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樊树志著．—北京：中华书局，2018.8

ISBN 978-7-101-13357-8

Ⅰ．重…　Ⅱ．樊…　Ⅲ．中国历史－研究－晚明　Ⅳ．K248.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9419号

书　　名　重写晚明史：朝廷与党争

著　　者　樊树志

责任编辑　贾雪飞

封面设计　刘　丽

书名题签　刘　涛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8月北京第1版

201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　插页2　字数456千字

印　　数　1-10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357-8

出版说明

“重写晚明史”系列，共五部，是著名学者樊树志先生有关晚明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樊树志先生长期从事明清史、江南地区史、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在晚明史领域卓有建树，被誉为“晚明史研究第一人”。“重写晚明史”系列，细致描绘了晚明王朝从盛世到覆亡的历史长卷，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将晚明历史置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背景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视角独特，立意新颖，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中勾勒和展现出晚明历史的各个方面，不仅独具史识，而且叙事清晰，文笔流畅，充分呈现了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世界。

晚明，按照樊树志先生的定义，为明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即1573年至1644年间的七十一年，持续长度约占整个明朝的三分之一。本书《朝廷与党争》是“重写晚明史”系列的一种，重点书写了明代自万历后期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立储之争，到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党争不断的历史过程。特此说明。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八年七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第一章　“争国本”：围绕册立皇太子的纷争

一　“争国本”的由来

二　朱翊钧的宫闱生活与酒色财气习性

1．朱翊钧的“衽席之爱”“曲蘖之好”

2．雒于仁：“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

三　册立东宫之争

1．“中外人情咸谓久当册立”

2．“朕怪其聒激渎扰，归过于上，要直于身”

3．册立无望，大臣纷纷挂冠而去

4．王家屏封还谕旨，以去格主

四　所谓“三王并封”之议

1．赵志皋老迈无能

2．王锡爵复出

3．“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所取信耶？”

4．“伏乞天恩，容令认罪改正”

五　皇长子常洛由出阁到册立

1．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

2．一拖再拖的冠婚礼与册立礼

第二章　疑影重重的内廷

一　楚王案

1．封建与藩王

2．“楚藩大变异姓假王”

二　妖书案

1．《闺范》《闺范图说》与《忧危竑议》

2．《续忧危竑议》引发的政治地震

3．“妖书案”的株连

4．且看“妖书案”如何收场

5．余波：内阁成为众矢之的

三　梃击案

1．皇太子朱常洛的厄运

2．疑窦丛生的梃击案

3．上谕：“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

第三章　勤于聚敛怠于临朝的皇帝

一　“帝耗天下以给福王”

1．福王朱常洵的靡费

2．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国”

3．“举江北半壁之天下，尽属藩使之鱼肉”

二　聚敛财富：矿税太监横行

1．贪财君主的聚敛癖好

2．矿税太监一瞥

3．登峰造极的制度腐败

三　临清民变、湖广民变及其他

1．太监马堂的横征暴敛与临清民变

2．太监陈奉的鸱张狠毒与湖广民变

3．苏州民变与云南民变

4．只撤矿监，不撤税监

四　怠于临朝的朱翊钧

1．为何怠于临朝？

2．“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

第四章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

一　“维世教觉人心”：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1．杨时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

2．顾宪成兴复东林书院

3．东林书院的规制、会约与院规

二　“课实功以穷经”，“绝议论以乐时”——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

1．大会、小会与日课

2．《东林商语》与《东林论学语》——东林书院的讲义

3．“独以全力用之圣学”

三　政治诬陷：“讲学东林，遥执朝政”

1．“人情所最跂望者无如开言路、起废臣二事”

2．“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

3．“直道难容，枉道易合”——关于《寤言》与《寐言》

4．淮抚李三才的为官风采

5．“料攻淮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顾宪成与李三才

6．“张四面之网，造无底之阱”

四　东林非党论

1．李三才：“以消党祸，以安天下”

2．“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3．“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

4．关于“东林”与“浙党”

第五章　从泰昌到天启

一　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1．万历的最后岁月

2．来不及施展的泰昌新政

3．郑贵妃、李选侍上蹿下跳

4．泰昌皇帝朱常洛之死

二　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

1．围绕李选侍移宫的纷争

2．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

3．短暂的“众正盈朝”局面

第六章　畸形的阉党专政时代

一　三位一体：朱由校·魏忠贤·客氏

1．朱由校：醉心于玩乐的皇帝

2．魏忠贤：市井无赖登上权力巅峰

3．客氏：从乳媪到“老祖太太千岁”

二　正与邪的较量

1．魏忠贤的阉党

2．邹元标、冯从吾与首善书院事件

3．“空人国以庇私党，詈道学以逐名贤”——文震孟、郑鄤的忿激之论

4．另一种形式的较量

三　惊心动魄的倒魏风潮

1．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2．“臣工先后申疏无不危悚激切”

3．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四　反攻倒算：六君子之狱

1．官场大清洗

2．杨涟：“仁义一生，死于诏狱”

3．左光斗：“辱极苦极污极痛极，何缘得生”

4．魏大中：“臣子死于王家，男儿常事”

5．“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

五　镇压正人君子的舆论攻势

1．篡改当代历史的《三朝要典》

2．仿效《水浒》一百零八将的《东林点将录》

3．《东林党人榜》及其他

六　浩气长存：七君子之狱

1．黄尊素：“正气长流海岳愁”

2．高攀龙：“心如太虚，本无生死”

3．李应昇：“十年未敢负朝廷”

4．缪昌期：“一死无余事，三朝未报心”

5．周顺昌与“开读之变”

6．周宗建与周起元之死

七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1．“奢侈性成，服妖僭制”

2．无上名号：“九千九百岁爷爷”

3．“遍地立祠，设像祝釐”

《重写晚明史》后记

第一章　“争国本”：围绕册立皇太子的纷争

一　“争国本”的由来

皇后王氏秉性端谨，专心侍奉慈圣皇太后，颇得其欢心。在皇上疾病缠身静摄休养时，协助封识整理堆积如山的章奏公文。每当皇上提及某事，随即取出公文呈上，毫无错谬。她母仪天下四十二年，以孝慈著称。但万历六年（1578）大婚后，皇后多年没有身孕，直到万历九年（1581）十二月才生下皇长女。因无子嗣，皇太后未免有些焦急，文书房太监向内阁传达皇太后懿旨：“命专选淑女，以备侍御。”内阁首辅张居正心领神会，乘着经筵的机会，对皇上说：皇上仰承宗庙社稷重任，远为万世长久之图，而内职未备，储嗣未蕃，臣等日夜悬切。但选用宫女事体太轻，恐怕名门淑女不乐应选。不如参照嘉靖九年（1530）选九嫔事例，上请皇太后恩准。[1]

就在册选九嫔的时候，皇帝看中了皇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此人一直在慈宁宫当宫女，多年来未曾引起皇帝注意。一天，皇帝往慈宁宫探望母后，索水洗手，宫女王氏捧了面盆服侍，皇帝见了甚为欢悦，看中了她。于是就有了所谓“私幸”，还赏了她一副“头面”（首饰）。一来二往，宫女王氏有了身孕。[2]

按照宫中惯例与祖宗家法，宫女受到皇上“宠幸”，必有赏赐，随侍的文书房太监必定记注皇上“宠幸”宫女的年月日，以及所赏赐的物品，以备日后查验。这就是所谓“内起居注”。皇帝自己对此却讳莫如深，左右内侍当然也守口如瓶。某日，皇帝侍候生母慈圣皇太后宴饮，母后问起此事，他沉默不语，继而矢口否认。太后命太监取来《内起居注》，让他自己看。皇帝面红耳赤，不再隐瞒，低头聆听母后的规劝：“我年老矣，尚未弄孙，若生男，宗社之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深受宠幸的德妃郑氏，常在皇帝面前戏弄宫女王氏，动辄叫她“老嫫嫫”，暗含讥刺之意，皇帝也默然不自得。[3]听了母后的规劝，皇帝在万历十年（1582）六月册封怀孕的宫女王氏为恭妃，派定国公徐文璧、大学士张四维举行册封礼仪。[4]册封之后两个月，恭妃王氏果然生了一个男婴，就是皇帝朱翊钧的长子朱常洛。

皇长子诞生于大婚数年之后，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喜事。成国公朱应祯等勋戚贵族代表皇帝前往郊庙、社稷，举行祭告仪式。皇帝本人则在皇极殿接受群臣祝贺。[5]次日，内阁辅臣张四维等题奏，皇子诞生，诏告天下，宜有颁恩条件，请皇上“乘此大庆，名降德音，弘敷惠泽”。[6]九月初六日，在皇长子满月日子到来之前，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大赦。诏文写道：“以今年八月十一日第一子生，系恭妃王氏出，上副两宫圣母忧勤之念，下慰四海臣民仰戴之情。”因此颁布若干恩例，以示普天同庆。[7]

皇长子的诞生，按照惯例，两宫皇太后应该加奉徽号。九月初九日，皇帝亲自到慈庆宫，向嫡母仁圣皇太后恭上“仁圣懿安康静皇太后”徽号，群臣随至徽音门行礼。次日，他又到慈宁宫，向生母慈圣皇太后恭上“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徽号，群臣随至思善门行礼。[8]

诞育皇长女的皇后王氏、诞育皇长子的恭妃王氏，不受皇帝宠爱，真正受宠的是诞育皇二女的德妃郑氏。万历十一年十一月，德妃郑氏生皇二女，皇帝十分欣喜，破例赏赐内阁首辅申时行红云苎丝二匹，银抹金脚花二枝；赏赐内阁次辅余有丁、许国及讲官沈鲤等人，各红苎丝一匹，银脚花一枝。[9]这种做法已经有点出格，更为出格的是，万历十二年八月，册封德妃郑氏为贵妃[10]，其地位仅次于皇后，而高于恭妃及其他嫔妃。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郑贵妃生了皇三子朱常洵，进一步巩固了她受宠爱的特殊地位。由于生于万历十二年的皇二子于次年夭折[11]，因此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实际上就是次子。皇帝见爱妃喜得贵子，比皇长子诞生还要高兴，准备大加庆贺，特地传谕户部：“朕生子喜庆，宫中有赏赉，内库缺乏，着户部取太仓银十五万两进来！”[12]

皇帝对皇三子的偏爱超过了皇长子，使朝廷大臣预感到即将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册立谁为太子？册立皇长子常洛，还是册立皇三子常洵，是牵涉到“国本”的头等大事。由此而引起旷日持久的所谓“争国本”事件，廷臣与皇帝争论不断，使人们的关注程度盖过了其他政治话题。

二月初三日，皇三子即将满月之际，内阁首辅申时行向皇上提议，尽快册立太子，奏疏的题目就是《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他委婉地建议尽快册立皇长子：“窃惟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自万历十年元子（长子）诞生，诏告天下，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螽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惟国家大计，以今春月吉旦，敕下礼官，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以固千万世之基。”[13]申时行毕竟不是张居正，皇帝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寥寥数语搪塞了事：“卿等以册立元子请，朕见婴弱，少候二三年举行。”[14]所谓“少候二三年举行”，是一个托词，其实他另有算盘：不满意宫女所生的皇长子常洛，想册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来个缓兵之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决定把郑贵妃的身份再提高一步——进封为皇贵妃。

此议一出，举朝哗然。

万历十四年二月初八日，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字泰符，浙江慈溪人）上疏劝阻。他指出，郑贵妃虽贤，所生只是皇上第三子，而恭妃所生才是长子，理应“主鬯承祧，乃其发祥”，为什么反而使恭妃屈居其下？伦理不顺，人心不安，难以重储贰，定众志。希望皇上收回成命，以协舆情。如果以为事势难以挽回，不妨先册封恭妃王氏为贵妃，再册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他还请求皇上采纳申时行的建议，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天下之本。[15]

姜应麟的这一番议论，不温不火，句句入情入理，却触到了要害，令皇帝大为震怒，把奏本丢到地上，仍不解恨，把身边的太监统统叫来，无端地把他们当做靶子，发泄道：“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越说越气愤，情不自禁地一再拍打桌子，吓得太监们纷纷跪下叩头请罪。[16]少顷，怒气稍解，他在姜应麟的奏疏上批示：“这册封事，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这厮心怀别故，窥探上意，疑君卖直，好生无礼，着降杂职于极边，该部不许朦胧升用。”[17]

姜应鳞贬为山西广昌县典史，舆论不但没有被压服，反而更加汹涌了。吏部验封清吏司员外郎沈璟（字伯英，号宁庵、词隐，苏州吴江人），步姜应鳞后尘，上了一本奏疏——《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请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并且进封恭妃王氏为贵妃，庶几无独优贵妃郑氏之嫌。[18]皇帝不听，下旨切责：“已有旨了，这厮如何又来渎奏？姑降三级调用。”[19]皇帝不想听臣下“渎奏”，臣下偏偏“渎奏”不已。礼部官员出于职责有关，上疏请求皇上册立皇太子，并封恭妃王氏和贵妃郑氏为皇贵妃，与姜应鳞、沈璟相呼应。不仅如此，吏科给事中杨廷相（字君赞，号宗鲁，福建晋江人）等言官挺身而出，上疏论救姜应鳞、沈璟，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二月十二日，皇帝与内阁辅臣谈及此事，强词夺理为自己辩解：“朕之降处（姜应鳞、沈璟），非为册封，恶其疑朕立幼废长，揣摩上意。朕思我朝立储自有成宪，岂敢私己意以坏公论。彼意置朕不善之地，故有是处。”[20]他要求内阁票拟谕旨，替他解围，并在杨廷相等言官论救姜、沈的奏疏上批示：“立储以长幼为序，祖宗家法，万世当遵。朕仰奉成宪，俯察舆情，岂肯以私意违拂公论。姜应鳞等揣摩上意，动辄以舍长立幼为疑，置朕于有过之地。特降处示惩，非为奏请册立之故。国本有归，朕已明白晓示，待期举行。各官宜体朕意，再不许妄疑渎扰。”[21]这种欲盖弥彰的语调，意在压制舆论——“不许妄疑渎扰”，效果适得其反。

几天后，刑部山西司主事孙如法的奏疏，“渎扰”得更为厉害。他从申时行的《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重国本事》谈起，再提及姜应鳞的《慎封典重储贰以慰人心事》，沈璟的《恳乞圣明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事》，对皇上的处理有所质疑。并且针对皇上所说，进封贵妃郑氏为皇贵妃，“非为储贰，因其敬奉勤劳，特加殊封”，予以辩驳。他认为这是一种托词：“天下之人但见恭妃王氏诞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夕奉御者也，岂毫无敬奉之劳？而未闻有奇封之典。贵妃郑氏敬奉勤劳，积有月日固然，而何其一生皇子，即有皇贵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贵妃能得之于皇子方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之久？此天下之所以不能无疑也。”他为姜应鳞、沈璟辩护，认为二人被贬，反而导致人心更加怀疑。姜、沈二臣所说，不过是“重储贰”“定大本”，因为立嫡以长自有定分，希望陛下早定而豫教，与陛下“立储自有长幼”之意，正好相合。他们所说的“慎封典”“详大典”，不过是说，恭妃、贵妃都诞育皇子，贵妃不应该独封，希望并封恭妃，并没有阻止贵妃之封。这也和皇上所说“册封非为储贰”之言，并不违背。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姜、沈二臣放逐、降级呢？这正是天下之所以深深怀疑的地方。所以他主张，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将恭妃、贵妃同时进封为皇贵妃。[22]

孙如法的奏疏，言词虽然和缓，气势却很凌厉，皇帝看了大为光火：“立储定序已屡颁明示，孙如法不系言官，如何出位渎扰救护！宫闱事体彼何由知？好生狂躁。本当重处，姑降极边杂职。再有妄言者，重治如法。”[23]皇帝一再严厉封杀批评意见，官员们只得缄默不响了。

三月初二日，贵妃郑氏正式进封为皇贵妃，进封册文对她赞誉有加，什么“妙膺嫔选，婉娩有仪”，什么“辄宣劳于视夜，厥有鸡鸣之助匡”云云。[24]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是皇帝对她的最高册封。据当时人说，内廷嫔妃的尊称至贵妃而极；截至万历朝，二百五十年中，嫔妃册封为皇贵妃尊号的仅十六位，其中两位是死后追封的。[25]皇长子的生母恭妃王氏，在郑贵妃进封为皇贵妃后，始终未曾封为贵妃；万历二十九年册立长子为皇太子后，仍不封如故；直到万历三十四年，皇太子的长子诞生，才进封恭妃王氏为皇贵妃。[26]可见册封贵妃、进封皇贵妃，并非易事，皇帝在郑氏与王氏之间，厚此薄彼竟然如此悬殊，无怪乎“争国本”永无宁日。

郑贵妃进封皇贵妃已成定局，朝野上下仍然议论纷纭，官员们在猜测，皇上究竟立谁为皇太子，是否立幼不立长？一时间流言四起。礼部身负此责，首当其冲，不得不再次向皇上反映：先前阁臣及言官奏请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不蒙允准，却进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群臣请求同时进封恭妃为皇贵妃，又不蒙允准，因此人心猜疑，讹言相煽。[27]这完全是按照祖宗旧制及皇室礼仪提出问题，皇帝无法驳回，不予理睬。河南道御史杨绍程试图再做一次努力，劝谏皇上：“皇贵妃位亚中宫，分位甚尊。恭妃诞育元子，系则至重。其间礼仪相接，名分相临，或恐有不自安者。”皇帝根本听不进，怒斥杨绍程是“掇拾余言，沽名渎奏”，剥夺他俸禄一年，并且警告言官，不得“再讪君卖直”。[28]

外廷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内的慈圣皇太后也有所耳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据文秉记载，某日，皇帝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原注：宫中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皇帝脱口而出：“道他是都人（原注：宫中呼宫人为都人）的儿子。”太后听了心生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29]这一下点中了要害。原来慈圣皇太后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作为宫女进入裕王（即后来的隆庆皇帝）府邸，生了朱翊钧以后，才进封为贵妃，朱翊钧即位后，上尊号为慈圣皇太后。听了母亲的训斥，他自知理亏，如果自己的长子因为宫女所生不能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太子，更遑论皇帝了。面对母亲，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迟迟不敢起来。[30]对于朱翊钧而言，母后训示的压力非同小可，超过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郑贵妃欲立皇三子的图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二　朱翊钧的宫闱生活与酒色财气习性

1．朱翊钧的“衽席之爱”“曲蘖之好”

皇帝朱翊钧是个酒色之徒，大婚以后沉迷于酒色，年纪轻轻，身体却虚亏得很。

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以后，因病连日不去上朝。二十六日，又通知外廷继续暂停上朝。到了三十日，他不得不向内阁讲明自己的病情：“朕前御门，已于卯初起矣。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已谕卿等暂免朝讲数日，以为静摄，服药庶效。近连服药饵，身体虚弱，头晕未止。”[31]

皇帝老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引起了官员们的高度关注。礼部祭祀司主事卢洪春（字思仁，浙江东阳人），因为主管祭祀事务，听说皇上因为头晕眼黑不去享祭太庙，便郑重其事地上疏，要皇上“慎起居”，注意节制酒色之欲。卢洪春似乎精通医术，为皇上分析病理，说得头头是道：“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者，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下之听。而又因以废宗庙之大典，臣不知陛下之心何安也？”他加重语气颇为危言耸听地指出：“果如人言，则偶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也浅。果如圣谕，则似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说得再明白不过，外间传闻皇上驰马受伤导致“头晕眼黑”并非事实，病根在于“衽席之娱”，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卢洪春警告说，万一有稗家野史掇拾道听途说之言，私托笔记，传之后世，陛下又何以自解？[32]

卢洪春一片赤胆忠心，诚心希望皇上保养身体，无奈此等情事激起敏感，有损帝王尊严，朱翊钧哪里承受得了，看了奏疏顿时震怒，马上传谕内阁：卢洪春悖忤狂妄，命阁臣拟旨重治。这一下内阁首辅申时行感到左右为难，卢洪春并无错误，却要重治，又不能抗旨。于是出现了很滑稽的局面：申时行一面代皇帝拟旨，将卢洪春革职；一面上疏极力申救卢洪春。[33]

申时行吃力不讨好，皇帝以为他代拟的革职处分太轻，亲笔写了一道谕旨，轻描淡写地把头晕目眩的病因归结于“动火”，对卢洪春的分析只字不提，反而狠狠斥责：“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悖逆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34]

卢洪春赤胆忠心的劝谏，得到的回报却是廷杖、革职的处分，显然处置不当，引起言官们的不满。吏科给事中杨廷相等人冒险上疏，申救卢洪春。皇帝依然寸步不让，如果稍一让步，人们便以为卢洪春所讲不无道理，于是下旨谴责那些言官：“卢洪春狂肆无上，特加谴责，如何渎救！念言官，姑不究。”意在警告言官，不必就此大做文章。言官们偏偏有一股执拗劲，仍然议论不休，继续为卢洪春讲好话。皇帝认定他们是“党救”——结党渎救，为首的扣罚俸禄一年，其余各人扣罚俸禄八个月。[35]

到了万历十五年二月，皇帝头晕目眩的毛病仍不见好转，再次派文书官向内阁传旨：暂免经筵。申时行等阁臣连忙向文书官询问皇上起居情况，得知还是“连日动火，时作晕眩”。申时行判断决非偶然“动火”所致，赶紧写了奏疏，劝皇上注意养身之道，不过措辞十分谨慎，没有言官们那样露骨，只是说“因励精宵旰，临御勤劳，以致身体不宁。唯望皇上清心寡欲，养气宁神，而备加慎重”。[36]申时行把皇上的病因归咎于“励精宵旰，临御勤劳”，不过是为尊者讳的门面语。他后面所说的“清心寡欲，养气宁神”，才是关键所在，其中不乏微言大义，却无损皇上的面子。过了几天，皇帝又因病不上朝，申时行再次奏请皇上“宜节慎起居”。[37]依然是极其委婉的劝告，与日前所说“清心寡欲”有异曲同工之妙，仅仅点到为止而已。犹如一帖甘甜性温的甘草剂，当然于病无补。

皇帝的病情总是不见起色，万历十七年六月，皇帝传谕内阁：“朕自前月服平肝清心之剂，至今头尚眩晕眼黑，心满肠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刑科给事中刘为楫针对皇上自己所说“饮食少思，寝不成寐”云云，提请皇上“圣躬之保护宜慎”。他开出的“药方”更加温和：“人主深居法宫，一切柔曼靡丽，悦目娱心甚众，自非大智大勇，鲜有不为所动者……臣伏睹圣谕云，皆属精神不足，以致诸症俱作。请自今独坐静思，凡一切声色嗜欲，万一有乘间而动者乎，即不能黜而不御，但使御而有节，则去其耗精神者，而精神日就完固，所以培养本原。”[38]他强调的是，对于“一切声色嗜欲”，不能“不御”，但要“御而有节”。南京吏部右侍郎赵志皋也是主张“御而有节”的，不过更加切近病根。他在奏疏中说：“臣近岁以少詹事侍朝讲，恭睹天颜和粹，稍有不豫，一养旋复，何自冬相沿至今也？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蘖之好不能免乎？有一于此，足耗元气。皇上行之有节，而不沉溺，则元气自充矣。”[39]所谓“衽席之爱”“曲蘖之好”云云，便是酒色二字，点到了病根所在。但是讲得比较含蓄，似乎没有引起皇帝的注意。

八月初四日，新任礼部尚书于慎行针对皇上所说“至今尚眩晕眼黑，心满肠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向皇上进谏：“理国之道譬如养身，养身者必早起夜卧，不敢放逸，然后血脉流通，肢体强固，而六气不沴。理国者必夙兴夜寐，不敢宴安，然后精神贯彻，臣工警惕，而万几无壅。伏惟皇上锐志化原，游心经术，自然形神和适，志意清明。不惟图治之要机，抑亦摄生之至道也。”[40]生怕得罪皇上，说得小心翼翼，近乎轻描淡写，说了等于没说。

2．雒于仁：“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

不满于大小臣工开出甘甜性温的甘草剂，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皇上开出一帖猛药，以其直言不讳的泼辣风格，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响。

雒于仁，字少经，陕西泾阳人，雒遵之子。万历初年，吏科都给事中雒遵弹劾冯保，不过是一个侍从之仆，竟敢立于天子宝座之旁，文武大臣是拜天子呢，还是拜太监呢？欺陛下幼冲，无礼之极。雒于仁似乎继承了父亲敢于直言无忌的精神，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以极大的勇气呈进《恭进四箴疏》，指出皇上的病根在于酒色财气，批评皇上的私生活，讲得头头是道，句句触及要害。他说：“（皇上）经年动火，常日体软，圣政久废而不亲，圣学久辍而不讲。臣以是知皇上之恙医术难明，药饵难攻者也，惟臣四箴可以疗病。请敬陈之。”他要敬陈的四箴，就是酒色财气四字：“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下面他一一列举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的症状：

——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将无醉也。夫何酿味是耽，日饮不足，继之长夜。甚则沉醉之后，持刀舞剑，举动不安。此其病在嗜酒者也。

——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开骗门，宠郑妃册封遍加。即王妃有育皇冢嗣之功，不得并封。甚则溺爱郑妃，而惟言是从，储位应建而久不建。此其病在恋色者也。

——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俭德也。夫何取银两动支几十万，索潞至几千匹，略不知节慎。甚则拷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而加杖。如张鲸以贿通而见用，给事中李沂之言为不诬。若使无贿，皇上何痛绝忠良，而优容谗佞？况（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凭钱神复入，虽皇上无以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李）沂之心耶！此其病在贪财者也。

——以皇上不怒而威畏，宜思有忿速惩也。夫何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矣。彼诚有罪，置之法律，责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计其数，竟使毙于杖下。此辈密迩圣躬，使其死不当罪，恐激他变。甚则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应鳞、孙如法，俾幽滞于林下，拘禁于散局，抱屈而不伸。此其病在尚气者也。

他的结论是：“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止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于心，系累其身，圣恙何时而可已？皇上春秋鼎盛之时，经年不朝，过此以后之年，当何如耶？今春会场，辅臣出题曰‘圣贤所以尽其性’，是默指皇上好货好色，但其指引而未发。恐皇上亦未之悟也，臣特撰四箴以进之。但臣之说，逆耳之言，格心之论，对症之药石也。倘蒙俞允，出御便殿，多接正人，远彼宫妾，除此四累，将静摄不逾半年，而圣体必强壮康豫。如其不然，愿碎臣之首，甘当欺诳之罪。”

针对以上分析，雒于仁开出了一张药方——“四勿之箴”，即戒酒、戒色、戒财、戒气四句箴言：

——戒酒箴曰：耽彼曲蘖，昕夕不辍。心志内荒，威仪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兴隆。晋武衔杯，糟丘成风。进药陛下，醑勿崇。

——戒色箴曰：艳彼姝冶，食息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汉成昵姬，历年不久。进药陛下，内嬖勿厚。

——戒财箴曰：竞彼镠镣，锱铢不剩。公廪称赢，私家尘甑。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赂勿侵。

——戒气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盩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怼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41]

这四条箴言，文字深奥，意思却很简单，希望皇上以虞舜、夏禹、成汤等圣贤为楷模，对秦始皇、汉成帝、晋武帝、隋炀帝等的酒色财气，引以为戒。

平心而论，批评皇帝的酒色财气习性，有根有据，他确实酒色财气样样俱全。

万历八年十一月，他在太监客用、孙海陪伴下，豪饮过量，酩酊大醉，将一名宫女的头发割下，又将两名宦官杖责得差一点死去。[42]这是他纵酒肇祸的突出事例。

近年以来“眩晕眼黑”，是他好色的结果，这一点与乃祖乃父一脉相承。明朝皇帝大多是好色之徒，讲求房中术。他的祖父（世宗）痴迷于道家的修炼，说穿了就是用房中术来养生，正如陈继儒所说：“志在长生，半为房中术所误。”[43]他的父亲（穆宗）也精于此道，据给事中程文揭发，太监头子冯保投其所好，“平日造进诲淫之器，以荡圣心；私进邪燥之药，以损圣体”[44]。穆宗的短命，与讲求房中术和春药密切相关。他大婚以后，冯保仍是“大伴”，安知不故伎重演。他的头晕目眩、肝火过旺的症状，与其父何其相似乃尔。明代上流社会中人，饱暖思淫欲，似是一种社会风尚，都沉迷于房中术。连道貌岸然的张居正也不例外，他的“下部热症”，据王世贞说，“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45]沈德符也说，这种“以饵房中过多”，内热不仅发于下部，还发于头部，冬天不能戴貂皮帽。朱翊钧二十几岁患上头晕目眩、肝火过旺的病症，病根盖出于此。[46]何况他比乃祖乃父又所发明，在沉湎女色的同时，又有恋童癖，玩弄“十俊”——十名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47]

至于贪财，他在明朝诸帝中尤为突出。下旨查抄冯保、张居正的家财，全部搬入大内，归自己支配，最明显地暴露了他的贪财本性。司礼监太监张鲸以贿赂皇上而受重用，遭到外廷大臣李沂等人弹劾，又以贿赂皇上而消灾避祸。以后变本加厉，派遣矿税太监四出搜刮钱财，成为社会的大祸害。

至于尚气，大抵是帝王的共同秉性，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廷臣稍不合意，就下旨廷杖，残酷无比。前不久，礼部主事卢洪春要他节制酒色，他尚气使性，狠狠斥责：“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顾命讪上，好生悖逆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48]不过是众多廷杖者中的一例而已。

对于雒于仁的进谏，他又一次尚气使性，讳疾忌医，恨得咬牙切齿。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即民间所谓大年初一，申时行等阁臣道会极门行礼祝贺。忽然听得太监传达皇上宣召。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人，急忙跟随太监前往毓德宫西室。阁臣行礼祝贺后，才明白皇上对雒于仁的奏疏耿耿于怀。

皇帝首先开口：“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胸膈腹满。近调理稍可，又为雒于仁这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

申时行开导说：“圣躬关系甚重，祖宗神灵、两宫圣母皆凭借皇上，当万倍珍护。无知小臣狂憨轻率，不足以动圣意。”

皇帝没有搭话，把雒于仁的奏本递给申时行，说道：“先生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

申时行展开奏本，还没有来得及回话，皇帝急急忙忙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那是有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一至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着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曾有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昨年李沂也这等说[49]。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勇戒斗。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的，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每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如此长篇大论细细批驳臣下的奏疏，以前从未有过，可见他对此十分在意，也可见雒于仁击中了要害。

申时行当然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面对皇上的辩解，只能顺其意而劝慰：“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渎奏……”

皇帝打断他的话，气愤地说：“他还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接着说：“他即沽名，皇上若重处他，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惟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说完便把雒于仁的奏本送还皇上。

皇帝沉吟片刻，说：“这也说得是，倒不是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

申时行补上一句：“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50]

这场君臣对话，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皇帝意犹未尽，再次拿起奏本递给申时行，要他仔细看一看。毓德宫高大而阴暗，五十多岁的申时行看不真切，只是略表形式地翻阅一遍。其实这本奏疏在送达皇上之前，阁臣们已经看过，都了解其中内容。

皇帝的怒气、怨气还未平息，气呼呼地叮嘱：“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申时行毕竟老练，劝皇上将此疏“留中”不发，防止扩散。他说：“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将此本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而当做实话了。臣等见前疏久留中，在阁中私相颂叹，以为圣度宽容，超越千古。臣等愚见谓，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称皇帝是尧舜之君，此乃盛事。”

皇帝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心头的怒火，问道：“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

申时行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回答：“此本既不可发出，亦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宥，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51]

皇帝原本要重处雒于仁，申时行却主张革职即可，便盯着旁边的王锡爵问道：“卿意云何？”王锡爵赞同申时行的意见，解释道：“（雒）于仁诚有罪，第当以重法，则（雒）于仁之罪，人不知以为讪上，而以为纳忠；皇上之法，人不知以为治狂，而以为拒谏。”听了这样的解释，皇上的怒气顿时释然。[52]

在谈话过程中，皇帝无意之间流露了“如今掌灯后看字不甚分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居然未老先衰，足见沉迷于酒色对身体危害之深，也足见雒于仁所言不虚，并非轻信流言蜚语。申时行心中也有数，雒于仁所说确有所据，只是不便说也不敢说，只能旁敲侧击地要皇上注意“清心寡欲”，其微言大义尽在不言中。

叩辞皇上后，申时行返回内阁，起草一份帖子，传谕大理寺少卿任养心，要他代替雒于仁请病假。接到大理寺的“雒于仁有病”的报告，申时行当即代皇上票拟谕旨：“雒于仁前出位妄言，朕始容了。今又托疾规避，姑着革了职为民。”[53]申时行的这种处理方式，既顾及了皇上的面子，不使酒色财气之说过于扩散，又保护了雒于仁，避免了廷杖之类严惩。雒于仁只不过丢了乌纱帽，比其他进谏的官员幸运多了。

内阁辅臣王家屏在召对时没有发言，回到内阁后，写了一篇奏疏，为雒于仁辩护，并且主动检讨自己的失职，因为他是“相臣”，早就应该提醒皇上。他的逻辑很有意思：“人主出入起居之节，庶官所不及知者，相臣得先知之；人主耳目心志之娱，庶官所不敢谏者，相臣得豫谏之。是以能止匿于未形，防欲于微渺……（雒）于仁庶官也，于皇上之起居尚及知之，于皇上之愆违尚能谏之。臣职亲于庶官，任专于辅导，乃尚有不知不谏。夫不知，失职也；知之而不谏，失职也。安可独罪（雒）于仁哉！”他认为，倘若雒于仁所说都有根有据，而遭此处分，实在于心不忍。雒于仁以箴言规劝皇上似乎有些狂妄，但有利于养生延年，所以臣以为雒于仁是忠臣。而反观自己，做不到这一步，理应请辞。他的姿态很有风度：“若臣者从谀承意，缄默苟容，无能匡正宸枢，弥缝衮阙。上亏圣明之誉，而下陷庶官，俾以愚憨蒙不测之威，此乃真所谓不忠之臣，不可一日在左右者也。伏乞皇上罢臣归里，以示尸（位）素（餐）之惩，矜宥（雒）于仁，以廓优容之度。”[54]

王家屏不愿意做尸位素餐的不忠之臣，以“自劾请罢”的方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接连上了三本奏疏请求辞去官职。他颇动感情地说：“自臣至京一岁，皇上静摄之旨屡形传谕，曰眩晕动火，曰饮食稍思，曰眼目障涩，如此者不止一次，臣子之心能自安乎？否也。”“中外臣民系心已久，请册立未许，请豫教未许，国本莫定，群情危疑……禁庭深密之中，侍御仆从之事，喜怒过当，则圣情累其和平；苛责太严，则群小震于摧压。”[55]皇帝既不接受他的建议，也不允许他辞官，依然故我。

皇帝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在挽回面子的同时，应当扪心自问，切实自律，防微杜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仍旧我行我素，官员们意见很多。

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字叔濂，山东益都人）说，陛下临朝之初是一位励精图治之主，现今大不如前：“乃者偶以圣体违和，暂免朝讲已几半载，遂以为常。大小诸臣连章进谏，陛下卒不听也……向也数朝讲矣，而形神康泰；今也不朝不讲矣，而时复违和。则劳烦动火者，似不在一朝一讲之间；而所谓静摄者，似不在深居燕息也。”[56]“皇上励精图治十九季于兹，方其初政，旬日三朝，既无愆期矣……乃今静摄日久，黻座稀临，朝廷百执事之臣不睹耿光者数月矣。”[57]

讲得最厉害的当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养蒙（字泰亨，号见充，陕西泽州人）。此人作为监察机构高官，很敢讲话。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他针对朝政废弛，条陈五事：一曰部院之体渐轻，二曰科道之职渐轻，三曰抚按之任渐轻，四曰进献之途渐重，五曰内差之势渐重。[58]次年七月，他上疏指出，“重灾不可再玩，实政不可再虚”，希望皇帝以“正己心”来“回天心”，认为“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十分坦率地批评皇上的四种“平日成心”：好逸、好疑、好胜、好货。他一一分析如下：

——一曰好逸。夫君德主于勤，故未明求衣，日晷忘食。一有好逸之心，则禋祀倦于时享，朝堂倦于时御，章奏倦于披览，卧起倦于晦明，恶烦恶劳，任情任性。斋居何作，静摄何功？乾健不息，似不如此。陛下以此思勤，则逸心当知戒矣。

——一曰好疑。夫君道主于诚，故明目达听，推心置腹。一有好疑之心，则逢人疑人，遇事疑事。疑及于近侍，则左右莫必其生；疑及于外廷，则僚寀莫奉其职。究且谋以疑败，奸以疑容。为物不二，似不如此。陛下以此思诚，则疑心当知戒矣。

——一曰好胜。夫君道先于虚己，故设轺求谏，止辇受规。一有好胜之心，则属威严而笼愚智，喜谄谀而恶鲠直，厌封驳而乐传宣。将逞志于一夫，亦甘心于众口。下济光明，似不如此。陛下以此思虚，则胜心当知戒矣。

——一曰好货。夫君道在乎富民，故投珠抵璧，发粟散财。一有好货之心，则以聚敛为奉公，以投献为尽节，珠玉唯恐不丰于帷幄，锦绣唯恐不侈于箧笥。琼林大盈，竟为谁积？造物忌满，似不如此。陛下以此思富，则利心当知戒矣。

他希望皇上戒除“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种成心，进入一种新的境界：“百志惟熙，必真见弊政不可不亟除，大典不可不亟举，以此光于祖宗，以此对于臣民，以此回天心，以此凝天福。”[59]

张养蒙的措辞并不比雒于仁委婉，却不见皇帝勃然大怒，也未将张养蒙严惩，只是不予理睬而已。可能是汲取雒于仁事件的教训，一事张扬反而扩大影响，不予理睬，淡化处理，使得进谏者自讨没趣，也就不至于引起回响。但是这种鸵鸟式的处理，丝毫不能掩盖他身上的毛病，纵酒、好色、贪财、尚气，好逸、好疑、好胜、好货，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给朝政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张岱为雒于仁、张养蒙立传，对于神宗皇帝何以总是拒绝言官的进谏，有别出心裁的分析，以为是受了张居正的影响：“张江陵恨言官入骨，于冲主之前极力丑诋，不曰套子，则曰沽名，遂使冲主不复以人言介意，而痛哭流涕之言，悉以谈笑置之。盖日堕其云雾中，而倘恍不之觉也。嗣后二十余年，不痛不痒之世界，总以江陵一语酿成，其害可胜道哉！”[60]是耶非耶？读者诸君自己评判吧。

三　册立东宫之争

1．“中外人情咸谓久当册立”

皇帝朱翊钧宠爱郑贵妃，意欲册立她所生的皇三子为储，遭到廷臣与慈圣皇太后的反对，迟迟不愿册立东宫——皇太子。于是乎，这一事件多年来成为内宫与外廷关注的焦点。

万历十五年正月，内阁首辅申时行再次提及此事，他说：“昨年，言事诸臣屡请建储，道路流传，妄有窥测。臣等心窃非之，以为皇上亲洒宸翰谕示臣等，明旨昭然，布告四方，圣志何尝不定？而乃设不然之虑，为此纷纷，以故逡巡待命，逾年于兹矣。及自新岁以来，则臣等亦有不容已于言者……臣等职在辅弼，国家休戚同之，故纲常一日未明，典礼一日未备，臣等之心亦一日不能自安者。故敢不避烦渎，辄效其愚，伏望皇上俯察迩言，早定大计，将册立、册封吉典及时举行，不胜幸甚。”[61]皇帝不予理睬。

内阁次辅王锡爵多次上疏提及“视朝”与“建储”。他说，万历十七年二月以来，皇上只有两次出朝，一次送潞王，一次到太庙祭祀，其余常朝日期全部传免，经筵、日讲也都暂停。外廷百官得不到皇上的信息，各种猜疑、讹言不可避免。有鉴于此，他向皇上建议三策：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则莫如勤御朝讲，日亲外臣，使晬穆之天颜，缉熙之圣学，人人得以望下风而承休问，则天下幸甚。

——其或以天气渐暑，圣躬宜于静摄，则宫居十二时中，以六时晏息，三时游衍，一时定省慈闱，二时看阅章奏，罢曲晏，捐细娱，专精神，涤烦懑，使群下晓然知上意在尊生，不在厌倦；在色养，不在逸乐也，则天下亦幸甚。

——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身勤，则深惟社稷之安，早定根本之计，升储出阁，发旨自中，然后委诸事于阁部，付烦言于刍狗，则天下亦幸甚。

所谓三策，目的还是引出“升储出阁”，以及册立东宫。所以他说：“今皇长子伦序有定，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馆，播传天下。册立之举去年未行，犹曰未及也；今年未行，犹曰潞王尚未之国也。过此皆无说矣，而犹拱默迁延，日复一日，不早下九卿台谏之议，以顺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62]如此语重心长，换来的依然是不予理睬。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皇上在毓德宫西室召见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阁臣。申时行再次提及册立东宫的事，希望说服皇上，早日册立皇长子为皇储。他郑重其事地说：“臣等更有一事奏请，今皇长子已九岁，中外人情谓久当册立，望皇上早定大议。”

皇帝推脱说：“朕知之，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郑妃亦再三陈请，恐外间有疑。但长子犹弱，欲候其壮健使出就外，才放心。”

申时行说：“此宗社大计，人情久仰，早定一日，则人心亦可稍安一日。近多妄议，亦皆由此。”“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宜令出阁读书。乘此新春，请皇上早定大议，则皇长子便可学习。”所谓蒙养、豫教是一种形式，如果这种形式一旦举行，等于事实上承认皇长子为太子。

申时行显然是以退为进，皇帝却始终不肯松口：“人资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来自然聪明，安能一一教训。”

申时行紧盯不放：“资禀赋于天，学问成于人，虽有睿哲之资，未有不教而能有成者。语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须及时豫教，乃能成德。”

皇帝显得不耐烦，便打住话头：“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阁去吧！”随即命左右侍从赏赐阁臣酒饭一桌、烧割一份。[63]

申时行等人叩谢后，离开毓德宫，离宫门已经几十丈远了，忽见司礼监太监从后面追来，传达皇上旨意：“且少候，上已令人宣长哥（皇长子）来，着先生每一见。”申时行等人返回毓德宫，跪候在宫门内东阶下。不久，司礼监太监传言：皇长子、皇三子到了。申时行等人在太监引导下进入西室暖阁，但见皇长子站在父皇膝前右边，皇上用手拉着他；皇三子还小，由奶妈抱着站在皇上左边。

皇帝对申时行等人说：“皇长子比前也觉长发了，只是略弱些。皇三子今年五岁了。”

申时行见皇上高兴，乘机进言：“皇长子春秋渐长，正当读书进学。”

皇帝敷衍道：“已令内侍授书诵读矣。”

申时行说：“皇上正位东宫时方六龄，即已读书，皇长子读书已晚矣。”

皇帝还是那句老话“朕五岁即能读书”，说着指一指皇三子：“是儿亦五岁，尚不能离乳母，且数病。”申时行等人稍稍向前，仔细观察皇长子，赞誉道：“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愿皇上早定大计，宗社幸甚。”

皇帝说：“朕亦知之，即皇贵妃亦再三请朕此事，劝朕早定，恐外有议。朕念无嫡子，所以从容……”

申时行说：“圣意早定，此宗社无疆之休，容臣等具奏上请。”说罢，一行四人叩头退出。[64]

这是君臣之间关于册立东宫的一次最为深入的交谈，彼此平心静气地谈出了自己的想法。申时行以为皇上似有豫教皇长子的意思，就在第二天上疏敦促此事：“皇长子伦序已定，今皇上内断于心，外廷未知也。臣等虽承面命，海内未知也。惟亟下明诏，使天下知皇上笃于爱子，不出臣下之仰赞，而出于渊衷。皇上重于升储，不由外廷之陈请，而由于特诏，何盛如之！”皇帝没有允准。此后又多次提及，都没有回音。于是，申时行再写了一份特疏，以强烈的语气指出皇上三条过错：

——当今国家第一大事，无如册立元子，而臣等第一职业，无如建储一事。祖宗家法，储位未有不归元子者。祖法不可违悖，册立不可迟疑。

——臣等先年奉旨云：“立储以长幼为序。”上后屡屡言之。今年元旦，上手挈元子令臣等谛视，亲谕臣等长幼之序。言犹在耳，皇上岂得失信于天下，失信于臣等？

——道路讹传，谓皇贵妃独蒙眷注，属意所生，中外臣民颇多后议。独臣等不信，以为元旦亲奉谕旨，谓皇贵妃每劝册立，安得此不根之言，乃今（郑）国泰之疏既上而不报，已票而不行。外间疑议，以为皇贵妃姑令（郑）国泰塞责，皇上姑为皇贵妃解纷，使疑在宫闱，忧在社稷，何以杜百万军民之口，副四海九州之心？[65]

皇帝的回答依然是“候旨行”，要申时行耐心等待。

2．“朕怪其聒激渎扰，归过于上，要直于身”

内阁次辅王锡爵与申时行密切配合，在正月初一皇上召对之后，上疏议论“建储”和“豫教”，敦促皇上及早册立皇太子，并且对他进行正规的教育。皇上把豫教和册立分为两事，不同意册立，只同意豫教，还说皇长子已经在宫内由太监教他读书识字了。王锡爵不以为然，反驳道：“自古豫教太子，非止教以读书识字，付之阿保之手而已。必将使接近师儒，讲明义理，以养成作圣之器，以豫培有道之长……岂有天子之元子，而顾可以深居禁闼为慈爱，久逊尊名为谦抑者？故豫教与册立虽两事而实相为表里，行则当并行，又当断自宸衷，不当迫于公论而后行也。”[66]

皇帝没有回音，他又接连上疏。一是说：“乃连日以来，臣窃惟前疑方解，后疑复生。台省纷然异同之论，或露章显诤，或屏立私语，不曰册立豫教之请何故不行，则曰邹元标、姜应鳞等诸臣推用之疏何故不发？”[67]二是因母病请假，回顾入京五年间的变化，感慨系之：“臣之在事满五年矣，抚今追往，犹记万历十三年以六月十二日见朝，是日微雨，皇上犹旰食听讲。至二十三日面恩，是日酷暑，皇上犹鸡鸣视朝。今五年之内，朝讲一月疏一月，一年少一年。此皆臣入京以后事也……臣又记，丙戌（万历十四年）之岁，群臣纷纷册立上请，臣时于会试场中传读圣谕，知大计之久定。乃五年内竟未举行，连豫教最急之务亦尚停阁。此又臣入京以后事也。”[68]三是鉴于九卿科道官一再恳请册立东宫，责怪阁臣支持不力，他对皇上说：“近该两京九卿科道官合辞恳请册立东宫，各有揭帖先送臣等，责其不能赞大计，早定国本。臣等不胜惭愧……（皇长子）今年至十龄，久逾皇上出阁之期，而师友未亲，位号未定，以先后长幼之序而言，则不疑而反生疑，恐讹言日兴，非所以信明诏也。”[69]

王锡爵所说“两京九卿科道官合辞恳请册立东宫”事件，是指吏部尚书宋纁（字伯敬，号栗庵，河南商丘人）率领群臣向皇上吁请册立东宫，引起皇帝大怒。阁臣们为了表示不满，纷纷向皇上请病假，杜门不出。王锡爵夏秋之间也请过病假，后来抱病出来主持阁务，又一次向皇上提起建储之事，大叹苦经：“连日以来，同官某某相继杜门，臣实代为之领事。文书票拟既苦于故事之生疏，德意奉行且挠于众言之淆乱，臣之无状自知审矣。而目前更有宗社第一安危之计，皇上第一未明之心……夫建储一事，前有皇长子始生之明诏，后有臣等节年所奉之屡旨；公有两京各衙门之合奏，私有皇亲郑国泰之专请；近有满京委巷之流言，远有四方万姓之属望；而上则临之以九庙之神灵，两宫之慈训。此皇上岂可差举一念，而臣等亦岂可苟顺一言者。”处在皇上与群臣之间，两头受气，苦不堪言。不但得不到群臣的理解，也得不到皇上的宽容：“臣近从同官密进三揭，不惟不见允行，且适逢圣谕，极诋诸臣为悖逆，为离间，为求荣，为买直。夫此四罪者，使皇上以此加臣，臣可信之于心信之于天而不辨。若以此加群臣，则群臣有喙有耳者，方谓接本在臣，拟旨在臣，臣不能封还内降，以明忠臣孝子之心，三褫有余辜，万死有余责，而皇上又安用臣为哉！”由于群臣再三建议册立皇长子，皇上竟然无端地谴责是“私结人心”，王锡爵感叹道：“元子（皇长子）未十龄，便防其私结人心，则自此日长月壮，群臣愈当避私结之嫌，永不敢再求册建，再议出阁。此岂君臣父子之间所宜有？而臣等又安所逃万世依阿误国之名哉！”[70]

王锡爵提到的“皇亲郑国泰之专请”，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为了减轻郑贵妃的压力，故作姿态，请求皇上册立皇长子，以掩人耳目。而皇帝乘此机会，发表罕见的长篇大论，看似在谴责郑国泰“出位妄奏”，真正的用意是警告群臣，不得“聒激渎扰”。他的长篇谕旨写道：

昨览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体脆质弱，再少俟时月，朕自有旨，其于长幼之序岂有摇乱！内虽皇贵妃之尝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议。朕前已面谕卿等知之，今卿等又来陈奏，朕岂不知。朕意必待朕自处，不喜于聒激耳，岂有谣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两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聒激者。盖此辈心怀无父，志欲求荣，不思君上之疾，但虑身家之望，固于此时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己之心志。朕度此辈意欲离间父子之天性，以成买直图报之逆志耳。其安心甚远，立意甚详，可见其沽名悖逆之甚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岂有父子无亲之理？岂有越序定立之理？朕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旨，而私结人心，以言激君父成者，孰理乎，孰否乎？而为臣者以言激之，其为忠乎，其求荣乎？欲朕之疾剧乎？朕固于所陈奏一概留中不发者，朕怪其聒激渎扰，归过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别故。至于郑国泰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与卿等知之。又思我朝戚臣未敢有言于国政者，而国泰出位妄奏，甚非礼制，姑且容之耳。其建储之事，还候旨行，不必又有陈渎，徒费纸笔。卿等可安心赞襄，协猷共治，不可以学此辈以激言之事，虚文塞责。[71]

一反常态的长篇谕旨，目的只有一个，迫使官员们今后不敢再谈册立东宫之事，否则便是目无君父，便是沽名求荣，便是私结人心。一句话，就是“聒激渎扰，归过于上，要直于身”。

皇帝想钳制舆论，但是事与愿违，舆论犹如脱缰野马，决非想钳制就能钳制的。礼部尚书于慎行考虑到册立东宫是礼部的职责，以自我检讨的方式向皇上进言：“臣等闻，自古以来皆以建储之礼为宗社之大庆，锡胤之大祥，为人主之上褔……今大小臣工受恩深重，见元子睿龄已茂，储位尚虚，所以再三疏请，正欲延皇上国家之福，衍皇上本支之庆……盖虽章奏未免频繁，情词容或过切，而一念忠君爱国之心，则未有不出于至诚者……况臣等待罪礼官，系关职掌，及时不请，责有所归，屡渎宸聪，乃其官守也……臣等亟请举行者，惟以早立则侍从可简，而起居调护之人各有专责；早立则谕导可修，而诗书弦颂之习不致过时；早立则位号定而礼节易行，早立则人心安而烦言可省。所以体皇上爱子之心，成皇上教子之益也，岂有他哉！”他还说：“圣人举事，必顺人心，人心所同，即天意所在。皇长子册立拖延至今，册立臣部职掌，臣等不言，罪有所归，幸速决大计。”[72]

如此谦卑的自责，如此恭敬的请求，引来的居然是皇帝的斥责与处罚：“尔等既言长幼，以久奉明旨，已定矣。如何屡催激，怠无虚日至今。尔等职典邦礼，其于要君疑上，淆乱国本，亦难逃责。故各罚俸三个月。”[73]礼部主官为此受到罚俸的处分，简直匪夷所思。

这时四名内阁辅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都请病假，杜门不出，只剩下王家屏一人主持阁务。王家屏责无旁贷，极力替于慎行缓解。皇帝仍然意气用事，派太监到内阁传谕：“建储之礼，当于明年传立，廷臣无复渎扰。如有复请，直逾十五岁。”那意思是说，如果廷臣再谈册立，那么明年就不办，以致拖到皇长子十五岁（再过六年）再办，分明是尚气使性。王家屏左右为难，把皇上的旨意转告礼部，把“如有复请，直逾十五岁”未作传达。于慎行接旨后，立即启奏皇上：“适逢玉音，谨已通行南北诸司，传示大礼有期，令其静候。”皇帝很是恼火，派太监责问王家屏：传示阁臣的谕旨，为何透露给礼部尚书？王家屏为自己辩解：“宗社大计，非臣等一人所能定。今疏屡请，又重罪之。臣等不能传示德音，以释众惑，且为众所诋。犬马之情，诚非得已。”[74]于慎行自从万历十七年出任礼部尚书以来，已经多次上疏请求册立东宫，在他上“自陈典礼失职疏”之前，已连上五个奏疏，均无效果。[75]

四天以后，皇帝又发出谕旨：“册立之事，朕以诚实待天下，岂有溺爱、偏执之意！少待过十岁，朕自有旨，册立、出阁一并举行，不必烦言催渎。”[76]既然皇帝言之凿凿，册立东宫之争自然而然地暂告段落，人们在静候佳音。

3．册立无望，大臣纷纷挂冠而去

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整个上半年，皇帝丝毫没有册立的意思。廷臣们按捺不住了：皇上失信于民！但又难于批评皇上食言，于是便有一系列迂回策略出现，以谴责内阁辅臣的方式发泄不满情绪。

南京吏部主事汤显祖就是如此，他弹劾申时行，给皇帝施加压力。一则说：“皇上威福之柄，潜为辅臣申时行所移。”再则说：“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前十年，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申）时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隐隐约约，指桑骂槐，皇帝对他的“假借攻击”当然心知肚明，下旨斥责：“朕前手谕，原为奸逆不道、科道失职而发，与辅臣无预。元辅（申）时行等屡揭慎起居、杜隐忧，何尝欺蔽？且威福出自朝廷，谁敢擅干！汤显祖乃假借攻击，掇拾诬诋，本当重处，姑从轻降极边杂职。”[77]

同年七月，福建佥事李琯（字邦和，江西丰城人）的奏疏说得更为直白，指责申时行“壅蔽权奸”。劈头就说：“乙酉（万历十三年）以前，（申）时行犹在押之鼠，尚敛缩而不敢为；乙酉以后，（申）时行犹负隅之虎，乃暴戾而不可犯。所以然者何哉？以大学士王锡爵为之党也……凡欺君罔上，何忍而不为，亦何人而敢犯其锋哉？”李琯列举申时行十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倡为欲易储之说，使己有拥立之功”，把皇帝的责任推到申时行身上，显然是臆测之词，被皇帝抓住把柄，指出“储典之事出于朕断”，“李琯这厮横生异议，妄引先朝凶逆，排诋辅臣，不但倾陷忠良，实扰乱宗社大计”。结果给了他一个革职为民的处分。[78]

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以筹备册立大礼物资为由，提及册立大计。他说，万历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皇上谕旨，明确提出“册储事明年传各该衙门造办钱粮，后年春举行册立”。既有成命，至今毫无动静：现在三秋过半，严寒将至，内外衙门都没有接到通知。懋建元良，储养睿质，实为当今第一急务，希望皇上公布册立日程。[79]其实皇帝所说“后年春举行册立”，不过是搪塞之词，争相寻找借口拖延时间，张有德的奏疏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借口：“父子至亲，已有明谕，岂待你辈烦扰邀功。张有德这厮，琐言窥探，妄意图报，欲生离间，忘君卖谄，好生可恶！本当重处，姑且罚俸三个月。本欲过寿节举行，这厮辈屡屡催激，其册立之事着改于二十一年行。各衙门又不得乱行清激，以致延改。”[80]

皇帝言而无信，一再拖延的态度，激起廷臣极大反响。工部尚书曾同亨（字于野，号见台，江西吉水人），鉴于张有德是他的下属，引咎自责，劝谏皇上，明年春天册立太子，不再改期。[81]

几天后，申时行、许国、王家屏三名内阁辅臣联名上疏，请求明年春天册立太子。这道奏疏是许国起草的，把申时行的名字放在第一，是考虑到他是内阁首辅。皇帝不明底细，派太监去责问申时行：先生为何自比于小臣？申时行回答：同官署臣名，其实并未参预。申时行做了十多年辅臣，深知皇上固执的秉性，当即写了一份密揭加以说明：“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圣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皇帝在申时行的密揭上批示：“卿所奏，朕已悉知，建储之事已有旨。卿安心调理，即出赞襄，以解朕望思至意。”[82]

所谓“密揭”与一般奏疏（公奏）不一样，直送皇帝，他人不得拆阅，用于君臣之间就重大事务交换意见。内阁次辅许国一个疏忽，把密揭与其他奏疏一起发给礼科，致使密揭不密，公之于众，群臣疑惑不解，舆论哗然，引来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八月底，礼科给事中罗大纮把申时行的密揭内容捅了出去。指责申时行两面派作风，表面上附和群臣之议，奏请册立，暗地里主张“圣断独裁”，“毋惑群言”。为了避免麻烦，申时行派人到礼科取回密揭，一睹皇上御批。他生性柔和，因为多次奏请册立皇太子未蒙应允，便不再坚持，听其自然，故而要皇上“圣断独裁”“毋惑群言”。这种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的态度正合皇帝之意。罗大纮揪住此事不放，写了措辞尖锐、气势凌厉的奏疏。一则说，“（申）时行少登巍科，骤历台辅，淹至九载，宠遇非常，制科荫典延及子孙。其受国家之恩，隆天厚地，不足以谕也。（申）时行焦心腐骨，以图报称，犹不能得其万一，况怀二心……臣独以彼密奏观焉，则志非纳约，意在藏奸。支遁其词以卖友，隐秘其语以误君”。二则说，“（申）时行私心惟以早建圣储为天下臣庶之愿，而妄意陛下牵系欲迟，故阳附和乎群臣请立之议，而阴缓其事以别取乎内交之计。使请之而得，则其阳之说行，而明居劳于羽翼；请之而不得，则其阴之说行，而暗收功于侥幸。盖（申）时行之窥陛下甚微，而所以取之者甚巧也”。因此他向皇帝请求，将自己和申时行一并罢斥，以重纪纲之地，以图万世之安。[83]如此狂妄无礼的言论，惹得皇帝火冒三丈：“元辅奏揭，原为解朕之怒，非有别意。罗大纮这厮，见前疏所逞私臆，图报之心不遂，借言诬诋辅臣，实欲迟于册立。况且屡有明旨，不许激聒渎扰，以迟大典。罗大纮这厮明知故违，好生可恶，姑着降杂职与极边地方用，不许朦胧升转。册立之事本该改更，姑且存此一次，再有党救烦扰的，定行延改。”[84]

申时行遭到罗大纮肆意抹黑，立即上疏声辩，深恨张有德之轻信，也颇悔阁臣上疏过早，因此仓促进呈密揭。既然皇上意思已定，无可再议，皇上勿因小臣屡言而误册立大典，希冀有所挽回，尽量调停斡旋。[85]尽管皇帝已经严厉谴责罗大纮，申时行也作了辩解，但是舆论难以压制，群情激愤，在声援罗大纮的同时，矛头直指申时行。

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给事中侯先春率先声援。他们在奏疏中说：“（罗）大纮不免于得罪者，则以言之太激耳。顾臣等以为大纮言诚过激，意无他也……大纮书生也，为谏官之日新，见隐约之词，则不能不疑；见异常之迹，则不能不骇。骇且疑，蓬勃愤懑于中，故不择词而出之，又安能委曲和平，以回明主之心。此大纮之所以得罪也。伏乞皇上矜悯大纮服官未久，免其降罚，仍将元辅原揭发科通抄，明示天下，则元辅之心迹白，而众论自息，大典不淆矣。”[86]这显然是要把申时行的密揭曝光，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使他没有回旋的余地。皇帝当然不会答应，不仅对钟羽正、侯先春罚俸三个月的处分，而且将罗大纮“革了职为民”。[87]

严厉的惩处并没有吓倒敢于讲话的官员，武英殿办事中书黄正宾官卑职微，胆量却不小，揪住申时行密揭不放，逐段逐句予以批驳：

——“顾诸臣之请，有奏本而无揭帖，唯阁臣之请有公奏而更有密揭。以阁臣出入帷幄，得与闻国家机密故耳。然睹申时行所进揭帖，与所奏本大是矛盾。臣反复详参，不胜骇异。请诛其心，正言无讳，阁臣奏议，必次序书名，我国家设立政府以来，未有此甲而彼乙者。乃时行之揭曰：‘中书官抄达揭帖，犹列臣名于首’，不胜局蹐，此何心也？”

——“册立盛典建议有年，（申）时行不致废耳目，谓未尝闻且见之，将谁欺乎？乃（申）时行之揭曰：‘臣自抱病以来，不复与闻政事，近日票拟茫无所知。’此何心也？”

——“往岁明旨已定，朝野欣欣，诸司百执事唯有翘首乐观盛典。陛下试问（申）时行，圣寿未祝之前，有谁小臣妄窥圣意，烦言欲奏者乎？乃（申）时行之戒曰：‘每见诸司，但有言及，辄谕止之。此何心也？’”

——“自来股肱耳目比于四邻，同心一德，事乃有济。有如昨者奏请册立之事，阁中平时有不议者，必无人心而后可。乃（申）时行之揭曰：‘臣在阁时，同官未尝言及，臣亦以为未可。’此何心也？”

黄正宾由此得出结论：“皇上聪明睿智，独奈何为（申）时行所蔽，竟以祖宗数百年之命脉，而消磨于（申）时行奸诡之谋乎？”[88]

皇帝根本不吃这一套，严厉斥责：“黄正宾这厮，以卑官逞臆，出位狂吠，擅言国是，诬论辅臣，好生可恶！内必有主使之人，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好生打着究问了来说，不许徇情容隐。”[89]

内阁次辅许国对于首辅申时行遭到李琯等人攻击，导致申时行不得已而求去，深为不满，挺身为之辩护。先是说：“近日以来人习倾险，俗工揣摩，以为非排当事大僚，不足以成名；非招同好私助，不足以取胜。此唱彼和，一哄众咻，为此扰乱，岂成政体！”[90]继而说：“首臣在阁十四年，事上最久，受知最深，以感皇上高厚之恩，不宜求去。即今时事多艰，边患尤亟，以大臣委身殉国之义，不宜求去。”[91]随之又引咎乞休：“臣误随小臣之后，竟忘首臣之规，蹈激聒之烦，犯迁延之戒。上干圣怒，遂改前期，以致首臣不安，多言竞起。罗大纮移怒于（申）时行，而有丑诋之疏；胡汝宁归怨于臣（许）国，而有戕陷之疑。皆臣愚所自取，致衅孽之滋多，千指有余，万悔无及。虽横分碎磔，不足以快天下之心；虽远窜穷投，不足以泄天下之忿。”[92]

万历十九年九月初十日，皇帝终于批准许国“回籍调理”。许国罢归两天后，申时行也向皇帝乞休：“以数年劝导之苦心，蓦被无根之谤；以一时调停之微意，翻蒙不白之冤。有口不能自明，无颜可以就列。”连续上了二十七本乞休奏疏，才得到皇帝恩准，赏赐路费一百两、彩缎七表里、新钞三千贯，差行人司官员护送回乡。[93]

申时行有他的苦衷，作为内阁首辅，要在册立事件上调停皇帝与群臣的矛盾，充当和事佬，未免吃力不讨好。他没有张居正的胆略魄力，难以和皇上一起压制舆论，只能委曲求全。由于周旋太过，遭到群臣的嫌疑和非议，只能一走了之。

申时行的才学识在当时廷臣中堪称佼佼，万历十年之前被张居正的光辉所掩，万历十年之后又受亲操政柄的皇帝掣肘，难以施展才干，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无奈地隐退，令人感慨。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一场惊心动魄的纷争，他依然有些激动：“庚寅（万历十八年）冬，忽遣文书内臣语阁中：‘若诸司不来激聒，明冬传后年册立，如不遵者，待十五岁举行，’余乃与同官约：上已有明谕，臣下自当遵奉，稍需一岁，大事定矣。每诸司接见，皆以此告之，故辛卯（万历十九年）之岁自春及秋，未有言建储者。而工部主事张有德忽复言之，余时引疾在告，不胜惊愕。方欲待二公商榷，而新安（许国）故健忘，若不知有前谕者，乃曰：‘小臣以建储请，而吾辈大臣噤无一言可乎？’仓促具一疏，首列余名以进。余闻之叹曰：‘大事去矣，小臣虽犯激聒之戒，而吾辈大臣恪守明谕，不失信于上，乃可以要上之全信。今吾辈与小臣接踵上疏，上必呵责，小臣故犯，从中处分，册立事必且改期，吾辈疏特报闻耳，奈之何哉！’余乃别具一揭云：‘臣已在告，不预阁中事，同官疏犹列臣名，臣不知也。臣谓册立之事圣意已定，谕旨已明，向来兢兢恪守，不敢违越，以俟来春举行。小臣愚妄，不谙大计，不足责也。惟上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误大典。’上手赐批答，趣余亟出，而不及建储事。故事，阁臣密揭皆留贮阁中，不发科，而新安（许国）亦与诸疏同发。时罗大纮新任，余令典籍从科取回送阁，次日科臣来索，以故事却之。（罗）大纮乃疏论余‘迎合上意以固位’；而武英黄中书正宾继之。余有疏辩，荷上优答。然观人情世局如狂澜沸鼎，万万不能久安，遂决计归。归十余年，而储位定矣，向之纷纷竟何如哉！”[94]他在给顾宪成的信中，回顾自己担任首辅的九年，感慨系之：“不肖归田二十年矣，追忆曩时，当事九年，颇竭心力，即庸庸碌碌无足比数。至于招权纳贿，妒贤嫉能，欺公坏法之事，盖亦深惩切戒，不敢少循覆辙，自丧其生平。”[95]这些坦诚的自白，并无粉饰或夸张成分，正如王家屏所说：申时行“在阁中十四年，事上最久，受知最深”，他一向“翼翼小心，孜孜为国，忠诚廉介，周慎包容”。[96]焦竑对申时行的人品给予很高评价：“往公柄国者十有余载，推其至诚，与世相悃悃款款，无标奇猎异之心纤芥于其中。推毂贤者，杂遝而进，乃天下不知公之有所荐，曰：彼自以其材见拔也。博咨群言，择可而用，乃天下不知能择之为功，而曰某与某实议之也。亦且引绳批根，求多于公而鲜忌，乃不知公之能容止，而曰我固敢言也。当其时，公苦心密画，不激不随，靡以秋毫之端稍动于意气。故上贤重公而倚信之。方言者争为讦以忤上，与龁公以自名，公宛转徐解，不令大有摧折。”[97]

4．王家屏封还谕旨，以去格主

王锡爵早已引疾归去，现在许国、申时行又相继辞去，内阁辅臣只剩下王家屏一人。其实，王家屏在申时行乞休之前，也曾乞赐罢归。他说，臣方以患病请假调理，忽于今早接到同官许国“准回籍调理”的圣旨，不胜惊悚，不胜震慄。“切念阁臣辅导，谊均一体，有罪斥罚不宜异同。臣与（许）国并厕机庭，协赞政务，即顷册立之事，（许）国与臣居平商议数矣。（许）国始具揭时，臣实赞之属草；揭既具，臣实与之连名，其始也谋同也。上揭之日，适值主事张有德疏至，初恐事势促迫，尚在逡巡。已见事机凑合，难复延缓，其从小臣之后附和，同也。既冒天威，致仅谴责，不思调停度处，从容转旋，徒以雷霆震惊，不遑宁息。虽引罪自劾，移疾求归，以致庶政壅滞，其耽误阁事之罪，抑又同也。臣罪既与（许）国同，则罚不应与（许）国异，（许）国既荷圣恩准其回籍，乃臣未蒙罢斥，尚此瓦全，在国体非所以示平，在臣愚能安于幸免……伏乞皇上垂悯迷冥，兼察衰惫，将（许）国留用，放臣早还，或并赐罢归。”[98]皇帝没有接受他的请求，有意让他升任内阁首辅。

王家屏，字宗伯，号对南，山西大同人，累官至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每议事能秉公持法，不卑不亢，但毕竟资历声望稍显逊色，在此多事之秋，难以胜任首辅之职。所以在申时行辞职的次日，赶忙请求皇上收回成命，予以挽留。申时行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乞休，何况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皇帝不可能再挽留，只能叮嘱王家屏：“今内外章奏每日朕自亲览，应行的朕自批拟。”言外之意，大政方针有皇帝自己决定，王家屏作为内阁首辅只消协助处理政务即可。连日来，阁臣们请假的请假，辞职的辞职，章奏堆积盈几，皇帝希望他扶病入阁办公。[99]

两天后，皇帝按照申时行辞职前推荐的名单，不经会推手续，由他直接任命两名内阁成员。一名是赵志皋，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另一名是张位，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早先都与张居正意见不合，由翰林出任州同，不料十年以后两人同时拜相，楚中周御史写诗戏之曰：

龙楼凤阁九重宫，新筑沙堤拜相公。

我贵我荣君真羡，十年前是两州同。[100]

册立东宫之争导致内阁大换班，但是廷臣与皇帝在这一“国本”问题上的意见，仍然尖锐对立，丝毫不见松动迹象。

万历二十年正月，礼科都给事中李献可（字尧俞，福建同安人）等言官联名上疏，请求皇帝“豫教元子”，显然是委婉地建议册立皇长子的一种迂回策略。他的奏疏写道：“皇长子今年已一十一岁，去古人八岁始学之期，已逾其三，过此则入大学时也。设或蒙养之道尚有未端，则作圣之功将何所赖？”他列举本朝以治平独称的宣德、弘治为例，宣宗出阁讲学时年仅九岁，孝宗出阁讲学时亦仅九岁。所以应该在今年孟春，安排皇长子出阁讲学事宜。他们反驳所谓宫内太监也可以辅导皇长子读书的说法：“或以为内侍中有知书直道如昔时覃吉其人者，亦可充辅导，尤非正论。夫内侍虽知书，不如讲幄之臣，虽抱直道，不如保傅凝丞，足以起敬惮而消邪心之为愈也”。[101]

这种机智而严密的论辩，使得皇帝再无推脱回旋的余地，令皇帝恼羞成怒，抓住奏疏中把年号“弘治”误写成“弘洪”，大发雷霆，强加一个“侮戏君上”的罪名，把李献可的奏疏以及他的亲笔御批转给内阁。皇帝的亲笔御批写道：“册立已有旨了，这厮每又假豫教，辄来烦激。且奏内‘弘治’错写‘弘洪’，显是逞意渎扰，侮戏君上，好生可恶！为首的姑降一级调外任，其余的各罚俸六个月。”[102]

内阁首辅王家屏态度十分明朗地支持李献可等人，不同意皇上这种强词夺理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把皇帝的御批退了回去，并且附上自己的意见，为李献可等人辩护：这只是敦请豫教，并非请求册立。皇上如果以为豫教还早，也应该采纳其言，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遽加降罚。“窃恐严旨一出，群情惊异，益起疑端，众口沸腾，转滋争论，哓哓烦聒当无宁时。不将益溷宸聪，而增圣怒耶？臣敢封还批札，冒恳天恩，伏乞垂悯狂愚，特从矜宥，姑准留中。”[103]皇帝没有料到新任内阁首辅王家屏竟然敢于封还他的御批，内心十分不满，却又不便发作，干脆不予理睬。王家屏见皇上对他不屑一顾，只得托疾告假，无心再理阁务。

言官们不依不饶，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吏科给事中舒弘绪上疏申救李献可。钟羽正说：“（李）献可之疏，臣实赞成之，请与同谪。”[104]舒弘绪说：“若旋请旋改，将待何时？况今所请者乃豫教，非册立也。请豫教而加降罚，则请册立者将尽加乎罢斥乎？”[105]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钟羽正降调杂职，舒弘绪降调南京。内阁次辅赵志皋请求宽恕，遭到皇帝一顿训斥：“辅臣（王）家屏希名托疾，卿勿效尤。”[106]王家屏得到皇帝“希名托疾”的批评，更加无心问政，干脆请求罢免。

言官们仍旧前仆后继，一往无前，就在钟羽正、舒弘绪处分两天以后，户科给事中孟养浩（字义甫，湖广咸宁人）继续为李献可鸣不平：“（李）献可甫跻礼垣，骤议巨典，一字之失，似属无心，遽蒙显斥，臣之私心以为不可者五。”他一一列举五个不可：

一不可——皇子天下根本，豫教之请是为根本考虑。皇上不但不听，反而斥责，今后谁再愿意就此进言？难道皇上忍心让皇子失学？

二不可——豫教和册立原非两事，既可以册立，为何不可以豫教？今日既迟疑豫教，来年又怎能慨然于册立？皇上先令天下人怀疑，难以昭示臣民。

三不可——父子之恩，根诸天性。豫教之举有益于皇子，皇上怒而罪责提议豫教者，非所以敦一体之恩，而示曲成之义。

四不可——皇上能容忍触犯雷霆的言者，为何言及宗社大计，反仅天威，士人愈加疑惑，莫测圣意所向。

五不可——李献可所说，真中外臣民之意。皇上一旦震怒，所罪者李献可一人，而所失者千万人之心。[107]

好个孟养浩，字字句句触及皇帝痛处，措辞之尖锐远远超过李献可。皇帝大发雷霆：“孟养浩这厮，疑君惑众，狂吠激上，好生可恶。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一百棍，革了职为民，永不许朦胧叙用。”[108]

言官以监察为职责，其言论权理应受到保护。孟养浩以言官身份进谏，居然无端遭到廷杖，激起了言官们的义愤。六科的都给事中张栋、丁懋逊、叶初春、吴之佳、杨其休、陈尚象等，云南道御史邹德泳，河南道御史贾名儒等，纷纷上疏，表示不满。结果，不是降级，就是革职为民。

其中贾名儒的奏疏写得最为厉害：“近该礼科给事中李献可忠犯九重之怒，奉旨切责。初犹薄示降罚，诸臣相继疏救，愈激陛下风雷之威，一朝而斥逐者十人。群心惶惧，光景惨凄，九列大臣欲救不敢，欲正不能，相聚而咨嗟太息，计无所出。当此泰开物亨之时，万国展觐之日，乃有此番举动，传之四方，书之史册，皇上之盛德，国家之大体，不无少损。蒙谴诸臣业有成命，臣不敢望今日即召还原职。惟是言官可逐，而其说终不可不行；天下之口可钳，而豫教之道必不可不讲也……今二十四日事，臣非敢谓言者不当得罪，恐臣下自此以言为讳，国家从此多事矣。”[109]

如此有礼有节的进谏，皇帝一点也听不进去，依然是下旨切责：“李献可轻疏欺侮，逞臆窥探，姑从轻处了。贾名儒这厮又来党救激君，好生可恶，姑着降杂职于极边方用，不许朦胧推升。”[110]

已经乞求罢免的内阁首辅王家屏，眼看舆论如此汹涌，请求皇上宽宥诸臣，并向皇上解释封还御批的缘由。他在奏疏中说：“顷因科臣李献可等疏请豫教，蒙旨降罚，臣不揣轻鄙，冒昧封还。意以事系储闱，不宜盛怒，以损天亲之爱；言出台省，不宜峻斥，以塞中谏之门。乃为圣德虑，为国体虑，非为（李）献可一人。揭请宽原，未蒙俞允。方当退而补牍，再沥悃诚。而科道诸臣申救（李）献可者，若钟羽正、张栋、陈尚象、邹德泳等，又已得罪。两日之内，严旨迭出，或夺其俸，或谪其官……至于孟养浩之杖一百，则更惨矣。雷霆横击，风日凄阴，凡举朝士绅，远方外吏，见者无不丧气，闻者无不摧心。诚不意圣哲之君有此举动，平明之世有此光景。而原其衅端由起，则自臣揭救（李）献可始……用是自陈愚憨，疏乞罢归。”[111]数日以来，惊悸不宁，因此他连上两份奏疏，乞求罢官归去。

皇帝根本不把这个首辅放在眼里，于三月三十日派文书官赴王家屏私第，当面递交一份手谕：“迩年以来，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扰，姑以薄罚。卿为佐治，见此要名不义之徒，自宜调停措处，缓词解谏，却乃径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挟君废政，沽名逸卧，岂人臣之义哉？且卿辅朕，燮理赞襄，佐治有年，方今国务多艰，卿恝然高卧，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暂准假数日，即出入阁办事。”[112]

朝政到了这般地步，王家屏封还不允，调停不能，除了引疾求去，别无他途。他向皇帝请求“罢归”，以保全自己的晚节，感慨地说：“乃今数月之间，请朝讲不报，请庙享不报，请元旦受贺不报，请大计临朝臣，犬马微诚，不能感回天意，已可见于此矣！”[113]接连上了五份奏疏，才得到皇帝批准：“览卿所奏，情词恳切，既有疾，准回籍调理，着驰驿去。”[114]王家屏的首辅生涯是短暂的，却显示了宁折不弯的士大夫精神，他的“以去格主”，被后人赞誉为“先正模范”。[115]当时的礼部郎中于孔兼就此发表义正词严的评论：“辅臣王家屏调停之不能，封还之不允，古大臣风节，今仅见之，而无何且引疾矣，乞归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义固如斯。独惜皇上昵内嬖之情，而欲摇主鬯之器，逐言事之臣。近传四方，远垂万世，不知谓皇上为何如主。”[116]

临行前，王家屏还向皇上条陈君德、时政大略，念念不忘册立之事。这位耿介大臣的告别辞是颇动感情的：

情依依而恋主，犹回弃妇之头。

心惙惙以忧时，横洒孤臣之泪。[117]

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及第的钱谦益，以词林后辈的身份拜访退休在家的申时行，谈及王家屏的罢官，申时行说：“政有政体，阁有阁体。禁近之臣，职在密勿论思，委曲调剂，非可以悻悻建白，取名高而已。王山阴诤留一谏官，挂冠而去。以一阁老易一谏官，朝廷安得有许多阁老？名则高矣，曾何益于国家？”[118]此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反映了申时行的为官之道，王家屏宁折不弯品格，申时行难以理解。何况王家屏的“挂冠而去”，并非仅仅为了“诤留一谏官”，而有复杂得多的原因，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朱赓对他有理解之同情：“方务恢绰，而朝士多用诡激为声，公引大义委曲调剂，卒成和衷之美。迨居铉席，开诚布公，正色侃辞，庶士敛服终”；“天子之用公，不能尽公之用”。[119]朱赓所言比申时行更近于实情。

四　所谓“三王并封”之议

1．赵志皋老迈无能

连续多年的册立东宫之争，导致多名内阁辅臣拂袖而去，使皇帝感受到外廷的压力。继王家屏出任内阁首辅的赵志皋，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无法和他的前任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相比拟。此人年逾七旬，老迈无能，为朝士所轻。[120]他刚刚担当首辅重任，就想掼纱帽，向皇上大叹苦经，说他有五大难处：

——臣以初进，遂当国事，一难。

——皇上深居九重，天颜未睹，孚信未能上达，二难。

——国家多事，羽檄交驰，筹策素未谙历，三难。

——往时部院之事，先与阁臣拟议而后行，近因有言，臣等不欲侵越事权，各有所归，四难。

——人心叵测，议论横生，摇惑真言，倒持国是，五难。[121]

既然这也难那也难，赵志皋索性“无为而治”，唱起了高调，在朝房中张贴座右铭，摆出一副名士派头。一幅座右铭写道：

积诚以事主上，洁己以风庶官，折节以下忠贤，黜私以杜险佞。

另一幅座右铭写道：

以威福归朝廷，以事权还六部，以公论付台谏，以请托谢亲友。[122]

这显然是在仿效嘉隆之际的内阁首辅徐阶。徐阶取代严嵩出任内阁首辅，在朝房中写了一个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123]表面上模仿是容易的，要真正做到却是另一回事，赵志皋哪里有徐阶的魄力才干，不过装装门面，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已。他把自己的老迈无能，归咎于政坛人心险恶：“今天下之治与乱，不在于他，而在于人心之险躁浮薄，敢于议论而无忌惮。又有一等倾危之士，弄雌黄之口，乱是非之真。鼓唇摇舌，而莫测其端；捕影捉风，而莫知其自。以致一人倡之，众人从而和之。无者捏而为有，假者摸而为真。沿习成风，恬不为怪，而是非淆矣。甚者媢嫉一生，谗谤交至，以偏禆而戕主帅。阳肆挤排，巧为陷阱，而国是皆倒置矣。事势至此，而不一禁之，恐举朝之人将化为鬼魅，而不可测识。天意人心，纪纲风俗，关系重大。今再不言，则病世误国，而臣何所逃罪！”[124]

对于他这些并无新意的高调，皇帝不置可否，要都察院去议论。礼部主事诸寿贤上疏弹劾赵志皋，指责他与兵部尚书石星的失误，说道：“大学士赵志皋以书生而为辅臣，兵部尚书石星以书生而为枢臣。如借郭实以钳制言官之口，即所用甚非其人，举朝以为不可，而亦不顾，为无识。遇事周章，东支西吾，不急边事。而乞选中书为台臣；不采人望，而私荐市井为指挥，为无才。”[125]直指他无识、无才，不适合担任首辅。工部主事乐元声上疏，弹劾赵志皋“无量”“无局”。[126]兵科都给事中许弘纲支持诸寿贤、乐元声对赵志皋无识、无才、无量、无局的批评。他说：“乐元声越职而言，辅臣或者病其轻躁。然以臣愚计之，不必较，亦不可较，何也？不必较者，负山代庖之讥，意或别有所指。不可较者，有心于较人，人人且借吾之较以成名。终焉不至于不胜，较不已也。”他还说：“大抵为大臣者，权衡虽定于己，而一己之毁誉不复问，故神闲气定，而其虑事也精。藻鉴虽当于人，而一人之异同不复言，故量大识宏，而其感人也至。忠信骄泰之间，所关于理乱不小矣。方旧相申时行之在阁也，陛下尝以事抑言者，臣曾以疏争之。谓人情之在天下，犹水之行地中，激之则跃，疏之则平。与其壅遏而助其澜，不若周流以杀其势。今棋局虽更，而区区之愚，所欲自效乎君相者，犹前志也。”有意思的是，皇帝一反常态，不支持首辅，而支持言官的意见，批示道：“这本持论平正，攸关时务。”[127]弄得首辅赵志皋很没有面子。

赵志皋当然不肯接受无识、无才、无局、无量的批评，向皇帝声辩自己并非无识、无才、无局、无量，大发牢骚：“郭实阻挠国计，关系非小；宋应昌已奉旨钦遣，而诸寿贤以为当罢；郭实已奉旨谪降，而诸寿贤以为当留。皇上必有明断。石星又言，日被险毒，后背受人颐指，横加陵贱，不数为人。以贻累辅臣，传丑来世。臣已矣乎，不复能事陛下矣。”皇帝轻描淡写批示：“臣当以国事为重，浮言何足介意。”都察院就赵志皋对于天下治乱的说法，遵旨作出评论：“（赵）志皋所言纪纲风俗之忧，由来有渐，而转移有本，非可以泛求概责。”又说：“朝廷有必不可紊之政体，天下有必不可枉之公论。”对赵志皋的说法颇不以为然。[128]

内阁次辅张位“陈言国是”的调子，与赵志皋如出一辙。他说：“切见近时士大夫，习成一种圈套，小廉曲谨，苟且偷安，只知自保己官，不肯为朝廷任事。一言莫肯先发，一事莫敢深求，动为便身之图，念在脱手之易。有当兴革，而莫之动也，有当用舍，而莫之决也。不计国家利害，不论事体可否，揣摩观望，巧避自容。一遇忠荩之谋，共兴忌阻之意，不自力，又禁他为。且宦成者多犯患得患失之戒，初进者即有嚣然不安其志之心。文法牵制于前，议论淆乱于后，猝有缓急，孰堪倚任？古人云：天下之患莫大乎不知其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拱手而待乱也。臣请以国是纪纲进焉。所谓国是者，是而是焉，可无辨也。有是而似非，有非而似是也；有始是而卒非，有始非而终是也。众以为是，而莫知其非；众以为非，而莫知其是也。一事之中，而有是有非；一人之中，而有非有是也……尤可叹者，推避之徒借安静之谈，自掩庸拙，而巽软者托焉。无事则责人之过防，有事又责人之无备。利害不关于袖手，阻挠自恐于掀髯，是相率为废而已。暗陋之流，沽节省之誉，自炫修洁，而刻薄者宗焉。明裁合用之正供，暗启偏累之私窦，漏吞舟于密网，效赋芋于狙公，是相率为欺而已。斯二者，冒天下之虚名，似是而非，理所当辨者也。臣愚以为，与其贻祸于后，曷若预定于先。自后，凡遇军国大事，俱听会议，该部预将事体曲折，略具可否之端，传送九卿科道衙门，各据所见，明注职名于下，或注该部议是，或斟酌数语，俱付该部类奏，请自上裁。至如会推大臣，关系甚重，更宜仿此，以偕众论，而杜专擅。若裁决既定，后有妄为异同者，宜一切勿听。如此则忠益毕集，谋断兼资，庶任事者有专一之趋，无却顾之虑矣。”[129]张位所言还有很多，大抵空话多于实事，无补于时政，所以皇帝不置可否。

2．王锡爵复出

赵志皋年迈无能，张位高谈阔论，都不能排忧解难，使得皇帝颇感失望。他需要一位得力的内阁首辅，为他分担压力，于是想起了告假的王锡爵（万历十九年六月，以母老乞求归省）。在皇帝心目中，王锡爵是难得的人才，敢作敢当，又有资望，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人出来稳定局面。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皇帝把王锡爵召回。

王锡爵风尘仆仆从太仓老家赶到北京，出任内阁首辅。他从告假到复出，不过一年多时间，虽然谈不上新官上任，但也得显示一下与众不同的“三把火”。王锡爵的新政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借由癸巳京察，打压吏部官员；二是顺从皇帝旨意，策划“三王并封”之议，引来轩然大波。

癸巳京察，又称大计京朝官，是对京官的一次例行考察。因为牵涉到一些官员的降罚，历来是非纷纭，有所谓阁部之争，这次也不例外。负责主持此事的吏部尚书孙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等人，自然有的人称赞，有的人抨击。《万历邸钞》这样记载此事：“大计京朝官。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考功司郎中赵南星，秉公持正，所黜多权门媚灶士，阁臣有不能堪者。科臣刘道隆疏诋（赵）南星，遂调旨切责：‘该部专权结党，着回话。’吏书（孙）鑨不服罪，遂逐（赵）南星。（孙）鑨于是屡疏求去。是为（王）锡爵再入朝新政。”[130]显然把皇帝切责吏部“专权结党”，赵南星被逐，孙鑨求去，作为“王锡爵再入朝新政”来看待的。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作为参与其事的高官，责无旁贷地为吏部辩护。他说，此次考察京官，臣等与吏部诸臣共事，诸臣秉公评汰，无所徇私。例如，吏部员外郎吕胤昌是尚书孙鑨的外甥，也在黜革之列；吏科都给事中王三余是郎中赵南星的亲戚，也在黜革之列。凡是有问题的，即使有凭借，最终不得幸免。他们殚精竭虑，没有辜负皇上之委任，而仅仅因几个遭言官“纠拾”的庶官没有黜革就被言官揭发，以至于皇上降旨切责；由于“回话”不肯认罪之故，受到从重处罚，将吏部尚书孙鑨罚俸，郎中赵南星降三级调外任。遭到“纠拾”的司属官员虞淳熙虽好禅学清修，并无其他过错。另一名遭“纠拾”的司属官员杨于庭，虽有恃才躁妄之过，但有西夏平叛之功。因此只处分袁黄，而保留虞淳熙、杨于庭。此二人不仅兵部尚书石星力救，即臣等与三位内阁辅臣也共知共言的。皇帝的谕旨却毫无商量余地：“卿等为国大臣，不惜国体，以镇静为重，及市恩群小，哓哓烦言。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庭、袁黄，都着为民，不许朦胧推升。”[131]

吏部仪制司郎中陈泰来为赵南星等人鸣不平，质疑内阁首辅王锡爵有报复的嫌疑。他说，自己任官十七年，目睹四次京察，丁丑京察“钳制众口”，“芟除异己”；辛巳京察“禁锢建言之臣”；丁亥京察“侧媚当路，诬陷善类”；此次癸巳京察也不例外。“顷者庶僚拾遗，下部复议，虞淳熙素擅才名，杨于庭西功未叙，袁黄方赞东师，该部酌量评品，取自上裁，未尝概拟留用。科臣刘道隆据形纠摘，遂蒙严旨诘问。阁臣驾言于圣怒，识者扼腕而不平。此其故何也？郎中赵南星前以论劾吴时来，忤今元辅王锡爵意，引疾而归。元辅此来，亦有疑其干大计者，由二三戚里门生，自知挂议，实以二夫望之。（赵）南星在事，不白朝房，不谒私第，所论黜降如苏酂、徐泰时、殷都、王肯堂、李周策，皆枌榆瓜葛，不无刺心；而郝赢、胡汝宁、蔡系周、柯梃、杨四知、樊玉衡、张应登诸人，豢养有年。帷盖无地意者甘心（赵）南星久矣。（刘）道隆之疏上，而专权结党之旨下。奇货在前，投袂而起，讵可动称上意，以涂人耳目也。外议悠悠，谓孙尚书抗礼不避，赵南星为郭实议言，两次辅亦衔之。揣摩如此，宁非药石……今日督过该部，裁抑司官，（赵）南星去，而王显仁、盖国士、冯养志之徒进。彼皆以货取者也，将来必挈权以阿阁臣，而后为不专擅；必植党以附阁臣，而后为不结党。伤老成持正之心，隳贤者励精之志，宵人坐观其报复，懦夫怯避于担当。谀风渐长，正气潜消，忠直不麾而去，不可不深辩也。”[132]

陈泰来的奏疏写得锋芒毕露，直指王锡爵在幕后操纵，乘机打击报复赵南星等人，造成谀风渐长正气潜消的局面。他的奏疏得到贾岩、薛敷教、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等人的呼应与支持。结果是这些人都遭到惩处，皇帝谕旨极其严厉：“陈泰来这厮，前者屡屡恣肆狂悖，因未责处，心怀疑惧，故逞刁恶，欺君比于幼年，将朕独断处分佯作不知。诬赖辅臣，显然乱政惑众，好生可恶。本当拿问，姑从轻降极边杂职。贾岩、薛敷教、于孔兼、顾允成、张纳陛用谋结党，淆乱政体，都着降三级调外任，俱不许朦胧推升。”[133]

于孔兼的奏疏写得无所顾忌，称颂赵南星是“铨曹贤者”，“秉正嫉邪”，“不私亲故，不惮朝权”。盛赞今年的京察为“二百年仅见”，“有功于国家”。由于赵南星“素不惬于辅臣（王锡爵），久欲乘隙而排挤之，（刘）道隆密受指于辅臣，乃遂具疏而逢迎之”，他把王锡爵比喻为“严嵩再生”“张居正复见”。指责王锡爵“自爱何其左，夫东倭未殄，边方有封疆之忧；册立未行，青宫有危疑之势。辅臣不尽虑而谋，科臣不悉心而议，方且借私隙以逐正人，媚阁臣而驱贤者。上下交相误国如此，人心何由而平，议论何由而息，世道何由而清乎？”[134]

王锡爵复出的第一步，就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他的第二步，向皇帝呈上密揭，策划“三王并封”，一下子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他复出后劈头要面对的棘手事务，就是皇帝亲自允准今年举行册立大典。为了稳妥起见，他特地写了一份密揭给皇帝，敦请赶快决定大计，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延日期了，否则的话，是非蜂起，道路喧哗，臣虽有百口，不能为皇上压制。他特别在密揭上注明，这是他自己亲自誊写，没有让同官过目，希望在秘密之中与皇上商定此事。[135]

正月二十三日的密揭写道：“方今国家之事莫大于建储，而皇上之美莫美于揽权独断。乃前者册典垂行，而辄为小臣激聒改迟，君有美而弗扬，事欲成而反败，莫可追悔已。幸而皇上亲发大信，定以万历二十一年举行，且戒群臣不得激聒再改。于是群嚣寂然，奉之如金石之坚，券契之信。而及兹春令届期，竟未有先发一言者，盖皆知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无虞；又皆知覆辙之在前，有所惩而不敢耳……皇上万一机务殷繁，检点未暇，以致稽迟日期，过此春令，则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迟，今以何名而又缓？是非蜂起，道路喧哗，臣等虽有百口，不能为皇上按压矣！”[136]

皇帝在他的密揭上作了批示，提出“三王并封”的主张，希望由王锡爵把他的意思作为内阁的票拟发出：“今早览卿密奏揭帖，悉见卿忠君为国之诚。朕虽去岁有旨，今春行册立之典，昨读《皇明祖训》内一条‘立嫡不立庶’之训，况今皇后年稚尚少，倘后有出，册东宫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违背祖训，欲册东宫，是二东宫也。故朕迟疑未决。既卿奏来，朕今欲将三皇子俱暂一并封王，少待数年，皇后无出，再行册立。庶上不违背祖训，下于事体两便，卿可与朕作一谕旨来行。”[137]

显然，这是皇帝朱翊钧苦心孤诣一番之后想出来的对策，借口“立嫡不立庶”，皇长子是庶出，不宜册立为皇太子，只好虚位以待。为了应付舆论，不如暂时将长子、三子和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的五子，一并封王。这就是所谓“三王并封”。其实质是不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与其他诸子一样，仅仅册封为藩王而已。他想出了这个主意，却要颇得人望的王锡爵代他承担责任。

王锡爵看了皇上的手谕，大大出乎意料，顿时有点惶惑了。一方面，嫡子尚未出生，却要“待嫡”；长子虽然庶出，现已十二岁却不能册立，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另一方面，申时行、王家屏都在这件事情上栽了筋斗，为了不重蹈覆辙，只有附和帝意方为上策。一向刚直不阿的王锡爵，这时显得畏首畏尾，做出了错误的抉择，卷进了难以自拔的是非漩涡。

王锡爵接到文书官李文辅送来的皇上手谕，焚香叩头，伏读一过，不觉感激涕零，再写密揭说明自己的观点：“今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庶子年已至十二龄，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发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臣为皇上所虑，不过为中宫耳，而此事甚有成说，甚为易处。昔汉明帝取宫人贾氏所生之子，命马皇后养之为子；唐玄宗取杨良媛之子，命王皇后养之为子；宋真宗刘皇后取李宸妃之子为子，旋皆正位储宫，而三宫妃压于嫡母之下，并未尝加进位号。今日事体正与此同，与其旷日持久以待将来未定之天数，孰若酌古准今，以成目下两全之盛美。臣之愚见，以为必如此行，万妥万当。谨依阁中故事，遵谕票拟之外，更拟传帖一道，以凭采择施行。至于并封一说，纵万不得已，必欲权行，亦必须于谕旨中明白说定，立嫡立长的于何时，将来断无改移之意。则臣庶乎可以担当。”他极力想有所弥补，向皇上说，“皇长子既以中宫为母，即系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皇帝坚持己见，写了手谕给他：“朕览卿奏，已知道了。且一代有一代之制，我圣祖垂训子孙，以防僭窃名分之意，岂敢背违祖训，学他人之假借，以伪乱真哉！今择卿所拟前谕，正合朕意，朕已批发。”[138]

所谓“卿所拟前谕”，就是王锡爵所说“拟传帖二道，以凭采择”。[139]其一是，令皇长子先拜皇后为嫡母，再行册立；其二是，长子、三子、五子“三王并封”。后一方案毕竟冒犯舆论，所以王锡爵特别强调，万不得已施行“并封”，必须在谕旨中明白说定立嫡立长的时间，将来不再更改之意。

经过皇帝与内阁首辅的秘密策划，“三王并封”之议终于敲定。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皇帝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礼部发出“三王并封”谕旨：“朕所生三子，长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训立嫡之条，因此少迟册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长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长成，皇第五子虽在弱质，暂欲一并封王，以待将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你部里择日具议来行。”[140]外廷大臣原本在静候册立皇太子的佳音，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大失所望，且有受戏弄之感。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廷臣们掀起了较前更为激烈的反对浪潮。

3．“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所取信耶？”

正月二十八日，光禄寺丞朱维京（字大可，号讷斋，四川万安人）带头发难，表达鲜明的反对立场——三王并封关系宗社安危甚大。他据理反驳皇上的谕旨：“往者有二十一年册立之旨，今忽改而为分封之诏。夫分封、册立二事也，皇子、诸王异等也。诸臣所谓者，册立之前旨；而皇上所颁者，分封之新令。臣民仰望之心谓何？人主失信之道谓何？圣谕谓立嫡为祖训，诚然；谓少迟册立，以待中宫之生嫡，则祖宗以来实无此制……祖宗朝原无迟以待嫡之典，而独自皇上发之，则后世子孙将藉以为口实，其流之弊，始有不可胜言者矣……今也分封之典，三王并举，则冠服宫室混而无别，车马仪仗杂而无章，府僚庶寀同而无辩，震位为之久虚，主鬯悬于莫属。名分不正，猜望愈多，天下可忧可虑之事，种种在此，皇上虽置百喙以家喻户晓，岂亦能解臣民之惑，道路之疑乎？”

笔锋一转，他把矛头直指内阁首辅王锡爵：“臣又因是不能不责备于今之元辅焉。王锡爵迩者千里而来，海内延颈而望，以为必能收巷遇之功，定安汉之策也。乃者皇上虽有分封之意，犹不遽行，而以手札咨之锡爵。为锡爵者，即不能如李沆之引烛焚诏，独不能为李泌之委曲叩请，反复披陈至再至三，必求转移圣意而后已。如其不然，则王家屏之高踪尚在，皇上优礼大臣，必无韩湲来济之辱也。奈何智不出此，噤无一语，即刻如旨拟敕，若吏胥之承行，唯恐后者，绝裾而行，兼程而至。所为若此，难以厌中外之人心矣！”[141]

皇帝见他苦心孤诣的对策，一出台就遭到臣下轻易否定，十分恼火，当然不会接受朱维京的批评。他首先为自己辩解：“夫我圣祖垂训子孙，为正纲常、别名分、防窃乱耳。虽累朝之典，亦有正出有庶出，而正庶出者或有疾病之因，或有别故之异，故不稽祖训而定耳。况皇后年稚尚艾，倘后有出，欲追何及。姑且权宜以待将来，且谕旨晓然明白。”然后对朱维京大兴问罪之师，将他革职充军：“朱维京这厮，出位要名，的系祖训所言奸臣。本当依训处斩，姑从轻，着革了职，发极边永远充军。”[142]

皇帝扬言要将朱维京“处斩”的恫吓，意在钳制舆论，殊不知难以奏效。刑科给事中王如坚（字介石，江西安福人）语气更加严厉，批评皇上言而无信：“臣始而疑，既而信，终而骇，陛下言犹在耳，岂忘之耶？”“是前日之明旨，陛下且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以取信耶？”并且直指要害：“但宫闱之内，枕席之间，近习之辈，承意伺旨之徒，稍见形而生疑，安知不以他意窥陛下……今陛下援祖训为据，人咸谓假中宫以息天下之疑，执狐疑而来谗贼，持不断而开群枉，此几微之际，不可不慎也！”[143]

王如坚说得不错，“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以取信耶”？皇帝确实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十四年正月说长子幼小，册立事等二三年举行；十八年正月说朕无嫡子，长幼自有定序；十九年八月说册立之事改于二十一年举行。虽然一再延期，但未曾停罢册立。不料到了今年忽传三王并封，不是言而无信是什么？

皇帝不反省自己言而无信，反而严词谴责：“王如坚这厮，逞臆图报，巧词疑君，惑乱祖法，好生可恶。正是奸臣，本当依训处斩，姑从轻，着革了职，发极边永远充军。”[144]

不过人们并没有望而却步。一些敢于讲话的官员，如顾允成、史孟麟、张辅之、于孔兼等，以同乡关系去见王锡爵，劝阻“三王并封”。

王锡爵问礼部郎中于孔兼：三王并封的礼部仪注呈进了没有？

于孔兼回答：未敢呈进。

史孟麟补充说：国朝只有立太子仪注，以及封王仪注，今以太子封王，于（孔兼）郎中怎么敢进仪注？

王锡爵为了缓和气氛，说道：皇上处置王（如坚）给事中等四人，太重了。

史孟麟不无讥刺地说：国家养士正为今日，凡是廷杖、充军、谪官，自是建言者分内之事。老先生只要把事体做得端正，诸公得罪也甘心。[145]

吏部考功司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四司官员，联名向皇上呈进一份“公本”。顾宪成在“四司公本”中，针对皇上援引“祖训”，为三王并封，“以待将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寻求依据。他列举九条理由予以反驳，第一，“是为遵祖训乎，是为悖祖训乎”？第二，“皇上创得之见有加于列圣之上乎”？第三，“元子之封何以系乎”？第四，“逼则凌，凌则僭厉所阶也”；第五，“是凡皇子皆东宫也，无乃酿万世之大患乎”？第六，“皇上何不断以大义，而为此区区乎”？第七，“圣意屡迁而弥缓，非由预渎，非由众激，何以谢天下”？第八，“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况（王）锡爵哉”！第九，“皇上盛德大业，比隆三王，而乃来此意外之纷纷，不亦惜乎”！[146]态度鲜明地反对“三王并封”。顾宪成还写信给王锡爵，坦陈己见：“明旨一定，何以转移，人情汹汹，何以镇定？”告诫王阁老，由他出面挽回还来得及：“请期一着，尚自可图，而非阁下莫能任。”[147]

“三王并封”不得人心，也难以付诸实施。主管此事的礼部，接到皇上关于“择日具仪，并封三王”的谕旨，既不敢违抗，又不便执行，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册立太子与封王同时举行。皇帝根本不予考虑，振振有词地反驳：“祖训有立嫡之条，庶子虽长，不许僭窃而立。”为了替王锡爵解围，他向内阁发去谕旨，说明事情原委：“昨者元辅反复劝朕早行册立之典，此原是朕去岁之命，有何可疑？但恐违背祖训，然后事情难处，故将三皇子暂而并封。随该元辅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长子先拜嫡母，随行册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假乱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复争论，不知朕是何主意，深可痛恨。卿等辅弼亲臣，岂不知朕心？何故乃为人言疑阻，不肯担当！倘有后悔，将何以处？朕为天下主，无端受诬，卿等何忍见之！”[148]

看来朱维京、王如坚等人的奏疏确实刺痛了皇帝，使得他如坐芒毡，急于要内阁次辅出来帮他说话，分担一些压力。但是他们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始终缄默不语。尽管皇帝力图为王锡爵解围，王锡爵还是摆脱不了众矢之的困境。礼部仪制司主事张纳陛、顾允成，工部都水司主事岳元声，光禄寺少卿涂杰，光禄寺丞王学曾，礼部仪制司郎中于孔兼，礼部尚书罗万化，翰林院编修周应宾等，都在奏疏中明确主张皇长子当立，“三王并封”不可行。

光禄寺少卿涂杰、光禄寺丞王学曾上疏，请求“虚心议礼，以定册立大典”，遭到皇帝训斥：“并封已屡旨明白，涂杰等这厮，逞臆党救同类，谤讪疑君，惑乱众听，好生可恶。本当处斩，以严祖训，姑且从轻，着革了职为民。”王锡爵感受到舆论的压力，向皇帝表示，由于自己“谋国无状”，导致“人言朋兴”，请求皇上批准召开高官会议，“共成大典”。皇帝毫不退让，重弹老调，“立嫡”是我圣祖垂示子孙的祖训，今三皇子皆为庶出，姑且等待嫡子诞生而已。他叮嘱王锡爵站稳立场，决不能动摇：“卿为首辅，已屡诤劝，故为权宜，今复畏阻，是卿亦疑朕。卿可安心辅理，此无识小畜，讪谤疑君，惑乱众听，波及诬诋，不必自惑，可即入阁办事。朕意已定，不必廷议。”[149]

礼部仪制司郎中于孔兼由于职责相关，接二连三上疏，反对“三王并封”。一则说，祖宗以来并未有虚东宫之位，等待嫡子诞生之先例。否则，恐酿将来之隐祸。二则说，主张皇长子当立，不容再缓者，是有礼于皇上之君子；主张并封可行，希逢上意者，是无礼于皇上之小人。三则说，“册立一事，臣职掌有所未尽，臣心已竭，臣说已穷。今日之势，不得不重其责于辅臣也……是皇上之国家主持在辅臣，而辅臣之身名保全在皇上也”。[150]

工部主事岳元声，礼科给事中李汝华、张贞观、许弘纲，吏科给事中史孟麟等人，赶到内阁，与王锡爵展开唇枪舌战的辩论。

王锡爵为自己辩解：“并封事，部院大卿多以为是，诸公又何言？”

史孟麟说：“外廷弹老先生调停至意，第祖宗二百年来，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创有此旨，殊骇人耳。”

王锡爵反问：“东宫不待嫡，某亦知之，但皇上必欲如此。元子不封王，穆庙之封裕王何也？”

史孟麟说：“世庙立太子，而穆庙同日封裕王，非以元子封王也。”

王锡爵沉思片刻说：“当如祖宗旧名。”[151]

在这场辩论中，岳元声（字子初，号石帆，浙江嘉兴人）最为锋芒毕露，面对王锡爵的声色俱厉的训斥，岳元声责问：“阁下奈何误引亲王入继之文，为储宫待嫡之例？”王锡爵无言以对。

当众人打算告辞时，岳元声大声说：“大事未定，奈何出！”

王锡爵问：“然则如何？”

岳元声说：“诏已草，除挽回二字，别无商量。”又说：“当以廷臣相迫告皇上。”

王锡爵不无威胁地问：“书诸公之名以进，何如？”

岳元声毫不畏惧地回答：“请即以元声为首，杖戍惟命。”那意思是，请你把我岳元声的名字放在首位，即使廷杖、充军也在所不顾。

王锡爵见恫吓无效，辞色缓和了下来，解释道：“初意皇长子出阁，与三子、五子等威，亦自有别……”

岳元声打断他的话，说道：“‘等威’仪曹事，非阁臣事。”这一席话使得王锡爵哑口无言。[152]

庶吉士李腾芳（字子实，湖广湘潭人）当面交给王锡爵一书，对他的心态进行分析：“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然以公之明，试度时机，急则旦夕，缓则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皆定，大典愈迟。他日继公之后者，精诚智力稍不如公，或坏公事，而罪公为尸谋，公何词以解？”

王锡爵读完了信，对他说：“诸曹詈我，我无以自明。如子言，愿受教。但谓为我子孙计，我每奏皆手书，秘迹甚明，似无虞也。”

李腾芳说：“揭帖手书，人何由知其言谓何？公反欲自恃，异日能使天子出公手书传示天下否？”

王锡爵沉默良久说：“古人留侯（张良）、邺侯（李泌）皆以权胜。”

李腾芳对他引用张良、李泌全身而退的先例，不以为然：“邺侯不欲以建宁为元帅，而咏摘瓜诗以卫广平。此经也，非权也。但与肃宗私议家事，恐上皇不安，而致广平为太子，另是一则，然建宁之死殆此矣。若子房（张良）以强谏为无益，而招致四皓（商山四皓），有似行权，然未尝请太子与赵王并封。且行权必大智也，委曲婉转，或立语而移，或默然而定。若需之数年，更以他人，虽圣人不能保矣。”王锡爵听了，不觉凄然泪下。[153]

岳元声的谴责，李腾芳的规劝，使王锡爵感受到人言可畏，令他踌躇万端。尤其是岳元声所说，“非有拥立之显功，断不足偿虚储之实罪”，令他不得不考虑身后的功罪评判。

从正月底到二月初，王锡爵承受无数官员的责难，日子很不好过。他的门生钱允元、王就学相对叹息，忧形于色，相约同去老师家中规劝。见面后，两人直截了当指出，不得不考虑日后的危险：“此事外廷皆欲甘心于老师，恐有灭族之祸，贻秽青史。”说至动情处，涕泪满面。王锡爵笑着说：“痴子，痴子，斯乃外人浮论，吾自明明白白在那里。密揭屡进，无论皇上，即皇长子亦自知之。”王就学说：“不然！他人谁谅老师心者？恐一旦祸发，悔之无及。”王锡爵怃然良久说：“即当有处。”次日，就向皇上请求收回“三王并封”之议。[154]

4．“伏乞天恩，容令认罪改正”

在廷臣及门生故吏的规劝下，王锡爵幡然悔悟，毅然决定破釜沉舟，迫使皇上撤销“三王并封”的谕旨。二月初六日，他恳请皇上召见，意欲向廷臣认错。他在奏疏中写道：“臣至愚极陋，浅见寡闻，不自量力，欲以区区至诚感动天地，避要功好名之嫌。而一时登对欠详，心思未到，以致外廷异议转生，连日喧哗不停。”因此他希望能面陈利害，讲清“累朝典故与今日人言所自起”，“从长商议，务求得调停至当之术”。[155]他向皇上检讨，日前两票并拟（即代拟两道谕旨），过于草率，“彼时僚寀既不在前，书籍又无查考，止据臆见，匆匆具答，虽首尾词意主于册立一说，而不合拘守阁中故事”，“伏乞天恩，容令认罪改正”。[156]

王锡爵主动承认“三王并封”的错误，把皇帝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尚气使性的皇帝一向不愿意向臣下认错，对王锡爵说：“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谤祖蔑训，国体何在？以此未欲见卿。今卿又有此奏，若自认错，置朕于何地？”[157]

经过两天思索，迫于舆论压力，无可奈何地向舆论让步，宣布收回“三王并封”的成命，下达谕旨：“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候二三年，中宫无出，再行册立。”[158]

“三王并封”之议，出笼不过十几天，终于化作泡影，随风飘去。

虽然“三王并封”已经作罢，但皇帝仍坚持要再过二三年，再谈册立皇太子之事，表面的理由是等待皇后生育嫡子，内心的想法依然是能拖则拖。王锡爵向皇帝进言：“并封之谕，臣所以不敢与群臣辩，而直引为己过，亦自有说。盖连日翻阅祖训，委无皇储待嫡之条，且累朝二百年来从无封王之例。礼官所执委难通融，只有穆庙在世宗朝曾封为王，然封王之时，压于庄敬太子之下，并未曾以元子受封也。今幸圣心洞然，旋止封王之命，而再订二三年册立之期，真古帝王转圜从善之盛德，群臣自无可言。顾臣私忧过计，在皇上已成之诏旨，虽不争二三年迟速之期，而在近日未定之事机，恐难息千万人疑讪之口。所以然者，使皇上去年降谕时，原未说定今年举行册立豫教之典，则将来自不妨支吾曲处，今去年之命既改于今年，则又焉知今年之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大疑也。外有抄录诏书，内将紧要句语用红签票出，乞皇上细览深思。”次日，皇帝派文书官潘朝用拿着他的亲笔御札来到内阁，答复王锡爵的疑问：“朕原无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处之。今疑君诬上愈甚，朝纲倒持，朕岂不怒，卿亦何安？已将各疏留中，看有无礼太甚，欲处一二。所以预戒卿党众，卿其知之。所进诏书，朕非忘之，但此时奸人不待中宫有出无出，希冀覃恩，蛊惑上意，不论纲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岁中宫微有小疾，自昨冬已面朕矣。其册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众疑阻。”[159]

王锡爵认为，外间流言蜚语的根源就在于太子长久不定，他以一人之力，委实不能承担泰山之重，支持万众之口，请求皇上把他放归乡里，再与诸臣商量对策。[160]他无意向皇上进行要挟，确实是真实心态的流露，压力实在太大了，一人难以支撑。皇帝当然不同意，派文书官传达他的谕旨：“卿为首臣，既知朕心，又何避怨，亦来迫朕！”[161]王锡爵处于两难境地，在下则疑其逢君，在上则疑其迫君，可怜辛苦，度日如年。

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十九日，慈圣皇太后寿辰，即所谓“万寿圣节”。皇帝在皇极殿暖阁单独召见王锡爵。这是他出任内阁首辅以来，第一次面对面与皇上对话，他早就盼着这一天，机会难得，尤其是册立之事，有很多话要讲。

王锡爵行过叩头礼，说过客套话后，便直奔主题：“臣今日正恐忠孝两亏，且如皇上召对，本付托以国家之事，目今外边诸务虽渐有头绪，苦于朝廷之上议论日繁，止因册立一事不定，生出无数疑心，使皇上受了无数烦恼。臣因此不甘，连进密揭，力劝皇上早断，使人无词。”

皇帝说：“朕意又定，迟早总则一般，岂为人言所动。”

王锡爵说：“圣意岂有不定，臣等亦岂有不知？但外人见无消息，止不住胡言乱嚷。臣窃痛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难决之事，平白受人这等闲气。”

皇帝说：“朕知道了，恐后中宫有生，却怎么处？”

王锡爵说：“这事数年之前说起犹可，今皇长子年至十三岁，待到何时？况且自古至今，岂有人家子弟十三岁不读书之理，何况皇子！”

皇帝说：“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该长发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随即传谕，来春出阁读书。

王锡爵说：“今日见了皇上，不知再见何时？伏望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将此事作速早断，不必待到冬至之后。礼部礼科再请，连臣等二三阁臣亦若不与其事者，省了多少烦恼。自此之后，更望皇上时出御朝，频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皇帝说：“朕也要与先生每常相见，不料朕体不时动火。”

王锡爵说：“动火原是小疾，止望皇上清心寡欲，保养圣躬万安，以遂群臣愿见之望。即如今日，圣驾一出，满朝欢呼，可见勤政视朝是治安急务。”他还想说些什么，皇帝已经起身，只得叩头退出。[162]

此次君臣对话，王锡爵处处为皇上考虑，对于“皇上受了无数烦恼”“平白受人这等闲气”，耿耿于怀。但是皇帝还是不肯接受他说的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使他感到苦闷。回到内阁，立即写了密揭，向皇帝倾吐苦衷：第一，此次召对绝无影响——没有实质性进展，天下必定纷起责难，不是说臣为皇上文过饰非，便是说臣首鼠两端，阴观祸败，臣即使粉身碎骨，全家灭族，犹有余辜；第二，臣进入仕途三十余年，一向颇有清名，唯独今春册立一事未定，而遭到外廷官员笑骂；第三，皇长子十三岁尚未发蒙，不是臣之误国，又是谁呢？第四，侧闻外间有一种议论，以锢宠阴谋归之于皇贵妃，臣恐怕郑氏家族皆不得安宁，臣为此痛心疾首。[163]

皇帝看了奏疏，对前三点不置可否，抓住第四点大做文章，亲笔写了一道手札：“谕元辅，昨奏已知。朕览卿累次揭帖俱有皇贵妃字，是何说？彼虽屡次进劝，朕亦难允。况祖训有言：后妃不干预外事。岂可辄而听信！”[164]

王锡爵在开读皇帝手札时，正巧次辅张位也在内阁办公，碍于脸面，不得不让他也看一下。两位阁臣对于皇上这种无端指责有所不满，“皆低首蹙额而不敢言，吐舌相顾而不能解”。[165]

对于皇帝强词夺理地替郑贵妃护短，王锡爵忍无可忍，写了奏疏为自己辩护：“夫祖训所谓后妃不预外事者，不预外廷用人行政之事也。若册立，乃皇上家事，而第三皇子为皇贵妃亲子，皇上家事不谋之一家之人，而谁谋乎？皇贵妃亲子不为之谋万世安全之计，而将谁为乎？且使皇上早定，则已矣。一日不定，则一日与皇太子相形者，惟皇贵妃之子，天下不疑皇贵妃，而谁疑？皇贵妃不自认以为己责，而谁责？”[166]这几句话，柔中带刚，话中带刺，词风十分犀利。皇帝看了无可辩解，不得不在豫教问题上稍作松动，答应明年春季举行豫教出阁礼，但是有一个附加条件：皇三子与皇长子一并举行出阁典礼，理由是两人“龄岁相等”。[167]王锡爵立即予以反驳：“自外廷而观，皇长子明年十三岁，皇三子明年九岁，前后相去四年，岂得谓之相等？”[168]不同意皇三子与皇长子一并举行出阁典礼。

皇帝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皇长子在册立前先出阁讲学：“皇长子册立一事，久已断自朕心，但以方在壮年，不妨待嫡稍缓，酌于来春先行出阁读书学礼。其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长幼之序即此为定。”[169]王锡爵的努力总算有了一点进展，但距离外廷官员的要求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伍袁萃（字圣起，号宁方，苏州吴县人）后来追忆，对王锡爵的处境与心情描述得十分细致：“癸巳岁，太仓公（王锡爵）应召入京。初至，予语公曰：‘老先生入朝，当以力请面君为第一义，召见当以力请建储为第一义。’及奉三王并封之旨，而人言纷起，公乃以仓卒错误自解，且求去。予贻书云：‘安社稷于俄顷，定变故于须臾，古人大手段多自仓卒中见之，而阁下独不尔耶。且已误之，己能挽之，然后可以有辞于天下，奈何一去塞责！’公复书云：‘来翰谓，古人大手段多自仓卒中见之，以此为罪，夫复何辞。自今当步步努力，不敢言去矣。’公服义如此。后日召见果以建储泣请，而豫教之命始下，主器安而前星耀，公亦有助云。”[170]伍袁萃以同乡友人的身份，对王锡爵有着同情之理解。确实，这一段时间内，王锡爵的处境一直很微妙，皇帝很信任，群臣很不满。对他的批判从未间断，最有影响的，例如顾宪成的《建储重典国本攸关不宜有待疏》，张纳陛的《乞遵宝训以重宗社大计疏》，顾允成的《恭请册立皇太子疏》，于孔兼的《建储有旨乞前旨以安人心疏》等，[171]都对“三王并封”进行猛烈的批判，王锡爵心情苦闷，在奏疏中有所流露。

项鼎铉说，他收到陈继儒寄来一部《王文肃公奏草》，他家先有一部，少收十九篇。他在日记中引录了一篇“辩饶主政疏”，其中写道：“臣闻古人蒙谤，而有一君子知之，则自谓无憾，况且今日遭逢圣主，托庇于天空地容之中，而暴冤于日临月照之下。臣自反何惭，对人何腼，而必欲求去哉。只缘犬马病身自经简擢，望轻不足以镇物，力薄不足以匡时……故正直之士尚不欲居正直之名，今朋党之人反倡为攻朋党之说。士大夫如此议论，如此心术，虽有百臣必不能障狂澜矣。”项鼎铉由此回忆起往事，王锡爵因“三王并封”事遭到廷臣接连不断的弹劾，内心十分忐忑，既不能得罪皇上，又不能对抗舆论，进退失据，还自认为问心无愧。项鼎铉评论道：“文肃生平刻核，中情实一段忠愤，死不可吞。第中有‘芝草为莠，凤凰为枭’与‘一切报罢’等语，得无作近日留中之俑耶！”[172]对王锡爵的分析是细致入微的。

由于皇长子出阁讲学已成定局，君臣之间的冲突似乎有所缓和，却并未真正解决。由此引来的人事纷争，以及言官持续的弹劾，终于导致王锡爵的下台。关于他的一篇传记写道：“癸巳入朝，上嘉悦，有白金文绮麟服之赐。居数日，密以建储请，乃得三王并封之旨。于是外廷纷议，交疏劾奏，乃复停封。而言者犹不已。盖上英明独断，触忤者不复赐环，甚有以后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测，且以归咎辅臣，而士论愈激愈嚣，遂成水火之势。于是去志自此决矣。会病作，疏八上始允。”[173]

五　皇长子常洛由出阁到册立

1．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

皇帝既然已经亲口答应皇长子常洛出阁讲学，再无借口可以推托，便命太监估计出阁礼仪所需经费。负责此事的内承运库太监孙顺，摸透了皇上的心思，深知皇上不太乐意为皇长子办出阁礼，阿附帝意，开出一张令人咋舌的预算账单，总数不下数十万两银子。很多开支其实与出阁讲学毫无关系，比如：该用器皿金珠等项，约计价银三万六千四百余两；晴绿宝石等项，约计价银一十二万九千二百余两；珊瑚琥珀等项，约计价银一万八千七百余两；龙涎香等项，约计二万五千二百余两。廷臣以为过于铺张浪费。这就为皇帝找到了借口，向内阁发出谕旨：“览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买办一节，此数乃朕亲自删裁过的。出讲在外，虽则简约，在内各衙门造其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备用等项，所费不少。若如该部科言其过费，出讲少俟二三年，（与）册立一并举行，庶可省费。”这是企图以部科官员认为预算经费过多，遂行停止出阁讲学，二三年之后，与册立礼仪一并举行。经过礼部的努力，皇帝同意采纳折中方案：“皇长子出阁在迩，合行冠礼，以见讲官。但思方未册立，既不可遽同东宫之仪，又不同亲王之服，姑令暂着常服出讲，待册立之日，再行冠礼。”[174]经费的障碍已经扫除，皇帝不得不宣布：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侍卫仪仗一切从简。

到了那一天，出阁礼如期举行，皇长子常洛向皇太子目标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皇长子常洛生于万历十年，到万历二十二年出阁讲学时，已经十三岁了。由于是庶出的关系，境遇很是坎坷。从批准出阁讲学，到四年后举行冠礼，再过三年册立为太子，次年成婚，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后人概括为一句话：“一切典礼俱从减杀。”[175]

皇帝对常洛的出阁读书并不重视。据那些讲官（老师）们说，原先进讲完毕，照例必定赏赐酒饭，所赐比常宴更为精致。而万历二十二年以后给皇长子讲学，讲官们都自带饭盒，从不赏赐酒饭；早先常有的银币、笔墨、节钱之类赏赐，已成绝响。讲官刘曰宁（字幼安，江西南昌人），曾对朱国祯（字文宁，浙江乌程人）调笑：“我辈初做秀才时，馆谷每岁束脩不下五六十金，又受人非常供养。今为皇帝家馆师，岁刚得三十金，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数里，黎明讲书，备极劳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176]为皇帝的儿子上课，所得的报酬一年不过三十两银子，还要自带盒饭，远远不及民间塾师的待遇——年收入五六十两银子，还管吃管住。岂非咄咄怪事！其实这也是一个特例，反映了常洛地位之低下。对此外廷议论纷纭，讲官刘曰宁总是从旁安慰曲喻，希望皇长子依于仁孝，常洛也颇能心领神会。[177]

常洛对难得的读书学习机会十分珍惜。他聪明不凡，举止凝重，“间有问答，旁通大旨”，受到讲官们交口称赞。每次进讲，内阁辅臣一人入直看讲。皇长子的御案前有一对铜鹤，按照旧例，官员叩头完毕，从铜鹤下转而东西向站立，一阁臣误出其上，常洛用目光示意太监：“将铜鹤可移近些！”中讲官无不叹服其仁爱之情。[178]有一天，讲“巧言乱德”章，讲官刘曰宁解释道“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然后从容进言：“请问殿下，何以谓之乱德？”常洛朗声答道：“颠倒是非。”把讲官的话概括得十分贴切。[179]

给常洛讲课的讲官，有高官，也有学问家。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时，配备的官员有：

侍班官二员：礼部左侍郎兼侍讲学士范谦，司经局洗马兼修撰李廷机；

讲读官六员：翰林院修撰唐文献、焦竑，翰林院编修邹德溥、郭正域、全天叙，翰林院检讨萧云举；

侍书官二员：制敕房办事鸿胪寺署丞范可慢，制敕房办事中书舍人茅闻诗。

阁臣王锡爵、赵志皋、张位轮流值日。[180]

讲官中的焦竑，是一位学问大家。焦竑字弱侯，号澹园，南京江宁人，为诸生时即有盛名。向督学御史耿定向求学于崇正书院，又师从于罗汝芳。万历十七年（1589）以殿试第一名成为翰林院修撰，埋头研究国朝典章。他博览群书，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曾在宫内教小内侍读书识字，一般人对这一教职敷衍了事，焦竑独不以为然，说：“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经常以古代宦官善恶事迹与小内侍论说，施以熏陶。皇长子出阁讲学，焦竑出任讲官，按照惯例，讲官很少提问，焦竑则不然，讲完后总是徐徐引导：“博学审问，功用维均，敷陈或未尽，惟殿下赐明问。”常洛点头称是，但提不出问题。某日，焦竑又启发常洛质疑：“殿下言不易发，得毋讳其误耶？解则有误，问复何误。古人不耻下问，愿以为法。”焦竑与别的讲官商量先启其端，正好讲到《尚书·舜典》，便举“稽于众，舍己从人”一句提问，常洛回答：“稽者考也，考集众思，然后舍己之短，从人之长。”又一日，焦竑举“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大义。常洛答：“此无他，即天命之谓性也。”对答如流，毫无滞涩，使讲官们更加竭诚于启迪。[181]为此，焦竑收集古代储君的事例，编成《养正图说》，给皇长子阅读借鉴。这件事，原本是王锡爵向讲官们交代的，他说：“此重任，我辈先年少着精神，故到今扞格乃尔。诸公看元子资向如何，择其近而易晓者，勒一书进览方佳。”不久，王锡爵离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焦竑仍放在心上，用心编成《养正图说》。遗憾的是，同官郭正域（字美命，号明龙，湖广江夏人）出于妒忌，攻击焦竑沽名钓誉，迫使他不能呈进此书。[182]

后来成为常洛讲官的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松江华亭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以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其人天才俊逸，少负重名，作为皇长子的讲官，很注意因事启沃。某日，董其昌讲毕提问：“择可劳而劳之？”常洛回答：“此所谓不轻用民力也。”他颇为看重这位讲官，后来他即位后，询问左右：“旧讲官董先生安在？”获悉他已辞官在家，马上召回，授予太常寺少卿，掌国子监司业。[183]

2．一拖再拖的冠婚礼与册立礼

皇长子出阁讲学后，册立事宜便迫在眉睫，朝野上下议论纷纭。然而皇帝深居静摄，对言官的进谏充耳不闻，但是国事不至于败坏，何以故？御史马经纶发问：“皇上数年以来深居静摄，上下情隔，中外俱抱隐忧。然而奸邪不至柄国，国事不至败坏，社稷灵长，海内晏然，岂独皇上威灵能坐制之哉？”问得真好，答案是祖宗基业犹存，士风正气犹存。马经纶分析道：“所赖祖宗二百余年之培植，士风最正，清议最重，科道诸臣每每能明目张胆，为国家辨邪正，指斥奸雄。虽庙堂处分未必尽从舆论，而缙绅公议颇足维持士风，此高庙神灵鉴佑之，岂非台省耳目之用大哉！”然后调转笔锋，直言不讳地批评：“皇上今日以泥沙视贤才，以草芥待台省，辱国伤重，莫此为甚。此万历二十三年以来第一大亏损也。且迩来乃邪正消长之机，大小往来之会，言官每切隼获，动遭沙射。今也天威震叠，日甚一日，南北科道几虚无人，奸雄倾善之计大行，相率弹冠而视事，豪杰敢言之气尽阻，相对垂首而灰心。从此清议不闻于上，邪谋得肆于下，社稷受祸，宁有底极，念之可为痛心矣。皇上年来厌薄言官，动辄罪以聒扰，今忽变而以钳口无言罪之……乃今自塞其耳，自障其目，自离其腹心，自戕其股肱，皇上将谁与共理天下？天下事又谁为皇上宰之运之闻之见之哉？”[184]所以他提请皇上优容言官，皇上依然我行我素。

万历二十五年三月初一，礼部奏请为皇长子举行冠婚礼。第二天阁臣赵志皋支持礼部的奏请，向皇帝指出：根据《大明会典》，皇子年十二或十五，举行冠婚礼，婚礼常在十五六岁。今岁冠礼，明岁婚礼。皇帝接到这些奏请，命礼部选择吉日，草拟仪注。[185]看起来似乎皇帝已经同意为皇长子举行冠婚礼，深知皇上心态的廷臣一眼看穿是敷衍之词，不断上疏促成其事。其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张养蒙所言最为切直：“国本必早建，以定人心，不则道路揣摩之谤恐未释也。”[186]

皇帝果然是在敷衍。万历二十六年五月，他传谕内阁：待新宫落成，举行皇长子冠婚礼。[187]那就意味着，新宫不落成，冠婚礼便无望。到了十一月二十七日，皇帝又改变主意，传谕礼部，把册立东宫与分封亲王一并举行。[188]这也是虚晃一枪。万历二十七年春，署理部务的礼部侍郎朱国祚上疏，争取早日册立，他说：“九庙神灵，万邦黎庶，日望此举，天下有大本。愿陛下早践之，勿更推诿。”到了立秋，又上疏请求，在三礼并举之中，先行册立礼。到了次年春，再度感慨进言：“士庶之家，衣食稍给，未有十九岁不冠婚之礼，况天子之元子！”[189]

人们引颈盼望一年又一年，仍不见动静，多次被耍弄，忍无可忍。万历二十八年新年刚过，便连珠炮似的向皇上发动攻势。

正月初三日，礼部尚书余继登（字世用，号云衢，北直隶交河人）奏请：先册立皇长子为太子，而后冠礼可致祝词，婚礼可致醮词。[190]余继登自从出任礼部尚书以来，不断奏请册立皇长子，举行冠婚礼，都没有得到皇上的允准，而抑郁成疾，每与同僚提及此事，就痛哭流涕：“大礼不举，吾礼官死不瞑目。”这年七月，病死于任上，仍未见到大礼举行。[191]

正月初四日，南京道御史朱吾弼（字谐卿，广东高安人）上疏言事，第一条就是“建国本”——皇长子典礼当举。

正月初六日，内阁首辅赵志皋奏请举行皇长子三礼：册立礼、冠礼、婚礼。[192]

正月初七日，定国公徐文璧、驸马侯拱辰等分别奏请举行皇长子三礼。次日，内阁次辅沈一贯上疏，恳请举行皇长子三礼。[193]

迫于舆论压力，皇帝不得不表态，要阁臣代拟谕旨，命礼部择日具仪上报。赵志皋、沈一贯当即拟旨：“册立冠婚次第举行，其皇三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一并加冠、分封。”[194]皇帝写了亲笔手札给赵志皋、沈一贯，要他们传示各衙门，静候移宫（皇长子移至慈庆宫）完毕，即举行册立冠婚礼。[195]这一切，看似真的有所动作，其实仍旧是幌子而已。

皇长子侍班官、南京礼部右侍郎叶向高不无担忧，连上二疏。他在《请举大礼疏》中说：“臣等备员南京，窃闻皇长子册立冠婚久轸圣怀，近者明旨涣颁好逑豫定，人人举手加额，喜吾君之有庆，卜祚胤于无疆。臣等何幸躬逢圣典。乃自冬及春，为期已迫，在廷诸臣连章上请，一概留中。臣等庸愚莫窥圣意，不胜款款之衷，相与揆度，谓皇长子茂龄今已十九，自古以来帝王之子未有当此之年而名号未正，元服未加，婚媾未遂者。”[196]没有得到回音，他再上一疏：“臣等以皇长子大礼逾期，曾于初春合词上请，未奉俞音。随从邸报伏诵敕谕，谓俟慈庆宫完，次第举行。臣等欢欣祇候，不敢再有渎陈。今工业报竣，而大礼尚稽，寒冬在即，势难再缓，及今不举，更待何时？”叶向高动情地说：“当婚未婚，当冠未冠，当册立未册立，屡期屡更，辄请辄废，遂使十九龄之元子垂发独居，未正名号，此寻常家人父子有不能一日安者。”[197]

叶向高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到了这年十月，终于显现出来了。皇帝抓住一个把柄——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居然大胆妄言宫闱秘闻，名正言顺地宣布延期举行皇长子的册立冠婚大礼。王德完的奏疏是这样说的：“臣自入京数月以来，道路喧传咸谓：中宫役使止得数人，忧郁数亲药饵，且阽危不自保。臣惊惶痛惋不胜。宫禁深严，虚实未审。臣即愚昧，窃知其不然。第台谏之官职得以风闻言事，果中宫之不得于皇上，万一有忧郁欤，则子于父母之怒，犹得以号泣几谏。矧中宫为万国母，安得隐忍不言……。”王德完的言外之意，倘若皇后死去，郑贵妃即为皇后，其子即为太子云云。皇帝大为恼怒，再次以言官“激聒”为由，推迟册立。[198]

万历二十九年二月，皇长子移居慈庆宫，按照皇帝原先的承诺，举行册立大礼的条件已经成熟。皇帝又一次出尔反尔，不打算举行大礼。有些官员主张退而求其次，“姑顺上心所欲”——“先冠婚后册立”。言官们聚集于阁臣沈一贯处，议论此事。沈一贯反对在册立之前先举行冠礼婚礼的主张，他侃侃而谈：先冠礼，戴什么冠？太子冠还是诸王冠？先婚礼，妃子怎么称呼？太子妃还是诸王妃？婚后居于何处？宫中还是王府？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正名而苟且成事，势必把元子降格为诸王，不如仍称皇长子，犹有希望。他认为冠礼、婚礼、册立礼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不可拆离，必须正太子名，冠太子冠，妃太子妃，而后礼成。他关照言官，暂时不必上疏提及此事，静候上谕。[199]

是沈一贯叫别人“暂时不必上疏”，但是到了八月，他自己也忍不住了，上疏力争：“皇长子以聪睿之性，近强壮之年，血气既充，天机日起，非皇上至德，谁其体悉？皇上大婚及时，故得皇子甚早……皇上孝奉圣母朝夕起居，而集九御之朝，竭四海之奉，推念真情，不如早遂含饴弄子孙之为欢。”皇帝似乎心动，传谕即将择日举行皇长子三礼。[200]不久，皇帝发下谕旨，把册立皇太子与分封诸王的典礼定于十月十五日举行。到了十月十一日，他又变卦，借口各项经费还未准备，意欲拖延日期。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沈一贯，虽然老成持重，也按捺不住，冒着风险把皇上的谕旨原本封还，并附上密揭，说明为什么封还谕旨的原因：“此皇上最善庆事，国家极重大典，天地祖宗百神无不环拱以待，宁独万方引领也。而倏言改日，则天下不谓所司不办，谓皇上生他端，众口沸啁甚于畴昔，而人心解体矣。臣万死不敢奉诏。”[201]沈一贯其人颇受诟病，这件事却办得漂亮！

皇帝无奈，只得恢复前议。册立皇太子之事，至此才算敲定。十月十四日，为册立事举行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仪式。十月十五日卯时，皇帝在文华殿传制，命徐文璧等贵族为正使，持节，尚书李戴等为副使捧册，举行册立皇太子仪式，皇帝册立皇太子的诏书写道：“朕长子常洛孝敬宽仁，天钟粹美……今十五日吉授册宝，册为皇太子。”[202]

皇帝没有忘记为册立皇太子而竭尽全力的前任内阁首辅申时行、王锡爵，特地派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两位优游林下的老人。早已成为散淡之人的申时行事后回忆，对皇上依然充满好感，谈及半夜下诏册立之事，颇为感慨：“主上聪明英毅，事欲独断专决，而少有疑猜。向以章疏烦多，议论庞杂，至于忤旨触怒，遂乃决裂否鬲，诸所献纳，如水投石矣。然国家大计圣意自明，如册立一事，举朝争之而不行。及其少间，则半夜出手诏定矣。”[203]申时行在皇上身边多年，知之甚深，他讨厌章奏繁多、议论庞杂，喜欢独断专行。所以申时行要由此引出“古今与讽而少直，先纳牖而次批鳞”的感叹。这样的感想，未免有为尊者讳之嫌。[204]

作为旁观者的后人，谷应泰的评论就比较洒脱：“光宗本恭妃所产，神皇之元子也。恭妃无宠，擅宠者郑贵妃耳。乃自万历十四年辅臣申时行以建储为请，至二十九年而储位始定。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乃首以争国本获谴者，礼垣罗大纮、中书黄正宾也，又给事李献可、尚书李长春辈，或杖或戍，一鸣辄斥。甚至九臣面诘政府，十四官同时降削，而神宗动加激扰之名，冀钳天下之口。不特不欲建储也，因储礼之不举，而婚冠愆期，旷不豫教。其后乃令三王并封，又欲二王并讲。女戎伏妖，盖若是其忍乎……神宗乃以正天伦之语，为不入耳之言，深相怨毒，酷罚示威，则有物以蔽之也。”[205]

册立一拖再拖，耽误了豫教，也耽误了冠礼、婚礼。万历三十年二月十三日，皇太子常洛举行婚礼。皇太子妃郭氏是顺天府人，父维城，以女而贵，封为博平伯。郭妃卒于万历四十一年，天启皇帝即位后追谥为孝元皇后。[206]

皇太子的豫教、讲读，始终未能正常进行，经常有各种借口而一停再停。万历三十六年礼部左侍郎杨道宾，对这种咄咄怪事感到不可思议。他说，万历二十五年以后，借口风雨而暂停；二十八年以后又借口隆冬盛暑而暂停；三十二年一停就停到了三十六年。每逢新年，阁臣择吉上请，统统不予理睬。“日月易迈，光阴几何？春一再请，不报，则盛暑旋至；秋一再请，不报，则隆冬旋至，而一岁便蹉跎矣。一岁如此，再岁复然；再岁如此，三岁复然。讲席无所资其益，凝丞无所关其忠。”“皇上岂以皇太子春秋已长，即静处春宫可自留心经史乎？”“皇上岂以皇太子出阁多年，充养已粹，无俟儒臣讲解乎？”[207]

礼科都给事中胡忻也有类似看法：“皇太子四海所属，百姓之望，春秋正富，志业当成，正宜日亲官僚，承弼引翼，使之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克端元良之度。乃今闭阁不出者亦三年所。夫务学者将寸阴是惜，何三年耶……皇太子睿龄已逾弱冠，即教谕不可言早，而闭阁不出，虽有孝弟博闻道术之士，安所问其忠？纵皇太子天资聪明，无捐令德，我皇上之自为国本计，当不若是之疏矣！”[208]

皇太子讲读的长期停辍，皇帝对廷臣一而再再而三请求的置之不理，反映了皇帝对于皇太子的轻慢心理。这期间围绕皇太子出现的种种怪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1]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十五，万历九年八月癸卯。

[2]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孝靖》。按：《泰昌朝记事》《天启朝记事》《崇祯朝记事》分别成书，亦合成一种，即《三朝野记》。

[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孝靖》。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传》。

[4]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五，万历十年六月壬寅。

[5]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万历十年八月戊戌。

[6]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万历十年八月己亥。

[7]　《万历起居注》，万历十年九月初六日。

[8]　《万历起居注》，万历十年九月初九日、九月十日。

[9]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三，万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

[10]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万历十二年八月庚戌。

[11]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传》。据该书说，皇二子“母氏无考”。

[1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正月。

[13]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万历十四年二月戊辰。

[14]　孙如法《储位尚虚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万历疏钞》卷三《国本类》。

[15]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万历十四年二月戊辰。

[16]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三《姜应鳞传》。

[1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二月。

[18]　谈迁《国榷》卷七十三，万历十四年二月癸酉。

[19]　孙如法《储位尚虚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万历疏钞》卷三《国本类》。

[20]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万历十四年二月丁丑。

[21]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万历十四年二月丁丑。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二月。

[22]　孙如法《储位尚虚乞正名定分以安人心疏》，《万历疏钞》卷三《国本类》。

[23]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一，万历十四年二月甲申。

[24]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二，万历十四年三月丁酉。

[2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历朝贵妃姓氏》。

[26]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传》。

[27]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三，万历十四年四月乙丑。

[28]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三，万历十四年四月戊寅。

[29]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文秉此处记录的母子对话，纯系口语，未经史官粉饰，颇具原始性。

[30]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传》。

[31]　文秉《定陵注略》卷二《建言诸臣》。《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九，万历十四年九月己未。

[32]　卢洪春《慎起居明诏旨以重祭典以光圣德疏》，《万历疏钞》卷二《圣德类》。

[33]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九，万历十四年十月丙寅。

[3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寅卷，九月。

[35]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九，万历十四年十月己卯。

[36]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二，万历十五年二月庚午。

[37]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二，万历十五年二月甲戌。

[38]　刘为楫《恭陈四札以裨端本防微疏》，《万历疏钞》卷二《圣德类》。

[39]　谈迁《国榷》卷七十五，万历十七年六月甲申。

[40]　于慎行《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六《请朝讲疏》。

[41]　雒于仁《恭进四箴疏》，《万历疏钞》卷二《圣德类》。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七年己丑卷，十二月。

[4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八年庚辰卷，十一月。刘若愚《酌中志》卷五《三朝典礼之臣纪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江陵震主》。

[43]　陈继儒《见闻录》卷六。

[44]　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卷四十三《病榻遗言》。

[45]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张居正传》。

[46]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貂帽腰舆》。

[4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十俊》。

[4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九月。

[49]　“李沂也这等说”云云，指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吏科给事中李沂弹劾司礼监太监张鲸向皇帝广献金宝，多方请乞之事。事见《万历邸钞》万历十六年戊子卷，十二月。李沂《恶党就擒元凶未殄亟赐重处以绝祸本疏》，《万历疏钞》卷二十《阉宦类》。

[50]　申时行《召对录》。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51]　申时行《召对录》。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52]　焦竑《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肃荆石王先生行状》，《澹园续集》卷十六。冯时可《王文肃公传》，对此的记载，文字略有差异：“公曰：‘（雒）于仁疏发，人以为纳忠，若重罪之，遂成其名，人且以拒谏归上矣。’上意解。”

[5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八年庚寅卷，七月。

[54]　王家屏《申救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疏》，《王文端公奏疏》卷一。王家屏《辅理失职上误圣明乞恩矜宥狂愚疏》，《万历疏钞》卷十五《援直类》。

[55]　王家屏《庚寅自劾请罢疏·第二疏》，《王文端公奏疏》卷二。

[56]　钟羽正《为励求治之初心广听纳以慰群情事》，《崇雅堂集》卷八。

[57]　钟羽正《入觐官员大集阙下恳切临朝听政以饬治功以风群吏事》，《崇雅堂集》卷八。

[5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午卷，十月。

[5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七月。

[60]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九，张养蒙、雒于仁等人列传之“石匮书曰”。

[61]　陈建、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三十五，万历十五年正月。

[62]　陈建、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三十六，万历十七年四月。

[63]　申时行《召对录》。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八年庚寅卷，正月。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64]　申时行《召对录》。此次召对给申时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今上聪明英毅，宫闱肃如，皇长子天序默成，宸情独注。余尝见于毓德宫，上手携皇长子拥树膝前，眷爱特至，无纤芥可疑。”（申时行《赐闲堂集》卷四十《杂记》）

[65]　焦竑《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定申公神道碑》，《澹园续集》卷十一。

[66]　王锡爵《元日召对建储豫教事体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

[67]　王锡爵《再请豫教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

[68]　王锡爵《母疾请给假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四。

[69]　王锡爵《恳请建储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六。

[70]　王锡爵《恳请建储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六。

[7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八年庚寅卷，十月。王锡爵《申请册立豫教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72]　于慎行《自陈典礼失职疏》，《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七。

[73]　于慎行《自陈典礼失职疏》，《谷城山馆文集》卷三十七。

[74]　谈迁《国榷》卷七十五，万历十八年十月辛卯。

[75]　谈迁《国榷》卷七十五，万历十八年十月辛卯。

[7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八年庚寅卷，十月。

[7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五月。

[78]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八，万历十九年七月丁亥。《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八月。

[79]　张有德《大礼届期仪物未备仰祈宣示以昭大信疏》，《万历疏钞》卷三《国本类》。

[8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八月壬子。

[81]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九，万历十九年八月壬子。

[82]　罗大纮《险臣私揭欺君蓄心叵测恳切独断罢斥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83]　罗大纮《险臣私揭欺君蓄心叵测恳切独断罢斥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万历十九年癸亥。

[8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九月。

[85]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万历十九年九月癸亥。

[8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九月。

[8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九月。

[88]　黄正宾《皇储册立尚虚辅臣奸计可据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8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九月。

[90]　许国《请慰留首辅并处佥事李琯疏》，《许文穆公集》卷三。

[91]　许国《请发佥事李琯疏疏》，《许文穆公集》卷三。

[92]　许国《感恩乞归并请册立以信王言以谢天下疏》，《许文穆公集》卷三。

[9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九年辛卯卷，九月乙亥。焦竑《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赠太师谥文定申公神道碑》，《澹园续集》卷十一。

[94]　申时行《杂记》，《赐闲堂集》卷四十。

[95]　申时行《贺顾泾阳少卿》，《赐闲堂集》卷三十八。

[96]　王家屏《为首辅辩谤揭》，《王文端公奏疏》卷三。

[97]　焦竑《元辅申公七十寿序》，《澹园集》卷十八。

[98]　王家屏《传旨不实致误群僚乞赐罢归以塞众望疏》，《万历疏钞》卷三《国本类》。

[99]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万历十九年九月乙亥。

[100]　陈继儒《见闻录》卷四。

[101]　李献可《泰序方新储教宜预乞端国本以慰人心疏》，《万历疏钞》卷三《国本类》。

[10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正月丁亥。

[103]　王家屏《封还御札申救言官揭》，《王文端公奏疏》卷四。王家屏《封还御批申救言官疏》，《万历疏钞》卷三《国本类》。

[104]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一《钟羽正传》。

[105]　舒弘绪《言官陈大计蒙显罚恳切收回成命以光圣德以释群疑疏》，《万历疏钞》卷十五《援直类》。

[106]　谈迁《国榷》卷七十六，万历二十年正月甲申。

[10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正月丁亥。

[10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正月丁亥。

[10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正月。

[11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正月。

[111]　王家屏《乞罢归以全臣节疏·第二疏》，《王文端公奏疏》卷四。

[11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三月。

[113]　王家屏《乞罢归以全臣节疏》，《王文端公奏疏》卷四。

[114]　王家屏《乞罢归以全臣节疏·第五疏》，《王文端公奏疏》卷四。

[115]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内阁》。

[11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三月。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17]　董复亨《大学士对南山阴王公墓志铭》，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三。张岱《王家屏列传》文字略有差异，张氏写道：“再上，有旨放归。至疏辞有云：‘情依依而恋主，频回弃妇之头。心惙惙以忧时，横洒孤臣之涕。’”（《石匮书》卷一百六十八）

[118]　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丁集中《申少师时行》。

[119]　朱赓《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少保谥文端山阴王公墓表》，《朱文懿公文集》卷八。

[120]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九《赵志皋传》。

[12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九月。

[12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九月。

[123]　申时行《文贞徐公墓志铭》，《赐闲堂集》卷二十三。

[12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九月。

[12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九月。

[12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九月。

[12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九月。

[12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九月。

[12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十月。

[13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3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3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3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3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35]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六，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丁丑。

[136]　王锡爵《密请建储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九。

[137]　王锡爵《答并封圣谕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九。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38]　王锡爵《答并封圣谕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九。

[139]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4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4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4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43]　王如坚《明旨未信并封未宜疏》，《万历疏钞》卷三《国本类》。

[14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六，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壬午。

[145]　高攀龙《并封纪事》，《高子遗书》卷十。

[146]　顾宪成《建储重典国本攸关不宜有待疏》，《万历疏钞》卷三《国本类》。

[147]　高攀龙《南京光禄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14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4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5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51]　高攀龙《并封记事》，《高子遗书》卷十。

[152]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九，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三《岳元声传》。

[153]　谈迁《国榷》卷七十六，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甲申。

[15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155]　王锡爵《请面陈册储事体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九。

[156]　王锡爵《误答圣谕引罪请改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九。

[157]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七，万历二十一年二月辛卯。王锡爵《误答圣谕引罪请改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九。

[158]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七，万历二十一年二月辛卯。王锡爵《误答圣谕引罪请改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九。

[159]　王锡爵《请定册典以信初诏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九。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60]　王锡爵《密奏》，《王文肃公文集》卷四十。

[161]　王锡爵《答圣谕并请豫教疏》，《王文肃公文集》卷四十。

[162]　王锡爵《召对纪事》，《王文肃公文集》卷四十五。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十一月。

[163]　王锡爵《召对谢恩并恳请册立豫教疏》，《王文肃公文集》卷四十五。《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六，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己巳。

[164]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六，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甲戌。

[165]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六，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甲戌。

[166]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六，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甲戌。

[167]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七，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巳。

[168]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六十七，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巳。

[16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十一月。《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七十六，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巳。

[170]　伍袁萃《林居漫录》前集卷三。

[171]　顾宪成、张纳陛、于孔兼疏均见《万历疏钞》卷三，顾允成疏见《小辨斋偶存》卷二。

[172]　项鼎铉《呼垣日记》卷二，万历四十年六月十七日。

[173]　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卷二十四《南直隶苏州府·王锡爵传》。

[17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十一月。

[175]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光庙初出阁讲学》。

[176]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出阁》。

[177]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六《刘曰宁传》。

[178]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光庙初出阁讲学》。

[179]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出阁》。

[180]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81]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光庙初出阁讲学》。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宬》。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八《焦竑传》。

[182]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九，万历二十二年二月。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己丑馆选》。

[183]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光庙初出阁讲学》。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九，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宬》。

[184]　马经纶《优容言官疏》，《万历疏钞》卷十五《援直类》。

[185]　谈迁《国榷》卷七十七，万历二十五年三月辛卯、三月甲午。

[18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七月。

[18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五月。

[18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十二月。

[189]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七《朱文恪传》。

[190]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三，万历二十八年正月戊申。

[191]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六《余继登传》。

[192]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三，万历二十八年正月辛亥。

[193]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五，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壬子。

[194]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五，万历二十八年三月己巳。

[195]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六，万历二十八年四月戊寅。

[196]　叶向高《请举大礼疏》，《苍霞草》卷十二。

[197]　叶向高《请举大礼再疏》，《苍霞草》卷十二。

[198]　王德完《披沥赤心恭请笃厚中宫以光圣德疏》，《万历疏钞》卷二《圣德类》。《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二，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庚子。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五《王德完传》。

[199]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十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沈肩吾一贯》。

[200]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二，万历二十九年八月丙寅。谈迁《国榷》卷七十九，万历二十九年八月甲午。万历二十九年九月，赵志皋病逝，沈一贯升任内阁首辅，并增补沈鲤、朱赓二人入阁。

[201]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乙亥。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十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沈肩吾一贯》。

[202]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己卯。

[203]　申时行《答李桂亭巡抚》，《赐闲堂集》卷三十八。

[204]　申时行《答李桂亭巡抚》，《赐闲堂集》卷三十八。

[20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

[206]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十四《后妃传》。

[207]　杨道宾《青宫讲读一辍三年恳乞圣明及时亟举疏》，《万历疏钞》卷三十《朝讲类》。

[208]　胡忻《讲筵不可久虚储教不可久旷疏》，《万历疏钞》卷三十《朝讲类》。

第二章　疑影重重的内廷

一　楚王案

1．封建与藩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卑微，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乞灵于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封建制度，在洪武二年就叫御用文人编《祖训录》，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这套封建制度完全模仿西周时代的做法，甚至连封建诸王的“册宝”，也严格按照西周的尺寸：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用篆文刻“某王之宝”。还按照西周制度规定诸王的国邑，以及册封礼仪。

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太子以外的十几个儿子封建为藩王（或称亲王），举行“告太庙”仪式，礼成后，在奉天门及文华殿宴请群臣。酒酣耳热之际，他发表了关于“封建诸王”的训话：“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久长治之计。”一呼百应，群臣叩头高喊：“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朱元璋继续他的训话：“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1]随即他宣布册封第二子朱樉为秦王，第三子朱棡为晋王，第四子朱棣为燕王，第五子朱橚为周王，第六子朱桢为楚王，第七子朱榑为齐王，第九子朱杞为鲁王，第十子朱檀为蜀王。

接下来，营建王府提上了议事日程。建国初期，财力有限，只得因陋就简，采纳工部尚书张允的建议，尽可能利用各地原有的建筑。例如，秦王府利用西安公廨，晋王府利用太原新城，燕王府利用元朝旧大内，楚王府利用武昌玉竹寺，齐王府利用青州益都县衙门等等。在诸王即将前往封国（当时叫作“之国”）前夕，规定了诸王每年的俸禄：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帛四十匹，苎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等等。当时开国元勋最高年俸不过米五千石，两相比较，诸王的俸禄高得惊人，日后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

洪武十一年及二十四年，先后对洪武三年以后出生的皇子册封，如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第十二子朱柏为湘王，第十三子朱桂为豫王（后改封为代王），第十五子朱植为辽王，第十六子朱为庆王，第十七子朱权为宁王，第十八子朱楩为岷王，第十九子朱橞为谷王，第二十子朱松为韩王，第二十一子朱模为沈王，第二十二子朱楹为安王。以后相继即位的皇帝也如法炮制，把太子以外的皇子册封为藩王。这些藩王都是世袭的，子子孙孙延绵不绝，形成庞大的寄生群体，成为王朝的沉重包袱，导致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宗藩条例》《宗藩要例》，亲王的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亲王死后，由王世子承袭；亲王的次嫡子及庶子，年至十岁全部封为郡王，郡王死后，由嫡长子承袭；郡王的次嫡子及庶子全部封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授予辅国将军名位，辅国将军之子授予奉国将军名位，奉国将军之子授予镇国中尉，镇国中尉之子授予辅国中尉，辅国中尉以下授予奉国中尉。[2]这种王二等、将军三等、中尉三等的封爵，意味着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礼仪十分繁琐，弊端也随之滋生。

万历十五年，礼部尚书沈鲤说：“据仪制清吏司案呈，查得《宗藩条例》，各王府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之子，不分嫡庶，俱限以年岁奏请名封，并选婚配。本部随抄到日，即将玉册堂稿备查其父母封位生年奏报，及母妾内助奏选缘由，比对相同，按季题复。但天潢派衍，册籍浩繁，架阁日久，不无浥澜失落，吏胥誊写间有遗漏差讹，兼之舞文者有洗改补缀之奸，妄请者有朦胧欺捏之弊。以故历年以来，有父母查无封位者，有本身查无奏报者，有妾媵查无行选者，种种情弊不可枚举。欲一概提请，则明例有碍；欲遂与立案，则宗室受抑。于是不得不与之行勘，或一事而驳勘数次，王府之勒诈，抚按之题覆，费皆不支，或一勘而动经数年，中间靡费多端，贫室困苦殊甚。至有无籍之徒投充校尉，诱骗诸宗，如往年张国臣假捏代府宗室廷垕等名封，及近日吴贵和私捏淮府永丰王翊等妻封，虽各犯旋即正法，而贻害已不可胜言矣！”[3]

楚王朱华奎假冒案，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不足为奇。楚府有假王之说，由来已久。

嘉靖二十四年，愍王死，其子恭王嗣位。隆庆元年，恭王大病半废，卧床不起，于隆庆五年八月病逝。次年二月，楚府突然报出消息：宫人胡氏生二子，长子名为华奎，次子名为华壁。楚府宗室疑窦丛生：王久病不能御内，何以有孕？孪生儿面貌必相似，何以一个魁梧，一个癯陋，相去甚远？流言蜚语一时甚嚣尘上，知情者透露，恭王妃王氏见王无嗣，与太监郭伦引王妃族人王如綍商议，“取其弟如言妾尤金梅所生子仅数月入宫，（王）如綍亦将家人子寿儿生已岁余同入。魁梧者即华奎也”。[4]朱华奎年幼时，楚王府事务由武冈王朱显槐主持，王如綍的从弟王如训等试图揭发，被朱显槐阻止。

万历初年，楚府仪宾汪若泉向朝廷揭发此事。内阁首辅张居正鉴于荆州的辽王被废，舆论都归罪于他，颇不自安。收到汪若泉的奏疏，考虑到事情棘手，要湖广官员勘明。王妃王氏坚称为恭王所出，楚府郡王及宗室数百人，仪宾刘宗源等官员都支持王妃所说；主持王府事务的武冈王朱显槐也避嫌不敢质疑，隐忍不发。地方官勘议的结果是没有异议，于是朱华奎作为恭王之子，于万历六年被封为世子，万历八年继承王位。[5]

2．“楚藩大变异姓假王”

此事虽然暂时消停，始终是一个“定时炸弹”，总有一天要爆发。知情的宗室成员居此为奇货，从朱华奎那里得到实惠；宗室中的懦弱而自爱者，则闭口不言；另有一些宗室成员态度比较强悍，“时时忿争相激，王不能钳”。[6]最终把事情闹大的就是强悍的宗室成员——中尉朱华趆，他向朝廷奏报“楚藩大变异姓假王事”，引起朝廷上下震惊。如何处置此事，政府高层意见分歧，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主张查明真相，得到内阁次辅沈鲤的支持；内阁首辅沈一贯似乎顾虑皇亲国戚的事情很棘手，不如开一眼闭一眼。朝廷中由此形成对立的两种意见，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万历三十一年二月，通政使沈子木来到掌管翰林院的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寓所，对他说：楚王府的仪宾袁涣等人，拿了宗室朱华趆等人的奏疏，揭发楚王华奎是大变异姓的假王；内阁首辅沈一贯强令扣押奏疏，不准呈进皇上；袁涣等人苦苦哀告，不肯离去。沈子木很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郭正域的回应很是冷淡：不知道！沈子木请他看一看朱华趆的奏疏，郭正域干脆回答：不愿与闻。富有责任感的郭正域并非畏惧内阁首辅，而是不想越位，因为宗藩事务不属于翰林院管辖，而属于礼部。一个多月后，他奉旨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署理部务（代行尚书之职），宗藩事务成了分内事，他便义无反顾地插手此事，主张查明朱华奎究竟是否异姓假冒，使得自己处于沈一贯的对立面。

郭正域，字美命，号明龙，湖广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在翰林院担任导师的正是沈一贯，二人有师生之谊。由于政见分歧，升任翰林院编修的郭正域不再对沈一贯执弟子礼，张岱为他立传，如此写道：“时馆师四明沈一贯以（郭）正域不执弟子礼，遂相左，每与谈天下事，（沈）一贯岳岳自负，（郭）正域意殊轻之，不为降也。”[7]他在东宫担任讲官四年，照例不应当外调，沈一贯利用职权把他调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他恬然就职，在南祭酒任上大有声誉。万历三十年，郭正域升任礼部侍郎，与内阁次辅沈鲤意气相得，引为忘年交。两淮征税太监鲁保深得皇帝宠信，请求兼任浙江织造与江南织造，沈一贯打算批准，沈鲤反对，郭正域也力争不可，由此遭到沈一贯的忌恨。

次年五月，他与礼部司官吴默处理补谥改谥工作，决定剥夺黄光昇、许论、吕本的谥号，因为他们品德卑劣。黄光昇字明举，号葵峰，福建晋江人，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楚蜀黔三省总督，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因贪墨而罢归，万历十四年卒，赠谥号恭肃。许论，字廷议，号嘿斋，河南灵宝人，嘉靖五年进士，积军功，升任兵部尚书，阿谀奉承严嵩严世蕃父子，嘉靖末年卒，隆庆元年赠谥号恭襄。吕本字汝立，号南渠，浙江余姚人，嘉靖十一年进士，任吏部尚书时，阿附严嵩旨意，凡不附严嵩者一概屏斥，万历十五年卒，赠谥号文安。剥夺这三个人的谥号，并非意气用事。沈一贯与内阁次辅朱赓是吕本同乡，气势汹汹地说：“我辈在，谁敢夺者？”郭正域毫不相让地说：“吾敢夺！”随即提笔写道：“如黄光昇当谥，是海瑞当杀也；如许论当谥，是沈炼当杀也；如吕本当谥，是鄢懋卿、赵文华皆名臣，不当削夺也。”[8]言词掷地有声，由于内阁与礼部意见截然相反，官员们讳莫如深，此事不了了之。

楚王案的出现，使得郭正域与沈一贯的矛盾趋于激化。

中尉朱华趆揭发楚王朱华奎异姓假冒，是有确凿证据的。他的妻子是王如言之女，而楚王朱华奎正是王如言妾尤金梅所生，因此平时经常长吁短叹，欲言又止。临死前向朱华趆吐露真情：“父有族诛之祸，今虽死，恐株连，终不免。”又说：“（楚）王实其弟，姐妹昆仲面貌言动酷肖。”随即把事情始末缕缕道来，和盘托出。朱华趆得知真相，约宗人歃血为盟，联名举奏。楚王获悉后，迅速把他逮捕，企图杀人灭口。不久，朱华趆逃脱，其妻也藏匿于仪宾家。楚王料知大事不妙：“此去作大事矣！”[9]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他先发制人，于万历三十一正月向皇帝上疏，控告宗室朱华趆“极恶悍宗，悖违祖训，欺辱亲王，挟制官员，杀伤官校”，乞求皇上“振法除奸，以全藩体，以安宗社”。皇帝批示：“览王奏，恶宗罪状多端，该部院参看来说。”[10]

二月，楚府仪宾袁涣等带了朱华趆的奏疏，进京递交给通政司。奏疏告发“楚藩大变异姓假王”。通政使沈子木请示内阁首辅，沈一贯要他把奏疏扣押下来，不得呈进皇上。楚王朱华奎获悉此事，立即上疏自辩。这下子朱华趆的奏疏再难扣押，沈子木得到沈一贯的授意，更改上疏日期，呈送给皇上。但是皇帝迟迟没有表态。

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主张查明真相。他的奏疏写道：“臣等复取华趆等日所投揭览之，大都谓楚藩大变异姓假王，冒滥圭璋，污辱潢派，衊法欺君，窃禄盗国，以楚王华奎为假王。其楚王奏称华趆愈无忌惮，要结刁恶宗仪，暗行谣谤，明肆秽言，盖欲仿前此各恶灭孤之故智……如楚王华奎果非已故楚恭王所出，是为冒滥窃国，窃国者罪无赦。如华奎果系恭王妾胡氏所生之子，华趆等乃怀私故捏为假，是为灭国欺君，灭国欺君者罪无赦。夫以两不可赦之罪，而不行勘问，谁能以纸上之谈、风闻之语，而悬断此不可赦之大罪乎？如以楚王华奎为假也，而封爵已三十年久矣，何敢遽执之以为假；如以华趆等之奏为必虚也，而二十九宗之躯命悬于此一奏，又何敢必执之以为虚！或虚或非虚，或假或非假，楚王与华趆等素有嫌隙，各奏之词，俱未可尽凭。武昌郡中阖府之诸宗不下三四十位，必自有天理人心、真情直道在，固可从公讯问而知也。”[11]

署理礼部的郭正域是武昌人，与楚王同城而居，早已风闻楚王有假，主张查明真相。他在奏疏中回顾此事的始末，言辞间颇有讥讽首辅沈一贯的意味：

——“今年二月间，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至臣寓邸，谓臣曰：‘楚府仪宾袁涣等持宗室华趆疏，来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坚不欲上，而（袁）涣等苦告不去。’臣应以不知，（沈）子木谓：‘取原疏来看。’臣对以‘不愿与闻’。又月余，而臣始奉旨署部事，楚王来奏华趆矣。奉圣旨：‘览王奏，恶宗罪状多端，该部院参看来说，钦此。’”

——“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阁臣赴部救护。首相沈一贯问臣楚事，臣应之曰：‘闻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之上也，惟当行抚按勘问。’时三辅臣皆然。临别时，（沈）一贯复私向臣耳语曰：‘贵部复本请无言通政匿疏事。’”

——“又继此而宗室华趆至矣，仍赴部并各处诉冤。臣照例送会同馆羁留。甫半日，而通政司票取华趆赴司改换月日，以疏上闻，候旨未下。华趆投揭臣部，大略谓‘邀截实封，广行贿赂’等情……奉圣旨：‘华趆系楚属宗，如何结集群党辄参正王，以小犯大，岂得公论！该部院会同该科参看来说，钦此。’”

——“臣以为事情重大，自当行勘，随与（沈）一贯言之。乃（沈）一贯再三愁阻，谓：‘亲王不当勘问，但当体访。’而臣应之曰：‘臣与楚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偏徇，祸且不测。事关宗社，不宜朦胧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沈）一贯冷笑而向臣曰：‘科道断不言也。’”

——“臣之请勘，盖部中事体未有不勘而竟自处分者也，未有不勘竟自停阁者也。不勘则楚王之迹不明，不勘则各宗室之罪不定。今（沈）一贯先时于王疏则以为当勘，而今于各宗之疏则以为不当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沈子木匿疏也，则（沈）一贯主之也，不知（沈）一贯何意也？既（沈）一贯力主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12]

这个不大不小的楚王案，把沈一贯与郭正域的分歧，或者说内阁与六部的矛盾，暴露无遗，演化为朝政大事。正如朱国祯所说：“首辅沈一贯讽止不可，又不能夺，阁部龃龉，口语交关，衅在楚并在朝矣。”[13]沈一贯借口阁部龃龉，干脆杜门不出，内阁次辅沈鲤支持郭正域的意见，票拟谕旨同意勘明真相。楚王获悉后恐惧万分，派人带来大量金钱，贿赂郭正域，请他高抬贵手，郭正域严词拒绝。钱谦益赞誉道：“楚宗人华趆上书首告楚王非恭王子。王大惧，辇输其金钱走阙下，使人私于郭公，幸毋穷治楚事，请以馈首相者馈公。公怒挥之去，而持楚事益力。四明（沈一贯）以下皆宛转为王请，公固不可。”[14]这段话透露了一个很容易忽视的细节：“请以馈首相者馈公”，也就是说，楚王以贿赂内阁首辅沈一贯的规格，贿赂礼部侍郎郭正域，结果截然不同。沈一贯是欣然笑纳——“楚王百金为寿，许万金为谢”[15]。他之所以要通政司扣押华趆的奏疏，再三反对清查真相，由此可以得到解释。而郭正域却是“怒挥之去”，排除一切压力查个水落石出。

湖广武昌和楚王府陷于一片恐慌之中，华奎的真正生母，王如言的小妾尤金梅自缢而死，最早揭发此事的王如训逃匿，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按王立贤扣押楚王太妃与太监郭伦，要他们交代以故楚恭王的病情，以及其他有关踪迹，倾向于“以为真也”。直接责任人楚恭王妃王氏一口咬定，华奎是宫人胡氏所生。而郡主、县主等宗室成员竭力举证，“以为假也”。“干犯七十余人，宁死不承，未敢轻易出入”。[16]

皇帝收到楚王的奏辩，以及湖广抚按的勘报，要九卿科道“看议”。其实他并不想查明真相，让他的朱家皇室蒙羞。沈一贯也为自己辩解，并未收受贿赂之事，坚持自己的立场。站在沈一贯一边的官员纷纷出来质疑发难者朱华趆，御史康丕扬认为，湖广查勘奏疏未尽之处有三，华趆奏疏不通之处有七。户部尚书赵世卿认为，“华趆之初揭可查明，武冈王之卷宗可复按，妇人之言决不可听”。皇帝终于定下了调子：“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今发觉？且夫主讦奏其妻证见，岂可凭信！”[17]

形势急转直下，对郭正域越来越不利了。有人公然扬言，朱华趆揭发楚王异姓假冒，是受郭正域指使的。钱谦益说：“及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颇有踪绪，华趆首不尽诬，公（郭正域）持议益侃侃。诸为楚者，疾其梗己也，又患其知楚贿而轧己也，讼言楚宗之来，皆公使之，相与尽力排公”。[18]

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甚至诬陷郭正域“谋害”，他奋起答辩：“昨闻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力言楚事，谓臣谋害，此事出于（杨）应文之口，不辩可也。但就事论事，如不分剖，则不知者将以为实矣。”他逐条驳斥杨应文的“谋害”论，最后说：“夫谋害二字，必主谋而后可以为谋害，必首事而后可以为谋害，未有行勘而遂谓之谋害也。部中之法惟有行勘，行勘之外更无别法。皇上试检臣原疏，如曰：‘楚王袭爵三十余年，何至今日而始发，不发于士民，而发于女子骨肉之间’，此岂谋害语乎？谋害二字，即楚中问断诸臣尚未以加于诸宗，而科臣乃以加于部臣乎！前此出沈子木之疏，犹曰不平之鸣，而（杨）应文遂和之乎，当时通政司以票取华趆于会同馆中，彼时督官及大使等官可证。乃谓臣使二役引华趆上门，此又沈子木之言也。臣不如是之愚也……惟是臣不能引嫌以取嫌，不能避怨以取怨，行能浅薄，才力疏庸，不能复立于朝矣。”[19]在这种情况下，郭正域不得不向皇上请辞。

迫于皇帝与首辅的压力，主管此事的礼部会议后，作出结论：“楚藩讦奏事情年远无据，仇口难凭，真假甚明，不必再勘，便行与彼处抚按启王安心整理国事，华趆等分别议处。”[20]

十月间，郭正域再次乞归。楚王不肯善罢甘休，发泄对郭正域的仇恨，请求皇上将他革职以示惩戒。以礼部左侍郎署理部务的李廷机奋起为之辩白：“（郭）正域始终未尝以‘假’之一字加王，无容再议。”[21]皇帝终于允准他致仕而去，出都门由潞河泊杨村，待开冻后南下。不料妖书案起，把他卷入了更大的政治风暴之中。

二　妖书案

1．《闺范》《闺范图说》与《忧危竑议》

朱常洛虽然贵为太子，日子却并不好过。史家说：“光庙（朱常洛）在东宫，危疑特甚，有前后妖书事，皆宵小辈窥伺内意，以为神庙（朱翊钧）必有易储之举，以此构衅造间，且肆毒朝绅，各剪所忌，而门户之名立矣。”[22]这段话言简意赅，对万历、泰昌之际的朝政特点刻画得十分精准。此处所谓“前后妖书”，其中的前妖书，牵连到吕坤。

吕坤，字叔简，号心吾（或新吾），河南宁陵人，二十岁为生员，二十六岁成举人，三十九岁进士及第。万历十五年，由吏部稽勋司郎中出任山东右参政，两年后升任山西按察使，写成《风宪约》《刑狱》，又与乔璧星、蔡元轩共订《台宪约》，这些著述后来都收入《居官必要》之中。[23]他的政绩与思想有目共睹，立朝持正，以明道为己任。让他意料不到的是，他在山西按察使任内，把历史上的“列女”事迹编为一本《闺范》，引来了很大的麻烦。

吕坤写《闺范》时，翰林院编修焦竑正好奉使山西，便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吕坤是孜孜于求学问，以明道为己任的学者型官僚，焦竑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饱学之士，他为之写序，遂使《闺范》广为流传，各地都有翻印本。[24]

内侍购得此书，传入宫中。郑贵妃看了以后，别有用心，令人增补，以汉明德皇后开篇，以郑贵妃终篇，嘱托她的伯父郑承恩、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书名改为《闺范图说》，于万历二十三年问世。使得吕坤所写的《闺范》，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以至于“不可传”。

吕坤回顾道：“万历庚寅（十八年），余为山西观察使，观列女传，去其可惩，择其可法者，作《闺范》一书，为类三十一，得人一百十七。令女中仪读之，日二事，不得其解，辄掩卷卧。一日，命画工图其像，意态情形宛然逼真。女见其像而问其事，因其事而解其辞，日读数十事不倦也。且一一能道，又为人解说，不数月而成诵。余乃刻之署中，其传渐广，既而有嘉兴板、苏州板、南京板、徽州板。缙绅相赠寄，书商辄门粥，而此书遂为闺门至宝矣。初不意书之见重于世至此也。既而内臣购诸市以进，上览而悦之，赐皇贵妃，贵妃刻诸家夤缘者，附以顺天节烈妇十七人，而此书遂不可传矣。何也？予传各有类，而此十七人皆节烈；予传皆昔贤，而此十七人多万历时人，且多贵势家，又每系以‘吕氏赞曰’四字，尤为伪妄。有识自能辨之。自此刻出，而仇我者得以造其谗，不识我者莫不骇其事，而三二达者则坦然无疑矣！”[25]从吕坤的辨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闺范》已经被改头换面，以后《闺范图说》卷入政治纷争，与吕坤毫不相干。

但是，一旦卷入政治纷争，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托名燕山朱东吉的人，出于某种政治意图，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忧危竑议》。这篇跋文以隐晦笔法隐射该书编者别有用心，虽无“易储”之谋，不幸而有其迹。于是乎，一本被别人篡改的议论妇女道德的书，已经政治化、现实化，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托名燕山朱东吉所写的《忧危竑议》并不长，援引于下：

“东吉得《闺鉴图说》读之，叹曰：吕先生为此书也，虽无易储之谋，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

或曰：吕素讲正学，称曲谨，胡忍辄兴逆谋？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或曰：吕意欲广风化，胡不将此书明进朝廷，颁行内外。乃奴颜戚畹，岂不失体？

曰：孔子圣人，佛肸应召，南子请见，志在行道，岂得为屈。

或曰：吕叙中直拟继述先朝圣母，置太后、中宫于何地？且称脱簪劝讲，毋乃巧为媚乎！

曰：公言误矣。曾见古来有以宫闱与现任大臣刻书者乎？破格之恩厚矣。恩厚则报隆，身为大臣胡忍自处以薄。

或曰：古今贤后妃多矣，胡《图说》独取汉明德一后；明德贤行多矣，胡《图说》首载其由贵人正位中宫？

曰：吕先生自辩精矣……

或曰：国本安危，宁逾太子！窃见‘忧危疏’中列天下事备矣，胡独缺此？

曰：嗟乎，公何见之晚耶！夫人意有所专，则语有所忌。倘明举册立，将属之谁？若归此，则前功尽弃；归彼，则后患自招，何若不言之为愈也……”[26]

这篇跋文用含沙射影、阴阳怪气的语调，把已经沸沸扬扬的册立皇太子久拖不决，得宠的郑贵妃另有图谋，这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与《闺范图说》相联系，把原本已经复杂的册立事件引向更加混沌的境地。跋文特意提及“窃见‘忧危疏’中列天下事备矣”，就是指吕坤前不久所上的“忧危疏”，把它与《忧危竑议》挂起钩来，在不明真相者眼中，吕坤就成了罪魁祸首。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已经升任刑部左侍郎的吕坤向皇帝上了《忧危疏》，亦即《直陈天下安危圣躬祸福以保万年永祚疏》，用意是提醒皇上关注天下安危祸福，显然与《闺范图说》毫无关系。

他在疏文开头就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判断：“当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辨，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拨乱机而使之动，助乱人而使之倡者也”。他从刑部的职责出发，向皇上指出，有四种“幸乱之民”：无聊之民、无行之民、邪说之民、不轨之民。那么如何防止他们作乱呢？他说：“皇上约己爱人，损上益下，则无聊者归思，无行者守法，邪说者无所售其奸，不轨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堕其计，四民皆我寇仇。”但是，现在“约己爱民，损上益下”做得很不理想，导致民穷国匮。他对两个方面做了分析：

——臣久为外吏，熟知民艰。自饥馑以来，官仓空而库藏竭，民十室而九空。陛下赤子，冻骨冷肌，冬无被絮者居其半；饥肠饿腹，日不再食者居其半。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蔽，单衣湿地苫藁不完。男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血。君门万里，谁复垂怜？

——今国家之财用耗竭可知矣。数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费几百万，今大工之费又几百万，采木之费又几百万。以上钱粮半非岁额，年年此土，年年此民，岂天雨菽粟，地涌金银耶？

他的结论是：“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祖宗二百三十年百战山河，何忍坐视，臣切为陛下忧之。故曰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不可失也”！为此他提出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是停罢织造太监、烧造太监和矿税太监，也就是停止为宫廷搜罗绸缎、瓷器，以及开矿征税之类聚敛财富的弊政。他说：“患不富耳，自古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册所载开卷可知。陛下试观其时治乎乱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财止有此数，欲富则天下必贫，天下贫则君岂独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乐之，夺民之欲者民共夺之。天下贫穷财尽，未有甚于此时矣！陛下织造、烧造日增，办取采取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使万里江山千年如故，即乾清宫一无所有，谁忍使陛下独贫？”又说：“今矿税无利，散民间而坐数纳银，民亦不能支，刮库银而无矿代解……朝廷得一金，郡县费千金，有司不敢声说，抚按不敢上闻。此岂陛下开矿之初意哉？”

二是开放言路：“天下之存亡系言路通塞，言官者朝廷之耳目也，不可不重也。比年以来，新进小生好矜名节，遂激陛下之怒，波及台省之臣，驱逐既多，选补皆罢。臣以为天阍邃密，法座崇严，若不广达四聪，何由明见万里？”

三是勤于视朝，批阅章奏：“祖宗以来有一日三朝者，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者。盖一人励精，万事严肃，惟朝门晏安早闭，谁敢兴邪起奸？陛下不视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极矣，奸邪之窥伺熟矣……惟愿陛下慎之。章奏不批，先朝未闻有如今日，强半留中。盖疏之照入也，会极有簿疏之进奏也，外廷不闻，万一有国家大事，邀截实封，扬言于外曰留中矣，人知之乎？万一有诈传诏旨，匿不封还，扬言于外曰进献矣，陛下知之乎？”

最后，他向皇帝发出警告：“今日之势，如坐漏船，水未湿身；如卧积薪，火未及体。望陛下之速登崖，而急起卧也。不然，积于千日，决于一旦，陛下虽有万箱锦绣，千笥金珠，岂能独享哉？”[27]

吕坤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劝谏，没有引起皇帝一丝一毫的反应，或许他根本就没有看一眼，就“留中”了，使得吕坤“呼天叩地，斋宿七日”的慷慨陈词，顿时化作泡影，一气之下引疾乞休，回老家赋闲去了。

万历二十六年，托名燕山朱东吉的《忧危竑议》出来后，舆论哗然，一些人以为这和吕坤有关，回过头去清算。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字章尹，福建莆田人）谴责吕坤“机深志险”，“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逢迎掖庭，菀枯之形已分”，暗指他讨好郑贵妃。皇帝考虑到吕坤早已辞官而去，而且牵涉到郑贵妃，干脆置之不理。

吕坤无缘无故蒙受不白之冤，立即上疏辩白：“臣自予告以来，杜门不与外事，忽于二月十五日传闻，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因论吏部郎中白所知，谓臣假托《闺范图说》，包藏祸心。夫假托大奸也，包藏祸心大罪也，臣安敢无辞！先是，万历十八年臣为按察使时，刻《闺范》四册，明女教也。后来翻刻渐多，流布渐广，臣安敢逆知其传之所必至哉？不意戚里郑承恩复刻《闺范图说》一部。惟时（戴）士衡口语臣亦有闻，即欲辩明，难以先发。今（戴）士衡为臣发端，臣之幸也。”接下来，他把事情来龙去脉向皇帝做了说明，然后请求查明是非：“伏乞皇上洞察缘因，《闺范图说》之刻，果否由臣假托？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将臣所刻《闺范》与承恩所刻《闺范图说》，一一检查，有无包藏祸心？”[28]

与此同时，全椒知县樊玉衡（字玄九，号棠轩，湖广黄冈人），对皇长子不册不冠不婚而“遗天下大虑”，上疏称：“皇上虽无废长立幼之意，而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与皇贵妃之天下。”[29]

由于戴士衡、樊玉衡都提及郑贵妃，使她难于隐忍，哭诉于皇上，说《忧危竑议》出于戴士衡之手。重新刊刻《闺范图说》的郑承恩也声称，《忧危竑议》是戴士衡“假造伪书，中伤善类”，把戴士衡、樊玉衡并称为“二衡”，激怒皇上，并欲株连户部侍郎张养蒙、山西巡抚魏允贞、吏科给事中程绍、吏部员外郎邓光祚等。皇帝自然是偏袒郑贵妃和她的兄弟郑承恩的，在肯定《闺范图说》的同时，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因此下旨道：“此《闺范图说》是朕赐与皇贵妃所看，因见其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辞旨仿佛，以备朝夕览阅。戴士衡等这厮每以私恨之仇，结党造书，妄指宫禁，干扰大典，惑世诬人，好生可恶。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30]

户部侍郎张养蒙受到诬陷，向皇帝申诉：“臣检阅抄中，称近日都下刊《忧危竑议》一书，云《闺范图说跋》内，诬臣与魏允贞、程绍、刘道亨、白所知、邓光祚、薛亨等十人，咸举《春秋》大义子以母贵之说，同盟羽翼等语。臣一见，不觉心惊气结，抚枕长号。何物神奸，敢于尧舜之世，作瞒天罔人怪事若此！”皇帝为了息事宁人，安慰道：“这事情原是戴士衡结党奸恶，报复白所知劣转之私仇，捏造书词，惑世诬人，朕已洞知，有旨处分了。张养蒙着安心供职。”[31]他所说的“有旨处分”，是指五月十七日他发给吏部等衙门的谕旨：“前樊玉衡、戴士衡假以建言，报复私仇，妄指宫禁，干扰典礼，惑世诬人，捏造书词，摇乱人心。本当拿问严究重治，姑着革职，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遇赦不宥。”[32]

皇帝心中很清楚，《闺范图说》是他推荐给郑贵妃看的，理由是，此书的主旨与《女鉴》类似，有益于教化。朱东吉、戴士衡、樊玉衡等人企图透过此书搞什么名堂，就等于指责皇帝有眼无珠，看不出其中的微言大义。所以他再三强调“不必深辨”，仅仅处分戴、樊二人了事。这种淡化处理，并没有消除问题，终于酿成了所谓“妖书案”。

2．《续忧危竑议》引发的政治地震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又冒出了《续忧危竑议》，仿照先前的《忧危竑议》的笔法，再次旧事重提，酿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案——“妖书案”。

所谓“妖书”，其实算不上一本书，不过是区区三百余言的短文而已，却仿佛一颗重磅炸弹，使政坛为之震动。《续忧危竑议》的主旨无非是说，皇上不得已册立皇长子为太子，但从官不备，显然有“他日改易之意”；把任用朱赓为阁臣作为旁证，“赓者更也”，与郑贵妃的想法暗合。[33]这种笔法和《忧危竑议》如出一辙，充斥着阴阳怪气的语调。谓予不信，请看原文：

“或有问于郑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国本已固，无复可忧，无复可虞矣。而先生尝不豫，何也？

郑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势正所谓厝火积薪之下也。

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谓储位有未妥乎？

曰：然。夫东宫有东宫之官，一官未备，何以称安乎？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请，不得已立之，而从官不备，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

曰：改立其谁当之？

曰：福王矣。大率母爱者子贵，以郑贵妃之专擅，回天转日何难哉！

曰：何以知之？

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盖朱名赓，赓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

或曰：沈蛟门一贯公独无言乎？

曰：蛟门为人阴贼，尝用人而不用于人，故有福己自承之，有祸则规避而不染，他日必有靖难勤王之事。”[34]

篇末署名：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掌河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书。[35]

这本所谓“妖书”的刻版，包括封面，一共有四页，封面题为《国本攸关》，封里题为《续忧危竑议》。[36]十一月十日，一夜之间散投于京城各处，上至宫门豪宅，下至街巷胡同，到处传遍。次日天明，人们看到这份类似传单的东西，指名道姓议论当时敏感的政治话题，大惊失色。关于郑贵妃欲废太子而以自己的儿子福王取而代之的谣言，早已在街头巷尾流传，那毕竟是窃窃私语，如今竟然堂而皇之刊刻成书，到处散发。不明底细的人们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东厂总督太监陈矩负有侦缉之职，最早向皇帝报告此事。皇帝勃然震怒，前次“妖书”事件未加追究，想不到变本加厉，嚣张到令他无法容忍，当即命令陈矩掌管的东厂，“多布旗校，用心密访，并着在京各缉事衙门，在外各抚按，通行严捕，务在必获。”[37]

“妖书”提到的朱赓，乃当朝阁臣，字少钦，号金庭，浙江绍兴人，与沈一贯、沈鲤同为内阁辅臣。他作为一名阁臣，在沈一贯、沈鲤的掩映下，并不显眼。但有一点很独特，那就是他致仕前是少有的文华殿大学士。清初学者朱彝尊说：“明制，阁臣始入东阁，次进文渊阁、武英殿、谨身（殿）、华盖（殿），后为建极（殿）、中极（殿），独虚文华殿不拜。惟永乐间权谨以孝行拜斯殿学士，此后，则文懿公（朱赓）也。是时定陵（神宗）有意爰立二人，先太傅文恪公（余继登）暨冯文敏琦也。蛟门（沈一贯）阁老，亟以密揭止帝曰：‘此二臣皆美器，当老其才用之。’乃改命文懿（朱赓）。”[38]可见神宗皇帝对朱赓是颇为器重，另眼相看的。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清晨，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一本“妖书”，外题是《国本攸关》，内题是《续忧危竑议》。一看内容，竟然直言无忌地诬陷自己“动摇国本”——他日更易太子。这可是性命交关的事体，令他惊慌失措，赶紧诚惶诚恐地把“妖书”呈进皇帝，并且附上一份申辩书：“臣以七十衰病之人，蒙起田间，置之密勿，恩荣出于望外，死亡且在目前。复更何希何觊？而诬以乱臣贼子之心，坐以覆宗赤族之祸。”面临满门抄斩的大祸，有口难辩，为了自证清白，请求皇上哀怜，批准他罢官归乡。[39]

皇帝收到朱赓的奏疏，大为震怒，但不相信此事与朱赓有关。他一面派太监前去抚慰，说这是不逞之徒无端造谣，干卿何事？朱赓感动得匍匐在地，痛哭失声[40]；一面下令东厂、锦衣卫及五城巡捕衙门严行侦缉肇事者，他认为“妖书”后面署名的项应祥、乔应甲“显是仇诬坐名也”，但也要这两人“从实回将话来”。[41]

当时有一部分人以为，“妖书”似乎出于清流之口，企图以此搞垮内阁首辅沈一贯。[42]“妖书”中提到沈一贯“为人阴贼”，“他日必有靖难勤王之事”，他与朱赓一样，成了郑贵妃的帮凶嫌疑犯。沈一贯不甘心无端受诬，请求皇上降旨缉事衙门，严查究竟是何人撰造？何人刊刻？是操何谋？欲冀何事？务求查出真正主使人即真凭实据，臣愿御榻当面对质。还说：“此书之情，本为倾臣等而发，非敢犯上，愿缓之，毋使罗织。臣等书生，岂以刑名为政！若借此狱以快私仇，与奸贼何异也？”为了表明自己无辜，他希望皇上罢他的官，作为奉职无状之戒。皇帝心里有数，沈一贯有点冤枉，所以劝慰道：“卿辅弼首臣，尤须居中镇定，何遽先自乞归！”[43]

“妖书”中提到的“十乱”，除了郑贵妃，其余“九乱”都是当朝大官：兵部尚书王世扬、保定巡抚孙玮、陕西总督李汶、光禄寺少卿张养志、锦衣卫左都督王之桢、京营巡捕都督佥事陈汝忠、锦衣卫千户王名世与王承恩、锦衣卫指挥佥事郑国贤。这些人遭到“妖书”牵连，纷纷上疏洗刷，请求罢官，皇帝一概不准。[44]“妖书”的署名者项应祥、乔应甲遵旨回话：“奸书谤人，无自名理。”声明与己无关。皇帝批示：“奸书谤人，岂有自著姓名之理。”对这两人不予追究。[45]

“妖书”涉及太子的废立，皇帝唯恐太子朱常洛乍闻此事惊恐不安，特地召见他，当面安慰一番：“哥儿，你莫恐，不干你事，但去读书写字。早些关门，晏些开门。”又说：“我的慈爱教训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的纯善孝友好善的心，我平日尽知。近有逆恶捏造妖书，离间我父子兄弟天性亲亲，动摇天性。已有严旨缉拿，以正国法。我思念你，恐有惊惧动心，我着阁臣拟写慰旨安慰教训你。又戒谕内外执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来，面赐与你。”停了一会，他又说：“还有许多言语，因此时愤怒动火，难以尽言。我亲笔写的面谕一本，赐你细加看诵，则知我之心也。到宫内安心调养，用心读书写字，毋听小人引诱。”[46]

3．“妖书案”的株连

内阁首辅沈一贯口口声声，他不会“借此狱以快私仇”，事实恰恰相反，他借口清查“妖书案”，把矛头指向郭正域，并且牵连到内阁次辅沈鲤。这是同时代人及后世史家几乎一致的看法，不妨略举数例于下。

其一，钱谦益为郭正域写的墓志铭，提及此事：“上初得妖书也，以谓牵连宫禁，惎间骨肉，愤懑不能食，下诏大索。四明（沈一贯）之私人聚族而谋曰：‘楚事方殷，而妖书踵作，此可以一网而尽也。以楚事傅致妖书，则妖书之人可悬购；而以妖书证明楚事，则楚狱可立解也。’于是四明（沈一贯）从容为上言：‘妖书非他人，必臣下相倾为此。微引其端，以耸动人主。’御史康丕扬则曰：‘自华趆讦楚王，而奸人无所忌惮。妖书、楚事，事不相侔，实一根柢。’给事钱梦皋则曰：‘首相（沈）一贯不主楚事，则妖书不出矣；次相（朱）赓不上楚揭，则妖书不出矣。妖书实出郭某，而沈鲤为乱臣贼子，实与同谋。’四明（沈一贯）乃拟旨穷治，务得真贼，并勒公（郭正域）以楚事听勘。荆门州故同知胡化，老而狂易，上书告州官阮明卿，谓妖书出其手。事下刑部，（钱）梦皋等告尚书萧大亨：‘胡化与郭（正域）同举于乡，郭在杨村，乘妇人舆，宿归德（沈鲤）邸舍，相与窜谋。不可失也。’（萧）大亨谳胡化，使引公（郭正域）及归德（沈鲤），（胡）化叩头大叫痛哭曰：‘阮知州杀我一家，我自来叫冤。郭（正域）举进士后二十年，音驿不通，何谓同作妖书？我亦不知谁为归德。公等但为蜀犬杀人媚人，即见皇上，断胡化之头，亦如此说。’蜀犬者，斥（钱）梦皋也。刑部郎王述古如其言具谳，上曰：‘诬也。’尽释之。”[47]钱谦益明确指出，沈一贯与他的亲信康丕扬、钱梦皋一手策划，把楚事与妖书相联系，诬陷妖书出于郭正域之手，沈鲤是他的同谋。刑部尚书萧大亨阿谀沈一贯，企图威逼利诱荆门州同知胡化诬陷郭正域、沈鲤“同作妖书”。

其二，朱国祯《皇明大事记》认为，沈一贯企图把楚事与妖书混为一谈，借此打压郭正域与沈鲤。他说，沈鲤入阁后，“踽踽望独重，众皆归之。郭（正域）又与相善，阁臣虽无水火之形，已缊其情，朝士左右袒益分。科臣杨应文、姚文蔚醇谨，颇为（沈）一贯所用，后又益以钱梦皋、御史康丕扬。至楚事发，杨（应文）、康（丕扬）攻郭（正域）甚力，钱（梦皋）亦有疏，其迹大露。”他还说，十二月一日，钱梦皋上疏攻击郭正域与沈鲤，大略谓：“有奸党而后有奸书，书中皆怨诬朝廷，中伤二辅（指首辅沈一贯、三辅朱赓）与当日曾议楚事之人，其刊刻流播又适在楚王疏入之时。假令楚王而终诬，此书必不作矣；元辅（沈）一贯早去，此书必不作矣。次辅朱赓不拟票不决楚事，此书必不首及矣。盖前侍郎郭正域乃次辅沈鲤之衣钵……群奸结为死党，计日取相位，故示凶焰以灭楚藩，而修怨亦为树威，即藉楚事以逐元辅为己地……且（郭）正域身虽去国，而兄（郭）正位尚怡然此中，为奸党渊薮。其党或捐千金，或二千金，或三千金，使沈令誉、达观、贾山遍行贿于中外。（郭）正域出国门一月，尚逗留近地杨村，乘小轿三入都城，暗投次辅（沈鲤）家。圣旨所谓‘奸党可疑者’，孰过于此？独谓次辅（沈）鲤密勿重臣，休戚宜与圣上一体，胡屡屡为奸人缓颊……”这份信口雌黄的奏疏，引起朝廷上下大为惊骇。孙丕扬与之相呼应，引用沈鲤门人刑部郎中于玉立、吏部郎中王士骐的书信，罗织沈鲤、郭正域。吏部左侍郎李廷机、詹事府詹事唐文献力为排解。谕德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浙江绍兴人）从南京典试回来，径直造访沈一贯府邸，声色俱厉地质问罗织郭、沈之事。又对朱赓说：“鱼肉正人，负万世恶名，我宁绍将不得比于人数，苟委之不救，陶生愿弃笏拜疏，与之同死。”[48]

其三，张岱《石匮书》也有类似看法。一则说：“时（沈）一贯与次辅沈鲤共事，与鲤议论相左，凡事必盛气加之，鲤不为动。后鲤门人礼部侍郎郭正域与（沈）鲤合力排挤（沈）一贯，每事必与为忤，一贯恨之……妖书事起，（沈）一贯嗾其门下给事中钱梦皋、御史康丕扬，直指（郭）正域，并及辅臣沈鲤。发卒围（郭）正域舟，捕其婢仆乳媪，下诏狱考讯，无所得。又围沈鲤私署搜索，亦无所得。”[49]再则说，妖书案发：“或曰妖书似出清流之口，将以倾沈一贯者。或曰此奸人作之以陷郭正域。（郭）正域时有清流领袖之目，见忌（沈）一贯……（沈）一贯恨（郭）正域，兼恨沈鲤，遂以妖书事坐（郭）正域，嗾给事中钱梦皋直指（郭）正域，并及沈鲤。御史康丕扬佐之。”“（钱）梦皋首攻（郭）正域，疏中称：‘沈令誉为郭氏之食客，胡化同乡之友，当亟讯奸党，治（郭）正域罪。次辅沈鲤屡为奸人缓颊，举朝曰大变，彼曰小事；举朝曰当捕，彼曰可容。所上揭有震动人心，亏损圣德等语，回互隐伏，意欲何为？’中外大骇，于是发卒围（郭）正域舟，捕其仆隶乳媪十三人。巡捕都督陈汝忠又获（郭）正域舍人毛尚文、江夏布衣王忠，巡城御史康丕扬捕僧达观、琴士钟澄、百户刘相等，同沈令誉下诏狱考讯，无所得。逻校且环逼（沈）鲤邸，迫胁不堪。”[50]

其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编撰时参考《石匮书》，故谈及“妖书案”，观点大体相同，文字也类似：“时（沈）一贯方以楚宗事恨郭正域。（郭）正域，辅臣沈鲤门生也。（沈）鲤素踽踽，尤负望，供‘天启圣聪’牌于阁，入则礼之。时开告密，（沈）鲤语人曰：‘此事何必张皇也’，（沈）一贯大不怿。（郭）正域放归，待冻潞河之杨村，闻问不绝，（沈）一贯益侧目。十二月壬午，给事钱梦皋直指（郭）正域，并及沈鲤，御史康丕扬佐之。初，侨医吴江沈令誉多贵游，（康）丕扬巡城迹捕之，搜得楚王揭华趆副封，及刑部主事于玉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骐书，以（于）玉立起官，（王）士骐与（郭）正域左右之。又前汉中府同知荆门胡化、首渠县训导阮明卿撰妖书，廉问无据。而（阮）明卿为（钱）梦皋姻，故（钱）梦皋首攻（郭）正域……”[51]

几百字的“妖书”引发的政治地震，把朝廷上下闹得一团糟。内阁首辅沈一贯、三辅朱赓因为受到“妖书”指名道姓攻击，为避嫌疑，都杜门不出，待罪在家，阁臣中只剩下次辅沈鲤一人，由于受到沈一贯的亲信钱梦皋、康丕扬等人的诽谤，也岌岌可危。

沈鲤，字仲化，号龙江，河南归德人。万历二十九年赵志皋卒，沈一贯独当阁务，廷推沈鲤与朱赓同时入阁。万历三十一年七月，沈鲤入阁办事，时年已七十一岁。为人“清修亮节，重名行，守法度”[52]，一向为士人所推崇，声望很高，沈一贯因此有所顾忌，以为此来必定取他而代之，遂生嫌隙。待到妖书案发，内阁仅存沈鲤一人入直，外间讹言鼎沸，上下猜疑，沈鲤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摆脱困境，也为了表明君子坦荡荡的心迹，他在内阁中供了一个牌位，上写“天启圣聪，拨乱反治”八个字，每天入阁办公的第一件事，就是焚香拜祝牌位。有人向皇帝进谗言，指责牌位有诅咒意味。皇帝命人取来一看，不以为然：“此岂诅咒耶？”进谗言者狡辩：“彼诅咒语固不宣诸口。”皇帝深知沈鲤为人正派，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53]沈一贯企图借“妖书案”来扳倒沈鲤，毫无根据地怀疑“妖书”出于沈鲤的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之手。先前郭正域在处理楚王案时，遭到沈一贯的忌恨。妖书案发，沈一贯力图通过郭正域来整一下沈鲤。东厂捕获“妖人”皦生光，断定他就是“妖书”的作者。皇帝不想把事情闹大到不可收拾，倾向于用皦生光来结案。但是沈一贯不愿意就这样结案，他的亲信——巡城御史康丕扬，公然扬言皦生光并非真凶，真凶是郭正域和他的哥哥——国子监丞郭正位。[54]沈一贯下令大肆搜索，一时间，京师人人自危，莫必其命，连臣阁沈鲤的住宅也被锦衣卫和巡城御史派来的数百名兵丁团团包围了三天三夜，直到皇帝出面干预才解围。[55]

郭正域的处境更加险恶。他的船只停泊的杨村潞河沿岸，有重兵包围，敲打梆子的声音，高声呼叫的声音，昼夜不息。岸上时时传来官员的喝令：“早自裁也，可以无辱。”郭正域回应道：“大臣有罪，当伏法死都市，何为自屏草外？”五十初度的他，意气自如，赋诗曰：

浊酒一杯聊自寿，

大家头上有青天。[56]

巡城御史康丕扬、京营巡捕都督佥事陈汝忠，受沈一贯之命，逮捕名僧达观、医生沈令誉等，欲从他们口中引出郭正域。结果，达观和尚被严刑拷打致死，沈令誉受刑后奄奄一息，并未招供。[57]被逮捕的郭正域的仆隶、灶婢、乳媪、佣书者等十五人，严刑逼供，“刺爇针灼，五毒参至，每上彭考，两胁肉拉毁堕地”，竟然毫无所得。[58]

到了东厂、锦衣卫与三法司会审那天，陈汝忠把沈令誉家乳媪龚氏的十岁女儿作为证人。参与会审的东厂太监陈矩秉公主持，才未酿成冤狱。陈矩，字万化，号麟冈，北直安肃人，嘉靖二十六年入宫，万历二十六年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提督东厂太监。此人平恕而识大体，处理妖书案谨慎公平，受冤者多所保全。[59]会审时，陈矩问龚氏女儿：你看到妖书的印版有几块？小女孩根本不知道什么印版，胡乱答道：满满一屋子。陈矩听了大笑：妖书只有二三张纸，印版怎么可能有一屋子呢？陈矩又问郭正域的书办（师爷）毛尚文：沈令誉告诉你刊印妖书是哪一天？毛尚文胡乱编造说：十一月十六日。参与会审的兵部尚书王世扬反驳道：“妖书在十一月初十日查获，怎么可能十一月十六日才开印呢？难道有两种妖书吗？”[60]显然上述证人证词都是严刑逼供的产物，毫无法律效力，对郭正域的诬陷当然难以成立。

皇太子朱常洛得知郭正域因妖书案受到诬陷，十分焦虑不安。郭正域曾经当过他的讲官，知道他为人正派，便多方为其鸣冤。他多次对身边的太监说：“何为杀我好讲官？”特地派内侍给阁臣传话：“先生辈容我乞全郭侍郎。”又对东厂太监陈矩说：“饶得我，即饶了郭先生吧！”[61]最后还是陈矩秉公处置，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其实，郭正域与妖书毫无瓜葛，遭到沈一贯及其亲信的诬陷，蒙受冤屈。关于这一点，伍袁萃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四明（沈一贯）与归德（沈鲤）相左，会妖书事起，乃嗾其党钱梦皋论之。”[62]“给事中钱梦皋人也，夤缘四明（沈一贯）为幕宾，论郭宗伯勘楚事，论沈归德为妖书，皆四明嗾之也。公论籍籍。”[63]

4．且看“妖书案”如何收场

轰动一时的妖书案迟迟无法破获，东厂、锦衣卫压力很大，必须找到一个嫌疑犯对此供认不讳，才能结案。

有一天，锦衣卫的值班室忽然收到一份匿名的帖子，上面写着几句文理不通的话：“妖书已有人，协理掾张魁受银三百两，求他主的文告人郑福成。”[64]郑福成何许人也？《续忧危竑议》的“郑福成曰”引人注目，全篇议论都出于此人之口。

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厂卫的特务们立即四出搜捕。十一月二十一日晚，东厂校尉捕获一名可疑男子，名叫皦生彩。据此人供称，其兄皦生光，原是顺天府的秀才，万历二十七年，到西城的刻书作坊老板包继志家，手拿黄纸封条假称封门，敲诈银子三百两。万历二十九年，再次敲诈未遂，便捏造谣言，刊刻印文，诈得银子二百两。万历三十一年八月，又以造谣手段诈骗举人苗自成银子三百两，被苗自成之师田大有告发，提学御史将皦生光的秀才功名革去，发往大同地方当差。皦生光随后潜回北京，随即发生此案。[65]

锦衣卫校尉逮捕了皦生光及其子皦其篇、妻赵氏、妾陈氏，在他的住宅中搜出若干手稿。审讯时，皦生光对妖书事件矢口否认，仅供称：原系顺天府学生员（秀才），先年专以刊刻打诈为事。万历二十八年被生员田大有告发，革去生员功名，发往大同当差。日前逃来北京，潜住双塔寺云云。锦衣卫左都督王之桢如获至宝，马上向皇上报告：经多方研审亲笔供词，其中“侯之门仁义存”几个字，与妖书的笔迹相似，其行文风格也相同，请求皇上下旨，命三法司、东厂、锦衣卫会审。皇帝也想早日破案，当即批复：“尔厂卫会同九卿科道究问了来说。”[66]

御史开始了一系列的审讯。据刻字匠徐承惠招供，他为皦生光刻过“岸游稿”十二张，以及“妖诗”小木板一块。所谓“妖诗”不过是四句胡诌的“打油”：

五色龙文照碧天，

谶书特地涌祥烟，

定知郑主乘黄屋，

愿献金钱寿御前。

署名是松风狂客。[67]

掌管锦衣卫的王之桢，武断地认定皦生光就是“妖书”的作者，向皇帝报告：“奸逆不止刊字者之质证也。诗内‘庶欲惑国本’，是即妖书内‘国本攸关’也；诗内‘戴首皆吾君’，是即妖书内‘长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侯之门仁义存’，种种类类。”皇帝对此深信不疑，批复道：“这刊字匠徐承惠既已招承，还会同厂卫府部九卿科道，严鞫皦生光等，追究他造谋本意，同党之人，并研审明白具奏。”[68]

遵照皇帝旨意，厂卫府部九卿科道的官员严刑逼供，皦生光屈打成招，获得了以下口供：秀才问徒，逃回京师，受尽苦楚，皆由皇亲郑家。无计可以报冤，只有国本二字事关大逆，故初刊“妖诗”，再刻“岸游稿”，犹以为动不得也。续改《国本攸关》一书，密雇徐承惠刊刻，令子皦其篇黑夜掷皇亲郑家，及各部诸大臣门首。盖谓此书流传下去，皇亲郑家定有不测之祸，可报大冤也。[69]看起来颇为自圆其说，其实是严刑拷打逼出来的假口供，亦即史家所谓“自诬服”。[70]参加会审的官员为了尽快结案，振振有词地说：“皦生光前作妖诗，众证甚确，自认无词。”皇帝为了减少宫廷压力，也想尽快结案，立即下达谕旨：“这事情既会同府部九卿厂卫科道等官研审，面对明白，逆犯皦生光着锦衣卫拿送三法司，其余各犯通行解发，问拟应得罪名以闻。”[71]

万历三十二年四月中旬，刑部尚书萧大亨（字夏卿，号岳峰，山东泰安人），将三法司拟定皦生光“论斩”的结论，上报皇帝。皇帝以为太轻，要求另拟。萧大亨奏称，斩首与妖书之律符合，原非轻典，不敢法外擅拟。皇帝很不满意，训斥道：“这逆犯险恶异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谋危社稷律处他。卿等即便复来。”[72]次日，萧大亨答复皇上：“国有成宪，未敢擅为轻重。而威灵出于皇上，君有严命难复，容其拟议。”表示左右为难，其实是要皇上自己定罪量刑。

四月二十七日，皇帝亲自给皦生光定罪量刑：“皦生光捏造妖书，离间天性，谋危社稷，无上无君，反形显然。妖书律未尽其辜，着加等凌迟处死。便着会官处决，仍枭首于人烟凑集之所。”[73]就这样，皦生光糊里糊涂被千刀万剐处死，然后枭首示众，他的妻妾儿子发配边疆充军。

稍微冷静地分析一下，便可发现此案漏洞百出，皦生光并非“妖书”作者，他只不过是了结此案的一个替死鬼而已。在他家搜出的物证，难以判定《续忧危竑议》是皦生光所撰。徐承惠的供词只涉及“妖诗”与“岸游稿”，与《续忧危竑议》无关。皦生光本人的口供“编造《国本攸关》一书”云云，显系严刑逼供的结果。此事就连阁臣沈一贯、朱赓都表示怀疑：“蒙发下逆犯皦生光所作‘岸游稿’，并榻旁帖一纸，臣等一一看详，空洞繁言，无足推求事实。”[74]

整个会审过程简直是一场闹剧，笑话百出。参与会审的御史余懋衡（字持国，徽州婺源人）曾向会审官员说：“昨梦见观音大士说，妖书是（皦）生光造的。”在场的官员听了哄堂大笑。此话传入宫中，皇帝听了也为之绝倒。[75]另一个参加会审的御史沈裕（字以宁，浙江余姚人）急于了结审理，厉声对皦生光说：“从重论，恐株连多人，无所归狱。”皦生光不得不自己诬服，以后不再翻供，叹息道：“我为之，朝廷得我结案，如一移口，诸君何处求生活乎？”[76]

皦生光虽然是一个落魄文人，屈打成招后，却很有骨气，始终没有顺从某些会审官员的意图，随意攀诬沈鲤、郭正域。钱谦益有一段话写得很好：“考皦生光妻妾及十岁儿，以针刺指爪，令引公（郭正域），皆不肯。（皦）生光坐箯舆中瞠目仰骂康（丕扬）、钱（梦皋）：‘死则死耳，千刀万剐，我一身当之。奈何教我奉沈（鲤）相意，妄扳郭（正域）侍郎？’总宪三原温（纯）公、礼部侍郎晋江李（廷机）公越席而起曰：‘谳狱者苦不承，安有既承而反相抵者乎？’御史牛应元、汤兆京、沈裕皆争之力。（陈）矩叹曰：‘朝廷有人。’遂具谳上，大狱乃得解。”[77]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向皇上汇报，追究幕后主使人的意图难以实现，无可奈何地说：“（皦生光）忍刑辗转，书内词名一字不吐。”皇帝只得承认：“皦生光证佐已明，忍刑辗转，未吐同谋主使真情。”[78]刑部尚书萧大亨仰承沈一贯的旨意，再三诱使皦生光扳扯“同谋主使之人”，皦生光拒不服从，抗言道：“我自为之，谁为主使？”[79]会审时，萧大亨把预先写好的纸片塞入刑部主事王述古（字信甫，号钟嵩，河南禹州人）的袖中，纸片上写着：“脱（皦）生光而归，罪（郭）正域。”王述古正色拒绝：“狱情不出囚口，出袖中乎？”[80]此案审理的黑幕由此可见一斑。

皦生光死后不久，舆论盛传，妖书并非皦生光所作。有人说，妖书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桢之手。赵士桢一向慷慨有胆略，妖书案发，杜门不出。皦生光凌迟处死后，他精神错乱，屡屡梦见皦生光索命，一病不起。临死前，自己道出这一秘密。传闻赵士桢临死时，“肉碎落如磔”。[81]所谓“肉碎落如磔”云云，自然是民间的街谈巷议，带有因果报应的含义，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由此也曲折反映了老百姓心目中，皦生光之死实在冤哉枉也！

“妖书案”并不是孤立的偶发事件，它颇似一个晴雨表，映照出朝野上下对于皇太子地位的忧虑，力图用舆论压力迫使郑贵妃不敢贸然行动。因此朝廷的大多数官员都不愿意在此案中株连无辜官员，铸成大错。既然抓到一个皦生光，又有一个刻字匠作为人证，案犯又供认不讳，乐得草草了结。对于皇帝来说，真犯究系何人并不重要，把舆论压下去才是当务之急。

时过境迁之后，人们不仅为郭正域、沈鲤鸣不平，而且把清算的矛头指向了沈一贯。万历三十六年，云南道监察御史史学迁回顾这一事件，发泄人们对“奸贼弄权”的积愤。史学迁的奏疏写道：“今日所称不平之甚者，孰有过于楚事、妖书耶？而今所称失刑失政之极者，亦孰有过于楚事、妖书也？故辅朱赓临死一疏，惓惓以楚事、妖书为辩，盖其一生病痛全在于此，身家祸根全在于此，故不胜其忧思苦楚。”

接下来，他由楚事、妖书案件，引申出“天下知有一贯辈，不复知有皇上”这样尖锐的观点：“夫楚事方殷，臣在都中，楚狱已结，臣入楚中，故楚事、妖书之颠末，臣耳闻目见为最真切者……惟是皇上深居静摄，不与外廷相接见，而外廷之议论举动多不能达之皇上。阁臣沈一贯辈身居中扄，内外机关皆在其掌握，扼塞行取之一途，朝廷既苦无耳目，而豢养内外之私人，中外遂任其簸弄翻腾。天下知有（沈）一贯辈，不复知有皇上，皇上亦止听信（沈）一贯辈，而不复知天下有别情也。近奉圣旨谓：‘楚事、妖书皆朕亲裁处断。’顾裁诚圣裁矣，而奸贼之朦胧欺蔽千态万状，我皇上不得而知，则处断所不及也。何以言之？楚讦方兴，而万万金钱遂入都中，沈一贯受黄金一千两，银二万两，朱赓一万两，内若司礼监田义、东厂陈矩辈，外若通政沈子木、科臣钱梦皋辈，多者一二万，少者一二千，即号为一时之贤者亦入其贿，而不敢自为异同……此等奸贪，此等隐情，皇上知之否乎？”

在这种情势下，“中外摇手闭目，大家如坐陷阱”，正人君子危在旦夕：“重贿既入，主张遂定，有三十年无假之倡端，有诟辱饰辩之附和，有公论国法之死力。若张似渠，若姚文蔚，若司巡，若司捕，或运筹幕中，或张罗通衢。既逐发觉赃私之郭正域，又波及同心同德之沈鲤，中外摇手闭目，大家如坐陷阱。此等隐情，此等机械，皇上知之否乎？

毒心已逞，不杀不休，妖书之示，不先不后，此与昔日张位、戴士衡《忧危竑议》之书，欲杀张养蒙、魏允贞诸人之手段何异乎？即震惊我君父而不顾，危疑我东宫而不顾。自是，密尾杨村（郭正域）之舡，擒拿几尽；兵环次辅（沈鲤）之宅，水泄不通。无干若于玉立，若田大年，若王士骐，若郭正域，累累皆逐；无知若长班，若医生，若仆隶，若奶口，若书识，各各加刑。是时，（郭）正域之命悬于丝毫，沈鲤之危滨在旦夕。若非御史沈裕危言震撼，极力讽喻，当时不知作何景象也？此等奸恶，此等毒手，皇上知之否乎？”

因此，他的结论是：“今日齑粉（钱）梦皋诸奸之肉，不足以谢神人之怒，而惟斩奸贼沈一贯之颈，庶不为圣明之累。”[82]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这无疑是痴心妄想，不过史学迁的勇气着实令人敬佩。

5．余波：内阁成为众矢之的

万历、天启年间的学者型官僚朱国祯，以亲历者的身份，谈及万历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的内阁，有言简意赅的综述，对了解当时的政坛颇有裨益。他写道：“此后申时行、王锡爵、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相轧之风稍息，渐与吏部水火，凡考察翰林官，必内阁与掌院为主。壬辰（万历二十年）一案，部议决用王肯堂，以出入申（时行）、王（锡爵）二家，指为党。其实原旧交非附丽，且学问优裕，行谊端方，辈中罕见其匹。主者协慧者，犹津津得意，称为自来考察第一。不知其解，此亦千古不白之冤也。（张）位与吏部尚书孙丕扬互讦，其语至不可读。沈一贯独相十年，沉沉嘿运，末年与总宪温纯相左。前以妖书事，欲罗织郭正域，则台省窥瞯者实有罪焉。又牵沈鲤同去，无以自解。朱赓持正存厚，李廷机清操直口，攻之曰奸曰顽，何异诋伯姬以淫，诬伯夷以盗。（朱）赓卒于位，（李）廷机杜门五年方得去，不克一日申眉。余方在家，李临川先生曰：‘且待他做出来，又看此公论也。’台谏之横，抹煞天性，于斯极矣。”[83]朱国祯对阁臣的处境似乎有所同情，因而谴责言官过于骄横，以至于“抹煞天性”。这种立场，或许与他日后成为阁臣的身份，可能有点关系。平心而论，阁臣确实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这一时期，所谓“独相十年”的沈一贯，在政坛上影响最大，招来的非议也最多，言官史学迁甚至主张“斩奸贼沈一贯之颈”。其实此人初入政坛时，也有不少好评。沈一贯，字肩吾，号龙江，浙江鄞县人，隆庆二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张岱说：“（沈）一贯在史馆，不肯依附江陵（张居正），志节鲠介，闻于中朝，历官詹翰，蔚有声誉。”万历二十二年，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日当储位危疑，税使四出，疏揭陈请，敷陈剀切，天子以为忠勤，眷依弥切”。[84]万历二十九年内阁首辅赵志皋卒，他升任首辅，独断专行，与次辅沈鲤由于政见分歧，而导致权力倾轧。万斯同说：“自沈鲤入，（沈）一贯与相抵牾，朝论分优劣。逮假王议起，（沈）一贯力右（楚）王抑郭正域，又以妖书事，欲倾（郭）正域及（沈）鲤。自是不容于清议。”[85]

万历三十三年六月，听补南京兵部郎中刘元珍（字伯先，南直无锡人），指责政坛高层党同伐异——“元辅沈一贯实为戎首”。他在奏疏中说：“（沈）一贯自秉政以来，曾不闻佐辅皇上，救生灵于涂炭者何事；又不闻仰承德意，起忠良于摈扼者何人，舆论业已薄之。至年来嫉视善类，比暱佥人，乖谬尤甚……夫以辅弼之臣，不能导皇上驱逐群邪，廓清仕路，而反以身为丛奸聚慝之囮，使守法者抑勒无聊，席奥者高张无忌。将来谁肯为皇上触权要、持国是乎？（沈）一贯徒欲自快，而不知一时豪杰之士渐将解体，天下万世具有清评，即百喙胡以解之。”他毫不留情地抨击沈一贯的亲信——刑科给事中钱梦皋：“身自为党，而反以诬异己者，稍有建白，即以朋党目之。察其邪心，必至于翼赞（沈）一贯搏击朝绅，引用匪类，使君子蒙剥肤之惨，小人固凭社之安。然后颠倒纵横，无不如意，欲侥幸则无所不侥幸，与倾危则无所不倾危。贤人遁而主势孤，锢蔽深而上下隔，私门炽而大柄移。从古小人乱天下率由斯路，盖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而后群恣邪谋者。”[86]

一个月以后，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字谐卿，江西高安人），称赞刘元珍的奏疏时“宏议谠论”。他写道：“忽接邸报，见候补郎中刘元珍一本，宏议谠论，已先得臣心。（沈）一贯且有辩章，皇上既传圣谕，以（刘）元珍诽诬元辅，蔓及言官，令内阁看详，重加惩治矣。臣不胜惊愕，言终难已……（沈）一贯明明招权，当责以省愆图报；（钱）梦皋明明怙势，当亟于罢斥示惩；（刘）元珍明明忠直，当加之旌异超用者。今仰诵圣谕，反右权奸而左忠直，岂皇上姑为是存大臣之体乎？抑未灼见彼为权奸、此为忠直乎？”朱吾弼认为，原因就在于“（沈）一贯阳施阴设，内交近侍，故皇上深居密勿，第闻（沈）一贯所独是非，不闻天下所共是非”，理应重用刘元珍，因为他“志希圣贤，心怀忠孝，不染一尘，不惮诸艰，当大任，决大疑，国家必不可无此等人”，如果皇上嘉其忠直，特赐优渥，奖励“敢言之气”，那么“正士有所恃而无恐，权奸有所慑而潜消”。[87]

万历三十四年七月，沈一贯、沈鲤同时致仕而去，人们以为前者早就应该离去，后者去得有点可惜。江西布政司参政姜士昌说：“天下舆评无不快（沈）一贯之去，又无不惜（沈）鲤之去，顾竟无一人敢为皇上明言者。第见辅臣朱赓请留（沈）鲤一疏，按臣王业宏‘地方人才提荐（沈）鲤’一疏，亦仅仅述（沈）鲤操行之大略而已。”他批评沈一贯：“百方招权，百方罔利，大坏士风吏道，俾悉走集其门。恐天下林居贞臣端士与己龃龉，则一切阻遏，其大指在摧折既往忠直，以杜将来……其摧阻忠义之术极巧极工，不知天下搤腕于沈一贯者，凡多于前此诸辅臣，则（沈）一贯意料所不及也。在廷守正不阿魁垒老成之彦，小有异同，亦巧计罢去，且空部院以便于择所欲用，空言路以便于恣所欲为。”他表扬沈鲤：“不肥身家，不择利便，惟裨主德、安国家，以众贤效之君为悦，以视（沈）一贯，忠邪远矣。（沈）一贯既归，货财如山，金玉堆积，人人皆知其贪。（沈）鲤家徒四壁，贫无余资，以视（沈）一贯，贪廉远矣！”[88]

万斯同感叹道：“（沈）一贯既去，言者犹追论不已，其乡人官于朝者，亦多被诋。及党势成，凡抨击邪党者，率以（沈）一贯为射的，至身殁未已云。”[89]并非毫无道理。

之后继任内阁首辅的朱赓、李廷机，受到沈一贯的连累，也难以摆脱清流的穷追猛打。最引人注目的首推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他对朱赓、李廷机的批判，语言之犀利尖刻，前所罕见——直斥为“古今第一权奸”。他由古代权奸李林甫、卢杞、秦桧谈起，笔锋一转说，他们与今日权奸相比，“其心虽毒，其机则显；其氛虽炽，其用则粗”，今日权奸比他们狠毒百倍。请看他的论证：

“岂若今日辅臣，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玲珑，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呜呼，极矣！故外廷似与内廷隔，而其实渊微之精神靡不得者；诸司似与政府隔，而其实人政之吃紧靡不操者。以独断归于上，而十躲九闪，尽在独断之中；以无事藏其身，而千端万绪，悉酿无事之内。谓其因人而入，而径窦不一其人；谓其伺便而出，而诡变不一其便……故盗大柄于皇上天纵神明之手，而形迹状貌反类绝无气焰奄奄可怜者。此自沈一贯开创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

接下来，他列举今日权奸朱赓、李廷机十二条罪状。

第一条罪状：“今朱赓等当国，每与朝臣论及时政，辄低眉蹙额曰：某事吾以去就争之不得，某事吾以死生争之不得，就使圣意果难转圜，犹宜委曲以全君父。况己未尝争，皇上未尝不从；己实为之，反诬上乎！其意直欲天下万姓一口怨上，而翘然冒爱君忧国、谨慎勤苦之名，其无天理人心极矣。”

第二条罪状：“皇上宫中喜怒，岂外廷所宜知。乃（朱）赓等时时告人曰：今日皇上怒某人，明日皇上怒某人。去年南道御史李云鹄疏至，（朱）赓向廷臣言；‘皇上欲处李御史，亲笔出旨，我适救之，皇上掷笔于地而寖。’此何等语，岂辅臣可出于口？其意只驾空说皇上专恶言官，钳之令不敢议己。”

第五条罪状：“吏部冢宰百官之首，自李戴去后，累年不补，南北大僚冀得之者，辅臣皆许以推荐，以故兵刑钱谷俱废，至有妄杀邀功而不顾者。盖悬冢宰以饵众心，而人效其力；借冢宰以收众力，而终悬为饵，辅臣之利大矣，如国家之害何？当今贤否失序，铨政乖方，尽由于此。”

第七条罪状：“自（沈）一贯、（朱）赓等执政，由山林以及在列，台谏以及诸司，大僚以及庶员，华近以及疏逖，无不人人禁锢，人人淹苦。或忌在此，而别有所借以疑众；或恶一人，而并有所逐以示公。举国空虚，一旦有事，将谁仗哉？”第八条罪状：“廉耻士人之堤防，谨守之犹惧其或溃也。乃辅臣以一切顽钝无耻之法扫之，引疾者倏入倏出，被劾者竞辩竞进。考察至于一黜再黜，视事自如；亲死捱至两年三年，夺情何故？台省风纪之任也，钦留小印，岂不丑于斜封；巡抚保厘之秩也，候代多年，谁不偷于视荫？由此大臣不法，小臣不廉，贪污狼籍之人，刀笔狡黠之吏，遭一时缺官之会，莫不兼并攘夺，行同盗贼，风俗败坏，府库空耗。”如此等等。

最后，郑振先用“过去、现在、未来”的模式，来描述政坛高层陈陈相因。明确指出朱赓、李廷机继承了沈一贯的衣钵，“灯灯相续，薪薪无穷”：“古之权奸固宠，肆毒止于一身，身去则已。今之辅臣乃有过去、未来、见在三身。沈一贯在位，王锡爵为过去，（沈）一贯为见在，朱赓为未来；（沈）一贯去位，则朱赓为见在，李廷机为未来；今（朱）赓与（李）廷机皆为见在矣……大抵心行迹象之相似，人地根蒂之相盘，决非（朱）赓与（李）廷机不相合者也。如此灯灯相续，薪薪无穷，而国从之矣。”[90]

由于涉及首辅、次辅，皇帝当即表态：“每日章奏皆朕亲览，裁度详断，阁臣有何专擅贿赂？这厮每屡屡逞臆，捏无影之事，诬蔑辅臣，倾害忠良……郑振先这厮出位沽名，诋污大臣，好生狂肆，本当拿问，姑降三级调极边方用。”[91]朱赓连忙为自己声辩：“（郑）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惟是臣身秉国成，地居表率，凡人才进退，以及纲纪风俗、钱谷兵刑之属，何者非臣所当剂量？而人人郁滞，事事陵夷，诚有如郑振先之所责备者，听之真可汗颜，挽之无处下手。既不可尽委气运，亦不可全责所司，臣直任之曰：此则庸臣之罪也，不必加以权奸，而去有余辜矣。”[92]朱赓还算正派，不承认是权奸，却自认是庸臣，对于郑振先的责备感到汗颜。在郁闷之中度过半年，十一月死于首辅的岗位上。

李廷机（字尔张，号九我，福建晋江人）辩解道：“阁臣必面承顾问而后可言，必部复弹章有明言必另推者而后得拟。臣素寡交寡情，即乡曲同年、门生故吏，平日不相往来，天下人所共知。”[93]朱赓死后，他继任首辅，借口有病，始终杜门不出，不履行首辅职责，阁务全部推给次辅叶向高处理。言官们以为他是假装的，汤兆京、房壮丽、吴亮等二十多名官员连续上疏弹劾。他不为所动，坚卧不起，甚至躲到荒庙里面，避不见人，把朝政抛到九霄云外。皇帝不得不派行人司官员把他护送回乡。这种怪诞行径简直匪夷所思，无怪乎万斯同要说：“辅臣以龁受辱，至屏弃积年而后去，前此未有也。”[94]

三　梃击案

1．皇太子朱常洛的厄运

皇太子朱常洛的元配妃子郭氏，婚后无子。“妖书案”过后，宫中生活渐趋安定，皇帝朱翊钧盼孙心切，下旨为太子多选淑媛。顺天府少女王氏被选入宫，作为“选侍”，受到太子宠幸。

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选侍王氏生了个儿子，即朱翊钧的皇长孙，亦即以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王氏临盆时，已是深更半夜，朱常洛差老年宫女赶往仁德门外报喜，自己独自在殿陛见徘徊，焦急地等候回音。司礼监太监陈矩得报，立即禀报皇上，又转奏慈圣皇太后。顿时全宫上下一片欢腾，喜气洋洋。老宫女回禀后，朱常洛松了口气，脸上流露出难得的喜气。诞育皇长孙的王氏还没有名封，吏部拟封“夫人”，皇帝不同意，命吏部查考皇明典礼，改封为“才人”。

皇长孙诞生，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南京吏部侍郎叶向高向皇帝祝贺：“臣等近接邸报，伏睹敕下礼部，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戌时，皇太子第一子生。臣等躬逢大庆，不胜欢跃……臣等职列留京，情悬魏阙，五云天远，每翘首于凫趋，万叶祚长，欲斋心而燕贺。追惟元子诞生之日，曾于诏书未到之先，虔集群工，恭陈微悃，兹敬修乎旧典，庶仰答于洪休。盖茂发孙枝，实九庙神灵之显祐，而欣逢帝祉，乃万方臣子之同情也。伏愿益顺欢心，旁流泽，迓天休滋，至匪独乐于己，而同乐于民。贻哲命初生，以远垂于孙，如近垂于子，则鸿基燕翼……”[95]言外之意，希望皇上早日解决“国本”问题。在大臣心目中，皇太子已经册立，“国本”问题似乎仍旧悬而未决。

事实确实如此，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依然没有改善。自他移居慈庆宫后，与居住于景阳宫的生母恭妃王氏几乎隔离，碍难来往。万历三十四年，由于皇长孙诞生，恭妃王氏被册封为皇贵妃。皇帝给礼部发去圣谕：“朕元孙诞生，恭上圣母徽号，书谕天下宗藩。复思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先年每欲进封，因帑藏钱粮不敷，恐礼文未备，是以暂行停止。今宫闱大典业已告成，恭妃宜进封皇贵妃。其皇太子下钦命选侍王氏，亦当有封号，以襄盛典。尔部查照典礼，拟议上请，择吉来行。”[96]但是，太子生母王贵妃的待遇，与福王生母郑贵妃相差天壤之别。等到她病危时，才允许儿子朱常洛去景阳宫探视。朱常洛到了景阳宫，但见宫门紧闭，一派门庭冷落景象。常洛见到的母亲，已经病入膏肓，眼睛近乎失明。王贵妃听到儿子的声音，用手抚摸着他的身体，凄楚地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97]常洛听了母亲如此心酸的话。泪如雨下，左右侍从莫不涕泪纵横，不能仰视。这时屋外有郑贵妃派来的人偷听，王贵妃若有所闻，小声对儿子说：“郑家有人在此。”两人只好默然相对。[98]

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王贵妃悄然病逝。皇帝向外宣布：“皇贵妃王氏于本月十三日酉时薨逝，合行事宜，都照世庙皇贵妃沈氏例行。”礼部署理部务的左侍郎翁正春主张“礼宜加隆”。福建道监察御史穆天颜也向皇帝进言：“皇上纲常之主，典礼之宗，必有斟酌于人情天理之极致，而不令天下后世有遗议焉者。”一向称病在家不理政务的内阁首辅李廷机，破例上疏向皇上问安。王贵妃患病与早逝，皇帝朱翊钧本应引咎自责，他却文过饰非，为贵妃所受冷遇辩解道：“皇贵妃王氏，朕以诞育太子，命居一宫自适。前月间偶尔有疾，即着皇太子自问安数次。不意昨以疾终，朕深悼惜。览卿等奏慰，已知道了。”对于礼部起草的皇贵妃丧礼仪注，他轻描淡写地批复：“发引，皇太子步送玄武门外，柩就舆，行路祭礼毕，回宫。”[99]由于皇帝不重视，久久不予卜葬。在礼部再三催促下，才同意由翁正春与太监一起前往天寿山选择坟地，太监借口费用过多，有意刁难，翁正春（字兆震，号青阳，福建侯官人）勃然大怒：“贵妃诞育元良，他日国母也，奈何以天下俭乎！”[100]在翁正春的坚持下，才在万历四十年六月初九日，将王贵妃的灵柩发到天寿山，七月十七日安葬，主持仪式的不过是两名侍郎而已。

王贵妃安葬一年之后，皇太子朱常洛遭到心怀叵测者的暗中诅咒，直到此时，他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

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日，一个名叫王曰乾的武弁（锦衣卫百户），告发奸人孔学等人，受郑贵妃指使，纠集妖人诅咒谋害皇太子。[101]

据王曰乾说，有一个大姐，嫁给郑贵妃宫中太监姜严山，在阜成门外歃血为盟：必报郑贵妃厚恩，要结心腹好汉共图大事，欲将皇上镇魇，皇太子毒死，拥立福王。这年二月，孔学、赵宗舜等人设宴，请妖人王三诏等在家中，书写皇太后、皇上圣号，皇太子生辰，在学校后花园内摆设香纸桌案，以及黑瓷射魂瓶，然后由妖人披发仗剑，念咒烧符；又剪纸人三个，把新铁钉四十九枚钉在纸人眼上，七天后焚化；收坛相聚，约定在圣母（皇太后）诞辰前下手。[102]

皇帝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堪，责问近侍太监：“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太监见皇上发话，便把内阁首辅叶向高早已呈进的奏疏递给皇上。

叶向高，字进卿，号台山，福建福清人，万历三十五年五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于慎行（十一月卒）、李廷机同时进入内阁。次年十一月，内阁首辅朱赓病故，李廷机升任首辅，却闭门养病，不理阁务，形成叶向高一人支撑内阁的局面。万历四十年李廷机致仕，叶向高多年一人“独相”。他忧国奉公，每事辄争，对皇太子尤为关注，获悉了王曰乾的告发，立即写了奏疏，建议皇上冷静处理此事。他说：“该通政司官告臣，有武弁王曰乾讦奏孔学等诅咒圣母、皇上及东宫事情。臣一闻之惊骇欲绝，不能言语。随密访其情由，乃知（王）曰乾、孔学等皆系京城棍徒，结告刑部事尚未了，又擅入皇城放炮进本。刑部以其禁地放炮，欲拟死罪，遂祷张至此，无所顾惜。此事大类往年之妖书，而妖书出于匿名，无可究治，故难于处置。今告者与被告者，人皆见在，法司一审，其情立见，自伏其辜。皇上但静以处之，不必张惶。一或张惶，则中外纷扰，其祸将不可言。彼奸人不过拼一条性命，乃国家之所损多矣，是反堕其计中也。至其疏中有一二语侵及皇贵妃、福王，尤可痛恨。以皇贵妃之贤明，福王之贤孝，感戴皇上厚恩，唯恐不千岁而万年，中外臣民孰不知之？彼狂悖诬谬之谈，不必介意。”[103]叶向高吸取了先前妖书案的教训，请求皇上务必冷静处之，尽量不要扩散影响。

他似乎感到意犹未尽，六月初三日，再次向皇帝进呈密揭，重申上述意见，特别强调千万不可把王曰乾的告发内容向外泄露。他说：“昨为奸徒妖言，臣已具揭，请皇上静以处之，不必张惶。不知圣明肯赐采纳否？要之，事理实当如此。夜来臣又再思之，此疏若下，上必惊动圣母，下必惶怖东宫，而皇贵妃与福王皆不自安。传之天下，书之史册，亦不为美。万一其中更有难处事体，将如之何？姑且留中，勿行宣布，所有奸徒当于别疏批出，或另传圣谕，下法司究治。中有干碍事情，不必尽露。要以正国法、尊国体，两尽而无伤，而又速定明春（福王）之国吉期，以息群喙，则天下恬然无事，宗社之幸大矣！”[104]这道揭帖呈进时，已漏下四鼓，深更半夜，皇帝还未就寝，仍在为此事烦心，绕着几案踱步。看了叶向高的揭帖，如同服了一帖良药，一下子镇静了下来。少顷，脱口而出：“我父子兄弟得安矣！”[105]

叶向高的处理方式确实高明，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否则的话，一旦张扬出去，势必像妖书案那样，闹得满城风雨。六月初四日，叶向高授意三法司严刑拷打王曰乾，令其死于狱中，灭掉了口舌。这一原本真假难辨的案件，以不予审理、不加追查、不事张扬的方式悄悄了结。叶向高不愧老谋深算，采取与妖书案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化险为夷，消弭于无形之中。

案件虽然化险为夷，却显示出一种不祥之兆，宫廷内部围绕皇太子的斗争，悄无声息，却处处刀光剑影。皇太子朱常洛的厄运难以摆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危机。

2．疑窦丛生的梃击案

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皇太子妃郭氏病故，迟迟不举行葬礼。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事折射出皇太子的地位问题，凡是关心“国本”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忧心忡忡。吏科给事中亓诗教把几年前去世的皇太子生母王贵妃，与皇太子妃郭氏死后的待遇联系起来分析：“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膳田不给，香火无供，忍令坟园之荒废。皇太子妃逝几两载，而葬地不择，灵輀未发，宁无暴露之感伤？”[106]大理寺署理寺务的添注右寺丞王士昌也对此表示不满：“皇贵妃育东宫者也，膳田不给；郭妃配东宫者也，葬地不择。即此数事，皆出人情之外。夫人疑则猜生，猜生则奸生。”[107]

由于这样的缘故，朱常洛身边的侍卫十分松懈，他居住的慈庆宫门庭冷落，给行刺皇太子的“梃击案”，提供了诱发因素。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黄昏时分，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第一道门寂然无人，第二道门只有两名老太监把守。这个男子打伤老太监李鉴，直奔前殿檐下。内侍韩本用闻讯，率领七八名太监赶来，把凶犯擒获，交给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皇太子当即派韩本用报告皇帝：“本日酉时，不知姓名男子一名，手持枣棍一根，将守门官李鉴打伤在地，又打前殿檐下。韩本用拿住，交与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108]

朱雄把犯人交给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犯人供认：本名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此人言语颠三倒四，看上去好像疯子。经过再三审讯，张差的供词仍然语无伦次。事关宫廷安危，刘廷元立即将情况上报皇帝：“据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称，初四日戌时，有慈宁宫不知姓名内相六七人，拿获不知姓名男子一人，交与本门收留。见在即批发把总赵国忠查审。供名张差，系蓟州井儿峪民，语言颠倒，相似疯狂。又称，本犯属慈庆宫缠住者。再三拷讯，本犯止呶呶称：吃斋、讨封、效劳，难为我等浑语。话不情实，词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魔；稽其貌，的是黠猾。此不可不详鞫而重拟者。”[109]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至宫外，京师人情汹汹，纷纷揣测郑贵妃在背后捣鬼。

皇帝接到报告，命三法司提审凶犯张差，以便廓清是非。

刑部官员胡士相、岳骏声、赵会祯、劳永嘉奉旨审问，张差供称：自己的柴草被李自强、李万仓烧毁，气极，四月间从蓟州来到京城，要赴朝申冤。从东进，不认识门；往西走，适路遇男子二人，哄说你没有凭据如何进入？又说你拿一根棍子来使，可当作冤状。自己日夜气愤，失志癫狂，就在五月初四日，手拿枣木棍一根，从东华门直至慈庆宫门前，打伤守门官，跑入前殿下，被拿。胡士相等审问后，拟依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判处斩首，秋后处决。[110]这是一种淡化处理方式，仅仅以“疯癫闯宫”论处，按照宫殿前伤人罪处死张差一人，不追究是否有幕后主使人。显然迎合了皇帝的心意。

但是，众多官员认为，案情疑窦丛生，非要追究个水落石出不可。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大理寺右寺丞王士昌、行人司正陆大受，以及工科给事中何士晋等。由于他们的坚持，案情真相逐渐显山露水，幕后主使人也呼之欲出。

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字心一，陕西朝邑人），五月十一日到狱中仔细观察案犯动态。此时正值狱中散饭，王之寀看见张差年轻力壮，并无疯癫迹象，决定对他突击提审。张差起先不肯招供，王之寀对他说：“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张差望着边上的饭菜，低头不语：“不敢说。”王之寀令旁边的皂隶退去，张差招供道：“蓟州井儿峪人，小名张五儿，父张义病故。有马三舅（即马三道）、李外父（即李守才）教我跟不知姓名老公公，说：‘事成与你几亩地种，够你受用。’老公公骑马，小的跟走。初三，歇燕角铺。初四，到京。”问何人收留，又说：“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公与我饭吃，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遂与我枣棍，领我由后宰门进到慈庆宫，守门的把我一把拿，我一棍打倒，到里边轮了两棍，莫有轮着，老公公多了，就拿住我。小爷洪福大了。”[111]

从张差供词可知，他受宫中太监收买，闯宫梃击皇太子。这个情节十分重要，王之寀立即启奏皇上，指出此案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他在奏疏中说：“太子之势危于累卵，皇上深居静摄，未见孤危形象。一夫不可狃，况众乎？臣看此犯，不癫不疯，有心有胆，惧之以刑法不招，要之以明神不招，啖之以饭食，始半吞半吐。中多疑似情节，臣不敢信，亦不敢言。臣一腔热血，惟冀感通皇上，保护东宫，为宗社生灵长久之计。伏愿皇上缚凶犯于文华殿前，朝审一番，或敕九卿科道三法司会问，则情形立见，祸端坐消。”[112]

王之寀揭开了此案幕后活动的隐蔽一角，张差闯宫梃击皇太子，是宫内太监一手操纵的，继续追踪下去，太监的主子必将无所遁形，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邹漪为他立传，对他的品格颇为赞许：“性恭谨，好持高节，不苟同流俗人浮沉”，梃击案发，“奸人惧谋败坐诛，急欲杀张差结案。而诸臣左袒者，如御史刘廷元、刑部郎胡士相等，因缘掩覆，力主疯癫之说。公（王之寀）曰：‘疯癫二字顾足以服人心万世哉？吾宁为法受恶，不愿为乱贼长焰。’”[113]因此，他主张在文华殿由九卿科道与三法司公审，把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与皇帝的宗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相径庭，他当然不会接受王之寀的主张。几十年围绕皇太子的“争国本”，使得皇帝处处被动，实在不想这件案子再节外生枝，干脆把王之寀的奏疏留中不发。但是关于此案的具体情节早已流传出去，朝廷上下议论纷纷。

大理寺右寺丞王士昌（字永叔，号十溟，浙江临海人），以司法事务主管的身份发表意见，对皇上把王之寀奏疏留中不发，表示不满。他在奏疏中一连追问：“宸居何地？主器何人？张差何物？敢于持梃突入，如履无人之境。吁，可惧哉！业经道臣刘廷元、牟志夔，科臣亓诗教连章奏请，不报。臣思皇上自册立以来，虽念念止慈，然弥文煦奥之间，多不慰人望……乃至有不逞之徒，执梃入宫，伤及近侍，直逼檐下，何等危疑，何等急迫！乃令奴婢哀奏，仅仅曰‘法司提了问’。如此冷语，如路人赴愬于不相知者然。比提牢主事王之寀之疏载入，亦竟高阁，有此人情乎？”[114]王士昌把梃击案与先前皇太子的遭遇联系起来，批评皇上对于皇太子的所作所为“多不慰人望”，批评皇上处理这一案件的冷淡态度，如同陌路，令人寒心。

王之寀、王士昌的态度，反映了多数官员对于梃击案的密切关注，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目光投向了郑贵妃和她的兄弟郑国泰身上。碍于皇帝的恩宠，慑于郑氏家族的威势，没有人敢直犯其锋。这种僵局很快被敢于直言的陆大受、何士晋打破了。

户部郎中、行人司正陆大受（字凝远，常州武进人），一连提出几个疑问。一则问：“青宫何地？男子何人？而横肆手棍，几惊储跸，此乾坤何等时耶？”再则问：“张差业招一内官，何以不言其名？明说一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处？”他还巧妙地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前年，他因福王藩封逾额，曾经上疏弹劾“奸畹凶锋”；如今再度指向此人，绝非偶然，笔锋一转说：“幸而不验于前日，而验于今日。”[115]

所谓“奸畹”，暗指外戚郑国泰，意在引而不发。郑国泰按捺不住，五月二十日写了一个揭帖给皇帝，极力为自己洗刷：“倾储何谋？主使何事？阴养死士何为？狂悖乱逆非惟心不敢萌，即口亦不敢言，耳亦不忍听矣……清明之世耳目最真，臣似不必哓哓与辩。”[116]口口声声“不必哓哓与辩”，其实已经颇为心虚地为自己辩个不休了，可是愈描愈黑，迹近于不打自招。

郑国泰这种过于敏感的反应，立即被机敏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字武莪，常州宜兴人）抓住，穷追不舍，揪住郑国泰辩词中的破绽，揭露他欲盖弥彰的拙劣伎俩：“本月二十日，戚臣郑国泰有‘部曹转疑转深’一揭，盖为户部浙江司郎中陆大受疏发也，查（陆）大受疏内虽有‘前年为藩府庄田直陈大难，身犯奸畹凶锋’等语，彼时特借此发端，以明杞忧之果验，而语及张差近事。原止欲追究内官姓名、大宅下落，并未尝直指（郑）国泰主谋。原疏见在御前，可复也。况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郑）国泰岂不能从容少待，而何故心虚胆战，辄尔具揭？目此一揭之张皇，而人遂不能无疑于（郑）国泰矣！”经过这一番分析，何士晋痛快淋漓地向郑国泰发出一系列疑问：“据其揭云：‘倾储何谋？主使何事？阴养死士何为？’又云‘万世骂名’，又云‘事无踪影，言系鬼妖’。臣不知谁谓其倾储？谁谓其主使？谁谓其阴养死士？谁谓其灭门绝户？又谁无踪影？谁系鬼妖？”有鉴于此，何士晋向皇帝指出，既然郑国泰如此汲汲于自我辩解，干脆把张差招供的太监庞保、刘成，亲戚马三道、李守才等人，交与三法司公审，谁为主谋，谁为助恶，谁为波及，必将洞若观火。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种种不祥之语，自捏自造，若辩若供，不几于欲盖弥彰耶！即此揭词之狂悖，而人益不能无疑于（郑）国泰矣……胡为大小诸臣俱有屡疏，（郑）国泰至今寂无一语？勇于私揭，怯于公言，明告众人，而暗瞒皇上，掩耳盗铃，肺肝尽见，而人亦不能无疑于郑国泰矣！”何士晋抓住郑国泰露出来的尾巴，新账老账一起算：“人之疑（郑）国泰亦非始于今日也。皇上试问（郑）国泰，三王之议何由而起？《闺范》之序何由而进？妖书之毒何由而构？此基祸之疑也，至今未有以对天下也。皇上又问（郑）国泰，孟养浩等何由而杖？戴士衡等何由而戍？王德完等何由而锢？此挑激之疑也，至今未有以谢天下也。”[117]诸如此类的疑问，他提出了一大串，字字句句直逼郑国泰，把他逼到了墙角，无法转身，无所遁形。人们有理由推测，梃击案并非孤立偶发事件，它与先前围绕皇太子的离奇事件若即若离，又环环相扣，郑贵妃和郑国泰脱不了干系。

王之寀、王士昌、陆大受、何士晋等人层层剖析，使得梃击案的幕后真相逐渐显山露水，不仅得罪了郑贵妃、郑国泰之流，也触怒了皇帝，他们所背负的压力可想而知。一些官员阿谀帝意，主张以张差“疯癫”结案，纷纷攻击王之寀等人。正如邹漪所说，王之寀的审问，“乃尽得其所为谋主者，如椒戚郑国泰”，“而一时主疯癫者乃语塞。虽然，公（王之寀）之祸自此烈矣……其主疯癫者其说无以大伸，遂决意杀（张）差灭口，兼重罪公（王之寀）以实主疯癫者。而廷臣十八人会鞫所得口供逆状一十八条，乃径欲以‘莫须有’三字尽情抹杀矣”。天启五年，魏忠贤专政，昔日主张“疯癫”者飞黄腾达，王之寀被逮入锦衣卫诏狱，惨死于狱中。[118]陆大受的遭遇也不妙，上疏以后不久，就外调为抚州知府，尽管以清廉著闻，还是受到徐绍吉、韩浚之流借用“考察”手段，剥夺其官职，最终抑郁而死。[119]何士晋的奏疏写得最厉害，皇帝看了大怒，本欲处以重罪，考虑到已有迹象，恐怕更加招致人言，只得作罢。恰巧吏部本来拟将何士晋外放为浙江佥事，等候皇帝审批，三年未下。至是，皇帝批复吏部，按照前拟执行。吏部回复，时间过了三年，浙江佥事的空缺早已补上，请求皇帝改命。皇帝不许，命令将前补者调离，腾出空位。吏部申辩，何士晋资历已深，应当出任参议。皇帝恼羞成怒，切责吏部尚书，扣罚郎中以下官员俸禄。何士晋任职浙江佥事四年，调为广西参议。此后历任尚宝司少卿、兵部右侍郎兼两广总督。天启五年，魏忠贤专政，当年主张追究梃击案主使者，相继获罪，何士晋革职，抑郁而死。[120]

3．上谕：“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左侍郎张问达（字德允，陕西泾阳人），与有关官员会审张差。参加会审的官员有：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光、曾曰唯、赵会祯、劳永嘉、王之寀、吴养源、曾之可、柯文、罗光鼎、曾道唯、刘继礼、吴孟登、岳骏声、唐嗣美、马德澧、朱瑞凤等十八人。

张差的招供涉及幕后主使人。他说：太监庞保在蓟州黄花山修铁瓦殿，舅舅马三道、外公李守才常往庞保那里送炭。庞保与另一个太监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张差说：“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按：太监称太子为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张差又说：朝外大宅子即太监刘成的住宅，庞保和刘成就在那里商量事体。刘公公领我进宫，对我说：“你打了，我救得你。”张问达把上述会审所得供词向皇帝报告，指出事件的严重性：“看得张差奸谋盖世，巨恶滔天。闯入禁庭，狂逞之形暴著；公持凶器，跋扈之势昭彰。打伤阉人，震惊储，倘非宗社有灵呵护，左右极力擒拿，则事且有不可知，而变且有不忍言者矣。”[121]

庞保、刘成都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刘二人插手此事的消息传出，朝廷内外人言籍籍，纷纷猜测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明史·张问达传》写道：“四十三年五月，谳问张差梃击事。（张）问达从员外郎陆梦龙言，令十三司会讯。词连郑贵妃宫监庞保、刘成。中外籍籍，疑（郑）贵妃弟（郑）国泰为之。（张）问达等奏上（张）差狱，帝见（庞）保、（刘）成名，留疏不下。”[122]显然，皇帝不想牵连到郑贵妃，因此扣下张问达的奏疏，企图以沉默来淡化此案的政治色彩。

内阁辅臣方从哲、吴道南鉴于刑部会审事情的严重性，请示皇帝：“刑部司官会审张差事情，臣等阅其招词，不觉发指汗流，惊怖欲死。何物神奸，敢造通天逆谋，一至此极！真神人之共愤，天地所不容，即万死不足以尽其辜者。变出异常，法应重究。伏望皇上将原本即发臣等票拟，敕下法司严提究问，依律正罪，以伸国法，而慰群情。”[123]皇帝依然是留中不发，不予理睬。

阁臣方从哲、吴道南再接再厉，继续向皇上进言：“张差一事，供招甚明，决非可以含糊苟完者，惟是数日之间未蒙乾断，人心愈益不安。皇上之意或者以一经审鞫，牵引必多，将来难于结局。臣等则以狱有真情，断狱有定法，据情正法，使有罪者不得漏网，无辜者不致波及。在诸臣自能辨此，皇上可无虑也。惟望明旨速下，使此狱早完一日，则人心早安一日。”[124]迫于外廷强大的压力，皇帝不能再装聋作哑，必须表明态度；既然要表明态度，索性就给案件画一个框框，定一个基调：“毋得株连无辜”。

五月二十六日，皇帝以“谕内阁”的形式宣称：“朕自圣母升遐，奉襄大典，恭迎神位几筵以来，追思慈恩罔极，哀慕不胜。……昨夏突有疯癫奸徒张差持梃闯入青宫，震惊皇太子，吓朕恐惧，身心不安。朕思太子乃国根本，岂不深忧？已传本宫添人守门，门防不时卫护。连日览卿等所奏宫闱等事，奸宄叵测，行径隐微，既有主使之人，即着三法司会同拟罪具奏。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125]这道谕旨虽然承认“既有主使之人”，重点却在“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次日，皇帝又向刑部发去谕旨，再次强调“毋得连及无辜，致伤天和”：“这疯癫奸徒蓄谋叵测，震惊皇太子，朕心恐惧不宁。本内有名人犯，便着三法司严行鞫审，拟罪具奏，速正典刑。毋得连及无辜，致伤天和。”[126]

皇帝心目中的“无辜”，并非别人，而是郑贵妃与郑国泰。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郑贵妃感受到人言可畏，惶惶不可终日，不断向皇上哭诉。皇帝命郑贵妃向皇太子表明心迹，求得谅解。皇太子朱常洛为人忠厚，心慈手软，听了郑贵妃的解释，不想把事情闹大，恳请父皇召见群臣，当众表明是非曲直。一向胆小怕事的朱常洛对于此案牵连郑贵妃感到恐惧，希望迅速以张差疯癫结案。于是，父子二人对于案件结局达成共识。

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司礼监掌印太监李恩传达皇上谕旨，在慈宁宫召见内阁辅臣、五府六部堂上官以及科道官。太监引导方从哲、吴道南及文武百官到圣母灵位前，行一拜三叩头礼，然后跪在慈宁宫门外地上。慈宁宫门外檐前，身穿白袍头戴白冠的皇帝，倚靠左门柱西向而坐；身穿青袍头戴翼善冠的皇太子侍立于父皇右边，皇孙、皇孙女四人一字儿站立在左阶下。皇帝开始说话了：“自圣母升遐，哀痛不已。今春以来，足膝无力，然每遇节次朔望忌辰，必身到慈宁宫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昨忽有疯癫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廷有许多闲说。尔等谁无父子，乃辄来离间！适见刑部郎中赵会桢所问的招情，止将本内有名犯人张差、庞保、刘成即时凌迟处死，余不波及，以伤天和，以惊圣母神位。”[127]皇帝用无可争议的口气为梃击案定下调子，只惩处“本内有名犯人”张差、庞保、刘成，“余不波及”。

皇帝把话题转移到皇太子身上，他抚摸儿子的身体说：“彼从六尺孤养至今，成丈夫矣！使我有别意，何不彼时更置，今又何疑？且福王已之国，去此数千里，自非宣召，彼能插翅飞至乎？”又说：“皇太子天性至亲，祖宗、圣母俱所深鉴。小臣恣意妄言，离间我父子，真正奸臣。”

跪在最前面的方从哲赶忙叩头说：“诸臣岂敢如此。”跪在后面的刑部左侍郎张问达、大理寺寺丞王士昌，向皇帝报告本内五犯名字。皇帝关照：“止照本内名数，不许乱扯！”再次示意三法司，不许在张差、庞保、刘成三人之外牵连别人。随即他对身边的皇太子说：“你有何话再说来！”

这次召对是皇太子提出的，他想借机表明态度，自然有话要说。一句话是：“似此疯癫之人，决了便罢，不许株连。”另一句话是：“我父子何等亲爱，外廷有许多议论，尔辈为无君之臣，令我为不孝之子，深为可恨。”这两句话，言简意赅，纯属表态性质。由于张差梃击的对象是他，由他出面说“不许株连”，极具说服力，否则的话，“尔辈为无君之臣，令我为不孝之子”。皇帝很巧妙地利用皇太子之口，为“梃击”事件定了案。所以他马上对跪在下面的臣子说：“你每听皇太子所说否？”郑重其事地把皇太子的两句话重复了一遍，使之成为自己的谕旨。方从哲心知肚明，立即回话：“圣谕已明，人心安定，望皇上毋以此介怀。”[128]

突然，跪在后班的御史刘光复（字敦甫，号贞一，晚号见初，池州青阳人），大声发言：“皇上极慈爱，皇太子极仁孝！”对于如此无礼的叫喊，皇帝大为恼怒，他对外廷关于梃击案的议论早已不满，大声斥责：“内廷慈孝，外廷妄肆猜疑，迹涉离间。”执拗的刘光复仍然喋喋不休，皇帝问身边的太监他说什么？太监回答：怨上。皇帝勃然震怒，连叫：锦衣卫何在？竟然无人答应，只得命太监将他逮捕，押往朝房听候发落。方从哲赶紧出来为刘光复开脱：“小臣无知妄言，望霁天威。”少顷，皇帝再次把话题转回主题：“疯癫奸徒张差闯入东宫，打伤内官，庞保、刘成俱系主使。”“今只将疯癫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决了，其余不许波及。”[129]

方从哲回到内阁，遵照皇帝的旨意，票拟了给三法司的谕旨，皇帝稍微修改后发出：“昨张差以疯癫奸徒，闯入东宫，持梃伤人，罪在不赦……其所供内官庞保、刘成俱系主使之人，法司已审明确。见监疯癫奸徒张差，即便会官决了。内官庞保、刘成着严提审明，拟罪具奏另处。其本内马三道等，的系诬攀之人，斟酌拟罪来说。此外不许波及无辜，震惊圣母神位，致伤天和，称朕体天好生之意。”[130]

五月二十九日，张差被凌迟处死。

五月三十日，司礼监太监遵旨会同三法司等官员，在文华门前审讯太监庞保、刘成。张差已死，庞、刘二人有恃无恐，拒不认罪。庞保称原名郑进，刘成称原名刘登云，与诸臣所说姓名不符，对于把张差引进宫内等情节，一概否认。正在审问间，忽然传来皇太子的口谕，为庞、刘开脱罪责：“本宫反复参详，庞保、刘成身系内官，虽欲谋害本宫，于（庞）保（刘）成何益？料（庞）保（刘）成素必凌虐于（张）差，今（张）差故肆行报复之谋，诬（庞）保（刘）成以主使之条。本宫念人命至重，造逆何等重大事情，何可轻信仇口。株连无辜，天理何在！本宫连日奏求父皇，当速决张差，以安人心。其疯口诬攀庞保、刘成，若一概治罪，恐伤天和。况名姓不同，当以仇诬干连，从轻拟罪。”[131]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话虽然出于皇太子之口，传达的却是皇帝旨意，显然是想进一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杀一个张差了事。因为庞保、刘成是郑贵妃宫内的太监，此二人主使之罪难以成立，郑贵妃与此案便毫无关系可言了。

署理刑部事务的刑部左侍郎张问达，不甘心如此草率结案，提出异议。皇帝唯恐节外生枝，授意司礼监太监把庞保、刘成秘密处死。事后扬言，天气炎热，庞刘二犯被严刑拷打致死。《明史·张问达传》写道：针对皇太子要求“从轻拟罪”，张问达认为“鞫审未尽”，向皇帝上疏：“奸人闯宫，事关宗社，臣等安敢含糊？今（张）差已死，（庞刘）二囚易于抵饰。文华门尊严之地，臣等不敢刑讯，何由得情？（庞刘）二囚偏词何足为据？（张）差虽死，其所供之词故在，而其同谋马三道等亦皆有词在案，孰得而灭之！况慈宁（宫）召对，面谕并决，煌煌天语，通国共闻，若不付之外廷会官严鞫，安肯输情；既不输情，安从正法。祖宗二百年来，未有罪囚不付法司，辄令拟罪者。且二人系内臣，法行自近陛下，尤当严其衔辔，而置之重辟，奈何任彼展辩，不与天下共弃之也！”说得合理合法，令皇帝无词以对。该书所写的下面一段最妙：“帝以（庞刘）二囚涉郑氏，付外廷，议益滋。乃潜毙于内，言皆以创重身死。”[132]

梃击案至此草草了结。三名要犯，一名死于刑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另两名不明不白地死于宫内，给人留下一片疑云。不过毁尸灭迹恰恰暴露了当事者心虚的一面，蛛丝马迹早已无可掩饰。由于皇帝与皇太子对此取得共识，配合默契，不想在张差、庞保、刘成之外牵连其他人，人们只能默认，或者表示谅解。已经退休在家的前内阁首辅叶向高的看法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张差之发，予在里居，闻王之寀曾语侵张问达，故予往问张（问达），虚实云何？张（问达）言：‘（王）之寀所发事事逼真，当时面谳皆同。所云疯癫者饰词也，安有持梃入宫而可称疯癫者！’余故《实录》中委婉载之。当时问官岳骏声力主疯癫，言官从风附会，而（王）之寀被重谴矣。当王曰乾告变，已云庞保、刘成有谋，所供复与之同，似又不出癫者之口。神祖毙二阉于禁中，不遣之就理，圣意渊然，可以默谕。”[133]此时的叶向高无官一身轻，坦率地表达自己倾向于王之寀、张问达的观点，与他当年处理“王曰乾告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皆然不同。但是，对于神宗皇帝把庞保、刘成击毙于禁中的做法，他表示可以理解。叶向高的同时代人董其昌的视角略有不同，他高度赞扬皇太子（即光宗皇帝）的做法：“张差一事，此国本之大窾系也。当时罪臣既得，满朝哗然。使光考（光宗）复持之坚，而皇祖（神宗）又无辞于外廷，则宫府之间必有大不安者。赖光宗以恬处之，陛前解谕，不为穷治，神祖之慈，益光考之孝矣。”[134]

后来的史家评论此事，或许受到叶、董二位大佬的影响，语调都比较平和。夏允彝说：“张差处分之法，不过始则严讯之，继则以二珰（庞保、刘成）及（张）差结局，所谓化大事为小事也。”[135]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谓一语中的。李逊之说得更为透彻：“方事初起，中外惊骇，至疯癫之说，倡议者谓其有所为。而王之寀直发逆状，刑部尚书张问达深以为然，形迹愈露。然必穷究其由来，所伤实多。神宗念大臣中无足与计，不得已自行诏谕……曲为周旋，法正而宫闱安，所全甚大。”[136]

案件虽然了结，争议却从未停息，人们把矛头集中到内阁首辅方从哲身上。天启元年御史张慎言的奏疏，反映了多数正直官员的共同倾向。张慎言（字金铭，号藐菇，陕西阳城人）说：“张差一狱，为辅臣者宜何如震耸，票拟严切。乃（方）从哲姑票曰：‘着法司提了问。’若寻常细琐之事。于是承风望旨者遂以‘疯癫’二字结此案矣。用张差者，非用其智也，用其愚也……此一狱也，若引绳批根，宫闱骨肉之间，君臣父子之际，大狱将兴，深未稳便。当群议沸腾，神宗御慈宁宫召百官，弃张差于市，毙庞（保）刘（成）于宫，是群臣不得赞一词，士师无所措其手。伟哉，庙号神宗不虚矣。故不穷究党与，亟结此案者，所以全父子之情，然亦必摘发邪谋，阴褫奸魄者，亦政以明君臣之义，而陆大受、王之寀……必以考功之法中之，诸臣之意何居乎？”[137]

负责审理梃击案的刑部主事王之寀，万历四十五年京察时，遭到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用弹劾，诬陷他贪赃，因而削籍为民。天启元年，廷臣为之讼冤，王之寀得以官复原职。天启二年二月，王之寀鉴于崔文昇、李可灼用药导致先帝猝死，联系到当年的梃击案，上疏欲为先帝复仇。他在奏疏中披露了许多被掩盖的细节，怀疑张差“疯癫”的结论，怀疑“毋得株连无辜”的上谕，依然是当年铁面断案的风格。他回顾办案过程中的种种疑窦：

——乙卯（万历四十三年）之变，当张差执棍闯进时，突犯先帝，安危只在呼吸间，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间，此乾坤何等事也！乃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遮盖奸谋，以疯癫具奏矣。本部（指刑部）承行郎中胡士相等，改注口语，以卖柴成招矣。

——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礼关王神，逼请堂官张问达力疾视事，五鼓批行，即于是日欲决张差灭口。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于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门也，后十三日复审，张差招：“同谋做事，里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着哩。”李守才招：“商量打伙朝来。”马三道招：“商量同来，兵在城外边。”详具张差出首手本，并抹杀逆情一十八条内。

——当时有内应，有外援，一夫作难，九庙震动。何物凶黠，敢于作乱至此？缘勋戚郑国太，私结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等，金帛珠玉各满其欲，言官塞口，莫敢谁何。遂无复忌惮，而睥睨神器，欲化家为国耳。（郑）国太虽死，罪不容诛，法应开棺戮尸，夷其族，赭其宫，以为人臣大逆不道之戒。

总之，（崔文昇）用药之方，即通夷之术；通夷之术，即梃击之谋。共一线索，共一提掇。无非深怨积仇于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敭也。向使张差事发，追究根因，究治逆奸，今日之卢受、崔文昇敢复逞哉？在京之方从哲敢不在位而谋政哉？

——长安公论有曰：“疯癫”二字，欲抹杀乱臣贼子，就（刘）廷元评（刘）廷元也；“奇货无功”四字，欲抹杀忠臣义士，就（刘）光复评（刘）光复也。击不中而假之夷，夷势缓而促之药，是（崔文）昇之药惨于张差之梃也；是（卢）受之书烈于（方从）哲之书也。张差之前，从无张差；刘成之后，岂无刘成？诚恐乱贼接踵，而忠义难以凑手也。[138]

王之寀在奏疏中，首次披露了“张差手本”（张差自供状），供认“梃击”之事蓄谋已久。手本写道：张差母舅马三道，系红封教道人，同丈人李守才在侯伯郑爷、毛爷、赵爷处门下做庄头。（张）差到黄花山，撞见马三道、李守才、庞内相（太监庞保）、刘内相（太监刘成），众口说：“来正好，只用你的名字使哩。”老公与我枣棍一条。本月初二同到玉皇庙右内院里吃茶，说：“明日去吧，好的多著哩。”初二日，离了山，庞公骑著马，我跟著走，到燕郊东，不知名姓铺歇了。初四日，来到不知街巷大宅子，内有刘公公，与我饭吃，说：“不要饿著他，休要多了，你先冲一遭去。”领着从后宰门入，说：“你的力大，逢著一个，就打杀一个，闯宫门入内，犯皇帝太子。死了，与你地土，吃不了富贵受用，还有大好处，还有红封印票，叫我从四十一年今还在收著哩。小的口吃述斋，他的天下人多着哩，商量三四年了。所首是实。”

王之寀看了张差的手本，问：“毛爷是谁？”张差答：“是侯伯，系郑（国泰）爷儿女亲家。”又问：“赵爷是谁？”答：“他门下的官，号梅山。”又问：“撞着打杀，他家亦不得了？”答：“还欲打上乾清宫去。”

王之寀补充说明：“臣看此首词，怒发冲冠，即日具呈堂上面议，事重大，付职收讫。后十三司会审，招词与手本同。各司胡士相等从主疯癫者也，堂官（刑部尚书）调停疯癫者也。若无臣疏，疯癫结局矣。窃拟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评无只字，颂多溢词。堂官张问达语转而意圆，先允疯癫，后宽奸宄，因人作事，欺世瞒心，傍一路行，骑两头马，玩神器于笔锋之上，鼓正人于口蜜之中。罪有重轻，法无偏护，伏乞圣裁。”[139]

王之寀还揭发审问此案官员“抹杀逆谋情节”十八条。比如第三条，张差招供：“教我打上宫去，打小爷（太子）。”问：“庞保、刘成他见做官，怎么要害小爷？”张差招：“他一统天下，要迁官哩。”没有写入案卷。又如第六条，李万仓招供：“张差原莫有疯病，只是说话风风势势，莫见他吃药。”胡士相说：“写此一段，难为巡视（刘廷元）。”也没有写入卷。再如第十六条，劳永加、岳骏声、曾道唯责问：“山东司原招，谁人擅改？”李俸回答：“堂官令本科做招（陈述笔录），差处驳正，何为擅改？”定案文书就是如此写定的，王之寀感叹道：“嗟嗟，诸奸亦为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疯癫，口说疯癫。以堂官对众手单而突胆擅改之，以十八人会审公单，而私意增减之。国家大狱，宫禁大逆，欲朦胧结局，并乱臣贼子掩匿之，是何心机？是何行径？”奇怪的是，天启皇帝看了王之寀的奏疏，轻描淡写地批示：“奏内事情已经皇祖处分，不必追论。”[140]

其实“不必追论”是单方面的，即不再追论幕后主使人，但是对于王之寀反倒要追论不休。天启五年正月，阉党分子御史杨维垣气势汹汹追论：“王之寀幸功躐跻，诬皇祖，负先帝，不惟无功，抑且有罪。”又说：“从来君臣父子之间，闻以理喻，未闻以势激也。投鼠者既不忌器，则骑虎者岂复择音，彼中夜之泣何求不获。是先帝之危，不危于张差之一梃，而危于（王）之寀之一激也。即碎（王）之寀之骨，岂足赎哉！”王之寀随即削籍，随之逮捕审讯，竟以重谴而死。[141]

[1]　朱元璋《宝训》卷一《封建》。

[2]　万历《大明会典》卷五十五《礼部十三·王国礼一·封爵》。

[3]　沈鲤《刊布宗藩名封疏》，《沈龙江文集》卷一。

[4]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5]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一《诸王世表二·楚王》。

[6]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7]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八《郭正域列传》。

[8]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七《郭正域传》。

[9]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10]　张问达《楚藩两奏事干世系情罪难确乞敕行勘问以正名分法纪疏》，《万历疏钞》卷三十二《宗藩类》。

[11]　张问达《楚藩两奏事干世系情罪难确乞敕行勘问以正名分法纪疏》，《万历疏钞》卷三十二《宗藩类》。

[12]　郭正域《直陈楚藩行勘始末疏》，《合并黄离草》卷一。

[13]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14]　钱谦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墓志铭二》。

[15]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16]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17]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18]　钱谦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

[19]　郭正域《科臣指摘无端请速罢斥以遂初心疏》，《万历疏钞》卷三十二《宗藩类》。

[20]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21]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22]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光庙在东宫》。

[23]　山根幸夫《〈居官必要〉和〈实政录〉》，载《汲古》第33号。按，吕坤的代表作《实政录》，由他的弟子湖广监察御史赵文炳为之刊刻，把已经刊印的《明职》《民务》《乡甲约》《风宪约》《狱政》五书合刻为一书。

[24]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己丑馆选》有云，焦竑为《闺范》作序后，有人宣称“将有他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百般诋毁，焦竑因此而谪官。但是他自己“绝无几微怨色，对客亦不复谈及”。

[25]　吕坤《辩闺范书》，《吕新吾先生去伪斋文集》卷二。

[26]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27]　吕坤《直陈天下安危圣躬祸福以保万年永祚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28]　吕坤《辩明心迹疏》，《吕新吾先生去伪斋文集》卷二。

[29]　《神庙留中奏疏汇要》礼部类卷一《直隶滁州全椒县知县樊玉衡一本感时捐躯直陈天下根本大计以隆万事治安事》。

[3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五月。

[3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五月。

[32]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二十二，万历二十六年五月辛丑。

[33]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八《郭正域列传》。

[34]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癸卯妖书》。

[35]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八《郭正域列传》写作“乔应甲刊”。

[36]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37]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38]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五《朱赓》。按：“次进文渊阁”，原文作“次进文渊殿”。

[39]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丑。

[40]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丑。邹元标《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赠太保谥文懿金庭朱公赓行状》，《国朝献征录》卷十七。

[41]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丑。

[4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

[43]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丑。

[44]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庚午。文秉《先拨志始》卷上，将郑国贤误作郑国泰。

[45]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一，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丙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圣谕》。

[46]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一，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丙戌。文秉《先拨志始》卷上。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一《圣谕》。

[47]　钱谦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墓志铭二》。

[48]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四《楚事》。

[49]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七《沈一贯列传》。

[50]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八《郭正域列传》。

[5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按：此后文字与上引《石匮书·郭正域列传》中钱梦皋攻击郭正域文字相同，不重复引录。

[52]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八《沈鲤列传》。

[5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七《沈鲤传》。

[54]　钱谦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墓志铭二》。钱氏写道：“……而东厂捕得妖人皦生光，异时尝以宿憾把郑皇亲造妖诗大署其门者。上意欲归狱于（皦）生光，四明（沈一贯）意未厌，揭请详鞫。（康）丕扬抗章讼（皦）生光之枉，请少缓其狱。贼之父子兄弟可授首阙下。所谓兄弟者，指公（郭正域）与其兄国子监丞（郭）正位也。”

[55]　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一。

[56]　钱谦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墓志铭二》。

[57]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十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沈肩吾一贯》。徐氏说：沈令誉是游方郎中，“提一药囊，遍游权贵门，行径甚诡。康御史迹捕之，搜其装，得刑部郎于玉立、吏部郎王士骐手书。盖（于）玉立起官由（王）士骐，而郭侍郎为之地也。又得楚王宝揭，及华趆副本。于是人言籍籍，并以妖书拟（沈）令誉，而郭与于、王皆危矣。”

[58]　钱谦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墓志铭二》。

[59]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五《陈矩传》。

[60]　钱谦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墓志铭二》。

[61]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

[62]　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之一。

[63]　伍袁萃《村居漫录》别集卷之二

[64]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65]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丙子。

[66]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己卯。

[67]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68]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69]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70]　查继佐《罪惟录》传记卷二《皇后列传·皇贵妃》。

[71]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五，万历三十二年四月辛巳。

[72]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7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74]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辛巳。

[75]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7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

[77]　钱谦益《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谥文毅郭公改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墓志铭二》。

[78]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一，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壬辰。

[79]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宬》。

[80]　查继佐《罪惟录》传记卷十一《郭正域》。

[81]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82]　史学迁《大冤未剖尽言披陈以明奸贼弄权以纾人心积愤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83]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三十八《阁臣》。

[84]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七《沈一贯列传》。

[85]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一《沈一贯传》。

[86]　刘元珍《国事纷纭权奸煽弄乞折邪萌以遏乱源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87]　朱吾弼《权奸可畏忠直当原恳乞圣断以杜乱机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88]　姜士昌《国是人才关系世道否泰安危疏》，《万历疏钞》卷六《国是类》。

[89]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一《沈一贯传》。

[90]　郑振先《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9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四月。

[9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四月。

[9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四月。

[94]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李廷机传》。

[95]　叶向高《公贺皇孙诞生疏》，《纶扉奏草》卷一。

[9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卷，二月。

[97]　查继佐《罪惟录》传记卷二《皇后列传·王恭妃》。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98]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9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卷，九月。

[100]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六《翁正春传》。

[101]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己丑。查继佐《罪惟录》传记卷十三下《叶向高》。

[10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秋七月。

[103]　叶向高《为王曰乾事情揭》，《纶扉奏草》卷二十。《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己丑。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秋七月。

[104]　叶向高《再为王曰乾事情揭》，《纶扉奏草》卷二十。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秋七月。

[105]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10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10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10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

[10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10]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

[11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戊午。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1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戊午。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13]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一《王侍郎传》。

[11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甲子。

[115]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辛未。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16]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辛未。

[11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

[118]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一《王侍郎传》。

[119]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五《陆大受传》。

[120]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五《何士晋传》。

[12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22]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一《张问达传》。

[123]　顾秉谦《三朝要典》卷二《梃击》。

[124]　顾秉谦《三朝要典》卷三《梃击》。

[12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2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顾秉谦《三朝要典》卷三《梃击》。

[127]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癸酉。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

[128]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顾秉谦《三朝要典》卷三《梃击》。

[12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癸酉。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光庙在东宫》。

[130]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二，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癸酉。顾秉谦《三朝要典》卷三《梃击》。

[13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五月。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

[132]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张问达传》。

[133]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一，万历四十三年三月。

[134]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一，万历四十三年三月。

[135]　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明季稗史初编》卷十五。

[136]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光庙在东宫》。

[137]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四十《国本》。顾秉谦《三朝要典》卷四《梃击》。

[138]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二，天启二年二月，丙午。

[13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二，天启二年二月，丙午。

[14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二，天启二年二月，丙午。

[14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

第三章　勤于聚敛怠于临朝的皇帝

一　“帝耗天下以给福王”

清初史家万斯同对于明神宗孜孜于聚敛财富，宠爱福王朱常洵，颇有微词。他写道：“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所赐庄田至四万顷，又所请杂税地，东至南畿，西至四川，使者乘传来往收利，所至为之骚然。民间藉藉谓：‘帝耗天下以给（福）王，而洛阳王邸富于大内’云。”[1]这段话极其深刻，不仅揭示了神宗皇帝贪财聚敛的秉性，以及宠爱福王所带来的后果，由此也折射出万历朝后期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

1．福王朱常洵的靡费

朱常洵生于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日，是皇帝朱翊钧的第三子（由于次子朱常溆一岁夭折，第三子实为次子）。万历二十九年，皇帝册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册封朱常洵为福王。《明史·诸王传》写道：“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二十九年始立光宗（常洛）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2]虽然是既成事实，却在两个儿子之间厚此薄彼，厚常洵而薄常洛。

万历三十一年，皇帝忙于为十八岁的福王操办婚礼。十一月，福王婚礼日期迫近，钱粮亟缺，皇帝十分恼怒，下旨斥责户部有关部门，意欲严惩。户部赶紧报告，准备把通州粮厅的随粮轻赍银（漕粮的折色银两）结存二万四千八百余两银子，全部拨归福王婚礼之用，才免去了有关官员的处分。[3]二万多两银子显然不够，户部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向宫中老库暂借五万两银子，采办婚礼用品。[4]

福王府邸内部装修及一应家具等，由工部负责。皇帝提出，这一切全部折价，要工部向福王府支付现金。工部以为物件折价不便计算，何况福王府自称共用工匠三万二百余工，狮子大开口，超过潞王婚礼的规格，如果折价，肯定是一笔庞大的开支。皇帝不答应，一定要工部折价支付银两。[5]大操大办的结果是，福王婚礼费用竟高达三十万两银子。

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万历六年，皇帝朱翊钧自己婚礼的费用不过七万两银子。万历十年，潞王（皇帝的弟弟）婚礼的费用虽然超过此数，也只是八万两银子。此后，皇太子常洛婚礼的费用超过了十万两银子，长公主、七公主下嫁的费用，都是十二万两银子。[6]可见福王婚礼费用三十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何况，三十万两还不是全部，围绕福王的开支还有很多。在皇帝眼中，福王常洵与其他子女相比，明显高出一头。

在福王婚礼举行之前，皇帝就指示户部，每年支给福王禄米三千石。[7]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明朝开国元勋刘基的岁禄不过二百四十石。即使如此，福王还嫌不足，婚后指示王府办事人员开辟生财之道，在崇文门外开设皇店，招徕进京商人车辆货物寄宿，每年收取店租一万四千两银子。户部尚书赵世卿表示反对：如果商人罢市，那么崇文门这个商业闹市原先的税收将损失殆尽。皇帝却不以为然，回复道：福王府开皇店收取店租、牙钱，是他特别批准的破例举措，可以不必拘泥于原先提出的数额，酌量征收，但务必由福王府支配。[8]

福王的靡费，与当时的财政状况形成强烈反差。户部尚书赵世卿（字象贤，号南渚，山东历城人）说：“苍生糜烂已极，天心示警特严，矿税貂珰掘坟墓，奸子女，侮官虐民，成何世界？皇上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日。’日以继日，更待何日也！”[9]户科都给事中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说得更为尖锐：“皇上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屡疏泣陈，而皇上坚塞两耳，不肯一听。一旦乱作，皇上与诸臣身之安危且不可必，尚何金玉玩好之有哉？”“皇上深居九重，目不见四方之颠连，耳不闻万口之怨言。而宵人奸棍妄谓小乱易治，搜刮奇巧，蛊惑圣心，遂以忧危为过计，忠赤之语为恐吓耳。积怨之民，穷极计生，斩木揭竿，四向而起。前此为陛下倚信者鸟兽逃遁，张空拳以御盗，能乎？”[10]

田大益所说“斩木揭竿，四向而起”云云，在太平盛世似乎是天方夜谭，故意耸人听闻。其实未必。万历三十四年发生在南京的一件事情，便可作为一个旁证。请看《皇明从信录》的一则记载：“万历三十四年冬长至日，百官当诣孝陵上香，将出门，兵部忽传城外有反贼万余人，乘上陵，杀诸司官，据城僭号。已闭九门，毋得出，阖城汹惧，街市不见一人。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应天（府）狱。为首者刘天叙，断指挑膝筋。内外守备会鞫，拟磔者七人，余皆斩。”[11]

2．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国”

福王的藩封地在河南洛阳，结婚后理应前往洛阳。皇帝与郑贵妃对福王宠爱有加，不愿意他过早前往洛阳，但洛阳的福王府却必须动工兴建。这项工程的进展故意拖得很慢，一直到万历四十年四月才完成，花费银子四十万两，超过潞王府一倍，超过其他王府十倍。[12]其实四十万两银子云云，可能低估，项鼎铉说：“邸报，福王府邸成……是役也，所费金钱共五十余万云。”[13]

既然福王府已经完工，福王理应立即从京师前往洛阳就藩，当时称为“之国”。《大明会典》记载：“祖制，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王爵，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累朝以来，财赋地不封，畿辅地不封。之国不拘年岁。”亲王之国礼仪十分隆重：“凡亲王之国，洪武初定，王之国之日，百官送至龙江关。后定，是日上御奉天门，早朝毕，文武百官稍退侍立，上降宝座后坐。王冕服，由左顺门内引二人朝服前导，由东第二桥上奉天门，至御前行五拜礼。上赐王酒，饮讫，叩头。礼毕，上起送王至东阶上，王叩头下。上目送出午门，王复叩头，阖门。”“凡王之国，所过州县，文武官迎接，便服行四拜礼……王将到国，前三日致斋。至城外，本处文武官率耆老出城迎接。”[14]亲王之国是极其隆重的事件，皇帝朱翊钧却视同儿戏，一拖再拖。

廷臣们考虑到皇太子的地位不断受到福王的潜在威胁，主张严格按照祖制，敦促福王尽快离开京城，前往洛阳。

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内阁只有他一人，被人称为“独相”，认为当时朝政急务莫过于推补阁臣。然而在他心目中，福王之国显得更为紧急：“今日阁臣推补真万分难缓，皇上可以察臣万不得已之心，为臣一决。此外，则福王之国事更为紧急……臣以为分封重典，臣子苟可仰体皇上之心何所不尽，自非无可奈何，岂有靳惜！昨户部有疏，言之甚详。臣以为福王一面之国，一面处置，亦无不可，不必因此稽留，反滋人疑议也。”[15]皇帝不予理睬，由于福王之国一再拖延，以至于征调来的船只拥堵河道，致使商贾不通。叶向高再次重申前议：“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福王之国一事。毋论祖制难违，国典当重。即自张家湾以南沿河一带船只，尽皆拘禁，商贾不通，嗷嗷载道。而南京差来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户不下数万人，逐日号叫于兵部门首，索取工食。若久无行期，将此数万人作何发遣？此其势之万不容缓者也。外间议论，皆以宫闱之中留恋难割。此在臣子所当仰体，但向来诸王分封，并无久住京师之理，即多留一年半载，终须一行。若早行一日，则人情早安一日，而于福王之令德亦早著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载，以招中外之疑议乎！”[16]叶向高语重心长，已经把话讲得很透彻了，福王之国一再拖延，对于国家社会，对于宫廷皇室，对于福王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皇帝依然不理不睬，叶向高再接再厉，分析皇帝厚此薄彼的利弊得失：“今东宫辍讲业已八年，其不奉皇上之天颜者闻亦久矣。而福王时节入宫，每月两次进谒，皆人所知。亲疏悬殊，已生猜忖。又以留滞迁延，久不之国，虽名分久定，万无可疑，然悠悠之口，难以家喻户说。小则巷议私谭，大则妖言恶语，蔓延无已。而皇上父子兄弟之间，且有难处之事，悔无及矣！”皇帝总算开了金口：“其之国日期，今春诸无以备，且又逾期，已有明谕，不必疑惑。”[17]话说得含糊其辞，宗旨无非二字：拖延。

皇帝迁就郑贵妃和福王，一再寻找种种借口，设置障碍，拖延时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养赡地”的数量上讨价还价。福王向父皇奏请“养赡地”四万顷，也就是说，必须有四万顷“养赡地”，他才肯去洛阳。皇帝本人也是这个意思，他对福王奏疏的批示，不但不检讨福王奏请过多，反而责备地方官办事不力，耽误了福王之国日期：“览王所奏，比例请给养赡地土，前已屡有明旨，着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拨给。今经已久，该地方官尚尔不遵，推诿支调，稽误大典。”为此，他振振有词地责令户部：“尔部里还行文与河南、山东抚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细查各府所遗及应拨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不得将荒芜搪塞，着归今府自行管业，以资养赡。”[18]

叶向高据理直陈，福王奏请养赡地四万顷毫无道理。首先，他指出，这是在为拖延“之国”日期寻找借口：“福王之国久已愆期，大小臣工合辞苦请，始奉明春举行之旨，人情稍慰。乃顷者复以福王奏请庄田奉旨督责抚按，必欲足四万顷之数。于是中外臣民又喧然惊疑曰：‘王之为此请也，果何为哉？夫使必待四万顷之田足数而后行，则之国将何日？’”其次，他针对福王声称符合“祖制”“祖训”，据理反驳：“福王疏中首以祖制为言，夫所谓祖制者，‘祖训’也，‘会典’也，累朝之‘功令’也。今亲王四万顷之庄田，‘祖训’有之乎？‘会典’有之乎？累朝‘功令’有之乎？臣不知王之所引祖制何所指也。如以景（王）府为辞，则自景（王）府而前，多少亲王，其庄田之数并未有出数千顷之外者。惟景（王）府以皇祖宠爱，逾涯越分，遂有此请，皇祖一时失计而听之。至今议者尚追咎其事，以为坏祖制者乃景（王）府也，王奈何尤而效之乎？”再次，他坦率说明此举的危害极大：“即以事势论之，凡昔年废府之遗产已尽归潞王，今河南、山东抚按官极力搜刮只有此数，若求之不已，将恐有无籍奸徒挟仇报怨，以投献为名迎合王意，万一堕其术中，则刁风一倡，转相效尤，而中州齐楚之间人人危惧，凡少有地土者皆不安其生，而天下之乱从此始矣。”[19]叶向高所说“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并未言过其实。十多年以后，河南民变蜂起，与福王等藩王的胡作非为密切相关。李自成打下洛阳，处死福王朱常洵，把他的肉和鹿肉煮了一大锅，称为“福禄宴”，绝非无缘无故。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朱翊钧一反常态，写了手谕，同叶向高辩论：“福王之国，所请养赡田土并钱粮等项，乃祖宗所赐，俱有成例，非今创为。奉旨已久，尚无一备，何以之国？细味卿昨揭，言当皇祖时，皇考与景王名封比肩，故人心猜疑。今皇太子与福王名分不同，大义已定，又有诸皇孙，何疑之有？况祖制亲王之国，举行在春。今年已逾期，昨已谕卿，在于明春举行，必不再迟。何乃大小臣工不能静俟，纷纷渎扰，以滋烦聒。卿又言及矿税。若夫矿税之事，原为三殿肇举，帑藏匮竭，乃一时权宜之计，非为福王之私。且亲王分封，养赡田土有前例可比，又无额外加增。今该地方各官不能仰承德意，清查拨给，徒务烦言，阻挠大典，甚非国体。”[20]

叶向高自然不敢与皇上辩难，不得不退让一步：“臣前揭有景王久不之国，致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之说，皇上为臣剖析，且以诸皇孙为言，愈见思虑深远，臣复何辞！”关于福王庄田，他仍然据理力争：“至于庄田一事，外间议论，方谓福王借此极难题目，缓之国之期。臣以福王必无此心，乃请之不已，愈起人言。宁独非皇上所以爱王，王亦非所以自爱矣。”[21]叶向高点到了要害，福王借庄田（即所谓养赡地）这个“极难题目”，以达到延缓之国之目的，不过话讲得比较委婉。

其他大臣没有那么多顾忌，锋芒毕露。礼部右侍郎孙慎行（字闻斯，号淇澳，常州武进人）说：“福王之国，明春举行，顷已两月余，不闻明旨亟定行日。而庄田四万顷屡屡催取。祖宗朝未有过千顷者，今所奏四万顷，业如潞（王）府矣。如是而犹取盈焉，岂子之爱可加于弟之上耶？岂累朝之待子皆不必厚，而皇上之待子独当加异耶？诚不愿福王之初就藩，而有此逾涯之分量也。”他还批评说，福王不但奏请四万顷庄田，而且要由福王府自行征收地租，严重违反祖制，皇上如果批准自行征收，岂不贻害福王，使之处于大不安的境地，万一骚扰百姓而导致祸患，那就来不及了。他还说，养赡田土与福王之国是两码事，“两不相干涉”，当年潞王之国，只拿到奏请田土的六七分之一，福王为何不可？[22]

为了摆脱僵局，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字东鲜，号旸谷，湖广黄冈人）建议，鉴于福王庄田四万顷的数目难以凑足，希望皇上先宣布明春之国日期，再渐次清查确定庄田数额。另一名言官建议，不如从皇上的内帑积蓄中拨出一笔赏赐，使得福王不必费心经营庄田。皇帝一概置之不理。[23]

河南巡抚李思孝考虑到福王封地洛阳在河南境内，他有直接责任，因此向皇帝指出，要凑足四万顷土地极其困难，如果一定要办到，那么福王之国日期势必拖延。这正是皇帝希望看到的结局，所以他向户部发去谕旨：“（福）王之国养赡田地，已有屡旨，比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拨给，如何尚不遵行？显是经管官员推诿支吾，姑且不究。该部还行文与河南、湖广等处各抚按官，上紧严查各府遗地，及相应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定立界址，以归本府征收，自行管业，毋得仍前延迟稽误，必罪不宥。”户部迫于皇帝的压力，行文河南、湖广等处的巡抚、巡按等地方官，务必满足福王府养赡田地四万顷，自行征收管业的要求。[24]

此议遭到在京官员以及河南、湖广官员的一致反对，皇帝无奈，稍作让步，同意减去一万顷，必须保证三万顷。[25]三万顷还是难以凑足，皇帝再次让步，减为二万顷，由河南、湖广、山东三省分摊。河南一万一千二百十顷，不足的八千多顷由湖广、山东分摊。山东自报有地一千二百八十余顷，还须补充一千二百余顷。湖广应该征地四千四百八十余顷，没有着落，湖广巡抚董汉儒提议，用一万两银子折抵地租。[26]

至此，福王的养赡田地问题已经接近于解决，但是福王之国仍旧举棋不定。

3．“举江北半壁之天下，尽属藩使之鱼肉”

福王之国的障碍，并非仅仅养赡田地而已，即使这一障碍逐渐解除，又会节外生枝。在福王前往洛阳日期迫近之际，郑贵妃企图借口慈圣皇太后七十寿诞，拖延行期，扬言要让福王参加万历四十三年慈圣皇太后稀龄大寿庆典之后，才去洛阳。皇帝居然顺从了这种无理要求，向内阁首辅叶向高发去一道圣谕：“朕思圣母圣寿稀龄在迩，朕当亲率皇太子及诸王，恭祝大典。庆贺礼成，于次岁春三月内，着钦天（监）择吉之国。卿等可传示大小臣工，不得过生疑虑，以乱视听。”叶向高封还了皇上的圣谕，要皇上坚持“来春举行”的明旨。皇帝固执己见，再派文书官到叶向高家中，再次重申在圣母圣寿稀龄大典之后，才准许福王之国。[27]叶向高不得不向皇帝晓以利害，措辞显得有点激烈：“自顷旬日，闻外间喧传，谓皇上欲借圣母贺寿为题目，以留福王。所以大小各官无不惊疑，共约于今早诣文华门伏阙力请者……从前诏旨皆属虚文，而人情之惊疑愈甚，且谓此一贺也，皇上不为圣母之稀龄庆，而为福王之留行计。而福王日延一日，岁延一岁，其意将以何为？王曰乾等之妖言，人将信以为然。自此以后，中外无日不喧嚷，朝端无刻得安静。一年光阴，如何挨过？圣母闻之，必为之不欢。”[28]叶向高从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发生的妖人欲加害皇太子事件，引出教训，鼓动皇上尽快促成福王之国，道理分析得十分透彻。皇帝权衡利弊得失，不得不维持原先宣布的明春（万历四十二年三月）福王之国的原议。

郑贵妃获悉后十分恼怒，派人对叶向高说：“愿以爱东朝（太子）之余，稍及福（王）。”叶向高正色回答：“此乃所以善（福）王也。皇上春秋高，乘此时就国，宫中乞请无不得。”郑贵妃听了无话可说。[29]赵吉士对叶向高的态度赞赏有加，他记载的这一情节，更为具体生动：“福清叶公向高当国时，郑贵妃专宠，群臣咸虑福王夺宗，公时加调护，请福王之国甚力。一日，郑贵妃遣人来言曰：‘先生全力为东朝，愿分少许惠顾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为（福）王处。人称万岁、千岁，及吾辈云百岁者，徒虚语耳。皇上寿登五十，不为不高，趁此宠眷时启行，资赠倍厚，宫中如山之积，惟意所欲。若时移势改，常额外丝毫难得，况积年口语可畏。王一之国，百口冰解，更得贤声。老臣为（福）王何所不至耶！’贵妃心动，乃如期行。”[30]

赵吉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并非郑贵妃“心动”才促使福王“如期行”，而是慈圣皇太后深明大义，根本不同意郑贵妃要留福王贺寿的主意，巧妙地回答郑贵妃，如果福王要留下来贺寿，那么我的儿子潞王是否也可以回来贺礼呢？正如钱一本所说：“史臣曰：福王之国之请，举朝争之累年不能得。先十月中，长安（指北京）盛哗皇贵妃欲浼皇太后止福王行，谓留待四十三年，贺皇太后稀龄寿，然后之国，且持金钱为寿。太后却之曰：‘吾潞王可宣来寿否？’说者语塞。”[31]巧合的是，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慈圣皇太后病逝，并未活到稀龄大寿之日，彻底打消了福王拖延离京日期的最后借口。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福王终于离京，带着皇帝赏赐的巨额财产，前往他的封地洛阳。《明史》说：“（福王）婚费至三十万，营洛阳邸第至二十八万，十倍常制。廷臣请王之藩者数十百奏，不报，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先是，海内全盛，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他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带了那么多金银财宝，还依依不舍，“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32]

为了搬运福王府的财产，仅仅用于席殿、车辆的开支就达三万四千两银子，其中一万四千两从户部、工部事例内动支，二万两向太仆寺借支。[33]

一支由一千一百七十二艘船只组成的船队，载着福王府一干人等以及大量金银财宝，在一千一百名士兵护卫下，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威风有如帝王出巡。想当年，郑王、淮王、荆王、庆王、梁王等五王之国，各备船只三百艘；德王、秀王、吉王、崇王、徽王等五王之国，各备船只七百艘；兴王、歧王之国，各备船只九百艘；潞王之国，船只不过二百四十艘。福王的规格排场凌驾于诸王之上。[34]

尽管如此兴师动众，如此挥霍浪费，谢天谢地，福王总算离开了京师，对于朝廷，对于皇太子常洛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正如谈迁所说：“宠王就国，中外交为东宫幸，如释重忧。”[35]

福王抵达洛阳后，依仗皇帝的宠爱，飞扬跋扈，颐指气使。下车伊始，就致力于奏讨养赡田土的地租。福王府的官吏四出清丈田地，催缴银两。万历四十二年十月，福王府官吏（承奉、门正）率领一行人等，突然出现于山东，一路骚扰，丈量庄田，把法定租额提高到50%，引起乡村骚动。地方官说：“彩服巍冠，络绎拥后，皆乞人之思啜计者也。如此景象，过一邑，一邑丘墟；经一落，一落逃窜。”[36]

地方官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试图阻止福王府到处丈量田地，禁止直接向农民征收地租，遭到皇帝申斥：“福王奏讨养赡田地，比有秦（王）府等府自行征收管业事例，屡有明旨。今既报完送府，本府理宜差官查丈收掌，以为子孙永远之业。如何各官不谙事体，恣肆抗违，不容清丈，却又阻挠佃户交纳银两……”[37]

福王奏讨的养赡田地，虽未达到预定之数，但已大大超过中原地区诸王庄田的规模。据日本学者佐藤文俊研究，福王府庄田分布如下：

续　表

资料来源：佐藤文俊《福王府和明末农民反乱》，载《中国——社会和文化》第三卷（1986），第162页。

由上表可见，福王府拥有的庄田约为13 395.75顷，而湖广大多地区以缴纳银两抵充田地，福王府实际控制的田地数量当超过上表提供的数字。与分封在中州的诸王相比，遥遥领先。据万历四十三年七月户部提供的资料，中州诸王拥有的庄田数据如下：

周王 | 5200余顷；
赵王 | 990余顷；
唐王 | 140余顷；
郑王 | 360余顷；
崇王 | 8500余顷；
伊王徽王 | 3000余顷；
潞王 | 12000余顷。[38]

因此，当时地方官所说，福王庄田的数量“迥逾常格”，是确凿无疑的。不仅数量多，而且对地方的骚扰极其严重，闹得地方上怨声载道。不妨略举数例：

——山东巡按马孟贞（字泰符，安庆桐城人）说：“自矿税煽祸，貂珰四出，人心怨恨尚犹未息，乃亲藩之虎狼复飞而食肉。河南、山东业已见告矣，然而犹未已也。讨芦洲，计必有清查芦洲之官；讨故相田地，计必有清查故相田地之官；货卖食盐，计必有货卖食盐之官；下至马店、山厂、竹木等厂，计必有群小假威福而肆咆哮。举江北半壁之天下，尽属藩使之鱼肉。”[39]

——河南巡抚梁祖龄说：“中使擅作威福，杖毙无辜，佃户尽逃，人情大扰。”“福（王）府差伴读官闫时同温指挥等，出勘汝州地亩租银，要加五征收。将地方周化、鲁国臣打死，各佃户闻风畏惧，有垒门而逃者，有拆屋而去者。四境军民，奔逃殆尽。”[40]

——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字东鲜，号旸谷，湖广黄冈人）说：“三省一时骚动，土崩大势可虞。福王府太监、官校横行，所在播虐，飞而食人。至闫时擅用刑具，将无辜地户周化杖毙，鲁国臣垂毙。在山东，则承奉曹登、门正刘显带领官校百十余人，蚁聚省城，占住贡院，分道旁驰，蹂践其土，而齑粉其民。不匝月再来，则曹登入兖州，刘显入东昌。”[41]

——山东登莱道参政姜志礼（字立之，镇江丹阳人）认为，福王请给庄田二万顷是“圣朝第一过举”：“自高皇帝以迄于今，累十余世，封王子弟屡矣，有与之二万顷庄田者乎？有庄田跨连三省者乎？……试思他年比例陈请之际，王王二万，省省藩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恐一统舆图，仅足以供诸王之四分五裂，而天子且茕茕独处孤危上也，岂不殆哉！”[42]

福王贪得无厌，还向皇帝奏讨长江沿岸荻洲杂税，以及四川盐井、榷茶银。其中最为厉害的是奏讨淮盐三千引，在洛阳等地开店出售。中州本来食用河东盐，福王下令一律改食淮盐，甚至颁布禁令：非福王府出售的淮盐不得买卖。不仅食盐之利尽入福王府，而且河东盐遭到禁止，边防军的军饷因此而短缺。[43]

二　聚敛财富：矿税太监横行

1．贪财君主的聚敛癖好

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的秉性，不仅表现为围绕皇太子与福王的种种奇异乖张的言行，而且表现为聚敛财富的癖好，对万历朝后期的政局产生很大的影响。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写“万历之荒怠”，有这样的评论：“至（张）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44]

他是一个贪财的君主，一生聚敛财富成癖，后半生疾病缠身，很多朝政弃之不顾，连续多年不上朝，安之若素，唯独聚敛财富抓得很紧，毫不放松。通过政府的正常渠道开辟财源，只能归政府部门控制，他对此不感兴趣。他的动机是增加宫廷内库的收入，由自己直接支配，这就不能不委托身边的奴才——太监插手，派他们去开矿、征税。于是乎形成了一个特权群体——矿税太监，他们口含天宪，打着为皇帝办事的幌子，横行天下几十年。这就是万历皇帝一手导演、操纵的。那时候，大臣们紧要的奏疏他不阅不批，矿税太监的报告他每一件都看都批，而且是朝上夕下，早晨收到当天批复。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念头就在一个字上：钱！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亲政，再无一名内阁首辅可以和张居正比肩，没有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一方面，皇帝本人不愿意大权旁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权震主的大臣；另一方面，内阁辅臣们谁也不想重蹈张居正的覆辙，对怠于临朝的皇帝一味采取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不敢越雷池一步。皇帝经常因病不上朝，不召见大臣，内廷与外朝的沟通只有通过司礼监太监来进行。但是，以朱翊钧的秉性，不能容忍再出现像冯保那样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他一向厌恶司礼监太监权势过于扩张，一旦越过了他所认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气地予以剪除。张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冯保的覆辙。

张鲸，北直隶新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受阉进宫，列于太监张宏名下。此人刚介寡学，驰心声势，受小皇帝朱翊钧依赖，也曾为斥逐冯保出谋划策。冯保被逐后，张宏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张鲸掌管东厂兼掌内府供用库。张宏秉性较为耿介，看到左右内侍多以财货蛊惑皇上心性，无可奈何地绝食而死。张宏死后，张诚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掌东厂太监张鲸名位虽在张诚之下，权力却凌驾于张诚之上。[45]由于张鲸掌管东厂与内府供用库，内阁辅臣对他颇为忌惮。[46]张鲸的种种劣迹引起言官交章弹劾，御史何书光、马象乾开其端，给事中李沂把弹劾推向高潮，指摘“张鲸之恶百倍冯保”。[47]

张鲸罢斥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东厂及内官监，权力比张鲸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一个权阉代之而起。张诚每天向皇上进言，或引经据典，或指桑骂槐，无所顾忌，自以为查抄张居正家产有功，皇帝对他忌惮三分。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授意其弟张勋（小名张老五）与外戚（武清侯李家）结为姻亲。他名下的太监萧玉、王忠等仗势恣肆。这种行径超越了皇帝所能容忍的界限。万历二十四年正月，皇帝突然下旨，斥退张诚，抄没家产，并把其弟张勋、侄子张绍宁，以及亲信党羽霍文炳、张桢、钱恩、萧玉、王忠等人的田地房产一并籍没入官。刑科给事中侯廷佩对皇上的处理颇有微词：“皇上于张诚之恶既明知之矣，于张勋所谓之凶横亦明知之矣，乃张诚则准其私家调理，（张）勋等止于为民回籍，不即正法，非所以务除恶而伸国宪。”皇帝反过来谴责侯廷佩放马后炮：“张诚诡役巨奸，假主威福，吓骗亲王，权横中外。尔等如何先无一吠之忠？今已发露，方才参劾，其于触邪指佞之责何在？”因为皇帝指责侯廷佩“如何先无一吠之忠”，北京官场戏称他为“侯一吠”。[48]

皇帝原本要把张诚发配到南京孝陵去看管香火，后来改为南海子净军。张勋、萧玉、王忠等处死，其他党羽十余人押入监狱。

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有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颇为收敛，凡是司礼监事务，二人开诚布公，和衷共济。田义为人俭朴，沉默寡言，人不敢以私利干请。万历三十三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五年死，皇帝赏赐“清忠”匾额。从冯保以来，司礼监掌印太监无不以擅作威福而获罪，只有田义、陈矩二人是例外。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的削弱，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万历末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皇帝的膳食一向由司礼监太监轮流供给，以后因为司礼监乏人，改由乾清宫管事太监独自承办。[49]司礼监与东厂落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对司礼监与东厂以往擅权枉法的一种惩罚，未尝不是朱翊钧晚年的一件德政，使中外相安无事。但是，他对于依赖太监聚敛财富却乐此不疲，把太监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把他们派出去充当他的特使，去开矿、征税，称为矿使、税使，为宫廷聚敛财富。

矿税太监横行于全国各地，以搜刮为唯一目的，扰乱了经济，扰乱了社会，成为万历后期最大的弊政。万历时期很多决策，不同背景的官员的意见歧异很大，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很难取得一致，唯独对于矿税太监的看法出奇得一致——从头反对到底，因为这件事太过于荒唐，无论动机还是效果，都令人难以恭维。谷应泰评论道：“王者藏富于闾阎，天子不下求金车，良以多欲者仁义难施，黩货者乱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谨也。神宗奕叶升平，边圉封贡，海内乂安，家给人足，而乃苞桑之忧不系于虑，日中之昃弗虞于怀。远贤士大夫，亲宦官宫妾，女谒苞苴，阴性吝啬，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大珰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矿务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以故高淮激变辽东，梁永激变陕西，陈奉激变江夏，李凤激变新会，孙隆激变苏州，杨荣激变云南，刘成激变常镇，潘相激变江西。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50]在谷应泰的心目中，矿税太监简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搜刮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由太监中饱私囊，皇帝所得只是一个零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当然皇帝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从他亲政以来，朝廷各项开支日增，特别是万历三大征的巨额军费，不堪重负。平定宁夏叛乱，耗费财政二百余万两银子；东征御倭援朝，耗费财政其百余万两银子；平定播州叛乱，耗费财政二三百万两银子。一千多万两银子在短短几年中流失，导致国库空虚，一时难以改变。

当时署理南京户部的叶向高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一向号称富庶的南京，财政也日趋困难。他说：“臣一介书生，不谙钱谷，顷因人乏，摄事户曹，诸曹郎见臣，辄蹙额愁眉谓：‘帑藏匮竭，万分困急。’留都陵寝所在，六军庶府朝夕仰给，事势如此，莫知所终。臣稽之往事，搜之故牒，自万历二十年以前，库中存贮尚二百一十余万，其后日侵月割，耗费殆尽……而榷关所留亦仅二万有奇。所入无几，而无名之宣索，无穷之协济，无常额之供应，源源而来，滚滚而至。姑毋论其远者，即近六年之间，所准工部咨取已六十余万，目下制帛一项所费物料亦且五万，盖总计每岁出数可四十余万，入数只二十万，远不相当。今见在库银未及二十万，尚不足半年支给。若钦取之钱粮继此未已，则户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脱巾之变可立待矣！”

问题确实很严重，那么原因何在呢？叶向高特别强调了制度腐败是填不满的无底漏洞：“所取之物，名为供御，而实则群小营谋，视为奇货，影射凿空，巧立名色。一闻诏下，蚁聚蝇趋。奸商之冒滥，内使之侵渔，吏胥之横索，匠役之虚糜，百孔千疮，展转奸利。一金之直，动费十金；十金之直，动费百金。而其他道途之传送，舟车之络绎，驿递之骚扰，州县之赔累，又不知凡几。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烂而已。朝廷被其虚名，群小享其实利，当事者苦无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获，似此奸弊，陛下不得而尽知之也。”[51]

这样的“奸弊”所反映的制度腐败，已经无药可救，到了矿税太监横行的年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企图用矿税太监来缓解财政的困境，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得财政更加枯竭。无怪乎谷应泰感慨系之：“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52]

皇帝口口声声说，派遣矿税太监开矿征税，是为了维修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筹集资金，其实是一个幌子。叶向高当时就对此表示异议：“武弁负恩，贪图侥幸，诳渎圣明。至于市井无赖，假捏矿山，枉辱褒奖。此等小人得志，横行既幸，陛下为其所中，复笑陛下为其所愚，无礼无义，一至于此……且明旨屡下，皆云协济大工，今宫中之一瓦一椽，有取自矿砂者乎？有取自店税者乎？”[53]事实表明，矿税太监聚敛的财富，并没有用于宫殿的修缮，而用到别处去了。万斯同一语道破：“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54]

2．矿税太监一瞥

矿税太监，即开矿太监与征税太监，他们或分工，或一身而二任。用开矿来增加财政收入，本身无可非议。如果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通力协调，精心勘察，合理经营，那么反对的阻力也许会小得多。实践的结果表明，这是一项失败的尝试。问题不在于开矿本身，而在于监督开矿的太监对业务一窍不通，却口含天宪，胡乱指挥，贪赃枉法，与民争利。更有甚者，好事之徒投其所好，胡乱报告某处有矿，太监未经勘察，盲目开采，结果一无所获。太监为了交账，一定要地方政府与百姓承包子虚乌有的开矿收益。因此，开矿就成了横征暴敛的一种手段，引起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声浪。

向工商业城市、水陆交通枢纽派出的税监，负责向商人、市民征税。从当时工商业繁荣、市场经济发达的背景来看，比先前增加一点税收，并非毫无可行性，后果不一定坏到哪里去。但是那批负责监督征税的太监们，不和地方政府协商，不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一味竭泽而渔，恣意横行，中饱私囊。运河沿线，长江两岸，太监们在原有的税关之外，大量增设新关，重复征税，搞得民怨沸腾，商业萧条。

开矿太监的派出可以追溯到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皇帝派遣御马监太监鲁坤会同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佥书杨金吾到河南开矿，同时又派承运库太监王亮会同锦衣卫官员张懋中到真保蓟永等地开矿。《万历邸钞》明确说，矿税开端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差户部郎中戴绍科同锦衣卫佥书杨金吾河南开矿。差承运库内官王亮，同锦衣卫官张懋中，真（定）、保（定）、蓟（州）、永（平）等处开矿。兵部石星上言开矿往事：‘自洪武十五年锢闭，永不许开，载在祖训。成化年间，开而即罢。嘉靖年间，再开再罢。诚有见于开采不已，必至延蔓；延蔓不已，必至抢攘。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臣等恐中原腹心之地，从此多事矣。’是年，为矿税开端之始。”[55]

令兵部尚书石星担心的是，官府开矿会刺激民间私自开采，造成社会问题，进而导致官府与“矿盗”之间的武装冲突，影响治安。而皇帝的着眼点却在于经济收益，根本不把这种顾虑当一回事，继续不断向各地派遣太监开矿。同年八九月间，派太监陈增赴山东青州、沂州、栖霞、招远开矿，派太监王忠赴陕西横岭开矿，派太监田进赴永平府昌黎开矿，派太监赴真定开矿。

此端一开，各地好事之徒纷纷向朝廷“献矿”，仿佛雨后春笋一般，无数矿藏一下子冒了出来。于是乎，皇帝派遣的太监遍布全国各地。昌平有王忠，真定、保定、蓟州、永平、房山、蔚州有王虎，昌黎有田进，河南有鲁坤，山东有陈增，山西有张忠，南直隶有郝隆、刘朝用，湖广有陈奉，浙江有曹金、刘忠，陕西有赵鉴、赵钦，四川有丘乘云，辽东有高淮，广东有李敬，广西有沈永寿，江西有潘相，福建有高寀，云南有杨荣等。然而，开矿毕竟讲究科学技术，没有“芝麻开门”那么简单，随心所欲的结果，民怨沸腾。《明史·食货志》说：“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56]

就聚敛财富而言，征税似乎更为便捷。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皇帝在派出开矿太监的同时，又派出大批征税太监。

明中叶，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货物流通的迅猛，在通都大邑设置钞关。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这些钞关，按照商船的大小，征收数量不等的“船料”。收了“船料”不再收货税，唯独临清关、北新关兼收货税。到了万历二十四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征税地点增加，税收名目层出不穷。《明史·食货志》说：“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于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57]

《万历邸钞》中有关矿税太监的记载很多，不妨摘录若干，以见当时的盛况。

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锦衣卫前所百户仝时雍奏：“昌黎县出金矿，仍产石青。迁安县荆家峪出银矿，开采。”有旨：“着太监田进会同该地方官作速前去开采。”差内官王虎于真定，王忠于昌平，千户陶寿等于房山、涞水等地方，各开矿。[58]

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开矿锦衣卫千户郑一麟奏告参将梁心、守备李获阳“欺君蔑旨”，有旨：“梁心等阻挠矿事，违背君旨，好生可恶。梁心着锦衣卫便差官校拿解来京究问，李获阳姑且降一级在彼戴罪管事。”[59]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遣太监张忠于陕西开矿，遣太监曹金同、把总韩太极于浙江观海、孝丰、诸暨等处开矿，遣太监赵钦同、百户段大金在陕西西安、临潼等处开矿。[60]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锦衣卫中所百户丘继勋、后所百户曲守正各献未尽遗矿。丘继勋奏：监田县湘子山里龙峪、香子台、白羊岔、龙家山等处有矿。曲守正奏：信阳州、禹州等州县，有遗漏矿洞。有旨：着差去陕西、河南官一并查验开采。[61]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刑部主事洪其道上言：“方今皇上忧经费之不足，故谄谀小人争以利进，而建店取租，则自此始。今且愈推愈广，倘奉差者人人劾奏，被参者人人拿问，欲追赃则必取盈，欲问罪则必引例……矧古今之所讳言，而上下之所难共者，利之一事。上以为利而欲专之，下以为失利而欲夺之，上下交征，何以为国？语云‘财聚民散’，怨岂在明。以皇上之圣智，岂不虑及此。一旦悟所获之无几，镜末流之可畏，求生财之大道，逐聚敛之小人，特此早脱间耳。”[62]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疏，请停罢开矿。他列举开矿八大害处：一，矿盗啸聚，召乱之可虑；二，矿头累极，土崩之可虑；三，矿夫残害，逃亡之可虑；四，矿兵缺粮，呼噪之可虑；五，矿洞遍开，浪费之可虑；六，矿砂银少，逼买之可虑；七，民皆开矿，失业之可虑；八，奏官肆横，激变之可虑。[63]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山东开矿太监陈增参劾福山知县常国贤阻挠矿务，山东巡抚万象春遮蔽属官。有旨：逮山东福山知县常国贤至京即讯，夺巡抚万象春俸禄一年。[64]

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锦衣卫进郊祀地租银内库一千八百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银内库矿银五百三十余两，蓟永矿务郎中戴绍科进银内库八百一十余两，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七千四百余两，中城御史佴祺进犯人张诚房租银内库八千四百五十余两，东厂进杨敢赃银内库一百五十两。[65]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山西矿监张忠进银内库矿银八千零四十两；直隶保定矿监王虎进银内库矿银一千五百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银内库矿银一千两。[66]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真保蓟永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矿银三千五十两，金五十六两一钱，石青二十七斤；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矿银五千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矿银二千一百七十余两，金一百二十八两，金秀石六两五钱；真保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金二十两，银五千两，石青十三斤，样金十七两。[67]

万历二十六年六月，兵仗局副使、宣武门官、太监王朝奏：开采珠池有三利，省财、富国、助工。有旨：这所奏就着内承运库佥书官李敬，同叶本立等，前去采办。山西矿监张忠进金银内库，矿银一万五百九十九两，矿金三十八两八钱。[68]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通湾太监张烨进银内库，夏季银二千四百两；山东矿监进银内库，胶州矿银四千七百五十两。差御马少监鲁保掣卖两淮没盐，疏请节制有司，如巡盐御史事例。[69]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横岭矿监王忠进银内库，矿银五千七百十八两九钱；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矿银三千七十九两；河南开矿指挥杨宗武进银内库，矿银三千六百五十八两；山西矿监张忠进银内库，矿银七千五百余两；真定保定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金三十五两，银三千五百余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金二百六十八两，银二千五百四十六两；蓟永矿监王虎进银内库，掘出窖银五千余两。[70]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逮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至京即讯，以揭奏开矿太监陈增也。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江西湖口征税太监李道弹劾九江府经历樊圃，阻挠征收商税，特旨将樊圃降杂职调用；江西湖口税监李道九月进银内库，船税银三百零七两七钱；两淮盐监鲁保进银内库，羡银二万二百两。[71]

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矿金三百一两七钱，银四千四十六两；天津税监马堂进银内库，八千一百余两，又进已故太监王朝房屋地土卖过银三千七百八十两；浙江矿监刘忠进银内库，凡一千四百两；横岭矿监王忠进银内库三千九百两；两淮盐监鲁保进银内库三万二百两。[72]

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差内官暨禄同原奏羽林百户马承恩，抽税仪真。[73]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差内官监太监李凤同原奏府军右卫千户陈保，开采雷州处所珠池，兼市舶司征税；差奉御太监刘成同原奏留守百户张宗仁，征收杭嘉湖等处客货鱼课；差御马监太监王相同原奏大宁卫千户刘三槐，开采广州府从化县地方矿银；差锦衣卫千户韦梦琪查荆州地方税租；以原差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督原奏锦衣卫百户陈道元，征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货税；以原差珠池太监李敬同原奏经历胡奉正，开采广东自置矿山；差奉御太监潘相督同原奏腾骧百户赵应璧，开采江西赣州等府矿场，征收货税；差奉御太监孙朝督同富峪卫指挥王锐，征收山西太原等府货税；差尚膳监太监杨荣同忠义右卫千户张国臣，开采云南地方金银矿洞；差御马监太监丘乘云同金吾左卫千户翟应泰，征收四川货税。[74]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以原差开矿太监王忠同锦衣卫百户柳胜，征收密云地方货税每年六万两；以原差通湾监丞张烨同锦衣卫百户刘思忠，征收卢沟桥等处地方货物马匹；差尚膳监丞高淮同义勇前卫千户闫大经，开采辽东金银矿洞，征收马匹方物；下两淮盐监鲁保，追讨徽州府歙县吴时修等蒙财三十万两；河南开矿指挥杨宗吾进银内库三千三百余两；山西矿监张忠进银内库一万五千两。[75]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浙江矿监刘忠进银内库一千八百两；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四千七百三十二两。[76]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金三百四十二两，银六千三百六两；差御马监丞高寀，征福建八府一州市税，带管矿务；真保开矿户部郎中戴绍科进银内库，银五百五十四两；湖广税监陈奉进样银内库，凡五百两；仪真税监暨禄进样银内库，凡五百两；陕西矿监赵钦进金银内库，矿金四十七两，银一千一百两；真保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矿金三十六两，银四千七百两。[77]

万历二十七年五月，江西矿监潘相进样银内库，凡五百十四两五钱五分；辽东税监高淮进样银内库，凡二千两；山西税监孙朝进样银内库，凡六百两；广东珠池太监李敬进珠内库，大珠三颗，一颗重九分，一颗重七分三厘，一颗重一分二厘，珍珠一千一百一十两；以内官监太监张忠带管锦衣卫百户吴应麒，前去山西蒲、解二州，安邑等十县，征收盐课积余银两解进；以御马监太监陈奉带管锦衣卫总旗申敏，前去湖广旧有金银矿洞处所开采解进。[78]

万历二十七年六月，广东珠监李敬进珠内库，珍珠五百二十七两；广东税监李凤进银内库，市舶税银一千五百两；河南税监鲁坤进银内库，矿银四千四百余两，又掘出碎烂铜钱一万九千余文，变价银一百八十余两。[79]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差南京守备太监邢隆、刘朝用，督率百户王遇桂，土民陈耀、胡忠、余天寿等，开采宁国、池州矿洞，征收南直隶地方铺面银两解进；两淮盐监鲁保进银内库，凡一万三千二百两，又犯人吴时修加罚课银十万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银内库，金三百两，银五千两；山西税监孙朝进银内库，凡一万两，又进木大小二万余根；辽东税监高淮进金银内库，样金一十六两，银一百五十两，貂皮二十张，人参七斤。[80]

万历二十七年八月，河南税监鲁坤进银内库，凡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两；浙江税监刘成进银内库，凡一万二百两；湖广征税奉御太监陈奉，以“阳诬阴害，抗旨挠税”罪名，控告湖广巡按御史曹楷、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炜、荆门知州高则巽；江西税监李道进银内库，凡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余两；通湾税监张烨进银内库，税银一万九百一十余两；蓟永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金三十两，银三千余两。[81]

万历二十七年九月，横岭矿监王忠进银内库，凡三千二百余两；天津税监张烨进银内库，银一万四百四十余两，马三十匹；四川税监丘乘云进金银内库，税金四两，税银一千二十两。[82]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皇帝谕旨：湖广税监陈奉督原奏仇世亨，查理该省积余银两；陕西税监梁永进银内库，赃银凡二千两；户部鉴于税监聚敛影响盐课收入，上言：“近日两淮春夏盐课，该二十余万，今历十月，尚无纤毫到部。若河东盐课，小人争变其说，官商俱困，业已大坏。臣等方怀私忧，势必及于浙福”。[83]

不必再一一列举，矿税太监横行的状况已经一目了然。由上述资料可知，这三年矿税太监进奉内库的白银数量如下：

万历二十五年　　　18 140两

万历二十六年　　　149 239两

万历二十七年　　　533 164两

据学者估计，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矿税太监进奉内库的白银共计569万两。[84]平均每年进奉56.9万两银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笔收入与每年的农业税（夏税、秋粮）及盐税收入相比，是一个小数目。以万历六年为例，太仓银库岁入3 676 181.60两，其中农业税银为2 087 413.90两，盐税银为1 003 876.40两。[85]但与关税、商税相比，则是一个大数目。万历六年河西务、临清、浒墅、九江、杭州（北新）、淮安、扬州等钞关，解入太仓的关税银为234 000.00两；京师崇文门、通州张家湾、江西、山东、陕西、广东、云南等处的不完全统计，万历六年解入太仓的商税银为112 995.21两。[86]

由此可见，矿税太监每年向内库进奉的银两，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而且黄金、珍珠、貂皮、人参、马匹等等，还没有计算在内。这种超经济的强制聚敛，当然不可以等闲视之。原因在于，它是正税之外的额外榨取，并非国库收入，而是仅供皇室支配的财富，弊端百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太监长期深居宫中，对于国计民生，对于工商业近于无知，恣意妄为，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把全国上下搞得民怨沸腾。

3．登峰造极的制度腐败

由太监来领导开矿，本身就显得滑稽可笑，他们哪里有这样的眼光和能力？一味蛮干的结果，就成了打着开矿的幌子，敲诈勒索。有的地方名为开矿，实际上开不出什么东西，太监们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由富户赔偿；或由地方政府承包，不足之数由地方财政抵充。这样一来，所谓开矿徒有其名，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摊派。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揭露开矿的八大弊端：一，矿盗啸聚，召乱之可虑；二，矿头累极，土崩之可虑；三，矿夫残害，逃亡之可虑；四，矿兵粮缺，呼噪之可虑；五，矿洞遍开，浪费之可虑；六，矿砂银少，逼买之可虑；七，民皆开矿，失业之可虑；八，奏官肆横，激变之可虑。[87]万历二十六年七月，户科都给事中包见捷上言开矿之害：“陛下谓徒取诸山泽，在矿使实夺取之闾阎。槌击入山者十二载，虎狼出柙者半天下。”[88]同年九月益都知县吴宗尧弹劾矿监陈增“罔上营私”：“益都有铅砂无银矿，（陈）增强之入银，业非法矣。更强采者代纳，稍缓，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陈）增私橐十九。”[89]皇帝所得不过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落入太监私囊，这仅仅是经济损失。它造成的社会危害，亦即当时人所谓“土崩瓦解”的后果，将无法估计。

至于征税太监的派遣，意味着在原有的钞关之外增加了新的征税点，何况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协调，形成对行商货物重复征税的弊端。长江沿岸商业口岸林立，这种弊端尤为显著。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南直隶巡按御史刘曰梧就指出：“以臣所属，上有湖口，中有芜湖，下有仪（真）扬（州）。旧设有部臣，新设有税监，亦云密矣。湖口不二百里为安庆，安庆不百里为池口，池口不百里为荻港，荻港不百里为芜湖，芜湖不数十里为采石，采石不百里为金陵，金陵不数十里为瓜步，瓜步不数十里为仪真，处处收税。长江顺流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而经五六税也，谓非重征迭税可乎？”[90]皇帝为了区区蝇头小利，而毁坏黄金水道的商品流通，彻头彻尾的贪小失大！

官员们一再向皇帝进谏，指摘矿税的弊端，皇帝一再狡辩，拒不接受。万历二十七年三月，户科都给事中包见捷等言官，奏请“罪矿税，撤中官，以弭乱本”，引来皇帝振振有词的狡辩：“朕恭阅祖宗训录，已知国初各省直皆有钦差内臣、镇守监枪等项，与该省文武将吏协同行事，体访官员得失、军民利病。其间征收税课，进献土产，以济国用。相沿已久，至于嘉靖年间暂撤停止。但今典礼相继，工作浩繁，费用不敷，若不权宜措办，安忍加派小民！朕敬天法祖，四海一家，稍候充足，自有处分。且矿店税课，屡旨已悉，非王官等招兵立营，阴蓄异谋之比。”明明是在巧立名目榨取，还说什么“安忍加派小民”。不但不检讨自己，反而谴责言官：“你每职司言责，不谙时务，党护徇私，邀名卖直，好生狂肆。包见捷这畜，本当拿问重治，姑降一级调外任用，不许朦胧推开，其余且各罚俸一年。”[91]

当然，矿税的弊端并非仅限于皇帝一个人，它是一种制度性腐败，或者说经由太监之手，把制度腐败演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具体说来，矿税太监是皇帝委派的钦差大臣，直接向宫廷内库进奉，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形成了财政上的巨大漏洞。聚敛的财富究竟有多少？上缴几何，截留几何？是一笔糊涂账，只有矿税太监自己心里有数。于是乎，必然结果是，征多缴少，太监中饱私囊，大量财富落入他们的私人腰包。

万历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绣向皇帝揭发：税监孙朝每年在山西征收税银45 200两，只向朝廷内库进奉15 800两，其余29 400两由孙朝假托拖欠的手法，据为己有。[92]这就意味着，65％的税银被孙朝贪污了。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向皇帝揭发：税监马堂每年在山东抽取各种税银不下250 000至260 000两，而向内库进奉仅仅78 000两，七年之中“隐匿”税银1 300 000两。[93]所谓“隐匿”，就是贪污的同义词，70％以上的税银被马堂贪污了。这些并非特例，而是普遍状态，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矿税太监不贪污的；贪污率高达65%、70％还不算惊人。据内阁辅臣赵志皋说，矿税太监“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十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94]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认为，矿税太监进奉内库的银两，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说，广东税监李凤“明取暗索，十不解一，金玉珠宝堆积如山，玲珑异物充塞其门，所进献于皇上者，特（李）凤之余也”。[95]贪污率高达80％至90%，甚至超过90%。换句话说，进封内库的只不过20％至10%，甚至不到10%。按照这个标准估算，矿税太监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间，向内库进奉569万两白银，而落入他们私人腰包的白银极有可能超过5 000万两。简直匪夷所思。

由此可见，派遣矿税太监聚敛财富，来缓解宫廷财政困难，从根本上来说，是彻底失败了。对于皇帝而言，他的内库只不过拿到了一个零头，却把整个国家和社会搞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这些年中，太仓的收入并无增长，国家财政年年亏损。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太仓收支状况就是一个明证，请看下表：

年　份 | 收入银（两） | 支出银（两） | 盈亏（两）
三十年 | 5 073 750.848 | 6 228 314.056 | 亏1 154 608.208
三十一年 | 4 714 963.398 | 6 250 355.011 | 亏1 535 391.613
三十二年 | 5 018 164.366 | 6 167 054.231 | 亏1 148 189.865
三十三年 | 5 132 107.761 | 5 903 989.188 | 亏771 881.427
三十四年 | 5 052 638.658 | 5 936 416.685 | 亏883 778.027
三十五年 | 5 029 378.097 | 5 414 850.227 | 亏385 472.130

资料来源：顾炎武汇辑《皇明修文备史》之《太仓考删·国计疏》，户部尚书赵谨题为时势孔艰积储愈匮敷陈历年出入要览以襄国计事（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而那些矿税太监个个成了暴发户，他们才是矿税的真正受益者。这实在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咄咄怪事。其实说怪也不怪，在政治专制，经济垄断的体制下，撇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正规渠道，搞宫廷皇室的小金库，本身就意味着制度腐败，其结局当然是加倍的腐败。从全局看，皇帝派遣矿税太监是得不偿失的愚蠢之举。其恶劣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还扩散到政治方面，而且久久难以消除。这批矿税太监，小人得志，颐指气使，所到之处肆意妄为，把本已混乱不堪的政局闹得更加混乱。因为他们背后有皇帝的支持，根本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地方官稍有异议，就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正如《明史》所说：“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96]

当第一批矿税太监派出不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敏锐地察觉到“所在驿骚，安危之机未知所底”，弹劾陈增、鲁坤之流，“借陈矿务，干政擅权”。承运库太监陈增向皇帝要求：“一应事宜听臣便宜行事，事竣之日，承委文武职官会同抚按，分别举刺，以示劝惩。”御马监太监鲁坤向皇帝要求：“各官既承任使于臣，宜有所辖。”所谓“便宜行事”云云，就是想成为事实上的钦差大臣；所谓“分别举刺，以示劝惩”云云，就任由他们来评判、奖惩地方官。显然大大超越了矿税太监的职权范围，是名副其实的“干政擅权”。有鉴于此，戴士衡尖锐地指出：“是欲以抚按自处也，是欲立于监司之上也。堂堂天朝，奈何令刀锯之余品题天下豪杰！”他担心，先前擅权乱政的大太监王振、刘瑾，将重现于今日，“祸播生民，毒流荐绅”。[97]他预感到矿税太监将要“干政擅权”，以后的事实不幸被他言中。

陈增到山东监督开矿不久，就向皇帝告御状，诬陷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矿务”，指控山东巡抚万象春“遮蔽属官”。皇帝接到他的奏疏，不加核实，立即降旨：逮捕常国贤至京即讯，扣罚万象春一年俸禄。万象春一气之下引疾辞官而去。[98]万历二十六年，新任山东巡抚尹应元忍无可忍，弹劾陈增二十大罪，也遭到罚俸的处分。皇帝对陈增欣赏有加，命他兼带征收山东的店税，与临清的税监马堂冲突，互相争税。皇帝不得不出面调解，马堂分管临清，陈增分管东昌。得到皇帝的宠信，陈增愈发肆无忌惮，指使党羽程守训、仝治、张大亨等，把搜刮的范围扩大到徐州、宿迁、淮安、扬州，乃至南京、苏州、杭州等商业繁华地带。动称奉皇帝密旨，搜罗金银财宝，诬陷富商巨贾藏匿违禁物品，抄家充公，致使上百家富豪因此而破产。甚至随意杀人，地方官不敢过问。

直隶巡抚刘曰梧上疏弹劾陈增：“奸人假托诏旨，擅置官属，往来京省，窃弄威福。道路喧传，有武英殿中书程守训称奉密旨，凡有大商巨室违法致富，及官民军舍怀藏珍宝者，悉听告发。臣初不信，比至，则旌盖车马填塞街衢，列金书钦命告密牌，四甲士翼而趋，戈矛剑戟拥卫如卤薄。以奸人仝治为中军，别踞高舰。逻卒数百，出匿名文书，指甲为乙，曰‘此富而违法者’，曰‘此家藏珍宝者’，皆被锒铛囊三木，曳而过都市。索贿多者万金，少亦不下数千百。如仪真监生李长才，京商王懋佶，淮扬高、汪、方、全诸巨姓，无不立碎其家。（程）守训方且至金陵，至芜湖，又过其原籍歙县，门建一坊曰‘帝心简在’。宴游赏赐之费动以百金，私置婢妾，妄称进御。又号于众曰：‘我天子门生，部院不得考察，督抚不得纠弹。’及臣细访，其人则市井无赖，屠沽淮上，窃伎而逃者也。”陈增竟然在各地胡作非为，刘曰梧希望皇上大奋乾断，处死程守训、仝治之流，警告陈增。皇帝根本不予理睬。[99]

在皇帝的纵容下，陈增更加飞扬跋扈。万历三十一年，南京监察御史王藩臣弹劾陈增。矿税太监所至如焚，然而肆恶之广、流毒之深，未有如陈增；各地岌岌可危，人心叵测，也未有如徐淮之间。当年刘曰梧指责的情况，如今依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了。王藩臣揭发：陈增原本是一个狎邪小人，目不识丁，手不能算，愚蠢之极；却贪类狠，恶同虎噬，狠毒之极。“以至愚之性，为至狠之事，其愚终不可破，其狠亦不可终回。初收巨恶程守训为阉门伶人，为阉门喽啰儿，连年穷凶极暴，具在诸臣参论疏中，擢发难数。续收充戍书手王桐石，听其阴恣鬼蜮，听其阳提傀儡，一应文移本章俱出其手。（王）桐石随起家三十余万，见今父子纳监，与程守训一时并称豪富。其他如周子连、孟近川、王鹏、吴见田、袁友松等，不下三四十人，各复集党引类，又不啻数百。今日走东诈骗，明日走西吓抢；今日提解某犯，明日追征某赃。所管税务仅止徐州，而所害人家则遍及江淮南北诸郡。无辜之人卖妻鬻子，丧身破家，真在汤火，莫必其命。”[100]

皇帝只当耳旁风，不予理睬。直到凤阳巡抚、漕运总督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揭发程守训贪赃劣迹昭彰，罪证确凿。陈增才感到惶恐不安，被迫向皇帝招供，程守训藏匿违禁珍宝，贪污白银四十万两。皇帝得知这一消息，下令把程守训押解进京审讯，处以死刑。陈增遭此惊吓，一病不起，于万历三十二年一命呜呼。皇帝闻讯，首先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陈增搜刮的财富，特地下旨：“陈增既已病故，所收见在税课并一应钱粮、方物，俱着抚按委令兵道等官，公同查明，封记解进。”[101]同时规定，陈增原管矿税事务划归仪真税监暨禄兼办，继续陈增未完成的搜刮任务。

陈增并非特例，其他矿税太监莫不如此。御马监太监梁永，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皇帝派往陕西，征收名马货物税。按照规定，税监不得带兵。但是梁永招集亡命之徒，蓄积战马五百匹，组成一支骑兵，出入边塞。他的党羽锦衣卫千户乐纲最为桀黠，帮助梁永干些作奸犯科的勾当。富平县知县王正志向朝廷揭发梁永的奸谋，皇帝不由分说地下令将王正志押解进京，关入锦衣卫诏狱四年之久，竟不明不白地死于狱中。[102]渭南县知县徐斗牛是和王正志一样的廉吏，对梁永颇为不满。梁永指使党羽杭大贤率领一支人马，直入渭南，向徐斗牛敲诈勒索，当场打死几人，在县衙大堂大放厥词，徐斗牛愤恨而死。

陕西巡抚贾待问（字学叔，号舂容，广平威县人）为徐斗牛鸣冤，希望皇帝对梁永有所惩处。皇帝却要梁永参与审理此案。言官杨应文表示反对，说：徐斗牛之冤，陛下业已洞鉴，梁永身为主使者，罪与杭大贤同科，岂可偃然参与审理此案？他的反对毫无效果。梁永凭借钦命，在审理时反诬陕西巡抚贾待问、西安府同知宋贤，有挟私之嫌，将此数人一并勘察。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一至于此，皇帝欣然同意。此后梁永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向皇帝提出，兼领镇守职衔，率兵巡视花马、庆阳等盐池，征收盐课。更有甚者，梁永假借巡察为名，率领亡命之徒，打着旌旗伞盖吹吹打打四出游行，肆行劫掠，挖掘历代帝王陵寝，搜求古代金玉器物，到处勒索。知县不堪其扰，纷纷单骑脱走。梁永指使爪牙杖杀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等。[103]

万历三十四年，广东道御史周懋相披露，梁永抵陕西征税以来，他的衙门简直就是盗贼渊薮：“四方亡命蚁聚蝇趋，朝为狗盗之流，暮作入幕之宾，一人而二三其名，一日而三四其貌。税监（梁永）止计其投充之资多寡若何，甚有面目不及睹，姓名不及详者谓投充税府，即盗弗敢问，是税府为盗薮也。”[104]梁永手下那帮爪牙，拦路抢劫，甚至挖掘帝王陵墓，只要能聚敛财富，都可以投充在他的门下，白天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他的幕僚。这样的税监衙门，与盗贼窝又有什么两样？

梁永超越职权，勒令咸阳知县宋时济贡献冰片、麝香等名贵药材，遭到拒绝。咸宁知县满朝荐（字震东，湖广麻阳人），严厉执法，将白昼行劫的梁永爪牙逮捕究治。梁永倒打一耙，向朝廷诬告宋时济、满朝荐“抗旨狂悖”。皇帝立即下旨谴责：“有司何不仰体朝廷德意，乃敢抗违狂悖，主唆奸徒劫去税银，擅将奉差校番混拏，酷刑监禁。却又打伤土民参随，以致地方百姓不宁，好生可恶。奏内咸阳知县宋时济，并有名奸恶，着抚按官严行拏解来京究问。咸宁知县满朝荐，既仕未久，姑降一级调用。”[105]这种不公正的处理激起民愤，陕西巡抚顾其志向朝廷报警：“秦民万众共图杀梁永！”内阁辅臣朱赓见事态严重，向皇帝进言：梁永一面之词未可尽信，且调停诏旨刚下，就逮捕有司官员，难以引导舆论视听。请求皇上把梁永押解回京，以安人心。皇帝当然不会把生财有道的梁永撤回，稍作让步，释放宋时济，恢复满朝荐官职，来缓解舆论压力。[106]

陕西巡按御史余懋衡查明梁永偷运赃物到北京附近藏匿，以及私自蓄养兵马等事，向皇帝报告。梁永恼羞成怒，派他的党羽乐纲，收买厨师毒害余懋衡。幸亏余懋衡命大，多次毒害不死，严刑拷问厨师，缴获贿金和毒药。拿到真凭实据后，余懋衡上疏揭发梁永罪状。言官们获悉后，莫不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弹劾梁永。福建道监察御史陈宗契的奏疏就是一例：“今接邸报，见有陕西巡按御史余懋衡所参梁永、乐纲蛊害一事，满朝臣工莫不错愕咋舌，而亦未常不叹虐珰之流祸，小人之无极，国家之法纪。噬鲸吸脂敲髓，其为秦民荼毒已非一日，所见于诸臣参劾者，亦已非一疏矣。在梁永恨不欲剥尽秦民，在三秦亦恨不欲即收梁永所恃。御史余懋衡入关以来，恃斧断猾，疏膏畅泽，庶几伤心欲动之秦民亦谓控诉之有路，迁延旦夕，以不即及于乱耳。然三秦各为虑，（余）懋衡不可一日无；梁永自为虑，（余）懋衡不可一日有。遂以乐纲为腹心，又以张永桢、李可利为爪牙，贿毒布置，乘间连发。虽其觉露，适有天幸，而（余）懋衡之就死地者，危乎危乎间不容发矣……御史代天子巡方为命吏，而（梁）永等敢以炰烋之势，取天子之命吏而毒杀之，是目中无天子之吏，足见无天子之渐也。祸莫大于杀使，罪莫大于无君，梁永、乐纲宜加以何刑也乎？”[107]

陕西巡按御史王基洪报告朝廷：梁永斩关夺囚，杀伤吏民，料其必反。果然，梁永唯恐陕西军民发难，招集亡命之徒，手持剑戟弓弩，押运辎重，结阵而行。余懋衡紧急报告，梁永谋反，爪牙逃亡。梁永反咬一口，诬陷满朝荐伏兵渭南“劫贡”。矛盾已经完全激化了，皇帝仍然偏袒梁永，下令逮捕满朝荐，并要陕西地方官派兵护送梁永回京。[108]

皇帝为了聚敛财富，指使、纵容矿税太监到各地搜刮，横行无忌。地方官员无法制止，中央官员徒唤奈何，除了上疏发发牢骚，似乎无力改变这种局面。

税监孙朝抵达山西，榷税诛求百万，山西巡抚魏允贞每事裁抑，并且上疏揭发其罪恶。孙朝反诬魏允贞“倡阻抗命，煨烬木植，攘尅贪滥”。皇帝接到魏、孙两本奏疏，明显抑此扬彼，把魏允贞疏留中不发，把孙朝疏转发部院，意图很明显，要部院大臣提出惩处魏允贞的意见。部院大臣偏偏不买账，吏部尚书李戴（字仁夫，号对泉，河南延津人），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字景文，号一斋，陕西三原人）等大臣，极力称赞魏允贞贤明，请求将魏疏下发，与孙疏一并评议。吏部右侍郎冯琦（字用韫，山东临朐人）为魏允贞辩护：“自抚晋以来，事事节省，公费廪给尽充修边赈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晋中士民皆谓巡抚但饮山西水耳。臣等细考（魏）允贞平日之事，参以孙朝今日之言，（魏）允贞孤立独行，多仇少与，即与阁部大臣时有争论，其不能屈意奉内臣可知。孙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寝处其皮，在皇上面前尚且如此骂詈，其在彼中盛气加抚臣可知。始而相疑，继而相争，抚臣既参内臣，内臣亦参抚臣，此乃二臣两相抗而相讦，非臣下敢抗诏旨也。其焚烧木植一节，或系奸民放火，或系邻火延烧，事在彼中，难以悬断。若谓有贪滥攘尅，赃至三十余万，则臣等敢以百口保之。（魏）允贞原籍南乐，去京不远，皇上试加细访，其房屋田产多寡，虚实当自了然。若指廉洁为贪滥，指节省为攘尅，使天下清吏闻之无不灰心，贪官闻之有以借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今以巡抚重臣因与中使相争而罢，则何以弹压冲边，激扬大吏！即有官吏贪赃攘财之事，更复何所畏惮！合一省而奉一内臣，又合群小而哄一内臣，奸弊丛生，谁敢究诘？则财之入于国者几何，而出于民者无算矣。”[109]

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则从宏观角度，请求皇上“宽逮系”“停矿税”。他说：“皇上果喜果怒，而利大半归诸中使棍役矣。不然，刘有源之万六千，程守训之数十万，从何自来？而独一刘有源、一程守训已耶？夫皇上之喜怒，皇上之威福也，名虽窃于中使，实则落于棍役，内何有于法司，外何有于抚按！即抚按且数为龁，不安于位，而守令佐幕举人逮矣，生员逮至二三十名矣，何论军民！或弃之江，或毒以刑，或掘其冢，或折其臂，或拶其乳，或坐视群棍奸戏者，不可胜数。此何法也？欲何为也？无非用财货也，财货又大半入中使棍役也。”[110]

皇帝对大臣的议论不屑一顾。山西军民数千人专程赶到北京，在紫禁城外为魏允贞申冤，迫使皇帝不敢贸然对魏允贞作出处分。[111]

对矿税之弊分析得最为透彻的当推李三才。万历二十八年五月，淮扬巡抚李三才就请求停止矿税：“窃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阁部九卿台省百执事，无不诵言之；忠臣烈士孝子仁人，亦无不极言之。皇上莫之省也，岂以或出于风闻而不足凭与，抑以或过于激切而不能听与……上下相争，惟利是闻……如臣境内，抽税者，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者，扬州则鲁保；芦政者，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棋置星列，如捕叛亡。加以无赖亡命附翼于虎狼，不逞之徒托名于城社，如含山之潘元等，和州之陈所蕴等，淮安之马如壮等，扬州之蒋季柔等，瓜州之酆奎等，仪真之吴大川、汪三等，泰州之郭实等，宿州之顾其礼、戴环等。或假雕印信，而公行吓诈；或冒充名色，而明肆抢夺……至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诈财，动以万数，破产倾家，十室而九空……皇上既溺志于货利矣，故目之所见，身之所接，昼之所思，夜之所梦，无非金宝珠玉者，所谓逐鹿不见泰山也！”[112]

皇帝没有反应，次月，李三才再上一疏：“数月以来，远迩传闻，凡有章奏但系矿税，即束高阁，一切不省。臣且信且疑，且警且骇。信斯言也是治乱存亡之机也，臣不愿皇上有是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忌讳而不敢言，尤莫大于固拒而不受言。忌讳而不敢言，罪在下，犹可说也；固拒而不受言，责在上，不可说也。臣之前疏，非泛常之疏也，国脉民命之所关，天心祖德之所在也……拆人之屋，掘人之墓，奸贪残贼，若近日秦楚等处所奏，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况吾衽席之赤子，无辜之齐民哉！穷困无聊，呼天叩地，奸雄乘机，遂生窥窃，如徐州赵古元之类是矣。夫有土有众，则人皆知有朝廷；众叛土崩，则人皆起为敌国。一旦风驰尘鹜，四方云扰，介焉之身，块然独处，即有黄金过斗，明珠填海，谁为守之？而又谁为运之？只以藉寇兵而资盗粮耳。”[113]

万历三十一年九月，李三才再次请求停止矿税，因为这是“万民剥肤之灾，国家燃眉之急”。他讲道理摆事实，首先指出，与内府缺乏相比，百姓更加缺乏：“皇上每有催征，必曰内府缺乏，不知天下百姓更缺乏之甚也。夫使内府果缺乏也，是社稷之福，灵长之庆也，所谓貌瘦而天下肥也，所谓仁者散财以得民也，缺乏在一人，而充盈在天下也。然而实不然也，皇上之所谓缺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天下百姓之所谓缺乏者，朝夕不一饱，父子不相守耳。以此较彼，孰乏孰足，孰缓孰急，又何待臣辞之毕哉！”其次指出，矿税榨取数倍于国家的正税，而其中十分之九为群小所吞并：“姑即臣之境内言之，淮徐丰沛巨浸千里，凤泗颍亳闾阎一空，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乃取之于矿税，取之于芦洲，取之于盐课，取之于田房，纳之于公家者什一，吞之于群小者什九。何取非财，何财非民？是不数倍于正供耶？不但此也，有进贡之夫，有皇簰之夫，有修陵之夫，有挑河之夫，每差不下数千，每家不下数两。何夫非财，何财非民？是又不数倍于正供耶？”因此，他建议：“凡属矿税，尽数报罢，而后侧身修行，图安于危。”[114]

皇帝朱翊钧始终执迷不悟，我行我素。矿税太监的倒行逆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引爆了民众动乱。

三　临清民变、湖广民变及其他

早在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吏部尚书李戴就已指出矿税太监所酿成的社会危机，迟早会触发民众的暴乱。他说：方今水旱灾害频仍，田野萧条，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此正奸宄窥伺窃发时也，而又益以纷纷矿店，以发其机而速其变，是岂可不为寒心哉”？更何况，矿税太监干的是焚林竭泽的勾当，对地方而言，无异于剜肉割肤之惨，聚敛来的钱财大部分落入此辈私家囊橐，“徒使利归群小，怨归朝廷，厚贵未收，荣名顿损”。随之而来的后果不堪设想：“且恐轻悍任侠者出而奋臂一呼，四海民生，无生之乐，有死之心，云合响应。即便瓦砾化为黄金，何益于国家？”[115]李戴这些话并非危言耸听，后来的事实表明，一系列民变的爆发，其源盖出于此。

1．太监马堂的横征暴敛与临清民变

山东的临清，京杭大运河穿越而过，是南北商品转运的重要枢纽。大运河中段会通河疏浚后，临清成为“漕挽之喉”“萃货之腹”，“舟车络绎，商贾辐辏，天下商旅出于其途”。[116]

弘治二年，临清由县升格为州。万历中，临清的人口由明初的1 502户、8 356口，猛增到30 323户、66 745口。[117]顾炎武论述山东形势，指出山东要害之地有五处，临清居其一，它的要害就在于“南北之咽喉”。[118]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爆发，官员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首先想到的就是“南北之咽喉”，纷纷指出：临清运道之咽喉，齐鲁之扼塞，民俗剽悍，加之东西南北之人贸易辐辏，乘乱一呼，云集雾合。此地一摇，京师欲安枕而不得。[119]

皇帝当初向这里派遣矿税太监时，恐怕没有考虑到“此地一摇，京师欲安枕而不得”，而是看中了它是一个很有油水的钞关所在地。早在宣德年间，朝廷鉴于商业的发展，在全国设置了七个钞关，临清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河西务（顺天）、浒墅（苏州）、九江、北新（杭州）、淮安、扬州。从每年征收税银的数量来看，临清无可争议地占据首位：

1．临清　　　83800两

2．浒墅　　　39900两

3．北新　　　36800两

4．河西务　　22900两

5．淮安　　　22700两

6．九江　　　15000两

7．扬州　　　12900两[120]

到了万历二十五年各个钞关的税银有了明显增长，临清仍遥居首位。据户部督饷侍郎张养蒙报告，每年各钞关税银数量如下：

1．临清　　　108000两

2．河西务　　61000两

3．浒墅　　　52000两

4．北新　　　43000两

5．淮安　　　32000两

6．九江　　　20000两

7．扬州　　　18000两[121]

热衷于聚敛的皇帝，当然不会轻易放过这个财税重地，他命天津征税太监马堂兼管临清的征税事宜。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马堂向内库进奉税银8 100两。[122]次年三月，马堂向皇帝奏请，增加天津、临清每年税银二万两。[123]为了达到增税目的，马堂公然违背原先颁布的条约“杂粮十石以下即小本生意免税”，在临清旧城、新城内遍布税吏，竭泽而渔。凡是背负肩挑米豆杂粮的小贩，都不放过，一概征税，以致小商小贩不敢到城里做买卖，小民生计受到很大影响。矛盾激化，终于导致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民变。

据山东巡抚尹应元报告，民变的始末大致如下：

四月二十四日未时（午后），脚夫小民三四千名，聚众包围了马堂的税监衙门，声言：马监丞招募来的征税吏役，不遵守先前颁布的“杂粮十石以下及小本生意免税”条约，在本州新旧城，凡系背负米豆生理之类，尽行抽税，以致贩卖俱不进城，小民度日艰难。当时税监尚未开门，群众围在外面高声喊叫。突然衙门内冲出一批兵丁，手持木棍赶人，用弓箭射击，还捉拿了五六人，关进门内。外边群众高声叫喊：里面杀死人了！众心忿激之下，奋力冲进门内，放火焚烧税监衙门。在混乱之中，内外互殴及践踏而死亡三十多人。[124]

山东巡抚尹应元有意替马堂开脱，把责任推到征税吏役身上。天津巡抚汪应蛟的态度有所不同，把民变归咎于马堂“剥取太滥”。他在报告中说：“临清太监剥取太滥，商人不堪，约四月二十四日开刀，共图雪忿。不意二十二日，临清王（炀）守备差役进禀地方聚众之事，本监（马堂）不分皂白，将就差役腰剪取首，墙头盘舞，纵吓外人。见观如堵，即放乱箭，射伤人众。因纵火内焚，土人目击，横行无忌，卒然挺手相搏，打死委官人役四十余人。王（炀）守备见变起萧墙，躬亲往救，将太监（马堂）救出在家。今家家杜门自守，市肆寂然。此异常大变，不知将来作何状也。”[125]

马堂手下官员郑惟明为了替马堂掩饰罪行，把民变的责任推到王炀身上，诬告王炀“挟私造谋陈兵，鼓众烧房，抢夺钱粮”。皇帝接到奏报，立即下旨，把临清守备王炀押解京师审讯，而马堂却逍遥法外。[126]

临清民变是自发的民众暴动，其中“以负贩为业”的王朝佐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堂手下爪牙横行霸道，公然抢劫背负斗粟尺布的佣夫里妇，致使远近罢市，市面萧条，民众怨声载道。事发当天凌晨，王朝佐捶挝马堂衙署的大门，请求见面交涉，数万市民追随欢呼。马堂恐惧不敢出面，命令兵丁向外射乱箭，杀伤多人。王朝佐攘臂大呼，破门而入，愤怒的民众纵火焚烧衙署。官府奉旨逮捕王朝佐，并欲将追随者一并惩处。王朝佐说：吾实为首，奈何株连无辜？七月二十六日，王朝佐被处死，围观者无不叹息泣下。[127]

临清民变是民众对矿税太监倒行逆施的公然反抗，引起朝廷官员极大震动，敦促皇帝有所反省。当时担任皇长子侍班官的叶向高，就此事向皇帝进谏。他首先谴责马堂虐害商民是激发此次民变的主因：“臣等见临清告变，戕杀四十余人，中使马堂几乎不免，奉旨逮系守备矣。中外人情咸谓：马堂平日不能奉宣德意，信任爪牙，虐害商民，斗米寸薪，皆被攘夺，以致小民穷迫无聊，生心倡乱。为（马）堂者正宜改弦易辙，敛戢凶残，庶几可弭。乃计不出此，辄复擅杀立威，致深众怒，孽由己作，罪复何辞！”其次，他强调临清的安危关系到朝廷的纲纪、法度，不可掉以轻心：“临清去辇毂下不数百里，白昼通都兵刃交接，此而不问，朝廷之纪纲安在？法度安施？政刑既失，奸宄窥人，是大乱之道也。若店税犹存，中官如故，而徒欲正法申威，捕治乱党，人心不服，祸变必生。一夫号呼，四方响应，又大乱之道也。”再次，他请求皇帝停止矿税，避免民众动乱再次爆发：“陛下贵为天子，享四海九州之奉，尚犹患贫；彼蚩蚩编氓，囊箧几何，肯甘剥削！最可痛者，有一种穷民，营生无计，惟于行贾辏集之区，百货灌输之地，肩挑背负，赶脚推车，日觅数钱以资衣食，养父母妻子。一旦生计断绝，束手无如，千百为群，椎心饮泣，而其人又皆雄健多力之夫，不闲礼义之辈，挺而从乱，如决水东流，滔滔莫御。”[128]皇帝根本不予理会。

户部官员向皇帝指出形势的严重性：今天下各处饥馑，京城米价腾涌，征税太监项背相望，密如罗网，严如汤火，势必人人裹足，家家悬金。希望皇上敕谕税监蠲免米麦豆谷的税收。皇帝不得不表态：各种肩挑背负小贩准予免税，其他商贾贩卖酌量收税。[129]

但是深受皇帝信任的马堂，并未受到任何惩处，也未调离临清，依然我行我素，指使号称“十虎”的帮凶，号称“槌师棒手”爪牙，白昼攘臂抢夺，夜晚杀人放火，致使众多商铺关门歇业。[130]御史徐缙芳（字奕开，福建晋江人）向皇帝揭发马堂九大罪状：

罪一，马堂原驻天津，今公然扬帆逾淮扬而南，蔑视明例，无复畏惮；

罪二，不闻题请，越疆恣行；

罪三，天津税务系马堂专管，既往扬州，托付何人？毁君命于草莽；

罪四，势必重坏盐政；

罪五，益误边输；

罪六，将来不惟无课，抑且无商；

罪七，异时临清激变，今且必致地方鼎沸；

罪八，逋逃之众倚马堂为渊薮；喜乱之徒借马堂为口实，中都一摇，陵寝震惊；

罪九，一路动则诸路动，谁实戎首，启此厉阶！[131]

皇帝并不把马堂“蔑旨欺君”“惊扰地方”当一回事，仍然信赖有加。就在临清民变过后不久，马堂还向内库进奉银子一万四千四百两、马三十匹。[132]从以后的记录来看，马堂不但是天津、临清的税监，而且还是兼征淮扬盐务银的盐监。

值得注意的是，马堂进奉给内库的税银数量并不大。从万历三十年到三十六年，一共进奉税银不过区区十二万两。[133]然而他对临清经济的破坏是难以弥补的。由于马堂的胡作非为极大地损害了商人与市民的利益，使得这个物流重地的集散功能受到严重打击，据万历三十年户部尚书赵世卿报告，临清原有绸缎店三十二家，关闭了二十一家；原有布店七十二家，关闭了四十五家；原有杂货店六十五家，关闭了四十一家。商业极度萧条，辽东布商几乎绝迹。[134]

临清是矿税太监横行的一个缩影，其他各地莫不如此。著名的交通重镇河西务，由于矿税太监的过度横征暴敛，致使商人大幅度减少，原先一百六十家布店，只剩下三十多家。至于临清等七大钞关的原先的关税收入，也有大幅度减少。户部尚书赵世卿说：“曩时关税所入，岁四十余万，自为税使所夺，商贾不行，数年间减三之一。”[135]万历二十五年各钞关的关税共计417 500两，税监派出以后，关税逐年减少：万历二十七年，340 549两；万历二十八年，306 132两；万历二十九年，262 800两。[136]显然，万历二十九年比万历二十五年减少了约37%。从万历三十年到三十二年，临清等七大钞关的关税收入较前有大幅度亏损：临清亏损148 000两，淮安亏损63 800两，河西务亏损43 800两，浒墅亏损18 300两，北新亏损18 080两，扬州亏损10 290两，九江亏损4 000两，合计亏损306 270两。[137]

由此可见，矿税太监向宫廷内库源源不断进奉银两，似乎是在创收，殊不知这是在国库连年亏损的情况下实现的。[138]

2．太监陈奉的鸱张狠毒与湖广民变

与临清民变相比较，湖广民变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皇帝派御马监太监陈奉到湖广，征收荆州等地店税，兼顾兴国矿洞丹砂，以及钱厂鼓铸等事，总之是运用一切手段聚敛财富。陈奉骤然身领皇命，趾高气扬，恣行威虐，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之入骨。[139]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预感到危机一触即发：“（陈）奉一言信若蓍蔡，按臣屡疏置若罔闻，臣恐鸱张太甚，则民心益骇；狠贪太毒，则民怨益深。三湘七泽之间，蒙奸衅起，与贼为应，西南半壁之天下，岌岌危哉。尔时即磔（陈）奉、脔（陈）奉，亦何益矣！”[140]

果然不出所料，陈奉的狠毒激起荆州民变。数千商民上街游行示威，向陈奉投掷石块，幸亏陈奉溜得快，才躲过一劫。以后陈奉欲在沙市征税，沙市商民群起驱逐；欲在黄州团风镇征税，又遭镇民驱逐。陈奉恼羞成怒，无法拿哗变民众出气，便诬告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炜、荆州府推官华钰、荆门知州高则巽、黄州府经历车任重等官员，煽动暴乱，阳诬阴害，抗旨挠税。皇帝接到陈奉的奏疏，贸然下旨，逮捕华钰、车任重，贬谪李商耕、赵文炜、高则巽，罢免湖广巡抚曹楷。[141]为了支持矿税太监，皇帝不惜罢免一名巡抚、贬谪二名知府、逮捕一名推官和一名经历，无异于纵容他们更加肆意横行。

为了迎合皇帝的贪财心理，腾骧左卫百户仇世亨上疏，竟然信口开河地胡说，湖广二十五府所属州县各项赋税存留羡余等银两，“何止亿万余两，宜委官追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编造这样的谎言还嫌不够过瘾，有耸人听闻地说，据兴国土民漆某等人报告，当地人徐某等“挖黄金万两，内有唐相李林甫夫人杨氏诰命金牌一面，对方二尺，厚二寸，金童一对；乌金炉瓶烛壶，金茶壶酒壶金面盆，重六斤半；金浴盆重二十四斤；金古钱，金木鱼，尚有左右金银窖未开”云云。[142]

一望便知，这是一个小小百户为了邀功，而信口编造的谎言。全国一年上缴太仓的税银不过三四百万两，太仓历年积存银两从未达到“亿万余两”的数目，区区湖广一省何以会有“亿万余两”存留的税银！至于挖出李林甫夫人杨氏墓葬金银财宝，以及金银窖藏，不过是街谈巷议，如同讲鬼故事，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贪婪的皇帝竟然信以为真，十分顶真地下了一道谕旨：“这奏内，湖广通省各府州县积贮各项存留羡余等银，约有亿万余两，及兴国州民人徐鼐朋掘古坟，黄金巨万，掩饰事情。且今帑藏匮乏，向不解进济用。着各督理矿税内官陈奉，不妨原务带管，率原奏官仇世亨、原任守备戴烨、土民漆有光，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并经管有司官员查明。一半留与本省兵饷赈济之用，其一半即金银等件，一并解进应用。”发了这道谕旨，他意犹未尽，特地嘱咐司礼监太监写一道敕文给陈奉，要他“查理该省积余银两”。[143]

陈奉接旨后，立即督查此事。要把原本子虚乌有的东西追查出来，毕竟比制造这些谣言困难多了。湖广积存税银“亿万余两”，一时查无实据，只得搁置一旁。陈奉集中精力追查一笔横财——李林甫夫人杨氏墓葬金银财宝。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是一干人等胡编乱造的谎言。陈奉把徐鼐等人抓起来毒刑拷问，责令他们赔偿这笔虚构的财产。如此巨额的古董价值连城，徐鼐之流哪里赔偿得了。不得已，陈奉下令把湖广境内的古墓全部发掘一空，以便向皇帝有个交代。一时间，湖广民众怨声载道。湖广巡按御史王立贤试图阻止这种胡作非为，向皇帝说明，兴国府发掘的古墓，乃元朝吕文德妻之墓，并非李林甫夫人之墓，此事纯属“奸人讦奏，语多不雠”。请求皇帝下旨停止挖掘古墓。皇帝似乎感到扫兴，把王立贤奏疏留中不发，听任陈奉继续胡作非为。

一年来，陈奉在湖广不但肆意榨取，而且颐指气使，僭称“千岁”。按照惯例，皇帝称为“万岁”，皇帝册封的藩王称为“千岁”，小小的奴才阉宦竟敢称为“千岁”，狂妄到忘乎所以的地步。他派出的爪牙向富民豪绅敲诈勒索时，动辄声称“千岁爷爷要行奏请抄没”相威胁，逼迫他们拿出大批金银财宝。爪牙们依仗“千岁爷爷”的权势，横行霸道，常常闯入民居，借口身上藏带金银，逼捉脱衣，肆行奸辱；或者抓进税监衙门，关押欺凌。[144]

这种无耻行径，激起武昌、汉阳等地民众的公愤。生员王某之女、沈某之妻都遭受侮辱，众生员愤愤不平。万历二十八年正月，武昌、汉阳民众千余人聚集于湖广巡抚、巡按衙署大门口，击鼓控诉税监陈奉的罪行，抚按官不敢受理，群情更加激愤。受害民众聚集了一万多人，高喊：“甘与陈奉同死！”哭声动地，气势震天。愤怒的人群游行到陈奉的税监衙门，蜂拥而入，抛砖放火，顿时浓烟四起。要不是巡抚、巡按带领兵丁赶来解围，陈奉此番必死无疑。[145]

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把此次民变报告皇帝，指责陈奉“吓诈官民，僭称千岁，其党至直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掠入税监署中。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以致士民公愤，万余人甘与（陈）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而巡抚支可大曲为蒙蔽，天下祸乱将何所底？”[146]内阁辅臣沈一贯也向皇帝进谏：“陈奉入楚，始而武昌一变，继之汉口，继之黄州，继之襄阳之光化县，又青山镇、阳逻镇，又武昌仙桃镇，又宝庆，又德安，又湘潭，又巴河镇，变经十起，几成大乱。”请求皇上撤回陈奉，收回楚民之心。[147]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奉派人到谷城县开矿，盲目草率，一无所获。竟然胁迫谷城知县拿出县衙门库藏银两抵充，激怒县民群起而攻之，把这群凶神恶煞追打出境。

武昌兵备佥事冯应京（字可大，号慕冈，凤阳盱眙人），弹劾陈奉九大罪状。他的奏疏写得气势逼人：

——臣于二十八年三月内到任，目击内监陈奉万状惨虐，逮官司士民无数，黜陟生死之权一由掌中玩弄，楚省丧亡之形已迫，而势不复待也……今（陈）奉之违旨极矣，其毒小民以乱地方，臣不能悉数矣……二十八年五月内，江西税监陈奉隔省重征，商船罹苦，奉圣旨：“这税课有旨，不许重征叠收，湖广内官陈奉，如何重收至江西小池口，姑且免究。今后各处如有听信拨置违犯的，一并重治不饶，钦此。”乃陈奉藐旨抗违不改，仍于本年九月初一日，牌委黄州卫哨官杜修曰、除差百户王体仁、县丞沈继韶，前来征收。仰本官督同原役速赴清江镇（即小池口）征收税课，如再迟误，定行提究……陈奉得重征银两不可胜计，收入私囊，不行解进，而又分外索有司包税。此其违旨一也。

——武、汉、黄所属州县，正例矿税银两业十九完矣，更于额外指称开矿，吓广城韩知县银七千两，黄梅县库银一千五百两，参随项文科、赵大汉等共得银三百两，罗田县库银一千两，广济县库银一千七百两，黄安县银一千三百两，大冶县银七百两，曾立簿银三百两，蕲水县二千两……此其违旨二也。

——科索之外复行挟骗旨开墓金……卖田银四千两，收入私囊，不行解进。此其违旨三也。

——恐吓当铺、盐店吴大成、鲍日昌等十八家，得银一万二千两。……此其违旨四也。

——（掘）祖父冢四十七处……骨尸抛入江内……金盆珍宝等收入私囊。此其违旨五也。

——借以查税为名，日日勒索商萧继山等……活活将徐堂打死。此其违旨六也。

——又因索私银不遂，船户沈金以五十打死，马户邢思盘两刀杀死……童生五人砍去手足，丢入江中……此其违旨七也。

——正月初七日，陈奉与三司臣会饮于省城大观楼，率盗兵五百余人，持大刀数十把，拦截街衢耀武，不许人行，铳炮连天，旌旗蔽日……此其违旨八也

——与沈士问、陈登云等同饮，自言：“我如今之像个楚王，事就到大富贵何难？”爰是招兵数千，日有增益，官员人等有不呼为“千岁”者，辄怒责之……此其罪又不止违旨九也。

——凡此，楚人无不侧目重足，恨不旦夕食其肉而寝其皮也！[148]

冯应京说得有根有据，陈奉却反诬冯应京“挠命”“凌敕使”。皇帝大怒，立即降旨，把冯应京贬为杂职，调至边远地方。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字博真，四川定远人）等言官不服，交章弹劾陈奉，乞求皇帝宽宥冯应京。皇帝怒上加怒，不但不宽宥冯应京，反而将冯应京除名，连杂职官也不让他当。[149]

不久，锦衣卫缇骑抵达武昌，陈奉通衢大道发布告示，公布冯应京罪状。此举激怒了民众，数万市民包围了陈奉的税监衙门。陈奉仓惶出逃，藏匿于楚王府。愤怒的民众抓住陈奉的爪牙六名，投入江中，打伤前来逮捕冯应京的锦衣卫缇骑，焚烧了税监衙门。躲避在楚王府的陈奉秘密派遣随从三百人，武力弹压示威民众，射杀数人，受伤者不可胜计，局面顿时大乱。当拘押冯应京的囚车经过大街时，身穿囚服的冯应京顾全大局，劝告示威民众，民众怒气稍稍缓解。后人回顾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对冯应京推崇备至：“先是，楚苦税监陈奉之荼毒者二年，公（冯应京）入境，其焰颇戢，已复狂逞。辛丑（万历二十九年）春，公乃上疏劾其不法九大罪。而税监（陈奉）诬蔑之疏亦至。诏降公官，寻削籍，寻逮系。公初闻降报，即解组登舟，士民哄然，哭声震原野，苇舸攀追，夹岸号呼者信宿不绝。争绘像尸祝之，建生祠若干所。及在途，闻逮系报，遣妻子东还，而单骑赴中都龙兴寺候逮，冲襟愉色，谈道不。黎明即起，颂高皇帝御制文集。或询楚事，曰：‘尽臣职耳，非有意为之也。’械入金吾（锦衣卫）署中，税监亦见撤。于是楚民不啻更生，而公且罹刑鞫禁诏狱。薄海之内咸谓公以一身易全楚之命，烈日争光，而全楚世世感之刺骨。”[150]

却说藏匿于楚王府的陈奉慑于民众的威力，一个多月不敢露面，多次向皇帝请求回京。内阁辅臣沈一贯、言官姚文蔚（字养谷，浙江杭州人）等官员，请求皇帝把陈奉撤回。皇帝犹豫不决。此时恰逢江西税监李道也向皇帝揭发陈奉“侵匿税银”“阻截商贩”“征三解一”“病国剥民”等罪状，皇帝才下决心把陈奉召回，另派承天府守备太监杜茂代理湖广税监；包庇陈奉的支可大也遭到撤职处分，另派工部侍郎赵可怀出任湖广巡抚。

陈奉在湖广两年，打着为内库敛财的幌子，中饱私囊，返京时随身带回的赃财多得惊人。为了防止沿途遭遇抢劫，由士兵护送出境，舟车相衔数里不绝。[151]

3．苏州民变与云南民变

万历二十九年初，苏州织造太监孙隆手下的税官王建节，在苏州葑门外灭渡桥设立税关，凡进入此处的商贾，以及手持鸡鸭、布匹的乡民，都得征税，引起公愤。五月，苏州织造太监兼征税太监孙隆，勒令当地丝织业机户，每织机一架加征税银三钱。一时间舆情汹汹，讹言四起，机户纷纷关门罢织。被雇佣的织工（即所谓“佣织”）面临失业的威胁。

六月初三日，丝织作坊的“佣织”数千人，共推昆山人葛成为首领，举行反对税监孙隆的示威游行。游行的人群击毙孙隆爪牙多人，指责吴县知县孟习孔为“阉党”。浩浩荡荡的示威人群包围了孙隆的税监衙门，孙隆翻墙逃命。两天后，当局派兵弹压，逮捕首领葛成等人，迅即处死。[152]这次民变带有其他民变所没有的特点，可以看作前近代早期工人运动的前奏。

退休在苏州老家的申时行目睹了此次民变，以元老重臣的视角分析事变的教训，希望当局引以为戒：“万历辛丑（二十九年），吾郡城盖有民变云。初，矿税诏下，各省直俱遣内臣，纷纷四出。而奸黠无赖之徒百计夤缘，窜入参随名籍，从中簸弄，所在狼贪虎噬，商民不堪其苦。独江南税事并属织造（太监），不特遣。而一时罢闲官吏多以攀缘进者，所在关津各有委官。时税官王建节据葑门外之灭渡桥，无论往来商贾，即乡民持只鸡匹布入市者，皆见侵剥，众不胜愤愤，欲群殴之。而黠者更相与谋曰：‘税官率以贿进，从大家借贷得之，此祸本也，盍共掊击之！’乃集数百人先击杀王税官，而次及大户，又次及缙绅家，扑人至死，尸诸市，并燔其室庐，城中大扰。时太守（知府）山阴朱公某已擢任未行，余以书趣之，令亟出抚谕。而葛臣（应为葛成）者自诡首倡，挺身服辜，众稍解散。翌日始定，然磔裂死者数人，焚荡者数家，几有揭竿挺锄之变。而抚臣方坐句容，闻变而来，中途而返，若以吾郡为瓯脱者，殊可怪也！往时抚臣自周文襄（忱）来，皆驻吾郡城，而宋抚台某始移驻句容，避过客应酬之扰。余在阁中尝撰敕，有驻劄苏州语，遂复其旧。又数年而朱抚台某以句容为便，竟不奉敕，后遂因之，使郡城之兵皆番直抚院于句容，郡中无一卒可使者。猝遇民变，任其猖狂，而莫之谁何。”[153]

申时行对于苏州民变的起因，归结于孙隆手下的爪牙的横征暴敛，而民变终于酿成大乱，则归结于管辖苏州的应天巡抚驻扎于句容，而不驻扎于苏州，致使苏州“无一卒可使”，“猝遇民变，任其猖狂”。其实并不尽然。

明末松江人吴履震记录苏州民变，对于民变爆发的全过程，记录很具体，对领袖人物葛成充满敬意：“万历辛丑岁（二十九年），催税事起，无赖狙侩因缘巨珰，相为奸利。自商贩作务，以及菜佣，细琐毕税。市人汹汹，遂期于六月初三日，诅于玄妙观。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不呼而集者万余人，同声相应，以某巨魁（指孙隆）为讨，环其庐而拘之。会已亡，乃纵火，不取一钱，有私其入者，共击杀之，惟罪人是讨。当是时，事起仓卒，苏守（苏州知府）与长吴二令（长洲、吴县知县），欲问主者为谁，卒不可得。蚁聚五日，榜示万端，无一解散者。越八日，忽有壮夫袒肩摇蕉扇突众而出，长揖太守（知府）前曰：‘余为葛成，实倡是举，请戮成以申国法，余人乞置勿问。’太守义之，顾司理称叹者久之。于是招谕众曰：‘尔曹迫劫至此，非探丸杀人者比。’下令散其党。（葛）成独诣郡请囚，太守为之流涕，遂亦罢税。（葛）成既自诬服，兵使者杖之濒死，遂以（葛）成名闻之抚台……当事者始拟重辟，后渐轻减。一时倾动，争欲识荆。至有貌其像而祀之者，祈禳咸应，人目之为葛将军云。”[154]

葛成这位普通市民为了反对横征暴敛，挺身而出，只为声讨太监孙隆，而不谋私财。及至当局追责，又主动承担责任，不连累他人。不独令民众感戴，也令官员叹服，民间祭祀他为葛将军。明末名士张溥写了“义士葛成像赞”，对他赞美不已：“义士有声吴中，久死而肖像，世谓雷将军复生也……义士当中贵蜂出，一击使服，吴中无名之税俱脱，其一时不死者天耳。天启之末，五人号呼，首悬市门，何欤？五人死不十月，坟墓高敞故中贵祠，当时所谓上公地也。义士愿洒扫居守其间，今虽后死，及地相见，可以无恨。然五人一奋血肉，诛死狼籍，义士械处数年，卒醳，吴人犹能见其老人形象。呜呼，可谓非时哉！”[155]

尚膳监太监杨荣，因为经常在皇帝面前讲究如何谋利，深得皇帝宠幸，派他到云南聚敛财富。杨荣到了云南以后，向皇帝奏称，阿瓦、猛密等地有宝井、睛绿宝石等珍奇瑰宝，请求皇帝让他专领其事，一年可以为内库增加数十万收益。杨荣其实是信口开河，一年上缴内库的银两，还不到他自报数目的十分之一。为了寻找借口，诬陷知府周铎“侵匿珠宝”，周铎因此被逮入狱。杨荣继而欺得厚利，请求皇帝命令丽江土官木增“退还侵地”，用来开采矿藏。云南巡抚宋兴祖极力反对：“丽江古荒服地，自本朝始率众归诚，太祖令木氏世知府事，限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番。国家自有云南以来，无西域之患者，以丽江为之敝也……今欲退地听采，必失酋帅之心，祸将有不可胜言者。”[156]皇帝没有理睬，杨荣自此更加骄横不可一世，恣行威虐，被他杖杀的人有几千之多，府州官吏，早晨向朝廷奏报，晚上就被他逮捕。知府蔡如川、知州甘学书就因为清廉刚直，而受他诬陷，逮入锦衣卫诏狱。云南民众忍无可忍，一怒之下，烧了杨荣的税监衙门，杀了他的爪牙。大学士沈鲤劝告皇帝：“民怒如水火，不可犯也，请下诏宽宥，暴（杨）荣罪状。”[157]皇帝虽然知道杨荣暴虐，却不予追究。

万历三十四年正月，杨荣逮捕指挥使樊高明，在私第对他施以酷刑，筋骨断绝，仍要押解京师。又因所要马匹，逮捕指挥贺瑞凤，扬言要逮捕六卫官。御史指挥贺世勋等率领军民万人，包围杨荣的衙署，纵火焚烧，抓住杨荣本人，当即处死，把他的尸体投入烈焰之中，他的徒党与辎重也焚烧殆尽。消息传出，天下人心大快。皇帝却怒气冲天，竟至绝食数天。直到皇太后劝解，阁臣慰问，才消气进食，对于民变仍耿耿于怀：“（杨）荣不足惜，何纪纲顿至此？”[158]

皇帝责问别人“何纪纲顿至此”？不检讨一下，原本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如果不派遣矿税太监何至于到这步田地！多年来，上至阁部大臣，下至地方官员，几乎异口同声反对矿税太监。皇帝固执到底，是纪纲紊乱的罪魁祸首。

4．只撤矿监，不撤税监

万历三十年二月，皇帝一度病危，紧急召见大臣到仁德门候旨。少顷，命内阁首辅沈一贯进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西暖阁内，皇太后站立于北面，皇帝在东面席地而坐，太子与诸王跪在他面前。沈一贯叩首请安后，皇帝对他说：先生向前，朕享国已久，疾病日益严重，死而无憾。请先生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面临死亡的威胁，他反省派遣矿税太监的过错，对沈一贯说：矿税事，朕因三殿两宫工程未完，权宜采取。今宜传谕：各处矿税及各处织造、烧造全部停止，先前因建言获罪，或反对税使而入狱者，全部官复原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沈一贯感动得失声痛哭，一旁的太后、太子、诸王也痛哭流涕。[159]这一细节流露了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为了修缮三殿两宫急需大量资金，故而派遣矿税太监四出搜刮。几年来弊端百出，是他始料不及的。因此在病危之际托付后事，首先想到的便是由他自己宣布停止这一弊政。这是他第一次曲折地承认派遣矿税太监、织造太监、烧造太监骚扰民间的错误，尽管是在放马后炮，也是难能可贵的。

独裁者只有面临死亡时才能忏悔自己的错误吗？果然，次日，他的身体奇迹般康复了，立即反悔昨天晚上的忏悔，要求追回昨天发出的停止矿税等弊政的谕旨。也就是说，他要一如既往地支持矿税太监的倒行逆施。司礼监掌印太监田义劝谏：谕旨已经发出，岂可反悔？皇帝恼羞成怒，要亲手杀死田义，见田义不为所动，便把刀放下，立即派二十几名太监前往内阁，传达他的口谕：“矿税以济大工，不可罢。”沈一贯惶恐无计，只得缴还已经拟好的诏书，还不忘叮嘱一句：“成命不可更，望圣主三思。”然而他的“圣主”不肯“三思”，坚决收回了“成命”。[160]这表明，他是明知故犯，知道是弊政，仍要固执到底。吏科给事中萧近高（字抑之，江西庐陵人），要求皇帝“坚持最初一念，俯答臣庶之祈吁，将原传停税、逮系、起废三事一一施行”。[161]所谓“停税、逮系、起废三事”，就是皇帝在启祥宫后殿暖阁亲口宣布的谕旨：“罢矿税，停织造烧造，建言获谴及忤税使系狱者俱复官”。[162]萧近高希望皇帝“坚持最初一念”，反映了言官们的共同呼声，但是他拒不接受。

有了这样的反复，官员们反对矿税太监的议论更加汹涌。万历三十一年，礼部侍郎郭正域进谏，以太祖与世宗的先例，说明开矿“利官少，损民多”的道理，希望皇帝以太祖、世宗为法，以百姓为本，勿吝改过。[163]万历三十二年，陕西道御史汤兆京（字伯闳，号质斋，常州宜兴人）说：“臣以为，地方一日有内使，则朝廷不可一日无纪纲。如辽东高淮之驱民投虏，祸在萧墙；陕西梁永之逼死县官，咎征河竭；广东李凤之勾引红夷，搜括澳夷；山东陈增之雄据水陆，倚大猾程守训为心腹，商旅半不出途；云南杨荣之横行南服，藉巡抚陈国宾为贤主，地方屡至激变。”[164]

内阁辅臣沈鲤的一席话，意外触动了皇帝。万历三十三年的长至日（夏至日），内阁辅臣沈鲤、朱赓一同到宫门外叩首，向皇帝祝贺节日。皇帝赏赐酒饭，命司礼监太监陈矩陪席。席间，沈鲤向陈矩谈及矿税的危害。

沈鲤说：“某一路来，见矿税害百姓，所不忍见。再三疏请，皇上未见允行。”

陈矩皱着眉头说：“诚然。”

沈鲤说：“若说害百姓，还是第二义。”

陈矩不解地问：“百姓受害，何谓第二义？”

沈鲤说：“皇上受亏多了。”

陈矩问：“何谓也？”

沈鲤说：“如今人家也要风水兴旺，今国家把名山大川都凿破，灵气发泄尽了，将来圣躬岂不受亏？”

陈矩说：“此利害真不小。”

饭后，沈鲤与朱赓谢恩告退，陈矩向皇上转告沈鲤的一席话。听说开矿破了风水、灵气，有所触动，对陈矩说：“这话说得是，关系我身上的。你去与沈先生说：有甚培补法子，替我补一补？”陈矩遵旨前往内阁请教，沈鲤乘机进言：“名山大川灵气发泄如何补得！但急停了矿，安静久了，灵气自复，便是培补的法子。”皇帝听了频频点头。不久，他就下达停止开矿的谕旨。[165]

《明史·沈鲤传》据此写道：“（沈）鲤、（朱）赓谒贺仁德门，帝赐食，司礼太监陈矩侍。小珰数往来窃听，且执笔以俟。（沈）鲤因极陈矿税害民状，（陈）矩亦戚然。（沈）鲤复进曰：‘矿使出，破坏天下名山大川，灵气尽矣，恐于圣躬不利。’（陈）矩叹息还，具为帝道之，帝悚然，遣（陈）矩咨（沈）鲤所以补救者。（沈）鲤曰：‘此无他，急停开凿，则灵气自复。’帝闻为首肯……越月，果下停矿之命，（沈）鲤力也。”[166]

皇帝下令停止开矿，并非因为它危害民众，而是对自己不利，即沈鲤所谓“皇上受亏多了”“恐于圣躬不利”。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他向户部、工部发去一道谕旨，宣布停止开矿，把开矿太监召回京城。他道出了这几年忐忑不安的心情：“朕以频年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责己省愆，不遑宁处。”责己省愆的结果，觉得开矿得不偿失，为了补偏救弊，作出如下决定：

——其开矿抽税，原为济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采征天地自然之利。今开矿年久，各差内外官俱奏出砂微细。朕念得不偿费，都着停免。若有见在矿银，就着矿差内外官员一并解进，驰驿回京，原衙门应役。凡有矿洞悉令各该地方官封闭培筑，不许私自擅开，务完地脉灵气。

——其各省直税课，俱着本处有司照旧征解。税监一半，并土产解进内库，以济赏赐供用之需；一半解送该部，以助各项工费之资，有余以济京边之用。

——其各处奏带员役，止着押解催攒钱粮，行文差用，不许私设关津，指称委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夺，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亏国家正课。抚按官还同该监不时访拿治罪。[167]

皇帝终于认识到盲目开矿弊大于利，不得不宣布停止，开矿太监一律撤回北京，回原衙门供职。但是，对于征税太监还是舍不得撤回，仅就暴露出来的漏洞，做一些修补，比如各地征收的税银一分为二：一半归税监，解送内库；一半归地方，解送户、工二部。又比如，禁止私设关津，不得妨碍正常商业活动，不使关津征税受损。

万历三十四年以后，税监仍在各地活动，权力已有所约束，进奉内库的税银数量有所减少。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税监对于社会经济的危害，以及它所带来的后遗症难以消除。万历三十五年，户部尚书赵世卿的奏疏就是一个明证：

——何况巍巍聪明天纵之主，乃至以货闻哉！敛苍生之怨气，割明世之荣名，窃为皇上惜之。是以君德之切要论，则矿税宜先罢也。天下之事害与利相倚，散与聚相因。利小而散之速，则得害尚轻；利大而散之迟，则得害愈重，故聚敛而菑害丛生。

——自有矿税以来，貂珰渔猎，翼虎炰烋，掘坟墓而枯骨寒心，奸子女而淫污掩口。素封垂罄，已十室而九空；白骼塞途，且十人而九死。以致恨曲仇歌，人与为怒；火焚水葬，家与为仇。此而不已，后将何及！

——自榷采一兴，生民之骨肉既多毙于群虎之爪牙，生民之脂膏又尽润于群奸之橐囊。邦有硕鼠，泽无归鸿，以故数年来，催拖欠而拖欠绌，稽关税而关税微，取契镪而契镪分，搜库藏而库藏绝，课盐荚而盐荚薄，求赎锾而赎锾销。[168]

赵世卿作为职掌国家财政的大臣，分析税监对于国计民生的危害，十分深刻。皇帝依然故我，内阁首辅叶向高接二连三地向皇帝呼吁，也毫无效果。万历四十一年，叶向高以广东为例，说明税监导致海内困苦已极：“臣惟抽税一事，海内困苦已极。然他处税额止于数万，地方犹黾勉答应，独广东一省至十七万，粤民苦累难堪。加以（税监）李凤、李敬之剥削，皮毛俱尽，痛入心骨。幸皇上先岁撤回李敬，稍宽一分。然而十七万之税终为难办。臣但逢广东士民无不疾首蹙额，如坐汤火中，时刻难度，翘首企足，以望蠲免。顷闻李凤病笃，皆以为沐恩有机，而阮昇之命又下矣。假使（李）凤未即死，是有两凤，即（李）凤死而（阮）昇代之，其诛求骚扰必更甚于（李）凤。此粤人之所以痛哭吁天，而言官之所以纷纷执争，不能自已也。”[169]

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向皇帝报告，福建税监高寀的横征暴敛激发民变，请求皇帝撤回高寀：“（高）寀在福建日久，人甚苦之。近闻其带管广东，延颈企踵以望其去。然臣以为移此害彼，均是王民，不忍使广东独受其祸。而（高）寀以将有粤行，搜括愈甚，造船蓄货，索取民间百物。凡领价者毫不给与，且加以鞭箠。人情愤怒，聚集该监衙门，由百而千，由千而万，喧哄不已。该监遂令左右行凶，杀死二三十人，尽焚其尸，射放火箭，烧毁民屋数百间。百姓聚集愈多，环起而攻之。地方官劝谕，方散。次日，该监复躬自提刀，率领百余人，皆张弓露刃，突入巡抚公署，捉拏巡抚并巡抚之子。至于街中，两司官李思诚、吕纯如等冒刃解救，方放巡抚回衙，复劫李思诚、吕纯如为质。次日，以陈同知代之，（李）思诚等方得脱身。其狼狈颠沛之状，不可尽言。”[170]税监高寀在福建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民愤极大，终于激化为民众暴动。高寀不但不反省，反而归咎于地方官镇压不力，率领打手冲进福建巡抚衙门，逮捕巡抚及其儿子。气焰嚣张，一至于此！叶向高请求皇帝撤回高寀，“非独为一方安危利害所关，亦为国家惜纪纲，为皇上惜体统”。[171]

这种弊政一直延续到万历末年，朱翊钧至死不悟。不得不由他的儿子朱常洛来收拾烂摊子，朱常洛在登极诏书中，以“先帝遗诏”的名义宣布：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煜、马堂、胡宾、潘相、丘乘云等尽行撤回。但是地方经济社会所遭受的摧残，已经无法挽回了。

四　怠于临朝的朱翊钧

1．为何怠于临朝？

神宗皇帝朱翊钧晚年勤于聚敛，怠于临朝，政府处于瘫痪状态，也不闻不问。当时的官员朱国祯说：“上（神宗）益恭默，批发者内外庶僚推升只一‘是’字。巡按复命举下部，凡阁臣部院条陈、告归疏，皆留中。淮抚李三才被劾，有救者，有再劾者，前后凡一年有余，迭积不可胜数。其余两衙门，听其自作自止，自相攻击，皆以不闻不见处之。”[172]

朱翊钧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皇帝，亲政以后励精图治，一度形成“事事由朕独断”的局面。为什么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怠于临朝呢？这是研究万历朝历史值得细细探讨的问题，人们的见解很不一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晚明名士夏允彝对此有这样的分析：“自郑贵妃宠甚，上渐倦勤，御朝日稀。迨国本之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章满公车，上益厌恶之，斥逐相继。持论者益坚，上以为威悚之不止也，不若高阁置之，批答日寡。后遂绝不视朝，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经筵久辍，推升者不下，被纠者不处，上之一切鄙夷也。”[173]夏允彝在这里勾画了万历皇帝怠于临朝的渐变过程：先是对朝政表现出倦怠之意，上朝的日子逐步减少；以后发展到绝不上朝，奏疏也懒于批答，束之高阁。当然是真实的写照，然而对渐变的原因分析得有点牵强。

首先，把“倦勤”“御朝日稀”归咎于宠幸郑贵妃，沉迷于儿女情长，失之偏颇。诚然，宠幸郑贵妃是确凿无疑的，但与“倦勤”“御朝日稀”没有必然联系。由于宠幸郑贵妃，在册立皇太子事件上意在与廷臣对抗，从而导致“三王并封”“妖书案”“梃击案”之类政治风波。透过这一系列事件，人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他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的秉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和廷臣一样，都把这些与“国本”有关的事件，当作朝廷头等大事，紧盯不放，丝毫看不出由于宠幸郑贵妃而倦勤的迹象。夏允彝这位与陈子龙齐名的几社名士，对于晚明史常有真见卓识，不过对于此事的评述，难免落入“女人祸水”论的窠臼。他似乎以为，郑贵妃之于明神宗，犹如杨贵妃之于唐玄宗，其实不然。杨贵妃“女人祸水”论，前人早就有所澄清。郑贵妃等而下之，更无论矣。神宗的“倦勤”“御朝日稀”是应该从别的方面寻找原因的。

其次，把神宗后期“批答日寡”到“绝不视朝”，归咎于廷臣的朋党之争，是他对朝政反感的结果，显然是本末倒置了。万历一朝官僚队伍中的朋党之争、门户之见，其实是皇帝一手造成的。他在“倒冯”“倒张”的政治风潮中，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为昔日反对新政而遭到罢黜的官僚平反，重新起用，委以重任。这些人上台以后，意气用事，力图把万历十年以前的一切全部否定。于是形成两派官僚、两种政见的明显对垒。以后围绕着“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的分歧，使得这种对垒更加具有朋党色彩。如果把这种政治斗争看作是皇帝“批答日寡”“绝不视朝”的原因，实在是模糊了君主与臣下的责任界限，颇有臣下代君主受过之嫌。

由此可见，夏允彝的评论没有抓到点子上。那么近人的看法又如何呢？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的《明清史讲义》，专叙万历一朝史事的第五章，标题赫然是“万历之荒怠”。他把万历皇帝亲操政柄的几十年称为“醉梦时期”，说他“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而把原因归咎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这“软熟之人”的魁首便是申时行，因为申时行“遇事迁就，以成其过”，章疏留中，讲筵永罢，都是申时行开的先例。[174]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马楚坚，把孟森的论点加以发挥，把神宗的荒怠完全委过于申时行。他说：“迨申时行继为元辅，其为祸尤大，万历政弊与其有莫大关系……（帝）欲作解放不受束缚，故‘每遇讲期多传免’，时行不但不匡正此变态心理，反助帝偷学，疏其变态为巨流，并为帝虑一偷懒之法，以‘进讲章（讲义）’代讲授，‘自后为故事，讲筵遂永罢’……又助上怠政，教其将不愿接受之‘章奏留中’，‘毋下其章’。帝自后所以对奏疏不批不发，置之不理，实‘自此始’。又劝帝拒谏，不辨是非……自是以后，神宗遂以此而自由自在，日耽荒逸，纵情声色，饮酒使气，贪财好货为乐。”[175]

孟氏、马氏所论历历有据，并非臆测。但是，皇帝的怠于临朝，要内阁首辅来承担责任，未免太不公平。申时行为人“软熟”，“遇事迁就”，都是于史有征的。不过对此应该具体分析，申时行何以如此？他是出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的前车之鉴，把威权统统交还皇帝，事事由他独断裁决，让内阁辅臣回到“辅佐”的本来位置。申时行的迁就，为皇帝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而不是为他的荒怠提供方便。从事实上讲，申时行担任内阁首辅的八九年间，是皇帝亲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期，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根本谈不上荒怠疏懒。从逻辑上讲，申时行如果像严嵩那样专擅朝政，那么神宗才可以像他的祖父世宗那样，不理朝政，荒怠疏懒。

神宗怠于临朝，个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长期以来耽于酒色，以致疾病缠身，使他对于日理万机感到力不从心。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所谓怠于临朝，并非不理朝政的同义语，而且荒怠也有一个随着健康状况逐步恶化而不断加剧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从万历十四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七年去世为止。

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皇帝连日因病免朝，到了三十日仍未好转，再次命司礼监太监传谕内阁，说他原本欲御门临朝，已于卯时初刻（清晨五点钟）准备动身，无奈“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可见日前暂免朝讲期间，“静摄服药”并无效果，仍然“身体虚弱，头晕未止”。[176]于是才会有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指出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177]

皇帝头晕眼黑、力乏不兴的病情一传出，廷臣无不惊骇，也有人怀疑皇上托疾偷懒。其实是冤枉他了。他的暂免视朝日讲，是因病请假。这毛病拖到万历十五年，仍不见好转，二月初三日，他派文书官传谕内阁，暂免经筵，原因是“连日动火，时作眩晕”。[178]此后，他的身体时好时坏，视朝日讲经常宣布暂免，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还是朝讲如初。例如万历十五年三月初六日，他“身体初安”，按照规定视朝，百官上殿庆贺，随后又在皇极门暖阁召见申时行等三名内阁辅臣，议论朝政，并向三位大臣打招呼：“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忧心。”[179]又如万历十六年二月初一日，他按例到文华殿参加经筵，经筵完毕还和阁臣们议论《贞观政要》，品评唐太宗与魏徵。[180]不久旧病复发——头晕目眩，不能动脑筋，视朝、日讲、批阅奏章自然难以胜任。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即民间所谓大年初一他因为雒于仁批评他酒色财气，召见申时行等阁臣。申时行向他指出，皇上的疾病需要静摄，也要兼顾朝政：“皇上朝讲稀疏，外廷日切悬望，今圣体常欲静摄，臣等亦不敢数数烦劳起居，但一月间或二三次或三四次间一临朝，亦足以慰群情之瞻仰。”他听了并不恼怒，耐心地解释说：“朕疾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181]“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即使每月仅有的三四次上朝也难以办到。这种状况以后成为常态。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在病情稍微好转以后，他对阁臣谈起自己的健康状况：“原朕之疾，因火生痰成病，故食少寝废，尝服药饵，未见瘳愈。以致庙享屡遣代行，朝讲久废。”[182]同年九月，他又向申时行谈及病情：“朕今年以来，因痰火之疾不时举发，朝政久缺，心神烦乱。”[183]真实地流露了久病不愈的内心痛苦。其后，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病情仍不见好转。太常寺少卿王如训请求皇帝亲自庙享，他答复道：“朕切念庙享重礼，罔敢安逸！近日以来，溽暑蒸湿，面目发肿，行步艰难，恐不能成礼，是以命官替代。其分献陪祀执事等官，宜体朕心，倍加谨慎，勿得怠忽。”[184]依然是“溽暑蒸湿，面目发肿，行步艰难”的老毛病，庙享不能成行，视朝也只能偶尔为之。

此后二十多年中，皇帝处理朝政，是通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的方式来实现的。他不上朝，不接见大臣，却始终牢牢地掌控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廷臣们对于皇上深居内宫，无法一睹“龙颜”有所不满，不断上疏进谏。

万历二十二年七月，皇帝传谕内阁，还是谈他的老毛病：“朕自入夏以来，常中暑湿，身体屡生热毒，又头眩软弱，时享（郊庙）暂遣代行。”[185]遭到贵州道御史许闻造（字长孺，浙江海宁人）批评：“顷岁以来，谓郊庙为常事，谓朝讲为虚文，谓公忠为党同，谓救谏为激聒……大臣一时杜门者，六卿几居大半；言官废锢草野者，两载几至七十余人。阙庭不闻采纳一言，台省不见挽回一事，奏牍沉阁而无从稽其出纳，正士短气而无复关其忠鲠，贤者寒裳而求去，留者掣肘而难为……陛下试察旬日以来，诸臣弼违之章，视昔不稍减乎；謇谔之风，视昔不少沮乎？”[186]反映了一般官员对皇帝不郊庙、不上朝的怨气，对朝政混乱的不满情绪。

以后类似的批评接连不断。户部主事董汉儒（字学舒，大名开州人）说：“神圣御宇亦且二十三年，何始勤终怠？国是日非，频年深居，群臣罕得窥其面……国家堂堂一统，非不久安长治者，自朝讲希阔，壅蔽渐滋，忠直废弃，乖异侵起，九阁三殿之间，惟闻纵酒淫刑黩货而已。时事可忧，又不止帑藏空虚尔也。”[187]

御史马经纶批评得更为尖锐：万历二十三年以来，皇帝贬谪言官三十四人，“以泥沙视贤才，以草芥待台省”，是“第一大亏损事”。然后正话反说：“皇上年来厌恶言官，动辄罪以聒扰，今忽变而以钳口无言罪之。夫以无言罪言官，言官何辞。臣切观皇上所谓无言者，犹浅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钳口不言，有五大罪”：

——皇上不郊天者有年，曾不能排闼牵裾，诤如故典，是陷皇上之不敬天者，臣等言官也。罪一。

——皇上不享庙者有年，曾不能排闼牵裾，诤如故典，是陷皇上之不敬祖，臣等言官也。罪二。

——皇上辍朝不御，停讲不举，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强持之，是陷皇上不能如祖宗朝之勤政矣。罪三。

——皇上任贤不笃，去邪不决，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强得之，是陷皇上不能如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

——皇上好货有癖，而御下少恩，肘腋之间，丛怨蓄变，言官共虑之，而卒不能批鳞谏止，是陷皇上甘弃万历美政而不克终矣。罪五。

马经纶身为言官，自我检讨五大罪，实际是在影射皇帝有五大罪。此前许多官员批评他怠于临朝，他无动于衷，不予理睬，马经纶的一席话，触到了他的痛处，迅即作出反应，训斥道：“今日览文书，有御史马经纶心与奸逆报复，故讪君无上，借言申救，恐负奸逆之私，好生可恶！此必平素党类之人，宪赋重任如何置此奸肆之畜？本该重治，姑且降三级调外任，不许朦胧推升。”[188]此举引起工科都给事中林熙春、御史鹿久徵的不满，一个说“言路几空，士气重挫”，另一个说“霆威叵测”，提醒皇上“清议在前，信史在后”。皇帝索性将马经纶改为“降杂职调极边”，林熙春、鹿久徵各降一级调外任。[189]

2．“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仁圣皇太后陈氏病逝，按照常例，皇帝必须参加嫡母的葬礼。他再一次破例，派遣大臣以“奠代使”的身份，代替他行事，理由仍是患病，行动不便。十五日，他向礼部发去谕旨：“朕自闰八月初旬，偶尔痰流注于左足，动履不便。今大行皇后发引，朕不能恭行扳送，不胜哀恸，着遣奠代使行事。”此举遭到廷臣极其严厉的责难。吏部左侍郎孙继皋（字以德，号柏潭，常州无锡人）上疏劝谏：“古今大纲常必不可亏，国家大典礼必不可缺，冒恳圣明扶疾扳送母后，以光圣人大孝，以慰寰海同情”。他说，看到本月十五日的圣旨，不胜狗马心，事关大纲常大典礼，四海观刑，万代瞻仰，请皇上深思力行，勿之有悔。[190]礼部郎中王就学（字所敬，常州武进人）说，由于皇上没有亲自扳送仁圣皇太后的丧舆，官员玩忽职守，沿途颠簸，少有防护，且日行三十里而止。丧舆停歇处，茫无一人看守。沿途祭奠，俱不成礼，至于玄堂安厝是否妥当，俱不可知，殊非臣子所忍言也。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字章尹，福建莆田人）也对皇帝有所批评：“母子至情，送终大事，少知义理者，尚思竭擗踊哀送之情，以申无已之忧，矧孝思纯笃。如陛下乃以玉体不调，遂失扳送。试追昔容之不复，思侍养之难再，终天之恨，能恝然乎？”官员的批评合情合理，皇帝则有苦难言。他一向以孝顺闻名，待嫡母仁圣皇太后恭谨备至，嫡母的葬礼都不能参加，可见病情不轻，“动履不便”并非托词。到了万历三十年二月，病情突然加剧。二月十六日，紧急召见高级官僚，又在寝宫单独召见内阁首辅沈一贯，当着慈圣皇太后、太子与诸王的面，嘱托后事，要沈一贯辅佐太子做个好皇帝。[191]足以表明，多年身患疾病的他，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否则绝不会有这一场虚惊。

万历三十三年六月，皇帝在给内阁的谕旨中说：“朕自入夏以来，寒热不调，湿气熏蒸，头目时常眩晕，章奏未经细阅。”[192]十多年的老毛病始终未愈。

此后，他更加怠于临朝了。正如沈一贯所说：“皇上居深宫之中，不见群臣百姓，可谓塞耳掩目，置人言于弗理。”[193]大臣们的批评不绝于耳。

万历三十四年四月，刑科给事中曹于汴（字自梁，号贞予，山西安邑人），批评皇帝，不仅不临朝，而且连奏疏都不批复：“科道露章纠劾官邪下，不报；中外大僚被劾求去，不报；铨部推举升除、行取起用，不报。臣诚不知其所解。”在这点上，比不上列祖列宗，甚至不如他的祖父世宗皇帝：“皇上守祖宗之鸿业，必遵祖宗之家法，揆厥祖制，固将躬御前殿，面决章奏者也。即世庙中年深居静摄，而批答割决如流水无壅，是以中兴之治远绳祖武，未有朝御既虚，章疏亦阏者也……奈何建言者十弹而十不答，竟成空语；求去者累请而累不得，聊且羁留。言者未蒙乐受，直以抑其芒锋；被言者匪贻主眷，适以丧其生平。且望退之人既不获退，而应进之人复不获进，徒使杜门踌躇者冒濡滞之嫌，非所以明节也；待月淹迟者抱消磨之叹，非所以鼓气也。”[194]

同年七月，工科给事中王元翰（字伯举，号聚洲，云南宁州人）列举皇帝“静摄”的各种表现形式：“静摄之初，犹有绾天下于方寸之意。静摄之久，潜有隔天下于万里之渐。是故大僚任其缺，而不补也；榷税任其毒，而不即罢也；台省任其不可支吾，而不即考选也；章疏任其高阁，而不即报答也；废弃任其沦落，而不即拔置也；边事任其恣相破滥，而不即禁核也；纪法分义任其颓荡凌乱，而不即整顿饬刷也。方今时事，孰大于此？乃诸臣至焦唇敝齿不得一俞可，皇上果违天下以自用，付时艰于东流乎？”因此王元翰恳切请求，“愿皇上定极思动，昧爽视朝，日进阁部大臣商榷急务，令科道官得随朝见面，陈天下利弊是非，皇上从中决发。”[195]这当然是徒劳的。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户科给事中萧近高（字抑之，江西庐陵人）认为，由于皇帝怠于临朝，上下否隔，朝政郁之为病。他列举了“十郁”，其中最久最大的，一是十数年不视朝讲，十数年不经天；二是天地祖宗以代摄为故常，天神人鬼能不怨恫？三是章疏留中，十常七八；四是南北大僚稀如晨星，哀恳乞休，裒如充耳。此外还有，郎署藩臬之推，催十数次而不下；郡守师帅之长，缺数年而不补，等等。[196]皇帝有什么反应？一如既往，“不报”（没有回音）。

虽然皇帝对于官员的批评，一如既往“不报”，官员们却不放弃进谏的机会。万历三十六年六月，云南道监察御史史学迁说：“今殿廷稀御，上下不交，十疏而九不报，百奏而一不闻。间有自帷中可者，又不过寻常故事，中有宵子之言。上既无前席之虚，下亦无造膝之谟。大臣以窥探逢迎为精神，以交结夤缘为工夫；小臣以奔走权门为得意，以背公觅党为职业。似此壅隔痞塞之象，宪宪泄泄之风，而欲国事得理，患难不作，必不可得之数也。”[197]

同年七月，浙江道监察御史李光辉感叹于“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说：“我皇上临御初年，励精图治，兢业万几，一切章奏批答不停。惟时自宰臣而下，靡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是以在朝跄跄，在野熙熙，廷无阙政，国无横征，人人励素丝羔羊之节，而鲜顽钝无耻之风。”抚今追往，他发出一连串责问：

曾有矿税剜民骨髓者乎？

曾有一人而兼数官，一官而兼数事者乎？

曾有披素摅款以希一当，而竟尔停阁者乎？

曾有频经指摘而日食大官，而挥之不去者乎？

曾有毕力穷氓，苦心边计，而反罹幽囚，莫必其命者乎？曾有折槛匡时，批鳞悟主，而不一赐环者乎？

在一连串责问之后，他又发出一连串感叹：

方今海内自矿税之使煽虐以来，居者不能保其生，徙者不能保其骨，黔黎萧条，生灵磔裂。皇上何忍民命之草芥若此！

自大小臣工停补以来，内少寅亮之风，外鲜贞肃之度，事主模棱，人从长厚。皇上何忍吏治之窳惰若此！

自内帑充积累百万亿以来，闾阎竭有额之供，商民多呻吟之苦，朝野共征，人无固志。皇上何忍邦本之携二若此！自章奏壅滞，百不答一以来，声不及闻，而尊若隔九天。皇上何忍臣僚之阔绝若此！

自宰执重臣相延于淟涊以来，故廉隅不必饰，名节若可损。皇上何忍股肱之萎靡若此！

自满朝荐、王邦才等之相继被逮以来，输忠者丧气，申救者无门。皇上何忍忠良之摧折若此！

往年建言诸臣皆效忠于皇上者，乃立杖之马，一斥而俾其老死于牖下，间有二三栖迟于岩穴者，屡推不用。皇上何忍贤人之禁锢若此！[198]

御史李光辉可以说是一个无名之辈，他的这篇奏疏写得气势不凡，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对皇帝怠于临朝所造成的弊端，分析得淋漓尽致。

皇帝怠于临朝，不批答奏疏，官员不能及时任免，使得中央政府处于停摆状态。当时的内阁辅臣叶向高一再提请，增补阁臣与部院大臣，皇帝置若罔闻。翻阅叶向高的《纶扉奏草》，此类奏疏比比皆是。

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叶向高喟然长叹，内阁辅臣从没有像现在这般蒙受诟病，事出有因。他说：“天下之议实有所由起，而难于自白也。其所由起者虽多，然其大端不过曰章疏停留、人才壅滞。夫章疏者，下情之所由达，上意之所由宣，譬如人之有口有语言，不可喑哑。若章疏停留，则上下隔绝，无以自通。而辅臣者身处禁近，为朝廷腹心，若不为之通其塞而达其情，则凡有结湮郁，孰不怨尤？而彼此猜度，如人行暗中，转相摸索。此议论之必不能免者也。”[199]言外之意，内阁辅臣之所以受舆论诟病，其源盖出于此，是在代皇帝受过。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叶向高向皇帝条陈时政：“臣观今日九卿大僚缺乏已极，每衙门不过一人，而又或以真病，或以被言，皆杜门求去。其见在供职者，惟戎政（兵部）尚书李化龙、礼部侍郎杨道宾、工部侍郎刘元霖三人，而（杨）道宾又欲给假，（李）化龙又偶感寒疾，尚未出户。长安道上遂几无九卿之迹。”真是咄咄怪事，中央政府竟然到了每衙门只有一人的地步，长安道上居然见不到部院大臣的身影。于此相关联的是难以弥补的财政危机，叶向高说：“户部尚书赵世卿以边饷匮乏，无可设处，困苦悲号，几无生趣，日来控诉于臣。工部又以赏夷无措，求借兵部。光禄寺又以供应难支，求借户、工二部。彼此束手，相怨相尤。臣每票拟此等章疏，则茫然莫知为计，不得已委之所司，而所司无可奈何，又复沥情苦告，展转支吾，终无了日。穷迫如此，尚可以为国乎？”[200]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叶向高对皇帝谈及吏部、礼部缺掌印官（尚书）：“铨衡、典礼事务烦多，难以停滞，延迟一日则废一日之事。”[201]“往时掌印官缺，犹可令人暂署。今六部尚书、侍郎共只四人，皆以病杜门。即本部之事尚不能理，况于兼摄！”[202]“户部尚书赵世卿病将一载，兵部尚书李化龙病尚未愈，刑部尚书沈应文、工部侍郎刘元霖、都察院副都御史詹沂，皆称病笃。只一礼部侍郎杨道宾尚在供职，而春分陪祭朝日坛忽眩晕仆地，至今未甦。”[203]

这种状况始终没有改变，万历三十八年叶向高不厌其烦地皇帝重复这一话题。先是催请任命刑部尚书：刑部尚书候命日久，催请数次，未蒙俞允。以至于狱囚积累至千人，不能审讯问断。甚至连狱囚的食米都无人筹措，都由铺户商家包赔。炎暑郁蒸，煎熬难过。[204]继而催请户、礼二部尚书：目前户部事务停阁已久，最为紧急的各边军饷，无人发给；各处解来银两，又无人签收。比如咽喉哽塞，一切饮食出纳皆不得通，最为困急。而礼部负责颁历贺冬，典礼之臣岂容长久缺失！[205]

吏部尚书孙丕扬（字孝叔，陕西富平人）由于考察官员，受到攻击，情迫乞归。叶向高不敢擅拟留或放，请示皇帝裁断。得到的回答是：“览卿奏，情辞切至。朕疾虽愈，尚尔虚弱，不耐劳烦，点用大僚及察疏等事，朕即陆续检发。孙丕扬公忠直介，着出温旨勉留供职。且大臣分义体国奉公，何为自便相率恝然求去！”[206]他要求大臣们不要引疾乞休，而自己却常常说“朕疾虽愈，尚尔虚弱，不耐劳烦”，而怠于临朝。

皇帝依然如故，朝政依然如故，一向温文尔雅的叶向高终于忍无可忍，在万历四十年四月所上的第二十六道乞休奏疏中，大发牢骚：“乃臣一日未去，则朝政一日不行，日复一日，将使纪纲尽坏，国体尽伤，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臣虽木石其心，岂能安处？皇上即视臣如犬马，可以羁縻，进退去留，可以置之不问，乃官僚可尽空乎？言路可尽废乎？各省之按差可终不代乎？浙江、湖广、贵州之科场可不用监临乎？恐从古以来无此事也……今中外离心，人人愁叹，即辇毂之下，肘腋之间，怨声愤气已自满盈，种种祸机无人敢说。臣方深忧皇上之孤危，而皇上顾闭塞愈深，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至于阁臣冢卿亦视若可有可无，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不测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207]痛快淋漓之极，把皇帝怠于临朝造成的恶果，揭示得入木三分，其中最精彩的一句：“廊庙不成廊庙，世界不成世界”，令人拍案叫绝。

如此这般大声震喝，也难以奏效。皇帝既不同意他乞休，也不接受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叶向高不无感概地说：“国家多事，朝政不行，臣浮沉其间，无所转移，实是有罪……皇上深居日久，如天之穆无声臭，听万籁之争鸣；如水之漫无堤防，任百川之自溃。典礼当行而不行，章疏当发而不发，人才当用而不用，政务当修而不修，议论当断而不断。”[208]

优游林下的申时行对叶向高的处境充满理解之同情，在私信中和他谈及朝政，不胜感慨：“近时事体与往时大相悬绝，阁中开导斡旋止凭揭帖，往时或奉御札，或令文书房回答，无中寝者。今答者什之二三，寝者什之七八，此一难也。往时六卿皆备，事体每相商榷，皆得与闻。今疏上报可，绝无违驳，遂至不相关涉，此二难也。一时风尚，率先气节，少年喜事，口语纷纭，前倡后随，党同伐异，狥之则不可胜从，违之则便相仄目，此三难也。”申时行不由惊叹：“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久安长治者！”[209]

[1]　万斯同《明史》卷一百五十四《诸王下·福恭王》。

[2]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传·神宗诸子·福王常洵》。

[3]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癸丑。

[4]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癸亥。

[5]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壬戌。

[6]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二十《赵世卿传》。

[7]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一，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丙戌。

[8]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三，万历三十二年二月癸巳。

[9]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万历三十二年七月。

[10]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万历三十二年七月。

[11]　陈建、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三十八，万历三十四年冬。

[12]　谈迁《国榷》卷八十一，万历四十年四月戊辰。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传·神宗诸子·福王常洵》。

[13]　项鼎铉《呼桓日记》卷三，万历四十年七月十五日。

[14]　万历《大明会典》卷五十六，礼部十四《王国礼二·之国》。

[15]　叶向高《请福王之国揭》，《纶扉奏草》卷十八。

[16]　叶向高《请福王之国密揭》，《纶扉奏草》卷十九。

[17]　叶向高《回奏圣谕福王之国事情疏》，《纶扉奏草》卷二十。

[1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五月。

[19]　叶向高《请减福藩庄田疏》，《纶扉奏草》卷二十。

[2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六月。《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万历四十一年六月庚寅。

[2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六月。

[2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六月。孙慎行《题为行期渐迫定吉宜颁事疏》，《神宗显皇帝留中奏疏汇要》卷一。

[23]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十，万历四十一年七月丁巳。

[2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七月。

[2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一年癸丑卷，十一月。

[2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二月。

[2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月。

[2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月。

[29]　查继佐《罪惟录》传记卷十三下《叶向高传》。

[30]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囊底寄·经济·叶向高》。

[3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二月。

[32]　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传·福恭王常洵》。

[3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九月。

[34]　谈迁《国榷》卷八十二，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丙子。《国榷》卷八十二，万历四十一年九月辛未，说福王这些船只早已集结于通州湾待命，“久候资竭，人多苦之”。

[35]　谈迁《国榷》卷八十二，万历四十二年三月丙子。

[36]　马孟贞《庄田凑补无策疏》，《马太仆奏略》卷下。

[37]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十七，万历四十二年三月辛巳。

[3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七月。

[39]　马孟贞《庄田凑补无策疏》，《马太仆奏略》卷下。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二月。

[4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正月。

[4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正月。

[4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六月。

[43]　叶向高《上福藩食盐揭》，《纶扉奏草》卷二十八。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传·福恭王常洵》。

[4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46页。

[45]　刘若愚《酌中志》卷五《三朝典礼之臣纪略》。

[46]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二·张鲸传》。

[4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六年戊子卷，十一月、十二月。李沂《恶党就擒元凶未殄亟赐重处以绝祸本疏》，《万历疏钞》卷二十。

[4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春正月。

[49]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二·陈矩传》。

[50]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51]　叶向高《请止钦取钱粮疏（署南户部上）》，《纶扉奏草》卷一。

[5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53]　叶向高《请止矿税疏（掌春坊上）》，《纶扉奏草》卷一。

[54]　万斯同《明史》卷一百五十四《诸王下·福恭王》。

[5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六月。

[56]　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坑冶之课》。

[57]　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关市之征》。

[5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九月。

[5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十月。

[6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十二月。

[6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十二月。

[6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正月。

[6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五月。

[6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九月。

[6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十二月。

[6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三月。

[6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五月。

[6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六月。

[6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七月。

[7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八月。

[7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十一月。

[7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十二月。

[7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正月。

[7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二月。

[7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三月。

[7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四月。

[7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闰四月。

[7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五月。

[7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六月。

[8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七月。

[8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八月。

[8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九月。

[8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十月。

[84]　王天有《万历天启时期的市民斗争和东林党议》，载《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南炳文、汤纲《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59—762页。

[85]　《万历会计录》卷一《岁入》。

[86]　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五《户部二十二·课程四》。以上参看全汉昇、李龙华《明中叶后太仓岁入银两研究》，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卷第1期。

[8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五月。

[8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8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90]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九，万历二十九年五月甲寅。

[9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三月。

[92]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内库进奉》。

[93]　《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十六，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壬子。

[94]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三，万历二十七年四月癸酉。

[95]　林秉汉《乞处粤珰疏（万历三十二年）》，《万历疏钞》卷二十《阉宦类》。

[96]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二·高淮》。

[97]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九月。

[9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九月。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二十七《万象春传》。

[99]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陈增》。

[100]　王藩臣《乞除阉恶以防要地祸变疏》，《万历疏钞》卷二十《阉宦类》。

[101]　《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三，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甲辰。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陈增》。

[102]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华钰传附王正志传》。

[103]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梁永》。

[104]　周懋相《税使饰词庇盗有司因事蒙谴疏》，《万历疏钞》卷二十《阉宦类》。

[10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卷，正月。

[106]　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十四《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朱少钦赓》。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梁永》。

[107]　陈宗契《税珰暴虐非常蛊毒宪臣有据疏》，《万历疏钞》卷二十《阉宦类》。

[108]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梁永》。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109]　冯琦《枭獍恶臣大蠹国计首倡阻挠屡抗钦命疏》，《万历疏钞》卷二十《阉宦类》。

[110]　温纯《庆典在即恳乞宽逮系并停矿税疏》，《万历疏钞》卷二十九《矿税类》。

[111]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二《魏允贞传》。

[112]　李三才《政乱民离目击真切恳乞圣明承天念祖救之水火以自尽君道疏》，《万历疏钞》卷二十九《矿税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113]　李三才《万民涂炭已极乞赐省览以救天下疏》，《万历疏钞》卷二十九《矿税类》。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114]　李三才《天变人离万恳省改疏》，《万历疏钞》卷三十三《修省类》。

[11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二月。

[116]　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首，王俊《临清直隶州志序》。

[117]　康熙《临清州志》卷二《赋役》。

[118]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五册《山东上》。

[119]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四，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壬午。

[120]　万历《大明会典》卷三十五《户部二十二·课程四·钞关》。

[121]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十五，万历二十五年十月辛酉。

[12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卷，十二月。

[12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三月。

[12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闰四月。

[12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闰四月。

[126]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四，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庚辰。《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闰四月。

[127]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地方激变》。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九《王葛仗义》。

[128]　叶向高《再请止矿税疏（宫坊上）》，《纶扉奏草》卷一。

[129]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九，万历二十七年九月戊辰。

[130]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三，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

[13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卷。按：据小野和子考证，《万历邸钞》的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卷，所记史事应为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之事（见《明季党社考》，同朋舍出版，1996年，第154—155页）。此说言之有据。但徐缙芳弹劾马堂，并非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之事。

[132]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内库进奉》。

[133]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内库进奉》。

[134]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六，万历三十一年九月丙子。

[135]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二十《赵世卿传》。

[136]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七十六，万历三十年九月丙子。

[137]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内库进奉》。

[138]　参看冈野昌子《明末临清民变考》，载小野和子编《明清时代的政治和社会》，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年，第103—133页。

[139]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陈奉》。

[14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八月。

[14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八月。

[14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冬十月。

[14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七年己亥卷，冬十月。

[144]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陈奉》。

[145]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五《矿税之弊》。

[146]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传二·陈奉》。

[147]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四，万历二十八年二月庚寅。

[148]　冯应京《税监违旨剥民乞加诛责以安反侧疏》，《万历疏钞》卷二十九《矿税类》。

[149]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七《冯应京传》。

[150]　曹于汴《湖广按察使佥事慕冈冯公墓志铭》，《仰节堂集》卷五。

[151]　谈迁《国榷》卷七十九，万历二十九年三月乙巳。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陈奉》。

[152]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崇祯《吴县志》卷十一《祥异（寇灾民变附）》。

[153]　申时行《杂记》，《赐闲堂集》卷四十。

[154]　吴履震《五茸志逸》卷六。

[155]　张溥《七录斋诗文合集》文集近稿卷二《义士葛成像赞》。

[156]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杨荣》。

[157]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杨荣》。

[15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卷，春正月。文秉《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谈迁《国榷》卷八十，万历三十四年三月己卯。

[159]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八，万历三十年二月己卯。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一《沈一贯传》。

[160]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一《沈一贯传》。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官传下·陈奉》。

[161]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二《萧近高传》。

[162]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十一《沈一贯传》。

[163]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

[164]　汤兆京《内使擅刑爵宗乞究处以存祖制以崇国体疏》，《万历疏钞》卷二十《阉宦类》。

[165]　高攀龙《龙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记》，《高子遗书》卷十。

[166]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七《沈鲤传》。

[16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卷，十二月。《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十六，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壬寅。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矿税诸使》。

[168]　赵世卿《生民糜烂已极天心示警特严谨循职掌率属申恳亟行切要实政以光圣治以信圣言疏》，《万历疏钞》卷三十三《修省类》。

[169]　叶向高《请止阮昇抽税疏》，《纶扉奏草》卷二十二。

[170]　叶向高《请撤税监高寀揭》，《纶扉奏草》卷二十七。

[171]　叶向高《请撤回税监揭》，《纶扉奏草》卷二十七。

[172]　朱国祯《皇明大事记》卷三十九《神宗》。

[173]　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明季稗史初编》卷十四。

[174]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第246、260页。

[175]　马楚坚《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载吴智和主编《明史研究专刊》第五期（1982），台北大立出版社，第17—62页。

[176]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七十八，万历十四年九月己未。

[17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四年丙戌卷，九月。

[178]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三，万历十五年二月庚午。

[179]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万历十五年三月癸丑。

[180]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五，万历十六年二月乙丑。

[181]　申时行《召对录》。

[182]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四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壬申。

[183]　《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万历十九年九月己巳。

[18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七月。

[18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七月。

[18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七月。

[18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卷，五月。

[18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正月。

[18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正月。

[19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四年丙申卷，九月。

[191]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八，万历三十年二月己卯。

[192]　庄廷鑨《明史抄略·显皇帝本纪三》，三十三年六月。

[193]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九，万历三十二年八月己卯。

[194]　曹于汴《乞发章奏决用舍以成盛治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195]　王元翰《圣躬静摄日久天下伏机可虑乞采公道以固社稷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19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卷，七月。

[197]　史学迁《国事日急朝政日废恳乞亟悟改行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198]　李光辉《国家危乱已兆朝政壅敝犹仍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199]　叶向高《论时事疏》，《纶扉奏草》卷二。

[200]　叶向高《条陈时政揭》，《纶扉奏草》卷四。

[201]　叶向高《吏部掌印揭》，《纶扉奏草》卷五。

[202]　叶向高《吏礼掌印官揭》，《纶扉奏草》卷五。

[203]　叶向高《请补阁臣第三揭》，《纶扉奏草》卷五。

[204]　叶向高《催请刑部掌印官揭》，《纶扉奏草》卷十。

[205]　叶向高《请户礼二部掌印官揭》，《纶扉奏草》卷十一。

[206]　陈建、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三十九，万历三十九年五月。

[207]　叶向高《乞休第二十六疏》，《纶扉奏草》卷十五。

[208]　叶向高《乞休第四十一疏》，《纶扉奏草》卷二十一。

[209]　申时行《答叶台山相公》，《赐闲堂集》卷三十八。

第四章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无锡东林书院，创建于万历三十二年，禁毁于天启五年，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1604—1625），却在当时社会激起巨大的反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朝野上下一时间纷纷攘攘，推崇它的誉之为清议，诋毁它的斥之为结党。与它同时代的人，对它的看法已经十分歧异，到了清朝编纂《明史》时，离真相愈来愈远。在这种背景下，东林书院与“东林党”成为晚明史上引人注目的话题，近几十年来，关于它的研究硕果累累，似乎久已成为定论，其实不然。如同诸多历史问题一样，这个问题仍然值得发掘史料，重新审视——东林书院究竟是不是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是不是一个“党”，值得重新加以检讨。

一　“维世教觉人心”：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1．杨时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的讲学场所。

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将乐人，宋熙宁九年进士。当时河南程颢与其弟程颐，讲习孔孟绝学，河洛之士翕然师从。杨时调官不赴，到河南颍昌拜谒程颢，执弟子礼，相得甚欢。及其南归，程颢目送说：“吾道南矣。”程颢死后，他又求学于程颐，“一日见（程）颐，颐偶暝坐，（杨）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1]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就是杨时求师心切的佳话。杨时在他的《中庸义序》中说：“予昔在元丰中，尝受学明道先生之门，得其绪言一二，未及卒业而先生殁。继又从伊川先生。未几，先生复以罪流窜涪陵，其立言垂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2]

他以“龙图阁直学士”告老致仕，在无锡县城东隅创办东林书院，在此著述、讲学。康熙《东林书院志》说：“东林者，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考邑乘，东林在城东弓河上。宋政和间龟山先生寓是讲学十有八年，名东林书院，岁久倾圮。”[3]以继承杨时遗志为己任的顾宪成，在兴复东林书院时说：“有宋龟山杨先生，受业两程夫子，载道而南。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考锡乘，先生尝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建有东林书院。岁久，旁落为东林庵，而书院废矣。距今五百余年，俯仰顾盼，莫不喟然叹息。”[4]

明朝成化年间，无锡人邵宝“图修复之，不果”。所谓“图修复之，不果”云云，是大名鼎鼎的高攀龙所说：“（无）锡故有东林书院，宋龟山杨先生所居，……阐伊洛之学。后废为僧舍。邵文庄公（宝）图修复之，不果。”[5]身为无锡人的高攀龙只说对了一半，邵宝虽然没有修复位于城东的杨时书院，却在城南另建一所东林书院。关于此事，严瑴作过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即东林本），一个在城南（即东林支）。邵宝欲兴复杨时书院未果，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建一所东林书院。而杨时书院在城东弓河畔，万历年间顾宪成在此旧址上兴复东林书院后，城东东林书院逐渐荒废，无人知晓。

无锡人严瑴写的《两东林辨》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足以加深对东林书院的认识。他写道：

吾邑两东林，其可徵有三：

《东林摭遗》曰：龟山先生书院久废，隆（庆）万（历）间有庠长盛君鎜锐图兴复，具呈请之耿宗师。宗师嘉允，下其事于诸生，佥谓以僧区言，则保安本也，东林支也。（冯择贤《锡山志》：

大寺各有所统，小寺各有所隶，故城内东林庵名保安寺下院，以为保安之所统也。）以书院言，则城东之东林本也，保安之东林支也。兹欲修复，盍专于本焉图之。一徵也。

孙少宰柏潭先生《东林庵记》略曰：考邑志，龟山讲诵故在东林禅院右偏，而王文成所记东林书院在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而遥，此则又与弓河之东林相去辽绝。二徵也。

高先生撰《顾端文公行状》略曰：杨先生令萧山归来，依邹忠公志完于毗陵。忠公寻卒，依李忠定公伯纪于梁溪，凡十八年，往来毗陵、梁溪间。栖止东林，阐伊洛之学。后废为僧舍，邵文庄公图修复之，不果。曰不果，则文庄讲学止在保安东林矣。三徵也。[6]

严瑴说法是有根据的，邵宝与王守仁的记载可以为证。邵宝《毗陵道南书院记》写道：“道南书院曷为而建也？为祀宋龟山先生文靖杨公中立而建也。公南剑人也，常曷为祀之？公学于程门，还自伊洛，至常（州）而留焉。谓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邹周三公又与有故，故周旋延陵、勾吴之间，与诸生讲道者十有八年。其风流在士林，功化在后学者，博且弘矣。是以没而祀之，比诸乡先生。越绍熙初，郡始立祠。绍定、淳祐间，继祠益严。至胜国时，乃有龟山书院之创，而其圮也久矣。国朝成化初，尝起废焉，而不设像。寓二贤祠者如故。前郡守宜宾王侯欲改图未果，今郡守前监察御史琼台陈侯，实乃卜吉而别建之……自孟子殁至于有宋，千有余年矣。南安之会，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学于是乎大振，此斯文再启之源，天地间一大机会也。伊洛之游，龟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闽学因之大成，此斯文再传之委，天地间又一大机会也。是二机会者，人耶？天耶？其然也，孰能与之。是故君子谨诸南安有书院焉，名之曰道源，为周程志也。今是院也，为龟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7]这个重建的道南书院，就是城南东林书院。

王守仁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城南东林书院记》，来纪念邵宝先生：“东林书院者，宋杨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以举子复聚徒讲学于其间。先生既仕而址复荒，属于邑之华氏。华氏，先生之门人也，因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用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之旧。先生则自述其废兴，而以记属之某。当是时，辽阳高君文豸方来令兹邑，闻其事，谓表明贤人君子之迹，以风励士习，此吾有司之责……夫龟山殁，使有若先生者相继讲明其间，则龟山之学邑之人将必有传者……从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龟山之学，庶乎书院之复不为虚矣。书院在锡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而遥。”[8]

邵宝，字国贤，号二泉，常州无锡人。杨一清对他赞扬有加：“举甲辰（成化二十年）进士，出知河南许州，以礼让为国，所举动多风化中事。作《新庙学》谕诸生义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节。闻者感动，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读书为文，矩则许之，文风蔚然改观……以荐为江西提学副使。至则以身为教，先行检而后辞艺，黜浮崇雅，士类勃兴。修濂溪书院，白于巡抚林公待用，檄取濂溪族孙守祠。改建白鹿洞书院，清学田，定课程，远近向慕……公平生操履端饬，自登第至侍养家居，一切馈遗不苟受，箧中无长物，唯图书、金石、遗文而已。公于家称孝子，于国称名臣，于世称纯儒，杰然为天地间完德君子。公性度端雅，贞介夙成，临事犹讲学，未尝疾言遽色，人或数百语不能终，公以数语即竟之。尝曰：‘愿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于声色货利绝口不言。”[9]

邵宝兴建的城南东林书院，又名二泉书院，日久荒废。后人出资出力，于万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重修二泉书院，恢复旧观。顾宪成出于对邵宝的敬仰，撰写《重修二泉书院记》，记述重修二泉书院的经过，然后赞叹道：“古称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先生诚心质行，表里皭如，贫贱不为移，富贵不为淫，威武不为屈，能立德矣。由释褐以至悬车，所在惠泽洽焉，教化行焉，风纪肃焉，典刑树焉。上获下信，暗而弥章，能立功矣。‘简端录’寤寐圣贤，阐性命之精蕴；‘日格子’折衷千古，定是非之权衡，能立言矣。”[10]而此时顾宪成兴复的东林书院已经如日中天，蜚声大江南北，邵宝的书院虽然得到重修，人们已经忘却它原本是城南东林书院，只知道它是二泉书院。有鉴于此，严瑴才会写《两东林辨》，告诉人们，无锡曾经有过两个东林书院。

2．顾宪成兴复东林书院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人，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初七日，出生于无锡泾里。七岁时，读《大学》《中庸》，二十岁时师从张子期。张子期又名张淇，年轻时游学于唐荆川、薛方山两先生之门，他授书不拘泥于传注，直发其中所自得者。有人对宪成说：“剑浦李公教其子读四书，只读白文。”宪成转告张先生，张先生说：“朱子绝世聪明，却退然自处于章句，一字一训，若村学究然。诚欲天下后世三尺之童都晓得圣贤话头，做个好人，此天下之心也。吾辈如何这等说。”宪成说：“恐毕竟非上智事。”[11]隆庆四年补县学诸生第一，即以文名世，坊间所刻诸论，皆其历试冠军之作。[12]万历四年，应天乡试第一名中举。据他的挚友高攀龙说：“当是时，先生名满天下，其为文章斟酌古今，独辟乾坤，学者宗之如山于岳，如川于海。而先生退然谓，此非吾人安身立命处，心所冥契则五经四书，濂洛关闽，务于微析穷探，真知力践，自余皆所不屑矣。”[13]万历八年二月，会试中式第二十名；三月殿试第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授户部主事，时年三十一岁。

顾宪成与另两名新科进士魏允中、刘廷兰，号称榜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许，以道义相琢磨，慷慨激昂评论内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颇为忌惮，对主持会试而成为“三解元”座师的申时行说，贵门生有三元会，你知道吗？每日都在评骘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内阁次辅申时行并不知情，张居正解释道，三元者即三解元顾某、魏某、刘某。这三人鉴于时事日非，相约上书申时行，请他出面匡救。顾宪成写成草稿，见魏允中、刘廷兰所写文稿，深表叹服，便在上面签了名。

这份上申相公书，反映了顾、魏、刘三人的政见：“窃闻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今宁无君子之领袖乎？而何未见其多？小人非自能在朝也，有小人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今宁有小人之领袖乎？而何未见其少？老师（指申时行）之于首揆（指张居正），将一切听而顺之欤，吾惧其为随抑逆而挽之欤！”[14]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希望申时行有所作为。在当时形势下，申时行必须与张居正保持步调一致，当然不可能出面“匡救”。

万历十年，张居正旧病复发，久治不愈，朝中高官纷纷放弃本职工作，朝夕奔走，为张居正做佛事，摆道场，冒着仲夏炎炎赤日，拜读表章，向上天祈祷。顾宪成期期以为不可。高攀龙写道：“江陵（张居正）病，举国若狂，为祷于神，先生独不可。同官危之，代为署名，先生驰骑，手抹去之。”[15]他的另一位挚友赵南星也有类似的回忆：“是时，江陵当国方横，举国若风中之蒲苇，公（顾宪成）与南乐魏公允中、漳浦刘公廷兰，慷慨论议，持天下之名教是非。江陵闻之不平……江陵大病，举朝醵金为祭，祷于神。公拒不预，同曹代为署名，公使人涂灭之。”[16]

万历十一年至十四年，顾宪成请假回乡，读《易》《春秋》。万历十四年七月，假满北上，出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依然保持特立独行的风格。进京后与内阁辅臣王锡爵的一番对话，足见一斑。王锡爵问：“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北京）近来有一异事乎？”顾宪成回答：“愿闻之。”王锡爵说：“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说：“又有一异事。”王问：“何？”顾说：“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两人相与大笑而起。[17]

这一趣闻，流露出顾宪成对朝政的独特看法，看似轻松闲聊，实则与日后的贬谪、罢官不无关系。

万历十五年，考察京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字子吉，号慎轩，河南襄城人）主持其事，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中，引起内阁辅臣的不满。给事中陈与郊（字广野，号玉阳仙史，浙江海宁人）仰承风旨，纠弹二人，实则包庇何起鸣攻击辛自修，导致辛、何二人同时罢官。顾宪成不平，力陈“当今第一事务”，对内阁辅臣有所訾议：“即如科臣陈与郊等，深诋（辛）自修，得非亦有所承望乎？何怪乎人言之啧啧也。故为当事者今日计，莫若务自反而已。元辅申时行虚衷雅度，天下共推；次辅许国、王锡爵一心一德，和衷弼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难。要在卓然以皋夔稷契相勖，不但如近时所称名相而已，庶几可以答天下耳。若乃以智角智，以力角力，释仁义道德之用，而竞巧拙于毫毛，假饶得济，终属杂霸杂夷，非今日所宜用也。”[18]

结果，顾宪成被贬谪为湖广桂阳州判官。刑部侍郎陈瓒问王锡爵，顾宪成立论最公，何以不免？王锡爵拂然说：“渠执书生之见，徇道路之言，焉知庙堂苦心。”陈瓒不以为然：“书生之见当守，道路之言当采，勋部（顾宪成）苦心，亦不可不察也。”[19]看来王锡爵对顾宪成颇有成见，贬谪是在意料之中的。

万历二十年，顾宪成晋升为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三王并封”之议一出，顾宪成又与王锡爵发生冲突，他偕同官上疏反对“三王并封”。随后写信给王锡爵，希望他幡然悔悟：“昨请教册立之事，实百其难。明旨一定，何以转移？人情汹汹，何以镇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骇乎人情，故曰难也。究竟则请期一着，尚可自图，然而非阁下莫能任……弥缝转易，挽回转难，岁复一岁，有何底止？窃以为宜听九卿科道，仍尊屡旨，合辞以请，而阁下从中调停，恳示定期，即甚迟不得越一年。庶几圣心确有所主，不开窥伺之端；人心专有所属，不萌二三之衅。议论方嚣而复定，国本几摇而获安，真阁下事矣。”[20]

以后在京察、会推时，多次与王锡爵意见相左。万历二十一年京察，顾宪成配合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大老之私人。赵南星被斥，宪成疏请同罢，不报。不久，顾宪成迁文选郎中，力杜私谒，权贵不得关其说，所推举率与执政抵牾。先是，吏部缺尚书，王锡爵欲用礼部尚书罗万化（字一甫，号康洲，浙江绍兴人），顾宪成说：往者内阁不专用词林，今悉已为所据，只吏部铨衡一席可为外僚一展风采，词林又欲占据？力持不可，乃用陈有年（字登之，号心谷，浙江余姚人）。后廷推阁臣，罗万化又不在名单上。王锡爵愤然责问：始廷推吏部尚书，说词林不当预，今推内阁辅臣，也不当预？此时，王锡爵即将谢政，廷推代者，皇帝圣旨有“不举资品”等语。顾宪成与陈有年推举已经致仕的王家屏、沈鲤、孙鑨，以及沈一贯、孙丕扬、邓以赞、冯琦等七人。皇帝大为不悦，指责吏部“朋奸”“专擅”，将顾宪成贬谪为杂职。谕旨一出，举朝大骇。户科给事中卢明诹抗疏论救，皇帝大怒，不仅卢明诹降级，而且将顾宪成削籍为民。兵科给事中逯中立申救顾宪成、卢明诹，皇帝益发愤怒，下旨将逯中立降级，卢明诹削籍为民，廷臣终于不敢出声。[21]万斯同感叹道：“（顾）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22]

离开了令他伤心令他绝望的政坛，顾宪成全身心投入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之中。吏部公务繁忙，积劳成疾，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回家乡后，他经常眩晕。在病中体究心性，有所心得，就记下来，日积月累，成为他的名著《小心斋札记》。邹元标称赞此书沉潜粹密，可以与薛瑄的《读书录》相媲美。抛却政治的烦恼，他把志趣转向了学术。他的后人编写的年谱，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万历二十五年，四十八岁。课士于同人堂。连岁弟子云集，邻居梵宇，僦寓都遍，至无所容。公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构书室数十楹以居之，省其勤窳，资其乏绝。溪之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如也，夕则膏火辉辉如也。过者停舟叹羡，即行旅皆欲出于其途。泾白公乃于小心斋之东辟同人堂，规制弘敞，萃四方学者，及弟子甥侄。月凡再试，泾白公临而课之，自为程以质多士，刻之曰《信心草》，赏罚激劝，会规严甚……缪昌期当时久困诸生，马世奇君尝方垂髫，并留之家塾。又数年，张大可观甫，以都司驻刘河，来问业，皆受公知遇最奇。其后，缪死珰，马死寇，张死登莱之难，论者以为程朱之门所未有也。

——万历二十六年，四十九岁。八月，会南浙诸同人，讲学于惠泉之上，作《质疑编》。此会之所由举也，时太仓管东溟志道，以绝学自居，一贯三教，而实专宗佛氏。公与之反复辨难，积累成帙，管名其牍曰“问辨”，公亦名其编曰“质疑”……按是会，同邑叶参之茂才与焉，来书云：“末学喜附门墙，但愧无受教地耳。”后与高存之相继主东林之席。

——万历二十七年，五十岁。是时，乡郡诸君子以讲学为事者，宜兴安节吴公达可，武进启新钱公一本，暨薛公玄台辈数人，于其一也，名孔兼（景素），金坛人。

八月，会阳羡山中，作《质疑续编》。高存之日记云：会中俞定所问，乡愿既是同流合污，如何又忠信廉洁？先生曰：“乡愿之同流合污，从而不倡者也，大家一滚随去，凡事都不做头。既以忠信廉洁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污又不为倡而为从，则君子亦宽之而不责矣；既以同流合污媚小人，而其忠信廉洁又不为真而为似，则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

——万历二十八年，五十一岁。九月，会泉上。邹孚如（观光）作尚行书院，求之为记。公简友人曰：“孚如此举甚可敬，弟素有此念，数年来一病遂灰，然耿耿时不忘，屡欲问胜龙山，盖以此也。”

——万历二十九年，五十二岁。九月，会乐志堂。同志聚晤，往往论初入门工夫。公言：“此处亦难指定，才指定，便不免因药发病，故必从性地入，方稳。”

——万历三十年，五十三岁。六月，作《朱子节要序》：“……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则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遏于无所逞而厌之。世好圆，朱子以方，方则一毫假借不得，旷达者苦于有所束而惮之。故不便也，于是乎为之辞……”

一夕，梦杨龟山先生于崇正书院，拜而请曰：“孔子删述五经，垂训万世，寻遭秦火，犹然无恙……”次年，创复东林，实文靖讲学故地。[23]

从同人堂讲学开始，他就有志于创建一所书院，邹观光创建尚行书院，他有感而发：“弟素有此念”。所以他会梦见杨龟山先生，生发出创复东林书院的念头。他常与挚友高攀龙谈及此事，高攀龙回忆道：“于是先生时时谓攀龙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无）锡故有东林书院，宋龟山杨先生所居。杨先生令萧山，归来依邹忠公志完于毗陵。忠公寻卒，依李忠定公伯纪于梁溪。凡十八年，往来毗陵、梁溪间，栖止东林，阐伊洛之学。后废为僧舍，邵文庄公图修复之，不果。及是，先生吊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闻于当道，茸杨先生祠，同志者相与构精舍居焉。”[24]这就是顾宪成兴复东林书院的缘起。

为了发扬光大杨时的道脉与学脉，争取无锡知县、常州知府支持兴复东林书院，顾宪成展开宣传：“有宋龟山杨先生，受业两程夫子，载道而南。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考锡乘，先生常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建有东林书院。岁久，旁落为东林庵，而书院废矣。距今五百余年，俯仰顾盼，莫不喟然叹息。某等僭不自量，欲相与共图兴复。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则道脉系焉；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所关重大若此，非藉宠灵不足以树风声，而垂永永也。会庠友马希尹等合呈上请……幸亟允（马）希尹等之请，上之表章正学，焕发幽光，俨尔仪刑之如在，下之开示周行，振起来学，昭然向往之有归。不腆九峰二泉之间，行将坐收濂洛关闽之胜。”[25]

顾宪成提及的马希尹，是无锡县儒学生员。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他联合生员王纯一、孙之贤，向无锡知县请求兴复东林书院。他们的呈文写道：“兹邑有杨龟山先生书院，创自政和之世，葺由嘉靖之初。从游一十八年……一时明道法之宗，瞻依孔孟；通邑洗异端之习，诵法程朱。讵期习与时移，教随人息。招提在望，仅闻演法坛场；书院久墟，无复谭经皋比……伏乞念士风之宜振，怜习俗之久污，亟赐主持，弘敷教泽，俾升堂入室，岿然开道术与东南。”[26]

脱离官场回到家乡无锡的高攀龙，与顾宪成通力合作，致力于兴复东林书院。他写信给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字千仞，湖广潜江人），请他大力支持；“东林书院见于王文成公之记者，不论矣。嗣后督学者三议兴复，一见于闻人公名诠，一见于耿公名定向，一见于谢公名廷杰。檄文具在，而皆不果。虽曾葺有祠堂三楹，后竟毁为他构，良以其规制芜陋，始未尝为久远之计也。今藉老公祖在，事以其时则可矣。故倡之自泾阳先生，二三同志和之，已集三百余金，可为堂构计。而必上闻于老公祖，且欲求转申两院及学台者，盖以此举为多士所愿，因其愿而重之。以当途主持，便可成风，风则动，未必不为流俗变化之机云耳。”[27]

得到无锡知县、无锡县学、常州知府、常州府学的支持，兴复东林书院的工程进展顺利，四月十一日开工，九月九日完工。书院的主体部分，如依庸堂、丽泽堂以及精舍等相继完工，所用经费主要来自志同道合者的私人捐助，官方资助的经费则用于祭祀杨时的道南祠的修建。顾宪成讲明了其中的原因，希望保持民办书院的独立品格：“书院乃吾侪讲习之所，不宜上费公帑。而道南祠祀龟山先生，旧制殊未称，议以官府所捐者专供建祠之用。讲堂则同志者合并为之，依庸、丽泽次第营构。”[28]

东林书院完工后，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应邀撰写《重修东林书院记》，一则说：“杨龟山先生载道而南，与晋陵邹道乡诸先生讲学东林之上，此东林书院所由创也。而地以人重，至今岿然。龟山非晋陵产也，以游寓也，而故所讲学处存之至今。”再则说：“倘宋儒之学，因是以张于晋陵，而大明于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纲维，而不至如余前所脉脉者，其所补宁小小也？”三则说：“书院经始于甲辰（万历三十二年）之四月十一日，九月九日告成，费一千二百缗有奇，皆诸荐绅之所捐资。诸台使监司暨郡邑在列者，各分俸钱及赎锾佐之。荐绅倡始者谁？顾文选宪成、礼部允成，高行人攀龙，安封部希范，刘职方元珍，荆溪史奉常孟麟。而陈湖州幼学，叶尚宝茂才，张孝廉大受，同郡钱直指一本，王孝廉永图，并有助焉。”[29]明确指出，建造东林书院的经费来自缙绅的捐献。

3．东林书院的规制、会约与院规

由于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人品刚方耿介，重修的东林书院声誉日隆：“端文公（顾宪成）主盟，岁集吴越士一大会，月一小会。时中丞周公孔教、直指杨公廷筠、观察蔡公献臣，皆移檄授餐。而四方来观者，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30]顾宪成希望把这一盛况载入史册，嘱托刘元珍编纂《东林志》。

刘元珍，字伯先，号本孺，常州无锡人，性格伉爽，少年时即以名节自励。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万历三十三年，内阁首辅沈一贯借考察之机，发泄私愤，刘元珍上疏，弹劾沈一贯“罔上行私”，给事中钱梦皋“顽钝无耻”。沈一贯恨之入骨，意欲廷杖。恰巧雷震郊坛竿木，皇帝取消廷杖之议，削籍为民。刘元珍回到家乡无锡，与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寒暑不辍。[31]万历四十二年，刘元珍写成《东林志稿》，顾宪成已于两年前去世，他只能请高攀龙为该书作序。可惜刘元珍英年早逝（五十一岁），此书未能刊行。[32]

明末清初讲学于东林书院的严瑴，在刘元珍《东林志稿》基础上，编成《东林书院志》，康熙八年由丽泽堂出版。严瑴，字佩之，号生轩，常州无锡人。一生笃学好古，凡经史百家靡不精究，尤其潜心于《易》《春秋》，对其弟严穀说：“读书以理学为主，吾自得《高子遗书》，方知有归宿处。”既而与同乡先贤讲学于东林书院，其著作均与东林书院有关，如《重修道南祠记》《高忠宪公年谱》《高子节要》《东林书院志》。[33]

天启五年，东林书院被毁，康熙三十二年重建，高廷珍等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的辉煌，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于雍正十一年出版，这就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东林书院志。

朱希祖《雍正刻〈东林书院志〉跋》说：“顾《东林书院志》自明万历迄清雍正，作者有四，而皆传世。创始者为刘元珍，其书成于万历甲寅（四十二年），然属稿未梓。明末严瑴因雠订刘氏原稿，附益志成二卷，附《两东林辨》暨《或问》凡三卷。清康熙己酉（八年），（高）攀龙从子世泰重辑为数卷，亦未刊行。”[34]其实，康熙《东林书院志》已于康熙八年刊行，作者是严瑴，并非高世泰。

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城东隅弓河畔，门一楹，榜曰“道南祠”（孙慎行书），左右联曰：“伊洛渊源旧，梁溪俎豆新。”入门为前堂，进为祠堂，皆三楹。祠设五座几案，中间供奉杨龟山先生神位，左右四龛，供奉自宋以来各朝贤人之位。道南祠前堂有四块牌匾：“理学宗传”“继往开来”“正学津梁”“道在是矣”。前堂有四副对联：

道启东南，一代师儒光俎豆；学宗洛闽，四方贤哲共烝尝。

道衍二程无异学，理宗一贯有真传。

道幸南来，溯本本原原，洛水薪传延一线；恩由北至，看承承继继，锡山俎豆永千秋。

伊洛道统，自北而南，先生实承前启后；洙泗心传，有一无二，诸贤复尊闻行知。

祠堂有匾额五块：“洛闽中枢”“辅翼孔庭”“醇儒亮节”“伊洛正宗”“吾道前津”。有对联二副：

持正论，辟新经，独尊道统，如日月之中天；述粹言，续绝学，递启儒宗，若江河之行地。

载道而南，揭理一分殊之旨，十八年春风化雨；奉神以祀，萃仁至义尽之儒，两三朝威凤祥麟。

书院在道南祠之右，门一楹，榜曰“东林精舍”，内颜“洛闽中枢”。门前木坊颜曰“观海来游”。入门为丽泽堂，堂三楹，北壁置石刻《东林书院记》（欧阳东凤撰）、《依庸堂记》（邹元标撰）。进为依庸堂三楹，堂后庙门一楹，颜曰“燕居”。左右对联：“得其门而入，不可阶而升。”入门拾级而上，为庙一楹，设几案，供奉木主，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左右对联：“尽性至命立三才极，继往开来为万世师。”庙左右各有翼室，左为“典籍”，右为“祭器”。又右一楹为三公祠，设几案，供奉木主祭祀有功于书院的常州知府、无锡知县。

书院南面有一池塘，济以木桥，桥前广道十丈余，建石坊，坊前为通衢，止于弓河。濒河而东，稍折而南，也有木桥。院建大门二楹，榜曰“东林书院”。门联曰：“此日今还再，当年道果南。”两旁翼房数间，仪门一楹。入门为丽泽堂三楹，左右对联曰：“愿闻己果，乐道人善。”进为川堂，再进为讲堂，即依庸堂三楹。依庸堂左右对联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坐间谈论人可贤可圣，日用寻常事即性即天。”堂左右有长廊，通大门，廊外俱有书室。丽泽堂对联有三：

言教莫如诗，观悟到《中庸》章句；

身教莫如礼，持循在《乡党》一篇。

光天下做个人，须循着规规矩矩；

落地来有场事，要识得皜皜巍巍。

一堂聚四海名贤，气节文章，俱自身心着力；

多士食百年旧德，读书尚友，须从伦物立根。

依庸堂有对联四：

主敬存诚，坦荡荡天空地阔；

穷理尽性，活泼泼鱼跃鸟飞。

堂号依庸，言行其垣墉也，谨信其涂塈也，精义入神窥阃奥；

室名丽泽，诗书则径路矣，讲习则步趋矣，践行尽性启门庭。

为道为法为则，守先待后；

不淫不移不屈，知命达天。

夫谁升堂，夫谁入室，宫墙在望，且游圣人之门；

何以明善，何以诚身，丽泽相资，庶友天下之士。[35]

邹经畬《讲堂纪实》笔下的东林书院，俨然弦歌声声的讲学圣地：“负北向阳，前为门，为丽泽堂，川堂中为依庸堂。堂后门一座，为先师燕居堂，奉先师神位……讲院左为道南祠。自讲院门首东至祠，椐树成林。祠前为门，为敞厅，厅后门一座，为祠，上设龟山先生神主，左右列罗仲素先生、喻玉泉先生、尤遂初先生、胡德辉先生、李小山先生、蒋实斋先生、邵二泉先生。有祠田百亩。每岁春秋仲丁，燕居堂行释菜礼，龟山祠行祭礼，即于是日讲学始，余月俱于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四方来学者，远近不同，而三吴士绅为多。皆诸先生递主之。盖始于万历甲辰（三十二年），东隅片地，遂成洙泗。自壬子（万历四十年）泾阳（顾宪成）先生下世，景逸（高攀龙）先生为政，不异曩时。癸丑（万历四十一年）冬，特延钱启新（一本）先生过东林讲《易》，凡两阅月，开关启籥，人人会心。壬戌（天启二年）景逸先生应诏起光禄，以东林无主，则属之吴觐华先生，而华訒庵与一二同志左右之，一禀二先生遗训。”[36]

邹经畬所说的释菜礼、祭礼，据刘元珍记录，是颇有古风的。古代的释菜礼多在孟春举行，释奠礼则四时举行，东林书院每年正月举行释菜礼，行礼之前三日斋戒，前一日宿院中，在先师牌位前设置祭器、祭品。至日夙兴，主祭者与陪祭者都穿吉服，迎神、鞠躬、跪拜，宣读祝文：“末学某等，敢昭告于至圣先师孔子：惟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兹当东林书院一岁讲习之初，恭修释菜之礼，尚飨。”同日，在杨时及七先生（罗豫章、胡德辉、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蒋实斋、邵宝）神位前设祭器、祭品，行礼如仪，宣读祝文：“末学某等，敢昭告于宋杨龟山先生之神曰：惟先生倡道东南，至止锡邑，十八年仪刑俨在，五百岁道化如新。兹当东林书院一岁讲习之初，恭修释菜之礼。谨以仲素罗先生、德辉胡先生、玉泉喻先生、遂初尤先生、小山李先生、实斋蒋先生、二泉邵先生配，尚飨。”释奠礼与释菜礼大体类似，更加繁复隆重。[37]

东林书院的讲习，有大会、小会之分。

大会每年一次，或春或秋；小会每月一次，全年共有八次：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酷暑的六月、七月及严寒的十二月、一月暂停（类似后世的暑假、寒假）。无论大会、小会，都有隆重的礼仪：“大会之首日，恭捧圣像悬于讲堂。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冠服，诣圣像前行四拜礼。随至道南祠，礼亦如之。礼毕，入讲堂，东西分坐。先各郡各县，次本郡，次本县，次会主，各以齿为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众已齐集，东西相对二揖，申末击磬三声，东西相对一揖，仍诣圣像前及道南祠，肃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肃揖用常服。其小会，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礼，余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礼。”[38]

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订“会约”，崇奉万世斯文之主孔子，以及善学孔子的颜渊、曾子、子思、孟子，以他们的教导为宗旨。他说明其中道理：“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名声、取利禄而已。今之为学者，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39]为此，他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对东林书院的同志规定：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

饬四要，即一要知本，二要立志，三要尊经，四要审几。

——“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学以尽性也，尽性必自识性始。性不识，难以语尽；性不尽，难以语学。吾绎朱子白鹿洞规，性，学也，不可不察也。”他之所以要提倡知本，有纠正当时学界风气的意图：“窃见迩时论学，率以悟为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谓，以亲义别序，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则又不得而是之也。识者忧其然，思为救正，谆谆揭修之，一路指点之，良苦心矣。”

——“立志云何？志者，心之所之也。莫贵于人，莫灵于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杰，豪杰矣；心欲超豪杰而之圣贤，圣贤矣。”显然是针对士人不知自贵，浮生浪死而言的：“有不然者，由其漫然不知自贵耳。幸而知自贵矣，乃或遇富贵贫贱之交则动，遇毁誉之交则动，遇死生之交则动，是情识可得而搀也。又或凭一察，挟一班，语上则黜下，语实则摈虚，语顿则薄渐，语方则左圆，浑然之中强生拣择，是意见可得而搀也。于是纯者驳，通者碍，我之心且不得而有之。即有所就，揆之自家性命，了无干涉。总之浮生浪死，虚担一个人名而已。”

——“尊经云何？经，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经，程朱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然而人们对经典存在不敬态度，有的穿凿，有的矫诬，有的玩物，有的执方，总之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因此他说：“若厌其平淡，别生新奇以见超，是曰穿凿；或畏其方严，文之圆转以自便，是曰矫诬；又或寻行数墨，习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胶柱鼓瑟，泥而不知其变，是曰执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然则承学将安所持？循乎异端曲说，纷纷藉藉，将安所折衷乎？”

——“审几云何？几者动之微，诚伪之所由分也。本诸心，必征诸身；本诸身，必征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会，愿反而观之，果以人生世间，不应饱食暖衣，枉费岁月。欲相与商求立身第一义乎？抑亦树标帜，张门面而已乎？果以独学悠悠，易作易辍，欲相与交修互儆，永无退转乎？抑亦慕虚名，应故事而已乎”？据吴桂森解释，所谓审几，是要审察当下讲学一念，诚耶？伪耶？为己耶？为人耶？[40]

破二惑，一是迷惑于无锡从未有讲学之会，二是迷惑于学问只须躬行不必讲。顾宪成针对人们对东林书院讲学之会的讥笑或惊骇，分析道：“所为笑者，谓迂阔而不切耳；所为骇者，谓高远而难从耳。窃惟伦必惇，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惩，欲必窒，善必迁，过必改，谊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得必反求，学者学此者也，讲者讲此者也。”他针对学问只须躬行不必讲，分析道：“士之于学，犹农之于耕。农不以耕为讳，而士乃以讲学为讳；农不以宋人之槁苗移诟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毁行移诟于讲学，抑亦舛矣。”吴桂森解释顾宪成的意思：“所谓二惑者，一则曰讲学迂阔而不切，有高远而难从，如朱子（白鹿）洞规，皆须臾所不可离，曷云迂阔？夫妇所可知能，曷云高远？此不当惑者也。一则曰学顾力行何如耳，若讲之而所行则非，何益？不知此病在所行，非所讲耳，岂得亿逆其行而先诟讲学也。此不必惑者也。”[41]

崇九益，是说明东林之会有九大益处：

一，专以道义相切磨，使之诚意、正心、修身，以求达到圣贤之域。

二，本县缙绅及四方名硕惠临，向慕而来之草野齐民、总角童子皆得环而听教。

三，会讲之时，长者俨列于前，少者森列于后，耳目一新，精神自奋，默然相对，万虑俱澄。

四，会讲之时，非仁义不谈，非礼法不动，瞻听之久，潜移默化，一切凡情俗态不觉荡然而尽。

五，一堂之上，雍雍济济，能彼此互相严惮，能彼此互相切磋，声应气求，随取随足。

六，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或参身心密切，或叩诗书要义，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经济实事，或究乡井利害，片言立契，相悦以解。

七，会讲虽然每年八次，每次仅三日，每日仅数刻，足以弃旧图新。既会之后，常如会时，了此数刻间公案，岂非人生一大关键！

八，愿闻己果，乐道人善，责我也周，望我也厚，爱我也至。纵欲妄自菲薄，聊自姑息，也不可得，岂非人生一大幸事！

九，会以明学，学以明道。其立言以声为律，并非世俗所谓立言；其立功日新而富有，并非世俗所谓立功；其立节成仁取义，浩然塞天地，并非世俗所谓立节，岂非人生一大究竟！

关于九益，吴桂森有一个简单的概括：一，讲学教人为圣为贤，非止科名；二，广联同志；三，指视森严；四，整肃习气；五，寻师觅友；六，广见博闻；七，可以按既往，可以筹将来；八，人之责望我者愈重；九，我之自树立者方真。凡此九益，可以陶铸生平，决非小事。[42]

屏九损，就是要摒弃九种卑劣习气：鄙，僻，贼，浮，妄，怙，悻，满，莽。具体说来：一，比昵狎玩，鄙也；二，党同伐异，僻也；三，假公济私，贼也；四，或评有司长短，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五，或谈暧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六，己有过，贵在速闻速改，而或恶人之言，巧为文饰，怙也；七，人有过，贵在委曲密移，而或对众指切，致其难堪，悻也；八，问答之间，已经偶殊，答者宜徐察问者之指若何，明白开示，而或遽为沮抑，使之有怀而不展；问者宜细绎答者之指若何，从容呈请，而或遽为执辨，至于有激而不平，满也；九，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听途说，略不反求，莽也。

顾宪成最后总结道，他所写的东林会约，大都从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引申而来，退而思之，更发深感——“今日之会，乃一最重担子也。如此机缘，不可辜负，宜作何酬答？如此担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当？”因此他起草东林会约，求教于同志朋友。[43]

二　“课实功以穷经”，“绝议论以乐时”——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

1．大会、小会与日课

顾宪成还为东林书院规定了会约仪式十一条，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民办学校的日常生活。

——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临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启知。每月一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举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为始，余月以十四日为始，会各三日，愿赴者至，不必遍启。

——大会之首日，恭捧圣像悬于讲堂。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冠服，诣圣像前行四拜礼。随至道南祠，礼亦如之。礼毕，入讲堂，东西分坐。先各郡各县，次本郡，次本县，次会主，各以齿为序。俟众已齐集，东西相对二揖。申末，击磬三声，东西相对一揖，仍诣圣像前及道南祠，肃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肃揖用常服。其小会，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礼，余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礼。

——大会每年推一人为主，小会每月推一人为主，周而复始。

——大会设知宾二人，愿与会者，先期通一刺于知宾，即登入门籍。会日设木柝于门，客至，阍者击柝传报，知宾延入讲堂。

——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为涤荡凝滞，开发性灵之助。须互相唱和，反复涵咏。每章至数遍，庶几心口融洽，神明自通，有深长之味也。

——会众毕聚，惟静乃肃，须烦各约束从者，令于门外听候，勿得混入，以至喧嚷。

——每会须设门籍，一以稽赴会之疏密，验现在之勤惰；一以稽赴会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将来之法戒也。

——每会设茶点，随意令人传递，不必布席。

——各郡各县同志临会，午饭四位一桌，二荤二素，晚饭荤素共六色，酒数行。第三日之晚，每桌加菜四色，汤点一道，攒盒一具，亦四位一桌，酒不拘，意浃而止。

——同志会集，宜省繁文，以求实益。故揖止班揖，会散亦不交拜。惟主会者遇远客至，即以一公帖迎谒。客至会所，亦止共受一帖。其同会中有从未相识，欲拜者，止于会所，各以单帖通名，庶不至疲敝精神，反生厌苦。[44]

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顾宪成强调“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与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颇为一致，是书院的应有之义。由于后人把东林书院误解为议论政治的讲坛，揭出此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与“四要”中的“尊经”是相互呼应的，“孔子表章六经，程朱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正是书院的宗旨。

其二，顾宪成主张讲习以后，“宜歌诗一二章”，颇有古时书院琅琅书声之外，弦歌一堂的风韵。在讲习四书一章的要义之后，与会者咏唱歌诗，作为讲习的延伸，不仅“涤荡凝滞”，而且有“开发性灵之助”。当时吟唱的歌诗有杨时、朱熹的作品，也有陈献章、王守仁的作品，显示了东林书院兼容并蓄的风格。杨时的《东林道上闲步》唱道：

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

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

朱熹的《克己》唱道：

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

只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

陈献章的《独速》唱道：

独速溪边舞钓蓑，月明醉影共婆娑。

手中握得桐江线，钓破江天不用多。

王守仁的《咏良知》唱道：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45]

其三，东林书院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是正式的讲会，仪式隆重，影响深远。《顾端文公年谱》记载：“会期卜于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谨闻是举也，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泾凡公（顾允成）与高存之（高攀龙）、安小凡（安希范）、刘伯先（刘元珍）诸君子实相左右。远近绅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请，或环聚而观。一时相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46]除了大会与小会，还有学生自发举办的小会，“万历乙巳（三十三年）、丙午（三十四年）间，讲席方盛，每月三日大会之外，复有一小会。高先生门人秦彦熙氏尔载主之。约同志数人，每于月之十一日赴院讲论，有所得，辄疏记以就正先生。”[47]

这就是“诸生间请自为会，并自为约”，顾宪成大力支持，对诸生黄伯英说：“友不厌少，贵其精；会不厌多，贵其真。”对诸生姚元升说：“诸友之会为举业设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唯恐少有愆戾，以辱东林。此即曾子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马希尹、邹期桢、吴桂森、张云鸾及陈奇龄，都是东林书院诸生中的佼佼者。[48]学生自发举行的“小会”，其实应该称为“小小会”，以区别于每年一次的大会，每月一次的小会。

其四，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等人为诸生上课，更是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顾与沐记载顾宪成“课士于丽泽堂”，写道：“公兄弟（指顾宪成、顾允成）皆乡居，每入城，即止书院。院内书室多为学人分寓，乃复于院旁拓地为之，岁有增益。今苏家巷数椽，即泾凡公（顾允成）小辨斋也，群子侄讲习其中。万历乙巳（三十三年），泾阳先生移泾里同人堂社于丽泽堂，月课多士，未进者得拔第一，文誉立著，辄青其衿。故士皆争自奋起，所奖成孤寒甚众。”[49]这其中就包括黄伯英、姚元升、马希尹、邹期桢、吴桂森、张云鸾、陈奇龄等。

高攀龙的入室弟子，则以华允诚（凤超）、陈龙正（几亭）最为有名。雍正《东林书院志》的编者高陛说：“先忠宪（高攀龙）倡道东林，一时从游之士响应云集。而世称入室弟子，则凤超先生而外，必推几亭先生。先生（指陈龙正）尊先忠宪之传而表章甚力，裒辑先忠宪遗书行世，俾师道大光，其功伟矣。”[50]雍正《东林书院志》的编者高廷珍说：“先生（指华允诚）自诸生时听讲东林，得忠宪（高攀龙）心性、静坐诸说，即于心学性学之辨，气静理静之殊，深信不疑。登第后，受学于忠宪之门，造诣益进。”[51]

此外，无锡人邹期桢（经畬），“读书攻苦，年三十始为郡诸生，屡举不售，经年矻矻，揣摩制义”。“既从顾泾阳、高景逸两公讲学东林，每寻格致之义，颇有所得……乃从先儒操存诸法遍参之，最后独心旨高公所论‘观未发功夫，一观而用寂’一语。大率谓，观未发之学，以主静为诀，以主敬为宗，以礼经之九容为把柄，九容件件停当，身心内外一齐收敛，则终日研求经义，亦是栽培本体之助。至此始悟，看书、静坐原非两截。”[52]

无论大会、小会，还是日课，都以继承孔孟程朱的学脉道脉为宗旨。这就是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强调的“尊经”：“孔子表章六经，程朱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诸日月焉，非是则万古晦冥；譬诸雨露焉，非是则万古枯槁。学者试能读一字便体一字，读一句便体一句，心与之神明，身与之印证。日就月将，循循不已。其为才高意广之流欤，必有以抑其飞扬之气，敛然思，俯而就，不淫于荡矣。其为笃信谨守之流欤，必有以开其拘曲之见，耸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矣。”[53]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去世后，东林书院由高攀龙主持，坚持这一传统不变。天启元年，高攀龙复出从政后，东林书院由吴桂森（觐华）主持，重申顾宪成、高攀龙的院规，提炼为四条：

一，笃力行以宗教　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盖东林之教源本程朱，以穷理致知，以居敬存养。三先生用几十年苦功而得之于性命之微，修悟之法，参究已极精，辨析已极透，定于一尊，所以嘉惠后学者至径至切。今只须奉为法程，尽力步趋，实实穷理，实实居敬。若夫谈空说玄之陋，不惟当屏去听闻，即如鹅湖姚江之辩，亦不必更烦拟议。惟并心一意确守读书之法，以求致知，默观静中之体，以为存养，于阐先生之教于方来，是为今日第一义也。

二，课实功以穷经　千圣精神蕴于五经，显而纲常名物，精而仁圣中和，无不具备。用世者，不明经以何为经济；求志者，不知经以何为抱负。所以卑言功利，见惑异端，病皆由此，先生所以揭尊经也。顾其书既浩博，其理更渊微，若非实下功夫，勤以习之，精以读之，不能闯其藩篱，何从窥其壼奥？今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先《易》《尚书》，渐次《诗经》《麟经》《戴记》，期于必遍，使贯串于胸中，则出必为名世，处必为真儒，是为今日第一先务也。

三，绝议论以乐时　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维昔先贤间出清议，以扶持世道，盖时或使然，万非得已。如吾侪闭户人也，原隔霄壤，幸逢盛世，圣天子当阳，登用必贞良，宣布必惠泽，何缘更有游乡之论？夫子不云乎：“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谭，有问不对。一味勤修学业，以期不负雍熙，是为今日第一时宜也。

四，屏俗棼以尽分　道义同堂，休戚之情一邑本无不通，然有道情，有俗情。何为俗情？事涉利害，势切身家，或伸抑郁之思，或抱不平之惑是也。其端种种，非可一二数。夫布衣聚会，既无马腹之鞭；居肆讲求，岂堪蝇营之听。故愿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凌强弱之言，不以闻此席；凡夫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纸，不以入此门。稍近俗尘，一概谢却。若云将来解纷善应之方，请详规中处事接物之旨。诚以此端不杜，则取嫉取怨，兴谤兴尤，流弊叵测。先生九损中已先点破，今更宜谨毖，以安素位，是为今日第一禁戒也。[54]

清初，高攀龙的从子高世泰（彙旃）在东林遗址上盖草棚会讲，重新申订东林会约，仍然遵守顾宪成、吴桂森定下的规矩：“每岁春秋上丁日开讲会友，至仲丁日设祭先圣之后为止，凡十日，依古礼三斋七戒之期，为十日讲习之实。是日，会友初到，先谒圣，次谒三公祠，次谒道南祠，讲毕再谒圣，俱行一揖一躬礼。”特别强调：“勿乱威仪，勿私笑语，勿谈时事。质疑问难，俱于听讲毕后任从枚举。”[55]所谓“勿谈时事”，就是吴桂森所说的“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对”，严格遵守书院谈经论道的规矩。

2．《东林商语》与《东林论学语》——东林书院的讲义

顾宪成的曾孙顾贞观为曾祖父立传，题为“理学宗传”，说他削籍归乡后，益潜心理学，“而大致在教人识性，尝曰：论本体只性善二字，论工夫只小心二字……宪成有绝人之资，而以全力用之于圣学，故不为一切悬虚奇妙所惑。居官虽未得究其用，而与天子宰相争是非者，皆国本重计、宗社远猷。晚年倡道东林，引掖后学，论者谓其有万物一体气象，然于邪正义利之辨，毫末不少差。”[56]

这一特点，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活动中显示得淋漓尽致。他在东林书院的讲义，题为“东林商语”，收入后人所编的《顾端文公遗书》中，也收入《东林书院志》中。

顾宪成为东林书院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无论大会还是小会，都以探讨四书为宗旨。他自己以身作则，为东林书院所写的讲义，即《东林商语》，就以阐释四书的经义为主。从他的年谱可知，《东林商语》与《东林会约》都写于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会诸同人于东林书院，作《东林会约》《东林商语》。”[57]由于是逐年讲会的讲义，《东林商语》陆续写成，万历三十二年，计十则；万历三十三年，计八则；万历三十四年，计九则；万历三十五年，计七则；万历三十六年，计十六则。

万历三十二年的一则，是讲《论语》二章：“《论语》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又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顾宪成的诠释，与一般经学家斤斤于章句之学截然不同，他讲求的是义理之学：“细玩此二条，圣人应是重有所感而发。盖当时人见孔子与群弟子讲于杏坛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却嚣然自以为伶俐。见孔子汲汲皇皇，忘寝忘食，略无休暇，多嗤其劳苦，至以戮民拟之。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却飘然自以为撇脱。曾不知迂拙者极是稳当，伶俐者反落险途；劳苦者到底安闲，撇脱者竟何归着。是则流俗之所谓难，圣人之所谓易；流俗之所谓易，圣人之所谓难。其见真天渊之隔也。”又说：“再玩此二条，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间浮游浪荡子一般。此等人，圣人何须齿着他。当知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是有作有为的学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无作无为的学问。盖学之多歧，千万不等，而总其大都，只有两端：高则空寂，卑则功利，如是而已。”[58]他主张学问既不能空寂，也不能功利；宁可迂拙，决不可伶俐。

写于万历三十三年九月的《丽泽衍》，引用曾子的名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作为东林书院的座右铭。他解释道：“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所以然者何？这道理是个极精极细的物事，须用大家商量，方可下手。这学问是个极重极大的勾当，须用大家帮扶，方可得手。故学者惟其无志于道则亦已耳，幸而有志于道，定然寻几个好朋友，并胆同心，细细参求，细细理会。未知的，要与剖明；已知的，要与印证；未能的，要与体验；已能的，要与保持。如此而讲，如此而习，讲以讲乎习之事，习以习乎讲之理……于是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受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59]这分明是在描绘东林书院的愿景，“寻几个好朋友，并胆同心，细细参求，细细理会”，以继承孔孟程朱的学脉为己任。简而言之，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关于这八个字，他早在十年前就与友人讨论过，在《小心斋札记》中留下了记录。有人问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旧作二句看，近来俱作一句看，孰是？”他的回答很妙：“‘以文会友’委是‘以友辅仁’，‘以友辅仁’却不专靠‘以文会友’。盖‘以文会友’特‘辅仁’中一事，‘以友辅仁’则所指者广矣。由此言之，作一句看固佳，作二句看又自有深长味也。”[60]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同时，又应邀前往别的书院讲学，把《东林商语》的主旨加以发挥与引申。了解他在别处所讲，有助于理解《东林商语》的深度与广度。万历三十四年秋，他到虞山书院讲学，有人提问：《论语》中“吾十有五”一章，以前在东林书院“有说未竟”，希望赐教。顾宪成就此发表了长篇大论：“这章书是吾夫子一生年谱，亦便是千古作圣妙诀。试看入手一个‘学’字，得手一个‘矩’字，中间特点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脉准绳一齐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顺曰从心，证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纤不容躐矣。已而曰须知提这‘学’字，万两千斤；提这‘矩’字，千斤万两。何也？这‘学’字，乃与人指出一大路，以为由此，虽愚者可进而明，柔者可进而强。但一念克奋，自途人而上，个个做得圣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万世于无穷也。”又说：“吾夫子用了四十余年功夫，方才知得。吾侪自省十五时能如夫子之志否？三十时能如夫子之立否？四十时能如夫子之不惑否？如何便要说这个话，纵说得，亦属戏论，将焉用之！”

他对《论语》“吾十有五”一章的解读，并非泛泛而谈，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有人就这一话题问他：“耳顺，不思而得也，系之六十；从心，不勉而中也，系之七十。吾夫子所以致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近世王泰州（按：指泰州学派王艮）一派，率以不思不勉提人，何也？”

他对王艮一派学者不思不勉的风格是有所不满的，希望通过东林书院的讲学来纠正这种风气，所以非常认真地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一则说：“圣人却步步是真，说的亦字字归真。真者何？无亏欠之谓真，无渗漏之谓真，无间断之谓真。是故自十五至于六十，但其间有一时一处待思而得，即其他时他处都不思而得，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轻言不思也。自十五至于七十，但其间有一时一处待勉而中，即其他时他处都不勉而中，亦不敢遽然以从心自命。不似而今，看不勉而中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轻言不勉也。”再则说：“若不明明研究，细细体贴，密密持循，紧紧收摄，绵绵保任，但靠自家意见作主，任自家意气发挥，无乃从心不从矩。于是乎有学，学则一点一滴俱不容草草抹过矣。然而求之也，未能至之也；即之也，未能安之也。无乃从矩不从心，于是乎学之十五不已，而三十；三十不已，而四十；四十不已，而五十；五十不已，而六十；六十不已，而七十。阅如是之岁月，萃如是之精神，殚如是之劬劳，历如是之阶级，方才表里精粗打成一片，从心便是从矩，从矩便是从心，随其所欲，无之而不可耳，”因此他的结论自然是批评王艮一派的：“近儒之所谓不思不勉，纵其得之，恐只是吾夫子十五前之从心所欲，而以望七十之从心所欲也，正相万里若其失之。”[61]

顾宪成认为这是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的真谛：“离下学而上达，则认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即下学而上达，则认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内；认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则求之愈远而愈超特，亦以其超特也反得以施其播弄；认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内，则求之愈近而愈平常，亦以其平常也，更无所容其矫饰。论至此，安知深之不为浅，浅之不为深也。是故必六十才够到耳顺，甚言即形即天命之难也；必七十才够到从心，甚言即心即天命之难也。可见吾夫子下学而上达，及其上达，依旧在下学里磨砻锻炼，所以修则真修，悟则真悟，证则真证，而为中庸之至也。”[62]所以他说：“试看孔子岂不是古今第一等大圣，还用了七十年磨炼工夫，方才敢道个从心。”[63]

有鉴于此，东林书院把“下学上达”作为宗旨。他的好友于孔兼（字元时，号景素，镇江金坛人）对顾宪成说：“兄主盟东林，只宜守定‘下学上达，躬行君子’八字。”顾宪成点头深表同意，于孔兼说：“近世率好言悟，悟之一字出自禅门，吾儒所不道也。”顾宪成并不认为悟之一字出于禅门，问题是处理好悟与修得关系。他说：“神而明之，《易》之言悟也；默而识之，《论语》之言悟也。特未及拈出悟字耳。至朱子曰：‘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却明明道破矣，未可专归诸禅门也。有不可以好言悟为世病，据吾意，还病其好之未真耳。何则？天下未有不修而悟，亦未有悟而不修，悟者与修相表里者也。是故未悟则不可不修，既悟自不能不修。假令世而不好言悟，斯亦已耳，如其真好言悟也，丈（指于孔兼）所标八字（指‘下学上达躬行君子’），彼将奉为指南，奚病乎？”[64]

顾宪成向学生讲解《孟子》“鸡鸣而起”一章时，鼓励学生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他发挥道：“凡做人，须于起头处便着精彩。有一生之起头，则一生之吉凶悔吝系焉；有一日之起头，则一日之吉凶悔吝系焉。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一生之起头也。鸡鸣而起，一日之起头也。这都是紧关所在，不得草草……是就一日起头处，推出两个路头，并令人密密勘破后来搀上的心，诚能认取原初带下的心，那搀上的自然无所挂搭，诚能勘破后来搀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然无所混淆……愚请赘以两言：一曰起处一正，便无往不正，纵或有时而斜，亦属偶误，容易涤除。起处一斜，便无往不斜，纵或有时而正，亦属偶合，容易消散。是故趋未定者，愿其审几之早也。一曰一生不过百年，一日不过百刻，少未几而壮矣，壮不能复转而少；壮未几而老矣，老不能复转而壮。旦未几而昼矣，昼不能复转而旦；昼未几而夕矣，夕不能复转而昼。是故时已过者，愿其回头之早也。”[65]顾宪成推崇孟子的性善说，从孟子的话语，推出一个源头，令人直直认取当初带下的一片善心。东林书院就是要培养谦谦君子，心地澄澈明净的正人君子。

高攀龙协助顾宪成兴复东林书院，全身心投入书院的讲学事宜。他的学生叶茂才回忆，高攀龙每每对学者说：“诸兄虽从事讲学，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疗之方，总以调养元气为主。大圣大贤善养浩然之气，故能收摄精神，主静立极。学者神短气浮，须得数十年静力，方可变化气质，培养德性。而其最受病处，又在自幼以干禄为学，先文艺而后德行，俗根入髓，非顷刻可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异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66]高攀龙主张端居静定，培养浩然之气，也就是培养德性，为此必须埋头读书。

朱国祯为高攀龙写墓志铭，也着力强调，高攀龙在东林书院宣扬“端居主静”的宗旨：“每会拈出大旨互证，要归于端居主静。谓大圣贤自有大精神，主静即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以百当一，以十当千，积久厚聚，拔此俗根，庶见天则，即学即教。从前静定居多，间以会友应酬，至是无之，非静触处流行，不烦收摄。尝自言：‘丙午（万历三十四年）以后，方实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绝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阳明名曰致良知，总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当当，庸者平平常常，本体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不得。’”[67]

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反复阐明上述思想，他的讲义，由门人周彦文（季纯）记录整理成《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他的“东林论学语”与顾宪成的“东林商语”风格不同，并非事先写好的讲稿，而是讲课时师生之间的问答，记录下来，便成了“论学语”，有点类似《朱子语类》。以下选择若干片段，以飨读者。

彦文曰：“近看二程先生《语录》，开口便教人读《论》《孟》。今日看《论语》，夫子云：‘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程夫子解云：‘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尽礼，小人以为谄。’彦文思之，真有味也。”高攀龙就此发挥出去，大谈致知格物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要做有用的学问，不要成为腐儒：“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然学者苟能随事精察明辨，的确处之，事事合理，物物所得所，便是尽性之学。若是个腐儒，不通世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不然，单靠言语说得，何用？”高攀龙熟读儒家经典，却又通世务、谙时事，不是一个腐儒，他也以这一标准教导学生。

一则说：“近日看来，学问最易简，却要多读书。朱子晚年云：某自过江以来，只不住教人仔细读书，这道理书中俱备。即如五经，便是五样，少看一经，便少一样妙理。理只是一个，妙处不同。所以传说告高宗说‘学’字，便云学于古训乃有获，如何可不多读书？”

再则说：“知言是格物致知，养气是正心诚意，都是一串工夫，不是两件，不要轻看了。知言即是知道，即是知德。淫、邪、遁三者，皆由心蔽而生。夫人之心一有所蔽，便淫不知其陷，邪不知其离，遁不知其穷。孟子之知言，皆由心无所蔽。”[68]

总之，他认为“事即是学，学即是事”，学问就是修齐治平的工夫：“《大学》‘始终本末’四字，括尽经世之术。何也？凡见一事，即有一个本末；凡做一事，便有一个始终。从本而治之，末在其中，审其何者为先，则知何者可后。如此处事，事皆不废矣。以一身言之，心为本而身为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为本而家为末，能修其身而家齐矣。以一国言之，家为本而国为末，能齐其家而国治矣。以天下言之，国为本而天下为末，能治其国而天下平矣。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此之谓也。”高攀龙强调，东林书院的生活可以概括为六个字：“读书会友静坐。”他自己身体力行，心无旁骛地坚持读书、会友、静坐。请看他的门人的记录：“有友言：‘某先生只是读书，某先生只是会友，云不读书不会友，则过不得日子。’先生曰：‘读书会友，俱是养法。’如身是鱼，书与友是水。读书与会友，如鱼之得水。李见罗先生更说得全，云读书、会友、静坐，三者缺一不可。但人不可有着耳，要随人便。切不可读书者厌人静坐，会友者厌人读书。”[69]

推而广之，东林书院的所有活动，都可以用“读书会友静坐”六个字包括殆尽。这与顾宪成主张的东林书院宗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各人都下工夫读书、静坐，到了每年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互相切磋，就可以收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目的。请看他的说法：“先生曰：‘华氏三日之会，所得云何？’彦文曰：‘会中诸友真恳切实，甚有感激处。不肖亦不容不发愤矣。’先生曰：‘前者首日上午，方是会之正格。若往日之会，止算得以文会友，还算不得以友辅仁，何也？凡会之正格，是学者锻炼之大火候也。吾人终日孤居独处，虽云学问，未经锻炼，临此大会方血战是时，大家俱有一个收敛贴身意思。其中或有所疑，各呈所见，商量印证，方有益也。不然，会时单讲几章书义，只是故事而已。虽有所闻，亦不过长得些闻见，还不是会之正格。’彦文曰：‘诚然。’”[70]

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注重兼收并蓄，在程朱与陆王之间，不必抑此扬彼。他对学生说：“人以陆象山先生为禅学，象山何尝看佛书？其学分明是孟子一脉，先立乎其大者。但彼资性高，当下见得如此，将得手处教人，言之太易。不善学者，无彼之天资，又无彼之人力，效其现成口吻，故有病耳。象山毕竟少了朱子穷理工夫，说他不入微则可，谓之是禅，非也。即阳明先生，分明是象山一派。象山从是非之心透入，阳明从致良知得手。彼之工夫，真万死一生中得来。后人夹杂情识，发用出来，都当了良知作用，乃其弊也。以四无立教，先生之过也。薛方山公有云：‘朱子之学，孔子教人之法也；陆子之学，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可为千古定案。”[71]在他看来，程朱与陆王的差异，类似于孔子与孟子的差异，比当事流行的看法高明多了。他还说：“《大学》一书，自得程朱发明后，惟有王阳明‘致良知’，李见罗‘止修’，俱不可废。但阳明格物断不是，彼云极力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间，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却诚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若见罗物有未格，则格之云云八条目，譬之一盘内有八样物，任人自取，却无先后矣。格物是《大学》最初下手处也。”[72]高攀龙的学问似乎更倾向于程朱，但是他对当时程朱一派学者是有所批判的：“口言程朱之学，终身不知所学何事。程朱之学主敬穷理，主敬者，主一之谓。今人说敬，与一无干。胸中真无事，方是一，方是敬。理者，性也；穷是穷此性，故曰穷理尽性。若泛泛思量道理，与穷理亦无干，大抵都是以讹传讹。”又说：“程朱之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学问须要身体力行才行，不然只是空口说空话。”[73]

看了顾宪成的《东林商语》、高攀龙的《东林论学语》，大体可以明白，东林书院究竟讲些什么，学些什么。“东林会约”所说：“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决非门面语，而是切实遵守，认真履行的。

3．“独以全力用之圣学”

赵南星为顾宪成立传，对于他在东林书院的生活，有一个言简意赅的记述：“公兄弟（指顾宪成、顾允成）与群贤时聚而讲学。其学惟就孔孟宋诸大儒之书阐明之，温故知新，不离乎区盖之间。高明者闻之可入，始学者闻之不骇。”[74]吴亮为其立传，如此概括他在东林书院的生活：“杜门却轨，潜心理学，城隅得杨龟山先生东林故址，辟书院，与同志阐绎濂洛正脉。其说以性善为本体，小心为工夫。岁有札记，沉潜粹密，与《读书录》相表里。”[75]

与顾宪成一起在东林书院讲学十几年的高攀龙，对他知之甚深。

一则说：“甲辰冬，始会吴越士友。先生为约，一以考亭‘白鹿洞规’为教，要在躬修力践。尝言：‘讲学自孔子始。谓之讲，便容易落在口耳边去，故先行后言、慎言敏行之训，恒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圣，却居为诲。看来说圣说仁，聪明才辩之士犹可觅些奇特，逞些伎俩，逞些精采，推到不厌不倦处，便一切都使不着。然则孔子所谓工夫，恰是本体；世之所谓本体，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见，下者只一场议论而已。’深虑世之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查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皆先生吃紧为人处也。”

再则说：“先生之学，性学也，远宗孔圣，不参二氏，近契元公，恪遵洛闽。尝曰：‘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逾矩，孔之小心也；心不违仁，颜之小心也。’此其学之大旨矣。先生有绝人之资，其于世也，百家众技当无所不臻其妙，而独以全力用之于学，一切伎俩不得而岐之，故其功专其于学也；百家众说当无所不造其微，而独以全力用之圣学。一切玄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学纯。于凡五经、四书，直从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分毫。”

因此高攀龙给予顾宪成高度评价：“自孟子以来得文公（朱熹），千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来得先生（顾宪成），又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万历二十二年）以来，见理愈微，见事愈卓，充养愈粹，应物愈密，从善如流，徙义如鸷，殆几于无我矣。”[76]

高攀龙所说“独以全力用之圣学”，达到“几于无我”的境界，是对退居林下的顾宪成的真实写照。其实高攀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叶茂才说：“明兴二百五十余年，吾邑以理学名者，邵文庄公而下，代不乏人。而隆（庆）万（历）以来，则有顾泾阳先生于邑之东林，辟道南精舍，以鼓舞善类，讲明正学，士蒸蒸向往，几与白鹿、紫阳鼎立宇内。维时与泾阳先生相左右，继先生为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存之也。”“存之与泾阳先后主盟，每一开讲，得闻所未闻，靡不欣餍而去。存之每谓学者曰：‘诸兄虽从事讲学，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疗之方，总以调养元气为主。大圣大贤善养浩然之气，故能收摄精神，主静立极。学者神短气浮，须得数十年静力，方可变化气质，培养德性。而其最受病处，又在自幼以干禄为学，先文艺而后德行，俗根入髓，非顷刻可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77]高攀龙在东林书院的十多年时间，始终坚持“读书静坐会友”的原则，教导学者端居静定，埋头读书，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拔除深入骨髓的俗根，培养浩然之气。

东林诸君子大率如是。顾宪成为英年早逝的弟弟顾允成写传记，特别指出他在东林书院：“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为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78]高攀龙为他写行状，有一段颇堪回味：平生所深恶者，乡愿道学。为此一种人占尽世间便宜，直将弑父弑君种子暗布人心。一日，喟然发叹：今人之讲学只是讲学，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而且讲的不过两句：在缙绅，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传食诸侯”一句。顾宪成深表同意。[79]高攀龙说他，“不喜为通融和会之说，有疑其拘者，语之曰：‘若大本大原见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达，谁能拘之？若于此糊涂，便要通融和会，几何不堕坑落堑，丧失性命。吾辈慎勿草草开此一路，误天下苍生。’闻者咸悚其论。”终其一生，顾允成一直坚持“绎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80]

东林书院的另一位导师钱一本，罢官归乡后，回归学者本色。吴亮这样描述他：“归里，杜门绝迹，不入公府。郡守欧阳公建先贤祠，旁构‘经正堂’讲学，共推为主。时梁溪有东林书院，顾公宪成主之，递相往来，联合同志。生平无他玩好，终日兀坐，手不停披。有潜心易学，钻研卦象，著《像象管见》，尽脱前人传注。又以《书》九畴数衍为四千六百八爻，爻有辞有象，占验吉凶，为《范衍》十卷，广大微密，非俗儒所能究。他如类取古今儒学正脉，作《源编》《汇编》；有手录时政大要，为《邸钞》。间出心得，勉人学问，为《黾记》。倡里中同寿同善会，性最方严，又最和坦，居恒角巾布素，混野畯无别。”[81]

万历四十一年冬，钱一本应高攀龙与吴桂森之邀，前往东林书院讲授易学。易学深不可测，钱一本慨叹：“以夫子之圣，犹待数年之假，五十之学，且仅云可无大过……学者无‘数年’‘五十’之功，而轻言《易》，不几如窭人说金，穷相终身未免乎？或再假年一倍，有无大过迄无小过，遂为富有，济矣，免于穷矣。”在讲学期间，抛砖引玉，形成《点朱余咏》。[82]高攀龙谈到邀请钱一本来东林书院讲学的缘由：“说《易》者，自程朱两夫子而后，（钱）先生可谓再辟乾坤之门，而发其蕴矣。然《像象》之书行于世，理深文奥，学者至不能句，罕有知其义者。吾邑吴叔美（即吴桂森）诸君，谋于攀龙曰：‘岂可当先生而不得其道一闻于锡之土耶？’龙曰然。于是迎先生说《易》东林。先生欣然许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长至，其夕相与饮酒而乐。先生为诗示学者闭关之义，一时从游士赓而成集。”[83]叶茂才说，他对于《诗》与《易》一无所闻，听钱先生讲学，茅塞顿开：“吾夫子因性牖民，循循善诱，《诗》以兴之，《礼》以立之，至于《易》，则以为田地鬼神之奥，不可雅言，直欲终身玩焉而不厌。而往日泾阳先生设教，亦每先日用而后深微，其于讲《易》，犹谦让而未遑也。盖性道难闻，而不轻抉以示人，意深远矣。由今日之会，庆今日之逢。窃愿闻先生之易学而深有得焉。始则自无而有不为实，继则自有而无不为虚，终则愈有愈无、愈无愈有，而洗心与太极，妙契于无极。极则一矣，一则无所能，无所不能矣。”[84]

这就是一群学者“杜门却轨，潜心理学”的东林书院。万历四十二年刘元珍回顾书院的缘起，由于当时王学末流的风靡，顾宪成惕然而惧，“惧而思闲，莫若修其本以胜之。于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即龟山先生所谓‘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为拈出，显示荡平正直之规，阴折影响荒唐之见，期与同堂共识本心，精求善脉，以仰窥羲画厥中之秘。此书院所由复，讲会所由兴也”。[85]

然而到了清初，万斯同撰写《明史》时，对东林书院似乎有了误解：“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顾）宪成与弟允成修复之，三十二年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而东南诸郡邑尤多。于是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常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而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朝端忌嫉者亦多。”[86]

张廷玉奉敕纂修的《明史》，抄袭了上述说法：“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顾）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87]

《中国历史大词典》的“东林书院”条，沿用张廷玉《明史》的说法，加以发挥：“罢官家居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及友人高攀龙、钱一本、叶茂才、薛敷教、安希范、刘元珍等在此讲学，号东林八君，遂名盛一时……当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皆退居林野，闻风响附。讲学诸人又多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参与政治，反对空谈，朝士亦遥相应合。”[88]

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顾宪成看来，东林书院的最高理想就是维系道脉与学脉，他这样表达这一理想：“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则道脉系焉；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89]意思是说，书院边上的道南祠，祭祀杨时等先哲，是为了维系儒家的道脉；书院的讲学场所丽泽堂，“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为了维系儒家的正统学脉。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对于当时风靡一时的王学末流，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回归程朱理学，以继承并弘扬正统学脉为己任。

王守仁的名言：“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90]顾宪成对此是毁誉参半的，“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而对于王门后学把它发挥到极致，则深恶痛绝，“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91]

高攀龙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对阳明先生高度评价，对王门后学却持批判的态度：“夫学者谁不学孔子，自阳明先生提挈良知以来，扫荡廓清之功大矣。然后之袭其学者，既非先生百年一出之人豪，又非先生万死一生之学力，往往掠其便以济其私，人人自谓得孔子真面目，而不知愈失其真精神。”[92]

因此，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订的“院规”，开宗明义就明确提出，一切遵照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他说：“朱子白鹿洞规至矣尽矣，士希贤，贤希圣，举不出此矣。东林之会惟是相与讲明而服行之，又何加焉！”[93]在此前提下制订的东林书院院规，可以概括为：四要、二惑、九益。所谓四要，即：一要知本，二要立志，三要尊经，四要审几。所谓二惑，即：迂阔高远、学顾躬行。所谓九益，即：为圣为贤、广联同志、指视森严、整肃习气、寻师觅友、广见博闻、按既往筹将来、责我愈重、自树方真。值得注意的是，“四要”的第一条“知本”或曰“识性”，说：“识性云何？性者天之命也，民之彝也，物之则也。学以尽性也，必自识性始，不识性难以语尽性，不尽性难以语学。”这是针对王门后学强调顿悟而言的；“窃见迩时论学率以悟为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谓以亲、义、别、序、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则又不得而是之也。”[94]“四要”的第三条是“尊经”，说：“尊经云何？经，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经，程朱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也是针对王门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而发的：“若厌其平淡，别生新奇以见超，是曰穿凿；或畏其方严，文之圆转以自便，是曰矫诬；又或寻行数墨，习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胶柱鼓瑟，泥而不知其变，是曰执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95]

由此可见，顾宪成等人创办东林书院，意在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被异端所迷惑。正如赵南星所说：“公兄弟（按：指顾宪成、顾允成）与群贤时聚而讲学，其学惟就孔孟宋诸大儒之书阐明之，温故知新，不离乎区盖之间，高明者闻之可入，始学者闻之不骇。”[96]

从东林书院的讲义——《东林商语》与《东林论学语》，可以看到，东林师生关系、议论的焦点，不在政治而在学术。东林书院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讲会，即每年一次的大会，每月一次的小会，届时各地学子纷至沓来，盛况空前。以往学者多以为这是一种政治性集会，“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其实不然。顾宪成的本意，是想集思广益，把孔孟程朱的学问发扬光大。他的话说得很清楚：“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所以然者何？这道理是个极精极细的物事，须用大家商量，方可下手；这学问是个极重极大的勾当，须用大家帮扶，方可得手。故学者惟其无志于道则已耳，幸而有志于道，定然寻几个好朋友，并胆同心，细细参求，细细理会。未知的要与剖明，已知的要与印证；未能的要与体验，已能的要与保持。如此而讲，如此而习……于是怠者起，断者联，生者熟，相渐相摩，不觉日进而光大矣。于是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97]如此而已，大家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取长补短，互相切磋道理与学问，不仅使每个人的道德与学问有所长进，而且把这种道德与学问推广到整个社会。

这不光是口头说说，而是付诸实践的，每次大会或小会都是如此。“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98]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有主讲者讲解四书的一章，然后提问商榷，疑义相与析。

顾宪成为英年早逝的弟弟顾允成所写的小传，特别指出：“（东林书院）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为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99]

高攀龙也是如此：“东林故有道南祠，为杨龟山先生讲学遗址，先生与顾泾阳先生请复之，构精舍，与同志讲习其中。每会拈出宗旨，洗发提撕，远近负墙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端居静定尤不可少。盖学人神短气浮，浸染世俗，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午（万历三十四年）以后，方信孟子性善之旨，程子鸢飞鱼跃必有事焉之旨，已及《大学》之本与《中庸》之旨。”[100]

由于争国本而革职的钱一本（字国瑞，号启新），回到家乡常州府武进县，“归里杜门，绝迹公府”。[101]除了在经正堂讲学，还前往东林书院讲学，不再议论政治。正如纪晓岚所说：“东林方盛之时，（钱）一本虽与顾宪成分主讲席，然潜心经学，罕谈朝政，不甚与天下争是非，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102]

天启年间接替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的无锡人吴桂森（字叔美，号觐华），为诸生时，即以斯道为己任，每日手捧《周易》一编，玩味不辍。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兴复东林书院，吴桂森从事讲学，又创立五经会，召集学生数十人，阐发圣贤教人之旨，身体力行。毗陵钱一本邃于《易》学，吴桂森师事钱公，尽得其奥。[103]他主持东林书院期间，继承了顾宪成、高攀龙的传统，重申“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以居敬有养”，强调“课实功以穷经”：“今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先《易》《尚书》，渐次《诗经》”，“期于必遍，使贯穿于胸中”，成为真儒。[104]

无锡人叶茂才（字参之，号玄台、闲适），罢官后在东林书院讲学。万斯同说：“（叶）茂才性和而介，与（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亦不苟合，其清修雅操，乡井仪式焉。”他的学生邹其相写的“行状”，写到老师与顾宪成、高攀龙、薛敷教等人在东林书院互相切磋学问：“迹师居恒定志于恬淡，得力于学问。交修互砥于三益——端文、忠宪、玄台三先生，其表表者。他如启新先生偕名孝廉许静余先生，均白首一日，师不徇友，友不徇师。每握手辄辨析争论如上殿状。未几，不失和气；又未几争执如初，彻宵旦不休。无欲而刚，道气可宝。耻不与党，似皇甫规；私恸人亡，似郭林宗；而绝迹梁砀，至端容正襟，危坐终日，似明道，又似晦翁。”[105][106]邹其相把他与儒学大师程朱相媲美。

武进人薛敷教（字以身，号玄台），家居二十年，与顾宪成兄弟及高攀龙讲学东林书院。高攀龙为他写墓志铭，追忆道：“甲辰（万历三十二年）顾泾阳先生修复东林书院，萃同志讲学，以身（薛敷教）喜曰：‘此吾归宿地矣。’自是恒居东林，所与知交，必劝之讲学，曰：‘天生英隽，决不欲其斤斤结裹。自家闺闼，捡柙祗贤，落魄尔日，脚跟站定，眼界放开。静躁浓淡间，正人鬼分胎处。’曰：‘道德功名，文章气节，自介然无欲始。’又曰：‘学苟不窥性灵，任是皎皎不污，终归一节。但世风靡矣，不忧著节太奇，而忧混同一色。托大道无名以济其私，则中庸之说诬之也。’平生所持如此。”[107]

无锡人刘元珍（字伯先，号本孺）因弹劾内阁首辅沈一贯、给事中钱梦皋，削籍为民。归乡后与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寒暑不辍，有倡率同志举行“同善会”。[108]当时人说：“万历乙巳（三十三年），（刘元珍）先生抗疏论四明相（沈一贯）庇其私人钱梦皋，虽除籍归。会顾泾阳先生倡复东林书院，先生实捐资筑讲舍，与同志讨论濂洛之源，精求性命之奥。既而泾阳遂属志于先生（按：顾宪成委托他编写东林书院志）。甲寅（万历四十二年）先生志成，景逸先生为之序其所以志。而先生自序，复大阐一时明善同人之旨，厥功伟矣。东林自壬子、癸丑（万历四十、四十一年）而后锋镝纷起，先生顾谓：‘此吾辈一大炉钩，不如是，真者不成其真，赝者不成其赝，东林不成其东林。’盖先生居尝以子路自任，故卫道甚力。”[109]

无锡人张大受（改名梦时），字伯可，号弦所，万历三十二年会试落第，回到家乡，协助顾宪成、高攀龙兴复东林书院，“与诸公切偲砥砺其中，以参订道德性命之奥”。天启初年从安吉知州任上告老回乡，“家居讲道东林，刻有《会讲商语》《蒲榻笑拈》二编。每儿孙造膝，必与评文论古，或拈经书一二章，令细参之，次第质问，移时不倦。案头惟存彭泽、香山、明道、康节、白沙、阳明数编，以当尚友。”[110]

不必一一列举，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已经毋庸置疑。正如李三才在万历四十四年所说：“何以谓之东林哉？乃光禄少卿顾宪成讲道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岳元声、薛敷教等，皆研究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111]

三　政治诬陷：“讲学东林，遥执朝政”

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陆续革职罢官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从对朝政失望，到厌倦政治，躲进象牙塔内，潜心于四书五经，以继承孔孟程朱正统学脉为己任。万历三十六年，朝廷突然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一下子把早已优游林下的顾宪成拉回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从此改变了他最后四年的生命轨迹，引来很多纠葛。

1．“人情所最跂望者无如开言路、起废臣二事”

起用废弃官员，是清议派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呼声，这种呼声在万历三十六年达到高潮。对顾宪成的任命，其实是朝廷无可奈何之举。一则想借此封堵清议派官员的嘴巴，二则想把声望如日中天的顾宪成从山间林下拉回到体制内，以装点门面。谓予不信，不妨稍作回顾。

万历三十三年以来，官员们对于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批判持续不断。该年六月，听补南京兵部郎中刘元珍语气严厉地指出：“不意今日乃有遍置私人，朦上钳下，如首辅沈一贯其人者。又不意有奸险异常，顽钝无耻，如刑科给事中钱梦皋其人者……（钱）梦皋身自为党，而反诬异己者少有建白，即以朋党目之。察其邪心，必至于翼赞（沈）一贯，搏击朝绅，引用匪类，使君子蒙剥肤之惨，小人固凭社之安，然后颠倒纵横，无不如意，欲侥幸则无所不侥幸，欲倾危则无所不倾危。贤人遁而主势孤，锢蔽深而上下隔，私门炽而大柄移。从古小人乱天下，率由斯路。”[112]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立即与之相呼应，称赞刘元珍的奏疏，“宏议谠论，已先得臣心”。对于沈一贯的自辩疏，以及皇上欲对刘元珍“重加惩治”的谕旨，深感忧虑：“皇上深居密勿，第闻（沈）一贯所独是非，不闻天下所共是非。”鼎力为刘元珍辩护：“（刘）元珍志希圣贤，心怀忠孝，不染一尘，不惮诸艰，当大任，决大疑，国家必不可无此等人”。[113]兵部武库司主事庞时雍立即跟进，说：“自（沈）一贯辨论刘元珍、朱吾弼之疏一出，奸佞肝胆始大败露”，接着揭发沈一贯十大误国事例：一，损朝廷之元气；二，窃威福之大柄；三，废朝廷之巨典；四，顿朝廷之纪纲；五，空朝廷之积贮；六，启戎狄之睥睨；七，紊朝廷之黜陟；八，蛊士大夫之心术；九，壅朝廷之耳目；十，酿异常之天谴。尤其对于打击异己耿耿于怀：“累朝作养之人才，大半为（沈）一贯龃龉挫抑老且死，国家曾不得收其半分之用”。[114]

沈一贯迫于舆论压力，无可奈何辞官而去。皇帝本拟再度起用已经退休的王锡爵，王锡爵颇有自知之明，迟迟不愿应召。于是内阁的第二把手朱赓就顶上了风口浪尖，此人完全继承沈一贯的衣钵，亦步亦趋，遭到严厉的批判。最为锋芒毕露的当推礼部主事郑振先。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他向皇帝呈上了“古今第一权奸疏”，列举朱赓十二大罪，比历史上的权奸李林甫、卢杞、秦桧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郑振先写道：

——前人所谓专权者，大抵挟其刚狠黠贼之才，乘主昏暗庸弱，或迎之以所喜，或劫之以所畏，使其惟吾欲为。于是明以威福操纵，鼓詟众庶，附我者必庸，背我者必死。其术止此矣。当其时所以欺蔽其主之故，人得而知之也；所以牢笼天下之故，人得而知之也。其心虽毒，其机则显；其氛虽炽，其用则粗。岂若今日辅臣，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玲珑，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呜呼极矣！故外廷似与内廷隔，而其实渊微之精神，靡不得者；诸司似与政府隔，而其实人政之吃紧，靡不操者。以独断归于上，而十躲九闪，尽在独断之中；以无事藏其身，而千端万绪，悉酿无事之内……此自沈一贯创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之犹拙也。

——今朱赓等当国，每与朝臣论及时政，辄低眉蹙额曰：某事吾以去就争之不得，某事吾以死生争之不得。就使圣意果难转圜，犹宜委曲以全君父，况己未尝争，皇上未尝不从。己实为之，反诬皇上乎？其意直欲天下万姓一口怨上，而翘然冒爱君忧国、谨慎勤苦之名。其无天理人心极矣！

——古之权奸，固宠肆毒，止于一身，身去则已。今之辅臣，乃有过去、未来、见在三身。沈一贯在位，王锡爵为过去，（沈）一贯为见在，朱赓为未来；（沈）一贯去位，则朱赓为见在，李廷机为未来；今（朱）赓与（李）廷机皆为见在矣，王锡爵又以过去为未来。其他未来者，姑勿叱其姓名，大抵心行迹象之相似，人地根蒂之相盘，深藏密护之相照，决非（朱）赓与（李）廷机不相合者也，如此灯灯相续，薪薪无穷，而国从之矣。[115]

皇帝毫不犹豫地为阁臣辩护，口口声声说：“每日章奏皆朕亲览，裁度详断，阁臣有何专擅贿赂？这厮每屡屡逞臆，捏无影之事，诬陷辅臣，倾害忠良”云云，并且把郑振先降三级调极边地方。朱赓也自我辩护：“（郑）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116]尽管如此，朱赓、李廷机的声誉已经一落千丈。

在此背景下，起用废弃官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早在万历三十四年，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字宜迁，号止庵，江西上饶人）代表吏部，向皇帝提交一份起废官员名单，说明：“先年放逐诸臣，偶触诖误，困衡已深，不妨从众公举，一体叙录，以昭王道荡平”。这份名单中的两百多名官员，大多由于建言而遭到罢黜，吏部认为应该一体叙录。名单分为两类，一类是“诖误触犯官一百十员”，其中著名的有：

钱一本 | 南直人，福建道御史，万历二十年正月革职为民；
赵南星 | 北直人，吏部考功司郎中，万历二十一年三月革职为民；
安希范 | 南直人，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革职为民；
顾宪成 | 南直人，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二年五月革职为民；
乐元声 | 浙江人，工部都水司郎中，万历二十四年五月革职为民；
冯从吾 | 陕西人，河南道御史，万历二十四年正月革职为民；
于玉立 | 南直人，刑部云南司郎中，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革职为民；
刘元珍 | 南直人，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起复候补，万历三十三年七月革职为民；
庞时雍 | 山东人，兵部武库司主事，万历三十三年七月革职为民。

另一类是“迁谪官九十六员”，著名的有：

邹元标 | 江西人，吏科给事中，万历十二年正月降南京刑部照磨，历升本部广西司郎中，丁忧；
于孔兼 | 南直人，礼部仪制司郎中，万历二十一年二月降浙江安吉州判官添注；
顾允成 | 南直人，礼部仪制司主事，万历二十一年二月降河南光州判官添注；
张纳陛 | 南直人，礼部仪制司主事，万历二十一年二月降河南邓州判官添注；
薛敷教 | 南直人，国子监助教，万历二十一年二月降河南光州学正；
高攀龙 | 南直人，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降广东揭阳县典史添注，丁忧。[117]

万历三十六年二月，河南巡抚都御史沈季文，为无端遭到罢黜的马犹龙申冤，提及钱一本、李世达、岳元声、温纯、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等名流。他说：“马犹龙为推官，清慎明决，誉冠一时，以不听给事中陈与郊嘱托，仅升刑部主事。会钱一本论劾前御史祝大舟多赃，尚书李世达特举（马）犹龙往取卷案。（马）犹龙孤身兼程，尽法而还，令欲庇（祝）大舟者不得增损一字，依律遣戍，一时贪墨之风为之警息。寻擢督学，师表赫然。乃（祝）大舟之姻亲在要津，卒中以考功法而去。公论共为不平，当时工部郎中岳元声即上疏申救；比年都御史温纯亦条陈及之，而尚未有雪其冤者……及臣与在野诸臣如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等，泛论海内人物，诸臣无一人不首推（马）犹龙者。夫（赵）南星等为当世正人君子之领袖，心怀道义，口吐衡鉴，真心为天下国家，而不肯轻试一语之誉，以阿私所好者耶！”[118]三月，南京吏科给事中陈嘉训请求皇帝分别起用废弃诸臣：“大抵诸臣之废弃者非一人矣，熟察才品累有数端。其间固有志存清献，疏植纲常，指事陈辞，议关宗社，卓然天壤俱存者。及奉身而退，居勤砥砺，不为建白懈其躬修，动成模范能以学问融其气节……其次，则居官耻于诡随，遇事辄为慷慨一鸣，既斥而黜无尤，岩居绝竿牍之私，陋巷高汝南之旦。虽学问涵养未可尽知，亦可谓士之立节者矣。又其次，或以一事忤之而籍列编氓，偶因同曹之处而久辞簪笏，无处无誉，才有同于括囊；不协不罹，志愈坚于衡困，此又士之寡过者。”[119]

万历三十六年八月，礼科给事中张凤彩上疏：“乞录用废弃诸臣，如邹元标、顾宪成、赵南星等，又刘元珍、王德完、庞时雍等。”[120]

九月，刑科给事中彭惟成直言：“臣见数年以来，人情所最跂望者，无如开言路、起废臣二事。”他说，两年前吏部胪列二百人的名单，一概起而用之，未免迹近于滥，他经过虚心博访，从中选择二十二人，希望朝廷起用：“如原任南京刑部郎中邹元标，原任吏部郎中赵南星，原任吏部郎中顾宪成，原任福建道御史钱一本，刚折不挠，浩然充塞于宇宙；涵养益懋，粹然真入于圣贤……原任兵部郎中刘元珍，原任大理寺评事雒于仁，行人高攀龙，或以直谅以匡时，而正论久闻于朝廷；或清修以范俗，而公评允协于乡邦。”[121]

四川道御史董绍舒上疏，推荐邹元标、孟养浩、顾宪成、赵南星、王德完、庞时雍、刘元珍、宋焘、郑振先、姜士昌等。[122]

湖广道御史吴亮恳切皇帝“惩前毖后，任贤去邪”，他说：“自申时行、王锡爵鉴政府相夷之祸，缔权门互结之缘，秘诀弥工，深心莫测……乃今沈一贯、朱赓抑又甚焉。朝廷都邑无一事不败坏，而闻于败坏中偶举一二行之，坏者以为主过，行者以为己功也；卿贰庶僚无一人不困抑，而间于困抑中稍举一二用之，用者以为己恩，困者以为主怨也。”又说：“职尝读《宋史》，丞相贾似道、史弥远、韩侂胄，越州相维，宋祚遂移。试观今日之端揆，宛似曩时之覆局，规随画一，授守坚凝，但求门户之无虞，不顾国家之有害。”[123]他的这番言论，与上疏言官起用废弃诸臣的主张，遥相呼应。

礼科给事中张凤彩再次弹劾前内阁首辅王锡爵，将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薛敷教等斥逐一空，至今海内扼腕，纠参贤人辅臣朱赓、李廷机明露机锋。[124]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弹劾王锡爵、朱赓斥逐正人如赵南星、顾宪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安希范等。[125]福建道御史穆天颜呈上题为“阳德方舒，皇恩宜鬯，以疏久滞，以通仕路事”的奏疏，说：“部推如邹元标、赵南星、王德新、刘道亨、刘为揖、陈洪烈、逯中立、白瑜、胡克俭、周师圣、涂乔迁、刘九经、薛敷教、高攀龙、何乔远等，俱各拟起用；王之栋、钱一本、李宗延、冀体、彭应参、邹德泳，俱各拟还职。”[126]

起用废弃诸臣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令当权大老不能等闲视之。

2．“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

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做出的。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任命：“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这一任命，一看便知是内阁辅臣朱赓等人敷衍舆论而采取的对策。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罢官之前，担任的是吏部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的郎中，握有人事实权。而光禄寺是掌管宫廷膳食的机构，何况又是南京的光禄寺，连宫廷膳食的职掌都没有，基本是一个“投掷闲散”的虚职。朱赓本不想起用顾宪成，故意用这样的虚职来搪塞，料定顾宪成必定推辞，他就可以博得起用废弃诸臣的美名。顾宪成本来就无意再度出山，挚友赵南星对他的心态了如指掌，这样写道：“戊申（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命偶下，公知当道无意用之，不出。”[127]

顾宪成知道当道衮衮诸公无意用他，但是这一任命毕竟是以皇帝圣旨形式发出的。他的《年谱》万历三十六年十月条记载：

“奉圣旨：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

二十一日，接邸报，吏部一本开读事，奉旨：‘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凭限次年二月二十五日到任。

时公与邹（元标）、赵（南星）诸公并在废籍，而恩命首及，海内闻者无不称庆。”[128]

既然是皇帝圣旨，就必须认真对待，但是顾宪成始终没有表态，直到次年三月份，才写了奏疏，向皇帝恳乞休致。北京的通政司收到这篇奏疏，显然不同意他的“恳乞休致”，将原疏退回给顾宪成。这就意味着这篇奏疏没有成为朝廷的文件，也没有收录于《泾皋藏稿》中，他的后人为他写的《年谱》，收录了这篇奏疏。从中可以看到当时顾宪成的心态，值得细细琢磨，故而不厌其烦引录于下：

“万历三十七年，六十岁。

三月，奏为衰病交侵恳恩休致事。

五月，通政司将疏发还。疏言：‘臣以疏庸，重负任使，顷蒙皇上简录，谊当竭蹶而趋。惟是臣年六旬，两目昏花，两耳重听，起居尚须扶掖，何能勉效驰驱？反复思之，与其冒昧而进，孰若审量而退；与其出而颠沛，孰若处而苟全。伏乞敕下该部查臣别无违碍，容令休致，臣愚幸甚。’

又与诸相知书曰：‘弟自分长卧烟霞，忽叨新命，能无感激图报？但思林下诸君子，计二百余人，有去国在弟先者，有科名在弟前者，有困顿十倍于弟者，又有与弟同事而被谴者，不与其事因弟波累者，皆未闻有弓旌之招，弟独何颜而先之乎！此一说也。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二三同志日切月磋，年来声气渐孚，可望求益。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徐观时局，千难万难，出而驰驱，必至偾事，又有所不敢。此又一说也。水间林下，正与病骨相宜，非敢上负圣恩，下负知己，谅之谅之。’

疏至，举朝纷纷诣通政司，戒毋封进。”[129]

这篇奏疏显示了顾宪成一贯直言无忌、锋芒毕露的风格，通政司之所以把原疏退还，是叶向高的意思，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去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邸报时，内阁首辅还是朱赓，到了十一月，朱赓病故，而内阁次辅李廷机早已杜门不出。五月入阁的三辅叶向高，实际上成了阁务的唯一主持者。从大局考虑，他是希望顾宪成出山的，所以才有退还奏疏之事。《年谱》所说“举朝纷纷诣通政司，戒毋封进”，其实是叶向高的意思。《年谱》在此条之后写道：“叶公台山飏于众曰：‘顾君今日不出，将来林下诸贤赐环者，皆不敢不辞矣。有一不辞，是嗜进耶，谁甘之乎？’”于是叶向高写信给顾宪成，请他不要再推辞：“今海内以门下出处卜世道安危，盖不但如东山之安石，雒下之司马也。徴书一下，凡有血气者莫不欢腾。而高卧尚坚，来章甚恳，其何以答苍生之望乎？愿门下幡然夙驾。大疏纳言，君恐违众论，不敢进矣。”吏部尚书孙丕扬等高官，也写信敦促顾宪成北上。为此吏部再次宽限赴任日期，通知说：“看得本官才望茂著，品格清贞，乞休难以允从，相应勉留赴任，为此宽限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缴凭。”[130]

《年谱》所载“衰病交侵恳恩休致”奏疏，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顾宪成明白当道无意用他，婉言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任命。表面上的理由是健康状况不佳——“起居尚须扶掖，何能勉效驰驱”？深层的原因是遭到朝廷废弃林下诸君子，有二百余人，有的废弃比他早，有的资历比他老，有的困顿比他严重，有的受他波及而被谴，都没有起用，他没有颜面先出山。而且时局千难万难，他出来效劳，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偾事。何况东林书院办得很有生气，蒸蒸日上，每天与二三同志切磋学问，一旦抛弃于心不忍。必须指出的是，《年谱》把顾宪成的奏疏文字，与他的书信文字（即“又与诸相知书曰”以下一段）混在一起。其实“又与诸相知书”，就是写给挚友李三才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到他之所以推辞任命的真正原因。请看：

弟已自分长卧烟霞，而去冬忽叨光禄之命，圣明浩荡之至仁，知己抆拭之高谊，中心衔之，何能不感激思奋，少摅报效。且数年以来，今日言起废，明日言起废，至于口敝舌焦。顷者台省诸新郎君封事翩翩，充满公车，亦无不以此为第一义。弟非其人，却令聊塞斯白，何能不力图淬砺，勉赴鞭箠。

然而四顾徘徊，进退维谷，至于今犹莫知所决，何也？窃尝筹之矣。罪籍诸君子林林相望，计且二百余人，其间盖有去国在弟前者，有科名在弟前者，又有摧折困顿视弟十倍者，又有与弟同事被谴者，又有不与其事因弟波累者。今皆埋光草莽，弓旌之招，寂寂无闻，弟独何颜而先之乎？此一说也，犹未也。

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并不我弃，欣然共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三盆，补缉桑榆，无虚此一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转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又有所不敢。于其所不忍而强为割，于其所不敢而冒为承，将来处不成处，出不成出，两无着落矣。此又一说也，犹未也。

弟也少不自爱，壮而善病。乙未（万历二十三年）、丙申（万历二十四年）之间，濒于死者屡矣，幸而获生。今年且六十矣，所谓耳聪目明、手轻足健，一一不有；所谓耳重目昏、手迟足钝，一一不无。即令见作贵人，亦应去而返初服。况今鹿豕之与游，鸥鹭之与侣，正与病骨为宜，乃更去而就轩冕，何仆仆不惮烦乎！此又一说也。

凡此种种，都是实境实情实事实话。在他人前犹半含半吐，惟丈前不敢一毫不倾尽。丈其设身处地为我裁之，弟非敢妄自菲薄，上负圣明，下负知己。揆德量力，恰应如是，无希高，无慕大，始终成就得江东一老腐儒，亦所以不负圣明不负知己也。[131]

他说得非常清楚，时局千难万难，只有李三才的大才卓识、全副精神，才有旋转的希望，而他自己仅仅可以于水间林下藏拙，与同志在东林书院切磋学问，成为一个江东老腐儒，如此而已。

面对叶向高的规劝，以及吏部的宽限赴任日期，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顾宪成再次上疏恳乞休致：

臣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由万历八年进士，历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至万历二十二年罢归。寻蒙恩诏复官，至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接得邸报，吏部一本开读事，奉圣旨：‘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钦此。’臣闻命自天，不胜感激，谨望阙叩首谢恩讫。

窃念臣猥以疏劣，重负任使，归田以来，日夜省惕。皇上宥弗为讨，亦已过幸。更荷圣慈裒然优录，谊当竭蹶而趋，捐躯图报。遂于今春二月启行。不意十五年前所患眩晕之症，一时陡发，不能前也。吏部业为宽限矣，延医调理至八月稍可，勉为启行。不意行至丹阳而加剧焉，又不能前也。吏部又为宽限矣，岂非不忍臣之卒废于明时哉！

独计臣少不自爱，逾壮便衰，行年六十，目昏耳聋，老态尽见，已不足效驰驱备鞭策。况今病入膏肓，纠缠无已，奈何尚欲侥幸于万一也。且夫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图，臣之所大耻也。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犹然徘徊道路，迁延岁月，偃蹇简书，迟速惟意，以自陷于大戾，尤臣之所大惧也。

查得吏部职掌，弘治四年题准，凡自愿告休官员，不分年岁，俱准致仕。又嘉靖十年题准，今后内外官员有疾，愿告致仕者听。臣谨沥诚上请，伏乞敕下该部，察臣别无假托，容令休致。自今以往，得保余生，与闾阎父老歌尧天而咏舜日，皆皇上再造之恩矣，臣无任迫切悬企之至。[132]

这篇奏疏的基调依然是乞恩休致，理由是“目昏耳聋，老态尽见，已不足效驰驱备鞭策”。其中的一段话颇值得推敲：“且夫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图，臣所大耻也。”其实是正话反说，意思还是不想再出山从政。所以“臣所大耻”云云，不过是修辞而已，要强调的恰恰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这种想法在给李三才的信中有直白的表露：“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卓识如丈方有旋转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所谓“水间林下藏拙”，就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的另一种表述。这是东林书院时期顾宪成心态的真实流露。他常常对友人说：“弟向来筑室枯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其意以诗书为仇，文字为赘，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133]他久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了：“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134]

钱谦益少年时代曾经跟随父亲到东林书院拜访顾宪成，以后又和他的儿子顾与渟、顾与沐交游，在他心目中，“端文为人，虚和闲止，不关世事，凝尘委衣，危坐终日”。[135]这种“虚和闲止，不关世事”的举动，和高攀龙是互相辉映的。高攀龙给老师赵南星的信中，一再流露只做闲人不问世事的心态：“龙今年自东林会期外，即入山闭关，以学问宜静，以衰年宜静，以时局宜静，此时山中人不一味静默，非学矣”[136]；“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落得做个闲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137]；“奉老师之命，不敢言时事，亦不忍言也……当此患难，非平生学力抵当不过。老师得力者，专望详示。龙屏居湖干，不见一客，洗心待尽而已”[138]。高攀龙自然是支持顾宪成恳乞休致的。赵南星也劝顾宪成不要出山，顾宪成回答道：“是吾心也。”[139]

看来顾宪成不出山是明智的抉择。当时不少官员认为，仅仅启用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是大材小用，应该任命更重要的岗位，朝廷都不予理睬，足见赵南星所说是千真万确的：“戊申，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命偶下，公知当道无意用之，不出。既而推京兆不下，易以他人，又推佥院为陪。”[140]这可以从当时官员的言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起顾宪成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的谕旨发出之后，工科给事中王元翰就上疏批评历任内阁首辅：“陛下三十年作养之人才，一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之手，一半禁锢于（沈）一贯、朱赓之手。”有鉴于此，他权力推荐邹元标、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薛敷教、于玉立、刘元珍、庞时雍、王士骐、黄正宾等。[141]河南道御史刘光复条陈时务最急十事，其中第二条说：“近起顾宪成数人，通都悉已弹冠，推类广收于科臣彭惟成、王元翰、台臣穆天颜所言，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逯中立、汪若霖等数十人，一概牵复帝庭。”[142]要让几十名废弃官员随而起用，绝对是不可能的。言官一而再再而三呼吁，朝廷始终没有松口。

署理礼部事务的右侍郎萧云举忍无可忍，条陈八事，第四条是惜人才：“臣见二十余年以来，孤忠谠论之士匿影埋名，赉志以殁者不少，若早蒙片纸召还，岂无半臂之力？而本部屡请屡格，未见施行，以致日月不停，头颅渐老，席旧齿者凋残几尽，投散局者沉顿不扬。近虽偶起一二名流，中间尚多停阁。臣等疏名以请，倘得及时超用，尚可嘘暖于寒灰，补完于破甑。彼知感报塞，其中必有瑰奇。”[143]萧云举所说的“本部屡请屡格”，“偶起一二名流，中间尚多停阁”，反映了朝廷对于起用废弃诸臣的消极态度。至于他所说的“投散局者沉顿不扬”云云，颇堪回味。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显然是“投散局”，结果必然是“沉顿不扬”。

当局可能是顾虑“投散局”之讥，万历三十八年二月，吏部推荐顾宪成出任太常寺少卿，遭到朝廷否决。《年谱》记载：“二月，吏部因前疏留中，复展限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推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疏上，奉旨：将洪文衡升补。洪（文衡）具奏言：‘臣不敢先顾某。’逊谢久之。福清相（叶向高）以书促其赴任曰：‘顾君已推佥院，不以一常少（太常寺少卿）为重轻也。’洪（文衡）乃就职。”[144]叶向高所说“顾君已推佥院”，是五月间之事。吏部鉴于都察院缺官情况严重，提议吕坤出任一把手（左都御史），许弘纲出任二把手（右都御史），顾宪成与高攀龙出任左佥都御史，再度被朝廷否决。

《年谱》记载：“五月，推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时大僚多缺，都察院堂上官止孙公玮一员。廷推吕坤左都御史，许弘纲副之，公（顾宪成）及高公（攀龙）举以左佥都，协理院务。惟许（弘纲）得旨，余皆不下。”也就是说，朝廷只批准许弘纲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其他人选都不批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廷推”的方案遭到否决？《年谱》在“余皆不下”后面有一段文字，或许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乔应甲（都察院官员）揭末云：‘顾老先生屡推本衙门，指日堂官也。知公必不轻出，故益无忌惮，与中州考功、东粤侍御皆无忌惮之甚者。四明某（沈一贯）实为发纵。众正交章代公（顾宪成）剖明，而段给谏然、吴侍御亮、汪侍御怀德，不胜愤，皆朝拜疏而夕弃官，尤班行中异事也。’梅给谏之焕疏有云：‘惜国脉者决不可借题目以攻东林，惜东林者决不可借东林以为题目。’公极赏之。”[145]看来障碍无非就是“东林”二字。

以此之故，后来吏部再推顾宪成为通政司左通政，依然是无果而终。[146]无怪乎吏部要感叹“二十年公廉寡欲之臣，奖拔未完，淹沦可惜”，在他们看来，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已经有悖于“咨访荐扬之苦心”，何况以后又屡荐未允，令人难以理解。因此这篇吏部奏疏值得一看：“维是原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姜士昌，官止参藩，寻以直言被斥。原任浙江处州府推官顾宪成，名寄光禄，曾无破格显荣，既违咨访荐扬之苦心，亦背着实举行之明旨。仰惟皇上一日二日有万几焉。窃思姜士昌、顾宪成所以屡推未允者，或亦以为犹夫人耳，不知固二十年前部院科道选于万人中，止得公廉几人，而两人即其二也。皇上聪明天授，悉此无难。乞将推升二官缘由题请明白，一以彰朝廷知人善任之美，一以完二臣未尽之用，通呈到部为照。报为之忠，原以荐士负国之罪，无如蔽贤，臣等所以屡推顾宪成左佥都御史，量升姜士昌尚宝司司丞者，非欲沽荐士之虚名，唯恐冒负国之实罪也。”[147]奏疏被皇帝留中，不予理睬。

3．“直道难容，枉道易合”——关于《寤言》与《寐言》

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已经退休的前内阁首辅王锡爵收到复出的召唤。一个月前，皇帝在给内阁首辅朱赓的谕旨中说：“朕览卿奏，具悉忠爱详慎至意，会推诸臣已点用了。朕思在籍旧辅王锡爵，辅赞多年，忠诚正直，国家多事之际，可以共济时艰，欲召来同卿夹辅，协恭办事。”[148]在太仓家中的王锡爵，看到了六月初十日的邸报，才知道皇上要他出来“共济时艰”，而且赐给“少保兼太子太保”的头衔，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年逾七旬的王锡爵早已今非昔比，缠绵于病榻，立即写了推辞恩命的奏疏，表达了“感激战悚，涕汗交下”之情：“曾未有如臣起家侍上之久，从无片言之忤，而及今则又以十三年去国之逋臣，七十四岁卧床之绵疾，犹然上厪惓怀，特蒙升召。君臣之间真可谓始终尽善尽美，臣纵有百身，岂不直剖心摩踵以报所天，忍死舆疾以趋严命……夫臣身未登朝，而病已至此，即一旦旅进阙廷，腆颜荣久，晨入暮出，借何力搀扶？拟票奉行，属何人代笔？此事势之必难勉强者。”[149]

王锡爵所说“君臣之间真可谓始终尽善尽美”，诀窍就在于，事事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从无片言之忤”。无怪乎皇帝要称赞他：“辅赞多年，忠诚正直”。他的几上几下，也证明了这一点。万历十九年，因母病，多次恳请归省，才得到允准。不久皇帝多次下旨召还，他几次上疏推辞未果，于万历二十一年入朝。由于三王并封之议，引来舆论哗然，迫使他于万历二十二年五月致仕。想不到十三年之后，皇帝再次要他入朝，无奈年迈体衰，力不从心，只得婉言谢绝。他接连上了十道推辞奏疏，万历三十八年，他的“十辞召命疏”发出不久，一命呜呼，此事才算了结。

王锡爵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在公开呈上“辞召命疏”的同时，写了“密揭”（或曰密奏），派家人专程送进皇宫。密揭不同于一般奏疏，不必经过通政司，即使内阁同僚也无法看到。进密揭是他的一贯风格，这次也不例外，他向皇帝说明情况：自己无法写字，儿子王衡卧在病榻，只能由年幼的孙子王时敏代笔。“记得先年在阁时，每遇此等密揭，常手自作书。今竟苦病眊绝笔，而男衡又病不能为之代书，只得令幼孙时敏未成文理之儿誊写。而臣亲自缄封，以付家人王勉随便附进。外不使通政司官知，内不使在阁同官知。”他不能应召入朝，政见还是要发表的。那么它想要表达什么政见呢？在一份“辞疏外密奏”中，他对于当前政坛指陈时政、卖直沽名的风气十分不满，对皇帝说：“臣虽在远，每窃观邸报中恶言詈语，总斥乘舆，鬼泣神号，遍传都市。甚而诬指清朝为叔季逆决，危乱于崇朝。皇上但以禽兽畜之，一切置而不理，以为我之量大，正不烦言；彼之气衰，久当自定。而不知此辈方将恃皇上之不瞋不喜，因得行此卖直沽名之计，将来其气愈盛，其言愈长，嚣凌诟谇之祸又有甚于今日者。”这显然是希望皇帝制止卖直沽名风气，防止嚣凌诟谇之祸。又向皇帝献策：“明开言路，阴散狂党”：“与其故意裁抑，留不肖以塞贤者之途，孰若稍事疏通，简新进以决旧日之壅。此则臣之私论，明开言路，阴散狂党，为今日揽权最上着也。”[150]

皇帝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是否受到王锡爵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两位起用而不赴任的官员之间，有了交集，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年谱》记载：万历三十五年七月，顾宪成作《寤言》《寐言》。[151]距离皇帝起用王锡爵的谕旨发出，相去两个月，顾宪成判断王锡爵必将入朝出任内阁首辅，希望他好自为之，写了《寤言》《寐言》，两人之间还有书信往来。

两人的政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十多年前，顾宪成的罢官一大原因，就与此有关。如今获悉王锡爵即将复出，顾宪成的感受是复杂的，写信给昔日的“王相国”，首先想到了万历十四年秋天的一场对话。王锡爵说：京城近来有一异事，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宪成立即调侃道：外间亦有一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152]他在信中似乎不经意地旧事重提：“乃今先生耕闲钓寂，浃一纪而余矣。天下之故，国家之表里，当益筹之熟矣。向之所见以为是，究竟是乎否也？向之所见以为非，究竟非乎否也？”这样的争辩是非，未免过于咄咄逼人，于是话头一转，和缓地说：“又益阅之精矣，雄心锐气日销月镕，翼翼乎，休休乎，断断乎，穆穆乎，浩浩乎，中和之体备矣。是故根深者未必茂，源远者流必光，云龙风虎，万物快睹，将令天下后世咸知，吾君吾相之能相与大有为也。”信的末尾，感叹道：“时乎时乎，往者不可追，来者不可再。时乎时乎，惟先生三思，惟先生努力，惟先生珍重，惟先生加饭。”[153]

随信附上了先前所写的《寤言》《寐言》。前者是清醒的言论，后者是睡熟的梦话。意图无非是，把严肃的政治话题，包上一层朦胧的外衣，变成了不必深究的闲聊。

《寤言》是说七月一日下午假寐醒来，东里塾叟来访，两人之间有一场关于时局的对话。

塾叟问：听说王相国有新的任命，会出山吗？

顾宪成答：这要分析。出而大展平生，旋转乾坤，慰满四海喁喁之望，是上局。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宝山空手而回，是下局。坚卧不出，无咎无誉，是中局。众人揣摩相国之意，最大可能是中局。

塾叟说：如果相国是一个庸人倒也罢了，相国是一个大豪杰，几乎不可能。我为童子讲课之余，喜欢从缙绅先生处借读邸报，略知时局。当今执政者后先相承，有一个心诀：顺之则安，即使天下交口而哗之，偃然无恙；逆之则危，即使天下引领而属之，莫能久于其位。因此赵志皋遭到众多诟病，死而后已，还是得到皇上的恩恤，好像在位时有大功劳似的。沈一贯到了十分狼狈的境地，罢官而去，还是得到皇上的温谕，眷眷不舍，好像不能一日离左右的样子。而王家屏早晨请辞，晚上就批准；沈鲤晚上请辞，次日早晨就批准。果然是直道难容枉道易合，自古而然？还是一时气运尔尔？不然的话，或许有暗中操纵线索的人？我愿相国出山，扭转这种局面。

顾宪成默然。

塾叟继续滔滔不绝：说者谓，宰相以知人用人为职责，吏部与阁臣斟酌天下贤不肖，以俟朝廷处分，其体势固难逊避，亦难异同。而近世阁臣惧威福之名，不复问吏部；吏部惧权贵之名，不复问阁臣，遂至互相冰炭，而朝廷亦不复信阁部。到底是吏部妨碍内阁，还是内阁妨碍吏部？到底是吏部不问是真，还是内阁不问是假？如果说内阁权轻吏部权重，为何不见吏部驱逐内阁，但见内阁驱逐吏部？我愿相国出山，为之表正于其间。

顾宪成还是默然无语。

塾叟说：近来执政的微指，鉴于吴中行、赵用贤等君子太劲而苦，用之不便；王篆、陈省等小人太靡而秽，用之不雅。莫若选择谨厚一路人而用之，这一路人既不喜为危言危行，轻作风波以梗我，也不恣为荡言荡行重溃堤防以溅我。人们都说，君子宜亲，这一路人不可疵其非君子；人们都说，小人宜远，这一路人不可疵其为小人。执两端而用中，以息阿比之端，绝喧嚣之窦，平偏党之论，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驯服，无所施其纷纷。人人以模棱为工，事事以调停为便。遇贤否不欲两下分明别白，混而纳之于平等，而说我能剖破藩篱；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担当，漫而付之于含糊，而说我能脱落意见。久而久之，正气日消，清议日微，士习日巧，宦机日猾，只知有身，不知有国家，只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我愿相国出山为之挽回。

听了他的长篇大论，顾宪成居然睡着了。塾叟颇为不悦，拂袖而去。[154]

这篇寓言式的文章，假托塾叟之口，抨击朝政的弊端。执政的秘诀，可以由八个字概括：顺之则安，逆之则危；官员的命运，也可以由八个字概括：直道难容，枉道易合。因此执政的最佳策略，既不用“太劲而苦”的君子，也不用“太靡而秽”的小人，只用谨厚一路人，追求模棱、调停，不分贤否，不分是非，于是乎形成今日政坛之上，正气日消、清议日微、士习日巧、宦机日猾的颓靡之风。两人的对话，顾宪成始终是默默倾听，没有表态。这不过是一种写作技巧而已，人们透过塾叟锋芒犀利的话语，看到的是顾宪成对于政局的看法，其中也隐含着对王锡爵的非议。

《寐言》更加离奇，写的是梦中与王锡爵的对话，所以在文末特地点明“不作白日说梦矣”。话题是由《寤言》延伸而来，东里塾叟离去后，顾宪成步出中庭，徘徊往来，反复琢磨他的话语，不能自已。傍晚就寝时，忽然梦见王锡爵从太仓来到无锡，两人相会于芙蓉湖上。王锡爵首先开口：君必有以助我。顾宪成回答：宪成何知？只是当今有一大冤案，须先生昭雪。于是谈起当年他在吏部考功司工作时，处理邹元标谢病罢归一事，吏部左侍郎蔡国珍传达内阁首辅王锡爵话，皇上批示：“着放他去”。

顾宪成说：“此却更宜斟酌。试思皇上此念从何而来？是耶，宜将而顺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问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国遂亦曰如是，皇上且谓可以，惟其言而莫之违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国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国且为可以，惟其言而莫之违也，非所以光相道也。”

总之，在顾宪成看来当年邹元标的罢官是一桩冤案，而皇上的冤案，只有内阁能为之昭雪，请先生留神。叮嘱再三，不觉放声大哭，家人大惊，急忙叫醒，原来是一场大梦。[155]

顾宪成想用这样奇特的方式，告诫即将出山王锡爵，不要像以前那样事事处处都顺从皇上旨意，对的可以顺从，错的应该匡救。

王锡爵并非等闲之辈，尽管他一再推辞皇上的召命，无意再出任内阁首辅，但是对于顾宪成的批评，毫不客气地全盘拒绝。他的回信，只有开头一句话带有称赞的意味：“今之道学家、文章家，胸中曾有此擘画，有此议论否？”接下来笔锋一转：“惜乎未审不佞情事，浪以黄金掷虚牝，可叹也！”于是乎逐条反驳：

——“使不肖果已扶服装行，责成未晚。今一门疾痛，满座巫医，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处又焉卜理乱？”

——“不佞愚人也，诚不知阁部以何时异同？分宜（严嵩）、江陵（张居正）亦何曾见有异同之迹？且如蔡太宰以邹南皋之见废，驾言不佞，此异同在阁乎，在部乎？”

——“若据此而谓，不佞不出，出则必当挽回。则不佞且宁甘为乡愿，不敢作国家基乱之臣耳！”[156]

顾宪成收到王锡爵的复信，展诵再三，竟自茫然。两人对于一系列人事的观点如此大相径庭，竟然以为严嵩、张居正“亦何曾有异同之迹”，感到不可理喻。“反复踌躇，不得其说，又不可再渎，姑记所疑，而存诸箧中”[157]

由于王锡爵连上十道“辞召命疏”，直至万历三十八年病逝于家，始终没有赴任。因此他们之间的书信往还，纯粹是私下的人情交往。顾宪成并没有公开评论王锡爵的进退，自然难以认定为“遥执朝政”。

当时官员对于王锡爵复出的反应，与此截然不同。

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大学士叶向高奏请增补阁臣，说：“宜念臣（朱）赓遗言，敕下九卿，从公推举，亟赐简用。其旧臣之忠贞夙负，身系安危者，特赐召用，而又焕发温纶，促（王）锡爵之来，谕（李）廷机之出。”[158]立即遭到言官们的强烈反对。

直隶巡按御史左宗郢说：朱赓遗疏断不可听，旧辅王锡爵断不可来，次辅李廷机断不可出。[159]

刑科给事中彭惟成说：辅弼大臣千载一时，宜上念国家安危至计，下顺天下好恶公心，助发皇威，善承天意。虽有同官之交情，共事之小嫌，然大义为重，情嫌为轻。尚可云促（王）锡爵之来，谕（李）廷机之出哉？”[160]

彭惟成条陈庙谟更新急务六事，第四条谈及大臣进退，认为沈鲤虽然白首，身体尚壮，可以起用，何必恋恋于王锡爵？[161]

万历三十七年正月，刑部山西司主事谢廷谅说：“陛下将用（王）锡爵乎？而锡爵无可出之理；将用（李）廷机乎？而廷机无可晋之理。廷机之气弱而暗，奋螳螂之臂以当辙；锡爵之气高而扬，震虎豹之威以负隅。”[162]

刑科给事中张国儒说：“中外喧传谓（王）锡爵必来。以臣度之，彼即涂面欲出，行人晕厥，初必力止之，亦何颜与俱来乎？其不来无疑也。惟是李廷机，当朱赓就木之后，尚欣欣有当国之思。此真宇内一大怪物，不可以人理论矣。”[163]

工科给事中何士晋说：“（王）锡爵‘逢’之一字足以蔽其精神，‘贼’之一字足以定其断案。”[164]

这些人的议论，足以显示王锡爵之名声不佳。毫无疑问，这些人的议论决非顾宪成煽动起来的，当然不能斥之为“遥执朝政”。

4．淮抚李三才的为官风采

皇帝任命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以身体有病难以驰驱为由，请求休致，未获批准。吏部则意在宽限赴任日期，并且不断推荐他出任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通政司左通政。因此，这一时期顾宪成的官方身份颇为独特，是尚未赴任又未休致的南京光禄寺少卿。万历三十七年末至万历三十八年初，李三才遭到无端诽谤，顾宪成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被别有用心的人诬陷为“讲学东林，遥执朝政”。

李三才是万历朝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在担任漕运总督、凤阳等府巡抚任上政绩卓著。此人作风泼辣，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为清议派官员所推崇，后来竟然被别有用心的人扣上东林党魁的帽子，实在是非常荒唐的事。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府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郎中。万斯同说：“（李）三才雅负志节，与南乐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名世相期许。”[165]万历十一年三月，御史魏允贞条陈四事，其二是“严科举之防”，主张内阁辅臣张四维之子张甲徵、申时行之子申用懋，应该采取回避制度，取消进士资格，待到其父退任之后，再来参加进士考试。皇帝颇为不满，认为魏允贞“漫逞私臆，语多过当”。张四维、申时行为了避嫌，请求皇上将张甲徵、申用懋“回籍肄业”，“待臣等去位之后，候补廷试”。皇帝为了安慰张四维、申时行，下旨贬谪魏允贞。李三才奋然上疏说，魏允贞说得对，皇上应该采纳。皇帝大怒，将魏允贞贬为许州判官，李三才贬为东昌府推官。[166]由于他颇有政绩，陆续晋升为南京礼部郎中、河南参议、河南副使、山东学政、山西学政、大理寺少卿。万历二十七年，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漕运总督、凤阳诸府巡抚。

李三才管辖的范围，北至徐州、淮安，南至扬州，运河沿线城镇密布，大多是矿税太监横行之地，徐州有陈增，仪真有暨禄，扬州有鲁保，沿江有邢隆。他们口含天宪，颐指气使，胡作非为，“延引奸徒，伪契符印，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敛。而（陈）增尤甚，数窘辱长吏。独三才以气凌之，随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陈）增为夺气”。[167]他毫无畏惧地指责矿税太监的胡作非为：

——窃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阁部九卿台省百执事，无不诵言之，忠臣烈士孝子仁人亦无不极言之。皇上莫之省也，岂以或出于风闻而不足凭欤，抑以或过于激切而不能听欤？

——如臣境内，抽税者，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者，扬州则鲁保；芦政者，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棋置星列，如捕叛亡。加以无赖亡命附翼于虎狼，不逞之徒托名于城社，如含山之潘元等，和州之陈所蕴等，淮安之马如壮等，扬州之蒋季柔等，瓜州之酆奎等，仪真之吴大川、汪三等，泰州之郭实等，宿州之顾其礼、戴环等。或假雕印信而公行嚇诈，或冒充名色而明肆抢夺。陆续经臣批行该道，有见问未结者，有已问充军者，有致书内使求免提解者……然祸本不除，灶薪不去，左支右吾，终何底止？[168]

皇帝没有理睬，他再上一疏：“数日以来，远迩传闻，凡有章奏但系矿税，即束高阁，一切不省。臣且信且疑，且警且骇，信斯言也是治乱存亡之机也，臣不愿皇上有是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忌讳而不敢言，尤莫大于固拒而不受言。忌讳而不敢言，罪在下，犹可说也；固拒不受言，责在上，不可说也。臣之前疏非泛常之疏也，国脉民命之所关，天心祖德之所在也……拆人之屋，掘人之墓，奸贪残贼，若近日秦楚等处所奏，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况吾衽席赤子无辜之齐民哉……夫有土有众，则人皆知有朝廷；众叛土崩，则人皆起为敌国。一旦风驰尘鹜，四方云扰，介焉之身块然独处，即有黄金过斗，明珠填海，谁为守之？而又谁为运之？只以藉寇兵而资盗粮耳！”[169]话已经讲得透彻之极了，皇帝仍然不予理睬。

万历三十年，皇帝突然患病，嘱托后事，宣布停止矿税太监的一切活动。不久病愈，出尔反尔，收回成命。李三才抗疏极陈国势严峻，请皇上继续履行前诏，皇帝不听。李三才愤然引疾求去。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等官员，接连上疏乞求留任李三才。史学迁的话语说得最为激切：“陛下以陈增故，欲去（李）三才，故托辞解其官。夫三才今之管夷吾也，绥岩疆，荷国事，非三才谁可者，可以一（陈）增而去之耶？年来中使四出，海内如沸，所恃二三贤臣为之维挽其间。”皇帝充耳不闻。李三才离开淮安前往徐州，不断上疏请求委派取代他的官员。皇帝不同意他辞职，不派遣代理者，似乎很看重李三才，只是对他锋芒毕露的作风有所不满，有意杀杀他的威风而已。

既然皇帝还要用他，李三才再次向皇帝劝谏：“皇上每有催征，必曰内府缺乏矣，不知天下百姓更缺乏之甚也。夫内府果缺乏也，是社稷之福，灵长之庆也，所谓貌瘦而天下肥也，所谓仁者散财以得民也，缺乏在一人而充盈在天下也。然而实不然也，皇上之所谓缺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天下百姓之所谓缺乏者，朝夕不一饱，父子不相守耳。”因此他的结论是：“为今之计，惟豁然天开，断焉勇改，大彰明信，一伸前旨，凡属矿税尽数报罢，而后侧身修行，图安于危”。[170]

结果还是“不报”——皇帝不予理睬的委婉表达方式。

李三才怀疑内阁首辅沈一贯从中作梗，才使得他的奏疏不被皇帝采纳，于是集中火力抨击沈一贯。先是采取影射手法，提醒皇上谨防“巧词危语，弄智使术”的“密勿亲近”，明眼人一看便知，非沈一贯莫属。李三才说：“佞人之言其甘如饴，佞人之情其深如海，或微以浸之，或怒以激之，或阳救而阴挤之，或明诤而暗谀之。言在东而意在西，貌在彼而心在此。千方百计以结左右，巧伺神钻以苟富贵。盖患得患失之心胜，故如鬼如蜮之术工。朝夕祈求，惟愿皇上不视朝讲，不下章疏，不罢矿税，不起废弃，不用科道。彼方得以扬扬肆志，窃上威福，闪烁支吾，以托其不肖之身，更不知天下国家为何物，更不知君父为何人？”[171]

后来索性指名道姓：“首辅沈一贯恐沈鲤、朱赓逼己之位，既忌其每有谏说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故贿买左右，百计相倾，或冷言热语以惑圣聪，或借秦指汉以激圣怒，遂至一应好事俱不得行者……安有共事同僚互生猜忌，徒快己私，不顾君父，少有人心者亦不忍为，而首辅安人为之？”[172]

万历三十四年七月，沈一贯、沈鲤先后致仕，新任内阁首辅的朱赓，继承沈一贯衣钵，朝政毫无起色。李三才希望皇上能纠正时弊，起用废弃诸臣。他语重心长地说：“诸臣原无触忤皇上者，清宫静夜皇上一一思之，谁为触忤者乎？如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等，清风劲节，亭亭物表，天下之人无论识与不识，皆称为忠臣义士，只以议论意见一失当路之旨，遂被谮蒙谗，一弃不收。总之，于皇上何忤乎？”[173]他认为朝政废坏已极，关键就在于内阁辅臣无所作为：“皇上龙飞之始，臣正束发登朝，备官郎署，窃见张居正刚愎致祸，嗣后辅臣遂多畏缩，不敢匡救，惟知承顺已耳。承顺不已，变为谄谀；谄谀不已，变为朦蔽。此理之自然，势之必至者，乃危机也。皇上不知，以为大小臣工莫敢谁何，从此遂无严惮之心矣。自此而郊庙不亲，自此而朝讲遂废，自此而厌薄大臣，自此而轻忽台省。至于采取矿税，横遣中官，停留章疏，怠弃庶政，自古乱亡之事毕集于今日矣！”[174]

他的言论触及要害，但过于锋芒毕露，得罪了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朱赓、李廷机、叶向高等辅臣。沈一贯虽然已经下台，但他在内阁经营多年，扶植了一批亲信，形成了所谓“浙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寻找时机反扑，务必把他搞臭。

5．“料攻淮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顾宪成与李三才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内阁首辅朱赓病逝，次辅李廷机又杜门不出，内阁仅叶向高一人，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万历三十七年正月，李三才因为政绩卓异，皇帝加升他为户部尚书，照旧担任漕运总督、淮扬巡抚，因此成为阁员的热门人选。一些看好李三才的官员，主张阁员不必全从翰林词臣中挑选，应该从外僚中选拔干才，以增加内阁的执行力。

当时廷臣中派系林立，围绕权力的分配而互相倾轧，一旦达成互相认可的平衡，便竭力阻止外来势力破坏这种平衡。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李三才，当然不受阁部大佬的欢迎，他们必然要从中作梗。邵辅忠、徐兆魁之流对李三才的恶意诽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沈一贯的同乡、李廷机的亲信工部郎中邵辅忠首先出马，攻击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婪虚伪的画像。他耸人听闻地说：“（三才）藉道学以为名，依贤豪以立脚，或无端而流涕，或无故而感慨，使天下士靡然从风，乘机躁进者愿依其幕下，感时忧事者误入其套中。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势上孤，党与下甚。宇宙一旦变更为汉之延熹、唐之长庆、宋之熙丰，其意不过扫空词林，则必借才于外；打尽当路，则必抡选及身。闻其前则急欲枚卜，闻其今则急图总宪（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宪得则枚卜（入阁）无不得耳。”[175]这些话，毫无疑问是恶意中伤，企图以“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来激怒皇帝，导致其垮台。尤其险恶的是，邵辅忠信口雌黄地渲染“藉道学为名”“党与日甚”云云，把李三才定位于结党营私的政争层次上，明显地影射“东林”，把李三才与“东林”捆绑在一起，从此，党争风潮一发而不可收。

浙江道御史徐兆魁立即与邵辅忠一唱一和，手法同样卑劣，连遣词造句都一模一样，了无新意。邵辅忠说“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徐兆魁说“但知有三才，不复知有朝廷”。他在奏疏中诽谤李三才“结党行私”：“最可恨者，莫甚于结党行私，令志操不定，乞夫趋之如鹜，但知有三才，不复知有朝廷。年来是非日以混淆，攻讦莫之底止，主盟挑衅，三才乃其戎首。总之，三才外假慷慨论列之名，尽愚天下耳目；内挟贪残恣睢之术，不顾一己防维。广布五交，潜开三衅。浮慕缁衣之好，而挥金走币，贤愚佥入牢笼；癖耽阿堵之藏，而逐臭嗜膻，渔猎难填沟壑……盖既阳附正人，谬希大位；复阴嗾小人，思倾正人。虽弥缝之计甚工，而肺肝之视如见。浑身污秽，廉耻尽亡，毕世奸险，讥弹难尽。”[176]徐兆魁的用词更加刻毒，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尤为阴险的是，暗指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他就是党魁（戎首）。

李三才君子坦荡荡，平白无故遭受恶意诽谤，为了表明心迹，向皇帝请求辞官，杜门待罪。反对李三才的官员仍不罢休，南京兵部郎中钱策，南京给事中刘时俊，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张邦俊、王万祚等，接二连三纠弹李三才，政坛上一派乌烟瘴气。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瑞吾，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给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给事中段然，御史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先后为李三才辩护，朝端聚讼纷纭，连绵数月。

邵辅忠、徐兆魁的挑衅，是一个政治阴谋。《年谱》写道：“东林时为清议所归，海内称公（指顾宪成）曰东林。近而同乡诸贤，远而吉水（邹元标）、高邑（赵南星），及一时守正忤权、建言抗节者，概籍之曰东林人。而闻声附和之流亦皆自负，以为我东林人也。修吾李公（三才）在淮久，屡推总宪，而台垣又请枚卜兼用外臣。众疑诸贤为之推毂，四明、昆、宣之党，龁百方，料攻淮（淮抚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于是邵辅忠以四明（沈一贯）乡人，挺为戎首，其攻淮疏有云：‘凡海内名流，皇上斥逐山林者，李三才以请托招之。’又云：‘若人在朝，士类无真道学以挑救者，即以陷救者。’既而救者力，攻者愈力，事内事外诸人争欲得公（顾宪成）言，定是非之衡。公曰：‘但无疑于鬼神，斯任之矣。’”[177]此处所谓“四明、昆、宣之党”，指宁波人沈一贯、昆山人顾天埈、宣城人汤宾尹为代表的浙党、昆党、宣党，他们一手策划政治阴谋——“料攻淮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谦谦君子顾宪成没有看穿这一阴谋，本着“无疑于鬼神”的气概，以天下为己任，毅然决然写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一则说：“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醇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178]再则说：“李公在淮扬能制税珰不敢动，安民弭乱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179]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舆情反映，并无丝毫朋党气息。李三才为官受到淮扬民众称颂，在政坛一向好评如潮。于慎行说他治理淮扬、治理漕运、治理河道都卓有成效：“吾友李中丞道父（李三才字道甫），贞姿亮节，束发登朝，平生慷慨抉义，言论风旨凛凛，以名节自持。所交游海内英流，用意气相矜许，见宵人媚士，白眼酸鼻，若将凂焉。自为郎署，以上书陈言有所触忤，斥补外吏。邅延且二十年，卒被特简，以御史中丞监抚淮扬四郡……于抚则率作群吏，与之共忧元元，而澹涤其灾；于漕则瀹淮渠之塞，转百万之舳舻，而致之天府；于河则穷源疏委，别白所宜塞与通之故，以授豫兖。”因为这样的缘故，皇帝对他的态度非常特别：“欲遂亲之，而又若有所惮；惮而欲遂疏之，而又若有所倚”。[180]

为这样一位政绩卓著的官员讲几句公道话，也是人之常情，况且这是私人信件，并非公文。宣大巡按御史吴亮出于好心，把这些私人信件当作公文发抄，印封邮递，遍送在京各衙门官员，企图造成舆论。[181]结果适得其反，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大肆攻击。给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在奏疏中扬言：“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182]几封私人信件，哪里谈得上“遥执朝政”？何况顾宪成“初意殊不及此”，朋友劝他“宜一言自明”，他回应道：“吾惟知自反而已。”[183]

顾宪成也不是没有估计到政治风险，这从他当时所说“但无疑于鬼神，斯任之矣”，可以推知。出于对李三才人品操守的敬仰，他甘愿冒政治风险，讲几句公道话。他们两人早就相识相知，政见略同，互相以挚友相期许。去年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向李三才吐露心声，一方面是时局千难万难，另一方面年老体衰，“凡此种种都是实境实事实话，在他人前犹半含半吐，惟丈前不敢一毫不倾尽”。鉴于时局千难万难，他寄希望于李三才：“必大才如丈，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转之望”。[184]由此可以看到他之所以写信为李三才辩护的缘由，希望有助于旋转时局。事后，他给友人写信，坦率地道出他挺身“救漕抚”的原因：一是“漕抚（李三才）当风波汹涌之时，毅然出而挺身担荷，至于外犯权相、内犯权阉，死生祸福系之呼吸并不少顾，既历无限崎岖，幸而事定，旁观者遂群起而求多，吹索抨弹，不遗余力。又受无限摧挫，始藉其力以纾患，卒致其罪以快仇，不亦伤乎？漕抚尝简不肖曰：‘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无事便归。’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泪，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二是“淮抚之蒙议，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也，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曰聊以尽此一念而已”。[185]

及至事态日趋恶化，顾宪成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看到李三才遭到围攻，处境岌岌可危时，写信要他加意提防：“近颇有所闻，殊为足下危之。君子尽其在我而已，事变之来本不当一一预计，然而在我者实未易尽也。窃见足下任事太勇，忤时太深，疾恶太严，行法太果，分别太明。兼之辖及七省，酬应太烦，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过，口语太直，礼貌太简，形迹太略。固知前后左右在在俱有伏戎，亦恐笑令居种种，可为罪案，检点消融得不加之意乎？”这是在提醒一向无所顾忌的李三才，检点消融，切勿再我行我素，授人以把柄。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对李三才愈来愈不利，又去信规劝，要他立即引退：“足下可以去矣，不可以留矣。去也可以速矣，不可以缓矣。前此犹曰漕事未竟也，今粮艘过淮矣，又过洪矣。于此时而浩然，报主之忠，洁身之义，见几之勇，用意之厚，一举而兼得焉，不亦善乎……万勿牵于二三之说，误落顽钝局中也。”[186]

政局确实“顽钝”，党争愈演愈烈，政坛越发混乱不堪。贵州道御史刘国缙形容当时的形势：“国家乱机已动，乱兆已形”。他说，今日大势可以概括为“四空”“五祸”“六渐”。他特别强调五祸之中的“朋党之祸”：“揆之时事，高者执耳登坛，卑者依门傍户，力能使是非颠倒，黑白易位。今之纷纷，大都由于君子，而小人附之。夫虎而负隅，则人不敢撄，而害滋甚。小人而假君子之名，有何事不可为？”他所说的“六渐”之中的“士绅夤缘之渐”，被有识之士点评为“刺东林”。不妨细读他的原话：“昔之夤缘也在要路，今之夤缘也在山林。夫山林何以夤缘也？山林之士，雅负天民之望，而倡道淑人，有教无类，固自孔门家教，而无奈今人之非古人也。教者本欲以维世，而学者借以梯荣；教者本欲以陶真才，而学者且因而售赝品。卒之山林之士，名高于泰山北斗，而游于其门者，即破甑可称为完璧，遂使趋炎附势，捷功名富贵之往，奔走若狂。”[187]

户科给事中王绍徽扬言：福清（叶向高）、富平（孙丕扬）、耀州（王图）当次第驱逐，以断秦脉。[188]日讲官王图立即上疏辩解：“于十一月间传闻，浙江巡按郑继芳贻京中同官书，内有：欲去福清（叶向高），先去太宰（孙丕扬），欲除太宰，先除仓场（李三才）及耀州兄弟（王图、王国）。”[189]四川道御史李炳恭在揭发郑继芳的奏疏中指出：“贿赂东林，尤为近来排击善类套语。”[190]

刑部山西司主事秦聚奎猛攻秦党（或曰秦脉、秦人）：“祖宗二百年来，考察之大典，本凭以斥幽也，而秦人借之以发舒私怨。皇上五十余年培植之太宰（吏部尚书），本托以程材也，而秦党倚之以压伏人言。以故群小布置于左右，蜚语荧惑乎髦夫。察典既竣，人言啧啧，咸谓：顺秦者虽不肖而安如山阜，忤秦者虽贤良而批以绳根……或以数论淮抚李三才也而处，或以秦人耻入秦之党共目为跃冶败群也而处”。他还阴阳怪气地说：“李三才恁参不动，陡今正月内移舟出境，臣窃料此一去也，又有论三才之人饱毒手于大察中者矣”。[191]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许弘纲忧心忡忡：“长安（指京师）门户既分，党祸将作。窃欲置身于大通之衢，明目张胆，竭力担当，庶几挽回一二，无奈臣之所处，既千难万难，而臣之昏迷，又多朝错暮错，前后章奏或以为纵，或以为偏矣。”[192]

在一片嘈杂声中，工部主事沈正宗挺身而出，奏请保护善人一脉：“顾宪成、于玉立二臣，或一鸣之立斥未还，或九死之大冤未雪，白首绝青云之梦，长夜无将旦之期。天下无不闻风诵义，陨涕伤心，纵不相推于朝廷，宜可相忘于江湖。今旬日之内，众镝交加，臣心窃叹不能已。”接下来笔锋一转，集中火力抨击徐兆魁：

——徐兆魁巧诬顾宪成口语，非惟无涉，甚则相反。已经寺丞臣吴炯据实款析……臣所咨嗟慷慨愤闷不平者，唯是国酿空虚之祸，人喜禁锢之谋。天下方痛恨众君子之难进，（徐）兆魁反唯恐君子有一之或进，而预断其来。入山如此，出山宜何如？天下方痛恨众君子之易退，（徐）兆魁反唯恐有一君子之不求退，而且穷其路。垂翅如此，奋翅宜何如？而小人者人人可以高爵厚禄，但不宜及于君子。为君子者人人尽当声销影灭，断不许留在人间。廿年废弃，犹来捷径之讥，六翮摧残，未息关弓之志，（徐）兆魁意欲何为？

——（顾宪成）起而未出，（徐兆魁）反诋谪臣秽德之著，终朝谢事，甚至说冤道苦，举国如狂。一味讲学，反骂醉生梦死……退居以来，家事百不关心，独未能忘国耳。忠臣用心如此，今隐身不忘报国，却以为罪案矣。皇甫德参上书忤旨，唐太宗以为讪谤，魏徵曰：自古上书率多激切，即似讪谤，惟详其可否。忠臣告君如此，上书天子，不嫌讪谤。今一阁部书，便遥制国是，弹射不休矣。呜呼，范滂、李膺可对狱吏，司马诸贤可榜朝堂，自古正不胜邪，寡不敌众，往往皆是，今何足怪！[193]

顾宪成对此洞若观火，劝李三才引退，并且自我反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不肖从邸报中读南北诸君子疏，非惟不敢与较曲直也。有为之跃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闻过也。有为之赧然以耻者矣，何耻也？耻溢美也。又为之悚然以惧者矣，何惧也？惧滋竞也。又有为之愀然以忧者矣，何忧也？忧激祸也。然则凡曲直我者，皆鞭策我者也；凡鞭策我者也，皆玉成我者也。不知何修可副德意，况敢较乎！至漕抚（李三才）大节卓然，而小节出入，亦所未免，至于书（致阁部书）中不一并道破者，朋友相与，当其平居无事，则重在切磋，宜为之箴其所短；当其遭谗被谤，则重在剖雪，宜为之表其所长。嗟乎，人莫不有我也，与其人人只有我，各执自家一个是，不若人人皆无我，各认自家一个不是也。”[194]

顾宪成是坦荡的，既力挺李三才“大节卓然”，也不回避小节有所出入。对于上阁部书引发的政争，他主张“各认自家一个不是”。对于一些人的攻击，他冷眼旁观，不欲回应，默默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刊刻《以俟录》，二是撰写《自反录》，把事实真相留给后人来评判。

《以俟录》收录了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的三封书信，即通常所说的“阁部三书”或“阁铨三书”。顾宪成写了一篇序言，说明他并无“遥执朝政”之意，纯粹是好善、忧世的本性使然：“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二者合并而发，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无庸效市贾争言耳。”[195]他的挚友高攀龙对他有深切的理解，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先生题丽泽堂两楹曰：‘乐道人善，愿闻己过。’于所上三书，见乐道人善之至矣；于不辩一语，见愿闻己过之至矣。此千古圣贤真血脉，非可以凡心凡眼窥也。同时归德（沈鲤）、江夏（郭正域）、吉水（邹元标）、高邑（赵南星）无不极赞，谓三书从一片虚明流出，而为友发言，谗谤交集，则公一人慨然当之。”[196]

《自反录》以平心静气的态度回顾阁部三书，以客观公正的眼光评价李三才，回击所谓“结党”“遥执朝政”的无端指责。写于万历三十九年冬的序言，强调写信给叶、孙二人，一是不敢辜负李三才，二是不敢辜负海内诸君子。对于邵辅忠、徐兆魁之流毫无实证的肆意诬陷，忍无可忍，不得不发。他写道：“客见《以俟录》而问曰：‘古者同心之交，闻流言不信，子之于李漕抚也，其庶矣夬。’泾阳子曰：‘所谓不信，非故不信也，所信自在也。乃予之信李漕抚，则非耑耑在漕抚也，正以邵（辅忠）、刘（国缙）、徐（兆魁）、乔（应甲）诸疏耳，百千罪过，胪列满纸，而实证一切茫如也。’”又鉴于沈鲤的来信激励，他写道：“又以沈龙江先生千里贻书耳，身在江湖，心存世道，若是乎爱国之心深也。”于是就有了他的阁铨二书：“至于上阁铨二老书，又何足为有无，抑亦曰始不敢负漕抚，终不敢负海内诸君子也！”[197]

《自反录》对于理解此时顾宪成的思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一手资料，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由于枚卜阁员引发对李三才的围攻，是沈一贯的圈套。万历三十八年十月，许弘纲谈起李三才：“看来功名盛了，亦便惹人忌。”顾宪成说：“然，自枚卜之说起，段给谏请兼用内外吏，垣长陈廉崖欲因以为漕抚罪，遂有疏暗刺之，其徒从而和之，广布流言，摇煽南北。于是忌者益众，漕抚一身遂为射的，四面皆兵，无可逃躲处矣。盖总之不出四明（沈一贯）圈套中，特其间有明知而为之用者，有不知而暗为所用者。”

第二是，关于李三才的评价。有人问：“李漕抚何如？”顾宪成的回答是客观的辩证的：“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乎，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又闻，古来豪杰种种不同，或谨严，或阔大，或悃愊，或挥霍，其品人人殊矣。总之，各成一局，各不害其为豪杰也。合此三言，可以定漕抚之案。”他始终认为李三才大节可观，即使小节有出入，也不失为豪杰，应当保护他、爱惜他、成就他。关于小节出入，一是“交际往来局面稍阔”，给人以挥霍浪费的印象；二是喜欢“寻彝觅鼎”，收集古董，“惹许多议论”，贪赃便是议论之一。顾宪成认为，“天下原有此一种豪杰，正不必拘拘尽绳以小廉曲谨耳”。

第三是关于“君子不党”。顾宪成为李三才辩护，反对者攻击得最厉害的就是“结党”。客人就此提问：“吾闻君子不党，子为李漕抚上书也，不近于党乎？”顾宪成据理反驳：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他早就是“吕坤党”“王国用党”“吴中行、赵用贤党”“江东之、李植党”“沈思孝党”，岂非笑话。他的反驳非常机智，且切中要害：“岂惟是哉。当丙戌、丁亥（万历十四、十五年）间，有毁吕宁陵坤于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予极口明其不然，以至取忤，时则人以予为宁陵之党矣。王耀州国用计事失当路指，外迁，予承乏选司，特请于陈恭介（陈有年），擢卿太仆，时则人以予为耀州之党矣。吴晋陵中行、赵琴川用贤先后被群小望风倾陷，予不揣，辄起而攘臂其间，时则人以予为吴赵之党矣。江新安东之自邓州守超为光禄卿，李大同植即家起为绥德守，驯至大用，皆犯时贵所忌，时则人以予为江李之党矣。兹者又言沈嘉禾思孝于太宰，则又以予为嘉禾之党矣。”于是乎，他感叹道：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何所不党哉”！在他看来以上诸君子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见尽同，其中往往互相为左，不必尽撤藩篱。因此之故，党同吕坤者因我与吕坤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党同王国用者因我与王国用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党同吴中行、赵用贤者因我与吴赵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党同江东之、李植者因我与江李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至于今日，党同李三才者则因我与李三才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于是乎他感叹：“其又何所党哉！如此看来，有党乎，无党乎？一凭人谓何耳，予曷敢择焉！”[198]真是痛快淋漓，把徐兆魁、邵辅忠之流所谓顾宪成、李三才“结党”的谰言，驳得体无完肤。

6．“张四面之网，造无底之阱”

政治一旦被权势与利益所绑架，人们便会不顾道德底线，不顾事实真相，信口雌黄。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初，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为了搞臭顾宪成，搞臭东林，无中生有地说：“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矣……东林之势益张，而结淮胁秦，并结诸得力权要，互相引重，略无忌惮。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为了耸人听闻，肆意编造东林书院“挟制有司，凭陵乡曲”的罪状：

一是东林书院在苏州近旁的浒墅关擅自征收关税：“浒市有小河，货舟往来如织，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而榷关者不敢问，每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来亦须送银二三百两助修书院乃已”；

二是东林讲会讲会期间，勒索无锡县衙门出资招待：“凡东林讲学所至，主从每百余人，该县必先饰厨传戒，执事伺于境，迎于郊，馆毂程席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办”；

三是东林书院插手干预州县政务：“会讲中必杂以时事，讲毕立刊为讲章，传布远近。讲章内各邑之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改图，其令乃得安，不然淮抚与别院訾声至矣”；

四是富裕的徽商为东林书院提供政治献金：“海内惟徽人最雄于赀，黄正宾系徽人，诸财豪见其气势如此，咸俛首听命不难麾多金以应正宾不时之需。淮抚、东林不独小可经营悉藉正宾力，即图大拜，正宾亦每引为己任”。[199]

稍有常识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徐兆魁信口编造的谎言，东林书院不过是一所学校而已，哪里会有如此这般的特权。光禄寺丞吴炯（字晋明，号怀野，松江华亭人）奋起抨击，为东林书院和顾宪成辩诬：“顾宪成之人品信于天下久矣，顾宪成之学术正俗维风，江南赖以多君子，其有裨于国家弘矣。”他以目击者的身份揭穿徐兆魁的诬陷不实之词，逐条予以驳斥：

——关于东林书院在浒墅关征税一事，针对徐兆魁所说“浒墅有小河，货船往来如织，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一节，驳斥道：“小河即在大关之傍，阔止五尺，有桥高三尺，名为便民桥，货舟不能过，惟小空船可过，以省伺候开关晷刻，从来无税”；

——关于东林书院勒索地方政府一事，针对徐兆魁所说“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来犹送银二三百两助修书院”一节，驳斥道：“夫东林之会期日有定，皆里居缙绅与青衿子弟不招自来者，未尝招人，亦绝无送银之关使。况书院小屋数椽修复已久，本无厚费，何暇助工？”至于徐兆魁所说“讲学所至，主从每百余人，该县馆毂下程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办”云云，驳斥道：“夫缙绅赴会固非一人，然俱二三仆驾小船，并无侈张舟从者，有则共鄙之。不受县官下程，不领县官一茶，主会者捐赀自办。日中腥素四碗，至晚腥素六碗，俱四人共一桌，费亦不多”；

——关于东林书院干预政治一事，针对徐兆魁所说“会中杂以时事，各邑之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改图，其令得安”一节，驳斥道：“夫会中之规，每日轮客一位，讲书一章，互相问难，青衿皆得质所疑。讲毕，童子歌诗一章，遂散。举座无，并不谈时事，即民风土俗与会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关各邑之行事”。[200]

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洪文衡（字平仲，号桂渚，徽州歙县人），上疏批驳徐兆魁，支持吴炯的辨析。他说；“职筮仕之初，与顾宪成同朝，见其谔谔持正，毫不阿狥，两入铨部而两见黜，俱以独持风节触忤权势，至于削籍，心窃重之。及其居乡，倡明理学，一以程朱为宗，所著有札记及商语，最能醒悟人，迄今晋陵多君子皆其造就之力。此尤谪籍中之表表者，何负于国家而嫉之若仇耶！”[201]

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丁元荐（字长孺，号慎所，湖州长兴人）针对徐兆魁之流所谓“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谬论，反驳道：一个远在江南无锡的书院何以能够遥控朝廷政治呢？他机敏地利用对方言论中的破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则说：“既谓东林与考察（大计京官）原不相蒙，又云顾宪成等‘遥制察典’一事，自相矛盾，臣所不解也！”[202]再则说：“又曰东林而敢遥执朝政也，则东林不受。盖朝政者天子与天下匹夫匹妇共知者也，江陵（张居正）之悍焉而不能执，四明（沈一贯）之鸷焉而不能执，顾天埈、汤宾尹之横焉而不能执，赵焕之巧焉而不能执，何有于东林？夫使东林果操天下极重之势，则长安诸缙绅何不舍要津而趋山林，而乃操戈秣马以相攻也？”[203]

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六十三岁的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据《年谱》记载，五月上旬，他写了答都门友人书：“时局纷纭，千态万状，非惟人事相激，殆亦气运使然。制驭之几莫知所出，姑言其臆，似宜平而剂之。大都在急于主张独是，不必急于抉摘众非；在急于联属同心，不必急于剪除异类。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于我无所致其毒，久之或渐消渐释。故独是伸则众非自诎，同心盛则异类自衰，斯为不抉摘之抉摘，不剪除之剪除耳。”[204]这是他留给人们最后的文字，依然是平和的心态，主张宽容不同意见。他在世上最后几天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参加东林讲会三天，讲毕回到城内寓所休息。十八日患病，返回泾里老家。二十日，命次子顾与沐代笔，叮嘱在南京秋试的长子顾与渟。伏枕至第三日，忽然坐起，握着顾与沐的手，说：作人只伦理二字，勉之。讲完，恬然而逝。[205]

这位饱学之士的突然去世，令正直人士悲痛万分，尤其是对于他遭到的无端诬陷——“讲学东林，遥执朝政”，莫不义愤填膺。户部广东司主事李朴仗义执言：“顾宪成也久栖林壑，游心性命，即一书出而议及时事，可从则从，不可从则止。有何长鞭足以制人？乃满朝之人哄然四起，宛如敌国，不为‘遥制国是’，则为‘不肖渊薮’。且并其讲学而非之，道德涂辙，仁义竿牍，犹然不理于口也。此以宪成言之，而知明道之人望一空云。”[206]反映了舆论界的一般共识。

七月，在常州府、无锡县的乡贤祠举行祭祀活动。八月，在东林书院举行公祭仪式，生前友好及后学门生四十余人参加，他们是：于孔兼、钱一本、吴达可、薛敷教、朱凤翔、诸寿贤、王士骐、朱国祯、徐必达、洪文衡、姜士昌、岳元声、顾际明、于仕廉、黄正宾、陈敏中、汤兆京、吴亮、孙慎行、于玉立、张大受、吴正志、俞汝楫、高攀龙、刘元珍、文震孟、荆之琦、钱谦益、郁庭芝、史孟麟、丁元荐、徐鸣皋、安希范、贺学仁、任光祖、丁鸿明、刘廷炅、周继文、卞洪载、程由庚、赵璆、汪万里等。场面相当悲凉：“先于东林会哭，及入泾（里）拜奠，皆相向失声，或留连浃日始去”。[207]

此后的一两年中，各界人士缅怀他的高风亮节，赞叹之声连绵不绝。

江西道御史徐缙芳说：“故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忠本天植，学为人师，所著诸书有体有用，断断乎名儒君子也。或咎东林触犯时忌，臣窃以为不然。”

尚宝司司丞章嘉桢说：“顾宪成豪杰而圣贤者也，当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学脉之醇一，操守之精纯，神理之绵密，居处之淡泊，粹然真儒，一腔忠赤。惟思为国家进用贤才，其教泽几遍海内。”

河南道御史郭一鹗说：“顾宪成忠原天挺，学称人师，抗颜权贵，泊然于功名富贵之场；恬意寂寥，悠然于性命身心之旨。”

巡按河南御史方大镇说：“（顾宪成）接周程之脉，守孔孟之绳，持身则树清标，立朝则砺风节，抗时相而正议侃侃，领后进而师范巍巍。”[208]

罢官乡居的前礼部郎中于孔兼说：“贤哉泾阳，真丈夫也！进欲行其道，以昌天下之治，而命阻之；退欲明其道，以开天下之述，而命又阻之。一片苦心，日望正人之进用，而莫开元祐之籍，以故敬业乐群之日，常轸名贤凋谢之忧。一味厚道，不忍旧契之招尤，而反蒙党护之嫌，以故往来尺牍之中，强半引躬自责之语。”[209]

然而，对于东林书院的诽谤，并不因为顾宪成之死而有所收敛，恰恰相反，愈演愈烈。河南道御史田一甲对顾宪成的攻击就是一例。他打着追溯“门户”起源的幌子，谈到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朱赓、李廷机，钵传灯续，怙宠弄权。孤愤之士出而批鳞被逐，于是聚徒讲学，以明性命而演道脉，此谁不仰之？而谁复訾之？话锋一转，无奈有奸雄盗建言之名，“窜道学之党”，矛头直指顾宪成：“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凡生长其地者，宦游其地者，及旧之往来相知者，或实意仰高，或葛藤相绊，即以为真周程张朱之复出，而靡然从之，甚有为其所迫，而不得不入者。于是门户之名立矣。假道学之手段，到此益展矣。且其名利熏心，背公念炽，遂复遥制朝绅，迫胁台辅，夷跖惟其所造，云泥惟其所置。朝中复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资，气脉相通，呼吸相应，以钳天下之口，而操仕进之权。于是门户之威炽矣。”他所说的“门户”，就是“东林党”，所以接下来干脆用赤裸裸的语言，耸人听闻地高喊：“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缵、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为不肖。其在南之最煽者，则于玉立、吴正志、丁元荐也，在北之最煽者，则王图、胡忻、史记事也。”[210]

户部河南司郎中李朴立即指责对方结党：浙江人姚宗文、刘廷元，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等，山东人亓诗教等，四川人田一甲等，四省合为一伙，百人结为一心，“今日参东林乱政，明日参东林乱政，东林有何权势？见作何官？见在何衙门管事”？[211]

田一甲当即反唇相讥，黑白不分，是非互异，说什么君子亦以小人为结党，小人亦以君子为贪邪。无怪乎李朴以奸邪归之科道，以结党要钱归之科道，以驱逐正人、紊乱朝政归之科道。在李朴眼中所见，无非门户，“而姚宗文等与职（田一甲自称）皆其碍眼之人，宜其反噬矣”！[212]

云南道御史过庭训指责李朴甘为于玉立鹰犬，貌似公正地虚晃一下：“东林近世道学之别名，独行好修之儒”，然后道出本意：“今日之公论，微不快于东林者，正以其门太杂，其锋太锐，其毒太深耳。试观三四年间，即有极贪极险之臣，一附入于门户之中，非称为非常豪杰，则指为绝世名流。一二刚正不阿之士，稍与之相左，或列大僚，或居言路，几于驱逐殆尽。此东林之所以负恨于天下，而一时侍从耳目之臣，有宁为此不为彼者，岂不自顾其身名哉！”[213]

南京陕西道御史孙光裕称赞邵辅忠、秦聚奎一言九鼎，世道嘉赖；讥刺李三才、王图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把剑锋指向继承顾宪成主持东林书院的高攀龙：“不然（高）攀龙何以称最贤也，一则曰宪成既没，狎主夏盟，尊之为祭酒，一说也；一则曰淮抚之援书，谁人赞画？金吾之谤牍，谁为转寄？京察之抅害，谁为经营？（高）攀龙当自知也！”[214]

万历四十二年五月，户部河南司郎中李朴因“逞臆妄言，好生狂肆”的缘故，连降三级，调任闲散。八月，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此后党争更趋惨烈，正如江西巡按陈一元所说：“海内二三清议君子，倡为问罪之师，捧江海之红轮，照昏沉之世界。彼辈无一自文，于是乎创为门户之说，以相煽惑。无识之夫不察，复自标榜之，以予人口实。遂酿数年来朝野蔓延之祸，张四面之网，无物不入笼罗；造无底之阱，无人不遭陷溺。大臣忧谗畏讥，小臣缄口结舌。”[215]张四面之网，造无底之阱，这十个字，把当时的政治形势刻画得入木三分。

四　东林非党论

我曾发表题为“东林非党论”的文章[216]，引起不小的反响，报刊上的评论，冠以“东林党不是党”的标题，人们以为非常异议可怪。

其实，“东林非党”并不是我的发明，清初学者毛奇龄早就说过这样的话：“东林非党也，有抗东林者而党始名，然而不敢显居于抗之者也，于是甘于抗东林者必文曰中立，夫使抗之者不敢显居于抗之而乃曰中立，则东林尊矣。”[217]不过我与毛奇龄论证“东林非党”的方法不一样，简而言之，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书院，既非朋党，也非政党。毛奇龄所说的“有抗东林者而党始名”，这个“党”是朋党之“党”。明末学者吴应箕说得好：“东林者门户之别名也，门户者又朋党之别号。夫小人欲空其国，必加之以朋党。”[218]很显然，“东林党”这个称呼，是“抗东林者”那些小人强加于东林书院的蔑称，亦即东林君子所不齿的朋党。那么，东林是不是一个“政党”呢？也不是，因为东林书院只是一个民办学校，它既没有政党所必备的党章党纲，也没有政党的组织机构与组织形式。有的当代学者执意论证“东林党”是由传统朋党向近代政党的过渡形式，纯属想当然耳。欲知其详，请听在下一一道来。

1．李三才：“以消党祸，以安天下”

把东林书院诬为“东林党”的始作俑者，是徐兆魁之流。他们声称：“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219]田一甲说得更加活灵活现，他先是说顾宪成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人们靡然而从，于是门户（朋党）之名得以成立；继而说，东林从此“遥制朝绅，迫胁台辅”，朝中一二奸雄与之气脉相通、呼吸相应，“钳天下之口，而操仕进之权”，于是门户（朋党）之威得以炽烈；最后的结论是：“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缵、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为不肖”。[220]竟然凭空虚构出“一入其党”“不入其党”之类荒唐话语，可是举不出李三才何时何地加入“东林党”的证据，只是为渲染顾宪成与李三才“结党”，鼓噪一番而已。

《明史·孙丕扬传》对此的描述是十分确切的：“先是，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而祭酒汤宾尹、谕德顾天埈各收召朋徒，干预时政，谓之宣党、昆党，以宾尹宣城人，天埈昆山人也。御史徐兆魁、乔应甲、刘国缙、郑继芳、刘光复、房壮丽，给事中王绍徽、朱一桂、姚宗文、徐绍吉、周永春辈，则力排东林，与宾尹、天埈声势相倚，大臣多畏避之。”[221]“东林党”名称的由来，至此已经昭然若揭。

顾宪成去世后，徐兆魁之流集中火力猛攻李三才。李三才迫于形势，接连向皇帝呈上十五道请辞奏疏，皇帝既没有同意表示也没有表示不同意。李三才既然得不到皇帝的旨意，索性自作主张挂印而去，回到家乡通州。皇帝迟迟不批准他的辞职请求，也不任命替代者，使得漕运总督与淮扬巡抚的岗位空悬在那里。攻击他的人唯恐他东山再起，不把他搞臭决不罢休。

河南道御史刘光复冲出来充当打手，先是诋毁他“煽乱人心”：“年来于玉立、李三才逞其伎俩，煽乱人心，幻术通天，气焰盖世。柔者奉之若神，怯者畏之如虎，番谋世界，兆端已见。即老成历练亦有密输款诚，以图远大富贵，彼候命诸臣宁无一二脚跟不定者乎？”[222]继而又诬蔑他“翻天覆地”：“数年来，于玉立、李三才遥制朝权，指挥徒隶，几于翻天覆地，世界有不测之忧。”[223]

刘光复可能意识到“煽乱人心”“翻天覆地”的罪名过于虚空，不能激起皇帝的恼怒，于是改变策略，揭发他利用职务之便，把从运河运到通州修建皇宫的木料据为己有，营建私宅。他以夸张的语气说：“李三才居室连云，几于半州。所用木料，俱是先年奉旨差官解到鹰平木，凡二十二万八千有零。纵逃盗贼之名于一时，终不能逃盗贼之名于后世。”[224]

这一招十分阴险——“迎皇上惜费之睿心”，最易激怒皇帝。工科给事中刘文炳立即与之呼应，也在盗用皇木上大做文章：“李三才查法木虽多，不过头运二运，不离已收未收。以此两者，按籍而求，有无虚实可以立见。果原数不少，三才盗买，不待辨而自明；若原数有亏，商人倒卖，即有喙难以自解。”[225]江西道御史李徵仪也遥相应和：“臣查鹰木条桥等木，以五十七万三千二百余根为额，分作三运，除第三运未起运外，其头运木该二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六根，除收过外，尚少三万二千六百二十三根。”[226]他们两人都以骇人的数字，证实刘光复所言不虚。工部郎中聂心汤、大理寺丞王士昌也协助刘光复攻击李三才。[227]

对于刘光复等人的诬陷，李三才忍无可忍，向皇帝申诉，实乃“言官朋谋蒙蔽，假公陷害”。他指出，这是一场阴谋，有幕后指使者在操纵：“御史刘光复、李徵仪，俱系汤宾尹、韩敬至亲密友，诬职擅用皇木二十三万，又挟制工部林如楚、聂心汤，说木是李家强买去了。此非聂心汤本心，不过畏惧御史，为之出力，陷害报仇。清平世界，乃有卢杞、秦桧所不敢为者，今公然为之。”为了自证清白，他请求皇上查抄他的家产，以明心迹。[228]他还写信给李徵仪、聂心汤，希望他们不要“误为他人报仇”，看清刘光复之流的险恶用心：“假皇木如天之大祸，迎皇上惜费之睿心，计诱穷迫之客商，势挟软媚之司属，至巧至毒，极奸极狠”。要他们“平心思之，忍乎不忍乎”？[229]

然而形势已经难以逆转，主管此事的工部署理部务右侍郎林如楚，一方面为李三才讲几句公道话：如果仅仅是盗买，那么责任应该分于商人，而不专在本官；如果发商卖抵脚价，那么责任应该分于司官，又不在商人与本官。另一方面要他自我反省，身为大臣，贪图市价便宜，买官木以便私图，其过失不可掩盖。要他束身归命，听从朝廷处分，不得哓哓自辩。[230]御史刘光复紧追不舍：“李三才恣肆不法，跋扈无将，擅用奉旨差官买来之皇木，盖造壮丽房屋数百间，起建受用花园，吞占国家祖宗相传木厂基地百余亩。役朝廷之官军，充私家之工用；去朝廷之城砖，砌私家之墙垣。”[231]

擅用皇木，侵占堆放皇木基地，建造私宅、花园，终于激怒了皇帝，下旨查勘李三才宅园。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署理部务的工部右侍郎林如楚，率领监察工程的兵科给事中吴亮嗣、工部郎中聂心汤、江西道御史李徵仪等，奉旨前往通州通惠河湾李三才宅邸清查此案。结果是在意料之中的。

吴亮嗣的清查报告，并无具体数据，堆砌了一大堆尖刻词语：“尚书李三才风尘念重，货利情多，惮物力于蘧庐，罔惜天孙之锦；逞浓华于土木，羞称金谷之春……历官四十年，何曾识清廉之字；虑周千万世，无非为骄纵之谋。”结论是：应该剥夺他的官爵，以清士望。[232]

林如楚的报告也是如此，他向皇帝描绘李三才的宅园：从前门进入，瑰丽神奇，见者惊诧；从后门进入，崔巍广大，势甚铺张；最后一幢为家眷所居，无法进入，据商人透露，这里占用木料最多。他提供了三条证据，一条是：所用木料多系南杉，但是“出卖无主，报税无票，此木非得自官，胡为乎无胫而至？”另一条是：盖造花园用地，“即系当年皇木厂基”，有州官、河道官之档案卷宗为凭。第三条是，从李府的二门至大门，占用广福寺香火地，以及户部仓库基地。[233]

万历四十三年三月，皇帝下旨，命三法司会审李三才用木占厂的事情。

为了配合会审，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大造舆论：“李三才大奸大贪，今古罕俪，往宵小党护，交口清流。而当先摘贪状为邵辅忠、徐兆魁、钱策，已而王三善挺身请往勘。假令不待今日之勘，而早勘于当时，将海内贤奸一笔判断，于今五六年内，三才或有悛心，今三才败露极矣！”在丑化李三才的同时，顺带丑化东林书院：“东林理学，强半虚名，砥节夸修才一二止耳。方其盛时，缙绅为主，而诸生旁助之。今稍替，则诸生为主，而缙绅阴使之。方其盛时，意得志满，其气浮，故其恶亦浮，如猰貐虎豹，张牙踞齿，可畏亦或可避。近稍替，则奸谍憰计，其意深，故其恶亦深，如魑魅魍魉，潜踪匿迹，可畏而更不可测……以此景象，几成罗刹鬼国矣。”语言之恶毒，可谓登峰造极，意图很明显，要求朝廷“痛加惩创，以为植党恣睢者戒”。[234]所谓“植党”之“党”，当然是“东林党”。

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已经被定性为“大奸大贪”的李三才，本着一向直言不讳的风格，向皇帝呈进长篇奏疏，分析朋党之争对于政治的危害，主张不要把李三才与东林混为一谈，消除党祸。虽然已经身败名裂，却一如既往，锋芒毕露，剖析沈一贯以来的所谓浙党、宣党，洞若观火：“自沈一贯假捏妖书，擅戮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此沈一贯自作之孽，原与浙人无干，而浙人何必死与正人为仇也。韩敬与汤宾尹交通关节，幸中会首，此自韩敬、（汤）宾尹自作之孽，又与浙人宣人无干，而浙人宣人又何必死与诸正人为仇也。今挺身主盟，目无君父，为沈一贯、韩敬报怨者，则大理（寺）少卿王士昌、御史刘光复，甘为王士昌、刘光复效力者，则御史刘廷元、李徵仪等，给事中商周祚、姚若水等，郎中聂心汤、陆梦龙等。”近年来他所遭到的攻讦，绝非无缘无故，有着明显的朋党背景，却反诬他人结党，甚嚣尘上的东林党论，其源盖出于此。所以他要站出来大声说，李三才是李三才，东林是东林。尽管有人诬陷他“一入其党”了，自己很清楚，并未“一入其党”，以旁观者的身份为东林辩诬。

他列举了正人贤者一批批遭到排挤打击，无不是“奸党仇正”的结果。进一步指出：“今奸党仇正之报，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何以谓之东林哉？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道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乐元声、薛敷教等，皆研究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今不稽其操履，不问其才品，偶曰东林也，便行屏斥，顺人者以此恣行其奸，谗人者以此横逞其口。见任之科道，如马孟祯、周起元等，皆居然一代名臣，只以东林之故，而立为例转。已选之科道，如张光房、旷鸣鸾等，皆皭然一特硕彦，只以东林之故，而立见改拟。即一世人望，如邹元标、赵南星、杨东明辈，天下仰之如景星庆云，亦以此名加之，即迟而不推，推而不下。其所亟推巧于取旨者，非奸猾之史继偕、徐兆魁等，即奸贪之乔应甲、朱一桂等也。异哉，异哉，东林何负于国家哉？”话语毫无顾忌，直击要害，为什么要把“东林”作为整人的把柄？致使操履高洁、才品卓越的一世人望，难逃厄运。攻击别人为朋党，自己恰恰是朋党。

对于一个以讲学为宗旨的书院，竟然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他以为是衰世不祥之兆：“嗟乎，嗟乎！此衰宋伪学之禁，奸人乱政之术也。由今观之，周程张朱不是伪学；由他日观之，顾高姜钱岂非君子耶？异哉，异哉，（王）士昌、（刘）光复何不羽翼圣学，辅赞皇朝，而乃谆谆切切、汲汲鳃鳃，日效衰宋奸邪之故，以报区区朋友之私怨哉！不忠不义，侮圣臧贤，无法之罪可胜诛耶……嗟嗟异哉，一负贤名，便遭罗网，在朝在野除之必尽。国家二百年来，曾有此事例否耶？此严嵩、张居正之所不敢为也！”[235]

真是酣畅淋漓，把长期淤积心头的怒气怨气，倾泻而出，把奸人炮制的“东林党”论，驳得体无完肤。然而，得到的结果，不是奸人的失败，而是李三才的革职为民。万历四十三年会审李三才擅用皇木占用厂基案件，由于不久之后发生梃击案，朝廷暂时无暇顾及。一直拖延下来，没有处理。恰恰就在此时，刑部把会审的结论上报皇帝。一向对李三才颇有好感的皇帝翻脸不认人，当即下达措辞严厉的圣旨：“这奏内事情，屡次会勘明白，李三才身居宪职，进阶尚书，既属回籍官，不思省修行，辄敢盗买皇木，侵占厂基，胆大欺君。却又数逞狂妄，扰乱计典，好生可恶，本当置以重辟，念系大臣，姑从轻，着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236]

李三才受到革职为民永不叙用的惩处，是朋党政治结下的恶果，好在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公正的。万斯同说：“（李）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性又不能持廉，以故为众口所毁。其后击三才者，若邵辅忠、徐兆魁、王绍徽、徐绍吉、乔应甲、刘廷元、姚宗文、潘汝祯、吴殿邦辈，咸以附魏忠贤，名丽逆案。而推毂三才，若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刘宗周，皆表表为时名臣，故世更以三才为贤。”[237]

2．“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邵辅忠、徐兆魁之流说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是别有用心的，清朝钦定的《明史》未加细察，人云亦云，也说顾宪成“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238]实在是不着边际之论，误导了后世学者，引起对东林书院的误解。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东林书院呢？

台湾学者林丽月的论文《明末东林派的几个政治观念》，引用美国学者Charles O．Hucker对东林运动的精辟论断：“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239]笔者以为，这是近几十年来关于东林书院比较准确的定位。值得注意的是，他不用“东林党”的说法，而称之为“东林运动”。林丽月也不用“东林党”的说法，称为“东林派”。她解释道：“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党羽先后编列多种东林党人名录，成为魏珰整肃异己的依据，前后指目东林者，有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盗柄东林夥、夥坏封疆录、东林胁从等……近人朱倓撰有《东林党人榜考证》与《东林点将录考证》二文，订正其讹误与改窜之处。故知后世所谓‘东林’，自不尽等于天启崇祯间诸名录中所列的‘党人’，是以本文姑将东林书院的领导人物及其清议的支持者，以及反对魏珰的士大夫称为‘东林派’而不称‘东林党’，以示与真伪措置的东林党人诸名录所指者有别。”[240]

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书院诸君子着意于重整道德，广义地说，可以包括两个层次：在朝为官时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时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高攀龙对此有极好的说明。他在万历二十年行人司任上写了一本奏疏，劈头就说：“自古治天下者，未有不以教化为先务，而教化之污隆，则学术之邪正为之，所系非小也。是以圣帝明王必务表章正学，是天下晓然知所趋，截然有所守，而后上无异教，下无异习，道德可一，风俗可同，贤才出而治化昌矣！”[241]这段话反映了他们早年的政治理想，从上而下地重整道德，以期达到贤才出而治化昌的境界。

首先，关于为君之道。万历十五年身为吏部验封司主事的顾宪成，主张改变官僚队伍中的派系门户之争，认为关键在于皇帝：“皇上何以不若尧舜，在廷诸臣何以不若皋夔稷契，天下何以不若唐虞？盖变化人才转移世道之机实在于此。《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又曰：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242]他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要求皇帝，“以修身为本”，“以天下为心”。在他们看来，天下并非皇帝一己之私，不可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以“天下为公”的道德来规范皇帝所的言行。万历十四年廷对时，顾允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地指出：天下并非皇上一己之私。万历二十年顾允成针对“三王并封”，再次重申“天下事非一家私事”。[243]

其次，关于为臣之道。万历十四年南京提学御史房寰诋毁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顾允成与同僚联名上疏，抨击以房寰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义正词严地说：“臣等自十余岁时即闻海瑞之名，以为当朝伟人，万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至稍知学，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读之，其大有功于宗庙社稷，垂之千万年不磨……如果臣言不谬，乞将（房）寰去之不疑，将（海）瑞任之不贰，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则君子之道日长，小人之道日消，三代直道复见于今，而朝廷永享平明之治矣。”[244]明确无误地倡导，以海瑞这样的正人君子、清官廉吏为楷模，重建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君臣关系。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对弥漫于官场的乡愿哲学深恶痛绝。顾宪成主张像海瑞那样反对乡愿，慨乎言之：“乡愿之同流合污，从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滚随去，凡事都不做头，既以忠信廉洁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污又不为倡而为从，则君子亦宽之而不责矣；既以同流合污媚小人，而其忠信廉洁又不为真而为似，则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245]顾允成也说，乡愿道学中人，“占尽世间便宜，直将弑父弑君种子暗布人心”。[246]

顾、高诸君子从官场退居林下，创办书院从事讲学活动之后，不再企求重整君臣之道，倾全力于重整学术之道。一言以蔽之，通过讲学活动纠正弥漫于社会的学术流弊。这种精神在东林书院成为一种潮流，强烈地凸显出来。正如华允谊所说：“嘉隆以降，则学术盖多歧矣。姚江（王阳明）扫除格致，单揭良知，其说深入人心髓，而程朱正脉几处闰位。于是顾端文（宪成）、高忠宪（攀龙）两先生倡复书院，阐绎而救正之。”[247]严瑴也有类似的说法：“及文成（王阳明）倡学姚江，以致良知为宗，而或又疑其流于禅，则亦惟端文、忠宪二先生克辨，故端文曰小心，忠宪曰真知实践，皆凛凛劼毖于儒释朱陆几微异同之间，是功在学术。”[248]

不妨看看顾高两先生实如何重整学术道德的。

顾宪成在回顾近世儒学发展时，特别强调辩明朱熹与王阳明异同的重要性：“至朱王二子始见异同，遂于儒门开两大局，成一重大公案，故不得不拈出也。尝试观之：弘（治）正（德）以前，天下之尊朱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拘，而人厌之，于是乎激而为王子。正（德）嘉（靖）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249]因此他要拨乱反正，高喊：“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250]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于道德”：“砥操砺节，昭昭冥冥，一禀于诚理，则外无亏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矣，其于道德也几乎，则所以报也”。[251]这种道德的重整，是东林书院全部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只消看看顾宪成的《东林会约》便可明白：“窃见迩时论学率以悟为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谓亲、义、别、序、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则又不得而是之也。识者忧其然，思为救正，谆谆揭修之，一路指点之，良苦心矣。”[252]顾宪成对父亲的品评，或许反映了东林书院重整道德所要达到的境界：

非有一关一柝之寄，而能代人之忧；

非有升斗之储于家，而能急人之急；

非有移风易俗之任，而能折人之邪；

非有寻章摘句多闻多见之学，而拟是非、策成败，动中乎《诗》《书》；

非有沾沾煦煦之术，可以悦人要誉于井里乡党。[253]

对于重整学术道德，高攀龙亦作如是观：“国朝自弘（治）正（德）以前，天下之学出于一；自嘉靖以来，天下之学出于二。出于一，宗朱子也；出于二，王文成公之学行也。”在他看来，王学自有其功绩，但流弊不小，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的危险，到了王学末流弊端更甚，以虚见为实悟，以任情为率性：“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254]他在东林书院多次评判程朱与陆王的异同、优劣，流露出急于补偏救弊的心情。他对学生说：“学问俱有一个脉络，即宋之朱（熹）陆（九渊）两先生，这样大儒也各有不同，陆子之学是直截从本心入，未免道理有疏略处；朱子却守定孔子家法，只以文行忠信为教，使人人以渐而入。然而朱子大，能包得陆子；陆子粗，便包不得朱子。”[255]学生问他王畿论学失误的原因，他回答是阳明先生教导不够谨严，未免有放松处。他认为，阳明先生一路学问，看来毕竟有渗漏。[256]

在高攀龙心目中，东林书院的讲会致力于净化道德，澄心去妄。他晚年从北京寄回的家书，一如既往地肯定东林书院的这种追求，对晚辈说：“到东林最可入头，大众会集时，满堂肃然，此时默坐澄心，看有妄想也无？听歌诗时，看有妄想也无？妄想一寂，即是真心。真昧成妄，妄醒成真，一反覆间耳。得此意，到东林实做工夫，方不做了人事，久之，其味无穷，受用无尽。”[257]他强调的是实做工夫，不做人事。

东林书院的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工夫，以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从事讲学活动，外人是难以理解的。后人误以为他们是在“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不是雾里看花，便是盲人摸象。吴桂森（觐华）发扬顾宪成与高攀龙的宗旨，重新申订东林会约，第一条就是“笃力行以宗教”：“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盖东林之教，源本程朱，以穷理致知，以居敬存养。三先生用几十年苦功而得之于性命之微，修悟之法参究已极精，辨析已极透，定于一尊，所以嘉惠后学者，至径至切。今只须奉为法程，尽力步趋，实实穷理，实实居敬。”[258]细细琢磨东林书院“笃力行以宗教”的精神，称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3．“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

复社成员吴应箕有感于当时的朋党政治对国家的危害，慨乎言之：“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倾君子之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汉有顾、厨、俊，及唐有清流白马之祸，宋有新法、伪学，所号为党人流及之祸，祸中于君子，而国运随之以亡。兴言及此，真不知贾生之流涕尽而继之以血也！然党锢之祸，其流甚烈，而其源有渐。”[259]朋党是小人陷害君子常用的手法，其危害性不仅仅限于君子的命运，而是国家的败亡，可谓振聋发聩。

他写于崇祯九年的策论，其中之一题为“别邪正”，认为朋党的形成关键在于皇帝不分邪正：“国家之大患，莫大乎人臣之自为朋党，而其病由于人主之不分邪正。夫不分邪正，使君子小人杂进，于是君子以小人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为小人；小人指君子为朋党，君子亦自以为党而不辞。始未尝不从国家起见，后不过争竞门户。迨争竞门户，而君子常易衰弱，非易衰弱也，君子难进而易退，难荣而易辱，于是小人揣得其情，攻之以必忌，持之以难久。不幸君子或授之以间，又不幸附君子者或因之为市，而君子之势孤矣。君子之势孤，国家之事去矣。”这段话似乎是在泛泛而论，其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他提醒崇祯皇帝：陛下试观即位以来，谁为顺悦，谁为憨直？谁揽权势而难于进退，谁重气节而轻于祸福？谁矢念于国家，谁快心于报复？又提醒皇上试观万历时代，所谓身在朋党横被攻击者，其后之孤忠劲节，甘死如饴者何如？[260]

这种看法并非吴应箕所独有，而是明末清初的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谓予不信，请拭目以看下列诸位的高论。

复社成员侯方域很少写论文，唯独写了《朋党论》，观点与吴应箕极其相似，而目光之深邃，与吴应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君子小人之不能不分也久矣，其祸必成于小人，其罪必归于君子，此二者相持不并立之势也。而小人必胜，君子必败。其小人之所以胜者，大率自称孤立，其君子之所以败者，必以为朋党……夫主上居深宫之中，与臣庶隔绝，常恐天下之欺己，而密以为防，群天下之人而有朋，群国家之臣而有党，此岂人主所乐闻哉！彼小人者或缓言之或急言之，或密勿帷幄之地私札陈之，或以草野不经意之人伏阙请之。而左右各有所树，又阳探而阴讽焉。贤否混淆，利害贸乱，则主上岂暇究朋党之人为何如人，问党人之事为何事哉，势必去之而后止，又必尽去之而后小人之心安。顾君子无罪也，即或有罪矣，而众君子无罪也。一自党人之说出，则首必有主谋者，次必有同志者，又次则亦必有胁从者，群陷之而群逐之，此宁有虚实可辨，而众寡可分哉？”[261]这是对万历以降的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所做的深刻剖析，小人借用“朋党”陷害君子，不仅打击“主谋者”，也牵连到“同志者”“胁从者”，使得正气黯然，邪气嚣张，一派衰世景象。侯方域感慨道：“自世之既衰也，而党人之目在下，盖小人既逐君子，则朝廷之上可以惟我所为，而恒恐君子之在下者，得而非议之。于是因其议论而指为讥刺，观其风节而诬为标榜，群天下名彦之士，而尽陷之语言文字之中，使其辩无可辩，而逃之不可逃，则小人之势成矣。”[262]

侯方域感叹“人主奈何不之悟也”，所说的“人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指的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皇帝，万历朝对于“东林党”的攻讦，到了天启朝登峰造极，崇祯超虽然清查了阉党逆案，但阉党余孽温体仁之流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主义，继续攻讦“东林党”。所以《壮悔堂文集》的编者徐作肃对侯方域的《朋党论》点评道；“明朝门户自四明（沈一贯）始分，至乌程（温体仁）而后，士大夫之祸始烈。”[263]

几社名士陈子龙以汉宋两朝史事为例，说明对小人陷害君子的朋党之祸，对社稷危害极大，请求皇帝严惩小人，除恶务尽：“国家不幸而有朋党之祸，为人君者惟有速去小人，删除迸放之务尽，独用君子，以责成效可也。若徒愤人臣之私交，而务破其党，则君子必败，小人必胜，而祸及于社稷，此东汉之事也。又若两无所信，而杂然并进，以杀其势，则国家徒受小人之患，而不得君子之用，卒至于小人大胜，而君子大败，国亦随之。此赵宋之事也。”他的这篇策论写于崇祯九年，这些话自然是讲给崇祯皇帝听的，背景却是万历、天启年间朋党之祸对他的刺激，剖析君子之所以被小人诬蔑为朋党的原因，具有与众不同的视角：“世主所切齿而去之惟恐其不速者，莫过于朋党。然使君子、小人各植交以相角，而朋党之名必在君子，人主之所恶亦必在君子。小人未尝无党，而人主卒不可得而见之也，其故何哉？君子以道义相期，以意气相鼓，自以为其名甚高，其事甚显，翘翘然号为一辈。而小人之交，亦自知无所执以为名也，故每阴相结纳，而人不知。君子有致君泽民之志，故好论天下之事，议论之合，交相引重；而小人志趣卑下，塞默安静，士人莫得其端倪。君子以仁恕为心，与人同功，亦与人同祸；而小人天性残忍，虽其私暱，时时有所割弃以自全。君子以廉耻名节为重，故一事之激，则群起而争之；而小人无耻，虽有难堪之辞，茹而不厌，至于鸷击之时，其党但阴为之谋，而不出师以相助，惟使一身搏战，以邀孤立之名。”[264]

以上不厌其烦地引用明末知名人士关于朋党的论述，读者诸君是否可以从中感知，他们对于朋党有不谋而合的共识：小人陷害君子最厉害的伎俩，莫过于给君子扣上“结党”的帽子，以期达到打击一大片之目的，酿成危害国家与社会的朋党之祸。“东林党”这个称呼，就是小人强加于顾宪成为首的东林书院的诬陷不实之词，所谓“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则贪可以为廉；黄克缵、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云云[265]，完全是无稽之谈。他们所谓的“东林党”，原本就子虚乌有，哪里谈得上“一入其党”呢！把东林书院视为“党”，而且还扯上“入党”“不入党”的组织关系，令人绝倒！人们必然要问：顾宪成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何时“入党”？莫名其妙！

把东林书院视作“党”，无异于重现南宋禁锢朱熹的“伪学逆党”之祸。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指出，这是不祥之兆：“今为世道计，不患讲学，患不讲学；又不患不讲学，患不真讲学……且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他追溯南宋时当权者为了打击异己，把朱熹理学作为伪学加以禁止的史事，议论道：“从此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以不振。臣非知学者，第幸际休明之运，幸生崇学之乡，窃计圣明在上，而使天下以理学为讳，书之史册，传之后世，成何景象？”[266]顾宪成与东林书院遭到不公平对待，当年朱熹创办白鹿洞书院，讲明理学，被诬为“伪学逆党”，遭到禁锢，并且炮制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黑名单，致使朱熹在忧心忡忡之中病逝。顾宪成与朱熹两人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有鉴于此，清初学者朱鹤龄发表“无党论”，因为“党祸”对国家只有坏处绝无好处。请看他的议论：“国之有党，犹木之有螙（即蠹）。螙之啮木也，不啮其外，而啮其心，日朘月蚀，中心凋丧，而枝干从之。历观汉唐宋以来之党祸，未有不犹是者也。汉唐之党以击宦官，宋之党以争新法，其始皆成于君子，其祸皆极于小人。若明季之党，则又异焉。东林首庸非不廉正有守，及名盛而附之者众，于是小人之雄，或阴托君子之籍，玄黄之战，一胜一负，屡胜屡负，而国运随之以尽，斯盖合汉唐宋之党祸为一者也。”他不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君子小人之党就像阴阳那样自然而然，明君圣王也无可奈何。他反驳道：“《大易》云：涣其群元吉。《洪范》云：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孔子亦云：君子群而不党。人皆比肩事主，国尔忘家，公尔忘私，何从有党？党固非小人之幸，亦岂君子之福哉？夫有党必立异同，同乎己者，援之惟恐不广。援之广，小人间工其术以媚我，亦为所中而不觉矣。异乎己者，锄之惟恐不力。锄之力，小人必合其类以我，终为所困而不胜矣……况乎小人植党，君子胜之亦以党，角立之势终必两伤。欧阳子有言：小人所好者利达，所贪者财货。今目东林数公而外，其有不急利达者谁乎？有不滓财货者谁乎？”[267]朱鹤龄并非东林的同道，也不认为东林一切皆好，在他看来，东林“其义甚正，其名甚高，识者反以为迂阔而多事”。但是，他明确反对明季攻讦“东林党”的朋党政治，以为是集汉唐宋党祸之大成。所以他遵循孔子的意见——君子群而不党，提倡“无党论”。

“党”这个字，在现今人们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几乎成了“政党”的同义语，诸如报刊上常见的社会党、民主党之类。政党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现象，中国古代并无政党可言。然而史书中经常见到“党”的字样，那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东汉的“党锢之祸”，唐的“牛党”“李党”，北宋的“新党”“旧党”以及“元祐党人”，南宋的“伪学逆党”，明末的“东林党”，毫无例外都是朋党，或者是被对立面诬为朋党。

汉字的特性是一字多义，在《辞海》中，“党”这个字的释义多达六项，既有政党之意，也有朋党、朋辈之意。现代人由于社会环境与语言环境的影响，对“党”字的直觉印象，往往侧重于前者，而忽略后者，或者将两者混为一谈。在英文中，政党的“党”是Parties，朋党的“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不至于把朋党混淆为政党。《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特别指出两者的差别：“（牛党、李党）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者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 （Factions），但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政党中的‘党’ （Parties）。九世纪唐朝的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明确纲领和严格纪律的集团，它只是政治人物们的松散结合体，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唐代的朋党不像今天的政党那样根据政见的不同来吸收成员，它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它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该书的编者还特别强调：“中国的政治伦理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268]这种别开生面的解释，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极富启发意义。

毫无疑问，所谓“东林党”的“党”，也是朋党的“党”（Factions），而不是政党的“党”（Parties）。当然，东林书院的君子们决不会自诬为朋党，因为“‘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所以“东林党”的称呼是政敌强加于东林书院的。名闻遐迩的《万历十五年》与《中国大历史》的作者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写到“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明确指出：“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269]多么清晰的思路，多么确切的判断，“东林党”不是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

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朋党政治的分析是独具只眼的，或许是旁观者清吧！然而这么简单的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曲解了，不少人习惯于把东林看作一个政党，或者看作一个有共同政治纲领的改革家团体。这种对“东林党”的定位，与历史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东林其实并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

4．关于“东林”与“浙党”

众所周知，政党起始于近代，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辉格党、托利党便是近代政党的雏形。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以及20世纪初的同盟会。此前并无政党可言。晚明史上的所谓“党”，无一例外都是朋党，而非政党。所谓朋党是指官僚结成的帮派，而所谓党争自然是指官僚帮派之间的斗争，它与民间人士无关。东林书院的创办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虽然以前曾经是官僚，早已革职为民，在书院中以弘扬儒家学脉为己任，朝廷中的党争与他们有何干系？明末清初的人士追述这段历史，已经看得不甚真切，误导了后世读者。

夏允彝说：“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负，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謇谔自许，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270]很显然把东林与浙党相提并论，把万历年间的党争概括为“东林党”与“浙党”之争，浙党是以内阁首辅沈一贯为首的官僚帮派，东林不过是一个民办书院而已，两者不在一个档次上，“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云云，似是而非。

浙党的魁首沈一贯，万历二十二年进入内阁，万历三十四年致仕，在内阁十二年，担任首辅五年。《明史》对他的品评还算客气：“自（沈）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为民害。其所诬劾逮系者，悉滞狱中，吏部疏请起用建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久抑不下……上下否隔甚。（沈）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物望渐减。”[271]岂止“物望渐减”而已，他利用“妖书案”，打击陷害沈鲤、郭正域，简直是一派流氓无赖的手法，引起正直人士极大反感。到了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之时，沈一贯利用首辅的权力，在京察中排斥异己，提拔亲信，“南北台省莫敢言”。并非台省言官的刘元珍率先弹劾，庞时雍、朱吾弼等跟进响应，成为当时政治斗争一大焦点。[272]

万历三十三年六月，原任南京兵部职方郎中今听补刘元珍尖锐地指出：“不意今日乃有遍置私人，朦上钳下，如首辅沈一贯其人者”，“（沈）一贯自秉政以来，曾不闻佐辅皇上救生灵于涂炭者何事，又不闻仰承德意起忠良于摈厄者何人，舆论业已薄之，至年来嫉视善类，比暱险人，乖谬尤甚”。他揭发沈一贯的亲信钱梦皋“自身为党，而反以诬异己者，稍有建白，即以朋党目之”，“自古小人乱天下率由斯路，盖未有不以朋党之说先空善类，而后群恣邪谋者”。[273]皇帝对沈一贯信赖有加，不分青红皂白，谴责刘元珍“以补官未遂，辄造妄言，诽诬元辅，蔓及言官”，把他降一级调边远地方。[274]

七月，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兵部武库司主事庞时雍，继续弹劾沈一贯，声援刘元珍。朱吾弼支持刘元珍的宏议谠论，对于他受到惩处不胜惊愕，责问道：“考察何典？可以权使，可以奸逃，竟任小人紊旧章而为厉阶耶！则（沈）一贯明明招权，当责以省愆图报；（钱）梦皋明明怙势，当亟于罢斥示惩；（刘）元珍明明忠直，当加之旌异超用者。”[275]庞时雍说：“当今奸佞孰有如大学士沈一贯者，刘元珍虽言未详，朱吾弼虽又言，只既察事一件，日望台省诸臣昌言而卒重发，致（沈）一贯不肯心折，斥为流言。臣不忍当斯世有君无臣，不得不昧死一言。”[276]

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与沈一贯的较量，并非所谓“东林党”与“浙党”的矛盾显现。道理很明显，刘元珍罢官归里后，来到东林书院，受命编《东林志》，但是此前弹劾沈一贯，与东林书院无关；朱庞二人则自始至终与东林书院毫无关系。

此类事件在万历一朝司空见惯，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是“阁部水火”——围绕京察而展开的内阁与部臣台省之间的矛盾。所谓京察是考察京官的定例，曾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说：“五品以下者，本部（吏部）会同都察院从公考察；四品以上者，具疏自陈，俱听皇上定其去留。其考察所遗及自陈幸留者，科道官方行纠拾。”[277]因而每逢京察大计，内阁与吏部、都察院争权，使得原本存在的阁部矛盾白热化。项鼎铉回顾万历朝的“阁部水火”时说：“先是，顾泾阳先生谓余：‘曩阁权极重时，颇侵铨地（吏部）职掌，冢宰（吏部尚书）无弗唯之听，甚失祖宗朝重铨之意。自浙陆庄简光祖典铨事，多与阁持，始不相关白。孙清简鑨、陈恭介有年但守之不变。’”项鼎铉颇以为然，对陆光祖、孙鑨、陈有年先后出长吏部，与内阁争权，表示肯定：“持清议，与天子宰相抗，而世局一变。”[278]有意思的是，陆光祖、孙鑨、陈有年都是浙江人，是后起的沈一贯的乡先辈，却并非“浙党”。即此一端，已可见围绕京察的阁部矛盾由来已久，把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弹劾沈一贯，称为“东林”与“浙党”的矛盾，是没有说服力的。

项鼎铉回忆道，万历二十年吏部尚书陆光祖与考功司郎中邹观光矢心任事，特简“公廉寡欲”“能甘清苦”的官员许孚远、顾宪成等二十二人，定为上品，请求皇帝褒宠赐宴，并且把贪渎官吏洗涤几尽。继陆光祖出掌吏部的孙鑨，把人事权全归吏部，比陆光祖有过之而无不及。[279]万历二十一年大计京朝官时，“阁部水火”明朗化，皇帝偏袒内阁，严旨谴责“吏部官这等专权结党”。其实何党之有？正如礼部仪制司郎中陈泰来所说：“今因吏部尚书孙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秉公持正，遭圣旨切责‘该部专权结党’，将来必挈权以阿附阁臣，而后不为专权，必植党以附阁臣，而后为不结党。”[280]由于皇帝支持内阁，阁部水火的结果，导致孙鑨罢官，赵南星、虞淳熙削籍，陈泰来、于孔兼等降级的处分。行人司行人高攀龙愤然上疏，直言：“中外群臣不曰辅臣欲除异己，则曰近时不利用正人”，结果遭到“降杂职”的处分。[281]舆论一片哗然，南京刑部郎中谭一召、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给事中逯中立等纷纷表示谴责。吏部郎中顾宪成也卷入这一漩涡，对于赵南星秉公办事却遭到不公对待，有所不满，与吏部员外郎李复阳联名上疏，不接受“吏部专权结党”的指责，愿意与赵南星分担责任。他说：“臣等与（赵）南星生平以道义相期许，及在同部，又以职业相切磨……今（赵）南星被罪，臣等独何辞以免？（赵）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势挠，庶几少挽颓风以报皇上，而竟不免于罪……倘始终以为‘专权结党’，乞将臣等一并罢斥。”[282]对此文秉评论道：“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拔，自此始也。”[283]然而这时的“门户”，与“东林”风马牛不相及，理由很简单却很坚挺：东林书院要在十一年后才建立，当时还渺无踪影呢！有的学者总喜欢把“东林党”的起源追溯得越早越好，坚称“东林党”起源于万历二十年代。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东林党”因东林书院而得名，在没有东林书院的年代，“东林党”的名称从何而来？

万历三十年以后，这种斗争愈演愈烈，在沈一贯成为内阁首辅以后，呈现白热化状态，矛盾围绕着“楚宗案”“妖书案”“乙巳京察”展现出来。日本学者城井隆志的论文《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与党争》，对此有深刻的论述。[284]

万历三十四年，京察已过，矛盾仍在继续。先由吏科给事中王元翰陈言五事：一，责法令之行；二，专会推之权；三，慎名器之重；四，广赐环之诏；五，严奏办之体。[285]矛头直指内阁首辅沈一贯。漕运总督李三才也尖锐地抨击沈一贯，在奏疏中说：“首辅沈一贯恐（次辅）沈鲤、朱赓逼己之位，既忌其每有谏说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故贿买左右，百计相倾，或冷言热语以惑圣聪。”[286]皇帝极力为沈一贯辩护：“一应本章无不省览，发阁拟票，独断次第举行，孰敢专擅？”谴责李三才身为漕运总督，“不思尽心本职，辄敢逞臆妄言，排诬上下文武，牵引多端，惑乱视听，沽名要誉”，给了他罚俸五个月的处分。[287]

这位固执的皇帝终于挡不住汹涌的舆论，不得不下旨，让称病杜门不出的沈一贯致仕。阴狠的沈一贯为了不让内阁次辅沈鲤升任首辅，迫使沈鲤同时致仕。

这种政府高层的权力斗争，与僻处东南一隅的小小东林书院有何干系？非得说成“此东林、浙党所自始”呢？

所谓“东林党”与“浙党”对立云云，臆测多于事实，虚构多于实证。李三才甚至对“浙党”是否真正存在的实体表示异议，他认为，沈一贯是沈一贯，浙人是浙人，不必牵扯在一起。他说：“自沈一贯假捏妖书，擅戮楚宗，举朝正人攻之以去，此沈一贯自作之孽，原与浙人无干，而浙人何必死与正人为仇也！”[288]

日本学者城井隆志考察攻击沈一贯的官员一共69名，即使按照当时的朋党标准来衡量，属于“东林”的不过10名而已；另有“昆党”5名，即胡应台、胡嘉栋、熊廷弼、张嘉言、郑振先；“齐党”2名，即周永春、韩浚；其中有些属于“反东林派”，共有12名：胡应台、胡嘉栋、张凤彩、彭惟成、李瑾、刘文炳、刘时俊、金明时、周达、张邦俊、房壮丽、刘光复。[289]这就意味着，在反对沈一贯的队伍中，并非单一的“东林”，还有“昆党”“齐党”以及“反东林派”，朋党之争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

即如列入“昆党”的郑振先，就值得细细推敲。沈一贯下台后，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正直人士讥讽为“衣钵相传”。抨击得最厉害的要数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他在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向皇帝上了一本“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把朱赓、李廷机斥为“古今第一权奸”：“今之辅臣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玲珑，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呜呼极矣！故外廷似与内廷隔，而其实渊微之精神靡不得者；诸司似与政府隔，而其实人政之吃紧靡不操者。以独断归于上，而十躲九闪，尽在独断之中；以无事藏其身，而千端万绪悉酿于无事之内……故道大柄于皇上天纵神明之手，而形迹状貌反类绝无气焰奄奄可怜者。此自沈一贯创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在他看来，从王锡爵到沈一贯、朱赓、李廷机，是“灯灯相续”“薪薪无穷”。[290]皇帝给朱赓撑腰，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下旨把他降三级，下放到边远地区。[291]

这本是普通事件，其影响却耐人寻味。郑振先是王绍徽《东林点将录》当中，排名为“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之父；而且顾宪成称赞弹劾朱赓、李廷机之举，是“顶门一针”，“吾辈于林壑间复增一畏友”[292]。因为这样的关系，人们把此举视为“东林党”的行动。其实大谬而不然。

郑振先是“昆党”的头面人物——左春坊左谕德顾天埈的挚友，草拟“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之前，与顾天埈推心置腹磋商，才做出决断。顾天埈后来回顾此事，说道：“毗陵太初郑公，自邑令擢主曹政，不肖与之共聚京师友善。窃观朝政一切寝阁，间有朝奏而夕报俞者，因密探微嗳互参情势，久之，我两人大悟，握手叹曰：异哉，今之执政也！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以庸人欺天下，外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更巧于古昔权臣千万矣……时执政盖四明（沈一贯）也，及四明去，山阴（朱赓）继之复然。太初（郑振先）曰：吾不能忍矣，空言何为？毅然抗疏，详列奸状。”[293]可见郑振先与顾天埈关系之密切，非同一般。后来南京户科给事中段然弹劾顾天埈，顾天埈奏辩：“自去年郑振先有直发权奸疏，害（郑）振先者欲阴搆之，臣与（郑）振先同乡有交，并抅及臣，臣知祸已兆于此矣。”[294]郑振先与顾天埈的处境岌岌可危，一度想入山学道。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十年来，冷淡滋味真同嚼蜡，迩来狼狈更甚。据胸中光景，已见世上了无可贪恋，每欲剃发入山，专精学道，而毕竟不能，仍跟随长班，上马拜客，混是一凡俗人。”[295]钱谦益是东林中人，并非昆党，对顾天埈有着同情之理解：“万历初，江陵（张居正）以健败，其后执政者阴柔愦眊，递相师承。公独抉摘其隐秘，曰：‘天下以庸人病执政，岂知执政冒庸人之名，阴操威福大柄，以欺天下。’自是，朝论较然，执政者遂无可解免矣。又谓：‘当世人才日粗，风习日伪。’著论击排，胥天下气节道学之士举不得免焉。公之手眼横骛侧出于一世之上，高而危矣。”[296]

城井隆志把郑振先与顾天埈异同列入“昆党”之中，按照以往的传统观点，“昆党”似乎以反对东林而著称，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叶向高认为，郑振先弹劾朱赓、李廷机，并非“结党”，实为自己升官——“旦夕望大拜”，“皆自为计”。[297]这对于喜欢把一切都纳入朋党之争的学者而言，不啻是一贴清醒剂。城井隆志认为，顾天埈的“昆党”并非一开始就与“东林”对立，万历中后期的“党争”，大多围绕内阁权力展开，并无明显的营垒观念，分化改组时时进行。[298]

对于把“浙党”作为“东林”的对立面，清初学者朱彝尊颇不以为然。他以带有历史沧桑感的笔调写道：“浙人不幸，万历以来，执政者前有四明（沈一贯），后有乌程（温体仁）、德清（方从哲），以是，朝士不附东林者，概目之曰浙党，此指一时阿比执政者而言则可尔。东林诸君子全倚浙人助之，人品盖棺论定。试观建文壬午、崇祯甲申杀身成仁，洁己自靖者，惟浙为多。顺治九年定谥甲申殉难文臣，计二十人，而浙居其六，继此授命者更难悉数。浙党之目庶几可以一洒矣。”[299]朱彝尊说得不错，朋党一概以籍贯来划分，未免牵强附会。

[1]　《宋史》卷四百二十八《道学二·杨时》。

[2]　杨时《中庸义序》，《龟山集》卷二十五。

[3]　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上《沿革》。

[4]　顾宪成《请复东林书院公启》，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七《文翰三》。

[5]　高攀龙《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6]　严瑴《两东林辨》，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

[7]　邵宝《毗陵道南书院记》，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五《文翰一》。

[8]　王守仁《城南东林书院记》，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五《文翰》。

[9]　杨一清《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文庄邵公宝神道碑铭》，《国朝献征录》卷三十六。

[10]　顾宪成《重修二泉书院记》，《泾皋藏稿》卷十。

[11]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隆庆三年，二十岁。

[12]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隆庆五年，二十二岁。

[13]　高攀龙《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14]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八年三月。

[15]　高攀龙《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16]　赵南星《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公碑》，《味檗斋文集》卷十。

[17]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十四年九月。高攀龙撰写的顾宪成行状，关于这一趣闻，文字稍异：“娄江（王锡爵）尝一日谓先生（顾宪成）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先生曰：‘外间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相与笑而罢。”

[1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五年丁亥卷，三月。

[19]　高攀龙《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20]　高攀龙《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2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卷，五月。

[22]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四《顾宪成传》。

[23]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节录。

[24]　高攀龙《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先生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25]　顾宪成《请复东林书院公启》，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七《文翰三》。

[26]　马希尹等《请复东林书院呈辞》，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四《公移》。

[27]　高攀龙《与郡侯欧阳宜诸公祖书》，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七《文翰三》。高氏所说“督学者三议兴复”，是指嘉靖十三年督学闻人诠，始有光复故址之议；隆庆元年督学耿定向，万历元年督学谢廷杰，累议修举，而卒不果行。

[28]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二年，五十五岁。

[29]　欧阳东凤《重修东林书院记》，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五《文翰一》。

[30]　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上《沿革》。

[31]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三《刘光禄传》。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九《刘元珍列传》。

[32]　严瑴《东林书院志序》，康熙《东林书院志》卷首。该书的刘本孺先生传有云：刘元珍“为东林护道甚力，所著有《依庸絮语》《东林志稿》。

[33]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二《列传六·严佩之先生传》。

[34]　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中华书局，1961年，第77页。

[35]　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上《建置》。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一《建置》。

[36]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一《轶事一·东林轶事》。

[37]　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上《祀典》。严瑴在凡例中说：“祠祀巨典，末学未敢轻议，谨仍刘本孺先生志草原文。”

[38]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会约仪式》。《顾端文公遗书》作“东林会约附”。《顾端文公东林会约》，由高攀龙、刘元珍、史孟麟、安希范编订。

[39]　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所收“顾端文公东林会约”。《顾端文公遗书》由顾宪成曾孙顾贞观刊刻于康熙三十七年，全书收录《小心斋札记》《虞山商语》《东林商语》《经正堂商语》《志矩堂商语》《仁文商语》《南岳商语》《当下释》《还经录》《自反录》《证性编》《东林会约》。又见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

[40]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东林会约》。

[41]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

[42]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

[43]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

[44]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此处所谓“会约仪式”，《顾端文公遗书》作“东林会约附”。

[45]　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院规·歌诗》。严瑴注曰：“歌绝句四首为一阕，或倍之，每首末句重歌。”此外还唱律诗。严瑴注曰：“旧《东林考》载前贤七言绝句四十首，律诗二十四首，皆东林会中所歌之诗也。原诗不能尽录，各载一阕，以志雅歌之风云。”

[46]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二年十月。

[47]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一《轶事·东林轶事》。

[48]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三年，诸生间请自为会。

[49]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三年，课士于丽泽堂。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一《轶事一·东林轶事》。

[50]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轶事二·诸贤轶事》。

[51]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轶事二·诸贤轶事》。

[52]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一《列传五·邹经畬先生传》。

[53]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

[54]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吴觐华先生申订东林会约》。

[55]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高彙旃先生申订东林讲会规则》。

[56]　顾贞观《理学宗传》，《顾端文公遗书》卷首。

[57]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二年十月。

[58]　顾宪成《顾端文公东林商语》卷上《甲辰（计十则）》。

[59]　顾宪成《顾端文公东林商语》卷上《乙巳（计八则）》。

[60]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一《甲午》。按：此条写于甲午年，即万历二十二年。

[61]　顾宪成《顾端文公虞山商语》卷中《丙午季秋》。

[62]　顾宪成《顾端文公虞山商语》卷中《丙午季秋》。

[63]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一《甲午》。

[64]　顾宪成《顾端文公南岳商语》（戊申季春），《顾端文公遗书》卷二十七。

[65]　顾宪成《顾端文公东林商语》卷上《乙巳（计七则）》。

[66]　叶茂才《高景逸先生行状》，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七《列传一》。

[67]　朱国祯《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景逸高公墓志铭》，《朱文肃公集》。

[68]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69]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四·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

[70]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71]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72]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四·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

[73]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四·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下）》。

[74]　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一，《明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公碑》。

[75]　毛宪、吴亮《增修毗陵人品记》卷十《顾宪成》。

[76]　高攀龙《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先生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77]　叶茂才《高景逸先生行状》，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七《列传一》。

[78]　顾宪成《先弟季时述》，《泾皋藏稿》卷二。

[79]　高攀龙《顾季时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癸卯（万历三十一年）》。

[80]　高攀龙《顾季时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81]　毛宪、吴亮《毗陵人品记》卷十《钱一本》。

[82]　钱一本《〈点朱余咏〉引》，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六《文翰二》。

[83]　高攀龙《跋〈点朱余咏〉》，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六《文翰二》。

[84]　叶茂才《跋〈点朱余咏〉》，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六《文翰二》。

[85]　刘元珍《东林原志序》，康熙《东林书院志》下卷。

[86]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四《顾宪成传》。

[87]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

[88]　《中国历史大词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按：“朝士亦遥相应合”句，系“朝士遥相应和”之误。

[89]　顾宪成《请复公启》，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书》。顾宪成《请复东林书院公启》，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十七《文翰三》。

[90]　王守仁《传习录》中。亦见薛侃与王畿编于嘉靖十六年的《阳明先生则言》卷下。

[91]　顾宪成《与李见罗先生》，《泾皋藏稿》卷二。

[92]　高攀龙《虞山书院商语序》，《高子遗书》卷九上。

[93]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

[94]　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院规》。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前者谓：“四要，一曰识性”，后者谓：“四要，一曰知本”。两者大同小异，只是若干文字略有差异。

[95]　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院规》。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

[96]　赵南星《明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公碑》，《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一。

[97]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三《会语·顾泾阳先生东林商语（上）》。

[98]　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卷三十七《东林会约附》。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院规·会约仪式》。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会约仪式》。

[99]　顾宪成《先弟季时述》，《泾皋藏稿》卷二。

[100]　钱士升《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公神道碑铭》，《赐馀堂集》卷八《碑》。

[101]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十一《钱一本传》。

[102]　纪晓岚为钱一本《黾记》所写提要，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六《子部六·儒家类存目二》。

[103]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十三《吴贡士传》。

[104]　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院规·申订院规》。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吴觐华先生申订东林会约》。

[105]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四十一《叶茂才传》。

[106]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叶闲适先生行状》。

[107]　高攀龙《光州学正薛公以身墓志铭》，《高子遗书》卷十一《墓志铭》。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薛以身先生墓志铭》。

[108]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三《刘光禄传》。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七十九《刘元珍列传》。

[109]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刘本孺先生传》。

[110]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八《列传二·张弦所先生传》。

[11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十月。

[112]　刘元珍《国事纷纭权奸煽弄乞折邪萌以遏乱源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113]　朱吾弼《权奸可畏忠直当原恳乞圣断以杜乱机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114]　庞时雍《奸佞首揆大肆欺罔误君误国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115]　郑振先《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四月。

[11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四月。

[117]　杨时乔《开读疏》，《万历疏钞》卷十六《起废类》。

[118]　沈季文《特举任事真材及时起用以尽抱负疏》，《万历疏钞》卷十六《起废类》。

[119]　陈嘉训《恭绎明诏分别起用之旨以候圣断举行疏》，《万历疏钞》卷十六《起废类》。

[12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八月。

[12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九月。

[12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九月。

[12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九月。

[12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十月。

[12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十一月。

[12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十一月。

[127]　赵南星《明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公碑》，《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一《碑》。

[128]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六年十月。

[129]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七年五月。

[130]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七年五月。

[131]　顾宪成《简修吾李总漕（二）》，《泾皋藏稿》卷五。

[132]　顾宪成《闻命亟趋屡牵夙疾恳乞圣恩俯客休致事疏》，《泾皋藏稿》卷一。

[133]　顾宪成《与孙柏潭殿元书》，《泾皋藏稿》卷二。

[134]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十，龚毅所先生城南书院生祠永思碑记。

[135]　钱谦益《顾端文公淑人朱氏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六十一《墓志铭十二》。

[136]　高攀龙《上侪鹤赵师（一）》，《高子遗书》卷八（上）。

[137]　高攀龙《上赵师（二）》，《高子遗书》卷八（上）。

[138]　高攀龙《候赵师（五）》，《高子遗书》卷八（上）。

[139]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七年八月。

[140]　赵南星《明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公碑》，《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一《碑》。

[14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十月。

[14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十一月。

[14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卷，三月。

[144]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八年二月。

[145]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八年五月。

[14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卷，五月。

[147]　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类第四卷，万历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吏部一本二十年公廉寡欲之臣奖拔未完淹沦可惜乞恩即赐优擢以广德意事。按：此处所说“原任浙江处州府推官顾宪成”，并无差错。万历十五年考察京朝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考察工作，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中，引起内阁辅臣不满，辛、何二人一并罢官。顾宪成上疏为辛自修鸣不平，批评内阁辅臣，贬谪为桂阳州判官，不久调任处州府推官。

[14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五年丁未卷，五月。王锡爵《辞召命一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五十二《奏疏》。

[149]　王锡爵《辞召命一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五十二《奏疏》。

[150]　王锡爵《三辞召命疏》，《王文肃公文集》卷五十二《奏疏》。

[151]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五年七月。

[152]　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七，庚戌。

[153]　顾宪成《上娄江王相国书》，《泾皋藏稿》卷三。顾宪成《上王相公书》，《万历疏钞》卷五十《上书类》。

[154]　顾宪成《寤言》，《泾皋藏稿》卷三。顾宪成《寤言》，《万历疏钞》卷五十《上书类》。

[155]　顾宪成《寐言》，《泾皋藏稿》卷三。顾宪成《寐言》，《万历疏钞》卷五十《上书类》。

[156]　王锡爵《答顾泾阳光禄》，《王文肃公文集》卷三十《书》。顾宪成《王相国复书》，《泾皋藏稿》卷三《附录》。

[157]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三《附录》，《顾宪成为王锡爵父子复书所写跋语》。

[15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十二月。

[15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十二月。

[16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十二月。

[16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十二月。

[16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卷，正月。

[16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卷，正月。

[16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卷，正月。

[165]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三十五《李三才传》。

[16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十一年癸未卷，三月。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三十五《魏允贞传》。

[167]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三十五《李三才传》。

[168]　李三才《政乱民离目击真切恳乞圣明承天念祖救之水火以自尽君道疏》，《万历疏钞》卷二十九《矿税类》。

[169]　李三才《万民涂炭已极乞赐省览以救天下疏》，《万历疏钞》卷二十九《矿税类》。

[170]　李三才《天变人离万恳省改疏》，《万历疏钞》卷三十三《修省类》。

[171]　李三才《圣政通而忽滞请破机关以终盛治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172]　李三才《极陈国家治乱大关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173]　李三才《触弊感时直陈三事大义以裨圣治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174]　李三才《朝政废坏已极疏》，《万历疏钞》卷十三《时务类》。

[175]　《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六十五，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乙丑。

[176]　《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六十六，万历三十八年正月癸丑。

[177]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八年二月。

[178]　蒋平阶《东林始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东林党议》。

[179]　赵南星《明南京光禄寺少卿泾阳顾公碑》，《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一《碑》。

[180]　于慎行《李中丞抚淮奏草叙》，《谷城山馆文集》卷十二。

[181]　有的论者说，顾宪成的信件由吴亮“刻入邸报”，显然有误。《顾端文公年谱》记载：“（顾宪成）遂为二书，贻阁铨。会去冬所致太宰（吏部尚书孙丕扬）书亦至，世所传诵为三书者也。吴侍御亮按宣大见之，遽令发抄，印封邮递，遍送在京各衙门。”

[182]　蒋平阶《东林始末》，上海书店，1951年，第36页。

[183]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八年二月。

[184]　顾宪成《又简修吾李总漕》，《泾皋藏稿》卷五。

[185]　顾宪成《与吴怀野光禄》，《泾皋藏稿》卷五。

[186]　顾宪成《又与李漕抚修吾》，《泾皋藏稿》卷五。

[18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卷，十一月。

[18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卷，十二月。

[18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卷，十二月。

[19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卷，正月。

[19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卷，三月。

[19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卷，四月。

[19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卷，五月。

[194]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八年五月。

[195]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八年八月。

[196]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八年八月。

[197]　顾宪成《自反录·序》，《顾端文公遗书》卷三十。

[198]　顾宪成《自反录》，《顾端文公遗书》卷三十。

[199]　徐兆魁《部臣借事发端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本末》卷三。

[200]　吴炯《揭据实辨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本末》卷三。

[201]　洪文衡《剖良心存公论疏》，《万历辛亥京察记事本末》卷三。

[202]　丁元荐《申辩公道疏》，《尊拙堂文集》卷一《封事》。

[203]　丁元荐《拟辨门户疏》，《尊拙堂文集》卷一《封事》。

[204]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四十年五月。

[205]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四十年五月。

[20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年壬子卷。据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考证，《万历邸钞》的编者将万历四十年二月、三月史事，插入万历三十年壬寅卷，将万历四十年四月、五月史事插入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卷。（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京都同朋舍，1996年，第154—155页）。李朴的这一奏疏，见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卷，其实应该在万历四十年壬子卷。周念祖《万历辛亥京察记事本末》将李朴此疏系于万历四十年五月，可为旁证。

[207]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四十年八月，东林公奠。

[208]　以上均见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四十年十月至四十一年四月各段。

[209]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卷首，谱前，祭文（金坛于孔兼等撰）。

[21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月。

[21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二月。

[21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二月。

[21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二月。

[21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二月。

[21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月。

[216]　刊载于《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217]　毛奇龄《西河集》卷二十三《笺·回友笺》。

[218]　吴应箕《东林本末叙》，《楼山堂集》卷十六《序》。

[219]　蒋平阶《东林始末》。

[22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月。

[221]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二十四《孙丕扬传》。

[22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月。

[22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月。

[22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一月。

[22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一月。

[22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一月。

[227]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三十五《李三才传》。

[22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一月。

[229]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一月。

[23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一月。

[23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卷，十一月。

[232]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正月。

[233]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正月。

[23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卷，三月。

[23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十月。

[23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十月。

[237]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三十五《李三才传》。

[238]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

[239]　林丽月《明末东林派的几个政治观念》，《台湾师范大学学报》第十一期，1983年，第32页。

[240]　林丽月《明末东林派的几个政治观念》，《台湾师范大学学报》第十一期，1983年，第22页。

[241]　高攀龙《崇正学辟异说疏》，《高子遗书》卷七。

[242]　顾宪成《睹事激衷恭陈当今第一切务恳乞圣明特赐省纳以端政本以回人心事疏》，《泾皋藏稿》卷一。

[243]　高攀龙《顾季子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顾允成《恭请册立皇太子疏》，《小辨斋偶存》卷二。

[244]　顾允成《恳除邪险疏》，《小辨斋偶存》卷二。

[245]　顾与沐等《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二十七年八月，高存之日记云。

[246]　高攀龙《顾季子行状》，《高子遗书》卷十一。

[247]　华允谊《东林续志序》，康熙《东林书院志》卷首。

[248]　严瑴《东林书院志序》，康熙《东林书院志》卷首。

[249]　顾宪成《日新书院记》，《泾皋藏稿》卷十一。

[250]　《赠凤云杨君令峡江序》，《泾皋藏稿》卷八。

[251]　《赠桂阳聚所罗侯迁兖州少府序》，《泾皋藏稿》卷八。

[252]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顾泾阳先生东林会约》。

[253]　顾宪成《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泾皋藏稿》卷二十一。

[254]　高攀龙《崇文会语序》，《高子遗书》卷九上。

[255]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256]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六《会语·高景逸先生论学语（下）》。

[257]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十《家训·附杂训·勖赴讲会》。

[258]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院规·吴觐华先生申订东林会约》。

[259]　吴应箕《门户始末》，《东林本末》上。吴应箕《东林本末》共有上、中、下三篇，《楼山堂集》卷七之国朝纪事本末论，只收东林本末下，不收东林本末上、中。文中所说“汉有顾、厨、俊”，是指东汉党锢之祸中遭到迫害的志士仁人，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引为社会楷模。

[260]　吴应箕《别邪正》，《楼山堂集》卷九《策·拟进策》。

[261]　侯方域《朋党论（上）》，《壮悔堂文集》卷七《论》。

[262]　侯方域《朋党论（下）》，《壮悔堂文集》卷七《论》。

[263]　侯方域《朋党论（下）》，《壮悔堂文集》卷七《论》。

[264]　陈子龙《别邪正（丙子岁作）》，《安雅堂稿》卷九《策》。

[26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二年癸丑卷，十月。

[266]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卷，十二月。

[267]　朱鹤龄《无党论》，《愚庵小集》卷十一《论》。

[268]　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655页、662页。

[269]　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75—576页。

[270]　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明季稗史初编》卷十四。

[271]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八《沈一贯传》。

[272]　文秉《定陵注略》卷三，乙巳大计。

[273]　刘元珍《国事纷纭权奸煽弄乞折邪萌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27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卷，六月。

[275]　朱吾弼《权奸可畏忠直当原恳乞圣断以杜乱机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276]　庞时雍《奸佞首揆大肆欺罔误国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277]　赵南星《停论劾以重大典疏》，《味檗斋文集》卷一。

[278]　项鼎铉《呼桓日记》卷一，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279]　项鼎铉《呼桓日记》卷一，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七日。

[280]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正月。

[281]　文秉《定陵注略》卷三《癸巳大计》。

[282]　顾宪成《闻命惕衷自惨独免恭陈愚悃以祈圣断事疏》，《泾皋藏稿》卷一。

[283]　文秉《定陵注略》卷三《癸巳大计》。

[284]　城井隆志《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与党争》，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22辑。

[285]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卷，正月。王元翰《直陈天下受病之由以光赞圣政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286]　李三才《极陈国家治乱大关疏》，《万历疏钞》卷一《圣治类》。

[287]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卷，五月。

[288]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四十四年丙辰卷，十月。

[289]　城井隆志《万历三十年代沈一贯的政治与党争》，九州大学文学部《史渊》第122辑。

[290]　郑振先《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291]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卷，四月。

[292]　顾宪成《与丁仪部长孺》，《泾皋藏稿》卷四。

[293]　顾天埈《郑母董宜人传》，《顾太史文集》卷四。

[294]　钱一本《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卷，二月。

[295]　顾天埈《寄袁六休同年》，《顾太史文集》卷七。

[296]　钱谦益《顾宫谕文集序》，《顾太史文集》卷首。

[297]　叶向高《邃编》卷二。

[298]　城井隆志《关于明末的一个反东林势力——围绕顾天埈》，《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上卷，第262—281页。

[299]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施邦曜》。

第五章　从泰昌到天启

一　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1．万历的最后岁月

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最后岁月，是在对辽东战事的忧虑以及日益加剧的疾病中度过的。万历四十六年入夏以来，他的健康状况始终不好。六月初六日，他对内阁首辅方从哲说：“朕入伏以来暑湿熏蒸，不时腹泄，头目眩晕，身体发软。见今服药未愈，临御不便。”[1]所谓“临御不便”云云，不仅不能上朝，而且也不能批阅奏疏，他多么需要得力的内阁辅臣为他排忧解难。自从万历四十五年内阁次辅吴道南丁忧回乡后，内阁只有方从哲一个人，形成“独相”局面。而方从哲偏偏不是一个勇于任事的股肱之臣，当此多事之际，畏首畏尾。加之自己的儿子方世鸿杀人犯法，遭到巡城御史追究连带责任，他索性借机向皇上乞求罢官。内阁只有他一个人，倘若他也走了，政府岂不瘫痪，皇帝自然不会答应。不久，天上出现彗星，京师又有地震，方从哲再次向皇帝表示，这些“妖象怪征”，表明他“奉职无状”，在“痛自修省”的幌子下，又想掼纱帽。[2]

此举引来在朝官员的嘲笑、蔑视，他的声望一落千丈。河南道御史熊万化弹劾他辅佐无效，私下庇护辽东督抚，使得辽东战事愈来愈糟糕。方从哲索性躺倒不干，称病在家，坚卧不出。皇帝不能没有辅臣，只得好言劝慰，不必对言官的意见太过介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3]

万历四十七年春节到了，正月初一，照例又是免朝，这已是近二十年来的惯例了。内阁首辅还是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午门外，举行庆贺典礼，礼毕后又到仁德门致礼。回去后，向长期不见面的皇帝呈上一道奏疏，对近年来朝政流弊——大僚半缺、言路几空，发了一通牢骚。皇帝不检讨自己，反而振振有词：“所请补大僚、用言官，俟朕详览，陆续简发……卿为首辅重臣，宜表率百僚，岂可托疾不出，国事何赖！”[4]深居宫中的皇帝对外廷动态了如指掌，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方从哲称病在家，逍遥了四十多天，致使内阁大门白昼紧闭，辅臣揆席虚悬，无人理事。几天之后，皇帝派鸿胪寺堂上官前往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5]方从哲不得不声称病痊，出来办公。辽东经略杨镐大败的消息传来，礼部主事夏嘉遇指责方从哲难辞其咎，吓得他不敢到内阁办公。直到皇帝优旨慰留，才放下心来，入阁视事如故。

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方从哲希望皇帝到文华殿，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共图保卫辽东保卫京师之策。皇帝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话，因为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方从哲请求从速补充内阁成员，连上十几道奏疏，甚至在文华门候旨六天，还是得不到回音。过了两天，皇帝派人向方从哲传话：实在是病得不轻，无法批阅奏疏，“少俟朕稍愈，即旦夕详览简发”。[6]方从哲一反常态，改变以往虚与委蛇的态度，批评皇上并无真心实意：“辗转延误，日复一日，是皇上原无允补之意，不过借此示羁縻耳。”[7]话说得很尖锐，皇帝不便再拖，同意由吏部会推六七名候选人，供他从中点用。[8]过了几天，皇帝点用史继偕等两人，感到不太满意，把简用阁臣的文件压住不发，给方从哲的答复仍是老一套：“朕昨入夏以来，天气乍寒乍燠，以致腹痛泻痢，服药稍愈。近又连日阴雨，偶尔中暑，头目眩晕，动履艰难。各衙门章奏未经详览，见今服药调摄，俟朕稍瘳，次第简发。”[9]不过他的病始终不见好转，直到他病逝，仍未正式任命史继偕等两名阁臣。

这时候的朝廷哪里还像朝廷，皇帝久卧病榻，内阁只有一人，部院堂上官只有八九人，科道官只有十几人，中央政府难以运转，朝政处于半瘫痪状态。官员们对此极为不满，指责方从哲辅政无能。他早就想掼纱帽，乐得顺水推舟，请求皇帝“尽夺臣官，放归田里”。皇帝生怕政府完全瘫痪，下旨谴责言官，挽留方从哲。[10]

万历四十八年春节过后，皇帝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四月初六日，皇后王氏病逝。四月十一日，方从哲前往思善门哭临，然后到仁德门恭请皇上圣安，要太监转告面见皇上的请求。少顷，太监口传皇上旨意，在弘德殿召见方从哲。

方从哲跟随太监来到弘德殿，但见皇上在御榻上侧身而卧。这是他进入内阁八年以来第二次见到皇上，他向皇上行四拜礼，请安以后，两人之间展开了最后一次对话。

方从哲说：“圣体违和，外间不能尽知。昨闻御医传示，臣不胜惊惧。又值中宫皇后崩逝，圣心哀悼。伏望皇上宽慰圣怀，善加调摄，以慰中外臣民之望。”

皇帝说：“朕知道了。国家多事，先生可尽心辅理。”

方从哲说：“臣蒙皇上厚恩，倘可图报，敢不尽力！”

皇帝说：“朕自昨岁三月以来，时常动火，头目眩晕。五月后又中暑湿，肚腹不调，呕吐几次，脾胃受伤。至今不时泻痢，身体软弱。因泻多，下部肿痛难坐。又湿痰流注，右足痛，动履不利。每日文书俱朕亲览，但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难以细阅。”由于久病虚弱，无力多说，便嘱咐身边太监：“都说与先生。”那意思是把病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方先生。待太监说完，皇帝昂起头来对方先生说：“先生试看朕容。”

方从哲跪行到御榻边仰视，见皇上果然消瘦得厉害，便劝慰道：“皇上一身百神呵护，但加意调理，自然万安。”说完了皇上的病情，方从哲抓住难得的机会，把平时积压的问题简要地向皇上请示：“如今辽东虏情紧急，又值皇后大礼，阁中只有臣一人，且十分病困，实难支持，望皇上将已点二臣即赐简用。”

皇帝回答：“辽东的事，只因文武不和，以致如此。阁臣本已批了，因朕寿节文书多，不知安在何处，待查出即发。”

方从哲紧叮一句：“简用阁臣，乃今日第一要务，望皇上早赐查发。”

皇帝说：“待朕体稍安即行。”

方从哲还想谈第三个问题，虚弱的皇帝支撑不住，闭目就枕，口中喃喃道：“知道了……”渐渐入睡。方从哲只得叩头告辞。[11]

方从哲返回朝房，与同僚谈起皇上的病情，说皇上自言病状甚悉，又说皇上头晕目眩日久，耳朵近于失聪，对话时每每回顾内侍，令他们复述，才能听清。[12]显然，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了。

进入七月，皇帝病情恶化，有半个月没有进食。[13]七月十七日，方从哲从太监那里获悉此事，立即上疏安慰，皇帝已无力阅读，听太监转述后，口传谕旨：“朕因脾胃受伤尚未痊愈，昨稍尔劳烦，近又中暑湿蒸，前疾复作，见今服药调摄，神思不爽。其紧要各项公文，俟朕稍瘳，即简发行。”病危的皇帝念念不忘痊愈后重理朝政，他自己没有料到，四天后竟一命呜呼。官员们也没有意识到皇上病情的严重性，科道官伏阙请对。

御史左光斗对方从哲说：“公宜率百官问安。”

方从哲回答：“上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

给事中杨涟说：“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将无他志？下中书省行法！’公诚日三问，不必见，亦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门。且公当值宿阁中。”

方从哲说：“无故事。”

杨涟说：“此何时，尚问故事。”

方从哲避而不答。[14]

七月十九日，皇太子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对东宫伴读官说：“上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侍膳，向夜无轻出。”[15]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宫中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尚书李汝华、兵部尚书黄嘉善、代理刑部尚书张问达、代理工部尚书黄克缵、礼部右侍郎孙如游等大臣，慌忙赶到弘德殿请安。也许是回光返照，皇帝居然开口说话，勉励大臣们“用心办事”。吏部尚书周嘉谟抓紧时机向皇上提出用人请求，他也随口答应。待大臣们退出，万历皇帝朱翊钧给内阁首辅发出最后一道谕旨：“朕嗣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惟皇太子青宫有年，实赖卿与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功在社稷，万世不泯。”[16]

在这道谕旨发出几个时辰之后，即二十一日酉时，朱翊钧在弘德殿逝世，享年五十八岁。他事先留下了遗诏，讲了三层意思：

——朕以充龄缵承大统，君临海内四十八载于兹，享国最长，夫复何憾！

——嗣服之初，兢兢化理，期无负先帝付托。

——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稀御，封章多滞，僚寀半空，加以矿税烦兴，征调四出，民生日蹙，边衅渐开。夙夜思维，不胜追悔。[17]

看得出来，缠绵病榻之际，朱翊钧对自己在位四十八年做了深刻的反省，前半段兢兢化理，后半段怠于临朝，懒政弊政层出不穷。基于这样的检讨，他提出一些补救措施：

——内阁辅臣亟为简任，卿贰大僚尽行推补；

——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

——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等项，悉皆停止；

——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法司查审，应释放者释放；

——东师缺饷，宜多发内帑以助军需。[18]

显而易见，这些措施对于整顿紊乱的朝政，不无小补，但是，毕竟是在放马后炮，为时已晚，难以改变后人对这位君主的看法。清初的万斯同这样评论明神宗朱翊钧：“有明当隆（庆）万（历）之间，可称甚盛，盛极则衰，道在率作以持之而已。帝初以才臣为相，一切综核振举，宇内几于富强。既乃倦勤，流为荒怠，养成痿痹不仁之症，而国病矣。神理积弱，蛊蠹丛生，虽有扁卢亦安所用之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谅哉！”[19]对于神宗的倦勤、荒怠的批评，留有余地。相比之下，清朝官修《明史》的批评就厉害多了：“神宗冲龄践祚，江陵（张居正）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20]“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虽不免过于苛刻，却并不夸张失实，每一个字都有根有据。

一向对皇帝百依百顺的申时行，在万历四十二年，以八旬高龄所写的《临终遗疏》，终于“敢伸将死之鸣”，无所顾忌地批评道：“臣窃有遗悃少裨圣明，于今元良鼎盛，讲读久疏，章奏留中，纪纲渐弛，民财尽而征敛苛，内地虚而边衅动。至于废弃诸臣省愆既久，人才难得，登用惟时。此皆宸衷所注存，实系当今之急务。愿皇上慎起居，以迓太和之福；振神气，以培积庆之源。”[21]这一批评距离朱翊钧的死还有六年，倘若他虚心接受，改弦更张，后人也许会对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始终执迷不悟，直到临死，方才追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斯之谓也。

纵观朱翊钧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可谓功过参半。他参与缔造整个明代最为富庶强盛的万历王朝，却又亲手加以毁坏。他临朝以来，对边地事最为关注，创造的政绩也最引人注目，却又酿成辽东祸患，终于导致大明王朝的覆亡。他在临朝初期对张居正信赖备至，联手推行新政，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成绩斐然；为了报复张居正的威权震主，竟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使得新政逐渐化为乌有。由此引发的翻案风，开启了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以后他竭力想予以遏制，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被党争搞得焦头烂额，为他的两个孙子——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留下无法摆脱的政治后遗症。他并非庸主，而是一个颇有英才之气的帝王，前半生的励精图治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致命伤在于“酒、色、财、气”四字，铸就了后半生的一错再错。他宠幸郑贵妃，使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子在政治帷幕的后面上蹿下跳了几十年，在他死后仍不罢休。他的尚气使性，使得臣下心灰意冷，离心离德，晚年的朝政趋于半瘫痪状态。他的贪财秉性，醉心于聚敛财富，把明代最为富庶的大好时光，搞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后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叹，大概是由此而发的吧！张岱说得好：“神宗冲龄嗣位，英明果断，有江陵辅之，其治绩不减嘉隆。迨二十年后，深居不出，百事丛脞，养成一骫髀之疾，且又贪呓无厌，矿税内使四出虐民。譬如养痈，特未溃耳。故戊午（四十六年）前后，地裂山崩，人妖天变，史不胜书。盖我大明之亡征已见之万历末季矣。乃世以其静居无事称为福主，则世岂有一日万几之主，可仅仅以无事为福也！”[22]孟森进一步分析：“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23]

2．来不及施展的泰昌新政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酉时，皇帝驾崩，司礼监太监传皇太子令旨：“你们会同内阁，查旧规，报讣于各宗室，其合行葬礼，着礼部会同翰林院计议，从优具仪注来看。”又传皇太子令旨：“说与督理通湾等处税监张烨、马堂、胡宾、潘相、丘乘云知道，先年开矿抽税，为因三殿与两宫未建，帑藏空虚，权宜采用……今将矿税尽行停止，张烨等都着撤回原衙门应用，其见征在官税银等银，各解进应用。该衙门知道。”又传谕内阁等衙门官员：“我父皇大行皇帝宾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国家厚恩，竭忠报国，各要尽心供职，毋得怠惰误事，特谕。”[24]

神宗的最后一道谕旨，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与司礼监太监协心辅佐皇太子朱常洛，帝位的交接显得十分平静，几道皇太子令旨已经在行使准皇帝的权力了。

七月二十二日，皇太子朱常洛到奉先殿宣告大行皇帝宾天，报讣宗室，令吏部会同翰林院拟议大丧礼仪，令兵部、京营提督加强戒备护卫，尚未即位的朱常洛实际开始行使皇帝职权，传达先帝遗诏，致力于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弊政，在短短的几天中，新政措施一一颁布：

第一，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大赦天下，与民更始。

第二，遵照先帝遗诏，发内帑积储银一百万两，犒劳九边吏卒；发内帑一百万两，解赴辽东，犒赏辽东将士，以解辽东缺饷燃眉之急。

第三，遵照先帝遗诏，矿税尽行停止，税监张烨、马堂、胡宾、潘相、丘乘云等尽行撤回。

第四，再次考选，散馆、科道官都遵照先帝遗诏一一补用；以后又陆续任命五十多个空缺地方官。

第五，根据方从哲的请求，把先帝生前已经点用的史继偕（吏部右侍郎）、沈（南京礼部右侍郎）正式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此外又点用何宗彦（礼部左侍郎）、刘燝（礼部右侍郎）、韩爌（礼部右侍郎），各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又召旧辅叶向高于田间。命下之日，宇内弹冠相庆。

第六，遵照先帝遗诏，起用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邹元标为大理寺卿，周曰庠为太仆寺少卿，朱一桂为太仆寺少卿，朱国祚为南京礼部尚书，冯从吾为尚宝司少卿，王德完为太仆寺少卿，孟养浩为太常寺少卿，姜应麟、钟羽正为太仆寺少卿，一事共起用四十八名。[25]

由于朱翊钧多年不上朝，官员们习以为常，朱常洛即位后，骤然上朝，文武百官竟然不知所措，随从散漫，人声嘈杂。朱常洛对于这种现象非常不满，传谕内阁立即整顿：“朕今早御门，见得有班行后随从执步洒金大扇。回至省愆居，忽听有散班官于会极门高声喝道。朕御门后深思治理，朝仪严肃，岂容亵慢！本当重治，姑且不究。卿可传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后凡遇临朝，务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乱朝仪的，许纠仪官指名参来，定行拿问，重治不宥。”[26]

除了起用建言废弃诸臣，朱常洛还注意破格选拔人才，指示吏部：用人毋拘资格，凡是才能卓异者，即破格擢用，以示激励。[27]显示了他即位伊始，力图有所厘革，有所作为。先帝留给他的烂摊子是棘手的，他想补偏救弊，官员们深知皇上的意图，陆续建言拨乱反正，为新政造舆论。

御史张泼认为，先帝朝政废弛，完全是内阁辅臣的失误，因此任用阁臣应该谨慎，不必全用翰林院出身的词臣。他说：国初爰立阁臣，间从征辟，如今承讹袭舛，衣钵第传于词林，接引多出于知己，不知开端于何日？作俑者何人？沿习旧规牢不可破，必是阁臣欺君，谓旧例如此。其实前朝阁臣有中书舍人出身，有御史出身，有六部主事出身，何尝单用词臣！先帝静摄三十余年，一切军国重务全委托内阁票拟，内阁则与司礼监相为表里，一切破格温纶，阁臣从司礼监那里得到皇帝旨意，导致“中官固阴操人主之权，明制阁臣之命”，阁臣不敢与中官争天下。原因就在于阁臣全是词林出身。张泼的分析别具一格：“闻司（礼）监之款洽阁臣，不过供闲体面，而阁臣之谦卑逊顺更为过之。盖由阁臣起家翰林，一路淡薄，直至进步黄扉，始为羶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欲无刚，转身便成软熟，遇事安能把持？故长安嘲言词林入阁，谓之‘吃蔗头’。夫蔗，甘蔗也，甜味也。入阁而既嗜其甘，又思其苦，故富贵功名，愈咀嚼愈有味。偶有意气，妻子夺之，所以含垢忍耻，宁死不去，但凭乞灵于中官，及不顾笑骂于人世……臣非敢谓由词林入阁者尽出于此，但据目见，沈一贯、朱赓奸贪鄙琐，漫无树立，谬意在习于清高、远于风尘，盘错未经，纷华易溺。一旦遗大投艰，不觉手忙脚乱。若外臣清议既重，纠察亦严，磨砻之久，颇多谙练，等到大位临头时，亦倦游思返，陈力就列，不能则止。”有鉴于此，他主张阁臣宜内外兼用，从全国搜求才识老成德望隆重的外臣，与词臣并推，标准是：有孙丕扬之执持而去其误，有张居正之作用而去其骄，才德相资，集思广益。[28]

御史申廷谟执持张泼的意见，他认为，今日推举阁臣，务必声望足以服众，才能足以济世，学术足以匡时，筹划足以集思，而又敢于独断者。国朝相业烂然彪炳于史册，不少是外臣出身，如杨士奇、李贤、张孚敬、杨一清等，都是郎署起家，一时表表，就是明证。[29]

御史黄彦士说：臣闻先皇践祚之初，励精图治二十余年，此后逐渐倦勤，吝惜官爵，蠹积财贿，寝缓批答，天下颓废于积弛积玩。皇上昔日在青宫所习见习闻，全是先皇倦勤之近事，因此谨陈励精图治要务十条：隆孝思、摄圣躬、备辅导、勤政事、通言路、起废弃、振吏治、谨阉寺、严武备、固边防。关于“备辅导”，涉及点用阁臣，他主张：不论资格，不拘内外，不限方隅，惟其学问足以成君德，识力足以担世局，忠诚足以格主心，议论足以回睿听，才能足以调甘苦，方才可以点用。关于“起废弃”，他说：皇上业已指示吏部分别起用，吏部主张区别对待，有因“册立”而迹近于戆激者，有因反对矿税太监四出而邻于倨侮者，有弹击权要而招尤者，有救护忠良而并逐者，有诖误可原而全瑜难掩者，有形迹可疑而清议自存者。虽然才品不同，皆足备圣明录用。关于“振吏治”，他主张纠正多年的积弊：“迩年已来，吏道杂而多端，人情兢而鲜耻。风自下流，咎由上作。考迟速者孰不厌迟而趋速，求高下者孰不避下而就高，遂使苞苴竿牍公行于白昼大都之中，贤者不能自免，其势然也。若使高下一逞其才能，迁转一叙以资俸，显秩若此，迁谪亦然；正途若此，杂流亦然。”[30]

御史史永安鉴于先帝时上下否隔，朝政紊乱，提出交济之道。一方面，人臣应当自靖。先帝时，因否塞日久，章奏庞杂，连篇累牍无非鳞甲，聚讼纷纭几成鼎沸，甚至充斥鄙俚之谈、戏谑之语。国朝设立言官，欲因事而纳言，非欲言而索事。泛而陟之为支，强而聒之为噪，言不由衷，何以耸听！如今皇上批答及时，对扬不易，惟是洗涤寸心，滋培正气，不当言则守口如瓶，当言则可批逆鳞，勿顾虑而失可言之会，勿激烈而阻纳谏之门。宁就事而修达意之辞，勿恣意而饰不情之说，是成童得受言之利，而人臣无进言之名。且数年壅结一旦遭逢，希遇旷典，不得不言之时已经来到。另一方面，人君也应当自靖。人君尊为天日，喜则和风淑雨，怒则震霆迅雷，故以草野视明廷则言难，以庸职视圣主则言更难。今皇上励精聿始，图治正殷，临御日亲，召对日举。且温旨而询，和颜而受，固受言之第一义。人有瑕瑜，言岂无醇驳？于数十疏而得一疏，就是可采的葑菲；于千百言而得一言，就是可备的药石。[31]史永安的用意很明显，希望君臣和衷共济，联手缔造新政。

礼科给事中杨涟有感于二十余年来，上下否隔，体统废弛，威严陵替，几乎不复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时申饬整顿，将来何所底止？因此，他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祖宗遗制，自御殿视朝而外，有午门御门之仪，凡机宜要务，与阁部大臣委曲面商，咨诹详慎，不特传旨判可否而已。下至庶僚，凡衙门有事者，分管答应，皆得咫尺天颜，躬承扬榷。所以人无不得效其忠，事无不得要其妥……尤愿诸臣奏对之时，恳恩垂问，如吏部则问其叙用几人、特用几人？务为官而择人，无为人而择官。事有不称，并坐举主。户部则问其生财若何、节用若何？监司考成之法无属虚文，帑藏虚空之故作何料理？

——进退贵于自决，臣子之节也；黜陟取自宸断，人主之权也。自迩来章奏寝阁，裁决希闻，凡举世所号为大奸大贪，与夫顽钝无耻，公论所不容，朝野所共弃者，虽章满公车，安然不动。或闻言后奉身而退，似属见几。然其有事体重大，须凭勘处；或赃私狼籍，合当追究，以先帝宽仁大度，悉付之不较。故有幸免斥幽之典而悻悻言归，偶觉斧锧之条而扬扬自若，故黑白未分，是非安辨……人但谓先帝有办事之臣，当用而不用；臣独谓有窃位之人，当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对立，使不肖者得营窟以蒙面自安，则贤者何以连茹继登？此邪正消长之机，治乱安危之本也。

——先帝时，封章多置高阁，于是渺无顾忌，言一事而旁及它事，言一人而搀入众人，或称其地，或称其官，捉影捕风……原其本意，只在邸报之流传，而不思宸衷之注听，但求其含蓄而味长，不务为明白而易晓，推其语涉含糊，人可更换。于是巧者阴用其卸脱，而顽者亦付之不知……今皇上锐精图治，百官章疏尽入御览。伏乞申饬诸臣，一应入告之文，务在情词晓畅，不必连篇累牍，每人直截指摘。[32]

杨涟的官职并不高，在泰昌、天启之际发挥的作用无与伦比，忠心耿耿，敢做敢言，目光尖锐，言论犀利，对万历朝的弊端看得很透彻，希望泰昌皇帝能够力挽狂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皇帝即位不久，他就关注到皇太子问题。先是从礼科的本职工作出发，提出册立已经十六岁的朱由校为皇太子，以正储位。[33]继而又提出谨慎选择皇太子身边的近侍太监，说：“情以物迁，习与性成，其所渐靡，非朝夕之故也。愿陛下加意慎择，使忠直知礼义者周旋左右，而无令猿巧狼戾者得以杂进耳。”[34]他似乎已经察觉到朱由校身边的太监魏忠贤是“猿巧狼戾者”，希望由“忠直知礼义者”取而代之。可惜的是，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来不及付诸实施。后来的事实表明，杨涟的目光是有预见性的。

3．郑贵妃、李选侍上蹿下跳

朱常洛三十多年的生涯，每时每刻都感受到郑贵妃的阴影笼罩着他，直到父皇驾崩，他已登极，仍难以摆脱这个阴影。父皇驾崩前有遗言在先：“尔母皇贵妃郑氏，待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35]明白无误地告诫儿子，必须把郑贵妃进封为父皇的皇后。朱常洛心中明白，进封郑贵妃为父皇的皇后并不妥当，却又难以拒绝。[36]他不敢违背父皇旨意，也不敢得罪郑贵妃，就在父皇驾崩的第二天向内阁发出一道谕旨：“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待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37]这是转移矛盾。他深知进封郑贵妃为先皇的皇后，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怕找不到任何理由，料定外廷大臣绝不会同意，不妨借外廷力量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署理部务的礼部侍郎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出面，搬出“累朝典故并无此例”的挡箭牌，表示委婉的反对，因为不符合贵妃进封皇后的“从子之义”。情况确实如此，朱常洛的生母王贵妃还没有进封为先皇皇后，而将郑贵妃进封，其心必定不安。孙如游说，臣不敢以不忠事主，尤仰冀殿下以大孝自居。[38]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支持孙如游的立场，朱常洛把进封皇后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当时宫闱之中情况相当微妙复杂，郑贵妃唯恐朱常洛挟前嫌而嫁祸于她，便串通朱常洛最宠幸的李选侍，两人一搭一档演出双簧，郑贵妃为李选侍请封皇后，李选侍密切配合，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正如《明史》所说：“帝崩，郑贵妃惧祸，深结李选侍，为请封后。选侍喜，亦为请封太后，以悦之。”[39]《宪章外史续编》也有类似说法：“时郑（贵妃）踞乾清宫，托保视之名，知李选侍被宠，为请封后结欢，李（选侍）亦请封郑太后，相引重。”[40]这时的朱常洛感到进退两难。

八月一日，朱常洛即位后，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事仍悬而未决。内阁首辅方从哲建议，把先帝进封郑贵妃为皇后的谕旨藏于内阁，秘而不宣。他说：“事出创闻，例无可据，行之于今日，不无越礼，命之于先帝，疑于失言。臣自奉命之始尊藏阁中，不必传外。庶朝廷无逾制之嫌，臣下无显悖之迹。”[41]外廷拒绝进封，对于郑贵妃而言，是一个不祥之兆，她一向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地位，处处打击排挤朱常洛，如今朱常洛已经成了当朝皇帝，而进封她为皇后的先帝遗旨又遭廷臣搁置。形势迫使她不得不变更策略，力图使朱常洛捐弃前嫌，用的是美人计：“光宗嗣位，郑贵妃以前福王（朱常洵）故，惧帝衔之，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帝”。[42]这一招果然奏效，击中了朱常洛的弱点。

朱常洛一向坎坷，即使册封皇太子后，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而郁郁不得志，日渐沉迷于女色。郑贵妃抓住他的弱点，投其所好，送给他八名美女，供他御幸。他很有政治头脑，即位后一反父皇的作风，日理万机，清理整顿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全力以赴。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一旦投入繁忙的朝政，不胜负荷，郑贵妃又送来美女让他享用，内外交困，身体立时垮了下来。

这是史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文秉说：“光庙玉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43]李逊之也说：“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44]

八月十日，朱常洛病倒，赵一贯诊视。十一日，他还坚持御朝处理政务，群臣见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十四日，崔文昇进药，皇上病情加剧，形势急转直下。

崔文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皇帝病倒后，郑贵妃指使崔文昇以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药。皇帝服用了崔文昇送来的通利药——大黄，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间，顿时处于衰竭状态。[45]十六日，皇帝无法起床视朝，方从哲等大臣赶到宫中问安，皇帝命内侍传话：“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疲软，不能动履。”[46]

服用太监崔文昇进献的药，导致皇帝病情加剧，一时舆论哗然，怀疑崔文昇受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帝的异谋。这在《明史》中有明文记载：

——外廷汹汹，皆言（崔）文昇受（郑）贵妃指，有异谋。[47]

——都人喧言，郑贵妃进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剂，帝一昼夜三四十起。[48]

——时都下纷言，中官崔文昇进泄药，帝由此委顿。[49]

当时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与李选侍过从甚密。皇帝病倒后，外戚郭、王两家（即元妃郭氏、才人王氏娘家亲戚），发觉郑贵妃、李选侍有异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中凶危之状：“崔文昇药，故也，非误也。皇长子（朱由校）每私泣：‘父皇体力健，何遽至此？’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心。”[50]大臣们莫不忧心忡忡，兵科给事中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御史左光斗（字遗直，号浮丘，安庆桐城人）倡言于朝：郑贵妃当移宫。八月十六日，吏部尚书周嘉谟（字明卿，湖广汉川人）召集勋戚、大臣责问郑贵妃内侄郑养性：先朝不早定国本，归罪于你的姑娘（姑母），你应该代姑娘坚决推辞进封皇太后之事。她为什么久居乾清宫？又进奉宝玉美女，萌生非常之念，规求无度，侵欲无厌。下面几句话分量极重：“汝姑娘当无他意，不过只欲汝守富贵。我等文武在此，若汝听我等言，当为君包管；若不听我等言，胡乱想要封太后事，谁肯等你做？无论汝前番许多说话，今尚未干净，还要不避嫌疑？莫说富贵不可保，身家还不可知。”[51]郑养性听了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丧魂落魄而退。几天后，他果然向皇帝请求收回进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

大臣们进宫向皇帝请安，听得内侍传达皇帝谕旨：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杨涟仰天叹息：“以千古一见圣君，臣子倘有血性，忍坐视其中阴奸以殁，不更图保护，且伏有后毒，而噤不发一语。谓此天日何！”立即起草题为“圣躬违和之由”的奏疏，极论郑贵妃派遣崔文昇妄用药物之罪；“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其事明白易晓。以皇上日日万几，茕茕哀痛，精神不无损耗，于法止宜清补，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剂，遂令圣体一旦动履艰难，眼食俱围如此哉……恳发司礼监究问处分，传示中外，使知圣躬不安，全是用药之误，以解道路纷纷之口。”[52]希望皇帝将崔文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问题出在崔文昇，根子却在郑贵妃。郑贵妃迫于外廷强大的压力，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搬往慈宁宫。

八月二十日，六部与都察院官员纷纷上书内阁首辅方从哲，请调护圣躬，册立东宫。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之书信说：“阁下知圣躬所以违和之故乎？以烦劳而致，犹可言也；若以不妨慎而致，不可言也。阁下知而悠悠忽忽，失妨慎于初，犹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观，不清宫闱之隐螙，以负先帝之托，更不可言也。”御史郑宗周的书信说：“欲安圣躬，则以亟请召见择医为第一义。欲安皇长子，则以速行册立，速移慈庆宫为第一义。防微杜渐，使宵小知外廷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53]

八月二十二日，锦衣卫官员传旨：宣阁部科道官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李汝华、张问达以及兵科给事中杨涟等人，入宫觐见皇上。大臣们担心，皇上此番特召杨涟，必定因上疏忤旨而廷杖。

孙如游对杨涟说：大洪，如何上昨日奏疏，不知今日传来锦衣卫校尉？恐怕皇上动怒。

杨涟说：崔文昇这奸人实在害了皇上，怎能忍心不言？

周嘉谟说：我听闻，皇上并未说误医。

杨涟说：此事中外共传，何以不知？今日召对，死即死，不敢不争。

周嘉谟、孙如游向方从哲建议，希望他出面为杨涟开脱。

方从哲回答：宫中事原不好讲，如今皇上圣体违和，恐怒不测，须杨公认一错。

杨涟态度非常强硬，拒不认错：皇上明明被奸医所误坏，如今明知而不言，相公还说我错，此等事如此含糊。我不要做乱臣贼子，不认错！

周嘉谟劝解道：方老先生是好意。

杨涟回答：岂不知是好意，只为我惜死。死何可怕，只是“错”字说不得。[54]

言谈间，诸大臣进入了乾清宫，但见皇上虽有病容，却和颜悦色，丝毫没有动怒迹象。新任内阁辅臣刘一璟、韩爌首先称名致谢，皇帝对刘韩二人说：“国家事卿等尽心……为朕尽心分忧。”他稍作停顿，注视各位大臣，接着说：“朕在东宫饮食不调，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极后劳着些，又未得静一静，今大病，服药不效。”说话的口气平静而和蔼。

内阁首辅方从哲抓紧时机请示：“臣等请皇长子移宫，不知何日？”

朱常洛说：“朕便令他别处去不得，科臣说他该常在朕前。”目光注视着科臣杨涟，手指皇长子说：“他的事都停当了，服侍人都有了。”

孙如游请示进封李选侍的事，皇帝回应道：“是事朕有年，生育多，服侍久。”指着皇长子说：“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

大臣们请求皇上慎医药，皇上回答：“有十余日不进了。”

周嘉谟说：“医药犹第二义，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药而愈。”

清心寡欲云云，是有微言大义的，皇帝注视着大臣，转移话题：“宫中无什么事。”然后对皇长子说：“哥儿你说一说。”

皇长子朱由校顺着父皇的意思说：“宫中无别事，先生每传一传，莫听外边闲说。”

这场召对之后，皇帝下旨，把崔文昇从宫中开除，收回进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55]

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终于酿成震惊朝野的“红丸案”，导致龙驭上宾。

八月二十三日，方从哲、韩爌、刘一璟在内阁办公，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说有仙丹要献给皇上。方从哲鉴于崔文昇的前车之鉴，认为向皇上进药应该万分谨慎，韩、刘二人便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径直进宫向太监进药，太监不敢擅作主张，向内阁请示：“帝疾已大渐，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方从哲等人断然阻止：“彼称仙丹，便不敢信。”[56]

少顷，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对他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皇长子要紧，辅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然后对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说：“哥儿说一说。”朱由校遵命说了一句：“先生劳苦，听父皇言。”

朱常洛又把话题转移到寿宫之事，显然他自知去日无多，已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了。方从哲等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为皇上提及的寿宫是指先帝（神宗）的安葬事宜，回答道：“皇考山陵工有次第。”朱常洛立即纠正：“是朕寿宫。”方从哲马上说：“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再三强调此事要紧，说话时神情黯伤，大臣们不免伤心哽咽起来。[57]

这时从帷幔后面走出一个小太监，对皇长子朱由校耳语一番，朱由校摇头不答应。忽然，一个身穿红衣的妇人把朱由校从皇帝的病榻边拉到帷幔后面。朱由校从帷幔后面走出来时，面色大变，忿忿然向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主管册封事宜的孙如游反应极快，把“封皇后”转换成“封皇贵妃”，说：“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着仪注来。”皇帝随口应声：“着仪注来。”随手指着皇长子朱由校说：“辅他要紧。”[58]

片刻沉寂后，皇帝突然提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皇帝却对此抱有一线希望，命内侍宣召李可灼进宫诊视。

对此杨涟持反对态度，又不便直接道明，便在八月二十四日上疏议论崔文昇用药之误，提醒皇上注意。他的奏疏写得很有水平：“臣观寻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亲友犹必寻医看视。一医无效，急为责逐，更求端士，不忍以主人性命误之。庸医而漠不痛心，听之造化，而不为设法。何况臣子之于君父，顾有所顾忌，而不沥血披心以告者。我皇上缵承大统以来，励精图政，锐意勤民，兼之体节过劳，哀思过节，以致小有违和，原非有沉痼宿积之疾也。”然后把话题一转，十六日竟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的症状，“全是用药差误所致”，而这个“贼医”不是别人，就是太监崔文昇：“（崔）文昇不知医，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其事明白易晓。以皇上之日日万几，茕茕哀痛，精神不无耗费，于法止宜清补，（崔）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剂？遂令圣体一旦动履艰难，眠食俱困如此哉？”因此他主张，由阁部大臣在诸臣中寻访知医者，每日在宫门外斋心候问，与御医细细讲求药饵，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内官如法煎和以进，防止用药之误再度发生。[59]

4．泰昌皇帝朱常洛之死

八月二十六日，宫中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皇上要召见群臣。内阁辅臣方从哲、刘一璟、韩爌，英国公张惟贤、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孙如游、黄嘉善，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杨涟等，来到乾清宫。但见皇上在东暖阁依榻凭几而卧，皇长子侍立于榻边。

大臣们问安毕，朱常洛要大臣们向他靠拢，连声说：“朕见卿等甚喜。”还说“封李选侍”“速封”云云。

主管此事的孙如游不愿意“封李选侍”，却回答得滴水不漏：“圣谕臣等自当仰体，但前奉圣谕，上二后徽称，并郭元妃、王才人封谥，皆未经告竣。若论先后次序，宜俟四大礼既举之后；若论皇储保护厥功之懋，则选侍之封惟恐不早，即从该监之请，亦未为不可。”

朱常洛坚持己见：“着照该监原择九月初六日举行。”诸臣叩头而退。[60]

八月二十九日，皇帝再次在乾清宫暖阁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主要意图仍是册立皇贵妃。方从哲把话题转移到册立皇太子，说：册储原卜期应移近，早竣吉典，以慰圣怀。皇帝顺势叮嘱：卿等辅佐为尧舜。[61]

就在这一天，李可灼向皇帝进奉“红丸”，铸成大错。

皇帝不顾杨涟等大臣的劝告——防止用药之误再度发生，执意请李可灼为他诊视处方。着实是病急乱投医，反误了自己性命。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指出病源及治疗方法，皇帝听了很高兴，命他从速进药。方从哲有点不放心，要李可灼同御医商量后再定处方。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究竟该不该服用此药，等于默认了李可灼的处方。

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红色的丸药，送到皇上御榻前。皇帝命群臣近来看他服用“红丸”，高兴地对李可灼说：忠臣，忠臣。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内侍传出消息：“圣体用药后，温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放心地退出乾清宫。

傍晚，李可灼出宫对方从哲说：皇上恐药力衰竭，欲再进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多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让皇上再服一丸。大臣们关切地询问服药后情形如何，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62]

谁也不曾料到，朱常洛服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到了次日（九月初一日）五更，病情加剧，突然死去。大臣们听到内侍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

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惊愕万分，疑窦丛生。联系到皇上登极一个月来的种种遭遇，舆论顿时沸腾。正如《泰昌日录》所说：“九月丙子帝崩。帝疾自夙膺重，以悲痛且万几积弛，涣汙迅发……哀劳交集，遂至增剧。传闻惊遽，颇有意外之疑，即渐知医药之误，而一误于崔文昇，再误于李可灼，斯事之大痛也。”[63]外廷舆论的焦点集中于郑贵妃，文秉如此概括道：“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房内阉崔文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已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李）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渐不可解。”[64]这段话要言不烦，抓住了“红丸案”的要害，崔文昇的大黄药已经种下了致死的祸根，李可灼的红丸加速了死期的到来。所谓红丸，其实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妇女经血）、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虚脱的身体，岂有不一命呜呼之理！崔文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指使人，不约而同地聚焦于郑贵妃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身上。

御史王安舜追究李可灼“庸医杀人”之罪，他的奏疏写得尖锐而深刻：“先帝（指朱常洛）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临御，俨然步履；数次召见，蔼然辞色。诸臣方日祈天永命，愿以身代。病虽经旬，未应迅速，乃突闻有宾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见众论纷纷，咸谓不知谁为荐李可灼者，进红铅一丸，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信也。忽接邸报，奉令旨：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二表里。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赤紫，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症，几何而不速之逝乎？然医有精有不精，尚可借口。臣独恨其胆之大也，以堂堂之圣体，而敢以方外下吏，不参众论，自神其术，此其胆真可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假言金丹，此胆更不见有人矣……此等妖人，重则当罪以妖术惑人之罪，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乃蒙我殿下颁以赏格，果酬其药价乎，抑酬其经验良方能起死回生乎？窃谓不过借此一举以塞外廷之议论也。人见其于先帝初崩之日扬扬得意，私窃危之，而不知其线索已关通矣！”[65]王安舜所说的殿下是指皇太子朱由校，此时仍在郑贵妃、李选侍的控制之下，由他出面颁布令旨，嘉奖李可灼，企图堵塞外廷议论之口，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其线索已关通矣”，蛛丝马迹暴露无遗。针对王安舜的奏疏，宫中发出皇太子的令旨：“李可灼先帝病革之时，具本进药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爱君意，姑从轻罚俸一年。”[66]居然为李可灼辩护，轻描淡写为“进药不效”，仅仅扣罚一年俸禄而已。这些话并非皇太子朱由校的本意，而是郑贵妃、李选侍的口气，欲盖弥彰，更加令人生疑。

御史郑宗周追究崔文昇的罪责，以为罪当“寸斩”（凌迟）。他的奏疏写道：“顷崔文昇包藏祸心，用药不慎，大行皇帝明哲宽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中外臣民无不痛心疾首，恨不食其肉而磔其骨。此其罪弥天，尚可一日缓诛，俾奸人复有以窥殿下之浅深哉！”他请求皇太子殿下立即将崔文昇交由三法司审讯，是否故意误医，有无谋划主使？即使无心，亦当寸斩，以谢九庙。皇太子的令旨也出乎意料，为崔文昇开脱罪责，说什么先帝在青宫时就有宿疾未痊愈，即位后哀思劳瘁，以致前疾增剧。至于崔文昇，仅仅指出进药日期即药方有无错误，并且交由司礼监查明。[67]崔文昇本身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他的罪责竟然交由司礼监来查处，明眼人一看便知，不让追究幕后指使者。

有些官员以为，皇太子的令旨是方从哲票拟的，怀疑方从哲“回护”崔文昇、李可灼，“难免党同合谋之疑”。[68]于是乎给事中惠世扬弹劾方从哲，列举十大罪状：

独相七年，妨贤妒国，罪一；

骄蹇无礼，失误哭临，罪二；

梃击青宫，庇护奸党，罪三；

恣行胸臆，破坏丝纶，罪四；

纵子杀人，蔑视宪典，罪五；

阻抑言官，蔽塞耳目，罪六；

陷城失律，宽议抚臣，罪七；

马上催督，断送全师，罪八；

徇情罔上，鼎铉贻羞，罪九；

代营榷税，辱国殃民，罪十。

这十条罪状，牵涉到方从哲担任内阁首辅期间的失误，惠世扬对他全盘否定：“自辅臣方从哲秉成以来，国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正士听幕宾之主张伤残殆尽；纪纲法度惟私情之徇比颓废无章……有如奸相方从哲者，可容一日总天下大政乎？”但惠世扬的本意，并非要攻倒方从哲，而是要引出郑贵妃、李选侍。请看他的论述：

——有此十罪，已不容于尧舜之世，而况其无君之罪，又有秦桧、卢杞所不忍为者乎！郑贵妃包藏祸心，宫中以因皇祖有所牵制而不肯发，先帝有所顾忌而不忍言。封后之举，先帝盖有深意，满朝臣子于九庙之傍倡义执争，（方）从哲两可其间。

——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先帝未正，且以因缘近幸之故，欺抗先圣母，为人臣子不共戴天。（方）从哲独非人臣乎？及受刘逊、李进忠盗藏美珠，夜半密约，必欲封为贵妃。封妃不得，又欲占住于乾清（宫），至初九移宫，是视登极为儿戏，而天子可以护宫人也。（方）从哲何心，灭绝人臣礼至此！

——崔文昇轻用下泄剥伐之药，伤损先帝，科臣先言之，台臣追论之，心痛而声急，自是臣子迫切至情。方从哲又何心而代拟出脱耶？[69]

新任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之地。幸亏内阁辅臣韩爌出面解释，把红丸呈进的经过公之于众，与闻其事的张问达（新任吏部尚书）、汪应蛟（新任户部尚书）证实韩爌的说法，才使得方从哲摆脱困境。

不过郑贵妃在朱常洛之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以天子三十日忽焉之变，若以先朝恩幸犹存，内廷处分不易，则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当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状可竟掩乎？作奸之爪牙可竟不问乎？若以宫廷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辈预料今日不发，而窃幸其夙昔之阴谋，则此辈何幸，而先帝何不幸也！今众口哗传，流布已遍，笔诛口议，天下应有书之者，而独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宫之中？使事有必行，奸有必戮，卧逆党于近榻，而不复虑有后患……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则内廷之奸谋一日不破；内廷之奸谋一日不破，则圣躬之安危安能尽保？”[70]

二　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

1．围绕李选侍移宫的纷争

一系列蹊跷之事发生在万历皇帝朱翊钧死后一个月中，似乎与死者无关，其实不然。透过历史的迷雾，人们依稀窥见死者的阴魂不散。郑贵妃利用朱翊钧生前的宠幸，摆布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泰昌皇帝的命运。朱常洛虽然成了皇帝，却始终难以摆脱笼罩了几十年的厄运，当了一个月皇帝，就一命呜呼，泰昌朝如同昙花一现，迅即凋零。

移宫事件不同于红丸事件，却同样是万历朝留下的政治后遗症。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初六日，万历的皇后王氏（孝端皇后）病逝。此时皇帝已经病入膏肓，颇有心计的郑贵妃抓住时机，借口侍奉皇上，住进了乾清宫。在侍疾期间，她还争取到皇帝的遗言：进封郑贵妃为皇后。对于郑贵妃而言，她几十年梦寐以求的目的即将达到。一旦皇帝驾崩，即位的朱常洛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却可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对于朱常洛而言，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然而毕竟是父皇留下的遗言，不能违背。在先帝驾崩的第二天就向内阁传达了这一遗言：进封郑贵妃为皇后，企图借助外廷的力量来对付郑贵妃。果然，廷臣一致认为这件事不合乎祖宗典制，坚决抵制，才使得郑贵妃的皇太后梦，成为一枕黄粱。

但是郑贵妃仍赖在乾清宫，不肯主动离开，显然破坏了宫廷的制度和礼仪。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登极，照理他应该从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搬到皇帝居住的乾清宫。秉性懦弱忍让的他，恐怕得罪郑贵妃，听任郑贵妃留在乾清宫，自己继续住在慈庆宫。在恪守儒家名教纲常的大臣看来，这是僭越名分、本末倒置的咄咄怪事。但是忙于老皇帝的丧礼和新皇帝的登极，暂时无暇顾及移宫之事。待到发生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进药事件后，大臣们忍无可忍，由杨涟、左光斗出面，迫使郑贵妃于八月二十一日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移宫是一种礼仪形式，意味着某种特权的丧失。郑贵妃移宫以后，便把赌注押在了李选侍身上。

朱常洛的太子妃郭氏逝世后，没有再册封太子妃，只有才人、选侍、淑女在旁陪侍。其中才人王氏是他的长子朱由校的生母，万历四十七年去世。因为这样的关系，朱由校少年时代就没有了嫡母（元妃郭氏）、生母（才人王氏）。当时朱常洛身边还有两位姓李的选侍，宫中称为东李、西李（以所居宫室方向区别）。东李地位高于西李，为人仁慈寡言笑，宠幸不及西李。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的生母淑女刘氏早逝，由东李抚育成人。西李最受朱常洛宠幸，万历皇帝朱翊钧疼爱长孙朱由校，命西李抚育。此后史书所称李选侍专指西李。

李选侍与郑贵妃所处地位相似，关系密切，郑贵妃力图为李选侍请封皇后，李选侍则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朱常洛的元妃郭氏死后，没有再册立元妃，他即位后，皇后成了空缺。李选侍急于填补这个空缺，想当皇后，朱常洛也有这个心思，不过按照规矩，得先进封皇贵妃，才能进封皇后。[71]八月初十日，朱常洛传谕礼部：“选侍李氏侍朕勤劳，皇长子生母薨逝后，奉先帝旨委托抚育，视如亲子，厥功懋焉，其封为皇贵妃。”[72]八月二十六日，朱常洛在病榻前召见阁部大臣，催促速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主持礼部事务的孙如游回答：孝端皇太后（朱常洛嫡母）、孝靖皇太后（朱常洛生母）的尊谥，以及加封郭元妃、王才人为皇后的事宜，还未办成，册封李选侍为时过早。难以预料的是，九月初一日泰昌皇帝朱常洛突然驾崩，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的预想落空，更不用说皇后了。

朱常洛死，皇长子朱由校继位，即将从慈庆宫搬往乾清宫。先前陪伴朱常洛住在乾清宫的李选侍，照理应该搬出乾清宫。这个女人不寻常，她仿效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不言而喻，迫使朱由校即位后尊奉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与李选侍密谋，把朱由校留在乾清宫，“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73]

这时，司礼监太监王安（字允逸，号宁宇，保定雄县人）挺身而出。此人万历六年进宫，在冯保名下当差。以后长期充当朱常洛的伴读太监，朱常洛即位后，他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匡辅秉政，知无不言，在泰昌短短一个月的新政中，颇多左右策划之力。[74]朱常洛死后，王安获悉李选侍与郑贵妃的密谋，出具揭帖，遍投外廷大臣，揭发“选侍欲拥立东朝（皇太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王安所说李选侍企图垂帘听政，确有所据。朱由校即位后，在谕旨中透露了秘密：“朕览文书，见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宫之繇。朕昔幼冲时，皇考选侍李氏恃宠，屡行气欧圣母，以致怀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难伸，惟抱终天之痛。前皇考病笃，阁部大臣俱进内问安，有李选侍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向大臣颜口传，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恶，心不自安，暂居于慈庆宫。李氏又差李进忠、刘逊等传，‘每日章奏文书先来奏我看过’，方与朕览，仍即日要垂帘听政处分。”[75]

对于李选侍与郑贵妃的图谋，外廷大臣洞若观火，有人主张把朱由校托付给李选侍，杨涟奋起反对：“此万万不可，皇帝无托之妇人之理。且此选侍者，东宫时事无问，如昨日当先帝对群臣时，强今上入，复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无论先帝四十岁皇帝不能堪郑贵妃及诸蛊惑毒手，且李、郑交结权既非一朝，彼岂能做好事者？若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无见今上之日。以职之见，此时急宜请见今上，一见即呼万岁，以定危疑，即拥之出乾清宫，请住慈庆宫。”[76]周嘉谟等大臣都表示赞同。

九月初一日卯时，方从哲率大臣进宫哭临，欲觐见皇长子，被守门太监挡住。杨涟厉声喝道：“皇上崩，正臣子入临之会，谁敢辱天子从官者！”又说：“先帝宣召诸臣，今已晏驾，皇长子少，未知安否？汝等与宫人闭宫坚阻，不容顾命大臣应召请见，意欲何为？”一番义正词严的申饬，镇住了太监，不敢再阻拦。群臣来到乾清宫哭临毕，问皇长子所在，太监们避而不答。内阁辅臣刘一璟厉声问：“皇长子安在？”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闻声而至，回答：“李选侍匿禁暖阁中，要封皇贵妃。”刘一璟大喝一声：“谁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进去通报李选侍，李选侍拉着朱由校的衣服不放，王安上前抱住朱由校，把他扶持出暖阁。[77]

大臣们见到皇长子，立即叩头，英国公张惟贤捧着他的右手，大学士刘一璟捧着他的左手，连呼万岁。朱由校连声说不敢当，然后仓促登上轿子，张惟贤、刘一璟、周嘉谟、杨涟等人亲自抬起轿子，走了几步，轿夫赶到。在众大臣拥护之下，朱由校坐着轿子来到文华殿。群臣先行叩慰礼，随后请皇长子进位，再行五拜三叩头礼。礼毕，大臣们请皇长子即日登极，朱由校不允，答应初六日即位。朱由校在群臣拥护下，回到慈庆宫。朱由校高兴地看着王安说：“伴伴，今日安在？得髯阁下（刘一璟满脸髯须，故称髯阁下）伴我，乃无恐。”[78]

自称“万历旧史官”的钱谦益，追述此事，高度评价刘一璟。请看他的生动记叙：“庚申之八月，光宗皇帝宅忧嗣复，即日拜公（刘一璟）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蒲州韩公（韩爌）并命。光庙仁孝，事郑贵妃如母，李选侍受其饵，关通煽动。光庙属疾，凭几见群臣，选侍红袖闯御幄，推挽皇太孙，传旨封皇太后、皇后。公（刘一璟）要廷臣力争而止。八月晦，光宗宾天。中人李进忠等阑乾清宫门，不听群臣入临。比入，举哀毕，公诘问群奄：‘皇长孙当柩前即位，今不在者何也？’群奄东西走，不置对。秉笔太监王安喏曰：‘选侍匿禁暖阁中，不得出一步，可若何？’公（刘一璟）整襟大言：‘谁敢匿新天子者？’（王）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趋而入。上（朱由校）见（王）安至，呼曰：‘好伴伴来救我！’（王）安软语选侍：‘上不出，诸大臣不肯退，第令一出即返。’选侍颔之，且中悔，揽上（朱由校）裾不释手。（王）安直前拥抱，疾趋而出。公亟迎升辇，比及门，宫中厉声呼：‘哥儿却还！’遣使追蹑者三返，公傍辇疾驰，掖上升文华殿，登宝座，即东宫位，群臣叩头呼万岁。然后择吉告庙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群臣上笺劝进毕，选侍犹疾呼还阁，公亟奏曰：‘乾清（宫）未净，殿下请暂居慈宁（宫）。’上色喜，顾（王）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阁下伴我，我乃无恐。’”[79]

九月初二日，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大臣联名上疏，请李选侍移宫（从乾清宫移出）。他们指出：李选侍虽有抚爱之心，目不无形骸之隔，且殿下年龄渐长，婚礼未成，蛾眉粉黛时混目前，万一防护稍疏，所关非细。朱由校表示同意，要李选侍立即移住仁寿宫。李选侍还想拖延时间。御史左光斗积极支持杨涟，在奏疏中论述李移宫的必要性：“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余妃嫔虽以次进御，遇有大故即当移置别殿，非但避嫌，亦以明尊卑、别贵贱也。历代相传，未之或改。今大行皇帝宾天，选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宫），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问李氏侍先皇无脱簪鸡鸣之德，侍殿下又无抚摩育养之恩，此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龄长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又况睿智方开，正宜不见可欲，而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乎？故在先皇时，屡请名封而不许……倘及今不早决断，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臣诚有不忍言者矣。”[80]左光斗的话讲得无所顾忌，尖锐泼辣，指责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企图借“抚养”之名为幌子，“行专制之实”——垂帘听政，到时候，武则天的祸患就将再现。

李选侍见左光斗把自己比作武则天，勃然大怒，多次派太监宣召，左光斗严词拒绝：“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李选侍更加怒不可遏，派太监邀朱由校到乾清宫，共同议处左光斗。杨涟正巧在麟趾门遇上太监，正色告诫：“上已十六岁，他日即不奈选侍何，若曹置身何地？”并要太监传话给李选侍：“殿下在东宫位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召！”说完怒目而视，太监只得退回乾清宫。[81]

李选侍迟迟不肯搬离乾清宫，杨涟反复在朝房、掖门、殿廷等处侃侃而谈。他在慈庆宫门外，要内阁首辅方从哲赶快催促李选侍移宫。方从哲以为“迟亦无害”，他反驳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太监往来如织，有为李选侍求情的，杨涟断然拒绝：“选侍能于九庙前杀我则已，今日若不移宫，死不去。”[82]刘一璟、周嘉谟等大臣支持杨涟，声色俱厉。

九月初五日，杨涟上疏敦促移宫：“深宫中有先朝选侍，欲俨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庙神灵所托重之身，轻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请陛下暂居慈庆宫者，实有鉴于皇祖郑贵妃之事，欲先择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正乾清（宫），此臣等之私愿，忠于陛下之深心也……今臣等静俟五日矣，登极已定明日矣。天子既登大宝，岂有还偏处东宫之理！而怙恃宠灵，妄自尊大者，犹逼处于其间，种种情形实为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宫明旨，若仍复借择吉耽延，岂真欲中外之共主长逊避一宫嫔乎？人言纷纷，且谓令李进忠、刘逊、魏进忠等擅开宝库，盗取珍藏，岂必欲尽先朝之有而后出宫乎？抑指借皇贵妃名色，遂目无幼主乎？”[83]杨涟揭露李选侍“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与左光斗谴责李选侍“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遥相呼应。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付诸行动，俨然以顾命大臣自居，在慈庆宫门外露坐五日五夜，率领锦衣卫校尉警卫，禁止中宫乳母、宫人进入，操劳得须发尽白。[84]

李选侍经受不住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也经受不住内廷太监王安等人的恐吓，不得不仓促移宫。她来不及等待侍从，自己抱着女儿（八公主），徒步从乾清宫走向仁寿殿哕鸾宫。

2．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

泰昌皇帝朱常洛于九月初一日去世，留下了遗诏，由皇长子朱由校继承帝位。九月初二日开读遗诏：“朕以眇躬，嗣登大宝，夙夜祗惧，罔敢宁居。于凡用人行政遵明皇考遗命，力疾举行，哀劳交瘁，奄至弥留。定数未移，考终何憾。但念朕绍承洪绪，茕疚方新，志业未就，所期缵述，端属后贤。皇长子茂质英资，克荷神器，宜早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彝宪，亲贤勤学，立政安民，朝讲一遵典制，冠婚择吉早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务近端良。内外文武百执事之臣，尚怀隐痛，同心协赞，永保基图。”[85]照理朱由校应该即日继位，由于李选侍霸占乾清宫，致使登极仪式推迟举行。

九月初六日，朱由校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是为明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关于年号，一度议论纷纭。其复杂性在于，神宗死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光宗八月一日即位，宣布改明年为泰昌元年，但是还没有改元，他就在九月一日死去；九月六日熹宗即位，宣布改明年为天启元年。于是乎出现了棘手的问题：今年仍旧是万历四十八年，明年是天启元年，那么存在一个月的泰昌朝的年号无形之中就消失了。这显然不符合礼制，必须寻找一个两全之计，为此大臣们开会讨论此事。

礼科给事中李如珪说：“先帝即位虽仅匝月，而善政已足千秋，岂可使年号之不存！臣谓除明年正月初一日为殿下（朱由校）纪元，今年八月初一日先帝登极之日，以至十二月终，断宜借之先帝，俱称泰昌，万历年号断自今年七月终止，则是先帝之年号既不亏万历之实数，有不碍殿下明年之称元。”意思很清楚，七月以前仍旧称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改称泰昌元年，明年则为天启元年，摆平了三个年号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

御史张泼则有不同意见：“先帝八月登极，以明年为泰昌，不忘皇祖也。今上九月登极，以明年为天启，不几忘先帝乎？当仍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再逾年始改为天启。在先帝不忍忘皇祖，在今上亦不忍忘先帝，事死如生，其志一，其事同。乃天启元年之诏已颁，而泰昌改元之议方起，明年天启已难反汗，今年万历，遂无泰昌……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为泰昌，以明年正月为天启，毕竟于先帝不遽改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于不安中求其近似者以之。若欲弃泰昌之号而不存，第曰未及改元而崩，于义不忍。”他主张仍以明年为泰昌，后年改元天启，“今上”必须在一年零四个月中顶着先帝的年号，显然顾此失彼。

御史黄士彦的意见似乎更多着眼于“今上”，他说：“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胜书，其为共主明矣。而登极之诏称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实未尝改元也。今先帝晏驾逾月矣，臣子乃追而改之，如八月可改为泰昌，则九月可改为天启矣。”[86]

左光斗比较倾向于李如珪的意见，他为此两次上疏。先是简单提及此事：“今日之议万历，自应系以四十八年，泰昌自应系以元年，但史书自八月以前仍书万历，自八月初一日起至本年十二月终止，则书泰昌，并存不悖，古今通行。其明年仍用今上年号，于理允协。”[87]

当大臣们讨论此事时，他发表详细的意见，极具说服力：

——年号何为而议也？曰：为泰昌也。泰昌之年号何为而议也？曰：为泰昌之崩而存之，非为泰昌之生而改之也。何为其存与改也？曰：生而急欲尊大之之为改，崩而不忍斩削之之为存也。故今日之议，两言决之曰：天启之议泰昌，非泰昌之议万历也。泰昌之议万历则不宜改，而天启之议泰昌则当存也。若使泰昌晏驾稍待半年，或稍待二三月，又或泰昌之诏未宣，而泰昌之历已颁，则可以无今日之议。惟诏已颁矣，历未改矣，天启之明年已定矣，泰昌二字茫无安顿，于是追思先帝之懿美者，不得不曲全先帝之年号，而纷纷之议直欲削之。臣愚不知其解。夫天下之事，情与理二者而已矣。泰昌虽一日亦君也，今一月中而万历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终，天启亿万年之祥开其始，将不称宗乎？不附庙乎？称宗附庙，有庙号而无年号乎？

——泰昌之于万历，犹天启之于泰昌也。泰昌不忍其亲则存之，天启独忍于其亲则削之，是陷皇上于不孝也。即不忍于祖而忍于其父，犹之不孝也。急于全泰昌之孝，而不思所以全皇上之孝，是议者之过也。何也？泰昌之改元以明年者，亦曰亿万斯年行有待耳，今已矣，复何待哉？生为一世之君，没不得享一日之号，仰又不能得之于父，俯又不能得之于子，则泰昌在天之灵必不安，夺子之不足以增己之有余，则万历在天之灵亦必不安。皇祖皇考之灵不安，而谓皇上之心能安乎？[88]

于是朝廷达成共识，决定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为泰昌元年，明年为天启元年。

严格说来，泰昌朝只不过一个月而已，既然已经确定从八月到十二月全部按照泰昌纪年，朱由校登极以后的最初四个月，仍然是泰昌元年，要到次年正月才是天启元年。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这四个月乃是一个过渡时期，朝廷的关注焦点仍集中于泰昌一月的政治遗留问题上。

首当其冲的依然是崔文昇用药问题。早在九月三日，御史郑宗周就提出：“崔文昇包藏祸心，用药不慎，大行皇帝明哲宽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中外臣民无不痛心疾首，恨不食其肉而磔其骨。”立即将崔文昇交由三法司审讯是否故意，有无谋使？即使无心，亦当寸斩。[89]九月十四日，他再次上疏论劾崔文昇，认为应当“敕下法司，明正典刑”，并且批评内阁首辅方从哲票拟谕旨“着司礼监查明奏处”极为不妥。[90]

九月十九日，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敦请皇上查究“医药奸党阴谋”。他把崔文昇用药事件与当年的梃击案联系起来，说：“二十年来，忠臣义士受杖受谪以争册立者，正以先帝故耳。今先帝卒崩之变，当与先年梃击青宫同一奸谋。”又说：“天子三十日忽焉之变，若以先朝恩幸犹存，内庭处分不易，则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当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状可竟掩乎？作奸之爪牙可竟不问乎？若以宫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辈预料，今日不发，而窃幸其夙昔之阴谋，则此辈何幸，而先帝何不幸也！今众口哗传，流布已遍，笔诛口议，天下应有书之者，而独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官之中，使事有必行，奸有必戮，卧逆党于近榻，而不复虑有后患……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则内庭之奸谋一日不破；内庭之奸谋一日不破，则圣躬之安危安能尽保？”[91]

十月二十四日，南台御史傅宗皋继续追究崔文昇用药之误：“（崔）文昇何心，遽忍为此？意者几微奥窍之中，别有爪牙蟠结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或并（崔）文昇之身而用之，卒相推挟，以至于是，未可知也。今（崔）文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问乎？尤可异者，先帝长君践祚，郑贵妃以皇祖宫嫔，恋住在宫，未闻迁避，故违皇祖家法——内侍多先宜引避，遣往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为名。今查浃月以来，所屡迁者何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先帝于寝疾而崩殂而谓可脱然无与乎？臣谓贵妃所遣承奉先帝御前，门监必有登记，司礼监应为查出，与（崔）文昇一并敕下，候三法司会同司礼监、阁中、词林、卿寺、科道，逮付各犯，俾之廷鞫根因，分别正罪，然后家法不失，国宪以明。”[92]

崔文昇、李可灼用药事件，也就是所谓“红丸案”成为天启朝一大敏感政治话题，魏忠贤专权以后，炮制《三朝要典》，重新评定“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大做翻案文章，整肃正人君子。

其次是关于李选侍与移宫的善后问题。九月二十七日，先前竭力主张李选侍移宫的御史左光斗，一反常态，希望皇上善待李选侍：“惟是自移宫之后，自当存以大体，捐其小过。皇上如天之度，宜无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遗爱，宜无所不体恤。此其特恩在圣衷，调护在辅相，非小臣之能臆度。若复株连蔓引，使宫闱不安，是即与国体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皇帝朱由校看了奏疏，非常认真地写了批示，流露了他对李选侍既恨又惧，忐忑不安的矛盾心态：“朕览文书，见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宫之繇，朕昔幼冲时，皇考选侍李氏恃宠，屡行气欧圣母（朱由校生母），以致怀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难伸，惟抱终天之痛。前皇考病笃，阁部大臣俱进内问安，有李选侍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向大臣颜口传，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恶，心自不安，暂居于慈庆宫。李氏又差李进忠、刘逊等传，每日章奏文书，先来奏我看过，方与朕览，仍即日要垂帘听政处分。御史（左光斗）有言李氏他日必为武氏之祸者，朕思祖宗家法甚严，从来有此规制否？朕今奉养李氏与哕鸾宫，月分年例供给钱粮，俱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外廷误听李党喧谣，实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93]

十二月十二日，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写了一本《敬述移宫始末疏》，详细回顾李选侍移宫的始末。他说，详细情形只有扈驾诸臣知道，外廷未必尽知，中外臣民则尽不知，所以有必要将初一之初五逐日记录在案。他与左光斗是当时坚决主张移宫的官员，对于宫中传出的流言蜚语，极为不满：“乃移宫之后，不知何来蜚语，有捏倡选侍徒跣踉跄，欲自裁处；并捏称皇八妹失所，至于投井者。或传处罪珰过之甚者，有内外交通做成此事者。是夙夜忧时之士误收为一时感慨叹息之资，恐作此日不白之案，有关系不但在臣职，安敢无言……至今日有以此为选侍惜者，臣谓宁可使今日惜选侍，无使移宫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独览文书，称制垂帘之事。彼三十余年凭依蟠结之群邪，又或得以因缘多事，于以保惜先年宠爱则得矣，而辅皇上要紧之深意，在天之灵，果以此为愉快也？”[94]

皇帝对于杨涟的观点是赞同的，批示道：“登极移宫事情，不惟科臣所亲历，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见者，乃极正极公，极切极真，览奏甚惬朕衷，着昭示中外，以释群疑。杨涟当日竭公忿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95]鉴于近来关于移宫有不少流言蜚语，皇帝发布洋洋千言的诏书，不厌其烦地叙述自己“避宫”与李选侍“移宫”之始末，希望臣民的观点和他保持高度一致：

——朕自冲龄登极以来，仰托祖宗默佑，内外清平，每加喜悦，以为大小臣工皆朕臣子，开诚布公，劻勷庶政，定无异议。不意外廷近来乃有谤语妄生，猜疑日至，轻听盗犯之讹传，酿成他日之实录。诚如科臣杨涟所奏者，朕不得不申谕避宫始末，以释群疑。

——九月初一日，皇考宾天，阁部文武大臣科道官进宫哭临毕，请朝见朕躬。李选侍将朕阻于暖阁，卿等再四奏请，欲朝见朕不可得。当时若非司礼监等官设法，请朕出暖阁面见大臣，李选侍许而后悔，暨朕出暖阁，又使李进忠等请回。如此者两三次，不放出暖阁。司礼监等官又奏说，大臣朝见了就回，选侍方许朕出暖阁。至乾清宫丹陛上，大臣扈从前导，选侍又使李进忠等将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礼监奏请，朕前进不可，退又不能出见大臣矣。及至前宫门，选侍又差人数次着朕还宫，不令朕御文华殿。

——卿等亲见当时景象，安乎危乎？当避宫乎？不当避宫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门欲行庇护之谋，先藉安选侍为题目，使是非溷淆，朝政不宁。辅臣义在体国，为朕分忧，如此等景象，何不代朕传谕一言，屏息纷扰，君臣大义何在？

——初一日，朕自慈庆宫至乾清宫躬视皇考入殓，选侍又阻朕于暖阁，不放出入。司礼监王体乾等奏请说，大臣在前宫门恭候扈驾，请早回。选侍全然不听，王体乾等请三四次，方许朕出暖阁。初二日，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恭送皇考梓宫于仁智殿。未行礼毕，选侍差人传，着朕必欲再朝见选侍毕，方许回慈庆宫。扈从大臣科道各官皆所亲见，一朝不肯，必至于再朝，乃明明是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

——朕蒙皇考派在选侍照管，肤不在彼宫居住，其饮膳衣服，皆系皇祖、皇考所赐，与选侍毫无相干。只每月往选侍宫中行一拜三叩头礼，因不往她宫中住，选侍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辱不堪，朕昼夜涕泣六七日。此阖宫内臣宫眷共见，而不忍言者……选侍所行极毒极恶之事，朕曾秘谕阁臣不令发抄。若避宫不早，则选侍爪牙成列，盈虚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

——朕今奉养李选侍、皇八妹，饮食衣服各项钱粮，俱从优厚，且安享无恙。各官何乃猜度过计，藉为口实，如异日选侍患病而逝，将用人以抵命乎？将归咎于朕乎？[96]

朱由校如此喋喋不休地向臣民倾诉自己与李选侍的恩怨情仇，可见这个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尽管杨涟的奏疏与皇帝的诏书，已经把移宫始末讲得很清楚了，但是谣言还是不胫而走。人言可畏，杨涟愤然辞官而去。他在乞归奏疏中说：“臣发明移宫之故，只以疑关禁近，事恐传讹。垂帘之秘事未闻，入井之烦言啧起。不得不洗发一番，使天下后世晓然知皇上所以善处家人骨肉之际，危疑恩义之间而已。乃旋荷纶綍之褒，过邀忠直之誉，使臣区区发扬主德之苦心，反为诩臣节之左券。”[97]流言蜚语使这位刚直不阿的言官感到不安，一走了之。

传播流言确有其人，湖广道御史贾继春就是一例，皇帝说他“捏造李选侍雉经（自经）、皇八妹入井（投井），播煽流言，诬诋朕躬”，下旨将他革职为民，永不叙用。[98]夏燮对此评论道：“杨（涟）左（光斗）之请移宫，贾继春之请安选侍，二者皆是也。惟（贾）继春误信流言，而入‘雉经投井’语于疏中，后亦悔之，故具揭自明……及其呈身魏（忠贤）阉，重述移宫一案，则力诋杨左，不顾清议，此岂其初心哉？熹宗疑其有党，而不知党非救（贾）继春之君子，而实附魏阉之小人也。杨忠烈之论此谓，恐酿今日之疑端，流为他年之实事。卒之实者既虚，而疑者未已，岂非外廷之附阉者借以行其杀人媚人之术哉！”[99]这样的后果，不仅杨涟难以预料，也令读史者唏嘘不已。

3．短暂的“众正盈朝”局面

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不仅使得泰昌由一个月延长为四个月，也使得天启初期的政治，保持了与泰昌政治的连贯性。朱常洛力图拨乱反正，主张大量起用万历朝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废弃的官员，御史黄彦士就把这一政策概括为“起废弃诸臣”。他说：皇上业已指示吏部分别起用，吏部针对废弃诸臣的情况，分别列出以下几种：为了争国本而迹于戅激者，为了反对矿税太监四出而邻于倨侮者，为了反对权要而招尤者，为了救护忠良而遭逐者，也有诖误可原而全瑜难掩者，有形迹可疑而清议自存者。他认为，这些人虽然才品不同，都足以备用。[100]

朱由校即位后，这一政策得以延续，起用废弃诸臣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给事中惠世扬主张开放先前的“党禁”，高攀龙、刘宗周、王之寀等人都是可用人才：“年来剪除异己，百计排摈，有指之为东林之党而处之者，有变而为西北之党以处之者，又有目之为东朝之党而处之者。夫言东林则东林耳，何必借事于西北；言西北则西北耳，何必发难于东朝？仇视君父，芥视缙绅，若高攀龙、刘宗周、孙居相、刘策、王之寀、陆大受等，草木朽枯，迄不见用，则舆论之所以愤愤不平也。圣朝无弃人，何昭旷之途不可共游，而倾陷无已时乎？”[101]给事中赵时用附和惠世扬的主张，反对门户之争：“若今之时事，有议论已定而不必追寻者，门户之说是也。年来之抢攘不休，既已两受其败，今日之喘息方定，岂可再触其狂！非但不可张之口喙，亦且不可留之胸中。若有分别彼此之心，必且复激玄黄之战，‘党’之一字为害万端。”[102]

御史方震孺继续反对门户之争，为遭到禁锢的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等人鸣不平：“夫门户二字原不当闻之君父，臣言之已自心惊，然而不新不棼也，臣又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扫门户之葛藤也。东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奸险贪横实繁有徒，尔时不肯依附者自是刚肠男子。然不当因不肖以及贤，而遂为竭泽之渔也；又不当因亲以及亲，因友以及友，而更为瓜蔓之抄也。除诸臣已经会议，及在仕籍者无容再赘。如清慎之叶茂才，经济之钟应举、赵南星，挺劲之魏云中、马孟祯，洁净之高攀龙、刘策，练达之李邦华，苦节之鲍应鳌、刘宗周等，有何罪过而锢之终身？”[103]

御史周宗建进一步跟踪追击，万历三十六年以后的君子小人之争，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一年的君子小人之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无奈此诸小人占风息影，择便投膻，不问国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无，不审寸心之安危，不计后来之破败。唯一时尚之题目据为眼下之灵符，苟有不合于时者，辄举而入之罗中……夫此数翻诸人，方其患得之时，车可填门，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雌黄，侭足自谓英雄，而迨于一朝垂尽，焰冷光残，平时之辣手化为粪土之蝀蝇，不身死于贱行辱人，即魂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后诸臣所引董应举、高攀龙、史孟麟、李邦华、熊明遇、魏云中等，不下二十余人，类皆磊落奇才，风霜老骨，在举者光明洞达，各谅无他；在用者直截了当，无嫌旁摘。”[104]

在如此这般密集的舆论攻势之下，一些废弃已久的官员陆续起用，再度登上政治舞台。天启元年闰二月，起用董应举为大理寺左寺丞，孙玮为南京吏部尚书，魏养蒙为南京户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朱僖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三月，起用陈大受为尚宝司少卿，鲍应鳌为礼部祠祭司郎中，刘宗周为礼部仪制司主事，高攀龙为光禄寺丞，倪思蕙为太常寺少卿，徐时进为南京光禄寺少卿，王之寀为刑部浙江司主事。湖广道御史方震孺对鲍应鳌、刘宗周、高攀龙给予高度评价：

——鲍应鳌于孝靖皇太后寝园一事，费尽苦心，卒能委曲调停，勉成大礼，体皇祖之隐伤，慰先帝之沉痛，此其作用有大过人者。

——至于刘宗周，明知其清华将及，却不肯隐忍数日，而必欲发抒其本心，此其意何求也哉？十载林居，至衣食断绝，而眉头无终皱时，此等男子可于肥肉大酒中求乎？万一用不及时，位不配望，书之史册，主爵者之羞也。

——高攀龙当太仓炙手之时，有恤才远佞之疏，一身许国，九死投荒。里居三十年，绝口不言朝事。人称其洁净中廓大，宽博中精严，直欲远比周程，近追罗薛，亦今世之祥麟威凤矣。[105]

万历朝遭到排挤打击的正直官员陆续起用，“众正盈朝”的政治局面渐次形成。

邹元标里居了近三十年，光宗朱常洛召拜为大理寺卿，熹宗朱由校登极后，进为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四月，他上言当今国事以推贤进贤、和衷共济为第一要务：

——臣谓今日国事，皆二十年诸臣酝酿所致也。往者不以推贤进贤为事，以锢贤逐贤为第一义，递相祖述。言臣不以公心为事，而以分门割户共为衣钵，奈何朝不多事？而究大臣已死，恩贲泉壤，诸人存者谈笑林皋，落得臣等与诸臣共忧其危，何济于事！

——臣谓今日急务，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一和，天地之和应之，此必然之理，无不可知者。何论事论人者各有偏见，偏因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不复知有人锢且移于国。此不和之流弊也。古人上殿相争如虎，下殿不失和气，争如虎者为国也，不失和气几于无我矣。今论一人当惟公惟平，无遽摇笔端论一事，许惩前虑后，无轻试耳食。

——臣意急在用人，各处添设巡抚，诸臣言之矣。然臣所知者如涂宗浚不动声色，功在边塞。李邦华赤心壮猷，宜当破格，诸臣业举之矣。熊明遇、刘宪宠、陈大受、周起元，皆一时伟望，今已推升。臣所知则有，南户部尚书汪应蛟邃学沉机，通政吴可达端简纯诚，大理寺丞余懋衡丹衷石画，副都御史刘曰梧刚方正直，应天府尹徐必达壮达弘猷，太仆寺卿周士登学明正宗，光禄寺卿蔡献臣冲襟实学，副使马孟祯澄清为志，布政萧近高恬约自如，宜在左右以借前筹。此外如磊磊落落忼慨力能任事之岳元声，晓畅军务之申用懋，老年壮猷半生未竟之李绾，可备急使。[106]

忧国忧民爱才心切的邹元标，一口气推举了十八名废弃官员。几天之后，他再次上疏，向皇上“续陈末议”，提出“拔茅”“阐幽”等大事，论述“保泰”的原则：一是“简”，二是“俭”，三是“和”，四是“厚”。所谓厚，旨在厚待诸臣。他列举了二十多名卓越官员（有生者有往生者），先谈生者：“生品如十年太仆五卿，一真自如之叶茂才，力障狂澜进贤斥奸之赵南星，恬约邃学三十余年之高攀龙，有白华濯濯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箪瓢陋巷乐道安贫之刘宗周，有屡进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声，有主事数月即锢之丁元荐、贺烺，此皆国之名贤也，启事迟迟，物望谓何？”对于已经逝去的往生者，他也赞颂备至，反衬昔日对他们的废弃是何等的不公：“有往生之品，则有澄清三楚一死报国之冯应京，则有进贤为任不涅不淄之王教、孟化鲸。此诸臣者，顾宪成、邹观光辈中人，谈之发竖，念之涕零。幽微不阐，国典无光，则有英风壮气昌言去国之罗大纮，则有四箴效忠之雒于仁，则有力排封事心行双清光禄寺少卿涂杰、王学曾、朱维京、陈尚象、王如坚，则有暮夜指正之侍郎何选、给谏颜文选、杨文焕，则又有倡道东南顺事没宁故侍御之钱一本，故参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主事之诸寿贤、薛敷教。生为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录，重泉永閟。若复加磨勘，日月迁延，雌黄杂出，诸臣不负国，国负诸臣。”邹元标谈得平允公正合情合理，皇帝批示：“续陈诸款，俱见有用实学，该部一并议行。”[107]

皇帝朱由校对邹元标颇为器重，天启元年十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升任吏部尚书，邹元标随之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两人配合默契，为起用废弃诸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因创建首善书院，与同志讲求实学，遭到无端诬陷，罢官而去，死于江西吉水老家，时年七十四岁。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颇受清流推崇的赵南星，里居二十余年，天启元年三月起用为太常寺添注少卿。其时他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感慨系之对皇帝说，他担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时，“血气方刚，锐意有为，作事孟浪，罪废屏居者三十年矣。臣年七十三岁，古称三十年为一世，七十为老。臣之同时废弃与为臣所累，如曾乾亨、于孔兼多人皆已弃世，臣犹视息人间，以待陛下龙飞利见之期，录用旧人。”[108]《明史》对此有一个简短的概括：“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中外论荐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进太常卿，至则擢工部右侍郎。居数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109]

鉴于吏治败坏已经积重难返，出任左都御史之职之初，他向皇上进言：“臣望陛下涣发德音，使领民之吏知贪酷之必不可为，巡方之臣知贪酷之必不可荐，提荐揭荐必不可行，所荐者必不可为溢美之言，所劾贪酷之吏必不可仅拟降调。从此惕然猛省，涊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图百姓之安，使臣无怨之可任，而诸臣功名日高，禄位从之，名实甚粹美，光庆及子孙，岂非仕人之上愿哉！”[110]以后他接替张问达出任吏部尚书，大力起用人才，为“众正盈朝”勾画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孙奇逢所说：“寻改吏部尚书，有再剖良心等疏，推高攀龙总宪，杨涟副院，左光斗佥院，邹维琏、夏嘉遇、程国祥等人铨曹，魏大中辈相次枋用，群小滋不悦。”[111]所谓“群小滋不悦”，《明实录》提供了一些细节：“至是，擢长吏部，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惮其刚严，不敢有所干请。魏忠贤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应星谒见，拒不纳。遇（魏）忠贤于朝，正色语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各宜努力为善。’忠贤嘿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阁，三至南星门，谢弗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魏忠贤比而齕南星。然当是时叶向高、韩爌方辅政，南星掌铨，而秉宪及科道卿贰等皆东林正人，激扬讽议，忠贤颇惮之。”[112]《明史·赵南星传》的一段话，据此演化而来：“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南星麾之去。尝并坐弘政门选通政司参议，正色语忠贤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忠贤默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内阁，尝三至南星门，拒勿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忠贤比而齕南星。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都察院），李腾芳、陈于廷佐铨（吏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113]

所谓“小人侧目”云云，过于轻描淡写，岂止是“侧目”而已，“小人”们在魏忠贤的卵翼之下，发起一阵阵猛烈反扑。在这种处境之下，履职的艰难可想而知，年迈的赵南星一再请求辞职。他在天启四年七月初七日的一份奏疏中写道：“臣以老病求去，非容一毫虚假也，屡疏上，皇上屡留之，臣再有言，不过老病二字……臣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强有力者不贵贵，不长长，臣以阻抑用贤之故，才一分别是非，而恶声已至。区区司官彼视之犹鸡肋也，曾不能当其一指之弹，而望之不畏强御，良亦难矣！臣尝论之，万历年间近于以强陵弱，此时之人近于以众暴寡。力可弄权，人人皆为吏部；财能买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士风如此，公道业已灭绝。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鲜不剥民之脂膏，以求华膴，民安得不困穷而作乱？此刘宗周所以耻之、厌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之，臣乃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积习不改，外察伊迩，大贪大酷皆以书帕获免。如汪心渊之事，不肖者受贿而曲庇，贤者闻声而附和，虽使臣有返老还童之术，与执簿呼名之吏无异，适足以败其平生，而无补于国家，旋当以恶声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闭之宅，墙垣顿擗，蔓草满地，徐徐扫除，当自门庭始。”[114]措辞虽然委婉，却绵里藏针，其中这一句话最值得注意：“今之强有力者不贵贵，不长长，臣以阻抑用贤之故，才一分别是非，而恶声已至”。这个“强有力者”是谁？看了前面引用《明实录》《明史》的细节，读者诸君想必恍然：非魏忠贤莫属！上疏辞职不允，苦苦挣扎的赵南星，竟被魏忠贤矫旨削籍，遣戍陕西代州而死，时年七十八岁。

邹元标、赵南星的离去，或许是一个标志，“众正盈朝”的局面，有如灿烂的樱花，怒放之后迅即凋零。

[1]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癸亥。

[2]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八《方从哲传》。

[3]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七，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午。

[4]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八，万历四十七年正月乙酉。

[5]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九，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丁巳。

[6]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癸巳。

[7]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癸巳。

[8]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丙申。

[9]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三，万历四十七年六月辛酉。

[10]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八，万历四十七年十一月甲申、丙申。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八《方从哲传》。

[11]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午。

[12]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三，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午。

[13]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二，四十八年庚申七月。

[14]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二，四十八年庚申七月。

[15]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二，四十八年庚申七月。

[16]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六，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

[17]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六，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戊戌。

[18]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九十六，万历四十八年七月戊戌。

[19]　万斯同《明史》卷二十《本纪·神宗（下）》。

[20]　张廷玉《明史》卷二十一《神宗本纪》。

[21]　申时行《临终遗疏》，《赐闲堂集》卷七《疏》。

[22]　张岱《石匮书》卷十三《神宗本纪·石匮书曰》。

[23]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83页。

[24]　陈建、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四十，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25]　杨惟休《泰昌日录》卷上。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上命》。

[2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庚申八月十三日。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谕内阁》。

[27]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令旨》。

[28]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庚申八月六日辛亥。

[2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庚申八月八日癸丑。

[3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庚申八月十三日戊午。

[31]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庚申八月十四日己未。

[32]　杨涟《申明体制疏（泰昌元年）》，《杨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庚申八月十八日癸亥。

[33]　杨涟《请立东宫疏（泰昌元年）》，《杨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34]　《慎择东宫近侍疏（泰昌元年）》，《杨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35]　《明光宗实录》卷二，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丁酉。

[36]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二《泰昌注略》。许氏说：“上心知不可，未能显绝。”

[37]　《明光宗实录》卷二，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丁酉。

[38]　谈迁《国榷》卷八十四，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丁酉。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谕礼部》。

[39]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孙如游传》。

[40]　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二《泰昌注略》。

[41]　谈迁《国榷》卷八十四，泰昌元年八月壬戌。

[42]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八《方从哲传》。

[4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44]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上不豫》。

[45]　杨涟《郑贵妃移宫及召对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46]　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一，光宗贞皇帝庚申八月十六日。

[47]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五《崔文昇传》。

[48]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四《杨涟传》。

[49]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八《方从哲传》。

[50]　张泼《庚申纪事》。

[51]　杨涟《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52]　杨涟《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53]　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一，光宗贞皇帝庚申八月二十日乙丑。

[54]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杨忠烈自述》。

[55]　李逊之《泰昌朝记事》卷一《杨忠烈自述》。

[56]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韩爌传》。

[57]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

[58]　杨涟《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两朝始末记》，《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按：一个多月后，皇长子已经即位，他在一道谕旨中回忆此事：“前皇考病笃，阁部大臣俱进内问安，有李选侍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向大臣颜口传。至今尚含羞赧。”（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二十七日辛丑。）

[59]　杨涟《劾内官崔文昇疏（泰昌元年）》，《杨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60]　《皇明道纪集要》卷四十一，庚申八月二十六日辛未。

[61]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庚申八月二十九日甲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

[62]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

[63]　杨惟休《泰昌日录》卷下。

[64]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6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三日丁丑。

[6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三日丁丑。

[67]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三日丁丑。

[68]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6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八日壬午。

[7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十九日癸巳。

[7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

[72]　杨涟《敬述移宫始末疏》，《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7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74]　刘若愚《酌中志》卷九《正监蒙难纪略》。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7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二十七日辛丑。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十三《天启注略》。

[76]　杨涟《郑贵妃移宫及召对并李选侍移宫始末记》，《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77]　杨涟《敬述移宫始末事》，《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78]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五《杨忠烈传》。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一《囊底寄·刘一璟》。

[79]　钱谦益《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端刘公墓志铭》，《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八《墓志铭》。

[8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二日丙子。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一，光宗贞皇帝庚申九月初二日。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一《左忠毅传》。

[81]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四《左光斗传》《杨涟传》。

[82]　杨涟《敬述移宫始末疏》，《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83]　杨涟《乞早清宫禁疏》，《杨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五日己卯。

[84]　吴应箕《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楼山堂集》卷十八《传》。

[8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乙亥。

[86]　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二，庚申九月十四日。

[87]　左光斗《登极必用诏书疏》，《左忠毅公集》卷一《奏疏》。

[88]　左光斗《年号议疏》，《左忠毅公集》卷一《奏疏》。

[8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三日丁丑。

[90]　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二，庚申九月十四日。

[91]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十九日癸巳。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二，庚申九月十九日。

[92]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庚申十月二十四日丁卯。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二，庚申十月二十四日。

[93]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庚申九月二十七日辛丑。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二，庚申九月二十七日。

[94]　杨涟《敬述移宫始末疏》，《杨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95]　杨涟《敬述移宫始末疏》，《杨忠烈公文集》卷一《奏疏》。

[9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四，庚申十二月十二日。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四十二，庚申十二月十二日。

[97]　杨涟《乞归田里疏一（天启元年）》，《杨忠烈公文集》卷二《奏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八《三案》。

[98]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六，天启元年四月丁丑。

[99]　夏燮《明通鉴》卷七十七，天启元年四月，御史贾继春削籍。

[10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一，庚申八月十三日戊午。

[101]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庚申十一月甲戌。

[102]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庚申十一月甲戌。

[103]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五，天启元年正月二十二日。

[104]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五，天启元年二月十三日。

[10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六，天启元年三月丙子。

[10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六，天启元年四月丁丑。

[107]　邹元标《续陈末议疏》，《邹忠介公奏疏》卷三。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六，天启元年四月丁丑。《明熹宗实录》卷九，天启元年四月己酉。

[108]　赵南星《辞太常疏》，《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九。

[109]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三十四《赵南星传》。

[110]　赵南星《申明宪职疏》，《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九。

[111]　孙奇逢《赵忠毅公传》，《夏峰先生集》卷五。

[112]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天启三年十月己卯。

[113]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三《赵南星传》。

[114]　赵南星《蒙恩再出力挽干进疏》，《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二十。

第六章　畸形的阉党专政时代

一　三位一体：朱由校·魏忠贤·客氏

1．朱由校：醉心于玩乐的皇帝

明熹宗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即位时虚度十六岁。在此前的岁月中，父亲朱常洛连遭厄运，久久不能册立为太子，不能豫教，他作为其子更逊一筹，应有的豫教几乎完全缺失。父皇登极一个月突然死去，朱由校连皇太子的身份还没有册立，皇储的一系列学习培训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因而，他可能是明朝所有皇帝中最没有文化教养的一个。

无怪乎明清史专家孟森说“熹宗为至愚至昧之童蒙”[1]；传记文学专家朱东润甚至认为，朱由校是“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2]。这些说法未免带有夸张的成分，但点到了要害，朱由校确实是一个没有文化教养的人。从他即位后处理李选侍与移宫事件的一系列言论看来，断定他是一个白痴，似乎有点冤枉，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倒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朝政仍旧在旧轨道上滑行，除了盈朝的“众正”，还有赖于一个得力的内阁班子。这是泰昌朝的政治遗产——内阁中有方从哲（十二月致仕）、史继偕、沈、何宗彦、刘一璟、韩爌、朱国祚、孙如游。新帝登极，前任内阁首辅叶向高于天启元年十月入阁，出任内阁首辅，阁臣有刘一璟、韩爌、史继偕、沈、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天启二年，孙如游致仕，孙承宗入阁。天启三年，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入阁。天启四年，叶向高、韩爌、朱国祯先后致仕，何宗彦去世，孙承宗出镇辽东，内阁落入顾秉谦、魏广微之手，唯魏忠贤马首是瞻，那是后话。

叶向高时代的内阁，运转仍属正常，竭力维护内阁应有的职权。他在一份奏疏中说：“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间有宣传，恐滋疑议。请凡事悉令臣等拟上，宜停中旨，重纶音。”又说：“臣往昔在纶扉，正当宫府暌隔之日，呼天泣血，眼泪为枯。今再起，又值东西告变，薄海驿骚，当大坏弊之后，难尤倍于往时，惟望同官诸臣各竭智谋，共期匡济……一心徇国，将从前闲言碎语尽行捐弃，毋复相构相讦，上疑圣心，下成党祸，如汉唐宋之季，天下事庶犹可为乎？”[3]

朱国祯天启三年奉召入阁，对内阁活动有一些记录。比如，天启四年二月十二日，皇上参加经筵的实况，他是这样描述的：“甲子二月十二日，皇上御经筵。是日黎明，步入朝门，天气清朗，不着纤云，不飘微飏。同阁中诸老循会极门而东，红光荡漾，楼阁蜚胜，皆作金碧色，亘以雉堞，如束玉然，真天上五城十二楼景界也。坐直房少选，隐隐闻跸声渐近，阁臣部院科道俱吉服至文华门外，分东西班立。班首英国公张惟贤居东，韩相公爌在西相对，时首揆叶（向高）求归不出。余东班肩次英国。门开，传呼皇上升宝座，合班行五拜三叩头礼。分班循左右门而入，立殿门外，复行叩头礼。循左右门入，分立殿中，去宝座仅二丈余。序班四人抬大讲案，置上前；又二人抬小讲案，置其下，离可三丈。两讲官自班中分出，立小讲案下，可三尺，行叩头礼。两展书官亦分出，立讲案旁，在小讲案上可三尺。东展书官丁乾学循砖而上，转至正中，一躬复转身，踏上板台，御案之侧，跪行一步，展书，移镇纸压定。两侧一司礼对展，起下转正中，又一躬，循砖而下，立定。东讲官成基命讲四书‘居敬’、‘行简’二节，退下原立处。西展书官陈子壮，西讲官李康先亦如之毕。两讲官又行叩头礼，与展书官都入原班。玉旨亲传：‘官人每吃酒饭！’两班皆承旨退出殿门外，再行叩头礼，俟上下宝座，方出至午门外赐宴。宴毕，复至会极门，叩头而退。是日，两讲官声音嘹亮，与展书官仪度雍容，文武大臣及近侍皆色动。天颜大喜，传言：‘讲得甚好。’”[4]看得出来，朱由校依然遵循皇祖朱翊钧的经筵传统，虽然形式大于内容，但总比后来一切罢废，无法无天，要好得多了。

罢废经筵与魏忠贤的操纵密切相关。朱由校一向贪玩，醉心于骑马看戏，最大的爱好就是做一个工匠，而且手艺颇精。当时人这样描写他们的皇上：“上性好走马，又好水戏，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使器具，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5]

朱由校的这种癖好，与身边太监魏忠贤的诱导有密切关系。正如张岱所说：“时熹宗为皇太孙，忠贤谨事之，导之嬉游，甚得太孙欢。”[6]万历、天启年间在宫中当太监的刘若愚，以亲历者的目光描述得更加栩栩如生：“逆贤（指魏忠贤）善射，好蹴踘跑马。先帝（指熹宗）好跑马，好看武戏，又极好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盆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觉坠下。视为嬉笑，皆出人意表。逆贤喝彩赞美之：天纵聪明，非人力也。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内官监、御用监办进。先帝与亲近之臣，如涂文辅、葛九思……，朝夕营造而嘻嘻，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毁，惟圣意之适……先帝每日营造得意，即饮膳可忘，寒暑罔觉，可惜玉体之心思精力尽费于此。”[7]

成书于崇祯十六年的《熹庙拾遗杂咏》专写宫中琐事，提供了皇帝醉心于玩乐的一些细节。一类是勤于做工匠：

——上好雕木器，尝于护灯八幅小屏，刻寒鹊争梅，畀小珰令鬻之，谕以御制，价须一万。翌日，如数奏进，上大悦。

——上好手造漆器，砚床、梳匣之类，饰以五彩，工巧绝伦。当斵削得意时，有急切章奏，命识字女官朗诵官职、姓名、硃语毕，辄谕王体乾辈曰：“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于是徇爱憎恣意施行。

——上性好营建，回廊曲室多手操斤斧为之。喜厌不恒，成而毁，毁而复成。宫中旧有蹴园亭，上又手造蹴园堂。高永寿（太监）好蹴踘，故怂恿造堂以习此戏。未几复毁。

——铜缸盛水，凿孔设机激动之，能令水逆飞。初如瀑布，徐如散雪，最后亭亭直上，如玉柱然。下预伏一镀金木毬，大类核桃，忽涌上玉柱之尖，盘旋上下，久而不堕。宫中旧无此戏，上意创为之。

另一类是喜欢演戏看戏：

——上创造水傀儡戏。用铜方池纵横各三丈，贮水浮竹板承傀儡。池侧设帐障之，钟鼓司官隐身帐内，引其机，辄应节转动。左右鸣锣鼓者、宣题目者、代傀儡问答者又数人。所演有“方朔偷桃”“三宝下西洋”等。

——上设地炕懋勤殿，御宴演戏临幸焉。尝演“金牌记”，至疯魔和尚骂秦桧，忠贤趋匿壁后。

——宫人竞为斗鸡戏，届期登场，施五色幔于笼上，到场开笼，多者至三四百。啄胜者以彩缯结小毬分缠颈上，入笼迎归，所获珠翠不啻百金。

——回龙观多海棠，有六角亭，每岁花发时临幸焉。上尝于亭中自妆赵太祖（宋太祖赵匡胤 ），同高永寿辈演“雪下访赵普”戏。[8]

一个十足小顽童的形象跃然纸上。朱由校在率性的玩乐中，流露出创造发明的才智，动手能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在明朝所有皇帝中难见可与比肩者。如果不当皇帝的话，肯定是一位能工巧匠，比起那班一无所长的王孙公子要好多了。与当木匠泥水匠漆匠相比，他当皇帝极不称职，对于朝政丝毫不感兴趣。每天都和亲昵近侍太监涂文辅、葛九思等潜心于斧凿刀削，解衣盘礴，其他人不得窥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总督魏忠贤，每每乘皇上兴致勃勃埋首工艺时，传奏紧急公文，请示谕旨，皇帝不耐烦地说：“你们用心去行，我知道了。”[9]

既然皇帝听任大权旁落而无所顾惜，便为充满政治野心的魏忠贤提供了极佳时机。他使皇帝成为傀儡，操纵自如地把持朝政，俨然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把皇帝侍候得舒服妥帖，心满意足，皇帝对他更是爱护备至，信任有加，在谕旨中和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东厂总督魏忠贤是也。魏忠贤则照单全收，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

明朝的遗老遗少谈到天启朝的历史，异口同声地归咎于宦官之祸。张岱说：“我明三百年宦官之祸，始于正统，横于正德，复横于天启。正统、正德犹对口发背之症，壮年力旺，毒不能内攻，几死复活。天启则病在命门，精力既竭，疽发骨，旋痈溃毒流，命与俱尽矣。烈宗虽扁鹊哉，其能起必死之症乎？且又求愈太急，多服劫剂，元气日耗，神气不守，风邪卒乘，有立毙已矣。则是宦官之祸种毒既深，国与随尽，可不畏哉，可不畏哉！”[10]万斯同也说：“宦官之祸抑何其甚哉！明自中叶，政在内珰，渐积蔓延，以至于是，汉唐而降，固未有若斯之酷烈者也。群小肆毒，正类一空。人之云亡，家邦殄瘁，土崩鼎沸之势，宁待乾纲解纽之日而后知之哉，抚卷兴悲，能无浩叹？”[11]宦官之祸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追问一句：造成宦官之祸的根子何在？那么皇帝显然难辞其咎，或许可以说，宦官之祸的罪魁祸首就是皇帝。没有皇帝朱由校甘心于太阿倒持的纵容，魏忠贤及其阉党何至于如此嚣张。朱由校一直到死，都认为魏忠贤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在他的圣旨中喋喋不休的是：“赖厂臣秘授神略”“赖厂臣一腔忠诚”“赖厂臣赤心忠计”“赖厂臣殚心筹划”“赖厂臣干国精忠”。正是这个昏庸的皇帝使得宦官之祸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2．魏忠贤：市井无赖登上权力巅峰

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生于隆庆二年（1568）正月三十日，死于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初六日。隆庆二年是戊辰年，所以他的小名叫作“辰生”，长大以后，取个大名叫“进忠”。

关于他的家庭出身，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刘若愚《酌中志》说，他的父亲叫魏志敏，母亲刘氏，都在当地务农。其二是明末出版的《梼杌闲评》说，他的父亲魏丑驴，母亲侯一娘，都是耍杂技的艺人，侯一娘有一个情夫魏云卿，是一个戏子，两人私通，生下了这个小名叫辰生的孩子。这两种说法哪一种较为可信呢？要找到确切的证据比较困难，正史上对魏忠贤入宫前的记载很少，他发迹之后对自己早年事迹讳莫如深。刘若愚《酌中志》写到他的家庭出身，可能源于魏忠贤自己的叙述，带有掩饰成分也未可知。《梼杌闲评》是演义，其中不少来自民间传闻，却颇有可信度。只要和其他野史对比，便可见分晓。

明末朱长祚写道：“万历中，肃宁人魏忠贤者，初名进忠，市井一亡赖耳。形质丰伟，言辞佞利，目不识丁，性多狡诈。然有胆气，日务樗蒲为计，家无担石而一掷百万。若其歌曲弦索，弹棋蹴踘，事事胜人，里中少年竞相与狎。迷恋青楼翠袖之间，落魄无行，依人醉醒。不问妻子饔餐韦布，游手好闲以穷日月。”[12]由此可以看到，魏忠贤长得一表人才，高大伟岸，能说会道，又聪明伶俐，唱歌奏乐，下棋踢球，样样胜人一筹。

谷应泰写道：“魏忠贤初名进忠，河间肃宁人也。少黠慧无籍，好酒善啗，喜驰马，能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目不识丁，然亦有胆力，能决断，顾猜狠自用，喜事尚谀。尝与年少赌博不讐，走匿市肆中，诸少年追窘之，恚甚，因而自宫。”[13]

万斯同写道：“（魏忠贤）少亡赖，嗜酒善啗，好驰马，射多奇中，虽未尝识字，而粗有胆力，猜狠自用。尝与群少年博不胜，走入市肆，为群少所窘辱，恚而自宫。”[14]

《酌中志》说：“忠贤少孤贫，好酒色赌博，能饮啗嬉笑，喜鲜衣驰马，善右手执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不识文字，人多以傻子称之。亦担当能断，故猜狠自用，喜事尚谀，是其短也。”[15]

这样的人，不可能出于老实巴交的农民魏志敏与刘氏家庭，只有戏子魏云卿与和杂耍艺人侯一娘才培养得出。何况“市井无赖”乃是商业街市的产物，不可能存在于穷乡僻壤。

他十几岁的时候，父母给他成了家，妻子姓冯，生了一个女儿。由于他不务正业，沉迷于赌场与青楼之间，吃喝嫖赌，倾家荡产以后，逼着母亲改嫁给姓李的男人，自己也由魏进忠一变而为李进忠（日后发迹了，才恢复魏姓）。妻子受不了折磨，改嫁他乡，女儿卖给别人做童养媳。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进宫去当阉宦。

他的家乡肃宁县本是个出阉宦的地方。宫里招收阉宦，有一定的程序，从十几岁的少年中选拔，像他这样已经结婚生子的成年人，不符合条件。私自阉割违反大明法律，而且风险很大。颇有“胆气”的他，铤而走险，私自阉割，因出血过多昏死过去，幸亏被庙里的小和尚发现，紧急救治，才捡回一条性命。

正是无巧不成书，他遇上了第一个恩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孙暹，把他带到宫外的私宅去当差。由于他仪表堂堂，又能说会道，很受孙暹喜欢，便把他带进宫里，从阉宦的最底层做起，当一个“小火者”，做些洒扫打杂之事。所谓“小火者”之“小”，是指地位低下，并非年龄小。其实他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据刘若愚说：“万历十七年选入，隶司礼监秉笔掌东厂太监孙暹名下，派与御马监刘吉祥照管”。[16]他生于隆庆二年（1568），到万历十七年（1589），按照传统计算方法，应该是二十二岁。

虽然是小火者，毕竟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名下的人，又与同门太监徐应元、赵进教成为酒肉朋友。市井无赖的经历，擅长逢迎拍马，谄媚上司，因而得到第二个恩人——内官监太监马谦的赏识，把他推荐到宫中十大库房之一的“甲字库”去当差。甲字库保管布匹染料、中草药之类，是一个很有油水的部门。在那里当当差，比小火者自然阔气多了，使他有足够的钱财去巴结太监的上层人物。

这时他结识了第三个恩人——乾清宫管事太监魏朝。魏朝隶属于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名下，是当时的太子朱常洛和他的儿子朱由校的近侍太监，朱常洛当上皇帝以后，提升他为乾清宫管事太监。魏忠贤看中了魏朝的权势，和他结拜兄弟。魏朝虽然官阶高，年龄却比魏忠贤小，只能屈居为弟，宫中称呼他们“大魏”（魏忠贤）“小魏”（魏朝），两人关系非同一般。由于魏朝的介绍，魏忠贤被破格提拔为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太监。王才人死后，他又成为朱由校庶母李选侍的近侍太监。因为这样的关系，使他有机会接近朱由校，成为可以信赖的心腹。

这是魏忠贤登上权力巅峰的重大转折点。刘若愚回忆道：“光庙（朱常洛）在青宫淡薄，先帝（朱由校）既诞之后，生母孝和王皇后即才人王娘娘也，无人办膳，（魏忠）贤遂夤缘入宫，办才人娘娘及先帝之膳。其介绍引进者魏朝，（魏）朝乃王（安）太监安之名下，光庙久宠信之。（王）安素刚正，主持一宫事，魏朝昕夕誉（魏忠）贤，（王）安为（魏）朝所惑，颇信之。（魏）朝初与先帝之乳媪客氏暗有私，即古所称对食者。（魏）朝以侍（王）安，及答应光庙，多不得暇，而（魏忠）贤遂乘间亦暗通客氏，分（魏）朝爱焉。（魏忠）贤性狡猾，指称办膳为名，于十库诸内臣如药张等，皆骗其食料醯酱，或玩好财物，以至非时果品花卉之类，必巧营取之，而私献光庙、先帝，以固宠也。”[17]刘若愚文化程度不高，他写的文章读起来很费力。史家笔下的文字就清楚多了，谷应泰写道：“时熹宗为皇太孙，忠贤谨事之，导之宴游，甚得皇太孙欢心。孝和王后（王才人）太孙生母也，忠贤夤入宫办膳，其介绍引进者魏朝。（魏）朝故属太监王安名下，（王）安素刚正，主持一宫事。（魏）朝日誉忠贤，（王）安善视之。”[18]万斯同写道：“熹宗与生母王才人无典膳者，忠贤因王安门下魏朝荐以入，益以珍果美馔及玩好物，献熹宗，导之宴游，得其欢，遂与（魏）朝淫于熹宗之乳媪客氏。及熹宗立，忠贤、客氏始有宠，而未敢肆，乃一意奉王安，结（魏）朝为兄弟。”[19]

由此可见，此人确实是个“有胆力，能决断”的角色，巴结上皇位继承人的近侍太监魏朝，通过魏朝的关系，一步步成为朱由校生母的典膳太监，朱由校庶母（李选侍）的近侍太监，进而成为朱由校的亲信。也是由于魏朝的不断夸奖，魏忠贤终于获得刚直不阿的大内总管王安的赏识，初步确立了在宫内不可或缺的地位。

为了登上权力巅峰，他看准了朱由校的乳媪客氏，并借助她的力量除掉了魏朝和王安，扫清登上权力巅峰的障碍。这两个人都对他有恩，他却恩将仇报，市井无赖的本色暴露无遗。

魏忠贤首先除掉的是结拜兄弟魏朝，个中情节颇为离奇。客氏原先与魏朝私下相好，称为“对食”，魏忠贤是“第三者”插足，也和客氏“对食”。刘若愚称为“一穴两蛟，争竞必至，而（魏）朝之为人也佻而疏，（魏忠）贤之为人也憨而壮”，魏忠贤明显处于上风。朱由校即位数月后，“大魏”与“小魏”在乾清宫暖阁内争拥客氏，醉骂相嚷，拳脚交加。吵醒了皇帝朱由校，也惊动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东厂太监邹义、秉笔太监王体乾、高时明、沈荫、宋晋。当时魏忠贤已经晋升为秉笔太监掌管惜薪司，魏朝（改名为王国臣）晋升为乾清宫管事太监掌管兵仗局，两人一齐跪在皇帝御榻前，听候处分。皇帝知道两人与客氏的关系，出于对自己的乳媪的爱护，丝毫没有动怒，和颜悦色地问客氏：“客奶你只说你处心要跟谁？我替你断。”客氏的反应如何呢？据刘若愚回忆是这样的：“客氏久厌国臣（魏朝）獧薄，而乐逆贤憨猛，且系中年自宫，不识字之人朴实易制，遂心向逆贤。”[20]魏朝心有不甘，苦苦向客氏哀求，在一旁的王安看到自己名下的魏朝如此丑秽不堪，打了他一个耳光，勒令他告病假，到兵仗局调理。魏忠贤得胜后并没有罢休，假传圣旨，把魏朝发配到凤阳去看守皇陵。魏朝不服气，半路逃跑，被魏忠贤抓住把柄，以违抗圣旨罪处死。刘若愚评论道：“此时逆贤尚名魏进忠（按：此后不久皇帝赐名为忠贤），始得专事客氏，从此无避忌矣。先帝（朱由校）端拱于上，惟客魏之言是听，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21]

除掉了魏朝之后，他又把矛头对准了王安。王安字允逸，号宁宇，保定府雄县人，万历六年进宫，在培训阉宦的内书堂读书，后来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名下当差。冯保籍没后，他因为年幼未受牵连，又得到张宏的庇护，一路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一向对魏忠贤颇有好感，在二魏大闹乾清宫事件中站在魏忠贤一边。魏忠贤表面上对王安毕恭毕敬，一见面就撩衣叩头，非呼不应，非问不答，心中却盘算着如何除掉这位三朝元老，扫除障碍。

天启元年五月，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因故撤职，发配凤阳，皇帝意欲任命王安接替此职，王安写了辞呈婉谢。客氏一面劝皇帝接受王安的辞呈，一面与魏忠贤谋划如何除掉王安，说：“外边或有人救他，圣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李选侍）何如？终吃他亏。”[22]这是指不久前王安迫使李选侍移宫之事，恐怕日后吃亏。魏忠贤嗾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霍维华是直隶东光县人，当时任给事中，其妻弟陆荩臣天启元年入宫为内官，宫中动静霍维华最先知道，立即上疏弹劾王安。[23]王安再次上疏请辞，皇帝听从魏忠贤和客氏的意见，起用王体乾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则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东厂总督。王体乾仰承客魏鼻息，矫旨把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魏忠贤把先前遭到王安惩处的太监刘朝释放出狱，充任南海子提督，借用他的报复情绪整死王安。这手借刀杀人之计，十分恶毒，王安果然死于刘朝之手，身首异处，尸体被扔去喂狗。[24]

王安之死令人唏嘘，刘若愚认为他自己也有过失：“王太监安，何不留国臣（魏朝）以啖客氏，用国臣以制逆贤。或不然就将贤与国臣坐惊御之罪，而一并先黜，候大婚礼成，优容客氏以金帛，而亦黜于外。何其明于防西李老娘娘（李选侍）之垂帘，而昧于防客氏之淫纵也。呜呼，知经而未达权耶？抑拘理而寡于术耶？自剪爪牙，束身入阱，殃遗身后，祸及缙绅，千古之下有余痛也。”[25]这当然是马后炮，发发议论而已，区区王安哪里是客魏的对手！

3．客氏：从乳媪到“老祖太太千岁”

朱由校的乳媪客氏，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一名印儿，是保定府定兴县人侯巴儿（又名侯二）之妻，十八岁时生下了儿子侯国兴，就被选入宫中，充当朱由校的乳媪。当时朱常洛、朱由校父子连遭厄运，客氏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奶妈而已。朱常洛突然去世，朱由校即位，她立即活跃起来。客氏为人妖冶，与魏朝、魏忠贤的“对食”，就是人们窃窃私语的谈资。太监在后宫经常接近皇帝的嫔妃以及宫女，进宫前必须阉割净身，使之丧失男人的性功能，沦为不是男人的男人。为了排遣寂寞，太监和宫女常结成“对食”关系。所谓“对食”，从字面上看，意为在一起吃饭，其实是一种非典型的夫妻关系。客氏表现得尤为出格，同时和两个姓魏的太监“对食”，引得他们在乾清宫争风吃醋，惊动皇帝出来做裁判，客氏喜新厌旧，抛弃了“獧薄”的魏朝，选择了“憨猛”的魏忠贤，足以显示此人之妖冶非同一般。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对食”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夏允彝说：“客氏者，熹庙之乳母，与忠贤私为夫妇者也。（皇）上于庶务皆委不问，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26]与夏允彝同时代的宋起凤则说：“魏（忠贤）虽腐余，势未尽，又挟房中术以媚，得客（氏）欢。”[27]对于魏忠贤而言，这种“对食”已经超越男女之情，成为一种政治手段——“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

更为“妖冶”的是，宫中有秽闻传出，朱由校大婚以前，客氏已经“先邀上淫宠”。[28]这大大超越了乳媪的身份，而朱由校对她的关怀也大大超越了奶妈的关系，即位不过十天，就加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离。天启元年五月，朱由校大婚，册立张氏为皇后、王氏为良妃、段氏为纯妃。朱由校忙于和后妃过从，引起客氏不悦，朱由校不得不用重赏加以抚慰，宠幸较前更甚。

六月初，朱由校下旨给礼部，要给奉圣夫人客氏加恩。礼部感到棘手，回答：“奉圣夫人客氏无例可加恩典。”皇帝立即驳回：“加恩既云无例，尔部所存是何典故？所载累朝常例备写来看。并此亦无，只是典章不存，不是无例，仍行各衙门备查，或如照别项恩例推广具奏。”[29]以后他又下旨，借口奉圣夫人客氏“保护效尤劳绩”，要户部立即拨给客氏良田二十顷，作为“护坟香火之用”。御史王心一以为不妥，理由是，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赏必加于有功，即使以为客氏有劳绩，不妨赏赐金帛，赏赐田土不合祖制，有损圣上之美德。朱由校很是恼怒，训斥道：“这奏内奉圣夫人护坟地亩，前有谕旨，念阿母比例不同，增数不多，为何又来激聒？”[30]

客氏的身份是乳媪，按照惯例，朱由校长大以后，乳媪就应该出宫。但是她始终不愿离去，朱由校也不想让她离去。如今他已经当了皇帝，举行了婚礼，身边有了皇后与嫔妃，作为乳媪的客氏再也没有理由继续留在宫中。官员们担心她凭借皇帝的宠信，干预朝政，又不便明说，只能从维护宫廷礼仪规范出发，讲些冠冕堂皇的话，请求皇上让客氏出宫。御史刘兰的言论最为振振有词：“方皇上初登宝位，怙恃无亲，大小臣工莫不推调护之功。今幸冠礼久成，吉典洧臻，厘降之仪肇举，关雎之庆方新，则宫廷之内有皇上主持于上，中宫佐赞于内，是以侍朝夕而奉起居。清严之地似亦无所容客氏住足，客氏之当就外宅也明矣。闻皇祖大婚之后，保姆即令出宫，则旧例不可不循也。客氏即云勤慎，顾恩礼所重，权势归之，则嫌疑不可不避也。传闻客氏但欲资财饶富，一切身外名利俱系常物，则止足不可不知也。其家已膺锦衣之荣，其秩亦隆夫人之号，酬报既已满足，臣子何敢言功，则退逊不可不早也……应如科臣之请，皇上优以金帛，大赐赏赉，使之生有所养，老有所归，即令勿恋内廷，出外第悠游家食之乐，早离擅势之嫌，常守富贵之荣，亦无是非之及。”[31]委婉的措辞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皇上已经给客氏之子侯国兴加升为锦衣卫指挥，其夫侯二也已加官为诰命了，应该知足，更应该回避“擅势之嫌”。

朱由校即使留恋客氏，也没有理由把她继续留在宫中，只得令她出宫。九月二十三日，客氏无可奈何地离去。客氏一走，朱由校立即后悔不已，整日寝食难安，竟然下旨把她召回来：“朕前有谕，着择于九月二十三日午时吉，奉圣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宫，未离左右。自出宫去讫，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忆泣痛心不止，安歇勿宁，朕头眩恍惚。以后还着时常进内奉侍，宽慰朕怀。外廷不得烦激。卿等传示大小臣工知之，特谕，钦此。”[32]皇帝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引起官员们强烈的反响。既然皇帝自己言而无信在先，官员们当然也不把他的话——“外廷不得烦激”，当一回事，不断上疏“烦激”。湖广道御史马鸣起说得直截了当：“此番举动未协舆情，烦激所不免者”。理由很简单：“客氏者既出而复入，已去而复留，意不容割，使经纶弗经，喜怒乖量，非所以令天下后世见也”。他列举客氏出而复入有六大不便：一，保姆长居禁地，有悖朝廷家法；二，保姆轻易出入，无法严肃宫禁之防；三，怙宠邀恩之渐，恐有意外之虞；四，客氏与权珰线索易通，涓涓细流将成江河；五，以一宠妇之故驱逐言官，贻累圣德；六，使天下后世说皇上视辅臣不及一保姆，轻朝廷而羞当世。马鸣起所说的“权珰线索易通”，明显触及当时的政治尖端——客氏与魏忠贤的特殊关系与特殊权势，所以才有“皇上视辅臣不及一保姆”的感叹。朱由校心知肚明，立即下达圣旨为自己辩解：“奉圣夫人客氏，遵圣母孝和皇太后遗旨，保护朕躬，于外廷政事有何干预？本内线索字样，指何事件？是何主意？且前谕已明，马鸣起如何故不遵承又来渎扰，本当重处，念辅臣具揭申救，姑从轻罚俸一年。再有这等的，定行重治不饶。”[33]

虽然皇帝有言在先，“再有这等的，定行重治不饶”，官员们却毫无顾忌地支持马鸣起，穷追不舍。吏科给事中侯震旸说，先前听说客氏出宫，缙绅士庶无不举手加额，涂歌巷舞。不到两日居然召回客氏，难道是矫托？不出于皇上之手？青天白日之下断无此理。难道皇上情不忍割，突然反悔了？臣又不敢信。他提醒皇上深思：客氏未出，举国何以惶惶然望？客氏既出，举国何以跃跃然喜？客氏出而复入，举国何以凛凛然忧？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皇上即为客氏一身富贵计，亦宜早加裁抑，曲示保全，不宜格外隆恩，以宠而益之毒。”[34]侯震旸已经敏感到，客氏的出而复入，不是一个简单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亦即马鸣起所说的“权珰线索易通”，所以才会举国担忧：“中涓群小，煬灶借丛，王圣宠而煽江京；李闰之奸，赵娆宠而媾曹节、王甫之祸，可为寒心”。[35]

言官倪思辉、朱钦相继续发挥马鸣起、侯震旸的观点，论述客氏问题的严重性。朱由校为了阻止这种议论，再次下旨严厉谴责：“朕今早览文书，内倪思辉、朱钦相论奉圣夫人客氏，有何干预，指比宋虏？前有谕旨明白，又来激聒，是逞臆沽名，欺朕幼冲。本当重处，姑从轻，俱降三级调外任用。如有再来奏扰的，重治不饶。”[36]

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侍郎王德完、给事中李遇知、御史王远宜等，陆续上疏申救，朱由校视若罔闻。江西道御史王心一说，朱钦相、倪思辉论奉圣夫人客氏，不过强调圣明之谕旨不可不信，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宫禁之防闲不可不肃，希望皇上为尧舜，朝廷清明而已。竟然罪以沽名，遽加降调。言者一段苦心积虑不能透彻于圣上之心，显然是佞臣进拒谏之计，那么，不但言者危，而且天下也与之俱危。朱由校非常恼怒：严谕不许渎扰，王心一如何又来激聒，悖谬不伦，好生狂妄，本当重处，姑从轻降三级调外任用。[37]刑部右侍郎邹元标，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南京吏部尚书孙玮，太常寺卿白瑜，言官姜习孔、李希孔、薛凤翔、李养志等，都请求宽恕倪思辉、朱钦相、王心一，毫无效果。[38]

此次事件以客氏的完胜终结，以无声的事实向人们显示，她在皇帝心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此后再难撼动。从此魏忠贤与客氏联手，把持内廷，浊乱朝政，史家如此描述二人的默契配合：“忠贤告假，则客氏居内；客氏告假，则忠贤留中。”[39]“内有客氏保护起居，旦夕不相离；外有忠贤曲意逢迎，巧会旨趣，客氏亦悦之。客氏即后封奉圣夫人者，时偕相佐，寝食在侧……熹宗登大宝，加封近御诸人，而忠贤素所宠信，气指颐使，骤列大珰。且倚客氏，表里为奸，事权一旦把握矣。”[40]

客氏原先住在乾清宫西二所，天启元年，皇帝大婚后，她移住隆德殿西南的咸安宫。每天黎明从咸安宫赶到乾清宫暖阁，在朱由校身边侍候，直到午夜，才回咸安宫休息。她的侍候是全方位的，尤其是一日三餐，都由她亲自操办，宫中闻名的“老太家膳”，多年如此，无怪乎她一走朱由校就不思饮食。关于这一点，刘若愚的一段文字颇堪回味：“祖制，于乾（清宫）东设房五所，乾（清宫）西设房五所，系有名封大宫婢所住。泰昌元年冬，客氏迁乾西二所，先帝亲临为之移居，升座宴饮，钟鼓司房丘印等扮戏承应。司礼监卢受、邹义安居，而王安、王体乾、沈荫、宋晋随侍。另设吃膳之处于所内侧室。客氏自此在宫中乘小轿，派内官近侍抬走，俨如先朝妃嫔之体，止缺一青纱伞盖，而茵褥精美为最胜焉。天启元年以后，改住咸安宫，各衙门答应钱粮，比御前更吃紧。夏则大凉棚冰无算，冬则大地坑炭无量也。其骄奢僭逾，真日异而月不同。凡客氏生日，先帝必临幸升座，欢宴赏赐无限，即中宫及皇贵妃等千秋，迥不及也。每日先帝所进之膳，皆客氏下内官造办，名曰老太家膳，圣意颇甘之。正经司礼监掌印、掌东厂、秉笔大膳房，遵照祖制所造办膳酒，只为具文备赏用而已。”[41]俗话说，女人如欲俘获一个男人，必先俘获他的胃，朱由校从小到大，都吃客氏的“老太家膳”，甘之如饴，当了皇帝以后，按照祖宗旧制，膳食由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等轮流造办，但是朱由校根本不尝一口，专门用来赏赐官员。

在朱由校的心目中，客氏的“老太家膳”是无可取代的，因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也无与伦比。在宫中行动，乘坐太监扛抬的小轿，侍从前呼后拥，俨然“圣主八母之一”的待遇。每逢她的生日（十一月十九日）朱由校必定亲自前往祝贺，升座劝酒，场面之隆重，超过皇后、皇贵妃生日（千秋节）。按照祖宗旧制，凡是皇帝生日万寿节，以及皇后、皇贵妃的千秋节，所有内执事宫人，太监王体乾等，以及山陵等处内官，各有赏例，每人一两以上。十月初六日是皇后生日，朱由校却自顾自前往内教场围猎，以刺杀狼、獐、狐、兔为乐。张皇后闷闷不乐，不肯庆祝生日，赏赐也不合旧制。所以刘若愚说：“盖遇千秋之日，总不似客氏十一月十九日生日，即先行宴乐，赏赐喧阗，将二十日也。”[42]

客氏在紫禁城有住所咸安宫，在宫外还有豪华的私宅，每年都要回归私宅三四次。每当她五更时分出宫，皇帝必传特旨，清尘除道，内侍都蟒袍玉带步行排队，客氏乘坐锦玉辇，随从宫婢数百人在前面提着香炉，点燃沉香、龙涎香，烟雾氤氲缭绕。一路上纱灯、角灯、红蜡、黄炬、亮子成百上千，把昏黄的街道照耀得如同白昼，回避肃静的呼声，由远及近，可与皇帝出行相比拟。[43]刘若愚亲眼目睹，记录得栩栩如生：“凡客氏出宫暂归私第，先期奏知先帝，传一特旨：某月某日奉圣夫人往私宅去云云。至日五更，钦遣乾清宫管事牌子王朝忠或涂文辅等数员，及暖阁数十员，穿红圆领，束玉带，在客氏前摆列队步行。客氏自咸安宫盛服靓妆，乘小轿由嘉德（门）、和顺（门）、德祐（门），经月华门至乾清宫门西一室，亦不下轿，而径坐至西下马门……管库近侍、把牌硬弓人等，各穿红蟒衣窄袖，在前后摆导，围随者数百人。司礼监该班监官、典簿、掌司人数等文书房官，咸跪叩道旁，得客氏目视或颔之，则荣甚矣。内府供用库大白蜡灯笼、黄蜡巨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枝，轿前提炉数对，燃烧沉香如雾。客氏出自西下马门，换八人大围轿，方是外人抬走。呼殿之声，侍从之盛，远在圣驾游幸之上。灯火簇烈，照如白日，衣服鲜丽俨若神仙，人如流水，马若游龙。天耶？帝耶？都人士从来不曾见也……客氏在宅，升厅坐，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头，‘老祖太太千岁’之声，殷然震天。”[44]这种排场岂是乳媪所应有，“老祖太太千岁”岂是乳媪所应有！俨然一副“圣主八母之一”的架势。

这毫无疑问是僭越。然而还有比僭越更甚的事情，客氏勾结魏忠贤，暗害先后怀孕的皇后嫔妃。懿安皇后张氏常常训诫客氏，客氏忌恨在心。天启三年张皇后怀孕，客氏和魏忠贤把她身边的宫女全部调走，换上少不更事的新手。一日张皇后腰痛，宫女按摇过度，导致张皇后流产，皇帝的嫡长子就此夭折。裕妃张氏怀孕，客氏和魏忠贤恚其异己，在皇帝面前竭力诋毁，矫旨把裕妃身边的宫女内侍全部驱逐，断绝水火，将裕妃独自封闭在宫墙之内，几天之后，气绝于宫门外。看守宫女奏明皇帝，朱由校竟然将裕妃的封号革去，以宫女死亡事例焚化。容妃范氏进封皇贵妃，后失宠。成妃李氏在侍寝时为范氏乞怜，客氏、魏忠贤侦知，矫旨将她革去封号，绝其饮食。幸亏成妃鉴于裕妃先例，暗藏食物，不至于饿死。后来客氏、魏忠贤怒气稍解，将她以宫女身份贬往乾清宫西所，仅得幸存。刘若愚感叹道：“此外，冯贵人等或绝食勒死，或乘其微疾暗害之。总因偶有违言，误触客魏所忌，而置之死地。在先帝亦未如之何也已。谁秉内政，而忍令至此？呜呼痛哉！”[45]这个客氏岂止是“圣主八母之一”，岂止是“老祖太太千岁”，简直成了后宫的霸主。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中第九条罪状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嫔”，第十条罪状是“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都是他与客氏联手造成的。

二　正与邪的较量

1．魏忠贤的阉党

朱由校的纵容，造就了客氏的僭妄殊宠，也造就了魏忠贤的飞扬跋扈，一个称为“老祖太太千岁”，一个则称为“老爷千岁千千岁”。大字不识的文盲竟然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在明朝不说绝无也是仅有，不过区区五个而已，即隆庆时的孟冲，万历时的张明，天启时的魏忠贤、孙进、王朝辅五人，唯独魏忠贤权力最大。每日通政司送奏章到宫中文书房，由文书房太监拆开阅读，书写摘要。然后送进乾清宫，交付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分投互看。凡有紧要处，夹进一寸许白纸条，并用指甲掐一重痕，请示魏忠贤。由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三人轮流朗诵，王体乾在一旁讲解，魏忠贤听毕，商量处理意见。待到皇帝批阅奏疏时，先由王体乾把处理意见向皇帝报告。魏忠贤不识字，却颇有记性，在一旁插话赞扬、附和、植党、徇私之类，或者危言冷语挑激圣怒。[46]朱由校不过亲笔朱批几本而已，大多数由王体乾等依照魏忠贤旨意代批，所以人们称之为“矫诏”或“矫旨”。

客氏的生日的排场超过后妃，魏忠贤的生日也非同一般。刘若愚说：“逆贤生于戊辰年正月三十日，自元宵节后，送寿者祝延做法事，佥事者每早乾清宫西丹墀几满。将至正日，绶带挤击挨摩之声铿然，闻有挤伤衣带腿足者。‘老爷千岁千千岁’之声，殷訇若雷。”[47]

魏忠贤在宫外也有豪华私宅，在客氏私宅附近。客氏私宅在正义街过西蓆市街北，魏忠贤私宅在街南斜对门不远。这两人“满拟后来得请林下，受享富贵，齐眉到老”。[48]

凡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非奉公事不敢出宫。天启元年、二年，魏忠贤虽外出，还不敢太远。天启四年以后，有外廷暗助，羽翼已成，宫内又有客氏、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人把持，逐渐远至涿州等地，无非假公济私，巧立名色，炫耀权势。“凡外出之日，先期十数日广治储侍于停旅之所，赉带赏赐银钱，沿途络绎不绝。小民户外设香案，插杨柳枝野花，焚香跪接。冠盖车马缤纷奔赴，若电若雷，尘障天而声动地，有狂奔死者，有挤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马雇赁殆尽，凡达官戏子、蹴踘厨役、打茶牢役、赶马抬扛之人，其数不止数万。每遇逆贤远出，则京中街市寂然空虚，顿异寻常者将数日焉。大约外廷之欲亲炙逆贤，内廷之献谀乞怜者，凡四人轿将数百乘矣。怒马鲜衣束玉，而为之前后追趋，左右拥护者又数千百矣。跑马射响箭，鸣镝之声不绝于耳，鼓乐笙管数十余簇，且行且奏。夏则大车载冰，冬则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见也。”[49]这样的架势，岂止是“老爷千岁千千岁”，直追万岁爷，勃勃野心恣意显露，无所顾忌。何以如此嚣张？因为他有一个强大无比的阉党。

《明史·魏忠贤传》写道：“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魏）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崔）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50]这个死党，人数众多，仅从上述文字看，就有太监三十余人，外廷官员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加起来有七十人。他们并非等闲之辈，从内廷到外廷，从中央到地方，大权在握，统统拜倒在魏忠贤脚下，所以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但是这个名单有重大疏漏，仅与《明史·宦官传》比对，太监中就漏掉了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刘若愚。再与《明史·阉党传》比对，除了五虎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十狗中的周应秋、曹钦程，还有内阁辅臣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来宗道、杨景辰，其他还有刘志选、梁梦环、石三畏、王绍徽、霍维华、徐大化、阎鸣泰、贾继春、李鲁生、杨维垣、邵辅忠、徐兆魁、刘诏、孙杰、卢承钦等。[51]

还是才子张岱目光犀利，在《石匮书》中专辟一卷“逆党列传”，在二百五十二人之中选取五分之一。他说：“使东林而尽君子也，则魏党真不胜诛矣。余见新朝官籍强半皆东林表表之人，而逆党中之蒙面事仇者，凡屈指可尽也。日蚀中天，狐狸昼啸，人之足以锢党，而党至不足以锢人，盖已明矣。余叙别魏党一传，凡二百五十二人，今仅存其五分之一，盖谓事仇之罪浮于逆党，贤者既已如此，不肖者何足深责哉！”[52]

张岱在逆党列传卷首的“总论”，强调逆党中人也应区别对待：“魏忠贤一手障天，以泰山压卵之势，逆之者辄糜。人当其时，一由正道则死辱随之。智士达人如欲苟全性命，虽刚介之性，亦不得不出于委蛇，而况彼伊阿者乎！”又说：“余谓人至不幸生而为此时之人，不可概责其入党，但当于入党之中，取而分别其甚与不甚。如虎彪之以杀人媚人，赞道之以并尊耦帝，刘志选之欲动摇中宫，徐大化之欲兴起大狱，颂美者惟恐其不为天子，祠祝者妄拟其即是圣人。则是同一入党之人，而党之中又有此数等之人，则尤可痛恨者也。”[53]

他为“尤可痛恨者”开列了名单附上了小传，为首的当然是“五虎”：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崔呈秀、工部尚书吴淳夫、太仆寺卿兼河道总督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锦衣卫掌堂指挥使田尔耕、镇抚司理刑千户许显纯、镇抚司贴堂千户崔应元、镇抚司理刑千户孙云鹤、镇抚司理刑千户杨寰。

其次是“动摇中宫”的顺天府丞刘志选、太仆寺少卿兼河南道御史梁梦环；“倾心赞导”的有：工部尚书徐大化、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工部尚书孙杰、太常寺少卿陈尔翼、太仆寺少卿李鲁生、兵部尚书霍维华、太仆寺少卿李蕃、工部尚书邵辅忠、浙江道御史张讷、兵部左侍郎郭巩、刑部尚书徐兆魁、侍讲孙之獬、刑部尚书薛贞。

再次是“颂美”：吏部尚书周应秋、户部尚书郭允厚、工部尚书薛凤翔、登莱巡抚副都御史孙国祯、宣大总督兵部尚书冯嘉会、太仆寺少卿安伸、户部左侍郎张我续、太仆寺少卿刘徽、兵部左侍郎秦士文、漕运总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尚友、四川参政郭士望。“建祠”：兵部尚书阎鸣泰、兵部左侍郎刘诏、巡抚浙江都御史潘汝祯、巡抚延绥都御史朱童蒙、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南京兵部左侍郎毛一鹭、户部尚书李精白、南京户部尚书张朴、锦衣卫指挥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

最后是“反覆”：太仆寺少卿杨维垣、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贾继春。“另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冯铨、少师建极殿大学士魏广微、少傅文渊阁大学士顾秉谦、光禄寺卿阮大铖。张岱在“另传”名单之后评论道：“既为党人，而传又列于党人之外者，以其恶不止于党人也；传在党外，而名又列于党人之中者，以其恶不离于党人也。魏广微、顾秉谦庸庸固无足数；冯铨欲掀翻逆案，而投诚闯贼；阮大铖欲报复东林，而迎立弘光，大明天下一败涂地，则是明天下之亡，犹亡于魏党也，魏党之祸岂不烈哉！”[54]

毫无疑问上述人员都是魏忠贤阉党的骨干分子，既然叫做阉党，姓“阉”，他的核心人物是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他们架空皇帝，代替皇帝发号施令，掌控朝廷，才会有那么多官员俯首帖耳，亦步亦趋。请看魏忠贤的太监班子：

王体乾，顺天府昌平州人，万历六年选入皇城，在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名下读书正途。万历二十八年升入文书房。泰昌元年八月，用重贿买通李选侍的亲信太监李进忠（魏忠贤进宫时曾用李进忠名，为了区别，改为魏进忠），升任典玺局掌印太监，以后又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马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在李选侍移宫前，与李进忠一起参与盗宝勾当，王体乾建议魏忠贤杀掉李进忠灭口，又与客魏合谋除掉王安。在客魏的支持下，他得以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但是处处听命于地位比他低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魏忠贤。刘若愚说：“客氏惮（王）安刚直，喜（王）体乾软媚，遂矫旨准（王）安辞免，将司礼监印付（王）体乾掌之。复升诸栋等为帮手，屡有中旨巧留客氏，与逆贤比暱为奸。又外结沈为谋主，逐大臣王纪、满朝荐、刘一燝等，杀内臣王安、王国臣（魏朝）等，心粗胆大，渐及妃嫔，皆（王）体乾力也。”[55]

李永贞顺天府通州人，五岁时阉割，十九岁（万历二十九年）选入皇城，旋即升任坤宁宫近侍太监。因故关押多年，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释放，恢复原职——坤宁宫近侍，始于魏忠贤结识。天启元年，魏忠贤与王体乾串通，特升史宾、诸栋、梁栋、张文元、裴伸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成为诸栋的幕僚，遂与魏忠贤心腹掌班刘荣结拜，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经过刘荣推荐，成为魏忠贤的幕僚，升任文书房太监、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精书法，善弈棋，能诗文，颇受魏忠贤器重。《明史·李永贞传》说：“（李永贞）与（王）体乾、（涂）文辅及石元雅，共为忠贤心腹。凡章奏入，永贞等先钤识窾要，白忠贤议行。崔呈秀所献（“天鉴”“同志”）诸录，永贞等各置小册袖中，遇有处分，则争出册告曰：此某录中人也。故无得免者。”[56]

石元雅，保定府雄县人，万历二十九年选入皇城，在兵仗局担任“写字”。此人虽然担任“写字”工作，却不喜欢读书，爱好射箭、打猎，与魏忠贤臭味相投。泰昌元年十一月，经魏忠贤推荐，进入司礼监文书房，升任秉笔太监，兼任针工局掌印太监、南海子提督。他延请许秉彝为“掌家”，通过许秉彝，替崔呈秀与魏忠贤“通线索”，每次见魏忠贤，即屏退左右，密语移时方出。[57]

涂文辅，保定府安肃县人，中年自宫，姿容尔雅，有心计，喜好射箭弹琴，此人有文化，善于书算，被客氏看中，成为她的儿子侯国兴的家庭教师。天启元年选入皇城，天启四年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马监掌印太监、总督四卫营、太仓银库、节慎库，成为客魏的财务总监。照例太仓银库归户部管，节慎库归工部管，涂文辅打着皇帝的旗号，凭借客魏的气焰，凌驾于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之上，他的办事处号称“户工总部”。刘若愚如此描写他的嚣张气焰：“太仓银库户部事也，节慎库工部事也，（涂）文辅并总督之。藉先帝宠灵，客魏逆焰，诣两部到任，勒司官行属礼。坐八人明轿，使甘蔗大棍，舒徐容与，扬扬长安道上。其呼殿者比阁臣道子还雅，其音清细而长，仿佛圣驾清御警跸之报，内官外官无不下马回避。又强买戚臣李承恩宅，大创廨宇，其署额曰‘户工总部’。”[58]

此外还有李朝钦、梁栋、孙进、王朝辅、纪用、葛九思、徐应元、赵进教、王国泰、马谦，尤以李朝钦最受魏忠贤信任。

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日常事务交给李朝钦处理。凡是各地东厂特务报来的事件，先送到位于东混堂司南面的东厂内署，内署衙门高悬“朝廷腹心”匾额，李朝钦作为魏忠贤的腹心在这里处理公文，交给司房人员删改润色，密封后，加盖“东厂密封”印章，送交魏忠贤发落。[59]东厂的特务遍布各个角落，信息灵通，令人防不胜防，弥漫着恐怖窒息的气氛。正如当时人所说：“威福日盛，鹰犬日众，四方孔道，民间无敢偶语者。驿使停骖，即卧榻间无敢提一‘魏’字。身在京华，童仆往来，无敢带一家书者。去国诸臣，典衣觅骑，萧条狼狈，全无士气。而一经削夺，门无敢谒，郊无敢饯者，虽师生戚友之谊，亦荡然扫绝。重足而立，道路以目。凡衣冠士庶相见之间，皆缄嘿不敢吐半言，即寒温套语，问讯起居并忘之矣，唯长揖拱手而已。”[60]

这是什么氛围？人们何以如此反常？一言以蔽之，阉党专政是也。

2．邹元标、冯从吾与首善书院事件

有明一代，继承宋元以来书院讲学的传统，万历初年张居正柄政，取缔书院，他死后，书院陆续恢复，徽州、江右、关中、无锡遥相呼应，又以无锡的东林书院最为著名。北京是首善之地，却没有讲学的书院，嘉靖年间罗洪先、徐阶与在京名儒，大多借用寺庙举行讲会，引为一大憾事。天启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有感于此，得到同僚的支持，在宣武门内东城墙下构建书院一所。邹、冯两先生退朝公余时间，不通宾客，不赴宴会，专心致志在书院讲学。有志于学术的缙绅先生，环而静听，间或提问讨论，无不畅所欲言。首善书院声誉鹊起，影响非常之大：“一时转相传说，咸知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61]

内阁首辅叶向高应邀撰写《首善书院记》，肯定在京师建立书院的创举，他说：自从白鹿洞书院以来，蔚然成风，通都大邑所在皆有书院，而京师独缺，这种状况持续二百年之久，现在得以改变，首善之地非其他通都大邑可得而比也。他对邹、冯二位学者型官僚的学问推崇备至：“邹先生之学，深参默证，以透性为宗，以生生不息为用。其境地所诣，似若并禅机元旨而包括于胸中。冯先生之学，反躬实践，以性善为主，以居敬穷理为程。其识力所超，又若举柱下竺乾而悉驱于教外。要之，于规矩准绳、伦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逾越，与世之高谈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径庭。”[62]他看得很准，邹、冯二人并不空谈性命，而是躬行实践，所以才会有“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的结果。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书院一旦名声大噪之后，便会带来麻烦，被卷进政治风波，东林书院是如此，首善书院也不例外。或者可以说，对首善书院的攻讦，是诽谤东林书院的延伸。鼓噪得最厉害的是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此人日后成为阉党骨干分子，对于邹元标再度出山，担任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举荐东林人士，极为不满。在奏疏中特别点出东林二字：“昔在皇祖时，有理学之臣顾宪成、郭正域开讲东林，其初以发明圣贤蕴奥，开启后学，岂不甚善？逮从游者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东林之徒以自矜诩，甚至学士儒生挟之以扞文网，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欲进一人也，彼此引手；欲去一人也，共力下石。京察黜陟，非东林之竿牍不凭；行取考选，非东林之荐扬不与。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所以朝端之上，士林之间，玄黄血战十有余年。摧残几多善人，戕伤几许国脉，皆讲坛之贻害也。”[63]

正与邪的较量，日趋短兵相接，太仆寺少卿满朝荐的奏疏，一再反问：“祖宗朝有此颠倒乎”？矛头直指魏忠贤为首的邪恶势力：

——世有大奸，巧饰謏辞，暗倾善类，点痈借援，隳治而为乱，亦千古一辙也……周嘉谟、刘一燝顾命倚重之大老，以抅谗去；孙慎行守礼介石之宗伯，以封典诎；王纪执法如山之司寇，以交章革职。祖宗朝有是颠倒乎？

——二建言耳，倪思辉、朱钦相等之削籍，已重为钳口之嗟。周朝瑞、惠世扬等之拂衣，又中一网打尽之计。祖宗朝有是颠倒乎？

——阁臣职掌调燮票拟，主持清议，况今剥伏关头，政宜谋断共矢，从前救正不为不多，何至今日见有忌才坏法之疏，不公斥之，轻则两可其说，重则径行其言矣；见有殛奸匡国之疏，不公持之，轻则姑不究，重则递加罚矣。祖宗朝岂有是颠倒乎？

——凡此种种颠倒，成于陛下者十之一二，成于当事大臣者十之八九。刚愎者泼纵而播弄机锋，柔险者委蛇而固护营垒，狙狯者观望而密探声息，浮游者虚拥而弁视蓬芦。[64]

咄咄逼人的声讨，引来的结果是，奉圣旨落职为民。

钳制舆论是魏忠贤的一贯伎俩，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捣毁全国所有书院，攻击邹元标、冯从吾的首善书院，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朱童蒙充当了急先锋，打着忠于职守的幌子，宣称：“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恐启门户之渐，大公之世偶生门户，则衅孽必作；职业之外分用身心，则责任不专。”[65]

邹元标还是先前那种宁折不弯的秉性，想当年他敢于冒着廷杖致死的风险上疏弹劾张居正，如今区区朱童蒙的恫吓根本不在话下，当即写了长篇奏疏，反驳朱童蒙的谬论。他说，本月初四日也接到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的奏疏，为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恐起门户之渐，与臣等安心本分，爱惜精神，以东林为戒云云，驳斥道：“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闻道始知本分内事，不闻道则所谓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与否也。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罚省，进贤退不肖，舍明学则其道无由。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讲习讨论者，惟是销反侧以归正直，会有极以归皇极。若分门别户，则名教所不载也。”既然朱童蒙提到了东林，他当然要为东林讲几句公道话：“东林诸臣有文有行，九原以往，惟是在昔朝贵自岐意见，一倡众和，几付清流。”

他回忆起当年遭到贬谪的流放生涯，学问对于自己何等之重要：“臣志学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举孝廉，从诸长者一登讲堂，此心戚戚。既谢计偕，独处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栖迟田亩，又三十余年，赖有此学，死生患难，未尝陨志。”

由此，他讥讽不学无术的朱童蒙之流，“自训诂帖括外，别无功课；自青紫荣名外，别无意趣。恶闻讲学者，实繁有徒。盖不知不闻道即位极人臣，勋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事虚生，死是虚死。朽骨青山，黄鸟数声，不知天与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发至老，不敢退堕自甘者也。”[66]

邹元标分析得入情入理，无可挑剔，皇帝只得打圆场：“朱童蒙疏亦有旨了，卿积学真修，方自表率，不必介意。”[67]

冯从吾也上疏回击朱童蒙，论述讲学无罪——“窃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乱者，惟持有此理学之一脉，亦惟持有此讲学之一事。讲学创自孔子，而盛于孟子……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传。然中兴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竞，以禁讲之故，非以讲之故也。”他诘问朱童蒙之流：“臣之望其君以讲学，而自己不讲，是欺也。倘皇上一日开讲，问讲官曰：诸臣望朕以讲学，不知诸臣亦讲学否？不知讲官何以置对。倘皇上一日御朝闻诸臣，讲学亦有定所否？不知诸臣又何以置对？”他堂堂正正声明：今臣等创建书院于此，岂为名，岂为利，岂为官爵，岂为一身宴游之地，岂为子孙世守之业！原为两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师为天子之都，为首善之地，反无书院，非所以壮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对于朱童蒙的无端攻击，他感慨系之，请求皇上罢官，使庙堂之上省一番议论。[68]

冯从吾讲得有理有据，滴水不漏，皇帝不得不回应：“朕留心学问，岂禁臣下讲学，且仕学相资，何可偏废？”[69]

表面上看皇帝并没有偏袒朱童蒙，但邹元标、冯从吾感受到的压力是无形的，给事中郭允厚力挺朱童蒙，诋毁都察院的一二把手，唯恐在明年的考察中遭到报复，非得把他们二人赶下台不可。这一点连内阁首辅叶向高也看出来了：“无奈人情多端，过生猜疑，必逐去邹元标而后快也。”为了政局安定，他在十月初八日的奏疏中指出，如果邹元标、朱童蒙等人辞官而去，谁来主持即将到来的京察大典？他说：“但恐人心不同，烦嚣易起，若不稍为剖明，必将有非二臣者，又将有非非二臣者，纷纭排击，无有纪极。昨日有伪作铨臣之疏，欲毁书院者，世情险怪一至于此。今台臣冯从吾又求去矣，铨臣张问达亦苦苦言，（邹）元标行当即继之去矣。察典几何时？而在事诸臣势将一空，谁为皇上了此事者？”在他心目中，邹元标这样的正人君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职掌都察院的最佳人选：“邹元标在皇祖朝，直声振于朝野，三尺童子无不知其为忠臣。淹伏数十载，海内共惜，皇上拔之田间，任以九列，足称清朝盛举。臣素不习元标，近与周旋，见其恳恳爱人之念、浑浑赤子之心，绝无分毫负气笼罩矫饰之态，心甚慕之。”因此，他反对朱童蒙、郭允厚逐去邹元标的图谋：“若逐去元标，则其他之讲学气节如邹元标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为不平，纷争又将不了，门户之祸必与国家相终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乱，又何暇问封疆之事哉！”他也反对朱童蒙、郭允厚谎称“宋室祸败由于讲学”，反驳道：“宋方盛时，正以濂洛关闽讲明学术，比及南宋，王淮、韩侂胄、陈贾辈始立伪学题目，抅陷朱熹诸贤，而宋祚遂终。”又掷地有声地反问：“如以讲学为结党，则世之结党者岂尽讲学之人？苟欲结党，何待讲学？”[70]

这一番话由三朝元老叶向高讲出来，不仅令朱童蒙、郭允厚之流理屈词穷，也令幕后的魏忠贤哑口无言，发出温和的圣旨：“大臣真品实学，自能维扶世风。言官意见参差，不妨互相质证，但不得参以岐念，迹涉猜防。卿虚衷持衡，剖陈剀切，足定国是，以正人心。邹元标、冯从吾已有旨谕留，这所奏朕知道了。”[71]

话讲得很漂亮，“邹元标、冯从吾已有旨谕留”云云，不过是一个幌子。步朱童蒙、郭允厚的后尘，言官郭兴治变本加厉地诽谤邹元标。朱童蒙则抓住叶向高撰写《首善书院记》，暗指他是邹、冯的后台。叶向高愤然上疏，请求辞职。在奏疏中，他讲明了两个观点。其一是，朱童蒙攻击邹元标讲学，郭允厚诽谤邹元标的人品，郭兴治进而称邹元标为“贼”，叶向高感叹道：“三人之意同，而其说则已三变，其攻（邹）元标可谓不遗余力矣。”其二是，朱童蒙引用张居正禁毁书院之事，影射叶向高违背祖宗朝旧制。他据理驳斥：“禁讲学，毁书院，沙汰生员，此乃张居正所为，非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议，背成宪，失人心，正为此事。（朱）童蒙奈何引之？臣为书院记文，固云世必有执江陵（张居正）之见以诮余者，何其言之偶中乎！”[72]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屡奉内传数语为臣之险毒”，不如一走了之。这是他第十四个辞职奏疏了，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同意辞职：“卿以元老主持国是，且忧心世道，保护善类，自大臣事，小臣臆窥之言何必介意！封疆阽危，兵食单匮，正赖卿延纳群策，入告远猷，用副朕军国倚重至意，慎勿再陈。”[73]

邹元标、冯从吾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先后罢官而去。邹元标在临别之际，还不忘提醒皇上千万不要开启门户之争：“近时臣工或以门户自相猜疑，此从身名上起念。臣与冢卿（吏部尚书）张问达相处年余，陛下试问张问达，臣曾说门户中一人乎？盖臣实见天地间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伤残，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职事而已耳。又实见得人之禀气各有偏全，人之识见各有高下。从德性用事者，反求诸身，不作异闻见，不作人我想；从情义用事者，但求诸人，东猜而西疑，左旋而右转。曾不思前数年，诸人始而酌水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人？而犹不务行所知，以不负所学，能耶？”[74]这并非杞人忧天，后来的事实表明，门户之争愈演愈烈，以至于不可收拾。

由于朱童蒙公然扬言“以东林为戒，而不复讲学”，高攀龙作为东林书院的代表人物，挺身为东林辩诬：“黄门（朱童蒙）所言东林，非东林也，乃攻东林者之言也；所言东林之祸，非东林能祸人，乃攻东林者欲祸东林也。数年来，职每自诧理义人心同然，何以言理义者辄目为朋党，而不容于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同然也，故以为党也。国家用一当用，行一当行，去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当用，言一当行，言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人也。不论东西南北，风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于正，目为一党。东林何幸，而合天下之众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车，皆非实事也。即如郭明龙正域，生平未尝讲学，生平不识东林，黄门（朱童蒙）谓与顾宪成开讲东林。即此而观，他可例推。无亦黄门（朱童蒙）师生姻娅之间，涵濡浸灌之久，于时局之说不自觉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来，门户去于人口，依然还作当年口吻耶！”这一席话，一气呵成，痛快淋漓，把朱童蒙信口雌黄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和高攀龙这样的名师大儒相比，朱童蒙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丑，他哪里会懂得高攀龙所说的道理：“人不知学，世道交丧，于是朋党祸起。相安则交安，相危则交危，故党类之党不能无，是群分之品也；偏党之党不可有，是乱亡之本也。知党类之不能无，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党之不可有，使之各惩其祸，而勿为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专尤人，则无不可融异为同，化小为大。”[75]

遗憾的是，以后形势的发展和高攀龙愿望相反，朋党之祸愈演愈烈，阉党排挤正人君子，打击异己分子，不分青红皂白扣上“东林”帽子，于是乎就有《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的出笼。由是观之，首善书院事件不过是一个前哨战而已。

3．“空人国以庇私党，詈道学以逐名贤”——文震孟、郑鄤的忿激之论

邹元标、冯从吾的罢官，激起正直人士的公愤，对皇帝和朝廷流露出极大的不满情绪。人们希望年轻的皇帝亲操政柄，重振朝纲。两名新科进士文震孟、郑鄤，初登官场，没有包袱，直言无忌地表达了压抑于许多人心中的呼声。

文震孟，字文起，号湛持，苏州吴县人，著名学者文徵明之曾孙，国子监博士文彭之孙，卫辉府同知文元发之子，颇有家学渊源，尤于《春秋》经学颇有造诣。邹漪说：“世以道德文雅冠冕海内，十五出应童子试，名噪一时。年二十一，举甲午贤书，束躬砥操，日手一编咿唔，绝迹城市，尤严竿牍之戒。居父丧，哀毁几于灭性，营竺坞新阡以葬父，即倚墓结庐而居，一时有真孝廉之目。时海内名贤若吉水邹忠介（元标）、关中冯恭定（从吾）、高邑赵忠毅（南星），皆以麟凤在野。”[76]主盟东南文坛的顾宪成、高攀龙对他敬仰备至，远近清流不远千里前往请教。但是从万历二十二年参加进士考试，九次失利，直到三十年后的天启二年才进士及第，又以殿试第一名（俗称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胪传之日，儿童妇女皆知其名，指目为忠孝状元”。[77]

这时的文震孟已经年近五十，不再年轻，好不容易到来的功名，理应倍加珍惜。但是他毕竟是文徵明、文彭的后代，熟读儒家经典，以治国平天下为终身抱负，对于朝廷不像朝廷，官僚不像官僚，深恶痛绝，尤其是亲眼目睹邹元标、冯从吾两位正人君子的离去，义愤填膺，贸然上疏，从“国步綦艰”到“杜乱源”，侃侃而谈。关于他上疏时的心态，邹漪的刻画是到位的：“先是，光宗以神庙遗诏，召久废诸臣于田间，故熹庙初元新政，众正盈朝，天下想见太平。而公（文震孟）又以宿学登上第，物望倾注，其忠宪诸贤侃侃发舒，凡貂珰戚畹力谢往还。既而外廷有借逆珰以指鹿（为马）始祸者，因禁讲学兴党议，邹忠介、冯恭定两公以次窜逐，公上疏请讲学勤政。”[78]

状元所写的文章，人们总是很感兴趣，不妨看看文状元的这篇奏疏：

——乃今日之势岂惟厝火，几于燎原矣……此真大小臣工戮力同心，尝胆卧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饰虚文，即皇上具为尧为舜之资，亦毫无启心沃心之助，将使祖宗金瓯无缺之宇宙，日销月削，势将瓦解，东支西溃，又同河决。

——今日非皇上独奋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杰之心，发舒忠义之气，天下事固未知所终也……皇上昧爽临朝，寒暑靡辍，于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实未见也。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则皇上之聪明何由开畅？

——职意祖宗之制，倡六科，则六科必当以次白事；倡西台（御史），则西台必当以次白事；奉旨某部知道，则某部之正卿亚卿又必当以此白事。职纠弹者纠弹，职条奏者条奏，剖析机宜，献替可否。皇上凭而听焉，与辅弼大臣面商而裁决焉，雷厉风行，断不逾顷。不惟圣智日以明习练达，即在廷诸臣亦且可以徵其气节，可以试其仓卒。当事者精思于职守之内，而无有轶志事外者。

——职闻祖宗之朝，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军国重事，闾阎隐微，无不咨询，无不洞达。故虽深居九重，而情形毕照。怀奸挟术，既无窦可以自藏；左右近习，亦无缘可以蒙蔽。若仅尊严若神，上下拱手，精神不振，提醒不灵，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跛倚之众亦怠而欲休。

——皇上之神情既与群臣不相浃洽，则皇上之灵爽必与天下不相昭融，及退入内廷，而耳目所触发，德性所薫蒸，自不越于中涓常侍之口颊。夫大君临照之体段，帝王宏远之规模，又岂若辈之所能解……而失机之成案，更来众喙之纷纭，恣罗织者既引绳而批根，护善类者复因枝而惜叶，国宪刑章悉付之于葛藤，此何法也？

——乃近日中朝举动则更有可异者，空人国以庇私党，几似浊流之投；詈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唐宋末季可为用鉴，亦未有以明告诫我皇上者耳。去者为荣，则仕者不贵。夫天子之所以励世作人者，惟此爵禄名号，而致使策蹇快于驰驿，角巾尊于冠冕，此岂清平之世所宜有哉？[79]

文震孟所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现在的上朝徒具形式，鸿胪寺官员当司仪，大臣们按照口令跪拜起立，按照固定的程式排演，没有君臣之间的对话交流商议，所以他说“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既然皇帝与外廷大臣缺乏融洽交流，势必至于在内廷听从太监的耳濡目染，于是乎出现“空人国以庇私党”“詈道学以逐名贤”的一些列怪现象，国法刑章荡然无存。皇帝钦定的头名状元，矛头直指魏忠贤和他的阉党，不可等闲视之。魏忠贤利用职权，把奏疏扣压下来，不报告皇帝；乘皇上看戏时，他突然呈上这份奏疏，断章取义地摘取“傀儡登场”一句，说：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不杀无以示天下。皇帝点头表示同意。次日，皇帝讲筵完毕，魏忠贤假传圣旨：廷杖文震孟八十！当天首辅叶向高请假，在场的次辅韩爌、礼部尚书盛以弘等极力申救，才免于杖责。[80]

魏忠贤所忌恨的是文状元所说，帝王宏远之规模，岂是太监之流（即所谓“中涓常侍辈”）所能理解，又不能就此发作。便歪曲原意，说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显然文状元的原意并非如此，他是说上朝的大臣像傀儡。请看原文：“鸿胪寺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像傀儡登场的是跪拜起立的大臣，而不是坐在龙椅上的皇帝。

和他同时进士及第，比他小二十岁的郑鄤，以少年新进的锐气为文震孟鸣不平。郑鄤，字谦止，号埊阳，常州武进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其父郑振先，万历三十六年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把内阁辅臣朱赓、李廷机斥为“古今第一权奸”：“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创开以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81]有其父必有其子，郑鄤的奏疏写得一如乃父风格，尖锐泼辣，无所顾忌。

——顷见修撰文震孟一疏，私庆有为明主忠言之人，意皇上天佑圣明，必将逖思深悟，立见施行矣。乃候之浃旬，未蒙报可，臣初疑之。臣惟章奏之批答，宫府间之腠理也，或朝上而夕下，或夕上而朝下，则君与臣相知，君与臣相知则大臣不得以揽权，小臣不得以营窟，近臣不得以蔽明。一付之阁寝，而中有不可知者矣。夫上书不报者，是留中之渐也；留中不下者，是壅遏之萌也；壅遏不通者，是窃弄之机也。此不可不深长思也。今若经御览而留中，则非止辇转圜之义；若不经御览而留中，必伏戎援奥之奸。

——本朝此弊惟武庙与神祖末年最多，在武庙时盖因权珰之炀灶，在神祖时则系奸辅之藉丛。臣稽史册中凡召乱之端有二，而今皆已见之，曰内降也，留中也。内降之屡旨用以肆斥大臣，其机关使人骇；而留中之一线，用以阴淆圣虑，其径窦使人疑。清明之朝，岂宜有此！[82]

郑鄤的奏疏并没有点名，通篇都在影射魏忠贤，“壅遏不通者，是窃弄之机也”；“内降之屡旨用以肆斥大臣，其机关使人骇”；以及“权珰之炀灶”云云，无不直指魏忠贤。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日颁下圣旨（当然是矫旨）把文震孟与郑鄤一并处罚：“朝仪大典，累朝成规，如何辄肆轻亵，比拟傀儡，藐视廷臣如戏。文震孟好生可恶，郑鄤这厮党护同乡，窥探上意，本当重处，念朕首科取士，新进书生不知大体，姑从轻，俱降二级调外任。”[83]

文震孟、郑鄤出于公心，希望皇帝重整朝纲，不要大权旁落，竟然遭到降级的处罚，一些官员纷纷上疏申救。内阁首辅叶向高也写了洋洋洒洒的奏疏，向皇帝求情：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郑鄤因上疏触忤，致蒙降谪，举朝臣工无不惋惜，臣与同官冒昧申救，尚未足动天听，欲再申一言。

——窃观（文）震孟所言讲学勤政，此皆皇上所极留心，其所以干圣怒，只在朝仪一节。此乃祖宗朝相沿旧规，非创自今日。（文）震孟书生也，但见史册所载，前代帝王无不与臣下面议政事，臣下有所献纳，无不面奏，即在二祖时亦是如此。今百官奏事皆是常套，堂陛之分虽存，君臣之情未畅，故不胜款款之愚而欲效之。此书生泥古之过，非有他也。

——震孟夙负时名，皇上首拔于多士之中，胪传之日，举朝相庆，以为得人，四海闻之，莫不称快。乃以单词片语遽罹谪逐，非但无以彰圣主纳谏之明，而于盛典亦大不光矣。人情遇小小知己，即思报答，苟有所知之人，亦无不欲爱护而保全之。震孟受皇上千载殊异之知，当何如感戴？倘有一毫欺谩之心，即非人类。皇上既拔擢震孟，称知人之哲矣，曾未数月，而遽摧折之，亦岂圣心之所安乎。

——若郑鄤所言，盖因震孟疏留中，为之申请。且鉴于向时留中之弊，欲杜其萌，亦书生之见。好名则有之，非敢党护于震孟也……郑鄤亦三吴之名士也，今与震孟同去，殊为可惜。

——窃窥圣心，或以词臣言事非其职掌，故欲小示挫抑，以成就其才耳。然臣观国朝词臣以言斥者，皆得盛名，罗伦、罗洪先皆以状元坐此谪官，至今称不愧科名者以二臣为第一，而惜当时处分之太过。今震孟等之被谴，于名得矣，而使他日复以惜二臣者惜震孟等，得无为圣德之累乎？[84]

句句为朝政考虑，处处替皇帝着想，但是皇帝拒不接受。关键是魏忠贤在作祟，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向他挑战的官员，何况是扬言“傀儡登场”“窃弄之机”的新科进士。现在票拟谕旨的程序已经完全破坏，照例文震孟、郑鄤的奏疏如何处理，应该有内阁首辅票拟意见，经皇帝审定后作为圣旨发出。如今票拟职权已经由内阁转移到司礼监，皇帝圣旨自然体现了魏忠贤的意志：“览卿奏进阁，朕心甚慰，知道了。制科累朝所重，朕方作养人才，岂忍摧折！但书生不知忌讳，文震孟、郑鄤遵前旨行。卿还仰体朕意，不得再来申请。”[85]

所谓“遵前旨行”，就是“俱降二级调外任”。文、郑两位不愧为三吴名士，宁折不弯，拒绝降调的圣旨，抛弃乌纱帽，愤然回到家乡。

4．另一种形式的较量

魏忠贤阉党势力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外廷权奸也有一个逐步投靠的过程。刘若愚回忆道：“逆贤既窃柄杀王安，遂升梁栋、史宾、裴伸、张文元为秉笔（太监）；驱逐原选熹庙张后之刘克敬于凤阳，而后矫旨杀之；摈退掌（东）厂之沈荫，而畀宋晋。驱逐大臣王纪、满朝荐、钟羽正等，词臣文震孟等，建言刘宗周、王心一等。托心腹掌班刘荣结交阁臣沈，导上以武，暗通线索，设立内操。差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往山海关送器械，实所以开内镇守之基也。”[86]这一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魏忠贤与内阁辅臣沈暗通线索，在宫内设立内操，尝试掌控军权。

第一个投靠魏忠贤的内阁辅臣沈，字铭缜，湖州乌程人，万历二十年进士，累官至南京礼部侍郎。《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素乏时誉”，除了善于阿谀谄媚，不遗余力排斥天主教，影响恶劣。万历四十四年作为南京礼部侍郎的沈，上疏排教，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为幌子，禁止天主教，造成轰动一时的南京教案，《明史》说“识者韪其言”。[87]万历末年，他与内阁首辅方从哲因同乡关系而亲密，方从哲推荐沈、史继偕入阁。天启元年六月，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此人当年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在内书堂给宦官上课，做过魏忠贤的老师。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入阁后为了讨好魏忠贤，特意建议在宫内搞内操，在东阳、义乌、扬州、淮安等地招募勇士两百多名，送交魏忠贤搞内操。《明史》写道：“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沈）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沈）既至（意为入阁后），密结二人（指魏忠贤、刘朝），乃奏言：‘辽左用兵亟，臣谨于东阳、义乌诸邑及扬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余，请以勇士隶锦衣卫，而量授材官职。进忠、朝方举内操，得（沈）奏大喜，诏锦衣官训练募士，授材官王应斗等游击以下官有差。（沈）又奏募兵，后至者复二百余人。”[88]

沈劣迹昭彰，引来言官惠世扬、周朝瑞弹劾，谴责他勾结太监刘朝搞内操。刑部尚书王纪揭露他的奸恶，可比宋朝的蔡京。沈反咬一口，诬陷王纪庇护熊廷弼，导致王纪革职为民。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沈不得不于天启二年七月致仕而去。

正与邪较量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天启三年，增补阁臣顾秉谦、朱国祯、朱延禧、魏广微，加上排名靠前的五位：叶向高、韩爌、史继偕、何宗彦、朱国祚（四月致仕），内阁辅臣竟有九人之多。顾秉谦、魏广微等人的入阁，使得魏忠贤得以控制内阁机要部门的大权。《明史·阉党传》说：“（天启）二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贤于是谋结外廷诸臣，（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又说：“自（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89]

另一方面，天启二年十一月，赵南星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监察工作大有起色。天启三年三月初十日，赵南星在申明都察院职责的奏疏中说：“陛下即位以来，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乐，为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为也。臣望陛下涣发德音，使领民之吏知贪酷之必不可为，巡方之臣知贪酷之必不可荐，提荐揭荐必不可行，所荐者必不可为溢美之言，所劾贪酷之吏必不可仅拟降调。从此惕然猛省，涊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图百姓之安，使臣无怨之可任，而诸臣功名日高，禄位从之，名实甚粹美，光庆及子孙，岂非仕人之上愿哉！”[90]皇帝的批示是冠冕堂皇的：“上下狥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穷思乱，所关岂细！这所奏差满举劾、咨访考察等事，俱依议。卿以忠公举职，申明宪纪，表率振饬各官，遵承规例，察吏安民，人思尽职，有何嫌怨？仍着为令，开载宪纲，永远遵行。”[91]

既然皇帝如此表明态度，官员们发起了新一轮舆论攻势。

天启三年三月，御史方大仁弹劾给事中郭巩勾通魏忠贤，并揭发魏忠贤“甲第壮丽，葬地逾制”。[92]

同年八月，顺天提学御史左光斗针对魏忠贤企图颠倒移宫案是非，进而排斥异己，上疏澄清事实，希望皇上召还文震孟、郑鄤等人。[93]

左都御史赵南星鉴于官僚队伍的不良倾向：“务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不过曰此我之同乡故旧，不能恝也；曰此权要之所托也，是能报复，不可动也”，主张加强都察院的监察作用。[94]

天启四年正月，福建道御史呈上题为“补救时事”的奏疏，指出今日天下有三大忧患：一是夷狄吭背之患，二是盗贼肘腋之患，三是小人腹心之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小人腹心之患：“试思冲主在上，垂帘尚不忍言，况权臣在朝，禅受是何题目？执绋之巡抚方恨玷我名山，媚灶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狂澜一倒，谁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渐兴，或势若负隅，巧通脉络；或谋成卷土，密布机关。虽死灰不燃，恐百足未已”。因此他希望皇上“出入起居必董于逸荒之戒，独正于群阴之上，常立于无过之途，志气如神，赏罚不乱”。[95]这一席话，转弯抹角提及“垂帘”“禅受”“新妖”“伏莽”“群阴”，显然是在影射魏忠贤专权乱政。

同年三月，山东道御史黄尊素上疏议论“时事十失”，在列举“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等十项弊政之后，笔锋一转，含沙射影地指向魏忠贤与客氏：“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隐祸，惨于夷狄，异日有欲言不敢、欲闻不得者”。[96]此处“阿保”影射乳媪客氏，“禁旅”影射在紫禁城内操练军队的太监魏忠贤。

正邪双方逐渐剑拔弩张，短兵相接。

天启四年四月，魏忠贤的亲信刑科给事中傅櫆首先出招，扬言“邪臣比暱匪人把持朝政”，乞求皇上“立赐处分，以清隐忧”。他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宪臣左光斗，貌丑心险，色取行违，自命为血性男子，人亦视为聪明丈夫。然职久知其为匪类也，欲貌为君子而不能，欲不为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顾名简，遂反戈君子而忍为之，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他实在举不出什么例证，便以内阁中书汪文言“父事内监王安，内外交通”作为话柄，说：“光斗身在宪府，不能追论，而且引为腹心”。傅櫆还攻击刚刚晋升为吏科都给事中的魏大中，“职忝谏垣，不行驱除，而且助其资斧。自是脉络潜通，机锋并露，相与招摇都市，揽泊升迁。甚至小人以从邪为得计，君子亦以比匪为无伤”。他主张立即将左光斗、魏大中撤职，严刑究处汪文言。[97]

这个傅櫆，口口声声说左光斗、魏大中是小人，“以从邪为得计”，其实恰恰是自己的写照。魏大中日后回忆道：天启四年四月十八日，予升吏科都给事中。“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阉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傅）櫆既结继教（东厂理刑千户傅继教）为兄弟为内应，复伺归奄（魏忠贤）于道左以通款。奄甫至，而（傅）櫆疏下，汪文言逮矣。”[98]显然，傅櫆完全是秉承魏忠贤旨意行事的。谈迁对此颇为感慨：“仕路如阱，端人刚士择地而蹈，犹若凂焉，矧敢轻其身于磷缁杂沓之场哉……议者甚（傅）櫆之险，钳网始抅。”[99]谈迁所说的“钳网始抅”四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事情的本质，一张钳制正人君子的禁网已经悄悄打开了。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首先出面反击，他说，傅櫆的奏疏题为“邪臣比暱匪人把持朝政”，但是一篇之中终不得其指归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原来傅櫆心虚，担心考察，先下手诬陷参与考察的官员，逐去邹维琏，不留程国祥，不欲魏大中到任，又害怕左光斗持清议，于是乎罗于一网。左光斗一针见血指出，小小的刑科给事中，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原来他有后台：“以科臣（傅櫆）之权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铨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许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尝冒认东厂理刑傅继教为兄弟脉络，机锋长安，冷觑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将用邵辅忠陷毛士龙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100]“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八个字，后台是谁，昭然若揭。

还未履任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也上疏揭露傅櫆的险恶用心：“（傅）櫆何以若是惴惴焉其自危也？大都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铨院吏垣，有秉正嫉邪，不可力挠不可党劫之臣。故冢臣锐意治平，求贤如渴，得一清恬伉直之邹维琏用之于铨，而（傅）櫆自危；又得一清恬伉直之程国祥用之于铨，而（傅）櫆又自危；（左）光斗佥院，而（傅）櫆自危；臣忝吏垣，而（傅）櫆又自危。故（邹）维琏逐之，并（程）国祥逐之，且并铨臣吴羽文而逼之逐之。三驱之后，继以一网，疏攻（左）光斗并及臣……既诋君子为小人，必且饰一真小人之尤者号为君子，奉之坛坫之上，外有备，内有援，而（傅）櫆之招权纳贿始得之矣。”[101]

由此可见，傅櫆并非孤军奋战，他“外有备，内有援”，而且并非仅仅针对左、魏，而是企图一网打尽。看到左、魏的反驳奏疏，正直官员义愤填膺，御史袁化中、给事中甄淑相继上疏为左、魏诸臣剖白，揭露傅櫆的意图在于“逞私逐贤”，使得“举国将空”，瓦解“众正盈朝”的局面。[102]傅櫆有恃无恐，再次上疏攻击左光斗、魏大中，力图把事态扩大化。[103]

显然这一切都是魏忠贤在幕后操纵，新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洞若观火，无所畏惧地揪出这个幕后操纵者，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把正与邪的斗争引向白热化。

三　惊心动魄的倒魏风潮

1．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杨涟在泰昌、天启之际的“拥立”“移宫”事件中，功勋卓著，却从暗处传来不少流言蜚语，恶意中伤。他一气之下辞官而去，以明心迹。正直人士愤愤不平，希望皇上挽留有功之臣。皇帝为了平复舆论，对外宣布准许杨涟回乡疗养身体，病愈后再为朝廷效力。崇祯六年，郑鄤撰写《杨忠烈公文集序》时，仍然难以抑制愤懑之情：“小人之倾公（杨涟）者，其说有二：曰移宫，曰封疆。夫移宫以尊朝廷恩礼，以安选侍，皆公言也。执公之后一言，以罪公之前一言可乎？经略（熊廷弼）之败，公告君父有参疏，告朋友有恨书，直以楚人故罗之曰护熊可乎？盖小人之言此者借也，依违于小人之言者借小人也。”[104]

身在江湖，心在魏阙。杨涟在家闲散的日子，丝毫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优哉游哉，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朝廷政事。他的年谱写道：“居恒独处，每阅邸报，闻魏忠贤、刘朝恣横状，辄潸然泣下。恐负先帝恩，曰：‘吾得面圣，碎首陈先帝付托之重，誓诛此贼，以报知遇。’亲友如陈元朴、王思延辈常规之曰：‘今权在若辈，能诱之向正则可，空言徒起祸，无益耳。’公时亦深以其言为然。”[105]为了不辜负先帝的托付，他发誓要除掉魏忠贤这个恶贼。天启三年朝廷起用他为礼科都给事中，家人都有喜色，他对子女说：“今冲圣孑立，外有兵戎，内有逆竖，疆场、宫府皆我死所，忧且不暇，何喜之有？”念及母未终养，子女尚未婚嫁，悄悄向亲友嘱托后事，每每笑言：“杨某这番出山，不知归路是何为也？”[106]他是带着殉道赴死的心情进京赴任的。

天启四年，五十三岁的杨涟晋升为太常寺少卿，再晋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对于他个人而言，可谓官运亨通，然而国运却十分堪忧。《年谱》写道：“魏忠贤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公（杨涟）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险邪。忠贤及其党啣之刺骨，遂兴汪文言狱，将罗织诸人。”[107]

在此危急关头，杨涟连上两疏，矛头直指魏忠贤。第一份奏疏的主旨是“止内批屡降”，请求皇帝剥夺魏忠贤内降矫旨的权力，把生杀予夺大权归还皇帝，把票拟权归还内阁，人事权归还六部，是非权归还都察院、六科。他写道：

——东厂太监魏忠贤怙势作威，朋奸乱政四年于兹。先是，满朝大小臣工交章请剑，皇上不即震怒，贷以不死，且为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为之杀屯郎万燝矣……数月以来，寂然静听，而忠贤亦稍自敛戢，阁中传宣渐稀。方幸其洗肠涤胃，改过自新。讵意包藏祸心，乘间报复，借覆山西巡抚一事，大发难端，降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矣，文选员外夏嘉遇矣；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上疏自劾，勒令回籍矣；并降升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升救科臣许誉卿矣。数日之间，内降斜封层见叠出，问之阁臣，阁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阁臣犹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于众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贤，大胆如此极哉，彼不过托言圣怒云耳。

——奈何皇上不自为喜怒，以忠贤之喜怒为喜怒哉。忠贤又不自为喜怒，以外廷之恩怨为喜怒哉。从此丝纶不必设内阁，黜降不必设部曹，是非不必设台谏，止凭忠贤一手躬定大平。而附忠贤者不得志于清议，日借助于忠贤，日夜图谋，暗进百官之图，明注党人之籍……不问世间何者为善，但与我善者即是善人；不问世间何者为恶，但与我恶者即是恶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犹小臣，渐及大臣矣；始犹斥逐，渐及杀戮矣……只知恣一己之凶横，不顾剥宗社之元气。臣恐祖宗二百余年培养之人才，不堪忠贤一朝之芟刈；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不当忠贤一朝之断送也。

——从来小人误人家国，必先比附中官；中官专权乱政，必先驱逐言官，摈除大臣。驱除摈逐必先借径内批，借径内批必先挑激圣怒，挑激圣怒必曰朋谋结党。及天下公论不服，人主往往代为分过，曰亲裁，曰独揽，又援引前代之异事而同名者，以钳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辙。

杨涟的结论是：以票拟还内阁，以黜降还部曹，以是非还台谏，即贷忠贤以不死，严加戒谕，令其小心谨慎，保全恩宠，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108]显然留有余地，只要魏忠贤改过自新，便可贷以不死。虽然仁至义尽，却缺乏震慑力，皇帝与魏忠贤毫无反应，说了等于白说。忍无可忍，迫使杨涟使出杀手锏。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以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揭露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这篇震惊天下的奏疏，酝酿多时。《年谱》写道：“公出山之日，即密缄一稿，欲起写，恒泣出声。家人惊问，则以思念先君为言……继而怀疏入朝，之易公等见稿乃夜半写物也，举家惶惶，佥骇祸迫。公曰：‘明知有祸无益，但骑虎将成，无使后世谓顾命（大臣）之中此时无一人有男子气。’斯言也，早已义不顾身矣。”[109]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奏疏的文字尖锐泼辣无所顾忌，声讨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欺君蔑法，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要求皇上“大奋乾断，立赐究问”。为此列举二十四大罪状。

第一条罪状：“忠贤原一市井无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非能通文理，自文书司礼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劳，拔之幽贱，宠以恩礼，原名进忠，改命今名。岂非欲其顾名思义，忠不敢为奸，贤不敢为恶哉。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非但令其静心参酌，权无旁分，正使其一力担承，责无他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三五成群，勒逼讲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以致阁臣郁郁叹闷，有坚意求去者。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

第二条罪状：“旧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同受顾命之大臣也，（刘）一燝亲捧御手，首定大计；（周）嘉谟倡率百官于松棚下，义斥郑养性。立寝后封以清宫禁，皇上岂遂忘之！忠贤交通孙杰论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

第三条罪状：“先帝强年登极，一月宾天，进御进药之间普天实有隐恨。执《春秋》讨贼之义者，礼臣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宪臣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至今求南都片席不可得……是何亲于乱贼，何仇于忠义，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

第四条罪状：“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一则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交抅，陷之削籍去。至今请一复职起用不可得。顾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点用，骤加一品以归。是真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必不容盛世有正色立朝之直臣。”

第五条罪状：“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岂真欲门生宰相乎？妄预金瓯之覆宇，窃作貂座之私情。”

第六条罪状：“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常、北少宰推，皆点陪，一以盖枚卜点陪之案，一以伏借用为逐之奸，致一时名贤不安俱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

第七条罪状：“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郑鄤、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贾继春等九人，抗论稍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饶’。”

第八条罪状：“上年皇上南郊之日，传闻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皇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状，谋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贵幸矣。”

第九条罪状：“裕妃以有喜传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贤以抗不附己，嘱其私比捏倡无喜，矫旨勒令自尽，不令一见皇上之面。昔尧以十四月而生，假令当日裕妃幸存，安知不为尧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矣。”

第十条罪状：“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凡在内廷当如何保护，乃绕电流虹之祥，忽化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以皇上麟趾开祥，何妨斯男则百，而忠贤包藏祸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

第十一条罪状：“至于先帝之在青宫四十年，操心虑患，所与护持孤危，威劫之不动，利诱之不变者，仅王安一人耳。登极一月尧舜，（王）安不可谓无微功；皇上仓卒受命，拥护防卫，（王）安亦不可谓无微忠。即使有罪，亦当听皇上明正其罪，与天下共见之。而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于南海子，身首异处，肉饱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于仇先帝之老奴与皇上之老犬马而略无顾忌也。此后内臣谁复肯为忠义者？其余大小内臣无罪而擅杀擅逐者，又不知其数千百也。”

第十二条罪状：“今日讨奖赏，明日讨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今又于河间府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筑愁筑怨，饮恨吞声，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而已。”

第十三条罪状：“今日荫锦衣，明日荫中书，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辅、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应星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不知忠贤有何军功，有何相业？亦甚亵朝廷之名器矣。”

第十四条罪状：“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岁枷死皇亲家人数命矣。其枷号家人者，欲攀陷皇亲也；其攀陷皇亲者，欲动摇三宫也。当时若非阁臣力有护持，言官极为纠正，椒房之戚，久兴大狱矣。”

第十五条罪状：“良乡生员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学，乃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托言开矿而死矣。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

第十六条罪状：“王思敬、胡遵道侵占坟地果真，小则付之有司，大则付之抚按学院足矣，而径拿黑狱，三次拷掠，身无完肤。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学，而忠贤草菅士命，使青磷赤碧之气先结于璧宫泮藻之间，孔子之神，将无怨恫？”

第十七条罪状：“科臣周士朴执纠织（造太）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径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其铨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驳，险邪因之以偷换手眼，那移升叙。致（周）士朴卒困顿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圣朝则何可有此名色？”

第十八条罪状：“北镇抚（司）臣刘侨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意旨不可不遵。将使罗钳吉网然后快心，于以彰忠贤之威焰得矣，而国脉则何可崇此蕴毒？”

第十九条罪状：“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鸿胪（寺）报单忽传诘责。及科臣回话，台省交论，又再亵王言，几成解训。无论玩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语，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

第二十条罪状：“东厂原以察奸细缉非常，非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倾陷，野子傅应星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匦打网，片语违忤则驾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书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会阁知，不理阁救。而（傅）应星等造谋告密，犹日夜未已。势不至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已者。当年西厂汪直之横，恐未足语此。”

第二十一条罪状：“东酋未靖，内外戒严，东厂访缉何事？前韩宗功潜入长安打点，实往来忠贤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祸，（韩）宗功奸细事成，一旦贼逼城下，忠贤固为迎敌首功之主人矣。”

第二十二条罪状：“祖制不蓄内兵，即四卫之设，备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贤谋同奸相沈创立内操，不但使亲戚羽党交互盘踞其中，且安知其无大盗刺客之人寄名内相家丁，倘或伺隙谋乱，发于肘腋，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拒，识者每为寒心，忠贤复倾财厚与之交结。昔刘瑾招纳亡命，曹吉祥弟侄倾结达官，忠贤盖已兼之，不知意欲何为？”

第二十三条罪状：“且皇上亦见近日忠贤进香涿州之景象乎？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其间入幕密谋，叩马献策者，实繁有徒。忠贤此时自视为何如人？”

第二十四条罪状：“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驰马御前，皇上曾射杀其马，贷忠贤以不死。圣恩宽厚，忠贤不自伏罪请死，且闻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心腹之人，时时打点。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兕于肘腋间乎？”[110]

杨涟在弹劾奏疏最后写道，他所揭露的罪状证据，都得之于邸报、招案，以及北京共传共见的事实，并非捕风捉影的臆度之言。魏忠贤惧怕内廷有人揭发，杀者杀，换者换，吓得左右近侍都不敢言；惧怕外廷有人揭发，逐者逐，锢者锢，致使外廷官员都观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种无识无骨苟图富贵之徒，或攀附枝叶，或倚托门墙，或密揭居停，或投充门客，逢其所喜，挑起所怒，无所不至。即使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客氏为之弥缝其罪戾，故而气焰嚣张，掖廷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魏忠贤。甚至于皇帝做出任何决定都得听魏忠贤的意见，每每遇见中外有紧切当做之事，当起用之人，皇帝必定说：“要与内边（魏忠贤）说说。”或者人不得用，事不得行，皇帝也只是说：“内边（魏忠贤）不肯”。所以杨涟感叹道：“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伏念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么麽小竖？”[111]

杨涟列举二十四大罪状，涉及魏忠贤专权乱政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宫廷与政府大小事务都由魏忠贤掌控，形成“皇上为名，忠贤为实”的太阿倒持局面。最为令人咬牙切齿的是，第九条罪状所说“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第十条罪状所说“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致使皇帝朱由校断绝子嗣。刘若愚作为魏忠贤的亲信，崇祯初年被捕入狱后，交代魏忠贤与客氏迫害皇后、裕妃、成妃的细节，见于《酌中志》的“两朝椒难”，可谓罪证确凿。仅凭这两条，按照大明律令，就可以判处魏忠贤极刑。所以杨涟希望皇帝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杨涟在那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如此直言无忌，是要冒杀身之祸的。他此前已经意识到：“杨某这番出山，不知归路是何如也”？意识到“明知有祸无益”。[112]一旦不能扳倒魏忠贤，他自己必死无疑，对他而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后来的历史表明，不仅杨涟惨遭杀害，凡支持杨涟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都未能幸免于难，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惨不忍睹。有人非议杨涟“纠逆近激”，以为弹劾魏忠贤之举过于偏激。郑鄤反驳道：“公（杨涟）疏未发之前，逐阁辅，逐冢宰，逐宗伯、司寇，珰焰何尝不烈？君子之祸何尝不棘？又谁激之耶？”又说：“余观公（杨涟）论事甚平，闻公与人甚和，尝怪何以得祸至此。及读遗编，忾然而叹：人事忌认真，而公最真；物情忌勘透，而公最透。”[113]可谓知人之论。

2．“臣工先后申疏无不危悚激切”

杨涟要把不可一世的魏忠贤置之死地的呼声，极大地鼓舞了朝廷内外正直官员的斗志，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轰动，仿佛一场政坛地震。

色厉内荏的魏忠贤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惊慌失措，请内阁次辅韩爌出面帮他讲话，遭到韩爌严词拒绝。不得已，到皇上面前哭诉，客氏从旁委曲调护，决定由内阁辅臣魏广微票拟谕旨。魏广微这个无耻之徒早已拜倒在魏忠贤脚下，被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杨涟奏疏中提及的“门生宰相”就是指他。[114]魏忠贤佯装辞去东厂总督之职的奏疏，上面的朱批就是心有灵犀的魏广微代皇帝草拟一道温旨：“尔闻言增惕，不置一辩，更见小心。”[115]

此时杨涟奏疏仍旧“留中”，乃是魏忠贤一手掌控的结果。请看谷应泰提供的细节：“（杨）涟疏成，意欲于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计。缮写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则机泄，且害成也，遂循例封进。故忠贤得以弥缝。（杨）涟愈愤激，冀补牍以伺对仗。忠贤闻之，阻遏上不御朝者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极门，刀剑倍于往时，侍班官僚更为严谨，左班诸臣不许擅出奏事。”[116]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外间舆论汹涌，请求皇帝将杨涟奏疏与魏忠贤答辩奏疏一并发下，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在六月初二日的奏疏中说：“今日发下司礼监太监魏忠贤本，为左副都御史杨涟参论，自请罢斥，奉有传谕拟票进呈。其杨涟本已逾两日，未蒙发下，圣意渊微，非臣等所知。即臣等亦以为方今多事之时，朝端不宜纷扰，但事体关系颇大，人情猜忖易生。皇上既以忠贤久侍左右，任事过直，素蒙鉴信。而杨涟当两朝鼎革，忠诚肝胆，为先帝及皇上所知，疏中事情总在圣鉴。惟原奏与辩疏俱发之听讼，然两造具备，片言可明。即宫闱邃密，道路哗传之言，皇上自不难明一晓谕。其余外廷用人行政等事，逐款辩明，人人洞悉，无论政体宜然，而言者即属过计，得以自释疑衷；被言者即果风闻，亦得以尽白疑迹，传之中外，闻于四方，不至为朝廷增一疑事矣。”[117]

叶向高力图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姿态，希望理情越辩越明，过于一厢情愿。得到的圣旨，明显偏袒魏忠贤，每一句话都在谴责杨涟：“一切政事朕所亲裁，未从旁落。至于中宫、皇贵妃并裕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实，外廷何以透知？内言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职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纷扰，姑置不问。以后大小各官务要修职，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在，决不姑息。”[118]处处在为魏忠贤辩解。叶向高原本想调和矛盾，讨了个没趣，郁闷地请求辞职。这是他第五十九次乞休了，理由是苦于疾病折磨——“郁火熏蒸，前后闭结，水火不通”，“今此数日所苦愈加，日夜呼号，求欲速死”。[119]

正直官员们义愤填膺，纷纷交章弹劾魏忠贤，挺身支持杨涟，掀起一波又一波声讨巨浪。气势之凶猛前所未有，史家如此描述：“一时臣工无不义愤。于是科道则有魏大中、陈良训、袁化中、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方大任、刘芳、刘廷宣、许誉卿、房可壮、喻思恂、胡永顺、胡良机、朱大典、陈奇瑜、翟学程、熊奋谓、刘之待、段国璋、霍守典、甄淑、孙绍统、周汝弼、吴弘业、刘其忠、陈熙昌、刘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谢奇学、胡士奇、刘朴、杨王珂、刘先春；南科道徐宪卿、赵应期等；兵部尚书赵彦，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赏，太仆朱钦相，抚宁侯朱国弼，南公疏兵部尚书陈道亨等，先后申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120]

第一个力挺杨涟的是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当他得知杨涟弹劾魏忠贤，兴奋地说：“是余志也，杨公乃先我着鞭。”[121]他早就有志于此，为了支持杨涟，率领同僚写了一份公疏，措辞尖锐凌厉。

首先历数魏忠贤的罪恶：“东厂太监魏忠贤擅威福制生杀，一杀王安以立威于内廷；一逐刘一燝、周嘉谟、王纪等诸臣，以立威于外廷。一日而逮三皇亲之家人，立枷而毙，以立威于三宫。结奉圣夫人客氏，在皇上之左右。纵私人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等，出入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饵其所善，而剪其所忌。人怒于下，天怒于上，舆情不胜愤愤，顾未有悉数其罪于皇上之前者。”

其次赞美杨涟的壮举深得民心：“宪臣杨涟受先帝之知，图国士之报，每念皇上圣明，中外多故，苟危吾身而可以有益于君，不难以其身死之诚见，稔恶显祸，在皇上萧墙之内，肘腋之间，故列忠贤二十四大罪以告。疏闻之日，道路喧传，人情欢喜，以为今日而祸本可拔也。”

再次希望皇上采纳杨涟之言惩处魏忠贤：“乃（杨）涟疏未蒙发票，而忠贤之疏先下，念其勤劳，录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杨）涟疏始下，没其忠爱，罪其沽直矣。忠贤种种之罪案，引为亲裁，而代之任咎；忠贤种种之逆德不能置辩，而代与分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尽出忠贤之意，与为忠贤代草者之手……若忠贤不戮，客氏煽处，恐左右之人尽忠贤客氏之人，皇上真孤立其中，莫可为仗耳。”[122]

因此，魏大中主张定魏忠贤之罪，籍没家产，资助辽东；客氏出宫，不得再入宫掖；逮捕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治其内外交通之罪。皇帝依旧我行我素，听不进逆耳忠言，两天后圣旨下达：“这事情屡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且宫闱邃密，何得妄生猜疑。好生逞臆渎扰，本当重处，念系言官公本，为首的罚俸五个月，其余的姑不究。”[123]或许皇帝根本就没有浏览此疏，完全是魏忠贤的旨意，而且圣旨一日三变。先是说“为首的罚俸五个月”，继而又说“为首的着降三级调外任用”，以后又说“为首的还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究问”。[124]

请辞未蒙批准的叶向高，仍然在履行首辅职责，出面为魏大中求情：“自杨涟疏上，各官职在言路，自不能已，尚以后时为迟缓，以臣等不能执争为失职，责之缄嘿，渠自有辞。若云宫闱严密，则道路风闻，外廷疑议，各官不过就杨涟前疏一为剖发，原非自创说也……况言官职在敢言，科道自是公疏，伏望特鉴悃忱，统赐容贷。”[125]也许是叶向高的求情发生了作用，魏大中并没有“降三级调外任用”，更没有“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究问”，魏大中还是吏科都给事中。

魏忠贤对杨涟、魏大中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时机还不成熟，只能采取别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阴谋暗杀杨涟，《杨忠烈公年谱》写道：“自是内外互持未动，而忠贤日购死士刺公（杨涟）私第，皆至墙却步，若有云雾障护者，不得入。五城（兵马司）闻之，皆设兵防守。一夕，有人飞檐而至，公见之曰：‘杀止杀我，毋伤我母。’其人曰：‘吾实奉委，感君忠孝，何忍加害！’竟不言姓名而去。”[126]这一情节，看似小说家言，却实有其事。魏大中听说有大内刺客，立即写信给杨涟：“微闻有警动，此何消息也？疑是山鬼伎俩耳，以不闻不见应之，何如？病不得叩，悬悬。”[127]

杨涟、魏大中等君子的处境是险恶的，随时随地有可能遭受不测，令善良的人们忧心忡忡。在籍家中的钱士升（字抑之，号御冷，浙江嘉善人）写信给魏大中，道出了这种隐忧：“伟哉，副院（杨涟）之疏真气塞天地，功著社稷矣！发端之后，章满公车，凭社者口噤，媚灶者胆落。几几以望明圣之一怒，而盘据愈固，微旨益温，岂外无杨文襄，内无张永，不能当机凑手耶？今骑虎之势已成，困兽之斗未已，将来益无顾忌，流毒中外，将有甚于今日者。惜乎发之太早，又且太尽，不稍留余地，以为后继也。诸君子一官可拼，六尺可拼，如国是何哉？言之欲裂……年兄前疏以直道明告君父，真肝胆质言，而丑正崇邪者见之侧目，若不容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道之将废，且奈之何哉！”[128]

面对严峻的形势，正直官员们的议论依然危悚激切。御史袁化中（字民谐，一字熙宇，山东武定人）提醒皇帝注意魏忠贤的狐群狗党铤而走险。他在奏疏中说：“忠贤之恶，外廷久知之，特皇上未之知耳。惟皇上未之知，故忠贤犹有畏心，时而为小忠小信以结权。今宪臣（杨涟）明明告之皇上矣，皇上即念潜邸微劳，未必不贷忠贤以不死，而忠贤则日日自惧一死。惧死之念愈深，将免死之术愈攻，其狗党狐群或忧祸之心转迫，将铤而走险……皇上明圣，试思深宫大廷之内，何可使多疑多惧之人日侍左右，而不急为之处分也。昔冯保在神宗初年，岂遽逞不轨，只以威权日重，党附日多，不肯回头，后神祖春秋渐盛，太阿独持，保遂殒其身命。今忠贤事正与（冯）保类，若不及今严为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恶贯盈，直至事败，皇上即欲全忠贤而不得。”[129]

3．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沈国元在袁化中奏疏之后，有一段评论：“时言者四起，已成骑虎之势，叶（向高）元辅意主调剂，谓讽忠贤退而诸议息矣。且望其迁善改过，使立召王纪、文震孟诸臣，复其原职，以著维新。意良善矣，而孰虞忠贤之决不能从也。说者不无归咎于阁臣持之不力，不知章疏留中，旨不下阁票拟，徒以一揭再揭敦请。忠贤根蒂盘固，能遽拔之使去耶？然则听其必趋之势，相与束手而受其毙乎？此际在阁部大臣宜用术用权，在廷事诸臣宜用胆用气。何谓权术？彼刑余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中岂无一二人知祸福利害者？当势激理禁，使了然于威福易尽，残虐必穷，私智有限，公论难沉，性命族属，何可不念！”[130]事情确实如此。

在这场斗争中，叶向高尽力不偏不倚，以调和折中为宗旨，正如《明史》所说：“（叶）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当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他很不以为然：“事且决裂，深以为非。”[131]面对既成事实，他感到左右为难，深知魏忠贤“怒不可犯”，他的选择是“意在调护，以免缙绅之祸”。[132]

据文震孟之子文秉说，叶向高才能笼罩，魏忠贤颇为敬重，杨涟请叶向高“清君侧”，除掉魏忠贤：“今魏忠贤怙恶擅权，国势将去，公为心膂重臣，同国休戚。小者不必问，宜请上御门，将忠贤杀皇子、贵人、妃嫔诸大逆状，明白奏请处分，以清君侧。失此不图，流祸将大，焉用彼相为？”叶向高不同意：“仆老矣，不惜以身报国，倘主上不果听，公等置身何地乎？”魏忠贤获悉后，愤恨地回应：“何待诸臣，我即请上御门，召问诸臣，如上以为有迹，寸磔何辞。不然，可自为计。”众人益发愤愤，叶向高只得两面调解。[133]

六月九日，叶向高写了题为《论魏太监事情》的奏疏，表达调停折中的观点。一则说，臣所不能曲为忠贤解者：“顷都御史杨涟论劾太监魏忠贤，列其大罪二十四款，多穷凶极恶之事，骇人听闻，臣在病榻见之，亦魂摇心悸。举朝臣工无不以（杨）涟为忠直，言人所不敢言，于是连章叠疏，攻击纷然。皇上虽力为解释，终不能止，其仰烦宸衷亦已甚矣。臣平心而论，诸所论列，如中旨之频传，大臣之摈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留，凡属此类，虽皇上皆引以为圣裁，然九阍沉沉，何处可问？即臣等地近密勿，亦未敢信其尽出宸断与否，况外廷远隔，能不猜疑？而忠贤独被宠任，人皆谓其所言皇上无有不听，故凡有不美之事，毕归之忠贤。此臣之所不能曲为忠贤解者也。”

再则说，臣之所以未敢遽为忠贤罪者：“至于堕中宫之胎，殒裕妃之命，毙御幸之宫人，则事在内廷，难以臆断。圣明在上，威柄独操，忠贤即怀无良之心，负吞天之胆，何敢作此等事！故缙绅有问臣者，臣皆对以不知，亦告同官（韩）爌谓：‘此言稍过。’人或以此病臣，臣笑曰：‘我为辅臣，若真知此事而隐忍不言，直待台臣之讦发，则其罪当与忠贤同，岂可一日容于人世哉！’此臣之所未敢遽为忠贤罪者也。”

三则说，忠贤之祸不发于今，必发于他日：“乃臣之所深虑者，则以忠贤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劳于世，仅凭借皇上龙潜狎昵之爱，一旦富贵至此，可谓无妄之福，造物所忌。况海内人情怨恶日久，故杨涟一言，和者四起，（杨）涟疏传之天下，天下之人必以为言言皆真，件件是实，毋论忠贤不能自辩，即皇上代为忠贤辩，人亦不信。而臣窃观皇上临御以来，左右近幸之臣，朝被宠而夕蒙辜者接踵而是，则忠贤之祸不发于今，必发于他日。”

有鉴于此，叶向高提出平息事态的最佳方案，请魏忠贤辞去东厂总督，退归私第，远势避嫌，迁善补过。[134]

让魏忠贤自动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势和地位，显然是过于天真的想法，魏忠贤绝对不可能接受。皇帝日前向叶向高打招呼：“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135]所谓“释诸臣之疑”，就是要他帮魏忠贤辩护，叶向高的主张显然有悖于此。在反对魏忠贤的官员眼里，叶向高此举是在为魏忠贤“画策投欢”，竟然把他与正德年间投靠太监刘瑾的内阁辅臣焦芳相比拟。叶向高两头不讨好，再次上疏，向皇帝讲明他的良苦用心：“臣等地居密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疑受谤，情固甘之。惟是人情纷扰不止，将至决裂，传至海内，愈生猜忖，忠贤之心终无以自白，其势亦终不得安。皇上固难以不见不闻之法而处此也。臣等再三思惟，皇上诚念忠贤，则当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贤之计，莫如听其所请，且归私第，远势避嫌，以安中外之心。”[136]

皇帝的答复，是十分罕见的长篇大论，训斥叶向高，为魏忠贤评功摆好：“朕览卿等奏，顷因杨涟疏论魏忠贤，以致诸臣渎奏殆无虚日，朕岂不闻不见，佯为不知而不深究？盖已内洞劳臣之心，欲外全宪臣之体。况忠贤事皇考于春宫时，朕在襁褓间便赖护卫。迨圣母升遐后，朕殷忧危险，皆所饱尝，服食起居总忠贤是赖。当皇考弥留之际，曾云：‘内侍忠直，不避形迹，独此人耳。’今乃被杨涟指摘牵诬，而大小臣工又随声附和，纷纷渎扰。今事事皆朕亲裁，有何专擅？有何疑忌……朕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贤今昔之劳，辄以浮言听其所请乎！”[137]

皇帝毫无保留的庇护，助长了魏忠贤的气焰，叶向高要他体面地下台，令他愤恨不已。魏广微乘机向魏忠贤献策：“必去叶向高而后可”。[138]还献上《缙绅便览》一册，开出六七十人名单，包括叶向高、韩爌、何如宠、钱谦益、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等，“皆目为邪党，暗于上前借事摈斥”。[139]

叶向高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摆脱困境，竟然谎称：最近所写的奏疏并非出于自己意愿，而是门人缪昌期（字当时，一字又元，号西溪，常州江阴人）逼迫所为。文秉披露了这一细节：“应山（杨涟）疏上后，应者响合。福清叶向高亦密具一揭，讽上准魏监忠贤退归私寓，待之以优渥，比于勋戚大臣，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此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清（叶向高）惧，思有以自解。乃扬言此揭非出于吾意，乃门人逼我为之。门人指澄江缪昌期也。”[140]文秉的说法取材于缪昌期的自叙：“及应山（杨涟）疏上，余适过福唐（叶向高），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杨涟）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指魏忠贤）于上前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珰赐绯（衣），叱曰：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其认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难再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谁为此说以欺老师？可斩也。’福唐色变。余先起，师先送余出。其语闻于应山，意不胜愤……先是，应山疏上，言者响合，福唐（叶向高）亦密具一揭，讽上准其退归私寓，过加优渥，比于勋臣者。然则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唐惧，思有以自解者。乃扬言：‘此揭非出我意，自我门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始矣。且谓应山之疏尽出吾手。而忌者附会其说，益不可解。福唐归途逢人告愬：‘西溪（缪昌期）骂我，彼与大洪一人日夜往来。’正与代草之说相呼应，以实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宽大，岂真欲杀我哉？不过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141]

缪昌期的自叙是可信的，叶向高在危急关头，把起草奏疏的责任推到缪昌期身上，不过是“借以自解”。他与杨涟、魏大中、缪昌期关于魏忠贤的看法存在根本分歧，不主张猛烈抨击，而主张调停弥缝，结果适得其反，进退失据，一方认为“大拂内意”，另一方认为“画策投欢”，只有一走了之。他在乞休奏疏中感叹：“连日病势愈增，加以愁闷郁抑，时刻难挨。即如魏忠贤一事，议论纷然，皇上之所望于臣者，臣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廷之所责备于臣者，臣又不能得之于皇上。以旦暮去国之人，而居此两穷之地，缄口既难，开口亦罪，即使无病亦万分当去，而况于真病且难医之病哉！”[142]天启四年七月初九日，他上了第六十七个乞休奏疏，哀叹：“臣与阁事不预闻已半载矣，累然垂死之残躯，强之在此，亦有何益？”[143]终于得到皇帝恩准，驰驿回乡，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三朝元老叶向高在政坛的最后日子是颇为煎熬的，既有老病的折磨，更有精神的苦闷，调停弥缝于截然对立的两方，吃力不讨好，正如他自己所说。既不能得之于外廷，又不能得之于皇上，缄口既难，开口亦罪。而且魏忠贤的亲信太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巡城御史林汝翥查办太监，魏忠贤下令廷杖，吓得他赶紧潜遁。太监以为他藏匿于叶向高寓所，一百多人冲进叶府搜索，一无所得，还大肆谩骂。这种刺激使他心灰意冷，毅然请归。[144]他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等人对于魏忠贤的态度，截然不同，后来魏忠贤阉党把他列为“东林党”的第二号领袖，实在冤哉枉也。

左光斗对叶向高的抽身而走给予理解之同情，写信说：“今世所推社稷臣，则首称阁下，而首犯时忌，百计摧残者，亦惟阁下。此忠臣所以寒心，而义士所为发指也。斗忝天子耳目之官，与闻当世是非之概，而坐见荃蕙为茅，兰芷不芳，中夜循床，当食废箸者，不知其几。非为阁下，为社稷也。迨至轻犯狂锋，力剪元憝，赖诸君子黾勉同心，复见天日。而糠秕在前，瓦砾在后，就中簸之扬之者，千态万状，又赖诸君子先事廓清，临期底定，得有今日，非为阁下也，为社稷也。盖今日弯弓而射者，日日为覆楚之谋矣。阁下且有东山之枕，未可轻掷一语矣。设局转奇，布著转下，至于君父安危，默然度外，鼠子敢尔，安问其他……山鬼伎俩，会有时尽，只在仲春见清明，而阁下之安车蒲轮，此其时已。”[145]左光斗还写诗送叶向高归去：

党锢将兴思乞归，如公当日号知几。

江湖何必分清浊，牛李难明孰是非。

生计青门瓜正熟，功名白发愿同违。

西行大祸犹能解，莫恋滩头旧钓矶。[146]

叶向高的离去，使得外廷失去了可以制衡邪恶势力的元老重臣，顾秉谦、魏广微得以把持内阁，希意阿旨，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然而，正气依然昂扬，“众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提醒皇帝注意，政权一日不在人主，必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权一日不在人主，必有毛将焉附之患。他说：“窃见今太监魏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啣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恶成疮痍。如荫子侄至一世再世，赏厮隶至千金万金；立枷士民，毙至十数命；驱逐大臣，处置言官，空至十数署。是一切爵赏生杀予夺之权，全不为皇上有，而尽为忠贤有。举国侧目，鳃鳃然有不胜太阿倒持之忧焉……仍祈皇上大奋朝纲，立置忠贤盗利权、误陵工之罪，于以谢先帝而快人心。”皇帝勃然大怒：“着锦衣卫拏来午门前，着实杖一百棍，革了职为民，永不叙用。”[147]对于无缘无故的廷杖，大臣纷纷申救，毫无作用，万燝竟然被活活打死。

左光斗写诗寄托哀思：

黄雾四塞遮蓟北，浮云满天蔽白日。道上狐狸走入宫，壮士闻之声慄慄。西江万公真人杰，手揽斧柯伐三蘖。上疏直数中官罪，一时群小皆咋舌。胡为矫旨杖狱中，血肉淋漓声音绝。义士掩面各吞声，不觉唾壶尽击缺。果然恭显杀贤传，中朝之事尚何说。我有白简继君何能已，与君同游杖下矣。丹心留在天壤间，没没之生不如死。[148]

魏忠贤杀一儆百，却难以堵住言路。南京礼科给事中杨朝栋揭发，魏忠贤指使亲信在留都南京大肆搜刮，以满足其溪壑无涯之欲，稍不遂意，就扬言：“曾与内边魏公处费了许多使用”，或者威胁道：“必急走北京魏公处弄得一严旨下来”。杨朝栋责问：“宫禁何地？票拟何事？宵小大言无忌，敢于玩弄，是陛下邃密之处，为忠贤垄断之所，讵可谓无外人知之觉也！今近而中国，远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恶珰魏忠贤者，是可生死予夺人也，是得窃票拟之权而大臣小臣惟所黜逐也。从此而趋膻赴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他希望皇帝敕下法司严加勘问，或诛或谴，自有祖宗三尺之法，不能为之宽贷。[149]

御史李应昇（字仲达，常州江阴人）为无辜廷杖致死的万燝鸣冤，仗义执言：“而（万）燝今死矣，未报国恩，先填沟壑，六尺之孤绕膝，八旬之母依闾，旅櫬无归，游魂恋阙。臣僚饮泣，道路咨嗟，然无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彼时群珰横击，血乱神飞，监杖张威，伤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残，种种不支，故出于此。而今皇上损好生之德，负杀谏臣之名，故臣不暇为万燝冤，而深为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奋发，不能自已者，独念祖宗养士二百余年，祸在萧墙，且在旦夕，故怀忠仗义，感恩图报耳。而一言触忤，褫辱身死，岂所以作忠而劝士哉……悬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鳞折槛之风，虽贤者犹或难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则是剖心不亡，腹诽不灭，而惟言莫违。”[150]

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字孟起，江西新建人）、侍郎岳元声（字之初，号石帆，浙江嘉兴人）率领同僚，向朝廷呈上一份公疏，支持杨涟，批评皇帝偏袒魏忠贤：“近日屡接邸报，左副都御史杨涟有逆珰怙势作威专权乱政一疏，列东厂太监魏忠贤罪状，恭奉严旨；又见魏忠贤孤臣戆直招言堇辞东厂一疏，恭奉温旨。因是在廷诸臣前后疏劾忠贤罪状宜核，杨涟疏奏宜纳，幷奉严旨，群臣为之骇然。顷见阁臣揭帖，奉旨谆谆，乃知皇上竟念忠贤今昔之劳，不忍听其陈请，不但不加查处而已；于杨涟则谓其指摘牵诬，非无因而发，不但不赐采纳而已；又责群臣随声附和，纷纷渎扰，不但不蒙优容而已。此以知圣心坚如转石，即臣等奚容益之填耳哉！”他们奉劝皇帝，体察大小诸臣的赤胆忠心，魏忠贤恶贯满盈，必不可容；杨涟疏词逼真，必不可弃。这并非仇于魏忠贤而比昵杨涟，而是公听并观，洞察魏忠贤假以小劳恣其大逆，诸臣弹劾实为效忠于皇上，奚容致疑。“陛下秉道嫉邪，洞烛事机，若徒念忠贤勤劳末节，遂举魁柄而授之，恣其窃弄，任其决裂，姑息养奸，优柔酿乱，谓将以是酬劳，何待宦竖之太重，而视天下太轻耶！”[151]

署国子监祭酒事礼部右侍郎蔡毅中（字宏甫，号濮阳，河南光山人）率领国子监同僚：监丞金维基，博士门洞开、邓光舒、王裕心，助教张翰南、徐伯微、姚士儒、孙世裕、董天胤，学正王永兴、蒋绍煃，学录聂云翔、杜士基等，向朝廷进呈题为“请纳忠言以杜祸源”的公疏。这所最高学府的师长们语重心长地对皇上说：

——臣正与诸生讲“为君难”一书，忽接左副都御史杨涟论劾内监魏忠贤二十四罪疏，合监师生千有余人，无不鼓掌称庆，以为皇上有忠正之臣如此，僚采有忠直之友如此，祖宗社稷有灵得忠直之臣如此；以为皇上见疏必憬然悟，赫然怒，雷霆之威加以三尺，将疏发下九卿科道逐一究问，以正权珰之罪矣。及奉圣旨，乃皇上不惟不行，而以一切朝政皆云亲裁，是皇上以权珰为真忠真贤，而代受其过矣。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愁叹不已也。

——臣谓二十四罪，魏珰之奸胆显恶大端毕尽矣，臣不敢剿说雷同以资天听……刘瑾虽多僭萌，未闻以私塚而等之陵寝也；刘瑾虽暴宫官，未有死宫妃圣储之显迹也，未闻以内操之甲兵四时入太庙也。今忠贤宫中之受害，陛下知之，外臣不敢尽言。即内操一节，鼓炮之声惊天动地，而九庙之神灵不安。每飨太庙，御路之上刀剑甲兵围侍如麻，两监掖圣躬步行如飞，臣等跪迎跪送俱在甲兵之后，欲一望见圣颜而不可得。设使有奸细刺客杂于兵戈之中，是时变在呼吸，何以为计？此二十四罪之中所当即行罢禁，不俟终日者也。

——至加以门户而驱逐正人，以无辜而枷死多命，窃恐党锢之祸成，忠谏之臣不免于凶人之手矣。此二十四罪中无一不当悉究，而此犹当急行昭雪者也。渐不可长，若待其恶满势成，不可救矣。[152]

这些大臣不顾自身安危，誓与魏忠贤不共戴天的精神，令人感动，令人钦佩。但是，他们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们寄予极大希望的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客氏三位一体，只要朱由校不死，魏忠贤和客氏就不会倒。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正直大臣意欲置魏忠贤于死地，没有成功，魏忠贤稳住脚跟之后，反攻倒算，实施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朝廷上下一片愁云惨雾。

四　反攻倒算：六君子之狱

1．官场大清洗

天启四年十月初一日，朝廷在太庙举行祭祀仪式。皇帝身服冠冕，在群臣的簇拥下，礼拜如仪。奇怪的是，身为内阁次辅的魏广微居然无故缺席，直到典礼将要完毕，才踉跄赶来，插入队伍中跪拜。此举激起官员们极大不满，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弹劾他无人臣礼：皇上升殿颁来岁之历，四方万国谁不俯首奉行？魏广微身为执政重臣，何以桀骜不驯，偃卧私家，不拜正朔？皇上在一日间行二大礼，魏广微颁朔不至，享庙则迟到，无礼于皇上太甚。

魏广微对魏大中恨之入骨，但自知理屈，不得不向皇帝检讨，假惺惺请求骸骨归乡。魏忠贤正要仰仗于他，当然温旨挽留。

官员们纷纷交章弹劾，李应昇伶牙俐齿，步步紧逼：阁臣魏广微，方其偃仰高卧，不拜正朔。迨至日中祭毕，然后闯入庙门。科臣魏大中纠弹，他自辩为“罪止失仪”。按照《大明律》规定，失仪朝贺者，笞四十；祭享失误者，杖一百。魏广微该当何罪？还有颜面复入中书之堂？李应昇还说，国家设立言官，称为耳目近臣，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曾为言官，公正发愤，得罪阁臣而罢官，声名传至今日，魏广微独不怀念，竟然将言官比之鹿马。不与此辈为伍，必然与另一辈为缘。方今圣天子在上，贤公卿在下，魏广微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惭，每见指摘，辄自张皇，不啻十目十手之暴其隐也。魏广微当退而读父书，保其家声，毋倚三窟，于言官为难，异日亦可以见乃父于地下。通篇奏疏锋芒毕露，嬉笑怒骂，令魏广微无言以对。结果，皇帝不但没有谴责魏广微，反而指责李应昇“恣肆”，“借端轻侮，不谙大体”，罚俸一年。[153]

经过此次事件，魏广微更加死心塌地投靠魏忠贤，为之出谋划策，铲除异己。文秉写道：“魏广微深恨众人之纠劾也，揣忠贤以应山（杨涟）衔（魏）大中等，因欲借刀剪除。遂与比周密谋，以党者人主之所恶也，乃于上曰：‘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与在朝诸臣，蔑主冲幼，结党擅权，不尽窜杀无以明主威，而服天下轻蔑之心。’上意遂移，忠贤得以肆行排陷。初犹挑激上怒，传奉票拟；继则从中发票语，付阁誊进。（魏）广微在其门下，初称宗弟，后称宗侄。内外交通，而缙绅之祸始烈。”[154]

另一个卖身投靠魏忠贤的无耻之徒是崔呈秀。崔呈秀，顺天府蓟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天启初年晋升御史，巡按淮扬，贪赃枉法，声名狼藉。天启四年十月，左都御史高攀龙向皇帝揭发他的劣迹：“臣去年奉差而出，复命而入；今年复奉差而出，复命而入，往来淮扬间，所见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方御史未尝有如（崔）呈秀之贪污者。强盗，地方大害也，每名得贿三千金辄放；访犯，地方大恶也，得贿千金辄放。不肖有司应劾者，多以贿免；不应荐者，多以贿荐。至御史出巡，每有节省公费助国用者，（崔）呈秀到处透支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不胜其苦。”[155]皇帝敕下吏部议复，吏部尚书赵南星决定将他革职遣戍。走投无路的崔呈秀，连夜微服拜谒魏忠贤，送上巨额贿赂，并且以干儿子自居，称魏忠贤为父。魏忠贤正需要这样的得力干将，大喜过望，立即矫旨，官复原职。这个人在阉党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正如文秉所说：“（崔）呈秀素与内阉许秉彝善，魏广微与内阉王朝用善，许为石元雅掌家，石与王皆在逆贤名下。于是崔、魏两人互相谋画，咸借内力，以图报复矣。”[156]刘若愚说得更为透彻：“崔呈秀之通内也，始自（崔）呈秀之旧居停许秉彝导引。凡有字帖及《点将录》《同志录》《天鉴录》，俱将原本付朝钦收掌，而永贞、元雅、文辅亦各照抄小楷折子，藏于袖中，每日早斋，付逆贤直房按名回话：今日升官本内有无折子姓名，参官本内有无折子姓名？面同简举，罔敢异同。”[157]又说：“初，替崔呈秀传递线索者许秉彝也。其年十二月，复逮汪文言。至五年春，兴大工后，逆贤指称看工催工名色，无日不与崔呈秀面会，会即屏人密语，移时方散。或授受害人姓名，如《天鉴》等录之类，逆贤奉为圣书，心甚悦之，以为‘崔家疼我，替我设法报仇出气也’。一时捏词献谀入告者，梁梦环、李鲁生、曹钦程等也。”[158]

政坛大清洗逐步展开。先是降调吏科给事中魏大中、吏部员外郎夏嘉遇、御史陈九畴。给事中沈惟炳上疏申救，指出：对圣旨所说“朋谋结党”，提出异议：“诸臣方比肩立朝，同心报国，谁为此言以告皇上？从来小人祸国，必指正人为党，盖攻一人者仅可去一人，而党之一字则可以空一国，发端甚微，贻祸甚烈”。[159]

当时山西巡抚空缺，吏部尚书赵南星不用那些行贿求官者，推荐沉静有为的谢应祥，指示吏部员外郎夏嘉遇办理此事。夏嘉遇转告掌河南道袁化中，袁化中深以为然，又转告魏大中，魏大中竭力赞成，便向朝廷会推。遭到御史陈九畴反对，说谢应祥昏耄，魏大中“有所私”。皇帝有旨“会看”，吏部、都察院等衙门答复：御史论人失实。魏忠贤矫旨：陈九畴、夏嘉遇、魏大中各降三级调外任，并且严厉谴责部院大臣“含糊偏比”，吏部尚书赵南星、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引罪求去。内阁辅臣韩爌、朱国祯等向皇帝进谏，因为一件小事而免去两位大臣，降处多名言官，而且这一御批直接从宫中发出，没有经过内阁，希望皇上挽留赵、高二臣，以及多名言官。得到的圣旨，毫无商量余地：“卿等奏优礼大臣，朕岂不知。但我祖宗设立会推会看，原非为师生植党比。今冢臣（赵南星）及宪臣（高攀龙）附和依违，全无公论，知有情面，不知有朝廷。或世庙时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调已示薄惩……朕前已有谕旨，着部院一体申饬，卿等心膂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过生猜忖，致滋烦扰纷嚣，还遵前旨行。”[160]

御史谢文锦，礼科给事中许誉卿，吏部文选司郎中张光前、吏部考功司郎中邹维琏纷纷上疏，规劝皇帝收回前旨。得到的回答是严厉的申饬：“尔大小臣庶坐享国家之禄，靡怀君父之忧，内外连结，呼吸答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事图颠倒，诛锄正人，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迩年以来恣行愈甚，忠贞皆为解体，明哲咸思保身，将使朕孤立无与而后快……谕尔徒众，姑与维新，洗涤肾肠，脱换胎骨，果能改图，仍当任用。如有怙其稔恶，嫉夫善类，甘为指纵之鹰犬，罔虑贻遗之祸患，朕将力行祖宗之法，决不袭姑息之政矣！”[161]通篇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把阉党之流“内外连结”“诛锄正人”的勾当，诬陷到正人君子身上，而且发出威胁：“决不袭姑息之政”。这是魏忠贤发出的警告信号！

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等人先后罢官而去，各衙门奉旨会推吏部尚书。

署理部务的左侍郎陈于廷推举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得到的圣谕不但全盘否定，而且谴责陈于廷等人老奸巨猾、冥顽无耻：“吏部、都察院浊乱已久，失祖宗设立初意，朕已屡谕更改，如何此次会推仍是赵南星拟用之私人？显是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钳制众正，抗旨徇私。三凶既倡率于前，谁敢不附和于后？又会推职名，都察院不曾全列，况近日杨涟既曾亲接圣谕，今值会推之日，岂可佯为不知，怙恶不悛，注藉躲闪。又前与高攀龙会看陈九畴之事，党比不会，颇属杨涟、左光斗主张，而乃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巨猾老奸，冥顽无耻。陈于廷前奏，从来会推吏科、河南道概与画题，袁化中不无扶同情弊。陈于廷、杨涟、左光斗俱恣肆欺瞒，大不敬，无人臣礼，都着革了职为民，仍追夺杨涟、左光斗诰命。”[162]

文震孟这样描写官场大清洗：“杨（涟）、左（光斗）既逐，奸党益无忌惮，遂肆行诬陷。于是魏广微手写所欲起用之人：黄克赞、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五六十人，目为正人，各加两圈。又将《缙绅便览》如韩爌、缪昌期、曹于汴、李邦华、郑三俊等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三点，次者二点，托内阉王朝用转送逆贤处，以行黜陟。而（王）绍徽复造《东林同志录》，罗列诸贤姓名。又韩敬造《东林点将录》，计一百八人，邮致都门，按籍搜索。于是诸贤受祸，无一人遗漏矣。”[163]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凡是反对魏忠贤专权乱政的官员，都被称为“邪党”，也就是“东林党”，而不问是否出身于东林书院，也不论与顾宪成、高攀龙有没有关系，一概划入“东林党”的行列，把批判魏忠贤的正义斗争，歪曲为“东林党”的倒行逆施，把万历末年对“东林党”的声讨延伸到天启年间，于是乎，魏忠贤及其亲信披上了继承皇祖遗志的合法化外衣。

一个叫作乔应甲的官员引起了魏忠贤的注意，此人在万历年间就以力排东林而著名，杨涟遭到罢黜后，他被起用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心领神会的乔应甲在一月之内连上十三份奏疏，攻击“东林党”。一份大谈“三朝舆论渐明”，说什么“赵南星年老昏蔽，为群小所欺。旧抚李三才，君子中其魔术，小人利其重赂，世界三十年，不使一日宁静”。[164]一份大谈“时局门户”，说什么“李三才任淮抚十三年，加总督尚书，谋大拜。当年授意南道段然，疏有‘祖制废弛已极，内外登庸宜均’，盖为三才地也。嗣是议论蜂起，有保三才，复有参三才；有保而参，即有参而复保。此门户所由分也。后三才赃私难掩，又匿陈增税银，出一奇策，借势顾宪成投阁部院三书，书从宣大巡抚吴亮封入。疏内臣东林人也，又保三才：‘臣一言以蔽之曰不贪。’此东林之名所自来也。今几二十年，私人推戴，力排公论。有东林则有羽翼，张问达假门户以翻局，赵南星假门户以固局。乞皇上查段然、吴亮之疏，付之史馆，为时局门户之证”。一份则攻击汪文言、魏大中。[165]

沈国元对于乔应甲，有这样的评论：“左副都御史乔应甲在道陈言，请早剖门户，疏凡十上，总以东林得淮抚（李三才）则暗有所恃，淮抚得东林则两有所挟……疏中以李三才为党魁，张问达、赵南星、高攀龙、曹于汴、段然，皆在论列。”[166]显而易见，提起旧事，是为了打倒张问达、赵南星、高攀龙等现任官员。此后工部主事曹钦程攻击周宗建“私引邪党”，李应昇“专护法东林”，还说：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李应昇“甘作赵南星之鹰犬，为魏大中之爪牙”，出于同一目的，都是东林名目，应该一律打倒。

2．杨涟：“仁义一生，死于诏狱”

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终于大开杀戒。先前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揭发魏忠贤在香山碧云寺为自己建造坟墓模仿帝王陵寝规格，魏忠贤矫旨廷杖一百，太监把他从家中押往午门途中，一顿乱棍，打得他血肉横飞，还未廷杖已经气息奄奄。[167]再加上午门前的一百棍，当即气绝而死。这一幕不过是投石问路而已，正如邹漪所说“忠贤欲借曹郎示威”，预示着反对魏忠贤的官员们在劫难逃。

天启五年三月底，锦衣卫镇抚司许显纯严刑拷打汪文言，威逼他扳诬杨镐、熊廷弼公行贿赂在京官员，魏忠贤以皇帝圣旨名义逮捕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君子，与已经逮捕入狱的汪文言，“一并究问追赃”。[168]所谓“追赃”云云，纯粹是为了“六君子之狱”编造的一个借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涟自从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以来，就料定魏忠贤不会放过他，迟早有这一天。接到革职为民的圣旨，青衣小帽的杨涟与左光斗携手同归，在涿州分手。魏广微为了找到罪证，企图在途中搜查行李，东厂奸细暗中侦查并无异样，魏忠贤以为搜查并非稳着。后来见到杨涟策蹇就道，行李寥寥，这两个姓魏的同宗私底下说：“幸无搜，搜没趣矣。”[169]《杨忠烈公年谱》提及构陷的大致经过：“时忠贤杀念既炽，诸奸又复投欢抅阱。遗札云：‘同乡憾之者乘机挑激，以致忠贤假子徐大化教之：放开手眼，广募同心。’于是梁梦环举汪文言旧网，首出媚疏；霍维华、杨维垣感恩应募，以封疆、移宫锻炼（汪）文言，使招公，以为身亡家破之计。（汪）文言身临五毒，必不承时调。许显纯主其狱，遂以徐、魏意，派赃指掌。”[170]

汪文言始终没有诬陷杨涟。邹漪写的《杨忠烈传》提供了一些细节：“公（杨涟）扼腕流涕，首疏劾二十四罪，遂群攻之。忠贤惊且恚，掷地哭，群小慰之曰：‘毋恐，逐杨某，公（魏忠贤）可安矣。’忠贤假会推事，尽逐公（杨涟）等。群小又嗾之曰：‘不杀杨某，公（魏忠贤）之祸未艾也。’忠贤大惧，急徵公（杨涟）等坐故经略熊公廷弼赃……熊公下狱，忠贤以赃坐公（杨涟），曰：‘不如此，无以杀杨某也。’先是，考汪文言，五刑备极，迫使引公（杨涟），（汪）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贪赃杨大洪乎？’至死不服。”[171]

赵吉士写的《杨忠烈公传》更为精确细致：“公（杨涟）疏列二十四大罪，尽发其奸，忠贤惶恐，泣诉御前，客氏与阉党王体乾曲为弥缝，温旨慰（魏忠）贤，且责公‘寻端沽直’。然自公首请上方，而攻忠贤者疏且捆至矣。会荐冢宰，公以注籍不与，矫旨责以‘规避’褫职。而憾公刺骨，必欲杀之，第移宫名甚正，难以坐罪，复逮汪文言，抅熊廷弼大狱。（熊）廷弼者，公垣中所推也。熊（廷弼）为台省排抅，公疏翼之谓：‘议经略（熊廷弼）者终难抹煞其功，怜经略者亦难掩饰其罪。功者支撑辛苦，得二载之幸安；罪在积衰莫振，怅万全之无策。’熊（廷弼）得解任听勘，公持论甚平。阉党迎阉（魏忠贤）意，诬公与左（光斗）、魏（大中）等纳贿故纵，遣缇骑逮公。先酷拷汪文言，逼使引公，（汪）文言仰天笑曰：‘安有贪赃杨大洪乎？’有甥见其受刑惨毒，悲失声，（汪）文言叱曰：‘孺子真不才，死岂负我哉，而效儿女子泣耶？’死不承。”[172]

天启五年三月十九日，魏忠贤矫旨逮捕杨涟，圣旨写道：“杨镐、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贿赂，以希幸脱。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俱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同汪文言一并究问追赃。其本内受赃赵南星等十五人，除已经削籍外，俱削了籍，着抚按提问追赃具奏，不许徇情。”[173]

锦衣卫缇骑前来逮捕时，杨涟谈笑自若，从容就道，派人抬着棺材跟随。沿途哭送者数万人，几乎激成民变。杨涟披枷戴锁泣告父老：锦衣卫旗校未尝苦我，朝廷未必杀我，众人如此，则忠反为逆，累我族诛。众人稍稍平息，炷香设祭祝忠臣生还，菜佣贩夫争相捐钱为之凑盘缠，押解的官兵也为之感动。[174]

杨涟在押解途中写了一份揭帖，认为自己所受诬陷不值得一辩，是非自有公论，谁能一手遮掩天下耳目？但是，国家的大是非大安危是要辩论到底的。这篇揭帖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浩然正气：

涟今逮矣，逮以杨镐、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贿赂，营求幸脱，而涟与左光斗等为贿营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即颜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纵喙长三尺，安能欺念之独知！如其无之，不见莫须有竟埋杀赤心人也，此不必辩者也。

至涟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涟之遂成此一逮也，由来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谁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无俟辩者也。人之计算此一逮也，封疆题目压得人头，缄得人口，可以污其名陷其身耳。

血性男子，痴愚不识避忌，既以不爱官不爱生矣。前日无所不拼，今日当无所不听，辩复何为？此皆心之不欲辩者也。而何以不欲辩？非不敢辩不能辩，私心窃有自盟。我辈入告君父，出对天下，辩驳执争只当在国家大是非大安危，不当在一己胜负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狱频兴，有无关系，有无枉抑，会有任其责者。从涟自看，毕竟只是身名两字耳。盗金不辩，昔人或为之，况在君父之前。涟所自恨，三朝豢养，一念独盟，毫无补于今日尧舜，大有负于先帝恩知，徒作明时累臣，死且不瞑。[175]

杨涟深知，已经投诉无门，突发奇想，以给玉皇大帝奏疏的形式，公开阐明自己的初衷：“窃见司礼太监魏忠贤、奉圣夫人客氏，欺藐至尊，肆无忌惮，几使中外不知皇上，只知有忠贤，势已无天，渐岂可长！涟感先帝之特知，荷今上之眷顾，忠心愤激，声罪力攻。明知撩虎自危，夫亦妄意一击，令其稍知主仆之分，略顾祖宗不许干预外政家法，庶知一点尊君父、杜微渐之念耳。不意微诚不足以格主，孤忠不足以济用。秪深狠毒，一网善类，内外砌谋，凭空栽陷……今乃无影相加，赃私罗织，缇骑诏逮矣。涟欲避，非所以尊君命；而自裁，又无以明臣心。明知此行不死于奸人道路之摧残，即死于诸凶圜土之困辱。然一出乡关，即是身归君父，幸不死于妻子之手，得死所矣。分既无逃，仁又何怨？唯是血心未能报主，而痴念尚虑吾君，如此四方多事，冲圣孑立……更恐隐忧无歇。”[176]

天启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杨涟押解途中，在河南朱仙镇写了告岳飞文，再次公开表明，弹劾魏忠贤，自己无怨无悔：“天启四年，见司礼太监魏忠贤与乳母客氏表里为奸，太阿窃弄，即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语天宪可以喜怒唯意，目已无君，渐岂可长。此涟义不能忍，声罪纠参。明知彼虎不可料，涟祸不可试，只以当日凭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知博浪一击，万一宗社有灵，令忠贤稍知主仆之分，不至谓外廷无人，涟亦可以了此臣子忠心，无但骗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诚不足济事，孤直反以厉阳，播恶同气同乡，削籍空国空署。今且横诬以乌有赃私，并指前移宫事，为通王安罪案，父子长途，赤炎蒸背，闻者见者不免伤心。涟则谓自古忠臣受祸者何独涟一人，即如武穆王（岳飞）何等功勋，而莫须有竟杀忠良，何况么麽直言如涟！此行定知不测，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涟以结内外之欢，因借忠贤以快恩仇之报。如刘一燝、周嘉谟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之锒铛，徒伤明主手滑之威，益乱祖宗干政之制。”[177]

六月二十六日，杨涟与左光斗关入锦衣卫镇抚司诏狱。此前，周朝瑞、袁化中五月初已经入狱，顾大章五月二十六日入狱，魏大中六月二十四日入狱。六月二十八日，对六君子严刑拷讯，诸君子正言答辩，推翻欲加之罪。审问官许显纯一无所获，从袖子里拿出预先写好的成案，要书记员抄写，作为审问笔录呈送朝廷。杨涟大声叱责：“此地明心堂，如何改作昧心处？天下后世汝肉不足食。”许显纯大怒，动用五刑，羞辱六君子，骨裂髓飞，惨不忍言。[178]

此后每隔五天就用严刑拷问一次，杨涟所受酷刑最为厉害，皮开肉绽，牙齿脱落，还用钢丝刷子把皮肉刷得碎裂如丝，体无完肤。杨涟坚贞不屈。魏忠贤不断以皇帝圣旨名义命令许显纯严厉“追比”。杨涟大声斥责许显纯：“熊廷弼初在辽阳，我有参疏，广宁陷后，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何辞一死之语？廷弼恨欲杀我，此岂受贿为营脱者？若移宫始末，曲突徙薪，皇天后土，实鉴此衷。汝昧心杀人，狗彘不食其余。”[179]许显纯的严刑逼供毫无作用，想把审讯的难题推给刑部，遭到圣旨训斥：“杨涟党比熊廷弼，沦没封疆，且纳贿招权，扰乱朝政，移宫一事陷朕不孝，罪恶滔天。许显纯如何擅求刑部？明属徇私，姑且不究。还着本司照原参数目严比追赃，限五日一回奏，不得宽纵。”[180]许显纯遵旨加重酷刑，用铜锤敲打，致使肋骨寸断，再用土囊压身，杨涟被折磨的气息奄奄。

七月十五日，垂死的杨涟写信给家中的母亲儿子，向他们诀别。给母亲的信写道：

字禀太太：儿死狱中矣。无能侍养左右，儿九泉之恨也。太太辛苦一生，无子送终良苦，然有死忠之子，太太亦可同范母矣。可怜一家赤贫如洗，尚在追迫忧苦之中，是儿前生之孽，今生贻累父母子孙，奈何奈何！夏儿、会儿、五儿，各有他的造化，即无衣食，慢慢挨去。教他苦心读书，即不能报父之仇，也思结已之局。此在太太吩咐之。骈儿大小一根草，自有一点露水养他，至于大哥抱养之子，如力不能养，还是大哥抚养也罢。天乎，天乎，从古忠良惨祸无如儿者，又奈何！七月十五，儿涟血肉淋漓中绝笔。[181]

给儿子的信写道：

字寄夏儿诸子：汝父死矣，身无完肤，肉供蝇蛆，亦自忠臣死事之常。但家破人离，累我诸儿。汝兄弟收藏我尸之后，还当攻苦读书，得有寸进，鸣父之冤，即是汝孝。汝等赤贫如洗，只有读书一路。莫言读书似我甚苦，人生梦幻，忠义千秋不朽，难道世道只是昏浊的？读书做官，做得些好事，也不枉生一场。[182]

七月二十四日夜，许显纯用大铁钉钉入杨涟头颅，杨涟气绝身亡。许显纯却向朝廷报告“杨涟病故”。[183]

誓死不屈的杨涟临死前留下了绝笔：

枉死北镇抚司杨涟绝笔书于狱神之前。涟以痴心报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于不问矣！日前赴逮，不为张俭之逃亡，杨震之仰药，亦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赤日长途锒铛不脱，欲身之生死归之朝廷。且不忍概于今公论与人心天理，俱不足凭，徒以怯缩自裁，只取妻子环泣，令明时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侦逻满目，即发一揭亦不可得，至于如此打问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辩，血肉淋漓，生死顷刻，不时追赃，限限狠打。此岂皇上如天之仁、国家慎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礼？不过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为题，追赃为由，徒使枉杀臣子之名归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于同类。

……

涟沉死狱底之人，语言亦复何味？而人之将死，两朝豢养，一念忠爱，恨生前未一发明，不忍不于死时痛心一宣吐也，惟同朝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离，老母无终，幼子无聊，债家逼促，都非涟所屑及，亦终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笑！读书作官人，于国家大体紧关之际，只当唯诺从人，作秦越之视，为两踩之船，当事无半句商量，背后冷言冷语，为目前自卸妒人计，作后日逢人功名地，岂不仕路上大乖巧、大便宜事？何苦痴愚，从君父国家远念，不顾性命身家，务欲尽其在我，又复好直，触忤多人，使尸无全体，谁是独食朝廷饭者？好笑，好笑！

然吾师致身家法，先哲尽忠典型，自当成败利害不计，乃朝廷之所以不虚养士也。若个个讨乖趋势，只恋功名长久，不顾朝廷安利，圣贤书中，忠义心上，终不敢许。即范滂临刑，欲汝为善则我不为恶，父子相诀之语。涟亦谓子孙，何不更勉之忠义，而作此隐语！替人读书之念如此，尧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证据？大笑，还大笑，但令此心未尝死，白日冥冥，于我何有哉！[184]

这篇二千余言的绝笔写成后，杨涟亲手托付给同狱难友顾大章。狱中耳目严密，顾大章把它藏在关圣大帝画像后面，以后又埋于狱室北壁下。[185]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从狱中传出，落到杨涟之子杨之易手上，流传后世。从中可以看到，初入诏狱，杨涟还对朝廷抱有幻想，以为“见天有日”。日后明白“仇我者立追我性命”，便淡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

杨涟临死前还写了一篇二百八十字的血书，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抬出，落到家属手中。血书流露了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

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打问之时，枉坐赃私，杀人献媚，五日一比，限限严旨。家倾路远，交绝穷途，身非铁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惟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一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186]

杨涟死后七日，尸体由家属领回。时值盛夏，早已腐烂不堪，仅存残骨一具而已。

应山县的家产被抄，全部动产不动产折合白银不足一千两，距离“追赃”的数字相去甚远。德安知府李行志亲自书写募捐文告，应山知县夏之令在四个城门设置募捐箱，士民纷纷慷慨解囊，抵充“赃银”一万余两。魏忠贤的亲信吏部尚书周应秋还不罢休，勒限严催，罗织无已。杨府老仆击毙，杨涟幼子惊死。吴应箕叹息道：“诸臣死后之惨，亦无有过（杨）涟者。”[187]

万历三十六年，三十七岁的杨涟曾经担任常熟知县，兴文教，奖节义，裁抑织造太监的敲诈勒索，被评为“清官第一”。[188]常熟县的知名人士，崇祯初年担任户科给事中的瞿式耜，为杨涟讼冤，写了激情洋溢的奏疏：“夫（杨）涟何如人也？自为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家徒壁立，志气轩如。其筮仕臣乡常熟也，铁面冰棱，吏胥不敢仰视，而爱民如子，即婴儿妇媪咸得自尽其情。莅虞（常熟）五年，不名一钱，百废俱举，钱粮之绝火耗，上下百年仅见涟一人耳。入计时，止余两袖清风，欲送其老母归楚，至不能治装以去。及居言路，扬清激浊，屏绝馈遗，寒素之风依然白屋。但一言及国家之事，未有不耳热面发赤，如念其祖宗父母，回肠刺心。谈及神祖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临死之日，亦旁无一语，但呼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系之日，涟自湖广达京师三千余里，只身策蹇驴，未尝一日乘小肩舆，未尝一日骑马背。入都门，小民有叹息：‘杨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于此！’诘朝而叹息之人毙命于厂卫矣，谁复敢私语称其冤者？涟死于溽暑，逾四日方奏闻，比领尸骸，手指肿烂欲断，足之联于胫丝毫耳。迨下令湖广追赃，涟倾斜一屋所值几何？涟母栖城楼，诸子乞食以养之。县官无可奈何，为设柜于四门，远近士民争来投柜，纳至万余金。夫应山非甚富饶也，惟正之供犹自难完，而争为涟纳此，岂能征发期号哉？夫人臣抗节直言，慷慨杀身，历代史书常常有之，如涟之贫不言清，劳不言功，从容就死，无怨无尤，方之宋岳飞明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桧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谓人臣之极则矣！”[189]

瞿式耜把杨涟与岳飞相比拟，推崇为人臣的顶级楷模。这样一位赤胆忠心的好官清官，居然死在皇帝的圣旨之下，呜呼哀哉！

3．左光斗：“辱极苦极污极痛极，何缘得生”

在泰昌、天启之际，杨涟与左光斗作为中流砥柱，从移宫事件到弹劾魏忠贤，两人始终步调一致，携手奋斗，因而时人并称杨左。两人同时被革职为民，同时被逮捕入狱，同时死于诏狱。当时有人赞许杨涟贬抑左光斗，吴应箕表示异议：“天下称杨左并矣，而多有绌左者何欤？”他给出了解释。[190]黄道周也不同意“绌左”，说：“（杨左）二公定危疑植大义，声名相峙，而左公又以屯田学政绩特闻。”[191]

安庆桐城人左光斗，字道直，一字共之，号沧屿，别号浮丘，生时月当大斗，故名光斗。其父潜修力学，以行谊享誉乡里，生九子，光斗排行第五。六岁跟随塾师开卷，一目十行；九岁能文，开始购书，喜读节侠传；十四岁写《窗前瑞麦赋》，才名初露。二十六岁，庚子（万历二十八年）乡试中举；辛丑（万历二十九年）、甲辰（万历三十二年）两次会试落第，发愤馆穀；三十三岁得中丁未（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担任中书舍人时，书写对联明志：“奉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192]泰昌、天启之际，他与杨涟并肩战斗，拥戴朱由校即位，迫使李选侍移宫，在政坛崭露头角。此举对于阻止李选侍垂帘听政，有着决定性意义，得到皇帝朱由校的肯定。后来由于魏忠贤、刘朝借题发挥，左光斗感到祸且不测，把公署的钥匙交给杨涟，做好死的准备。幸亏皇上说明移宫缘由，事态有所缓和，他得以调任大理寺丞、大理寺少卿。

杨涟晋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左光斗晋升为左佥都御史，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正如邹维琏所说：“时赵公南星为冢宰（吏部尚书），众正盈庭，群小错愕，乃借声援于魏忠贤，附进‘百官图’，某宜先驱，某宜后击，某宜正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羽翼已成。”[193]同在一个衙门办公的杨左二公，经常一起商量对策，决定由杨涟首先发难，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光斗继而跟进，力图使弹劾逐步升级。倪元璐写道：“其时，杨公左公并为御史中丞，两公又相与谋：今京贯连串，指鹿日甚，天下事不可言。于是杨公先上疏，列忠贤二十四罪，左公继之，草三十二斩疏，未上而谋泄。于是小人为忠贤谋，矫旨斥杨公左公并为编氓。”[194]

左光斗的三十二斩疏，列举魏忠贤、魏广微应当斩首的罪状三十二条，自知此举可能危及性命，事先把家眷遣返老家，准备在十一月初二日上疏。可惜还未呈进就泄密，万斯同提供的细节值得注意：“杨涟之劾魏忠贤，（左）光斗与其谋，又与（高）攀龙共发崔呈秀赃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次将及光斗、（杨）涟。光斗愤甚，草奏劾忠贤及魏广微三十三斩罪，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家累南还。忠贤诇知，先二日假会推事，与（杨）涟俱削籍。”[195]陈子龙说魏忠贤与魏广微对杨涟左光斗恨之入骨，非杀不可：“会杨公疏珰二十四大罪，珰惊且恚，群小以疏出公（左光斗）手，阴中之。又以叩马献策，语为公同乡所发也。嗣南乐（魏广微）谋入首辅，公已草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斩疏。将上而泄，遂假会推，尽逐公等。尔时京贯势合，内之恨杨过于左，外之恨左过于杨，明唆暗嗾，相谓：‘不杀杨不可也，左不杀犹之不杀杨也。’”[196]

令人遗憾的是，左光斗这篇“三十二可斩疏”，已经消失，关于它的全文，无从知晓。左光斗的弟弟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说，当时慑于魏忠贤的淫威，把这篇奏稿付之一炬，《左忠毅公集》是“鲁壁仅存”。[197]左光斗的小儿子左国材也说：“呜呼，忠毅大人曩膺珰祸，闻踉跄出都，时以逻卒四布，生平著作，家人尽付祖龙，即典兵事与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斩等疏，亦不复存，伤哉！”[198]

虽然“三十二可斩疏”并未正式提交，但信息已经泄露，结果左光斗和杨涟一起被革职为民，两人同时离京南下。在回归家乡桐城的途中，赋诗感怀，既庆幸得以生还，又担心随时可能降临的大祸：

幸未遭严谴，居然许放还。

愿难成栗里，祸恐续椒山。

空有安危计，谁开语笑颜。

龙眠旧卜筑，长在汨罗间。[199]

诗中所说“祸恐续椒山”，是指当年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而招致杀身之祸的杨继盛，担忧杨继盛悲剧在自己身上再演。

他写诗给归里的杨涟，抒发的是报国无门的黯然神伤：

痛杀龙髯攀不及，幛天毒雾满朝危。

触阶流血君方见，叩闼排帘宫始移。

北阙雨风号二祖，西山霜雪致三疑。

至今永夜伤心事，空问乾清涕泪垂。[200]

左光斗为官清廉，又慷慨好施，急人所难，在仕途十八年，囊中如洗，家中老屋仅避风雨而已。清苦还好对付，如何向双亲交代即将面临的大祸，煞费苦心。他自分得忌权奸，万无生理，苦于无计告白双亲，便命人扮演杨继盛，演唱《赴西市》戏曲，并对母亲讲解东汉范滂故事，暗示自己日后可能的遭遇。[201]

豺狼当道，满朝都是幛天毒雾，大祸随时可能降临。上有年逾八旬的双亲，下有五岁的小儿，左光斗这位铁打的汉子惴惴不安。为了避祸，他请求剃度于道教法师门下，实在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的《求度誓辞》颇堪回味：

奉道弟子左光斗，谨焚香誓辞于圣极度师案下。

伏念斗泥土陈人，侏儒贱品，既无道可以匡时致主，又无术可以媚世全生。其在辇下之司，曾以撩须触讳，暨居堂上之座，屡以投鼠招尤，媪相不容，丛神为甚。至于彼其之子，尤为眼中之钉。虽削秩还山，君恩甚厚，而除根剪草，珰怒方殷。殆将以我为李膺，岂肯容予为范蠡，似兹人道之患，何暇阴阳之忧。上有八旬之双亲，非予孰养？下有五龄之弱子，匪我谁成？勇士不忘丧元，圣人原无死地。所幸圣师乞灵上清，护持善类，遂使下愚得草宝箓，珍摄余生。从此山北山南，我自忘人于世外，即使舌锋腹剑，伊难弄我于术中。[202]

然而，护持善类的圣师并没有保佑他，左光斗珍摄余生的奢望很快破灭。魏忠贤及其阉党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但又不能拿移宫事件作为罪证，因为迫使李选侍移宫，避免了垂帘听政，皇帝朱由校是赞成的。而接受杨镐、熊廷弼贿赂，贻祸辽东封疆，是皇帝不能容忍的。于是乎逮捕法办的圣旨发出，左光斗等六君子陆续关进锦衣卫镇抚司诏狱。左光斗的同乡后辈方中履认为，移宫是左公奠安社稷的功劳，也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源。

方中履说：“天启中，逆奄用事，吾邑左忠毅公与杨忠烈公同死诏狱。人徒知公之死于奄，而不知公之死于群小假奄以杀公也。迄今遗民野老追寻往事，从公子子厚先辈游，乃洞晰本末，盖有余痛焉。今读公移宫前后疏，有不正冠肃容者乎？当是时，尊位方虚，大臣犹恐，不知所为。谠论一出，而邪谋顿寝，然后知国家开言路重台谏之深意，其得人收效至于此而后见也……然则选侍之不垂帘专政，坏三百年之祖制，谁之功欤？公之奠安社稷在是，而公之所以杀身在是。盖移宫之名正，未可以罪公，故假借封疆，坐以贿赂。既而定三案，刊要典，依附经术，文致爰书。呜呼，此岂刑余之谋哉？”[203]

得到锦衣卫缇骑南下逮捕的消息，杨涟劝他“勿恨”，他回答：“死何恨，但死不归君父，而先时择便，我辈怕死矣。”每天谈笑自若，收拾行装准备缇骑到来，私下对弟弟左光先说：“父母老矣，吾何以为别？”又说：“为忠臣，不能为孝子矣。”妻子环相泣，他嘱咐弟弟：“率诸儿读，勿以我戒而谓善不可为。”[204]

他写诗向双亲诀别：

再别不能去，中堂有老亲。

著书成令子，传世学忠臣。

逢难心犹烈，居官家更贫。

白云何可望，回首尽烟尘。[205]

写诗向乡亲诀别：

斑马鸣萧萧，长河水潏潏。

岐路一尊酒，行者皆声失。

念我平生交，执手如胶漆。

子弟各依依，啼呼向落日。

幼儿尚嬉游，不识六与七。

旧德无足存，生还未可必。

天王本圣明，众女善妒嫉。

临风从此辞，孤臣委汉室。

流离戴君恩，努力全臣节。

直道不可为，微劳易过切。

安得浮云开，与子归衡泌。[206]

锦衣卫缇骑抵达桐城，宣读逮捕谕旨，原本晴空万里，忽然大雨如注，读罢，雨止。当地人从数百里外赶来，哀号设醮，并在公共场所张贴大字报，表达愤激之情。左公说：“速我死矣！”请求他们停止忿激行动。押解他的槛车缓缓启行，全城的父老子弟遮拥马前，哭声震动天地，顶香遥拜北阙，拜锦衣卫缇骑，缇骑们被感动得涕泗交加，莫能仰视。一路上都有民众前来迎送，容城孙奇逢、孙奇彦来拜会，左公对他们说：“自古皆有死，惟椒山（杨继盛）得其所。”[207]

进入诏狱后，受到严刑拷讯，诬陷杨左二人接受熊廷弼贿赂，各二万两银子。勒限退赔。左光斗拒不认罪，立即施以酷刑，几天之后，体无完肤。他的得意门生史可法（字宪之，一字道邻，河南祥符人），化装成清扫工，潜入狱中探望老师，已经面目焦烂，难以辨认。

说起左光斗与史可法的师生情谊，颇有一点传奇色彩。桐城方苞说：“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左光斗）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对于恩师的爱才惜才，史可法始终念念不忘，于是便有冒险探监之事。方苞提供了独家资讯：“及左公下厂狱，史（可法）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可法）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可法）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可法）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208]

正如史可法所说，左公肺肝是铁石铸造而成，视死如归，在狱中和其他五君子秉烛夜话，赋诗一首：

噫嘻哀哉，当今之事不可问，谁信慷慨回气运。长安猛虎昼食人，雾盖燕云十六郡。我欲呼天，天高不可呼。我欲告人，人心毒如荼。皋陶平生正直神，瓣香可能悉其辜。夜来床头生芝干如铁，不在李膺之前则在范滂之侧。英雄对此益增奇，天地愁之失颜色。噫嘻吁嗟乎，明月蚀于天，高山崩入渊。如何长夜如长年，安得魂去飞翩翩。上与二祖列宗诉其缘，肯教鸾凤独死枭獍乘权。[209]

许显纯秉承魏忠贤的旨意，诬陷六君子收受杨镐、熊廷弼贿赂，拷掠狠毒无比。六君子对于无端的诬陷拒不认罪，左光斗和诸君子商议，如果坚决不承认，必死无疑，不是酷刑击毙，就是狱卒潜杀；如果承认，就可以转交三法司审判，还有见天之日。诸君子都赞同他的分析，陆续自诬服，左光斗自己承认坐赃三万两银子。殊不知魏忠贤并非要他们的钱，而是要他们的命，不断矫旨严令许显纯五日一次酷刑拷打，根本不送交三法司，诸人始悔失计。[210]

左光斗之弟左光明昼伏夜行，千方百计筹集钱款，燕赵侠义之士，以及受左公荐拔的名士，一呼百应。容城孙奇逢、定兴鹿正因左光斗有德于畿辅百姓，倡议捐献，诸生纷纷响应，慷慨解囊，筹得数千两银子，以求缓刑。然而左公已经与杨公同时死于杖下，时为七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一岁。临死之前，从茶壶中传出绝命辞：“辱极苦极，污极痛极，何缘得生，何苦求生，死矣死矣。愿以此报皇上报二祖列宗，血点泪痕，与数行淡墨，依稀断纸而已。”[211]

桐城民众为家乡赤子左光斗而自傲，赞誉为“一代伟人，三朝正气”。当他遭到逮捕追赃时，桐城父老在四个城门张贴檄文，为之鸣不平：

今观佥宪左公，一代伟人，三朝正气。文章名世，学识共尊，斗山经济，满寰兆姓，均沾霖雨。抗弹章于豸绣，狐鼠销魂；振铎响于兰台，菁莪式化。居乡饮人醇醪，三尺无欺；作宦洁己冰霜，一丝不苟。即今廿载历仕，犹然四壁萧疏。真明时清白之懿型，为我邦缙绅之雅范……奈何黜削未几，倏尔逮系，随加旨下追赃，诬以不疑之攘金，有是事乎？诏严扭解，辱以范滂之囊头，变无日矣。吾桐素称文宪之邦，不乏忠毅之辈。睹接诏时之露雨，何异六月飞霜。听取义人之覆盆，能禁二天洒血。爰是倡盟约我同心，共矢借剑之英风，期辨窃丛之伪旨。及今拘留缇使，预图剖明，然后匍匐彤墀，代求矜释，庶贞人不毙于刀几，而公道顿豁于阴霾。请观今日之威严，竟是何人之世界？[212]

桐城百姓上疏朝廷，引用孟子的话加以发挥：杀人之权不在左右，不在大夫，并不在天子，而在国人。恳乞皇帝察舆情、怜冤抑，赦免左光斗：

今原任左佥都御史被逮左光斗，不知何罪冒干天威，削夺之谴，遐方细民已不胜骇愕，突闻差官拿问。以桐城二百余年所未有之事，桐民父老所未经见之惨，而忽加于桐百姓所共仰赖之人。闻报之日，官哭于署，吏哭于庭，农哭于野，商哭于市，行道哭于途，妇女哭于室，相顾痛悼，不解何故。至开读，谓熊廷弼失陷封疆，受贿出脱。嗟乎，冤哉！

世未有居乡不爱钱，而居官爱钱者；未有不爱本等之钱，而爱分外之钱者；未有除奸剔蠹禁人之受贿爱钱，而反身陷爱钱之诛者。皇上亦知左光斗居家不事生业，居乡惟高仁义乎！亦知急难有闻必告，谢仪闭目不睹乎！亦知一编裕后家，无绮纨之子弟，三尺应门人尽司马之纯仆乎！亦知二十余年之科第，不改四壁萧萧之家风乎！

至若道德文章，望隆江左，鉴空蓟北。生平不计身家，动念惟知君父。防微杜渐，共倾夹日之功；触忌缨鳞，时洒回天之泪。有臣若此，犹当十世庇之，纵或罪在罔赦，亦宜付以三宥八议之典，何一旦威加莫测，坐以极冤。受贿何名？扭解何法？罪未定于司寇，刑遽上于大夫，举朝之公议虽泯，三代之直道仍在。

光斗为范滂，亲为滂母，骈首就戮，垂芳青史，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如主哉？则光斗之身不特不忍杀，不当杀，且不可杀。与其置九死以快一人，何如留一生以谢通国。[213]

皇帝闭目塞聪，魏忠贤一手遮天，这些恳切的呼吁，统统化为泡沫。左光斗迫害致死后，可爱的家乡民众还在继续呼吁，希望给死者以崇敬。安庆府学、桐城县学的生员上书朝廷，为左光斗“请祠崇祀”。[214]安庆府、桐城县的里老、约保、耆民，叩请当局俯允为左光斗建祠，以全优恤之典，以伸风励之用。[215]在阉党专政时代，这无疑是异想天开之事。好在历史毕竟是人民书写的，家乡民众终于了却心愿，在桐城县城建造了“左忠毅公祠”，世世代代祭祀不绝。[216]

4．魏大中：“臣子死于王家，男儿常事”

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性狷介，为诸生酷贫，读书砥行。为孝廉十余年，足迹从不至官府之门，设馆糊口，欣然自足。[217]他是六君子中唯一与东林书院有关系的人，万历三十八年，会晤顾宪成、高攀龙诸公；次年，执弟子礼于高攀龙先生。[218]万历四十四年，赴廷试，赐同进士出身三甲第十三名，至大理寺观政，受职行人司行人。[219]以后累官至吏科都给事中，始终廉洁自守。瞿式耜说他，“自成进士以至受职行人，擢选谏职，从未尝受人一钱。官至吏掌垣，犹赁屋以居，无一椽一瓦。邑中豪强与缙绅家凛然畏如严师，而独与闾里小民如家人父子”。[220]万斯同说：“（魏）大中为人刚方严冷，嫉恶若仇，在官不以家自随，止二苍头给爨。入朝则键其户，寂无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贿赂）至者，举发之，自是无敢及其门。”[221]嘉善名士陈龙正（字惕龙，号几亭），与他同出高攀龙师门，有同学之谊，知之甚深：“忆自癸卯（万历三十一年）、甲辰（万历三十二年）间，出入联榻，风雨悬灯，相与搜剔乎经史，而渐劘以文义，斤斤自矜，多属吸风食柏之心，与冷铁严霜之致。迄于今，簪发几年，要津几年，而一夫之亩不盈，藜藿之羹常匮。噫嗟何为乎？”[222]

正如万斯同所说，魏大中刚方严冷嫉恶若仇。有人以为他嫉恶过严，优容不足，瞿式耜认为这和他多年身居谏垣之职大有关系：“然亦安知其胸中确然自有绳墨，世间曲相自不堪受彼一引弹耳……况当乱臣贼子人将相食之时，而欲使居谏垣者禁不发一语，然则必使天下须眉尽化为女子，人类尽化为狐狸，然后可以称大贤耶？”[223]在天启年间的言行，由此可以获得索解。比如，太常少卿王绍徽素与东林为难，千方百计营求晋升巡抚。魏大中鄙视其人品卑劣，上疏抨击，迫使他自引而去。当时大臣冒滥恤典，子弟每每夤缘要路，封荫一官半职，魏大中深恶痛绝，一切按照祖宗旧制裁量，杜绝夤缘之途，引来怨恨无数。吏部尚书赵南星欣赏他的贤能，任事任免多征求他的意见，言必采纳，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给事中章允儒鼓动傅櫆，借汪文言的由头，率先发难，弹劾魏大中与左光斗“反戈于君子，呈身于小人，以内阁中书汪文言为私人”。魏忠贤见到这一奏疏大喜过望，立即矫旨逮捕汪文言，关入诏狱。魏大中据理反驳刑科给事中傅櫆：“臣不知（傅）櫆指何如人为君子，而臣尝反戈；又不知櫆指何如人为小人，而臣有呈身之事。若文言游于缙绅间，即江右缙绅多与之游。臣无私，无庸畜人以行其私，至谓臣有资斧及人，则臣不能也。顾櫆何以若是惴惴焉其自危也。大都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铨院吏垣，有秉正嫉邪不可力挠不可党劫之臣。故冢臣锐意治平，求贤如渴，得一清恬伉直之邹维琏用之于铨，而魁自危；又得一清恬伉直之程国祥用之于铨，而魁又自危；（左）光斗佥院，而櫆自危；臣忝吏垣，而櫆又自危。故维琏逐之，并国祥逐之，且并旧铨臣吴羽文而逼之逐之。三驱之后，继以一网，疏攻光斗，并以及臣。”[224]把傅櫆驳得体无完肤，连皇帝也不得不承认：“魏大中新推吏垣，据奏，心迹既堂堂，即到任供职。”[225]既然皇帝下旨“到任供职”，次日，魏大中赴任吏科都给事中，鸿胪寺也已经报名面恩，魏忠贤竟然违反惯例，突然矫旨借口魏大中与傅櫆“互讦未竣”，不得赴任，说什么“魏大中、傅櫆互参，事情尚未明结，何得到任面恩，以后有这等的，鸿胪寺不得开写朝仪起数”。魏大中只得杜门席藁，静听斧钺。[226]如此出尔反尔，举朝为之骇愕。魏忠贤自知理亏，顺势下坡，发出圣旨说“魏大中既认罪，且称遵旨到任，着供职，免面恩”。[227]显然这是正反两方势力较量的结果，万斯同评论道：“然自是朝端水火，诸正人咸不安其位矣。”[228]

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大中首先响应，率领同官劝谏皇帝：“从古君侧之恶非遂能祸人国也，有忠臣不恤其身之危以告之君，而君不信，乃始至于不可救。”可谓一语中的，皇帝朱由校与太监魏忠贤的关系正是如此，所以他批评道：“忠贤种种之罪案，（皇上）引为亲裁，而代之任咎；忠贤种种之逆德，不能置辩，而代与分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尽出忠贤之意”。仿佛四两拨千斤，一举击中要害，魏忠贤大怒，矫旨切责：“好生逞臆渎扰，本当重处，念系言官公本，为首的罚俸五个月”。[229]罚俸不过是暂时的警告，报复在后面。吏部推举谢应祥出任陕西巡抚，作为吏科都给事中的魏大中全力支持，魏广微唆使亲信陈九畴发难，攻击魏大中出于谢应祥门下，推举不公。魏忠贤与魏广微抓住把柄，贬谪魏大中。离京时感慨系之，他赋诗与诸君子告别：

岂有书生面，难将赭似酡。

遮藏图学茧，引闭拟为螺。

亦念君恩重，其如物态何。

安危君等在，余意已烟萝。[230]

此时此地的心境充满惆怅：

题墨当年愧碧纱，重过今日鬓生华。

天心如此人谁料，臣罪伊何愿敢奢。

果不鉴临惟有死，纵然归去已无家。

能垂勺露宽于海，好好朝霞与暮霞。[231]

“天心如此人谁料”，“纵然归去已无家”，预感到日后无法安生。他在年谱中说：“五年乙丑，五十一岁。予一意杜门谢客，而邸报中声息汹汹，不敢宁居，仓卒与濂儿毕姻以四月十一日。二十一日而逮者至，二十四日就逮。”[232]天启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朝廷派来的锦衣卫缇骑逮捕魏大中，嘉善同乡数千人号泣送送行。押解船只由运河北上，经过苏州时，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苏州吴县人）登船问候，并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的孙子，用缔结婚姻表示对忠臣的敬重之情。官船经过常州，知府曾樱前来迎送，潸然泪下，魏大中颜色不变，安慰道：“臣子死于王家，男儿常事，何必尔尔。”曾樱拿出自己的清俸银子一百两，托郑鄤转交，魏大中婉言谢绝：“譬如嫠妇孀居数十年，垂死中偶动一念，便属失节，箦华而睆，不敢以不易也。”[233]

高攀龙在平望镇迎候，又在无锡高桥之北依依惜别。魏大中所写“自谱”，到此戛然而止。他的儿子魏学洢补写了北上入狱直至死亡的全过程，感人至深，请看这篇饱含血泪的文章：

先君闻难后，扬扬欢笑如畴昔，而一出于真。洢等悲忧填膺，睹颜色则亦欢笑，不复知大阨之在后也。

五月五日，舟过锡山，陈发交携蒲觞相饯，欢笑竟日。

初六日凌晨，遣濂（次子学濂）归行，纳采礼于周蓼洲。惧洢尾舟而行，或为缇骑觉也，遣雇小舟先发。洢别而北，濂别而南，草草分散，不料自此竟长别也。於乎痛哉！

六月十二日，槛车经良乡，遣奴鸿飞以此谱（即“自谱”）授洢，诫勿求见。（附注：魏大中关照魏学洢，‘自谱’稿当藏之莫示人，以后修订。）十三日，入都，羁锦衣卫东司房。十六日午间，入北镇抚司狱。越十日而杨公至。

二十八日，许显纯、崔应元奉旨严鞫。许（显纯）既迎二魏（魏忠贤、魏广微）意，抅汪文言招词，而急毙之以灭口，对簿时遂龈龈如两造之相质。一拶敲一百穿梭，一夹敲五十杠子，打四十棍，惨酷备至。而抗辩之语，悉不得宣。

七月初一日，旨下，则直云：‘六人伏辜矣，仍着北镇抚（司）严刑追比，五日一回奏’。闻者莫不丧魄。外魏（广微）佯请付法司以解于众，而令内魏（忠贤）故留中以詟台省之将言者。

初四日，输三千金，（许）显纯概不用刑，以用刑闻，且请从辅臣（魏广微）言，盖聊以市德云……派赃有至四万者，而先君独三千有奇，似属未减，且金又似可徐徐输也。及旨下，切责（许）显纯。

初九日，概笞十棍。旨下，仍切责。十三日，同杨、左各三十棍。先君自此大困。（许）显纯又限五日再比，所输数更日增，洢惴惴惧不给矣。十六日，旨下，又切责（许）显纯、（崔）应元各降一级，洢惶怖绝望，欲代刘执输金之役。（附注：刘，即旧邻刘启先，负责输金）。一见先君，刘苦相尼。十七日，刘入，先君俯相劳苦，且辞曰：‘惫极矣，未刑时茎茎毫孔俱疼，殆不能支，姑毋令我儿知也。’刘微以洢意告，先君大惊。比输金，杨、左受严刑，余四人竟免。刘出，洢又私喜过望，叩头谢刘，谓毒盖偏有中矣，急奔定兴江村告贷于鹿太公。太公义至高，然家故清窭，转展旁贷，仅得十五金。洢未至，太公先已传告同好，深乡剧贫之士素不通姓名者，争贸易所有以相应许显纯，宗族多与焉。然汇之曾不盈五十金。洢且感且愧且悲，急奔之良乡，讯十九日消息，则六公同被酷刑，一如初鞫时矣。

二十一日，奔至城，则当日又同杨、左各三十棍矣。洢狂骇惊怛，不知所为。究其故，则倪文焕以细事忤中贵，赖崔呈秀以免，急攻蓼洲（周顺昌）媚之，中及缔姻事。蓼洲褫，而先君之祸遂益烈。暂宽忽严，倪文焕为之也，於乎痛哉！

二十四日，刘入，先君不复能跪起，荷桎梏平仆堂下。刘膝行而前，见额帕垂覆目，整之，背半露掩之，群蝇啮腐肤，驱之。问：‘安乎？’曰：‘病，病甚。’问：‘亦强进粥乎？’曰：‘勿言勿言，促我儿逸去。’刘不觉哭失声，众呵之出。是日，又一夹敲四十棍。刘请于里门，卒隐垣隙窃窥，初犹闻痛楚声，已殊寂然。刑毕，拽入。少顷，（许）显纯令管事官二人进狱，久之方出。众莫测其所为，但闻杨、左、魏已舁至后监。

二十五日，菜帖入，不复出矣。杨、左以是日报亡。

二十六日，报先君以巳时亡，然终不知死期与死法也。於乎痛哉。时天暑发雷，相验领埋之旨故迟迟不降，而东厂卒日巡洢寓如织。

三十日，始差官发尸，偕杨、左从牢宂中出，骸涨而黑，圾圾有零落。忧急，并秽褥卷之入棺。[234]

魏大中在诏狱受到严刑拷打，在场的外甥不禁痛哭失声，魏大中斥责道：“孺子真不才，死岂负我哉，而效儿女子相泣耶！”严审四次，酷刑备加，实在不能堪，仰视许显纯说：“吾口终不肖汝心，任汝巧为之，我承焉可也。”许显纯于是任意诬赃，魏大中蹶然而起说：“天乎冤哉！以此蔑赤贫之士，有死不承。”[235]家乡父老为了挽救魏大中生命，愿意筹措银两代为退赔，魏大中婉言谢绝，七月初三日从狱中寄出片纸，写道：“百姓许概县派赔，万万不可。我穷苦一生，并无分银粒米施及邻里乡党，今日之祸又非为合县公事，岂可相累！”[236]

魏大中遇难后，挚友陈龙正撰写祭文：“呜呼魏兄，生平不忘沟壑，而事与运卒副其意。死之日，肤浮髭脱，面目不可复认，而仅有斑斑血裳为之记。呜呼，人谁不死，死所良异，孰知夫床笫之有时非所，而缧绁或得捐生之地也……今焉兄之长暝于桎梏也，亦泊乎归其所寄。想兄尔时戴皇天、履后土、游名山、涉大川，浩浩乎通未生以前之元气焉。而里党交亲所不忍耳而目者，则惟泪枯之嫠，长号之孤，痛忘餐而惊难寐。”[237]

5．“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

锦衣卫是一个军事特务机构，它的镇抚司诏狱，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非典型司法机构，故而称为“朝家禁狱”。金日升说：“镇抚（司）为朝家禁狱，列圣颁旨极严，凡漏泄狱情者，处以斩刑；擅入狱中者，即刖其足。故片纸只字及单辞半语，出入最为不易。”[238]它凌驾于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之上，可以法外用刑，人犯一旦进入诏狱，很少有活着出去的。由于六君子之死为世人所瞩目，其惨无人道的内情渐次暴露于外。

金日升的《颂天胪笔》，黄煜的《碧血录》，所披露的真相最为深刻，也最为令人惊骇。

金日升记载镇抚司诏狱的五种刑具：

一是械具，用坚木制成，长一尺五寸，阔四寸许，中间开凿两孔，固着于臂上，虽受刑时也不脱下。

二是镣具，用铁制成，俗称锒铛，长五六尺，盘于左脚上（因右脚要受刑，有所不便）。

三是棍具，用杨树榆树木条制成，长五尺，弯曲如匕。执手处大如人小指，着肉处将近一寸。每次动用棍刑，用绳索紧束人犯腰部，使其不得转侧。或用绳索绑住两脚，一人负之背立，使之不得伸缩。

四是拶具，用杨木制成，长一尺余，直径约四五分。每用拶刑，两人扶受刑者起跪，用绳索绑住拶具两端，用棍棒左右敲击，使得拶具上下，增加痛楚。

五是夹棍具，用杨木制成，两根一副，各长三尺余，离地五寸许，贯以铁条，每根中间各绑拶具三副。用刑时，直竖其棍，安于人犯脚上，用绳索绑定，又用大杠一根，长约六七尺，直径四寸以上，从右面猛烈敲击足胫。[239]

其实诏狱的刑具，决不仅仅限于这些，还有一些非典型刑具，比如用来敲打的铜锤，用来压人身体的装满泥土的麻袋，长达五六寸的铁钉等等。经受这些刑具折磨以后，势必体无完肤。

魏大中之子魏学濂说，其父受刑之后，“指断胫裂，股大于腰。叠棍所中，结为黑丁，澌为深坎，不一再宿，复棍棍击赤肉。肉败蛆生，淋漓零落，堕阶上者磈如斗。盖严刑之下，既无力图生，且无力图死。”[240]这就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掩盖下的诏狱的真相。金日升感叹道：“读未终篇，顿使人发指眥裂，气塞泪淋。按古之狱吏张汤、来俊臣诸恶孽，未有今日许显纯之惨毒也。真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恨不磔其体，而醢其肉，以飨六君子之忠魂，以雪天下之公愤。”[241]

黄煜《碧血录》逐日记录六君子受到严刑拷打的真相：

入狱当天，“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

七月四日，六君子从狱中提出审讯，“各两狱卒挟扶左右手伛偻而东，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诸君子俱色黑而颠秃，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

七月十三日午饭后，六君子到堂审讯，“（许）显纯辞色颇厉，五日一限，限输银四百两，不如数，与痛棍。左（光斗）、顾（大章）哓哓置辩，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伏地不语。杨呼家人至腋下，大声曰：‘汝辈归，好生服侍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读书。’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声动地。嗣后受杖诸君子股肉俱烂，各以帛急缠其上，而杨公独甚”。

七月十七日拷问，杨（涟）、左（光斗）各三十棍。

七月十九日拷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周（朝瑞）、顾（大章）各受二十棍，拶敲五十；袁（化中）拶敲五十。魏（大中）呼家人至前，谓之曰：‘吾十五日已后闻谷食之气则呕，每日只饮寒水一器，苹果半只而已。命尽想在旦夕，速为吾具棺，然家甚贫，无能得稍美者，差足掩骼可也。’”。

七月二十一日拷问，“杨、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顾各二十棍……杨公举头欲辩，而口不能言，遂俱舁出。彼时诸君子俱已进狱，独杨、左投户限之外，臀血流离，伏地若死人……是日雨，棍湿重倍常，且尽力狠打，故呼号之声更惨”。

七月二十四日拷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各全刑，顾（大章）拶敲五十。刑毕，（许）显纯呼牢狱前张目曰：‘六人不得宿一处。’遂将杨、左、魏发大监……（狱）吏嗟吁曰：‘今晚各位大老爷当有壁挺（方言死也）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于锁头（狱卒头目）叶文仲之手”。

七月二十九日，“三君子之尸俱从诏狱后户出……籍以布褥，裹以苇席，束以草索，扶至墙外，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

八月十九日，袁化中死于锁头（狱卒头目）颜紫之手。

八月二十八日，周朝瑞死于锁头郭某之手。

九月十五日夜，顾大章投环而死。[242]

袁化中，字民谐，号熙宇，山东武定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内黄知县、泾县知县，治绩卓著，晋升御史。天启初年目睹时事不平，屡次上疏弹劾逆珰，遭魏忠贤忌恨。他作为河南道御史，揭发淮扬巡抚崔呈秀贪赃枉法，得到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吏部考功司郎中邹维琏支持，提问追赃，拟遣戍，崔呈秀投身魏忠贤，图谋报复。天启四年，傅櫆纠弹汪文言，牵连魏大中、左光斗，袁化中上疏申辩。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袁化中奋起响应，向皇帝上疏——“宪臣逐奸之论甚正，朝廷辨恶之法宜明，谨循职掌合词共吁，恳乞皇上即敕究处，消弭隐祸以安人心疏”[243]。他尖锐地指出：“禁廷之内乃有大奸巨恶如掌东厂太监魏忠贤其人者。忠贤事皇上不为不久矣，皇上之恩宠不为不极矣，感恩图报，只合安分小心，以护圣躬。一切不法之事毫不萌念，岂不称真忠贤哉？乃四年以来，障日蔽明，逞威作福，乘皇上之初临，视大臣如奴隶，斥言官如狐雏，杀内廷外廷如草菅。自杀王安后，其手渐滑；逐刘一燝后，其势愈炽。朝野相危，神人共愤，其恶状已悉俱臣堂官杨涟疏中，臣等无容再列。但斥奸逐佞，言官事也，今臣等不能先发，而臣堂官发之，臣等已抱寒蝉之愧。”然后话锋一转，针对皇帝对于杨涟奏疏的态度，批评道：“又以为疏上之时，皇上不知如何震怒，立下法司究问矣。今在宪臣则责以‘凭臆抅祸，寻端沽直’；在忠贤则奖以‘一言不置辩，更见小心’。是何斥奸者反加不美之词，而暴横者反承翼翼之褒乎！且奸厂之疏先下，而后批答之旨继之，是何王言之倒置，而国体之渐轻也。臣等以为，忠贤势焰熏天，触之者焦，谁肯逞其言词？今宪臣矢心报国，不避权贵，正大臣防微深心，忠爱之大孰过于此！若以蹇蹇者非忠爱，则容容者为忠爱乎？灰正直之气，长奸珰之志，莫此为甚。”词锋凌厉，句句触及要害，却又句句在理，六月七日的皇帝圣旨泛泛而谈：“杨涟本奉旨已明，如何又来渎扰。朕御下严明，朝夕左右，岂得不知？若如外廷所疑，谓朕为何如主？好生不谙大体。念系言官，且杨涟倡首已置不问，姑不深究。”[244]所谓“不深究”当然是一句门面语，秋后还是要算账的。果然，因吏部会推事件，袁化中附和赵南星、陈于廷，遭到削籍处分。杨涟、左光斗被逮捕，袁化中也因移宫、封疆两案遭到逮捕，坐赃六千两银子。许显纯按照魏忠贤的旨意，严刑拷打，身受重伤。“公（袁化中）每从狱中出，两狱卒挟扶左右手，伛偻而行，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面色墨，而头秃，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许）显纯高坐，叱咤颇厉，究验所纳赃数，不中程受全刑（夹拶棍杠敲）。公素善病，遂僵卧不起”。八月十二日，袁化中退赔全部赃银，仍不发刑部审理，十九日被狱卒头目颜紫击毙于狱中。五日后家属才可以领埋尸体，其时肢体已经腐烂，家人布裹含殓，见者无不悲酸凄楚。[245]

周朝瑞，字思永，号衡台，山东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中书舍人、礼科给事中，与同官杨涟志同道合。移宫之议起，力挺杨涟。御史贾继春有“安选侍”之议，与杨涟唱反调，周朝瑞三次上疏辩难，触犯时忌。天启二年，皇帝朱由校停止经筵日讲，他疏请照常讲学，语侵皇帝身边近侍，有“借丛指鹿”等语。疏中写道：“经筵日讲已奉暂免之旨，果自圣意乎？抑阁臣实先意逢迎，欲假圣旨停之乎？若圣意倦勤，蹈此杳不闻声之覆辙，阁臣宜引义力争，何待人言之毕。如其阁臣阿中涓意，实有先言，遂叨中旨。阁臣亦读圣贤书，岂不闻人主宜使务学，接见贤士大夫。况皇上冲龄，志气未定，即一二亲信内侍亦不明乎？天下安则皇上安，而若辈亦安。种种借丛，皆堪覆国。独有朝讲不辍，诸臣尚得睹皇上龙颜，庶几有牵裾之忠，犹可白指鹿之佞。”[246]魏忠贤、客氏怀恨在心。阉党分子炮制《东林点将录》，对魏忠贤说：“此录中一百八人皆结党谋，欲杀祖爷者也。”魏忠贤深信其说，命诸奸先逮捕为首的十人。诸奸反复推敲几昼夜，最终确定六君子名单，其中就有周朝瑞。金日升说：“此六人非但鲠直，为逆珰所恨，兼有才智，为奸党所畏，谓先剪灭此，则余皆发蒙振落耳。则公之才品可推矣。”[247]天启五年，汪文言狱起，被逮捕入诏狱，坐赃一万两银子。周家迅速退赔完毕，即将出狱，被狱卒击毙。[248]

顾大章，字伯钦，号尘客，南直隶常熟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由常州府儒学教授晋升国子监博士、刑部主事、郎中。魏忠贤用事，群小阴谋杀害杨、左，诬称顾大章为“杨左党”，逮入诏狱。杨、左、魏、袁、周五君子先后毙命，顾大章即将移送刑部，命法司定罪。顾大章慷慨陈词：“某奉旨送法司，据招定罪，岂容复辩？欲辩则抗圣旨也，欲不辩则自欺本心，欺法司，且欺天下后世，是亦欺皇上也。不抗即欺，无一而可也。且五人者皆前死矣，借某以实五人之招，则某既自诬服，又代五人诬服，何以见五人地下乎？明公能昭雪此案，则万代瞻仰。不然，有镇抚（司）原招在，某复何言？”[249]法司环坐愕眙，无言以对。顾大章叹息：汪文言犹能为贯高，我度不能乎？吾不可以再辱矣。说罢，与弟弟顾大武诀别，服毒自尽，气未绝，再自缢而死。时为天启五年九月十四日，享年五十岁。[250]

死前数日，顾大章写自叙，彰显他特立独行的个性：“余锐意政事，遇事辄攘袂争之，而得者十之七，然犹郁郁不乐。得奇疾，弃官归家。遇外家立嗣事，颇任嫌怨，卒捐外父所赠以明志，家居三载。改常州教授，丁父忧。丧毕，见正人日就摧残，慨然曰：‘昔贾彪不入顾厨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难。余向与东林疏，此正可以彪自况也。’补国子博士，颇为世道效力，人皆不知。后以同事诩其功，余名亦渐彰，为人所忌矣……群小谮余于珰，谓王纪攻客氏疏皆出余手。余无崆峒之才，而有其祸，自此始也。”[251]在诏狱中，他写下了《对簿词》《狱中笔记五条》，悲叹狱中的苦楚：“某等六人同逮，而某为最苦。彼五人死于镇抚（司），未到法司成招，天下或有冤之者。某既送法司，欲辩，则奉旨：‘原是据招定罪，岂容复辩以抗圣旨。’欲不辩，则自欺本心，欺台臺，即是欺皇上，且欺天下后世。况不但自诬服，而并借某以成五人之招。此招一成，某身名俱败矣，故曰最苦也。问：‘与五人如何交结？’某曰：‘杨（涟）为常熟县令，因此相知。左（光斗）同年同乡，是以相知。魏（大中）素极厚，袁（化中）、周（朝瑞）踪迹皆疏。’对簿词止如此。末云：‘台臺能为此案昭雪，则万代瞻仰，在此一举，如其不然，则有镇抚（司）原招在。”[252]又说：“入诏狱，声息俱遥闻，不能觌面，是即死也。何天玉云：‘在诏狱写单索饮食于外，譬如祖宗之显灵；家人送食，传单而进，譬如子孙之祭享。’非久困于狱者，乌能描写至此乎？余入诏狱百日，而奉旨暂发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并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与家人相见，前之遥闻者皆亲证也。余既叨此一百十日之生，视彼先逝者幸已甚矣，复何忧哉？复何恋哉？”[253]

写诀别诗，其中有“故作风波翻世道，常留日月照人心”之句。慨然叹息：“自唐虞至今才四千年，吾生五十年，已得八十分之一，不可为不寿，即以凶终，不犹愈于老死牖下者乎？”[254]

六君子遭受诬陷，惨死诏狱的事实，在官方文书中竟然是另一副样子。刑部尚书李养正、周应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绍徽，副都御史徐大化，佥都御史潘濬，大理寺少卿吴之皋、倪思辉、潘文，大理寺丞张论臣、启光、孙杰等签署爰书（定案文书），向皇帝奏报三法司对六君子之狱的标准宣传口径：“顾大章与已故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汪文言，皆以狂悖窃附威权，惯罔上以沽名，惯崇奸而谋利。堂构无恙，何定策之敢言；社稷有君，孰垂帘之可托。自汪文言潜通线索，致王（安）内监突起风波，（左光）斗曰‘日后可虞’，（杨）涟曰‘移宫宜亟’。直房密计，疾如风雨之至，令康妃（李选侍）踉跄失措，不知祸之自来，禁里传呼，势如剽劫之临，即皇妹亦号恸堪怜，曾无言之可诉。乘皇上谅阴之始，得以恣行，快中涓报复之谋，惟其所欲，爚众听而背遗言，恫先灵而亏圣孝。有臣若此，岂可胜诛！犹且招摇作势，标榜为名，斥异己之贾继春；片言刺骨，进党同之周朝瑞。三辩衔恩，曰谁任击排？则袁化中、魏大中拳勇可藉；曰谁供颐使，则顾大章绕指堪收。”[255]这种空话连篇虚张声势的爰书，不值得继续引用，墨写的文字毕竟难掩血腥的事实。不过对于魏忠贤而言，却如获至宝，阁臣票拟的诏书同样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凶恶小人，目无法纪，素与内侍王安互相交结，妄希定策，首倡移宫，夤缘作弊，扶同奏启，威逼康妃（李选侍），亏朕孝德。又与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结成一党，紊乱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贪其重贿，共为营脱，巧言谏免，暗邀人心。赖九庙神灵，罪人斯得，诛心定法，律当情真。虽已瘐死囹圄，还当戮尸都市，姑从轻典，以示法外之恩。”[256]

读者诸君如果不知“信口雌黄”一词的含义，这可是极佳的例证。

五　镇压正人君子的舆论攻势

1．篡改当代历史的《三朝要典》

与此同时，魏忠贤指使亲信发动舆论攻势，篡改当代历史，为镇压正人君子提供依据。这项工作的重点是重新解释不久之前发生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推翻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已有的结论，全面翻案。阉党从新解释历史，并非有什么考据癖，而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此类手段古已有之，不过天启年间搞得更加粗暴露骨。

舆论攻势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

天启五年正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乔应甲十次上疏，请求朝廷“早剖门户”，强调的要点是，“东林得淮抚则暗有所恃，淮抚得东林则两有所挟”，把淮抚李三才称为东林的党魁，以下有张问达、赵南星、高攀龙、曹于汴、段然等干将。[257]十分清楚地显示了舆论攻势的矛头直指东林。

同年二月，御史杨维垣在题为“险臣非分之酬”的奏疏中，首先提出重新评价“三案”的是非曲直。他认为审理梃击案有功的王之寀，是“幸功躐跻，诬皇祖（神宗），负先帝（光宗），不惟无功，抑且有罪”。魏忠贤立即矫旨将刑部侍郎王之寀革职为民，并且宣称：“皇祖慈爱，皇考孝友，中外臣民共知，张差一事，王之寀贪冒进取，上诬皇祖，并负皇考，且陷朕不孝，又致毙内外无辜多命。”[258]

皇帝圣旨已经为翻案定了调子——“上诬皇祖，并负皇考，且陷朕不孝”，阉党分子奋起响应，最为卖力的当推刑科给事中霍维华。

天启五年四月，霍维华写了扬扬数千言的长篇奏疏，议论“三案”，直截了当亮出了政治意图：“顷者邪臣假借题目，诬蔑宫廷，亏损圣德，如所谓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已捏形章奏，簧惑听闻，更欲窜入纂修，迷乱万世。用是不避忌讳，据实剖明，快祖宗在天之灵，畅皇上继述之志”。获得魏忠贤高度赞的奏疏，毫无疑问是一篇奇文，不妨细细看来。

霍维华首先从距离最近的移宫案谈起：“先帝弥留之际，所拳拳叮咛，不厌谆切者，辅导嗣皇帝与册封李选侍而已。选侍之居乾清宫也，从侍先帝也。宫车晏驾，选侍自应移居别宫，亦自应候旨令选侍移居何宫，而后可移也。选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争执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元辅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台郎署，无弗入者，何为杨涟一人独以排闼称也？比群臣见皇上即罗拜呼万岁，又何烦刘一燝、杨涟、左光斗等侈口拥戴之功哉？且元辅之方从哲，首垣之范济世，掌道之顾慥，无日无事不在（刘）一燝、（杨）涟、（左）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拥戴之功独三人攘臂自居也？使当时洒扫别宫，请选侍入居，谕以登极后遵遗命行册封贵妃礼，此不过一内使传示足矣，何至烦诸臣之纷纷也。”振振有词的一番议论，目的无非引出后面的结论，刘一燝、杨涟、左光斗在移宫事件中不但没有功劳，而且有罪。

罪状之一，杨涟、左光斗等人与司礼监太监王安内外勾结，无事生非。霍维华说，王安一向仇视李选侍，无所顾忌，经常在宫内箕踞怒骂李选侍：“如今还要我叩头，叫他认得我。”杨涟、左光斗对他口诵心维，神暱而形就，很多关于李选侍的谣言，例如李选侍意图垂帘听政，盗取乾清宫珍宝，牵连到太监李进忠、刘朝以及李选侍的生父。这些莫须有质疑，由王安炮制于内，杨涟、左光斗传播于外。

罪状之二，杨涟、左光斗等人假借移宫，虐待李选侍及其女儿皇八公主。霍维华说：“移宫之日，密布多人，罄掳选侍之奁箧，并攫及头上之簪珥，令自负皇八公主踉跄徒跣而奔一号殿，吞声饮泣，莫从控吁。而随侍之李进忠、刘朝等十余人，且殴伤狼狈，面缚下狱，立刻拟斩，连及（选）侍父惴死……此不过假盗宝以为名，因杀此数人以灭口耳。”他认为盗宝之说不能成立，理由是：“选侍之物实先帝之赐予也。以选侍之物，选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谓之盗也？且徒手数人，所执有限，何得谓之盗至数万也？”

罪状之三，“王安夙仇选侍，百计排挤，毫无顾忌，犹权珰跋扈之常态，无足深怪。（杨）涟与（左）光斗等读圣贤书，受累朝深恩，亦复甘心蹈乱贼之辙，犯神人之愤，而不恤者何也？不过欲假此以结欢王安，依为奥援，线索潜通，祸福立见，可以庇邪害正，纳贿招权，为所欲为，而无不如意耳”。[259]

霍维华的目的是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正直官员统统打下去，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移宫案，他要全面翻案，追溯到先前的梃击案、红丸案。

他全盘推翻关于梃击案的结论，认为实录不实——“实者未必录，录者未必实”，原因在于“门户为政，授意纂修”。此处所谓“门户”，就是“东林”的别称，用意很深——梃击案是东林一派虚构而成的案子，其实子虚乌有。请看他的说法：“然臣犹惓惓于实录者，特以年来门户为政，授意纂修，实者未必录，录者未必实。当神祖壮年在御，册立东宫稍迟，一时诸臣私忧过计，群起而争，委出忠爱。乃争之愈众，持之愈坚，无非欲事出宸断，以见欲行册立之本怀，是以建言者皆蒙谴谪，而笃爱震器之心始终不渝。及外廷寂然无言，而明纶忽涣，元良既建，宗社有主，二十余年宫闱晏然，未尝有他说也。”皇太子的册立不过稍迟而已，岂有他意！至于疯癫张差闯宫行刺，完全是王之寀等官员无端编造的谎言。霍维华写道：“倘果有奸邪所捏，称废立巫蛊之谋，则九阍邃密，必别有诡秘之术，而后可侥幸于万一，乃徒藉一风癫之张差白昼持梃闯重门，入大内而行刺弑，有是理乎？当日巡视御史刘廷元之奏报鞫审，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骏声等之口词，明白惬当。独赃私狼藉，自分被察之王之寀与同恶相济之陆大受等，无端造舛谬之说……向非神祖同先帝与皇上慈宁之御，亲赐剖决，其开衅骨肉，流毒缙绅，可胜道哉？”[260]

对于铁证如山的红丸案，霍维华的解释更加离奇，竟然假造圣旨——“皇考进药亦升天，不进药亦升天”，为崔文昇、李可灼及其后台开脱，而且要追究清查红丸案的官员孙慎行、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责。

他的逻辑同样很离奇，一则说，先帝身体素质清弱，不能以误用下药，归罪于崔文昇。“先帝犹口授皇上传谕诸臣，以为原有夙疾，因劳致甚，大小臣工莫不钦承。此当日父子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至仁至明，危而不乱之证，足尽破从前狐疑之说矣，何为复有向后蛇足之口也”。再则说，谁不愿得到长生久视的药方，延长万载无疆的寿命，李可灼是遵旨进药，何罪之有？“先帝病系劳弱，则（李）可灼红铅正属对证，况迫以先帝立待之严旨，（李）可灼安能不进药？皇上与群臣亦安能不令（李）可灼进药？”然后把矛头对准刚刚起用的礼部尚书孙慎行，“借题红丸，诬先帝以受鸩之惨，加（方）从哲以弑逆之罪。片纸传播，旋奉圣旨：‘旧辅方从哲素称忠慎，皇考弥留，李可灼进药，原出圣意。卿言虽忠爱，然事系传闻。并进封、移宫等事，当日九卿科道官多所亲见，还着据实会奏，以释群疑。其李可灼轻易进药，不能无罪，着并议来说，该部知道。’吏部尚书张问达削去前段，止将‘卿言虽忠爱’以下半段发出，并改‘会奏’为‘会议’，以启邪党之附和，以示指鹿之奸谋。承望风旨者欲杀人以媚人，畏避凶锋者不信心而违心，饶有半吞半吐之词，多属畏首畏尾之论……时非皇上天语亲传，有‘皇考进药亦升天，不进药亦升天’之旨，邪党穷追不已，罗织之祸势且燎原而不可扑灭矣”。

有鉴于此，他的结论是：“伏乞皇上严谕监修纂修诸臣，将未完神祖实录从实记载，将已完先帝实录再行磨勘，并将公忠发愤如刘廷元、黄克、王志道、范济世等，与假借诬蔑如王之寀、孙慎行、杨涟、左光斗等，一应章疏单揭，备细搜录，与臣疏一并宣付史馆，务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开卷瞭然。”[261]

图穷而匕首见，霍维华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奏疏，不仅攻击了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显露一股杀气，还要重修实录，并且就如何篡改历史提出了思路，以东林为口实，全面翻案。正如吴应箕所说：“予观逆党之翻三案也，必以东林为口实。盖以并封者三案之源，而东林者以并封而著，不倾东林，何以护持三案乎？然前之争并封，与后之争三案，人虽殊也，其效忠则功相等也，而受祸尤酷。东林之为东林，[262]至后而愈难哉！夫东林之能，既见于天下如此，其攻东林者，又作逆如彼矣，即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趣舍者，而世之人犹好指摘贤人君子之细，以巧谈而乐道之。吾然后知大道之不明，而乱臣贼子所以不绝踵于也也。”[263]

因此，当时人评论霍维华奏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264]那意思是说，霍维华奏疏实际是日后出笼的《三朝要典》的一个大纲，一个雏形。无怪乎魏忠贤看了要大声喝彩：“这本条议一字不差！”既然是一字不差，意味着完全赞同霍维华的主张，随后颁发的圣旨几乎就是霍维华奏疏的一个提要：“本内说张差疯癫逼直，至于移宫、进药情形，尤朕所目睹。刘一燝党邪害正，韩爌庇护元凶，孙慎行借题修怨，张问达、周嘉谟私改旨意，朋比为奸，本当削籍，念系股肱辅弼之臣，姑不深究……仍将史馆从实纪载，其修成皇考实录另行改正。王之寀诬陷骗官，并杨涟、左光斗逮至追赃，一体治罪。范济世、王志道、汪庆伯、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张捷，当狂澜既倒之时，有持梃不移之节……”是与非、功与罪，完全颠倒了。吴应箕对此评论道：“此疏伏《三朝要典》之根也。疏中朋党后宫，巧脱大逆，且欲治刘一燝等之罪，其言祷张悖恶，敢于杀人。（霍）维华之罪通天矣。”[265]可谓一语中的，击中要害。

御史徐景濂与霍维华一唱一和，主张“翻三案”，是非标准以及语调，和霍维华一模一样。他针对礼部尚书孙慎行弹劾旧辅方从哲，允许李可灼进红丸为“弑逆罪案”，为方从哲辩护，紧紧抓住“弑逆”二字做文章：“今日论（方）从哲，且勿问其他，最吃紧者‘弑逆’二字，须辨明真不真也。真则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宁止议削而议夺！不真则天地鬼神犹默鉴之，谁敢杀人以媚人？”关于李选侍，他说：宫中一段真情景，只有皇上自己知道，太监之耳，臣僚之目，都是捕风捉影，垂帘听政一语也是如此。祸根在于王安之煽抅簸弄，邪臣狐媚而不自醒。结论自然是：“伏祈皇上特谕纂修诸臣矢公矢正，无宽无刻，毋轻言弑逆，以伤主德，以玷国史，正世道人心一大关领也”。[266]就是为“翻三案”制造舆论。

究竟如何翻案？礼科给事中杨所修给出了答案：“三案宜仿《明伦大典》，命史臣成书，以示天下。”具体而言，“请命史臣将三案内前后章奏，撮其大略，分别编次成书，刊行天下”。[267]

天启六年正月十五日，以皇帝圣谕的形式宣布编纂《三朝要典》，并为之定下基调：“皇祖神宗显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国本，父慈子孝，原无间然。而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乃借梃击以要首功。我皇考光宗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称圣，因哀得疾，纯孝弥彰。而奸人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红丸以快私怨。迨皇考宾天，朕躬续绪，父子承继，正统相传。而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而希非望之福，将凭几之遗言委诸草莽，以待封之宫眷视若寇仇，臣子之分谓何？敬忠之义安在？”随即宣布特命内阁辅臣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官，施凤来、孟绍虞、杨景辰、姜逢元、曾楚卿为副总裁官，徐绍吉、谢启光、余煌、朱继祚、张翀、华琪芳、吴孔嘉、吴士元、杨世芳为纂修官。[268]定好调子，搭好班子，正月二十六日开馆编纂。几个月之后终于炮制完成，由礼部刊刻发行。全书围绕“三案”展开，卷一至卷八，梃击；卷九至卷十六，红丸；卷十七至二十四，移宫。卷首有：御制三朝要典序、圣谕、圣旨，还有凡例、三朝要典原始。

卷首的“御制序”，其实是由内阁首辅顾秉谦草拟的，企图以“钦定”的假象来钳制舆论：“疑梃击，则托护东宫者进矣；疑红丸，则援不尝药者进矣；疑移宫，则造为垂帘者进矣。总三案之奸凶，皆一堂之衣钵，将使皇祖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几陷于不孝，深用痛心。幸正论时闻，业已区分陟斥，犹虑遐方耳目，缘簧鼓而渐致论胥。来禩汗青，杂狐疑而罔知断案，又以事历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谕，俾史臣仿《明伦大典》故事，将前后明旨章奏编辑成书。”[269]卷末有总裁官顾秉谦所写的“后序”，强调的仍然是皇上“钦定”之意：“是《三朝要典》者，乃我皇上遹追先德，爰命儒臣编辑成书，特赐以嘉名者也。《书》曰天叙有典，明此典为天之所叙，而皇上即天也，则叙之固惟我皇上……皇上既体天垂教，诸臣当奉天不违，故臣敢于《要典》篇终，阐无偏无党之大义。”[270]顾秉谦所谓“阐无偏无党之大义”，显然是自我标榜，天大的笑话，明明是站在阉党立场上说话，哪里谈得上“无偏无党”！

《三朝要典》打着“无偏无党”的幌子，拥戴魏忠贤，陷害正人君子，欲盖弥彰。吴应箕说得好：“余观《要典》之作，盖诸臣借以脱其倾正人之罪，而掩其拥戴逆珰之私者也。然而欲盖弥彰，其是书之谓欤！”又说：“故三案者实一事也，而借三案以杀人者实一事也。本朝近三百年，其间大礼大狱争者不一，受祸者亦不一，要无如三案之酷。其他是非或俟久而论定，三案则自定之，故《要典》者逆珰借以杀人之书。”[271]“杀人之书”四个字，可谓入木三分！

2．仿效《水浒》一百零八将的《东林点将录》

《三朝要典》是魏忠贤阉党“借以杀人之书”。杀什么人？指向十分明确：东林党人。吴应箕概括霍维华奏疏的要害：“大略谓东林标门户之帜，圣世见玄黄之战，借题污蔑宫廷，损亏圣德云云”。[272]

御史倪文焕赤裸裸地鼓吹东林还未得到清算，东林巨魁尚未全部伏诛。他的奏疏写道：“自东林以假道学簧鼓，呼朋引类，阱陷正人，巧就一己之功名，沉埋数十年公论，为圣主之僇民久矣。幸天庙皇上宸衷，诸奸屏逐不一，庶几仕路澄清，再见中天之宇宙。然狐藏鸷伏，实繁有徒，在今日为漏网，在他日为煽毒，为翻局。以臣所见，尚存数人焉。”倪文焕耿耿于怀的“漏网”数人，首先点名原任兵部侍郎李邦华，定性他为“东林高足”，“昔年与李三才诸人为死党”，与赵南星、魏大中等人“聚百阴谋，狡计险衷，毒肠辣手，善类又为之一空”。其次点名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周顺昌，“只因窃附东林，得升吏部，与魏大中结党同盟”，魏大中被逮路过苏州，周顺昌与之联姻，“此其意欲何为？目中已无皇上矣！”皇帝立即批示严惩不贷：“李邦华东林高足，向与李三才皆为死党，同侄李日宣狡计阴谋，倾害善良。周顺昌窃附东林，营入吏部，贪横异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结汪文言，呼吸相通。又与魏大中抅党同盟，逮过姑苏，留连十日，以女许婚配，目中罔知国法……内有赃私狼藉者，还着抚按提问，追赃充饷。其私创书院，扁额虽去，碑记犹存，着礼部即时毁碎回奏，以为植徒聚党之戒。”[273]表明朝廷不仅要抓人，还要摧毁东林书院，流露出一股杀气。

御史张讷更进一步，主张取缔天下所有书院。他从北京首善书院谈起，提及全国四大书院：东林书院、关中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然后一一列举应当取缔的理由：

——东林书院其来久矣，乃李三才科敛东南财赋，竭小民膏血为之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数十万金。孙慎行、高攀龙辈窟穴其中，肆行秽事，其用以交结津要，纳贿行私，皆是物也；

——关中书院原系税监张永所置私第，张永死后，冯从吾占为书院，张永所侵占官地民田计千百余，尽归书院。冯从吾居家居乡凶秽种种。顷犹恣口横议，通书京都，胁制当路，张牙露爪，谋欲翻案未已也；

——徽州书院则皆富家巨贾走集供输，其费更巨万，而以余懋衡主之，群不逞之徒附之，所谓铜山金穴，争趋如鹜。而近来郑三俊、毕茂良等拾级而登。而无奈邹元标出山潦倒，反借气势于东林，靠引手于西北。

张讷向朝廷献策——废天下讲坛：“伏乞敕下各省抚按官，但凡有书院处所，尽数撤改，将房屋田土逐一登报，亟行估计变价，解助大工，不许隐漏”。[274]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并非变价所得的银子，而是摧毁民间书院这个讲坛，钳制舆论。为此捏造了书院的罪状，比如说东林书院“乃李三才科敛东南财赋，竭小民膏血为之建造者，良田美宅不下数十万金”，彻头彻尾的诬陷不实之词。查《东林书院志》可知，建造的资金大多是志同道合者自愿捐献的，与李三才毫不相关。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等书院同人十五名共捐银560两，地方官员捐银666两。[275]此外，常州府无锡县儒学，动员县内缙绅先生共集银300两；无锡县衙拨银312两，常州府衙拨银100两；常州府衙另拨银220两用来购置龟山祠祠田一百亩。[276]

张讷的谎言不攻自破，皇上却信以为真，当即批准：“其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暨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催解助工。本内有名如邹元标，少负忠名，出山潦倒，其身虽死已久，然巨恶依势，余虐尚存，着削了籍追夺诰命，外如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名虽假乎理学，行无异乎市井，或通关节而居之不疑，或躬窝主而颜无耻，甚甚假仙惑世，吞产欺孤。读之令人发指。此三员都着削了籍为民，仍追夺诰命”。[277]

御史石三畏摆出一副算总账的架势，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谈起，说什么“李三才结连顾宪成，搅番世界。王图谋大拜，假书一纸，激素望隆重偏听使气之孙丕扬。于是寻一只手障天者，可布弥天之阵，遂相与倾附曹于汴……汤兆京、王宗贤朋比为奸。一时正人如乔应甲、刘国缙，暨职京堂王绍徽辈，驱逐必尽。许弘纲才欲调停，便见排挤；徐兆魁屡疏纠正，又见揶揄”。接着谈到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从千谋百计中拥戴一穷天极地之大恶赵南星，助以赃贪之张问达，群小在局外遥制其柄，局内者不得自专，流毒播虐，天日为黑”[278]明确地发出清算东林党人的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清算东林党的黑名单应时出笼，以便魏忠贤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始作俑者是投靠魏忠贤门下的内阁辅臣魏广微，在天启四年年底编了一本《缙绅便览》，“手写所欲起用之人：黄克赞、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五六十人，目为正人，各加两圈或三圈。又将《缙绅便览》如韩爌、缪昌期、曹于汴、李邦华、郑三俊等约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三点，次者二点，托内阉王朝用转送逆贤（魏忠贤）处，以行黜陟”。[279]

影响最为恶劣的，当推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升任吏部尚书）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编成东林一百零八人的黑名单，献给魏忠贤，要他按照名单逐一清算。《两朝剥复录》说：“以王绍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绍徽撰《东林点将录》，与逆珰谋害诸君子。”[280]《明史》说：“（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魏）忠贤首用居要地。（王）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魏）忠贤所喜。”[281]此人秉性卑劣，献媚魏忠贤无所不用其极，无名氏《遣愁集》说：“王绍徽为魏忠贤干儿，官至吏部尚书，进退一人必禀命于忠贤，时称‘王媳妇’。尝造《点将录》倾害东林诸君子，忠贤阅其书叹曰：‘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282]

文秉《先拨志始》收录了《东林点将录》，刘若愚《酌中志余》收录的《东林点将录》，与之略有差异。现将《东林点将录》展示于下：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总兵都头领二员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

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协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

地机星神机军师礼部员外郎顾大章

正先锋一员

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锋二员

天暗星青面兽浙江道御史房可壮

地周星跳涧虎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雳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扬

天威星双枪将太仆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双鞭将河南道御史袁化中

马军八骠骑八员

天英星小李广福建道御史李应昇

天捷星没羽箭陕西道御史蒋允仪

天空星急先锋山东道御史黄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凶星没遮拦吏科给事中刘宏化

天满星美髯公刑科给事中解学龙

地揭星毛头星刑科给事中毛士龙

地镇星小遮拦工科给事中刘懋

总探声息走报机密头领二员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宝司丞吴尔成

地速星中箭虎光禄寺少卿丁元荐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头领一员

地囚星旱地忽律广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天富星扑天雕礼部主事贺烺

地狗星锦毛犬尚宝司少卿黄正宾

定功赏罚军政司头领二员

地正星铁面孔目左佥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涂一榛

掌管行刑刽子手头领二员

地损星一枝花礼部尚书孙慎行

地平星铁臂膊刑部侍郎王之寀

捧把帅字旗将校一员

地贼星鼓上蚤内阁中书汪文言

守护中军大将十二员

天寿星混江龙大学士刘一燝

天微星九纹龙大学士韩爌

地短星出林虎大学士孙承宗

地转星立地太岁吏部尚书周嘉谟

地角星独角龙吏部尚书张问达

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

天贵星小旋风右都御史曹于汴

地轴星轰天雷礼部尚书王图

天牢星病关索刑部尚书乔允升

地强星锦毛虎工部尚书冯从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陈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

四方打听邀接来宾头领十二员

地明星铁笛仙户部左侍郎郑三俊

地壮星母夜叉礼部右侍郎张鼐

地妖星摸着天光禄寺少卿史记事

地全星鬼脸儿光禄寺寺丞李炳恭

地文星圣手书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阔星摩云金翅翰林院检讨姚希孟

地阴星母大虫翰林院检讨顾锡畴

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

地满星玉旛竿吏部员外郎周顺昌

地兽星紫髯伯吏部员外郎张光前

地惠星一丈青吏部员外郎孙必显

地暗星锦豹子礼部主事荆养乔

马步三军头领四十六员

天彗星拼命三郎刑部尚书王纪

天狐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瑾

天暴星两头蛇兵部右侍郎孙居相

地勇星病尉迟兵部右侍郎李邦华

地恶星没面目兵部右侍郎刘策

地佐星小温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晋

地奇星圣水将户部右侍郎陈所学

天哭星双尾蝎左副都御史孙鼎相

天佐星金枪手右佥都御史徐良彦

地刑星菜园子右佥都御史周起元

地丑星石将军右佥都御史张凤翔

地火星独火星右佥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佥都御史程绍

地暴星丧门神右佥都御史王洽

地健星险道神右佥都御史李若星

天异星赤发鬼左通政司刘宗周

地俊星铁扇子大理寺少卿韦藩

地定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韩继思

地会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赵时用

地佑星赛仁贵太常寺少卿李应魁

地阖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註

地稽星操刀鬼光禄寺少卿沈应奎

地飞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飞天大圣吏部郎中邹维琏

地察星青眼虎吏科给事中陈良训

地煞星镇三山兵科给事中甄淑

地雄星井木犴户科给事中郝士膏

地杰星丑郡马兵科给事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虫户科给事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钱豹子兵科给事中萧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

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辟星打虎将山东道御史李元

地微星矮脚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绪

地捷星花项虎四川道御史练国事

地威星百胜将河南道御史谢文锦

地数星小尉迟云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将贵州道御史张慎言

地乐星铁叫子山东道御史刘思诲

地伏星金眼彪湖广道御史刘其忠

地隐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杨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广道御史刘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灵星神医手云南道御史胡良机

地魔星云里金刚四川道御史宋师襄

地理星九尾龟河南道御史熊则祯

镇守南京正将一员

地煞星混世魔王操江右佥都御史熊明遇

分守南京汛地头领六员

天竟星船火儿南京广东道御史王允成

天损星浪里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将南京江西道御史陈必谦

地进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黄公辅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

地劣星活闪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283]

明眼人一看便知，名单中大多数人与东林书院毫无关系，或者说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人士毫无关系。王绍徽的意图是向魏忠贤提供一个黑名单，把那些敢于同魏忠贤作对的官员扣上“东林党人”的帽子，一网打尽。正如孙承泽所说：“有明之初各省俱有书院，自张江陵当国始行严禁。江陵殁，复稍稍建置，一时著名者徽州、江右、关中、无锡而四。天启中，京师始有首善书院。然人不知各处书院，而统谓之东林；又不知东林所自始，而但借东林二字以为害诸君子之名目。”[284]

《东林点将录》的作者是谁，一向众说纷纭，有的说韩敬，有的说阮大铖，有的说王绍徽。《四库全书总目》编者经过考证，仍然认定是王绍徽所作，是令人信服的：“《东林点将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王绍徽撰。绍徽陕西咸宁人，万历戊戌（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事迹具《明史·阉党传》。其书以《水浒传》晁盖、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当时缙绅。今本阙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天启四年）、乙丑（天启五年）于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又称许其孝、陈保泰、杨春茂、郭巩四人后列逆案，不知何以厕名，或作此书时四人尚未附忠贤耶？阎若璩《潜邱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曰：顷问《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王（绍徽）偶失阉欢，谋所以解之术于阮，阮授以是书，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宏乃（阮）大铖，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词。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录属之绍徽，于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3．《东林党人榜》及其他

阉党干将、御史卢承钦感到一百零八人太少，仿照宋朝“元祐党籍碑”的样板，炮制了三百零九人的大名单，请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彻底清洗。

却说北宋熙宁新政到元祐更化，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演化为朋党之争。宋徽宗时的宰相蔡京以推行新法为幌子，大搞派系倾轧，打击异己势力。他早年追随王安石的变法派，司马光“元祐更化”时，转而反对新法；绍圣时章惇恢复新法，他又转而依附章惇。一旦大权在握，他再度以变法派面貌出现，把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辙、程颐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元祐奸党”，又把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恢复旧法的官员与之合为一籍——“元祐党籍”，共计三百零九人，由宋徽宗书写后刻石立碑，称为“元祐党籍碑”。随之而来的是，按照名单进行政治迫害，或流放，或罢官，或降职。

《东林党人榜》完全仿照“元祐党籍碑”，甚至三百零九人的数字也一模一样。此举正中下怀，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皇帝谕旨的形式，把《东林党人榜》正式向全国刊布。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证明，作为政治结社的“东林党”实体确实存在；另一方面要有关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285]文秉说得很清楚：“御史卢承钦疏参曹珍、董应举、李遇知，因历举东林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谓之前锋，李朴、贺烺、沈正宗、丁元荐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宜将一切党人不论曾否处分，俱将姓名罪状刊刻成书，榜示天下。人皆谓此疏何异元祐党碑。”[286]

卢承钦其人《明史》有传：“（卢）承钦余姚人，由中书舍人擢御史，首劾罢户部侍郎孙居相等。因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287]为了让读者一睹全貌，笔者不厌其烦引录如下：

李三才　叶向高　顾宪成　邹元标　赵南星　高攀龙

杨　涟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顾大章

汪文言　周顺昌　缪昌期　周宗建　黄尊素　丁乾学

吴裕中　万　燝　吴怀贤　刘　铎　周起元　夏之令

李应昇　熊廷弼　鹿继善　吕维祺　孙承宗　贺逢圣

汪乔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旸　贺　烺　蔡懋德

惠世扬　李　亥　顾宗孟　魏光绪　练国事　蒋允仪

解学龙　刘　懋　赵洪范　吴尔成　刘宗周　万言扬

陈于廷　朱国祯　孙　鑨　王　纪　黄公辅　涂世业

季希孔　汤兆京　章嘉桢　王象春　孙居相　孙鼎相

乔允升　钱谦益　曹于汴　黄正宾　邹维琏　孙慎行

房可壮　曾　樱　丁元荐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荣

刘宪宠　程正己　涂一榛　方震孺　王允成　徐宪卿

陈必谦　冯从吾　郑三俊　文震孟　郑　鄤　毛士龙

李炳恭　李邦华　史记事　夏嘉遇　甄　淑　刘思海

许誉卿　熊奋渭　郝士膏　章允儒　熊德扬　欧阳调律

刘　璞　张慎言　马鸣起　江秉谦　李日宣　乔可聘

刘　芳　薛敷教　沈思孝　顾允成　徐石麒　周嘉谟

刘一燝　翟学程　韩　爌　杨惟休　蔡毅中　宋　槃

张拱宸　沈正宗　王　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思辉

张鹏云　程　註　赵世用　方员度　沈惟炳　朱钦相

姚思仁　胡良机　杨　姜　萧　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应蛟　杨维新　蒋大中　姚希孟　胡永顺　麻　僖

魏应知　王时熙　陈士元　杨建烈　宋师襄　乔成诏

潘云翼　胡良辅　李乔仑　翁正春　朱大典　陈奇瑜

吴弘业　孙绍统　洪如钟　欧阳东凤　　　　杜三策

朱国弼　林汝翥　杨朝栋　王振奇　赵　彦　唐绍尧

周洪谟　陈道亨　岳元声　张问达　周汝弼　郑继孟

刘廷佐　史永安　田　珍　段　然　方逢年　李继贞

顾锡畴　黄承业　李若星　师　众　毕佐周　李承恩

王之寀　邓　渼　何栋如　吴用先　孟淑孔　许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晋　王龙光　杨时乔　卢化鳌　徐良彦

钱士晋　施天德　王　图　翟凤翀　陈一元　陈长祚

毕懋康　李腾芳　赵昌运　彭遵古　程国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钟羽正　蒋正阳　林乔枝　韩　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孙丕扬　胡　忻　王元翰　王宗贤　余懋衡

孙　玮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杨一鹏

陆完学　陈良弼　陈　言　李　玄　王祚昌　霍　英

杨新期　谈自省　马孟祯　韩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万钟　王继谟　李思诚　方大任　陶朗先　陈熙昌

张国纯　何如宠　戴　忠　冯　琦　刘元珍　姜志礼

于孔兼　耿如杞　区九伦　梅之焕　姜习孔　金士衡

侯　恪　韩　霖　易应昌　江东之　宋　焘　钱龙锡

姜逢元　陈一敬　刘　策　陈子壮　黄道周　王淑汴

满朝荐　沈　演　刘鸿训　成基命　王国兴　张国纪

杨嘉祚　王康瑶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复阳　林　宰

张永桢　刘起肤　陈新芝　朱　灏　刘宪章　韩钟勋

周孔教　黄毓祺　贺王醇　赵德遴　孟称先　刘斯陛

戴　埙　陈仁锡　刘弘化　吴道坤　张道浚　李守俊

刘之凤　王钟庞　公　鼐　吴弘济　刘士章　张经世

徐遵阳　侯　恂　徐缙芳　萧　近　彭汝南　沈应时

薛文周　陈邦瞻　赵清衡　何吾驺

这份三百零九人的名单，冠名为“东林党人榜”，其实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东林书院志》的编者引录这份名单之后，写了按语，一举击中要害——“不过魏珰借东林名目为罗织耳”。请看：“天启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逆阉魏忠贤矫旨，以《东林党人榜》颁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凡三百有九人。不过魏珰借东林名目为罗织耳，实则其人有与东林毫不相涉者，有托足东林而人品不类者，有人品虽端而与学脉终隔者，其间相去奚翅倍徙。要之，既与诸君子同祸，则此重公案不可没已。”[288]

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这份名单不但把早已去世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等列入其中，而且把一些毫不相干的现任官员如鹿继善、吕维祺、范景文等一概网罗在内，甚至还胡乱地混入了一些阉党分子。以此为依据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清洗，必然要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这样说其实低估了这份黑名单，魏忠贤打击异己势力，镇压反对派的所有行动无一不是冤假错案。

阉党分子炮制的黑名单当然不止以上两份。为了配合《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大造声势，他们陆续编造了《东林籍贯》一卷、《东林同志录》一卷、《东林朋党录》一卷、《盗柄东林夥》一卷。

《东林籍贯》把所谓“东林党人”按照籍贯分类：

北直隶，孙承宗、赵南星等八人；

南直隶，缪昌期、钱谦益、孙慎行、董其昌、高攀龙、左光斗、薛敷教、许誉卿、周宗建、顾大章、文震孟、郑鄤、姚希孟等四十三人；

浙江，朱国祯、丁元荐、魏大中、黄尊素、李日华、岳元声等十一人；

江西，邹元标、李邦华、邹维琏、熊明遇、朱吾弼等十六人；

湖广，周嘉谟、杨涟、沈惟炳、段然、钟惺、袁中道、胡应台等二十人；

河南，乔允升、周汝弼等七人；

福建，叶向高、董应举、周起元等五人；

山东，王象乾、毕自严、张凤翔、房可壮、袁化中、王象春等十三人；

山西，韩爌、孙居相、程正己、魏云中、魏光绪、荆养乔等十五人；

陕西，王图、王之寀、冯从吾、南居益、惠世扬、史记事等十八人；

四川，欧阳调律、王祚昌等五人；

广东、云南、贵州各一人：曾陈易、王元翰、王祚远。

这份名单和上述名单一样粗制滥造，四库馆臣已经指出其破绽：“其北直郭巩、陕西薛贞，后皆名丽逆案，是又当考其究竟，不当以一时之记录为断矣。”[289]

《东林同志录》在标题下面特地注明：“补点将录”，表明它的编造意图是补充《东林点将录》的不足。它的特点是按照各位“东林同志”的职务来分类：

政府，叶向高、刘一燝、韩爌、吴道南、孙承宗、朱国祯等六人；

词林，孙慎行、缪昌期、钱谦益、钱士升、文震孟、姚希孟等十九人；

部院，李三才、赵南星、王纪、高攀龙、邹元标、曹于汴、张问达、杨涟、左光斗、王之寀等五十七人；

卿寺，顾宪成、于玉立、姜士昌、吴亮、周道登、胡琳、薛敷教、陈所学、傅宗华等七十三人；

台省，魏大中、陶崇道、熊奋渭、沈惟炳、袁化中、毛士龙、李应昇、黄尊素等七十六人；

部曹，郑振先、夏嘉遇、邹维琏、王士琪、熊明夏等四十一人；

藩臬郡邑，顾大章、吴正志、尹伸、钱士晋、瞿式耜等二十六人；

赀郎武弁山人，吴养春、汪文言、黄正宾、茅元仪等二十一人。[290]

《东林朋党录》的编造方法很特别，在每个人的姓名下方注明“已处”“未处”“重处”“回籍”“在籍”“降级”“革任”“闲住”“见任”“已故”字样，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对于那些“未处”“见任”的官员要重点关注。而且还注明是哪一年的进士，座师是谁，以便进一步株连。名单的前半部分，是以赵南星、张问达、叶向高、孙慎行为首的九十四人。最为奇特的是名单的后半部分——“东林胁从”五十三人，为首的竟然是现任内阁首辅、苏州昆山人顾秉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名单的胡编乱造由此可见一斑。

《盗柄东林夥》则把所谓“东林党人”按照时期分为“东林初”“东林盛”“东林晚”晚三类：

“东林初”以邹元标为鼻祖，以下有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孙丕扬、吕坤、张养蒙、沈鲤、温纯、薛敷教、顾允成等二十人；

“东林盛”（注明“入主出奴，渐移国柄”），以杨时乔为鼻祖，以下有叶向高、李三才、刘曰宁、郭正域、岳元声、史孟麟、黄正宾、邹德泳、钱一本、朱国祯、顾天埈、庞时雍、刘元珍、丁元荐、何士晋、熊廷弼、荆养乔、郑振先、刘宗周、梅之焕等一百七十六人；

“东林晚”（注明“朋执朝权”），以刘一燝为鼻祖，以下有叶向高、孙承宗、孙慎行、韩爌、周嘉谟、惠世扬、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盛以弘、缪昌期、钱谦益、周道登、钱士升、冯从吾、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房可壮、李应昇、姚希孟、李腾芳、周延儒。周宗建、文震孟、郑鄤、郑三俊、王之寀等一百九十八人。[291]

这份名单的炮制者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把邹元标、杨时乔、刘一燝封为不同时期的“东林党鼻祖”，简直匪夷所思。即此一端已经可见肆意编造的破绽，不必深究其他细节之荒诞了。

上述这些黑名单，据刘若愚说：“忠贤悦甚，目为圣书。于是王体乾辈各抄一小本，挟之袖中，每阅廷臣章奏，涉录中姓氏者，即粘寸许纸条，志责处之法，赍送忠贤直房，且读且解，悉委忠贤首肯，然后除去纸条，临期奏进。”[292]如此这般，黑名单经过魏忠贤的转述，化作皇帝的旨意，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便蒙上了名正言顺的色彩。

六　浩气长存：七君子之狱

天启六年二月，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以“欺君蔑旨”的罪名，向皇帝控告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周顺昌七君子，将他们逮捕入狱，实质上是魏忠贤按照黑名单镇压不同政见者的既定步骤。表面看起来似乎同黄尊素、李实的个人瓜葛有关。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并非魏忠贤的亲信，黄尊素与他有所交往，民间传闻黄尊素想利用李实除掉魏忠贤，引起魏忠贤的怀疑，也让李实感到惶恐，生怕招来杀身之祸，立即向魏忠贤的亲信太监李永贞求救。李永贞为他谋划以攻为守的策略，代他起草一份奏疏，揭发黄尊素、周起元等七君子，署名是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因为是李永贞代写的，李实没有签署，称为“空头本”。日后钦定逆案时，这一细节为李实减轻了罪责，那是后话。在当时，这个“空头本”发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成为七君子之狱的由头。

1．黄尊素：“正气长流海岳愁”

黄尊素之子黄宗羲回忆：“甲子（天启四年）阮大铖之发难也，内外合谋，借中书汪文言以兴大狱。苟（汪）文言之狱不解，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公之逮不至乙丑（天启五年）矣，故魏忠节书片纸求救于先忠端公（黄尊素）云：‘事急矣，勿杀义士。’斯时某年十五，接此纸，入呈于先公。先公即至金吾（锦衣卫）刘侨所密计，不竟其狱，于诸公得无连染。未几，金吾以宽（汪）文言削籍，金吾亦遂委过于先公。群小意忌诸君子中惟先公智勇深沉，必为吾侪患……乙丑冬，讹言繁兴，谓三吴诸君子谋翻局，先公用李实为张永以诛逆奄（魏忠贤）。逆奄闻之大惧，刺事至江南，四辈漫无影响。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为功，奏记逆奄曰：‘事有迹矣。’逆奄使人日谯诃李实，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系吴地缙绅，尽是东林邪党。’盖因讹言起于吴地，而不知先公实越人也。先公三疏劾奄，虽为其所恨，然非讹言则祸亦不若是之酷；非解（汪）文言之狱，以救杨左魏三公，为群小所丧胆，则亦无此讹言也。”[293]黄宗羲以“越人”而非“吴人”为父亲辩解，未免低估了魏忠贤的政治手腕，黄尊素落入七君子之狱自有其必然性，与吴人、越人无关。

黄尊素，字真长，号白安，浙江余姚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授宁国府推官，精敏强执。天启二年晋升为御史，次年疏请召还余懋衡、曹于汴、刘宗周、周洪谟、王纪、邹元标、冯从吾，弹劾尚书赵秉忠、侍郎牛应元，迫使赵牛二人引罪而去。皇帝在位三年，未尝召见一名大臣，他奏请恢复便殿召对制度，君臣面决大政方针。皇帝不予理睬。天启四年二月，沙尘暴覆盖北京城，大风扬沙，白昼如同黑夜，持续达十天之久。三月初，又发生多次地震。黄尊素愤然上疏，由灾异谈到时政的十大失误，然后慨乎言之：“陛下厌薄言官，人怀忌讳，遂有剽窃皮毛，莫犯中扄者。今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敌国，廷无谋幄，边无折冲，当国者昧安危之机，误国者护耻败之局。不于此时进贤退不肖，而疾刚方正直之士如仇雠，陛下独不为社稷计乎？”[294]他所说的时政十大失误，以及“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敌国”，矛头直指祸国殃民的魏忠贤与客氏。魏忠贤大发雷霆，图谋用廷杖来煞煞黄尊素的傲气，幸亏韩爌极力营救，才改为夺俸一年的处分。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六月初九日，黄尊素与之相呼应，慷慨陈词：

昨臣堂官杨（涟）参劾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而台省诸臣公疏、单疏相继而发，此岂要结使然！宪臣之心，台省诸臣之心也；台省之心，即通国孩稚妇女之心也。宪臣为忠义所激，不顾其身而先为发，通国孩稚妇女为幽隐所隔，不得其言而无可鸣，天下之人情如是，夫岂有仇于忠贤？不过为皇上惜威权，为祖宗爱成宪，为宗社计灵长，必欲清君侧而后皇上安，而后天下安耳。

臣前灾异一疏谓‘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戎狄，毫末不札，将寻斧柯’，此中已有微言之者。而遽逢严旨，夫亦知忠贤之怙宠恃权，摇撼中外，而忠贤所用之私人，设机布阱，招摇市都，欲提即提，欲陷即陷，表里之形已成，而道路之间以目。皇上试计，天下有权珰拥势，窃弄威福，而到底令终者乎？天下有政归幸门，予夺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汹汹，无不欲食其肉，而此人顾可在侧者乎？推皇上之意必以为此犹曲谨可用也，而不知不小曲谨不大无忌；必以为此犹在驾驭中也，而不知不可驾驭则不可收拾矣。

皇上临御数载，仅仅发轫，而旧宰执、旧铨宪、旧言官望风罢归……皇上不于此称孤立，乃以去一近侍为孤立于上也？今忠贤诸不法状，廷臣暴露亦不遗余力。夫小人为恶，往往畏主知、畏人言，则尚有悚惕。及其已知之，而皇上视为不痛不痒之物；已言之，而群臣莫获片语单词之益，形见势穷，复何顾忌，忠贤于此必不能复收其已纵之缰，而净涤其肠胃。忠贤之私人于此必不能复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冰山。始犹与士大夫为讐，继将以皇上为注。柴栅既深，螫辣谁何？此时不惟台谏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难为力矣。[295]

不但揭发魏忠贤窃弄威福，而且批评皇帝无动于衷，不痛不痒，为倒魏风潮火上浇油。

工部郎中万燝遭廷杖，魏忠贤又欲廷杖御史林汝翥。言官们齐集朝廷抗争，阉党宵小之徒数百人蜂拥至内阁，攘臂呼喊，肆意叫骂，内阁辅臣俯首帖耳，不敢言语，黄尊素厉声斥责：内阁乃丝纶之地，即使司礼监非奉诏也不敢进，若辈胆敢如此无礼！宵小之徒慑于义正词严，只得悄悄散去。万燝因廷杖重伤而死，黄尊素忿然抗议：“今乃以披肝沥胆之臣子，枉死于壅蔽之左右，棰挞之俄顷，与夫磨牙砺齿之宦竖，在皇上之左右必且欣欣相告曰：吾侪借天子之尊，今而后可以立威，可以钳口矣。不知轻用皇上之威而怒詈，而死于市者，颠倒于一时，使皇上有杀言者之名，而防口甚于防川者，贻讥于后世。后世有秉董史之笔，作朱子之《纲目》者，书曰：某月某日部臣万燝以言某事死。可不为圣明之一累哉……进此廷杖之说者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朝，王振、刘瑾为之；世庙之时，张孚敬与严嵩辈为之。神庙初年张居正为之。奸人有所行其权，唯恐忠臣义士从而掣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居拒谏之名，己受乘权之实，而仁贤且有抱蔓之形。于是乎为所欲为，莫有顾忌，而祸即移诸诸国矣。”[296]黄尊素把魏忠贤与王振、刘瑾比为一丘之貉，要为万燝恢复名誉，破格抚恤，永垂不朽。此举更加惹恼魏忠贤，乘他前往陕西巡视茶马贸易之机，指使曹钦程弹劾黄尊素“搏击善类，助高攀龙、魏大中虐焰”，魏忠贤立即矫旨将他削籍为民。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用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的“空印白疏”，矫旨命锦衣卫逮捕黄尊素等七君子。三月十八日锦衣卫校尉到苏州逮捕周顺昌，引起民众抗议。锦衣卫前往浙江逮捕黄尊素的船只停泊胥门外，被民众发现，击沉船只，焚毁衣冠，所有辎重全部投入河中。锦衣卫校尉始知城中有变，狼狈逃窜。[297]朝廷不得不命令浙江巡抚巡按派人将黄尊素押解来京，沈国元解释说：“时吴中有开读之变，于是旗校相戒不敢复出，故有本处抚按起解之议。”[298]五月，黄尊素解到，关入镇抚司诏狱。六月初二日，许显纯、崔应元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严刑追赃，一夹棍一百杠一拶百念撺打六十棍，坐赃二千八百两。三日一比，比即四十棍。身无完肤，血肉淋漓。藉门生徐石麒多方设处，同年洪如钟、虞廷陛捐资助赃，也难以挽救。闰六月初一日未时，黄尊素死于狱中。死前留下绝命诗，诗云：

正气长流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

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

麟凤途穷悲此际，燕莺声杂值今秋。

钱塘有浪胥门泪，惟取忠魂泣镯镂。[299]

钱谦益为他写了很动感情的墓志铭：“乙丑（天启五年）党祸大作，杨公、魏公考死，公除名为民。丙寅（天启六年），以织监疏逮系，坐赃拷掠，体无完肤，慷慨谈笑，抵死不少屈。临难赋诗一章，南北向叩头以谢君父。丙寅闰六月朔日也，年四十有三。越五日出狱，肌肉涨烂，头面不可别识矣。公为人通敏博达，明习掌故。自为理官，引大体，折大狱，多所保全耆定。及为御史，南乐（魏广微）附逆奄入相，朝右交关鼓扇，杨公、魏公暨高邑赵忠毅公、无锡高忠宪公出死力相榰柱。公语门人徐石麒曰：‘乾六龙一亢，姤豕至矣。姤一豕蹢躅，玄黄至矣。群贤之龙战，可谓亢矣。南乐其姤豕也，不务坚贞用晦，敦复以俟时，而出一决无复之之计，其可几乎？’群公善其言而不能用也。公去郡，郡人持短长，蜚语相中，总宪邹公（元标）力持之。初入台，即进规于邹曰：‘京师非讲学地也，徐文贞已丛议于盛世矣。’邹公卒用是去。群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万燝之杖也，公语杨公：‘可以去矣。’杨曰：‘苟济国，生死以之。’公曰；‘言不用，何济？君子不顾生死成败，不可不顾出处。’魏（大中）公将攻南乐（魏广微），公曰：‘颁朔后朝，小过也。攻之急，势不反顾。二憾交作，不可为矣。’魏曰：‘一死可以尽节。’公曰：‘不然，李固机失谋乖，遗梁冀书犹恋恋不能已，君子爱国之心甚于爱臣节也。’公志在弘济艰难，雅不欲婞直偾事。每有搏击，飞章廷争，未尝不为人先。公固曰：‘吾宁不与诸君子同其功，不愿不与诸君子同其祸也。’”[300]看来黄尊素与杨涟、魏大中在对待阉党的策略上有所差异，如果说杨涟、魏大中是激进派，那么黄尊素就是温和派，不过在反对魏忠贤这个大方向上并无二致。所以钱谦益说，“公志在弘济艰难，雅不欲婞直偾事”，更加注重策略。即便如此，魏忠贤也没有放过他。他自称不愿与诸君子同功，不愿不与诸君子同祸，一语成谶，钱谦益叹息：“公之与诸君子同祸，天为之矣，又何尤哉！”[301]

2．高攀龙：“心如太虚，本无生死”

七君子之中唯一没有死于诏狱的是高攀龙，在锦衣卫缇骑逮捕他的前一天，在自家园池自沉，维护了朝廷高官的尊严。他在给皇帝的遗疏中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302]

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常州无锡人。他与顾宪成意气相投，无论事功抑或学术，都极其相似，引为同志。万历十四年，顾宪成应无锡知县李元冲邀请，在泮宫讲学，绅士听者云集，高攀龙也在其中。他后来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说，二十五岁那年听顾先生讲学，开始有志于学问，把顾宪成看作启蒙导师。那一年，顾先生三十七岁，长他十二岁。朱国祯说：“丙戌、丁亥（万历十四、十五年），顾泾阳先生方讲学，听之甚喜，即曰：‘学将为圣人也，出口则议论，入手在躬行，岂可泛求！’一日看《大学或问》朱子说‘入道之要莫如敬’，悚然曰：‘是矣。’一以整齐严肃为主。”[303]正是那一段日子，奠定了他的学问倾向，也规范了他的为官准则。

万历十七年得中进士，座师赵南星对他有“知学”之评。因父丧，回家守孝三年。服阕后，出任行人司行人，他视为“深造”的机会。四川佥事张世则诋毁程朱，企图篡改《易经》传注。他不胜愤懑，写了题为“崇正学辟异说”的奏疏，得到皇帝赞许：有关世教，语极剀切。在吏部任职的赵南星称赞此疏简约而精当，字字体贴。[304]但是他的《今日第一要务疏》，希望皇上“法祖操心，讲学勤政”，却遭到冷遇。

万历二十一年冬，鉴于朝廷之上善类摈斥一空，大臣如孙鑨、李世达、赵用贤等，小臣如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等，纠弹内阁首辅王锡爵，附丽权势的户部郎中杨应宿反唇相讥，皇帝不分是非，各打五十大板，杨应宿降二级，高攀龙贬谪为揭阳县添注典史。万历二十四年回乡守制，从此开始了家居二十多年的读书讲学生涯。万历三十二年，他协助顾宪成创建东林书院，重整学术道德。叶茂才说：“每月集吴越士绅会讲三日，远近赴会者数百人。存之与泾阳先后主盟，每一开讲，得闻所未闻，靡不忻餍而去。”[305]钱谦益说：“家居二十余年，水边林下，洗心退藏，尤于静中得力。湛渊之时，内不获身，外不见水，皆我之静境也。”[306]

泰昌、天启的过渡，不过短短几个月，政坛形势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万历时期受到排挤打击的官员陆续起用，出现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众正盈朝”局面。言官交相举荐，朝廷起用他为光禄寺丞。他颇为踌躇，这些年来对政坛失望之极：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原本想婉言推辞。书院同人纷纷劝驾，以为义不可辞，才痛下决心，把东林书院交给挚友吴桂森主持，随即单车就道赶往京城，再度登上政坛。有了前些年的沉潜磨炼，心态已与年轻时大不一样，看重的是醇儒的真性与本心，把官位看得很淡，可仕可止，可有可无。本着这种精神，他荡涤官场不正之风无所顾忌。

天启元年，他升任光禄寺少卿，主持日常事务。光禄寺职掌宫廷祭祀、宴会、膳食，适逢上元节，太监恣意需索上供天鹅。高攀龙援引祖宗旧例，用家鹅代替天鹅，太监们敢怒而不敢言。礼部尚书孙慎行追论红丸案，弹劾方从哲，高攀龙读后赞叹“此一部《春秋》也”，持论极少顾忌。[307]次年，他调任太常寺少卿，上疏弹劾前任内阁首辅方从哲、外戚郑养性，嬉笑怒骂：“孝也不知其为孝，不孝也以为大孝；忠也不知其为忠，不忠也以为大忠。忠孝大节皆可反黑为白，何事不可指鹿为马？”[308]皇帝以为讽刺他“不孝”，意欲严惩。内阁首辅叶向高极力劝阻：“斯人有重望，处则满朝必争，吾亦与之同去。”皇帝无可奈何，只得罚俸了事。[309]

天启四年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许多正直官员遥相呼应，掀起巨大的声讨浪潮。十月，刚刚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高攀龙揭发两淮巡盐御史崔呈秀贪腐成性，劣迹斑斑，主张严惩，吏部尚书赵南星坚决支持。皇帝据此下旨，崔呈秀革职听勘。崔呈秀惊恐万状，连夜奔走魏忠贤住所，叩头乞哀，诡称赵南星、高攀龙“挟私排陷”，痛哭流涕，请求魏忠贤收他为养子。当时魏忠贤遭到廷臣接连弹劾，有些惶恐，正想在外廷物色亲信打手，决意收下这个干儿义子。崔呈秀不负干爹所望，不断向干爹进献《天鉴录》《东林同志录》，以东林人士为仇敌，大肆清洗。魏忠贤高兴地说：“崔家爱我，替我出气报仇也”。[310]因此之故，崔呈秀官运亨通，升任兵部尚书，兼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掌控军事与监察大权，成为魏忠贤阉党“五虎”之首。

魏忠贤以为时机成熟，大开杀戒，天启五年三月，发动“六君子之狱”，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先后死于诏狱。阉党意欲追究高攀龙“赃籍”，锦衣卫指挥吴孟明以百口担保，始得幸免。不久，还是削籍为民，追夺诰命。

回到家乡无锡，苦心经营的东林书院，已经在“禁毁天下书院”的圣旨声中，化为一片废墟。天启六年春，魏忠贤又发动“七君子之狱”，以“欺君蔑旨”的罪名，逮捕七君子。高攀龙得知缪昌期、周宗建被逮入镇抚司诏狱的消息，自度不免，不露声色地准备后事。叶茂才记录了他度过的最后日子：

至三月十六日早，肃衣冠，谒龟山祠归，与一二亲知看花园中，谈笑自若。忽传有（锦衣卫）缇骑消息，存之微笑曰：“此信果的，吾视死如归耳。”又数举“原无生死”四字以示在座，曰：“原无生死，何得视生死为二。若临死转一念，便堕苦海，安得称立命哉？平生讲学，此处看透，得力不少。”是夕，祖孙父子相聚晚酌，无一言及家事，第云：“吾有赡田二百亩，售之，可当缇骑费，俟天明萧然就道耳。儿辈各归寝，吾亦安枕矣。”

至夜半，复传前信至。存之起坐，问曰：“信的乎？”步入书斋，取纸书数行锁箧中，复至夫人所，款语半晌出。两孙趋侍，谕之曰：“吾此行未卜归期，叮咛汝者只四字曰‘毋贻祖羞’而已。”复取箧中纸，手自封固，置几上，曰：“以此付官旗，勿先启视。”两孙出，寝户闭，以为复就榻矣。顷之，不闻声响，子若孙推户入，第见一榻枵然，遍觅不可得。亟发几上封视之，乃遗笔也，云：“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诸子读未竟，大惊，急趋视池滨，已化去矣。是十七日丑时也。

午后府帖至县，知官旗于隔晚到府。存之赴水适当其时，岂其静养一生，神明默启，至诚前知耶？胡其从容暇豫，不疾不徐，一至此耶！所最异者，平立水面，冠不湿，履无泥，拥起竟日，无滴水出口。停敛数日，以待长君，颜色如生，观者无不惊为神云。[311]

他早已参透“原无生死”，视死如归，三月十六日夜写信给友人：“仆得从李元礼（李膺）、范孟博（范滂）游矣。一生学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312]身为大臣，不愿受到刑辱，决意投水自沉，质本洁来还洁去。说来也奇，家人把他救起时，居然帽子不湿，鞋子无泥，口中无水滴出，面色如生。钱谦益赞叹：“公初闻有使收捕，与家人处分燕语，若将治严就征者。夜分窥其室，炉香拂然也，封题宛然也，及诸河形神离矣。裳衣戌削，口鼻未尝少沾湿也。湛渊洁身，不以苟生辱国；北向叩头，不以垂绝废礼；结愿来世，不以之死忘君。从容就义，守死善道，呜呼难哉！”[313]

3．李应昇：“十年未敢负朝廷”

李应昇，字仲达，号次见，常州江阴人。万历四十四年，二十三岁时得中进士，出任南康府推官，决疑狱，除苛税，士民服其公廉，政治与教育业绩卓越，修紫阳堤，恢复白鹿洞书院，尤为引人注目。天启初年擢为御史，不满于魏忠贤专擅朝政，接连上疏谏诤。

天启四年正月十四日，他上疏责问罪珰：“数年以来，二竖之患不可为不深矣。皇上试问罪珰，遗而嫚书入者何人？马上催而三路败者何人？中枢执拗而经抚受败者何人？贪残激变而贻患黔蜀者何人？贿脱盗库表里为奸，而一网善类者何人？”一连串的追问，无不指向魏忠贤，只是没有指名道姓而已，被圣旨谴责为“词多泛漫”，不予理睬。[314]

同年三月十九日，他上疏对魏忠贤在紫禁城内搞内操，提出异议：“语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臣备员耳目，忠爱微忱，思之数日，不能自已，岂敢侥幸天罪，亦庶几乘勿药之初，未忘苦口之味，不至以规为瑱也。”得到的圣旨是：“内操旧规，多事戒备，前已屡有旨了，不得又来渎奏！”[315]

对此，钱谦益评论道：“公（李应昇）入台班，则忠贤燎原之日也。公连章切谏，谨逸游，罢内操，停立枷，皆以剪阉机芽而落其角距。”[316]吴伟业评论道：“方公（李应昇）入为御史，哲皇帝冲年御服，群小欲矫弄威福，日导主上以嬉游燕豫。公慨然忧之，其拜入台第三疏所言数条，皆军国大务，而末以逸游为戒。固未尝指斥某事也，群奄已大哗阁中曰：‘李御史何人？教万岁灯也不看。’福唐相（叶向高）缓之，乃解。公闻之益发舒，于圣躬违豫，则请止内操；热审推仁，则请除立枷；万燝之毙杖也，则梳理其冤；王永光、魏广微之柄用也，则疏纠其恶。”[317]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上疏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李应昇奋起响应，于六月初四日上疏：

昨臣堂官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参东厂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此非（杨）涟一人之私言，通国之公言也。通国之人畏忠贤甚于畏皇上，故切齿不平，摇手相戒。涟独冒死危论，感悟圣心，谓宜大奋乾刚，立加斥逐，以正其窃弄威福之辜。忠贤亦应束身待罪，以谢天下忠臣义士之口。乃一疏乞怜，温旨先下，羽翼四布，谬曰“孤臣恣睢无忌”，谬云“忠赤不知谁为代草以欺皇上者”。皇上因其不辩，转谓小心。夫忠贤非不欲辩也，千真万真无可辩也，千罪万罪又不胜辩也。忠贤不能自辩，而皇上反代为之辩，则中旨真可听其伪传乎？阁臣真可听其爰立乎？外廷真可听其交通乎？老臣真可听其驱逐乎？直臣真可听其禁锢乎？生杀真可听其自操乎？爵禄真可听其掌握乎？奸细真可听其深藏乎？兵柄真可听其在手乎？出入真可听其僭拟乘舆乎？

他开宗明义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并非杨涟一人的私言，而是全国民众的公言。然后向皇帝一连提出十个问题，引出结论——务必罢黜魏忠贤：“故忠贤不去则皇上不安，而今日被论之忠贤不去，则皇上愈不安。臣为皇上计，莫如听忠贤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其烛影之疑。即为忠贤计，亦莫如早自引决，以释中外之疑。”[318]得到的圣旨是：“已有屡旨，如何又来渎扰！姑不究。”[319]

一个月以后，工部郎中万燝被廷杖致死，李应昇上疏为其鸣冤，抨击专擅朝政的魏忠贤。奏疏写道：“原任工部郎中万燝以陵工补牍，遂触宸威，然恭诵明旨，一则曰从轻，一则曰为民，仰见皇上圣明，以为燝之罪不至死矣，杖亦必不至死，意（万）燝生出国门，编氓原籍，长为皇上太平之民也。而（万）燝今死矣，未报国恩，先填沟壑。六尺之孤绕膝，八旬之母依闾，旅榇无归，游魂恋阙，臣僚饮泣，道路咨嗟。然无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彼时群珰横击，血乱神飞，监杖张威，伤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残，种种不支，故至于此。而令皇上损好生之德，负杀谏臣之名。臣故不暇为万燝冤，而深为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奋发不能自已者，独念祖宗养士二百余年，祸在萧墙，且在旦夕，故怀忠挟义，感恩图报耳。而一言触忤，褫辱身死，岂所以作忠而劝士哉？”[320]

李应昇坚决支持杨涟，非把魏忠贤拉下马不可，他已经估计到后果的严重性，做好了罢官的准备。写信给父亲说：“都中议论纷纷，权珰作恶，昨副堂杨大洪具疏参之，喧传为之纸贵。男与魏廓园（大中）、许霞城（誉卿）诸兄弟，先具疏助之，已甘为削籍，归侍二亲。今幸邀主上宽恩，从此遇事不得不言，则一官置之度外。”[321]五个月以后，再次向父亲报告京城的险恶政治形势和自己的处境：“自发前字后，每日悬悬，十夜有四五夜梦在膝前，以此卜归期不远矣。珰熖方张，日日以中旨处人，既已逐冢宰、总宪去，又削副院、佥院之籍。至陈中素温厚和平，初无得罪，而以会推不如魏广微之意，亦削其籍。小臣如魏廓园、夏绳北、张浮西、沈炎洲、许霞城、袁熙宇、房海客、邹匪石，降谪者已十余人。而又切责韩、朱二阁下，将逐之去。父亲谓如此世界尚可做官否？虽缄口不言以避祸，亦必不可久也。”[322]

天启五年三月，魏忠贤的亲信曹钦程用“护法东林”的帽子向他扣来，致使李应昇罢官而去。

天启六年二月，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以“欺君蔑旨”诬陷诸臣，魏忠贤矫旨：“周起元背违明旨，擅减原题袍段数目，又掯勒袍价，以致连年误运。且托名道学，呼朋引类，各立门户，一时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黄尊素，尽是东林邪党，与（周）起元臭味亲密，干请说事，大肆贪婪，吴民恨深切齿。除周宗建、缪昌期已经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323]李应昇因此被锦衣卫缇骑逮捕，他写诗抒怀：

便成囚伍向长安，满目尘埃道路难。

父老惊心呼日月，儿童洗眼认衣冠。

文章十载虚名误，封事千言罪孽殚。

寄语高堂休苦忆，朝来清泪满供餐。[324]

在押解途中，给大哥寄去诗三首，其一是：

长途连袂若为欢，咫尺京华不忍看。

此去幽囚肠百转，总余清泪对谁弹？

其三是：

兄自料生聊暖眼，我惟料死总灰心。

双亲但有平安字，传得些儿抵万金。[325]

给儿子李逊之（《三朝野记》作者）的遗书写道：“吾直言贾祸，自分一死以报朝廷，不复与汝相见，故书数言以告汝。汝长成之日，佩为韦弦，即吾不死之日也。”向他提出六点要求：一是俭以惜福——“汝生于官舍，祖父母拱璧视汝，内外亲戚以贵公子待汝，衣鲜食甘，嗔喜任意。娇养既惯，不肯服布旧之衣，不肯食粗粝之食。若长而弗改，必至穷饿，此宜俭以惜福，一也”。二是俭以守身——“汝少所习见游宦赫奕，未见吾童生秀才时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艰难支持之日也。又未见吾今日囚服逮及狱中，幽囚痛楚之状也。汝不尝胆以思，岂复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俭以守身，二也”。三是孝以事亲，四是公以承家，五是桑梓之义，六是文章一脉。特别强调：“吾居官爱名节，未尝贪取肥家”；“吾苦生不能尽养，他日俟祖父母千百年后，葬我于墓侧，不得离远”。[326]押入镇抚司诏狱后，不断受到酷刑拷问，遍体鳞伤。在狱中给父亲寄去两封书信，前一封报告受酷刑的情况：“男不意一到即审，故受伤甚重。幸一番即允，尚有余生。卧床一月，疮口未平，再得一月功夫也。天时人事，生路未绝，赃得早完，即过刑部。今五日一比，盼望家信眼穿。此中乞告既穷，束手无策，又不免棰楚之苦矣。在狱日则愁赃，夜则苦痛，只脾旺身健，酒食过于往时，此可慰二亲悬念也。”[327]这后面二句“脾旺身健，酒食过于往时”云云，显然是安慰二老的善意谎言。闰六月初三日，他就向父亲发出临终遗书，示意诀别：“男遭此祸，久已义命自安。只念两亲万苦千辛，所以死不瞑目，愿善自宽解，与范滂之母千载同传耳。”[328]此时，七君子中多人已经毙于杖下，黄尊素一息尚存，遇害前三日，黄公在隔壁以拳垂壁，喊道：“仲达，我已先去。”李应昇应声回答：“君行，我亦至矣。”[329]死时年仅三十四岁。

李逊之记录了其父遇难经过，读来心酸：“先人以丙寅（天启六年）三月十七日闻逮信，从容拜辞祖父母，县令到门，即携手就道，绝不作儿女恋恋。十九日抵郡，宿吴霞舟先生斋，谈笑欢酌如平时，与吴先生往复诀别，语具载《端友集》中。时缇骑需索甚奢，逼勒不肯开读，而阖郡士民攘臂奋呼，欲逐缇骑而甘心焉。赖郡侯曾公二云力为调护，又捐俸慨助，以饱缇骑之欲，得毋及于变。途中与伯父联袂偕行，相对劳苦，惟以不得终养祖父母为憾。盖已知生还无望，然恐有伤祖父母心，故途次狱中三次贻书，犹作解慰语。至四月二十日抵京，羁锦衣（卫）东司房，为季叔作圹志。二十三日奉旨，镇抚司究问。镣扭送诏狱，许（显纯）彪迎内意，酷刑交加，血肉淋漓，惨不忍言，竟诬赃四千，勒限严追，五日一比，比必受棍……迨六月下旬，而同事诸公相继遇害矣。先人即作绝笔诗四首，缄付狱卒，又寄祖父、伯父二纸。纸仅径寸，字仅如豆，纸尾书闰六月初三午刻，盖即于是日报亡云。时值炎暑，越三日，始有旨领埋，而肌肤毁烂，几不可识别……痛哉先人，一生忠国忘家，孝亲忘私，即临难绝笔犹云：惟父母兄妹刻刻在心，与十年未敢负朝廷之句。岂非尽瘁孺慕之念，千古如生者耶！至遗训逊之，惟以立身孝亲与居家读书为嘱。逊之时方稚龄，呱呱在抱，不知言之堪痛。”[330]“十年未敢负朝廷”，是李应昇的绝命诗，全诗如下：

十年未敢负朝廷，一片丹心许独醒。

只有亲恩无可报，生生愿诵法华经。[331]

4．缪昌期：“一死无余事，三朝未报心”

缪昌期，字当时，一字又元，号西溪，常州江阴人。他大器晚成，万历四十一年得中进士时，已经五十二岁，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检讨。他在天启六年写的“自叙”，提及自己的科举仕途：“明年庚子（万历二十八年）举应天廿一名，时年已三十九矣……余诸生二十余年，乡举十余年，不营产业，公车之费不赀，家日益挫。至癸丑（万历四十一年）无以治装，谋之虞山诸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幸博一第，齿已五十二矣。”[332]

他弱冠即有文名，远方宿儒多抠衣受业。无锡顾宪成慕名延聘他为家塾老师，教育他的几个儿子。由于这样的因缘，日后被人扣上“东林”的帽子。其实真相并非如此，他的挚友钱谦益看得清楚：“端文（顾宪成）前辈名家，公（缪昌期）与之上下议论，才辩蜂涌，端文无以难也。年三十九举于乡，两都人士聚观叹息，以谓衣冠有异，如唐之李邕矣……端文与高忠宪公（攀龙）辟讲堂于东林，公退而语予：‘东林诸君子有为讲学，而有意立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公既登朝，癸丑、甲寅（万历四十一、四十二年）之间，朝论攻东林甚急，还观其所为，壹皆便文养交，蝇营狗苟，附时相，走私们，恶清流清议为害己，欲锄而去之者也。公未尝心许东林而疾党人滋甚，每叹曰：‘吾惟恐人为伪君子，肯与人为真小人乎？’往往盱衡扼腕，形于言色。朝论遂以东林目公，公弗辞也。”[333]原来如此这般，“朝论遂以东林目公”。当时馆选庶吉士，得到金沙于玉立的举荐而入选，自此有“东林之目”。

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御史刘廷元以“疯癫”结案，刑部主事王之寀主张追究主谋，御史刘光复支持刘廷元，攻击王之寀。缪昌期讥讽两位姓刘的御史：“一卯金（按：刘的繁体字俗称‘卯金刀劉’）以‘疯癫’二字出脱乱臣贼子，一卯金以‘首功奇货’四字抹杀忠臣义士。”[334]主张以“疯癫”结案者恨之入骨，工科给事中刘炳文上疏弹劾，缪昌期一气之下，移疾而归。

天启元年三月，缪昌期返京，官复原职。形势仍不容乐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肖以仲春入朝，诸君子异同之迹已龈龈露牙颊矣，其端竟不知所自。而后乃日甚，虽一决不复收。闻彼中之人且拍手相贺，欲乘其两敝之后，而徐起收渔人之功者比比也。时事至此，可不寒心哉？幸旬日之中，懋明（李邦华）入，景逸（高攀龙）又入，二君子者将悉力弥缝，以掩前瑕而销后衅。如其得济，则吾党如天之福，亦二君子百世之功也。”[335]此时魏忠贤跋扈骄横，杀死司礼监太监王安，驱逐阁臣刘一燝。叶向高奉召再度入阁，缪昌期正告他：“内传不可奉，顾命大臣不可逐，公三朝老臣，当以去就争之，力遏其渐，无令中人手滑。”[336]所谓“无令中人手滑”，意谓不要让魏忠贤为所欲为，叶向高对魏忠贤颇有好感，不以为然。

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号召海内清名之士，澄汰品流，塞绝侥幸。缪昌期与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参预其议。“朝右皆侧目挪手，怨诅交作”。[337]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写成，缪昌期密告左光斗，内无有力的太监，外无有力的阁臣，一旦不中，国家受累。左光斗默然不应。杨涟的奏疏呈上后，内阁首辅叶向高颇有微词：杨大洪这疏亦太容易，魏忠贤在皇上跟前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皇上登梯去捉，魏忠贤拉住皇上衣服不让他得上去。有小太监收到皇上赏赐绯衣，魏忠贤叱责：“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他如此认真，恐怕杨大洪奏疏实施，难再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缪昌期反对叶向高对魏忠贤的吹捧：“谁为此说以欺老师，可斩也。”[338]杨涟的奏疏引起朝野震动，纷起响应。叶向高为了缓解紧张局面，呈上密揭，希望皇帝准许魏忠贤交出权力，退休养老。结果吃力不太好，魏忠贤大为恼怒。叶向高慑于他的淫威，自我解脱，扬言这份密揭非出我意，乃是门生缪昌期所迫。流言不径自走，甚至有人说杨涟的奏疏也出于缪昌期之手。[339]缪昌期大祸临头，魏忠贤矫旨将他罢官。他写信给先前罢官的杨涟：“自兄跨驴而南，惊风怪雨日甚一日，诇弟者无所不至，相爱者劝弟稍避行迹，而弟之疏戆如故，得罢免之旨，而小人之喜可知也。”[340]

天启六年二月，缪昌期与其他六君子被捕入诏狱。他在给门生的信中谈及得祸缘由：“仆之得祸，总缘应山（杨涟）一疏，兼以桐城（左光斗）、嘉善（魏大中）之交。然应山、桐城、嘉善死不负国，仆即死不负朋友，此心可对天日耳。”[341]他向高攀龙表示，自己无怨无悔，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知有今日久矣，与李膺、范滂同游地下，亦复何憾！”[342]他以东汉党锢之祸中遭受迫害的李膺、范滂为楷模，决意与他们同游地下，有诗吟咏道：

尝读膺滂传，潸然涕不禁。

而今车槛里，始悟夙根深。

一死无余事，三朝未报心。

南枝应北指，视我实园阴。[343]

在就逮之前所写的“自叙”，回顾自己的一生，同样无怨无悔：“余行真而未笃，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厉，为文有笔而无学，为学有志而无养，种种欠缺，人所共见。而不敢营私背君，欺心卖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鉴也。祸至于此，岂非往因，闻报之后，了无怖恋，但义不屑以三朝作养之躯，辱于狗奴狞贼之手耳。”[344]料知必死无疑，他向挚友钱谦益托孤，照顾两个儿子虚白、贞白：“弟异姓骨肉惟仁兄一人，平居左提右挈，今日拯溺救焚所不能得之宗党姻亲者，惟仁兄是望耳……两儿在家皆以兄为天，兄即以子视之。余无可言者，感不尽，说不尽。”[345]他给儿子的诀别诗谆谆叮嘱：

诸儿初了了，长大竟无成。

世事浑如梦，贻经累后生。

覆巢宁有卵，刈草岂留萌。

幸得收吾骨，还须隐性名。[346]

天启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缪昌期死于诏狱，五月二日狱中传出死讯，时年六十五岁。钱谦益记载：“‘诏狱死状秘，外人莫得知’，四月二十九日，橐饘中传出寸纸，自是而绝。五月二日，狱吏以死上，竟莫知何日也……而其家遂以四月二十九日为忌辰。”[347]

5．周顺昌与“开读之变”

锦衣卫缇骑抵达苏州逮捕周顺昌，阉党的倒行逆施，触犯众怒，激发轰轰烈烈的民众反抗运动，称为“开读之变”。

周顺昌，字景文，号蓼洲，苏州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福州府推官，清正廉洁，敢于整治矿税太监高寀的非法行径。高寀的爪牙颐指气使，横征暴敛，引发民众骚乱，劫辱巡抚袁一骥，把他的儿子与副使吕纯如扣留为人质。有人建议由周顺昌去顶替人质，周顺昌期期以为不可：“此身许国，非许上官。必君父有难，方可身殉，吾素不与彼狎，四丧未葬，敢轻一死于鸿毛耶？”[348]由于周顺昌仗义抵制高寀，平息众怒，骚乱得以消解。朝廷获悉后，将高寀撤回，周顺昌因此晋升为吏部稽勋司主事。天启初年调任文选司员外郎，主管官员选拔事务，全力杜绝请寄，抑制侥幸，以清操闻名。或许是厌恶官场的浑浊，向皇帝请假回归家乡。

他为人刚方贞介，嫉恶如仇。天启三年，应天巡抚周起元（字仲先，福建海澄人）揭发苏杭织造太监李实，贪污料银四万两。李实为掩盖罪行，诬陷苏州府同知杨姜。周起元挺身申救，连上三疏弹劾李实，其实魏忠贤气势嚣张，包庇李实，矫旨将杨姜罢官。周起元处境岌岌可危，依然刚方贞介，天启四年江南水灾，周起元派人前往湖广采购米粮，平粜救济。并且弹劾苏松道臣朱童蒙，触怒魏忠贤，矫旨削籍。周顺昌不畏强权，撰文为周起元送行，指斥权珰无所顾忌。魏大中被逮，经过苏州，他设宴为之饯行，毅然决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魏大中的孙子，便是对正人君子的敬仰之情。他特地买了船只，跟随官船远送魏大中，锦衣卫校尉呵斥禁止，他怒目圆睁回应：“若不知世间有不畏死男子耶？归语忠贤，我即故吏部郎周顺昌也。”[349]一面说一面高举手臂，直呼魏忠贤的名字，骂不绝口。

魏忠贤获悉后，授意干儿子——御史倪文焕弹劾周顺昌，与罪人魏大中缔结姻亲，诬陷他贪赃受贿。魏忠贤收到奏疏，立即矫旨将他削籍罢官。先前因人质问题结怨的吕纯如也是苏州人，此时以京官家居，挟前嫌向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应天巡抚毛一鹭进谗言。李实追论曾经揭发他的周起元，牵连周顺昌“请属有所干没”。魏忠贤派锦衣卫缇骑前往苏州逮捕周起元、周顺昌。沈国元这样记载此事：“天启六年三月，逆珰魏忠贤矫旨逮故巡抚都御史周起元等，中及故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同恶内臣李实所构陷也。”[350]

三月十五日，携带诏书的锦衣卫缇骑抵达苏州。按照惯例，诏使抵达，地方官必须亲自通知被逮官员。吴县知县陈文瑞是周顺昌的门生，半夜叩门求见，抚床而恸，周顺昌反过来安慰他：“吾固知诏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对泣。”次日，他召见故人，与之诀别，夫人吴氏号泣昏迷，苏醒后再次昏厥，儿女们环拥着他，嚎啕大哭，声彻街市。他神色自若，准备就逮，环顾左右，见书桌上铺开的白纸，对人说：这是龙树庵僧人嘱托书写，已经答应，今日可了，以免失信。随即信笔题写“小云栖”三字，字大如斗，体法遒劲，投笔而起，意气浩然。刚一迈出家门，百姓为之鸣冤聚送者已不下数百人，但见周顺昌身穿囚服，头戴小帽，前往巡抚衙门，士民聚集愈来愈多。巡抚毛一鹭有些惶恐，自揣不协舆情，命下属不断转移关押地点，但是远近风闻者逐渐增至数千人，以为周吏部清忠亮节，朝廷以何罪逮捕？民众十分激动：“或悻悻若怒，或愀愀若悲，或茕茕若无告，或昏昏若梦魇，而无以自明，相守至昏夜犹不散，旦则复聚。自十五日至十八日，盖通国皇皇也。”[351]

却说三月十五日锦衣卫缇骑抵达苏州后，向周顺昌家属敲诈勒索，并且威胁说，倘若不从，那么周顺昌在押解途中性命难保。周顺昌为官一向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正如姚希孟所说：“（周）顺昌贫彻骨，以吏部郎归，敝庐数椽而已。然小民冤抑未申，并水旱征徭之事，必力请于当事，穷交寒酸，游扬援引，不惜齿颊，士民深德之。”[352]如此好官清官竟然遭到迫害与勒索，苏州士民怒不可遏，商人之子颜佩韦挺身而出，上街高呼：要救周吏部的，跟我来！颜佩韦的朋友马杰也上街呼号，一时间自发跟从者有上万人。锦衣卫原定三月十八日开读圣旨，逮捕周顺昌，苏州民众数万人上街游行示威，场面令人感动。请看王贞明的描述：

开读之日，郡中士民送者无虑数万，相聚谋曰：“吾侪小人无由上达天子，顷当投哀两台（指巡抚、巡按），恳其疏救。”或曰：“此皆东厂陷害忠良，虽抚按可奈何，吾辈一死耳，无足惜者。”语气激烈，有识者惧生变，稍加慰曰：“朝廷圣明，君等皆忠义，欲活吏部（周顺昌），当为吏部门户计，不如乞命两台为得。”于是百姓皆执香迎顺昌于县署，号声震天，挥汗如雨，县官马不得行。日午，至西察院时，抚按未至，人情汹汹，田地阴惨。诸生五百余人公服立门外，私忧曰：“人心怒矣，特以天子诏，不敢发耳，抚按至，事未可知。我辈代为请命，差足慰百姓，无贻桑梓忧。”诸生皆喏。顷巡抚毛公一鹭、巡按徐公吉至，百姓执香伏地，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轰轰不辨一语。诸生王节、刘羽仪、文震亨、杨廷枢、殷献臣、王景皋、袁徵、朱隗、沙舜臣、王一经等，乃迎两台于门，痛哭而陈曰：“周铨部清忠端亮，舆望久归，一旦以触忤权珰遂下诏狱，百姓怨痛，万心若一人。民心国之本也，贤士大夫民之望也。《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言失民心丧股肱也。况顺昌等不由台谏论列，而出于刑臣，尤人心愤懑不平之极者。今东南赤子咸愿百身以赎。明公为天子重臣，何以慰汹汹之众，使无崩解之患。”言讫，诸生皆恸哭。毛（一鹭）公恐，流汗被面，惴惴不敢出一语。（锦衣卫）旗尉文之炳等妄自尊大，不察民情，持械击百姓，且厉声曰：“东厂严旨逮官，迺容鼠辈置喙！”百姓颜佩韦等闻之，还问曰：“尔言东厂逮官，则此旨出魏监耶？”诸旗虎面豹声曰：“速剜若舌，旨出东厂将何如？”（颜）佩韦等不胜愤，振臂大呼曰：“吾辈谓天子诏耳，东厂何得逮官！”首击（文）之炳，百姓从者千计，而覆水不收之势成矣。[353]

姚希孟说：三月十八日，群众听说周顺昌即将上槛车，倾城出动，执香者烟涨蔽天，鸣冤呼声数十里外都能听见。百姓一听“东厂”二字，知道是魏忠贤下令来逮人，更加气愤，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等上前痛打文之炳，一时群情激奋：“忽如山崩潮涌，砉然而登，攀栏折楣，直前奋击，诸缇骑皆抱头窜，或升斗拱，或匿厕中，或以荆芥自蔽。众搜捕之，皆搏颡乞命，终无一免者。有蹴以屐齿，齿入其脑立毙……其逾墙出者，外人复痛捶之”。[354]

这就是“开读之变”，又称“苏州民变”。这次事变对魏忠贤震动很大，让他领略到反对派的力量不可等闲视之，不仅有士大夫，而且有支持士大夫的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非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不可。他立即命令逮捕带头闹事的颜佩韦等人，并且秘密把周顺昌押解到北京。周顺昌关入镇抚司诏狱后，受到许显纯严刑拷打，誓死不屈。许显纯用铜锤打落他的牙齿，喝问：“复能骂魏上公否？”周顺昌把满口献血喷向许显纯，骂得更加厉害，猛然把头撞向石壁，鲜血直流。魏忠贤授意当即处死。天启六年六月十七日夜里，狱卒颜紫把他击毙。镇抚司在报告中轻描淡写地说：“犯人周顺昌病故。”[355]

被逮捕的颜佩韦等人，也难逃魏忠贤的魔掌。

四月初，应天巡抚毛一鹭向朝廷报告苏州民变的消息，当然是黑白颠倒的自我粉饰之词：“本年三月十八日，因犯官周顺昌奉旨下逮。臣等齐赴公所，正开读间，忽士民拥入鼓噪，变起仓卒，势甚危迫。臣等不胜骇异，力为解散……次日，讹言偶语，遍街塞巷，臣等惟有密加防护，严行申饬，自辰至酉，方始解散。”圣旨随即下达：“愚民狂逞，至挤伤旗尉，虽云变起仓卒，抚按等官平日禁约谓何？据奏，犯官既已前来，姑不深究。还着密拿首恶，以正国法，不得累及无辜。其苏（州）常（州）等处私造书院尽行拆毁，刻期回复。”[356]此后巡抚毛一鹭和巡按徐吉再次请示，五月初六日圣旨下达：“这缉获乱民颜佩韦等，分别正法，其漏网巨魁着作速确查具奏。”[357]

天启六年十月，颜佩韦、杨念如、沈扬、周文元、马杰被杀害。“临刑，相顾笑别，延颈以受”。[358]一年后，魏忠贤伏法，苏州百姓在毛一鹭为魏忠贤所建生祠废墟上，为颜佩韦等建造五人之墓，墓道上面的石牌坊刻着“义风千古”四个大字。复社领袖张溥撰写碑文，这就是脍炙人口的《五人墓碑记》。上面写道：“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急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359]

七君子之狱的元凶是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帮凶则是应天巡抚毛一鹭。无名氏《虐政集》写到御史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侍读学士缪昌期，应天巡抚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被缇骑逮治，特别注明：“以李实参之，实则毛一鹭主使之”。[360]无名氏《邪氛集》不仅指责毛一鹭谋害七君子，而且嘲讽他不得好死：“（毛）一鹭在应天，约织监李实，过苏州同谋害正，（李）实随诬奏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李应昇、周宗建、缪昌期，俱被逮问。顺昌素得乡党心，缇骑至激变，为苏人所殴，有死者。（毛）一鹭疏挑珰怒，复杀倡义五人。或曰，（毛）一鹭临死，蝟缩才如小儿，岂阴力诛之乎？（毛）一鹭抚应天，或夜粘对联于军门鼓楼之上，曰：‘拔一毛，一毛不肯；杀一鹭，一路太平’。”[361]

6．周宗建与周起元之死

周宗建，字季侯，苏州吴江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历任武康知县、仁和知县，政绩卓异，晋升为御史。天启元年，上疏为已故官员顾存仁、王世贞、陶望龄、顾宪成请谥，追论万历朝小人，历数钱梦皋、康丕扬、亓诗教、赵兴邦乱政罪。辽东战败，沈阳陷落，他上疏谴责当事大臣，请求破格用人，召还熊廷弼。是年冬，奉圣夫人客氏出宫，一天之后皇帝反悔，要她回宫。周宗建抗疏极谏：“两日之间乍出乍入，人且谓天子成言有同儿戏，法宫禁地仅类民家。无论圣明之举动有乖，亦恐内外防闲甚亵，今既无以信众，后将何以令人？所关圣政，岂复渺小！即皇上今日或谓阶前寸土，不足为意，妇人女子束缚何难。不知此辈无知，一叨恩格，便思逾涯，而后狎暱亡纪，渐成骄恣，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谓皇上溺爱近习，故徇其苟得之情；重割小恩，遂忘其私暱之讟。衅孽渐起，宠竞日繁，皇上于此时而始悔今日之优柔，思始事之不断，虽欲追挽，亦将何及！”[362]次年四月，力陈四事，其中之一专攻魏忠贤：“近日政事，外廷啧啧，咸谓奥窍之中莫可测识，谕旨之下有物凭焉。如魏进忠（即魏忠贤）者目不识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与相亲，一切用人行政堕于其说，东西易向而不自知，邪正颠倒而不觉。况内廷之借端与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离间之渐将起于蝇营，谗抅之衅必生于长舌，其为隐祸，可胜言哉！”[363]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此后一一应验。但是当时的皇帝只当耳旁风，置之不理。魏忠贤当时正与客氏结为对食，一些官员暗中阴附，权势逐渐显赫，见到周宗建奏疏恨之入骨，隐忍不发。邹元标建首善书院，周宗建参与具体建造事宜。邹元标罢官，周宗建请求和他一起罢官，皇帝不允。

当是时，魏忠贤气焰日趋嚣张，周宗建顾虑“内外合谋，其祸将大”，于天启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上疏抨击魏忠贤：

臣闻，见邪不击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故虽一介之士剔肝露胆，死亡之诛有所不避。矧臣位列交戟，身沐圣恩，衣冠之祸，蔓衍将成，狐鼠之奸，凭依难破，而臣犹顾瞻七尺，隐忍不言，俟其布阱既深，毒形尽见，而后起而争之，即杀一身亦何益于事哉！

内臣魏进忠者，固今辇毂之下所为望而震焉者也。处（魏）进忠之威势，可以咳唾而成风云；计（魏）进忠之财力，可以呼吸而驱鬼神；极（魏）进忠之线索，可以使爱者升天、怒者坠渊。而臣义激于中，曾于去岁指名而弹劾之，臣于时已不知死所矣。幸蒙圣恩薄示诘责，未快其愿，闻于文华殿上撤讲之后，（魏）进忠狺狺恨臣，摘臣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识”两语，哓哓诟辨，至怒激之声直达宸听……此事在朝诸臣无不相传，忧臣者谓，臣后必有无端中伤，臣时即欲乞告自全，而以时方多事，遂而中停。然而（魏）进忠之心固无一日忘臣也……（魏）进忠以为中伤臣者舍郭巩无他属……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而（郭）巩乃密受指使，造为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辑诸臣数十余人，汇为一册。复闻于交单数日后，造为匿名文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路旁。于省，则以刘弘化为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阳，及现在诸科臣等，而欲一网尽之。于台，则以方震孺为首，次及于江秉谦，及现在诸台臣等，而欲一网尽之，而臣则其网中之一人也。既欲罗诸臣以快报复之私，而更欲独中臣以快（魏）进忠之私。

臣观先朝汪直、刘瑾其人，虽皆枭獍，然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绝，故不久终败。今乃有（郭）巩者结连胶合，取旨如寄。权珰之报复反借言官以伸，言官之声势反假中涓而重。数月以来，一斥熊德阳、江秉谦，一斥侯震旸，一斥王纪，一斥满朝荐，一去邹元标、冯从吾，一逐文震孟、郑鄤。近且欲扼孙慎行、盛以弘而弃之，摘瓜抱蔓，正人重足。此等机关，举朝之人无不知且痛恨，第各爱惜一死，无有敢明犯其锋者。

臣若尚顾微躯，不为点破，将内有进忠（忠贤）为之指挥，旁有客氏为之操纵，中有刘朝等为之典兵卖威，而下复有（郭）巩等从而蚁附蝇集，内外交通，驱除善类，而天下事尚忍言哉！臣今誓捐此生为皇上明言之，伏乞皇上即将魏进忠立赐锄斥，仍问郭巩何故以言官交结近侍，何故以一人私挠察典，勒令回话，坐以应得罪名。[364]

奏疏呈进后，魏忠贤更加愤怒，率领刘朝等在皇帝面前哭泣，请求自髡出家，以此激怒皇帝。皇帝当即下旨，指责周宗建“乘辩求胜”“无端牵引”，责令周宗建为“内外交通”举证，“从实回将话来”。[365]周宗建无所畏惧，立即遵旨回话，侃侃而谈，一一举证：

——所言交结设陷诸语，臣既揣合之人情，复徵验之事理。计今（魏）进忠方极尊宠指挥如意，而指名纠劾者独臣一人，今（郭）巩既织成数十人为一册，复闻有捏为匿名文书出之一人袖中者，罗列多人。仍欲借以中臣，以快（魏）进忠报复之心。此事情之可信者一也。

——（郭）巩时常在外倡言：（魏）进忠欲劝皇上做几件好事。此语人多闻之。夫（郭）巩以言官何以得闻此说，而乃擅自卖弄，口口进忠不置。此又听闻之可据者一也。

——夫巡视者不能自循职掌，而反恨监督者之精明，复恨持论者之相助。至与内监引眷称兄，相视莫逆，人言啧啧，诸臣皆有揭发抄。此又其事之可据者一也。

皇帝却罔顾事实，强词夺理：“周宗建奉旨回话，自当明白确奏，乃尚牵连揣度，诿于风闻，好生恣意沽直，姑从轻罚俸三个月。”[366]

因此之故，周宗建被魏忠贤、客氏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天启六年二月，以周宗建“赃私”为借口，矫旨将周宗建与缪昌期一并扭解来京，于四月押入镇抚司诏狱。在狱中备受酷刑，铁钉钉身，沸水浇身，皮肉尽烂，六月十八日去世。镇抚司照例上报：“十八日犯官周宗建病故。”[367]

周起元，字仲先，号绵贞，福建澄海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历任浮梁知县、南昌知府，以廉洁贤惠著称。万历四十年晋升为湖广道御史，其时宵小之徒群起而攻东林书院讲学，周起元挺身反驳，大犯时忌。被贬谪为桂平道参议，有政绩，天启三年晋升为太仆寺少卿，不久，以右佥都御史出任应天巡抚，本着一贯风格，多次纠参苏州织造太监李实滥派数额。天启三年闰十月初五日的奏疏中说：“苏松岁徵料银不过四万有奇，额编止有此数。往年织造（太监）孙隆，与近时吕贵，皆未尝过溢于编数之外也。今织监李实谬张虚额，一味诛求，倚信参随，百计冒破……今阖郡士民见本官杜门，惶惶泣留，而通属荐绅将士无不称冤，愿借（李）实仇有司，则拂百姓；拂百姓则百姓必将仇（李）实。念及于此，可不寒心！而况暗于纠劾大权，将置抚按何地？不独下拂舆情，抑且上关国体。”[368]织造太监李实为了掩盖自己的贪赃劣迹，诬陷苏州府同知杨姜贪污，皇帝偏袒李实，指责杨姜“贪肆久著，借端掩罪”，命巡抚周起元“从公参处”。[369]

周起元接旨后，再上一疏，重申前疏所说杨姜无罪，“字字实录，不敢饰说偏护”。他认为：“杨姜一小吏耳，词之遣之何足惜，独惜贤奸从此混淆，纪纲从此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挟私忿中人以不测之祸，甚非清世所宜见耳。”问题出在织造太监李实身上：“惟是织造一事，当泰昌时已尽撤回，李实承领此差，因而再遣。若肯如孙、刘、吕等各监，照依两府料银额编之数，按运解给，不窥别项解京钱粮。又若肯遵照旧规管两府袍段，不搀管十郡岁改，创从前未有之例，贻江南官民之扰，则衔命天使，臣等岂有不愿同心协力，而故生枝节，分枘凿以成水火之形哉！”[370]皇帝依然偏袒李实，降旨：“杨姜这厮抗旨擅减袍服，致误上供，深属不敬。本当差官拿治，念抚臣力请，姑着革职为民，发回原籍当差，永不叙用。其误运袍段，并岁改造段匹料价，该地方掌印官作速措办解监，上紧儹织，补解应用。再有违慢的，定行重治不饶。周起元着安心供职。”[371]

虽然皇帝虽说“周起元着安心供职”，但是得罪了太监，“安心供职”不过是一句空话。天启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他上疏弹劾苏松兵粮道右参政朱童蒙渎职之罪，指出他“受事一年，吴淞、青村、南汇等营，有五月无粮，有六月无粮者，甚至有十月无粮者，几至脱巾。该道逐月报臣循环粮册只属虚文相蒙耳。”而且此人“性近坦率，事多乖方，细人翻云覆雨之奸，易以惑听赤子呼天抢地之苦，绝不关情，一切暧昧浮议有关趣操者，臣不必更行物色胪列，而其轻浮孟浪之概亦可见矣”。[372]显然得罪了阉党，皇帝的圣旨自然不会好听：“周起元曲庇杨姜，屡悖明旨。今又诬劾朱童蒙，显是排挤正人，好生抗违无礼，本当重处，姑着削职回籍。”[373]

天启六年二月，魏忠贤欲杀高攀龙、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昇、周宗建等人，知道李实怀恨周起元，派人取得李实的空印疏本，令亲信李永贞、李朝钦诬告周起元在担任应天巡抚时贪污帑金十余万两，每天与高攀龙辈往来讲学。这年六月，魏忠贤矫旨将其逮入镇抚司诏狱。

周起元得到逮捕的消息，变卖家中的首饰酒器，不满一百两银子。父老乡亲及地方官在四个城门口设柜捐献，助一臂之力。捐献者摩肩接踵，有手持金钱来投的，有不留姓名的，有穷巷老妪脱钗簪质钱来投的，有为人抬轿的佣夫手持脚力钱来投者。终于凑满了锦衣卫缇骑所需费用。全城士绅陆续前来问候称冤，漳州士绅领袖梅岩公老病不能行走，坐了轿子赶来向周起元号哭：“子屡犯政府，为民抗珰，以报国家养士之恩，得死所矣。恨吾老不能从，甘与同刑。”周起元感谢道：“当出疏时，知有今日，无悔也。”毫无戚容出门就逮。其时长子尚未弱冠，仲子、季子还是孩提，依依膝下，周起元抚摸孩子，说道：“汝父不及教育，汝惟依所亲，以期成立。”缇骑赶来时，百姓填塞街衢，嗟叹愤激，欲攻缇骑，周起元长跪请求：“臣子事君，身非己有，雷霆雨露，莫非君恩。乡里爱我，岂可陷我不法耶！”众意始解。就道时，士绅父老妇孺数千人相率追送，悲号之声久久萦绕。[374]

周起元押入诏狱后，魏忠贤指示不必审讯，就按照李实的指控，迫使周起元承认赃银十万两。周家倾家荡产退赔，仍不能挽救一命，天启六年九月死于狱中。[375]

金日升如此记述他的最后日子：“彪恶许显纯高坐谩骂，夹敲一百四十，拶敲一百，棍打八十，公抗辩不屈。自后每五日或三日一比，各棍打三十。九月初四日，（许）显纯再加酷刑，着取病呈。初十日竟死狱中。越三日，旨下，尸出，七窍流血，胸破面溃，手足杖夹伤烂，身无寸缕。见者莫不悲哀洒泪，好义争助之，得扶榇南归。”[376]

临死前，他给儿子寄去最后一封家书，一吐信中的悲愤郁闷：“一家祸至此，我死何足惜，乃天命未终，尚延数月残喘。冀白孤忠，然岂易得哉！汝等亦为忠孝自慰，毋烦过虑。第日费已尽，四顾无亲，一日未死，尚暂支持。恐人非木石，难以久延耳。苦寸心之不白，清而受染，留身后之大累，忠以蒙欺。然我自历宦清白，积些俸钱，今以尽还朝廷，亦复何恨？汝等无分文之积蓄，当知艰苦，居家孝顺，顾诸弟妹，万勿拚弃，汝母要保养，勿以愁伤。追赃之后，庵庙亦可栖身。得汝劝我保摄宽心之说，亦一时相慰。夫我今以待死之身，延难挨之生，熬刑苦肉，亦说不得。毕在旦夕，谁鉴孤忠？我固以速死为幸，实生不如死也。”[377]

七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事情，屡见不鲜，然而晚明的魏忠贤阉党专政，不仅登峰造极，而且十分独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历史上算不上罕见现象，奇怪的是，崇拜的对象不是皇帝，而是一向受人鄙视的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时代的畸形政治，把黑暗时代人性的丑恶面，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奢侈性成，服妖僭制”

魏忠贤这个昔日穷困潦倒的流氓无赖，一旦登上权力巅峰之后，利令智昏，忘乎所以。和他有亲密接触的太监刘若愚如此描述他：“逆贤奢侈性成，服色僭制，出外戴束发冠，端阳悬珍珠牌穗。而内织染局之掌印齐良臣，及南京内守备杨国瑞等，刘文耀、胡良辅、胡滨等，各代为绣造。或亵衣袄裤，而金线蟒龙，或方补戎衣，而苍龙头角，较藩王止欠一爪，比御服仅让柘黄。至于按节令应景制造更从古以来所未有者，而晏然服饰，恬不为异。贤性贪饕善饮啖，尤好噉犬肉。秉笔涂文辅、管事刘忠每自乡间烹来，于乾清宫大殿内以享逆贤，既饱，饫令其名下胡明佐等手夺口噉，须臾立尽，以为笑乐。说者曰殿内有神明，逆贤了不畏忌，其恣肆傲诞如此。”[378]

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位高权重，日常机要事务繁忙，一般不敢出宫远行。天启四年以后，魏忠贤有外廷暗助，羽翼丰满，依仗宫内有客氏，且有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亲信主持工作，经常出宫远行，招摇过市。他的外出排场，完全模仿皇帝巡幸的规格：“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数日广治储侍于停骖之所，赉发赏赐银钱，沿途络绎不绝。小民户设香案，插杨枝花朵，焚香跪接。冠盖车马，缤纷奔赴，若电若雷，尘障天而声动地，有狂奔死者，有挤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马雇赁殆尽，凡达官戏子、蹴踘厨役、打茶牢役、赶马扛抬之人，其数不止数万。每遇逆贤远出，则京中街市寂然空虚，顿异寻常者将数日焉。”那些一心想巴结魏忠贤而无缘一见的外廷官僚和内廷太监，乘此机会拍马奉承，大献殷勤，前呼后拥不亦乐乎：“大约外廷之欲炙逆光，内廷之献谀乞怜者，凡四人轿将数百乘矣。怒马鲜衣束玉而为之前后追趋，左右拥护者又数千百矣。跑马射响箭，鸣镝之声不绝于耳。鼓乐笙管数十余簇，且行且奏。”[379]

这种出行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炫耀权力扩大影响为目的，包括他的朝山进香，也不仅仅是宗教行为。魏忠贤早年微贱时，曾乞怜于涿州山神，每每处于饥寒颠沛境地，必定来到神像下，卜梦祈籖，神灵总是许以后福。不过眼前温饱都成问题，不得不向道士乞食，常遭侮慢。只有一个道童看他可怜，偷偷给他一些食物。魏忠贤铭感在心，显贵以后，思赎前耻，借着皇帝的宠荣，顶着奉旨进香的名义——上保圣躬清泰，下祈四海丰稔。所以他的进香就带有代表皇帝的意味：“得蒙俞旨前三日，谕令地方有司，修葺道途及安架桥梁，洁净城市，整备舆马。若外应之铺设供帐，州县日夜为之忧惕，奔走经营。军民大小任其勤劳，事事周详如上供，人人欣睹为驾幸也。是日侵晨，忠贤陛辞出城，以羽林三千，鲜衣利刃，站立旁道，各戒队伍，旗帜蔽天。中官百人蟒衣玉带，趋随夹马，尽执旃檀，烟云映日，铁骑纷纷围绕其车，冠裳肃肃拥护于道。五彩绚耀，屈曲羽幢垂地；一人游幸，飘摇翠盖笼头。千骑竞指乎神州，万乐齐鸣于警跸。”一派皇帝巡幸的派头，无怪乎人人以为皇帝大驾光临。一路上皇帝派来人员络绎不绝，有的送来御赐的饮食，有的带来公文请求指示，有的是往来问安的，有的是来入幕议事的，有的是来献策的。这些活动岂是“进香”二字可以涵盖，简直是把朝廷搬了个地方。三天以后，皇帝派遣使者接踵而至，馈遗筐篚络绎于途，催促他回京。[380]

有意思的是，当他欢度六十大寿时，当年救济他的那个道童居然不请自来，颇有一点传奇色彩。

魏忠贤生于戊辰年（隆庆二年）正月三十日，显赫以后，每年都要大庆。刘若愚目击生辰的排场：“自元宵节后，送寿礼者做法事，祝延签字者每早乾清宫两丹墀几满。将至正日，绶带挤击挨摩之声铿然，闻有挤伤衣带腿足者。‘千岁千千岁’之声殷訇若雷。”[381]

天启七年正月，魏忠贤在私第庆祝六十大寿，他的“诞迷”达到巅峰，也成为绝唱，因为再过几个月他就命归黄泉了。朱长祚《玉镜新谭》用很大篇幅叙述六十寿诞的细节，排场可比皇帝寿辰，读来兴味盎然：

丁卯（天启七年）春三月，魏忠贤年六十，上赐彩缎四表里，宫花二枝，金玉羊酒甚厚。各藩府遣币差官致贺，天下督抚总镇竞投，密献异宝谀词。廷臣自三公九卿八座兰省柏台戚畹勋卫，称觞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户。金卮玉斝，镌姓雕名；锦屏绣障，称功颂德。珍奇充栋，筐篚盈庭。悬帨于层门，五彩炫目以迷离；奏乐于高堂，八声振耳而喧阗。貂珰蟒玉百人，侍立座旁；绯袍文武千官，罗拜堂下。忠贤俨然南面受贺，总之半躬言谢。沉檀芳馥，香烟舒卷成云；丝竹悠扬，飞声顿激飘尘。舞女长袖，婀娜翩跹；歌童短拍，节奏依违。权阉荫孽广设山肴海错之佳宴，干儿义孙纷上王乔赤松之誉图。穆穆熙熙，擅作一己之威福。

以上写的是六十寿宴非同一般的排场，接下来笔锋一转，写到当年的道童，如今的老道登场，有如武侠小说一般：

忽有一道人幅巾市氅，藤杖尘拂，踵门求见。

阍者叱之曰：“几许元老钜卿竟日伫候，不能接见，笑汝一游食之徒，如何便欲见我千岁爷乎！亟走，免汝责。稍迟，遭乱梃。”

道人曰：“我与魏公贫贱交，今日觌面一言，为寿千秋也。”

阍者不敢报，以爪椎斧钺指其头颅，而詈逐之曰：“汝辄敢狂言无忌，幸今寿日，若他时，当膏此器耳。”

道人以杖叩其鼓，众皆失色大惊而擒之。忠贤陡闻，以为圣人传旨，否则孰敢乃尔。

众拥道人进禀云：“此道求见不容，擅自击鼓，致犯天威。”众皆叩头请死。

道人长揖厉声曰：“与公久别，今日复得相见于此。公今富贵极矣，宁相忘耶？”

忠贤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岂与汝交乎？”叱左右缚付镇抚司严究。

道人曰：“我风鉴一世，阅人多矣，独不识汝盗贼其形，而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义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苍可能欺乎？吾当看汝寸磔，殆狗彘不食汝余也。汝岂能杀我耶？”将身振跃，绑索俱断，两袖拂空，清风骤至。举座咸惊，蓦地不见。盖前者相士修真运气，精炼遁法隐去耳。

忠贤势成嵎虎，略不自悔，意为当此士大夫之前，恐泄夙昔丑行，以辱没生平，而必置之死，以绝其迹也。忠贤是时稍抑其威，而面色亦为之减。众乃竞捧觞解说：“今日上公贵诞，感动神仙临凡称贺，特显其术以骇吾辈凡夫耳。上公自膺永享遐龄，当与上仙并驾也。”忠贤顿为之喜，欢笑满堂。夜午而散，殊不省此相士之始以周济成其富贵，终以提醒令其觉悟也。[382]

2．无上名号：“九千九百岁爷爷”

如果仅仅只有魏忠贤自吹自擂，绝对不可能形成对他的个人崇拜，根源在于皇帝的倡导与推波助澜。皇帝朱由校不断在圣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口口声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皇帝甚至不称他的姓名，而以“厂臣”代替，对“厂臣”的吹捧无以复加，诸如“赖厂臣秘授神略”“赖厂臣赤心忠计”“赖厂臣干国精忠”“赖厂臣一腔忠诚”等等，把他吹得神乎其神，一切听凭“厂臣”摆布，皇帝如同傀儡，魏忠贤成了事实上的皇帝代言人。上行下效，大小官员都不敢直呼其名，歌功颂德唯恐不及。朱长祚说：“凡一切奏章不敢指忠贤姓名，而云‘厂臣’者，稽古迄今，对君之言，未有此体格也。丙寅（天启六年）丁卯（天启七年）间，诏旨批答，必归功厂臣，厂臣居之不疑。外廷奏疏不敢明书忠贤姓名，以尽废‘君前臣答’之礼。”又说：“臣子之章疏，有谁敢一事不誉颂厂臣，而入奏者又谁敢一字不称功厂臣？而举证者甚而骈词对偶，称圣称神，止知有厂臣，不知有皇上；止知尊厂臣，不知尊皇上。”[383]

紫禁城三大殿的修缮工程，与身为东厂总督的魏忠贤毫不相干，奇怪的是，大工完成之后，君臣上下一致归功于魏忠贤。内官监太监上疏称颂魏忠贤“殿工”干得好，引来皇帝圣旨一片赞誉声：“皇极殿工，我皇祖迟延未举者三十余年，诚重之也。爰及朕躬襄兹巨典，是皆厂臣魏忠贤心无二虑，算有定谋。惟断乃成，经始赞维王之卜；用人则裕，提衡致将作之勤。开节有方，财用赢于久诎；劳来不怠，庶民悦以忘劳。遂使户牖可铭，扆紵堪御，俾朕藉手以稍继述，厥功茂矣。其晋秩为上公，仍加恩三等，还赏银一百两，彩缎八表里，羊二只，酒三十瓶，新钞三千贯，赐敕奖励。原封太子太保肃宁侯魏良卿，晋封宁国公，世袭官衔，照旧给与应得诰券，以昭茂赏。其余内外大小官员，着该部优叙具复。”[384]

皇帝的调子如此之高，大臣岂敢落后。吏部尚书周应秋挖空心思地吹捧：“皇穹烈宗，显佑阴隙，笃生元臣魏，盖诚映日，谋画规天。寰宇总入甄陶，而虑切宵旰之端拱；事功尽资冶铸，而计先晝接之趋跄。以治国之法治工，曲木不加梁柱；以课吏之条课艺，秋毫莫肆侵牟。夙夜在公，志气专而山川争献其珍异；综理精密，纪纲肃而工倕竞劝于恪恭。心计运乎无限，省金钱者何啻亿万；指使联于有位，董将作者捷于公输。”[385]协助工部主持三大殿修缮的工科都给事中的称颂，也无所不用其极：“美奂美轮，不啻竹苞而松茂，一何神速至此耶？揆厥所由，皆赖厂臣擘画出之独断，经营运以真心。捐助首倡，兴作海内急公之义；省用式精，鼓舞群工趋附之诚。所以百灵神助，万方子来，举数十年难就之工作，千百万莫措之浩费，而一旦奏功于俄顷，节约于无算。此其勋绩何等较著，即内外诸臣竭蹶从事，各效勤劳，均有不容泯灭者，然其振纲提领，综核料理，又孰非厂臣率作之功哉？”[386]

辽东战事不归“厂臣”指挥，奇怪的是，所有的捷报统统记在魏忠贤的功劳簿上。天启六年，袁崇焕在宁远击退努尔哈赤，而后又击败皇太极，是明朝用兵辽东十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大捷，魏忠贤居然贪天之功为己有，并且嗾使言官排挤袁崇焕，于是乎朝廷上下争颂“厂臣”之功。文秉写道：“丙寅（天启六年）秋，宁远被围急，兵备袁崇焕固守不下，逾月围始解。内外文武大吏咸归功逆贤，佥曰：仰赖厂臣指授方略，克奏肤功，不有殊典，曷酬大勋？吏部周应秋等，翰林杨景辰等，太常寺卿林宗载等，给事中吴弘业等，御史安伸等，南京吏部尚书王在晋等，俱具疏颂逆贤功德，或合辞，或单奏，揄扬铺张，欢呼舞蹈。旨亦应之如响。于是复晋魏良卿为宁国公，魏良栋为东安侯（时良栋止四岁），魏鹏翼为平安伯（时鹏翼止三岁）。大小九卿科道等官各加宫保、尚书、都御史、太常、太仆等衔，荫锦衣（卫）者几千。止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宁远地方。崇焕以赏薄觖望，次年建祠矣，靳赏如故，乃引疾回籍。”[387]在一片赞歌声中，皇帝的声音最为响亮：“近日宁锦危急，实赖厂臣调度有方，以致奇功，说得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重，准引疾求去。”又说：“这锦宁之捷，赖厂臣秘授神略，亟措军需，故获此奇胜。”再说：“魏忠贤报国心丹，吞胡志壮。严正戒备，立三捷之奇功；雪耻除凶，洗十年之积恨。绩奏安攘，烈茂山河，宁晋彝典昭烈，世爵褒封允当。”[388]功劳既然如此之大，自然应该论功行赏，圣旨称：“锦宁之捷，振起积靡，克畅天威，皆赖厂臣魏忠贤一腔忠诚，万全筹算，恩威迭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念殊勋之难酬，宜恩礼之申锡。着加恩三等，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指挥使世袭，给与应得诰命，赏银八十两，彩缎六表里，羊二只，酒三十瓶，新钞三千贯，仍赐敕奖励，以示优异。监臣王体乾、梁栋、李永贞、石元雅、王朝辅、郝隐儒、李实、涂文辅、崔文昇，功参密勿，绩茂储胥，着各加恩二等，荫弟侄一人，与做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给与应得诰命，赏银五十两，彩缎四表里。”[389]

既然连魏忠贤的小兄弟都有嘉奖，岂能少了客氏！皇帝的圣旨别出心裁：“奉圣夫人事朕襁褓清弱之时，劳深调护，及受顾托，益勤兢业，倍加节宣。近朕冲龄嗣服，倚毗周旋，更着劳绩。二十三年始终一心，忠慎不替。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渊懿，真可嘉尚。兹殿工捷音两次叙赉，宜隆报元功，着加恩三等，赏银一百两，彩缎六表里，羊四只，酒六十瓶，新钞五千贯。赐敕奖励外，荫弟男一人与做锦衣卫指挥使世袭，给与应得诰命。”[390]

皇恩浩荡之下，魏忠贤的无上名号节节攀升。从厂臣、元臣到上公、尚公，已经有悖于祖制，当时的官员评论道：“尊忠贤为厂臣，尊忠贤为尚公，而诏布中外，不可解。盖宦官乃朝廷之奴隶，百官乃朝廷之臣子，以奔走于宫闱者，而与引冀于殿陛者，同一称诸可乎？且‘尚’之义更不容窃，盖‘尚’者无以加之谓也，尚公之称明与至尊相侔。历稽前代，惟周之太公望尊为‘尚父’，此千古以来未有之封号。以是而加之忠贤，其义何居？”[391]然而魏忠贤并不满足，意欲逐步升级。他的干儿义子投其所好，给他各种“无上名号”。

崔呈秀称他为“殿爷”。有人揭发：“崔呈秀在陵工，魏忠贤每每差官送饭，密语附耳，不知何事。语既毕每每即云：‘多拜上殿爷。’殿乃殿下之殿，奉阉人于王侯之尊，而且有亲爷之称，而且有崔二哥之唤，望望然不父其父而称其阉，意欲何为哉？”[392]

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称魏忠贤为“祖爷”，蓟州巡抚刘诏称之为“老祖爷”。刘诏诬陷遵化兵备副使耿如杞，送金杯玉器讨好魏忠贤，得到魏忠贤赏钱十千，喜气洋洋告诉家人：“老祖爷甚喜，遵化道（耿如杞）逮矣。”[393]

殿爷、祖爷、老祖爷之类，似乎还不能够满足其权力欲望，于是乎便有“千岁”“九千岁”这样的称颂。耿如杞揭发：密云商人陶文，命人制作魏忠贤巨幅画像，头上有帝王专用的冕旒，悬挂于喜峰口，巡抚、副总兵经过，“俱五拜三叩头，显呼千岁”。[394]阉党分子甚至直呼魏忠贤为九千岁，据贾继春揭发：“询之恶党之私呼魏忠贤也，除崔呈秀直呼为‘亲父’外，其余皆以‘九千岁’呼之者。”[395]

一些无耻之徒高喊“九千岁”私呼意犹未尽，居然高呼“九千九百岁爷爷”。吕毖记载：“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顺指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396]

皇帝称为“万岁”，魏忠贤称为“九千九百岁”，距离“万岁”仅一步之遥，魏忠贤的政治野心暴露无遗。

3．“遍地立祠，设像祝釐”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的高潮，无疑是许多官僚为之建造生祠的滚滚热浪。祠，也称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宗或先贤的场所。为活着的人建造生祠，是那个专制时代畸形政治的产物，是无耻政客为了迎合魏忠贤漫无底止的政治野心，而掀起的个人崇拜运动。为了某种政治目的，也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一向饱读儒家经典的官僚们，早已把伦理道德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做出了一桩桩寡廉鲜耻的咄咄怪事。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出，为魏忠贤建立生祠，用致祝釐。他在奏疏中说：“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鉴此两浙岁遭灾伤，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举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釐革。不但机户翻然更生，凡属兹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无穷。公请建祠，用致祝釐。”他不仅捏造“百年相沿陋习积弊，一旦釐革”的虚假信息，而且捏造子虚乌有的“途歌巷舞”大好形势。这种献媚之举正中魏忠贤下怀，立即得到的圣旨，其实就是魏忠贤的意思，不过用的是皇帝的口气：“据奏，魏忠贤心勤为国，念切恤民，悯两浙连岁遭伤，革百年相沿铺垫。宜从众请，用建生祠。着即该地方营造，以垂不朽，祠名永恩。”[397]

文秉评论道：“此生祠之始，从此效尤成风矣。”[398]此例一开，善于投机钻营的官僚敏锐地觉察到政治风向，争先恐后兴建魏忠贤生祠，一股举国若狂的滚滚热浪席卷华夏大地。

孝陵卫指挥同知李之才奏请，在南京孝陵前建造魏忠贤生祠，得到皇帝批准：“据奏，厂臣魏忠贤恤小民之艰，蠲不给之资，功德被于留都矣。至于捐俸以苏造作，筑垣以固边陬，裁革佥当，肃清弊窦，虽建祠允顺舆情，赐额宜昭盛典，其名祠曰‘仁溥’。着南京守备孝陵掌印二监臣享祀春秋，永虔修祝。”[399]

应天巡抚毛一鹭为魏忠贤建生祠于苏州虎丘。苏杭织造太监李实报请皇帝，按照江西先例，地方官春秋祭享。

蓟辽总督阎鸣泰为魏忠贤建生祠于蓟州，请求皇帝赐予亲笔题写的祠额：“人心之依归，即天心之向顺。恭照厂臣魏忠贤安内攘外，举贤任能，捐金捐俸，恤军恤民，非但学识纲常之际独萃其全，且于兵农礼乐之司共济其盛。治平绩著，覆载量弘，亟请祠名，用志功德。”信口开河地为魏忠贤脸上贴金，皇帝看了非常高兴，立即题写“广恩”二字。文秉一针见血指出阎鸣泰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拥戴”“劝进”：“（阎）鸣泰铺张功德，足示拥戴矣。人心依归，天心向顺，尸祝之疏，几作劝进之笺。像安得不冕旒，礼安得不五拜三叩头也。照曰恭照，心不胜诛矣。”[400]

蓟州生祠建成后，举行隆重的仪式，迎接魏忠贤的“喜容”（宝像），场面煞是热闹。巡抚刘诏行五拜三叩头礼——朝见皇帝的最高礼仪，遵化道兵备副使耿如杞见魏忠贤的“喜容”垂旒执笏，一副帝王相，有所反感，只作长揖而不拜。刘诏立即上疏纠弹，魏忠贤马上派遣锦衣卫缇骑，把耿如杞逮入诏狱。对他打问追赃，送交刑部拟罪，刑部尚书薛贞以为罪当大辟，应当论斩。文秉感叹道：“嗟乎（耿）如杞，以谄媚成风之日，独能挺立不阿，冰霜之操，自足流芳千古。而薛贞以其见逆贤像揖而不拜，遂论大辟，忍心若此，与禽兽又何异焉。”[401]

阎鸣泰一举成名后，再接再厉，越出其管辖的地盘，向皇帝奏请，在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等地建造魏忠贤生祠，请求皇帝题写祠额。皇帝当即照准，密云生祠名“崇德”，昌平生祠名“崇仁”，通州生祠名“章德”，涿州生祠名“弘爱”，河间生祠名“仰德”，保定生祠名“旌功”。

在总督阎鸣泰的影响下，宁远巡抚袁崇焕请求为厂臣建祠于宁远，并请皇帝题写祠额。皇帝御赐祠名“德芳”。

天津巡抚黄运泰请求为厂臣建祠于天津，并请祠额。皇帝有旨：祠名威仁。黄运泰特地到天津城外迎接魏忠贤的“喜容”，场面十分壮观：一行人等五百三叩头，乘马前导，如同迎接皇帝诏仪。待到“喜容”在生祠安放完毕，黄运泰等人列队在丹墀下五百三叩头。然后黄运泰到“喜容”前致辞，口称某年某月某事蒙九千岁（魏忠贤）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某月蒙九千岁提拔，叩头谢。致辞完毕，退回队列，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都汗下浃踵，黄运泰却得意洋洋。

大同巡抚王点跟风建造生祠，祠成上梁之日，王点为了避免跪拜，托病不出，当即被魏忠贤斥逐，起用张翼明。新任大同巡抚张翼明到任后，无可献媚，请求为魏忠贤建立牌坊。时人以为黔驴技穷，“愈奇而愈下矣”！皇帝却十分乐意批准：“宣镇赤城共请坊额，以示华夏，着与做一代宗功。”[402]

山西巡抚曹尔桢疏请为厂臣在五台山建生祠，皇帝赐予祠额“报功”。

登莱巡抚李嵩奏请为厂臣建生祠，皇帝当即批准建造两所：“准于府城、水城各建生祠，以慰远人感德之诚。宁海县祠名‘景仁’，蓬莱关祠名‘留敬’。”[403]

延绥巡抚朱童蒙疏请为厂臣建祠，有旨：祠名“祝恩”。

督理三山工部郎中何宗圣疏请为厂臣建祠于房山，有旨：祠名“显德”。

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请为厂臣建祠于上林苑，有旨：祠名“广仁”。上林苑监丞张永祚疏请为厂臣建祠建坊于上林苑，有旨：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册府”；嘉蔬署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芳”；林衡署祠名“永爱”，坊名“一代元勋”。

督理卢沟桥事务工部郎中曾国祯疏请为厂臣建祠于卢沟桥，有旨：祠名“隆仁”。

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等疏请为厂臣建祠于京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疏请为厂臣建祠于宣武门内，并请御制碑文。“兴工之日，设毡满地，无一官肯拜肯揖，独一（府）尹八拜跪伏，意气扬扬自得，不半月升右都御史，仍管府事矣。当日（府）尹乃宣布：不揖者死，缩头后至者罪。在京大小臣工痛心疾首”。[404]

提学御史李蕃疏请为厂臣建祠于京城永安门，有旨嘉允。文秉评论道：“时李蕃在逆贤名下，与李鲁生、周昌晋称为三杰。（李）蕃提挈大纲，发纵指示而已。（周）昌晋论人，语多暗刺，不甚指斥姓名。（李）鲁生则胸饶鳞甲，笔森戈戟，遭者无不立碎。时为之语曰‘一周二李，其权无比’。后（周）昌晋持斧出，易以刘徽，改语曰‘二李一刘，其权莫俦’。横行一时如此。”[405]

更有甚者，不知从哪里冒出个无聊文人——国子监生陆万龄，献媚唯恐落后，居然想皇帝提出，让魏忠贤从祀孔庙，以魏忠贤配祀孔子，以魏忠贤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国子监西侧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他的奏疏，把魏忠贤杀戮忠臣义士，比拟为孔子诛少正卯，把魏忠贤炮制《三朝要典》，比拟为孔子笔削《春秋》，振振有词地说，魏忠贤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真正是一篇奇文：“臣闻纵横之世，杨墨充塞，圣道榛芜。子舆氏起而辟之，廓如也。故万世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庙貌比隆尼山。我明历圣相继，圣道昭明。不意显皇帝中年，东林始盛，自立旗帜，欲钓高名，忍捏浮词，污蔑君父，诬先帝为不得令终，陷陛下为不能善始。罪恶滔天，圣学坠地。此孔笔之所必诛，孟舌之所不赦也。恭遇中岳毓灵，尼山吐气，笃生圣辅。督厂魏忠贤提不世之贞心，佐一朝之乾断，披丹开导，首劝銮舆视学，竭力匡勷，立补累朝缺典。而且清军实以壮国威，蠲逋税以甦民困。宸居递建，而九赋无增；藩邸同封，而四方不扰。其最有功于世道人心，为圣门攸赖者，芟除奸党，保全善类。自元凶就系，而天下翕然称明。此即厂臣之诛少正卯也。自《要典》昭垂，而天下翕然称明，此即厂臣之笔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为魍魉纠结之区，今日何由开朗？孔孟之门，昔为邪慝冒借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厂臣驱蔓延之邪党，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厂臣之教，佩服厂臣之训，念帝都为起化之地，国学为首善之区，伏愿于（国子）监西敕建厂臣生祠。后楹即祀宁国先公，与启圣先圣之祀，同举并行。更愿皇上制碑文一道，勒石显扬。”通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却得到皇帝首肯：“自东林邪人聚徒簧鼓，淆乱国是，抅衅宫闱，朕甚恨之。赖厂臣独持正议，匡挽颓风，一事门户之奸，若镜照胆；两朝仁孝之徽，如日中天。功在世道，甚非渺小。至于安内攘外，剔蠹除奸，免税蠲逋，扶良抑暴，衿弁之徒，得以帖席缓带，家诵户弦，皆厂臣恩德所被。太学诸生请于国学建祠祝釐，具见彝好，即着鸠工举行。”[406]

一个遵奉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的读书人，竟然要在国子监建造魏忠贤生祠，要让文盲魏忠贤配祀孔子，简直是斯文扫地，辱没先师。居然还博得皇帝喝彩叫好，命他们赶紧动工。

如此这般，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建造魏忠贤生祠的政治运动，有人策划，有人造势，有人献房，搞得昏天黑地。清初学者朱彝尊对此颇为感慨：“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抚桐城潘汝桢择地于关壮缪、岳忠武双庙之间，祠成闻于朝，赐额‘普德’。由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清苑阎鸣泰巡抚顺天，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于所部建魏珰祠七所。天津则巡抚永成黄运泰，长芦则御史合肥龚萃肃，蓟州则巡抚杞县刘诏，保定则巡抚代州张凤翼，房山则部曹何宗圣，卢沟桥则工部主事临川曾国桢，宣府则巡抚蒙阴秦士文，南直隶苏州则巡抚遂安毛一鹭、巡按蕲州王珙，扬州则巡盐御史藁城许其孝、巡按莆田宋桢汉，淮安则总督漕运户部尚书潍县郭尚友，徽州则知府祁县颉鹏，应天则指挥李之才，山东济宁则总督河道工部尚书南乐李从心，德州则巡抚颍州李精白，登州则巡抚荣河李嵩，山西大同则巡抚魏县王点，代州五台山则总督阆中张朴、巡抚兴州曹尔桢、巡按临邑刘宏光，河东则巡盐御史缙云李灿然，河南开封则巡抚大名郭增光、巡按余姚鲍奇谟、参政海宁宁周锵、祥符知县泰兴季寓庸，陕西延绥则巡抚莱芜朱童蒙，固原则巡抚武定史永安，湖广武昌则巡抚慈溪姚宗文、巡按东莞温皋谟。”[407]

短短一年多时间内，究竟建造了多少生祠？有人说四十处，其实不止，韩大成、杨欣的统计是七十多处。[408]看来远不止此数，据当时人钱嘉徵说“天下之请建祠百余所”[409]。清初学者朱彝尊说，蓟辽总督阎鸣泰一人，“于所部建魏珰祠七所”；京城内外建造的生祠多得数不胜数：“至都城内外建祠尤多，勋臣则保定侯梁世勋、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诚铭，词臣则庶吉士大兴李若琳，台臣则日照李蕃、庐陵黄宪卿、寿张王大年、旌德汪若极、平定张枢、河间智铤，府尹则阳城李春茂。余若主事张化愚，上林（苑）监丞张永祚，争先营建。六街九衢祠宇相望，有建于内城东街者，工部郎余姚叶宪祖私曰：‘此天子幸辟雍驰道也，驾出，土偶岂能起立乎？’侦者以告忠贤，即日削其籍。”[410]不久，魏忠贤畏罪自杀，清查阉党逆案，生祠全部被百姓捣毁，建造生祠者都要列入逆案，究竟建造了多少生祠，恐怕谁也说不清了。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数量多少无关紧要，有兴趣的是，被这批无耻之徒顶礼膜拜的魏忠贤“喜容”是什么模样？它是泥塑木雕的人偶，大小和真人相仿，一副帝王相，垂旒执笏，头戴冠冕。朱彝尊描述：“祠以闳丽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雕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肠腑则以金玉珠宝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时花朵。”[411]把一个活人作为偶像供奉起来，竟是这般模样。“喜容”的边上悬挂着镏金楹联：

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

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412]

硬要把一个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如同日月乾坤一般。其他生祠楹联大同小异，比如：

至神至圣中乾坤而立极，

多福多寿同日月以常明[413]。

特地乾坤成两朝，

大慈大孝佐九重。

功既高于鼎彝，

报宜列于俎豆[414]。

对魏忠贤的个人崇拜趋于疯狂，近乎丧失理智。正如朱长祚所说：“窃观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贡谀献媚、忍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尊崇之，称其功如周、召，颂其德如禹、汤，以致遍地立祠，设像而祝釐焉。呜呼，当此岁祲民匮之日，一祠之费奚啻数万金哉！飞甍连云，巍然独峙于胜境；金碧耀日，俨如无上之王宫。各题其额则曰‘崇德懋勋，普惠报功’；两翼其坊则曰：‘三朝捧日，一柱擎天’。嗟嗟从事，何其谬欤！怙威胁众，伤财劳民，竭人间之脂，起海内之怨，可胜道哉？若蒙面屈膝者，竞叨不次之擢，如强项掉臂者，即加不测之祸，是以人心惶惑，而希旨成风。清平世界自此大坏，甚可危也。”[415]

如果皇帝朱由校不是在天启七年八月死去，那么魏忠贤个人崇拜将会发展到何种地步，是难以预料的。一个目不识丁的流氓无赖，居然被君臣联手哄抬为众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张岱感叹：“魏珰祠遍天下，不特官竭帑藏，民竭赋徭，即朝廷所赐祠额重至沓出，韵山字海亦搜括尽矣。乃不移时，而峣榭云楶鞠为茂草，请祠之疏与建祠之官彰彰具在，不可复泯，则是以彼须臾争我千古也。呜呼，祠哉，人哉？”[416]这种畸形的政治现象确实是值得深思的，正如当时的工部主事陆澄源所说：“祝釐遍于海内，奔走狂于城中，誉之以皋夔，尊之以周孔，且皋夔周公当时亦未尝有是赞美。惟汉代王莽称功颂德者至四十八万七千余人，忠贤既贤，必不屑与之合辙，而无奈身为士大夫者，首上建祠之疏，以至市蠹儒枭在在效尤，士习渐降渐卑，莫此为甚。”[417]

阉党专政，倒行逆施，镇压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触目惊心，从根本上摧毁了士大夫精英阶层对朝廷的期望，举国上下陷于难以言说的绝望之中，离心离德。大明王朝濒临灭亡的边缘。

历史学家孟森回顾这段历史，感慨系之：“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戮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418]

说得何等好啊！言简意赅，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1]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第293页。

[2]　朱东润《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5页。

[3]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天启三年十月壬辰。

[4]　朱国祯《朱文肃公集》第八册《自述行略》。按：朱国祯文集不分卷，编为八册。

[5]　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二下《天启朝记事》。抱阳生《甲申朝事记略》初编卷十《进御秘闻》。

[6]　张岱《石匮书》二百十四《宦者列传下·魏忠贤》。

[7]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此书有《丛书集成》排印本，分为二十四卷。本人引用的是《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七十一册，影印清钞《明季野史汇编》本（《酌中志》二十三卷，《酌中志余》十卷）。

[8]　秦元方《熹庙拾遗杂咏》。按：高永寿是皇帝宠信的太监，据秦元方说：“御前牌子高永寿，年未弱冠，丹唇秀目，姣好如处女，宫中呼为高小姐。宴会之际，高或不与，举座为之不欢”。天启五年端午，陪皇帝游湖，船翻淹死（亦见《熹庙拾遗杂咏》）。

[9]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二下《天启朝记事》。

[10]　张岱《石匮书》卷十五，熹宗本纪，论曰。

[11]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者传·魏忠贤》。

[12]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一《原始》。

[13]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

[14]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者传·魏忠贤》。

[15]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16]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17]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1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

[19]　万斯同《明史》卷四百六《宦者传·魏忠贤》。

[20]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21]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22]　刘若愚《酌中志》卷九《正监蒙难》。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一《进用》。

[23]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五《逆贤胁从纪略》。

[24]　刘若愚《酌中志》卷九《正监蒙难》。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一《权任》。

[25]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26]　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明季稗史初编》卷十四。

[27]　宋起凤《稗说》，《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28]　抱阳生《甲申朝事记略》初编卷十《禁御秘闻》。

[2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七，天启元年六月己卯。

[3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七，天启元年九月初一日。

[31]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七，天启元年七月庚辰。

[32]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九，天启元年十月癸未。

[33]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九，天启元年十月癸未。

[34]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九，天启元年十月癸未。

[3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九，天启元年十月癸未。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

[3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九，天启元年十月癸未。

[37]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九，天启元年十月癸未。

[38]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九，天启元年十月癸未、十一月甲申。

[39]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浊乱朝政》。

[40]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一《进用》。

[41]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42]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刘氏曰：“夫以乳媪俨然住宫，自视为圣主八母之一，亦僭妄殊宠极矣。”

[43]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客氏出宫》。抱阳生《甲申朝事记略》初编卷十《禁御秘闻》。

[44]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45]　刘若愚《酌中志》卷八《两朝椒难》。

[46]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三《本章经手次第》。

[47]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48]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49]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50]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传·魏忠贤》。

[51]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传》；卷三百六《阉党传》。

[52]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九十六《逆党列传·卷末总评》。

[53]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九十六《逆党列传总论》。

[54]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九十六《逆党列传》。张氏在逆党另传中写道：“李三才，官至漕运总督右副都御史，已经削籍，厥罪戍。爰书曰：‘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代奏宜罪。”显然错误，把李之才误作李三才。在孝陵卫前建造魏忠贤生祠的是李之才，而非李三才。

[55]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五《逆贤胁从纪略》。

[56]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五《宦官传·李永贞》。

[57]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五《逆贤胁从纪略》。

[58]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五《逆贤胁从纪略》。

[59]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东厂》。

[60]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一《纳奸》。

[61]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首善书院》。

[62]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首善书院记》。

[63]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天启二年九月庚子。

[64]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五，天启二年八月壬子。

[65]　谈迁《国榷》卷八十五，天启二年九月丁酉。

[66]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首善书院》。

[67]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五，天启二年九月癸丑。

[68]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首善书院》。

[6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五，天启二年九月癸丑。

[70]　叶向高《留邹都御史疏》，《续纶扉奏草》卷六。

[71]　叶向高《留邹都御史疏》，《续纶扉奏草》卷六。

[72]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首善书院·叶向高又请休致疏》。

[73]　叶向高《乞休第十四疏》，《续纶扉奏草》卷六。

[74]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六，天启二年十月甲寅。

[75]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首善书院·高忠宪攀龙论学揭》。

[76]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一《文文肃传》。

[77]　钱谦益《赠文文起宫相六十序》，《牧斋初学集》卷三十六。

[78]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一《文文肃传》。

[7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六，天启二年十月甲寅。

[80]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五十一《文震孟传》。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一《文文肃传》。谈迁《国榷》卷八十五，谈迁二年十月庚辰。

[81]　郑振先《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万历疏钞》卷十八《发奸类》。

[82]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六，天启二年十月甲寅。谈迁《国榷》卷八十五，天启二年十月辛卯。

[83]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十六，天启二年十月甲寅。

[84]　叶向高《救文修撰郑庶常疏》，《续纶扉奏草》卷七。

[85]　叶向高《救文修撰郑庶常疏》，《续纶扉奏草》卷七。

[86]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逆贤乱政纪略》。

[87]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八《沈传》。

[88]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十八《沈传》。

[89]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六《阉党传》。

[90]　赵南星《申明宪职疏》，《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九。

[91]　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九，三月十三日奉圣旨。

[92]　谈迁《国榷》卷八十五，天启三年三月己酉。

[93]　谈迁《国榷》卷八十五，天启三年八月丁丑。

[94]　谈迁《国榷》卷八十五，天启三年八月丙戌。

[95]　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五十二，天启四年正月。

[96]　谈迁《国榷》卷八十六，天启四年三月辛酉。

[97]　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五十四，天启四年四月。

[98]　魏大中《藏密斋集》卷一，自谱，天启四年甲子五十岁条。

[99]　谈迁《国榷》卷八十六，天启四年四月乙巳。

[100]　左光斗《科臣挟逞私心倒翻国是疏》，《左忠毅公集》卷二。

[101]　魏大中《斥倾危之臣以护善类疏》，《藏密斋集》卷八。

[102]　谈迁《国榷》卷八十六，天启四年四月丁未。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五十四，天启四年四月。

[103]　陈建、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卷五十四，天启四年五月庚午。

[104]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首，郑鄤序。

[105]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杨忠烈公年谱，壬戌（天启二年）五十一岁。

[106]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杨忠烈公年谱，癸亥（天启三年）五十二岁。

[107]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杨忠烈公年谱，甲子（天启四年）五十三岁。

[108]　杨涟《止内批屡降疏》，《杨忠烈公文集》卷二。

[109]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杨忠烈公年谱，甲子（天启四年）六月。

[110]　杨涟《劾魏忠贤疏》，《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杨忠烈公文集》卷二。

[111]　杨涟《劾魏忠贤疏》，《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杨忠烈公文集》卷二。

[112]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杨忠烈公年谱，癸亥（天启三年）五十二岁、甲子（天启四年）五十三岁。

[113]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首，郑鄤序。

[114]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熹庙偶以小恙》。

[11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二，天启四年六月辛未。谈迁《国榷》卷八十六，天启四年六月甲申。

[116]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

[117]　叶向高《回奏魏太监本揭》，《续纶扉奏草》卷十三。

[118]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二，天启四年六月辛未。

[119]　叶向高《乞休第五十九疏》，《续纶扉奏草》卷十三。

[12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二，天启四年六月辛未。

[121]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五《魏忠节传》。

[122]　魏大中《合词请纳宪臣之忠以除逆珰疏》，《藏密斋集》卷一《奏疏七》。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魏大中》。

[123]　魏大中《合词请纳宪臣之忠以除逆珰疏》，《藏密斋集》卷一《奏疏七》。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魏大中》。

[124]　叶向高《回奏拟魏给事本揭》，《续纶扉奏草》卷十三。

[125]　叶向高《回奏拟魏给事本揭》，《续纶扉奏草》卷十三。

[126]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杨忠烈公年谱，甲子（天启四年）。

[127]　魏大中《与杨大洪》，《藏密斋集》卷二十一《书牍八》。

[128]　钱士升《与廓园》，《赐馀堂集》卷六《尺牍》。

[12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二，天启四年辛未。

[13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二，天启四年辛未。

[131]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叶向高传》。

[132]　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一，天启四年七月。

[13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福清叶向高》。

[134]　叶向高《论魏太监事情疏》，《续纶扉奏草》卷十四。

[135]　《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三，天启四年六月癸巳。

[136]　叶向高《论魏太监事情疏》，《续纶扉奏草》卷十四。

[137]　叶向高《论魏太监事情疏》，《续纶扉奏草》卷十四。

[138]　谈迁《国榷》卷八十六，天启四年六月癸未。

[139]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一《外廷线索纪略》。

[140]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141]　缪昌期《自叙》，《从野堂存稿》卷八《杂著》。

[142]　叶向高《乞休第六十二疏》，《续纶扉奏草》卷十四。

[143]　叶向高《乞休第六十七疏》，《续纶扉奏草》卷十四。

[144]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八十六《叶向高传》。

[145]　左光斗《叶台山相公》，《左忠毅公集》卷四《尺牍》。

[146]　左光斗《寄叶台山相公》，《左忠毅公集》卷三《诗·七言律》。

[147]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二，天启四年六月辛未。

[148]　左光斗《哭万元白工部》，《左忠毅公集》卷三《诗·七言古》。

[14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三，天启四年七月。

[15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三，天启四年七月。

[151]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三，天启四年七月。

[152]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三，天启四年八月。

[15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四年冬十月颁朔。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三，天启四年十月。

[154]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15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三，天启四年十月。

[156]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157]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逆贤乱政纪略》。

[158]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一《外廷线索纪略》。

[15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三，天启四年十月。

[16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三，天启四年十月。

[161]　《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七，天启四年十月辛丑。

[162]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四，天启四年十一月。

[16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164]　谈迁《国榷》卷八十七，天启五年正月乙亥。

[165]　谈迁《国榷》卷八十七，天启五年正月丁亥。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一，天启四年十二月。

[16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五，天启五年正月，左副都御史乔应甲在道陈言。

[167]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五《万忠贞传》：“疏入，上震怒，命杖一百。首辅叶向高揭救，不听。是时，杨忠烈二十四罪疏上，中外相知，和章满公车，忠贤欲借曹郎示威，命群竖从公邸拉至午门，白掊横击，血乱神飞，未受杖已奄奄尽矣。”

[168]　吴应箕《启祯两朝剥复录》卷二，天启五年四月。

[169]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年谱，甲子（天启四年）。

[170]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年谱，乙丑（天启五年）。

[171]　邹漪《杨忠烈公传》，《启祯野乘》一集卷五。

[172]　赵吉士《杨忠烈公传》，《杨忠烈公文集》卷末。

[173]　佚名《虐政集》，天启五年三月。《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年谱，乙丑三月十九日。

[174]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末，补遗，年谱，乙丑（天启五年）。

[175]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五《赠荫·杨涟》。

[176]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五《赠荫·杨涟》。

[177]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五《赠荫·杨涟》。

[178]　吴应箕《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楼山堂集》卷十八。

[179]　吴应箕《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楼山堂集》卷十八。

[180]　徐肇台《甲乙记政录》，天启五年七月初七日。

[181]　杨涟《狱中寄母书》，《杨忠烈公文集》卷三。

[182]　杨涟《狱中寄子书》，《杨忠烈公文集》卷三。

[183]　徐肇台《甲乙记政录》，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184]　杨涟《绝笔书于狱神之前》，《杨忠烈公文集》卷二。

[185]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一《附记·诏狱惨言》。

[186]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三《狱中血书》。

[187]　吴应箕《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忠烈杨涟传》，《楼山堂集》卷十八。

[188]　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三，卷末，补遗，年谱，戊申（万历三十六年）、癸丑（万历四十一年）。

[189]　瞿式耜《特表忠清疏》，《瞿忠宣公集》卷一《掖垣疏草》。

[190]　吴应箕《赠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传》，《楼山堂集》卷十八。

[191]　黄道周《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赠太子少保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谥忠毅左公神道碑》，《左忠毅公文集》卷五。

[192]　邹维琏《明故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特赠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忠毅左公行状》，《左忠毅公文集》卷五。

[193]　邹维琏《明故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特赠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忠毅左公行状》，《左忠毅公文集》卷五。

[194]　倪元璐《左佥都御史特赠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忠毅左公行状》，《左忠毅公集》卷五。

[195]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五十一《左光斗传》。

[196]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首，陈子龙序。

[197]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二，附录，左光先跋。

[198]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二，附录，左国材跋言。

[199]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三《诗·五言律·遭珰逐道中感怀（其二）》。

[200]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三《诗·七言律·杨大洪归里感示惠元孺给谏二首（其一）》。

[201]　董其昌《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特赠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忠毅左公传》，《左忠毅公集》卷五。

[202]　左光斗《求度誓辞》，《左忠毅公集》卷四《杂著》。

[203]　方中履《左忠毅公奏议序》，《左忠毅公集》卷首。

[204]　孙承宗《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增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浮丘左公墓志铭》，《高阳集》卷十七。

[205]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三《诗·五言律·别双亲赴诏狱》。

[206]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三《诗·五言古·别同乡赴诏狱》。

[207]　孙承宗《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赠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浮丘左公墓志铭》，《高阳集》卷十七。

[208]　方苞《纪事·左忠毅公逸事》，《望溪先生文集》卷九。

[209]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三《诗·七言古·狱中同杨大洪、魏廓园、顾尘客、周衡台、袁熙宇夜话》。

[210]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五十一《左光斗传》。

[211]　董其昌《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特赠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谥忠毅左公传》，《左忠毅公集》卷五。

[212]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五《赠荫·左光斗》。

[213]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五《赠荫·左光斗》。

[214]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五《赠荫·左光斗》。

[215]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五《赠荫·左光斗》。

[216]　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四《营建志·祠墓》。

[217]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五十一《魏大中传》。瞿式耜《特表忠清疏》，《瞿忠宣公集》卷一《掖垣疏草》。

[218]　魏大中《藏密斋集》卷一《自谱》。

[219]　魏大中《藏密斋集》卷一《自谱》。

[220]　瞿式耜《特表忠清疏》，《瞿忠宣公集》卷一《掖垣疏草》。

[221]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五十一《魏大中传》。

[222]　陈龙正《祭魏忠节公》，《几亭全书》卷五十八《文录》。

[223]　魏大中《藏密斋集》卷首，瞿式耜序。

[224]　魏大中《请斥倾危之臣以护善类疏》，《藏密斋集》卷八《奏疏七》。

[225]　魏大中《请斥倾危之臣以护善类疏》，《藏密斋集》卷八《奏疏七》。

[226]　魏大中《乞恩认罪疏》，《藏密斋集》卷八《奏疏七》。

[227]　魏大中《乞恩认罪疏》，《藏密斋集》卷八《奏疏七》。

[228]　万斯同《明史》卷三百五十一《魏大中传》。

[229]　魏大中《合词请纳宪臣之忠以除逆珰疏》，《藏密斋集》卷八《奏疏七》。

[230]　魏大中《藏密斋集》卷十《诗·出都留别诸君子》。

[231]　魏大中《藏密斋集》卷十《诗·乙丑夏五（月）二十日宿奉圣禅院用辛酉旧题韵》。

[232]　魏大中《藏密斋集》卷一《自谱》。

[233]　瞿式耜《特表忠清疏》，《瞿忠宣公集》卷一《掖垣疏草》。

[234]　魏大中《藏密斋集》卷一《自谱》。

[235]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魏大中》。

[236]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魏大中》。

[237]　陈龙正《祭魏忠节公》，《几亭全书》卷五十八《文录》。

[238]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一《附记·诏狱惨言》。

[239]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讼冤》。

[240]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一《附记·诏狱惨言》。

[241]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一《附记·诏狱惨言》。

[242]　黄煜《碧血录》，附录《天人合征纪实》。

[243]　吴应箕《熹朝忠节死臣传·赠太仆寺卿河南道御史袁公传》，《东林始末》，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据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复印。

[244]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袁化中》。

[245]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袁化中》。

[246]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周朝瑞》。

[247]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周朝瑞》。

[248]　吴应箕《熹朝忠节死臣传·赠太仆寺卿礼科周公传》。

[249]　钱谦益《陕西按察司副使赠太仆寺卿顾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墓志铭一》。

[250]　钱谦益《陕西按察司副使赠太仆寺卿顾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墓志铭一》。

[251]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顾大章》。

[252]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顾大章》。

[253]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顾大章》。

[254]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二·顾大章》。钱谦益《陕西按察司副使赠太仆寺卿顾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墓志铭一》。

[25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七，天启五年九月丙寅。

[25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七，天启五年九月。

[257]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五，天启五年正月。

[258]　徐肇台《甲乙记政录》，天启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25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六，天启五年四月。

[26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六，天启五年四月。

[261]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六，天启五年四月。

[262]　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三上，天启朝纪事。

[263]　吴应箕《要典三案》，《楼山堂集》卷七《国朝纪事本末论·东林本末》。

[264]　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三上《天启朝纪事》。

[265]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二天启五年四月。

[26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六，天启五年四月。

[267]　谈迁《国榷》卷八十七，天启五年五月己未。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六，天启五年五月。

[268]　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卷首《圣谕》。

[269]　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卷首《御制三朝要典序》。

[270]　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卷末《三朝要典后序》。

[271]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三，天启六年正月。

[272]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二，天启五年四月。

[273]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二，天启五年七月。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七，天启五年七月。

[274]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二，天启五年八月。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七，天启五年八月。

[275]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一《佐工》《佐饩》《佐产》《佐修》。

[276]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二，天启五年八月。

[277]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二，天启五年八月。

[278]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二，天启五年七月。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七，天启五年八月。

[279]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280]　吴应箕《两朝剥复录》卷二，天启五年八月。

[281]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六《阉党传·王绍徽》。

[282]　王绍徽《东林点将录》。

[28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点将录》。刘若愚《酌中志余》卷二《东林点将录》。

[284]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首善书院。

[285]　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同朋舍，1996年，第382页。

[286]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287]　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六《阉党传·卢承钦》。

[288]　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一《轶事一》。

[289]　刘若愚《酌中志余》卷五《东林籍贯》。

[290]　刘若愚《酌中志余》卷四《东林同志录》。

[291]　刘若愚《酌中志余》卷六《盗柄东林夥》。《四库全书总目·盗柄东林夥一卷提要》说：“杨涟、左光斗诸人名下已注毙狱字，则此书成于天启末年也。”

[292]　刘若愚《酌中志余》卷十，天启宫词百首并引。此段文字为“听罢封章纸片除”宫词的引言。

[293]　黄宗羲《辩野史》，《南雷文定》前集卷十一。

[294]　黄尊素《灾异陈十失劾魏忠贤客氏疏》，《黄忠端公文集》卷一。杨坤、缪敬持《东林同难列传·黄尊素传》。

[295]　黄尊素《谨题为舆情不可不孚圣断不可不早疏》，《黄忠端公文集》卷一。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八《赠荫四·黄尊素》。

[296]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八《赠荫四·黄尊素》。

[297]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天启六年四月。

[298]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天启四年六月。

[299]　黄遵素《正命诗·闰六月朔》，《黄忠端公文集》卷五《诗略》。

[300]　钱谦益《山东道监察御史赠太仆寺卿黄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

[301]　钱谦益《山东道监察御史赠太仆寺卿黄公墓志铭》，《牧斋初学集》卷五十。

[302]　高攀龙《遗疏》，《高子遗书》卷七。

[303]　朱国祯《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党景逸高公墓志铭》，《朱文肃公文集》第二册。

[304]　朱国祯《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景逸高公墓志铭》，《朱文肃公文集》第二册。

[305]　叶茂才《高景逸先生行状》，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七《列传一》。

[306]　钱谦益《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公神道碑铭》，《牧斋初学集》卷六十二《神道碑铭一》。

[307]　朱国祯《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景逸高公墓志铭》，《朱文肃公文集》第二册。

[308]　高攀龙《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高子遗书》卷七。

[309]　朱国祯《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景逸高公墓志铭》，《朱文肃公文集》第二册。

[310]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一《外廷线索纪略》。

[311]　叶茂才《高景逸先生行状》，雍正《东林书院志》卷七《列传一》。

[312]　高攀龙《临终与华凤超》，《高子遗书》卷八下。

[313]　钱谦益《资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公神道碑铭》，《牧斋初学集》卷六十二《神道碑铭一》。

[314]　李应昇《抚时直发狂愚触事略商补救以备圣明采择疏》，《落落斋遗集》卷一《奏疏上》。

[315]　李应昇《敬陈保身之要以明修身之实疏》，《落落斋遗集》卷一《奏疏上》。

[316]　钱谦益《福建道监察御史赠通议大夫太仆寺卿谥忠毅李公墓志铭》，《牧斋有学集》卷二十九。

[317]　吴伟业《福建道御史忠毅李公神道碑铭》，《梅村家藏稿》卷四十一《文集十九·神道碑铭一》。

[318]　李应昇《罪当巧于护身明主不宜分过谨直发其欺君之罪以祈圣断疏》，《落落斋遗集》卷二《奏疏下》。

[319]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八《赠荫四·李应昇》。

[320]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八《赠荫四·李应昇》。

[321]　李应昇《官西台寄父亲（七）》，《落落斋遗集》卷九《家书》。

[322]　李应昇《官西台寄父亲（十）》，《落落斋遗集》卷九《家书》。

[323]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二十九，天启六年二月。

[324]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八《赠荫四·李应昇》。

[325]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八《赠荫四·李应昇》。

[326]　李应昇《付逊儿、付逊之》，《落落斋遗集》卷九《家书》。黄煜《碧血录·付逊之儿手笔》。

[327]　李应昇《狱中寄父亲》，《落落斋遗集》卷九《家书》。

[328]　李应昇《临终寄父亲》，《落落斋遗集》卷九《家书》。

[329]　吴伟业《福建道御史忠毅李公神道碑铭》，《梅村家藏稿》卷四十一。

[330]　李应昇《落落斋遗集》卷末，附录。

[331]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八《赠荫四·李应昇》。

[332]　缪昌期《自叙》，《从野堂存稿》卷八《杂著》。

[333]　钱谦益《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缪公行状》，《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八《行状二》。

[334]　缪昌期《自叙》，《从野堂存稿》卷八《杂著》。钱谦益《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缪公行状》，《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八《行状二》。

[335]　缪昌期《答徐若谷》，《从野堂存稿》卷六《尺牍》。

[336]　钱谦益《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缪公行状》，《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八《行状二》。

[337]　钱谦益《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缪公行状》，《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八《行状二》。

[338]　缪昌期《自叙》，《从野堂存稿》卷八《杂著》。

[339]　缪昌期《自叙》，《从野堂存稿》卷八《杂著》。

[340]　缪昌期《寄杨大洪》，《从野堂存稿》卷六《尺牍》。

[341]　缪昌期《答门生陶圣洋》，《从野堂存稿》卷六《尺牍》。

[342]　缪昌期《与高景逸》，《从野堂存稿》卷六《尺牍》。

[343]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七《赠荫三·缪昌期》。

[344]　缪昌期《自叙》，《从野堂存稿》卷八《杂著》。

[345]　缪昌期《与钱牧斋》，《从野堂存稿》卷六《尺牍》。

[346]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七《赠荫三·缪昌期》。

[347]　钱谦益《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检讨赠通议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缪公行状》，《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八《行状二》。

[348]　杨坤、缪敬持《东林同难列传·周顺昌传》。

[349]　杨坤、缪敬持《东林同难列传·周顺昌传》。

[35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天启六年四月。沈国元自注：“此纪为吾友王贞明手述。盖贞明与吾师刘渐于为周公（顺昌）莫逆，虽当患难，不废周旋，故所睹记最为详确。”

[351]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天启六年四月。

[352]　姚希孟《开读本末》，《周忠介公烬余集》卷四。

[353]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天启六年四月。

[354]　姚希孟《开读本末》，《周忠介公烬余集》卷四。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一《逮行始末》。

[355]　徐肇台《续丙记政录》，天启六年六月二十日。

[35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天启六年四月。

[357]　徐肇台《续丙记政录》（不分卷），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

[358]　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卷四《五人传》。

[359]　张溥《五人墓碑记》，《古文存稿》卷三。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二《附记·五人碑记》。

[360]　无名氏《虐政集》，天启六年二月。

[361]　无名氏《邪氛集》，天启六年二月，以毛一鹭巡抚应天等处。

[362]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七《赠荫三·周宗建》。

[363]　杨坤、缪敬持《东林同难列传·周宗建传》。

[364]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七《赠荫三·周宗建》。

[365]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七《赠荫三·周宗建》。

[366]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七《赠荫三·周宗建》。

[367]　徐肇台《续丙记政录》，天启六年二月十八日、六月二十三日。

[368]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九《赠荫五·周起元》。

[369]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九《赠荫五·周起元》。

[370]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九《赠荫五·周起元》。

[371]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九《赠荫五·周起元》。

[372]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九《赠荫五·周起元》。

[373]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九《赠荫五·周起元》。

[374]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九《赠荫五·周起元》。

[375]　杨坤、缪敬持《东林同难列传·周起元传》。

[376]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九《赠荫五·周起元》。

[377]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九《赠荫五·周起元》。

[378]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逆贤乱政纪略》。

[379]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380]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六《进香》。

[381]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纪略》。

[382]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六《诞迷》。

[383]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六《诞迷》。

[384]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三《称颂·无上名号》。

[385]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二，天启六年十月。

[386]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三《称颂·大工鸿绪》。

[387]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丙寅秋。

[388]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三《称颂·宁锦三捷》。

[389]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五，天启七年七月。

[390]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五，天启七年八月，圣谕。

[391]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三《称颂·无上名号》。

[392]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三《称颂·无上名号》。

[393]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三《称颂·无上名号》。

[394]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三《称颂·无上名号》。

[395]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三《称颂·无上名号》。

[396]　吕毖《明朝小史》卷十六，天启记，九千九百岁。

[397]　徐肇台《续丙记政录》，天启六年闰六月初二日。

[398]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399]　所以《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二，天启六年十月。

[400]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401]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402]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403]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404]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七《建祠·刘梦潮疏》。

[405]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406]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407]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徐茂晖》。

[408]　韩大成、杨欣《魏忠贤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3—274页。又见该书附录“各地生祠表”（第322—325页）。

[409]　外史氏《圣朝新政要略》卷一，天启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410]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徐茂晖》。

[411]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徐茂晖》。

[412]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徐茂晖》。

[413]　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三下《天启朝记事》。吕毖《明朝小史》卷十六《天启记·祠宇对联》。

[414]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三《附记篇·祠联》。

[415]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七《建祠》。

[416]　张岱《石匮书》卷一百九十六《逆党列传·建祠》。

[417]　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七《建祠》。

[418]　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83页。

《重写晚明史》后记

写完了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的最后几行字，以孔尚任《桃花扇》的“哀江南”收尾，凄婉悲凉，令人哀叹。本书的第五卷题名为“王朝的末路”，本身就带有悲剧意味，从各个方面描述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把它与第一卷《晚明大变局》联系起来看，发人深省，令人浮想联翩。我写《重写晚明史》的旨趣，或许就在于此。于是有必要向读者诸君交代《重写晚明史》的由来。

2003年，我向读书界贡献了《晚明史（1573—164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受到普遍的欢迎，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该书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我决定再下几年苦功夫，广泛涉猎史料，重新构思，把原先的两卷本扩大为五卷本。

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在年届八十之时，完成了这项工作。通观全书，无论内容和形式，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程度的拓展、更新。之所以把书名定为《重写晚明史》，是相对于先前的《晚明史》而言的。如果写成《晚明史（修订版）》或《增订晚明史》，都有点名不副实，因为改动实在太大太多，篇幅也增加了一倍，已经越出了“修订”“增订”的范围，只有“重写”二字才比较恰当。

这就是五卷本《重写晚明史》的由来。

《重写晚明史》的第一卷，亦即2015年推出的《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出版）。此书一经面世，就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先是2015年入选上海书展“最有影响力的十本新书”，继而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15年度好书，随后好评接踵而来，纷纷入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外书摘》、新浪网、社科网、中国出版集团等2015年度好书，并被中华书局评为2015年度“双十佳”图书（人文社科类），如此等等。这样的荣誉，这样的反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激励我精益求精地完成后面几卷的撰写。

现在各位看到的此书全貌是：

第一卷《导论：晚明大变局》；

第二卷《新政与盛世》；

第三卷《朝廷与党争》；

第四卷《内忧与外患》；

第五卷《王朝的末路》。

《晚明大变局》出版后，新闻记者的采访，网络人士的提问，我应邀就此书所做的演讲，对一些问题有详细的回应。从各方面的反映看来，大家对于晚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表示认同，以为言之有理有据。也有的书评家认为，应该补充书写晚明文学领域的大变局，有点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我非常欣赏他的意见，也曾经想有所涉猎；遗憾的是，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心有余而力不足，文学大变局这一章只能留白。

读者诸君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这样的大好局面的明朝，为什么很快覆亡，戛然而止？问得很好，值得细细品味。

随着海禁体制的突破，中国被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业绩。正如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所说：“‘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三万吨，日本生产的白银八千吨，其中通过贸易渠道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七千吨至一万吨，约占全世界白银资本（货币）总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这样的业绩，即使用今日的眼光来衡量，也是无与伦比的，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

支撑这一辉煌业绩的无与匹敌的制造业中心，在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晚明时期的江南市镇，出现了富有朝气的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江南优质生丝、丝织品，以及质优价廉的棉布，通过外国商船运销到世界各地。这种对外贸易的优势，一直持续到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任何国家都难以取而代之。正如全汉昇所说：“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显然有过一页光辉灿烂的历史。”按照弗兰克的说法，1500年至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

因此，人们势必会问：经济成就如此傲视世界的大明王朝，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夹击下，如同摧枯拉朽般地走向覆亡。孔尚任有感于明朝的覆亡，在《桃花扇》的篇末感叹道：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

秦淮水榭花开早，

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确实是一个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

本书的后四卷，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不知读者诸君是否满意？

如果有读者认为二百多万字过于庞杂，一定要把它简单地归纳为几句话：仅仅有经济的繁荣，没有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能力，那么培育繁荣之花的王朝就会走向末路。

此话言之有理，对此我没有异议。

本书以宏大叙事的形式，回答上述问题。宏大叙事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手段，希望把已经消失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地再现。要复原历史本来面貌，谈何容易！必须从大量史料中搜寻各种细节（包括对话与情节），把历史鲜活而生动地呈现出来，使得历史的书写具有相当大的可读性，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这是我追求的目标。历史著作屡遭读者诟病，一言以蔽之——孤芳自赏，枯燥乏味。我始终引以为戒，努力做到生动流畅，雅俗共赏。

最近，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颇有轰动效应的著作——《历史学宣言》。两位美国历史学家书写的这本书，为了唤起人们的注意，模仿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笔法。比如《共产党宣言》第一句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历史学宣言》的第一句写道：“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写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历史学宣言》最后一句写道：“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

联合起来干什么呢？共同反对历史研究中的碎片化与短视化倾向。该书的作者指出，由于研究者愈来愈专业化，视角日趋狭隘，热衷于碎片化的研究，对于长时段的宏大叙事，不屑一顾。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大声疾呼，获得各国历史学家的共鸣与喝彩。对于他们的敏锐洞察力，我表示敬佩和赞叹。在我看来，宏大叙事与碎片化研究，都有存在的理由。但是，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能用碎片化取代宏大叙事。

令我感触至深的是，我们真的“和国际接轨”了，连历史学界的弊端也和外国一样了。年轻的学者们醉心于研究碎片化问题，乐此不疲。由于过于琐屑冷僻，无法在学术平台上引起争鸣，逐渐流于自说自话。其结果，正如《历史学宣言》所说，历史研究愈来愈脱离人民、脱离社会。我想补充一句，历史研究如果日益脱离人民、脱离社会，那么它距离危机也就不远了。警惕碎片化与短视化的倾向，已经刻不容缓。

我想用《重写晚明史》，向宏大叙事的历史研究致敬！

谢谢各界人士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樊树志　2018年6月　校阅清样后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