨制中，他汇集了经济学长达两千多年的智慧果实，而且还在这一过程中深入研究了一般社会科学。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评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道：“就广义而言，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学科最具建设性、原创性、最博学和最精彩的经济分析史。”这个评论到今天仍不为过。

在生命的终曲时，熊彼特确立了有关历史的作用的基本信条。在经济学的三大基石一一理论、统计和历史中，他写道，最后一种“显然是最重要的”。

我愿立即指出，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最后，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熊彼特对历史不可或缺性的信仰随着三部巨著的撰写而进一步坚定，但是，他对同僚的失望之情也日渐增长。在表面保持乐观的同时，他感到自己逐步陷入了一个被失望包围的恐惧世界。他越是近距离观察政治和外交，越能发现它们的卑劣行径。他相信破坏他青年时代情操的“一战”及其可怕的余波在“二战”后将重演，他特别恐惧斯大林主义在欧洲的胜利，而且他几乎预见到了冷战以及美国持续军事化的影响。

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熊彼特在日记里写下了数百条尖锐讽刺的“格言和警句”，他把它们进行了归类，包括从经济学和政治学到学术生活和人类本性等不同类别。他几乎自觉地承担起哲人的角色。他经常认为没有一个人在谛听他的教诲，但在这方面他是错误的。尽管他的一些著作确实被忽视，但是，无论从哪个领域看，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都肯定是20世纪最具开创性的著作。而且，他的遗作《经济分析史》直到今天仍然是学术经典，不仅是经济学的还是知识史和传记文学的杰作。

第十五章 经济周期和商业史

历史憎恶决定论，但是它不能容忍侥幸。

——伯纳德•德沃托.《帝国的进程》，1952年

在和伊丽莎白结婚前的五年和随后的两年里，熊彼特花在研究和写作《经济周期》上的时间比其他所有工作占用的时间总和还多。这个工作耗费的时间是他预计的两倍，而伊丽莎白的巨大帮助使他始终保持明智。1939年，两卷本共计1095页的巨著最终问世。

如果用《经济周期》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和几个其他标准来衡量，它算是熊彼特职业生涯中最不成功的作品之一。然而，他第一次调整研究方向就改变了自己研究资本主义的方式。虽然他没有结束对“精确经济学”堂吉诃德式的追求，但是，在《经济周期》一书中，他那庞大的研究计划被压缩了。《经济周期》最有影响力的论述部分预示了精确的现代商业史（一种全新的学科分支）的出现。这本书也为熊彼特下一部重要著作——辉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打下了坚实基础。

今天，要完成《经济周期》这样规模的研究需要雇用半打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专家。但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组织大规模研究团队的方法才刚刚开始，因此，熊彼特几乎完全依靠自己开展工作。在1937年，他向哈佛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提供了微不足道的帮助）报告说，该研究比预期要付出更多勤勉和努力，并耗费了更多时间。在1938年早些时候，他写信给经济系主任伯班克：“长时间反复阅读和润色手稿，弄得我死去活来，陷入彻底的迷乱之中。”

对熊彼特而言，因为还要从事其他学术任务，所以《经济周期》的目标，即研究跨越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三个国家，是非常艰巨以至于难以单独完成的。当他在1937年告诉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时，他给自己定下的指标是：“在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条件下，对每个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模式进行非常艰难的分析。”由于这个研究项目是如此庞大，以至于“从必要性看，为了完成如此详细的调查，需要一个研究团队为我工作”。在给另外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仍然是我手稿的奴隶，例如……土豆在解释德国18世纪90年代的经济周期是否足够重要这类问题，纠缠我直至昨晚凌晨两点。”

熊彼特之所以选择“经济周期”做书名，不仅因为这个主题比较流行（经济周期是当时的经济学之谜，而且直到大萧条之前一直如此），还因为他想强调经济波动并定义资本主义的流量。在《经济周期》的序言中，他写道：“周期像扁桃腺一样，不是可以从身体中随便分离之物，而是像心脏的跳动一样，是拥有它的组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绝对是真实的。但是，熊彼特研究周期的方法在危机四伏的历史决定论的边缘转向了。在追寻更加精确的经济学的道路中，他企图完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即把商业繁荣和衰退的历史模式嵌入有标准长度的可预测的波动周期内。他写道：“除了极少的困难外，历史地和统计地测算周期是可能的，一个康德拉季夫周期（一个周期50~60年）包括6个朱格拉周期（一个周期8~10年），而一个朱格拉周期包括3个基钦周期（一个周期40个月），这不是历史的平均值，而是每个历史个案的展现。”

朱格拉、基钦和康德拉季夫是著名的经济周期理论家。熊彼特在撰写著作时，成百次参考了他们的工作，这使阅读熊彼特的著作变得非常困难。这里有一个代表性的句子：“在我们准备找到价格或价值的显著下降情况时，两次危机（1826年和1836年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朱格拉周期和康德拉季夫周期的衰退阶段连接在一起）：在一个康德拉季夫萧条基础上的朱格拉衰退期成为一次周期的背景，在一个康德拉季夫复苏期基础上的朱格拉萧条期成为另一次周期的背景。”保罗•萨缪尔森后来评论这本书道：“毕达哥拉斯胡说（Pythagorean moonshine）的味道开始了。”

对于自己的框架，熊彼特有一种矛盾的感情。正如他对米切尔所言：“为了避免误解，我必须一再重复，我提出的不是一个三周期轮廓的理论断言，而是我认为有用的基本描述性工具。”在《经济周期》一书中，他承认，弄懂为什么繁荣和衰退发生在这些确定性区间“的确是困难的”。确实如此，熊彼特自己的立场是谨慎并有经验依据的：“任何这种判断立论都依靠历史证据被支持或被推翻。”理论对理解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本身是必要的，但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位敏锐的评论者把《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历史的熊彼特解释，除此之外，这本书没有任何实际目的”。熊彼特提到了它的副标题，即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真正渲染了我竭尽全力要达到的目的”。对商业演进的关注以及对为数众多的公司的涉猎，使《经济周期》既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又是一本历史学著作。

非常奇怪的是，在那个时代专业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提及实际的公司并不常见，而在今天也几乎不存在。公司和产业严格的历史分析已经成为商业史的领地。在《经济周期》出版以前，商业史已经存在了一些年头，从惯例上看，它的作用就是为哈佛商学院课程提供案例研究。

当然，这不是说没有写作商业或公司史的流行出版物。在美国、英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有大量关于私人企业和企业家的著作，但是，它们中有许多都充斥着大量溢美之词，以至于缺乏学术价值。与之完全相反的极端是，美国的扒粪运动和欧洲的社会主义传统产生了丰富的、多种多样的攻击企业界、产业界和资本主义的论战。美国作家经常谴责特权公司（如艾达•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个体商人（如1934年出版的马休•约瑟夫的《敛财大亨》）和整个产业（如1906年出版的关于肉类加工业的厄普顿•辛克莱的《丛林》；1914年出版的关于银行业的路易斯•布兰德斯的《抢钱世界》）。有关商业的书籍和文章从正反两面来看都具有一些价值，特别是文学价值，因为它们都以情节和塑造令人难忘的角色来取胜。但是，它们大多采取非好即坏的态度，至少在美国是如此，所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理论支撑。

相比之下，熊彼特的《经济周期》充满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而且，它还具有一个附加特征，即很多段落或章节都融入了实际人物和情节，所以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在完成了《经济周期》后不久，熊彼特写道：“我一生基本上是一名理论家，在我不得不反复灌输历史学家的信念时，我感到很不舒服。然而，我已经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如果理论知识不以经济历史为完整的基础，那么根本没有理论会比有理论更好。”

《经济周期》的核心是有关英国、德国特别是美国的商业体系繁荣的翔实细节。熊彼特聚焦于推动经济发展的五个产业的公司：纺织、铁路、钢铁、汽车和电力等。他同时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三大关键制度创新：工厂制、公司和现代金融体系。

他以提出一个类似寓言的资本主义演进的一般理论来展开论述。在他的模型中，不断发生的创新推动了通常处于喧嚣状态的经济前进。工作于“新公司”（New Firms）内部的“新人”（New Men）和“企业家”驱动了创新（与那时的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熊彼特把一些关键词汇大写）。所有公司都对变化作出适应性的反应，但是，创造性反应仅仅来自由企业家指导的创造性行动。他们的创新采取多种形式，例如“新商品”、“像并购一样的新组织形式”、“开拓一个新市场”等。创新型公司并不是在整个经济均衡生长，正相反，在某个特殊产业出现了重大组织或技术突破后，它们会蜂拥而出，既有可能出现在相同产业中，也有可能出现在相关产业中。

与此同时，社会中将出现抵制重要创新的强大因素，因为创新使现存的组织处于崩溃的边缘。作为结果，“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满了猛烈的突发事件和灾难”。它不是和缓的调整，反而“更像一系列爆炸”。例如，在无人区修建铁路“推翻了所有定位条件、所有成本计算和在它影响所及范围内的所有生产画数”。此时，创新非常像一把双刃剑。

下一步，熊彼特把注意力转向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支持者、企业家的必要伙伴：“利润”。他承认，在有些环境中识别企业家是困难的。在一个真实的商业世界，“没有任何人永远是企业家，也没有人只是企业家”。特别在大公司中，企业家既要创新，还要负责日常管理工作。

对于任何特定的创新，企业家“可能是提供资本的人，但不必一定是”。在所有经济体制中，唯独资本主义能够使那些缺乏创办企业必备资金的人成为企业家。最后，“起作用的是领导权而不是所有权”。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都“把企业家活动清楚地设想为自成一体的”，这是他们分析资本主义的关键缺陷（熊彼特自己总是强调这个区别）。

当然，预先拥有资金会使成为一名企业家变得更加容易，而且成功的企业家常常会变得富有。但是，历史记录明白无误地显示，在熊彼特研究的这些国家，企业家来自各个收入集团和社会阶层。“承担风险是资本家的功能，而不是企业家功能的组成部分。当企业家也是资本家时，他也要承担风险，但是，作为企业家，他损失的是别人的金钱。”

在界定了企业家的特殊作用后，熊彼特确认了利润是创业者创新的基本动力——“成功的创新是额外利润的牺牲品”。当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看到更高利润时，他们会力求尽快模仿创新。企业家通过专利、进一步创新、秘密工艺和广告等（每一种方式都推动了“针对现实和潜在竞争者的”行动）尽可能长时间维持其高利润。这就是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出的著名的“创造性毁灭”行为。

因此，一家闯入现行产业的新企业总是面对“和原有企业的市场争夺战”，原有企业竭尽全力试图利用法律禁止、诋毁或者限制新企业源于创新的优势。但是，无论发生什么，从时间上来看，每家企业都只能短暂获得高利润，因为竞争者将模仿创新，从而导致市场价格下降。除了受政府保护的产业外，在其他任何产业中都能观察到这种连续降价的情况，熊彼特把这种降价称为“竞争性下降”。竞争性下降可能需要几年时间，而且同代人经常难以见到。但是，竞争性下降总是以某种方式发生着，因此，熊彼特很少担心垄断或者其他诸如政府倡议或支持的定价行为（因为他研究的许多企业属于奥匈帝国）。

在构建了资本主义行为的基本模型后，熊彼特继续列举大量让读者应接不暇的历史事实。从第一个重要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工厂制度的起源开始，他写道，在16世纪，一些英国企业家系统地降低了其生产成本，从而能够降低产品的售价。而更低的价格激发了需求，并使生产者能够大规模生产，在更大范围内销售其产品。从长期来看，新兴工厂制度的繁荣远远超过工厂所有者的想象。它把大量工人集中到一个地方，设立了统一的质量标准，并把生产过程分割成由不同专家完成的独立步骤，而所有这些都有严格的时间控制。

熊彼特小心谨慎地指出，工厂制度的引入，提高了像棉纺织业这种“老产业”的生产效率。从家庭纺织向布匹的机械化制造的转变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它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事实证明，对机制布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几乎是无限的。男人现在不再只有一两件衬衫和裤子，而是六七件；女人也开始拥有很多连衣裙和短衫。更重要的是，与毛料衣服不同，新的棉织服装还能经常洗涤。

工厂制度促使其他很多旧产业走向了现代化。在钢铁行业，更大的熔炉使“生产大规模的中间产品，如锭、薄片、棒和电线等”变得更加容易。工厂扩大了产品范围：铜制的金属制品、工厂中“利用水轮”制造的纸张、“陶器制造、糖的提炼、玻璃、肥皂、枪炮工厂和盐厂的建立等”。工厂制度使英国的经济生活迈入了一个新时代，提高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给企业家带来了巨额财富。

但是，这种转变来之不易。《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转变传统生产方式极度困难。熊彼特超越了大多数分析家，他强调创造性毁灭的破坏性一面总是很真实，他还特别指出，那些在生产方式转变中丧失利益的人们会奋力保护自己的文化和地位。在英国和其他任何地方，小手工艺人及其行会相信艺术修养、社区和传统甚于相信低价、产出增加和出口扩张。这些偏好与世界的发展背道而驰，改变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经济上彻底将其击倒。

旧利益的保护者们不屈不挠地反对着机械化和工厂制度。与1579年被但泽市政权迫害致死的普鲁士发明家不同，“企业家尽管不会被绞死，但是生活在危险中的人也不在少数”。英国手工业行会援引中世纪的法律来阻止外来者和自己的内部成员采用创新方法，他们请求出台法律，宣布工厂特别是机械设备违法。熊彼特引证了1555年的《纺织法》和“一份皇家公告，这份公告直接导致一部制造编织针的机器被毁”。而且，在那个特殊年代，不管法律最后允许了什么，手工业者都会继续捣毁新机器。

作为对策，英国企业家经常把工厂迁出行会占统治地位的城镇。在农村开设工厂，不存在官方镇压束缚，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进，而且这里有着廉价劳动力优势，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新的前沿阵地，创新者不得不“适应”当地政府。然而，无论有什么障碍，从长期来看，他们在一些产业中都赢得了胜利。大规模的工厂生产给工人提供了更多工作岗位，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廉价商品，给政府提供了更加丰厚的税收，并为英国赢得了占统治地位的对外贸易。在伦敦，“政界的态度和行动摇摆不定”，但是，商人的利益不久便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到了18世纪，英国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臣服于商业利益。

除了生产创新外，企业家不得不经常促使消费习惯的改变。企业家们不得不使犹豫不决的消费者们确信自己需要的是新商品。在此，熊彼特不吝溢美之词，强调了市场营销对大规模消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他写道：“仅仅生产出满意的肥皂是不够的，还必须劝说消费者使用肥皂，这是广告除了欣赏之外的社会功能。”

从生产者和投资者的角度看，新的消费需求是否有必要，这并不重要。熊彼特说：“无论需求可能是什么，从来都取决于现有的条件，在许多案例中，它只是企业家行为的一个副产品。”像食品、衣服和遮蔽物等无可争议的必需品不能“使资本主义发动机转动”。这就是为什么“对观察者而言，那些必需品供给如此丰富的国家从来都没有显著的经济发展”。因此，为了理解资本主义，分析家应该去研究先进发达国家的产业，而不是落后世界的产业。在《经济周期》中，熊彼特确实就是这么做的：他以英国、德国和美国现实产业的发展史为基础，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

他的第一个案例是起源于中世纪的德国和瑞士的棉纺织业，但是，棉布的故事不是关于一个农夫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位企业家的故事。熊彼特描述的主要事件发生在英国，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东印度公司的棉布进口。这一步有助于催生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与通常一样，变迁遇到了猛烈抵抗。1721年，毛纺织和丝织行业的老企业“及其英国技工赢得了一个禁止销售、印花、涂漆或者染印度棉布的禁令，确保了自己的利益”。

在那时，因为亚麻布在混纺织物中一枝独秀，所以小型英格兰棉纱产业开始供应棉纱做纬线。1736年，政府准许该产业从关于棉布的禁令中解放出来，从而创造了对纱线的新需求。1774年，英国废除了反对棉布的所有法律，自此以后，英国的生产者能够制造全棉制品。到了18世纪80年代，大量创新使棉纺织业的生产有了巨大飞跃。棉织品的使用快速扩散，包括“改进、错位、吸收、仿造、跟随和竞争”。随着价格的降低，“产品的真正雪崩来临了”。

传统手工业人又有了强烈反应。早年，织布工们捣毁了约翰•凯的新式飞梭（发明于1733年）织布机并迫使他去了法国。其他抗议者打碎了许多台哈格里斯夫发明的珍妮纺织机（珍妮纺织机于1770年获得专利）。到了1792年，仍然有其他抗议者破坏生产卡特赖特动力织机的工厂。而且，在1811~1816年，声名狼藉的卢德派把纺织机械锤成了碎片。

熊彼特在描述了工业革命并探讨了变迁的性质（这是其论文的核心）后，引出了发明家和企业家以及发明和创新之间的显著区别：“发明的形成以及与之对应的创新的实现在经济和社会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尽管二者相互作用，但是它们从来都是不同的，并且创新经常比发明更重要。

举一个例子，理查德•阿克赖特（1732~1792）的职业生涯特别好地诠释了这种区别。阿克赖特是一位发明家，但更关键的是，他是一位创新型企业家。在他推广自己发明的机器（这种机器织布更快，而且能够织出更牢固的线）之前，织工用亚麻纤维纺织棉线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阿克赖特的创新，包括他自己的应急工厂体系，不久便开始革新整个产业。其他工业家支付给他可观的专利使用费，他自己也开办了几家工厂。不久以后，他成了富翁，并获得了英国爵士爵位。在熊彼特的措辞中，阿克赖特是一位运作新公司、获得高额企业家利润的新人。

阿克赖特在组织整个体系的多方位创新和技能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其发明的重要性。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做这件事，即建立实际的新生产函数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一种创新的问世颠覆了原有创新，这种永无止境的创新系列向所有方向扩散。“我们很容易理解另外一步是怎么以前一步为条件的，例如，纱和布交替为对方提供新需求，并且迅速解决了瓶颈问题，而瓶颈问题的解决又化身为下一个成就。”

需求可能是发明之母，但是，发明不会自动产生创新。运作新公司的新人，如阿克赖特在纺织行业，乔赛亚•韦奇伍德在陶瓷业，詹姆斯•瓦特和马休•博尔顿在蒸汽机行业等，都不得不“做这件事”。曾经统治英国纺织行业的丝织品业和羊毛织品业本应在18世纪进行重组，但是它们没有。然而，正如熊彼特指出的，“丰富的并被很好建立的羊毛织品业落后了，直到19世纪30年代，在棉织品业的压力下，它接受了进步并被这个年轻的更具活力的妹妹所吸引。”丝织品业沿着自己的道路演进，但没有扩张。与此同时，棉纺织品的产量暴涨，出产了无数纱制品，并出口到英国遍及全球的市场。

最后，在繁荣了几十年后，棉纺织业也陷入停滞。英国公司的兴旺是如此耀眼，以至于它们几乎没有动力推行进一步的创新。它们坚持传统的走锭纺纱，把有巨大优势的环锭纺纱技术丢在一边。而且，它们对同一公司既纺纱又织布的思想退避三舍。在哈格里斯夫、卡特赖特和阿克赖特的突破之后约150年，成千上万家公司只在冗长的生产过程中的一两个环节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和缓慢创新。产业的衰落源于“许多缺乏效率却不受债务所累的中小企业的存在，它们一直在混日子”。熊彼特提到：“旧式的手工纺纱机和织布机存续了很久，甚至在它们即将消亡时，英国仍有大量企业不仅使用陈旧过时的机械，而且根本没有动力机。”

与此同时，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就实现了在一家巨型工厂中纺纱和织布一体化生产的创新。到19世纪末期，英国人才实现工厂的现代化，但为时已晚，他们在更有效率的美国和欧洲大陆公司的竞争中开始丢失地盘。英国棉纺织业的兴衰几乎完美地展现了熊彼特的观点，在熊彼特看来，英国最重要的产业忽视了如此重要的组织创新。因为企业家的这种疏忽行为，特别是在20世纪，棉纺织业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德国的棉纺织业则从英美的开创性努力中获益。直到1871年，德国才实现国家统一，而这是在英国实现关键性创新一个世纪之后。因为德国在化工和电力装备方面比较落后，所以没有成为纺织业的世界领跑者。相反，德国纺织业企业家“引进那些在海外已经成功的方法、进口部分机器实现机械化、开设新工厂，特别是解决了大规模工厂的问题”，通过这些手段来完善自身。即使对机械技术没有贡献，德国人在组织纺织业方面也比英国人做得更好。

熊彼特通过描述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纤维业——人造丝业的兴起，结束了他对纺织业的分析。这个故事象征着这样一条道路，即创新能够促使已经成熟的产业发生革命性变化。在人造丝业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法国人夏尔多内伯爵，“一位非常典型的企业家”。19世纪末期，夏尔多内研发出了必要的化学专利，接着在法国和瑞士建立了新工厂。“他成为该产业的创始人，在这位新人的召唤下，许多人不久便跟随而至。”

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创新者很快发展出了自己的人造丝制造方法。最后，为了制造廉价的人造丝而开始的适度努力，催生了一个重要产业，到1924年，人造丝业每年的产量是2900万磅。

对于纺织品而言，人造丝带来了一种新的竞争类型——这种竞争不是在成千上万家小公司之间展开，而是在几家大的化学公司之间进行。需求增长得非常快。在开始的时候，企业家的利润猛涨，拥有雄厚财力的公司成为行业领导者。在美国，当许多公司股票暴跌后，三家公司成为该产业的王者：美国粘胶公司（American Viscose）、赛拉尼斯公司（Celanese）和工业人造丝公司（Industrial Rayon）。这三家公司都分别附属于某家欧洲公司，这些欧洲公司是人造丝行业的先锋，但它们向美国市场销售产品时受到了美国关税保护的阻碍。

在新人和新公司进行创新的事例中，熊彼特特别钟爱美国铁路业的例子。在19世纪30年代，企业家们开始建造一些铁路线，以便把内陆的原材料运往海港。稍后，随着蒸汽机效率的提高，煤矿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铁路几乎完全取代了运河和收费公路体系。

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铁路化，是一项值得纪念的工程成就，也是美国商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里程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因为受到新铁路沿线免费或廉价土地的诱惑，成百万欧洲移民涌入美国。政府馈赠给铁路公司和拓荒农场主大量土地，并为来自整个欧洲大陆的疯狂移民提供补贴。

到19世纪90年代，一个庞大的铁路网把美国各区域连成了一个整体。随着如此廉价和快速的交通运输网的出现，种类空前之多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的统一国内市场出现了。现在，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能够快速发运和接收商品。在电报的帮助下，他们可以在分秒之间相互交流。

与此同时，许多新的铁路建设计划激发了其他大量产业。熊彼特写道：“其他任何事情都取决于道路，它们要么是道路创造的，要么是以道路为条件。”铁路极大地增加了煤、钢铁、机械和以石化工业为基础的润滑油与燃料的使用。铁路在整个美国创造了各种规模的新社区，从小乡村到巨大的新工业中心。芝加哥是铁路的产儿，奥马哈、沃思堡、丹佛和其他成千上万个小城镇也是如此。甚至像匹兹堡那样已经建成的制造业城市也再次迅猛发展。

不久，铁路行业内部的竞争力冲击了它自身。在新铁路的高压下，老公司大幅度削减其货运和客运费率，有时甚至低于运营成本。建设速度下降，几乎没有新公司出现，而且伴随着合并、再融资和个人财富的缩水，整个产业经历了严重衰退。

从这一点来看，铁路成了一般商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熊彼特把它称为“相互依赖”。这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典型。“创新出现得越早，它的创新特征就失去得越快，而且它将越早丧失推动力而不是找到推动力”。铁路的合并与再融资都是“通过控制集团之间大规模斗争的方式”实现的。轻微的经济衰退则是以“运费战、残酷的竞争、歧视和毫无监管的企业恶行”等形式出现在一般公众面前。但是，事实是“会出现企业联合、有效的管理和稳健的财务，随后又会消失在美国铁路化的最后一步中”。

因为铁路耗资巨大并且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来建设，企业家需要的资本远非企业自身能力所及。于是，修建铁路“主要通过信用创造来融资”。巨额资本通过购买铁路债券和在银行贷款（信用链条）的形式，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流进美国。有些英国银行提供的贷款被认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和草率”。在美国本土，信用创造往往更加草率，但是，它也极具创造性。

对投资者而言，铁路业的融资模式是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狂热经济周期的范例。到1873年全球衰退时，铁路业的沉浮使这一点很清晰，即“清盘、合并和适应”（常见的创新）过程将成为“并不常见的冗长的痛苦历程”。铁路业已经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融资杠杆，特别是通过股票和债券。在美国，这一运动于19世纪50年代孕育了现代华尔街。到1897年，“铁路业的‘净资本’已经达到9168072000美元”，对那个时代而言，这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这时，“铁路化”是熊彼特“展示我们的模型如何工作的标准案例”。成百项创新涌现出来，既有大的也有小的。巨额的资本换手，商业以跳跃式的速度向前发展，一大批新商品涌向全国市场。所有这些特征“相结合，使我们的革命过程的本质特征比它们在其他任何案例中展现得更加明显”。

另外，通过推出新的金融工具，铁路业孕育了公司的成长。公司形式的出现是关键的组织创新，但花费了很长时间。公司最有可能首次出现在16世纪或17世纪的英国或荷兰。作为一个法律架构，公司最先是用来履行特殊的公共目的，例如市政当局、大学、协会和海外贸易公司。

但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公司的功能逐渐转变。熊彼特写道：“它暗示首先形成于个人投机（甚至在东印度公司的案例中）的资本正在增加。”在这些实践中涌现出“公司自有的非个人资本”，它们不再只是个人股东的资本了。

只要能够为有限期限内的商业活动筹措资金，传统的合伙制商业企业就能运转得很好。其中，每个合伙人平分所有的成本和利润。每个合伙人的贡献被评估，并且每个人都有义务支付超过其个人资产的合伙债务。在投机基金没有超过合伙人的财富总和之前，这种制度安排都运转得很好。

但是，像采掘业工厂等工业企业需要固定的融资，而这些资本的数目甚至超过了一大群富有合伙人的财力。为了支持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新经济实体，政府通过法律创造了一种名为股份公司的新制度安排，它们构成了现代公司的基础。在这类公司中，股票能够在潜在的无限投资者中买卖。针对发生的这些情况，熊彼特写道：“法律和融资工具不得不被创造出来，这等同于蒸汽机必然被发明。”在公司成为常态的大多数国家，君主或立法机构通过特殊法案创造了它们。具有特色的是，公司许可证通常被河运公司和银行这类政府与私人合伙的企业所有，而它们很多都是垄断企业。到19世纪，公司制扩展到其他类型的工商业中。

而今天，公司制企业相对于合伙制企业的最重要优势是它的永续性（它不会随创始人的去世而消失）和有限责任（股票所有者的风险仅以他在该公司的投资额为限，而与其个人财富无关）。一个巨大的改进随着自由组成法人团体的基本权利的出现而出现，而不是像早期体制那样，需要君主或立法机构的法案支持。到19世纪后半期，在英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企业家只需要在他开展商业活动的地区的权力机构进行登记，就可以成立新公司。

事实证明，股份公司是一项关键创新。当一位或更多老合伙人死亡或希望解散合伙企业时，股份公司的永续性阻止了企业破产。由于没有无限的个人风险，有限责任使人们作为投资者能够更加自由地参与经济活动。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为天才的管理者创造了爬上公司高层的机会，并促使公司规模扩大。同时，由股票交易所运营的公司股票二级市场\允许股票和债券持有者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将其持有的股票和债券变现。

在熊彼特的思想中，铁路化是公司化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最好案例。“掌控铁路的新新人类与早期的铁路企业家有很大不同。”尽管这种趋势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是对一个新兴管理阶层的需求巅峰期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熊彼特写道，到那时，新的管理者作为“管理者和融资者”来提供服务，执行着“清盘和重组……联合、合并和融合等”复杂任务。形成于19世纪的数百家独立铁路公司在20世纪早期的合并高潮中整合为十家大公司，每一家拥有的铁路线都有几千英里长。

铁路是第一个形成真实的大公司的行业，但它远不是唯一的行业。铁路系统的整合预示着在制造业、物流和零售业等其他诸多行业的合并，外加其他许多公司的内部扩张。1897~1904年，有4227家美国公司合并为257家大公司。它们中的许多与那些在国内扩张的公司一起，直到今天仍然家喻户晓，例如：固特异、百事可乐、通用汽车、家乐氏、吉列、孟山都、3M和德士古等。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铁路网，这场运动就不会发生，正是铁路促成全国性市场的出现。企业家通过合并、并购和内部增长来寻求一个稳定的价格，并随之减少了当代人所谓的“卡脖子竞争”。

熊彼特看到了大公司正在涌现，而推动这一进程的并购浪潮，正是一项重大的金融与管理创新，主要由新企业家和新公司推动。不同于那些对新公司的巨大规模感到烦躁不安的社会批评家，熊彼特相信它们有巨大的优势：“新的控制单位、新的管理原则、产业研究的新可能和至少形式新颖的机器设备”。它们使采用“最佳”方式来商业化新技术变得更加便利。

在坦承一些大公司也存在具有破坏性的不正当行为的同时，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争论道，这场并购运动是产业经济成长过程中一个合乎逻辑的阶段。但是，企业家总是伴随着大公司的出现而出现，并持续成长。他写道，他们就像“四处行走的推销员，不断推动着那些联合（收购和兼并）”。在移居美国之前，熊彼特就已经有这种观点了，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他总是拒绝相信企业家会突然失去在新公司成功的机会。

与往常一样，熊彼特从长远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他理解为什么许多政治家和社会批评家会抗议大公司伤害了手工业者、小商人和非熟练工人。但是，对于熊彼特而言，依然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把大公司巨大的政治力量考虑在内，他也仍然相信监管的功能基本上属于政府而不是私人部门。但是，像他在很多著作中写的那样，这需要有相当智慧的公务员，使用一只细致的手调节资本主义的发动机，以免使企业家精神窒息。

除了铁路业外，熊彼特特别喜爱的另一个资本主义增长事例是汽车产业。汽车制造业融合了许多创新：可互换部件、现代机械工具、内燃机和使用钢铁的新方法等。整个过程是“一个纯粹的企业家成就，不仅现存资源而且现存技术都转向了新用途”。熊彼特注意到，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早期的法国和德国已经解决了大多数技术问题。但是，真正的汽车业创新发生在美国，在1902年之后的五年内，有不少于322家企业进入该领域。到1907年，共销售了8423辆车，销售额达到550万美元，其中大约有100万美元的利润。接着，在1908年，如熊彼特所描述的，一个“伟大的新事物”——福特T型车出现了，它不是为富人而是为大众设计的。到1925年，在汽车业发展仅25年后，福特已经按照不断下降的价格向消费者销售了1200万辆T型车。

熊彼特写道，在新的金融工具创新方面，汽车产业“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通用汽车引入分期付款的方式创造了巨额信用，把消费者转化为重要的购买者。分期付款增加了初次拥有汽车的人数，鼓励购买者购买价格更高、享有盛誉的商品，提供了来自贷款利息的附加收入流。那些不想一次性付款的消费者仍然可以通过银行贷款来获得现金购买汽车。随着众多消费者为了购买汽车而偿付贷款，汽车制造商能够最小化其负债。熊彼特写道，“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案例来说明，出于创新目的的信用创造如何在背后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是如何被巧妙地引入的。通用汽车在金融上（也包括在设计、市场营销和组织上）的创新对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亚于福特引入生产流水线的重要性，并使通用汽车在20世纪20年代超越了福特。

无论是从原材料的购买成本、工资支付还是产值上看，到20世纪20年代，1900年就已经存在的汽车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最初有成百家公司进入汽车产业，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汽车产业已被极少数公司控制。按照熊彼特的论述，“对此，绝对没有其他任何原因能比我们有关企业家活动的理论更具解释力。高死亡率与高利润的统一完美地阐释了这种环境。”汽车产业的故事表明，“在单一的经济人和企业家行为之间有根本的差异”。

企业家把汽车王国的重要部门建立在钢铁业的基础之上，而钢铁业有自己的技术和组织突破史。如同熊彼特所强调的，汽车产业和炼钢产业的关键发展都依靠价格的急剧下降。钢铁产业的变化始自英国19世纪50年代亨利•贝西默引入大规模生产过程。熊彼特盛赞贝西默是&业家行动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刚开始，同代人把贝西默视为一名发明家。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远不止于此。“他成为一名天才的、典型的企业家的关键在于，洞察到了廉价钢可以实现的巨大可能。”为了追寻这个目标，贝西默整合了现有的方法，发明了一种新技术。然后，他给他的技术申请了专利，并等待技术许可出现井喷。

当几乎没有申请者时，贝西默自己进入了钢铁业。抱着将钢铁廉价出售给高端企业的目的，他直接来到当时的钢铁之城设菲尔德。尽管贝西默的钢没有预想的那样廉价，但是质量过硬。不久之后，他和他的模仿者为正处于井喷状态的铁路产业提供钢轨，为造船业供给钢板，为正在铺设的电缆网提供钢丝。即便如此，在19世纪60年代，传统力量对创新的抵制与贝西默钢的相对高价还是一起限制了钢的广泛使用。

这时，贝西默的炼钢方法和由威廉•西门子率先引入的新平炉炼钢法之间的竞争，驱动了钢产量的上升和价格下降。1873年英国企业使用平炉炼钢法生产了77500吨钢，而到1882年迅速上升至436000吨。到1896年，平炉炼钢达到240万吨，贝西默方法炼制的钢达180万吨。

随着廉价钢的大量生产，创新开始向许多产业扩散。蒸汽机变得更加结实高效，其他机械工具也是如此。实际上，制造商现在能支付得起在“经济组织的各个部门”使用钢：制造更好的铁轨、桥梁钢梁和电缆、泵、自行车、升降设备和建筑的结构性构架等。他们使用了更强力的钢板、龙骨和螺旋桨来改进轮船；将少量锡添加到钢中，延缓钢板锈蚀，并发展出建筑上的锡顶和罐装食品这些新市场；还通过使用可互换钢部件，引领许多产业发生了革命（缝纫机、武器）。

美国钢铁产量初时落后于英国，但在19世纪最后十年，美国很快便后来者居上。在匹兹堡附近，安德鲁•卡内基建立了埃德加•汤姆森炼钢厂。这是卡内基的首个贝西默炼钢法工厂，并且凭借着出色的市场营销眼光，他以他最好的顾客——宾夕法尼亚铁路运营官的名字来命名这家工厂。然后，卡内基在霍姆斯特德和迪尤肯附近通过新建或收购的方式扩张了更加现代化的钢铁厂。伊利诺伊钢铁厂、科罗拉多燃料和钢铁厂以及其他一些公司也迅速追逐卡内基的扩张脚步。

比廉价钢铁更重要的是电力的发展，熊彼特把它视为“新的产业革命”。同电报一起，电力的商业应用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然而，与大多数新生事物一样，电气化的影响花了很长时间和大大小小成百个步骤才最终实现。关键的创新是爱迪生的白炽灯泡和交流电的发明，这使长距离电力运输成为可能。

1895年，在尼亚瓜拉瀑布的巨型叶轮机（熊彼特疏于提及它是由德国企业制造的）开始工作。在其他地区，大多数由地方企业创办的水力发电站接连不断地迅速出现：“在新英格兰，在密西西比河上，在蒙大拿（大瀑布），在圣玛丽河上。”在太平洋沿岸和南方，许多公司开始繁荣起来，另外，知名的大公司有南方电力公司、阿拉巴马电力公司、田纳西州的美国铝业公司水电厂等。随着这些大公司之间的电力买卖，与早期的铁路网方式相同，国家电网系统开始迅速扩张。

熊彼特指出：“资本主义体制运行的一个本质特征在于它强加的时间顺序和规则。”无论愿意与否，那些从电力中获益的公司现在都不得不进行创新。熊彼特向很多产业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电力提供了炼铜和铝矿所必需的热能。电力发动机能帮助快速纺线和织布，从矿井中泵水，用高速链锯锯木材，用电钻和冲压机器铸造金属形状等。熊彼特争论道：“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成功，只有抽象的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在特定时期里做对事。”个人企业家之所以能享有许多成功，主要源于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

尽管熊彼特是在大萧条中期开始写作《经济周期》的，但他仍用一种乐观主义的口吻总结了电气化的故事。电力的使用无处不在：收音机、电冰箱、自动电话等。他也指出，当时仍然有未能完全实现电气化的单个产业，更不用说成千上万的家庭、农场的电气化也几乎还没有开始。

与惯常一样，熊彼特不不厌其详地列指出了电力产业的龙头企业。“电力设备是由通用电气、西屋电气和其他许多企业生产的，有些还可追溯到18世纪80年代（例如蓄电池公司）。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已经高度专业化，如电船公司、国民炭精电极公司。电力产业也发展出了一个健康的出口市场：“伦敦地铁的设备是由美国公司供给的（1897）。”当然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成功：“在1914年，仍然有超过40家企业为正在失去市场的龟车战斗，这一点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熊彼特一再强调“资本主义演化会招致动荡”，“本质上，资本主义是一个（内生的）经济变迁过程”，当缺乏变化时，“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复存在”。如资本主义发动机停止了，经济体制就会瓦解。而开启并运转这个发动机的关键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企业家；而没有企业家的成就，资本主义就无法运转，也没有资本主义的推进器。产业革命的‘进步’是资本主义维持生存仅有的空气。”因此，资本主义必须有源自内部的不断变化。熊彼特推断：“在这种意义上说，稳定的资本主义在措词上就是个矛盾。”

不论是作为经济学还是商业史著作，，两卷本的《经济周期》都极富价值。但是，根据熊彼特写作的目的（即解释复杂的经济周期的模式）来判断，这本书是不成功的，而且它受欢迎的程度不太热烈这一点也让熊彼特非常失望。大多数评论是褒扬的，不过也有些评论带有抱怨的味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汉斯•内舍注解了熊彼特讨论的几个问题，并震惊于熊彼特的博学：“一个人能够写一本这样的书，真是个奇迹。”奥斯卡•兰格评价说：“就其意图和视野而言，熊彼特的书堪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媲美。”他又补充说：“这种比较是评论者给出的最高赞誉。”在《美国历史评论》里，布鲁克林学院的汉斯•罗森伯格写道：“我们不能只阅读这部著作，我们还必须研究它。”

经济周期理论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宏观经济学领军人物西蒙•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最重要的批评。库兹涅茨带着同情的口吻发表了带有质疑的长篇分析文章，其中，他赞美熊彼特写出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提出了所有正确的问题。但是，库兹涅茨争论道，熊彼特过分偏离了经济周期主题所需要的那类稳健的数量分析。《经济周期》一书包含了大量数字，但是，连同许多历史案例一起，熊彼特把它们处理得类似“一份智力日记”。他谈到了他的“纵贯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演化的整个进程”，揭示了“他所遇到的大量假说、差异化的历史事实和统计试验，等等”。这些努力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它们不能替代稳健的数理分析。

1939年，熊彼特的学生们组织了讨论《经济周期》的哈佛研讨会，参会者几乎都没有全文阅读这本书，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后来，几名学生说，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熊彼特在这种场合真的发怒。他们中的一位后来回忆道：“在讨论中，每一个人都谈到了凯恩斯（《通论》在同期出版），但是没有人谈到熊彼特的工作。因此，熊彼特最后说：‘对于我，不论你们是否同意，但是，我希望你们至少读了它。’在那之后，我们感到很惭愧，并写了一封关于《经济周期》的信给他。”几年以后，熊彼特告诉他的朋友哈伯勒说自己的分析被误解，因为“很少有人从头到尾阅读了我那沉闷的著作”。

《经济周期》出版后不久，熊彼特在哈佛的办公室中。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使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相形见绌。

虽然篇幅过长确实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问题，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熊彼特对“精确经济学”的追求是浮于表面的。他过于冒失地构造了他的周期，例如调整他的数据以反映外部事件冲击。即使战争或自然灾害干扰了一段时期的繁荣，他仍然把那段时期统计为某个繁荣时期的一部分。然而从逻辑上说，这种改变会极不精确。熊彼特和其他分析者可能武断地选择了他们认为的相关外部冲击，做了他们所希望的调整，从而让最终数据与他们预想的框架相吻合。

精确经济学的整个思想，即经济学能够像物理和化学那样精确，一直是个梦想。然而，《经济周期》的失败代表了熊彼特同自身长达几十年智力搏斗的一些转折。他虽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不过在《经济周期》出版后，他对精确经济学的痴迷减少了。

《经济周期》的受欢迎程度之所以令人失望，还有个原因在于它生不逢时。在此之前，熊彼特已经有过这种经历，“一战”的临近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才华横溢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上转移了。而其新作碰巧出版在凯恩斯里程碑式的著作《通论》（1936）问世后不久。

从1936年直至熊彼特生命终点，凯恩斯都是熊彼特心中的幽灵，一直折磨着他。凯恩斯的《通论》对大萧条提供了一个新解释，而且提供了如何拯救世界经济的框架。使用所谓的宏观经济学方法，凯恩斯详述了“总量”——国民经济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资源总和。在凯恩斯主义和其他宏观经济学模型中，个人企业家、公司和产业简单地消失了。很明显，《通论》全文都没有提及哪家企业。

凯恩斯点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名，他们大多是英国人，并且详细阐述了其思想，经常谈到这些人的成就。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熊彼特，也没有关注欧洲其他经济周期理论家。凯恩斯对伟大的德国和奥地利经济学传统没有给出足够的尊敬，那些著名的学者有古斯塔夫•冯•施穆勒、维尔纳•桑巴特、马克斯•韦伯、阿瑟•斯皮索夫、阿道夫•洛文、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克•冯•维塞尔、庞巴维克、米塞斯和哈耶克。

当凯恩斯的书在1936年出版时，许多著名评论家给出了负面评价，其中不仅包括熊彼特，还有英国学者丹尼斯•罗伯逊与庇古、美国的弗兰克•奈特与阿尔文•汉森。芝加哥大学杰出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为《经济学季刊》评价《通论》时，赞扬了该书的有些部分，但是抱怨道：“当一个新词被创造出来后，老词就被弃之不用，即便再被使用，通常也都有了新的含义。”

熊彼特采用一种灵活大度的手法开始了自己的评价：“我有机会目睹了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不能及时得到《通论》复印本时的烦躁不安和他们阅读《通论》时的热情高涨，并看到了那些阅读此书的盎格鲁一美国人所表现出的兴趣，所以必须首先祝贺作者取得的成功。”他进一步称颂凯恩斯为“曾经致力于经济问题的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

客套结束，攻击开始，知识分子的不同见解与简单的嫉妒一样多。熊彼特指责凯恩斯把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环境中（当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萧条这类特殊环境）应用的理论称为一般理论。更糟的是，在一个“纯理论讨论”的外衣下，凯恩斯的逻辑从他所偏爱的政策转移到支持这个政策的理论。熊彼特说，一个与“科学没有任何关联”的“邪恶联盟”简直不可接受。纵观整部《通论》，凯恩斯在“为一个明确的政策辩护，并且在每一页上，那些政策的幻影都越过了分析者的肩膀，破坏了他的假设，操纵了他的笔”。一段时期内利用政府的赤字支出政策治疗英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可能是正确的。但是，熊彼特说，这种类型的争论混淆了实际问题与科学理论问题，还依据政治偏好而不是分析能力来为经济学家分类。

这些是合理的批判，但是，对注定会成为今天经济学日常词汇的一系列思想，例如乘数效应、消费偏好、流动性偏好等，熊彼特和其他评论家都没有给予凯恩斯足够的信任。它们都适合于有用的数理化，并且意味着熊彼特称之为精确经济学的出现。他把它们作为解围之神打发走了，“这是整个奥林匹斯的解围之神”。

另一方面，他有关凯恩斯曲解资本主义本质的批评正中要害。凯恩斯依据投资来解释商业波动的道路，迫使他低估了创新的作用。熊彼特抗议道，凯恩斯自心中摒弃了“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做生意的技巧和方法“正不断具有革命性”。总之，“资本主义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方法转变过程，这本书却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凯恩斯的洞察力可能“对理论家仍有一些用处，但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理论，而且远离了现代产业的事实”。

熊彼特不仅在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批评《通论》，还在私人通信中用更苛刻的语气对其进行批评。在写给兰格的信中，熊彼特说：“凯恩斯充满活力的个性优点毋庸置疑，但是，我发现难以理解的是，一个知道好的创造性劳动的人却宽容了一个如此明显的坏的创造性劳动。”虽然《通论》貌似成为精确经济学的代表，但是，就《经济周期》的标准看，它的篇幅确实太短了；而且熊彼特对凯恩斯在年轻经济学家中很受拥戴感到特别不快；他对兰格说，哈佛举办了一个关于《通论》的学生和教员的讨论会，“我没有参加，准确地说，因为我不希望给自己一个展示我可能看起来像或者原本就是吝啬和坏脾气的人的机会”。

《通论》吸引读者眼球的，恰恰就是使熊彼特感到不快的那方面：为大萧条开出疗方。无论熊彼特对此书亵渎了科学的抗议可能有多么正确（在接下来的40年里，学者们对该书潮水般的热情冲刷了凯恩斯讨论的许多实质方面），当时的人们最关心的自然是终结萧条。尽管凯恩斯在理论上可能并不是完全正确，但在这紧要的特殊时刻，他与正确非常接近。他提供了一个走出萧条的路线图，而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贡献。

与之相反，熊彼特自己根本拒绝给出任何药方，这大大降低了《经济周期》的吸引力。作为一个价值中立的“科学”例子，该书不是在最困难的时期而是在凯恩斯时代即将来临前出版。“我没有提出政策和提供计划，”熊彼特在他的序言中写道，“但是，我真的不能认可加给我的所谓对科学的社会责任漠不关心的罪名。”最为紧迫的需求不是引发辩论而是帮助公众理解经济，这就是“科学工作者有资格提供的唯一服务”。这样，“使用《经济周期》，我们能够演绎出既是最保守又是最激进的实际结论”。但是，多数读者想要详尽的治理方案，而熊彼特和凯恩斯在这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凯恩斯对熊彼特的价值中立信仰完全没有兴趣，在开始写作时，他头脑中几乎肯定有一个特定的政策目标。

凯恩斯的方法与熊彼特的方法完全相反。他不是沿着以企业家、公司和产业为基础的从下到上的思路前进，而是采用了以政府政策为基础的从上到下的视角。《经济周期》的两位评论者注意到了这个差异，其中一人还特别提到了熊彼特“充满激情地反对‘宏观思考’立场”。

在写作《经济周期》的七年间，熊彼特可能希望以此获得那个时代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地位。这本书的副标题“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表明了他的宏伟野心。但是，除了被凯恩斯的书超越和没有达到熊彼特的严格要求外，《经济周期》还有许多内在缺陷。从头至尾，两卷本《经济周期》传递了作者这样一种意念，即竭尽全力把丰富的多样性和不协调的主题压缩进一个简单的框架。

熊彼特在求学过程中阅读的都是那些冗长的德语论文，所以他在《经济周期》中的啰唆与凯恩斯的紧凑平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凯恩斯的成名之作《和约的经济后果》（1920），正是其简洁易读风格的代表作。《通论》更具技术性、难度更大，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理论上的胜利。无论写哪本书，凯恩斯都没有远离自己的主要研究问题。他带着自信写作，描述了正在进行的讨论，但并没有人云亦云。即使证据经常很不充分，他仍然运用娴熟的技巧，带领读者走向他想要的结论。

这并非偶然。在凯恩斯写作《通论》的那些年间，他的思想在剑桥大学年轻经济学家这个精英圈子里一再被讨论。他吸收了他们的许多洞见，特别是理查德•卡恩，他首创了乘数效应思想，而这是凯恩斯讨论的关键。同时，凯恩斯摒弃了自己一些错误的固执观点和过多的空话。

熊彼特几乎是独自工作的，从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工作进展。他非常需要凯恩斯所用的一个纯粹的团体，“不，完全不是那样。”但是，他同这样一个团体几乎没有联系。他的任何一位同事和学生都能帮助他，比如列昂惕夫、萨缪尔森、托宾（三人都是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哈伯勒和斯威齐。但是，熊彼特从来没有问过他们，他甚至没有问过自己的妻子伊丽莎白。正相反，他太性急，写下了过于冗长的文章，出版了大量没有经过验证和未经编辑的稿子。

正如托宾所回忆的，“写作《经济周期》完全靠他自己，他没有招募学生来帮助他，他没有建议学生选择他的研究做论文或学位论文的主题，他没有在专题讨论会上探讨他在草稿中的思想或发现。如此巨大的成就是独自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据此发现熊彼特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学者。”因为他总是很慷慨地评价自己的朋友和学生的著作，所以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他性格中又一矛盾之处。但是，无论《经济周期》源自何处，它的冗长和混乱大大降低了它在一般公众和其他经济学家中的影响。

实际上，熊彼特的行为举止就像作者不需要编辑、科学家不需要出版前的批评一样。土凯恩斯在《通论》中坚持一个明确的观点并且不容忍不同意见时，熊彼特迷失于令他感兴趣的一切离题讨论之中。带着他那典型的幽默，他给那些不同意见留下了丰富的评论空间。如果说这使他的书更难懂，倒是符合实际的。他在《经济周期》一书的序言中用近乎挑战的口吻写道：“读者将发现讨论结构的复杂性。我可以容忍读者合理的抱怨，但是我不能接受他们期望它很简单的想法。”一位作者在写作时可以超越读者能够领会的范围，但可不能超出这么多。

他的方法类似于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沃尔夫是那个时代另一位偏好写作艰深的鸿篇巨制的天才。与熊彼特相似，沃尔夫多产的大脑充满着意识流，他使用一支铅笔潦草地写下它们的关联。但是，与熊彼特不同，沃尔夫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马克斯韦尔•帕金斯。帕金斯重新编辑了沃尔夫伟大的小说《天使望故乡》并把它的篇幅几乎删掉了三分之一。

如果有一名像帕金斯一样技巧高超的编辑帮助编审《经济周期》的话，该书可能会实现熊彼特的野心。它可能不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巨著，而是三本独立成篇的著作。首要的编辑步骤是把困难的三周期计划从正文中剥离出来，并把它作为商业繁荣和萧条的一个挑战性假说出版。随后是把《经济周期》从309页开始的大约250页抽出来，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事件的一个总结。

而第三本书将采用我在本章中或多或少已经描绘出的道路，把英国、德国和美国商业的长期演化进程统一为辉煌的一段。该书可能是最伟大的著作，是历史和理论的盛大婚礼。而且它还将宣告一门新的严谨的分支学科——商业史——的诞生。

《经济周期》在实际出版时的缺陷和熊彼特下一部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巨大成功，导致熊彼特早期著作的贡献被低估。然而，对于有耐性、有识别力的读者而言，它对商业史的洞察仍然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当然，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如果熊彼特没有为《经济周期》做如此之多的一手研究，他不可能写出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样伟大的著作。他在写作《经济周期》这些年的密集劳动极大地增加了他的实证知识，他还吸收了关于商业内部工作的大量信息。而对公司和产业史的专注，使他对现代资本主义有着独一无二的理解。

第十六章 欧洲的来信

我们在黑暗中工作，我们做我们能做的，我们本献我们所拥有的。

——亨利•詹姆斯，《中年》，1893年

熊彼特甚至在开始写作《经济周期》之前，就已经越来越担忧正在恶化的德国政治环境。担忧是多方面的，正如他和米娅•史托克尔的大量通信所展示的，问题并不只出现在德国。在“一战”结束后抱着希望创建的大量新民主共和国也开始衰弱和崩溃。对那些在凡尔赛的规划者来说，所谓的全球多元民主蓝图实际上成了不可能的治理模式。

在《凡尔赛和约》签订的1919年到《经济周期》出版的1939年间的20年，超过20个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都经历了两次巨变：先是进入议会民主制，接着变成经常滑向独裁的专制主义。在“一战”之前，欧洲只有三个共和国，即瑞士、法国和葡萄牙，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七个君主制国家，它们包括哈布茨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俄国、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德意志帝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王朝都统治着广袤的领土，甚至已在某些地区统治了数百年。但是到了1919年，仅仅五年的时间，所有这些帝国都消失了，只留下历史的残骸。

“一战”后，熊彼特曾亲身加入奥地利财政部，体验了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也在数量众多的其他国家发生了。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欧洲有13个共和国和13个王国，而后者大多都实施了基于广泛投票权的君主立宪制，进行议会选举，公民权也增加了。总之，这个变迁是民主的一次飞跃。

但是，在一个庞大的国家（苏联）通过布尔什维克革命建立了左派政权后，不论欧洲的大国还是小国都不可能坐视不理。许多政治家恐惧地看着东方，而许多左翼人士则兴奋地注视着它。活跃的共产党在德国、波兰、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日渐壮大，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间的长期竞争也初现端倪。这种情形震惊了熊彼特，因为他把苏联的共产主义转变及其本身（不管它采取何种政府形式）视为世界稳定的可怕威胁。

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恐惧以及议会体制的作用式微，法西斯主义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依据后凡尔赛时期许多国家的宪法，政府里的政党数量增加了，而且几乎没有哪个政党足以掌控多数席位。在这样分裂的环境中，一些国家的议会开始走向1897年马克•吐温描述过的奥匈帝国的立法机构，而不是像英国、加拿大和美国那样稳定的两党制或三党制。魏玛德国便是如此，1930年有16个政党获得了议席，包括一个名为精神复兴（Spiritual Renewal）的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的议会也是这样，它们中有的有二十几个甚至更多个政党，其结果便是不稳定的政党联盟和选举的瘫痪。在德国和奥地利，内阁的平均持政期是8个月，在意大利是5个月，在西班牙是3个月。

在这种环境下，政府想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人们变得难以驾驭，而且控制力开始转移到民族主义强人手中。墨索里尼在1922年成为意大利总理，1925年他开始扩张权力成为独裁者，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墨索里尼宣称需要严格的纪律，并宣布“法西斯主义拒绝民主和政治平等……当前的世纪是一个威权的世纪、右派的世纪和法西斯主义者的世纪”。墨索里尼不久便“让列车准时到达”（这句话成为一句国际通用的陈词滥调）。因为他的显著成绩，他赢得了来自全世界，包括英国和美国的杰出公众人物的赞美之辞。

十几个国家开始转向了右翼极权主义：意大利在1922年，西班牙、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1923年，阿尔巴尼亚在1925年，葡萄牙、波兰和立陶宛在1926年，南斯拉夫在1929年，德国在1930年（德国议会瘫痪，新任的右倾首相不得不实施《魏玛宪法》48条规定的紧急法令），奥地利在1933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1934年。只有瑞士、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比荷卢三国似乎是不受影响的。

到1937年，残忍程度不等的独裁者在很多国家开始进行统治，诸如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西班牙的佛朗哥、葡萄牙的萨拉查、匈牙利的侯赛因等。在同一时期内，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也开始由独裁者统治：古巴的巴蒂斯塔、巴西的瓦格斯、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特鲁西略、危地马拉的乌必哥、萨尔瓦多的马丁内斯、洪都拉斯的卡里亚斯、委内瑞拉的孔特雷拉斯。在阿根廷，法西斯主义者庇隆于1943年取得了权力。

甚至最伟大的议会民主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也都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对新现实缺乏清晰的认识。由于害怕另一场欧洲战争，英国政治家在对待德国和苏联的态度上犹豫不决。19世纪80年代创建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内阁平均寿命向来较短，而此时则缩短为4个月。1931~1939年，有二十多个法兰西内阁相继掌权。与此同时，大萧条像阴雨连绵的天气那样驱之不去。在经济政策方面，几乎所有国家都变得更加保守：重整装备、调整货币政策和建立“以邻为壑”的贸易壁垒。国际贸易在一段时间里降到和平时期的最低水平。

令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者感到懊恼的是，新独裁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在增加就业方面似乎都比自己做得好。当希特勒在1933年1月刚掌权时，德国有600多万人失业，占全国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两年后，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到300万，而六年后，失业人口仅为30万，是1933年数字的十八分之一。德国经济的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工商业复苏，而这在希特勒掌权前就已经开始。它更应该归功于纳粹政权发起的大规模公共工程，当然更重要的是战争动员。

在20世纪30年代的后半期，熊彼特沉浸在写作《经济周期》以及同伊丽莎白纠缠转变的关系中，以至于他减少了对世界事务惯常的关注。1935年后，他停止了每年暑期到欧洲度假的惯例，部分也是因为欧洲政局的动荡。他很少听收音机，但他确实读了“许多令人不安的新闻”。他所知道的很多内容都来自欧洲朋友的第一手报道。

在这些朋友中最重要的是米娅，自熊彼特1932年离开波恩之后的近十年里，她每星期都会给他写一封长信。在熊彼特离开德国以前，米娅已经同他共同生活三年，而这还没有计算他在哈佛做访问教授的时间。在熊彼特为了更好的发展而移居美国后，米娅又花了三个夏天同他周游西欧，其间，因为纳粹政权加强了对德国的控制，所以熊彼特几乎没有在德国逗留。米娅既是熊彼特的秘书、私人司机、知心女友、爱人和安妮墓地的照看者，也是他在德国那所俯瞰莱茵河的大房子及其欧洲事务的管家。熊彼特在1932年长期离去后，她把这所房子转租给了一位柏林律师。

米娅有一个哥哥奥托和两个姊妹——图妮和特雷舍尔。22年来，三姐妹或者她们的父亲（也叫奥托）每年都会为安妮的墓地献上几次鲜花，并支付墓地的租借费。她的家庭成员一直与熊彼特保持通信直到熊彼特去世为止。史托克尔家族代表着熊彼特与欧洲的生命线，他们和坎布里奇的陶西格一起成为熊彼特在1937年与伊丽莎白结婚前最重要的家庭关系。

从1927年直到1949年，熊彼特送了不计其数的礼物给史托克尔家——经常是金钱，有时数目很大。赠送的对象也包括在维也纳的雷辛格家，20世纪20年代，他把乔安娜公寓的大多数家具给了他们，并在30年代的部分时间每月给安妮的母亲200马克，相当于今天每年支付七八千美元。

当米娅在格勒诺布尔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时，熊彼特资助了她几个学期。他也给了她一份慷慨的每月定期津贴，她喜欢称之为“零用钱”。他给史托克尔家买了新家具，并把他在波恩家中的家具也给了他们。他年年送给他们衣服，支付他们大多数医疗账单，包括治疗米娅的阑尾炎、图妮的扁桃体炎、特雷舍尔的各种疾病以及治疗其母亲癌症的化疗等费用。在史托克尔夫人去世时，他为她购买了墓碑。当特雷舍尔在1934年、米娅在1930年、图妮在1939年结婚时，他都慷慨地赠送了一大笔钱做结婚礼物。按今天的币值计算，他给米娅的结婚礼物超过6000美元。在“二战”期间及其后，他又支付专款和邮寄包裹给活着的史托克尔家人。

在某种意义上，熊彼特已成为史托克尔家庭的一员。除了乔安娜和安妮外，他从来没有拥有真正的家庭，他对史托克尔家庭的行为就像一名亲切又慷慨的姻亲。他写了数百封信给米娅，告诉她那些他从来没有同其他任何人谈论的事情。他收到了她的更多来信，还有来自她的姊妹一些信。在哈佛，他把他的大多数来信切成四方形的小纸为自己写便条用。但是，他保存了来自史托克尔家的来信。熊彼特寄给他们的信在战争中被毁，包括他的藏书、来自欧洲的私人信件、安妮和乔安娜令人回忆的物品等一切存在尤利希镇史托克尔家中的东西，都未能幸免。1944年11月，美国空军的炸弹夷平了这个小镇，而它距离比利时边境仅10英里之遥。

史托克尔家庭的变迁是那时社会剧变的缩影，这一剧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夺去了遍及欧洲的数百万公民的生命。像其他许多德国人一样，米娅及其家庭的其他成员（不是全部）最初是欢迎希特勒掌权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设法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并恢复繁柴。全世界对希特勒甚至德国人民快速的谴责激怒了米娅，并增强了她对犹太人的偏见。在一封写给熊彼特的信中，她描绘了一种“能够把你永远转变为反犹分子”的社会。

但是，不久以后，米娅开始认清纳粹统治下受压制的现实生活。1934年，她注意到来自美国的熊彼特的信已经被政府官员打开，据推测可能已经被阅读。她担心熊彼特在德国杂志发表的文章会给他带来麻烦，而且如果他回国甚至可能被监禁。在格勒诺布尔读书的第三和第四学期，她对是否离开法国回到德国很犹豫。随着十年时光的流逝，她清醒地认识到将来是充满危险的。在她的信中一再出现的反犹评论，逐渐让位于对希特勒政权的抱怨和不祥的预感。

米娅和熊彼特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最初担任熊彼特的学术秘书时，她可能只是与他有纠葛的数十名女性之一。但是，他们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他们认识时，熊彼特的年龄是她的两倍，她给他写信时采用了一个德国爱称乌特（Vater），意思为“爸爸”。她称自己是他的麦迪（MSdi）或麦迪琛的（Madchen），即小女孩的意思。她狂热地爱着他，被他杰出的学术成就所吸引，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开始依赖他的财力支持。

就熊彼特而言，米桠的身份逐渐由一名性伴侣转变成他与波恩、欧洲和（非常奇怪的）对安妮回忆的持续联系。他不时采用哈姆雷特式的手法，含糊不清地指出他们在欧洲可能的将来。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暗示可能在一些年后离开哈佛，或者至少也会在15年后（这是保证他获得养老金必需的年限）。但是，到1936年，米娅认识到熊彼特可能再也不会回欧洲生活，并且他也不可能与她结婚并把她带到美国。因此，在这年的12月，她与一位在格勒诺布尔认识的塞尔维亚年轻经济学家斯托扬•比钱斯基结婚了。比钱斯基为南斯拉夫政府工作，他们结婚后迁居到诺威萨德，一个距离匈牙利南部边境50英里的中型南斯拉夫城市。

无论在其婚前还是婚后，从米娅给熊彼特的那些经常很暧昧的长信中，都可以明显看到熊彼特和她及她家庭的关系。米娅的信无疑是从微观角度描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欧洲历史悲剧的第一手资料，在此之前，它们从未被翻译和出版，它们也成为描述熊彼特生活和性格细节的唯一源泉。因为以上这些原因，简短摘录跨度长达十年的信是值得的。

1932年11月9日，尤利希：你的来信对我而言，就如春天之于一名热切的旅行者……你关于我们未来的家的描述使我无限快乐。

1932年12月3日，尤利希：施莱歇（将军）已被任命（首相），环境每天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并且最终将是希特勒或者莫斯科万岁（施莱歇的政权维持了两个月，希特勒在1933年1月31日成为首相）。

1932年12月8日，尤利希：你对工作的热情比我想的和我担心的都要大。美国人像挤柠檬一样压榨你，你应该停一停。如此多的讲座……你仍然没有学会说不吗？

1933年3月13日，拉塔奇（La Trouche，位于法国南部，米娅在这里开始了她的法语研究）：恰恰在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你最近的一封信，在信中有个令人烦恼的句子：“我希望在我们再次相见时，法国和德国之间没有战争。”亲爱的约瑟夫，难道你相信这种事情有可能出现吗？

1933年4月4日，奥地利鲁尔斯（Zurs）：希特勒看来已经实现了他的最大成就。妈妈写到了有关铁路和大工厂建设的工作。

1933年4月9日，鲁尔斯：犹太人没有办法飞到海外，靠自己的资产和平地生活在那里，因为他们的护照已经被没收。如果想去海外，每个人，甚至非犹太人都需要特批的签证。

1933年4月14日，尤利希：和平与秩序随处可见，最后在年轻人中形成了铁一般的纪律。事情正在被有目的和强有力地控制着。铁路业已经雇用了9万人。

1933年4月29日，尤利希：我不知道（古斯塔夫•斯托尔珀的杂志）《德国经济学家》已经被查封。很遗憾……顺便说一声，对于从你那里听到的一些事，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我想告诉你所有新闻……约瑟夫，请不要在回信中提到这些犹太人（指熊彼特发起的拯救被纳粹解雇的教授运动中的那些人）。耸耸你的肩表示遗憾，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约瑟夫，我不知道，实际上我很高兴出现这个转变时，你不在这儿。我感到很焦虑，因为在有些不为人知的文件中，你很可能已在黑名单上。想一想L——文章!

1933年9月27日，牛津：看到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我真的不会支持希特勒，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但是，如果我在国外听到他们是用怎样轻蔑的语气议论一些事，我就不能克制自己，我不得不保卫德国人。这是我唯一能做的（这句话是马丁•路德在1521年德国沃木斯国会上的名言）……为了与你公开在一起，我想回德国去。

上面的最后一封信写在米娅同熊彼特度过夏天之后，熊彼特如他许诺回到了欧洲。在那时，熊彼特自己仍然不确定他将在哈佛待多久。像他有时和米娅推测的那样是5年吗？还是为了取得养老金而待够必需的15年呢？他也想回到德国并公开待在那里，既是因为他计划要做的夏季访问，也可能是为了最终的长期回归。不同米娅结婚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个事实。他现在已经过了55岁，他们的性生活已经开始缺少激情，并且（不久便明朗了）对于米娅而言，他更坚信她正在观察其他男人。

1933年11月26日，尤利希：（在回答了熊彼特的一个问题后，米娅说她正在读艺术史，目的是为了建立他们之间的一个纽带。）另一个纽带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连接着我们。我不想说是爱的纽带，因为那总是存在，但我感到激情的纽带已经断了。

1934年3月28日，尤利希：你的来信使我强烈感觉到：你生病了、精神不振、被工作耗到了极限。而我坐在这儿完全无能为力……我大脑发胀，根本说不出好建议。我有一种感觉，你不可能在美国待上5年，更不用说15年。

1934年4月5日，尤利希：（米娅的妹妹特雷舍尔病了，熊彼特寄了200马克给她做治疗费）对我们而言是一笔快乐的捐款，（她的家庭）已经花光了最后的储蓄。我的父母如坐针毡，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1934年4月12日，尤利希：你的小女孩也有大新闻……刚才，一位年轻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向小女孩求婚了，并且他是最有希望令她快乐的。回答仍然是公开的，因为小女孩还从未离开过爸爸一步。我希望你能见到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的名字叫斯托扬。

1934年4月16日，尤利希：（回到上次关于斯托扬的主题）直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是多么无忧无虑、安宁和快乐。当然，这儿也有风暴，亲爱的爸爸，特别是当这一点对我而言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即我年轻而养尊处优的身体对过度疲劳的你而言不是福音而是负担的时候。但是，命运懂得怎么把这种对你喜怒无常的爱转变为平静的爱，就像一个孩子以她的父亲为荣一样。并且我对这种克服所有困难的解决办法感到非常快乐。但是，它可能意味着将有第二个男人进入我的生活……能够有孩子、能成为母亲的想法变得如此清晰……不要忘记，我属于你，如果不是你同意的话，我从来不会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1934年4月29日，尤利希：（在4月15日和20日的信中，熊彼特没有对斯托扬表示反对，这封是米娅的回信）像我已经告诉你的那样，他是南斯拉夫人，在维也纳研究法律和政治科学，22岁时获得博士学位，接着他开始秩序井然地研究国际法，可能因此被政府看中，从而进入外交部工作。自然，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必须按照政府的愿望结婚；因此，在遇见我的那一刻他向我求婚了（斯托扬要服兵役，直到1936年才能结婚）。

1934年5月23日，尤利希：（米娅说她希望）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工作，（但是，担心熊彼特需要）休息整个夏天（因为他太疲惫了）。我很高兴看到斯托扬的信给了你一个好印象……我对他说……即使我们结婚了，我仍然想每年至少和你在一起待三个月。没有冲突的话语，没有犹豫的问题，只有这样的回答：“对我来说，这么长时间没有你当然是困难的，但是你的希望对我是神圣的。只要你想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旅行。”如果我同你共度夏天，他没有胡思乱想，他说，知道我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同伴，他感到高兴。

1934年5月29日，尤利希：斯托扬在一本同SDAP（纳粹党）有关的书里被描述颇多，他举行讲座，撰写文章，而且报纸充斥着对他的赞美之词。在真正有价值的人们被迫害的时候，人们平静地注视着这一切。对他我感到愤怒。

这时，米娅29岁。被纳粹践踏的德国环境正在持续恶化，她毫无疑问地关心着自己国家的未来以及自己生活的进程。她想有孩子，想同斯托扬结婚，但是，她不想丢下熊彼特的事务，或许还有她在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的资金支持。她对自己性冲动的热情感到惊奇。在和熊彼特一起游历欧洲、度过第二个夏天后，她写信告诉了他所有这些问题。

1934年9月27日，尤利希：实际上，对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结尾我感到非常难过。我有一种感觉，她在他后面奔跑了很久，他根本不想同她结婚。天哪，女人是好色动物，你当然能为此高歌一曲。

1934年10月27日，尤利希：（感谢熊彼特的信）没有例外，所有信看来都被打开了。天哪，这到底怎么了；最后，人们习惯了一切。

1934年11月30日，拉塔奇，回到格勒诺布尔：在这个愉快而安宁的环境中，即使是对政治事件也没有了印象。然而在家里，每个人生活在不间断的紧张激动中，在我的眼前每天都有灾难发生。因此，你也成了悲观主义的受害者……我没有办法忽视我们生活中的危险时刻，尽管我仍然很少考虑战争。

1934年12月10日，拉塔奇：知道你工作到半夜，我是如此难过。没有人可以忍受的！……你不知道怎么减压，并且你似乎永远也学不会。

1934年12月18日，拉塔奇：（感谢他所做的一切）这是第一次拥有可爱的“零花钱”，它使我的生活如此美丽、舒适和愉快。手边数不清的礼物，还有夏季旅行，妙趣横生。当我日后同自己十二个孩子待在领取救济金的队伍中时，我将多么渴望回到这一刻啊！

1935年1月14日，拉塔奇：如果我在波恩看到的事情像我现在做的一样清楚，那么我就能够从我们共同的生活中获益。我很喜欢你在信中讨论一点哲学，然后我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今天的世界。……是的，对于每个人而言，那是很清楚的：从经济立场上看，政治正受到白痴的控制。

1935年3月17日，拉塔奇：你19日的信听起来很伤感（他不能完成工作）……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你把政治环境看得如此黑暗。如果你知道（法国）已经平静地接受了德国重整军备的话，你将担心自己的未来。

1935年5月5日，拉塔奇：（买了一些书，包括）拉克洛的《危险关系》。你的蜕化的欧丽（Olle，米娅对自己的昵称）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阅读品位。在我这个年龄，没有什么能够伤害我，再过几个月，我就30岁了。

米娅和熊彼特接着在一起度过了他们的第三个夏天，他们环游了欧洲，在意大利待了很久。这个夏天结束，米娅向一个由德国汽车俱乐部举办的杂志投递了有关这次旅行的文章和大量照片。她的文章被拒绝，拒刊的来信写在一张俱乐部的信笺上，而这张信笺的信头上有纳粹标志。信的末尾写道：“嗨，希特勒！”米娅在这个拒绝信的背面写道：“猪！我几乎大喊。”

接下来的七个月，米娅的信详细讲述了熊彼特持续的忧郁，他们可能在一起的生活，同斯托扬关系的解决办法，以及欧洲更加恶化的环境。

1935年10月12日，尤利希：我收到了你9月27日甜蜜的来信……你抱怨没有什么值得终生坚守的信仰；难道你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去创造，已经无法让自己的名字在科学上不朽了吗？你拥有的比你想要的多得多。谁会在意呢，至少你已经写了一本书。你为什么要为生活中不可能达到的目标而自寻烦恼呢？

1935年10月17日，尤利希：是的，（自安妮去世）十年已经过去了。就在几天前打扫卫生时，你的结婚通知跌落进我手中，在我的思绪中，就我能见的范围内，你短暂而幸福的婚姻在我眼前流过。接着，我拿起另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安妮的死亡通知书。我立刻热泪盈眶。我快速地再次折叠起这张纸，并把它塞进了一个大信封，数年前我在信封上面写着：“谢尔河纪念品。”

1935年11月13日，尤利希：父亲（奥托）留在波恩，为了在你的结婚纪念日向（安妮的）坟墓献上一束玫瑰。所有亡灵的花圈总是新鲜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陌生人献上了各式各样成堆的鲜花，以至于小山岗都成了（花的）海洋。

1936年1月10日，拉塔奇：当你收到这封短信时，我们相识十周年的纪念日已经过去……你为什么不和我结婚呢，爸爸？你一定会回答说，这样做是对的，你的生活方式紧张不安，而我会因此失去力量……然而，我认为你确实非常错误！那是事实，在波恩的最后时刻，我不堪忍受，紧张、愤怒和感到不公。我相信我拥有你，但实际上并没有。我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理解，你不得不考虑你生活中的社会（和）知识环境，而无休止地伤害我的那一刻必将到来……做你妻子的满足感完全能够平衡有限的亲密关系甚至不能成为母亲的缺憾……最有力的纽带不是性，而是彼此的友谊和信任。如果我不能把我的思想和感情转向你，尽管有斯托扬，我的生活仍将非常贫瘠、苍白和无聊。即使有成打其他女人在你身边，你曾经拒绝过我吗？

1936年2月2日，格勒诺布尔：阿道夫（希特勒）真有病。如果他想他的人民在永恒的记忆中爱护他的话，他应该立即去死！

1936年3月25日，拉塔奇：你相信一个墨索里尼-希特勒的把戏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在这件事情中，首先逗笑的肯定是他自己，但是，他不久就会垮台……我没有一分钟思考过战争。毕竟法国的和平主义者宣称，法国不能开始战争。德国也不相信自己会开第一枪；那将是所有事情的终结。另外，他们是在终结他们的权力……一个人不能指望食物配给和社会环境的恶化。选举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被政府监督，政府不可能被击败。通过炫耀武力——按照我的观点——（希特勒）期望重新获得那些总是准备用虚荣填满内心的人的爱戴。并且，在他成功的时候，下一步将是吞并。为了控制奥地利，他只是在等待墨索里尼的衰落……人们能够从母亲和祖母脸上读出对战争的恐惧。

1936年4月2日，拉塔奇：你的第23封信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忧愁中（熊彼特在信中告诉她，这个夏天他不能再像过去三年一样回欧洲）……你同我们分开了，一点点、仁慈地但确确实实地分开了。我有一种感觉，你将同一个老美国人再婚（在1936年的大部分时间和整个1937年，米娅给熊彼特的信都是在法国写的），她将叫你约，晚上给你脱鞋，早晨给你系领结。

1936年4月18日，从斯托扬的家乡小镇、南斯拉夫的贝奥钦，米娅写信告诉熊彼特，斯托扬及其家人热情地欢迎了她。尽管有政治环境问题，但火车还是正常通行。她说，斯托扬温柔、绅士又忠诚，他们将去贝尔格莱德会见他的朋友和他的其他家人。

1936年5月1日，贝奥钦：（米娅评论道，吞并，即纳粹入侵奥地利，迫在眉睫）目的是为了重建希特勒的威望和他在人民心中的位置。这是意大利权力的尾声，法国不会独自改变立场，英国高兴得过了头，以至于忽略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影响……每个人（在奥地利），除了犹太人，都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并且公开拥护希特勒……上帝保佑我们，这里将发生可怕的战争……在战争中，我在这儿（南斯拉夫）比在家里更安全。

1936年5月18日，贝奥钦：（米娅把墨索里尼描述为欧洲的威胁）与意大利相比，德国是天堂。法国自食其果。它总是先同英国接着同意大利交恶，仅同俄罗斯保持关系。自从几个（法国）左翼部长提出苏联共和国，希特勒的预言差不多就已经实现。再见，自由！

1936年6月25日，尤利希：（她没有收到斯托扬的来信，她的信可能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我猜想它们已经被警察打开，而且尽管我们的信是用法语写的，他们还是破译了它。

1936年8月3日，波恩：（米娅已经接受了斯托扬的求婚，经过）许多漫漫长夜的流泪、担忧，一颗被紧紧抓住的心，一个备受折磨的大脑……你一直对我太好……我已经背叛了你。

上述最后一封信与她写的其他信件相比，更准确地抓住了米娅深陷同熊彼特关系的两难心理。她快30岁了，她想要孩子，但是她感到莫名和莫须有的内疚。当然，她没有背叛熊彼特。如果有的话、也是熊彼特背叛了她。他允许他们的关系持续了近十年，从而让米娅蹉跎了二十几岁时的青春，她想他有一天会和她结婚。另一方面，米娅已经很贫困，这些经常折磨着熊彼特，使他情绪波动。但是，他们的关系注定是失败的，如果不能相互给予长期的关爱，他们无法长期维持暧昧关系。纵观熊彼特的整个生活，他给米娅写的信超过了给其他任何人的。

当熊彼特不能在欧洲度过夏天之后，米娅的信比以前更聚焦于政治环境，以及同斯托扬的新生活。

1936年9月8日，圣伊莱尔：我有一种印象，反德国的运动正在一天天壮大，西班牙（内战）事件对欧洲环境没有帮助。所有国家都宣称中立，并且都在尽可能地输出武器。这一刻，我是一名悲观主义者。一场世界大战看来在所难免。

1936年12月14日，尤利希：（米娅和斯托扬在两周内将结婚，她谢谢熊彼特在这些年为她所做的一切）最后，谢谢你父亲般的爱和你的慷慨。

1937年1月9日，贝奥钦，南斯拉夫：（描述了她的新婚之夜）他很害羞、温柔。他像个小蚤一样围着我转……他绝对没有经验（初学者）。当我踏进这个病态运行、缺乏良好组织的国家时，我深深以我的故土为荣（在维也纳度完蜜月后，他们已经在南斯拉夫定居）。但是，我看到今晨的报纸，德国已经占领了西班牙的摩洛哥。这意味着什么？希特勒已经把一切都放进戈林的手中。我看到一团黑暗……许多事情已经变样，食用油、鸡蛋，等等，你怎么想——它们将进入战争。

1937年2月17日，诺维萨德：（收到熊彼特的来信，说他感觉更好，恢复了一些曾经的活力，她很高兴）原谅我如此愚蠢的嫉妒，你能够与任何女人联络，我为此感到愉悦。

1937年3月19日，尤利希：（米娅的母亲生命垂危，米娅已经被图妮从诺维萨德召回）我的天啊，生活到底是什么——值得活下去吗？我到处所见的除了悲伤和难过，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1937年4月2日，尤利希：我几乎忍不住想大哭、郁闷、燥热、流泪，因为我不能从你那里听到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特别是现在，当我如此需要安慰和力量的时候，因为，亲爱的爸爸，我不得不像这里的每个人一样控制自己，我筋疲力尽，被我所见所遇的一切搅乱……（但是，当她正在写这封信时，一封来自熊彼特的3月11日的信“被斯托杨小心谨慎地打开了”，连同写给图妮和她父亲的信及一张300马克的支票）最伟大的美好的你曾经扮演过的乐善好施者死了，我们（将）从来都无法补偿你。

1937年5月18日，诺维萨德：为了使我们品尝到我们最甜美的时刻，我的丈夫忍受着巨大痛苦。然而，我特别激动，这是少见的，非常少见的。我确信，这不是他的缺点；我有一种毫无道理的冷漠；然而，我爱他。

1937年10月6日，诺维萨德：已经六周没有收到你每周定期的来信，我只能皱眉说：在这之后有一个女人！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某处平静的大海上同一个女孩远航，我真的很高兴。天哪，让我远离嫉妒。要么你生病了，但是，陶西格将会告诉我，不是吗（整个秋天，熊彼特都没有告诉米娅他已在1937年8月16日与伊丽莎白结婚）？

1937年11月20日，诺维萨德：你知道吗？有一天我梦见你已经同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再婚，而我沉浸在悲痛中。成千种感觉、成千个愚蠢的想法从我头脑中飞逝而过，解释你的沉默……我定期向尤利希发送存粮，因为德国人完全处于苦难之中，这是很明显的。回去的人复述的事情不可能是真的，几乎难以置信。

1937年11月30日，诺维萨德：（熊彼特终于写信告诉米娅他已于8月结婚）在经过了几天困难的调整后，我已从你的来信中平静下来，今天，抛弃我所有自私的感情，我能够向你祝贺……祝你完美而又聪明的好运将给你带来一个鲜花蛊开的、阳光普照的秋天。好好享受吧！

1937年12月1日，来自尤利希的图妮：（回答图妮圈起的安妮坟墓的照片问题）我已经拍下了万圣节时安妮坟墓的照片，并且不让他们在周边开发新墓地……我发现坟墓非常美，它是一片白色菊花的海洋……因为你，亲爱的赫尔（Herr）教授，父亲能够给妈妈简单（化疗）。我们由衷地感谢你。

1938年2月22日，诺维萨德：（米娅的第一个女孩出生了，取名为卓拉）新出院的妈妈宣称她已经健康了，能够回到日常生活中。（再次谢谢他给她父亲的钱）你难以相信那笔钱对他们而言是雪中送炭。

1938年3月15日，诺维萨德：（希特勒已经入侵奥地利）这个暴力行动已经带走了我的奶水，不仅是我，还有我的孩子都正在忍饥挨饿。不开玩笑，作为一个德国人，我逐渐感到羞耻。

1938年4月4日，诺维萨德：（照顾宝宝提高了米娅的信心）你知道，爸爸，直到现在，我才把自己从梦幻中带到现实。现在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我属于哪里。我必须坦白，即使在我婚姻中最快乐的时刻，我都无时无刻不在想怎样和什么时候回到你身边。然后，你关上了最后的门，直到站在宝宝的摇篮旁边，我才调整好自己的位置。

1938年7月8日，尤利希：（斯托扬试图获得洛克菲勒奖学金，并向米娅暗示熊彼特已经推荐了他的学生，但这不是事实）或许你不愿他来，尤其是我自己不要来。对于我自己，我已经放弃了（去美国）所有计划，我将谨慎地待在尤利希。

从这开始，米娅的信变得更加伤感，也更少了。很多事正在使她变得消沉，并且不再像以前那样谈论书和旅游。她不得不同时处理多个问题：她妈妈因为癌症而慢慢虚弱、斯托扬的伤寒病、持续的经济困难、孤独和欧洲不祥的政治环境。

1938年11月9到10日的夜晚，一群德国暴徒被政府煽动继续进行反犹暴动。他们杀害了数十名犹太人，残酷地打击其他人，并且打劫了犹太人的商店。他们砸坏了这些商店的玻璃，升起带有单词“Kristallnacht”（碎玻璃之夜）的旗帜，这象征着更加暴力地反犹新阶段。米娅写道：

1938年12月5日，诺维萨德：这是多么好啊，妈妈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对付犹太人的。她总是保护他们，并且谴责政府政策……所有这些凶残地对付犹太人的手段能够写满整整几页纸。

1939年3月1日，诺维萨德：我很长时间没有收到这样温柔的长信了。在一些日子前，对我们的通信以及亲密联系的松懈甚或断裂，我感到恐惧。可是，现在太阳又一次开始微笑。（她赞许他在塔康尼科逗留的报告和更加平和地生活与工作）有些日子，我多么想看看你。在你深深陷入思考时，你仍然咬手指头吗？在你读书时，你仍然总是紧闭双眼吗（直到去世，熊彼特都没有戴过眼镜。但是，由于他读书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他长期患有视觉疲劳）？

1939年5月18日，诺维萨德：我特别感谢你在处理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问题时的一丝不苟（米娅要他给没有性生活经验的斯托扬一些建议，熊彼特给了她详细的建议，教她怎样去引导他成为一名更加成熟的情人）。

1939年6月1日，诺维萨德：当他离开我们时，上帝保佑你免除了一场巨大的罪恶，即使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那些。我祈祷和希望（欧洲政治）环境不久将改变，否则将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巨大不幸。我在用所有严重的词语表达！

1939年8月，米娅从尤利希给熊彼特写信说，在回家参加了图妮的婚礼后，她回到了在诺维萨德的家。她顺便去了趟柏林，图妮和她的丈夫赫尔曼（一位德国士兵）在那里度蜜月。她尽力安慰图妮，因为新婚两周后，赫尔曼就被派往波兰边界。在熊彼特收到米娅来信之前，希特勒入侵波兰，拉开了“二战”的帷幕。

1939年10月30日，诺维萨德：你一再说一场新的战争将是欧洲的最终结果，所有这些表明你没有夸大其词。（斯托扬正变得娴熟）他的熟练让我舒服很多。另外一件事：我们的亲密关系也改进了。

1940年1月28日，诺维萨德：所有的祝福给你（这年）余下的日子；你的工作、健康和生活硕果累累。你生活在一个不需要面带讽刺地微笑而放弃希望的国家。在德国，新年祝福已经被丢在身后，没法说出口。在给定的环境中，这一切听起来真是太滑稽了。（图妮不能到南斯拉夫拜访米娅，因为德国政府禁止除奔丧之外的一切出国旅行）我几乎没有再次见到我家人的指望，因为我发誓，如果希特勒不滚下台，我就不再回德国。

1940年7月1日，诺维萨德：我希望你健健康康，并全速工作，那是你沉默的唯一借口……我将不会忘记8月3日（安妮的纪念日）的墓地…我们深爱着的法国（在6月被德国军队荡平）的悲惨命运在我心中已经远去。但是，它仍然没有消失。请哪怕仅仅写一行，你不知道，它在那一刻会令我多么欣慰。

1940年12月6日，诺维萨德：（米娅又怀孕了，孩子预期在1941年春天出生）卓拉（现在快三岁了）已经长得快超过我了，一个超级棒的宝宝。

1941年2月8日，诺维萨德：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希望你在这一天万事如意：心平气和、工作顺利、生活幸福。仅仅（希望）再次正视你亲爱的眼睛，再次靠近你……在脑海中，我见到了你，你不停搜索、工作，这种画面长时间的持续着。你的小女孩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填补生活空白，即使在打孩子屁股和洗尿布时也是如此。有许多东西一再环绕着我。三个月内，孩子就将出生，是一个讲着英勇的塞尔维亚语的儿子，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图妮到诺维萨德去看了米娅，但是图妮病得很严重）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再难相见。看到这些是多么令人沮丧。你知道，我自己穷困潦倒，但是我必须（为她伤心）。没有外套、没有鞋子，并且面对严寒。在十天内，她必须再回去（回到德国），希望她将走出疾病。我是如此希望她的到来，但现在是如此失望，她是那么难过，没有人能帮她。（问熊彼特在美国给她开的账户上要200美元）相信我以后转账是不可能的，在孩子出生前，在还不太晚之前给我钱。我将安排3月22日（安妮）墓地的事情。在1月到期的墓地支票已经妥善处理。

1941年3月20日，诺维萨德：对困难、不确定的未来、我的环境和许多可怕传闻的担忧，促使我赶紧给你写信，部分是因为可以宽慰自己，部分是为了发泄我的抱怨，并且至少为了寻求你的意见和帮助……对于我们而言，待在这儿非常不合适，每个人都生活在武装之下，尽管在我眼中的任何抵抗都是无意义的流血……因为安妮的生日，我们没有忘记墓地！我们将留下一些以后（买花）的小支票。你收到了圣诞钱包和生日祝福了吗？哪怕两行也要给我写信。我紧紧拥抱着你，亲吻着你。由衷的祝福，米娅、卓拉和斯托扬。

除了斯托扬写的一封信告诉熊彼特米娅已经生了一个男孩，他们叫他弗拉德外，这是熊彼特收到的米娅的最后一封来信。在米娅3月20日的信后第五天，南斯拉夫与纳粹德国结盟了。一个星期之后，南斯拉夫政府在政变中被推翻，希特勒则决定入侵南斯拉夫。德国人在1941年4月6日开始进攻，轰炸位于米娅在诺维萨德的家东南方向50英里远的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在4月17日投降。南斯拉夫被德国的盟友分割，诺维萨德被匈牙利控制。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游击队员开始了对德国纳粹的猛烈反击，这导致了罪恶的报复性行动。

在“二战”结束后，熊彼特收到了米娅的父亲奥托的如下来信：

亲爱的教授：

容许我告诉你，特雷舍尔和她的丈夫、我的女婿赫尔曼（图妮的丈夫）以及我的儿子奥托仍然活着。米娅及其丈夫和图妮已经去世。根据前匈牙利临时统治者冯•霍尔蒂的命令，在1942年1月21~23日期间，诺维萨德被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没有进一步的骚乱，数不清的居民（有律师、医生、神职人员、政府官员、犹太人、商人和地主）被射杀。我已经了解到，杀害他们的原因是这些人反对德国纳粹或者属于英国俱乐部。米娅和斯托扬属于英国俱乐部已经有很多年了。他们都在家中被害，其他人被沉入多瑙河底。一些熟人通过电报告诉了我们。特雷舍尔和我立即赶去并带回了两个孩子，四岁的卓拉和半岁的弗拉德。

我们所有人都是纳粹政府的反对者。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来自上帝的惩罚。不幸的是，无辜的人承受了太多苦难，但是在他们中间，我能够保持清醒并告诉他们，德国应该单独为世界的所有苦难负责。

米娅•史托尔克在1942年被杀害时，年仅36岁。

去世不久前的米娅

第十七章 离开哈佛？

不要激怒一个亡命之徒。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1956年

1937年8月，在米娅已嫁给斯托杨但仍钟情于熊彼特的八个月后，熊彼特和伊丽莎白结婚了。那时，他暂住在陶西格房子旁边的朴实小屋中，离哈佛校园仅六条街，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五年。与此同时，伊丽莎白住在哈佛对面的小屋中。在婚后几个月，他们租住了伊丽莎白以前小屋附近的一所小房子，接着在离哈佛仅五分钟路程的金合欢街购买了一套大的叠瓦状结构的房子。金合欢街仅有一个街区长，是一块隐藏在公寓建筑和繁忙交通中间的净土。它微小的、迷宫似的单行道远离尘嚣，如果不是特意寻找，你几乎难以发现它。

熊彼特的余生便是和伊丽莎白一起分别在金合欢街的房子和风之丘陵度过的，后者是伊丽莎白在康涅狄格州塔康尼科的乡村别墅。任何类型的噪音都会干扰熊彼特的工作，而这两处新居都有他渴望的安静环境。他们的邮件可以送到临近的一个商店。在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当一个邻居想靠近风之丘陵开拓一条私用车道时，伊丽莎白反对了他的计划，她给律师写信道，问题是“它将直接影响我丈夫的神经和健康”。

在过去，他担负着很多沉重的责任和面对很多困难的环境。这导致了他的神经系统或多或少变得紊乱。只有当他得到了相当长时间的安宁和休息后，他才能开始在哈佛的工作。当然，他反对细心的医学护理。他对各类噪音极端敏感，特别是汽车的停车、启动、转向和经过的声音。我们之所以选择现在在坎布里奇的房子，是因为它位于一条安静的大街的背面。我们房子的电话铃声只会在厨房响起。如果在我们房子（风之丘陵）附近拐角的大树周围受限制区域修建道路的话，那么，他将整天被汽车噪音所干扰。只要有人在夜晚开车离开，他就会被吵醒。

偶尔，熊彼特会在周末于风之丘陵招待客人，包括他的朋友、研究生和年轻的本科生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有时，熊彼特也会去房地产商建的简易网球场运动一下。但是，他总是无力地挥动着网球拍，从来都不活跃。他经常牵着爱犬皮特——一只爱尔兰塞特种猎狗，沿着孪生湖（Twin Lakes）的堤岸长时间散步，他还喜欢攀爬围绕着塔康尼科的布满绿树的山丘。当然，绝大多数时间，他都会和伊丽莎白一起从事学术工作。而在此后的一些年里，他们待在风之丘陵的时间更长，在坎布里奇的时间则较短。

在令人失望的《经济周期》之后，熊彼特开始了他在日记中命名为“随笔书”（book of essays）的项目，有时还称它为“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它便是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即被最广泛阅读的熊彼特著作。他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承受着来自几个不同方面的持续增加的压力：《经济周期》的失败、凯恩斯主义者的成功、战后欧洲的前景以及经常困扰着这位天才的对衰老的忧虑。1938年，熊彼特已经55岁，他在日记中经常抱怨自己的身体。

在哈佛，熊彼特继续传道授业，吸取来自系里讨论团队的智力营养。1939年，他和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主办了一个有关“理性”的研讨班。这个缘起于熊彼特一篇早期论文的研讨班日渐兴盛起来。尽管如此，熊彼特还是写信告诉帕森斯：“我感到走样了，并被一种毫无价值的感觉所压迫。”现在，他对哈佛的不满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一个特别让他烦恼的规定是哈佛坚持对本科生的个别辅导。他相信，这种实践部分源于美国学者早期对欧洲贫乏的教学方法的反感，特别是对德国，在那里，“教授直接朗读发黄的讲稿或者主持懒洋洋的研讨会”。熊彼特相信，从美国精英大学来的参观者曾看到过这一幕，从而对课堂教学深怀敌意，但熊彼特精于课堂教学。

那时，他对经济系的事务也逐渐失去耐心。1938年10月，他写信给科南特校长，要求退出哈佛校务会，校务会的职能就是制定哈佛的政策，有关全体教职员的长篇报告将在会上进行讨论。他解释道，校务会与他的教学计划是相冲突的。

坎布里奇金合欢街7号的大房子。今天它被分割成了几套公寓。

位于康涅狄格州塔康尼科附近的风之丘陵。即使在熊彼特那个时代，这个房子也比图中显得大得多，后来在房子后面又进行了扩建，并修建了庭院。院落非常开阔，它们靜静地展示着伊丽莎白景观美化方面的天赋。

当然，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要提供服务，而从校务会请辞将不会阻碍我完成教学任务。请允许我解释为什么我怀疑参加校务会将和我的教学计划相冲突。当我来到哈佛时，我非常佩服它的教学效率和辅导体系。然而，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的观点有些转变了（因为密集的个人辅导不是现有哈佛教工所能完成的）。

但是，我对这方面以及学校其他政策的观点，与我的大多数同事的观点是无法调和的。现在，各院系就是其利益和观点的有机构成，并总是倾向于宣称自己没有压制不同观点，特别是在同行政办公室的争论中。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可这种说法，而且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同你讨论我的观点的原因之一。尽管最初我的确希望能利用我在其他国家的大学管理校务的长期经验，来提高哈佛的水平，但不久我便发现这种努力会冒犯我尊敬的并真诚希望与之顺利合作的同事们。因为相似的原因，在收到那篇你已转发给所有人的校务会成员的报告后，我克制了自己，没有给出反对意见。

接着，熊彼特话锋一转，详细地分析了报告。他告诉科南特，哈佛最近聘用的一些人都乏善可陈，不仅仅是经济学方面的新进人员。新教授很快就开始不满，因为他们难以胜任既作研究又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的工作。解决方法不是雇用更多教员，也不在于任何“民主化的任命方式”。熊彼特在一篇公开评论中写道：“学术生活的幸福和满足只能从智力成就中获得，强调这些（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把科研成果作为晋升的条件）并把聘任教员的数量减少到标准数量，在我看来，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科南特在第二天回信了。“我的意思是，你可能过于强调了你和系里其他同事的观点差异……在许多事情上，我都非常高兴能收到你的来信并知晓你的感受。我希望你在任何时候写信给我，或者直接找我讨论我们共同面对的许多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安抚熊彼特。他把系里年轻的新星视为最亲密的朋友，如戈特弗里德•哈伯勒、爱德华•梅森，特别是与他对街而居的瓦西里•列昂惕夫。但是，他对大多数年长经济学教授的才智缺乏尊敬，这些人与他的年龄相当，例如哈罗德•伯班克、厄利•门罗、J.H.威廉斯和约翰•布莱克（但他十分尊敬阿尔文•汉森、A.P.厄谢尔和萨姆纳•斯利希特）。

熊彼特几乎没有与他同龄的知心朋友，1940年，备受熊彼特尊敬的81岁且身体欠佳的陶西格退休了，从而使熊彼特缺少了一位可以依靠的父辈长者。他在日记里写道，当与系里年长同事开会时，“气氛压抑且难有进展。按照笔者的观察，在一个‘充满教授’的会议上，只能把科学问题勉强加入交谈之中，至于充满激情的讨论则是根本不会出现的。（他们的）工作缺乏知识分子的热情”。1940年初，当系里的老兵不愿为萨缪尔森提供一个助教职位时，熊彼特非常不高兴。

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熊彼特像许多终身教授时不时表现的那样，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有些随意。他尽可能在塔康尼科待更长时间。由于熊彼特不能及时上交即将开授课程的大纲以及难以确定他的办公时间，系秘书感到很为难。虽然熊彼特布置了繁重的阅读作业，但是他仍然以给学生太多A而著称。

在大学里，这种问题是很常见的，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系主任和教授一对一私下解决。然而，1940年1月，经济系全体教授选择了在一次系大会上提出这些问题。熊彼特是出席会议最卓尔不群的人，那些对他身怀嫉妒的人一直希望能有机会打击他，这件事令他极为不快。他在日记里写道：“获得终身教职，就是为了可以由系里决定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他对“不快、悔恨和耻辱”并且“在年老时还要被迫认错”大加抱怨（那时他即将57岁）。

这件事与熊彼特的失望情绪一起令哈佛损失惨重。在任何组织内部，管理天才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经济系的做法则更为拙劣（亚里士多德曾写道，“家庭管理的经济学主要依靠的是人性而不是生命财产”）。随着熊彼特的不满变得众所周知，哈佛的竞争者发觉时机已经成熟。

1940年春天，耶鲁付出很大努力来挖熊彼特。5月1日，教务长E.S.费尼斯写信给熊彼特，表示愿意给他提供耶鲁的最高教职：斯特林讲座教授。由于不知道他在哈佛的薪水是1.2万美元，弗尼斯给他提供了一个1万美元的薪金外加“秘书助理的小额费用”，熊彼特在哈佛没有额外补贴。费尼斯继续写道：“至于工作任务，您能够按照您的计划写作。”他提议，如果可能的话，熊彼特可以开设一门有关经济周期的课程，但是“有关教学主题和教学时长，我们将完全按照您的意愿行事”。在学术界，如此自由是极端少见的。熊彼特直接表示了兴趣，并在“按照您的计划写作”下划了线。

他接着邀请费尼斯参观了塔康尼科，这里距纽黑文仅65英里，而离坎布里奇有110英里。他和伊丽莎白待在风之丘陵的时间更长，而这大概是耶鲁吸引他的部分原因。塔康尼科位于康涅狄格州海拔最高点附近，冬天雪后有一段时间汽车几乎不能行驶。但全年从纽黑文到塔康尼科都很容易，因为那时的旅行火车已经直接把这两地连在一起，而坎布里奇或波士顿都没有这个条件。

在收到熊彼特的回信后，弗尼斯去了塔康尼科并开始了严肃的会谈。耶鲁把他的薪水增加到1.2万美元，外加4000美元的退休津贴，与熊彼特在哈佛的收入持平。在回到纽黑文之后，弗尼斯写信感谢了熊彼特夫妇的热情招待，“在您非常迷人的乡村小屋中”。他指出，纽黑文的居住环境一流，不仅价格低，而且“学校拥有一些房子，如果你申请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弗尼斯强调，耶鲁的经济学同仁“一致热情支持这个邀请，学校办公室也是如此。如果您来耶鲁，我们将让您领导我们的研究生工作，并按照您的建议选择合适之人来执行计划”。这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诱惑，即按照熊彼特自己的观点重建耶鲁经济系。

熊彼特再次发出了令人鼓舞的回函。“您在信中对我的任务的全部说明，看起来似乎给了我您所能给予的一切。”在开始下一步进展前，他想告知哈佛，因为现在是5月底，他计划在哈佛待到秋季。如果他离开的话，“他希望能用最友善的方式离开”。因此，他问弗尼斯，在1940~1941学年他能否同时在哈佛和耶鲁任教。早在十年前，他确实就同时在波恩和哈佛这样做过。在耶鲁，他将在1月开始有关经济周期的课程，并且为“经济学研究生的总体培养方向”做更多工作。弗尼斯的回信使他明白，耶鲁希望他永久留下来，而不希望他在第一年仅待半年。

熊彼特确实想去纽黑文。哈佛对《经济周期》的轻视深深伤害了他，而现在耶鲁恰恰以这本书的主题为由邀请他。纽黑文现在是欧文•费雪荣休后的家，而费雪又是熊彼特最好的朋友。熊彼特写信告诉弗尼斯，他将花一段时间完成在哈佛期间由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但是我同时向你保证，如果我看清楚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会用我的热情来完成它。”与此同时，他在坎布里奇给出了更加强力的暗示，他将离开。

在学术界，对于知名度高的教授的调动，有时人们会蓄意作出冷漠反应，正如人们惯用分手来抗议高傲的恋人。但是，这次事件不同，哈佛一向精干的经济系急忙回头采取快速行动。当发现熊彼特真的要离开时，经济系所有17位成员联名给熊彼特写了一封信（典型的哈佛方式），劝说他留下来。他们说，相对于耶鲁经济学家而言，哈佛经济学家才是真正一流的，他们很清楚什么才是熊彼特的最佳选择：

在此签名的经济系同仁希望你知道，我们深切关注着你离开哈佛去耶鲁。我们感到，在兴趣和才能的多样性方面，你在经济系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考虑到我们的规模以及职责，你将损失的甚至会更多。相对而言，耶鲁经济系在为你的天赋给予更大施展舞台的同时，你也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并面临院系本身的不确定性。我们把你当成我们的同事，我们需要你，希望你能留下来。另外，我们相信，你的离去将损害你的切身利益和你所挚爱的经济学。我们渴望你在作出最后决定时能慎重考虑这些因素，并且希望和相信你会决定继续与我们在一起。

熊彼特还收到了他的26名研究生写的更加温暖的信，其中包括两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和托宾）以及至少一打未来的专业领军人物：

我们了解到您在考虑离开哈佛。对于我们这些与您紧密联系多年的学生而言，我们很困惑。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为您渊博的思想和广泛的视角所鼓舞。没有其他人能像您这样，总是对我们的问题，不管哪个领域的，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我们有很多理由来感激您为我们心甘情愿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源于您友好的批评和慷慨的鼓励。您让我们更加精确和客观地认识到经济学的重要性，并希望我们为之作出贡献。特别是，我们不仅把您视为老师，更是以您把我们当作真正的朋友为傲。我们感到，您的离开对我们和哈佛未来的学生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恰当地说，哈佛已经是一个研究和教导理论与经济周期的世界中心，而这都是您的心血所聚。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您，这些分支将遭受严重损失。你是核心，围绕这个核心才得以形成经济讨论和个人友谊。如果您离去，这种团队精神恐怕不复存在。

我们可能没有很好地表达出您的离开对我们和大学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相信您能感到我们发自内心的真诚。我们恳请你在作决定时考虑这些观点。

熊彼特同他的一些学生进行了交谈，并给每一位教授同事发去了一封信：“我仅仅希望我能够说服自己，你们是正确的。我与哈佛经济系连在一起，并且充分认识到能够成为如此优秀团队中的一员的价值。但是对我而言，我的离开显然能减轻院系架构（departmental structure）的负担，而且对系和我个人的发展都有好处。然而，我很高兴地知道，你们不同意我离开并真诚地希望我是错误的。”

梅森——熊彼特最有才干的年轻同事之一，随后为了他拜见了哈佛校长科南特。哈佛校长尽力安抚了熊彼特——赞扬了他的工作并强调了他是经济系瑰宝的地位。1940年6月21日，在收到耶鲁第一封信之后的第七周，熊彼特告诉伊丽莎白（或许是说漏嘴了）：“我只好婉言谢绝耶鲁的邀请”。

在收到熊彼特的信后，弗尼斯从耶鲁写信说：“我不想尽力掩饰我对您决定的极端失望。我们相互交心。”“努力说服您并不使您尴尬，”弗尼斯另外说道，他“很高兴您愿意在来年到我校兼职”。耶鲁校长查尔斯•西摩后来写道：“您能给我们提供这个服务，我真是无从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

一直等到1940年秋天，熊彼特才作出最终决定，留在哈佛，但从下个学期开始，每周在耶鲁教学一天。时任哈佛经济系主任的爱德华•张伯伦，在知道了熊彼特最近有关“理性”的论文后，写信给他，“这显然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哈佛教务长威廉•弗格斯表示：“祝贺您的决定……我关心的是，您既要为我们工作，又要为耶鲁工作，是否太辛苦？”

同事的来信，特别是学生的来信，可能与熊彼特继续留在哈佛有很大关联。伊丽莎白的感情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她并不渴望在一个新城市重新开始。自伊丽莎白在拉德克利夫做新生开始，她2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坎布里奇，这里有她的朋友、职业和前途。

不过，耶鲁的待遇真的令熊彼特很高兴，而且他差一点就得到了它。与他写的商业企业家一样，他总是对一个新开始充满自信，而且他也多次接受新挑战：在特蕾莎、维也纳大学、库切诺维奇大学、格拉茨大学、奥地利财政部、比得曼银行、波恩大学以及最后的哈佛。耶鲁给了他再次彻底重新开始的机会。如果他再年轻一点，仍然是单身，他可能已经去了。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那么哈佛的损失将是巨大的。他的离去，不仅使学校失去了最闪亮的明星之一，更意味着两年后，那位出版了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作者是耶鲁教授而不是哈佛教授。

第十八章 格格不入

我是否自相矛盾？

那么随它去吧，我自相矛盾。

我放浪形骸，我包容芸芸众生。

——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1851年

在熊彼特反复考虑是选择哈佛还是耶鲁的时候，国际事务吸引了整个世界的注意力。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这里，熊彼特作为一名思想者的远见与独立，把他与大多数美国朋友和同事隔离开来。而且他认识到，他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思想有时是矛盾的、不一致的或者完全不正确的。

作为一名维也纳人，他对德国并没有什么感情，但是，他仍然愤怒于1918年胜利者一手炮制的对德国的不公待遇。作为一名热衷于历史的学生，他趋向于在一个强权政治的框架下和不断变化的影响范围之内，从长远的角度思考问题。最让他担忧的强权不是德国而是苏联，一个公开要求终结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大国。

20世纪30年代，熊彼特把德国和日本视为遏制苏联扩张的两个关键屏障，正因为如此，他依据相对而不是绝对指标来衡量这两国政府的缺陷。他确实不相信纳粹主义骇人听闻的暴行将持续数年，这是极端一厢情愿的想法，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毕竟，他在德国看到了他的许多犹太朋友和社会主义者朋友从学术岗位上被解职，而且他一直从米娅那里稳定地得到有关纳粹暴行的报告。但是，他从来不相信德国的威胁会超过苏联，他认为更加危险的不是希特勒，而是斯大林。

随着20世纪30年代行将结束，对于另一场世界冲突很有可能爆发，熊彼特觉得很沮丧，并且经常愤世嫉俗。1937年，他给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写信说道：“是的，政治侵入了每一件事，经常使所有文化价值和学术目标发霉……每个问题、每个束缚、每个价值和每个知识分子的野心都被那些争斗吞没，并且，吞没我们所理解的文明的威胁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它们没有不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开始针锋相对，既在国与国之间展开斗争，也（更经常）在一国内部彼此争斗。最初，它们通过代理人进行斗争：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共产主义苏联支持一方，而法西斯纳粹支持另一方。民主的西班牙议会政府夹在中间，花费巨额资金购买武器装备，极力避免另一场欧洲战争的爆发。

熊彼特比其他分析家更加清楚地注意到，三个竞争体制（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的资本主义）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从军事上击败另外两个。在战争即将来临的前夕，他预测会出现同床异梦的胜利者联盟：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民主与专制、社会主义者同法西斯主义者。但是，究竟是谁同谁结盟呢？结果又将如何呢？

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的联盟首先出现，标志是1939年8月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公开宣布，当其中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开战时，另外一个国家将保持中立。但是，在一个秘密协定中，两国同意入侵并瓜分其邻居——波兰。这个临时性文件的签署诱使德国在当年9月1日（闪电战）入侵波兰西部。三个星期后，苏联入侵波兰东部并宣布对该区域的主权。英国和法国随后对德宣战，“二战”爆发。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波兰以后，苏联通过与德国的另一项秘密协议占领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后，它们发动了入侵芬兰的战争。几个月后，德国迅速占领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此刻，斯大林掌控东欧，而希特勒统治西欧，只有英国处于德国控制之外。1940年秋德国对英空袭失败之后，1941年6月希特勒挥军东扩，大规模入侵苏联，撕毁了1939年的条约，震惊世界。从而导致苏联与英国结成了新联盟，而英国由于生死攸关，所以不顾意识形态之分，将原来的敌人变成了朋友。

与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熊彼特害怕英国此时将美国拖入战争。他在日记里写道，他移居的国家“在一个不以它的利益为重的集团的摆布之下，没有人关心它的利益——当然除了大多数美国人——但是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困惑与恐惧，他们乖乖地咕哝，‘我们不得不准备’，并且在沉默的厌恶中继续咕哝，‘我们不能不干涉’”。他对美国的感觉，与他1915和1916年被孤立在格拉茨时对奥地利的感觉一样。在美国正式参战前的这段时期，他写下了一首自我反省的诗，

看到这个国家冲入未知的未来，

向右或向左糟蹋所有机会，

我却只能坐在这儿，既不能警告，也不能救援……

但是，因为在1916年参与公共事务后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挫折，所以他在1940年警告自己：“在你把自己卷入‘政治斗争’之前，要先思考……记住：如果你决定去做，就必须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最后，他根本什么都没做。

对于欧洲爆发的战争，熊彼特的第一反应是麻木和怀疑。“我当然悲伤，”他在日记里写道，“但是，至于其他，它同我所经历过的所有大灾难一样——这儿没有反应，我的秘密花园是沉默的，鸟儿也是如此；老是震惊的感觉……滑稽，我甚至没有感到（它）是世界战争。”

他把欧洲战争视为英国和德国之间本来不必开始的争斗。“这里的战争，不是因为人们为了争夺什么而战斗，只是因为想战斗。”他的日记表明了一种混乱的矛盾情感。在战争开始三周后，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前十个月，熊彼特写道：

非常愚蠢，一旦德国被（英国和法国的政策）赶进苏联的怀抱，德国成功的机会相当大。

是的，有错误，比如在西部前线的管理混乱等；攻击中立国并导致一次世界大战（目前仍未发生）；意大利和日本也可能赢得胜利。但是，事件的正常进程事实上是由德国的满意度决定的，甚至美国（参与）也不一定能改变结果。

但是，让人感到舒服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如果德国成功赢得了战争，并确保它在东部的安全，这将是……一个更加稳定的状态——欧洲的结构会更加均衡，种族问题也会解决，和平将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有希望。

但是，希特勒主义是什么？历史应该已经很好地教导了我们，它不是一种好的战争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考虑战斗中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因：如果需要，它将存在。但是，即使如此，让它安静下来也不是不可能的，准确地说是在它赢得胜利之后。如果德国被挫败，我不知道将发生什么；除了一个不稳定的结构，我一无所见。

据此可知，熊彼特从根本上低估了纳粹的邪恶和能力；但同时，他深刻地预见到了导致1945~1989年苏美冷战的环境。

在美国，他并不是唯一感到困惑的人。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在1917年被骗参加了“一战”。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根本不关心国外事务。1920年，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并拒绝成为国联成员。1932年，当日本占领中国满洲里并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时，美国（和国联）几乎没有任何反应。1935年，当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时，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中立法案》，禁止援助任何外国参战人员。

就美国的态度而言，“孤立主义”可能是一个太过宽泛的词语，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人对国外事务的共同观点与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一样，都是鸵鸟心态。整个30年代的民意调查都显示了一种对海外冲突强烈的、一致的反感，以及远离战争的决心。即使身为国际主义者的罗斯福总统，在其第三次总统竞选中也感到有必要向选民说：“你们的孩子将不会被派往任何海外战场。”1941年10月末，在英国对德宣战整整一年后，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几个星期前，民意调查继续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卷入战争。

前国际主义堡垒的哈佛大学也是如此。1940年届的一名学生索恩顿•布拉德肖（他后来成为一名备受尊敬的商业政治家，曾任大西洋富田公司和RCA的CEO）相信，西班牙内战不是“我们的事务，如果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以及共产主义苏联被卷入，那么，‘双方都罪有应得’也就是我的观点”。另外一名学生小阿瑟•施莱辛格回忆道，“哈佛是一枚茧”，它的学生是“无知的一代”。

熊彼特也想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他不能把无知作为无视纳粹残暴的借口。尽管他与其同胞一样反感战争，不过他意识到，他的其他许多观点与大多数人都不同。熊彼特特别反感富兰克林•罗斯福，他误解并低估了罗斯福。今天，罗斯福被广泛视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他于1933年入主白宫，此时美国正值大萧条。在罗斯福任总统的头五年里，新政得以实施，他几乎完全忙于对付因大萧条引起的国内事务。

因为罗斯福实施了革新措施，所以富裕的美国人极为反对新政。这些措施包括一系列复杂的担保法，它是将华尔街和资本市场置于有效的公共监管体系内的必需品；1935年颁布的《财产税法》，将提高公司和高收入者应缴纳的所得税；还有一项重要的遗产税，它的征收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富人愤怒地反对白宫的“那个人”的时候，精明的罗斯福找到了一条利用他们敌意的方式。在罗斯福出色而又成功的1936年竞选活动中，他当众指责富人们是“经济保皇党”。而且，罗斯福于大选前夕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讲，告诉他的狂热支持者说，富人们“一致憎恨我，而我欢迎他们的仇恨”（罗斯福很能蛊惑人心，尽管他很少使用这一技巧，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甚至倾倒了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

鉴于熊彼特的背景和保守倾向，他视罗斯福为一名危险的政治家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他从一位见证了许多民主政府崩溃的欧洲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观察新政，他也看到过强权人物随后登台崛起，他害怕同样的模式可能会出现在美国。他不信任所有政治家，他在日记中写道：“多如牛毛的谎言渗入统治中。”

但是，熊彼特并没有理解罗斯福总统颁布各种政策措施的初衷是为了加速复苏，反而误把它们当成走向极权主义的没有原则的驱动器。新政的经济哲学不是非常连贯，这是个事实。但是，熊彼特忽视了罗斯福的积极行动计划强有力的心理影响，它还将数百万被边缘化的人变成了主流人口。新政的确没有解决美国任何重要问题：经济、针对劳动者的结构性不公、种族主义或者特定地区的极端贫困。但是，它改善了所有这些问题。尽管罗斯福夫妇都出自富裕家庭，位于社会顶层，但他们都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关心自己的仁慈的朋友。

熊彼特不属于大多数，熊彼特把新政当成极权主义的前奏。他确信，罗斯福的新政是迈向法西斯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而其潜在后果都是独裁。他写信告诉一位朋友说，罗斯福像一个拆开机器的无知孩子，因为他根本不理解机器的构造。总统“将使我成为冯•米塞斯的信徒”（米塞斯是熊彼特在维也纳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是一位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1937年春，当罗斯福总统试图在最高法院安插新人时，其他许多美国人都在质疑他的目的。正如熊彼特在日记中所写的：“罗斯福不能（不愿意）在不破坏整个苹果车的情况下拿到一个苹果。”

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随着战争在欧洲一触即发，熊彼特相信，罗斯福总统会尽力操纵美国卷入冲突，并站在英国一边。他对这一点的预测远比对新政的评估要准确。不过，他仍然发现难以理解华盛顿的政策。当政府部门在国内项目和军事装备上耗费越来越多的资金时，熊彼特在日记里抱怨说：“罗斯福的新支出——好兆头？如果他得到他的战争，（国内支出）无关紧要，而且因为他尽力在金钱的洪流中解散反对派、荣誉和责任——他肯定从不考虑他可以不打这场战争？这是新政的最后一张王牌吗？”尽管美国政府做了它能做的每件事情，并且几乎运用了所有合理的治疗方法，但是，经济复苏仍然未见端倪。1933年，失业率已经高达25%。在新政的作用下，失业率暂时下降了，之后又开始上升。1939年，失业人口仍然占总劳动力的17.6%，这真是个令人沮丧的数字。

罗斯福没有努力采用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倡导的激进措施：一个单一的90亿美元的紧急公共支出计划。在那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远远超过新政试图达到的规模，也超过其他任何经济学家的建议，那是罗斯福在任时每年联邦预算的三倍。熊彼特反对凯恩斯提出的操纵财政的措施，反对长期赤字支出和抑制储蓄。但是，他确实认为，作为一项应急举措，需要为美国经济注入巨额公共投资。

尽管熊彼特无法对美国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但他仍然通过各种途径阐述自己的观点。1940年，就在决定拒绝耶鲁继续留任哈佛之后，他开始了一个新项目，而这一项目使他重新组织和定义了自己的观点。洛厄尔学院（Lowell Institute）是一家总部设在波士顿的享有盛名的社会研究所，该学院邀请熊彼特从1941年3月起面对公众开展为期八次的讲座，题为“我们时代的经济学解释”。对于洛厄尔学院来说，这种邀请名人做讲座的传统始自1839年，而熊彼特是第102位讲演人，以前的演讲者包括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治之路）、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科学与现代世界），以及伯特兰•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

尽管熊彼特和伊丽莎白那时都特别忙，他还是接受了邀请。在1940~1941学年，熊彼特除了完成哈佛的常规教学任务之外，每周还在耶鲁工作一天。而且，作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主席，他还负责年度会议计划，要为联络参会代表和评论者花费很多时间。与此同时，他已经开始努力撰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初稿。

熊彼特在洛厄尔的讲座中，提及了许多将在该书中进一步充实完善的思想。在1941年3月的四周里，熊彼特定期于每周三和周五下午5点开始演讲。一些讲座展现了熊彼特标志性的跳跃性思维，令人难以忘怀。然而，总体来说，这些讲座的基调是阴郁的。对发生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屠杀，熊彼特非常沮丧，而且他悲伤地确信美国不久也将加入这场战争。

熊彼特通过比较西方世界70年前和当时流行的情绪，开始了他的第一讲。在“一战”爆发之前的10年间，熊彼特观察到，“所有民族国家都宣誓效忠于民主的理想”，乐观主义拥有广泛的基础。“支持大众教育和选举权的稳步扩张的政策通常会获得认可。在非常广的范围内，个人拥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权利。”

1914年前的文明“基本上是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它并不盲目崇拜国家荣耀、胜利，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它倾向于将战争视为一种挥霍浪费。总之，它“体现了商业阶层的信仰和态度”。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人们开始把经济成功当成必然，并开始抛弃商业的核心原则。到20世纪30年代，世界已经“开始厌倦资本主义体制”。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发现，有关资本主义体制最明显的事实便是轻视甚或断然否认人性”。大萧条则加剧了在1929年股市崩溃以前就已经处于上升势头的反资本主义和反民主情绪。

就此而言，甚至在1914年8月枪炮声轰鸣之前，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削弱中产阶级的价值。“人们信奉尼采、柏格森、索雷尔和柏拉图，这些人中没有谁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们中也没有谁是资本主义的朋友或者持有与资本主义相宜的道德标准。”因此，“遭受“一战”冲击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

然而，“1914年的飓风”并没有像大多数战争那样解决了问题，反而大大增多了世界性问题。和平条约强加给失败者无法承受的经济负担，许多国家都在重建业已垮台的民主政府。最严重的问题是，苏联成功地把国家社会主义和消灭公民自由权连接起来，进而开始威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和民主。

熊彼特相信，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丧失了分析苏联的能力，并对苏联充满着疯狂的浪漫主义想象。令人尊敬的美国新闻记者林肯•史蒂芬斯在访问苏联之后说：“我去了一趟未来，它让我看到了希望。”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政权的残暴视而不见。但是，到了1940年，无情的农业集体化和城市食物的强制分配制度已经导致500万~800万人饿死。与纳粹大屠杀一样，直到二战之后，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才逐渐被人们知晓。但是，甚至在战前，成千上万苏联公民被害或者在政治审判中失踪，以及被迫在1933~1939年间迁徙，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熊彼特说，苏联共产主义表明，“相对于马克思而言，它与伊凡大帝的联系更加紧密”。

与此同时，1919年还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导致1929年的市场崩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破坏作用极大。就其本质而言，“资本主义对资本家并不温柔”，而且1929年大萧条对衰弱的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接下来的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完全摧毁了资本主义体系，尽管现在政府正在用行动修补它，但它已经名誉扫地”。

熊彼特在承认自己的分析可能不得人心之后，继续说道，大萧条始于一种正常衰退，即资本主义股票市场的一次崩盘，“我从来都不会为它浪费一滴眼泪。因为基于很多道德上的理由，崩盘是一种净化”。在20世纪20年代，“某些病态过程”已经干扰了股票交易：投机倒把，钻法律漏洞，谋求暴利导致价格飞升。熊彼特说，这是资本主义应对繁荣时期的正常反应，尽管可能非常隐蔽。一旦泡沫破灭，市场也跟着跳水。在1929~1933年间，美国股市市值损失了大约90%，但是，在1931年后，损失变得更多，因为这一年美国银行体系开始陷入崩溃。

熊彼特认为，银行危机才是真正的大灾难，而政府政策导致形势更加恶化。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分散，所以它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脆弱的”。大多数国家都有几十家或者数百家银行，并鼓励银行开设分支机构。与之相反，美国人始终质疑集权，从而导致美国一直避免出现金融业整合；而且在大多数州，法律仍然禁止开设州际银行和分支银行。到1929年大崩溃的时候，美国大约有3万家独立的银行，其中绝大多数银行的规模都很小而且缺乏足够的资金储备。

在1931~1933年这短短的两年中，美国大约有7000家银行破产，让数百万市民的储蓄化为乌有。熊彼特说，由于公众舆论大规模声讨整个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站在被谴责的位置上，因为在1933年它几乎无法就此事给公众一个冷静的解释……当新政开始实施时，任何对资本主义体制未尽的谴责都被驳回了。我并不想责备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此时的心境，我只想提醒你们要对此加以注意。”

在这种环境中，鉴于华尔街显而易见和不可原谅的丑闻，大多数商人失去了他们的勇气。“他们所有人在行事时，似乎都在隐瞒一些可怕的东西。事实上，这里没有任何东西糟糕到需要隐瞒。”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簇拥着他们认定会冉冉升起的（社会主义的）太阳”，并开展反资本主义宣传。“他们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事情感到困惑和恐惧，甚至有判断力的人也都相信疯狂的计划。”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熊彼特假设他的听众都知道由民粹主义者休伊•朗和反犹主义者、“电台牧师”库格林神父提出的激进计划。

熊彼特在演讲中继续分析20世纪30年代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政府实施了各种形式的计划。他问，在市场经济中“计划”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其他一些社会组织的决策替代了企业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的决策。”新政既没有任何确定的模式，也没有一以贯之的核心。即便如此，它的一些机构，特别是整合了许多工业的国家工业复兴总署，正是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创立的那类体制的衍生品。作为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的权力重心转入强权人物之手的欧洲人，熊彼特没有理由不相信同样的事情会出现在美国。熊彼特知道罗斯福具有任何欧洲极权人物所具有的魅力，而且罗斯福还是一位比其他大多数领导人都老练的政治家。

接下来，熊彼特将视角转向了国际外交。他着眼于针对侵略国家的经济制裁政策，说道：“从来都没有比这更不幸的思想。”首先，制裁会导致一个国家更加独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就会减少国际贸易，而进行国际贸易正是实现和平与兑现持续外交约定的巨大推动力。例如，对日本的严重制裁导致日本人发展了自己的原材料供应体系，并通过进一步侵略去寻找新的原材料。“这几乎是很多人都拥有的天真想法，即只要掌握了原材料，就能够迫使别国向你低头，它对全世界的独裁者、军国主义者和专政者而言，无异于真理。”制裁也导致世界经济远离自由贸易。熊彼特推断，在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结束之后，可能会出现分别以美国、欧洲、苏联与日本为核心的四个国际贸易集团。如果每个集团都成为有影响力的相对独立的区域，那么下一场战争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变小。这肯定不是最理想的自由贸易环境，但它要胜于其他所有选择。

让我分析给你们听。我们并不都是现代劳工领袖实践的热情拥护者，但我们也同样不打算将他们打翻在地。我们可能认为他们是不合情理和不道德的，不过我们可以接受他们，正如我们会容忍家庭中桀骜不驯的孩子那样。类似的，在一个分割的世界里，如果（世界的）很大一部分留给他们所有，那将是避免战争的最好方法；否则，就会出现战争，而且永无停战之日，直至最终仅存一名胜利者：苏联及其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

在最后一讲《美国可能面临的结果》中，熊彼特甚至告诉听众他们可能不愿意听的更多事情。他断言，在世界许多地区，对英美溢于言表的傲慢敌意已经普及开来。这种怨恨可以追溯到19世纪大英帝国“统治吧，不列颠”时代，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一战”和1919年的残酷和约所加强。“但是，不如他人的挫败感对欧洲和日本内政外交所起的作用，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与此同时，美国被许多人视为实现英国利益的一个工具。美国凭借着自给自足和巨大的海洋屏障而备感安全，德国和日本不能直接威胁美国。即使如此，美国“将很快参战，在欧洲问题上与英国保持一致，它对日本的敌视强化了英国的立场。从而展开了我所谓的道德帝国主义，其内涵就是根据美国的想法重塑世界”。在此，熊彼特清楚地预见到，时至今日，美国在海外积极推广其文化和产品，对许多国家的公民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侵略。

熊彼特继续很有远见地说道，“如果美国开始”长期“军事生涯”，就将面临最严重的危险，这将成为国家民主的致命威胁。“那些看到了这些可能，以及万一国家陷入长期战争时希望能阻止其发生的美国人是乐观主义者，那些看到了它们，但会基于道义考虑而献身于自己认为正确的历史进程的美国人是圣徒；而那些完全没有看到这些危险的人则是蠢蛋。”

虽然基调是悲观的，但是熊彼特拒绝预测美国短期会面临的灾难。在最后一讲中，熊彼特说，“不必由流感联想到肺炎”。即便如此，他对罗斯福总统的怀疑还是达到了顶点；在洛厄尔讲座之后不久，他写信告诉一位朋友说：“一次十年战争和十年罗斯福独裁将彻底颠覆社会结构。”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判断当代事件的能力。“我不能很好地预见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或希特勒主义的持续性，”他在日记里写道，“即使确信它们不会出现在这里之后，也无助于改善我的信用和现状……在国防部弗洛伊德式的伪装下，我看到这个国家正在对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展开仓促行动。”而在另一个地方，他再次被自己强烈的情感所迷惑：“我为什么总是与周围的环境如此格格不入呢？”

第十九章 她的信念和勇气

对于新的真理而言，一个古老的谬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破坏性。

——歌德，《格言录》，1819年

约瑟夫•熊彼特因其对欧洲和德国的观点而备感忧虑和孤立，伊丽莎白•熊彼特在亚洲和日本的问题上也面临相似的困境。随着20世纪30年代即将结束，伊丽莎白与她丈夫一样非常忙碌。在1938~1939学年，她作为客座教授在威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讲授经济学，这是一个位于波士顿以南40英里的小学校。而她这十年的主要学术成果则是从1934年开始，同三个日本问题专家合写的一本有关日本现代工业史的专著。

到1940年这本书问世时，日美关系差不多已经破裂，而她研究的主题已经变得非常时髦，极富争议。伊丽莎白被迫直接卷入其中，她通过写文章和发表演讲，尽力向美国人传达一些并不让人舒服的复杂真相。而与此同时，她开始感到与周围格格不入。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迅速泛滥，军队在政府内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当民族主义高潮风起云涌的时候，几位优秀的内阁大臣和商人被暗杀。到20世纪30年代末，日本分裂成两派，即被伊丽莎白称为“自由元素”的倾向民主的政治家、记者和其他人，以及倡导侵略扩张运动的“狂热的极端分子”。

日本已经是东亚的一支重要力量。自1895年以来，日本一直把中国台湾作为其殖民地。1905年，韩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于1910年成为其附属国。但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想要的更多，而且志在必得。不久，他们的眼睛盯上了长城以北的中国东北三省，毗邻蒙古和西伯利亚。几十年以来，中国、俄国和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发生了利益冲突，而且非常激烈。自日本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获胜以来，它便在中国东北保留了商业机构和小型驻军。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并于1932年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傀儡政权。他们选择中国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做傀儡，而20年前，当溥仪5岁时，他的皇位在北京被推翻。

日本继续在中国东北与苏联发生冲突，但没有将冲突延伸至海参崴。海参崴除了是苏联最接近日本的城市外，还是横穿西伯利亚长达8000英里铁路的东部终点站，其中有一段铁路正好横穿中国东北走廊。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开始以前，两国就已经彼此警惕对方。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居中调停的《朴茨茅斯和约》中，俄国同意把中国东北三省南部的大部分让给赢得战争的日本。

那时的中国尽管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帝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被地方军阀割据的贫困农业国。清王朝三百余年的统治在1911年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所推翻，这位信仰民族主义和民主的国民党创始人，在西方世界甚至在美国，也被视为英雄。

在“一战”之后的一些年中，国民党借鉴了苏联的一些经济政策。1923年，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展开合作。随后，在尽力统一庞大的仍被地方军阀割据的中国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迅速增加。最后，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开始实施军事独裁。1927年，蒋介石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并于1928年建立了统一的国民政府。但不久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发动了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共产主义革命。毛泽东（那时年仅34岁）和周恩来（仅仅30岁）都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以日本军队从满洲里入侵中国其他地方等一系列事件为契机，持续而猛烈的国共内战在1937年停息了。为了共同反抗日本侵略，国共军队宣布停战，并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并且带领他那装备极其简陋的军队多次漂亮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战争极端残酷，而日本军队的暴行（最令人注目的是“南京大屠杀”）传遍了整个世界。

在美国，公众舆论强烈支持中国。由前基督教传教士和知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援华集团”积极行动起来。许多美国人对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持有一种浪漫的想法，相信他们是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蒋介石夫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极具个人魅力。但是，总体来说，美国的非亚裔人口对中国或日本知之甚少。

伊丽莎白无意中被卷入了这场复杂而又易犯众怒的争论中。她的主要学术兴趣不是在当代远东而是17世纪的英国，但在1934年，她被要求负责一个有关日本经济的重要研究项目，她一直坚持完成了这项工作。从1937年直至1940年著作问世期间，伊丽莎白共发表了七篇文章，分见于《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远东纵览》（Far Eastern Survey）、《东方经济学家》（The Oriental Economist）以及《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年刊》（Anmals of American of Political）等杂志。她在许多团体面前谈日本，她与许多在日本问题方面志同道合的公众人物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包括：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和戴维•劳伦斯；学者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和查尔斯•伯德；慈善家戴维•洛克菲勒和小约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国际研究局资助了她的项目。

伊丽莎白同她的丈夫一样，在1931年访问日本的三周内，被日本经济的进步打动了，与战争和外交问题相比，伊丽莎白对这个国家快速的工业化更感兴趣。她已经注意到这个国家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无与伦比的经济现代化速度。与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她也对日本从大萧条中快速复苏很感兴趣。

1936年，美国商业杂志《财富》（当时的一本又厚又奢华的昂贵月刊）的9月号整刊都在讨论日本（这期刊物是今天的收藏家收集的对象），其中包括复杂的长篇分析文章，如《日本冉冉升起的太阳》和《布丁的证据》等。这期杂志在日本侵略中国几个月前出版，赢得了普遍的认可和赞美，其中大多数文章都没有讨论日本的政治和对外政策。

但是，在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后，美国的对日态度开始迅速转变。伊丽莎白在《日本经济政策和生活水平》（1938年）中写道：“此刻最严重的威胁是日本军队的野心。如果他们能够约束自己，日本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是有希望的。”另外，她争辩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对日本附加的经济制裁，例如禁止出口钢材和石油，可能毫无作用。日本能够通过其他途径（例如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获得石油）来获得这些资源，继续同中国作战，前景危机重重。

伊丽莎白也提及熊彼特三年后在洛厄尔讲座所做的不受欢迎的主题，她在1938年写道：“仍然没有证据表明，经济制裁是对付‘短期战争’的有效手段。部分制裁将不能阻止一个国家为了生存而准备作出的每一种牺牲。对一个国家实施强制制裁，只会将其推向战争。”

在向公众通报日本力量的同时，伊丽莎白与援华集团展开了吃力的斗争，他们要求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在一封给旧金山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远东纵览》和《美亚》的出版者）的弗雷德里克•菲尔德的信中，她写道，“我认为你们的资助者对日本经济条件的看法太过悲观”，因而对附加经济制裁会取得成功的想法太过乐观。“站在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继续与中国作战，是没有获胜的希望的，对此我表示认同。但我认为，日本的装备远比公众所想象的要好得多。”迄今为止，在菲尔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都在“激烈地反对日本人，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也无法阻止”。但是，“如果能够限制那些看起来极端有利于中国人的宣传”，太平洋学会可能会更令人印象深刻。“我知道没有人希望日本当前侵略中国的行动能成功。毫无疑问，这个侵略是个骇人听闻的错误。在我遇到的所有日本人中，没有谁真心实意地拥护这场战争。”她后来写信告诉菲尔德，站在道德立场上，她自己愿意扩大经济禁运，但是，“我根本不同意你认为对日战争简单易胜的观点，而且我所认识的陆军或海军专家也没有谁觉得这场战争很容易打”。

在一篇发表于1940年、标题为“美国在远东的政策”的文章中，伊丽莎白提出了咄咄逼人的批判。她谴责美国政府不愿花费任何成本来教化他国；谴责美国封锁市场以使日本和其他出口国蒙受损失；谴责美国对文明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这种领导人”极其无知。大多数美国人断然反对战争，但许多人似乎在鼓励其他人去战斗。就她而言，美国不能在欧洲做得太多（1940年4月她正在写作，在法国沦陷而英国正在作战之前），但是，它能在远东产生有效的压力。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中国人正在尽力获得来自苏联的帮助，整个环境比美国政策制定者能够掌握的还要扑朔迷离：

如果要减弱斯大林在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美国应该大规模对中国援助。《苏日条约》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39年）签订的原因相同。日本和苏联存在长期利益冲突，但是在中期，它们都对弱化“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民主”地位很感兴趣。当英国和法国正在欧洲进行生死决战之时，当印度变得如此不满以至于为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提供了沃土之时，我们不能忽视这种可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相比，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再到太平洋的共产主义的巨大威胁，可能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更大麻烦。在当前这场不仅发生在欧洲而且发生在远东的战争中，苏联的力量未被削弱，它可能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其他国家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

正如伊丽莎白所言，1941年4月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以此保护自己的侧翼，避免其他任何地方出现紧急情况。

伊丽莎白继续争辩说，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和不承认日本在满洲里的影响，并不能结束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日本已经展开了对中国的可恶行径，但是，我们必须承担责任。”尽管西方列强已在道义上反对日本的区域性侵略扩张，但它们同时也阻塞了任何和平的经济扩张。“日本的出口首先被高额关税和汇率管制所限，最后被施以歧视性的配额限制。”另外，因为极端不公，“日本人被禁止移民，或者实际上被禁止移民到美国、英联邦、西伯利亚和非洲等地。”

接着，伊丽莎白又说道，无论人们怎么思考日本的侵略，这个国家总有些正当的委屈。在此，特别反常的是，因为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等“是通过探险、贸易和征服获得亚洲的，而今这些方法已被禁止。那么，在这种环境下，列强至少应该在合情合理的条件下开放其殖民地作为原材料市场。如果它们希望阻止侵略，就必须为工商业的扩张提供机会”。然而，西方各国恰恰走向了反面。它们向日本工商业关闭了自己在马来西亚、印度、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等殖民地市场，而这些市场对日本来说是很关键的，它们是日本的原材料供应地。

伊丽莎白继续说，西方列强坚决主张日本军队离开中国，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炮舰在中国内河上下肆意航行，还在港口巡逻，西方列强必须对此进行反思。日本一些危险的极端分子有一个宏伟的征服构想，这是事实。但伊丽莎白相信，在日本严重分裂的政府内部，这些极端分子只是少数派。多数日本人都希望拥有更加民主的政治体系，并结束海外侵略。她争辩说，甚至有些日本军官也“希望从中国撤军，为迎战真正的敌人苏联做准备”。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不仅不帮助持上述观点的日本人，反而通过道义谴责和把日本排除在自由贸易模式之外的方式来羞辱他们。

反对军国主义政府的日本人的处境，“因为西方列强的限制移民和贸易以及激进的歧视政策而更加艰难”。伊丽莎白有关极端不公的判断是准确的，美国政府在战时“拘留”了超过十万名日裔美国人。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官员还关闭了伊丽莎白在塔康尼科为被拘留者提供工作和寓所的苗圃。1943年，当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开始16个月后，美国人民在一次调查中被问道：“你认为战后我们能够同那个国家友好相处？”67%的回答者认为是德国，8%认为是日本，25%选择沉默。

伊丽莎白在谈及苏联时一直非常谨慎：苏联军队在满洲里的持续存在，苏联对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帮助，以及在苏日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日本成为苏联在远东扩张的一个障碍。像熊彼特把苏联视为欧洲最严重的长期威胁一样，伊丽莎白也把苏联看作对亚洲的一个威胁。

伊丽莎白的文章受到了支持中国利益的人的激烈反对，但是她从不退缩。在《太平洋事务》上，伊丽莎白刊登了一篇回应反对者的文章，并重申，经济制裁不可能使日本人民反对自己的军队。“除非筋疲力尽，否则从本性来说，没有人会那样做。”与此相反，更加严厉的制裁只会“团结所有日本人，并使其产生除了支持军队之外没有其他选择的普遍感觉，甚至如果有必要，还可以与苏联结成不神圣的联盟”。她再次以敏锐的洞察力继续说：“如果日本必须选择彻底屈服或在南方海域进行最后的绝望进攻，那么，我相信日本军国主义者将选择进攻。”她于1940年7月写下了这些文字，而在一年多之后，即1941年11月，日本袭击了珍珠港。

伊丽莎白继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但是她的基本观点在1940年出版的《日本的工业化和满洲里，1930~1940：人口、资源和产业》一书中有了清晰表述。另外，为了完成这个项目和专著，她写作了该书28章中的6章，包括导论和结论。总体来说，这本944页厚的书是理解日本的能力和问题最卓越和博学的成果。书中满是数字和图表，在英文世界现存的作品中，它拥有几乎最全面的有关日本经济崛起的数据。

但是，有关日本对中国战争的内容因为太过热门，所以并没有在这本书中有多少体现。正如伊丽莎白在序言中所说：“就一位学者而言，要不偏不倚地分析所谓军国主义政府下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很困难的。任何学者如果推断说像日本这类国家其实遭遇了某种经济不公，它的一些经济政策和实践已经获得成功，而且它拥有的经济实力比通常认为的还要强，那么他势必会被广泛质疑为同情侵略并且是‘第五纵队’的成员。这种趋势令人相当遗憾，为了战胜侵略，我们必须知道它发生的根源以及它是如何发展到这种地步的。”

在本书的最后，伊丽莎白断言，尽管日本问题很严重，但并不是无法解决的。日本的问题主要是政治的，而且它们不仅溯源于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者，还源于西方列强的排外政策。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能开放其殖民地贸易，那么“日本工业品的潜在市场将是巨大的”。但是，如果继续同中国的战争，日本的国民“将背负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因为开始一场战争很容易，商谈一个明智且宽容的和平协议却非常困难”。

到该书问世的1940年，日本同中国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而希特勒也在一年前开启了欧洲战争。在这种环境下，不出所料，该书的评论者表达了各式各样的观点。他们几乎都注意到大多数关注日本的人在常识上的无知，并赞美本书是极有价值的参考读物。在几乎所有评论者都钦佩作者辛勤收集日本数据的同时，有些人开始质疑日本政府提供的数据是否准确，还有若干评论者认为该书的内容已在不同作品中有所体现。但对该书的大部分内容，评论者还是认可的。

不满的评论者主要将矛头对准伊丽莎白明显偏袒日本而牺牲中国。有些人也对她的观察感到郁闷，即日本从大萧条中的快速复苏是所有工业化国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且比美国和法国强劲得多。她写道，尽管它很不幸地与军国主义的抬头相一致，但是西方民主国家仍能从这些优秀的成果中学习一些经验。

头脑最清醒的评论者是来自剑桥大学的费伊，他赞扬了四位作者的研究并断言“这本书对西方的寓意是双重的：一，在经济制裁伤害那些应该被制裁的人之前很久，它就已经伤害了制裁者；二，日本的战争努力是独立于美国和欧洲的供应体系之外的”。费伊还说道，如果制裁更严格，日本“将缺乏石油，但是如果从美国或者墨西哥得不到石油，它可能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处得到它。这本书的作者或许让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楚，即他们正在描写战争（实际的或意图的）中的整个政府。在日本，当财政大臣不能令人满意时，军队就会暗杀他们。这很野蛮，但遗憾的是作者对此没有进行任何评说”。

伊丽莎白很清楚，她对日本的态度与美国大众的流行观点并不一致。太平洋学会美国理事会赞成反对日本的强硬措施，所以他们不再邀请伊丽莎白参与其研究计划。正如她在写给著名记者、《美国新闻》的编辑戴维•劳伦斯的信中所言：“通常，关于日本的情况，传教士、同情者（钦佩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不称职的新闻记者已经给美国公众传达了非常坏的信息。”这些人全都大大低估了日本的工业力量。

与此同时，主张在东亚扩张并以残忍著称的军方迅速控制了日本政府。1941年10月，因为军方拒绝妥协，深陷困境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被迫辞职，取代他的是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之一、独裁者东条英机。近卫文麿长期寻求与美国合作，而东条英机及其内阁则没有这类目标。

随着战争的阴云密布，伊丽莎白确证了自己的研究，即日本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对手。由于人们对她的警告无动于衷，她日渐深感挫败。她在1940年写给戴维•洛克菲勒的信中说：“您不必如此挂心我发给您的文献。对我而言，我很讨厌受压制，那是个坏习惯。”在近卫政府垮台之前，她继续写文章警告对日本施加过于沉重的压力会导致的后果。她在1941年秋写信给国会成员，而在此前的3月，邮政署已经禁止日本期刊进入美国。伊丽莎白写道：这种政策使研究者无法获取最新信息，而且“在未告知美国用户和公众的情况下，大规模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检查国外报纸和期刊”。到1941年11月，她断言，美国对日宣战的几率是五五开。

12月7日，日本难以置信地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美国随后对日宣战。三天后，希特勒对美宣战。

1941年12月15日，伊丽莎白写信给《哈泼斯杂志》的编辑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分析了日本的经济力量，并警告美国人民对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

如果我们要击败日本人和德国人，那么我们必须更加现实，不要再低估他们。例如，如果日本占领新加坡，它将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它将拥有所需的各种铁矿石、铝土矿和石油，还能从德国得到大量橡胶、锡和钨。

艾伦没有接受伊丽莎白的建议。仅仅在两个月后，日本人再次令世界震惊，3万日军占领了新加坡，俘虏了8.5万名驻守的英军，丘吉尔称之为“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和最大的投降”。

大约在新加坡沦陷的时候，记者威廉•张伯伦就有关日本的两本新书，为《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书评。他特别强调了一点，即在珍珠港被袭之前，美国人都认为日本处于美国的掌控之中。“那时，乐观主义者相信不出六周就能把日本从地图上抹去，而悲观主义者也在暗示日本这个海岛帝国至多能坚持六个月。”最后，战争持续了近四年。因为这两本书都是概要论述，加起来才247页厚，张伯伦建议读者“阅读没有引起应有关注的大部头著作：伊丽莎白及其同伴编著的《日本的工业化和满洲里，1930~1940》”。

与此同时，伊丽莎白已经应邀参加设在华盛顿的生产管理办公室（the Office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一个配有大量经济学家的动员机构——的面试。

“我同约瑟夫谈论过它，我们决定，如果我真能发挥作用，我就应该去。”对伊丽莎白而言，她的离开意味着要作出大量牺牲，而她丈夫的生活也将陷入严重的混乱。但是，伊丽莎白不久就从候选名单中消失了，原因就在于她对日本力量的评估。正如她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所言：“因为你设法让人们忘记你对德国的正确预测，所以或许你能给我一些建议，我如何才能获得青睐，尽管我对日本力量的预测是相当准确的。”但是，她再也没有获得青睐；她和她的丈夫很快都开始为他们不得人心的观点付出代价。

第二十章 疏远

恶毒中伤的流言飞语，随处飘散；

而承受的万般痛苦，难以逝去。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公元前700年

随着国家一步步逼近战争，熊彼特夫妇有关美国面临潜在竞争对手的观点使自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41年4月，因为伊丽莎白关于日本的著作，FBI开始对她进行调查。同年晚些时候，调查延及熊彼特。他们累积的FBI卷宗有大约两英寸厚，达330页。依据《信息自由法案》，这些卷宗的复印件都是可以借阅的，但是，其中涉及代理人姓名、告密者和其他人的许多页显然都被遮挡以免复印出来（在法律术语中，这被称为“删除真相”）。而其余那些章节则充斥着不实的信息和拙劣的错误。我在随后的引证中进行了纠正。

卷宗中日期为1941年4月18日的第一份FBI文件确认伊丽莎白居住在金合欢大街7号，是《日本的工业化和满洲里，1930~1940》一书的编者。文件写道，“此人可能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及其他“可能的反美活动”，并警告不要采访“嫌疑犯”。

熊彼特作为FBI的调查目标首先出现在1941年7月1日的一份报告中。这份报告确认他为“奥地利前财政部长，报告说他带着相当数目的钱逃到美国”。卷宗中记录了熊彼特1940~1941学年在哈佛和耶鲁的薪水。FBI官方指示纽黑文分局对伊丽莎白“当前的住处进行定位”，并“命令调查她当前的活动”。对熊彼特的类似调查则由波士顿分局负责。这样，熊彼特夫妇成为同一项调查的对象，而他们的活动则作为独立调查部分。

1942年7月22日的一份报告揭露熊彼特和伊丽莎白在1935年（实为1937年）结婚。一名告密者认为，熊彼特“相当同情德国人，但除此之外也是一名忠诚的美国人。没有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伊丽莎白写了赞扬日本的书，并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赞成日本占领中国”。1942年之后，FBI局长埃德加•胡佛命令波士顿分局特别行动署（SpecialAgentinCharge）调查伊丽莎白同“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大学（实为学院）”的联系。他命令探员去访问“日本的告密者”并尽力“获得她是领取报酬的宣传员的证据”。在1943年1月的一份备忘录中，胡佛认为她“有很大可能违背了”《间谍法案》，并命令加快调查进度。

在三个月后的一份通信中，胡佛确认伊丽莎白是“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学院国家（实为国际）研究所的成员”。这位FBI最高领导指示波士顿分局特别行动署询问日本领事馆、商业会所和研究所的前雇员，“利用他们的信息注意熊彼特夫人为日本人所做的宣传活动”。4月15日，特别行动署报告，在FBI周末同海军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和G-2（军队情报部门）的会议中，海军情报办公室的代表“报告，他很清楚这个案子的问题；他的妻子同熊彼特的妻子是非常好的朋友；以前，熊彼特是维也纳的一名银行家，而且极为反对纳粹”，不过FBI应该询问熊彼特。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胡佛敦促对伊丽莎白的著作《日本的工业化和满洲里，1930~1931（实为1930~1940）》进行详细调查，包括“检查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的记录”。他指示：“我们应该这样思考，该书实际上是作为整个日本宣传议程的一部分而出版，为了消除对该书宣传日本的怀疑，熊彼特夫人寻求与其他研究者进行合作。”在第二个指示中，胡佛命令波士顿分局确定伊丽莎白大笔存款的来源。

1943年5月，来自波士顿的一位探员向华盛顿发送了他对伊丽莎白著作的评价。该书所有四位作者姓名的首字母都出现在标题页中，所以，伊丽莎白是E.B.熊彼特，“还有别名伊丽莎白•洛梅勒•布迪和伊丽莎白•布迪•弗鲁斯基”。这位探员的9页推断概要没有得出结论，“伊丽莎白写作的内容中有10%属于宣传性质，阐述了她和其他合著者对日本问题的观点，是亲日的。该书的其他部分被认为基本上属于经济研究”。

报告继续说：“熊彼特夫人的材料可能反映了一位忠诚的美国人的观点和态度，渴望出现一种不会引发国际冲突的、更能令日本接受的妥当的美国对日政策。还有，这些材料并没有清晰地显示出声援或反对日本人的任何意图。另外，也没有任何信息表明她是一名亲日派的宣传员，并曾经努力利用这些资源。”此外，报告说，从“哈佛韦德诺（实为温德勒）图书馆”的一系列材料中没有获得更多信息。通过总结“不充分的线索”，探员推断，例如，“应该注意到，熊彼特夫人一度嫁给一个叫洛梅勒•福斯凯（实为莫瑞斯•弗鲁斯基）的男人，并且生活在哈特福德附近”（实际上距离哈特福德55英里）。

在两周后的一份备忘录中（1943年5月27日），胡佛批复道：“这个案子有很大可能最终提起诉讼。”相应的，他命令“继续调查”。为此，波士顿分局报告说，1939年10月熊彼特曾就欧洲战争问题在坎布里奇俱乐部发表过演讲。根据FBI的报告，熊彼特曾经说过，即使同盟国获胜，德国也可能被暴君统治，或许是纳粹，或许是布尔什维克，而停止战争的最佳途径是向德国作出让步。

在相同的文件中，FBI还记录了熊彼特1941年3月的洛厄尔讲座。依照调查报告所言，熊彼特曾经说过，甚至那些对希特勒不友好的德国人也将努力战斗以保卫国家边境和免遭像《凡尔赛和约》那样的羞辱。熊彼特表明，最可能的结果是“苏联将是最终的胜利者，并且东方将按照苏联而不是同盟国的意愿行事”。熊彼特进一步“宣称自己是民主的捍卫者，并因此反对纳粹的教义，指出自己是个不喜欢空想的现实主义者，却被迫面对事实和接受最小化世界悲剧的方式”。FBI的代表承认在洛厄尔讲座的分析中，他的信息来源于新闻报纸。“我猜你理解这些讲座的主题和主旨的唯一办法就是问他是否曾经发表过相关文章，或者问他是否保留了自己的演讲笔记。”

FBI随后把注意力转向了伊丽莎白的文章，其报告中有很长一段引自她发表于1940年7月的文章《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当伊丽莎白在1940年4月写这篇文章时，欧洲的战争已经打了8个月，而在中国的战争已经进行了3年，美国则在20个月之后才参战。

在这篇文章中，伊丽莎白断定美国的政策是不起作用的，是极大低估日本工业能力的“明显空想”的产物。“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不可能屈服于我们认为有效的经济制裁”，我们的尽力制裁“甚至可能使它们的侵略行为获得道德”依据。

在1943年8月，一份FBI分局的报告说：“局里已经建议，这个案子存有检控的可能”，换句话说，针对熊彼特夫妇的调查已经合二为一了。报告继续说，在洛厄尔讲座，熊彼特“警告说德国会赢得战争，而为了和平，我们能做的切合实际的事情，就是给德国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个描述并不准确。这份报告还声明伊丽莎白“在之前两次不成功的婚姻之后”嫁给了熊彼特，这明显是错误的。一份补充备忘录说伊丽莎白曾“在日本旅游”过，这也是不对的，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后，她从未去过日本。

相对平静的几个月过后，在一份日期为1944年3月17日的备忘录中，FBI局长胡佛叱责主管熊彼特夫妇调查的分局。“你们在这个案子上是有过失的，必须尽快挖出主角，并在近期得出结论。”胡佛命令波士顿分局质询伊丽莎白，并亲自设计了25条问题，例如：她为什么选择研究日本的经济环境？她相信任何她所编辑与合作的著作是在为日本宣传吗？在1941年之前，她希望谁是胜利者，中国还是日本？她认为美国对待日本不公吗？在她写作之前，她知道日本人会买她的书吗？在著作出版之前，日本人有没有向她提供了建议或者协助校对？

1944年7月，FBI探员会见了伊丽莎白。她告诉他们，大约在1934年，某个人（名字被刻意抹去）要求她监控关于日本的研究。在当时，对日本经济的相关研究很少，而“美国，特别是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把日本视为商业上的竞争对手，对日本很感兴趣。所以，她在提出相关建议时，没有联想到战争，她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并没有预见到以后的冲突”。

她的研究资料来源主要是日本的出版物。与她通信的日本人也大多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学者……大体而言，他们是反对东条英机并相信可以避免远东灾难的人。她声称，这些学者并不支持战争，直到最近才相信通往谈判的道路困难重重”。

她的书是有关一般经济环境的，并且“没有参考过任何战略方面的资料”。她从来没有寻求或得到日本政府的资助。“她声称，她已经指出日本正在准备发动战争，而且其他任何国家强加给日本的经济制裁，都可能导致日本不得不采取武力抵制。她声称自己那时陈述的观点都被当前的冲突所印证……在远东情况变得紧张的1938年之前，为该书所做的大多数研究都已经结束……在这次调查中，已经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本案可以结案。”

然而，胡佛有另外的主意。由于不满意分局对伊丽莎白的询问，他没有批准结案。他注意到伊丽莎白的书是由哈佛国际研究所资助出版的，并且没有版税。这导致他猜测出版商可能接受了来自日本人的某种补贴。银行纪录也表明伊丽莎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胡佛命令，FBI应该搞清楚这笔资金的来源。他在批复的结尾训示道：“局里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面谈这个主题之前，你们已经仓促评价了该文件。应该由一名事先做过充分准备的探员对她再次进行询问。你们应该看到对熊彼特夫人早期做的询问记录。”

从1944年10月末到11月初，在熊彼特位于塔康尼科的乡间别墅中，发生了三次会谈。FBI探员了解到，“发生在1938年的大笔银行存款（分期存入的1.2万美元）是出售位于塔康尼科的房屋所得。”出售的是伊丽莎白和熊彼特从未住过的老房子。伊丽莎白“否认收到过该书的任何销售收入。然而，她承认因撰写两篇关于日本的文章而收到总数为55美元的稿费，一篇写给《东方经济学家》，另一篇写给《生活时代》。她声称为《生活时代》所写的文章从未被刊登”。她“请求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国际研究所出版的所有著作都是“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对伊丽莎白进行再次询问的探员得出结论，“很明显，此案没有进一步调查的线索，因此应该结案，反对局里对此案做出进一步调查的要求”。

三个星期之后的1944年12月1日，司法部副部长（和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汤姆•克拉克向胡佛建议：“对以上两个主题的任何一个提起诉讼，都不可能被刑事庭受理。”对熊彼特夫妇的调查随即结束，至少在当时是结束了。在厚厚的FBI卷宗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及熊彼特1942年的里程碑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它明显未引起当局的注意。

在1948年4月19日的一份卷宗中，FBI报告说，熊彼特的名字出现在“与报道哈佛大学共产主义者渗入和活动相联系”的《芝加哥论坛报》的系列文章中。在1950年和1951年，伊丽莎白再次被调查。

针对熊彼特夫妇的主要调查持续了3年零8个月，从1941年4月一直到1944年12月。在这段时期，伊丽莎白的银行提供了她的明细账目。哈佛和耶鲁都吐露了熊彼特的薪水。FBI探员不仅询问了两名“嫌犯”，而且询问了他们的朋友、助手和邻居。在美国正忙于两场生死战争之时，谣言迅速传遍了坎布里奇、塔康尼科、纽黑文和其他任何怀疑熊彼特夫妇忠诚的地方。不可避免的，他们的许多同事开始从不同角度评价他们，他们也遭受了一些冷遇和拒绝。从这种意义上说，同大多数战前与德国和日本有联系的其他公民一样，他们是相当不幸的。

在整个战争年代，熊彼特夫妇几乎断绝了社会交往。他们数以百计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参加了陆军和海军。其他人则去了华盛顿的动员机构工作，如果伊丽莎白没有被列入黑名单的话，她也会参与其中。战时的哈佛大学承担了军事学院的部分职能。常规入校学生减少了，大学的大部分机构被用来训练军事人员。

与此同时，随着整个欧洲大陆都被卷入战争漩涡，熊彼特同欧洲的联系也减少了。1940年，基尔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信给他说：“到目前为止，您的著作在中欧没有得到充分传播。”教授自己最终收到了《经济周期》的复印件，不过是在被耽搁很久之后。“我一再从德国同事那里听到他们没有看到《经济周期》”，因为同美国的通信联系越来越不可靠。接着，1941年3月，米娅每个周末发给熊彼特的信也莫名其妙地停止了。“世界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家园！”他在同年晚些时候的日记里写道，“没人期望如此，但它像地质代一样到来了。”

1941年6月，在学年结束的时候，熊彼特夫妇回到了塔康尼科，开始了隐居生活。熊彼特写信给他的朋友雷德弗斯•奥佩说道：“我想潜心于我的著作，它主要是纯理论性质的，我尽力度过这个令人易怒、对一些事情又无能为力的时期。”他们的一个最大安慰是学术成就。伊丽莎白继续撰写有关远东问题的著作。熊彼特着魔般地辗转于塔康尼科和坎布里奇努力工作，并产生了大量作品。他为洛厄尔讲座写演讲稿的同时，也在努力撰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另外，他开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分析史的研究。在整个学年（9月开课，次年6月结课），他给学生教授经济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思想史三门课程。他常常是每天教一节课，每周授课六天（当时在美国大学，星期六还不是节假日）。即使他连续几年教授同样的课程，每次的授课内容也都不同，无论是在那时还是在他职业生涯的其余时间里，都是这样。这种对教学的全新关注，在学术界是罕见的。许多教授在上课时，都是年复一年地使用只做了极少改动、早已翻旧了的教案。

熊彼特也继续在其他学校发表演讲和召开研讨会，尽管比以前要少得多。“我喜欢与研究生保持联系，”1940年他写信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系主任，“我想请您允许我抽出时间，同任何想与我单独交谈的人进行交流。”但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疯狂崇拜仍在继续上升，他在日记中抱怨道：“我对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主要思想传达给年轻学子，感到非常恼怒。”

熊彼特在撰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草稿的同时，他对世界的发展状况越来越担忧。在这段时期，他的日记里几乎没有涉及朋友和同事，也没有涉及伊丽莎白，即使安妮和母亲也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出现在日记中了。他甚至很少谈到自己工作的细节。他偶尔谈到有关经济分析史的新工作，并为撰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做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参考书目。“我已经在那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上做出努力，实际情况一再教会我，任何成就，无论多小，都需要集中全力和心无旁骛才能获得……上帝啊，‘创作’意味着身体或心灵的痛苦！”因为强迫性的自我隔离和严格的工作，他的通信不断减少以至于近乎没有。几个月之中，他甚至不再打开自己的信箱。他只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写了一封有关他和妻子如何生活的特别信件，寄给佛罗里达大学一位他几乎不认识的教授，以对没有回复这位教授的反复邀请表示歉意：

我为我的行为感到惭愧……虽然我一直没有回复您的信件，但是它们使我开始思考我刚发现的问题。我没有比以前松懈，甚至在更加努力地工作，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虽然其他人可能发现）我的作品质量在下降。我偶尔能够在早晨抽出一些时间同学生进行讨论，在学习新技术上也没有遇到困难。但是，我的其余生活几乎完全停滞。我不能继续我在各种艺术上的兴趣，如果可以的话，我甚至可以足不出户，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我不再思考任何社会责任。例如，在坎布里奇我有很亲密的朋友，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看望他们。这很好地解释了我在通信上莫名其妙的态度。它们堆积成山，但除了与教学有关的信件以及计量经济学会的来信，其他大多数我都没有打开过。我这样冗长累赘地向您解释，是因为我真的不想引起任何误解，为此，我尽量做到直言不讳和充分坦白。除此之外，我确实希望表达我的一个愿望，至少对于您和其他一些人，我将改进我的方式。

在这段自我隔离和自我怀疑期间，熊彼特继续不知疲倦地写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他易于激动的情绪丝毫没有降低他的天赋，甚至可能点燃了他的创造激情。

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创作一本注定会成为经典的著作。在1942年4月，他写信给杰出的纽约出版商哈泼兄弟（Harper & Brothers）的编辑卡斯•坎菲勒德：

谢谢您的来信。我对自己的耽搁表示歉意，现在我正寄草稿给你。由于不知道您所属的出版机构，我不得不直接在信封上写上您的名字。

我发给您的是唯——份草稿。因为这一点和其他原因，如果万一您拒绝采纳，请您一有时间就把它还给我，对此我万分感激。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上，哈泼兄弟赚了钱，直到今天这本书都在为它带来可观的收入。所有相关者，包括作者、出版商和世界，都很幸运，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坎布里奇和纽约之间的通信是有保障的，从而使这本杰作可以到达一代又一代读者手中。

第二十一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赐，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则是共享苦难。

——温斯顿•丘吉尔，在白宫午宴上的发言，1954年

在《经济周期》遭到冷遇仅3年后，熊彼特获得了极为引人注目的成功，1942年他出版了自己最畅销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他在30个月内完成的，尽管其间被许多事情耽误了时间。他几乎全部依靠个人努力创作了这本书，并把40年的学术知识和激情都融进了这本精彩绝伦的著作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英文版近381页厚，只有《经济周期》的三分之一篇幅，完全没有被他早期学术上的细枝末节所拖累。但是，它仍然博大精深，是一本雄辩的著作，充满着恰如其分的隐喻和旁白。从古希腊和罗马到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历史和文学的方方面面，始终贯穿全书。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至少被翻译成了16种语言，其版权直到今天仍然为世界各地的出版商争相购买。尽管熊彼特喜欢把它贬为粗制滥造的作品，在把它与自己其他更多学术著作比较时表示不满，但新闻记者、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等人，引用了它成千上万次。

熊彼特开始写这本书时，计划把它写成系列论文，部分是对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思想日益盛行的一种反应。在他的日记中，他把它作为“那本社会主义的书”。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最紧迫的争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正如标题的第一个词所指。熊彼特不仅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是如何形成的，而且表明了其知识分子、社会和政治环境是如何形成的。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对资本主义最有洞察力的分析作品之一。

它还特别深刻地论述了大企业，如果没有为《经济周期》所做的大量研究，熊彼特是不可能写出这部分内容的。考虑到《经济周期》令人失望的冷遇及其与凯恩斯的《通论》令人不快的比较，《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内容和讽刺的笔触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好像熊彼特决定摒弃一切谨慎小心，任由自己在经济学的各种主题之中纵横。因此，这本书展现出少见的清新气息和内在的智慧。这本书的一部分采用了乔纳森•斯威夫特或马克•吐温式冷嘲热讽的写作风格。熊彼特不想写一首对资本主义的赞歌来取悦读者，他写的很多内容，特别是表面看来像是在支持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一部分，都不能只从字面简单理解其含义。

尽管借鉴了熊彼特几乎所有早期作品，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框架主要是针对大萧条和“二战”这个特殊背景而设计的。熊彼特在书中提出了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根据自身的性质和过程，是注定要失败的吗？

第二，如果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它能够催生类似的经济成功吗？

第三，民主能否兼容每一种体制？

这本书始于对马克思的著作整整58页的厚重分析，共计四章内容：作为先知的马克思、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导师的马克思。因为熊彼特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所以这种思考和划分很难避免。他肯定地赞美了马克思，因为他同马克思一样都是从一个动态视角来看资本主义：“现在，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产业变革的过程，而且他比同时代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更充分地认识到了这种变革的重要性。”马克思“是第一位看到并系统性教授如何把经济理论转化成历史分析，以及如何把简单陈述历史转变成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历史描述的顶级经济学家”。他完成了历史和理论的融合，使历史和理论都不再是单一的个体。

然而，熊彼特并不认同马克思叙事的视角。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在分析社会阶级时过度简化，这一点是不正确的。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资本主义社会只包括两个阶级：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以及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熊彼特的反应是，并非所有工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在现代，“超常的智力和能量”已使大批无产阶级能够进行创业并成为资本家。

而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犯了很多错误，其中，他坚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日趋成熟，工人阶级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会稳定下降。工人的痛苦将增加，最后他们会通过革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生产资料。在“剥夺者被剥夺”之后，工人阶级将控制所有经济利益。

熊彼特从两个层面提出反驳。首先，他指出，从历史事实来看，在产业革命的上升期，工人阶级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从相对份额来看，他们所占的份额是相对稳定或上升的。而从绝对份额来看，工人阶级的收入则引人注目地上升了，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已有所提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既增加了收入又降低了商品成本。

马克思争辩道，生产的机械化将创造失业的“后备军”，即一个不断增长的等待被剥削的群体。但这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马克思对李嘉图关于机械化对就业有害的讨论只是囫囵吞枣，几乎没有关注李嘉图提出的谨慎的约束条件。这并不是马克思仅有的严重错误，熊彼特还列举了马克思的其他错误和疏漏。马克思“缺少充分的企业理论”，“在区分企业家与资本家”时，他就错了，他没有站得住脚的大企业概念，他的理论体系不能有效地说明经济周期。同时，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常常在所谓“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思考。

不论熊彼特发现了马克思多少错误，他都非常钦佩马克思发表演说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为什么马克思会被广泛视为先知和导师，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人们拥抱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理想国的思想”，不仅因为这种思想似乎能改善当前的状态，还因为它指引了“在经历许多不成功的社会改革方式后而备感挫败的人”。马克思主义许诺，“社会主义者的意见肯定经得起理性推敲”。通过创造一个不仅能解释经济而且能解释历史事件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使普通大众“不再感到被排除在生活中的伟大事件之外，他们立刻看穿了所有政治和商业操纵的把戏”。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规模庞大的失业工人不可避免地同马克思的失业后备军产生了一些联系。像熊彼特观察的一样，“沮丧的资产阶级和得意扬扬的知识分子”把萧条以及随后不温不火的复苏解释为，“像马克思预期的资本主义进程中将发生的结构转变的症状一样”。但是，熊彼特争辩道，同样严重的萧条来了又去，在20世纪30年代，强劲的复苏难以产生，这可以用马克思未曾考虑过的方式来解释。凯恩斯已经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消费者有效需求不足。而在熊彼特自己的分析中，“难以适应新的财政政策、新的劳动立法以及政府对私人企业态度的普遍变化”，导致大萧条更加恶化。而其中最严重的是，尤其在美国，有一种没有必要的传染病：银行倒闭。

熊彼特从这种马克思经济乌托邦所谓的简化必然性上扭转视角，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并给出了回答：“资本主义能幸存吗？不，我认为它不能。”

在迈出了值得纪念的第一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二部分的论证是复杂的，推理严格，充满了翔实的历史资料。许多段落都非常谨慎地避免给出定论。熊彼特的真实目的不是预言资本主义的衰落，而是解释其运作机制。他极力论证资本主义为什么是非常好的，随后又强调了其脆弱性。

他承认许多读者因为缺乏耐心而不能充分关注他的讨论。他甚至说：“现在，公众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怪罪之心，而且已成定局。”几乎所有政治集团的作家和演讲者都相信“资本主义存在缺陷”，甚至许多人已经逐渐把资本主义当成反社会甚至不道德的。因此，熊彼特为自己规划的辩驳之路不会那么平坦。

他展示了有记录以来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最大人均商品产出，并开始进行辩驳。他直接反对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收入份额稳步下降的预测，并重复了“相对份额已经发生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实质性改变”的结论。统计学家不顾主流作家和文化知识分子的评价，指出在“消费品雪崩”的情况下，工人的平均消费比以前有所改善。换句话说，“这不是巧合而是出于其机制的优点，资本主义进程大大提高了公众的生活标准。”

熊彼特最得意的哈佛学生之一、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后来写道：“我一直认为熊彼特的野心是创建一个和马克思理论拥有相同视野和广度，但又能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熊彼特颠覆马克思理论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他对待有争议的垄断问题的方式。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一个产业集中引起公众愤怒的时代）写道，“在‘大企业’相对自由时期”，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极大改善。产生于资本主义机器的消费者利益没有随着大企业的出现而下降，反倒增加了。

在解释这些事如何发生时，熊彼特引入了他的著名词汇“创造性毁灭”：“国外或国内新市场的开放，从手工作坊和工厂到诸如美国钢铁业突变所导致的产业一体化，等等，不断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破坏旧经济、创造新经济。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体现，它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每一位生于其中的资本家都不得不关注它。”

创造性毁灭是一个演进过程，所以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判断资本主义的成就，“因为它的发展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在这里，熊彼特批评了他的同事们研究大企业的方法。他说，在某个单一时点上分析大公司的行为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只接受瞬间的环境数据，好像不用考察过去或将来”。但这是通常使用的方法，典型的经济学家或政府官员都没有看到大企业的行为，“一方面，这些行为是过去历史片断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它们也是为应对注定发生变化的当前环境所做的努力，大公司通过这些努力来站稳脚跟，因为环境总是在不断改变。换句话说，通常所观察到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会随着相关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其结构”。

创造性毁灭常常用新产品、新企业或新组织淘汰旧产品、旧企业或旧组织。“企业战略的重要性在于反对旧的背景，创造新的环境。”他继续说，“必须看到”企业战略“在持续不断的创造性毁灭风暴中的作用”，“它不能被理解为与创造性毁灭无关的行动，或者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实际上环境长期保持不变”。熊彼特断言，任何不承认这些本质特征的研究者都“是在做无意义的工作”。

熊彼特使用了“企业战略”这个词，并把企业的首创精神比喻成军事行为，这对开创一个直到今天仍然蒸蒸日上的商业分析革命大有助益。“企业战略”或“公司战略”在商业新闻和大众媒体上也获得了极为广泛的传播。大量咨询公司专门以此为业，所有商业学校都在教授这门课程，这些学校中的大多数都有一个以“战略”命名的系。在过去60年间，已出版了成百上千部题目中包括“战略”一词的企业著作，发表的相关文章更是不计其数。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它就成为最重要的新企业思想之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熊彼特再次对“完全竞争”思想发动了猛烈进攻，“完全竞争”在当时和今天，都是学术经济学家惯常使用的关键理论工具。完全竞争模型与企业战略是不相容的，因为完全竞争模型假设每个产业都包含无数企业，每家企业如此弱小以至于无法通过战略行动影响经济大局。完全竞争假设有无数买家和卖家，而他们所有人都拥有被买卖商品和服务的完全信息。这类模型想象的是无摩擦交易，不需要律师、会计、经纪人、合伙人、公司、契约或实际商业中的必要配备条件。

完全竞争是非常适合数理建模的，这个优点对经济学家而言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但是，因为它忽视了创造性毁灭的动态学，所以熊彼特发现，完全竞争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例如，当一种新产品或工艺流程被引入时，所有买家和卖家都不可能对潜在市场拥有完全信息。“事实上，”熊彼特写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新东西被引入，完全竞争就被并且总是被暂时怀疑。”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持续出现，则是“开动资本主义引擎并使之不停运转的基本动力”。

熊彼特继续说道，尽管同完全竞争无关，但长期来看，大企业资本主义已经通过扩大总产出和提高生活水平证明了自己的优越性：“在大规模生产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引擎的实际效率远远高出之前的小规模或中等规模生产时代。这是一个统计记录的问题……（在完全竞争模型中，公司的）技术和组织的可能性或许从未有相似的结果。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在完全竞争下如何运行，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熊彼特强调，引入完全竞争和静态假设中的任何概念体系都存有缺陷。与此同时，他把斯密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笔下的世界与现代产业资本主义进行了比较。斯密和大多数古典或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完全竞争是一个例外，即使它已成为标准，也没有理由接受人们的膜拜”。在现实生活中，几乎很少有实际情形与完全竞争相吻合。

相反，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许多现代企业已经演化出一种所谓的“寡头垄断”组织。这个词首先由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乌托邦》中引入，接着由熊彼特的哈佛同事张伯伦在410年后重新起用了它。现在，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某些产业中，比如在石油、钢铁、汽车、化工和其他一些行业，只存在数量很少且大而强的公司进行竞争。大多数这类公司都擅长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销，或者两者兼备；它们经常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熊彼特写道，在寡头市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种稳定均衡，反而可能出现一种永续的策略与对策序列，企业之间处于不确定的战争状态”，这类似于军事战略。但是，这些新条件的作用，和熊彼特的其他理论，例如企业家精神的关键作用类似，都使均衡分析和数理建模变得更加困难。

熊彼特提出的替代方法是，在竞争中，高度关注产品质量和市场营销。这个新视角会减少对价格分析的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的现实与教科书描述的画面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那种）数量竞争，而是源于新商品、新技术、新供给来源和新组织类型的竞争。”这种类型的竞争“打击的不是现有企业的边际利润和产出，而是其生存的根基。”“即便只是一种威胁”，它也会产生作用，“它始终蓄势待发，准备进攻”。如果某种理论分析“忽视了上述所有必需元素，就忽视了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即使它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是正确的，仍像《哈姆雷特》少了真正的哈姆雷特一样空洞无物”。

请阅读这些内容的读者不要搞错熊彼特所断言的结论的激进性质。他正在给自己的经济学专业宣判死刑，因为它拒绝承认持续的创新对资本主义而言是“内生的”。如果正统经济学能够采纳这种概念转变，那么整体经济学方法论的转变将随之发生。经济学家会变得更加关注变革，他们会为记录变革付出更多努力。他们将不得不更为全面地考察整个商业和经济史，就像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所做的那样。并且，他们会转而认可控制生产的大规模企业，不再将这些企业视为难以容忍的魔鬼。他们会把大企业视为“（经济）进步最强有力的引擎”，特别是它们还引发了前所未见的“总产出的长期增长”。

熊彼特接着回到了垄断这个问题，开始攻击许多美国人的错误思想，即认为垄断和大企业是同一回事。他说道，垄断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必定会唤醒公众敌意的”标签，因为人们将它与美国殖民时期英国国王赋予的特权联系在一起。接着，从安德鲁•杰克逊到西奥多•罗斯福，到伍德罗•威尔逊，再到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等政治家，更是鼓吹垄断是罪恶的。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垄断长期存在的事实基本不会出现，甚至比完全竞争出现的次数还要少。因此，高额企业利润总是短暂的。而且根据均衡理论，大企业毫无疑问是创新和增长的积极推动力。

有如此之多的美国人混淆了垄断与大企业，以至于大企业成了替罪羊，熊彼特认为这是很荒谬的。毕竟，美国正是孕育大企业的温床。因为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企业家精神文化，半数世界最大的公司都驻扎在美国。熊彼特对这个问题的反应非常强烈，甚至比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揭示的还要多。他相信他已经发现了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心理学原因。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美国人之所以如此反对大企业，恰恰是因为大企业使这个国家变成现在的模样，并同时设定了一套美国精神的秘密标准：谁不是大企业的一部分，谁就无法满足那个标准，并进而会转过头来反对大企业。”

对熊彼特来说，大企业的繁荣不是为了垄断利润而是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写道，“这些企业不仅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得以提升，并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静态模式的道路”，而且实际上经常开创自己的市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自己开拓了市场”。垄断利润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流入，不过是短暂的，一次性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社会对成功创新者的奖赏”。熊彼特把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等同于技术创新本身，从而把自己的分析推到了极致：根据历史记录，它们“本质上是重合的，是同一事物”，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创新的“推动力量”。

熊彼特用一个旗帜鲜明的论断结束了他对资本主义的讨论，这种讽刺论断奠定了他在后文的基调：

在此，我将不会像读者想的那样进行总结。也就是说，在他决定把信任建立在由一个未经试验的人提出的未经检验的替代模式上之前，我将不会请他再次注意资本主义秩序带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成就、更加深刻的文化成就，以及二者展示的美好前景。我将不再继续讨论这些成就和前景足以支撑资本主义的进程并使人类远离贫苦，因为这一点经常被人提及……我也不会继续讨论成就的大小以及资本主义将永续乾坤，我现在将描绘一个恰恰相反的推理。

随后，他奠定了自己的论调，这一论调日后被多次引用，即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许多自我毁灭的种子，不仅因为经济原因，还因为社会原因。为了展示这些种子是如何出现的，他追踪了资本主义从产生到现在的演化进程。

他写道，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没有什么经济成就足以将谁推为统治阶级。但是，当资本主义开始扩张之后，如果那些拥有“超常能力和野心”的人已走上经商之路，那么，他们就会拥有更高生活水平。当然，商业成功赋予的不是与封建领主和早期时代的其他领导者相连的超凡魅力：“没有刀剑换来的繁荣，没有更强的体魄，也没有机会跨着战马冲锋陷阵。”

随着时代的变迁，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抗拒的力量开始颠覆大多数封建社会的根基——骑士、船公会、村庄和领地。资本主义消除了旧的互惠关系，比如领主与骑士、地主与农民、老板与工匠的关系，代之以非人格化的效率和机会。人们不再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们能够获得物质财富，但他们也变得“太自由，以至于把生活弄得一团糟”。他们现在有足够长的“个人主义绳索”来把自己吊死。

与此同时，企业成功所必备的才能无法很好地转化为其他生活领域所需的才能。“商业天才在其他方面可能并且经常胆小如鼠，无论是在客厅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无助的，他们不仅不能领导国家，甚至不能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熊彼特说，为资产阶级提供保护的总是那些已被资产阶级击败的人，直到现在也是如此。随着商人和制造商开始统治经济生活，那些统治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了其政治和社会地位。旧集团越来越依靠其原有的资本生活，而这些资本又被新商人阶级不断增加，所以旧集团反过来获得了对商人利益的传统统治地位。

即便如此，处于上升地位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大企业不仅削弱了领主和国王的权力，还削弱了许多小生产者和商人。这种结果并不是微不足道，因为企业所有人和管理者合二为一的中小企业数目众多，它们拥有很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而取代中小企业的大企业不能完全吸纳其特有的精神，即“自主处理个人财产”的权利和能力。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用股份取代有形资产“将财产概念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了”。如果这种趋势继续足够长的时间，“将没有人能留下来”用活力和决心保护资产阶级的价值。大企业也不能要求其工人们像企业主及其合伙人一样，对公司保持同等程度的忠诚。员工把经济进步视为必然，他们与公司成功之间没有情感联系，或者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没有感情相连。他们只是大企业机器上随时可被替换的小齿轮，经常会产生不安全感。

熊彼特继续说到，还有其他社会和心理影响也在阻挠资本主义成功。因为人们已经开始期望新产品和新技术持续出现，“创新正在变成习惯……经济进步变得趋于非人格化和自动化”。官僚程序和乏味的委员会项目取代了天才的灵光一现。创新不会停止（实际上在增加），但是变得不再凸现个人的企业家精神。

另外，在人们的思想中，资本主义工厂在逐渐发生变化。通过只用成本和收益来衡量所有事物，资本主义工厂“理性化”了人们的思考习惯。它“创建了一种思想批判架构，在破坏了其他诸多体制的道德权威之后，最终陷入了自我批判”。而且，不幸的是，对普通公众而言，为资本主义所做的哲学辩护总是太过艰深，难于理解。

熊彼特说，“必须从长期角度来考虑”资本主义。在短期内，普通大众甚至知识分子都似乎无法忽视不切实际的“利润和无效率”。因此，他们很难发现，从长期趋势来说，资本主义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与其他经济体制不同的是，只有资本主义“在社会动荡中创造、培养和补贴了特权阶级”。资本主义利用其丰富的产出，负担了一个充满敌意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教育事宜，这些知识分子既“不直接从事生产”，也没有任何管理经验。

从更大层面上来说，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如此复杂，所以我们并不能确保生活在工业革命后的人们，要比生活在中世纪庄园和村庄的人们“更快乐”或“更富裕”。经济效率只是人类的许多目标之一，而且它未必就是每个人最重要的目标。如此一来，卓越的经济成就并不能成为确保资本主义未来的根基。

熊彼特有关资本主义社会衰退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成一声呐喊，它是一名才华横溢但长期受到压抑的、见证了20世纪前半期接连发生的血腥灾难的欧洲精英主义者发自内心的呐喊。在熊彼特看来，甚至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发展一个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机会似乎正在溜走，而这都源于大萧条的发生，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上升势头以及“二战”的爆发。除了熊彼特支持资本主义外，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界几乎要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知识界都更敌视资本主义。

熊彼特解释说，美国在大萧条之前并没有发生严重威胁资本主义的事件，因为“集全国之力发展（美国）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lities）的价值体系，几乎把所有人都吸引到商业中来，并把商人的价值观融入国家灵魂之中”。19世纪后期美国总统的平庸证实了这一点。在1865~1901年间，住在白宫的都是些很容易被遗忘的人，比如拉塞福德•海斯和切斯特•阿瑟，而美国历史的标志性人物则是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人。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吸引所有聪明人进入商业”的时代早已过去。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前两部分融合了熊彼特对马克思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深度解剖，而第三部分——“社会主义能正常运转吗”，或许是他作为一名散文家最伟大的成就。在这一部分，他的写作风格从直接阐释转向嘲笑讽刺。他的方法是运用貌似无懈可击的富有逻辑的辩论来力挺社会主义，却得出不确定的结论。读者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恰当地区分两种写作风格，并从中发现社会主义的真实缺陷。

为了回答“社会主义能正常运转吗”这个第三部分开门见山提出的问题，熊彼特用了一个具有煽动性的论断进行回应：“当然，它能。”但是，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他随后的文字，就能发现他的真实想法：“当然，它不能”，至少与资本主义相比，它不能。在这里，他完全采用与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相似的反讽风格进行写作。斯威夫特在1927年的著名政论《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暗示说，饥荒和人口过剩问题能够通过一种简单的方法加以解决：让富人喂养穷人的孩子。斯威夫特争论，他的建议是“无罪、便宜、容易和有效的。”

熊彼特运用斯威夫特式的方法对待社会主义，让我们回想起那个流连维也纳咖啡屋的年轻人，他经常在那里整晚讨论政治和艺术。在那种环境下，任何建议都不会因为太荒唐或太敏感而遭到限制或抗议。演讲者的讽刺和智慧与其恳切的建议一样，都会赢得赞赏。能驳倒某个广受欢迎的观点，会特别令人兴奋。

熊彼特的同事、奥地利裔德国人马克卢普在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写的一篇书评中承认，该书具有“幽默一讽刺的洛可可式”风格。马克卢普很了解熊彼特，而且他一点也不怀疑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高度赞同。另外，“我有强烈的印象，熊彼特不喜欢社会主义，不仅如此，他还蔑视它”。然而，如果只就本书而言，马克卢普承认，书中的讨论是如此精妙，以至于“我只能在行文背后读到他的真实想法”。

在开始讨论社会主义时，熊彼特声称（几乎与他曾经写的所有文章相悖）自己只对经济生活作出了“微不足道的”贡献。他接着宣称“相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是难以撼动的事实”。但是，他这些所谓的确定观点都依赖于一长串尽管不是完全无法实现但有牵强附会之嫌的条件，这一点在后文中愈发明显。熊彼特在一个看上去更加合理的讨论中，描述了这些条件并预言了社会主义可能的胜利。

熊彼特说，社会主义体制必须取代基于成熟大企业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成功的标志，并由此开始了讨论。这一成果必然会通过常规的政府行为而非暴力革命来实现，而且可能需要花费50~100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与前面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同，熊彼特在此处的分析方法是高度抽象的。他大量利用了自己对英国、美国和德国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包括他为撰写《经济周期》而对经济史所做的详尽研究。在1942年，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苏联，它是通过血与火的革命和内战，在一个本质上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熊彼特说，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体制，“仍然处于想象之中，社会主义者将不会认同苏联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理想”。

他写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单纯指代经济现象。对许多社会主义者（同样对许多资本主义者）而言，非经济的性质和抱负不仅重要，可能还是保持忠诚的基本动力。这样，对社会主义追随者的精神激励值得付出潜在经济效率降低的代价。“对他们而言，社会会主义的面包可能比资本主义的更甜，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的面包，即使面包被老鼠啃过，他们也仍然会这么认为。”

另外，社会主义也是很有通融性的。熊彼特说，用资本主义的词汇表述就是，存在“社会主义的文化不确定性”。社会主义可能是贵族的或无产阶级的、集权的或民主的、神权的或无神的、和平的或好战的、积极的或疯狂的，它甚至允许一些人追求个人的创造性。以聪明的修辞作掩护，熊彼特接着停止了赞叹，他说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否将比资本主义更能释放创造性冲动，以其独特的方式为“天才提供向上爬的梯子”呢？熊彼特在这里的论述看似无害的让步，但实际上他正准备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熊彼特暂时推迟了重重的一击，温和地声称“社会主义经济的纯逻辑是完全无误的”。的确，对于那些相信在一段时间之后，社会主义制度能比被管制的美国大企业生产出更多消费品的人而言，“这是个有力的事例”。像一个为缺乏有力证据的案件辩护的聪明律师那样，熊彼特腼腆地援引在社会主义者控制下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五项优点作为证据。

第一，经理人不必费心应对资本主义商人面临的竞争者带来的不确定性。社会主义的中央权威能够“扮演一个模糊信息的过滤者和决策的协调者”，就像资本主义卡特尔所做的那样。被竞争战略“永无止境的对策与反对策”所消耗的能量，在社会主义体系中能够被用来提高生产力，而且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相比，“运行这种体制并不需要过多聪明才智”。

第二，在中央权威的强力推行下，技术和组织的革新能够迅速得以普及，而不用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从一家企业逐渐传递到另一家。通过这种方法，足以克服所有对革新顽固不化的抵制。

第三，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央权威能够消除经济周期。中央计划“在阻止不时发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有效性”。通过仔细协调，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将消除周期性的经济繁荣和衰退，而在资本主义秩序中，经济周期只有可能被延缓”。

第四，失业将不再是一个严重问题。那些因为技术革新而失业的工人，将获得中央计划权威为其准备的其他岗位。严重衰退发生的可能性将被最小化，实际上，是被消灭了。

第五，最重要的是，私人部门将从经济中消失，从而消除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摩擦与敌意，要知道政府现在可是“生产的私人发动机的大障碍”。随之消失的，还有那些“无休止的调查和起诉”，包括“相当一部分律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政治强权”攫取的税收也会完全消失。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中央权威可以设置较低的薪酬水平，不用“为了征税而故意设置涵盖税收在内的高工资”。

熊彼特现在已经描绘出了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蓝图”。从概述以上优势开始，熊彼特转而讨论实际条件和例外情况。在此，他巧妙地从一名辩护律师转为检察官，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讽刺者，因为你很难从他的语言中看出讽刺的痕迹。

他再次以一个温和的让步开始自己的论述：“对社会主义而言，从来都没有普通的一般性事例，所有事例都有给定的条件和特定的历史阶段。”条件和阶段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条件和阶段，即受束缚的大企业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一直假装在经济事务中发挥了很大、很实际的作用。而在企业内部，公司官僚（corporate bureaucracy）、管理委员会和不要脸的证券持有者已经逐渐比个人企业家还要多。在这种条件下，通过把大企业国有化为经济的一部分这么简单的步骤，就能开启向社会主义转型之路。与此同时，政府将对农场主、小手工业者、小零售商、劳动者和职员等袖手旁观。他们能够“无限期地”保持其原有的观点和运作模式，无需任何本质上的变革。

至关重要的试验起因于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的集团：中产阶级。他们合作与否将“决定社会主义秩序的成败”。熊彼特建议，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远不是要肃清中产阶级，而是应该鼓励他们继续执行关键的管理职能。否则，经济将无法实现繁荣。

但是，社会主义政权怎么能在不借助高薪的情况下激励其经理人呢？它又是如何把“最为微妙的经济商品”——社会距离提供给经理人的呢？熊彼特注意到，在苏联，政府通过发展一个经理人阶层解决了这个问题，“经理人阶层不仅能获得荣誉，还能享有利用公共支出修建的官邸、用于公务招待的津贴、金钟和游艇等，以及因供职于国际委员会而享受的特殊服务等”，此外还可以获得薪酬补偿。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政体也能够用其他替代方式实现社会距离。例如，可以允许那些长袖善舞的人“在他们的裤子上贴上1便士的邮票”，社会将把该邮票视为其作出突出贡献的标志（此处，讽刺作家熊彼特因自己的创意而信心万分，不小心泄露了他挖苦的本意）。

熊彼特继续随意地评论着苏联说，储蓄（投资基金的必需品）是依靠命令而不是利息激励来完成的。苏联通过一种并不复杂的方式做到了这点，即最小化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本是投资基金的蓄水池。“苦难和‘禁欲’被强加在人们头上，而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从未实施过这种强迫行为。”无论任何，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可以通过纪律“来命令道德忠诚日益增强的人们抵制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社会用来推动个人发展所必需的经济激励则将消失。政府将照顾那些“低能的”、无法养活自己的人口，他们约占全国人口总量的25%。

在论述了动力和储蓄问题之后，熊彼特接下来考虑的是社会主义体制如何使其工人遵守纪律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作场所遵规守纪是“从封建祖先开始，就谆谆教诲的内容”，而资本主义子孙已设法将其维持了三个世纪。但是，在最近，“通过接受政治平等，通过教导人人具有同等价值，资产阶级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优势”。接着，资产阶级作为旧贵族的保护阶层这一身份，也不再有利于调解经理人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社会主义，熊彼特说，企业经理可以更自由地运用独裁这一工具，“知识分子也不再具有发表反对言论”的权力。反对雇主“将被解释为攻击政府”，公众将把工人的抵制视为“准犯罪行为”。罢工就是政变。

熊彼特又一次以苏联为例说道，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政府“对工业无产阶级的控制要比过去的沙皇时代更严格”。政府实际上是通过支持工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强化劳动纪律的目的。工厂管理者已经制定了更长工作时间的政策，按照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解雇工人，并为取得更高绩效或对现状感到满意的工人加薪。他们是在基本没有工作人员反对的情况下完成所有这一切的。这样，无论其缺陷和“阴险的内涵”是什么，布尔什维克的体制都是有效率的。

不同于资本主义政府，苏联政府教育和引导青年人，强迫他们与最终的组织思想保持一致，这种事实不可避免地提高了它创造一种令人满意的工厂纪律的能力。很明显，知识分子无法自由干预这种纪律。鼓励违抗政府意志的公共观点也不存在……由突击队和偶尔也由红军同志组成的“视察团”，无论它们具有何种法律属性，毫无疑问都受政府控制，目的是用来保护其成果。政府有动力使用这些手段，而且正如全世界都已经看到的，这些手段正在被坚定不移地使用着。

即使这类野蛮的行为，熊彼特评论说（仍然使用反讽的写作模式），也不必然成为驳斥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在苏联，“幼稚”的工业环境鼓励了政府的这种野蛮行为。所以，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打上不是在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在反对某种特定情境的标签。“这种社会主义是否与我们通常所指的民主模式相一致，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熊彼特相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也会有类似于苏联的经历，而这一点不久便得到印证。只有熊彼特所谓的“田园诗式”社会主义，“才不会通过痛苦的社会变革来取代被束缚的资本主义”。基于熊彼特列举的众多条件和假设限制，纵观历史，只有20世纪中期的英国有可能产生“田园诗式”社会主义。在其他任何地方，社会主义者都无法不通过流血的革命而控制政府，他们通过革命“反对的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集团和阶级”。

为什么是英国？首先，因为英国已经有了很强势的工会传统。其次，在“一战”后的许多年中，英国人民已经成为“被政府驯服者”（state-broken）——也就是说，习惯了强势政府。而且，到目前为止，英国的工业成熟度，也比其他任何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国家都要好。

作为实现“完全国有化”计划的一部分，重要企业的管理者可以委任，并给予其津贴和荣誉。没收股票、债券、抵押债券和保险可能并不是必要的经济条件。作为替代方案，这部分财产可以转化为临时年金，或者逐渐通过税收进行征缴。当然，新公司的创建不会再出现。但是，如果采用谨慎小心而不是革命激情的方式，改良还是可以缓慢发生的，或者通过微调国家宪法而实现。

在还不像英国这样具备向社会主义转型环境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可能会通过发起运动而取得统治权，即使该国经济还没有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熊彼特很不情愿地承认说，这种做法的前景堪忧。“平等主义理想的强烈宣言可以荡平一切。”不幸的是，这种宣言对致力于社会主义的人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极其支持由无产阶级的圣乔治屠杀残暴的资本家，再没有比这个更迷人的事情了”。

无论任何，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领导阶层能够避免强行取缔资本主义，而采用一种替代方式，即通过通货膨胀的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什么能像通货膨胀一样，会使一切陷入混乱：‘为了破坏资产阶级社会，你必须使其货币贬值。’”财产所有者可能在表面上得到了“各种补偿”，但如果国家决定对支付的货币进行贬值的话，他们也无计可施。“通货膨胀用一种简单的货币方式盘剥了权利所有者”，熊彼特似乎很高兴能观察到这一点。

当然，在那种环境中，保留专业资本主义管理者是不可能的，但也无法找到有相似才能的普通民众来取代他们。即便如此，还是可以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就像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后所证明的那样。如果社会主义领导人足够野蛮，用“足够强大的红军荡平公开的抵制……对右派和左派进行公正的判决，并且能够有意识地不打搅雇农和农民”，那么转型仍然能够继续。令人遗憾的是，社会主义领导人“总是无法克制自己去实施罪恶的暴行”。

当熊彼特暂时停止分析，转而（没有运用讽刺）评价那些分析家的煽动行径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上述景象的痛恨：

在任何不成熟的环境中建立社会主义都需要通过革命来实现，而这不仅意味着法治的断裂，还意味着随后将出现恐怖统治，因此，除了那些革命的发起者，其他任何人，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无法从社会主义中获益，这一点是很明显的。那些职业煽动者必不可少的职责之一就是，逐渐煽动人们对它的狂热之情，并鼓励人们甘冒所有可能发生的风险。但是，对学术界的知识分子而言，能使其备感光荣的只有提出批评的勇气、发出警示的勇气以及进行阻止的勇气。

总的来说，熊彼特在讨论社会主义时的写作安排有点骗局的意味。首先，讨论貌似要分成建立社会主义的活力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两部分，但是，熊彼特接下来提出了一长串复杂的前提条件和假设，从而导致他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怀疑。尽管他在写作中用了调查研究而非直接反驳的方式，但任何一位仔细阅读的读者都毫无疑问会得出如下结论：他的目的是赞美资本主义和谴责社会主义。

即使如此，熊彼特的讽刺风格还是欺骗了许多读者。不止一名评论者推断该书的作者是“社会主义者”。难怪有这么多赞美社会主义的人总爱饶有兴味地阅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因为他们懒得去读前面的攻击。正如斯威夫特所写的：“讽刺是一副眼镜，通过这副眼镜，旁观者通常能看清除了自己以外的每个人的脸，这就是讽刺为世界大众所接受、鲜少有人被激怒的主要原因。”熊彼特把这部书的下一部分命名为“社会主义与民主”。但是像其他部分一样，相对于社会主义或民主而言，他分析资本主义的笔墨更多。正是在这一部分，他回答了该书提出的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体制下，民主能够长存吗？他通过详述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来展开分析：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给了资产阶级剥夺工人和统治政治的权力。即使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表面上采取了民主的形式，那种形式也不过是个假象，标准的社会主义者也会这样回答。

熊彼特放弃了反讽的写作模式，他指出，历史上，几乎没有社会主义者为任何国家带来了真正的民主。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更是和政治议程毫不相干。实际上，唯一的问题其实是，社会主义是不是民主的，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是民主的”。例如，在“一战”前后，社会主义者大谈民主，只是为了确保自身的政治筹码。但是，他们既不能实现文化民主，也不能实施有效的统治。当希特勒逐渐开始掌权时，他们甚至感到自满。接着，无论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苏联，还是在贝拉•孔等共产主义者领导下的匈牙利，我们都能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它表明了权力征服和非民主之间的关键联系”。

在质疑了社会主义者实现民主的能力之后，熊彼特转而讨论民主的内在问题。他说，实际上，“民主是”为了实现立法和行政决策的“一种政治方式”。因此，民主“不可能自我终结……无论如何定义民主，它总是先于其定义而存在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demos，其字面意思是由人民统治。然而，纵观整个历史，“人民”的定义经常排除妇女、奴隶、外国人和其他一些人。

当熊彼特邀请读者完成“一次心理试验”时，该书开始变得异常严肃。熊彼特让大家想象一个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治理的民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达成了“一个迫害持不同政见的宗教人士的决定”。例如，16世纪的日内瓦共和国决定烧死巫婆。在许多现代国家，“反犹主义”是根深蒂固的流行观念，它很容易被机会主义政客所利用。在熊彼特的青年时期，维也纳最著名的政治家卡尔•鲁伊格就利用反犹主义赢得了多次市长竞选。

现在为了我们的试验。让我们置身于一个假想的国度中，这个国家采用民主方式，实施迫害基督徒、烧死巫婆和残害犹太人的决定。我们肯定不会批准这些基于民主规则而做的决策。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应该支持会产生这些结果的民主宪法呢，还是支持可以避免这种决策的非民主宪法呢？如果我们不支持民主宪法，那我们的行为就与那些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并无二致，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魔女狩猎还要罪恶，并且准备采取非民主的方式来遏制资本主义。

接着来看，“‘人民’的治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吗”？答案是真正的民主只存在于那些所有成年人都针对各项举措进行投票的地方，比如镇上的行政会议。在大一点的地方，“人们会控制政府的规模并实行代议制”。但是，这并不是民主独有的特征。许多非民主政权，比如拿破仑的法国，也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熊彼特随后对基于共同利益（common good，不同于多数人偏好）的治理是不是民主的一个充分标准进行了阐释。他说，它是最有希望的，但是存在两个问题。共同利益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而且经常很难通过理性争辩而达成一致意见。他继续怀疑“投票人是否能独立自主地表达意愿、进行观察、陈述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推理，等等”。在此，熊彼特类推至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者的需求“不可能”像经济学教科书说的那样“理性”。鉴于许多原因，消费者很容易被一个聪明的广告人所诱导。

投票人和政治家也是如此。投票人经常“无法准确判断自己的长期利益，因为政治演讲给出的都是短期承诺，那些所谓的效率也只是短期理性”。越是远离投票人日常生活的问题，越难受到投票人的理性对待。而投票人距离理性越远，“那些有企图的集团通过心理战术”影响选举结果的“机会就越大”。最后，投票人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体现自己的真正需求……这一点恰恰与商业广告的影响类似”。

不过，熊彼特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制造了更多民主困扰。资本主义有优势，因为资产阶级的生活“通过限制公共权威的范围，而限制了政治活动的范围”。只要有必要的法律框架，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约束的。资本主义不需要常规的政治干预，因为法律很好地保护了个人自由和自治权。“现代民主随着资本主义一起发展，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社会主义者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是欺诈的说法，是“荒唐的”。即使在大萧条这样的危机时刻，政府也为战胜失业和恢复繁荣做了很大努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然，那是个特例。但即使在面临经济困难的不利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也表现卓著，“当它面临外部需求，而资产阶级利益又遭到敌视之时，它还是可以提供广泛而平等的机会……向那些符合标准的人给予大量个人自由……并且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职能”。从逻辑上来说，资产阶级民主要优于社会主义民主，因为“与完全依靠政府而生的阶级相比，一个已经很好地确保自身利益的阶级更容易遵循民主所需要的自我约束”。

民主的社会主义能够存在吗？熊彼特的回答是，可以，但很难。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为此，熊彼特引用了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加以证明。对1919年德国煤炭社会化委员会（German Coal Socialization Commission of 1919）的充分讨论表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是按照民主原则来运作的。“工厂的管理者应该由工人选举产生的思想，遭到了公开、一致的谴责。”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人委员会“是被讨厌和怀疑的目标”。

即便如此，如果资本主义碰巧按照前面描述的方式演进成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来讲，现代民主是能得以保存的。“如果各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下决心坚持按照民主规则行事”，那么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可以运转的。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因为从对资本主义控诉中我们就能发现很多人都不认可民主。或许将来的社会主义者可能“重新确立对社会组织构建原则的一致意见”。但是，在大多数国家的现实环境中，“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效管理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的独裁，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独裁”。

总之，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对民主的讨论非常深刻，而且同书中的其他部分一样都是原创思想。但是，熊彼特也没有很好地阐释民主。纵然他是一流的经济理论家和热心的历史学生，但他并没有很好地阅读政治理论著作。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从柏拉图到约翰•洛克再到托马斯•杰斐逊，都极少出现在他的著作中。他的讨论关注了20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即欧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主实验的失败。如果民主在德国和意大利成功了，可能就不会出现法西斯主义和“二战”。

熊彼特对民主的相对怀疑立场与他对资本主义更加赞赏的态度之间，构成了一种奇怪的对立。好像他正在讨论的不是美国式资本主义，而是欧洲的民主。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描述为“一部著名的和非常中欧的著作”。熊彼特以前的一位学生评价道，熊彼特把民主写成简单而又机械的，却忽视了它强大的道德层面，他可能从来也没读过像《联邦党人文集》这类美国经典民主理论著作。

当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1942年首次出版的时候，令人满意地备受关注，但是它并没有立刻成为最畅销的著作。“二战”正在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和政治。因此，这是熊彼特的大部头著作第三次出现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

不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第二版（1947年）吸引了更多关注，而第三版（1950年）的受关注度再次提升。那时，这本书中的预言并没有和当代事件产生多少关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都配有核武器）在全球忙于争夺霸权。苏联已经在1949年爆炸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于同年获得胜利。大批前殖民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为了发展经济而顺从了经常由苏联帮助制订的社会主义计划。有4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并且有超过25%的人处于社会主义经济中。

剑桥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评价《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第一版时断定，“这本书融合了当代正统、右派、左派和中间派等各个流派的价值观”，像熊彼特的“许多尖酸讽刺的段落所揭示的那样”，他自己“一点不爱社会主义，并且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对所有资本主义扩张的英雄时代天然地充满同情”。

作为不完全竞争理论的一名开拓者，罗宾逊夫人发现熊彼特有关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是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他的辩论像一阵暴风一样，打击了静态分析死气沉沉的学究气。”尽管熊彼特并没有为他的资本主义可能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反讽性预测提供任何证据，但是“读者会被熊彼特教授清新、锐气十足、激烈的辩论所倾倒”。

另一位钦佩的评论者，俄亥俄州的A.B.沃尔夫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是“一本‘必要的’书”，它“不可能由美国土生土长的学者写成”。沃尔夫断定，“熊彼特教授是资本主义的耶利米。与马克思不同，他喜欢资本主义，他相信它是好的；即使它不是所有体制中最具效率和生产性的，也是机制最出色的。”沃尔夫在努力思考熊彼特讨论社会主义甚至资本主义时的写作风格后，补充道：“人们开始想知道是否整本书都是个难以领会的讽刺作品。”

最令熊彼特高兴的一些评论来自熊彼特的朋友和他以前的学生。在一封1943年来自战时伦敦的信中，熊彼特的老相识、作家和成人教育先驱芭芭拉•沃顿说道：“当提议在这里出版的时候，艾伦和安韦恩把它送给我读。他们在赶时间，不过我也不需要阅读许多页，所以我尽自己可能地大喊了一声：‘快点出版！’”。沃顿继续说，在她拿起那本书的那一刻，“我说：这将是一本一流的著作。它不是吗？阅读这些内容的新鲜感和真实感令人如此快乐，它启迪人们去思考这个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主题。我得到了极大启迪，做了许多思考，有一点异议，但对大部分内容表示赞同。我刚刚开始写自己的《计划下的自由》这本小书（可惜不是40年前思考的结果），所以我对你的书中关于民主的那一部分特别感兴趣。我再也想不出还有哪本书能让我如此获益。”

曾经在熊彼特指导下进行研究的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家戴维•赖特给熊彼特发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他随后收到了这样直白的回信：

对于你充分相信我积累了丰厚的实际知识，我想我能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建议：永远不要错失增加知识的机会，还要抽出闲暇时间阅读历史书，如此一来，知识将会自动增加，直至超越你的预期……

的确，这是一部令我感到自豪的理论（它还算不上纯技术）著作；它被所有人阅读，而且我写的所有内容都是以鲜活的现实为基础的。这样做肯定有缺点，比如，我无法用数理形式来阐述自己的理论，书中的内容也不像凯恩斯的那样满是陈词滥调。但是，这样做也有自己的优势，已经有很多人像你一样对我说，“是的，我通过自已的经历和观察就知道，事实的确如此”。

在对1947年版本的评论中，小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该书“像鞭炮和焰火的混合物，突然闯入枯燥乏味的政治讨论中”。对美国人而言，熊彼特的分析使不断重复的垄断有罪的盲目口号变得毫无意义。即使熊彼特是错误的，“根本不会发生他说的令人不舒服的那种情况，他那严谨的分析也应成为作家尽力达到的标准”。该书“是一位知识分子大师精彩的、复杂的和完美的成就”。

1981年还出现了一篇怀旧性质的分析文章——《熊彼特的洞察力：40年后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在这篇文章中，熊彼特以前的几名学生连同欧洲杰出的学者一起评价了该书的遗产。荷兰学者亨里克•拉姆回想熊彼特对他的影响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对他自己学生的影响一样，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在许多学生毕业后，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老实说，最激动人心的著作是熊彼特的。’”激进的和保守的学生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说，他使我有点懵了：到底是我自己出了毛病，还是他故意让我们晕掉？”

熊彼特的书激起的持续兴趣与其采取的讽刺风格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永无止境的科学探求。当然，他知道专业化是学术进步的必然途径。他懂得涉足过多学科通常都会冒浅尝辄止的风险。但是，如果学者足够努力，就像熊彼特通常做得那样，那么这种危险就会被降低。他坚持从多学科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不是只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正如塔列朗的格言所说，战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全部依赖将军。

熊彼特知道，尤为重要的是，如果人们想充分理解世界，那么部分和全面综合所有相关学科的洞见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从1905年开始其职业生涯起，熊彼特就已严厉斥责那些无视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与此相反，他自己总是尽量采纳各个领域的新成果。他从多个源泉出发，创造一些新理念，就像化学合成一样，把不同元素融合成新的分子结构。人们该如何理解H₂O，是液体，还是氢和氧组成的气体？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全》是最好的综合分析之作。它继续迷惑和诱导读者，目的就是为了促使他们思考，为了检验他们反对意识形态的智慧，甚至是为了探明作者自己的意图。只有最伟大的著作才能做到这一点，时代也是如此。

第二十二章 战争与困惑

一旦你的敌人与你的朋友联起手来，就会伤得你体无完肤。

——马克•吐温，《赤道漫游记》，1897年

在“二战”即将爆发前，熊彼特就与美国大众持不同观点。在战争期间，当他撰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时，他发现自己困惑于战争双方的行动，思想陷入极度矛盾之中。“二战”打响的那些年，熊彼特的情感遭受了极大困扰，他不知道还能希冀些什么。他的许多日记都是先讨论一种立场，接着就转向其对立面。这里没有可资借鉴的咖啡屋智慧，他只能依靠加倍努力的工作来摆脱混乱的情绪。

在熊彼特旅居德国的那七年，希特勒主义已经与极端主义别无二致。米娅的来信以及熊彼特为许多逃避官方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寻找工作的事件，都让他了解到纳粹政权的反犹行动是罪恶而系统的，并且远未结束。但是，像其他许多欧洲人一样（一度包括大量犹太人，他们是德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熊彼特也认为纳粹的压迫尽管很可怕，但只是暂时现象，德国不久就会摆脱纳粹统治。很显然，就所有相关方面而言，这种盛行的观点是悲剧性的误判。

在熊彼特的青年时代，成千上万名犹太人涌进了维也纳，他们是为了躲避迫害和谋杀，不是德国的而是苏联的迫害。因此，像大多数欧陆人一样，他习惯性地把苏联视为最反动的国家。的确，许多犹太人离开了苏联的犹太村社去了德国，他们就像沙皇统治下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等政治流放犯，或者1917年后反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一样。

大约1942年，熊彼特与同事在教工俱乐部共进午餐。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出版之后，战争中这些年的过度劳累几乎令熊彼特的情绪完全失衡。

1945年的一幅正式照片。岁月和战争明显地损害了熊彼特的健康。

熊彼特关于苏德的思想，折射出了他于1932年来美之前在欧洲生活期间已经形成的印象。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早期的这段时间里，这种印象导致他与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出现了差异。对美国人来说，苏联是如此遥远以至于他们无法将它想象成一个威胁。无论苏联政权有什么缺陷，它仍然推翻了神权君主和贵族统治，并用所有工人共享平等的体制取而代之，这难道不是成功吗？大量美国知识分子，比如范威克•布鲁克斯、路易斯•费希尔、达希尔哈米特、莉莲•海尔曼、格兰维尔•希克斯、马克斯•勒纳、林肯•史蒂芬斯、理查德•赖特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在报纸和杂志上撰文赞扬苏联。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人才不再频繁赞美苏联。

在熊彼特思想中有关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与战争对德国人民和德国文化的影响之间的区别，是很难为熊彼特的一些美国朋友所理解的。他以前的学生西摩•哈里斯回忆道：“在40年代，勇于攻击美国外交政策无法让熊彼特受到同事们的欢迎的。这种主张反映了熊彼特身上的一种特质：不愿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他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在任何问题上，他都极端固执，绝不肯调整自己的观点来取悦大众。

正如他的哈佛同事和朋友、同为欧洲人的哈伯勒后来写的：“不用说，他对德国纳粹政权毫不同情。他知道并一再指出，如果他仍然留在德国，那么他将是首批进入集中营的人之一。”事实上，他之所以遭到“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猛烈攻击，就是因为他的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德国的”。即便如此，“他认为德国真的蒙受了冤屈，它在“一战”之后就没有得到正确对待，德国滋生的过激的民族主义思潮，正折射了这种不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他预见到苏联是整个欧洲和美国巨大的长期威胁，他“强烈反对反德（以区别于反纳粹）宣传和政策。如此一来，在战争期间，他必然是最郁闷、最压抑的那个人”。

1941年9月，熊彼特在日记里写道：“为什么我如此亲德呢？……我恐惧地看着那些头条报道，苏联（因为纳粹德国的入侵）正不断陷入灾难的深渊……那种反对苏联的憎恨之情在哪里呢？”在1943年春季至秋季的日记中，他如是写道：“为什么，为什么我对这场战争和战争显而易见的结局如此忧伤？为什么不敞开心胸呢？”人们似乎不再是为了原则而战，而是“因为他们热爱战争”。

甚至在战争的早期阶段，熊彼特就震惊于平民的伤亡数字。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其他任何冲突能如此普遍地、大规模地导致非战斗人员丧命。而且平民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无论是在被日本人占领的亚洲、被苏联人入侵的东欧，还是被纳粹统治的死亡集中营。在1944年11月，距离德国投降不到6个月，盖洛普民意调查询问了部分美国人：“你相信德国已经在集中营屠杀了许多人的故事吗？”尽管76%的回答者说相信，但他们对死亡数字的估计范围很广，有27%的人估计死亡人数是10万或者更少，有25%的人根本不愿意作出猜测，不到9%的人选择了10万~600万之间的其他数字。但是，实际上，在1942年和1943年，希特勒就已经灭绝了大部分犹太人。像后来所揭示的，在1944年，他难以置信地从战争前线抽调大量军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逮捕和杀害犹太人。

很久以前，熊彼特就相信美国人是有高尚理想和原则的。在1919年的著作中，他认为美国参与“一战”不是出于，而是受到了“道德力量”的推动，这是“真正的力量之源”。但是，现在他开始认为美国的某些政策残忍无情，其中之一就是1943年早期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首次随意宣布要求敌人无条件投降的官方教条。“为什么我们必须坚持将对方彻底击倒？”熊彼特在日记里问道，“因为人们喜欢这样。”尽管欧洲人的思想与美国人的思想很相似，但是美国人有内战（在南北战争中，美国将军格兰特获得了“无条件投降格兰特”的称号），而欧洲人并不熟悉此道，他们一直习惯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德国的罪状”问题也纠缠着熊彼特。在1919年，同盟国坚持的“战争罪”条款构成了《凡尔赛和约》的基础，并酿成了灾难性后果。它强加给德国难以承受的赔款和其他惩罚，这些苛刻的制裁与德国虚弱的议会政治一起，播下了“二战”的种子。熊彼特写道：“可悲的是，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在世人眼中，德国再次成为“邪恶国家”。熊彼特反对给任何国家定罪，更不用说单给希特勒政权定罪。大多数美国人同意这一观点，特别是在战争初期。在1942年的一个调查中，大约80%的被调查者说“主要敌人”是德国政府，只有约6%的人认为是德国人民。熊彼特习惯在历史对比中进行思考：在1814年和1815年拿破仑被击败之后，法国被当成邪恶国家，同样的事情也曾在17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发生过。

像其他许多生于欧洲的人一样，熊彼特很担心1919年的历史会重演，而且会因苏联的出现而更加恶化。他相信，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最初只是侥幸获得胜利。“这是事实，”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写道，“共产主义者的共和国（1919年）实际上仅在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建立过。但是，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社会结构接近于崩溃，如果托洛茨基的战争机器在那时能有序运转，不忙于国内和波兰战争的话，在这些国家和更远的西方国家会发生什么，还很难说。”

1945年，熊彼特认为没有必要继续“鞭打”德国人。“他们已经被鞭打过了。”他们的国家正躺在废墟之中。有1700万德国移民被其他国家驱逐，不得不潮水般涌回德国，而这增加了爆发大规模饥荒的可能性。德国也缺少能够进行有效治理的政府结构。在这种环境中，惩罚一具行尸走肉还有什么意义呢？苏联军队对四年前入侵苏联的德军的暴行睚眦必报，他们对德国公民的残忍之举让熊彼特备感迷茫。但是，除此之外，熊彼特更关心苏联强大的新地缘政治地位。1945年4月14日他曾高兴地欢呼：“奥地利自由了！”但奥地利仍在苏联控制之下，苏军直到1955年才从奥地利控制区撤走。

在欧洲战争已经结束的1945年5月，熊彼特记录道：“德意志终结了。”鉴于1938年的慕尼黑事件，他有点天真地补充说，德国人“如果谦恭地恳求伟大的民主的话，他们可能会得到自己的真正所需”。他最想知道的是，当红军横扫大片区域之后，不稳定的欧洲将会发生什么。熊彼特感到，只有这一次，为了搞清楚事情最终会如何，“我必须回溯500年”。

与此同时，熊彼特相信美国人民正“捂住自己的耳朵，以免听到低沉痛苦的呐喊”。美国“能够免受世界之敌的攻击，但是谁来保护她的盟国呢”？英国军队是很讨厌，但苏联军队更令人恐惧：“世界和文明在一个没有大脑的、穿着令人恐惧的盔甲的巨人控制之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末尾，熊彼特已经预见到苏联会控制东欧，也预见到由英美操纵的所谓“伦理帝国主义”（Ethical Imperialism）。熊彼特预计，英美在这次它们最终胜出的战争大戏中，会强行塑造“一种其他国家只能在英美许可的范围内争取自身利益的世界秩序”。他也预见到，维持这一秩序需要“长期准备使用武力”，尽管美国在历史上从未如此行事，但是发生在“二战”后的事实证明了熊彼特所言不虚。

在1943~1945年的系列日记中，熊彼特写道，为了保持“白人在亚洲”的统治，必然会建立“英美联盟”，而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他指出丘吉尔是个“天才”，懂得利用美国来维持大英帝国的地位，这一政策部分基于丘吉尔的“激进主义”。熊彼特写道，在欧洲，“多么无礼的提问：我们能对德国做些什么？罗斯福……仅仅是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爪牙”。接着，他又写道：“当这个国家正在为英国而战斗的时候，一旦它谨慎小心地准备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遭到斥责和冷遇。”相比之下，许多英国官员的预测更为准确，他们预见罗斯福会终结大英帝国。随后，熊彼特写下了一系列有关英国和苏联的类似电报的短语：“庞大帝国”、“战争之源”、“世界其他部分也在征服中”和“上帝啊，这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他非常强烈地感到，在战后“深感不满的德日”将十分符合英国和苏联的统治世界计划的要求。

在另外一篇写于战争期间的日记中，他评论道：“英国佬如此安详地坐着，让其他人去战斗……节约他们的资源。”“噢，这些英国佬，他们曾与美国士兵作战，而现在他们将用美国的钱来统治世界！”他注意到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英国人对美国的感情是什么？‘憎恨’。但这还不是全部，首先是蔑视，然后是因为嫉妒山姆大叔的好运气而滋生的憎恨。”

熊彼特相信，更要命的是，美国的政策正中苏联下怀。“在掀翻了我们的两个天然堡垒德国和日本之后”，“被认为开启了美国世纪”的罗斯福总统，实际上正在“拥抱苏联……向斯大林委曲求全”。这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熊彼特意识到中欧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他希望美国，“无论在被征服的德国做些什么，都不要忘记向它学习，尊重它那伟大的成就，你不要忘了，你才刚刚摆脱英国卑劣的统治”。在1945年5月，当苏联红军征服一个又一个东欧和中欧国家时，熊彼特写道，美国和英国“正把大量人口拱手让给最残忍的暴君……如果那些人想保护自己、需要解放的话，就会随时被杀。噢，变本加厉的罪行！”

熊彼特曾预见到德国和苏联军队战时的暴行，他也从伊丽莎白的许多作品中了解到日军令人恐怖的癖好。不过，美国这样一个拥有高道德标准的国家居然会轰炸德日平民，这让他非常震惊。德国人和日本人曾空袭过许多人口众多的城市，而英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比美国人更经常）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竟多到令人不可思议。英美的空袭政策备受争议，在欧洲曾遭到许多同盟国军事专家的反对，因为空战的代价就是削弱陆地打击能力。不过，在战争初期，丘吉尔和罗斯福只能从空中打击德国。为了减轻德军在东线对苏军的强大压力，斯大林要求同盟国在西线开展地面战，但由于英美一再推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所以它们必须展开令人瞩目的军事行动，以安抚其苏联盟友。

同盟国与德国和意大利在北非作战，并于1943年攻陷意大利。但是，因为英美不能接受大量步兵伤亡，所以直到1944年6月6日——反攻日（D-Day）——才在法国开辟了“第二战场”。而那时，德军已被苏军拖垮。与此同时，英国轰炸司令部和美国空军已经集结了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对城市进行“区域轰炸”。这些行动一直持续到反攻日之后很久，这让熊彼特义愤填膺，产生了几乎难以忍受的羞耻感。

美国计划在白天对德国的军队或军备进行“密集”轰炸，这与其对日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由于在轰炸早期遭受了沉重损失，所以逐渐偏好在夜晚进行轰炸，因为此时的防空力量会大幅削弱，但这也导致英国空军轰炸的精确度降低。英美的空袭像德国对英国伦敦、利物浦和其他城市的空袭一样可怕，而且事态还在恶化。盟军的炮弹轰炸了熊彼特的故乡、波恩和维也纳。而在1944年后期，英国的巨型战机和美国飞机事实上已开始对德国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在战争期间只要有一顿炸药落在英国，那么现在就有17吨炸药落在德国，有时甚至落在极不具备军事意义的城市中，比如德累斯顿。到1945年春，德国大中型城市几乎都变成了废墟。由尤利希镇米娅家保管的熊彼特的书和文章，连同这个小镇97%的建筑物一起灰飞烟灭了。

1945年，美国B-29轰炸机开始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轰炸日本的东京和其他城市。此时的熊彼特已濒临绝望，他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现实：“标题：‘每个日本城市都被摧毁’，另外一个标题：‘绵延数英里的废墟’。甚至都没有人体面地对此加以指责，他们全都幸灾乐祸……因为这些令人忧伤的事情而兴高采烈！”在1945年8月美国投放了原子弹之后，熊彼特写道：“这是愚蠢的兽行，它是头兽性未泯的蠢猪％“被批准的暴力——再没有比杀人犯对待宰羔羊的罪行更令人发指的了”。

核打击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兼执行官柯蒂斯•勒梅将军承认，如果美国战败，他和他的同僚一定会沦为战犯。但是，熊彼特不需要盟军战败就已知道，对这个收留他的国家而言，即使为正义而战，也不应该让大量平民死亡。在另外一篇日记中，他对“在美军轰炸之下实现全球和平与民主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美军的轰炸总计杀死了约40万日本平民，这个数字与战争期间所有阵亡的美军人数相当。

在“二战”期间，大约阵亡了1100万苏军、250万中国军人、500万德军、200万日军以及分别不到50万的英军和美军。纵观整场战争，英国和美国都在强调海战和空战，而这一点间接最小化了其地面部队的伤亡人数。更重要的是，为了使英国不至于亡国，英美必须赢得大西洋海战。而在太平洋，为了打击精于两栖作战的日军，英美也必须掌握海军和空军优势。英美在诺曼底登陆、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Bulge）和太平洋海岛上的战斗中投入了大量地面部队。但是，无论是在西线战场还是在太平洋上，都没有发生像东线战场那样的大屠杀。仅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苏军和轴心国军队就陷入了长期消耗战，最终导致48.6万苏军和27万德军阵亡。

在美国和英国尽力避免大规模地面伤亡的时候，苏联并没有犹疑。从早期被纳粹击败之下恢复的强大苏联红军，在1944~1945年越过东欧、挺进至中欧的心脏。在战争结束后的40年中，苏军仍然驻扎在他们于1944~1945年付出沉重代价才占领的区域。克里姆林宫在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几个国家建立了极权主义的傀儡政权。

在熊彼特看来，尽管苏联付出了可怕的伤亡代价，但是它显然在领土和影响力上成为战争的最大赢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最后几页中，他如此写道：“即使是现在（1942年7月），许多观察家仍期望苏联带着巨大的力量和威望从战争中脱颖而出，事实上斯大林将成为真正的胜利者。”他相信这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将在被苏联占领的国家终结，还意味着那些在战前欧洲国家中居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会消亡。熊彼特说，在苏联内部，“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真正恐怖之处不是它已对成百万受害者做过的那些事，而是它为了继续存活下去而不得不继续做这些事。换句话说，（斯大林主义的）这些原则和那个事实是不可分离的。”

到战争结束时，苏联控制了所有东欧国家和大部分中欧国家，掠夺了这些国家的工业机器、艺术品、金子和其他许多可以移动的资产，并把它们装船运回苏联，这些财富的总价值相当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外援计划——马歇尔计划给西欧的援助金额。与此同时，中国再次重启战火，并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获胜、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溃逃至台湾而结束。

与伊丽莎白一样，熊彼特对苏联在中国的影响感到震惊。“噢，美国！”他在1945年早期写道，“威逼中国倒向斯大林：英国至少是强壮的狩猎者并拥有符合狩猎者标准的审美学，但是美国威逼中国投靠斯大林，仅仅因为不受罗斯福控制的集团想要这么做，而其他人只能颤抖地表示赞同。”熊彼特夫妇都很忧心，因为苏联和中国在结束了20世纪40年代的冲突后，控制了地球上大约40%的人口。

“二战”的影响非常复杂，很难简单分析。这场战争改变了国界，终结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并创造了一大批新兴的独立主权国家；它首次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引入了有效的民主机制；它极大地推动了一些未来很重要的产业的发展。在美国以及从南非到印度的其他国家，这场战争催生了人权、民权、妇女运动、福利政府和政府的经济责任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变革。

但是，无论“二战”带来了哪种类型的进步，它都是自1346~1353年黑死病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事件。根据最终的统计结果，在这次战争中遇难的人数大约在6000万~7000万，其中有超过2100万人是军人，其余则是平民，他们要么死于饥饿，要么死于轰炸，还有600万犹太人和600万非犹太人死于纳粹集中营。苏联、中国和波兰的平民死亡人数特别大。被轴心国杀害的人数大约是死于同盟国枪下人数的9倍。

熊彼特透过自己的特殊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其中有些观点很正确，但也有很多地方严重扭曲了事实。像许多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下来的人一样，他严重低估了希特勒的力量，高估了大英帝国的能力。不过，他对苏联的估计切中要害，包括苏联在战争期间抢夺新领土的动力、战后尽力扩张疆域的韧性和残忍。

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后来写道：“罗斯福从来都不关心谁解放谁的问题，因为他梦想着同‘乔大叔（斯大林）’共同治理战后世界……这可是美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错误判断，美国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受到了苏联特务网的协助和教唆。”这种控诉是事实，但是它也表明，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的感觉并不是独有的，也并非空穴来风。熊彼特没有怀疑苏联间谍在美国横行，但他确信斯大林已经极大地挫败了罗斯福。

熊彼特很好地理解了美国经济，但是他对美国政府的解读是肤浅的。他更了解奥地利、德国、英国甚至苏联的政治和传统。与许多在20世纪40年代移民美国的其他人一样，他主要依靠自己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所见所闻进行判断。而结果就是，他相信罗斯福像其前任伍德罗•威尔逊1919年在凡尔赛所做的一样，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幼稚无知。熊彼特知道罗斯福精于国内政治，像天才马基雅维利一样令人钦佩。但是，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强化了熊彼特的这种观念，即美国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是头脑简单的初学者。到了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同丘吉尔亲密的个人关系更使熊彼特坚信，美国政府无法独立思考世界政治。

对美国在战时的外交和动员政策上取得的成就，熊彼特也不欣赏。他知道FBI对自己和伊丽莎白进行了笨拙的调查，并拒绝伊丽莎白为生产管理办公室工作。不过，他对在华盛顿和海外工作的一流精英制订的计划一无所知：先击败德国再击败日本的宏伟战略；根据《租借法案》援助英国和苏联以帮助其征服纳粹的计划；通过建立一家国际机构的多元网络来实现战后稳定的计划。

熊彼特基本不了解和他同辈的美国军队精英，比如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威廉•克莱希、欧内斯特•金，以及乔治•马歇尔将军、艾森豪威尔、奥马尔•布拉德利和乔治•巴顿；他也不知道那些供职于外交部或司法界的卓越的外交事务专家，比如亨利•史汀生、埃夫里尔•哈里曼、乔治•凯南、迪安•艾奇逊、约翰•麦克洛伊；他甚至不知道那些抽调到华盛顿负责战争动员事宜的律师和商界领袖，诸如司法部的罗伯特•帕特森、华尔街的詹姆斯•佛列斯特尔和费迪南德•艾伯斯塔德、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唐纳德•尼尔森、美国钢铁公司的爱德华•斯特蒂纽斯、通用汽车公司的威廉•克努森。在20世纪40年代，这些精英人士为美国所作的贡献，就像几十年前奥地利公务人员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所做的那样，或者像熊彼特年轻时非常敬佩的英国公务人员在150年来的所作所为一样。

尽管熊彼特在哈佛这所精英大学教书超过十年，但是他几乎没有直接接触美国社会的这些层面。他知道一些非常优秀的哈佛人在战时从事公务活动，像詹姆斯•科南特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从前的学生和同事艾布拉姆•柏格森、爱德华•梅森、保罗•斯威齐以及瓦西里•列昂惕夫等人，都在秘密为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工作，它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他从未和华盛顿有过密切联系，他觉得华盛顿同更大也更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如伦敦、巴黎、维也纳、罗马、柏林、东京和莫斯科等相比，不过是穷乡僻壤而已。他在波士顿和马萨诸塞的政治经验，仅限于反对詹姆斯•康利市长腐败的霸王法规和那些庸才议员。

直到战后，熊彼特才开始改变对美国人的看法，他发现原来美国人也老于世故。他没有预见到美国人会引导战后的许多重要机构和计划的创建，如建立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马歇尔计划、北约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等。他也没有预见到，从1945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占领（American Occupation）当局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奥地利会表现得如此睿智和克制。

另一方面，熊彼特对战后繁荣前景的预计远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或美国人民乐观。在1942年的复活节那天，他写信给斯托尔珀说，华盛顿已在为“战后萧条”做准备，发展实际上“完全不成问题，如果有人可以制造问题”。但是，大多数人预期将出现某种形式的衰退。在1944年12月的一次全国性调查中提出了如下问题：“战后，那些想工作的人能得到就业机会吗？”68%的回答是否定的，只有25%的回答是肯定的。很少有经济学家像熊彼特那样，预见到消费需求将帮助打造一个美国工商业的黄金时代。而这才是事实，一个空前富裕的时代在战争期间便开始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中断。

美国的失业率在1939年已高达到17.2%，但到1944年仅为美国史上最低的1.2%。1939年美国陆军只有19万人，位居世界第18位，比保加利亚的陆军人数还少，而美国军人总数也仅为33.4万人。到了1944年，美国军队人数已经增加了34倍，全国共有1150万常备军。

被彻底动员起来的美国工业，在消费品和军备生产方面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之一。在1940~1945年，美国共生产了30万架飞机和81.3万台发动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在1939年之前的整整20年间，美国总共才生产了1.35万架军用飞机。而在1944年一年，美国就造了9.6万架飞机，其中还包括重型轰炸机和大型运输机。同年，德国和日本共生产了6.8万架飞机，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用来反空袭的小型战斗机。

美国战争动员的奇迹，确证了熊彼特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阐明的资本主义动态变化的许多命题。同等重要的是，在美国，战时生产组织为熊彼特有关大企业的重要性及效率的命题提供了佐证。熊彼特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的研究使他确信，大公司是发达资本主义实现成功的核心要素。

在战争动员生死攸关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决定，现有的公司必须成为武器、弹药和各种军备的可靠来源。此时，对所谓垄断存有敌意的罗斯福政府决定，大企业必须在这项不得不做的工作中发挥带头作用。在1942年，一位参议员批评了这个决定，他指出全美国共有18.4万家制造业企业，而其中56家获得了四分之三的弹药和其他军工用品采购合同。在战争动员的最初四年间，主要防务合约的30%（按照价值）都被10家公司控制，其排名先后如下：通用汽车、柯蒂斯一赖特（飞机和发动机）、福特、联合沃尔蒂（飞机）、道格拉斯飞机、联合飞机、伯利恒钢铁、克莱斯勒、通用电气和洛克希德等。

这些重要企业同与之相似的大约200家企业一起，生产了战时所需的大量产品。在头两年，战时生产的组织很混乱。机构的权责不清，部队内部相互竞争（甚至陆军和海军都在争夺相同的资源）。但是，到了1943年，政府简化了程序，聚焦于三种重要物资——钢铁、铝和铜，并把这三种“被控资源”分配给主要承包商，再由它们向成百家次级承包商进行分配。

另外，战时生产局（War Production Board）禁止生产与军工产品争夺资源的产品，包括民用收音机、电动洗衣机、钢铁、烤面包机、炉灶、电动烘饼器、电暖水袋、电动剃须刀等。家用电器的产量在1941~1943年间下降了99.7%。橡胶、燃油、汽油、米、尼龙、咖啡、糖和食用油等，都由政府机构统一配给。最为重要的是，政府禁止生产汽车，在珍珠港被炸3个月之后的1942年3月，只有底特律保留了最后的样车。直到1946年，才有新的雪佛兰、福特、普利茅斯和其他品牌的汽车出现在市场上。

与此同时，由加尔布雷斯领导的物价管理局巧妙地解决了由战争诱发的通货膨胀这一重大问题，它在1919年令时任奥地利财政部长的熊彼特十分苦恼。熊彼特以前的一些学生和同事与其他经济学家一道，参与了物价管理局的工作，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熊彼特对罗斯福新政有诸多抱怨，其中之一便是他所谓的“淹死富人”的税收政策。他之所以反对这种税收模式，并不是出于对富人的同情，而是因为他相信这将导致企业不再愿意进行资本投资。熊彼特认为这种措施会像1935年的《财产税法》一样，阻碍经济复苏。1935年《财产税法》同时提高公司和富人的纳税金额。“二战”还导致了美国税收体制发生突变，不过这一次是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即拓宽税基。

1932年熊彼特来哈佛执教时，美国需要缴纳所得税的人口（包括纳税人及其家属）甚至不到总人口的3%。那时，熊彼特因拥有1.2万美元年薪而跻身全美收入最高的2%的人中，并且他也确实缴纳了所得税。但在1942年，美国政府对年收入超过625美元的人开征了一项“胜利税”（Victory Tax），税率为收入的5%，单这一项法案就使纳税人的数目翻了两番。到1943年，为了替战争筹措资金，纳税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从1933年的3%增加到了69%。总的来说，纳税人的数量由1939年的400万飙升到1945年的4300万。

在战争初期，国会无视总统的反对，坚持对大量中产阶级征税，征税覆盖面远远超过罗斯福的预期。1943年，为了帮助实施这项举措，美国政府确立了代扣所得税的现代税制，这一立法如今几乎为所有劳动力所熟知，它基本替代了由个人每年或每季度自行申报所得税的旧制度。从此以后，雇主将从工人的薪水中直接扣除所得税，并将税收上交给美国国税局。总之，通过这些税收，政府解决了近一半战争支出所需的资金，其他部分则由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获取，债券面额变动幅度很大，既有很小面额的也有很大面额的债券。

战争还导致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其他很多变化：大量妇女和少数族裔进入军队服役或进入从前被排斥的工作岗位工作；随着军事训练基地和军工生产的重心向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转移，大批人口开始向阳光地带迁徙；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抗生素、合成化学、先进的通讯技术、商业航空和医疗技术）；由于联邦和州政府实施干预以促进经济繁荣，经济周期变得平滑。这些趋势也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很有弹性而且极富生产力的。

除了制造飞机之外，美国企业在战争期间还生产了8.6万辆坦克、19.3万门火炮、1700万支手枪和来复枪、410亿发各种弹药、1.2万艘战舰和商船、6.5万艘用于海岸巡逻和两栖登陆的小型船只、200万辆军用卡车和数目更多的“吉普”车。几乎所有这些产品都囊括在政府与4万家主要承包商签订的35万份合同之中。另外，根据商业部在战后的一份文件所言，“在主要承包商及其供货商或次级承包商之间的合同数目，要比上述数字大许多倍”。随着制造业的发展，普通工人的周工作时间由38小时增至45小时。防卫相关产业的工作岗位在总就业机会中的占比，由1941年的9%增至1943年的40%。

政府通过立法严惩投机行为，使私人公司大发战争财、谋取投机暴利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而且，因为邪恶的纳粹政权如此令人憎恨，因为美国已遭受日本攻击，也因为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它毫不犹豫地利用种族主义来妖魔化日本）如此高效地发布了爱国主义信息，美国人民此时此刻史无前例地团结。

从长期来看，美国在“二战”期间的经济表现，已经很清楚地验证了熊彼特与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主义终结大萧条的药方，即利用赤字财政为公共投资融资的方式，具体表现为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来为巨额战争支出筹资。而熊彼特的论断，即丰富的信贷创造和私人部门的创新将导致巨大的经济产出，也成为现实，其表现甚至超过了他的预期。因为在战争期间美国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不胜枚举，所以熊彼特有许多理由相信，他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判断已经得到验证。

熊彼特可能也会为战争期间收获的不同寻常的个人荣耀而备感欣慰。在他庆祝自己60岁寿辰之际，他的14位朋友和学生为他撰些了贺文，并全部发表在哈佛著名校刊《经济统计学评论》1943年的2月号上。正如这些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的：“本期《评论》的目的是向熊彼特教授表达朋友之谊，对他为经济科学所作的贡献以及他的作品与演讲所带来的启发性影响表示感激和钦佩。”

对熊彼特的这种敬意说明，他对美国外交政策与众不同的评论，并没有严重影响他最看重的那些人对他的看法。这14位作者中大约有一半是犹太人，并且有5位是在20世纪30年代从欧洲移民美国的。这期特刊上的大多数文章都直接或间接评价了熊彼特的一些工作。除了两篇之外，其他所有文章都运用了熊彼特一直在提倡（尽管他自己很少尝试）的数学方法。所有文章都没有以战时经济作为基本问题，但有几篇提到了战争。每篇文章都针对某个重要经济问题展开了深思熟虑的分析，它们都是水平很高的论文。

尽管获得如此殊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也大获成功，但熊彼特在这段时间里并不是很高兴。他不满于哈佛的环境，而战争也使他陷入一种无望的困境之中。他常常感到自己正在疏离他仍不理解的美国社会。例如，在1944年11月（欧洲战争结束前6个月）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中，当回答“你认为在战争结束后苏联能够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吗”这一问题时，有47%的被调查者持肯定态度，18%的被调查者没有作答，35%的被调查者持否定态度。熊彼特相信，这又一次反映了美国人在历史和外交事务上的无知。

与之相反，熊彼特总是通过广博的分析视角来观察欧亚大陆，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更深刻地理解了世界局势的长期不稳定性。他几乎预见到了“二战”后持续45年之久的冷战。在1945年4月14日罗斯福去世之时，熊彼特再次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思考：

我可以这么对自己说，我并没有感到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但是我想记下两点重要的想法。

第一，罗斯福是个幸运的人：死于大权在握之时，而且一直走在奔向成功的康庄大道上，如果他再过四年才去世，就会面临名誉尽丧、备感挫败的窘况。

第二，他的死不会影响现状——伤害已经造成……导致国家陷入任由苏联发号施令的僵局。

我对杜鲁门一无所知，但我猜测他将步罗斯福的后尘……

我们已经制造出令自己恐惧的东西——统治欧亚大陆的军事强权（苏联）；它的所作所为要比令人憎恶的德国的行径更可怕。我们只能自食恶果。

20世纪90年代，在捷克从苏联的枷锁中脱身之后，熊彼特出生地的那条街被重新命名为罗斯福大街，熊彼特从未信任过罗斯福，这真是一个充满讽刺的英雄传奇中的另类讽刺。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出版商要求熊彼特在1947年修订该书的第二版，他没有对原文进行修改，而是增加了写于1946年的新篇章——““二战”的后果”。在这一章中，熊彼特添加了许多新材料，详述了苏联对世界和平带来的威胁，并将这些内容归入“苏联的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小节。熊彼特按照惯常做法，将当前的环境与历史因素相结合。在这一章中，他还聚焦于偏爱的另一个主题——个人领袖的作用，即斯大林的权威形象。

他从一个争议的论断开始分析：“如果读者回顾美国政府自1939年以来促成其政策的目标——民主、免除恐惧和匮芝、小政府等，他将不得不承认已经发生的一切都是投降之举。”这种挫败不是来自对德国或日本的胜利，而是“来自苏联对它的两个主要盟国的军事胜利”。美国和英国不可能希望苏联像现在这样接管中欧和东欧。而且，苏联一方面严格控制这些国家，一反面又让其保持独立的主权，这要比将其完全兼并更能增强苏联的力量。苏联可以通过让这十几个国家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上宣讲克里姆林宫的路线，来加强自身力量。熊彼特相信，斯大林在战争中已经显示了“统治者的手腕”：

客观要素并不利于苏联。尽管苏联庞大的军队没有大量人口和富足经济做后盾，但是一个足够强大的领导人足以使赤贫和温顺的国民坚持抗争，足以集中所有老旧落后的工业力量于一个军事目标。但只有这些还不够……政治天才必须具备这样的才能，即完美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并彻底消除各种不利因素，那些肤浅的观察者在事后只能看到前者。

熊彼特严厉谴责了美国纵容苏联坐大的行为，他坚信自己找出了这一切背后的缘由。“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其外交政策与沙皇治下无异。而在美国，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的体现。”因为美国长期反感于海外联盟，所以“这里没有传统，没有能同其他外交政策进行复杂博弈的机构”（直到1949年反对苏联的北约组织才成立）。熊彼特断定，被珍珠港激发的美国民族主义正被回到和平时期的生活渴望所抵消。在1946年，这一判断准确拿捏住了多数美国人的情感。

熊彼特断言，没有哪个重要的美国利益集团倾向于挑战苏联。劳工们在1946年比1940年更加反对战争。并且，无论商人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观点都是给苏联一只自由之手。熊彼特把他听到的美国人的评论汇集到了一起：“苏联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消费者，她从不延期支付…让苏联吞并一两个国家又怎样？让她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她就不会不高兴了。20年后，苏联人将像我们一样爱好民主与和平，并像我们一样思考和感知。另外，斯大林到那时早就死了。”但是，熊彼特害怕苏联的问题在斯大林死后仍会长期存在。熊彼特从不赞同“伟人”塑造历史的理论，他相信，“在任何给定的环境中，掌舵者的大脑和神经都像铁矿石的铁含量一样没有大变化，它可能含有钼或矾，也可能没有”。尽管斯大林的能力可能对于创建苏联的强权利维坦是必要的，但是，“一旦它被建立，即使没有天才，它也可以运行。苏联人的世纪一旦开始，就几乎可以完全依靠自身运行”。

熊彼特根据观察到的趋势预测说，斯大林在修复苏联经济并发展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期间，会尽量避免挑起战争。“当然，这一事实的本质就是丘吉尔的警告（像铁幕演说）和已经开始的军备竞赛。”

熊彼特确定，与任何帝国主义一样，苏联扩张的动力不是希望把世界带入一个没有阶级的、平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天堂。“苏联的问题不在于它信仰社会主义，而在于它是苏联。事实上，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本质就是军事独裁。”如果真有一场新战争的话，它将非常残酷，以至于意识形态之争会变得微不足道。

当撰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这一新章节时，熊彼特也在写另一部巨著《经济分析史》。这本书的一个核心部分讨论的是熊彼特所谓的“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即在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墨索里尼治下的意大利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的经济。他断言，这三个国家的经济治理模式与人们预期的大有不同。

在德国，基于种族优越论的纳粹基本信条与经济学毫不相关。因此，它们“不仅可以兼容各种技术经济学，还能鼓吹各种不同的政策”。在德国大学内，经济学从1919~1933年魏玛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政治化，并视自身为类似物理学的纯粹科学。尽管大学并不支持这种转变，但先例已开；而且纳粹政权已经占据优势，在大学内部任命纳粹党人，并驱逐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德国大学的领导人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同仁的处境都艰难，而经济学教师也面临向纳粹臣服的压力。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尽管对经济学的管制要比对物理学的管制严格，专业研究仍被允许继续进行。“没有人因为运用新理论或统计工具而招致麻烦，可以轻松获得像《通论》这样的著作，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是事实。许多纳粹断言，凯恩斯通过政府的财政赤字勾画了经济复苏的蓝图，与希特勒政府自1933年以来已经采取的政策紧密相连（的确，希特勒之前的魏玛政府总理在1932年就已经开始了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计划）。熊彼特关于纳粹经济学的观点之一是，希特勒本人对经济学毫无兴趣并趋向于把决策权留给他的下属。

和希特勒相比，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持有更强烈和明确的经济学观点。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经济学具体表现为一种辛迪加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之中，私人利益集团在公共权威下重新组织和整顿自身。它们超越竞争性的个人主义，为实现更大的国家荣誉而团结在一起。墨索里尼这位知识分子和前新闻记者自己写下了这些论点，其政府的经济举措甚至一些具体政策，也都被广泛视为出自他一人之手。与德国一样，严格的科学研究在意大利是允许的，而且很少受到干扰。

苏联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经济是极权主义政府的必然基础，没有人能稍微偏离官方教义，特别是在1927年斯大林完全掌握优势之后。在那时，苏联最精锐的经济学家要么被流放，要么被清算，或者两者兼有。康德拉季夫（熊彼特的《经济周期》就基于他的著作之上）1930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38年大清洗时被处决。正如熊彼特所写：“不仅是政策讨论，科学研究本身也被一种在德国和意大利闻所未闻的方式统一管理，而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源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管理的性质和方式，另一方面也源于两个彼此矛盾又彼此强化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苏联背后的基本意识形态不像德国那样是种族主义的，而是经济主义的。与德国的种族主义一样，对神圣理论哪怕一点点或假想的偏离都是不能容忍的。而另一个原因则有点荒谬，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政府非常自然地利用了‘革命群众’的天真情感，他们相信太平盛世即将到来，根本不再需要‘经济法则’之类的东西，所以也不需要经济分析”。在这样奇怪的场景中，经济学的讨论堕落成取悦克里姆林宫内官员的努力。对所谓异端的声讨开始取代合理的科学意见。

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其马克思主义正统版本的诉求基本没有遇到抵抗，这部分是因为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在1917年革命之前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便如此，直到1927年斯大林主义者获得绝对胜利后，才开始禁止理论家提出不同意见。在1927年前的这段时间里，像康德拉季夫和布哈林等严肃的思想家，尚能做出原创性的经济洞见。熊彼特写道：“这些研究成果可以被视为在斯大林主义政权完全自说自话之前，仍存在严肃经济学的证据，尽管当时已有不祥之兆，即自此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听说过一些作者。”

在斯大林完全控制局势之后，事情经常变得极为荒唐。1937年统计局报告苏联的人口为1.62亿，因为政府的人口专家已经告诉斯大林，苏联的预期总人口是1.77亿，所以斯大林命令逮捕统计局长并以“减少苏联人口以背叛祖国”（政府原话）的罪名予以枪决。共产党经济学家斯塔米林宣称：“我们的任务不是研究经济学而是改造它，没有规则能够约束我们。”

不过，即使在苏联，拋弃常识也有实际限度。苏联计划者继续使用前斯大林时期的技术，特别是那些过于精妙以至于难以进行简单政治攻击的统计和数学方法。在这些分支领域，苏联的一些成果甚至获得了国际承认。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苏联经济学家当前的趋势是，通过伪装“资本主义”，把“价值的统计模型和概念、边际生产力和利率”等基本原理“偷偷带进”苏联体制中。尽管沿着这一路线的经济学研究会进展缓慢，而且还有被告发的潜在危险，但是熊彼特预期它将继续下去。原因是经济学本身的逻辑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任何政权想牢牢进行统治，都需要借助现代预算技术和国民收入统计工具，即使是在苏联。

熊彼特继续强调了科学经济学在苏联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托洛茨基、斯大林，特别是列宁——写下了大量经济学著作，而他们讨论的经济学问题留给职业经济学家去做会更好。根据熊彼特的说法，他之所以没有详细展开这些领导人的观点，是因为他研究的是严肃的分析史，而不只是为了研究经济思想，无论如何，这些领导人都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随着历史的推进，事实证明熊彼特有些观点是正确的，有些则不尽然。苏联官僚的确采用了复杂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但是党的路线有时会要求他们修改数据以佐证根本不存在的经济进步。在奥威尔（Orwellian，即严格控制的）式的体制下，苏联的意识形态导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总是相互推诿、扯皮，而这正是苏联在1991年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问题，苏联在20世纪仍然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在74年（1917~1991）的时间里，共产党政权实现了这个国家的工业化，比沙皇最牵强附会的梦想还要超前；在伟大的1941~1945卫国战争中击败了纳粹；不仅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还拥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和核武库；治理着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国家并间接控制着12个附属国；向太空发射了首枚人造卫星，随后又首次把宇航员送入太空（加加林）；最后，始终在全球争霸竞赛中威胁着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

的确，苏联是如何在这种机能不全的经济体制下完成这些目标的，仍然令世人感到困惑。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消费品生产根本性的忽略是最重要的原因。对于追求像核武器和太空计划这种大型项目，苏联的指令性经济往往是很有效的。大清洗和关押各种真正的和假想的异己，对于维持体制运行而言，可能也是必要的。无论任何，暴政总是被证明有助于维持历史上所有残忍的政权。

第二十三章 自省

我，一个陌生人，充满恐惧，

在一个我从未到过的世界。

——A.E.豪斯曼，《上帝之法》，1922年

熊彼特在“二战”期间，进行了激烈的个人反思。当他1942年撰写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草稿时，他对这部著作的信心要少于他对以往所有重要著作的信心。他像其他作者一样，相信自己这本书的未来不可预知。因此，对它的出版，他一点都不感到快乐。他的整个心情与写作此书时无异：为自己的健康而焦虑、怀念过去更快乐的日子以及对战争感到失望。

在1939~1945年的大量日记中，他写了很多关于战争的内容，甚至比谈论自身的内容还多。他从未像这段时期一样变得热衷于自省，并痴迷于个人的成败、死亡和遗产。他对所处环境（特别是哈佛）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最要命的是我的反应，”他在1942年写道，“我无法待在专业的猴笼中，被那些别有用心的滑稽动作逗得哈哈笑，我完全被激怒了，以至于根本不能工作，我感到如此挫败，如此挫败！如此泄气、虚弱和衰老，迷失在哈佛这个更像酿酒厂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之中。”他在1945年又写道：“哈佛——可憎的暴君自掘坟墓的卑劣场所。”

他在大部分日记中放声呐喊，杂乱地评价着人性、战争、苏联、自己的健康状况和职业生涯。他偶尔会因为看到春暖花开和季节变迁而感到几分快乐，但这种情况很少见。他的日记也偶尔涉及对黑人、犹太人、低能和英国人（他已由从前的亲英派变为反帝国主义者）的负面评价。但是，这些内容都不及他对罗斯福、苏联和哈佛（奇怪的恶棍组合）的谴责来得频繁和强烈。

他最关注的是一种逐渐增强的死亡的预感。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大约重了20磅并且患有高血压。除了在塔康尼科附近的湖边散步外，他几乎没有其他运动，而散步也会因为冬天的恶劣天气而不得不经常取消。

他常常感到身体不适，并用仓促而就的拙劣诗句表达了自己的预感。他在1941年9月6日于塔康尼科的日记中写道：

我的死像仆人一样到来，

谁在房间走动？

吹熄蜡烛，

盛宴之后，

不要太早吹灭它们，

生活和欢乐在继续，

不要让它们独自燃烧。

盛宴之后，

一切安好，

遗憾地吹灭它们，

但盛宴之后没有人让它们继续燃烧，

它们走过了自己的生命。

为了管理我们的事物，

那是人们想要的，

谁该伸出援手？

生命成为永恒的人，

我们的管理也是如此，

现在生命和事物一样被我们掌控，

那又如何？

但是，熊彼特还是像通常一样利用工作来摆脱这些困扰，正如1942年1月的日记所言：

我没有时间变老，

不能悔恨，

我有要做的工作。

熊彼特偶尔也会自嘲，比如他在1942年早期写道：

如果我毫无价值、无关紧要，

在我生命的许多时刻，

……徒劳和势利……

现在就是那一天，

画上句号。

黑暗和恐惧会笼罩我，

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至少尽我的责任，

勇敢的搏斗，

在最后的沟渠里，

在死亡峡谷里。

就像身处异乡的朝圣者感到即将离世一样，他于1942年1月6日写道：

这不再是我的世界，

对于凡人来说，我只是个陌生人，

只是他们生活中的影子，是那舞台上演戏的木偶。

接着，他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又写道：“我迈开大步走向衰老和死亡，心、脑和四肢等所有……我不知道还能用它们来做什么或想做什么。我的计划本应丰富多彩，但现在不是这样——感谢上帝！因为它们是我的生命、我的快乐和我的心，我必须尽我所能同它们一起跳动……它们会照亮我的思想——如果我还有孩子和延续的生命，那岂不是更糟？”

所有这些日记都写于熊彼特在1942年夏天提交《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初稿以前。在随后的10月和11月，他的日记继续记录了自省性的内容：“我认为生命中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死亡。上帝在向我展示，当走向死亡时，我并没有失去他给我的仁慈。那是有些愜意的事情！对我来说，会令所有轻浮的言行全部消失的世界是怎样的呢？那会是个什么样的文明？”

在思考正在推动战时世界的非理性力量时，他写道：

癖好和偏见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我献身于分析和推理，

我相信推理的价值……

并在人类事物中运用推理……

还剩下什么呢？

他还思考了那些阻碍他完成更多工作、令他分心的事情（括号中的词是他自己写的）：

1.女人

2.艺术（和建筑）

3.运动（和马）

4.科学（和哲学）

5.政治学（公共职业）

6.旅行

7.货币（商业）

不过，他接着得出结论：“我做得还不算太糟。”

这些思考是熊彼特在战争初期写下的。它们杂乱无章地出现在日记中，与熊彼特对外交政策、哈佛官僚主义和战后苏联统治世界的前景等其他分析混杂在一起。只有把这些段落整合到一起，才能发现它们是熊彼特前所未有的自我反思性的思想记录。

“我非常缺乏领导才能，尽管借助我的部分思想，一种新经济学分支可能已经创立。”他继续写道：

当我纵览自己的生活和当前所处的环境时，我觉得很滑稽——我看到我很满意的许多方面，也看到了许多成功的片段。但是，从整体来看，从通常意义上来说，并且暂不考虑（或许根本无法不去考虑）我在多数情况下都郁郁寡欢这一事实，我的生活是彻底失败的。原因很清楚，即使我一直从事科学研究，即使我的“全部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获得了广泛“声誉”，我仍然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缺乏领导能力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没有“光环”（也没有棱角）的人，也因为我总是在“分析”每一件事情，甚至利用分析来更好地理解历史是如何产生的……“光环”是什么？它不是人们的幽默感，不是简单的策略……判断，不是简单的“强硬态度”，也不是“效率”——而上述所有这些，也都是我始终没有发现的保障工作成功的必要因素。

纯粹就智力意义来说，熊彼特的领导力比他自认为的要大得多。不过，似乎他所谓的领导力是类似经济学家施穆勒、马歇尔和凯恩斯那样的领导力（以及与此相连的荣誉）。

熊彼特后来针对他们写了一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小品文，强调了他们的个人魅力及他们对各自所代表的经济学派的持久影响。然而，他继续蔑视所有这些学派，就像他拒绝数学、物理和其他纯科学学科一样。他坚称，只有好的经济学家和坏的经济学家之分，没有优秀的或劣等的学派之分。所以，成为某个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将违背熊彼特自己的宗旨。

无论如何，熊彼特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他受人拥戴，更具备了领导能力。一流的理论家和最卓越的艺术家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而且，实际上这些人也都不是熊彼特所谓的那类领导者。莫扎特不是，狄更斯、马克•吐温或更近代的奥森•韦尔斯、约翰•列侬以及美国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等人，也都不是。没有谁会为了拥有诸多助手和创建一个艺术或思想流派，而放弃自己的追求。

熊彼特受人关注的程度要比他认识到的大得多。他迫切钻研课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更多人，而不是建立什么学派。熊彼特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深刻内省期间，在年过60岁之际，仍然活跃在课堂和专业学术会议上。萨缪尔森曾经估计，没有哪位经济学家给同行发表演讲的次数会比熊彼特多，他总是提交主要的研究成果。他也一直在课堂上讲述着经济学、历史和社会学，学生们发现他始终像过去那样令人着迷。1944年，哈佛的学生报纸报道说：“熊彼特真棒！”尽管熊彼特的内心躁动不安，但他在公共场合一如既往地充满热情与活力。

除了讨厌“学派”和成为一名作秀者之外，他认为自己缺乏领导力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偏好讲述“格言”。这些“格言”（也点缀在他的日常谈话中），似乎反映了他正逐渐视自己为一个超然的、持怀疑态度的圣人：

1942年10月9日：人类准备相信除真理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

1943年4月25日：能在临终前记录下自己症状的医生，才是最恪尽职守之人。

1943年5月29日：人类不喜欢自由。大多数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获得它，他们所想的就是被喂养、被领导、被愉悦、被训练。不过，他们的确喜欢这个词（自由）。

1943年11月11日：罗马帝国在实施残忍、无效和腐败的统治时，并没有倒下，反而在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之后灭亡了。

1943年11月19日：为了食物而狩猎，为了女人而杀死敌人，这是而且一直是男人想做并且适合做的，对大多数男人来说，这是莫大的快乐。

1943年12月12日：憎恨没有错，甚至是一把沾了毒液的匕首，但不应把它藏在祈祷书里。

1943年12月21日：我不信任两类人，即自称能够低价完成任务的建筑师，以及自称能够给出简单答案的经济学家。

1943年12月21日：生命有两种价值，首先是胜利，其次是复仇。

1944年1月2日：日子和生命是什么？上帝给你做艺术品的一块大理石。

1944年1月3日：仁慈不过是块窝在手中的石头，对它的关心甚至还不如雕塑家对大理石倾注的感情。

1944年2月28日：为爱而生，但是也为恨；为生而战，但是也为死。

1944年6月某日：政治家就像拙劣的驯马师，他们总是过分关注不要从马背跌落，而忘了想自己会去何方。

1944年，日期不详：这个国家（美国）从来没有看清事实。除了口号，再无其他可言。

1944年5月27日：一个诚实的理想主义者，非常少见。

1944年8月，日期不详：我越了解现代人，就越觉得成吉思汗要温和得多。

1944年11月日期不详：胜利、复仇、爱、憎恨，是生命的四个支点。

1945年2月，日期不详：政治家就是用语言而不是窃贼的铁锹来工作的罪犯。

熊彼特的格言警句蕴含的黑色幽默可能直逼王尔德、安布罗斯•毕尔斯、诺埃尔•考沃德，甚至维也纳的卡尔•克劳斯，但还不及那些渴望成为领袖的人。

随着熊彼特在谈话中和演讲台上可以越来越自如地运用这些格言警句，他开始不愿意将它们从自己的作品中剔除出去。与从斯密到凯恩斯的其他重要理论家相比，他总是喜欢长篇大论，即使远超所需。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对于许多政治派别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太具煽动性和迷惑性。该书在最后给出了严肃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在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完整推理后才得出的。熊彼特暗示说，没有任何重要问题可以给出简单的回答。他宁可简要地罗列各个方面，也不愿意仅就某一方面进行争辩。

熊彼特无论是在自己的著作还是在艺术鉴赏中，都鄙视那些能够被大多数人快速领悟的信息。恰恰在学生报纸大肆宣扬他是一位令人惊叹的教师之时，他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一位同事讲授的经济学课程是在卑劣地逢迎头脑简单的人。它的流行“部分归功于它的教学方法通俗易懂，这真是个俗气的特征。（也许像某些）艺术上的成功。是的！只要看看断臂维纳斯、拉奥孔、拉斐尔的圣母就行了”。

在后来写就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他对亚当•斯密做了一些类似的评论：斯密寻求的是对显而易见的思想的通俗表达。“如果更才华横溢，他将不会如此严重依赖这种方法。如果挖掘得更深，揭示了更多隐秘的真理，采用了更加艰深和巧妙的方法，他将难以被大众理解。他没有这种野心；实际上他讨厌任何超过普通人理解能力的东西。他从来都没有提高哪怕最迟钝的读者的智力水平。他小心地引导着他们，用一些琐碎小事和家长里短鼓励他们，使他们一直感到很舒适。”最重要的是，“这种能够吸引更广泛公众的方法，让斯密感到很愉悦”。

如果熊彼特真的希望成为领军人物的话，那么他需要接受这种方法，像亚当•斯密、李嘉图、施穆勒、凯恩斯和许多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诸如哈耶克、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和萨缪尔森等人所做的那样。但熊彼特不仅拒绝这种方法，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学术辩论。他坚持利用所有相关因素。从试图调和德国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论战的第一本著作开始，他就坚信论战是科学进步的敌人。

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严重错误。科学史上充满着争辩，它常常是打破僵局和清除错误范式的唯一途径。有时，知识分子的战斗檄文被浪费在无用的政治混乱之中。但是，更常见的情形是，论战点燃了知识进步之火——从柏拉图的《对话录》到伽利略有关宇宙的异端理论，再到当前诸如生物学研究领域的争论。在分子和演化生物学家之间的学术论战，已经导致了许多痛苦的学术分裂，但是，它向前推动了科学发展。与此相同的事情也在经济学领域发生了，比如二战后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之间爆发的论战。

然而，熊彼特竭尽全力超越争辩。无论是在他的研究生课程中，还是在本科生的研讨班上，他都从不提及自己数量庞大的著作，即使最漫不经心的提示也没有。他把自己的教学与写作完全分开，就像他区分自己乐观的公众形象与绝望的私人日记一样。正如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所言，熊彼特“对理论和政策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不偏不倚，而置身于混乱人群之外的快感更强化了这种思想”。熊彼特自从开始学者生涯，就一直坚持价值中立。不仅在他自己而且在一些同代人眼中，这一点也是他难以成为学术领袖的原因之一。如果他想成为学术领袖，他就需要接纳各种争论（为了衡量一个人的真正所需，萨缪尔森杜撰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术语——“显示性偏好”。

从本质上来说，熊彼特是一位最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即一个喜欢冥思的人，但是，他碰巧也是一位华丽的演员。这种极端稀少的混合气质抵消了领导能力。与其说熊彼特求助于他的表演才能来说服他的观众，不如说他用学问和智慧愉悦了他的观众并沉浸在其反应中不能自拔。这一特质在熊彼特的维也纳青年时代表现得最为突出，之后也一直是他的本质特征。

在二战接近尾声之际，他再次经历了与战争初期相似的内省。在1944~1946年，他在日记中从难民、流离失所之人甚至陌生人的角度进行了大量思考。正如1946年2月他向朋友费雪所说的：“我脑子和身体都出了毛病（不仅仅因为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总是感到疲惫和气馁，并拖着自己敷衍我压根儿不憎恨的工作。当然，这对你而言是陌生的。”

1946年春，他决定不再像过去多年所做的那样参加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他在日记中自言自语：“好吧，但是，不是（学会）所想的那种‘离开’。毫无疑问地说，坚持自己的观点、走自己的道路、从世界舞台上退下，但是，它很快就会被接受，尽管我并不想这样。”此时此刻，熊彼特满足于不再依靠世界舞台——只要世界没有落到舞台之后。但是，他一直太过悲观。他一生之中一些最好的著作恰恰出现在此时，而且他将获得同行们史无前例的认可。

第二十四章 荣誉与危机

求您指教我们怎样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赞美声》第90篇，第12行

战后的岁月表明，熊彼特误判了自己：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和威望远远超过了自己的估计。但是，他不仅得到了新的喝彩声，也经历了其他方面的痛苦。他生活中的两项支柱：他与伊丽莎白的婚姻和他在哈佛的地位，都经历着戏剧性的变化。

1947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二版引起了极大轰动，此时的熊彼特已进入又一创作高峰期。除了撰写《经济分析史》的常规工作外，他还开始就一系列主题——企业家精神、通货膨胀、历史和知识社会学，构思重要文章。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出席各种学术会议，不过，由于他在过去几年的参会记录非常之高，以至于略有减少并没有引起注意。像往常一样，他在任何公共场合都表现得和蔼可亲，经常同其他人开玩笑，自称是“乔•熊彼特”（Joe Schumpeter），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7年12月，经济学同仁们推选熊彼特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这是美国经济学界最有威望的职务，他也是该学会成立75年来首位非美国本土出生的主席。担任学会主席不仅是个荣誉，还必须计划和组织下一届年会，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投递数百封信，打无数个电话，谨慎维护与会员的关系（因为大多数文章的提交申请都会被拒绝），以及参加组委会召开的许多临时会议。整个1948年，熊彼特都在为此而忙碌，他组织了一次很棒的年会，一位同事回忆道，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完全没有给人留下轻率和无能的印象”。即使身在塔康尼科，他也会像在坎布里奇时一样，及时回信和回电。

他生活在伊丽莎白为他构建的二人世界中，它就像一座免除外部世界入侵的堡垒。整个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夫妇全身心投入学术工作。他的主要努力成果便是后来的《经济分析史》一书。而撰写另一本名叫“通论”的书，也占用了他很多时间，“这本书将立足于我的个人视角，而凯恩斯的同名著作则是从他的视角出发的”。不过，他把真正的心思放在了《经济分析史》上，伊丽莎白也协助完成了大量研究。她陪同他去了数百次哈佛商学院，从克瑞斯图书馆珍藏的图书和小册子中成功寻找到了所需的资料。

除了协助丈夫的研究之外，伊丽莎白也在继续自己的日本经济研究。她还在学习日语，并期望发表更多文章和撰写另一部专著。但是，战争及其余波导致获得一些必要的新资料困难重重。与此同时，美国对日本的持续歧视使得伊丽莎白又一次面临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类似问题——公众完全不愿意思考日本人的生活，即便是伊丽莎白强调的经济层面。

这种流行观念并没有阻止学者的脚步，而且它在很长时间里也没有动摇伊丽莎白的信念。不过，它的确影响到了她想写的这本书的市场欢迎度。当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哈佛的资助到期时，哈佛也终止了对麦克米兰的补助（她的第一本书就是在此出版的）。《经济周期》的出版商麦格劳希尔拒绝了伊丽莎白的出版请求，而其他出版商也同样不愿意接手。

面对这种环境，伊丽莎白只得不情愿地放下了对日本的研究，转而回归她的学位论文主题：英国海外贸易史。她一边帮助熊彼特完成经济分析史的研究，一边继续编制英国17~18世纪的贸易统计数据。1960年，她的研究成果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这本书看起来像一本又大又薄的精装杂志。书的内容很简洁，但涵盖了大量由伊丽莎白亲手转录的统计数字。可惜的是，她未能亲眼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从1937年与熊彼特结婚以来，伊丽莎白就负责管理家庭收支，购买各种日常用品，并安排他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学年期间，她会充当熊彼特往来坎布里奇和塔康尼科的车夫。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熊彼特开始奔波115英里去讲授他的课程，而这些课程通常被安排在周一和周三。如此一来，熊彼特夫妇的一周就被分成两半，他们将于周日抵达坎布里奇的家，在熊彼特完成授课任务之后，他们会在周三晚上或周四一早驱车115英里返回塔康尼科。

伊丽莎白的努力极大地提高了她丈夫的工作效率。熊彼特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个春天，不论是在教学工作还是在创作上，都进展非常顺利。在坎布里奇，熊彼特的书和手稿随意散落在各处，而伊丽莎白并没有出声指责。在塔康尼科的风之丘陵，她将楼上的一间卧室开辟为熊彼特的书房，这里是创作的理想场所，除了冬季壁炉燃烧原木的噼啪声之外，房里一片寂静。她也把楼下的一个餐具间改造成另一处研究场所。与在坎布里奇一样，伊丽莎白没有抱怨熊彼特散落的笔记、研究资料和遍布房间每个角落的手稿，也没有反对他在自己床边的桌子上保留一幅安妮的画像，它是不顾及别人感受的丈夫最爱的纪念品，而伊丽莎白从未将它拿开。

1948年早期，熊彼特开始考虑从哈佛退休以便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他刚过65岁，已经完成了发放养老金所需要的15年教职服务。1931年，他已经同洛威尔校长谈妥了4000美元的退休津贴。但是，因为通货膨胀，1948年的4000美元的购买力已不到1932年的三分之一，而且它也不到熊彼特1.4万美元年薪（当时最高的教授工资）的三分之一。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提到了关于退休的话题，并询问伊丽莎白是否可行。但她支吾其词，说如果我们卖掉塔康尼科的房子的话，我就可以退休。而这等于拒绝。”她知道熊彼特有多么热爱他们田园诗式的退休生活。1948年6月，熊彼特承认“退休是不可能的，即使通胀不再继续，我也无法跟上签支票的速度”，因为他要援助在维也纳的雷辛格家，在尤利希镇的史托克尔家（特雷舍尔正在抚养米娅的两个孩子），以及其他十来位陷入绝境的欧洲朋友。熊彼特也不是特别渴望退休。他需要观众，也仍然是明星教师。更何况，往返塔康尼科和坎布里奇的生活是前所未有的平和与稳定。

然而，灾难降临了。1948年8月，就在伊丽莎白50岁生日之前，她发现自己患了乳腺癌。熊彼特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从不曾遗忘自己在安妮22岁那年患病时过分乐观的作为。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大大的“绝望”，几乎覆盖了一整页纸。他尽力希望进行理性的逻辑思考，但整整两周都毫无头绪：

真是个晴空霹雳。请注意：第一，天空万里无云；第二，我完全依赖伊丽莎白，我的情感付出少得可怜，以前说过的那些也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甜言蜜语，她给予我的要远多于我给她的，而我竟然都没发现；第三，我深深依恋着这11年的共同生活；第四，没有她，我无法独自前行。所有这些也只不过说出我胸中一半的郁结。现在，每件事情都突然变得很严重。即将走到尽头，现在和未来都不会再有任何欢乐，继续生活下去是不理性的选择。

伊丽莎白在塔康尼科附近的医院做切乳手术的前夜，熊彼特写下了另一篇长长的日记。自杀的念头再次在他脑海中浮现：

明天做手术。我在这本书（指的是他的日记）中，很少记录整件事以及这个勇敢的女人面对磨难时的勇气。终点即将到来。我不想卖弄大道理或啰唆赘言。情况实在太严重。面对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人们还能说什么大道理？也不再有任何计划。就剩下些小文章和必要的回信。现在我还有什么呢？还想什么呢？令人难以置信的空虚和怪诞。死亡能够避免吗？如果它不能，那么所有一切将不复存在。为什么不一个人走呢？当她不得不离开时，我就不会感到愧疚。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她，好运已经过去。

不过，令熊彼特感到震惊和宽慰的是，伊丽莎白的手术和随后的放射治疗都很成功，并且医生也预测她会恢复得很好。她虽然不再像从前那样强壮和精力充沛，但看上去也不像得过绝症。即便如此，与其他癌症患者一样，她仍然提心吊胆，时刻担心旧病复发。

与此同时，熊彼特更加关注伊丽莎白的需要和情绪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可怜的孩子”，她经历了长长的磨难：同莫瑞斯•弗鲁斯基失败的婚姻、日本著作的极端受挫以及现在的致命疾病。他甚至恳请Hasen赐予自己应对的力量，还向他现在定期交谈的上帝求助：“让我帮助她，不要让我倒下成为她的负担。”在随后几个月中，他偶然提到，如果能够用他“自愿的死”换回伊丽莎白的生命就好了。

到1949年春，在丈夫前所未有的帮助下，伊丽莎白恢复良好，已经可以再次在惠顿学院授课了。尽管不得不小心防止过度疲劳，但她也可以继续照料塔康尼科的苗圃了。

在熊彼特的世界中，伊丽莎白的病并不是唯一的乱子。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他经常在日记中抱怨哈佛的环境。1947年6月，在伊丽莎白确诊前一年，他写道：“我为什么如此厌恶？我为什么如此难过？为什么我感到这些人和我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再也没有属于我的世界。”随后，他又写道：“你可能在为文明的毁灭而哭泣，但哈佛只有笑容。”他甚至在通信中也会偶尔批评这所大学。熊彼特在给一流日本经济学家、他在战前的学生（来信说可能会到访哈佛）都留重人的回信中写道：“当然，距离产生美，但离哈佛足够近的我，现在无法说能在哈佛有多少进步。客观来说，列昂惕夫是唯一真正活着的人，而他也正疲于应付管理工作……所以，他取得的进步也不多。你已经知道基本思想、方法和工具，不论是在哈佛，还是在东京和波士顿，都能得到原创性成果。”

“二战”后，哈佛经历了一次转型，大量退伍老兵成为入校新生。像其他院系一样，经济系并没有为这种新环境做好准备，熊彼特也没有。入学人数的飙升意味着需要批阅读更多学生的论文和试卷，抽出更多时间答疑，并承担更多管理工作。另外，正如熊彼特的一位学生所言，很多新生“已经成婚，并且大多数人都想尽快确立职业方向。他们只关注理论的实用价值，把经济学视为在生活中立足的工具，而这恰恰是熊彼特所鄙视的。在熊彼特看来，这里没有萨缪尔森、马加特、史密斯、胡佛、梅茨勒、梅森、哈里斯、张伯伦、斯威齐、斯托尔珀或其他任何有才干的人……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所有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时常聚会，而是都在各自的小天地里忙活着。”

熊彼特同他亲密的朋友、从前的学生斯威齐之间的公开讨论，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破冰之举。保罗•斯威齐是J.P.摩根执行官的儿子，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流的经济学家。1947年，波士顿社会主义俱乐部要求哈佛经济系组织一次辩论，主题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的优点。因为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系里要求他做出回应。他告诉社会主义俱乐部他将在哈佛研究生的经济学俱乐部发起这场讨论，遭到了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拒绝，于是，他同意在哈佛立陶尔中心举办一次公开论坛。

在立陶尔中信，熊彼特和斯威齐使演讲厅座无虚席。萨缪尔森后来描述了这一事件：

伟大的辩论应该配有伟大的主持人，而那天晚上列昂惕夫很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病人就是资本主义。它的命运是什么？实际上，我们的演讲者同意病人的死亡不可避免。但是，他们的诊断基础几乎没有相同点。一边是斯威齐，他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分析推断病人将死于恶性肿瘤……另一边是熊彼特，他也（相当愉快地）承认病人将死去……但在他看来，病人将死于心理疾病，他控诉的不是癌症而是精神病。资本主义带着对自己的憎恨，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想法。根据熊彼特的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爱的体制，并且也不再为人所爱。而斯威齐正是资本主义的护身符，对资本主义退避三舍，将推迟它的死亡的到来。

在斯威齐与熊彼特公开辩论之后，主持人列昂惕夫邀请观众参与讨论。当伊丽莎白站起来发表评论时，斯威齐开玩笑说，他的对手依靠的是家庭“大炮”，这有违辩论精神。最后，熊彼特承认他的年轻朋友赢得了辩论，每一个人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尽管熊彼特逃避哈佛，但是他并没有减少对教学的关注。本科生继续认为他就是他们所寻找的哈佛教授，研究生们也把他置于非常高的位置。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评选熊彼特为最受欢迎的教师，而参选教授的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囊栝了所有哈佛教授。在1948年的一项秘密调查中，熊彼特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阿尔文•汉森，后者很英俊，来自美国中西部，也是经济系最热情的凯恩斯主义者。鉴于那时的哈佛经济系已经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年轻教授，比如梅森、哈伯勒、列昂惕夫、张伯伦等，所以熊彼特能获此殊荣，的确是很高的褒奖。这项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列出自己喜欢的课程，并陈述理由，于是，研究生们写下了如下评论：

熊彼特的高级经济学理论，这门课令人兴奋。

经济思想史。课程重点突出。最特别的是教授自己，他是一位知识全面的绅士，永远也不会仅仅固于经济学。

经济学方法论。从一般社会环境下的经济问题中，总结出发人深省的洞见。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史。熊彼特演讲能力非常出色。

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史。精心组织材料，每堂课都会有所拓展，从始至终都包含了有趣的丰富信息，教授非常幽默、观察敏锐，等等，这些都令该课程异常出彩。

熊彼特教授的所有课程。他是世界上最棒的经济学家。

保罗•斯威齐，熊彼特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一流的学者和一个战争老兵，他也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哈佛没有得到晋升， 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他的政治倾向。 这里的照片摄于辩论发生十年后， 刊登于他自己主编的激进杂志《每月评论》的封面上。

立陶尔中心，熊彼特和斯威齐辩论的地方。这栋建筑于1937 年启用，建筑风格与哈佛传统的殖民地和佐治巫风格完全不同。熊彼特的办公室在这，有两间。

熊彼特刚给一个研究生班授完课，他此时已走出情绪失衡的阴影。

在度过了几十年的学院生涯（算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交换教授的经历，他已在五所大学担任过教职）后，熊彼特包经很好地理解了教师的作用。正如他在1946年所写的，门外汉总以为自己理解什么是“教授”。然而，这个词指的是一群人，他们的类型、职能和智力都有很大差异。其中有学院管理者、大学政治家；有讲授当前知识的教师和传授特殊教义或原理的教师；有“学无止境”的学者、科研组织者、理想化的研究工作者、技术型的研究工作者。所有这些人和其他人彼此迥异，难以互相理解及欣赏。然而，只有认识到这些人共同构成了现代大学，欣赏他们合作或者不合作的态度，接受形形色色的人才类型，才能真正理解大学及其运作模式。如果坚持把所有大学教授都打造成一个样子，那么，不仅会抹杀这些人的特性，也会抹杀大学的本质。

与大多数同事相比，熊彼特在工作中扮演了更多角色。即使在职业生涯的现阶段，熊彼特也在忙于研究和撰写著作之际，继续努力完善自己的教学工作并尽力满足学生的需求。他不只是简单给学生们布置繁重的阅读任务，还在课堂上，在研讨班中传授复杂艰深的知识，以督促学生进行课后阅读来跟上教学进度。一名学生回忆说：“在给学生答疑时，即使学生提出的是最愚蠢的问题，他也会和蔼以对。他的答疑时间非常著名，所有学生都从他那里获得了帮助。”在这一时期，他直接指导的论文数量要少于20世纪30年代，因为没有那么多学生写他喜欢的主题：经济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思想史。他仍然坚持每年至少给研究生的经济学俱乐部讲一次课，没有哪位教授还能做到这一点。

甚至当他并不是论文评审委员会正式成员的时候，他也继续给大量博士生提供建议。1947年，他了解到年轻的哈里•约翰逊发现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一个数理错误（一个倒置的比率）。成千上万名经济学家已经阅读过李嘉图这本首版于1947年的名著；但是很明显，除了约翰逊没有人注意到这一错误。熊彼特立即建议他就此写一篇论文，随后又协助他发表在1948年的哈佛《经济学季刊》上。这位在坎布里奇大学作研究的加拿大年轻人后来说道，如果是在英国，没有人会如此慷慨或乐于助人。约翰逊后来成为同辈人中最有创见和最高产的经济学家之一。

总的来说，哈佛经济系的变化趋势让熊彼特深感焦虑。学生人数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47年的经济系长远规划报告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在开头回顾了经济学过去20年的发展，而这一时期正好与熊彼特待在哈佛的时间相一致（1927年他首次访问哈佛）。在这一时期，大萧条、“二战”和战后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而易见。报告注意到了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中的平衡问题，“出现了微妙的调整”，天平已经开始倾斜。现在，教授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研究生教学上，而只把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在本科生教学上。

 学年

 常设教职

 本科生

 研究生

 1925~1926

 10

 324

 75

 1935~1936

 13

 376

 47

 1947~1948

 17

 726

 264

报告接着建议，必须扭转系里取消研究生导师制的早期决策，这是熊彼特长期敦促并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实行的政策。通过“重建一支强有力的年轻助教和讲师队伍”，来增加所需的研究生导师。因为本科生的数量已经迅速增加，必然需要招聘很多新职员。

对熊彼特而言，重新强调研究生导师制可不是个好消息。它意味着，大量年轻教员将被分配给大批新研究生。没有哪个团队能够发展出他过去习惯拥有的那类关系，也没有哪个团队可能沿袭他的经济学思想。经济学领域正在变得狭隘、专业化和政策导向化，而这些恰恰是熊彼特最讨厌的。他关注的主题似乎与即时的公共政策问题缺乏关联，从而失去了对研究生的吸引力。熊彼特从到哈佛起就开始教授的经济理论，如今已被凯恩斯主义垄断。因此，退出院系工作，回到风之丘陵做孤独的学者，开始越来越吸引熊彼特。

他仍然热情招待来哈佛访问的著名学者，有时甚至邀请他们住在塔康尼科。在夏季，熊彼特夫妇还可能邀请他们一起去听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坦格尔伍德（Tanglewood）的音乐会。偶尔，熊彼特以前在波恩的学生埃里克•施奈德会来看望他。正如一名研究生后来回忆的：“施奈德先生，这位一流的德国经济学家，就像小狗一样跟在熊彼特后面，以助教对待教授的欧洲方式围着他转。”

与此同时，熊彼特在哈佛之外的地位也在持续上升。1948~1949年，他恢复了接受其他大学和职业团体讲学邀请的习惯。他在墨西哥城分别做了为期五讲的两次系列讲座，这些讲座与他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就任演说一样棒。熊彼特与一些学者和其他公共演讲者不同的是，他没有一次照本宣科。他总是从事前准备的简洁标题自然开讲，在“资本主义的衰变”、“老的思想和新的事实”以及“经济学的不足”等诸如此类的主题范围内，给出了引起争议的观点。在这些演讲中，他都尽力更好地理解出现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正在演化的混合经济。

1949年，就在熊彼特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一年后，总部设在巴黎的拥有5300名会员的国际经济学会选举熊彼特为主席。这一殊荣（意味着他的美国和海外同行对他的最高认可）对他而言，有着很多意义。尽管熊彼特对二战后的哈佛深感不满，尽管伊丽莎白的癌症让他备感恐惧，尽管职业生涯中有过诸多不如意，但他最终还是满意自己的职业成就的。现在，当熊彼特65岁之际，他毫无疑问地实现了少年时在维也纳设定的目标之一，即成为社会名流。此时此刻，他不是昙花一现的财政部长，而是仍然健在的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已于1946年过世）。那时还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有的话，他也将毫无疑问地获得这一殊荣。

第二十五章 有关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就是混合的。它的力量在于：动员市场机制指向人类目标，并监督这些机制以使其不要偏离设定的共同目标太远。

——保罗•萨缪尔森，《公共机构在现代美国经济中的作用》，1980年

1943年，就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出版后不久，熊彼特为西摩•哈里斯主编的《战后美国经济问题》一书写了一篇简短的文章。在文章中，熊彼特从历史述评的角度展开讨论，继而推测未来。他注意到，即使在所谓的自由放任时期，“法律、习俗、公共舆论和公共管理强制执行了大量公共计划……关于不远的将来，我们不应该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类非此即彼的词汇来进行讨论，实际上可以找出很多类型的中间道路”。

在此，熊彼特以他惯常的开拓性方式，几乎完美地预见了后来以混合经济闻名于世的经济模式。这种类型的体制（私人企业因其对繁荣的作用而获得了生存空间）成为“二战”后一些年间发达工业国家的标准体制。直到今天，它仍然如此。尽管熊彼特在1943年发表了这一评论，但他和其他大多数分析家都不相信这种混合经济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他们趋于假设所有体制要么转变为传统的资本主义，要么转变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熊彼特（和其他许多人）发现，很难想象这两种体制能长期妥协，这与马克思把社会分割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有些类似。

熊彼特在1943年所写的其他文章中，也很清楚地表述了这种困难：“无论我们多么赞成新政的某些政策或所有政策，都不能不加批评地全盘接受……通常的观点似乎是资本主义将不足以承担（战后）重建的任务……这种观点本身将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熊彼特很担心当战争期间的临时经济措施取得最耀眼的果实之际，将改变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使其走上社会主义之路。

在看过战争期间的美国经济数据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极端讽刺的事实。1944年，在全国战争动员下，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939年的两倍。尽管绝大多数商品实行配给制，但熊彼特相信，消费经济也在与军工生产一道快速增长。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38~1944年，美国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22%。这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经济成就，从未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在大规模战争期间如此发展（英国在同一时期的人均消费支出下降了20%），但是美国经济产出的40%都是战备物资而非消费品。

在1943年，熊彼特已经观察到，“被压抑的需求”甚至能在军工生产急剧下降之后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向前发展。在战争期间，人们已经节省了大量金钱，尽管消费支出在增长，但是他们也买不到新汽车、冰箱或其他许多他商品。退伍军人想安顿下来，他们想购买新商品和新房子，开始新的家庭生活。因此，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要比大多数专家想的容易得多。

在熊彼特看来，真正麻烦的问题并不是经济而是意识形态，即新政对商业的广泛偏见。“公众已经不再支持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私人财富被道德禁令封锁了。”如此一来，企业家将不得不在“公众的敌意面前工作，他们的创业动力下降了，也不能追加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熊彼特早年使用过的“风险资本”这个短语在40年后盛行开来，它不是熊彼特首创的，其来源已无法追查，但熊彼特的确是使用该术语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害怕像1919年那样，干预经济的大量新联邦机构不仅不会很快消失，还会因为农民和工人的支持而长期存在。因此，国家会继续向社会主义迈进，这不是经济原因所致，而是民选官员的政治权宜之计。熊彼特预计，这些政策将再次导致大企业因政府干预而失去自由。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会成为日常的政治话题。尽管人们仍然称自己的体制为资本主义，但它是“没有未来的资本主义”。

熊彼特继续争辩说，在美国和海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较高比率的公共支出可能会导致政府全面控制投资。一些工业可能会被国有化，并且，如果政府“尽力根据商业理性原则运行国有化工业的话，引导性资本主义（Guided Capitalism）将演变成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后者具有如下特征：特定产业由政府所有和管理；政府完全控制劳动和资本市场，国内外企业都由政府控制”。

政府可能只会国有化大企业，因为农民和小商人会抵制国有化，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政府都没有将小企业收归国有的特别理由。结果是，“在可预见的将来，私有和国有会共存”。这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局面会导致企业、劳动力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檫，也无法获得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的“动力”。“另一方面，在这种混合状态下，在其他状态下会消亡的许多人类价值观都将继续存在，因此，我们既没有理由心怀恐惧，也不必因此欢欣雀跃。”

在这里，熊彼特实际上承认，新政的许多立法，比如《社会保障法》、《国家劳工关系法》，已经让美国的资本主义更人性化，它们也不会再被取消。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其他关键立法，例如《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已经把全美资本市场从其习惯性腐败中拯救出来，这些立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熊彼特认为，在1943~1945年，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之时，政府是否还要继续事无巨细地干预生产和分配。

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存状态以及“没有未来的资本主义”时，熊彼特生动描述了不断发展的混合经济的许多方面。他通过这些隐喻暗示道，没有人真正清楚该期待些什么，对于未来，我们更需要展开丰富的想象。但是，他严重误判了战时机构的成就，更不用说对国有化的判断了。国有化最终并没有发生。共和党在1946年控制国会时，曾试图恢复部分新政举措，但没有成功。除了选征兵役局外，几乎所有美国战时机构都在1945年后期被迅速撤除（随着冷战的升温，有一些又在1947~1949年间被重建）。熊彼特在1943年的文章中进行的分析，可能更符合英国和欧陆的情况，而非美国。介于熊彼特的欧洲背景，他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1943年时，熊彼特已经60岁，而他在美国仅仅生活了12年。

第二世界大战后，当广泛的国有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如火如荼上演之际，美国模式的混合经济确立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正统凯恩斯主义一直在华盛顿居于统治地位，其核心内容就是为消费者的购买力提供公共支持。这场“财政革命”包括非常严格的累进所得税以及熊彼特反对的其他措施。但是，正如他在1943年所说的，“在这种混合状态下，在其他状态下会消亡的许多人类价值观都将继续存在”，他看到了混合经济的吸引力，也看到了（尽管心存疑虑）混合经济会保护和强化美国的资本主义。

在1945年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资本主义》词条中，熊彼特总结了当时的形势并对未来进行了预测。他准确地感觉到，世界经济正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点上，极好或极坏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的说法又一次更适用于英国和欧陆而非美国，他对混合经济的理解也在日益加深：

我们会更加关注不远的将来，充分想象转型的进程会发展到哪一步。为了实现转型，即使不对产业实施广泛国有化、管制或束缚，政府也已经通过税收和收入分配制度，控制了劳资市场与价格，而且只要沿着政府倡导的生产路线（住房供给计划、国外投资）就可以系统地加强控制；较为公正地说，引导性资本主义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如此一来，预测资本主义秩序能否幸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时间问题。

在发生危机以前，熊彼特已经发表过类似评论：“一战”和大萧条期间所写的文章，以及在“二战”期间写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他那时与在1945年一样，最担心的是资本主义能否存续的问题。

1945年11月，熊彼特在蒙特利尔发表了题为“面对现代社会主义的趋势，私人企业的未来”的演讲，并从其他视角考察了相同问题。在演讲中，熊彼特讲到了自己同当地天主教实业家的联系，因为邀请他来演讲的是他以前的一名哈佛研究生埃米尔•布维耶，他也是一名牧师。对于能用法语演讲，熊彼特非常高兴。

熊彼特在开场白中说道，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赞同诸如资本家剥削工人这类观点，而实际上这是个伪命题。正如他已经多次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几十年来，工人的真实工资一直在提高，这个上升趋势只在萧条期间被中断过。除了在衰退期外，工人工资在国民总收入中的占比始终是稳定的，并且这一比重还随着西方民主国家普及累进所得税而有所提高。在大萧条期间，社会主义思潮普及开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它会随着“工业大发展的涌现”而消失。基于阶级斗争的论点是“个深刻的错误”，因为与亚当•斯密或马克思的想法正好相反，现代商人并不时常拥有自己的资本。实际上，商人“就像军队指挥官；就本质而言，商人不过是领导其他工人的工人”。商人同银行家的冲突绝不会少于他们同工人的冲突。

熊彼特强调，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找不到二战后经济问题的答案，甚至在民主社会主义中也一样。为此，熊彼特认为，特别是在那些受梵蒂冈影响特别大的国家，教皇庇护十一世1931年发布的通谕《四十年》可能更为有效。通谕的经济部分“认可现代经济的各种要素。在提供了一份整治乱世的药方的同时，它也向我们展示了创新精神在新框架中的作用。现代经济是有组织的，但并不实施严格管制。它反对各种带有中央计划倾向和官僚作风的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它是唯一能够阻止后者出现的方式”。

《四十年》的基本教义就是政治理论家所谓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在这种体制下，诸如农业、工业、采掘业、建筑业和劳工将自发组成协会，实行自治，并促进各自内部以及与更广泛的社会团体间的联系。从历史上看，19世纪的天主教理论家就在提倡用社团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团主义更类似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不过，为了减少创造性毁灭对人类价值观，特别是家庭价值观的影响，它对竞争施加了一些限制。

教皇利奥十三世在1891年发表了著名的通谕《新事物》，有条件地对资本主义表示了支持，但彻底反对社会主义。它已经倡导了许多社团主义的原则：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劳工的集体议价权、劳资双方进行合作，以及政府加以必要干预来确保最低工资。1931年庇护十一世的《四十年》（如此命名是因为它问世于《新事物》颁布四十周年后）重新确认了这些原则，并且继续承认设定的工资水平要保证企业不致破产和引发通货膨胀。这两个文件都写得非常细致、精确，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天主教经济教义的基石。

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熊彼特在德语文章中已经倡导了一些社团主义措施，主要为了应对已显露端倪的工资争端。那时，他向企业家和工人双方建议成立一种社团性组织，这些组织将定期开会以公平地解决工资、物价和就业安置等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德国和意大利都声称要采用社团主义原则，所以社团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到了一起。然而，熊彼特1945年的建议与两位教皇的通谕一样，都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因为他们都反对法西斯残暴政权的基石：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恰恰相反，熊彼特试图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些中间地带，在他看来，前者因其不公平而逐渐失去公众支持，后者则有功能障碍（和专制主义倾向）。

熊彼特承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独自解决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在产业内部制定劳资双方共同认可的合作协议：

只举一个例子，让我们扪心自问在萧条中发生了什么。企业A之所以不能运转，是因为企业B无法运营；而B不能运营是因为C发现自己不能进行生产，如此等等。没有哪家公司可以独自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所有产业都停滞的原因很简单，只要威胁所有企业家就能让一切成为废墟，而工人将成为最终的牺牲品。但是专业协会的合作行动……是治疗这一病症的最好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专业协会之间的社团主义将为劳资双方的和平共处扫除最危险的障碍。

实现上述这种安排并不容易，而正在增强的世界共产主义力量便是原因之一。不过，社团主义不仅具有经济作用，也有社会作用。它“暗示着一种道德变革”。

从本质上来说，社团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基于劳资双方可能和谐相处的假设。熊彼特不同于马克思，他相信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对抗是可以避免的。从历史上来看，社团主义的方案曾在几个国家中运行良好。无论是在第一世界大战前还是战后，德国都促进了产业自治，其目标是制定行业标准，保持价格和工资水平稳定，促进劳工和平（labor peace）。德国体制的关键是卡特尔。在卡特尔之中，产业集团中的所有成员都会配有一部分市场，也没有成员会私自违背协议，降低价格或提高工资。美国占领期间的日本也采取了类似的安排。

不过，这些安排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当它们被移植到像美国这样有激烈竞争传统的国家时，同业成员会在签订协议后迅速反悔。而且，由于美国的不成文法不赞成“限制贸易”，所以法庭也不会强制要求协议的执行。即使企业遵守了协议，消费者也要经常忍受较高的价格和产出的下降。美国在1933~1935年间的经历大体便是这样，当时许多产业在1933年《国家工业复兴法》的倡议下，签订了社团主义协议。而由于国会努力帮助产业工人，也导致美国劳工运动高涨。193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国家工业复兴法》违宪，判决理由是行政机构非法获取立法权力。接着，国会又重新颁布了严格适用于工人的法律条款，并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为熊彼特几乎从未支持过任何特定项目，所以，蒙特利尔演讲意味着他激进地偏离了自己坚持的客观科学实践。这次演讲也再次表明，他并不认为创造性毁灭会伤及普通大众，反而首先伤害的是资本家自己，因为他们会被更具创新性的企业家赶超。社团主义可能会减少创造性毁灭的破坏作用，但它肯定无法阻挡创造性毁灭的步伐。熊彼特之所以会欣赏《四十年》（几年后，他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就任演说中再次提到这一通谕），是因为它指出了一条在二战后能够替代社会主义转型的政治道路。此时此刻，他一直在近乎绝望地寻找替代非专制性主义的道路以替代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生动描述的社会主义。

熊彼特在1946年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二版撰写新章节时，融入了自己的战后忧虑之情。在这一章中，他争论说，资本主义存续的最大希望可能不在于同其他体制相妥协，而在于美国自身的繁荣。他强调说：“只有美国不需要在现代社会改良计划背后偷偷行动，基本的困境……存在于经济进步和大众真实收入的迅速增长。”他推断，在二战后，美国的富足和榜样作用会影响整个世界。如果一国的国民收入水平足够高，其商业氛围就会很好，同时还能提供良好的社会福利。如果一国能拥有美国那样强大的经济，那么它就像挂着很多节车厢的列车的发动机一样，甚至能引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实现繁荣。当然，他也发现了几个潜在的问题：美国的高赋税是维系战争支出的必需品；强大的通胀压力，这是所有国家在重要战争之后都会面临的问题；以及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主义习气。

然而，总体来说，“我们正在见证巨大的产业成功”，这是我们能够保持乐观的真正理由。这种成功有很大的潜力，能够支持非常高的工资水平，“而这种工资水平能令经济层面的社会主义销声匿迹”。如果美国能够长期维持像战时那样令人吃惊的高速经济增长，那么“甚至可以满足包括老年人、失业者和病人等在内的社会最贫困阶层的一定经济要求，这将（和每周工作40小时一起）使苦难或渴望都不复存在”。当然，正如熊彼特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一版中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诉求不只是经济上的；但是，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成就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任何竞争性体制只能进行意识形态防御。美国经济是如此繁荣，以至于20%的税赋比例也不会伤害工业生产。这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陈述，因为它出自厌恶税收的熊彼特之口。

但是，美国的繁荣也面临几个内部障碍。首先是简单的管理不善问题，不论是在联邦政府，还是在州和地方，都有大量机构的职能交叉重叠，导致多头管理和协调不畅。美国政府机构分散而落后，缺乏统一且富有经验的管理部门，相比来说，欧陆国家和英国对国内事务的管理要好多了。其次是由政府强加的工资和物价管制问题，熊彼特相信这些管制会成为企业家精神和经济进步的泮脚石。最后，“公众强力支持的官僚对产业自治（自我组织、管理、合作）持续的敌意，是实现有序进步的第三个障碍”。

这里所说的进步可能包括了其他内容，比如控制经济周期和间接打击社会主义趋势。在这里，熊彼特再次赞同了在蒙特利尔演讲中提到的社团主义自治模式。但是，美国政策不仅没有向这一目标迈进，反而越来越趋向于弱化企业家精神，尽管许多分析家对此并不认同。面对左派极端分子的指控，熊彼特愤怒地说道：“伤害资本主义经济进程，是一些人最希望看到的改革成果。在他们看来，没有这等功效的改革几乎毫无吸引力。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能够确保资本主义成功的政策改革。”与之相比，熊彼特对美国二战后制度问题的解答，更符合他过去经常倡议的计划类型，即更激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他希望财政体系能够提高储蓄率，从而为新的风险投资提供资本，并确保了美国经济在遥远的未来持续繁荣。

凯恩斯主义者对消费而非投资的强调，遭到了熊彼特的批评。凯恩斯主义者坚持认为，公共部门促进消费，一定会诱导企业高管创办更多工厂，购买更多设备。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刺激消费，投资就不会发生。熊彼特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确信，除了在经济暂时衰退的阶段外，储蓄都会自动转化为投资。凯恩斯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可能存在低水平投资和就业的长期均衡（他曾经援引前资本主义的黑暗时代作为案例）。但是，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所有构想都拒绝长期停滞的存在；并且，“这个有疑问的理论之所以没有简单招致嘲弄”，他认为只有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大萧条的影响以及人们普遍担心它会在二战后死灰复燃。停滞主义理论、过度储蓄及（其必然结果）投资不足，都是20世纪30年代萧条的延续。大萧条的体验是那么深刻，以至于人们基于自己的印象和凯恩斯对萧条的主要观点而得出了错误结论。熊彼特认为，这种现象类似于好马克思问题/坏马克思问题：即使一个理论的初始视角是错误的，但由于它来自一位出色的分析者，所以仍被广泛接受。在这一事例中，凯恩斯的错误视角是停滞和陈腐的资本主义，但实际上，不仅熊彼特持相反观点，日渐繁荣兴旺的美国经济也是极好的反面论据。

1948年，熊彼特应墨西哥一流大学的邀请，在墨西哥城发表了两次系列演讲，每次五讲。他和伊丽莎白在墨西哥城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三周时间，沉浸于当地文化之中，游览了博物馆和教堂，还参观了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古城。熊彼特在名为“社会转型状态下的工资和税收政策”演讲中，再次讨论了战后经济问题的解决之道。他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我们既没有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有二者的混合体，尽管它不合逻辑，但或许不可避免。”美英两国的税收政策都继续追随凯恩斯主义，实施财政赤字，甚至取消了应付战争开支的必要措施，并通过遗产税和超额累进所得税来进行财富再分配。尽管社会各阶层之间可能会发生政治斗争，比如围绕工资水平的斗争，但熊彼特认为，真正的战斗“存在于两种社会利益之间：当前享乐主义和国家经济的未来。”

这是熊彼特与凯恩斯意见相左的又一领域。熊彼特总是关注长期，而凯恩斯的名言是，“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凯恩斯后来试图收回这一评语，但是他从来没有只把它当成一句俏皮话。像他的许多作品已经暗示的那样，他最美好的愿望之一就是经济繁荣达到最小阈值（minimal threshold），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源问题。在实现终结经济历史的目标之时，人们就能聚焦更美好的生活并攀登更高的文化层次。

熊彼特没有这样的幻想。他相信资本主义是没有终点的持续演进过程，他一生中发表过数百次这种评论。企业家和消费者从不会满足于自己拥有的资源，他们欲壑难填。抱负和欲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推动人类奋斗的不单单是“享乐主义”。企业家为了超越而超越，他们希望实现自我，希望有“社会距离”以获取认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定的财富和收入是个人地位的主要保障。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会演化成凯恩斯想象中的文化天堂。

针对当前的享乐主义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矛盾，熊彼特（和凯恩斯以及其他所有优秀经济学家）认为，增长需要投资，因而会延缓某种程度上的享乐需求，这是非常明显的。在墨西哥城的演讲中，熊彼特指出，自由放任的经济用一种方式解决了投资和享乐需求之间的得失互联，而社会主义则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主权得失互换。但是，就介于上述两种体制之间的经济类型而言，比如混合经济，有必要制定明确的政策，以鼓励炫耀性消费，并引导资源进入投资领域。同以前相比，此时的潜在回报几近于零。高效多产的现代资本主义很有可能促进所有公民获得“特定的最低年收入”。这一声明非常大胆，它也显示了熊彼特在1948年对资本主义潜力的坚定信念。

当熊彼特从墨西哥回来之后，《国家商业》杂志的编辑要求熊彼特提供一篇有关通货膨胀的文章，当时的形势表明通胀已成为二战后的经济难题之一。在二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已经采取了强有效的措施来限制通胀，不过，这些措施的大多数已经在二战后被取消了。现在，很明显政府需要进行一定干预，而有关政府应该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已引发了一场全国争论。

熊彼特自1932年离开德国后，几乎再也没有直接向公众陈述过观点。但他这次破例了，因为他相信通货膨胀是美国经济迫在眉睫的威胁。他开门见山地描述了自己在一战后的奥地利、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所观察到的恶性通货膨胀，那时的毁灭性通货膨胀起源于战争，并且它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被控制住了。但是，对大多数国家的官员来说，这样做要付出很高的的政治代价。唯一的例外是意大利：“墨索里尼想让通货膨胀停下来，它便停下了。”在20世纪20年代早中期，墨索里尼在成为众矢之的之前，由于这次和其他成功之举，备受西方国家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的赏识。而另一方面，法国政治家在采取必要措施限制通胀方面却犹豫不决。

熊彼特争辩说，现在的美国很像当年的法国。因为价格管制会带来阵痛，所以政治家和重要利益集团都在回避这一问题。帮助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的庞大支出为财政预算带来了新的沉重压力，尽管这一计划的益处很明显，但它使遏制通胀变得更加困难。1948年11月的美国国会选举在即，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熊彼特在文章的结尾警告说，通货膨胀结束之后，很可能会立即出现一场衰退。因此，必须限制信贷、减少公共支出和鼓励储蓄，以此来控制通货膨胀。当然，这些措施不可能由私人部门来实施，而必须由政府介入。

熊彼特在思考如何描述正在演进中的混合经济时，偶然想到了“工会主义”（laborism）这个词。在1949年夏天的一次公共研讨会上，熊彼特分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建议说：“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工会主义。工会主义指的是……在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利益占主导。马克思会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英国已在工会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很远，瑞典也是如此。熊彼特补充说，苏联政府根本不是工人阶级的，而是彻底的独裁政权。

快速变革的世界经济再次推动了熊彼特对未来的想象。他对六位英国经济学家分析当代情况的著作发表了长长的评论，并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工会主义理论。他写道，在二战尾声之际，英国选民终结了丘吉尔的保守主义政府，选举出工党占多数的下院。自此以后的这些年，“工党倡议、执行或提议的每件事情，更适于贴上‘工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标签”。工会主义“不仅意味着有利于工人利益的公共支出最大化，还意味着工资将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英国的工党政府已经颁布了用于逐步分离富人及其财富的税法。与此同时，熊彼特在维也纳青年时代就欣赏的英国公务员，已迷恋上了工党推动的经济计划。公务人员对待工商业时已经不知不觉地变为“彻底的官僚虐待狂”（down right bureausadism）。

熊彼特为1949年12月30日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准备的文章，仍然讨论的是西方经济政策最近的变革。这篇文章名为“长驱直入社会主义”（The Marchin to Socialism），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50）第三版的新章节。在这篇文章中，熊彼特评价了英国、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在过去20年间颁布施行的一系列政策，他把这些政策视为工会主义政策。接着，他再次以讽刺的口吻说道：

如果你认为我“不赞同”或希望批评这些政策的话，你就完全误解了我的观点。我不是那些贴有“社会主义者”标签的人中的一员。甚至在18世纪，这些政策就已经受到了保守主义甚或独裁主义统治者的拥护；其他一些也包含在保守党的计划之中，并在新政之前很久就得以推行。我希望强调的是这一事实，即我们确已远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并且更进一步的事实表明，我们有可能发展和规制资本主义，以创造私人企业的运行条件，在这一点上，我们与天才的社会主义计划者几乎没有差异。我能想到的经济学家毫无疑问都强调了他们认为可能存在的差异，但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

熊彼特声称，许多经济学家正在讨论工党的安排是否真的具有持久性。但是，他再次强调资本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家庭主妇可以通过她对豌豆和菜豆的选择而影响生产，或者年轻人可以选择在工厂还是农场工作，或者工厂管理者可以在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上发挥作用；它还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态度、一种文明——不平等和家庭财富的文明。然而，这种文明稍纵即逝。让我们尽可能为此欢欣鼓舞或悲伤叹气，但是，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他承认“社会生产力在当前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发展”，并且注意到乐观主义者相信这一切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像已经多次争辩的那样；他继续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能轻易永续的体制。有很多诱惑使我们不断给骆驼背上添加更多稻草，但是真正的危险在于：这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就会诱使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支持，用社会主义来替代资本主义。

在1948年的墨西哥演讲中，熊彼特已经谈到从资本主义向工会主义的社会转型。但是，“转型”不是一个合适的形容词。纵观熊彼特在墨西哥的两次系列讲座，资本主义体制不但仍然存在（以他曾经讲过的混合经济形式），而且风靡全球大部分地区，这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现代资本主义有时的确没有未来。在经济下滑阶段和高失业时期，它不得不通过公共福利支出来维系自身。资本主义的确是一种两栖体制。但是，在动物世界中，两栖动物像单纯的陆地动物或水生生物一样强有力地生存着，更何况现代混合经济。

1952年，熊彼特的哈佛同事加尔布蕾斯出版了《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一书。在这本书中，加尔布雷斯讨论说，随着政府和工会力量的增长，曾经商业一枝独秀的美国社会现在已经变得更加均衡了（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工会成员一直在稳步增多）。尽管加尔布雷斯没有使用混合经济这个词，但描述的正是它。当熊彼特在1948年的墨西哥演讲中说这种安排是“没有逻辑的”时候，他展现了另一种体制必胜的信念（和那时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信念一样），这种思想是以纯粹的资本主义与纯粹的社会主义之间毫无明显的相容性为前提的。在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和大多数其他严肃理论家都没有预见到一种切实可行的混合体制，而这种体制将长期维持均衡，并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然而，到21世纪早期，所有重要的民主国家已经享受了至少40年混合经济的繁荣，在有些国家甚至超过70年。在这些国家的各级政府，包括地方、州和国家，税赋在25%~60%之间变动。不同的税赋比重取决于特定的公共福利支出（养老金、医疗卫生保健、住房和儿童保健）安排。瑞典和荷兰的比重最高，而日本、瑞士和美国的比重最低。这种广泛的混合模式，显然是熊彼特在民主国家所观察到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斗争的产物。

熊彼特在20世纪40年代的思想是基于那时的两种超强趋势。一种趋势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规模和力量都在增长。另外一种趋势是社会主义者频繁赢得（许多地方政府和一些国家政府）选举：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欧和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最明显的是印度。这两种趋势似乎都变得更加牢固了，因为亲苏的共产党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西欧民主国家获得了持续的竞选能力。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共产党代表占据了意大利议会的三分之一议席，而西欧的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都是共产党员。

在熊彼特1948年的墨西哥演讲之后的三十多年里，美国内外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趋势出现了有效的逆转。在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没有对基于新政的福利政策进行任何重大改变。削减社会保障、失业救济和劳工集体议价权力的建议几乎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在尼克松政府期间，像莫伊尼汉这样的政府官员，甚至像弗里德曼这样非常保守的经济学家，都要求政府用有保证的年收入替代传统福利政策。与此同时，在大多数北欧国家，福利政策已经比过去更加普遍。分析家已经开始把瑞典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体制作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这可能是未来的关键。

熊彼特没有完全接受混合经济，但是，他的几个最知名的学生成了最热心的倡导者。他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他们对熊彼特从未有过丝毫的不敬。其中最著名的学生就是热情真诚的保罗•萨缪尔森，这是他20世纪5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的照片。

二战结束之后的1945年，熊彼特的第二个倡导混合经济的学生詹姆斯•托宾在家庆祝圣诞，这时他刚刚服完现役。托宾的研究人员中的一位被小说家赫曼•沃克写进了小说《凯恩舰事变》，他名叫托彼特。托宾的职业生涯主要在耶鲁大学度过，他也在总统顾问委员会任过职。

对混合经济感兴趣的熊彼特的第三名学生是阿瑟•史密斯，20世纪30年代期间，他以澳大利亚的英联邦研究人员的身份来到哈佛。1949年，他获得了哈佛的终身教职，他与熊彼特和伊丽莎白都走得很近。他同妻子凯瑟琳一起，常常去风之丘陵看望熊彼特夫妇。

直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上台，“自由市场”运动才在言论和实质上强力回归。但即使在那时，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没有明显下降（在美国，部分归因于军费开支的增长）。随后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变化，诸如对大量产业放松监管、公共服务外包以及在一些国家（包括英国）已转变成公共部门的产业又开始私有化，主要包括电力、铁路运输、通讯、采煤和汽车制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任何经济话题像去监管和私有化那样备受关注。它们成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复兴的颂歌，但它们实际上意味着工会主义的衰退以及混合经济可预期的再调整。而最大的失败者是有组织的劳工。

尽管熊彼特具有敏锐的想象力，他总是用鲜明的隐喻和其他词汇来描述所见所闻，比如两栖体制、没有未来的资本主义、工会主义、官僚虐待狂，但是，他仍然质疑混合经济的长期生存能力。职业经济学家和普通公民都已经逐渐习惯了非此即彼的思考（斯密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他们无法理解灰色地带。凯恩斯主义算是灰色地带的一种；但对一些自诩为保守主义者的人来说，灰色地带很快成了左翼政治极端主义者的象征（凯恩斯本人肯定也会表示不满）。

在大萧条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煽动性宣传的“二战”环境下培育出来的思维习惯，冷战期间的生死决斗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斗争是利用“美国生活方式”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熊彼特曾经抱怨过的口号，再次取代了冷静的思考和有力的分析。几乎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思考，保卫美国（和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以及所有在混合经济下运行的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究竟应该依赖政府还是工商业。但是，到了21世纪，当混合经济在许多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达60年之久以后（各国的混合经济体制不尽相同），它似乎与所有曾经有过的和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安排一样具有持久性。

第二十六章 经济分析史

为了写一部伟大的著作，你必须选择一个伟大的主题。

——赫尔曼•梅尔维尔，《大白鲸》，1851年

整个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都在努力撰写他的篇幅最长，也最具雄心的巨著——《经济分析史》。与熊彼特之前的其他著作不同，这本书的成功离不开伊丽莎白的无私奉献和支持，无论是在她健康还是生病的状态下。整整十年，为了这本书，熊彼特夫妇花费了大量时间隐居在塔康尼科或埋首哈佛商学院克瑞斯图书馆。伊丽莎白非常想同她的丈夫一起工作：“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就让这本书把我们连在一起吧。”熊彼特在日记中引用了她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一个孩子，有许多孩子？”这里的孩子指的是许多著作。

当然，这是一个很辛酸的评论，它揭示了背后隐藏的很多内容。对伊丽莎白而言，同她杰出的丈夫一起工作的前景只能是充当学术助手，而这蕴含了她对自己的职业和婚姻深深的情感需要。如果她是哈佛或其他重要大学的终身教授，她可能会继续研究日本，但鉴于妇女在那时典型的弱势地位，这种选择基本不会出现。由于既不能研究日本也没有孩子，帮助丈夫工作就成为必要的替代物，更何况她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年长15岁的著名人物，并决定将他的需要置于首位。

当熊彼特在1940年开始这一新研究计划时，他想自己可以每年写一本短篇著作、每学期写一篇文章。这一计划折射了他在1916年的心愿，他也如是告知自己的出版商。尽管每年写一本书的想法似乎太过雄心勃勃，但熊彼特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目标。里程碑式的《经济分析史》是一部80万字的巨著，相当于8本中等厚度的专著。

整个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都在严厉鞭笞自己进展缓慢，甚至选错了主题。在1943年早期，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难道拿不出一份力所能及的理论大纲吗？”几个月后，当他和伊丽莎白一起在塔康尼科工作的时候，他再次自责。“这些日子我太过放纵自己了……（历史书）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而其实，他的写作进展良好。1945年2月他又一次写道：“我怎么陷入了历史书这个烂摊子？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的了，随便什么东西都要比这份简略的大纲好得多……然而，问题是现在我在做什么？我看唯一的答案就是，谨慎仔细并且尽快完成它！”他在给一位哈佛同事的信中写道：“我正埋首于这部令人诅咒的《经济分析史》（我确信它将置我于死地）。”岁月流逝，1949年他在给另一位同事的信中再次抱怨道，这本书“就像一种疾病，我却不能很快从病中康复”。

熊彼特很清楚自己是颇具天赋的速写专家、理论批评家，他清晰勾勒了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轮廓，也简短描述了他们的人生。他非常享受正在做的这些工作，于是，《经济分析史》最终很好地容纳了一千多位学者，对每个人都给出了最简洁的批评。不过，这本书还远不止于此。它非常详细地捕获了经济思想的渐进演化过程。与其他所有伟大的思想史书一样，它刻画了一代代以先辈工作为基础的或成功或失败的分析家；它追踪查明了重要思想家具有或不具有生产力的研究路径；它展示了潜在的开创性思想常常如何迷失，又如何在几十年甚至几世纪之后被重新发现的。

熊彼特在生命的最后九年中一直埋首这部著作，但直到去世他也没有完稿。伊丽莎白拖着病体残躯完成了英雄般的壮举，她把《经济分析史》各自独立的部分整合在一起，并为它的出版做好了准备。1954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时，它厚达1260页，每页近700字。在熊彼特的所有著作中，它是篇幅最长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它有很多方面备受关注，其中之一便是作者完全忽略了自己曾经写过的大量理论著作。在正文中，他的名字仅仅出现在伊丽莎白添加的一些附属评论中。一位知之甚少的读者甚至会因此推断熊彼特对分析经济学根本毫无贡献。

伊丽莎白为这本书撰写了长长的导论和附录，在其间描述了它的架构以及自己促成它付梓的工作。她写道，项目始于对熊彼特1914年出版的《理论和方法的简洁梗概》的“翻译、修改和更新”，这本书是马克斯•韦伯主编的德文名著《社会科学基础》系列图书的第一卷。

熊彼特这部问世于1914年的书已经绝版了很长时间，多年来，有许多学者都希望它能被翻译成英文。与此同时，像伊丽莎白指出的那样，“1938年熊彼特已经完成了不朽著作《经济周期》，随后他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上放松一下，他很希望它能成为一本‘畅销’书，原本预期只要几个月就能完稿。”在1939~1948年，熊彼特教授经济思想史课程，伊丽莎白推断是这门课程激发了熊彼特创作《经济分析史》。

熊彼特主要在L型的克瑞斯图书馆集中进行研究，这所图书馆位于哈佛商学院主图书馆内的一个独立房间。在哈佛，克瑞斯是最完美的领地之一，令熊彼特高兴的是这里也是他最喜欢参观的地方之一。靠墙摆放着从古代一直到1950年的各种语言的无价原版著作，在这里工作会产生一种学术神圣感，即置身于思想圣餐之中。伊丽莎白后来把克瑞斯描述成“学者的天堂”。

随着项目的逐渐深入，熊彼特发现，它是整合自己研究经济学的多元化方式和逃避恐怖二战的合宜途径。“在手头的所有主题中，它是最简单的，是最远离当前事件的。”1943年他给从前的一位学生如是写道。伊丽莎白回忆说：“他能够把所有感兴趣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学、历史、理论以及经济学中诸如货币、周期、公共财政和社会主义等，汇聚在一起。我相信战争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工作用……这份工作能让他暂时脱离令自己极度悲伤的严酷现实，因为他确信战争将破坏他深爱的文明。”

不过，正如伊丽莎白所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熊彼特是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来创作这部专著。“甚至用作消遣的阅读（他喜爱读传记，尤其喜欢多卷本的长篇传记）也开始服务于《经济分析史》的创作，他选择的都是与书中的人、事和背景相关的书籍。”研究除了是学者应尽的职责外，也成了一种嗜好。

熊彼特在给其出版商的信中说道：“这本书将描述经济学分析从古希腊一罗马时代到现代的发展历程和财富。”在整本书中，他区分了“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并尽力压缩后者的篇幅。

与之前的科学著作一样，熊彼特单枪匹马地撰写了整本书。几乎没有秘书型的助手，他向来把手稿交给自己信任的打字员。他的文件体系仍然很混乱，在他去世之后，伊丽莎白在许多不同的地方发现了部分手稿“有些在文件盒中，有些堆在架子上——在坎布里奇金合欢街的研究室，在塔康尼科的研究室，还有一小部分在立陶尔中心他的办公室里。”他去世几个月后，伊丽莎白仍能偶尔发现很多片段。许多页手稿没有编号，甚至有些只是便签而已。

这本书的宏大篇幅不可避免地面临组织和编排问题。“即使像我这样有些编辑经验的经济学家，”伊丽莎白写道，“把一部论及如此众多经济学家并在很长时间内用长篇大论写就的作品整合成一部巨著，也并不容易。”在熊彼特的朋友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伊丽莎白经过反复修改，终于让这些手稿变成了一部连贯的著作。

熊彼特为自己设置了一个范围巨大的任务。他在这本书的开篇写道：“经济学专业提醒局外人，它与通天塔无异。”他对这栋高耸的大厦，即经济学科，实施了一种创造性毁灭，其目的是能够描述“人们为了理解经济现象而永无休止地创建、改进和拆毁分析结构的过程”。

他说，最好的方式是仔细研究“理论史”。经济学不像物理学那样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如果没有介绍经济学家如何进行推理的知识，那么现代问题、方法和结果是无法被完全理解的”。该书的优点之一就是在重要（和许多小）人物的时代背景下绘制其令人难忘的素描。

关于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

柏拉图的目的根本不是进行分析而是对理想城邦的一种超经验想象，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创作。他在《理想国》一书中了描绘“理想国”的图景而没有什么分析，就像画家笔下的维纳斯与什么科学解剖无关一样。不用说，就这一点而言，实际怎样和应该怎样之间的差别没有什么意义。

关于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

（他的）《神学大全》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犹如卡尔特大教堂（Cathedral of Chartres）的西南塔尖在建筑史上的地位……

圣•托马斯的整个社会学，都具有个人主义倾向和功利主义倾向，始终强调凭借理智可以察觉的公共利益。这里只举一个例子，也是最重要的例子，即他的财产理论，便足以说明问题、。圣•托马斯先消除了这个问题的神学色彩，接着便指出，私人财产并不违反自然法则，而是人类理智的发明。私人财产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如果财产划分清楚，就不会为如何使用公共财物而争吵，就会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关于亚当斯密（1723~1790）

关于斯密及其平平稳稳的一生，无须详加介绍。仅仅指出以下几点就够了。第一，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第二，他出生于苏格兰文职官员家庭……（同它的）对商业活动持批评态度……第三，他是天生的，也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教授……第四，我不能不认为有一件事情与他有关系，当然，不是与他的经济学有关，而是与他对人性的理解有关，那就是除了他的母亲外，没有一位女人进入他的生活：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对他来说，生活所具有的全部魅力和激情就是著述。

熊彼特赞扬了斯密对工作的献身精神（尽管有点过度），但认为“《国富论》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哪一项是他在1776年首创的。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这些人心里想到的，当然主要是斯密鼓吹的各项政策——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殖民政策等”。斯密的讨论非常强烈地冲击了已被大多数人相信的和谐之音。但是，熊彼特注意到，没有人能够像斯密（前修辞学教授和整个18世纪最有说服力的作家之一）那样雄辩又清楚地表达这些理念：

如果斯密没有鼓吹自由贺易和自由放任，《国富论》会怎么样？《国富论》这台戏还强调：地主不劳而获，冷酷无情又懒惰；雇主聚在一起就会捣鬼；商人只知道自己享乐，而让其店员和管账先生干活；穷苦的劳动者养活社会其他成员过奢侈生活。有人认为，斯密远远超越了其时代，冒着招人辱骂的危险，表明了自己的生活观点。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对于斯密的真诚，我毫不怀疑。

在斯密那里，熊彼特为自己的一些观点找到了完美的论据。对斯密而言，人类“本质上是一样的，对一些简单的刺激会作出相同的反应”。最重要的是，斯密“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并“使他的论点和材料显得很生动，这正是引起更多公众注意的方法”。相比之下，熊彼特相信人们存在很大差异，即他们的欲望，特别是他们的天赋都有各自迥异的特征。作为一名学者，他不愿为了迎合读者而盲目追逐流行观点。他常常与那个时代的风尚背道而驰，非常厌恶宣传，不论这将对受众的多寡产生怎样的影响。

熊彼特发现了《国富论》的许多缺陷。有时，他似乎不恰当地认为斯密是一位优秀的修辞学家和拙劣的思想家。但是最后，他认为《国富论》配得上所有赞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部著作，它没有只作辩护，还进行了分析。”在经济学领域，斯密远远超越了他的前辈。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有了9个英文版本，这还不算爱尔兰和美国出的版本，并（据我所知）已被译成丹麦文、荷兰文、法乂、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加斜体的不只有一种译本，俄文第一个译本出版于1802~1806年）。由此可以看出，《国富论》一发表，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这与不那么好衡量的真正有意义的成果比较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从大约1790年起，斯密就成了导师，不是初学者或公众的导师，而是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斯密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与他同时代的人是不会想到要授予他这一称号的）。

在详细考察了斯密及其先辈后，熊彼特略作停顿，赞美了一些“管理顾问和小册子的作家”，他们大多是美国人。他特别称赞了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发布的“《工业报告》，虽然无疑是想描述美国工业情况并提出一项发展纲要，但实际上包含了出色的‘应用经济学’”。熊彼特也顺带提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优秀经济学著作，“尽管没有什么纯分析价值可言”。

斯密从重农学派那里得到了很多启示，而在介绍法国重农学派的那一章中，熊彼特写道，这个团体的力量导源于一个人的劳动，即弗朗索瓦•魁奈，他是时至今日仍然值得称道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整个重农学派都挚爱魁奈的教导，“整个经济学史中只有两个例子可以与之相比：那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启示的忠诚，以及正统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启示的忠诚”，三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根据个人关系和相同教义而联系在一起的“学派”。他们的成员“总是集体行动，互相标榜，共同奋斗，每个人都在集体宣传中尽自己的一份力”。

熊彼特此处的分析再次暴露了自己的许多看法。他在职业生涯中放弃了建构理论学派的想法，而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把领袖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这一点不仅表现在魁奈、马克思和凯恩斯的例子中，也体现在李嘉图、施穆勒、门格尔和马歇尔那里。每个例子都表明，经济思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创始人的风格和魅力。他很明显把这些人物视为理论的企业家，尽管他没有明说。

熊彼特斩钉截铁地强调了这一点。在探究李嘉图（1772~1823）的影响产生的原因时，他写道：

我认为，答案在于他的宝贵领导才能。他使人神清气爽，也使人急躁暴怒。在两种场合下，他都使人惊醒过来……他的教导，在中间和较高一层，作为一种新东西被确立起来了，同它相比，其他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低劣的、过时的、陈腐的。他的那批人很快就形成这样一种态度——看起来是那么可笑而又，唉，那么可悲——群得到了新玩具的孩子们的态度。他们把它看得异常重要。对他们来说，它具有无法衡量的价值，只有过于愚蠢以致不能上升到李嘉图高度的人，才无法欣赏它。而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争论、兴奋、新的热情和新的生活。

在讨论李嘉图的贡献时，熊彼特不仅详细分析了它们的内在价值，还分析了李嘉图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果再次把熊彼特的职业生涯及其“缺乏领导才能”的感觉与李嘉图相比较，会非常生动有趣。李嘉图通过热心参与他那个时代最突出的政治问题，即货币政策和自由贸易，而获得了声誉。并且，他总是站在可能获得胜利的一方。“人们喜欢他的理论，是因为他们赞同他的建议。他成了一批人的中心，这一批人仰仗他的指导，又捍卫他的意见，使得直到今天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依然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位经济学家，既不单单是他对将要胜利的政策所进行的鼓吹，也不单单是他的理论，而是两者的巧妙结合。”熊彼特建议读者注意李嘉图和凯恩斯的相似性，“以上段落中的每个词可能也同样适用于后者”。与凯恩斯一样，李嘉图在研究经济学之外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活。在其他方面，他是如此繁忙以致“就像一名优秀的摔跤选手，即使把右手绑在身后也能进行比赛”。

在熊彼特看来，这是李嘉图的（和凯恩斯的）分析方法存在严重缺陷的一个原因。他们二人没有彻底深入探究原理，也没有充分评价其观点的对立面，他们在分析所有问题时都使用了一些基本原理，无论这些原理是否够用或者适用。原理本身成了一台“发动机”，“这部机器的应用范围很广，不管……问题是一项赋税的效果、工资的作用，还是一种规定的影响，抑或保护政策或其他什么东西的成效。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可以一劳永逸地构造一台机器，以便随时用于各种目的……但是，很显然，尽管一部有缺陷的机器偶尔也会成功，但那种进展很容易被证明是在走弯路。我要立即说：李嘉图主义的分析正走了一条弯路”。凯恩斯同意这个评论：“如果19世纪的经济学沿着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行的话，那么今天的世界将更加富饶和明智。”

受斯密和李嘉图启发的古典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不会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这一进程在19世纪仍然缓慢向前发展，没有中断。新的社会形成了，新的杂志被创立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1818年创设了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教职。1824年，南卡来罗纳学院指派了一位化学教授做经济学的演讲。在英国，牛津大学于1825年创办了一个讲座；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于1828年、都柏林大学于1832年都创办了类似的讲座。此前，黑利伯瑞的东印度学院（East India College）在1805年已经设立了一个教职，讲授历史、商业和财政知识，马尔萨斯获得了该职位。

在维多利亚时代，尽管英国经济学界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视为“稳定的”，但它引领了世界。英国的领导地位部分来自其领先的经济，讽刺的是，英国经济是动态的，而且本质上是不稳定的。不过，英国经济学界的领导地位主要反映的是大批英国分析家的智慧成果。

例如，自由贸易原理在维多利亚时代已到达巅峰。它的倡导者“宣称是对其争论完美的一般化。对他们而言，它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拒绝接受它的人都是蠢人或坏蛋，或二者都是”。然而，熊彼特注意到，自由贸易是一种能给低成本制造商带来优势的政策，而当时的英国在许多产品上都具有这种优势。这种情况解释了为什么自由贸易在英国最为成功。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中，很少有人相信自由贸易。而在美国，尽管职业经济学家经常鼓吹这一政策，但它在实际中很少被采用。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在这段时间取得的知识进步与整个西方文化是不相匹配的：

毫无疑问，工商业阶级和自由职业阶级一般住在丑陋的住所之中，过着庸庸碌碌的生活，这种住所足以玷污其融合的过去各种风格；他们购买同一种类型的丑陋家具和不伦不类的绘画；他们所拥护的戏剧和音乐传统，其可夸糴之处都是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他们所阅读的文献，除了科学方面的专业文献以外，大都是各式各样的平庸之作。这种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生活风格——在英国被称为维多利亚风格——今天就是枯燥和沉闷的别名，实际上证明了资产阶级缺乏文化领导才能，这同其缺乏政治领导才能一样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熊彼特补充道，平庸的资产阶级文化通过另类的创造性毁灭施加了反作用。在19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化和艺术的现代思想遍及音乐、绘画、建筑和文学领域。倡导这种复兴的资产阶级与其沉闷的先辈有着相同的背景。“当1914~1918年那场毫无意义的大灾难突然降临到资本主义头上而使其陷入一片混乱时”，资本主义社会正行进在创造一种新型文化的大道上。

在熊彼特笔下，发生于“一战”之前50年间的一种重要趋势，就是经济分析的“职业化”。约在187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之间缺乏学术联系，正式的教授人数也很少。而在随后的一代人之中，一切都变了。1871年，哈佛创设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职，耶鲁在1872年也设立了同样的教职，更戏剧性的扩张随后在美国展开。与此同时，“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部（欧洲）国家按照传统路线发展了各自的经济学专业，而法国于1878年在所有大学的法律系中设立了经济学教职，实现了大跨越”。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德国，全国仅有两位全职经济学教授，而在英国常常只有一位。于是，自然会引发谁能胜任该教职的问题，从而导致了一系列无谓的争吵。在变革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这一当务之急上，职业化进展非常缓慢。

就政治立场而言，我们可以找到持各种意识形态的教授。不过，在美国和法国，大多数人都拥护古典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而在自由放任经济学教义的诞生地英国，剑桥的马歇尔“自称对社会主义目标持同情态度，并且没有解释和证明‘不平等的罪恶’”。在德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与马歇尔持相同观点，而非其古典英国先辈。德意志人“是社会福利政策的支柱，并且彻底反对‘斯密主义’或‘曼彻斯特主义’”，他们几乎认为这二者对社会福利的忽视无异于犯罪。施穆勒“曾经公开宣称，一个‘斯密主义者’是不适合拥有教授职位的，即使美国的‘新政’也没有走这么远”。

熊彼特认为，在1870~1914年这一时期，英国有最好的经济学学者（或者像他说的那样，不合格的学者最少）。在美国，有一些经济学家同情民粹主义运动，即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基于农业的平均主义计划，最坚定的支持者位于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支持改革家亨利•乔治，他支持单一税制，坚称房地产的增值完全属于人民，应该被直接收归国库。除了有目共睹的凡勃伦之外，专业人员很少表达真正敌视资本主义的观点。“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被大家奉为‘领跑者’的经济学家，几乎都不愿意用任何激进的社会改革计划来标榜自己。”按照熊彼特的判断，在20世纪初，最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哈佛大学的弗兰克•陶西格以及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

美国早期的专业经济分析之所以相对匮乏，主要源于丰富的商业机会吸引了大批极具经济学头脑的人进入了工商业。在19世纪中期，大学开始教授经济学，但是“对课程和教科书的需求只催生了更多课程和教科书，再无其他。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教学大纲的一些问题吗？即，需求并不是分析向前发展的充要条件，对教学的需求只能催生教学，而无法产生必要的科学成就”。

兴盛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对许多身为一流教授的美国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而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对该学派的简洁分析，算得上最好的评论之一。他的核心信条“可以被准确地总结为，从事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也应是经济史学家”。在施穆勒的领导下，经济史学家在理解社会进程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熊彼特还着重提到了该学派对社会阶级、手工业和商人行会、城市增长、财政政策、银行信贷，特别是工业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功能分工等方面的分析。

通过概括施穆勒的历史学派和门格尔的奥地利学派（《方法论》）间的方法论之争，熊彼特推测说，基于气质差异和知识分子偏见的误解经常是科学争论的源头。任何领域的研究者都偏好自己的方备，这种趋势意味着对其他方法的非理性对待。但是在学术界，这种现象可能无法避免，因为各知识学派“折射了社会现实”，他们也是带有“各自图腾、会战斗呐喊、有情绪波动、追逐个人利益的活生生的人”。

在考虑完各个学派支持者之间不可避免的争论之后，熊彼特又继续开始进行批评性素描。他赞美瓦尔拉斯道：“据我看，就纯理论而言，瓦尔拉斯是所有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他的经济均衡体系统一了‘革命’的创见和古典的综合，这是经济学家完成的唯一可以与理论物理学成就相媲美的工作。”

与之相反，熊彼特严厉批评了无能的分析家。他描述斯宾塞（1820~1903）说，斯宾塞是一位很受欢迎的、颇有影响力的英国作家，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名家，令人惊讶的是，名家既有深刻聪明的，也有愚蠢糊涂的……除了“愚蠢糊涂”外，再也找不出更适合这个人的其他词语。他没有看到，支持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强烈反对卫生管制、公共教育、公共邮政服务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使自己的理想变得荒谬，实际上他写的那些作品极大地讽刺了他所倡导的政策。无论是他的经济学还是伦理学（规范的和分析的），对我们而言都没有任何价值。

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不仅尽力讽刺拙劣的工作，也大力赞扬卓越的工作，不管它出自哪里。衡量好坏的标准是分析的有效性，而不是动机。“最顽固的阶级利益可能诱发真正有价值的分析，而最大公无私的动机也可能除了错误和浅薄之外什么也没有催生。”动机没有什么本质差异，在提出问题方面，它甚至是危险的。“能够进入我们大脑的只有我们自己。在谈到个人动机时，除了自己的嗜好之外，我们找不出其他任何东西。”

熊彼特说，经济理论的核心不是一种政治哲学，用剑桥经济学家琼•罗宾逊“难以匹敌的巧妙短语”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工具箱”。在承认经济理论仍然实现了其潜能的同时，熊彼特注意到，它受到的各种批评背后都有其政治渊源，这很大部分是因为“经济学家放纵了自己的广泛嗜好，习惯于涉足政治学、兜售政治处方，充当经济生活中的哲学家，而他们在这么做的同时，却忽视了明确陈述其推理中的价值判断”。所有这一切的不幸后果是：人们由于不信任许多理论家的政治立场，因而也不信任其经济理论。

熊彼特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真正基础之一应该是心理学，它分析了“所有基础性解释都要依赖的”人类情感。熊彼特知道，门格尔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强调个人选择时，已经下意识地把心理学推向了经济思想的中心地带。然而，他不无遗憾地注意到，经济学家通常并不会主动请教专业心理学家或与其一道工作。相反，他们宁可自己假定生产者、消费者和一般公众的心理过程。

《经济分析史》的统一主题建基于熊彼特在早期作品中已经体现的心理学视角之上：人们对世界如何运行的看法会在潜意识中不断发展。他说，研究任何主题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即“在分析工作前必然要有一种认知行为，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在本书中，这种分析前的认知行为被称为愿景（vision）……这种愿景不仅必须在历史上先于任何领域的分析性努力而出现，并且每当有人告诉我们从某一角度去观察一门业已确立的学科，而这个角度又无法从该学科原有状态的因素、方法和结果中产生的话，这种愿景也许会重新进入该学科的历史进程之中”。熊彼特以凯恩斯的《通论》为例，阐述了后一种情况。凯恩斯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日渐衰退，而他的愿景就建立在这种认知之上。无论对错，凯恩斯在塑造自己正式的经济分析体系之前，已经形成了经济前景一片黯淡的愿景。

熊彼特说，所有分析都始于彼此存在差异的直觉，而它们几乎内生于意识形态。“这种直觉在我们看到的事物中具体化了”，通常来说，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与我们希望的观察事物的方式是很难区分的”。对研究者而言，这种情形非常危险，因为它导致其结论很难具有普遍性。

另一方面，学术规则一般能够纠正源自意识形态的几乎所有错误。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愿景和意识形态，而他们得出的彼此冲突的结论会相互抵消。学术规则“在自发的、不考虑研究者欲望的情况下”，催生了这一结果。但即便如此，特别是在几乎所有结论都会被质疑的经济学中，没有哪套规则能彻底将意识形态驱逐出境，或者防止出现刻意的学术欺诈。如果不是因为人们会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欺诈，那么研究者就无需列举如此众多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自己的理想行事。”

在该书的后文中，熊彼特运用其“愿景”思想分析了盛行于19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经济分析方法。他注意到，从亚当•斯密开始，古典经济学家就使用“稳态”（stationary state）一词描述现存的环境和他们认为将来会实现的一些条件。在此，他们的愿景阻碍了真正的进步，因为它根本没有对变迁过程作出任何解释，而熊彼特恰恰把这一变迁过程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这一问题被停滞理论家的论文一直讨论至今，他们的信念是，创新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处于“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熊彼特认为，这种观点非常荒谬可笑。

为了解释经济学家如何踏上这样一条错误之路，熊彼特再次追踪到系统经济分析的早年，即约为1790~1870年。他说，在那一时期存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三种重要愿景。第一种愿景是，诸如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等“悲观主义者”详述的，正在增多的人口和报酬递减的农业给经济增长强加的限制。从这些前提条件中，他们断言出现了“不断下降的产业净回报，几乎不变的真实工资，以及不断增长的（绝对的和相对的）地租”。

在熊彼特看来，悲观主义者的愿景暴露了一种令人惊讶的想象力的缺乏。在他们创作的时代，工业革命正在改变经济生活，而他们只看到了稀缺和欲望。对他们来说，稳态不仅是一种分析工具（熊彼特也利用它来进行分析），还是一种“未来的现实”。在其他问题中，这种愿景没有解释任何“个人的创新型因素”，而这是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性毁灭理论的试金石。

19世纪早期的第二种愿景带有一种乐观主义基调，熊彼特最喜欢的例子是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和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与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一样，凯里和李斯特认识到，事实证明李嘉图和其他悲观主义者构想的未来是错误的。大多数乐观主义者都缺乏较好故技术分析能力（萨伊是个例外），但是他们的愿景与现实的吻合程度要高于悲观主义者。熊彼特从乐观主义者的案例中总结出两条一般性原理。首先，经济愿景的准确性与那些人所持有的分析能力并不总是相称的；其次，与乐观主义者相比，悲观主义者对几乎每件事情的愿景都给大众更博学多才的感觉。

这一时期的第三种重要愿景来自马克思勾勒的雄伟壮阔的画面，尽管他犯有无数错误，但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理解资本主义发动机的动态学。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如果马克思不是如此痴迷于阶级斗争和大众所受的剥削，他对其他分析家的影响会更大。

熊彼特相信，传统经济学家由于不肯调整自己的愿景，以至于无法理解持续的变迁、企业家精神以及大企业演进的关键而合理的作用，这是一个严重缺陷，它一直持续到熊彼特的时代。在某些方面，这是主流经济学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缺陷。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广泛讨论了企业家精神，这是他对始自职业生涯开端便沉迷的主题的最后声明。他在能够追溯的范围内发现，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梯隆（1680~1734）在一本有关企业实际如何运作的小册子中，首次使用了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但是，坎梯隆没有完全展开其洞见。两代人之后的斯密“偶尔谈到创办者（theunder taker）、雇主和商人——如果不得不谈，他也并不否认企业是无法自动运行的。然而，他的读者的全部观感也仅限于此”。萨伊把这一讨论向前推进到“精炼的论断，即企业家的功能就是把各种生产要素整合到一个生产组织之中”。但是，萨伊似乎没有认识到，即使这种定义也完全没有超越日常商业范畴。

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没有追随坎梯隆和萨伊的洞见。迈出这一步的是斯图亚特•穆勒，他使“企业家”成为英国经济学家中的通用词汇，而且他在分析企业家功用时，从“监督”推进到“控制”甚至“指挥”，他承认，这“经常需要不寻常的技能”。不过，穆勒的定义也未能超出管理者职能多少。而且，穆勒把企业家错位地定为风险承担者，“导致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并且存在路径依赖”。

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经济学家在传统的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增加了企业家精神。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熊彼特的工作。但是，大量分析家仍然贬低这种思想。企业家精神是很难度量的，实际上是无法用数理方式来表达的。所以，很难将它融入正规模型中。就像熊彼特注意到的那样，企业家的收益不易“均等化”，因为它们“根本不是长期回报”。与之相反，在一些重要领域，无论个人企业家的创新何时出现，企业家收益都会随之出现，并且随着创新的普及而消失。与此同时，企业家收益也会对一般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企业家收益也会使企业家致富，因为“实际上，‘企业家’的收益总是与垄断定价有一些联系，无论产生这些收益的是什么，至少在那一时刻，竞争不能同行是必要的条件”。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提供一种新产品或新商标。至少暂时“存在成功企业家可资利用的方法，比如专利、‘战略’以及诸如此类能延长其垄断或准垄断地位，使竞争者难以靠近的东西”。

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特意把战略与企业家精神联系起来，这表明他现在对二者的理解要比撰写《经济发展理论》（1911）时更胜一筹了。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大谈特谈企业家精神，却没有提及战略。这种转变的关键是《经济周期》（1939）对公司史的研究。

在有关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中，战略思想出现得相对较晚，因为大多数理论家假设企业单位是中小规模的。这种企业无法左右其他企业甚或自己所属产业的行为，而战略的本质就在于此，所以，在这些理论家的思想中没有战略概念存在的空间。正如熊彼特提到的，“直到每个人都承认之后，同那些股份公司相联系的大规模生产的事实和问题才被经济学家认可”。大多数经济学家宁可在完全竞争模型下工作，也不愿考虑大企业相互间的战略行为这一复杂现实。熊彼特建议道：“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排除战略原理（Principle of Excluded Strategy）。”

排除战略原理无疑代表了凯恩斯著作的特征。在《经济分析史》题为“凯恩斯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最后一章中，熊彼特分析了凯恩斯思想的源泉和影响，自此以后，他终于驱除了自1936年以来便萦绕于身的幽灵。

熊彼特认为，凯恩斯著作的中心问题源于一种对“英国老化的资本主义的前分析愿景，以及对它的直觉诊断（凯恩斯丝毫没有考虑其他可能的诊断）：英国经济患了动脉硬化症，已经完全没有机会恢复青春活力，而且在日子好过时养成的储蓄的老习惯依旧不改”。像凯恩斯看到的那样，这一过程的结果便是停滞，它在大萧条期间已经肆虐了整个世界。

熊彼特继续论述说，凯恩斯的基本愿景在其早期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中就很明显，在《货币改革论》（1923）和《货币论》（1930）中变得更加清晰，而《货币论》是“凯恩斯最具野心的纯学术冒险，就失败这个词通常的含义而言，它不能算是失败的，但它遭到了尽管善意却是诋毁性的批评，尤其是，它没有充分表达出凯恩斯的愿景”。

当这些发生的时候，凯恩斯明确决定，从自己将来的著作中删除那些可能弱化其论断的所有论据和陈述，他“集中精力构建了一个除却表达其基本思想之外，不再分析其他任何内容的分析体系”。《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至高无上的成就“似乎令他非常满意，以至于他感到自己领导经济学走出了150年的迷途，并最终到达了真理的彼岸”（凯恩斯在《通论》和私人通信中也这么说过）。他的许多信徒分享了这一观点，而他的批评者，包括熊彼特在内，把这一著作视为对凯恩斯以前著作的背叛。

《通论》在1936年出版后，经常应召为激进的平等主义服务。熊彼特认为这一结果极具讽刺意味，因为凯恩斯“在许多方面是相当保守的，特别是触及企业自由时”。尽管大政府的热心信徒经常歪曲凯恩斯著作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仅对大众和‘边缘作家’而且对许多一流职业经济学家而言，凯恩斯似乎给出了一种有关资本主义进程的新奇观点”。凯恩斯主义的最大诉求对象是“年轻的理论家”，而大多数职业老手都持反凯恩斯主义的立场。

1947年，在创作《经济分析史》之时，摄于康涅狄格州的最高峰、临近塔康尼科的芒里加。在这一时期，熊彼特的日记中常常提及他所感到的新的和平景象——像他指出的那样，尽管有时是“没有愉悦的和平”。

1948年同一位客人在风之丘陵，《经济分析史》的绝大部分创作是在这里进行的。伊丽莎白在熊彼特左边。他们夫妇都非常喜欢爱尔兰雪达犬。在这只狗还很小的时候，熊彼特不能完全确定它是雄性的，但仍叫它皮特，以后就一直用这个名字。

哈佛商学院的贝克尔图书绾，为了写作《经济分析史》，熊彼特夫妇于20世纪40年代在此花费了很多时间，小型的克瑞斯图书馆就在这栋建筑的二楼。

在熊彼特看来，《通论》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它令人振奋的分析和生逢其时。“与李嘉图的例子一样，时代问题，不管真假，催生了它，它不可能在我们的领域自发出现。”

熊彼特既欣赏又嫉妒凯恩斯，他并不认为凯恩斯是单纯的学术经济学家。“他是公共舆论强而有力的勇敢领袖，是国家明智的建议者”，他“将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即使他从未撰写过专业科学著作：他是《和约的经济后果》的作者，而当具有同等洞察力却缺乏勇气或者具有同等勇气却缺乏洞察力的人们保持沉默的时候，他突然闯进了国际名利场”。

熊彼特再次比较了凯恩斯和李嘉图：“他的著作是我们上面称之为李嘉图式恶习的一个显著案例，也就是说，一种把实际推论的沉重负荷建立在脆弱地基之上的习惯。他的那个基础虽说脆弱，可是由于简单明了，尽管不大相称，仍然很吸引人，还能令人信服。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虽然还不足够）回答经常萦绕于我们脑际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在驱使人们去倾听某个人给出的启示？人们倾听它的原因何在？它是如何深入人心的？”这最后的评论揭示了熊彼特撰写《经济分析史》这样一部巨著的部分动力。一位评论者推测，该书“的野心是史无前例的，然而，至少我并不清楚熊彼特或其他任何人想写这种大部头的原因”。

而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伊丽莎白在其导论中已有回答：《经济分析史》“把他的所有兴趣——哲学、社会学、历史和理论——都统一在一起了”，随后还能把它们运用到极端广泛的经济问题上。熊彼特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撰写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这本书最重要的工具价值即在于此。

虽然如此，这本书充满着熊彼特的争辩，它们中的大部分都隐含在书的架构之中。例如，他讨论了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阿奎那和其他许多人）的经济思想，并一再表明其信念，即经济学的合理研究必须依靠所有相关原理。与琼•罗宾逊把经济理论定义为“工具箱”相比，他走得更远。但是，除了智慧资本之外，其他工具是什么呢？熊彼特把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描绘成理论企业家，他们在随着时间累积资本的时候，使用或误用了自己的资本（工具箱）。

纵观整本著作，熊彼特阐述了经济推理的非线性演进，即大多数时候是向前推进的，偶尔也会出现倒退。许多意义深远的洞见完全失败并被遗忘了。最成功的进展有点像思想上的工业革命。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描述了由蒸汽机、铁路、电力、公司和信用创造等锻造的革命，而思想的工业革命也与之并行发展。尽管《经济分析史》很有可能像熊彼特早期的类似著作一样，成为严格的、枯燥无味的抽象思想的编年史，但它表现得更加人性化。谁能忘记熊彼特把斯宾塞描述为“愚蠢糊涂”抑或他对亚当•斯密的评论，因为女人的缺席，斯密“生活所具有的全部魅力和激情就是著述”抑或他观察到的柏拉图对完美政府的描绘，“就像画家笔下的维纳斯与什么科学解剖无关一样”？

《经济分析史》成功了，而我们时代的大多数经济著作失败了，它们都把主题中庞杂的人性献祭于数学的严谨之上。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是一部胜过一切的史诗般分析性叙事之作，书中描述了生活在各自时代的真正的人，他们像小说中的角色那样，努力战斗以攻克难题。这些难题有时是纯智力的，有时又是公共政策方面的，通常二者兼有。不过，熊彼特正试图做的和实际上已经做的，是回答他在该书开篇便提出的令人迷惑的简单问题：发现“经济学家如何进行推理”。

在熊彼特的所有著作中，《经济分析史》受到了最全面和最彻底的评价。有关这本遗著的几篇长评等同于悼词，尽管没有人忽略提出批评性评价。芝加哥大学的奈特教授是分享熊彼特企业家精神观点的少数几位同代伟人之一，他奠定了评价的基调：“这本书真是太棒了……太惊人了。”像奈特一样，几乎所有评论者都是经济学界的顶级学者。

在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长达17页的评论文章中，雅各布•维纳用一种惊奇的语气写道：

希腊的、古典拉丁的、中世纪拉丁的、意大利的、西班牙的、瑞典的和荷兰的文献，当然也包括德国的、法国的和英国的文献，全都根据原文进行了梳理。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本由一位颇具创造力、影响力和多才多艺的理论家根据自已的解释撰写的、规模宏大的理论史书……我认为，就我们的理论文献而言，在可比的范围内，不可能在其他任何地方再找到一本这样精彩而又谦虚的著作，并且还是由专家型经济学者写就的分析其他经济学家成就的著作。

三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在那时表达了自己的赞许。库兹涅茨说道：“这是一本壮丽宏伟的著作。”斯蒂格勒说道：“熊彼特精彩地蔑视了那些根据想象中唯利是图的动机来解释和欣赏理论的人，他区分了分析的对象以及与其相关的政策，这一努力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骑士精神。”哈耶克说道：“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从（该书）中获益最多……如果他们不只是经济学家，还是能在复杂世界中运用其知识的有素养的人，那么没有哪一部著作会比该书更清楚地阐明了他们应该知道什么。”

两份最富洞察力的评论分别出自牛津大学的G.B.理查森和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纳尔•罗宾斯，他们都出色地比较了熊彼特和凯恩斯。理查森推论说，《经济分析史》是“上半个世纪出版的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熊彼特展示了“天才所有令人迷惑的冲突个性”，他的个性也“跃然纸上”。

人们不自觉地把他同凯恩斯进行比较。他们俩都光芒闪耀，权威在握，头脑灵活、反应迅速，也都平易近人。他们似乎都具有资产阶级的美德，并且强烈反感功利主义……但从其他角度来看，他们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可以想象，熊彼特相比于凯恩斯的优势在于他是一位学者，至少在经济学范围内……对一些人而言，熊彼特的生活愿景似乎缺少空间和时间限制，如果说他比凯恩斯更悲观的话，那么他的著作更系统和彻底。他们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国籍差异：凯恩斯是纯粹而地道的英国人，并且是英国实证哲学家的直系后裔。

罗宾斯的评论文章被当期《经济学季刊》选作卷首文章发表，长达23页，回顾了熊彼特的整个职业生涯。“他出生并成长于最灿烂和富有教养的欧洲社会……欧洲是理论经济学思考的核心之一。在年轻的时候，他已经广泛游历和考察了许多地方；他同其他许多现代经济分析的奠基人保持了个人联系。”如此一来，熊彼特就知道理论的“内核；他同一流专家中的权威交谈；另外，他也是一名优秀的阐释者和主持人；在我们当中，除了凯恩斯外，他可能是同代人中最好的演讲者”。与理查森的评论相呼应，罗宾斯暗示说，熊彼特对许多英国经济学家的不满源于他们假设经济生活进程是规律和平稳的。熊彼特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包含了众多非连续性和巨大变化”，这些差异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凯恩斯著作的分析之中。“很明显，”罗宾斯写道，“当代随处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种奇观让熊彼特非常厌恶。凯恩斯偶尔表现出对学术思考的漠不关心、行为古怪、经常不公正地评判先辈以及明显忽视更多早期著作，等等，它们令熊彼特备感震惊，而这一点也是再清楚不过的。”

当凯恩斯于1946年去世的时候，熊彼特为自己这位英国竞争对手写了两篇很深刻的文章，其中一篇是为《美国经济评论》写的长长的讣告。但是，正如熊彼特的朋友和同事史密斯后来注意到的，熊彼特给予了凯恩斯各种赞誉，但他“唯独没有赞扬凯恩斯发展了经济分析方法……文章暗示道，凯恩斯可能已经准备走向一条文明的保守主义道路，在这一点上熊彼特绝不会妥协或让步”。

史密斯继续说道，熊彼特最反对凯恩斯理论之处在于，“根据他的观点，首先是凯恩斯，接着是马克思，培育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温床”。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凯恩斯最严重的缺陷是，“相比于其他非社会主义者，他在反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比自己想象得要远，他使反资本主义成为值得尊敬的事”。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著作貌似在鼓励增加公共支出的政策，无论这些政策多么荒谬可笑，而增加公共支出是根植于政治家头脑中极端危险的思想。凯恩斯过于关注当务之急，他似乎在假设：长期能够自己照顾自己。“难怪熊彼特会反对。即使短期政策以公共利益而非政治态度为基础，在他看来，它们也是反资本主义的……短期的不平等是大众为了实现资本主义正在提高的生活标准所必须支付的代价。”

史密斯是正确的，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如此不成比例地分配其成果感到遗憾，但是，他更加遗憾每个人都不得不死去。他简单地认为，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的长期效率不可避免的并发症。就像他在1946年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中说的那样，大众经济思考最一般的错误之一“就是相信大多数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小部分人富裕”。这种信念几乎完全源于短期观察，它忽视了个人运气在中期的突变，更不用说长期了；它也忽视了部分依赖富人投资的企业家精神能够惠及大众。

史密斯继续说：“凯恩斯不仅鼓励了政府短视，而且帮助政府从限制短期行动的重要传统中解放出来。”凯恩斯无意中为鲁莽的赤字支出、巨大的国民负债和低储蓄率等提供了莫须有的理由，凯恩斯似乎假设，政府总有能力采取理性行动，并且总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熊彼特一定已经感到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天真的，他也一定已经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进程是不可逆的。您知道《通论》提供了治理通胀和通缩的线索，但是，更可疑的是它提供的是不是政治疗法。”也就是说，为了战胜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政府会轻易减税和增加支出。这些步骤总是随着投票人的意见而流行开来。但是，正因为这个特别的原因，政治家发现几乎无法反向操作，即为了冷却过热的经济或减少财政赤字而增加税收和减少支出。在这个意义上，熊彼特对政治经济学的贡献之一“不是从政府职能的概念上证明凯恩斯是错的，而是表明，有效的政府行动比凯恩斯惯于假设的更加曲折和困难”。

熊彼特对凯恩斯的评价远比单独的学术分析要多。他们是同代人，都生于1883年。但是，他们随后生活的差异与对资本主义愿景的不同一样显著，而且他们愿景的形成几乎没有多少相关性。

凯恩斯在英国中上层社会长大。英国国内的持续发展是他生活的基调之一，他几乎没有理由感到任何事物带来的危险。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是剑桥大学一位长期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他的母亲担任过剑桥市市长；他的兄弟是英国最好的外科医生。他先就读于伊顿公学，接着是剑桥。在这两所学校中，他的同性恋行为通常被普遍接受。并且，在凯恩斯的知识分子之家、布鲁斯伯里的小团体，汇聚了维吉尼亚•伍尔夫及其丈夫莱昂纳多、历史学家林顿•斯特拉齐、画家邓肯•格兰特和瓦内萨•贝尔、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和克莱夫•贝尔以及其他人，同性恋在这里受到特别推崇。而在奥地利、德国或美国，这都是不可能的。

相比于凯恩斯，熊彼特不会有理由认为生活就是享受。在英国长大意味着稳定、繁荣和许多场战争曾经的胜利者，而对生活在已经分崩离析的战败国的奥地利青年熊彼特来说，则意味着另一番景象。熊彼特的生活愿景和对资本主义的愿景是紧密相连的，都常年经受着创造性毁灭的强风。4岁时，熊彼特的父亲去世了，除了母亲的爱和自己的才智之外，他无所依靠。纵观他的整个生活，一切稳定的东西都与他无缘。到他与伊丽莎白结婚的时候，他已经在9个城市和5个国家（按照今天的边界划分，应该是7个国家）生活过，他还搬了23次家。难怪他的愿景与从未迁徙的凯恩斯完全不同，也不同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和其他英国经济学。与此同时，也难怪他对英国的情感如此复杂。在赞赏英国的政治体制并向往它所代表的（毕竟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英国上流人士）安全和舒适的同时，他逐渐发现了一些值得蔑视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视为其英国对手狭隘的停滞主义愿景。

与其他人不同，熊彼特不得不多次重塑自己，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是这样做的。他尽力吸收每一次毁灭经历，将其融入经济学之中或借此重塑经济学。纵观熊彼特一生长长的著作清单，便能清楚她发现他永不停息、勇往直前的雄心。在社会科学史中，熊彼特是最伟大的知识创新者之一。

就《经济分析史》这本书而言，它堪与塞缪尔•约翰逊的《词典》（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博大精深的巨著）相媲美。上帝也垂青于熊彼特，正是他忠诚的妻子伊丽莎白凭着坚毅的决心，才最终将这部著作带到了人间。

第二十七章 不确定性原理

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赀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时间与机会。

——《传道书》

在把其他学科融入经济学的过程中，熊彼特做了各种开拓性的工作。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熊彼特仍然在寻找基于确定的、可预期的科学意义上的“精确经济学”的关键所在。他在日记中经常提及“PV”，意指他准备着手的一部理论长篇著作的序曲，但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经济分析史》花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并且他力图把这本著作连同数学应用一道，作为向更加严格的理论进军的跳板。

正如伊丽莎白回忆的那样，

他设想了一种可能有朝一日会综合动态经济学的理论，就像瓦尔拉斯体系已经整合了静态经济学一样。他最终调整计划，决定首先写出有关这一理论的简短导论，就像《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之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作用一样。他阅读了当前的理论文献（大多数是期刊），训练了他的数学技巧并整理了浩繁的笔记。这一工作的结果被反映在《经济分析史》后面的章节中，特别是有关现代发展的总结部分。

在《经济周期》追求精确经济学遭遇滑铁卢之后，人们可能认为熊彼特已放弃了他的追求。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把自己的追求与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分隔开来。1946年，他与哈佛同事W.L.克鲁姆共同出版了《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需用的初步数学》。熊彼特告诉一位朋友说，这本包含他自波恩以来所有努力的著作将引领学生“从爬行过渡到掘取阶段”。

就熊彼特自己而言，他每天都在做微积分练习并尽力掌握像矩阵代数这类高等数学方法。他甚至提出了一种新型数学问题，并认为能利用它来解决资本主义核心（如他所言）的动态变迁问题。在1948年的一篇日记中，他提到了“演化数学”，即一种能为他自己的体系效劳的数学工具，就像传统数学之于瓦尔拉斯静态均衡体系那样。但是，那时还不存在熊彼特意义上的演化数学，而且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足够的数学工具来彻底“运转”他的体系。熊彼特知道自己没有多少数学天赋，不过他仍继续挑战自己，并享受这一过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数学有其他什么优点，它至少一定是最纯洁的人类快乐。”

与此同时，他坚持撰写《经济分析史》。因为这部著作紧随《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二者都充满不可预测的历史转折内容）其后，所以他达到了（刚开始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新的知识阶段。由于仍然不愿意放弃对确定的、可预期的精确经济学的追求，他开始吸收越来越多的社会学、政治科学以及最重要的不确定性学科——历史学的内容。而数学不可能伴随这些努力的左右。

在1945~1949年的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熊彼特都展示了新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对混合经济的理解更加务实。但是，在其他新著中，特别是在理解人们如何以及为什么思考这一问题上，他的表述更加学术化。他相信，历史和“经济社会学”比经济学本身更适于解决这一问题。

1948年，在一篇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的文章中，熊彼特认为，它的经济社会学“远比它的经济思想重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指出，经济基础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唯一源泉。但是，在马克思写作的时候，“他根本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他是在19世纪50年代成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将在《资本论》（1859）和后来的许多著作中完成的“社会愿景，设定于写作《共产党宣言》之时”。换句话说，在马克思形成经济思想以前，他的经济决定论信仰就已经形成。他接下来的许多错误就导源于他错误的初始“愿景”；而这一切就成为经济社会学的一个好例子，而经济社会学包括了塑造经济分析的思维习惯。

阿瑟•科勒，经济史学家和学术企业家，照片摄于20世纪30年代。他首先在哈佛经济系执教，然而转到了商学院。作为图书管理员和教授，他使贝克尔图书馆成为世界上从事商业研究的最佳场所。通过不懈的游说，他创立了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

作为研究员，熊彼特在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报告了他的有关经济史的一篇论文。

当然，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存在一种社会学知识。熊彼特逐渐明白，与经济学一样，已经编写的历史内容不仅仅取决于事实，还依赖于某位历史学家写史的分析愿景：“每位研究者都将按照个人偏好安排重点，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方面一样，个人的影响不可忽视：人们的观察愿景总是存在差异，比如对拿破仑是否赢得奥斯德利兹战争总有很多不同看法，而对社会体制、法兰西民族、军事工具和源于革命的技术等方面的观点也一样不会相同。”但是，尽管历史学家存有明显的主观主义，但“仍然对那次战役进行了科学分析”，对其他历史主题也一样。

熊彼特把这篇文章命名为“企业家精神研究计划评论”，它同时也是文中的小节标题。1946年，熊彼特应他的朋友、经济史学家阿瑟•科勒之邀撰写了该文，当时科勒正在筹划于哈佛成立这一主题的研究中心。科勒自然希望熊彼特能够参加，因为他是世界顶级的企业家精神研究专家。而且熊彼特的加入，也将有助于科勒的研究中心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资助。在1948~1958年，该中心在哈佛运转良好。由于沉浸在自己的著作中，熊彼特从未参与该中心的领导工作。但是，科勒后来写道：“没有他的热情和支持，中心可能真的‘夭折’了。”熊彼特参加了它的早期会议，提交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论文。

在《企业家精神研究计划评论》中，熊彼特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论断：首先，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可以视为意识形态对经济学影响的对比物；第二，这类历史工作应该先于计量模型和经济理论的广泛发展而发展。他建议，组织一支学者团队，准备一系列“被仔细分析的历史案例”，每个案例将用于解决一系列标准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接着将“用战略假设的方式提供给理论家”，并且允许理论家“放弃那些口号”（即经济分析的毒药）。根据这一方式，研究者可以自创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物，作为所要分析之问题的向导。如此一来，他们能够实现非个人的历史力量和人类力量之间的平衡。

熊彼特写道，所有标准问题的清单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它在提及每个国家、时代、产业和可能的领导中心时都被不断重复，即决定如何和为什么行动的是谁，这类行动的效果如何”。利用手头足够的可比数据，理论家就能“形成有关经济变迁和企业家精神的可以信赖的科学命题”。

熊彼特描述的这类比较工作，恰恰是哈佛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最优秀的年轻学者接下来所做的。最好的例子就是钱德勒，他在一系列开创性著作和论文中，创立了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中提及的现代商业史这门分支学科。熊彼特在1946年的论文中写道，如果他所思考的这类历史工作能成功进行的话，“可能催生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而钱德勒及其商业史学家同仁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企业家精神研究计划评论》中，熊彼特也充分发展了他在《经济周期》中提到的，所谓商业行为“适应性”（adaptive）和“创造性”（creative）反应之间的关键差异。他写道，如果一个经济体、一个产业或者一家企业仅仅通过调整其现存实践来应对重要环境变化的话，“我们将称之为适应性反应；如果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从事现存实践范围之外的一些工作，我们将称之为创造性反应”。

因为不确定的创造性反应一向无法预测，所以它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和企业的长期产出。它常常依赖于特殊个体的领导才能，并且，熊彼特认为，它“使社会和经济环境向好的方面发展”。它创造了离开它就不会出现的新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创造性反应是历史进程中的本质要素：还不存在与之相悖的可资利用的确定性信条。”

最后，熊彼特指出，他的论文更多是在演绎和推测：“为了形成有效的归纳，我们所知的内容往往不足，甚至很难确定能否进行有效归纳。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有各自的看法。但是，与其说这些看法与现实联系更紧密，倒不如说它们与我们先入为主的思想或理想的相关性更为密切，我们习惯于依赖眼皮底下散乱的事例来阐释问题，而这不过是严肃研究聊胜于无的替代品。”幸运的是，这类研究有着丰富的资料，“一个伟大而又有充满前景的任务正等待个人和团队去完成”。熊彼特相信，对于作为整体的学术团队而言，更为精确地实现许多“口号（大众经济学的重要部分）”是其应尽的义务。

在为企业家历史研究中心所撰写的文章之中，熊彼特强烈主张历史可能有助于促成某种理论调和：在精确经济学（在理论和统计学中已有所展示）和既非决定论也非统计方法的其他生活方面之间。他写道：“就个人而言，我相信历史和理论分析之间存在一种永不停息的互相妥协，尽管就单个问题的分析而言，可能有必要在一段时间内只关注某一方面，但原则上这二者应该相互融合。”叙述、数字和理论三者的联合产生的力量，要高于三者中的任何一种力量。理论是典型化的故事，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故事和统计予以支持，它们将失去大部分解释力。熊彼特用了这样一句话作为结论：“如果经济史学家和经济理论家愿意的话，他们可以共同进行一次重要且极具社会价值的旅行。”这句话后来经常被引用，直到今天仍在学术界引起共鸣。

在历史研究中，熊彼特不仅看到了修正经济理论的巨大潜力，还看到了第二个重要因素，即他所谓的“不确定性原理”。熊彼特把这一原理分别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他在凯恩斯《通论》中发现的万能财政处方进行了比较，他断言，时间和机会使大多数经济预测充满风险，而且所有决定论都是徒劳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时间能催生一种永不休止的内生经济创新。但在世界范围内，战争和自然灾害甚至扰乱了依赖最复杂技术的预测。其他许多事件也是如此，例如历史上黄金和白银从新世界流入西班牙，使整个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诚如熊彼特所言，因为时间和机会的影响，“决定论信条”从来都不是正确的。

与不确定性原理同等重要的因素是人类的领导能力，而这也是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思想的关键因素。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已经写过经济生活的“卡鲁索（Carusos，即聪慧的专业人士）”，其突出的领导能力引导了产业甚至国家的战略转变。多年来，他一直在强调洛克菲勒、福特、汉密尔顿和格莱斯顿等商业和政治领导人的重要作用。

在1949年为著名的沃尔格林讲座所做的笔记中，熊彼特将其中一部分命名为“个人因素和机会因素：不确定性原理”。在此，他认为，经济学家是时候直面他们曾经长期搪塞的问题了：

如果不经过吵闹和争执，有关卓越个人可能产生的影响这类问题是很难处理的。我们既没有产生盲目的英雄崇拜，也没有走向荒唐的反面，而是认识到，卓越个人的出现以及可能的随机因素严重制约了我们预测未来的能力，所以卓越个人的出现并不利于进行科学归纳。这就是“不确定性原理”在此处的意义。换句话说：非操作性的社会决定论与其他任何类似的教义一样，是彻底非科学的。

熊彼特对精确经济学的追求最终画上了句号。至少在他看来，他同自身和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长期战斗终于结束了。一种广泛的精确经济学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但是，在其他理论（特别历史学）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不断向其迈进。就像一枚沿着斜坡不断翻滚的鹅卵石一样，经济学可能永远也不能抵达精确之墙，它可能永远也无法实现但可以不断趋近于精确。

在1948年12月30日于克利夫兰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熊彼特在其主席演说中宣布了自我思想博弈的结果。这是他一生之中最精彩的演说之一，绝对是大师级的成就。这次演说之所以伟大，还归因于所传递的信息冒了很大风险。在题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演讲中，他进一步谴责了其职业伙伴们对自身主观偏见的盲从。没有人想听这样的控诉，而且他们常有射杀此类言论者的冲动。

但是这一次，听众既臣服于演讲者的睿智，也接受了他的与众不同。无论学科要求何种“科学性”，《科学与意识形态》都超越了时代，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其他社会科学基本真理的一个著名宣言。这份演讲稿后来被公开发表，共有英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女、挪威文和其他几种语言版本。

在经济分析中，“科学”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思想者自身的社会环境，熊彼特从第一位注意到该现象的重要学者马克思开始展开讨论，他说，马克思相信“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现实的看法，以及他们看到了什么和怎么看”。在这一点，社会科学与基础科学有着本质区别：

逻辑学、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的社会地位无关，特别是与历史变迁无关：一块正在下落的石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眼中没有什么区别。社会科学没有这一优势。不仅可以用质疑所有命题的方法来质疑社会科学发现，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指责它们只反映了研究者的阶级属性，似乎不考虑研究者的阶级属性，就无法判定对错。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强烈否认自己有“意识形态偏见”，他们“不承认它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诅咒，还损害了经济学的核心”。鉴于根深蒂固的信念，如何使专业成员看到自己的这种偏见并进行治疗呢？在这一点上，熊彼特的听众确实予以了更多关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预见了一个关键方法，他接着说道，第一步是承认“一系列相关想象的认知是一种前科学行动，要想使我们的想法（它指明了研究对象）变得可信，进行科学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它自身并不是完全科学的……我们将这种感觉与前科学分析的混合物一起称为研究工作者的愿景或直觉”。愿景“自然是意识形态，并可能包含许多可以追溯到个人社会地位的幻想”。

第二步更加复杂。熊彼特注意到，经济学家喜欢说“构建模型”，并且有理由这样做。熊彼特相信“模型”是非常有用的，但他补充说，如果不能定义得非常精确的话，它可能会存在问题。构建模型首先“决定了要选取的事实”，然后开始对选取的事实进行简化，并根据相反的证据调整这些事实，并把它们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之中。按照这种方式，“事实的”和“理论的”研究应该“走在一条永无止境的相互妥协之路上”。

然而，区分事实和理论并不属于归纳思维和演绎推理的竞争内容，尽管“教师们”经常如此描述，但科学的本质就是在这二者间循环往复运动。这种循环往复运动大大有助于减少意识形态的偏见。事实和理论假说可以被表述为“可证明的、可证伪的或者两者都不是”，这些测试将非常有助于研究者控制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可能就此终结，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最初的愿景是不受这种控制的”。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真正有发展潜力的思想者的工作中，有多少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是不可检测和没有矫正的？它会在多大程度上破坏我们的分析工作，以至于最终影响我们知识的准确性？通过探索三位特别有影响力的思想者——斯密、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工作中的意识形态偏见，熊彼特给出了答案。此时，他的每一个字都牢牢抓住了克利夫兰会议厅中听众的注意力。

熊彼特说，在这三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中，斯密的意识形态的危害最小。斯密出生于一个公务员家庭，他自己也是教授和公务员，对两个集团都有偏见：“他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来审视土地拥有者和资本家阶层，而且他清楚地表明了地主（不劳而获的‘懒惰’）是不必要的阶层，并把资本家（资本家雇佣‘勤劳的人们’）视为必要的罪恶。”即便如此，斯密的分析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也没有受到他的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马克思都全然不同于斯密。就好的方面来说，“马克思是一个帮助我们发现意识形态并理解意识形态之性质的经济学家”。而从坏的方面来说：“奇怪的是，他完全看不到意识形态对自己的威胁。对他来说，只有别人，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才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马克思出生于靠近法国边境的古老德国城市特里尔的一个富裕资产阶级家庭，他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他是一个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决裂了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他在德国哲学中成长起来，直到19世纪40年代末才感到自己是一名专业经济学家”，那时他31岁。熊彼特说：“在他开始严肃的分析工作之前，他对资本主义过程的愿景已经形成，他的科学工作只是为了实现它，而不是修正它。”

马克思并非自己特殊愿景的始创者。“巴黎的激进分子圈中弥漫着这种愿景，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某些作者。”它是历史中一个极为有力的愿景，“历史被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一个阶级受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无产者会日渐贫穷和堕落，历史将不可抗拒地走向大爆炸”。

即使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历史的朴素演变也已经证明，这种愿景的某些方面是错误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苦难越来越深重这一点。然而，“它们与他的预言最深层的含义关系太密切，深深植根于他生命的意义之中，所以决不会被丢弃。并且，也正是这些成分吸引了追随者，唤醒了追随者的赤诚之心”。因此，最终马克思的著作代表了“意识形态对分析的胜利：一种愿景最后完全变成了教条，从而使分析变得苍白无力”。克利夫兰的大多数听众，不包括马克思主义者，都由衷地赞同这种断言。

当熊彼特开始处理他的第三个例子——凯恩斯——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知道，他处于得罪其听众的危险之中，因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他无所畏惧，一往直前。他说，像马克思一样，凯恩斯的愿景很早便形成了。不过，直到凯恩斯37岁时，它才清晰地出现在其出版物中。那时，后来演变为凯恩斯主义的大纲出现在“《和约的经济后果》的导论的一些深思段落中”。熊彼特宣称，“这些段落创造了现代停滞主义”，它们勾勒了凯恩斯尚未成形的信念的轮廓，即商业体系命中注定将走向一种死气沉沉的长期状态。在不久的将来，公司将无法再提供好的投资机会；金融资本积累的资金将难于完全发挥作用，工资将难以支撑日渐增多的消费；没有政府的刺激，资本主义会陷入停滞。熊彼特说：“这种愿景从未消失过。”它在凯恩斯的其他许多著作中一再重现，但是，直到1936年《通论》的出版，“凯恩斯才运用它进行了深入分析”。

讲到这里，熊彼特把语调提得更高了，他接着阐述了自己深信的这位独一无二的天才理论家对经济科学的严重伤害：“同样又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他的1936年著作的分析性运用取得了胜利。分析性运用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广泛诉求的保驾护航，将会招致更多批评……到1914年，他依然故我，仍然是一位理论技巧大师，因而能够为自己的愿景披上盔甲，防止其追随者看穿其中的意识形态成分。”

熊彼特继续说道，所有这些使经济学科已经陷入了一种几近怪诞的状态。“不存在要吸收的新原理，很容易就能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就业不足均衡的意识形态……被包含在一些限制性假定中，这些假定强调了一些特定的（实际的或假定的）事实。利用这些假定，人们可以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去解决问题，走自己的路。这便减少了凯恩斯主义在技术科学水平上的争论。”凯恩斯的信息是如此强劲有力，他的言论是如此具有说服力，并且对经历大萧条的人们而言，他所预测的停滞是如此合理，以至于所有经济学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凯恩斯主义者。

但是，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工具（服从于数理模型和非常有用的新国民收入核算方法）的关注，使人们把注意力从整个分析工具所暗含的愿景上转移开来。

熊彼特就是用这种特殊姿势在美国经济学会做主席演讲。由于演讲的内容和方式，无论就知识还是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使熊彼特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即使凯恩主义的停滞信条“已经随着它被接纳的环境的消失而逐渐消失”（大萧条已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繁荣之路），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沉迷于凯恩斯主义工具，以至于他们似乎“肯定会利用某种凯恩斯主义工具，很难说他们在利用这些工具时，是否放弃、重述或误解了原有的教义”。像熊彼特在这之前曾多次说过的一样，在采取这种策略时，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忽视了资本主义过程的核心，而它永无止境的动态恰恰是凯恩斯主义停滞理论的对立面。

对于听众而言，熊彼特对凯恩斯的评论是非常严厉的。然而，他一头扎进了更加不得人心的境况之中，他谴责他的听众常常利用其意识形态来形成对垄断、寡头垄断和大企业等的看法。

当然，对真正垄断的否定态度完全正确，而且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是，熊彼特说，当前的问题不是反对垄断，而是经济学家对大企业的简单反感，他们通过把大企业等同于垄断来证明这种观点正当性的做法非常荒唐。“并不是与我的论点有关的价值判断（你可以不喜欢当代大企业，正如别人不喜欢现代文明的许多方面那样），而是达成这一结论的分析以及这一分析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影响”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事实表明，对大企业的广泛负面概括从来都不是建立在严格审查的基础之上。然而，在面对反面证据时，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坚持“非歧视性地‘解散托拉斯’，而且有趣的是，他们中的私有企业制度的热情支持者起到了特别突出的作用”。

熊彼特坦承，他完全不清楚是什么构成了社会科学家的态度。这一点应该有更好的理解。然而，“没有人费心争论大企业的业绩、大企业出现的必然性、摧毁现有结构的社会成本和神化了的纯粹竞争理论的苍白无力”。

在长长的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熊彼特转向了经济史这一主题。他认为，意识形态的偏见在经济史中要比在经济学任何分支领域都更为突出。在有关经济发展的书籍和文章中，相信积极政府有效性的学者强调了公共政策在实现稳健增长方面的作用。与之相反，那些认为政府缺乏能力的经济学家总是最小化其贡献。熊彼特说，作为团体，“经济史学家系统性地低估或高估了这种积极性的重要性，他们毫无分歧地坚持了前科学信仰”。

但是，经济史学家的差异恰恰是通过其意识形态凸现出来的；在经济学所有分支中，前科学愿景都曾被硬化成信条。尽管熊彼特在演讲中没有直接指出，但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和其他分析家一样，也有自身的愿景和相匹配的意识形态。他的著作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这台发动机，还在为其保驾护航，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该为此做些什么呢？熊彼特的回答是：什么都不要做。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必然）将消除意识形态偏见，最终将纠正所有错误。只要知识分子始终保持自由，一位经济学家有偏见的愿景会被另外一个中和。按照这种方式，尽管历史学家特别容易受意识形态影响，但是历史将力挽狂澜。这是创造性毁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之所以会如此，不仅是因为社会格局在变化，每一种经济意识形态的衰落不可避免；也因为意识形态与我们称之为愿景的前科学认知行为之间的关系。这种行为会引起研究和分析，不能通过研究与分析检验的任何意识形态在稳定的社会中都无法生存……然而，总有某种意识形态与我们共存亡，我确信如此。

讽刺的是，熊彼特断定，意识形态愿景的持续存在是件好事，因为如果没有支撑学者努力工作的愿景，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出现新进展。“通过这种行为，我们获得了科学研究的新材料，拥有了某种要阐明、捍卫和批判的主题。我们的论据和研究工具的存量在这一过程中会增长和更新。因此，尽管意识形态使我们步履缓慢，但如果没有它们，我们或许只能原地踏步。”

随着熊彼特最后一句话的结束，听众们齐刷刷地起立并长时间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感激，是优秀人才难得一见的一致赞同。他们感到其专业中最博学之人正好定义了自己日复一日畅游的学术大海的特性。与可能的预期相反，他们对世界的情感、意识形态和愿景并不是达成某些神化般的终极真理的障碍。相反，这些特性是自己人性中合理合法和有用的元素。每一位听众都当场拷问了自己的灵魂，问自己为什么选择某一特殊研究主题，有哪些先入之见被自己带入了科学研究之中。

当熊彼特站在同行面前时，他被大家的热情回应震惊了。起立鼓掌是对熊彼特漫长职业生涯的肯定与赞美，他从未像此时这样感到满足。如此坦率的和具有个性的演讲是极具风险的，它也带来了相称的回报。那时，他正对伊丽莎白和自己的健康充满恐惧，有什么理由不去冒这个险呢？

在1948年12月30日的演讲结束后（与往常一样，他此时的情绪最为强烈），他在日记中又开始求助于乔安娜和安妮的统一体Hasen：

Hasen的威力光荣地显现出来。Hasen，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和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每个人都为我的演讲而起立，整个克利夫兰会议厅的听众都起立并给我掌声。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礼物，但我受之有愧。谢谢，Hasen。噢，给我力量，噢，上帝和Hasen。让我慢慢习惯于自愿去死的思想。或许该说，帮助我自愿去死？噢，上帝和Hasen，谢谢你们。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祈祷是1949年。希望不要超过一年。

第二十八章 结局

很少有经济学家像他这样，一生都充满悲剧。

——丹尼尔•贝尔对熊彼特的评价，《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

自愿去死对熊彼特来说，可能并不意味着自杀。从他通常的思考方式中看不到倾向自杀的痕迹，甚至他在冷静预测了失去伊丽莎白以后的生活时也没有这种念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死亡屈服、赞同和默许的想法。当大限到来时，他将不会愤怒地抗击死亡之光。他很少感觉良好，在1949年，当一位朋友强烈建议他去海外度假时，他回复道：“理由很简单，我没有去欧洲的勇气，因为所有事情……都会让我愤慨难平，而这种情绪对我的血压是非常有害的。”他准确预计了自己时日无多，只有不到一年的寿命。

与此同时，他像往常一样努力进行研究和写作，还为将来规划了许多项目。在克利夫兰发表了伟大的演讲之后，他兴致勃勃地重返工作：教学、完善《经济分析史》和起草几篇论文。他写道：“（66岁）生日让我感到惊奇：没有痛苦，没有疲惫或者绝望……尽你的义务。义务是什么？就是每日所需。歌德竟然会这么说，真是奇怪。”像往常一样，熊彼特的每日所需就是撰写著作以及授课。他在做这两件事时，总是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惯有的特性。

在整个1949年和1950年第一周，他一共写了12篇文章，其中一些已经发表，这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创作量最丰沛的时期。第一篇文章是《科学与意识形态》，是熊彼特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的演讲稿，发表于1949年早期；而最后一篇文章是他为1950年第二周参加芝加哥著名的沃尔格林讲座准备的笔记。在其他10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是《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它是熊彼特在1949年12月28日提交给美国经济学会年会的论文，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50）第三版中的一章。这一章与熊彼特为该书新添加的序言一起，成为他预测资本主义崩溃的最后宣言。

的确，熊彼特在一些场合直率地预测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不过在大部分场合中，他并没有这样做。尽管形式上有所矛盾，但熊彼特表述的意思总是相同的；并且他在最后的综述中痛苦地阐明了自己的想法。他反复地说，他预见西方民主会驱使经济走向受政府管辖的模式，但是，他否认这种转型将以社会主义形式而终结。无论是他还是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未能就20世纪40年代仍在演化中的混合经济形成清晰思考。而这就像在1800年推测拿破仑战争的最终后果一样困难。熊彼特则以另外一个例子作了类比：在一战之前，没有哪位优秀的沙俄专家预见到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胜利。他如此写道：“催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是战争以及沙俄随后的军事失败和政府垮台，所有非科学决定论都不能用来反驳这一事实。”

考虑到自己对社会主义胜利的恐惧，熊彼特在1949年断然宣称，“我没有‘预告’或预见社会主义的胜利。任何预测都是非科学的，这些预测都大大脱离了可供观察的趋势”，随后又将自己的推断伪装成逻辑推理。他当时关注的是美国的通胀威胁和英国持续的政府干预，后者包括英格兰银行国有化、英国钢铁行业社会主义化以及“一股事无巨细的管制风潮，它甚至规定了诸如洋葱的周长，等等”。国有化银行和标准化洋葱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不会。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避免的。

纵观熊彼特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更加忙于日常事务，而且他的创作和演讲数量要比二战以前更多。哈佛1949年的春季学期过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教第二个学期真是太妙了。教学给你快乐，这是真的。就像一些希腊学生评论的那样，你正在尽情享受教学。”另一方面，他在同一篇日记中写道：“过去几年已有所不同，这是真的……我已经失去了对世界价值的信念和对事物的感知能力。”作为一种自我慰藉，特别是在伊丽莎白手术后，他大幅转向宗教。他写道：“用祈祷和请求结束每一天，这个计划怎样？”他以前也这样做，但是，现在他不仅向Hasen（乔安娜和安妮）祈祷，也开始向上帝祷告。

他和伊丽莎白在塔康尼科共度了1949年的夏天，没有像前几年那样去墨西哥旅行。熊彼特计划在1950年8月访问巴黎，同时为当选新任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发表演讲。自1935年同米娅最后同游之后，他再也没有去过欧洲。但是，作出这样特别的安排有点过早了。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阅读和加快写作《经济分析史》上。到夏天结束时，他在日记中写道：“疲惫。我有自由和快乐的一天……伊丽莎白生病了，自她手术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这是真的。”即便如此，他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感觉……9月，新学期又开始了，我希望好好利用它，我感到很快乐。谢谢Hasen”。

在秋天的几个月中，他度过了另一个非常成功的学期，他的创作也进展顺利。不过，他正面对一个高强度的繁重计划。1949年12月28日，他必须向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经济学会年会提交名为“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论文。随后，在1月9日~20日，他将计划出席在芝加哥由沃尔格林基金会发起的著名系列讲座。他已经完成了纽约文章的大部分，但是，芝加哥讲座只完成了提纲。在他完成芝加哥的讲座后，哈佛的春季学期就将开始，而他又自愿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另外，他同意为《外交事务》杂志写一篇文章，并且他还必须为《经济分析史》做大量最后的完善工作。因此，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在当年圣诞节之际，他和伊丽莎白乘火车去了纽约。他的论文《长驱直入社会主义》顺利完稿，他们还很高兴地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在新年前夜，他们登上了返回140英里之外塔康尼科的火车。到家之后，熊彼特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他兴奋地耕耘在研究工作之中，完成了即将发表的《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大部分正文和修订工作。他也为六期沃尔格林讲座拟订了更加充分的提纲，并将其命名为“美国制度与经济进步”，他早在11月22日就已给芝加哥方面寄去了简单的纲要。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熊彼特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他订购了去芝加哥的火车票，计划1月8日周日晚上出发。在1月7日这个星期六，他还一直伏案工作。用过晚餐后，他在睡觉前还工作了很长时间。他阅读了一会儿欧里庇得斯的希腊原版戏剧。像往常一样，他把书摊开放在靠近安妮画像的床头柜上，然后上床就寝。

在行将午夜时分，熊彼特突发脑溢血。伊丽莎白发现他昏迷不醒，在几个小时之后，他于1月8日清晨去世，一个月后就是他的67岁生日。他没有从昏迷中醒来，也没有感到痛苦。根据死亡证明书的记录，他患动脉硬化至少已有一年。

那是大多数人希望的一种死法——没有痛苦，没有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没有别人的怜悯。离开人世的方式，成了熊彼特一生中少有的幸事之一。正如熊彼特在罗斯福去世时写得那样，他突发脑溢血，是个“幸运的人：死于大权在握之时”。

他的葬礼在康涅狄格州索尔兹伯里的圣公会教堂中举行。一场暴雪让道路难以通行，导致他在坎布里奇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未能如愿参加葬礼。他被埋葬在距塔康尼科三英里远的索尔兹伯里公墓。长长的讣告及其画像出现《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以及全美各地的许多报纸上。欧洲，特别是日本出版界也进行了详细报道，几家东京报纸都为此在首页刊登了头条新闻。1950年，熊彼特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最不关心自己声誉的时候，他却比生前任何时期都更有名。

哈佛的许多悼念活动特别令伊丽莎白和熊彼特最亲密的朋友感动。在熊彼特去世一个月之后，哈佛大学在哈佛花园纪念堂举行了追思会，距离他的旧办公室所在地立陶尔中心仅几步之遥。他的同事和以前的学生成立了追思委员会，并为这次追思会写了一篇长长的悼文——《纪念时刻》”，文章由瓦西里•列昂惕夫、戈特弗里德•哈伯勒、西摩•哈里斯和委员会主席爱德华•梅森主笔。他们都是著名经济学家，前两位是借助熊彼特的帮助来到哈佛的欧洲人，后两位则是他称为“年轻经济学家的核心集团”的前成员。《纪念时刻》先为“哈佛最伟大之人”进行了祈祷，接着又描述了他们的这位导师和朋友（对哈佛而言）是多么令人惊奇：

尽管他是最国际化的人之一，但是，在维也纳的早年经历从未真正远离他。他始终保持有教养的老派奥地利绅士风度，直到人生终点……上天赐予了熊彼特无限的能量，而他则充分利用了它们。对于学生的提问，他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在一生之中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给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提建议，并引导他们。他的去世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信条。……但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朋友，都不希望他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活力就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而慷慨付出则是他生命的特征。

熊彼特的学生和同事采取了非同寻常的纪念方式，他们决定把即将出版的新一期《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全部用来刊登悼念熊彼特的文章。他们向最著名的学者约稿，最终，1951年5月号的《经挤学与统计学评论》发表了15篇文章。这些文章和另外五篇文章随后被汇编（按照伊丽莎白的请求）成《熊彼特：社会科学家》一书。在这些文章中，有一些讨论了经济学的实质或方法论问题，但大多数是回忆性文章，文章一页接着一页，刻画了熊彼特不为人知的形象。在20篇文章中，最亲切的文章莫过于哈里斯、哈伯勒和阿瑟•史密斯所作。

哈里斯在他的导论中写道：“没有人坚称熊彼特是个完人，他有许多缺点。尽管如此，熊彼特仍是一个伟大的好人。在肤浅的表象背后，他是最具个性、对朋友最忠诚和最舍得付出、具有敏锐和创造性头脑的人，他是伟大的导师，并为所有需要他帮助的人提供建议。”哈里斯写道，熊彼特是非凡的经济学家，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把他视为各自领域的一颗明星”。

重要的是，持各种意见和观点的经济学家，包括极端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半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加入了对熊彼特表示敬意的队伍。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其他任何伟人能获得所有派别经济学家相似的敬意……考虑到意识形态倾向，人们对他的赞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的工作质量。就他个人来说，他更加喜欢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沉闷保守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一再写出这样的妙语：“当我看到那些支持我的（经常是保守的）观点的人时，我开始想知道自己立场的正确性。”

哈里斯继续写道，在哈佛，有许多人并不像他们自认为的那样了解熊彼特。他们错误地把他视为从不迎合大多数人观点的逆向思考者，“无论是在对外政策上，还是在赞美干马提尼酒的优点上”。

哈伯勒回应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对熊彼特不甚了解的人经常假设，他的独立思考“仅仅出于一种偏爱否定的激情，只是为了给出相反的观点……他是很好的嘲讽者，并且能够充分享受一次令人兴奋的谈话、一个好故事和一个精彩绝伦的玩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快乐”。在他“高深而又严肃的思想与他的人类情感和冲动”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熊彼特自己很清楚这一切，他也很羡慕那些愿意调整其理论以迎合听众偏好的经济学家。

在所有献礼文章中，阿瑟•史密斯——熊彼特的亲密朋友、以前的学生和风之丘陵的常客——的评论最具个性和洞察力。这要部分归因于伊丽莎白允许他阅读熊彼特的日记和私人文件。他写道，熊彼特于1932年来哈佛时，“正处于一种自暴自弃而非积极的心态”。但是，通过“残酷的永不停息的工作计划”，他激发了自己的活力。并且，他已经发现伊丽莎白在婚姻中对他的支持极为重要。“没有伊丽莎白的陪伴和全心全意的奉献，他可能早已陷入一种难以抑制的忧郁和孤独之中。在坎布里奇，特别在他居住的康涅狄格州美丽的塔康尼科，她给了他从未真正拥有的一个家。”

史密斯认为，熊彼特早年同寡母度过的大多数孤独的童年时光，奠定了他未来人际关系的基调。比熊彼特年长24岁的陶西格和儿子辈的斯威齐，可以代表他在哈佛交往的朋友类型。史密斯感到，当熊彼特同某人在一起时，特别是与同代人在一起时，他“发现很难说服他人。他可能在各方面都很优秀，但无法赢得讨论。他的说服可能会失败，其他人并不精彩的劝说却可能成功……实际上，他似乎再三挑起反对意见，以至于他肯定无法获得敬意”。或许，这些特点足以解释熊彼特在奥地利失败的政治生涯，以及他“后期作品中似是而非的论点，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随处可见的讽刺手法，实在无法让赞同他的人感到高兴。资本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都强烈抵触这些讨论。”

史密斯补充道，熊彼特即使在那些崇拜他的学生面前，也从不提及自己的著作。同样的，“熊彼特生活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便是，他热心支持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而使其学生不再努力拓宽知识面。而熊彼特一直在工作中不断积累广泛的知识，并且产生了许多在他看来毫无用处的结果”。

熊彼特本应努力影响政治和政策世界。但是，从德国移民美国之后，他再没有在这一方面进行尝试。史密斯写道，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熊彼特的著作有丰富的实际价值。例如，1943年，他预见到以被压抑的需求为基础的战后繁荣；他也预见到人均收入会大幅提高，并且他还指出，所有必要的社会改革都会自发产生，或者至少不会付出过高代价。

或许，熊彼特脱离专业性最清晰的方法是，他拒绝从凯恩斯那里学习任何东西。在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已经成为经济学界争论的中心，但是，熊彼特的态度是绝不精炼自己的理论以适应凯恩斯的思想。史密斯相信，两位最卓越的经济学家相互反感对方的著作，是极其遗憾之事。熊彼特的著作可以很好地矫正凯恩斯对创新在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致命忽视。反过来，熊彼特自己的缺陷恰恰可以被凯恩斯理论的光辉之处所弥补，即把消费和投资作为总量概念来考虑，并用宏观经济学理念思考国民经济总产出。正如阿尔文•汉森在《熊彼特：社会科学家》一书中所言，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熊彼特本人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先驱之一。汉森既是熊彼特的朋友，又是凯恩斯在美国的主要拥护者。

熊彼特的其他性格特征也影响了他和朋友、同事以及学生的关系（尽管他的朋友几乎都是研究型学者）。史密斯注意到，在二战期间，熊彼特备感不幸福和压抑之时，这一特征就更为明显。“战争的无效性及其导致的价值毁灭，让熊彼特一如既往地备感挫败。当他感到情绪失控时，就会采取极端做法，疏远许多朋友。更不要说，他在1950年会对自己1940年的观点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在这十年间，为对抗苏联扩张而建立强力缓冲区，包括德国和日本，已经日渐清晰。他在二战期间的坎布里奇被孤立了，这始终让他很伤感，更何况，他不断发表难以被大家认同的演讲，这让情形变得更糟。

另外，不自信也加强了熊彼特的挫败感。自孩提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身份混乱问题，从未被彻底解决。史密斯观察到，他“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他并不严格遵守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因为他看到他们缺乏（如他所言）“魅力或激情”。史密斯在此推测说：“我们发现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熊彼特所谓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够得以成长，而他们确有魅力，并且不会被中产阶级价值观所误导。”在经济学家之中，熊彼特几乎是唯一有此类愿望的人，这一愿望也极大影响了他本人和他的职业生涯。

德国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施特恩写道：“没有谁能像他那样诚恳地鼓励别人。”尽管熊彼特有一些怪癖和缺陷，绝望而又孤独，但他的聪明才智吸引了大批学生、同事以及愿与他快乐同行的陌生人。

在所有献辞中，列昂惕夫的文章（他是熊彼特最耀眼的追随者、流亡学者和金合欢街的邻居）最能唤起同伴的共鸣：

在教室中或科学会议上与熊彼特共度一小时之后，特别是在塔康尼科的熊彼特家附近树木茂蛊的湖边与他悠闲散步之时，你唯一强烈的印象是熊彼特令人吃惊的渊博知识。他还精通古希腊哲学、英国议会史、意大利文学和法国的罗马式建筑……

因为熊彼特意志坚定、脾气急躁，所以他只能是思想家，而不是实干家……但是，熊彼特的知识构成了不同寻常的象牙塔！他伫立在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中央，曾经会见了诸多来访者。每个人都被他请进大门，这里所指的每个人是那些有想法需要讨论的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历史或艺术领域的想法……熊彼特对自己深爱的西方文明的未来始终充满悲观和怀疑，但是，就永无止境的探索信念而言，熊彼特是位乐观主义者。

总体说来，几乎没有其他著作更能如此丰富和细致地描写熊彼特（“非常复杂的人”，一个好朋友曾经如是说）的故事。《经济分析史》的一位评论者写道：“不要简单地考量熊彼特是否正确。”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从不驻足的冒险家、几乎难以置信的工作狂，以及总是面对坏运气却最终获胜的人。它既是一个欧洲故事，也是一个美国故事。或许最惹人注目的是，它是兼具20世纪的光荣和恐惧的神话，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科学水平最高以及最血腥的时刻一起来袭。

它也是一个男孩和男人的故事，有许多女子深爱这个男人并总是把他的幸福放在首位：乔安娜、米娅、伊丽莎白，以及在某些意义上也包括格拉迪丝和安妮。没有她们，他可能早就毁掉自己了，他拥有极强的理智，但同时也拥有热烈的情感，这二者之间总是发生强烈的内在冲突。

在这个故事中最可敬的人或许应该是伊丽莎白。如果不是她周详地保护自己丈夫的话，他可能早已陷入绝望和抑郁之中，或者用其他方式毁灭自己了。如果没有伊丽莎白，也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或其他关于历史、科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伟大文章问世，更不可能出现1954年的《经济分析史》。伊丽莎白把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年全部贡献给整理编辑《经济分析史》。她出售了在坎布里奇金合欢街的房子，并且为浩繁的手稿最终得以出版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在健康每况愈下的时候，她为这本著作倾注了全部力量。

当伊丽莎白把她丈夫的文件交给哈佛时，她似乎没有进行任何删减：没有剔除少数几张安妮的照片，也没有剔除米娅成打的照片；没有剔除熊彼特与她和安妮的情书，也没有剔除他和米娅大量暧昧的通信；没有剔除安妮的日记，也没有剔除熊彼特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他的抑郁、他的偏见、他对哈佛惯常的不满，尤其是他对Hasen不可动摇的迷恋。即使在伊丽莎白生病之后，她也很少出现在熊彼特的日记中。在伊丽莎白1933年遇到熊彼特之前的七年中，熊彼特自己组成了一个三人组合：乔安娜、安妮和他自己。伊丽莎白知道，她一直都没有被丈夫充分接纳。但是，她如此虔诚地相信他的伟大，并且如此深爱着他，以至于她甘愿做一名配角。

伊丽莎白于1953年7月去世，病因便是五年前罹患的癌症。在《经济分析史》出版前一年，还有一个月即满55岁时，她离开了人世。“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就让这本书把我们连在一起吧。”她在1943年曾如此说道。“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孩子，有许多孩子？”或者，有许多著作？最后，他们做到了。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便是他们的孩子，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也终于将它带到了世间。

结尾 遗产

有主见的科学家，哪怕只在最微不足道的层面上坚持自己的意见，都会有一种完全自发的献身精神：这是个要求作出很大自我牺牲的职业。

——诺伯特•维纳.《人有人的用处》，1950年

熊彼特在1950年去世的时候，他的许多朋友都相信他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毫无疑问，他一定会献身于知识劳动。在近50年的时间里，他从未停止过对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探寻，包括它的优点和缺点，它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姑且不论熊彼特严格恪守科学客观性原则，他非常希望人们能够理解经济“发动机”是如何顺利运转的。他坚信，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超越眼前所见，比如拜金主义、不平等、腐败等，认定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确保世界整体生活水平长期提升。

熊彼特带有鲜明个人色彩的遗赠便是他的洞见，他认为以创造性毁灭为形式的创新不仅驱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驱动一般物质进步的力量。几乎所有企业，不管创立的时候有多强，只要它们不再进行创新，就必将失败。后来者会通过竞争致力于取代领军企业，不论领军企业有多么强大。负责任的商人知道自己在危机中忽视了这个教训。就像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每天都感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注定要改变”，他们“脚下的大地正摇摇欲坠”。

今天，在一个加速创新和产业全球化的时代，商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脆弱。这个时代仍然处在发展的婴儿期，更加剧烈的变化必然会到来，就像熊彼特的研究所预示的那样。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远富足，不管它已维持了多久的繁荣时期；也没有哪家公司能够永远存在，就像迪吉多电脑公司、泛美航空公司、普氏火车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等曾经给我们的警示一样。这些公司中的每一家都曾是各自领域甚至全美国企业中的翘楚，而现在它们和成千上万家各种规模的公司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即便强大似恐龙，如今也早已灭绝。

除了政府发起成立的垄断企业外，其他所有企业都只能通过不断创新和保持企业家精神才能长期屹立不倒。当然，“企业家”是由熊彼特大力提倡并力促其流行开来的，“entrepreneur”（企业家）这个英文单词首次出现在1934年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英文版中（该书最初的德文版问世于1911年，他在其中用的是德语词汇untemehmer，意指企业老板，不过这个词并没有流行开来，可能部分归因于其字面意思为“创办人”的缘故）。因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又因为熊彼特运用其洞见和出色的笔法详细描绘了这一思想，所以熊彼特的名字将永远与企业家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熊彼特日渐清晰地指出，尽管存在官僚主义的障碍，但企业家精神既能在大中型企业，也能在小型企业中产生。熊彼特在20世纪中期论述道：“与所有者管理型的旧式企业相比，在现存公司体制内的创新更便于发挥企业家的作用。今天许多想要成为企业家的人并没有去创立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办不到，而是因为他们宁愿采取其他创业形式。”

然而，“新人”创立“新企业”仍然至关重要，但是，“新人”和“新企业”不再是创新唯一的依托。在规模更大、创立时间更早的公司内，创新也同样能发挥经济作用。企业家仍然是公认的类型典范，但创新可能是由团队而非个人完成的，特别是在一些大公司有时可能必须如此。与此同时，熊彼特偏好的新建公司的持续活力，乃是经济创造力的关键来源。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史很好地证明了熊彼特的思考，那些在硅谷斗志昂扬的年轻企业有可能销声匿迹，也可能维持在中小规模，还有一些业已成长为行业巨擘，比如惠普、英特尔、甲骨文、思科、亚马逊、谷歌和雅虎。在硅谷之外也沿袭了这种发展路径，微软和戴尔计算机公司，分别由年轻人比尔•盖茨在1975年和迈克尔•戴尔在1984年创立。

熊彼特的思想对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早期的商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创造的术语“创造性毁灭”已经被广泛引用。此外，各种类型的公司，包括咨询公司和商业出版社，都在频繁使用“企业战略”（或者它的衍生品，比如公司战略）一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金融和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由于全球化的出现，现在每家公司都在发展自己的明确“战略”。不论公司规模如何，熊彼特的核心思想，即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信贷创造，都对其战略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大学里，熊彼特的深远影响不只甚局限在经济学专业，还延伸至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等专业，在这些专业中，他的著作经常是指定阅读资料。而且，不仅仅是这四个传统学科，他的思想更是遍及世界各地商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今天，这些商学院的数目（大约增加了七倍）比他去世时要多得多，其研究也更加广泛和严格。到了21世纪，每一所著名商学院都在提供有关企业家精神、创新和企业战略的大量课程，许多综合类大学也开始讲授这些内容。

熊彼特经常在捍卫资本主义，也为大企业作辩护，至少在他了解大企业之时。但是，他绝不会容忍像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那些企业丑闻：会计欺诈、毫无道理的高管薪酬机制、股票期权回溯和公司管理人员其他监守自盗的行为。他会认为这类行为背叛了资本主义，它们全都走向了熊彼特支持的体制的反面。这类行为也发出了警示，即政府监管者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及时采取行动，而熊彼特及其众多同胞都长期忽视了这些要素。

尽管熊彼特支持低税政策，但他也不会纵容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21世纪头十年中实施不计后果的赤字政策。他也不会鼓吹短期的消费主义，不会支持意味着庞大个人债务的数十亿张信用卡。2005年，美国自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负储蓄率。考虑到熊彼特坚决主张储蓄和投资是资本主义创新的基础，所以他不可能不质疑和厌恶这种发展趋势；由于熊彼特一直在强调信用创造，所以他不可能想到要为弥补政府赤字和支持过度消费而向中国和日本大额举债。我们必须祈祷这些举措像资本主义历史上类似的插曲一样，都是暂时的。

因为资本主义的不断变迁，所以熊彼特感兴趣的问题的本质自1950年起已经改变。作为持续变化的先知，他首先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现在，他曾研究过的几个问题（货币、经济周期）变得不再那么紧迫，而其他问题（比如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信贷创造）却正好相反。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的核心性质和经济硕果的不平衡分配等，则一直值得任何思考者加以关注。

在熊彼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期，有两个主题特别突出：“货币问题”和经济周期。今天，它们都得到了较好的理解，而且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它们都处于很好的控制之下。在熊彼特生活的年代，货币管理就已经有了大幅变化，这些变化与全球化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道，催生了蔚为壮观的景象。现在，大额款项从一国瞬时流向另一国，已经司空见惯；日常大额现金交易所用的货币也会从一种迅速调整为另外一种（主要发生在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之间）；而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上流动的日常资金，以及对冲基金管理的资金都高达数万亿美元。熊彼特、凯恩斯及其同代的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无法预期这种高速、大额的货币流动。在所有重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中，都有大量专业人员在努力工作以更好地控制该体系，尽管它几乎是无法管制的。不过，这种持续变迁的模式，完全符合熊彼特的创新和信用创造是资本主义试金石的一般理论。

第二个问题，即经济周期，仍然很重要，但远没有在熊彼特所生活的年代那样引人注目。混合经济的发展已经提高了整个工业化世界的购买力。如今，所有发达国家都在使用反经济周期政策：通过中央银行提高或降低利率，通过社会保障、健康和失业救济等措施保持社会稳定。这种现代混合经济或许是凯恩斯主义的一项重要遗产。无论它是代表了“带着氧气罩的资本主义”，还是更加富足生活的副产品，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熊彼特曾经在1943年说过它同时代表了这两层含义。关键的一点在于，混合经济趋于缓和经济周期。

随着不再那么关注经济周期，经济学家开始将其注意力转向其他主题：新兴市场的发展、全球化和失业问题，以及利用数学形式精确表述的、狭隘但重要的一系列主题，它们似乎永远存在。学院派经济学家开始习惯于在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描述一两项敏锐的观察，而不再撰写巨著。从1950年以来，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方法出现了迷人的新变化，熊彼特喜欢称之为“经济社会学”。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不仅是所有社会科学家中最为自信的，也是（他们的极大荣耀）最具自我批判精神的。

而在今天的经济系，极为聪明的人们依赖高度复杂的数学理论和统计技术来立身。他们针对那些微小但重要的问题设立迷人的假说，然后通过精巧的模型设计和大规模数据分析来验证这些假说。每位经济学学生都要学习高等数学，这被视为必需的训练。在20世纪后期，针对哈佛、耶鲁、芝加哥、斯坦福和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当回、答“什么能力最有助千学生快速成长”这一问题时（多项选择），有57%的学生选择了“数学”，10%的学生选择了“阅读经济学文献”，只有3%的学生选择了“全面认知经济学”。熊彼特当年支持在经济学中使用更多数学时，他可能想要的并不是这种结果。

在学院派经济学的新世界中，无论是作为个人的熊彼特主义企业家，还是作为一种现象的企业家精神都没有获得足够的注意。在大多数重要大学，特别是在美英的大学中，如果经济学教授过于关注熊彼特钟爱的这些问题，他们很快便会失去教职工作。这种变化之所以会发生，都要归因于学院派经济学主动割断了自身与历史、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联。熊彼特已经窥见这种趋势，并为此深感遗憾，而且在他去世后的两代人时间内，这种趋势大大加快了步伐。

不过，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广泛探寻创新的本质，而这是熊彼特一直向众人强调的话题。他们与志同道合的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和企业管理教授等人一道，共同探寻相关问题的答案。

例如，是什么驱动了创新？创新只是为了赚钱吗？或者，像熊彼特早年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它远不止是“享乐主义者的动机”吗？熊彼特相信，创新企业家也有一种“征服的愿望……我们（如此用语，似乎为了将自己也包括在内）努力找出困难，为改变而改变，而且喜欢冒险”。人们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早期研究了几百个案例，它们证实了熊彼特的理论。正是金钱之外的力量激励了卡内基、蒂森和福特，而盛田昭夫、雅诗•兰黛、安迪•葛洛夫、理查德•布兰森、史蒂夫•乔布斯和奥普拉•温弗瑞等后辈企业家也同样如此。

熊彼特作品中暗含的又一系列问题分别是：资本主义经济趋于促进民主政治体制吗，抑或相反？是像最近发生在中国状况的那样，还是遵循印度的道路？而最严肃的问题是，没有资本主义和民主悠久传统的国家，比如俄罗斯、乌克兰、埃及、刚果和沙特阿拉伯，在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竞争中能获胜吗？如果真的存在一种“文明的冲突”，那么它是广泛的现代化（全球资本主义是其典范）和保守的激进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是其最佳代表）之间的冲突吗，抑或表现为更加广泛的冲突类型？

当然，在熊彼特的作品中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对这些问题本质的深刻思考，特别是在《经济周期》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像一名学生曾经指出的那样，熊彼特和马克思都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活力，但是，熊彼特真正继承的衣钵来自柏拉图、圣•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思想更深刻的智者。

熊彼特承认，意识形态“愿景”左右了所有分析者对主题的选择，有时还能催生特殊结论。他在早年之所以会选资本主义作为中心主题，是因为他本能地把资本主义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他对这一主题研究得越多，对其经验主义的、多维元素的考察越深，他就更深信，资本主义的创造性远大于其破坏性。为了实现更好的物质生活，无论多么痛苦，创造性进程都必须以破坏为代价。但是，正确的顺序是关键：先是创造性创新，再是破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当误入歧途的领导人试图逆转这一顺序时，熊彼特洞见的深刻性就显而易见了。例如，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几乎每件事情的盲目破坏，都阻碍了创新的发展。当邓小平等继任领导人的创造性冲动终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中国人民的巨大潜能才得以释放。而且，中国选择熊彼特式的鼓励创新、企业家精神和信用创造的市场经济并非偶然。在政府普遍干预的环境中，市场经济能否长期维持，仍然有待观察。

熊彼特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讨论资本主义的文章，共分九节，其中三节的标题分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剥削与不平等”以及“失业和浪费”。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与其他所有体制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大众在几个世纪以来“对资本主义现象的反应与当下相差无几；他们叫喊着反对高利贷、投机、工商业垄断、日用产品垄断以及其他陋习。他们的争论也建立在自己的常识和偏见之上，比起20世纪流行的讨论，这些争论既不算好，也称不上坏。而监管则是政府同情心的体现”。这种模式是自然的，是能够预期和辩解的。政府干预，完全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发动机尽可能有效地运行更长时间。熊彼特从来都不像许多同代人想的那样，是一名条件反射型的保守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在1986年把他描述为“这个世纪最老练的保守派”。

熊彼特认为机会不平等是不可接受的，但他也坚称，因努力程度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是理所应当的。总之，他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化不仅不可避免，还是激励创新的有效工具。金钱不是推动企业家前进的唯一动力，但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金钱也是那些超级成功人士保持其身份地位的必需品。“不平等在最高收入者中的重要性应该被特别关注。与很多人收获的众多小成功相比，某项巨大成功更能为某一产业吸引更多精英和先进技术。现在，社会普遍认为，企业高管应得到极高的报酬，这是创新型的企业家社会必须付出的成本，而实际上，这种流行看法应该予以纠正，在此，熊彼特给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点：在衡量重要创新为社会带来的益处和成功企业家应得的丰厚利润时，必须考虑同一产业中不成功的企业家投入的时间和财力的总成本。尽管这些失败的企业家没有获得回报，但是他们的竞争压力刺激了其他企业家最终走向胜利，从而催生了巨大社会收益。成功者获得的奖赏也是暂时的，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或模仿新技术，“竞争力的下降”最终会导致利润下降。

直到熊彼特去世很久之后的20世纪末期，创新、企业家精神、企业战略、创造性毁灭以及信用创造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一观点，才真正得到重视。熊彼特在世的时候，并没有他所希望的熊彼特学派存在，而今天它真的出现了。它没有固定的位置，也没有限定在某个单一学科。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企业管理教授和其他学者，都自认为是熊彼特主义者。并且，无论那些资本主义的创新者有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有人也都是熊彼特主义者。

20世纪80年代，随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引人注目，阅读熊彼特的作品的人开始越来越广泛，而且在随后的十年里还在日益增多。苏联、东欧计划经济的垮台和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亚洲国家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奇迹，引发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性质以及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等一些尖锐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整个9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对市场安全性的讨论，并再次激起了解析资本主义的新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1000点，随后飞速拉高至1999年的11000点。IPO、风险资本、创办资金、新兴市场等这些商人们的口头禅，如今也成为普通市民晚餐时的话题。

在这种环境下，熊彼特有关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先锋著作重新获得了人们的青睐。新闻记者和学者开始翻看熊彼特的著作，以便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或者新的研究路径。1983年、熊彼特和凯恩斯100周年诞辰之际，《福布斯》宣称，是熊彼特而非凯恩斯，为席卷世界的快速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好的指引。

1984年，一位德国教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撰文谈及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熊彼特时代正在取代凯恩斯时代。不久，大量类似文章开始出现在专业期刊上，而流行杂志也如法炮制。2000年12月号的《商业周刊》用了两页的篇幅介绍熊彼特，标题为“50年前去世的美国最热门的经济学家”。在21世纪，根据计算机数据库的统计，对熊彼特著作的引用量超过了对凯恩斯的，而这一情形在几年前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1986年，一群学者成立了国际熊彼特学会（International Schumpeter Society）。到21世纪初，其会员多达400名，他们分别来自三十多国家、六七个学科。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成果由创办人结集出版。同时，学会还会为秉承熊彼特主义的优秀出版物颁奖。

另外，《演化经济学杂志》这本季刊也明显倾向于熊彼特式的主题。受到熊彼特作品影响的文章也经常发表在《制度经济学杂志》、《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经济史杂志》、《商业史评论》以及其他学术季刊上。在当代经济学作品中，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或许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用谷歌搜索一下它，你会得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这一术语也已出现在商业和经济学之外的书籍中，包括历史和文学类著作。

在熊彼特去世之后，哈佛经济系以他的名义设立了年度奖学金，资金由伊丽莎白和熊彼特的朋友捐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格拉茨大学创办了熊彼特年度讲座，由来自不同国家的最优秀的学者来此发表报告。格拉茨熊彼特学会（Graz Schumpeter Society）督促这一计划的执行，还为其相关活动运营了一家网站。

或许熊彼特比其他顶级经济理论家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使经济学更人性化了。他通过一生的研究得出结论，精确经济学同精确历史学一样难以实现，因为没有阴谋的人类故事只能是虚构的。由于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无限复杂，所有不可能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经济环境。如此一来，经济学也就不能像物理学那样，总结出确定性的规律或实验。即便利用最顶尖的数学方法，也不能像在物理学或纯数学学科中那样，计算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经济证明。经济生活中有太多变量，它总要包括不确定的人类行为。诺贝尔经济学家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1994年评论道：“你若沉迷于精确，就无法处理现实世界的问题。”

通常，人们用来勾勒所知世界的最佳方式不是数学方程而是语言叙述，在叙述的故事中，各色人等总会面临某些困境。商学院的课程体系与经济学的很不一样，它包括许多基于故事的课程（常常是现实生活中的案例研究），设计这些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展现创新、金融、市场营销、战略、企业家精神、伦理或一般管理等特殊要点。无论一个典型的MBA教程有什么缺陷，学生们都能从中接触到成百个此类案例，还会模拟实战商人每天都要面对的困境与选择，从而形成累积效应。当熊彼特描述站在摇摇欲坠的大地上的商人的感觉时，当他勾勒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个人肖像时，当他讨论那些令人难忘的资本主义现象时，他总是一再谈到经济生活中的人类体验。

就在熊彼特去世后不久，他的一位哈佛同事评论说，他“采用了一种庄重的风格”，全神贯注于那个时代最难解决的经济问题。30年之后，萨缪尔森于1981年写道：“在熊彼特出生后的一个世纪里，我们严肃地对待他的作品，并且将其视为对当代争论的永恒贡献。”1984年，又一位经济学家评论道：“今天，像记忆中的任何一天一样，很容易便开始钦佩熊彼特看待问题的方法。”不久，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在他最畅销的书《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中写道，与该书中提及的其他伟大经济学家相比，熊彼特是在“用一种更清晰的当代人的语言同我们交谈”。

熊彼特从不狭隘，而且总是超越经济学的范畴。在世界各地，仍能买到《经济发展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和《经济分析史》的平装本，它们都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这三部著作，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都是划时代的作品。因为熊彼特的写作风格时而讽刺，时而自相矛盾，所以无法完全赞同或反对他所说的每件事情。阅读他的书，就像聆听贝多芬的交响曲或者欣赏毕加索的画，永远充满挑战，尽管有时令人不快，但从不沉闷。无论重复阅读多少次，你似乎总能从中找到新的发现。

致谢

至今为止，我亏欠苏珊•麦克劳的最多，这本书献给她。她的洞见和在多年法律实践中磨炼的编辑才能影响了本书的每一页，她出色的艺术眼光也影响了每幅插图的选择。许多年来，她一直精心照料我们的家庭，更不用说对我工作的持续支持，这常常是以牺牲她的工作为代价的。歌德曾经写过：“夫妻间是一笔永远无法算清的债，这是一笔无限的、只有通过永恒来支付的欠债。”在我来看，这便是事实。

在写作本书时，我从许多朋友和研究人员那里吸收了大量有关创新和资本主义的知识，他们中有些人来自我的历史领域，也有很多人来自其他领域。但是，在我列举这些朋友和学者的名字之前，我想感谢一下我从自己学生那里学到的很多东西，这种运气真的十分难得。在我的课堂中，学生们平均年龄27岁，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产业和公共机构。除了博士研讨班外，选择我的课程包括来自26个国家的95名学生，他们有些来自富裕家庭，但大多数人不是。他们敏锐而热烈地讨论着历史和资本主义性质，甚至偶尔会愤怒起来。如果谁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全心聆听这些讨论，那么即使最迟钝的教师也会有所建树。就像罗马谚语曾经说的那样，教学相长。教人者，己亦学。

经验是令人振奋的，而教训是深刻的。很久以前，在苏联解体期间，我要求我的学生们给资本主义下一个定义。在讨论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位苏联学生说：“它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你得到你所挣得的。”在这简短的句子中，这位苏联公民确定了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支柱：私人产权和法治。自那年以后，他的话在大量试图建立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包括他的祖国，它们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变得日渐清晰。

在我安排的阅读清单中，学生们最为赞赏熊彼特的著作，这也是我为什么撰写这本书的原因。他们对他的资本主义分析的反应——它的收益和成本、它在自己国家和其他任何地方的创造和毁灭效应——是，“是的，资本主义就是这么运作的”。当我写这本书时，我发现许多人已经说了很多熊彼特偏爱的话题。

受教于熊彼特的生活和工作的所有当代学生，都应该感谢之前的大量学者。我在脚注中列举了数以百计前辈的名字，以表示我对他们的感谢。不过，我希望在这里再提及五位学者：Richard Swedberg、Ulrich Hedtke、Robert Loring Allen、Wolfgang Stolper和Christian Seidl。

Richard Swedberg教授是一位出色的社会学家，在把熊彼特的工作带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方面，他功不可没。他为熊彼特写过一部优秀的短篇传记，强调了熊彼特对社会经济理论的贡献。他也编辑了熊彼特的论文集，还同Ulrich Hedtke一同编辑了一本无价的熊彼特通信集。Ulrich Hedtke教授维护着柏林的一家网站（www.Schumpeter.info），它对任何严肃看待熊彼特工作的学生而言，都是必需品。Robert Loring Allen也写了一部很好的传记，对确证熊彼特和那些已经过世的人的生活历程大有助益。Wolfgang Stolper写了熊彼特的第三部传记，集中于熊彼特的公共生活。Wolfgang Stolper和Christian Seidl教授（熊彼特生活和工作的第五位具有洞察力的阐述者）定位、收集和编辑了三大卷熊彼特在旅美之前的作品。

除了这些研究熊彼特的同仁之外，许多经济学家（包括至少20位我的博士班学生）帮助我避免了技术错误，理解了熊彼特在学科中独一无二的位置。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不过，我特别感谢哈佛的Mike Scherer和乔治•梅森大学的Jack High。他们都是极富洞察力的老练的经济学家，都完整阅读了本书的手稿，还对它进行无价的改进（Mike Scherer是在初稿完成时，而Jack High则是我写出一章阅读一章，还给我寄来了长长的信件）。在政治科学家中，Rawi Abdelal给了我目前为止最大的帮助，他也阅读了整部手稿，不止一次阅读它的大部分内容，并给出了大量有用的建议。

三位杰出的年轻历史学家改进了我对奥匈帝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和通常意义上的中欧的理解。AlisonFleigFrank引导我通读了有关双君主立宪制，特别是有关维也纳的丰富文献，她也编辑了本书第一和第二篇的早期版本，并帮助翻译了一些艰深的内容。Benjamin Hett在本书撰写最初就开展了长而有效的工作，他是一位老练的律师和一流的历史学家，从熊彼特的早期著作和文章中挖掘出了关键事项，他也帮助我思考了本书的最早架构。第三位年轻的历史学家Jeffrey Fear阅读了全部手稿，并同我分享了他对德国商业史的深刻理解。在写作本书之前和其间，我同他进行了有关创新、产业组织和德国模式资本主义的性质等问题的大量谈话。

与其他任何在商业史这门分支学科工作的人一样，我从小Alfred Chandler那里获益良多。在三十多年中，他一直是我的导师和亲密的朋友，我亏欠他许多，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专业方面。我还要提及在商业史方面的三位哈佛长期合作者：在过去六年中，我同Richard S.Tedlow就这本书进行了大量交流；Richard H.K.Vietor为我早期的四章草稿提供了有用的评论，并且在我们令人钦佩的、为商业和政府研究建立了跨学科研究组的前系主任John H.McArthur的领导下，他已经同我一起工作了十五年；我以前的助理编辑和《商业史评论》的联合主编、仍然在主持该杂志编辑工作的Walter A.Friedman，就如何改进本书提供了独到见解，他常常从自己的写作中抽身投入我的著作，并帮助确定了一些来源模糊的资料。

在我们的创业管理组（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Unit）的同事之中，我最应该感谢的是Howard Stevenson，他创立了该团队并且评论了早期的手稿；Bill Sahlman，他是熊彼特所谓“信用创造”的企业家金融研究的先锋；Tom Nicholas，一位仔细编辑本书第三章的年轻经济史学家；Teresa Amabile，一位一丝不苟地主持我们研究组的颇具领导力和创造力的学生；以及Geoffrey Jones，他是我的好朋友和Isidor Straus商业史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是国际商业史方面权威学者之一。

我衷心感谢下面这些机会，它们使我可以在不同场合以文件、评论和文章的形式阐述该书的雏形：哈佛商业史研讨班、商业史年会、历史学会、纽约大学有关奥地利经济学的研讨班、《美国学者》经济史学会20世纪最佳经济史图书纪念会（www.eh.net.project2000）、《斯特恩商业》《商业史评论》以及在斯特恩商学院的伯克利企业家研究中心，我是那里的首位企业家精神驻校学者。

至于研究和翻译助理，我最感谢的是Holge rFrank，他埋首来自哈佛的熊彼特文件的大堆困难资料工作了两年多，他出生在格拉茨，熊彼特曾在那里度过童年时光，也在那里任过教授，还组织了一次研究探险。HolgerFrank使我得以踏上熊彼特曾经生活和教书的地方，从熊彼特在捷克共和国的出生地到格拉茨和维也纳，再到波恩以及沿途许多地方。给我研究和翻译以必要帮助的其他人是Kevin Burke.Rustin Gates.Christopher Hall，Takashi Hikino.Susanna Kim，Phil Mead、Florian Mtilkr、David Nickles和felice Whittum。

五位长期的亲密朋友Jim Baughman、Bill Childs、Paul Glad、Hubert McAlexander和Dick Walton，在本书的各个阶段都给予我巨大帮助，他们阅读各章草稿，给出敏锐的建议。我还遇到了极为明智的编辑和出版商：George Gibson和Michael Aronson，他们给了我相当有价值的忠告。

我从未像撰写本书这样幸运过。除了上述已经提及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之外，两名天才的英语专家Jeff Strabone和SusanWallace Boehmer细致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成百条好建议。Susan Wallace Boehme也负责了本书从提交到出版的全过程，既对全局也对最细微的细节进行了准确调整。

像其他任何书一样，没有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的帮助，此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特别感谢哈佛普西图书馆的Robin McElheny、史莱辛格图书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Ellen Shea、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Margaret Burri、维也纳大学图书馆的DominickHunger、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Carol Leadenham、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的Manuela Vack和维也纳的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图片分部的工作人员。我也感谢所有允许我引用或者复制其资源的研究所。在整个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哈佛商学院研究部提供了始终如一的慷慨支持。

当然，本书仍然存在的所有错误和不当是都我个人的问题，文责自负。

注释

Table of Contents

创新的先知

前言

第一篇 年幼的不幸遭遇（1883~1926）：创新和经济学

序 他是谁？他做了些什么？

第一章 离开家乡

第二章 性格形成

第三章 学习经济学

第四章 游学欧洲

第五章 崭露头角

第六章 战争和政治

第七章 荒废的岁月

第八章 安妮

第九章 心碎

第二篇 成年（1926~1939）：资本主义和社会

他学到了什么？

第十章 新的思想方向

第十一章 政策和企业家精神

第十二章 穿梭于波恩与哈佛之间

第十三章 哈佛

第十四章 苦难与慰藉

第三篇 哲人（1939~1950）：创新、资本主义和历史

序 熊彼特如何以及为什么运用历史分析

第十五章 经济周期和商业史

第十六章 欧洲的来信

第十七章 离开哈佛？

第十八章 格格不入

第十九章 她的信念和勇气

第二十章 疏远

第二十一章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第二十二章 战争与困惑

第二十三章 自省

第二十四章 荣誉与危机

第二十五章 有关混合经济

第二十六章 经济分析史

第二十七章 不确定性原理

第二十八章 结局

结尾 遗产

致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