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常识圆桌派：中国常识全集（套装共10册）

作者：吴晗，林徽因，郑振铎，吕思勉，沈从文，胡适，曹伯韩，陈师曾，潘伯鹰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胡适、沈从文、林徽因、吴晗等大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使中国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我们出版了这套常识系列丛书。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貌外，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通用简体字。

三、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那”“哪”，“么”“吗”等。

四、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琅邪”改“琅琊”，“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等。

五、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统一用今日常用译法。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我国历史时期这么长，历史文献这么多，要人人都学点历史、有点历史常识，真是像前人所说，一部二十四史，从何下手呢？何况历史文献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用当时通行的古文编写的，今天的绝大多数青年还不能熟练掌握、运用古文，这个关过不了，要学，又从何学起呢？

当然，这些年，我们也编出了几套篇幅不等的通史，但是，一般地说，字数都比较多，而且对象都是在学的各级学校的学生，对广大青年来说，还是不大适合的。

广大青年都有强烈的学习历史的要求，但是缺乏可读的书，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我们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编了这部《中国历史常识》，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强烈的要求，帮助广大青年学习中国历史知识，并且从中受到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是形式活泼。针对读者对象，为读者设想，这部书不

自序

能像历史教科书那样写法，要不，已经有了那么多套教科书了，何必重复？也不能写成历史故事，故事必然会有虚构、夸张成分，而这部书的目的是给读者以必需的历史常识，这个区别是必须弄清楚的。当然，更不能写成历史论文，因为只有少数人才能读懂。经过研究，采用类目形式，而且要求简短精练，每个类目一般只有一千多字，具体说明一两个问题。每个类目都有独立性，各个类目之间又有连贯性。读者随便抽出一点时间，就可以阅读一两个类目，从而获得知识。既可以随时看，也可以随时放下。把读过的东西连贯起来，则又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

第二是取材广泛。由于形式比较活泼，不拘泥于一定格式，在一般教科书中所不可能接触到的题材，在这部书里就有了用武之地了。除了比较系统地和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概况以外，本书还写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进步，也写了某些重要的文化生活和历史人物；既阐明了历史上的光明面，也叙述了历史上的黑暗面。此外，如卧薪尝胆、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班门弄斧、约法三章、破釜沉舟、四面楚歌、扁鹊再世、三顾茅庐、闻鸡起舞、风声鹤唳等成语，都通过具体史实，给以详尽的说明，这种叙述比一般辞书要详细一些，丰富一些，也更生动一些，使读者不但便于记忆，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获得启发。

第三是文字通俗。为了使读者都能够读懂这部书，所有作者都在写作中力求通俗，尽量避免用生僻的字和词句，写法也力求流畅、明白易晓。有些专名如人名、地名、官名等，其中有些较生僻的字难以避免的，也用汉语拼音注音、用汉字注释，使读者省去翻查字典的麻烦。在讲述中还穿插了一些有关的故事情节，力求做到生动活泼，容易阅读。

此外，由于内容涉及方面多，篇幅也不免较多。本书第一到第五编是古代史部分：其中，第一编是先秦，第二编是秦汉到南北朝，第三编是隋到宋，第四编是元、明、清，第五编是古代史专题知识部分。近代史部分则是第六至第八编。

最后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这部书的编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是历史学界和其他有关方面广泛支持的成果。就单位来说，参加写作的有二十多个；就写作成员来说，一共有八十多人担任分题撰写。从最初商定选题到最后定稿，经过反复修改、审订，都是通过广泛的协作进行的。参加的人有青年人、中年人，也有老一辈的长者，充分体现了青老协作互助的团队精神，同时也发挥了学术工作者独立钻研的积极性。其中，参加制订选题计划、讨论编写要求的有（以姓氏笔画为序，下同）：丁名楠、白寿彝、何兹全、郑天挺、胡厚宣、谢承仁、戴逸等同志，其他大多数作者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参加审改稿件的，第一编有何兹全、胡厚宣同志；第二编有何兹全同志；第三编有邓广铭、汪篯、陈乐素同志；第四编有郑天挺、翁独健同志；第五编有何兹全同志；审阅近代史的是戴逸同志。此外，谢承仁同志担负的任务最为繁重，他参加了古代史全部书稿的编辑工作，逐篇逐段地协同进行了审阅、修改和统一加工的工作。在此，我们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附带声明两点。第一，这部书是通俗读物，为了避免在读者中引起对事物认识的混乱，所论述的只限于学术界已经论定的、有了一致意见的。至于学术界尚在争论、说法不一的问题，则尽量不涉及。有些必须涉及的问题，如春秋、战国的起迄年代，则把各家说法同时提出。第二，在编写中，我们主观上的要求是立论正确，要富有教育意义，但是因为时间匆促和水平的限制，在这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可能还是会有若干错误。同样，在文字表达方面，虽然力求通俗，但是也没有完全做到，离生动活泼、浅显明白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我们热忱要求读者和各方面专家，随时提出批评，以便在再版时更正，使之不断提高，成为比较可读、易读的通俗读物。

吴 晗

第一编

中国猿人

从人形体上讲，儿子总是像父亲的，不过又不完全像父亲；父亲总是像祖父的，不过又不完全像祖父。照此往上推，我们的远祖，以至人类的祖先，一定有些地方是和我们现代人相像的，也一定有很多地方是和我们现代人不相同的。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192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周口店龙骨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古代脊椎动物化石，其中有一种牙齿和下牙床化石，既像人的，也像猿的，到底是什么动物的呢？这不禁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注意。后来经过研究才知道，原来这是一种“猿人”的化石。“猿人”是界于人和古猿之间的一种原始人类。考古学家们把在周口店发现的这种猿人称作“中国猿人北京种”，或者简称为“中国猿人”，俗名叫作“北京人”。192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同一地区再次发掘，发现了一块比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和一些牙齿、下颚骨、躯干骨化石，另外还有许多猿人制造和使用过的石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掘，新的发现也很多。这样，就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北京人”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北京人”生活的年代，离我们现在大约有五十万年（也有人推定为四十万年）。现在让我们看看，“北京人”和我们今天的人，在外貌上究竟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相像。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猿人”的上肢骨和现代人的极其相似，下肢骨虽然也具备了现代人的某些特征，可是还保留了明显的原始性质。至于其头部保存的原始性质，则更为显著，像低平的前额，隆起的眉脊骨，高高的颧骨，上下齿喙向前突出，没有下颏（kē），脑壳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髓的重量只有现代人的80%，等等。但是，从肢骨发达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中国猿人”已经能够直立行走；同时，根据发现的石器还可以肯定，它们能够制造工具。直立行走，这是从猿转变到人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能制造工具，这是人和一般动物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使人从普通动物中区分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是劳动。猿人进化到脱离动物的范畴，进入人类的领域，首先就是从双手得到解放，成为劳动的器官，能够劳动、创造工具这一点开始的。“北京人”的上肢骨和现代人的上肢骨极为相像，就是劳动的结果；下肢骨的进化比上肢骨落后，头部的进化相对比较缓慢，这正是说明下肢和脑部的发展是随着手足的分工而进化的。

四五十万年前，我国华北的气候要比今天温暖得多，那时周口店附近，林深草密、莽莽榛榛，到处是各种飞禽野兽出没的场所，也是“北京人”生活的地方。在这片原始的土地上，谁是真正的主人呢？毫无疑问，是“北京人”。

“北京人”成群地居住在龙骨山边的洞穴里，过着比野兽稍强的、极其简单的原始人群的生活。他们从离自己住处不远的河滩上，拣来各种大小不同的鹅卵石，打砸成各式各样的砍斫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用它们来作为围捕野兽、采集植物果实和根茎的工具，或者作为防御猛兽袭击的武器。这种工具，只是经过初步加工，还相当粗糙，科学家们把它们叫作“旧石器”。所谓“旧石器”，是和以后人类进步了的石器——“新石器”比较，相对而言的。“北京人”不但能制造石器，而且还能利用吃剩下的兽骨，制成各种使用的骨器。考古学家们在他们居住过的洞穴里，还发现有用火烧过的石块、骨骼，还有木炭和深浅不同的灰烬堆积。由这些可以断定，“北京人”已经能够使用火，知道了用火烧熟食物，并且具备了一定的管制火的能力。火的使用，在人类生活上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由于用火，肉类可以熟食，这样便大大缩短了胃肠的消化过程，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由于用火，人类便增加了防御猛兽和征服自然的能力。

（桂琼英）

有巢氏 燧人氏 伏羲氏 神农氏

这几个传说中的远古“帝王”，是古代人们根据对原始社会情景的推测而提出的一些假想人物。原始社会的情景没有文字记载。

相传“有巢氏”“构木为巢”。所谓“构木为巢”，是指原始人用树枝架着像鸟巢般的住所，在树上居住。早在五六十万年前，人类最早的祖先——“猿人”，刚从树上降落到地面来生活，初步学会直立行走，他们拿着自己制造的粗糙石器，在那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和鸟兽逼人的原野上，用集体的力量猎取虎、羊、熊、鹿等野兽，掘取、采集植物的根茎和果实，来维持自己简朴、艰苦的生活。最初，他们还保持着在树上居住的习惯——“构木为巢”；后来，由于地面的活动日益成为经常性的，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们又渐渐学会了利用野兽的洞穴，或者亲自在山岩边挖掘洞穴来作为防御野兽侵袭的藏身处所。北京西南周口店的“中国猿人”遗址，就是一个洞穴住址。

相传“燧（suì）人氏”“钻木取火”。原始人不知道熟食，猎取到野兽后就连毛带血地生吃。经过长期观察，他们才慢慢发觉由于雷电或火山喷发所引起的森林大火不但可以取暖，而且可以吓跑野兽；同时还发觉被火烤焦的兽肉，吃起来比生肉更香、更有味，也更容易消化。于是，他们逐渐地学会了如何保存天然火种不让它熄灭，用火来烧熟食物、驱逐寒冷、围猎猛兽。由于有了火，过去许多不能生吃的东西可以熟食了，可食之物的范围扩大了；由于熟食，“猿人”的躯体有了新的发展，脑量有了增加，因而在形体上逐渐进化到了“古人阶段”——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后又不知经历了多少年，通过长期的实践观察、观察实践，原始人发现进行燧石加工或久钻一块坚硬的木头时，往往由生热而迸出火光，根据这个道理，他们慢慢地学会了“钻木取火”。从此，用火便得到了保障。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曾发现用火的痕迹，这说明远在四五十万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类，就已经知道熟食了。

相传“伏羲氏”（又称“庖牺氏”）教人结网捕兽、捕鱼，“养牺牲以供庖厨”，又说他“教民嫁娶”。这个传说所反映的时间，大致在人类社会进入“中石器时代”以后。这时，石器的制作比以前进步，石器的种类比以前增多，因而猎获野兽的效率也比以前提高了。特别是像弓箭、矛、鱼叉等一类狩猎工具出现后，连空中的飞鸟、水中的游鱼，也都成了猎取的对象。猎获物多了，一时吃不完，饲养起来让它们繁殖，要吃时再宰掉，以后如果再遇到刮风下雨的日子无法出外围猎，或者围猎一无所获时，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闹饥荒了。牧畜的发明，使人类的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慢慢地由原始群居阶段进入了有组织的氏族社会阶段。氏族社会一开始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社会，妇女在生产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时候，在婚姻方式上，已经摆脱了同族间“乱婚”的现象，而采取了氏族与氏族间兄弟姊妹对偶婚姻的形式，出现了“嫁娶”。由于氏族社会是以母系为中心，因此这时出嫁的不是女子，而是男子。

相传“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药，设立集市，又说他制造耒（lěi）、耜（sì）等农具，教人们种植五谷。这个传说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通过长期的劳动，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辨认和培植可食植物的经验；石器的制作又比以前更进了一步。石刀、石镰和木制耒、耜等农具的出现，说明农业已经开始。当然，这时候的农业还是极为原始的，人们只知道在砍倒烧光的林地上播种谷物，等待收获，还不知道施肥和进行田间管理。这种农业，后世称之为“锄耕农业”。这时饲养牲畜有了进一步发展，畜牧业与农业需要分别进行，因而开始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由于社会的分工，促进了原始交换的萌芽；开始时，这种交换当然还只是偶然的，不过到后来便成为经常性的了。我国典型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所发掘的器物，正好展示了古史传说中“神农氏”时代这一发展着的“锄耕农业”经济的某些社会图景。

（王贵民）

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

考古学根据人类制造工具和武器所用的原料，将人类文化的进化过程，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多个阶段。“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就是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两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

“仰韶文化”是由于它最早发现在河南省渑（miǎn）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距现在大约有四五千年。它的分布地区很广，在河南西部、北部以及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发现的遗址，就不下一千处。遗址中发现的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由于这些陶器以表面是红色而又带有彩色花纹的为最多，而这种彩陶又具有很明显的特征，所以“仰韶文化”又称作“彩陶文化”。

根据对“仰韶文化”遗址和大量遗物的研究，我们知道当时的经济是以原始的“锄耕农业”为主，主要的农作物是粟；农具有石斧、石铲、石刀和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磨棒等。这时的畜牧和渔猎虽然已渐成为一种副业，但是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家畜方面，已有猪、狗的饲养。手工业方面，制石、制骨、制陶、纺织、缝纫已很普遍。人们这时已经过着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因为在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方形或圆形的小屋子连接成的“村落”模样（在这种“村落”当中往往还有一所大房子，大概是这个氏族成员活动的公共场所）。另外，从对当时的墓葬和日用品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当时妇女在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远远高于男子，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仰韶文化”正处于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龙山文化”是比“仰韶文化”更晚、更进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距现在大约有三四千年。它的得名，是由于它的遗址最早被发现在山东济南附近龙山镇的缘故。“龙山文化”的陶器，具有表面漆黑光亮、陶壁薄而坚硬等特点，考古学家把这种文化叫作“黑陶文化”。“黑陶文化”的分布地区也很广，大体是在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辽东半岛和浙江杭州附近。

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除了石斧、石刀之外，还有半月形的石刀、石镰、蚌镰和木耒等农具。这一时期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狗之外，又出现了马、牛、羊、鸡。手工业制造品也更精致美观。根据对“龙山文化”遗址和遗物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是以发达的“锄耕农业”为主，狩猎和捕鱼只是一种副业。手工业开始占重要地位。男子在生产中，已起主要作用，氏族中贫富的差别，愈来愈明显。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龙山文化”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

（王占山）

黄帝 炎帝 蚩尤

黄帝、炎帝和蚩尤是我国远古时代的三个部族首领。

以黄帝为首的部族，最早生活在我国的西北方，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后来迁移到涿鹿地方（今河北涿鹿、怀来一带），才开始知道驯养家畜，种植植物。黄帝姓姬，号轩辕氏，也称有熊氏。

炎帝姓姜，是另外一个部族的首领。炎帝族最早也是生活在我国西北方的一个游牧部族，他们迁徙的路线是由西部向中部推进。他们向中部推进时，和最先进入中原地区的九黎族发生了冲突。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九黎族胜利了，炎帝族被迫逃亡到了涿鹿地方。后来，炎帝族联合黄帝族共同对抗九黎族，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大械斗。在这场械斗中，九黎族的首领蚩尤被杀。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涿鹿之战”。九黎族和炎、黄两族的斗争持续了很久，后来九黎族因敌不过炎、黄两族的联合势力，一部分被迫退到南方，一部分仍然留在北方，还有一些则渗入炎、黄族内，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自此以后，中原地区——主要是黄河中游两岸的地方，便成了炎、黄两族的活动场所。

炎族、黄族在共同击败九黎族后不久，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大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省怀来县）接连发生三次恶斗。最后，炎帝被打败了。这就是古书上所说的“阪泉之战”。但是，此后炎、黄两族逐渐进一步结合，并且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

“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说明了定居中原地区的远古居民，是由黄帝族、炎帝族和部分九黎族组成的。他们互相融合的过程，当然绝不会这样简单，融合的途径必然是多方面的，后世之所以只提这两次冲突，那是因为年深月久，古书中只给我们留下这样两个重大突出事件的痕迹。炎、黄两族和部分九黎族结成一体定居中原后，与东方的夷族以及部分南方的黎族和苗族，在经济、文化上互相影响，关系日益密切。他们共同开发了黄河中下游的两岸，使这个地区成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

传说，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夏、商、周三代的祖先，都是黄帝的后裔。这些生活在中原一带的古老居民，春秋时自称“诸夏”或“华夏”，有时也单称“华”或“夏”，以区别于居住在长江、粤江（珠江）等流域的其他各族。华夏族就是汉族的前身，所以后世汉族人把黄帝奉为始祖，自称“炎黄世胄（后代）”“黄帝子孙”。

中原地区因是华族文化的发祥地，古时人们认为中原居四方之中，故又把这个地区称为“中华”。后来，由于华族和其他各族不断地融合，华族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地，“中华”二字便成了代表整个中国的名称。这就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里“中华”这个词的来源。

（梁群）

尧 舜 禹

公元前两千多年时，是我国原始社会彻底瓦解、奴隶社会完全确立的时代，也就是“禅让”制度被“传子”制度代替（部落联盟大首领推选制被王位世袭制所代替）的时代。

传说中的尧、舜“禅让”，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有名的一次推选部落联盟大首领。在这以后，“禅让”制度就被从夏禹开始的“传子”制度所取代。

在远古时代，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曾经存在过以黄帝族为主体的黄、炎、黎三族的部落联盟。这一部落联盟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原始社会的末期。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在三族首领中推选。大首领有权祭天、各处视察、处罚有罪的首领、率众攻击敌对的部落。三族联盟的大首领——尧，年岁渐大的时候，要寻找继承人，炎帝族的“四岳”（管理四方事务的官名）推举舜为继位人。舜受到了各种严格的考验，协助尧工作了二十八年。尧死后，舜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部落成员表示欢迎舜的领导，有纠纷的双方都愿意找舜做仲裁人而不愿意去找丹朱，歌手们也不愿歌颂丹朱而愿歌颂舜，于是舜最后才接替了尧的职位。后来当舜的年岁渐大的时候，部落成员推举禹出来兼管政务。十七年后，舜死，人们都不拥戴舜的儿子商均，却愿拥戴禹为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及至禹死，情况便和过去有了不同。禹的儿子启直接继承禹位，并称王号，建立了夏朝。这时候，与启同姓的部落有扈氏不承认启的统治者地位，起兵反对他，说他破坏了“禅让”制度。启打败有扈氏，罚他做畜牧奴隶。经过这场斗争后，“禅让”制就被废除，“王位世袭”制便开始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相传古代洪水泛滥，尧命鲧（gǔn）治理洪水，鲧治水失败，尧便改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禹在外治水八年，为公忘私，三次经过自家门口都没有进去。后来禹治水收到了良好效果，建立起了变水患为水利的排灌系统——沟洫制度，大大有益于农业的发展，因之禹便为后世所歌颂并被夸大为战胜洪水的神人。同时相传禹的时代，用铜来做兵器和生产工具。根据这些传说，可以想见禹在位时，生产力一定有了迅速的增长。

另外，根据记载，禹时曾同苗族进行过战争，获得大胜，苗族被迫退回南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战争中的俘虏不再像过去那样随便被杀掉，而是被当作奴隶来从事生产，生产出的产品绝大部分归奴隶占有者所有。

（应永深）

夏 商 周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它大概建立在公元前21世纪，或者稍前一些，共经历了十七个王，十四代，四百多年。

夏代最后的一个王——桀，是一个有名的暴君。夏桀无视民力，把自己比作太阳，以为可以长久统治下去，可是人民却指着太阳咒骂他，说：“你几时灭亡，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桀的统治已到了矛盾重重、难以维持的地步。

商原来是夏朝东部的一个侯国，逐渐向西发展，到达河南商丘。商侯国的君主成汤，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利用夏朝内部的矛盾，灭掉夏在东方的韦、顾两个属国，然后乘势攻夏。桀到鸣条（今河南陈留西北）迎战，士兵败散，不敢回都城，逃到南巢（今安徽巢湖市），后来就死在那里。夏朝灭亡，商朝建立，奴隶制得到进一步发展。

商代（商王盘庚以后因为迁都于殷地又称殷，或称殷商，本名仍称为商）从成汤到纣王共经历了十七代，三十一个王，六百多年。

商代奴隶主贵族，为对被压迫阶级进行暴力统治，除拥有军队、监狱和一套官僚机构外，还迷信鬼神并利用它来作为巩固其统治的工具。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奴隶，经常成批地逃亡或不断地暴动。这种斗争，严重地动摇了商朝的政权。

商代从祖甲以后，几乎所有的君主都很荒暴。最后的一个国君——纣王，虽然在历史上对我国东南最初的开发有一定贡献，但是他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荒淫好色，喜欢饮酒作乐、打猎游玩，使耕地荒废成为狩猎场。为了满足自己的腐化生活，他不顾一切加重人民负担。他对东南的人方和孟方（族名）长期进行掠夺战争，尽管最后取得了胜利，可是却耗费了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长期的战争，引起了平民和奴隶的强烈反抗，社会动荡不安。另外，他又引诱他人的奴隶且不任用自己的族人，使得商和其他小国之间以及本国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矛盾重重。

周本是商朝西部的一个侯国，经过太王、季历、文王三代的苦心经营，国力已经很强大。文王时候，殷商北面和西面几个主要的属国都被周灭掉，周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为灭商准备了良好条件。文王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武王，率领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勇敢的冲锋兵三千人，大举伐纣。同他一起出征的还有许多友邦和南方的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pú）八个小国。纣率领十七万（一说七十万）大兵迎战。在商的朝歌（今河南汤阴南，在那里有纣的离宫别馆）附近牧野（今河南卫辉一带）地方，两军相遇，纣兵阵前起义，倒戈向纣。纣王战败自杀，商被灭，周朝建立，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三个重要的朝代。

（双声）

殷墟 甲骨文

“殷墟”是指现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五里小屯村北面洹（huán）河两岸以及附近一些地方。这里是三千多年前，商代后半期从商王盘庚迁都以后直到纣王灭亡二百七十三年间的国都所在地。商代灭亡后，这里就成为废墟，后来人们就称它为“殷墟”。

“甲骨”是指乌龟的背甲和腹甲、牛的肩胛骨和肋骨。商王和贵族奴隶主是最迷信鬼神的，不论有什么疑难的事都要用甲或骨来占卜，占卜后就在上面刻写下占卜情况的文字。这种文字就是当时通用的文字，也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种文字——研究这种文字的学者称它为“甲骨文”。甲骨文是1899年（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在殷墟开始发现的。

根据殷墟的发掘和甲骨文的发现，再结合古书中有关商代历史的记载一并研究，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商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奴隶制文明大国，共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当中又以盘庚迁殷（小屯村）为分界，分为前后两期。这时的社会经济，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使用的农具大部分为木、石、蚌类制成，同时也开始使用青铜制成的工具；种植的农作物有黍、麦、稷、稻、粟等。畜牧业也很发达，猪、马、牛、羊、鸡、狗已成为驯养的家畜，并且还能够驯养大象。捕鱼、打猎的技术也有了进步，用镞、用弹丸、用网打渔，用车攻、火焚、箭射、陷阱等方法捕捉野兽。

青铜的冶炼、铸造，陶、石、玉器的制作等手工业已脱离农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有了规模较大的作坊进行生产。尤其是青铜器，种类非常多，有日常生活用器，祭祀用的祭器，生产工具和兵器，器物形制很精巧，花纹清晰美观，达到了我国古代青铜工艺品制造的高峰。有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祭器），重一千四百市斤，就是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我国和世界上发现的最古、最大的青铜器之一。

我国古代早期城市的规模在商代后期也比较完整。具有民族形式特色的宫殿建筑遗址，在殷墟也发现了。

商王和贵族奴隶主是商代的统治阶级。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有维护奴隶主政权的军队组织。他们过着剥削广大奴隶的寄生生活，吃的是酒肉，穿的是华丽的衣服，住的是宫殿和漂亮的房屋，整天歌舞淫乐。而广大奴隶们的生活是很悲惨的，吃的是猪狗吃的食物，住的是茅屋土炕，成天不停地在田里和作坊中劳动，有的在劳动时还要戴着锁链，而且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从甲骨文中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商王和贵族奴隶主还把奴隶当作牲口屠杀来祭祀天帝和祖先。从发掘殷墟许多墓葬的结果可以看出，杀殉奴隶是经常的事。有一次，在一个大奴隶主的墓葬里发现，被杀殉的奴隶就有一百多个。

（孟世凯）

周文王 姜子牙

很早的时候，至少从夏代末年开始，周族部落就住在现在陕西、甘肃一带。商朝后期，周族的首领古公亶（dǎn）父（太王），因为遭到戎族和狄族的侵扰，率领周族从岐山之北迁到岐山之南的一片叫作“周”的平原上居住。古公亶父改革风俗，建筑城郭室屋，开垦荒地，设立官吏。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周族的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古公亶父的儿子季历在位的时候，周族的力量渐强。商王文丁感到周国的威胁，竟将季历杀害了。

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继位，就是周文王。周文王是个政治家。他征收贡赋有节制，周国的百姓都很拥戴他。

商纣王看见周的势力日渐强盛，感到恐惧，曾下令将文王囚禁在羑（yǒu）里（在今河南汤阴西北）。后来周国向纣王奉献美女、名马和其他珍宝等物，并且买通商的大臣，向纣王求情，文王才被释放。文王见到纣王暴虐无道，决心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一有时机，便兴起问罪之师，推翻商朝。

文王的臣僚中，虽然有不少人才，但是缺少一个极有才干、能文会武的大贤作为他的辅佐。他常常留心寻访这样的大贤，甚至在睡梦中也梦见大贤在向他微笑招手。

有一次，文王带着大队侍卫出去打猎，在渭水的支流——磻（pán）溪，遇见一个老人正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钓鱼。文王同这老人谈话，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从那老人滔滔不绝、见解卓越的回答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才能出众、学识渊博的人。于是，文王很高兴地向他说：“我的父亲从前常向我说：‘将来一定会有贤能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治理国家，我们周族将会因此昌盛起来。’您是一个很贤能的人，我们想望您已经很久了。”说完，就请老人一同上车，回到京城。回去后，就立老人为“师”（武官名）。因为老人是太公（指文王的父亲）想望中的大贤，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太公望”（文王得到“太公望”的辅佐这是史实，但是否有访贤这一情节，历史记载中说法不一）。

太公望本来姓姜，名尚，字牙，他的祖先助禹治水有功，封在吕地（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故历史上又把他叫吕尚。后人则称他为姜子牙或姜太公。“子”是古代对男子的敬称，称他为姜子牙，是表示尊敬的意思。

周文王自从得了姜子牙这样的好助手，便更加励精图治。周国一天比一天富强。文王开疆拓土西到密（今甘肃灵台县），东北到黎（今山西黎城县），东到邘（yú，在今河南省沁阳市附近），对纣都朝歌采取进逼的形势。随后文王又进一步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流域一带。文王晚年，周的土地，三分天下有其二，力量大大超过殷。但是，文王没有实现灭殷的大志，便死去了。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就是周武王。武王经过积极准备后，兴兵伐纣，完成了他父亲的遗志，推翻了殷商，建立了统治全国的周朝。周把镐京（“镐”音hào，在今陕西省长安沣水之东）作为国都，历史上叫作“西周”。姜尚因辅助武王灭商有功，后来被封于齐（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部），为齐国始祖。（王业猷）

周公

周公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姓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由于他的封地在周（今陕西省凤翔县），故历史上称他为周公。他辅助武王灭商，立有大功。武王灭商后二年病死，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由周公代行国政。管叔、蔡叔、霍叔等贵族想争夺王位，散布谣言，攻击周公，并联络纣的儿子武庚等殷商的残余势力，发动叛乱，反对周朝的统治。周公亲率大军东征，用了两年的时间，平定了反叛。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除去使用武力外，周公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1.加强分封诸侯的政策。周武王灭纣以后，就已开始分封诸侯。周公并不因武庚和三叔的叛周而改变原来的分封政策，相反更加大力贯彻。他把新征服的东方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同姓子弟和异姓功臣，建立属国，来拱卫周朝王室。据说周朝初年，武王、周公、成王时代，先后一共封了七十一国。灭掉多数小国，建立较大的侯国，结束商朝以来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

2.营建洛邑。为了便于防止殷族的反抗和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朝感到都城镐京的位置有点太偏西了，因此便由周公主持营建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叫作东都。东都建成后，周公把殷的一部分遗民迁到洛邑，加以监管，并且派重兵驻守，以便镇压。周公自己也常驻在这里。这样，洛邑便成了当时周朝经营中原的一个重要据点。

3.制定典章制度。周公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法，定出了一套设官分职用人的办法和区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上下、亲疏、尊卑、贵贱的各种礼仪。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周公制礼作乐。周公对商朝的文化，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他要周族贵族子弟学习商的文化和艺术，从而产生商周两族混合的文化，这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周公摄政七年，还政成王。据历史所记，西周初年，经过武王、周公这一时期，到了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时代，几十年间，天下太平，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西周的国力，这时最为强盛。

（王业猷）

春秋 战国

公元前771年，我国西部的一个部族——戎族，攻占了周的国都镐京，把周幽王杀死在骊（lí）山之下。周幽王的儿子——宜臼，依靠各国诸侯的援助，做了天子，就是周平王。周平王害怕戎族的进攻，不敢住在镐京，于是在公元前770年，把国都东迁到洛邑。历史上把迁都洛邑的周朝叫作“东周”。

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03年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称它为“春秋时期”（另外也有些历史学家把春秋时期的范围定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这段时期，包括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自古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但也有人认为并非孔子所作）的起迄年代（公元前722—前481）在内，春秋时期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春秋时期，我国的冶铁技术已经逐渐进步，生产上也逐渐应用铁制工具，如锄头、斧头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方经济有了更大的发展。有些诸侯的力量逐渐强大，超过了周王室。从这时起，周王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实际上已没有力量控制诸侯了。

春秋后期，由于各大诸侯国之间彼此吞并，到公元前403年，主要只剩下了七个大的强国：秦、齐、楚、燕、韩、赵、魏。

在这七个大国中，齐、楚、燕、秦四国是从西周以来就存在的老国家，韩、赵、魏则是由晋国分裂而成的三个新国家。为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七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比以前更加剧烈而频繁，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攻灭东方六国统一全国以前，各国相互攻伐一直没有停止。后世人因此把这个时期（公元前403—前221）称作“战国时期”（有的历史学家计算战国时期是从公元前475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终止）。

战国时期，冶铁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各国都出现了冶铁业中心。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又推动了各国水利事业和农业的发展。

（王业猷）

五霸 七雄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势力衰落，大国诸侯互相争夺霸权。历史上把先后称霸的五个诸侯叫作“五霸”。五霸一般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也有的说五霸应该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hé lǘ）及越王勾践。

齐桓公在位期间，在有名的大政治家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国家日益走向富强。这时周王已经衰弱到不能维持其天下“共主”威权的程度，齐桓公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争做霸主，就拿“尊王攘夷”作号召，企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谓“尊王”，意思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认周天子的共同领袖地位；所谓“攘夷”，意思是联合各诸侯共同抵御戎、蛮等部族对中原的侵袭。齐国是第一个建立霸业的国家，它曾经援助燕国打退山戎的入侵，联合诸侯国出兵卫国击退了侵入卫国的狄人，还曾经联合中原诸侯讨伐楚国。齐桓公屡次大会诸侯，和各国结成同盟，相互约定：如某国遭遇外患，各国共同出兵援救；在盟各国，互不侵犯，如有争端，由盟主公断。齐桓公称霸，阻止了戎狄的侵扰，保卫了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在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业衰落。宋国（在今河南省东部）的襄公想趁机争做霸主。正好这时郑国（在今河南省中部）依附楚国，宋襄公就领军讨伐郑国。楚国出兵救郑，攻打宋国。宋军被打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重伤，第二年即病伤而死。实际上宋国称霸没有成功。

真正继齐桓公称霸的是晋文公。晋国在今山西省，和周是同姓国家。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宋、齐、秦四国联军大败楚军于城濮（今河南濮阳市南）。战后，晋国把在战场上俘虏的楚国战车和步卒，献给周天子。周天子赐给晋文公一百赤色弓箭、一千黑色弓箭，另外还有香酒、玉石等物。周天子赏赐弓矢，是表示允许其有权自由征伐的意思。从此以后，晋国便成了各诸侯的霸主。

在晋国称霸时，西邻的秦国也开始强大起来。秦穆公任命百里奚、蹇（jiǎn）叔为谋臣，曾打败晋国，俘获晋惠公。但是后来却在崤（xiáo，山名，在今河南省洛宁县北）地，遭受晋军袭击，被打得大败。秦没法向东发展，只好转而向西，攻灭十几国，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

楚在春秋时，陆续吞并了长江、汉水流域许多小国，势力逐渐伸展到淮水流域一带。到楚庄王时，楚出兵进攻陆浑戎（居住在今河南嵩县），并在东周洛邑的城郊耀武扬威，打听象征周朝天子权势的九鼎轻重，大有代周而取天下的意图。后来又在邲（bì，今河南郑州）与晋大战，打败晋军，终于成为霸主。

春秋末年，吴、越两国相继强大。吴王夫差曾在夫椒（在今江苏省吴县西南太湖中）打败越兵，迫使越国屈服。以后又打败齐军。继而率领大军北上，在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西南）同诸侯会盟，与晋国争夺霸权。

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决心洗雪前耻。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北进王徐（今山东滕州市），大会齐、晋等诸侯共尊周天子，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个霸主。

“七雄”指的是战国时期的魏、韩、赵、秦、齐、楚、燕七国。秦在函谷关（河南灵宝市）以西；其他六国在函谷关东，称为“山东六国”。

魏国大致包括今陕西北部、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一带。魏文侯时，任用西门豹、李悝（kuī）、乐羊等人才，改革恶俗，整顿财政，发展生产，奖励攻战，逐渐成为战国初期最富强的国家。

韩国主要在今河南省中部、南部和山西省东南部一带。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严政，加强国君的专制统治，国治兵强。申不害死后，韩又常遭各国侵伐。韩是当时七国中最弱小的一国。

赵国的疆域主要包括今河北省中部、南部和山西省北部一片地方。赵烈侯时，节财俭用，举贤任能，国势日强。

秦国是一个大国，大致占有今陕西南部、甘肃东部及四川中部和西部广大地方。秦本来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秦孝公时任用大政治家商鞅进行变法，秦国才日益强盛起来，终至成为东方六国的劲敌。

齐国是春秋初期的强国。齐国的国君原本是姜尚的后裔，后来齐国的贵族田氏势力渐大，姜姓国君终被田氏取而代之。齐威王时，任用邹忌等革新政治，选拔人才，修订法律，奖励农耕，鼓励群臣及吏民批评朝政，故战国时期齐国仍然是强盛的大国。

楚国在春秋时已经是一个强国。楚悼王时，任用吴起变法。楚威王时，派兵攻取越国浙江以西的土地；又派将军庄蹻（qiāo）带兵入滇，扩地数千里。楚国是当时七国中土地最大的一个国家。

燕国占有今华北平原的北部直到辽东半岛一带，国都为蓟（jì，即今北京）。燕国本很弱小，常受山戎攻掠。燕昭王时，重用名将乐毅，大破齐国兵，才成为北方的强国。

“五霸”“七雄”所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这时，不论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量未垦殖的荒野被开辟出来，人口增加了很多，华族与其他各族的交往和融合不断地加强，这一切都为以后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业猷）

管仲

管仲（又叫管夷吾），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是春秋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公元前689年，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管仲治理齐国，总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尊王攘夷，以成霸业。

在经济方面：主张依照土地的肥瘠，定赋税的轻重。对内开源节流，以减轻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负担。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提倡渔盐之利，鼓励鱼盐输出。设立盐官、铁官，管理盐铁的生产事业。重视通商和手工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的贵贱。根据年岁的丰歉和人民的需求，决定货物的集散。结果齐国国用充足、仓库充实，国家越来越富庶，人民生活逐渐提高，奠定了齐国称霸诸侯的经济基础。

在政治方面：分全国为士乡（农乡）与工商乡，不许士（上古时代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农工商四民杂处。工商免服兵役，使成专业。优待甲士（带甲的兵，甲是古时战士的护身衣，用皮革或金属制成），有田不自耕，专练武艺。战争时，农夫当兵，士当甲士和小军官。这种促使社会加速分工的措施，对于当时生产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同时又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打着拥护周天子的旗号，领导各国诸侯合力抵抗戎狄部族的侵扰。这样做，对于保卫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免受落后部族的掠夺与蹂躏，有着很大的好处。

齐国是春秋初期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管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王业猷）

子产

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

郑国是一个小国，北面是晋国，南面是楚国，它处于两大霸国之间，从晋则楚要打它，从楚则晋要打它，若要避免灭亡，就不得不讲求内政外交的善策。

从公元前543年到公元前522年，首尾二十多年，正是子产在郑国掌握国政的时期。在这期间，子产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使弱小的郑国，在晋、楚两强之间，保持了应有的独立地位。

子产治国，能任用贤才，并且能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这是他的最大长处。这里有个故事，可以看出他的政治家风度。他执政后不久，有人经常聚集在乡校中，批评国家的政治，有个叫然明的人，看不惯这种现象，向他建议说：“把乡校封闭吧，你看怎样？”子产回答说：“为什么要封闭乡校呢？让人们空闲的时候，常到这里走走，评论评论执政的得失，有什么不好？他们说这样做对，我就这样做；说那样做不对，我就改正缺点。这正是我的老师啊！”

子产从政二十多年，为郑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一是“作丘赋”，一是“铸刑书”。

“丘赋”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已弄不清楚，有人说，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由“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一“丘”的面积有多大，现在也弄不清了。据说“四邑为丘”。一邑四“井”，也就是说，“一丘，十六井”。既然“丘赋”系根据所耕田数分摊，那么“丘”内新垦土地愈多，则分摊之军赋必愈轻。这样，不仅使得负担平均合理，而且保证了国家军赋的来源。“丘赋”制初行时，遭到了贵族们强烈的反对，但是子产很坚定地说：“不妨。只要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

郑国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国家，然而贵族们往往利用随意轻重的刑罚来压迫商人，这对郑国来说很不利。子产把刑书（成文法）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使老百姓知道国家法令的内容和要求，有所遵循。从此，司法有了准绳，谁也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来滥施刑罚，这样做多少有些限制贵族权力的作用。刑书刚公布时，同样也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但是子产还是坚定地去做。

子产的新政，受到了郑国人民广泛的赞扬。

（王业猷）

卧薪尝胆

公元前494年，正是春秋末期。当时的诸侯之一——吴王夫差，出兵侵伐越国，越国生产落后，国势很弱，加上越王勾践不听贤臣范蠡的忠告，以致越国的军队在夫椒地方被吴军打得惨败。越王勾践收拾残兵败将五千人退守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又被吴军包围，形势很危急。勾践采纳了范蠡的建议，派大夫文种前去求和。夫差的谋臣伍子胥对夫差说：“越王是个有深谋、肯耐劳苦的人，现在不过暂时屈服，一有机会，准会再起，不如趁此时刻一口气把越国灭掉！”夫差觉得伍子胥的话有道理，就没有答应越国的求和。

勾践听说吴王不肯允和，就想同吴国决一死战。文种对勾践说：“吴国的大臣伯嚭（pǐ）是个贪财的人，我们可以设法拉拢他。”于是勾践派文种带着美女和珍宝去贿赂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极力替越国说情。最后夫差终于答应了越国的求和，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吴国撤兵后，勾践被迫带着妻子和范蠡到吴国去，给吴王夫差当奴仆。但是他立志洗雪国耻，忍辱负重，丝毫不露声色。三年后，勾践被释放回国。

越王勾践回国后，怕安逸的生活会把自己报仇雪耻的雄心壮志消磨掉，因此特地为自己安排一个艰苦的环境，以便时刻警惕。晚上他就睡在柴草堆上（卧薪）用戈（一种兵器）当枕头，不敢睡舒适的床铺；平时屋里吊着一只苦胆，起身以后，或睡觉吃饭之前，他都要尝一尝苦胆的滋味，表示不忘亡国的痛苦（史书最早的记载，只说越王尝胆，并没有说卧薪，卧薪之说是后来才有的）。他倚靠贤臣范蠡和文种，任用有才德的人，发展生产，奖励生育，营造战舰，练兵习武。

和越国相反，吴王夫差自战胜越国后，骄傲狂妄，不顾民生困苦，连年东征西讨，想成为凌驾各国之上的霸主，又听信了奸臣伯嚭的谗言，杀害了伍子胥。本来是弱国的越国，转化为强；本来是强国的吴国，表面上虽然还撑着一副空架子，实质上已经转化为弱。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大会各国诸侯，打算跟晋国争做霸主。越王勾践趁吴国国内空虚的机会，带领大军攻打吴国，包围了吴国的首都，杀死了吴国的太子，吴国人心大乱。夫差听说，匆忙带兵回国。吴国军心涣散，无力作战，派人向越国求和。此后，吴国一天天衰弱下去。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领大军再一次进攻吴国，把夫差围困起来。夫差派人向勾践哀哀求和，勾践坚决不答应。夫差悔恨自己当年不听伍子胥的忠告，自杀而死。吴国灭亡。越王勾践灭吴以后，北进到徐，大会各国诸侯，做了春秋时期最末一个霸主。

（王业猷）

商鞅变法

秦国在战国初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下令求贤，希望对秦国的政治有所改革。

卫国人公孙鞅（后因有功于秦，被封于商，故号商鞅）应募到秦国，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官名），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

据说，在变法的命令尚未公布以前，商鞅为了在人民中树立威信，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竖立在国都市区的南门，然后下令说：“有人能把这木杆搬到北门去的，赏给他十金。”当时老百姓来看热闹的很多，都觉得奇怪，认为做这样简单的工作，绝不可能得到如此重赏，谁知道商鞅是什么意思，因此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试试。商鞅看见人民不相信，又再次郑重下令说：“有能把这木杆搬去的，赏赐五十金。”这次下的命令，更加使人感到奇怪；不久，真有这么一个人鼓起勇气，不管有赏无赏，把这根木杆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商鞅毫不失信，立即给了这人如数的奖赏。这件事情传扬开去，大家都知道商鞅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从此，人们对于秦国的法令，谁也不敢随便马虎，将之当作儿戏。

商鞅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组织民户，实行“连坐法”。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纠察；一家犯法，别家不告发，一同受重罚。

2.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户主如有两个儿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分家，各立门户，不得过依赖生活；否则，加倍出赋税。

3.奖励生产。凡努力耕织生产粟帛超过一般人产量的，可以免除徭役；凡弃农经商或因好吃懒做以致穷困的，连同妻子儿女一同罚做奴婢。

4.奖励军功，禁止私斗。凡为国家立下战功，按功劳大小受赏。贵族没有军功，不得享受爵位；不论贵族市民，如有私斗，按犯罪轻重受刑。

新法实行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秦国开始日益走向富强。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升商鞅为“大良造”（秦国官名），给了他更大的权力。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普遍地推行县制。归并各乡村、城镇为大县。全国一共设立三十一个县（一说四十一个县）。每个县由中央政府派令和丞管理全县的事。在经济方面，开辟阡陌封疆（田间分疆界的土堆），扩大耕地面积；奖励开荒，承认各人新开垦的土地所有权，准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另外，还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加强了国内的经济联系。

在第二次变法时，秦国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县）迁到了咸阳。

商鞅在实行新法时，秦国的旧贵族纷纷起来反抗。可是商鞅的态度很坚决，丝毫没有妥协。公元前346年，太子带头反抗新法，商鞅下令把太子的两个老师施以黥（qíng）刑（面上刺字涂墨），以示惩罚。老百姓看到太子犯法还要受到处罚，谁还敢违抗新法？因此，新法能够在秦国雷厉风行地彻底贯彻。新法实行后，秦国很快由一个落后的国家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商鞅，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太子继位，就是秦惠文王。旧贵族乘机报复，秦惠文王听信了他们的话，杀害了商鞅。商鞅虽然被害，但是他所推行的新法，却仍长期为秦国所奉行。

（王业猷）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国君，也是一位军事家，公元前325年至前299年在位。赵国的东邻齐国，是一个强国，西方的秦国，经过变法图强，国势也蒸蒸日上，相形之下，赵国当时只算是个二三等国家。赵国的东北方是中山国，虽然是个小国，却也轻视赵国，常乘机侵犯它的边境。赵武灵王即位以后，国势仍然没有变化，曾被齐国打败过一次，又被秦国打败过好几次，好几座城池都被秦国侵夺去了。

赵武灵王是一位很有志气的君主，他很想进行一些改革，好使赵国变成强国。赵国的北部，大部分与胡人为邻。那时，胡人都是些强悍善战的游牧部族，他们穿着短装，行动灵便，上阵骑马，往来如飞，一边跑着一边射箭，生龙活虎。赵武灵王认为采用胡服骑射，对于加强军事战斗力量很有好处。他打算让全国的人都改变装束，一律穿短服，和胡人一个样子，并且练习像胡人那样骑马射箭。

有一天，赵武灵王对大臣肥义说：“现在我想用胡人的衣服骑射，来教导老百姓，就恐怕世俗的人必定要议论我。”

肥义说：“臣听说过：‘做事情若有疑惑，必没有成功的希望。’大王如果要学习胡服骑射，就不必顾虑那些世俗议论。要改革就不妨学学。过去，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有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可见古人也有学习别地方风俗的。只要对赵国有好处，胡服骑射又有什么不可以学的呢？大王就照这样去做吧！”

赵武灵王听了肥义的话，下定了决心，在公元前302年，命令赵国人改穿胡服和学习骑射。他以身作则，带头先穿起胡人的服装来。

最初，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反对改革。赵武灵王亲自同公子成辩论，用种种理由把顽固的公子成说服。最后，公子成也穿起胡服。众大臣及老百姓看见赵武灵王和公子成都穿上了胡服，便也都随着改变了装束。接着，赵武灵王亲自训练士兵，教他们如何像胡人那样骑马射箭。不到一年的工夫，赵国大队的新式骑兵就训练成了，赵国在军事上很快地就由一个弱国一跃而成了当时北方的一 个强国。

（王业猷）

苏秦 张仪

苏秦是战国时东周洛阳人。他年轻时，曾到东方的齐国求学。求学告一阶段后，他便到各国游历，想凭借自己雄辩的口才，游说各国诸侯，希望得到诸侯的重用；可是结果遭到失败，狼狈不堪地回到故乡。他重新发愤读书，用心研究当时各国政治形势和兼并斗争情况，一年以后，提出了“合纵”的主张。那时，西方的秦国是“战国”七雄中的强国，经常出兵攻打东方各国，各国诸侯都很害怕，感到无法抵抗。“合纵”政策，就是联合六国共同抗秦的一种具体办法。南北称为“纵”，从北往南，由燕国到齐、赵、魏、韩诸国，再到楚国，南北联盟，合力御秦，故称为“合纵”。苏秦先到赵国，宣传“合纵”的好处，赵相奉阳君不赞成，他只好转往燕国。过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才见到燕文侯。燕文侯倒是很支持他，还替他预备了车马盘缠，请他到各国去进行联络。苏秦第二次又到了赵国，恰巧这时奉阳君已死，少了一个阻挠的人，所以他能直接见到赵国的国君——赵肃侯。苏秦向赵肃侯说：“臣就天下形势考察，觉得东方六国的土地比秦国要大五倍，各国的军队比秦国要多十倍，若六国能同心协力，西向攻秦，秦国必然会失败，为什么现在东方六国反而一个个都断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臣希望大王对这问题加以慎重考虑……依臣的计谋，目前最好约请各国诸侯到赵国洹水聚会，共商大事，设誓订盟。盟约规定：以后秦国如果攻打六国中任何一国，其他各国相互援助。诸侯中有不遵守盟约者，其他五国共同出兵讨伐。”

赵肃侯听了苏秦的建议，非常高兴，即刻为他准备了一百辆华丽的车子和许多黄金、白璧、锦绣等贵重的礼物，要他去游说各国诸侯。苏秦先后到了各国，向各诸侯详细说明了割地求和的害处同联合抗秦的好处。韩、魏、齐、楚四国都被他说服，一致赞同“合纵”的主张。赵、齐、楚、魏、韩、燕六国，大会于洹水，在共同抗秦的名义下，结成了联盟。苏秦被举为“纵约长”，挂六国相印。

但是，这种联盟是极不牢固的，因为六国统治者各有各的打算，根本不能真诚合作。后来秦国乘机暗用计谋，挑拨齐、魏两国攻赵，“合纵”的盟约很快便被破坏。

张仪是战国时魏国人，同苏秦是同学。他最初漫游各国到处游说，久不得志。有一次楚国相府举行宴会，主人丢失了一块美玉，府里的人听说他的名声不好，都疑心是他偷的，便将他捆起来打了几百板子，打得他浑身都是伤痕，结果他还是不承认，也只得算了。他回到家里，他的妻子知道这事后，悲叹着说：“你要是不去到处游说，哪能会给人家打成这样子！”张仪听了忙张开口对妻子说：“你瞧我的舌头还在吗？”妻子笑道：“当然舌头还在。”张仪道：“那就好，只要舌头还在，我将来就有办法。”

果然，以后张仪到了秦国，仗着他的辩才，取得了秦王的信任，做了秦相，提出了“连横”的主张。东西称为“横”，使用威吓、利诱的手段，逼迫东方六国西向和秦结交，就叫作“连横”。

为了破坏六国的团结，张仪主张先争取与秦接壤而又畏秦最深的魏国。他向魏王宣传“连横”的道理，要魏和秦结交。魏王起初不答应，张仪便怂恿秦国攻打魏国。魏与秦战，魏国失败。第二年，秦国进攻韩国，大败韩国，斩首八万，诸国震恐。张仪再次游说魏王，魏王迫于秦威，答应和秦订交。进一步，秦国的目光转向了齐、楚两大强国。当时，齐楚订盟，声势很大。秦国想瓦解齐楚联盟，就派张仪到楚国，欺骗楚怀王说：“大王如果信臣的话，和齐国绝交，臣可以劝秦国献出商、於（今河南省淅川、内乡）地方六百里给大王，并且秦国愿意和楚国结为姻亲，永成兄弟之国。”楚怀王是个糊涂虫，听了张仪的话，信以为真，就派人到齐国去辱骂齐王，同齐国绝交。齐国气极了，反而同秦国联合，共同对付楚国。结果，张仪向楚国派来接受土地的使者说：“我说的是六里地，不是六百里地，大概楚王听错了吧！”楚国使臣回去报告怀王，怀王大怒，即刻兴兵攻打秦国。这时秦国和齐国联合起来，两面夹攻楚国，楚军一连败了好几仗，败得很惨，反而被秦国夺去了大片土地。

就这样，秦国利用“连横”政策，对东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最后使“合纵”的盟约完全瓦解。

“合纵”“连横”，反映了战国时期纵横捭（bǎi）阖（分化或拉拢）的政治局势，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士”这一阶层的兴起，以及他们在政治上的活动与要求。

（王业猷）

火牛阵

田单是战国时齐国的军事家。齐湣（mǐn）王的时候，他在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做过小官，并不甚有名。但他办事很认真、很有条理，深受族人敬重。公元前284年，燕国派遣名将乐毅联合赵、韩、魏等国的兵力，打败了齐国；齐国的地方几乎全被燕军占领，只剩了莒和即墨两城没有被攻下。随着逃难的人群，田单率领一家老少也辗转逃入即墨城。他参加了即墨城的防守工作。即墨守城的长官同燕军交战，死在阵上，城里的人推选田单出来主持战事，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有才干、有智谋。

田单做了首领，和部下同甘共苦，不分日夜亲自巡城，受到全城人民的热诚拥戴。

他一方面加强城守，另一方面还派人到燕国去侦探敌人内部的动静。他听说燕昭王死了，昭王的儿子惠王继位。惠王原和乐毅有矛盾，彼此很不和。于是他便趁机派间谍到燕国造谣说：“齐国现在只有两个城未被燕攻下。乐毅之所以不赶快把这两城攻下，结束战事，是想以伐齐为名，慢慢收揽人心，企图在齐国称王。齐国人倒不怕乐毅，就怕燕国改派别的大将，这样，即墨城马上就要遭殃了。”燕惠王听信了这话，也不深思，就另派大将骑劫去代替乐毅。燕军将士听说乐毅遭了谗害，都愤愤不平。骑劫是一个无能的将领，燕军军心动摇，他根本指挥不灵。

田单用反间计去掉乐毅后，便进一步做鼓舞士气的工作。他在军队里挑选了一个机灵的小兵，叫他假装“神师”，以后每逢下令，总说是出于天神的教导。齐军士兵看见有“天神”下凡帮助，都非常高兴；相反燕军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害怕。

接着，田单放出一种消息，说：“我们别的不怕，就怕燕国人俘虏了我们的士兵割去他们的鼻子，把他们放在队伍的前列，让即墨城里人看了害怕，这样人心就会涣散，即墨就再也守不住了。”骑劫听到后，不假思索，就完全按照田单说的话那样做。即墨人一见被俘的人都被割去鼻子，十分激愤，更加决心抵抗，坚守不降。

后来，田单又放出一个消息，说：“我们别的不担心，就担心燕军挖掘我们城外祖先的坟墓。要是他们真挖掉了我们的祖坟，即墨城里的人一定会感到寒心，不愿死守。”骑劫听到后，仍然不假思索，又完全按照田单说的话那样做。即墨人看见燕军刨掉了自己的祖坟，烧毁了自己祖先的尸骨，都悲愤大哭，要求出城去和燕军拼命。

田单见到士气高涨，知道机会已到，就下令全城动员。他把自己的妻妾和亲人都编入队伍中，把自己的口粮也都拿出来分给部下。他命令精壮的士兵暂时隐伏，故意用老弱妇女在城头防守。他派人出城去假意投降。骑劫深信不疑，毫无警惕。燕军见齐军要投降，都高呼“万岁”，斗志迅速下降。随后田单又派人给燕军将领送去贵重的礼物，说：“即墨很快就要投降了，希望大军进城以后，保全我们的家小。”燕军将领个个欢喜，满口答应。从此燕军将士，丝毫不做战斗准备，整天饮酒作乐，专等田单出来投降。

而这时在即墨城里，田单却在积极做着战斗的准备。他征集了一千多头牛，牛身上都披着五彩龙文的红绸子，两只犄角上都绑上锋利的快刀，尾巴上都扎上浸透油脂的芦苇；并且预先在城墙根挖开几十个洞口，把牛藏在里面，预备冲锋。同时他又挑选了五千名勇敢的壮士，拿着武器跟在牛队的后头。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到了这天夜晚，田单正式下令出战。牛尾巴上的芦苇烧着了，一千多头火牛怒吼着奔出洞口，直冲向燕军兵营。五千名壮士紧跟在牛后，奋勇击杀。城中人拼命地敲打着各种铜器，鼓噪助威。城外一片火光，喊杀声惊天动地。燕军从梦中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慌乱一团，纷纷夺路逃跑，自相践踏，死伤遍地。燕军大败，主将骑劫在混战中被杀死。田单乘胜反攻，齐国沦陷区的人民四处响应，配合田单拦击燕军。齐军大胜，最后终于把敌人完全驱逐出国境。田单率领部队，收复了七十多座城池。

（王业猷）

完璧归赵

赵惠文王得到一块世上稀有的美玉——楚国和氏璧。

秦昭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人送信给赵王，表示愿意拿十五座城池来交换这件宝物。赵王同大臣们商量，感到很为难：若是答应，怕上秦国的当；若是不答应，又怕秦国逞强。大家商议了半天，还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

赵王心里十分焦急。这时，身边的一个宦官说：“我家里有个客人，名叫蔺相如，是个挺能干的人。我看，叫他去秦国一定合适。”

蔺相如应召而来，向赵王建议说：“如果大王实在没有人可派遣，我可以去走这一趟。如果秦国真愿意拿城来换，我就把璧给秦；否则，我就完璧归赵。”

赵王很高兴，便派他去办理这件事情。

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在王宫召见他。蔺相如把璧捧上去，秦王接过来，左看右看，喜得得意忘形，顺手把璧递给左右的侍从和文武大臣们传观。大家看了都称赞不已，齐声向秦王道贺，高呼“万岁”。

蔺相如站在一边等了好久，看到秦王根本不提换城的事情，他想：秦王果真存心霸占这块玉，便走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玉上面还有一点小毛病，不容易瞧出，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信以为真，把玉递给了蔺相如。

蔺相如接过玉，退到柱子边，向着秦王，义正词严地说：“大王要用十五座城交换这块和氏璧，赵王为了这件事，召集群臣商议，大家都主张不要答应。但是，赵王听了我的话，不愿意和秦国伤和气，同意用这块玉和秦国交换十五座城。赵王为了表示郑重，恭恭敬敬斋戒了五天，才派我把玉送来。可是大王却随随便便把玉递给这个看，递给那个看，未免太不郑重了。我看大王并没有真心拿城交换的意思，是以我不得不把玉收回。假如大王一定要存心威逼，那我就拼着头颅和这块玉一同碰碎在这根柱子上。”说完，真的举起玉，就要朝着柱子猛砸。

这一下可把秦王急坏了，这真是太出乎人的意料。他没办法，只好向蔺相如道歉，并且命人把地图拿来，指点给蔺相如看，说：“从这儿到那儿，一共十五个城，全划给赵国。”

蔺相如心里很清楚，知道秦王绝不会有诚意，他不动声色地改换口气，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闻名的宝物，价值连城。赵王为了送这块玉，斋戒了五天；现在大王要受这块玉，也应该郑重其事斋戒五天。”秦王知道不能强夺，只好忍气吞声答应下来。

蔺相如预料秦王终究会变卦，就在当天夜晚命他的随员化装成平民，抄小路把这件宝物偷偷地护送回赵国。

五天过后，秦国举行十分隆重的仪式，来接受这件天下无双的稀世之珍。一切都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秦王坐在殿上，殿下文武林立，四周一片沉寂，气氛十分严肃。不一会儿，蔺相如空着手，不慌不忙地走上殿来。秦王一见，知道事情不妙，忙问道：“和氏璧呢？”蔺相如回答说：“秦国多年以来，一直不守信义，赵国吃的亏已经不少，我害怕这次又会上当，已经暗中派人把玉送归赵国去了。我欺骗了大王，很对不起，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王气得浑身发抖，大发雷霆地说：“我依了你的话斋戒了五天，你竟把玉送回赵国去，这明明是你无理！”

蔺相如面不改色地辩白说：“秦强赵弱，只要秦国先把十五座城交给赵国，赵国岂敢开罪大王不把宝物献出？”秦王听了这话，一时无言以对，最后想了想，实在没法，只好自认没趣，放蔺相如回去。后来，秦国并没有把十五座城给赵国，赵国也始终没有把璧给秦国。

“完璧归赵”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美谈。至今，人们比喻某件物品的高贵，常说“价值连城”。向人借物，保证原物归还，常说“完璧归赵”。这两句成语，就都是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来的。

（王业猷）

将相和

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后，又过了好几年。在这几年中，秦国攻打过赵国两次，虽说得了些胜利，可是无法使赵国屈服。于是秦王派使者去见赵王，约赵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见面。明里说是促进秦赵和好，实际上是打算对赵国进行要挟。赵王害怕被秦国暗算，很想拒绝不去。可是蔺相如和大将廉颇认为，要是推辞，等于表示胆怯。与其示弱于人，倒不如去的好。赵王接受了这个意见，决定去渑池赴会。蔺相如跟着一道同去，廉颇则在边境上布置重兵，以防秦国侵袭。

公元前279年，秦王和赵王相会于渑池。在筵席上，秦王假装酒醉，故意戏弄赵王，说：“寡人听说赵王喜欢弹瑟，请弹一曲听听。”赵王不敢不依，只得勉强弹了一曲。这时，秦国的史官赶紧上前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认为这是对赵国的莫大侮辱，十分气愤，立即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擅长秦国乡土音乐，盆缶敲得很出色，就请大王敲敲盆缶助兴。”秦王大怒，厉色拒绝。蔺相如不管这些，仍捧着盆缶上前，跪献给秦王。秦王还是不肯敲。蔺相如恼火地说：“大王如果一定不肯，在这五步之内，我愿意把自己的颈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左右的侍卫都拔出刀来，要杀蔺相如。蔺相如瞪着眼大声呵斥，吓得那些侍卫直向后退。秦王无可奈何，为了解除眼前的威胁，只得随便在瓦缶上敲了一敲。蔺相如也立刻叫赵国的史官把这事记下来，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看到秦王没有占到便宜，有些不服气，有人便提议说：“请赵国拿出十五座城来作为对秦王的献礼。”蔺相如也接着说：“请秦国拿出国都咸阳来作为对赵王的献礼。”宴会间，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然而秦国始终没有占到上风。加上这时秦王得到密报，说赵国业已在边境上集结了大量军队，所以更不敢冒失地对赵王无礼。

秦国原想借渑池之会给赵国以屈辱，谁知相反，受屈辱的不是赵国，而是秦国自己。

渑池会后，赵王回到赵国，为了酬报蔺相如的功劳，就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

廉颇因此很不高兴，逢人就说：“我做赵国大将，攻城野战，出生入死，立了不少汗马功劳；蔺相如全仗着一张嘴，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居然地位反在我之上。我可不愿屈居他之下，哪天如果碰到了他，我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下。”

这些话传进蔺相如的耳朵以后，每次蔺相如出门，处处躲开廉颇，尽量设法避让他。有一次，蔺相如出外有事，远远望见廉颇来了，便赶紧命人把车子拉到僻静地方躲起来。这一下可把蔺相如的门客气坏了，大家都说：“我们远离家乡，投奔到您门下，是因为仰慕您的为人。如今您的地位比廉颇高，反倒这么怕他，见了他，到处藏藏躲躲，连我们也感到屈辱。我们实在受不了，只好向您告辞了。”

蔺相如听了，说道：“你们不要走。我问你们，你们看，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厉害呢？”

众人同声说：“那还用说，当然是秦王威风哪！”

蔺相如道：“对呀！天下诸侯个个怕秦王，可是我就敢在秦国的朝廷上大声责骂他。请想，我蔺相如再不中用，难道还会害怕廉将军吗？”

“那您为什么要处处躲避他呢？”

蔺相如解释说：“强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出兵侵略我国，那是因为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团结御侮的缘故。要是我同廉将军为了私人意气争斗起来，就好比二虎相斗，准是‘两败俱伤’。秦国一定会乘机来侵犯赵国。我处处避让廉将军，不为别的，正是为了国家的前途着想。”

后来别人把蔺相如的话告诉廉颇，廉颇受到极大的感动。他觉得自己眼光短浅，气度狭窄，为了一时意气，险些误了国家大事。这位劳苦功高、为国忠诚的老将，心里感到十分惭愧。他立即袒开自己的衣服，背着荆条，登门向蔺相如请罪，说：“我是个没见识的糊涂人，没想到您竟宽恕我到这样的地步，请您责打我吧！”

从此以后，他们两个互敬互让，成了极好的朋友。赵国由于将相和睦，内部团结紧密，在很长一段时期，秦国始终不敢出兵攻打赵国。

（王业猷）

毛遂自荐

“毛遂自荐”的典故，说的是战国时期赵国的事情。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是赵惠文王的弟弟。他喜欢招收能人勇士做门客，毛遂就是其中的一个。

公元前258年，秦国围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去请求援兵，打算同楚签订联合抗秦的盟约。

平原君想带二十个文武全才的人同他一起到楚国去。他虽有三千多门客，可是挑来挑去，只有十九个人合格，还差一个，就是很难足数。这时，忽然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起来，说：“既然少一个人，那么请您带我去凑个数吧。”

平原君惊疑地望着他，问道：“先生，你叫什么？来我家有几年了？”那人道：“我叫毛遂，来到您这里已有三年了。”

平原君微笑着说：“有才能的人就好像放在口袋里的锥子一样，它的尖儿立刻就会显露出来。可是先生在我这儿三年了，周围的人从来没有推荐过您，我连关于您的一言半语也没有听说过。先生，您还是留在家里吧！”

毛遂也笑了笑，说：“直到今天我才请求您把我放进口袋里去啊，您要是老早就把我放到口袋里，那么整个锥子早就戳出来了，不光只露出个尖儿。”平原君听了无话可答，只好让他一同前去。

到了楚国，平原君同楚王商议订结抗秦的盟约。从日出一直谈判到日中，楚王始终犹豫，害怕秦国，不敢同赵国订盟。双方正在热烈辩论，这时，只见毛遂手按剑把，大踏步走上台阶，大声嚷道：“合纵抗秦有利，不联合有害，只要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怎么从早晨直谈到中午，还没有谈判出结果！”楚王感到十分骇异，问平原君：“他是做什么的？”平原君回答说：“他是我的门客。”楚王皱了皱眉，大声呵斥毛遂道：“我同你的主人商讨国家大事，你来插嘴做什么？”

毛遂听了，圆睁着眼，紧把着剑，走到楚王面前，正色道：“大王仗着军队多，才敢这样呵斥我。现在，我距离大王不过几步，楚军虽多，也救不了大王，大王的性命悬在我手。您当着我的主人，为什么要这样无礼地呵斥我！”毛遂说时神情激昂，楚王坐在座位上，吓得一声不吭。楚王的侍卫谁也不敢莽撞行动。稍停，毛遂又继续说：“楚国有方圆五千多里的土地，一百万的甲兵，本来是可以称霸的。以楚之强，理应天下无敌，没想到秦将白起，率数万之众，兴师与楚战，楚国竟被打得落花流水。头一仗攻拔了楚国的鄢（yān，在今湖北省宜城市）、郢（yǐng，在今湖北省江陵），第二仗烧毁了楚国祖先的坟墓，第三仗又使大王的先人受到侮辱。这种仇恨，百世（三十年为一世）不能忘，连赵国都感到羞耻，而大王却反不想雪耻！依我看，合纵抗秦，为的是楚，并不是为了赵。”毛遂的话，深深地击中了楚王内心的痛处。的确，楚国以一个大国而一败再败于秦，确实是丢脸；败后而不打算雪耻，更是丢脸。将来在其他小国眼里，楚国还有什么地位呢？当着平原君的面，要是拒绝援赵，岂不表明自己是个懦夫？秦围邯郸，赵国坚强抵抗，英勇不屈；楚与赵比，楚大赵小，赵有决心抗秦，楚无决心抗秦，楚国难道就不惭愧？再说，此次秦赵之战，楚不救赵，设若赵胜秦败，楚国必将为诸侯耻笑；设若秦胜赵败，秦必更强，楚国的后患，必将有加无已……楚国应该怎么办呢？楚王想到这里，不禁连忙说：“对对，先生说得对。”毛遂跟着又问了一句：“那么大王决定签订盟约了吗？”楚王说：“决定了。”毛遂一步不放松，当时就要楚王左右的人拿猪狗血来，准备盟誓。毛遂捧着盛血的铜盘，献给楚王说：“请大王首先歃血定盟，其次是我的主人歃血，再次是我。”就这样，楚王和赵国签订了合纵抗秦的盟约。

这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直到今天，如果有人自己推荐自己，主动愿意担当某一项工作时，人们还经常引用这个典故来作为比喻。

（王业猷）

信陵君救赵

信陵君魏无忌，是战国时魏安釐（xī）王的异母弟。他为人谦虚，爱重人才，远近的人都愿来投奔他。他家里经常有门客三千人。

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有个隐者叫侯嬴，做大梁城夷门（城的东门）的门监，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七十岁的老人。信陵君听人说后，便亲自去拜访他，为他举行盛大的宴会，待他为上客。侯嬴有个朋友名叫朱亥，在大梁市上做屠夫，也是一个贤者，信陵君也时常去拜望他。

公元前258年，秦兵围攻赵国的国都邯郸。信陵君的姐姐是赵惠文王弟弟平原君的夫人，赵国几次送信给魏王和信陵君，请求派兵援救。魏王派将军晋鄙统率十万大兵去救赵国。秦国听到这个消息，向魏国提出警告；魏王害怕，命令晋鄙暂时停兵不进，把军队驻扎在邺城。

赵国盼望救兵不到，十分焦急，接连不断派人到魏国催促。信陵君再三向魏王请求，魏王始终不肯答应进兵。信陵君为了援助赵国解救其围困，就集合了一百多辆战车，准备带着自己的亲信武士去同秦军拼个死活。出发的这一天，他行经夷门会见了侯嬴，便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并且向他告别。不料侯嬴却冷冷地说：“公子努力吧！我这个老头儿可不能跟着一起去啊！”

信陵君走了几里地，心里越想越纳闷，自忖道：“我平时对待侯生（侯生，是对侯嬴的尊称）很好，现在我要去拼命了，他却对我这样冷淡，是什么原因呢？莫不是我还有什么错处吗？”想到这里，他命人掉转车子，要回去向侯生问个究竟。侯生见信陵君转来，笑着说：“我早料到公子是要回来的。”又接着说：“公子带了这么少的人去同秦军打仗，正像拿肉喂饿虎，岂不是白白地去送死吗？”信陵君听了，诚恳地向他请教。侯生说：“我听说调动晋鄙军队的兵符放在大王的卧室里，只有大王最宠爱的如姬能够把兵符偷出来。我又听说从前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她怀恨三年，到处设法寻找仇人不着，最后还是公子派人把她的仇人杀死，替她报了仇。她一直感激着公子。假如公子肯开口求如姬把兵符偷出来，她一定会答应。公子得了兵符，把晋鄙的兵掌握到手里，击退秦军，救了赵国，这正是了不起的功劳！”

信陵君依他的话去做，果然把兵符弄到了手。这天，正准备出发，侯生又说：“大将统兵在外，只要便于国家，有时就是君主的命令也可以不接受。朱亥是个大力士，望公子带他同去。万一晋鄙不肯交出兵权，就叫朱亥当场打死他。”

信陵君带着朱亥跟许多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假传魏王命令，要接替晋鄙的兵权。晋鄙把兵符接过来，跟自己带着的那一半兵符一合，合成了一个整体。兵符虽然不错，可是晋鄙心中非常疑惑，说：“这是军国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才能照办……”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抽出藏在袖中的一柄四十斤重的大铁锤，猛不防一锤打去，晋鄙立即身死。

信陵君接管了晋鄙的军队以后，随即进行了一番整顿的工作。他下令军中，说：“如果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家；是独子的，回家养父母。”最后他挑选了精兵八万人。

魏军经过整编，士气高涨，猛攻秦军。秦军久攻邯郸不下，士气已疲，现在又受到魏军猛攻，结果大败。

被围了一年多的邯郸，至此正式解围。信陵君受到了赵国人民极大的尊敬。

（王业猷）

图穷匕首见

“图穷匕首见”的典故，说的是战国末年荆轲刺秦王的事情。

荆轲是卫国人，喜欢读书、击剑。他自从卫国亡后，就漫游各地，最后到了燕国，和擅长击筑（古代乐器名）的高渐离做了好朋友。燕国的隐士田光，也常和他往来。

燕国太子丹曾被当作人质抵押在秦国，秦王嬴政待他很不好，他逃回燕国，时刻想报仇。他因为恨秦，所以有意收留了秦国的逃亡将领樊於期。当时秦国大将王翦正率领数十万大军攻打赵国。秦兵已经快迫近燕国的边界，燕国很危险。太子丹去请教田光，田光便把荆轲介绍给他。太子丹把荆轲当作上宾，优礼接待。他希望荆轲出使秦国，乘机劫持秦王，令他归还侵占的土地，否则就把秦王刺死。荆轲答应了太子丹的请求。

可是过了好久，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而这时王翦已经破赵，秦兵业已打到燕国的南边，太子丹十分恐惧，想催促荆轲赶快起程。荆轲说：“我此去若无凭信，恐怕不能接近秦王。听说秦国悬重赏捉拿樊於期将军，假使能取得樊将军的头，再加上一幅燕国督亢（今河北省涿州、定兴、新城、固安之间）地方的地图，一并献给秦王，秦王必定乐意接见，这样我才能有机会报答太子。”太子丹对于荆轲的计划，很是赞同；只是不同意杀樊将军，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

荆轲见太子不忍，便私下去找樊於期，把自己打算如何刺秦王的办法对他讲明，同时用言语来激他，结果樊於期自刎而死。太子丹见事已如此，只得依照荆轲的计划行事。他命人准备了一个匣子，把樊将军的头颅用药保存起来封好。又以重价买到一柄锋利的匕首，上面浸淬上毒药，使之杀人能见血立死。匕首就裹在督亢地图里面。另外还找到燕国一个著名的少年勇士名叫秦舞阳的，作为荆轲的副使。诸事预备妥当后，太子丹就打发荆轲上路。

出发的这一天，太子和他的宾客都穿戴着白色衣冠前来送行，一直送到燕国南部的国境易水边。荆轲喝过了饯行的酒，高声歌唱起来。他的朋友高渐离为他击筑。只听荆轲歌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歌声慷慨悲壮，送行的人个个感动。唱完歌，荆轲便带着秦舞阳跳上车子，扬鞭西去，连头也不回。

荆轲等到达了秦都咸阳（在今陕西省），秦王听到燕国派人把樊於期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送来，非常高兴，特地用极隆重的仪式来接受燕国的献礼。

荆轲捧着装樊於期头的匣子，秦舞阳捧着地图匣子，二人依次上前。刚走到大殿台阶边，秦舞阳感到害怕，不禁脸色大变，浑身发抖。秦王的左右和群臣都十分诧异。荆轲镇静地回头朝秦舞阳笑了笑，然后向前替他谢罪，说：“北方的粗人，从未见过大王，不免震恐，还请大王恕罪！”

秦王未加深究，紧接着对荆轲说：“把秦舞阳手里的地图拿过来。”荆轲双手献上地图。秦王慢慢地把图展开，图刚展完，突然现出一柄亮晶晶的匕首。这时，荆轲眼快，迅疾地左手一把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抓起那把匕首，就朝秦王胸上猛扎。

秦王大惊，吓得忙从宝座上跳起来，用力把衣袖挣断，脱出手想拔剑抵抗，无奈剑身太长，心又慌，一时拔不出来。荆轲追过去，秦王围着殿上的粗大柱子闪避，情况很危急，群臣都惊慌失措，不知怎么办好。按照秦国的法律：群臣在殿上，不准携带武器，手执兵器的卫士都在殿下，未奉命令不得随便上殿。而秦王在慌乱中又偏偏忘了下令，卫士们都很着急。秦王围着柱子跑，荆轲围着柱子追，眼看快追上，忽然有人提醒秦王：“大王把剑鞘推到背上，从背后拔！”秦王依言拔出剑，挥剑砍荆轲，一剑就将他的右腿砍断。荆轲倒在地上，将匕首对准秦王掷去，没有掷中秦王，中在柱子上。秦王反身用剑乱砍荆轲。荆轲受重伤，倚着柱子大骂：“事情之所以不成，是我想要活捉住你……”最后，秦王左右一涌上前，将荆轲杀死。

这个故事很著名，从古代一直流传到现在。至今，当人们说到某一事件的阴谋终于暴露时，经常会引用这个典故——“图穷匕首见”。

（王业猷）

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叫作“端午节”，也叫“端阳节”。这个节日的起源，有很悠久的历史。

端午节相传是纪念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屈原是楚国人，生于公元前340年。他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他生活的时代，正当一度很强大的楚国开始走向没落和败亡的时期。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在政治上有远见，主张革新，希望楚国能够重新强盛起来。然而他的进步的主张，始终得不到楚王和其他贵族的支持。公元前278年，楚国的郢都被秦国攻破，他感到无比地痛苦，就在这年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在今湖南省）而死。

自屈原死后两千多年来，人民一直都同情他。每年端午节这天，各地都要划龙船来纪念他。划龙船，是象征当年楚国人民打捞他尸首时的情景。全国各地在这天都要吃粽子。吃粽子，也是对他表示怀念。据说古代楚国人民每年到这天，都要祭祀他，用竹筒装米投到河里，让他享用。也有的说，把这些东西投进河里是喂蛟龙，好让蛟龙吃了不再去吃屈原的尸体。这就是后世吃粽子的来源。端午节这天，人们还要喝雄黄酒，家家门口还要插上艾叶和菖蒲草。古代人认为艾叶和菖蒲草有辟邪的作用，屈原是被代表邪恶的奸臣所陷害，插上这些东西，不但是一种怀念屈原的表现，而且是一种避邪降恶的象征。

（王业猷）

诸子百家

我们现在所说的“诸子百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一切思想家及各种不同的学派。所谓“百家”，是表明家数很多的意思，并不是整整有一百家。

西汉初期，司马谈曾把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总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则总括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十家。十家中，除“小说”家外，其余九家被后人称为“九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末期的孔子；战国时期儒家学派著名的代表人，是孟子和荀子。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为礼乐与仁义。“礼”指的是为区别亲疏尊卑、上下贵贱等级而制定的各种条文。“乐”指音乐，是礼的配合，提倡乐的目的，是为了从感情上缓和上下矛盾，好使礼的作用更加显明。“仁”指的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所谓爱和同情心。“义”的意思，就是适宜、合礼，也就是说，人人都要遵循和维护当时阶级社会的一套区分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在政治思想上，孔子强调礼乐的作用，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孟子则充分发挥孔子学说的仁义部分，主张国君行“仁政”。荀子讲究礼义，不过荀子所讲的“礼义”，另外还包含法治的意味。儒家的经典著作——“四书”“五经”和儒家的各派学说，支配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延长，儒家学说是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的。

墨家学派是儒家的反对派，它的创始人是比孔子稍后的墨子。代表他的思想的有《墨子》一书。墨家自己虽不反对等级，但却坚决反对儒家所主张的等级制度。墨子认为：儒家所强调的繁文缛礼和厚葬久丧制度，是一种奢侈浪费；孔子所说的“仁”，实际是对贵族的偏爱。针对儒家的观点和当时实际存在的各国贵族的腐化现象，墨子提出了“节用”“节葬”“兼爱”“非攻”等一些主张。墨家有自己严密的组织，凡是墨家门徒，必须服从巨子（墨家领袖称“巨子”）的命令，过艰苦的生活，严守家法，舍命行道，实行教义，分财互助。秦汉以后，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都把墨家学说看成一种危险的思想，对它采取压制、排斥的态度，所以墨家学说后来便逐渐走向衰落。

道家是战国时期和儒墨两家并行的一个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老子生卒年不详，研究老子思想，今天主要还是根据《道德经》一书，这本书大概是战国时人所编纂。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市东北）地人，约与孟子同时或稍后。研究庄子思想，主要应根据《庄子》一书中的“内篇”七篇。老子是我国古代具有极大智慧的思想家。他根据自己对于自然界天地万物变化情况的精密观察，以及对于亲身经历的社会变革的深刻认识，发现了事物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则。他指出，任何事物都含有对立的两方面，并且正反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这种承认矛盾变化的观点，具有辩证法的因素，是老子学说中的精华。然而老子在思想上带有消极、保守的一面，他害怕斗争。他虽然发现了矛盾的某些法则，可是却不想发展矛盾，解决矛盾，而是企图把矛盾永远拉回到原来的起点，使它始终停留在静止的状态。庄子的学说比老子更保守、更消极。他以“物（人）不胜天”为中心思想，反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主张人们都应“少私而寡欲”，自然做到“愚而朴”，像婴儿一样保持其所谓真性。秦汉以后的历代君主，在治理天下时，常常利用道家学说来作为驾驭臣民的手段，因此道家和儒家一样，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和文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惠施及公孙龙。惠施是庄子的好友，比庄子的年龄要大。公孙龙生于战国末期，比惠施的年龄要小。他们都是诡辩论者，专门玩弄名词概念进行观念游戏，后世称他们为“名家”。在惠施这一派人的眼里，宇宙间的一切，只不过都是些相对的概念，万事万物都一样，没有什么差别。犬和羊都是动物，所以犬可以为羊；黑和白都是颜色，所以黑也就是白。在公孙龙这一派人的眼里，事物的概念和属性似乎与事物本身是可以割裂开来的。坚白石本来是一件东西，但是他们却认为是“坚”性、“白”色、“石”形三个独立的概念，而不是一块具体的坚白石。惠施一派诡辩论者把什么都看成相对，甚而抹杀一切事物的差别；公孙龙一派诡辩论者，把脱离具体事物的抽象概念和各种物质属性分割开来，其结果必然是否认客观具体事物的存在。这两种名家观点的表现形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归根到底，都不外是为了混淆是非，借以阻挠社会的进步。

法家有法、术、势三派。“法”的一派，代表人物是春秋时期的子产和战国时期的李悝及商鞅，他们着重于法律条文的制定以及法律的执行和贯彻。“术”的一派，以战国初期的申不害为代表，这一派着重在研究君主驾驭臣下的方法。“势”的一派，以慎到为代表。慎到，有人说生于申不害之前，也有人说生于申不害之后。为了使“法”和“术”能行之有效，君主必须有权力，权力就是“势”，这一派主要就是着重讲究如何增强君主的权势。法家学说，代表了新兴的地主阶级要求建立君主集权国家的愿望，这种愿望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阴阳家以邹衍（一作驺衍）为代表。他与孟子同时。他认为土、木、金、火、水是构成宇宙实体的五种物质，他把它们称为“五行”，或叫作“五德”。五行之间有一定的“相生相克”关系——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宇宙本身的运动，就是这五种物质的“相生相克”在起作用。古代人的看法，认为天道和人事是相互影响的。邹衍把自然界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拿来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化。他认为，某一朝代的兴盛，必然和五行中当今的某一“德”配合，下一朝代的兴起必然是它所配之“德”胜过前一朝代所配之“德”。例如，舜得土德而旺，夏得木德而旺，商得金德而旺，周得火德而旺。根据五行相克的道理，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因此夏能代舜，商能代夏，周能代商。周以后，必为得水德的朝代代替；再后，必为得土德的朝代代替，然后又是木德、金德、火德、水德，如此循环不已。邹衍把这种循环称作“五德终始”。阴阳学派能够看出宇宙间事物矛盾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以及人类历史的进化，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他们利用“五德终始”的学说来解释人事，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说成是循环的，而不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是很有害的。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纷起，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谢承仁）

四书 五经

“四书”的名称，是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才开始有的。当时的理学家朱熹，特别从《礼记》一书中，提出《大学》《中庸》两篇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子书”，也叫作“四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大学》一书，阐述了儒家的社会政治观点。书中提出了“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指的是“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书中特别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认为修身是中心环节，是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也是格物（研究事物之理）、致知（求得知识）的基础。而所强调的“修身”，实际上就是要人们的一切言行都符合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所提倡的格物、致知，并不是鼓励人们去接触外界事物，参加社会实践，而只是教人专心注意内心的反省。

《中庸》是儒家宣传封建道德的一部伦理教科书。书中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来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标准。什么叫“中庸”呢？意思是说，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中庸”的人生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过去，这种折中主义的观点，常被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反对任何根本改革的借口，也常被那些具有保守思想的知识分子引用来作为逃避现实斗争的理论根据。

《论语》一书，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的。孔子死后，弟子们把平日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收集起来，整理成书，叫作《论语》。《孟子》书中常引《论语》的话，可知《论语》纂辑成书的时间，当在孟子生前。汉朝时，《论语》原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齐论》《古论》早已失传，现存的只有《鲁论》一种。《论语》的体裁很像后代的语录，其中，有记孔子所言，有孔子答弟子所问，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全书共二十篇，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材料。《论语》的文字很简朴，每叙述一事仅用数十字，意思便很圆满，是很好的语录体散文。

《孟子》七篇，是孟子的门人公孙丑、万章等所追述。里面记载着孟子的政治活动和对某些学术问题的见解，以及和其他学派的一些争论。《孟子》的文章，词锋犀利，气势雄健，说理精辟流畅，轻松幽默。这不仅是一部儒家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五经”是指《易》《书》《诗》《春秋》《礼》五种书。这几部经典流传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了。

《周易》就是《易经》，是我国古代卜卦用的书。相传《易经》里的《易传》，也叫作《十翼》，是孔子所作。这种说法不见得可信。《易传》有《系辞》，主要说明“变化之道”，总论全部《易经》的道理。《系辞》里包含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可是它又认为有一种本质不变的东西存在，那就是天一定在上，地一定在下，在上者必尊，在下者必卑。这种思想应用到人事方面，就是枝节问题可以变，而统治阶级的根本制度不能变。这种哲学思想，形成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

《尚书》就是《书经》，是上古的政治论文集，分《虞夏书》《商书》《周书》等几部分，包括古代许多重要的档案和文告。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历史典籍，也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文献。

《诗经》是我国最古的诗歌总集。它保存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三百零五篇诗歌。全集分三个部分：“风”，是民歌；“雅”，是贵族们的诗歌；“颂”，是贵族们祭神、祭祖先的舞曲。传说《诗经》是经过孔子修订和整理的。《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它的表现方法多种多样，情感真挚，文辞优美朴实，感染力强烈，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颗灿烂的珍珠。

《春秋》是一部编年的历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间，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东周时期各国都有史官记事。鲁国的史官记事，就叫作《春秋》。孔子可能对鲁《春秋》加以删修整理过，所以一向就说《春秋》是孔子作的。

《礼》有《周礼》《仪礼》及《礼记》三种（后世《五经》中的“礼”指《礼记》）。《周礼》是战国时的学者记述周朝官制的书。《仪礼》就是孔子所编订的《礼经》，原书已经不全，现在所见的是汉朝儒家的传本。《礼记》是孔子弟子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这是考察儒家思想和战国以前制度器物的重要典籍。

（王业猷）

孔子 孟子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没落后迁移到了鲁国。宋是商朝的后代，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国保存商周的文化最为完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观礼、观乐，都要到鲁国。孔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到了很多有关礼乐的知识。据说他幼年时做游戏，就常爱做各种礼仪的演习。

孔子曾整理过古代的文献书籍，相传《诗经》《尚书》《易》《礼》《春秋》等书都经孔子整理过。孔子对于总结我国古代文化遗产，有着巨大贡献。孔子主张做学问的态度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就是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做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对学生，他主张因材施教。他教过三千名学生，据说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有七十二人。他的学生有贵族也有平民，各国人都有。

在哲学思想上，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他曾说过“仁者爱人”的话。他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损害别人的利益，就是不仁。他希望志士仁人要不惜牺牲性命来达到仁，不要苟且偷生来损害仁。

在政治上，孔子对于当时社会的动荡表示不安，要求通过制礼作乐的手段做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从而巩固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这种主张，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提倡利用，影响中国的社会极为深远。

历史上称孔子为“至圣”，由来甚久。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以后，孔子的地位便一天一天抬高。唐朝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唐政府下令追尊孔子为“文宣王”。宋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改称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朝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给孔子加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改称孔子为“至圣先师”。清朝最初定称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到顺治十四年（1657）改称为“至圣先师孔子”。

总之，历朝统治者对孔子都是倍极尊崇的。这是因为孔子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正是维护他们统治秩序的工具。当然，今天我们也很尊敬孔子，不过今天的尊敬和过去的“圣化”，本质上是不相同的。孔子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我们需要整理总结，吸取其精华，去除其糟粕。把他神化、圣化是不对的。当然，完全否定他在先秦文化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对的。

孟子名轲，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05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没落为“士”，是孔子的第三传学生（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曾游说齐、鲁、宋、滕、梁等国诸侯。他曾在齐国做了几年卿，在梁国也很受优待。不过齐宣王、梁惠王都认为他的学说不合时宜，并未加以采纳。后来他见自己的主张行不通，于是退而授徒讲学。

孟子不仅是儒家曾子、子思学派的继承人，而且还发展了这一学派，故后世把他当作儒家的嫡传大师，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合称孔孟。

孟子的哲学思想是“性善论”。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仁、义、礼、智等品质都是自然地先天具备的。至于人为什么会有不善的行动，他认为那是由于外界事物的引诱。根据这种认识，他承认教育的作用，主张通过教育的手段，教人去其不善以存其善。可是他又过分强调个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提倡存心养性，培养其所谓“浩然之气”，以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思想，形成了儒家哲学中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后来宋代儒家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

在政治思想上，孟子最突出的主张，是行“仁政”。这种主张是针对当时各国诸侯的兼并战争而发的。他从稳定君主的统治地位出发，强调君主应当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应当让人民过安定的生活。要使老年人能衣帛、食肉，鳏、寡、孤、独的人生活能有所依靠。他反对那种强欺弱、众暴寡的兼并战争和对人民的无辜屠杀。他主张讲公义，反对讲私利。他憎恨暴君，承认国人有权杀暴君，杀暴君是诛独夫，不是弑君。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并且加以发挥，成为封建时代带有民主思想色彩的、宝贵的政治理论。他同时还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看法。

历史上称孟子为“亚圣”，由来也是很久的。宋、明的道学家们都极力推崇他，认为他是独承儒家正统的传人。元朝文宗时曾封孟子为“亚圣邹国公”，明朝世宗嘉靖年间免去孟子的封爵，只称“亚圣”。

（王业猷）

老子 墨子 韩非

相传老子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他是道家学派的创始者。他的生卒年代不详：有人说他生于孔子之前，有人说他与孔子同时，另外还有人说他生于孔子之后。他的学说被广泛传播，是在战国的后半期。

老子的哲学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因素。他看到了宇宙万物矛盾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化的法则。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了“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的主张。他认为，为了治理国家和应付自然，最好是掌握节制的原则。治理一个大国，要像煎一盘小鱼一样，不要常常去搅动它。天下禁令越多，人民就越陷于贫困，人们的技术越巧，奇奇怪怪的东西就越会增多。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反对暴政，指出：人民之所以有饥荒，是因为执政当局收取的捐税太重。如果宫廷是豪华的，那么田里就会长满野草，仓库就会十分空虚。他希望人们恢复到孤立生活的远古时代去，很小的国家，很少的人民，邻国相望，鸡声、狗声相闻，而彼此不相往来。在他看来，人民之所以难治，是由于人民有智慧，因此他主张“绝圣弃智”，“常使民无知无欲”。历朝的统治者，对老子学说中的落后部分，是十分欢迎的，他们都大力鼓吹老子的这种愚民思想。

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是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大约生于公元前480年，死于公元前420年。他出身于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家庭，懂得一些手工业生产技术。

他替手工业者、小私有者说话，无情地揭发了王公贵族的奢侈浪费，提出了“节用”“节葬”的主张；他代表手工业者、小私有者争取政治地位，反对贵族世代专权，主张选拔贤人出来管理政治。并且认为人民也应该参加政治，还指出奴隶也是人。

在墨子学说中，“兼爱”“非攻”的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核心。墨子提倡人与人应该无等差地“兼相爱”，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交相利”，才会大家都有好处。在他看来，正是人们不能“兼相爱”，才产生“攻”“乱”“贼”“窃”的现象。“攻乱贼窃”是不义，进攻别人的国土是大不义。他坚决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阻止这种战争，流传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伟大思想家，代表法家的主要人物。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古时称诸侯的儿子为公子），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死于公元前233年。他和秦国的政治家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可是才学比李斯高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长于著书立说。他好几次给韩王上书，劝韩王实行法治，韩王都没有听从。后来秦始皇读了他的著作，十分赞赏，于是把他请到了秦国。韩非到秦国后不久，就被李斯陷害，自杀于狱中。

韩非总结了李悝、商鞅等各派法家的学说，吸收了儒、道两家有关法治的思想，最后完成了法家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了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认为“法治”是唯一适合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必然要求。他的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家应当把法令用明文公布出来，使大家都能了解，有所遵循。不仅人民，甚至贵族和官吏，都应当遵守国家法令，从而巩固君主的统治势力。

2.君主应该有威严和权势，以便掌握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官吏、将帅都由君主任免。只要有能力，即使“出身卑贱”，也可以做官。

3.重视开垦荒地和发展农业，认为这是使国家走向富裕的根本办法。主张奖励努力耕田的农民和勇敢作战的战士。要求取消不耕而富和没有军功而享有爵位的旧贵族的特权。

4.主张禁止其他各种学派的活动，以国家的法令来约束人民的思想。国家对人民的言论和思想，应该进行严格的控制。

5.政治上的改革，应该根据现实的需要，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因为历史是进化的，而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应该随着变化，不应该拘泥于古代。

韩非的学说，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巩固统一国家的各种政治措施，基本上都采用了韩非的主张。

（王业猷）

孙武《孙子兵法》

孙武是春秋末期伟大的军事学家，后世尊称为孙子，生卒年代不详。他原来是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他的家庭，是齐国世袭的贵族。他最初也在齐国做官，后来因避乱投奔吴国，成为一个流落异国的没落贵族。这时阖闾做了吴王，任用楚国的伍子胥做谋主，伍子胥同孙武交了朋友，后来便把孙武所著的兵法送给吴王看。吴王读了很是称奇，便让孙武训练全国的将士。公元前506年，吴王派孙武担任大将，出动了三万大兵，进攻楚国，五战五胜。公元前505年，吴军攻占了楚国的郢都。经过这次战争，吴国一跃而成了当时的头等强国。

孙武给后世留下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军事学著作。这部著作，大体是孙武总结春秋时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以及平时和吴王、伍子胥等研究军事的论点，经过后代人长期整理而成的。今天所见的《孙子》十三篇，就是经过东汉时曹操的选择和删削的。我国历代的名将都很推崇这部兵法，有些外国的军事学家也很推崇这部兵法。

《孙子兵法》有自己精深完整的体系，对于战争问题、战略问题等，都有比较精辟的分析和看法。下面我们概括六点，来说明这部书的价值：

1.战争的正确指导，在于“知彼知己”。“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这句话见于十三篇中的《谋攻篇》。孙武的意思，就是要求在作战时，既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又要了解自己的情况，从而加以比较分析，然后确定战略的计划与战役的部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取得战争的胜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总的原则指导，即使在今天，用来指导战争，也是正确的。

2.战争的正确指导，在于争取主动权。孙武对于在战争中争取主动这点是非常重视的。他说：“善于作战的人，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他认为争取了主动权，使敌人不知我从何处进攻，处处防守，兵力分散，然后我可以“避实而击虚”取得胜利。设法造成敌人的弱点，这是《孙子兵法》在军事上表现主动性最突出的地方。他的办法很多，如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而给以出其不意的攻击，或者给敌人以小利，引诱敌人进攻而将其全部歼灭。

3.在进攻战方面，孙子有很多极其高明的见解。他指出：进攻时要集中兵力，突破敌人一点。避开敌人坚固的地方而向敌人的弱点攻击。

4.在运动战方面，孙子提出了很多卓越的意见。他说：“乘敌人措手不及，从敌人想不到的道路，攻击敌人所不戒备的地方。”又说：“我们想决战，敌人虽然高垒深沟都不得不出来同我们在运动中来打，那是因为进攻了敌人所必救的地方。”战国时期的大军事家孙膑，就很会运用孙武这套原则，取得过辉煌的胜利。

5.《孙子兵法》中，在强调战争指挥的灵活性这方面，也有不少精辟的论断。孙武非常讲究“出奇制胜”，所谓“出奇制胜”，就是以变化无穷的战术打击敌人。他说：“善于‘出奇’的，就像天地那样变化无穷，就像江河那样奔流不竭。”又说：“作战方式灵活变化到顶点，就看不出行动的规律来。行动规律既然不可捉摸，那么，就算有深藏的间谍也将偷看不到底细，聪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办法来。”对于用兵，孙武很强调“机变”，强调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矛盾。战争中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需要根据敌人的情况，灵活地运用和变化，这才是保证胜利的关键。

6.十三篇中，对于如何依据敌我两方兵员的多寡来采取战争的行动，有着十分明确的论述。孙武认为：我方兵力比敌人多十倍，就可以采用包围战；比敌人多五倍，可以采用进攻战；比敌军多一倍，可以分兵来作战；相等的兵力，可以合力来作战；兵力较少，就只能采用防御战；兵力差得太多时，只有暂避其锋。这些重要的原则，如果运用得当，是可以发挥很大的战斗作用的。

由于阶级出身和所处时代的限制，孙子的军事思想，不免还有很多缺陷，不过尽管如此，孙子仍不失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王业猷）

班门弄斧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出自明朝梅之涣《题李白墓诗》：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梅之涣认为有些人写诗不如李白，却不自量力，路过李白墓前，偏爱题诗，所以他拿“班门弄斧”这句话来讽刺那些自炫其能的人。

在班门弄斧这个成语中，“班”指的是鲁班。鲁班叫公输般，又称公输子，是春秋战国时的巧匠和著名的技术工程家。他出身于文化比较发达的鲁国，是孔子的学生子贡的弟子。他后来到了楚国，就长期住在楚国。当时楚越之间常发生战争，楚国常被越国打败，为了改变这种战败的局面，公输般替楚国发明了一种名叫“钩拒”的水战新式武器。《墨子·鲁问篇》中提到公输般这种新式武器：“退者钩之，进者拒之。”意思是说，在敌人的船队后退时可以把它钩住，在敌人的舟师进攻时可以把它挡住。另外，据说他又制造了一种攻城的利器——“云梯”，十分厉害。公输般不仅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还发明了不少生产工具，修建了不少桥梁或房屋。有人说他还造过能飞的木鸢，飞到空中几天几夜不落到地上。他的智巧自古以来便为人们所称道。过去木匠、泥瓦匠、铁匠、石匠等行业，都把公输般尊奉为祖师。他成为我国民间传说中劳动人民智慧的代表。

（王业猷）

屈原

屈原（公元前340—前278），名平，出身于楚国一个贵族的家庭。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学识渊博，记忆力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擅长外交辞令，对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十分熟悉。

楚怀王时，他曾做过楚国的左徒（楚国很高的官职），出使过齐国。他在政治上是怀有远大抱负的：他希望能制定新的法令来改革楚国的内政，使日益衰弱的楚国重新像往日那样富强起来。他痛恨那些持权弄柄的守旧贵族，同情人民的艰难困苦。他期望怀王能够亲近贤臣，提拔有才德的人出来担任国家的领导。

在外交上，他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抵抗秦国。

起初，楚怀王曾一度相当信任他，他的联齐抗秦的主张也一度博得了怀王的支持；但是后来由于怀王听信了奸臣的谗言，加上受了秦国的威逼利诱，便渐渐地和他疏远了。当时，在楚国，联齐和联秦是两条对立的外交路线，这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屈原是主张联齐派的首领。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和令尹（楚国官名）子兰以及上官大夫靳尚，是亲秦派的代表。公元前299年，怀王在令尹子兰的怂恿下，到秦国去订立盟约，结果上了大当，被秦扣留，不得回国，最后竟病死在秦。怀王入秦不返的消息传到楚国，楚太子继位为王，就是顷襄王。

顷襄王刚即位的时候，楚国反秦的空气一时十分浓厚，可是过了不久，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顷襄王很快就屈服了，亲秦派的势力大大抬头。屈原遭到了令尹子兰等人的倾陷排挤，被流放到大江以南。

从此，饱受各种政治打击的屈原，怀抱着拯救祖国的无限热情，内心忍受着无穷的痛苦，开始了十多年的流放生活。

在他六十二岁那年，秦国派遣大将白起攻破了郢都，楚国已经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屈原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痛，正如他自己所说：“旧愁未去，又接上了新愁。想到郢都的收复遥遥无期，就像江水与夏水没有尽头。”（白话翻译系根据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下同）他感到悲惨万端，有苦难言。他怀着对故国的满腔赤诚，写下了如此动人的诗句：

啊，我在向四方远望，

要几时才能再回故乡？

飞鸟一定要归巢，

狐死，头向着山冈。

我无罪而遭流窜，

日日夜夜心中不忘。

就在这年，屈原终于以身殉国，投进汨罗江中而死。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写下了许多杰出的诗篇。他的作品流传到现在的有《九歌》《天问》《离骚》《九章》等二十五篇，大部分是可靠的。他在古代中国诗歌创作史上掀起了一次大的革命。他吸取了民间歌谣体的优点，并且发展了这种优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形式——“楚辞”，给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带来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他在年轻得意时写的作品，大多是一些祭神的歌辞，文字清新、生动，音调铿锵、玲珑。读后令人有一种沐浴在春天的和风之下听泉声、鸟语的感觉。他流放时写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内容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感情，悲愤、沉痛、抑郁、奔放，读后会使人产生一种四野茫茫、雷鸣闪电、狂风暴雨即将横扫一切的心情。

他的代表作《离骚》，就是他遭到流放后所写的一篇最宏大的抒情诗。在诗中，他给予了人民极深厚的同情，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

我深长地叹息禁不住要洒下眼泪。

在另一篇流放后的作品《抽思》中，作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想率性离开故乡跑向国外，

看到人民的灾难又镇定下来。

郢都破后，作者怀着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在《哀郢》一诗里写道：

登上大堤，我向远方眺望，

姑且这样，以疗慰我的悲伤。

可爱的国土呵，无边的沃壤，

水乡的民俗这样古朴纯良。

这些诗渗透了作者高洁的情操，说明了作者伟大的人格。中国人民热爱屈原的人格，也热爱屈原美丽的诗篇。

（王业猷）

都江堰 郑国渠

都江堰是秦昭王在位（公元前306—前251）时蜀守（蜀郡的长官）李冰兴建的（一说是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时李冰担任蜀守时兴建的）。四川都江堰市、成都一带，正当岷江从西北多山地区流经成都平原南向注入长江的去道上。水在山间流得很急，一到平原，流速顿减，水中挟带的泥沙随着沉积下来，容易堵塞河道。因此每年一到夏季，岷江水势骤涨，常发生水灾，水退之后又常有局部旱灾。怎样克服水旱灾害以保证农业丰收，这是古代四川人民长期以来最希望解决的一个问题。

李冰担任蜀守时，吸取了前人治河的经验，视察了都江堰市一带的地势，找出了岷江泛滥的关键，研究了防治洪水的方法。他和儿子二郎一起，领导当地的人民，就地取材，经过长期艰辛的劳动，最后完成了这项闻名于世界的，我国古代最大、最成功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古书上叫作“都安堰”）。

这项工程，修建在都江堰市城外，是一个综合性的防洪灌溉系统，主要工程包括：起分水作用的“都江鱼嘴”；保护河岸、减少流水冲刷力量的“百丈堤”；隔离岷江内、外江水道的“内金刚堤”和“外金刚堤”；宣泄内江过多水量的湃水坝——“飞沙堰”；弧形的护岸建筑“人字堤”；以及人工开凿的内江通道“离堆”和“宝瓶口”。从百丈堤到宝瓶口，各项工程连绵共约三公里。内江经过宝瓶口流到都江堰市东南分成三大支流，输水灌溉农田；外江向正南流，沿途分成六大支流，输水灌溉农田。总计分支流有五百二十多条，分堰有二千二百多道，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六十五公里，灌溉面积合古代亩数三百多万亩（古代每亩合今亩五分二厘）。

都江堰修成后，完全改变了成都平原的面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二千二百多年来，这一工程一直都在为农业生产服务。

郑国渠开在陕西的渭河平原上。这里原是黄土冲积地带，由于雨量较少，常闹旱灾，所以粮食产量不高。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采纳韩国水利专家郑国的建议，从谷口（今陕西礼泉县北）起，开凿渠道，引泾水直达中山（今陕西泾阳县北），又向东通到洛水，这就是著名的郑国渠。渠道共长三百多里，灌溉了今天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白水等县合古代亩数四百多万亩的田地。

自郑国渠修成后，关中一带变成了沃野，免除了严重的旱荒威胁，平均每亩田地的产量都达到“一钟”（合六斛四斗）。（王业猷）

第二编

秦灭六国

秦统一全国是在公元前221年。

原来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发展生产，养精蓄锐，越来越富强。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积极地向各国展开了军事攻势。公元前230年灭韩国，前228年灭赵国，前225年灭魏国，前223年灭楚国，前222年灭燕国，前221年最后灭齐国。十年之间，次第灭掉各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

统一国家的诞生，有很多好处。

从此，自春秋战国以来，那种经常动员人畜、转运粮秣，兵不解甲、马不离鞍，“争城以战，杀人盈（满）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生产破坏、人众流亡的争战局面，可以大为减少，人民也可以在比较安定的环境里生产和生活了。

从此，那种因分裂而各造堤防，天旱为了争夺水利相互征伐，天涝放水别国以邻为壑的现象，可以免除了——水利由统一的政府统一管理，对农业生产更为有利。

从此，割据时期造成的此疆彼界以及其他各种限制人们交往的人为障碍，可以取消了；东方的盐铁和海产，南方的木材和矿产，西方的皮毛和珍宝，北方的马匹和牛羊……可以相互流通，运往各地了。这对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共同的经济和文化，显然是大有好处的。

从此，在统一的国家里，可以更好地动员和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加强国防，保卫人民的生产与生活。

总之，秦的统一，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王克骏）

秦始皇

秦初灭六国，秦王嬴政觉得天下已大定，若“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就下令叫大臣们讨论换个称号。大臣王绾、冯劫、李斯等认为秦统一全国，功业“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传说中的五位古代帝王）所不及”，古代有“天皇”“地皇”“泰皇”（均为传说中的古帝王），“泰皇”最贵，因此共上尊号，建议秦王称“泰皇”。秦王嬴政去“泰”留“皇”，采上古的“帝”号，号曰“皇帝”，自称曰“朕”（当“我”讲，古代无论尊卑均可称“朕”，秦以后只能天子一人独称）；并且决定从自己起，称“始皇帝”，子孙后世以数计，称“二世”，称“三世”……依数类推，至于千世、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措施：

1.确立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皇帝是全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至高无上的大权。皇帝以下，在中央，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和廷尉等官职。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政，是最高的文官；太尉掌管全国的军事，是最高的武官；御史大夫管监察百官；廷尉掌理中央刑狱。这些官都由皇帝任免和调动，不得世袭。在地方，彻底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把郡县制度推行到全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秦始皇末年，因疆域扩大，增至四十余郡），郡下设县。郡有郡守，县有县令或县长（万户以上县称令，不满万户县称长），分别负责管理一郡、一县的政事。郡、县都设尉，管理军事。郡又置监御史，监视郡守、监察郡政。这些官吏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县以下还有“乡”“里”等行政组织。实行郡县制度，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直接下达至各地，避免了地方的割据称雄，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2.统一文字和统一车轨与度量衡。

战国时，各国的田亩大小、车轨宽窄、法律法令、服装制度、语言文字等都不一样。秦统一后，这种紊乱现象当然不能被容许再存在。秦始皇命李斯等以原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出一套笔画比较简便的新文字——小篆，通令各地使用，六国的文字与秦不合的都废弃。后来程邈又根据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成一种比小篆还要简便的隶书，书写起来更方便。同时，秦始皇还下令统一全国车轨的宽窄，又把原来秦国的法律施行于全国；另外还统一了钱币的形制，统一了度量衡的标准。

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重大改革，而这种改革又完全顺应当时统一的政治局面要求，并为以后经济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很大好处。

但是，这些新的政策和措施，引起了不少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引经据典，利用古书上的话做根据，对政府进行恶意批评。秦始皇召集群臣商议，丞相李斯说：“时代变了，制度办法也必须跟着变，古代的制度，在古代是好的，但在今天就不能再用。有旧思想的人，随意批评法令，既影响政府威信，又容易混淆是非。”他主张：除秦国的历史记载以外，凡是六国的史书和民间收藏的《诗》《书》诸子百家等典籍都一律烧掉；以后还有人在一起谈论这些古籍内容的，处死刑；引用古书批评当世的，杀全家。秦始皇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在公元前213年下令焚书。除一部分农、卜筮（古代用蓍草占卦，叫筮）、医药等书未烧外，很多重要的文献古籍，都在这次焚书令下被烧毁。焚书的次年，秦始皇又下令把四百六十个儒生在咸阳活埋，罪名是“为妖言以乱黔首（老百姓）”。所谓“妖言”，指的是这些儒生对新政的指责和对秦始皇的诽谤。

“焚书坑儒”，对于维护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压制落后反动的思想言论来说，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焚书”对古代文化是一种很大的摧残，“坑儒”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正确批评，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不过，总体来讲，秦始皇所做的上述事业，都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形成，因此，他成为历史上一个杰出的皇帝。

（王克骏）

灵渠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命令天才水利工程师史禄负责领导人民开通灵渠。

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城附近，是沟通湘江与漓江的一条人工运河。原来，湘江和漓江都发源于广西。湘江从临桂海阳山向东北流，经过湖南省，注入洞庭湖，流进长江；漓江从兴安唐公背岭向东北流，后转向西南，注入桂江，加入珠江流域系统。这两条水虽然流向不同，可是它们上游的距离却很近。灵渠就是选择在它们相距极近的适当地点开凿的。全部工程大概是这样：

先在今兴安县城东北不远处的分水塘村，开凿两条人工渠道，一条北渠，一条南渠。然后在湘江河道中填土叠石，砌成一座分水的石堤——“分水嘴”（因形状像铧，故古书上都称“铧嘴”或“铧堤”），将湘水分而为二：一部分水流进北渠，注入湘江；一部分水流进南渠，注入漓江。北渠长约两公里，南渠长约三十三公里；渠身翻山越岭，工程异常艰巨。南渠亦称灵渠（因漓水又叫灵河，故渠由此得名），又称兴安运河。灵渠流过的地方，都是高地，为了便于船只航行，在渠中设立了很多“斗门”（早期的船闸）。平时，用闸将渠水分段蓄积起来，像楼梯一样分成一级一级的。每当船只由湘江上溯，来到这里的时候，先闭后闸，再启前闸，使水流平，船只便上进一级，这样，船只级级上进，便可安然翻过高地。反之，船只若由漓水经灵渠驶入湘江，由高处往低处走，那么，就按照相反的道理，先启前闸，使水流平，再闭后闸，然后再前进。

灵渠扩大了我国古代内河航运的范围。自从灵渠修成后，湘、漓两江达成一气，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两水系发生了密切关系；我国南北的交通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除陆路外，又增添了水路。

（谢承仁）

孟姜女哭长城

匈奴是秦朝北方的劲敌。

战国时，秦、赵、燕三国都与匈奴为邻，它们都在与匈奴接壤的边界上修筑了长城，并且还派重兵把守，以防御匈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领大军三十万人，北击匈奴，收复了过去被匈奴强占的河南地方（今内蒙古自治区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

为了进一步巩固边防，蒙恬奉命把旧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修整，筑成了一道西起陇西郡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境）、东至辽东郡内（今辽宁省辽阳市北），长达五千余里的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万里长城。此后，历经两汉、北魏、北齐、北周以至隋，各朝都对长城有所修缮。特别是明代，几乎对长城加以全部整修。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长城，西起嘉峪关（在甘肃省），东到山海关（在河北省），像一条长龙似的蜿蜒起伏于崇山峻岭中。这条气势雄浑、壮丽、令人叹服的长城，主要是明朝人遗留下的成绩。

秦始皇派兵北击匈奴，并令蒙恬率众修筑长城，这对防守秦朝的北疆和保卫黄河流域一带人民的生活与生产，是有着极大意义的。但是，秦刚灭六国不久，人心未定，创伤未复，如此过早、过急、过猛地动员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修筑这样规模巨大的工程，毫无疑问，是会给人民增加负担的。加之秦始皇在位期间，短短十几年，一方面做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统一的好事情，另一方面也做了不少劳民伤财的坏事情。他听信方士们的胡言妄语，迷信神仙长生不死之说，屡次派人远航海外，访仙求药，浪费了大量金钱。为了显示威风，他不断巡游各地，到处登山刻石，炫耀功德。他足迹所至，东北到过今天的河北省昌黎县，东南到过今天的浙江省绍兴市，南边到过今天的湖南省宁远县。有一次，他想南巡到衡山，舟行至湘山（在今湖南湘阴县北），遇到大风，不禁大怒，命三千刑徒将山上的树木完全砍光，向湘神表示皇帝的威力。他滥用民力，强迫人民给自己修筑生前居住的宫殿和死后安眠的坟墓。著名的阿房宫和骊山陵，工程之大，空前未有。单是这两项工程就征调了七十多万人。据说，阿房宫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庭中可以坐一万人，殿中可以竖立五丈高的大旗；宫前有十二个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骊山陵高五十余丈，周围五里余；墓中有宫殿和百官位次，内藏珠玉珍宝无数，还用水银造成江河大海，象征山川形势。

苛重的赋税与劳役，把人民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人民表面上暂时不敢说话，实际上内心里却充满了反抗的怒火。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故事，就是反映了人民这样一种心理。

一对新婚的夫妇，男的名叫范喜良，女的名叫孟姜女，正在欢度婚后的蜜月，忽然男的要被征发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命令下来，丈夫不得不走。范喜良和孟姜女各怀着生离死别的悲哀，被强逼着分开了。

岁月一天一天地消逝，范喜良一去杳无音讯。孟姜女日夜想念着丈夫。她满怀着与丈夫相会的心情和希望，跋涉千山万水，来到了长城边，想探访自己丈夫的下落。

可是，她的希望破灭了，范喜良早已在沉重的苦役下死去。孟姜女看到了长城，没有看到丈夫，她的心碎了。她放声痛哭，哭声震动了天地。她悲愤的眼泪飞溅到城墙上，把长城冲塌了一道四十里长的缺口。

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起源于何时，现已不可知。根据南宋人周蝉所著的《北辕录》记载，远在南宋时，人们便给孟姜女这位传说中的人物修了庙，塑了像，把她当作神灵来供奉。这说明，孟姜女的遭遇，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表明了暴力压迫下的千千万万人民的积愤及其所显示的力量。

后来，秦朝的统治就在各地愤怒人民的起义声中坍垮下去了。

（谢承仁）

陈胜 吴广

《汉书·食货志》描述秦统治者剥削农民的情形：“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可见，当时农民所受的痛苦是如何严重。秦朝残酷的统治，引起了全国普遍的反抗。在秦始皇还活着时，社会就已经显现出了不安的前兆。公元前211年，有陨石落在东郡（今河南濮阳县），当地的老百姓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表示对他的愤恨。第二年，秦始皇死后，他的儿子胡亥继位，称二世皇帝。二世杀死他的哥哥扶苏和大将蒙恬，任用宦官赵高专擅朝政，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农民忍无可忍了，终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公元前209年的秋天，蕲县（今安徽宿州市）大泽乡一带，淫雨连绵。一队九百个面色愁苦愤怒的人们，在大雨滂沱的泥泞路上行进。他们是被征调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区）去戍边的农民。大雨把他们阻隔在这里，耽误了他们到达渔阳的限期。按照秦朝的法律，误了期是要判死罪的。死亡威胁着这一群人，那么他们怎么办呢？其中有两个屯长（带队的），一个是雇农出身的阳城（今河南登封，一说今安徽宿州市境）人陈胜（又叫陈涉），另一个是贫苦农民出身的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吴广，他俩计议道：现在就是赶到防地，也是被杀，与其被杀，不如死中求活，反抗秦朝，做一番大事业；天下人久已痛恨秦的暴虐，如果起来反抗，响应的人一定很多。两人商量后，决定起义。他们先把督率他们前往渔阳戍守的将尉（率领戍卒的官）杀死，然后用话激被征的戍卒，说：“大家遇雨，已过限期，过期当斩，纵然不斩，到达戍地，十之六七也是死。大丈夫不死便罢，死应死得值得。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这番话，博得了九百戍防失期的农民的一致拥护，大家立即推举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正式宣布起义。

九百人起义以后，首先攻下了大泽乡，接着攻下了蕲县，在一个月之内，次第攻占了许多地方。各地农民闻信后，拿起农具、竹竿、木棒，踊跃参加起义军。当起义军进入陈（今河南淮阳县）地时，已经有六七百乘车，一千多骑兵和好几万步兵了。起义军攻下陈地后，为了加强号召，大家拥立陈胜为王，国号“张楚”，建立起了起义军的政府。“张楚”是张大楚国的意思。因为陈胜等起义的地区在原来楚国的境内，而战国时楚国又是仅次于秦的强国，有很大的潜在势力，所以用“张楚”为号，以便加强反秦的号召力量。这时，反秦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各地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杀死当地秦朝官吏，响应陈胜，公认他是起义军的首领。甚而旧六国的贵族也趁机而起，反抗秦朝。

陈胜以陈地为中心，向四方发展，并派周文（又名周章）率主力军往西直攻秦朝的都城咸阳。周文的军队声势浩大，沿途有很多农民参加，等攻到函谷关的时候，已经有车一千乘，战士数十万了。起义军入关之后，一直打到离咸阳不到一百里的戏（今陕西临潼境内）地。秦二世惶骇万分，赶忙征发所有修筑骊山陵墓的徒役，武装起来，命大将章邯率领，前来迎战。周文的起义军虽然人数很多，但因是短时期内发展起来的，既缺少作战经验，也缺乏战斗训练，所以被秦军打败，退出函谷关。章邯追击起义军，周文沿途抵抗，接连战败，队伍损失过重，不能作战，周文自杀。

章邯继续东进，各路起义军多遭失败，吴广被部下杀死。章邯进攻陈地，陈胜兵少不敌，向东南退却，途中被叛徒——车夫庄贾所杀。

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从开始到失败，虽只短短六个月，但是由他们所引发起来的反秦风暴，却愈来愈猛烈。最后，秦朝的统治，终于被农民军推翻。

（谢承仁）

约法三章 鸿门宴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在许多起义军中，以项羽和刘邦领导的两支起义军，成就最大。

刘邦，沛（今江苏沛县）地人，农民家庭出身。他的哥哥是种地的能手，他的妻子也曾参加田间劳作。他在秦朝当过亭长（秦于郊野设亭，十里一亭，亭有亭长）。有一次，他负责押解一批人到骊山去服徭役（古时统治者强制人民给他服的劳役），半路上跑掉了很多，他知道自己反正交不了差，便索性把其余的人都放掉。其中有十几个壮士愿意跟随他，和他一起逃。他们怕人追赶，不敢走大路，打算趁天黑抄小道逃走。不料走到一处水边，忽然遇到一条大蛇拦在路上，走在前面的人都吓得退了回来，不敢过去。这时刘邦正喝了酒，醉沉沉的，一点也不害怕。他拔出剑说：“大丈夫，怕什么！”说时挥剑将蛇斩成两段。众人都佩服他勇敢，他自己也为此感到骄傲。

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到沛县，刘邦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聚众响应。他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支持下，占领了沛县，被推立为沛公，手下很快就有了三千人。项羽的叔叔项梁起兵后，刘邦率众投奔项梁，势力逐渐强大。陈胜死后，项梁接受谋士范增的建议，拥立旧楚怀王名叫心的孙子做楚王（仍称楚怀王）。不久，项梁和秦军作战，战败牺牲。

公元前207年，秦将章邯围攻在反秦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赵国，赵国危在旦夕。楚怀王派宋义、项羽等领兵救赵，派刘邦西向攻秦，并且和诸将相约：谁先灭秦，谁就做关中王。关中系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省西部）以西，散关（在今陕西省西部）以东，二关之中一带地区。

当项羽军在今河北平乡一带牵制住秦军主力并和秦军主力展开决战时，刘邦却趁此机会，在几乎没有遇到多大抵抗的情况下，很快地便打到了咸阳附近的霸上。

而这时，秦政府内部已经极度混乱。权臣赵高逼死秦二世，另立子婴为秦王，子婴又把赵高杀死。刘邦的军队打来，秦王子婴无力抗拒，只好捧着秦始皇传下的玉玺、兵符到刘邦军前投降。到此为止，秦朝的统治便正式被推翻了。

刘邦进入咸阳，接受了张良等人的劝告，将秦宫中的财物珍宝封存不动，然后还军霸上，向关中人民约法三章：犯杀人罪处死刑，伤人及盗贼按轻重治罪。并且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安定社会秩序，受到了关中人民的热烈欢迎。“约法三章”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项羽在消灭秦军主力后，这才引军西进，他在途中听说刘邦已经先破咸阳，心中不禁大怒。他带领四十万大军攻破函谷关，打进关中，把军队驻扎在鸿门，离刘邦军队的驻地霸上有四十里。刘邦的军队只有十万人，和项羽相比，两军势力相差悬殊。范增劝项羽不要错过机会，加紧进攻刘邦。项羽的叔父项伯，因和刘邦的部下张良相好，怕战争发生后，张良遭到危险，连夜把这机密透露给张良，建议他赶快离开那里。张良又把这个消息告诉刘邦。刘邦惊恐，求项伯在项羽面前替自己疏解，说明自己先入关中毫无野心，请项羽千万不要多心。

第二天，刘邦亲自带着一百余骑人马到鸿门来拜谒项羽，向项羽解释。项羽在鸿门军帐中设宴招待刘邦。酒席间，范增屡次给项羽暗示，要他将刘邦杀掉，项羽只装没有看见。范增着急，借故退席出外，把项羽的叔伯弟弟项庄找来，要他进去舞剑，顺手将刘邦杀死。项庄答应，进帐敬酒，敬完酒，说：“军中酒宴没有音乐，让我来舞剑助兴。”项羽点头同意，说道：“可以。”于是项庄拔剑起舞。项伯看出项庄不怀好意，也拔出剑来和项庄对舞，常用自己的身子遮护刘邦，使项庄不能下手。张良眼见事情危急，忙出帐来找樊哙。樊哙满脸怒气，手执宝剑盾牌，冲进帐中。项羽大吃一惊，问是什么人，张良回答说：“这是沛公带的人，名叫樊哙。”项羽赐樊哙喝酒吃肉。樊哙把盾牌覆在地上，一面喝酒一面用剑在盾上切肉大嚼，意气豪壮，旁若无人。

刘邦见势不妙，借口小便，招樊哙出帐，然后和樊哙等数人，偷偷从小路逃回霸上。临走时，让张良献给项羽白璧一双，送给范增玉斗一双，作为谢礼。范增见刘邦逃走，十分气恼，他把玉斗放在地上，拔出剑来狠狠砍成碎片，然后愤愤地对项羽说：“你真成不了大事！将来和你争夺天下的，不是别人，就是沛公。从此以后我们都要做他的俘虏了。”这就是“鸿门宴”的来历。

鸿门宴后，项羽引兵入咸阳，杀秦降王子婴，放火烧毁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熄。关中人大为失望。

这期间，项羽的势力最为强大。在他的强力支配下，他分封了十八个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刘邦没有做成关中王，被封为汉王，都城在南郑（今陕西南郑县），虽然心中很不满意，但由于力量敌不过项羽，也只好忍气吞声，暂时屈服。

（谢承仁）

破釜沉舟 四面楚歌

“破釜沉舟”和“四面楚歌”这两个典故，说的是项羽率楚兵救赵，大破秦军主力，和后来与刘邦作战，被围垓下，兵败自杀的故事。

项羽是旧楚国大将项燕之孙，勇武威猛，青年有大志。秦朝末年，他跟随叔叔项梁杀死秦朝的会稽郡守，举兵反秦，响应陈胜、吴广。

项梁最初有精兵八千人，分兵略地，屡次打败秦军，势力日益壮大，产生了骄傲心理。

公元前208年秋天，秦将章邯在定陶（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大破项梁军，项梁战死。随后，章邯率军渡河，向北攻打赵国，包围巨鹿（今河北巨鹿县）。公元前207年，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引兵救赵。宋义行军至中途，逗留四十多天不肯前进。当时天寒，兵士无衣无食，而宋义却天天饮酒高会。项羽一怒，把宋义杀掉。楚王命项羽为将，带着军队继续前进。楚军渡河，项羽下令把全军的饭锅统统砸破，把所有的渡船一律凿沉，把全部的营帐完全烧毁，士兵们每人只带三天的干粮，准备和秦军决死战斗，不得胜利，绝不生还。楚军这种抱着战死决心以求胜利的精神，是十分感动人的。所以，后世人便把不顾一切，决心做成一事的行为，比喻为“破釜沉舟”。

这时，救赵的军队，除项羽率领的楚军外，还有十多支，但是都害怕秦军，各筑堡垒自守，谁也不敢出去交锋。项羽军开到，与秦军大战；楚军个个奋勇，以一当十，九战九捷。各国诸侯将领站在壁上观战，看见楚兵勇猛冲杀的情景，都呆了。

楚军大破秦军，项羽召见各国诸侯将领，各诸侯将领进入楚军辕门，慑于项羽威风，都跪着爬行向前，不敢仰视。从此，各国军队都隶属他麾下，他成了“诸侯上将军”。

后来，章邯势穷，投降项羽。项羽把二十多万投降的秦国兵士全部坑杀，把秦军的主力全部消灭了。

项羽率军入关中，进入咸阳后，屠杀人民，引起了人民的普遍怨恨。他还大封诸侯王，这是违反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的。他在分封时，封什么人为王，封做什么王（做拥有多大势力的王），只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决定。许多得封的和不得封的将领，都不满意项羽这种措施，他们纷纷起兵反抗，和项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政权的斗争。

刘邦趁此机会夺取民心，养精蓄锐，逐渐统一了关中，然后以关中为根据地，东向联合各诸侯，进一步同项羽争天下。

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持续了五年。五年间，楚汉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刘邦屡战屡败，身受重伤十二次。项羽在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可是在政治上却遭到很大失败。他要把历史拉回到割据分裂的状态，因此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援助。这是他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他残暴好杀，人民都很怕他，对他表示厌弃。他不如刘邦会用人，而且刚愎自用，有一范增而不信任，这就更促使他走向失败。

公元前202年，项羽全军被刘邦包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境内）。为了瓦解楚军斗志，刘邦命令士兵四面唱起楚歌。楚军听了，人人思乡厌战，军心大为动摇。项羽听到歌声，以为汉军已经得楚地，万分惊疑。这天深夜，项羽置酒帐中，痛饮解愁。

他心绪十分烦乱，想来想去，除了突围，毫无办法。他决定突围而走。突围的前刻，他对着自己宠爱的美人虞姬和常骑的骏马乌骓，唱出了一首慷慨悲壮的歌，歌道：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毕，挥泪上马，带着众人舍命冲杀。最后他虽然冲出了重围，并且杀死、杀伤汉军无数，逃到乌江边，然而终于还是在汉军的追击之下，走投无路，不得不自刎而死。

项羽的失败，给了后代极深刻的教训。后世把失道寡助的人的遭遇，比作“四面楚歌”。

（谢承仁）

汉初三杰

秦被推翻后所出现的楚汉相争局面，经过四五年的混战，到公元前202年告一段落。汉王刘邦取得了最后胜利，建立了一个在历史上比秦更加强大的国家，国号汉，建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习惯上称为西汉或前汉。刘邦做了这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就是后世所称的汉高祖。

汉高祖刘邦有一次对人说：“出谋划策，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安抚百姓，筹集粮饷，我不如萧何；带着百万大军，攻必胜，战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啊！”

刘邦所赞扬的这三个人，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汉初三杰”。他们对于汉朝的建立都是有贡献的。

张良，字子房，先世为韩国人，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年轻时，韩国被秦国所灭，他为了替韩国报仇，把家财散尽，结交了一个大力士。公元前218年，这位大力士拿着一柄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锤，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地方行刺秦始皇，没有打中本人，只打中了副车。秦始皇大怒，下令到处搜索刺客，张良在此藏身不住，只好改名换姓，逃避他乡。传说在逃难期间，有一次，他在一条河边遇见一个老人故意把鞋掉到桥下去，老人冲着他很不客气地说：“小孩儿，给我把鞋捡上来！”他一听心里直冒火，怎么这个人这么大模大样随便乱指使人？但是转而一想：他年纪大走不动，替他捡捡又何妨？于是便走到桥下替老人把鞋拾了起来。谁知老人这时又把脚一伸，说：“给我穿上！”张良差一点气得要发作，不过他又转而一想：给老年人做点事也没有什么不应该，何必计较他的态度。于是他又恭恭敬敬地帮老人把鞋穿上。鞋穿好后，老人连“谢”字也没有说一个，扭转身就走了。张良望着老人的背影，看着他慢慢走开，觉得这人十分奇怪。不料过了一会儿，老人忽然走转回来，笑着对张良说：“很好，你这小孩儿可教！记住，五天后一早到这里来会我。”过了五天，张良抱着好奇的心理真的起了个早，赶到桥边来会老人，没想到老人却比他早到。老人一见他晚来，就发怒道：“与年老人约会，为什么迟到？去！再过五天后早点来！”又过了五天，这次张良一听鸡叫就起床，他自以为今天一定不会晚，谁知到桥边一看，老人比他到得更早。老人见了他，又非常生气地说：“怎么又迟到？回去，再过五天后来！”再过了五天，张良不等半夜就到桥边去等着，这回总算没有迟到，过了一会儿老人才来。这次老人很高兴，点了点头说：“应当这样。”说时便从袖中拿出一部兵书送给他，鼓励他好好学习。从此，张良便用功学习兵法。后来刘邦起兵，他便参加了起义军，做了刘邦的谋士。他辅佐刘邦入关灭秦，立有很大功劳。楚汉战争时，他建议不立六国后代，免得天下又恢复到战国时期那种分割的局面；同时，他还建议用利禄笼络韩信，联络英布、彭越，全力对付劲敌项羽。刘邦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之加速了战争的胜利。汉朝建立后，他被封为留侯，受到了汉政府极大的优待。

萧何和刘邦是同乡，公元前209年，辅佐刘邦起兵，立有大功。当起义军打进咸阳时，别的将领多只注意金帛财物，而他却独具远见，把注意力放在秦政府的各种档案文献上，因而一到咸阳，便将秦丞相府、御史府的图书律令全部接收过来。由于汉军掌握了这一份重要的资料，所以刘邦对于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以及社会情况的了解，比起其他起义军领袖来，要更加清楚、全面得多。这一点，对于汉的迅速统一，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萧何是一个善于知人的人。韩信的被重用，就是由于他的极力推荐。最初，韩信在刘邦军中因未被重视，开了小差，萧何听到消息后连忙放下工作，亲自去追赶。刘邦问他为什么别的人不追，单追韩信一个人。他回答说：“韩信有大将之才，若要争天下，非重用韩信不可。”刘邦听了他的话，真的就拜韩信做了大将。后来，韩信在汉的开国事业中，果然立下了不世的功勋。在楚汉剧烈斗争的那些艰困年代里，萧何以丞相身份留守关中，转运粮饷，补充兵源，使得刘邦虽然屡屡战败而仍有余力来对付项羽，终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汉统一天下后，刘邦感念他的功绩，封他为酂侯。汉初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在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死后，曹参继他为丞相，基本上仍按照他生前所定的一些规章制度办事，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所以历史上常把他们两人相提并论，称之为“萧规曹随”。

韩信，淮阴（今江苏淮阴）人，出身贫苦家庭，起初在项羽部下，后归刘邦，被任为大将。在汉统一战争中，他表现出了极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比如，他曾以数万之众，以少胜多，大败赵军二十万，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这次战争刚开始时，他一方面调遣轻骑兵两千人，每人持一面红旗，从小道出发，到赵军大营附近埋伏，并吩咐他们趁赵军出营追击汉军的机会，进入赵营，将赵军的旗帜完全拔掉，换上汉军的红旗；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营盘故意扎在背靠着河流的地方，这从表面上看是违反兵法的。敌军看见他背水为阵，都笑他不懂兵法。他自己的部下见他这般布置，也都感到十分纳闷。可是他本人却满怀着胜利的信心。临战前，他下令军中说：“今日破赵以后再饱食。”诸将虽然口里都勉强答应“是”，其实心里一个个都在暗自嘀咕。等到战斗开始，两军接战，相互奋勇厮杀。汉军假装败退，将军旗战鼓抛弃满地。赵军出营追击，得意忘形，只顾争着捡拾地上的战利品。汉军退到河边，无路可退，反身再战，勇猛无比。赵军不能取胜，打算收兵回营。不料这时预先埋伏在赵营周围的两千骑兵，已经建立了战功，把赵军的旗帜完全换成了汉军的旗帜。赵军看见到处汉旗飘扬，不禁大惊，以为汉已破赵，于是抛甲弃戈，纷纷遁走。汉军四面夹击，大破赵军，阵斩赵军主将陈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战争结束后，韩信的部下问他：“为什么不依兵法，背水为阵反而取得胜利，这是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我这种做法，并没有违反兵法，只是诸君没有仔细考察兵书罢了。兵书上不是说过‘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这样的话吗？我之所以要背水为阵，就是根据这个意思。我知道，我在军中时间不长，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威信，一旦军士们面临着生死关头时，是很难听我的命令的，我若不把他们置之死地，使人自为战，哪能死中求生；相反，若把他们置之生地，有路可逃，一到战争激烈时，他们会一个一个地逃走，哪里还会有今天这个胜利？”诸将听了都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都非常佩服他的军事才能。从此，大家才知道，原来韩信是一个很会灵活运用兵法的人。韩信为汉的开国立下了不朽之功，汉朝建立后，他被封为楚王，后被降为淮阴侯。公元前196年，他被刘邦的妻子吕后所杀。

（易惠中）

汉武帝

汉朝初年，统治者接受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让步政策，减轻剥削，奖励农耕，给了人民暂时喘息的机会。经过汉初六十多年休养生息的时间，自秦末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终于在全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且逐渐超过了战国时期的经济繁荣。相传文帝、景帝时，国家财货充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出现了富庶景象，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特别是景帝时，削平了以吴王刘濞（bì）为首的吴、楚等七国贵族的叛乱，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为汉朝的兴隆与统一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汉武帝凭借着这样的物质基础，做出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业。

汉武帝刘彻，是汉朝开国后六十七年登上帝位的皇帝。他十六岁登基，一共统治了五十四年（公元前140—公元前87）。

“罢黜百家，尊崇儒术”，是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后所采取的一项从思想上巩固中央集权政治的重要措施。董仲舒把孔子的学说，说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唯一准则，把其他各家学说斥为“邪辟之说”。他认为，只有“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社会秩序）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因此，他建议废除其他各家学说。同时，他还建议设立太学，专门用来培养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儒生。汉武帝采纳了这些主张。从此以后，儒家学说便处于优越的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颁“推恩之令”，是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后所采取的一项从实际行动上加强中央统治权力的重要措施。吴、楚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汉景帝虽然剥夺了诸王的政治权力，初步树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但是诸王的领地还是很大，经济力量还是很强，还随时有和中央政权对抗的可能。主父偃认为，如果诸侯过于强大，就会恃强，就会联合起来反抗中央政权。所以他主张实行“推恩”分封的办法，分封诸王的子弟为侯，以分散王国的领土，使大国变为小国，强国变为弱国。这样，他们就再也无力反对中央了。汉武帝实行了这个建议，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汉是一个大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维持这个大国的强盛和统一。而这样一个强盛统一的大国，对于发展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汉武帝时，国家富裕，国防力量加强，有了力量来对付匈奴的侵扰。从公元前129年到公元前119年，汉与匈奴之间较大的战争有十余次，汉军屡败匈奴兵，夺回了被匈奴侵占的河套等地区，基本上解除了秦汉以来的匈奴威胁。

另外，汉武帝还派张骞出使西域，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等经营今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地区。这一切，在客观上都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打开，西南大部分地区的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关系逐渐密切。

强盛统一的汉朝，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十分有利和有力的保障。

汉武帝在位期间，在他的指示和领导下，汉政府发动民力，在全国广大地区兴修水利，推广较进步的农具与农业生产技术，对于促进当时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仅以关中地区为例，重要的水利工程就有六辅渠（当地人称为“六渠”或“辅渠”）、灵轵（zhǐ）渠、成国渠、（wéi）渠、白渠。拿白渠来说，这条渠连接了泾水和渭水，全长二百里，可以灌田四千五百顷（合今二十三万多亩），与郑国渠同样著名。黄河自古以来是一条经常泛滥的河流，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和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曾在今河南与山东一带地方两次决口，造成极大损失。两次虽然都勉强把决口堵住，然而始终未能彻底解决问题，黄河下游地方仍旧时常被淹。元封二年（公元前109），汉武帝征发数万人修筑瓠子堤（今河南濮阳市），并且亲自到河上视察。此后不久，又从馆陶（今山东馆陶）开凿了一条与黄河宽深相等的屯氏河，引水流入海中。经过这两次的努力修治，黄河的灾患大为减轻；在此后六七十年间，黄河的下游基本上没有再遭受大的水灾。除重视水利建设外，汉武帝晚年又大力提倡使用新农具，推行新的耕作方法。比如，下令给大农（官名），要他选取有技巧的工匠制造新农具；又令全国郡守派遣所属县令和三老、力田（小官名）及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农具的使用方法及代田耕种养苗方法，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武帝时，文化也很昌盛。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天文、农业、音乐、艺术等，各方面都人才辈出。

（王克骏）

司马迁《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卒年大约在公元前87年，即汉武帝后元二年。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活在汉武帝时代。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管历史和天文的官），又是当时卓越的思想家。司马迁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所受的影响自然不小。他从小就阅读了很多书籍，又跟随有名学者学习，学问大有进步；他二十岁左右时，开始漫游全国，考察史迹，探访传闻，了解人民的生活和各地的风物。他登上万里长城，体验到了先民的伟大和秦朝使用民力的残暴。他渡黄河、过长江、访问都江堰，考察了水利和民生的关系。他去过孔子的故乡，参观了孔子的庙堂和“车服礼器”等遗物。他到过今天的四川、云南一带，采访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民情与习俗。后来，他做了太史令，又阅读和整理了官家收藏的各种图书资料。

公元前104年，他开始写《史记》（实际上整理史料的工作在公元前108年便已开始）。这年，他四十二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

不料，在他进行著述的第七年，在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触怒了汉武帝，得了欺骗皇上的罪名，被下到狱中受了“腐刑”（阉割）。这对他是极大的侮辱。他受到这样巨大的打击，非常痛苦，几乎痛不欲生。但是，他一想到自己所要完成的伟大著作时，就又坚持着活了下来。他发愤继续写他的《史记》。到了公元前93年，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巨著的初稿。从这以后，直到他死，他还对他的著作做了不断的加工和修补。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汉朝末年灵帝、献帝以后，大家才习惯地称呼其为《史记》。这是一部包括从黄帝起到汉武帝后期止，长达三千多年的纪传体历史书。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个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本纪”十二篇，是以帝王世系为中心，按年月顺序，列举历代的人事，好像全书的总纲，使人读了能够了解每一朝代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表”十篇，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以“年表”为主）三种，是排列帝王、诸侯、将相的年代及爵位的。由于夏、商、周三代时期年次不明，故只能按世系列为“世表”；而秦楚之际，政治变化急剧复杂，“年表”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列为逐月记事的“月表”。“表”能更清楚地表明时间顺序，使读者一目了然。“书”八篇，总述了司马迁以前历代的天文、地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价值很大；八“书”的内容虽然还不够完备，然而对我们了解这一时代社会的全貌，却有很大的帮助。“世家”三十篇，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叙述诸侯国家兴亡的历史，另一类是叙述贵族和地位最高的大臣的事迹。不过其中有两篇例外：一篇是《孔子世家》，另一篇是《陈涉世家》。因为孔子在思想文化上有突出影响，而陈涉（陈胜）是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的农民领袖，所以这两人都列入了“世家”。“列传”七十篇，是全书里篇幅最多的部分，有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传，有特殊事业传，有国内少数民族传，有属国传，有外国传等。

司马迁写出了古代帝王、将相、名医、侠客、大商人、优伶（戏曲演员）、刺客、占卜人的事迹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他的写作态度严谨，爱憎分明。他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给予了同情。他热烈地歌颂了农民战争的领袖，把陈胜、吴广摆在和封建王侯同等重要的地位，专门给他们写了“世家”。他一方面肯定了汉高祖刘邦的才能和功绩，另一方面却又真实地描绘了这位皇帝的狡诈与无赖；他一方面称颂了汉武帝刘彻的丰功伟业，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讽刺了这位天子迷信求仙的荒诞与无聊。他真诚地颂扬了那些不为私利、爱国爱民的忠臣与义士；另外，他也愤怒地谴责了那些用严刑峻法来残杀人民的刽子手。《史记》开创了用纪传体叙事的体裁，这种体裁一直为以后的史家所沿用。它的语言生动活泼，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以后的传记文学树立了典范。

司马迁无愧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史记》无愧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王克骏）

赵过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农业上有很多生产经验和发明创造。赵过是古代在这方面有卓越贡献的人物之一。

汉武帝末年，汉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发展农业。赵过研究和总结了农民的生产经验，发明了“代田法”，创制了新农具，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

在这以前，耕作技术是比较落后的。农民们把土翻起后，就往下播种，也不分行列。这是一种原始的耕作方法，容易消耗地力。为了使地力恢复，今年耕种的土地，明年就得停止耕种，休耕一年。贫瘠的土地，甚至得连续休耕两年或三年。古时地长一百步、宽一步（一步六尺）为一亩。“代田法”是在这六尺宽的田亩中分为垄、甽（zhèn，田地中间的沟）相间的三垄三甽。垄和甽都宽一尺，甽低垄高，甽比垄深一尺。春天把种子播到甽里，长苗以后，除去垄边杂草，把翻松的泥土培盖在甽中的苗根上。等到夏天，垄土已全平，而苗根埋土已深，可以增加耐风和抗旱的能力。下次耕种，再把原来的垄改为甽，原来的甽改为垄，这样每年甽垄互相更代，叫作“代田”。用“代田法”，不必把整块土地完全休耕。由于土地时常翻动，土质松软，对于庄稼的生长也有好处。用“代田法”耕种的田地，都是“用力少而得谷多”，一岁之收，每亩常过普通不用“代田法”的田一斛（hú，当时以十斗为一斛）到两斛以上。

赵过发明的新农具有耦犁和耧车。耦犁用两头牛拉两个犁，后面两人各扶一犁，前面一人牵引两牛，共用两牛三人。用这种耦犁犁田，每年可种田五顷。赵过还做了一种人力犁，无力养牛的农民，可以使用人力犁。使用人力犁，人力多的一天能耕三十亩，人力少的也能耕十三亩。耧车是一种把耕犁和播种器结合在一起的播种工具。耧车的构造是：犁上装一个耧斗，用以盛谷种，耧斗的两足外圆中空，直伸到地里。耕地时，一面破土，一面摇动耧斗，种子就由外圆中空的耧斗足播入土中。这比耕完地再播种快多了。用耧车播种，据说一天能播地一顷。

赵过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具，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作物产量，在农业生产上给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

（王克骏）

苏武牧羊

汉朝时候，北方的匈奴常常侵扰边境。汉武帝时，击败了匈奴，北边才得到安定。公元前101年，匈奴且鞮（jū dī）侯单于新立，派使臣到汉朝修好，为了答礼，汉武帝派苏武出使匈奴。

苏武，字子卿，是一个廉洁正直、有胆量、有骨气的人。他奉武帝之命率领副使张胜、随员常惠等一百多人出塞到了匈奴。当他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后，正待回国时，恰巧有汉降将卫律的部下虞常等，想趁单于出去打猎，劫单于的母亲归汉，并杀死卫律。虞常和张胜是老朋友，他们暗中商量，却不让苏武知道。后来虞常失败，单于派卫律审办这件案子。张胜怕受牵连，才把事情告诉苏武。苏武说：“事已如此，一定要牵累我，我被侵辱，对不起国家。”遂拔刀自杀，由于常惠等救护，才没有死。不久，卫律奉单于之命来审问苏武。苏武说：“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受到审问，就是活着，还有什么脸回去！”用刀使劲自刺，鲜血直冲出来。卫律大惊，立刻飞马去找医生。医生来时，苏武已流血过多昏厥过去。医生救治了半天，苏武才转过气来。苏武这种忠于国家的精神，连单于也很钦佩。苏武的伤好了些，单于要逼他投降，通知他去观审虞常，并当场把虞常斩首。卫律举剑对张胜喝道：“投降免死。”张胜跪地求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使有罪，你当连坐。”苏武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密谋，又不是亲属，说什么连坐！”卫律举剑砍来，苏武颜色如常，稳坐不动。卫律停住手，说：“我投降匈奴，蒙单于大恩，封我做王，富贵已极。如今部下几万人，牛羊满山谷。你今天投降，明天就和我一样，不然，白白丧命，又有谁知道！”苏武毫不动摇，反而义正词严地把卫律大骂一顿。单于见他不投降，便把他关在一个大地窖里，不给他饮食。天下大雪，苏武困卧窖内，饥寒交迫，渴了饮雪水，饿了吞毡毛，一连好几天，差一点冻饿而死。单于见威胁、利诱都不成，便把他和常惠等分开，给了他一群公羊，送他到北海边去牧羊，并且说：“等公羊生了小羊，你再回去！”北海一带，当时是无人烟的荒漠，每到冬天，这里白雪皑皑，四野冰封。苏武常处于绝粮的威胁中，没有办法，只好掘取野鼠洞里的草籽充饥。后来单于又派人来劝降，他仍是忠贞不屈。每天，他一面牧羊，一面抚弄着出使时朝廷给他的“汉节”（节是古代使者拿着作为凭证的东西），表示时刻不忘汉朝。时间长了，“汉节”上的毛都脱落了。就这样，他在这穷荒苦寒的地方，艰难地熬过了十九个年头。

武帝死后，昭帝继位，匈奴和汉朝和好，汉朝要求释放苏武等人，匈奴诈说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到匈奴，常惠想法子夜见汉使，教他对单于说：“汉天子在花园射雁，雁足上拴有帛书说苏武现在在北海某处。”汉使照常惠的说法质问单于，单于才允许苏武回汉朝。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春天，苏武、常惠等九人（同出使的人很多，这时都已死去），回到了久别的首都长安。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四十岁左右，正当壮年，等到历尽艰苦回来时，已经是须发全白、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当时的人，都非常尊敬这位大节凛然、一片丹心的英雄；千古以来，他的事迹被传为佳话。

（王克骏）

昭君出塞

昭君，姓王名嫱，字昭君，是汉元帝的宫女。

她被选入宫时，由于拒绝贿赂奸臣毛延寿，毛延寿故意把她的画像涂改，使元帝见了，以为她生得丑陋，把她打入了冷宫。后来元帝发现上了奸臣的当，要捉拿毛延寿。毛延寿逃入外国，怂恿那个国家的君主兴兵犯境，指名要昭君和亲。昭君在一个萧瑟的秋天，怀着对故国的深沉依恋，骑着马，弹着琵琶，唱着哀怨悲愤的歌曲，出了边塞，迎着朔风，走进了那黄沙无边的草原……

这样的王昭君，是诗歌戏曲中的形象，历史的事实可不完全是这样。

西汉元帝时代，汉朝国力还很强大。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表示，希望和汉联姻，永结亲好。元帝将后宫宫女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为妻。昭君到匈奴后，和呼韩邪单于结婚，做了阏氏（yān zhī，即单于的妻子，相当于汉人的皇后），并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呼韩邪单于死，大阏氏生的儿子雕陶莫皋立为单于，按照匈奴的风俗，父死娶后母，所以昭君又做了后单于的阏氏，并生了两个女儿。长女云娘，在汉平帝时，曾来汉朝拜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很高兴，赏赐了她很多东西。云娘和她的丈夫，主张和汉朝友好。后来呼韩邪单于的少子咸做了匈奴的单于，云娘常劝咸跟汉朝亲善。公元14年，云娘要求会见和亲侯王歙（xì）。王歙是昭君哥哥的儿子，云娘的姑表兄弟。这时，西汉刘氏皇朝早已被王莽废掉，建立起国号叫作“新”的王氏皇朝。王莽答应了云娘的请求，随即派王歙和他的弟弟王飒两人出使匈奴，带去好多礼物，以表示对咸立为单于的祝贺。

自从呼韩邪单于与汉结亲起，以后六十多年间，汉与匈奴没有战争，双方友好往来，和睦亲善，汉北部边境呈现了“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气象。昭君出塞的故事，成为汉与匈奴这两大民族和睦关系中的一段佳话。

昭君死后，匈奴人民为了表达对昭君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在大黑河畔（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郊）特地为她修了一座独立苍穹、气象巍然的青冢，这就是传说中的昭君墓。

两千年来，昭君的美丽、善良、朴实、勤劳的形象，始终活在当地人民的心中。据内蒙古民间传说，昭君很爱护百姓，曾教给当地妇女纺纱、织布和做衣服的技术，并且传播了一些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

（王克骏）

王莽

西汉后期，四川、河南、山东一带连续发生了以申屠圣、郑躬、樊并、苏令等为首的农民和铁官徒（工徒）起义，有的发展到一万多人，有的经历了十九个郡国。西汉皇朝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连一部分统治阶级的人物也认为汉朝的命运已经快要完结了。王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凭借外戚（帝王的母族或妻族）的地位，爬上了皇帝的宝座。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成帝的生母。自成帝时起，王家有九个人封侯，连王莽在内共有五个人做过当时最高的军政长官——大司马。地方官也有很多是王家的党羽。成帝死后，哀帝继位。哀帝在位六年，重用别的外戚，王家不是很得意。公元前1年哀帝死，哀帝没有儿子，王政君就跟王莽合谋立成帝的弟弟中山孝王九岁的儿子做了皇帝，就是汉平帝。这时，王莽做大司马，取得了朝政的实权，还得到了“安汉公”的封号。王莽用大封官爵的办法取得了贵族、官僚们的拥护，又用小恩小惠，如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分赈受灾的贫民等办法，并且笼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这种假仁假义的做法，曾经在短时间内迷惑了一部分人。据说，前后曾有四十八万多吏民上书太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平帝死后，王莽一方面挑了皇室一个两岁的婴儿来做傀儡皇帝，另一方面又利用迷信制造舆论，说武功地方掘井发现一块白石，上面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红字，要王政君下诏许他称“假皇帝”（假是代理的意思）。三年以后，即公元8年，王莽便正式做了皇帝，建立国号叫“新”。

王莽做皇帝后，为了巩固统治，打着复古的旗帜，进行变法。他下令：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都不准买卖。一家男子不满八个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应将多余的田地分给本族或邻居的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口给田一百亩。凡是指摘这套办法和散播反对言论的人，都被放逐到边远地区。

王莽又实行五均六筦（guǎn）。在长安城东西市设市令，在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城市设司市师，各郡县设司市，负责管理市场、物价、收税和对贫民赊贷，叫作“五均赊贷”。又实行官卖盐、酒、铁器，由政府统一铸钱，收名山大泽的生产税，加上五均赊贷，叫作“六筦”。

王莽曾多次实行币制改革，如下令废除行用已久的汉五铢钱，造金、银、龟（龟甲）、贝（贝壳）、钱、布（铜制）六类共二十八种名目的货币。严禁私铸钱币，私铸者连邻近五家都算犯罪，人口罚为官奴婢。私用五铢钱的，有罪。

但是王莽要占有田地多的人分余田给贫农的命令在豪门地主的抵制下，一开始就无法实行。他企图停止田宅、奴隶的买卖，这在阶级社会也是行不通的幻想。执行五均六筦政策的各级官吏，本身都是大商人、地主，这些政策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例如，市场管理规定：市官根据物价行情，定出本市每季货物的平价，五谷、布、帛等货源多时，政府按卖方成本收货；市价高过平价，政府将存货按平价卖出；市价低于平价，听人们自行交易。这从表面上看，似乎能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可是实际上不然。由于规定市场平价的大权都掌握在那些官僚、地主们之手，他们趁机收贱卖贵，从中取利，以致老百姓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好处。工商业税按纯利额十分取一，这对大工商业不算重，然而对小工商业却很不轻，并且如捕鱼、捕鸟、养家畜、养蚕纺织、缝补都要收税，非常繁苛琐细，人民当然更受不了。官卖盐、酒、铁器，无异是一种对重要产品的垄断。币制改革更是赤裸裸的掠夺，因为这使很多持有五铢钱的小农和小生产者受到了严重损失，甚而破产。只有赊贷予民（百钱月收三钱）一事，倒是可以打击高利贷者，多少还对民有利，可是，假若过期还不出来，人民仍然要受贪暴官吏的迫害。

王莽的变法，在各方面的反对下，“王田”“私属”制只实行了三年多，变法的主要部分就不得不宣告破产。五均六筦坚持得久一些，但最后也不得不下令废除。

在这期间，王莽不甘心变法的失败，还挑动对外战争来向国内人民示威。这便加速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公元23年，长安市民响应起义军，攻入宫中杀死王莽。

（陈继珉）

绿林 赤眉

王莽改制失败，人民生活更加痛苦。加以水灾、旱灾、蝗灾接二连三地出现，农民们实在活不下去，除了自己起来推翻暴政，再没有别的出路。

17年，湖北西部一带大旱，饥饿的农民们在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的领导下发动起义。王匡、王凤起义后，闻风前来投奔的人很多，几个月光景，起义军就壮大到七八千人。他们驻扎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市）上，人们把他们称为“绿林军”。21年，王莽的荆州牧（官名）率兵两万人前来攻打绿林军，结果被打得大败而逃。绿林军乘胜攻下了几个县城，把队伍扩充到了五万多人。

第二年春天，绿林山里发生了瘟疫，农民军病死的很多。他们决定分散活动，由王常、成丹领一支人马，攻占南郡，号称“下江兵”。由王匡、王凤领一支人马开往南阳，号称“新市兵”。不久，平林（今湖北随州东北）人陈牧、廖湛等人，也聚合一千多人起来响应，这支人马被叫作“平林兵”（后与新市兵合）。

18年，琅琊（郡名，今山东东南部）人樊崇在山东莒（jǔ）县起义，带领数百人占领了泰山。不到一年，他的部众就发展到一万多人。接着，逄（páng）安、谢禄等人都领起义队伍前来投奔。于是，他们以泰山为中心，在山东一带展开活动。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与绿林军首领王匡同姓名）、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大军前来镇压。樊崇率领农民军迎战，为了在战斗中便于与敌军区别，大伙都把眉毛涂成红色，作为起义军的记号。从此，“赤眉军”的名号便传开了。在这次大战中，赤眉军个个奋勇当先，把官兵打得大败，王匡溜走，廉丹战死。赤眉军战胜后，人数大增，势力迅速发展到黄河中游一带。

正当农民起义军轰轰烈烈发展的时候，许多地主阶级分子也趁机而起，如南阳的汉朝皇族刘演、刘秀兄弟，便在此时混入了绿林军。

23年，绿林军已发展到十多万人，各路联军共同推举汉朝皇族刘玄为帝，号称“更始皇帝”。农民军节节胜利，使王莽政权面临着崩溃的危机。王莽派遣王寻、王邑带着四十二万大军，围攻昆阳（今河南叶县），准备与农民军决战。绿林军奋勇抵抗，大败王莽军，王寻战死，王邑逃走。昆阳大战后，绿林军便兵分两路进攻长安，终于推翻了王莽政权。

但是刘玄进入长安以后，就完全背叛了农民军。

赤眉军樊崇等人与刘玄分裂，继续组织力量进行斗争，短期内起义力量又发展到了三十万人。25年，樊崇等立了一个十五岁的放牛娃刘盆子为帝，接着再度攻入长安，迫使刘玄投降。但这时，关中豪强地主隐藏粮食，组织反动武装，进行顽抗。第二年，赤眉军由于粮草断绝，无法在长安坚持，只得回师东归。

刘玄以前在洛阳时，曾派刘秀到河北活动。刘秀势力逐渐壮大，25年公开背叛农民军，在河北称帝。赤眉军与刘玄在关中斗争时，刘秀趁机南下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当赤眉军东归的时候，刘秀预先在河南西部山区埋伏大军，偷袭赤眉军。赤眉军虽然拼全力抵御，无奈寡不敌众，加上长途跋涉，精疲力尽，最后战败。

刘秀建立的政权，因都城在洛阳，故历史上称为东汉或后汉。刘秀就是后世所称的汉光武皇帝。

坚持了十年斗争的绿林、赤眉起义军的胜利果实虽然被刘秀所窃取，但西汉末年和王莽时代的暴君恶政毕竟被农民军推翻。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震慑于农民军的威力，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吸取教训，采取一些减轻租赋徭役之类的措施。因此，东汉初年人民的生活相对地有了一定的改善，社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黎虎）

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政治斗争。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和宦官相继把持政权。从和帝开始到桓帝中期，是外戚把持政权的时期。后来桓帝联合宦官单超等诛灭外戚梁冀，政权又落在宦官手里。在桓帝、灵帝时期，宦官执政前后达三十年，他们独揽朝政，残虐百姓，横行地方，把东汉的政治推到了黑暗、腐败的顶点。官僚们痛恨宦官把持政权，影响了他们的权位；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也痛恨宦官，阻塞了他们做官的道路，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残暴黑暗的统治会加深社会的动荡不安，这将会导致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本身的利禄，也为了挽救阶级统治的危亡，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反对宦官的黑暗统治。世家豪族李膺、陈蕃等人和太学生（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郭泰、贾彪等人联合起来，向宦官集团展开猛烈的抨击。他们一方面品评人物，相互吹捧以增强声势；另一方面批评朝政，打击宦官及其亲属、宾客等为非作歹的行为。这样就自然引起了宦官们的仇视。宦官诬告他们结为朋党，并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们逮捕下狱，或禁锢终身不许做官，有的甚或处死。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党锢之祸”。

东汉的“党锢之祸”共发生了两次。第一次是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张成的儿子杀人，被司隶校尉（官名，负责纠察京师百官及所辖附近各郡官吏）李膺所捕杀。宦官们便诬告李膺等人交结太学生共为朋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下令逮捕李膺、陈寔（shí，同“实”）等二百多人入狱。后李膺等人虽因尚书霍谞（xū）和外戚窦武的力争，被赦归乡里，但却遭到禁锢终身不许做官的处罚。第二次“党锢”之争，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依仗权势侵夺百姓田宅，强抢民女，为山阳督邮（代表郡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管讼狱捕亡等事之官）张俭上书告发，并就地将其资财没收。侯览大怒，指使党羽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为朋党，图谋不轨。朝廷大捕党人，连同过去的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一并受到牵连。结果，一百多人死在狱中，被杀的、流徙的、囚禁的共达六七百人，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免官禁锢。这次党锢范围很广，时间也很长，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灵帝怕他们与黄巾联合，才赦放党人，“党锢之祸”才宣告结束。

“党锢之祸”虽是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在宦官黑暗、腐败的统治下，官僚和太学生能揭露、打击他们的罪恶和暴行。有些人，如范滂等，被逮捕后表现出与恶势力斗争的不屈精神，也给予人们鼓舞。不过，等到黄巾起义以后，在面对着对抗共同的敌人——起义的人民这一前提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便得到缓和，互相妥协了，有些党人便直接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成为屠杀农民的刽子手。

东汉时期，政权为什么常把持在外戚和宦官手里呢？原来东汉的皇帝从和帝起，都是幼年继位，由母后临朝辅政，母后照例依靠自己的父兄——外戚，帮助处理政事。外戚既然控制着中央政府，便大批派遣自己的子弟、亲戚和宾客到各地做官，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等到皇帝长大了，要亲自执政时，便与外戚的权力发生了冲突，这时，朝臣上下多是外戚的亲信或依附外戚的人，皇帝可以依靠的人便只有身旁的宦官。这些宦官在消灭外戚势力的过程中，立了功，控制了中央政府，也同样要派遣自己的亲戚和亲信到各地做官，来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东汉的皇帝又大多短命而死，母后和外戚就利用这个机会，选立幼小的皇子继位，借此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这样，斗争便反复地循环下去，形成了外戚和宦官相继把持政权的局面。

（李书兰）

佛教 道教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到现在还有所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在汉武帝以后。一般认为约在西汉末期。关于周时或秦始皇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有佛教后代的记载，是不可靠的。

汉武帝时，汉朝的使者张骞到过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张骞在大夏时，曾听说大夏西南有个身毒（yuān dú，是当时中国人民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带的称呼）国，并看到我国巴蜀地区出产的物品由身毒转销到大夏。当时，佛教已在身毒盛行，大夏和身毒国又是紧邻，张骞也就很有可能听说过佛教。只是《史记》《汉书》都没有记载而已。

到东汉初年，中国已经有人信仰佛教，而且已见诸正史记载。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他的儿子刘英，被封为楚王，都彭城（今江苏徐州）。楚王英就崇信佛教，他有供养“浮屠”（佛）的“仁祠”，而且还供养着“伊蒲塞”（佛教信徒）和“桑门”（沙门、和尚）。

东汉以后，佛教就在中国传开。

道教创立于东汉中期。相传，顺帝时，琅琊人宫崇，曾把他的老师于吉传给他的所谓神书——《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献给皇帝。顺帝因为他的书“妖妄不经”，没有接受。

这部《太平清领书》就是道教最早的经典，于吉大约就是第一个集结道教经典，开始传布道教的人。

佛教是从外国传来的，道教是在中国本土土生土长的。作为宗教组织，道教虽然在东汉中期才创立，但它的教义却继承了先秦阴阳五行、巫觋（xí，指男巫）杂语、方术之士的一套理论。道教正是杂合这些东西，又模仿佛教的组织形式而创立起来的。

佛教、道教两种宗教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佛教讲轮回，行善积来世；道教讲炼丹、修仙、长生不老。都是把解脱痛苦的希望寄托于来世天堂，主张脱离现实。这正符合统治者的利益，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提倡佛教、道教，将之作为麻痹人民的工具。南北朝和隋唐是佛教鼎盛的时代。北朝时期，佛庙有两三万所，和尚多到两三百万。南朝梁武帝信佛，定佛教为国教。他本人曾三次舍身到佛庙去做寺奴。仅建康一地，就有佛庙五百多所，和尚十万多人。当时人说佛教僧众和佛庙里所占有的劳动力之多，使“天下户口，几亡其半”。佛庙都很富有，占有大量土地和金银财货，好多佛庙都放高利贷、开质店（当铺），与世俗地主豪强一样地盘剥人民。道教虽然没有佛教盛行，性质则是一样，有道观，有道士，也拥有土地、财产。

统治者利用宗教，人民也利用宗教。统治者为了提倡宗教，曾给佛教、道教一些特权，如和尚、道士可以免除租税徭役。因此，人民就借此逃到寺观做和尚、道士，以逃避租税。人民还利用宗教作为起义的组织工具，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就是利用道教进行秘密组织活动的。南北朝以及后世，不少农民起义，也都是利用佛教、道教来组织活动的，北朝的大乘教起义、弥勒佛起义、元代的白莲教起义等，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例子。

（何兹全）

《论衡》

《论衡》是东汉初年人王充写的一部杰出的哲学著作。

王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毕生从事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他生活的东汉前期，“谶纬”非常流行。“谶”是预卜言凶的宗教预言，“纬”则是用宗教预言的观点来解释儒家经典的书。谶纬的内容多是牵强附会的一些神学迷信，谶纬家专门宣传所谓“天人感应”一套学说，用天象来比附人事，好直接为统治者服务。这种妖妄的迷信图谶，西汉末年，已经在发展。到了东汉，统治者更是大加提倡，好借此来提高皇帝的权威。由是，谶纬之说一度成为两汉封建统治思想的政治工具。

所谓《论衡》，意思就是说，他阐述的道理都是很公平的。

《论衡》，总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在这部书中，王充针对当时流行的官方思想，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首先否定了天的神秘性，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自然存在的，并不是由于天意的创造。他指出天没有口目（感官），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嗜欲感觉，更不可能会有什么意识活动。这样就把所谓天能安排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迷信彻底揭穿。

在《论衡》里，王充根据当时科学认识的水平，对当时社会流行的神仙、鬼怪、迷信也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王充说，人是物，即使贵为王侯，本性跟物也没有差异。既然物没有不死灭的，那么人怎么就能够成神、成仙长生不死呢？物死了不为鬼，人死了为什么会独能为鬼？人死了，精气消灭，血脉枯竭，形体腐朽，成为灰土，哪里来的鬼呢？他还拿睡着了的人作例，来驳斥那种“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谬说。他说：睡着了的人尽管躯体精神都在，但由于暂时没有知觉，自然也就不能害人。死人的精神形体都灭亡了，又怎么能够为害于人呢？可见“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道理原是很明显的。像这种无鬼的理论和神灭的思想，能在当时那种迷信空气十分浓厚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确很了不起。

此外，在《论衡》里，有《书虚》《儒增》《问孔》《刺孟》等篇。《书虚》和《儒增》明白地指出，包括经、传、纬书在内的许多书籍，记载有很多地方不符事实。《问孔》篇认为孔子的话多前后矛盾。《刺孟》篇指责孟子的行为前后不同，始终不一，对于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还特别依据古史加以驳斥。像这种对封建统治者捧为“圣贤”的孔孟的大胆怀疑与批判，在封建社会是很难得的，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总之，从王充的哲学观点到政治观点，都可以看出，他不愧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当然也应该指出，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科学水平，王充对事物的认识也还有其局限性。例如，雷电击毁人物，俗说是天神取龙。他固然一方面指出了俗说的虚妄，可是另一方面却对于龙的存在一点也不怀疑。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他认为，人事的贵贱福祸，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命”的支配，人力不能变动。显然，这种看法仍旧是一种落后的命定论观点。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平民。他青年时在洛阳太学读书，买不起书，只好常到书铺里去看。后来他虽然也做过几任小官，可是直到晚年，生活仍然十分贫困，但他始终“居贫苦而志不倦”。他花了三十多年的工夫，才完成《论衡》这部巨著。

（陈继珉）

班昭

班昭是我国古代第一位女历史学家。她是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大约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至安帝永宁年间，活了七十余岁。

班昭在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整理并最后写成《汉书》。她的父亲班彪是当时很有名的学者，曾经发愿继续司马迁的《史记》，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写成西汉一代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初），没有完成便死去了。她的哥哥班固继承父亲的事业，根据父亲所积累的材料，经过整理和补充，写成了一部上起汉高祖、下迄王莽共二百三十年的西汉历史，这就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但是，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班固也逝世了。班固死后，继续完成《汉书》的任务便落到班昭的肩上。

当时，《汉书》虽然已经初具规模，可是还有一些散乱的篇章。汉和帝便命班昭到当时的皇家藏书处“东观藏书阁”继续完成班固未竟的工作。她在这里进行了“八表”和“天文志”的写作，并整理校对了父兄的初稿，后来马续也协助班昭撰述“天文志”。《汉书》至此才算大功告成。

《汉书》初出时，一般人不易通晓，东汉政府便选拔马融等十人，在“东观藏书阁”中，跟从班昭学习《汉书》。汉和帝还命皇后和妃嫔们拜班昭为师，向她学习儒家经典，乃至天文算术。因此，大家都尊称她为“曹大家”。

班昭除了编撰《汉书》以外，还写了不少文章和辞赋，大都失传。现在传世的，尚有《女诫》七篇及《东征赋》等。

（黎虎）

张衡 张机

张衡是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城北）人，生于东汉章帝建初三年（78），卒于顺帝永和四年（139），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好学深思，肯于刻苦钻研。他的好友崔瑗说他研究学问的态度就像大江里的水一样，日夜奔流，片刻不停。他有广博的学识和多方面的才能，对文学、哲学、地理、机械制造等都有研究，特别精通天文、历算。

我国很早就重视天文学的研究。东汉时期，天文学主要有“盖天说”和“浑天说”两派。盖天说认为天圆地方，天在上，像伞盖，地在下，像棋盘，是一种旧的传统说法。浑天说认为天地都是圆的，像一个鸡蛋，天在外，像鸡蛋壳，地在内，像鸡蛋黄。这种说法在当时比较进步。张衡经过精密的研究和对天象的实际观测，继承并发展了浑天学说，写成了他的重要的天文学理论著作——《灵宪》。在这部著作里，他指出日有光，月亮自身不会发光，月光是由日光照射而来的；月亮向着太阳时，我们在地球上就能看见圆圆的明月，背着太阳时则看不见。他还推测出月食是由于地体遮蔽的缘故。这些都是十分卓越的见解。他约计天空中的星体，常明的有124个，有定名的320个，连同所有可见的星体共有2500个，海外看见的星体没有计算在内。他绘制了一部星图叫《灵宪图》。据现在天文学家统计，肉眼能看见的六等星总数6000多颗，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所看到的星数，也不过2500颗到3000颗。

张衡发明了很多重要的天文仪器。他根据浑天学说的理论创制了浑天仪。浑天仪用铜铸成，内外分作几层圆圈，各层铜圈上分别刻着赤道、黄道、南北极、日、月、五星、二十八星宿及其他星体，用漏壶滴水的力量使它按着一定的时刻慢慢地转动，人们就可以从浑天仪上看到星体的出没，与实际天象十分符合。张衡这项发明，经过唐、宋科学家们的发展，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张衡又创制了地动仪，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测定地震的仪器。它也是用铜铸成，圆径八尺，顶上有凸起的盖子，像个大酒樽；内部有个铜柱，叫作“都柱”，连着八个方向的机械，外面有八个龙头，按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着。每个龙嘴里衔着一枚铜球，下面蹲着一个铜制蛤蟆，向上张着嘴巴。哪个方向发生地震，那个方向的龙嘴就吐出铜球，落在蛤蟆嘴里，发出清脆的声音，看守仪器的人就能知道地震的日期和方向，把它记录下来。这架仪器测定很准确，有一次，西方龙嘴里的铜球忽然落了下来，而洛阳的人并未感到地动，可是没过几天，甘肃来人报告，说那里发生了地震。这架精巧的仪器是132年发明的，比欧洲创造的地震仪要早一千七百多年。

张衡除精通天文外，对历算学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制造了一部类似活动日历的机器，叫作“瑞轮蓂（míng）荚”，用它可以表示出每月从月初到月终的日数，既能知道日期，又能知道月相，很是方便。在数学方面，他著有《算罔论》，对圆周率也有研究，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后代数学著作中知其一二。在木制机械方面，他的制作有“三轮自转”和“木雕独飞”。其中，“三轮自转”是有关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的主要机械，“木雕独飞”是一种利用机械发动能够飞翔的木鸟，相传能飞数里。

张衡对我国以及世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张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市）人，约生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卒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左右。他是我国古代一位卓越的医学家。东汉末年，战争频繁，疫病流行，人民死亡的很多。他的家族原有两百多人，不到十年时间，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因患伤寒而死的占十分之七。他同情人民的疾苦，精心研究医学，整理和总结前代医学的理论和经验，广泛收集民间的药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他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后来，流传下来的只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伤寒在当时是一切热性病的总称，《伤寒论》几乎是一切传染病的概论，内容包括病理、诊断、治疗、用药等方面。《金匮要略》是治疗杂病的专书，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等方面的病理和药方。

张仲景在病理方面，根据对病人病情的分析，通过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的诊断过程，找出病源；在治疗方面，提出发汗、催吐、下泻、解病毒四种方法以及“寒病热治”和“热病寒治”两大原则。他是一位有丰富理论和实际经验的多能的医师。他能兼用针灸术、灌肠法等技术治病，又能使用人工呼吸法急救昏厥。在医学观点上，他主张疾病要早期预防，提出只要保养身体，饮食有节，劳逸适当，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预防疾病。

张仲景的医学，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基础。他的著作至今仍被视为中医的可贵财富，有些药方在今天仍有实用价值，有着显著疗效。他对中国医学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李书兰）

扁鹊再世 华佗重生

以前在许多医院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扁鹊再世”“华佗重生”的匾额，这些匾额大都是曾经患过重病，而后被治好的病人赠送的。他们以“扁鹊再世”“华佗重生”来赞扬大夫的高明医术，表达自己的由衷谢意。

扁鹊是战国时期齐国人，姓秦，名越人。扁鹊是他在赵国行医时的绰号。他是个民间医生，长于内科、妇科、小儿科、耳目科等。他的医术很高明，治好过许多患重病的人。相传虢（guó）国的太子患了重病，四肢冰冷，人事不省，失去知觉已经半天。许多人都认为太子已死，只等着殡殓了。适巧扁鹊由这里经过，他诊治后断定太子并未死去，而是患了“尸蹶症”。他立即先以针法急救，使病人恢复知觉，再以熨法温暖病人身体，然后又用汤药调养，经过二十多天，终于使太子恢复了健康。因此，当时的人都称赞扁鹊能“起死回生”。

他治病除了切脉之外，还用望色、听声和观形等方法诊断病症。据说，有一回他到了齐国都城，齐桓侯接待了他。当他第一次朝见齐桓侯的时候，就发现桓侯有病在“腠理（指皮肤之间）”。他劝桓侯早点医治，桓侯不信。过了几天，他又见到桓侯，发现桓侯的病已到血脉，桓侯仍然说：“我没病。”又过了几天，他再见到桓侯时，桓侯的病已到了肠胃，但桓侯还认为自己没病，不肯治疗。又过了几天，扁鹊发现桓侯的病已深入骨髓，不可救治，他便离开了齐国。扁鹊走后，桓侯的病果然发作，不久就死了。

扁鹊以他高超的医术和对待病人负责的精神，为人们所仰慕，也为后来医家所崇敬。他是我国古代最有声望的名医之一，人们把他说成是中国的“医圣”。

华佗是东汉末年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他勤奋好学，学识非常渊博，既通儒家的经术，又酷好医学，精通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针灸科等，尤擅长外科手术。

华佗是个不贪图功名利禄的人。他两次拒绝汉朝地方官吏要他做官的举荐，只肯做一个普通的民间医生。他走遍了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的部分地区，最后，他因不愿做曹操的侍医而被曹操杀死。

华佗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都很丰富，经他治好的病人很多。例如，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闷，面色发赤，食欲不振。华佗给他诊脉后，断定他肚里有虫，给他配了些汤药，喝下去后便吐出许多虫来。再如，有位李将军的妻子病得很重，请华佗诊脉。华佗说：“这是由于伤身而胎未去的缘故。”将军说：“的确曾经伤身，但是胎已去了。”华佗说：“以脉来看，胎并没去。”将军却不相信。过了一百天左右，病人的病势更重了，再请华佗诊视，他说：“脉如从前，可能因为是双胎，生第一个孩子时失血过多，以致影响第二个孩子生不下来。现在胎儿已死，只好用针灸与汤药催死胎快点下来。”将军的妻子在针灸和服药后，肚子痛得厉害。华佗说这是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可找一个人把它取出来。那人按照华佗所说的方法，果然取出了一个死胎。

华佗不仅善于采用诊脉的方法治疗疾病，而且善于通过对病人的面容形色、病状的观察，判断病人患的是什么病，并能推知以后的发展情况。有一次他在盐渎（今江苏盐城）一家酒店里看见几个饮酒的人，他仔细地观察了其中一位名叫严昕的男子，然后问道：“你身体好吗？”严昕回答说：“和平常一样。”华佗对他说：“从你脸上可看出你有急病，最好不要多饮酒，快回家去。”果然严昕在回家的路上头晕，从车上跌下，到家不久就死了。

华佗除了在内科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他对医学的更大贡献是在外科手术方面。他发明用全身麻醉的方法进行外科手术，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华佗为了消除和减轻人们在进行外科手术时所感到的剧烈疼痛，发明了一种名叫“麻沸散”的麻醉剂，动手术之前，叫病人用酒冲服，等病人失去知觉，然后开腹治疗，若是肿瘤就割去肿瘤，若是病在肠胃，就断肠湔（jiān）洗，最后再缝合伤口，在伤口上敷上药膏，四五天后开刀处即可愈合，一个月左右病人就可和健康人一样了。由于他的医道高明，技巧纯熟，以至后来的人常常把当时一些名人的治病事例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便是这样附会出来的。

华佗也很重视积极锻炼身体，预防疾病。他创造了一种新的运动方法，名叫“五禽之戏”，模仿虎、鹿、熊、猿和鸟类五种动物的动作姿态，来锻炼人的身体各部。

（李秋媛）

黄巾起义

东汉刘秀（光武帝）建国不久，皇亲国戚和开国功臣就在河南一带大量侵占民间土地。中期以后，外戚、宦官相继当权，侵夺土地更加猖狂，如章帝时的外戚窦宪，倚仗权势，霸占土地，甚至以低价强夺沁水公主的园田。后来被章帝发觉，责骂他说：“公主的土地你还敢强占，何况百姓！”桓帝时，宦官侯览，前后夺人住宅三百八十一所，田地一百一十八顷。除外戚、宦官外，一般商人、地主也大量兼并土地。东汉后期，社会危机更加严重：贵族、官僚、商人、地主日益加剧土地的兼并，农民大批破产、流亡，或依附豪族做佃客，或卖身为奴，离乡背井、流散道路的人，触目皆是。

政治的黑暗和腐败，是东汉中期以来加深人民痛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管是外戚当政，还是宦官当权，百姓都受尽欺凌和迫害。桓帝时，外戚梁冀独揽朝政，他的亲戚布满州郡，爪牙横行地方。为了搜刮钱财，他把地方上的富户关入狱中拷打，敲诈勒索，出钱多的可以赎身，给钱少的或被杀死，或被流放远地；数千百姓被迫为他做奴做婢，受尽剥削压迫，苦不堪言。梁冀死后，朝廷没收他的家产，资财达三十多亿，相当于政府全年税收的一半。宦官执政也是同样的凶残。单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因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世号为“五侯”。单超死后，四侯势力更盛，到处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当时人刘陶上书指责宦官的残暴，认为他们与虎狼没有什么差别。

再加上东汉不断和羌族统治者发生战争，耗费几百亿钱财，负担也都落在百姓身上。人民不堪这种惨重的经济剥削和黑暗的政治压迫，纷纷起来反抗。从安帝时开始，各地大小规模不等的起义，就已陆续爆发，而且此起彼伏，散而复聚。“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支表现人民坚强不屈的、充满革命气概的民谣在到处流传。全国在酝酿着一次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灵帝时，修建宫殿，加重赋敛，卖官卖爵，吏治更加败坏，剥削更加残酷，人民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在中平元年（184），波澜壮阔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

起义军以黄巾包头，称为“黄巾军”。他们在张角、张宝兄弟的领导下，焚烧官府，捕杀贪官污吏，打击地主豪强，声势浩大，革命的火焰迅速燃遍了广大地区。后来，虽然起义各部都被东汉政府和地方豪强的联合武装镇压下去，然而东汉的统治经过这次暴风式的革命力量的打击，也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组织的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利用太平道教作为组织起义的工具，并且提出了要求政治平等、财富平均的“太平”理想。起义失败后，道教向两极分化：一部分上升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维护其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另一部分则仍旧与农民群众相结合，成为组织农民暴动、宣传革命思想的武器。太平道的革命思想，成为后代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思想的渊源。

（李书兰）

赤壁鏖兵

东汉末年，各处地方官吏和豪门大族在绞杀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造就了自己庞大的军事势力，各霸一方，互相攻伐，形成了3世纪初期封建割据的混战局面。在这些割据一方的势力中，力量比较强大的，在北方，有河北（黄河以北）的袁绍和河南（黄河以南）的曹操；在长江流域，有江东（长江下游一带）的孙权、荆州（今湖北、湖南）的刘表和益州（今四川、云南、贵州）的刘璋。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打败了袁绍，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秋天，他又率军南下，打算统一全国。

这时，占据荆州的刘表刚刚死去，他的次子刘琮继位，在曹操大军的威慑下，投降了曹操。原来投靠刘表的刘备，则与刘表的长子刘琦一道，率领大约两万的兵力，退守夏口（今湖北武汉）。

曹操率领着号称八十万的大军（实际只有二十多万），自江陵（今湖北江陵）沿江东下，直逼夏口。刘备的情况十分危急，他派了诸葛亮到江东去联合孙权，共同抗曹。

孙权和刘表原来也有矛盾，只是这时见到曹操势盛，如果荆州真为曹兵占据，江东也就很难保全，鉴于这种形势，他同意了诸葛亮的意见，答应派大将周瑜、程普等人率军三万与刘备联合，共同抵抗曹兵。

曹操的大军自江陵顺流而下，舳舻（指船）千里，旌旗蔽空，声势十分浩大。曹操自以为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打败刘备乃至孙权，是不成问题的。官渡之战的胜利，刘琮的乞降，使得他变得骄傲起来。他不再能冷静地考虑双方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事实上，这时曹操的军队虽有二十多万，可是其中就有七八万人（主要是水军，是作战的主力）是刚刚投降过来尚怀疑惧的荆州水兵，而从北方来的兵士由于远来疲敝、不服水土，生病的很多。再加上刘琮初降，荆州民心未定，后方很不稳固。所以尽管曹操善于用兵，也并不是有全胜的把握的。

曹操的军队和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嘉鱼县东北）相遇。曹操鉴于北方军队不惯水战，下令用铁索把战舰连锁在一起，以便兵士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这就给了孙、刘联军采用火攻的机会。一天夜里，东南风大起，周瑜的部将黄盖假称投降曹操，带了一艘艨艟（méng chōng，古代的一种战船）斗舰，里面满载着灌了油的柴草，顺着风势直向曹营驶去。在离曹营不远处，船上一齐燃起火来，迅疾地向曹操的水军船舰冲去，火烈风猛，霎时间，曹军船舰就被延烧起来。那些船舰因有铁索连锁，仓促间无法拆开，一时烈焰冲天，曹操的水寨化成了火海。一会儿工夫，曹操的岸上营寨，也被延烧着了。曹军人马烧死溺死的不可胜计。孙、刘联军分水、陆两路乘势进击，曹操损失惨重。

赤壁之战后，曹操经过这次挫败，退回到北方，势力局限在中国北部，再也无力南下。220年，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刘备通过这次战争，趁机占据了荆州的大部分地方，有了立足之地，随即又向西发展，夺取了刘璋的益州。曹丕称帝的次年（221），刘备也自立为皇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建都成都。孙权经过这次战争，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势力得到巩固，力量比以前更加强大。229年，孙权称帝，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魏、蜀、吴三国。三国鼎立的局势出现后，战争虽然仍旧继续进行，但是由于各国统治者都比较注意各自统治区内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所以，这时比起东汉末年时，由于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局面，相对地要好得多。

“赤壁鏖（áo，形容战争激烈）兵”，指的就是这一次对三国鼎立局势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役。

（李秋媛）

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大官僚家庭。二十岁时，他被地方官以“孝廉”名义推选为郎（官名），不久升为洛阳北部尉，负责管理京都地方的治安。洛阳是首都，豪强贵族很多，不好治理。曹操到任后，造了几十根五色棒悬挂在大门两旁，有违犯禁令的就用棒打死，以此来惩办那些触犯法令的豪强。后来，他在济南任相时，有十几个县官，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被他奏免了八个。为此，当时豪强都非常恨他。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领兵镇压黄巾起义，并不断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192年，青州（今山东中东部）黄巾军再起，攻到兖（yǎn）州（今山东西部）各地。曹操纵兵追击，打败了青州黄巾军，得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他从中挑选精锐，充实和扩大自己的队伍，号为“青州兵”，成为自己的军事主力。

196年，汉献帝从长安军阀董卓残部的控制中逃回洛阳，曹操要汉献帝迁都到许（今河南许昌），把这个傀儡皇帝直接放在自己的势力控制之下，然后利用他的名义发号施令。

军阀的连年混战，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生活困苦，军粮供应也很缺乏。为了安定社会，解决军粮问题，曹操在迎献帝迁都于许的这一年，在许的附近实行屯田，兴修水利，招抚流民开垦，第一年就取得了很大成绩，获得了一百万斛粮食。此后，他又把屯田推行到其他各地。几年的工夫，今河南一带地方农业生产便逐渐恢复起来。屯田地区的粮仓都堆得满满的，保证了军粮的供应。这是曹操迅速统一北方的可靠的经济基础。

赤壁之战后，曹操感到自己的力量还不够雄厚，一时还不能统一全国，还必须努力积聚力量。因此，他一面继续推行屯田政策，减轻赋税，发展农业；一面积极整顿内政，抑制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他曾先后三次下令求贤，只要有真才实学，即使“出身微贱”“门第低下”，也可以被量才录用。这一措施打破了长期以来豪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使许多奋发有为的人得到了破格提拔的机会。同时，他还积极提倡文学，对当时知名的文人极力争取，加以重用。流落匈奴十多年的女文学家蔡文姬，就是由于他的招揽被赎回来的。曹操本人就是一个杰出的诗人，诗歌写得很好。他的两个儿子——曹丕（魏文帝）、曹植（曹子建），一个是当时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一个是当时才华横溢的大诗人。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曹操是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不仅会打仗，而且还精通兵法，《孙子》十三篇，就是经过他的整理流传至今。

总之，从上面的叙述来看，曹操虽然曾经镇压过黄巾起义军，但是他做过许多有益于当时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好事情，就他一生主要的活动来讲，是功大于过。他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唐赞功）

文姬归汉

蔡文姬，名琰，是东汉末年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她博学多才，记忆力很强，尤其对于音律有极高的造诣。《后汉书·列女传》引刘昭的《幼童传》说：她小时，有一次听父亲夜里鼓琴，忽然断了一根弦，她只听声音就知道断的是第几根。父亲不相信她真的能辨别，认为是偶然猜中的，于是又故意弄断了一根来试她，结果又说得一点不差，这才知道她是真的能辨琴音，并不是瞎猜。

她一生的遭遇是十分悲惨的。她幼年时跟随父亲亡命在外，吃尽苦头；后来回到洛阳，嫁给河东卫仲道。192年，父亲在长安遇害，接着，母亲和丈夫也相继死亡，她一个人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她为南匈奴骑兵俘虏，被迫嫁给南匈奴左贤王。她在匈奴留居了十二年，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她日夜思念着自己的家乡，正如她自己所说，“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

十二年过去了，中原地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曹操先后打败了各地的军阀，统一了北方，基本上结束了北中国的战乱局面。曹操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他想统一全国，希望人民能过安定的生活，国家能够富裕繁荣。他不仅注重积极发展生产，而且注重努力提倡文化建设。在他的周围，汇聚了许多方面的人才。蔡文姬是蔡邕的女儿，曹操和蔡邕是很好的朋友，蔡邕被王允所杀，只有蔡文姬这个女儿。加上文姬本人又是才女，曹操同情她的遭遇，更爱惜她的才能，因此决定把她接回来，好让她为文化事业作出一番贡献。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派遣使者，携带着厚重的礼物，到匈奴把蔡文姬赎了回来。至此，流落匈奴十余年的蔡文姬，终于回到了故乡。文姬归汉后，曹操问她：“夫人家中原先藏有很多古书，还能记得内容吗？”文姬回答道：“从前亡父藏书四千多卷，因流离散失，一无所存，如今还记得内容的才四百多篇。”曹操说：“很好。我派十个人，夫人口授，让他们记录。”蔡文姬说：“不必。我自己缮写好，再给您送上。”果然，她凭着自己的记忆，默写出了四百多篇古代珍贵的典籍。

蔡文姬很有才华，她不但懂音律，而且诗作得很好，据说有名的长篇抒情诗《胡笳十八拍》就是她的作品。

（唐赞功）

三顾茅庐

“三顾茅庐”说的是207年刘备拜访诸葛亮的故事。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东汉末琅琊阳都（今山东沂水南）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童年时候，因父母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寄住荆州，后来隐居在襄阳隆中（今湖北襄阳西），刻苦学习。他在隐居期间，常和许多好友在一起谈论国内的政治形势，对当时那些割据称雄的军阀们的情况都比较熟悉。他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常自比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和乐毅。显然，他的隐居，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而是在等候机会，待时而起。熟悉他为人的人，都很敬重他，称他为“卧龙”先生。

刘备在多年军阀混战中，始终没有占据到稳固的地盘，后来被迫跑到荆州去依靠刘表。在荆州时，刘备认识了当时的很多知名人士。司马徽和徐庶，就是他十分钦佩的人物。这两个人也都是诸葛亮的好朋友，他们在刘备面前极力推荐诸葛亮，认为只有他才是当今真正有学问、识时务的俊杰。经过他们的介绍和推崇，刘备十分渴望这位“卧龙”先生能够出山来辅佐自己。207年，刘备为了表示推崇的诚意，一连三次，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敦请诸葛亮。前两次都未见到诸葛亮的面，直到第三次，诸葛亮深感他的热诚，才出来接见。这就是历史上被传为美谈的“三顾茅庐”的故事。

在隆中草房里，刘备坦率地倾吐了自己的抱负与目前所处的困境。诸葛亮也纵谈天下的形势与自己对形势的见解，他说：“现在曹操占据着北方，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暂时还不能跟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经统治了三代，国势稳定，不能与他为敌，最好是与他联合。现在只有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本，然后内则励精图治，充实国力，外则联合孙权，团结西南各族。等待时机成熟，命令一名上将率领荆州军，北向攻取南阳和洛阳，将军您则亲自率领益州主力西出秦川（陕西），取长安，夺中原。如果能照这样做，当可以统一全国。”这一席话就是有名的“隆中对策”。这段话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是很有见识的。刘备听了，极为佩服。从此，诸葛亮就结束了自己的隐居生活，成了刘备的主要谋士，正式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208年，曹操率领二十多万大军（号称八十万），准备统一南方，这时刘备刚从樊城逃往夏口，兵力只有两万余人。在这大军压境、危在旦夕的形势下，诸葛亮初出茅庐就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他分析了敌我形势和双方的各种条件，认为只有联合孙权，共同抗曹，才有出路；他只身赴东吴，说服孙权，成立孙刘联军，采用火攻办法，在赤壁一战，大破曹军。脍炙人口的“舌战群儒”“借东风”等传说，就是根据诸葛亮在这次战争中的杰出活动而虚构、夸张出来的。

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赤壁之战后，刘备占领了荆州，以后又占据了益州。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诸葛亮为丞相，负责管理蜀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223年刘备死后，诸葛亮又辅助他的儿子刘禅（阿斗），更是兢兢业业。

在诸葛亮任丞相期间，蜀汉一方面励精图治，严明赏罚，减少冗官浮员；另一方面注意奖励农业，恢复生产，推行屯田政策。诸葛亮自己也能够虚心纳谏，谦虚谨慎，生活也比较俭朴。因而，蜀汉成为当时一个政治上比较清明的国家。为了巩固后方，蜀汉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和好政策，从而使彼此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在做好了上面的准备工作以后，蜀汉开始了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诸葛亮亲自率领部队，六次北伐，两次出祁山（今甘肃西和县西北）。在历次战斗中，诸葛亮表现出了足智多谋的军事才能和坚韧不拔、苦干实干的精神。234年，他因为操劳过度病死在五丈原（陕西郿县西南）前线。据说他死前吐血不止，还带病坚持工作，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讲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二十几年的战争生活中，诸葛亮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他善用计谋，精通兵法，出色地改善和运用了“八阵图”法，连他的敌手司马懿也称赞他是“天下奇才”。据说，他还创制了一些新式武器和运输工具，如经他革新的“连弩”，能同时发射十箭，威力比旧式连弩大得多；再如，为了适应蜀陇山区运输的需要而制造的“木牛流马”，使用起来非常灵活方便。

由于这些，在后来的小说《三国演义》以及各种戏曲传说中，诸葛亮被塑造成了一个忠贞、智慧的典型角色，并且被渲染、夸张成为一个能掐会算、呼风唤雨、充满传奇色彩的神话人物。我国民间有句谚语，“三个小皮匠，胜过诸葛亮”，这两句话一方面表明了人多智慧大、主意多这一真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人们对诸葛亮的杰出才能的颂扬。

（黎虎）

晋朝的建立

司马氏的晋朝，是东汉以来逐渐强大起来的世家豪族这一阶层，在司马氏家族的领导下，篡夺了主张中央集权的曹魏政权而建立起来的。

东汉以来，世家豪族的势力非常强大。在经济上，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占有劳动力，一家大豪族，常是“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一种依附性很强的农民，类似农奴）万计”；在政治上，他们独占官位，一家豪族常是“四世三公（四代都做三公大官）”。东汉末年的政府，就是依靠这个阶层的势力才把黄巾起义镇压下去的。黄巾起义失败以后，东汉中央政府的力量更加薄弱，世家豪族的力量也就更加强大。

曹操以镇压黄巾起义起家，他在逐个消灭了黄河流域的地方割据势力后，统一了北方。曹操不喜欢这些世家豪族。这些世家豪族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据势力，大的想占郡占县、称王称霸，小的也想占土地占人口、武断乡曲。曹操想建立起有力量的集中权力的政府。曹操的想法和这些世家豪族的想法，是对立的。曹操采取了很多措施，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压世家豪族的势力，曹操所任用的一些地方官也都以能够打压世家豪族的势力而得到曹操的喜欢。

司马氏和曹氏相反，他在政治上是代表世家豪族的利益的，司马氏家族本身就是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的大豪族。

晋朝第一个皇帝——武帝的祖父司马懿是司马氏取得政权的一个重要人物。

司马懿原在魏朝政府里做官。249年，他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魏朝执政大臣曹爽和一些曹爽的同党，就实际上掌握了大权。不过，这个时期曹家的势力还很大，司马懿还没敢一下就废掉曹氏皇帝。

司马懿集中力量在两方面做工作，来为他夺取政权铺平道路。他一方面逐个消灭和曹魏关系密切的一些实力派人物，一方面建立五等爵，承认世家豪族的政治、经济特权，以此来取得世家豪族的欢心和支持。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继续执政，也就继续做这些工作。265年，一切条件成熟了，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就夺取了魏朝的皇位，自己做起皇帝来，这就是晋武帝。司马炎建立的晋朝都城在洛阳，历史上称为西晋。

司马氏的晋朝，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何兹全）

石崇、王恺斗富

这是西晋武帝时候的事情。

当时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他们荒淫无耻，纵情享乐，以豪华奢侈为荣耀，以比赛浪费为乐趣。石崇与王恺斗富的丑剧，就是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典型。

王恺是武帝的舅父，石崇是个大官僚，两人都是依靠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而发财的大富翁。王恺家里用麦糖洗锅，石崇家里就把白蜡当柴烧；王恺出门，在道路两旁用紫丝布做成步障四十里，石崇就用锦缎做成步障五十里；王恺用赤石脂泥墙，石崇就用香料泥墙。武帝看到舅父比不过石崇，就赐给他一株珍贵的珊瑚树，高三尺多。王恺自谓无比，请石崇观赏。不料，石崇一下把它打得粉碎。王恺非常惋惜，石崇说：“你用不着惋惜，马上可以奉还。”接着叫左右的人搬出家藏的珊瑚树，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株之多。这两个荒诞的贵族，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糟蹋劳动人民辛劳创造的财富！

王恺和石崇还常常大宴宾客。王恺同客人喝酒时要美女在席旁吹笛，如果吹得稍失音韵，就把美女杀掉。石崇用美女劝客饮酒，如果客人喝得不高兴，或喝得不多，就杀美女。在一次酒席上，一个残忍的客人故意不喝，石崇就连杀三个美女，真是残暴到绝灭人性的地步！这些美女是他们家里蓄养的婢女。他们为了自己的荒淫纵乐，竟任意杀死她们。

西晋统治集团的丑恶行为是数不尽的，岂止石崇和王恺如此？最高统治者晋武帝就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家伙！他差不多把民间长得好看一点的女子都选入了宫廷。灭吴国后，他又选取了吴国宫女数千。据说，他宫中总共有宫女一万人以上。平日，他乘着羊车，便任羊车拖他到后宫随便什么地方，车停到哪里，便在哪里宴寝，整天沉浸在荒淫的生活中。有皇帝带头，这就无怪一般豪门贵族跟着奢侈放纵。大官僚何曾，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他的儿子何劭，一天膳费达两万钱，奢侈又甚于父亲。贵族子弟常常披着头发，脱光衣服，一起狂饮，戏弄婢妾。他们的行为，就是这样无耻和放荡！

西晋上自皇帝，下至所有官僚贵族，都十分贪财，晋武帝就公开卖官营利。司徒王戎，贪污勒索，积财无数，田园遍天下；每天晚上，还亲自和老婆在灯下拿着筹码算账，分毫必较。他家里有好李子，怕卖出以后，别人得到好种和他争利，于是先把李核钻了再拿到市场上去卖。石崇做荆州刺史时，竟然指使部属公开抢劫过路行旅。

西晋统治阶级当权派大都是地主阶级中的门阀豪族，朝廷规定他们有免除课役和世代做大官的特权。他们占有无数良田耕地和大量佃客（为他们种地的农民），无情地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以此来积累财富，维持自己极端可耻的生活。

（严志学）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西晋皇族之间的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

265年，司马炎（晋武帝）称帝，随后大封同姓子弟为王。他改变汉魏以来虚封王侯的办法，给予诸王军政实权。诸王不仅在封国之内权力很大，有的还兼理一方军务，如汝南王司马亮都督豫州诸军事，楚王司马玮都督荆州诸军事……这样，诸王既有封土，又有军队，势力逐步扩充，野心自然随之滋长。

290年，晋武帝死，惠帝继位，由皇太后的父亲杨骏辅政。惠帝是个白痴，当时，天下荒乱，人民饿死的很多，而他却问：“那些人为什么不吃肉粥？”这个白痴做皇帝，大权旁落。于是，野心勃勃的诸王就想趁机争夺政权。

战乱的开始是从宫廷发动的。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与杨骏争权。291年，她使楚王司马玮带兵入朝，杀了杨骏，并请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不久她又指使司马玮杀死司马亮，接着就用矫诏擅杀的罪名，杀死楚王司马玮，夺得全部政权。300年，赵王司马伦起兵杀死贾后，第二年废掉惠帝，自己称帝。从此，大乱由宫廷内乱发展到诸王间的大混战。

这时，齐王司马冏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镇邺，河间王司马颙（yóng）镇关中，这三镇都是军事要地，力量最强。这年三月（阴历），齐王司马冏联合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共同起兵反对赵王司马伦。经过六十多天的厮杀，战死近十万人。最后，赵王司马伦战败被杀，齐王司马冏入洛阳，惠帝复位，齐王专政。

302年，河间王司马颙派兵两万进攻洛阳，并约长沙王司马乂（yì）进攻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和齐王司马冏在洛阳城内连战三日，齐王司马冏战败，长沙王司马乂割下齐王的头，徇示（巡行示众）三军，朝政又落在长沙王司马乂手里。

303年，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以长沙王司马乂“论功不平，专擅朝政”为口号，联兵反对长沙王司马乂。司马颙派部将张方率精兵七万出关东趋洛阳，司马颖派陆机等率二十万军队从北向洛阳进攻，惠帝和长沙王司马乂退出洛阳。张方进入京城，纵兵大掠，杀人万计。后张方退屯洛阳附近，惠帝还宫，但不能打退张方的包围。京城男子十三岁以上的都被拉去当兵，一石米值万钱，许多人因此饿死。东海王司马越在洛阳城中勾结部分禁军，把长沙王司马乂擒住，交给张方，为张方烧死。成都王司马颖旋即进入洛阳，做了丞相，但不久，仍回到他的老巢邺城，张方则在洛阳掠夺了官私奴婢万余人西还长安，军中没有粮食，就杀人和在牛马肉里一起吃。真是一群吃人的野兽！

304年，东海王司马越带领禁军和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县西南）一役，被司马颖杀败。惠帝身中三箭，被俘入邺城，东海王司马越逃到自己的封国（山东郯城县）。河间王司马颙令张方率兵占据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曾和成都王司马颖有仇隙，这时，他便联合并州都督司马腾反对司马颖，并勾结一部分鲜卑、乌桓人充当骑兵。司马颖也求匈奴左贤王刘渊助战。刘渊派骑兵五千助司马颖。司马颖被王浚打败，奉惠帝逃入洛阳，王浚军队进入邺城，大肆抢掠杀人，鲜卑兵还掠走许多妇女。由是，诸王间的混战便扩展为各族统治者间的混战。

占据洛阳的张方看到洛阳已经被劫掠一空，便强迫惠帝和成都王司马颖迁往长安。到长安后，成都王司马颖被废，司马颙独掌朝政。

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又在山东起兵，并联合王浚进攻关中，攻入长安，又大肆杀掠。司马越送惠帝返还洛阳。306年，司马越先后杀死司马颖、司马颙和惠帝，立晋怀帝，大权最后完全落在他手里，战乱才宣告结束。

从291年贾后杀杨骏，到306年司马越立晋怀帝，战乱达十六年之久。参加战乱的，除贾后外，共有八王，所以史称“八王之乱”。

（严志学）

南北朝 六朝

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地向长城以内和黄河流域一带迁徙，到西晋时，有的已经徙居内地很久。由于长期与汉族交往，他们逐渐走向定居的农业生活，经济文化有了迅速的发展。

西晋末年，腐朽的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之久的激烈的混战，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人民无法生活，走投无路，不断掀起反对西晋统治阶级的英勇斗争。各少数民族也都乘机起来反抗晋朝的统治，最先起兵的是匈奴族的刘渊。刘渊是匈奴贵族，304年，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称汉王，308年称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刘渊连败晋军，很快占领了山西中部和南部一带地方。310年，刘渊死，刘聪继位。次年，刘聪派刘曜、石勒攻进洛阳，俘晋怀帝，杀晋王公、士民三万余人，纵兵焚掠，洛阳城遭到严重破坏。怀帝被杀以后，晋愍（mǐn）帝即位长安。316年，刘曜攻破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灭亡。

西晋灭亡以后，中国出现了各族统治者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从304年刘渊称王起，到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止，一百三十五年间，各族先后在北方和巴蜀建立了十几个国家。

中国北部这种分裂的局面，最后为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所统一。494年北魏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改姓元，实行改革，推行均田制，并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的结合。各族人民在北魏政权的统治下逐渐融合。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后东魏为北齐所代，西魏为北周所代。

西晋亡后，317年，司马睿在江东建康（今南京市）建立政权，历史上称为东晋。东晋从建国起到420年灭亡止，共经历了一百零四年。东晋以后，紧接着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它们都建都在建康。

这样，从420年东晋灭亡，到隋统一的一百七十年间，中国历史上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这一时期，历史上称作南北朝。南方的东晋、宋、齐、梁、陈加上三国时候的东吴，都是建都在建康（东吴时称建业），历史上又把它们称作六朝。（唐赞功）

闻鸡起舞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历史上所称的晋元帝）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北方陷入了各族统治者的混战中。北方各族统治者非常残暴，他们任意烧杀掳掠，北方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不断地起来反抗，他们到处建立坞堡，夺取城镇，在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汉族人民和各族人民的命运密切结合起来了。

祖逖（tì）是这一时期的一位英雄，他是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人，和刘琨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俩在青年时代就很有抱负。每当他们谈论到天下大势、讨论起当时的政局时，总是慷慨激昂，义愤满怀。有时，在半夜里，他们听到鸡叫，就披衣起床，拔剑起舞，来磨砺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的身体。祖逖眼看到晋朝统治者相互争战，把中原闹得乌烟瘴气，心中非常难过。他对刘琨说：“万一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我们决不能总待在中原，没有作为啊！”

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以后，中原陷入了非常混乱的状态。祖逖率领亲族和部属、家人南下，后来到达了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那时，东晋王朝中以晋元帝为首的统治集团，只把目光集中在巩固江南的统治上，从来不想改革政治，也从来不做北伐的准备。谁主张北伐，谁就受到排斥和打击。大臣周嵩劝晋元帝整顿军事，加强武备，收复中原后再称皇帝，几乎被晋元帝杀死。祖逖要求晋元帝允许他带兵北伐，说：“各族统治者趁晋朝皇族自相残杀，兴兵扰乱中原，人民遭受残害。如果让我带兵北伐，必定会得到天下的响应。”晋元帝不好直接拒绝他，但只给了他一个豫州刺史的空头衔，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要他自己去招募军队和制造兵器。在这样艰困的情况下，祖逖丝毫不灰心，他带领随从他的一百多人渡江到北岸去。当船到江中时，他取楫（船桨）击水，当众起誓说：“我祖逖不能肃清中原，决不回头！”态度坚定，声音激昂，和他一同渡江的人都非常感动。他到北方后，不久就组成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队伍。祖逖的军队既缺乏粮食，又受到敌人的袭击，处境非常困难。可是人民支持他，给他送粮送信，欢迎北伐军就像欢迎自己的亲人。祖逖没有一刻忘记过渡江击楫的誓言，他紧紧地依靠人民，和敌人展开了不屈的斗争。317年，他带领大军在谯城（今安徽亳州）打败石勒的军队。三年以后，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他团结人民，保卫收复的土地，得到了人民真诚而热烈的拥护。他继续练兵，准备向黄河以北推进。

但是，他的胜利引起了东晋政府的敌视。东晋政府不仅不支持他，还派人监视他。他看见东晋君臣只是争权夺利，晋元帝只想做一个偏安江南的皇帝，权臣王导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尤其是权臣王敦非常专横，还准备发动叛乱，知道收复全部失地已经没有希望，他感到愤恨，感到痛苦。321年，他在忧愤中病死。收复的失地，很快又被石勒完全占领。他的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悲痛，人们到处修祠纪念他。据史书上说，豫州地方的人民听到他逝世的消息，都不禁痛哭流涕。

（吴雁南）

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4世纪中叶，氐人占据了关中，建立了前秦。后来，苻坚做了前秦的皇帝，他任用王猛，打击豪强，休息民力，国势日益充裕。前秦渐成为北方强大的国家，它先后灭掉前燕、前凉，统一了北方。

382年，苻坚召集满朝文武官吏，对他们说：“我做皇帝将近三十年（实际只有二十五年），四方大体上已经平定，只有东南一角的东晋不肯听从命令。我准备亲自率领大军灭晋，你们看行不行？”除个别人外，多数大臣都不同意出兵攻晋，认为攻晋不会讨得什么便宜。大家讨论了很久，始终不能得出苻坚所希望的结论。苻坚很不耐烦地说：“这样议论纷纷，哪能有什么成果！让我自己做决定好了。”

苻坚同他的弟弟苻融单独商议，苻融指出：前秦的军队长期攻战，士卒疲劳，军民存在畏惧东晋的情绪；鲜卑人、羌人、羯人布满长安附近一带，他们并没有真正归顺前秦，大军一旦东下，关中会发生很大的危险。苻融还说，凡是说不可伐晋的人都是忠臣。苻坚听了，不高兴地说：“怎么你也会说这样的话，真使我感到失望。”

大臣们不断苦谏，劝他不可攻晋。而鲜卑贵族慕容垂等却希望苻坚在战争中失败，好趁机恢复前燕的统治，都私下劝苻坚出兵。

383年秋，苻坚派苻融为前锋带领二十五万人，大举攻晋。前秦的兵力共有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这里面有鲜卑人、羯人、匈奴人、氐人、羌人，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进军的声势看起来很大，旌旗相望，首尾一千多里，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淝水附近，而后继部队才从咸阳出发。实际上这是一支七拼八凑，内部很不稳固的队伍。

东晋派谢玄、谢石等率领八万人迎击秦军。谢玄、谢石等人决定趁秦军主力还没有集结的时机袭击它的前锋，一举击溃秦军。他们首先派刘牢之率兵五千在洛涧（在今安徽定远县西）打败秦军，随即指挥各路兵马乘胜前进，直逼淝水右岸，和前秦军隔河相对。秦王苻坚和他的弟弟苻融登上寿阳城，远远望见晋兵阵势非常严整，又望见前面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他对苻融说道：“敌人相当强劲啊！”说时不觉脸上流露出了畏惧的神色。

东晋和秦军在淝水对峙，晋军请求秦军稍往后退，愿意渡河同秦军决一胜负。苻坚企图趁晋军半渡的时候歼灭晋军，就答应了晋军的要求。秦军士气低沉，见前面军队移动，以为是打了败仗，又听到有人喊：“秦兵败了，秦兵败了。”军心由是大乱，士兵们都不顾苻坚的命令，一个劲儿往后退却。晋军渡河，乘势猛追，秦兵大败。溃退的秦军争先恐后，自相践踏，金鼓旗帜，抛弃满地，残尸断骸，蔽野塞川。逃命的秦兵，不敢停下来休息，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兵追到，昼夜不停地奔跑，十分之七八饿死、冻死在路上。苻坚狼狈逃回北方，苻融被晋兵杀死。晋兵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淝水之战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决定南北朝对立局面形成的一次战争。

（吴雁南）

魏孝文帝

淝水之战后，前秦很快地崩溃了，北方又走向了分裂。386年，鲜卑族拓跋部在山西北部建立了政权，并逐渐向南发展。拓跋部建立的政权最初称代，被灭后，燕取得河北，后又改称魏，历史上称作北魏。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

当时，在黄河流域，大地主田庄进一步发展起来，许多大地主往往控制几百家、几千家的农民，甚而还拥有武装，成为北魏政府加强对各地方控制的对抗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北魏政府不得不承认大地主在地方上的势力，拉拢他们到政府里去做官，承认他们对其所控制的农民的剥削权力。农民在北魏统治者和大地主的压迫下，非常困苦，不断举行起义。

北魏统治者认为，为了缓和自己统治下各族人民的反抗和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就必须把劳动人口从大地主手里夺过来。485年，大臣李安世向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上书说：在荒年里，人民逃亡，他们的土地多半被豪强地主霸占，现在应当均量土地。孝文帝采纳了这个意见，派大臣巡行州郡，会同地方官吏实行均田。根据均田规定：男丁十五岁以上受露田（耕种谷物的田）四十亩，妇女二十亩，种植各种谷物。因为土地要休耕，故实际上都得加倍受田。休耕两年的，三倍受田。此外，男丁给桑田二十亩，种桑树、枣树和榆树。农民年老或死亡，露田要归还政府，桑田由农民永远使用，不还。

受田农民，一夫一妇每年要交纳租税粟二石，帛一匹，男子还要服徭役和兵役。

那时候，往往三五十家共立一个户籍，大地主隐匿的农户很多，妨碍着均田制的实行。孝文帝颁布均田制的第二年，大臣李冲建议，实行三长法：五家组成一邻，五邻组成一里，五里组成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合起来称作三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征收租税和征发徭役等。许多大臣本身就是大地主，隐匿的农户很多，他们群起反对李冲的主张。文明太后（太皇太后）和孝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坚决支持李冲。他们说：“立三长制使租税有一定的准则，可以把逃避租税的人口清查出来，为什么不能实行呢？”结果，三长法在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坚决主张下实行了。

均田制、三长法实行以后，许多被大地主隐匿的不交租税的人口清查出来了。北方农民有了一定的土地，生活和生产比以前安定了，更多的荒地随着被开垦出来。北魏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同黄河流域的汉族大地主取得联系，进一步巩固北魏的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山西大同）迁到洛阳。孝文帝知道，迁都一定会遭到各方面阻挠。他召集文武大臣，宣称要大举进攻南朝。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大臣纷纷反对。退朝后，孝文帝召任城王入宫，对他说：“我们鲜卑人起自北方，首都平城，这是用武的地方，不能作为‘文治’的中心。我想以进攻南朝的名义，带领大家南下，迁都中原。你的意见怎样？”拓跋澄领会了孝文帝的意思，知道单凭武力不能长久维持北魏的统治，必须拉拢汉族地主，用政治来维持国家。他全力拥护迁都的计划。493年，孝文帝带领步骑三十万南下，到了洛阳，还表示要继续南进，群臣要求停止南伐，孝文帝借此对大家说：“你们既然不愿意南下攻伐南朝，就得听我的话，迁都洛阳。”第二年，北魏正式迁都。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对于改革鲜卑风俗、推行汉化政策更加积极。他下令鲜卑贵族采用汉姓，同汉族大地主通婚，改穿汉人的服装，说汉语。他自己带头改拓跋氏为元氏，并要所有迁到洛阳的拓跋贵族，都算作洛阳人。他还全部采用了汉族统治封建制度。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巩固了封建统治，加速了鲜卑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

（吴雁南）

葛荣起义

北魏后期，统治者日趋腐化。高阳王元雍的宫室园林，可以同皇宫、禁苑相比。他家役使的童仆就有六千多人，他吃一顿饭，就要花好几万钱。河间王元琛同他比富，用银槽喂马。胡太后在皇宫旁边修建永宁寺，极其壮丽豪华，寺里到处陈设着珠玉锦绣。

统治者的挥霍浪费，加重了对农民的敲诈勒索。比如，调绢原规定每匹长四丈，可是有的官吏却强迫人民交七八丈算作一匹，租米也往往加倍征收，以致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苦。

北魏初期，在北方边缘设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以后又增设三镇），驻重兵防止柔然人的进攻。边镇将领非常贪暴，任意奴役士兵，因而激起了以破六韩拔陵为首的军民起义，起义军屡次打败北魏军队。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一战，使广阳王元深带领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后来，北魏统治者借柔然人的兵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北魏军队捕虏了参加起义的军民二十多万人，强行把他们押送到河北去。这批人才到河北，就同各族人民结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更为浩大的起义。

526年，大起义爆发。葛荣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日益壮大起来。葛荣，鲜卑人，曾经做过北魏怀朔镇的镇将，以后参加了起义军。起义军在博野县（河北博野）袭击章武王元融，经过一天的激战，大败北魏军，元融被起义军杀死。不久，起义军又在定州（河北定州）的一次战斗里，擒杀北魏军统帅广阳王元深。528年，河北的起义军集中在葛荣的领导下，控制了河北广大地区。起义军发展到近百万人，“锋不可当”。

葛荣领导的起义军包围了相州（今河南安阳），准备攻克相州以后就向洛阳进攻。起义军的前锋越过汲郡（今河南卫辉），他们沿途处死官僚地主，夺取大地主的财产，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北魏的大将尔朱荣带领七千骑兵，急忙奔扑相州。胜利使葛荣产生了轻敌的情绪。得到北魏军来攻的消息后，他对部将说：“你们准备一些长绳，等尔朱荣一来，就跟我抓俘虏。”葛荣的大军向前迎敌，列阵几十里。尔朱荣集中兵力袭击起义军，两军在相州城下，展开激战。起义军失败了，葛荣战败被俘，送到洛阳后被害。

（吴雁南）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书法家。他做过右军将军，所以后人也叫他王右军。他的书法艺术在我国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后人把他称为“书圣”。

王羲之写的字既秀丽，又苍劲，在当时就很闻名，受到许多人的喜爱。据说，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地方，有一位道士想求王羲之写一本《黄庭经》，怕他不答应，便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打听到王羲之最喜欢鹅，就买了一群鹅，把它们养得又肥又白，十分讨人喜爱。一天，王羲之路过那里，看见这一群羽毛洁白、姿态美丽的鹅后，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欢，看了又看，舍不得离去，他要道士把鹅卖给他。这时，道士故意不肯卖，说：“鹅是不卖的，要么你给我写一本经来换还可以。”王羲之一听这话，马上答应，就聚精会神地写好一卷《黄庭经》，交给了道士，才把一笼子鹅带走。这就是人们历来传颂的“书成换白鹅”的佳话。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不仅吸收了汉魏以来许多书法家的精华，更重要的是他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开创一种新的境界。他书写的有名的《兰亭序》，笔飞墨舞，气象万千，是他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人们评论他所写的字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这两句话正好说明了他的书法艺术的风格。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书法推崇到了极点，并且号召大家学习他的书法。经唐太宗这么一提倡，唐、宋以后，所有的书法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临摹王羲之的书法的。

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上之所以有这样高的成就，和他的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据说，他即使在走路和休息的时候，也在揣摩字体的结构、间架和气势，心里想着，手指也随着在自己身上一横一竖地画着，日子久了，连衣服都画破了。他每天练习完了字，要到门前的池塘里去洗笔砚，时间久了，池塘里的水都变成黑色的了。

据《寰宇记》记载，在会稽蕺山下，有王右军的洗砚池。蕺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北，是王羲之的故乡。

（张福裕）

顾恺之

顾恺之（341—402），字长康，无锡人，是东晋时代一位杰出的画家，在绘画创作和绘画理论两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这位大艺术家，年轻时候诗、文、书、画都很精通；加上他性情坦率、自负，为人诙谐、古怪，所以被人称为“才绝、画绝、痴绝”三绝。

顾恺之确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特别是在绘画上的造诣，尤其突出。在历史上有这样一则动人的故事：据说，兴宁二年（364）时，江宁（今南京）要修建一所大庙，和尚们到处向各方面人士化缘募款。当时，一般士大夫官僚捐的钱没有一个超过十万的，而顾恺之却满口答应要一个人乐捐一百万。大家见他承诺捐的这个数太多，都不太相信，以为他可能是在说大话，或者是在开玩笑。过了一些时候，和尚们果真拿着缘簿来找他，向他要一百万钱。这时顾恺之不慌不忙地对和尚们说：“请你们在新建的庙里，准备好一堵白墙，我自有道理。”和尚们也不知他要做什么，只好照着他说的这么办。顾恺之在庙里住了一个多月，专心一意地在那堵白粉墙上画一尊维摩诘（佛教故事中的人物）像。快完工时他对和尚们说：“明天可以请人来看一幅画，告诉大家：头一天来看的人，要捐十万钱；第二天来看的人可以减半，只捐五万钱；第三天以后，捐多捐少可以随便。”这消息传出后，轰动远近。许多人都想来看看究竟是一幅什么画。到了这天，来的人不少。那幅维摩诘像的清瘦面容，满含着慈祥庄严的神情，既像在入定，又像在沉思，使人看了有一种宁静圣洁的感觉。顾恺之的艺术魅力，使人受到了深刻的感染。果然，和尚们趁这机会募了一大笔钱，很快就凑足了一百万钱的数目。这个故事不仅说明了顾恺之绘画艺术的高度成就，而且也说明了人们对他的艺术的尊敬与喜爱。

顾恺之绘画创作的真迹，现在已经失传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后人摹本，如《列女图》《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几幅。

顾恺之在绘画理论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根据他留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和《画云台山记》三篇著作，可以看出他在人物画和山水画方面，有许多卓越的见解。比如，他认为画人物必须把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观察结合起来，才能够把人物的精神状态表现得准确而微妙；并且主张人物的神气必须通过外形表现出来。这些论点，就是在今天，也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张福裕）

祖冲之

祖冲之（429—500），是我国南北朝时候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生活在南朝的宋朝和以后的齐朝。他在天文、数学、物理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他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主要是修订新历法。为了研究天文历法，他参考了历代所有的历书。为了证明前人说得对不对，他常常拿着仪器去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测量太阳影子的长短。经过这样仔细的研究和实地的测验，他发现过去的历法有很多地方不够精确。比如，关于闰年，在旧的历法里，每19年中有7个闰年，用这种历法每过两百年就要比实际天数相差一天。于是，他根据自己研究的结果，编了一部新的历法，叫作《大明历》，纠正了旧历法中的许多错误。在这部历法中，他把19年7闰改为391年中设置144个闰年，就比旧历法合理得多。同时，他还注意到了“岁差”（太阳从上一年冬至到下一年冬至，并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这种现象在天文学上叫“岁差”）现象，并且把岁差应用到了《大明历》中。这是我国历法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情。由于在历法中应用了“岁差”，就使“回归年”（指太阳连续两次经过春分点所需要的时间）和“恒星年”（指地球绕太阳真正公转的一个周期）有了区别。祖冲之非常精确地测出了一回归年的日数是365.24281481日，这和近代科学测量所得的日数相比，只差50秒，即仅有六十万分之一的误差。这个结果该是多么惊人的精密啊！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把前人对“圆周率”的研究，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圆周率指的是圆的周长和它的直径之比，这是一个常数。也就是说，任何大小的圆，它的周长和它的直径的比，都会得出这个常数。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常数，知道了圆的直径（或半径），再求圆的周长，就很方便了，只要将直径（或二倍半径）乘上这个常数就可以得出。我国古代许多数学家，为了推算这个常数，作出了不少的贡献。特别是晋朝的大数学家刘徽，创造了用“割圆术”（用圆内作内接正多边形以求圆周长的一种方法）来计算圆周率值的科学方法，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祖冲之为了天文、历法上的推算和度量衡的考核需要，也研究了圆周率。他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继续精心推求，最后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是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把圆周率的数值推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他在全世界上是第一人。欧洲的科学家一直到他死后1000多年，才算出这个数值来。日本的学者曾建议，为了纪念祖冲之的贡献，把圆周率改名为“祖率”。

在物理学上，祖冲之也有重要的发明和创造。他曾经成功制造一艘“千里船”，放在江里试航，速度比一般船快得多。他还根据古人的发明加以改进，成功制造了一个利用水力转动的水碓磨，可以用来碾米、磨面。另外，他还为萧道成（齐朝的齐高帝）修理了一辆指南车，十分灵敏准确。这辆指南车原本是南朝的宋武帝在长安缴获的战利品，只有一个架子，内部的机械已散失，指南的性能已失灵，一直搁起来没有用，只做做样子。直到宋末，萧道成才要祖冲之想办法来修理这辆指南车。经过祖冲之修理之后，这辆车果然恢复了它的指南性能。据说，比原来造的那辆还好，无论车子怎样转弯，车的指南效能没有一点错误。

（张福裕）

范缜

范缜，南朝齐、梁时人。他年轻时非常用功，博学多才，常常发表一些不平常的议论。他三十五岁时开始做官，为人廉洁正直，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

在他生活的时代，封建迷信把整个社会闹得乌烟瘴气。竟陵王萧子良大力提倡佛教，范缜不畏权贵，当面反驳佛教迷信，萧子良和一些佛教徒常常被他驳得目瞪口呆。后来，范缜著《神灭论》揭露佛教迷信的虚妄，和佛教徒在思想上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神灭论》全文虽然不长，可是没有一个佛教徒能真正把它驳倒。范缜在《神灭论》中指出：人的精神和肉体是结合的。只有人的形体存在，精神才能存在；形体死亡后，精神是决不会存在的。精神和肉体只是名称上的不同，决不能彼此分离。他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说：“形体和精神的关系，就好像刀和锋利的关系，离开了刀，就谈不上锋利。从来没有听说刀没有了，锋利还可以存在；所以离开了肉体，精神也就不存在。精神是肉体产生的。”范缜在《神灭论》里还谴责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迷信危害人民的罪恶。他指出统治者用渺茫不可知的东西欺骗人民，用地狱的痛苦来威吓人民，用天堂的快乐来引诱人民，结果是粮食被游手好闲的和尚吃尽，财物在兴修寺庙的名义下被耗费尽。

《神灭论》发表后，触怒了以萧子良为首的佛教徒。萧子良招来了全国最有名的和尚来同范缜争辩，企图驳倒《神灭论》。鬼神根本不存在，萧子良和许多佛教徒硬说有什么鬼神，虽然绞尽脑汁，也找不出像样的道理来。相反，范缜一个人，却是“辩摧众口，日服千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范缜了。

萧子良使王融拜访范缜，王融转弯抹角地提到关于《神灭论》辩论的事后，对范缜说：“范先生坚持没有鬼神的言论，是违反我们向来遵守的教训的。像你这样才德双全的人，哪愁做不上中书郎那样的高官！你故意坚持错误，不怕断送自己的前途吗？”

范缜听了，大笑道：“假如我范缜卖论取官，早已做到更高更大的官了，何止中书郎！”他正颜厉色地拒绝了萧子良的无耻收买。这些人妄想用利诱的办法要范缜放弃《神灭论》的观点，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后来，军阀萧衍夺取了齐朝的政权，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为梁武帝。他进一步利用佛教欺骗人民，巩固他的统治。为了叫人们相信他拜佛的诚意，他还假惺惺地要“舍身”到同泰寺去当和尚。他每到同泰寺“舍身”一次，大臣们就得拿出很多钱送到同泰寺去，把他“赎回”来。他玩弄了三次到同泰寺当和尚的手法，这里的和尚发了三次横财，自然也就更加卖命地来替梁武帝欺骗人民。

梁武帝自然不容许范缜揭穿他们欺骗人民的罪恶面目，他做皇帝后不久，就找了一些借口来打击范缜，范缜不肯屈服。

梁武帝写了一篇《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诬蔑范缜的理论违背经典，脱离常规，忘掉祖先，并且发动六十多位有学问的人写文章来反对他。但是，谁也提不出像样的道理来和范缜论辩，只不过凭借着政治的势力骂他一顿罢了。梁武帝怕《神灭论》的思想在论战中得到传播的机会，只好宣布论战结束，草草收场。

（吴雁南）

《文选》《文心雕龙》

《文选》是南北朝时候梁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昭明太子）编选的一部文学总集。萧统（501—531）是一位博学的文学家，他聚集了将近三万卷书籍，日夜勤学研读，从不厌倦。他很看重当时的学者，注意吸取他们的长处。那时候，国内许多有才华的文人学士，都被召集在他门下。他和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上的各类问题。《文选》这部书，就是他集中了众人的才智，编选出来的。

《文选》原序作三十卷，唐朝人李善注《文选》时，分成六十卷。全集选录了从战国到梁朝各种体裁、风格的优秀诗文作品。据萧统讲，选录作品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选取的诗文，不仅要有独到的见解，立论精确，而且辞藻也要很优美。萧统认为文章是随时变改、不断发展的，因此，他在《文选》中，把诗文分成很多类，按时代编排，使人们能看出一些变化的大概。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它对唐代以后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受到后世的重视。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学方法论和文学批评书，它是由南北朝时候另一位大文学家刘勰撰写的。刘勰（约465—520）幼年时，父亲死去，家境很贫苦。后来，由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很大，很为昭明太子所敬爱。

这部书是刘勰在齐朝末年写成的。全书分十卷，五十篇，对各类文章体裁、创作方法和文学批评等方面，都做了深刻的论述，目的在于讲明白写文章的基本法则。《文心雕龙》不承认抽象的文学天才，认为写文章重要的是对事物仔细观察，只有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它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文章的表达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针对当时人写文章多从形式上做工夫没有真实内容这一弊病，《文心雕龙》提出了反对造作、反对以词害意、反对内容迁就形式等主张。

《文心雕龙》一书，受到后世极大的推崇。在这以前，许多讨论文学的论著，多半偏而不全，都没有这部书系统、全面和周密。《文心雕龙》是目前了解南北朝以前文学理论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吴雁南）

《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是北魏末期杰出的农学家贾思勰所著。

贾思勰，曾做过高阳郡（今山东境内）太守，他很注意农业生产事业的发展。那时候，黄河流域居住着汉人、匈奴人、鲜卑人、羯人、氐人和羌人，各族人民经过长时期的生产实践，在耕种、畜牧和种植树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贾思勰认为，这些经验是保证人民生活的重要方法。为了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广泛传播，以便促进农业生产事业的进步，他决定写《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四个字的意思，翻译成口语就是“人民群众谋生活的主要方法”。

贾思勰在写《齐民要术》的过程中，读遍了他所能看到的古书上有关农业方面的材料。书里引用的古书就有一百五十多种。除了认真阅读古书外，他还很注意调查研究。他访问过许多农民，虚心向他们请教，帮助他们总结生产经验。在《齐民要术》里，他就采用了许多宝贵的有关作物栽培方面的民谣和民谚。同时，他还经常亲身参加劳动，该书里谈到的许多养羊方面的经验，就多半是他亲身体验所得。

6世纪30年代，贾思勰完成了这一辉煌的巨著——《齐民要术》。这部书分十卷，九十二篇，介绍了耕田、收种的方法，谷物、蔬菜、果树和树木等的栽培方法，家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方法，食品的制造方法等。

书里很注重有关不误农时、因地种植的经验。贾思勰认为，农作物的栽培和管理，必须根据不同的季节、气候和土壤条件，采取不同的办法。他说：顺应天时，估量地利，用力小，可以取得大的成效；单凭个人主观愿望，不顾实际条件，违反自然规律，只会多费劳力。他认为，各种农作物的栽培都有一定的时机，千万不要错过最适宜栽种的季节——“上时”。

《齐民要术》还记载了关于土壤条件对农作物影响的经验。书里谈到，并州（今山西境内）没有大蒜，得向朝歌（今河南境内）去取蒜种，种了一年以后蒜瓣变得非常小。并州芜菁的根，像碗口那么大，也是从别的地方取来的种子。在并州，蒜的瓣变小，芜菁的根变大，都是土壤条件不同造成的结果。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在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名著。书里许多宝贵的生产经验，直到今天还受到人们的重视。

（吴雁南）

《水经注》

《水经注》的作者是北魏时的地理学家郦道元。郦道元，字善长，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他年轻时，好学不倦，博览群书，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

我国古代有一部较完整的地理学著作，名叫《水经》，相传是汉朝人桑钦所著（也有人认为是三国时代的人所著），书中记述了全中国一百三十七条大小水道，对于研究当时的地理，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不过这部书有一个缺点，就是每条河流都记叙得很简单，只说：某水源出某地，经某地，又往某某地。郦道元为了补救这个不足，决心给《水经》作注。他补充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并且在《水经》原文下详加注引，叙述水道所经之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历史古迹。注文比《水经》原书多出二十倍，共约三十万字，分成四十卷。注文引用的书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种，同时还记录了郦道元本人亲自到各地实际观察所得到的大量宝贵知识。这是一部具有高度科学性的巨著。

书中对于各地河道的变迁，地名的变化，郦道元都根据大量文献材料，并参证自己实地的所见所闻，一一做了精细的考证。直到清朝，人们考察河道、山脉、地域的变化和沿革，《水经注》一直是自然研究很重要的参考书籍。

《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而且对各地的历史古迹、神话传说，也有详细的记载。比如，《江水注》中，就记叙了战国时代水利工程家李冰化牛与江神角斗的故事，还插叙了三国时刘备被孙权打败爬山越岭逃走的史事。全书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且描写的技术很高，让人读来感到意味深长，生动有趣。所以，很多年来，《水经注》也被看作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张福裕）

云冈石窟 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开始建造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一说始建于太平真君十一年，即450）。直到495年，龙门石窟开凿完成为止，前后经历了三十五年，后来又陆续有所修造。

北魏文成帝即位不久，就指定昙曜和尚领导技术工人，在今山西大同（当时北魏的国都，后迁都洛阳）西北三十里云冈镇武州山的崖壁上，开凿石窟，雕刻佛像。

云冈石窟现存三十余洞，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二十多处。各个洞窟里面，分别雕刻着大大小小的佛、菩萨和天仙，还有各种飞禽走兽、楼台宝塔和树木花草等，艺术价值很高。比如，在第八石窟中，有口衔小珠的猛禽，爪趾雄健，半蹲半站的姿势，显得分外有力。这种猛禽，形状有点像孔雀，在佛经中叫作“那罗延”，是古印度人想象中的灵异。我国劳动人民在刻制这种外来的、想象中的动物时，完全采用了秦、汉以来的传统造型手法，并进行再创造，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很高水平。

云冈石窟雕作的佛像，充满了人间气味。拿第五窟大佛洞来讲，洞口筑有四层的大楼阁，进入楼阁，迎面就是一座约莫五十五尺高的巨佛坐像，它的脚就有十四尺长，中指有七尺长，比一个人还大得多。佛像高大雄伟，显示出举世独尊、无可匹敌的气概。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低似一个，全体均服从大佛。再配上许多身材矮小的人像，把大佛衬托得更加雄峻庄严。洞内有一副楹联，写道：“顶天立地奇男子，炤古腾今大圣人。”由此可见，大佛是象征皇帝的，其他各级石像好比大小群臣，身材矮小的人则代表民众和各种服役的奴隶。这岂不是一幅完整的封建统治示意图？

长期以来，云冈各洞石佛，都有残毁；特别是近百年来，遭到帝国主义的偷窃破坏，损失更严重。仅据1935年的调查结果，佛头便被偷凿去三百余颗。

龙门石窟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洛阳龙门山上开凿的。最初开凿的，称古阳洞大石窟。孝文帝死后，魏宣武帝和魏孝明帝继续开凿，称为宾阳洞，分北、中、南三大石窟。以后在东魏、北齐、隋、唐时代，又继续经营，开凿了不少。石窟造像多开凿在洛阳南四十里伊水两岸。北魏时营建的石窟都在左岸（西），其中最重要的有二十一窟，此外小窟还很多。据《魏书·释老志》记载，仅造窟三所，即共费人工八十万以上；若就全部石窟来说，可以想见工程多么浩大。各石窟中刻满了大小佛像，造像都很优美。如宾阳中洞所刻的《帝后礼佛图》，就是一件精美绝妙、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精品。但是这份无价之宝早已被帝国主义盗走。龙门石刻和云冈石刻在艺术上各有特点。云冈石佛多姿态雄健，气象逼人；而龙门石佛，则多面带笑容，温和可亲。比如，宾阳洞的主佛佛像，脸上含着微笑，仿佛想要人和他亲近的样子。龙门石刻和云冈石刻一样，也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严重盗窃和破坏，其损失之重，无法估计。

云冈、龙门两石窟，是我国人民长期辛勤劳动和伟大智慧的创造，它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份艺术上的珍贵遗产，才真正受到了国家的珍视和保护。

（张福裕）

第三编

隋朝的建立

隋是继北周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朝代。

北周末年，皇帝、贵族荒淫无度，政治十分腐败。如周宣帝宇文赟（yūn）只顾坐享安乐，不管人民死活，为了建筑洛阳宫，竟把原来农民每年服役一个月的规定，改为四十五天。在位两年后，宇文赟死去。儿子宇文阐继位（周静帝），年仅八岁，年幼无知，外戚（帝王的母族或妻族）杨坚辅政，这样就给杨坚制造了夺取北周政权的大好机会。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主要将领“十二大将军”之一，北周时被封为隋国公。杨坚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他的妻子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女儿，他自己的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他凭借着杨家的社会声望、个人的政治才能和外戚身份，总揽朝政，官至“大丞相”，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辅政不久，他就积极谋划，部署力量，准备夺取北周政权。北周地方大臣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相继起兵，为挽救北周的统治做最后的挣扎。但是都无济于事，结果被杨坚先后派兵讨平。581年，杨坚迫使周静帝让位，自立为皇帝，国号隋，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后迁大兴城，仍在长安附近），改元开皇。他就是隋文帝。

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派兵灭掉了南朝最后的一个王朝——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东晋以来二百七十多年长期分裂的局面。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实现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的统一，隋文帝在灭陈以前和以后一个时期内，实行了一系列安定社会、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1.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规定农民所受土地，分为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要归还，永业田不归还。一个成年男子受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当时人口稀少，荒芜的土地很多，所以规定受田较多，但实际并未能在所有地区都按规定受田），妇女只受露田四十亩。奴婢按照一般的成年人受田，一头牛按规定也可受田六十亩。官僚地主所受的田要比农民多得多。隋朝“均田”的土地，是无主荒地或由政府直接掌握的官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一部分土地，对恢复社会生产是有利的。

2.减轻农民赋役负担：北周政府原规定，已娶妻的男子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石，未娶妻的男丁减半。男子自十八岁到五十九岁每年都要服劳役一个月，周宣帝时因修治洛阳宫一度增为四十五天。隋初规定农民缴纳租调，以床（一夫一妇）为计算单位，丁男一床，缴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或布一端（五丈），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只需缴纳一床租调的一半。随着政权的日益稳定，开皇三年（583），隋政府把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日期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调绢一匹由原来的四丈减为二丈。开皇十年（590），又规定五十岁以上一律免役收庸（用布帛代替力役）。租调徭役减轻，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3.整理户籍：从汉末以来，大族豪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农民，他们隐匿户口，逃税漏税的很多。隋文帝即位后，为了直接控制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以便增加税收，打击豪强大族的势力，命令州县编制乡党闾保，整顿户籍，清查户口，凡属堂兄弟以下都要分别立户，不准隐瞒。河北、山东一带，隐匿户口的现象特别严重。隋政府整顿户籍首先便以这一地区为对象。583年，隋政府下令在全国实行户口大检查，结果有四十多万壮丁，一百六十多万人口，新编入户籍。这一措施，对于巩固中央集权，限制逃税漏税，加强农业生产发展，都是有利的。

此外，隋政府还在革除弊政、划一制度、打击大族豪强地主等方面，做了许多其他有益的工作。例如，南北朝时，郡县的设置既滥且多，冗员充斥，大量官吏的薪俸开支，是农民的沉重负担。隋政府合并了许多州县，裁汰了一些冗官，从而节省了一些开支，在客观上多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隋文帝很注重提倡节俭，他个人的生活也比一般帝王较为简朴，这虽然不能直接增加生产，但提倡节俭，对于社会财富的积累，是有好处的。

据记载，隋朝初年，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出现了“人庶殷繁”（百姓多而且富有）的景象。显然，这与当时全国统一以及隋政府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是有一定关系的。

（张习孔）

隋朝的崩溃

604年，隋文帝死，他的儿子杨广继承皇位，这就是隋炀帝。

隋炀帝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继位的第二年（大业元年，605），他便下令强迫人民给他营造显仁宫（在洛阳附近）和西苑（也在洛阳附近）。为修筑、布置显仁宫，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各种奇材异石，以及全国各地的各种珍禽奇兽等，都被强征到洛阳。西苑的规模异常宏大：周围有两百里，苑内挖有人工海和渠，海中堆有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面一百多尺，山上筑有台、观、殿、阁，十分华丽；沿渠有十六院，院中树木秋冬凋落时，则用各色绫罗剪成花叶，缀在枝上，水池内也用彩色绫绢做成荷、芰（jì，菱的一种）、菱、芡（qiàn，一年生水草），表示四季常青。据记载，隋炀帝在位，“无日不治宫室”，自长安至江都（今江苏扬州），便有离宫（皇帝经常所住宫殿以外的宫室）四十余处。

从大业元年到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曾三次巡游江都。巡游的目的，主要是想凭借皇帝的威力，在政治上对江南地区人民的反抗起镇服作用，但是也带有很大程度的游玩享乐成分在内。每次出游，耗费的财力物力，实在无法计算。以第一次巡游为例：早在好几个月前，隋炀帝就派人往江南监造龙舟及各式杂船，以备应用。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分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间，都饰以金玉锦绣；下层为内侍所住。其他船只虽较龙舟为小，装饰也极为豪华。605年秋天，隋炀帝带着皇后、妃嫔、文武百官以及大批和尚、尼姑、道士、侍役、卫队，从显仁宫出发，分别乘坐小船自漕渠出洛口（洛水入黄河之口），然后改乘龙舟及其他各类船只，前往江都。大河中，船队相接，首尾二百余里，共用挽船夫八万余人。两岸有骑兵随行护卫，蹄声动地，旌旗蔽野。巡游队伍所过之地，五百里内的百姓都得贡献食物。

隋炀帝做皇帝十四年，经常巡游在外，留在京城的时间，总共加起来还不足一年；而每次巡游，跟随的妃嫔、宫娥等人，“常十万人”，需用的食物用品，都要地方州县供给，实际的负担都落到人民头上。广大人民在这种繁苛的征敛和役使下，苦不堪言。

隋炀帝在位期间，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方便搜刮江南财富，隋政府曾先后役使数百万民夫，利用前人经营的基础，开掘了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永济渠等人工河道，完成了贯通祖国南北的大运河工程。这条运河的开掘，隋朝人民以及隋以前和以后历朝的人民，都贡献了力量。尽管隋朝统治者下令开掘运河的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然而从客观上的效果来讲，在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这条运河对祖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易惠中）

隋末农民起义

隋朝末年，隋炀帝的统治更加残暴，广大人民不堪痛苦，纷纷举行起义。大业七年（611），山东邹平人王薄，首先举起了反隋的旗帜。不少农民响应了王薄的号召，跟随他一道起义。他们占领了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东南），到处攻打官军。不久，各地农民也接着起义，农民战争的大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

自611年到618年，隋末农民战争共历时八年。这八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611年到614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民军由于缺乏训练和装备，加上各支队伍分散作战，彼此未能很好联系，以致在对敌斗争中，暂时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另一方面被推进穷困深渊的农民大批参加起义军，因此农民起义的队伍反而在局部失败中一天天更加壮大起来。从614年到616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农民军不仅在山东、河北一带巩固了自己的据点，夺取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并且还在江淮地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隋朝封建统治者由于不断受到农民军的沉重打击，这时已无法再维持其原有的军事优势，起义军的力量已逐渐发展到了和隋军接近平衡的地步。从616年到618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隋军的力量日益微弱，农民起义军在军事上完全转入了主动地位，隋政权日益走向崩溃，以致最后覆灭。

根据史书的记载，隋末农民起义大约有一百二十余处。各路起义军逐渐汇合，后来形成了三个最强大、最著名的军队，这就是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和江淮之间的杜伏威军。

瓦岗（在今河南省滑县南）军的最初领导人是河南人翟让。后来，单雄信、徐世勣（jì）等人都来参加起义。616年，李密也投奔到瓦岗军来。李密很有才干，他加入瓦岗军后，一面劝翟让明确地提出反抗隋朝暴政的口号，一面亲自去劝说各地起义领袖加入瓦岗军。瓦岗军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成为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616年，瓦岗军攻下了金堤关（在今河南滑县东）和荥阳（今河南荥阳）附近各县，隋炀帝派大将张须陀率兵前往镇压，瓦岗军埋伏在荥阳大海寺北面的树林里，隋军中了埋伏，被杀得大败，张须陀自杀。617年，瓦岗军一举攻下今河南巩义附近隋的著名粮仓——洛口仓，并且开仓放粮，赈济百姓。附近人民扶老携幼前来领粮，他们对瓦岗军一致表示感戴。瓦岗军发展到几十万人，河南的郡县大多被他们占领。

瓦岗军攻占洛口仓后，隋朝大为震恐，派刘长恭、裴仁基领兵前来堵击，两军在石子河（今巩义东南）会战，隋军大败，裴仁基率领部下秦琼、罗士信投降瓦岗军。经过这几次胜利，李密被翟让等推为瓦岗军的领袖。617年年底至618年年初，瓦岗军大败隋将王世充军。东都（今河南洛阳，是隋炀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而建立的一个新都）几乎被瓦岗军围困住。在推翻隋朝统治的过程中，瓦岗军起了重大的作用。《隋唐演义》和《说唐》两部小说中所写的瓦岗寨故事，就是以瓦岗军历史素材作为依据的。不过，小说又进行了许多渲染和虚构，因此和历史真实情况有很多地方不同。

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河北一带。616年，他曾以七千人大破隋军郭绚部，“杀略数千人，获马千余匹”。617年，当瓦岗军进迫东都时，隋炀帝命薛世雄率领河北三万精锐援救东都，窦建德侦知消息，在河间大败薛世雄军，河北郡县大部被窦建德乘胜攻下。

在江淮一带，杜伏威领导的起义军，势力最大。617年，杜伏威率军打败了隋将陈稜的军队，占领了江北广大地区，又占据了历阳（今安徽和县）作为根据地。江淮之间的小支起义军，大多聚集在杜伏威的周围。隋的军事重镇江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在以上几支起义军的打击下，隋军只能困守长安、洛阳、江都几座孤城，号称“甲兵强盛”的隋朝统治，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

（曹增祥）

贞观之治

617年，关中大地主李渊利用农民起义蓬勃发展、隋政权走向崩溃的形势，在太原起兵。关中的地主纷纷起来反隋，响应李渊，他们的武装队伍配合李渊的军队，包围了长安城。接着，李渊的军队攻占了长安。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李渊在长安做了皇帝，国号唐。

在八九年的时间里，唐军先后消灭了各地的起义军和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626年，李渊把帝位让给了次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从贞观元年（627）到贞观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种经济上的恢复和政治上的相对安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的出现，根本原因是由于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严重教训。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一个好皇帝，必须让老百姓能够活下去。”曾经参加过瓦岗军的大臣魏徵也曾对唐太宗分析过隋朝灭亡的原因，说：“隋炀帝无止境地役使人民，人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起来反抗，隋政权就土崩瓦解了。”

基于这种认识，唐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的统治，就实行了一系列对农民让步的措施。624年，唐政府下令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规定：在地多人少的地方，每个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受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在年老或死后要归还政府，二十亩不需归还。受田的农民从二十一岁到六十岁，每年要向政府缴纳米二石（叫作“租”），绢二丈、绵三两（叫作“调”），服劳役二十天。不服役的要用绢代替（叫作“庸”）。这些措施，使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耕地。政府按照规定征收租庸调，又注意不在农忙季节征发，这就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

贞观时期，吏治也比较清明。在精简机构方面，如对中央官员的裁减和对地方州县的归并，唐政府都做了很多工作。唐太宗很注意地方官吏的人选，他曾经把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谁做了善事或恶事，就在他们的名下记上一笔，以便作为升降职位的参考。贞观八年（634），唐太宗又派李靖等大臣到全国各地去巡察，升迁廉吏，惩罚贪官。唐太宗还很注意提拔人才，他重用了一批出身于较低阶层的人，如魏徵、戴胄、张玄素等。这些人都敢于说话，经常纠正太宗的过失，并且经常拿隋朝灭亡的教训来提醒太宗不要重蹈隋亡的覆辙。此外，唐太宗时的著名贤相房玄龄、杜如晦，在订立制度、整顿吏治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封建剥削较前减轻，政治比较清明，贞观年间，社会生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贞观初年，全国户数为二百多万户，到太宗死后不久，便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牲畜也繁殖起来，甚至是“牛马布野”。

贞观年间，由于国家政权日渐稳固，唐朝的国防也比较巩固。当时北方的东突厥很强盛，东突厥的骑兵经常侵入唐的北方边境，破坏生产，抢掠人口和牲畜。贞观四年（630），唐军打败了东突厥，解除了唐朝北方边境的威胁，使人民能够在这些地方进行正常生产。

（张习孔）

魏徵

魏徵是我国历史上的名臣，在唐太宗时，当过侍中（宰相）等官。他曾先后规劝唐太宗二百多事，对巩固唐朝的封建统治，起到过重要作用。

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在群臣的怂恿下，准备到泰山进行所谓“封禅”（祭祀天地）大典。这个大典是从秦始皇以来许多帝王最喜欢玩弄的一套把戏，统治者企图用这个迷信的活动来麻痹人民，达到加强封建统治的目的。魏徵进谏说：“自从隋末以来，山东州县残破得很厉害，皇帝车驾出行，必然要跟随大批官吏和卫队，这样不仅浪费许多人力、物力，并且要给沿途州县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他坚决劝阻唐太宗东封泰山。魏徵的话，引起了太宗对隋朝灭亡的回忆，他因而取消了这个计划。

贞观八年（634），唐太宗下令修复洛阳宫殿。陕县令皇甫德参上书，认为太宗大兴土木，是劳民伤财。同时，皇甫德参还劝阻唐太宗不要苛敛百姓，并且指出，当时妇女流行梳很高的发髻，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是宫中传出来的。唐太宗认为皇甫德参有意诽谤自己，恼怒地说：“这人要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文租，宫女都没有头发，才称心满意呢！”魏徵知道了，谏阻太宗说：“自古以来，做臣下的上书，言语激切是不可免的；因为不这样，便不能打动皇帝的心意。”太宗听了，很是感悟，不但没有责罚皇甫德参，反而赏赐给他绢帛二十匹。

魏徵曾告诉太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希望太宗处理问题时倾听多方面的意见，不要只听一面之词。他不断劝太宗“居安思危，慎终如始”。贞观十三年（639），他非常激切而诚恳地写了一个书面意见给太宗，说他不像贞观初年那样能够坚持俭约朴素，那样体恤百姓，那样孜孜求治，那样虚心听取意见了。唐太宗读了魏徵的意见以后立即说：“我现在知道我的错误了，我愿意改正。”

魏徵经常积极地给唐太宗提意见，要唐太宗吸取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不要过重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唐太宗把魏徵比做一面镜子，认为通过他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缺点。魏徵死后，太宗对大臣们说：“我从此失去一面镜子了！”

（张习孔）

文成公主

7世纪初，青藏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盛的吐蕃王朝。这个王朝的赞普（藏语称国王为“赞普”）松赞干布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他统一了高原上的许多部落，把都城迁到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励精图治，为吐蕃的多方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唐太宗即皇帝位以后，松赞干布为了加强和唐朝的友好关系，曾经几次派遣使臣，带着贵重的礼物到长安向唐王室请婚。唐太宗最后接受了他的请求，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直到今天，藏族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请婚和许婚的动人故事。有这样一则流传比较广的“五难婚使”的传说。

吐蕃派到长安来请婚的正使是聪明机智、很有才干的大相噶·东赞，唐太宗向噶·东赞提出了五件难做的事，并且把做好这五件难事作为迎娶文成公主的条件。这五件难事中的第一件便是要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马驹的母子关系，分别地寻认出来。噶·东赞灵活地运用了吐蕃人民在牧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他先把母马和马驹分别圈起来，并且暂时断绝了马驹的草料和饮水供应，过了一天之后，再把母马和马驹同时放了出来，一百匹马驹很快地认出了自己的母亲，偎依不离，难题被顺利地解决了。第二件难事是要把一条绵软的丝线穿过一个孔道很细的九曲明珠。聪明的噶·东赞先将一条马尾鬃拴在一只蚂蚁的腰部，再把蚂蚁放进九曲明珠的孔内，然后，用嘴不断向孔道里吹气，一会儿，这只蚂蚁便拖着细细的马尾鬃从明珠另一端的孔中钻了出来；这时，再把丝线接在作为引线的马尾鬃上，只轻轻一拉，丝线便穿过了九曲明珠。难题又被顺利地解决了。就像这样，接连的五件难事都被噶·东赞分别解决，唐太宗非常高兴，允许把美丽、智慧的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这个传说虽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是它生动地反映了汉藏两族人民在历史上的亲密关系。

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由唐朝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西行。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在今青海境内）去迎接，并以女婿的礼节和李道宗相见。文成公主到逻些时，吐蕃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热情洋溢地迎接了这位远道而来的联络汉藏民族友谊的赞蒙（藏语称王后为“赞蒙”）。为了尊重汉族的风俗习惯，松赞干布还特地在逻些为文成公主修筑了居住的宫室。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联姻以后，吐蕃和唐朝之间的亲密友好关系有了很大的增进。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又以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松赞干布为了表示对唐太宗逝世的哀悼，还遣使来朝，向太宗的陵墓备礼致祭，同时还上书表示效忠唐室。

文成公主嫁到吐蕃的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磨、冶金等生产技术，和历算、医药等科学知识也传入了吐蕃。藏族人民传说，文成公主带到吐蕃去的粮食、蔬菜的种子有成百上千种，随行工匠的人数是五千五百名，带去的牲畜数是五千五百头。这些传说的数字虽然不见得确实，但却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大量传入吐蕃的历史事实。应该说，这种先进文化的传入，对当时吐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对以后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文成公主在唐高宗永隆元年（680）逝世，她在吐蕃生活了近四十年。由于文成公主对吐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她的事迹在广大的藏族地区是家喻户晓的。今天，藏族人民还能根据先辈口传，指出文成公主曾在哪些地方教过藏族妇女纺织，在哪些地方刺绣过佛像。藏族妇女都说她们的纺织技术是文成公主传授下来的。她们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对文成公主很是感激、怀念。藏族人民对于文成公主是十分崇敬的。她经过的地方，一直被认作圣洁的所在。而且，藏族人民还特地规定了两个节日来纪念她。藏族的历史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载她的事迹。直到现在，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布达拉宫里，还保存着她和松赞干布结婚时的洞房遗迹。

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联姻，说明了早在7世纪时，汉藏两族人民就已经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戚关系，以及极其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频繁往来关系。

（王辅仁）

武则天

武则天，名曌（zhào），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高宗（唐太宗的儿子）即位不久，她做了皇后。高宗病死后，她以皇太后身份临朝执政。690年，她六十七岁，改国号唐为周，加尊号称“圣神皇帝”。从三十二岁做皇后时开始参决政事起，到八十二岁病逝止，她前后掌握政权达五十年。由于她晚年的尊号称“则天大圣皇帝”，所以历史上叫她武则天。

武则天从开始临朝执政时起，就遭到了许多皇室贵族的反对。为了压制这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培植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政权，她发展了科举制，增加了每次考取的名额数；除考选文官外，还考选武官。这样，就为一般地主阶级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政权在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唐高宗还活着的时候，武则天曾经向高宗提出减轻赋税、振兴农桑、消除兵灾、节省徭役、广开言路等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议。684年，她下令各地方官奖励农桑，如果做到“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就可以受到奖励、提升官位。如果“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就要受到贬降处分。

为了广泛延揽人才，武则天常常要求各级官吏把有才能的人推举出来，并且还允许有才能的人自荐，而加以破格任用。例如，她听说王及善有才干，便决定让他出来担任地方官。当召见时，她发现王及善果然有很好的政治见解，便又改变主意，把他留在中央，参与朝廷大计。

武则天在政治上很重视接受臣下的意见，她命令大臣们对朝政得失大胆地提出批评。在她所铸造的四个铜匦（guǐ，就是铜匣）中有“招谏”一匦，就是专门为了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而设的。狄仁杰是武则天时的宰相，也是当时最有胆识的政治家，他曾对武则天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批评，诸如有关宽减刑狱，减轻徭役，惩办不法的大臣等，都被武则天欣然接受。

武则天统治时期，政治是比较清明的，社会经济是继续向上发展的。不过在这里，也应该指出：武则天大造佛像、佛寺，也给生产带来了一定损失。她的破格用人，总的来讲，意义很大，但她信任像薛怀义那样“用财如粪土”的人，也在政治上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一千多年来，由于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人们一直存在着对武则天不正确的看法，甚至极力诬蔑她。武则天敢于冲破种种阻挠，宣布自己是皇帝，不愧是我国封建社会女性中杰出的人物。

（张习孔）

唐代的长安

唐朝在公元7世纪初至8世纪中这一时期，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之一。唐的首都长安，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国际性的大都市之一。

唐代的长安城，位居全城北面正中的是“宫城”；宫城的南面是“皇城”；从宫城北缘东西两端向外延展，并从东、西、南三面把宫城和皇城包围起来的是“外郭城”，也叫“京城”。

宫城分三部分：当中为殿阁，是皇帝和大臣们议事及国家举行大典的地方；西部为掖庭宫，是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东部是东宫，是太子居住和会见东宫官属的地方。这座宫城是隋朝原有的建筑。唐朝初年扩大宫殿，在城的东北面加建了一个大明宫。唐玄宗时，又兴建了兴庆宫。

皇城内南北有七条街，东西有五条街，唐朝中央政权组织各机关就分布在这一带。管理官营手工业的各个专门机构，也设在这里。唐代官营手工业是很发达的。在长安，官营手工业作坊很多，并且分类也很细。例如“少府监”的“织染署”就掌管十个织染作坊、五个组绶（贵族官吏用来承受佩玉的一种宽丝带子）作坊、四个绸线作坊、六个练染作坊（一说“织染署”只掌管做帽子的作坊）。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工匠，是从各地征调来的。作坊的产品，只供皇室贵族用，不供一般平民用。

外郭城周围有六十七里。城中有南北十一条街，东西十四条街，一百零八“坊”。正对皇城南面的朱雀门有一条宽阔的大街，叫朱雀门街，这条街恰好把外郭城分成了东西两部，街东五十四坊，街西五十四坊。这里是老百姓和一般官吏的住宅区，也是商业区。

长安有两个著名的市场，一个是“东市”，一个是“西市”。东市在朱雀门街以东，西市在朱雀门街以西。东市南北占地二坊，有东、西、南、北四条街。街市上有各类私营手工业作坊和出售各种货物的店铺，也有专门卖饮食的酒肆和饭店。市的四周还有许多官僚豪富开设的“邸店”，邸店是供外地的转运商客居住和存放货物的地方；直接经营邸店的人被称为“居停主人”或“牙人”，他们也替商客买卖货物，从中取利，抽取佣钱。西市的规模和交易的情况，大体和东市相同，但比东市要更加热闹。长安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街道修建得很整齐，布置得很有计划。城里有许多清池小溪，种有不少的梧桐、槐树、白杨和垂柳。特别是城东春明门至曲江一带，楼阁参差，水流曲折，景色格外艳丽；每年百花盛开的季节，这里终日有游人川流不息。

长安是当时全国人才集聚的地方，许多著名的学者、文学家、艺术家，都在这里长期居住过，他们在这里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诗人李白和杜甫，就都在长安居住过。

唐代长安，外国商人、外侨和外国留学生很多，充分反映了长安作为一个国际性都市的特点。外商大多数集中在西市，他们有的来自今伊朗和中亚，有的来自今阿拉伯半岛，有的来自今东南亚各国。他们从远方带来香料、珠宝等货物，来长安换取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唐朝政府允许他们开展正当的贸易，给他们创造了许多方便的条件，并且还允许他们在中国开设店铺。派遣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的，主要有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等国。留学生来到长安，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经典、文艺和科学。不少外侨和留学生，在长安一住几十年；也有许多留学生学成归国，带走大量中国的古籍经典。

通过各国商人到长安进行贸易往来，通过各国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各种文化，唐朝的文化随之远传到国外。同时，唐朝也从中吸取了各国文化的长处和优点。

（易惠中）

安史之乱

唐朝高宗（649—683在位）以来，边疆一直有重兵屯戍；从睿宗年间（710—712）开始，唐政府又陆续在边境设置了节度使；到玄宗（712—756在位）时期，节度使已增加到十个。节度使起初只管军事，后来日渐发展成为全面掌握一个地区的军事、财政和行政大权的封建割据势力。

唐玄宗统治的后期，朝政先后被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操持。他们骄纵跋扈，排斥异己，贪污腐化，残虐百姓，唐朝的政治日趋败坏。

天宝十四年（755）冬，兼领平卢（治所在营州，今辽宁朝阳）、范阳（治所在幽州，今北京市）、河东（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唐政权腐朽的机会，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率所部兵十五万人，从范阳长驱南下。安禄山的军队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很快地就渡过黄河。攻陷了洛阳。唐政府临时招募起来的军队一战即溃，安禄山军逼近了潼关。唐朝朔方（治所在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节度使郭子仪、新任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进兵攻打河北；常山郡（在今河北省正定县一带）太守颜杲（gǎo）卿和平原郡（今山东省平原县东北）太守颜真卿也在河北起兵，袭击安禄山的后方，安禄山军的军心动摇。安禄山怕后路被切断，一度打算放弃洛阳，回军河北。但是唐政府没有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进行有效的抵御。756年夏，安禄山的军队攻下了潼关，唐玄宗闻讯后，偷偷从长安逃往四川，走到马嵬（wéi）驿（在今陕西兴平市）时，军士们愤恨杨国忠祸国殃民，就杀死了杨国忠，连玄宗的宠妃杨贵妃也被逼缢死。此后，玄宗逃到四川，太子李亨逃到灵武，即皇帝位，就是唐肃宗。

安禄山的军队进入长安以后，大肆烧杀抢掠，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无法继续西进。安禄山在攻陷长安以前，曾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肃宗至德二年（757），安禄山军的内部发生分裂，安禄山在洛阳被他的大儿子安庆绪杀死。唐军趁机反攻，并且凭借回纥（hé）兵的帮助，于这年秋季先后收复了长安、洛阳。

肃宗乾元二年（759），洛阳再度失陷。安禄山的旧部史思明进入洛阳，杀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

肃宗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史军势力渐衰。次年，唐政府再次依靠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逃往河北，他的许多部将都投降了唐朝。

代宗广德元年（763），史朝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这场使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的“安史之乱”才宣告结束。从此，唐朝由兴盛进入了衰落时期。

（张习孔）

黄巢起义

唐朝末年，政治异常腐败，皇帝、官吏、藩镇、僧侣、地主、富商霸占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挥霍掉大量人民以血汗创造的财富，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农民终日劳苦，仍然是“健儿无粮百姓饥”。尽管这样，官府还是拼命催征租税，农民忍受不住，只好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宣宗大中十三年（859），裘甫领导农民在浙东起义；懿宗咸通九年（868），屯戍桂州（今广西桂林）的戍卒因久戍在外不得归家，共同推举庞勋领导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是此后不久，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爆发了。

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底，王仙芝带领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起义。起义军发布文告，痛斥唐政府官吏贪污、赋税繁重、赏罚不平，并且打出“天补平均大将军”的旗帜。“天补平均大将军”的意思是说，受天之命为大将军来消灭人间的不平。农民纷纷响应，加入起义军。875年夏天，黄巢率领数千人在山东冤句（yuān qú，在今山东曹县北）起义，响应王仙芝。起义军的势力更加壮大，几个月里发展到几万人。起义军从山东转战到河南、湖北、安徽一带，到处打击政府军，受到各地农民的欢迎和支持。878年，王仙芝战败牺牲，起义军由黄巢统一指挥。黄巢带领起义军在淮河流域活动了一个时期之后，为了在战略上“避实击虚”，于是横渡长江，进入江西和浙江一带；接着又在很短的时间里，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开辟了一条七百里长的山路，进入福建。第二年夏天，起义军又攻下了广州。

黄巢到达广州后，一面休整，一面准备向北进攻。在出兵北征之前，黄巢以“义军百万都统”的名义发布文告，宣布要进攻长安，推翻唐朝的黑暗统治。广明元年（880），黄巢的起义军打到潼关，军威极盛。长安城内的统治阶级又慌又怕，百官分路逃窜躲藏，宦官田令孜仓皇地挟着皇帝逃往四川。当起义军的先锋进入长安时，唐金吾大将军（负责京都治安的最高长官）张直方率领文武官数十人到霸上投降黄巢。起义军“甲骑如流，辎重（指军用器械粮草等）塞途，千里络绎不绝”。人民夹道欢迎，起义军对他们说：“黄王起兵，本来为的是百姓，不像李家那样不爱你们，你们安居乐业好了，一点不用害怕。”起义军一方面拿出财物赠给贫苦的人民，安抚百姓；另一方面对那些富豪、宗室和不肯投降的官吏，恨之切骨，抓到的全都杀掉，并且焚毁他们的房屋，剥夺他们的财产。黄巢在群众的拥戴下做了皇帝，国号大齐，任命百官，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直流动作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进长安以后，又没有彻底消灭唐政府的军事力量。后来，唐政府收买了起义军的叛徒，又勾结了沙陀人，对起义军进行内外夹攻。起义军抵挡不住，为了保存力量，退出长安。又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起义军最终失败了。

（张习孔）

刘知幾 杜佑

刘知幾（661—721）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他钻研过许多史书，阅读过大量史料。710年，他写成了一部在我国文化史上有巨大贡献的历史批评著作——《史通》。

在《史通》里，刘知幾提出了进步的历史观，阐述了他关于编写历史书的见解和主张，并对过去的史书做出了总结性的分析和批判。

首先，刘知幾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认为那种把历史看作不是由人创造的而是由什么天神来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正确地提出，历史是人创造的，不能用命定或命运来解释。他大胆地对《春秋》和《史记》中的命定论的倾向进行了批判。

其次，刘知幾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认为一切把古代社会描写成为理想世界，想把历史拉向后退、恢复古代社会制度的看法和想法，都是错误的。他列举了很多材料，说明尧、舜时代并不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有关尧、舜“盛世”的一些传说，实际都是不可信的奇谈。

最后，刘知幾反对曲解历史，主张要以大胆批判的精神来写历史，记事要直言不讳。他大胆地指出传统说法的不可信，指明了《春秋》的许多缺点。

此外，刘知幾还主张在编写历史时，要参考大量史料，并且要辨明真假，采用真实的史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博采”“善择”。他主张写历史的文字要朴素生动，并力求简练。

总之，刘知幾揭露传统的历史观的某些虚伪性，主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历史，这是进步的观点。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他对历史学能有这样卓越的认识，是很可贵的。他这种主张，对开阔历史学家的眼界，推动史学的发展，是有很大功劳的。

杜佑（735—812）在唐朝曾做过宰相，是著名的理财家。他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掌握了丰富的历史史料。他以多年从政的经验，结合历代的史事来分析当时的政治，认为要挽救政府的危机，首要的事是安民，要安民就必须薄赋税，要薄赋税就必须节省开支，要节省开支就必须精选人才、裁减官吏。为了阐明这个论点，他用了三十年的时光，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写成了《通典》这部有名的著作。

《通典》共二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这部书对上自古代、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的经济财政制度、政治制度、典章文物制度、兵法、地理沿革、边疆民族及外国的风土习俗，都做了系统的、追源溯本的叙述和考证。杜佑极其重视经济财政措施，在“食货典”的最后，他特别对这方面做了总括性的叙述。《通典》开创了历史书的新体裁，它不但为我国制度史的编纂开了先例，而且保存了我国古代的大量文献资料。

（曹增祥）

李白 杜甫

唐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就现在所知，仅见于《全唐诗》一书中的诗人就有两千三百多位，流传到后世的诗篇近五万首。在这样大量的诗人群中，还出现了像李白、杜甫这样享有世界声誉的大诗人。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生长于绵州彰明县青莲乡（在今四川省绵阳市北二十多里）。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常以诸葛亮等人自比。他曾因别人的推荐受到唐玄宗的征召，但唐玄宗召请他，只不过是希望他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诗人，并没有使他得到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鄙视那种“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因此经常遭到谗言和诽谤的打击。李白在这样的境况下，在长安生活了三年，就愤然离去了。他的一生有不少时光是在漫游、漂泊中度过的，他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

李白的诗，自然、豪放、雄峻、壮美，具有真挚的感情和强烈的艺术魅力。他写了许多描写祖国山河壮丽的诗章。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是一首描写庐山瀑布的名诗。大意讲：太阳照着香炉峰，升起了一层紫色的云雾。远远看见一道瀑布挂下来，从几千尺的两山之间飞流直下，就像天上的银河把全部的水倾注下来一般。这是多么丰富的想象力！把庐山瀑布比作从天上落下的银河，既说明了瀑布的磅礴气势，也形容了瀑布的美丽姿态。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这些诗，是李白对黄河千古绝唱的赞歌。诗中只用了少量的字词，就使这条波涛汹涌、曾经孕育过祖国古代文明的伟大河流，呈现在人们眼前，令人读后深深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

李白还有许多抒发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同情的光辉诗篇。他是亲身遭逢过“安史之乱”的人，国家的残破使他忧心如焚，他想起了晋朝祖逖“渡江击楫”的史事，慷慨激昂地唱出了这样的诗句：

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他对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

李白的诗，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色彩（当然，他有些诗有时也流露出一些消极、落后的情绪，不过这绝不是主导方面），对唐代和后代的诗歌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著名文人贺知章，惊赏李白的诗，把他比作天上下凡的“仙人”。因此，后世人便把李白称为“诗仙”。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他在二十岁到二十九岁的十年里，曾两次到江浙、山东一带进行长期的漫游。这是他平生最快意的一个时期。这期间，他所写的诗留传下来的不多。描写泰山景色的《望岳》，是其中著名的一首。

744年，他在洛阳见到了李白。从此，这两位诗人结下了亲如兄弟般的友谊。

746年，杜甫怀着一颗追求功名的心，来到了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他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年，经常处在饥寒穷困的威胁中。长安的一切，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使诗人不得不对现实有所认识。诗人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人民，诗人的笔触开始从个人的忧愤感伤中伸向了广阔的现实世界。

755年冬天，他从长安出发到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县）去探望家属。路上经过骊山，他不禁万分感慨。这时，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骊山的华清宫过冬，尽情地歌舞欢乐，可是长安街头和其他地方此刻不知有多少人受冻受饿，同样是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区别呢？他刚走进家门，便听见一片哭声，原来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为之呜咽，做父亲的哪能不悲哀？他根据这次回家探亲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写了一首题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诗。在诗里，诗人写出了这样的名句：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钱人家酒肉堆得发臭，而穷人无衣无食，冻饿死去，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的写照。诗人的这两句诗，揭示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

诗人不只是想到个人的不幸，他还想到那些穷苦无归、失业的老百姓，对他们怀着深厚的同情，把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在这同一首诗里，他写道：

穷年忧黎元（百姓），叹息肠内热。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个人的经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饱尝了逃亡的滋味，受尽了穷困的折磨，并且在战乱中，还曾被一支军队俘虏过。后来，他虽然先后又做了两年的小官，但不久即离开了官场，再次开始了漂泊流离的生活。759年，是他一生中最艰困的一年，也是他的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他的代表杰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与“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是在这一年完成的。通过“三吏”“三别”这六首诗，他描绘了凶狠的官吏抓丁服役，逼得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痛情景，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贪残暴虐，代表人民呼喊出了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深沉哀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危难深刻忧虑的心情，他劝那些防关的武将不要在敌人面前临阵脱逃，还劝那些新婚的青年暂时抛弃个人幸福，为了国家的安危赶快穿上军装，“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由兴盛走向衰落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把唐代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发展到了顶点。

760年，杜甫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了四川成都，在朋友和亲戚的帮助下，在成都浣花溪畔筑起了一座草堂，暂时得到了一个栖身的处所。在这里，他和许多农民做了朋友，和他们建立真实的感情。大约是第二年秋天，有一次刮大风，把他草堂顶上的茅草都给卷去了，风定后接着又下起雨来，床头屋漏没有一块干处，杜甫一夜不能眠，他由自己的灾难想到了天下流离失所的人们，写下了一首动人的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首诗里，诗人唱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怎么能得到千万间宽广的大厦，使天下的寒士在刮风下雨的日子，能住得安稳如山，个个欢欢喜喜！唉，我眼前什么时候能出现这样高耸的大厦，即使我个人的草堂独破，我个人受冻而死，也很甘心！这就是杜甫的愿望。这愿望，表明了诗人开阔的胸怀和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

从760年到765年，这五年的时间里，杜甫在成都草堂实际只住了三年多，中间一度由于成都发生兵乱，他在外过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流亡生活。765年夏天，他离开了心爱的成都草堂。此后数年，他辗转流离到各地。最后，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饥饿、疾病、衰老的折磨下，在流离途中——湘江水上的一条小船里，停止了呼吸。

杜甫的诗，自然、朴实、气势雄浑、绚丽含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后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的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诗人在内，都把他的诗奉为学习的典范。人们都尊称他为“诗圣”，对他表示永远的纪念。

（易惠中）

白居易 元稹

在李白、杜甫之后的8世纪到9世纪期间，又出现了两位著名诗人，就是元稹和白居易。由于他们两人的文学主张完全一致，诗的风格又很接近，文学史上把他们两人合在一起，称作“元白”。

元稹（779—831）和白居易（772—846）认为，文学应该为政治服务，文学是一种社会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应该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白居易在他写给元稹的信（《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应当）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是说，文学必须反映时代，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他们还强调诗歌的战斗作用，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白居易在同一封信里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和“义”就是内容，而“苗”和“华”就是形式。白居易最能表现这个主张的诗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

比如，《秦中吟》中的《重赋》诗，描写“两税法”实行以后，贪官污吏借机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向人民逼税，逼得“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可是官库的缯帛和丝絮却堆积如山。《买花》诗描写京城的富贵人家争买牡丹，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他的《新乐府》中的许多篇，也是有意讽刺和反映现实的作品。其中，著名的如《杜陵叟》，指斥在灾荒年月里“急敛暴征”的官吏，简直如同豺狼。在《卖炭翁》里，诗人刻画了一个“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老头，穿着单衣冒着寒风，饿着肚子，驾着牛车在长安大街上卖炭，结果他的一千多斤重的一车炭竟被宦官用“半匹红绡一丈绫”强买去了。

白居易的诗因为能够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道出人民的痛苦，再加上文字平易浅近，老妪能解，所以具有很大的感人力量。

元稹在文学理论上，和白居易的主张完全一致。他在做谏官时，和白居易一样写了很多讽喻诗。他非常推崇大诗人杜甫，在创作上有意识地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元稹在诗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有揭露社会黑暗、讽刺横征暴敛、贪污强暴的，有反映人民疾苦、揭发阶级矛盾的，有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以及刻画商人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形象的，等等。他的《田家词》反映了在藩镇割据情况下，频繁的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织妇词》写出了当时民间严重患苦的丝织贡赋：“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估客乐》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商人贪财求利的本质。在诗歌的艺术性上，元稹的某些作品，往往结构比较松弛，形象不够鲜明，这一点是不能和白居易相比的。

（张习孔）

唐代著名书法家

唐代出现了很多书法家，其中著名的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临湘）人。他的字的特点是“骨气劲峭，法度严整”，人们认为绝妙。代表作有《化度寺塔铭》等。不少人搜集他的字迹，作为临摹的范本。传说高丽人很喜爱他的字迹，曾经有人专门来中国搜寻欧阳询的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他的书法主要是吸取王羲之书法的优点，再加上自己的功力，而独成一体。特点是用笔圆润，写的字结构疏朗，气韵秀健。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人，长于楷书、隶书。他曾经下过很大工夫摹拟王羲之的《兰亭帖》（真本今已失传）笔意，对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也有很深钻研。他的字的特点是用笔方圆俱备，写的字瘦劲秀润，气势清远。代表作有《三藏圣教序》等。唐太宗很爱好书法，收集王羲之的字帖甚多，但不能辨别真假，因而慨叹说：“自从虞世南死后，再没有人能够和我谈论书法了。”魏徵听到后，就把褚遂良推荐给唐太宗。唐太宗叫褚遂良鉴别所存的王羲之帖，真假立刻辨出。可见，褚遂良对于书法的研究是多么精到。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西）人。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的字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的风格面貌，其特点是把篆书的中锋和隶书的侧锋结合起来，运用到楷书书法上。用笔匀而藏锋，内刚劲而外温润，字的曲折处圆而有力。代表作有《颜氏家庙碑》《麻姑仙坛记》等。很多人写字喜欢学颜真卿，南宋时陆游就说过，学字应该先从学颜入手，可见世人对颜字多么重视。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他的字汲取了欧、颜之长而自成一体。下笔斩钉截铁、干净利落，写的字谨严而又有开阔疏朗的神致。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等。

（曹增祥）

唐代著名画家

初唐时期，最有名的画家是阎立德、阎立本弟兄。他们俩都擅长写生和画人物。阎立本画过《秦府十八学士图》和《凌烟阁功臣图》，此外，还画过《唐太宗御容图》和《历代帝王图》。其中，《历代帝王图》至今尚留存。后人对他的画评价很高。

盛唐时期的著名画家有吴道玄（字道子）、李思训（字建见）和王维（字摩诘）等。

吴道子年轻时绘画就有盛名。他少年时期，曾向张旭、贺知章学过书法，学书没有成就，后来才改学绘画。他早期的作品行笔纤细，中年以后行笔磊落。他画的人物、神鬼画，都非常生动传神。

吴道子除人物画外，还擅长山水画。据说，唐明皇（唐玄宗）在天宝年间（742—755），忽然思念起蜀道嘉陵江山水，就叫吴道子来画。仅仅用了一天工夫，他就把嘉陵江三百里山水全部画完，笔法洒脱秀拔，构成一种写意派的风格。

李思训是唐朝的宗室，是初唐、盛唐之际的人，开元（713—741）中曾做过右武卫大将军，人们都称他为“大李将军”（李思训的儿子李昭道也是画家，人们称之为“小李将军”）。传说天宝年间，他曾和吴道子一起被唐玄宗召到大同殿画嘉陵江山水图。吴道子只画了一天就完成，而他却画了几个月才画好。两个人所画的都是真实景物，吴是用概括的画法，从画中只令人得到一个概念，而李画具体细致，风格属于工笔类。据有关记载，李思训死于开元八年（720）以前，故绝不可能在天宝年间作画。传说他和吴道子一起在大同殿画嘉陵江山水，是不可靠的。但这个传说反映了他们两人画风的不同，就这点来论，传说的本身是有意义的。

吴道子画的特点，在于有大胆革新的精神。他的画运用了凹凸法，有立体感。他作画，不但要求形似，而且要求神似，因此他抛弃了工笔的画法，采用了疏笔的画法。李思训的画是以大青绿钩金线绘成，带有富贵气象。他的画派是代表贵族的，这是他画风的特色。

王维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画家，诗画都非常好。他的诗富有浓厚的画意，叫人一读起就能联想出一幅美丽的画面，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等句，即是例子。

王维所画的水墨山水画，山色平远，别有风致。他画的《辋（wǎng）川图》最有名。《辋川图》中山谷错综，云水飞动，笔调清新洒脱，妙趣横生。王维所绘的画，多从自然景物方面取材，他的画题多是“雪景”“晓行”“捕鱼”“雪渡”“村墟”等，充满了抒情的田园恬淡和林谷幽深的情调。他的画风和诗风是和谐一致的。他喜欢画泼墨山水画，这种画在色彩上、风格上与内容都很和谐。看了他的画，就像读了一首清新俊逸的诗一样。苏轼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实在是很中肯的。

盛唐（唐代兴盛时期）、中唐（唐代中期）之际的重要画家有张萱。他的仕女画造诣很高。他画的《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都有宋徽宗的摹本传世。

稍晚于张萱的另一重要画家周昉，也是盛唐、中唐之际的人。他的画是张萱画的发展，代表作有《簪花仕女图》。他的画的特点是设色浓艳而不俗，线条干净而有力。所画的妇女，披的轻纱，叫人看了有薄如蝉翼、玲珑剔透的感觉。

（曹增祥）

唐代著名的雕塑家、音乐家、舞蹈家

唐代的雕塑以人物像为主。洛阳的龙门石窟，今天还保留着不少唐代人物造像。西安的华塔寺也有不少唐代的石像。

唐朝最著名的塑像大师首推杨惠之。杨惠之是玄宗时人，曾跟随吴道子学过画。他塑造的人像线条分明，轮廓清楚，仪态大方，栩栩如生。传说他曾经塑造过一个艺人像，放在长安大街上，塑像脸朝里，背对着行人，行人竟以为是真人，有的还跑了过去想和塑像讲话。

音乐在唐代也很盛行。唐时音乐人才辈出，其中有中原内地的音乐家，也有来自新疆等边区地方的音乐家。

在长安城里居住的曹保一家人，都是弹琵琶的能手。不但曹保本人能弹一手幽雅动人的琵琶，他的儿子曹善才、孙子曹纲，也都以弹琵琶出名。他们教了很多徒弟，在长安很受人们欢迎。

从新疆来长安的著名音乐家有裴神符和白明达。裴神符是疏勒（今新疆疏勒一带）人，贞观年间（627—649）曾在长安充当乐工。他会弹奏各种乐器，尤以弹奏琵琶最出名。

白明达是龟兹（今新疆库车）人，他擅长演奏龟兹乐器，唐高宗时，曾把他请到宫廷中表演过，他的技艺博得了大臣们的赞赏。

在唐朝的音乐家中，还有不少是善于吹觱篥（bì lì，龟兹乐器，近似唢呐）和笛子的。有一个名叫安万善的乐人，砍伐了南山的竹子做成觱篥，吹奏起来，各种音调并发，非常和谐。还有一个叫李謩（mó）的乐人，善于吹笛，他吹奏的《凉州曲》很出名。传说他有一次吹《凉州曲》，曲终时，一位叫独孤生的听众，跑来问他：“你吹的笛子真好听，但声调中夹杂有龟兹的音调，你一定有龟兹朋友吧？”李謩告诉他，他的师父就是龟兹人。在唐代，兄弟民族的音乐对汉族音乐的影响真是巨大啊！

长于舞蹈的人在唐代原来很多，但传名至今的却很少。有一个女舞蹈家名叫公孙大娘，舞得最出色，尤善于舞剑器。她跳起舞来，姿态非常优美，她的舞技高出古时一般表演的人。长安有钱人家在举行宴会时，都少不了约她来舞蹈。杜甫在少年时就曾观看过她的舞剑，认为她舞的剑非常美妙，给人印象十分深刻。在大历年间（766—779），他又观看过一次公孙大娘的弟子李十二娘舞剑，很欣赏她的高妙技艺，经过询问，才知道她的本领是从公孙大娘那里学习来的。

（曹增祥）

孙思邈

孙思邈是隋唐时代杰出的医学家，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州）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死于唐高宗永淳元年（682），活了一百零二岁。他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部有名的医学巨著。在这两部书中，他不但吸收采纳了前人医学著作的精华，同时，自己还有重要的发明，提出了不少新的医学理论和医病方法。

孙思邈特别注意发扬我国古代医师行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强调指出：给病人治病，不可有贪求财物和顾虑声名的杂念；不论昼夜寒暑、饥渴疲劳，都要一心一意地替病人诊治病症。

孙思邈在医药学上的重大贡献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在医疗营养不良的病症方面，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方法。人们都知道缺乏维生素A要患夜盲病，缺乏维生素B会引起脚气病，缺乏碘质甲状腺就要肿大，造成所谓的“大脖子病”。但是人们了解这些知识，只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1642年。孙思邈由于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早在7世纪时，就说：患夜盲和脚气病，是由于饮食中缺乏必要的营养，患大脖子病是由于长期饮用山区里一种不好的水造成的。对于夜盲病，他用富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如羊肝、牛肝、猪肝等去治疗。对于脚气病，他主张人们用谷白皮（椿树皮）煮粥吃来预防，或用杏仁、防风、蜀椒给病人治病，这些都是含有维生素B的东西。治疗大脖子病，他常用羊或鹿的甲状腺作药物，或用含碘质丰富的海藻、昆布（海带）来医疗，效果十分显著。当时孙思邈虽然还不懂得什么是碘、维生素等这些物质，但他能采取正确的医疗方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其次，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工作和妇幼卫生。他主张人们应以防病保健为主，平时要注意卫生，不要随地吐痰。要常劳动，但不要过分疲劳。要吃熟东西，吃时要细嚼缓咽，而且不能吃得过饱。睡眠时不要蒙被子，饭后要漱口，以保身体健康。这种以预防保健为主的医学主张，是十分先进的。

他很重视妇女和小儿的疾病，主张把小孩病和妇女病分科。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提出对孕妇的健康要注意，不要使她受惊，临产时要使孕妇安静，接生的人和家人都不应有忧愁惊慌的表现。婴儿生下要立刻除去口中污物，刚出生的婴儿如果不哭，要用葱白轻轻敲打，或对口吹气，或用温水给他沐浴，直到哭出了声为止。他主张要让小孩时常晒太阳，吸收新鲜空气。这些主张都很合乎科学原理。对于难产病、产后并发症，他也有独到的医疗方法。

此外，孙思邈在医治一些疑难重症方面，以及积累针灸治疗经验等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

由于孙思邈在医药学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又富于救死扶伤的精神，所以他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的崇敬。后世人都尊称他为“药王”。直到今天，陕西耀州还有孙思邈的祠堂，祠里有他和他父母的塑像。

（曹增祥）

玄奘取经

玄奘，俗姓陈，河南缑（gōu）氏（今河南偃师）人。他在青年时，读过很多佛经译本，并且到过长安、成都等许多地方，向著名的法师问过道。但是他感到许多佛教的理论问题还不能很好地解决，于是决心出国到印度等地去游学。

当时是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唐朝和西突厥的关系还比较紧张，唐政府禁止人民从西北地区出境，玄奘一再申请到印度，都没有得到批准。他志向坚决，就独自一人西走。在过玉门关后经过大沙漠时，几乎因缺水死去。到高昌时，高昌王麴（qū）文泰留他讲经，想让他住下去。他拒绝了，继续往西走。他战胜了沿途的高山峻岭、飞沙走石、荒坡野林、毒虫猛兽、暴客侦卒、关卡国界等困难、障碍和危险，穿过了现在我国的新疆、中亚地区、阿富汗、巴基斯坦，到达了印度。

当时印度最主要的佛教学术中心是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伽雅城西北），玄奘在那里跟随庙中地位最高、学问最好的戒贤法师学习。此后，他继续到各处游历求学。所有印度著名的学者，他几乎都请教过。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一次，他在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雷利城）学术辩论大会上宣读论文，进行论辩，这个大会有十八国的国王和无数的各派学者参加，大家都很佩服玄奘学问的精深。玄奘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不仅以自己的学说丰富了佛教哲理，同时也将我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带给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他回国后，又把中国古代的重要哲学著作——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印度古文字），介绍给印度。

贞观十七年（643），玄奘携带了他历年寻访所得的佛经、佛像等，离开印度回国。贞观十九年（645）正月，玄奘回到长安。从这年春天起，他便专心一意地开始进行佛经的翻译工作。经过将近二十年的辛勤劳动，玄奘把梵文佛经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译成了汉文。此外，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还翔实地记载了当时唐朝国境以西的一些国家的历史本末、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山脉河流、生产情况等。这部书成为研究这些地方和国家的古代历史以及当时的中西交流的宝贵资料。

（张习孔）

敦煌艺术

在现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四十多里的地方，耸立着一座陡壁悬崖，崖壁上分三四层排列着像蜂窝一样的洞窟。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也叫千佛洞。

敦煌很早就是我国跟中亚、西亚文化交流的要地。大约从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多年间，人们在这个长约三里的莫高窟开凿了一千多个洞窟。现在完好保存的有四百八十多个，其中十分之七是隋唐五代时开凿的。洞窟里保存到现在的塑像有两千多个。如果把那里面的壁画一一连接起来，长度可达五六十里。

敦煌莫高窟里面的彩塑，最大的高达三十三米，和北京的前门楼高度一样。这些巨大彩塑都是石胎泥塑的，在凿窟时就把佛像的体形轮廓凿出，然后在外面再加泥塑。一般小的彩塑则是用泥做胎的。

彩塑一般都是佛、菩萨、弥勒的塑像，也有力士的塑像。这些塑像栩栩如生，精神焕发，如第194窟里的菩萨塑像，面庞圆润，眼睑低垂，嘴微微张开，露出妩媚的微笑，与其说它是神像，不如说是我国美丽妇女的造像。同窟的力士像，则昂头张嘴，肌肉紧张，青筋暴露，活现出威严勇猛的性格。在这大量的塑像中，包罗有极为丰富多彩的艺术典型。有的塑像秀骨清神，有的丰肌腴颊，有的体态玲珑，有的气魄雄壮；所用的色彩也明暗不一，有的朴素，有的华丽。它们不但显示出了我国古代彩塑匠师们的高度智慧和卓越的创造才能，同时也表现出了各时代的不同艺术风格。

莫高窟的壁画，是先用泥掺杂碎麦草或麻筋涂平窟面，然后涂上一层薄石灰，再在上面着色绘制的。这些壁画大多色彩绚烂，构图宏伟，线条流畅，所画的内容主要是佛教故事。

壁画中有一部分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来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佛经说人死升天堂，天堂在西方，那里是极乐世界）。画面中的西方乐土是殿阁嵯峨、池水清丽的地方。那里有释迦牟尼佛端坐在中央的莲花宝座上，环绕在他周围的有许多罗汉、菩萨和护法。上面祥云缭绕，并有“飞天”和神鸟翱翔上下。

壁画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种姿势的菩萨像。其中，唐代的菩萨像最为优美并且富于变化。

另外，有些壁画根据佛经，绘出释迦牟尼在他无数世以前舍身行善的故事。有些壁画画的是佛讲经说法的故事。

壁画中的许多“飞天”——美丽地飞在天空中的小菩萨，拖着轻软的飘带，在空中上下回旋，神采奕奕，姿态动人，最为人们所喜爱。

敦煌的壁画、彩塑和藻井（彩绘的窟顶），美妙瑰丽，是祖国优秀的艺术遗产，也是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艺术宝藏之一。帝国主义分子，在旧日反动政府的纵容和包庇下，从莫高窟盗走了不少珍贵的壁画、彩塑和藏在窟中的经卷。

（曹增祥）

五代十国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政府名存实亡，许多新起的藩镇互相攻伐，割地称雄。当时盘踞在黄河流域的主要势力有山西的李克用和河南的朱温（全忠）。李克用是靠镇压农民军壮大起自己力量的沙陀族首领，朱温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904年，朱全忠挟持唐朝皇帝到洛阳，操纵了中央政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后梁以汴（今河南开封）为都城。历时二百九十年的唐朝正式结束，从此开始了“五代十国”的历史。

923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xù）在魏州称帝，建国号叫唐，史称后唐。不久，李存勖消灭了后梁，把都城迁到洛阳。

936年，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借契丹（后改号为辽）兵灭掉后唐。石敬瑭被契丹统治者册立为“大晋皇帝”，建立起后晋。从此，幽云十六州（在今河北与山西北部）被割让给契丹，那里的汉族人民长期处于契丹贵族的统治之下。

石敬瑭对幽云十六州土地和人民的出卖，并不能满足契丹贵族无止境的贪欲。946年，辽军攻入后晋都城开封，活捉了后晋皇帝石重贵（石敬瑭之侄），河北地区完全为契丹贵族所占领。契丹统治者派兵马轮流到各处劫掠，称之为“打草谷”。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开封即位称帝，并改穿汉人服装，以麻痹汉族人民。北方人民对于契丹军队的残暴行为，非常痛恨，到处组织义军，起来反抗。耶律德光看见形势不妙，在侵入中原后两个月，就托名避暑，率军北逃。后晋将领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太原建立政权，趁机领兵进入开封，宣布自己为汉皇帝，史称后汉。后汉政权建立仅仅四年，就被其部将郭威所灭。

郭威杀死后汉的皇帝（刘知远养子），建国号周，史称后周，仍都开封。

这就是北方先后建立的五个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历史上称为“五代”。五代统治的地区，仅是黄河流域一带（有时也包括四川在内）。至于淮水以南至广东的广大地区，则先后为九个小国所分据。它们是：

1.前蜀：王建所建，在今四川。

2.后蜀：孟知祥所建，在今四川。

3.吴：杨行密所建，在今淮河以南和长江中下游两岸地区。

4.南唐：吴的大臣李昪（biàn，徐知诰）夺取吴的政权自立为王。

5.吴越：钱鏐（liú）所建，在今太湖流域和浙江一带。

6.闽：王潮、王审知兄弟所建，在今福建。

7.楚：马殷所建，在今湖南。

8.荆南（南平）：高季兴所建，在今湖北江陵一带，是最小的一个政权。

9.南汉：刘隐所建，在今两广一带。

除南方九国外，还有一个割据太原的北汉。北汉是郭威灭后汉的时候，河东节度使刘崇（后改名刘旻，“旻”音mín）建立的，在今山西一带。

以上就是所谓的“十国”。

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梁、唐、晋、汉等朝长期进行割据战争，给人民带来许多灾难。除田赋外，统治者还野蛮地向农民征收名目繁多的杂税。农民的牛死了，政府出很少的钱硬把牛皮买来做军用品，后来要了牛皮不给钱，最后还不管牛死没死，也不管有没有牛，都强迫农民出钱给政府，取名“牛皮钱”。农民有农具要纳税，过桥要纳税，吃盐要纳税，不管喝酒不喝酒也要纳税。田赋每一斛（当时以十斗为一斛）要加收两斗，叫作“雀鼠耗”，说是要补偿粮食存入粮仓后被麻雀和老鼠吃掉而造成的损耗。地方官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横征暴敛，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如后晋归德节度使赵在礼在宋州（今河南商丘）的行为很是残暴，当他调职的时候，老百姓高兴地说：“这回可拔去了眼中钉。”不久，他又调回来，便明目张胆地要宋州老百姓每人交纳“拔钉钱”一千文。吴、越、楚、闽、南汉等国还有所谓“身丁钱”（人口税），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张习孔）

周世宗柴荣

五代十国时期，各地割据势力纷纷称帝称王，互相战争，契丹贵族不断南侵，烧杀抢掠，人民受尽剥削和压迫，生活非常痛苦。到了后周时期，社会情况有了改变。周太祖郭威即位后，进行了一些减轻人民痛苦的改革。户口增加了，北方的经济情况渐渐好转。

954年，郭威病死，柴荣（郭威的养子）继位，他就是周世宗。在经过长期混战以后，广大的人民急切要求恢复社会经济，结束分裂割据局面，解除契丹侵扰的威胁。在这样的形势下，柴荣采取了各种措施，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并在稳定内部的基础上，进行了统一南北的工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社会经济方面：柴荣即位后，进一步减轻了对人民的剥削，把部分官田和全部无主荒田分给农民耕种，来恢复农业生产。他还下令裁减境内的寺院，把原有的三万三千多所寺院，裁减成两千多所，从寺院收回了不少田产，解放了不少劳动力。在抑制寺院势力以后，他又下令把民间的佛像、铜器一齐收集起来，由政府付给一定代价，然后把这些佛像、铜器销熔铸钱。为了使农业增产，柴荣前后几次下令兴修水利工程，尤其是对黄河下游的各处决口，更加注意及时修补。长期淤塞的汴水，经过疏导以后，江淮的粮食货物，都可以由这条水路集中运到京城开封。

2.政治军事方面：柴荣在位期间，屡次下诏求贤，提倡节俭，停止地方上贡，严惩贪官污吏，调整州县行政机构，裁并乡村，整顿里甲，清查户口。同时，他还进行了整顿军队的工作，严惩临阵逃跑的将校，精选禁卫军，整肃了军纪，加强了中央的军事力量。

3.统一战争方面：柴荣在内部局势取得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事业。955年，他派凤翔节度使王景领兵进攻后蜀，连克秦（今甘肃天水）、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等州。第二年，柴荣亲自率军攻打南唐，前后花了将近两年半的时间，打到长江边，迫近南唐的都城金陵（今南京）。958年，取得南唐的江北十四州，在战略上取得了绝对优势。这时柴荣考虑到，要渡江南下，必须先解除北方辽的威胁。959年，柴荣率大军北伐。所过之地，辽的守将望风归降。出师仅四十多天，就连下三关——益津（今河北霸州）、瓦桥（今河北雄县）、淤口（今河北霸州东），并收取了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易（今河北易县）三州十七县。正当后周军队继续向北挺进，准备收取幽州（今北京市）之际，柴荣突然患病，全军只得停止前进，退回开封。不久，柴荣就病死了。

柴荣虽然没有能够亲身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在他在位的短短五年多的时间里，他能够致力于革新政治、恢复生产、整顿军队等工作，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国家实力得到增强。他在结束“五代十国”长期纷扰割据的社会局面、使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是很有功绩的。

（张习孔）

陈桥兵变

周世宗柴荣死后，他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柴宗训这时年方七岁，他的母亲符太后掌管政权。

这时，殿前都点检（皇帝亲军的最高长官）赵匡胤，看到后周孤儿寡妇当政，就暗地里和其他禁军将领石守信等结拜为十兄弟，阴谋夺取后周的政权。

柴宗训即位的第二年（960）正月初一，当后周的君臣们正在大排筵宴、欢庆新年的时候，突然接到了紧急边报，说北汉和辽合兵，大举南犯。符太后和执政大臣们不辨真假，仓促派遣赵匡胤等率领禁军前往抵御。初三晚上，赵匡胤带领大军在陈桥驿（开封东北四十里）宿营。这天深夜，军中一部分将官，在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策划鼓动下，发动兵变，声言要拥立赵匡胤做皇帝。这时，赵匡胤假装酒醉不醒。第二天天明，诸将直接拥进赵匡胤的寝所，把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都向他跪拜，高呼万岁。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立即回师开封，废掉了后周的皇帝，自己正式做了天子，改国号为宋，定都开封（称为东京），历史上称为北宋。赵匡胤就是后世所称的宋太祖。

（刘占文）

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做了皇帝以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问题。这是因为，从五代以来，武人跋扈专权，将士拥立主帅做皇帝的风气很盛，如果不加强中央集权，新建立的政权就很难巩固。事实上，宋政权建立不久，就先后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叛乱。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但是武将仍旧操纵着国家的军事大权，这点正是让赵匡胤寝食不安的大患。

为了加强中央的军事实力，消灭可能叛变的地方武装力量，赵匡胤采纳了大臣赵普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逐步削夺节度使军权和财权的措施。

在集中军权方面：建隆元年（960），赵匡胤命令各州长官把地方的精壮士兵选拔出来，送到京师，补作禁军（禁军是当时全国最主要、最精锐的军队）。同时，还创立“更戍法”。命令禁军经常轮流到各地去守卫，表面上说是让士兵“习勤苦，均劳逸”，实际上是利用这种办法，以达到“兵不谙将，将不专兵”的目的。

建隆二年（961）秋天，某日，赵匡胤举行宴会，邀请掌管禁军的节度使石守信、王审琦等一块儿喝酒。在大家酒兴正酣的时候，赵匡胤屏退左右，对这些将领们说：“我若没有你们的帮助，不会有今天。可是，做皇帝实在没有做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听了，忙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定，谁还敢有异心？”赵匡胤说：“哪个节度使不想做皇帝？就算你们不想，有一天部下逼着你们做，硬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那时就不容你们不做了。”石守信等说：“我们断不敢有这种梦想。”赵匡胤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金钱，好自己享乐，使子孙免于贫穷。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到地方上去，多买些田地房产，为子孙长久打算；你们也可以多蓄养歌儿舞女，尽情享受，以终天年！如果能够这样，我可以和你们结为姻亲，君臣之间，两无猜疑，岂不是好！”石守信等听了赵匡胤的话，当然明白是什么意思，第二天都自动告病，并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的军职。赵匡胤都一一批准。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在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后，不再设置殿前都点检和殿前副都点检的兵职，而把禁军交给“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统率，并且任命自己比较容易驾驭的人来做禁军的将领。

这样，宋中央政府就直接掌握了禁军，中央集权就大大地加强了。

在集中政权方面：乾德元年（963），北宋政府命令各节度使所领的“支郡”都直属中央政府，不再受节度使管辖。中央选派文臣去做各州县的长官。同时，又在诸州设立通判，名义上是帮助地方官办事，其实是监视地方官。凡是州内有关兵民、钱谷、赋役、狱讼等政令，如果没有通判的签署，就不生任何效力。这样，北宋朝廷就可以利用地方官和通判之间的相互牵制，收到中央控制地方的实效。

在集中财权方面：北宋政府为了纠正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全归节度使支配的积弊，命令各州，今后税收金帛财物，都要上缴中央，地方官只可以酌情留一部分作为地方经费开支。

北宋政府在施行了上述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后，严重地削弱了地方的武装势力，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地方藩镇势力强大，中央不能指挥调度的局面。这些措施，对于安定当时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以及抵御外侮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张习孔）

杨家将

北宋建国以后，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到宋太宗（赵匡义）太平兴国四年（979）灭掉北汉，最后才完成统一全国的事业。但是，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贵族的幽、云诸州，这时仍然没有收复。

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一直是北宋北边最大的威胁。辽统治者经常派遣军队大规模南侵，烧杀抢掠，使中原一带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中原地区的人民，再接再厉，英勇不屈，长期和入侵的辽军展开激烈的斗争。杨家将的故事，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杨家将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杨业（又名杨继业），他作战英勇，当时人们给他一个很好的别号，叫作“杨无敌”。

雍熙三年（986），宋太宗下令分东、西、中三路出兵攻辽。潘美为西路主将，杨业为副将。在北伐中，杨业屡立战功。出兵仅仅两个月，就收复了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马邑）、朔（今山西朔州）四州。可是，曹彬率领的东路军，在岐沟（今河北涿州西北）吃了败仗。宋太宗下令新收复的四州官民撤退，由潘美、杨业掩护。

辽统治者看见宋军后退，迅速集中了十万精兵，乘势攻进寰州。杨业对潘美说：“现在敌人的实力很强，应当暂避锋锐，不能冒险进攻，最好还是按照朝廷的命令，迅速掩护老百姓撤退，以免遭受巨大损失。”可是潘美坚持要杨业出兵雁门，收复寰州。杨业无奈，只得率领本部人马去和辽军交战。临行前，他和潘美约好，预先把一千名弓弩手埋伏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州南）两侧，等他把辽军引到谷口时，前后夹击，予辽军以歼灭性打击。

杨业率领少数军队和辽军从拂晓战至黄昏，果然把辽兵引到了谷口。但是，这时潘美早已离开了陈家谷。杨业身陷重围，仍然奋不顾身，继续与辽军战斗。最后由于双方兵力过于悬殊，宋军伤亡很重，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七十三岁的老将王贵都壮烈牺牲，杨业本人身带数十处重伤，不能行动，被辽军俘虏。被俘后，他不吃不喝，不屈而死。

根据史书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除杨延玉外，在历史上有事迹可考的是杨延昭，就是戏曲小说中的杨六郎。杨延昭在今河北一带抗辽守边二十多年。因为他智勇双全，常常打胜仗，辽军都很怕他。

杨六郎的儿子杨文广，也是宋朝一位名将。他曾先后防守过陕西、河北等处，使西夏和契丹不敢大举进攻。

有关杨家将的历史记载虽然不多，但在戏曲传说中，人们却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愿望，丰富了杨家将的故事。《潘杨讼》《清官册》等戏剧，就是这样编演出来的。

（张习孔）

澶渊之盟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政权的皇帝和他的母亲萧太后，趁秋高马肥的时候，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侵宋。

当辽军南下，告急文书不断传到开封时，北宋君臣议论不一。大臣们有的主张迁都至金陵，有的主张避敌到成都。宰相寇准则坚决主张抵抗，并且要求宋真宗亲自出征督战。

南侵的辽军，遭到了各地宋军坚决抵抗。同年冬天，辽军深入离开封以北不远的澶（chán）州（今河南濮阳市）。怯懦动摇的宋真宗，在寇准和广大军民积极要求抗战的压力下，勉强亲自出征；车骑刚到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在主和派的怂恿下，他又想往南逃了。寇准对宋真宗说：“现在敌人已经迫近国都，全国人心惶惶。陛下只可前进，不可后退。如果陛下的车子后退几步，就会使前线受到影响。那时，敌人乘势进攻，就是想保持江南半壁江山，也办不到了。”

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在旁，也说：“寇准说得对。愿陛下赶快到澶州，臣等愿以死报国，敌人并不难破。”宋真宗只好下令前进。

这时，孤军深入的辽军，到处受到宋军和民兵的英勇反击，他们的后方和军事供应受到严重威胁。集结在澶州附近的宋军逐渐增加到几十万，士气非常旺盛。辽军先锋萧挞凛窥察澶州地势，被宋军用伏弩射死，辽军的疯狂气焰，受到了很大打击。辽贵族估计到胜利已无希望，转而向北宋议和。

宋真宗本来没有抗敌决心，见到辽有意议和，自然求之不得。抗战派代表寇准主张拒绝和议，乘胜进军，宋真宗却拒绝采纳抗战派的意见。主和派极力打击寇准等，诬蔑他们主张抵抗是别有企图。在主和派的策划下，北宋政府终于在景德元年十二月（1005年1月）和辽国达成和议，订立“澶渊之盟”。和议规定，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从此以后，宋朝政府年年向辽输纳银、绢，使得人民又平添了一笔巨大的负担。

（刘占文）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时代的著名学者、政治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至今仍被人们传诵的名言，就出自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这两句话，充分表明了范仲淹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开阔胸怀。

范仲淹在年轻的时候，由于家境贫寒，上不起学，一个人跑到一间僧舍中去读书。他每天晚上，用糙米煮好一盆稀粥，等到第二天粥凝成了冻以后，就用刀划成四块，每天早晚各取两块来吃；没有菜，就把用盐水浸过的野菜茎，切成几十段作为副食。

范仲淹二十三岁的时候，辞别母亲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的一个乡学里去学习。在学舍中，他昼夜苦读，从不浪费一分一秒。冬天夜里，当读书读得疲倦时，他就用冷水洗一洗脸，让头脑清醒过来，然后再继续读下去，一直到深夜。一连好几年，他从来没有吃过饱饭，也没有脱下衣服好好地睡一次舒服觉。他常常对别人说：“一个人如果不能读书，立大志，即使能吃饱喝足，生活舒适，也没有多大意义。”

在范仲淹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南京（当时的应天府）留守（管理、守卫京城的官）的儿子，他看见范仲淹每天吃两顿稀粥充饥，很是感动，有一天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他父亲就叫他带些酒肉饭菜去送给范仲淹。但是范仲淹并没有吃，过了几天，这些食物都放坏了。留守的儿子很奇怪，便去问范仲淹。范仲淹答谢说：“我并不是不感激令尊的厚意，只是因为我平常吃稀饭已经成为习惯，并不觉得苦；现在如果贪图吃好的，将来怎么能再吃苦呢？”

后来，范仲淹担任过陕西经略副使。他在任期间，积极改革军制，巩固防务，对于防御西夏的进攻，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以后，他被调到中央，任参知政事，曾经向宋仁宗（1023—1063在位）提出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择长官等改革方案；但因遭到大官僚地主的反对，没有实行。

范仲淹的诗、词、散文，都写得很好。《岳阳楼记》就是他描写洞庭湖风光的一篇很著名的文章。他的著作有《范文正公集》。

（张习孔）

包公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他在做官期间，替负屈的老百姓伸冤，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他曾做过龙图阁直学士，因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

嘉祐元年（1056），包拯升任开封知府。根据旧日的惯例，百姓告状，不能把状纸直接递上公堂，须由衙役代转。这样，衙役就可以从中勒索，收受贿赂。包拯到任以后，下令废除这项陋规，允许老百姓直接到公堂上辩理诉冤，受到开封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有一年，开封惠民河涨水，京师受到严重威胁。经过调查，包拯找出涨水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京师有权势的豪门，争着在惠民河上修筑园亭，影响了河道，以致年深月久，河水淤塞。为了全城人民的安全，包拯下令把惠民河上的建筑全部拆毁，疏浚河道。因为这件事情，包拯得罪了不少权贵。有的权贵借着包拯要他们呈验地契的机会，伪改地契步数，包拯派人丈量属实，上奏仁宗，请求依法处理。

包拯对那些残害老百姓的贪官污吏，一向主张严厉惩办。他做右谏议大夫时，三次上书皇帝，奏请罢免宣徽南院使张尧佐。两个违法的三司使（理财的官）因为他的纠举被撤掉。他竭力主张节省公私开支，坚决反对奢侈浪费。他个人的日常生活非常节俭，自己虽然已做到开封知府，可是衣服、器用、饮食都和刚做官时一样。他曾经向仁宗皇帝建议：停止修建一切不急需的大工程，废除所有正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开封上清寺失火被焚，仁宗准备动工重建。包拯立即上奏谏阻，认为国库不充，边境未宁，不应当首先办理这样无关紧要的事情。包拯还常常反对仁宗任意赏赐大臣和内臣钱帛，反对臣僚们乱用公款、铺张浪费，等等。

包拯这种不避权贵，甚至敢于对皇帝直谏的正直作风，在小说、戏曲中，经过人们的想象、发挥，被编成许多动人的故事。人们最熟悉的《铡美案》《打龙袍》等剧，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至于有些旧小说、戏曲中，说他还到所谓“阴间”去审案，则是封建迷信的、完全虚构的。

包拯做官三十多年，一直以刚严的态度来执行封建国家的法纪，对于强宗豪族的专横不法，按公处断，丝毫不留情面，弹劾和压制豪门贵族，深受人民的爱戴。

（张习孔）

王安石

北宋统治者设置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尽量吸收地主阶级分子参加。官僚们除领取国家优厚的俸禄外，还享有减免赋税、徭役的特权。职责不清，人员庞杂，这不仅大大削弱了行政的效率，而且严重地增加了国库的开支。

北宋时期，除北方的辽不断对宋侵扰外，西北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西夏，也经常对宋进攻。在辽和西夏的威胁下，北宋政府不断地扩充兵额。宋仁宗时期，军队的数目已经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养兵的费用占了国家财政支出的很大一部分。

此外，加上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以及每年送给辽和西夏大批的绢帛和白银，使北宋政府的财政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北宋统治者为了摆脱危机，拼命地向农民榨取赋税。据记载，仁宗时就已形成“凡百赋率，增至数倍”“下至果菜，亦皆加税”的局面。

农民起义不断爆发，统治阶级恐慌起来。一些比较有远见的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等，针对当时的局势，先后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但是由于顽固派的反对，他们的主张都未能得到实行。宋神宗在位（1068—1085）时，北宋社会的危机更加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做宰相，来实行变法。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出身地主家庭。他早年在浙江做过地方官，很有政治才能。仁宗时，他上过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没有被采纳。神宗熙宁二年（1069），他被任为参知政事，次年被任命为宰相，积极展开变法活动。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缓和阶级矛盾。为了变法，他先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一个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来制定新法的各项条例。

新法主要有下列几项：

1.农田水利法——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五六年之内，兴修了水利工程一万多处，灌田三十六万多顷。

2.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按土地的数量、肥瘠等情况征收赋税。实行方田均税法后，前后丈量出地主官僚隐瞒的土地二百多万顷，迫使豪强地主不能不缴纳赋税，并且不许他们将赋税转嫁给农民。这样，既增加了国家赋税的收入，也相对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3.均输法——过去地方“上供”物品，都由各地分散购置，富商大贾往往趁机操纵物价，囤积居奇。均输法改为由朝廷设“发运使”统一购置，一方面既免去了富商大贾从中操纵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收到了“便转输，省劳费”的效果。

4.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政府以较低的利息贷现款或实物给农民，收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叫作“青苗钱”。青苗法的实行，限制了高利贷者盘剥农民的行为。

5.免役法——北宋时差役繁重，服役人受苦不堪。免役法规定：凡服役人户按等第出“免役钱”，就可以不再充役；享受免役特权的官僚地主，也要按财产多少出“助役钱”；由国家用免役钱和助役钱雇人充役。实行免役法，减轻了人民服役的痛苦，同时也使大地主官僚的特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6.市易法——政府设“市易司”，平衡物价，小商贩也可向市易司借贷资金或赊购货物，年息二分。这样就使大商人不能垄断市场，并且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7.保甲法——组织民户，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五百家为一都保。一家有壮丁两人的，出一人为保丁。保丁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平时担任巡逻、放哨，维持地方治安，战时保卫疆土。诸路（“路”是行政区域的名称，当时全国分二十三路）保甲后来还代官府养马，以备战争之用。保甲法的实施，加强了国防的力量。

由于新法触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变法一开始就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大臣们的反对。新法的实行，从熙宁二年（1069）到元丰八年（1085），前后共十七年。神宗死后，新法被完全推翻。

（刘占文）

梁山好汉

《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古典小说，它着重描写了北宋末年农民反抗地主官僚的英勇斗争，塑造了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的形象。书中提到的英雄人物的名字，虽然不完全见于正史，但是书中叙述的这一斗争，在历史上却是有根据的。

北宋徽宗时（1101—1126），蔡京、王黼（fǔ）、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六人专擅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yù）爵，荼毒百姓，当时被人们称为“六贼”。宋徽宗在蔡京等大官僚的怂恿下，大动土木，还在江南搜寻名花异石，用船运到京师（运送花石的船队叫作“花石纲”）。在各地官府的大规模搜刮下，中等以下的人家，很多都因此破产。人民没法生活，不断起来反抗。

徽宗政和（1111—1117）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以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县境内）为根据地，领导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的暴政。宣和元年（1119），北宋政府采取欺骗办法，下诏“招抚”起义军，没有达到目的。宋江等三十六人领导着起义队伍，同几万官军搏斗，屡次把官军打得大败。宣和二年（1120）冬，起义军的声势愈益壮大，他们转战于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严重地打击了各地的官僚、地主。当宋江等领导的起义军在北方活动时，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在今浙江也展开了斗争。宋朝的官僚侯蒙向宋徽宗献计，要朝廷“招抚”宋江，让宋江去进攻方腊，阴谋使起义军彼此残杀。宋徽宗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任命侯蒙为东平知府，去办理这件事情。可是侯蒙没等到任就死去，所以这次招抚诡计又没有实现。宣和三年（1121），宋江进攻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市东），进入楚（今江苏淮安）、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二州交界的地方。据史书说，宋江“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yīng，触犯）其锋”。宋朝统治者慌忙命令海州知府张叔夜来对付起义军。

张叔夜先以敢死队一千人，埋伏在海州城附近，又以一部分壮卒隐伏在大海边，接着派出轻兵一支向宋江等诱战。等到宋江领军前来时，伏兵趁机而起，四面合围。在战斗中，宋江的副将被俘。起义军死伤很重，宋江失败，时间约在宣和三年（1121）夏秋之交。

（张习孔）

方腊起义

方腊，青溪（今浙江淳安县）人，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宣和二年（1120）冬，他在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利用明教，动员、组织群众，领导农民起义。明教是一种民间宗教，北宋时，在我国东南一带流行。教徒崇拜光明之神，提倡素食、戒酒，讲究团结互助，主张平等。这些信条，反映了农民刻苦朴素的精神和反抗压迫、要求平等的意志。

起义开始时，方腊向一千多个贫困不堪的农民，无情地揭露了北宋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腐朽无能，号召农民武装起来，进行斗争。他的讲话，激发了受尽剥削压迫的农民群众的强烈的阶级仇恨。

起义爆发后，方腊自号“圣公”，建年号为“永乐”。起义军砍伐了大量毛竹，削尖了作为武器；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连破青溪、睦州、杭州等地。警报传至开封，北宋政府非常惊惶。宋徽宗命令童贯等统率十五万大军，前往镇压。

第二年（1121）春，起义军又连续攻占婺（wù）州（今浙江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州市）、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童贯到东南后，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面下令把办理“花石纲”的“苏杭应奉局”撤销，并且请求宋徽宗把主办“花石纲”的朱勔父子免职，以缓和人民的斗争情绪；一面迅速调集军队，水陆并进，向起义军大举进攻。

起义军在杭州和官军展开激战，方腊为了保存力量，从杭州撤退，回到根据地睦州。接着，双方又在睦州附近的桐庐展开激战，起义军失败。官军加紧进攻睦州，坚守睦州的起义军由于军粮不足，武器缺乏，最后退守青溪的帮源洞和梓桐洞。童贯率军进逼，重重围困起义军，断绝起义军的一切接济。1121年夏，方腊等起义军首领五十多人在苦斗中被俘；起义军七万余人，英勇战斗，粮尽援绝，全部壮烈牺牲。这年秋天，方腊在东京（开封）被宋统治者杀害。

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起义军坚持了将近一年，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张习孔）

契丹

契丹族最初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境辽河上游西喇木伦河（辽代称为潢河），是一个游牧兼渔猎的民族。4世纪中，迁往今河北省围场县北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一带。4世纪末，其中一部分仍返回西喇木伦河、老哈河的北面，分大贺氏等八部。八部各有首长，叫作“大人”，共推选一名“大人”为首领。从6世纪末年开始到10世纪初（隋到唐末），契丹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财产制逐步得到确立。大贺氏、遥辇氏、耶律氏等八部“大人”，不断为争夺八部首领的地位而斗争。

五代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的地位，成为契丹各部的首领。从907年至916年，阿保机逐步地统一了契丹各部落。五代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阿保机正式称帝（后世称为辽太祖），建立了契丹政权。这个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契丹族的社会历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契丹族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在契丹政权建立以后，更加有了发展。

契丹政权统治的范围，在它最强盛时期，今天我国东北、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北部及山西省的一部分，都包括在内。契丹全国行政区，以五“京”辖五个“道”，即上京（今内蒙古林西县）、东京（今辽宁辽阳县）、中京（今河北平泉市）、南京（又名燕京，即今北京）、西京（今山西大同）以及同一名称的“道”。每“道”下又分“府”“州”“县”各级。

926年，耶律阿保机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后世称为辽太宗）。946年，契丹出兵攻灭后晋。灭后晋的次年，契丹政权改号为“辽”。耶律德光死后，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势力日弱，但到11世纪初时，辽势又复振，成为北宋北方最大的威胁。

11世纪末，居住在松花江流域一带的女真族日益兴盛起来。女真族长期受辽的压迫和剥削。12世纪初，女真族建立金政权以后，起兵抗辽，屡次打败辽兵。北宋政府采取联金攻辽的政策，和金共同出兵攻辽。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辽为金攻灭。

辽的贵族耶律大石在辽亡后率领一部分人西迁，在今新疆及中亚一带，建立了西辽国（又称黑契丹）。（程溯洛）

女真

女真本是黑水靺鞨（mò hé，古族名）的后人。“女真”这个名称是10世纪初才出现的。当时，女真受辽的压迫和剥削，辽国统治者为了削弱女真族，把其中一小部分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的人迁徙到辽阳以南，编入辽的户籍，称作“熟女真”；其余大部分女真人则仍留居在粟末江（今松花江）之北及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市）之东，不入辽户籍，称作“生女真”。生女真散居在河流沿岸或山谷之中，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尚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阶段。

大约11世纪初，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已定居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学会种植五谷，并且还能刳（kū，挖空）木为器，制造舟车，修建房屋。以后，生女真便以按出虎水的完颜部为核心，迅速发展起来。

11世纪中期，完颜部酋长乌古乃兼并了周围许多部落，形成了女真人的部落联盟。这时，女真社会已有贫富不同和自由民与奴隶的区别，氏族制度正在崩溃瓦解。11世纪末，乌古乃的儿子盈歌和孙子阿骨打进一步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女真族内部统一以后，女真的社会经济更加有了发展，财富增加，兵源充裕，力量一天天壮大。1114年，女真族在他们雄才大略的领袖阿骨打的率领下，起兵抗辽。军队所向，势如破竹，辽军节节溃退。第二年，阿骨打便正式建立女真政权，号为“金”（因按出虎水而得名，“按出虎”是女真话“金”的意思）。此后，金与汉族封建文化的接触日益频繁，它的社会性质也迅速地向封建社会转化。北宋朝廷看见金的势力日益增强，几次派遣使者和金联系，相约夹攻辽。约定灭辽后，原被契丹侵占的幽云十六州由北宋收复，北宋则将原来每年送给辽的“岁币”转送给金。1125年，辽在宋、金的联合进攻下灭亡。但灭辽以后，金却不肯归还幽云十六州，并且借故向宋挑衅，兴师南侵。

在金兵深入进扰的情况下，宋政府内部分成了抗战、主和两派。抗战派以李纲、宗泽、种（chóng）师道等为代表，主和派以李邦彦、张邦昌等为代表。广大的人民和士兵，坚决支持和拥护李纲等抗战派，誓死抵抗金的进犯。但是，北宋的最高统治者——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却一味只知苟且偷安，害怕人民的力量，甘心情愿向金妥协。

1126年春，金兵进逼北宋首都开封，李纲等率领开封军民坚决抵抗。各地人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四处袭击金兵，金兵北退。不久，李纲被主和派排挤出开封，种师道的实际兵权被解除。这年秋天，金兵再度南侵，主和派压制人民的抗战活动，只顾向金求和。

1127年1月（钦宗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兵侵占开封。因为各地义军纷纷起兵抗金，金兵在开封不敢久留，最后被迫退走。临走时，将徽宗、钦宗及赵氏宗室、后妃、公主等一并俘虏北去，北宋政权灭亡。同年6月，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今河南商丘）即位，他就是宋高宗。从此宋政权开始南迁，历史上称为南宋（1127—1279）。

1153年，金迁都燕京（今北京）。迁都以后，女真贵族迅速学会了历朝汉人的统治经验，大体仿照宋朝制度建立了一套剥削管理机构，同时还大量吸收汉族和契丹族中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加入金的统治集团。

女真贵族对他们统治下的各族人民，特别是对汉族人民，实行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并且不断大举兴兵南犯，因此激起了各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人民，在抗战派的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领导下，也展开了坚决的抗金斗争，给了金统治者沉重打击。

蒙古族强大以后，金在蒙古族的铁骑的进攻下开始衰落。1234年，金在南宋和蒙古的联合进攻下灭亡。

（之明）

宋代临安

宋高宗即位后，把国都迁移到临安（今浙江杭州）。从此临安作为南宋的首都有一百五十多年。

随着宋高宗的南渡，皇室贵族和大小官僚也纷纷逃到南方。南宋统治者把临安作为偏安一隅的“乐园”，把中原的失地和人民忘得干干净净。

临安在北宋时就是一个大都市，人口有四十多万。南宋在这里建都后，人口很快就增加到七八十万（有的说有一百多万），市面显出了空前的繁荣。城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如油作、木作、砖瓦作、玉作、翠作、腰带作等，产品种类极多，质量也很好。特别是郊区凤凰山下所烧的瓷器，精致莹澈，驰名全国。大街上，有卖金银珠宝的商店，有卖彩帛布匹的商店，也有卖饮食的、卖铁器的、卖杂货的，各种店铺，应有尽有。并且还有许多官僚开设“长生店”（当铺），用高利贷来盘剥城市贫民。

值得注意的是，临安的海运交通非常发达。宋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司，专门管理海舶出入登记，发给公据、公凭，征收货税及收买舶货等事。钱塘江口经常有装载各种货物的船只往来出入。外国商人以珍宝、香料来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手工艺品。据说，那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不难想见，到临安来的外国商人一定不少。

南宋统治阶级，一方面向金屈辱讲和，来换取苟安局面；一方面加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来维持自己豪华享乐的生活。宋高宗在临安城大修宫殿，在宫内修建假西湖，用金银制成水禽和鱼类放在湖里观赏。宁宗时，大臣韩侂胄（tuō zhòu）在临安长桥南修盖了华丽的楼台亭园。理宗时，大臣贾似道在西湖葛岭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别墅——半闲堂。他们穷奢极欲，醉心淫乐，置国家于不顾。无怪诗人林昇愤慨地说：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指开封）！”（曹增祥）

八字军

南宋政权在建立初期，一直处在漂泊移徙、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为了取得人民对新政权的信任，宋高宗起用了坚持抗战的李纲做宰相。李纲坚决反对议和，向宋高宗提出了施政的十项建议，积极准备北伐。李纲能够看到当时北方人民抗金的伟大力量，主张联合各地的义军来夹击金军。为了收复中原，他派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分别在大名（今河北大名县南）、陕州（今河南陕县）设立招抚司，专门办理招集义军的工作。

女真统治者在灭辽以后，进一步对黄河南北各族劳动人民——特别是对汉族人民，加紧武装掠夺和民族压迫。黄河两岸各地的人民，纷纷团结起来，展开自卫的战争。靠山的结为山寨，傍水的结为水寨，其中最著名的是太行山区的“八字军”。

八字军为了表示他们抗金的决心，每个人脸上都刺着“赤心报国”等八个字，所以人们称他们为八字军。八字军的首领王彦，原来是宋朝的都统制，曾经隶属于张所的部下。1127年秋天，张所派王彦率领部将岳飞等部众七千人渡过黄河，抗击金兵，收复了新乡。后来不幸被金兵包围，八字军部众溃散，王彦便率领余部退到太行山。从此，王彦便领导了八字军。由于八字军英勇顽强的斗争，各地的忠义民兵，如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十九寨义军，都自愿接受王彦的领导。他们的声势不断扩大，由七百余人迅速发展到十万余人。他们在太行山上，建成绵亘数百里的山寨，寻找机会，邀击金兵；等到金兵大举进攻时，他们就“且战且行”，转移阵地。他们和金军打了一百多次仗，给了金军沉重的打击。

有一次，金军统帅命令他的部将们一起向八字军进攻，这些部将们都跪下哀告，说：“王都统（王彦）的营垒像铁石一样坚强，根本没有办法攻克，如果你一定要逼着我们去，就请你把我们处死吧，我们是没有胆量去进攻的。”金军统帅没有办法，只得改变策略，派遣骑兵去截断义军的粮道。王彦听到了这一军报，亲自率领义军在中途邀击，大败金军。八字军的声势从此更加盛大，成为金军后方一支非常活跃的抗金力量。

（张习孔）

黄天荡之役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春天，金军大举南侵，直逼扬州，宋高宗从扬州逃往江南。1130年1月，南宋防守长江防线的杜充兵溃投降，金兵渡过长江，占领了建康，攻陷了临安。宋高宗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最后被逼乘船逃到海上，在浙江沿海漂泊了三四个月。

当金兵南侵时，南宋的人民，纷纷奋起抵抗，到处袭击敌人，截断敌人的粮道。金兵统帅兀术（wū zhú）感到自己留在江南的兵力太单薄，害怕腹背受敌，不得不于1130年春天从江南往北撤退。

当时，韩世忠正驻防在今上海松江一带，他探知金兵有北撤的企图，随即带领八千人马移驻镇江，在长江的金山（山在江中）一带险要地方布防，准备截江阻击金兵。

金兀术调动全部兵力，打算强渡长江。韩世忠和他的夫人梁氏指挥宋军在镇江附近的黄天荡严密戒备，截断金兵归路。金军到来以后，宋军奋勇杀敌，梁氏擂鼓助战，士气异常高涨。金兀术无法渡江，被韩世忠的部队严密地封锁在黄天荡。

金兀术觉得渡江不得，战又不利，派人来向韩世忠求和，表示愿把掠夺的财物全数留下，希望宋军让他们渡江北归，韩世忠不许。金兀术无计可施，要求和韩世忠当面谈判。韩世忠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归还金军侵占的全部土地；二是把掳去的宋朝皇帝徽宗、钦宗立刻送还。

金兀术看到求和不成，于是在黄天荡一带抢劫了一千多条民船，准备趁黑夜突围，结果遭到了宋军的坚强反击。金兵在黄天荡被韩世忠军阻截了四十八天，后来，金兵偷偷地开凿了一条通往长江的大渠，在一个夜晚，驾着小船，一面纵火，一面放箭，在宋军防守薄弱的地方突出重围，仓皇逃去。

（张习孔）

岳家军

宋代民族英雄岳飞（1103—1142）的抗金事迹，数百年来在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129年至1130年，金兀术率领大兵南下，长驱直入长江以南沿海地区，原想一举消灭南宋政权，但是遭到了各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岳飞率领的部队，在广德（今安徽东南）一带，屡次挫败金兵，取得很大胜利。1130年，“岳家军”在常州（今江苏南部）一带打了好几次胜仗，金兵被迫退到镇江以东地方。在各地人民的沉重打击下，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的金兵打算从静安镇（今江苏江宁西北）渡江逃跑。岳飞探明敌人撤退的情况后，随即率领部众直趋静安，在清水亭，又把金兵打得大败，并且乘胜收复了建康城。

“岳家军”转战各地，纪律严明，即使在粮草接济不到的时候，也不侵犯民间一草一木。他们的口号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劫夺）掠。”“岳家军”对人民秋毫无犯，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爱戴。

“岳家军”是南宋初年抗金的一面旗帜。在长期战斗中，他们在敌人面前，充分表现了有进无退的精神；即使敌兵常常使用排山倒海之力，也不能把他们的阵营稍稍动摇，因而在敌人军营中对“岳家军”也有了这样的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张习孔）

郾城大捷

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夏天，金兀术再次兴兵南侵，战线东起淮河下游，西到陕西。南宋政府派岳飞带兵到河南去抵抗。这时，在东路，南宋将领刘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市）大败金兵主力；在西路，另一南宋将领吴璘，坚守扶风（今陕西扶风县），金兵屡攻不下；北方的民兵，在金兵后方异常活跃。

岳飞北上以后，把大本营屯驻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在大举进攻之前，岳飞一面派遣部将牛皋（gāo）、张宪等人，分路收复河南各地；一面又派遣义军首领梁兴等人重返太行山区，组织和领导河北地区的民兵，策应北上的军队。在很短的时期里，宋军先后收复了颍昌（今河南许昌）、郑州、洛阳等地。宋军的声势震动了中原。

金兀术为了阻止岳飞的进攻，亲率精锐的“铁塔兵”和“拐子马”一万五千余骑，从开封南下，向郾城反扑。“铁塔兵”是兀术的侍卫亲军，士兵“皆重铠全装”，看起来好像铁塔一般。“拐子马”指的是左右翼骑兵。兀术每次作战，照例以“铁塔兵”列在正面，“拐子马”布列两侧，一齐冲锋。岳飞看见兀术亲自率兵来攻，于是命令自己的士兵，和敌人骑兵交战时，各人都手持麻扎刀、大斧，上砍敌人，下砍马腿。双方自申时（指下午三点到五点）鏖（áo）战到天色昏黑，金兵大败而逃，“岳家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郾城大捷，鼓舞了北方人民抗金的勇气。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争先恐后地给“岳家军”运粮食，做向导，送情报。在人民的支持下，“岳家军”乘胜攻下了朱仙镇（在开封附近）。岳飞看到汴京快要收复，兴奋地对战士们说：“我们很快就要直捣敌人的老巢——黄龙府，到那时，为了庆祝胜利，我要同大家痛饮一场！”

（张习孔）

秦桧

为了纪念宋代民族英雄岳飞，人们在杭州西湖风景秀丽的栖霞岭南麓，特意营建了一座岳王墓；墓前，还有一对用生铁铸成的秦桧夫妇跪像。

秦桧是陷害岳飞的奸臣。北宋末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时，宋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主张与金谋和，秦桧自告奋勇当了求和“使者”。后来秦桧被金兵俘虏，他就和金贵族拉上了关系。1129年，金大将挞懒带兵由山东向南侵犯，秦桧被派作他的军事参谋，一同随军南下。金兵围攻楚州（今江苏淮安市）时，所发布的劝说楚州军民投降的文告，便是秦桧写的。1130年，秦桧携带全家大小从金占领区回到南宋。当时有很多正直的官员都纷纷议论，说秦桧是奸细；可是由于秦桧的卖国活动和宋高宗的投降意图正相吻合，因此他得到了宋高宗的信任，在回到南宋后的第二年就当上了宰相。

当岳飞在郾城大败金兵取得决定性胜利时，秦桧认为这对自己的投降政策很不利，便急忙下令要岳飞迅速班师。岳飞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坚请进军北伐。秦桧就下令先将其他各路军撤退，然后以“孤军不可久留”为借口，迫令岳飞退兵。在这种情况下，岳飞不得不忍痛撤兵。他愤慨地高叫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诸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中原一带的老百姓都拦住岳飞的马痛哭留阻。岳飞拿出诏书给百姓看，说：“我不能违抗命令！……”

一年以后，岳飞遭到秦桧的诬陷，被逮捕下狱。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末（1142年1月），审理岳飞案件的官吏遵照秦桧的指示，硬诬陷岳飞有谋叛朝廷的罪名，将他毒死。岳飞临死前，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在奸臣们事先拟好的“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他的部将张宪和长子岳云同时被害。

在岳飞被害前不久，南宋统治者和金人订立了屈辱的和约。和约规定：宋对金称臣，并将东自淮河西到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以北的土地划归给金；每年宋给金二十五万两银和二十五万匹绢。

和议告成后，秦桧愈加专横无忌。凡是主张抗金或同情岳飞的人，无不遭到他的陷害。有一个保卫商州十年之久，名叫邵隆的军官，在州城割让给金以后，常常秘密派兵化装出外袭击金兵。秦桧知道了以后，把他调到内地，用毒酒害死。岳飞的爱将牛皋年已六十一岁，秦桧还是对他放心不下，竟指使自己的党羽利用宴会机会把他毒死。

绍兴二十年（1150），有一个名叫施全的军士，趁秦桧上朝的机会向他行刺，没有刺中，施全被捕。秦桧亲自审问，施全慷慨激昂地说：“全国人民都想杀金兵，只有你一个人偏偏不肯，所以我就要刺死你！”

（张习孔）

唐宋八大家

唐宋时代，在我国散文领域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产生了许多有名的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文学史上把他们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魏晋南北朝时，文风日益趋向绮靡华艳，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骈体文，只注重声韵和谐、对偶整齐和辞藻的华丽，不注重内容。一些比较进步的文人，相继起来反对这种浮艳的文风。到了唐代，韩愈等人更加大力从事“古文”（指先秦两汉时候的散文）的宣传和写作。于是，古文的写作，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古文家。他提倡古文，反对骈文，要求文学有思想内容。他所写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气势磅礴，说理透辟。在语言运用上，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推陈出新，句法灵活，有很强的表现力。尤其是他的杂文，短小精悍，感情充沛，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大胆辛辣的讽刺。他的著作有《韩昌黎集》四十八卷。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是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的寓言、讽刺散文和山水游记，最富有创造性。他的文章充满了强烈的爱憎感情。比如，在《黔之驴》一文中，他辛辣地讽刺了官僚社会中那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之徒，其蠢如驴，他们恃宠而骄、得意忘形，结果遭到自取灭亡的下场。再如，在《捕蛇者说》一文中，他深刻地揭露了赋税的毒胜过蛇毒，具体地描写了人民在封建剥削下的无比痛苦。他的山水游记，文字清新秀美，内容不仅仅是纯客观地描绘自然，而且也渗透着自己痛苦的感受和对丑恶现实的不满情怀。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永州八记》。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的文章明畅简洁，丰满生动；无论写人、写事、写景，都能以简练的笔墨，渲染出十分浓郁的抒情气氛。他的《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文，最能表现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还写过许多结构谨严、语言明快的政论性文章，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担任过宰相。他不但是一位大政治家，也是一位大文学家，他的文章，以政治和学术的论说文居多。尤其是他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最突出的。他的文章的特点是：结构谨严，论辩透辟，语言简练有力，概括性强。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和《答司马谏议书》等一类为变法服务的作品，不但表达了作者的进步思想，而且也显示了作者在政论文方面的优异才能。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被合称“三苏”。苏轼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古文、诗、词都写得很好。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得意，大部分时间被贬谪，有机会接触人民的生活，因此写出了许多具有一定现实内容的作品。他的笔记文《志林》，文字简练，情趣生动，在艺术上具有很显著的特色；他写的亭台记，如《喜雨亭记》等文，笔触轻松，明朗流畅。苏洵和苏辙在文学方面也有相当贡献，但都不如苏轼的成就大，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他的政治态度比较保守，曾在神宗面前批评过王安石；不过在文学见解上，却和王安石很接近，也反对形式主义的文章。他的散文结构谨严，风格朴实，语言简洁犀利，曾给后代以相当影响。他的著作有《元丰类稿》。

（张习孔）

宋初四大类书

类书，就是摘取群书，分门别类编排而成的书籍。宋初编修的四部大型类书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

《太平御览》是太平兴国二年（977）春，宋太宗命令大臣李昉等编撰的。到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984年1月）完成，前后历时近七年。这部书初名《太平总类》，书成后，宋太宗每天阅读三卷，一年的工夫全部读完，于是改名为《太平御览》（简称《御览》）。全书共分“天”“地”“州郡”“封建”“治道”“时序”“人事”“刑法”“服用”“疾病”“工艺”等五十五门，共一千卷，征引古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

《太平广记》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朝初年的野史、小说。因为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又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所以名为《太平广记》。这部书也是李昉等人奉宋太宗的命令集体编纂的。从太平兴国二年（977）春天开始，到第二年秋天完成，共五百卷，目录十卷。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余细目。《太平广记》给了后世研究戏曲、小说史的人很大帮助。据记载，南宋时的“说话人”（就是后来的说书人），从小都得学习《太平广记》；宋元时人编的话本、杂剧，就经常以《太平广记》中的故事为题材；明清时人写的小说、戏曲，也有很多取材于这部书。

《文苑英华》也是宋太宗时命令李昉等人编修的，这是一部诗文总集。南北朝时，梁昭明太子萧统曾编选过《昭明文选》。《文苑英华》就是继《昭明文选》以后，包括从梁到唐的另一部诗文汇编。这部书从太平兴国七年（982）修起，到雍熙四年（987）修成，前后共费时五年。全书共一千卷，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诗文，为以后明代编成的《古诗纪》、清代编成的《全唐诗》《全唐文》等重要总集所取材。南宋彭叔夏考订了书中的错乱重复，写成《文苑英华辨证》十卷，可以作为使用这部大书时的参考。

《册府元龟》共一千卷，约九百万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下诏令王钦若、杨亿等编修一部有关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大中祥符六年（1013）书成，真宗亲自题名为《册府元龟》。

“册府”意思是书册的府库，“元龟”就是大龟。按照古人迷信的说法，龟卜可以知未来，所以凡是可以作为借鉴的事，就称为“龟鉴”。《册府元龟》的意思就是：这书是一部古籍的汇编，可以作为君臣的鉴戒。

《册府元龟》可以算一部大型的史料分类汇编，从上古到五代，按人事、人物，共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门。书中对于唐、五代各朝史事，记载尤为详备，不但可以校史，而且可以补史。

（张习孔）

《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1019—1086）领导编撰的《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我国著名的历史书之一。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附目录及考异各三十卷，上起战国，下迄五代，所载史实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这书编修目的，从书名就可以知道：“资”是“为”，“治”是“统治”，“通”是“从古到今”，“鉴”是一面“镜子”；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供给统治阶级从中吸取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出于这个目的，所以这部书对于历代“治乱兴衰”的重大史实叙述得很详细。

参加编撰这部书的人，除司马光外，还有刘攽（bān）、刘恕、范祖禹等人。刘攽担任两汉部分的撰写任务，刘恕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撰写任务，范祖禹担任唐、五代部分的撰写任务，最后由司马光总其成。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文字的校对工作。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编写，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修成，前后共历时十九年。

在《通鉴》的编修过程中，司马光付出了最大的劳动。据范祖禹说，司马光每天很早起床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才就寝。他每天修改的稿纸就有一丈多长，而且上边没有一个草字；等到《通鉴》修完，在洛阳存放的未用残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司马光在他的进书表上说，“平生精力，尽于此书”，看来并不是虚语。

《资治通鉴》的编修共分两个时期：从1066年至1070年在开封编撰，为一个时期。这五年中，编完了周、秦、汉、魏几朝的历史，共七十八卷。从1071年至1084年在洛阳编撰，为另一个时期。这十四年中，编完了晋至后周几朝的历史，共二百一十六卷。

《通鉴》这部书自宋朝以来就为历史学者所推崇，并且有很多人模仿它，写成同样体裁的史书，如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

司马光等人在编撰《通鉴》时，除取材“正史”外，还采用了“杂史”三百二十余种。为了考辨异同真伪，一件事往往采用三四种书，要求做到求真求是。书中所记内容，大体平实可信。

《通鉴》一书在编写上，按年代顺序，排比史实（这种体裁叫作“编年体”），叙事简明扼要，文字精练生动；不但可以作为历史著作读，而且也可以当作古典文学作品读。

（张习孔）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的作者为北宋时人沈括，他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仁宗天圣九年（1031），死于哲宗绍圣二年（1095）。

沈括做过沭（shù）阳（今江苏沭阳）县的主簿（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在“昭文馆”担任过编校书籍的任务，也做过专门管理天文、历法的工作。1075年，他一度充当划定宋、辽边界的外交使者。后来，他做鄜（fū）延路经略安抚使，成为一方的军政长官，在抵抗西夏入侵的斗争中，为国家立了很大功劳。

沈括在政治上一贯支持王安石的新法，因而遭到守旧官僚的痛恨。王安石罢相以后，那些顽固官僚们，不断借机攻击、排挤沈括，使他对官场生活感到十分厌倦。1088年，他到润州（今江苏镇江）隐居。在这里，他埋头研究学术，专心从事《梦溪笔谈》的著述。

《梦溪笔谈》共二十六卷，另有《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用笔记体裁写的，总计六百零九条。这部书的价值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1.对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沈括曾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观测北极星的位置，并绘制了二百幅图，结果证实北极星和北极相距三度多。他对虹的成因，做了科学的解释，他认为虹是由于日光照射雨点发生折射现象产生的。他在历法方面，主张取消闰月，定一年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这个办法可以避免计算和安排闰月的麻烦。在《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用木料制作立体模型地图和用比例尺绘制天下郡县图的方法。在地质学方面，沈括发现太行山的崖壁上有许多蚌壳，因而提出了这一带在古代可能是海岸的推理。

2.对历史学方面的贡献。《梦溪笔谈》中有很多对于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补史书之不足。比如，有关宋代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事实，书中就有很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对993年四川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一事，记载尤为翔实。据该书讲：王小波等起义失败后，李顺在民间隐藏了三十多年。这个记载和一般官书所说不同，它揭穿了官修史书上所称李顺被官兵捕获的谎言。

3.对文学、艺术方面的贡献。《梦溪笔谈》内容丰富，包括有遗文旧典、小说家言，后人可以从中取得丰富的材料。书中还有专门讨论音乐和美术的篇章，议论都很精辟，反映了作者的独到见解。

《梦溪笔谈》记录了沈括的科学研究成果，它是我国古代一部很重要的学术著作。

（张习孔 曹增祥）

李清照

北宋末年，词坛上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女词人，她就是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她的父亲李格非，是学者兼散文作家；母亲也长于写文章。李清照自幼受家庭的教养，年轻时就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她的丈夫是太学生赵明诚，夫妇两人都喜欢收藏金石书画，他们合著的《金石录》，对考古学有一定贡献。

金兵南下，先后占领了河北、山东一带，李清照夫妇逃难到江南。在混乱的局势中，赵明诚病死在建康。此后，李清照便一个人漂泊于台、越、衢、杭诸州（均在今浙江省），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了寂寞困苦的晚年。

李清照是个多才多艺的女作家，她的诗和文都写得很好，尤其精于填词。她的作品里，描绘的形象很生动具体，富于感情，语言也很精练。她在南渡以前，过的是比较安逸宁静的生活，这时她的词的主要内容是描写对爱情的要求和对自然的喜爱。在风格上，她的词的特点是婉约清新。

南渡以后，李清照面对着苦难的现实遭遇，所填的词感情极为沉痛，风格上也渐趋向苍凉凄楚。例如，她的《声声慢》一词，一开始就运用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七对叠字，来抒写自己悲愁寂寞无法排遣的痛苦。末尾两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更反映出作者愁绪的错综复杂。这种愁苦的情感，是由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它所包含的内容，不光是个人的不幸，而是带有时代和社会的因素的。

李清照生平著作，据《宋史·艺文志》所载，有《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易安词》六卷，可惜这些集子后来都散佚了。现在还保存的《漱玉词》是后人辑录的，收有五十首左右的词，仅仅是李清照作品的一小部分。

（张习孔）

辛弃疾 陆游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人。他出生的年代正是北宋亡后的第十三年。他二十一岁时，组织了一支抗金的队伍，第二年，他带着这支队伍参加了耿京领导的抗金义军。后来耿京为叛徒所杀，辛弃疾亲自率领五十多人袭入金军营中，将叛徒活捉，缚送到建康。他这种英勇的爱国行为，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赞扬。辛弃疾投归南宋后，屡次向朝廷提出收复失土的主张，都未被接受。

他对南宋统治阶级的庸弱表示愤慨，对沦陷在金贵族统治下的人民表示关怀；他时刻不忘失土的收复，希图根本改变宋朝衰弱的处境。他把自己这种愤激、壮烈的感情，写进了许多词里：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他责问南宋君臣，有几个真正是治理国家的能手？他指出，国土沦丧，山川风景固然依旧，可是却无人关心受难的北方父老。半夜风起，挂在屋檐下的“铁马”（薄铁片，有风吹动，就相互碰击出声，人们用来测风）铮铮作响，不禁激发起一个具有爱国心肠的人的万千感慨。美丽的山河，“南共北，正分裂”，难道可以允许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吗？“看试手，补天裂”，作者满怀着雄心壮志，发出了多么豪迈的声音！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móu，“兜鍪”为头盔），坐断（占据）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首词借古喻今，表达了作者晚年时对国事深刻关怀的悲愤心情。作者通过对孙权这样一个奋发有为的历史人物的思慕，间接地对南宋最高统治者那种屈辱妥协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辛弃疾流传下来的词，共有六百多首。他的许多词，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比辛弃疾大十五岁，但比辛弃疾晚死三年。陆游留下了近万首诗，全面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很多诗篇，充满了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如“汴洛我旧都，燕赵我旧疆”“幅员万里宋乾坤，五十一年仇未报”等类句子，在他的诗集里，举不胜举。陆游痛恨残暴的金贵族统治者，深刻同情处于苦难中的人民，热切渴望宋朝已失国土的收复。在一首诗里，他这样写道：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古时以八尺或七尺为一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这诗的大意是：祖国的山河无比雄伟壮丽，在金贵族占领的地区，人民正遭受着无尽的痛苦。可是南宋政府却从来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人们年年“南望王师”，年年感到失望。

陆游为祖国歌唱了一生，直到临死的前夕，他还念念不忘收复失地的事业，写出了一首感人至深的《示儿》，诗道：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张习孔）

宋朝四大书法家

我国的书法艺术，到宋朝有了很大发展。宋代书法家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fú）、蔡襄四人，他们被称为宋代的“四大书法家”。

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成就，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成就。他的书法艺术风格的特点是潇洒丰润，豪放活泼。他长于行书，他的字受到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和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书法的影响。他为了精研书法，曾下过苦功。他揣摩古人的笔意，推陈出新，突破了晋、唐以来书法的传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存世的苏字真迹，有《黄州寒食诗帖》《赤壁赋》《祭黄几道文》等。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他的楷书、行书、草书都好，风格雄健秀美。他学习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和唐代大书法家张旭的笔意，加以变化，自成一格。存世的黄字真迹，碑刻有《狄梁公碑》，墨迹有《松风阁诗》《王长者史诗老墓志铭》《华严疏》等。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海岳外史。因为他长期住在湖北襄阳，所以人们又称他“米襄阳”。他曾做过礼部员外郎的官，古时把礼部的郎官称为“南宫舍人”，所以人们又称他“米南宫”。他的行书、草书都自成一家。他对书法艺术的看法，主张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创造，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否定传统。他认为书法贵乎天真自然，流露个性，反对矫揉造作，装腔作态。米芾学习书法十分刻苦认真，据说他没有一天不专心临摹所藏的唐人真迹。他除了是一位大书法家外，还是一位名画家，他惯用大小墨点，画云山雨树。米芾的画，人们称之为“米家云山”，是山水画中的一个新流派。米芾的墨迹，存世的有《蜀素帖》《米芾二帖册》《法书三种》等。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他的书法学习唐颜真卿，兼取法晋人。他的草书参用“飞白法”，写得非常精妙。所谓“飞白”，是写出来的字笔画中露出一丝一丝白道，像枯笔写成的一样。他传世的真迹，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墨迹有《谢赐御书诗》等。

（蒋震）

宋朝著名的画家

绘画到了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山水、花鸟画由于比较正确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已经可以和人物画分庭抗礼了。更重要的是，写生画和水墨画受到了足够的重视。至于绘画的题材，也比过去更为广阔得多。

宋朝开国便设有“翰林图画院”（封建帝王御用的绘画机构），罗致了全国的画家，按照他们才艺的高下，分别给以不同的职衔，这对专业画家的培养起到一定的作用。翰林图画院的画家，现在有名可考的有一百七十多人，其中著名的有李成、范宽、李唐、刘松年、马远和夏珪。此外，还有以画人物著名的李公麟和擅长界画（用界尺作线，画成宫室楼台，谓之“界画”）的张择端等人。

李成（919—967），字咸熙，先世为唐宗室。他的山水画，最初师法唐末画家荆浩，后来加以发展变化，创出与荆浩不同的风格。他落笔简练，墨法精微，能“扫千里于咫尺，写万趣于指下”。他的作品有宋代摹本《读碑窠石图》。

范宽（950—1032），名中正，字中立。画山水初学荆浩、李成，后来感到“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意思是说不如向真实的大自然学习），于是迁居终南山，对景造意，写山真貌，自成一家。存世作品有《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等。

李唐（1066—1150），字晞古。他的画风对整个画院中的山水画派，有很大影响。他的存世作品有《晋文公复国》《江山小景》《万壑松风》《清溪渔隐》等图。

刘松年（约1155—1218），南宋杰出画家，钱塘人。他的山水画，笔墨精严，设色妍丽，善于表现山明水秀的江南景色。存世作品有《四景山水》《溪亭客话》等。

马远（约1140—约1225），原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市），生长于钱塘。他的山水、人物、花鸟画，在宋画院中负有盛名。他生长的时代是宋室南渡以后，所以他画山水多作残山剩水，具有深刻的含意，世人称之为“马一角”。他存世的作品有《踏歌图》《水图》等。

夏珪（生卒年不详），字禹玉，钱塘人。他的山水画，笔力遒（刚健、有力）劲，墨气淋漓。构图多突出近景一角，风格与马远相近，后人并称“马夏”。存世作品有《溪山清远》《西湖柳艇》等。

以画人物著名的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山人，舒州（今安徽舒城县）人。他画人物、佛像，广取前人之长，发展了东晋画家顾恺之、唐代画家吴道子等各家的特长，运笔如云行水流，自成风格。他画的白描罗汉非常有名。“白描”是用墨勾线条，不着色，他是这种画法的创始者。存世作品有《维摩演教图》等。

开始重视现实习俗生活的描绘，打破过去画家专画历史人物与贵族生活的局限，这是宋代绘画的一个很大变化。北宋杰出画家张择端（生卒年不详）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种新题材的代表。张择端选择清明日汴京东门外一段繁盛地区的街景为题材来作画。在画中，可以看到汴河里船只往来、虹桥上车马不绝、街道上店铺林立的景象。可贵的是，画中突出了各业劳动人民各种劳动生活的场面。这幅画至今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保存着，它是我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

（蒋震）

第四编

元朝 忽必烈

13世纪初，蒙古族的领袖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在蒙古地区正式建立了政权，并且同东南的金朝、西南的西夏，展开了多年的战争。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他的儿子窝阔台继为大汗。当时，南宋和金正处于南北对峙的局面。窝阔台即汗位后，继续对金作战，并且约南宋出兵夹攻金。1234年，金在蒙古军和南宋军联合夹攻下灭亡，蒙古贵族统治了中国北部。

金亡后，南宋朝廷希图收回黄河以南的土地，调兵进入开封，并从开封分兵进驻洛阳。宋军刚进洛阳城，蒙古兵即南下向宋军进攻。宋军大败，开封、洛阳得而再失。此后，蒙古统治者又从今青海一带进攻四川。另外，还在今湖北及长江、淮河之间，向南宋发动全面的攻势。

蒙古军遭到了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南宋人民纷纷组织民兵，奋起保卫家乡。南宋的孟珙（gǒng）、王坚等将领，依靠人民，在今湖北、四川一带，长期坚持英勇的保卫战。

1258年，蒙哥汗（成吉思汗之孙）亲自率领军队攻入四川，企图一举灭宋。不料，第二年，蒙哥在围攻合州（今四川合川）时负伤，死在军中（一说为病死）。这时，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正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的奸臣、妥协派首领、宰相贾似道，统率各路大兵来鄂州援救，暗中却派人向忽必烈求和，愿意纳贡称臣，割让北地，要求双方以长江为界。忽必烈本来不想议和，后来知道蒙哥已死，蒙古贵族内部有人要拥立别人做大汗，他为了争夺汗位，就答应了贾似道的议和条件，匆匆撤围北还。而贾似道却向宋朝廷谎报军情，声称前线得胜，已经把蒙古兵打退。南宋统治者依然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根本不做战守的准备。

忽必烈回到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东南），废除了由蒙古贵族会议选举大汗的制度，1260年自立为大汗。同时，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别的地方即了汗位，并且联合了一部分贵族和他作对。这样，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便爆发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内讧。

忽必烈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依靠、利用汉族地主武装，起用一批汉族官僚，终于在争夺大汗的斗争中，获得了胜利。1264年，他迁都燕京（今北京）。1271年正式定国号为“元”，改称燕京为大都。后世称他为元世祖。

忽必烈在北方稳定了自己的统治，又经过了几年的准备，便大举进攻南宋。在元军的进攻面前，南宋的军队一触即溃，各地大小官僚多半望风迎降，只有姜才、李庭芝、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等少数文武大臣，领导江南人民进行了誓死不屈的反抗斗争。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了全中国。

忽必烈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而且也是一位有魄力的政治改革家。在建立了元朝以后，他的政权承袭了宋、金以来中国封建政权组织的全部体制，并根据当时的需要加以变化、发展，对以后明、清两代有相当影响。忽必烈废除了蒙古族地方长官的世袭制度，整顿了地方豪强的混乱统治，对蒙古诸王在封地内的专擅行为，也进行了某些限制。此外，他还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并先后组织人力开凿了会通河（今山东东平县至临清市的运河）和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这些措施，对安定久经战乱后的社会秩序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来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忽必烈统治时期，结束了12世纪以来宋、金对峙的局面，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之明）

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在他少年时，南宋的政治已是非常腐败，国家的局势也一天比一天危急。文天祥从小就有救国的抱负。1256年，他在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就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1259年，蒙古军队进攻鄂州。南宋的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逃避。文天祥就上书南宋皇帝，要求杀掉董宋臣，并且提出了御敌的方案，但是没有被采纳。

忽必烈建立了元朝以后，派大军攻打南宋。1275年，元军在安徽芜湖大败宋军，顺流东下，逼近南宋的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这时，文天祥正在赣州（今江西省内）做知州。为了挽救危局，他立即号召人民起来抵抗，并且拿出自己的全部家产，积极招募士兵，组成了一支军队。他领着这支义军，赶去保卫临安。可是腐朽的南宋政府正在准备投降，对文天祥的抗元活动，不但不支持，反而给了许多限制和打击。

1276年，元军攻到临安城郊。南宋政府不得已，任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去元营谈判。文天祥在元营中，不怕威吓，当面指责元军的主帅，要元军退兵议和，结果被扣留。就在这时，南宋政府却向元军投降了。元军进入临安，俘虏了南宋的皇帝和许多王公大臣。

十多天以后，元军把文天祥押解去大都。在途中，文天祥趁机逃走，经历许多艰险，到了永嘉（今浙江温州）。不久，张世杰、陆秀夫在福州另立赵昰（shì）为皇帝，召文天祥前往。文天祥来到后，和张、陆同心协力，重新组织军队，继续抗元。1277年，他进军江西，收复了好几处州县，后来被强势的元军打败。但是，文天祥并不气馁，他退到广东，坚持抵抗。

1278年，赵昰死去。张世杰、陆秀夫又立赵昺（bǐng）为皇帝，并且把政府迁到厓山（在广东新会县以南海中）。文天祥则领兵在广东潮阳一带驻守。不久，元将张弘范率领大军攻入广东。在一次战斗中，文天祥兵败被俘。

文天祥被俘以后，张弘范押他一同到厓山，要他写信去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坚决拒绝，并且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不屈的意志。诗的最末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279年春，张世杰、陆秀夫率领宋军，在海上同元军展开大战，结果宋军战败。为了不被敌人俘虏，陆秀夫背起赵昺投海而死。张世杰召集残军继续战斗，兵败突围，遇到台风，坐船被巨浪打翻，他不幸落海牺牲。南宋至此灭亡。

1279年冬，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关进了监牢。元朝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威逼利诱，要他归降。但是，他都坚决拒绝，毫不动摇。他在狱中写下了许多光辉的诗篇，来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正气歌》。文天祥在这首诗中，引述了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的事迹，来证明正气的不可屈辱，表示了对元朝统治者的蔑视。诗中每一字句，都包含了作者高贵的爱国感情，它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弦。

1283年，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从容就义。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衣带里，发现他预先写好的赞文，最后几句说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将近、差不多）无愧！”这首赞文，充分表现了文天祥临死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

（张习孔）

元曲

元曲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支鲜艳的花朵，它是元代新兴的一种韵文文学，分散曲和杂剧两类。散曲是一种由诗词变化发展来的新诗体，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节的综合性艺术。在元代短短的几十年间，产生了大批优秀的作品，涌现出不少伟大的作家。在这些作家中，最著名的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和马致远。

关汉卿，大都人，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他一生共写了六十多个剧本，可惜大部分都已经散佚。现在流传下来的曲、白（对话）俱全的剧本有十二个，科（动作）白残缺的有三个，只保存着单支曲词的有两个。这些剧本，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的写被压迫妇女的冤屈，有的写受迫害的人民与贪官恶吏的斗争，有的写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有的写社会上的公案故事。由于关汉卿长期和下层人民在一起，对人民的痛苦生活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因此，在他的剧本中，充满了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对受压迫群众的同情。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的代表作品，也是现存的元代最好的杂剧之一。这个剧本描写了在黑暗统治下含冤而死的窦娥的悲惨命运，塑造了一个反抗强暴、至死不屈的光辉的妇女形象。窦娥在被绑赴法场的路上，因为不甘于向命运低头，大胆地向古代人所认为的世界的主宰——天和地，发出了斥责和呵骂：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这是对暗无天日的封建统治秩序所表示的怀疑，也是对当时正义得不到伸张的现实社会所提出的控诉。作者通过剧中的主角——窦娥一生坎坷不平的遭遇，对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做了无情的鞭挞，充分表明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敢于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

《救风尘》是一出优美动人的喜剧。在剧中，关汉卿描写了机智、正直的赵盼儿，她用非常巧妙而合乎人情的计策，与花花公子周舍展开斗争，把自己的同伴妓女宋引章从灾难中救了出来。

《单刀会》是关汉卿写的一出历史剧，它描写了三国时吴蜀两国的一场政治斗争：吴大臣鲁肃企图从蜀大将关羽手中索取荆州，设宴邀请关羽，想用威胁的办法达到目的。关羽毫无所惧，单刀赴会，凛然不屈。最终，鲁肃的计谋落空。

一百年以前，《窦娥冤》就已被译成法文，传到了欧洲。在亚洲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也曾大批地翻译过关汉卿的作品。1958年是关汉卿戏剧创作的七百周年，世界各国许多城市都为他举行了纪念活动。

王实甫也是大都人。他的代表作《西厢记》，在元代杂剧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剧中描写了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向封建礼教斗争的胜利，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白朴，隩（ào）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墙头马上》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也是元代杂剧中著名的四大爱情剧之一（另外三个著名的爱情剧是关汉卿的《拜月亭》、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和王实甫的《西厢记》）。剧中通过叙述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尽力宣扬男女自由结合的合理性，表现了一种要求婚姻自主、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斗争精神。这个剧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成功。

马致远，大都人。他的名著《汉宫秋》，是一部具有特殊艺术风格的历史剧。它描写的是汉元帝时宫女王昭君的故事。作者通过这个剧本，强烈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反对当时元代蒙古贵族实行严重的民族压迫政策的思想感情。《汉宫秋》所突出的这种主题思想，是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但这部作品的感伤情绪比较多。

元曲中的散曲，也叫“清曲”，包括“小令”“套数”两部分。“小令”和词差不多，原是民间流行的小调。“套数”又叫“套曲”，是合一个宫调中的许多曲子而成的。元代散曲作家有作品流传下来的约有两百多人，在众多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杰出的篇章。

（张习孔）

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在天文方面是个著名的仪器制造家和天象观测家。他制作的仪器很多，著名的有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观测恒星位置以定时刻的“星晷定时仪”“日月食仪”等近二十种。这些仪器，比起前代来，有许多独创的地方，制法简易，使用方便，精准度高。可惜其中大部分原作已经失传。此外，他还建立了北京的司天台（天文台），并实测了各地的经纬度。

《授时历》是郭守敬在历法上的最大贡献，它比过去的历法有很大改进。它推算出一年的天数，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相差二十六秒，和现行的公历的一年的周期相同。《授时历》从1281年起使用了四百年。它的开始使用，比现行公历的确立还早三百年。

在水利事业方面，郭守敬的贡献也很大。1291年春，他担任元政府都水监的官职，领导整修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运河修通，定名通惠河。原来北京至通州间运河的开凿，是从金开始的，金开凿这条运河的目的在于把由大运河运到通州的粮食继续转运到京师。元在北京建都后，金开凿的运河已经荒废，如何解决大都漕运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在这方面，郭守敬发挥了卓越的才能。他根据自己勘测的结果，除了决定引用金曾经利用过的瓮山泊（今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和高梁河（今北京西郊紫竹院水）的水源以外，还引用昌平城东南凤凰山山麓的白浮泉水和西山山麓的其他泉水，来解决水源不足的困难。经过精密的勘测，他设计了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河渠。这样，漕粮船只就可直接从通州驶入大都城的积水潭了。

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元政府还修复了黄河沿岸的许多主要的古代河渠，其中著名的有长达二百公里的唐来渠和长达一百二十五公里的汉延渠等。这些渠道的修复，对于当时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习孔）

黄道婆

黄道婆生于宋末元初，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劳动人民家里。据说她少年时给人家当童养媳，在黑暗的封建家庭里，备受虐待和屈辱。后来她实在忍无可忍，不惜离乡背井，一个人流浪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当时崖州的棉纺织技术很出名，当地黎族妇女所织的布，上面有各种花纹，非常精巧。她在崖州居住的时候，虚心向黎族人民学习，掌握了棉纺织的全部操作方法。1295年至1296年间，黄道婆怀念家乡，便从海南岛搭上一艘商船重返故乡。

大约在东汉时代，棉花就从国外传入我国云南，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哀牢人，那时便能生产出一种名叫“白迭花布”的纺织品。13世纪中期以后，棉花逐渐由福建、广东地区传入长江流域。松江一带的老百姓对于棉种的输入，很是欢迎。棉纺织业在松江一带兴起很快。不过，那时去籽和轧棉的方法，都非常原始，纺织的技术也不高，生产的效率很低，因此，广大人民还不能普遍地穿着棉织品。要想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改进纺织工具和提高纺织技术显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黄道婆带着黎族人民的先进纺织技术回来了。她一回到乌泥泾，就把在崖州学来的技术传授给家乡的人民。她教会家乡妇女们制造捍、弹、纺、织等工具。捍，就是搅车，又名轧车或踏车，应用简单的机械原理，利用两轴间相互辗轧，将棉籽从棉絮内部排挤出来，使轧棉的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弹，就是弹松棉花的椎弓。13世纪后期，江南地区弹棉使用的小型竹弓，仅有一尺四五寸，还要用手指来拨弹，弓身短小，弹力轻微，而且用线作弦，很不坚韧。黄道婆制造了四尺多长的大弓，弦用绳子，比起以前所用的线弦，弹力要大得多。纺，就是纺车。松江地区最初纺纱使用的是一个纺锭的手摇车，黄道婆将这种纺车加以革新，创制了一种可以同时纺三个纱锭的足踏纺车。使用这种纺车，速度快，产量多，生产效率高。织，就是织布机。在黄道婆回乡以前，人们使用的是一种构造简单、操作方法笨拙的投梭织机，生产效率不高。黄道婆对于织机改革的详细情况，由于文献材料不足，已经不得而知。据说她创制的提花织机，可以织出各种美丽的花布，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黄道婆回乡以后，除了传授棉织技术以外，还把崖州黎族人民织造提花被单的技术也带了回来，传授给乌泥泾镇的妇女。一时间，“乌泥泾被”成为全国闻名的精细织品，受到各地人民的欢迎。据史书记载，那时乌泥泾人民依靠纺织为业的就有一千多家。此后，黄道婆所传授的纺织技术，很快地又传入上海及周边地区，对于这些地区的棉纺织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张习孔）

红巾军

元顺帝时（1333—1368），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压迫日益深刻，人民反抗元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各地的起义前仆后继，终于发展成为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元政府以贾鲁为总治河防使，征发河南、河北等十三路民夫十五万人及庐州（今安徽合肥）戍军两万人，开掘黄河故道，整修黄河堤岸。在元朝官吏的鞭笞下，治河民夫日夜在泥淖地带辛苦工作。政府发给民夫少得可怜的一点工粮，又被治河官吏层层克扣，民夫们怨声载道，群情沸腾。白莲教（一种秘密宗教组织）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便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以白莲教组织群众，在民夫中积极活动，宣传“明王出世”的思想，并散布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里制造了一个独眼的石人，埋在治河民夫集中劳动的黄陵岗（今河南兰考县东北）。一天，治河民夫们在这里挖出了这个石人，大家都惊诧不已，彼此辗转相告，没有多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工地。

刘福通等看到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便在河北永年聚集了三千人，杀白马黑牛宣誓，编成起义军，拥立韩山童为明王，宣布起义。参加起义的人都用红巾包头，作为标志。人们把他们称作“红巾军”。

但是，起义布置得不够周密，元政府事先得到消息，派兵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这次起义没有成功。后来，刘福通等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正式举起反元的大旗，继续带领“红巾军”猛烈打击元军，攻下颍州，占领河南南部许多州县。全国各地农民到处响应“红巾军”，“红巾军”在短期内很快地发展到了十多万人。

（张习孔）

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出身于贫农家庭，幼年时给地主家放过牛。他十七岁时，安徽北部发生严重的灾荒，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和大哥都先后染上瘟疫死去。朱元璋孤苦无依，没法生活，不得已到皇觉寺当了和尚。不到两个月，寺里的住持因为荒年没有吃的，把徒弟们都遣散了。朱元璋无处存身，只好去做游方僧，讨饭度日。

不久，朱元璋又回到了皇觉寺。全国反元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元兵认为寺庙里容易隐藏起义军，放火烧了皇觉寺。朱元璋在生活逼迫、处境危险和友人的劝说下，参加了农民起义军。1352年，他投奔到“红巾军”领袖郭子兴部下，当了一名亲兵。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后，由于作战勇敢，吃苦耐劳，善于团结部众，很得郭子兴赏识，也深为同伴们钦佩和爱戴，因此逐渐成为农民起义军中的领袖。

1355年，郭子兴病死，他的部众全归朱元璋统率。第二年，朱元璋率领水陆大军攻下集庆（今南京），将集庆改名为应天。集庆是元在东南一带军事和政治的重要据点。集庆的攻占，对于进军攻占整个江南地区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在这以后的数年里，朱元璋击溃了江南元军的主力，先后攻占了现在江苏、安徽南部和浙江的大部地区。他常常告诫部下说：“毋焚掠，毋杀戮。”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朱元璋攻下徽州的时候，召见了儒生朱升。朱升建议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个意见。从此，他便在江南有计划地网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用礼聘、威逼、软硬兼施的手段，罗致了宋濂、刘基（伯温）和叶琛等人。这些人引经据典，用孔孟儒家学说帮助朱元璋来策划建立政权。

朱元璋攻下江苏、浙江、安徽广大地区以后，又集中兵力先后打败了割据一方的陈友谅和张士诚，并及时而正确地决定了北伐进军的重大策略。1367年，他命徐达、常遇春率兵二十五万分路北伐。1368年，在北伐进军的胜利声中，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明，年号洪武，定都南京，正式建立了汉族封建政权。朱元璋就是后世所称的明太祖。这年9月，元顺帝从大都逃走，徐达等人率领大军进入大都（后来明朝把大都改名叫北平），元朝灭亡。

朱元璋顺应了当时全国人民反元运动的历史趋势，他一方面依靠反元人民大起义的群众力量，一方面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极力支持，成为当时反元斗争最后胜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徐健竹）

靖难之变

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叫他的许多儿子学习兵事，分封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藩王。除了将长子朱标立为太子以外，其余的儿子分封为秦、晋、燕、周等王。开始分封的时候，虽然不让他们干涉政治，可是后来在与蒙古贵族残余势力斗争的过程中，边境几个藩王的兵权逐渐壮大了起来，以致发生了争权夺位的现象。“靖难之变”就是明朝皇室内部的一次争夺皇位的斗争。

朱元璋死后，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以皇太孙的身份继承皇帝位（朱标早在朱元璋死之前就已死去）。朱允炆以建文为年号，历史上称他为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感到各藩王都是他的叔父，又都拥有重兵，对自己的威胁很大，于是采用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建议，开始实行削藩政策。他首先颁布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官员的禁令；接着把周王朱橚（sù）、岷王朱楩（pián）废为庶人，把代王朱桂囚禁在大同，齐王朱榑（fù）囚禁在南京，并逼迫湘王朱柏自杀。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一连削废了五个藩王。当削藩威胁到了强大的藩王——燕王朱棣（dì）时，皇室内部的矛盾便由暗地的钩心斗角变成了公开的武装斗争。

建文元年（1399）秋天，朱棣指责当时掌握朝廷大权的齐泰和黄子澄为奸臣，从北平起兵反抗中央政府。他称自己的兵为“靖难军”，意思是说皇帝受到奸臣的包围，遭遇大难，他是出兵来解难的。建文帝听说朱棣起兵反抗，先后派耿炳文和李景隆率兵北伐，结果都被燕王打得大败。

第二年，燕王军从山东南下，被建文军盛庸、铁铉等部阻击，两军在山东及中原一带展开了拉锯战。

第三年，燕王在夹河（在今安徽砀山县）打败了盛庸军，并把势力推进到淮河流域，准备和建文帝的军队决战。

1402年，燕王攻下扬州。进而从扬州渡过长江，进逼南京。谷王朱橞和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燕王占领南京，建文帝不知下落。燕王用武力夺得了皇位，改年号为永乐。朱棣就是后世所称的明成祖。

这一历时三年的皇位争夺战争，因为是在“靖难”的名义下进行的，所以历史上称为“靖难之变”。

（徐健竹）

迁都北京

明朝初年，退居漠北的蒙古贵族不甘心失败，随时都在准备南下反攻，企图恢复旧日的统治。朱元璋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封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平。同时，还封了其他儿子为藩王，镇守在长城线上，和北平互相呼应。因此，北平成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

燕王通过“靖难之变”夺得皇帝的位置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采取了削藩政策。削藩的结果是解除了各藩王的兵权，各藩王有的迁徙了封地，有的废除了封号。这样做，固然使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可是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原来担负北方边防任务的各藩王都被撤销了，北方的边防也就变得十分空虚。而这时，蒙古贵族的骑兵时时入侵，对明的北方边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明成祖决定把都城迁到北平，采取以攻为守的政策，来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把北平改名为北京。从第二年起，开始大规模营建北京。他派大臣到四川、湖广（包括今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去采伐粗大的木材，开凿巨大的白石，作为建筑材料。各种木材、白石、砖瓦、颜料以及金银、黄铜等物料，纷纷被运到北京。大批具有各种建筑技能的优秀工匠和上百万的民工，也从各地被征集来，参加劳役。

经过千百万人的辛勤劳动，到永乐十八年（1420），宫殿的主要部分和城墙完工了。就在这一年，明政府迁都北京并诏告全国。

（徐健竹）

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是指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县境内）被瓦剌军俘虏的一次事件。

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15世纪中期，瓦剌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瓦剌的首领也先，经常率领骑兵骚扰明的边境，掠夺人口和财物。

1449年秋，瓦剌分兵四路向明进攻，也先亲率主力进攻大同。明军在大同北面的猫儿庄被瓦剌军打得大败。

瓦剌攻入的消息报到北京，专权的太监王振因为家在蔚州（今河北蔚县），靠近大同，恐怕家乡被瓦剌军占领，便竭力唆使英宗在没有应战准备的情况下，亲自率军阻击。兵部尚书邝埜（kuàng yě）、兵部侍郎于谦等，都不同意王振的主张，竭力劝阻。但英宗受了王振的怂恿，不听大家的劝阻，他命令他的弟弟郕（chéng）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邝埜随从率军阻击，于谦代理兵部事务。他限令两天内把出兵的事情准备齐全。随后，英宗和王振率领五十万大军仓促从北京出发。

8月中旬，大军到大同，遇上狂风暴雨，兵士又冷又饿，夜间自相惊扰，军中一片混乱。这时，明军在北边各战场上到处失利。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地把各地惨败的消息告诉王振。王振惊惶失措，赶快退兵。明军退到宣府（今河北宣化），被瓦剌军追上，大败。这月末，明军退到离怀来西南只有二十多里的土木堡，为等候王振的一千多辆辎重车，没有进城，英宗等人夜间就留驻在土木堡。第二天，瓦剌军追到，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很高，挖井两丈多深仍不能得到水，南边十里多路以外有一条河，也被瓦剌军控制了。明军被围两天，人马得不到水喝，处境万分危急。9月1日，瓦剌军假装退走，并派人来讲和。王振不知是计，一面派人议和，一面下令移营到河边去。正在明军阵势移动的时候，瓦剌骑兵突然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明军兵士乱跑，秩序大乱，自相践踏。结果英宗被俘，随行的大臣死了几百人；五十万大军死伤一半，骡马损失二十多万头，盔甲、器械、辎重全被瓦剌军夺去。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打死祸首王振，最后他自己也在突围苦斗中牺牲。

（徐健竹）

于谦

明英宗在土木堡战败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统治集团乱成一团。这时北京城里只剩下不到十万老弱残兵，而且十个人中就有九个没有盔甲武器。

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奉太后谕监国（代皇帝管理国事），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国家大计。大臣们都束手无策，有的甚而公开主张逃跑。兵部侍郎于谦（1398—1457）主张坚决抵抗。他挺身而出，愤怒地斥责那些打算逃跑的人。他向郕王提出誓死保卫北京的建议，他的建议得到了一部分大臣的支持，并为郕王和皇太后所采纳。不久，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他勇敢地担负起了保卫京师的重任。

1449年9月下旬，朱祁钰即位做了皇帝，年号景泰，以第二年（1450）为景泰元年。他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明景帝。

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务，于谦下令调集各地军士来守卫北京，并派人分头到各地去招募民兵。他一方面加紧训练军队，严饬纪律；另一方面命令各地的工匠日夜赶造盔甲武器，号召人民献纳谷草，充实军备。在人民的热烈支持下，北京的防御力量大大地加强，守城的军队很快就增加到了二十二万人。

瓦剌见明朝另立了新皇帝，没有屈服讲和的意思，又大举进攻。也先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荆关（在河北易县西八十里），直扑北京城。

在这紧要关头，于谦召集各将领讨论对策。都督石亨主张退守城内，坚壁清野，避开敌人的锋芒，于谦则主张出城迎战。他把兵部的事情交给兵部侍郎吴宁代理，自己亲自率领军队布阵在德胜门外，准备迎击瓦剌的主力军。他激励兵士们说：“大片国土已经丧失，京城也被敌人包围，这是我们的耻辱，全体将士都应该不怕牺牲，替国家报仇雪耻！”将士们很受鼓舞，士气十分旺盛。

10月27日，瓦剌军逼近北京。于谦派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今广安门）外土城北迎战，杀死瓦剌军几百人。当天夜间又偷袭瓦剌军营，取得胜利。

10月29日，瓦剌军又进攻德胜门。于谦派石亨率领一部分精兵，埋伏在城外民房里，又派一小队骑兵去挑战，假装失败，诱敌深入。瓦剌军不知是计，一气儿攻到城边。于谦命令神机营用火器轰击，副总兵范广率兵冲杀过来，石亨的伏兵也杀了出来，前后夹攻，瓦剌军大败，也先的弟弟孛罗被火炮打死。瓦剌军又进攻西直门，都督孙镗在城上守军炮火的帮助下，奋勇抵挡，石亨的援军适时赶到，瓦剌军一看形势不妙，狼狈地逃走了。

10月30日，于谦派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率领军队到彰义门外和瓦剌军作战，把瓦剌军杀得大败。这时有个监军太监想要争功，领着几百骑兵抢先冲过去，结果把自己的队伍给冲乱了。瓦剌军趁机反扑上来，武兴不幸中了流矢，壮烈牺牲。瓦剌军跟着攻到土城边。彰义门外的老百姓爬上屋顶，用砖头石块向瓦剌军投掷，呐喊助威，声震天地。正在这时，于谦派来了援兵。瓦剌军看到援军旗帜，不敢再战，仓皇逃走。

经过五天激烈的战斗，瓦剌军死伤惨重，士气低落。前面是坚固的北京城，后面到处受到民兵的袭击，又听说各地明军的援兵就要到来，也先恐归路被截断，只好带着英宗和残兵败将偷偷地向紫荆关方向逃去。

当瓦剌军狼狈逃跑时，于谦命令石亨带兵连夜追击，取得大胜。范广、孙镗等在追击时，夺回被掳的老百姓一万多人和牲畜无数。

（徐健竹）

戚继光

元朝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元政府禁止两国的人民互相通商往来。明朝初期，明政府与日本建立了贸易关系。后来，日本的一些在国内混战中失败的武士，勾结日本浪人和走私商人，带着货物和武器，一方面走私，另一方面不断抢掠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这些进行走私活动与在沿海抢劫的日本浪人和走私商人，明朝人叫他们“倭寇”。

嘉靖二年（1523），有两批日本商人在宁波发生了武装冲突。他们焚掠宁波、绍兴一带，绑走了明朝的官吏，于是明政府废除了宁波、泉州两个市舶司，停止了对日本的贸易。

但是，日本的浪人和走私商人仍不断来福建、浙江沿海一带走私劫掠，并且和中国地方的大官僚、大地主勾结，甚至中国的奸商也参加了倭寇的海盗活动。这样，倭寇之患便越来越厉害。

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大规模地登陆侵扰，到处劫夺财物，屠杀人民，掳掠人口。我国东南沿海的人民遭受到了很大的灾难。1555年，明政府调戚继光到浙江驻防。

戚继光（1528—1587），山东东牟（今山东莱芜）人，武艺出众，治军严明。他到任以后，看到当地官军腐败，就亲自到义乌招募了三千多人，主要是矿夫和农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编成一支新军。随后他又在台州等地招募渔户，编成水军。戚继光的军队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人们称之为“戚家军”。根据江南的特殊地理情况，戚继光还创造了一种适合在多水湖泽地带作战的阵法——“鸳鸯阵”。这种阵法以十二人为一作战单位，长短兵器相互配合，指挥灵活，常在战斗中取胜。

1561年，将近两万的倭寇焚掠浙江台州。戚继光率领大军在台州附近和倭寇一连打了一个多月的仗，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升任都指挥使，负起更大的海防责任。他又增募义乌民兵三千人，使“戚家军”的精锐部队增加到六千人。

1562年，倭寇又大举侵入福建，到处烧杀抢掠。戚继光奉命率领精兵从浙江到福建，他身先士卒，到福建第一仗就收复了被倭寇侵占达三年之久的横屿。接着，他乘胜进军，攻克了牛田、兴化（今莆田市），捣毁了倭寇的巢穴，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援闽的战斗告一段落，戚继光班师回浙江。

戚继光离开福建不久，又新来了大批倭寇，抢掠福建沿海各县，攻占了兴化城、平海卫（在莆田）等地。明政府命令俞大猷担任总兵官，戚继光为副总兵官，让他们两人火速开往前线。

嘉靖四十二年（1563），戚继光从浙江率领新补充的“戚家军”一万多人，赶到福建和俞大猷会师，把敌人打得大败，收复了平海卫和兴化城。戚继光因功升为总兵官。1564年，“戚家军”又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给被围五十天的仙游城解了围。残余的倭寇纷纷逃跑，福建的倭寇全被驱逐。1565—1566年，戚继光又配合俞大猷肃清了广东的倭寇。东南沿海的倭患至此完全解除。

（徐健竹）

澳门被占

15世纪的时候，欧洲许多国家为了向海外寻找殖民地，都奖励航海事业，葡萄牙是其中的一个。明弘治十一年（1498），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葡萄牙武装商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不久，强占了果阿，将之作为在东方经营商业和政治活动的根据地。接着，葡萄牙又用武力强占了当时东方国际贸易的中心马六甲（在马来西亚半岛西南）。明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的武装商队闯进了中国广东东莞的屯门岛。不久，他们又派使臣到北京要求通商，但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此后，他们的武装商队赖在屯门岛不走，在那里干着抢劫商人、掠卖人口的罪恶勾当。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海盗商人到广东新会西草湾地方抢掠，遭到中国军队的迎头痛击，被赶下海去。他们离开屯门岛后，转到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勾结倭寇进行抢劫，又被明军击溃，随后又逃回广东，盘踞在浪白港。

葡萄牙商人千方百计想在中国沿海找到一个据点，以便对中国进行海盗式的通商活动。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们借口在海上遇到大风浪，浸湿了船上的货物，请求明地方官借广东的澳门海滩让他们晾晒货物。他们使用卑劣手段，用行贿的办法得到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的许可。就这样，他们在澳门搭起帐篷住了下来。过了几年，他们又通过行贿的方法骗取了正式居住的权利。之后，他们更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地建造了房屋和市街，还修筑了城墙和炮台，并且擅自设置官吏，居然把澳门视为己有。这是澳门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骗占的开始。万历元年（1573），葡萄牙商人以向明朝政府交纳地租的办法讹取了澳门的租借权。起初，澳门的行政、司法、收税等权，还仍然归广东地方政府掌握。到后来，这几种主权便逐渐被侵夺。清光绪十三年（1887），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葡条约》，承认葡萄牙占领澳门。澳门就是这样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骗占的。

（徐健竹）

东林党

明朝后期，宦官把持朝政，对人民进行疯狂的掠夺，同时也严重地损害了地主阶级地方势力的利益。江南地主中有很多人兼营商业和手工业，或者和工商业有联系。神宗万历年间，矿监、税监的贪婪劫掠，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特权，这就使江南地主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江南地主阶级以及代表他们的官僚士大夫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权，结合起来，反对宦官集团的专横跋扈。明末“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就是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反映。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官名）顾宪成被革职以后，回到自己的家乡无锡（今江苏无锡），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许多地方被排挤因而闲住在家的官吏都来听讲，学舍几乎容纳不下。他们聚在一起，一方面听讲论学，另一方面议论朝政，批评当政的人物。在朝廷里的一些比较正派的官员，也和他们互通声气。东林书院成了当时舆论的中心。这些人便被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反对宦官独揽朝政，颠倒是非，迫害善良；反对矿监、税监的疯狂掠夺；反对苛重的赋税和徭役。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当然不会满意他们，就对他们进行各种打击迫害。

天启元年（1621），朱由校（明熹宗）做了皇帝以后，明朝政治腐败、黑暗达到极点。宦官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狼狈为奸，无恶不作。他掌握了政府官吏的任免权，从中央到地方，都安插了他的爪牙。朝中一些大臣都投靠在他门下，有的甚而认他为义父、干爷。阉党大官僚崔呈秀等号称“五虎”，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他们相互庇护，结为死党。

阉党为了排除异己，进一步加强了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魏忠贤自己掌管东厂，他的干儿子田尔耕等掌管锦衣卫。他们把东林党人的名字编成《东林点将录》《同志录》等黑名单，根据这个名单，有计划地对东林党人进行迫害和屠杀。

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的著名首领左副都御史杨涟向皇帝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不久，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等东林党领袖先后被捕下狱，受酷刑死去。其他东林党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放逐，有的被监禁。许多非东林党人，但反对阉党的人士，也都遭到排斥、免职和杀戮。魏忠贤又下令毁掉全国一切书院，企图以剿灭东林党的名义来摧残所有反对阉党的人士。

魏忠贤等阉党迫害东林党后，气焰更高，不仅专制朝政，而且诬杀守边大将，冒图军功。魏忠贤的干儿义孙、远近亲戚，都做了大官。他自称为“上公”，阉党官僚称他为“九千岁”，有的竟称他为“九千九百岁”，向他献媚，争先恐后给他建立生祠，供他的像。建立一个生祠，要用掉老百姓几万两、几十万两白银。地方官每年春秋要到魏忠贤生祠祭祀，凡是不建祠或入祠不拜的都要被杀。

魏忠贤的专权暴虐，使人民遭受到严重的祸害，民愤越来越大。熹宗死后，朱由检做了皇帝（崇祯皇帝），杀了魏忠贤和阉党的重要人物。但阉党的残余势力仍旧存在，与东林党的斗争也仍旧没有停止。

（徐健竹）

《永乐大典》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为了整理历代文献典籍，命令解缙（jìn）编修一部类书。解缙接受任务后，第二年就编成了一部《文献大成》。成祖嫌这部书编得太简略，永乐三年（1405），又加派姚广孝协同解缙，选儒士曾棨（qǐ）等二十九人重修，并动员大批善于写字的文人担当书写任务。当时直接或间接参加编修工作的有两千多人。皇家藏书处文渊阁所收藏的各种书籍是这次编修的基本资料。另外，明政府又派人到各地征购各类古今图书七八千种。负责编修的人把这些书依照《洪武正韵》韵目，整部整篇或整段地按韵编次。永乐六年（1408）冬，全书编成，共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七卷（其中有凡例、目录六十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明清以来对卷数、册数记载均不一），定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在南京编成的，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这部大书也随之被运到北京。该书自编成后，只有精写本，没有刻版印刷。嘉靖四十一年（1562），皇宫失火，《永乐大典》差一点被烧掉。为防万一，明世宗命令礼部选儒士程道南等另抄写《永乐大典》正副本两部。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副本抄写完成。自此以后，《永乐大典》就有了三部：第一部是永乐原本，第二部是嘉靖正本，第三部是嘉靖副本。原本存放南京，正本存北京文渊阁，副本存北京皇史宬（chéng）。后来，南京原本尽毁。清初，正本被移放乾清宫，副本被移放翰林院，缺失二千四百多卷。清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失火，正本全毁。藏翰林院之副本，以后又陆续有遗失。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永乐大典》遭受浩劫，劫后所存，仅三百余册。这些被抢掠去的《永乐大典》，现都分藏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公、私图书馆。

《永乐大典》在我国学术史上占有很高地位，它辑录古书，直抄原文，保存了今已散缺或已失传的许多重要资料，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北京图书馆的努力搜集，现在藏在该馆的《永乐大典》共有二百一十五册。连同该馆从国外各国图书馆征集到的一部分复制本（照片和显微胶卷），合计七百一十四卷。1960年，中华书局将搜集到的《永乐大典》影印出版。

（徐健竹）

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蕲（qí）州（今湖北蕲春县）人，是明朝中期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名医，很喜欢研究药物。李时珍童年时，常常跟着父亲到山中去采药，从小就培养了研究药物的兴趣。他幼年体弱多病，深刻体会到生病的痛苦，从而坚定了学医的决心。从二十岁起，他就跟着父亲学医了。

李时珍诊病和用药都十分仔细，他参考前人的药书时，常常能发现书中有不少缺点，于是立志要把旧有的药书加以整理，写成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纲目》。

为了写这部书，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阅读前人有关医学的著作。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八百多种书。除了钻研医药书外，他还阅读了许多历史书、诗文、小说、笔记以及像《芍药谱》（刘贡父著）、《海棠谱》（沈立著）、《菊谱》（范成大著）、《竹谱》（戴凯之著）等一类的书籍。从这些书籍里，他收集了有关医药的材料，并利用这些材料来考证各种药物的名实。不仅如此，他还很重视实地调查。他走遍了自己家乡的山野，还到过江西、安徽、江苏一带的许多地方，考察了各地特产的药物，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标本。他走了上万里的路，访问了千百个老农、渔民、樵夫和猎人，虚心地向他们请教，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很多有关药物学的宝贵知识，打听出了很多医病的有效秘法和单方。李时珍经过这样长时期的刻苦学习，为编写《本草纲目》打下了深厚基础。

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六十一岁，《本草纲目》这部书终于写成了。这部书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编著，中间经过了三次大的修改（小的修改直到他死一直未断），前后一共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比过去增加了三百七十四种），分成十六部，六十二类。对各种药物做了科学的分类，订出系统的纲目，改正和补充前人关于药物记载的错误和不足，这是《本草纲目》在药物学上的一个重大贡献。书里对每种药物，都写出它的名称、别名、形态、产地、气味、性质、功用和采制过程，并且还附录了许多医方，使人看了异常清楚。为使读者更易明白，作者还把一些形状复杂的药物绘成图画，全书的插图就有一千多幅。《本草纲目》一书，不但在我国古代药物学史上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植物形态分类学史上，也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徐健竹）

潘季驯

明代治理黄河专家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他从四十四岁时起，到七十三岁退休时止，前后四次受命治理黄河，为治理黄河工程工作了二十多年。

根据历史记载，黄河下游在三千多年中，泛滥和决口一千五百多次，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其中大的改道有九次。黄河泛滥时，中原一带，常常是千里泽国，无数村庄和城市被淹没，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严重的损失。治理黄河，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劳动人民跟水患进行斗争的重大事情。

嘉靖四十四年（1565），潘季驯奉命治理黄河。他到达黄河沿岸以后，亲自视察河道，访问河堤附近的农民，邀请有经验的治河民夫谈话，仔细研究治河的办法。他还阅读前人有关治河的各种文献和著作，拿它们跟当前的情况进行参证、比较。这样，他逐渐摸清、掌握了黄河水患的规律，从而制定出了一套治河的原则和方法。他四次治理黄河，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潘季驯治河的原则是：“挽水归漕，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这意思就是说，修筑坚固的堤岸，约束河身，借着奔腾的水流冲走泥沙，刷深河漕，避免淤积。他根据黄河水流泥沙过多的特点，认为必须维持河道的整一，不要让它分流；两岸河堤的距离不要太宽，要紧紧地约束住河身。因为河道一宽，水势就缓，泥沙就会淤塞河床，河水就容易泛滥成灾。相反的，如果河道不太宽，水流很猛，就能冲刷淤泥，刷深河床，洪水就不易漫出。

潘季驯一生的治河经验，都总结在《河防一览》这部书里，如怎样筑堤，怎样保护堤防等，都有详细的说明。书里还绘制了详细的黄河全图，标明治河的地形和水势。每个险要的河段，都画出了堤防和巡守的“铺”。“铺”是供巡防人员驻守和休息用的一种草屋。“铺”的旁边竖起高竿，白天挂旗，晚上挂灯。有了紧急情况，巡防人员就敲锣告警，附近农民就可以赶去抢救。

（徐健竹）

徐光启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人，是我国明朝末年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著有《农政全书》六十卷。

《农政全书》是一部有关农业科学的巨著。全书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十二章，总共五十多万字。这部书的价值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说明。

1.它汇集了历代有关农业的各类著作，起到了总结我国古代农业科学遗产的作用。书中引用各种农业著述约一百三十种，引用时，有的有删节，有的有补充，有的则为批判性的选辑。

2.它记录了古代和当代农民们宝贵的生产经验。徐光启常常深入农村，访问老农，有好的经验便记下来，编入他的书中。例如，在“木棉篇”中，他根据农民的生产经验，详细记述了棉花的种植方法和纺织方法；在“除蝗疏”中，他根据老农提供的材料，记录了蝗虫生长的过程。

3.它介绍了制造各种农具和修建水利工程的方法。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各种农具的制法，并且附有精细的插图。在谈水利的这一章里，不仅介绍了我国西北水利、东南水利的情况，而且还介绍了外国的水利建设方法。

4.它记叙了著者本人对农业研究的心得和试验的成果。例如，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等章里，就记录有著者自己种植乌桕（jiù）树和桑麻的经验。

5.它介绍并提倡了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作物。例如，茶叶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异常畅销，“茶叶篇”中就详加介绍了茶叶的采摘、收藏、制造、饮用等方法。又如，甘薯（红薯）刚从外国传来不久，书中指出它有十几个优点，亩产量大，色白味甜，营养丰富，种植容易，可以酿酒，切片晒干可作为粮食和饼饵等，因此大力提倡种植。

《农政全书》总结了祖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技术上的丰富经验，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农业科学资料，同时还反映了我国十六七世纪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它是我国现存研究古代农业生产发展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籍。

（徐健竹）

明朝著名画家

明朝初年，著名的画家是戴进。明朝中期，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称为“明朝四大家”。明朝末年，著名的画家是董其昌和陈洪绶。

戴进（1389—1462），字文进，号静庵，钱塘人，南宋画院山水画的继承者。所画山水画，取景用笔，千变万化。他临仿古人的画，能叫行家也难分辨真假。他画的人像也很出色。据说，有一次他去南京，雇了一个挑夫挑行李，走在人多的地方，两人被挤分散了。他到处找不到挑夫，没有办法，便画了那个挑夫的样子，拿着画像到处向人打听，结果挑夫终于被找到了。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长洲（明时属苏州府）人。他的山水画汲取了唐宋著名画家的长处，加以融会变化，自成一家。他用笔很有劲，笔墨豪放，沉着雄浑。他画的花卉和人物也很有神采。

文徵明（1470—1559），字徵仲，也是长洲人，擅长画山水。他是沈周的学生。他的画当时全国闻名，很受人们欢迎。各地求他作画的人很多，但是有钱有势的人却很难请动他，他尤其不肯给藩王、太监和外国人作画。

唐寅（1470—1523），字子畏，又字伯虎，吴县（明时亦属苏州府）人。他画山水画最初向周臣学习，同时钻研宋元著名画家的画法，汲取各家的长处，自成一家，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他画的水墨花鸟，活泼俊俏；人物仕女，生动妩媚，不落旧套。他在“明朝四大家”中享有最大的声名。

仇英（1494—1552），字实父，号十洲，太仓（明时属苏州府）人，油漆工匠出身的杰出画家，也是周臣的学生。他临摹的唐宋名画，可以乱真。当时的人很称赞他的画，说他的画“独步江南二十年”。

董其昌（1555—1636），字元宰，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是大书法家，也是大画家。他的字初学米芾，后来融合唐宋各著名书法家的优点，自成一派。他的山水画集宋元诸家之长，下笔潇洒生动，清润明秀，具有独特的风格。

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号老莲，诸暨（明时属浙江绍兴府）人。他在幼年时，就显示出绘画的才能，得到画家蓝瑛的赏识。后来，蓝瑛收他为徒弟。他的花鸟山水画，构图新奇，色彩浓丽，富于装饰情趣。他的人物画最精彩，造型夸张，线条细致，着重思想感情的刻画。他画过《水浒英雄》《西厢记》的插图。画过《归去来图》，劝他的朋友周亮工学习晋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不要去做清朝的官。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和见解。他的画风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徐健竹）

李自成

明朝末年，大量土地集中在以皇帝为首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的手里。到处是皇帝的“皇庄”和贵族官僚们的“庄田”，失去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有的农民失去了土地，还要照旧交纳田赋。有的地主勾结官吏，把自己的田赋暗地里分摊在农民头上。

万历末年，明政府为了跟东北新起的建州女真作战，把全部战争费用完全加在农民身上，向农民加派“辽饷”。农民本来就穷困到极点，在没有“辽饷”时，一年所获已是一半纳粮，一半糊口；加派“辽饷”以后，连糊口也难以做到了。崇祯时，明政府甚而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也加派在农民头上，又增添所谓的“剿饷”和“练饷”，使得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据记载，天启末年至崇祯初年，陕西北部发生灾荒，农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蓬草采尽后“则剥树皮而食”，树皮剥光后“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

天启七年（1627），陕西北部饥饿的农民纷纷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起义初期，战争主要在陕西北部和中部进行。崇祯四年（1631）以后，起义军转移到山西，组成三十六营，势力渐渐壮大起来。后来，他们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北四省边界地区流动作战，屡次挫败官军。经过五六年的苦斗，起义军里锻炼出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位著名的农民军领袖。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县人，幼年时给地主牧过羊，二十多岁时当过驿卒和边兵。崇祯二年（1629），他参加了起义军，之后在闯王高迎祥部下做了闯将。

1635年，高迎祥等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在河南荥阳开会，商量反抗官军围攻的办法。大家采纳了李自成提出的“宜分兵定所向”的作战计划，把军队分作四路：北路、西路、南路以防御为主，东路积极进攻；另一部分军队往来策应。李自成提出的作战计划，不但增强了大家斗争的信念，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起义军首领们已经懂得联合起来作战的必要，改变了过去分散作战的方法。这次大会把明末农民战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636年，高迎祥在陕西战死，李自成继承了闯王的名号。他带领起义军转战四川、河南等地。当地的饥民纷纷参加起义军，李自成的队伍很快扩充到了几十万人。在农民革命急剧发展的形势下，李岩、牛金星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参加了李闯王的队伍。

起义军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和赋役极端严重的情况，提出了“均田”“免赋”的斗争口号。起义军打到哪里，就宣布哪里“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平买平卖，蠲（juān）免钱粮”，还到处宣传“迎闯王，不纳粮”。起义军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这是李自成迅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1641年，起义军攻破洛阳，杀死河南人民最痛恨的福王常洵，并且把王府中收藏的从民间搜刮来的金、银、粮米散给饥民。在此后一两年里，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在河南连续大败官军主力，占领了今河南全省和湖北省的大部地区，人数壮大到百万左右。

1644年春，李自成在陕西西安正式建立政权（在取西安前，已在今湖北襄阳初步建立了政权），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扩大了在襄阳时的政权组织。接着，起义军发动了对明朝封建统治的最后冲击。起义军迅速占领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今属北京市），直逼北京。1644年4月，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杀，腐朽的明朝封建统治终于被伟大的农民革命力量推翻。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杀掉了一批人民痛恨的明朝贵族和官僚，释放了关在监狱中的囚犯。

但起义军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以下的一些领导者，被这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情绪，自以为天下大势已定，失去了对革命敌人的警惕。刘宗敏等将领在财货声色的诱惑下，甚至腐化堕落起来，醉心于享乐，厌倦斗争。广大的士兵在他们的影响下，也有不少人产生了太平麻痹和享乐腐化的思想。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量，影响了人民对起义军的热情支持。至于丞相牛金星之流，原是混进起义军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这时不但纵情享乐，而且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势，篡夺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更阴险地在起义军内进行了谋害、破坏的活动，引起了起义军内部的严重分裂。

山海关的明守将吴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攻打李自成。在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夹攻下，李自成的军队失败了。为了保存力量，李自成从北京撤退到西安，后来又从西安转战到湖北。1645年，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在地主武装的袭击下牺牲了。

（徐健竹）

张献忠

张献忠（1606—1646），陕西延安人，出身贫苦，做过捕快，也当过兵。崇祯三年（1630），他聚集陕西米脂十八寨的农民起义，自称“八大王”。“荥阳大会”后，他和高迎祥、李自成等部担当东征的任务。他们以疾风扫落叶的声势，在短时间内，打下了明朝的发祥地——凤阳，烧毁了明朝皇帝的祖陵。后来，张献忠和高迎祥、李自成兵分两路，高、李等率兵进攻陕西；张献忠则率兵南下攻入安徽，转战于湖北、陕西等省。高迎祥牺牲后，张献忠所部在起义军中势力最为强大。1638年，农民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他以“受抚”为名，在湖北谷城一带休养兵力。次年，再度起义。明朝政府派杨嗣昌督师向张献忠进攻。1640年，张献忠突破杨嗣昌的包围，进入四川，并在军事上以流动作战的战术争得了主动。1641年，张献忠由川东顺流东下，由四川到湖北，攻占襄阳，杀掉了襄王朱翊铭。杨嗣昌兵败后，忧惧自杀，张献忠势力大振。1643年，张献忠率领起义军攻破武昌，称大西王。第二年，又攻入四川，占领重庆，攻破成都。这年冬天，他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1646年，清政府派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军配合当地地主武装，猛攻张献忠。张献忠失败，率部北走，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伤牺牲。

（朱仲玉）

努尔哈赤

明朝初年，住在祖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满族的祖先），分为许多部落。各部落的女真奴隶主为了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发动对其他部落的掠夺战争，弄得人民不得安身，在这样的情况下，女真人都渴望有一个统一的和平局面。

努尔哈赤就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要求而崛起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的一位英雄。他领导部众战胜了各自分立的各个奴隶主集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权。直到今天，在东北的满族老人中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老汗王”的故事。“老汗王”就是满族人对努尔哈赤的称呼。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史书上称清太祖，出身于建州部女真奴隶主家庭，祖辈多次受明朝的封号。他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十九岁时与家庭分居，自己过独立生活。他曾到过汉人地区，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据说他通晓汉语汉文。

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团结内部，聚众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他以赫图阿拉为根据地，出奇制胜，逐步兼并周围的部落。从1583年到1588年的五年之间，他逐步兼并了周围的苏克素护河、浑河、王甲、董鄂、哲陈等部。

1587年，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努尔哈赤于费阿拉（新宾旧老城）建筑王城，并且实施了一些必要的政治、经济措施，如定朝政、立刑法、发展农业生产，等等。这一切，都为迅速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

1592年，努尔啥赤击败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的进攻，随后就进行了兼并长白山、扈伦和东海诸部的斗争。从1589年到1594年，他先后兼并了长白山的鸭绿江部、珠啥哩部和讷殷部。从1593年到1619年又次第兼并了扈伦的哈达、辉发、乌拉与最大的叶赫诸部。至此，他基本上完成了女真族内部的统一。至于东海诸部，直到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时才完全被兼并。在女真各部统一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旗），凡满族成员都被编入旗，平时生产，战时出征。1599年，他创制了满文。这些措施对于进行兼并战争、巩固政权和发展文化都是必要的。

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即汗位，建立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改金为清）。金的建立，对于满族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赵展）

吴三桂

1644年，当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北京的时候，明朝驻在山海关一带防御清兵的总兵官吴三桂，手头还有一部分兵力。吴三桂本人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他在北京有一份相当大的财产，并且还有成群的妻妾和歌妓。李自成进入北京的消息传到了山海关，在起义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和地位，原本打算到北京来归顺李自成，暂时躲避革命风暴的冲击。但是，过了不久，他听说农民军要杀贪官、要斗土豪，而且他自己存在北京的家产也被查封；同时他还听说，各地的地主阶级分子都在跃跃欲动，正在积极组织反革命力量，准备向农民军反扑。在这样的情况下，吴三桂的气焰又复高涨起来，公开宣称要与农民军作对到底。

当然，吴三桂心里很清楚，光靠他自己这点力量，是无论如何不堪农民军一击的。所以，当农民军乘胜向山海关推进时，他便向住在关外的满族贵族——他所负责防御的敌人屈膝投降，并且联合满族贵族集团的“八旗兵”，共同向农民军进攻。

李自成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在山海关附近一片石地方讨伐吴三桂。两军摆开阵势，激烈战斗。战争刚开始，天气忽然大变，狂风骤起，飞沙满天，士兵们一个个睁不开眼；正当这时，满族贵族的精锐骑兵，从吴三桂军背后冲出来，直扑农民军。李自成大惊，农民军阵势动摇，大败。李自成急忙下令收兵，向北京退却。就这样，清军便在吴三桂的引导下，长驱直入，打进了山海关。

李自成退回北京后，匆匆即皇帝位于武英殿，第二天，便放弃北京率众西走。清军随即进入北京城。

满族贵族一经占领北京，随即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在政治上，为了拉拢汉族地主阶级，下令礼葬崇祯皇帝，大量任用明朝旧文武官员；另外，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还宣布废除明末以来的一些苛派和“三饷”（指“辽饷”“剿饷”和“练饷”）。在军事上，一方面派遣吴三桂等继续追击农民军；另一方面另派大军南下，分别占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土地。

这年初冬，满族皇帝福临，在满汉贵族大臣们的拥戴下，即位为全中国的皇帝。这就是顺治皇帝。

福临这时还很年幼，国政由他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代理。顺治在位十八年，十八年中全国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停止。直到他的儿子康熙皇帝时，全国才重归于统一。

（朱仲玉）

史可法

北京的明朝中央政权在农民起义军打击下灭亡以后，整个明朝政权尚未终结，一些大臣把崇祯皇帝的兄弟福王朱由崧捧出来，在南京当了皇帝（弘光皇帝），建立了南明政权。当时，清兵已经入关，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退出北京，因此南明政权面临的敌人已经不是农民起义军，而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联合了汉族地主和其他族统治阶级所建立起来的清朝。弘光皇帝是一个贪淫酗酒的草包，他周围的一些大臣，如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多是些专为个人功名富贵打算的奸臣。他们在大敌当前的重要关头，不仅没有积极抵抗，反而把坚决主张抗战的史可法排挤出朝廷，叫他到长江以北的扬州去督师。

史可法（1602—1645），字宪之，号道邻，祖籍北直隶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后迁居河南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开封），一般都称他为河南祥符人。他为人诚恳、正直，办事认真，是弘光朝的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弘光皇帝叫他到扬州去，他虽然明知前途困难重重，然而为了团结抗敌，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到了扬州以后，将扬州与南京之间的防御力量进行了一番整顿，并且他还调解了诸将之间不和的关系。许多抗清志士听说史可法在扬州督师，都非常高兴，纷纷地投效到他军中来。

1644年12月，清军从山东南下，占领了江苏的宿迁。史可法立即率领军队进行反攻，收复了宿迁。第二年，清军第二次发动进攻，一路从山东南下占领宿迁，另一路从河南南下逼近徐州。徐州守将总兵李成栋闻清兵打来，弃城逃走，清军轻易地占领了徐州。不久，李成栋投降清军，为清军做前导，向南进攻，局势迅速恶化。

正在这时候，半壁江山都行将不保的弘光小朝廷内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武昌守将左良玉以“清君侧”讨伐奸臣马、阮为名，对南京发动了军事进攻。弘光朝廷异常惊恐，忙下令调史可法回南京，防御左良玉兵。后来虽然因为左良玉在途中病死，这场内战没有被引起来；可是，就在此期间，清军却乘着弘光朝廷的内讧，攻破了盱眙，而且继续往东进攻，乘势占领了淮安和泗州，逼近了扬州。史可法闻讯，冒着大雨，连夜赶回扬州，匆匆忙忙地布置防务。

1645年5月，清军围攻扬州。史可法率众拒守，屡次打退清军，清军统帅豫王多铎前后数次写信给史可法，劝他投降。史可法严正地拒绝，每次接到信，都不启封，立刻烧掉。清兵用大炮攻城，城墙被打坏很多缺口，每被打坏一处，史可法便命令部下用沙袋堵塞一处，再接再厉、斗志昂扬。战斗日夜进行，敌军四处云集，城中危险万分。史可法知道扬州已经很难保，便预先给自己的母亲、妻子写好诀别书，交代后事，自己下定决心准备城陷殉难。5月20日，清军发动总攻击，他们先用大炮轰破西北角城墙，然后冲进城来。史可法看到城被攻破，便拔刀自杀。他的部下上前把他抱住，簇拥着他逃出城去。半路上，遇见一队清兵，结果他们被俘虏了。清兵把史可法解去见清军统帅多铎。

多铎见到史可法后，再一次劝他投降。史可法严词厉色地说：“吾头可断，身不可屈，愿速死。”最后，史可法被杀害。

清兵占领扬州后，大肆屠杀，全城遍地尸横。那时，正是夏天，史可法的遗骸已经无法辨认。扬州的人民，找不到他的尸体，便把他的衣冠埋葬在扬州城外梅花岭，后来还修了祠堂，来永远纪念他。

（朱仲玉）

江阴人民抗清斗争

1645年，清军从北方大举南下时，下了一道严厉的剃发令，限令在清军所到之处，人民必须在十天内剃去头发，并且规定：“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许有丝毫考虑的余地。

把全部头发盘束在头顶上，这是以前汉族人的装束；剃去周围的头发，把中间留下的头发编成辫子，垂在背后，这是当时满族人的习惯。这道命令遭到了当时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1645年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就是由此而引起的。

当时，史可法已经在扬州殉难，南明弘光朝的都城南京已经失守。7月中旬，清朝派来的知县方亨到江阴上任。他一到任就贴出布告，要严格地执行剃发令。江阴人民非常愤慨，他们撕掉布告，于7月22日开始起义。起义的人员拥戴典史（官名，比知县低，掌管全县治安的事）陈明遇为领袖，修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决心抗清到底。

江阴起义后，清政府立即派兵前来镇压。全县人民奋勇抵抗，在城郊多次打败清军。全城军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强团结，死守不二。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陈明遇派人把前任典史阎应元从城外请进城来，一同协力防守。

阎应元是个武秀才出身的猛将，他进城时，江阴已经完全处在清军的包围之中，但是他丝毫也不畏惧。他和陈明遇通力合作，彻底清查全城户口和库存物资，清除内奸、组织民兵，做好了长期抵抗的准备。

8月底，清军大队人马开到江阴城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阎应元和陈明遇指挥士兵英勇奋战，打退了攻城的清军，并且打死了清军的主将。9月里，他们又主动出击，消灭了许多敌人。

清军久攻江阴不下，就采取诱降办法。投降清军的将军刘良佐老着脸皮，在城外要求和阎应元答话，想劝说他投降。阎应元声色俱厉地斥责刘良佐，说：“有降将军，无降典史！”粉碎了敌人的劝降计划。在农历中秋节这天晚上，阎应元为了让士兵们欢度佳节，特地举行了祝捷晚会，跟战士们一起在城楼上饮酒唱歌，表示宁死不屈的决心。

清军看到城内坚守不屈，没有投降的意思，又调来了大批精锐的攻城部队。10月10日，清军趁下着大雨，用大炮轰破城墙的东北角，打进城来。在激烈的巷战中，陈明遇壮烈地牺牲了。阎应元杀伤了许多敌人后，投水自杀，没有成功；后来被敌人俘虏，关在一个庙里，第二天也壮烈牺牲了。全江阴的人民，除一小部分突围以外，其余都在巷战中英勇牺牲或在城破后惨遭杀害。

（朱仲玉）

郑成功

郑成功（1624—1662）原名郑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他是明朝末年福建总兵官郑芝龙的儿子。当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时，郑成功二十一岁，正在南京读书。弘光政权垮台后，郑成功回到福建。这时，唐王朱聿（yù）键在福州即皇帝位，建立隆武政权。郑成功朝见了朱聿键，提出了富国强兵、抵抗清军的主张。朱聿键很喜欢郑成功，就认他做本家，赐他姓朱，名朱成功。

1646年秋，清军攻陷浙江，接着大举进攻福建。掌握隆武朝政大权的郑芝龙准备投降清朝，故意撤掉仙霞关的守军。清军长驱直入，在汀州（今福建长汀）俘虏朱聿键，隆武政权灭亡。郑芝龙投降清朝后，郑成功和父亲决裂，在厦门鼓浪屿起兵反抗清朝。

郑成功率领部队在福建、浙江、江苏一带和清军打了许多次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为了长远之计，他决定渡海到台湾去，以台湾作为抗清的根据地。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24年，荷兰侵略者乘着明朝国势衰落的时机，出兵侵占了台湾，在台湾建立了殖民统治。郑成功向台湾进军前，写信给荷兰侵略军头子，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国土，中国有权收回，叫他赶快率领侵略军撤出台湾。荷兰侵略军的头子非常害怕，派翻译何廷斌来和郑成功讲条件。何廷斌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人，他把荷兰侵略军的情况报告郑成功，还向郑成功呈献了一幅详细的台湾地图。台湾人民听说郑成功要收复台湾，都感到非常兴奋，纷纷渡海来投奔郑成功，愿意为收复台湾出力。

1661年4月，郑成功率领战士二万五千人、战船百艘，在台湾鹿耳门一带登陆。登陆后，跟荷兰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郑成功的指挥有方，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和台湾人民的积极支援，荷兰侵略军战败了，侵略军的头子被迫向郑成功呈递了投降书。1662年，最后一批荷兰侵略军被逐出台湾，台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立政府、制定法律、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努力建设。他还亲自到当地高山族居住的地区进行访问，派人制造了大批铁制农具，在高山族人民中推广使用。经过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台湾的各种生产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不幸，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不久就病逝了，这时他才只有三十九岁。他的死，引起了人民的哀痛，人民将会永远纪念这位从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的民族英雄。

（朱仲玉）

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入关以后的第二个皇帝。他从1662年开始，到1722年去世止，共做了六十一年的皇帝。

康熙统治期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一个繁盛、统一的封建强国。

康熙皇帝最重要的贡献，是平定了“三藩”叛乱，解决了准噶尔问题，收降了郑氏力量，使中国重新归于统一。

所谓“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吴、尚、耿三人本来都是明朝的将领，后来都投降了清朝，接受了清朝王位的封爵。他们在自己的势力强大起来以后，不肯服从清朝的统一政令，企图在西南一带造成封建割据。

1673年，吴三桂发动叛变，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和耿仲明的孙子耿精忠起兵响应。康熙皇帝采取坚决手段，调动各方面的人力物力，出兵平乱，对叛军采取猛烈攻势。最后，清朝终于把“三藩”平定，巩固了西南边疆。

准噶尔是我国西北的少数民族。当时，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部上层反动分子，进行了破坏统一的活动。康熙皇帝亲自率兵粉碎了这些上层反动分子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进一步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郑成功和他率领的将士，在1662年驱走荷兰殖民者，收复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这是我国历史上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一个伟大胜利。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不久去世。康熙皇帝于1683年降服了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使得台湾重新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康熙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还实施了一连串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在广大人民反抗斗争的压力下，废止了清入关之初霸占农民土地的“圈田令”。他下令兴修水利、奖励垦殖、减免赋税、节省开支、提倡节约。因此，康熙时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的经济也日益繁荣。

在文化上，他派人编修《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等书，此外还大力提倡自然科学、绘制《皇舆全览图》等。

康熙皇帝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所做的上述一些工作，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后世称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朱仲玉）

达赖喇嘛 班禅额尔德尼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西藏喇嘛教黄教教派的两位最大活佛。

黄教是15世纪初藏族喇嘛宗喀巴（1357—1419）创立的一个喇嘛教派。到16世纪中叶时，黄教的势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黄教最大的寺庙拉萨哲蚌寺的讲经法台是索南嘉措（1543—1588）。

明万历七年（1579），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从青海写给索南嘉措一封信，邀请他去讲经说法。索南嘉措接受了这个邀请，前往青海，向俺答汗宣传了黄教的教义。1580年，俺答汗加给索南嘉措一个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瓦齐尔”，梵语“金刚”的意思；“达赖”，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藏语“上人”的意思），以表示对索南嘉措的敬重，这就是达赖喇嘛名号的开始。后来，索南嘉措的母寺哲蚌寺的上层喇嘛，又追认宗喀巴的门徒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主巴的门徒根敦嘉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是根敦嘉措法位的继承人，是第三世达赖喇嘛。从第三世达赖喇嘛开始，历世达赖喇嘛都以哲蚌寺为母寺。

17世纪中叶，黄教寺庙集团和信奉黄教的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归附了尚未进关的清皇室，紧接着，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又凭借固始汗的兵力，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清顺治九年（1652），第五世达赖喇嘛应顺治皇帝的邀请，来到北京，受到清朝隆重的款待。第二年，五世达赖返回西藏，临行前，清朝赐给他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以后，达赖喇嘛的政教地位和职权，才被正式确定了下来，而且此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必须经过中央政权的册封，成为一项制度。

第五世达赖喇嘛的师父是日喀则扎什仑布寺的讲经法台罗桑·却吉坚赞。罗桑·却吉坚赞是一位佛学知识渊博的高僧，被人尊称为“班禅”（“大学者”的意思）。当固始汗帮助黄教寺庙集团取得西藏地方政权以后，固始汗又赠给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班禅博克多”（“博克多”是蒙语“圣者”的意思）的名号。班禅死后，扎什仑布寺的上层喇嘛把他定为第四世班禅，同时又向上追认了三世。第一世班禅是宗喀巴的门徒克主杰。自第四世班禅起，历世班禅都以扎什仑布寺为母寺。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第五世班禅罗桑意希来到北京，康熙皇帝封他为“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蒙古化的梵语，“珍宝”的意思），赐给他金册、金印，确定了他的政教地位和职权，也规定了此后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都必经中央政权册封的制度。

（王辅仁）

文字狱

清朝初期，在各地人民进行反抗满族贵族统治斗争的同时，一些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通过著书立说的方法来进行反抗斗争。清政府为了彻底消灭这种反清思想，便大兴“文字狱”。“文字狱”是指诗文著作中某些内容触犯了清政府的所谓禁忌，被清政府用为犯罪的罪证，借此来对反抗满族贵族统治的知识分子进行屠杀的一种暴行。

康熙时最大的一次“文字狱”是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鑨之狱。庄廷鑨得到了明朝朱国桢编写的一部《明史》未完成稿，很高兴，便集合一些人把它编写完毕，由他自己署名刻印出版。这部书对于明朝后期汉满统治阶级的斗争写得很具体，并且把清军入关以后这一段时间的历史不算作清史，而却以南明为正统，叫作南明史，这就触犯了清政府的忌讳。清政府下令将庄氏家族以及为该书作序的人、参加校阅的人、刻印的人、卖书的人、买书的人，一并处死，总共杀了好几百人。事发时庄廷鑨已死，清政府还把他的尸首从坟墓里掘出来戮尸。

康熙朝除庄廷鑨之狱以外，还有戴名世之狱也非常著名。戴名世是明朝遗老，他著的《南山集》中载有南明永历皇帝（1646—1661在两广、云、贵一带建立过政权）的事迹，并且还采入了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一书中有关明末清初的史实，结果清政府借此兴大狱。戴名世被杀，戴、方两家的男女老少都被充军。

雍正朝“文字狱”中最大的一次是雍正七年（1729）的吕留良、曾静之狱。吕留良是明朝遗老，他拒绝清政府的征聘，削发为僧，著书宣扬反清思想。曾静读了他的著作以后，派学生张熙去见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举兵反清。岳钟琪表面上假装答应，引诱他们说出全部计划，然后向清政府告密。清政府把早已死去的吕留良从棺中挖出戮尸；把他的儿子吕毅中、再传弟子沈在宽处死，吕家的人被灭族。对于曾静和张熙两人，则假造口供，说他们已改过自新；雍正皇帝还利用假“供词”作《大义觉迷录》一书，欺骗当时和后代的人。

（朱仲玉）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年间由国家编修的一部历代著作总集。

这部书的编修工作，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开始（实际上前一两年就在筹备），至1782年完成。先后参加工作的共有三百六十多人。具体编修的过程是：先下诏广收遗书，命各省采访进呈历代著作，然后进行校订工作，分门别类编纂抄录，收藏于国家藏书库内。在编修过程中，如发现书中具有反清思想或不利于清政府统治的内容，就予以全部或部分销毁，或者篡改其中的字句。

《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共三千四百七十种，计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未加收录而保存书目的书，共六千八百一十九种。它基本上把我国历代的主要著作都网罗进去了。全书分“经（经书）”“史（史书）”“子（诸子书）”“集（文集）”四部（故名《四库全书》），四部之下又分为许多类别。如“史部”之下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十五类。每类之中，基本上以时代先后顺序为标准进行排列（其中帝王的作品排在最前面），这样，查阅起来十分方便。

《四库全书》编修完成以后，并没有刻版付印，只抄写了四部正本，分别收藏在北京的文渊阁（故宫内）、文源阁（圆明园内）和沈阳的文溯阁、承德的文津阁等几个国家藏书库中。后来又抄写了三部副本，分别收藏在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这七部书，现在有的已经全部被毁，有的也已部分被毁。如收藏于文宗阁的，在鸦片战争时期被毁；收藏于文源阁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被毁；收藏于文汇阁、文澜阁的，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散佚；收藏于文溯阁的，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度被日寇掠去以致部分散佚；收藏于文渊阁的，在北京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劫往台湾。

在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为了查阅方便起见，还编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各一种。

（朱仲玉）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元末明初时人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是大约与罗贯中同时的施耐庵，《西游记》的作者是明朝人吴承恩，《聊斋志异》的作者是清朝人蒲松龄（1640—1715），《红楼梦》的作者是清朝人曹雪芹（约1715—约1763）。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东汉以后魏、蜀、吴三国兴亡的一段历史。它以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作为故事的开端，以晋朝灭掉吴国结束三国分立局面作为故事的终结，深刻而生动地描绘了三国时代尖锐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书中通过对魏、蜀、吴三国之间种种矛盾的刻画，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得无厌和残暴虚伪的本质。作者用他的笔精心地塑造了曹操、孔明（诸葛亮）、张飞等许多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在作者笔下，曹操是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阴险奸黠者的代表，孔明是聪明、智慧的化身，张飞是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性情莽撞的英雄。作者把书中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使读者看了以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水浒传》写的是宋朝时候农民起义的故事。它描写了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宋江等人如何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被逼上梁山的情况。它歌颂了农民阶级跟地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书中不仅对于朝廷里的暴君奸臣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对于直接压在人民头上的地主恶霸也予以无情的唾骂。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被压迫人民反抗黑暗统治的热情。“三打祝家庄”就是书里描写梁山泊的农民英雄和地主恶霸展开武装斗争的一个著名片断。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人，历尽千辛万苦，到西天去取经，最后终于战胜了险恶的自然环境和一切妖魔鬼怪，胜利地把经取回。书中的孙悟空是人民智慧与力量的化身，他大闹天宫、大闹地狱，把神鬼世界的权力和秩序打得粉碎，充分地反映了人民蔑视封建统治权力的情绪。

《聊斋志异》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通过许多花妖狐魅的故事，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它暴露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贪残暴虐，辛辣地批判了科举制度的腐朽，揭露了社会骗子手的欺诈行为，也歌颂了反抗旧礼教的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

《红楼梦》写的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悲剧。贾宝玉是一个鄙视功名富贵、具有反抗旧礼教精神的贵族公子。林黛玉是一个敢于向传统势力挑战、热烈追求真实爱情的女孩子。薛宝钗则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忠诚信奉者。贾宝玉和林黛玉彼此相爱，然而封建恶势力却不让他们结合。最后，林黛玉在久病中忧郁地死去。薛宝钗虽然获得了和贾宝玉结为夫妇的胜利，可是却没有赢得贾宝玉真正的爱情，反而成为封建社会另一种类型的牺牲品。《红楼梦》所描写的爱情是一种以反对封建主义（不仅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为其思想内容的爱情，它通过贾宝玉、林黛玉恋爱的种种波折和贵族贾家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深刻地揭露和谴责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黑暗和罪恶。它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朱仲玉）

洪昇 孔尚任

清初出现了许多戏曲家，其中著名的有洪昇和孔尚任。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的代表作是《长生殿》。《长生殿》取材于历史故事，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的爱情为中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朝“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情况。它描写了唐朝由盛而衰的过程，描写了当时的宫廷生活和官吏的贪暴，描写了内忧外患交迫下人民生活的痛苦，也描写了正义凛然的爱国人物。作品的相当一部分篇幅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但在主要情节上则是现实主义的。

孔尚任（1648—1718），字季重，号东塘，兖州曲阜（今山东曲阜）人。与洪昇齐名，世称南洪北孔。他的代表作是《桃花扇》。《桃花扇》通过李香君、侯朝宗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南明弘光朝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揭示了南明政权灭亡的原因。剧中人李香君是明末南京秦淮河边一个著名的歌妓，侯朝宗是与弘光朝的当权派马士英、阮大铖等奸臣处于对立地位的著名文人。奸臣的陷害，拆散了侯、李两人。侯朝宗被迫逃亡江北投奔史可法幕下，李香君在奸臣的威逼下坚贞不屈，誓死不再嫁。

孔尚任通过生花的妙笔，把侯、李的爱情生活和国家兴亡的命运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表面上看描写的是儿女情长，而在实际上写的却是亡国悲剧。不论在思想性上还是艺术性上，《桃花扇》都是一部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杰出作品。

（朱仲玉）

第五编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正式纪年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夏朝开始的。根据晋朝太康二年（281）在汲郡（今河南卫辉一带）战国魏墓中发现的《竹书纪年》一书的记载推算，夏朝大约创立于公元前21世纪或稍前一些，距离现在已有四千年光景。也就是说，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有四千年之久了。

从夏朝创立开始，到西周厉王时止，虽然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做根据，能推算出帝王的世系和大约的年代，但这些年代都不是十分可靠的，因为当初并没有正式的纪年可以查考。周厉王以后，周朝有十三年没有王，由周公、召公两人摄政，摄政开始的第一年称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41），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正式纪年的开始。

从周朝周公、召公摄政的共和元年起，到西汉武帝即位的前一年止，中国历史上虽然有了正式的纪年，但是还没有帝王的年号。汉武帝即位后，把开始的第一年定为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建元”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王年号。从此，我国历史上除朝代以外，还有了帝王的年号。帝王的年号少则一个，多则数个、十数个，没有一定的准则。从汉武帝建元元年起，历代帝王都各有年号，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君主专制的制度以后，帝王年号才被废止。1912年被定为中华民国元年。但是，这个纪年法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公元的纪年法也不一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决议，决定采用公元纪年法纪年，从此，中国的纪年就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通用的纪年完全一致了。

（朱仲玉）

我国历史上的朝代

从有文字记载的夏朝开始，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主要朝代。

夏朝的起迄年代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无法知道它确切的年代。根据有关资料来推算夏朝的世系，知道它传了十七个王，大约的年代是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到公元前1760年前后，一共存在了四百多年。

商朝的起迄年代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只知道它传了三十一个王，大约年代是公元前1760年前后到公元前1120年前后，一共存在了六百多年。

周朝分为好几个阶段。开始一段叫西周，从公元前1120年前后起，到公元前771年止，存在了约三百五十年。接下来的是东周，从公元前770年起，到公元前249年止，连头带尾共存在了五百二十二年。从东周的第一个国王平王迁都洛邑（公元前770）开始，到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为止，诸侯称霸，称为春秋时代，春秋时代长三百六十多年。从威烈王二十三年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止，七国争雄，称为战国时代（战国最后的二十八年东周已经灭亡），战国时代长一百八十多年（春秋、战国的起止年代，算法不一）。

秦朝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起，到公元前207年灭亡止，只传了二代，连头带尾共十五年。

汉朝的前期称西汉，从公元前206年起（刘邦做皇帝是在公元前202年，从公元前206年到前202年为楚汉相争时期），到公元8年止，共存在了二百一十四年。8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23年，“新”灭亡。淮阳王刘玄在位三年（23—25）。汉朝的后期称东汉，从25年起，到220年止，共一百九十六年。

东汉以后、西晋统一以前，我国历史上出现了分裂局面。魏、蜀、吴三国鼎立，历史上称为三国时代。三国时代自220年曹丕称帝起，到280年东吴灭亡止，共六十一年。

晋朝也分西晋、东晋两个阶段。西晋从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起，到316年，共五十二年。东晋从317年到420年，全长一百零四年。

从东晋灭亡到隋统一，这一段时期，历史上叫作南北朝时代，南北朝时代长一百七十年。

隋朝从589年统一中国算起（隋的建立为581年），到618年止，全长三十年。

唐朝从618年起，到907年止，全长二百九十年。

唐朝以后，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分裂局面，这个分裂时期历史上叫作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从907年唐灭亡算起到979年宋统一全国（宋的建立为960年）止，共七十三年。

宋朝也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称北宋，从960年到1127年，共一百六十八年。后一个阶段称南宋，从1127年到1279年，共一百五十三年。

元朝从1279年灭南宋起，到1368年止，全长九十年。

明朝从1368年起，到1644年止，全长二百七十七年。

清朝从1644年入关算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被推翻止，全长二百六十八年。

（朱仲玉）

我国的民族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共约1137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9%（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就拿百万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来说，在我国各种史书、方志上很早就记载着有关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情况。我国历史上的元朝，就是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在13世纪建立的。回族（又称回回）是13世纪以来迁入我国的部分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7世纪以来少数久居我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与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族人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发展而成的一个民族。藏族在汉文的古文献中称为吐蕃、西蕃、乌斯藏、唐古特、图伯特等。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3世纪，汉文史书上曾提到丁令（丁零、丁灵），4世纪到6世纪曾提到铁勒（敕勒、赤勒），这都是说的维吾尔族的远祖。从北魏到隋代称为乌护（乌纥）、韦纥（袁纥），唐宋时称为回纥、回鹘，元明时称为畏兀儿，都是维吾尔一词的不同音译。古代称居住在洞庭湖附近和沅江流域一带的居民为武陵蛮（五溪蛮），苗族就是他们的后裔。古代史籍记载的邛（qióng）都夷、滇、劳浸、靡莫和昆明都与彝族的源流有关，叟、爨（cuàn）、乌蛮和部分地区的白蛮是彝族的组成部分；直到元明以来，罗罗这个名称才逐渐普遍起来，并开始成为彝族的泛称。春秋时代的越人与今天壮族、傣族等族的源流有密切的关系，史籍上曾有陆梁、西瓯、骆越、乌浒、俚以及僚、俍（liáng）、依、沙等不同称谓，便都是泛指壮族而言。布依族是由古代百越中的骆越一支发展起来的，《元史·地理志》里第一次出现了仲家的名称，就是布依族的祖先。朝鲜族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先后从朝鲜迁入我国东北的。远在周、秦时代，居住在东北松花江、牡丹江等流域的肃慎人，以及后来史书上所称的挹（yì）娄人、勿吉人、靺鞨（mò hé）人和10世纪后所称的女真人的一部分，都是满族的祖先。

（施联朱）

首都北京

北京在历史上正式成为首都，是从金政权贞元元年（1153）开始的。当时北京称燕京，金在此定都后，改称中都。

今天北京广安门内外大街，就是自东而西横贯金中都城的一条干路。中都的内城，位于今广安门以南，是金皇宫所在的地方。金亡后，元朝仍以这里为都城。由于金的中都城长期遭受战争破坏，残毁不堪，因此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在此定都后，索性放弃中都的旧城址，在它东北的旷野上另外兴建了一座新的都城，命名为大都。大都城的建筑工程主要分宫殿、城池、运河三部分。初期主要是宫殿的建筑，然后以宫城及其东西两面的太庙和社稷坛为基点，配建王府、官署，兴建街坊，最后开通大都的水路交通动脉——通惠河，使大都和大运河直接联系起来。经过全国无数劳动人民二十几年的辛勤努力，一座规模宏大的新的大都城终于落成。新的大都城基本上为今天的北京城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做了皇帝，建立了明朝。这一年秋天，明军攻入大都，改称大都为北平。明成祖时，为了适应国内新的政治形势，决定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改称北平为北京，并大规模营建北京。明朝北京城的修建工程，从成祖永乐二年（1404）开始，至永乐十八年（1420）完成，前后共费时十七年。就在北京营建工程完成的这一年，明成祖正式下令迁都。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了便于防守的关系，明政府又给北京加筑部分外城。

明亡后，继明之后的清朝，仍旧以北京为都城。

（穆淑燕）

六大名都

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杭州，是我国历史上的六大名都。关于北京，已在前一题中专门讲过。这里，分别谈谈其他几个名都。

西安地处陕西关中平原渭水之滨，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在今西安附近户县东建立丰京，文王的儿子武王又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南建立镐（hào）京。武王灭殷以后，建立了周朝，镐京成为周的国都，这是西安附近第一次出现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城市。历史上把建都镐京的周称为西周。

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汉于渭水南岸营建国都，取名叫长安（汉时长安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北）。西汉建立的二百年间，是长安的繁盛时期。这时，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交通西域的枢纽。此后，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都以长安做过国都。

隋、唐两代，也都以长安为国都（隋在583年迁都大兴，仍在长安附近）。但隋、唐时的长安已不是汉长安旧城，其规模比汉长安城大得多。这个时期，特别是在唐代，长安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大、最文明的一个城市。

洛阳位于河南省洛河北岸。周武王的儿子成王即位后，为了加强对东方殷遗民的统治，派周公旦在洛水之北营建洛邑，叫作东都。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迁到洛邑。从此，历史上把迁都洛邑后的周称为东周。战国时洛邑被改称洛阳。东周是以洛阳为都城的第一个朝代。东周以后在洛阳建都的，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北魏初都平城，孝文帝时始迁都洛阳）。隋、唐时期，虽然政治中心在长安，但隋、唐的皇帝如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都经常居住在洛阳。五代十国时，后唐也在洛阳建过都。

黄河中游南岸的开封，早在战国时期，就是魏国的都城，当时叫作大梁（战国时，魏的都城最初在安邑，魏惠王时始迁都大梁）。大梁在隋、唐时称为汴州。唐朝末年，朱温废掉唐朝皇帝，建立后梁，定都汴州，升汴州为开封府。后晋、后汉、后周也都在这里建都，把汴州称作东京。960年，赵匡胤发动兵变，建立宋朝（史称北宋），仍定都开封（宋亦称开封为东京）。北宋以开封为都城，达一百六十八年之久，这是开封的极盛时代。金灭北宋，称开封为汴京，后又改称南京，也曾一度定都于此。

山川雄伟的南京城，是我国最大的文化古都之一。三国时期，南京是东吴的国都，加上以后的东晋、宋、齐、梁、陈共六个朝代，都以南京为都城，所以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南京在东吴时叫作建业，从东晋到陈，称为建康。后来南唐也以它做过国都，改称江宁府。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成祖时迁都北京。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起义军攻下南京后，定都于此，改称天京。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以南京为首都，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成立南京市人民政府。1952年归为江苏省，并成为江苏省的省会。

景色如画的浙江杭州城，是闻名中外的游览胜地，也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杭州曾做过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的都城。南宋时，杭州又成为南宋的首都。南宋称杭州为临安府。

（黎虎）

天干 地支

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用天干、地支记载年、月、日，是我国人民长期以来的一种传统习惯，它的起源很早。根据地下发掘出来的商朝甲骨文，我们知道，那时已经有了用干支记日的办法。商朝距今三千多年，也就是说，用干支记日的办法，至少在三千年前就已经采用了。至于用干支记月、记年，则比较晚些。现在可以考查出来的干支纪年，是西周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那一年是庚申年。

用干支记载年、月、日的方法，是把天干和地支搭配起来，如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因为天干只有十个，而地支却有十二个，所以当搭配到癸酉年时，天干又得从头轮起，即搭配成为甲戌、乙亥。同样的道理，十二个地支全轮完以后，也得从头轮起。这样从头到尾周而复始地轮流，当天干轮完六遍的时候，地支正好轮完五遍；其年数整整是六十年，称为一个甲子或称一个花甲。因此，凡六十岁的老人或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花甲老人”或“年过花甲”的老人。

大约从西汉初年起，民间习惯上又把地支和十二生肖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关系按顺序排列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凡是在子年出生的人，无论是甲子或丙子，还是戊子、庚子或壬子，他的生肖都是鼠；在丑年出生的人，无论是乙丑或丁丑，还是己丑、辛丑或癸丑，他的生肖都是牛。别的生肖也依此类推。

用天干地支记载年、月、日，在我国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它为我们考查历史上的年代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因为从西周共和元年以来，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古籍，记载时间都是采用这个办法，而且历久相沿，从未间断过。

（朱仲玉）

我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它们各自的历史上都经历过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公社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土地属于公社所有。公社的成员共同耕种着他们的土地，也就共同享受他们共同劳动所取得的果实。

中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也都经过了这个阶段。就汉族说，大约传说中的黄帝、唐尧、虞舜时代就属于这个阶段，这时期的土地属于公社所有。最初，可能是公社里很多人都在一大片土地上进行耕种；其后，氏族公社里有了家庭，公社的土地就被划分成一块一块平均大小一样的小块，分给各个家庭去耕种，但土地仍是属于公社共同所有。秋收以后，土地仍恢复为一大片，明年耕种时再分。

土地制度的第一个变化，是由公社公有制变为国王（天子）、贵族所有制。国王、贵族是由氏族公社时期各氏族部落的大小酋长发展来的。这些人原来是由氏族部落成员选举出来管理氏族部落的公职事务的，随着贫富的分化和阶级的分化，这些大大小小的酋长们就把氏族公社的公有财产——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窃据为己有，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于是，他们也就变成了一群氏族贵族。氏族公社破坏，国家出现，他们就成为国王、贵族阶级。

汉族历史上何时从公社土地所有制进入国王、贵族土地所有制，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周、春秋时期，土地是属于国王（周天子、各国诸侯）、贵族（卿、大夫）所有的。周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等组成贵族阶级，他们都是土地所有者。直接耕种土地的农民，主要的是以前的公社成员，他们仍然依照传统的习惯耕种着按期分配来的每家大小平均的一块（一般是方块）土地。天子、诸侯可以把土地赐给他的卿、大夫，卿、大夫也可以把土地转给其他人，但耕种土地的农民却没有权力转让他们耕种着的土地。不过这些农民都是按照古老的传统习惯来耕种他们分来的那块土地的，贵族们似乎也不能赶他们离开这块耕种的土地。同时，这时期还没有土地买卖。

土地制度的第二次变化，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这次变化是由周天子、诸侯、贵族土地所有制变为一般地主或农民小生产者所有的土地私有制。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就是这次土地制度变化的标志。

通过这次变化，一向按照传统习惯取得一块土地耕种的小生产者——农民，摆脱了传统习惯的束缚，取得了对其所耕种土地的更大支配权。他们有了可以出卖这块土地的权力，即史书上所说的“民得买卖”。但在这种土地私有制度下真正取得好处的却不是农民，而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以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吞并农民的土地，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甚至陷于破产的境地。

从商鞅变法开始的这种土地私有制，在旧中国一直持续了几千年。在这期间，尽管耕种土地的农民就其身份而言，有时是自由民、奴隶，有时是农奴、佃户、雇农，但他们总是受地主的剥削压迫。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

除地主阶级中的一般地主、贵族、官僚掌握的私有土地以外，历代统治者的国家政府或皇帝，还直接掌握一部分土地。这种土地在数量上，有时候也很大。各时期的国家政府或皇帝以不同的形式来管理、使用这部分土地。

在两汉时期，这种土地被称为“公田”，直接为皇帝所有。这部分土地数量很大，除大量耕地以外，全国的山岭、未开垦的草田，也都归皇帝所有。“公田”由皇帝“假”（租）给农民耕种。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国家政府掌握的土地更多，它们通过各种方式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并且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许他们随便迁移。

唐中叶以后，国家政府或皇帝仍保有大量的土地。他们一般都采用和当时一般地主经营土地方法差不多的形式来经营、管理这些土地。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几千年来汉族历史上土地制度发展变化的大体轮廓。最初阶段，土地属于氏族公社公有；西周、春秋时期，土地属于周天子及各国诸侯和卿、大夫贵族阶级所私有；商鞅变法以后，土地可以买卖，土地私有制进一步确立，但历代国家政府或皇帝仍然保有大量土地。

（何兹全）

我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

战国时的孟子曾说过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制度是：“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据传统的解说，五十、七十和百亩一样，指的是亩数。“贡”，有一定的数量规定，无论五十亩每年的收成如何，都要交这一定的数给国家。“助”是助耕公田。七十亩的收成全归个人，但要抽出一部分时间去耕种国家的田，公田的收获全归国家。“彻”是将百亩的收获交纳出十分之一给国家。“贡”和“助”也大约是什一（十分之一）。

孟子的话可能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从远古以来，原始公社就有一种老习惯，它把土地划成平均大小相等的块分给公社成员去耕种，公社成员把收获的一部分，譬如说十分之一，交给公社做公用开支。进入阶级社会，有了国家以后，剥削阶级的国家可能就把这种老习惯继承下来，把原来公社的收入变成国家对农民的赋税。中国历史何时由原始公社进入阶级社会，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因此，至少夏代的“贡”，是否是赋税，还很难说。

春秋战国之际，土地私有制进一步确立。随着这种变化，赋税制度也跟着变化。田亩的租税分裂为田租和田税。田租是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田税是土地所有者向国家交纳的赋税。

战国时期，七国分立，赋税制度发展变化情况相当复杂，难以细说。到两汉时期，定型为一种租赋徭役制度。“租”是田税（当时仍称田租），战国时是十分之一，两汉时一般是三十税一。“赋”是人头税，有“算赋”，有“口赋”，成年人出“算赋”，小孩出“口赋”。徭役包括兵役和力役。兵役在兵制题目下再谈，这里只说力役。汉代人民，从二十一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要向政府出一个月的役，称作“更”。不能“践更”（出役）的，要出钱，称作“更赋”。

两汉的租赋徭役制到魏晋南北朝和隋时，变为“户调制”。户调制是赋税以户为单位，按户来征收的制度。户调征收的是布、帛、丝、麻。曹魏时，田租还在户调之外，是按亩征收的。晋以后，田租也合并在户调之内，都按户征收。以北魏孝文帝时的赋税为例：这时的均田户，一夫一妇（一个小家庭）每年向国家要交户调帛一匹，粟二石。另外，随乡土所出，还要交些丝、麻等物。户调之外，自然少不了还有力役负担。

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户调制度，唐初小有变动，出现了“租庸调制”。租庸调制基本上和户调制相同，不同的地方在于：①户调制是以户为征收单位，租庸调改为以丁为征收单位。②户调制时期，农民除交布帛丝麻和租物之外，还要出力役。租庸调制规定，力役可以折收“庸”。“庸”是实物，役一日折绢布三尺。

以户为征收单位的户调制和以丁为征收单位的租庸调制都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有了均田，才能假定农民每家耕地大小差不多，来按户或丁征税。

唐中叶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不能适应客观情况了，“两税法”出而代替租庸调。这是赋税制度的一大变化。

两税法的施行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内容是户税和地税，按每家资产多少来征收户税。按田亩多少征收地税。每年的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输不过六月（阴历，下同），秋输不过十一月。征收的税以钱为主。租庸调制正式被取消。

租庸调到两税法的主要变化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变化是：在租庸调制度下，丁无论贫富，田无论多少，都是按丁出租庸调。而两税法则资产多、田亩多的出租税多，资产少、田亩少的就出租税少。另一个变化是：租庸调是收实物，两税主要收钱。

从唐到宋，两税中依户征收的资产税逐渐分化出商税、间架（房屋）税，于是所谓资产也就逐渐集中于土地，所保留的仅是夏秋两征的形式，两税也就蜕变成为二税。二税一半收钱，一半收谷物。

赋税制度的又一次大变化，是在明朝后叶，即神宗万历九年（1581）。这一年，明朝政府实行了“一条鞭”新税法。“鞭”是“编”的意思。一条鞭法，就是把当时政府所征收的各种租税，以及按丁征收的劳役，统统编（归并）为一条，按地亩来征收。一概征收银。

一条鞭法实施一百三十多年后，到了清朝康熙、雍正年间（1711—1729左右）又出现“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在阶级社会中，赋税制度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停地变化。在实行两税法的时候，租庸调里所包括的劳役本来都归并到两税里去了的，但是不久，除两税之外，又有了丁役。一条鞭法实行后，本来是所有的税目都并而为一了的，之所以称作一条鞭也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并入一条鞭的丁银，不久又分离出来，因此到清初又来了个“摊丁入亩”。

赋税是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赋税制度的变化，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步。变化中的进步，有两点可以指出：一是课税单位从户、丁、地，逐渐集中到地；二是赋税形态由劳役、实物、货币，逐渐集中到货币。它反映了人身依附关系的逐步减轻。

（何兹全）

我国古代兵役制

我国古代的兵制，可以从周代讲起。商以前，大约还是部落兵，氏族部落成员都有当兵的义务。

周代的兵，基本上仍然是部落兵，只有周族的贵族、自由民（除奴隶以外的居民）才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周时是车战，车是战斗的核心。看《左传》的记载，我们知道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出兵，还是以“乘”为单位来计算军力大小的，比如说“七百乘”“五百乘”等，意思就是指七百辆战车、五百辆战车。国越大越强，车数越多。

周族以外被周征服的各族人，大约还不服兵役，他们没有当兵的权利。

战国时期，兵制起了变化。战国以前，只见有用马拉车、拉东西的记载，还没有看见有关人骑马的记载。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学会了匈奴人骑马打仗的技术，从此汉人历史上才开始有了骑兵。同时由于这时士兵的来源扩大，以前不服兵役的人，现在也服兵役了，步兵的地位显得日渐重要起来。由于骑兵的出现、步兵的增多，那种呆笨的车战方法逐渐被淘汰。骑兵、步兵逐渐成为主要的兵种。春秋时期，两国交战，出车多不过数百乘，若是超过千乘以上，那就要算很大的战争了；可是到战国时，参战双方动不动一来就是步骑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这是以车战为主的春秋时代的人很难想象的。这个事实，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作战方法的巨大变革。

经过战国时期的酝酿和发展，到秦汉统一国家时期，便出现了全国规模的“征兵制”。

就汉代来说，年满二十一岁到五十六岁的男子，每人一生都要服两年的兵役。一年在地方上，一年在京师或者在边疆。汉代守卫京师的兵，称为“南北军”；“南军”守卫宫廷，“北军”守卫京城。地方兵有“楼船”（水兵，多在江南）、“材官”（步兵，多在关东，即函谷关以东）和“骑士”（骑兵，多在北方边郡）的分别。汉代的兵役，不分贵贱，只要是编入户口册籍的人，都要负担。

魏晋时期出现了“世兵制”。

“世兵”就是世代为兵，父亲是兵，儿子就一定做兵。这种世兵制，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这时期，兵民是分离的。民有民的户籍，民户归郡县管理；兵有兵籍，兵家称作“士家”“军户”，士家、军户受军府管理。兵的身份是低的，必须经过放免，才能取得普通人的身份。

南北朝后期，在北朝又出现了“府兵制”。

北魏拓跋氏是鲜卑人，统一北中国时，还处在氏族部落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拓跋部落联盟的成员，都有当兵的义务。北朝前期，北方的汉人一般不服兵役，只有拓跋鲜卑的部落兵。

北朝后期，北方分裂为东魏、西魏。西魏地居关中，地方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比较少，力量较弱。西魏执掌政权的宇文泰一方面吸收汉人为兵，另一方面仍采取鲜卑人的部落兵形式，创置了府兵制。

从创置（西魏时）到破坏（唐中叶），府兵制前后维持了二百多年的时间。但这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西魏北周时，府兵制的部落形式很明显，有六个“柱国”率领全部军队，“柱国”就好像部落的酋长，其部下都得改从“柱国”之姓。府兵不属于郡县管辖，和民籍是分开的；他们只管打仗，不负担其他赋税的义务。唐时，全国置有六百多个府，关中即占二百六十多个。设府的地方，人民有当府兵的义务；不设府的地方，人民不服兵役。

到唐中叶以后，募兵制逐渐成为主要的兵制形式。

作为其他兵制的补充，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募兵制。汉武帝时期、东汉时期、南北朝时期，都有过募兵。募兵成为主要的兵制，是在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宋朝时候，统治者把招兵看成缓和阶级矛盾的妙法，养兵数目不断增加，宋仁宗时候，有兵一百二十多万人，其中禁军（中央军）就有八十多万人。

募兵是兵民分离的纯粹职业兵。

到了明朝，又有“卫所制”。军队组织有“卫”“所”两级。一卫兵士有五千六百人，卫有指挥使。卫下有千户所，千户所下有百户所。小据点设所，大据点设卫。初设卫、所时，兵士来源，除明初现有的军队以外，以后主要是从人民中抽调来的。明朝卫、所的军人是世袭的，兵士有特殊的社会身份，称作“军户”。军户一般都参加屯田，军队的给养就由屯田来解决。卫所制有些像世兵制，又有些像府兵制。

清初的兵制是“八旗”兵。最初，一“旗”就是一个部落，八旗就是满族的部落联盟。八旗兵就是满族的部落兵。八旗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时逐步建立起来的。八旗的基层组织是“牛录”，一牛录为三百人。牛录之上有“甲喇”，甲喇之上有“固山”，固山即“旗”。牛录、甲喇、固山之长称“额真”，实即各级的大小酋长。随着满族的阶级分化，部落进入国家，八旗兵也就成为王公贵族的兵了。

清军入关后又有“绿营兵”，绿营兵是以汉人为基础组成的军队。

（何兹全）

世卿政治 官僚政治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政治上最高的统治者是周王，以下有各国诸侯，再下便是卿、大夫。他们之中人数最多的是卿、大夫阶层。卿、大夫有世代传袭的固定封土——“采邑”，又有固定的政治权力；他们在自己的“采邑”内聚族而居，可以筑城、设置军队，有家臣管理政事；他们还凭借着贵族的身份，世世代代地做官或执掌国政。这样的情况就叫世卿政治。

官僚政治是伴随着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它发生于战国，形成于秦，在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在继续不断地发展与加强。我们从世卿政治与官僚政治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官僚政治主要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世卿政治下的卿、大夫都是贵族世袭的，不是贵族出身的人是不能做卿、大夫的。官僚政治下负实际行政责任的大小官吏，一般是不世袭的，也不一定是贵族，都由皇帝任命或由皇帝任命的官吏指派，皇帝对官吏可以随时任用、罢免和调迁。当然被任用的人都是地主贵族阶级出身的人或他们的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出身的人很少有可能被任命当官的。

第二，官僚政治是用俸禄来代替世卿政治的“采邑”的，也就是说，依照官吏的地位和职务给予他们定量的谷物或货币，不再封给他们以“采邑”。

世卿政治表示国君权力的分裂，官僚政治显示皇帝权力的加强。皇帝对人民的统治，是一定要通过官僚系统来进行的。

（杨钊）

从秦汉到明清的中央官制

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确定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建立了比较严密的官制。就中央官制来说，秦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职。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一方面负责管理皇帝的秘书工作，另一方面负责监察百官。此外还有“九卿”，职掌的大多是皇帝宫廷的私务。

西汉初年基本上仿照秦制。自汉武帝时起，皇帝常常通过内廷管理文书的“尚书署”亲自裁决政务，这就使丞相和御史大夫的职权逐渐缩减。随后，尚书署改为尚书台，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原来的丞相、御史大夫、太尉逐渐改名为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合称“三公”。原御史大夫的属官“中丞”保留下来专司监察，以后称为“御史台”，中国历史上专职的监察机构，从此正式建立起来。到了东汉，正式发号施令的是尚书台，长官称尚书仆射（yè）。三公的权力更为削弱，只能办一些例行公事了。

东汉末，曹操为了掌握大权，自任丞相，并一度恢复御史大夫等官职。曹丕称帝后，感到东汉的尚书台权力太大，另设中书省，首长称为中书监、中书令，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府。至于尚书台，则已成为执行机构，事务日益繁忙，开始分曹（分职治事的官署为“曹”）治事，设侍郎、郎中等官，综理各曹工作。这时，“三公”基本上成了功勋大臣的虚衔。

晋代将汉代的侍中寺改为门下省，作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长官为侍中。侍中在秦汉时侍从皇帝左右，出入宫廷，应对顾问，并常代表皇帝与公卿辩论朝政，地位虽不高，因能接近皇帝，故显得很重要。到南北朝时，凡属重要政令，皇帝每每征取侍中的意见，这就使门下省也开始成为参与国家大政的部门了。

隋唐时期，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南北朝时由尚书台改称）同为国家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政务，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同列宰相地位。与此同时，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整，分工较明确，可以看作是封建社会已经发展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

从隋唐至明清，六部制大体相沿，但是原来分立的三省到唐太宗以后却逐渐起了变化。由于唐太宗未做皇帝前曾当过尚书令，他做皇帝后，这个职务就空着不再授人。尚书省的长官，就只设左、右仆射；但不久左、右仆射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不能再参决大政了。唐高宗时，常用别的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名义参与朝政，执行宰相职务，中书令、侍中就不常设了。执行宰相职务的官员们常在“政事堂”商讨和办理国政。政事堂初设在门下省，后移中书省，改称“中书门下”。这样，政事堂就成了实际上的宰相府。五代除沿用唐制以外，又有枢密院（管理军事机密、边防、军马等事务）参与大政，首长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北宋以中书门下省为政事堂，简称中书，和枢密院分掌政务、军事，号称“二府”。元代中枢大政统一于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往往以太子充任，其次为左右丞相，下统诸部。此外，又在地方设行中书省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因此，元代中书省的职权很重，至于枢密院，则大体上与宋相似。

明初废中书省，不设丞相，由皇帝直接处理国政，指挥六部。皇帝专制一切，由翰林院等机关选调几个官员，加以殿阁大学士的名义备顾问，办文墨。成祖时，选派大学士入午门内的文渊阁办公，参与机务，称为“内阁”。不过他们官位并不高，权势也还小。仁宗以后，内阁专任批答奏章，草拟诏令，品级渐高，权力渐增，极易假借皇帝的专制威力行事，号为“辅臣”，实际权势竟比历代的宰相还大。

清初仍然设置内阁，有三殿（保和、文华、武英）、三阁（体仁、文渊、东阁）大学士，但国家大政的决策机构是由满族最高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职权低落。到了雍正年间，又另设置军机处，由满汉大臣任军机大臣，其下为军机处行走、学习行走等。军机处设于内廷，秉承皇帝意旨处理军国要务、官员任免和重要奏章。发布命令时，直接用军机大臣名义发出，称为“廷寄”。各地奏章也由军机处直达皇帝，不再经由内阁，于是内阁只办例行公事，内阁大学士也变得有点类似位尊而不重要的“三公”了。军机大臣由于亲近皇帝，综揽一切，名实俱重，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专制集权中央官制的最高发展。

（陈继珉）

从秦汉到明清的地方官制

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地方官制，也基本上是从秦朝统一后奠定下来的。

秦划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郡辖若干县，是二级制。郡置“守”，是行政长官；置“尉”，掌军事；置“监御史”（简称“监”），掌监察。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为行政长官；县有“尉”，掌治安；有“丞”，辅佐县令或县长管理仓储、刑狱和文书。郡、县的行政长官都由皇帝直接任免，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精神。

汉初承秦制，只改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诸侯王国，官制略如中央。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又称为部），每州设一刺史，奉皇帝诏巡察郡、国。到了汉成帝时，曾改刺史为州牧，以后或者仍然叫作刺史，或者再改称为州牧。但这时刺史或州牧只是监察官，官阶低于郡守；州（部）也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东汉末年，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形同最高地方政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政权基本上划分为州、郡、县三级。州的长官或称州牧或称刺史，主民政；县的长官一律改称为令。那时，有些外州刺史往往被加上“使持节都督某州军事”或“假持节都督某州军事”的头衔，并加号“将军”，权势很大。

隋取消郡，只存州县。隋末改州为郡，唐又改郡为州，都是两级制。唐又置十个监察区叫“道”，每道派高级京官一人，先后称黜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掌监察州、县官吏事，有权罢免或提升地方官吏。此外，隋唐时还合若干州为一军区，长官在隋称总管，在唐称都督。后来唐在边境军区置节度使，都带京官和御史大夫衔，集数州以至十余州的军政、民政、财政和监察诸权于一身，权势很大。“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势力扩大，割据独立，世称为“藩镇”。

宋代削藩镇，集权中央，节度使成为空衔，因地置不同名称的州、府、军、监，都有属县，仍然是二级制。州县政务都由中央另派京官带原衔出任，称“知某州军州事”（“州”指民政，“军”指地方军队）、“知某县事”，简称“知州”“知县”。宋在两级行政机构外，又设立称为“路”的监察区。路有都转运使，负责监察吏治和收纳地方上缴中央的赋税；有提点刑狱，稽考一路的民刑案件；有提举司，长官称“提举某路常平公事”，管仓储和茶盐专卖；此外有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掌一路的地方军事，按例都以当路的知州或知府充任，实为一路的军政长官。宋代一路设官分职很多，目的主要是为了分散权力，避免地方割据。

元代设州和县。州上有“道”，一种道是掌军政民政的宣慰使司，一种道是掌稽查司法的肃政廉访司，基本上可以看作一级行政机构。道之上有行中书省，作为中央中书省的派出机构，权力很大。这样，元代的地方官制就形成省、道、州、县四级制。

明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长官为布政使，掌民政和财政。此外，省级地方官署有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刑狱和军事，与承宣布政使司合称“三司”。下有府或直隶州，长官为知府或知州；再下为县或州（散州），长官为知县或知州。这就正式形成地方政权的省、府（或直隶州）、县（或散州）三级制。省府之间有“道”，道员由布政使僚属参政、参议分理各道钱谷的称“分守道”；由按察使的佐官副使、佥（qiān）事分理各道司法事务的称“分巡道”，是一种监察性的小区。

明代由中央派监察御史到地方执行监察职权，称“巡按某处监察御史”，简称“巡按”。后来有“巡抚”。巡区有的为一省，有的为几省的边区，使原来的布政使和提刑按察使几乎成为属员。再后来，为了军事目的，地方上又有总督的设立，往往加衔兵部尚书或兵部侍郎以及都御史等名号。自从有了总督，巡抚又渐成为副手，有些地方甚至不设巡抚了。

清代的府州县制与明略同。清在一些情况特殊的地方，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厅”。厅的行政级和州相似，有直隶厅和散厅，但直隶厅很少辖有属县。府以上的道依然保留，并成为一级行政机构，道员也成为专设实官。省级则由总督或巡抚综理军民要政，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布政使名义仍然保留，但已成为总督或巡抚的属员，专管税收、民政，称为藩台；按察使管司法，称为臬台。巡抚辖一省，总督辖一省或二三省。这就构成省、道、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的四级地方官制，甚至有五级的趋势了。

总的说来，秦汉至明清地方官制的郡（州）县二级变动不大。地方最高政权的名称、组织、职掌等，则历代很不相同，这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矛盾的具体表现。

（陈继珉）

古代选拔制度

在我国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国家选拔官吏，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春秋以前，是贵族世卿政治，做卿、大夫的都是世袭的贵族。

战国时，世卿政治逐渐遭到破坏；也就是说，贵族照例做卿、大夫的世袭制度，逐渐被打破。这个变化是这样来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机构和行政区域的扩大，也由于贵族们的养尊处优渐渐失去管理政治的能力，贵族卿、大夫的职务逐渐由他们手下的陪臣来执行，地方行政也多由他们的家臣来担任。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调解他们的内部矛盾，更好地加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就逐渐打破了各级官吏的世袭制度，而采用选拔制度。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中把这个变化比较彻底地固定了下来。从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吏，都由国王从他认为有才能的人中选拔、任用。

秦朝以后，国家选拔官吏的办法，各时代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两汉时期。这时期国家选拔官吏的办法，主要的是“察举”和“征辟”。在皇帝的命令下，中央政府的大官和地方政府的长官，都可以把他们认为有才能、有品德的人推荐给政府。这些被推荐的人，依他们的才能、品德，有“孝悌”“力田”“秀才”“贤良”“方正”等名称。后来地方推举渐渐制度化，各郡依照人口多少按比例推举不同数目的人，有一定规定。这种推举人才的办法，称为“察举”。“除察举”之外，皇帝和中央公卿大臣还可以特别“征”“辟”有特殊名望和才能的人来做官。由皇帝提名的称为“征”，由公卿大臣提名的称为“辟”。这种选拔人才的办法，称为“征辟”。

从汉武帝起，国家设有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博士官，博士官都有弟子，博士弟子经过考试及格，也可以做官。

另外，官吏子弟，可以依靠父亲的功勋，荫庇为“郎”（官名）；富家子弟，还可以用钱补官。

2.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期国家选拔官吏的办法，是所谓“九品中正”制。“中正”是官名，州郡设有大中正，县有小中正。做这些大小中正的都是各地方在中央政府做大官的人。“九品”是区分被评选人的等级，共分上中下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故称“九品”。根据中正官的品评，来作为任用官吏的标准，这种制度在历史上就被称为“九品中正”制。这些大小中正们，定期把本地的人加上评语，评定等级，推荐给政府。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豪族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势力。在政府做官的多是世家豪族，做各地大小中正的也都是世家豪族，他们所推荐的人，能够被列为上品的自然也都是世家豪族。在晋时，已经出现了这样一句流行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所以，这时期“九品中正”制只起了为世家豪族阶层服务和巩固世家豪族政治地位的作用，实际上并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参与政事。

3.隋唐至明清时期。这时期国家选拔官吏的办法，主要的是科举制。科举制是隋朝时候创立的，唐初制度更加完备。唐代取人有三种：主要的是“乡贡”，由州县保送，所以唐代科举也称“贡举”。除乡贡之外，还有“生徒”和“制举”。生徒是由学校保送的，制举是皇帝特开制科考试以选拔“非常之才”的。参加贡举的士子，先向州县报名，州县检查合格后，由州贡于中央，称为“贡士”或“举人”。到京后，要分科考试。唐代以“明经”“进士”两科考的人最多。进士考试严格，武则天以后，特别重文词，所以科举中又以考进士为荣。

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是由于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结果。门阀世族衰落，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主阶层兴起，豪门世族在政治上独占优势的地位已经动摇，“九品中正”制也跟着倒台。在这种情况下，靠考试成绩、不靠门第的科举制度才应时而起。“九品中正”制是以门第取人，取人的大权掌握在大小中正手里，科举制是以学业取人，取人的大权掌握在皇帝手里。隋唐统一全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在不断扩大、发展，科举制就是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清朝末年，才为新式学堂所代替。

科举制度一方面是统治者选拔官吏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也是封建专制政府牢笼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书呆子的一种手段。科举的办法越往后越繁琐，到明清时，规定考试要用所谓“八股文”，考生只能按一定规格来写文章，不准有丝毫发挥自己意见的余地，以致一切聪明才能均被束缚。唐太宗有一句话最足以说明科举制的这种作用：有一次唐太宗在宫门楼上，看见新进士们正低头哈腰、小心规矩地排着队走出来，便高兴忘形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gòu）中矣！（天下英雄尽入我的圈套了！）”（何兹全）

科举制度

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隋文帝开皇七年（587），设立“秀才科”，叫各州每年选送三人，其中考取优秀的为秀才；隋炀帝时又建立“进士科”。这就是我国科举考试的开端。唐朝考试科目增加，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科（以后其他科目仅存空名，只有“进士科”成为科举制度的唯一科目）；考试方法有“帖经”（只露出经书内容的某行，把上下文默填出来）、口试、诗赋等（其中诗文较重要，这和唐代诗歌盛行有关系）。武则天考阅武艺，又开始了武举。宋朝实行弥封卷；王安石时，停止诗赋，改考经义，叫考生各选《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论语》《孟子》。元朝规定，“四书”以朱熹的章句集注为主，从此考生答卷时就不能随便发挥了。到了明清时代，对考生的束缚更为严紧，命题专用“五经”“四书”的内容，答卷必须用古人的语气说话，连文章的写法也有一定的规格，字数也有一定的限制，这就是所谓“八股文”。

科举制度从隋开始，中间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

明清两代，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有秀才、举人、进士、状元、榜眼、探花、翰林等称呼，根据对这些称呼的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时期科举制度的大致轮廓。

原来，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和“会试”“殿试”等几级。

院试以前，还要经过两道考试：即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县试及格的考府试，府试及格的才有资格参加上一级的院试。

院试由清政府中央任命的提督学政（简称“学政”、俗称“学台”）主持，分“岁试”和“科试”两种。岁试的目的是考试“童生”（一般通例，凡应考者均称“童生”）的学业，又称“岁考”。童生经院试考试及格，即取得入学资格（俗称“进学”），称为“附学生员”（俗称“秀才”）。科试的目的是在选送已入学的优等士子参加乡试，又称“科考”。院试在府城或直隶州的治所举行。

比院试高一级的考试叫乡试。乡试在南京、北京和各省城举行。乡试三年一考，在子、午、卯、酉年（也有因皇帝生日、登极等庆典加试的，叫“恩科”），叫作“大比之年”。考期在农历八月，故又称“秋闱（wéi，‘闱’是考场的意思）”。乡试的主持者称“主考”，主考有正有副，正副主考都由皇帝任命。乡试录取的叫“举人”，俗称“孝廉”。乡试考第一的叫作“解元”。

比乡试再高一级的考试叫会试，在乡试的次年（丑、未、辰、戌年）春天（初定为阴历二月，后改为三月）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地点在北京，由礼部主持，也称“礼闱”。参加会试的是各省的举人，考中的叫“贡士”（考第一的称“会元”）。贡士再经过复试（一般不会有落第的），就可参加殿试。

殿试（也叫“廷试”）是在会试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次考试。考期定在农历四月，在太和殿举行，考一场。殿试成绩分三甲：一甲取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叫“状元”（也叫“殿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取若干人，赐进士出身，其中第一名叫“传胪（lú）”。三甲取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举人经过会试及殿试及格的都叫“进士”。读书人考到进士就算考到了头。

殿试揭晓时，在太和殿唱名，同时在长安街张挂榜文三天，“榜”用黄裱纸制成，称金榜。唱名后，一甲三人出午门（其余的进士由别门出宫），插花披红，在鼓乐仪仗和彩旗护拥下，骑马游街，然后回到住所。第二天，皇帝赐给新进士宴席，俗称“琼林宴”。黄梅戏《女驸马》里有一段唱词说：“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指的就是这些。

为了授给新进士官职，殿试后，还有一次“朝考”，按朝考的成绩，结合殿试及复试的名次，然后由皇帝决定分别授予何种官职。一甲三名在殿试后立即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甲、三甲经朝考后，有的做翰林院的庶吉士，有的做主事、中书等京官，有的做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凡进士经过朝考授予庶吉士官的，均称“翰林”。

（王克骏）

三教 九流

“三教”的说法起自三国时代，它指的是儒、释、道三种教派。

本来，以孔子为创始人，后来又经孟子加以发扬的儒家学说，只是一种学术流派，并不是一种宗教。不过，从汉朝时候起，崇尚儒家的人，为了抬高孔子的地位，把儒家学说渲染得像宗教一样，并且在祭孔的大典中，大量地加入了宗教的仪式，因此，到了三国时代，就有人把儒家学派当作一种宗教来看待了。

释教是指释迦牟尼创设的佛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大约在汉朝时候传入中国。到三国时，信仰的人已经相当多，人们便把它和产生在中国的儒教、道教相提并论，成为儒、释、道三教。

道教是东汉时候创立的一种宗教，最初称“太平青领道”。其中有一派叫作五斗米教（天师道），创始人是张道陵（道教中所称的张天师）；另一派叫作太平道，可能也是太平青领道的一派，创始人就是领导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张角。信道教的人讲究炼丹修道，寻找长生不死之法，这是和佛教的出世思想最大的不同点。道教的教义原来并不含有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意图，但是道教的组织却常被农民阶级利用来作为联络群众发动起义的工具。在唐朝，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道教曾盛极一时。

“九流”的名称要比“三教”的名称出现得早些，在《汉书·艺文志》里，就已经有了这个名词。它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互相争鸣的儒、墨、道、名、法、杂、农、阴阳、纵横九种学术流派。

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诸子百家》一题中已经介绍过，不再重复。这里我们只简略谈谈杂、农、纵横三家。

杂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末年的秦相吕不韦。吕不韦门下有宾客三千，他集中众宾客的智慧，在秦王嬴政（就是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即位八年后编出了一部有名的大书——《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共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这部书兼收并蓄了流行的各派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大体上讲，对于儒家和道家主要是采取尽量摄取的态度，对于墨家和法家则主要是采取批判的态度。它主张遵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重视道家的养身之道，反对墨家的“非乐”“非攻”和法家的严刑峻罚。它宣传统一的思想，鼓吹儒家的“禅让”之说。

农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许行。《吕氏春秋》卷第二十六中有《上农》《任地》《辩土》诸篇，也可看作是农家学说的一部分。农家学派讲究农业生产技术，对于总结我国古代的农业经验，曾有过一定的贡献。

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有苏秦和张仪。他们讲究纵横捭阖（bǎi hé，分化或拉拢）的手段，或者辅助各国君主联强攻弱，或者辅助各国君主抑强扶弱。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的策略可以随时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随时改变。他们都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外交活动家。在《战国策》一书里，收录了不少纵横家游说各国的说词；这些说词，反映了这一学派在当时的活跃情况。

（朱仲玉）

我国古代主要的农作物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已开始种植各种作物。甲骨文中有禾、黍、稷、稻等字，后来在先秦古籍中又有了“五谷”“百谷”等说法。

所谓“五谷”“百谷”等究竟指的是哪些作物？这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前人对此有过种种不同说法，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最古的记载有关农业的书，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吕氏春秋》，其中讲到了禾、黍、稻、麻、菽（shū，豆类）、麦。这是先秦时期我国人民种植的几种最主要的作物。汉代的《氾（fàn）胜之书》以及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面所讲到的各种作物，主要的仍然是这六种。从古代农书中的具体描写可以断定，禾就是现代人平常所说的“谷子”（粟），它的粒实叫“小米”。那时，谷子是黄河流域广大人民的主要食粮；黍是酿酒的主要原料；麦和稻是供给贵族们食用的；豆类对缺少肉食的广大人民来说，是极好的副食品；麻则是一般人衣着的主要原料。由此看来，这六种作物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代种植对象的主体，绝不是偶然的。

谷原是各种谷类的统称，它的品种很多。先秦时期，稷被视为谷物的代表，它和象征土地的“社”合起来称为“社稷”，成为国家的代称。稷在今天北方许多地区俗称为“穈（méi）子”，在西北和长城内外一带种植特别普遍；这种作物能耐旱保收，生长期较短是它的优点。据《齐民要术》上说，当时一般人把稷认作谷子，那可能是由于当时（南北朝时）长城以北的人大量移居中原，仍然保持了种稷的习惯；而黄河流域的人民长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也乐于跟着种植这种比较保收、早收的作物，因此便笼统地把稷叫成了谷子。不过稷的食用价值究竟抵不上谷子，故后来种植谷子的人比种植稷的人还是要多得多。至于黍，单产本不是很高，作为经常性主食又不大适宜，又由于以后做酒的原料品种增多了，它的种植面积也就相对地减小了。清朝吴其濬（jùn）在他的《植物名实图考》里面说，“大凡北方之谷，种粱者什七，种黍者什二，种穄（jì）者什或不得一焉。”“粱”就是谷子，“穄”就是稷（穈子）；这里说的这三种作物的播种比例，的确是很长时期内北方的基本情况。

稻在古代也有好多种，古书上也有种种不同的名称。水稻的栽培是离不开水的，随着我国人民对江南的开发，三国以后，在水源充足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水稻的种植得到了飞速发展。水稻本是高产作物，再加上一年两熟以至三熟，所以它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成了南方人民的主要食粮。大约自五代以后，水稻的生产在全国所占的地位，逐渐超过了谷子而跃居首位。此点只要从历代漕（cáo，利用水道转运粮食）粮北运的发展情况就可看出。宋朝以后，长江流域几乎成为唯一提供漕粮的地区，就是很好的证明。而所谓漕粮，指的也几乎完全就是稻米。“苏湖熟，天下足”或“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类谚语，便是这样流行起来的。就全国范围而言，种植水稻的地区同时也就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样说丝毫也没有夸大的地方。

古人把大麦叫作“牟”，小麦叫作“来”。后者种得更多，尤其是冬小麦，古书上称为“宿麦”，一直是受到重视的。麦的产区主要在北方，播种面积比不上谷子。长城内外一带因为气候关系，向来只种春小麦。西北和西南山区的人多栽种“青稞”，那是一种春性裸大麦品种。

豆类作物的品种也非常多，主要是供人食用。农民们把豆类制成各种副食品，其中最普通的一种是豆腐。

我国虽然很早就知道了养蚕缫丝，但是广大人民穿着的原料最初主要还是麻。直到元明时期，棉花的种植逐渐推广，才代替了麻的地位。只有苎（zhù）麻，因为是织造夏布的重要原料，所以在南方种得还不少。

现在北方农民仍然喜欢种高粱，这种作物在古代叫作“蜀黍”或“蜀秫（shú）”，南方人叫它“芦穄”。它的种植开始得比较晚，《齐民要术》里面所说的“秫”，似乎并不是指它。普遍种植高粱大约是在唐代以后。这种作物不择地，不太需要施肥，抗旱、抗涝的能力较强，特别是它的高大的植株不但可以作为薪柴，而且又可充作农村的建筑材料和制造各种用具的原料，秫米还可酿酒，因为这个缘故，它能成为一般农家常年生产计划中几乎不可缺少的栽培对象。

玉蜀黍是16世纪中叶从国外引种进来的，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大约最初只种在瘠薄的田里或山坡上，没有能显示出它的高产优点来。过了大约两个世纪，到了清代中期，才开始被推广起来。从那时起，它就成为干旱地区最主要的种植对象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夺取了谷子的播种地域。

我国古代原来也有芋、山药等薯类作物，只是都不占重要位置。甘薯是在明朝末期从海外传进来的，比玉蜀黍还要晚些。

（王毓瑚）

四大发明

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

纸出现以前，人们记事时，就把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或竹片、木板上，可是这些东西太笨重，既不便于阅读，更不便于携带。后来就有人把文字写在丝帛上，但是丝帛价钱太高，一般人用不起。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劳动人民终于发明了书写文字最方便的材料——纸。提到纸，过去有许多人认为是东汉时蔡伦发明的，其实，在西汉年间就已经有了麻纸和絮纸。麻纸是用麻类纤维制造的，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西汉前期的坟墓里发现了这种纸的残片，这可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纸了。絮纸是用制作丝绵时的副产品丝絮制造的，制造丝绵的时候，先把煮过的蚕茧放到竹席上，浸到水里去，然后把蚕茧捣烂，其中完整的部分拿出来就是丝绵，破碎的部分，则紧紧地粘在竹席上，形成一层薄片，把它晒干，取下来就可以在上面写字，人们把这种薄片叫作絮纸。不过这两种纸的产量都很少，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东汉和帝时，曾经领导工匠们为皇帝制造过各种器械的蔡伦，总结了前人造纸的经验，在105年，以树皮、麻头、破布、渔网为原料造纸。这些原料都容易找到，价钱也很低廉，造纸过程比以前更为简便，能够大量生产。蔡伦所创造的造纸方法得到了普遍推广。后来人们又进一步用竹子、芦苇、稻草、木材等植物的纤维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纸，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纸的发明和改进，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时候，书籍都是人们一个字、一个字抄写的。抄书不仅速度慢，而且容易出错，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在唐朝前期，人们根据拓碑和印章的道理，创造了“雕版印刷”的方法：先在木板上刻出反体字，然后在上面涂墨，再把纸铺在上面轻轻按压，这样木板上的字就印在纸上了。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朝咸通九年（868）刻印的一卷《金刚经》，这卷《金刚经》长达一丈六尺，上面不仅有字，而且有图，刻印得非常精美。这说明，到唐朝后期，我国雕版印刷的技术已经达到很纯熟的程度了。雕版印刷比抄书要快得多，可是如果要印一部字数很多的书，仍然要花费很多时间，使用很多材料才能刻出一套板，而且只能印一种书，再印别的书还得重新刻板。北宋仁宗时候（1023—1063），富有创造精神的毕昇，经过苦心钻研，发明了一种新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他用很细的黏土，做成许多方形小泥块，晒干以后，在每个小泥块上刻上一个反体字，然后用火烧硬，这就是“活字”。印书的时候，根据书籍内容的需要，把活字一行一行地排列起来，用蜡和竹松等东西，把排好的活字牢牢地粘在铁板上，这就做成了“活字版”，这个活字版就同雕版一样，可以用来印书了。印刷完毕，再把活字拆开保存起来，以备下次再排印其他书籍的时候使用。活字印刷术的推行，大大地节省了用在刻板上的时间和材料，提高了书籍的生产速度。后来，活字的材料逐步改进，由泥活字发展到木活字、铜活字，近代又通行铅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指南针是利用磁石的指极性制成的。据古书记载，我国人民在战国时代就发现了磁石的指极性，并且把天然磁石琢磨成勺状的“司南”，放在特制的“地盘”上，使它自由转动，用勺把来指示南方。这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但是，天然磁石容易丧失磁性，勺状的司南指示方向也不够准确。北宋时候，有人发明了人工磁铁，它和磁石一样具有指极的性能。最初，人们把人工磁铁片做成鱼的形状，使它漂在水面，鱼头就会自动地向着南方；后来又经过许多人的不断改进，把磁铁片做成针的样子，在它的中腰顶上一根小针，使它能够灵活地旋转，以便测定南北，这就成了指南针。指南针发明以后，被利用在航海上，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宋朝的航船东到朝鲜、日本，南到南洋各地，并且与西亚、东亚许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这是与指南针的发明和使用分不开的。

在唐朝初年，我国人民就发明了火药。古时候，有些人到深山里去，打算利用各种矿物和植物配合起来烧炼“仙丹”和金银，这些人被称为“炼丹家”。炼丹家在制药过程中发现：按照一定比例配合起来的硫磺、硝石和木炭，具有容易燃烧和容易爆炸的性质，烧炼时稍不小心，就会发生强烈的爆炸，发生熊熊的大火。因此，人们把这种容易着火的药，叫作“火药”。火药就这样被人制造出来了。唐朝末年，军事家开始把火药运用在战争中。宋朝时候，火药的制造有了进一步发展，火药的威力更加增强。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先后传入欧洲和世界各地，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宋生）

弓箭 弩

在我国古籍记载里，认为弓箭是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发明的。其实这一发明比黄帝时代要久远得多，至少在中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使用弓箭了。

在我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各种各样制工精致的箭镞（zú，箭头），而且数量也很多。这些箭镞有用石材磨制的，有用兽骨或蚌壳磨成的。

箭镞的形式不一：有扁平柳叶形的，有三棱尖锥形的，也有四棱形的，有的镞尾带铤（dìng，箭头装入箭杆的部分），有的具有双翼。另外，在代表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还有一些极为精致的小石镞，一般长不过两厘米左右，都是用质地坚硬、色泽优美的石髓、玛瑙、碧玉等矽（xī）石类石材制成，颜色有红、黄、灰褐、绿、乳白等多种，还有半透明的，显得非常漂亮。以上这些发现，证明了新石器时代弓箭的运用已极为普遍。

弓箭的发明和使用，有很大的意义：它使狩猎的效果大为增加，给食物的获得，带来了一定的保证。

弓箭是一种利用弹力由弓、弦和箭组合而成的较复杂工具。拉开弓弦，使弓弯曲变形，把所施加的力储存进去；再放开弓弦，给弓以恢复原状的机会，于是它就把储存的力放了出去，这样便产生了动能。利用这一动能，就能把扣在弦上的箭弹射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因此，有人认为弓箭的使用，是人类懂得利用通过机械储存起来的能量的第一个事例。

到了商代，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大量使用青铜箭镞，这种箭镞常是一种有脊带双翼的形式。以后，铜镞逐渐改进，杀伤力更强了。到战国时，铜镞的种类虽然很多，最主要的则是一种圆脊三翼的形式，三刃都很锋利，往往在镞尾带有长铤。战国末期，铁兵器出现，但因镞的体积小，不容易锻造，所以还是大量使用青铜镞，不过箭铤改为铁铸。汉代以后，铁镞的使用才日益广泛。到南北朝以后，就再也看不到用铜来做箭镞了。

造弓，很讲究取材，既要坚韧，又要有弹力。据《考工记》记载，有七种材料可以做良弓，以柘（zhè）树木做的弓为上品，其次是檍（yì）木、檿（yǎn）桑木、橘木等。后来做弓多用桦木，《武经总要》里就有“黄桦弓”“白桦弓”等名目。

弩（nǔ）的原理和弓相同，只是力量更强，发射更远。我国大约在战国时，就已经发明了弩。

弩在发射时，是先把弦张在扳机上，射时扣压扳机，弦发箭出；这样弦在扳机上可以有一定时间，能够从容瞄准，射得更准。还有，弓只能用一个人两膀的拉力，弩则可以用脚蹬等办法，储入更多的弹力，不但射得很远，而且力量也很大，甚至还可以同时射出数目较多的箭。

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得知汉代边境防守用的兵器中，以弓、弩为主，尤以弩的使用更为普遍。当时最常用的叫“具弩”，射力有八种不同的强度，其中以六石弩最常见，大约可射二百六十米，约合半华里。

到了宋代，又使用一种威力强大的“神臂弓”，实际也是一种弩。在曾公亮《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一些威力极大的“床子弩”，有“双弓床弩”“小合蝉弩”“三弓床弩”等。这种“床弩”，是用几张弓组合起来用绞车拉弦的，每一弩要用五人、七人到十余人拉。最强大的“三弓床弩”，又名“八牛弩”，要用七十人到上百人才能张开；所用的箭，是木杆铁羽，和枪一样粗大。在攻城时，用这种箭按高低依次射入城墙上，进攻的战士可以踏着露出的箭杆爬上城去，故又称之为“踏橛（jué）箭”。这种弩又可以在弦上安铁斗，斗内放几十枝箭。这样绞发一次，就可以射中几十个敌人，威力很大。

（杨泓）

养蚕缫丝

养蚕缫丝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创造之一。

历来，人们都把养蚕缫丝的发明归功于传说中的黄帝的妃子嫘（léi）祖。历代相传，说她曾经劝导人们种桑、养蚕，教会人们缫丝、织帛和制作衣裳。后来人们感激她，奉她为“先蚕”。实际上，养蚕缫丝和历史上其他许多重大发明一样，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的。

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半个茧壳。据研究，这个茧壳埋藏在坑的底部，那里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不会是后来放入的；茧壳的断面极其平直，不像是自然破损，显然是经过人工割裂的。由此可见，我们祖先至少在四千多年以前，就懂得采集蚕茧来抽丝了。不过，那时究竟是利用野蚕茧抽丝还是利用家蚕茧抽丝？现在一时还难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在殷商时候的甲骨文里，已有“桑”“蚕”“丝”“帛”等字。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其中还有一块把“桑”“蚕”二字合刻在一起的甲骨片；“桑”字的字形好像用手摘桑叶的样子，“蚕”字的字形好像虫蠕动的形状。桑、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采桑是为了养蚕。这时，野蚕已变成家蚕，应该是无疑问的了。

随着养蚕缫丝技术的进步，我们祖先利用蚕丝制造出了各式各样的丝织品。现在能看到的最古老的丝织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殷墟武官村大墓和大司空村大墓发掘出来的殷商绢帛和它的残迹。这块绢帛虽然经过长期埋藏已经褪了色，但是它那细致匀称的纹理，却显示了当时丝织技术的一定水平。

周朝时，桑树的种植非常普遍。《诗经》中有很多篇章都提到桑，如《魏风》的《十亩之间》篇写道（本书所引《诗经》的白话翻译，都是根据余冠英的《诗经选译》）：

一块桑地十亩大，

采桑人儿都息下。

走啊，和你同回家。

桑树连桑十亩外，

采桑人儿闲下来。

走啊，和你在一块。

有十亩大的桑田，许多人在一起采桑，说明蚕丝业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

另外，与丝织业有密切关系的染丝业，也在这时相应地发展起来。《诗经·豳（bīn）风·七月》篇说：

七月里伯劳（一种鸟名）还在唱，

八月里绩麻更要忙。

染出丝来有黑也有黄，

朱红色儿更漂亮，

得给那公子做衣裳。

春秋战国时代，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出产丝织品。齐国的“齐纨（wán）”和鲁国的“鲁缟（gǎo）”，尤为著名。“齐纨”“鲁缟”精细、轻薄，誉满全国，行销各地，很受欢迎。

汉朝时，丝织品有锦、绣、绫、罗、绮（qǐ）、纱等很多类别。根据文献的记载和发现的实物来看，有些丝织品上还织有各种鸟兽、植物以及自然天象的花纹和多种多样的几何形图案。有的上面除了花纹以外，还织有“延年益寿”“长乐明光”等表示吉祥的文字。当时，汉政府在临淄还设立有专门的组织，集中了很多织工，来为皇室制作各种名贵的丝织品。

丝织品一向是帝王、贵族们的主要衣着原料，历代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都非常重视蚕丝的生产。战国时，孟子曾劝说梁惠王奖励农民种桑。据《吕氏春秋》卷第二十六《上农》篇记载，古代后妃们每年都要举行种桑、养蚕的仪式，以表示提倡蚕桑。秦汉以后，历代统治者也都采取奖励桑蚕的办法。

养蚕缫丝业起源于我国，传播于世界，它和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一样，也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之一。

（易惠中 宋生）

六畜

六畜是指猪、马、牛、羊、鸡、犬。原来这些都是野生动物，由于人们的长期饲养才逐渐成为家畜。

考古学家根据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判断：“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已经驯化了猪和犬；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又驯化了马、牛、羊、鸡。通过对殷商甲骨文的研究，我们知道，最迟在三千多年前，这六种动物就已完全成为家畜。殷商时，奴隶喂养这些动物，除了满足奴隶主对毛皮和食用的需要以外，还用来作为奴隶主祭祀的祭品和殉葬的用品。商代奴隶主用来殉葬的牲畜数量是很大的，有时一次便多达三四百头，显然，这样大的数目，如果光靠临时猎取是很难办到的。甲骨文中，有“牢”“庠（xiáng）”“家”等字，字的写法很像牛、羊、豕住在屋里的样子，说明当时已有了牛棚、羊栏、猪圈等专门饲养家畜的地方。西周时，农业逐渐发达起来，但是畜牧业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据《楚辞·天问》篇记载，连周族的首领周文王，也曾披过蓑衣，拿过鞭子，做过牧人。《诗经·小雅·无羊》篇，有人认为是周宣王时的作品，它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畜牧业的情况：

谁说你家羊儿少，

一群就是三百条。

谁说你家没有牛，

七尺黄牛九十头。

你的羊儿都来了，

羊儿犄角挨犄角。

你的牛儿都来了，

牛儿都把耳朵摇。

春秋战国时，贩卖家畜也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发财致富的途径之一。春秋末期弃官经商的大商人陶朱公（范蠡）曾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zì）。”“五牸”就是牛、马、猪、羊、驴五种家畜的母畜。

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了很多养牲畜的专家。如春秋时秦国的伯乐，就以相马出名。据说他能根据马的体形、外貌，一眼望去，就能评定出它的好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伯乐遇见一匹马拖着一辆盐车上高坡，累得汗流满身，仍拖不上去；谁也不认为这是一匹好马，可是伯乐却断定这是一匹千里马。在他看来，这匹马之所以连一辆盐车都拖不动，不能怪马不好，应该怪它的主人对它使用不当、爱护不够。千里马的特长是善于驰走，拖盐车用不着跑得很快。假使好好地喂养它，爱惜它，使它身强体壮，用它来供骑乘，一定能发挥它善于驰走的优点。后来事实果然证明，这是一匹千里马。这个故事，一直被后世传为美谈；后世人常把有才能的人比作千里马，把善于发现人才的人比作伯乐，比喻的根源就是由此而来的。汉朝时，养羊能手卜式，和伯乐一样，也是一个常被后人称道的人物。据说他养羊十余年，羊群由一百多只繁殖到千余只，只只羊肥胖健壮。

饲养六畜与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其中尤以猪与人们生产、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于猪粪肥的肥效作用，评价极高。猪粪肥一直是我国农村主要的肥料之一。猪早熟易肥，因而是人们的主要肉食对象之一。战国时，孟子说过“一家人能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老人们吃肉就不会发愁”这样的话，可见自古以来，在农村养猪就是受到极大重视的。马能负重，挽力强，役用价值很高，所以以前被列为六畜之首。起初，人们用它拉车；后来，被用来骑乘，它在古代交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牛，力量大，耐力强，是农村中普遍饲养的役畜。大约自殷商时起，它就被用来拉犁耕地。春秋时期，铁犁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牛耕的作用。汉武帝时，赵过改进了农具和耕作技术，大力推广牛耕，使牛耕的方法传播到边疆地区。从此，牛便成为我国古代农村中最重要的役畜。羊、犬、鸡也是古代农村中喜欢饲养的家畜。

（宋生 易惠中）

船舶

船舶的出现在我国是极久远以前的事情。

最少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代，我们祖先就已经用船只装运财货到远地进行贸易。在一件当时的青铜饕餮（传说中的恶兽名）纹鼎里，有个铭文，形象如同一个人前后都挑着贝站在一只船上，船后面还有一只手持桨划船，正是一个生动有力的证明。

春秋战国时代，沿海的齐、燕、吴、越等国，都造船航海。齐景公曾乘船到海上游玩，过了六个月还不想回家。公元前485年，吴国的徐承领兵由海上进攻齐国，说明当时沿海的航路一定非常通畅。不过那时船的样子，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葬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有乘船作战的图案，大致可以看出战国时的小船样子，船头和船尾都向上起翘，船内立着三四个佩剑的战士，双手握桨划船前进，图形十分生动。

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少两汉时期的船舶模型。长沙西汉墓里发现的一只木船，首尾微翘，船底呈弧形，上有三间舱房，两侧装有舷（xián）板，船上备有十六只长棹和一只刀形的舵。广州是当时有名的港口，在这里发现的船舶模型更多，其中有一只木船，看样子规模虽不大，只有四桨一舵和两间舱庐，可是有趣的是船上安放了五个木俑，做出操桨握舵驾船前进的姿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船舶交通提供了非常形象的材料。另一只东汉陶船，制作更精致，上面设有拱券顶的前舱和几间有起脊屋顶的座舱，船后还有一间望楼。船尾安有舵，船头设有锚。这样的大船，是可以出海的。看来这时的造船技术，较西汉时又前进了一步。

在古代，有的战船的规模很大。汉武帝时，已能建造十丈多高的楼船。西晋初年，王濬建造巨大的战舰，能载两千多战士，舰上设有楼橹、木城。隋朝的杨素，建造过名叫“五牙”的大舰，上有五层楼，共高一百多尺，船上前后左右都安装着撞击敌船用的“拍竿”，每根拍竿都有五十尺长。

专供统治阶级享乐的游艇，建造得华丽异常。汉成帝时，用沙棠木造船，并在船头上装饰着云母，号称“云舟”。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里，有一只两层楼阁的大船，相当精美。隋炀帝巡游江都，建造了好几千只船。据《大业杂记》记载，最大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有舱房四层，上一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和宽阔的走廊；中间两层共有一百六十个房间，都装饰得金碧辉煌。此外，又有皇后乘坐的“翔螭（chī，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舟”，宫妃乘坐的“浮景舟”等，也都十分华美。船接着船，沿途排列了二百余里。

除了用帆、桨的船外，晋朝的祖冲之发明了一种“千里船”，在试航时，日行数百里，可能就是一种用转轮激水前进的“车船”。唐代的李皋，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就造过有两个踏轮的战舰。这种车船，在宋代有了进一步发展，活跃于洞庭湖里的杨么起义军，就拥有许多精良的车船：小的四轮，大的十轮，最大的达到二十二轮。船上有两重或三重的楼，装有十多丈长的巨大拍竿，可以乘载上千人。

隋唐时代，专供漕运和经商的内河航船，一般载重量达到八九千石左右，甚至还有更大的。据《国史补》记载，唐大历、贞元年间（766—804），最大的俞大娘航船，养生、送死、婚嫁等事，都可在船上举行，操驾的船工就有好几百人之多。

最后，谈一谈古代的海船。据现有材料，可以肯定，至少在5世纪时，中国的商船便已经航行在东南亚一带，并且开辟了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航线，同时可能已经远航到非洲了。唐宋以后，远洋航行更是日渐频繁，中国的商船一直活跃在太平洋、印度洋的广大海面上。

根据北宋徐兢的记载，当时出洋的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两丈五尺，能装载二千斛粟。船上主要的舱房有一丈多高；船底呈尖劈状，便于破浪行驶。航行时主要靠风力，船上有两根大桅杆，大樯（qiáng）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向时，张布帆五十幅；风向稍偏，则利用左右翼的“利篷帆”；大樯顶上还有十幅小帆，名叫“野狐帆”，在风息时使用。船上又安有十个橹，以备进出港口或无风时使用。船上有正舵，还有副舵。每只船上用的水手，约需六十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这时也已应用于航海；船的首尾上都放有水上浮针，天气阴暗时就用它来定南北方向。宋宣和元年（1119）朱彧（yù）写的《萍洲可谈》里，也谈到了当时广州一些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情形。

（杨泓）

瓷器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它是从陶器演变来的，由无釉陶、釉陶，以至于发展为成功的瓷器，是有极其悠久的历史的。

“瓷”字在文献上，最早见于晋朝吕忱著的《字林》。嗣后在潘岳的《笙赋》中，更出现了“缥（piǎo）瓷”这样的名词。所谓“缥瓷”，就是淡青色的釉瓷。又晋人杜育的《荈（chuǎn）赋》中有“器择陶楝，出自东瓯”的话，东瓯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是当时烧造瓷器的地方。不过严格来说，这一时期还只能算是瓷器的过渡阶段。到了唐代，才能说是真正烧造、使用了瓷器。

我国瓷器的发展是以“青瓷”为主流的，下面我们试从考古发掘的材料以及传世的实物，略述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代表“仰韶文化”的彩陶，胎质坚细，器上有用赭、墨、红、白等颜色涂绘成的多样几何形图案花纹。1955年陕西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上面还绘有鱼、鹿等花纹。代表“龙山文化”的黑陶，胎质细腻，器壁很薄，表里黑色，光亮有如涂漆。

195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二里冈发现了商代的釉陶器和一些碎片，它的骨胎坚硬，大部分是灰白色，类似“高岭土”，只因加入了石英，所以器表不甚平整。器物上的釉色呈青绿色或青黄色，釉水虽薄，可是却和胎骨结合紧密，烧制温度都在1000度以上。这种釉陶器，既可以说是瓷器的雏形，也可以说是瓷器的祖先。当然，如果要拿它和后世成熟时期的瓷器相比，那还是相差很远的。

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长安斗门镇、河南洛阳塔湾和江苏丹徒烟墩山等处，都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釉陶器；尤其是1959年在安徽屯溪市（今黄山市）出土的釉陶器数量更多，器形也多种多样。西周釉陶的胎骨和釉色，一般与郑州二里冈的商代釉陶器差不多，但是有它的特点。

在浙江绍兴一带，近几十年来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釉陶器，釉色黄绿而透明，器形大都模仿铜器。

1923年在河南信阳擂鼓台发现了东汉永元十一年（99）的古墓，出土了六件带有青灰、青绿透明釉色的壶、洗、碗、杯等接近瓷质的器物。1954年河南洛阳东汉墓内出土一件四系罐，浅青绿釉，胎坚而火候很高。这几件器物，可以说是原始青瓷。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烧造的技巧，已有显著的进步。1954年在南京市赵士冈发现了三国时吴国赤乌十四年（251）的青瓷虎子（盛溺器）。1958年在南京市北京路又发现了吴国甘露元年（265）款的青瓷熊灯，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对青瓷卧羊，无论是在釉色上还是造型上，都相当的精美。1953年在江苏宜兴周处（死于晋元康九年，公元299）墓内发现一批青瓷，内有一件熏炉，上部镂空，顶有一立凤纽，在造型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56年在湖北武昌发掘的齐永明三年（485）墓内，出土一件莲花盖尊，釉色润泽匀整，造型也很美。以上这些青瓷，其烧造地区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南方青瓷系统。

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在河北景县十八乱冢，发掘了北朝豪门世家的封氏墓群，出土了不少瓷器，多数都属于青瓷。其中以雕镶仰、复莲大尊为代表品，釉色青绿，堆积釉厚处，明亮如玻璃，在造型釉色方面，都不同于南方青瓷。

从唐朝以至五代，越窑（浙江绍兴、余姚古称越州，在这里烧制青瓷的窑，名为“越窑”）青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烧制之精，图案之美，数量之大，都大大超越了前代。当时越窑青瓷，不只遍及全国，而且传播到日本、印度、波斯以及埃及等国。

宋代时越窑虽然衰落下去，但却出现了不少新窑，其中著名的如：龙泉窑（在浙江龙泉市）、哥窑（也在龙泉市），这是属于南方系统的。属于北方系统的则有官窑（这里所说的是指北宋官窑，北宋官窑据文献记载，说是在汴京烧造，不过至今在开封一带尚未发现窑址）、耀州窑（在今陕西铜川）、汝窑（在今河南汝州市）。特别是汝窑产的瓷器，釉色匀净，青色含粉，一般被公认是青瓷中最成功的产品。钧窑（在今河南禹州市）也属于北方青瓷系统，其烧制年代可能在北宋末，而盛极于金，是青瓷中最突出的一个品种：它不只是单纯的一色青釉，有的还呈现出鲜艳的红斑，有的通体还呈现出润泽灿烂的玫瑰紫色。

白釉瓷器，在隋代已大量生产；到了唐代，更加精良。北方邢窑（在今河北内丘县）的出品，是唐代白瓷中的典型。宋代的定窑（在今河北曲阳县）白瓷，在装饰花纹上有印花、划花、锥花等多种。明代永乐时在景德镇烧制的半脱胎暗花甜白瓷器，精巧绝伦，达到了极高水平。

青花和彩瓷，在宋代已渐露头角；到明代，则逐渐达到成熟。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成化时期的五彩、斗彩器，都可说是空前之作。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又发明了粉彩，色调的深浅浓淡，可以运用自如，能在瓷器上绘制极为生动的各种题材的画面。往后又发明了珐琅彩，使器物上的画面更加绚丽鲜艳，把我国的造瓷工艺进一步推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

（杨宗荣）

砖瓦

古代建筑开始使用砖瓦，是人们物质生活上的一大进步。当远古社会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的时候，烧造陶器的技术虽然有所提高，但人们的住处仍旧是半露地面、半入土中的茅草房子。历史上传说夏禹所住的房子还是“茅茨（cí，指用茅或苇盖的屋顶）”，到了夏桀才有“瓦室”。

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知道瓦比砖出现的时间要早。近年在陕西岐山和西安的西周时期遗址中，都发现了板瓦。其制法是制成圆筒形的陶坯，然后剖开筒坯，入窑烧造。四剖为板瓦，对剖为筒瓦。古人称剖瓦为“削”，削开后谓之“瓦解”。可见造瓦是从制陶手工业分化、发展出来的。

河北省易县、山东省临淄、河南省洛阳等地的战国遗址中，曾有大量古瓦出土。有些筒瓦的前端，还带有半圆形的“瓦当”，“瓦当”上凸印着兽纹、鸟纹、云纹等图案。易县燕国下都遗址出土过一种大瓦，瓦身外面带有黼黻（fǔ fú）纹装饰，黼黻纹是古代丝织物的花纹，把这种纹饰用在瓦身，仿佛在瓦面上铺开了一匹锦缎。

西周时期使用在屋顶上的板瓦，可能只有一层仰瓦。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了覆在两行仰瓦之间的筒瓦。至于又长又宽的黼黻纹大瓦，推测它不是用在屋顶上，而是覆在墙头上的，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护墙瓦”。由于古代贵族们宫室住宅的围墙都是板筑的土墙，墙顶要有遮雨的设备，否则土墙容易坍毁，因而把一块一块的大瓦覆在墙头，连接起来，不但可以遮风避雨，而且还可增加墙壁上面的装饰。护墙瓦上有时还可嵌置一排山形的带有兽纹的陶栏杆，这也可从易县燕国下都遗址出土的实物中得到证明。今天，带有栏杆的墙垣不多了，但护墙瓦的设置，在北京故宫的许多墙头上还可看到。

“瓦当”是屋檐前面筒瓦的瓦头，筒瓦有了瓦头，可以防止风雨侵蚀屋檐。秦代以前的“瓦当”多为半圆形，秦代以后，由半圆形演变为圆形，并出现了一些带有吉祥语句如“延年益寿”“长生无极”和云纹、神兽纹等图案的“瓦当”。

唐宋以后，陶瓦被广泛使用，有些宫殿寺庙建筑，还用各色琉璃瓦覆顶，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建筑艺术的特色。

砖的出现，也是和烧陶分不开的。各地出土的最早的陶砖，有方形砖、曲形砖和空心砖。它们都是战国时期的遗物。

最早的方形砖，和今天瓷砖的用法有些相似。在室内多用铺墁地面或包镶屋壁四周的下部。铺地砖多素面无花纹，包镶屋壁的砖多带有几何纹图案。曲形砖长约100厘米，从一端看去很像曲尺的形状，是专为包镶建筑台阶用的。每一个土阶的上面、前面用一块曲形砖覆盖严密，对加固土阶，作用很大。有些曲形砖的上面和前面，还有三角纹和山纹的图案。空心砖多作长方形扁平状，中空，长100~150厘米，表面有鸟兽、纺织物等纹饰。古人常用空心砖代替石块，砌成墓室，埋葬死者。我们把这种古墓叫“空心砖墓”。有的建筑物也把空心砖代替阶石使用。

由于早期陶砖的用法是包镶墙壁或台阶，所以古人称之为甓（pì，令甓或令壁）。

“砖”字出现较晚，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中有“甃（zhòu，井壁），聚砖修井也”的记载。西晋时期的砖文上才见到“砖”字，如1953年江苏省宜兴西晋时期周处墓出土的陶砖，上面有“元康七年九月二十日阳羡所造，周前将军砖”的字样。当然，这一时期，“甓”字有人还在使用，如“陶侃运甓”的故事（指陶侃运砖锻炼身体的事），就是一例。

从隋唐起，举凡墓砖、仓砖、塔砖等，都自名为砖，“甓”字渐渐不为人所知了。

（史树青）

漆器

漆是漆树上分泌的一种液体，是制造漆器的主要原料。这种液体，初呈乳灰色，接触空气以后，起氧化作用，表面逐渐变成栗壳色，干固以后，成黑褐色。漆本身具有高度的黏合性和防止水湿的效能。

我国用漆作为涂料，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韩非子·十过篇》。据《周礼》的记载，周代民间产漆，须向国家缴纳四分之一的赋税。《史记》还记载庄子曾做过漆园吏，可见战国时期国家管理漆园的生产，还设有专官。

漆器的出现，与木器的防腐有密切关系。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河南安阳商代贵族墓的时候，常常发现漆器的残痕。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武官村发现了很多雕花木器的朱漆印痕，木器虽已腐朽无存，但印在土上的朱漆花纹，还很鲜艳。新中国成立前，在安阳的西北岗，也发现过同样印在泥土上的残漆痕，从当时出土的情况来看，可能是漆鼓等物。商代还出现了青铜器镶嵌松绿石的技术，松绿石就是用漆液黏附在青铜器上面的。

1958年，湖北蕲春毛家咀出土一件西周早期的漆杯，在黑色和棕色的漆底上，绘有红彩；纹饰可分四组，每组都由云雷纹或回纹构成带状，第二组中还绘有圆涡纹，每组纹饰之间都用红色彩线间隔，制作十分精美。

周代贵族的车马饰物、兵甲弓矢，都用漆涂饰。在河南浚县的周墓中，曾发现过西周时期的这类漆器。《春秋穀梁传》中庄公二十二年有“丹桓公楹（yíng，柱子）”的记载，这是当时贵族们用丹漆（朱漆）漆饰楹柱的例证。

19世纪中叶，河南信阳、湖南长沙等地，都发现了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家具、生活用具、乐器、兵器附件等，种类繁多，纹饰工细，充分地说明了那时漆器手工艺的高度成就。这些漆器对战国以后漆器的制作和绘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有极大的启迪和推动作用。

我国是世界上发现漆料和制作漆器最早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在劳动生产中，很早就知道利用漆树的汁液；古代的兖州和豫州，都是有名的产漆的地方。从《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载的“陈夏千亩漆，与千户侯等”一类汉代谚语中，可以知道漆树的经济价值自古就是很大的。现在我国产漆的地区如湖北、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年产量都很丰富。

（史树青）

煤 石油

煤和石油是现代重要的热力来源和工业原料，我国人民把它们应用到生活上和生产上，已经有了很久远的历史。

煤在古代叫“石涅”。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之一《山海经》，就明确地记载着“女床之山”“女几之山”都出产石涅。《山海经》的著作年代，目前还没有定论，一般人认为可能是在战国时候写成的，到秦汉时候又做了增补。《山海经》的内容，虽然很多采自民间的地理传说，带有比较浓厚的神话色彩，但是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给我们了解古代的山川形势、物产分布和风俗习惯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据学者考证，“女几之山”在今天四川双流县附近。由此可见，大约在战国时候，至晚在秦汉时候，我国就发现了煤。

由于煤的颜色黝黑，人们曾经把它当作墨，用来写字。明朝学者陶宗仪在《辍耕录》一书中曾指出，古人“以石磨汁”而书，这种“石”就是煤。煤在古代又叫“石墨”（不是近代制铅笔用的石墨），直到东汉末年，这种用来写字的“石墨”，才逐渐被人造墨所代替。

人们很早就知道煤是可以燃烧的物质，并且很早就把它当作燃料来使用。1958年，河南巩义市铁生沟的群众在当地发现了一处西汉末年的冶铁遗址，在出土的实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冶铁燃料中，有煤块和用煤末掺合黏土、石英制成的煤饼。考古学家们认为：煤用于冶炼比用于日常生活要晚一些，使用煤饼又要比使用煤块晚一些；而铁生沟冶铁遗址不仅把煤用于冶炼，并且还知道制成煤饼，这说明在西汉末年以前，我国人民用煤做燃料，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

东汉末年，煤的使用有了进一步发展。据记载，曹操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修筑了规模巨大的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三处别墅。其中冰井台有房屋一百四十间，台上有冰室，冰室内有井，井深十五丈，井里储藏着数十万斤煤。这段材料告诉我们，煤在那时候已经被大量使用了。

煤和木炭的颜色、用途相同，因此人们又把煤称为“石炭”。据宋朝学者庄季裕在《鸡肋篇》中记载，北宋时，石炭代替木柴，已经成了汴都（河南开封）居民不可缺少的燃料。

石油在西汉时就被我国人民发现了。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上郡高奴县的洧（wěi）水，像油一样，可以燃烧。上郡高奴县就是今天陕西延长县一带，洧水是当地的一条河流。可能是由于地层压力的影响，埋藏地下的石油从地底涌出来，浮在洧水面上，看起来就像油一样。既然水面是石油，这种水当然可以燃烧。

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国人民又在今天甘肃西部地方发现了石油。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里指出：延寿南山出一种泉水，像煮的肉汁一样，燃烧起来非常明亮。延寿县在今天甘肃玉门市东南，这种“泉水”就是石油。《水经注》又指出：用这种“泉水”“膏车”效果很好。所谓“膏车”，就是用它来做车轴的滑润剂。

唐朝李吉甫编著的《元和郡县志》里，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北朝周武帝宣政年间（578），有一次突厥兵围攻酒泉，北周军队用石油去焚烧敌人的进攻器械，突厥兵不懂得石油的特点，急忙泼水营救，结果石油过水后燃烧得更加猛烈，突厥兵大败。

隋唐以后，人们不仅知道可以用石油来点灯，而且还知道可以用它的烟来制墨。宋朝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说，用这类油烟所做的墨，黑光如漆，比松烟墨还要好。

（宋生）

酿酒

我国人民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掌握酿酒技术这个问题，各种古书记载，说法很不统一。有的说远在黄帝时代，有的说远在尧、舜、禹时代——特别是禹时造酒的说法，比较普遍。《孟子》书中有“禹恶旨酒（美酒）”这样的句子；《吕氏春秋·勿躬篇》中有“仪狄作酒”这样的话，仪狄相传就是和禹同时的人；尤其在《战国策》一书中，把“禹恶旨酒”和“仪狄作酒”两件事，说得更加形象、具体。《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黄帝、尧、舜、禹都是远古传说中的人物，具体离今多少年，不得而知。上述史实，其可信程度如何，当然值得研究。不过，这些传说可以说明，我国人民开始掌握酿酒技术为时必定很早。

在商朝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商王用鬯（chàng）祭祀祖先的材料；鬯就是一种用黑小米酿成的香酒。《诗经》里有痛骂殷商贵族荒暴酗酒的篇章；《书经》里有周公告诫子孙不要学殷王乱喝酒的记载；在出土的殷代文物中，有很多爵、斝（jiǎ）、尊、卣（yǒu）、觚（gū）等青铜酒器。这一切，都可以作为这时期酿酒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的佐证。

周朝设有“酒正”“浆人”“大酋”等专管酿造的酒官。同时在《周礼》书中，出现了“清酒”这样的名词。据学者研究，远古时期的人吃酒是“连酒糟一块儿吃的”；所谓“清酒”，大概是把糟粕除掉了的酒浆。这些事实，可以作为周朝时酿酒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间接说明。

到春秋战国时，酒在各种祭祀、会盟、庆祝凯旋、接待使者等场合中，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们只要翻开《左传》《国语》《国策》《楚辞》等一类著作，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时，酒的酿造在数量上和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秦汉以后，酿酒已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手工业之一。据《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天汉三年（前98），汉政府曾一度下令把酒划做国家的专卖物资之一，禁止民间私自酿造和买卖。这个措施，反映了酒的生产已成为当时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在经济上业已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酒是由碳水化合物经过发酵作用而成的。淀粉虽是最常见的碳水化合物，但却不能与酵母菌直接起作用，它必须经过水解作用变成麦芽糖或葡萄糖之后，才能发酵造酒。我们的祖先，在很远很远的古代，就发明了一种酒曲；用酒曲造酒，可以将淀粉的糖化和酒化两个步骤结合起来，同时进行。这在酿酒技术上，是一项极重要的发明。秦汉以来，我国的制曲技术，已有了很高的成就。大约在宋朝的时候，我国人民在发酵工艺方面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就是红曲的发明。红曲可以制豆腐乳，做红酒，还可以作为烹调食物的调味品和食品的染色剂。制红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红曲是由一种高温菌——“红米霉”的作用产生的，而这种“红米霉”的繁殖很慢，它在自然界里很容易被繁殖迅速的其他霉类所压倒；所以红曲的发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民的一种天才创造。

酒曲的种类增多，酒的品种也随之增多。我国有不少驰名国外的名酒，如绍兴黄酒、贵州茅台酒、山西汾酒、四川大曲酒等。下面我们简略谈谈这几种名酒的历史。

绍兴黄酒是浙江绍兴的特产，它的种类很多，“摊饭酒”是其中的代表。“摊饭酒”一般称为“花雕”，含酒精在百分之十到十三。绍兴酒的历史据有人推测，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不过，可靠的说法还是公元6世纪初。梁元帝萧绎在他所著的《金楼子》一书中，曾叙述自己年轻时一面读书一面喝山阴甜酒的故事。那时的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

茅台酒、汾酒、大曲酒都是经过加热蒸馏而得出的蒸馏酒，一般统称为烧酒，或叫白干酒。烧酒的酒精含量一般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上。我国烧酒酿造的历史的确切年代，由于目前资料不足，一时还很难考证。据研究化学史的学者讲，四川烧酒的出现，最晚可能在唐朝。其根据是唐朝诗人白居易和雍陶的诗里都提到了“烧酒”这样的字句。如白居易诗“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闻琥珀香”，雍陶诗“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等句便是。白居易这两句诗，是从他的四川忠州《荔枝楼对酒》诗里摘出来的，诗中所反映的情况，当然指的是四川。雍陶这两句诗，说的地点已经指明是成都，大曲酒的产地在泸州，泸州离成都并不太远。由此可见，远在唐朝的时候，在今四川地方，就能酿造像大曲酒那样的烧酒了。贵州的茅台酒可能是吸取四川烧酒的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历史比大曲酒应该晚不了多少。山西汾阳杏花村出产的汾酒，根据当地的传说，其历史之悠久，也可以上溯到唐朝。

（傅学卿）

糖

在先秦古书上，没有“糖”这个字，只有“糖”的同义字或近义字，如饧（xíng）、饴（yí）、餹（táng）等。虽然名字不同，实际上指的就是“糖”字。我们现在吃的糖，主要包括麦芽糖、蜂蜜和蔗糖等几种。

麦芽糖是最容易制造的一种糖。植物种子（如大麦），在发芽过程中，会产生糖化酵素，这种糖化酵素，会把淀粉水解变成麦芽糖，稍微加工，即可食用。所以，它的产生历史最早，而且直到今天，在广大的农村，还被普遍地制造。常见的“关东糖”“糖稀”“软饴”“硬饴”“皂糖”等，都属于麦芽糖。根据学者研究，麦芽糖的历史，可远推到三千年前的周朝。在《诗经》中，就提到了“饴”字。汉朝时，糖的制造，在质量上和制作技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东汉的大学者郑玄注解《诗经·周颂》里“箫管备举”一句中的“箫”字，说是“如今卖饧者所吹也”。说明饧的制造和食用，在东汉年间就已经很普遍，以致有小贩挑着它吹着箫沿街叫卖了。不过，关于制糖的方法，在当时的古籍里还没有记载。直到5世纪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一书中，才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糖的制造方法；考证起来，和现今土法制造麦芽糖的方法大同小异。

蜂蜜在古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名字，如“石蜜”“土蜜”“木蜜”“石饴”“岩蜜”等。这是因为古时候人们看见蜂房造在石头上、土洞里、树木上而误以为蜂蜜也会各有不同，所以才叫出了不同的名称。蜂蜜是天然产物，不须人工制造。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采集蜂蜜来食用。据学者研究，春秋末期，诸侯之间，就有把蜂蜜作为礼品来赠送的。《楚辞·招魂》中，有“蜜饵”这个名词，“蜜饵”就是用蜂蜜和米粉做成的面团。可见我国人民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利用蜂蜜了。用蜂蜜浸渍的食物是我国的特产，大约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因为在《三国志》的《孙亮传》里，有“蜜渍梅”的记载。古时的蜂蜜，都是由野生蜜蜂采集的，故产量有限，只有当人工养蜂盛行之后，蜂蜜的产量才大大增加。人工养蜂，有人研究，可能开始于晋朝。

蔗糖是最主要的食用糖，在现代化的糖业生产中，占据极重要的地位。我国南方各省，由于雨水充足，很适宜种植甘蔗。近千年来，甘蔗一直是我国南方重要的农作物之一。我国的甘蔗，种类很多，一般说来可分为三种：竹蔗、蚋蔗和红蔗。竹蔗和蚋蔗多用来制造白糖、冰糖和红糖；红蔗因产量有限，虽含糖量较大，但一般不用于制糖，多用来生吃。我国种植甘蔗的历史，由来已久，可能在战国时代即已开始。《楚辞·招魂》里，有“有柘（zhè）浆些”的句子，这里的“柘浆”，指的就是甘蔗汁。在“楚辞”里，“柘”字同于“蔗”字。至于用甘蔗做原料来制糖的开始年代和发展历史，古书记载多不一致，后世的看法也颇不统一。有人认为起源于汉朝，有人则认为开始于唐朝。化学史学者综合研究了蔗糖的发展史，认为：大约在东汉末年，我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已能制造蔗糖，只是技术水平还不高，质量还不够好。到了唐朝，因学习了外国的制糖方法，提高了技术，蔗糖的生产才有了发展，才能制造出较纯的白砂糖和冰糖，由此看来，我国的蔗糖制造，既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也吸取了外来的技术经验。

（傅学卿）

茶

在我国，茶作为一种普遍饮料，比起酒来要晚得多。

先秦古籍，没有“茶”字，只有“荼”（tú）字。“荼”是一种苦菜，也当“茶”字用。《尔雅·释木》篇说：“槚（jiǎ），苦荼”。“槚”指的就是茶。有的古书讲，西汉以前，就已有《尔雅》这部书；还有的古书讲，孔子在世，也见过《尔雅》。根据这些线索推测，可知我国人民对于茶的认识，为时甚早。

认真讲，有关饮茶的可靠记载，当在西汉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有“荈（chuǎn）诧”二字，“荈诧”就是茶。王褒的《僮约》中提到了“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买（当作卖）茶”的事，而武都就是当时中国最早的茶市场之一。

《三国志·韦曜传》中有个故事：吴国皇帝孙皓每宴臣下，要强迫人喝酒，不管能喝不能喝，都以七升为限。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过此不能多饮；他每次参加宴会，孙皓特别宽免他，密赐给他茶，允许他以茶代酒。茶既然能作为酒的代替品，说明三国时饮茶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魏晋南北朝时，一些皇亲贵族、地主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和高级僧侣等，都嗜好饮茶，有的甚至嗜之成癖。东晋权臣桓温，招待宾客，不多备酒菜，主要用茶果。与桓温同时的谢安，往访吴兴太守陆纳，主人不预备酒食，只设置茶果款客。南朝和尚昙济道人，在八公山煮茶敬奉新安王子鸾和豫章王子尚；子尚饮后赞不绝口，认为味美无比，有如甘露。随着饮茶风气的盛行，这时期，反映茶的有关文学作品，也应时而兴。晋杜育写的《荈赋》和南朝文学家鲍照妹令晖写的《香茗赋》，就是咏茶的佳作。

唐朝时，饮茶风习，更为普遍。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比较生动地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据该书讲：“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意思说茶堆得像山一样高）。”城市多开卖茶的店铺，说明茶的消耗量增加，可以间接说明茶的生产和贸易的发达。这时，全国产茶的地区，包括今湖北、湖南、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广东、四川、贵州等省。江西的浮梁就是著名的茶的集散中心之一。德宗贞元九年（793），唐政府接受张滂的建议，征收茶税，每年收入四十万贯。茶之有税，从此开始。这时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有关茶的诗文，比前更多，并且还出现了像陆羽《茶经》这样重要的专著。《茶经》是我国古代茶史上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它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从上古到唐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饮茶的历史、制茶的方法和产茶的地区，对后世许多有关论茶的著作有相当大的影响。据《太平御览》记载，陆羽从宋朝时起，就被人们尊之为茶神。宋代人蔡君谟（又名蔡襄），是一位茶鉴赏专家，著有《茶录》一书。他对于茶，具有丰富的学识，品茶的能力很高。据说有一年，福建建安能仁寺的和尚送给他一些精品茶，名叫“石岩白”，是寺里自产的珍品。过了一年多以后，蔡襄回到京师开封，去拜访朋友王禹玉；王禹玉用上好的茶招待他，他端着碗还没有喝，只用鼻子闻了闻，就说：“这茶极像能仁寺的‘石岩白’，你是怎么得到的？”主人听后，大加佩服，果然这茶也是能仁寺的和尚送的。在宋代，名茶的品类很多，有“蜜云龙”“矞（yù）云龙”“龙团”“胜雪”“玉液长春”“龙苑报春”“万春银叶”等多种名称，大约不下数十品。名茶种类的繁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茶技术的进步。

元、明、清诸朝，饮茶的人，范围比前越发广泛。

元曲《玉壶春》中有这样的话：“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把茶和柴米油盐等相提并论。元朝人喝茶，是直接用焙干的茶叶煎煮的，这一点与唐宋时人喝茶不同。唐宋时人是先把茶叶碾成细末，再和上油膏或杂以米粉、薯蓣（yù）之类，然后制成茶团、茶饼，饮用时再弄碎煎煮。显然，这样制作不仅很费工夫，而且会大大损害茶叶的原有香味。用茶叶代替茶团、茶饼，表明制茶技术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古代男女结婚，以茶为礼；明清两代，承袭古制，女方接受男方的订婚聘礼，还叫作“吃茶”。边疆许多兄弟民族也有嗜茶的习惯，宋朝政府为了用茶交换他们的马匹，特设有专门的机构——提举茶马司，来管理这项工作。明清时，仍继续这种茶马的交易。通过这种交易，加强并发展了汉族和各兄弟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关系。由此看来，茶，在这时期，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饮料，而且是缔结两姓婚约和沟通民族和好的珍贵媒介。

（谢承仁 易惠中 傅学卿）

汉字

古时候，有人认为汉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的，所以长期流传着“仓颉造字”的说法，这种传说是不可靠的。文字是人们用以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它只有通过广大群众的长期社会实践才能产生，单凭一个人的才能智慧是创造不了的。仓颉这个人，可能只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

文字产生以前，我们祖先曾经用图画来帮助记事，后来，这种图画越画越简单，就逐渐地脱离了具体事物的描绘，变成一种抽象的符号——象形文字了。象形文字就是最原始的文字。

我国最古老的汉字是商、周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和铸在钟、鼎等青铜器上的“钟鼎文”（又叫作“金文”），其中有很多字就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笔画复杂，不便于书写，在两千七百多年前周宣王的时候，太史籀（zhòu）对甲骨文和钟鼎文进行了一次整齐划一的工作，制定了“大篆”。这种字体后来通行于秦国。保存到现在的“石鼓文”（刻在十面像鼓一样的石头上的文字），就是秦国所使用的“大篆”。

春秋战国时候，诸侯割据，政权分裂，汉字的写法很不一致。秦灭六国以后，为便于政令的推行，在李斯的主持下，简化了秦国的大篆，废除了各国的异体字，汉字得到统一，人们把这种统一后的汉字叫作“小篆”。秦始皇曾用这种字体在很多地方刻石碑宣扬自己的“威德”，像“泰山刻石”和“琅琊（láng yá）台刻石”，就是秦朝的遗物。

汉字经过周秦的两次改革，有了比较固定的写法，奠定了今天方块字的基础。

小篆的笔势是圆转的，书写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秦朝时候一般人写字多使用平直的画笔，这样一来，又形成了一种新字体，程邈适应人们的需要，把这种字体加以整理，就成为“隶书”。隶书到汉朝时候，经过文人的加工，增添了笔画的波捺，就显得工整又美观了。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7），有人用这种字体把《尚书》《诗经》等书刻在四十多块石碑上，供人们抄写校对，成为有名的“熹平石经”。

为了提高写字的速度，在汉朝又出现了“草书”和“行书”。草书的笔画是连在一起的，往往随着每个字的体势一笔写成，一般人难以辨认。行书的笔画比较灵活自然，结构清晰，容易认识，应用很广。东汉时，张芝以草书闻名；东晋时，王羲之的行书达到了我国书法艺术的高峰，他们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

今天我们普遍使用的楷书，也是在汉代产生的。楷书的字体端正，笔画清楚，有“正书”“真书”之称。唐、宋至清，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抄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并且大加提倡，因之书法名家辈出，如唐朝的颜真卿、柳公权，宋朝的苏轼、米芾和元朝的赵孟頫（fǔ）等人，在楷书艺术上都有很多创造。

印刷术发明以后，刻印书籍也多使用楷书。经过长期演变到明末清初逐渐出现了一种横轻竖重的方块字，可算是楷书的变体。由于它是从宋代刻书字体发展来的，所以人们称它为“宋体字”。

我国推行的简化汉字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宋生）

少数民族文字

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里，除了汉族创制的汉字以外，在其他兄弟民族中，也有一些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比较突出的有契丹族的契丹文，女真族的女真文，党项族的西夏文，突厥族的突厥文，回纥族的回纥文，藏族的藏文，蒙古族的蒙文和八思巴文，满族的满文等。

契丹文有大小字的区别。传说大字创于辽太祖阿保机，而由他的从侄耶律鲁和突吕不古二人赞襄作成。小字是阿保机的弟弟迭剌所制。现在已发现的有一千余字（重文不在内），但能认识的仅只数十字而已。契丹字大体上是采取汉字部首或者偏旁制成。书法上分篆书、正书、行书三种。这种文字一直应用到金初。

女真人本无文字，金政权建立之初还使用契丹文，以后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女真文也分大小字。大字是金太宗命完颜希尹参照契丹文，根据汉字偏旁制成。小字是金熙宗时，即1138年时所创制。它在《女真译语》等书中有专门记录。这种文字直到元明各朝还在被一些地方使用。

西夏文按照史书的记载，是由西夏的建立者元昊所创制，以后又由野利仁荣加以改进而成。西夏文创制时，参照了汉字的构造，也是由部首与偏旁合成的，这种文字在14世纪中期还在某些地区被人应用。

突厥文的创作及早期的情况，还待研究。就目前所知，突厥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字母一般为三十六个，有基本元音四个，辅音三十二个。

回纥文是一种拼音文字，计有字母三十余个，元音不多，而且多在应用中被省略，故不易辨别。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纸卷、碑刻，在新疆出土很多，今天它和突厥文一样，只有少数专家才认得。

藏文产生于7世纪，也是一种拼音文字，共有三十个字母和四个元音符号。书写有楷书及草书两种。它的字义和文法，到11世纪后逐渐完善起来，它一直被藏族所应用。

蒙古族建国以前没有文字，在与畏兀儿接触后，始用畏兀儿字母（回纥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忽必烈时，又命喇嘛八思巴依据藏文制成“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计有四十二个字母，包括元音十个，辅音三十二个，但学习与应用都较难。1307年喇嘛八合失又依据畏兀儿字母加以改进，这就基本上形成了今天使用的蒙古文。

满族兴起之初，曾一度借用蒙文，后在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由额尔德尼、噶盖等，参照蒙古文制成了一种满族文字。一般称它为“无圈点文字”或旧满文。清太宗时，又经达海改进，便成为“有圈点文字”，即新满文。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有元音六个，辅音十八个。

今天保存的用这些文字做的记录，是研究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民族间友好往来的重要史料。

（王恒杰）

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是指笔、墨、纸、砚。

毛笔的起源，很难考证。从前曾广泛流传“蒙恬造笔”的说法，许多人认为笔是秦国的大将蒙恬创造的。这种说法很不可靠。据专家研究，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花纹就是用毛笔描绘的，殷商时候甲骨上的文字，也有用毛笔书写的痕迹。在古代文献资料中，如《诗经·静女》篇中就有“贻我彤管”的句子，有人认为“彤管”就是一种红管的毛笔。更重要的是实物的发现，1954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墓穴中，挖掘出一套写字工具，其中就有一支用上好兔箭毛制成的毛笔。可见，在秦以前，毛笔已经出现了，所谓“蒙恬造笔”，可能只是改进了毛笔的制造方法。秦以后，毛笔的使用日益广泛，毛笔的制造也愈加精良。三国的韦诞、唐朝的铁头、北宋的诸葛高，都是制笔的能手。据《清一统志》记载：元代湖州笔工冯应科、陆文宝精于制笔，他们的制笔技术世代相传，不断发展，“湖笔”的称号闻名全国。至于湖笔究竟起源于何时，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在元代，也有人认为是在南北朝时创始的。如果后一种说法可靠的话，那么湖笔的历史至今便已有一千多年了。

墨的产生，由来已久。东汉和帝时曾做过兰台令史的李尤认为：墨、砚这两件东西与文字同始于黄帝时代。可是这种说法缺乏事实根据，难以令人相信。据《庄子》一书记载：宋元君养了许多有名无实的画师，有一次宋元君召他们作画，这些人突然遇到考验，焦急万分，一个个挤眉眨眼，不知所措，只是在那里装模作样地“舐笔和墨”。这个故事表明，战国时候已经有墨，该是无疑问的了。古代制墨的原料和方法非常简单，据说就是采取天然的矿物“石墨”稍稍加工而成。至于用松烟、油烟、漆烟和胶制成的墨，那是后来才出现的。三国时著名的书法家皇象谈到墨时，有“多胶黝黑”的话，而制笔能手韦诞所做的墨也很出名，有“一点似漆”的称誉，可见墨的质量在三国时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了。五代时，墨的制造获得进一步发展。据明朝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北方墨工奚廷珪和他的父亲奚超南迁，见到歙州地方松树很多，就定居下来制墨。由于他们不断地钻研、改进，所制的墨使用起来光泽如漆，受到南唐后主李煜的重视，奚超父子被封为墨官，并赐姓“李”。宋朝时，歙州改名徽州，制墨家潘谷所做的墨尤为精妙，“徽墨”这个名称也就开始流传下来了。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从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看，西汉时代我国已经有了麻纸和絮纸。到了东汉中叶，蔡伦总结了前人造纸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方法，纸的质量显著提高。东汉末年，左伯在这个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造，所做的纸更为精良，得到“妍妙辉光”的赞语。后来，造纸手工业在全国普遍发展起来，造纸技术不断提高，用以造纸的原料也愈来愈多，据宋朝苏易简的《文房四谱》记载：四川用麻、福建用嫩竹、北方用桑皮、浙江用麦稻秆、江苏用茧、湖北用楮（chǔ），能做出各式各样的纸，适应不同的需要。最适合于书写、绘画的要算是“宣纸”了。宣纸产于泾县，泾县唐代属宣州管辖。传说，蔡伦死后，他的弟子孔丹由于怀念师傅，很想造一种特别好的纸为师傅画像作纪念，但没有合适的原料，愿望始终不能实现。后来，他看见倒在山溪里的檀树，因年深日久，被水浸泡得发白，受到很大启发，于是想到利用檀树皮作纸，经过了多年的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宣纸洁白、细密、柔韧，我国保存到现在的许多古代文献、书画很多就是用宣纸抄写、绘制的。

砚是研墨的工具。据《文房四谱》引伍缉之的《从征记》说，鲁国孔子庙中有一石砚，制作古朴，是孔子生前所用的东西。由此可见，秦以前已经有砚了。汉朝时，砚的制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太和县汉墓中发现了一些圆形石砚，其中就有一副砚制作得非常精美。整副的砚分盖、底两部分，砚盖外面隆起的提梁，雕出两条通体带鳞互相缠绕的长身兽；砚底鼎立的三足，刻着三组熊状的花纹；砚身披有各种美丽的纹饰。这不仅是一只合用的文房用品，而且还是一件很珍贵的艺术品。魏晋南北朝时候，制砚的材料非常广泛，除了一般的石砚以外，还有豪华的银砚和特制的铜砚、铁砚。到唐代，砚的种类更多，尤其是用汉未央宫瓦和魏铜雀台瓦制成的瓦砚，以及用绛州（今山西新绛）汾河泥烧制的澄泥砚，特别名贵。宋朝时，石砚普遍流行起来，在各种石砚中，以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端州区）地方出产的“端砚”最为人称道。端砚在唐代已有制造，到宋朝始闻名全国。它的石质温润细腻，色泽凝重，纹彩典雅，一向被书画家们视为珍宝。古代有许多珍爱端砚的故事，至今传为佳话。据记载，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有一次到宫中为宋徽宗写一御屏；写完，徽宗看了赞叹不已，米芾乘机请求徽宗将刚才用过的端砚赐给他，徽宗答应以后，他急忙把端砚揣在怀里，弄得满身墨汁淋漓，引得徽宗大笑不止。

（宋生 易惠中）

书

我国最古的书，是春秋战国时代广泛流传的简策和版牍。简策是用竹片写的书，版牍是用木板写的书。“简”是指一种写字用的竹片，其长度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等几种。把许多“简”编在一起叫作“策”，“策”也可以写成“册”。今天我们说书一册、上册、下册的“册”字，就是这样来的。

“版”是指写字用的木板，“牍”是指已经写了字的木板。版牍一般是用来写短文章的，往往一块版牍就是一篇文章。这是它和简策不同的地方。不过，在没有竹子的地方，也有用木板做成简策的。

简策和版牍上的字是用毛笔写上去的，写错了就用刀子削去。古书上说，孔子在编定《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意思就是说，该加的就用毛笔加上去，该删的就用刀子把它削掉。可以想见，古时写一本书要比我们今天写一本书困难得多。

比简策和版牍稍晚一点的书是帛书，就是在用丝织成的帛上写的书。在帛上写书，可以按照文章的长短随时剪断，卷成一束。今天我们说书一卷、上卷、下卷的“卷”字，就是这样来的。

东汉时，造纸术经过蔡伦的改进以后，用纸做成的书就大量出现了。不过，当时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一切书籍都还是手抄本。如果谁想要念书，还得先从人家那里把书借来，抄写后才有书念。这样不仅很费时间，而且很容易抄错。可见古人念一本书，在物质条件上，比起我们今天来，不知要困难多少。

大约在唐朝中期，或者说在9世纪前半期，雕版印刷术发明后，用雕版印刷的书就出现了。现在已经发现的我国第一本印刷的书，就是在前面讲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印刷的《金刚经》。但是，这本最早印刷的书——《金刚经》，现在已经不在国内，陈列到外国（英国）的博物馆中去了。（朱仲玉）

报纸

我国最早的报纸应该算唐朝时候的“邸报”。不过这是一种属于政府公报性质的报纸，当然和现在的报纸性质还不完全相同。在《全唐诗话》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有个叫作韩翃（hóng）的人，住在家里没有工作，有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来敲门贺喜，说他已经被委任为郎中的官了。韩翊感到很愕然，说：“你搞错了，没有这回事。”那人坚持道：“没有错，我明明看见‘邸报’上有你的名字。”这里所说的“邸报”，可以说就是一种报纸。

韩翊是唐朝代宗大历年间（766—779）的一个著名诗人，由此看来，我国早在一千二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报纸。

另外还有一个有关“邸报”的记载，比《全唐诗话》中提到的更早，这就是《孙樵集》中所说的“开元邸报”。孙樵是唐朝后期人，有一次，他找到了一些“邸报”，“邸报”中所记载的事情，都不是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事情，据他考证，那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的事情。据此，我国最早的报纸出现的年代就又比大历年间提前了四五十年。

（朱仲玉）

锅灶

四五十万年以前，生活在北京西南周口店的“中国猿人”，就已经掌握了火；猿人洞中那常年不熄灭的火堆，就是最原始的炉灶。当然，当时还没有什么锅子。

到了距现在四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才出现了具有特定用途的“锅”和“灶”。因为当时人类已经能制造各种适用的石制工具，发明了烧造陶器的技术，学会了养牲畜、种庄稼……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食物的品种日渐丰富，这样就促进了炊事用具的发展，各种各样的“锅”“灶”便逐渐地完善起来。

近几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不少新石器时代的房屋遗址，屋子中间几乎都在地上挖有灶坑。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几乎掘出了“仰韶文化”的整个村落；在村落的房子里，多半是在中间正对着门道的地方挖掘灶坑，做成一个浅浅的瓢形。在陕西西部宝鸡北首岭的“仰韶文化”遗址里，也发现过同样的房子，房子里也有同样设备的灶坑。再如河南陕县庙底沟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里的房子，也是对着门道设置灶坑——为一种圆形的竖穴，深到一米左右。从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差不多都把灶坑的位置安排在房屋的中心，这大约是既要利用灶坑中的火炊煮，又要利用它来取暖和照明的缘故。

在这样原始的灶坑上做饭、烧水，如果要用锅子就必须支架子或者把它吊起来，否则那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当时人们用的“锅”很特别，下面带着三条腿，这样放在灶坑上，才稳固；就是不放在灶坑上，只要在“锅”下面烧上柴火，也可以烹煮食物。这些三足“锅”的种类很多，其中一种叫鬲（lì），它下面的三只腿是中空的，像三条尖口袋，煮东西时把东西倒进去，火在三条袋足的中间烧，里面的东西很快就可以被煮好。另一种是“鼎”，是一种盆子或罐子样的东西，下面带着三条实心的腿，可以算是一只自己带有锅架子的“锅”。以上两种是古代人最常用的器物。鬲多用来煮饭，鼎大概常常用来煮肉、烧菜。现在做饭时蒸东西用笼屉，那时候用一种“甑（zèng）”，是一个底部穿有许多孔的大盆子，把它放在鬲或鼎上用来蒸饭的；后来干脆把甑和鬲接合起来制成一个完整的器皿，叫作“甗”（yǎn），是专门蒸东西用的自带蒸锅的“笼屉”。

这时候所使用的各种“锅”，都是用土烧成的陶器。由于所用陶土的质料和烧制时火候不一，有的呈红色，有的呈黄色，也有的呈灰色或黑色，等等。为了使烧制时陶胎内的水分容易逸去而避免产生裂纹，在制造陶胎时往往搀入许多砂，有时也用蚌壳末、云母屑等，在考古学上称这样的陶器叫“夹砂陶器”，它和现代的“砂锅”差不多。到了青铜时代，一部分“锅”虽然改铸成铜质的了，但陶制的仍旧很流行；直到铁器广泛使用以后，这些陶质的“锅子”才渐渐销形灭迹。大约在汉代，一般人家普遍使用现在这样高的炉灶，鬲、鼎等炊事用具不需要再带上很长的足，于是便被改变成为没有足的锅了。

在新石器时代，除了固定挖在地上的灶坑外，还有一种用陶土烧成的轻便小炉灶，使用起来很方便。在庙底沟的“仰韶文化”遗物中，就有一种夹砂红陶的灶。灶身像一个大的平底盆子，前面开着一个梯形的火门，灶下还有三个短足。灶口上部接近边沿的内壁上，有三个凸瘤，正好承接着放在灶上的扁陶釜（锅）。如果灶腔里烧上火，釜里就可以烧水或烹煮东西了。

（杨泓）

家具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当然谈不到使用家具。当时人们休息是坐在地上或睡在地上的，因为地上很硬很潮，坐时睡时总要铺垫一些东西，比如植物的枝叶啦，或是兽皮啦，等等。当发明了编织技术以后，也自然会铺垫席子。这种“席”，如果也可以算做家具的话，就是室内最古老的家具。在我国古代，很长时间保持着席地坐卧的习俗，一直到汉代，席还是最常用的家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还离不开它。那时一般的席是蒲草织的，好一些的加上绢帛的边缘，更贵重的还有用丝织的“绣茵”。

最早出现的家具还有床。殷代的甲骨文里，就有“床”字的形象。1957年在河南信阳发掘的战国时期的楚墓里，有不少雕饰精美的漆、木家具——床、几、案等，这是我国现存的年代较早的一组木制家具实物。出土的木床长2.18米，宽1.39米，四周围有栏杆，下面有六个足。床很矮，床足才高19厘米。到汉代，床还是比较矮的。在汉代的画像石和壁画里，常常有坐在床上的人物画像，有的床就是一个矮平台，有的下面有四足，它的用途和席一样广泛。

床上往往要张挂帐子，帐子的形制，一般多做成复斗形状。古诗《孔雀东南飞》中所说的“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的句子，指的就是这种形制的帐子。至于宫廷贵族们所用的帐子，自然就更加讲究，装饰也更为华美，帐顶往往饰有金莲，四角装有金龙口衔的彩色穗子。

席地而坐或坐在矮床上，如要饮食或书写，就临时放置案、几。案的形状，就像一个大托盘，下面有足。有作圆形的，下面有三足；有作长方形的，下面有四足。讲究的案是漆案，四角有铜饰。案一般都不太大，很轻，也不太高，一般不过20厘米。几是狭长形的，下面两端装足，在坐累了时可以倚伏在上面休息，称为“凭几”。晋代以后，流行一种凭几，几面作圆曲形，下面有三个兽蹄状的足，形式古朴、大方。

装藏东西，一般用箱子，也有立柜。河南陕县的东汉墓里，出土了一件绿釉陶柜模型，是方形的，下面有四足，上面有可以开启的柜门。

至于在室内作隔断的，除了帷幔外，还有屏风，这种屏风多安设在床的后面和两侧。另外还有一种“步障”，用布帛制成，也作隔断用。

魏晋以后，家具有了变化。这时，由于一般建筑物加高了，所以室内的陈设也相应地加高。例如，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画的《女史箴图》中，床的高度就和现代的差不多。另外，一些少数民族的用具也传入中原地区，例如在汉朝末年，北方少数民族的“胡床”传了进来，而且逐渐广泛流行。这种“胡床”，大约就是以后的“交椅”一类的东西，可能就是椅子的前身。

最晚到唐代，出现了真正的椅子。1955年在西安发现了唐玄宗的宠臣高力士之兄高元珪的坟墓，墓室正壁上的人画像就是坐在椅子上的。敦煌的唐代壁画里，也画有椅子。看来这时椅子的样式结构还很古拙，都是仿效建筑中大木作手法。同时由敦煌的唐代壁画和传世的唐代绘画里，可以看到当时已使用了桌子，有简单的长方形板桌，也有制作精致的长桌。除了桌、椅外，也还有方凳等物。

桌椅一出现，人们逐渐改变了席地坐卧的方式，改为坐椅子、凳子了，这样也就引起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具的变化，也引起了生活习俗方面的变革。从五代时南唐顾闳中绘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家具已很齐备，有椅子、鼓凳、桌子、矮几、大床、屏风等。但是这些家具还不像现在的家具那样，放置在室内一定的位置，而是用时放置，用毕即撤除。

到宋代，桌椅家具才普遍地使用起来。在河北巨鹿县宋城遗址中，掘出过北宋末年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的木制桌椅，这是很珍贵的发现，是我国现有的罕见的宋代实用木制家具。从宋代的绘画及墓葬里的壁画和殉葬的家具模型来看，这时家具的品种已经显著增多，除桌、椅以外，还有床、凳、屏风、高几、柜、衣架、巾架、曲足盆架、镜台等；并且在制作上也有了不少变化，上面还出现了华美的雕花饰件。

（杨泓）

跪拜

在京剧中，老百姓见官得跪着，小官见大官得跪着，大官见皇帝也得跪着，跪之不足，有时还得拜上几拜，好像人们长着膝盖就是为着跪、拜似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礼节呢？

根据古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原来戏台上的跪、拜，确实反映了古代人们的礼节。例如，清末大学士瞿鸿禨（jī）的日记里，就记载着清朝的官员们和皇帝、皇太后谈话的时候，都一溜子跪在地上，他们大多数人都年纪大了，听觉不好，跪在后边的听不清楚皇帝说的什么，就只好推推前边跪的人，问到底说的是什么。有的笔记还记着这些年老的大官，怕跪久了支持不住，特地在裤子中间加衬一些东西，名为护膝。而且，不只是宫廷、官府如此，民间也是这样的，如蔡邕（yōng）《饮马长城窟行》：“长跪读素书，书上竟何如？”古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后汉书·梁鸿传》说，孟光嫁给梁鸿，带了许多嫁妆，过门七天，梁鸿不跟她说话，孟光就跪在床下请罪。《孔雀东南飞》：“府吏长跪答，伏维启阿母。”可见妇女对男子、儿子对母亲也是有长跪的礼节的。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古代人是席地而坐的，那时候没有椅子、桌子之类的家具，不管人们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都只能在地上铺一条席子，坐在地上。例如汉文帝和贾谊谈话，谈到夜半，谈得很投机，文帝不觉前席，坐得靠近贾谊一些，听取他的意见。至于三国时代管宁和华歆因为志趣不同，割席绝交，更是脍炙人口的故事。正因为人们日常生活，学习也罢，工作也罢，都是坐在地上的，所以跪、拜就成为表示礼节的方式了。宋朝朱熹对坐、跪、拜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说明。他说：

古人坐着的时候，两膝着地，脚掌朝上，身子坐在脚掌上。要和人打招呼——肃拜，就拱两手到地；顿首呢，就把头顿于手上；稽首则不用手，而以头着地，这些礼节都是因为跪坐着而表示恭敬。至于跪和坐又有小小不同处：跪是膝着地，伸腰及股。坐呢？膝着地，以臀着脚掌。跪有危义，坐则稍安。

从朱子的这段话来看，宋朝人已经弄不清跪、坐、拜的由来了，所以朱熹得作这番考证。

有人不免提出疑问，人们都坐在地上，又怎么能工作和吃饭呢？这也不必担心，古人想出了办法，制造了一种小几，放在席上，可用以写字、吃饭。梁鸿吃饭的时候，孟光一切准备好了，举案齐眉，把案举高到齐眉毛，以表示在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制度下，妻子对丈夫的尊敬，这个案是很小很轻的，要不然，像今天一般桌子那样大小，孟光就非是个大力士不可。

因为古代人们都是坐在地上的，所以就得讲清洁卫生，要不然，一地的灰尘，成天坐着，弄得很脏，成何体统？

到了汉朝后期，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家具——胡床，传进来了，行军时使用非常方便，曹操就曾坐在胡床上指挥过作战。后来从胡床一变而为家庭使用的椅子，椅子高了，就得有较高的桌子，从此人们就离开了席子，不再席地而坐，改为坐椅子、凳子了。

人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席地而坐的时候所产生的反映封建等级制度和上下尊卑的礼节——跪和拜却仍旧习惯性地继承下来，并且从此坐和跪拜分了家，跪和拜失去了和生活方式的任何联系，单纯地成为表示敬意和等级差别的礼节了。

（吴晗）

穿衣打扮

商朝人多穿齐膝短衣，扎着裤脚。衣着材料除麻、葛外，已有十分细致的紬（同“绸”字）子。奴隶主贵族的衣服上，多织绣花纹，连腰带、衣领和袖口，也有花纹。贵族男子常戴帽子，有一种平顶式帽，到春秋战国还流行；汉代的“平巾帻（zé）”，就是从它发展而来的。妇女多梳顶心髻，横贯一支圆骨簪；有的还在头顶两旁斜插两支顶端带小鸟形的玉簪。大姑娘梳辫子，小孩子则梳两个小丫角儿。男女贵族身上都佩玉，玉被琢成各种小动物形象，最常见的一种为玉鱼。奴隶只能穿本色粗麻布或粗毛布衣服，光头无发，有的头上包巾子，缠得高高的，和现代西南苗族人一样。

到西周，统治阶级穿衣服，日益讲究宽大。周天子坐朝、敬天、办婚丧大事，衣服各不相同；由于迷信，出行还得按季节、定方向穿不同颜色的服装，配上相宜颜色的车马。穿皮毛也分等级，不能随便。猎户打得的珍贵的狐、獭（tǎ）、貂、鼠都得全部上缴，不能私下使用，也不许出卖。一般平民，年老的在名义上虽可穿紬衣，其实何尝穿得起？也只能和奴隶一样穿粗麻布或粗毛布短衣，极穷的只好穿草编的牛衣——即冬天盖到牛身上的草编蓑衣！

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生活越加奢侈，穿的衣服更加华丽，佩的玉也越发精致。剑是这个时期的新兵器，贵族为了自卫并表示阔气，经常还得有一把镶金嵌玉的宝剑，挂在腰间皮带上。皮带头有用铜或骨、玉做成的带钩绊住，讲究的带钩必用银镶金嵌玉做成，而且式样很多。男子成年必戴冠。贵族的冠高高上耸，有的又和个倒覆的杯子相似（古代的杯子式样多是椭圆形）。年轻妇女梳辫子，梳法多种多样。有的妇女喜戴圆圈帽，而且还在颊边点一簇胭脂点（聚成三角形），眉毛画得浓浓的。女孩梳两条大辫子，向两边分开；穿的衣长度齐膝，下沿折成荷叶边。贵族男子流行八字须，两角微微上翘。武士则喜留大毛胡子。舞人无论男女，衣袖都极长。打猎人由于经常在丛林草泽中活动，衣裤特别紧小。

历史上所说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所谓“胡服”，究竟是什么样子？根据现存有关材料推断，“胡服”的特征约有四点：①衣长齐膝，袖子很小；②腰间束有附带钩的皮带，可松可紧；③头上戴一顶用毛毡或皮革做的尖尖帽，和馄饨差不多（后来人把它叫“浑脱帽”，到唐代还一度流行）；④脚上穿着短统皮靴。因为这样装束，骑在马上作战特别方便。

秦汉大一统局面出现后，衣服的式样也比较统一起来。统治者戴的冠，前梁高耸，向后倾斜，中空如桥；梁分一梁、三梁、五梁几种，上面另加金玉装饰，表示爵位等级。凡是有官爵的人，无分男女，还得把一条丈多长的丝绦（按品级颜色各不相同），折叠起来挂在右腰边，名叫“组绶（shòu）”。贵族男子这时已改佩环刀，普通男子头戴巾、帻。巾子多用来包裹头发，帻则如平顶帽，上加个“人”字形帽梁（不加帽梁就叫“平巾帻”）。汉代妇女已不再点三角形胭脂，但却常用黛（青黑色的颜料）石画眉毛；髻子向后梳成银锭式，向上梳的多加假发。年轻姑娘依旧梳辫子，也有松松绾（wǎn，盘绕起来打成结、扣）成一把，末后结成一小团，成个倒三角形的。这时期，最贵的衣服是白狐裘，春秋战国时就已价值千金。最贵的衣料是锦绣，上面有各种山云鸟兽花纹，比普通紬子贵二十倍。西北生产的细毛织物和西南生产的木棉布、细麻布，价格也和锦绣差不多，一匹要卖二两金子。当然，这些材料只有贵族用得起，一般劳动人民是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魏晋以来，男子流行戴小冠，上下通行。“组绶”此时已名存实亡，玉佩制度也渐次失传。贵族身边的佩剑已改用木制，留个形式而已。红紫锦绣虽然依旧代表富贵，但统治阶级多喜欢穿浅素色衣服。帝王有时也戴白纱帽，一般官僚士大夫，多喜用白巾子裹头。在东晋贵族统治下的南方，普通衣料是用麻、葛，有的地方用“蕉布”“竹子布”“藤布”；高级的衣料是丝麻混合织物“紫丝布”和“花綀”（shū）。在诸羌胡族贵族统治下的北方，统治者还是喜欢穿红着绿，先是短衣加披风，到北魏时改为宽袍大袖，唯帽子另做一纱笼套上，名叫“漆纱笼冠”。至于普通老百姓，无论南北，都是一样，始终穿短衣——不过北方人穿上衣有翻领的，穿裤子有在膝下扎带子的。这种装束，直到唐代还通行于西北。特别是翻领上衣，几乎成了唐代长安妇女最时髦的服装式样。

唐朝的服色，以柘黄为最高贵，红紫为上，蓝绿较次，黑褐最低，白无地位。由于名臣马周的建议和阎立本的设计，唐朝恢复了帝王的冕服，并制定了官服制度。官服除用不同颜色区分等级外，还用各种鸟衔各种花的图案来表示不同的官阶。通常服装，则为黑纱幞（fú）头，圆领小袖衣；红皮带（带头有等级之分），乌皮六合靴。幞头后边两条带子变化很多，或下垂，或上举，或斜耸一旁，或交叉在后，起初为梭子式，继而又为腰圆式……从五代起，这两条翅子始平直分向两边，宋代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进，便成了纱帽的定型样式。不当权的地主阶级及所谓隐逸、野老，多穿合领宽边衣，一般称为“直掇”。平民或仆役多戴尖毡帽，穿麻练鞋，且多把衣服撩起一角扎在腰间。妇女骑马出行，必戴“帷帽”，帽形如斗笠，前垂一片网帘（中唐以后此帽即少用）。女子的衣裙早期瘦而长，裙系在胸上；发髻向上高耸，发间插些小梳子，多的有五六把；面部化妆多在眉心贴个星点，眉旁各画一弯月牙。这时，中原一带的妇女喜着西域装，穿翻领小袖上衣，条纹裤，软锦蛮靴；有些妇女还喜梳蛮鬟椎髻，嘴唇涂上乌膏，着吐蕃装束。这时期，流行一种半袖短外褂，叫作“半臂”，清代的马褂和背心，都是由它发展而来的。

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重定衣服制度，衣带的等级就有二十八种之多。黄袍成了帝王的专用品，其他任何人都不许穿，穿了就算犯罪。规定的官服，有各种不同花色。每遇大朝会或重要节日，王公大臣们必须按照各自的品级，穿上各种锦袍。皇帝身边的御林军，也分穿不同花纹的染织绣衣。宫廷内更加奢侈，衣服、椅披、椅垫，都绣满花纹，甚至缀上珍珠。皇后的凤冠大大的，上面满是珠宝，并且还有用金银丝盘成整出王母献寿的故事的，等于把一台戏搬到了头上。贵族妇女的发髻和花冠，都以“大”为时髦，发上插的白角梳子有大到一尺二寸的。贵族妇女的便服流行瘦长，一种罩在裙子外面类似现代小袖对襟褂子式的大衣甚流行。衣着的配色，打破了唐代以红紫、蓝绿为主色的习惯，采用了各种间色，粉紫、黝紫、葱白、银灰、沉香色等，配合使用，色调显得十分鲜明；衣着的花纹，也由比较呆板的唐式图案改成了写生的折枝花样。男子官服仍是大袖宽袍，纱帽的两翅平直向两旁分升，这时已成定型。便服还是小袖圆领如唐式，但脚下多改穿丝鞋。退休在野的官僚，多穿“直掇”式衫子，戴方整高巾（又名“东坡巾”或“高士巾”，明代还流行）。棉布已逐渐增多，南方还有黄草布，受人重视。公差、仆役，多戴曲翅幞头，衣服还相当长，常撩起一角扎在腰带间。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衣服越来越短，真正成了短衣汉子。

契丹、党项、女真族先后建立了辽、西夏、金政权，他们的生活习惯保留了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在穿戴上和汉人不大相同。契丹、女真男子，一般多穿过膝小袖衣，长筒靴子，佩豹皮弓囊。契丹人有的披发垂肩。女真人则多剃去顶发，留发一圈结成两个小辫子，下垂耳后。党项男子多穿团花锦袍，戴毡帽，腰间束唐式带子，上挂小刀、小火石等用物。女真妇女衣小袖左衽（衣襟）长衫，系一丝带，腰身小而下摆宽；戴尖顶锦帽，脑后垂两根带子。党项妇女多穿绣花翻领长袍。后来，由于辽、金统治者采用了宋代服制，所以契丹、女真族的装束和汉族的装束区别日益减少。紬缎也多是南方织的。

元朝的官服用龙蟒缎衣，等级的区别在龙爪的多少，爪分三、四、五不等，有法律规定，不许乱用。明清两代还依旧这样。在元代，便服还采用唐宋式样。一般人家居，衣多敞领露胸；出门则戴盔式折边帽或四楞帽，帽子用细藤编成。蒙古族男子多把顶发当额下垂一小绺，如个小桃子式，余发分编成两个大辫，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后。贵族妇女必戴姑姑冠；冠用青红绒锦做成，上缀珠玉，高约一尺，向前上耸，和直颈鹅头相似。平民妇女或奴婢，多头梳顶心髻，身穿黑褐色粗布、绢合领左衽袍子。长江上游已大量种植棉花，织成棉布。

明代，皇帝穿龙袍。大臣穿绣有“蟒”“斗牛”“飞鱼”等花纹的袍服，各按品级，不得随便。一般官服多为本色云缎，前胸后背各缀一块彩绣“补子”（官品不同，“补子”的彩绣也不同）。有品级的大官腰带间垂一长长丝绦，下面悬个四寸长象牙牌，作为入宫凭证。冬天上朝，必戴皮毛暖耳。普通衣服式样还多继承宋、元遗制，变化不大。这时结衣还用带子，不用纽扣。男子头上戴的巾，有一种像一块瓦式，名“纯阳巾”，明太祖定名为“四方平定巾”，读书人多戴它；另有一种帽子，用六片材料拼成，取名“六合一统帽”（喻意全国统一），小商贩和市民多戴它。妇女平时在家，常戴遮眉勒条；冬天有事出门，则戴“昭君套”式的皮风帽。女子有穿长背心的，这种背心样式和兵士的罩甲相近，故又叫“比甲”或“马甲”。

清代的服装打扮，不同于明代。明朝的男子一律蓄发绾髻，衣着讲究宽大，大体衣宽四尺，袖宽二尺，穿大统袜、浅面鞋；而清代的男子，则剃发垂辫（剃去周围的头发，把顶发编成辫子垂在背后），箭衣马蹄袖，深鞋紧袜。清代官员服用石青玄青缎子、宁紬、纱，做外褂，前后开衩，胸、背各缀“补子”（比明代的“补子”小一些）一方（只有亲王、郡王才能用圆形），上绣各种禽兽花纹，文官绣鸟，武官绣兽，随品级各有不同：一品文官绣仙鹤，武官绣麒麟；二品文官绣锦鸡，武官绣狮子；三品文官绣孔雀，武官绣豹子；四品文官绣云雀，武官绣老虎；五品文官绣白鹇（xián），武官绣熊……一般人戴的帽子有素冠、毡帽、便帽等几种。便帽即小帽，六瓣合缝，上缀一帽疙瘩，俗名西瓜皮帽。官员的礼帽分“暖帽”（冬天戴）、“凉帽”（夏天戴）两种，上面都有“顶子”，随着品级不同所戴的“顶子”颜色和质料也不同：一品官为红宝石顶，二品官为红珊瑚顶，三品官为亮蓝宝石顶，四品官为暗蓝宝石顶，五品官为亮白水晶顶……帽后都拖着一把孔雀翎，普通的无花纹，高级官僚的孔雀翎上才有“眼”，分一眼、二眼、三眼，眼多表示尊贵。只有亲王或对统治阶级特别有功勋的大臣才被赏戴三眼花翎。平民妇女服装，康熙、雍正时，时兴小袖、小云肩，还近明式；乾隆以后，袖口日宽，有的竟肥大到一尺多，衣服渐变宽变短。到晚清，城市妇女才不穿裙，但上衣的领子转高到一寸以上。男子服式，袖管、腰身日益窄小，所谓京样衫子，把一身裹得极紧，加上高领子、琵琶襟子、宽边大花坎肩，头戴瓜皮小帽，手拿一根京八寸小烟管，算是当时的时髦打扮。一般地主、商人和城市里有钱的市民，很多就是这样的装束。

（沈文）

音乐

商代的乐器现在出土的已经很多，有磬、钟、鼓、铎、铃、埙（xūn）等，大概都是商代后期的遗物。其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是1950年在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大石磬，质地细腻，上面刻着精美的虎形。商代已有“编磬”“编钟”——把音高不同的磬或钟分别编排在一起。河南辉县出土的陶埙能发十一个不同的音。甲骨文中有“龠（yuè）”字，就字形看（指甲骨文字形，下同），像原始的“排箫”；又有“樂”（乐）字，就字形看，像木架上张着丝弦，因此有人认为它原来就是一种乐器。可以推断，商代的音乐已经相当发达，而且还有了一定的乐律知识。

在商代，已经有了职业乐人（其中大部分是奴隶身份）。这种乐人，世世代代从事音乐工作，他们吸收和总结劳动人民在音乐活动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于音乐艺术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人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探索到一些规律，因而导致音乐理论的形成；有了音乐理论，便更促进了音乐的发展。

音乐来自民间，是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无穷智慧，孕育出音乐的精英华彩。社会不断地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地发生变化，新的音乐也就不断地涌现出来。

第一次大规模地搜集整理民间音乐开始于西周时期，到春秋时期告一段落。当时经过选择整理的一部分歌词，流传到今天，称为《诗经》。《诗经》中的作品，一部分是贵族的乐歌，大部分是各地的民歌。民歌中有砍伐檀树的劳动者在诅咒不劳而获的贵族，逃亡的人把统治者比作贪得无厌的大老鼠，从这里，我们听到了被压迫者反抗的号角声。

西周时期已经有“十二律”和“五声”的知识。“十二律”相当于西洋音乐的音名，代表十二个不同的标准音高。“五声”指宫、商、角、徵（zhǐ）、羽，代表音阶，相当于西洋音乐的唱名。“五声”之外，加上“变徵”“变宫”，称为“七声”。

战国时代，楚国的音乐兴盛起来。诗人屈原搜集民歌进行加工，并以民歌为基础，创作新的诗篇，充满了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热情。

楚国的音乐到西汉初年，仍然流行，当时称为“楚声”。汉武帝设立了一个音乐管理机构——乐府，广泛地搜集各地的民歌，加以整理。乐府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鼓吹曲”和“相和歌”。“鼓吹曲”是军队、仪仗队和隆重的典礼上所用的音乐，“相和歌”是一般的流行歌曲。东汉继续搜集整理民间音乐，现在流传下来的汉乐府诗大部分是东汉的作品。

三国曹魏时期，“相和歌”中的三调发展起来，“瑟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宫为主”。三调之中，“清调以商为主”，举“清商”以代表三调，所以称为“清商三调”。魏国设置“清商署”，掌管流行的乐舞。西晋继承了曹魏的音乐，音乐官署中也有“清商署”。魏晋“清商署”虽然由“清商三调”得名，但所演奏的音乐不会只限于“清商三调”，也必然吸收了当时的民歌，这些民歌大都出于北方各地区。

西晋灭亡后，晋元帝南渡，建立东晋政权。以“清商三调”为主的北方音乐，随着东晋政权到了江南，对南方的音乐必然有所影响。东晋之后，南方历宋、齐、梁、陈四朝，统称为南朝，国都都设在建康（今南京）。南朝的“新声”大体上包括“江南吴歌”和“荆楚西曲”两大类。前者是今江苏一带的民歌，后者是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民歌（因为这一带在建康的西方，所以称为“西曲”）。

晋室南渡后的北方，“清商三调”等乐曲仍然流行于民间。北魏搜集汉、魏以来的“相和歌”“清商三调”，南朝的“吴歌”和“西曲”，以及杂舞曲等，统称为“清商乐”。“清商乐”或称“清乐”，成为汉代以来中原及南方各地传统音乐的总名称。这个时期，北方的音乐仍然是以汉族音乐为基本，由于时代的进展、民族的迁徙杂居，西域音乐陆续地传进来，正在酝酿一种融合各种因素的新音乐。所谓西域音乐，是指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和中亚等地的音乐而言。

隋朝继承了南朝和北朝的文化。隋文帝时，由于准备整理音乐，曾引起对于音乐问题的一场争论。参加争论的大致分为三派：一、颜之推、苏夔（kuí）、何妥等排斥西域音乐，主张完全采用中原旧乐。二、郑译主张采用龟（qiū）兹（今新疆库车）琵琶七调的乐律，倾向西域音乐。三、万宝常主张以中原音乐为基本而吸收西域音乐。万宝常的老师是祖珽（tǐng），祖珽在北齐，他的父亲祖莹在北魏，都整理过音乐。祖珽说祖莹整理音乐的原则是“华戎兼采”。这次争论继续了好几年。历史证明，音乐的发展走的是“华戎兼采”的道路。

隋文帝设置“七部乐”，隋炀帝改为“九部乐”；“七部乐”或“九部乐”都是宫廷宴会时表演的节目。

唐代沿用隋代“九部乐”。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改为“十部乐”。其后，宫廷宴会又改用“坐部伎（通“技”，技艺）”和“立部伎”。“坐部伎”在堂上坐着演奏，“立部伎”在堂下站着演奏，节目都是融合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因素而创造的大型乐舞。唐玄宗开元二年（714），设立内、外教坊。教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享乐而设置的，但也是搜集乐舞并安置训练乐工的地方，同时也是传播乐舞的地方。当时著名的歌唱家李龟年和舞蹈家公孙大娘都是教坊的成员。

唐代的乐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般的乐曲称为“杂曲子”，具有一定规模的、结构复杂的大型乐曲称为“大曲”。乐人往往选择整齐的五言或七言诗配在乐曲里唱，诗人为乐曲作的歌词也都是五七言诗（个别乐曲也有六言歌词）；但后来也有人逐渐试验着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写歌词，句子或长或短，当时称为“曲词”或“曲子词”，这就是“词”体的开端。词体中虽然还保存着一部分齐言诗的形式，但毕竟占少数。

北宋在音乐史上显示出一个新阶段：唐代以前，搜集整理音乐的工作掌握在官府手里；从北宋起，民间艺人的音乐和戏剧活动日渐加强，而官府管理音乐的力量日渐削弱。汴京（开封）的民间艺人已经有了固定的表演地方，叫作“瓦子”。瓦子里又分各种戏场，叫作“勾栏”。瓦子成了公共娱乐场合，非常热闹。南宋的首都临安（杭州）已有许多民间艺人团体，称为“社”，如“绯云社”“遏云社”等。规模大的社拥有三百多人。两宋时代，填词唱词成了时代的风尚。在南宋偏安江南的时候，金统治下的北方广大地区，一方面继承了一部分北宋音乐，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民间乐曲。

北宋出现了“杂剧”和“诸宫调”。用大曲的曲调演唱故事，逐渐形成杂剧。采用许多宫调不同的乐曲，分为若干组（每组宫调相同），来演唱故事，这种音乐形式称诸宫调。诸宫调运用起来极为灵活，而且听众也不会感觉单调，比用大曲又进了一步。南宋初年，宋杂剧及诸宫调和今浙江温州一带的民间歌曲相结合，演变成“温州杂剧”，也称“南戏”或“戏文”。金代董解元著的《西厢记》就是诸宫调体的代表作。

元代，北方民族又有迁徙流动，外国人迁入中国的也很多，因此中国音乐又增添了新的成分。宋金以来流传在北方的宋杂剧及诸宫调和北方的民间歌曲相结合，演变成“北剧”，即元杂剧。除了杂剧之外，还涌现了许多新民歌，历史上称为“散曲”。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类。小令即只曲，套数由同一宫调的若干只曲组合而成。当时由于戏剧盛行，许多乐曲和舞蹈都被吸收在戏剧里，音乐和戏剧分不开。此后在城市里，单独演奏乐曲或表演舞蹈的机会就相对地减少了，这种情况到了明清时代更为显著。

明代，各地区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成的地方戏也都兴盛起来。这时不但剧种多，而且戏剧——特别是南戏的规模也达到成熟阶段。宋元南戏流传到江西弋（yì）阳一带，和当地的民间乐曲结合，产生了“弋阳腔”；南戏流传到江苏昆山一带，和当地的乐曲结合，产生了“昆山腔”（昆曲）。明末清初，弋阳腔和昆曲最为盛行。

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朱载堉（yù）发明了“十二平均律”，比德国人魏克迈斯特的同样发明，约早一百年。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教，带来了“七十二弦琴”（钢琴），并写成《西琴曲意》八章，但这时欧洲音乐对中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清代乾隆中期（18世纪中叶）以后，昆曲渐衰，而所谓“乱弹”者代之而兴。“乱弹”即指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黄腔等，这些腔调里集中了不少优秀的民间乐曲。明清两代的乐谱保留下来的很多，而且有许多乐曲依然流传在民间。

清代宫廷宴乐中除了主要的乐舞之外，还先后吸收了边疆地区和邻国的乐舞八种：“瓦尔喀乐”（吉林东部女真族中的一个部落），“朝鲜乐”，“蒙古乐”，“回部乐”（新疆），“番子乐”（西藏），“廓尔喀乐”（尼泊尔），“缅甸乐”，“安南乐”（越南）。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包括音乐在内，受到了严重摧残。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的重视，它才被大规模地发掘整理，重新估价。传统音乐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推陈出新。

（阴法鲁）

舞蹈

我国舞蹈的起源，就考古发掘的材料推断，当不后于新石器时代。

据史书上讲，夏朝时，祀神之舞，已很发达。

殷墟出土的实物证明，在商朝，舞蹈已有乐器伴奏。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土层中曾发现过印在泥土上的漆鼓花纹，说明殷代已经有了鼓。古语说“鼓之舞之”，鼓是一种舞蹈伴奏乐器，由于鼓的存在，可以推知舞的存在。在殷墟发现的大石磬，也是舞蹈伴奏乐器。《尚书》上说，“击石拊（fǔ，击、拍）石，百兽率舞”，这两句话描写的是古代人在狩猎之后，模仿百兽的动作，随着敲击的石磐节拍而起舞的一种情景。大概原始的“拟兽舞”，就是这样产生的。

到周代，有了“文舞”和“武舞”的区别。文舞和武舞的起源，都与人类的劳动生活有关。文舞手执羽（鸟羽之类）旄（máo，牛尾之类），是表演渔猎时代原始人类猎得猎物后抒发愉快心情的一种舞蹈；武舞是表演原始社会的人类与野兽做斗争或与敌人做斗争前的准备动作以及获胜后如何表示欢乐的一种舞蹈。这种舞，最看重步伐一致。“斗兽舞”也是武舞的一种，在周朝的铜器猎壶上，在汉朝的石刻画中，还可以看到以这种斗兽为题材的艺术形象。

古代舞蹈，到汉朝有了很大发展。汉武帝时，汉政府设有专门收集整理音乐歌舞的总机构——乐府。模仿兽类的拟兽舞，汉代仍然流行，东汉人张衡的《西京赋》中就有关于这种舞蹈的描写。汉代常见的舞蹈，有“长袖舞”“折腰舞”“槃舞”“巾舞”等多种。

长袖舞和折腰舞在秦以前就已经有了。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古墓中曾出土过雕刻一对长袖舞女的玉佩。安徽寿县战国楚墓中也发现过相类的玉制舞女。在湖南长沙的楚国墓里，曾发掘出一具上面绘有乐舞的漆奁（lián，妇女梳妆用的脂粉盒子），奁上的舞女像也是长袖。古代谚语说“楚王好细腰”，“楚辞”说“小腰秀颈”，腰细能增加舞的轻盈姿态，战国时楚国宫廷中细腰舞十分流行。汉朝的长袖舞、折腰舞，就是继承了楚国的舞蹈艺术而发展起来的。汉画中所表现的舞蹈女子，多是长袖细腰，有的舞女腰身甚至纤细到能向后蜷曲成环状。东汉傅毅《舞赋》中所讲的“体如游龙，袖如素蜺（ní，与‘霓’字意义相同）”，形容的正是这种长袖细腰的舞姿。据《西京杂记》说，汉高祖刘邦的戚夫人擅长跳翘（qiáo，举起的意思）袖折腰之舞。什么叫翘袖折腰舞？据《汉书·张良传》记载，有一次刘邦对戚夫人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由此可见，所谓翘袖折腰舞，原来就是楚国宫廷中流行的长袖细腰舞。

槃舞是在槃鼓上跳舞。表演这种舞时，先在地上布置槃鼓（多用七个），然后舞人在鼓上跳舞。从汉朝到六朝，此舞一直很受欢迎。汉武梁祠石刻中，有舞人倒立舞于槃鼓上的画像，大概描绘的就是这种槃舞。

巾舞是持巾而舞，《宋书》说这种舞又名“公莫舞”。表演巾舞时，常连带表演“白纻（zhù）舞”。巾舞和白纻舞可能是一种同类的舞蹈。汉镜铭文中有“舞白纻（一种类似麻的植物，纤维可织布）”。这样的话，大概白纻舞也兴起于汉代。

此外，汉代还有鞞（bǐng）舞，不知起源于何时。鞞舞在南朝梁的名为鞞扇舞，舞者手执鞞扇，以助舞姿的蹁跹。至今流行在淮河流域一带的花鼓灯舞和流行在云南一带的花灯戏，舞人也是以手巾与扇子作为不可少的舞具，可能就是古代巾舞和鞞舞遗风的流传。

魏晋时代，设立乐府以收集整理民间歌舞，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变。西晋亡后，晋统治者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北方归各少数民族贵族统治；由于南北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文化生活和风习好尚的不同，因此南北的舞蹈艺术也便各有不同。

南北朝时，舞蹈艺术有了新的发展。

在南朝，乐舞艺术一方面继承了魏晋以来北方乐舞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江南地区民间乐舞的精华。这时期，流行在南方的舞蹈主要是雅舞和杂舞。雅舞的表演是在统治阶级祭祀天地祖先的场合，杂舞的表演是在一般宴会的场合。另外，这个时期在南方流行的“西曲歌”与“子夜吴歌”，其中也包括不少舞曲。西曲歌指的是传播在今河南、湖北、湖南一带的民歌。《古今乐录》讲，西曲歌有三十四曲，其中有十六曲为舞曲。这十六曲是：《石城乐》《乌夜啼》《莫愁乐》《估客乐》《襄阳乐》《三洲乐》《襄阳蹋铜蹄》《采桑度》《江陵乐》《青骢白马》《共戏乐》《安东平》《那呵滩》《孟珠》《翳（yì）乐》《寿阳乐》。十六曲中有不少是女子的情歌，可以推知这种舞必为女舞。西曲歌舞不是单人舞，而是队舞，原为十六人，到梁代减为八人。子夜吴歌是晋朝时吴（今江苏省）地女子子夜所作的情歌，也可作为舞曲，在民间流传很广。六朝和唐朝人的诗中，常把《子夜歌》和“前溪舞”连类并举，前溪舞是晋朝吴兴（在今浙江省）人沈充创作的一种舞蹈，在民间流传也很广。

在北朝，自北魏以来，即盛行鲜卑“北歌”：《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巨鹿公主》《白净王太子》。北齐时，胡舞渐流行，其中有一种安乐舞，行列方正像城郭，是一种大型舞，北周把它叫作城舞，舞者八十人，舞时都罩上木制的彩绘兽面具，披着假发，穿戴着皮袄、皮帽。今天，在西藏的跳神舞中，我们还仿佛能看到这种舞蹈的风姿。在这时期，今新疆一带以及新疆以西的中亚地区，有不少乐工、舞人挟着自己精湛的技艺，先后东来；中原的人民，喜好他们的艺术，并且努力学习他们的艺术。在各族人民的长期文化交流中，中亚乐舞、新疆乐舞和中原地区原有乐舞相结合，另形成一种具有新风格的乐舞；这种乐舞，为以后隋的“九部乐”和唐的“十部乐”开辟了先路。尤可注意的是，这时期在北方出现了一些带有情节性的舞蹈，如《旧唐书·乐志》和《乐府杂录》等书所记的“踏摇娘（《乐府杂录》作‘苏中郎’）”“兰陵王”“拨头”“苏幕遮”等舞便是。这些新舞的出现，更使中原地区的原有乐舞增添了生命的活力。

唐代，中国的封建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艺术的各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唐代的舞蹈，融合了国内各民族和印度、波斯等民族的舞蹈艺术，孕育发展，又有了新的创造。唐太宗设置的“十部乐”（包括舞），就是集当时乐舞之大成。唐玄宗时，新创制的“霓裳羽衣舞”曲，在乐舞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安史之乱后，唐代的乐舞日渐衰落，“十部乐”也因政治上的剧烈动荡而散亡。五代十国时期，乐舞的兴盛和繁荣，始终赶不上唐朝。

宋代继承唐代的“大曲”，并加以发展，于是宋代的歌舞剧开始登场。宋代的大曲，有歌有舞，歌舞相间进行，而且按照“歌者不舞，舞者不歌”之例，歌人与舞人分司其事，此点与明以后的昆曲及各地方戏唱做兼能者有很大不同。大曲的演奏，大体可分三部分：“散序”，“排遍”，“入破”。演奏前两部分，舞者不出场，至“入破”，演奏到达高潮，羯鼓、蛮鼓、大鼓与各种管弦乐齐奏，舞者入场，随着音乐的节拍，婆娑起舞。宋代大曲属于舞曲者，有“采莲舞”“柘枝舞”“花舞”“剑舞”“渔父舞”等多种。采莲舞和柘枝舞都是五人队舞，舞者多为女童。舞时有分作五方（东、南、西、北、中）的，有转作一行的，也有分为双行的。宋代的著名文人如郑仅、晁（cháo）补之、秦观、毛滂、洪适等，都有舞曲留世；文人们大量作舞曲，可见宋代的乐舞一定很兴盛。宋代有些舞曲，不仅带有故事情节，而且兼有宾白（歌唱之间的说白。两人对语叫“宾”，一人自语叫“白”）、念、唱。这种舞曲，为后世金代院本（剧本）与元代杂剧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代，舞蹈艺术融合于戏剧的表演中，成为正式的歌舞剧，盛行于南北各大都市。

（常任侠）

第六编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开始的，在这以前，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在这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40年这一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以后，资本—帝国主义又接连不断地发动了很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像19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等等。这些侵略者在用战争打败中国之后，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许多领土，取得了很多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特权，任意在中国驻扎军队，开办工厂、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对外贸易、通商口岸，随便传教、办报纸、办学校以及进行其他文化侵略，等等。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侵略者还和中国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就这样，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国家，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一部中国近代史，也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血腥历史。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要地位。那时，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商品经济是不发达的。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受到了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批地破产，商品经济有了发展；在封建经济受到破坏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国社会里除了原先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国社会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封建社会了。可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殖民地，而不是要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它们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极力压迫和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这时在中国社会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仍然保存着，封建生产关系仍旧占着显著的优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始终得不到发展和进步，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一天天更加贫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政治上没有丝毫的权利。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就是这样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且一天天走上了殖民地化的道路。

从外国侵略者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的时候起，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也就同时开始了反抗外国侵略者及封建势力的斗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国侵略的光辉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精神。所以，中国近代史，又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光辉历史。

（汝丰）

鸦片战争

在19世纪初期，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资产阶级不但剥削和压迫本国人民，而且通过种种卑鄙恶毒的手段，剥削和压迫经济落后的国家的人民。他们占有很多殖民地，是殖民主义侵略强盗。

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越快，它国内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就越贫困。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卖不出去，经济上就出现了危机。这种经济危机，从1825年开始，几乎每隔八年到十二年就要发生一次，这对英国资产阶级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迫切地需要在国外扩大商品推销市场，掠夺新的殖民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就成为英国侵略者眼中一块鲜美的肥肉。

早在清朝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就曾经派了一个名叫马戛尔尼的特使到中国来，他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割让岛屿、减低关税等无理要求，企图打开中国的大门，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这种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侵略要求遭到了拒绝。此后，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又派了一个名叫阿美士德的人来到中国，重弹二十多年前马戛尔尼的老调，也同样被拒绝了。

英国侵略者耍“文”的花招没有行通，又使出了“武”的手段。早在1808年，英国政府就曾经把它的十三艘兵舰开到我国广东海面，劫掠澳门，闯入虎门，后来被中国水师击退。阿美士德到中国来的时候，护送他的英国舰队也曾经在广东海面轰击中国炮台和船只。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在中国刺探情报的传教士郭士立，甚至狂妄地扬言“全中国的一千只师船，不堪一只兵舰的一击”，气焰十分嚣张。到了1833年，英国派出的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中国，他为了执行英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意志，竟指挥兵舰侵入虎门要塞，发炮攻击，只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才狼狈退出。这些例子都表明了英国侵略者处心积虑地企图用一切手段打开中国门户的野心。

各种各样的办法都试过了，但中国的门户还没有被打开。怎么办呢？英国资产阶级最后竟然利用鸦片来作为掠夺和侵略中国的工具，把鸦片运到中国大量推销。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4570箱，到了1838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已经激增到40200箱了。这样，英国资产阶级得到了惊人的暴利，而中国人民则严重地受到了鸦片带来的祸害。

鸦片是一种毒品，俗名大烟，它含有大量吗啡和尼古丁，毒性很强，会使吸食者受到严重的摧残。吸食鸦片的人，中了毒以后，慢慢就变得身体虚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而且吸了就会上瘾，一旦不吸，就浑身瘫软，涕泪横流，像生了重病一样。所以，英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大量推销鸦片，是非常卑鄙恶毒的，它利用这种毒品一方面残害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勾引吸食者上瘾，不断增大销售量，来攫取暴利。结果，不但使得中国人民日益衰弱和贫困，城市工商业和农村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而且使中国的货币（白银）大量地外流，国家的财政经济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人民对鸦片贸易的激烈反对，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利益，才被迫进行了反对鸦片的斗争。

1838年底，清朝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禁烟十分坚决，他在人民的支持下，查缴和烧毁了运到中国的鸦片，并且要外国侵略者保证永远不再贩卖鸦片。禁烟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鸦片贸易是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又是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中国严禁鸦片，沉重地打击了他们。他们不肯善罢甘休，在千方百计地破坏禁烟失败后，就不顾一切地使用武力来实行侵略了。1840年6月，大批英国军队开到了中国，发动了武装进攻。为了保卫国家民族利益，林则徐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奋起抵抗，中英战争就这样爆发了。这次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因为战争的爆发是由鸦片问题直接引起的，所以叫作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正义战争，英国侵略者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当时的清朝封建统治者极端腐朽，他们被外国侵略者的洋枪大炮吓破了胆，最后向外国侵略者投降求和，中国因此失败了。清朝政府还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出卖了国家民族的主权和利益。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灾难更加深重了。

（汝丰）

林则徐 虎门销烟

林则徐（1785—1850）是鸦片战争时期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是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为官清廉，办事公正认真，深得老百姓的爱戴。

1837年至1838年他担任湖广总督时（总督是清朝的地方政府最高长官。湖广总督管辖湖北、湖南两省），正是英国侵略者肆无忌惮地在中国贩卖鸦片的时候，鸦片贸易不但遍及沿海各省，就是在湖北、湖南这样的内地省份也非常猖獗。烟毒泛滥的祸害使人触目惊心。当时广大人民强烈地要求严禁鸦片，清朝政府中的一部分爱国官员，也纷纷提出禁烟的主张，林则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在他所管辖的湖北、湖南两省雷厉风行地实行禁烟，大大地打击了吸毒者和贩毒者，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但是，禁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反侵略斗争。它不仅受到英国侵略者的抗拒和破坏，而且还受到许多当权的大官僚的反对和阻挠。林则徐和许多主张禁烟的官员一起，与反对禁烟的反动官僚集团进行了斗争。他大声疾呼：“如果不把鸦片严加禁绝，将来国家不但无人可以当兵，而且也将无钱维持财政开支。”林则徐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出发而说这些话的；但禁烟的正义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符合民族的利益，因而深得人心。清朝皇帝也不能不考虑，如果不禁鸦片，那么皇帝的宝座也将被鸦片冲垮，最后，不得不接受林则徐的主张，并且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深知在满朝贪污腐败的一片黑暗之中，禁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勇敢地承担了这一重大而艰巨的使命。他向自己的师友们表示：“祸福死生，早已置之度外”，定要尽一切努力，为国家除掉鸦片这一毒患。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以禁烟为中心的反侵略斗争，从此进入了更加尖锐的新阶段。

广州是外国侵略者进行贩毒活动的中心，人民群众反对鸦片的斗争也最强烈。1838年底，广州当局曾经处决了一个中国的鸦片贩子，当时英美烟贩竟纠众阻拦，从事破坏，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有一万多人举行了示威，并且用石块把这些气焰嚣张的侵略分子赶走了。人民群众高昂的反抗精神，对林则徐是巨大的鼓舞。他到了广州后，庄严地向外国侵略者宣布了自己坚定不移的禁烟决心。他说：“鸦片一天不禁绝，我就一天不回去，一定要全始全终，决不半途而废。”

在禁烟斗争中，林则徐做了很仔细的调查和准备工作。到广州以前，他对广东鸦片走私的地点及鸦片贩子的姓名，都已大致调查清楚。到广州后，他一面加紧整顿防务，一面严办烟犯。他向外国烟贩宣布，必须在三天内把鸦片全部交出，并且要写下永远不再贩烟的书面保证，否则，查出来了，不但鸦片全部没收，贩毒者也要依法处死。这种严正不苟的态度，使外国侵略者十分害怕，但这些老奸巨猾的家伙仍然想尽种种办法，企图狡赖顽抗。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还特别赶到广州，亲自策划破坏。林则徐看穿了他们的阴谋，采取了断然措施。他一方面立即把企图潜逃的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颠地截回，另一方面又派兵把外国毒贩的大本营——商馆封锁，把商馆与海上的交通也截断，还派水师在海面巡逻，严密监视外国船只的行动。同时，他又严峻地宣布外国侵略者违抗了禁烟命令，再一次通知他们把鸦片全部交出，否则就立即依法惩办。

在林则徐的坚决斗争下，外国侵略者的反抗和破坏被粉碎了！他们被迫交出了两万余箱鸦片，一共重2376254斤。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把这些鸦片集中在虎门海滩销毁，一连烧了二十多天，才把所有的鸦片全部烧毁。这就是震惊世界，使外国侵略者胆寒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它不仅是禁烟斗争的一个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的第一个大胜利。它长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灭了敌人的侵略威风。猖狂一时的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会遭受这样沉重的打击，他们不得不暂时低下头来。

但是，贪得无厌的英国强盗是绝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在进行了种种破坏和挑衅失败后，就不顾一切地采取武装侵略的手段了。

1840年6月，英国派出的舰队到达广州海面，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鸦片战争爆发了。

在洋枪洋炮面前，林则徐承受着严峻的考验。他并没有被侵略者的武力吓倒。在战争爆发前，他一直认真备战，严密防守。这时，他又在各个要塞增添兵力，加强守卫，并且坐镇虎门，亲自指挥。他看到广大人民反侵略的意志十分坚定，相信“民心可用”，因此，他不但把沿海村庄的老百姓组织起来，加以训练，而且公开宣布，在外国侵略者进犯时，“准许人人持刀痛杀”，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奋起抗战的革命热情，也使他自己得到了最广泛、最有力的支持。

正是这样，进犯广东的英国侵略军在爱国军民的铜墙铁壁面前，一点办法也没有，到处碰得头破血流。特别是沿海渔民组成的突击队，常常趁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地乘着小船，用火箭、火罐、喷筒等火攻，使英国强盗吃尽了苦头。他们只好每天东漂西泊，不定行踪，夜里也不敢停下来，恐怕被火船突然袭击。最后，他们看到在广东占不到便宜，只好放弃进攻广东，而去侵犯福建、浙江。

可是，腐朽的清朝统治阶级，不但不敢发动人民群众，就对林则徐这样的爱国者，也不加以信任和支持。当英国侵略军沿海北上，一直打到天津海口后，他们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原来反对禁烟、主张妥协投降的那些反动大官僚又重新嚣张起来，硬说英国侵略者的进攻，是林则徐禁烟闯下的大祸，说什么只有惩办林则徐，才能避免战祸，等等。这时，昏庸无能的道光皇帝也吓坏了，他竟不分青红皂白，把林则徐的官职革掉，而把主张投降妥协最卖力气的直隶（今河北省）总督琦善，派去代替林则徐。鸦片战争终于因为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妥协而失败了！

（汝丰）

关天培 陈化成

关天培和陈化成都是当兵出身的清军名将，在鸦片战争中，他们都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壮烈牺牲，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关天培是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人。1834年（道光十四年），他调任广东水师提督（统辖全省海军的长官）。当时，外国侵略者在广东的挑衅活动日渐频繁，中国已经面临着日渐严重的武装威胁。关天培知道自己的任务十分艰巨，临行前，他先把妻子母亲都送回故乡，自己只身赴任，决心应付任何事变。

到达广州后，他便积极地整顿海防，加修工事，勤练士兵，从不松懈，广东的防务大大加强了。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侵略者屡次进行武装挑衅，都遭到了有力的反击，归于失败。

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中，关天培总是身先士卒，英勇奋战。特别是在1839年11月3日的“穿鼻洋自卫反击战”中，英国军舰集中火力向他的坐船轰击，一时硝烟弥漫，水浪如柱，但关天培毫不畏惧，仍然挺立桅前，挥刀督战。甚至敌人的炮弹打坏了船桅，他被桅木的破片所伤，还是奋不顾身地指挥部下发炮还击。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战斗，打得敌人纷纷落水，装有大炮二十尊的英舰“海阿新”号，也受了重伤，最后只好狼狈逃走。

鸦片战争开始时，林则徐、关天培等坚决抵抗，英国侵略军在广东的进攻并未得逞。但是后来浙江定海失陷，英舰北驶，清朝统治者害怕起来，走上了投降的道路。林则徐被革掉了职务，投降派的琦善反而得到了重用。自此以后，局势就发生了变化。

琦善是彻彻底底的保守派，他以新任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了广州以后，一意主和。为了求和，他竟在军事上实行撤防，把兵船裁减了三分之二，又把海口内的木排铁链等防御设备大部分拆除，至于招募来的渔民丁勇，他干脆全部解散了。像虎门这样的咽喉要地，则只留下了几百人驻守。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的形势已是危如累卵，而琦善却还以为只要答应割地赔款，就可以换来“太平统治”。

就在琦善做着“太平”梦的时候，英国的军舰在1841年1月7日，突然进攻沙角、大角两炮台。炮台守将陈连升等率领士兵英勇死战，但琦善不发援兵，最后陈连升壮烈牺牲，炮台也落入了敌手。从此，虎门要塞洞开，英军长驱直入。

1841年2月25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这时，虎门只有少数兵力分守各个炮台，防守力量不足。关天培一面坚守，一面派人到广州向琦善痛哭求援，很多官员也都全力恳求，但琦善仍然无动于衷，完全不理。关天培在求援落空的情况下，自知寡不敌众，于是，抱着必死决心，率领仅有的微弱兵力，顽强奋战。第二天，英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势。他们集中了猛烈的炮火，疯狂地向关天培坐镇的靖远炮台轰击，战斗异常激烈。当天下午，琦善仍然不发援兵，关天培的部下大半都已经英勇牺牲了，他自己负伤十几处，鲜血淋漓，连衣甲都已湿透，但他仍然激励士兵，奋力苦战，自己还亲自发炮还击。这时，英军已经攻下另外两座炮台，绕道由背面攻上来，他毫不退缩，拔出战刀与敌人白刃相接，浴血死战。最后，敌人的一枚炮弹打来，这位六十二岁的老英雄，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壮烈牺牲了。

陈化成也是清军中英勇善战的爱国老将，他是福建同安人。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经年近七十，从福建调任江南提督，驻防在上海附近的吴淞。他治军很严，但对士兵非常爱护。他的作战经验很丰富，每战必奋勇当先，对敌人毫不容情，所以敌人都很害怕他，把他看作“陈老虎”。

1842年5月，英军攻陷浙江省的海防重镇乍浦，吴淞受到严重威胁。陈化成召集部下宣布抗敌决心，他说：“我自从参军入伍，已近五十年，出生入死，难以数计。人人都有一死，为国而死，死亦何妨？只要我们没有怕死的心，那么敌人就不能不被消灭。”他又说：“敌人依恃的不过是炮而已，但我们同样可以用炮来制服他。西台发炮，东台响应，敌人顾此失彼，胜利必属于我们。”将士们在他的激励之下，一个个斗志昂扬，决心誓死痛击胆敢来犯的侵略强盗。

1842年6月上旬，英国大批军舰集结吴淞口，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时，清朝另一个投降派两江总督牛鉴非常害怕，竟亲自去见陈化成，说英国军队锐不可当，不如准备财礼迎接犒赏，妥协了事。陈化成听到这种无耻的投降论调，非常愤慨，他表示绝不放弃战斗。

6月16日，英国军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陈化成亲自驻守吴淞西炮台指挥战斗。战斗中，全体官兵英勇杀敌，击毁了敌舰两艘，狠狠地惩罚了侵略者。

就在这时，原来畏敌如虎的牛鉴知道打了胜仗，又耀武扬威地摆起全副仪仗出城观战，英军发现目标，就用大炮猛轰，牛鉴一听炮响，吓得一溜烟儿地逃跑了。后来英军打到南京，也正是他首先出面接洽投降，接着由耆（qí）英和伊里布接受了侵略者的全部条件，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

牛鉴的逃跑，严重地影响了军心，驻守吴淞东炮台的指挥官也跟着逃跑了，阵地最终被敌人占领。陈化成失去了呼应，而敌人的炮火这时更加猛烈。但是，陈化成仍然坚守阵地，寸步不移。他手持红旗，镇静如常地指挥守军作战，连续击伤几只敌舰。英军见久攻不下，改由侧面攻击，这时陈化成已经身受重伤，仍忍痛亲自发炮轰击敌人。等到侧攻的英军登上炮台，陈化成虽然中弹倒地，仍然奋起拔刀肉搏。但是，由于受伤太重，无力再战，终于光荣地牺牲了。临死之前，他还用微弱的气力低声叫着：“不要怕！发炮！”

（汝丰）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众民合力强敌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州附近以三元里为中心的一百零三乡人民，对英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上面的诗，就是当时诗人张维屏对这次斗争的描写和颂赞。

1841年5月（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军逼近广州城，驻在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异常恐慌，派人出城向英军接洽投降，英军勒索了六百万元赎城费，还逼迫清军退出广州六十里，才肯撤兵。奕山答应了侵略者的条件，订立了投降条约。群众对清朝官僚的无耻投降非常不满，而英军又在广州城外恣意横行，无恶不作，这就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5月29日，英军闯到三元里，抢掠耕牛，奸淫妇女。群众奋起抗击，消灭了十几名侵略军。次日，斗争进入高潮，三元里和附近各乡群众大约五六千人，拿着长矛大刀和农具，举起三元古庙的三星旗，浩浩荡荡地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进攻。这些侵略强盗完全没有料到会受到赤手空拳的老百姓的攻击，当他们被震天动地的怒吼惊醒，看到漫山遍野都是手持刀矛锄耙的人群，才知道大事不好，吓得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派出大队人马下山反扑。他们以为自己有洋枪大炮，只要冲了下来，就能把群众吓跑。但机智勇敢的三元里人民打了一阵以后，就边战边走，把英国侵略军引到三元里的牛栏岗一带团团围住。英军看形势不利，拔脚想跑。但是，鼓角齐鸣，杀声震天，四面八方都是愤怒的中国人民，他们已经插翅难逃了。这时，闻声赶来的群众越聚越多，成千上万人，难以计数，连妇女儿童也都出来参战助威。中午，恰好雷雨大作，敌人的火药完全淋湿，洋枪失去作用。这些强盗狼狈极了，他们被大雨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外边有群众的包围，地下又满是泥水，又饿又冷，进退不得。有的伏在瓜棚架下面，浑身发抖，有的丢下洋枪，叩头流血求饶，“乞命之声震山谷”。相反，三元里乡民的斗志更加激昂，情绪更加高涨，他们精神抖擞，越战越勇。直到当天下午黄昏时分，雨越下越大，天也黑了，英国强盗才连爬带滚，摸着黑逃了回去。这一天，三元里人民依靠原始的武器，打死了英国官兵二百多名，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牛栏岗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人们的斗志。第二天一清早，就有两万多人高举着三星旗奔向四方炮台，把敌人密密麻麻地包围起来。英国强盗知道突围是没有用的，只好向腐朽的清朝政府求救。果然，一求就灵，奕山正害怕人民群众的斗争坏了他的投降大事，马上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来替英军解围。余保纯忘记了平日知府的威风，徒步到三元里，向群众鞠躬作揖，替英军讨饶，忽而恳求，忽而恐吓。但群众仍坚持不散，余保纯又去威胁参加斗争的士绅（旧社会称地方上有势力有名望的地主或退职的官僚为士绅），这些人在他的恐吓下开始动摇，群众的情绪受到影响，终于陆陆续续散开了。这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不但得不到清朝统治者的支持，反而被他们破坏断送了。

（鲁素）

《南京条约》

1842年，英国舰队开进长江，先后攻占吴淞、上海、镇江，并进围南京。清政府在侵略者的这种凶焰面前吓破了胆，决心更加公开地走向同人民群众的坚决抵抗相反的道路，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并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所以《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主要有以下几条：①中国割让香港岛。从此以后，香港就成为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和商业基地。②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这样，封建中国的门户被打开了。③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④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要“秉公议定”。这就是协定关税的开始，有了协定关税的特权，英国资本家可以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出售商品，来排挤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控制中国的市场，并且可以从中国掠取大量廉价的原料。⑤英国商人在各口岸可以自由地和中国商人交易，不受任何限制。从此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和中国商人接触，选择和培养他们的代理人。

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其中除了具体地规定了《南京条约》的一些细则外，还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主要有：①领事裁判权，规定凡英国人和中国人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有这一条规定，侵略者就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忌了。②片面的最惠国条款，规定中国政府“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根据这个条例，任何侵略者在中国获得特权，英国同样可以享受。

总之，《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丧失了独立国家的地位，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美珍）

《望厦条约》

19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发展虽然还远远不能和英国相比，甚至比法国也落后得多。但是，美国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活动却十分积极。

和英国侵略者一样，美国早就把鸦片作为侵略和掠夺中国的主要工具。英国烟贩在中国大规模贩毒的同时，美国烟贩的活动也十分猖獗。当时在广州的美商，除了一家例外，其余全部经营鸦片贸易。从嘉庆十一年到道光十四年（1806—1834），仅仅根据海关报告，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入广州的鸦片就有8901箱。实际上，美国烟贩贩运鸦片主要是依靠走私，因此，他们运到中国的鸦片要比上述的数量多得多。只是由于英国垄断了印度这样一个鸦片的最大产地，所以美国当时在对华鸦片贸易中，才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

在鸦片走私活动中，美国毒贩的手段并不比英国逊色。美国烟贩的贩毒船只，常常悬挂着美国国旗作为掩护，或者把大批鸦片装到棺材里，冒称船上水手的死尸，抬到陆上发售。甚至特别制造一种船只，叫作“鸦片飞剪号”，实行武装走私。这种特制的走私船只，行驶迅速，武装齐全。有一个美国人描写一只叫作“安特洛甫号”的这种“飞剪号”船说：“每一边装置大炮两座，船中装置汤姆炮一座，船桅四面满列长枪，船舱内有大箱，贮备大量手枪及刀剑。”当碰到中国的缉私船时，“鸦片飞剪号”就公开进行武装对抗。

在鸦片战争时期，美国虽然由于力量不足，没有直接参加武装侵略，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和英国狼狈为奸，积极支持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成为英国侵略者有力的帮凶。

还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商人就曾经积极帮助英国侵略者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在虎门销烟后敢于长期禁止英商具结进港，主要就是倚仗美国商人的帮助。当时美商代运、代销、代购，包办了英国在华的进出口商务，使得英国对华贸易并未因为拒绝进港而受到任何影响，因此义律才能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进行顽抗。他曾亲自对美国旗昌洋行（当时美国烟贩在中国最大的一个贩毒组织）经理福士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商人帮忙，他早就会为了贸易利益而具结进港了。

美国传教士十分积极地参加了这场侵略活动，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号”来到中国，胡说什么“鸦片无害于中国人，像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把杀人不见血的毒品，说成就像在愉快的野餐中饮一杯甜酒一样。其目的无非是要在鸦片的麻醉之外，再加上一种精神的麻醉。1839年，有一个在广州活动的美国医生彼得·巴驾还写信给林则徐，劝林则徐“不要动武”，忘记“过去的一切仇恨”。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极力为英国侵略者辩护，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亚当姆斯在1841年发表演说，认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是完全正当的，而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纳维斯则更加狂热地为这次侵略战争喝彩，他大叫大嚷：“不管正当不正当，这次战争是按照神意用以开创我们与这个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的。”

美国之所以极力充当英国的帮凶，根本目的是企图通过这次战争，趁火打劫，攫取侵略特权。早在1839年5月，在广州的美国商人看到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已不可避免，就曾经上书美国政府，要求立即联合英、法等国采取行动，以便“中国如果有好处给了别国”时，“美国也可以同样得到好处”。所以，《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看见英国得到了那么多的利益，非常眼红，立刻跟踪而来，利用清朝政府战败的惧外心理，从事讹诈和勒索。

1843年5月，美国政府派顾盛为专使，统率战舰三艘，前来胁迫中国订约。1844年2月，顾盛到达澳门，就威胁说美国舰队正源源而来，如果清政府不接受美国的要求，就“有使中国人民再尝战祸之必要”。清政府被美国的战争威胁所吓倒，1844年7月3日，派耆英和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

中美《望厦条约》共34款，除包括了中英《南京条约》所载的特权外，还增加了许多新条款，主要内容有下面四点：

1.肯定了“利益均沾”的原则。在《望厦条约》中规定，中国如果给其他侵略者任何特权和利益，美国要“一体均沾”，也就是说，美国也可以取得同样的一份。这就等于从清政府手里拿到了一张无限期出卖中国主权的支票，美国可以任意取得所有侵略者在中国所取得的特权和利益。此后，其他侵略者纷纷要求给予“利益均沾”的特权，“利益均沾”成为各国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共同基础，中国成为各国侵略者共同宰割的对象。

2.剥夺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南京条约》规定海关税则由中英“秉公议定”，《望厦条约》就更进一步规定，中国海关税则的改变，要得到美国领事的允许。从此，外国领事掌握了中国海关税率改变的大权。正是这样，整个19世纪，外国货物进口，都按照值百抽五，或低于值百抽五的税率纳税，一直没有改变，大大有利于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经济掠夺。

3.彻底地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望厦条约》把订约国人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由刑事扩大到民事，由五口扩大到其他各地，由有约国人扩大到无约国人，彻底地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分子，在领事庇护下，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

4.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领海主权。《望厦条约》以前，只有外国兵舰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停泊。《望厦条约》把商船也包括在内，从此，外国的兵舰、商船可以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横冲直撞。

总之，《望厦条约》比《南京条约》更进一步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杨遵道）

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是由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洪秀全所创立的一个革命农民组织。这个组织，在宣传革命思想、动员和团结农民革命群众以及后来促进农民革命战争的发展方面，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由于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贫富的日益悬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间的矛盾就已相当尖锐。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支出大量战费和赔款，大大加重了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利用特权，无情地吸吮着中国人民的膏血。劳动人民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的边缘。他们为了生存，就只有起来斗争，而鸦片战争中清朝所暴露出来的武装力量的腐败情形，又加强了劳动人民起来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所以，鸦片战争后，全国各地的反封建斗争渐趋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在1843年到1850年间，规模较大的群众起义和骚动事件，就有七十多起，几乎遍及内地各省。特别是广东、广西、湖南一带，由于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影响，社会动荡特别剧烈，所以阶级斗争也最为尖锐。但是，遍布这些地区的农民斗争，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战，所以往往是“随起随灭，随灭随起”。斗争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农民的革命组织，“拜上帝会”就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

“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人。1814年1月11日出生于一个中农的家庭，父兄都以耕田谋生。秀全七岁入私塾读书，聪颖异常，五六年间，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后来又自读中国史籍，但不久即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在家帮助父兄耕田。随后他受聘为本村塾师。洪秀全自幼生长在农村，又直接参加过农业劳动，因而对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较多的了解。他从十六岁起，屡次赴广州应试，都没有考中，很受刺激；在鸦片战争中，他亲眼看到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广州人民英勇抗英的伟大力量。这一切，促使他逐渐产生了反清革命的思想。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去广州应试，又没有考取。回家以后，他偶然翻看了一本前几年去广州应试时得到的书——《劝世良言》，在这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上，得到了启示，他觉得可以利用其中所说的一些宗教形式来进行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开展革命活动。于是，他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之弟，下凡拯救世人，创立了“拜上帝会”。

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是冯云山，他是洪秀全的同乡，是“拜上帝会”的得力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最初，他们两人在家附近各村镇间活动，吸收会众。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和冯云山远出到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传教。不久，洪秀全回花县，冯云山继续在广西桂平县（今桂平市）的紫荆山区进行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回到花县的洪秀全，在1845年至1847年间，著述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进一步阐述了“拜上帝会”的教义。在这些作品中洪秀全利用了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宣布只有真神“皇上帝”是天下最高的主宰，而地主阶级在精神上统治农民的一切神仙菩萨、妖魔鬼怪，都只是“阎罗妖”的化身。洪秀全号召人民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实际上这是用宗教的语言号召农民进行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洪秀全在作品中，还巧妙地把原始基督教义和中国农民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朴素的平等主张。他宣布人们在上帝面前是一律平等的，号召人们去改变极不平等的现实世界，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而斗争。洪秀全在宗教外衣下所提出的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在百余年前，对长期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农民来说，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拜上帝会”很快便成为组织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当1847年洪秀全到达紫荆山区时，“拜上帝会”已拥有会员三千余人。“拜上帝会”的群众在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下，同当地的地主武装团练展开了斗争。1851年1月11日，终于爆发了金田起义，开始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马汝珩）

金田起义

金田村位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南麓，这个地方万峰重叠，形势险要。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儿爆发的。

洪秀全、冯云山等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会之后，就致力于发动和团结群众的工作。他们先后在广东、广西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紫荆山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中间，进行了长期而艰难的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领袖的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相继加入，拜上帝会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洪秀全等秘密地建立了军队，制造了军械，筹备了军费，规定了纪律，一支革命队伍逐渐形成了，金田村成为巩固的革命据点。

在这期间，拜上帝会与地主武装——团练以及清军屡次发生冲突。武装起义已渐趋成熟，洪秀全就向各地拜上帝会群众发布了向金田村团营（集中）的命令。先后到达金田的有一万余人，男女都有，其中以农民为最多，其次是手工业工人，也有一部分游民、知识分子和个别的地主、商人。在这些革命群众中，以汉族为多数，同时也包括不少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的贫苦劳动者。这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有不同阶层、不同民族参加的革命武装。

当拜上帝会会众向金田集中时，金田村的形势十分紧张，拜上帝会和团练、清军的冲突更加尖锐频繁。洪秀全、冯云山为了避免清军的追踪，躲到离金田百里以外的平南县花洲胡以晃家中，不料被清方侦知，清朝军队包围了花洲。团聚在金田村的拜上帝会会众得讯，在杨秀清等率领下前往营救，一战大败清军，迎接洪秀全等回到金田。于是就在洪秀全诞辰那天，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在金田村附近勇猛顽强地战斗，屡次挫败了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清军，于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1851年9月25日）占领了永安州城（今蒙山县）。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已称天王，攻下永安后，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太平天国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核心；同时又订立了各种制度，揭发了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奸细，革命力量进一步巩固了。

太平军所发动的武装斗争，在清廷方面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们调集了大批军队，对太平军围堵追袭，企图尽早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些军队虽然兵员多、武器好、粮食足，但是士气低落，纪律松弛，将帅间矛盾重重，战斗力很差。在团结一致、勇敢善战的农民军面前，可谓束手无策。

1852年4月初，太平军又突破了清军的包围，长驱北上。6月克全州，入湖南。9月太平军猛攻长沙不克，转道益阳、岳州，向湖北挺进。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了湖北省城武昌。

太平军在湖南、湖北进军途中，一方面和清军进行殊死的战斗，另一方面杀逐官吏和土豪劣绅，焚毁田契债券，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革命的扫荡；同时把财物散给贫民。因此，各地贫苦群众纷纷参军，革命队伍迅速扩大，太平军刚进入湖南时，不过五六千人，但占领武昌后，太平军的队伍已增加了许多倍。可惜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领导人——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先后在全州、长沙壮烈牺牲，这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大损失。

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即乘胜前进，顺长江东下，水陆并发，清军望风披靡，不战而溃。太平军克九江，下安庆，取芜湖，1853年3月19日，一举攻克了江南第一大城市——南京。

太平天国在攻下南京以前，没有固定的根据地，攻下南京后，正式在这里定都，把南京改名为“天京”。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止，这里就一直成为太平天国的政治中心。

（张革非）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进行革命和建国的伟大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斗争要求。文件规定一切土地财产都不应该私有，在这个原则之下，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当然应该没收，分配给农民耕种。文件规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将所有土地按好坏和产量分为九等，按人口多寡和劳力强弱，平均分配。妇女也可以和男子一样分到土地。

《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每家种桑织布，养鸡养猪，每二十五家设置木匠、石匠等搞副业和手工业生产。每年全部收成除留给自用外，其余都归国库，个人不得私有。婚丧嫁娶由国库开支，老幼无依的人由国家抚养，丰荒相济，彼此帮助，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乐园。

《天朝田亩制度》又规定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和守土乡官制，它的内容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细胞，每二十五家为一个单位，设一两司马，四两司马设一卒长，五卒长设一旅帅，五旅帅设一师帅，五师帅设一军帅，一军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年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战时杀敌，平时为农。军帅以下称乡官，军帅以上设监军、总制，称守土官。

按照这种组织制度，每二十五家自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的基层单位，统辖于两司马之下。两司马的权力很广泛，从组织生产到居民消费，以及军事、民政、财经、司法、教育、礼仪、宗教无所不管。其中特别规定：“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奖励好好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两司马的权力虽然很广泛，但规定有严密的保举升贬制度，以杜绝破坏分子从中弄权作恶。好官可以随时提升，坏官也可以及时撤掉。

这些都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革命和建国的纲领。这个纲领有着彻底地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意义，它激发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许多农民对地主不交租或少交地租，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势力，并使农民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天朝田亩制度》企图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品流通，这在当时生产力还很落后并且没有无产阶级进行领导的情况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要求的，因此也是行不通的。《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在当时也没有实行。

（张革非）

太平天国的北伐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初，由李开芳、林凤祥等率领的两万余名太平军从扬州出发，太平天国史上可歌可泣的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在初期进军非常顺利，几个月内，经安徽、进河南、渡黄河，转入山西，折而进至直隶（河北），真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可惜在渡黄河的时候，由于船少人多，一个星期才渡过一万多人，还有三分之一的军队在南岸受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回天京。北伐军没有全军渡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战斗力量。

1853年10月底，北伐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克静海、独流，前锋进抵天津西南数十里的杨柳青，北京大震。清朝皇帝把财物都运往热河，准备逃跑。大小官员纷纷出城逃避，北京乱成一团。在这反动统治的生死存亡关头，封建统治者调集了最精锐的军队，前往防堵北伐军。天津地区的地主富商，也出于阶级仇恨，自动组织起团练武装，以阻挡北伐军的进攻。这时正是隆冬季节，北方天寒地冻，太平军缺乏寒衣粮草，给北伐军增加了很大的困难。1854年年初，北伐军进攻天津不下，便南下阜城，等待天京的援军。

北伐军在天津受挫的消息传到天京，天京方面就积极抽调兵力，组织援军。北伐援军于1854年2月4日从安庆出发，3月在丰工抢渡黄河，进入山东境内。山东当时灾情严重，饥民遍野，太平军经过这里，群众纷纷参加进来，这就大大增强了北伐援军的力量。4月间，他们就攻下了山东北部重镇临清州，这里离阜城只有二百多里，两军的会师已是指日可望了。可惜援军没有能继续北上和北伐军会合。清军撤出临清时，烧毁了所有不能劫走的粮草，这时又包围临清，断绝了城中的接济。北伐援军中新参加的群众大都没有受到严格的整顿训练，更缺乏革命的教育和锻炼。许多新兵到了临清州，见到大军粮草一时接济不上，竟然动摇起来，纪律松弛，纷纷逃散。北伐援军的领导和太平军的老战士屡加劝阻也约束无效，队伍一时陷入紊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北伐援军只好撤出临清。在撤退的路上，援军曾经一度打败追击的清军，但是后来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

当北伐援军到达临清州的消息传来，李开芳、林凤祥等非常高兴。他们组织兵力于1854年5月初从阜城突围到达直隶东光之东西连镇，并决定由林凤祥留守连镇，李开芳率马队二千多人进入山东高唐州迎接援军。李开芳到这里才知道北伐援军已经失败。他们不但得不到支援，反而使林、李两军从此分开，各自孤军作战，力量更加单薄。但是林凤祥仍然率领几千太平军和清军展开无数次血战，坚守连镇十一个月。残暴的清将僧格林沁在连镇周围四十里筑围墙，挖深壕，包围连镇，又挖开河水灌入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最后以吃树皮充饥。在这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贞不屈，战斗到底。1855年3月林凤祥率余部突围，不幸被俘，被敌人用极刑杀害。临刑时，他怒目看伤处，满怀着对于反动统治者的深仇大恨，英勇就义。李开芳在高唐州也一直坚决抵抗清军的围攻，后来突围到茌平县的冯官屯。清军在攻破连镇后，便集中全力进攻冯官屯。僧格林沁又用老办法引运河水灌入城内，李开芳在突围中被捕，1855年6月在北京英勇就义。临死之时，他“笑语如常，旁若无人”，异常从容镇定。与此同时，北伐军全体将士也都壮烈牺牲，北伐战争终于失败了。

北伐军经历了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在没有根据地和缺乏粮食军火的情况下，转战几千里，连克州县数十个，给清朝统治以严重打击，也给长江流域太平军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后，北伐军以极微薄的兵力，坚守孤城达一年之久，才在战斗到最后一人的情形下宣告失败。

（美珍）

杨韦事件

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已经三年，这时期，太平军一方面举行了西征、北伐，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立法建制，安定社会秩序，巩固革命政权，革命形势是大好的。但是，农民阶级的许多弱点在革命胜利时期也愈来愈显露出来了，如保守、狭隘、自私等观念反映到政治作风上，就发展为闹宗派、闹个人权威等不良倾向。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不少地主、商人等剥削阶级分子被卷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些人有的是暗藏的反革命奸细；有的是政治野心家，投机分子，他们带来的剥削阶级意识严重地侵蚀着革命队伍，有的则伺机从中破坏革命，夺取革命果实。太平天国领导者没有能力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反而在革命大好时机，爆发了领导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派别斗争，这个斗争最后导致领导集团的公开分裂，这就是发生1856年9月的“杨韦事件”。

这时期太平天国的领导核心除了天王洪秀全外，还有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等。他们在革命初起时，能团结一致，保持艰苦朴素、朝气蓬勃的革命作风。但到天京后，就逐渐起了变化。天王洪秀全在革命发动时期，表现了伟大的毅力和创造精神，但后来就逐渐沉醉于豪华的宫廷生活，很少过问政事，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中。杨秀清出身于极贫苦的雇工家庭，从小就成了孤儿，随伯父在紫荆山区种山烧炭过日子，为人刚强有胆识，常常领导人们反抗贪官污吏的勒索，成为烧炭工人的领袖，后来参加了拜上帝会，共谋革命。杨秀清有着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才能，他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自从他被封为东王后，他就成为实际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最高指挥。太平天国之所以能有那样巨大的发展，杨秀清的领导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狭隘性和宗派倾向，使得即使像杨秀清这样的英雄人物也难于摆脱这种阶级的局限性。定都天京后，他逐渐骄傲自满起来，看不起洪秀全，甚至假借天父下凡附在他身上的名义要杖责洪秀全，对其他各王也加以排挤，随意斥责，对部下严刑苛罚，引起天王和许多将领的不满。这些情形都被北王韦昌辉看在眼里。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富商家庭，他在家乡的时候，因受到当地大地主官吏的压制排挤，无法立足，才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这时，他表面上对杨秀清表示特别恭顺，却早已拉拢了一批不满杨秀清的诸王和高级将领，密谋伺机杀死杨秀清，篡夺革命政权。

1856年夏天，正当革命在军事上达到全盛的时候，杨秀清决定逼迫洪秀全让位，要求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表面上答应了，却立即秘密派人召回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和在丹阳督师的秦日纲，准备对付杨秀清。韦昌辉一接到命令，认为时机已到，立即率心腹部队三千人赶回天京。1856年9月2日深夜，韦昌辉到达天京，立即包围了东王府，杀死了杨秀清及其全家。此后又借搜捕“东党”为名，乘机扩大事变，继续捕杀了两万多名优秀的革命干部。天京城内人心惶惶，造成了一种恐怖局面。10月间，正在武昌督师的石达开听到消息，连忙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无辜。可是韦昌辉竟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只好半夜缒城逃出天京，结果石达开在京的全家老小都被杀害了。韦昌辉这种极端阴险狠毒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太平军全体官兵和百姓的愤慨。11月间，石达开在安庆起兵，要求洪秀全顺从民意杀死韦昌辉。洪秀全被迫把韦昌辉杀死了，同时杀死了秦日纲、胡以晃等二百多人。韦昌辉在天京将近三个月的恐怖统治这才算结束了。

经过这场大屠杀，太平天国的许多优秀革命干部牺牲了，太平军的实力大受损伤，太平天国革命形势从此逆转，开始由胜利发展走向停滞和衰落了。

（美珍）

石达开

石达开（1830—1863），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他很早就参加了拜上帝会，在贵县地区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金田起义时，他带领一支拥有三千多名武装齐全、训练有素的队伍加入了太平军，成为太平军的主力部队。金田起义后，石达开一直和萧朝贵带领着先锋队在最前线作战。两个人都以勇猛无敌著称，军功卓著。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年仅二十岁的石达开便被封为翼王，成为革命领袖之一。咸丰二年七月（1852年9月），萧朝贵在战斗中不幸牺牲，从此先锋队的总指挥就由石达开担任。他率领大军沿江东下，破汉阳，下武昌，攻安庆，克南京，大小数百战，每战必胜，为全军的胜利前进打开了通道。这些胜利的取得，根本原因固然是太平军全体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但作为军事指挥员的石达开在革命战争中所锻炼出来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石达开在指挥作战的时候，善于审度军情敌势，正确制定作战策略，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避敌锋芒，攻敌弱点，出奇制胜，所以战果辉煌。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石达开又亲率大军西征，西征的目的是收复太平军在进攻南京时放弃的长江上游各地，以便扩展太平天国占领区，更好地巩固天京。1854年，石达开带领太平军在安徽一举克复了二十二个州县，扩大了太平天国在安徽的地方政权。1855年1月，由曾国藩率领的反革命湘军围攻九江。为了和反革命争夺长江上游，石达开又奉命率军西上。石达开进驻湖口指挥时，先扼守据点，坚壁高垒，不和敌人决战。一到晚上则虚声恫吓，骚扰敌人。如此月余，弄得湘军求战不得而又疲惫不堪。于是石达开故意撤开湖口守兵，把一部分湘军水师诱入湖内，然后封锁湖口。湘军水师被截成两段后，太平军再用小船火攻外江的湘军水师，取得了湖口九江大捷。石达开乘胜西进，又一次攻克了武汉。

1855年10月，湘军兵力集中于武汉外围，攻打武汉，江西敌人防守空虚。于是石达开采取了攻江西以救武昌的战略，率大军从湖北进入江西，连克袁州、瑞州、临江、吉安等地，迫使曾国藩退入南昌困守。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都落入了太平军手中，围困武昌的湘军也不战自溃了。

足智多谋的石达开，就用这种灵活多变的指挥，给了反革命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敌人对石达开，真是闻风丧胆，畏忌异常。石达开不愧是太平天国的第一等军事人才。

1856年9月间，“杨韦事件”发生，不久，洪秀全下令杀死了韦昌辉，石达开回到天京。当时“全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并且“大家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达开的辅政，深得全体军民的衷心拥戴。可是洪秀全猜疑他，不肯信任他，并且封了自己的兄弟洪仁达、洪仁发为王来牵制他、排挤他。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便于1857年5月负气出走，离开天京，带领了一大批军队，脱离太平天国的领导远征四川去了。石达开的出走虽然起因于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排挤，但这种不顾大局、离心离德的行动，分散了革命力量，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石达开虽然很有才干，但一旦离开了革命中心，独树一帜，孤军作战，常常陷入粮弹不继、军心涣散的局面中，战斗也就难免常常失利。他的军队先后转战于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贵州等省，直到同治二年（1863）才到云南边境，折入四川。5月，石达开率军到大渡河边紫打地（今安顺场），未及渡河，即为清军围住。这里地势险恶，前有大渡河，左有松林河。石达开的军队陷入了绝境，数次突围，都未能成功，坚持了二十余日，军队伤亡很重。在这种情况下，石达开竟幻想牺牲一己，换取封建统治者对于他部下将士的宽宥，便将自己捆绑起来，到清营中去。但反革命分子是非常狠毒的，他们决不放过任何残杀革命力量的机会，终于卑鄙毒辣地将石达开军队两千余人全部残杀了，石达开也于1863年6月25日在成都被杀害。

（美珍）

曾国藩 湘军

太平天国以天京为中心，占领了长江流域许多重要城镇和地区，摧毁了这些地区的封建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整个清朝的封建统治有摇摇欲坠之势。在这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下，整个地主阶级都动员起来，一致对付革命农民。但是，原来主要是掌握在满族地主手中的清朝常备军——八旗军和绿营兵，这时已腐朽不堪，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在太平军铁拳的打击下，七零八落，屡战屡败。因此，清朝政府便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汉族地主的力量，号召各个地方的“士绅”，自行组织地主武装——团练，就地抵抗农民革命军。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以办团练为名，得到了重用。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从小深受封建教育。道光十八年（1838），他考中进士，后来拜在穆彰阿的门下，到道光末年已升官为礼部侍郎。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因丧母在家，这时正是太平军出广西经湖南、湖北向南京进军的时候，清政府任命他帮助湖南巡抚督办团练。曾国藩全力从事这项事业。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因为他杀人杀得太多，像剃头发一样，所以人们把他叫作“曾剃头”。他自己也曾向皇帝表白说，为了反革命事业，即使“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曾国藩在团练的基础上建立了“湘军”。湘军士兵以营官自招为原则，每个营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就这样形成了一种严密的隶属关系。

1854年2月，湘军练成了一支包括陆军和水师的一万七千余人的队伍。于是曾国藩便正式出师与太平军作战。他发布了“讨粤匪檄文”，号召为保卫“孔孟圣道”、保卫清朝封建统治而战。但缺乏战斗经验的湘军，在太平军的打击下，连遭惨败。湘军的重要将领塔齐布、罗泽南等先后被击毙，水师战船也不断溃败，损失极重。曾国藩又惊又急，曾三次要投水寻死，都被随从救出。一直到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力量削弱，湘军才逃过覆灭的危险，获得了重整力量的机会。

湘军虽然一开始出师不利，但是曾国藩的立场却毫不动摇。他重新整顿军队，继续和太平军进行战斗。

1860年，清朝政府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曾国藩得到了清朝政府的倚重，掌握了军政大权，发挥了高超的才能，把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联合起来，先后夺回了太平天国占领的长江流域的许多重要城市，最后终于在1864年攻陷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天京陷落，素称富庶的天京，变成了一片瓦砾。

（张革非）

陈玉成 李秀成

杨韦事件后，杨秀清被杀，石达开出走，一时形成了“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危急局面。把革命危局支撑下来、担负起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军事重任的是两个青年将领英王陈玉成（1837—1862）和忠王李秀成（1823—1864）。

陈玉成，广西藤县人，贫雇农出身。他十四岁跟随叔父陈承到金田村参加了太平军，十八岁就带兵在前线作战，勇猛善战，为太平天国革命立过不少功劳。咸丰六年正月（1856年2月），镇江被围急，他被派去援救。他乘坐一条小船，冲破密密包围的清军水师，和镇江守将吴如孝会合起来内外夹攻，把清军打得大败，解除了镇江的危局。

杨韦事件后，陈玉成毅然承担起革命的重担。他联合李秀成军先后打垮了湘军精锐李续宾部，击溃了清朝江北、江南两大营，稳定了长江上游的战局，解除了天京的危机。1859年，天王因他战功卓著，封他为英王。

1860年，曾国藩在做了长期的准备之后，调出他的主要兵力大举进攻安庆。安庆是保卫天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军事据点。陈玉成为了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围困，决定先进攻武昌，直捣湘军的后方，以便迫使包围安庆的湘军回救武昌，使安庆之围不攻自破。1861年陈玉成率大军从安徽的霍山向湖北挺进，经过十二天的日夜行军和战斗，迫近武昌。武昌城内反革命催促包围安庆的湘军回军救援，陈玉成解救安庆的计划即将实现。英国侵略者在这种形势下竟然无耻地出面干涉，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昌。结果太平军停止了向武昌的进军，外国侵略者的干涉拯救了武昌的反革命，也帮助了包围安庆的湘军。安庆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湘军日夜围攻，陈玉成千里奔波，三次浴血苦战，救援安庆，都因众寡不敌，没有成功。1861年9月初，安庆失守。陈玉成退守到寿州时，由于叛徒苗沛霖出卖，被捕。同治元年五月初八（1862年6月4日）他在河南延津被杀害，牺牲时才二十六岁。

李秀成和陈玉成同乡，也是出生在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常常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1851年9月，太平军路过藤县时，他全家都参加了革命。李秀成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1853年秋天，他跟随翼王石达开西征，在安徽根据地，他一面带兵英勇作战，取得很大胜利；一面辅佐石达开整顿地方政事，帮助人民恢复生产、安定生活，广大群众都很爱戴他。

杨韦事件以后，他和陈玉成共同担负起革命重担，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两大军事支柱。1857年后，他一直和陈玉成并肩作战，奔走长江南北，狠狠打击清军，收复失地。1860年（咸丰十年）春，在攻破江南大营后，他乘胜率军东进，连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解放了江苏省、浙江省的大部分地区，把这些地区变成支撑后期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根据地。李秀成又在各地建立地方政权，救济难民；颁发田凭，把无主土地交给佃户；减轻税收，扶植工商业；镇压反革命叛乱，稳定地方秩序，这些措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1858年年底，滁州守将李昭寿和江浦守将薛之元相继叛变投敌，天京受困。李秀成知道后，急忙赶回天京，镇守浦口，他极力扼住天京北岸的门户，防止敌人袭击。叛徒李昭寿派人送信给李秀成，企图诱使李秀成投降清朝，恰巧天王派侍卫查营，送信人被侍卫捕获。天王见信，对李秀成产生了怀疑，下令断绝天京和浦口间的交通，不准李秀成的官兵来往天京。李秀成保卫天京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他仍然坚守岗位，注视着敌人的动静。经过二十多天的考察，天王终于认识到李秀成的忠诚，深受感动，就用黄缎亲写“万古忠义”四字赐给李秀成，并封他为忠王。

1860年后，李秀成又亲率大军和英法美外国侵略军展开多次的激烈战斗，每战必胜，杀死杀伤大量敌人，缴获大批洋枪洋炮，狠狠地教训了外国侵略者。

陈玉成牺牲后，曾国荃的湘军顺江直下，包围天京，外国侵略军不断增援帮助清军，攻打江浙根据地。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江浙战场相继瓦解，李秀成虽然昼夜奔波，努力挽救，还是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局势。1864年6月洪秀全逝世，7月，天京陷落，李秀成辞别了老母妻儿，带着洪秀全的儿子突围出走，不幸在天京东南的荒山中，为清军所俘。这年的同治三年（8月7日），李秀成被封建统治者残忍地杀害了。

（美珍）

太平军大败“洋枪队”

1860年（咸丰十年）5月，太平军打破了清军包围天京的所谓“江南大营”，接着就乘胜东进。在杰出的军事将领李秀成的指挥下，不到五十天的时间便攻克丹阳、常州、苏州、嘉定、青浦等重要城镇，兵锋直指上海。这时防守上海的清军只有两千多人，太平军大兵压境，使得中外反动派大为恐慌。聚集在上海的地主、官僚、买办们，通过上海地方的封建官吏，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农民革命军。在美国驻上海领事的授意之下，以美国华尔为首，募集了一批包括美、英、法、德、意等国的士兵，组织了一支以中国的地主富商出钱、外国侵略者出枪出人的国际反革命武装——“洋枪队”。

“洋枪队”组成以后，就立即向正往上海前进的太平军进攻。1860年8月，华尔带领“洋枪队”进攻青浦的太平军，但“第一仗就被太平军打得大败”。据李秀成叙述，这一仗“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二千余条，得其大炮十余条，得洋庄（一种旧式洋炮）一百余口，得其舟只数百余条”。华尔本人也受了重伤，只得狼狈地逃回上海。

外国侵略者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们又招募了一批中外亡命之徒，把“洋枪队”扩大到五千余人。1862年1月，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上海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太平军。这次，英国海军司令何伯、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公开出来组织侵略联军，并且把李鸿章的军队运到上海来配合“洋枪队”向太平军大举反扑。在高桥一战中，勇敢的太平军将士们顽强地抗击着强大的反革命武装，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几乎抓住了何伯和华尔。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麦华陀报告说：“幸而那个地方有一只小船，他们得以乘船逃走，不然，一定被太平军捉去了。”

外国侵略军在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但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面前，却异常凶狠残暴。据记载，高桥战斗时，“洋枪队”“第一件事即纵兵抢劫”。这些侵略强盗“拿取银子多到不能不抛弃一部分，士兵们拿取之物超过他们所能携带的”。他们还野蛮地烧杀奸淫，“洋枪队”的头子华尔就曾亲手把捉到的太平军“斩首开膛”，来满足他的残杀的兽欲。侵略强盗这样放肆地欺负和屠杀中国人民，清朝封建统治者却对他们感激涕零，竟赏华尔参将衔，并且把“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

1862年5月，李秀成亲率大军第三次进攻上海。5月17日，太平军与侵略军会战于太仓城下，当天未分胜负。第二天，又“开兵大战”，结果又将侵略军打得大败。侵略军被斩的有几百人，逃走落水而死的有千余人，被缴获大炮洋枪不计其数。在战斗中，太平军还活捉了华尔的副手法尔思德。太平军愈战愈强，大军直抵上海城郊的徐家汇、虹桥、法华镇等处。英法干涉军从此龟缩在上海城内，不敢再出来迎战。李秀成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曾国藩在给皇帝奏折中也不得不承认，“夷人之畏长毛（长毛是反动派对太平军的侮称）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不久，在浙东战场上，太平军打死了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外国刽子手华尔。

手执土枪刀矛的太平军英勇地抗击装备着最新式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军，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惜当李秀成大败“洋枪队”，包围了上海城的时候，天京正十分危急，李秀成不得不回援天京，侵略军才得到死里逃生的机会。

（美珍）

《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的作品。洪仁玕（1822—1864）是洪秀全的族弟，他是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金田起义的时候，他来不及赶去参加，以后清政府要缉捕洪氏家族，他不能在原籍安居，遂逃往香港。在香港，他与外国传教士有较多的接触，受到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咸丰四年（1854），他跑到上海，企图奔赴天京，因为苏、常一带道路被清军阻隔，未能如愿，只得又回到香港。1858年6月，他又乔装成商人离开香港，从广州经江西，于次年4月到达天京。洪秀全见到他非常高兴，十分器重他，不久封他为干王，总理全国政事。

洪仁玕在当时是个思想比较新颖、知识比较丰富的人物。他在总理太平天国政事后，励精图治，整顿纲纪，并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革新政治、发展工商业的纲领，这就是《资政新篇》。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他提出加强统一领导，使“权归于一”；兴乡官，设乡兵，健全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开办新闻事业，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借以沟通群众的意见，使“上下通情”；兴办医院、跛盲聋哑院、鳏（guān）寡孤独院等社会福利事业；成立士民公会以拯困扶危，以及办理教育等主张。在经济方面，他提出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企业：开矿山，办工厂，设邮局，开银行，发行纸币，仿造火轮车、轮船，奖励创造发明等。此外，还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平等往来。除这些建设性的主张之外，《资政新篇》还提出了一些革除弊政的方案，如反对贪污舞弊，取缔迷信、溺婴或贩卖子女，禁止吸食鸦片和游手好闲等。从《资政新篇》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洪仁玕想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中实行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措施，这对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一方面，由于洪仁玕长期脱离了革命的实践，对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和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缺乏认识，所以《资政新篇》里根本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这时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还缺少实现《资政新篇》中提出的各种政策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所以，这个文件就不能为农民群众所接受，因此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天京失陷时，洪仁玕正在安徽，在这里，他会合了洪秀全之子，并前往浙江，1864年9月折往江西。10月9日，洪仁玕被清军袭击俘获，11月23日在南昌英勇就义。死前，他慷慨地说：“得失生死，付之于天。文天祥就是我的榜样！”

（美珍）

小刀会

以前，贫苦的劳动群众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为了患难时的互相援助，常常进行秘密结社。小刀会就是秘密结社的一种，它是势力很大的天地会的一个支派。据传是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于厦门创立的，后来在广州、上海、宁波等地发展组织，参加者大多是农民、手工业工人、水手、失业劳动者和游民。

太平天国革命的胜利发展，鼓舞着各地人民的斗争。小刀会也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上海的小刀会起义。

咸丰三年八月初五（1853年9月7日），在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不久，上海的小刀会在刘丽川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军杀死了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了上海道台吴健彰，迅速地占领了上海城。

这一次起义组织得很好。起义以后，小刀会立即发布告示，一面指斥清政府的罪恶，一面申明纪律，安定社会秩序。很多群众热烈地参加队伍，没有武器，就“削竹为枪，斩木为兵”，很快就发展到一万多人。起义的第二天，上海附近青浦、嘉定等地的农民领袖周立春又带领四千人赶来参加战斗，声势更为壮大。起义的群众头裹红巾，身披红带，手执红旗，上海变成了一个红色城市。

上海小刀会起义给了清政府沉重的打击，清政府只得从原来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中抽调军队，前往镇压。但是，小刀会斗争得十分英勇。清军包围了上海城一年多，发动了无数次的攻城战，都被起义军坚决击退了。后来起义军粮尽弹绝，甚至“所有猫狗及昆虫都被吃光”。清军想趁此机会，引诱起义军投降。小刀会杀死了前来诱降的奸细，坚持革命气节，毫不妥协。

这时，外国侵略者便凶恶地对革命进行公开干涉。首先，法国领事荒谬地要求小刀会撤离上海。当这个无理要求被拒绝后，英、法、美三国便联合起来，在上海城与租界之间，筑造围墙，以切断小刀会的给养。最后，外国侵略者的军队更直接地以军舰大炮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对付外国侵略者也像对付本国反动派一样，给予坚决的回击。在一次战斗中，“当场有法军十三人阵亡，另有三十余人受伤”。

小刀会的领导者刘丽川曾数次派人向太平天国报告起义经过，并表示愿意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共同作战。但此时太平军战事紧张，没有力量东顾，小刀会只能孤军奋战。1855年2月17日，这支英勇的起义军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进攻下失败。上海城失陷，刘丽川牺牲。小刀会的余部在潘金珠率领下转战到达天京，参加了太平军，继续进行战斗。

除了上海以外，福建的小刀会也于1853年5月在黄位、黄得美等领导下发动了武装斗争，并且曾占领了厦门等重要城市，直至1858年才被镇压下去。

（文海）

大成国

在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的第四年，即咸丰四年（1854），两广（广东、广西）地区的人民在天地会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清革命运动，建立了“大成国”。

“大成国”反清起义的火把最先从广东佛山镇燃起，不久便蔓延到两广各地，主要领袖是陈开和李文茂。陈开是广东佛山镇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曾替人打工度日，又曾当过船工，是天地会的一名领袖。1854年7月，陈开和其他一些天地会领袖在佛山镇率众起义。起义群众以“红巾为识”，因此被反革命辱骂为“红巾贼”或“红头贼”。起义发动后，很快就占据了佛山镇，并得到了李文茂领导的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的响应。

李文茂，广东鹤山人，是当时粤剧的著名艺人，天地会中有名的拳师。陈开在佛山率众起义后，李文茂便领导群众在广州的北郊佛领举起了义旗，响应陈开起义军。

起义的形势发展得异常迅速，不到十天的时间，起义军就打下了“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的十几个州县。陈、李两支起义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有力地打击了广州的反动势力。但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外国侵略者和当地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团练”的资助下，集中了反革命力量，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因而使起义军一时遭到挫败，不得不由广东转入当时革命高涨的广西地区。

陈开、李文茂率军转入广西后，在肇庆会合了广西天地会梁培友、伍百吉、吴超等部的起义军，乘船沿西江西进，一路攻梧州，过藤县，并进攻浔州府。经过三个月的“环攻”，起义军终于攻克了浔州城，革命的力量又恢复壮大起来。

起义军攻占浔州府城后，便建立起革命的政权，国号“大成”，并改浔州为“秀京”。起义领袖陈开自称镇南王，李文茂称平靖王。又设官分职，蓄发易服，颁布了一些保护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初步地组成了“大成国”的革命政权。从1856年至1857年间，“大成国”起义军以浔州为中心，分路出征，向四周扩展：李文茂亲率大军北伐，攻占了柳州、罗城、融县与庆远等地，接着，又“掠清流，袭思管，屯太坪，柳、庆二府，蔓延殆遍”，使起义势力得到迅速的发展；陈开也亲率大军东征，攻占了梧州；另有一军西征，先后攻占了横州、永淳、南宁等地；与此同时，早在1853年起义的壮族领袖黄鼎凤，率领壮汉人民已攻占了上林、宾州等地，并接受了“大成国”隆国公的封号，率领部众加入“大成国”，因而使起义势力更加壮大。这时“大成国”的势力范围，已控制了东到梧州、西至南宁、南至容岑、北抵柳州的广大地区，一时形成了广西人民革命的高潮。

“大成国”起义的胜利发展，是同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分不开的。太平军在金田起义后，于广西各地转战，曾消灭了不少的清军，太平军离开广西后，又吸住了大批的清军。这就给起义军的顺利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同时在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推动下，广西壮汉人民又不断掀起革命的浪潮。当时在广西，除了“大成国”起义势力以外，在广西东北部有朱洪英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军，以灌阳为根据地，建立了“升平天国”；在广西的南部有陈金刚率领的广东起义军；在广西的西部有壮族领袖吴凌云、吴亚终父子领导的壮汉人民起义军，以新宁、太平为根据地，建立起“延陵国”的起义政权。这些起义势力无一不有力地打击着反动势力。特别是1859年石达开部太平军返回广西后，使广西各地的起义军更加活跃起来。这种高涨的革命形势，也给“大成国”起义的胜利发展带来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大成国”和其他各支起义军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十分有利的革命形势，协同作战，共同对敌，而是“各自为部，不相援应”。太平军石达开部返回广西后，“大成国”也未能同太平军很好地合作。就连“大成国”内部，也不够团结，一些领袖，往往因个人利益的冲突而产生分裂。如和陈开在广东共同起义的陈显良，因“未得封王”“有不服之心”，后来竟脱离“大成国”返回广东；再如，1858年定北王梁昌与平西王区润不和，梁昌被逐，逃回广东合浦，结果被当地团练逮捕杀害，区润后来也因内部不和被其部下所杀。起义军内部的这种不团结严重地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量。

1858年后，起义军在清军与团练的猛攻下，柳州等重要根据地相继失守，李文茂率军一度转入贵州黎平府地区，但由于当地反革命势力猖獗，又退返广西。不久李文茂便败死于怀远山中。1861年，“大成国”多年经营的根据地浔州，被清军攻陷，陈开逃出浔州不久，也被地主团练所杀害。至此“大成国”的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终于失败了。

（马汝珩）

捻军

“捻军”是与太平天国同时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的名字。捻军起义爆发在咸丰三年（1853），到同治七年（1868）失败，前后与清军相持达十六年之久。

捻军最初的活动地区主要在安徽、河南一带。早在19世纪初期，这个地区的饥饿贫困的农民和一些失业游民，由于不堪封建政权的压迫，便一股一股地联合起来，打击地主富户。最初，人们称他们为“捻子”。后来，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一种群众性的组织，因此，就出现“捻党”的名字，活动地区也逐渐扩展到山东、江苏等地。这时捻党组织很分散，“结则为捻，散则为民”，时分时合。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大大地推动了各个地区的农民斗争，捻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以张乐行、龚得树等为领导的几支主要力量。

1853年太平天国的大军进入安徽，同年5月又举行北伐，沿途大大打击了长江以北各地清军的势力。在太平军的掩护和影响下，安徽、河南、苏北、山东等地捻党纷纷起义，号为“捻军”。起义之初，捻军支派很多，力量分散，经常被清军各个击破。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情况，1855年各地捻党首领大会于安徽雉河集（涡阳），推张乐行为盟主，称“大汉明命王”，各地的捻军都听从他的指挥调遣。这次会议是捻军起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捻军开始从分散作战转变为有统一指挥的联合战斗。结果在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初步建立起豫皖根据地，势力波及整个淮河流域，人数发展到几十万。

1856年年底，捻军在河南、安徽交界的三河尖地区与清军作战，而太平军则正在淮河以南桐城、六安等地与清军作战。捻军要巩固豫皖根据地，太平军要巩固淮南地区。从当时的形势看来，只有两军会合才能取得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张乐行采取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毅然率军南下，于1857年3月与太平军在安徽霍邱会师。从此以后，捻军与太平军进入联合作战时期，张乐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太平天国封他为“征北主将”“沃王”。太平天国的后期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与捻军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两支旗帜不同的农民革命军共同战斗，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1861年后，由于太平军在安庆保卫战中失败，使淮南战区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张乐行只得率领捻军渡淮北上，重新回到雉河集，结束了与太平军在淮南长达五年的联合作战时期。但在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张乐行还曾经准备在寿州拦截陈玉成的囚车，救出自己的战友，结果没有成功。由于捻军失掉了太平军的支援，从1862年后，斗争极为艰苦。清政府派僧格林沁率领着蒙古骑兵作为镇压捻军的主力。1863年3月，捻军的根据地雉河集被清军占领，捻军的领袖张乐行被僧格林沁杀害。捻军虽然失去了根据地，失掉了领袖，但是，捻军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张乐行的侄儿张宗禹又带领队伍重新收复了雉河集，团结捻军余部继续与清军战斗。

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失陷后，原被陈玉成派出远征西北的一支太平军，回师东下，与捻军联合。太平军的将领赖文光被推为捻军首领。这时期的捻军与以前不同，它发展成了一支正规化的战斗部队，有统一的领导，有独立作战的战略方针，更重要的是，它在整个抗清斗争中，已经不是单纯起着一种配合作用，而成了一支主力军。捻军为了反击僧格林沁的骑兵，便“易步为骑”，以骑兵为主，转战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1865年5月在山东菏泽彻底击溃了僧格林沁的骑兵，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僧格林沁也死在捻军的铁拳之下。

从1864年到1866年，捻军的战果是辉煌的，对清政府的打击是沉重的。可是尽管捻军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但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全国的革命形势渐趋低潮。反动派也得以集中力量专门对付捻军了。在这种情形下，赖文光决定将捻军分成两支，以便互相呼应、互相声援。1866年秋天，捻军开始分为赖文光所领导的东捻和张宗禹所领导的西捻。但这样分兵的结果，却更加削弱了捻军的力量。

东捻军转战在山东、河南、湖北等地，计划从湖北入四川。东捻军曾经在湖北把李鸿章的淮军打得狼狈不堪，在山东又攻破清军与英法侵略军的联合防线。但是，由于他们东西奔驰，经常处在战斗中，力量不断削弱却又得不到支援与补充，终于在同治六年（1867）底在山东被击败。次年初，赖文光在江苏被俘就义。

西捻军于1866年进入陕西，计划联合西北回民起义军，然后在川陕间与东捻军会师。西捻军转战于陕西、山西一带，并曾长驱直入河北，引起清廷极大的震动。但是，自从东捻军被镇压后，镇压农民起义的李鸿章、左宗棠与英法侵略军联合攻击西捻军，西捻军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屡战不利。最后于1868年8月在山东茌平抢渡运河时被击败，许多捻军将领都壮烈牺牲。

（马金科）

张秀眉 杜文秀 李文学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云南的少数民族人民，曾经响应太平天国革命，掀起了许多次的反清起义斗争，其中以张秀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和李文学领导的哀牢山彝族人民起义为最大。

张秀眉，贵州台拱厅（台江）人，出身于苗族的贫苦农民家庭。咸丰五年（1855）领导当地苗族人民发动了反清起义，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凯里、施秉、都匀、黄平等城市，起义势力震撼了整个苗疆。在起义军控制的范围内，苗族人民把清政府在苗区建立的用以镇压苗民的堡垒，全部平毁，并且夺回了过去被苗、汉地主阶级霸占去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起义军还和汉族白莲教系统的“号军”联合，共同抵抗清军。1860年太平军石达开部从湖南进入贵州，苗民起义军也配合作战，围攻贵阳，有力地打击了清军，使革命形势得到空前的发展。

贵州苗民起义以后不久，1856年云南各地的回族人民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清运动。其中以杜文秀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最为强大，他们以大理为中心，活动于云南西部。杜文秀在大理建立了元帅府，被推为兵马大元帅，设立了文武官职，成立了与清政府相对抗的起义政权。大理政权在杜文秀领导下，实行了联合汉族及其他各族的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减轻赋税、取消地方苛派、严格吏治军纪、鼓动手工业和发展贸易等，因而博得滇西各族人民的支持。到同治六年（1867）杜文秀大举东征昆明前，起义军已占领了五十余座城池，控制了云南大半个省份。

差不多和杜文秀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同时，出身于彝族雇农的李文学，1856年5月在哀牢山区的天生营，率领彝、汉各族人民起义。起义军提出“铲除赃官、杀绝庄主”的口号，表现了哀牢山彝、汉各族农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决心。起义群众共推李文学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在密滴村设立了帅府，作为领导起义的中心。起义军在李文学的领导下，同当地的封建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实行了“庶民原耕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的革命措施，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并有力地配合了云南回民起义军抗击清军，因而使革命势力不断扩大，到1868年起义军已控制了哀牢山北部的广大地区。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国内革命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清政府在帝国主义进一步的援助下，调集了大批清军，镇压贵州与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运动。苗民起义军在清军的血腥镇压下，1872年最后失败，张秀眉被俘牺牲。云南回民起义军于1869年东征昆明失败后，起义势力一蹶不振，1872年也被清军镇压下去，杜文秀服毒自杀。1872年李文学率领彝族起义军援救杜文秀，不幸兵败被俘，1874年遇害。同年，清军攻陷彝族起义中心——密滴村，哀牢山彝族起义最后也失败了。

（马汝珩）

宋景诗

宋景诗是山东堂邑人，他家几代以来，都是贫农。咸丰四年（1854），宋景诗三十岁的时候，曾和许多农民一起，到离家乡十余里的冠县迎接过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很多农民投入了太平军，跟着北上了。宋景诗带着对革命的向往和对地主满腔仇恨的心情，回到了家乡。

他的家乡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农村一样，充满着贫困、饥饿、灾荒，造成这种灾难的主要原因是地主、官府的残酷压榨。因此，他的家乡的农民也和其他各地的农民一样，具有反抗、斗争、革命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斗争的鼓舞下，更加强烈了。

1860年，农民们因为连年灾荒，连吃糠咽菜都很困难，官府却还要增收农民的赋税。于是，山东各地农民到处掀起了抗粮运动。堂邑周围的农民群众在宋景诗的领导下，集合了万余人进行反抗。

1861年3月29日，宋景诗带领群众打进了冠县县城，焚烧衙署，劫放狱囚，开仓取粟，救济穷民，正式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这支起义军叫作“黑旗军”。

和黑旗军同时起义的，还有属于白莲教系统的黄旗军、红旗军、白旗军、绿旗军等，宋景诗与他们联络配合得很好。他们提出了“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口号，到处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各支起义军先后攻占了山东西北部的十三个县城，声势盛大。

反动统治阶级见起义军发展迅速，起义地区又靠近京城，十分害怕，便赶快调集了数万大军，兵分三路，想用压倒性的优势兵力扑灭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形下，起义军遭到了暂时的挫折。

同治元年（1863），宋景诗重整旗鼓，带着队伍回到了家乡附近的临清。

在家乡等着他们的，不仅有清政府的官军，而且还有当地地主阶级自己组织起来的反动武装——“团练”。这些团练武装，都是由当地的恶霸土豪所掌握，对革命农民抱着很深的阶级仇恨，其中尤以杨鸣谦领导的“柳林团”和王二香领导的“冈屯团”最为凶狠毒辣。黑旗军对这两个“民团”“白天打，黑夜打，见天儿打”，打得这两个凶狠的地主武装，龟缩在圩（wéi）子里不敢伸头，杨鸣谦和王二香也被宋景诗用计杀死。从此以后，黑旗军又连续战胜了清军的多次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黑旗军的纪律是很好的。他们规定：不许敲诈民财，不许占住民宅，不许奸盗邪淫。走路行军绝对不踩庄稼，到一个地方只在野外扎营，不进村庄。黑旗军每到一处，都先出告示安民，公卖公买，不赊不拿，并把反动及逃亡地主的土地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耕种、食用。所以，人民群众对于黑旗军爱护备至：妇女们为黑旗军巡风；小孩们为黑旗军遛马；打仗时，农民们扬土助阵。正因为如此，后来黑旗军虽只剩两千多人，仍然能屡次打退三四万反动武装的攻击。

清朝统治者为了拔去这个眼中钉，最后调动了它的王牌军——僧格林沁的队伍和直隶总督刘长佑的队伍，联合起来向黑旗军进攻。1863年9月21日，两军会战。反动派的优势兵力逼使黑旗军不得不撤退。撤退时，宋景诗叫人在圩子上遍插旌旗，锣鼓不停。第二天僧格林沁扑进圩子，只见绵羊倒悬，羊蹄击鼓，老牛曳车，车插旌旗，而起义军却早已不见了。

可惜从此以后，起义军就兵分四散，有一部分被清军击败；另一部分人，在宋景诗率领下，和捻军会合起来，继续战斗。

（宫明）

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咸丰六年到十年（1856—1860），英、法侵略者向中国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性质都和第一次鸦片战争相同，所以叫作第二次鸦片战争。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虽然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门户，取得了一定的侵略权利，但由于当时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破坏得比较缓慢，外国商品对中国输入的增加速度，远不能使外国侵略者满意。清政府虽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并且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但它为了维护“天朝”的体面和减少人民的反抗，还不敢公开地站到侵略者方面去，因而和外国侵略者仍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使侵略者感到有丧失在华既得权益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使清政府百依百顺地为自己的侵略政策服务，外国侵略者便决定再一次向清政府动用武力，通过一打一拉的方式，达到上述侵略目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由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直接引起的。1856年10月，广州水师在广州附近停泊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海盗，这本是中国的内政，但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以该船曾在香港登记（事实上登记证已过期），应受英国保护为借口，硬说中国水师在搜船时侮辱了英国国旗，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释放全部水手、赔礼道歉并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等无理要求，蓄意发动武装挑衅，最后终于爆发了战争。

1857年7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率领一支海陆军到香港。法国也以“西林教案”（1853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进行侵略活动。1856年，西林知县迫于人民公愤，依法将马赖处死）为借口，命葛罗为全权大臣率军来华。美、俄两国也派公使和英国联系，表示支持英、法两国，以便趁火打劫。

1857年12月，由于叶名琛不修战备，英法联军攻陷了广州，叶名琛被俘，但英法侵略联军立即遭到广州人民和团练的反抗。1858年4月，英、法、美、俄四国使臣北上至大沽口外和清政府代表谈判。英、法两国在谈判中故意制造问题，使谈判破裂。5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大沽炮台，直扑天津。清政府忙派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议和，与侵略者订立了《天津条约》。1859年6月，英、法侵略者借口交换条约批准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外，拒绝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的路线，炮轰大沽炮台。守军奋起抵抗，击沉英、法兵船十余只。侵略军退回上海，经过一番休整之后，于1860年8月再度攻陷大沽、天津，直逼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侵略军攻占圆明园，园内金银珠宝和珍贵文物被掠夺一空，随后他们又纵火焚烧，使这座瑰丽的园林化为一堆瓦砾。侵略军焚毁圆明园后，跟着进占北京，恭亲王奕代表清政府和英、法议和，接受了侵略者的一切要求，于1860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主要规定：①外国得派公使驻北京。②增辟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南、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等口岸。③割九龙给英国。④赔英、法军费各白银八百万两。⑤准许外国人在内地自由传教，等等。

美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始终是英、法侵略者的帮凶。当“亚罗”号事件发生后，美国公使巴驾对英国的侵略行为表示“完全热忱地赞成”，而且保证要和英国“行动一致”，积极支持英国发动战争挑衅。英国海军开始进攻广州，美国海军也马上尾随而来。美国三艘军舰借口护侨，在驶向广州途中竟发炮攻击猎德炮台。巴驾自己承认，这种行动是“帮助英国”的。但是，当战争已经扩大之后，美国一方面继续对英、法表示坚决的支持和合作，另一方面却又向清朝政府唱起和平的调子，表示友谊，以一个和事佬的假面目出现。实际上，美国已经看准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不堪一击，所以乐得借刀杀人，等着坐收渔利。1857年春，美国派列卫廉为驻华公使，他带着美国政府关于联合英、法行动，逼迫清政府修约的训令，一方面鼓励英、法打，另一方面又威逼清朝和，使出了最阴险毒辣的两面手法，最后终于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分沾”了“利益”。曾经是美国国务院历史顾问的德涅特也不能不供认说：“美国代表在国际政治中从来没有扮演过比这更无耻的角色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美国侵略者虽然想尽办法，要把自己打扮得像一个和平天使，但是它的双手沾满了杀人的鲜血，这是永远也洗不掉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仅外国侵略者扩大了在中国的侵略权益；而且由于外国公使驻京，侵略者与清统治者开始直接接触，使清政府越来越受外国势力的控制，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马汝珩）

圆明园

北京西郊，从西苑到西山一带，风景非常秀丽。远在八百年前，封建的王侯世家便在这里营建起行宫别苑，作为他们行乐的场所。清朝雍正皇帝即位，正式决定把这一带定为夏宫所在，扩建了不少避暑宫殿。到了乾隆皇帝时，更大集全国名匠，从事兴建。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就没有一天停止过营建。清政府向人民尽情勒索，花费了数以亿万计的钱财，驱使着千百万民工日夜地劳动，终于建成了一座世界上少有的宏伟美丽的人工宫苑（从前把帝王的花园叫作苑），这就是圆明园。

圆明园包括最主要的三个园：圆明园、万春园和长春园，所以也叫圆明三园，其中以圆明园为最大。此外还有很多属园，散布在圆明园的东、西、南三面，其中有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这基础上建筑起来的）、近春园、熙春园（清华园内）和勺园、蔚秀园等。这些园以圆明园为中心，连绵二十多里，在这一带地方，举目所见，一片山水林园，殿阁亭台，非常壮丽。

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典范。园中有庄严宏伟的殿堂，也有玲珑轻巧的楼阁亭台、曲径回廊；有象征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农村景色的“山村”。园中有很多景物是仿照各地的名胜，如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海宁的安澜园，苏州的狮子林等著名园景建造的。漫步园中，有如游历在祖国的天南地北。园中还有很多景物是仿照古代诗人画家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使人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那些诗人画家的幻想境界。所有的景物都是依着自然的湖山精心设计的，整个布局非常和谐。

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丽，而且还收藏着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上自先秦时代的鼎彝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的历代名人书画，所以也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一个宏大的博物馆。

可是，我国千万劳动人民凭血汗修造起来的这座杰出的建筑精华，却惨遭那些自称为“欧洲文明者”的彻底破坏。

1860年，英、法侵略者打到北京城，强盗们进入圆明园以后，大肆抢劫。每个强盗都腰囊累累，满载出园。当强盗们抢走了所能抢走的东西，破坏了所能破坏的东西以后，为了掩饰这个罪恶野蛮的行为，强盗头子便下令烧毁全园，一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火势历三昼夜不熄。这个世界上的名园，就这样在侵略者的野蛮焚掠下，化为焦土。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文化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

（美珍）

北京政变

咸丰十一年（1861），清朝贵族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次争夺权力的斗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贵族集团在这次斗争中获胜，夺得了清朝最高统治权力，这就是“北京政变”。政变以后，中国最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起来，组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并且联合镇压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腐朽的清朝军队被英、法侵略军打得丢盔卸甲，节节溃败。1860年8月，驻守大沽的清军主帅僧格林沁不战而逃，侵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天津，到了9月底，侵略军逼近北京。这时，清朝统治者乱成一团，咸丰皇帝也吓得丧魂失魄，急急忙忙带着他的宠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率领着一班亲信大臣逃到热河躲了起来。咸丰的弟弟恭亲王奕受命留在北京观看风色，进行求降乞和的卑鄙勾当，最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彻底地向外国侵略者投降。

《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得到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多得多的特权，他们对奕在订约过程中“有求必应”的奴才相十分赞赏，不断地加以扶植。奕也以深得外国主子的欢心为荣，更是百般恭顺，甘心做外国侵略者最驯顺的工具。当时太平天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革命斗争，这不但对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是致命的危险，而且对外国侵略者已经取得的特权利益也是严重的威胁，因此，这些侵略强盗为了要保住这个已经屈服了的反动政权，以便利用它来奴役和剥削中国人民，就决心要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北京条约》刚一签订，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立刻表示愿意出兵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侵略者的这个表示受到奕的热烈欢迎。

当时清朝的实权主要掌握在跟着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去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手中，这些人在镇压革命这一点上，和外国侵略者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还很不放心，唯恐外国侵略者借机改变清朝的封建统治，所以不敢轻易地“借师助剿”。这样，他们就在中外反动势力合作的道路上，成为外国侵略者最讨厌的障碍。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甚至说：“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载垣）、端华、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已确实承受了条约（指《北京条约》）。”因此，他们极力寻找机会扶持最忠实的走狗来掌握政权。

1861年8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死，他的儿子载淳当了皇帝（同治皇帝）。这个皇帝当时年仅六岁，他的母亲慈禧太后，有很强烈的权力欲望，很想利用皇帝年幼的机会，夺取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她先授意一些支持她的官僚，建议由她“垂帘听政”，也就是说由她来实际掌握政权。但载垣等人以清朝从来还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例子为理由，极力反对。慈禧的野心未能实现，怀恨在心，就暗地里与奕建立了联系，阴谋发动政变，宫廷中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外国侵略者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极力支持奕去怂恿慈禧回到北京制造政变，并且保证回来后绝不对她有任何刁难。

10月，奕从北京到热河，与慈禧密商政变，并且拉拢了在北京、天津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同谋。一切准备就绪，11月1日，慈禧回到了北京。第二天，政变就发生了。他们将载垣、端华、肃顺等逮捕起来，处以死刑，同时宣布拥护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从此，慈禧登上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奕也被任命为议政王大臣辅政事，发动政变有功的桂良、文祥等人，也都做了军机大臣。政变成功，以慈禧太后为首，一个更腐朽、更黑暗的封建反动统治政权建立起来了。

外国侵略者对“北京政变”早就抱有希望，美国公使曾经说：“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现在，他们对政变的成功当然更加高兴。这位公使兴高采烈地说“这个令人感觉满意的结果，全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毫不掩饰地承认这次政变是在他们支持下搞成的。

通过“北京政变”，中外反革命势力开始结合起来了。1862年年初，清朝统治者决定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公开勾结外国侵略势力来镇压革命。

（汝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这个新职位，办理对外交涉事务，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一直到1860年，清政府没有设立和外国侵略者办理外交和商务的专门机构。

1860年以后，中外反革命势力为了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勾结起来。外国侵略者派遣了公使、领事、传教士到中国，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并且在清政府内部培养了奕等代理人。这时外国侵略者发现，还缺少一个更加得力的机构来贯彻它们的侵略意图。

最会看洋人脸色办事的恭亲王奕，为了投合外国主子的心意，主动地奏准设立“专一其事”地办理外交和通商事务的机构。1861年1月20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成立。

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只管外交、商务，后来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大，它的权力也一天天扩大，逐渐总揽了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方面的大权，并且由奕等这样显要的满洲贵族亲自主持，实际上总理衙门已发展成为清政府的“内阁”。

总理衙门的经费几乎完全靠洋人控制的海关供给，总理衙门的人员升官快、待遇高、地位突出。这种特殊现象，曾引起别的衙门的不满。最后，连皇帝也不得不出来为总理衙门辩护解释，皇帝的辩解很干脆，他说：“总理衙门，办理的都是外国事情，自然和别的衙门不同。”办理外国事情的衙门就可以与众不同，这种不同，恰恰表现了这个机构的半殖民地的性质。

清政府专门成立一个高级机构来处理与侵略者利益相关的问题，并且通过这个机构来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和贯彻侵略者的意志，这当然使外国侵略者称心如意。英、法公使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欣喜非常”，认为这是“数十年求之不得”的，他们大为赞赏奕想出来的联合中外势力的“最妙良法”。

总理衙门是中外势力结合的产物，它的成立是清政府统治机构半殖民地化的一个明显标志。从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改为外务部，在这四十年间，它始终是联合中外势力的总机构，是清政府进行卖国活动的场所。

（杨遵道）

租界

外国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曾经对中国发动许多次侵略战争，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它们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地方——这些地方就成了所谓的“租界”。

英国首先引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0月）中英《虎门条约》关于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的规定，在1845年年底诱骗上海官吏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确定了英国人租地办法，在中国神圣的领土上建立了第一个租界。当时根据土地章程规定，土地主权仍然属于中国，中国业主可以收取一定租金，中国政府有干预租界内行政的权力。到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外国侵略者得寸进尺，进一步排斥了中国政府在上海租界内行使行政、司法、警察和收税的权力，在租界内建立了一套殖民地的管理制度。上海租界俨然成为一个“国中之国”。

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扩张，租界界址不断扩大，租界的数目日益增多。英、美、德、法、俄、日等国，曾先后在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等地设立了租界。

外国侵略者把租界作为走私偷运、贩卖毒品、残害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基地。租界内烟窟、妓院、赌场林立，例如1856年上海法租界的预算中，烟窟、妓院、赌场的执照收入，占全部预算收入的一半。

租界是外国人在华投资的集中地，1894年前，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非法设立的工厂、船坞、银行等大都集中在租界区，租界成为控制中国金融财政，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直接剥削中国劳动人民，榨取中国人民脂膏的罪恶场所。

租界是中外反革命势力勾结的桥梁，外国侵略者把租界作为培养买办势力，勾结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根据地，还把租界作为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据点。

租界又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在租界内，外国侵略者设教堂、办医院、设学校、办报纸，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达到愚弄广大中国人民的目的。

总之，租界是外国侵略者从事罪恶勾当，在经济上盘剥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奴役中国人民，在思想意识上麻醉和毒害中国人民的反动堡垒。在租界内，外国侵略者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形成一个个“国家中的国家”。

中国人民一直反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早在192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驱逐外国侵略者，收回了汉口、九江的租界，开始了收回租界运动。同一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有些租界在形式上是收回了，但实际上没有改变租界的性质。直到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租界才被彻底清除。

（杨遵道）

中国海关

海关是国家对于进出国境的一切货物进行监督检查、征收关税并执行查禁走私任务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一个国家的海关，好像是这个国家的大门。海关的管理权，好像是大门的钥匙。大门的钥匙怎能由外国侵略者掌管呢？可是近代中国大门的钥匙，长期以来掌握在英国侵略者手里。那么，中国的海关管理权是怎样落入外国侵略者手里的呢？

早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里就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出口的货税，要“秉公议定”。这个规定已经开始破坏了中国海关的主权。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驻上海的英、美、法三国领事，趁机派兵侵占了设在上海租界内的中国海关，夺取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为了控制中国海关，英、美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斗争。最后，英、美、法在共同控制中国海关这一点上达成妥协，并联合一致对上海地方政府进行威胁、利诱，迫使上海官吏接受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派一个税务司管理上海海关，主持税收工作的要求。1854年6月29日，英、美、法三国领事和上海道吴健彰订立了有关上海海关的协定。7月12日，根据协定，由英、美、法各派一个侵略分子组成三人关税管理委员会，霸占了上海海关的税收工作，侵略者就这样轻易地攫取了上海海关的行政管理权。此后，外国侵略者积极活动，企图把上海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推广到各通商口岸。

1859年，野心勃勃的英国税务司李泰国，经过上海道买办官僚薛焕的保举，被两江总督任命为总税务司，并得到了选募各通商口岸税务司的权力。这样李泰国抓到海关的用人大权，确立了英国人在海关中的统治地位，并在广州建立了由英国人控制的海关制度。

同治二年（1863），英国人赫德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赫德是一个八面玲珑、阴险狡猾的侵略分子。他一方面在保持英国对中国海关领导权的条件下，按各国在华势力的大小，任用了其他各国的税务司，对中国海关实行共管，缓和了各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取得了其他侵略者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清政府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又把海关收入的一部分交给清政府，用来延续清政府的统治，镇压中国人民的起义，从而赢得了清政府对他的宠爱和信任。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赫德成为一个不倒翁，连续把持中国海关管理权达四十多年之久。在他的任期内，赫德一手制定了一套半殖民地的海关制度，并把这种制度推广到其他通商口岸。

外国侵略者把持了中国海关的管理权，掌握了中国大门的钥匙，这不仅大大地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而且总税务司和税务司们的地位很特殊，一方面是“洋人”，是帝国主义的代表，另一方面又算是清政府雇用的人员，这种地位使他们既为清朝官僚所畏惧，而又容易取得官僚们的信任。因此他们比起外交官、传教士有着更合适的身份来参与和支配中国的政治和外交。在19世纪末，这些掌握中国海关管理权的洋员，任意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包揽其他权利，他们对于推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促使清政权的半殖民化起了重大的作用。

（杨遵道）

第七编

洋务运动

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为了镇压农民革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技术制造枪炮，武装反动军队。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这一部分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为了要保持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更多地学习一点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当时人们把这叫作“办洋务”，而这一部分统治者也就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有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带有买办倾向的一部分人。洋务派所进行的一些活动，在历史上就叫作“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实质，是要求在旧的封建统治的基础上，增加一些资本主义的皮毛，来稳定封建主义的统治地位，因此它的性质完全是反动的。

“洋务运动”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9世纪70年代初。在这个阶段，洋务的重点集中在军事工业方面。洋务派先后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几个军事工厂，制造新式武器，以便继续武装反动军队，大力镇压当时尚在坚持斗争的捻军和回民起义。但这些军事工业从设计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一直到原料燃料的供应，完全都要依靠外国。而且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生产成本十分昂贵，连李鸿章自己也说：“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生产出来的武器军舰，质量很坏，除了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之外，不可能用来应付任何外来侵略。

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法战争（1883—1885）是“洋务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个时期外国侵略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日本、英国、沙皇俄国、法国纷纷侵占中国的边疆地区。洋务派为了应付这种局势，直接向外国购置了许多枪炮，并先后向英、德、美、法购买大小舰艇数十艘，建立了北洋舰队。同时，为了筹集经费，培养洋务人才，还经营了一些采矿、运输、电报、教育等事业。当然，这些事业在技术、装备、原料等方面仍不能不依靠帝国主义。洋务派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标榜的口号是“求强”，但依靠帝国主义当然不可能真正使中国强盛起来。实际上，洋务派在对外交涉和对外战争中，一直采取妥协投降的方针，大量地出卖了中国的主权。

“洋务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是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在这个阶段中，洋务派把重点从“求强”转为“求富”。他们大力投资于纺织、铁路、炼钢等工业部门。李鸿章主办的上海织布局、华盛纱厂、漠河金矿、津榆铁路等，张之洞主办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等，都是在这个阶段中先后开办的主要企业。但也像“求强”的口号只是个虚假的幌子一样，洋务派的“求富”也并不是真正的求国家之富，而是求他们个人之富。这些工矿企业成为洋务派官僚发财致富的利源。

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在战争中，洋务派大力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同时，他们经营的各种企业也因贪污腐败而奄奄一息。洋务派散布的“求强”“求富”的神话幻灭了，他们的腐朽卖国的面目日益暴露，“洋务运动”也就此破产。

（马金科）

天津教案

外国侵略者在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侵略中国的同时，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还加紧进行了文化侵略。“传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侵略者派了很多“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来到中国，一方面向中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愚弄和毒化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他们也搜集情报，收买卖国贼，甚至霸占田产，包揽词讼，残杀良善，任意欺压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恨之入骨，在19世纪下半期，曾经掀起过许多次反洋教斗争，天津教案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次。

天津人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曾遭到英法侵略联军的屠杀和蹂躏，战后十年间，又受尽了外国侵略者的欺压，新仇旧恨积压在心头。同治九年（1870），以教堂拐骗小孩为导火线，终于爆发了轰动中外的反侵略爱国斗争，一般称为“天津教案”。

1870年，在天津破获了许多起拐骗小孩的案件，都和法国天主堂育婴堂有关。1870年6月21日，天津地方官到教堂查问拐骗小孩的罪犯王三，教堂中的法国侵略分子不仅隐藏罪犯，并向聚集教堂周围的群众挑衅，引起了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崇厚也已照办，可是丰大业认为崇厚派兵太少，镇压不力，大为不满，手执双枪，怒气冲冲地跑到崇厚衙门，一见崇厚就叫嚷说：“听说老百姓想要我的命，你先给我死！”接着就举枪向崇厚开火，未中，又在崇厚衙门大打出手。

丰大业侮辱和枪击中国官吏的消息很快传开，几千名愤怒的群众聚集街头。丰大业行凶未遂，在回领事馆途中，十分骄横嚣张，他的秘书西蒙挥舞着利剑在前开路，向群众挑衅。后来，当他们遇到天津县官刘杰时，丰大业不分青红皂白，开枪射击，打死刘杰的随从，西蒙也竟敢向群众开火。这时，群众已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接着鸣锣聚众，烧毁了法国在三岔河口的洋楼，即有名的“望海楼”，并打死无恶不作的法国教士十多人，其他国籍教士、商人七人。

来势迅猛的“天津教案”发生后，吓得侵略者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法、英、美、俄、德、比、西等七国，在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怒火面前，狼狈为奸，联合一起，一面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一面把英、美、法等国舰队集中至烟台与天津海口，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恫吓。法国趁机提出无理条件，声称清政府如不接受，就要把天津变成焦土，态度十分蛮横。

清政府在洋大人的压力面前惊慌失措，立即派曾国藩到天津“查办”，办理结果还是向法国道歉、赔款，还把天津知府、知县等官员二十五人充军，并且随随便便把十六个无辜的老百姓处死，“以服洋人之心”。

（杨遵道）

中法战争

侵占越南并且以越南作为基地入侵中国，这是近代历史上法国历届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贯政策。

中越两国人民间自古以来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在法国侵略的威胁面前，在反侵略斗争的共同要求的基础上，使中越两国人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19世纪60年代，法国侵占了越南南部后，马上把侵略的矛头指向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部。同治十二年（1873）底和光绪八年（1882）四月，法国对越南发动了两次武装进攻，妄想建立一个包括越南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所谓“东方帝国”。英勇的越南人民对法国的武装侵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刘永福率领的广西农民起义军——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要求，也和越南人民并肩作战，坚决抗击入侵的法军。在越中人民的打击下，法国的两个侵略军头子安邺和李维业在河内城边先后被击毙。

法国侵略者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蓄意扩大侵略战争，决心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这时清朝政府应越南政府之请，也派兵到越南。1883年12月，法军在越南山西向清军和黑旗军联合防守的阵地发动进攻，开始了中法战争。

战争进行了一年多，在越南战场上，法国侵略军受到越南人民和黑旗军及清军官兵的英勇抵抗。法国政府为了呼应越南的战局，又派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

到1885年3月底，越南战场的法国侵略军在越南和中国军民英勇的抗击之下，全线崩溃。在越南战场的东线，清军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今友谊关）和谅山大败法军，势如破竹地节节胜利进军。和东线大捷的同时，越南战场的西线也频传捷报，黑旗军等在临洮痛打了法军，尤其是越南各地人民的抗法起义，风起云涌，更给法国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形势。就在前线胜利进军声中，卖国投降的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加紧谈判，最后竟在1885年6月9日签订了屈辱的投降条约。中法战争以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更加深了。

为什么这次战争前线打了胜仗反而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政府的反动和腐朽。

当时，清政府的统治机构已腐朽透顶，政治上十分反动，经济上百孔千疮，军事上也一团糟。1884年，在越南北宁、太原、兴化的清军不战而逃；1884年7月，福建官吏不采取任何抵抗行动，就让敌人的战舰开进了闽江，使中国海军遭到失败；1885年2月，广西巡抚潘鼎新在越南谅山的大溃退，几乎使法军长驱直入广西。这些都是在清政府投降路线指导下发生的事情。

当前线官兵违反投降派的意愿，在中国和越南人民支持下英勇抵抗，大败法军，获得镇南关和谅山的辉煌胜利时，清政府不是去扩大战果，反而把前线的胜利，作为投降的资本，他们匆匆忙忙“借谅山一胜之威”，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前线官兵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轻易地被葬送掉。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英、美等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诱降活动。他们一面装作公正人进行“调停”，一面却供给法军燃料、军火、粮食，替法国修理船舰，供给法军军事情报和领水人员，甚至英、美的国旗成了法军的“遮凶布”，英、美等国的军舰和商船成了法国舰队的掩护物。当帝国主义看到它们的诱降和对法援助并不能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时，在中国当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就挺身而出，胁迫昏庸而腐败的清政府对法妥协，造成了“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局面。

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斗争

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工人阶级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斗争，这次斗争，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84年正当中国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英国侵略者和法国串通一气，允许法国利用香港停泊和修理战船，补充军用物资。香港英国殖民当局这种袒护法国侵略者的罪恶活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香港的中国工人尤其不能容忍。1884年9月3日，有一艘在侵略战争中受了伤的法国兵船“加利桑尼亚尔”号驶入香港船坞，打算进行修理。中国船舶修造工人坚决拒绝修理这艘屠杀中国人民的敌舰，并且立即举行罢工，从而揭开了这次反帝斗争的序幕。9月14日，又有一艘法国水雷炮艇“阿塔兰特”号开进香港，这一次工人群众决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乘机烧毁这艘强盗船只，吓得法国强盗连夜开船惊惶逃走。中国船舶修造工人的爱国行动，得到了香港其他各业工人的积极支持和热烈响应，他们广泛地展开了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斗争，搬运工人不给法国兵船运送燃料，民艇工人拒绝替法国商船起卸货物，就是在法国轮船公司做工的华工，也纷纷辞职，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香港英国殖民当局无理逮捕了十一名拒运法货的民艇工人，撤销了许多民艇执照。反动派这种高压手段，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愤慨，罢工斗争越发如火燎原地扩大起来，到了10月3日，罢工斗争达到高潮，工人群众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示威运动。这个时候，英国殖民当局，出动全副武装的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杀害了一名工人，大批工人被逮捕。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压服，他们继续高举反帝的旗帜，进行英勇不屈的斗争。10月5日，东区的码头工人又计划举行示威，10月7日，九龙区油麻地的工人进行示威运动，以支援香港地区工人的斗争。

这一次香港工人的罢工斗争，从1884年9月3日开始一直坚持到10月7日，前后共计35天，使整个香港陷于瘫痪，最后迫使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低下头来，释放被捕的工人，宣布不干涉工人“不装法货”的正义行动，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林敦奎）

甲午战争《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是日本在美英资本主义的支持下发动的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国的东邻日本，原先也是个封建国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1868年，日本发生了一场不彻底、不完全的资产阶级改革——“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资本主义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但封建势力并未彻底铲除，阶级关系十分紧张，农民和工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和罢工斗争。日本的统治阶级为了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为了扩大商品市场、掠夺原料和资金，便把对外扩张定为国策，把中国和朝鲜作为它侵略的目标。

这时，美国为了趁机在中国和朝鲜伸展自己的势力，英国为了利用日本的力量牵制垂涎中国东北已久的沙皇俄国，都在暗中支持和帮助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

在这种情形下，日本政府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渗入朝鲜，同时积极寻找向中国挑衅的机会，以便掀起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1894年1月，朝鲜农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朝鲜的封建统治者请求清政府出兵镇压。日本政府觉得这是趁机挑衅的大好机会，也假意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在清政府派叶志超率军入朝以后，日本政府又马上翻转脸来，借口清政府出兵，也派了许多军队侵入朝鲜，有意造成战争冲突的紧张局势。清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军队同时撤出朝鲜，遭到日本的蛮横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中朝两国人民一致要求出兵抵抗日本的侵略。但是，主持清政府外交的李鸿章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而把希望寄托于英、俄等帝国主义的调停上，对日本步步退让。7月25日，日本海军突然袭击护送陆军去朝鲜的中国海军。四天后，又向在朝鲜成欢驿的中国陆军发动进攻，挑起了中日战争。1894年是旧历甲午年，所以这次战争叫中日甲午战争。

9月12日，日本军队又进一步向朝鲜平壤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协助守城的清军和朝鲜人民一道，进行了英勇的抵抗。防守北城玄武门的清将左宝贵战死，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命令他的军队从平壤撤退，并一口气逃回了中国。

接着在9月17日，清军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上，与日本舰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海战。战斗经历了五个小时，中国的海军士兵和一些爱国将领英勇奋战，打伤日舰多艘，并使日旗舰“松岛”号受了重伤，清军战舰损失四艘，最后日舰不敢恋战，向南退走。

10月，日本侵略军把战火进一步烧向中国边境。一路从朝鲜北部渡鸭绿江；另一路从辽东半岛东岸登陆，进犯大连和旅顺。11月7日，大连不战而失。接着日本又于11月18日向旅顺进兵。这里的清军守将接受了清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临阵脱逃，一些爱国官兵虽然进行了抵抗，但因没有后援，也失败了。

日本侵略军进入中国领土后，疯狂地杀害中国人民。旅顺市军民被杀得只剩下三十二人。侵略军野蛮、残暴的兽行，激起了辽东人民的极大愤怒，人民都起来和侵略军展开斗争。他们在斗争中发出豪言壮语：“宁做中华断头鬼，不做倭寇屈膝人。”

日本进攻辽东半岛时，清政府仍不积极进行抵抗，却在美国的指使下无耻地进行求和活动。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先后攻下了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形成了从海、陆两路对威海卫港内北洋舰队的包围。港内北洋舰队的爱国官兵，曾经几次要求出海抗敌，李鸿章为了保存他的实力，却下令不许舰只出港迎敌。舰队受包围时，官兵们不顾李鸿章的命令，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因力量薄弱以及舰上“洋员”和卖国分子的破坏，最后，北洋舰队被日本歼灭了。

中国人民和爱国士兵，在战争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由于清政府采取了不抵抗的方针，致使中国的局势无法挽回。1895年3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为代表，到日本马关进行谈判。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了中国向日本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中国大片领土，包括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允许外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开办工厂；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等。后来，俄、法、德三国从自己的侵略利益出发，不甘心让日本独自占领辽东半岛，进行干涉，结果，中国以白银三千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

（余西文）

邓世昌

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人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曾经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广大劳动人民和清军士兵，以及一部分爱国将领，在凶恶残暴的民族敌人面前，奋不顾身，顽强战斗，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光辉篇章。邓世昌就是在甲午战争中慷慨殉国的一位民族英雄。

邓世昌在1849年（一说1855年）出生在广东省的番禺县（今广州市番禺区）。广东是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接触最早的地区，也是中国人民最先进行反帝斗争的重要地区。年幼的邓世昌，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强暴，国家民族的苦难，以及人民群众英勇的反侵略斗争。所有这些，不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从小便痛恨外国侵略者，萌生着爱国思想。邓世昌刚满十四岁，就抱着学好本领、反抗外国侵略的志愿，考进了福州船政学堂。他发愤苦读，成为这个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

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邓世昌在北洋水师的舰队里工作，历任“振威”“扬威”“致远”等舰的管带（舰长）。他治军严整、办事认真，并刻苦钻研海军业务，在当时腐败的北洋水师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1887年，邓世昌奉派到英国接带新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等回国。在归航途中，他不畏险阻，不怕惊涛骇浪，抓紧时间，指挥这些新舰进行实地演习，使全体将士受到了一次很好的锻炼。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邓世昌积极地投入反帝斗争的伟大行列，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领导士兵，挥戈杀敌。

1894年9月17日，中国北洋舰队在黄海突然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中国舰队的大部分官兵，临危不惧，沉着应战，狠狠地打击敌人，使日本旗舰“松岛”等三艘受了重伤。特别是在邓世昌指挥下的“致远”舰的全体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得格外英勇。“致远”舰在几小时的浴血苦战中，不幸中弹受伤，船身倾斜，弹药将尽。在这样的情况下，邓世昌激励兵士，大声疾呼：“我们从军卫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现在情况十分危急，今天正是我们为祖国牺牲的时候了！我们虽然牺牲了，但可以壮国家的声威，也就达到了报国的目的！”他看到全舰士兵都同心同德，就下令“致远”舰开足马力，向敌人最凶猛的先锋舰“吉野”猛撞，准备和他们同归于尽。但不幸的是，“致远”中途被敌人的鱼雷击中，他们的壮志未遂，全舰二百五十人都壮烈地为国牺牲。

据记载说，“致远”沉船时，邓世昌坠入水中，还大呼“杀敌”不绝。还有的记载说邓世昌入水后，曾被他的一个随从救了起来，但邓世昌看到全船战士都沉没了，他自己也“义不独生”，又重新跳入海中。

（林敦奎）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马关条约》签订后，割让台湾的消息传了出来。台湾人民，个个都非常悲愤。1895年4月20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三天），台北人民鸣锣罢市，表示反对日本侵占台湾和清政府的投降卖国。他们还发誓：“宁愿人人战死，也决不愿意拱手把台湾让给日本。”

这时，台南的守将正是当年在中法战争中打败过法国侵略军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他听到清政府出卖祖国的领土后，非常气愤，决心和台湾人民一道，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台湾人民热烈拥护刘永福领导抗日，他们在各地组织了许多支义军队伍，团结在刘永福周围，并肩战斗。

5月底，日本侵略军开始踏上台北土地，向南进攻。黑旗军和以徐骧、吴汤兴为首的台湾义军充分利用了当地多山的地势，把敌人引入深山密林中的包围圈。侵略军一进入圈套，他们就手持大刀、长矛和鸟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杀来，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8月，彰化和云林先后失守，同时，义军的粮食和弹药日益不足。刘永福曾几次派人到大陆求援，他们得到了大陆爱国人民的热烈支持，不少人要求参加抗日斗争。但是，卖国的清政府却下令军民“不得丝毫接济台湾”，还封锁了大陆到台湾的航运。

台湾军民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云林失守后，嘉义危急，刘永福调军增援，黄荣邦、简精华等率义民军助战，收复云林一带，军威复振。侵台日军遭到严重打击，日本政府急派大军来台。10月，在布袋、枋寮先后登陆，配合陆路南犯的日军分三路进攻台南。黑旗军和义军在饷械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战斗到最后，义军大部分战死，徐骧也在一次激战中英勇牺牲了。10月19日，刘永福被迫退回大陆，台湾被日本占领了。

1896年年初，台中义民柯铁率领一部分抗日民众，在嘉义东北大坪顶坚持斗争，不断地给来犯敌人以打击，赢得了“铁虎”的称号。同时，台北、台南人民也展开了攻打城市、袭击官衙的斗争，此伏彼起地打击着侵略者。此后，在漫长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占台湾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余西文）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不但取得了中国的大量赔款，侵占了中国的大块土地，而且还得到了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的特权，根据“利益均沾”的侵略原则，其他各国也同样可以享受这个特权。过去列强就已在中国开办了一些工厂，为什么它们还要特别把这一点在条约中明文规定下来呢？原来，这里反映着世界形势的一个重要变化。

19世纪末期，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侵略，以商品输出为主。它们强迫中国开商埠，把持中国海关，夺取中国内河航行权，都是为了方便对中国输出商品。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们的经济侵略已从商品输出为主改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马关条约》中明文规定外国可以随意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反映。

为了输出资本，帝国主义不仅要在中国开设工厂，而且还要抢夺铁路修筑权，垄断矿山开采权，并且进一步要求在中国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纷纷争夺势力范围，使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

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法国首先夺占中国云南边境上的一些地区，迫使清政府开放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的开矿权。

沙皇俄国在1896年，从清政府手中取得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境内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取得对铁路沿线地区的管理权。

英国在1897年，以“永租”的名义，强占了中国云南的猛卯三角地区，并取得了在广东西江航行权，还迫使清政府开放广西梧州和广东三水为商埠。

法国在1897年，又迫使清政府宣布海南岛不割让给他国，实际上是把海南岛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这种侵略和掠夺，到了1897年年底，更加激烈起来。这年11月，德国借口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杀，派军队强占了胶州湾，并取得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和在铁路沿线开采矿山的权利，从此德国便把山东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各国更加紧了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争夺。

沙皇俄国在1897年12月，借口德国占据胶州湾，派军舰侵占了旅顺。1898年3月，迫使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租借”给沙皇俄国，并且取得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哈尔滨至旅顺）的权利。从此，沙皇俄国便以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为它的势力范围。

法国在1898年4月，借口沙皇俄国占据旅顺、大连，强行“租借”了广州湾，同时还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并迫使清政府宣布广东、广西、云南“不割让给他国”，实际上是把云南和两广的一部分地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英国在1898年6月，以法国占据广州湾为借口，强行“租借”了九龙半岛。7月，又以俄国占据旅顺、大连为借口，租占威海卫，并且取得津浦铁路南段（峄县至浦口）的修筑权，同时还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的一部分“不割让给他国”，这一广大地区便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除了侵占了台湾以外，在1898年，又强迫清政府答应将福建省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划分了这么多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大片领土作为它们的侵略根据地，抢夺了中国许多重要港口和铁路、矿山，从而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

（荣国汉）

门户开放

“门户开放”政策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美国政府以照会的形式提出来的。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利用《马关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一个接一个地在“利益均沾”的借口下，在中国领土上开设工厂，掠夺开矿和筑路权，更在中国领土上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等等。这时，只有美国，因为正忙于夺取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的侵略战争，没有能够抽出手来，在中国也捞上一把。1899年，当美国结束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后，已来晚了一步，中国沿海和西南一些地区都被其他帝国主义侵占了。美帝国主义决心改变这种局势。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莱露骨地说：“中国沿海土地有落入外人手中者，此种重要变局吾美不能袖手旁观……苟欲不受占有中国土地之强国的排挤，非参与华事不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以便逐渐变各国势力范围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并最后完全奴役和统治中国，它在这一年9月，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这个政策的主要内容规定：各国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租借地”和通商口岸的既得利益，彼此不得干涉；在这些“势力范围”里，各国船只的入港费和铁路运费，都不得高于占有这些“势力范围”的国家的入港费和铁路运费。也就是说，在“列强”的“势力范围”之内，美国应该取得“通商和航行”的“平等待遇”。

很显然，美帝提出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把中国的“门户”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开放”，这是因为美帝害怕把中国变为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控制的地方，就妨碍或排挤了自己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因此，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是企图通过这个政策，使美国插足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内，分享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同时，更企图凭着自己的经济优势，逐渐地排斥其他帝国主义，达到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的目的。

当时，英国、法国、俄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很多、竞争很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了调和彼此之间的矛盾，相继接受了美国这个“门户开放”的主张。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结成了侵略中国的同盟，中国更加被推上遭受帝国主义瓜分的险恶处境了。

（余西文）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指1895年康有为（1858—1927）领导的一次举人上书皇帝的请愿运动。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腐朽的清政府准备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时各省的举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特别是台湾籍的举人，听到自己的家乡将被出卖，更是愤怒万分。大家反侵略的情绪极为高涨。

广东举人康有为，早在1888年，就曾经上书皇帝，请求变法，但受到了顽固派官僚的阻碍，没有结果。这一次他看到群情激昂，正是鼓动上书的大好机会。于是他和他的学生梁启超等四处联络，约集十八省举人，在松筠庵开会。开会那天，盛况空前，到会的有一千多人。个个情绪激愤，公推康有为起草奏疏。康有为赶了一天两夜，写成了给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在万言书上签名的，据说有一千三百多人。除了送给皇帝之外，还把这份万言书，辗转传抄，很快传播开来，轰动了北京。因为当时又把进京考试的举人称为“公车”（汉代地方上举荐人才，由公家备车送往首都，后来就用“公车”来称呼进京考试的举人），所以这次上书就被称作“公车上书”。

在这份万言书里，康有为慷慨陈词，提出了“拒约、迁都、变法”等主张。他指出如果割让台湾，就会引起英、俄、法等列强来瓜分中国，因此必须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他要求皇帝亲下诏书，检讨国家政策得失，提拔能干的人才，鼓励人民发奋图强；迁都到长安；训练一支强大的陆海军，增强国防，准备长期抗战。同时又强调指出，这些措施只不过是暂时应敌的办法，如果要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起来，那就必须进行“变法”，也就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各项改革。

康有为提出要从“富国、养民、教民”三方面着手。“富国、养民”就是发展经济。一方面要清政府积极修筑铁路，开发矿山，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创造发明，举办邮政，发行钞票；另一方面要“务农、劝工、惠商”，也就是鼓励人民去经营农、工、商业。“教民”是进行文化教育改革，要求开办学堂，设立报馆。他还强调指出，中国贫弱落后的重要根源是政治上君与臣隔绝，臣与民隔绝，上下不通气，因此他提出要用“议郎”制度来改变这种情况。办法是全国每十万户公举一个博古通今、直言敢谏的人做“议郎”，作为皇帝的顾问，凡遇重大事情，由皇帝召集议郎会议于太和门，根据大多数意见做出决定，付诸实行。这个办法，有一些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议会的意思。康有为提出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主义纲领，它反映了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和一些开明地主的要求。康有为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主张，就可以既不用根本推翻封建统治制度，又可以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长处，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走上富强的道路。这种不根本推翻旧制度就想建立新社会的主张，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895年5月2日，举人们把这份万言书送到都察院（清政府的最高监察机关），可是都察院却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盖了印，拒绝把万言书进呈给皇帝。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能够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皇帝也没有看到，但是它的全文，被辗转传诵，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刊行了《公车上书记》广为宣传。各省的举人回去之后，也或多或少地传播了这些主张。于是，“公车上书”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要求，广泛地传播开来，康有为也成为全国瞩目的改良派的领袖人物。

（王德一）

强学会 保国会

“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等觉得要继续宣传变法维新，开通风气，推动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就必须把人联络起来，并且建立一个比较固定的组织。因此，1895年8月，由康有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参加强学会的有一千多人，声势盛大。

强学会的宗旨是“求中国自强之学”。在康有为起草的强学会序文中，叙述了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想瓜分中国的危急情状，要求培养人才，讲求学业，以便御侮图强。强学会成立后，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说。演说的内容也主要是叙说国家民族的危机，宣传变法图强的办法。

为了“推广京师之会”，康有为等又到上海组织“强学分会”。上海强学分会在章程中规定主要办四件事：①译印图书，②发行报纸，③开图书馆，④设博物院。分会成立后，出版了《强学报》，每日印一小册，免费分发给读者，宣传变法维新。

封建统治者一直是严格禁止人民集会结社的，他们当然不准许强学会的合法存在。这年冬天，李鸿章指使他的亲家、御史杨崇伊参劾（检举告发）强学会，说是私立会党，议论朝政，应该禁止。慈禧太后立即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分会。

强学会虽被封禁，但它的影响却很大。维新思想在很多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官僚中很快传播开来。在北京还有一些人暗暗地组织小的学会，几天集会一次，进行活动。上海、广东、湖南等地的维新活动也纷纷开展起来。全国各地弥漫了变法维新空气。

康有为在强学会被禁后，就离开北京，回到了广东老家讲学，团聚维新人才。到了1897年冬，德国强占了胶州湾，接着其他各帝国主义也纷纷强占中国土地，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康有为见此情形，立刻从广东赶到北京，一方面继续向皇帝上书请求变法，另一方面又在京城士大夫中间积极活动，准备重新组织学会。他先劝说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地方性的学会，如由他自己发起组织了“粤学会”，由杨锐等发起组织了“蜀学会”，由杨深秀等发起组织了“陕学会”，由林旭等发起组织了“闽学会”等。

在这些地方性学会的基础上，康有为又筹划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这时刚好各省举人又来到北京应试，康有为等便邀集各省举人和北京的一些士大夫组织了“保国会”。

1898年4月，保国会正式成立。开成立大会时，楼上楼下都坐满了人，康有为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听的人很多都流下了眼泪。

保国会先后开了三次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嫉恨。有些人特地印了“驳保国会”的小册子；有些人故意制造谣言，攻击保国会；有些守旧官僚就上奏章弹劾保国会；甚至有些顽固派专门组织了“非保国会”，和保国会对抗。

在这种情形下，保国会的发起人之一、投机官僚李盛铎见势不妙，竟然自己上疏弹劾保国会。同时，守旧大臣刚毅等也极力主张查禁保国会。但这时，封建统治集团中以不当权的光绪皇帝为首的一派，表示支持维新运动，并且不顾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下令实行变法，施行新政，发动了“戊戌变法”（1898年是旧历戊戌年）。查禁保国会的事也就搁置了下来。不过，保国会虽然没有被正式查禁，在封建顽固势力的竭力破坏下，也就此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等于在无形中解散了。

（秦汉）

《时务报》

梁启超（1873—1929）是康有为的学生，维新变法运动杰出的宣传家。他所主编的《时务报》，是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的一张报纸。

当时维新派很注意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和出版报纸的工作。上海强学分会被封闭后，由汪康年等提议，以强学分会的余款，筹办《时务报》。1896年8月9日，《时务报》正式创刊，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每十日出版一册，每册二十余页，内容以宣传“变法图存”为宗旨。

《时务报》出版后，接连地刊载了许多批评封建政治、鼓吹变法维新的文章。特别是梁启超写的一些论著，如著名的《变法通议》等，见解新颖，文字生动，很受读者欢迎。几月之间，竟行销一万七千多份，开中国有报纸以来的最高纪录。一个反对维新运动的封建文人记载说：《时务报》上的文字，痛快淋漓，说出了好多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江淮河汉之间，很多人都喜欢它文字新奇，争着传诵。从这里也可以见到《时务报》影响之大了。难怪有人说，维新派的议论得以盛行，是“始于《时务报》”。

《时务报》既风行海内，主笔梁启超也因之“名重一时”，人们谈起变法维新，常常把康有为和梁启超合称“康梁”，梁启超在宣传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中，的确有很大的功劳。

但《时务报》在经济上主要是靠洋务派官僚张之洞的捐助，张之洞对于《时务报》上的激烈言论，很不满意，常常干涉《时务报》，甚至不准有些文章在《时务报》上发表。经理汪康年本来曾是张之洞的幕僚，他经常秉承张之洞的意志，因此和梁启超发生意见分歧。1897年冬，梁启超辞去《时务报》主笔职务，到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务报》便由汪康年一人主持。不久，戊戌变法发生，《时务报》改为官报，官报还没有办起来，戊戌维新运动就失败了。

（叶黄）

严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1877年至1879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他在留学期间，读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逐渐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的危机。在这种形势的刺激下，严复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按照西方国家的模样，来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以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使中国富强起来。

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参加了维新运动。当时他写了不少提倡维新变法的文章，如《辟韩》和《原强》等。他在《辟韩》中，把封建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斥责为“大盗”，并且指出君主有绝对专制的权力，并不是什么“承受天命”，而是“大盗窃国”。他在《原强》中，提出了废除封建专制政治，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和要求在当时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

严复认为要变法图强，就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为此他翻译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这些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学说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知识，成为当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跟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

这些书中，《天演论》在当时的影响最大。赫胥黎在这本书中把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学说，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认为人类社会也像生物界一样，适合“物竞天择”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规律，这就是说，人类相互之间存在生存竞争，在竞争中，只有能适应时势的，才可以生存下去。严复发挥了这个论点，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一个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谁最强硬有力，谁就能获得优胜，就可以生存下去；否则就要遭到强者的吞并，以至灭亡。他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和其他国家争生存的环境之中，如果中国不努力争取自己的生存，就要永远沦为西方国家的奴隶。他呼吁中国要想自强，就只有赶快起来，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实行维新变法。

严复在19世纪末中国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翻译了《天演论》，并借此大声疾呼变法图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使人们感到必须努力奋发图强，中国才能得救。

戊戌变法失败后，事实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走不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革命活动，但是严复仍坚持改良，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他投靠窃国大盗袁世凯，甚至为袁世凯的称帝捧场效劳。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又提倡复古“尊孔”，反对新文化运动。这些都说明，戊戌变法后的严复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而逐渐变成落后和思想腐朽的人物了。

（荣国汉）

百日维新

“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是1898年（旧历戊戌年）发生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

“公车上书”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到处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主张。改良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赞成变法的人越来越多，1898年时，全国有学会、学堂、报馆三百多所。这时候，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这年二月，康有为从广州赶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恳切地说，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普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这时清政府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后党”，就是以慈禧太后（西太后）为首，掌握着实权的顽固派和洋务派大官僚集团。他们在勾结外国侵略强盗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及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得出了一条反革命经验，就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一心一意投靠帝国主义以维持封建统治。只要保住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统治地位，他们哪管国家的存亡、人民的死活？所以这些人坚决反对一切政治上的革新。另一派是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为首的少数官僚集团，称为“帝党”。原来同治皇帝在1875年死去之后，慈禧太后选中同治的一个年仅四岁的堂弟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光绪，自己再一次“垂帘听政”，独揽大权。1889年，光绪已经十八岁，慈禧在表面上宣布由光绪“亲政”，但实际上她仍旧牢牢地控制着朝廷的一切权力，光绪依旧只是一个傀儡皇帝。光绪对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十分不满，也不甘心看着后党卖国，断送清朝江山，使自己做“亡国之君”，所以希望经过变法，引进新人来夺取实权，排斥后党，救亡图存。因此，康有为的话深深打动了光绪，他决心支持维新派的变法活动。

接着，康有为又上了一个全面筹划变法步骤的奏折，进一步要求光绪立即向群臣表明变法决心，吸收维新派人士参加政权，大力改革政治机构，实行君主立宪。光绪也亲自召见了康有为，详细倾听了他的变法意见。到了6月11日，光绪正式下令宣布变法。在维新派的影响和直接参加下，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些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方面，在中央设立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商务局；提倡设农会、商会等民间团体；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等。政治方面，鼓励人民创办报纸，给予一定的言论、出版自由；裁撤一部分无用的衙门和官员。文教方面，废除八股，改革考试制度；在北京设立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设立译书局，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军事方面，裁减旧式军队，训练新式的陆海军，加强国防，等等。

这些命令雪片似的颁布下去，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中央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集团之外，在各省的地方大吏绝大部分也都是守旧官僚，他们仗着慈禧太后为靠山，根本就不理睬这些改革命令。加上那成千上万的盼着“金榜题名”来升官发财的秀才、举人，那遍布全国反对一切新事物的地主士绅，那被裁撤的衙门的大小官吏等一切旧势力，都极力反对变法。各色各样的顽固守旧的势力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但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名义上的皇帝之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里又不掌握着军队。因此，维新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其实却随时有被顽固派扼杀的可能。果然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把光绪囚在中南海四面环水的瀛台，废除了一切新政法令，杀害了一些维新人士。维新派最重要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这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就在旧势力的反攻下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日维新”。

（王德一）

戊戌六君子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屠杀了积极参与维新运动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历史上把他们叫作“戊戌六君子”。在这六个人中间，谭嗣同是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的思想最为激进。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1865）出生在北京。他的青年时代，正当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时候。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很多爱国知识分子纷纷要求变法图存。谭嗣同也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在湖南浏阳发起设立学会，集合维新志士讲求变法救亡的道理。后来他到了南京，和在上海主办《时务报》鼓吹变法的梁启超取得密切联系，经常为《时务报》撰稿。

1897年他写成了代表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名著——《仁学》。在这本书里，他尖锐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热烈要求进行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他还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大胆地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的号召。当然，在这本著作里也表露了他想不根本推翻封建制度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幻想。

就在这一年，他回到维新运动已经发展起来的湖南长沙，参加维新活动，和梁启超、唐才常等共同主办“时务学堂”，并担任《湘报》主编，在报纸上宣传变法理论，抨击清廷暴政。

1898年6月，在维新浪潮的推动下，光绪帝正式下令实行变法。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都被任命为军机处的“章京”（“军机处”是清代专门秉承皇帝意旨，处理军国要政的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章京”是一种负责具体工作的较低级的官职），专门帮助光绪皇帝推行新政，负责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等工作。

顽固派不能容忍变法维新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慈禧太后等正在积极筹划政变。维新派深感局势严重，推举谭嗣同去游说握有重兵的袁世凯，以武力保卫光绪帝，粉碎顽固派的阴谋。但是，袁世凯却向顽固派告密，出卖了维新派。慈禧太后立即发动了政变，一面囚禁光绪帝，一面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先后被捕。后来，慈禧太后就把这六个人杀害了。

谭嗣同临死时，神色自若，慷慨从容。并且留下了十六个字的临终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有心杀贼”道出了他反抗黑暗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决心，“无力回天”反映了他走改良主义道路所造成的悲剧命运，后面两句话，表明了他为争取祖国进步而奋斗的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

（方攸翰）

《大同书》

《大同书》是康有为所写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康有为精心地设计了一个未来美好社会的蓝图——“大同世界”。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大同书》一共分十部（也就是十章）。在第一章里，康有为详细地描写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揭露了现实生活的种种黑暗和不合理。这些描写和揭露，一方面表现了康有为对于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譬如他说：“农民们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但是全家人却饥寒交迫。”又说：“每逢荒年，农民们收成很少，地主还要追讨租米，交不上租就要被关进监牢。”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大肆宣传富人、贵人也有各种苦难，用这种宣传来抹煞阶级对立，掩盖造成劳动人民痛苦的社会根源。

康有为宣传男女老幼、富贵贫贱都逃不脱各种各样的苦难，目的是要说明，只有实行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方案，才能使人人幸福。在其余的九章里，康有为向人们详细地展示了“大同世界”的美妙前景。根据他的描写，在大同世界里，人人都只有欢乐，没有忧愁。农工商业都归公有，再也没有个人的私产。生产力高度发展，每个人一天只要劳动三四个小时甚至一二个小时就可以生产出充足的东西，其余的时间，都可以用来“游乐读书”。一个人从诞生起，就由社会抚育，长到六岁就上学读书，二十岁以后就工作劳动，年老了进养老院享福。到那个时候，人人相亲相爱，再没有互相欺压、互相仇恨……

康有为说，“大同世界”的到来，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经过革命。因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和革命要流血，要破坏，是很可怕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一些聪明的“仁人”广泛地宣传大同世界的好处，吸引人心，“大势既倡，人望之如流水之就下”，等到大家都赞成“大同”了，大同世界就自然会到来。因为要经过慢慢地宣传，要等所有的人都赞成，所以他说，大同世界的到来得等到千年之后。

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放弃剥削，反动的统治阶级决不会经过“宣传”就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

（秦汉）

义和团运动

神助拳，义和团，

只因鬼子闹中原……

兵法艺，都学全，

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电杆，

紧接毁坏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德俄势萧然。

这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时广泛流传的歌谣，它表达了中国人民起来驱除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主要在山东西部秘密流传，信神练功。到19世纪末叶，广大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帝斗争，就通过义和团这一组织形式开展起来。

义和团先在山东开始斗争，打败了前来镇压的清朝官兵，迫使山东巡抚毓贤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指使清政府改派练有新式陆军的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以便通过袁世凯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这个卖国军阀果然遵从帝国主义的吩咐，对义和团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00年春天，义和团从山东逐渐扩展到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广大乡村的贫苦农民、运河沿岸的失业工人和京津等地的城市劳动者踊跃参加，妇女群众也积极组织起来。同时，山西、内蒙古和东北各地也都纷纷建立了义和团的组织，南方各省也有许多地方起来响应。英勇的中国人民冲破了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制和破坏，迅速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到处焚烧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帝国主义立即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公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在这种情形下，义和团群众也就更大规模地动员起来，进一步发展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手执戈矛的革命人民斗争得很英勇，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只到达廊坊，便被义和团团民打得狼狈逃回。成千上万的团民赶往天津，在张德成、曹福田等的领导下，与各帝国主义派来的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同时北京的团民也向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集中地——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发动了进攻。广大群众送水备饭，给予了热烈的支持。清政府的部分爱国官兵也和团民一起参加了战斗。中国人民的反帝怒火，在北方大半个中国，熊熊地燃烧起来。

清政府是不敢开罪帝国主义的，对于从农民中自发兴起的义和团，一开始即视为“乱民”，诬作“拳匪”，一再下令“剿办”。但是义和团冲破了清政府的镇压，迅速发展起来。以暴风骤雨一般的浩大声势，压倒了清政府的反动气焰，胜利地进入了北京和天津，控制了清朝的心脏地区，甚至在皇宫禁地也要进去搜查“二毛子”（指依附帝国主义的中国败类）。这使得清政府惊惶失措，感到若不从表面改变态度，避开义和团运动的打击锋芒，那么自己首先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于是它暂时收起了镇压政策，转而采取了欺骗和利用的阴险手法，虚伪地宣称义和团是义民，并且被迫在这年的6月21日对帝国主义“宣战”。但在几天以后便又偷偷地电令驻在外国的使臣向各帝国主义解释“苦衷”，请求谅解，并保证对于这些坚决反帝的“乱民”还是要想办法“惩办”的。以后，英、美、法、德、俄、日、奥、意八个帝国主义国家派来了侵略军，大举向中国人民进攻。慈禧太后的本来面目也跟着显露出来，她在逃往西安的路上大骂义和团是“拳匪”，并命令清政府的官兵协助帝国主义侵略军“剿办”义和团。在内外反动派的联合屠杀之下，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了。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农民武装反帝爱国运动，但是那时还得不到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所以还不可能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

（张守常）

八国联军

帝国主义历来仇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帝国主义更加咬牙切齿，由英、美、德、日、俄、法、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八国联军”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1900年（旧历庚子年）8月13日晚上，侵略军闯到北京城下。14日，中国的部分爱国军队依托城墙，在北京城东面的齐化门（朝阳门）—东直门一线，和日、俄侵略军苦战了一天，杀伤敌人近五百人。这一天下午，英国侵略军从防备空虚的广渠门攻入北京外城，并进入了内城的使馆区（天安门的左前方东交民巷一带），15日，北京城里部分军队和义和团仍在继续巷战，但已不能挽救北京城的陷落。

一贯欺内媚外的封建统治者慈禧太后，根本没有抵抗的决心，到了这时，丢下了北京的人民，化装成农妇从西直门逃走了。平日作威作福的官吏，有的早已逃散；没有逃散成的，也只顾自己身家，想方设法弄了洋文护照作保命符；还有一班更加无耻的家伙，帮着侵略者欺负人民。

从北京陷落的那一天起，全城就陷入了极度恐怖的境地。这群自夸为“文明人”的侵略强盗，在北京城里干下了世界近代历史上罕见的野蛮行为。侵略者一进北京，就放纵军队公开大抢三天，三天过后，抢劫仍没有停止。人们家里的金银、首饰、粮食和一切值钱的东西，都被抢光，搬不动的家具则被劈为柴火烧掉。在各国使馆和军营里，抢劫的东西堆积如山，侵略强盗都抢着进行分赃和买卖赃物。皇宫府库里保存的许多珍贵文物也纷纷被劫运到国外。靠近英国使馆的翰林院，保存着我国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献，不少被放火烧掉，剩下来的也被帝国主义各国囊括而去。直到现在，美国的纽约、英国的伦敦和法国的巴黎仍收存着这些赃物。此外，政府机关的钱财、仓库的粮食，更是被洗劫一空。这群强盗在大肆抢劫的同时，又疯狂地进行屠杀，奸污妇女。它们公开命令：作战时，如果碰到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进入北京以后，看到行迹稍有可疑的就指为义和团，立刻加以杀害。这些兽军到处掳掠和奸淫妇女，连老妪幼女也不能免。所有这些血腥的罪行，说明自命“文明”的帝国主义强盗，是何等的凶残、野蛮和下流！

（章明）

《辛丑条约》

帝国主义国家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条沉重的锁链。

清政府在义和团的巨大压力下，表面上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暗地里却千方百计地破坏义和团运动，积极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以后，清政府更加慌了手脚，于8月7日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帝国主义乞和。

帝国主义各国本来想用武力直接瓜分中国，但中国人民顽强英勇的斗争，教训了它们，迫使它们不敢动手。同时，这伙心怀鬼胎的强盗，彼此各有打算，互不相让，矛盾重重，这也使得它们需要继续利用和维持清朝政府，并通过这个听话的傀儡，间接地统治中国人民。

1900年12月，帝国主义各国（除了出兵的英、美、法、德、日、俄、意、奥八国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三国）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以后又根据这个大纲订立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正式签字。1901年这一年是旧历辛丑年，所以这个条约又叫《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全文共十二款（另有附件十九件），主要内容有：

1.惩办“得罪”帝国主义的官员，上自亲王下至府县地方官，被监禁、流放、处死的有一百多人。同时还要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去道歉赔罪。

2.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民建立和参加抵抗帝国主义的各种组织。各地方官对于人民的反抗外国侵略的活动，如不立时镇压，即时撤职查办。

3.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从1902年1月1日算起，分三十九年还清。加上利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

4.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使馆区内居住。

5.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天津海口的各个炮台一律拆毁。

6.北京到山海关间铁路沿线十二处，各国可以驻兵。

（章明）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各省的军阀官僚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一项罪恶活动。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期间，清朝中央政权在人民斗争的强大压力下，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在表面上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在北方几省义和团运动的推动下，南方各省人民也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帝斗争。这时，一直把长江流域看作自己势力范围的英国，为了保持它在这个地区的侵略利益，不使反帝运动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决定勾结长江流域的军阀官僚共同行动。6月中旬，英国政府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愿意以武力支持他们“维持长江秩序”。刘坤一和张之洞得到了英国的支持，胆子壮了起来，他们根本不理会清朝中央政权的“宣战”命令，于6月26日由大买办盛宣怀出面，与上海的帝国主义各国领事商定了所谓的《东南互保章程》。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人生命产业为主”。根据这个章程，另外还拟定了《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规定“租界内华人以及产业应由各国巡防保护，租界外洋人教堂教民，应由中国官妥为巡防保护”，对于“聚众滋事”的人，要“一体严拿，交地方官从重严办”。

根据《东南互保章程》，在两江总督所辖的江苏、江西、安徽和湖广总督所辖的湖北、湖南等东南地区的五个省份内，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实行所谓“互保”。

后来，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军阀官僚，也都表示和东南各省采取一致态度，在他们所辖的地区内也像两江、两湖一样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加强了对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镇压。

“互保”的局面，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在东南各省一直保持着。在这期间，英国曾陆续派遣军舰开往上海、南京和汉口等沿江口岸，帮助当地军阀官僚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

“东南互保”的实行，使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运动受到了严重的压制和阻碍，没有能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这项罪恶活动，在当时起了保护东南各省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反动利益，稳定这一地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作用。

（荣国汉）

颐和园

颐和园是在北京西北近郊区的一所大型园林建筑。园内以万寿山和昆明湖为主，在湖山之间建有各式各样的楼台殿阁、亭榭桥廊，再点缀上松柏花木，使自然山水与人工布置结合得极为谐和，气象壮丽而境界幽美，体现了我国园林艺术家和建筑工人的高度智慧和杰出技能。

这里原名清漪园，是1750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下令修建的。这年，他为了给他的母亲庆祝六十岁“万寿”，在这里的瓮山上修建大报恩延寿寺，改瓮山名为万寿山。在山前的湖水东岸筑堤蓄水，使湖增大，模仿汉武帝在长安凿昆明池练水军的故事，也在这里观看水操，并命名为昆明湖。这一处湖山，从此便成了圆明园附近的又一所禁苑。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清漪园也同时被毁。十几年以后，慈禧太后想修复圆明园，供她游乐，但因需款太大，未能进行。又过了十几年，慈禧太后在建立海军以加强国防的名义下，责成各省年年拨解巨款，而暗地从中提取经费，于1888年重修清漪园，作为她“颐养天年”的地方，园名也改为颐和园。她搜刮了人民大量的膏脂血汗，修成了这个华美壮丽的庭园，供她一人享受游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负责经营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海陆军大败。第二年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全国人民正悲愤莫名的时候，慈禧太后却仍旧安然地在颐和园避暑度夏。当时民间曾传述一副对联来表达他们的满腔愤懑：

台湾岛已割日本

颐和园又搭天棚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颐和园又遭到侵略军的破坏，慈禧太后从西安回来之后再予修整。清政府被推翻后，颐和园于1924年被辟为公园。但在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伪统治时期，管理不善，日渐残破。新中国成立后，这所园林回到了人民手中。为了保护这一所大型园林建筑遗产，经过大力修整，颐和园面貌焕然一新。颐和园经过园林建筑艺术家和能工巧匠的精心创造后，获得了新的青春生命，每日以清爽愉快的风貌接待着成千上万的游人。

（张守常）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1834—1908）出身于满族贵族家庭，称叶赫那拉氏。咸丰元年（1851）她十七岁时，被选进皇宫，成为清朝咸丰皇帝的嫔妃。初封“懿贵人”，是嫔妃的第五级。后来晋封为“懿嫔”。1856年时，她生了儿子载淳，随即晋封为“懿妃”。第二年又晋封为“懿贵妃”，仅次于一级的“皇贵妃”，列为宫廷中嫔妃的第二级了。她的“地位”扶摇直上，使她有机会参与政事，并产生了掌握统治权力的欲望。1861年咸丰皇帝死去，她的儿子载淳才六岁，便继承了帝位，这就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的年龄很小，不能掌管国家政事，她就以皇太后的身份，打破清朝成例，实行“垂帘听政”，称为慈禧太后（或称西太后）。从此，慈禧就正式地爬上了统治中国的政治“宝座”，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最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并且充当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慈禧太后为了巩固她的统治地位，头一件事就是联络奕等洋务派势力，取得帝国主义的同情与支持，用阴谋手段发动了1861年的“北京政变”，把当时掌握清朝政府中央实权的满族亲贵载垣、端华、肃顺等“议政王大臣”处死，消灭了她的政敌。接着，又使用各种手段，培植她的党羽爪牙，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由许多满族亲贵和一部分汉族地主官僚组成的“慈禧集团”。

慈禧太后刚刚打倒了她的政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就立刻把大屠杀的刀锋指向了正在轰轰烈烈展开斗争的太平天国和捻军，她十分明确地宣称，这些革命农民是她的“心腹之害”。她迫不及待地和英法侵略者勾结起来，让那些火烧圆明园、抢劫京津、屠杀中国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侵略军队，来镇压中国人民。在慈禧的主持下，中外反革命势力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进行了联合进攻，终于在1864年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了。不久以后，又血腥地镇压了捻军以及各地的人民起义。慈禧太后就这样扼杀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取得了封建统治的暂时稳定。

慈禧太后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了人民起义以后，就一方面尽量地宣扬她镇压人民的“功勋”，挂出一面“同治中兴”的招牌；另一方面极力铺张挥霍，追逐骄奢淫逸的生活。她最宠爱的太监，先有安德海，后有李莲英，“招权纳贿”，肆行搜刮，以供挥霍，把宫廷弄得乌烟瘴气。今日宴会，明日赏赐，“天天过年，夜夜元宵”。除了宫廷靡费之外，她进一步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例如，修建颐和园，据说，“土木之费，几七千万，穷极奢侈”。其实修建颐和园的花费，远远超过此数。因为除挪用了“筹设海军经费”三千六百万两之外，还得加上各地官僚从人民身上搜刮来向她“报效”的许多银钱。1894年，慈禧太后为了庆祝她自己的六十岁生日，下令各省准备景物“点景”。从紫禁城到颐和园的路上，各省分布“点景”，实际成了一次铺张浪费的大比赛。

慈禧太后整日生活在骄奢淫逸之中，对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根本不闻不问，相反地，她还常常把外国侵略势力当作保护她统治地位的靠山。因此，她对外政策的原则就是屈辱投降，卖国求荣。她和她的集团曾经公开说过，他们对于外国侵略者的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两句话确实是慈禧和她的集团奴才嘴脸的最好的自我写照，是他们卖国求荣的反动本质的深刻的自我揭露。慈禧太后在处理所有对外交涉事件中，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办事的。例如，1885年，中国军民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和越南人民一道，在镇南关（今友谊关）一带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且乘胜追击逃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却把胜利作为议和的阶梯，提出“乘胜即收”的投降卖国论调，立即结束战争，并和法国签订和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利益。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而且军事力量并不弱于日本，但是慈禧太后及其统治集团执行卖国投降的政策，始终对战争抱着消极态度，不做战争准备，却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干涉和调解上，到处求人。结果战机全失，海陆军遭到惨败，还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中国又丧失了大量的主权利益。

在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慈禧太后统治集团害怕义和团强大的反帝反封建拳头，打到自己身上。他们一面假意表示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企图利用帝国主义达到消灭义和团的目的，另一面却又积极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逃往西安，她在逃跑的路上下令清军配合帝国主义屠杀义和团，完全公开地和外国侵略者结合起来。李鸿章、奕劻执行着慈禧太后的对外方针，于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彻底地出卖中国、出卖人民。慈禧太后就这样阴险狠毒地反对和破坏民族自卫战争，又一次扑灭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代表中国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中小士大夫，掀起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变法道路，使中国摆脱被瓜分的危机，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戊戌变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但慈禧太后统治集团，根本拒绝和害怕在政治上做任何改革。她纠合封建顽固势力，反对变法，反对进步，并暗中布置力量，又一次采取宫廷政变的手段，把光绪皇帝囚禁起来，废除维新政令，大肆捕杀戊戌变法的志士，扼杀了维新运动。

义和团运动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反动的慈禧太后竭尽一切力量，想扑灭这次革命的火焰，破坏和镇压革命。但是，她的反革命事业并没有成功。1911年，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而慈禧太后比那个封建朝廷更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1908年就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死去了。

（袁定中）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银行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银行，是它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侵略的重要手段。

最早在中国开设银行的是英国。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资本主义把大量的纺织品、鸦片烟和其他商品运入中国，又从中国掠取丝、茶运回本国，他们通过这种掠夺性贸易获取暴利，剥削中国人民。为了办理大量款项的汇兑和周转，以便进行这样的贸易，他们便开始在中国筹设银行。1848年，他们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外国银行——东方银行的分行，中文名字叫作“丽如银行”。

1854年，英国又设立了“有利银行”，1857年设立了“麦加利银行”。后来，麦加利银行又在汉口、天津、广东、福州、青岛等地先后设立了分行。这些银行成立后，营业很兴盛，获得了高额的利润。特别是麦加利银行，更成为英国在中国最老的金融侵略机构。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更多的侵略特权，接着，英、美、法等国又帮助清朝封建政权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侵略强盗们准备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侵略活动。1867年，在香港的英国资本家联合了当地一部分德国、美国商人，共同创立了“汇丰银行”，次年还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后来，汇丰银行就逐步发展成为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

据一个外国人的统计，英国银行“在中国支店的数目，1870年有十七个，1880年有十九个，1890年有三十个；它们的联合资本，在1880年时达一千六百八十一万英镑”。在这些银行中，势力最大的是汇丰银行，“它为了英国人的利益而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贸易”，而且成了“压倒一切的财政势力”。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甘落后，纷纷在中国开设银行。如：1863年前后，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在香港和上海设立了分行；1872年，德国的德意志银行也在上海设立了分行；1889年，德国十三家银行合资在上海创设了“德华银行”，资本达白银五百万两。

到了19世纪末期，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已不只是商品输出，而日益注重于资本输出了。各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积极地在中国开设银行。银行的作用也根本改变了，它的主要任务已不是一般的为商品输出服务，而成为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输出的指挥机构和执行机构了。

1893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开设了分行。1895年，沙皇俄国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1899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上海成立分行。1902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花旗银行的上海分行正式开业。

这些银行成立之后，不但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而且垄断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掌握了清朝政府的借款（甲午战后，清政府为偿付巨额赔款，向外国大举借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借款给清政府时取得很多权益），投资于铁路和矿山，发行纸币，操纵市场。例如，华俄道胜银行在章程中擅自规定：“在中国境内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在中国政府授权之下，发行货币，偿付中国政府所负的债息；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

据统计，一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先后设立过的银行共有八十多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帝国主义垄断中国财政金融的状况才被消灭。

（任红）

退款兴学

1901年，帝国主义强盗在镇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后，强迫清朝政府订立了《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强盗向中国勒索了大批“赔款”。这批“赔款”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庚子赔款”。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美帝国主义在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血泊中，也捞得一笔为数不小的赔款。

1909年，美国资产阶级政府，把从中国掠夺去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在中国兴办学校，“培养”中国的留学生，“教育”中国学生。这就是所谓的“退款兴学”。一贯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这时居然大发“善心”，竟“帮助”中国发展教育事业呢？原来美帝国主义在实行“退款兴学”手法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侵略阴谋。

1900年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美国侵略者发觉单靠武力是不能征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的，他们决定配合使用武装侵略和精神侵略这两种不同的侵略方式。于是就开始酝酿“退款兴学”的侵略方案，企图用这种办法达到在政治上、思想上麻醉和俘虏中国人民的目的。1905年，由于美国虐待华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美爱国运动，中国人民以抵制美货和经济绝交手段，给了美帝国主义重大的打击。1907年，一个长期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侵略分子明恩溥出版了《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一书，积极鼓吹“退款兴学”的主张。他在这本书里还转引了1906年美国伊里诺州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备忘录》。詹姆士在《备忘录》里毫不隐讳地道出了“退款兴学”方案的侵略目的，他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将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道义的、智力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五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通过那从智力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接着，他更加露骨地说：“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纯粹物质意义上来说，也能够比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可靠的。”詹姆士的言论，已把美国“退款兴学”的阴谋实质，不打自招地供认出来了。

可见，美国侵略者“退还庚子赔款”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对中国实行更为阴险毒辣的精神与文化上的侵略政策。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精神侵略，不止于在中国办学校，同时还扩及精神、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马汝珩）

第八编

新政 预备立宪

从义和团运动以后，一次新的革命高潮立即在酝酿着，各地农民的斗争此伏彼起，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政府已经不能照旧地统治下去了。为了挽救它的反动统治，清政府在1901年就发布了个“变法”的通告，宣布要实行所谓“新政”。

“练兵筹饷”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为了加强镇压人民的反动武装，清政府在中央新设“练兵处”，在地方设立“督练公所”，编练新军；并且设立“巡警部”，举办警政。为了搜刮钱财，清政府又增添了许多名目的捐税，加紧敲诈和勒索人民——这是“筹饷”的唯一手段。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清政府还把原来的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政府各部之首，并且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外国资本在华特权的章程，进一步出卖国家的主权。

为了拉拢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清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向民族资产阶级让步的措施，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制定实业章程，废八股，停科举，设学堂，派遣留学生等。

从以上这些“新政”措施可以看出，清政府实行“新政”的目的，一则是做出姿态，表示自己要“革新政治”，企图用这些办法来欺骗人民，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并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二则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通过实行“新政”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起来；三则是想通过“新政”加强封建统治力量。

可是，清政府的“新政”并不能挽救它的垂危命运。1903年后，宣传革命的书报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革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更是风起云涌。清政府越来越深地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

在革命运动蓬勃开展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上层分子却竭力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企图用改良的办法来对抗革命，以保存清朝统治，并使自己挤进这个政权中去。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便又装出一副准备实行“立宪”的姿态，想用这种办法来逃脱革命风暴的袭击。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玩弄“立宪”的骗局，派遣亲贵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但是人民早看穿了清政府的这一花招。革命志士吴樾就曾写文章揭露“立宪”的阴谋，并在五大臣启程的那天揣着炸弹到车站去炸他们，因炸弹爆炸过早，吴樾被捕牺牲。五大臣吓破了胆，有两个再也不敢出头，清政府只得重新拼凑了五大臣出洋。1906年载泽等回国奏请立宪，说它可以固帝位、减外患、除内乱，还说，今天立宪只不过是“明示宗旨”，至于真正实行立宪的时间尽可推迟。清政府自然很中意，当年9月宣布“预备仿行立宪”。接着，一面下令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并在各省设“咨议局”；一面却以改革官制为立宪第一步的名义，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大权的政策，还加紧编练新式军队，加强反动武装力量。“预备立宪”的骗局耍开了。

资产阶级改良派全力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他们在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筹备立宪机构，并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早日召开国会；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也声嘶力竭地摇旗呐喊，请求立宪，因此，历史上又称他们是“立宪派”。这时，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更加发展了。清政府被迫在1908年8月又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这个既是“钦定”又是“宪法”的非驴非马的“大纲”，一共有二十三条，其中十四条规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民实际上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权利。

“立宪派”为了取得政治地位，在1910年2月到10月，由各省派代表到北京连续三次请求清政府开国会、组内阁。他们向封建朝廷叩头请愿，痛哭流涕，却得不到清政府的半点怜悯。只是在国内革命形势更加发展的压力下，清政府才在1911年5月成立了一个内阁，因为主要阁员都是皇族，人们管它叫“皇族内阁”。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场丑剧才没有继续演下去。

（吕翼祖）

派遣留学生

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留学生是容闳，他于咸丰四年（1854）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不过，清政府正式派留学生到外国留学是从同治十一年（1872）开始的。

1840年以前，外强中干的清朝统治，表面上还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但实际上十分衰弱，早已危机四伏了。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对当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很看不起；另一方面又很害怕本国人民与外国接触，深恐由此招来“内忧”“外患”，危害自己的统治。所以，它严格地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也就是拒绝和外国往来的政策。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了武装侵略，昏庸无能的清政府无力抵抗，“闭关政策”被“炮舰政策”冲破了。清朝统治者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变得卑躬屈节，对洋大人恭顺起来，但同时他们也发现洋枪洋炮对镇压人民的反抗和维护封建统治大有用处。因此，便兴办军火工厂，制造枪炮轮船，以加强统治力量。同时，为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清政府决定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

从1872年起，清政府每年派遣三十名十三岁至十五岁幼童去美国留学，四年之中，一共派出了一百二十名。原定留学期限是十五年，后来清朝统治者发现这些幼童受过几年美国教育之后，举止行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教习俗大相背离，感到大为不安。因此在1881年，又下令一律撤回。这样，派遣留学生一事就中断了一个时期。但不久由于培养封建统治工具的需要，又恢复了。

清政府早期派遣的留学生的人数不多，主要派往欧美各国，学习军火生产的技术和军事。甲午战争以后，人数逐渐增多，学习的内容也从军事扩大到农业、工业、商业和矿冶、铁路工程等方面。

派遣留学生的极盛时期是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当时清政府为挽救垂死的封建专制统治，实行了一套骗人的“新政”，并且为此向外国、特别是日本大批派遣留学生。全国广大知识分子，这时基于对外国的侵略和清政府的统治的不满，也纷纷自费出国留学，寻求救国的办法。一时留学外国蔚为风气，留学生之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中以去日本的为最多，在1906年达到了一万二三千人，去欧美的也不下几千人。

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侵略的同时，也注重文化上的侵略。为了实现侵略的野心，它们很需要从精神方面毒害中国人民，很需要培养为它们服务的买办奴才，因此，都加紧吸收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日本和美国尤为积极。在日本，不但为接纳中国留学生设立了许多学校，而且还派了大批特务在留学生中大肆活动。后来，狡猾的美国强盗为了侵略的需要，装出一副伪善面孔，从血腥镇压义和团而掠夺去的“庚子赔款”中，拿出一部分来，美其名曰“退还赔款”，用来作为培养留美学生的费用。

但是，事情恰好走向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统治者所希望的反面。除了少数一部分人甘心替中外反动势力服务，媚外卖国，成为毫无骨气的民族败类外，大部分留学生都是爱国的，不但不肯为中外反动派效力，而且为祖国的独立和进步，作出了贡献。许多留学生回国以后，致力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如严复翻译了许多资本主义社会学说的著作，并且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还有许多人从事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如第一批留美学生中的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上，创造了很大的成绩，成为清末杰出的工程师。特别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大部分留日学生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骨干或领导人物，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鲁素）

日俄战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深入和剧烈了，中国的东北是它们争夺得非常激烈的地区。帝国主义之间，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矛盾十分尖锐，后来发展到必须用武力来解决的程度，终于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义和团运动期间，沙皇俄国以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直到日俄战争前，大部分东北地区，还处在沙皇俄国的军事占领之下。日本对东北早有野心，力图排挤沙俄，取代它在中国这个地区的侵略地位。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日本达到它插足东北的目的，英帝国主义害怕沙俄在中国势力的发展，影响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日本。1902年1月，英国和日本结成了反对俄国的军事同盟。1904年2月7日，日本军队突然袭击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战争爆发了。

日俄战争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目的是抢夺中国的东北。腐朽透顶的清政府不但不采取任何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措施，反而宣布在战争中“严守中立”，把辽河以东的地区划做战场，听凭日俄两国军队在东北残杀中国人民，劫掠财物，焚毁房屋，破坏生产，并且严令各地官吏加紧监视和镇压反抗的人民。

这一场战争，打了将近一年零七个月，最后俄国被打败了。

1905年9月，日俄两国代表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缔结和约，这就是《朴茨茅斯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沙皇政府同意把在中国东三省的一部分侵略权益转让给日本，其中包括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所谓“南满铁路”），及与这些租借地和铁路有关的一切权利。清政府不但不反对，并且还送给日本很多额外利益。

（美珍）

英国侵略西藏

英国侵略者自从把印度变为殖民地后，就野心勃勃地企图通过印度进占我国西南广阔富饶的边疆地区——西藏。19世纪60年代后，英国侵略者就从印度派遣了大批特务间谍扮作传教士和商人，潜入西藏，搜集情报，做进攻西藏的准备。1888年，英国侵略者公然派出军队，向西藏实行武装侵略，曾遭到西藏人民英勇的抗击。

1903年12月，英国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的新的武装进攻。侵略军一踏上西藏土地，立即遇到西藏军民的英勇反击。藏族人民不分男女老幼，拿起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甚至“恶多”（这是平时打鸟、打牲口用的，为一包小石头和一条绳子，用时把石头用绳缠起用力甩出），奋勇战斗，誓死保卫祖国，保卫家园。

江孜的保卫战最为英勇壮烈。江孜是西藏中心拉萨的屏障，藏族人民在这里布下了天罗地网，英勇阻击敌人。进攻江孜的侵略军被西藏人民和西藏地方军队包围了两个多月，最后，率领这支侵略军的军官只带领了三四十个卫兵趁夜逃出重围。

1904年6月中旬，英国重新拼凑的侵略军，携带各种新式武器，再次向江孜进犯。守卫在江孜的西藏地方军队和藏族人民一道重新布置战斗，第一天就在乃尼寺把侵略军打退。第二天，侵略军用大炮把乃尼寺的围墙轰倒，从缺口爬进寺内。寺内守军，个个手持大刀，奋勇杀敌，经过两小时的白刃战，杀死敌人多名，后来因侵略军愈聚愈多，才杀出重围退出乃尼寺。他们退到江孜城内，和守卫在那里的军队会合，利用江孜城内制高点的有利地势，向进城的侵略军英勇反击。侵略军用大炮、机枪几次发动了猛攻，都失败了。不幸，正在紧张战斗之时，军队的火药库突然失火爆炸，敌人趁机发动总攻。守在山上的军队在弹尽药绝的情况下，用石头坚持战斗，打退了敌人好几次进攻，直到最后，才边打边撤。等敌人集中火力冲到山顶时，山上已空无一人了。

江孜失守后，7月14日，英国侵略军开始向拉萨进攻。这时，达赖十三世已经出走，而清政府驻藏大臣有泰又存心媚外，不支持抗战，所以，虽然西藏的人民和士兵曾经英勇抵抗，但侵略军很快就侵入了拉萨（8月3日）。

侵略军在西藏各地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破坏寺庙，无恶不作。藏民游击队不时出没于拉萨城内和郊区，不断地给敌人以意料不到的袭击。侵略者饱尝了藏族人民的铁拳，知道不可能长期占领西藏土地，便急急忙忙逼迫西藏部分地方官吏签订所谓《拉萨条约》，匆匆退走。

《拉萨条约》规定给英国侵略者在西藏保有极广泛的经济、政治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激起了全国人民，首先是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清政府对此条约也不予承认。1906年中英双方重订条约，英国侵略者虽然取得了一些侵略利益，但它企图分割中国领土西藏的阴谋终于遭到失败。

（美珍）

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孙中山建立的革命组织。早在同盟会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已日益活跃起来。他们组成了许多革命的小团体，分散于国内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兴中会是孙中山于1894年在檀香山创立的革命组织，曾在广州和惠州组织起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华兴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于1904年在长沙建立的，联络湖南会党，活动于湖南、湖北一带。光复会是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等，于1904年在上海组织的，活动于江苏、浙江一带。这些革命小团体，各自分散活动，行动互不一致。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在全国革命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小团体的分散活动，不利于革命斗争的开展，有必要把它们统一起来，汇集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8月20日，孙中山联合各革命团体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在东京集会，会上决定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成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推孙中山为总理，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

同盟会的成员比较复杂，它包括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留学生）、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主要是会党中的成员）、华侨，以及地主阶级中的反清分子。他们是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一共同要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虽然暂时都表示承认同盟会的纲领，但在超出推翻清朝统治这一点以外，彼此在政治思想上便产生了分歧。

同盟会成立后，创立了《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同改良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在国内各地也建立了组织，联络会党与新军，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一直到发动辛亥革命，用武装力量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

（马汝珩）

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卓越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1866—1925），名文，号逸仙，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就喜欢听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向往太平天国革命。后来他依靠他的经营畜牧业发了家的哥哥生活，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耳濡目染，产生了憧憬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思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我国人民波澜壮阔的反抗斗争，激发了孙中山“倾覆清廷，创立民国”的志愿。1894年，他到檀香山联络华侨，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次年2月他返回香港成立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开始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而斗争。到了1904年前后，他又把这个纲领丰富和发展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接受了这四句口号作为自己的纲领。孙中山把这个纲领称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是为了进行反对满族贵族反动统治的民族革命。“驱除鞑虏”并不是要驱逐满族人民，而是要推翻以满族贵族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孙中山虽然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但是他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他没有能够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的战斗口号，这成为他的民族主义的一个根本弱点。

孙中山倡导民权主义，目的在于进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的政治革命。孙中山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都不是“平等自由的”，都是“国民所不堪受的”，所以，只有民族革命还不行，必须同时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按照孙中山的想法，到了那个时候，凡国民都是平等的，都有参政权，议会由民选议员组成，总统由国民公选，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要求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在当时的政治思想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孙中山所向往的共和制度，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在这种制度下，国家一切权力完全操纵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广大劳动人民则被剥夺了民主权利。即使真能实现，也决不能做到全体国民一律平等，人人都有政治权利。

孙中山倡导民生主义，是因为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的兴起，天真地以为只要“平均地权”，就可以使中国避免重蹈欧美的覆辙，预防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按照他的想法，所谓“平均地权”并非要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的土地制度，“夺富民之田为己有”，而只是由国家核实地价，原价仍归原主，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涨的地价，将通过征收地价税的方法收归国有。这种做法正是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这只能限制地主对土地价格的垄断，使土地更适合于工商业的发展而已。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上不赞成农民“夺富民之田为己有”，实际上是惧怕农民群众用革命暴力来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

上面介绍的，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旧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是团结当时一切反对清朝统治、反对外国侵略的人们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旗帜。辛亥革命就是在这个纲领的指导下爆发的，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民主革命的目的。它的失败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三民主义重新做了解释，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民族主义以反对帝国主义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主张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在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之外，还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样，旧三民主义就发展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这表明孙中山当时已开始放弃旧的民主革命的纲领，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的民主革命的纲领。

（苑书义）

保皇会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后逃到日本东京，他们并没有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吸取到教训，在政治上仍然坚持钻改良主义这条死胡同。那时，革命思想已经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也有了发展。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抵制革命的兴起，就公开树起保皇的旗帜，成立了保皇会。他们以拥戴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鼓吹君主立宪制度为宗旨，在日本、美洲、南洋各地的华侨中建立组织，进行活动。保皇会用诡辩的词句把君主立宪的反动主张涂饰起来，说什么“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迷惑了不少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中也有不少会员受到欺骗，竟被拉到保皇会里去了。保皇会还在海外各地大力发展组织、兴办报刊，专门搞宣传保皇、吹捧立宪和破坏革命的勾当。其中，梁启超在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是保皇会的喉舌，它的反动宣传使不少人在思想上分不清改良和革命的界限，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极有害的作用。很显然，如果不粉碎保皇会的反动宣传，不战胜《新民丛报》的反动影响，革命的发动就要受到极大的障碍，甚至一时成为不可能。因此，一场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接着出版了它的机关报——《民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逐期在《民报》上发表论文，宣扬资产阶级的革命道理，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学说，同时也刊登揭穿改良派反动嘴脸的文章。这样，革命派的同盟会跟改良派的保皇会就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激烈论战。

论战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1.要不要革命。改良派是反对革命的，他们要保皇立宪，说革命会带来“内乱”，招致列强瓜分，要爱国就不能革命。革命派认为要爱国就要革命，并且指出推翻清政府，正是为了救中国，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清政府是卖国的政府，一日不打倒它，瓜分危机一日不除。还指出改良派嘴里的爱国，就是爱充当“洋奴”的清政府。

2.要不要民主共和制度。改良派是反对民主共和制度的，他们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说中国人恶劣，不配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只能请求皇帝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要民主共和，说中国人并不恶劣而是清政府恶劣，还揭露了改良派这种说法是给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打掩护。他们用“中国之蟊贼”“国民之公敌”来声讨改良派。

3.要不要改变土地制度。改良派要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谩骂革命派的“平均地权”主张是为乞丐、流氓着想，是想煽动“下等社会”的人起来骚动，实行起来会破坏社会秩序。革命派要平均地权，说平均地权是为了追求革命的平等社会，不是破坏社会秩序。改良派维护封建剥削秩序和仇恨人民的反动面目在这一点上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活动就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

经过这一场大论战，革命派在理论战线上击败了改良派，使得革命思想大大地扩展开来，促进了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

（吕翼祖）

《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

《革命军》为邹容所著，《警世钟》和《猛回头》为陈天华所著。邹容和陈天华都是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出身于商人家庭。1902年留学日本，并积极参加当时留学生的革命活动。1903年回国，与章太炎一道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后因著《革命军》一书被捕入狱，1905年病死于狱中，年仅二十一岁。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出身于贫寒家庭。1903年留学日本，1904年与黄兴等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陈天华是它的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书记部工作。《民报》创刊，他又参加了编辑工作，后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他忧愤交集，投海自杀，年仅三十一岁。

邹容在1903年5月写成的《革命军》一书中，用通俗的文字宣传了革命的民主思想。在这本书里，他大胆揭露了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使中华民族陷入帝国主义瓜分危机的根源；并且指出革命是“世界之公理”，是顺天应人，符合时代潮流的。他大声疾呼，中国人民要想摆脱清朝封建统治的压迫，在世界上取得独立富强的地位，就必须起来革命。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学说，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并把这个国家称为“中华共和国”。他认为，这个国家应该是独立和民主自由的国家，不许侵略者沾染中国丝毫的权利，永远根绝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全国人民不分男女，都享有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以及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同时也都负有纳税、服兵役和忠于建设新国家的义务。他还认为，新政府的任务就在于保护人民的权利，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立即起来革命，重建新政府。他号召人民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起来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

陈天华在1903年末撰写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中，运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宣传了激烈的反帝爱国的革命思想。在这两本书里，他着重地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已经使中国人民完全丧失了自由，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悲惨的境遇，他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猛回头》），并认为“须知事到如今，断不能再讲预备救中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警世钟》）。因此他号召：“洋人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业，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警世钟》）他呼吁妇女要和男子一样，为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和捍卫民族的生存权利，对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战斗。他还指出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驯服的工具，要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这中国，哪一点，还有我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猛回头》）因此他号召人们革命到底，争取独立自由，“或排外，或革命，舍死做去；父而子，子而孙，永远不忘。这目的，总有时，自然达到”（《猛回头》）。

邹容着重地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而陈天华则着重地宣传了反帝爱国的革命思想。虽然二者有所区别，但这三本书都充满着爱国感情和不可屈服的革命意志，在辛亥革命时期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

（全国华）

《苏报》案

“《苏报》案”是1903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正日趋高涨的情况下发生的。

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另一方面清政府的卖国面目彻底暴露，于是，革命形势开始出现了新的高涨。这时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分成改良与革命两个显然不同的派别。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渐成为一支影响较大的革命力量。许多革命志士在国内和国外成立了革命小团体，并纷纷出版书刊杂志，宣传和鼓动革命。《苏报》，就是在上海发行的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报刊。

《苏报》的主办人陈范，是清朝的退职官吏。《苏报》最初标榜的是改良主义思想，后来在革命派的影响下，逐渐倾向革命，并且与当时的革命小团体——爱国学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

爱国学社是1902年由蔡元培等在上海组成的，形式上类似学校，吸引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学，由当时著名的学者章太炎等做教员，实际上却是用来宣传革命思想，团结革命力量的一种组织形式。

1903年5月以后，《苏报》陆续刊登了许多激烈地宣传革命的文章，旗帜更为鲜明。当时，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公开发表。这两篇极其犀利的革命文字问世之后，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敌视。接着，《苏报》节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痛骂清朝统治者和揭露康有为改良主义的一段文字发表，并且发表文章，介绍《革命军》的内容，向读者推荐《革命军》。这一些激烈的革命宣传和它所产生的影响，使清政府感到极大的恐慌和震怒，便公然采取镇压手段，下令封闭《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

但是，《苏报》社设在租界内，清政府不敢轻举妄动，便请求帝国主义帮助镇压。1903年6月底，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封闭了《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当天晚上，邹容自动到“工部局”投案。他们被捕后，清政府曾要求帝国主义引渡，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坚持自己在中国的特权，不同意引渡，结果就在租界的帝国主义的法庭（会审公廨）上开审。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法庭上以原告的身份去控告革命党人，这种情况彻底暴露了它的依附于帝国主义、和人民为敌的面目。当时章太炎就曾指出：“这次事件是清政府公开与四万万人民为敌的事件。”最后，租界法庭判决章太炎三年徒刑，邹容两年徒刑，并查封了《苏报》。帝国主义还通知各地领事：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办报纸宣传革命和出版革命书籍。

章太炎、邹容在帝国主义监狱中，仍然坚持斗争。章太炎在狱中写了《答新闻报记者问》，在这篇文章中他满怀信心地说：“四万万人民都会同情我们，而公理一定会战胜的。”他在狱中还参与组织江浙革命组织“光复会”的筹划工作。但是邹容在帝国主义监狱生活的折磨下，于1905年4月3日病死在狱中，年仅二十一岁。这个年轻的革命活动家还没有度完他的青春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摧残了。1906年章太炎刑满后出狱，便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组织的同盟会，主编《民报》。但后来他和孙中山意见不合，脱离了《民报》。辛亥革命以后，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逐渐丧失信心，思想消极退化，提倡复古，钻研佛学。此后，逐渐从一个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倒退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极其保守的人物。

“《苏报》案”发生后，邹容的《革命军》风行国内外，发行数量达到了清末革命书刊发行的第一位，使革命思想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马金科）

秋瑾

秋瑾（1875—1907）是清末有名的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字璇卿，别字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她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幼时读书很聪明，能写一手好诗文。二十二岁时，在家庭的包办下，与湖南湘潭的封建官僚子弟王廷钧结婚。

秋瑾受到封建家庭的束缚，时常感到愤愤不平。后来看到清政府的腐朽卖国和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便逐渐产生了为妇女谋求解放和推翻清朝腐朽统治的宏大志愿。1900年，她住在北京，亲眼看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数暴行，更加强了从事革命的决心。她在《致某君书》里就坚决地说：“吾自庚子（指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事件）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可见这时她已下定了为革命情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决心。在这种强烈的革命思想推动下，1904年，秋瑾毅然决然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离开了丈夫和子女，只身去日本留学，开始踏上了革命生活的道路。

在日本留学期间，秋瑾积极地进行革命活动，与革命党人刘道一等组织了秘密团体“十人会”。1905年，孙中山由欧洲到日本，成立了同盟会，秋瑾立即加入，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她还联络当时留日的女同志，组织“共爱会”，自己担任会长。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压迫留日学生，秋瑾愤然返归祖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1906年，由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和一些同志在上海设立革命机关，并主持了《中国女报》，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06年，同盟会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汹涌澎湃。这时秋瑾返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是光复会训练干部、组织群众的革命据点。在大通学堂，秋瑾为了进一步训练革命力量，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群众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操练，并积极联络浙江各地的会党，组成“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任协领，积极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907年5月间，徐锡麟准备在安庆起义，约秋瑾同期于浙江的金华、处州等地响应。但徐锡麟起义计划先期泄露，7月6日，徐锡麟仓促地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发动起义。由于准备不够充分，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也被捕牺牲了。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当时有人劝秋瑾暂时走避，秋瑾毅然地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决不离开绍兴。”

1907年7月13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大通学堂学生的抵抗失败了，清军逮捕了秋瑾。审讯时，敌人虽用酷刑逼供，但秋瑾坚贞不屈，没有吐露半点革命机密，只坚决回答清吏说：“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万恶的清朝官吏只好伪造供词，捏造罪证，草草结案。7月15日，秋瑾于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马汝珩）

中国最早的铁路

中国最早的铁路，是1881年修成的唐胥铁路，从唐山到胥各庄，计十八里。修筑的目的是便利开平煤矿向外运煤，把煤矿同运河衔接起来。以后，这段铁路逐渐由两端向东西延伸，断断续续地，到了1911年，京沈铁路才全部修通。

在这以前，外国侵略者很早就想在中国修铁路。他们知道，不仅铁路本身可以营利，更重要的是铁路可用来推销他们的商品，掠夺中国的农产品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筑成铁路对他们进一步扩大政治和军事侵略，也将提供更为方便的条件。所以，在1864年，就有一个叫作斯蒂芬生的英国人，做了一份中国铁路系统计划，送给清政府。这个铁路计划是：以汉口为中心，东至上海，通向太平洋，西经四川、云南，通往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大体上是沿着长江，用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把中国纳入英国的殖民体系中去。清政府拒绝了英国人的这份计划，说如果要修铁路，中国人会自己来修的。腐朽落后的清政府拒绝这份计划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主权，而是害怕帝国主义修了铁路，危胁自己的封建统治。第二年，另一个叫作杜兰德的英国人，在北京宣武门外，私自修起了一条一里左右的轻便铁路，用来打动清政府。清政府不但不为所动，而且下令将之拆除。可是英国人并没有死心，1876年，又在上海吴淞间，擅自修了一条淞沪轻便铁路。清政府发觉后，非常生气，提出强烈抗议，经过许多交涉，才用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买了过来，全部拆除，把器材丢在海里。这样，外国侵略者的目的没有达到，清政府对这种新式交通工具，也没有发生兴趣。不过此后不久，在清政府内部，关于修铁路的问题，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持续了近二十年。

争论的一方是守旧派官僚，他们从极其落后和自私的心理出发，担心铁路修成之后，原来的旧商路都要废弃，商税就要减少。他们还特别害怕铁路修成以后，原来的船工车夫大批失业，这些人会起来造反，反对自己的统治。更可笑的是，他们还说：火车冒烟要烧坏庄稼，架桥梁，开山洞，移坟墓，会破坏风水，使祖宗之灵不安，山川之神不宁，等等。

另一方主张修铁路的开始只是少数人，主要是一些洋务派官僚。他们在内政外交上都很有势力，是当时的实力派。他们认为，修铁路既便于调运军队，又便于转运粮食，对加强封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和必需的措施。同时，这些洋务派官僚知道，兴办铁路不但可以为他们的外国主子效力，加强相互之间的勾结，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且能够从中渔利，大发横财。因此，尽管朝廷内外舆论激烈反对，他们还是坚持要修。

在这场统治阶级的内部争论中，清政府对修路的政策也反反复复，动摇不定。比如前面说到的唐胥铁路的修筑，起初本来批准了，但是还未动工，又改变主意，不许修建了。后来再次同意修建了，可是仍然不准使用机车。所以唐胥铁路在开始的时候，竟出现了用骡马拉着列车在轨道上行走的怪现象。

经过洋务派的力争，守旧派的阻挠逐渐被战胜了，然而清政府筹不出资金，不能大举兴办铁路。主持修筑铁路的洋务派官僚非常腐败，办不好事情，已经修建的铁路，效率很差。特别是外国侵略势力，通过不平等条约和借款，攫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几乎完全控制了铁路的修造和经营管理，这就更加妨碍了中国铁路事业的正常发展。所以在清末，中国自办的铁路，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办得很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铁路都直接或间接落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

（潘喆）

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人民反对清政府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合称为湖广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

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奴役中国人民和掠夺中国财富，从19世纪末以来，便开始对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争夺铁路的修筑权。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就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早在1898年，大买办盛宣怀和美国就订立合同，借美金四千万元，把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让给美帝国主义。这个卖国行为立即遭到群众的坚决反对。后来经过广大人民，特别是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和绅商的长期斗争，才收归自办。当时，由于清政府缺乏财力，一般工商业者的经济力量又很薄弱，无力筹划筑路经费，因此，便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来聚集资金。负担最重的是广大穷苦的劳动人民，他们挣扎在饥饿线上，还要在苛捐杂税的重重剥削之外，勉力缴纳“股金”，甚至为此卖儿卖女。当时四川有一首歌谣里说：“最可怜的是庄稼汉，一两粮食就要出这项钱”，正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经过几年的筹集，铁路股本已收集了不少，四川、广东收到一半以上，粤汉铁路已开始修筑，川汉铁路从宜昌到万县的一段也已动工，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这两条铁路是可以自力修成的。但是，帝国主义不肯让中国自己修成铁路，它们利用清政府财政困难进行要挟。1911年1月，清政府在大买办盛宣怀的“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建议下，又大借外债，和美、英、法、德组成的四国银行团订立了铁路借款合同，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

根据借款合同，美、英、法、德等帝国主义不但掌握了路权，而且还要以湖南、湖北两省的盐税厘金作为抵押，所以，所谓铁路“国有”，不但剥夺了中国人自办铁路的主权，而且实际上是把全部川汉、粤汉铁路完全拍卖给帝国主义了！广大人民在两路筹办的时期内，吃尽了苦头，现在看到清政府公然出卖路权，更加愤恨；许多绅商也因铁路国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非常不满，于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爆发了。

保路运动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立宪派发起的。他们叩头请愿，向清政府请求“收回成命”。湖南的绅商，聚集于咨议局开会，散发传单，指责铁路国有政策。湖北绅商派代表去北京请愿。广东也召开粤汉路股东会议，要求维持商办。四川成都的立宪派要市民供奉光绪帝神位，并从光绪帝的立宪论旨中摘出“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作为口号，表示他们不反对朝廷，只为“争路”的政治态度。

在各省绅商向清政府请愿的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限制，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四川各府州县遍设保路同志会，参加者数十万人；万余湖南长沙、株洲工人举行了罢工示威，湖南学生也举行罢课；数千湖北宜昌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了武装冲突；留日学生也声援保路运动，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旅美的广东华侨也集会反对，决议：“粤路股银，皆人民血汗……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这时，革命党人乘机展开活动，湖北詹大悲在《大江报》上发表文章，鼓吹革命；同盟会员陈少白在香港主办的《中国日报》及其他港报，都刊载了反对铁路国有的言论，抨击清政府。

在保路运动中，以四川人民的反抗最为激烈。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纷纷投身到运动中来。在四川总督赵尔丰用武力血腥镇压成都请愿市民而造成“成都惨案”之后，四川人民更被激怒了，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同盟会积极地展开了革命活动。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人联合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占据了一些州县，围攻成都，邻近各州县的农民也纷起响应。当时，回到四川工作的同盟会员吴永珊（玉章）也于荣县组织起义，而且一度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这样，就更促进了革命形势的高涨。就在四川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而清政府加紧镇压的时候，1911年10月，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文学社、共进会）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了。

（马汝珩）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同盟会成立以后，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结果都失败了。到1910年春，部分革命领导者如黄兴等，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为了鼓舞士气，准备再举，孙中山召集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开会。孙中山鼓励大家说：“今日革命风潮已盛，民心归向我们，只要我们意志不衰，困难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经过讨论，大家决定：1911年春在广州集合各省革命之精华，发动大规模起义，先占广州，再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湖北，由赵声带领一军出江西攻南京，两军会师长江，然后长驱北上直捣北京，倾覆清廷。

会后，一部分革命党人就到南洋和欧美各地，向华侨募集革命经费，经过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各地爱国侨胞，都积极捐款相助，有的人甚至变卖家产以相捐助。这次捐款共得十几万元，经费问题基本解决。1910年底，黄兴、赵声等返回香港，着手筹备起义，成立了领导机关——“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统一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接着，革命党人纷纷潜入广州，熟悉环境，刺探敌情，还设立了许多秘密机关。为了转运军火，他们常常将女同志打扮成新娘，利用花轿来抬运枪支、炸弹。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准备工作大体上就绪，革命党人摩拳擦掌，只等一声号令，就发动起义。

起义的日期原定在1911年4月13日，不料在4月8日发生了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他本来计划刺杀水师提督李准，结果刺中的是孚琦），反革命立即加强了戒备，广州戒严，并且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这样，原定的起义计划受到了影响。

以后，形势日有变化，起义日期几次改变，最后确定在4月27日发动起义。

4月27日下午，黄兴在小东营住所召集了队伍，每人发给白毛巾一块，缠在左臂作为标志。许多革命党人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事先写好了绝命书，如林觉民给他父亲写的绝笔信说：“儿死矣！唯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起义即将发动，白发苍苍的谭人凤赶到，要求加入，黄兴婉言拒绝说：“先生年老，后方尚需人照料，这是决死队，望老先生不要去。”谭人凤很生气地说：“你们不怕牺牲，难道唯独我怕死吗？”黄兴等很受感动，只好发给他两支手枪。

下午五点半钟，螺号齐鸣，起义的时间到了。革命队伍人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黄兴率领先锋队直扑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闻风逃跑，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就放起火来，当他们退出衙门的时候，碰到了敌人的大队人马。林时爽误信其中有革命党人，便挺身向前，企图晓以大义，不幸，话未说完，便中弹牺牲了。接着，激烈的战斗开始了。革命党人数虽少，但人人奋勇当先，十分英勇，给敌人很大打击。如喻云纪等一路，先由后面进攻总督衙门。后又攻打督练公所，喻云纪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所向披靡，敌人十分害怕。革命党人虽然英勇，但他们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斗争，仍然以单纯的军事行动为主，结果，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牺牲很大，不得不退出战斗，起义终于又告失败。

这次起义，因为是在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发动的，所以叫作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许多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一部分人被捕后英勇就义。后来广州人民收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于黄花岗。因此，这次起义又称作“黄花岗起义”。

（胡俊明）

文学社 共进会

文学社和共进会是两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是武昌起义的发动者。

文学社，1911年1月成立于武昌，它是同盟会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新军是清政府采用新式武器装备的，以“西法”编练起来的一支近代化的军队），领导人蒋翊武（社长，同盟会员）、王宪章（副社长）、刘尧澂（评议部长，同盟会员）等都是贫寒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投身行伍，在新军士兵中进行了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还出版《大江报》，公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他们曾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为题发表评论，猛烈地抨击清政府，热情地赞美革命。文学社的这些活动大大加强了新军士兵的革命情绪，不到半年，参加文学社的便从八百余人骤增至五千人以上。

共进会于1907年秋成立于日本东京，组织者是同盟会内一部分和会党有联系的会员，如四川张伯祥，湖北刘公、孙武，湖南焦达峰等。他们希望借此改变同盟会与会党隔绝的局面，把全国所有的会党通通联合起来。共进会的入会誓词与同盟会相同，其中只有“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当时的解释是：“满人压迫汉人，人权不平均，所以要平均人权。”其实当时压迫“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民的，除了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反动统治者以外，还有帝国主义。1908年秋，共进会着手派人回国，“运动军队，运动会党”。第二年春天，孙武回到武汉，创立了共进会鄂部总会，以孙中山名义相号召，积极开展活动。他们联络会党群众秘密编成五镇（一镇相当于一师）军队，准备待机起事。但因会党不受约束，编制未成，起义计划即遭破坏。从此共进会鄂部总会便将工作重心从会党转向新军，希望依靠新军为主力，以会党做补充，争取武装起义的胜利。

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基本成员都是新军士兵。当时湖北新军共约一万六千人，参加文学社的有五千多人，有两千多人参加了共进会；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各标、营、队都建立了比较严密的代表制度，因而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湖北的新军。这就为武昌起义的迅速胜利创造了条件。

文学社和共进会本来是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同盟会领导人谭人凤曾经劝导他们要“和衷共济，相辅而行”。加上革命形势的突飞猛进，客观上也要求他们尽快联合起来。因而他们几经磋商，终于在1911年8月建立了暂时的联盟，成立了临时组织，刘公任总理部总理，孙武、蒋翊武分任军务部正副部长，并组成总指挥部，蒋翊武任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统一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武昌起义就是依靠这个联盟发动的。武昌起义后，文学社社员全体加入同盟会，共进会会员有的参加了同盟会，有的另组民社，和同盟会相对抗。

（苑书义）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发生在1911年10月10日。这次起义是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封建政权而掀起的革命斗争，是在同盟会的影响和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自1905年孙中山领导组织了同盟会以后，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到了1911年，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年春天，紧接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抢米、抗捐、抗税的斗争之后，又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接着，两湖、四川、广东等地人民又掀起了汹涌澎湃的保路运动。清朝反动统治好比一所即将倒塌的破屋，完全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

湖北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来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地区。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既是反革命统治的心腹要地，也是革命势力活动的中心之一。在这里，早在1904年便成立了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以后又有日知会、共进会等革命团体的建立。同盟会成立后，曾经派人到这里成立湖北分会，与日知会建立了联系。日知会很重视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他们在当地的新军中曾经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以后成立的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几乎都是新军中的革命组织。文学社继承着日知会的传统，他们不但在新军中发展了很多革命同志，而且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当时湖北新军约有一万六千人，参加文学社的就有五千多人，还有许多参加了共进会。共进会主要在会党中做工作，在下层群众中很有影响。由于这两个革命团体的积极努力，湖北地区的革命运动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

“保路运动”爆发以后，文学社和共进会认为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八月间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定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司令，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澂、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筹划起义工作，并定于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后因准备不及，又决定将起义日期推后十天。

10月9日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制造炸弹，不慎失事，弹药爆炸。孙武头部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余各人被迫仓促转移。该处所藏准备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等物，为闻声赶来的军警搜去，起义领导机关及其主要人物因此暴露。清政府立即派军警四处搜捕。蒋翊武看到事机危迫，发出紧急命令，决定当晚十二时举行起义。规定由南湖炮队在晚间十二时鸣炮为号，城内外新军各标营听到炮声一齐动作。这时，刘尧澂、彭楚藩、杨洪胜等先后被捕，形势已十分紧张，但起义命令没有送到、信炮未发，各标营还在等待观望。

刘尧澂、彭楚藩、杨洪胜被捕后，表现了革命英雄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他们在敌人的酷刑之下，毫不动摇，直到10月10日清晨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杀害他们，仍然坚定不移，高呼革命口号，从容就义。三烈士被害后，瑞澂等一面继续搜捕革命党人，一面严禁新军各标各营互相往来，情况更加紧急。

反动派以为恐怖的屠杀足以遏制革命的爆发，然而事实恰好相反，革命热情高涨的广大新军士兵，怀着满腔愤怒，自发地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当天晚上（10月10日），驻武昌城内黄土坡的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打响了第一枪，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就这样开始了。

起义发动以后，熊秉坤等率众直奔楚望台军械局。把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士兵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大大加强了起义士兵的战斗力和信心。驻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曾经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带领队伍往攻总督衙门。这时各标营新军革命士兵听到枪炮声和工程第八营起义的消息后，也都纷纷起义，声势更加浩大。在猛烈的攻击下，瑞澂破墙而逃，跑到停泊在长江的楚豫兵舰上躲了起来。第八镇统制张彪闻变后也逃往汉口刘家庙。经过一夜战斗，到11日拂晓，武昌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

起义取得了第一步的巨大胜利后，如何建立一个革命的政权，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然而，起义的士兵在当时还不能认识到由自己掌握政权的重大意义。在他们看来，新的革命政权的领导者，应该是社会上有声望的人物。当时，孙中山还在国外，起义前原推定的总司令蒋翊武因机关破坏逃亡在外，孙武又因制造炸弹受伤，还在医院治疗，各标营代表资历较浅，而且各不相下。怎么办呢？一时都拿不出主意。这时立宪党人就乘虚而入，他们推荐了曾经杀害起义士兵的原清军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当天午后就在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主持之下，开会决定成立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这样，起义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就被封建官僚和立宪派分子窃据了重要的职位。

但在广大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下，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地向前发展，到了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已经有十四个省先后宣布独立。腐败不堪的卖国的清政府，终于被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从此结束。

（应清）

中华民国的成立

武昌起义以后，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宣告独立，与清政府断绝关系。清政府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客观形势要求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作为革命的领导中心。

11月初，宣告独立的各省的代表开始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2月29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正式诞生。

中华民国的诞生不仅宣布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死刑，而且在广大群众面前树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形象，从而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中华民国并不是在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辛亥革命并没有触动旧的封建的、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既没有掌握一支革命武装作为支柱，又不能充分发动群众，尤其是以农民群众来作为自己依靠的力量。因此，中华民国虽宣告成立，但是它如同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屋一样，没有什么基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击之下，很快就只剩下一个空名，而实际上仍为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统治的国家。

从中华民国的诞生开始，帝国主义便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段，力图绞杀它。在经济上，一方面扣留革命势力管辖地区的全部海关收入，另一方面对北洋军阀的头子、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在外交上，一方面拒绝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极力扶持袁世凯窃夺政权。不仅如此，帝国主义还以军事行动恫吓革命派，长江上集中着英、日、美、德各国的军舰，日、俄两国还把军队直接开入东北，企图乘机打劫。

袁世凯由于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便肆无忌惮地对革命派实行一打一拉的狡猾伎俩，向革命猖狂进攻。混入革命的立宪派则联合资产阶级右派（妥协派）逼迫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叫嚷如果不向袁世凯让步，就有亡国的危险。孙中山在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和妥协派的压力下，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誓守参议院所定的《临时约法》，即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便抓住机会，逼迫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并致电南京政府声明拥护共和。南京参议院这时只好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被迫与袁世凯妥协，但对袁世凯是存有戒心的。因此，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时，就提出了一些条件来束缚袁世凯。但是因为没有实力做后盾，这些条件不但没有什么约束的力量，而且很快就被袁世凯用狡猾手段破坏了。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5日参议院又议决将临时政府迁到北京。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努力而争得的革命果实，就这样被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人物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全国华）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在1912年3月，经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由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布的一部法律。这是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律。

《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清朝末年，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主，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幻想在保持清朝统治的基础上，实行君主立宪，结果，遭到了清政府的镇压而失败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没有走通。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不同，他们的理想是从根本上推翻清朝的统治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因此他们采取了革命的手段，屡蹶屡起地进行了武装斗争，终于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有了这个胜利，资产阶级革命派才能把自己的理想制成法律，并且把它颁布出来。因此，《临时约法》是革命斗争的产物。

《临时约法》一共七章五十六条，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规定了国家的政权性质。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宣布了中国已不再是皇帝或少数人垄断的专制国家，而是“国民全体”的民主的国家。

第二，规定了国民的民主权利。约法写下了国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有保有财产和营业的自由权，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等。

第三，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防止专制独裁的再现，采取了内阁制。约法规定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行使国家的统治权，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做了限制。临时大总统不但要执行参议院的决议，而且还要受国务员的制约。参议院是国家的立法机关，由各省选派的议员组成，有权议决一切法律，决定国家大政。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一切政务。但临时大总统在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和外交使节、宣战媾和、缔结条约以及宣告大赦等问题上，都必须取得参议院的同意。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都称为国务员，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担当政府工作。临时大总统在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和发布命令时，需要由国务员副署，表明国务员也要负其责任。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的这种关系，就是内阁制的体现。

《临时约法》并没有得到实现。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革命的果实不久就被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夺了。袁世凯窃取政权之后，为了恢复封建的独裁统治，立即破坏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原则，撕毁了《临时约法》，把中华民国变成一块空招牌。

《临时约法》是一部资产阶级的法律，它所标榜的民主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民主。这种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根本不同的。即使实现了，也只有资产阶级能享受民主权利，而广大工农群众仍然是得不到什么民主与自由的。但在当时，《临时约法》的颁布，还是有进步作用的。

（潘喆）

宋教仁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904年，宋教仁和黄兴等一起在长沙创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这个革命团体成立以后，就决定在这一年阴历十月清朝执政者慈禧太后的生日那天，在湖南发动起义。但是，由于计划被泄露，起义没有成功。参加起义的革命者被清政府到处追捕，宋教仁在国内无法存身，只好逃亡日本。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织“同盟会”，宋教仁是其中一个积极的参加者。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宋教仁和当时许多同盟会会员一样，并不认为把革命的政权交给袁世凯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反而认为民国已经建立，革命就算成功了，于是就沉浸在建设这个空有其名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幻之中。

袁世凯所要的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代表旧势力的反动独裁统治。他上台以后，就开始集中权力，排挤革命势力，逐渐暴露出他的狰狞面目。当时迫切的问题是通过革命手段与这个反动派进行斗争，把革命果实夺回来。但是，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放弃了革命的主张，仍然力谋和袁世凯妥协。他提出了“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的口号，幻想通过所谓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来限制和约束袁世凯。他特别热衷于选举活动，亲自游说各地，宣传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要致力于选举运动……”当时的宋教仁，十分迷恋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以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

为了争取在国会中占到绝对的优势，实现所谓“政党政治”，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加区别地滥肆吸收党员，把许许多多投机政客、封建旧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了一个七拼八凑的烂摊子，很难发挥什么战斗力了。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党人多势大，果然表面上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于是，国民党人大为欢欣，并且宣称要以多数党的资格，成立一党内阁，而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的呼声，也在这一片选举的胜利声中越来越高。这时的宋教仁，满以为经过议会斗争完全可以取得胜利，对资产阶级议会的幻想达到了顶点。

宋教仁的这些活动，对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的野心是很大的妨碍，早就引起袁世凯的注意。袁世凯在他以金钱诱惑宋教仁，遭到了拒绝以后，就决心用毒辣的手段拔掉这颗眼中钉。当宋教仁游说各地的时候，袁世凯派遣暗探，随时密报宋教仁的行动。当他看到宋教仁的活动已经日益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通过他的爪牙——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国务秘书洪述祖，秘密安排了刺杀宋教仁的阴谋。这时，宋教仁正风云一时，沿着京汉路南下，到湖南、湖北、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抒发抱负，满以为胜利在望。1913年3月20日，他正准备结束南下的宣传活动返回北京，就在上海车站被袁世凯派出的特务暗杀了。他临死以前，还留下一个遗电给袁世凯，对袁抱着殷切的希望说：“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他哪里知道，杀死他的正是他所殷切期望的“袁大总统”呢！在暗杀宋教仁以后，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打败了南方革命势力的反抗，最后干脆把国会也解散了。至此，宋教仁一心为之劳碌奔波、极力宣传的议会内阁制也就结束了。

（汝丰）

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发生在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以后，是孙中山企图挽回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发动的一次革命斗争，目的是要推翻袁世凯，重新恢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权。

宋教仁被暗杀以后，袁世凯为掩盖全国耳目，还装腔作态，命令江苏地方当局，要“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但“穷究”结果，从捕获的凶手和搜到的密电、密信等一切罪证证实，谋杀的主使人就是大总统袁世凯自己。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

本来，暗杀宋教仁只不过是袁世凯彻底镇压革命力量的信号。袁世凯左手拿着枪，右手也拿着枪，只有照他那样也拿起枪来反抗，才是办法。但是，在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孙中山的主张，除了担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和其他的一些人积极支持外，很多人都不同意。黄兴、陈其美等，认为武装反抗的条件还不成熟，主张等待法律解决；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大唱“法律倒袁”的高调，仍旧在那里做着合法斗争的迷梦；国民党在南方握有一些实力的其他几个都督。各有打算，也不积极。这样，组织涣散，意见分歧，二次革命迟迟不能发动。

政权掌握在袁世凯手里，所谓“法律解决”自然只是一种空想。实际上，当谋杀宋教仁的真相败露以后，袁世凯已经决心进一步用武力来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反抗。他一面向帝国主义借钱求援，一面秘密地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内战。

帝国主义知道袁世凯要镇压革命，就积极出来支持。1913年4月，英、法、德、日、俄五国，联合借给了袁世凯二千五百万英镑（这就是所谓的“善后大借款”），同时，各帝国主义都纷纷表示，将正式承认袁世凯反动政权，从政治上给袁世凯撑腰。他们说：“承认袁世凯政权，不仅意味着袁世凯权力实际增加，而且将相当加强其反对中国南部分裂运动的地位。”美帝国主义最积极了，它一马当先，于1913年5月2日，首先承认了袁世凯政权。

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胆子更大了。5月24日，他杀气腾腾地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举兵讨伐之。”接着就在6月里先后撤销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职位，同时命令事先已经集结在九江、南京附近的军队发动进攻。于是，李烈钧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发表讨袁通电，起兵讨袁。黄兴也在15日赶到南京响应。其余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及上海等地也先后宣布独立。至此，讨袁战争爆发，孙中山号召的“二次革命”，在十分仓促的被动局面下开始了。

这时，帝国主义强盗又直接或间接地在军事上给了袁世凯很多援助，德国还派了军官，出动了军舰，帮助袁世凯军队作战。1913年7月30日，德国外交大臣曾说：“德国因为它的重大经济利益，不得不要求立即扑灭革命。”

“二次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讨袁斗争，宣布独立的各省之间又缺乏统一指挥，因此，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优势的武力，很快就把讨袁军打败。8月18日，南昌落入敌手，9月1日，南京又被攻占，原来宣布独立的各省，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先后撤销独立。二次革命就这样在不到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失败了。领导这次革命的孙中山，又一次被迫逃亡日本，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发动新的革命斗争。

（汝丰）

袁世凯的皇帝梦 护国运动

袁世凯盗窃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后，立即着手巩固和加强他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动专政。他表面上口口声声民主共和，实际上实行独裁专制。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不容许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的。袁世凯不但是民主政治的死对头，而且是一个永不满足的野心家。他暗杀了宋教仁、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又玩弄权术，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1月，他就下令解散了国会；5月，又宣布废除了《临时约法》，把辛亥革命奠立的最后一点民主原则全部破坏。这时，他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最大限度，但还不满足，决心要去掉“民国”这块空招牌，恢复封建帝制，来一个黄袍加身，由他来当袁氏朝廷的始皇帝。

他在废除了《临时约法》后所颁布的新《约法》中，把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规定的总统权力和世袭皇帝相差无几；把国务院改为政事堂；内阁总理改为职位和名义都与封建朝廷的宰相相仿的国务卿；各省都督也改称将军，民政长则改称为巡按使……一切都按封建帝王的老办法来做，恢复帝制的阴谋活动，在“民国总统”的外衣的掩盖之下，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了！

辛亥革命虽然把封建帝制摧毁了，但是对封建帝制的根子——封建土地制度，连一根毫毛也没有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在这个基础上照旧进行统治，袁世凯也在这个基础上大做皇帝梦。

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它在中国的侵略权利，积极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活动，以便趁机多捞一把。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写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鼓吹，文中胡说八道，诬蔑中国民智低下，不适于共和制度，只适于君主制度。甚至威胁中国人民说：“如果不采君主制，将会引起外国的武装干涉。”德皇威廉二世接见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时就露骨地表示：“……革命分子势力甚脆弱”，要袁世凯“挟大总统之威权，一变中华民国为帝国皇帝”。还说：“我德誓以全力赞助……”英国也不落后，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就曾经多次向袁世凯表示极力赞成帝制。但是，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袁世凯看到这些国家无力东顾，最有力量的还是日本，因此极力讨好日本，乞求支持。日本当时想乘机独霸中国，于是提出了极为苛刻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帝制的交换条件，表示只要袁世凯承认了，就可以请“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二十一条”的内容实际等于灭亡中国，但袁世凯为了实现他的皇帝梦，竟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丧心病狂地签字接受了。

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帝制活动逐渐走向高潮。各种反动势力，牛鬼蛇神都忙碌起来了。以杨度为首的拥戴和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出现了，接着各式各样的支持帝制的“请愿团”也出现了。这些请愿团，名目繁多，不但有所谓“乞丐请愿团”，还有所谓“妓女请愿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袁世凯的走狗喽啰们，这时又是通电，又是公函，纷纷“劝进”，说什么“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

到了1915年12月，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要参政会出面，召集了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在开会期间，袁世凯又是武力威胁，又是金钱收买，各省投票结果，全部同意改行君主政体，推戴袁世凯为皇帝。12月11日，参政院以代表民意的资格，上书劝进，袁世凯还假惺惺地表示谦逊，退还了推戴书。参政院于是再次开会，在十五分钟之内完成了第二次推戴书，当晚再度送去。第二天，袁世凯装成不得已的样子，正式接受了帝位，第三天，袁世凯就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并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宣布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积极准备登基做洪宪皇帝了。

但是，就在袁世凯扬扬得意，准备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反袁的烽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是反袁最坚决的力量，他们在各地组织暴动，策划起义。可是由于他们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停留在单纯的军事冒险上，因此不断失败。然而，反袁的火种既已点燃，就难以扑灭，人民群众是绝不容许封建帝制再现于中国的。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爆发了护国起义，组织护国军分兵北上。护国军的力量并不大，但由于反袁是人心所向，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随着护国军的胜利，1916年1月，贵州宣布了独立，接着广西也宣布独立，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形势也十分紧张。帝国主义这时害怕反袁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也来了一个向后转，拒绝继续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开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被迫宣布撤销帝制，还想继续当大总统。但护国军不答应，他们声明袁世凯是叛国的罪人，不能再当总统，要他辞职。形势急转直下，对袁世凯越来越不利，4、5月间，广东、浙江、陕西等省又先后宣布独立，最后连袁世凯最忠实的走狗控制的四川、湖南两省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也宣布了独立。众叛亲离，袁世凯走到了绝境。6月6日，这个窃国大盗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了！

（鲁素）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发生在1917年7月。提起这件事来，还得从张勋头上的“辫子”以及他率领的“辫子军”说起，因为张勋和他率领的军队，在民国建立以后，是以留辫子出名的。

把头上四周的头发剃掉，在中间留起一条辫子垂在背后，这是从前满族人的习俗。满族贵族建立了清朝政权以后，强迫其他各族人民也遵照这种习俗。无论是谁，都必须剃去头发，留起辫子，不这样，就是谋反，就要砍头。这就是所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成千上万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因为反抗清朝统治者这一野蛮残酷的压迫措施，遭到了残酷的屠杀。在遭受剥削和压迫的广大人民心目中，辫子便成了清朝反动统治的标记。那些依附清朝统治者的忠实奴才，则把留起辫子当作投靠满族贵族，感恩献媚的手段。

张勋就是这样的奴才，他做过清朝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南提督等要职，一贯善于压榨和迫害广大人民，对清朝皇帝则十分忠心。在清朝统治之下，他对那根奴才的辫子视同珍宝是十分自然的。到了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皇帝已经被推翻了，全国人民都兴高采烈地剪掉了辫子。但是，已经换上了民国衣冠的张勋，不但自己舍不得剪掉那根辫子，他的军队，也都仍然留着辫子。因此，他的军队被称作“辫子军”，他自己也得到了“辫帅”的徽号。

张勋为什么要留着辫子呢？用意非常清楚。他虽然被迫归顺了民国，但无时无刻不在梦想复辟。复辟，在当时就是要恢复封建皇帝的专制统治。因此，张勋为了表示自己曾是大清的忠臣和对皇帝的怀恋，一句话，为了复辟，就把辫子保留着。这个顽固透顶的反动军阀，对清朝封建帝制的覆灭是不甘心的，对革命抱有刻骨的仇恨。武昌起义时，他率领军队盘踞南京，与革命军顽抗；袁世凯窃国后，他拖着辫子做了民国的大官，但仍然企图恢复清朝帝制。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他最为卖力。“辫子军”攻下南京，他下令放假三日，任凭他们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使南京人民遭受了劫难。

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朝统治下的孤臣遗老、皇亲贵族无一不想卷土重来。尽管他们头上的辫子被迫剪掉了，但心里的辫子牢固地存在着。一旦机会到来，他们就要复辟。袁世凯就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企图复辟的人物，不过他是把原先的清朝皇帝撂在一边，而梦想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罢了。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就倒台了，接着而来的就是张勋。他自知力量远远不如袁世凯，还不敢梦想自己做皇帝，但是他梦寐以求的是拥护清朝废帝重掌江山，做一个复国元勋。到了1917年，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张勋看到有机可乘，就拥兵北上，演出了复辟的丑剧。

段祺瑞是北洋军阀中皖系的首领，很有实力。黎元洪虽然是总统，但政府的实权操纵在段祺瑞手中，他等于是一个傀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以参战为借口，企图驱逐黎元洪。但黎元洪得到美国的支持，反对参战，极力向段反击。后来段祺瑞跑到天津以辞职相威胁，黎元洪就以罢免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相报复。双方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这时，段祺瑞决心以武力来对付黎元洪，在他的唆使下，北洋军阀皖系、直系督军纷纷宣布独立，准备进兵北京。久谋复辟的张勋就利用这个机会，一面通电要求黎元洪退职，以此讨好段祺瑞；另一面又表示愿意入京调停黎段之争，为拥兵复辟设下圈套。段祺瑞为了利用张勋推翻黎元洪，极力怂恿他来北京，甚至暗中表示支持复辟。黎元洪正在四面楚歌之中，见有非皖系的张勋出来调停，想借张以对抗段祺瑞，因而也表示接受张勋的调停。1917年6月，张勋就打着调停的旗号率军北上。到天津后，这个以调停为名、复辟为实的“辫帅”就改了腔调，发出通电，威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否则就不负调停之责。黎元洪知道上了大当，但已经无力挽救，被迫于6月13日宣布解散国会，张勋随即进入北京，着手复辟。

张勋入京后，头一件大事就是到紫禁城向清朝废帝溥仪（宣统皇帝）叩头请安。清朝皇室和那些贵族王公早就盼望有死灰复燃的一天，这时，他们从张勋身上又找到了希望。一时之间，什么“恢复祖业”啦！“光复旧物”啦！“还政于清”啦！这些奇声怪调立即嚣张起来。保皇党的首领康有为也赶来北京，为张勋出谋献计。复辟的活动进入了高潮。

1917年7月1日，经过一番仓促的准备，张勋正式宣布清帝溥仪复辟，恢复清朝旧制。同时还颁布了许多上谕：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爵，冯国璋（原副总统）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省督军改称巡抚，等等。这时，北京街头龙旗飘扬，多年不见的清朝袍服也重新出现，那些曾经被迫剪掉辫子的封建余孽，用假辫子拖在脑后，摇头摆尾地庆贺大清一统重建，十分得意。

张勋宣布复辟，黎元洪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一面通电由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一面被迫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见解散国会和驱逐黎元洪的目的都已达到，又看到复辟非常不得人心，就乘机而起，宣布反对复辟，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北上讨伐张勋。

“讨逆军”于7月12日攻进北京，张勋慌忙逃到外国使馆避难。这时，先前那一切乌七八糟的景象，又烟消云散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辫子军逃命时剪下来的辫子，复辟的丑剧，前后只演了十一天！

此后，段祺瑞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民国有名无实依然如故，但是中国人民反抗军阀的斗争越来越发展了！

（鲁素）

北洋军阀

“北洋军阀”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支反动势力，它们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拥有以新式武器装备的军队，控制着北京政权，代表帝国主义和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对广大人民实行黑暗而残酷的统治。在辛亥革命后的十多年中，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北洋军阀反动势力的统治之下。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1895年开始编练新军。袁世凯被派在小站（天津附近）编练“新建陆军”，他把原来淮系官僚胡燏棻（yù fēn）所练“定武军”四千七百五十人接收过来，并扩充到七千人，这就是后来“北洋军阀”武装的基础。以后北洋军各派系的首领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王士珍等，当时都在袁世凯手下当军官，后来都是随着这支反动武装的发展而爬上去的。

1898年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同属清政府反动首脑之一的北洋大臣荣禄统率，并称“北洋三军”。“北洋”的名称自此开始。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袁世凯用出卖维新派的卑劣手段，得到了反动头子慈禧太后的信任。到1899年，“新建陆军”改编为“武卫右军”（“武卫军”分左、右、中、前、后五军），编制达万人左右，归武卫军统领、大学士荣禄节制。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袁世凯积极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表现了忠于帝国主义的奴才本质，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赏识。1901年李鸿章死后，在中外反动派的共同支持下，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的北洋“武卫军”中的其他四军都在八国联军的进攻下溃散了，只有袁世凯的右军因随他到山东屠杀义和团群众而保存下来。这支反动武装以后不断扩充，并改名“北洋常备军”，几乎完全由袁世凯一人控制。到辛亥革命前，北洋军的势力由直隶扩展到了山东、河南、江苏及东三省等地。依靠这支反动武装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袁世凯成了清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利用这种地位和实力，对抗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势力，窃夺了革命果实，自己当大总统，开始了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袁世凯大量地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各帝国主义对他的支持，成为各帝国主义共同统治中国的总工具。因此，在他死前，“北洋军阀”集团尚能维持表面的“统一”。他死了以后，“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强盗分别收买和互相争夺之下，开始分裂，在分裂的各派军阀中，比较大的是直系、皖系和奉系。

直系军阀的首领是冯国璋、曹锟和吴佩孚等，他们主要投靠英、美帝国主义，是英、美侵略中国的工具。

皖系首领是段祺瑞、徐树铮等，他们和直系的首领原来都是袁世凯手下的重要角色。袁死后，两系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特别厉害。

奉系首领是张作霖，盘踞在东北地区。

皖系和奉系都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

此外还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军阀派系，各自占据一块地盘，掌握一部分武装，投靠一定的帝国主义。这些军阀为了争权夺利，经常互相发生冲突，形成了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局面。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直系冯国璋任副总统，皖系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掌握实权。为了对付非北洋系的黎元洪，直、皖系曾暂时合作，但由于投靠的帝国主义不同，互相间的利害冲突和矛盾还是很大的。1917年，冯、段终于借“张勋复辟”事件，挤走了黎元洪。接着，冯国璋当了大总统，段祺瑞仍做国务总理，他们变本加厉地出卖民族利益，继续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不久，冯、段之间为了扩充势力、抢占地盘，矛盾逐渐尖锐起来。1920年7月，直系联合奉系打皖系，皖系战败，中央政权开始由直、奉两系联合控制。

直、奉军阀也只是暂时的联合，因为它们投靠的帝国主义不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然影响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1922年4月终于又爆发了直奉战争，结果奉系战败，退出关外，中央政权由直系全部控制。奉系军阀不甘失败，1924年9月又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奉系取得了胜利，皖系段祺瑞也乘机攫取了北京“临时执政”的地位，在奉系卵翼下重新把持中央政权。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它们之间的混战，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富有优良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曾经进行了多次的反军阀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从1921年起，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反军阀的斗争迅速向前发展。1926—1927年，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广东的革命政府举行了“北伐战争”。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援下，终于摧毁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但是，隐藏在革命内部的反革命头子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收买和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窃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代替“北洋军阀”统治的是国民党新军阀的黑暗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

（刘守诒）

护法运动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京反动政府的政权落在另一个北洋军阀亲日派段祺瑞的手里。段祺瑞想独揽大权，但1912年公布的《临时约法》，对他实行独裁统治是不利的，因此他解散了旧国会和废除了《临时约法》。

当时的很多资产阶级革命家是把1912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作为共和国的象征的。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的孙中山便起来号召保护约法，召集旧国会。1916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大部分国会议员也跟着南下。海军受了革命影响，也宣布“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并且将舰队开到广州。当时，盘踞在两广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和称霸云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在争权夺利上和段祺瑞的矛盾很大，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想利用孙中山的名义来对抗段祺瑞，于是假意地也表示拥护约法。9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非常国会，组成了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和段祺瑞的北京政府相对立。

北洋军阀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之间，也存在很深的矛盾。当时段祺瑞决心“武力统一”中国，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攻打护法军。冯国璋却企图勾结西南军阀，排挤段祺瑞，因此，指示他的军队采取消极态度，并提出了“和平统一”的口号，对护法军政府表示让步。

以政治投机为目的的陆荣廷、唐继尧这时也大肆活动，拉拢国会议员，共同排斥孙中山，破坏护法运动。1918年2月拥护孙中山的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人暗杀，甚至孙中山招募的卫队也被反动派捕杀。反动派在解除了孙中山控制下的军事力量以后，接着又进一步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由老官僚岑春煊当主席总裁，把孙中山变为一个毫无实际权力的七总裁之一。孙中山见护法运动毫无进展，在广州也无法立足，就在1918年5月离开广州去上海。离开广州时发表宣言说：“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他开始了解到依靠这些人是不能护法的。孙中山离开广州以后，军政府便完全操纵在桂系军阀的手中。后来南方和北方进行和平谈判，护法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地失败了。

（鲁素）

京剧

提起京剧的历史，有近两百年了。如果从它的前身徽戏说起，那还要早个四五十年。

安徽戏班从乾隆五十五年（1790）开始，先后有三庆、四喜、春台、和春等班，来到北京，被称作四大徽班。他们丰富多彩的演出，和一些思想内容较好的剧目，受到北京观众的欢迎，逐渐地取代了本来在北京流行的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地位，成为北京剧坛的主力。

徽戏的唱腔以二黄调为主。到了道光年间（1821—1850），湖北的湖广调（楚调，也就是汉剧）也进入北京，带来了西皮调的唱腔。这两个本来有着血统关系的姊妹剧种，很快地结合起来，使西皮调和二黄调在北京同台演唱。以这两种唱腔为主，然后又吸收融化了昆曲、京腔、秦腔等剧种的精华部分，构成了本身唱（歌唱）、念（说白）、做（身段动作）、打（武打）一套完整的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戏曲，人们把它叫作京调或皮黄，也就是今天的京剧。

到了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京剧进一步发展，不仅出现了许多优秀演员，同时逐步地向外发展，较大的都市如天津、上海、汉口、长沙，都先后有京剧班子演出。

京剧的表演（包括唱、念、做、打），无论生、旦、净、丑，都有一定的程式，但在京剧的发展过程中，不少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在传统程式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创造，形成了各种不同流派的艺术风格。

没有一种艺术能够超越于时代之外。京剧和许多别的艺术一样，有着自己的战斗历程。辛亥革命前后，有许多京剧艺人基于祖国的危亡，曾经演出了不少适应当时政治形势要求的剧目，有些爱国艺人还直接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他们当中，如汪笑侬，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而且是一位爱国志士。袁世凯窃国后，他编演了《党人碑》，讽刺这个专制独裁者。刘艺舟编演的《皇帝梦》，把袁世凯的奸相和丑态，演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袁世凯已经死了，但对于北洋军阀的丑恶本质，仍然是有力的揭露和抨击。在抗日战争时期，梅兰芳、程砚秋、欧阳予倩等，都编演了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剧目。如梅兰芳的《抗金兵》《生死恨》，程砚秋的《亡蜀鉴》《荒山泪》，欧阳予倩的《梁红玉》《木兰从军》等。由此可见，京剧在它的历史发展中，有着战斗的优秀传统，这是非常可贵的。

然而，京剧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曾经遭受过反动势力的摧残和践踏，有过自己的盛衰兴败。在清朝统治时期，它一度被皇帝、贵族、官僚所“赏识”，成为宫廷里的消遣品，被利用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一些充满封建毒素的环境，如《四郎探母》和《彭公案》《施公案》之类，大都是这个时期编演的，这就使它脱离了广大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京剧遭到的摧残更是十分严重，一些庸俗下流、迷信荒诞，甚至极其丑恶淫秽的剧目，曾经风行一时。反动派把艺术糟蹋得不像样子，许多艺人穷困潦倒，过着辛酸的血泪生活。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曾经产生了如《三打祝家庄》《将相和》等富有思想性的优秀剧目。1964年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是京剧艺术史上的一场大革命。这次观摩演出的许多优秀剧目，不仅具有很高的思想性，热烈地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而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成功地塑造了许多革命的英雄形象，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衷心赞赏。这次观摩演出大会宣告：社会主义的新京剧诞生了。

（龚书铎）

现代话剧

中国传统戏曲着重唱、做、念、打。除了唱和做属于歌唱和舞蹈外，念和打可以说是语言和动作，这已经包含现代话剧的因素。所以，中国现代话剧在古典戏曲中就可以找到它的基础。但是，完全以语言和动作为主要表演手段，采用分幕分场的近代编剧方法和写实的化妆、服装、装置、照明，以及表现当代的生活斗争和历史故事的现代话剧，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它是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产物。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已经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看到国家民族的危亡，纷纷到外国留学，渴望从国外找到救国救民的好办法，找到使国家独立富强的出路。

日本是中国留学生最多最集中的地方，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和革命宣传也最活跃。他们有的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有的翻译介绍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步著作；有的则通过文学艺术的武器，创作通俗的诗歌、鼓词等，宣传救亡图存的道理，鼓吹革命。中国现代话剧就是在这样蓬勃发展的革命潮流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1907年2月，留日学生曾孝谷、李息霜等受日本新派剧的影响，组织了一个演剧团体，叫“春柳社”。后来曾孝谷还把林纾、魏易翻译的小说《黑奴吁天录》改编为五幕话剧，并于这一年6月初，在日本东京正式公演。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就是在这时加入春柳社的，并且参加了这一次演出。

《黑奴吁天录》的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和话剧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大大地吸引了观众，当时看过这次演出的日本著名戏剧家也给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剧中所揭示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黑人的主题思想，对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可谓引起了强烈的同情和共鸣，这就更使这次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小说《黑奴吁天录》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原作者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进步作家斯托夫人，这是一部揭露和反对美国资本家虐待黑人的作品。由于作者对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本质的认识，加上作者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所以，这部小说不但没有能够指出种族歧视和压迫来源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且宣扬了基督教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观点，使小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作者以深刻有力的笔触，描绘了美国黑人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奴役和虐待，揭露了美国统治阶级和奴隶主迫害黑人的滔天罪行，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翻译者的意图也就是要借此警醒中国人民。林纾在为译本所写的序言、跋文和译例中曾经一再强调翻译这本书的目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不能不为大众一号”，激发国人“振作志气”。他不但反复表示了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压迫的愤慨，警告中国人民必须独立自强，而且指出美帝国主义虐待在美国的华工也一样残酷，华工比起美国黑人的遭遇只有过之而无不及，批评了那种认为帝国主义也能宽待殖民地人民的谬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春柳社当时选择了这一小说编为剧本，是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用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和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

话剧《黑奴吁天录》虽然是由翻译小说改编的，但在此以前，中国还没有过自己编写的如此完整的多幕话剧，因此可以说，《黑奴吁天录》不但是中国现代话剧最早的一次演出，而且是中国最早创作的一个话剧剧本。

春柳社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创做了许多工作，可说是中国最早的话剧团。它在中国现代话剧事业上迈出了第一步后，影响很快就扩大到国内。1907年，王钟声在上海创立了“春阳社”，第一次演出也是《黑奴吁天录》。1910年，春柳社员任天知又组织了“进化团”。在此期内，宣传革命、鼓吹进步的剧团风起云涌。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镜若在1912年又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春柳剧场），接着欧阳予倩等许多春柳旧人回国，也都加入演出，形成了中国现代话剧创始期的热潮。所以，1907年“春柳”的《黑奴吁天录》，可说是我国现代话剧的起点。

很有意义的是，《黑奴吁天录》在1957年由当时参加演出的欧阳予倩重新改编，以《黑奴恨》的剧名再次上演。这时，中国现代话剧已经走过了五十年的战斗途程；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获得了解放；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革命斗争正在汹涌澎湃，不可阻挡。《黑奴恨》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它克服了《黑奴吁天录》当年的种种局限，强烈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残酷虐待和迫害，反映了种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伟大真理。

（汝丰）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胡适、沈从文、林徽因、吴晗等大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使中国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我们出版了这套常识系列丛书。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貌外，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通用简体字。

三、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那”“哪”，“么”“吗”等。

四、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琅邪”改“琅琊”，“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等。

五、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统一用今日常用译法。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第一章

中国建筑之特征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阿拉伯——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大凡一例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掺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地进化至极高程度。更可异的是：产生这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却并不简单，且并不缺乏种种宗教上、思想上、政治组织上的迭出变化；更曾经多次与强盛的外族或在思想上和平地接触（如印度佛教之传入），或在实际利害关系上发生冲突战斗。

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地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是一种极值得研究的现象。

虽然，因为后代的中国建筑，即达到结构和艺术上极复杂精美的程度，外表上却仍呈现出一种单纯简朴的气象，一般人常误会中国建筑根本简陋无甚发展，较诸别系建筑低劣幼稚。

这种错误观念最初自然是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于鄙薄。好在近来欧美迭出深刻的学者对于东方文化慎重研究，细心体会之后，见解已迥异于从前，积渐彻底会悟中国美术之地位及其价值。但研究中国艺术尤其是对于建筑，比较是一种新近的趋势。外人论著关于中国建筑的，尚极少好的贡献，许多地方尚待我们建筑家今后急起直追，搜寻材料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

在原则上，一种好建筑必含有以下三要点：实用、坚固、美观。实用者：切合于当时当地人民生活习惯，适合于当地地理环境。坚固者：不违背其主要材料之合理的结构原则，在寻常环境之下，含有相当永久性的。美观者：具有合理的权衡（不是上重下轻巍然欲倾，上大下小势不能支；或孤耸高峙或细长突出等违背自然律的状态），要呈现稳重、舒适、自然的外表，更要诚实地呈露全部及部分的功用，不事掩饰，不矫揉造作，勉强堆砌。美观，也可以说，即是综合实用、坚稳，两点之自然结果。

一、中国建筑，不容疑义的，曾经包含过以上三种要素。所谓曾经者，是因为在实用和坚固方面，因时代之变迁已有疑问。近代中国与欧西文化接触日深，生活习惯已完全与旧时不同，旧有建筑当然有许多跟着不适用了。在坚稳方面，因科学发达结果，关于非永久的木料，已有更满意的代替，对于构造亦有更经济精审的方法。以往建筑因人类生活状态时刻推移，致实用方面发生问题以后，仍然保留着它的纯粹美术的价值，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和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一样，北京的坛、庙、宫、殿，是会永远继续着享受荣誉的，虽然它们本来实际的功用已经完全失掉。纯粹美术价值，虽然可以脱离实用方面而存在，它却绝对不能脱离坚稳合理的结构原则而独立。因为美的权衡比例，美观上的多少特征，全是人的理智技巧，在物理的限制之下，合理地解决了结构上所发生的种种问题的自然结果。

二、人工制造和天然趋势调和至某程度，便是美术的基本，设施雕饰于必需的结构部分，是锦上添花；勉强结构纯为装饰部分，是画蛇添足，足为美术之玷。

中国建筑的美观方面，现时可以说，已被一般人无条件地承认了。但是这建筑的优点，绝不是在那浅现的色彩和雕饰，或特殊之式样上面，却是深藏在那基本的，产生这美观的结构原则里，及中国人的绝对了解控制雕饰的原理上。我们如果要赞扬我们本国光荣的建筑艺术，则应该就它的结构原则和基本技艺设施方面稍事探讨；不宜只是一味地，不负责任，用极抽象，或肤浅的诗意美谀，披挂在任何外表形式上，学那英国绅士罗斯金（Ruskin）对哥特式（Gothic）建筑，起劲地唱些高调。

建筑艺术是个在极酷刻的物理限制之下，老实的创作。人类由使两根直柱架一根横楣，而能稳立在地平上起，至建成重楼层塔一类作品，其间辛苦艰难的展进，一部分是工程科学的进境，一部分是美术思想的活动和增富。这两方面是在建筑进步的一个总题之下，同行并进的。虽然美术思想这边，常常背叛它们的共同目标——创造好建筑——脱逾常轨，尽它弄巧的能事，引诱工程方面牺牲结构上的诚实原则，来将就外表取巧的地方。在这种情形之下时，建筑本身常被连累，损伤了真正的价值。在中国各代建筑之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例证，所以在中国一系列建筑之中的精品，也是极罕有难得的。

大凡一派美术都分有创造、试验、成熟、抄袭、繁衍、堕落诸期，建筑也是一样。初期作品创造力特强，含有试验性。至试验成功，成绩满意，达尽善尽美程度，则进到完全成熟期。成熟之后，必有相当时期因承相袭，不敢，也不能，逾越已有的则例；这期间常常是发生订定则例章程的时候。再来便是在琐节上增繁加富，以避免单调，冀求变换，这便是美术活动越出目标时。这时期始而繁衍，继则堕落，失掉原始骨干精神，变成无意义的形式。堕落之后，继起的新样便是第二潮流的革命元勋。第二潮流有鉴于已往作品的优劣，再研究探讨第一代的精华所在，便是考据学问之所以产生。

中国建筑的经过，用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材料作参考，已经可以略略看出各时期的起落兴衰。我们现在也已走到应作考察研究的时代了。在这有限的各朝代建筑遗物里，很可以观察，探讨其结构和式样的特征，来标证那时代建筑的精神和技艺，是兴废还是优劣。但此节非等将中国建筑基本原则分析以后，是不能有所讨论的。

在分析结构之前，先要明了的是主要建筑材料，因为材料要根本影响其结构法的。中国的主要建筑材料为木，次加砖石瓦之混用。外表上一座中国式建筑物，可明显地分作三大部：台基部分、柱梁部分、屋顶部分。台基是砖石混用。由柱脚至梁上结构部分，直接承托屋顶者则全是木造。屋顶除少数用茅茨、竹片、泥砖之外自然全是用瓦。而这三部分——台基、柱梁、屋顶——可以说是我们建筑最初胎形的基本要素。

《易经》里“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还有《史记》里：“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可见这“栋”“宇”及“堂”（基）在最古建筑里便占定了它们的部位势力。自然最后经过繁重发达的是“栋”——那木造的全部，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木造结构，我们所用的原则是“架构制”（Framing System）。在四根垂直柱的上端，用两横梁两横枋周围牵制成一“间架”（梁与枋根本为同样材料，梁较枋可略壮大。在“间”之左右称柁或梁，在间之前后称枋）。再在两梁之上筑起层叠的梁架以支横桁，桁通一“间”之左右两端，从梁架顶上“脊瓜柱”上次第降下至前枋上为止。桁上钉椽，并排栉篦，以承瓦板，这是“架构制”骨干的最简单的说法。总之“架构制”之最负责要素是：（一）那几根支重的垂直立柱；（二）使这些立柱，互相发生联络关系的梁与枋；（三）横梁以上的构造：梁架，横桁，木椽，及其他附属木造，完全用以支承屋顶的部分。

“间”在平面上是一个建筑的最低单位。普通建筑全是多间的且为单数。有“中间”或“明间”“次间”“稍间”“套间”等称。

中国“架构制”与别种制度（如哥特式之“砌拱制”，或西欧最普通之古典派“垒石”建筑）之最大分别：（一）在支重部分之完全倚赖立柱，使墙的部分不负结构上重责，只同门窗隔屏等，尽相似的义务——间隔房间，分划内外而已。（二）立柱始终保守木质不似古希腊之迅速代之以垒石柱，且增加负重墙（Bearing Wall），致脱离“架构”而成“垒石”制。

这架构制的特征，影响至其外表式样的，有以下最明显的几点：（一）高度无形的受限制，绝不出木材可能的范围。（二）即极庄严的建筑，也是呈现绝对玲珑的外表。结构上既绝不需要坚厚的负重墙，除非故意为表现雄伟的时候，酌量增用外（如城楼等建筑），任何大建，均不需墙壁堵塞部分。（三）门窗部分可以不受限制，柱与柱之间可以完全安装透光线的细木作——门屏窗牖之类。实际方面，即在玻璃未发明以前，室内已有极充分光线。北方因气候关系，墙多于窗，南方则反是，可伸缩自如。

这不过是这结构的基本方面，自然的特征。还有许多完全是经过特别的美术活动，而成功的超等特色，使中国建筑占极高的美术位置的，而同时也是中国建筑之精神所在。这些特色最主要的便是屋顶、台基、斗拱、色彩和均称的平面布置。

屋顶本是建筑上最实际必需的部分，中国则自古，不殚烦难的，使之尽善尽美。使切合于实际需求之外，又特具一种美术风格。屋顶最初即不止为屋之顶，因雨水和日光的切要实题，早就扩张出檐的部分。使檐突出并非难事，但是檐深则低，低则阻碍光线，且雨水顺势急流，檐下溅水问题因之发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明了飞檐，用双层瓦椽，使檐沿稍翻上去，微成曲线。又因美观关系，使屋角之檐加甚其仰翻曲度。这种前边成曲线，四角翘起的“飞檐”，在结构上有极自然又合理的布置，几乎可以说它便是结构法所促成的。

如何是结构法所促成的呢？简单说：例如“庑殿”式的屋瓦，共有四坡五脊。正脊寻常称房脊，它的骨架是脊桁。那四根斜脊，称“垂脊”，它们的骨架是从脊桁斜角，下伸至檐桁上的部分，称由戗及角梁。桁上所钉并排的椽子虽像全是平行的，但因偏左右的几根又要同这“角梁平行”，所以椽的部位，乃由真平行而渐斜，像裙裾的开展。

角梁是方的，椽为圆径（有双层时上层便是方的，角梁双层时则仍全是方的）。角梁的木材大小几乎倍于椽子，到椽与角梁并排时，两个的高下不同，以致不能在它们上面铺钉平板，故此必须将椽依次地抬高，令其上皮同角梁上皮平。在抬高的几根椽子底下填补一片三角形的木板，称“枕头木”，如图二。

这个曲线在结构上几乎不可信地简单和自然，而同时在美观方面不知增加多少神韵。飞檐的美，绝用不着考据家来指点的。不过注意那过当和极端的倾向常将本来自然合理的结构变成取巧与复杂。这过当的倾向，外表上自然也呈出脆弱、虚张的弱点，不为审美者所取，但一般人常以为愈巧愈繁必是愈美，无形中多鼓励这种倾向。南方手艺灵活的地方，过甚的飞檐便是这种证例。外观上虽是浪漫的姿态，容易引诱赞美，但到底不及北方的庄重恰当，合于审美的最真纯条件。

屋顶曲线不止限于挑檐，即瓦坡的全部也不是一片直坡倾斜下来，屋顶坡的斜度是越往上越增加，如图三。

这斜度之由来是依着梁架叠层的加高，这制度称作“举架法”。这举架的原则极其明显，举架的定例也极其简单，只是叠次将梁架上的瓜柱增高，尤其是要脊瓜柱特别高。

使檐沿作仰翻曲度的方法，再增加第二层檐椽，这层檐甚短，只驮在头檐椽上面，再出挑一节。这样则檐的出挑虽加远，而不低下阻蔽光线。

总的说起来，历来被视为极特异神秘之屋顶曲线，并没有什么超出结构原则和不自然造作之处，同时在美观实用方面均是非常的成功。这屋顶坡的全部曲线，上部巍然高举，檐部如翼轻展，使本来极无趣、极笨拙的屋顶部，一跃而成为整个建筑的美丽冠冕。

在《周礼》里发现有“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之句。这句可谓明晰地写出了实际方面之功效。

既讲到屋顶，我们当然还要注意到屋瓦上的种种装饰物。上面已说过，雕饰必是设施于结构部分才有价值，那么我们屋瓦上的脊瓦吻兽又是如何？

脊瓦可以说是两坡相联处的脊缝上一种镶边的办法，当然也有过当复杂的，但是诚实地来装饰一个结构部分，而不肯勉强地来掩饰一个结构枢纽或关节，是中国建筑最长之处。

瓦上的脊吻和走兽，无疑的，本来也是结构上的部分。现时的龙头形“正吻”古称“鸱尾”，最初必是总管“扶脊木”和脊桁等部分的一块木质关键。这木质关键突出脊上，略作鸟形，后来略加点缀竟然刻成鸱鸟之尾，也是很自然的变化。其所以为鸱尾者还带有一点象征意义，因有传说鸱鸟能吐水，拿它放在瓦脊上可遏制火灾。

走兽最初必为一种大木钉，通过垂脊之瓦，至“由戗”及“角梁”上，以防止斜脊上面瓦片的溜下，唐时已变成两座“宝珠”在今之“戗兽”及“仙人”地位上。后代鸱尾变成“龙吻”，宝珠变成“戗兽”及“仙人”，尚加增“戗兽”“仙人”之间一列“走兽”，也不过是雕饰上变化而已。

并且垂脊上戗兽较大，结束“由戗”一段，底下一列走兽装饰在角梁上面，显露基本结构上的节段，亦甚自然合理。

南方屋瓦上多加增极复杂的花样，完全脱离结构上任务纯粹的显示技巧，甚属无聊，不足称扬。

外国人因为中国人屋顶之特殊形式，迥异于欧西各派，早多注意及之。论说纷纷，妙想天开。有说中国屋顶乃根据游牧时代帐幕者，有说象形蔽天之松枝者，有曰中国飞檐为怪诞者，有谓中国建筑类儿戏者，有的全由走兽龙头方面，无谓的探讨意义，几乎不值得在此费时反证。总之这种曲线屋顶已经从结构上分析了，又从雕饰设施原则上审察了，而其美观实用方面又显著明晰，不容否认。我们的结论实可以简单地承认它艺术上的大成功。

中国建筑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并且与屋顶有密切关系的，便是“斗拱”部分。最初檐承于椽，椽承于檐桁，桁则架于梁墙。此梁端即是由梁架延长，伸出柱的外边。但高大的建筑物出檐既深，单指梁端支持，势必不胜，结果必产生重叠木“翘”支于梁端之下。但单籍木翘不够担全檐沿的重量，尤其是建筑物愈大，两柱间之距离也愈远，所以又生左右岔出的横“拱”来接受“檐桁”。这前后的木翘，左右的横拱，结合而成的“斗拱”全部（在拱或翘昂的两端和相交处，介于上下两层拱或翘之间的斗形木块称“枓”）。“昂”最初为又一种之翘，后部斜伸出斗拱后用以支“金桁”。

斗拱是柱与屋顶的过渡部分。使支出的房檐的重量渐次集中下来直到柱的上面。斗拱的演化，每是技巧上的进步，但是后代斗拱（约略从宋元以后），便变化到非常复杂，在结构上已有过当的部分，部位上也有改变。本来斗拱只限于柱的上面（今称柱头斗），后来为外观关系，又增加一攒所谓“平身科”者，在柱与柱之间。明清建筑上平身科加增到六七攒，排成一列，完全成为装饰品，失去本来的功用。“昂”之后部功用亦废除，只余前部形式而已。

不过当复杂的斗拱，的确是柱与檐之间最恰当的关节，集中横展的屋檐重量，到垂直的立柱上面，同时变成檐下的一种点缀，可作结构本身变成装饰部分的最好条例。可惜后代的建筑多减轻斗拱的结构上重要，使之几乎纯为奢侈的装饰品，令中国建筑失却一个优越的中坚要素。

斗拱的演进式样和结构，限于篇幅不能再仔细述说，只能就它的极基本原则上在此指出它的重要及优点。

斗拱以下的最重要部分，自然是柱，及柱与柱之间的细巧的木作。魁伟的圆柱和细致的木刻门窗对照，又是一种艺术上的满意之点。不止如此，因为木料不能经久的原始缘故，中国建筑又发生了色彩的特征。涂漆在木料的结构上为的是：（一）保存木质抵制风日雨水，（二）可牢结各处接合关节，（三）加增色彩的特征。这又是兼收美观实际上的好处，不能单以色彩作奇特繁华之表现。彩绘的设施在中国建筑上非常之慎重，部位多限于檐下结构部分，在阴影掩映之中。主要彩色亦为“冷色”如青蓝碧绿，有时略加金点。其他檐以下的大部分颜色则纯为赤红，与檐下彩绘正成反照。中国人的操纵色彩可谓轻重得当。设使滥用彩色于建筑全部，使上下耀目辉煌，必成野蛮现象，失掉所有庄严和调谐。别系建筑颇有犯此忌者，更可见中国人有超等美术见解。

至彩色琉璃瓦产生之后，连黯淡无光的青瓦，都成为片片堂皇的黄金碧玉，这又是中国建筑的大光荣，不过滥用杂色瓦，也是一种危险，幸免这种引诱，也是我们可骄傲之处。

还有一个最基本结构部分——台基——虽然没有特别可议论称扬之处，不过在全个建筑上看来，有如许壮伟巍峨的屋顶如果没有特别舒展或多层的基座托衬，必显出上重下轻之势，所以既有那特种的屋顶，则必须有这相当的基座。架构建筑本身轻于垒砌建筑，中国又少有多层楼阁，基础结构颇为简陋。大建筑的基座加有相当的石刻花纹，这种花纹的分配似乎是根据原始木质台基而成，积渐施之于石。与台基连带的有石栏、石阶、辇道的附属部分，都是各有各的功用而同时又都是极美的点缀品。

最后的一点关于中国建筑特征的，自然是它的特种的平面布置。平面布置上最特殊处是绝对本着均衡相称的原则，左右均分的对峙。这种分配倒并不是由于结构，主要原因是起于原始的宗教思想和形式，社会组织制度，人民习俗，后来又因喜欢守旧仿古，多承袭传统的惯例。结果均衡相称的原则变成中国特有的一个固执嗜好。

例外于均衡布置建筑也有许多。因庄严沉闷的布置，致激起故意浪漫的变化；此类若园庭、别墅，宫苑楼阁者是平面上极其曲折变幻，与对称的布置正相反其性质。中国建筑有此两种极端相反布置，这两种庄严和浪漫平面之间，也颇有混合变化的实例，供给许多有趣的研究，可以打消西人浮躁的结论，谓中国建筑布置上是完全的单调而且缺乏趣味。但是画廊亭阁的曲折纤巧，也得有相当的限制。过于勉强取巧的人工虽可令寻常人惊叹观止，却是审美者所最鄙薄的。

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中国建筑上的几个弱点。（一）中国的匠师对木料，尤其是梁，往往用得太费。他们显然不明了横梁载重的力量只与梁高成正比例，而与梁宽的关系较小。所以梁的宽度，由近代的工程眼光看来，往往嫌其太过。同时匠师对于梁的尺寸，因没有计算木力的方法，不得不尽量地放大，用极大的Factor of Safety（安全系数），以保安全。结果是材料的大靡费。（二）他们虽知道三角形是唯一不变动的几何形，但对于这原则极少应用。所以中国的屋架，经过不十分长久的岁月，便有倾斜的危险。我们在北平街上，到处可以看见这种倾斜而用砖墙或木柱支撑的房子。不唯如此，这三角形原则之不应用，也是屋梁费料的一个大原因，因为若能应用此原则，梁就可用较小的木料。（三）地基太浅是中国建筑的大病。普通则例规定是台明高之一半，下面再垫上几点灰土。这种做法很不彻底，尤其是在北方，地基若不刨到结冰线（Frost Line）以下，建筑物的坚实方面，因地的冻冰，一定要发生问题。好在这几个缺点，在新建筑师的手里，并不成难题。我们只怕不了解，了解之后，要去避免或纠正是很容易的。

结构上的细部枢纽，在西洋诸系中，时常成为被憎恶部分。建筑家不惜费尽心思来掩蔽它们。大者如屋顶用女儿墙来遮掩，如梁架内部结构，全部藏入顶篷之内；小者如钉，如合叶，莫不全是要掩藏的细部。独有中国建筑敢袒露所有结构部分，毫无畏缩遮掩的习惯，大者如梁，如椽，如梁头，如屋脊；小者如钉，如合叶，如箍头，莫不全数呈露外部，或略加雕饰，或布置成纹，使转成一种点缀。几乎全部结构各成美术上的贡献。这个特征在历史上，除西方哥特式建筑外，唯有中国建筑有此优点。

现在我们方在开始研究，将来若能将中国建筑的源流变化悉数考察无遗，那时优劣诸点，极明了地陈列出来，当更可以慎重讨论，作将来中国建筑趋途的指导。省得一般建筑家，不是完全遗弃这已往的制度，则是追随西人之后，盲目抄袭中国宫殿，作无意义的尝试。

关于中国建筑之将来，更有特别可注意的一点：我们架构制的原则适巧和现代“洋灰铁筋架”或“钢架”建筑同一道理，以立柱横梁牵制成架为基本。现代欧洲建筑为现代生活所驱，已断然取革命态度，尽量利用近代科学材料，另具方法形式，而迎合近代生活之需求。若工厂、学校、医院，及其他公共建筑等为需要日光便利，已不能仿取古典派之垒砌制，致多墙壁而少窗牖。中国架构制既与现代方法恰巧同一原则，将来只需变更建筑材料，主要结构部分则均可不有过激变动，而同时因材料之可能，更作新的发展，必有极满意的新建筑产生。

第二章

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¹⁾

建筑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和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与习俗风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的繁荣或衰落，对外战争或文化交流和敌人入侵等都会给当时建筑留下痕迹。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这一切，孤立地去研究建筑本身的发展演化；那样我们将无法了解建筑发展的真实内容，不能得出任何正确的结论。

中国建筑也是如此。它随着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就是随着不同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特点，但是同时还反映出这特点所产生的当时的社会思想意识，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建筑的工程技术，但建筑艺术却是直接受到当时思想意识的影响，只是间接地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

现在我们试将中国四千年历史中建筑的发展分成若干主要阶段、将各个阶段中最有代表性的现存实物和文史资料中的重要建筑与建筑活动的叙述加以分析，说明它们的特点，并从它们和整个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的观点上来了解观察这些特点：看它们是怎样被各个不同时代的劳动人民创造出来，解决了当时实际生活所提出来的什么样的复杂问题；在满足当时使用者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许多不同的要求时，曾经创造过些什么进步传统，累积了些什么样的工程技术方面的经验和取得了什么样的造型艺术方面的成就。

这些阶段彼此并不是没有联系的。相反，它们都是互相衔接不可分割的；虽是许多环节，却组成了一根整的链条。每一时代新的发展都离不开以前时期建筑技术和材料使用方面积累的经验，逃不掉传统艺术风格的影响。而这些经验和传统乃是新技术、新风格产生的必要基础。

各时代因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都一定要向建筑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新的要求。这些社会生活的变化，一大部分是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因此这些新问题、新要求也有一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意识的，不完全属于物质基础的。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满足这些新要求，便必须尝试某些新的表现方法，渗入原来已习惯的方法中，创造出某些新的艺术体形、新的艺术内容，产生出新的艺术风格；并且同时还不得不扬弃某些不再合用的作风和技术。这样，在前一时期原是十分普遍的建筑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便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变，后一时期的建筑特点就开始萌芽。这就是建筑的传统与革新的必定的过程。

在相当一个时期之内，最普遍的、已发展成熟且代表着数量较大、为当时主要类型的建筑物的风格特征的，我们把它们概括地归纳在一个历史阶段之内。因此这个阶段中，前后期的实物必然是承上启下的、有独特变化的一些范例。我们现在很不成熟地暂将几千年的中国建筑大略分成如下七个阶段，为的是能和大家将来做更细致的商榷和研究。

从远古到殷

考古学家在河北省房山县⁽²⁾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北京人”遗址供给我们中国建筑史上最早的实物资料。它说明四五十万年前，华北平原上使用极粗的石器，已知用火的猿人解决居住问题的“建筑”是天然石灰岩洞穴。

在周口店猿人洞的山顶上又发现有约十万年前的人骨化石、石器和骨器。考古家称这时期的文化为“山顶洞文化”。这时遗留的兽骨、鱼骨，证明这时的人过的是渔猎生活。遗物中有骨针，证明他们已有简单的缝纫；人骨化石旁散有染红的石珠，显然他们已有爱美装饰的观念。

天然洞穴之外，还有人工挖掘的窖穴，许多是上小下大的“袋形穴”。这些大约是公元前三千年的遗迹。在华北黄土区削壁上也有掘进土壁的水平的洞。

中国境内一向居住着文化系统不同、祖先世系不同的各种族。他们各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和自然界作斗争，发展自己的文化，也互相有冲突、互相影响，以至于融合。在地下遗物中留着不少痕迹。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有较细的石器、石制农具、石制纺轮、石镞和彩色陶器等遗物的遗址。这些遗物证明居住在这里的人的生活情况是畜牧业和最原始的农业逐渐代替了渔猎，因而开始定居并有了手工业。和它同系的文化散布在广大的中国西北地区，总称作“仰韶文化”。当时的人居住过的遗址多半在河谷里，大约为了取水方便，又可以利用岸边高地掘洞穴。在山西夏县遗址中所见，他们的住处是挖一长方形土坑，四面有壁，像小屋，屋屋相连，很像村落。仰韶文化是中国先民所创造的重要文化之一，考古家推断为黄帝族的文化，比羌、夷、苗、黎等族有更高的成就，距今约有四五千年。这时期不但有较细致的石制骨制器物，而且纹饰复杂，色彩美丽，有犬、羊和人的形纹画在陶器上。遗迹中有许多地穴，虽然推测穴上也可能有树枝茅草构成的覆盖部分，但因木质实物丝毫无存，无法断定。

古代文献给我们最早的记录资料是春秋时人提到的尧、舜时期的房子：尧的“堂高三尺，茅茨土阶”。现在我们所已得到的最早的建筑实物是河南安阳殷时代的宫殿或家庙遗址：底下有高出地面的一个土台，上有排列的石础和烧剩的木柱的残炭。大体上它们是符合于“堂高三尺”的说法的。但由于殷墟遗址上地穴仍然很多，一般人民居住的主要仍是穴居和半穴居方法，有茅茨和高出地面的土台的，可能是阶级社会开始时的产物，在尧时还没有出现。殷墟夯土台以下所发现比殷文化更早的穴居，它们是两两相套的圆形穴，状如葫芦，也像古代象形字里的“patch”（宫）字，穴内墙面已用白灰涂抹。

阶级社会开始于夏。夏的第一代禹是原始灌溉的发明者，又因同黎族、苗族战争胜利，把俘虏做奴隶，用于生产，是生产力大大跃进的时代。

生产力的提高开始影响到生产关系。禹的儿子启承继父亲做酋长，开始了世袭制度。历史上称这一世系的统治者为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由这个时期起才开始破坏了原始公社制度，产生了阶级社会；社会中贵与贱，贫与富逐渐分化，向着奴隶制度国家发展。

夏的文化就是考古学家所称的黑陶或龙山文化，分布地区很广（河南、山东和江南都有遗物发现），农业知识和手工艺的水平高于仰韶文化。但夏时常迁都，主要遗址尚待发掘。传说夏有城郭叫作“邑”。财产私有才有了保卫的必要；有了奴隶的劳动，城池一类的大土方建筑也成了可能。在山东龙山镇城子崖发现一处有版筑城墙的遗址，墙高约六米，厚约十米，南北长四五○米，东西宽三九○米，工程坚固，但是否夏的实例，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夏启袭位以后，召集各部落首长在“钩台”大会，宣告自己继位。因为夷族不满意，启迁到汾浍流域的大夏，建都称作“安邑”。这两个作为地名的“台”和“邑”，和这类型的建筑物可能是有关系的。高出地面的和围起来的建筑物似乎都是在阶级社会形成的初期出现的。

夏启传到著名暴君桀是四百多年长的时间，纺织业和陶器物都很发达，已用骨占卜，后半期也有铜的遗物。文化又有若干进展。奴隶主的残酷统治招致了灭亡。夏桀是被殷的祖先商汤所灭。

商是在东方的部落，在灭夏以前已有十几代，文化已有相当发展，农业知识比夏更高，手工业也更进步，并且已利用奴隶生产，增加货物的制造。和建筑技术有密切关系的造车技术也传说是汤的祖先相土和王亥等所发明的。尤其是王亥曾驾着牛车在部落间做买卖交易货物，这个事实和后代的殷民驾车经营商业的习惯有关。

商汤传了十数代，迁都五次，到盘庚才迁移到现在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这地方就是考古学家曾作科学发掘研究的殷墟遗址所在。内中有供我们参考的中国最早的地面建筑物的基址残迹。盘庚以后传到被周武王灭掉的纣，商朝文化又经过六百余年的发展。

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商朝的文化比夏朝更有显著的进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文学、音乐、艺术、医药、天文、历法、历史等科学，在商朝都奠定了初基，建筑也不例外。

殷墟遗址的发掘给了我们一些关于殷代建筑的知识。遗址是一些土台，大致按东西和南北的方向排列着，每单位是长方形的，长面向前。发掘所见有夯土台基，柱下有础石，且用铜板垫在柱下，间架分明，和后代建筑相同。因有东西向的和南北向的基址，可见平面上已有“院”的雏型。大建筑物之前还有距离相等的三座作为大门的建筑。韩非子所说的尧“堂高三尺，茅茨土阶”倒很像是描写殷代的宫殿或家庙的建筑。至于《史记》所说“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形状如何，已不可见。殷亡后，封在朝鲜的殷贵族箕子来朝周王，路过殷墟，有“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的话。我们知道这些建筑在周灭殷时就全部被焚毁了。考古学家断定殷墟所发掘的基址是“家庙”。这些基址的周围有许多坑穴，埋着大量的兽骨——祭祀时所杀的祭牛，乃至象、鹿等骨骼，也有埋着人骨的。另外经过发掘的是一些大型墓葬，内部用巨木横叠结构作墓室，规模庞大，不但殉葬器物数量大，珍品多，还杀了大量俘虏殉葬。这些资料所反映的情况是殷统治者残酷地对待奴隶，迷信鬼神，隆重地祭祀祖先，积聚珍品器物，驱使有专门技术的工奴为统治者制造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纺织等和进行房屋建造。遗址中还有制造各种器物的工场。

西周到春秋·战国

周是注重农业生产而兴旺起来的小部落，对耕作的奴隶比较仁慈。周文王的祖父太王的时代，被戎狄所迫，不愿战争，率领一批人民迁到岐山下（陕西岐山县），许多其他地方的人民来依附他，人口增多。太王在周原上筑城郭家屋，让人居住，分给小块土地去开垦，和耕种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从此就开始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也成立了初具规模的小国。

在我国最古的文学作品《诗经》里有一篇关于周初建筑的歌颂和描写，使我们知道，周初开始的新政治制度的建筑和殷末遗址中迷信鬼神，残酷对待奴隶的建筑，内容上是极不相同的。诗里先提到的是生活更美好，人民对这次建造有很高的情绪，例如说周祖先过去都是穴居的，“未有家室”，而迁到岐下时便先量了田亩，划出区域，找来管工程的“司空”和管理工役的“司徒”，带了木板、绳子和版筑用的工具来建造房子。他们打着鼓，兴奋地筑起许多堵用土夯筑的墙壁。接着又说先建了顶部舒屋如翼的宗庙，“作庙翼翼”，然后又立起很高的“皋门”和整齐的“应门”，然后筑集会用的“大社”的土台或广场。虽然当时的具体形象我们不得而知，可注意的是这时建筑已不是单纯解决实用的而是有代表政治制度思想内容的作用的；并且在写这章诗的年代，已意识到人们对自己所创造的建筑物的艺术形象所起的效果是感觉愉快而骄傲的。

周文王反对殷统治的残暴、贪财、侈奢、酗酒和嬉游无度，荒废耕地。他自己所行的是裕民政策，他的制度建立在首领奉行“代天保民”，后代称为行“仁政”的思想上。事实上，这就是征收较有节制的租税，不强迫残暴的劳役，让农家有些积蓄，发生力耕的兴趣，提高生产。关于这种政治情况的时代的建筑物，一定还很简单朴实，如《诗经》所载周文王著名的灵囿，囿中有灵台和灵沼。古代的囿是保留着有飞禽走兽供君王游猎的树林区；内中的台和沼，就是供狩猎时瞭望的建筑和养禽鸟的池沼。这种供古代统治者以射猎集会、聚众游宴的台，或开始于更远古利用天然的土丘而发展的，到了春秋战国，诸侯强盛的时候，才成为和宫室同样重要的台榭建筑。再发展而成为秦汉皇宫苑囿中的一种主要建筑物，侈丽崇峻的台殿楼观，积渐成为中国建筑中“亭台楼阁”的传统。

《诗经》中有一篇以文王灵台为题材，描写人民为他筑台时的踊跃情形以反映政治良好的气象的诗。足见封建初期征用劳动力还有限，劳动人民和统治者在利益上，还没有大的矛盾，对于大建筑物的兴建，人民是有一定的热情和兴趣的。这正是周制度比商进步的证据。但是无可疑问的，这时周的工艺还简陋，远不如代代有专门技术奴隶进行制造奢侈器物的商和殷。殷统治下的氏族百工，分工很细，有大量奴隶。周公灭殷时，分殷民六族给鲁，七族给卫，内中就有九种专工。殷的铜器和刻玉，不但在技术上达到高度发展，在艺术造型和纹样图案方面也到了精致无比的程度。周占有了殷的百工后，文化艺术才飞跃地向前发展了。

西周之初，曾建造过三次城，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反映出它的发展，且每次内容也都反映出当时政治经济情况的特点。第一次是他们农业发展到渭水流域，在沣水西边，文王建丰邑。第二次是武王建镐京，不但在沣水东边，而且由称“邑”到称“京”，在规模上必然是有区别的。第三次是周公在洛阳建王城，后来称东京。这次的营建是政治军事的措施。周灭东边的强国殷，俘虏了殷的贵族（大小奴隶主们），降为庶民；他们不服，周称他们作“顽民”，成了周政治上的一个问题。为了防止叛乱，能控制这些“顽民”，周公选了洛阳，筑了成周，把他们迁到那里生产，并驻兵以便镇压。因此在成周之西三十余里，建造了中国最古的有规划的极方正的王城。这种王城的规模制度，便成了中国历代封建都市的范本。

一向威胁西周安全的是戎狄，反映在建筑上就有烽火台这种军事建筑物，它是战国时各国长城的先声。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遗址从未作过科学发掘的西周建筑，没有一点具体实物资料。号称周文王陵的大坟墓也有待于考古家发掘证实；过去有所谓文王丰宫的瓦当是极可怀疑的遗物。

周的政治制度，且说是封建制度的萌芽，但是在建筑物上显然表现出当时是利用大量奴隶俘虏进行建造的，如高台、土城、陵墓都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有大量土方的工程，而主要的劳动力的来源是俘虏的奴隶。

西周被戎狄攻入，迁到洛阳称东周以后到春秋战国，王室衰微，诸侯各在自己势力范围内有最大权威，成立独立的大小国家。他们不严格遵守领主所有制：原来领主封得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产生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又因开始使用铁器，不但农业生产提高，并且大大影响到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诸侯国的商业比周王国更发达。各处出现了大小都邑，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郑的郑邑，卫的卫邑和晋的绛，后来还有秦的咸阳和楚的寿春等等。这些城邑，都是人口增多，成了大商业中心。临淄的人口增到了七万户。手工业者由奴隶的身份转变为自由职业的匠人，还有自己的“肆”，坐在肆中生产并营业。巧匠是很被推崇的人物。尤其是木匠和造车的，都留下闻名到后代的匠师，如鲁的公输班和轮匠扁这样的人物。

春秋战国时代，不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起了变化，各国文化也因同非华族的民族不断战争和合并，推动了很蓬勃的发展。东方齐、鲁、卫早在商殷的基础上加了夷族的贡献，发展了华夏文化；最先使用铁器的就是夷族。南方又有楚越开发长江流域的文化，吸收苗人的成就，如蚕业和漆器的卓越成就，不可能没有苗民的贡献。西方的秦在戎狄中称霸，开国千里，又经营巴蜀，一跃而成为诸侯国中最先进的国家。晋楚中间的小国郑，商业极端发达，用自己的经济特点维持在大国间自己一定的势力。近来新郑出土的铜器证明它的手工业也有自己极优秀的创造。这时北方的燕开始壮大，筑长城防东胡，发展中国北面的文化。韩、赵、魏三家分晋，各自独立发展，仍然都是强国。这样分布在全中国多民族的文化发展，后来归并成了七国，是统一中国的秦汉的雄厚基础，其中秦楚的贡献最大。

在建筑上，这时期最重要的是为农业所最需要的“邑”的组织形式：如有“十室之邑”和“千室之邑”等这种不同的单位。大都邑有时也称国，国有城池之设，外有乡民所需要的“郭”；内有商业所需要的“市”；卿士们所住的“里”；手工业生产者所需要的“肆”；诸侯的宫室、宗庙、路寝；招待各国使者的“馆”；王侯宴会作乐的“台榭陂池”，以及统治者的陵墓。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愈大，技术愈精，艺术愈高，统治者愈会设法占有一切最高成就为他们的权利，乃至于不合理的享乐服务。宫室和台榭等在这个时代，很自然地开始有雕琢加工的处理出现。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文献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例子。

今天我们所能见的建筑实物只有基址坟墓。大陵也还没有系统地发掘，小墓过于简单，绝不能代表当时地面建筑所达到的造型或技艺的水平。从墓中出土的文物来看，战国时工艺实达到惊人的程度。东周诸侯各国器物都精工细作，造型变化生动活泼，如金银镶错的器物，工料和技艺都可称绝品。新郑的铜器，飞禽立雕手法鲜明；楚文物中木雕刻、漆器、琉璃珠等都是工艺中登峰造极的。当时有多少这样的工艺用到建筑上，我们无法推测。它们之间必然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则可以断言。

文献上“美宫室，高台榭”的记载很多。鲁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赵文子自营居室，“斫其椽而砻之”，是建筑上加工的证据。晋平公“铜鞮之宫数里”。吴王夫差的宫里“次有台榭陂池”，建筑规模是很大的。由余见了秦穆公的“宫室积聚”，曾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这两句话正说出了工程技巧令人吃惊，而归根到底一切是人民血汗和智慧的意思。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建筑规模、艺术加工，绝不会和当时其他手工艺完全不相称。

在发掘方面，我们只有邯郸赵丛台和易县燕下都的不完整基址。这些基址证明当时诸侯确是纷纷“高台榭以明得志”。最具体的形象仅有战国猎壶上浮雕的一座建筑物。建筑物约略形状已近似汉画中所常见的。虽然表现技术是古拙的，所表现的结构部分却很明确，显然是写实的。根据它，我们确能知道战国寻常木结构房屋的大体。

没有西周到春秋战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发展时期蓬勃的创造为基础，两汉灿烂的文化是不可能的。

秦·汉·三国

秦逐渐吞并六国，建立空前的封建极权皇朝，建筑也相应地发展到空前的规模。

秦的都城咸阳原是战国时七国之一的王城规模。秦每攻灭一个国家，就在咸阳的北面仿建这个国家的宫室。到秦统一六国，战国时期各国建筑方面的创造经验也就都随而集中到咸阳。战国以来各国高台榭、美宫室的各种风格在秦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发展出集珍式的咸阳宫室。这些宫殿又被“复道”和“周阁”连接起来，组合成复杂连续的组群，在总的数量以及艺术的内容上是远超出六国宫室之上的。

公元前二二一年，全国统一之后，形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咸阳从前秦所建的王宫已经不能适应新情况的要求；到公元前二一二年开始兴建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这座空前宏伟的宫是以全国统一的政治中心的规模建造的，位置在咸阳南面的渭水南岸。主要的“前殿”建在雄伟的高台上；根据记载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面可以坐万人，台下可以竖立高五丈的大旗；周回都有阁道；殿前有“驰道”，直达南山，并加筑南山的山顶，作为殿前的门阀；殿后加“复道”，跨过渭水与咸阳相连。这种带山跨河，长到几十里的布置手法以及咸阳附近二百里内建造了二百七十多处宫观和大量连属的复道的纪录，可以看到秦代建筑惊人的规模。

极其夸张的宫室建筑之外，秦代建筑雄大的规模也表现在世界驰名的长城上。秦代的长城是西起临洮，东到辽东，借战国各国旧有的长城为基础，用三十万士兵囚犯筑成的跨山越野蜿蜒数千里的军事工程。与长城相当的还兴筑了贯通全国重要城市的军用“驰道”，也是非常惊人的措施。

这些完全不顾民力的庞大建设工程，一方面表现了秦代惨酷的军事统治，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战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在得到统一之后发挥出的力量；整个秦代的建筑在新的经济基础上的发展是远超越了以前各时代，开创了新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的规模。

秦代的宏伟建筑仍是以木材结构配合极大的夯土高台建成的。这些庞大的工役一部分由内战时代的俘虏担任，另一部分是征召来的人民在暴力强迫下进行的。秦以胜利者的淫威，在不顾民力的大兴工役中，横征暴敛，使人民流离死亡，更加深了阶级矛盾，促成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人民血汗和智慧所创造的咸阳壮丽的宫室只被人民认作残暴统治的象征。项羽领兵纵火全部烧毁它们以泄愤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此每次在易朝换代的争夺中，人民的艺术财富，累积在统治者的宫中纪念性建筑组群里的，都不能避免遭到残酷的破坏。

秦代的建筑现在仅能从阿房宫遗址和骊山秦始皇陵庞大的土方工程上看到当时的规模。秦始皇陵内部原有豪华的建筑和陈设也遭到项羽入关时的劫掠破坏。但这部分秦代人民的创造残余部分，无疑还埋藏在地下，等待考古科学家加以发掘整理。

西汉是秦末的农民斗争产生的封建统一王朝。这次起义所表现人民的力量，使汉初的统治者采用简化刑法和减轻剥削的政策，使人民得到休息，恢复了生产。

汉初的建筑是在战争没有结束时进行的。重要的建筑是在咸阳附近利用秦的离宫故基为基础修建的长乐宫。这座宫周围二十里，是一座具有高台大殿和许多附属殿屋的宫城。

接着建造的未央宫是西汉首创的一座宫。它的周围是二十八里，主持规划的是萧何，技术方面负责的是军匠出身的阳城延。刘邦曾因见到这座建筑的奢侈华丽而发怒。萧何说他主张建造未央宫的理由是“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这说明他认识到统治者可以使他的建筑作为巩固他的政权的一种工具；认识到建筑艺术所可能有的政治作用。这个看法对以后历代每次建立王朝时对于都城和宫室等艺术规模的重视起了很大的影响。

未央宫的前殿是以龙首山作殿基，使这座大殿不必使用大量的土方工程，就很自然地高耸出附近的建筑之上。这是高台建筑创造性的处理，目的在避免秦代那样使用大量人力进行土方工程的经验。

长乐、未央两宫都在秦咸阳附近，都是独立完整成组的规模。后建的未央宫是据龙首山决定的位置，两宫东西之间虽距离很近，但不是很整齐并列的。到公元前一八七年筑长安城时，南面包括两宫在内，北面因发展到渭水岸边，因此汉长安城的平面图形南北部不是整齐的直线。但这座壮丽大城的城内是规划成方正整齐的坊里，贯以平直宽阔的街道组成的，他的规模也发展到周围六十五里。

汉初的政策使农业得到急速的发展，到武帝时七十年间的和平时期，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随着经济的繁荣，西汉这时的国力和文化都超出附近国家。当时北方游牧的匈奴是最强悍的民族，屡次侵入北方边境；中国甘肃以西的少数民族分成三十六国，都附属于匈奴。汉武帝想削弱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了解各国情况，并企图掌握与西方商业交通的干路。汉代因向西的发展而与优秀的古代小亚细亚和印度的文化接触，随着疆域的扩张和民族斗争的胜利，突破了以前局限的世界地理知识，形成大国的气派和自信。汉武帝时是早期封建社会的高峰，这时期的建筑，除增建已有的宫室之外，又新建了许多豪侈的建筑，其中如长安的建章宫和云阳的甘泉宫都是极其宏阔壮丽的庞大的建筑群。

建章宫在长安城西附郭，前殿更高于未央，宫内的建筑被称为“千门万户”，所连属的囿范围数十里；宫内开掘人工的太液池，并垒土作山，池中的渐台高二十余丈。高建筑如神明台、井干楼各高五十丈。神明台上有九室，又立起承露盘高二十丈，直径大有七围。井干楼是积叠横木构成的复杂木构建筑。中国最早的高层建筑在这时候产生了。

长安东南的上林苑周围三百余里，其中离宫七十多座，能容千骑万乘。

西汉的宫室园囿很多是就秦代所筑的高基崇台作基础的，一般建筑规模并不小于秦代。由于生产关系比秦代进步，整个国家在蓬勃发展中，因此许多游乐性质的建筑在工料上又超过了秦代。这个时期的建筑，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西汉农业的发展走向自由兼并。随着土地集中，阶级分化，到西汉末引起的农民起义，又再次在混战中焚毁了长安的宫室。

东汉是倚靠地主阶级的官僚政权统治人民的，国家的财力比较分散，都城洛阳的宫室规模不及长安，但在规划上更发展了整齐的坊里制度，都城的部署比长安更整齐了。

这时期的建筑，是王侯、外戚、宦官的宅第非常兴盛，如桓帝时大将军梁冀大建宅第，其妻孙盛也对街兴建，互相争胜。建筑是连房洞户，台阁相通，互相临望。柱壁雕镂，窗用绮疏青琐，木料加以铜和漆，图画仙灵云气；又广开苑囿，垒土筑山；飞梁石蹬，凌跨水道，布置成自然形势的深林绝涧。豪侈的建筑之外，宅第中的园林建筑也非常讲究。这些宅第的建筑记载超过了宫室，正反映着东汉社会的具体情况。

东汉洛阳的建筑也在末年的军阀战争中被董卓焚毁了。

这时期中可能是由于与西方交通的影响，用石材建造坟墓前纪念性建筑的风气逐渐兴盛。现在还留下少数坟墓前的石阙和石祠，其中如西康⁽³⁾雅安的高颐阙，山东嘉祥的武氏石阙和石室都是比较著名的遗物。在雅安的高颐阙选用的式样和浮刻上是充分地应用了当时的木建筑形式。在这些比例谨严的石刻遗物上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汉代建筑艺术形象。

考古学家发现的明器中有许多陶制的建筑模型和画像砖，使我们具体地看到汉代建筑的形象，由殿宇、堂屋、楼阁、台榭、庭院、门阙、城楼、桥梁到仓廪、厩厕等等。还有每次发掘所发现的汉代工艺美术品，其中如丝织、漆器、铜器之中，都有极其精美的作品，与汉代辉煌的物质文化发展情况相符合。而汉代建筑的精华则不是现存这些砖石坟墓的建筑或明器上所表现的所能代表的。在对大规模的遗址还没有作科学发掘工作的目前，我们仅能认识到汉代建筑的一些片断而已。

三国分裂的时期中，曹魏所据的中原地区有比较优越的人力和物质条件，建筑的规模也比较大。这时期中最突出的成就是曹操经营的邺城。从这座都城的文献记载上可以看到简单明确的分区规划和中轴对称的布局是发展到比东汉的洛阳更高的水平上。邺城的规划中如皇宫位置在城内中轴的北部，使皇宫面临城内纵横相交的主要干道；居民的坊里布置在城内南部；左右干道的交点布置成坊市的中心等先进的方式，都是隋唐长安的先型。

南方比较边远的地区，经吴和蜀两国的经营，经济文化都得到一定的发展。从考古学家发现的一些片断资料看到整个三国时期大致仍是汉代工程技术与艺术风格的继续，并没有显著的变化。

晋·南北朝·隋

六朝的建筑是衔接中国历史上两个伟大文化时期——汉代与唐代的——桥梁，也是这两时期建筑不同风格急剧转变的关键。它是由汉以来旧的、原有的生活习惯、思想意识和新的社会因素，精神上和物质上剧烈的新要求由矛盾到统一过程中的产物。产生这新转变的社会背景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北方鲜卑、羌等胡族占据中原——所谓“五胡乱华”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所起的各种复杂的变化。二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士族豪门带了大量有先进技术的劳动人民大举南渡，促进了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三是在晋以前就传入的佛教这时在中国普遍的传播和盛行，全国上下的宗教热忱成了建筑艺术的动力。新的民族的渗入，新的宗教思想上的要求，和随同佛教由西域进来的各种新的艺术影响，如中亚、北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各种艺术和各种作风，不但影响了当时中国艺术的风尚手法，并且还发展了许多新的，前所未有的建筑类型及其附属的工艺美术。刻佛像的摩崖石窟，有佛殿、经堂的寺院组群，多层的木造的和砖石造的佛塔，以及应用到世俗建筑上去的建筑雕刻，如陵墓前石柱与石兽和建筑上的装饰纹样等，就都是这时期创造性的发展。

寺院组群和高耸的塔在中国城市和山林胜景中的出现划时代地改变了中国地方的面貌。千余年来大小城市，名山胜景，其形象很少没有被一座寺院或一座塔的侧影所丰富了的。南北朝就是这种建筑物的创始时期。当时宗教艺术是带有很大群众性的。它们不同于宫廷艺术为少数人所独占，而是人人得以观赏的精神食粮，因此在人民中间推动了极大的创造性。

北魏统治者是鲜卑族，尊崇佛教的最早的表现方法之一是在有悬崖处开凿石窟寺。在第五世纪后半叶中，开凿了大同云冈大石窟寺。最初或有西域僧人参加，由刻像到花纹都带着浓重的西域或印度手法风格。但由石刻上看当时的建筑，显然完全是中国的结构体系，只是在装饰部分吸取了外来的新式样。北魏迁都到洛阳，又在洛阳开凿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中不但建筑是原来中国体系的，就是雕刻佛像等等，也有强烈的汉代传统风格。表现的手法很明显是在汉朝刻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敦煌石窟壁画上所见也证明在木构建筑方面，当时澎湃的外来的艺术影响并没有改变中国原有的结构方法和分配的规律。佛教建筑只是将中国原有的结构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来解决新问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塔和佛殿。

当时的塔基本上是汉代的“重楼”，也就是多层的小楼阁，顶上加以佛教的象征物——即有“覆钵”和“相轮”等称作“刹”的部分。这原是个缩小的印度墓塔（中国译音称作“窣堵坡”或“塔婆”）。当时匠人只将它和多层的小楼相结合，作为象征物放在顶部。至于寺院里的佛殿，和其他非宗教的中国庭院殿堂的构造根本就没有分别。为了内容的需要，革新的部分只在殿堂内部的布置和寺院组群上的分配。

这时期最富有创造性而杰出的建筑物应提到嵩山嵩岳寺砖塔。在造型上，它是中国建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试用十二角形的平面来代替印度“窣堵坡”的圆形平面，用高高的基座和一段塔身来代表“窣堵坡”的基座和“覆钵”（半球形的塔身），上面十五层密密的中国式出檐代表着“窣堵坡”顶上的“刹”。不但这是一个空前创作，而且在中国的建筑中，也是第一个砖造的高度达到近乎四十米的高层建筑，它标志着在砖石结构的工程技术上飞跃地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南北朝最通常的木塔现在国内已没有实物存在了。北魏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详尽地叙述了塔寺林立的洛阳城。一个坡中，竟有大小一千余个寺庙组群和几十座高耸的佛塔。那景象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木塔中最突出的是永宁寺的胡太后塔：四角九层，每层有绘彩的柱子，金色的斗拱，朱红金钉的门扇，刹上有“宝瓶”和三十层金盘。全塔架木为之，连刹高“一千尺”，在“百里之外”已可看见。它在城市的艺术造型上无疑是起着巨大作用的高耸建筑物。即使高度的数字是被夸大了或有错误，但它在木结构工程上的高度成就是无可置疑的。这种木塔的描写，和日本今天还保存着若干飞鸟时代（隋）的实物在许多地方极为相近。云冈石窟中雕刻的范本和这木构塔的描写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当隋统一中国之前，南朝“金粉地”的建康，许多侈丽的宫殿，毁了又建，建了又毁，说明南朝更迭五个朝代，统治者内部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定。但统治阶级总是不断地驱使劳动人民为他们兴建豪华的宫殿。在艺术方面，虽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智慧的巧匠们仍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统治者还掠夺人民以自己的热情投在宗教建筑上的艺术作品去充实他们华丽的宫苑。齐的宫殿本来已到“穷极绮丽”的程度，如“遍饰以金壁，窗间尽画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铃佩，……又凿金为莲花以帖地”等等，他们还嫌不足，又“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从今天所仅存的建筑附属艺术实物看来，如南京齐、梁陵墓前面，劲强有力、富于创造性的石柱和百兽等，当时南朝在木构建筑上也不可能没有解决新问题的许多革新和创造。

到了隋统一全国后，宫廷就占有南北最优秀的工艺匠人。杨广（隋炀帝）的大兴土木，建东京洛阳，营西苑时期，就有迹象证明在建筑上模仿了南朝的一些宫苑布局，南方的艺匠在其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凿运河通江南，建造大量华丽有楼殿的大船时，更利用了江南木工，尤其是造船方面的一切成就。在此之前，杨坚（文帝）曾诏天下诸州各立舍利塔，这种塔大约都是木造的，今虽不存，但可想见这必然刺激了当时全国各地方普遍的创造。

在石造建筑方面，北魏、北周、北齐都有大胆的创造，最丰富的是各个著名的石窟寺的附属部分。也就是在这时期一位天才石匠李春给我们留下了可称世界性艺术工程遗产的河北赵县的大石桥。中国建筑艺术经过这样一段新鲜活泼的路程，便为历史上文艺最辉煌的唐代准备了优越的条件。

唐·五代·辽

这个阶段的建筑艺术是以南北朝在宗教建筑方面和统一全国的隋代在城市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的。初唐建设雄宏魁伟的气魄和中唐雅致成熟的时代风格是比南北朝或隋代的宗教艺术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唐将外来许多新因素汉化了，将陌生的非中国的成分和典雅庄严对称的中国格局相结合，为中国的封建社会生活服务。如须弥座、莲瓣、柱础、砖塔、塔檐瓦饰、栏杆之类都改进成更接近于中国人民所习惯的风格。在砖塔式样上也经过一些成熟的变化，中国第一座八角塔就在这时期初次出现。唐建筑制度、技术手法和艺术作风的特点开始于初唐，盛于中唐前后，在中央政权削弱的晚唐和藩镇割据的五代时期仍在全国有经济条件的地区，风行颇长一个时期，而没有突出的改变。

唐政治经济的特点是唐初李渊父子统一了隋末暴政所引起的混战中的中国而保留了隋政治、经济、文物制度中的一些优点；在李世民在位的二十几年中，确使人民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当时政治良好，而同时对外战争胜利，鼓励胡族汉人杂居，不断和西域各民族有文化和商业的交流。农业生产提高，商业交通又特别发展，海路可直通波斯。社会经济从此一直向前发展了百余年。基础稳定的唐代中央专制集权的封建社会恢复了西汉的盛况，全国文学艺术便随之有了高度的发展。唐代在建筑上的一切成就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到达一个特殊全盛时代的产物。唐中央政权的腐朽削弱开始于内部分裂，终于在和藩镇的矛盾和农民的反抗中灭亡。但是工商业在很大程度内未受中央政权强弱的影响。宗教建筑活动也普遍于民间，并不限于中央皇室的建造。

当隋初统一南北建国时期计划了后来成为唐长安的大兴城时，有意识地要表现“皇王之邑”。因此建造的是都城、皇城、宫城、正朝、府寺、百司、公卿邸第、民坊、街市等等——明明白白的是封建政权的秩序所需要的首都建设。它所反映的是统一封建专制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所谓文物制度的一种。唐初继承了这样一个首都。最主要的修建就是改大兴殿为太极殿。左右添了钟楼、鼓楼，使耸起的形象更能表现中央政权的庄严。再次就是另建一个雄伟的皇宫组群。新建的大明宫在一条南北中线上立了一系列的大殿，每殿是一组群，前面有门，最南面是丹凤门和含元殿。大殿就立在龙首山的东趾上，“殿陛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左右有“砌道盘上，谓之龙尾道”。殿左右有两阁，阁殿之间用“飞廊”相接。这样的形象魁伟、气魄雄宏的规模，是过去汉未央宫开国气概的传统。不过在建造上显然是以汉兴以来八百年里所取得的一切更优秀的成就来完成的。但在宗教建筑方面，初唐承继了隋代的创建，并不鼓励新建造。这方面显然不是当时主要的活动。

代表初唐以后到中叶的建筑活动的有两个方面：宫廷权贵为了宴游享乐所建的侈丽宫苑建筑和邸第，以及宗教建筑活动。在这两个方面高度艺术性的各种创造都是当时熟练的工匠和对宗教投以自己的幻想和热忱的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前一种的，可以举宫廷最优秀的艺匠为唐玄宗在骊山建筑的华清宫，这样著名的艺术组群，据记载是“骊山上下，益置汤井为池，台殿环列山谷”，并且一切是“制作宏丽”，“雕镌巧妙”，“殆非人功”的艺术创造。有名的长安风景区的曲江上宫苑也在这时期开始了建筑。至于当时权贵和公主们所竞起的宅第则是“以侈丽相高，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这样的事实说明当时建筑工程技术和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已不被宫廷所独占，而是开始在有钱有势的阶层里普遍起来了。

唐代的皇室因为姓李，所以尊崇道教，因为道教奉李耳为始祖。然而佛教的势力毕竟深入到广大民间，今天存留的唐代建筑，除极少数摩崖造像外，全部都是佛教的。其中较早的，全是砖塔。

唐朝的砖塔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一）“重楼式”塔，如西安慈恩寺的大雁塔和兴教寺的玄奘塔等。它们的形式像层层叠起的四方形重搂，外表用砖砌成木结构的柱、枋、斗拱等形象。这两座塔都建于七世纪后半和八世纪初年。它们是砖造佛塔中最早砌出木构形式的范例。（二）“密檐式”塔，如西安荐福寺的小雁塔，河南嵩山永泰寺塔和云南大理崇圣寺的千寻塔等。这个类型都在较高的塔身上出十几层的密檐，一般没有木结构形式的表面处理。以上两个类型平面都是正方形的，全塔是一个封顶的“砖筒”，内部用木楼板和木楼梯。（三）八角形单层塔，嵩山会善寺净藏禅师塔是这类型的孤例。它是五代以后最通常的八角塔的萌芽。（四）群塔，山东历城九塔寺塔，在一个八角形塔座上建九个小塔，是明代以后常见的金刚宝座塔的先驱。自从嵩山嵩岳寺塔建成到玄奘塔出现的一百五十年间，没有任何其他砖塔存留到今天，更证明嵩岳寺塔是一次伟大的尝试。而唐代在数量上众多和类型上丰富的砖塔则说明造砖和用砖的技术在唐代是大大地发展了一步。

宗教建筑方面一次特殊的活动是武则天夺得政权后，在洛阳驱役数万人建造奇异的“明堂”“天堂”“天枢”等。这些建筑物不是属于佛教的，但是创造性地吸取了佛教艺术的手法，为这个特殊政权所要表现的宗教思想而服务的。“明堂”称作“万象神宫”，内有“辟雍之像”，建筑物高到二九四尺，方三○○尺，一共三层。“下层法四时；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最上层法二十四气，亦有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在结构方面是很大胆的，当中用巨木，“上下通贯、栭、栌、撑、借以为本”。“天堂”高五级，是比明堂更高的建筑，内放“夹纻”大像（夹纻是用麻布披泥胎上加漆，干了以后去掉泥胎成空心的器物的做法）。“天枢”是高百余尺的八角铜柱，径大十二尺，下为铁山，周七十尺，立在端门外。这些创造，虽然都是极特殊的，但显然有它们的技术基础和艺术上的良好条件的。佛教建造的有在龙门崖上凿造的巨大石像和窟外的奉先寺（寺的木构部分已不存，但这组巨像是唐代雕刻得以保存到今天的最可珍贵的实物之一）。

自七世纪末叶以后到八世纪中叶，建造寺院的风气才大盛。原因是当时社会的需要。八世纪中叶侈奢无度的中央政权遇到藩镇的叛变，长安被安禄山攻破，皇帝出走四川。唐中央政权从此盛极而衰，此后和地方长期战争，七八十年中，人民受尽内战的灾害搜刮之苦，超度苦难的思想普遍起来。在宫廷方面，软弱的封建主，遇有变乱，也急求佛法保佑，建寺用费庞大，还拆了宫殿旧料来充数。宫廷特别纵容僧尼，京城内外良田多被僧寺占有。在五台山造金阁寺，全用涂金的铜瓦，施工用料的程度也可见一斑。到了九世纪初叶，皇帝迎佛骨到京师，在宫中留三日，送各寺院里轮流供奉，王公士民敬礼布施，达到举国若狂的地步。宦官权臣和豪富施钱造寺院或佛殿、塔幢以求福的数目愈来愈多，为避重税求寺院庇荫的人民数目也愈来愈大。九世纪中叶宗教势力和政权间的矛盾便造成会昌五年（公元八四五年）的“灭法”。当时下诏毁掉官立佛寺四千六百余区，私立寺院四万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财货田产入官，取寺屋材料修葺公廨，铜像钟声改铸钱币。这些事实说明人民的财富和心血，在封建社会的矛盾中，不是受到不合理的浪费，就是受到残酷的破坏，卓越的艺术遗产得以保存到今天的真是不到万一！

唐代有高度艺术的、崇峻而宏丽的宗教建筑大组群的完整面貌，今天已无法从实物上见到。对于建筑结构和装饰的形象，我们只有在敦煌石窟寺壁上，许多以很写实的殿宇楼阁为背景的佛教画里，可以得到较真实的印象。敦煌著名的壁画《五台山图》中描绘了九十座寺院组群的位置，其中之一“大佛光之寺”，就是今天还存在五台山豆村镇的大佛光寺。更可宝贵的事实是寺内大殿竟是幸存到今天的一座唐代原物。我们从这座在会昌灭法后又建造起来的实物上，可以具体地见到唐代建筑艺术风格手法，和它们所曾到达的多方面的成就。这座建筑遗产对于后代是有无法衡量的价值的。

总的说来，唐代在建筑方面的成就，首先是城市作有计划的布局，规模宏大，不但如长安、洛阳城，并且普遍及于全国的州县，是全世界历史上所未有的。其次就是个别建筑组群在造型上是以艺术形态来完成的整体；雄宏壮丽的形象与华美细致的细节、雕塑、绘画和自然环境都密切地有机地联系着。以世界各时代的建筑艺术所达到的程度来衡量，这时期的中国建筑也达到了艺术上卓越的水平。当然，无论是长安的宫廷建筑物还是各处名山胜地的宗教建筑物，还是一般城市中民用建筑物，都是和唐初期全国生产力的提高，和以后商业经济的繁荣，工艺技术的进步，西域文化的交流等分不开的。但一个主要的方面还是当时宗教所促进的创造有全民性的意义。劳动人民投入自己的热情、理想和希望，在他们所创造的宗教艺术上：无论是雕刻、佛像或花纹；作大幅壁画，或装饰彩画；建造大寺、高塔或小龛，或是代表超度人类过苦海的桥，当时人民都发挥了他们最杰出、最蓬勃的创造力量。

中唐以后，中央政权和藩镇争夺的内战使黄河流域遭受破坏，经济中心转移到江准流城。唐亡之后，统治中原的政权，在五十余年中，前后更换了五次，称作五代。其他藩镇各自成立了独立政权的称作十国。中原经济力衰弱，无法恢复。建筑发展没有可能。掌握政权者对于已破坏的长安完全放弃，修葺洛阳也缺乏力量。偶有兴建，匠人只是遵随唐木工规制，无所创造。山西平遥镇国寺大殿是五代木构建筑的罕贵的孤例。五代建筑在北方可说是唐的尾声。

十国在南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个别政权不受战争拖累，又解除了对唐中央的负担，数十年中，经济得到新的发展而繁荣起来。建筑在吴越和南唐，就由于地理环境和新的社会因素，发展了自己的新风格。如南京栖霞寺塔以八角形平面出现，在造型方面和在雕刻装饰方面都有较唐朝更秀丽的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北宋建筑风格的先声。

辽是中国东北边境吸取并承继了唐文化的契丹族的政权。在关外发展成熟，进占关内河北和山西北部，所谓燕云十六州，包括幽州（今天的北京）在内。辽是一个独立的区域政权，不是一个朝代，在时间上大部虽和北宋同时，但在文化上是不折不扣的唐边疆文化。在进关以前，替辽建设城市和建筑寺庙的是唐代的汉族移民和汾、并、幽、蓟的熟练工匠。他们是以唐的规制手法为契丹族的特殊政权、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服务的。结果在实践中创造了某一些属于辽的特殊风格和传统。后来这种风格又继续影响关内在辽境以内的建筑——北京天宁寺辽砖塔就是辽独创作风的典型例子，而木构建筑如著名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应县佛宫寺木塔却带着更多的唐风，而后者则是中国木造佛塔的最后一个实例。

基本上，唐、五代和辽的建筑是同属于一个风格的不同发展时期。关于这一阶段的中国建筑，更应该提到的是它对朝鲜、日本建筑重大的影响。研究日本和朝鲜建筑者不能不理解中国的隋唐建筑，就如同研究欧洲建筑者不能不理解古希腊和罗马建筑一样。不但如此，这时期的中国建筑也影响到越南、缅甸等。并且唐和萨珊波斯的文化交流，并不亚于和印度及锡兰的。唐朝是中国建筑最辉煌的一大阶段。

两宋到金·元

这个大阶段以五代末的北周以武力得到淮南江北的经济力量，在汴梁的建设为序幕；北宋统一了南北是它的发展和全盛时期；南宋是北宋的成就脱离了原来政治经济基础，在江南的条件下的延续与转变；金和元都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下宋的风格特点与北方和新的社会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宋代建筑是在唐代已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宋代建筑的特点与唐代的有着极大区别。

要理解宋建筑类型、手法风格和思想内容，我们必须理解宋代政治经济情况的以下几个方面：（一）赵匡胤没有经过战争便取得了政权。五代末朝后周在汴梁因疏浚了运河和江淮通航所发展的工商业继续发展；中原农业生产或得到恢复，或更为提高。居于水陆交通要道的汴梁人口密集，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兼商业中心。赵炅（太宗）以占领江淮门户的优越条件，进而征服了五代末期南方经济繁荣的独立小政权如南唐、吴越、后蜀，统一了中国，不但在经济上得到生产力较高的南方的供应，在文化上也吸取了南方所发展的一切文学艺术的成就，其中也包括建筑上的成就。（二）因内部矛盾，宋代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无所事事，成为庞大消费阶层的军队全力防内，对外却软弱无能，在北方以屈辱性的条约和辽媾和，在西方则屡次受西夏侵扰。统治者抱有苟安思想，只顾眼前享乐生活。建设的规模，建筑物的性质、气魄，和唐代开国时期和晚唐信奉宗教的热烈情况都不相同。（三）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个巨大的寄生阶层，和大小地主商贾血肉相连，官僚们利用统治地位从事商业活动。在封建社会中滋长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力量引起社会深刻的变化。全国中小消费阶层的扩大促进了这时期手工业生产的特殊繁荣。国内出现了手工艺市镇和较大的商业中心城市（特别突出的如京都汴梁、成都、兴元〈汉中〉和杭州等）。城市中某些为工商业服务的新建筑类型，如密集的市楼、邸店、廊屋等的产生，都是这时期城市生活的要求所促成的。又因商业流动人口的需要，取消了都城“夜禁”的限制，在东京出现了夜市和各种公共娱乐场所，如看戏的瓦子和豪华的酒楼，以后很普遍。（四）手工业的发展进入工场的组织形式，内部很细的分工使产品的质量和工艺美术水平普遍地提高。宋代瓷器、织锦、印刷、制纸等工业都超过了过去时代的水平。这一切细致精巧的倾向也影响了当时的建筑材料和细致加工的风格。

宋建筑的整体及格，初期的河北正定龙兴寺大阁残部所表现，仍保持魁伟的唐风。但作为首都和文化中心的汴梁是介于南北两种不同建筑风格之间，很快地同时受到五代南方的秀丽和唐代北方壮硕风格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已是南北作风的结合。山西太原晋祠圣母庙一组是这一作风的范例，虽然在地理上与汴梁有相当的距离。注重重楼飞阁较繁复的塑型，受到宫中不甚宽敞地址的限制，平面组合开始错落多变化；宫廷中藏书的秘阁就是这种创造性的新型楼阁。它的结构是由南方吴越来的杰出的木工喻皓所设计，更说明了它成就的来源。公元一○○○年（真宗）以后，宫廷不断建筑侈丽的道观楼阁，最著名的如玉清昭应宫，苏州人丁谓领导工役，夜以继日施工了七年建成。每日用工多到三四万人，所用材料是从全国汇集而来的名产。瓦用绿色琉璃；彩画用精制颜料绘成织锦图案，加金色装饰。这个建筑构图是按画家刘文通所作画稿布置的。其中七贤阁的设计也是在高台上更加“飞阁”，当时被认为是全国最壮观的建筑物。

汴梁宫廷建筑的华丽倾向和因宫中代代兴建，缺乏建筑地址，平面布置上不得不用更紧凑的四合围拢方式或两旁用侧翼的楼和主楼相连，或前后以杖廊相连的格式。这些显然普遍地影响了宋一代权贵私人第宅和富豪商贾城市中建筑的风格。

原来是商业城市改建为首都的汴梁，其规模和先有计划的“皇王之邑”的长安相去甚远，宫前既无宏大行政衙署区域，也无民坊门禁制度。除宫城外，前部中轴大路两旁，和横穿京城的汴河两岸，以及宫旁横街上，多半是商业性质建筑所组成的。人口密集之后，土地使用率加大，更促进了多层市楼的发展。因此豪华的店屋酒楼也常以重楼飞阁的姿态出现。例如《东京梦华录》中所描写的“三楼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阁栏槛，明暗相通”的酒店矾楼就最为典型。发展到了北宋末赵佶（徽宗）一代，连年奢侈营建，不但汴梁宫苑寺观“殿阁临水，云屋连簃”，层楼的组群占重要位置，它们还发展到全国繁华之地，有好风景的区域。虽然实物都不存在，今天我们还能从许多极写实的宋画中见到它们大略的风格形象。它们的主要特征是歇山顶也可以用在向前向后的部分，上面屋脊可以十字相交，原来屋顶侧面的山花现在也可以向前，因此楼阁嶙嶒，在形象上丰富了许多。宋画中最重要的如《黄鹤楼图》《滕王阁图》及《清明上河图》等等，都是研究宋建筑的珍贵材料。日本镰仓时代的建筑受到我国这一时期建筑很大的影响，而它们实物保存得很好，也是极好的参考材料。总之，在城市经济繁荣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有高度实用价值，形象优美，立面有多样变化组合的楼阁是宋代在中国建筑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贡献。

其次如建筑进一步分工，充分利用各种手工业生产的成就（用）到建筑上，如砖石建筑上用标准化琉璃瓦和面砖，并用了陶瓷业模制压花技术的成就，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开封琉璃铁塔这样难得的实物上见到。木构建筑上出现了木雕装饰方面的雕作和镟作。彩画方面采用了纺织的成就，用华丽的绫锦纹图案。因为造纸业的发展，门窗上可大量糊纸，出现了可以开关的球文格子门和窗等等。这些细致的改进不但改变了当时的建筑面貌，且对于后代建筑有普遍影响。

因为宋代曾采用匠人木经编成中国唯一的一本建筑术书《营造法式》，记录了各种建筑构件相互间关系及比例，以及斗拱砍削加工做法和彩画的一般则例，对后代官匠在技术上和艺术上有一定的影响。

南宋退到江南，建都临安（杭州），把统治阶级的生活习惯、思想意识，都带到新的土壤上培植起来，建筑风格也不例外。但是在严重地受着侵略威胁的局面下和萎缩的经济基础上，南宋的宫廷建筑的内容性质改变了，全国性规模的建筑更不可能了。南宋重修的城市寺观起初仍极为奢华，结构逐渐纤弱造作，手法也改变了。这时期的重要贡献是建筑和自然山水花木相结合的庭园建筑在艺术上的成就。宫廷在临安造园的风气影响到苏州和太湖区的私家花园，一直延续到后代明、清的名园。

金的建设意识上反映着模仿北宋制度的企图。从事创造的是汉族人民，在工艺技术上是依据他们自己的传统的。而当时北方一部分却是辽区域作风占重要位置。因此宋辽混合掺杂的手法的发展是它的特点之一。有一些金的建筑实物在结构比例上完全和辽一致，常常使鉴别者误以为是辽的建筑。另有一些又较近宋代形制，如正定龙兴寺的摩尼殿和五台山佛光寺的文殊殿，一向都被认为是宋的遗物。第三种则是以不成熟的手法，有时形式地模仿北宋颓废的烦琐的形象，有时又作很大胆的新组合，前者如大同善化寺三圣殿，后者如正定广慧寺华塔，都是很突出的。像华塔那样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紧凑的群塔，是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金人改建了辽的南京（今天北京城西南广安门内外一带），扩大了城址，称作中都。这次的兴建是金海陵王特命工匠监官模仿北宋首都汴梁而布置的。因此中都吸取了宋的城市宫城格局的一切成就，保存了北宋宫前广场部署的优良传统。中都宫前的御河石桥，两侧的千步廊也就是元大都的蓝本。明、清两代继续沿用这种布局。今天北京的天安门前和午门、端门前壮丽的广场，就是由这个传统发展而来的。

元代的蒙古游牧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建立了横跨欧亚两洲历史上空前庞大的帝国。

在元代统治中国的九十多年中，蒙古族采用了武力镇压手段，破坏着中国原来的农业基础，在斗争中，全国的经济空前地衰落了；因此元代一般的地方建筑也是粗糙简陋的。这时期统治阶级的建筑是劫掳各民族的工匠建造的，因此有一些部分带有其他民族的风格，大体是继承了金和南宋后期细致纤丽的风格。

元代的京城大都（现北京）是蒙古族摧毁了金的中都之后创建的。这座在宽阔的平原上新创的城市，在平面上表现着整齐的几何图形观念；城的平面接近正方形，以高大的鼓楼安置在全城的几何中点上。皇宫的位置是在城内南面的中轴线上。这是参照周礼“面朝背市，左祖右社”的思想，综合金代中都所沿袭的宋汴京的规划，依照当时蒙古族的需要而创建的。这种以高大的鼓楼作全城中心的方式，现在在北方的一些中小城市中仍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元大都的宫殿建筑是以豪华精致的中国木构式样为主。一般宫殿建筑组群的主殿是采用工字形平面，前殿是集会和行政的殿堂，用廊连接的后部就是寝殿。殿内的布置，是用贵重的毛皮或丝织品作壁幛，完全掩蔽了内部的墙壁和木构。这种的布置与汉族宫廷内分作前朝和后宫的方式不同，内部的处理仍旧保留着游牧民族毡帐生活的习惯。

元代宫殿的木构建筑方面进一步发展了琉璃，从宋代的褐、绿两种色彩发展成黄、绿、蓝、青、白各色，普遍地应用到宫殿和离宫上，更丰富了屋顶的色彩。

元代上都（内蒙古多伦附近）主要宫殿的遗址是砖石结构的建筑，这可能是西方工匠建造的。此外像大都宫中的“畏吾儿殿”应是维吾尔族的式样，还有相当多的“盝顶殿”和“棕毛殿”，也都是其他民族风格。

元代的统治阶级以吐蕃的喇嘛教作为国教，吐蕃的建筑和艺术在元代流传到华北一带，出现了很多西藏风格的喇嘛塔。矗立在北京的妙应寺白塔就是这时期最宏伟的遗物。从著名的居庸关过街塔残存的基座上和古雕刻纹样手法上也可以看到当时西藏艺术风格盛行的情况。

都城以外的建筑仍是汉族工匠建造的，继续保持着传统的风格。其中一种类型可能是地方的统治阶层兴建的，比较细致精巧，但带有显著的公式化倾向，工料也比较整齐；典型的代表如正定的关帝庙、定兴的慈云阁。另一种是施工非常粗糙，木料贫乏到用天然的弯曲原木作主要的构架，其中的结构是煞费苦心拼凑成的。现在的这类建筑大多是当地人民信仰的祠庙或地方性的公共建筑。例如河北正定的阳和楼，曲阳北岳庙的德宁殿，安平的圣姑庙或山西赵城的广胜寺。这后一种在困难的物质条件限制下表现了比较多的设计意匠。它们正是这段艰苦的时期中人民生活的反映，鲜明地刻画出元代一般建筑艺术衰落的情况。

明·清两朝和旧中国时期

在这五百八十余年中，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一）在汉族农民起义，驱逐了蒙古族统治阶级以后，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恢复了汉族的统治，恢复了久经破坏的经济。但自朱棣以后，宦官掌握朝政二百余年，统治阶级昏庸腐朽达到了极点。（二）满族兴起，入关灭明，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合而为一。（三）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商人和传教士，由十六世纪末开始来到中国，逐步导致十九世纪中的鸦片战争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四）人民革命经过一百零九年的英勇斗争，推翻了清朝的统治，驱逐了帝国主义侵略者。

朱元璋以农民出身，看到异族压迫下农村破产的情形，亲身参加了民族解放战争，知道农业生产是恢复经济、巩固政权的基本所在，所以建立了均田、农贷等制度，解放了异族压迫，恢复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使经济很快恢复。在建国之初，他已占有江淮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国库充实起来，使他得以建设他的首都南京，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之一。

明朝建立以后不久，官式建筑很快就在布局、结构和造型上出现了与前一阶段区别显著的转变。在一切建置中都表现出了民族复兴和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强烈力量。首都南京的营建，征发全国工匠二十余万人。除了建造宫殿衙署之外，他特别强调恢复汉族文化和中国传统的礼仪：例如天子郊祀的坛庙和身后的陵寝，都以雄伟的气魄和庄严的姿态建置起来。

朱棣（成祖）迁都北京，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重新建设宫殿、坛庙，都遵南京制度，而规模比南京更大。今天北京的故宫大体就是明初的建置。虽然大部分殿堂已是清代重建的，明朝原物还保存若干完整的组群和个别的主要殿宇。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天坛，都是明代首创的宏丽的大组群；其中尤其是天坛在规模、气魄、总体布置和艺术造型上更是卓越的杰作。虽然祈年殿在光绪十五年曾被落雷焚毁，次年又照原样重修；皇穹宇一组则是明代最精美的原物，并且是明手法的典型。昌平县⁽⁴⁾天寿山麓的长陵（朱棣墓），以庙宇的组群同陵墓本身的地面建筑物结合，再在陵前布置长达八公里的行道，这一切又与天寿山的自然环境结合为一整体。气魄之大，意匠之高，全国其他建筑组群很少能和它相比。

明初两京的两次大建设将南北的高手匠工作了两次大规模调配，使南北方建筑和工艺的特长都得以发挥出来，汇合为一，创造出明代的特殊风格。西南的巨大楠木，大量在北京使用。这样的建筑所反映的正是民族复兴的统一封建大帝国的雄伟气概。

自从朱棣把宦官干涉朝政的传统培植起来以后，宦官成了明朝二百余年统治权的掌握者。在建筑方面，这事实反映在一切皇家的营建方面。每一座明朝“敕建”的庙宇，都有监修或重修的太监的碑志，不然就在梁下、匾上留名。至于明代宫中八次大火灾（小火灾不计），史家认为是宦官故意放火，以便重建时贪污中饱的。更不用说，宦官为了回避宦官禁置私产的法律规定，多借建庙的名义，修建寺院，附置庭园、“僧舍”，作为自己休养享乐之用。如北京的智化寺（王振建）、碧云寺（魏忠贤建），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明末魏忠贤的生祠在全国竟达五六百所，更是宦官政治的具体物质表观。

明代官匠制度增加了熟练技术工人，大大地促进手工艺技术的水平。明代建筑使用大量楠木和质地优良的砖，工精料美，丝毫不苟。在建筑工程方面，榫卯准确，基础坚实，彩画精美，也是它的特色。琉璃瓦和琉璃面砖到了明朝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太庙内墙前的琉璃花门上细部如陶制彩画额枋就精美无比。除北京许多琉璃牌坊和琉璃花门外，许多地方还出现了琉璃宝塔，其中如南京的报国寺七宝琉璃塔（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和山西赵城广胜寺飞虹塔，都说明了在这方面当时普遍的成就。

在明中叶的初期，由印度传入“金刚宝座式”塔，在一个大塔座上建造五座乃至七座的群塔。北京真觉寺（今五塔寺）塔是这类型的最卓越的典型。这个塔型之传入使中国建筑的类型更丰富起来。在清代，这类型又得到一定的发展。

在“党祸”的斗争中退隐的地主官僚和行商致富的大贾，则多在家乡营造家祠或私园以逃避现实世界。明末私家园林得到极大发展，今天江南许多精致幽静的私园，如苏州的拙政园，就是当时林园的卓越一例，也是当时社会情况下的产物。最近在安徽歙县发现许多私家的第宅，厅堂用巨大楠木柱，规模宏大。可见当时商业发展，民间的财富可观。

明中叶以后，一方面由于工艺发展，砖陶窑业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农民起义和东北新兴的满洲族的军事威胁，许多府县都大量用砖瓷砌城堡。这方面最杰出的实例就是北京城和万里长城。这两个城虽然各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形上建造起来，但都以它们雄健简朴的庞大躯体各自表现了卓越的艺术效果。

明代砖陶业之进步所产生的另一类型就是砖造发券的殿堂，如各地的“无梁殿”，乃至北京的大明门（今中华门）一类的砖券建筑就是其中的实例。这些建筑一般都用砖石琉璃做出木结构的样式。

明朝末年，随同欧洲资本家之寻找东方市场，西洋传教士到了中国，带来了西洋的自然科学、各种艺术和建筑，这对于后来的中国建筑也有一定的影响。

（清朝建立过程中）许多城市和建筑没有受到过甚的破坏。例如北京这样辉煌的首都和宫殿花园，就是相当完整地被满洲统治者承继了的。故宫之中，主要建筑仅太和殿和武英殿一组受到破坏。清朝初期尚未完全征服全中国，所以像康熙年间重建太和殿，就放弃了官式用料的惯例，不用楠木而改用东北松木建造，在材料的使用上，反映了当时的军事政治局势，南方产木区还在不断反抗。

清代统治者承继了明朝统治者的全部财产，包括统治和压迫人民的整套“文物制度”。为了适应当时情况，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进行了各种制度和法律之制定。在这些制度之中也包括了《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七十二卷。这虽是一部约束性的书，将清代的官造建筑在制度和样式上固定下来，但是它对于今天清代建筑的研究却是一部可贵的技术书。这书对于当时的匠师虽然有极大的约束性，但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建筑技术和艺术的创造性是封建制度所约束不住的。在“工程做法”的限制下，劳动人民仍然取得了无穷辉煌的变化。

史家认为清代闭关自守是封建经济停滞时代，一般地说，这也在建筑上反映出来。但在这整个停滞的时代里，它仍有它一定限度内经济比较发展的高峰和低潮。清朝建筑的高峰和一定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乾隆时代，那是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的“太平盛世”。弘历几度南巡，带来江南风格；大举营建圆明园、热河行官，修清漪园（今颐和园），在故宫内增建宁寿宫（今乾隆花园），给许多艺匠名师以创造的机会。各园都有工艺精绝的建筑细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代的宫廷大量吸收了江南的民间建筑风格来建造园苑。乾隆以后，清代的建筑就比较消沉下来。即使如清末重修颐和园，也只是高潮以后的一个波浪而已。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时代，赓续了一百零九年。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经济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官僚资本家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把欧洲资本主义城市的阶级对立和自由主义的混乱状态移植到中国城市中来；中国的官保买办则大盖“洋房”，以表达他们的崇洋思想，更助长了这混乱状态。侵略者是无视被侵略者的民族和文化的，中国建筑和它的传统受到了鄙视和摧残。中国知识分子建筑师之出现，在初期更助长了这趋势。“五四”以后很短的一个时期曾作过恢复中国传统和新的工程技术相结合的尝试，但在殖民地性质的反动政府的破碎支离的统治下和经济基础上没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发展；反倒是宣传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各种建筑理论和流派逐渐盛行起来。以“革命”姿态出现于欧洲的这个反动的艺术理论猖狂地攻击欧洲古典建筑传统，在美国繁殖起来，迷惑了许许多多欧美建筑师，以“符合现代要求”为名，到处建造光秃秃的玻璃方盒子式建筑。中国的建筑界也曾堕入这个旋涡中。

中国历史中这一个波动剧烈的世纪，也反映在我们的建筑上。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洋房、玻璃方盒子似乎给我们带来新的工程技术，有许多房子是可以满足一定的物质需要的。但是，建筑是一个社会生活中最高度综合性的艺术。作为能满足物质和精神双重要求的建筑物来衡量这些洋式和半洋式建筑，它们是没有艺术上的价值的，而且应受到批判。无可讳言的，这一百年中蔑视祖国传统，割断历史，硬搬进来的西洋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形式对于祖国建筑是摧残而不是发展。历史上封建的建筑物虽已不能适应我们今天生活的新要求，但它们的优良传统，艺术造型上的成就却仍是我们新创造的最可宝贵的源泉。而殖民地建筑在精神上则起过摧毁民族自信心的作用，阻碍了我们自己建筑的发展；在物质上曾是破坏摧毁我们可珍贵的建筑遗产的凶猛势力。它们仅有的一点实用性，在今天面向社会主义生活的面前，也已经很不够了。

结论

回顾我们几千年来建筑的发展，我们看见了每一个大阶段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在新的技术、材料的进步和发明的条件下，历代的匠师都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肯定的是：各代的匠师都能运用自己的传统，加以革新，创造新的类型，来解决生活和思想意识中所提出的不相同的新问题。由于这种新的创造，每代都推动着中国的建筑不断地向前发展，取得光辉的成就。每当新的技术、新的材料出现时，古代匠师们也都能灵活自如地掌握这些新的技术和材料，使它们服从于艺术造型的要求，创造出革新的而又是从传统上发展出来的手法和风格。在这一点上，建筑历史上卓越的实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中国建筑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了。新的社会给建筑师提出了崭新的任务。我们新时代的建筑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建筑必须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劳动人民得到了适用，愉快而合乎卫生的工作和居住，游息的环境，就可提高生产的量和质，就可帮助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要求新时代的建筑，作为一种艺术，必须发挥鼓舞人民前进的作用。建筑已成为全民的任务，成为国家总路线执行中的必要工具了。

过去的匠师在当时的社会、材料、技术的局限性下尚且能为自己时代社会的需要，灵活地运用遗产，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今天的中国所给予建筑师的条件是远远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正确的领导，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武器，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范本，有最现代化的技术科学和材料，有无比丰富的遗产和传统。在这样优越的条件下，我们有信心创造出超越过去任何时代的建筑。

(1)　原载于1954年12月《建筑学报》第2期，署名：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

(2)　房山县1958年划归北京市。

(3)　西康，中国旧省名，设置于1939年，省会雅安。1955年撤销。

(4)　昌平县现为昌平区。

第三章

宋·辽·金之都市宫殿⁽¹⁾

北宋之宫殿苑囿寺观都市

宋太祖受周禅，仍以开封为东京，累朝建设于此，故日增月异，极称繁华，洛阳为宋西京，退处屏藩，拱卫京畿，附带繁荣而已。真宗时，虽以太祖旧藩称应天府，建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县⁽²⁾），乃即卫城为宫，奉太祖、太宗圣像，终北宋之世，未曾建殿。其正门“犹是双门，未尝改作”。仁宗以大名府为北京，则因契丹声言南下，权为军略措置，建都河北，“示将亲征，以伐其谋”；亦非美术或经济之动态，实少所营建。

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之力量，集中于东京建设者百数十年。汴京宫室坊市繁复增盛之状，乃最代表北宋建筑发展之趋势。

东京旧为汴州，唐建中节度使重筑，周二十里许，宋初号里城，新城为周显德所筑，周四十八里许，号曰外城。宋太祖因其制，仅略广城东北隅，仿洛阳制度修大内宫殿而已。真宗以“都城之外，居民颇多，复置京新城外八厢”。神宗徽宗再缮外城，则建敌楼瓮城，又稍增广，城始周五十里余。

太宗之世，城内已“比汉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继则“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迄北宋盛世，再接再厉，至于“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其建筑之活跃，不言而喻，汴京因其水路交通，成为经济中枢，乃商业之雄邑，而建为国都者；加以政治原因，“乘舆之下，士庶走集”，其繁荣尤急促；官私建置均随环境展拓，非若隋唐两京皇帝坊市之预布计划，经纬井井者也。其特殊布置，因地理限制及逐渐改善者，后代或模仿以为定制。

汴京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桥梁之盛，为其壮观，河街桥市，景象尤为殊异。大者蔡河，自城西南隅入，至东南隅出，有桥十一。汴河则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共有桥十三。小者五丈河，自城东北入，有桥五，金水河从西北水门入城，夹墙遮入大内，灌后苑池浦，共有桥三。

桥最著者，为汴河上之州桥，正名大汉桥，正对大内御街，即范成大所谓“州桥南北是大街”者也。桥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其下密排石柱，皆青石为之；又有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镌刻海马、水兽、飞云之状。“州桥之北，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金、元两都之周桥，盖有意仿此，为宫前制度之一。桥以结构巧异称者，为东水门外之虹桥，“无柱，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雘，宛如飞虹”。

大内本唐节度使治所，梁建都以为建昌宫，晋号大宁宫，周加营缮，皆未增大，“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

“宫城周五里”。南三门，正门名凡数易，至仁宗明道后，始称宣德，两侧称左掖、右掖。宫城东西之门，称东华、西华，北门曰拱宸。东华门北更有便门，“西与内直门相直”，成曲屈形，称誃门。此门之设及其位置，与太祖所广皇城之东北隅，或大略有关。

宣德门又称宣德楼，“下列五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自宣德门南去，“坊巷御街……约阔三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其间。自政和间，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杈子，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朱杈子外。杈子内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春夏之日，望之如绣”。宣德楼建筑极壮丽，宫前布置又改缮至此，无怪金元效法作“千步廊”之制矣。

大内正殿之大致，据史志概括所述，则“正南门（今大庆门）内、正殿曰大庆，正衙曰文德。……大庆殿北有紫宸殿，视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视朝之所也。……次西有皇仪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后有需云殿，东有升平楼，宫中观宴之所也。后宫有崇政殿，阅事之所也。殿后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凡殿有门者皆随殿名”。

大庆殿本为梁之正衙，称崇元殿，在周为外朝，至宋太祖重修，改为乾元殿，后五十年间曾两被火灾，重建易名大庆。至仁宗景祐中（公元一○三四年），始又展拓为广庭。“改为大庆殿九间，挟各五间，东西廊各六十间，有龙墀沙墀，正值朝会册尊号御此殿。……郊祀斋宿殿之后阁……”。又十余年，皇祐中“飨明堂，恭谢天地，即此殿行礼”。“仁宗御篆明堂二字行礼则揭之”。

秦汉至唐叙述大殿之略者，多举其台基之高峻为其规模之要点；独宋之史志及记述无一语及于大殿之台基，仅称大庆殿有龙墀沙墀之制。

“文德殿在大庆殿之西少次”，亦五代旧有，后唐曰端明，在周为中朝，宋初改文明。后灾重建，改名文德。“紫宸殿在大庆殿之后，少西其次又为垂拱……紫宸与垂拱之间有柱廊相通，每日视朝则御文德，所谓过殿也。东西阁门皆在殿后之两旁，月朔不御过殿，则御紫宸，所谓入阁也。”文德殿之位置实堪注意。盖据各种记载广德、紫宸、垂拱三殿成东西约略横列之一组，文德既为“过殿”居其中轴，反不处于大庆殿之正中线上，而在其西北偏也。宋殿之区布情况，即此四大殿论之，似已非绝对均称或设立一主要南北中心线者。

初，太祖营治宫殿“既成，帝坐万岁殿（福宁殿在垂拱后，国初曰万岁），洞开诸门，端直如绳，叹曰：‘此如吾心，小有私曲人皆见之矣’”。对于中线引直似极感兴味。又“命怀义等凡诸门与殿顶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与左右升龙银台等诸门皆然”。福宁为帝之正寝，柔仪为其后殿，乃后寝，故垂拱之南北中心线，颇为重要。大庆殿之前为大庆门，其后为紫宸殿，再后，越东华西华横街之北，则有崇政殿，再后更有景福殿，实亦有南北中线之成立，唯各大殿东西部位零落，相距颇远，多与日后发展之便。如皇仪在垂拱之西，集英宴殿自成一组，又在皇仪之西，似皆非有密切关系者，故福宁之两侧后又建置太后宫，如庆寺宝慈，而无困难，而柔仪之西，日后又有睿思殿等。

崇政初为太祖之简贤讲武，“有柱廊，次北为景福殿，临放生池”，规模甚壮。太宗、真宗、仁宗及神宗之世，均试进士于此，后增置东西两阁，时设讲读，诸帝日常“观阵图，或对藩夷，及宴近臣，赐花作乐于此”，盖为宫后宏壮而又实用之常御正殿，非唯“阅事之所”而已。

宋宫城以内称宫者，初有庆圣及延福，均在后苑，为真宗奉道教所置。广圣宫供奉道家神像，后示奉真宗神御，内有五殿，一阁曰降真，延福宫内有三殿，其中灵顾殿，亦为奉真宗圣容之所。真宗咸平中，“宰臣等言：汉制帝母所居称宫，如长乐积庆……等，请命有司为皇太后李建宫立名。……诏以滋福殿（即皇仪）为万安宫”。母后之宫自此始，英宗以曹太后所居为慈寿宫，至神宗时曹为太皇太后，故改名庆寿（在福宁殿东）；又为高太后建宝慈宫（在福宁西）等皆是也。母后所居既尊为宫，内立两殿，或三殿，与宋以前所谓“宫”者规模大异。此外又有太子所居，至即帝位时改名称宫，如英宗之庆宁宫，神宗之睿成宫皆是。

初，宋内廷藏书之所最壮丽者为太宗所置崇文院三馆，及其中秘阁，收藏天下图籍，“栋宇之制皆帝亲授”，后苑又有太清楼，尤在崇政殿西北，楼“与延春仪凤翔鸾诸阁相接，贮四库书”。真宗常“曲宴后苑临水阁垂钓，又登太清楼，观太宗圣制御书，及亲为四库群书，宴太清楼下”。作诗、赐射、赏花、钓鱼等均在此，及祥符中，真宗“以龙图阁奉太宗御制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并置待制学士官，自是每帝置一阁”。天章宝文两阁（在龙图后集英殿西）为真仁两帝时所自命以藏御集，神宗之显谟阁，哲宗之徽猷阁，皆后追建。唯太祖英宗无集不为阁。徽宗御笔则藏敷文阁。是所谓宋“文阁”者也。每阁东西序皆有殿，龙图阁四序曰资政崇和宣德述古，天章阁两序曰群玉蕊珠，宝文阁两序曰嘉德延康。内庭风雅，以此为最，有宋珍视图书翰墨之风，历朝不改，至徽宗世乃臻极盛。宋代精神实多无形寓此类建筑之上。

后苑禁中诸殿，龙图等阁，及太后各宫，无在崇政殿之东者。唯太子读书之资善堂在元符观，居宫之东北隅，盖宫东部为百司供应之所，如六尚局、御厨殿等及禁卫辇官亲从等所在。东华门及宫城供应入口；其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所在”。

所谓外诸司，供应一切燃料、食料、器具、车驾及百物之司，虽散处宫城外，亦仍在旧城外城之东部。盖此以五丈河入城及汴蔡两河出城处两岸为依据。粮仓均沿河而设，由东水门外虹桥至陈州门里，及在五丈河上者，可五十余处。东京宫城以内布置，乃不免受汴梁全城交通趋势之影响。后苑部署偏于宫之西北者，亦缘于“金水河由西北水门入大内，灌其池浦”，地理上之便利也。

考宋诸帝土木之功，国初太祖朝（公元九六○至九七六年）建设未尝求奢，而多豪壮，或因周庙之制，宋初视为当然，故每有建置，动辄数百间。如太祖诏“于右掖门街临汴水起大第五百间”。以赐蜀主孟昶；又于“朱雀门外建大第甲于辇下，名礼贤宅，以待钱俶”，及“开宝寺重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皆为豪举壮观。及太宗世（公元九七六至九九七年），规模愈大。以其降生地建启圣院，“六年而功毕，殿宇凡九百余间，皆以琉璃瓦覆之”。又建上清太平宫：“宫成，总千二百四十二区”，实启北宋崇奉道教侈置宫殿之端。其他如崇文院、三馆、秘阁之建筑，“轮奂壮丽，冠乎内庭，近世鲜比”。“端拱中，开宝寺造塔八角十三层，高三百六十尺。”塔成，“田锡上疏曰：众谓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帝亦不怒”。画家郭忠恕，巧匠喻皓，皆当时建筑人才，超绝流辈者也。

真宗朝（公元九九七至一○二二年）愈崇道教，趋祥异之说，盛礼缛仪，费金最多。作玉清照应宫“凡二千六百一十楹，以丁谓为修宫使，调诸州工匠为之，七年而成”。不仅工程浩大，乃尤重巧丽制作。所用木石彩色颜料均四方精选。殿宇外有山池亭阁之设，环殿及廊庑皆遍绘壁画。艺术之精，冠于北宋历朝宫观。殿上梁曰“上皆亲临护，……工人以文缯裹梁，金饰木，寓龙负之辂以升。……修宫使以下及营缮掌事者，咸赐以衣带金帛”。此宫兴作之严重，实为特殊，此后真宗其他建置莫能及，但南熏门外奉五岳之会灵观，及大内南，奉圣祖之景灵宫（宫之南壁绘赵氏事迹二十八事）则皆制度华美，均以丁谓董其事。京师以外，宫观亦多宏大，且诏天下州府，皆建道观一所，即以天庆为名。

仁宗之世（公元一○二三至一○六三年），夏始自大，屡年构兵，国用枯竭，土木之事仍不稍衰，但多务重修。明道元年（公元一○三二年），修文德殿成，宫中又大火，延烧八殿，皆大内主要，如紫宸、垂拱、福宁、集英、延和等殿。“乃命宰相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发四路工匠给役，又出内库乘舆物及缗钱二十万助其费。”先此两年（天圣八年），玉清照应宫因雷雨灾，时帝幼，太后垂帘泣告辅臣，众恐有再葺意，力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复修葺，则民不堪命。……”于是宫不复修，仅葺两殿。二十五年后（至和中），始又增缮两殿，改名万寿观，仁宗末季，多修葺增建，现存之开封琉璃塔，即其中之一。名臣迭上疏乞罢修寺观。欧阳修上疏《上仁宗论京师土木劳费》中云：“开先殿初因两条柱损，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万七千五有零。又有睦亲宅，神御殿，……醴泉观……等处物料不可悉数，……军营库务合行修造者百余处。……使厚地不生它物，唯产木材，亦不能供此广费。”又云：“……累年火灾，自玉清照应，洞真、上清、鸿庆、祥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并皆焚烧荡尽，足见天厌土木之华侈，为陛下惜国力民财……。”终仁宗朝，四十年间，焚毁旧建与重修劳费，适成国家双重之痛也。

英宗在位仅四年（公元一○六四至一○六七年），土木之事已于司马光《乞停寝京城不急修造》之疏中见其端倪。盖是时宫室之修造，非为帝王一己之意，臣下有司固不时以土木之宏丽取悦上心。人君之侧，实多如温公所言，“外以希旨求知，内以营私规利”之人也。

神宗（公元一○六七至一○八五年）行新政，富改革精神，以强国富民为目的，故“宫室弗营，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所作盖多衙署之建置：如东西两府御史台、太学等皆是也。元丰中，缮葺城垣，浚治壕堑，亦皆市政之事。又因各帝御容散寓宫中，及宫外诸寺观，未合礼制，故创各帝原庙之制。建六殿于景宁宫内，以奉祖宗像，又别为三殿以奉母后。熙宁中，从司天监之奏，请建中太一宫，但仅就五岳观旧址为之。遵故事“太一”行五宫，四十五年一易，“行度所至，国民受其福”，实不得不从民意。太宗建东太一宫四十五年，至仁宗天圣建西太一宫，至是又四十五年也。

哲宗（公元一○八六至一一○○年）制作多承神宗之训，完成御史台其一也。又于禁中神宗睿思殿后建宣和殿。末年则建景宁西宫于驰道西，亦如神宗所创原庙制度，及崩，徽宗即位续成之。宫期年完工，以神宗原庙为首，哲宗次之。哲宗即位之初，宣仁太后垂帘，时上清太平宫已久毁于火，后重建，称上清储祥宫，以内庭物及金六千两成之。苏轼承旨撰碑。碑云：“雄丽靓深，凡七百余间”，宫之规模虽不如太宗时，当尚可观。

迨徽宗立（公元一一○一至一一二五年），以天纵艺资，入绍大统，其好奢丽之习，出自天性。且奸邪盈朝，掊剥横赋，倡丰亨豫大之说，故尤侈为营建。崇宁大观以还，大内朝寝均丽若琼瑶，宫苑殿阁又增于昔矣。其著者如“政和三年辟延福新宫于大内之北拱宸门外；悉移其地供应诸库，及两僧寺，两军营，而作焉”。宫共五位，分任五人，各为制度，不务沿袭。其殿阁亭台园苑之制，已为艮岳前驱，“叠石为山，凿池为海，作石梁以升山亭，筑土冈以植杏林，又为茅亭鹤庄之属”，以仿天然。此后作撷芳园，“称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西自天波门东过景龙门，至封邱门”，实沿金水河横贯旧城北面之全部。“名景龙江，绝岸至龙德宫，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对峙”。又作上清宝箓宫，“密连禁署，内列亭台馆舍，不可胜计。……开景龙门，城上作复道通宫内，……徽宗数从复道往来”。其他如作神霄玉清万寿宫于禁中，又铸九鼎，置九成宫于五岳观后。政和以后，年年营建，皆工程浩大，缀饰繁缛之作。及造艮岳万寿山，驱役万夫，大兴土木；五六年间，穷索珍奇，纲运花石；尽天下之巧工绝技，以营假山、池沼，至于山周十余里，峰高九十步；怪石崭崖，洞峡溪涧，巧牟造化；而亭台馆阁，日增月益，不可殚记；其部署缔构颇越乎常轨，非建筑壮健之姿态，实失艺术真旨。时金已亡辽，宋人纳岁币于金，引狼入室，宫庭犹营建不已，后世目艮岳为亡国之孽，固非无因也。

宋初宫苑已非秦汉游猎时代林囿之规模，即与盛唐离宫园馆相较亦大不相同。北宋百余年间，御苑作风渐趋绮丽纤巧。尤以徽宗宣政以后所辟诸苑为甚。玉津园，太祖之世习射观稼而已，乾德初，置琼林苑，太宗凿金明池于苑北，于是各朝每岁驾幸观楼船水嬉，赐群臣宴射于此。后苑池名象瀛山，殿阁临水，云屋连簃，诸帝常观御书，流杯泛觞游宴于玉宸等殿。“太宗雍熙三年，后常以暮春召近臣赏花钓鱼于苑中”。“命群臣赋诗赏花曲宴自此始。”

金明池布置情状，政和以后所纪，当经徽宗增置展拓而成。“池在顺天门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东西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步，有西北临水殿。……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栏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殿上下回廊。……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彩楼。……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骑射百戏于此……”规制之绮丽窈窕与宋画中的楼阁廊庑最为迫肖。

徽宗之延福撷芳及艮岳万寿山布置又大异，朱勔，蔡攸辈穷搜太湖灵壁等地花石以实之，“宣和五年，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广数丈，载以大舟，挽以千夫，凿河断桥，毁堰坼闸，数月乃至”。盖所着重者及峰峦崖壑之缔构；珍禽奇石，环花异木之积累；以人工造天然山水之奇巧，然后以楼阁点缀其间。作风又不同于琼林苑金明池等矣。叠山之风，至南宋乃盛行于江南私园，迄元明清不稍衰。

真仁以后，殖货致富者愈众，巨量交易出入京师，官方管理之设备及民间商业之建筑，皆因之侈大。公卿商贾拥有资产者之园圃第宅，皆争尚靡丽，京师每岁所需木材之夥，使宫民由各路市木不已，且有以此居积取利者，营造之盛实普遍民间。

市街店楼之各种建筑，因汴京之富，乃登峰造极。商业区如“潘楼街……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娱乐场如所谓“瓦子”，“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中瓦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夜叉棚，象棚；最大者可容数千人”。酒店则“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入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映。……白矶楼后改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其他店面如“马行街南北十几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上元夜烧灯，尤壮观”。

住宅则仁宗景祐中已是“士民之族，罔遵矩度，争尚纷华。……室屋宏丽，交穷土木之工”。“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饰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

市政上特种设备，如“望火楼……于高处砖砌，……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储藏救火用具。每坊巷三百步设有军巡铺屋一所，容铺兵五人”。新城战棚皆“旦暮修整”。“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日修造泥饰。”

工艺所在，则有绫锦院、筑院、栽造院、官窑等之产生。工商影响所及，虽远至蜀中锦官城，如神宗元丰六年，亦“作锦院于府治之东。……创楼于前，以为积藏待发之所。……织室吏舍出纳之府，为屋百一十七间，而后足居”。

有宋一代，宫庭多崇奉道教，故宫观景盛，对佛寺唯禀续唐风，仍其既成势力，不时修建。汴京梵刹多唐之旧，及宋增修改名者。太祖开宝三年，改唐封禅寺为开宝寺，“重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太宗端拱中建塔，极其伟丽”。塔八角十三层，乃木工喻皓所作，后真宗赐名灵感，至仁宗庆历四年塔毁，乃于其东上方院建铁色琉璃砖塔，亦为八角十三层，俗称铁塔，至今犹存，为开封古迹之一。又加开宝二年诏重建唐龙兴寺，太宗赐额太平兴国寺。天清寺则周世宗创建于陈州门里繁台之上，塔曰兴慈塔，俗名繁塔，太宗重建。明初重建，削塔之顶，仅留三级，今日俗称婆塔者是。宝相寺亦五代创建，内有弥勒大像，五百罗汉塑像，元末始为兵毁。

规模最宏者为相国寺，寺建于北齐天保中，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七一一年）改为相国寺；玄宗天宝四年（公元七四五年）建资圣阁；宋至道二年（公元九九六年）敕建三门，制楼其上，赐额大相国寺。曹翰曾夺庐山东林寺五百罗汉北归，诏置寺中。当时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余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它物者，必由于此”。实为东京最大之商场。寺内“有两琉璃塔，……东西塔院。大殿两廊皆国相名公笔迹，左壁画炽盛光佛降九矅鬼百戏。右壁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供献乐部马队之类。大殿朵廊皆壁隐楼殿人物，莫非精妙”。

京外名刹当首推正定府龙兴寺。寺隋开皇创建，初为龙藏寺，宋开宝四年，于原有讲殿之后建大悲阁，内铸铜观音像，高与阁等。宋太祖曾幸之，像至今屹立，阁已残破不堪修葺，其周围廊庑塑壁，虽仅余鳞爪，尚有可观者。寺中宋构如摩尼殿、慈氏阁、转轮藏等，亦幸存至今。

北宋道观，始于太祖，改周之太清观为建隆观，亦诏以扬州行宫为建隆观。太宗建上清太平宫，规模始大。真宗尤溺于符谶之说，营建最多，尤侈丽无比。大中祥符元年，即建隆观增建为玉清照应宫，凡役工日三四万。“初议营宫料工须十五年，修宫使丁谓令以夜续昼，每画一壁给二烛，故七年而成。……制度宏丽，屋宇稍不中程式，虽金碧已具，刘承珪必令毁而更造。”又诏天下遍置天庆观，迄于徽宗，惑于道士林灵素等，作上请宝箓宫。亦诏“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宣和元年，竟诏天下更寺院为宫观，次年始复寺院额。

洛阳宋为西京，山陵在焉。“开宝初，遣王仁珪等修洛阳宫室，太祖至洛，睹其壮丽，王等并进秩。……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常有迁都之意”，臣下谏而未果。宫城周九里有奇，城南三门，中曰五凤楼，伟丽之建筑也。东西北各有一门。曰苍龙，曰金虎，曰拱宸。正殿曰太极殿，前有左右龙尾道及日楼月楼。“宫室合九千九百九十余区”，规模可称宏壮。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各门与宫城东西诸门相直，内则诸司处之。京城周五十二里余，尤大于汴京。神宗曾诏修西京大内。徽宗政和元年至六年间之重修，预为谒陵西幸之备，规模尤大。“以真漆为饰，工役甚大，为费不资。”至于洛阳园林之盛，几与汴京相伯仲。重臣致仕，往往径第西洛。自富郑公至吕文穆等十九园。其馆榭池台配造之巧，亦可见当时洛阳经营之劳与财力之盛也。

徽宗崇宁二年（公元一一○三年），李诫作《营造法式》，其中所定建筑规制，较与宋辽早期手法，已迥然不同。盖宋初禀承唐末五代作风，结构犹硕健质朴。太宗太平兴国（公元九七六年）以后，至徽宗即位之初（公元一一○一年），百余年间，营建旺盛，木造规制已迅速变更；崇宁所定，多去前之硕大，易以纤靡，其趋势乃刻意修饰而不重魁伟矣。徽宗末季，政和迄宣和间，锐意制作，所本风格，尤尚绮丽，正为实施《营造法式》之时期，现存山西榆次大中祥符元年（公元一○○八年）之永寿寺雨华宫，与太原天圣间（公元一〇二三至一〇三一年）之晋祠等，结构秀整犹带雄劲，骨干虽已无唐制之硕建庞大，细部犹未有崇宁法式之烦琐纤弱，可称其为北宋中坚之典型风格也。

辽之都市及宫殿

契丹之初为东北部落，游牧射生，以给日用，故“草居野处靡有定所”。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并东西奚，统一本族八部，国势始张。其汉化创业之始，用幽州人韩延徽等，“营都邑，建言殿，法度井井”，中原所为者悉备。迨援立石晋，太宗耶律德光得晋所献燕云十六州，改元会同（公元九三八年），建号称辽，诏以皇都临潢府（今热河林西县⁽³⁾）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定辽阳为东京。辽势力从此侵入云朔幽蓟（今山西、河北北部）。危患北宋，百数十年。圣宗统和二十五年（公元一〇〇七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之初，以大定府为中京（今热河朝阳、平泉，赤峰等县地⁽⁴⁾），又三十余年至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一〇四四年），更以大同府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

辽东为汉旧郡，渤海人居之，奚与渤海皆深受唐风之熏染，契丹部落之崛起与五代为同时，耶律氏实宗唐末边疆之文化，同化于汉族，进而承袭中原北首州县文物制度之雄者也。契丹本富于盐铁之利，其初有“回国使”往来贩易，鬻其牛羊、毳、罽、驰马、皮革、金珠、药材等以市他国货物，其后辽更与北宋、西夏、高丽、女真诸国沿边所在，共置榷场市易，商业甚形发达，都市因此繁盛。其都市街隅，“有楼对峙，下连市肆”。其中“邑屋市肆有绫锦之作，宦者，伎术，教坊，角抵，儒僧尼道皆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辽世重佛教，营僧寺，刊经藏，不遗余力，尝“择良工于燕蓟”。凡宫殿佛寺主要建筑，实均与北宋相同。益两者均上承唐制，继五代之余，下启金元之中国传统木构也。

太祖于神册三年（公元九一八年）治城临潢，名曰皇都；二十一年后，至太宗，改称上京。太祖建元神册之前，所居之地曾称西楼。“阿保机以其所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起东楼，北……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盖阿保机自立之始，创建明王楼。初未筑成，其都亦未有名称。如“以所获僧……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壬戌上发自西楼”等。“契丹好鬼贵日，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岂西楼时期，契丹营建乃保有汉、魏、盛唐建楼之古风，而又保留其部族东向为尊之特征欤？

辽建“殿”之事，始于太祖八年冬，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早于城皇都约四年，其方向如何，今无考。“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之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銮。中有历代帝王御容……”制度似略改。迨晋遣使上尊号，太宗“诏番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改皇都为上京”。以后开皇五銮及宣政殿皆数见于太宗纪。

上京“城高二丈，……幅员二十七里。……其北谓之皇城，……中有大内。……大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华西华。……通内出入之所”。城正南街两侧为各司衙寺观国子监，孔子庙及二仓。天雄寺与八作司相对，均在大内南。“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市容整备，其形制已无所异于汉族。然至圣宗开泰五年，距此时已八十年，宋人记云“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然则辽上京制度，殆始终留有其部族特殊尊东向之风俗。

辽阳之大部建设为辽以前渤海大氏所遗，而大氏又本唐之旧郡，“拟建宫阙”。辽初以为东丹王国，葺其城，后升为南京，又改东京。“幅员三十里，共八门，……宫城在城东北隅……南为三门，壮以楼观。四隅有角楼，相去各二里。宫壤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大内建二殿。……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驸马寺铁幡竿在焉。”

辽南京古冀州地，唐属幽州范阳郡。唐末刘仁恭尝据以僭帝号。石晋时地入于辽。太宗立为南京，又曰燕京，是为北京奠都之始。城有八门，其四至广阔，虽屡经史家考证，仍久惑后人。地理志称“方三十六里”，其他或称二十五里及二十七里者。或言三十六里“乃并大内计度”者，其说不一。但燕城令人注意者，乃其基址与今日北京城阙之关系。其址盖在今北京宣武门迤西，越右安广宁门郊外之地。金之中都承其旧土城而展拓之，非元明清建都之北京城也。今其址之北面有旧土城及会城门村等可考。其东南隅有古之悯忠寺（今之法源寺）可考，而今郊外之“鹅房营，有土城角，作曲尺式，幸存未铲；有豁口俗呼凤凰嘴，当因辽城丹凤门得名”，乃燕城之西南隅也。今日北京南城著名之海王村琉璃厂等皆在燕城东壁之外。

辽太宗升幽州为南京，初无迁都之举，故不经意于营建，即以幽州子城为大内，位于大城之西南隅；宫殿门楼一仍其旧，幽州经安史之徒，暨刘仁恭父子割据僭号，已有所设施，如拱宸门元和殿等，太宗入时均已有之。太宗但于西城巅诏建一“凉殿”，特书于本纪，岂仍循其“西楼”遗意者耶？

南京初虽仍幽州之旧，未事张皇改建，但至“景宗保宁五年，春正月，御五凤楼观灯”，及“圣宗开泰驻跸，宴于内果园”之时，当已有若干增置，“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其时市坊繁盛之概，约略可见。及兴宗重熙五年（公元一〇三六年）始诏修南京宫阙府署，辽宫廷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迨金世宗二十八年（公元一一八八年）距此时已百五十余年，而金主尚谓其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其他处岁岁修完，唯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辽代建筑类北宋初期形制，以雄朴为主，结构完固，不尚华饰，证之文献实物，均可征信。今日山西大同应县所幸存之重熙清宁等辽建，实为海内遗物之尤足珍贵者也。

金之都市宫殿佛寺

金之先，出靺鞨，古之肃慎也。唐初，其黑水一部曾附高丽，其后渤海强盛，契丹又取渤海地，乃附属于契丹。其在南者号熟女真，在北者不在契丹族，号生女真。金太祖之先，已统一部落，修弓矢，备器械，日臻强盛，不受辽籍。至太祖败辽兵，招渤海，乃建号称大金。收国元年（公元一一一五年），更节节进攻。数年之间，尽得辽旧地，进逼宋境。

金建会宁府为上京，“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寨”，当尚为部落帐幕时期。及“升皇帝寨为会宁府，城邑宫室，无异于中原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车马杂遝，……略无禁制。……春击土牛，父老士庶皆聚观于殿侧”。至熙宗皇统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年），始设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规模虽仿汴京，然仅得十之二三而已”。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宋使贺金太宗登位时，所见之上京，则“去北庭十里，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千余家，近阙北有阜园，绕三数顷，高丈余，云皇城也。山棚之左曰桃园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宫，高五七丈，建殿七栋甚壮，榜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土坛方阔数丈，名龙墀”，类一道观所改，亦非中原州县制度。其初即此乾元殿亦不常用。“女真之初无城郭，国主屋舍车马……与其下无异，……所独享者唯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处栽柳以作禁宫而已。殿宇绕壁尽置火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时开钥，则与臣下坐于炕，后妃躬侍饮食。”

金初部落色彩浓厚，汉化成分甚微，破辽之时劫夺俘虏；徙辽豪族子女部曲人民，又括其金帛牧马，分赐将帅诸军。燕京经此洗劫，仅余空城。既破坏辽之建设，更进而滋扰宋土，初索岁币银绢，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归宋。既盟复悔。乃破太原真定，兵临汴京城下，掳徽钦二帝北去。所经城邑荡毁，老幼流离鲜能恢复。至征江淮诸州，焚毁屠城，所为愈酷。终金太宗之世，上京会宁草创，宫室简陋，未曾着意土木之事，首都若此，他可想见。

金以武力与中原文物接触，十余年后亦步辽之后尘，得汉人辅翼，反受影响，乃逐渐模仿中原。至熙宗继位，稍崇仪制，亲祭孔子庙，诏封衍圣公等。即位之初（公元一一三五年），建天开殿于爻刺，此后时幸，若行宫焉。上京则于天眷元年（公元一一三八年）四月，“命少府监……营建宫室”，虽云“止从俭素”，“十二月宫成”，为时过促，恐非工程全部。此后有“明德宫享太宗御容于此，太后所居”；“五云楼及重明等殿成”；又有太庙、社稷等建置。皇统六年，以“会宁府太狭，才如郡制，……设五路工匠，撤而新之”。天眷皇统间，北方干戈稍息，州郡亦略有增修之迹，遗物中多有天眷年号者。

自海陵王弑熙宗自立，迄其入汴南征，以暴戾遇刺，为时仅十二年，金之最大建筑活动即在此天德至正隆之时（公元一一四九至一一六一年）。

海陵既跋扈狂躁，对于营建唯求侈丽，不殚工费，或“赐工匠及役夫帛”，或“杖提举营造官”，所为皆任性。天德三年，“诏广燕城，建宫室，按图兴修，规模宏大”。贞元元年，迁入燕京，“称中都，以迁都诏中外”。以宋之汴京为南京，大定为北京，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乃迎太后居中都寿康宫；增妃嫔以实后宫，临常武殿击鞠，登宝昌门观角抵，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园苑则有瑶池殿之成，御宴已有泰和殿之称，生活与其营建皆息息相关。又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正隆元年，奉迁金始祖以下梓宫葬山陵，翌年，“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削上京号，“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既而慕汴京风土，急于巡幸，于正隆四年（公元一一五九年），复诏营建宫室于南京。

汴京烽燧之余，蹂躏烬毁，至是侈其营缮，仍宋之旧，勉力恢复。“宫殿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但海陵虽崇饰宫阙，民间固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各刹若大相国寺亦“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汴都此时已失其政治经济地位，绝无繁荣之可能。

中都宫殿营建既毕，又增高燕城，辟其四面十二门，广辽旧城之东壁约三里，世宗以后均都于此，与宋剖分疆宇，升平殷富将五十余载，始遭北人兵燹，其间各朝尚多增置，朝市寺观日臻繁盛。

初海陵丞相张浩等，“取真定材木营建宫室及凉位十六”，制度实多取法汴京。皇城周回“九里三十步”，则几倍于汴之皇城，而与洛阳相埒。自内城南门天津桥北之宣阳门至应天楼，东西千步廊各二百余间，中间驰道宏阔，两旁植柳。有东西横街三道，通左右民居及太庙三省六部。宣阳门以金钉绘龙凤，“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中门常不开，唯车驾出入”；应天门初名通天门，“高八丈，朱门五，饰以金钉”；宫阙门户皆用青琉璃瓦，两旁相去里许为左右掖门。内城四角皆有垛楼。宣华、玉华、拱宸各门均“金碧翚飞，规制宏丽”。

“内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楼阁倍之”。其正朝曰大安殿，东西亦皆有廊庑。东北为母后寿康宫及太子东宫（初称隆庆）。大安殿后宣明门内为仁政殿，乃常朝之所。殿则为辽故物，其朵殿为两高楼，称东西上阁门。“西出玉华门则为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在焉”，宫中十六位妃嫔所居略在正殿之西；宴殿如泰和神龙等均近鱼藻池，后苑亦偏宫西，一若汴京。辽时本有楼阁球场在右掖门南，经金营建，乃有常武殿等为击球习射之所。太庙标名衍庆之宫，在千步廊东。金庭规制堂皇，仪卫华整，宋使范成大，虽云“前后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经”，但亦称其“工巧无遗力”。

中都外城布置，尤为特异。金初灭辽，粘罕有志都燕，为百年计，“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穿复道与内城通”。海陵定都，欲撤其城而止，故终金之世未毁。世宗之立，由于劝进，颇以省约为务，在位二十九年，始终以大定为年号，世称大定之治。即位之初，中都已宏丽，不欲扰民，故少所增建。元年（公元一一六一年）入中都，“诏凡宫殿张设，毋得增置”。三年又敕有司“宫中张设，毋得涂金”，有诏修辽东边堡，颇重守御政策，即位数年，与宋讲好，国内承平，土木之功渐举，重修灾后泰和神龙宴殿，六年幸大同华严寺，观故辽诸帝铜像，诏主僧谨视；有护古物之意。大定七年，建社稷坛；十四年，增建衍庆宫，图画功臣于左右庑，如宋制。十九年，建京城北离宫，宫始称大宁（后改寿宁，寿安），即明昌后之万宁宫，章宗李妃“妆台”所在。瑶光台、琼华岛始终为明清宫苑胜地，今日北京北海团城及琼华塔所在也。二十一年，复修会宁宫殿，以甓束其城。二十六年，曾自言“朕尝自思岂能无过，所患过而不改。……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自今不复作矣”。二十八年盛誉辽之仁政殿之不尚虚华，而能经久，叹曰：“今土木之工，灭裂尤甚，下则吏与工匠相结为奸，侵克工物；上则户工部官支钱，度材，唯务苛办；至有工役才华，随即欹漏者；……劳民费财，莫甚于此。自今体究，重抵以罪。”海陵专事虚华，急于营建，且辽宋劫后，匠师星散，金时构造之工已逊前代巨构甚远，世宗固已知之。

大定之后，唯章宗之世（公元一一九〇至一二〇八年），略有营造，大者如卢沟石桥，增修曲阜孔庙，重修大同善化寺佛像，及重修登封中岳庙等普遍修缮之活动。赵州小石桥至今仍存，亦为明昌原物。至于中都宫苑之间，章宗建置多为游幸娱乐之所。常幸南园玉泉山、香山。北苑万宁宫尤多增设。瑶光殿之作，后世称章宗李妃“妆台”。琼华阁和绛绡翠霄两殿，亦为大定后所增。“宸妃郑氏又尝见白石，爱而辇归，筑崖洞于芳华阁，用工二万，牛马七百”，贻内侍余琬以艮岳亡国之讽。章宗末季，南与宋战，北御元军，十年之间，边事愈频，承安之后，已非营建时代。卫绍王继位，政乱兵败，中都被围，“城中乏薪，拆绛绡殿，翠霄殿，琼华阁材分给四城”。距燕京城破之时（公元一二一五年）已不及三年，卫绍王废，宣宗立，中都危殆，金室乃仓皇南迁。都汴之后，修城葺库，一切从简，无所谓建设。及元代之朝，日臻隆盛，金之北方疆土尽失，复南下入宋，以图自存。迄于金亡，二十年间，中原中部重遭争夺，城邑多成戎烬之余，宋、辽、金三朝文物得以幸存至今者难矣。幸辽金素重佛法，寺院多有田产自给，易朝之际，虽遭兵燹，寺之大者，尚有局部恢复，而得后代之资助增建者。今日辽宁、河北、山西佛寺殿堂及浮图，每有辽金雄大原构渗于其中，已是我国建筑遗产重要之一部。

南宋之临安

靖康变作，二帝被掳，高宗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改元建炎（公元一一二七年，适为金太宗天会五年），迄宋幼帝昺蹈海死（公元一二七九年），为时一世纪有半，是为南宋；后金之亡四十余年。

建炎三年，金兵愈逞，高宗驻跸杭州，以州治为行宫，下诏罪己，自无心于宫室之营建。且适当金人破徐州，焚扬州，宋虽改江宁为建康府，升杭州为临安府，固未遑定都。及金人再度进迫，高宗出走，如越州，奔明州，又航于海入温州。行迹无定，百司零乱。金兵亦追迹至杭州，破越州，屠潭州。游骑又至平江、常州、镇江焚掠，江南处处尚在破坏中，及韩世忠、岳飞挫金将乌珠于江中，绍兴二年，高宗始又如临安。时军事稍振，臣下颇有建议奠都建康以图恢复者。高宗犹豫，“命守臣具图经画建康行宫”，又“命漕臣即平江子城营治宫室”，而尤属意临安。绍兴五年还临安作太庙，挫岳飞北进之策，乃显然欲早定行宫，以苟宴安，绍兴八年，乃定都焉。

高宗诏曰：“……朕荷祖宗之休，克绍大统，夙夜危惧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抚绥淮甸既已……是故复还临安，内修政事，缮治甲兵以定基业。非厌霜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实则绍兴元年，已诏守臣修内司百间，“二年九月，南门成，诏名行宫之门；三年诏梁汝嘉创廊庑于南门之内”，四年八月，知临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礼，殿成。此即临安初创时之正殿，盖“凡上寿则曰‘紫宸殿’，朝贺则曰‘大庆殿’，宗祠则曰‘明堂殿’，策士则曰‘集英殿’，四殿皆即文德殿随事揭名也”。高宗自绍兴初年蓄意议和，受制于秦桧，坐失兵机，迄三十二年禅位于孝宗，自“以秦桧旧地作德寿宫，凿池引水，叠石作山”，优游其间，无非皆“图宫室之安”者，园苑建造之频，尤甚于其后诸帝。为太上皇时曾“甃石池以水银浮金凫鱼于上……指示曰水银正乏，此买之汪尚书家”。实不失当艮岳之裔。

南宋宫室制度，初创时因国耻未雪，诸多顾忌，未克任意施展，仅就州城府治兴葺重造，故云“皆从简省”。临安州治本为钱王宫，地址虽较他州宏敞，宋建之正殿，碍于时势，未曾侈大；及增垂拱，崇政“其修广仅如大郡之设厅”。《舆服志》云：“其实垂拱、崇政二殿，权更其号而已。殿为屋五间，十二架，修六丈，广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间，修一丈五尺，广亦如之。两朵殿各二间。东、西廊各二十间，南廊九间，其中为殿门，三间六架。”孝宗又以“殿后拥合七间为延和殿，其制尤卑，陛阶一段，小如常人所居”，其“上梁文云：听朝决事，兼汴都延和、崇政之名……”。崇政究与垂拱易名，抑与延和同为一殿，尚待考证。正殿宫阁无多，又随时异额，勉袭汴都旧名，尤显其隘窄。

及和议成，韦太后回銮，“宫中庆典复始”，禁城内外乃年年增建。“绍兴八年，作慈宁宫；绍兴十二年作太社太学；十三年筑圜丘，景灵宫及秘书省；十五年作内中神御殿（钦先孝思殿）；十六年广太庙；十七年作玉津园、太一宫、万寿观……”禁中则营祥曦、福宁等殿及后苑堂阁。十八年至二十八年间，曾增筑皇城、外城及宫前丽正门御路，建执政府，筑两相第、太医殿、尚书六府等。高宗禅位后所辟别宫、园苑，及所赐府第、私园，亦多工巧靡丽，但建筑无宏大者。继后各朝所增造亭榭及便殿，或为习射、蹴鞠，或揽湖山之胜，多为宫廷宴游而作。偏安一隅之南宋首都，盖风雅有余，气魄不足，非复中原帝京之气象，建筑多水榭园亭之属，大殿无所增置，史志美其名曰“务简约，不尚华饰，以遵祖制”耳。

临安外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长峙”。凡十三门，东壁有七门，西壁临湖有四门。其中涌金门为“北宋政和六年重建，颇极壮丽”。南北则仅各有一门：南即嘉会门，稍偏西与皇城丽正门引直；北曰“余杭”，亦曰“北关”。外另有水门五。全城“东沿河（钱塘江）西至山岗（凤凰山），自平陆至山岗，随其上下，以为宫殿”。形势乃不规则之山城。

“绍兴十八年，名皇城南门曰‘丽正’，北门曰‘和宁’，东苑曰‘东华’……皇城周回九里”，南面丽正“其门有三，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左右列百官侍立阁子，登闻鼓院，检院相对，悉皆红杈子，排列森然，门禁严甚”。外城之嘉会门，营建亦精，其“城楼绚彩，为诸门冠”。盖南门为御道，“至丽正门计九里三百二十步，皆潮沙填筑，其平如席，以便五辂往来”，过南郊，从此幸郊台也。

自大内北出和宁新路，井市最盛，“南北宝玉珍异、花果时新、海鲜奇品，悉集于此”，一若汴京时之东华门外，和宁门之重要亦乃临安河道及市区地位所使然。门“在仁孝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门，金碧辉映，与丽正同，门外列百僚侍班阁子……”其内因与宫中后殿密迩，故帝后臣僚率多出入于此。“皇后出宫，至祥曦殿，上升龙檐，出和宁门”。“皇帝御垂拱殿，提举等官奉迎诸书至和宁门，步导至垂拱殿，各取合进呈……”等。

皇城内之宫殿，随事给名，后代改额，不易悉考。前殿建于绍兴四年，行在所录谓之正衙，即文德殿，凡上寿朝贺宗祠策士皆御此殿，故或称紫宸、大庆、明堂、集英。绍兴十二年，增建垂拱“以内诸司地为之”。“殿后有拥舍，孝宗改为别殿，是为延和便殿”。东部丽正门内为东宫。建炎初，“孝宗初育宫中，只造书院于宫门，曰内资善堂……迨为太子……止建厅堂并诸官属从屋……光宗升储，建太子宫门。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创射圃为游艺之所。度宗时（几十年后）更为增广”。孝宗于乾道初“辟射殿于禁垣之东，名曰‘选德’”，及至淳熙五年，“中设漆屏，书郡国守相名氏其上”，图事揆策于此，以示着意军机，周必大被旨撰《选德殿记》。殿近东华门，近臣常于此召入。“自北宫门循廊而左，转南为祥曦殿，西接修廊为后殿”。而“钦先孝思在崇政之东”。

此外，宁福寝殿及后妃等位于后苑偏宫之西部，称为南内，“苑中亭殿名称可见者仅有复古殿、损斋、观堂、芙蓉阁、翠寒堂、清华阁、椤木堂、隐蚰、澄碧、倚柱、隐秀、碧琳堂之类……”。宁福殿后改为寿康宫，光宗逊位后居之。复古殿、损斋均高宗所常御，为其观摩书画玩器之处，观堂建于山顶，盖“碧琳堂近之一山崔蒐，作观堂为上焚香祝天之所”。芙蓉阁则在山背，“翠寒堂以日本国松木为之，不施丹雘，白如象齿，环以古松”。澄碧殿位置近宫池，“淳熙二年孝宗曲宴宰执……至一小亭中，前有大池，潴水平岸，其下为石渠贯亭，以函启闸，奔流入渠，其声如雷，上曰：‘朕于饮食、衣服、宫室务从简俭，至所喜者唯此水尔……’”内苑大略如此实皆高宗所建饰，孝宗以后少有增置。

慈宁殿亦曰慈宁宫，为高宗因太后有归期而建，“上谓辅臣曰：行宫地步窄隘，今营建太后宫，抵是依山因地势修筑……”其址当在皇城前部西面山地一带。后易名慈福、慈寿，仍为各朝太后所居之殿也，宁宗开禧二年焚。

南宋内苑御园之经营，借江南湖山之美。继艮岳风格之后，着意林石幽韵，多独创之雅致，加以临安花卉妍丽，松竹自然。若梅花、白莲、芙蓉、芍药、翠竹、古松，皆御苑之主体点缀，建筑成分反成衬托。所谓堂与亭者最多，皆为赏玩花木，就近营建，如为古梅题匾曰“冷香”，石曰“芙蓉”，又为蟠松作清华宫，荼蘼作清研亭，皆此之类也。高宗究心艺事，内禅后尤多闲情逸致，所营德寿宫苑内万岁桥，“桥长六丈，并用吴磷进到玉石甃成，莹澈可爱。桥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罗白木建造，极为雅洁。大池十余亩，皆种千叶白莲”。

德寿宫“在望仙桥东，高宗倦勤，即秦桧旧地筑新宫……内禅后遂移仗居焉。都人称为‘北大内’。凿大池，续竹笕数里，引湖水注之。其上垒石为山，象飞来峰，有堂名‘冷泉’，楼名‘聚远’。又分四地为四时游览之所”。其中布置精雅，花木泉流，多有匾额亭榭之名，尤为新颖。至孝宗禅位亦居之，改名重华宫。

外御园有玉津、聚景（东园）、富景（西园）、集芳、屏山诸园，玉津园为帝王较射之所，在嘉会门南四里洋泮桥侧，清时在杭州龙华寺后，犹得见。淳熙八年、十年驾幸玉津园，韩彦直等扈从题名，俱正书摩崖。聚景园之南门在清波门外，北门在涌金门外，西湖之东岸也。亭宇皆孝宗御匾，尝请两宫临幸，后光宗、宁宗亦皆奉太后同幸。乾淳《起居注》云：“淳熙六年……幸此园，太上太后至会芳殿降辇，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辇，并坐瑶津西轩入御筵。……遂至锦壁赏大花。牡丹约千余丛，又至清辉少歇，由翠光登御舟入湖……泊花光亭，仍至会芳少歇还内。”其布置略可窥见。富景以芙蓉临池秀发，高孝两朝尝登龙舟卧看，建筑不详。集芳在葛岭，前临湖山，园归太后，藻饰甚丽，诸匾皆高宗御题。屏山园在钱湖门外，正对南屏，又名翠芳。理宗“开庆初，内司展建东至希夷堂，直抵雷峰山下……水环五花亭外”。“内有八面亭”，其建筑显为纤细亭榭之属。

其他如庆乐园，光宗曾以赐韩侂胄，后复归御有。内多古桂，亦有“十样亭榭，工巧无二。射圃、走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丽，野店村庄，装点时景”，谢太后府园歇凉亭之布置，则尤着重滨湖亭馆之建筑。“有眉寿堂、百花堂、一碧万顷堂、湖山清观，皆宏丽特甚。……第宅百余间，后为元帅夏若水所居。……元夕放灯，上下辉映”。高宗所赐杨存中之水月园，其中之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万柳”，亦为近水堂榭，西湖园苑之特征也。

南宋宫中殿宇无宏大之作，禁御则皆亭榭窈窕，曲径通幽，为优游忘世，高雅情绪之所托。其配属实创园亭设计之另一意识。北宋洛阳诸园本已渐有江南气息，倾向雅素，避脱侈丽之作，着重自然之美。宫苑中延福开其端，艮岳继其后，因无天然湖山之便，蔡京用朱冲父子，以人工兴筑，致成花石之扰，反病奢狂。高宗定都临安，以园苑论，实得山川之助，继艮岳之态，造成庭园建筑之佳例。吴中则自政和以后，进奉花石，开始叠假山之风，为之者愈多。其著者如光宗时之俞澂所作石山，秀拔有奇趣。

南宋建筑每单位之结构本嗣北宋崇宁格式。绍兴初“平江郡守王承兵火之余，兴葺官署学校，不遗余力，又重刊营造法式，即世所称绍兴本者，故其兴作犹遵奉汴梁遗法”。证之今日江南最大南宋殿宇，苏州玄妙观之三清殿亦可识其大略，“此殿自南宋淳熙六年重建后，迄今七百五十余年，虽迭经修治，然迄无再建之纪录”。

王究心艺事，尤重建筑。平江府治“北垣之齐云楼，循城为屋，轮奂雄特，一时称最。吴人至谓兵火之后，唯王重建此楼，差胜旧制”。此盖与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等同一性质之城上台观也。其下为府治宅堂北之斋园，亭轩柱廊亦皆之经营。绍兴十五年，又绘大成殿两庑，创讲堂，辟斋舍。十六年重作圆妙观两廊，“画灵宝度人经变相。召画史工山林人物楼橹花木各专一技者，分任其事，极其工致”。与梁汝嘉先后直宝文阁，皆监修平江府治及临安行宫最力者，北宋建筑遗法之得以传播江南，尤有功焉。盖当时民间建筑严受限制，“凡庶民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庶人合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微官府不时兴修，建筑艺术及法式最易废弛。董其役者，既以旧法为重，则技术虽有演变，系统究不中断。

宋代陵寝依其分布，可别为三区。“保定诸陵，皆开国后追建者；巩县为太祖、太宗以下诸帝后之陵，及乾德间徙建之宣祖安陵，在宋陵中规模最为宏巨，最后为南渡诸帝之陵，权厝于会稽宝山，称为‘攒宫’，示异日恢复中原，归葬巩洛也。”

北宋陵寝北域悉围以竹篱，谓之“篱寨”。篱寨有内外之别，外篱在前。建有神御殿、斋宫、东西序、神厨、库室、公宇等，位在山陵下，故称“下宫”。“外篱之后为内篱，其范围包括石象生、献殿、陵台，谓之上宫。”上宫为陵之主体，其平面布置系“于南端建有鹊台、次乳台、次象生、次神墙，每面各辟一门，门内更为正方形之陵台，其下即帝后埋骨所也”。

南宋攒宫制度，比之巩县诸陵则大小悬殊，不可同日而语；然除象生、陵台数者外，其上下二宫，犹能具体而微，遵奉旧制。诸帝攒宫，凡所设施，乃参酌时宜，适合南渡后之物力，故废象生神墙及方上陵台，而藏梓宫于上宫献殿之后，为龟头屋覆之。明、清方城明楼之制，或即由此演变，而又另成形制，盖亦迥然与古代陵墓布置不同。此实研究我国陵墓沿革之可注意者。

永思陵者，高宗之陵也。建于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一一八七年）冬，至翌年春季落成。陵之规模及间架尺寸，与彩画、瓦饰材料，见于周必大《思陵录》者异常详密。“下宫之构成，系以前后殿与殿门回廊为主体，其外周以围墙一重，外复以竹篱绕之。”上宫部分，其外亦有篱门，内有红灰墙，周回六十三丈五尺，叠砌“鹊台”两堵。内为殿门，面阔三间，其内为火窑子，更内为献殿。“殿面阔三间，为上宫之主体，其后附龟头屋三间，设皇堂石藏子，置梓宫于内。殿外绕以砖砌之阶，施勾栏十七间，正面设踏道。”《思陵录》中关于结构尺寸甚详，尤以大木方面，柱高与开间面阔之比例等，对于宋代结构式样研究极有裨助，故洵足宝异也。

(1)　梁思成曾说《中国建筑史》是“一部集体劳动的果实”，初稿第六章宋·辽·金部分为林徽因执笔。

(2)　商丘县，1997年撤销，大部分划入睢阳区，部分划入梁园区。

(3)　热河为旧省名。材西县现归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管辖。

(4)　朝阳市现归辽宁省管辖；平泉县现归河北省承德市管辖；赤峰市现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

第四章

我们的首都

中山堂

我们的首都是这样多方面的伟大和可爱，每次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事物来介绍和说明它，来了解和认识它。我们的首都是一个最富于文化建筑的名城；从文物建筑来介绍它，可以更深刻地感到它的伟大与罕贵。下面这个镜头就是我要在这里首先介绍的一个对象。

它是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你可能已在这里开过会，或因游览中山公园而认识了它；你也可能是没有来过首都而希望来的人，愿意对北京有个初步的了解。让我来介绍一下吧，这是一个愉快的任务。

这个殿堂的确不是一个寻常的建筑物。就是在这个满是文物建筑的北京城里，它也是极其罕贵的一个。因为它是这个古老的城中最老的一座木构大殿，它的年龄已有五百三十岁了。它是十五世纪二十年代的建筑，是明朝永乐由南京重回北京建都时所造的许多建筑物之一，也是明初工艺最旺盛的时代里，我们可尊敬的无名工匠们所创造的、保存到今天的一个实物。

这个殿堂过去不是帝王的宫殿，也不是佛寺的经堂。它是执行中国最原始宗教中祭祀仪节而设的坛庙中的“享殿”。中山公园过去是“社稷坛”，就是祭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地方。

凡是坛庙都用柏树林围绕，所以环境优美，成为现代公园的极好基础。社稷坛全部包括中央一广场，场内一方坛，场四面有短墙和棂星门；短墙之外，三面为神道，北面为享殿和寝殿；它们的外围又有红围墙和美丽的券洞门。正南有井亭，外围古柏参天。

中山堂的外表是个典型的大殿。白石镶嵌的台基和三道石阶，朱漆合抱的并列立柱，精致的门窗，青绿彩画的阑额，由于综错木材所组成的“斗拱”和檐椽等所造成的建筑装饰，加上黄琉璃瓦巍然耸起，微曲的坡顶，都可说是典型的、但也正是完整而美好的结构。它比例的稳重，尺度的恰当，也恰如它的作用和它的环境所需要的。它的内部不用天花顶棚，而将梁架斗拱结构全部外露，即所谓“露明造”的格式。我们仰头望去，就可以看见每一块结构的构材处理得有如装饰画那样美丽，同时又组成了巧妙的图案。当然，传统的青绿彩绘也更使它灿烂而华贵。但是明初遗物的特征是木材的优良（每柱必是整料，且以楠木为主）和匠工砍削榫卯的准确，这些都不是在外表上显著之点，而是属于它内在的品质的。

中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这样一座优美的、雄伟的建筑物，过去只供封建帝王愚民之用，现在回到了人民的手里，它的效能，充分地被人民使用了。一九四九年八月，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两年多来，这里开过各种会议百余次。这大殿是多么恰当地用作各种工作会议和报告的大礼堂！而更巧的是同社稷坛遥遥相对的太庙，也已用作首都劳动人民的文化宫了。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首都人民所熟悉的地方。它在天安门的左侧，同天安门右侧的中山公园正相对称。它所占的面积很大，南面和天安门在一条线上，北面背临着紫禁城前的护城河，西面由故宫前的东千步廊起，东面到故宫的东墙根止，东西宽度恰是紫禁城的一半。这里是四百零八年以前（明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年）劳动人民所辛苦建造起来的一所规模宏大的庙宇。它主要是由三座大殿、三进庭院所组成。此外，环绕着它的四周的，是一片蓊郁古劲的柏树林。

这里过去称作“太庙”，只是沉寂地供着一些死人牌位和一年举行几次皇族的祭祖大典的地方。一九五○年国际劳动节，这里的大门上挂上了毛主席亲笔题的匾额——“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它便活跃起来了。在这里面所进行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经常受到首都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以至于这里林荫下的庭院和大殿里经常挤满了人，假日和举行各种展览会的时候，等待入门的行列有时一直排到天安门前。

在这里，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是在一个特别美丽的环境中进行的。这个环境的特点有二：

一、它是故宫中工料特殊精美而在四百多年中又丝毫未被伤毁的一个完整的建筑组群。

二、它的平面布局是在祖国的建筑体系中，在处理空间的方法上最卓越的例子之一。不但是它的内部布局爽朗而紧凑，在虚实起伏之间构成一个整体，并且它还是故宫体系总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天安门、端门和午门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们从高处下瞰，就可以看出文化宫是以一个广庭为核心，四面建筑物环抱，北面是建筑的重点。它不单是一座单独的殿堂，而是前后三殿：中殿与后殿都各有它的两厢配殿和前院；前殿特别雄大，有两重屋檐，三层石基，左右两厢是很长的廊庑，像两臂伸出抱拢着前面的广庭。南面的建筑很简单，就是入口的大门。在这全组建筑物之外，环绕着两重有琉璃瓦饰的红墙，两圈红墙之间，是一周苍翠的老柏树林。南面的树林是特别大的一片，造成浓荫，和北头建筑物的重点恰相呼应。它们所留出的主要空间就是那个可容万人以上的广庭，配合着两面的廊子。这样的一种空间处理，是非常适合于户外的集体活动的。这也是我们祖国建筑的优良传统之一。这种布局与中山公园中的社稷坛部分完全不同，但在比重上又恰是对称的。如果说社稷坛是一个四条神道由中心向外展开的坛（仅在北面有两座不高的殿堂），文化宫则是一个由四面殿堂廊屋围拢来的庙。这两组建筑物以端门前庭为锁钥，和午门、天安门是有机地联系着的。在文化宫里，如果我们由下往上看，不但可以看到北面重檐的正殿巍然而起，并且可以看到午门上的五凤楼一角正成了它的西北面背景，早晚云霞，金瓦翚飞，气魄的雄伟，给人极深刻的印象。

故宫三大殿

北京城里的故宫中间，巍然崛起的三座大宫殿是整个故宫的重点，“紫禁城”内建筑的核心。以整个故宫来说，那样庄严宏伟的气魄；那样富于组织性，又富于图画美的体形风格；那样处理空间的艺术；那样的工程技术，外表轮廓，和平面布局之间的统一的整体，无可否认的，它是全世界建筑艺术的绝品，它是一组伟大的建筑杰作，它也是人类劳动创造史中放出异彩的奇迹之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我们这“世界第一”而骄傲。

三大殿的前面有两段作为序幕的布局，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段，由天安门，经端门到午门，两旁长列的“千步廊”是个严肃的开端。第二段在午门与太和门之间的小广场，更是一个美丽的前奏。这里一道弧形的金水河和河上五道白石桥，在黄瓦红墙的气氛中，北望太和门的雄劲，这个环境适当地给三殿做了心理准备。

太和、中和、保和三座殿是前后排列着同立在一个庞大而崇高的工字形白石殿基上面的。这种台基过去称“殿陛”，共高二丈，分三层，每层有刻石栏杆围绕，台上列铜鼎等。台前石阶三列，左右各一列，路上都有雕镂隐起的龙凤花纹。这样大尺度的一组建筑物，是用更宏大尺度的庭院围绕起来的。广庭气魄之大是无法形容的。庭院四周有廊屋，太和与保和两殿的左右还有对称的楼阁和翼门，四角有小角楼。这样的布局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常见于美丽的唐宋壁画中。

三殿中，太和殿最大，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木构大殿。横阔十一间，进深五间，外有廊柱一列，全个殿内外立着八十四根大柱。殿顶是重檐的“庑殿式”瓦顶，全部用黄色的琉璃瓦，光泽灿烂，同蓝色天空相辉映。底下彩画的横额和斗拱，朱漆柱，金琐窗，同白石阶基也作了强烈的对比。这个殿建于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已有二百五十五岁，而结构整严完好如初。内部渗金盘龙柱和上部梁枋藻井上的彩画虽稍剥落，但仍然华美动人。

中和殿在工字基台的中心，平面为正方形，宋元工字殿当中的“柱廊”竟蜕变而成了今天的亭子形的方殿。屋顶是单檐“攒尖顶”，上端用渗金圆顶为结束。此殿是清初顺治三年的原物，比太和殿又早五十余年。

保和殿立在工字形殿基的北端，东西阔九间，每间尺度又都小于太和殿，上面是“歇山式”殿顶，它是明万历的“建极殿”原物，未经破坏或重建的。至今上面童柱上还留有“建极殿”标识。它是三殿中年寿最老的，已有三百三十七年的历史。

三大殿中的两殿，一前一后，中间夹着略为低小的单位所造成的格局，是它美妙的特点。要用文字形容三殿是不可能的，而同时因环境之大，摄影镜头很难把握这三殿全部的雄姿。深刻的印象，必须亲自进到那动人的环境中，才能体会得到。

北海公园

在二百多万人口的城市中，尤其是在布局谨严，街道引直，建筑物主要都左右对称的北京城市，会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水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据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令人料想不到，使人惊喜。初次走过横亘在北海和中海之间的金鳌玉蝀桥的时候，望见隔水的景物，真像一幅画面，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耸立在水心的琼华岛，山巅白塔，林间楼台，受晨光或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湖岸石桥上的游人或水面小船，处处也都像在画中。池沼园林是近代城市的肺腑，借以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休息精神；北海风景区对全市人民的健康所起的作用是无法衡量的。北海在艺术和历史方面的价值都是很突出的，但更可贵的还是在它今天回到了人民手里，成了人民的公园。

我们重视北海的历史，因为它也就是北京城历史重要的一段。它是今天的北京城的发源地。远在辽代（十一世纪初），琼华岛的地址就是一个著名的台，传说是“萧太后台”；到了金朝（十二世纪中），统治者在这里奢侈地为自己建造郊外离宫：凿大池，改台为岛，移北宋名石筑山，山巅建美丽的大殿。元忽必烈攻破中都，曾住在这里。元建都时，废中都旧城，选择了这离宫地址作为他的新城，大都皇宫的核心，称北海和中海为太液池。元的三个宫分立在两岸，水中前有“瀛洲圆殿”，就是今天的团城，北面有桥通“万岁山”，就是今天的琼华岛。岛立太液池中，气势雄壮，山巅广寒殿居高临下，可以远望西山，俯瞰全城，是忽必烈的主要宫殿，也是全城最突出的重点。明毁元三宫，建造今天的故宫以后，北海和中海的地位便不同了，也不那样重要了。统治者把两海改为游宴的庭园，称作“内苑”。广寒殿废而不用，明万历时坍塌。清初开辟南海，增修许多庭园建筑，北海北岸和东岸都有个别幽静的单位。北海面貌最显著的改变是在一六五一年，琼华岛广寒殿旧址上，建造了今天所见的西藏式白塔。岛正南半山殿堂也改为佛寺，由石阶直升上去，遥对团城。这个景象到今天已保持整整三百年了。

北海布局的艺术手法是继承宫苑创造幻想仙境的传统，所以它以琼华岛仙山楼阁的姿态为主：上面是台殿亭馆；中间有岩洞石室；北面游廊环抱，廊外有白石栏楯，长达三百公尺⁽¹⁾；中间漪澜堂，上起轩楼为远帆楼，和北岸的五龙亭隔水遥望，互见缥缈，是本着想象的仙山景物而安排的。湖心本植莲花，其间有画舫来去。北岸佛寺之外，还作小西天，又受有佛教画的影响。其他如桥亭堤岸，多少是模拟山水画意。北海的布局是有着丰富的艺术传统的。它的曲折有趣、多变化的景物，也就是它最得游人喜爱的因素。同时更因为它的水面宏阔，林岸较深，尺度大，气魄大，最适合于现代青年假期中的一切活动：划船、滑水、登高远眺，北海都有最好的条件。

天坛

天坛在北京外城正中线的东边，占地差不多四千亩，围绕着有两重红色围墙。墙内茂密参天的老柏树，远望是一片苍郁的绿荫。由这树林中高高耸出深蓝色伞形的琉璃瓦顶，它是三重檐子的圆形大殿的上部，尖端上闪耀着涂金宝顶。这是祖国一个特殊的建筑物，世界闻名的天坛祈年殿。由南方到北京来的火车，进入北京城后，车上的人都可以从车窗中见到这个景物。它是许多人对北京文物建筑最先的一个印象。

天坛是过去封建主每年祭天和祈祷丰年的地方，封建的愚民政策和迷信的产物；但它也是过去辛勤的劳动人民用血汗和智慧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美丽的建筑类型，今天有着无比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天坛的全部建筑分成简单的两组，安置在平舒开朗的环境中，外周用深深的树林围护着。南面一组主要是祭天的大坛，称作“圜丘”，和一座不大的圆殿，称“皇穹宇”。北面一组就是祈年殿和它的后殿——皇乾殿、东西配殿和前面的祈年门。这两组相距约六百公尺，由一条白石大道相连。两组之外，重要的附属建筑只有向东的“斋宫”一处。外面两周的围墙，在平面上南边一半是方的，北边一半是半圆形的。这是根据古代“天圆地方”的说法而建筑的。

圜丘是祭天的大坛，平面正圆，全部白石砌成；分三层，高约一丈六尺；最上一层直径九丈，中层十五丈，底层二十一丈。每层有石栏杆绕着，三层栏板共合成三百六十块，象征“周天三百六十度”。各层四面都有九步台阶。这座坛全部尺寸和数目都用一、三、五、七、九的“天数”或它们的倍数，是最典型的封建迷信结合的要求。但在这种苛刻条件下，智慧的劳动人民却在造型方面创造出一个艺术杰作。这座洁白如雪、重叠三层的圆坛，周围环绕着玲珑像花边般的石刻栏杆，形体是这样地美丽，它永远是个可珍贵的建筑物，点缀在祖国的地面上。

圜丘北面棂星门外是皇穹宇。这座单檐的小圆殿的作用是存放神位木牌（祭天时“请”到圜丘上面受祭，祭完送回）。最特殊的是它外面周绕的围墙，平面作成圆形，只在南面开门。墙面是精美的磨砖对缝，所以靠墙内任何一点，向墙上低声细语，他人把耳朵靠近其他任何一点，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人们都喜欢在这里做这种“声学游戏”。

祈年殿是祈谷的地方，是个圆形大殿，三重蓝色琉璃瓦檐，最上一层上安金顶。殿的建筑用内外两周的柱，每周十二根，里面更立四根“龙井柱”。圆周十二间都安格扇门，没有墙壁，庄严中呈现玲珑。这殿立在三层圆坛上，坛的样式略似圜丘而稍大。

天坛部署的规模是明嘉靖年间制定的。现存建筑中，圜丘和皇穹宇是清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年）所建。祈年殿在清光绪十五年雷火焚毁后，又在第二年（一八九○年）重建。祈年门和皇乾殿是明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原物。现在祈年门梁下的明代彩画是罕有的历史遗物。

颐和园

在中国历史中，城市近郊风景特别好的地方，封建主和贵族豪门等总要独霸或强占，然后再加以人工的经营来做他们的“禁苑”或私园。这些著名的御苑、离宫、名园，都是和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分不开的。他们凿了池或筑了山，建造了亭台楼阁，栽植了树木花草，布置了回廊曲径、桥梁水榭，在许许多多巧妙的经营与加工中，才把那些离宫或名园提到了高度艺术的境地。现在，这些可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都已回到人民手里了。

北京西郊的颐和园，在著名的圆明园被帝国主义侵略军队毁了以后，是中国四千年封建历史里保存到今天的最后的一个大“御苑”。颐和园周围十三华里，园内有山有湖。倚山临湖的建筑单位大小数百，最有名的长廊，东西就长达一千几百尺，共计二百七十三间。

颐和园的湖、山基础，是经过金、元、明三朝所建设的。清朝规模最大的修建开始于乾隆十五年（一七五○年），当时本名清漪园，山名万寿，湖名昆明。一八六○年，清漪园和圆明园同遭英法联军毒辣的破坏。前山和西部大半被毁，只有山巅琉璃砖造的建筑和“铜亭”得免。

前山湖岸全部是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所重建。那时西太后那拉氏专政，为自己做寿，竟挪用了海军造船费来修建，改名颐和园。

颐和园规模宏大，布置错杂，我们可以分成后山、前山、东宫门、南湖和西堤等四大部分来了解它。

第一部分后山，是清漪园所遗留下的艺术面貌，精华在万寿山的北坡和坡下的苏州河。东自“赤城霞起”关口起，山势起伏，石路回转，一路在半山经“景福阁”到“智慧海”，再向西到“画中游”。一路沿山下河岸，处处苍松深郁或桃树错落，是初春清明前后游园最好的地方。山下小河（或称后湖）曲折，忽狭忽阔；沿岸模仿江南风景，故称“苏州街”，河也名“苏州河”。正中北宫门入园后，有大石桥跨苏州河上，向南上坡是“后大庙”旧址，今称“须弥灵境”。这些地方，今天虽已剥落荒凉，但环境幽静，仍是颐和园最可爱的一部分。东边“谐趣园”是仿无锡惠山园的风格，当中荷花池，四周有水殿曲廊，极为别致。西面通到前湖的小苏州河，岸上东有“买卖街”（现已不存）⁽²⁾，俨如江南小镇。更西的长堤垂柳和六桥是仿杭州西湖六桥建设的。这些都是模仿江南山水的一个系统的造园手法。

第二部分前山湖岸上的布局，主要是排云殿、长廊和石舫。排云殿在南北中轴线上。这一组由临湖一座牌坊起，上到排云殿，再上到佛香阁；倚山建筑，巍然耸起，是前山的重点。佛香阁是八角钻尖顶的多层建筑物，立在高台上，是全山最高的突出点。这一组建筑的左右还有“转轮藏”和“五芳阁”等宗教建筑物。附属于前山部分的还有米山上的几处别馆如“景福阁”“画中游”等。沿湖的长廊和中线呈丁字形；西边长廊尽头处，湖岸转北到小苏州河，傍岸处就是著名的“石舫”，名清宴舫。前山着重侈大、堂皇富丽，和清漪园时代重视江南山水的曲折大不相同；前山的安排，是“仙山蓬岛”的格式，略如北海琼华岛，建筑物倚山层层上去，成一中轴线，以高耸的建筑物为结束。湖岸有石栏和游廊。对面湖心有远岛，以桥相通，也如北海团城。只是岛和岸的距离甚大，通到岛上的十七孔长桥，不在中线，而由东堤伸出，成为远景。

第三部分是东宫门入口后的三大组主要建筑物：一是向东的仁寿殿，它是理事的大殿；二是仁寿殿北边的德和园，内中有正殿、两廊和大戏台；三是乐寿堂，在德和园之西。这是那拉氏居住的地方。堂前向南临水有石台石阶，可以由此上下船。这些建筑拥挤繁复，像城内府第，堵塞了入口，向后山和湖岸的合理路线被建筑物阻挡割裂。今天游园的人，多不知有后山，进仁寿殿或德和园之后，更有迷惑在院落中的感觉，直到出了荣寿堂西门，到了长廊，才豁然开朗，见到前面的湖山。这一部分的建筑物为全园布局上的最大弱点。

第四部分是南湖洲岛和西堤。岛有五处，最大的是月波楼一组，或称龙王庙，有长桥通东堤。其他小岛非船不能达。西堤由北而南成一弧线，分数段，上有六座桥。这些都是湖中的点缀，为北岸的远景。

天宁寺塔

北京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是北京城内和郊外的寺塔中完整立着的一个最古的建筑纪念物。这个塔是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平面作八角形，砖筑实心，外表主要分成高座、单层塔身和上面的多层密檐三部分。座是重叠的两组须弥座，每组中间有一道“束腰”，用“间柱”分成格子，每格中刻一浅龛，中有浮雕，上面用一周砖刻斗拱和栏杆，故极富于装饰性。座以上只有一单层的塔身，托在仰翻的大莲瓣上，塔身四正面有拱门，四斜面有窗，还有浮雕力神像等。塔身以上是十三层密密重叠着的瓦檐。第一层檐以上，各檐中间不露塔身，只见斗拱；檐的宽度每层缩小，逐渐向上递减，使塔的轮廓成缓和的弧线。塔顶的“刹”是佛教的象征物，本有“覆钵”和很多层“相轮”，但天宁寺塔上只有宝顶，不是一个刹，而十三层密檐本身却有了相轮的效果。

这种类型的塔，轮廓甚美，全部稳重而挺拔。层层密檐的支出使檐上的光和檐下的阴影构成一明一暗；重叠而上，和素面塔身起反衬作用，是最引人注意的宜于远望的处理方法。中间塔身略细，约束在檐以下、座以上，特别显得窈窕。座的轮廓也因有伸出和缩紧的部分，更美妙有趣。塔座是塔底部的重点，远望清晰伶俐；近望则见浮雕的花纹、走兽和人物，精致生动，又恰好收到最大的装饰效果。它是砖造建筑艺术中的极可宝贵的处理手法。

分析和比较祖国各时代各类型的塔，我们知道南北朝和隋的木塔的形状，但实物已不存。唐代遗物主要是砖塔，都是多层方塔，如西安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唐代虽有单层密檐塔，但平面为方形，且无须弥座和斗拱，如嵩山的永泰寺塔。中原山东等省以南，山西省以西，五代以后虽有八角塔，而非密檐，且无斗拱，如开封的“铁塔”。在江南，五代两宋虽有八角塔，却是多层塔身的，且塔身虽砖造，每层都用木造斗拱和木檩托檐，如苏州虎丘塔、罗汉院双塔等。检查天宁寺塔每一细节，我们今天可以确凿地断定它是辽代的实物，清代石碑中说它是“隋塔”是错误的。

这种单层密檐的八角塔只见于河北省和东北。最早有年月可考的都属于辽金时代（十一至十三世纪），如房山云居寺南塔北塔、正定青塔、通州塔、辽阳白塔寺塔等。但明清还有这形制的塔，如北京八里庄塔。从它们分布的地域和时代看来，这类型的塔显然是契丹民族（满族祖先的一支）的劳动人民和当时移居辽区的汉族匠工们所合力创造的伟绩，是他们对于祖国建筑传统的一个重大贡献。天宁寺塔经过这九百多年的考验，仍是一座完整而美丽的纪念性建筑，它是今天北京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

北京近郊的三座“金刚宝座塔”

——西直门外五塔寺塔、德胜门外西黄寺塔和香山碧云寺塔

北京西直门外五塔寺的大塔，形式很特殊，它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台子上面，由五座小塔所组成的。佛教术语称这种塔为“金刚宝座塔”。它是模仿印度佛陀伽蓝的大塔建造的。

金刚宝座塔的图样，是一四一三年（明永乐时代）西番班迪达来中国时带来的。永乐帝朱棣，封班迪达做大国师，建立大正觉寺——五塔寺——给他住。到了一四七三年（明成化九年）便在寺中仿照了中印度式样，建造了这座金刚宝座塔。清乾隆时代又仿照这个类型，建造了另外两座。一座就是现在德胜门外的西黄寺塔，另一座是香山碧云寺塔。这三座塔虽同属于一个格式，但每座各有很大变化，和中国其他的传统风格结合而成。它们具体地表现出祖国劳动人民灵活运用外来影响的能力，他们有大胆变化、不限制于模仿的创造精神。在建筑上，这样主动地吸收外国影响和自己民族形式相结合的例子是极值得注意的。同时，介绍北京这三座塔并指出它们的显著的异同，也可以增加游览者对它们的认识和兴趣。

五塔寺在西郊公园北面约二百公尺。它的大台高五丈，上面立五座密檐的方塔，正中一座高十三层，四角每座高十一层。中塔的正南，阶梯出口的地方有一座两层檐的亭子，上层瓦顶是圆的。大台的最底层是个“须弥座”，座之上分五层，每层伸出小檐一周，下雕并列的佛龛，龛和龛之间刻菩萨立像。最上层是女儿墙，也就是大台的栏杆。这些上面都有雕刻，所谓“梵花、梵宝、梵字、梵像”。大台的正门有门洞，门内有阶梯藏在台身里，盘旋上去，通到台上。

这塔全部用汉白玉建造，密密地布满雕刻。石里所含铁质经过五百年的氧化，呈现出淡淡的橙黄的颜色，非常温润而美丽。过于烦琐的雕饰本是印度建筑的弱点，中国匠人却创造了自己的适当的处理。他们智慧地结合了祖国的手法特征，努力控制了凹凸深浅的重点。每层利用小檐的伸出和佛龛的深入，做成阴影较强烈的部分，其余全是极浅的浮雕花纹。这样，便纠正了一片杂乱繁缛的感觉。

西黄寺塔，也称作班禅喇嘛净化城塔，建于一七七九年。这座塔的形式和大正觉寺塔一样，也是五座小塔立在一个大台上面。所不同的，在于这五座塔本身的形式。它的中央一塔为西藏式的喇嘛塔（如北海的白塔），而它的四角小塔，却是细高的八角五层的“经幢”；并且在平面上，四小塔的座基突出于大台之外，南面还有一列石阶引至台上。中央塔的各面刻有佛像、草花和凤凰等，雕刻极为细致富丽，四个幢主要一层素面刻经，上面三层刻佛龛与莲瓣。全组呈窈窕玲珑的印象。

碧云寺塔和以上两座又都不同。它的大台共有三层，底下两层是月台，各有台阶上去。最上层做法极像五塔寺塔，刻有数层佛龛，阶梯也藏在台身内。但它上面五座塔之外，南面左右还有两座小喇嘛塔，所以共有七座塔。

这三处仿中印度式建筑的遗物，都在北京近郊风景区内。同式样的塔，国内只有昆明官渡镇有一座，比五塔寺塔更早了几年。

鼓楼、钟楼和什刹海

北京城在整体布局上，一切都以城中央一条南北中轴线为依据。这条中轴线以永定门为南端起点，经过正阳门、天安门、午门、前三殿、后三殿、神武门、景山、地安门一系列的建筑重点，最北就结束在鼓楼和钟楼那里。北京的钟楼和鼓楼不是东西相对，而是在南北线上，一前、一后的两座高耸的建筑物。北面城墙正中不开城门，所以这条长达八公里的南北中线的北端就终止在钟楼之前。这个伟大气魄的中轴直穿城心的布局是我们祖先杰出的创造。鼓楼面向着广阔的地安门大街，地安门是它南面的“对景”，钟楼峙立在它的北面，这样三座建筑便合成一组庄严的单位，适当地作为这条中轴线的结束。

鼓楼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第一层雄厚的砖台，开着三个发券的门洞。上面横列五间重檐的木构殿楼，整体轮廓强调了横亘的体形。钟楼在鼓楼后面不远，是座直立耸起、全部砖石造的建筑物；下层高耸的台，每面只有一个发券门洞。台上钟亭也是每面一个发券的门。全部使人有浑雄坚实的矗立的印象。钟、鼓两楼在对比中，一横一直，形成了和谐美妙的组合。明朝初年，智慧的建筑工人和当时“打图样”的师傅们就这样朴实、大胆地创造了自己市心的立体标志，充满了中华民族特征的不平凡的风格。

钟、鼓楼西面俯瞰什刹海和后海。这两个“海”是和北京历史分不开的。它们和北海、中海、南海是一个系统的五个湖沼。十二世纪中建造“大都”的时候，北海和中海被划入宫苑（那时还没有南海），什刹海和后海留在市区内。当时有一条水道由什刹海经现在的北河沿、南河沿、六国饭店出城通到通州，衔接到运河。江南运到的粮食便在什刹海卸货，那里船帆桅杆十分热闹，它的重要性正相同于我们今天的前门车站。到了明朝，水源发生问题，水运只到东郊，什刹海才丧失了作为交通终点的身份。尤其难得的是它外面始终没有围墙把它同城区阻隔，正合乎近代最理想的市区公园的布局。

海的四周本有十座佛寺，因而得到“什刹”的名称。这十座寺早已荒废。清朝末年，这里周围是茶楼、酒馆和杂耍场子等。但湖水逐渐淤塞，虽然夏季里香荷一片，而水质污秽、蚊虫孳生已威胁到人民的健康。后来人民自己的政府首先疏浚全城水道系统，将什刹海掏深，砌了石岸，使它成为一片清澈的活水，又将西侧小湖改为可容四千人的游泳池。两年来那里已成劳动人民夏天中最喜爱的地点。垂柳倒影，隔岸可遥望钟楼和鼓楼，它已真正地成为首都的风景区。并且这个风景区还正在不断地建设中。

在全市来说，由地安门到钟、鼓楼和什刹海是城北最好的风景区的基础。现在鼓楼上面已是人民的第一文化馆，小海已是游泳池，又紧接北海。这一个美好环境，由钟、鼓楼上远眺更为动人。不但如此，首都的风景区是以湖沼为重点的，水道的连接将成为必要。什刹海若予以发展，将来可能以金水河把它同颐和园的昆明湖连接起来。那样，人们将可以在假日里从什刹海坐着小船经由美丽的西郊，直达颐和园了。

雍和宫

北京城内东北角的雍和宫，是二百十几年来北京最大的一座喇嘛寺院。这所寺院因为建筑的宏丽和佛像雕刻等的壮观，一向都非常著名，所以浏览首都的人们，时常来到这里参观。这一组庄严的大建筑群，是过去中国建筑工人以自己传统的建筑结构技术来适应喇嘛教的需要所创造的一种宗教性的建筑类型。这寺院的全部是一种符合特殊实际要求的艺术创造，在首都的文物建筑中间，它是不容忽视的一组建筑遗产。

雍和宫曾经是胤祯（清雍正）做阿哥时的府第。在一七三四年改建为喇嘛寺。

雍和宫的大布局，紧凑而有秩序，全部由南北一条中轴线贯穿着。由最南头的石牌坊起到“琉璃花门”是一条“御道”，——也像一个小广场。两旁十几排向南并列的僧房就是喇嘛们的宿舍。由琉璃花门到雍和门是一个前院，这个前院有古槐的幽荫，南部左右两角立着钟楼和鼓楼，北部左右有两座八角的重檐亭子，更北的正中就是雍和门；雍和门规模很大，才经过修缮油饰。由此北进共有三个大庭院，五座主要大殿阁。第一院正中的主要大殿称作雍和宫，它的前面中线上有碑亭一座和一个雕刻精美的铜香炉，两边配殿围绕到它后面一殿的两旁，规模极为宏壮。

全寺最值得注意的建筑物是第二院中的法轮殿，其次便是它后面的万佛楼。它们的格式都是很特殊的。法轮殿主体是七间大殿，但它的前后又各出五间“抱厦”，使平面呈十字形。殿的瓦顶上面突出五个小阁，一个在正脊中间，两个在前坡的左右，两个在后坡的左右。每个小阁的瓦脊中间又立着一座喇嘛塔。由于宗教上的要求，五塔寺金刚宝座塔的型式很巧妙地这样组织到纯粹中国式的殿堂上面，成了中国建筑中的一个特殊例子。

万佛楼在法轮殿后面，是两层重檐的大阁。阁内部中间有一尊五丈多高的弥勒佛大像，穿过三层楼井，佛像头部在最上一层的屋顶底下。据说这个像的全部是由一整块檀香木雕成的。更特殊的是万佛楼的左右另有两座两层的阁，从这两阁的上层用斜廊——所谓飞桥——和大阁相联系。这是敦煌唐朝画中所常见的格式，今天还有这样一座存留着，是很难得的。

雍和宫最北部的绥成殿是七间，左右楼也各是七间，都是两层的楼阁，在我们的最近建设中，我们极需要参考本国传统的楼屋风格，从这一组两层建筑物中，是可以得到许多启示的。

故宫

北京的故宫现在是首都的故宫博物院。故宫建筑的本身就是这博物院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物。它综合形体上的壮丽、工程上的完美和布局上的庄严秩序，成为世界上一组最优异、最辉煌的建筑纪念物。它是我们祖国多少年来劳动人民智慧和勤劳的结晶，它有无比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全宫由“前朝”和“内廷”两大部分组成；四周有城墙围绕，墙下是一周护城河，城四角有角楼，四面各有一门：正南是午门，门楼壮丽称五凤楼；正北称神武门；东西两门称东华门、西华门，全组统称“紫禁城”。隔河遥望红墙、黄瓦、宫阙、角楼的任何一角都是宏伟秀丽，气象万千。

前朝正中的三大殿是宫中前部的重点，阶陛三层，结构崇伟，为建筑造型的杰作。东侧是文华殿，西侧是武英殿，这两组与太和门东西并列，左右衬托，构成三殿前部的格局。

内廷是封建皇帝和他的家族居住和办公的部分。因为是所谓皇帝起居的地方，所以借重了许多严格部署的格局和外表形式上的处理来强调这独夫的“至高无上”。因此内廷的布局仍是采用左右对称的格式，并且在部署上象征天上星宿等等。例如内廷中间，乾清、坤宁两宫就是象征天地，中间过殿名交泰，就取“天地交泰”之义。乾清宫前面的东西两门名日精、月华，象征日月。后面御花园中最北一座大殿——钦安殿，内中还供奉着“玄天上帝”的牌位。故宫博物院称这部分作“中路”，它也就是前王殿中轴线的延续，也是全城中轴的一段。

“中路”两旁两条长夹道的东西，各列六个宫，每三个为一路，中间有南北夹道。这十二个宫象征十二星辰。它们后部每面有五个并列的院落，称东五所、西五所，也象征众星拱辰之义。十二宫是内宫眷属“妃嫔”“皇子”等的住所和中间的“后三殿”就是紫禁城后半部的核心。现在博物院称东西六宫等为“东殿”和“西殿”，按日轮流开放。西六宫曾经改建，储秀和翊坤两宫之间增建一殿，成了一组。长春和太极之间，也添建一殿，成为一组，格局稍变。东六宫中的延禧，曾参酌西式改建“水晶宫”而未成。

三路之外的建筑是比较不规则的。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在中轴两侧，东西两路的南头，十二宫前面的重要宫殿。西边是养心殿一组，它正在“外朝”和“内廷”之间偏东的位置上，是封建主实际上日常起居的地方。中轴东边与它约略对称的是斋宫和奉先殿。这两组与乾清宫的关系就相当于文华、武英两殿与太和殿的关系。另一类是核心外围规模较十二宫更大的宫。这些宫是建筑给封建主的母后居住的。每组都有前殿、后寝、周围廊子、配殿、宫门等。西边有慈宁、寿康、寿安等宫。其中夹着一组佛教庙宇雨花阁，规模极大。总称为“外西路”。东边的“外东路”只有直串南北、范围巨大的宁寿宫一组。它本是玄烨（康熙）的母亲所居，后来弘历（乾隆）将政权交给儿子，自己退老住在这里曾增建了许多繁缛巧丽的亭园建筑，所以称为“乾隆花园”。它是故宫后部核心以外最特殊也最奢侈的一个建筑组群，且是清代日趋烦琐的宫廷趣味的代表作。

故宫后部虽然“千门万户”，建筑密集，但它们仍是有秩序的布局。中轴之外，东西两侧的建筑物也是以几条南北轴线为依据的。各轴线组成的建筑群以外的街道形成了细长的南北夹道。主要的东一长街和西一长街的南头就是通到外朝的“左内门”和“右内门”，它们是内廷和前朝联系的主要交通线。

除去这些“宫”与“殿”之外，紫禁城内还有许多服务单位如上驷院、御膳房和各种库房及值班守卫之处。但威名煊赫的“南书房”和“军机处”等宰相大臣办公的地方，实际上只是乾清门旁边的几间廊庑房舍。军机处还不如上驷院里的一排马厩！封建帝王残酷地驱役劳动人民为他建造宫殿，养尊处优，享乐排场无所不至，而即使是对待他的军机大臣也仍如奴隶。这类事实可由故宫的建筑和布局反映出来。紫禁城全部建筑也就是最丰富的历史材料。

附录一
平郊建筑杂录⁽³⁾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遗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其中辽、金、元古物虽然也有，但是大部分还是明清的遗构；有的是煊赫的“名胜”，有的是消沉的“痕迹”；有的按期受成群的世界游历团的赞扬，有的只偶尔受诗人们的凭吊，或画家的欣赏。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这也许是个狂妄的说法——但是，什么叫作“建筑意”？我们很可以找出一个比较近理的定义或解释来。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泽，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作“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建筑审美可不能势利的。大名煊赫，尤其是有乾隆御笔碑石来赞扬的，并不一定便是宝贝；不见经传，湮没在人迹罕至的乱草中间的，更不一定不是一位无名英雄。以貌取人或者不可，“以貌取建”却是个好态度。北平近郊可经人以貌取舍的古建筑实不在少数。摄影图录之后，或考证它的来历，或由村老传说中推测它的过往——可以成一个建筑师为古物打抱不平的事业和比较有意思的夏假消遣。而他的报酬便是那无穷的“建筑意”的收获。

卧佛寺的平面

说起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再没有比卧佛寺委屈的了。卧佛寺的住持智宽和尚，前年偶同我们谈天，用“叹息痛恨于桓灵”的口气告诉我，他的先师老和尚，如何如何与青年会订了合同，以每年一百元的租金，把寺的大部分租借了二十年，如同胶州湾、辽东半岛的条约一样。

其实这都怪那佛一觉睡几百年不醒，到了这危难的关头，还不起来给老和尚当头棒喝，使他早早觉悟，组织个佛教青年会西山消夏团。虽未必可使佛法感化了摩登青年，至少可借以繁荣了寿安山……不错，那山叫寿安山……又何至等到今年五台山些少的补助，才能修葺开始残破的庙宇呢！

我们也不必怪老和尚，也不必怪青年会，其实还应该感谢青年会。要是没有青年会，今天有几个人会知道卧佛寺那样一个山窝子里的去处。在北方——尤其是北平——上学的人，大半都到过卧佛寺。一到夏天，各地学生们，男的、女的，谁不愿意来消消夏，爬山、游水、骑驴，多么优哉游哉。据说每年夏令会总成全了许多爱人们的心愿，想不到睡觉的释迦牟尼，还能在梦中代行月下老人的职务，也真是佛法无边了。

从玉泉山到香山的马路，快近北辛村的地方，有条岔路忽然转北上坡的，正是引导你到卧佛寺的大道。寺是向南，一带山屏障似的围住寺的北面，所以寺后有一部分渐高，一直上了山脚。在最前面，迎着来人的，是寺的第一道牌楼，那还在一条柏荫夹道的前头。当初这牌楼是什么模样，我们大概还能想象，前人做的事虽不一定都比我们强，但是关于这牌楼大概无论如何他们要比我们大方得多。现在的这座只说他不顺眼已算十分客气，不知哪一位和尚化来的酸缘，在破碎的台基上，竖了四根小柱子，上面横钉了几块板，就叫它作牌楼。这算是经济萎衰的直接表现，还是宗教力渐弱的间接表现？一时我还不能答复。

顺着两行古柏的马道上去，骤然间到了上边，才看见另外的鲜明的一座琉璃牌楼在眼前。汉白玉的须弥座，三个汉白玉的圆门洞，黄绿琉璃的柱子，横额，斗拱，檐瓦。如果你相信一个建筑师的自言自语，“那是乾嘉间的做法”。至于《日下旧闻考》所记寺前为门的如来宝塔，却已不知去向了。

琉璃牌楼之内，有一道白石桥，由半月形的小池上过去。池的北面和桥的旁边，都有精致的石栏杆，现在只余北面一半，南面的已改成洋灰抹砖栏杆。这池据说是“放生池”，里面的鱼，都是“放”的。佛寺前的池，本是佛寺的一部分，用不着我们小题大做地讲。但是池上有桥，现在虽处处可见，但它的来由却不见得十分古远。在许多寺池上，没有桥的却较占多数。至于池的半月形，也是个较近的做法，古代的池大半都是方的。池的用途多是放生、养鱼。但是刘士能先生告诉我们说南京附近有一处律宗的寺，利用山中溪水为月牙池，和尚们每斋都跪在池边吃，风雪无阻，吃完在池中洗碗。幸而卧佛寺的和尚们并不如律宗的苦行，不然放生池不唯不能放生，怕还要变成脏水坑了。

与桥正相对的是山门。山门之外，左右两旁，是钟鼓楼，从前已很破烂，今年忽然大大地修整起来。连角梁下失去的铜铎，也用二十一号的白铅铁焊上，油上红绿颜色，如同东安市场的国货玩具一样的鲜明。

山门平时是不开的，走路的人都从山门旁边的门道出入。入门之后，迎面是一座天王殿，里面供的是四天王——就是四大金刚——东西梢间各两位对面侍立，明间面南的是光肚笑嘻嘻的阿弥陀佛，面北合十站着的是韦驮。

再进去是正殿，前面是月台，月台上（在秋收的时候）铺着金黄色的老玉米，像是专替旧殿着色。正殿五间，供三位喇嘛式的佛像。据说正殿本来也有卧佛一躯，雍正还看见过，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东西。但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时上哪儿去了。只剩了后殿那一位，一直睡到如今，还没有醒。

从前面牌楼一直到后殿，都是建立在一条中线上的。这个在寺的平面上并不算稀奇，罕异的却是由山门之左右，有游廊向东西，再折而向北，其间虽有方丈客室和正殿的东西配殿，但是一气连接，直到最后面又折而东西，回到后殿左右。这一周的廊，东西（连山门或后殿算上）十九间，南北（连方丈配殿算上）四十间，成一个大长方形。中间虽立着天王殿和正殿，却不像普通的庙殿，将全寺用“四合头”式前后分成几进。这是少有的。在这点上，刘士能先生在智化寺调查记中说：“唐宋以来有伽蓝七堂之称。唯各宗略有异同，而同在一宗，复因地域环境，互相增省……”现在卧佛寺中院，除去最后的后殿外，前面各堂为数适七，虽不敢说这是七堂之例，但可借此略窥制度耳。

这种平面布置，在唐宋时代很是平常，敦煌画壁里的伽蓝都是如此布置，在日本各地也有飞鸟平安时代这种的遗例。在北平一带（别处如何未得详究），却只剩这一处唐式平面了。所以人人熟识的卧佛寺，经过许多人用帆布床“卧”过的卧佛寺游廊，是还有一点新的理由，值得游人将来重加注意的。

卧佛寺各部殿宇的立面（外观）和断面（内部结构）却都是清式中极规矩的结构，用不着细讲。至于殿前伟丽的婆罗宝树，和树下消夏的青年们所给予你的是什么复杂的感觉，那是各人的人生观问题，建筑师可以不必参加意见。事实极明显的，如东院几进宜于消夏乘凉；西院的观音堂总有人租住；堂前的方池——旧籍中无数记录的方池——现在已成了游泳池，更不必赘述或加任何的注解。

“凝神映性”的池水，用来作锻炼身体之用，在青年会道德观之下，自成道理——没有康健的身体，焉能有康健的精神？——或许！或许！但怕池中的微生物杂菌不甚懂事。

池的四周原有精美的白石栏杆，已拆下叠成台阶，做游人下池的路。不知趣的，容易伤感的建筑师，看了又一阵心酸。其实这不算稀奇，中世纪的教皇们不是把古罗马时代的庙宇当石矿用，采取那石头去修“上帝的房子”吗？这台阶——栏杆——或也不过是将原来离经叛道“崇拜偶像者”的迷信废物，拿去为上帝人道尽义务。“保存古物”，在许多人听去当是一句迂腐的废话。“这年头！这年头！”每个时代都有些人在没奈何时，喊着这句话出出气。

法海寺门与原先的居庸关⁽⁴⁾

法海寺在香山之南，香山通八大处马路的西边不远。这是一个很小的山寺，谁也不会上那里去游览的。寺的本身在山坡上，寺门却在寺前一里多远的山坡底下。坐汽车走过那一带的人，怕绝对不会看见法海寺门一类无关轻重的东西的。骑驴或走路的人，也很难得注意到在山谷碎石堆里的那一点小建筑物。尤其是由远处看，它的颜色和背景非常相似。因此看见过法海寺门的人我敢相信一定不多。

特别留意到这寺门的人，却必定有。因为这寺门的形式与寻常的极不相同：有圆拱门洞的城楼模样，上边却顶着一座喇嘛式的塔——一个缩小的北海白塔。这奇特的形式，不是中国建筑里所常见。

这圆拱门洞是石砌的。东面门额上题着“敕赐法海禅寺”，旁边陪着一行“顺治十七年夏月吉日”的小字。西面额上题着三种文字，其中看得懂的中文是“唵巴得摩乌室尼渴华麻列吽敆吒”，其他两种或是满、蒙各占其一个。走路到这门下，疲乏之余，读完这一行题字也就觉得轻松许多！

门洞里还有隐约的画壁，顶上一部分居然还勉强剩出一点颜色来。由门洞西望，不远便是一座石桥，微拱地架过一道山沟，接着一条山道直通到山坡上寺的本身。

门上那座塔的平面略似十字形而较复杂。立面分多层，中间束腰石色较白，刻着生猛的浮雕狮子。在束腰上枋以上，各层重叠像阶级，每级每面有三尊佛像。每尊佛像带着背光，成一浮雕薄片，周围有极精致的琉璃边框。像脸不带色釉，眉目口鼻均伶俐秀美，全脸大不及寸余。座上便是塔的圆肚，塔肚四面四个浅龛，中间坐着浮雕造像，刻工甚俊。龛边亦有细刻。更上是相轮（或称刹），刹座刻作莲瓣，外廓微作盆形，底下还有小方十字座。最顶尖上有仰月的教徽。仰月徽去夏还完好，今秋已掉下。据乡人说是八月间大风雨吹掉的，这塔的破坏于是又进了一步。

这座小小带塔的寺门，除门洞上面一围砖栏杆外，完全是石造的。这在中国又是个少有的例。现在塔座上斜长着一棵古劲的柏树，为塔门增了不少的苍姿，更像是做它的年代的保证。为塔门保存计，这种古树似要移去的。怜惜古建的人到了这里真是彷徨不知所措。好在在古物保存如许不周到的中国，这忧虑未免神经过敏！

法海寺门特点却并不在上述诸点，石造及其年代等等，主要的却是它的式样与原先的居庸关相类似。从前居庸关上本有一座塔的，但因倾颓已久，无从考其形状。不想在平郊竟有这样一个发现。虽然在《日下旧闻考》里法海寺只占了两行不重要的位置；一句轻淡的“门上有小塔”，在研究居庸关原状的立脚点看来，却要算个重要的材料了。

杏子口的三个石佛龛

由八大处向香山走，出来不过三四里，马路便由一处山口里开过。在山口路转第一个大弯，向下直趋的地方，马路旁边，微偻的山坡上，有两座小小的石亭。其实也无所谓石亭，简直就是两座小石佛龛。两座石龛的大小稍稍不同，而它们的背面却同是不客气地向着马路。因为它们的前面全是向南，朝着另一个山口——那原来的杏子口。

在没有马路的时代，这地方才不愧称作山口。在深入三四十尺的山沟中，一道唯一的蜿蜒险狭的出路；两旁对峙着两堆山，一出口则豁然开朗一片平原田壤，海似的平铺着，远处浮出同孤岛一般的玉泉山，托住山塔。这杏子口的确有小规模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特异形势。两石佛龛既据住北坡的顶上，对面南坡上也立着一座北向的，相似的石龛，朝着这山口。由石峡底下的杏子口往上看，这三座石龛分峙两崖，虽然很小，却顶着一种超然的庄严，镶在碧澄澄的天空里，给辛苦的行人一种神异的快感和美感。

现时的马路是在北坡两龛背后绕着过去，直趋下山。因其逼近两龛，所以驰车过此地的人，绝对要看到这两个特别的石亭子的。但是同时因为这山路危趋的形势，无论是由香山西行，还是从八大处东去，谁都不愿冒险停住快驶的汽车去细看这么几个石佛龛子。于是多数的过路车客，全都遏制住好奇爱古的心，冲过去便算了。

假若作者是个细看过这石龛的人，那是因为他是例外，遏制不住他的好奇爱古的心，在冲过去便算了不知多少次以后发誓要停下来看一次的。那一次也就不算过路，却是带着照相机去专程拜谒；且将车驶过那危险的山路停下，又步行到龛前后去瞻仰丰采的。

在龛前，高高地往下望着那刻着几百年车辙的杏子口石路，看一个小泥人大小的农人挑着担过去，又一个带朵鬓花的老婆子，夹着黄色包袱，弯着背慢慢地踱过来，才能明白这三座石龛本来的使命。如果这石龛能够说话，它们或不能告诉得完它们所看过经过杏子口底下的图画——那时一串骆驼正在一个跟着一个的，穿出杏子口转下一个斜坡。

北坡上这两座佛龛是并立在一个小台基上，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几片青石片合成——每面墙是一整片，南面有门洞，屋顶每层檐一片。西边那座龛较大，平面约一米余见方，高约二米。重檐，上层檐四角微微翘起，值得注意。东面墙上有历代的刻字，跑着的马，人脸的正面等等。其中有几个年月人名，较古的有“承安五年四月廿三日到此”，和“至元九年六月十五日□□□贾智记”。承安是金章宗年号，五年是公元一二○○年。至元九年是元世祖的年号，元顺帝的至元到六年就改元了，所以是公元一二七二年。这小小的佛龛，至迟也是金代的遗物，居然在杏子口受了七百多年以上的风雨，依然存在。当时巍然顶在杏子口北崖上的神气，现在被煞风景的马路贬到盘坐路旁的谦抑，但它们的老资格却并不因此减损，那种倚老卖老的倔强，差不多是傲慢冥顽了。西面墙上有古拙的画——佛像和马——那佛像的样子，骤看竟像美洲土人的Totem-Pole（图腾柱）。

龛内有一尊无头趺坐的佛像，虽像身已裂，但是流丽的衣褶纹，还有“南宋期”的遗风。

台基上东边的一座较小，只有单檐，墙上也没字画。龛内有小小无头像一躯，大概是清代补作的。这两座都有苍绿的颜色。

台基前面有宽二米、长四米余的月台，上面的面积勉强可以叩拜佛像。

南崖上只有一座佛龛，大小与北崖上小的那座一样。三面做墙的石片，已成纯厚的深黄色，像纯美的烟叶，西面刻着双钩的“南”字，南面“无”字，东面“佛”字，都是径约八分米。北面开门，里面的佛像已经丢失了。

这三座小龛，虽不能说是真正的建筑遗物，也可以说是与建筑有关的小品。不止诗意画意都很充足，“建筑意”更是丰富，实在值得停车一览。至于走下山坡到原来的杏子口里往上真真瞻仰这三龛本来庄严峻立的形势，更是值得。

关于北平掌故的书里，还未曾发现关于这三座石佛龛的记载。好在对于它们年代的审定，因有墙上的刻字，已没有什么难题。所可惜的是它们渺茫的历史无从参考出来，为我们的研究增些趣味。

附录二
平郊建筑杂录（续）⁽⁵⁾

一年来，我们在内地各处跑了些路，反倒和北平生疏了许多，近郊虽近，在我们心里却像远了一些，北平广安门外天宁寺塔的研究的初稿竟然原封未动，许多地方竟未再去图影实测，一年半前所关怀的平郊胜迹，那许多美丽的塔影、城角、小楼、残碣于是全都淡淡的，委屈地在角落里初稿中尽睡着下去。

我们想国内爱好美术古迹的人日渐增加，爱慕北平名胜者更是不知凡几，或许对于如何鉴别一个建筑物的年代也常有人感到兴趣，我们这篇讨论天宁寺塔的文字或可供研究者参考。

关于天宁寺塔建造的年代，据一般人的传说及康熙、乾隆的碑记，多不负责地指为隋建，但依塔的式样来做实物的比较，将全塔上下各部逐件指点出来，与各时代其他砖塔对比，再由多面引证反证所有关于这塔的文献，谁也可以明白这塔之绝对不能是隋代原物。

国内隋唐遗建，纯木者尚未得见，砖石者亦大罕贵，但因其为佛教全盛时代，常留大规模的图画雕刻散迹于各处，如敦煌、云岗、龙门等，其艺术作风，建筑规模，或花纹手法，则又为研究美术者所熟审。宋辽以后遗物虽有不载朝代年月的，可考者终是较多，且同时代、同式样、同一作风的遗物亦较繁伙，互相印证比较容易。故前人泥于可疑的文献，相传某物为某代原物的，今日均不难以实物比较方法，用科学考据态度，重新探讨，辩证其确实时代。这本为今日治史及考古者最重要亦最有趣的工作。

我们的《平郊建筑杂录》，本预定不录无自己图影或测绘的古迹，且均附游记，但是这次不得不例外。原因是《艺术周刊》已预告我们的文章一篇，一时因图片关系交不了卷，近日这天宁寺又尽在我们心里欠伸活动，再也不肯在稿件中间继续睡眠状态，所以决意不待细测全塔，先将对天宁寺简略的考证及鉴定，提早写出，聊作我们对于鉴别建筑年代方法程序的意见，以供同好者的参考。希望各处专家读者给以指正。

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是属于那种特殊形式，研究塔者常直称其为“天宁式”的，因为此类塔散见于北方各地，自成一派，天宁则又是其中规模最大者。此塔不仅是北平近郊古建遗迹之一，且是历来传说中，颇多误认为隋朝建造的实物。但其塔型显然为辽金最普通的式样，细部手法亦均未出宋辽规制范围，关于塔之文献方面材料又全属于可疑一类，直至清代碑记，及《顺天府志》等，始以坚确口气直称其为隋建。传说塔最上一层南面有碑，关于其建造年代，将来或可在这碑上找到最确实的明证，今姑分文献材料及实物作风两方面而讨论之。讨论之前，先略述今塔的形状如下。

简略地说，塔的平面为八角形，立面显著地分三部：一、繁复之塔座，二、较塔座略细之第一层塔身，三、以上十二层支出的密檐。全塔砖造高五七点八○公尺，合国尺十七丈有奇。

塔建于一方形大平台之上，平台之上始立八角形塔座。座甚高，最下一部为须弥座，其“束腰”有“壶门”花饰，转角有浮雕像。此上又有镂刻着壶门浮雕之束腰一道。最上一部为勾栏斗拱俱全之“平座”一围，阑上承三层仰翻莲瓣。

纤细的第一层塔身立于仰莲座之上，其高度几等于整个塔座，四面有拱门及浮雕像，其他四面又各有直棂窗及浮雕像。此段塔身与其上十三层密檐是划然成塔座以上的两个不同部分，十三层密檐中，最下一层是属于这第一层塔身的，出檐稍远，檐下斗拱亦与上层稍稍不同。

上部十二层，每层仅有出檐及斗拱，各层重叠不露塔身。宽度则每层向上递减，递减率且向上增加，使塔外廓作缓和之“卷杀”。

塔各层出檐不远，檐下均施“双抄斗拱”。塔的转角为立柱，故其主要的“柱头铺作”，亦即为其“转角铺作”。在上十二层两转角间均用“补间铺作”两朵。唯有第一层只用补间铺作一朵。第一层斗拱与上各层做法不同之处在转角及补间均加用“斜拱”一道。

塔顶无刹，用两层八角仰莲，上托小须弥座，座承宝珠。塔纯为砖造，内心并无梯级可登。

历来关于天宁寺的文献，《日下旧闻考》中，殆已搜集无遗，共计集有《神州塔传》《续高僧传》《广宏明集》《帝京景物略》《长安客话》《析津日记》《隩志》《艮斋笔记》《明典汇》《冷然志》，及其他关于这塔的记载，以及乾隆重修天宁寺碑文及各处许多的题诗（康熙天宁寺《礼塔碑记》并未在内）。所收材料虽多，但关于现存砖塔建造的年代，则除却年代最后的那个乾隆碑之外，综前代的文献中，无一句有确实性的明文记载。

不过《顺天府志》将《日下旧闻考》所集的各种记述，竟然自由草率地综合起来，以确定的语气说“寺为元魏所造，隋为宏业，唐为天王，金为大万安，寺当元末兵火荡尽，明初重修，宣德改曰天宁，正统更名广善戒坛，后复今名，……寺内隋塔高二十七丈五尺五寸……”等。

按《日下旧闻考》中文多重复抄袭及迷信传述，有朝代年月，及实物之记载的，有下列重要的几段。

（一）《神州塔传》：“隋仁寿间幽州宏业寺建塔藏舍利。”此书在文献中年代大概最早，但传中并未有丝毫关于塔身形状、材料、位置之记述，故此段建塔的记载，与现存砖塔的关系完全是疑问的。仁寿间宏业寺建塔，藏舍利，并不见得就是今天立着的天宁寺塔，这是很明显的。

（二）《续高僧传》：“仁寿下敕召送舍利于幽州宏业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旧号光林……自开皇末，舍利到前，山恒倾摇……及安塔竟，山动自息。……”

《续高僧传》，唐时书，亦为集中早代文献之一。按此则隋开皇中“安塔”，但其关系与今塔如何则仍然是有疑问的。

（三）《广宏明集》：“仁寿二年分布舍利五十一州，建立灵塔。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于宏业寺安置舍利，……”

这段仅记安置舍利的年月也是与上两项一样的与今塔（即现存的建筑物）并无确实关系。

（四）《帝京景物略》：“隋文帝遇阿罗汉授舍利一囊……乃以七宝函致雍岐等十三州建一塔，天宁寺其一也，塔高十三寻，四周缀铎万计，……塔前一幢，书体遒美，开皇中立。”

这是一部明末的书，距隋已隔许多朝代。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隋文帝建塔藏舍利的历史与天宁寺塔串在一起的记载。据文中所述高十三寻缀铎的塔，颇似今存之塔，但这高十三寻缀铎的塔，是否即隋文帝所建，则仍无根据。

此书行世在明末，由隋至明这千年之间，除唐以外，辽、金、元对此塔既无记载，隋文帝之塔，本可几经建造而不为此明末作者所识。且六朝及早唐之塔，据我们所知道的，如《洛阳伽蓝记》所述之“胡太后塔”及日本现存之京都法隆寺塔，均是木构。是我们所见的邓州大兴国寺，仁寿二年的舍利宝塔下铭，铭石圆形，亦像是埋在木塔之“塔心柱”下那块圆础下层石，这使我们疑心仁寿分布诸州之舍利塔均为隋时最普遍之木塔。这明末作者并不及见那木构原物，所谓——十三缀铎的塔倒是今日的砖塔。至于开皇石幢，据《析津日记》（亦明人书）所载，则早已失所在。

（五）《析津日记》：“寺在元魏为光林，在隋为宏业，在唐为天王，在金为大万安，宣德修之曰天宁，正统中修之曰万寿戒坛，名凡数易。访其碑记，开皇石幢已失所在，即金元旧碣亦无片石矣。盖此寺本名宏业，而王元美谓幽州无宏业，刘同人谓天宁之先不为宏业，皆考之不审也。”

《析津日记》与《帝京景物略》同为明人书，但其所载“天宁之先不为宏业？”及“考之不审也”，这种疑问态度与《帝京景物略》之武断恰恰相反，且作者“访其碑记”要寻“金元旧碣”，对于考据之慎重亦与《景物略》不同，这个记载实在值得注意。

（六）《隩志》：不知明代何时书，似乎较以上两书稍早。文中：“天王寺之更名天宁也，宣德十年事也；今塔下有碑勒更名敕，碑阴则正统十年刊行藏经敕也。碑后有尊胜陀罗尼石幢，辽重熙十七年五月立。”

此段记载，性质确实之外，还有个可注意之点，即辽重熙年号及刻有此年号之实物，在此轻轻提到，至少可以证明两桩事：一、辽代对于此塔亦有过建设或增益，二、此段历史完全不见记载，乃至于完全失传。

（七）《长安客话》：“寺当元末兵火荡尽；文皇在潜邸，命所司重修。姚广孝曾居焉。宣德间敕更今名。”这段所记“寺当元末兵火荡尽”，因下文重修及“姚广孝曾居焉”等语气，似乎所述仅限于寺院，不及于塔。如果塔亦荡尽，文皇（成祖）重修时岂不还要重建塔？如果真的文皇曾重建个大塔则作者对于此事当不止用“命的司重修”一句。且《长安客话》距元末，至少已两百年，兵火之后的光景，那作者并不甚了了，他的注意处在夸扬文皇在潜邸重修的事耳。

（八）《冷然志》：书的时代既晚，长篇的描写对于塔的神话式来源又已取坚信态度，更不足凭信。不过这里认塔前有开皇幢，或为辽重熙幢之误。

关于天宁寺的文献，完全限于此种疑问式的短段记载。至于康熙、乾隆长篇的碑文，虽然说得天花乱坠，对于天宁寺过去的历史，似乎非常明白，毫无疑问之处，但其所根据，也只是限于我们今日所知道的一把疑云般的不完全的文献材料，其确实性根本不能成立。且综以上文献看来，唐以后关于塔只有明末清初的记载，中间要紧的各朝代经过，除辽重熙立过石幢，金大定易名大万安禅寺外，并无一点记述，今塔的真实历史在文献上可以说并无把握。

文献资料既如上述的不完全、不可靠，我们唯有在形式上鉴定其年代。这种鉴别法，完全赖观察及比较工作所得的经验，如同鉴定字画、金石、陶瓷的年代及真伪一样，虽有许多为绝对的，且可以用文字笔墨形容之点，也有一些是较难，乃至不能言传的，只好等观者由经验去意会。

其可以言传之点，我们可以分作两大类去观察：（一）整个建筑物之形式（也可以说是图案之概念）；（二）建筑各部之手法或作风。

关于图案概念一点，我们可以分作平面（Plan）及立面（Elevation）讨论。唐以前的塔，我们所知道的，平面差不多全作正方形。实物如西安大雁塔、小雁塔、玄奘塔、香积寺塔、嵩山永泰寺塔及房山云居寺四个小石塔……河南、山东无数唐代或以前高僧墓塔，如山东神通寺四门塔，灵岩寺法定塔，嵩山少林寺法玩塔……等等。刻绘如云冈、龙门石刻，敦煌壁画等等，平面都是作正方形的。我们所知的唯一的例外，在唐以前的，唯有嵩山嵩岳寺塔，平面作十二角形，这十二角形平面，不唯在唐以前是例外，就是在唐以后，也没有第二个，所以它是个例外之最特殊者，是中国建筑史中之独例。除此以外，则直到中唐或晚唐，方有非正方形平面的八角形塔出现，这个罕贵的遗物即嵩山会善寺净藏禅师塔。按禅师于天宝五年圆寂，这塔的兴建，绝不会在这年以前，这塔短稳古拙，亦是孤例，而比这塔还古的八角形平面塔，除去天宁寺——假设它是隋建的话——别处还未得见过。在我们今日，觉得塔的平面或作方形，或作多角形，没甚奇特。但是一个时代的作者，大多数跳不出他本时代盛行的作风或规律以外的——建筑物尤甚——所以生在塔平面作方形的时代，能做出一个平面不作方形的塔来，是极罕有的事。

至于立面方面，我们请先看塔全个的轮廓及这轮廓之所以形成。天宁寺的塔，是在一个基坛之上立须弥座，须弥座上立极高的第一层，第一层以上有多层密而扁的檐的。这种第一层高，以上多层扁矮的塔，最古的例当然是那十二角形嵩山嵩岳寺塔，但除它而外，是须到唐开元以后才见有那类似的做法，如房山云居寺四小石塔。在初唐期间，砖塔的做法，多如大雁塔一类各层均等递减的。但是我们须注意，唐以前的这类上段多层密檐塔，不唯是平面全作方形而且第一层之下无须弥座等雕饰，且上层各檐是用砖层层垒出，不施斗拱，其所呈的外表，完全是两样的。

所以由平面及轮廓看来，竟可证明天宁寺塔为隋代所建之绝不可能，因为唐以前的建筑师就根本没有这种塔的观念。

至于建筑各部的手法作风，则更可以辅助着图案概念方面不足的证据，而且往往更可靠，更易于鉴别。我们不妨详细将这塔的每个部分提出审查。

建筑各部构材，在中国建筑中占位置最重要的，莫过于斗拱。斗拱演变的沿革，差不多就可以说是中国建筑结构法演变史。在看多了的人，差不多只须一看斗拱，对一座建筑物的年代，便有七八分把握。建筑物之用斗拱，据我们所知道的，是由简而繁。砖塔石塔最古的例如北周神通寺四门塔及东魏嵩岳寺十二角十五层塔，都没有斗拱。次古的如西安大雁塔及香积寺砖塔，皆属初唐物，只用斗而无拱。与之略同时或略后者如西安兴教寺玄奘塔则用简单的一斗三升交蚂蚱头在柱头上。直至会善寺净藏塔，我们始得见简单人字拱的补间铺作。神通寺龙虎塔建于唐末，只用双抄偷心华拱。真正用砖石来完全模仿成朵复杂的斗拱的，至五代宋初始见，其中如我们所见许多的“天宁式”塔。此中年代确实的有辽天庆七年的房山云居寺南塔，金大定二十五年的正定临济寺青塔，还有蓟县白塔、正定清塔，等等。在那时候还有许多砖塔的斗拱是木质的，如杭州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等等。

天宁寺塔的斗拱，最下层平坐，用华拱两跳偷心，补间铺作多至三朵。主要的第一层，斗拱出两跳华拱，角柱上的转角铺作，在大斗之旁，有附角斗，补间铺作一朵，用四十五度斜拱。这两个特点，都与大同善化寺金代的三圣殿相同。第二层以上，则每面用补间铺作两朵；补间铺作之繁重，亦与转角铺作相埒，都是出华拱两跳，第二跳偷心的。就我们所知，唐以前的建筑，不唯没有用补间铺作两朵的，而且虽用一朵，亦只极简单，纯处于辅材的地位的直斗或人字拱等而已。就斗拱看来，这塔是绝对不能早过辽宋时代的。

承托斗拱的柱额，亦极清楚地表示它的年代。我们只须一看年代确定的唐塔或六朝塔，凡是用倚柱（Engoged Column）的，如嵩岳寺塔、玄奘塔、净藏塔，都用八角形（或六角？）柱，虽然有一两个用扁柱（Pilaster）的，如大雁塔，却是显然不模仿圆或角柱形。圆形倚柱之用在砖塔，唐以前虽然不能定其必没有，而唐以后始盛行。天宁寺塔的柱，是圆的。这圆柱之上，有额枋，额枋在角柱上出头处，斫齐如辽建中所常见，蓟县独乐寺、大同下华岩寺都有如此的做法。额枋上的普拍枋，更令人疑它年代之不能很古，因为唐以前的建筑，十之八九不用普拍枋，上文所举之许多例，率皆如此。但自宋辽以后，普拍枋已占了重要位置。这额枋与普拍枋，虽非绝对证据，但亦表示结构是辽金以后而又早于元时的极高可能性。

在天宁寺塔的四正面有圆拱门，四隅面有直棂窗。这诚然都是古制，尤其直棂窗，那是宋以后所少用。但是圆门券上，不用火焰形券饰，与大多数唐代及以前佛教遗物异其趣旨。虽然，其上浮雕璎珞宝盖略作火焰形，疑原物或照古制，为重修时所改。至于门扇上的菱花格棂，则尤非宋以前所曾见，唐五代砖石各塔的门及敦煌画壁中我们所见的都是钉门钉的板门。

栏杆的做法，又予我们以一个更狭的年代范围。现在常见的明清栏杆，都是每两栏板之间立一望柱的。宋元以前，只在每面转角处立望柱而“寻杖”特长。天宁寺塔便是如此，这可以证明它是明代以前的形制。这种的栏杆，均用斗子蜀柱。分隔各栏板，不用明清式的荷叶墩。我们所知道的辽金塔，斗子蜀柱都做得非常清楚，但这塔已将原形失去，斗子与柱之间，只马马虎虎地用两道线条表示，想是后世重修时所改。至于栏板上的几何形花纹，已不用六朝隋唐所必用的特种“patch”字纹，而代以较复杂者。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内栏板及大同华岩寺壁藏上栏板相同。凡此种种，莫不倾向着辽金原形而又经明清重修的表示。

平坐斗拱之下，更有间柱及壶门。间柱的位置，与斗拱不相对，其上力神像当在下文讨论。壶门的形式及其起线，软弱柔圆，不必说没有丝毫六朝刚强的劲儿，就是与我们所习见的宋代扁桃式壶门也还比不上其健稳。我们的推论，也以为是明清重修的结果。

至于承托这整个塔的须弥座，则上枋之下用枭混（Cyma Recta），而我们所见过的须弥座，自云冈龙门以至辽宋遗物，无一不是层层方角叠出，间或用四十五度斜角线者。枭混之用，最早也过不了五代末期，若说到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事。

关于雕刻，在第一主层上，夹门立天王，夹窗立菩萨，窗上有飞天，只要将中国历代雕刻遗物略看一遍，便可定其大略的年代。由北魏到隋唐的佛像飞天，到宋辽塑像画壁，到元明清塑刻，刀法笔意及布局姿势，莫不清清楚楚地可以顺着源流鉴别的。若与隋唐的比较，则山东青州云门山、山西天龙山、河南龙门，都有不少的石刻。这些相距千里的约略同时的遗作，都有几个或许多个共同之点，而绝非天宁寺塔像所有。近来有人竟说塔中造像含有犍陀罗风，其实隋代石刻，虽在中国佛教美术中算是较早期的作品，但已将南北朝时所含的犍陀罗风味摆脱得一干二净，而自成一种淳朴古拙的气息。而天宁寺塔上更是没有犍陀罗风味。

至于平座以下的力神、狮子，和垫拱板上的卷草西番莲一类的花纹，我想勉强说它是辽金的作品，还不甚够资格，恐怕仍是经过明清照原样修补的，虽然各像衣褶，仍较清全盛时单纯静美，无后代繁褥云朵及俗气逼人的飘带。但窗棂上部之飞仙已类似后来常见之童子，与隋唐那些脱尽人间烟火气的飞天，岂能混作一谈。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天宁寺塔绝对不是隋宏业寺的原塔。而在年代确定的砖塔中，有房山云居寺辽代南塔与之最相似，此外确为辽金而年代未经记明的塔如云居寺北塔，通州塔及辽宁境内许多的砖塔，式样手法都与之相仿。正定临济寺金大定二十五年的青塔也与之相似，但较之稍清秀。

与之采同式而年代较后者有安阳天宁寺八角五层砖塔，虽无正确的文献纪其年代，但是各部作风纯是元明以后法式。北平八里庄慈寿寺塔，建于明万历四年，据说是照天宁寺塔建筑的，但是细查其各部，则斗拱、檐椽、格棂、如意头、莲瓣、栏杆（望柱极密），平坐枭混，圭脚——由顶至踵，无一不是明清官式则例。

所以天宁寺塔之年代，在这许多类似砖塔中比较起来，我们可暂时假定它与云居寺南塔时代约略相同，是辽末（十二世纪初期）的作品，较之细瘦之通州塔及正定临济寺青塔稍早，而其细部或有极晚之重修。在未得到文献方面更确实证据之前，我们仅能如此鉴定了。

我们希望“从事美术”的同志们，对于史料之选择及鉴别，须十分慎重，对于实物制度作风之认识尤绝不可少，单凭一座乾隆碑，追述往事，便认为确实史料，则未免太不认真，以前的皇帝考古家尽可以自由浪漫地记述，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后一个老百姓美术家说句话都得负得起责任的。

最后我们要向天宁寺塔赔罪，因为急于辩证它的建造年代，我们竟不及提到塔之现状，其美丽处，如其隆重的权衡、淳和的色斑，及其他细部上许多意外的美点，不过无论如何天宁寺塔也绝不会因其建造时代之被证实，而减损其本身任何的价值的。喜欢写生者只要不以隋代古建唐人作风目之，误会宣传此塔之古，则当仍是写生的极好题材。

附录三
谈北京的几个文物建筑

北京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文物建筑最多的城市。城中极多的建筑物或是充满了历史意义，或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现在全国人民都热爱自己的首都，而这些文物建筑又是这首都可爱的内容之一，人人对它们有浓厚的兴趣，渴望多认识、多了解它们，自是意中的事。

北京的文物建筑实在是太多了，其中许多著名而已为一般人所熟悉的，这里不谈；现在我仅就一些著名而比较不受人注意的，和平时不著名而有特殊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提出来介绍，以引起人们对首都许多文物更大的兴趣。

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也要在此附笔告诉大家。那就是：丰富的北京历代文物建筑竟是从来没有经过专家或学术团体做过有系统的全面调查研究；现在北京的文物还如同荒山丛林一样等待我们去开发。关于许许多多文物建筑和园林名胜的历史沿革，实测图说和照片、模型等可靠资料都极端缺乏。

在这种调查研究工作还不能有效地展开之前，我们所能知道的北京资料是极端散漫而不足的，我不但限于资料，也还限于自己知识的不足，所以所能介绍的文物仅是一鳞半爪，希望抛砖引玉，借此促进熟悉北京的许多人们将他们所知道的也写出来——大家来互相补充彼此对北京的认识。

天安门前广场和千步廊的制度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这个现在中国人民最重要的广场，在前此数百年中，主要只供封建帝王一年一度祭天时出入之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革命由这里开始，这才使这广场成了政治斗争中人民集中的地点。到了三十年后的十月一日中国人民伟大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昭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广场才成了我们首都最富于意义的地点。天安门已象征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徽中的主题，在五星下放出照耀全世界的光芒，更是全国人民所热爱的标志，永在人们眼前和心中了。

这样人人所熟悉、人人所尊敬热爱的天安门广场本来无须再来介绍，但当我们提到它体型风格这方面和它形成的来历时，还有一些我们可以亲切地谈谈的。我们叙述它的过去，也可以讨论它的将来各种增建修整的方向。

这个广场的平面是作“丁”字形的。“丁”字横划中间，北面就是那楼台峋峙规模宏壮的天安门。楼是一横列九开间的大殿，上面是两层檐的黄琉璃瓦顶，檐下丹楹藻绘，这是典型的、秀丽而兼严肃的中国大建筑物的体形。上层瓦坡是用所谓“歇山造”的格式。这就是说它左右两面的瓦坡，上半截用垂直的“悬山”，下半截才用斜坡，和前后的瓦坡在斜脊处汇合。这个做法同太和殿的前后左右四个斜坡的“庑殿顶”，或称“四阿顶”的是不相同的。“庑殿顶”气魄较雄宏，“歇山顶”则较挺秀，姿势错落有致些。天安门楼台本身壮硕高大，朴实无华，中间五洞门，本有金钉朱门，近年来常年洞开，通入宫城内端门的前庭。

广场“丁”字横划的左右两端有两座砖筑的东西长安门。每座有三个券门，所以通常人们称它们为“东西三座门”。这两座建筑物是明初遗物。体型比例甚美，材质也朴实简单。明的遗物中常有纯用砖筑，饰以着色琉璃砖瓦较永远性的建筑物，这两门也就是北京明代文物中极可宝贵的。它们的体型在世界古典建筑中也应有它们的艺术地位。这两门同“丁”字直划末端中华门（也是明建的）鼎足而三，是广场的三个入口，也是天安门的两个掖卫与前哨，形成“丁”字各端头上的重点。

全场周围绕着覆着黄瓦的红墙，铺着白石的板道。此外横亘广场北端的御河上还有五道白石桥和它们上面雕刻的栏杆，桥前有一双白石狮子，一对高达八公尺的盘龙白石华表。这些很简单的点缀物，便构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地方。全场的配色限制在红色的壁画，黄色的琉璃瓦，带米白色的石刻和沿墙一些树木。这样以纯红、纯黄、纯白的简单的基本颜色来衬托北京蔚蓝的天空，恰恰给人以无可比拟的庄严印象。

中华门以内沿着东西墙，本来有两排长廊，约略同午门前的廊子相似，但长得多。这两排廊子正式的名称叫作“千步廊”，是皇宫前很美丽整肃的一种附属建筑。这两列千步廊在庚子年毁于侵略军队八国联军之手，后来重修的，工程恶劣，已于民国初年拆掉，所以只余现在的两道墙。如果条件成熟，将来我们整理广场东西两面建筑之时，或者还可以恢复千步廊，增建美好的两条长长的画廊，以供人民游息。廊屋内中便可布置有文化教育意义的短期变换的展览。

这所谓的千步廊是怎样产生的呢？谈起来，它的来历与发展是很有意思的。它的确是街市建设一种较晚的格式与制度，起先它是宫城同街市之间的点缀，一种小型的“绿色区”。金、元之后才被统治者拦入皇宫这一边，成为宫前禁地的一部分，而把人民拒于这区域之外。

据我们所知道的汉、唐的两京，长安和洛阳，都没有这千步廊的形制。但是至少在唐末与五代城市中商业性质的市廊却是很发展的。长列廊屋既便于存贮来往货物，前檐又可以遮蔽风雨以便行人，购售的活动便都可以得到方便。商业性质的廊屋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它的普遍应用是由于实际作用而来。至今地名以廊为名而表示商区性质的如南京的估衣廊等是很多的。实际上以廊为一列店肆的习惯，则在今天各县城中还可以到处看到。

当汴梁（今开封）还不是北宋的首都以前，因为隋开运河，汴河为其中流，汴梁已成了南北东西交通重要的枢纽，为一个商业繁盛的城市。南方的“粮斛百货”都经由运河入汴，可达到洛阳长安。所以是“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而被称为雄郡。城的中心本是节度使的郡署，到了五代的梁朝将汴梁改为陪都，才创了宫殿。但这不是我们的要点，汴梁最主要的特点是有四条水道穿城而过，它的上边有许多壮美的桥梁，大的水道汴河上就有十三道桥，其次蔡河上也有十一道，所以那里又产生了所谓“河街桥市”的特殊布局。商业常集中在桥头一带。

上边说的汴州郡署的前门是正对着汴河上一道最大的桥，俗称“州桥”的。它的桥市当然也最大，郡署前街两列的廊子可能就是这种桥市。到北宋以汴梁为国都时，这一段路被称为“御街”，而两边廊屋也就随着被称为御廊，禁止人民使用了。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宫门宣德门南面御街阔三百余步，两边是御廊，本许市人买卖其间，自宋徽宗政和年号之后，官司才禁止的。并安立黑漆杈子在它前面，安朱漆杈子两行在路心，中心道不得人马通行。行人都拦在朱杈子以外，杈内有砖石砌御沟水两道，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春夏之日，望之如绣”。商业性质的市廊变成“御廊”的经过，在这里便都说出来了。由全市环境的方面看来，这样地改变嘈杂商业区域成为一种约略如广场的修整美丽的风景中心，不能不算是一种市政上的改善。且人民还可以在朱杈子外任意行走，所谓御街也还不是完全的禁地。到了元宵灯节，那里更是热闹。成为大家看灯娱乐的地方。宫门宣德楼前的“御街”和“御廊”对着汴河上大州桥显然是宋东京部署上的一个特色。此后历史上事实证明这样一种壮美的部署被金、元抄袭，用在北京，而由明清保持下来成为定制。

金人当时以武力攻败北宋懦弱无能的皇室后，金朝的统治者便很快地要模仿宋朝的文物制度，享受中国劳动人民所累积起来的工艺美术的精华，尤其是在建筑方面。金朝是由一一四九年起开始他们建筑的活动，迁都到了燕京，称为中都，就是今天北京的前身，在宣武门以西越出广安门之地，所谓“按图兴修宫殿”，“规模宏大”，制度“取法汴京”，就都是慕北宋的文物，蓄意要接受它的宝贵遗产与传统的具体表现。“千步廊”也就是他们所爱慕的一种建筑传统。

金的中都自内城南面天津桥以北的宣阳门起，到宫门的应天楼，东西各有廊二百余间，中间驰道宏阔，两边植柳。当时南宋的统治者曾不断遣使到“金庭”来，看到金的“规制堂皇，仪卫华整”写下不少深刻的印象。他们虽然曾用优越的口气说金的建筑殿阁崛起不合制度，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建筑“工巧无遗力”。其实那一切都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劳动人民勤劳的创造，是他们以生命与血汗换来的，真正的工作是由于“役民伕八十万，兵伕四十万”并且是“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的牺牲下做成的。当时美好的建筑都是劳动人民的果实，却被统治者所独占。北宋时代商业性的市廊改为御廊之后，还是市与宫之间的建筑，人民还可以来往其间。到了金朝，特意在宫城前东西各建二百余间，分三节，每节有一门，东向太庙，西向尚书省，北面东西转折又各有廊百余间，这样的规模，已是宫前门禁森严之地，不再是老百姓所能够在其中走动享受的地方了。

到了元的大都记载上正式地说，南门内有千步廊，可七百步，建灵星门，门内二十步许有河，河上建桥三座名周桥。汴梁时的御廊和州桥，这时才固定地称作“千步廊”和“周桥”，成为宫前的一种格式和定制，将它们从人民手中掳夺过去，附属于皇宫方面。

明、清两代继续用千步廊作为宫前的附属建筑。不但午门前有千步廊到了端门，端门前东西还有千步廊两节，中间开门，通社稷坛和太庙。当一四一九年将北京城向南展拓，南面城墙由现在长安街一线南移到现在的正阳门一线上，端门之前又有天安门，它的前面才再产生规模更大而开展的两列千步廊到了中华门。这个宫前广庭的气魄更超过了宋东京的御街。

这样规模的形制当然是宫前的一种壮观，但是没有经济条件是建造不起来的，所以终南宋之世，它的首都临安的宫前再没有力量继续这个美丽的传统，而只能以细沙铺成一条御路。而御廊格式反是由金、元两代传至明、清的，且给了“千步廊”这个名称。

我们日后是可能有足够条件和力量来考虑恢复并发展我们传统中所有美好的体型的。广场的两旁也是可以建造很美丽的长廊的。当这种建筑环境不被统治者所独占时，它便是市中最可爱的建筑型类之一，有益于人民的精神生活。正如层塔的峋峙，长廊的周绕也是最代表中国建筑特征的体型。用于各种建筑物之间它是既实用，而又美丽的。

团城——古代台的实例

北海琼华岛是今日北京城的基础，在元建都以前那里是金的离宫，而元代将它作为宫城的中心，称作万寿山。北海和中海为太液池。团城是其中既特殊又重要的一部分。

元的皇宫原有三部分，除正中的“大内”外，还有兴圣宫在万寿山之正西，即今北京图书馆一带。兴圣宫之前还有隆福宫。团城在当时称为“瀛洲圆殿”，也叫仪天殿，在池中一个圆坻上。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岛，在北海与中海之间。岛的北面一桥通琼华岛（今天仍然如此），东面一桥同当时的“大内”联络，西面是木桥，长四百七十尺，通兴圣宫，中间辟一段，立柱架梁在两条船上才将两端连接起来，所以称吊桥。当皇帝去上都（察哈尔省多伦⁽⁶⁾附近）时，留守官则移舟断桥，以禁往来。明以后这桥已为美丽的石造的金鳌玉蝀桥所代替，而团城东边已与东岸相连，成为今日北海公园门前三座门一带地方。所以团城本是北京城内最特殊、最秀丽的一个地点。现今的委屈地位使人不易感觉到它所曾处过的中心地位。在我们今后改善道路系统时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团城之西，今日的金鳌玉蝀桥是一座美丽的石桥，正对团城，两头各立一牌楼，桥身宽度不大，横跨北海与中海之间，玲珑如画，还保有当时这地方的气氛。但团城以东，北海公园的前门与三座门间，曲折迫隘，必须加宽，给团城更好的布置，才能恢复它周围应有的衬托。到了条件更好的时候，北海公园的前门与围墙，根本可以拆除，团城与琼华岛间的原来关系，将得以更好地呈现出来。过了三座门，转北转东，到了三座门大街的路旁，北面隈小庞杂的小店面和南面的筒子河太不相称；转南至北长街北头的路东也有小型房子阻挡风景，尤其没有道理，今后一一都应加以改善。尤其重要的，金鳌玉桥虽美，是东西城间重要交通孔道之一，但桥身宽度不足以适应现代运输工具的需要条件，将来必须在桥南适当地点加一道横堤来担任车辆通行的任务，保留桥本身为行人缓步之用。堤的形式绝不能同桥梁重复，以削弱金鳌玉蝀桥驾凌湖心之感，所以必须低平和河岸略同。将来由桥上俯瞰堤面的“车马如织”，由堤上仰望桥上行人则“有如神仙中人”，也是一种奇景。我相信很多办法都可以考虑周密计划得出来的。

此外，现在团城的格式也值得我们注意。台本是中国古代建筑中极普通的类型。从周文王的灵台和春秋秦汉的许多的台，可以知道它在古代建筑中是常有的一种，而在后代就越来越少了。古代的台大多是封建统治阶级登临游宴的地方，上面多有殿堂、廊庑、楼阁之类，曹操的铜雀台就是杰出的一例。据作者所知，现今团城已是这种建筑遗制的唯一实例，故极为珍贵。现在上面的承光殿代替了元朝的仪天殿，是一六九○年所重建。殿内著名的玉佛也是清代的雕刻。殿前大玉瓮则是元世祖忽必烈“特诏雕造”，本是琼华岛上广寒殿的“寿山大玉海”，殿毁后失而复得，才移此安置。这个小台是同琼华岛上的大台遥遥相对。它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在下文中我们还要将琼华岛一起谈到的。

北海琼华岛白塔的前身

北海的白塔是北京最挺秀的突出点之一，为人人所常能望见的。这塔的式样属于西藏化的印度“窣堵坡”。元以后北方多建造这种式样。我们现在要谈的重点不是塔而是它的富于历史意义的地址。它同奠定北京城址的关系最大。

本来琼华岛上是一高台，上面建着大殿，还是一种古代台的形制。相传是辽萧太后所居，称“妆台”。换句话说，就是在辽的时代还保持着唐的传统。金朝将就这个卓越的基础和北海中海的天然湖沼风景，在此建筑有名的离宫——大宁宫。元世祖攻入燕京时破坏城区，而注意到这个美丽的地方，便住这里大台之上的殿中。

到了元筑大都，便是依据这个宫苑为核心而设计的。就是上文中所已经谈到的那鼎足而立的三个宫；所谓“大内”兴圣宫和隆福宫，以北海中海的湖沼（称太液池）做这三处的中心，而又以大内为全个都城的核心。忽必烈不久就命令重建岛上大殿，名为广寒殿。上面绿荫清泉，为避暑胜地。马可·波罗（意大利人）在那时到了中国，得以见到，在他的游记中曾详尽地叙述这清幽伟丽奇异的宫苑台殿，说有各处移植的奇树，殿亦作翠绿色，夏日一片清凉。

明灭元之后，曾都南京，命大臣来到北京毁元旧都。有萧洵其人随着这个“破坏使团”而来，他遍查元故宫，心里不免爱惜这样美丽的建筑精华，要遭到无情的破坏，所以一切他都记在他所著的《元故宫遗录》中。

据另一记载（《日下旧闻考》引《太岳集》），明成祖曾命勿毁广寒殿。到了万历七年（一五七九年）五月“忽自倾圮，梁上有至元通宝的金钱等”。其实那时据说瓦甓已坏，只存梁架，木料早已腐朽，危在旦夕，当然容易忽自倾圮了。

现在的白塔是清初一六五一年——即广寒殿倾圮后七十三年，在殿的旧址上建立的。距今又整整三百年了。知道了这一些发展过程，当我们遥望白塔在朝阳夕照之中时，心中也有了中国悠久历史的丰富感觉，更珍视各朝代中人民血汗所造成的种种成绩。所不同的是当时都是被帝王所占有的奢侈建设，当他们对它厌倦时又任其毁去，而从今以后，一切美好的艺术果实就都属于人民自己，而我们必尽我们的力量永远加以保护。

(1)　1公尺= 1米。

(2)　买卖街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1990年在遗址上复建。

(3)　原载于1932年11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4期，署名：林徽因、梁思成。

(4)　所指居庸关，为居庸关云台，为元代一座过街塔的塔座。

(5)　原载于《大公报·艺术周刊》第25期，署名：梁思成、林徽因。

(6)　今为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多伦县。

第五章

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¹⁾

廿二年九月间，营造学社同人，趁着到大同测绘辽金遗建华严寺、善化寺等之便，决定附带到云冈去游览，考察数日。

云冈灵岩石窟寺，为中国早期佛教史迹壮观。因天然的形势，在绵亘峭立的岩壁上，凿造龛像建立寺宇，动伟大的工程，如《水经注·㶟水条》所述“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木殿，烟寺相望”，又如《续高僧传》中所描写的“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则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

但是或因两个极简单的原因，这云冈石窟的雕刻，除掉其在宗教意义上，频受人民香火，偶遭帝王巡幸礼拜外，十数世纪来直到近三十余年前，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

我们所疑心的几个简单的原因，第一个显而易见的，自是地处边僻，交通不便。第二个原因，或是因为云冈石窟诸刻中没有文字。窟外或崖壁上即使有，如《续高僧传》中所称之碑碣，却早已漫没不存痕迹，所以在这偏重碑拓文字的中国金石学界里，便引不起什么注意。第三个原因，是士大夫阶级好排斥异端，如朱彝尊的《云冈石佛记》，即其一例，宜其湮没千余年，不为通儒硕学所称道。

近人中，最早得见石窟，并且认识其在艺术史方面的价值和地位、发表文章、记载其雕饰形状、考据其兴造年代的，当推日人伊东和新会陈援庵先生，此后专家作有系统的调查和详细摄影的，有法人沙畹（Chavannes），日人关野贞、小野诸人，各人的论著均以这时期因佛教的传布，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掺杂旺而有力的外来影响，为可重视。且西域所传入的影响，其根苗可远推至希腊古典的渊源，中间经过复杂的途径，迤逦波斯，蔓延印度，更推迁至西域诸族，又由南北两路犍陀罗及西藏以达中国。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流濡染，为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而云冈石刻便是这种现象极明晰的实证之一种，自然也就是近代治史者所最珍视的材料了。

根据云冈诸窟的雕饰花纹的母题（Motif）及刻法，佛像的衣褶容貌及姿势，断定中国艺术约莫由这时期起，走入一个新的转变，是毫无问题的。以汉代遗刻中所表现的一切戆直古劲的人物车马花纹，与六朝以还的佛像饰纹和浮雕的草叶、璎珞、飞仙等相比较，则前后判然不同的倾向，一望而知。仅以刻法而论，前者单简冥顽，后者在质朴中，忽而柔和生动，更是相去悬殊。

但云冈雕刻中，“非中国”的表现甚多；或显明承袭希腊古典宗脉；或繁富地掺杂印度佛教艺术影响；其主要各派原素多是囫囵包并，不难历历辨认出来的。因此又与后魏迁洛以后所建伊阙石窟——龙门——诸刻稍不相同。以地点论，洛阳伊阙已是中原文化中心所在；以时间论，魏帝迁洛时，距武州凿窟已经半世纪之久；此期中国本有艺术的风格，得到西域袭入的增益后，更是根深蒂固，一日千里，反将外来势力积渐融化，与本有的精神冶于一炉。

云冈雕刻上与汉刻迥异，下与龙门较，又有很大差别，其在中国艺术史中，固自成一特种时期。近来中西人士对于云冈石刻更感兴趣，专程到那里谒拜鉴赏的，便成为常事，摄影翻印，到处可以看到。同人等初意不过是来大同机会不易，顺便去灵岩开开眼界，瞻仰后魏艺术的重要表现；如果获得一些新的材料，则不妨图录笔记下来，作一种云冈研究补遗。以前从搜集建筑实物史料方面，我们早就注意到云冈、龙门及天龙山等处石刻上“建筑的”（architectural）价值，所以造像之外，影片中所呈示的各种浮雕花纹及建筑部分（若门楣、栏杆、柱塔等等）均早已列入我们建筑实物史料的档库中。这次来到云冈，我们得以亲自抚摸这些珍罕的建筑实物遗证，同行诸人，不约而同的第一转念，便是作一种关于云冈石窟“建筑的”方面比较详尽的分类报告。

这“建筑的”方面有两种：一是洞本身的布置、构造及年代，与敦煌、印度之差别等等，这个倒是比较简单的；一是洞中石刻上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物及建筑部分，这后者却是个大大有意思的研究，也就是本篇所最注重处，亦所以命题者。然后我们当更讨论到云冈飞仙的雕刻，及石刻中所有雕饰花纹的题材、式样等等，最后当在可能范围内，研究到窟前当时，历来及现在的附属木构部分，以结束本篇。

洞名

云冈诸窟，自来调查者各以主观命名，所根据的，多倚赖于传闻，以讹传讹，极不一致。如沙畹书中未将东部四洞列入，仅由中部算起；关野虽然将东部补入，却又遗漏中部西端三洞。至于伊东最早的调查，只限于中部诸洞，把东、西二部全体遗漏，虽说时间短促，也未免遗漏得太厉害了。

此文所以要先厘定各洞名称，俾下文说明，有所根据。兹依云冈地势分云冈为东、中、西三大部。每部自东迄西，依次排号；小洞无关重要者从略。再将沙畹、关野、小野三人对于同一洞的编号及名称分行列于底下，以作参考。

此文仅就建筑与装饰花纹方面研究，凡无重要价值的小洞，如中部西端三洞与西部东端二洞，均不列入，故篇中名称，与沙畹、关野两人的号数不合。此外云冈对岸西小山上，有相传造像工人所凿，自为功德的鲁班窑二小洞；和云冈西七里姑子庙地方，被川水冲毁，仅余石壁残像的尼寺石祗洹舍，均无关重要，不在本文范围以内。

洞的平面及其建造年代

云冈诸窟中，只是西部第一到第五洞，平面作椭圆形，或杏仁形，与其他各洞不同。关野、常盘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评解，引魏书兴光元年，于五缎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铜像之例，疑此五洞亦为纪念太祖以下五帝而设，并疑《魏书·释老志》所言昙矅开窟五所，即此五洞，其时代在云冈诸洞中为最早。

考《魏书·释老志》卷百十四原文：“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致佛钵，并画像迹。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足。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所谓“复法之明年”，自是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魏文成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太武帝崩后第二年。关于此书，有《续高僧传·昙曜传》中的一段记载，年月非常清楚：“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令帝崇重道士寇谦之，拜为天师，珍敬老氏。虔刘释种，焚毁寺塔。至庚寅年（太平真君十一年），太武感疠疚，方始开悟。帝心既悔，诛夷崔氏。至壬辰年（太平真君十三年亦即安兴元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访经典。毁法七载，三宝还兴；曜慨前陵废，欣今重复……”由太平真君七年毁法，到兴安元年“起塔寺”“访经典”的时候，正是前后七年，故有所谓“毁法七载，三宝还兴”的话。那么无疑的“复法之明年”，即是兴安二年了。

所可疑的只是：（一）到底昙曜是否在“复法之明年”见了文成帝便去开窟；还是到了“和平初，师贤卒”他做了沙门统之后，才“白帝于京城西……开窟五所”？这里前后就有八年的差别，因魏文成帝于兴安二年后改号兴光，一年后又改太安，太安共五年，才改号和平的。（二）《释老志》文中“后帝奉以师礼，曜白帝于京城西……”这里“后”字，亦颇蹊跷。到底这时候，距昙曜初见文成帝时候有多久？见文成帝之年固为兴安二年，他禀明要开窟之年（即使不待他做了沙门统），也可在此后两三年、三四年之中，帝奉以师礼之后！

总而言之，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昙曜于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入京见文成帝，到和平初年（公元四六○年）做了沙门统。至于武州塞五窟，到底是在这八年中的哪一年兴造的，则不能断定了。

《释老志》关于开窟事，和兴光元年铸像事的中间，又记载那一节太安初师子国（锡兰）胡沙门难提等奉像到京都事。并且有很恭维难提摹写佛容技术的话。这个令人颇疑心与石窟镌像有相当瓜葛。即不武断地说，难提与石窟巨像，有直接关系，因难提造像之佳，“视之炳然”，而猜测他所摹写的一派佛容，必然大大地影响当时佛像的容貌，或是极合理的。云冈诸刻虽多犍陀罗影响，而西部五洞巨像的容貌衣褶，却带极浓厚的中印度气味的。

至于《释老志》，“昙曜开窟五所”的窟，或即是云冈西部的五洞，此说由云冈石窟的平面方面看起来，我们觉得更可以置信。（一）因为它们的平面配置，自成一统系，又自左至右五洞，适相连贯。（二）此五洞皆有本尊像及胁侍，面貌最富异国情调，与他洞佛像大异。（三）洞内壁面列无数小龛小佛，雕刻甚浅，没有释迦事迹图。塔与装饰花纹亦甚少，和中部诸洞不同。（四）洞的平面由不规则的形体，进为有规则之方形或长方形，乃工作自然之进展与要求。因这五洞平面的不规则，故断定其开凿年代必最早。

《支那佛教史迹》第二集评解中，又谓中部第一洞为孝文帝纪念其父献文帝所造，其时代仅次干西部五大洞。因为此洞平面前部，虽有长方形之外室，后部仍为不规则之形体，乃过渡时代最佳之例。这种说法，固甚动听，但文献上无佐证，实不能定谳。

中部第三洞，有太和十三年铭刻；第七洞窗东侧，有太和十九年铭刻，及洞内东壁曾由叶恭绰先生发现之太和七年铭刻。文中有“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愿以此福……”等等。其他中部各洞全无考。但就佛容及零星雕刻作风而论，中部偏东诸洞，仍富于异国情调。偏西诸洞，虽洞内因石质风化过甚，形象多经后世修葺，原有精神完全失掉，而洞外崖壁上的刻像，石质较坚硬，刀法伶俐可观，佛貌又每每微长，口角含笑，衣褶流畅精美，渐类龙门诸像。已是较晚期的作风无疑。和平初年到太和七年，已是二十三年，实在不能不算是一个相当的距离。且由第七洞更偏西去的诸洞，由形势论，当是更晚的增辟，年代当又在太和七年后若干年了。

西部五大洞之外，西边无数龛洞（多已在崖面成浅龛），以作风论，大体较后于中部偏东四洞，而又较古于中部偏西诸洞。但亦偶有例外，如西部第六洞的洞口东侧，有太和十九年铭刻，与其东侧小洞，有延昌年间的铭刻。

我们认为最稀奇的是东部未竣工的第三洞。此洞又名灵岩，传为昙曜的译经楼，规模之大，为云冈各洞之最。虽未竣工，但可看出内部佛像之后，原计划似预备凿通，俾可绕行佛后的。外部更在洞顶崖上，凿出独立的塔一对，塔后石壁上，又有小洞一排，为他洞所无。以事实论，颇疑此洞因孝文帝南迁洛阳，在龙门另营石窟，平城（即大同）日就衰落，故此洞工作，半途中辍，但确否尚需考证。以作风论，关野、常盘谓第三洞佛像在北魏与唐之间，疑为隋炀帝纪念其父文帝所建。新海中川合著之《云冈石窟》竟直称为初唐遗物。这两说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隋唐皆都长安、洛阳，绝无于云冈造大窟之理，史上亦无此先例。且即根据作风来察这东部大洞的三尊巨像的时代，也颇有疑难之处。

我们前边所称，早期异国情调的佛像，面容为肥圆的；其衣纹细薄，贴附于像身（所谓湿褶纹者）；佛体呆板，僵硬，且权衡短促；与他像修长微笑的容貌，斜肩而长身，质实垂重的衣裾褶纹，相较起来，显然有大区别。现在这里的三像，事实上虽可信其为云冈最晚的工程，但像貌、衣褶、权衡，反与前者，所谓异国神情者，同出一辙，骤反后期风格。

不过在刀法方面观察起来，这三像的各样刻工，又与前面两派不同，独成一格。这点在背光和头饰的上面，尤其显著。

这三像的背光上火焰，极其回绕柔和之能事，与西部古劲挺强者大有差别；胁侍菩萨的头饰则繁富精致，花纹更柔圆近于唐代气味（论者定其为初唐遗物，或即为此）。佛容上，耳、鼻、手的外廓刻法，亦肥圆避免锐角，项颈上三纹堆叠，更类他处隋代雕像特征。

这样看来，这三像岂为早期所具规模，至后（迁洛前）才去雕饰的，一种特殊情况下遗留的作品？不然，岂太和以后某时期中云冈造像之风暂敛，至孝文帝迁都以前，镌建东部这大洞时，刻像的手法乃大变，一反中部风格，倒去模仿西部五大洞巨像的神气？再不然，即是兴造此洞时，在佛像方面，有指定的印度佛像作模型镌刻。关于这点，文献上既苦无材料帮同消解这种种哑谜。东部未竣工的大洞兴造年代，与佛像雕刻时期，到底若何，怕仍成为疑问，不是从前论断者所见得的那么简单“洞未完竣而辍工”。近年偏西次洞又遭凿毁一角，东部这三洞，灾故又何多？

现在就平面及雕刻诸点论，我们可约略地说：西部五大洞建筑年代最早，中部偏东诸大洞次之，西部偏西诸洞又次之。中部偏西各洞及崖壁外大龛再次之。东部在雕刻细工上，则无疑地在最后。

离云冈全部稍远，有最偏东的两塔洞，塔居洞中心，注重于建筑形式方面，瓦檐、斗拱及支柱，均极清晰显明，佛像反模糊无甚特长，年代当与中部诸大洞前后相若；尤其是释迦事迹图，宛似中部第二洞中所有。

就塔洞论，洞中央之塔柱雕大尊像者较早，雕楼阁者次之。详下文解释。

石窟的源流问题

石窟的制作受佛教之启迪，毫无疑问，但印度Ajanta（阿旃陀石窟）诸窟之平面，比较复杂，且纵穴甚深，内有支提塔，有柱廊，非我国所有。据Von Le Coq（勒科克）在新疆所调查者，其平面以一室为最普通，亦有二室者。室为方形，较印度之窟简单，但是诸窟的前面用走廊连贯，骤然看去，多数的独立的小窟团结一气，颇觉复杂，这种布置，似乎在中国窟与印度窟之间。

敦煌诸窟，伯希和的书中没有平面图，不得知其详。从像片推测，有二室连接的。有塔柱，四面雕佛像的。室的平面，也是以方形和长方形居多。疑与新疆石窟是属于一个系统，只因没有走廊联络，故更为简单。

云冈中部诸洞，大半都是前后两间。室内以方形和长方形为最普通。当然受敦煌及西域的影响较多，受印度的影响较少。所不可解者，昙曜最初所造的西部五大窟，何以独作椭圆形、杏仁形，其后中部诸洞，始与敦煌等处一致？岂此五洞出自昙曜及其工师独创的意匠？抑或是受了敦煌西域以外的影响？在全国石窟尚未经精密调查的今日，这个问题又只得悬起待考了。

石刻中所表现的建筑形式

塔

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塔分两种：一种是塔柱，另一种便是壁面上浮雕的塔。

（甲）塔柱是个立体实质的石柱，四面镂着佛像，最初塔柱是模仿印度石窟中的支提塔，纯然为信仰之对象。这种塔柱立在中央，为的是僧众可以绕行柱的周围，礼赞供养。伯希和《敦煌图录》中认为北凉建造的第一百十一洞，就有塔柱，每面皆琢佛像。云冈东部第四洞及中部第二洞、第七洞，也都是如此琢像在四面的，其受敦煌影响，当没有疑问。所宜注意之点，则是由支提塔变成四面雕像的塔柱，中间或尚有其过渡形式，未经认识，恐怕仍有待于专家的追求。

稍晚的塔柱，中间佛像缩小，柱全体成小楼阁式的塔，每面镂刻着檐柱、斗拱，当中刻门拱形（有时每面三间或五间），浮雕佛像，即坐在门拱里面。虽然因为连着洞顶，塔本身没有顶部，但底下各层，实可作当时木塔极好的模型。

与云冈石窟同时或更前的木构建筑，我们固未得见，但《魏书》中有许多建立多层浮图的记载，且《洛阳伽蓝记》中所描写的木塔，如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年）胡太后所建之永宁寺九层浮图，距云冈开始造窟仅五十余年，木塔营建之术，则已臻极高程度，可见半世纪前，三五层木塔，必已甚普通。至于木造楼阁的历史，根据史料，更无疑的已有相当年代，如《后汉书·陶谦传》，说“笮融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而汉刻中，重楼之外，陶质冥器中，且有极类塔形的三层小阁，每上一层面阔且递减。故我们可以相信云冈塔柱，或浮雕上的层塔，必定是本着当时的木塔而镌刻的，绝非臆造的形式。因此云冈石刻塔，也就可以说是当时木塔的石仿模型了。

属于这种的云冈独立塔拄，共有五处，平面皆方形（《洛阳伽蓝记》中木塔亦谓“有四面”），列表如下：

上列五例，以西部第六洞的塔柱为最大，保存最好。塔下原有台基，惜大部残毁不能辨认。上边五层重叠的阁，面阔与高度呈递减式，即上层面阔同高度，比下层每次减少，使外观安稳隽秀。这个是中国木塔重要特征之一，不意频频见于北魏石窟雕刻上，可见当时木塔主要形式已是如此，只是平面，似尚限于方形。

日本奈良法隆寺，借高丽东渡僧人监造，建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六○七年），间接传中国六朝建筑形制。虽较熙平元年永宁寺塔，晚几个世纪，但因远在外境，形制上亦必守旧，不能如文化中区的迅速精进。法隆寺塔共五层，平面亦是方形；建筑方面已精美成熟，外表玲珑开展。推想在中国本土，先此百余年时，当已有相当可观的木塔建筑无疑。

至于建筑主要各部，在塔柱上亦皆镌刻完备，每层的阁所分各间，用八角柱区隔，中雕龛拱及像（龛有圆拱，五边拱两种间杂而用）柱上部放坐斗，载额枋，额枋上不见平板枋。斗拱仅柱上用一斗三升；补间用“人字拱”；檐椽只一层，断面作圆形，椽到阁的四隅作斜列状，有时檐角亦微微翘起。椽与上部的瓦陇间隔，则上下一致。最上层因须支撑洞的天顶，所以并无似浮雕上所刻的刹柱相轮等等。除此之外，所表现各部，都是北魏木塔难得的参考物。

又东部第一洞、第二洞的塔柱，每层四隅皆有柱，现仅第二洞的尚存一部分。柱断面为方形，微去四角。旧时还有栏杆围绕，可惜全已毁坏。第一洞廊上的天花作方格式，还可以辨识。

中部第二洞的四小塔柱，位于刻大像的塔柱上层四隅。平面亦方形。阁共九层，向上递减至第六层。下六层四隅，有凌空支立的方柱。这四个塔柱因平面小，故檐下比较简单，无一斗三升的斗拱，人字拱及额枋。柱是直接支于檐下，上有大坐斗，如同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更有意思的，就是檐下每龛门拱上，左右两旁有伸出两卷瓣的拱头，与奈良法隆寺金堂上“云肘木”（即云形拱）或玉虫厨子柱上的“受肘木”极其相似，唯底下为墙，且无柱故亦无坐斗。

这几个多层的北魏塔型，又有个共有的现象，值得注意的，便是底下一层檐部，直接托住上层的阁，中间没有平坐。此点即奈良法隆寺五层塔亦如是。阁前虽有勾阑，却非后来的平坐，因其并不伸出阁外，另用斗拱承托着。

（乙）浮雕的塔，遍见各洞，种类亦最多。除上层无相轮，仅刻忍冬草纹的，疑为浮雕柱的一种外（伊东因其上有忍冬草，称此种作希腊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其余列表如下：

一层塔。

① 上圆下方，有相轮五重。见中部第二洞上层，及中部第九洞。

② 方形。见中部第九洞。

三层塔——平面方形，每层间数不同。

① 见中部第七洞，第一层一间，第二层二间，第三层一间，塔下有方座，脊有合角鸱尾，刹上具相轮五重及珠宝。

② 见中部第八洞和第九洞，每层均一间。

③ 见西部第六洞，第一层二间，第二、三层各一间，每层脊有合角鸱尾。

④ 见西部第二洞，第一、二层各一间，第三层二间。

五层塔——平面方形。

① 见东部第二洞，此塔有侧脚。

② 见中部第二洞有台基，各层面阔、高度，均向上递减。

③ 见中部第七洞。

七层塔——平面方形。

见中部第七洞塔下有台座，无枭混及莲瓣。每层之角悬幡，刹上具相轮五层及宝珠。

以上甲、乙两种的塔，虽表现方法稍不同，但所表示的建筑式样，除圆顶塔一种外，全是中国“楼阁式塔”建筑的实例。现在可以综合它们的特征，列成以下各条。

（一）平面全限于方形一种，多边形尚不见。

（二）塔的层数，只有东部第一洞有个偶数的，其余全是奇数，与后代同。

（三）各层面阔和高度向上递减，亦与后代一致。

（四）塔下台基没有曲线枭混和莲瓣，颇像敦煌石窟的佛座，疑当时还没有像宋代须弥座的繁缛雕饰。但是后代的枭混曲线，似乎是由这种直线枭混演变出来的。

（五）塔的屋檐皆直檐（但浮雕中殿宇的前檐，有数处已明显地上翘），无裹角法，故亦无仔角梁、老角梁之结构。

（六）椽子仅一层，但已有斜列的翼角椽子。

（七）东部第二窟之五层塔浮雕，柱上端向内倾斜，大概是后世侧脚之开始。

（八）塔顶之形状：东部第二洞浮雕五层塔，下有方座。其露盘极像日本奈良法隆寺五重塔，其上忍冬草雕饰，如日本的受花，再上有覆钵，覆钵上刹柱饰，相轮五重顶，冠宝珠。可见法隆寺刹上诸物，俱传自我国，分别只在法隆寺塔刹的覆钵，在受花下，云冈的却居受花上。云冈刹上没有水烟，与日本的亦稍不同。相轮之外廓，上小下大（东部第二洞浮雕），中段稍向外膨出。东部第一洞与中部第二洞之浮雕塔，二塔三刹，关野谓为“三宝”之表征，其制为近世所没有。总之根本全个刹，即是一个“窣堵坡”（Stupa）。

（九）中国楼阁向上递减，顶上加一个“窣堵坡”，便为中国式的木塔。所以塔虽是佛教象征意义最重的建筑物，传到中土，却中国化了，变成这中印合壁的规模，而在全个结构及外观上中国成分，实又占得多。如果《后汉书·陶谦传》所记载的，不是虚伪，此种木塔，在东汉末期，恐怕已经布下种子了？

殿宇

壁上浮雕殿宇共有两种，一种是刻成殿宇正面模型，用每两柱间的空隙，镌刻较深佛龛而居像；另一种则是浅刻释迦事迹图中所表现的建筑物。这两种殿宇的规模，虽甚简单，但建筑部分，固颇清晰可观，和浮雕诸塔同样，有许多可供参考的价值，如同檐柱、额枋、斗拱、房基、栏杆、阶基等等。不过前一种既为佛龛的外饰，有时竟不是十分忠实的建筑模型；檐下瓦上，多增加非结构的花鸟，后者因在事迹图中，故只是单间的极简单的建筑物，所以两种均不足代表当时的宫室全部的规矩。它们所供给的有价值的实证，故仍在几个建筑部分上（详见下文）。

洞口柱廊

洞口因石质风化太甚，残破不堪，石刻建筑结构，多已不能辨认。但中部诸洞有前后两室者，前室多作柱廊，形式类希腊神庙前之茵安提斯（Inantis）柱廊之布置。廊作长方形，面阔约倍于进深，前面门口加两根独立大支柱，分全面阔为三间。这种布置，亦见于山西天龙山石窟，唯在比例上，天龙山的廊较为低小，形状极近于木构的支柱及阑额。云冈柱廊（最完整的见于中部第八洞），柱身则高大无比。廊内开敞，刻几层主要佛龛。惜外面其余建筑部分，均风化不稍留痕迹，无法考其原状。

石刻中所见建筑部分

柱

柱的平面虽说有八角形、方形两种，但方形的，亦皆微去四角，而八角形的，亦非正八角形，只是所去四角稍多，“斜边”几乎等于“正边”而已。

柱础见于中部第八洞的，也作八角形，颇像宋式所谓。柱身下大上小，但未有entasis（凸肚状）及卷杀。柱面常有浅刻的花纹，或满琢小佛龛。柱上皆有坐斗，斗下有皿板，与法隆寺同。

柱部分显然得外国影响的，散见各处：如（一）中部第八洞入口的两侧有二大柱，柱下承以台座，略如希腊古典的Pedestal（底座）疑是受犍陀罗的影响。（二）中部第八洞柱廊内墙东南转角处，有一八角短柱立于勾栏上面；柱头略像方形小须弥座，柱中段绕以莲瓣雕饰，柱脚下又有忍冬草叶，由四角承托上来。这个柱的外形，极似印度式样，虽然柱头、柱身及柱脚的雕饰，严格的全不本着印度花纹。（三）各种希腊柱头，中部第八洞有爱奥尼克式（Ionic Order）柱头极似Temple of Neandria（尼德兰神庙）柱头。散见于东部第一洞，中部第三、四等洞的，有科林斯式柱头，但全极简单，不能与希腊正规的Order（柱式）相比；且云冈的柱头乃忍冬草大叶，远不如希腊叶饰的复杂。（四）东部第四洞有人形柱，但极粗糙，且大部已毁。（五）中部第二洞龛拱下，有小短柱支托，则又完全作波斯形式，且中部第八洞壁面上，亦有兽形拱与波斯兽形柱头相同。（六）中部某部浮雕柱头，见于印度古石刻。

阑额

阑额载于坐斗内，没有平板枋，额亦仅有一层。坐斗与阑额中间有细长替木，见中部第五、第八洞内壁上浮雕的正面殿宇。阑额之上又有坐斗，但较阑额下，柱头坐斗小很多，而与其所承托的斗拱上三个升子斗，大小略同。斗拱承柱头枋，枋则又直接承于椽子底下。

斗拱

柱头铺作一斗三升放在柱头上之阑额上，拱身颇高，无拱瓣，与天龙山的例不同。升有皿板。补间，铺作有人字形拱，有皿板，人字之斜边作直线，或尚存古法。

中部第八洞壁面佛龛上的殿宇正面，其柱头铺作的斗拱，外形略似一斗三升，而实际乃刻两兽背面屈膝状，如波斯柱头。

屋顶

一切屋顶全表现四柱式，无歇山、硬山、挑山等。屋角或上翘，或不翘，无仔角梁、老角梁之表现。

椽子皆一层，间隔较瓦轮稍密，瓦皆筒瓦。屋脊的装饰，正脊两端用鸱尾，中央及角脊用凤凰形装饰，尚保留汉石刻中所示的式样。正脊偶以三角形之火焰与凤凰，间杂用之，其数不一，非如近代，仅于正脊中央放置宝瓶。如中部第五、第六、第八等洞。

门与拱

门皆方首。中部第五洞门上有斗拱檐椽，似模仿木造门罩的结构。

拱门多见于壁龛。计可分两种：圆拱及五边拱。圆拱的内周（Introdus）多刻作龙形，两龙头在拱开始处。外周（Extrodus）作宝珠形。拱面多雕趺坐的佛像。这种拱见于敦煌石窟，及印度古石刻，其印度的来源，甚为明显。所谓五边拱者，即方门抹去上两角，这种拱也许是中国固有。我国古代未有发券方法以前，有圭门圭窦之称；依字义解释，圭者尖首之谓，室如patch形，进一步在上面加一边而成patch，也是演绎程序中可能的事。在敦煌无这种拱龛，但壁画中所画中国式城门，却是这种形式，至少可以证明云冈的五边拱，不是从西域传来的。后世宋代之城门，元之居庸关，都是用这种拱。云冈的五边拱，拱面都分为若干方格，格内多雕飞天；拱下或垂幔帐，或悬璎珞，做佛像的边框。间有少数佛龛，不用拱门，而用垂幛的。

栏杆及踏步

踏步只见于中部第二洞佛迹图内殿宇之前。大都一组置于阶基正中，未见两组、三组之列。阶基上的栏杆，刻作直棂，到踏步处并沿踏步两侧斜下。踏步栏杆下端，没有抱鼓石，与南京栖霞山舍利塔雕刻符合。

中部第五洞有万字栏杆，与日本法隆寺勾栏一致。这种栏杆是六朝唐宋间最普通的做法，图画见于敦煌壁画中。在蓟县独乐寺、应县佛宫寺塔上则都有实物留存至今。

藻井

石窟顶部，多刻作藻井，这无疑的也是按照当时木构在石上模仿的。藻井多用“支条”分格，但也有不分格的。藻井装饰的母题，以飞仙及莲花为主，或单用一种，或两者掺杂并用。龙也有用在藻井上的，但不多见。

藻井之分划，依室的形状，颇不一律，较之后世齐整的方格，趣味丰富得多。斗八之制，亦见于此。

窟顶都是平的，敦煌与天龙山之patch形天顶，不见于云冈，是值得注意的。

石刻的飞仙

洞内外壁面与藻井及佛后背光上，多刻有飞仙，作盘翔飞舞的姿势，窈窕活泼，手中或承日月宝珠，或持乐器，有如基督教艺术中的天使。飞仙的式样虽然甚多，大约可分两种，一种是着印度湿褶的衣裳而露脚的；一种是着短裳曳长裙而不露脚，裙末在脚下缠绕后，复张开飘扬的。两者相较，前者多肥笨而不自然，后者轻灵飘逸，极能表出乘风羽化的韵致，尤其是那开展的裙裾及肩臂上所披的飘带，生动有力，迎风飞舞，给人以回翔浮荡的印象。

从要考研飞仙的来源方面来观察它们，则我们不能不先以汉代石刻中与飞仙相似的神话人物和印度佛教艺术中的飞仙，两相比较着看。结果极明显的，看出云冈的露脚，肥笨作跳跃状的飞仙，是本着印度的飞仙模仿出来的无疑，完全与印度飞仙同一趣味。而那后者，长裙飘逸的，有一些并着两腿，望一边曳着腰身，裙末翘起，颇似人鱼，与汉刻中鱼尾托云的神话人物，则又显然同一根源。后者这种屈一膝作猛进姿势的，加以更飘散的裙裾，多脱去人鱼形状，更进一步，成为最生动灵敏的飞仙，我们疑心它们在云冈飞仙雕刻程序中，必为最后最成熟的作品。

天龙山石窟飞仙中之佳丽者，则是本着云冈这种长裙飞舞的，但更增富其衣褶，如腰部的散褶及裤带。肩上飘带，在天龙山的，亦更加曲折回绕，而飞翔姿势，亦愈柔和浪漫。每个飞仙加上衣带彩云，在布置上，常有成一圆形图案者。

曳长裙而不露脚的飞仙，在印度西域佛教艺术中俱无其例，殆亦可注意之点。且此种飞仙的服装，与唐代陶俑美人甚似，疑是直接写真当代女人服装。

飞仙两臂的伸屈，颇多姿态；手中所持乐器亦颇多种类，计所见有如下条件：

鼓，patch状，以带系于项上，patch腰鼓、笛、笙、琵琶、筝patch（类外国的竖琴）patch但无钹。其他则常有持日、月、宝珠及散花者。

总之飞仙的容貌仪态亦如佛像，有带浓重的异国色彩者，有后期表现中国神情美感者。前者身躯肥胖，权衡短促，服装简单，上身几全袒露，下裳则作印度式短裙，缠结于两腿间，粗陋丑俗。后者体态修长，风致娴雅，短衣长裙，衣褶简而有韵，肩带长而回绕，飘忽自如，的确能达到超尘的理想。

云冈石刻中装饰花纹及色彩

云冈石刻中的装饰花纹种类奇多，而十之八九，为外国传入的母题及表现。其中所示种种饰纹，全为希腊的来源，经波斯及犍陀罗而输入者，尤其是回折的卷草，根本为西方花样之主干，而不见于中国周汉各饰纹中。但自此以后，竟成为中国花样之最普通者，虽经若干变化，其主要左右分枝回旋的原则，仍始终固定不改。

希腊所谓叶饰，本来颇复杂，云冈所见则比较简单：日人称为忍冬草，以后中国所有卷草、西番草、西番莲者，则全本源于回折的叶形花纹。

“连环纹”，其原则是每一环自成一组，与它组交结处，中间空隙，再填入小花样；初望之颇似汉时中国固有的绳纹，但绳纹的原则，与此大不相同，因绳纹多为两根盘结不断；以绳纹复杂交结的本身，作图案母题，不多借力于其他花样。而此种以三叶花为主的连环纹，则多见于波斯、希腊雕饰。

佛教艺术中所最常见的莲瓣，最初无疑根源于希腊水草叶，而又演变而成为莲瓣者。但云冈石刻中所呈示的水草叶，则仍为希腊的本来面目，当是由犍陀罗直接输入的装饰。同时佛座上所见的莲瓣，则当是从中印度随佛教所来，重要的宗教饰纹，其来历却又起源于希腊水草叶者。中国佛教艺术积渐发达，莲瓣因为带着象征意义，亦更兴盛，种种变化及应用，叠出不穷，而水草叶则几绝无仅有，不再出现了。

其他饰纹如璎珞（Heads）、花绳（Garlands）及束苇（Reeds）等，均为由犍陀罗传入的希腊装饰无疑。但尖齿形之幕沿装饰，则绝非希腊式样，而与波斯锯齿饰或有关系。真正万字纹未见于云冈石刻中，偶有万字勾栏，其回纹与希腊万字，却绝不相同。水波纹亦偶见，当为中国固有影响。

以兽形为母题之雕饰，共有龙、凤、金翅鸟（Garuda）、螭首、正面饕餮、狮子，这些除金翅鸟为中印度传入，狮子带着波斯色彩外，其余皆可说是中国本有的式样，而在刻法上略受西域影响的。

汉石刻砖纹及铜器上所表观的中国固有雕纹，种类不多，最主要的如雷纹、斜线纹、斜方格、斜方万字纹，直线或曲线的水波纹、绳纹、锯齿、乳箭头叶、半圆弧纹等，此外则多倚赖以鸟兽人物为母题的装饰，如青龙、白虎、饕餮、凤凰、朱雀，以及枝柯交扭的树、成列的人物车马及打猎时奔窜的犬鹿兔豕等等。

对汉代或更早的遗物有相当认识者，见到云冈石刻的雕饰，实不能不惊诧北魏时期由外传入崭新花样的数量及势力！盖在花纹方面，西域所传入的式样，实可谓喧宾夺主，从此成为十数世纪以来中国雕饰的主要渊源。继后唐宋及后代一切装饰花纹，均无疑义的、无例外的，由此展进演化而成。

色彩方面最难讨论，因石窟中所施彩画，全是经过后世的重修，伧俗得很。外壁悬崖小洞，因其残缺，大概停止修葺较早，所以现时所留色彩痕迹，当是较古的遗制，但恐怕绝不会是北魏原来面目。佛像多用朱，背光绿地；凸起花纹用红或青或绿。像身有无数小穴，或为后代施色时用以钉布布箔以涂丹青的。

窟前的附属建筑

论到石窟寺附属殿宇部分，我们得先承认，无论今日的石窟寺木构部分所给予我们的印象为若何；其布置及结构的规模为若何，欲因此而推断一千四百余年前初建时的规制，及历后逐渐增辟建造的程序，是个不可能的事。不过距开窟仅四五十年的文献，如《水经注》里边的记载，应当算是我们考据的最可靠材料，不得不先依其文句，细释而检讨点事实，来作参考。

《水经注·㶟水条》里，虽无什么详细的描写，但原文简约清晰，亦非夸大之词。“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关于云冈巨构，仅这四句简单的描述而已。这四句中，首次末三段，句句既是个真实情形的简说。至今除却河流干涸，沙床已见外，这描写仍与事实相符，可见其中第三句“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当也是即景说事。不过这句意义，亦可作两种解说。一个是：山和堂，水和殿，烟和寺，各各对望着，照此解释，则无疑的有“堂”“殿”和“寺”的建筑存在，且所给的印象，是这些建筑物与自然相照对峙，必有相当壮丽，在云冈全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的。

第二种解说，则是疑心上段“山堂水殿”句，为含着诗意的比喻，称颂自然形势的描写。简单说便是：据山为堂（已是事实），因水为殿的比喻式，描写“山而堂，水而殿”的意思，因为就形势看山崖临水，前面地方颇近迫，如果重视自然方面，则此说倒也逼切写真，但如此则建筑部分已是全景毫末，仅剩烟寺相望的“寺”，而这寺到底有多少是木造工程，则又不可得而知了。

《水经注》里这几段文字所以给我们附属木构殿宇的印象，明显的当然是在第三句上，但严格说，第一句里的“因岩结构”，却亦负有用当责任的。观现今清制的木构殿阁，尤其是由侧面看去，实令人感到“因岩结构”描写得恰当真切之至。这“结构”两字，实有不止限于山岩方面，而有注重于木造的意义蕴在里面。

现在在云冈的石佛寺木建殿宇，只限于中部第一、第二、第三大洞前面，山门及关帝庙在第二洞中线上。第一洞、第三洞，遂成全寺东西偏院的两阁，而各有其两厢配殿。因岩之天然形势，东西两阁的结构、高度、布置均不同。第二洞洞前正殿高阁共四层，内中留井，周围如廊，沿梯上达于顶层，可平视佛颜。第一洞同之。第三洞则仅三层（洞中佛像亦较小许多），每层有楼廊通第二洞。但因二洞、三洞南北位置之不相同，使楼廊微作曲折，颇增加趣味。此外则第一洞西，有洞门通崖后，洞上有小廊阁。第二洞后崖上，有斗尖亭阁，在全寺的最高处。这些木建殿阁厢庑，依附岩前，左右关连，前后引申，成为一组；绿瓦巍峨，点缀于断崖林木间，遥望颇壮丽，但此寺已是云冈石崖一带现在唯一的木构部分，且完全为清代结构，不见前朝痕迹。近来即此清制楼阁，亦已开始残破，盖断崖前风雨侵凌，固剧于平原各地，木建损毁当亦较速。

关于清以前各时期中云冈木建部分到底若何，在雍正《朔平府志》中记载左云县云冈堡石佛寺古迹一段中，有若干可注意的之点。

《朔平府志》里讲：“规划甚宏，寺原十所：一曰同升，二曰灵光，三曰镇国，四曰护国，五曰祟福，六曰童子，七曰能仁，八曰华严，九曰天宫，十曰兜率。其中有元载所造石佛二十龛；石窑千孔，佛像万尊。由隋唐历宋元，楼阁层凌，树木蓊郁，俨然为一方胜概。”这里的“寺原十所”的寺，因为明言数目，当然不是指洞而讲。“石佛二十龛”亦与现存诸洞数目相符。唯“元载所造”的“元”，令人颇不解。雍正《通志》同样句，却又稍稍不同，而曰“内有元时石佛二十龛”。这两处恐皆为“元魏时”所误。这十寺既不是以洞为单位计算的，则疑是以其他木构殿宇为单位而命名者。且“楼阁层凌，树木蓊郁”，当时木构不止现今所余三座，亦恰如当日树木蓊郁，与今之秃树枯干，荒凉景象，相形之下，不能同日而语了。

所谓“由隋唐历宋元”之说，当然只是极普通的述其历代相沿下来的意思。以地理论，大同朔平不属于宋，而是辽金地盘；但在时间上固无分别。且在雍正修《朔平府志》时，辽金建筑本可仍然存在的。大同一城之内，辽金木建，至今尚存七八座之多。佛教盛时，如云冈这样重要的宗教中心，亦必有多少建设。所以府志中所写的“楼阁层凌”，或许还是辽金前后的遗建，至少我们由这府志里，只知道“其山最高处曰云冈，冈上建飞阁三重，阁前有世祖章皇帝（顺治）御书‘西来第一山’五字及‘康熙三十五年西征回銮幸寺赐’匾额，而未知其他建造工程”。而现今所存之殿阁，则又为乾、嘉以后的建筑。

在实物方面，可作参考的材料的，有如下各点：

一、龙门石窟崖前，并无木建庙宇。

二、天龙山有一部分有清代木建，另有一部分则有石刻门洞；楣、额、支柱，极为整齐。

三、敦煌石窟前面多有木廊，见于伯希和《敦煌图录》中。前年关于第一百三十洞前廊的年代问题有伯希和先生与梁思成通信讨论，登载本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四期，证明其建造年代为宋太平兴国五年的实物。第一百二十窟A的年代是宋开宝九年，较第一百三十洞又早四年。

四、云冈西部诸大洞，石质部分已天然剥削过半，地下沙石填高至佛膝或佛腰，洞前布置，石刻或木建，盖早已湮没不可考。

五、云冈中部第五至第九洞，尚留石刻门洞及支柱的遗痕，约略可辨当时整齐的布置。这几洞岂是与天龙山石刻门洞同一方法，不借力于木造的规制的。

六、云冈东部第三洞及中部第四洞崖面石上，均见排列的若干栓眼，即凿刻的小方孔，殆为安置木建上的椽子的位置。察其均整排列及每层距离，当推断其为与木构有关系的证据之一。

七、因云冈悬崖的形势，崖上高原与崖下河流的关系，原上的雨水沿崖而下，佛龛壁面不免频频被水冲毁。崖石崩坏堆积崖下，日久填高，底下原积的残碑断片，反倒受上面沙积的保护，或许有若干仍完整地安眠在地下，甘心作埋没英雄，这理至显，不料我们竟意外地得到一点对于这信心的实证。在我们游览云冈时，正遇中部石佛寺旁边，兴建云冈别墅之盛举，大动土木之后，建筑地上，放着初出土的一对石质柱础，式样奇古，刻法质朴，绝非近代物。不过孤证难成立，云冈岩前建筑问题，唯有等候于将来有程序的科学发掘了。

结论

总观以上各项的观察所及，云冈石刻上所表现的建筑、佛像、飞仙及装饰花纹，给我们以下的结论。

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建筑式样，大部分为中国固有的方式，并未受外来多少影响，不但如此，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塔即其例。印度“窣堵坡”方式，本大异于中国本来所有的建筑，及来到中国，当时仅在楼阁顶上，占一象征及装饰的部分，成为塔刹。至于希腊古典柱头如Gonid Order等虽然偶见，其实只呈装饰上偶然变化的点缀，并无影响可说。唯有印度的圆拱（外周作宝珠形的），还比较的重要，但亦只是建筑部分的形式而已。如中部第八洞门廊大柱底下的高Pedestal（基座），本亦是西欧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既已传入中土，本可发达传布，影响及于中国柱础。孰知事实并不如是，隋唐以及后代柱础，均保守石质覆盆等扁圆形式，虽然偶有稍高的筒形，亦未见多用于后世。后来中国的种种基座，则恐全是由台基及须弥座演化出来的，与此种Pedestal（基座）并无多少关系。

在结构原则上，云冈石刻中的中国建筑，确是明显表示其应用构架原则的。构架上主要部分，如支柱、阑额、斗拱、椽瓦、檐脊等，一一均应用如后代；其形式且均为后代同样部分的初型无疑。所以可以证明，在结构根本原则及形式上，中国建筑两千年来保持其独立性，不曾被外来影响所动摇。所谓受印度、希腊影响者，实仅限于装饰、雕刻两方面的。

佛像雕刻，本不是本篇注意所在，故亦不曾详细作比较研究而讨论之。但可就其最浅见的趣味派别及刀法，略为提到。佛像的容貌衣褶，在云冈一区中，有三种最明显的派别。

第一种是带着浓重的中印度色彩的，比较呆板僵定，刻法呈示在模仿方面的努力。佳者虽勇毅有劲，但缺乏任何韵趣，弱者则颇多伧丑。引人兴趣者，单是其古远的年代，而不是美术的本身。

第二种佛容修长，衣褶质实而流畅。弱者质朴庄严；佳者含笑超尘，美有余韵，气魄纯厚，精神栩栩，给人以超人的定，超神的动；艺术之最高成绩，荟萃于一痕一纹之间，任何刀削雕琢，平畅流丽，全不带烟火气。这种创造，纯为汉族本其固有美感趣味，在宗教艺术方面的发展。其精神与汉刻密切关联，与中印度佛像，反疏隔不同旨趣。

飞仙雕刻亦如佛像，有上面所述两大派别；一为模仿，以印度像为模型；一为创造，综合模仿所得经验，与汉族固有趣味及审美倾向，作新的尝试。

这两种时期距离并不甚远，可见汉族艺术家并未奴隶于模仿，而印度犍陀罗刻像雕纹的影响，只作了汉族艺术家发挥天才的引火线。

云冈佛像还有一种，只是东部第三洞三巨像一例。这种佛像雕刻艺术，在精神方面乃大大退步，在技艺方面则加增谙熟繁巧，讲求柔和的曲线、圆滑的表面。这倾向是时代的，还是主刻者个人的，却难断定了。

装饰花纹在云冈所见，中外杂陈，但是外来者，数量超过原有者甚多。观察后代中国所熟见的装饰花纹，则此种外来的影响势力范围极广。殷周秦汉金石上的花纹，始终不能与之抗衡。

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实证。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而最后却在装饰花纹上，输给中国以大量的新题材、新变化、新刻法，散布流传直至今日，的确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1)　原载于1933年12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3~4期，署名：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

第六章

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¹⁾

去夏乘暑假之便，作晋汾之游。汾阳城外峪道河，为山右绝好消夏的去处；地据白彪山麓，因神头有“马跑神泉”，自从宋太宗的骏骑蹄下踢出甘泉，救了干渴的三军，这泉水便没有停流过，千年来为沿溪数十家磨坊供给原动力，直至电气磨机在平遥创立了山西面粉业的中心，这源源清流始闲散的单剩曲折的画意。辘辘轮声既然消寂下来，而空静的磨坊，便也成了许多洋人避暑的别墅。

说起来中国人避暑的地方，哪一处不是洋人开的天地，北戴河、牯岭、莫干山……所以峪道河也不是例外。其实去年在峪道河避暑的，除去一位娶英籍太太的教授和我们外，全体都是山西内地传教的洋人，还不能说是中国人避暑的地方呢。在那短短的十几天，令人大有“人何寥落”之感。

以汾阳峪道河为根据，我们曾向邻近诸县作了多次的旅行，计停留过八县地方，为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其中介休至赵城间三百余里，因同蒲铁路正在炸山兴筑，公路多段被毁，故大半竟至徒步，滋味尤为浓厚。餐风宿雨，两周艰苦简陋的生活，与寻常都市相较，至少有两世纪的分别。我们所参诣的古构，不下三四十处，元明遗物，随地遇见，现在仅择要纪述。

汾阳县峪道河龙天庙

在我们住处，峪道河的两壁山岩上，有几处小小庙宇。东崖上的实际寺，以风景幽胜著名。神头的龙王庙，因马跑泉享受了千年的烟火，正殿前有拓黑了的宋碑，为这年代的保证，这碑也就是庙里唯一的“古物”。西岩上南头有一座关帝庙，几经修建，式样混杂，别有趣味。北头一座龙天庙，虽然在年代或结构上并无可以惊人之处，但秀整不俗，我们却可以当它作山西南部小庙宇的代表作品。

龙天庙在西岩上，庙南向，其东边立面，厢庑后背，钟楼及围墙，成一长线剪影，隔溪居高临下，隐约于白杨间。在斜阳掩映之中，最能引起沿溪行人的兴趣。山西庙宇的远景，无论大小都有两个特征：一是立体的组织，权衡俊美，各部参差高下，大小相依附，从任何视点望去均恰到好处；一是在山西，砖筑或石砌物，斑彩淳和，多带红黄色，在日光里与山冈原野同醉，浓艳夺人，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砖石如染，远近殷红映照，绮丽特甚。在这两点上，龙天庙亦非例外。谷中外人三十年来不识其名，但据这种印象，称这庙作“落日庙”并非无因的。

庙周围土坡上下有盘旋小路，坡孤立如岛，远距村落人家。庙前本有一片松柏，现时只剩一老松，孤傲耸立，缄默如同守卫将士。庙门镇日闭锁，少有开时，苟遇一老人耕作门外，则可暂借锁钥，随意出入；本来这一带地方多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所谓锁钥亦只余一条铁钉及一种形式上的保管手续而已。这现象竟亦可代表山西内地其他许多大小庙宇的保管情形。

庙中空无一人，蔓草晚照，伴着殿庑石级，静穆神秘，如在画中。两厢为“窑”，上平顶，有砖级可登，天晴日美时，周围风景全可入览。此带山势和缓，平趋连接汾河东西区域；远望绵山峰峦，竟似天外烟霞，但傍晚时，默立高处，实不竟古原夕阳之感。近山各处全是赤土山级，层层平削，像是出自人工；农民多辟洞“穴居”耕种其上。麦黍赤土，红绿相间成横层，每级土崖上所辟各穴，远望似平列桥洞，景物自成一种特殊风趣。沿溪白杨丛中，点缀土筑平屋小院及磨坊，更错落可爱。

龙天庙的平面布置南北中线甚长，南面围墙上辟山门。门内无照壁，却为戏楼背面。山西中部南部我们所见的庙宇多附属戏楼，在平面布置上没有向外伸出的舞台。楼下部实心基坛，上部三面墙壁，一面开敞，向着正殿，即为戏台。台正中有山柱一列，预备挂上帏幕可分成前后台。楼左阙门，有石级十余可上下。在龙天庙里，这座戏楼正堵截山门入口处成一大照壁。

转过戏楼，院落甚深，楼之北，左右为钟鼓楼，中间有小小牌楼，庭院在此也高起两三级划入正院。院北为正殿，左右厢房为砖砌窑屋各三间，前有廊檐，旁有砖级，可登屋顶。山西乡间穴居仍盛行，民居喜砌砖为窑（即券洞），庙宇两厢亦多砌窑以供僧侣居住。窑顶平台均可从窑外梯级上下。此点酷似墨西哥红印人之叠层土屋，有立体堆垒组织之美。钟鼓楼也以发券的窑为下层台基，上立木造方亭，台基外亦设砖级，依附基墙，可登方亭。全建筑物以砖造部分为主，与他省木架钟鼓楼异其风趣。

正殿前廊外尚有一座开敞的过厅，紧接廊前，称“献食棚”。这个结构实是一座卷棚式过廊，两山有墙而前后檐柱间开敞，没有装修及墙壁。它的功用则在名义上已很明了，不用赘释了。在别省称祭堂或前殿的，与正殿都有相当的距离，而且不是开敞的，这献食棚实是祭堂的另一种有趣的做法。

龙天庙里的主要建筑物为正殿。殿三间，前出廊，内供龙天及夫人像。按廊下清乾隆十二年碑说：

龙天者，介休令贾侯也。公讳浑，晋惠帝永兴元年，刘元海……攻陷介休，公……死而守节，不愧青天。后人……故建庙崇祀，……像神立祠，盖自此始矣。……

这座小小正殿，“前廊后无廊”，本为山西常见的做法，前廊檐下用硕大的斗拱，后檐却用极小，乃至不用斗拱，将前后不均齐的配置完全表现在外面，是河北省所不经见的，尤其是在旁面看其所呈现象，颇为奇特。

至于这殿，按乾隆十二年“重增修龙天庙碑记”说：

按正殿上梁所志系元季丁亥元顺帝至正七年（公元一三四七年）重建。正殿三小间，献食棚一间，东西厦窑二眼，殿旁两小房二间，乐楼三间。……鸠工改修，计正殿三大间，献食棚三间，东西窑六眼，殿旁东西房六间，大门洞一座……零余银备异日牌楼钟鼓楼之费。……

所以我们知道龙天庙的建筑，虽然曾经重建于元季，但是现在所见，竟全是乾、嘉增修的新构。

殿的构架，由大木上说，是悬山造，因为各檩头皆伸出到柱中线以外甚远；但是由外表上看，却似硬山造，因为山墙不在山柱中线上，而向外移出，以封护檩头。这种做法亦为清代官式建筑所无。

这殿前檐的斗拱，权衡甚大，斗拱之高，约及柱高之四分之一；斗拱之布置，亦极疏朗，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一朵，次间不用。当心间左右两柱头并补间铺作均用四十五度斜拱。柱身微有卷杀：阑额为月梁式；普拍枋宽过阑额。这许多特征，在河北省内唯在宋元以前建筑乃得见；但在山西，明末清初比比皆是，但细查各拱头的雕饰，则光怪陆离，绝无古代沉静的气味；两平柱上的丁头拱（清称雀替），且刻成龙头、象头等形状。

殿内梁架所用梁的断面，亦较小于清代官式的规定，且所用驼峰、替木、叉手等结构部分，都保留下古代的做法，而在清式中所不见的。

全殿最古的部分是正殿匾牌。这牌的牌首、牌带、牌舌，皆极奇特，与古今定制都不同，不知是否为原物，虽然牌面的年代是确无可疑的。

汾阳县大相村崇胜寺

由太原至汾阳公路上，将到汾阳时，便可望见路东南百余米处，耸起一座庞大的殿宇，出檐深远，四角用砖筑立柱支着，引人注意。由大殿之东，进村之北门，沿寺东墙外南行颇远，始到寺门。寺规模宏敞，连山门一共六进。山门之内为天王门，天王门内左右为钟鼓楼，后为天王殿，天王殿之后为前殿、正殿（毗卢殿）及后殿（七佛殿）。除去第一进院之外，每院都有左右厢，在平面布置上，完全是明清以后的式样，而在构架上，则差不多各进都有不同的特征，明初至清末各种的式样都有代表“列席”。在建筑本身以外，正殿廊前放着一造像碑，为北齐天保三年物。

天王殿正中弘治元年（公元一四八八年）碑说：

大相里横枕卜山之下……古来舍刹稽自大齐天保三年（公元五五二年），大元延祐四年（公元一三一七年），……奉敕建立后殿，增饰慈尊，额题崇胜禅寺，于是而渐成规模，……大明宣德庚戌五年（公元一四三○年），功竖中殿，廊庑翼如；周植树千本。……大明成化乙未十一年（公元一四七五年），……构造天王殿，伽蓝宇祠，堂室俱备。……

按现在情形看，天王殿与中殿之间，尚有前殿，天王殿前尚有钟楼、鼓楼，为碑文中所未及。而所“植树千本”，则一根也不存在了。

山门

山门三间，最平淡无奇；檐下用一斗三升斗拱，权衡甚小，但布置尚疏朗。

天王门

天王门三间，左右挟以斜照壁及掖门。斗拱权衡颇大，布置亦疏朗。每间用补间铺作二朵，角柱微生起，乍看确有古风。但是各拱昂头上过甚的雕饰，立刻表示其较晚的年代。天王门内部梁架都用月梁。但因前后廊子均异常地浅隘，故前后檐部斗拱的布置都有特别的结构，成为一个有趣的断面；前面用两列斗拱，高下不同，上下亦不相列，后檐却用垂莲柱，使檐部伸出墙外。

钟鼓楼

天王门之后，左右为钟鼓楼，其中钟楼结构精巧，前有抱厦，顶用十字脊，山花向前，甚为奇特。

天王殿

天王殿五间，即成化十一年所建，弘治元年碑，就立在殿之正中；天王像四尊，坐在东西梢间内。斗拱颇大，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梢间用一朵，雄壮有古风。

前殿

前殿五间，大概是崇胜寺最新的建筑物，斗拱用品字式，上交托角替，垫拱板前罗列着全副博古，雕工精细异常，不唯是太琐碎了，而且是违反一切好建筑上结构及雕饰两方面的常规的。

配殿

前殿的东西配殿各三间，亦有几处值得注意之点。在横断面上，前后是不均齐的；如峪道河龙天庙正殿一样，“前廊后无廊”，而前廊用极大的斗拱，后廊用小斗拱，使侧面呈不均齐象。斗拱布置亦疏朗，每间用补间铺作一朵。出跳虽只一跳，在昂下及泥道拱下，却用替木式的短拱实拍承托，如大同华严寺海会殿及应县木塔顶层所见；但在此短拱拱头，又以极薄小之翼形拱相交，都是他处所未见。最奇特的乃在阑额与柱头的连接法，将阑额两端斫去一部，使额之上部托在柱头之上，下部与柱相交，是以一构材而兼阑额及普拍枋两者的功用的。阑额之下，托以较小的枋，长尽梢间，而在当心间插出柱头作角替，也许是《营造法式》卷五所谓“绰幕方”一类的东西。

正殿

正殿（毗卢殿）大概是崇胜寺内最古的结构，明弘治元年碑所载建于宣德庚戌五年（公元一四三○年）的中殿即指此。殿是硬山造，“前廊后无廊”，前檐用硕大的斗拱，前后亦不均齐。斗拱布置，每间只用补间铺作一朵。前后各出两跳，单抄单下昂，重拱造，昂尾斜上，以承上一缝槫。当心间补间铺作用四十五度斜拱。阑额甚小，上有很宽的普拍枋，一切尚如古制。当心间两柱，八角形，这种柱常见于六朝隋唐的砖塔及石刻，但用木的，这是我们所得见唯一的例。檐出颇远，但只用椽而无飞椽，在这种大的建筑物上还是初见。

前廊西端立北齐天保三年任敬志等造像碑，碑阳造像两层，各刻一佛二菩萨，额亦刻佛一尊。上层龛左右刻天王，略像龙门两大天王。座下刻狮子二；碑头刻蟠龙，都是极品，底下刻字则更劲古可爱。可惜佛面已毁，碑阴字迹亦见剥落了。清初顾亭林到汾访此碑，见其《金石文字记》。

七佛殿

七佛殿七间，是寺内最大的建筑物，在公路上可以望见。按明万历二十年《增修崇胜寺记》碑，乃“以万历十二年动工，至二十年落成”。无疑的这座晚明结构已替换了“大元元祐四年”的原建，在全部权衡上，这座明建尚保存着许多古代的美德，例如斗拱疏朗，出檐深远，尚表现一些雄壮气概。但各部本身，则尽雕饰之能事。外檐斗拱，上昂嘴特多，弯曲已甚；耍头上雕饰细巧；替木两端的花纹盘缠；阑额下更有龙形的角替；且金柱内额上斗拱坐斗之剔空花，竟将荷载之集中点（主要的建筑部分），作成脆弱的纤巧的花样；匠人弄巧，害及好建筑，以至如此，实令人怅然。虽然在雕工上看来，这些都是精妙绝伦的技艺，可惜太不得其道，以建筑物作卖技之场，结果因小失大，这巍峨大殿，在美术上竟要永远蒙耻低头。

七佛殿格扇上花心，精巧异常，为一种菱花与球纹混合的花样，在装饰图案上，实是登峰造极的，殿顶的脊饰，是山西所常见的普通做法。

汾阳县杏花村国宁寺

杏花村是做汾酒的古村，离汾阳甚近。国宁寺大殿由公路上可以望见。殿重檐，上檐檐椽毁损一部分，露出橑檐枋及阑额，远望似唐代刻画中所见双层额枋的建筑，故引起我们绝大的兴趣和希望，及到近前才知道是一片极大的寺址中仅剩的、一座极不规矩的正殿；前檐倾圮，檐檩暴落，竟给人以奢侈的误会。廊下乾隆二十八年碑说：“敕赐于唐贞观，重建于宋，历修于明代。”现存建筑大约是明时重建的。

在山西明代建筑甚多，形形色色，式样各异，斗拱布置或仍古制，或变换纤巧，陆离光怪，几不若以建筑规制论之。大殿的平面布置几成方形，重檐金柱的分间，与外檐柱及内柱不相排列。而在结构方面，此殿做法很奇特，内部梁架，两山将采步金梁经过复杂勾结的斗拱，放在顺梁上，而采步金上，又承托两山顺扒梁（或大昂尾），法式新异，未见于他处。

至于下檐前面的斗拱，不安在柱头上，致使柱上空虚，做法错谬，大大违反结构原则，在老建筑上是甚少有的。

汾阳县小相村灵岩寺

小相村与大相村一样在汾阳文水之间的公路旁，但大相村在路东，而小相村却在路西，且离汾阳亦较远。灵岩寺在山坡上，远在村后，一塔秀挺，楼阁巍然，殿瓦琉璃，辉映闪烁夕阳中，望去易知为明清物，但景物婉丽可人，不容过路人弃置不睬。

离开公路，沿土路行可四五里达村前门楼。楼跨土城上，底下圆券洞门，一如其他山西所见村落。村内一路贯全村前后，雨后泥泞崎岖，难同入蜀，愈行愈疲，愈觉灵岩寺之远，始悟汾阳一带，平原楼阁远望转近，不易用印象来计算距离的。及到寺前，残破中虽仅存在山门券洞，但寺址之大，一望而知。

进门只见瓦砾土丘，满目荒凉，中间天王殿遗址，隆起如冢，气象堂皇。道中所见砖塔及重楼，尚落后甚远，更进又一土丘，当为原来前殿——中间露天趺坐两铁佛，中挟一无像大莲座；斜阳一瞥，奇趣动人，行人倦旅，至此几顿生妙悟，进入新境。再后当为正殿址，背景里楼塔愈迫近，更有铁佛三尊，趺坐慈静如前，东首一尊且低头前伛，现悯恻垂注之情。此时远山晚晴，天空如宇，两址反不殿而殿，严肃丽都，不借梁栋丹青，朝拜者亦更沉默虔敬，不由自主了。

铁像有明正德年号，铸工极精，前殿正中一尊已倾欹坐地下，半埋入土，塑工清秀，在明代佛像中可称上品。

灵岩寺各殿本皆发券窑洞建筑，砖砌券洞繁复相接，如古罗马遗建，由断墙土丘上边下望，正殿偏西，残窑多眼尚存。更像隧道密室相关联，有阴森之气，微觉可怕，中间多停棺柩，外砌砖橔，印象亦略如罗马石棺，在木造建筑的中国里探访遗迹，极少有此经验的。券洞中一处，尚存券底画壁，颜色鲜好，画工精美，当为明代遗物。

砖塔在正殿之后，建于明嘉靖二十八年。这塔可作晋冀两省一种晚明砖塔的代表。

砖塔之后，有砖砌小城，由旁面小门入方城内，别有天地，楼阁廊舍，尚极完整，但阒无人声，院内荒芜，野草丛生，幽静如梦；与“城”以外的堂皇残址，露坐铁佛，风味迥殊。

这院内左右配殿各窑五眼，窑筑巩固，背面向外，即为所见小城墙。殿中各余明刻木像一尊。北面有基窑七眼，上建楼殿七大间，即远望巍然有琉璃瓦者。两旁更有簃楼，石级露台曲折，可从窑外登小阁，转入正楼。夕阳落漠，淡影随人转移，处处是诗情画趣，一时记忆几不及于建筑结构形状。

下楼徘徊在东西配殿廊下看读碑文，在荆棘拥护之中，得朱之俊崇祯年间碑，碑文叙述水陆楼的建造原始甚详。

朱之俊自述：“夜宿寺中，俄梦散步院落，仰视左右，有楼翼然，赫辉壮观，若新成形……觉而异焉，质明举似普门师，师为余言水陆阁像，颇与梦合。余因征水陆缘起，慨然首事。……”

各处尚存碑碣多座，叙述寺已往的盛史。唯有现在破烂的情形，及其原因，在碑上是找不出来的。

正在留恋中，老村人好事进来，打断我们的沉思，开始问答，告诉我们这寺最后的一页惨史。据说是光绪二十六年替换村长时，新旧两长各竖一帜，怂恿村人械斗，将寺拆毁。数日间竟成一片瓦砾之场，触目伤心；现在全寺余此一院楼厢，及院外一塔而已。

文水县开栅镇圣母庙

开栅镇并不在公路上，由大路东转沿着山势，微微向下曲折，因为有溪流，有大树，庙宇村巷全都隐藏，不易即见。庙门规模甚大，丹青剥落。院内古树合抱，浓荫四布，气氛严肃之极。建筑物除北首正殿、南首乐楼巍峨对峙外，尚有东西两堂，皆南向与正殿并列，雅有古风；廊庑、碑碣、钟楼、偏院，给人以浪漫印象较他庙为深，尤其是因正殿屋顶歇山向前，玲珑古制，如展看画里楼阁。屋顶歇山，山面向前，是宋代极普通的式制，在日本至今还用得很普遍，然而在中国，由明以后，除去城角楼外，这种做法已不多见。正定隆兴寺摩尼殿，是这种做法的，且由其他结构部分看去，我们知道它是宋初物。据我们所见过其他建筑歇山向前的，共有元代庙宇两处，均在正定。此外即在文水开栅镇圣母庙正殿又得见之。

殿平面作凸字形，后部为正方形殿三间，屋顶悬山造，前有抱厦，进深与后部同，面阔则较之稍狭，屋顶歇山造，山面向前。

后部斗拱，单昂出一跳，抱厦则重昂出两跳，布置极疏朗，补间仅一朵。昂并没有挑起的后尾，但斗拱在结构上还是有绝对的机能。耍头之上，撑头木伸出，刻略如麻叶云头，这可说是后来清式桃尖梁头之开始。前面歇山部分的构架，槫枋全承在斗拱之上，结构精密，堪称上品。正定阳和楼前关帝庙的构架和斗拱，与此多有相同的特征。但此处内部木料非常粗糙，呈简陋印象。

抱厦正面骤见虽似三间，但实只一间，有角柱而无平柱，而代之以槏柱（或称抱框），额枋是长同通面阔的。额枋的用法正面与侧面略异，亦是应注意之点，侧面额枋之上用普拍枋，而正面则不用；正面额枋之高度，与侧面额枋及普拍枋之总高度相同，这也是少见的做法。

至于这殿的年代，在正面梢间壁上有元至元二十年（公元一二八三年）嵌石，刻文说：

夫庙者元近西溪，未知何代，……后于此方要修其庙，……梁书万岁大汉之时，天会十年季春之月……今者石匠张莹，嗟岁月之弥深，睹栋梁之抽换，……恐后无闻，发愿刻碑。……

刻石如是。由形制上看来，殿宇必建于明以前，且因与正定关帝庙相同之点甚多，当可断定其为元代物。

圣母庙在平面布置上有一特殊值得注意之点。在正殿之东西，各有殿三间，南向，与正殿并列，尚存魏晋六朝东西堂之制。关于此点，刘敦桢先生在本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二期已申论得很清楚，不必在此赘述了。

文水县文庙

文水县，县城周整，文庙建筑亦宏大出人意外。院正中泮池，两边廊庑，碑石栏杆，围衬大成门及后殿，壮丽较之都邑文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建筑本身分析起来，颇多弱点，仅为山西中部清以后虚有其表的代表作之一种。庙里最古的碑记，有宋元符三年的县学进士碑，元明历代重修碑也不少。就形制看来，现在殿宇大概都是清以后所重建。

正殿

正殿开间狭而柱高，外观似欠舒适。柱头上用阑额和由额，二者之间用由额垫板，间以“荷叶墩”，阑额之上又用肥厚的普拍枋，这四层构材，本来阑额为主，其他为辅，但此处则全一样大小，使宾主不分，极不合结构原则。斗拱不甚大，每间只用补间铺作一朵。坐斗下面，托以“皿板”，刻作古玩座形，当亦是当地匠人，纤细弄巧做法之一种表现。斗拱外出两跳华拱，无昂，但后尾却有挑杆，大概是由耍头及撑头木引上。两山柱头铺作承托顺扒梁外端，内端坦然放在大梁上却倒率直。

戟门

戟门三间，大略与大成殿同时。斗拱前出两跳，单抄单下昂，正心用重拱，第一跳单拱上施替木承罗汉枋，第二跳不用拱，跳头直接承托替木以承挑檐枋及檐桁，也是少见的做法。转角铺作不用由昂，也不用角神或宝瓶，只用多跳的实拍拱（或靴契），层层伸出，以承角梁，这做法不止新颖，且较其他常见的尚为合理。

孝义县吴屯村东岳庙

由汾阳出发南行，本来可雇教会汽车到介休，由介休改乘公共汽车到霍州、赵城等县。但大雨之后，道路泥泞，且同蒲路正在炸山筑路，公共汽车道多段已拆毁不能通行，沿途跋涉露宿，大部分竟以徒步到达。

我们曾因道阻留于孝义城外吴屯村，夜宿村东门东岳庙正殿廊下；庙本甚小，仅余一院一殿，正殿结构奇特，屋顶的繁复做法，是我们在山西所见的庙宇中最已甚的。小殿向着东门，在田野中间镇座，好像乡间新娘，满头花钿，正要回门的神气。

庙院平铺砖块，填筑甚高，围墙矮短如栏杆，因墙外地洼，用不着高墙围护；三面风景，一面城楼，地方亦极别致。庙厢已作乡间学校，但仅在日中授课，顽童日出即到，落暮始散。夜里仅一老人看守，闻说日间亦是教员，薪金每年得二十金而已。

院略为方形，殿在院正中，平面则为正方形，前加浅隘的抱厦。两旁有斜照壁，殿身屋顶是歇山造；抱厦亦然，但山面向前，与开栅圣母正殿极相似，但因前为抱厦，全顶呈繁乱状，加以装饰物，愈富缛不堪设想。这殿的斗拱甚为奇特，其全朵的权衡，为普通斗拱所不常有，因为横拱——尤其是泥道拱及其慢拱——甚短，以致斗拱的轮廓耸峻，呈高瘦状。殿深一间，用补间斗拱三朵。抱厦较殿身稍狭，用补间铺作一朵，各层出四十五度斜昂。昂嘴纤弱，patch入颇深。各斗拱上的耍头，厚只及材之半，刻作霸王拳，劣匠弄巧的弊病，在此可见。

侧面阑额之下，在柱头外用角替，而不用由额，这角替外一头伸出柱外，托阑额头下，方整无饰，这种做法无意中巧合力学原则，倒是罕贵的一例。檐部用椽子一层，并无飞椽，亦奇。但建造年月不易断定。我们夜宿廊下，仰首静观檐底黑影，看凉月出没云底，星斗时现时隐，人工自然，悠然溶合入梦，滋味深长。

霍县太清观

以上所记，除大相村崇胜寺规模宏大及圣母庙年代在明以前，结构适当外，其他建筑都不甚重要。霍州县城甚大，庙观多，且魁伟，登城楼上望眺，城外景物和城内嵯峨的殿宇对照，堪称壮观。以全城印象而论，我们所到各处，当无能出霍州右者。

霍县太清观在北门内，志称宋天圣二年，道人陶崇人建，元延祐三年道人陈泰师修。观建于土丘之上，高出两旁地面甚多，而且愈往后愈高，最后部庭院与城墙顶平，全部布局颇饶趣味。

观中现存建筑，多明清以后物。唯有前殿，额曰“金阙玄元之殿”，最饶古趣。殿三间，悬山顶，立在很高的阶基上；前有月台，高如阶基。斗拱雄大，重拱重昂造，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梢间用一朵。柱头铺作上的耍头，已成桃尖梁头形式，但昂的宽度，却仍早制，未曾加大。想当是明初近乎官式的作品。这殿的檐部，也是不用飞椽的。

最后一殿，歇山重檐造，由形制上看来，恐是清中叶以后新建。

霍县文庙

霍县文庙，建于元至元间，现在大门内还存元碑四座。由结构上看来，大概有许多座殿宇，还是元代遗构。在平面布置上，自大成门左右一直到后面，四周都有廊庑，显然是古代的制度。可惜现在全庙被划分两半，前半——大成殿以南——驻有军队，后半是一所小学校，前后并不通行，各分门户，予我们视察上许多不便。

前后各主要殿宇，在结构法上是一贯的。棂星门以内，便是大成门，门三间，屋顶悬山造。柱瘦高而额细，全部权衡颇高，尤其是因为柱之瘦长，颇类唐代壁画中所常视的现象。斗拱简单，单抄四铺作，令拱上施替木，以承橑檐槫。华拱之上施耍头，与令拱及慢拱相交，耍头后尾作㭼头，承托在梁下；梁头也伸出到头之上，至为妥当合理。斗拱布置疏朗，每间只用补间铺作一朵，放在细长的阑额及其厚阔的普拍枋上。普拍枋出柱头处抹角斜割，与他处所见元代遗物刻海棠卷瓣者略同。中柱上亦用简单的斗拱，华拱上一材，前后出㭼头以承大梁。左右两中柱间用柱头枋一材在慢拱上相连；这柱头枋在左右中柱上向梢间出头作蚂蚱头，并不通排山。大成门梁架用材轻爽经济，将本身的重量减轻，是极妥善的做法。我们所见檐部只用圆椽，其上无飞檐椽的，这又是一例。

大成殿亦三间，规模并不大。殿立在比例高耸的阶基上，前有月台；上用砖砌栏杆（这矮的月台上本是用不着的）。殿顶歇山造。全部权衡也是峻耸状。因柱子很高，故斗拱比例显得很小。

斗拱，单下昂四铺作，出一跳，昂头施令拱以承橑檐槫及枋。昂嘴patch势圆和，但转角铺作角昂及由昂，则较为纤长。昂尾单独一根，斜挑下平槫下，结构异常简洁，也许稍嫌薄弱。斗拱布置疏朗，每间只用补间铺作一朵，三角形的垫拱板在这里竟呈扁长形状。

歇山部分的构架，是用两层的丁栿，将山部托住。下层丁栿与阑额平，其上托斗拱。上层丁栿外端托在外檐斗拱之上，内端在金柱上，上托山部构架。

霍县东福昌寺

祝圣寺原名东福昌寺，明万历间始改今名。唐贞观四年，僧清宣奉敕建。元延祐四年，僧圆琳重建，后改为霍山驿。明洪武十八年，仍建为寺。现时因与西福昌寺的关系，俗称上寺、下寺。就现存的建筑看，大概还多是元代的遗物。

东福昌寺诸建筑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正殿。殿七楹，斗拱疏朗，尤其在昂嘴的patch势上，富于元代的意味。殿顶结构，至为奇特。乍见是歇山顶，但是殿本身屋顶与其下围廊顶是不连续成一整片的，殿上盖悬山顶，而在周围廊上盖一面坡顶（围廊虽有转角绕殿左右，但止及殿左右朵殿前面为止）。上面悬山顶有它自己的勾滴，降一级将水泄到下面一面坡顶上。汉代遗物中，瓦顶有这种两坡做法，如高颐石阙及纽约博物馆藏汉明器，便是两个例，其中一个是四阿顶，一个是歇山顶。日本奈良法隆寺玉虫厨子，也用同式的顶。这种古式的结构，不意在此得见其遗制，是我们所极高兴的。关于这种屋顶，已在本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二期《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一文中详论，不必在此赘述。

在正殿左右为朵殿，这朵殿与正殿殿身、正殿围廊三部屋顶连接的结构法，至为妥善，在清式建筑中已不见这种智巧灵活的做法，官式规制更守住呆板办法删除特种变化的结构，殊可惜。

正殿阶基颇高，前有月台、阶基及月台角石上，均刻蟠龙，如《营造法式》石作之制；此例雕饰曾见于应县佛宫寺塔月台角石上。可见此处建筑规制必早在辽明以前。

后殿由形制上看，大概与正殿同时，当心间补间铺作用斜拱斜昂，如大同善化寺金建三圣殿所见。

后殿前庭院正中，尚有唐代经幢一柱存在，经幢之旁，有北魏造像残石，用砖龛砌护。石原为五像，弥勒（？）正中坐，左右各二菩萨胁侍，惜残破不堪；左面二菩萨且已缺毁不存。弥勒垂足交胫坐，与云冈初期作品同，衣纹体态，无一非北魏初期的表征，古拙可喜。

霍县西福昌寺

西福昌寺与东福昌寺在城内大街上东西相称。按《霍州志》，贞观四年，敕尉迟恭监造。初名普济寺。太宗以破宋老生于此，贞观三年，设建寺以树福田，济营魄。乃命虞世南、李百药、褚遂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等为碑文。可惜现时许多碑石，一件也没有存在的了。

现在正殿五间。左右朵殿三间，当属元明遗构。殿廊下金泰和二年碑，则称寺创自太平兴国三年。前廊檐柱尚有宋式覆盆柱础。

前殿三间，歇山造，形制较古，门上用两门簪，也是辽宋之制。殿内塑像，颇似大同善化寺诸像。惜过游时，天色已晚，细雨不辍，未得摄影。但在殿中摸索，燃火在什物尘垢之中，瞻望佛容而已。

全寺地势前低后高。庭院层层高起，亦如太清观，但跨院旧址尚广，断墙倒壁，老榭荒草中，杂以民居，破落已极。

霍县火星圣母庙

火星圣母庙在县北门内。这庙并不古，却颇有几处值得注意之点。在大门之内，左右厢房各三间，当心间支出垂花雨罩，新颖可爱，足供新设计参考采用。正殿及献食棚屋顶的结构，各部相互间的联络，在复杂中倒合理有趣。在平面的布置上，正殿三间，左右朵殿各一间，正殿前有廊三间，廓前为正方形献食棚，左右廊子各一间。这多数相联络殿廊的屋顶；正殿及朵殿悬山造，殿廊一面坡顶，较正殿顶低一级，略如东福昌寺大殿的做法。献食棚顶用十字脊，正面及左右歇山，后面脊延长，与一面坡相交；左右廊子则用卷棚悬山顶。全部联络法至为灵巧，非北平官式建筑物屋顶所能有。

献食棚前琉璃狮子一对，塑工至精，纹路秀丽，神气生猛，堪称上品。东廊下明清碑碣及嵌石颇多。

霍县县政府大堂

在霍县县政府大堂的结构上，我们得见到滑稽绝伦的建筑独例。大堂前有抱厦，面阔三间。当心间阔而梢间稍狭，四柱之上，以极小的阑额相联络，其上却托着一整根极大的普拍枋，将中国建筑传统的构材权衡完全颠倒。这还不足为奇；最荒谬的是这大普拍枋之上，承托斗拱七朵，朵与朵间都是等距离，而没有一朵是放在任何柱头之上，作者竟将斗拱在结构上之原意义，完全忘却，随便位置。斗拱位置不随立柱安排，除此一例外，唯在以善于作中国式建筑自命的慕菲氏所设计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得又见之。

斗拱单昂四铺作，令拱与耍头相交，梁头放在耍头之上。补间铺作则将撑头木伸出于耍头之上，刻作麻叶云。令拱两散斗特大，两旁有卷耳，略如Ionic（爱奥尼克式）柱头。中部几朵斗拱，大斗之下，用版块垫起，但其作用与皿版并不相同。阑额两端刻卷草纹，花样颇美。柱础宝装莲瓣覆盆，只分八瓣，雕工精到。

据壁上嵌石，元大德九年（公元一三○五年），某宗室“自明远郡（现地名待考）朝觐往返，霍郡适当其冲，虑郡廨隘陋”，所以增大重建。至于现存建筑物的做法及权衡，古今所无，年代殊难断定。

县府大门上斗拱、华拱层层作卷瓣，也是违背常规的做法。

霍县北门外桥及铁牛

北门桥上的铁牛，算是霍州一景，其实牛很平常，桥上栏杆则在建筑师的眼中，不但可算一景，简直可称一出喜剧。

桥五孔，是北方所常见的石桥，本无足怪。少见的是桥栏杆的雕刻，尤以望柱为甚。栏版的花纹，各个不同，或用莲花、如意、万字、钟、鼓等纹样，刻工虽不精而布置尚可，可称粗枝大叶的石刻。至于望柱柱头上的雕饰，则动植物、博古、几何形无所不有，个个不同，没有重复，其中如猴子、人手、鼓、瓶、佛手、仙桃、葫芦、十六角形块，以及许多无名的怪形体，粗糙罗列，如同儿戏，无一不足，令人发笑。

至于铁牛，与我们曾见过无数的明代铁牛一样，笨蠢无生气，虽然相传为尉迟恭铸造，以制河保城的。牛日夜为村童骑坐抚摸，古色光润，自是当地一宝。

赵城县侯村女娲庙

由赵城县城上霍山，离城八里，路过侯村，离村三四里，已看见巍然高起的殿宇。女娲庙，《志》称唐构，访谒时我们固是抱着很大的希望的。

庙的平面、地面深广，以正殿——娲皇殿为中心，四周为廊屋，南面廊屋中部为二门，二门之外，左右仍为廊屋，南面为墙，正中辟山门，这样将庙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正殿居中，外院则有碑亭两座东西对立，印象宏大。这种是比较少见的平面布置。

按庙内宋开宝六年碑：“乃于平阳故都，得女娲原庙重修，……南北百丈，东西九筵；雾罩檐楹，香飞户牖，……”但《志》称天宝六年重修，也许是开宝六年之误。次古的有元至元十四年重修碑，此外明、清两代重修或祀祭的碑碣无数。

现存的正殿五间，重檐歇山，额曰娲皇殿。柱高瘦而斗拱不甚大。上檐斗拱，重拱双下昂造，每间用补间铺作一朵；下檐单下昂，无补间铺作。就上檐斗拱看，柱头铺作的下昂，较补间铺作者稍宽，其上有颇大的梁头伸出，略具“桃尖”之形，下檐亦有梁头，但较小。就这点上看来，这殿的年代，恐不能早过元末明初。现在正脊桁下且尚大书崇祯年间重修的字样。

柱头间联络的阑额甚细小，上承宽厚的普拍枋。歇山部分的梁架，也似汾阳国宁寺所见，用斗拱在顺梁（或额）上承托采步金梁，因顺梁大小只同阑额，颇呈脆弱之状。这殿的彩画，尤其是内檐的，尚富古风，颇有《营造法式》彩画的意味。殿门上铁铸门钹、门钉，铸工极精俊。

二门内偏东宋石经幢，全部权衡虽不算十分优美，但是各部的浮雕精绝，如须弥座之上枋的佛迹图，正中刻城门，甚似敦煌壁画中所绘，左右图“太子”所见。中段覆盘，八面各刻狮像。上段仰莲座，各瓣均有精美花纹，其上刻花蕊。除大相村天保造像外，这经幢当为此行所见石刻中之最上妙品。

赵城县广胜寺下寺

一年多以前，赵城宋版藏经之发现，轰动了学术界，广胜寺之名，已传遍全国了。国人只知藏经之可贵，而不知广胜寺建筑之珍奇。

广胜寺距赵城县城东南约四十里，据霍山南端。寺分上、下两院，俗称“上寺”“下寺”。上寺在山上，下寺在山麓，相距里许（但是照当地乡人的说法，却是上山五里，下山一里）。

由赵城县出发，约经二十里平原，地势始渐高，此二十里虽说是平原，但多黏土平头小冈，路陷赤土谷中，蜿蜒出入，左右只见土崖及其上麦黍，头上一线蓝天，炎日当顶，极乏趣味。后二十里积渐坡斜，直上高冈，盘绕上下，既可前望山峦屏嶂，俯瞰田陇农舍，及又穿行几处山庄村落，中间小庙城楼，街巷里井，均极幽雅有画意，树亦渐多渐茂，古干有合抱的，底下必供着树神，留着香火的痕迹。山中甘泉至此已成溪，所经地域，妇人童子多在濯菜浣衣，利用天然。泉清如琉璃，常可见底，见之使人顿觉清凉，风景是越前进越妩媚可爱。

但快到广胜寺时，却又走到一片平原上，这平原浩荡辽阔乃是最高一座山脚的干河床，满地石片，几乎不毛，不过霍山如屏，晚照斜阳早已在望，气象反开朗宏壮，现出北方风景的性格来。

因为我们向着正东，恰好对着广胜寺前行，可看其上下两院殿宇及宝塔，附依着山侧，在夕阳渲染中闪烁辉映，直至日落。寺由山下望着虽近，我们却在暮霭中兼程一时许，至人困骡乏，始赶到下寺门前。

下寺据在山坡上，前低后高，规模并不甚大。前为山门三间，由兜峻的甬道可上。山门之内为前院，又上而达前殿。前殿五间，左右有钟鼓楼，紧贴在山墙上，楼下券洞可通行，即为前殿之左右掖门。前殿之后为后院，正殿七间居后面正中，左右有东西配殿。

山 门

山门外观奇特，最饶古趣。屋盖歇山造，柱高，出檐远，主檐之下前后各有“垂花雨搭”，悬出檐柱以外，故前后面为重檐，侧面为单檐。主檐斗拱单抄单下昂造，重拱五铺作，外出两跳。下昂并不挑起。但侧面小柱上，则用双抄。泥道重拱之上，只施柱头枋一层，其上并无压槽枋。外第一跳重拱，第二跳令拱之上施替木以承挑檐槫。耍头斫作蚂蚱头形，斜面微patch，如大同各寺所见。

雨搭由檐柱挑出，悬柱上施阑额，普拍枋，其上斗拱单抄四铺作单拱造。悬柱下端截齐，并无雕饰。

殿身檐柱甚高，阑额纤细，普拍枋宽大，阑额出头斫作蚂蚱头形。普拍枋则斜抹角。

内部中柱上用斗拱，承托六椽栿下，前后平椽缝下，施替木及襻间。脊槫及上平槫，均用蜀柱直接立于四椽栿上。檐椽只一层，不施飞椽。

如山门这样外表，尚为我们初见；四椽栿上三蜀柱并立，可以省却一道平梁，也是少见的。

前 殿

前殿五间，殿顶悬山造，殿之东西为钟鼓楼。阶基高出前院约三公尺，前有月台；月台左右为礓磋甬道，通钟鼓楼之下。

前殿除当心间南面外，只有柱头铺作，而没有补间铺作。斗拱，正心用泥道重拱，单昂出一跳，四铺作，跳头施令拱替木，以承橑檐槫，甚古简。令拱与梁头相交，昂嘴patch势甚弯。后面不用补间铺作，更为简洁。

在平面上，南面左右第二缝金柱地位上不用柱，却用极大的内额，由内平柱直跨至山柱上，而将左右第二缝前后檐柱上的“乳栿”（？）尾特别伸长，斜向上挑起，中段放在上述内额之上，上端在平梁之下相接，承托着平梁之中部，这与斗拱的用昂在原则上是相同的，可以说是一根极大的昂。广胜寺上下两院，都用与此相类的结构法。这种构架，在我们历年国内各地所见许多的遗物中，这还是第一个先例。尤其重要的，是因日本的古建筑，尤其是飞鸟、灵乐等初期的遗构，都是用极大的昂，结构与此相类，这个实例乃大可佐证建筑家早就怀疑的问题，这问题便是日本这种结构法，是直接承受中国宋以前建筑规制，并非自创，而此种规制，在中国后代反倒失传或罕见。同时使我们相信广胜寺各构，在建筑遗物实例中的重要，远超过于我们起初所想象的。

两山梁架用材极为轻秀，为普通大建筑物中所少见。前后出檐飞子极短，博风版狭而长。正脊垂脊及吻兽均雕饰繁富。

殿北面门内供僧像一躯，显然埃及风味，煞是可怪。

两山墙外为钟鼓楼下有砖砌阶基。下为发券门道可以通行。阶基立小小方亭。斗拱单昂，十字脊歇山顶。就钟鼓楼的位置论，这也不是一个常见的布置法。

殿内佛像颇笨拙，没有特别精彩处。

正 殿

正殿七间居最后。正中三间辟门，门左右很高的直棂槛窗。殿顶也是悬山造。

斗拱，五铺作，重拱，出两跳，单抄单下昂，昂是明清所常见的假昂，乃将平置的华拱而加以昂嘴的。斗拱只施于柱头不用补间铺作。令拱上施替木，以承橑檐槫。泥道重拱之上，只施柱头枋一层，其上相隔颇远，方置压槽枋。论到用斗拱之简洁，我们所见到的古建筑，以这两处为最；虽然就斗拱与建筑物本身的权衡比起来，并不算特别大，而且在昂嘴及普拍枋出头处等详部，似乎倾向较后的年代，但是就大体看，这寺的建筑，其古洁的确是超过现存所有中国古建筑的。这个到底是后代承袭较早的遗制，还是原来古构已含了后代的几个特征，却甚难说。

正殿的梁架结构，与前殿大致相同。在平面上左右缝内柱与檐柱不对中，所以左右第一二缝檐柱上的乳栿，皆将后尾翘起，搭在大内额上，但栿（或昂）尾只压在四椽栿下，不似前殿之在平梁下正中相交。四椽栿以上侏儒柱及平梁均轻秀如前殿，这两殿用材之经济，虽尚未细测，只就肉眼观察，较以前我们所看过的辽代建筑尚过之。若与官式清代梁架比，真可算中国建筑中梁架轻重之两极端，就比例上计算，这寺梁的横断面的面积，也许不到清式梁的横断面三分之一。

正殿佛像五尊，塑工精极，虽然经过多次的重妆，还与大同华岩寺簿伽教藏殿塑像多少相似。侍立诸菩萨尤为俏丽有神，饶有唐风，佛容衣带，庄者庄，逸者逸，塑造技艺，实臻绝顶。东西山墙下十八罗汉，并无特长，当非原物。

东山墙尖象眼壁上，尚有壁画一小块，图像色泽皆美。据说民（国）十六（年）寺僧将两山壁画卖于古玩商，以价款修葺殿宇，这虽是极不幸的事，但是据说当时殿宇倾颓，若不如此，便将殿画同归于尽。如果此语属实，殿宇因此而存，壁画虽流落异邦，但也算两者均得其所。唯恐此种计划仍然是盗卖古物谋利的动机。现在美国彭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院所陈列的一幅精美的称为“唐”的壁画，与此甚似。近又闻美国堪萨斯州立博物院，新近得壁画，售者告以出处，即云此寺。

朵 殿

正殿之东西各有朵殿三间。朵殿亦悬山造，柱瘦高，额细，普拍枋甚宽。斗拱四铺作单下昂。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稍间一朵。全部与正殿前殿大致相似，当是同年代物。

赵城县广胜寺上寺

上寺在霍山最南的低峦上。寺前的“琉璃宝塔”，冗立山头，由四五十里外望之，已极清晰。

由下寺到上寺的路颇兜峻，盘石奇大，但石皮极平润，坡上点缀着山松，风景如中国画里山水近景常见的布局，峦顶却是一个小小的高原，由此望下，可看下寺，鸟瞰全景；高原的南头就是上寺山门所在。山门之内是空院，空院之北，与山门相对者为垂花门。垂花门内在正中线上，立着“琉璃宝塔”。塔后为前殿，著名的宋版藏经，就藏在这殿里。前殿之后是个空敞的前院，左右为厢房，北面为正殿。正殿之后为后殿，左右亦有两厢。此外在山坡上尚有两三处附属的小屋子。

琉璃宝塔

琉璃宝塔亦称飞虹塔。就平面的位置上说，塔立在垂花门之内，前殿之前的正中线上，本是唐制。塔平面作八角形，高十三级，塔身砖砌，饰以琉璃瓦的角柱，斗拱檐瓦佛像等等。最下层有木围廊。这种做法，与热河永庥寺舍利塔及北平香山静宜园琉璃塔是一样的。但这塔围廊之上，南面尚出小抱厦一间，上交十字脊。

从全部的权衡上看，这塔的收分特别的急速，最上层檐与最下层砖檐相较，其大小只及下者三分之一强。而且上下各层的塔檐轮廓成一直线，没有卷杀（Entagis）圜和之味。各层檐角也不翘起，全部呆板的直线，绝无寻常中国建筑柔和的线路。

塔之最下层供极大的释迦坐像一尊，如应县佛宫寺木塔之制。下层顶棚作穹窿式，饰以极繁细的琉璃斗拱。塔内有级可登，其结构法之奇特，在我们尚属初见。普通的砖塔内部，大半不可入，尤少可以攀登的。这塔却是个较罕的例外。塔内阶基每步高六七十公分，宽十余公分，成一个约合六十度的陡峻的坡度。这极高极狭的踏步每段到了终点，平常用休息板的地方，却不用了，竟忽然停止，由这一段的最上一级，反身却可迈过空的休息板，攀住背面墙上又一段踏步的最下一级；在梯的两旁墙上，留下小砖孔，可以容两手攀扶及放烛火的地方。走上这没有半丝光线的峻梯的人，在战栗之余，不由得不赞叹设计者心思之巧妙。

关于这塔的年代，相传建于北周，我们除在形制上可以断定其为明清规模外，在许多的琉璃上，我们得见正德十年的年号，所以现存塔身之形成，年代很少可疑之点。底层木廊正檩下，又有“天启二年创建”字样，就是廊子过大而不相称的权衡看来，我们差不多可以断定正德的原塔是没有这廊子的。

虽然在建筑的全部上看来，各种琉璃瓦饰用得繁缛不得当，如各朵斗拱的耍头，均塑作狰狞的鬼脸，尤为滑稽；但就琉璃自身的质地及塑工说，可算无上精品。

前 殿

前殿在塔之北：殿的前面及殿前不甚大的院子，整个被高大的塔挡住。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屋顶单檐歇山造。斗拱，重拱造，双下昂；正面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一朵，梢间不用；这种布置，实在是疏朗的，但因开间狭而柱高，故颇呈密挤之状，骤看似晚代布置法。但在山面，却不用补间铺作，这种正侧两面完全不同的布置，又是他处所未见。柱头与柱头之间联络，阑额较小而普拍枋宽大，角柱上出头处，阑额斫作㭼头，普拍枋头斜抹角。我们以往所见两普拍枋在柱头相接处（即《营造法式》所谓“普拍枋间缝”），都顶头放置，但此殿所见，则如《营造法式》卷三十所见“勾头搭掌”的做法，也许以前我们疏忽了，所以迟迟至今才初次开眼。

前殿的梁架，与下寺诸殿梁架亦有一个相同之点，就是大昂之应用。除去前后檐间的大昂外，两山下的大昂，尤为巧妙。可惜摄影失败，只留得这帧不甚准确的速写断面图。这大昂的下端承托在斗拱耍头之上，中部放在“采步金”梁之上，后尾高高翘起，挑着平梁的中段，这种做法，与下寺所见者同一原则，而用得尤为得当。

前殿塑像颇佳，虽已经过多次的重塑，但尚保存原来清秀之气。佛像两旁侍立像，宋风十足，背面像则略次。

正 殿

面阔五间，悬山造，前殿开敞的庭院，与前殿隔院相望。骤见殿前廊檐，极易误认为近世的构造，但廊檐之内，抱头梁上，赫然犹见单昂斗拱的原状。如同下寺正殿一样，这殿并不用补间铺作，结构异常简洁。内部梁架，因有顶棚，故未得见，但一定也有伟大奇特的做法。

正殿供像三尊，释迦及文殊普贤，塑工极精，富有宋风；其中尤以菩萨为美。佛帐上剔空浮雕花草龙兽几何纹，精美绝伦，乃木雕中之无上好品。两山墙下列坐十八罗汉铁像，大概是明代所铸。

后 殿

居寺之最后。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四阿顶。因面阔进深为五与四之比，所以正脊长只及当心间之广，异常短促，为别处所未见。内柱相距甚远，与檐柱不并列。斗拱为五铺作双下昂。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两朵，次间、梢间及两山各用一朵。柱头铺作两下昂平置，托在梁下，补间铺作则将第二层昂尾挑起。柱瘦高，额细长，普拍枋较额略宽。角柱上出头处，阑额斫作㭼头，普拍枋抹角，做法与前殿完全相同。殿内梁架用材轻巧，可与前殿相埒。山面中线上有大昂尾挑上平槫下。内柱上无内额，四阿并不推山。梁架一部分的彩画，如几道槫下红地白绿色的宝相华（？）及斗拱上的细边古织锦文，想都是原来色泽。

殿除南面当心间辟门外，四周全有厚壁。壁上画像不见得十分古，也不见得十分好。当心间格扇，花心用雕镂拼镶极精细的圆形相交花纹，略如《营造法式》卷三十二所见“挑白球文格眼”，而精细过之。这格扇的格眼，乃由许多各个的梭形或箭形雕片镶成，在做工上是极高的成就。在横披上，格扇纹样与下面略异，而较近乎清式“菱花格扇”的图案。

后殿佛像五尊，塑工甚劣，面貌肥俗，手臂无骨，衣褶圆而不垂，背光繁缛不堪，佛冕及发全是密宗的做法。侍立菩萨较清秀，但都不如正殿塑像远甚。

广胜寺上下两院的主要殿宇，除琉璃宝塔而外，大概都属于同一时期，它们的结构法及作风都是一致的。

上下两寺壁间嵌石颇多，碑碣也不少，其中叙述寺之起源者，有治平元年重刻的郭子仪奏碣。碣字体及花边均甚古雅。文如下：

晋州赵城县城东南三十里，霍山南脚上，古育王塔院一所。右河东□观察使司徒□兼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子仪奏；臣据□朔方左厢兵马使，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五原郡王李光瓒状称，前塔接山带水，古迹见存，堪置伽蓝，自愿成立。伏乞奏置一寺，为国崇益福□，仍请以阿育王为额者。巨准状牒州勘责，得耆寿百姓陈仙童等状，与光瓒所请，置寺为广胜。因伏乞天恩，遂其诚愿，如蒙特命，赐以为额，仍请于当州诸寺选僧住持洒扫。中书门下牒河东观察使牒奉敕故牒。大历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牒。住寺阇梨僧□切见当寺石碣岁久，隳坏年深，今欲整新，重标斯记。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由右碣文看来，寺之创立甚古，而在唐代宗朝就原有塔院建立伽蓝，敕名广胜。至宋英宗时，伽蓝想仍是唐代原建。但不知何时伽蓝颓毁，以致需要将下寺：

计九殿自（金）皇统元年辛酉（公元一一四一年）至贞元元年癸酉（公元一一五三年），历二十三年，无年不兴工。……

却是这样大的工程，据元延祐六年（公元一三一九年）石，则：

大德七年（公元一三○三年），地震，古刹毁，大德九年修渠（按即下寺前水渠），木装。延祐六年始修殿。

大德七年的地震一定很剧烈，以致“古刹毁”。现存的殿宇，用大昂的梁架虽属初次拜见，无由与其他梁架遗例比较。但就斗拱枋额看，如下昂嘴纤弱的卷杀普拍枋出头处之抹去方角，都与他处所见相似。至于瘦高的檐柱和细长的额枋，又与霍县文庙如出一手。其为元代遗物，殆少可疑。不过梁架的做法，极为奇特，在近数年寻求所得，这还是唯一的一个孤例，极值得我们研究的。

赵城县广胜寺明应王殿

广胜寺在赵城一带，以其泉水出名。在山麓下下寺之前，有无数的甘泉，由石缝及地下涌出，供给赵城、洪洞两县饮用及灌溉之用。凡是有水的地方都得有一位龙王，所以就有龙王庙。

这一处龙王庙规模之大，远在普通龙王庙之上，其正殿——明应王殿——竟是个五间正方重檐的大建筑物。若是论到殿的年代，也是龙王庙中之极古者。

明应王殿平面五间，正方形，其中三间正方为殿身，周以回廊。上檐显山顶，檐下施重拱双下昂斗拱。当心间施补间铺作两朵，次间施一朵。斗拱权衡颇为雄大，但两下昂都是平置的华拱，而加以昂嘴的。下檐只用单下昂，次间梢间不施补间铺作，当心间只施一朵，而这一朵却有四十五度角的斜昂。阑额的权衡上下两檐有显著之异点，上檐阑额较高较薄，下檐则极小；而普拍枋则上檐宽薄，而下檐高厚。上檐以阑额为主而辅以普拍枋，下檐与之正相反，且在额下施繁缛的雕花罩子。殿身内前面两金柱省去，而用大梁由前面重檐柱直达后金柱，而在前金柱分位上施扒梁。并无特殊之点。

明应王殿四壁皆有壁画，为元代匠师笔迹。据说正门之上有画师的姓名及年月，须登梯拂尘燃灯始得读，惜匆匆未能如愿。至于壁画，其题材纯为非宗教的，现有古代壁画，大多为佛像，这种题材，至为罕贵。

至于殿的年代，大概是元大德地震以后所建，与嵩山少林寺大德年间所建鼓楼，有许多相似之点。

明应王殿的壁画，和上下寺的梁架，都是极罕贵的遗物，都是我们所未见过的独例。由美术史上看来，都是绝端重要的史料。我们预备再到赵城作较长时间的逗留，俾得对此数物，作一个较精密的研究。目前只能作此简略的记述而已。

赵城县霍山中镇庙

照《县志》的说法，广胜寺在县城东南四十里霍山顶，兴唐寺唐建，在城东三十里霍山中，所以我们认为它们在同一相近的去处，同在霍山上，相去不过二十余里，因而预定先到广胜寺，再由山上绕至兴唐寺去。却是事实乃有大谬不然者。到了广胜寺始知到兴唐寺还须下山绕到去城八里的侯村，再折回向东行再行入山，始能到达。我心想既称唐建，又在山中，如果原构仍然完好，我们岂可惮烦，轻轻放过。

我们晨九时离开广胜寺下山，等到折回又到了霍山时已走了十二小时！沿途风景较广胜寺更佳，但近山时实已入夜，山路崎岖，峰峦迫近如巨屏，谷中渐黑，凉风四起，只听脚下泉声奔湍，看山后一两颗星点透出夜色，骡役俱疲，摸索难进，竟落后里许。我们本是一直徒步先行的，至此更得奋勇前进，不敢稍怠（怕夫役强主回头，在小村落里住下），入山深处，出手已不见掌，加以脚下危石错落，松柏横斜，行颇不易。喘息攀登，约一小时，始见远处一灯高悬，掩映松间，知已近庙，更急进敲门。

等到老道出来应对，始知原来我们仍远离着兴唐寺三里多，这处为霍岳山神之庙，亦称中镇庙。乃将错就错，在此住下。

我们到时已数小时未食，故第一事便到“香厨”里去烹煮。厨在山坡上的窑穴中，高踞庙后左角，庙址既大，高下不齐，废园荒圃，在黑夜中更是神秘，当夜我们就在正殿塑像下秉烛洗脸、铺床，同时细察梁架，知其非近代物。这殿奇高，烛影之中，印象森然。

第二天起来忙到兴唐寺去，一夜的希望顿成泡影。兴唐寺虽在山中，却不知如何竟已全部拆建，除却几座清式的小殿外，还加洋式门面等等；新塑像极小，或罩以玻璃框，鄙俗无比，全庙无一样值得记录的。

中镇庙虽非我们初时所属意，来后倒觉得可以略略研究一下。据《山西古物古迹调查表》，谓庙之创建在隋开皇十四年，其实就形制上看来，恐最早不过元代。

殿身五间，周围廊，重檐歇山顶。上檐施单抄单下昂五铺作斗拱，下檐则仅单下昂。斗拱颇大，上下檐俱用补间铺作一朵。昂嘴细长而直；耍头前面微，而上部圆头突起，至为奇特。

太原县⁽²⁾晋祠

晋祠离太原仅五十里，汽车一点多钟可达，历来为出名的“名胜”，闻人名士由太原去游览的风气自古盛行。我们在探访古建的习惯中，多对“名胜”怀疑：因为最是“名胜”容易遭“重修”乃至于“重建”的大毁坏，原有建筑故最难得保存！所以我们虽然知道晋祠离太原近在咫尺，且在太原至汾阳的公路上，我们亦未尝预备去访“胜”的。

直至赴汾的公共汽车上了一个小小山坡，绕着晋祠的背后过去时，忽然间我们才惊异地抓住车窗，望着那一角正殿的侧影，爱不忍释。相信晋祠虽成“名胜”却仍为“古迹”无疑。那样魁伟的殿顶，雄大的斗拱，深远的出檐，到汽车过了对面山坡时，尚巍巍在望，非常醒目。晋祠全部的布置，则因有树木看不清楚，但范围不小，却也是一望可知。

我们惭愧不应因其列为名胜而即定其不古，故相约一个月后归途至此下车，虽不能详察或测量，至少亦得浏览摄影，略考其年代结构。

由汾回太原时我们在山西已过了月余的旅行生活，心力俱疲，远带着种种行李什物，诸多不便，但因那一角殿宇常在心目中，无论如何不肯失之交臂，所以到底停下来预备作半日的勾留，如果错过那末后一趟公共汽车回太原的话，也只好听天由命，晚上再设法露宿或住店！

在那种不便的情形下，带着“一不做，二不休”的拼命心理，我们下了那挤到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在大堆行李中捡出我们的“粗重细软”——由杏花村的酒坛子到峪道河边的兰芝种子——累累赘赘的，背着掮着，到车站里安顿时，我们几乎埋怨到晋祠的建筑太像样——如果花花簇簇地来个乾隆重建，我们这些麻烦不全省了么？

但是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过于初时的期望。无以名之，只得叫它作花园。其实晋祠布置又像庙观的院落，又像华丽的宫苑，全部兼有开敞堂皇的局面和曲折深邃的雅趣，大殿楼阁在古树娑婆池流映带之间，实像个放大的私家园亭。

所谓唐槐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奇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池水清碧，游鱼闲逸，还有后山石级小径楼观石亭各种衬托。各殿雄壮，巍然其间，使初进园时的印象，感到俯仰堂皇，左右秀媚，无所不适。虽然再进去即发现近代名流所增建的中西合壁的丑怪小亭子等等，夹杂其间。

圣母庙为晋祠中间最大的一组建筑。除正殿外，尚有前面“飞梁”（即十字木桥），献殿及金人台，牌楼等等，今分述如下：

正殿

晋祠圣母庙大殿，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平面几成方形，在布置上，至为奇特。殿身五间，副阶周匝。但是前廊之深为两间，内槽深三间，故前廊异常空敞，在我们尚属初见。

斗拱的分配，至为疏朗。在殿之正面，每间用补间铺作一朵，侧面则仅梢间用补间铺作。下檐斗拱五铺作，单拱出两跳；柱头出双下昂，补间出单抄单下昂。上檐斗拱六铺作，单拱出三跳，柱头出双抄单下昂，补间出单抄双下昂，第一跳偷心，但饰以翼形拱。但是在下昂的形式及用法上，这里又是一种未曾得见的奇例。柱头铺作上极长大的昂嘴两层，与地面完全平行，与柱成正角，下面平，上面斫，并未将昂嘴向下斜斫或斜插，亦不求其与补间铺作的真下昂平行，完全真率地坦然放在那里，诚然是大胆诚实的做法。在补间铺作上，第一层昂昂尾向上挑起，第二层则将与令拱相交的耍头加长斫成昂嘴形，并不与真昂平行的向外伸出。这种做法与正定龙兴寺摩尼殿斗拱极相似，至于其豪放生动，似较之尤胜。在转角铺作上，各层昂及由昂均水平的伸出，由下面望去，颇呈高爽之象。山面除梢间外，均不用补间铺作。斗拱彩画与《营造法式》卷三十四“五彩遍装”者极相似。虽属后世重装，当是古法。

这殿斗拱俱用单拱，泥道单拱上用柱头枋四层，各层枋间用斗垫托。阑额狭而高，上施薄而宽的普拍枋。角柱上只普拍枋出头，阑额不出。平柱至角柱间，有显著的生起。梁架为普通平置的梁，殿内因黑暗，时间匆促，未得细查。前殿因深两间，故在四椽栿上立童柱，以承上檐，童柱与相对之内柱间，除斗拱上之乳栿及札牵外，柱头上更用普拍枋一道以相固济。

按卫聚贤《晋祠指南》，称圣母庙为宋天圣年间建。由结构法及外形姿势看来，较《营造法式》所订的做法的确更古拙豪放，天圣之说当属可靠。

献 殿

献殿在正殿之前，中隔放生池。殿三间，歇山顶。与正殿结构法手法完全是同一时代同一规制之下的。斗拱单拱五铺作；柱头铺作双下昂，补间铺作单抄单下昂，第一跳偷心，但饰以小小翼形拱。正面每间用补间铺作一朵，山面唯正中间用补间铺作。柱头铺作的双下昂，完全平置，后尾承托梁下，昂嘴与地面平行，如正殿的昂。补间则下昂后尾挑起，耍头与令拱相交，长长伸出，斫作昂嘴形。两殿斗拱外面不同之点，唯在令拱之上，正殿用通长的挑檐枋，而献殿则用替木。斗拱后尾唯下昂挑起，全部偷心，第二跳跳头安梭形“拱”，单独的昂尾挑在平槫之下。至于柱头普拍枋，与正殿完全相同。

献殿的梁架，只是简单的四椽栿上放一层平梁，梁身简单轻巧，不弱不费，故能经久不坏。

殿之四周均无墙壁，当心间前后辟门，其余各间在坚厚的槛墙之上安直棂栅栏，如《营造法式》小木作中之叉子，当心间门扇亦为直棂栅栏门。

殿前阶基上铁狮子一对，极精美，筋肉真实，灵动如生。左狮胸前文曰“太原文水弟子郭丑牛兄……政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座后文为“灵石县任章常柱任用段和定……”，右狮字不全，只余“乐善”二字。

飞 梁

正殿与献殿之间，有所谓“飞梁”者，横跨鱼沼之上。在建筑史上，这“飞梁”是我们现在所知的唯一的孤例。本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一期中，刘敦桢先生在《石轴柱桥述要》一文中，对于石柱桥有详细的伸述，并引《关中记》和《唐六典》中所记录的石柱桥。就晋祠所见，则在池中立方约三十公分的石柱若干，柱上端微卷杀如殿宇之柱；柱上有普拍枋相交，其上置斗，斗上施十字拱相交，以承梁或额。在形制上这桥诚然极古，当与正殿献殿属于同一时期。而在名称上尚保存着古名，谓之飞梁，这也是极罕贵值得注意的。

金 人

献殿前牌楼之前，有方形的台基，上面四角上各立铁人一，谓之金人台。四金人之中，有两个是宋代所铸，其西南角金人胸前铸字，为宋故绵州魏城令刘植……等于绍圣四年立。像塑法平庸，字体尚佳。其中两个近代补铸，一清朝，一民国，塑铸都同等地恶劣。

晋祠范围以内，尚有唐叔虞祠、关帝庙等处，匆促未得入览，只好俟诸异日。唐贞观碑原石及后代另摹刻的一碑均存，且有碑亭妥为保护。

山西民居

门 楼

山西的村落无论大小，很少没有一个门楼的。村落的四周，并不一定都有围墙，但是在大道入村处，必须建一座这种纪念性建筑物，提醒旅客，告诉他又到一处村镇了。河北境内虽也有这种布局，但究竟不如山西普遍。

山西民居的建筑也非常复杂，由最简单的穴居到村里深邃富丽的财主住宅院落，到城市中紧凑细致的讲究房子，颇有许多特殊之点，值得注意的。但限于篇幅及不多的相片，只能略举一二，详细分类研究，只能等候以后的机会了。

穴 居

穴居之风，盛行于黄河流域，散见于河南、山西、陕西、甘肃诸省，龙非了先生在本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一期《穴居杂考》一文中，已讨论得极为详尽。这次在山西随处得见；穴内冬暖夏凉，住居颇为舒适，但空气不流通，是一个极大的缺憾。穴窑均作抛物线形，内部有装饰极精者，窑壁抹灰，乃至用油漆护墙。窑内除火炕外，更有衣橱、桌椅等家具。窑穴时常据在削壁之旁，成一幅雄壮的风景画，或有穴门权衡优美纯净，可在建筑术中称上品的。

砖 窑

这并非北平所谓烧砖的窑，乃是指用砖发券的房子而言。虽没有向深处研究，我们若说砖窑是用砖来模仿崖旁的土窑，当不至于大错。这是因住惯了穴居的人，要脱去土窑的短处，如潮湿、土陷的危险等等，而保存其长处，如高度的隔热力等，所以用砖砌成窑形，三眼或五眼，内部可以互通。为要压下券的推力，故在两旁须用极厚的墙墩：为要使券顶坚固，故须用土作撞券。这种极厚的墙壁，自然有极高的隔热力的。

这种窑券顶上，均用砖墁平，在秋收的时候，可以用作曝晒粮食的露台。或防匪时村中临时城楼，因各家窑顶多相联，为便于升上窑顶，所以窑旁均有阶级可登。山西的民居，无论贫富，什九以上都有砖窑或土窑的，乃至在寺庙建筑中，往往也用这种做法。在赵城至霍山途中，路过一所建筑中的砖窑，颇饶趣味。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介绍在霍山某民居门上所见的木版印门神，那种简洁刚劲的笔法，是匠画中所绝无仅有的。

磨 坊

磨坊虽不是一种普通的民居，但是住着却别有风味。磨坊利用急流的溪水做发动力，所以必须引水入庭院而入室下，推动机轮，然后再循着水道出去流入山溪。因磨粉机不息的震动，所以房子不能用发券，而用特别粗大的梁架。因求面粉洁净，坊内均铺光润的地板。凡此种种，都使得磨坊成一种极舒适凉爽，又富有雅趣的住处，尤其是峪道河深山深溪之间，世外桃源里，难怪被洋人看中做消夏最合宜的别墅。

由全部的布局上看来，山西村野的民居，最善利用地势，就山崖的峻缓高下，层层叠叠，自然成画！使建筑在它所在的地上，如同自然由地里长出来，权衡适宜，不带丝毫勉强，无意中得到建筑术上极难得的优点。

农庄内民居

就是在很小的村庄之内，庄中富有的农人也常有极其讲究的房子，这种房子和北方城市中的“瓦房”同一模型，皆以“四合头”为基本，分配的形式，中加屏门、垂花门等等。其与北平通常所见最不同处有四点：

一、在平面上，假设正房向南，东西厢房的位置全在北房“通面阔”的宽度以内，使正院成一南北长东西窄，狭长的一条，失去四方的形式。这个布置在平面上当然是省了许多地盘，比将厢房移出正房通面阔以外经济，且因其如此，正房及厢房的屋顶（多半平顶）极容易联络，石梯的位置，就可在厢房北头，夹在正房与厢房之间，上到某程便可分两面，一面旁转上到厢房顶，又一面再上几级可达正房顶。

二、虽说是瓦房，实仍为平顶砖窑，仅留前廊或前檐部分用斜坡青瓦。侧面看去实像砖墙前加用“雨搭”。

三、屋外观印象与所谓三开间同，但内部却仍为三窑眼，窑与窑间亦用发券门，印象完全不似寻常堂屋。

四、屋的后面女儿墙上做成城楼式的箭垛，所以整个房子后身由外面看去直成一座堡垒。

城市中民居

如介休灵石城市中民房与村落中讲究的大同小异，但多有楼，如用窑造亦仅限于下层。城中房屋栉篦，拥挤不堪，平面布置尤其经济，不多占地盘，正院普通的更瘦窄。

一房与他房间多用夹道，大门多在曲折的夹道内，不像北平房子之庄重均衡，虽然内部则仍沿用一正两厢的规模。

这种房子最特异之点，在瓦坡前后两片不平均的分配。房脊靠后许多，约在全进深四分之三的地方，所以前坡斜长，后坡短促，前檐玲珑，后墙高垒，作内秀外雄的样子，倒极合理有趣。

赵城霍州的民房所占地盘较介休一般从容得多。赵城房子的檐廊部分尤多繁富的木雕，院内真是画梁雕栋琳琅满目，房子虽大，联络甚好，因厢房与正屋多相连属，可通行。

山庄财主的住房

这种房子在一个庄中可有两三家，遥遥相对，仍可以令人想象到当日的气焰。其所占地面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楼阁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甚多。灵石往南，在汾水东西有几个山庄，背山临水，不宜耕种，其中富户均经商别省，发财后回来筑舍显耀宗族的。

房子造法形式与其他山西讲究房子相同，但较近于北平官式，做工极其完美。外墙石造雄厚惊人，有所谓“百尺楼”者，即此种房子的外墙，依着山崖筑造，楼居其上。由庄外遥望，十数里外犹可见，百尺矗立，崔嵬奇伟，足镇山河，为建筑上之荣耀！

结论

这次晋汾一带暑假的旅行，正巧遇着同蒲铁路兴工期间，公路被毁，给我们机会将三百余里的路程，慢慢地细看，假使坐汽车或火车，则有许多地方都没有停留的机会，我们所错过的古建，是如何的可惜。

山西因历代争战较少，故古建筑保存得特别多。我们以前在河北及晋北调查古建筑所得的若干见识，到太原以南的区域，若观察不慎，时常有以今乱古的危险。在山西中部以南，大个儿斗拱并不稀罕，古制犹存。但是明清期间山西的大斗拱，拱斗昂嘴的卷杀，极其弯矫，斜拱用得毫无节制，而斗拱上加入纤细的三福云一类的无谓雕饰，允其暴露后期的弱点，所以在时代的鉴别上，仔细观察，还不十分扰乱。

殿宇的制度，有许多极大的寺观，主要的殿宇都用悬山顶，如赵城广胜下寺的正殿前殿，上寺的正殿等，与清代对于殿顶的观念略有不同。同时又有多种复杂的屋顶结构，如霍县火星圣母庙、文水县开栅镇圣母庙等等，为明清以后官式建筑中所少见。有许多重要的殿宇，檐椽之上不用飞椽，有时用而极短。明清以后的作品，雕饰偏于繁缛，尤其屋顶上的琉璃瓦，制瓦者往往为对于一件一题雕塑的兴趣所驱，而忘却了全部的布局，甚悖建筑图案简洁的美德。

发券的建筑，为山西一个重要的特征，其来源大概是由于穴居而起，所以民居庙宇莫不用之，而自成一种特征，如太原的永祚寺大雄宝殿，是中国发券建筑中的主要作品，我们虽然怀疑它是受了耶稣会士东来的影响，但若没有山西原有通用的方法，也不会形成那样一种特殊的建筑的。在券上筑楼，也是山西的一种特征，所以在古剧里，凡以山西为背景的，多有上楼下楼的情形，可见其为一种极普遍的建筑法。

赵城县广胜寺在结构上最特殊，寺旁明应王殿的壁画，为壁画不以佛道为题材的唯一孤例，所以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即将前往详究。晋祠圣母庙的正殿、飞梁、献殿，为宋天圣间重要的遗构，我们也必须去作进一步的研究。

(1)　原载于1935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5卷3期，署名：林徽因、梁思成。

(2)　今为太原市。

第七章

敦煌边饰初步研究

中国佛教初期的艺术是划时代的产品，分了在此以前的，和在此以后的中国艺术作风，它显然是吸收了许多外来的所谓西域的种种艺术上新鲜因素，却又更显然地是承前启后一脉贯通，表现着中国素来所独有的、出类拔萃的艺术特质。所以研究中国艺术史里一个重要关键就在了解外来的佛教传入后的作品。（中国的无名英雄的匠师们为了这宗教的活动，所努力的各种艺术创造，在题材、技术和风格的几个方面掌握着什么基本的民族的传统；融合了什么样崭新的因素；引起了什么样的变革和发展了什么样艺术程度的新创造？）

佛教既是经由西域许多繁杂民族的传播而输入的原发源于印度的宗教思想，它所带来的宗教艺术的题材大部都不是中国原来所曾有的。但是表现这宗教的艺术形式、风格、工具与手法，使在传达内容的任务中可达到激动情感的效果的，在来到中国以后必不可能同在印度或在西域时完全相同。佛教初入之时中国的佛教信徒在艺术表现上都倚赖什么呢？是完全靠异国许多不同民族的僧侣艺匠，依了他们的民族生活状况。工具条件和情调所创出的佛教的雕塑、绘画、建筑、文字经典和附属于这一切艺术的装饰图案，输入到中国来替中国人民表现传播宗教热诚和思想吗？一定不是的。那么是由中国人民匠工们接受各种民族传播进来的异国艺术的一切表现和作风，无条件地或盲目呆板地来模仿吗？还是由教义内容到表现方法，到艺术型类与作风，都是通过了自己民族的情感和理解、物质条件、习惯要求和传统的技术基础来吸收溶化许多种类的外来养料，逐步地创造出自己宗教热诚所要求的艺术呢？这问题的答案便是中国艺术史中重要的一页。

国内在敦煌之外在雕刻方面和在建筑方面，我们已能证实，为了佛教，中国创造出了自己的佛教艺术。以雕刻为例，佛教初期的创造，见于各个著名的摩崖石窟和造像上，如云冈、龙门、天龙山、南北响堂山、济南千佛山、神通寺以及许多南北朝造像，都充分证明了，为了佛教热诚，我们在石刻方面的手艺匠工确实都经过最奇刻的考验，通过自己所能掌握的技巧手法和作风来处理各种崭新的宗教题材，而创造出无比可爱、天真、纯朴、洒脱雄劲的摩崖大像、佛龛、窟寺、浮雕，各种大小的造像雕刻和许多杰出的边饰图案，无论是在主体风格、细部花纹、阳刻雕形和阴纹线条方面手法的掌握、变化与创造，都确确实实地保存了在汉石刻上已充分发达的旧有优良传统，配合了佛教题材的新情况，吸收到由西域进来的许多新鲜影响，而丰富了自己。南北朝与隋唐之初的作品每一件都有力地证明我们在适应新的要求和吸取新的养料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没有失掉主动立场而能迅速发展起来，且发展得非常璨烂，智慧地运用旧基础，从没有作不加变革的模仿；一方面创造性极强，另一方面丰富而更巩固了中国原有优良的传统。

但在有色彩的绘画艺术方面，一向总为了缺乏实物资料，不能确凿地研讨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无论是关于处理写实人物或幻想神像、组织画面、背景或图案花纹，或是着色渲染、勾描轮廓的技术，我们都没有足够研究的资料可以分合比较进行详尽的讨论过。我们知道只有从敦煌丰富的画壁中才能有这条件。它们是那样的丰富，有那样多不同年代的作品，敦煌在地理上又是那样地接近输入佛教的西域，同许多不同民族有过长期密切的交流，所以只有分析理解敦煌画壁的手法作风，在画题、布局、配色和笔触诸方面的表现，观察它们不自觉的和自觉的变化和异同，才真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绘画源流中一个大时代。确实明白当时中国画匠怎样运用民族传统的画像绘色描线等的技术，来处理新输入的佛教母题，尤其重要的是因为佛教艺术为中国艺术老树上所发出的新枝。因为相信宗教可以解救苦难，所以佛教艺术曾是无数被压迫的劳苦人民和辛勤的匠人们所热烈参加的群众活动，因此它曾发展得特别蓬勃而普遍，不是宫廷艺术而是深深在人民中间的，逐渐形成一支艺术的主干。了解当它在萌芽时期和发展成长阶段对于今天的我们更是重要知识。

中国画匠怎样融会贯通各种民族杰出的各自不同的题材手法加以种种变革来发展自己，而不是亦步亦趋，一味地模仿或被任何异国情调所兼并吞没，如过去四五十年里中国工艺美术所遭受的破坏与迫害，正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而作为我们的借鉴的。

在敦煌这批极丰富且罕贵的艺术资料里，以绘画技术为对象来研究时就牵涉很多方面。首先就有题材的处理、画面的整个布局和每个画面在色彩上的主要格调。其次如关于佛像菩萨和飞仙的体裁服饰及画法作风。再次还有各种画中的景物衬托，如云、山、水、石、树木、花草和各种动物，尤其是人的动作、马的驰骋等表现方法。再次还有画的背景里所附带的建筑、舟车和器物。最后才是围绕着画幅或佛像背光、装饰在人物衣缘或沿着洞窟本身各部分的图案花纹的问题。但这新萌芽的图案花纹和老干的关系，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有着重大价值。尤其是这新枝，由南北朝到隋唐，迅速地生长繁殖充满活力而流行全国，丰富了我国千余年来的工艺美术。并且它们还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变化发展得非常茂盛，一直影响到欧洲十八世纪早期和近代的工艺。

现在为了要认识在图案花纹方面本土的传统的根底和新进来的养料如何结合，当时匠师们如何以自己娴熟的、优良的手法来处理新的方面，而又将许多异国的新因素部分吸收进来，我们就必须先能分别辨认各种单独特征的来龙去脉，发现各种系统与典型规律。有了把握分别辨认，我们才有把握发现各种不同因素综合交流的证例，找出新旧的关系。分别辨认是研究各种民族艺术作风与型式的必要步骤，别的任何架空的理论都不能解决这认识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了解敦煌壁画中的图案花纹，我们除了需要殷、周、战国、秦、汉、三国、两晋一切金石漆陶器物上纹样和在中国其他地区中的南北朝隋唐遗物来同敦煌的作比较。而同时还必须探讨佛教艺术在印度时本身的特征和构成因素。如最初大月氏种族占领的贵霜朝所兴起的佛教艺术的特点，犍陀罗地方艺术作风中的希腊因素与波斯影响，中印度和南方原有的表现，笈多王朝全盛的早期和颓废烦琐的后期与末期等。更重要的是佛教传入中国沿途所经过的各地方混居复杂民族的艺术作风以及他们同西方的波斯、远方的希腊、南方的印度和我们之间的种族文化上的关系。在库车（龟兹）为中心与以哈拉和卓（高昌）吐鲁番为中心的许多洞窟壁画的题材、色彩、手法和情调的根源，和在和田附近，及尼雅、楼兰等遗址中所发现的古代艺术残迹资料，便都是我们重要的观察对象。先做了一番所谓分别辨认的准备工作，然后观察敦煌资料中最典型的类型，寻出何者为中国原有的生命与性质，何者为西域僧侣、艺匠所输入的波斯、印度、希腊殖民地东罗马，何者又是经过自己匠师将外族输入的因素加以变革来适合自己民族的情调和风格，便比较地有把握了。

在集中讨论图案之前对于敦煌绘画的其他方面，我们可以说最先引人注意的，就是有许多显著地是当时中国民族传统风格很奇异而大胆地同佛教题材结合在一起。如画的布局，北魏洞窟中横幅正类似汉石祠石刻画壁，画的处理亦很接近晋代石棺，还是以二十四孝为题材的那种刻石。盛唐洞壁上净土经变的布局组织都以一座殿堂（所谓宝楼）为主要背景，佛像菩萨则列坐其间或其前，前阶台上和两旁对称的廊庑之间则安置各种舞蹈作乐或听法的菩萨，这种部署还依稀是汉石祠正中主题的布局。印度佛教画如阿姜他洞窟壁画的布局就同以上所举敦煌的两种都不同，佛的坐处如小型建筑物的很多，也有菩萨很大的头肩由云中飘忽出现俯瞰底下尘世王子后妃作乐，所谓王子观舞等场面。佛经故事在画幅中的组织，敦煌的也同印度西域等不同。库车附近，洞中有一例将画面用不同的两三色，主要青和绿，画成许多棱形叶子，分几个排列，每个叶子中画一故事。敦煌北魏窟中的经变将不同时间的题材组织在一个横幅之中，如舍身饲虎图等。唐窟则皆以主要净土经变放在壁面当中，两旁和下段分成若干方格或长方形画框，每框一事一题。四川大足县摩崖石刻布局也是如此。又如在敦煌所画的北魏隋唐飞仙，正同云冈龙门、天龙山石刻浮雕上所见到的一样，是中国自己独创的民族型式，同西域的、印度的或葱岭西边通印度的巴米安谷中的佛龛上波斯、印度、希腊混合型的，都不一样，在气质上尤其不同。敦煌北魏的佛像菩萨塑像残毁或重修之后不易见到在他处石刻上所有的流畅俊美的刀刻手法，但在绘画上的局部衣纹都保持有汉晋意味，衣褶裙裾末端或折角处锐利劲瘦的笔法仍是那种洒脱豪放随笔起落而产生的风格。尤其是飞仙的姿势生动，披肩和飘带迎风飞舞，最能令人见到下笔时腕力和笔触的练达遒劲，真是气韵生动、痛快淋漓、无比可爱、无比可贵的民族作风。敦煌画壁上许多衬托的景物，如树木云山、马的动作和建筑物的描写也都富于传统精神，或从汉画脱胎而出，或同我们所仅有的一些晋画（包括石棺画石）都极为神似，同时又开了后代铁线细描系统的基本作风。凡以种种显而易见的都只能说是我的大略印象，没有专家的分析阐明之前当然不能据此作何结论，这里只是指出敦煌早期的画壁上有一望而见到的民族作风雄厚的根底和在此上面所发展创造出来的佛教画。

但当我们转到洞窟的装饰图案花纹这一方面时，可引起显著的注意的恰恰相反。初见之时只见到新的题材手法来得异常大量，也异常突兀，花纹绘饰的色彩既特殊，手法又混淆变化，简直有点无法理喻它们的源流系统。而同时凡是我们所熟识的认为是周秦汉晋的金石的刻纹，陶漆器物上的彩饰，秦砖汉瓦等的典型图案，在这里至少初步的印象下，都像是突然隐没毫无踪影。主要的如同秦铜器上的饕餮、夔龙、盘蛇走兽、雷纹波纹，战国的铜器上、楚漆上、汉镜上，各种约略如几何形的许多花纹，以及兽类人物、云气浪花、斜线如意钩等，或是瓦当上、墓壁上、石阙上所见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神武等形式，在敦煌都显著地不见了！—切似乎都不再被采用，竟使我们疑问，到这里的图案是否统统为异族所输入的，但当我们再冷静地一看，在绘饰方面除却塑型的莲座外，不但印度的图案没有，希腊波斯系的也不见有多少，所谓西域的如和在库车附近许多洞窟画壁所见和它们同样式的也是没有的。那么这许多灿烂动人的图案都从哪里来的呢？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呢？

当我们仔细思考一下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图案同器物的体型和制造材料及功用是分不开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它同所在地方的民族工艺的传统也是分不开的。从立体器物方面讲，敦煌洞窟原是一种建筑物。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它的装饰图案，我们必须从了解建筑装饰的立场下手。从这个出发点来检查敦煌图案的系统，我们就会很快发现一条很好的线索指出我们可以理解它们的途径。在地方民族工艺传统方面讲，敦煌是中国的地方，洞窟也部分的是中国木构，大多数的画匠又是汉族的人民。他们有着的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而且是汉全盛时代的工艺方面的培养。

因为敦煌洞窟原是一种建筑物，在传入中国及西域之前这种窟寺在印度是石造的佛教建筑物，所以在建筑结构细部上面的装饰便是以石刻为主的花纹。最早创始于印度佛教艺术的犍陀罗地区的居民中是有过。在公元前，就随亚历山大大帝经由波斯而进入印度的希腊的兵卒和殖民，稍南的西海岸上，则有从小亚细亚等地，在第一世纪以后经波斯湾沿海而来的各种商贾人民，所以艺术中带着很显著的直接或间接希腊的影响，尤其是在人像雕刻和建筑细部图案方面的发展最为显著。这种印度的佛教的“石窟寺”，在传到敦煌之前先传到塔里木盆地中无数伊兰语系的西域民族的居留地，如天山南麓龟兹马耆，吐鲁番一带造窟都极盛行。但它们同敦煌一样，因为石质松软，洞壁不宜于石刻，所以一切装饰都是用彩色绘画的。因此也以彩画代替窟内应有的结构部分和上面的雕刻装饰的。所以西域就有多种彩绘的边饰图案都是模仿建筑物上的藻井柱额石楣、椽头、叠涩等雕刻部分与其上的浮雕花纹。在敦煌这种外来的以彩绘来模拟建筑雕刻的图案也是很显著的，最典型的就有用“凹凸画法”的椽头、万字纹和以成列的忍冬叶为母题的建筑边饰，用在洞顶下部、墙壁上部的横楣梁额等位置上，龛沿券门上和槛墙上端的横带上。

但是敦煌的石窟寺仍然为中国本土的建筑物，它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建筑的因素。在敦煌边饰中有许多正画在洞顶藻井方格的枝条上的和人字坡下并列的椽子上的，和其他许多长条边饰显然不是由于模拟雕刻的花纹而来，就因为中国建筑是木构的系统，屋顶以下许多构材上面自古就常有藻饰彩画的点缀。《三辅黄图》述汉未央宫前殿，就提到“华榱璧珰”，《西京杂记》则更清楚地说“椽榱皆绘龙蛇萦绕其间”，又说“柱壁皆画云气，花卉，山灵，鬼怪”。所以这就使我们必须注意到敦煌边饰的两个方面，一是起源于石造建筑的雕刻部分的外来花纹，主要的如忍冬叶等；一是继续自己木构上彩画的传统，所谓“云气龙蛇萦绕的体系”。我们在山东武氏石祠壁上、祁祢明书像石上、孝堂山石祠壁上、磁县古坟的石门楣上都见到一种变化的云纹，这种云纹也常见于楚漆和汉代陶质加彩的器物上。在汉墓的砖柱上则确有“龙蛇萦绕”的图案。这两种图案在敦煌边饰中虽然少也都可找到原样。如朱雀形类的祥鸟也有一些例子。唐以后的卷草气势极近似云纹，卷草正如云的波动，卷头又留有云状的叶端的极多。和火焰纹混合似火而又似云的也有，都可以从中追寻那发展的来踪去迹。所谓“云气花蘤，山灵鬼怪”的作风则渗入壁画的上部，龛以上或洞顶斜面中，组成壁画的一部分。

当雕刻型与彩绘型两种图案体系都是以粉彩颜料绘出成为边饰时，区别当然很少，但有一个本来基本上不同之处经过后来的渗合相混才不显著，我们必须加以注意。就是雕刻型的图案在画法上有模仿凹凸雕刻的倾向，要做成浮雕起伏的效果，组织上多呆板的排列，而绘画型的图案则是以线纹笔意为主的绘画系统，随笔作豪放的自由处置。

我们不知道《建康实录》中所说南朝梁时的一乘寺的寺门上所画“凹凸花称张僧繇手迹者”是什么，但如所说“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则当时确有这种故意仿浮雕的画法且是由印度传入的。在敦煌边饰中我们所见到的画法在敷色方面确是以青绿及朱的系统所成，主要是分成深浅的处理方法。底色多深赭，花纹色则鲜艳，青、绿、黄、紫都有，每色分两道或三道逐层加深，一边加重白粉几乎成白色，并描一条白粉线，做成花或叶受光一面的效果，另一边则加深颜色再用一道灰色或暗褐色，略如受影一面的效果。目的当然是为仿雕刻所产生的凹凸。在沿用中这个方法较机械地使用久了便迷失了目的，讹误为纯粹装饰的色彩分配时大半没有了凹凸效果而产生了后代彩画所称的“退晕”法，即每色都分成平行于其轮廓的等距离线，由深到浅或由浅到深，称退晕。几个颜色的退晕交织在一个图案中，混合了对比与和谐的最微妙的图案上作用。这种彩画和写实有绝对的距离，非常妍丽而能使彩色交互之间融洽安静没有唐突错杂之感。

以线纹为主的中国传统的虽然有色的图案仍然是老老实实着重于线条的萦绕的。如龙蛇纹或如漆器、铜器上的饰纹等，但两线间可有“面”，这种“面”上还加线可受不同颜色的支配，使主要图案显露在底色以上，但图案仍以线和面相辅而成所谓纹。这个“纹”和“地”的关系便做成装饰效果。所以最有力的是线纹的组织变化，萦绕或波动。作图时也以此为重点，便养成画工眼与手对连续线纹的控制，所谓一笔到底、一气呵成的成分，而喜欢萦迥盘绕。中国风图案的高度成就重点也就在此。这里还牵涉到技术方面工具的因素，中国传统的笔的制法和用笔的方法，下文便还要讨论到；其次是着色的面，所以对于明暗法的凹凸没有兴趣而将它改变成退晕法的装饰效果。

很显然的这两种图案，至少在敦煌，起源虽不同，而在沿用中边饰的处理方法和柱壁上飞仙云气草叶互相影响混而为一，很快就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手法不易分出彼此，如忍冬叶的变化。上文所说我们的匠师能将新因素加以变革纳入自己系统之中，这就是一例。萦绕线条的气势再加以“退晕”着色的处理，云气山灵鬼怪龙蛇萦绕等主题上又增加了藤蔓卷草宝花枝条的丰富变化，就无比大胆而聪明地发展开来。

敦煌边饰中还有第三种因素，就是它受到编织物花纹影响的方面，乃至于可说是绫锦图案的应用。除用在椽楣枋等部分外，更多用在区隔墙上各画幅的框格边缘上。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上文已提到过敦煌洞窟是建筑物，尽管它的来源是印度和西域，它同时还是在中国本土上的建筑物，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建筑中的许多构成因素。中国建筑装饰的传统里有同丝织物密切的关系的一面，所以敦煌洞窟的装饰图案必然地也会有绫锦花纹这一方面的表现。

更早的我们尚缺资料，只说远在秦汉，我们所知道的一些零星记录。秦始皇的咸阳宫是“木衣绨绣，土被朱紫”便足够说明当时的建筑物的土壁上有画，而木构部分则披有锦绣。在汉代的许多殿内则是“以椒涂壁，被以文绣”，或是“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所谓“裛”，据文选李善注“裛，缠也”，“纶，纠青丝绶也”。这些“文绣”和“藻绣”起初当然是真的丝织缠着挂着的，后来便影响到以锦绣织文为图案描到壁上的木构部分，如我们在汉砖柱和汉石祠壁上横楣横带上所见。

最初壁上的藻绣同当时衣服上的丝织绫锦又有没有关系呢？有的，《汉书·贾谊传》里：“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又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及“富人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都说出了做衣服的丝织竟滥用到墙上去，且壁上的文绣的图案也可以用到衣领和鞋的边缘上来。在敦煌画中盛唐人物的衣领袖口边饰图案的确同用在墙上画幅周围的最多是相同的。

记载资料中，如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论“装背裱轴”，就说明六朝已有裱褙字画的办法。那么绫锦和画幅自然又有密切关系，在唐时丝织花纹又发展到壁画的框沿上自是意中事。汉武氏祠石刻画壁上横隔的壁带上用的是以斜方形为装饰的图案。汉画像砖的边缘不但用棱形方格，也多用上下锐角的波纹，都可由于丝织物的编纹而来的图样。在敦煌早期窟中椽上和藻井支条上也多用斜方格图案。这种斜方格或棱形图案亦多见于人物衣上，更无疑的是丝织物所常用的织纹。汉称锦为织文，《太平御览》曾引《西京杂记》汉宣帝将其幼时臂上所带宝镜“以琥珀筒盛之，缄以斜文织成”。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两处宋代的资料。一是宋代所编的《营造法式》一书里论“彩笔作”的一篇中称棱形图案为“方胜合罗”，“方胜”本为斜方形的称呼，“罗”字指明其为丝织。又一处是宋庄绰的《鸡肋篇》中说“锥小儿能撚茸毛为线织方胜花”，可见斜方形花是最易编织的花纹图案。在唐大历六年关于丝织花纹的禁令上所提到的名称，如盘龙、对凤、孔雀、芝草、万字等中间也有“双胜”之名，当是重叠的菱形图案。菱形的普遍地作为丝织物图案当无疑问。敦煌中菱形花也在早期洞中用于椽和支条上，更可注意它是继续原来传统，如在汉砖柱砖楣上所见。

敦煌边饰除卷草外最常见的是画幅周沿的“文绣”文，而“文绣”文中除菱形外就是“圆窠”。这两者之外就是半个略约如棱形的花纹的对错和半个“圆窠”花纹的对错，此外就是“一整两破”的菱形或图案。这些图案也都最常见于衣缘，证明其为文绣绫锦的正常图案。唐绫锦的名称中就有“小圆窠”“窠文锦”“独窠”“四窠”“镜花绫”等都是表示文绣中的团花纹的。而其中的“独窠”当是近代所谓大团花。内中花纹如对雁、对鹰、对麒麟、对狮子、对虎、对豹，在唐武则天时曾是表示官职荣誉的，而在唐开元十九年玄宗时又曾敕六品以下“不得着独窠绣绫，妇人服饰各依夫子”等语，如此严重当已成为阶级制度的标志了。几何纹的图案中还有一种龟甲锦文，也是唐的典型称龟背锦的，常见于人物衣袍上面。此外在唐以前北魏、西魏和隋的洞窟边饰中还有多种非中国的丝织物花纹，显著地表现着萨珊波斯的来源，如新月形飞马大圆窠孔雀翎等。这些图案多用小白粉点、小圆圈或连珠圆点等点缀其间，疑为蜡染手法所产生的处理方法，但这些图案不多见于建筑物上，而是描于人像衣服上的。显为当时西域传入的波斯系之丝织物，不属于中国的锦文类内。

总之，敦煌图案花纹有主要的三种来源。一是伊兰系的石刻浮雕上的图案花纹，代表这种的是各种并列的忍冬叶纹。二是秦汉建筑物上的云气龙纹系统的图案，这种图案在敦煌多散见于壁画上或人字坡下木椽之间等。三是“文绣”锦文的系统，多见于画幅周沿，亦见于人物衣领上者。这三种来源基本地都是发展在建筑结构上的装饰同建筑结合在一起的。第一、第二两种来源性质虽不相同，但在敦煌的条件下它们都是以粉彩画装饰建筑中的虚构的结构部分，既非石造也非木构，只是画在泥壁上的长条边饰，所以很快地就彼此混合产生如云又如龙的长条草叶装饰图案。唐卷草就是最成熟的花样。以上的三种图案在敦煌的洞窟外木造建筑部分中也被应用在梁柱、门楣、藻井支条上。后代所常用的丰富的中国建筑彩画的主要源流都可以追溯至此。同时在敦煌之外的地区里凡是金属和木作的器物，玉作石刻的装饰也都可以应用这些为刻镂的图案。唐宋所发展的彩缯锦绣丝织上的纹样也同这里建筑上所见的彩画系统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互相影响。唐宋绫锦无疑地也常用卷草，所谓盘条缭绫不知是否。此外今日所知织锦名称中唐宋以来只有“瑞草”一名提到草的图案，其他如“偏地杂花”“重莲”“红细花盘雕”等则无一指示其为卷草，而都着重于卷在它们当中的花。在实物方面和画中人物的衣上所见到若干证例，也是以草卷花而名称，当然便随花了。在建筑上后代用菱形龟背鳞甲锦文的彩画则极普遍，宋代《营造法式》的彩画作中就详画各种锦文的规格名称，锦文在彩画中始终占重要位置。

这一切都不足为怪，事实上佛教绘画中的一切图案都发展到整个工艺范围以内的装饰方面。或绘、或雕、镶嵌、刻镂、或织、或绣、陶瓷、五金，各依材质都可以灵活处理，普遍地应用起来，各地发掘唐墓中遗物和日本皇室所保存的唐代器物都可供参证。当中国佛教艺术兴盛之时，造像同工艺美术也随着佛教的传播流传入朝鲜和日本。现在从朝鲜三国时期和日本推古宁古、天平、平安的遗物里南北朝和唐的影响都看得清清楚楚。日本至今对北魏型或唐代卷草都称作“唐草”，尤为有趣。

北魏的忍冬草叶纹和唐卷草纹

敦煌图案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北魏洞中四瓣侧面的忍冬草叶的图案类型和唐卷草纹的多种变化和生动；再次则为忍冬以外手法和题材上显然为各种外来新鲜因素的渗入。如白粉线和小散花的运用，题材中的飞马连珠等；末后则是绫锦纹的种类和变化。今分述如下。

北魏忍冬草叶纹

在全世界里的各种图案体系中追寻草叶纹的根源，发现古代植物花纹是极少而且极简单的。埃及的确有过花草类图案，它有过包蕊水莲和芦苇花等典型的几种，但这些传到希腊体系的图案时已演成“卵和箭簇”的图案，原样已变动得不可辨认，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一类“卵和箭簇”和尖头小叶瓣都还保持使用，至传入印度北部的犍陀罗雕刻时这两种的混合却变成了印度佛教像座或背光上最常用的莲瓣。后来随佛像传入中国便极普遍地为我们所吸收，我们南北朝期的仰莲覆莲、莲瓣纹都有极丰富的发展，是各种像座和须弥座上最主要的图案，而且唐宋以来还应普遍地应用到我们的柱础上。

第二种可以称为植物花样的只有巴比伦——亚速系统的一种“一束草叶”的图案和极简单的圆形多瓣单朵的花。除此之外，说也奇怪，世界上早期的图案中，就没有再找到确为花或草的纹样。原始时期的民族和游牧狩猎时代产生了复杂的几何纹和虫蛇鸟兽，对于花草似乎没有兴趣。就是这“一束草”也还不是花叶，只不过是一把草叶捆在一起的样子。“一束草”图案是七个叶瓣束紧了，上端散开，底下托着的梗子有两个卷头底下分左右两股横着牵去，联上左右两旁同样的图案，做成一种横的边饰。这种边饰最初见于亚速的釉墙上面。这个式样传到小亚细亚西部，传到古希腊的伊恩尼亚，便成了后来希腊建筑雕刻上的一种重要图案。上面发展出鸡爪形状的叶瓣，端尖向内，底下两个卷头扩大成为那种典型的伊恩尼亚卷头。

在希腊系中这两个卷头底下又产生出一种很写实的草叶，带着锯齿边的一类，寻常译为忍冬草的，这种草叶，愈来愈大包在卷头的梗上，梗逐渐细小变成圈状的缠绕的藤梗。这种锯齿忍冬叶和圈状梗成了雕刻上主要图案，普遍盛行于希腊。最初的正面鸡爪形状叶反逐渐缩小，或成侧置的半个，成为不重要部分。另外一种保持在小亚细亚一带，亦用于希腊古代红陶器上的，是以单纯黑色如绘影的办法将“一束草”倒转斜置，而以它的卷头梗绕它的外周。这也可说是最早的“卷草纹”，这图案亦见于意大利发掘的古代伊特拉斯坎的陶棺上。这种图案梗圈以内的组织仍然是同原来简单的“一束草”没有两样。

锯齿边的忍冬草在伊恩尼亚卷下逐渐发展得很大也很繁复，成为希腊艺术中著名的叶子。叶名为“亚甘瑟斯”，历来中国称忍冬叶想是由于日本译文。亚甘瑟斯叶子产于南欧，在科林斯柱式的柱头上所用的就最为典型。每一叶分若干瓣，每一瓣再分若干锯齿；瓣和瓣之间相连不断，仅作绉纹，纹凸起若脉络。另一特征是这种叶子的脉络不是从中心一梗支分左右，而是从叶座开始略平行于中间主脉，如白菜叶的形状。

这种写实的“亚甘瑟斯”叶子发展到成熟时，典型的图案是以数个相抱的叶子做个座，从它们中间长出又向左右分开的两个圈状的梗，两梗分向左右回绕，但每梗又分两支，一支向内缠卷围绕，一朵圆形花在它圈中，另一支必翻转相反的方向又自作一圈。沿梗必有侧面的亚甘瑟斯叶包裹在上面，叶端向外自由翻卷做成种种式样。这个图案在罗马全盛时代在雕刻中最普遍，始终极其变化写实的能事。它的画法规则很严格，在文艺复兴后更是被建筑重视而刻意模仿。所以这种亚甘瑟斯或忍冬卷草是西方系统古典希罗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凡是叶形的图案，几乎无例外地都属于这个系统。

但在敦煌北魏洞中所见是西域传入的“忍冬草叶”图案，不属于希罗系统。它们是属于西亚细亚伊兰系的。这种叶子的典型图案是简单的侧面五瓣或四瓣，正面为三瓣的叶子，形状还像最初的一束草，正像是从小亚细亚陶器上的卷草纹发展出来的。这个叶子由一束分散的草瓣发展到约略如亚甘瑟斯的写实叶子。主要是将瓣与瓣连在一起成了一整片的叶子。它不是写实的亚甘瑟斯而是一种图案中产生的幻想叶子。它上面并没有写实的凸起的筋络，也不分那繁复的锯齿，自然规则大小相间而分瓣等等。这种叶子多半附于波状长梗上左右生出，左旋右转地做成卷草纹边饰图案的。

这种叶瓣较西方的亚甘瑟斯叶为简单而不写实，但极富于装饰性。叶子分成主要的数瓣，瓣端或尖或卷按着旋转的姿势伸出或翻转。侧面放置时较为常见都是分成两三个短瓣一个长瓣，接近梗的地方常另有一瓣从对面翻出，变化也很多。如果是正面安置时，正中一瓣最长，两旁强调最下一瓣向外的卷出，整个印象还保持着“一束草”雏型时的特征，底下的两卷则变化较大，改成种种不同的图案。这种忍冬卷草叶纹是东罗马帝国时代拜占庭雕刻的特点。这种叶子所组织成的卷纹图案也曾受一些西罗马系的影响，所以有一些略近于亚甘瑟斯卷纹。但在大体上是固执的伊兰系的幻想的忍冬叶。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由基督教再传入欧洲时最普遍地见于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雕刻与绘画上，更多见于地木雕板和象牙雕刻上。这就是著名的罗曼尼斯克的草纹，当时完全代替了古典的罗马写实卷草，不但盛行于西欧各处中世纪教堂中，也普遍地出现于北欧和东欧的雕刻图案上。

在敦煌早期洞窟中所见的忍冬叶有极不同的两种。一种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道地的伊兰系的忍冬叶。组织成雕刻型的边饰，以粉彩用凹凸法画出的。这种图案很多是将侧面叶子两两相对，或颠倒相间排列成横条边饰，如在几个北魏洞的壁带上、墙头上和佛龛券沿上所见。这种图案显然是由西域输入的。但很多凹凸法已因色彩的分配只有装饰效果没有起伏。另一种是画在墙壁上段壁画中的。在一列画出的幕沿和垂带底下，一整组的叶子和一个飞仙约略做成一个单位，成列地横飞在空中，飘荡地驾在云上。幕和垂带，飞仙的飘带、披肩、衣裙，周边忍冬叶都像随着大风吹偏在一面。这种运用腕力自由地在壁上以伶俐洒脱的手笔画出的装饰图案，是完全属于汉代两晋画风的。这种同飞仙云气一起回荡的忍冬叶不组织成为边饰，只是单个的忍冬叶子的式样是属于上面所说的伊兰系统的图案。两两相对雕刻型的忍冬叶边饰中叶子和这一种作风和处理方法如此之不同，却同见于一个早期的洞内，说明雕刻型的保持着西域输入的原状，且装饰在石造建筑物原有这种雕刻的位置上，而绘画型的则是完全以自己民族形式的手法当作画壁来处理，老实不客气地运用所谓“柱壁皆画云气花蘤，山灵鬼怪”的作风，将忍冬叶也附带地吸收进去。这样的忍冬叶虽来自西域，但经中国画师之手和飞仙组织在一起，叶瓣也像凭风吹动，羽化登仙，气韵生动、飘洒自然，完全地民族形式化了，洞壁上部所见就是一例。前边所提出当时画工是否能吸收新鲜养料，而保持原有优良体系而更加丰富起来，这种忍冬叶的汉化就给我们以最肯定的回答。

更可惊异的是这完全以汉画手法来处理的忍冬叶，和含有雕刻性质的伊兰系的忍冬叶图案，并不从此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很迅速地它们又互相影响。绘画型的豪放生动的叶子竟再组织到边饰的范围内，且还影响到真正石刻上的忍冬叶图案，使每个叶子的姿势脱离了原来的伊兰系的呆板而大为活泼。南北响堂山石窟寺石楣上忍冬草纹的浮雕实可算雕刻图案中的杰作，尤其是浮雕极薄也是出于传统手法，刻工精美而简练，更产生特殊的效果。这种经过汉风变革过的伊兰系忍冬草纹也是当时传入朝鲜、日本的最典型的图案之一，且是唐以前的一种特征。因为它同盛唐的卷草纹又极为不同。唐初所发展的草叶另属一个系统，彼此之间仅有微妙的关系，当在唐卷草一节中再详细讨论了。

北魏到隋的洞窟中有极明显的外来因素，还没有经过自己体系的融化收纳的，这外来的手法特征仅有某一些是所谓犍陀罗风，由于发掘资料知道佛像在西域多采用模型翻制，所以相当保有浓重的犍陀罗中的希腊意味，情形同画壁显著受波斯风手法的不同。在敦煌洞中塑像曾几经重妆很难指出原来的特点，但在佛座上所刻莲瓣而论，犍陀罗风是充足的。除此之外在画壁上多处所见的不是汉晋的手法就是浓重的波斯型的西域作风。在装饰上使我们最注意的是用白粉描线和打小点子等手法，尤其是龛壁底色是深色的。这种白粉线的应用同库车附近各窟中的画壁上的很近似，白粉很明显的是当时龟兹、伊兰语系民族索格特的画工所常用的画料。在中国白粉从汉代起就曾应用于彩画的陶器上面。但汉宫典质里提道：“以胡粉……

（林徽因注：未完，底下尚未找着。）

第八章

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¹⁾

两年多以前，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全国性的建设工作。从那时到今天这短短的时间内，全国人民所建造的房屋面积比以往五千年历史中任何一个三年都多。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中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农舍；城市中出现了无数的工厂、学校、托儿所、医院、办公楼、工人住宅和市民住宅。通过这样庞大规模的工作，全国的建筑工人、建筑师和工程师都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以最愉快的心情和高度的热情接受了全国人民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全心全意地进行一切和平建设，为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打下基础。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沿海岸的大城市赤裸裸地反映了半殖民地的可耻的特性。上海是伦敦东头的缩影，青岛和大连的建筑完全反映日耳曼和日本的气氛。官僚地主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买办们崇拜外国商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所蛮横地建造的“洋楼”，大城市的建筑工人也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和艺术，为所谓“洋式建筑”服务。我国原有的建筑不但被鄙视，并且大量地被毁灭，城市原有的完整性，艺术风格上的一致性，被强暴地破坏了。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文化的侵略本质，在我们许多城市中的建筑上显著而具体地表现了出来。

建筑本来是有民族特性的，它是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新时代的建筑必须建筑在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这已是今天中国大多数建筑师们所承认的原则。凡是参加城市建筑设计的建筑师们都负有三重艰巨任务：他们必须肃清许多城市中过去半殖民地的可耻的丑恶面貌，必须恢复我们建筑上的民族特性，发扬光大祖国高度艺术性的建筑体系，同时又必须吸收外国的，尤其是苏联的先进经验，以满足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众多而繁复的需求，真正地表现新时代的中国精神。

在人类各民族的建筑大家庭中，中华民族的建筑是一个独特的体系。我们祖先采用了一个极其智慧的方法：在一个台基上用木材先树立构架以负荷上部的重量；墙壁只做分隔内外的作用而不必负重，因而门窗的大小和位置都能取得最大的自由，不受限制。这个建筑体系能够适应任何气候，适用于从亚热带到亚寒带的广大地区。这种构架法正符合现代的钢架或钢筋水泥构架的原则，如果中国建筑采用这类现代材料和技术，在大体上是毫不矛盾的。这也是保持中国风格的极有利条件。

我们古代的建筑匠师们积累了世代使用木材的特别经验，创造了在柱头之上用层叠的挑梁，以承托上面的横梁，使得屋顶部分出檐深远，瓦坡的轮廓优美。用层叠挑出的木材所构成的每一个组合称作“斗拱”。“斗拱”和它们所承托的庄严的屋顶，都是中国建筑上独有的特征，和欧洲教堂石骨发券结构一样，都是人类在建筑上所达到的高度艺术性的工程。我们古代的匠师们还巧妙地利用保护木材的油漆，大胆地把不同的颜色组成美丽的彩画、图案。不但用在建筑内部，并且用在建筑外部檐下的patch枋上，取得外表上的优异的效果。在屋瓦上，我们也利用有色的琉璃瓦。这种用颜色的艺术是中国建筑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应用色调和装潢方面，中国匠师表现出极强的控制能力，在建筑上所取得的总效果都表现着适当的富丽而又趋向于简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在中国建筑中，每一个露在外面的结构部分同时也就是它的装饰部分；那就是说，每一件装饰品都是加工了的结构部分。中国建筑的装饰与结构是完全统一的。天安门就是这一切优点的卓越的典型范例。

在平面布置上，一所房屋是由若干座个别的厅堂廊庑和由它们围绕着而形成的庭院或若干庭院组合而成的。建筑物和它们所围绕而成的庭院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设计的。在处理空间的艺术上也达到了最高度的成就。

中国的建筑体系至迟在公元前十五世纪已经形成，至迟到汉朝（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年）就已经完全成熟。木结构的形式，包括梁柱、斗拱和屋顶，已经被“翻译”到石建筑上去了。中国建筑虽然也采用砖石建造一些重要的工程和纪念性的建筑物，但仍以木结构为主，继续发展它的特长，使它日臻完善，这样成功地赋予纯粹木构建筑以宏大的气魄，是世界各建筑体系中所没有的现象。

这种庄重堂皇的建筑物最卓越显著的范例莫如北京的宫殿，那是所有到过北京的人们所熟悉的。当然，还有各地的许多庙宇衙署也都具有相同的品质。它们都以厅堂、门楼、廊庑，以及它们所围绕着的庭院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雄伟壮丽，它们能给人以不易磨灭的印象。这种同样的结构和部署用作住宅时，无论是乡间的农舍还是城市中的宅第，也都可以使其简朴而适合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需要。

古代木结构中一些个别罕贵重要的文物是应当在这里提到的。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的正殿是一座公元八五七年建造的佛教建筑，至今仍然十分完整。河北省蓟县的独乐寺中，立着中国第二古老的木建筑——一座以两个正层和一个暗层构成的三层建筑也已经屹立了九百六十八年。这三层建筑是围绕着国内最大的一尊泥塑立像建造的。上两层的楼板当中都留出一个“井”，让立像高贯三楼，结构极为工巧。木结构另一个伟大的奇迹是察哈尔应县⁽²⁾佛宫寺的木塔，有五个正层和四个暗层，共九层，由刹尖到地面共高六十六公尺。这个极其大胆的结构表现了我国古代匠师在结构方面和艺术方面无可比拟的成就。再过四年，这座雄伟的建筑就满九百年的高龄了。从这几座千年左右的杰作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木构建筑的纪念性品质和工巧的结构，而且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木结构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持久性，就是因为它的结构方法科学地合乎木材的性能。

年龄在七百年以上的木建筑，据建筑史家局部的初步调查，全国还有三十余处。进一步有系统的调查，必然还能找到更多的遗物。可惜这三十余处中已经很少有完整的全组，而只是个别的殿堂。成组的如察哈尔大同的善化寺（辽金时代）和山西太原的晋祠（北宋）都是极为罕贵的。北京故宫——包括太庙（文化宫）和社稷坛（中山公园）——全组的布局，虽然时代略晚，但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更是珍贵无比的。

在砖或石的建筑方面，古代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们也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在陵墓建筑、防御工程、桥梁工程和水利工程上都有伟大的创造。

著名的万里长城起伏蜿蜒在一千三百余公里的山脊上，北京的城墙和巍峨的城门楼是构成北京整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不是没有生命的砖石堆，而是浑厚伟大的艺术杰作。在造桥方面，一千三百年前建造的河北省赵县的大石桥是用一个跨度约三七点五○公尺的券做成的“空撞券桥”。像那样在主券上用小券的无比聪明的办法，直到一九一二年才初次被欧洲人采用；而在那样早的年代里，竟有一位名叫李春的匠人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项伟大壮丽的工程，足以证明在那时候以前，我国智慧的劳动人民的造桥经验，已经是多么丰富了。

今日在全国的土地上最常见的砖石建筑是全国无数的佛塔，其中很多是艺术杰作。河南省嵩山嵩岳寺的砖塔是我国佛教建筑中最古的文物，建于公元五二○年，也是国内现存最古的砖建筑。它只是简单地用砖砌成，只有极少的建筑装饰。只凭它十五层的叠涩檐和柔和的抛物线所形成的秀丽挺拔的轮廓，已足以使它成为最伟大的艺术品。在河北省涿县的双塔上，十一世纪的建筑师却极其巧妙地用砖作表现了木构建筑的形式，外表与略早的佛宫寺木塔几乎完全一样。虽然如此，它们仍充分地表现了砖石结构浑厚的品质。

砖石建筑在华北和西北广泛地被采用着，它们都用筒形券的结构。当以砖石作为殿堂时，则按建筑物纪念性之轻重，适当地用砖石表现木结构的样式。许多所谓“无梁殿”的建筑，如山西太原永祚寺明末（一五九五年）的大雄宝殿都属于这一类。

检查我们过去的许多建筑物，我们注意到两种重要事实：一、无论是木结构或砖石结构，无论在各地方有多少不同的变化，中国建筑几千年来都保持着一致的、一贯的、明确的民族特性。二、我们古代的匠师们善于在自己的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外来的影响，丰富了自己，但从来没有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但是自从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我国，文化上和平而自然的交流被蛮横的武力所代替以来，情形就不同了。沿海岸和长江上的一些“通商口岸”被侵略者用他们带来的建筑形式生硬地移植到原来的环境中，对于我国城市的环境风格加以傲慢的鄙视和粗暴的破坏。学校里训练出来新型的知识分子的建筑师竟全部放弃中国建筑的传统，由思想到技术完完全全地模仿欧美的建筑体系，不折不扣地接受了欧美建筑传统，把它硬搬到祖国来。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建筑史正是中国近代被侵略史的另一悲惨的版本！

从清朝末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些建筑师们只为少数地主、官僚、买办建造少数的公馆、洋行、公司，为没落的封建制度和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服务。因为殖民地经济的可怜情况，建筑不但在结构和外表方面产生了许多丑恶类型，而且在材料方面，在平面的部署方面都堕落到最不幸的水平。建筑师们变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服务。同时蔑视自己本国艺术遗产、优秀工匠和成熟而优越的技术传统。此后任何建筑作品都成了最不健康的殖民地文化的最明显的代表，反映着那时期的畸形的政治经济情况。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每一个爱国的建筑师越来越充满了痛苦而感到彷徨。

祖国的解放为我们全国的建筑师带来了空前的大转变。我们不但忽然得到了设计成千上万的住宅、工厂、学校、医院、办公楼的机会，我们不但在一两年中所设计的房屋面积就可能超过过去半生所设计的房屋面积的总和乃至若干倍，最主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不是别人，而是劳动人民。我们是为祖国的和平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建设，也是为世界的和平建设的一部分而努力。我们集体工作的成果将是这新时代的和平民主精神的表现。我们的工作充满了重要意义，在今天，任何建筑师，无论在经济建设或文化建设中，都是最活跃的一员。我们为这光荣的任务感到兴奋和骄傲。但是我们也因此而感到还应当以更严肃的态度担负起这沉重的责任。

这许多重大的意义，建筑师们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到的。由于过去的习惯，起初我们只见到因为建造的量的增加使我们得以“一显身手”的许多机会；但很快地一个严重的问题使我们思索了。这么大量的建造之出现将要改变祖国千百个城市的面貌。我们应该用什么材料、什么结构、什么形式来处理呢？这是需要认真地思虑的，是必须有正确领导的，是不能任其自流和盲目发展的。好在在这里，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已给了我们一个行动指南。这就是毛主席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

遵照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新文化的英明正确的分析，中国的新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的民族特性。因此建筑当然也“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

中国的新建筑必须是“科学的。……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建筑师“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要引导他们（人民群众）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个新建筑“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

有了这样明确而英明的指示，建筑师们就应当认清方向，满怀信心，大踏步向前迈进。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无所留恋地扬弃那些资本主义的，割断历史的世界主义的各种流派建筑和各流派的反动理论；必须彻底批判“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忽视民族艺术遗产的态度”（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语）。不可否认的，目前首先亟待解决的是广大劳动人民工作和居住所大量需要的房屋的问题；目前所要达到的量是要超过于质的。但是我们相信，普及会与提高“互相联结起来”的。毛主席告诉我们：“随同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建筑师们正在为伟大的和平建设努力。我们目前正在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贡献出一切力量，但同时也必须准备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新的设计必须努力提高水平。研究、理解、爱好过去的本国建筑的热情必须培养起来。在中央文化部的领导下，整理艺术遗产的工作已在每日加强。在中央教育部的领导下，在培养下一代的建筑师的教学方针上，已采用了苏联的先进教学计划，在创造中注重民族传统已是一个首要的重点。

全国人民有理由向建筑师们要求，也有理由相信，在很短的期间内，全国的一切建筑设计，必然要获得巨大的成就，建筑师们的设计标准必然会显著地提高，因为我们会再度找到自己的传统的艺术特征，用最新的技术和材料，发展出光辉的、“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新建筑。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亦即我们“民族的、大众的”建筑。

(1)　原载于1952年9月16日《新观察》第16期，署名：梁思成、林徽因。

(2)　察哈尔，旧省名，1952年撤销。应县现归山西省管辖。

第九章

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¹⁾

中国人民的首都北京，是一个极年老的旧城，却又是一个极年轻的新城。北京曾经是封建帝王威风的中心、军阀和反动势力的堡垒，今天它却是初落成的，照耀全世界的民主灯塔。它曾经是没落到只能引起无限“思古幽情”的旧京，也曾经是忍受侵略者铁蹄践踏的沦陷城，现在它却是生气蓬勃地在迎接社会主义曙光中的新首都。它有丰富的政治历史意义，更要发展无限文化上的光辉。

构成整个北京的表面现象的是它的许多不同的建筑物，那显著而美丽的历史文物，艺术的表现：如北京雄劲的周围城墙，城门上嶙峋高大的城楼，围绕紫禁城的黄瓦红墙，御河的栏杆石桥，宫城上窈窕的角楼，宫廷内宏丽的宫殿，或是园苑中妖媚的廊庑亭榭，热闹的市心里牌楼店面，和那许多坛庙、塔寺、第宅、民居。它们是个别的建筑类型，也是个别的艺术杰作。每一类，每一座，都是过去劳动人民血汗创造的优美果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今天这些都回到人民自己手里，我们对它们宝贵万分是理之当然。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各种类型，各个或各组的建筑物的全部配合：它们与北京的全盘计划整个布局的关系；它们的位置和街道系统如何相辅相成；如何集中与分布；引直与对称；前后左右，高下起落，所组织起来的北京的全部部署的庄严秩序，怎样成为宏壮而又美丽的环境。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才完整地表现出伟大的中华民族建筑的传统手法和在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这整个的体形环境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的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北京向我们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在适应自然、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的实践中有着多么光辉的成就。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

我们承继了这份宝贵的遗产，的确要仔细地了解它——它的发展的历史，过去的任务，同今天的价值。不但对于北京个别的文物，我们要加深认识，且要对这个部署的体系提高理解，在将来的建设发展中，我们才能保护固有的精华，才不至于使北京受到不可补偿的损失，并且也只有深入地认识和热爱北京独立的和谐的整体格调，才能掌握它原有的精神来作更辉煌的发展，为今天和明天服务。

北京城的特点是热爱北京的人们都大略知道的。我们就按着这些特点分述如下。

我们的祖先选择了这个地址

北京在位置上是一个杰出的选择。它在华北平原的最北头，处于两条约略平行的河流的中间，它的西面和北面是一弧线的山脉围抱着，东面、南面则展开向着大平原。它为什么坐落在这个地点，是有充足的地理条件的。选择这地址的本身就是我们祖先同自然斗争的生活所得到的智慧。

北京的高度约为海拔五十公尺，地质学家所研究的资料告诉我们，在它的东南面比它低下的地区，四五千年前还都是低洼的湖沼地带。所以历史家可以推测，由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的“中原”向北发展，势必沿着太行山麓这条五十公尺等高线的地带走。因为这一条路要跨渡许多河流，每次便必须在每条河流的适当的渡口上来往。当我们的祖先到达永定河的右岸时，经验使他们找到那一带最好的渡口。这地点正是我们现在的卢沟桥所在。渡过了这个渡口之后，正北有一支西山山脉向东伸出，挡住去路，往东走了十余公里这支山脉才消失到一片平原里。所以就在这里，西倚山麓，东向平原，一个农业的民族建立了一个最有利于发展的聚落，当然是适当而合理的。北京的位置就这样产生了。并且也就在这里，他们有了更重要的发展。同北面的游牧民族开始接触，是可以由这北京的位置开始，分三条主要道路通到北面的山岳高原和东北面的辽东平原的。那三个口子就是南口、古北口和山海关。北京可以说是向着这三条路出发的分岔点，这也成了今天北京城主要构成原因之一。北京是河北平原旱路北行的终点，又是通向“塞外”高原的起点。我们的祖先选择了这地方，不但建立一个聚落，并且发展成中国古代边区的重点，完全是适应地理条件的活动。这地方经过世代的发展，在周朝为燕国的都邑，称作蓟；到了唐是幽州城，节度使的府衙所在。在五代和北宋是辽的南京，亦称作燕京；在南宋是金的中部。到了元朝，城的位置东移，建设一新，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就成了今天北京的基础。最难得的是明、清两代易朝换代的时候都未经太大的破坏就又在旧基础上修建展拓，随着条件发展。到了今天，城中每段街、每一个区域都有着丰富的历史和劳动人民血汗的成绩。有纪念价值的文物实在是太多了。

北京城近千年来的四次改建

一个城是不断地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发展着改变着的，北京当然也非例外。但是在过去一千年中间，北京曾经有过四次大规模的发展，不单是动了土木工程，并且是移动了地址的大修建。对这些变动有个简单认识，对于北京城的布局形势便更觉得亲切。

现在北京最早的基础是唐朝的幽州城，它的中心在现在广安门外迤南一带。本为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安禄山和史思明向唐代政权进攻曾由此发动，所以当时是军事上重要的边城。后来刘仁恭父子割据称帝，把城中的“子城”改建成宫城的规模，有了宫殿。九三七年，北方民族的辽势力渐大，五代的石晋割了燕云等十六州给辽，辽人并不曾改动唐的幽州城，只加以修整，将它“升为南京”。这时的北京开始成为边疆上一个相当区域的政治中心了。

到了更北方的民族金人的侵入时，先灭辽，又攻败北宋，将宋的势力压缩到江南地区，自己便承袭辽的“南京”，以它为首都。起初金也没有改建旧城，一一五一年才大规模地将辽城扩大，增建宫殿，有意识地模仿北宋汴梁的形制，按图兴修。它把宋东京汴梁（开封）的宫殿苑囿和真定（正定）的潭园木料拆卸北运，在此大大建设起来，称它作中都，这时的北京便成了半个中国的中心。当然，许多辉煌的建筑仍然是中都的劳动人民和技术匠人，承继着北宋工艺的宝贵传统，又创造出来的。在金人进攻“中原”的时候，“匠户”也是他们掳劫的对象，所以汴梁的许多匠人曾被迫随着金军到了北京，为金的统治阶级服务。金朝在北京曾不断地营建，规模宏大，最重要的还有当时的离宫，今天的中海、北海。辽以后，金在旧城基础上扩充建设，便是北京第一次的大改建，但它的东面城墙还在现在的琉璃厂以西。

一二一五年元人破中都，中都的宫城同宋的东京一样遭到剧烈破坏，只有郊外的离宫大略完好。一二六○年以后，元世祖忽必烈数次到金故中都，都没有进城而驻驿在离宫琼华岛上的宫殿里。这地方便成了今天北京的胚胎，因为到了一二六七年元代开始建城的时候，就以这离宫为核心建造了新首都。元大都的皇宫是围绕北海和中海而布置的，元代的北京城便围绕着这皇宫成一正方形。

这样，北京的位置由原来的地址向东北迁移了很多。这新城的西南角同旧城的东北角差不多接壤，这就是今天的宣武门迤西一带。虽然金城的北面在现在的宣武门内，但当时元的新城最南一面却只到现在的东西长安街一线上，所以两城还隔着一个小距离。主要原因是当元建新城时，金的城墙还没有拆掉之故。元代这次新建设是非同小可的，城的全部是一个完整的布局。在制度上有许多仍是承袭中都的传统，只是规模更大了。如宫门楼观、宫墙角楼、护城河、御路、石桥、千步廊的制度，不但保留中都所有，且超过汴梁的规模。还有特意恢复一些古制的，如“左祖右社”的格式，以配合“前朝后市”的形势。

这一次新址发展的主要存在基础不仅是有天然湖沼的离宫和它优良的水源，还有极好的粮运的水道。什刹海曾是航运的终点，成了重要的市中心。当时的城是近乎正方形的，北面在今日北城墙外约两公里，当时的鼓楼便位于全城的中心点上，在今什刹海北岸。因为船只可以在这一带停泊，钟鼓楼自然是那时热闹的商市中心。这虽是地理条件所形成，但一向许多人说到元代北京形制，总以这“前朝后市”为严格遵循古制的证据。元时建的尚是土城，没有砖面，东、西、南，每面三门；唯有北面只有两门，街道引直，部署井然。当时分全市为五十坊，鼓励官吏人民从旧城迁来。这便是辽以后北京第二次的大改建。它的中心宫城基本上就是今天北京的故宫与北海、中海。

一三六八年明太祖朱元璋灭了元朝，次年就“缩城北五里”，筑了今天所见的北面城墙。原因显然是本来人口就稀疏的北城地区，到了这时，因航运滞塞，不能到达什刹海，因而更萧条不堪，而商业则因金的旧城东壁原有的基础渐在元城的南面郊外繁荣起来。元的北城内地址自多旷废无用，所以索性缩短五里了。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因衙署不足，又没有地址兴修，一四一九年便将南面城墙向南展拓，由长安街线上移到现在的位置。南、北两墙改建的工程使整个北京城约略向南移动四分之一，这完全是经济和政治的直接影响。且为了元的故宫已故意被破坏过，重建时就又做了若干修改。最重要的是因不满城中南北中轴线为什刹海所切断，将宫城中线向东移了约一百五十公尺，正阳门、钟鼓楼也随着东移，以取得由正阳门到鼓楼钟楼中轴线的贯通，同时又以景山横亘在皇宫北面如一道屏风。这个变动使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成了全城南北的中心，替代了元朝的鼓楼的地位。这五十年间陆续完成的三次大工程便是北京在辽以后的第三次改建。这时的北京城就是今天北京的内城了。

明中叶以后，东北的军事威胁逐渐强大，所以要在城的四面再筑一圈外城。原拟在北面利用元旧城，所以就决定内外城的距离照着原来北面所缩的五里。这时正阳门外已非常繁荣，西边宣武门外是金中都东门内外的热闹区域，东边崇文门外受航运终点的影响，工商业也发展起来。所以工程由南面开始，先筑南城。开工之后，发现费用太大，尤其是城墙由明代开始改用砖，较过去土墙所费更大，所以就改变计划，仅筑南城一面了。外城东西仅比内城宽出六七百公尺，便折而向北，止于内城西南、东南两角上，即今西便门、东便门之处。这是在唐幽州基础上辽以后北京第四次的大改建。北京今天的凸字形状的城墙就是这样在一五五三年完成的。假使这外城按原计划完成，则东面城墙将在二闸，西面差不多到了公主坟，现在的东岳庙、大钟寺、五塔寺、西郊公园、天宁寺、白云观便都要在外城之内了。

清朝承继了明朝的北京，虽然个别的建筑单位许多经过了重建，对整个布局体系则未改动，一直到了今天。民国以后，北京市内虽然有不少的局部改建，尤其是道路系统，为适合近代使用，有了很多变更，但对于北京的全部规模则尚保存原来秩序，没有大的损害。

由那四次的大改建，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就是城墙的存在也并不能阻碍城区某部分一定的发展，也不能防止某部分的衰落。全城各部分是随着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而有所兴废。北京过去在体形的发展上，没有被它的城墙限制过它必要的展拓和所展拓的方向，就是一个明证。

北京的水源——全城的生命线

从元建大都以来，北京城就有了一个问题，不断地需要完满解决，到了今天同样问题也仍然存在。那就是北京城的水源问题。这问题的解决与否在有铁路和自来水以前的时代里更严重地影响着北京的经济和全市居民的健康。

在有铁路以前，北京与南方的粮运完全靠运河。由北京到通州之间的通惠河一段，顺着西高东低的地势，须靠由西北来的水源。这水源还须供给什刹海、三海和护城河，否则它们会立即枯竭，反成孕育病疫的水洼。水源可以说是北京的生命线。

北京近郊的玉泉山的泉源虽然是“天下第一”，但水量到底有限；供给池沼和饮料虽足够，但供给航运则不足了。辽金时代航运水道曾利用高梁河水，元初则大规模地重新计划。起初曾经引永定河水东行，但因夏季山洪暴发，控制困难，不久即放弃。当时的河渠故道在现在西郊新区之北，至今仍可辨认。废弃这条水道之后的计划是另找泉源。于是便由昌平县神山泉引水南下，建造了一条石渠，将水引到瓮山泊（昆明湖）再由一道石渠东引入城，先到什刹海，再流到通惠河。这两条石渠在西北郊都有残迹，城中由什刹海到二闸的南北河道就是现在南北河沿和御河桥一带。元时所引玉泉山的水是与由昌平南下经同昆明湖入城的水分流的。这条水名金水河，沿途严禁老百姓使用，专引入宫苑地沼，主要供皇室的饮水和栽花养鱼之用。金水河由宫中流到护城河，然后同昆明湖、什刹海那一股水汇流入通惠河。元朝对水源计划之苦心，水道建设规模之大，后代都不能及。城内地下暗沟也是那时留下绝好的基础，经明增设，到现在还是最可贵的下水道系统。

明朝先都南京，昌平水渠破坏失修，竟然废掉不用。由昆明湖出来的水与由玉泉山出来的水也不两河分流，事实上水源完全靠玉泉山的水。因此水量顿减，航运当然不能入城。

到了清初建设时，曾作补救计划，将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同香山的泉水都加入利用，引到昆明湖。这段水渠又破坏失修后，北京水量一直感到干涩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若干年中，三海和护城河淤塞情形是愈来愈严重，人民健康曾大受影响。龙须沟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九五○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大力疏浚北京河道，包括三海和什刹海，同时疏通各种沟渠，并在西直门外增凿深井，增加水源。这样大大地改善了北京的环境卫生，是北京水源史中又一次新的纪录。现在我们还可以期待永定河上游水利工程，眼看着将来再努力沟通京津水道航运的事业。过去伟大的通惠运河仍可再用，是我们有利的发展基础。

北京的城市格式——中轴线的特征

如上文所曾讲到，北京城的凸字形平面是逐步发展而来。它在十六世纪中叶完成了现在的特殊形状。城内的全部布局则是由中国历代都市的传统制度，通过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元、明、清三代政治经济实际情况而发展的具体形式。这个格式的形成，一方面是遵循或承袭过去的一般的制度，一方面又由于所尊崇的制度同自己的特殊条件相结合所产生出来的变化运用。北京的体形大部分是由于实际用途而来，又曾经过艺术的处理而达到高度成功的。所以北京的总平面是经得起分析的。过去虽然曾很好地为封建时代服务，今天它仍然能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生活服务，并还可以再作社会主义时代的都城，毫不阻碍一切有利的发展。它的累积的创造成绩是永远可以使我们骄傲的。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的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当地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自己的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地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的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

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岛塔和妙应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异。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感觉不到吗？

北京的交通系统及街道系统

北京是华北平原通到蒙古高原、热河山地和东北的几条大路的分岔点，所以在历史上它一向是一个政治、军事重镇。北京在元朝成为大都以后，因为运河的开凿，以取得东南的粮食，才增加了另一条东面的南北交通线。一直到今天，北京与南方联系的两条主要铁路干线都沿着这两条历史的旧路修筑；而京包、京热两线也正筑在我们祖先的足迹上。这是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北京便很自然地成了华北北部最重要的铁路衔接站。自从汽车运输发达以来，北京也成了一个公路网的中心。西苑、南苑两个飞机场已使北京对外的空运有了站驿。这许多市外的交通网同市区的街道是息息相关、互相衔接的，所以北京城是会每日增加它的现代效果和价值的。

今天所存在的城内的街道系统，用现代都市计划的原则来分析，是一个极其合理、完全适合现代化使用的系统。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中世纪城市所没有的。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敬佩我们祖先伟大的智慧。

这个系统的主要特征在大街与小巷，无论在位置上或大小上，都有明确的分别；大街大致分布成几层合乎现代所采用的“环道”；由“环道”明确的有四向伸出的“辐道”。结果主要的车辆自然会汇集在大街上流通，不至于无故地去窜小胡同，胡同里的住宅得到了宁静，就是为此。

所谓几层的环道，最内环是紧绕宫城的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南北长街、景山前大街。第二环是王府井、府右街，南北两面仍是长安街和景山前大街。第三环以东西交民巷、东单、东四，经过铁狮子胡同、后门、北海后门、太平仓、西四、西单而完成。这样还可更向南延长，经宣武门、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而入崇文门。近年来又逐步地开辟一个第四环，就是东城的南北小街、西城的南北沟沿、北面的北新桥大街，鼓楼东大街，以达新街口。但鼓楼与新街口之间因有什刹海的梗阻，要多少费点事。南面则尚未成环（也许可与东交民巷衔接）。这几环中，虽然有多少尚待展宽或未完全打通的段落，但极易完成。这是现代都市计划学家近年来才发现的新原则。欧美许多城市都在它们的弯曲杂乱或呆板单调的街道中努力计划开辟成环道，以适应控制大量汽车流通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北京却可应用六百年前建立的规模，只须稍加展宽整理，便可成为最理想的街道系统。这的确是伟大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余荫”。

有许多人不满北京的胡同，其实胡同的缺点不在其小，而在其泥泞和缺乏小型空场与树木。但它们都是安静的住宅区，有它的一定优良作用。在道路系统的分配上也是一种很优良的秩序。这些便是以后我们发展的良好基础，可以予以改进和提高的。

北京城的土地使用——分区

我们不敢说我们的祖先计划北京城的时候，曾经计划到它的土地使用或分区。但我们若加以分析，就可看出它大体上是分了区的，而且在位置上大致都适应当时生活的要求和社会条件。

内城除紫禁城为皇宫外，皇城之内的地区是内府官员的住宅区。皇城以外，东西交民巷一带是各衙署所在的行政区（其中东交民巷在《辛丑条约》之后被划为“使馆区”）。而这些住宅的住户，有很多就是各衙署的官员。北城是贵族区，和供应他们的商店区，这区内王府特别多。东西四牌楼是东西城的两个主要市场；由它们附近街巷名称就可看出。如东四牌楼附近是猪市大街、小羊市、驴市（今改“礼士”）胡同等；西四牌楼则有马市大街、羊市大街、羊肉胡同、缸瓦市等。

至于外城，大体地说，正阳门大街以东是工业区和比较简陋的商业区，以西是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以东以商业命名的街道有鲜鱼口、瓜子店、果子市等；工业的则有打磨厂、梯子胡同等。以西主要的是珠宝市、钱市胡同、大栅栏等，是主要商店所聚集，但也有粮食店、煤市街。崇文门外则有巾帽胡同、木厂胡同、花市、草市、磁器口等，都表示着这一带的土地使用性质。宣武门外是京官住宅和各省府州县会馆区，会馆是各省入京应试的举人们的招待所，因此知识分子大量集中在这一带。应景而生的是他们的“文化街”，即供应读书人的琉璃厂的书铺集团，形成了一个“公共图书馆”；其中掺杂着许多古玩铺，又正是供给知识分子观摩的“公共文物馆”。其次要提到的就是文娱区；大多数的戏院都散布在前门外东西两侧的商业区中间。大众化的杂耍场集中在天桥。至于骚人雅士们则常到先农坛迤西洼地中的陶然亭吟风咏月，饮酒赋诗。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往北京的土地使用，的确有分区的现象。但是除皇城及它迤南的行政区是多少有计划的之外，其他各区都是在发展中自然集中而划分的。这种分区情形，到民国初年还存在。

到现在，除去北城的贵族已不贵了，东交民巷又由“使馆区”收复为行政区而仍然兼是一个有许多已建立邦交的使馆或尚未建立邦交的使馆所在区，和西交民巷成了银行集中的商务区之外，大致没有大改变。近二三十年来的改变，则在外城建立了几处工厂。王府井大街因为东安市场之开辟，再加上供应东交民巷帝国主义外交官僚的消费，变成了繁盛的零售商店街，部分夺取了民国初年军阀时代前门外的繁荣。东西单牌楼之间则因长安街三座门之打通而繁荣起来，产生了沿街“洋式”店楼型制。全城的土地使用，比清末民初时期显然增加了杂乱错综的现象。幸而因为北京以往并不是一个工商业中心，体形环境方面尚未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

北京是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文物建筑最多的城。元、明、清历代的宫苑、坛庙、塔寺分布在全城，各有它的历史艺术意义，是不用说的。要再指出的是：因为北京是一个先有计划然后建造的城（当然，计划所实现的都曾经因各时代的需要屡次修正，而不断地发展的）。它所特具的优点主要就在它那具有计划性的城市的整体。那宏伟而庄严的布局，在处理空间和分配重点上创造出卓越的风格，同时也安排了合理而有秩序的街道系统，而不仅在它内部许多个别建筑物的丰富的历史意义与艺术的表现。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北京城部署骨干的卓越，北京建筑的整个体系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继续有传统的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这是我们对北京城不可忽略的起码认识。

就大多数的文物建筑而论，也都不仅是单座的建筑物，而往往是若干座合组而成的整体，为极为宝贵的艺术创造，故宫就是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其他如坛庙、园苑、府第，无一不是整组的文物建筑，有它全体上的价值。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楼、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式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曲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过去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我们不同体系、不同格调的各型各式的所谓洋式楼房，所谓摩天高楼，模仿到家或不到家的欧美系统的建筑物，庞杂凌乱地大量渗到我们的许多城市中来，长久地劈头拦腰破坏了我们的建筑情调，渐渐地麻痹了我们对于环境的敏感，使我们习惯于不调和的体形或习惯于看着自己优美的建筑物被摒斥到委曲求全的夹缝中，而感到无可奈何。我们今后在建设中，这种错误是应该予以纠正了。代替这种蔓延野生的恶劣建筑，必须是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比如明年，在天安门的前面，广场的中央，将要出现一座庄严伟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几年以后，广场的外围将要建起整齐壮丽的建筑，将广场衬托起来。长安门（三座门）外将是绿荫平阔的林荫大道，一直通出城墙，使北京向东西城郊发展。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将要更显得雄伟美丽了。总之，今后我们的建设，必须强调同环境配合，发展新的来保护旧的，这样才能保存优良伟大的基础，使北京城永远保持着美丽、健康和年轻。

北京城内城外无数的文物建筑，尤其是故宫、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中山公园）、天坛、先农坛、孔庙、国子监、颐和园等等，都普遍地受到人们的赞美。但是一件极重要而珍贵的文物，竟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乃至被人忽视，那就是伟大的北京城墙。它的产生，它的变动，它的平面形成凸字形的沿革，充满了历史意义，是一个历史现象辩证地发展的卓越标本，已经在上文叙述过了。至于它的朴实雄厚的壁垒，宏丽嶙峋的城门楼、箭楼、角楼，也正是北京体形环境中不可分离的艺术构成部分，我们还需要首先特别提到。苏联人民称斯摩林斯克的城墙为苏联的颈链，我们北京的城墙，加上那些美丽的城楼，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中华人民的璎珞了。古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台——古代封建主的某些殿宇是筑在高台上的，台和城墙有时不分——后来发展成为唐宋的阁与楼时，则是在城墙上含有纪念性的建筑物，大半可供人民登临。前者如春秋战国燕和赵的丛台，西汉的未央宫，汉末曹操和东晋石赵在邺城的先后两个铜雀台，后者如唐宋以来由文字流传后世的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等。宋代的宫前门楼宣德楼的作用也还略像一个特殊的前殿，不只是一个仅具形式的城楼。北京嶙峙着许多壮观的城楼角楼，站在上面俯瞰城郊，远览风景，可以供人娱心悦目，舒畅胸襟。但在过去的封建时代里，因人民不得登临，事实上是等于放弃了它的一个可贵的作用。今后我们必须好好利用它为广大人民服务。现在前门箭楼早已恰当地作为文娱之用。在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又有人建议用崇文门、宣武门两个城楼做陈列馆，以后不但各城楼部可以同样地利用，并且我们应该把城墙上面的全部面积整理出来，尽量使它发挥它所具有的特长。城墙上面面积宽敞，可以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公园椅，每隔若干距离的敌台上可建凉亭，供人游息。由城墙或城楼上俯视护城河，与郊外平原，远望西山远景或紫禁城宫殿，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三九点七五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

我们应该怎样保护这庞大的伟大的杰作

中国人民的首都正在面临着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市政建设高潮的前夕。解放两年以来，北京已在以递加的速率改变，以适合不断发展的需要。今后一二十年之内，无数的新建筑将要接踵地兴建起来，街道系统将加以改善，千百条的大街小巷将要改观，各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将要划分出来。北京城是必须现代化的；同时北京城原有的整体文物性特征和多数个别的文物建筑又是必须保存的。我们必须“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我们对这许多错综复杂问题应如何处理？是每一个热爱中国人民首都的人所关切的问题。

如同在许多其他的建设工作中一样，先进的苏联已为我们解答了这问题，立下了良好的榜样。在《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一书中，苏联的建筑史家N.窝罗宁教授说：

“计划一个城市的建筑师必须顾到他所计划的地区生活的历史传统和建筑的传统。在他的设计中，必须保留合理的、有历史价值的一切和在房屋类型和都市计划中，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特征的一切；同时这城市或村庄必须成为自然环境中的一部分。……新计划的城市的建筑样式必须避免呆板硬性的规格化，因为它将掠夺城市的个性；它必须采用当地居民所珍贵的一切。

“人民在便利、经济和美感方面的需要，他们在习俗与文化方面的需要，是重建计划中所必须遵守的第一条规则。”

窝罗宁教授在他的书中举了许多实例。其中一个被称为“俄罗斯的博物院”的诺夫哥罗德城，这个城的“历史性文物建筑比任何一个城都多”。

“它的重建是建筑院院士舒舍夫负责的。他的计划做了依照古代都市计划制度重建的准备——当然加上现代化的改善。……在最卓越的历史文物建筑周围的空地将布置成为花园，以便取得文物建筑的观景。若干组的文物建筑群将被保留为国宝；……

“关于这城……的新建筑样式，建筑师们很正确地拒绝了庸俗的‘市侩式’建筑，而采取了被称为‘地方性的拿破仑时代式’建筑，因为它是该城原有建筑中最典型的样式。

“……建筑学者们指出：在计划重建新的诺夫哥罗德的设计中，要给予历史性文物建筑以有利的位置，使得在远处近处都可以看见它们的原则的正确性。

“对于许多类似诺夫哥罗德的古俄罗斯城市之重建的这种研讨将要引导使问题得到最合理的解决，因为每一个意见都是对于以往的俄罗斯文物的热爱的表现。”

怎样建设“中国的博物院”的北京城，上面引录的原则是正确的。让我们向诺夫哥罗德看齐，向舒舍夫学习。

(1)　原载于1951年4月《新观察》第2卷7~8期，署名梁思成，但梁先生附注了“本文虽是作者答应担任下来的任务，但在实际写作进行中，都是同林徽因分工合作，有若干部分还偏劳了她”的声明。故此，本篇文章也一并收入。

附录

中国建筑彩画图案·序

在高大的建筑物上施以鲜明的色彩，取得豪华富丽的效果，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建筑艺术加工方面特别卓越的成就之一。彩画图案在开始时是比较单纯的。最初是为了实用，为了适应木结构上防腐防蠹的实际需要，普遍地用矿物原料的丹或朱，以及黑漆、桐油等涂料敷饰在木结构上；后来逐渐和美术上的要求统一起来，变得复杂丰富，成为中国建筑装饰艺术中特有的一种方法。例如在建筑物外部涂饰了丹、朱、赭、黑等色的楹柱的上部，横的结构如阑额枋檩上，以及斗拱椽头等主要位置在瓦檐下的部分，画上彩色的装饰图案，巧妙地使建筑物增加了色彩丰富的感觉，和黄、丹或白垩刷粉的墙面，白色的石基、台阶以及栏楯等物起着互相衬托的作用；又如彩画多以靛青翠绿的图案为主，用贴金的线纹，彩色互间的花朵点缀其间，使建筑物受光面最大的豪华的丹朱或严肃的深赭等，得到掩映在不直接受光的檐下的青、绿、金的调节和装饰；再如在大建筑物的整体以内和它的附属建筑物之间，也利用色彩构成红绿相间或是金朱交错的效果（如朱栏碧柱、碧瓦丹楹或朱门金钉之类），使整个建筑纽群看起来辉煌闪烁，借此形成更优美的风格，唤起活泼明朗的韵律感。特别是这种多色的建筑体形和优美的自然景物相结合的时候，就更加显示了建筑物美丽如画的优点，而这种优点，是和彩画装饰的作用分不开的。

在中国体系的建筑艺术中，对于建筑物细致地使用多样彩色加工的装饰技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琉璃瓦作”发明之后，应用各种琉璃构件和花饰的形制；另一种就是有更悠久历史的彩画制度。

中国建筑上应用彩画开始于什么年代呢？

在木结构外部刷上丹红的颜色，早在春秋时代就开始了；鲁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是见于古书上关于鲁国的记载的。还有臧文仲“山节藻棁”之说，素来解释为讲究华美建筑在房屋构件上加上装饰彩画的意思。从楚墓出土文物上的精致纹饰看来，春秋时代建筑木构上已经有一些装饰图案，这是很可能的。至于秦汉在建筑内外都应用华丽的装饰点缀，在文献中就有很多的记述了。《西京杂记》中提到“华榱壁珰”之类，还说：“椽榱皆绘龙蛇萦绕其间”和“柱壁皆画云气花蘤，山灵鬼怪”。从汉墓汉砖上所见到的一些纹饰来推测，上述的龙纹和云纹都是可以得到证实的。此外记载上所提到的另一个方面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绫锦织纹图案应用到建筑装饰上的历史。例如秦始皇咸阳宫“木衣绨绣，土被朱紫”之说，又如汉代宫殿中有“以椒涂壁，被以文绣”的例子。《汉书·贾谊传》里又说：“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在柱上壁上悬挂丝织品和在墙壁梁柱上涂饰彩色图画，以满足建筑内部华美的要求，本来是很自然的。这两种方法在发展中合而为一时，彩画自然就会采用绞锦的花纹，作为图案的一部分。在汉砖上、敦煌石窟中唐代边饰上和宋《营造法式》中，菱形锦纹图案都极常见，到了明清的梁枋彩画上，绫锦织纹更成为极重要的题材了。

南北朝佛教流行中国之时，各处开凿石窟寺，普遍受到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当时的艺人匠师，不但大量地吸收外来艺术为宗教内容服务，同时还大胆地将中国原有艺术和外来的艺术相融合，加以应用。在雕刻绘塑的纹饰方面，这时产生了许多新的图案，如卷草花纹、莲瓣、宝珠和曲水万字等，就都是其中最重要的。

综合秦、汉、南北朝、隋、唐的传统，直到后代，在彩画制度方面，云气、龙凤、绫锦织纹、卷草花卉和万字、宝珠等，就始终都是“彩画作”中最主要和最典型的图案。至于设色方法，南北朝以后也结合了外来艺术的优点。《建康实录》中曾说，南朝梁时一乘寺的门上有据说是名画家张僧繇手笔的“凹凸花”，并说：“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宋代所规定的彩画方法，每色分深浅，并且浅的一面加白粉，深的再压墨，所谓“退晕”的处理，可能就是这种画法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实物，最早的有乐浪郡墓中彩饰；其次就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和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中北魏、隋、唐的洞顶、洞壁上的花纹边饰；再次就是四川成都两座五代陵墓中的建筑彩画。现存完整的建筑正面全部和内部梁枋的彩画实例，有敦煌莫高窟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九八○年）的窟廊。辽金元的彩画见于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河北安平圣姑庙等处。

宋代《营造法式》中所总结的彩画方法，主要有六种：一、五彩遍装；二、碾玉装；三、青绿叠晕棱间装；四、解绿装；五、丹粉刷饰；六、杂间装。工作过程又分为四个程序：一、衬地；二、衬色；三、细色；四、贴金。此外还有“叠晕”和“剔填”的着色方法。应用于彩画中的纹饰有“华纹”“琐纹”“云纹”“飞仙”“飞禽”及“走兽”等几种。“华纹”又分为“九品”，包括“卷草”花纹在内，“琐纹”即“锦纹”，分有六品。

明代的彩画实物，有北京东城智化寺如来殿的彩画，据建筑家过去的调查报告，说是：“彩画之底甚薄，各材刨削平整，故无披麻捉灰的必要，梁枋以青绿为地，颇雅素，青色之次为绿色，两色反复间杂，一如宋、清常则；其间点缀朱金，鲜艳醒目，集中在一二处，占面积极小，不以金色作机械普遍之描画，且无一处利用白色为界线，乃其优美之主因。”调查中又谈到智化寺梁枋彩画的特点，如枋心长为梁枋全长的四分之一，而不是清代的三分之一；旋花作狭长形而非整圆，虽然也是用一整二破的格式。又说枋心的两端尖头不用直线，“尚存古代萍藻波纹之习”。

明代彩画，其他如北京安定门内文丞相祠檐枋，故宫迎瑞门及永康左门琉璃门上的额枋等，过去都曾经有专家测绘过。虽然这些彩画构图规律和智化寺同属一类，但各梁上旋花本身和花心、花瓣的处理，都不相同，且旋花大小和线纹布局的疏密，每处也各不相同。花纹区划有细而紧的和叶瓣大而爽朗的两种，产生极不同的效果。全部构图创造性很强，极尽自由变化之能事。

清代的彩画，继承了过去的传统，在取材上和制作方法上有了新的变化，使传统的建筑彩画得到一定的提高和发展。从北京各处宫殿、庙宇、庭园遗留下来制作严谨的许多材料来看，它的特点是复杂绚烂，金碧辉煌，形成一种眩目的光彩，使建筑装饰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某些主要类型的彩画，如“和玺彩画”和“旋子彩画”等，都是规格化的彩画装饰构图，这样，在装饰任何梁枋时就便于保持一定的技术水平，也便于施工；并使徒工易于掌握技术。但是，由于这种规格化十分严格地制定了构图上的分划和组合，便不免限制了彩画艺人的创造能力。虽然细节花纹可以作若干变化，但这种过分标准化的构图规定是有它的缺点的。在研究清式的建筑彩画方面，对于“和玺彩画”“旋子彩画”以及庭园建筑上的“苏式彩画”，过去已经作了不少努力，进行过整理和研究，本书的材料，便是继续这种研究工作所作的较为系统的整理。但是，应该提出的是：清代的彩画图案是建筑装饰中很丰富的一项遗产，并不限于上面三类彩画的规制。现存清初实物中，还有不少材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特别是北京故宫保和殿的大梁，乾隆花园佛日楼的外檐，午门楼上的梁架等清代早期的彩画，都不属于上述的三大类，便值得注意。因此，这种整理工作仅是一个开始，一方面，为今后的整理工作提供了材料；另一方面，许多工作还等待继续进行。

本书是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聘请北京彩画界老艺人刘醒民同志等负责绘制的，他们以长期的实践经验，按照清代乾隆时期以后流行的三大类彩画规制所允许的自由变化，把熟练的花纹作不同的错综，组合成许多种的新样式。细部花纹包括了清代建筑彩画图案的各种典型主题，如夔龙、夔凤、卷草、西番莲、升龙、坐龙，及各种云纹、草纹，保存了丰富的清代彩画图案中可宝贵的材料。有些花纹组织得十分繁密匀称，尤其难得。但在色彩上，因为受到近代常用颜料的限制，色度强烈，有一些和所预期的效果不相符，如刺激性过大或白粉量太多之处。也有些在同一处额枋上纹饰过于繁复，在总体上表现一致性不强的缺点。

总之，这一部彩画图案，给建筑界提出了学习资料，但在实际应用时，必须分析它的构图、布局、用色、设计和纹饰线路的特点，结合具体的用途，变化应用；并且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从现实生活的需要出发，逐渐创作出新的彩画图案。因此，务必避免抄袭或是把它生硬地搬用到新的建筑物上，不然便会局限了艺术的思想性和创造性。本集彩画中每种图案，可说都是来自历史上很早的时期，如云气、龙纹、卷草、西番莲等，在长久的创作实践中都曾经过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发展；美术界和建筑界应当深刻地体会彩画艺术的传统，根据这种优良的传统，进一步地灵活应用，变化提高，这就是我们的创作任务。这本集子正是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与必要的参考。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胡适、沈从文、林徽因、吴晗等大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使中国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我们出版了这套常识系列丛书。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貌外，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通用简体字。

三、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那”“哪”，“么”“吗”等。

四、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琅邪”改“琅琊”，“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等。

五、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统一用今日常用译法。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第一章 

诗经与楚辞

我们开始叙述中国的文学，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中国在她的文学史的第一章，乃与希腊与印度不同，中国无《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无《摩诃波罗多》与《罗摩衍那》，乃至并无一篇较《伊利亚特》诸大史诗简短的、劣下的、足以表现中国古代的国民性与国民生活和伟大的人物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的人物，足以供构成史诗资料的，当然不在少数，却仅能成为简朴如人名、地名字典的编年史与叙事极简洁的《史记》的本纪或列传中的人名，而终于不能有一篇大史诗出现。我们不能相信，古代的时候，中国的各地乃绝对的没有产生过叙述大英雄的、国民代表的伟大事迹的简短的民歌；但其所以不能将那许多零片集合融冶而为一篇大史诗以遗留给我们者，其最大原因恐在于：那时没有伟大天才的诗人如所谓荷马、跋弥之流以集合之、融冶之；而其一小部分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的大学者如孔丘、墨翟之流，仅知汲汲于救治当时的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的弊端，而完全忽略了国民文学资料的保存的重要。因此，我们的在古代的许多民间传说，乃终于渐渐地为时代所扫除、所泯灭而一无痕迹可寻了。这真是我们的一种极大的损失！

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中国古代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诗经》，一部是《楚辞》。这两部大作品，都是公元前3、4世纪后商之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汉中叶）的出产物。《诗经》是公元前3、4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北部的民间诗歌的总集（《诗经》内容甚杂，但以民间诗歌为最多）；《楚辞》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中国南部的作品的总集，其中亦有一部分是“非南方人”所仿作的。除了这两部作品以外，古代的中国文学中，没有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作品了。虽然有几篇作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26世纪，如《吴越春秋》所载之《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相传以为是黄帝时作，又如《帝王世纪》所载之《击壤歌》，《尚书大传》所载之《卿云歌》三章，相传以为尧、舜时作之类，虽我们不能说其伪迹如明人所作之《皇娥歌》《白帝子歌》之明显，然其真实之时代我们却绝不能断定能较《诗经》更早至1、2世纪以前。记载这些诗歌的书，本不甚可靠，也许其时代较《诗经》为更后。且此种作品，俱为不甚重要之零片，在文学史上俱无甚价值可言，自上古以至秦，除《诗经》与《楚辞》外，合真伪的诗歌而并计之（其实大部分是伪的），其总数不过百篇，只能集成极薄的一小本。所以我们论中国的古代文学，舍《诗经》与《楚辞》以外，直寻不出什么更重要的、更伟大的文学作品出来。且这两部不朽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都产生过极伟大、极久远的影响。

《诗经》

《诗经》出现在孔子、孟子时代的前后，对于一般政治家、文人等等，即已具有如《旧约》《新约》及荷马的两大史诗之对于基督教徒与希腊作家一样的莫大的威权。政治家往往引《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辩论讽谏的根据；论文家及传道者亦常引用《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宣传或讨论的证助；有的时候，许多人也常常讽诵《诗经》的一二诗句以自抒叙其心意。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晋人许之。（《左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友曰：“……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㕙，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则虽东郭㕙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新序》）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韩诗外传》）

像这种例子，在《左传》《国语》，以至其他诸古书中到处皆是。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诗经》的势力，在那些时候是如何地盛大！到了汉以后，《诗经》成了“中国圣经”之一，其威权自然是永远维持下去。

从文学史上看来，《诗经》的影响亦极大，汉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辞》以外，所受到的影响最深的就是《诗经》了。自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应治》《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著地受有《诗经》里的诗篇风格的感化。不过，自此以后，《诗经》成了圣经，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环，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地微弱了。

《诗经》里的诗歌，共有305篇；据相传之说，尚有《南陔》《白华》等6篇笙歌，有其义而亡其辞（此说可信否，待后讨论）。此300余篇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种。风有十五，雅有小雅、大雅，颂有周、鲁、商三颂。现在据《毛诗》的本子，将其前后的次序列表如下：

这个次序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所谓风、雅、颂之意义如何呢？风、雅、颂之分究竟恰当与否呢？这都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

据传统的解释家的意见，以为：“风，风也，歌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卫宏《诗序》）他们的这种意见是很可笑的；因为他们承认《关雎》《麟之趾》以及其他“二南”中诸诗篇，为受王者之教化，而其他的大部分国风之诗篇，则为刺上的、讥时的；于是“二南”中的情诗，便被他们派为“后妃之德”，其他国风中的同样的情诗却被他们说成“刺好色”了。其实“二南”中的诗与邶、卫、郑、陈诸风中的诗其性质极近，并无所谓“教化”与“讥刺”的区别在里面的。他们关于雅、颂的解释，也极不清楚。

续表

推翻他们的传说的附会的解释的，是郑樵的“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之说。（见《通志·乐略》，郑樵的《六经奥论》亦畅发是说。）

郑樵以为古之诗，即今之辞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这种解释，自然较汉儒已进了一步，且在古书中也有了不少的证据。但《诗经》中的所有的诗，果皆有谱乎？果皆可以入乐乎？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且诗之分风、雅、颂，果为乐声不同之故乎？他说：“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实则孔子固常言：“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孔子对于诗之观念，恰与郑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专以诗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诗之情绪，诗之意义以至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以为应世之用。

据我的直觉的见解，《诗经》中的大部分诗歌，在当时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乐的，但如几个无名诗人的创作，如《无羊》《正月》《十月》《雨无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写当时政治的衰坏（如《正月》等），及描写羊、牛与牧人的情境的（如《无羊》），都是一时间的情绪的产品，绝非依谱而歌的，也绝无人采取他们以入乐的（《诗经》中入乐的诗与非入乐的诗，似有显然的区别，细看可以知道）

。所以说全部《诗经》的诗篇当时都是有谱的乐歌，理由实极牵强。

至于风、雅、颂的区别，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很无聊、很勉强的举动。就现在的《诗经》看来，此种分别早已混乱而不能分别，“雅”为朝廷之歌，而其中却杂有不少的民歌在内，如《小雅》的《杕杜》与《魏风》的《陟岵》，一言征夫之苦，一言行役之苦，如《小雅》的《菁菁者莪》《都人士》《裳裳者华》，及《隰桑》诸诗，与国风中的《草虫》《采葛》《风雨》《晨风》诸诗置之一处，直是毫无差别！如《白华》《谷风》，也都是极好的民歌；“颂”中都是祭祀神明之歌，似无将所有的颂神诗都归入“颂”内，而不料许多的颂神诗，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如《大雅》中之《凫鹥》却又不列于“颂”中而列于“雅”中。似此混杂无序的地方，全部《诗经》中不知有多少，现在不过略举几个例而已。这种混杂无序的编集，不是因为编定《诗经》的无识，便是因为汉儒的窜乱。我以为“汉儒窜乱”的假定，似更为可信，因编定《诗经》者，当他分别风、雅、颂时，必定有个标准在，绝不至于以应归于“颂”的诗而归之于“雅”，或把应归于“雅”的诗而归之于“风”。汉儒之窜乱古书，与他们之误解古书，是最昭显的事实。所以一部《诗经》如非经过他们的窜乱，其次序断不至于纷乱无序到如此地步。不知今古来许多说《诗经》的人，怎么都只知辩解诗义或释明“风”“雅”“颂”之意义，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注意到这一层。

现在，我们研究《诗经》却非冲破这层迷障不可了！我们应该勇敢地从诗篇的本身，区分它们的性质。我们必要知道《诗经》的内容原是极复杂的，“风”“雅”“颂”的三个大别，本不足以区分全部《诗经》的诗篇。所以我们不仅以打破现在的《诗经》的次序而把它们整齐地归之于“风”“雅”“颂”三大类之中，且更应进一步而把“风”“雅”“颂”三类大别打破，而另定出一种新的更好的次序来。

我现在依我个人的臆见，姑把全部《诗经》中的诗，归纳到下列的几个范围之内：

诗人的创作，在《诗经》中并不多，卫宏的《诗序》所叙的某诗为某人所作的话，几乎完全靠不住。在我们所认为诗人所创作的许多诗篇中，大概都是无名的诗人所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我们从他们的诗句中，知道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的《节南山》言“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大雅》的《嵩高》《烝民》俱言“吉甫作诵”之类。此外我们从《尚书》《左传》以及汉人所著的书里，也可以知道几个诗人的姓名，但这种记载，却都是不甚可靠的。不过在许多诗篇中，哪一篇是诗人的创作，我们约略可以知道而已。在这些创作中，有几篇是极好的诗，如：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鳢匪鲔，潜逃于渊。（《小雅·四月》）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搅我心！（《小雅·何人斯》）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豳·鸱鸮》）

都是很美的，很能表白出作者的真恳情绪。

民间歌谣都是流传于大多数孺妇农工之口中，而无作者的名氏的。其中最占多数的是恋歌；这些恋歌真是词美而婉，情真而迫切，在中国的一切文学中，它们可占到极高的地位。例如：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皙皙。（《陈风·东门之杨》）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魏风·十亩之间》）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郑风·子衿》）

自伯之东，首如飞篷。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伯兮》）

随意举几首出来，我们已觉得它们都是不易见的最好的恋歌了。“结婚歌”在《诗经》中也有好多首，如《关雎》《鹊巢》《桃夭》之类，我们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周南·关雎》）明明可以看出前者是嫁女时乐工唱的祝颂歌，后者是娶亲时所唱的乐歌。（近人辟《诗序》释《关雎》之错误，以为《关雎》本是“恋歌”，其实也错了，《关雎》明明是一首结婚歌。

）

“挽歌”《诗经》中很少。只有《蓼莪》《葛生》等数首。《葛生》为悼亡而作，如：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诸句，读之使人凄然泪下；《蓼莪》为哀悼父母之歌，如：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诸句，亦至情流溢。

“颂贺歌”如《麟之趾》等是，但不多，且不甚重要。

关于“农事”的歌，《诗经》中亦不甚多，但都是极好的，如《七月》，是叙农工的时序的；如《楚茨》《信南山》，是农家于收获时祭祖之歌；如《甫田》《大田》，是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如《行苇》《既醉》，似都是祭事既毕之后，聚亲朋邻里宴饮之歌；如《无羊》，则为最好的牧歌：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矣，室家溱溱。”

其他不属于上列范围的民歌亦甚多。

贵族乐歌，大部分都是用于宗庙，以祭先祖、先王的，或是祷歌或颂神歌。其他一部分则为宴会之歌，为田猎之歌，为战事之歌。这种乐歌，我们都觉得不大愿意读，因为它们里面没有什么真挚的诗的情绪。（正如当我们翻开《乐府诗集》时，不愿读前半部的《汉郊祀歌》《齐明堂歌》之类，而愿意读后半部之《横吹曲》《相和歌》之类的情形一样。）

《诗经》的时代之难于稽考，也与它的诗篇的许多作者姓名之难于稽考一样。我们现在仅知道，除了《商颂》中的5篇，为商代（公元前1700年以后，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产物以外，其余301篇都是周代（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550年前后）

的产物。在这301篇诗歌中，多数诗篇都是带着消极的、悲苦的辞调，对于人生的价值起了怀疑，有的言兵役之苦，有的则攻击执政者的贪暴，有的则因此遁于极端的享乐之途。如：

踧踧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我躬不阅，遑恤我后。（《小雅·小弁》）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启居，狁之故。（《小雅·采薇》）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风·山有枢》）

诸诗，都足以表现出丧乱时代的情形与思想。而这个丧乱时代，大约是在周东迁的时代前后，（《小雅》中的《正月》且明显地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所以那些诗篇，大约都是东迁前后的作品。我们研究《诗经》的时代，仅能如此大略地说。至于如卫宏的《诗序》，何楷的《诗世本古义》所指的某诗为某王时的产品，则其不可信，也与他们之妄指某诗、某诗为某人所作一样。

《诗经》的编定者是谁呢？《史记》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删定为305篇，这是说，《诗经》为孔子所删定的，汉人都主此说。其后渐渐有人怀疑，以为孔子不会把古诗删去了十分之九。郑樵则以为孔子取古诗之有谱可歌300篇，其余则置之，谓之“逸诗”。有一部分人则以为古诗不过三百，孔子本不曾删。崔述也赞成孔子未删诗之说，以为：“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逢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则失传耳。”（《读风偶识》）其意盖以《诗经》之流传，为有人爱好诵习之故，并没有什么人去删定。但以上诸说，都有可疑之处。古诗三千余首之说，原不足信，但古代之诗不止《诗经》中的三百，则为显然的事实。在《国语》《礼记》《左传》《论语》诸书中，我们曾看到好几首零片的逸诗，故古诗不过三百之说全不足信；郑樵以300篇俱是有谱可歌的诗，也不足信（上面已提过）；崔述之说，理由甚足；但口头流传的东西，绝不能久远，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绝难完整地流传至汉。（如当时没有一个编定者，恐《诗经》的诗，至汉时至多不过存十分之一。观古诗除《诗经》中之诗外，流传下来的极少，即可知。）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绝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大约在辗转传习之时，其次序必有被窜乱的，也必有几篇诗歌被逸散了。如《六笙诗》，恐就是有其题名而逸其辞的，并不是什么“有其义而亡其辞”，也不是郑樵所猜度的什么本是“有谱无辞”。

古代的诗歌，流传到现在的虽仅有《诗经》中的305篇（此外所存的极少），然在《诗经》中的这305篇诗歌，却有好些首是重复的，因地域的歧异，与应用之时不同，而一诗被演变为二、为三的。有一部分的诗，虽不能截然断定它们是由一诗而演变的，但至少却可以看出它们的一部分的诗意或辞句的相同。现在且举几个例：

在第一及第三组的这10首诗里，显然地可以看出每组里的几首诗，都是由一首诗演变出来的。这种演变的原因有二：

一、因为地域的不同，使它们在辞句上不免有增减歧异之处，如现在流行的几种民歌《孟姜女》与《五更转》之类，各地所唱的词句便都有不同。（此种例太多，看近人所编的各省歌谣集便更可明了。）

二、因为应用的所在不同，使它们的文字不免有繁衍雕饰的所在，如民间所用的这个歌是朴质的，贵族用的便增出了许多浮文美词了。（第一组的《樛木》《南山有台》及《采菽》即是一个好例。第二组的二首诗，则仅开始的辞句相同，这个例最多。）

古诗的辞句，大概都是四言的，如《书经·皋陶谟》所载的舜与皋陶的赓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帝舜）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之类，即为一例。《诗经》也不能外此，其中大多数的诗都是四言的；间有三言的（如：“螽斯羽，诜诜兮。”），五言的（如：“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以及杂言的，但俱不甚多。所以我们可以说，《诗经》中的诗篇，四言是其正体。

《诗经》在文学上给了我们以不少的抒情诗的瑰宝。同时，在中国的史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它把它的时代完完全全地再现于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代的生活、那时代的思想、那时代的政治状况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最熟悉的植物、禽兽、鱼类、虫类（植物有70种左右，树木有30种左右，兽类有30种左右，鸟类有30种左右，鱼类有10种左右，虫类有20种左右），以及那时代的人民所用的乐器、兵器之类。这种极可靠的史料都是任何古书中所最不易得到的。

《楚辞》

《楚辞》虽没有《诗经》那样的普遍的威权，虽没有什么政治家或传道者拿它的文句为宣传或箴谏的工具，虽没有什么论文家引用它的文句，以为辩论的根据，如他们之引用《诗经》的文句以为用一样，然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楚辞》却并不比《诗经》低下：《楚辞》在文学上的影响，且较《诗经》为尤伟大。《诗经》的影响，在汉六朝之后，似已消失，此后，没有什么人再去模拟《诗经》中的句法了。同时，《诗经》经过汉儒的误释与盲目的崇敬，使它成了一部宗教式的圣经，一切人只知从它里面得到教训，而忘记了——也许是不敢指认——它是一部文学的作品，看不见它的文学上的价值；一切选编古代诗歌的人，都不敢把《诗经》中的诗，选入他们的选本中。（直到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时，这个见解才毅然地被他推倒。）至于《楚辞》，则幸而产生在战国，不曾被孔子所读诵、所“删订”，所以汉儒还勉强认识它的真面目，没有用“圣经”的黑面网把它罩蔽住了。因此《楚辞》在文学上的威权与影响，乃较《诗经》为更伟大，它的文学上的真价，也能被读者所共见。

受《楚辞》的影响最深者，自然是汉与三国、六朝。而六朝之后，《楚辞》的风格与句调，尚时时有人模拟。汉朝的大作家，如贾谊，如司马相如，如枚乘，如扬雄，都是受《楚辞》的影响极深的。贾谊作赋以吊屈原，枚乘之《七发》，其结构有类于《招魂》《大招》，司马相如的诸赋，也显然印有屈宋的踪痕。扬雄本是一个拟古的大家，他的《反离骚》，即极力模拟屈原的《离骚》的。自曹植以后，直至于清之末年，所有的作者，无不多少地受到《楚辞》的影响。其影响的范围，则除了直接导源于《楚辞》之“赋”的一种文体外，其他的诗歌里，以至散文里，也无不多少地受有《楚辞》的恩赐。所以在实际上我们可以放胆地说，自战国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几乎无不受到《楚辞》的影响。《楚辞》的风格与情绪，以及它的秀丽的辞句，感发了无数的作家，给予了无数的资料于他们。（朱熹的《楚辞后语》6卷，共52篇，即总集受《楚辞》的影响的作品，但我们绝不能说《楚辞》的影响，便尽在于这52篇作品之中。）

《楚辞》是一种诗歌的总集。《诗经》所选录的都是北方的诗歌，《楚辞》所选录的则都是南方的诗歌。《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25篇，《唐勒赋》4篇，《宋玉赋》16篇，但无《楚辞》之名。所谓《楚辞》者，乃刘向选集屈原、宋玉诸楚人所作诸辞赋及后人的模拟他们而作的辞赋而为一书之名。现在刘向的原书已不传，现在所传者为王逸的章句及朱熹的集注本。据王逸章句本，共有作品17篇，据朱熹的集注本，则共有作品15篇。朱熹的后半部所收的各篇与王逸的章句本不同。兹将这两种本子的篇目列表如下：

但两种本子，都非原来的刘向所定的《楚辞》本子。朱熹的集注本是他自己编定的，不必论，即王逸的章句本，虽标明是刘向所定，然把班固所说的话：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汉书·地理志》）拿来一看，便觉得它的不大靠得住，因为班氏去刘向之时不远，且多读刘氏之书，如果王逸注本的《楚辞》，乃刘向所编的原书，则班氏所述《楚辞》作家的姓名，不应与现在所传的王逸本《楚辞》的作家的姓名不同。（如无王褒、东方朔之名，而王逸注本却有之。

）大约刘向所定的《楚辞》必曾为王逸所窜乱增订过，刘向、王褒诸人的作品，大约也与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一样，是由他所加入的。

《楚辞》的名称，不是刘向所自创的，大约起于汉初。《史记·屈原列传》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虽未以“楚辞”二字连缀起来说，然楚之有所谓“辞”。及楚之“辞”，乃为当时所最流行的读物，则是显然的事实。《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大约《楚辞》之名，在那时已很流行。说者谓屈、宋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大约最初作《楚辞》者皆为楚人；《楚辞》的风格必是当时楚地所盛行的，正如《诗经》里的诗篇之盛传于北方人民的口中一样。至于后人所作，则其作者不必为楚人，实际上，都不过仅仅模拟《楚辞》的风格而已。

我们对于《楚辞》所最应注意的，乃为《大招》以上的所谓屈原、宋玉、景差诸人所作的《楚辞》——《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10篇作品。至于《惜誓》《招隐士》《哀时命》《九叹》《九思》等汉人模拟的作品，则我们可以不必注意，正如我们之不必注意于《楚辞后语》中的52篇模拟的作品一样。所以现在置它们于不论，只论屈、宋诸人的作品。

屈原是《楚辞》中最伟大的一个作家，全部《楚辞》中，除去几篇别的作家的作品外，便可以成了一部“屈原集”。古代的诗人，我们都不大知道他们的名字，《诗经》里的诗歌，几乎都是无名作家所作的，偶然知道他们名字的几个诗人，其作品又不大重要，只有屈原是古代诗人中最有光荣之名的、最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在中国上古文学史，要找出一个比他更伟大或可以与他比肩的诗人，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对于这个大作家，却不大知道他的生平；除了《史记》里一篇简略的《屈原传》之外，别的详细的材料，我们不能再寻到了。

屈原

屈原，名平，为楚之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即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或云，他生于公元前355年。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肯给他。上官大夫因在怀王前谗害屈原道：“王使屈原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屈每自伐其功，以为非他不能做。”怀王怒，遂疏远屈原。屈原疾王听之不聪，谗陷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于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曰：“不欲得地，愿得张仪。”仪至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原自齐返，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即顷襄王九年）。他的死日，相传是五月五日；这一日是中国的很大的节日，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到现在尚是如此——虽然现在的端午节已没有这种吊悼的情意在里面。

近来有些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如希腊的荷马、印度的跋弥一样，是一个为后人所虚拟的大作家。其实屈原的诗与荷马及跋弥的诗截然不同。荷马他们的史诗，是民间传说的集合融冶而成者；屈原的诗则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苦愁闷的情绪，带着极浓厚的个性在里面，大部分都可以与他的明了的生平相映照。所以荷马他们的史料，我们可以说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他们的自身，我们可以说是“零片集合者”。至于屈原的作品及屈原的自身，我们却万不能说它们或他是虚拟的人物或“零片集合”而成的作品。因为屈原的作品，本来是融成一片的，本来是显然地为一个诗人所创作的。如果说《离骚》《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作的，那么，在公元前340至前280年之间，必定另有一个大诗人去写作这些作品。然而除了屈原之外，那时还有哪一个大诗人出现？还有哪一个大诗人的生平能与《离骚》等作品中所叙的情绪与事迹那样地切合？

屈原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说，有赋25篇。据上面所列的表，王逸注本与朱熹集注本所收的屈原作品皆为7种，但《九歌》有11篇，《九章》有9篇，合计正为25篇，与《汉志》合。（对于这25篇的篇目，论《楚辞》者尚有许多辩论，这里不提及，因为这是很小的问题。）不过这25篇的作品究竟是否皆为屈原作的呢？25篇的篇目是：

《离骚》与《九章》之为屈原的作品，批评家都没有异辞。我们在它们里面，可以看出屈原的丰富的想象，幽沉的悲思，与他的高洁的思想。《离骚》不唯为上古最伟大的作品，也是中国全部文学史上罕见的巨作。司马迁以为：“‘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二说中，以班固之说较明。（《离骚》，英人译为“Fallen into Sorrow”，其意义极明白。《离骚》的全译本在英文中有Legge教授所译的一本。）《离骚》全部共370余句，自叙屈原的生平与他的愿志；他的理想既不能实现，于是他最后只好说：“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在《离骚》中，屈原的文学天才发展到了极高点。他把一切自然界，把历史上一切已往的人物，都用他的最高的想象力，融冶于他的彷徨幽苦的情绪之下。试看：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凰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离骚》）

在这一小段中，他把许多历史上的人物、神话上的人物，如羲和，如望舒，如飞廉，如丰隆，如宓妃，如有娀之佚女，如少康，如有虞之二姚；许多神话上的地名，如咸池，如扶桑，如春宫，如穷石，如洧盘；许多禽鸟与自然的现象，如鸾凤，如飘风，如云霓，如鸩，都汇集在一处，使我们不但不觉其繁复可厌，却反觉得它的有趣，如在读一段极美丽的神话，不知不觉地被带到他的想象之国里去，而如与他同游。这种艺术的手段实是很可惊异的！

《九章》中的9篇作品，每篇都是独立的，著作的时间也相差很远，有的是在将沉江之时作的（如《怀沙》），有的是在他被顷襄王谪迁的时候作的（如《哀郢》与《涉江》）。不知后人为什么把它们包含在一个“九章”的总题目之下？我们读这9篇作品，可以把屈原的生平及思想看得更明白些。

《天问》，有的人以为非屈原所作的。英国的魏莱（Arthur Waley）在他的英译的《中国诗选》第三册“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中曾说，《天问》显然是一种“试题”，不知何故被人杂入屈原的作品中。我们细看《天问》，也觉得它是一篇毫无情绪的作品；所问的都是关于宇宙的、历史的、神话的问题，并无什么文学的价值，可其绝非为我们的大诗人屈原所作的。且它的句法都是四言的，与《楚辞》的风格也绝不相同。但这篇文字，在历史学上却是一篇极可珍异的东西。在它里面，我们可以考出许多古代历史上的事迹与古人的宇宙知识。

《远游》亦有人怀疑它非屈原所作的。怀疑的主要理由，则在于文中所举的人名，如韩众等，并非屈原时代所有的。

《卜居》与《渔父》二篇之非屈原的作品，则更为显明，因为它们开首便都说：“屈原既放”，明为后人的记事，而非屈原所自作的。这两篇东西，大约与关于管仲的《管子》，关于晏婴的《晏子》一样，乃为后人记载他们的生平及言论而作，而非他们自己所作的。但在《卜居》与《渔父》中，屈原的傲洁的不屈于俗的性格与强烈的情绪，却未被记载者所掩没。

《九歌》中有许多篇极美丽的作品，我们读到《湘夫人》里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读到《山鬼》里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诸句，未有不被其美的辞句所感动的。《九歌》之名，由来已久，如《离骚》中言：“启《九辩》与《九歌》兮”，又言：“奏《九歌》而舞《韶》兮。”《天问》中亦言：“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于是有的批评家便以为《九歌》原是楚地的民歌，不是屈原所作的。有的批评家便以为《九歌》是古曲，王逸却说：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章之曲。（《楚辞·九歌》）

这是说屈原作《九歌》，乃为楚地祀神之用的。我觉得民间的抒情诗歌都是很短的，稍长的民歌便词意卑俗，无文学上的价值，看小书摊上所有的“小曲”即可知；其文辞秀美，情绪高洁者，大都为诗人之创作，或诗人的改作，而流传于民间，为他们所传诵者。（如广东的《粤讴》，据说都是一位太守作的。）以此例彼，那么，如《九歌》之词高文雅，似必非楚地的民众所自作，而必为一个诗人为他们写作出来的，或所改作出来的了。所以王逸的话较别的批评家更为可信。至于作者是屈原或是别的无名诗人，则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

宋玉

宋玉是次于屈原的一位楚国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在《楚辞》中只有两篇，一为《九辩》，一为《招魂》。其他，见于《文选》中者，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4篇；见于《古文苑》者，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6篇，合之共12篇，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宋玉赋》16篇，数目不合；如以《九辩》作为9篇计算，则共为20篇，又较《汉志》多出4篇。大约《汉志》所著录之本久已亡失。有许多人以为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这是附会的话。《史记·屈原传》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可见，宋玉未必能及见屈原，大约宋玉的生年，总在于公元前290年前后（屈原自沉的前后），约卒于公元222年以前（即楚亡以前）。至于他的生平，则《史记》并未提起。除了在他的赋里看出些许外，他处别无更详细的记载。大约他于年轻时曾在楚襄王那里（约当襄王末年），做过不甚重要的官，其地位至多如东方朔、司马相如、枚皋之在汉武帝时。其后便被免职，穷困以死。死时的年龄必不甚老。

在宋玉的赋中，《笛赋》显然是后人依托的，因为其中乃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句。其他《风赋》《高唐赋》《神女赋》《大言赋》《小言赋》《登徒子好色赋》《讽赋》《钓赋》《舞赋》9篇，亦似为后人所记述而非宋玉所自作。因为这9篇中都称“宋玉”，称“楚襄王”或“襄王”，与《卜居》《渔父》之称“屈原既放”一样，显然可以看出是后人记述的，正与后人记述管仲的事为《管子》一书而称为“管仲”所自著者同例。但这几篇赋，虽未必出于宋玉之手，其辞意却很有趣味，很有价值，显出作者的异常的机警与修辞的技巧，使我们很高兴读它们，与汉人诸赋之务为夸诞、堆饰无数之浮辞、读之令人厌倦者，其艺术之高下真是相差甚远。如：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此赋之迂诞则极巨伟矣！抑未备也。且一阴一阳，道之所贵，小往大来，剥复之类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则大小备。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细，非妙工也。然则上座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景差曰：“载氛埃兮乘剽尘；体轻蚊翼，形微蚤鳞，聿遑浮踊，凌云纵身。经由针孔，出入罗巾。飘妙翩绵，乍见乍泯。”唐勒曰：“柝飞糠以为舆，剖粃糟以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凭蚋眦以顾盼，附蠛蠓而邀游。准宁隐微以原存亡而不忧。”又曰：“馆于蝇须，宴于毫端，烹虱胫，切虮肝，会九族而同哜，犹委余而不殚。”宋玉曰：“无内之中，微物潜生。比之无象，言之无名。蒙蒙灭景，昧昧遗形。超于太虚之域，出于未兆之庭。纤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视之则眇眇，望之则冥冥。离朱为之叹闷，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为精。”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小言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玉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玉异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梦若何？”玉对曰：“晡夕之后，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纷纷扰扰，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寐而梦之，寤不自识。罔兮不乐，怅然失志。于是抚心定气，复见所梦。”王曰：“状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上古既无，世所未见，瓌姿玮态，不可胜赞。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晔兮如华，温乎如莹，五色并驰，不可殚形。详而视之，夺人目精。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振绣衣，被褂裳。秾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龙乘云翔。嫷被服，侻薄装，沐兰泽，含若芳，性和适，宜侍旁，顺序卑，调心肠……”（《神女赋》）

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词，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登徒子好色赋》）

《讽赋》与《登徒子好色赋》其辞意俱极相似，大约本是一赋，其后演变而为二的；或宋玉原有这一段事，因为记述这段事者有两个人，故所记各有详略及互异处。

在宋玉的所有作品中，可称为他自己所著的，只有《楚辞》里的两篇：《招魂》与《九辩》。但《招魂》一篇，尚有人把它归之于屈原的著作表里面。不过他们却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说出来。所以我们与其剥夺宋玉的《招魂》的著作权而并归之于屈原，毋宁相信它们是宋玉所作的。且在文辞与情思二方面，这一篇东西也都与屈原的别的作品不同。最可以使我们看出宋玉的特有的情调的是《九辩》 ：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漠而无声；雁廱廱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九辩》第一节）

景差

《楚辞》中尚有一篇《大招》，王逸以为是屈原或景差作；朱熹则迳断为景差作。景差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传》里曾提起他的名字，宋玉的《大言赋》与《小言赋》里也有他的名字。大约他与宋玉一样，也是楚王的一位不甚重要的侍臣。其他事实则我们毫无所知。他的著作，除了这篇疑似的《大招》以外，别无他篇。《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只有《唐勒赋》4篇，并无景差的赋。所以这篇《大招》究竟是不是他作的，我们实无从断定。不过《大招》即使不是景差作的，也不能便说是屈原作的，因为《大招》的辞意与《招魂》极相似，而屈原的情调，却不是如此。

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中叙四方及上下之不可居与反归故居之乐）酎饮尽欢，乐先故些。魂来归兮，反故居些。（《招魂》）

魂魄归徕，无远遥只。魂乎归徕，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东有大海，溺水浟浟只。（中叙四方之不可居与反归故居之乐）昭质既设，大侯张只。执弓挟矢，揖辞让只。魂乎徕归，尚三王只。（《大招》）

这两篇的结构是完全相同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仅修辞方面相歧异而已。我们虽不敢断定地说，这两篇本是由一篇东西转变出来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招魂》与《大招》的文意与结构必当时有一种规定，如现在丧事或道观拜天时所用的榜文、奏文一样，因为这两篇是两个诗人作的，所以文意结构俱同而修辞不同。或者这两篇文字当中，有一篇是原作，有一篇是后人所拟作的也说不定。

《楚辞》与《诗经》不同，它是诗人的创作，是诗人的理想的产品，是诗人自诉他的幽怀与愁郁，是欲超出于现实社会的混浊之流的作品，而不是民间的歌谣与征夫或忧时者及关心当时政治与社会的扰乱者的叹声与愤歌，所以我们在它里面，不能得到如在《诗经》里所得到的同样的历史上的许多材料。但它在文学上的影响已足使它占于中国文学史里的一个最高的地位；同时，它的本身，在世界的不朽的文学宝库中也能占到一个永恒不朽的最高的地位。

  第二章 

史书

如果有人编著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他于叙述《诗经》与《楚辞》之外，对于几个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也必定会给予很详细的记载；因为这些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不唯在历史上、哲学上，有他们自己的很高的地位，即使在文学上也有他们的不朽的价值与伟大的影响。如《左传》，如《战国策》，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它们在文学上的影响，实不下于《诗经》与《楚辞》。它们的隽利而畅达的辩论、秀美而独创的辞采、俊捷而动人的叙写，给了后来的文学者以言之不尽的贡献。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无数的人把它们拿来当文学的课本。所以我于讲《诗经》与《楚辞》之后，对于它们也简单地讲述一下。

《尚书》

中国史书的最初一部是《尚书》（《书经》）。这部史书是许多时代的文诰、誓语的总集。间有几篇，为历史家记述的文字，如《尧典》《禹贡》之类。间有几篇，则于文诰之前，加以很简略的记事，如《洪范》，于箕子说“洪范”之前，加以“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的一段话之类。相传《尚书》为孔子所编定，内容原有百篇。经过秦代的焚书之祸后，仅存28篇。汉时，有伏生诸人传授之。这28篇分别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及《秦誓》。这种文诰及记事所包含的时代，为自公元前23世纪（即尧时）至公元前627年（即周襄王二十五年）。但在实际上，它们的最早的作者却绝不是生在公元前23世纪里的，因为在《尚书》的第一篇《尧典》——即叙公元前23世纪里的事的一篇史书——的开头，它的作者便说：“曰，若稽古帝尧。”既曰：“若稽古帝尧”，可知作者的时代必离帝尧的时代很远了。大约《尚书》里的第一位作者，或记载者，至早是生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的。

伏生所传的《尚书》传到了晋时，有名梅赜者，自称又获得“古文尚书”的一种。这一本《尚书》除了28篇与伏生所传的相同外，又增多了《大禹谟》《五子之歌》等25篇，又从《尧典》中分出《舜典》1篇，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1篇，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1篇，又将《盘庚》1篇析为3篇，合共58篇。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怀疑它。宋人才对它生了疑问。到了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力攻它的伪造，而伪造的事实遂判定。

《春秋》

次于《尚书》而产生的是《春秋》。据旧说，这部书是孔子根据“鲁史”而编著的。它所记载的时代为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隔了三年，四月，时孔子死。《春秋》的文字极简单，除了记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外，并没有什么叙述。于是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前后依它的原文，更作较详细的记载或说明。但公羊高和谷梁赤二人所作的传，仅注意于《春秋》的义例，详细说明孔子的褒贬之意，而对于事实并不详述。只有左丘明的传，叙述事实很详尽。左丘明的生平，没有什么记载留传下来，据说，他是一个盲人。他的《春秋传》，不唯供给许多历史的事迹给史学家，且于文学上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文字简质，而叙写却极活跃，有时，也有很美丽的描写，下面举两个例：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心矣。”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的《春秋》，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左丘明的传，则书孔子卒，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始告终止。

《国语?》

记载自公元前990年（即周穆王十二年）至公元前453年（即周贞定王十六年）的诸国的史迹者，有《国语》一书。相传这部书亦为左丘明所作。丘明作《春秋传》意犹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但有的人则以为左丘明并没有著这部书。这部书的性质与《春秋传》不同。《春秋传》是编年的体例，《国语》则分国叙述。《国语》共有21卷，分叙周（3卷）、鲁（2卷）、齐（1卷）、晋（9卷）、郑（1卷）、楚（2卷）、吴（1卷）及越（2卷）八国的重要史事。它在文学上亦有伟大的影响。现在举一两个例在下面，以见它的叙写的一斑：

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智不足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其随武子乎！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国语·晋语》）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遂使之行成于吴……（《国语·越语》）

《战国策》

继续《国语》的体例，而叙三家分晋至楚汉未起之前的重要史事者，有《战国策》一书。《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权威，不下于《春秋》《左传》及《国语》；大部分的读者，且喜欢《战国策》过于《左传》与《国语》。在《战国策》里面，我们看不到一切迂腐的言论与一切遵守传统的习惯与道德的行动；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已完全推倒，完全摧毁，所有的言论都是独创的，直接的，包含可爱的机警与雄辩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勇敢的，不守旧习惯的，都是审辨直接的，利害极为明了的。因此，《战国策》遂给读者以一个新的特创的内容。它如一部中世纪的欧洲的传奇，如一部记述“魏、蜀、吴”三国的史事的小说《三国志》，使读者永远地喜欢读它。《战国策》初名《国策》，或名《国事》，或名《短长》，或名《长书》，或名《修书》，卷帙亦错乱无序。汉时，刘向始把它整理过，定名为《战国策》，分之为33篇。所叙的诸国，为东周（1篇）、西周（1篇）、秦（5篇）、齐（6篇）、楚（4篇）、赵（4篇）、魏（4篇）、韩（3篇）、燕（3篇）、宋卫（1篇），及中山（1篇）。下举了它的三段文字，可以略见它的风格与内容的一斑：

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苏子曰：“不闻！”曰：“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战国策·秦策二》）

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志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战国策·齐策一》）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于秦。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骤举兵，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战国策·楚策一》）

其他史书

除了上面的几部史书以外，尚有《逸周书》《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等几部。

《逸周书》的性质与《尚书》相同。相传为晋时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或谓此书非汲冢中所出，乃为孔子删削《尚书》之所遗者。

《竹书纪年》的性质，与《春秋》相同，记黄帝至周隐王之重要史事，文字极简单，相传亦为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但后来的人也颇有疑其非汲冢的原本者。

《穆天子传》亦为汲冢中书之一。体裁与《尚书》《春秋》二书俱极异，乃叙周穆王游行之事。《左传》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皆使有车辙马迹焉。”大约穆王的游行天下的事，必为当时所盛传者，所以有人记录他的游迹，作为此传。文字多残缺。现在录其一节如下：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天子乃树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茂苑。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黄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䧙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记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穆天子传》）像穆王这样的周游天下，远适荒僻，是中国人民所甚为惊奇不置的，所以当时关于这一件事的传说，流传各处。《列子》书中亦有《周穆王》1篇，所叙之事，亦与此传大体相同。这一部书，对于考察古代中国的地理产物也极有用处；它的体例又是古代史书中之最特创的。尚有《越绝书》《吴越春秋》及《晋史乘》《楚史梼杌》诸书，大概都是纂辑古书中的记载而为之的。

《越绝书》记越王勾践前后的事，相传为子贡撰，或子胥所为，俱为依托之言。或断定为汉时袁康、吴平所撰。

《吴越春秋》叙吴、越二国之事，自吴太伯起至勾践伐吴为止。亦为汉人所作。（《古今逸史》题为汉，赵晔撰。）

《晋史乘》及《楚史梼杌》二书，则历来书目俱不载，至元时乃忽出现。显然是好事者所伪作的。二书前有元大德十年吾邱衍序，以为此二书乃他所发现，实则即他自己辑集《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中关于晋、楚的记事而编成的。

  第三章 

古代哲学家

在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著的书中，有许多是带有很丰富的文学意味的；许多的哲学家都喜欢用很美丽的文辞，很有文学趣味的比喻，以传达他们的哲学思想。这许多哲学家都是生活在公元前570年（周灵王时）至公元前230年（秦始皇时）中间的。这个时代，正是春秋战国的时代。中国各处都持续地陷在局部战争之中，政治的、社会的纷扰达于极点；同时，传统的道德社会阶级以及思想，都为这个扰乱所摧坏。于是新的创造的哲学，纷然地产生出来，有的表现消极的、厌世的、破坏的思想，有的努力欲维持古代的、传统的、积极的思想，有的欲以仁爱及实用之学救此扰乱，有的则欲以严明的政治及法律救此扰乱。思想的勃蓬与绚烂，为中国哲学界前所未曾有，后所未曾有。且离开它们的本身的价值而言，它们在文学上的影响，亦为以前及以后的所有论哲理的书所未曾有。这时代的哲学书有许多是后来文学者所承认为最好的、不朽的作品，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如《韩非子》等书即是如此。

这些哲学家中，最先出现者为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关于他的神话甚多，有的说他活了200余岁，有的说他入关仙去，后世的人遂以他为“道教”的始祖。孔子曾见过他。因为他做过“周守藏室之史”，所以孔子向他问礼。大约他的生活时代与孔子相差不远，其生当在公元前570年（周灵王初年）前后。其卒，至晚当在公元前470年（周元王时）以前。

老子

老子所代表的思想是消极的、厌世的思想。他的书有《道德经》上、下两篇，共81章，文字极简洁，他因为当时政治的龌龊，言治者纷然出，而天下愈扰，于是主张“无为”，主张“无治”，以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治无欲。”“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他的理想国的景象。他不主张法治，以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不喜欢贤能与强力，而以谦下与柔弱为至德。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又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他的悲观，极为澈透。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种悲观的、消极的思想，在当时极为流行；一部分的人，以生为苦，于是唱着：“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一部分的人，则流于玩世不恭，讥笑一切仆仆道路的、以救民救世为己任的人，如《论语》中所载长沮、桀溺诸人都是如此。

孔子

因为这一派厌世的、消极的思想的流行，于是孔子便起来反抗他们的思想，宣传尧、舜“文武之治”，努力维持传统的政治的与社会的道德，以中庸的、积极的态度，始终不懈地从事于改良当时的政治，以复于他所理想的古代清明的政治状况。孔子在当时的影响极大，主要的弟子有70余人，他名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即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他的事迹与言论，许多书上都有记载，但以《论语》所记者为最可靠。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和司寇，后来去官周游列国。到了68岁时，复回鲁地。专心著述，编订《尚书》《诗经》《周易》及《春秋》，还订定了《礼》与《乐》。卒时，年七十三。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是极为积极的。《论语》虽为曾子的门人所记，文字虽极简朴直接，却能把孔子的积极的思想完全表现出来。老子主张无治无为，孔子则主张有为，主张政刑与德礼为治世者所必要，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是竭力欲维持传统道德的。所以齐陈恒杀其君，孔子三日斋而请伐齐。季氏舞八佾于庭，孔子说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当时的人，常讥嘲孔子之仆仆道路而无所成，但孔子却不悲观，不为他们所动，仍旧积极地去做。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这种精神，真足以感动一切时代的人！

墨子

较孔子略后，而与孔子具有同样的积极的、救世的精神者为墨子。墨子为主张“博爱”“非攻”的哲学者，他的势力，在当时亦极大。老、孔、墨三派的思想，在当时几乎是三分天下。墨子名翟，或以他为宋人，或以他为鲁人。他的生活时代在公元前500年（即周敬王时）至公元前416年（即周威烈王时）之间。关于墨子的书，有《墨子》53篇。但未必为墨子所自著，大约一部分是墨者记述墨子的学说与行事的，一部分是后人加入的。墨子一方面有孔子的积极救世的精神，其救助被损害之国的热忱，且较儒者尤为强烈。孟子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数语，即足表现他的精神。楚国使公输般造云梯欲攻宋，墨子走了十日十夜，赶去见公输般，说服了他，使他中止攻宋。这件事是最使世人称道的。但同时，他又与儒家有好几点反对。儒者主张“王者之师”，并不反对战争，墨子则彻底地主张“非攻”。儒者主张“爱有等次”，墨子则主张“博爱”。儒者不信鬼，而信天命；重礼、乐，重视丧葬之事。墨子则主张“明鬼”而“非命”，提倡“节葬”而“非乐”。下面录《墨子》中的一段，可以略见他的思想：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墨子·非攻上》）

儒、老、墨三派，互相辩难，都各有他们的信徒。到了后来，儒、墨之中又各分派，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中的巨子，其著作大约都已包含于《墨子》一书之中。儒中的重要者，则著书颇多：《大学》相传为曾子及其门人所作，《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又有《孝经》，相传为孔子为曾子所说的，由后人记载下来。还有其他各书，但它们都不甚重要。其中最重要的，且最有影响于后来的文学作品的是孟子和荀子二人所著的书。

孟子

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公元前372年（即周烈王四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即周赧王二十六年）。卒时，年八十四。他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见过齐宣王、梁惠王，所如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有的人颇疑《孟子》，以为系后人所伪作，有的人则以为《孟子》一书未必为轲所自著，而是其弟子所记述的。大约以后说为较可靠。当孟子时，天下竞言功利，以攻伐从横为贤，孟子乃称述唐、虞、三代之德，痛言功利之害，宣传“仁义”之说，努力维持传统的道德。是以时人都以他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他一方面却亦染了战国辩士之风，颇好辩难，喜以比喻宣达他的见解。因此，《孟子》一书较《论语》及《孝经》诸书，其文辞更富于文学的趣味；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使它的读者都很喜欢它。下面举几个例：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巳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孟子·离娄下》）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人。初在齐，三为祭酒。齐人或谗荀卿，卿乃适楚。春申君用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卿失官，因家兰陵。著书数万言而卒。卿的生活时代约在公元前310年至公元前230年前后。他的书《荀子》，有33篇，内有赋5篇，诗2篇。汉、魏、六朝以至唐，最盛行之文体之一，即为赋，而其名实荀卿始创之。荀卿并不墨守儒家的思想，他批评墨、道及诸子之失时，对于儒家之子思、孟子也不肯放过。他主张“人性是恶的”，反对孟子“性善”之说；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法先王”之说；又主张“人治”，反对“天治”，对于盘踞于中国人心中的“相”的观念，加以严肃的驳诘。他的文字纯浑而畅直。举一例于下：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荀子·天论》）

列子与庄子

道家自老子之后，最著者有列子与庄子，他们所著的书，俱为后来文学者所最喜悦者。列子，名御寇，其生年略前于庄子，所著书名《列子》。或谓列子并无其人，其书乃后人杂采诸书以为之者。（或谓《列子》为六朝人所伪作。）但其文辞却绚丽而婉曲尽致，很能使读者感动。举一段为例：

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筿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桡。楚王闻而异之，召问其故。詹何曰：“臣问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沉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大王治国诚能若此，则天下可运于一握，将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列子·汤问》）

庄子，名周，蒙人。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死于公元前275年前后。他甚博学，最喜老子的学说。著书十余万言。其文字雄丽洸洋，自恣以适己。

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

他的书《庄子》，现存33篇，其中《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是后人伪作的。在下面举的两个例子里，可以见他的美丽而雄辩的文辞的一斑：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天运》）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是故大知观于远近。……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域？”……（《庄子·秋水》）

韩非子

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家，在道、儒、墨三派的范围以外者，尚有不少。如杨朱，如惠施，如公孙龙，如邓析，如宋钘，如尹文，如申不害，如尸子，如商君，如许行，如邹衍，如田骈，如慎到，如韩非，都是各树一帜，以宣传他们的思想与主张。但他们的思想多少总受有儒、道、墨三大派的影响。他们所著的书，大部分都已散佚（如杨朱、惠施、宋钘、许行、邹衍、田骈等），我们只能从别的书中，见到他们的重要的主张。（如《列子》中有《杨朱》一篇，言杨朱思想甚详，《孟子》中亦言及许行的主张。）这些人，我现在不讲。至于在那有书遗留下来的“诸子”中，有一部分却是后人搜集重编的（如《尸子》），有一小部分又显然可以看见他是伪托的（如《商子》），这些人，我现在也不讲。公孙龙、邓析诸人，他们的书虽尚存在，但也不甚重要，且对于后来的文学者也无什么影响，所以我现在也不讲。只有韩非一人，我们应该加以注意。

韩非本是韩国的公子，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事荀卿。他口吃，不能说话，而善于著书。他看见韩国日益削弱，数以书谏韩王，不见用，进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以见志。后韩国使非于秦，非在秦被李斯诸人所杀，他死的时候，是公元前233年（即秦始皇十四年）。他的书《韩非子》，有55篇，其中一部分是他自己著的，一小部分是后人加入的。他的文辞致密而深切，后来论文家受他的影响者甚多。现在举其一段于下，以为例：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五蠹》）

古代思想界总结束

此外尚有《管子》一书，托名管仲著，《晏子》一书，托名晏婴著，《孙子》一书，托名孙武著，《吴子》一书，托名吴起著，以及其他如《鬻子》之数，皆为后人所作，且对于后来文学者俱无大影响，所以这里也都不讲。

春秋战国时代的灿烂无比的思想界，到了战国之末，渐渐地衰落下来；于是有秦相吕不韦集许多宾客，使各著所闻，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名之曰《吕氏春秋》。这一部无所不包的杂书，就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总结束。到了秦始皇统一各国，焚天下之书，以愚天下人民之耳目；各种思想便一时被扑灭无遗。汉兴，儒、道二派的余裔，又显于世，但俱苟容取媚于世，已完全没有以前的那种精神与积极的主张了。（《吕氏春秋》的文字也与它的内容一样地混杂，没有什么可以特叙的价值。）

  第四章 

汉代文学

自秦始皇破灭六国，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以来，文学也与其他的学术一样，受专制的火焰的焚迫而成为灰烬。战国时光辉灿烂的文艺作品，不复出现，所有者仅庞杂的《吕氏春秋》与李斯的拟古颂功的诸刻石而已。汉之初年，因黑暗之势力仍未除去，故亦无大作家出现。至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残酷无比之“挟书律”宣告废除，而文艺学术才渐渐地有人去注意。以后，便酿成了枚乘、司马相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充诸人的时代。大约当时的作家可以分为赋家、历史家及论文家三派。这时代约当罗马的黄金时代的前后。

辞赋

“赋”原是诗之一体，自屈原、宋玉以后，《诗经》里的简短的抒情诗歌已不复见，代之者乃为冗长的辞赋。屈、宋诸人之作，犹满含着优美的抒情的诗意。到了汉代，作赋者大都雕饰浮辞，敷陈故实，作者的情感已不复见于字里行间，故几不能复称之为“诗”。然而这种“赋”体，在当时却甚发达。帝王如武帝及淮南王之流都甚喜之，作者且借此为晋身之阶。

最初的作者为陆贾，然不甚成功。其后有贾谊（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怀才而不得志，作《怀沙》《鵩鸟》诸赋，为汉代最有个性的赋家。但他的论文却较他的赋为尤重要。其专以作赋著名者为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诸人。

枚乘，字叔，淮阴人，死于公元前141年。曾游于吴及梁。所作有《七发》诸赋，而以《七发》为最著。《七发》的结构，颇似《楚辞》中的《招魂》《大招》，显然是受有它们的很深的影响；赋言楚太子有疾，吴客往见之，欲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历说以妙歌、美食、驰骋、游观、射猎、望涛之乐，太子不为之动，最后言使方术之士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之伦，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太子便涩然汗出，霍然病已。此种文体的结构实至为简单。在文辞一方面，亦颇有雕斫浮夸之弊。如：

驯骐骥之马，驾飞軨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彫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苹，游青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七发》）

之类，殊觉堆冗无味，然后来赋家几无一不仿效之者，且益加甚。所以汉赋虽甚发达，在中国文学史上却不能占重要的地位。乘所作，除赋之外，尚有人以《古诗十九首》中之《行行重行行》《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等8首认作他的著作者，但其凭证极为薄弱。他们所据者为徐陵的《玉台新咏》，但考查《汉书》中的乘本传，并未言乘曾为此类诗，《汉书·艺文志》的“歌诗”类里，亦不载乘的这些诗，即萧统的《文选》曾勇敢地把许多诗加上了李陵、苏武的名字的，却也并不曾把《古诗十九首》分出一部分作为枚乘的。何以徐陵却独知道是乘作的？实则像《古诗十九首》那样的诗体，绝不是枚乘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乘时所能产生的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歌），是“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刘彻辞），是“日月星辰和四时”（柏梁诗），是“肃肃我祖，国自豕韦”（韦孟诗），却绝不是“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迴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及“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等的完美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时代问题待下一章讨论。）

乘死之时，正是刘彻（汉武帝）（其统治的时代为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初即位之时。彻甚好辞赋，其自作亦甚秀美。《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自造赋2篇。今所传《李夫人歌》及《秋风辞》 ：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落叶哀蝉曲》 ：

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以及其他，都是很有情感的。彻对于汉代文学很有功绩，一即位便用安车蒲轮征枚乘，乘道死，又访得其子皋为郎。司马相如、东方朔、严忌、严助、刘安、吾丘寿王、朱买臣诸赋家皆出于其时。大历史家司马迁亦生于同时，且亦善于作赋（《汉书·艺文志》载司马迁赋8篇

）。此时可算是汉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秦灭之后，至此时始有大作家出现。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179年，死于公元前117年，为汉代最大的赋家。初事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后客游梁，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贫无以自业。至临邛，富人卓氏之女文君新寡，闻相如鼓琴，悦之，夜亡奔相如。卓氏怒，不分产于文君。于是二人在临邛买一酒舍酤酒，文君当炉，相如则着犊鼻裈涤器于市中。卓氏不得已遂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相如因以富。后来戏曲家以此事为题材者甚多。武帝时，相如复在朝，著《天子游猎赋》。后为中郎将，略定西夷。不久，病卒。所著尚有《大人赋》《哀秦二世赋》《长门赋》等。相如之赋，其靡丽较枚乘为尤甚。《天子虚赋》几若有韵之地理志，其山则什么，其土则什么，其东则什么，其南则什么，所有物产、地势，无不毕叙。班固、张衡、左思诸人受此种影响为最深。大约赋家之作，情感丰富、含意深湛者极少；大多数都是意极肤浅，而词主夸张，弃绝真朴之美而专以堆架美辞为务的。

东方朔，齐人，与司马相如同时。亦善于为赋，喜为滑稽之行为。尝作《七谏》《答客难》等。其与相如诸赋家异者，为在相如诸人的赋中，绝不能见出他们自己的性格，而朔的赋则颇包含着浓厚的个性。他的《答客难》一作，尤为著名，引起了后人的无数的拟作。

此外，严忌（亦作庄忌）作赋24篇，其族子助亦作赋35篇，刘安作赋82篇，吾丘寿王作赋15篇，朱买臣作赋3篇（皆见《汉书·艺文志》），但这些作品传于今者绝少，且亦不甚重要，故不述。刘安为汉宗室，曾封淮南王，有一赋名《招隐士》者，曾被编入《楚辞》中，但乃他的客所为，非他所自作的。

刘彻死后，赋家仍不衰。300余年间，作者辈出；最著者有刘向、扬雄、王褒、班固、冯衍、王逸、李尤、张衡、马融及蔡邕等。

刘向，字子政，汉之宗室，生于公元前80年，死于公元前9年。宣帝时与王褒、张子侨等并以能文辞进。元帝时，与萧望之同辅政。向不独以作赋著，亦为汉代大编辑家及论文家之一。所作赋共33篇，今《楚辞》中有其赋1篇。

王褒、张子侨俱与向同时，但名不若向之著。

褒字子渊，为谏议大夫，作赋16篇，今《楚辞》中有其作品《九怀》1篇，其他《洞箫赋》《四子讲德论》《甘泉宫颂》等俱有名。

张子侨，官至光禄大夫，有赋3篇，今无一存者。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生于公元前53年，死于公元18年。善作赋，亦善为论文，辞意甚整练温雅，但甚喜摹拟古人，没有自己的创作精神。作赋仿司马相如，又依傍《楚辞》而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效东方朔之《答客难》而作《解嘲》，拟《易》而作《太玄》，象《论语》而作《法言》。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除为郎，桓谭、刘歆皆深敬爱之。其赋以《甘泉》《羽猎》《长杨》等为最著，然堆砌美辞之弊仍未能免，如：

于是钦柴宗祈，燎薰皇天，皋摇泰壹，举洪，树灵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车烛沧海，西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炀丹崖。玄瓒觩缪，秬鬯泔淡，肸蚃丰融，懿懿芬芬……（《甘泉赋》）

之类，都是故搜异字，强凑成篇，无甚深意的。

刘歆为向之子，与雄同时，亦能为辞赋，然其所作远不如雄之有声于时。歆之影响乃在所谓经学界而不在文学界。

班固字孟坚，生于公元32年，死于公元92年，扶风安陵人。年9岁能属文，为兰台令，述作《汉书》，成不朽之业。其所作诸赋亦甚为当时所称，以《两都赋》为最著。《两都赋》之结构，甚似《子虚赋》，先言西都宾盛夸西都之文物地产以及宫阙于东都主人之前，东都主人则为言东都之事以折之，于是西都宾为其所服；在文辞一方面，也仍不脱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的堆砌奇丽之积习。又作《答宾戏》，亦为仿东方朔《答客难》而作者。永元初（89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后宪败，固被捕死于狱中。

与固同时者有崔骃，亦善为辞赋。所作《达旨》亦仿东方朔之《答客难》，其他《反都赋》诸作，今已散佚不见全文。

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其生年略前于班固，亦以能作赋名。王莽时不仕，更始立，衍为立汉将军，光武时为曲阳令。所作有《显志赋》及书、铭等。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生于公元78年，死于公元139年。善作赋。所作有《西都赋》《东都赋》《南都赋》《周天大象赋》《思玄赋》《冢赋》《髑髅赋》等，又有《七谏》《应间》，仿枚乘、东方朔之作。此种著作，在现在看来，自不甚足贵。其足以使他永久不朽者乃在他的《四愁诗》 ：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兮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下二节意略同）

此诗之不朽，在于它的格调是独创的，音节是新鲜的，情感是真挚的；杂于冗长、浮夸的无情感的诸赋中，自然是不易得见的杰作。衡并善于天文。为太史令，造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精确异常，可算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家。后出为河间相，有政声，征拜尚书，卒。

李尤字伯仁，广汉雒人，约生于公元55年，约死于公元137年。初以赋进，拜兰台令史。与刘珍等撰《汉记》。后为乐安相卒。有《函谷关赋》《东观赋》等。其《九曲歌》仅余二句：

年岁晚暮时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车。（下阙）

却甚为人传诵。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生于公元79年，死于公元166年。为汉季之大儒，但亦工于作赋，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所作以《笛赋》为最著。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为侍中。其不朽之作为《楚辞章句》一书，此书中，他自作之《九思》亦列入。此外尚作《机赋》《荔枝赋》等，俱不甚重要。

蔡邕与蔡文姬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生于公元133年，死于公元192年。为汉末最负盛名之文学者。召为议郎，校正六经文字，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后免去。董卓专政，强迫邕诣府，甚敬重之，三日之间，周历三台，最后拜左中郎将。卓被杀，邕竟被株连死狱中，所作文甚多，赋以《述行》为最著。有诗名《饮马长城窟行》者，辞意极婉美：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编邕集者多把它列入。《文选》录是诗，题为无名氏作，至《玉台新咏》始题为邕作，不知何所据。但当邕时，五言诗的体裁已完美，已盛行，将此诗归之于邕，自然不比将《古诗十九首》的一部分归之于枚乘的无理。

邕有女，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夫亡，居于邕家。兴平中，天下丧乱。琰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12年，生二子。曹操痛邕无子，遣使者以金璧赎琰归。此事曾为不少的戏曲家捉入他们的戏曲中为题材。琰天才甚高，躬逢丧乱，所作《悲愤诗》凄楚悲号，读者皆为之泫然。所叙皆她自己的经历，所以真挚凄婉之情充盈于纸间。汉世之诗赋，不是浮夸的便是教训的（如韦孟之诗），似此诗之真情流露自然是极少见的。

……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歼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中叙到胡地，下叙来迎归汉。）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嘘欷，行路亦呜咽。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

此诗还有第二首，格调与上所举的一首不同，叙述略简，而情节意思则完全相同，可绝不是一诗的二节，而是两个作者所作的二诗。大约一诗为琰原文，一诗乃为后人所演述者，至于究竟哪一首是原诗，则疑不能明。尚有《胡笳十八拍》一诗，亦叙琰之去胡与归来事，情节与《悲愤诗》俱同，仅增加了些繁细的描述。通常皆以此诗为琰所自作，或有疑其为后人所重述者。我则相信此诗绝非琰所自作；因为她已做了《悲愤诗》，何必更去做同样的别的诗篇？且细读《胡笳十八拍》实不似诗人自己所创作者，而大类乐人演述琰之事以歌唱之辞。如：

十七拍兮心鼻酸，关山阻修兮行路难……胡笳本自出胡中，缘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难终，响有余兮思无穷。是知丝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乐各随人心兮有变则通……

此显然不是琰所自说的话。大约琰的故事在当时及其后必流传极盛，于是乐人乃以《十八拍》之新声，演此故事歌唱之。

《史记》

汉代之文学多为模拟的，殊少独创的精神，以与罗马的黄金时代相提并论，似觉有愧。它没有维琪尔，没有贺拉斯，没有奥维德，甚至于没有朱文纳尔与普鲁塔克，但只有一件事却较罗马的为伟大，即汉代多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的《史记》，实较罗马的李维与塔西佗的著作尤为伟大，他这部书实是今古无匹的大史书，其绚灿的光彩，永如初升的太阳，不仅照耀于史学界，且照耀于文学界。还有，班固的《汉书》与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也颇有独创的精神。荀悦的《汉纪》体裁虽仿于《左传》，叙述却亦足观。故汉代文学，昔之批评家多称许其赋，实则汉赋多无特创的精神，无真挚的情感。其可为汉之光华者，实不在赋而在史书。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约在公元前86年（即汉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父谈为太史令。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自序）初为郎中，后继谈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后五年（太初元年）始着手作其大著作《史记》。因李陵降匈奴，迁为之辩护，受腐刑。后又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迁之作《史记》，实殚其毕生之精力。自迁以前，史籍之体裁简朴而散漫，有分国叙述之《国语》《战国策》，有纪年体之《春秋》，有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之《世本》，其材料至为散杂；没有一部有系统的史书，叙述古代至战国之前后的。于是迁乃采经摭传，纂述诸家之作，合而为一书，但其材料亦不尽根据于古书，有时且叙及他自己的见闻，他友人的告语，以及旅游中所得的东西。其叙述始于黄帝（公元前2697年），迄于汉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自序）。分本纪十二，年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为全书叙述的骨干，其他年表、书、世家、列传则分叙各时代的世序，诸国诸人的事迹，以及礼仪学术的沿革，此种体裁皆为迁所首创。将如此繁杂无序的史料，编组成如此完美的第一部大史书，其工作真是至艰，其能力真可惊异！中国古代的史料赖此书而保存者不少，此书实可谓为古代史书的总集。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者两千年。此书的体裁不唯为政治史，且包含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物传的性质；其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自天文学以至地理学、法律、经济学无不包括；其列传则不唯包罗政治家，且包罗及于哲学者、文学者、商人、日者，以至于民间的游侠。在文字一方面亦无一处不显其特创的精神。他串集了无数的不同时代、不同著者的史书，而融贯冶铸而为一书，正如合诸种杂铁于一炉而烧冶成了一段极纯整的钢铁一样，使我人毫不能见其凑集的缝迹。此亦为一大可惊异之事。大约迁之采用诸书并不拘于采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于今者则改之，且随时加入别处所得的材料。兹举《尚书·尧典》一节及《史记·五帝本纪》一节以为一例：

《史记》此节的材料虽全取之于《尚书》，然于当时已不用之文字如“宅”、如“厥”、如“平秩”、如“畴”，以及不易解之句子，如“方鸠僝功”之类，无不改写为平易之今文。观此，仅一小节，已改削了如此之多，其他处之如何改定原文亦可推想而知。《史记》虽集群书而成，而其文辞能纯整如出一手，此种改削实为其重要之原因。

在后来文学史上，《史记》之影响亦极大，有无数的作家去拟仿他的叙写方法与他的风格；而作传记者更努力地想以《史记》之文字为他们的范本。这种拟古的作品，自然是不堪读的。而《史记》本身的叙写，则虽简朴而却能活跃动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跃跃地写出人物的性格。下面是《刺客列传》（卷八十六）的一段，可作为一例。

荆轲者，卫人也。……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襒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乃装为遣荆卿……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上车而去，终已不顾，遂至秦。……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得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

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史记》130篇，曾缺10篇，褚少孙补之，其他文字间，亦常有后人补写之迹。但这并无害于《史记》全书的完整与美丽。

《汉书》

迁卒后百余年，有班固者作《汉书》。《汉书》的体例几全仿于《史记》，此为第一部模拟《史记》的著作。其后继固而作者几乎代有二三人。固书与迁书唯一不同之点在于《史记》为通史，而《汉书》则为断代的，起于汉之兴，而终于西汉之亡。《汉书》共100篇，凡帝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史记》所有之世家，《汉书》则去之，归入列传中，《史记》之“书”，《汉书》则改名为志。二者之不同，仅此而已。但《汉书》之体裁，亦有不尽纯者。固虽以此书为断代的，仅记西汉229年间之事，然而其中《古今人物表》却并叙及上古的人物，《艺文志》亦总罗古代至汉的书籍。尤可异者，则其中之《货殖列传》且叙及范蠡、子赣、白圭诸人。其体例殊不能谓为严整。大约《古今人物表》及《艺文志》皆为《史记》所无者，班固之意似在欲以此二篇补《史记》之缺。（至于《货殖列传》叙述之淆乱，则不知何故。）《汉书》之文字，叙汉武帝以前的事者大都直抄《史记》原文，异处甚少，故亦颇有人讥其剽窃。至其后半，则大半根据其父彪所续前史之文，而加以补述增润，亦有是他自己的手笔。固经营此书亦甚费苦心，自永平中始受诏作史，潜精积思20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其中八表及《天文志》，乃为固妹昭所补成，因固死时，此数篇尚未及竟。

传记史书

除《史记》与《汉书》之两大史书外，刘向之《说苑》《新序》《列女传》及韩婴之《韩诗外传》亦殊有一叙的价值。此数书皆为传记一类的著作。

韩婴，燕人，汉文帝时为博士，又历官于景帝、武帝二世。婴所专习者为《诗经》 ；汉初传诗者三家——齐、鲁、韩——婴即韩诗的创始者，曾作《诗经外内传》，《内传》今散佚，独《外传》尚存，即所谓《韩诗外传》。但此书却不是《诗经》的注解，乃是与《说苑》《新序》同类的书。“大抵引诗以任事，非引事以明诗”（王凤洲语）。其文辞颇简婉而美，其所叙之故事，亦颇有些很好的故事在。

刘向前已言其为大编辑者，现在所讲之《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其原料亦皆集之于古代各书，向第加以一番编纂的工夫。

《说苑》共20篇，以许多的片段故事分类归纳于《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之20个题目之下。

《新序》之性质，亦与《说苑》相同，今所传者有十卷，其第一卷至第五卷为《杂事》，第六卷为《刺奢》，第七卷为《节士》，第八卷为《义勇》，第九卷及第十卷为《善谋》。

《列女传》为专叙古代妇女的言行者，其体裁亦与《新序》《说苑》相同，以许多的故事，归之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几个总目之下，每传并附以颂一首。此书有一部分为后人所补入者。后来的人以附有颂者定为刘向原文，无颂者定为后人所补，大抵无颂者都为汉代人及向以后人，可以知道不是向原文所有。

凡此三书，其中故事有许多是很可感人的，很值得作为戏曲、诗歌的原料；有许多则其机警譬解甚可喜。兹举一二例如下：

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甚强，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远市，卖之不售，思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吾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余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说苑》五）

晋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与共此乐者！”船人固桑进对曰：“君言过矣。夫剑产于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山，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平公曰：“固桑来。吾门下食客者三千余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谓不好士乎？”固桑对曰：“今乎鸿鹄高飞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飞不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将背腹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应焉。（《新序》一）

“正史”与“传记”二者之外，古代《左传》式的“编年史”至汉末亦复活。当献帝时，荀悦为侍中。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30篇。此为《左传》的第一部拟著的摹作，此后，类此的著作，便常常地出现了。

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人，生于公元148年，卒于公元209年。好著述，初在曹操府中，后迁黄门侍郎，曾作《申鉴》5篇。《汉纪》虽非他的特创之作，然辞约事详，亦颇自抒其论议。

论文

汉之论文，远不如战国时代之炳耀，思想则几皆秉孔子之遗言而毋敢出入，不复有战国时电闪风发之雄伟的论难——只有二三人是例外——文辞则几皆冗衍而素朴，无复有战国时比譬美丽而说理畅顺之辞采。中国之批评者多重汉之论文，以为浑厚，实则远逊于战国时代——自此以后两千年间，好的论文亦绝难一遇。

最初出现者有陆贾。贾为汉开创之帝刘邦时人，作《新语》12篇，每奏1篇，邦未尝不称善。此书虽至今尚传，然为后人所依托，原书已不传。后有贾谊，曾上治安策于汉武帝，议论畅达而辞势雄劲，似较其辞赋为更足动人。今所传有《新书》58篇，多取《汉书》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章段，颠倒次序而加以标题，大约是旧本残逸，后取谊文割裂重编之故。然谊固可追踪于战国诸子之后，自是汉代第一流的大论文家。今举其《治安策》的一节：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景帝之时，有吴楚七国之叛乱。这个时代，智谋之士颇多，如晁错、如邹阳、如枚乘，其说辞皆畅达美丽而明于时势，有类于战国诸说士。

枚乘，曾两上书谏吴王，当时称其有先知之明。

晁错，颍川人，为景帝内史，号曰“智囊”，即首谋削诸侯封地者，吴、楚反，以诛错为名，错遂为这次内乱的牺牲者。错深明当时天下情实，故所说都切当可行，亦当时之一大政论家。

邹阳，齐人，初事吴王濞，以王有邪谋，上书谏之不听，遂去吴之梁，从孝王游。左右恶阳于孝王，王怒，下阳于狱，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辞甚辩而富情感，读者都能为其所感动。故孝王得书，立出之，待为上客。此种文章，自阳后便不易得见。

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诸儒者，皆曾上书论事，然意见文辞都不足称。同时有刘安者，为汉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学喜士，曾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著书21篇，号曰《鸿烈》，即今所谓《淮南子》，尚有外篇，今不传。此书之性质甚似《吕氏春秋》，文辞尚留战国诸子的遗迹，而所论者殊驳杂而无确定的主张。

后七八十年，有刘向，向所编之传记三部，上面已讲过，当时他曾时时上书论时事，亦为大政论家之一，而其见解文辞，却无甚可特述者。其后20余年有扬雄，曾拟《论语》作《法言》，他的见解虽有时可以注意，而文辞中模拟之病甚深，处处都仿效著《论语》之简质的语法，直忘了《论语》是何时代的作品，且忘了《论语》是弟子所记的语录而非孔子所自作的，殊觉可笑；甚至《论语》13篇，他的《法言》亦写了13篇以相匹对，更是无谓之至。与雄同时者有桓宽，曾作一部《盐铁论》，至今尚传，其体裁殊特别，但其文辞亦不足观。

其后40余年，有大论文家王充出。充卒于公元90年间（汉和帝永元中），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曾师事班彪，仕郡为功曹，以数争谏不合去。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遂成《论衡》85篇。《论衡》实为汉代最有独创之见的哲学著作。当时儒教已为思想界的统治者，而充则毅然能与之问难。他在《问孔篇》上说：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能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这些话当时更有什么人敢说！又在《物势篇》上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这些话亦是说得很勇敢的。但充的文辞殊觉笨重而不能畅顺地达其意。这是很可惜的。略后于充者有王符。

王符，字节信，安帝时人。志意蕴愤，隐居著书，以讥当时之得失，不欲彰显其名，故曰《潜夫论》，凡36篇，但其言论无甚新意，文辞亦殊平冗。

此后，至献帝时，又有三个论文家出现。

一为仲长统。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生于公元179年，卒于公元219年。性俶傥，不拘小节，语默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曾参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34篇。

一为荀悦。悦之《汉纪》，前已述及。其论文集名《申鉴》凡5篇，名《政体》《时事俗嫌》者各1篇，名《杂言》者2篇。

一为徐幹。幹，字伟长，北海人，生于公元171年，卒于公元218年。著《中论》20余篇，传于今者凡20篇。曹操曾屡辟之，俱不应。

此三人的思想俱不脱儒家的范围，文辞亦无可特称之处。

  第五章 

魏晋文学

自屈原以后，至汉代之末，几无一个重要的大诗人出现。汉代的诗歌，前章已略述其概，大概西汉之诗人，刘彻的天才是很高的，其他若韦孟、韦玄成之诗，都是教训垂谏之意，而无诗的美趣，不足使我们注意；梁鸿诸诗，却较韦氏诸作为胜，然除《五噫》外也都不甚成功。东汉之诗人，则推班固、傅毅、张衡、蔡邕、蔡琰诸人。然两汉的这一班诗人，所作都仅数首，自不能当大诗人之称。

建安时代

同时，有《铙歌》18曲者，作者的姓氏已不传，其中有数曲，可算为很好的诗，《战城南》与《有所思》二曲尤好：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裵回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战城南》）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绐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已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犬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有所思》）

又有《古诗十九首》者，始见于《文选》，题为无名氏作，几乎没有一首不是好的。徐陵的《玉台新咏》始以其中之8首为枚乘所作，又以《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之辞。又有题为苏武、李陵所作之诗10余首；苏武诗4首，及李陵《与苏武诗》3首见《文选》，其他各诗见《古文苑》。更有题为古诗者许多首，俱为无名氏作。这些诗，也都是辞华焕发而蕴情至深的。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古诗十九首》之一）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苏武诗）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李陵《与苏武诗》）

《古诗十九首》中所谓枚乘作的数首，上章已辩明必非乘所作，至于称为傅毅之作的一首，恐亦系臆测之辞。苏武、李陵诸作，虽见于《文选》，然《汉书·苏武李陵传》中并不载苏、李二人之诗，仅言武还汉时，李陵置贺武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因起舞而歌曰：“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泣下数行，遂与武决。《艺文志》中亦不言陵及武有诗篇。当时，苏、李的故事，盛流传于知识阶级及民间，果苏、李作有这许多诗，班固当然不会不知，既知也不会不录入传中或载入《艺文志》中的。何以固时尚不知有这些诗，而至数百年后萧统诸人之时反倒知道？以我所见，苏、李之时，绝不会产生那样完美的五言诗。大约这些诗必为后人所作，而被昭明诸人附会为其故事感人至深的苏、李二人所有的。细读各诗，更可见他们全非出于苏、李之手笔。如苏武之诗：“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他赴匈奴，系出使，并非出战，何以言“行役在战场”？又他的《别李陵》 ：

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讵央。

所谓“二凫俱北飞”何意？他们既当相别，那么，相别之后，武则至汉，陵则在胡，正是一秦一胡，何以诗中却说“一别如秦胡”呢？

大约此种完美的五言诗，在西汉绝不会发生。最初的五言诗作家最早当生在东汉之初期。班固的《咏史》“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是较可靠的最初的五言诗。自此以后，此种诗体，流传渐广，渐代四言体及“楚辞体”，而占领了诗的领土。然其盛时，似当在建安（196—219）前后。钟嵘在他的《诗品》中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也许《十九首》等古诗，竟是建安中曹、王诸人所制也未可知。

以此完美的五言体所作的叙事诗，有《陌上桑》《妇病行》《孤儿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等，这些诗的作者的姓名，今亦不可知。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绿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巾著帩头；耕者忘其耕，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陌上桑》）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为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府吏长跪答：“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捶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赴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这些诗大约也都是建安时期的作品。《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首，可算是中国第一首长诗。其序言：“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伤之，为诗云尔。”则其作者当在建安中，或系当时民间流行之唱辞，后来诗人为之润饰者。

综言之，自屈原以至汉末，实无一个可称得大诗人的重要作家出现。直到了建安之时，才有大诗人曹植与曹操、曹丕、王粲、刘桢等起，而以曹植为尤伟大。

曹氏三诗人

曹氏的三诗人操、丕、植，其风格与情思俱远高出于当时的诸作家。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人，生于公元155年，死于公元220年。少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后掌兵权，渐破灭群雄，专汉政。操天才甚高，虽常在军中，征讨不休，而所作殊佳，极豪逸悲凉之致。其《短歌行》 ：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苦寒行》 ：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尤为有慨慷悲壮之美。丕、植俱为其子。

曹丕，字子桓，操之长子，8岁能属文。操死，继立为魏王，受汉禅，于公元220年即位。所为诗，佳者亦不少；《善者行》 ：

上山采薇，薄暮苦饥。溪谷多风，霜露沾衣……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方，人莫之知。

及《杂诗》 ：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可为一例。又作《典论》，其中《论文》一篇，评论当时文士，所见甚高。中国的文学评论，存于今者，当以此篇为最古。

曹植，字子建，生于公元192年，死于公元232年。其作品不唯为曹氏三诗人中的最伟大者，且亦为当时诸文士的领袖，世称“天下共有才十斗，子建独有其八。”实则其词彩绚耀，才华高旷，并世之诗人固无及者，即六朝初唐之诗人，除陶潜外，恐亦无其肩比。钟嵘言：“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诗品》）诚哉，六朝诸诗人，谁不曾映子建之余晖者！植性简易，不治威仪，操于诸子中特宠爱之，几欲立之为太子者好几次。卒因丕之善于矫饰，遂不立植而立丕，丕因此怨植，及即位，即杀植之至友丁仪、丁廙，又贬削植之爵位。植常悒悒无欢。明帝时，封陈王，不久，即发疾卒，年四十一，谥曰思。

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今传集10卷。植之诗，情绪既真挚迫切，铸词又精妙美适。如：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时不开，贱妾当何依！（《七哀》）

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赠丁仪》）

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侍太子坐》）

这几首随意举出，不一定是他最好的诗；然即由这几首里，我们亦可看出他的作品的极可注意的两点：其一，像“流光正徘徊”“时雨静飞尘”等的独创的铸句与用字法，是古诗人所极少有的，独子建常用之，然却用得极自然，极适合，绝不见雕斫与牵合的缝痕，这是他最大的成功之一点；其二，在诗歌中，对偶的句子，子建亦用得很多，像“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虽不如后来齐、梁、陈、唐的诗人对得那样地准确整齐，然实为他们的先驱，开辟了这条诗歌中的对偶的路给他们走。这是子建有最大的影响于后世的地方——虽然这影响不是什么好影响。不过在子建的诗里，这种对偶的句子，我们却并不觉得讨厌，反觉得可爱，这也是因为是写得自然适合而并不强凑强对的缘故。

与曹氏三诗人同时者，有建安七子及杨修、繁钦诸人。建安七子者，为孔融、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及刘桢，他们都是生于建安中，且大半都是为曹操所引用者。曹丕曾论及他们，谓：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骡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典论·论文》）

这几个人都不能胜于曹氏父子，至较之子建，则子建为清光泻地的明月，粲等则闪熠的群星而已。杨修诸人所造亦未能过于七子。

魏晋诗人

建安之后，至陶潜未出之时，诗人之著者有嵇康、阮籍、张华、傅玄、陆机、潘岳、左思、刘琨、郭璞诸人。

嵇康，字叔夜，谯国钟人，生于公元223年，死于公元262年。好老庄，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唯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友善，常为竹林之游，世谓之“竹林七贤”。康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时司马氏欲篡魏，思剪除其宗室姻亲，遂藉细故杀康。康之诗，喜说玄理，然亦时时有旷逸秀丽之句，如《赠秀才入军》19首中的一首：

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交交黄鸟，顾俦弄音。感悟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又一首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诸句，俱为他的最好的诗的例子。他又为上古以来高士作传赞。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人，生于公元210年，死于公元263年。志气宏放，任性不羁，常闭户读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尤好庄老，嗜饮酒。高贵乡公时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以酒自隐，乃求为步兵校尉，远世避害。所作以《咏怀诗》80余首为最著，虽未必每首都是好的，然秀逸的、美好的诗却不少，如：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鸣号外野，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八十二首》之一）

等，尤为后人所传诵。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生于公元232年，死于公元300年。辞藻温丽，朗瞻多通。初著《鹪鹩赋》，为阮籍所叹赏，由是知名。晋时为黄门侍郎，力赞伐吴之议，果灭吴而天下归于一。后为太子少傅，被孙秀等所害。华所作有《博物志》10篇。其诗华整，“多儿女之情，少风云之气”。如：

居欢惜夜促，在慼怨宵长。抚枕独吟叹，绵绵心内伤。

巢居觉风飘，穴处识阴雨。未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俱见《情诗》）

诸句，可见他的作风的一斑。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与张华同时，生于公元217年，死于公元278年。初为弘农太守，入晋为驸马都尉，迁太仆。尝作《傅子》百余卷，为当时有特见的论文家。其诗有古乐府的风格，朴质自然，不涉靡丽，而情感深挚动人，如他的《短歌行》 ：

长安高城，层楼亭亭，干云四起，上贯天庭，蜉蝣何整，行如军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鸣；蚍蜉愉乐，粲粲其荣。寤寐念之，谁知吾情！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昔君与我，如影与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与我，两心相结。何意今日，忽然两绝！

可为一例。

陆机与潘岳略后于张、傅，其作风则与张、傅甚异；张、傅古朴，而潘、陆则繁缛富丽。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生于公元261年，死于公元303年。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张华深爱重之，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当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后司马颖与司马颙起兵讨司马乂，以机为河北大都督，因战败，被宦者孟玖诬杀。机当时与弟云齐名，时称“二陆”，然云之诗远不如机。机虽时伤于缛丽，然常亦有轻俊之作，如《猛虎行》 ：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

之类者。他又作《文赋》，是有名的文学评论之一。以最不易达意的文体，而畅丽地叙他的文学见解，不能不谓之成功。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幼称奇童，长善为诗。为散骑常侍，与石崇等友，酬吟不绝。司马伦辅政时，孙秀用事，以旧怨杀崇及岳，时为公元300年，亦即张华被杀之一年。岳所著有《西征赋》《闲居赋》，又善为哀诔之文，然其不朽之作，当为《悼亡诗》，这是他从极深挚的情感里流泻出来的，是他的呜咽的哭声，是他的悲苦的诉语。我们读至：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仲惊惕。

……

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岁寒无与同，月朗何胧胧。展转盼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抚襟长叹息，不觉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

谁能不凄然与之表同情！如遇与他同情景的人，则直欲悲哭而不忍卒读了。像这种至情的作品，在充满了刻板的、虚伪的情感的中国诗歌中，真可算为极珍异的宝石。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与潘、陆同时，曾被征为秘书郎。其巨作《三都赋》，至十年乃就。其赋出时，人竞相传写，致使洛阳纸价一时为之贵。然此种作品，在今视之却殊无大价值。其诗则世人都称许其《咏史》8首，然此等作品亦无甚意义。若如：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招隐》）

之句，乃真为其可传之作耳。

同时又有张载、张协兄弟，亦善为诗，而协较其兄得名为盛，如：

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张协《杂诗》）

亦其有名之句。此外张翰、孙楚、夏侯湛、石崇、曹摅诸人，亦以能诗名，然都无特加以叙述的必要。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其卒年较诸人为后，生于公元270年，卒于公元317年。初为司隶从事，常与石崇等酬唱。永嘉元年为并州刺史，后进司空，为段匹磾所杀。他的诗，因曾经历五胡之乱，遂不觉变为慷慨悲壮的，如：

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扶风歌》）

可为一例。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与刘琨略同时，而卒年为后，生于公元276年，死于公元324年。好古文奇字，并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后为王敦所杀。其辞赋为东晋之冠，其《山海经注》等亦极著名，其诗则以《游仙诗》14首为最好。《游仙诗》诚为超逸而具特异的风格与情调之作，如：

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可为一例。

此时前后，清谈之习甚盛，士大夫皆贵黄、老。此风嵇康、阮籍时已开其端，后乃益炽。正如钟嵘所言：“于时篇作，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序言）所以郭璞之后几近七八十年（公元324年至公元400年的略前）无重要诗人出现。最后乃得陶潜。

陶潜

陶潜可谓六朝中最伟大的诗人，除曹植外无可与之比肩者。他的出现，可谓异军突起，其作品乃绝不类于前代的作家，亦绝不类于并世及后来的诸诗人，如孤鹤之展翮于晴空，如朗月之静挂于午夜，所谓“超然寡俦”者，潜足以当之无愧。大抵六朝诗人不是工于拟古，仿古诗乐府，便是涂饰繁丽之辞，雕琢精工之语，失了诗的自然真璞之美。独潜则绝不熏染这种习惯，萧疏自在，随笔舒写其欲写的情思，而无不绝工。辞虽平淡，无故作奇丽的句子，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语）。黄庭坚言：“谢康乐，庾义成之诗，炉锤之功，不遗余力，然未能窥彭泽数仞之墙者。”这是确切不移之评语。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一语，人盛称之；他苦思半生，仅能于睡梦中得此一句较自然的句子，至于潜则无语不是如此之自然真切。

陶潜，字渊明，或谓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生于公元365年，卒于公元427年。少有高趣，“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五柳先生传》）。曾出就吏职，一度为彭泽令，不乐居官，赋《归去来兮辞》，自解归，遂不复出仕。有集8卷，萧统盛称之，为之作序。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之一）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之一）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来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之一）

由这几首诗，可以看出他的作风的一斑。他的《闲情赋》 ：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元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装。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

虽萧统评它为陶潜作品中的“白璧微瑕”，然此赋实为最好的情诗之一。统之见解殊迂腐可笑。苏轼评他为“强作解事”，未为委屈他。

陶潜以后的诗人有颜延之、谢灵运、谢惠连、鲍照等。再后，则沈约等起，诗体为之大变；沈约等都归入下一章中讲，这里只叙到在他以前的诸诗人。

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生于公元384年，卒于公元456年。与谢灵运俱以词采齐名，时称“颜谢”。延之曾为始安太守，及永嘉太守，最后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其诗追踪潘、陆的靡丽，而更过之，时称他的作品为“错彩镂金”。如：

婺女俪经星，常娥栖飞月。惭无二媛灵，托身侍天阙。阊阖殊未晖，咸池岂沐发。（《为织女赠牵牛》）

等类的文句，殊觉得雕斫过甚，毫无生气。

谢灵运，陈郡阳夏人，生于公元385年，卒于公元433年。晋名将谢玄之后，袭封康乐公。入宋降爵为侯，起为散骑常侍。后出为永嘉太守，不久，又弃职居会稽，以游放歌诗自娱。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最后，以受诬，兴兵反抗，失败被杀。他的诗与延之同病，亦伤于靡丽，而无自然高远的情致。如他的《登池上楼》，世所盛称：

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然我们读之，终觉得累重而无诗的真趣。他的族兄瞻、族弟惠连亦善为诗。瞻没有什么天才，惠连的诗，则较灵运的为自然、真朴而有生气。

春日迟迟，桑何萋萋，红桃含天，绿柳舒荑。（《秋胡行》）

自较“园柳变鸣禽”好得多。他的《祭古冢文》及《雪赋》尤为当时人所称。又有谢庄，亦以诗名，但其作风终不能脱“颜谢”的范围。

鲍照，字明远，约生于公元421年，约卒于公元465年。初为刘义庆佐史，后为中书舍人。与其妹令晖同以诗名。照尤以拟古乐府诸作见称。此种拟古之作品，本无他自己的生命，不足论。其诗则较“颜谢”为平易朴静。钟嵘论照：“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诗品》）然照之不“清雅”而近于“险俗”，正在他的较“颜谢”无生气的雕斫品的高出处。如他的《咏燕》 ：

可怜云中燕，旦去暮来归。自知羽翅弱，不与鹄争飞。寄声谢飞鹄，往事子毛衣。琐心诚贫薄，叵吝节荣衰。阴山饶苦雾，危节多劲威。岂但避霜雪，当儆野人机。

自较涂浓绿深红，镂精金璞玉之“颜谢”的诗为好。

吴声恋歌

这个时代（晋宋之时），有所谓“吴声歌曲”者，系当时南方民间盛传之歌辞，大部分都是恋歌——极好的恋歌。自《诗经》之外，像这种真挚的恋歌，中国的诗坛上是绝少有的。这种恋歌，重要者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懊侬歌》《华山畿》《读曲歌》等。

《子夜歌》者，《唐书乐志》谓系晋曲。“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乐府解题》言：“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今所传者，《子夜歌》有42首，《子夜四时歌》有75首，《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各2首，《子夜变歌》3首。

今日已欢别，合会在何时？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

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

欢愁侬亦惨，郎笑我便喜。不见连理树，异根同条起。

别后涕流连，相思情悲满。忆子腹糜烂，肝肠尺寸断。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以上为《子夜歌》）

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春）

反覆华簟上，屏帐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仪。（夏）

初寒八九月，独缠自络丝。寒衣尚未了，郎唤侬底为？（秋）（以上为《子夜四时歌》）

《懊侬歌》今传者14首。《古今乐录》曰：“《懊侬歌》者，晋石崇绿珠所作，唯‘丝布涩难缝’一曲而已。后皆隆安初民间讹谣之曲。”

发乱谁料理？托侬言相思。还君华艳去，催送实情来。（《懊侬歌》之一）

《华山畿》今传者25首。《古今乐录》曰：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说。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装点沐浴，既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棺应声开。女遂入棺。家人扣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这段悲惨的恋爱故事的后段太神奇，不足信，大约是后人附会的；也许此故事竟是臆造的。但此曲中，可爱的恋歌却不少：

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

一坐复一起，黄昏人定后，许时不来已。

不能久长离，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

松上萝，愿君如行云，时时见经过。

夜相思，风吹窗帘动，言是所欢来。（以上《华山畿》）

《读曲歌》今传者89首。此歌的起源，有不同的二说：

第一，《宋书乐志》曰：“ 《读曲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刘领车，误杀刘第四’是也。”

第二，《古今乐录》曰：“ 《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

此二说未知孰是。但民间的歌曲本无什么明了的起源。各史《乐志》及《古今乐录》《乐府解题》各书的话，大抵都是臆测的，不大靠得住的。

折杨柳，百鸟园林啼，道欢不离口。

忆欢不能食，徘徊三路间，因风觅消息。

嘘欷暗中啼，斜日照帐里。无油何所苦，但使天明尔。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以上《读曲歌》）

文学家

这个时代的散文作家，且在最后提一下。

历史家甚多。初有谯周，作《古史考》，薛莹、韦曜、华覈共撰《吴书》。

周为蜀人，字允南。在蜀为仆转家令，入魏为阳城亭侯。

莹、曜及覈，俱为吴人。曜为孙皓所杀，莹则随孙皓降曹，授为散骑常侍。莹又著书8篇，名曰《新议》。

晋初，有皇甫谧著史书及传记甚多。谧，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性淡泊，累征俱不出仕，自号玄晏先生。所作有《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及《玄晏春秋》。

又有陈寿，时称为大历史家，作《魏吴蜀三国志》，论者谓其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又撰《古国志》50篇，《益都耆旧传》10篇。陈寿，字承祚，亦蜀人。少时师事谯周。晋初为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他的《三国志》至今仍认其为不朽的巨著，然其体例总不出司马迁与班固的范围。

略后，有袁宏，字彦伯，曾仿荀悦的《前汉纪》作《后汉纪》30卷，又作《竹林名士传》3卷。

宏后，有何承天，东海郯人，曾为宋的著作佐郎，撰国史，当时称为名史家。

又有徐广，字野民，作《晋纪》46卷。

又有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注陈寿的《三国志》，又作《晋纪》。其子驷，亦注司马迁的《史记》。

同时，北朝有崔浩，字伯渊，作《国史》30卷。因记事不善讳饰，北人忿怒，浩被杀，兼夷灭全族。为历史上最惨酷的文字狱之一。

略后，有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初为秘书监，因事出为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其体例亦不出于司马迁、班固的范围。后晔因欲拥彭成王义康为帝，被杀。

同时，有刘义庆者，宋之宗室，封临川王，撰《徐州先贤传》及《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颇多名隽之言。

又有臧荣绪，东莞莒人，隐居不仕，括东西晋的史事为一书，凡纪录纪传111传，为时所称。

论文家却不甚多。

曹丕作《典论》，前已讲过。

后有傅玄，作《傅子》，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录，合140首。

玄之后有江统者，字应元，陈留圉人，为晋时最具深虑远识的政论家，曾作历史上著名的《徒戎论》。当时政府不用其言。未及10年，五胡果乱华，如统所料。

统之后有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著《抱朴子》，凡内、外篇8卷，内篇论神仙修炼、符箓劾治诸事，外篇则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

这些作家的思想，俱不能出儒家的范围。

大抵此时代的散文殊不发达，史学则拘守迁、固之成规而不敢稍有缅越，论文则多伤于文字的俳偶，不易畅达所欲言，而作者的思想亦无可特加以注意的必要；远不如其诗歌之时有好的伟大的作家出现。

  第六章 

南北朝文学

中世纪的欧洲文学，可算是在黑暗的时代，重要的作家极少，不朽的名著，除了《神曲》及诸国民歌外，也并不多见；但在同一时代，中国的文学，却出现十分绚烂的光华，重要的诗人产生了不少，不朽的名著也时时地出现于各时代的文坛里，到了中世纪末期，且有伟大的小说家及戏曲家的出现（在这个时候，欧洲的小说家还没有出现一个）。

现在分数章来叙述这个时代的文学，头两章叙“诗”与“词”，以后两章则叙小说与戏曲。这个时代，包括中国的齐代（公元479年起）至明代中叶（约15世纪前后），正是中国文学最发达的时代，所谓“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的小说”等，不朽的作品都已包括在内。

这个时代的诗歌，可划分为两期：

第一期可称为“第一诗人时代”，即自沈约等变诗之古体为近体起，中经五七言律绝诗之大发达，至唐五代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

第二期可称为“第二诗人时代”，即自五代时“词”之一体的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

此后则剧诗，即所谓“曲”的，大为盛行，已入于戏剧家的时代，重要的大诗人殊不多见于中国文坛上了。

“第一诗人时代”虽开始于沈约，而实导源于曹植及建安诸子。当时，五言的诗体已代四言的古诗体而盛流行于文坛，诗句亦渐由散漫而变为对整，由朴质而趋于雕琢。此后，到了宋之颜延之、谢灵运，诗体益复渐于靡丽整齐，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谢灵运《过始宁墅》）之句，可为当时诗歌的一个例子。到了齐初，沈约、王融、谢朓诸人出，便把古代的散漫的诗体改变了，创成一种新的诗的韵律，要大家来遵守。在他们之前，所谓诗之韵律是十分地自由，任诗人自己去自由地运用的，自此以后，便有了一种固定的格式来规范后来的诗人了。当时的作家无不拜倒于这个新韵律的规则之下，虽萧衍自称独不受其压迫，然于无意中究竟也多少被圈入了他们的范围之内而不尽能自脱。试读下列诸诗：

抱月如可明，怀风殊复清。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掩抑有奇态，凄锵多好声。芳袖幸时拂，龙门空自生。（王融《琵琶》）

娟倚窗北，结根未参差。从风既袅袅，映日颇离离。欲求枣下吹，别有江南枝。但能凌白雪，贞心荫曲池。（谢朓《秋竹曲》）

洛阳大道中，佳丽实无比。燕裙傍日开，赵带随风靡，领上蒲萄绣，腰中合欢绮。佳人殊未来，薄暮空徙倚。（沈约《洛阳道》）

春草醉春烟，深闺人独眠。积恨颜将老，相思心欲然。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范云《闺思》）

这些诗显然已与齐以前的诗歌异趋，而成为唐代律绝诗的先声了。

此时之诗的新韵律所以创成者，以受梵文发音之法的影响为主要原因。齐有周颙作《四声切韵》，定平、上、去、入四声。沈约本之，作《四声谱》，倡言为诗当讲究四声，以求其谐和。当时诗人谢朓、王融和之，于是诗的新韵律遂告成立。他们的诗，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为齐武帝年号，起自483年，终于493年）。这个新韵律，后来诗人受其影响者极久，且亦极深。

南朝文士

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生于公元441年（即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幼时，甚贫苦，以笃志好学，研通群籍，渐得名于世。初仕宋为尚书度支郎。入齐为步兵校尉，管书记，侍太子，又曾出为东阳太守。此时，约已为当代文士的领袖，他提倡诗的新韵律，即在此时。他的《四声谱》已佚，但他的主张，可在他的《宋书·谢灵运传》所说的几句话里，见其一斑：

夫五鲁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他以为这种话是由他自己创始的。

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

虽陆厥给他一信，说他这话不对，然而在我们看来，新的诗体之成立，约实为其首功，在他之前，此种主张未见有人提倡过，所以这话并不算是他的夸诞之词。萧衍夺齐祚，改国号为梁时，约为尽力赞助者之一，以此，得封建昌县侯，为尚书仆射。其卒年为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所著书甚多，存于今者有《宋书》100卷，及文集9卷，其他著作并散佚。在他的文集中，以诗歌为最好。钟嵘说：“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诗品》）如《石塘濑听猿》 ：

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不知声远近，惟见山重沓。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

及《六忆诗》 ：

忆来时，灼灼上阶墀。勤勤叙别离，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见乃忘饥。……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傍人见，娇羞在烛前。

诸作，俱为其佳著。

谢朓的诗名，在当时较沈约为著。朓，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其生年约在公元464年至499年。初为豫章王太尉行参军，后出为东海太守。又为宣城太守，迁至吏部郎，兼卫尉。江祐以东昏王失德，欲立始安王，谋于朓，朓依违不决，且言于外，遂被杀。他的诗，沈约极好之，尝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李白亦倾心于他。论者谓其诗佳处如青苔红叶，濯于春雨，秀色天然可爱。大约如《怀故人》 ：

芳洲有杜若，可以赠佳期。望望忽超远，何由见所思。行行未千里，山川已间之。离居方岁月，故人不在兹。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

如《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诸作，俱可算是他的好诗。

王融，字元长，琅琊人，生于公元468年（宋明帝泰始四年）。举秀才，为太子舍人。与竟陵王萧子良交好。齐武帝病笃，融谋立子良不得。后郁林王即位，便捕融下狱死，时为公元494年，融年才二十七。他的诗，不足与谢朓比肩，论者颇讥其琢饰，然亦偶有佳句，如《古意》 ：

游禽暮知反，行人独不归，坐销芳草气，空度明月辉。容入朝镜，思泪点春衣。

亦有自然之趣。

同时作者有萧子良、谢超宗、王俭、刘绘、张融、孔稚珪、陆厥诸人。

萧子良为齐宗室，封竟陵王，有文集40卷，在当时为诸文士的馆主。

谢超宗诗，佳者殊少。钟嵘谓其“祖袭颜延之”。

王俭在齐为左仆射，文笔为世所重。

刘绘在齐为中庶子，钟嵘称他与王融“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诗品》）

张融字思光，为司徒左长史，自名其集为《玉海》。

孔稚珪字德珪，为太子詹事，与张融情趣相得。

陆厥字韩卿，死时年甚轻，曾与沈约讨论声韵。

凡此诸人，其诗存者俱不多，且亦不甚重要，故不详述。

后此数年，萧衍即位为皇帝，改国号为梁。他与他的儿子统（昭明太子）、纲（简文帝）及绎（元帝）俱喜为诗，且亦有天才，故当时朝士亦多为诗人。其中著名者有江淹、范云、任昉、王僧孺、庾肩吾、柳恽、何逊、邱迟、吴均、到溉、到洽、王筠、徐陵、庾信、王褒诸人；沈约在当时则为老年的领袖诗人。

萧衍字叔达，南蒲陵中都里人，生于公元464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初仕齐，与沈约、谢朓、范云、任昉诸人并为萧子良所友善，同游于他的西邸。公元502年，夺齐祚，即皇帝位。晚年侯景作乱，衍被围于台城，饥饿而死，时为公元549年。衍笃信佛法，著作极多。他的诗喜为艳语，时有深情的制作，如《子夜四时歌》《白纻辞》《江南弄》等俱为佳作。

萧统字德施，为衍之长子，生于公元501年，卒于公元531年。他极喜爱文学，曾集文士选集古今诗文为《文选》30卷，又择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20卷。《文选》至今尚为很有权威的文学选本。

萧纲字世缵，为衍之第三子，统卒，他继为太子。他生于公元503年。公元550年，即皇帝位，第二年即为侯景所杀。他亦喜为诗，常说：“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如：

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娼家。（《咏内人昼眠》）可为一例。

萧绎字世诚，为衍的第七子，生于公元508年。初封湘东王。侯景之乱，他遣王僧辩讨杀之，遂于公元552年即皇帝位。后三年，西魏来伐，被杀。他的著作甚富，有文集50卷，《孝德传》30卷，《忠臣传》30卷。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生于公元444年（即宋文帝元嘉十年）。宋时为吴兴令，齐时为骁骑将军。入梁，为散骑常侍，封临沮县开国伯，公元505年（梁武帝天监四年）卒。他早年文名甚著，晚年才思微退，时人皆谓：“江郎才尽。”所作甚富，他自编为前、后集，前集20卷，后集10卷，又撰《齐史》10志。他的诗在六朝诗人中尚为不尽琢饰之作，如《贻袁常侍》 ：

昔我别楚水，秋月丽秋天。今君客吴坡，春色缥春泉……

如《悼室人》 ：

适见叶萧条，已复花庵郁。帐里春风荡，檐前还燕拂。垂涕视去景，摧心向徂物。今悲辄流涕，昔欢常飘忽。幽情一不弭，守叹谁能慰。

可为一例。钟嵘谓淹“诗体总杂，善于模拟”，实则其模拟之作，俱未见得好。

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生于公元451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他在齐为零陵内史。入梁，与沈约同辅政，封霄城县侯，有文集30卷。其卒年为公元503年（梁天监二年）。他为文下笔辄成，未尝定稿，时人每疑其宿构。钟嵘谓其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但细读其作，未见其足当此喻。

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生于公元460年（即宋孝武帝大明四年），死于公元508年（梁天监七年）。早年深为王俭、沈约所推挹。梁初为吏部郎中，掌著作。后出为义兴太守，又入为秘书监，手校秘阁四部篇卷。所著文章甚富。他早年长于作应用文，而诗不工，世称：“沈诗任笔。”防深恨之。及其晚年，诗亦渐佳。然好用事，论者颇病之。如：

谁其执鞭，吾为子御。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交相欣勖。（《赠王僧孺》）是其一例。

王僧孺，东海郯人，生于公元465年（宋泰始元年），卒于公元522年（梁普通三年）。齐时为中书郎，领著作。他的著述甚多，有文集30卷。其诗丽逸，如《忽不任愁聊示固远》 ：

去秋客旧吴，今春投故越。泪逐东归水，心挂西斜月。未应岁贬颜，直以忧残发。之类，可算是他的佳作。

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其生年与任昉诸人约同时。8岁能赋诗。尝为安西、湘东二王录事参军。萧纲即位，以他为度支尚书。最后为江州刺史卒。有文集10卷。肩吾诗以整练著称，于：

树影临城日，窗含度水风。遥天如接岸，远帆似凌空。（《和晋安王薄晚逐凉北楼回望应教》）诸句可见之。

柳恽与何逊，为当时诸诗人中略能脱出浮艳雕琢之习者。

柳恽字文畅，河东解人。齐时，萧子良引为法曹参军。梁初，除长史，后为吴兴太守，甚清正。郡民怀之。有集12卷。

何逊字仲言，东海郯人。梁天监中，出仕为建安王水曹参军。王爱文学，日与宴游。后除庐陵王记室，随王往江州卒。有集7卷。

邱迟字希范，吴兴乌程人。钟嵘称其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梁初为散骑常侍，后出为永嘉太守，再入为司空从事中郎。有集11卷。

张率字士简，吴郡人。其生年较邱迟约后10年。齐时为太子洗马，梁时为秘书丞，后出为新安太守。有集38卷。

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生于公元469年（宋泰始五年），卒于公元512年（梁普通元年）。梁初为郡主簿，著作甚富，文集20卷。其文清峻，甚有影响于当时文坛，后进多敩之，谓之“吴均体”。如《与柳恽相赠答》 ：

秋云静晚天，寒夜方绵绵。闻君吹急管，相思杂采莲。别离未几日，高月三成弦……

及《咏怀》 ：

仆本报恩人，走马救东秦。黄龙暗迢递，青泥寒苦辛。野战剑锋尽，攻城才智贫。唯余一死在，留持赠主人。

其情调颇异于当时的其他诗人。

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琊临沂人，生于公元481年（齐建元三年），卒于公元549年（梁太清三年），有文集100卷。梁时，为秘书监，迁司徒左长史。沈约为当时文宗，少所推服，唯见筠文，每以为己所不逮，尝谓萧衍：“晚来名家，惟见王筠。”但读筠诗，未见能如约所称许者，如《春游》 ：

聚兰已飞蝶，杨柳半藏鸦。物色相煎荡，微步出东家。既同翡翠翼，复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回君流水车。

之类的诗，殊觉率累琢饰，不能高出于当时的诗人。

这时，有萧氏诸兄弟者，皆为齐宗室之后，皆善于为诗；如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及萧子晖皆是。萧子范在梁为光禄大夫，有集12卷。萧子显为吴兴太守，有集20卷。萧子云为东阳太守，有集19卷。萧子晖为骠骑长史，有集9卷。

同时，又有刘氏诸兄弟，孝绰、孝仪、孝胜、孝威、孝先亦皆善为诗。他们是彭城人。孝绰最著名，颇负才凌人，曾为吏部尚书郎，后左迁为临贺王长史，有文集14卷。孝仪曾为都官尚书，豫州内史，有集20卷。孝胜为司徒右长史。孝威为太子中庶子，有集10卷。孝先为黄门郎，后迁侍中，他与孝胜的诗，在兄弟中为较劣下者。刘氏诸女，亦皆能诗，孝绰三妹，并有才学，一适王淑英，一适张嵊，一适徐悱，以徐悱妻为最著，算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女作家。

又有到溉、到洽二兄弟，亦彭城人，并能为诗。

到溉，字茂灌，官吏部尚书。

到洽，字茂沿，官寻阳太守，有文集15卷。

徐陵，字孝穆，东海郯人，生于公元507年（梁天监六年）。8岁能属文。初为梁晋安王参军，迁至散骑常侍。为元帝使齐，被拘留。后复得归，仕陈，为吏部尚书，领大著作，封建昌县开国侯。以公元583年（陈至德元年）卒。有文集30卷。陵在陈时，为一代文宗，于当时影响极大，曾编诗选，名《玉台新咏》，凡10卷，多录艳婉多情之作，可见其所好。他的诗也是如此，如《春日》 ：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迳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何殊九枝盖，薄暮洞庭归。

是其佳作之一斑。

庾信与王褒皆初仕于梁而后仕于周者，他们以南人入北朝，颇变当时北人的粗涩文风，而他们自己也不免受些北方环境的影响，将风格略略变异。

庾信，字子山，肩吾之子，生于公元513年（梁天监十二年）。初为湘东国常侍，与父肩吾及徐陵并为抄撰学士。他们才华耀辉，所为诗文并绮艳，为时人所楷式，世号为“徐庾体”。信后聘于周，被拘留于长安，礼遇甚厚，为开府仪同三司，寻徵司宗中大夫。公元581年（周大定元年）卒。有文集21卷。信在北虽蒙厚待，然常有家国之思，所作《哀江南赋》，曾感动了不少人；其晚年的诗亦因此而益蕴深情。如《怨歌行》 ：

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

如《咏怀》 ：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悽然忆相韩。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

诸诗，皆可见他的此种幽情。

王褒，字子渊，琅琊临沂人，其生年约与庾信同时。初仕梁为吏部尚书，与萧绎同为周人所执，绎被杀，褒则执入长安，礼遇甚厚。时信已在北，二人同为北人所仰模。褒官太子少保，后出为宜州刺史，有文集21卷。他的诗亦深蕴家国之思，如《渡河北》 ：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河。

又如：

岁晚悲穷律，他乡念索居。寂寞灰心尽，摧残生意余。（《和殷廷尉岁暮》）

与庾信诸作有同一情调。至如：

松古无年月，鹄去复来归。石壁藤为路，山窗云作扉。（《过藏矜道馆》）

之类的诗，则陶潜以后，久未见此种清隽之作了。

陈承梁后，作风未易。陈后主叔宝即皇帝位后，尤喜招延文学之士，其自作诗亦甚靡丽。当时诗人以徐陵为首，次则有江总、阴铿、张正见、沈炯等。

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生于公元519年（即梁天监十八年），初仕于梁，后入陈，官尚书仆射。隋灭陈，总入隋为上开府。以公元594年（隋开皇十四年）卒。有文集30卷。总为诗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如《岁暮还宅》 ：

悒然想泉石，驱驾出城台。玩竹春前笋，惊花雪后梅。青山殊可对，黄卷复时开。长绳岂系日，浊酒倾一杯。

即其一例。

阴铿，字子坚，武威人。初仕梁，为湘东王法曹行参军。入陈，为晋陵太守，散骑常侍卒。有集3卷。他的五言诗为世所重，风格甚类何逊，故时人每以“阴何”并称。

张正见，字见赜，清河东武城人。梁时为彭泽令，因乱避住匡俗山。入陈，为散骑常侍。太建中卒。有集14卷。

沈炯，字礼明，吴兴武康人，约之后。仕梁为吴令，元帝立，领尚书左丞。入陈，为御史中丞，后又为明威将军。有前集7卷，后集13卷。

北朝文士

上面所叙的都是南方的文士，至于北方的文学，则著名的作家极少；其诗初尚质朴，不染南朝浮艳之习。其时，较著的诗人有高允、温子升、王德、邢邵、魏收、萧悫、高昂诸人。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官镇军大将军，领中秘书，历事魏五帝，有集20卷。

温子升与邢邵二人的诗，其情调已近于南方，所以庾信北来，唯称许他们二人。

子升字鹏举，太原人，官侍中，后下狱死。有集39卷。

邵字子才，河间郑人，在北齐官太常卿，有集30卷。

魏收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人，仕魏典起居注，与子升及子才齐名，时号“三才子”。后官尚书右仆射，有集70卷，又有《后魏书》130卷，甚著名。

萧悫字仁祖，兰陵人，为梁宗室，后入齐为太子洗马。有集9卷。

王德生平无考，其诗仅传《春词》一首：

春花绮绣色，春鸟弦歌声。春风复荡漾，春女亦多情。爱将莺作友，怜傍锦为屏。回头语夫婿，莫负艳阳征。

此为北人不易得之佳著。

高昂字敖曹，渤海蓨人，齐初为侍中司徒，好为诗，雅有情致。其诗今传者数首而已，然《征行诗》 ：

垄种千口牛，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

却甚为后人所称。

约在此时，无名诗人曾作《敕勒歌》 ：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此诗写北方荒野景色，直浮现于读者之前，博得后人极端的倾倒，可谓为最带北方色彩的诗。然自北人渐与南方文士接触后，此种作品即渐消失不见。到了庾信、王褒北来，他们受了感化，更努力地去学“徐庾体”的诗。及隋平陈，南士北来者益多，北部作家受南方文学的洗礼者益多。

隋炀帝杨广，亦甚好文学，且能自作诗，有集55卷。其诗如《悲秋》 ：

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复来。露浓山气冷，风急蝉声哀。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

如《失题》 ：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即使是南士亦不能及。

因之当时朝士能诗者甚众，以杨素、卢思道、薛道衡为最著。

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初仕周，入隋为丞相，封越国公，有集10卷。其《赠薛播州》诗14首，《北史》称其：“词气颖拔，风韵秀上，为一时盛作。”今读：

北风吹故林，秋声不可听。雁飞穷海寒，鹤唳霜皋净。含毫心未传，闻音路独夐。惟有孤城月，裴徊独临映。吊影余自怜，安知我疲病。（《赠薛播州》）

诸句，诚为当时不易得之作。

卢思道字子行，范阳人，齐时入仕，至周授仪同三司。入隋，为散骑侍郎，有集30卷。

薛道衡与卢思道齐名当代，河东汾阴人，字玄卿，在齐为散骑常侍。隋文帝时，尝使于陈。时陈文章称盛，道衡所作，却常为他们所倾倒。后杨广即皇帝位，道衡因先与有隙，被杀，有集70卷。此数人外，尚有李德林、柳䛒、诸葛颖、许善心、王胄诸作者，亦颇有名于世。

当时并出数女流作家，颇有深情之作。

杨广宫女侯夫人尝作《自感》 ：

庭绝玉辇迹，芳草自成窠。隐闻箫鼓声，君恩何处多。

及《自伤》 ：

长门七八载，无复见君王。春寒入骨清，独卧愁空房。……平日亲爱惜，自待却非常。色美反成弃，命薄何可量。……家岂无骨肉，偏亲老北堂。此身无羽翼，何计出高墙……

因缢于栋下而死。此种诗，读之不仅为侯夫人一人悲，直可作为无量数的“何计出高墙”的宫女的悽切的呼声！

又有李月素作《赠情人》 ：

感郎千金意，含娇抱郎宿。试作帷中音，羞开灯前目。

及其他女诗人作数诗，俱为不下于《子夜歌》之恋诗，然这数诗俱不见于可据的古书，仅见明刻《续玉台新咏》及《诗纪》，似未可信。

无名诗人的作品，如《鸡鸣歌》 ：

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千门万户递鱼钥，宫中城上飞乌鹊。

及《叹疆场》 ：

闻道行人至，妆梳对镜台。泪痕犹尚在，笑靥自然开。

俱可为好诗。又有盛传于许多时代的妇孺口中的《木兰辞》，亦为此时前后的无名诗人的作品。

  第七章 

唐代文学

隋祚为唐所夺后，唐太宗李世民甚好文学，开文学馆，延当代文士。此后高宗、武后、玄宗继之，俱甚注意辞章，且以诗登用人才，是以当时朝士俱能为诗。诗人如云之突起，如浪之汹涌；《全唐诗》凡900卷，录者凡2200余人，得诗48900余首；此300年中所存之成绩，实较自《诗经》至隋的一千余年间为多过数倍。论者分唐全时代的诗歌为四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初唐者，自唐初至于玄宗开元之初，凡100余年；盛唐者，自开元至于代宗大历之初，凡50余年；中唐者，自大历至于文宗太和九年，凡70余年；晚唐者，自文宗开成之初至于唐末，凡80余年。初唐的著名诗人为魏徵与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四杰及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刘希夷、张若虚之流。盛唐的著名诗人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之流。中唐的著名诗人为韦应物、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孟郊、贾岛之流。晚唐的著名诗人，为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罗隐、司空图、陆龟蒙、杜荀鹤之流。

唐之诗人

女诗人亦时出，如上官婉儿、鱼玄机之流，亦可称为大作家。但这四个时期的区分，并没有什么划然的疆域，且每一个时期，亦不能见其独特的作风，譬如盛唐的一期，作家如李、杜、高、岑之流。各有其作风，绝难能有任何共同的情调与色彩。所以我们殊不必以这个区分。

自隋入唐的诗人，有虞世南、陈叔达、褚亮、李百药、王绩诸人。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初为徐陵所知。入隋为秘书郎，入唐为秘书监，有集30卷，又善书，为世所宝爱。

陈叔达字子聪，陈之宗室，入隋为绛郡通守，入唐为礼部尚书，有集15卷。

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塘人。入隋为太常博士，在唐为散骑常侍，有集20卷。

李百药字重规，为李德林子，隋时为学士，入唐为中书舍人。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在隋为六合县丞，有文集5卷。

魏徴为唐之第一诗人。魏徴，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有大志。隋乱，诡为道士，初从李密，后归李世民，拜谏议大夫，有文集20卷。他的诗存者虽不多，然刚隽慨慷，一洗六朝丽靡之习，其《述怀》 ：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慨慷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

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一诗，足以开后来的作风。继之而起的诗人有来济、李义府、许敬宗及王、杨、卢、骆之四杰。

来济为扬州江都人，贞观时为庭州刺史。突厥入寇，济赴敌死。有文集30卷。

李义府为瀛州饶阳人，为中书舍人，后贬推州以死。当时与来济并有文名，号称“来李”。

许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为礼部尚书。许、李二人甚善逢迎谄媚，故为世所诟病。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生于公元648年（唐贞观二十二年）。幼极聪慧，6岁能文辞，9岁即知指摘颜师古《汉书注》之误。年未及冠，才名已扬闻于京邑。授为朝散郎，客于沛王府。上元二年，往交趾省父；渡南海，溺水而死，年仅二十九。勃著作甚富，有文集30卷。

杨炯，华阴人，幼亦敏慧，神童举，拜校书郎。后为盈川令。有文集30卷。

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人。初为邓王府典签，王称他为“寡人之相如”。后拜新都尉。染风疾去官，居于太白山中。病益甚，不堪其苦，遂自投颖水而死。时年四十，有文集20卷。

骆宾王，婺州义乌人，善五言诗。少落魄不护细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后又失官。徐敬业举兵讨武氏，宾王为他书记。敬业失败，宾王亦被杀，或传其遁去为僧，似为附会之辞。他有文集10卷。

这四个人同时飞扬于上元前后的文坛之上，时人因并称之为“四杰”。他们的诗颇袭六朝繁缛之遗习，未能有甚大的特创的成绩。唯卢照邻卧疾甚久，因之生厌世思想，其诗遂间有特异之情调。如《羁卧山中》 ：

卧壑迷时代，行歌任死生。红颜意气尽，白璧故交轻。涧户无人迹，山窗听鸟声。春色缘岩上，寒光入溜平。雪尽松帷暗，云开石路明。夜伴饥鼯宿，朝随驯雉行。度溪犹忆处，寻洞不知名。紫书常日阅，丹药几年成。扣钟鸣天鼓，烧香厌地精。倘遇浮丘鹤，飘飖凌太清。

可见他的欲勉以仙境自解脱的心情；然幻想上的乐园，究敌不过肉体上的痛苦，他最后遂不得不以自杀为免苦之唯一方法了。

继四杰之后，大启唐律之体格者，有宋之问、沈佺期二人，同时并有崔融、杜审言等助之。《唐书》本传谓：

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所谓“律诗”之体式逐至此而形成。后世受其影响者至深。此种影响自然是不见得好的；后来大诗人之不能有甚伟大之诗篇，如维琪尔之《埃尼特》、弥尔顿之《失乐园》、但丁之《神曲》之类者，其重要原因，未始非因律诗之格律过于严整之故；且即小诗亦颇受其害，“回忌声病，约句准篇”之末弊，必至于强截文情或虚增蛇足以求合诗律。所以沈、宋虽有大影响于后来的文学史，而其弊害亦极甚。

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虢州弘农人（一作汾州人）。武后时，宋之问与杨炯分直习艺馆。他媚附张易之兄弟。及武氏败，被贬陇州。中宗时，他又被召为修文馆学士。睿宗即位，他再被配徙钦州，不久，被杀于徙所。有文集10卷。他的五言诗，当时无相比肩者。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长于七言诗，与宋之问齐名。初为给事中，后流獾州，又起为修文馆直学士，有文集10卷。

宋之问的作风可于《途中寒食题黄梅临江驿寄崔融》 ：

马上逢寒食，愁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阳人。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见其一斑。

沈佺期的作风可于《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

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见其一斑。

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以恃才傲世见嫉于人，为修文馆直学士。有文集10卷。

崔融，齐州全节人，为国子司业，有文集60卷。

同时，并有李峤、苏味道、王无竞、阎朝隐诸人，也与沈、宋交往，而俱以能诗名于世。

不附庸于沈、宋之例而能独创一风格者有陈子昂。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家世富豪，少年时任侠使才，后苦志读书，遂成一大诗人。初入京师，未见知于人。有卖胡琴者，价称百万，豪贵侍视而不能辨。子昂排众突出，顾左右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于某所。”众如期偕往。即具酒肴，而置胡琴于前，捧琴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至于京毂，碌碌于尘土而不见知于人。此乐贱工之役耳，岂宜留心哉！”举而碎之，以其文遍赠予在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于都门，遂被举进士，转右拾遗。武攸宜伐契丹，以子昂为书记。以父被贪吏所辱，还乡里，竟被贪吏囚死于狱中。时为公元698年（武后圣历元年），年四十三。当唐显庆龙翔间，“徐庾体”尚为诗人的准式，及陈子昂的《感遇诗》38首出，为当时第一出现的重要的五言古诗，始扫艳丽之旧习而趋于雅正劲练。王适见此诗，惊曰：“此子必为海内之文宗。”陈子昂尝自言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修竹篇序》）唐之诗歌虽因沈、宋而律诗以成立，然仍时时露清劲朴质之气氛者，子昂的独特的作风，实予以很大的影响。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令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感遇诗》第三十五）

这种诗在“沈宋派”盛行时，自然是极不易见到的。

与陈子昂约同时而亦不受沈、宋之影响者有刘希夷、张若虚。

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为宋之问之甥。少落魄不拘常格，后为人所害。世传系之问因欲夺得其诗，以土囊压杀之，恐无此理。刘希夷之诗善为从军闺情，诗词悲苦。有集10卷。

张若虚，扬州人，为兖州兵曹。他的诗存于今者仅二首，其中《春江花月夜》一首：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红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为不朽的佳作。

李白

沈、宋及子昂之后，便入于开元天宝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不少伟大的诗人，其中自以李白、杜甫为最重要。白诗以飘逸清俊胜，如天马之行空，如怒涛之回浪，汗漫自适，无往不见其卓绝的天才；甫诗则以沉静庄肃胜，如笛师之作响，如明月之丽天，循规蹈矩，自守其天才于绳墨之中。二人固不能妄加以轩轾。唯后世诗人因白之俊逸的风神不易学，而甫之谨严的法度有可循，故所受于甫的影响较之白为深久，然以诗论诗，则李白纯为诗人之诗，杜甫则有时太以诗为他的感事伤时的工具，且其强求合于韵律之处，亦常有勉强牵合之病。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陇西成纪人，以出生于蜀，故或又以他为蜀人。他的生年为公元701年（唐长安元年）。少有逸才，志气宏放，任侠尚气，轻财重施，尝因事手刃数人。他的《与韩荆州书》 ：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这可算是他早半生的自传。他初年尝隐于岷山。州举不应。后出游于襄汉，南从于洞庭，东至于金陵扬州，更为客于汝梅，还至于云梦。此时娶故相许氏之孙女为妻。又识郭子仪于行伍之间，言于主帅，使脱其罪。既又去至齐鲁，客于任城。与孔巢父诸人交好，居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他之识杜甫，大约亦在此时，所以他的《鲁郡东石门送杜甫诗》说：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此两大诗人的交谊至深，且历时至久；李白长流夜郎时，杜甫有《天末怀李白》之作：

凉风起天来，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又有《梦李白》 ：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二人交谊之深挚由此可见。天宝初，游于会稽，与道士吴筠共居郯中。筠被召至京师，因荐太白于朝，玄宗即下诏征之。白至京师，遇贺知章，知章一见叹曰：“子诚谪仙人也。”玄宗甚礼待之。白在长安三年，不见容于宫廷中的亲侍。乃请还山。这时他受道箓于齐州之紫极宫。他之受道篆，留意于神仙之事，似为欲以幻梦的、静美的仙境，寄顿他狂热的、不合于当世的心情。此后，他又浮游于四方，北至赵、魏、燕、晋，西涉邠歧，经洛阳、淮泗，再入会稽，最后至于金陵。天宝十四年，安禄山作乱，白避地在庐山。永王李磷辟他为府僚。后磷失败，白连坐当诛，赖郭子仪救护，得免死，长流夜郎，中道遇赦还。此后的生活便在寻阳、金陵、历阳、宣城等处度过，或乘扁舟而一日千里，或遇胜景则终年留居。最后，以族人李阳冰为当涂令，往依之，遂病卒于当涂，年六十六，时为公元762年，即唐肃宗宝应元年十一月。或传其欲探海中之月，遂踏水而死者，实非；大约乃后人欲以一种浪漫超奇的举动以结束此浪漫超奇的大诗人的最后而故为此说。李白的诗散佚者极多，李阳冰尝为之编纂成集，后来又经数人的继续增入，大约现在之《李太白集》，其中多少不免有误入之作。李白对于诗的见解，亦为不重琢丽之文句而欲以真朴之美与读者相见的。他的《古风》的一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可算为他的宣言。他的诗诚为具有最活跃的天才者。我们读之，无往不见其潇洒豪放之气，正如我们读陶渊明诗之见着陶氏的闲远淡泊的情态一般。如：

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麹便筑糟丘台。（《襄阳歌》）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问月》）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

纵逸飞劲的文辞与他的浪漫豪放的心情直相映于我们之前。他的《古乐府》如《远别离》《蜀道难》俱为不朽的杰作，其音调之锵亮，文辞之流顺，如明珠之转于玉盘，瀑布之倒于深潭，使人非一口气读完了不可。此外，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诸作，细画出他所幻见的乐园，亦使人惊骇于他的想象力之丰富。李阳冰称他：“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草堂集序》）韩愈诗言：“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绝非过分的赞词。

杜甫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襄阳人，乃审言之孙，生于公元712年（唐先天元年）。少时贫不自振，开元间客游吴、越之间，又曾赴京兆应进士试，不第。以父闲为兖州司马，乃游于齐、赵之间，他与李白友，约即始于此时。天宝时，曾有《奉赠韦左丞丈》一诗：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当时之人，每喜以大言于贵官，李白、韩愈亦未能脱俗，甫此诗自不免亦染此习。然于此颇可使我们见出他早年生活的一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诸语，尤可见他的诗歌的功力之所在。此后，曾数上赋颂。玄宗奇之，使侍制于集贤院。后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常上书自称道，以扬雄、枚皋自况比。当时政治废弛，天下将乱，甫目见其危，心常抑抑，而一发其恳挚忧愤之情于诗篇之中，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一篇，可为一例：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这是他从心底吐出的忠恻不忍之情。至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诸句，则把当时社会的不平倾吐无遗。当时天下大乱之原因，亦可于此诗窥见其大半。不久，安禄山果反，长安陷，玄宗逃蜀。甫为贼所捕，陷居长安城中，伤时思家，

一一泄之于诗中，如《春望》 ：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及《哀江头》中之数语：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颇可见他当时的情怀。自经此丧变，全盛时代之开元天宝的文化为之一扫无遗，回纥、吐蕃又相率侵扰。诸诗人俱深受其刺感，于是从前雍容流丽之诗篇不多见，而悲壮沉郁的歌声则为之大扬。杜甫即为受此种刺激最深，而他的歌声因变而成最悲郁的一个诗人。他在长安一年余，卒得逃出至凤翔见肃宗，拜为左拾遗。他的《述怀》 ：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

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

完全叙出他那时的情况。后此，他曾回去省家一次。肃宗还西京，他自家赴京。后因救房琯之免相，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不久，即弃官，客于秦州，又入蜀，流落于成都，在城西之浣花溪，营草堂居之。适严武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至成都，他乃依武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后武死，蜀中大乱，他乃偕家属避居于夔州。此时他55岁。以后的诗，自己称赞为“老来渐于诗律细”，如《秋兴》8首即为当时之作。后此，他又飘游于四方，出瞿塘，下江陵，沂沅湘，登衡山，最后客于来阳，时大水猝至，旬日不得食。县令知之，送酒食给他。或传县令送他牛炙、白酒，他大醉，一夕而死。或又谓他并不是死于此。但他的卒年实在于公元770年，即唐代宗大历五年的秋冬之间，得年五十九。他的诗为最足以见他的性情及行为的，中国的诗人没有一个能够如他一样可于其诗中求其详细的生平及性格的。同时，社会上的状况及当时的史事亦多见于他的诗中，如《石壕吏》《新婚别》以及其他，都可见当时民间的疾苦。所以有的人称之为“诗史”。但因此，颇有些附会的杜诗解注家，把他所有的诗歌都认作“忧时怀君”之作，直埋没了不少好的抒情诗。我们欲看见杜甫的真价，对于此种解注自不能不加以扫除。

其他诗人

约与李白、杜甫同时的著名诗人甚多。略前于他们的有张九龄。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生于公元673年。他官至中书令，后贬为荆州长史，有文集20卷。他的诗《感遇》，甚为后来所称，论者比之于陈子昂的《感遇》，以为他们在以后诗坛同有大影响。张九龄之后，孟浩然、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诸诗人相继出现，与李、杜同时相映耀。

孟浩然，襄州襄阳人（689—740）。隐于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游京师，有声于诸文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吟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一座嗟服。张九龄、王维，甚称许之。大约浩然之诗制句俱如明珠之清莹，而无繁缛之病。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699—759）。初为左拾遗。天宝末为给事中。长安被安禄山攻陷，维为他所获，迫授官职。肃宗克复京师，降禄山者多得罪，独维以“万户伤心生野烟”一诗得免。最后，为尚书右丞卒。他的诗神韵悠远，如：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村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昙兴上人院》）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独眠。（《田园乐》）

读之如见幽静的山中景色，给他的辋川以不朽的图画。他又善画。论者尝称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王昌龄，字少伯，太原人。举进士第，补秘书郎。后以不矜细行贬龙标尉。以世乱还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他的诗绪密而思清，与高适、王之涣等齐名。如《斋心》诗：

女萝覆石壁，溪水幽濛笼。紫葛蔓黄花，娟娟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精魄，寥寥天府空。

可为一例。

高适，字达夫，一字仲武，沧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涯。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声华已传。初为汴州封丘尉，后为淮南节度使，散骑常侍。有文集20卷，公元765年卒。他的诗多言胸臆事，且有骨气，音节甚悲壮，如《封丘作》云：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不羁之态，使人如见。

岑参，南阳人，官职方郎中兼侍御史，卒于蜀。他参佐戎幕，往来于鞍马烽尘之间，十余年备极征旅离别之情，故他的诗，情调高旷而悲壮，与高适相似，世因并称之曰“高岑”。他的《天山雪送萧沼归京》云：

天山有雪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交河城边飞鸟绝，轮台路上马蹄滑。晻霭寒氛万里凝，阑干阴崖千丈冰。将军狐裘卧不暖，都护宝刀冻欲断。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客中何以赠君别，唯有青青松树枝。

这里所叙写的天山大雪，以及其他各诗中所写的景物，皆为向来中国诗人的笔锋所未及的，此为他的特色。

与他们同时而较著名的诗人，尚有：

李颀，官新乡尉。

常建，开元十五年进士。

崔灏，官盱眙尉。

王之涣，并州人。

陶翰，润州人。

贾至，洛阳人，官散骑常侍。

崔曙，宗州人。

储光羲，官监察御史，等。

继于他们之后的大家有顾况、钱起、韦应物、刘长卿、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罗隐等，相继出现。至罗隐时，则五七言的古律诗已至落潮之候，而为一种新体的诗，所谓“词”的，大盛行的时代了。

顾况，字逋翁，苏州人，官著作郎，颇任性，好诙谐。后贬饶州司户，有文集20卷。

钱起，吴兴人，天宝进士，与卢纶、韩翃、司空曙、苗发、吉中孚、崔峒、耿、夏侯审、李端十人并称“大历十才子”，又与郎士元齐名，时谓之“钱郎”。

韦应物，初为洛阳丞，后由比部员外郎出刺滁州，改刺江州，贞元初，又刺苏州。他的诗淡远闲放，与柳宗元诗并类陶渊明，故时以“韦柳”同称。

刘长卿，字文房，以诗驰声上元。宝应间，官终随州刺史，时人甚重之。

孟郊，字东野，湖州人。年五十始得进士，为溧阳尉。后随郑余庆至兴元而卒。郊诗最为韩愈所称，然思苦奇涩。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初与柳宗元同为王叔文所引用，后连遭贬逐。会昌中为检校礼部尚书。晚年与白居易相酬答，白居易称他为诗豪，以为“其锋森然，少敢当者”。时人并号之为“刘白”。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他提倡古文，力挽当时颓靡的文风，后来散文受其影响者至深。他的诗也严正古拙，颇有人以他为规法。初官四门博士，后贬为潮州刺史，最后为吏部侍郎以卒。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也以古文著称于文坛，他的诗也晶莹动人。初为王叔文所引用，后贬为永州司马，移为柳州刺史卒。当时，集于韩愈左右的诗人又有李贺、贾岛、刘叉等，以李、贾为最著称。又有卢仝，与孟郊齐名，于当时亦甚有诗名。

李贺字长吉。每出游，常从一小奚奴，骑距驉，背一古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尝以诗谒韩愈。愈时为国子博士，已送客解带，门人呈卷，旋读之。死时年不过27岁。

贾岛字浪仙，范阳人，初为僧，名无本，后乃举进士，终普州司户。

刘叉行为亦诡僻。少放肆，为侠行，因酒杀人，亡命。后更折节读书，能为歌诗。闻韩愈接天下士，步谒之，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孟郊右。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归齐、鲁，不知所终。

卢仝为济源人，尝居东都。韩愈为河南令，厚礼之，自号玉川子。

白居易与元稹齐名，时称“元白”。他们的诗俱平易明畅，为妇孺所共晓，所以当时流传极广。

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勅，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元稹《长庆集序》）

甚至流传于国外，诚为“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太原人，生于公元772年（唐大历七年）。官左赞善大夫，因事贬江州司马，又为主客郎，知制诰，最后为太子少傅，公元846年（唐代宗会昌六年）卒。他的不朽之作为《长恨歌》《琵琶行》《新丰折臂翁》诸篇。中国诗人最少为长篇的叙事诗，独白居易作此类诗甚多，此亦为他的独特之点。他自分其诗为“讽谕”“闲适”数类，自言：“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与元九书》）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官左拾遗，因事出为通州司马，最后为武昌节度使，公元831年（唐文宗太和五年）卒。他与白居易的诗，当时少年拟仿者甚多，号为“元白体”。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人，生于公元803年。初为监察御史，喜论事，又出为黄、池、睦三州的刺史，最后为中书舍人。他性情豪迈，甚自负其经济才略，其诗亦慷慨悲凉，当时盛传之，如：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

之类，甚为论者所称。或以他与杜甫并举，号之为“小杜”，以别于甫。

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生于公元813年（唐元和八年）。初为弘农尉，后从王茂元、柳仲郢诸节镇，掌书记，最后为检校工部郎中。他的诗以华艳称，所及于后来的影响亦甚大。温庭筠与之齐名，时号“温李”。二人之情调颇相类，俱以艳词靡曲著称，后人称他们之诗为“西昆体”。

温庭筠，字飞卿，并州人，为方城尉。

他们的诗，可以温庭筠的《阳春曲》为一例：

云母空窗晓烟薄，香昏龙气凝辉阁。霏霏雾雨杏花天，帘外春寒著罗幕。曲阑伏槛金麒麟，沙苑芳郊连翠茵。厩马何能啮芳草，路人不敢随流尘。

又有段成式，也与他们齐名。

罗隐字昭谏，余杭人，长于咏史诗，因乱归乡里，钱缪辟之为从事。他在当时甚有诗名，为一个浪漫的人物，民间多以怪特的故事，集于他的名字之下。与他同时的诗人，尚有：

陆龟蒙字鲁望，居松江甫里，以善品茶著称。

司空图字表圣，河中虞乡人，著《诗品》，很有名，为人有节概，唐哀帝被杀，他也不食而死。

杜荀鹤号九华山人，朱温时为主客外郎，知制诰。

皮日休字袭美，襄阳人，为黄巢所杀。

郑谷字若愚，袁州人，为都官郎中。

许浑字仲晦，润州丹阳人，为郢州刺史，晚年隐居。

韩偓字致尧，唐末仕颇高达，后谪官入闽。

韦庄字端己，杜陵人，为王建之相国。

这个时代的女诗人以上官婉儿最著。婉儿，为唐中宗昭容，初佐武则天，对于当时文学颇有提倡的功绩，后来韦氏失败，婉儿亦被杀。

以后有鱼玄机、薛涛等。

鱼玄机，字幼微，为咸通中西京成宜观女道士。以笞杀女童绿翘下狱。其在狱中诗，有“明月照幽隙，清风开短襟”之句。

薛涛，为蜀中女子，相传系营妓。她与元稹同时，尝给稹诗，有：

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夜咏花怜暗淡，雨朝题柳为欹垂。（《寄旧诗与元微之》）

诸句。

论文与史书

在这个“第一诗人时代”里，重要的论文家与历史家并不多见。所有的文学者的功力俱集中于诗歌的一方面。故这里对于论文与史书仅叙一二。史书大都承袭迁、固的体裁，而无特创的杰作，较重要者为：

沈约的《宋书》，凡100卷；

萧子显的《南齐书》，凡59卷；

魏收的《后魏书》，凡112卷；

又《晋书》，凡130卷，为唐太宗时诸文臣所撰；

《周书》，凡50卷，为令狐德棻等所撰；

《梁书》，凡56卷，《陈书》，凡36卷，俱为姚思廉所撰；

《北齐书》，凡50卷，为李百药所撰；

《南史》，凡80卷，《北史》，凡100卷，俱为李延寿所撰；

《隋书》，凡85卷，为魏徵等所撰。

又有萧衍，曾集合文臣，仿司马迁《史记》之体作《通史》，自上古直叙至当代，打破传统的断代为史之习惯，但此书后即散佚不传。

当这时代之中末，又有刘知几，字子玄，著《史通》，叙史书的义例及方法甚详尽，可称为一部不朽的大著。

初期的论文家有萧绎，作《金楼子》；

其后有王通号文中子，作《中说》，为模拟《论语》之著作；

又有《刘子》者，或谓系梁之刘勰作，或谓系北齐之刘画作。

颜之推，亦为北齐人，曾作《颜氏家训》。

此后更有苏环，封许国公；张说，封燕国公，俱能以俊丽之散文，论叙时事，时称“燕许大手笔”。

颜真卿，论事亦以忠恳明切著称。

陆贽，字敬舆，苏州人，尤善以封偶之表谕的文体，表达最深挚的自己的情感。当他在唐德宗奉天中执笔为制诰时，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可谓一个大作家。

与贽同时者，有独孤及、李华、萧颖士、权德舆并著称于世；又有令狐楚者，以著作偶俪的章表著名，如李义山之流，俱受其影响。所谓“古文”的大作家韩愈亦出现于此时，柳宗元、刘禹锡、张籍、李翱等，俱属于他的一派。

张籍字文昌，乌江人，并能诗。

李翱字习之，赵郡人，为韩之侄婿。

同时，有李观，字元宾；皇甫湜，字持正，亦皆为这一派的作家。

皇甫湜之弟子，为来无择。

无择之后为孙樵，字可之。

然这个“古文派”，流派虽长，当时却仅有一部分的势力，直至10世纪之末，再度为欧阳修、苏轼所提倡，才在文坛上占了很大的威权。

再后，在这时代的末年，有罗隐，作《谗书》，亦很有名。

文学评论在此时代略露曙光，即有《文心雕龙》与《诗品》两部大著出现；此二大著俱为初期的产品。

《文心雕龙》为刘勰所撰。刘勰为萧衍时人；后剃度为和尚，专力于佛典。《文心雕龙》似为他早年的著作；凡分上、下二部。上部25篇，都为论文学体裁之别的；下部24篇，则论文学的工拙之由，有类于修辞学。他以最难达意的当代文体，创作如此伟大的一部文学评论的专著，且甚严密有条理，其魄力之大与天才之高，越殊令人惊异。

《诗品》为钟嵘所作。钟嵘亦是刘勰的同时代者。但《诗品》却没有《文心雕龙》之伟大，凡分三卷，将汉以来的诗人归纳于上、中、下三品之中，且每人叙其诗的渊源之所在，并略评之，偶然有些很好的见解，但错谬之处亦不为少。此后，则此类著作又隐没不见。末叶的司空图，亦曾作《诗品》的一篇，然性质与钟嵘的完全不同，不能算为文学评论。

文学的选本，重要者在初期也产生了不少，如萧统有《文选》30卷，又有《诗苑英华》20卷；徐陵也撰集《玉台新咏》10卷。到了中期，更有一部很大的总集，名为《文馆词林》的，为初唐诸文臣所编成。此后，则此类的书没有人去做。

  第八章 

五代文学

五、七言的古律诗，经齐至唐的大盛时代，许多作者对之便有些厌倦了。在此种陈旧的诗式里，他们觉得很难完全表白出他们的情思而使之异常地动人，于是他们便开辟了另一条新路走，这条新路便是所谓“词”的一种新诗体了。这种新诗体，其导源远在萧衍（公元5世纪之后半至6世纪之前半）之时。萧衍的《江南弄》 ：

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曜彩垂轻阴。连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

论者已推之为“词”之先驱了。到了公元7世纪之后半，李景伯、沈佺期诸人作《回波乐》；相传大诗人李白亦作《桂殿秋》《清平调》《菩萨蛮》《忆秦娥》诸新调，“词”之一体始渐渐地形成。如《菩萨蛮》 ：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及《忆秦娥》 ：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俱为“绝妙好词”。如非白作，亦必为一很伟大的诗人所作。此后，此种新诗体时时有人试作。然所作究不多，且亦不甚重要，故未能即引起很大的影响。到了唐之末年，即公元9世纪之后半，“词”始大行于世。至五代之时（10世纪），则它差不多要占夺了五七言古律诗的地域了。当时的重要诗人，除了罗隐、司空图、杜荀鹤诸老诗人外，其余的人，都甚致力于此种新诗体。在上者如李晔（唐昭宗）、李存勖（后唐庄宗）、王衍（蜀主）、孟昶（后蜀主）等亦善为词，至于南唐二主，李璟（嗣主）、李煜（后主），则直为两个伟大的词人，所作可冠于那时的一切诗人之上。前于他们的，则有温庭筠；在他们治下的词人则有：韩偓、皇甫松、韦庄、牛峤、毛文锡、和凝、牛希济、薛昭蕴、顾夐、鹿虔扆、魏承班、李珣、欧阳炯、阎选、孙光宪、张泌、冯延巳等。他们大都不善于作五七言的旧体诗，有的简直连一首这类的旧体诗也不曾遗留到后世来。试以李煜为例：他的旧体诗《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较之他的词《浪淘沙》 ：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暮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任何人都知道其间相差至远。这两首内的凄恻眷恋的情感原是一样的，然因《渡中江望石城泣下》穿了旧的诗衣，便不觉得有什么动人处，《浪淘沙》用了新诗体，便觉得深情凄楚，感人至深，此正是他善于以新体诗而不善于以旧体诗来表达他的婉曲悲切的内情的一证。其余的诗人，至少有一部分与他的情形是相同的。

五代诗人

李晔（唐昭宗），生于公元867年，为唐懿宗第七子，公元889年即皇帝位。是时，朱全忠势力方盛，晔虽为天下主，实则在全忠的旗影下度苟生偷活的生活而已。至公元904年，他遂为全忠所杀。他善作词，如《巫山一段云》 ：

蝶舞黎园雪，莺啼柳带烟。小池残日艳阳天，苎萝山又山。青鸟不来愁绝，忍看鸳鸯双结。春风一等少年心，闲情恨不禁。

似为他未经忧难时所作。至如《菩萨蛮》 ：

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岳。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

则为他度困苦生活时的作品。

李存勖（后唐庄宗），生于公元885年。其先本为西突厥人，唐懿宗时赐姓李氏。公元923年，起兵灭梁，即皇帝位。他精晓音律，与伶人暱游。在位四年，公元926年，为他们所杀。他的词，如《如梦令》 ：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之类，深情妮婉，使人浑不记得这是一个武人、一个人籍于中国不久的西突厥的武人所作的。

蜀主王衍及后蜀主孟昶，自作之词不多。然当时中原大乱，文士不渡江而往依南唐，即西至蜀而归于王氏及继其后的孟氏。所以当时西蜀的文学，称为极盛。

南唐嗣主李璟，字伯玉，生于公元916年，而以公元961年卒。他的词传于今者仅三首，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及“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摊破浣溪沙》二首中语）诸句，甚为后人所称，自足为当时词人之一领袖。

南唐后主李煜，字重光，李璟之子，生于公元936年。他的天才较其父为尤高；善属文，工书画，妙于音律。尝著《杂说》100篇，时人以为可继曹丕之《典论》，又有集10卷，今皆不传。传于今者仅诗词50余首。然仅此数十首之诗词，已足使他成为一个不朽的大诗人。宋兴师灭南唐，煜降于他们，被迁住于宋都，终日愁苦，以泪洗面。宋太宗甚忌之，公元977年，他遂为其所杀。他的词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江南的欢乐繁华的生活中的作品，第二部分是降宋后的悲苦寂寞的生活中的作品。第一部分的作品可用他的《浣溪沙》 ：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为代表，这是他的“慢脸笑盈盈，相看无限情”“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蹋马蹄清夜月”的时代的出品，这是他黄金时代的生活的反映；然他的天才此时尚未臻于成熟。词的内里尚未具甚深挚的情绪。直到了他的生活的第二期，即囚禁的悲苦时代，其作品才如曜于秋光中的苹果林，静躺于夕阳中的黄金色的熟稻田一般，无人不惊诧其美丽与其丰实的内容。我们试读他的《忆江南》 ：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

龙，花月正春风。

《捣练子》 ：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以及《相见欢》 ：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等等，殆无一首不使人凄然而表深切的同情于他的。无疑的，当时的最大诗人之号，舍他外实无人足以当之。

前于李晔而在公元9世纪的前半出现的大诗人有温庭筠。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人，与李义山齐名，时称“温李”，上面一章已经讲起过他。这里专叙他的词。他的词才思艳丽，韵格清拔，且所作甚多，可算为最初的一个大“词”家。如《忆江南》 ：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

及《菩萨蛮》 ：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之类，可为他的代表作。大抵他的此种作品皆词意婉靡而别有一种特殊的情调，所叙的皆不过是儿女的柔情与离愁别绪之类，自然不如李煜之伟大，然他对于后来一般作词者的影响却极大。

又有韩偓，略后于温庭筠，尝左右李晔，甚得其信任，卒被朱存忠所忌而出官于闽。他的词的情调，亦甚类于温庭筠。

又有皇甫松，约与韩偓同时，亦甚有词名。

入五代时，即10世纪开始时，向为诗人集中地的中原，因变乱频频，而其诗坛顿现冷落之状。老诗人罗隐等，俱四散避地于兵戈未及之区。新体诗的大作家韦庄和牛峤因亦迁居于蜀，开蜀中诗坛的隆盛的先声。

韦庄，字端己，杜陵人，以公元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得进士。授校书郎，转补阙。李询为两川宣谕和协使，辟他做判官。他以中原兵乱相寻。遂依王建，建辟为掌书记。后建立国，以他为平章事。但他亦未尝无故乡之思念，在他的《菩萨蛮》之一：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

转迷。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

里可见之。他的词，好的很多。《女冠子》二首：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其一）

昨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其二）

明白如话，而蕴情至深，是词坛里不易得见的好作品。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峰，陇西人。以公元878年（唐懿宗乾符五年）第进士，历官尚书郎。王建镇蜀，以他为判官。及建立国，牛峤为给事中。他的词也不脱当时一切词家喜用婉靡的情意与艳丽的词句的习惯，唯《定西番》一词：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其情调为特异。

当时留居于中原的诗人，自不能说没有，然实无甚著名者。甚善于作新体的“词”者，不过和凝一人而已。

和凝，字成绩，郓州须昌人，生于公元898年，公元955年卒。后唐天成中为翰林学士，知贡举。入晋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入汉，拜太子太傅，封鲁国公。周初，仍为太子太傅。他所作诗文甚富，有集100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赠于人。文集之自印行，似以凝为第一个人。他的词亦甚艳丽，如《薄命女》 ：

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露寒侵帐额，残月光沉树杪。梦断锦帏空悄悄，强起愁眉小。

可为一例。

蜀中文学此时极盛，词家尤多。中原诗坛，好像已搬迁到那边去。当时词家之著者有毛文锡、牛希济、薛昭蕴、顾夐、鹿虔扆、魏承班、尹鹗、毛熙震、李珣、欧阳炯、阎选等。

毛文锡，字平珪，事蜀为翰林学士，后历文思殿大学士、司徒。他的词可以《醉花间》 ：

休相问，怕相问，相问还添恨。春水满塘生，㶉鶒还相趁。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偏忆戍楼人，久绝边庭信。

及《纱窗恨》 ：

新春燕子还来至，一双飞。叠巢泥湿时时坠，涴人衣。后

园里看百花发，香风拂绣户金扉，月照纱窗，恨依依。

为代表。

牛希济，为峤兄子，仕蜀为御史中丞，降于后唐，为雍州节度副使。他的词可以《生查子》 ：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为代表。

薛昭蕴，为蜀侍郎。

顾夐，初为蜀茂州刺史，后官至太尉。

鹿虔扆，为蜀永泰军节度使，加太保。

魏承班，为蜀太尉。

尹鹗，为蜀参卿。

毛熙震，为蜀秘书监。

李殉字德润，梓州人，有《琼瑶集》 。

欧阳炯，盖州华阳人，为蜀门下侍郎平章事。

阎选，为后蜀时之处士。

他们都是可归在一派之内的，他们的词意都是靡丽而婉微的。写天然景色的美妙如画，是他们的特长；他们的短处则在于情调太相同了，不易使人分别出某个作家的个性来。如：

恨身飜不作车尘，万里得随君。（欧阳炯《巫山一段云》）

秋雨连绵声，声散败荷丛里。那堪深夜枕前听，酒初醒。（李珣《酒泉子》）

弱柳万条垂翠带，残红满地碎香钿，蕙风飘荡散轻烟。（毛熙震《浣溪沙》）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鹿虔扆《临江仙》）

这一类的文句，俱能细腻地委婉地表达出自己深挚的情绪，描出无人曾画描过的景色，自是他们的不朽之一点。

又有孙光宪，亦可附于这一派。孙光宪字孟文，陵州人，为荆南高从诲书记，历检校秘书兼御史大夫。他的词甚有名于当时，可以《渔歌子》之：

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重叠。

数句为代表。

南唐文章之盛，在当时亦不下于西蜀。二主词华照耀，如旭日之丽天，当时无可与匹敌者。其臣下更有张泌、冯延巳等，亦为词坛之杰出的将星。

张泌（一作佖），字子澄，淮南人，仕南唐为句容县尉，后官至内史舍人。他的词亦为情思靡丽而描写婉腻之作。如《南歌子》 ：

柳色遮楼暗，桐花落砌香。画堂开处远风凉，高卷水精帘额，衬斜阳。

及《江城子》 ：

浣花溪上见卿卿，眼波秋水明，黛眉轻。绿云高绾，金簇小蜻蜒。好是问他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可以为例。

这时有赵崇祚者，尝选自温庭筠以下至张泌诸人之作，为《花间集》10卷。这一派婉腻靡丽的新体诗作家的重要作品大抵已总集于这部书里了。所以我们或可称他们为“花间派”。唯冯延巳之作，亦近于此派，乃不见收于赵崇祚，不知何故。

冯延巳，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人，初在南唐为翰林学士，后进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有《阳春集》1卷。他的词以《谒金门》 ：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一首最为人所称。然如《蝶恋花》之数句：

窗外寒鸡天欲曙，香印成灰，坐起浑无绪。庭际高梧凝宿雾，卷帘双鹊惊飞去。

及《忆江南》 ：

去岁迎春楼上月，正是西窗夜凉时节，玉人贪睡堕钗云，粉消妆薄见天真。人非风月长依旧。破镜尘筝，一梦经年瘦。今宵帘幕飏花阴，空余枕泪独伤心。

等，亦为不弱于《谒金门》之作。

  第九章 

宋代文学

赵匡胤夺了周祚（960年），次第削平诸国，中国复成了统一的局面。此后各方文士便复集中于京师。新体诗的作者益多。自大臣至武士，无不能为词；公私席会的乐歌是词，优伎所学的歌唱亦是词；历三四个世纪而不衰；其盛况甚类于前数世纪的五七言诗。

老词人入此时代者，有欧阳炯诸人。但此时代中的重要诗人，乃后数十年始有出现。

宋之词人

最初出现者为晏殊。晏殊字同叔，临川人，生于公元991年，卒于公元1055年。康定间（1040年）拜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卒谥元献，有《珠玉词》1卷。晁无咎言：“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刘贡父谓殊尤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大抵此最初的宋代大词人，自不免多少受有些前代的影响，也许如刘贡父所说，他所受影响以冯延巳为最深。然他的词与冯延巳的，其色彩及情调却俱不相同。如他的《清平乐》 ：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冯延巳词绝无此闲易。

与他略同时的词家，重要的有范仲淹及宋祁二人。

范仲淹，字希文，吴县人，生于公元989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公元1052年卒。他的词不多，然如《御街行》 ：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澹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等，深情婉曲，可谓为不朽的名作。

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陆人，生于公元998年，卒于公元1062年，官翰林学士承旨。他的《玉楼春》 ：

东城渐觉风光好，毂绉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盛传当时，他因此被大词人张先称为“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

略后于晏殊，有大作家欧阳修、柳永、张先相继而出。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生于公元1007年，卒于公元1072年。官枢密副使，参政知事，后以太子少师致仕，有《六一词》。他在当时，以提倡古文得大名。然他虽在古文里所现出严肃的孔教徒的护道的脸孔，而在他的词中，却完全把他的潜在的、热烈的诗人真面目现出了。有的人常把他的许多极好的作品，杂入《花间集》或冯延巳的《阳春集》中，以为非他所作，使他完成他的严肃、冷酷的护道者的面目，然此种手段殊无谓。在许多公认为他的作品的《六一词》中，他的天真的诗人的一副面目仍是完全地显现出。如《采桑子》 ：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如《踏莎行》 ：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如《蝶恋花》 ：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词或入《阳春集》，李清照称是《六一词》）

如《临江仙》 ：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旁有堕钗横。

无一首不表现出一个浪漫的、善感的诗人的欧阳修来。谁还记得他是一个以护道自命的大古文家！

张先，字子野，吴兴人，生于公元990年，为都官郎中，有《安陆词》。他享寿甚长，至公元1078年始卒。他的词甚有声于当时。宋祁尝往见之，一将命者道：“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盖因他的《天仙子》 ：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睡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瞑，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中有此数语。

柳永在当时，词名较欧阳修及张先尤盛。时人尝谓：“有井水饮处无不知歌柳词者。”其流传之广远，大约可与唐之“元白”的诗相类了。柳词之所以能有此广大范围的读者、歌者，是因为他的词完全脱下了“花间派”的衣衫，而自创一格，能勇于运用白话与浅显的文字。这一点是他的最大特色。他初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以公元1034年（景祐元年）第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有《乐章集》3卷。他之又一特色，在于善作长词，在他之前，词家大都善于小令（短），而不善于慢词（长），自他起来后，慢词才大行于时。如他的《昼夜乐》 ：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及《鹤冲天》 ：

闲窗漏永月冷，霜华堕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再三追往事，离魂乱，愁肠锁，无语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则个。从前早是多成破，何况经岁月相抛摔。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悔恨无计，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

俱能委婉地在长的词句里，细细地表达出一种深挚的情绪，且用了“恁地”“则个”“也”“么”诸口话入词，使它更易为时人所领悟。他的词流行得广远，岂是偶然的！典雅派、正统派的批评家虽常在讥诮他，然而所谓正统派的词人哪一个可比得上他的伟大！

与他们同时的作家有晏几道、王安石。

晏几道为晏殊的幼子，字叔原，曾监颍昌许田镇，有《小山词》，黄庭坚尝评之道：“叔原乐府，寓以诗人句法，精壮顿挫，能动摇人心。”他的《临江仙》 ：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采云归。

可为其代表之一。

王安石字介甫，临川人，生于公元1021年。神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舒国公，加司空。以变法图强，受守旧者最强烈的攻击与讥诮。公元1086年卒，有词1卷。他的词可以《清平乐》 ：

云垂平野，掩映竹篱茅舍，阒寂幽居实潇洒，是处绿娇红冶。丈夫运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张。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

为代表。

略后于他们的作家有大天才的苏轼。苏轼以散文，以旧体诗著盛名于当代，而他的词也有大影响于同时代人。苏轼字子瞻，眉山人，生于公元1036年。初官翰林学士，绍圣初（1094年），安置惠州，徙昌化，公元1101年卒于常州。苏轼的词，人谓多不谐音律；晁无咎则谓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陆游谓：“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陈师道谓苏轼乃“以诗为词”，然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以及：

荷篑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醉翁操》）

诸句，乃直似在作论文。这可算是引古文以入词，与柳永之引口语入词，正成一绝妙的对照。此种粗豪恣放之作，后来辛弃疾的一派受其影响至深。《吹剑续录》曾记有一段笑话：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此未免嘲诮过甚。实在他的词亦不尽为“大江东去”之类，如《卜算子》 ：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之类，其描写亦甚细腻婉曲。

论者归之于苏轼门下的词人，有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及程垓等，而以秦七（观）、黄九（庭坚）为最著。《词苑丛话》言：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

实则不仅秦观受柳永的影响，即黄庭坚亦受有他的影响；不过秦观所受的柳永影响乃在所谓“销魂当此际”的一方面，黄庭坚的则在于引用口语的一方面。

黄庭坚字鲁直，分宁人，生于公元1045年，为起居舍人，公元1105年卒，有《山谷词》。如他的《沁园春》 ：

把我身心，为伊烦恼，算天便知。恨一回相见，百方做计，未能偎倚，早觅东西。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觑著无由得近伊。添憔悴，镇花销翠减玉瘦香肌。奴儿又有行期。你去即无妨，我共谁向眼前。常见心犹未足，怎生禁得真个分离。地角天涯，我随君去，掘井为盟无改移。君须是做些儿相度，莫待临时。

直较柳永为尤近于白话而大类元人的曲子。但黄庭坚之词，亦有甚琢饰典雅者，不尽为此种。

秦观字少游，高游人，生于公元1049年。以苏轼荐，除太学博士，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后遭党禁被流放，以公元1100年卒，有《淮海词》。他的词，在当时为最正则的，所以称许者极多，得名过于苏轼和黄庭坚。晁无咎言：“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蔡伯世言：“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试引其词数首为证：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寝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忆仙姿》）

山抹微云，天黏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满庭芳》）

此种秀雅之词自较“大江东去”及“假使重相见，远得似当初么”为更易得文士们的欢迎了。

晃晁补之及张耒诸人，词名皆不及秦、黄之著。

补之字无咎，钜野人，为著作郎，亦坐党禁被流放。陈质斋谓其词“佳者”固未逊于秦七、黄九。

张耒字文潜，淮阴人，以直龙图阁知润州。晚年主管崇福宫。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彭城人，为秘书省正字。

程垓字正伯，眉山人，为轼之中表兄弟，有《书舟雅词》。垓的词，如《酷相思》 ：

月挂霜林寒欲堕，正门外催人起。奈离别如今真个是！欲住也留无计，欲去也来无计。马上离魂衣上泪，各自个供憔悴。问江路梅花开也未？春到也须频寄，人别也须频寄。

之类，是显然受有柳永之影响的。大抵所谓“苏门”的这几个人，在词的这一方面，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苏轼的什么影响，所以归之于“苏门”，原是委屈了他们；倒是柳永的影响，在他们之中颇可显著地看出。苏轼的影响是直到后数十年才在辛弃疾、刘克庄诸人里发现出来的，他们才可算是真的“苏派”。

略后于苏轼的著名词人，有毛滂、周邦彦、贺铸。

毛滂字泽民，江山人，为杭州法曹。尝作《惜分飞》一词，赠妓琼芳：

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

苏轼见而赏之，因此得名。后来他知武康县，又知秀州，有《东堂词》。

贺铸字方回，卫州人，生于公元1063年，卒于公元1120年。元祐中通判泗州，后退居吴下，自号庆湖遗老，有《东山寓声乐府》。张耒谓：“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搅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东山词序》）当时颇传唱他的《青玉案》 ：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谢，琐窗朱户，惟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此词最后一句“梅子黄时雨”，极为时人所赞赏，故或叫他为“贺梅子”。

周邦彦对于后来的影响，较贺铸、毛滂为大。这因为他懂得音律之故。周邦彦字美成，钱塘人，历官秘书监，进徽阁侍制，提举大晟府，后徙处州卒，有《清真集》。他善于作慢词，有的时候辞句很典雅，有的时候也杂入些口语。刘潜夫谓：“美成颇偷古句”；陈质斋也说：“美成词多用唐人诗语，檃括入律。”实则此种的剽窃“成语”“旧意”，本为大多数词人的通病，固不仅他一人如此。现举《六丑·蔷薇谢后作》一词以见他的作风的一斑：

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家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更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槅。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公元1126年，北方的金人起兵侵入宋境，攻陷汴京，擒了宋徽宗、钦宗二帝北去。此后中国内部扰乱了好几年。宋室终于不能再在北方立足，便迁都于临安，即所谓的“南渡”。中国又成了如公元5世纪时南北朝分立的局面，直到13世纪的后半，才再得统一。这事影响于文学很大。一方因异族之入主中国中部，破坏旧的典雅文学，而产生了新的口语文学，造成将来戏剧、小说的创作；同时因这个大变动，文人的情绪极受刺激，引起不少作家的爱国热情。大部分的作品，便弃去了向来靡丽婉约的作风，而向壮烈、慷慨激昂的路走去。第一个大诗人，应这个呼声而起的，便是辛弃疾。

辛弃疾字幼安，历城人，初在刘豫处，后南来投宋，为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侍制，进枢密都承旨。他出入兵间，甚有才略；他的词也慷慨豪恣，如他的为人。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及《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可为一例。他的作风甚似苏轼，大概所受于苏轼的影响是很深的。

继弃疾的这种作风的有陆游、刘克庄及刘过诸人。

陆游字务观，山阴人，生于公元1125年。少年时具热烈的爱国心，甚思有所作为。后至蜀为范成大参议，自号放翁，最后为宝章阁侍制，公元1210年卒。在他的词里，我们也可看出他的悲壮的气概，如《夜游宫》 ：

雪晚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桃园忆故人》 ：

中原当日三川震，关辅回头煨烬。泪尽两河征镇，日望中兴运。秋风霜满青青鬓，老却新丰英俊。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

及《谢池春》 ：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可以为例。在他的五七言诗里，我们更可常常地看出他的这种壮烈的情绪。

刘克庄字潜夫，莆田人，官龙图阁直学士，有《后村词》。他的作风与辛、陆甚相似，于《玉楼春·呈林节推》 ：

年年跃马长安市，客里似家家似寄。青钱唤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

一词可见之。

刘过，字改之，襄阳人（一云太和人），有《龙洲词》。他曾客于辛弃疾处，故作风也甚相似，读他的《清平乐》 ：

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维师尚父鹰扬熊罴，百万堂堂；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

可见。

经过宋南渡的大变动的，尚有一个伟大的女作家李清照。李清照字易安，是李格非之女，嫁给赵明诚，有《漱玉集》。但她虽经这个大变动，在她的词里却不甚可见什么痕迹。她的作品并不多，然几无一首不好的。她不善作五七言诗，所专致力的乃是词。如《壶中天慢》 ：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如《醉花阴》 ：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如《声声慢》 ：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之类，无不盛传于人口。朱熹说：“本朝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

魏夫人为丞相曾子宣妻，亦善作词，如《菩萨蛮》 ：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之类，意境也甚高。但李清照不仅为妇女中之能文杰出者，即在各时代的诗人中，她所占的地位也不能在陶潜、李、杜，及欧阳修、苏轼之下。

自南渡之后，江南的地方，又渐渐地恢复了歌舞升平的盛况。虽然有辛弃疾、陆游之流，不欲苟安于小朝廷的局面，然而大多数的词人又都已心满意足地曼声唱着闲歌艳曲，向典雅婉和的大路走去了。这一派的词家最多，朱敦儒、康与之最先出。

朱敦儒字希真（一作希直），洛阳人，为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后告归，有《樵歌》 3卷。汪叔耕言：“希真词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词综》）在《渔父》 ：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一词里，我们可见其作风一斑。

康与之字伯可，南渡初以词受知高宗，官郎中，有《顺庵乐府》。论者以他比于柳永。沈伯时说他“未免时有俗语”。

此后词人之最著者有范成大、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吴文英、蒋捷、张炎、陈允平、周密、王沂孙等。又有女作家朱淑真。姜夔与吴文英对于后来词坛尤有很大的影响。

范成大为伟大的田野诗人，他的五七言诗甚著名，我们在他的词里也可见他的闲适的作风之一斑。《眼儿媚》 ：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破轻裘。困人天色，醉人花气，午梦扶头。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毂纹愁。溶溶泄泄，东风无力，欲皱还休。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生于公元1126年，卒于公元1193年。曾出为帅，又入为资政殿学士，有《石湖集》。

姜夔，字尧章，鄱阳人，流寓吴兴，不第而卒，有《白石词》。他善吹箫，自制曲，初则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音律。范成大评他有“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他的《暗香》 ：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可算为他的代表作。

史达祖字邦卿，汴人，有《梅溪词》，姜夔称他的词“奇秀清逸，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花庵词选》）如《万年歌》 ：

两袖梅风，谢桥边岸痕犹带阴雪。过了匆匆灯市，草根青发，燕子春愁未醒，误几处芳音辽绝。烟溪上采菉人归，定应愁沁花骨。非干厚情易歇，奈燕台句老，难道离别。小径吹衣，曾记故里风物。多少惊心旧事，第一是侵阶罗袜。如今但柳发晞春夜，来和露梳月。

可见一斑。

高观国字宾王，山阴人，有《竹屋痴语》。陈唐卿说他的词“要是不经人道语”。如《菩萨蛮》 ：

春风吹绿湖边草，春光依旧湖边道。玉勒锦障泥，少年游冶时。烟明花似绣，且醉旗亭酒。斜日照花西，归鸦花外啼。

可为一例。他与史达祖二人都是很受秦观、周邦彦的影响的；他们作品的情调都近于周、秦。

卢祖皋字中之，永嘉人（一云邛州人），为军器少监，有《蒲江词》。他的作风也是承袭“典雅派”的，与史、高二人俱甚注意于用很鲜巧的辞句，例如《乌夜啼·离恨》 ：

柳色津头泫绿，桃花渡口啼红。一春又负西湖醉，离恨雨声中。客袂迢迢西塞，余寒剪剪东风。谁家拂水飞来燕，惆怅小楼空。

吴文英字君特，四明人，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尹惟晓谓：“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周邦彦），后有《梦窗》。”（《花庵词选》）不仅当时人如此推许，即后来词人，也多以他为“正统派”之宗匠。但有一部分人却反对他，如张炎说：“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折碎下来，不成片段。”（《词源》）此实对于一般所谓“典雅派”的大多数作家的最确切的评语，不仅吴文英一人是如此。他的词，可以《唐多令》 ：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及《风入松》 ：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为代表。

蒋捷字胜欲，吴兴人，宋亡不仕，有《竹山词》。他的作品，有一部分是纤巧的，是属于正统派的，如：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送春归，客尚蓬飘。昨宵谷水，今夜兰皋，奈何云溶溶，风淡淡，雨潇潇……（《行香子》）

有一部分是粗豪的，是属于“苏辛”一派，所谓“别派”的，如：

甚矣君狂矣！想胸中些儿磊碗，酒浇不去。据我看来何所似：一似韩家五鬼，又一似杨家风子……（《贺新郎》）

然后者所作不多。

张炎字叔夏，为宋宗室之后。宋亡后，流落播迁，游于四方，所交皆遗民逸士，故他在公元1279年宋亡以后所作的词，辞意隐约而一往情深，亡国之痛郁结于纸背。集名《山中自云词》（一名《玉田词》），郑思肖为作序。如《玉漏迟》 ：

……幽趣尽属闲僧，浑未识人间落花啼鸟。呼酒凭高，莫问四愁三笑。可惜秦山晋水甚却向，此时登眺清趣少，那更好游人老。

及《春从天上来》 ：

海上回槎，认旧时鸥鹭犹恋蒹葭。影散香消，水流云在，疏树十里，寒沙难问钱塘。苏小都不见，擘竹分茶更堪嗟。似荻花江上，谁弄琵琶。烟霞自延晚照，尽换了西林窈窕纹纱。蝴蝶飞来不知是梦，犹疑春在邻家。一掬幽怀难写，春何处？春已天涯减繁华，是山中杜宇，不是杨花。

都可约略见到他的这种隐约而热烈的悲痛。

陈允平也是一个宋的遗民，字君衡，号西麓，明州人，有《日湖渔唱》。他的作风可于《唐多令》 ：

休去采芙蓉，秋江烟水，空带斜阳一片征鸿。欲顿困愁无顿处，都著在两眉峰。心事寄题红，画桥流水东。断肠人无奈秋浓。回首层楼归去懒，早新月挂梧桐。

见其一斑。

周密字公谨，济南人，侨居吴兴，自号弁阳啸翁，宋亡后也不出仕，有《草窗词》（一名《蘋州渔笛谱》）。他也属于正统派的，与张炎同为当时最著名的词人。他的作品可以《点绛唇》 ：

午梦初回，卷帘尽放春愁去。昼长无侣，自对黄鹂语。絮影苹香，春在无人处，移舟去。未成新句，一砚梨花雨。

为例。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有《碧山乐府》（一名《花外集》），常与张炎等相酬和。

在这时，词已成了旧体，又有新体的诗所谓“曲”的渐行于时，且已有人以“曲”来作剧本了。所以自蒋捷以下诸人，他们的后半生，都不独是宋代的遗老，且也成了诗国的遗老了。

朱淑真，为李清照后的一个女流大作家，她的五七言诗与词都很好。她是钱塘人，境遇很悲惨，嫁了一个很坏的丈夫，终日郁郁寡欢，所以她的诗词中多蕴含着愁苦之音。当时人集她的作品，名之为《断肠集》，这名正可以反映出她的生平。她的词可以《谒金门》 ：

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阑干倚遍，愁来天不管。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

及《生查子·元夕》 ：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此词或以为非她所作）

为代表。

自1126年南北朝对立之后，北朝的文士，有一部分迁到南方。但异族的金朝，在当时也颇知提倡文学，于是到了后来，作家也产生了不少。单说词，可称为作者的，前后有吴激、刘迎、王寂、李俊民、韩玉、赵秉文、党怀英、段克己、段成己及元好问等。

吴激字彦尚，建州人，为米芾之婿，使金被留。

刘迎字无党，东莱人，有《山林长语》。

韩玉字温甫，有《东浦词》。

王寂有《拙轩词》。

李俊民有《庄靖先生乐府》。

赵秉文字周臣，与元好问俱以古文著名。

党怀英字世杰，有《竹溪集》。

段克己字复之，河东人，有《逐斋乐府》。

段成己为段克己弟，字诚之，有《菊轩乐府》。

元好问字裕之，秀容人，为北朝最大的作家，有《遗山乐府》。

段克己、成己及元好问俱经见过蒙古（元）灭金的悲剧的，他们入元都不出仕，在当时也是诗国的遗老，与张炎、周密一样。

此后，入元时，词的新兴作家未尝没有，然已无复有清新的气韵与动人心魄的描写了。代之而兴起，为13、14世纪的文学中心者，乃为戏曲。一般所谓诗国的遗老及遗少，固然不屑动笔去写那种新体裁的作品，然而新起的作家却风起泉涌地出来，占领了当时的新文坛。这将在以后另述。

宋之诗人

上面所叙的都是关于10世纪以来的诗之一新体所谓词的；我们承认中世纪里的“第二诗人时代”，其重心乃在于这种新体诗。然而五七言的古律诗，在这个时代——10世纪至13世纪的后半——也未尝无重要的作家值得使我们叙述一下的。大抵在五代及宋初之时，五七言古体诗的地位，确曾被新体的词占夺了一时；到了梅尧臣、苏舜卿、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诸人出时，一方面词固在开展它的势力，一方面五七言诗也在澄炼它的内质，另改了一种新面目，以维持它的威权；所谓“宋诗”，即后人给它的特殊名号。曹学佺谓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不剿袭前人一字。”虽然所谓宋诗之全部，不能当它的这种赞美，然而大多数的作家却可以说是如此的。

宋诗的最初期，有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十余人，以晚唐的李商隐为宗向，其诗琢饰纤靡，号为“西昆体”。然不久即为石介、梅尧臣诸人所推翻。与他们同时而不受其染的有王禹偁、徐铉、寇准、韩琦、潘阆、林逋、石介诸人。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人，为翰林学士，出知黄州，徙蕲州而死，有《小畜集》，他的诗颇受有杜甫的影响；然知他的《畲田调》 ：

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愿得人间皆似我，也应四海少荒田。

平易如口语，已开了后来宋诗的风气之先。

徐铉字鼎臣，会稽人。初仕南唐，后入宋为检校工部尚书。冯延巳说：“凡人为文，皆事奇语。不尔，则不足观，惟徐公率意而成，自造精极。”由此已可见其作风之如何。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诗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他的诗：“含思凄婉，绰有晚唐之致。然骨韵特高，终非凡艳所可及。”如《春雨》 ：

散乱萦花坞，空濛暗柳堤。望回肠已断，何处更莺啼！

可为他的作品的一例。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官至右仆射侍中，有《安阳集》。

潘阆字逍遥，大名人，为滁州参军。

林逋字君复，钱塘人，结庐西湖孤山，不娶，以梅、鹤为伴，赐号和靖先生。其诗平澹邃美，梅尧臣谓“咏之令人忘百事”。如《湖村晚兴》 ：

沧洲白鸟飞，山影落晴晖。映竹犬初吠，弄船人各归。水波随月动，林翠带烟微。寺近疏钟起，萧然还掩扉。

可为一例。他的《山园小梅》中之数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尤为时人所传诵。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为太子中允，人称之为徂徕先生。他是正统的古文家，一面攻杨亿等之靡丽诗及骈文，一面又攻佛、老、韩愈所提倡的古文之复兴，很有功绩。

梅尧臣、苏舜卿及欧阳修继他们而起，开创了宋诗的局面。

梅尧臣字圣俞，人称宛陵先生，宣州宣城人，生于公元1002年，卒于公元1060年，为尚书屯田都官员外郎。他在当时诗名极大，为11世纪前半的最大诗人，他少年时即以诗知名，此期的诗，为清丽闲肆平淡，至后半生，则其诗涵演深远，气力刚劲，间亦琢剥以出怪巧。龚啸谓他：“去浮靡之习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诚然，“西昆体”之灭绝他是有大力的。在《河南张应之东斋》 ：

昔我居此时，凿池通竹圃。池清少游鱼，林浅无栖羽。至今寒窗风，静送枯荷雨。雨歇吏人稀，知君独吟苦。

及《田家》 ：

高树荫柴扉，青苔照落晖。荷锄山月上，寻径野烟微。老叟扶童望，羸羊带犊归。灯前饭何有？白薤露中肥。

可见其作风之一斑。

苏舜钦字子美，梓州桐山人，生于公元1008年，卒于公元1048年。他在当时与梅尧臣齐名，号为“苏梅”。刘克庄谓其歌行：“雄放于圣俞，轩昂不羁，如其为人。”大抵他与梅尧臣都是于古朴中具灏落渟畜之妙的，但梅则深远闲淡，他则超迈横绝，此为二人不同处。他的诗有“会将趋古淡，先可去浮嚣”之句，此可为宋诗诸作家的共同宣言。他的作风可于《若神栖心堂》 ：

予心充塞天壤间，岂以一物相拘关。然放一物无不有，遂得此身相与闲。上人构堂号栖心，不欲尘累相追攀。冷灰藁木极溃败，虽有善迹辄自删。予尝浩然无所挠，与予异指亦往还。卷舒动静固有道，期于达者诚非艰。

一诗见一斑。

欧阳修的诗较梅、苏为富腴，情调从容而敷愉，然不如他的词之蕴有深情，如《晓咏》 ：

帘外星辰逐斗移，紫河声转下云西。九雏乌起城将曙，百尺楼高月易低，露裛兰苕惟有泪，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无人助，草满池塘梦自迷。

可为一例。

与他们同时的，还有邵雍，著有《伊川击壤集》。他的诗平淡闲适，大部分无深挚的情绪，且喜说道理，成所谓“理学派”的诗的始祖。我们读他的《击壤集》，差不多到处都可以遇见类似格言或教训文的韵文，如《生男吟》 ：

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鞠育教诲诚在我，寿夭贤愚系于汝。我若寿命七十岁，眼前见汝二十五。我欲愿汝成大贤，未知天意肯从否。

此简直不能复称之为诗，但也间有好诗。他的影响很大，如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等都是他的嫡派，其他如司马光、富弼也与他同调。这一派的诗，淡易清和而毫不沾染华艳气，是可称许的，然有时则太淡了，淡如白水之无味，有时则以诗为说“道理”的工具，成了有韵的格言，这都是他们的大病。

继续梅尧臣诸人之后的有王安石，苏轼、苏辙兄弟，孔武仲、平仲、文仲兄弟，以及郑侠、王令、米芾、张耒、晁补之、秦观、沈辽、徐积等。黄庭坚也与他们同时，但他对于后来的影响却最大，开创了所谓“江西诗派”的一个潮流；与他同时的陈师道、韩驹、晁冲之，都是受他的感化的，南渡以后的诸大诗人如陆游之流，也都甚受他的影响。

王安石少年时的诗，一往直前而无含蓄，晚来始见深婉不迫，如《金明池》 ：

宜秋西望碧参差，忆看乡人禊饮时。斜倚水开花有思，缓随风转柳如痴。青天白日春常好，绿发朱颜老自悲。跋马未堪尘满眼，夕阳偷理钓鱼丝。

可为一例。

苏轼的诗豪迈奔放如他的词，且气象洪阔，铺叙婉转，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都曾多少地受其感化。如《雨晴后》 ：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

及《送晁美叔》 ：

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君来扣门如有求，颀然病鹤清而脩。醉翁遣我从子游，翁如退之蹈轲丘。尚欲放子出一头，酒醉梦断四十秋。病鹤不病骨愈虬，惟有我颜老可羞。醉翁宾客散九洲，几人白发还相收。我如怀祖拙自谋，正作尚书已过优。君求会稽实良筹，往看万壑争交流。

可为一例。

苏辙字子由，为轼之弟，当时也甚文名，时称“二苏”，然他的天才实不如兄。

孔武仲字常父，临江新喻人，与兄文仲、弟平仲并有文名，时称“三孔”。他们的诗都甚豪迈，今取平仲的《元丰四年十二月大雪郡侯送酒》诗为例：

平明大雪风怒嗥，屋上卷来亭下高。更深更密皆能到，所在纷纷如雨毛。堆床压案扫复聚，取笔欲书冰折毫。须眉沾白催我老，自颈以下类拥袍。此时只好闭门坐，右手把酒左持螯。奈何巑岏据听事，千兵跆籍泥如糟。强登曹亭要望远，纸伞掣手不可操。黑阴遮眼铺水墨，寒气刮耳投兵刀。饥肠及午尚未饭，更搜诗句无乃劳。幸有使君怜寂寞，亟使兵厨分冻醪。余虽不饮为一釂，两颊生春红胜桃。醉眼瞢腾视天地，螺蠃螟蛉轻二毫。勿令小暖气便壮，自笑世间皆我曹。

郑侠字介夫，福清人，以进《流民图》，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得大名。他的诗亦疏朴老直，今以《苞苴行》为例：

苞苴来，苞苴去，封书裹信不得住。君不见箕山之下有仁人，室无杯器，以手捧水，不愿风瓢挂高树。

王令字逢原，广陵人，卒时年仅二十八，他的诗亦古拙，例如：

秋夕不自晓，百虫齐一鸣。时节适使然，鼓胁亦有声。争喧鼠公盗，悉窣虵阴行。独有东家鸡，苦心为昏明。（《宋诗钞》）

米芾，字元章，太原人，徙居襄阳。善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书亦劲奇；他的诗亦为时人所称。苏轼谓：“元章奔逸绝尘之气，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绝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尽。”（《宋诗钞》）他的作品，今举一例：

六代萧萧木叶稀，楼高北固落残晖。两州城郭青烟起，千里江山白鹭飞。海近云涛惊夜梦，天低月露湿秋衣。使君肯负时平乐，长倒金钟尽醉归。（《甘露寺》）

张耒的诗受白居易的影响为多，甚闲适蕴藉，例如《秋日》 ：

陨叶鸟不顾，枯茎虫莫吟。野荒田已获，江暗夕多阴。夜语闻山雨，无眠听楚砧。敝裘还补绽，披拂动归心。

晁补之与秦观的诗，俱为甚受苏轼的感化者。晁补之文调灏衍而拗拙，例如：

无心看春只欲坐，偶骑马傍春街行。可怜愁以草得暖，一寸心从何处生。（《漫成呈文潜》）

秦观的作风则宛丽渟泓如其词，例如：

睡起东轩下，悠悠春绪长。爬搔失幽啭，款欠堕危芳。蛛

网留晴絮，蜂房受晚香。欲寻初断梦，云雾已冥茫。（《睡起》）

当时称他二人及黄庭坚、张耒为“苏门四诗人”。

沈辽字睿达，钱塘人，与兄遘，俱有诗名，常与王安石等相唱和。

徐积字仲车，楚州山阳人，亦以诗名，事母甚孝，卒时谥为节孝处士。

文同字与可，梓州人，与东坡为中表，善画。其诗清肃，无俗学补缀气。

黄庭坚自号山谷老人，时人尝以他与苏轼并称。他的诗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同时诗人及后人都甚受其感化。凡宗向于“江西诗派”的作家皆师承之。“江西诗派”的末流，其诗句至于拗拙之极而不能读，此病在黄庭坚尚不甚著，例如：

海南海北梦不到，会合乃非人力能。地褊未堪长袖舞，夜寒空对短檠灯。相看鬓发时窥镜，曾共诗书更曲肱。作个生涯终未是，故山松长到天藤。（《次韵几复和答所寄》）

狂卒猝起金坑西，胁从数百马百蹄。所过州县不敢谁，肩舆虏载三十妻。伍生有胆无智略，谓河可冯虎可搏。身膏白刃浮屠前，此乡父老至今怜。（《题莲华寺》）

吕居仁作《江西诗派》，所列者自黄庭坚以下凡26人，然其中除陈师道、晁冲之、韩驹外，并无甚著名之作家。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彭城人，为秘书省正字。其诗为直受黄庭坚的影响的，例如《答黄充》 ：

我无置锥君立壁，舂黍作糜甘胜蜜。绨袍不受故人意，药饵肯为儿辈屈。割白鹭股何足难，食鸬鸶肉未为失。暮年五斗得千里，有愧寒檐背朝日。

晁冲之字叔用，初字用道。少年举进士，在京师豪华自放。后遭党祸，栖遁于具茨之下，号具茨先生。他的诗气势洪阔而笔力宽余，论者谓陆游可以继其后。

韩驹字子苍，蜀仙井监人，尝从苏辙游，其诗甚整炼，不吝改窜，有寄人数年复追取更定一二字者。

宋南渡之后，诗人有沈与求、王庭珪、汪藻、孙觌、叶梦得、张元幹、张九成、陈与义、刘子翚、程俱、吴儆等，而以叶梦得与陈与义为最著。

沈与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南渡后尝参知政事，有《龟谿集》。

王庭珪字民瞻，安福人，有《卢溪集》。

汪藻字彦章，德兴人，有《浮溪集》。

孙觌字仲益，以尝提举鸿庆宫，故自号鸿庆居士。

叶梦得字少蕴，吴县人，南渡后为江东安抚大使兼知建康府。他虽经过南渡的大事变，然其诗仍萧闲疏散，不甚受此大事变的影响，例如：

涧下流泉涧上松，清阴尽处有层峰。应知六月冰壶外，未许人间得暂逢。（《忆朱氏西涧》）

张元幹字仲宗，永福人，有《芦川归来集》。

张九成字子韶，开封人，学者称之为横浦先生。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汝州叶县人，官至参知政事。其诗甚工，当时有盛名，刘后村谓：“元祐后诗人迭起，不出苏黄二体，及简斋始以老杜为师。”（《后村诗话》）如《秋夜》 ：

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汉明。莫遣西风吹叶尽，却愁无处著秋声。

及《中牟道中》 ：

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马忽相猜。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

可为他的作品的一例。

刘子翚字彦冲，学者称之为屏山先生。

程俱字致道，开化人，为中书舍人，其诗萧散古澹。

吴儆字益恭，为朝散郎，学者称之为竹洲先生。

继他们之后的有陆游、杨万里、范成大三大家，皆受“江西诗派”之影响者，又有号为“永嘉四灵”之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四人，为反抗“江西派”而主张复晚唐之诗风。其他诗人更有尤袤、陈造、周必大、朱熹、陈傅良、薛季宣、叶适、楼钥、黄公度、裘万顷等。

陆游与范成大、尤袤、杨万里俱为“江西派”诗人曾幾的弟子，所以多少受些黄庭坚的影响，但他能别树一风格，表白出他自己创造的性格。他意气豪迈，常欲有所作为，所以灏漫热烈的爱国之呼号，常见于他的词与诗，而在诗中尤其显跃，例如：

半年闭户废登临，直自春残病至今。帐外昏灯伴孤梦，檐前寒雨滴愁心。中原形胜关河在，列圣忧勤德泽深。遥想遗民垂泣处，大梁城阙又秋砧。（《秋思》）

他的咏写“田野”的诗也甚著名，例如：

避雨来投白版扉，野人怜客不相违，林喧鸟雀栖初定，村近牛羊暮自归。土釜暖汤先濯足，豆秸吹火旋烘衣。老来世路浑谙尽，露宿风餐未觉非。（《宿野人家》）

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为秘书监，尝自号其室曰“诚斋”。他的诗，自言始学江西，既学后山、半山，晚学唐人，后忽有悟，遂谢去前学而后涣然自得，时目为“诚斋体”。他亦善于描写田野景色，例如：

一晴一雨路干湿，半淡半浓山叠重。远草平中见牛背，新秧疏处有人踪。（《过百家渡》）

其他各诗也闲澹多自得语，例如：

雨歇林间凉自生，风穿径里晓逾清。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桧径晓步》）

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梢语晚晴。特地作团喧杀我，忽然惊散寂无声。（《寒雀》）

范成大为咏写田园的大诗人。杨万里于诗无当意者，独推服成大之作，例如：

已报舟浮登岸，更怜桥踏平池。养成蛙吹无谓，扫尽蚊雷却奇。（《积雨作寒》）

柳花深巷午鸡声，桑叶尖新绿未成。坐睡觉来无一事，满窗晓日看蚕生。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儿童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静看檐蛛结网低，无端妨碍小虫飞。蜻蜓倒挂蜂见窘，催唤山童为解围。

秋来只怕雨垂垂，甲子无云万事宜。获稻毕工随晒谷，直须晴到入仓时。（以上为《四时田园杂兴》）

之类，都是未经人写过的景色。

徐照字道晖，永嘉人，诗学晚唐，然颇多好的，例如：

初与君相知，便欲肺肠倾。只拟君肺肠，与妾相似生。徘徊几言笑，始悟非真情。妾情不可收，悔思泪盈盈。（《妾薄命》）

徐玑字文渊，从晋江迁永嘉，为长泰令。

翁卷字灵舒，亦永嘉人。徐照等因卷字灵舒，亦各改字为灵晖（照）、灵渊（玑）、灵秀（师秀），“四灵”之号即因此而起。

赵师秀，字紫芝，尝出仕。

他们都喜作五言律体诗。师秀尝言：“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所以他们对于“江西派”的长诗甚致不满。

尤袤在当时的诗名虽与陆、范、杨并盛，然其诗存于今者不多。

陈造字唐卿，高邮人，自号江湖长翁，陆游、范成大俱甚称许他。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庐陵人，为枢密使右丞相。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为焕章阁待制。他是南宋大理学家，虽自称不能诗，然如：

拥衾独宿听寒雨，声在荒庭竹树间。万里故园今夜永，遥知风雪满前山。（《夜雨》）

之类，并不弱于当时诸大诗人。

陈傅良字君举，居温州瑞安，习经世之学，其诗苍劲。

薛季宣字士龙，永嘉人，其诗质直畅达。

叶适字正则，也是永嘉人，其诗用工苦而造境生。

楼钥字大防，自号攻媿主人，鄞人，其诗雅赡。

黄公度字师宪，莆田人，洪迈谓其诗：“精深而不浮于巧，平澹而不近俗。”（《知稼翁集》）

裘万顷字元量，豫章人，其诗也有闲适之趣。

略后于他们的大家，有刘克庄、戴复古及方岳。

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莆阳人，在当时为最负盛名之诗人。初为建阳令，后为福建提刑。他的诗初受“四灵”派之影响，后则自成一家，例如：

夜深扪绝顶，童子旋开扉。问客来何暮，云僧去未归。山空闻瀑泻，林黑见萤飞。此境惟予爱，他人到想稀。（《夜过瑞香庵作》）

戴复古字式之，天台黄岩人，负奇尚气，慷慨不羁。尝学诗于陆游，复漫游于四方。以诗鸣江湖间50年。

方岳，字巨山，新安祁门人，为吏部侍郎。其诗主清新，工于镂琢。

这时的女作家朱淑真，亦善为五七言诗，音甚楚苦，然如《马塍》 ：

一塍芳草碧芊芊，活水穿花暗护田。蚕事正忙农事急，不知春色为谁妍？

之类，亦具闲澹的趣味。

刘克庄死后数年，蒙古由北方侵入南方，宋室便为他们所破灭。许多诗人都不忍见异族之成南方的主人，或隐遁于山林，或悲楚地漫游于四方，或则以死来泯灭一己的悲感。这些诗人之著者，有文天祥、谢枋得、谢翱、许月卿、林景熙、郑思肖、真山民及汪元量等。

文天祥字履善，庐陵人。南宋末年为右丞相，到蒙古军讲解，为所留。后得脱逃归，起兵为最后的战斗。兵败，复为他们所执，居狱4年，终于不屈而死。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南宋亡后，尝起兵图恢复。兵败，隐于闽。元累次征聘，俱辞不就，后为他们所迫胁，不食死，有《叠山集》。

谢翱字皋羽，长溪人，自号晞发子。尝为文天祥咨议参军。文天祥被杀后，他亡匿，漫游于各处，所至辄感哭。此时之诗情绪绝沉痛悲愤，例如《游钓台》 ：

百台临钓情，遗像在苍烟。有客随槎到，无僧依树禅。风尘侵祭器，樵猎避兵船。应有前朝迹，看碑数汉年。

许月卿字太空，婺源人，宋亡后，深居一室10年而卒。

林景熙字德阳，号霁山，平阳人，宋亡不仕，著《白石樵唱》诗集。

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福州连江人，宋亡后，坐卧不北向，他的诗清隽绝俗，例如：

石窦云封隐者家，一溪流水绕门斜。满山落叶无行路，树上寒猿剥鲜花。（《访隐者》）

真山民不知其真名，但自号山民。其诗澹赡，张伯子谓他为“宋末一陶元亮”。

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钱塘人。宋亡后随王室北去，后为道士南归。其诗怆恻，如《幽州歌》 ：

汉儿辫发笼毡笠，日暮黄金台上立。臂鹰解带忽放飞，一行塞雁南征急。

在这里所蕴蓄着的是多少亡国泪！

北朝的五七言诗作者，亦有多人。吴激，与蔡松年齐名，时称“吴蔡”，二人诗并清丽。

其后则有党怀英、李纯甫、杨云翼、赵秉文、雷渊诸人。

党怀英的诗较他的词为著名。

李纯甫字之纯，号屏山，弘州襄阳人，纵酒自放，喜为诗。

杨云翼字子美，乐平人，官至资善大夫，与赵秉文齐名，时称“杨赵”。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号闲闲老人，有《滏水集》，其诗亦甚有名。

雷渊字希颜，应州浑源人，师李纯甫，尚气节。

此后则有王庭筠、王若虚、李献能、元好问等，而以元好问为最著。

王庭筠字子端，河东人，号黄华山主。

王若虚字从之，藁城人，有《滹南遗老集》。

李献能字钦叔，河中人。

元好问年弱冠，即被称为元才子，后官至翰林，金亡，不仕。著《遗山集》，编《中州集》。其诗沉郁悲壮，笔力极雄健。为当代之盟主，且亦为元代诸作家之冠。

古文运动

在这“第二诗人时代”，散文并不见得发达，除了所谓“古文”的作家之外，其他重要的历史家及论文家俱不多见。这时哲学的著作有很多，然比之公元前4、5世纪的周、秦诸子则远有逊色，思想且不论，即以文章而论，周、秦诸子的乃是很优美的文学作品，这时代的诸哲学家的却极难有什么可以算为“文学的”著作。但在这时代的后期，却有用口语写的几种小说出现，此于后来中国小说的发展甚有影响，当于下一二章内论之。

这时代的历史家，最初有刘昫，他是后晋时的一个宰相，曾编了《唐书》一部，但这部书却不能算为文学的。以后，有宋祁、欧阳修不满意于他的这部书，又另编著了一部同性质的书，人别名之为《新唐书》。欧阳修又自己独著了一部《五代史》。此二书虽是他们用古文家的笔来写的，然而在叙述里并不见有什么动人的地方。略后，有司马光，著了一部《通鉴》，仿《左传》的编年体裁，叙战国至五代的事，是一部极专心的大著作。再以后，便没有什么值得提起的史书了。

古文运动，本起于中唐时韩愈、柳宗元诸人，他们欲扑灭自六朝至那时的骈俪的文体，而复归于纯朴古雅。在当时即成了文学上的一股海流，然并未有绝大的影响与优越的地位。宋初，杨亿诸人尚从事于丽靡的文。后来石介、尹洙、柳开、穆修诸人起，才推倒了杨亿等而宣传韩、柳的古文。欧阳修继之而鼓吹，而古文始大行于文坛。曾巩、王安石以及苏洵、苏轼、苏辙之父子三人皆为受他的影响而兴起。自此以后，古文遂成了散文的正统体裁，作者不绝。在文坛上，占据了极优越的地位。南渡以后，古文作家之著者有王十朋、吕祖谦、陈亮、朱熹、叶适、谢枋得等。北朝亦染受此种风气，古文作家之最著者，有赵秉文、党怀英、王若虚及元好问。这个运动，最大的功绩在于摧毁了不自然而雕琢过度的骈文的权力，而其病则在以“古”为尚，以摹学所谓太史公、扬雄的文字为高，不知向独创的路走去；而以文学的尺来估量他们的作品，也使我们不敢恭维他们有什么伟大的成绩。所以他们虽在文学史上成了一个大潮流，但我们却不能给他们以重要的地位。

  第十章 

金元文学

希腊的戏曲开始得极早；公元前5世纪时，即已有极宏大的公共剧场，即已有极伟大的悲剧作家与喜剧作家，即已有永久不朽的使今人读之犹为之愉悦的伟大剧本。中国戏曲的开始却较希腊的迟得多。

当中国的诗歌已改变了好几种的形式，当中国的散文已经历了好几次的新潮，且当中国的小说已发生了之后，她的戏曲才第一次出现于文坛；她的伟大的戏曲作家，她的不朽的剧本才有得产生出来。这时在12、13世纪，即金、元等外族相继侵入中国内部之时。离开希腊戏曲的开始，已有1800余年了；离开中国第一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时代已有2000余年了。

戏曲的发展

中国戏曲的发展为什么如此地迟缓呢？春秋之时，即有关于优伶的记载。如楚有优孟，怜贤相孙叔敖后裔之穷困，因在楚王之前，为孙叔敖衣冠，王大感动，即欲以他为相，他不欲，说了好些讽谕的话。楚王因此大悟，便给孙叔敖子以赠赐。后来类此的记载甚多。大约所谓“优伶”，都为娱乐帝王贵族之人，以愉快的、滑稽的行动，锋利机警的言谈，引帝王们发笑（有时则使他们自省其非）为目的。虽往往装扮成古人的形状，但其目的似不专在于搬演故事，而在于假此以使人发笑，乃是所谓“弄人”之流，而非所谓正式的演剧家。

北齐时，有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大面”（亦称代面）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见《旧唐书音乐志》）。此为戴假面的歌舞剧的开始，其后类此者尚有所谓“拨头”“踏摇娘”“参军戏”等。

“拨头”者，《乐府杂录》言：“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父尸。山有八折，故曲八叠。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

“踏摇娘”的起源，据《旧唐书音乐志》谓：“河内有人，貌恶而嗜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其妻美色善歌，为怨苦之辞。河朔演其声而被之弦管。因写其夫之容。妻悲诉，每摇顿其身，故号踏摇娘。”郎中之状，乃“著绯带帽，面正赤，盖状其醉也”。（据《乐府杂录》，其题为《苏中郎》，盖即《踏摇娘》。）

“参军戏”，则似为不戴假面之戏。赵璘《因话录》言：“（唐）肃宗宴于宫中，女优有弄假官戏，其绿衣秉简者，谓之参军椿。”

像这一类的零碎记载甚多，俱可为中国戏曲在13世纪之前已发生之证。但在13世纪之前，我们却不能找到一本流传于今的剧本，不能找到一个著名的戏曲作家。《宋史乐志》言：“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词，未尝宣布于外。”苏轼的诗有言：“搬演故人事，出入鬼门道。”则当北宋时已有剧本与具有演者出入之门——鬼门——的剧场了。周密的《武林旧事》载宋官本杂剧段数，多至280本，陶九成的《辍耕录》载金人所作院本690种，大约那时的戏曲必甚发达，剧本作者也必已很多了。但这900余种的杂剧院本无一传于今者，故不知其体裁之何若，其作者的姓名也都无可考。至今可考知的戏曲作者，且至今尚得读其剧本者，乃始于金末元初之时，即13世纪的前半之时。

大约中国戏曲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地迟缓，其最大的原因乃在于：一是文人以戏曲为下等的艺术，为以娱乐他人为业的“弄人”们的专业，不屑去顾问它；二是诗赋策论为历来文士得官的阶梯，故他们注全力于此，自无暇注意到与科举功名全无关系之戏曲了。到了金、元之时，科举久停，文士无所用心，适值当时民间演戏之风甚盛，于是许多文学者便移他们的注意于科举功名之心而注意于民众的艺术上，而戏曲的伟大作家因此便产生了许多出来。臧晋叔谓元朝以剧本取士，所以元剧作者特盛，且俱为当时才智之士。实则他的话是没有什么确据的。“以杂剧取士”的话，在历史上并无记载，在别的书上也并无记载，且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等俱为由金入元者，早已以作剧著名，更与元之“举科”无关。臧晋叔的话想必是他对于元剧特盛之因由的“想当然”之解释。

中国戏曲的组成，由于下面的三个部分：一为“科”，即指示演者在舞台上的动作；一为“白”，即演者的说话；一为“曲”，即演者所唱的辞句。三者之中，以曲为最重要。近来影刊的《元剧三十种》系依据于元时的坊间刊本，其中“科”“白”俱极简略，有时仅在“曲”前注明“孤夫人上云了，打唤了，旦扮引梅香上了，见孤科”，并不写出他们的对话；有时则竟在全剧中连一点“科”“白”也不写出，全部都是“曲”，如《关张双赴西蜀梦》即为一例。这可见当时戏曲所注重的全在于唱，至于举作与对话则并不重视，可以由伶人自己去增饰表演。（《元曲选》中科、白俱全，有的人说这是明人所加的，有的人则说是作者原来所有的。以后说为较可靠。大约作者当初原都有很完全的科、白，坊问刊印剧本时，图省事，每都将它们删去。）但到了后来，则所刊印的剧本大概都把所有的科、白刊上了。

宋时，伶人所唱者都为当时盛行的新体的“词”。后来金人占据了中国北部，“旧词之格，往往于嘈杂缓急之间，不能尽按，乃别创一调以媚之”（王世贞《艺苑卮言》）。这就是“北曲”的起源。12、13世纪中的剧本都是用这种新体的诗写的。到了14世纪的前半，即元末明初之时，“南曲”又渐渐地发达。南曲为南方的人改变词调所创造的，在宋时已有之。当北曲极盛时，南方也被收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寝至南方的诗人亦俱善于作北曲。在13世纪的后半，善作北曲的诗人大都为南方的人，或北人而流寓于南方者。然北曲究竟不大谐适于南人的耳官。所以不久南曲便发达起来，渐渐有占夺了北曲的地位之倾向。16世纪之时，即为南曲最发达之时，当时北曲虽然未全消灭，然其势力已甚微弱了。但这是后话，本章所述，止于中世纪，即15世纪之末，仅能述至南曲初起之时。

最初的一个最伟大的北曲作家是董解元。董解元的名字是什么，我们已无法知道，大约因为他在金时中过解元，所以人便称之为董解元。他的生年约在12世纪的后半。著名的《西厢弹词》便是他的大著。论者每以此书为中国的第一部剧本。钟嗣成的《录鬼簿》著录戏曲家也以他为第一人。实则此书并非剧本，乃是一个人用琵琶弹的。他一面念唱曲调，一面弹奏琵琶，颇类现在流行各地的说书或夏夜在妇女丛中一面敲鼓，一面念唱的弹词。不过，其中有“白”，有“曲”，除了为一人唱而非多人表演，为叙事式的一人代言的说唱之书而非直接由伶人扮演说唱的剧本之外，其他各点，对于后来剧本的结构上都很有影响，尤其在“曲”的一方面。这部书的题材是完全根据于元稹的《会真记》的，但加了不少的人物及穿插等。王实甫之著名的《西厢记》剧本，其事实及情节即完全依照于它而写的，它实可算是一部极伟大的史诗。像这种体裁的著作，在中国只有这一部，离开它的别种重要之点不说，即以它本身的文艺价值而论，也可以使它在文学史上占一不朽的地位。它写人物的个性，翩翩如活，诗句也有许多是极好的。如：

要酒后厨前自汲新泉，要乐当筵自理冰弦，要绢有壁画两三幅，要诗后却奉得百来篇，只不得道著钱。（卷三，38页，《暖红室本》）

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卷四，1页）

等是其例子。

杂剧的鼎盛

继《西厢弹词》之后的，便为结构很完备的剧本了。13世纪时的剧本，都是用北曲写的，前面已经说过，它们的结构都是很相同的；全部分成四折，所谓“折”便是现在的所谓“幕”，便是南剧里所谓“出”的意思。有的时候，于四折之外，又加上了一个“楔子”，大约在四折不够叙演尽某种故事时，才添加上这种楔子。这种例子在《元曲选》里极多，如马致远的《汉宫秋》，无名氏的《衣锦还乡》《合同文字》等，俱是有楔子的，北剧（现在名它们这种剧本为北剧，或谓之杂剧）所用的角色不少，但却只有两个主要角色可以唱曲，即正末与正旦，其余的角色都仅可说“白”，以帮助主角。而这两个主角在同一剧中又不能并唱，如此戏为正末主唱的，则须由他一人从楔子或第一折直唱到第四折之最后，旦角不能唱一句；如果是正旦主唱的，则须由他一人从楔子或第一折直唱到底，正末——如果剧中有这个角色——也不能唱一句。如《元曲选》中的《汉宫秋》等，即为正末主唱之一例——此例最多——而同书中的《风光好》（戴善夫作），则为正旦主唱之一例。但在同一剧中，主角如正末等，又可以一个角色装扮好几种人物。如在第一折中他扮书生，在第二折中他又可以改扮神道。因此，唱的虽只有他一个人，而在剧场上，却可以在不同折里有不同的人物在唱着。譬如元无名氏的《硃砂担》，在楔子里，在第一折及第二折里，正末俱扮王文用，后来王文用被白正所杀，正末便在第三折里改扮东岳太尉（神）而出唱。到了第四折，正末又扮了王文用的鬼魂而出场歌唱，而东岳太尉在这一折里则不唱，另由一人扮之。举此一例，可以概知其他。

这种结构，那时的戏曲作家都守之极坚，无一人肯出此范围之外者。虽然王实甫的《西厢》，尝破全剧由末或旦一人独唱之例，但他对每剧必以四折为限之成例仍始终不敢打破，宁可使很长的《西厢》故事分成为四个剧本，却不愿使它连为一气而为一部具有20折的长剧。而除王实甫的此剧外，他人也无有破例者。

但像这种结构简单的剧本，后来究竟渐渐地不足以使人满意了。因为每种剧本只限四折，在剧情简短的时候原可以适用，而一到了采取长的故事为题材时，便不够应用；且在短的故事里也不能将人物性格、事实背景描写得详尽，虽然可以加上了一个楔子，但究竟还是不够；且全剧仅由一个角色唱，未免太单调了，听者也觉得乏味。于是后起的南剧（或谓之传奇）便把这些北剧的成例全推翻了。在南剧里，无论哪一个角色，都可以唱，就是最不重要的角色也可以唱几句。因此，在戏曲上有许多大进步：

第一，听众见了许多不同的人在唱，有时一人独唱，有时数人合唱，自然较之始终仅见同一人在唱者为更觉得有兴趣。

第二，当仅以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之时，唱者自易疲倦，万不能继续演唱长部的剧本，元剧之以一部四折为定例者，其原因未始不源于此。

现在，一切角色都可以唱了，正末及正旦唱的负担便轻得多。大家轮流唱着，剧本自可拉得很长了。所以南剧的出数，大都有30~50之数。如《琵琶记》有42出，《幽闺记》有40出，《荆钗记》有48出，《白兔记》有33出。如此，剧情便可以描写得尽致，不致因限于篇幅之过短而有强行截去作者之情思之患了。南剧之与北剧不同者尚有一点，即在南剧之开始（第一出），总有一段叙述全剧大意与情节的引子，由一个“副末”在剧场上报告出来，这个引子，名称很不相同，有时称之为“家门始终”，有时称之为“家门大意”，有时称之为“家门”，有时称之为“开宗”，有时称之为“副末开场”，有时称之为“先声”，有时则称之为“楔子”。但这种楔子与北剧所谓楔子的内容完全不同：北剧的楔子则全剧情节的一部分，而此之所谓楔子或家门大意，则为全剧中的一个小引，为将全剧的大纲先括述出来的一种“提要”之类的东西。又南剧的楔子必须最先，北剧则或在最先，或在各“折”之中间，俱不一定。

自南剧打破了北剧的成规之后，北剧的作家，也便不复再坚守以前的死规例了。明人作杂剧者，如朱有燉，如汪道昆，如徐渭他们，都已把北剧的四折的制度推翻，而成为一种“独幕剧”的体裁。同时，正末、正旦主唱的旧规例也完全被破坏了。这在北剧本身一方面，实是一种大进步。

但当戏曲的结构进步到很完美的时候，戏曲的文辞，却又由“本色”的、新鲜的、活泼的，而渐渐地被文人们粉装珠饰而成了非民众的，只供文人贵族赏玩的失真趣的文艺作品，与五七言诗、词、古骈文同一类的陈腐东西了。这是后期的话，在第一期中，这种雕饰艳辞腐语的倾向，尚未见很显著。

元之戏曲家

元代的戏曲作家甚多，见于钟嗣成的《录鬼簿》者，凡117人。钟嗣成是元末的人，此书初作于公元1330年（至顺元年），（据他的自序）大约此后他尚时时加以修改，所以书中所叙的时代却迟至公元1345年（至正五年，乔吉甫的死年），离开初作书时已有15年之久了。因此，此书所叙的作家与作品颇为完全。他在此书里，将元曲的作家分为三个时期来说：一、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二、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他所相知的，及已死才人他所不相知的；三、方今才人相知的，及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的。

王国维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上，以钟氏的第一期为蒙古时代，自太宗窝阔台取中原至世祖忽必烈统一南北为止（1234—1279）；第二期为统一时代，自此后至至顺及后至元间（公元1340年以前）为止；第三期为至正时代（1341—1367），即元末之时代。兹将钟氏所举作者的时代及生地列表于下：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一：表中各作者姓名后所注之数字，乃表示他们作曲之数。

○注二：此表完全依据《录鬼簿》，故所载作曲之数与现在所知者略有不同，如关汉卿，今知他的剧本共有63种，但《录鬼簿》仅载58种。现在仍依《录鬼簿》所载。

○注三：作者姓名后未注数字者，乃《录鬼簿》不载他们的作曲之数者。

○注四：表中作者的姓名用粗黑字印者乃表示他们的剧本尚有传于今者。孔文卿姓名下所以注一“疑问号？”者，乃表示他的所仅存于今的一个剧本与别一作者所著的剧本同名，未知是否即他所著。

○注五：元曲作者有剧本存于今者，尚有二人，一为罗本，一为杨梓，为《录鬼簿》所未载，故此表亦未列入，特附注于此。

在这个表里，我们可以看出元曲变迁的大势。第一期里的作者共有56人，其生地大都为北方，江浙等处未有一人；仅有马致远、尚仲贤、张寿卿诸人作吏于南方，他们当系传播北曲于南方的最有力量者。这时作者的中心集合地大约系大都。大都即今之北京。然在第二、三期里，我们便可看出一个大变动的时局了；第二期的作者仅30人，而南方的人已占了17，尤以杭州为最多；北方的作者则仅有六七人，且尚系与南方都有若干关系的，如曾瑞则后半生居于杭州，郑光祖及赵良弼俱为杭州的官吏，乔吉甫与李显卿也住于杭州（只有宫天挺一人未到南方来）。到了第三期，则北方的戏曲家仅有高君瑞一人为南方所闻知，其余的许多作者都是南方的人。由此可见，在这两个时期，南方的杭州竟已代大都而为戏曲作家的中心集合地了。但在戏曲的本身讲来，则第一期的作者最多，且其作品流传于现在者也最多，到了第二、三期则作者似都已疲乏，无复有第一期一人而作30剧、50剧的魄力了，他们的作品传于今的也较第一期少得许多。

在这110余人的作家中，最有名者，为第一期的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王实甫，及第二期的郑光祖、乔吉甫，世称之为“六大家”。现在将较重要而有剧本留传于今的作家依次叙述一下。

关汉卿

关汉卿为最先出的一个戏曲作家，他是大都人，号已斋叟，曾做过太医院尹。他的生年大约在公元1234年（金亡之年）以前。他的戏曲作品，据《录鬼簿》所载仅有58种，而据今所知的则有63种。大多数俱已散佚，仅有《玉镜台》《谢天香》《金线池》《窦娥冤》《鲁斋郎》《救风尘》《蝴蝶梦》《望江亭》（以上俱见《元曲选》），《西蜀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以上俱见《元刊杂剧三十种》）及《续西厢》（附于王实甫的《西厢记》后）等13种尚存于今，尤以《窦娥冤》及《续西厢》为最著名。

《窦娥冤》连楔子共五折。楔子里叙楚州蔡婆生了一个男孩，家里颇有些钱。有一个窦秀才名天章的，向她借银数十两，不能偿还，便把他的女儿名端云的给了她为媳妇，改名窦娥，这窦娥便是此剧中的女主人公。蔡婆收下了媳妇，便送了些盘缠给窦天章上京应举去了。第一折的开端叙一件意外的遭遇。赛卢医借了蔡婆的钱，不能还，便把她诱至郊外，欲用绳绞死她，恰值张驴儿与他的父上场救了她，赛卢医逃去了。全剧的波澜便由此掀起。张驴儿与他的父依仗着救死的恩惠，随蔡婆回家，欲父娶了蔡婆，而他自己娶了窦娥（那时蔡婆的儿子已死去了）。窦娥执意不肯嫁他。第二折叙张驴儿遇见赛卢医，强迫他给些毒药，欲毒死蔡婆而将窦娥做妻；不料被他的父误吃了而死。张驴儿强指系窦娥下药毒死的，告了官，将她定了死罪。第三折叙窦娥被杀的情景，这一折是世界上最凄苦的文字之一，什么人读了都要战栗起来，是全剧的最高点。窦娥临死时说，如她是冤枉的，颈血便都将飞溅在丈二白练上，当时虽是六月，也将下雪，且那个地方也将亢旱三年。果然，一切都应了她的预言。第四折叙窦天章做了廉访使，到了楚州，调阅案卷，窦娥的鬼魂向他诉冤。他便捉了张驴儿、赛卢医，各给他们以相当的罪名，报了窦娥的怨冤。虽然如此结束，然而我们为窦娥的屈死而引起的悲愤心还不能宁谧下去；这个题材原太悲苦了，而汉卿的叙写又紧张之极，迫切之极，自然使人读后更难于忘记了。中国的悲剧本来极少，这一剧可算是所有悲剧中之最伟大的。

王实甫

《续西厢》是续王实甫的《西厢》四剧的。王氏的《西厢》止于草桥店梦莺莺，关氏所续则为“张君瑞庆团圆”之一幕剧情。董解元的《西厢弹词》原有这一段事实，《西厢》是全依据于它而写的，故关汉卿也要做了第五本的《西厢记》以补足王氏未完的四本。《西厢记》与《续西厢》的作者为谁，从前曾争论了许久，或以为关著而王续，或以为王著而关续，或以为全部是王著，或以为全部是关著，到了现在，则“王著而关续”的话，差不多成了定论了。关的续本，金喟曾极力施以攻击，以为“狗尾续貂”，这是他未见《董西厢》，不知原本本是如此之故。且续本里的好词句，也未必少于前四本，如：

我这里开时和泪开，他那里修时和泪修。多管阁著笔尖儿未写，早泪先流。寄来的书，泪点儿兀自有。我将这新痕把旧痕湮透，正是一重愁翻做两重愁。（《暖红室刊西厢十则》第三册3~4页）

即是一例。

王实甫也是大都人，他的生年也与关汉卿约略相同。他的著作的开始在金朝未亡之前。《丽春堂》一剧叙的是金代的事，而最后言“万邦齐仰贺当今皇上”，可为一证。所作剧本凡14种，存于今者仅《丽春堂》（见《元曲选》）及《西厢记》2种，而《西厢记》尤为流传最广之作品。如果他什么都不作，仅作了《西厢记》一书，则此书已足使他不朽。

《西厢记》系依据董解元的《西厢弹词》而改作剧本的，共分四本，凡16折；第一本为“张君瑞闹道场”，第二本为“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本为“张君瑞害相思”，第四本为“草桥店梦莺莺”。在第一本里叙崔家寄寓于普救寺。张珙来游，偶然见了莺莺，大惊羡，便也寄寓于寺之西厢，想觅一个机会与她通殷勤。借着做道场，又与莺莺相见了一回。第二本叙孙飞虎率军围寺，欲劫了莺莺去。大家惊惶无措。崔夫人说：“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于是张珙草了一书递于镇守蒲关的大将杜确，统军来解了围。不料老夫人又反悔了说：“莺莺幼昔许与郑恒为婚”，只以兄妹之礼使莺莺与张生相见。张生大失望，莺莺也很凄楚。第三本则叙他们二人互相恋慕的感情，为他们传递消息的人为一个婢子名红娘的，在这一本里，这红娘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靠了她，莺莺与张生终于私自成了婚。第四本便叙他们的恋爱成功的情形。后来，这事被老夫人发觉了。她无可奈何，只得又许了张生的婚姻，着他到京应举。热恋的二人的分别，是全剧故事中最凄楚的一节。他的所写即止于此。后来的张生与莺莺团圆的事，在关汉卿的续本里写出。在这个剧本里，人物的个性分得十分清楚；老夫人是有老夫人的个性，张生是有张生的个性，莺莺是有莺莺的个性，红娘是有红娘的个性，其他几个和尚与孙飞虎等也各活泼泼地现在纸上。在这一点上，王实甫的描写能力似较董解元为更进步。中国的戏曲小说，写到两性的恋史，往往是二人一见面便相爱，便誓订终身，从不细写他们恋爱的经过与他们在恋时的心理。《西厢记》的大成功便在它的全部都是婉曲地、细腻地在写张生与莺莺的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恋爱故事，除《西厢记》外，中国无第二部。董解元的《西厢弹词》也是着力从这一点上写的，但没有王实甫写得腻婉。全剧中又充满了诗意的描写，在各支“曲子”里，我们又可以找到不少的极好的抒情诗，如：

我和他乍相逢，记不真娇模样，我到索手抵着牙儿，慢慢地想。

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

想人生最苦离别。可怜见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似这般割肚牵肠，倒不如义断恩绝！

等便是其例子。

王实甫的《丽春堂》一剧，其重要性便远不如《西厢记》。《丽春堂》的题材很简单，系叙金朝右丞相完颜，在赐宴时与李圭相争，被皇帝贬于济南，后因盗贼蜂起，复召他回朝。百官们在他家的丽春堂设宴贺他，李圭也来谢罪。以如此简短的故事衍为四折，却并不见其拖牵繁累，且还具有戏曲的趣味，这也可见作者的艺术的高超。

马致远

马致远，号东篱，也是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务官。他的生年略后于关、王二人。《录鬼簿》载其戏曲共12种，今知共有14种，其中的一半（7种）尚传于今，即《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黄粱梦》《青衫泪》《陈抟高卧》及《三度任风子》，俱见于《元曲选》中。他的戏曲喜叙神仙的奇迹，如《岳阳楼》《黄粱梦》《三度任风子》等俱是，这是他与关、王二人不同的一点。他的作品的风格，俱甚潇洒自然；不像关之凝重，也不像王之婉曲。《汉宫秋》可谓他的诸剧的代表。

《汉宫秋》系叙汉时的美姬王昭君远嫁的故事。这个故事曾感动了不少的诗人。然马致远此剧的描写中心乃不在昭君而在汉元帝，这是它与别的以此同一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大殊异的一点。故事的起点为匈奴求婚于汉室。先此，毛延寿曾为汉元帝的使者，往各处搜求美女，以实后宫，并图其形以备临幸。有名王嫱字昭君的一个美女，因不肯贿赂毛延寿，被他在图上点破，因此久不得临幸。后元帝偶然见了她，大惊其美，便十分地宠爱她，问知毛延寿的舞弊，即欲斩他，毛延寿逃到匈奴，说单于指名要王嫱为阏氏。汉廷官吏怕动刀兵，便极力劝元帝割舍了王嫱，送给匈奴和亲。元帝不得已而许之。昭君与元帝的相别，是全剧的极高点，写得极凄凉。番使护着昭君渐渐地去远了，元帝还立在那里凝望着。这里的一段曲，是写他那时的心境的：

呀，俺向着这四野悲凉！草已添黄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她，她，她，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她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后半段的音节是如何地迫切！自昭君去后，元帝抑抑无欢，一夜在梦中见了昭君，醒来时正听见孤雁在叫。这个情境真足使任人都为之感动。后来，昭君走到了黑龙江，投水死了，匈奴便拿了毛延寿，送回汉廷治罪。全剧便如此结束了。

白朴

白朴，字仁甫，后改字太素，真定人，生于公元1226年（金正大三年），号兰谷先生，赠嘉议大夫，掌礼仪院太卿。他也是后于关、王的作剧家。所作剧本共15种，存于今者仅2种，即《梧桐雨》与《墙头马上》，俱见《元曲选》。《梧桐雨》是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史的，《墙头马上》是叙裴少俊与李千金的恋史的。

《墙头马上》是一篇有趣的喜剧，描写得很大胆，里面有许多好的抒情诗，如：

榆散青钱乱，梅攒翠豆肥。轻轻风趁蝴蝶队，霏霏雨过蜻蜓戏，融融沙暖鸳鸯睡。落红踏践马踏尘，残花酝酿蜂见蜜。

之类。

《梧桐雨》是一篇极高超的悲剧。无数的中国悲剧，其结果总是止于团圆或报仇，即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也是大圆满、快人意的结束；无数的叙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的文字，其结果也都是止于幻造的大团圆之境地，如陈鸿的《长恨歌传》乃有叶法善的传语，洪昇的《长生殿》乃以天上的重圆结束全剧，全失了悲剧的意境；独王仁甫此剧，则为最完美的悲剧，其全剧乃在唐明皇于杨贵妃死后的悲叹声中而收局。他写唐明皇的悲怀，甚为着力，使人读完了此剧，也为之感伤无已。试举其一段。

（正末扮明皇，做睡科，唱）【倘秀才】“闷打颏，和衣卧倒，软兀剌方才睡着。”

（旦上云）“妾身贵妃是也，今日殿中设宴，宫娥，请主上赴席咱。”

（正末唱）“忽见青衣走来报道，太真妃将寡人邀宴乐。”

（正末见旦科，云）“妃子你在那里来？”

（旦云）“今日长生殿排宴，请主上赴席。”

（正末云）“吩咐梨园子弟齐备着。”

（旦下）（正末做惊醒科，云）“呀，原来是一梦。分明梦见妃子，却又不见了。”（唱）【双鸳鸯】“斜軃翠鸾翘，浑一似出浴的旧风标，映着云屏一半儿娇。好梦将成还惊觉，半襟清泪湿鲛绡。【蛮姑儿】懊恼，窨约。惊我来的，又不是楼头过雁，砌下寒蛩，檐前玉马，架上金鸡；是兀那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一声声洒残叶，一点点滴寒梢，曾把愁人定虐。”

这一场梦境，这一阵滴落于梧桐上的雨点，使全剧增添了不少的活气。

元曲其他作家

高文秀，东平人，府学生。他虽然死得很早，但他的戏曲作品却不少，据《录鬼簿》所载有32种，据今所知有34种，存于今者仅《须贾谇范雎》《黑旋风双献头》（以上2种见《元曲选》），及《好酒赵元遇上皇》（此1种见《元刊杂剧三十种》）3种。

《谇范雎》（“雎”，《元曲选》作“叔”）系叙战国时范雎为魏齐及须贾所辱，伪死，得脱奔秦，做了秦的丞相，因得报复了他的旧怨。此剧《元曲选》作无名氏撰，兹据《录鬼簿》，知为高文秀所作。

《黑旋风双献头》（“头”《元曲选》作“功”）系他所作的“水浒”剧本之一。他善于写“水浒”故事，尤喜写黑旋风李逵。此类剧本，所作不下8种，存于今者仅此1种。此剧叙宋江的旧友孙孔目欲偕妻郭念儿赴泰安神州庙烧香。他到梁山泊请一个“护臂”（即今所谓保镖的人）。李逵自己出来要担任这个差事。他们同到了泰安。有一个白衙内原与郭念儿相恋着，这时便乘机在饭店里拐了郭念儿回去。孙孔目到大衙门去告他，不料这衙门的官正是白衙内，便把孙孔目下在死牢。李逵进监牢用蒙汗药把禁子迷倒了，救了孙孔目出来，夜间又去杀了白、郭二人，把双头带上山去献功。此剧里的李逵，虽然形状生得黑怪，性格生得烈憨，然尚知道用计，心思也很精细，且杀人后曾题诗在墙上，与《水浒传》的一部小说中所描写的完全憨直愚鲁的李逵不同。

《好酒赵元遇上皇》系叙一酒徒，因饮酒常醉而为家庭所弃，却也因饮酒而遇到了微行的上皇，认作兄弟，反得了好结果。

郑廷玉，彰德人，所作剧本共23种（据《录鬼簿》），存于今者有《楚昭公》《后庭花》《忍字记》《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等，俱见于《元曲选》，又有《崔府君断冤家债主》1种，《录鬼簿》未著录，《也是园书目》以为系郑廷玉作，今亦见于《元曲选》。

《楚昭公》系叙战国时，伍子胥伐楚，楚昭公战败，赖申包胥向秦国求得了救兵，又恢复了楚国的事。其中还杂着些神怪的故事：一、这次战事的开始，此剧说，系因吴国的一柄宝剑名湛卢的飞到楚国去，吴向楚王索取不得之故。二、当楚昭公兵败时，逃难过江，船小人多。艄公说须疏者下船，以救此船的倾覆，于是昭公的妻与子都跳入水中去了，但龙神把他们都救上了岸。楚国恢复时，他们又得团圆了。

《后庭花》系以“包公故事”之一为题材。

《忍字记》系叙贪狼星被贬下凡，后复回原位的故事。

《看钱奴》，《元曲选》作无名氏撰，《录鬼簿》及《也是园书目》俱以为廷玉作，系叙周秀才因穷卖子，后复得复聚的事，其中也杂有神灵的奇迹。

《崔府君断冤家债主》也是叙幽明果报的故事。从郑廷玉现存的几篇戏曲看来，差不多没有一篇不有神道在内的，大约他很喜欢以神灵的奇迹来缘饰他的故事，也许他自己竟是一个迷信果报、相信神灵的奇迹的人。

尚仲贤，真定人，为江浙行省务官。他所作的戏曲，《录鬼簿》载有10种，今知共有11种，存于今者有《单鞭夺槊》《柳毅传书》及《气英布》3种，俱在《元曲选》中。

《单鞭夺槊》有两种不同的本子，俱系叙尉迟敬德的事，而事实不同。在《元曲选》中的一种，系叙尉迟敬德初投唐，单鞭打了单雄信，救了李世民的事；在《杂剧三十种》中的一种，系叙唐初诸国都削平了之时，李建成及元吉，欲夺太子之位，因世民有猛将尉迟敬德不敢下手，便在高祖面前说敬德的坏话，高祖便将敬德拿下，后又得赦免的事。这两种不同的剧本，也许是尚仲贤一人所作，将尉迟恭的前后二事分开二本写的，也许一种是尚仲贤作的，而其他一种是别的人作的。在这两个假定中，似以前说为较可信。

《柳毅传书》系叙龙女被她夫家弃在泾河岸边牧羊，请柳毅为她传书于母家。她叔叔钱塘君大怒，便去与她丈夫争斗，将他吞入腹中，而以龙女许了柳毅为妻的事。

《气英布》，《元曲选》作无名氏撰，《录鬼簿》所载尚仲贤所作剧目，有此1种，黄文旸《曲目》也以为此剧系尚仲贤所作，系叙楚汉相争之际，随何说降了楚将英布。汉高祖初于濯足时接见他以挫折他的锐气，后又十分笼络他的事。

武汉臣，济南府人，所作戏曲共11种（《录鬼簿》仅载10种），存于今者有《老生儿》《玉壶春》《生金阁》3种。

《老生儿》系叙60岁的刘从善，家甚富有而无子，后散了家财，便得了一子的事。

《生金阁》也是以“包公故事”之一为题材的，包公在当时，已是一位中国古来最有名的审判官了，所以许多“故事”都附着于他的名下。即使在元曲中，叙述他的故事的也不在少数。

《玉壶春》系叙妓女李素兰誓志欲嫁李玉壶，二人终于团圆了的事。

吴昌龄，西京人，所作戏曲凡11种，存于今者有《风花雪月》及《东坡梦》2种，俱在《元曲选》中。

《风花雪月》系叙八月十五月明之夜陈世英与桂花仙子相恋着，一宵过去，仙子别去了，世英恋念着她而病了的事。

《东坡梦》系叙苏轼携妓白牡丹去见佛印禅师，欲诱他娶了白牡丹而还俗，终于不成的事。

杨显之，大都人，是关汉卿的一个最好的朋友，所作戏曲凡8种，今存2种，即《酷寒亭》与《潇湘雨》，俱见于《元曲选》。

《酷寒亭》叙郑孔目救了宋彬，二人结为兄弟。后孔目娶一妓为妻，她又与李成相恋。孔目知道这事后，乘夜杀了妻，李成逃去了。孔目因杀妻事被刺配于沙门岛，李成恰是解差，欲害他，到了酷寒亭，被宋彬救去，并杀了李成报仇。

《潇湘雨》叙张商英被贬到江州去，在淮河中船沉了，与他的女儿翠鸾失散。翠鸾为渔父崔老所救。后来与他的侄子崔甸士结婚了，甸士中了举，又与考官的女儿结了婚。翠鸾去寻他，却被他当作逃婢，押配远地。她在临江驿遇见了父亲，这时商英已做了廉访使，便去捉了崔甸士来欲杀他。因崔老的恳求，而赦了前罪，他与翠鸾复成了夫妻。这剧里的甸士，直不似一个有心肠的人，事实较之高明的《琵琶记》略略有些相同，然《琵琶记》中的蔡邕较似崔甸士好得多。在描写人物的心理与性格方面，《琵琶记》也较这部《潇湘雨》进步了千百倍。

李寿卿，太原人，将仕郎，曾除县丞。他的剧本共有11种（《录鬼簿》仅载10种），存于今者有2种，即《伍员吹箫》与《度柳翠》，皆在《元曲选》中。

《伍员吹箫》即叙费无忌害了伍员全家，伍员逃出楚国，沿途受了许多苦，后做吴国的相国，攻楚，拿住费无忌报仇的事。郑廷玉也有一剧叙此故事，但他系从楚昭王方面写，此则从伍员方面写。

《度翠柳》，《元曲选》作无名氏撰，但《也是园书目》则题李寿卿作，《录鬼簿》载他的所著剧名，也有此剧在内。此剧系叙月明和尚因妓翠柳本是如来法身，便去引渡她成了正果的事。

石君宝，平阳人，所作戏曲凡10种，存于今者有《秋胡戏妻》及《曲江池》2种，俱见《元曲选》。又有《风月紫云亭》1种，见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录鬼簿》载君宝及戴尚甫的戏曲名目俱有此一种。不知现存的这一部究竟为何人所作。

《秋胡戏妻》叙鲁大夫秋胡初时家甚穷苦，与罗梅英结婚才三日，便被迫去从军。梅英为他守贞，不肯别嫁。十年之后，秋胡官至中大夫，请假回家，他走到近家的地方，见一女子在采桑，便以黄金挑引她，这女子不肯。他回家了，他的妻子随后也归来，发现原来她就是那采桑的女子。她大骂了他一顿，欲与他离婚，结果，因秋胡的母的劝慰，便复和好了。

《曲江池》叙少年郑元和因恋着妓女李亚仙，堕落为“与人家送殡唱挽歌”的人。他父亲郑府尹知道了这事，便把他打得死去。他苏醒后又沦落为乞丐。幸得李亚仙救了他，劝他读书，后成为知县。

这两个故事都是民间流传得最广、最久的，至今尚有无数的人在重述着，尚有无数的伶人在演唱着。大约这些故事之所以传播的范围如此之大者，石君宝的剧本是有很大的力量的。有许多古代的故事，为民间所盛传者，大半都是因元、明小说、剧本取了它们为题材之故。

戴尚甫，真定人，曾为江浙行省务官，所作戏曲共5种，今存者，除《紫云亭》1种不知是否即他所著的外，尚有1种《风光好》，见《元曲选》。《风光好》叙宋高祖时陶谷奉使南唐，被宋齐丘等以妓秦弱兰诱惑他，因此不能毕其使命，只得逃依故人杭州钱椒王处。不久，宋兵灭了南唐，秦弱兰避难来杭，因与陶谷结婚了。

张国宾，一名酷贫，大都人，为喜时营教坊勾管，即当时人所称为倡夫的。他所作的戏曲凡4种（《录鬼簿》作3种），存于今者有3种，即《合汗衫》《罗李郎》及《薛仁贵》，皆见《元曲选》。当时与他同道的人，以戏曲家著称的，还有赵文敬、红字李二及花李郎。他们的剧本，皆不传。国宾诸人虽为士大夫所看不起，然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却流传得极广、戏曲的艺术价值也不见得比所谓士大夫的坏。

以上诸人皆为第一期戏曲家中作品留传于今稍多的，至于仅余1种作品的戏曲家，则尚有王仲文、纪天祥、孙仲章等10余人。

王仲文，大都人，作曲10种，仅《救孝子》一剧传于今（见《元曲选》）。

纪天祥，是大都人，与李寿卿、郑廷玉同时，作曲6种，今传《赵氏孤儿》1种，见《元曲选》。

孙仲章，是大都人，或以为他是姓李，作曲3种（《录鬼簿》作2种），有《勘头巾》1种传于今，见《元曲选》。

石子章，大都人，作曲2种，今存《竹坞听琴》1种于《元曲选》中。

王伯成，涿州人，作曲2种，今存《李太白贬夜郎》1种，见《杂剧三十种》中。

李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人，作曲3种，今传《张生煮海》1种，见《元曲选》。

李文蔚，真定人，曾为江州路瑞昌县尹，作曲12种，今仅存《燕青博鱼》1种，见《元曲选》。

岳伯川，济南人，或云镇江人，作曲2种，今传《铁拐李》1种，见《元曲选》。

康进之，棣州人，或以他为姓陈，作曲2种，皆叙黑旋风李逵事，今存其一，名《李逵负荆》，见《元曲选》。

张寿卿，东平人，浙江省掾吏，作曲1种，名《红梨花》，今存于《元曲选》中。

狄君厚，平阳人，有《晋文公火烧介子推》一剧，见于《杂剧三十种》中。

孔文卿，是狄君厚的同乡，有《东窗事犯》一剧，亦见于《杂剧三十种》中。在第二期戏曲家金仁杰的戏曲目中，亦有与此剧同名的1种。不知此剧究竟是谁作的？

李行甫（一作行道），绛州人，有《灰阑记》一剧，见《元曲选》中。

李直夫，女真人，住于德兴府，作曲凡12种（《录鬼簿》作11种），存于今者仅《虎头牌》1种，见于《元曲选》。

孟汉卿，亳州人，作曲1种，名《魔合罗》，亦见《元曲选》中。

第二期的作家，有作品之存于今者，较之第一期少得许多。在30个作家中，仅有曾瑞、宫天挺、乔吉甫、郑光祖、金仁杰及范康等6人，我们现在尚能读到他们的剧本，至于其余的人，则所作都已散佚无存了。

曾瑞，字瑞卿，大都人（亦作大兴人），从北方迁于南方，定居在杭州，不愿仕，自号褐夫。他死的时候吊者有千余人。他所作曲仅有1种，即见于《元曲选》中的《留鞋记》。

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人，为钓台书院山长，死于常州。他所作剧凡6种，存于今者2种：《范张鸡黍》见于《元曲选》，系叙范巨卿、张元伯的生死不渝的友情的；《严子陵垂钓七里滩》见于《杂剧三十种》，系叙严子陵、刘文叔（即汉光武）不以富贵易操的友情的。

乔吉甫，字梦符，太原人，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旅居杭州，卒于至正五年二月。他所作曲有11种，今传其3种，《金钱记》《扬州梦》及《玉箫女》，俱见于《元曲选》。乔吉甫为元六大剧作家之一，与同时的郑光祖及第一期的关、王、马、白齐名。

《金钱记》系叙韩翃的恋爱故事。

《扬州梦》系叙杜牧的恋爱故事。

《玉箫女》系叙韦皋与韩玉箫的恋爱故事。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人，以儒补杭州路吏。他与乔吉甫同为第二期最负盛名的作家。钟嗣成谓他：“名闻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所作剧本凡19种（《录鬼簿》载17种），传于今的凡4种：《王粲登楼》《倩女离魂》《梅香》3种见《元曲选》；《辅成王周公摄政》1种见《杂剧三十种》。

《王粲登楼》叙王粲辞母出游，所至不遇，后到荆州，登高楼而思乡，最后则做了大官，与蔡邕女结婚，复与母重聚的事。

《倩女离魂》叙倩女与王文举相恋，文举赴京应举，倩女的魂离了躯体随他同去的事。

《梅香》叙白敏中幼与裴度之女小蛮订婚，后裴夫人不提起婚事，而敏中却与小蛮热烈地相恋，由一个梅香樊素在中传信。全剧的结构极似《西厢记》，《西厢记》里的红娘便是这剧里的樊素。

《周公摄政》叙周公辅政，管、蔡流言，但后来周公与成王终于谅解的事。

金仁杰字志甫，杭州人，曾为建康崇宁务官，天历二年卒。所作凡7种，今存《萧何追韩信》1种，见于《杂剧三十种》中。尚有《东窗事犯》1种，亦见于《杂剧三十种》中。但孔文卿亦有与此同名的一剧，不知究为何人所作。

《萧何追韩信》系叙楚汉之际的大英雄韩信，流落不遇，后终为萧何所力举，得成灭楚的大功业的事。

范康，字子安，杭州人，作曲2种，今传《竹叶舟》1种。钟嗣成谓他：“编《杜子美游曲江》，一下笔即新奇。”惜此剧今不传。

《竹叶舟》系叙吕洞宾点化陈季卿成仙的事。

在第二期的初时，尚有杨梓及罗本。

杨梓曾作《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敬德不伏老》诸剧，但《录鬼簿》并未叙到他。他是海监人。至元三十年（1293年）时，元师征爪哇，他以招谕爪哇等处宣慰司官，以500余人，船10艘，先往招谕之。元兵继进，爪哇降。后为安抚大使，官至嘉议大夫，杭州路总管。元曲作家都为末官小吏，为大官者，仅杨梓一人而已。他的剧本，存于今者有《霍光鬼谏》1种，见于《杂剧三十种》中，又有《豫让吞炭》1种，见于《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中。

罗本，字贯中，武林人，作小说甚多。近来尚流行之《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俱相传为他所著。所作剧本，有《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存于今，见于《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中。

第三期作家的作品，存于今者尤少。在25人中仅有秦简夫、萧德祥、王晔、朱凯4人各有作品一二种流传下来而已。

秦简夫作剧5种，存于今者有《东堂老》《赵礼让肥》2种，俱见于《元曲选》。

《东堂老》叙赵国器因子不肖，将死时，托孤于李实，实有君子风，人称为东堂老，果然不负所托，使败子终于回头。

《赵礼让肥》叙赵孝、赵礼兄弟孝于母，在虎头寨被马武所捉，欲杀之，兄弟争死，马武因释放了他们。后马武助刘秀打平了天下，又举荐赵氏兄弟二人为官。

萧德祥，杭州人，以医为业，号复斋，善于作南曲。所作剧本共5种，今仅存《杀狗劝夫》1种，见《元曲选》（原作为无名氏作）。此剧为后来南剧中有名的《杀狗记》所本，叙孙荣与弟孙虫儿不和，反去亲近乡里小人。他的妻杨氏欲劝谏他，便将一狗杀了，去了头尾，穿上人衣。孙荣见了，以为杀死了人，便大惊起来，欲请朋友帮助拿去埋了，但他们都不肯去，只有他兄弟孙虫儿肯。后来，他们反到官去告孙荣杀人。开了土看，却原来是一只狗。孙荣无事回家，自此他便与兄弟和睦起来。

王晔，字日华，杭州人，作剧3种，今有《桃花女》1种，存于《元曲选》中（原作为无名氏撰）。此剧叙洛城算卦的周公因知桃花女有妙道高法，甚嫉妒她，因此，托词娶她为媳妇，欲陷害她。不料桃花女道法更高，周公只得屈伏，以儿子得到一个高明的妻自慰。

朱凯，字士凯，籍贯不详。他作小曲极多，剧本有2种，今传《昊天塔孟良盗骨》1种，见《元曲选》中（原作为无名氏撰）。

《孟良盗骨》系叙宋初“杨家将”故事之一则。“杨家将”的故事至今尚盛传于中国民间，杨令公、杨六郎及孟良之名差不多连妇孺都十分熟悉。

《录鬼簿》所不载的戏曲作家，尚有李致远、杨景贤二人，其作品俱见录于《元曲选》中。他们的真确时代，我们不能知道，大约是第三期的人。

李致远所作，为《还牢末》一剧，叙的是“水浒”故事之一。李逵奉令下山邀刘唐、史进入伙，因打死人入狱，赖李孔目救之，得以免死。李孔目的第二个妻，与赵令史相恋，便去告他私通梁山泊，以李逵给李孔目的金环为证。他被捕下狱，幸得李逵又下山救了他，并捉了赵令史及孔目的第二个妻回山杀死。

杨景贤所作，为《刘行首》一剧，系叙仙人马裕奉师命度脱一个女子名刘行首的故事。

在这三个时期中，还有许多无名作家的剧本流传于今。在《杂剧三十种》里的，有《诸葛亮博望烧屯》《张千替杀妻》及《小张屠焚儿救母》3种；在《元明杂剧二十七种》里的，有《汉钟离度脱蓝采和》《龙济山野猿听经》《苏子瞻醉写赤壁赋》3种；在《元曲选》里的，有《冯玉兰》《碧桃花》《货郎旦》《连环计》《抱妆盒》《百花亭》《盆儿鬼》《梧桐叶》《渔樵记》《马陵道》《神奴儿》《小尉迟》《谢金吾》《冻苏秦》《硃砂担》《来生债》《鸳鸯被》《风魔蒯通》《陈州籴米》《合同文字》《隔江斗智》《举案齐眉》及《三虎下山》23种。其中有好几篇是不下于关、马等6大家的作品的。他们的题材，一部分是“水浒”的故事，一部分是“包公”的故事，也有取“三国”“战国”及其他流传的故事的；而以取“包公”故事为题材的为最多，如《合同文字》《神奴儿》《盆儿鬼》《陈州籴米》等都是。

  第十一章 

元明文学

当元的末季，杂剧的作者稍倦，于是“传奇”的作者便起于南方。钟嗣成的《录鬼簿》虽专载杂剧——北剧——的作家，然于叙萧德祥的一段文字里，却言他“凡古文俱檃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曲戏文等”。可见，那时南曲已甚流行。到了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朱元璋的部下，征定了中原，攻陷了北京，把蒙古民族逐回北方去。久陷于异族统治之下的中原，这时始复为汉族所恢复。在这时的先后，产生了好几部伟大的长篇剧本，即所谓的传奇。在戏曲的技术上，传奇较杂剧进步了许多。因此，这些传奇甚为当时人所欢迎，几有压倒杂剧之势。

传奇盛行

这时最盛行的传奇为《荆》《刘》《拜》《杀》及《琵琶记》5种。《荆》即《荆钗记》，为明太祖之子朱权作；《刘》即《刘知远》，一名《白兔记》，为无名氏作；《拜》即《拜月亭》，一名《幽闺记》，相传为元施惠作；《杀》即《杀狗记》，为明初徐作；《琵琶记》则为明初的高明所作。

施惠，字君美，一云姓沈，杭州人。《录鬼簿》列之于元曲的第二期作家中。《录鬼簿》仅叙他“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每承接款，多有高论。诗酒之暇，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其好事也如此”，并不言及他曾作《拜月亭》一剧。也许此剧竟不是他所作的。王国维跋此剧，谓：“此本第四折中，有‘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句，此乃用明太祖微行时为阉豕者题春联语。”因此断定它为明初所作。王氏说颇可信，在元曲的第二期，似尚不能产生如此完美的南剧。此剧共40出。较之仅有四折的杂剧，自是一部大著作。王实甫曾作《才子佳人拜月亭》一剧，今不传。关汉卿也有《闺怨佳人拜月亭》一剧，至今尚传。论者或以此剧为王实甫所作。这完全是一段很可笑的误会的话，无论在王实甫的时候，绝不会有如“传奇”的一种在技术有大进步的剧本产生，即想到王实甫是一位向未到过南方的北部的人的一层，也便会决定他之万不至于作此剧了。大约此剧乃是根据关汉卿和王实甫的那两本同名的杂剧而写的。传奇的题材，常常取材于杂剧，如《杀狗记》之取材于萧德祥的《杀狗劝夫》杂剧，便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

《拜月亭》

《拜月亭》的故事是如此：蒋世隆与妹瑞莲，在家守分读书。当时蒙古族侵略金人，金廷大臣陀满海牙主张不迁都，且举他的儿子兴福率师御敌，大臣聂贾则主张迁都以避元军的锐锋。金主听了聂贾的谗言，把陀满海牙杀死。陀满兴福因此避难在外，某日因逃胥隶的追捕，跃入蒋氏园中。蒋世隆知他的来历，便与他结拜为兄弟而别离了。兴福别世隆后，经过一山，被一群强盗戴为首领，暂在那里落草。同时，兵部尚书王镇，奉命辞家往边庭缉探军情。他家中有一女，名瑞兰，即此剧中的女主人翁。不久，元军南下，金人迁都，各处大乱，蒋世隆与瑞莲及王瑞兰与她的母亲俱避难而漂流于外。在人群中，世隆与他的妹妹失散了，瑞兰也与她的母亲失散了。世隆匆急地把“瑞莲！瑞莲！”这样地叫着，王瑞兰听见了，以为是她母亲叫她，便答应了，走了过去。原来二人都是误会。他们便假作夫妻，同路走着。同时，瑞莲也遇到了瑞兰的母亲，也结伴同行。世隆与瑞兰经过一山，被强盗捉上山去，不料寨主乃是他的兄弟兴福，反赠金与他而别。二人到了旅舍，由店主人的主婚而成了真的夫妇。世隆在此生了病，恰遇王镇公毕归去，经过此处，见了瑞兰。她告诉他们结婚的事，但王镇大怒，不肯允认，强迫着瑞兰与他同归，而把世隆单独留下。作者把这个别离写得很凄惨。王镇到了官驿，恰遇到他的妻及蒋瑞莲，王氏一家是很欢悦地团圆了。但悲戚的还有二人，瑞莲在想念她的哥哥，瑞兰则在想念她的丈夫。这时，世隆独自卧病在旅舍，凄凉万状，且更悲念他的妻子。幸遇兴福上京应举（元军已退，金廷赦免诸罪，复举行贡举），见到了他。待他病愈，二人便同赴京城应考，各中了文、武状元。王镇奉旨，将他的两个女儿招文、武状元为婿。哪知只有兴福及瑞莲二人从命，至于瑞兰呢，她想念着世隆，世隆也恋念着她，因此，俱不肯从命。后来，王镇请世隆到府中宴会，认了久散的妹妹，才说明了一切，知道他所要与为婚的原来就是那在旅舍相依恋的妻瑞兰。至此，一部《拜月亭》便在两对新人的结婚礼中闭幕了。

《拜月亭》的文章，明人何元朗、藏晋叔、沈德符等俱以为高出《琵琶记》，但也有持反对论调的。近人王国维以为，《拜月亭》的佳处，都出于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平心论之，《拜月亭》里好的文句究竟不少。如第二十六出《萍迹偶合》里的几段：

【销金帐】黄昏悄悄助冷风儿起。想今朝，思向日：曾对这般时节，这般天气，羊羔美酒，销金帐里；兵乱人荒，远远离乡里，如今怎生，怎生街头上睡！

【前腔】初更鼓打，哽咽寒角吹，满怀愁分付与谁？遭逢这般磨折，这般离别，铁心肠打开，打开鸾孤凤只！我这里恓惶，他那里难存济。翻覆，怎生，怎生，独自个睡！

【前腔】咚咚二鼓，败叶敲窗纸，响扑簌聒闷耳。谁楚这般萧索，这般岑寂，骨肉到此，伊东我西去。又无门住，又无依倚。伤心，怎生，怎生街头上睡！

及第三十二出《幽怀密诉》里的几段：

【齐天乐】（旦上）恹恹捱过残春也，犹是困人时节，景色供愁，天气倦人，针黹何曾拈刺。

（小旦上）闲庭静悄，琐窗潇潇，小池澄彻。

（合）叠青钱泛水，圆小嫩荷叶。

……

（小旦）姐姐，当此良辰媚景，正好快乐，你反眉头不展，面带愁容，为什么来？

【青衲袄】（旦）我几时得烦恼绝，几时得离恨彻！本待散闷闲行到台榭，伤情对景肠寸结。

（小旦）姐姐，撇下些罢。

（旦）闷怀些儿，待撇下怎生撇！待割舍难割舍！倚遍阑干，万感情切都分付长叹嗟。

下面描写姐妹二人拜月诉怀也是写得非常地动人。

《白兔记》

《白兔记》不知作者的姓名，大约也是与《拜月亭》同时的产品。全剧共33出，是叙刘知远与他的妻的离合故事的。刘知远被继父所逐，漂泊于外。有李文奎，生有二子洪一、洪信及一女三娘。他在庙中遇见知远饥寒交迫，便把他带回家。一日，他见知远昼卧，火光透天，更有蛇穿窍出入，知道他必会大贵，便把女三娘嫁给他为妻。后文奎死了，洪一逐知远出去，并逼他写休书，又叫他看守瓜园，园里有铁面瓜精，会杀害人。知远杀了瓜精，它化成一道火光，钻入地中，掘开一看，原来是石匣装着头盔衣甲及兵书宝剑。于是他别了妻，出去建立事业。这里，三娘留在家中，兄嫂要她改嫁，她不肯，便受了他们的许多折磨，日间挑水，夜间挨磨。不久，生下一个孩子，因系自己咬断脐带，便名之为咬脐郎。兄嫂欲害此子，她便托窦老抱去，带给知远。这时，知远又娶了岳家小姐，便将孩子留在那里养育。后知远讨贼有功，升为九州安抚使。咬脐郎已长大，一日，出去打猎，因追赶白兔，到了沙陀村，遇见受了千万痛苦的母亲三娘。他不知道她就是他的母，回家后，诉与父亲知道。知远告诉他一切的事。他们便迎接了三娘回来同住，又提了兄嫂来，把兄赦了，把嫂杀死报仇。正与罗马帝尼禄以基督教徒为夜烛一样，知远也取香油五十斤，麻布百丈，将他妻的嫂做了照天蜡烛，全剧便在此告了终止。

《白兔记》的文辞朴质明显，连“曲”文也都是非常明白，妇孺都能懂得的，远比不上《琵琶记》与《拜月亭》的典雅。因此，我觉得《白兔记》大约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一篇剧本，或由优伶编纂而成的，绝不像《拜月亭》《琵琶记》之出于文人的手笔。如：

【北一枝花】昔日做朝内官，今做个山中寇。俺只为朝中奸诈多，有功的恨杀为仇，杀功的即便封侯，因此上撇了名锁利勾。（第二十五出）

【江儿水】那日因游猎，见村中一妇人，满怀心事从头诉。裙布钗荆添凄楚，蓬头跣足身落薄，却原来亲娘生母。爹爹，你负义辜恩，全不念糟糠之妇。（第三十一出）

等数曲便是一例。所以典雅派的文人对它都不满意，实在的它里面所最缺乏的是富于诗趣的叙写，然亦因此，它的流传却能够广而久。

《杀狗记》

《杀狗记》也是以文辞朴质为论者所不满的，它的作者是徐。徐，字仲由，淳安人，明洪武初（1368年）征秀才，至潘省辞归，有《巢松阁集》。他自己尝说：“吾诗文未足品藻，惟传奇词曲，不多让故人。”此剧系依据于萧德祥的《杀狗劝夫》而写的。全剧共36出，至少较萧德祥的同名的一剧增大至四倍以上，因此，剧中人物增加了不少，情节也复杂得许多。他将孙虫儿改为孙荣。《杀狗劝夫》里未说孙华与孙荣不和的原因，此剧则言孙荣劝谏他哥哥不要与小人交往，因此二人不和。孙荣被逐，忍不住饥寒，投水自杀，被人所救，暂住于破窑的一段事，也是《杀狗劝夫》杂剧中所无的。又孙华在《杂剧》中只有一妻，这里却增了一妾，又增了一个雇仆吴忠。其他两剧相异之点，不能在此一一举出。徐此剧，因欲使读者及观剧者更表同情于孙荣，所以对于他在外困苦的情形着力描写着，且时时将他哥哥的豪华举出与他的穷寒相较；又写两个恶友的性格与举动也较“杂剧”所写更为刻毒些。这使它更易感动一般读者和观剧者。在描写人物的一方面，也较萧德祥的“杂剧”为有进步。它的文辞与《白兔记》同其朴讷，如：

【宜春令】心间事难推索，我官人作事全不知错。存心不善，结交非义谋凶恶。更不思手足之亲，把骨肉埋在沟壑。唬得人战战兢兢，扑簌簌泪珠偷落。（第二十五出）

自然比不得《拜月亭》《琵琶记》等作那样地为文人所欢迎了。近人吴梅因此不相信此剧是徐所作的，他说：“余尝读其小令曲《满庭芳》 ……语语俊雅，虽东篱、小山，亦未多逊。不知所作传奇，何以丑劣乃尔。或者《杀狗》久已失传，后人伪托仲由之作，羼入歌舞场中耳。”（《顾曲麈谈》卷下，83页）这个意见，似不甚妥确。徐作此剧或系应当时剧场或伶人的需要，自然不能如其作抒情诗之可任意用渊雅的文辞，也许他自己反以此剧文辞之能为一般民众所领悟而自喜呢！即假定此剧非徐所作，也断不是徐以后人所能伪作，因此种文辞朴讷明显的剧本，在明初以后便绝不会有人去作了。那时的剧作家正是群趋于雕饰艳词雅语之时，仅此种“本色”的、明白的剧本，怎么会产生出来呢？所以我们只可以说，此剧也许如《白兔记》一样，乃元、明之间民间流传的剧本之一，而非徐所作，但却不能说它是后人伪托名之作。

《荆钗记》

《荆钗记》为明初宁献王朱权所作。朱权，为朱元璋的第十七子，自号曜仙、涵虚子、丹丘先生。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就封大宁，永乐元年改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年）卒。他深于音律，曾著《太和正音谱》，于《荆钗记》外，又作杂剧许多种。明代戏曲之发达，他的提倡是与有力量的。

《荆钗记》共48出，剧中的故事是如此：王十朋与钱流行的女儿玉莲订婚，以荆钗为聘礼。富人孙汝权见玉莲美丽，也欲娶她。她的继母与姑娘都欲逼她嫁了孙汝权，但她不从，于是她与王十朋很简陋地结了婚。王十朋上京赴试，他的母亲与玉莲寄住于岳家。他中了状元，万俟丞相欲妻以女，他坚执不从。孙汝权这时也在都，私将十朋家信改写了，说已娶万俟丞相的女儿，欲将前妻玉莲休了。玉莲的继母等因此又逼她改嫁孙汝权。玉莲不从，投江自杀，被钱安抚所救，拜他为父，同赴福建任上。十朋知道了她自杀的消息，十分地悲痛。万俟丞相因他不肯为婚，将他改调至广东潮阳为佥判，而将他的饶州本缺换了王士宏。后来，玉莲要求钱安抚派人到饶州去打听王十朋的消息，回报说，王佥判全家死亡。玉莲也误会了，以为十朋是真的死了。后来，十朋升任吉安，钱安抚欲将玉莲嫁他，他不知是玉莲，执意不肯。又经了几番波折，他与玉莲才得重圆。这个故事，并不是朱权所创造的，在很久的时候，就已流传于民间了。《欧江佚志》谓，此故事系宋时史浩门客造作以诬王十朋及孙汝权的，因十朋为御史，首弹丞相史浩，其事实汝权怂恿之，所以他们用此故事以蔑十朋及他，但此说亦不大可信。汝权在此故事中固被写成一个很坏的小人，然十朋却仍是被写成一个很贞坚的好人。造作故事以蔑人的，似不会反把他写得很好的。大约民间流传的故事，都是喜以历史上著名的人，强附着于他们的故事之上的，正如人之喜以美观的衣服附着于自己的身上。至于这种故事之与真实的历史相符合与否，他们是不管的。所以造作《荆钗记》的故事以诬蔑王十朋、孙汝权之说，可以说是全无根据。像这类错误的解释，在中国文学上是无时不遇到的。我们应该彻底地扫清了它们。《荆钗记》的文辞，较《白兔记》《杀狗记》为文雅，然仍带有一种“朴讷质白”之特质，所以王元美评他“近俗而时动人”。第三十五出《时祀》的一曲，我认为它是全剧中最感人的一段：

【沽美酒】纸钱飘，蝴蝶飞，纸钱飘，蝴蝶飞，血泪染，杜鹃啼，睹物伤情越惨凄。灵魂恁自知，灵魂恁自知。俺不是负心的，负心的，随着灯灭。花谢有芳菲时节，月缺有团圆之夜；我呵，徒然闲早起晚寐，想伊念伊。妻，要相逢，除非是梦儿里，再成姻契！【尾声】昏昏默默归何处？哽哽咽咽思念你。直上姮娥宫殿里。

《琵琶记》

《琵琶记》，明高明作，叙汉蔡邕事。其题材非高明所创造，也是依据于一个以古代的大人物强附着于其上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在宋时已流传于民间，南宋人诗云：“斜阳古道柳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游诗）或以为高明作此记，系讽王四的。王四与他为友，登第后，弃其妻而赘于太师不花家，故他借此记以讽。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为王四，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实则这些话都是穿凿附会的，绝不足信。高明此剧原是依据于自宋时即流传于民间的蔡中郎故事的，与什么王四及不花太师，都是毫无关系的。

高明字则诚，永嘉人，至正五年（1345年）中进士，授处州录事，辟丞相掾。方谷真起事，他避地于鄞之栎社。他的文名盛称于世，《琵琶记》尤为当时人所赞许。朱元璋也甚喜此剧，即位时，便欲召他到金陵，他以老病辞。不久，病卒。著有《柔克斋集》。

《琵琶记》共42出，它的内容是如此：蔡邕与赵五娘结婚才两个月，他父亲便要他到京应举。他不得已只好辞了高年的父母与热恋的妻而上道。到京后，以高才硕学，得中状元。牛太师欲以女嫁他，他再三不肯，又上表求归。牛太师请天子主婚，又不准他回去。他只好勉强地留在京中与牛小姐结婚。这时，他家中因他出去，显得穷困万状，只有赵五娘一人侍奉老人，营求衣食。后来老人只有几口淡饭吃，五娘自己则什么也没得吃，只好强咽糠粃充饥。婆婆死了，公公又死了。她将头发剪下，想去卖了办理丧事。又用麻裙包土来筑坟。然后背着公婆的真容，拿着一把琵琶，到京去寻她丈夫蔡邕。她至牛府，与牛小姐相见，被留居府中，说明了一切，乃知她丈夫并非贪名逐利不肯回家，却是被人逼留在此。蔡邕回府时，牛小姐与他说知，他才知父母俱已亡故，便大哭着与五娘相见。他们同回祭墓。后来他与五娘及牛小姐同过着很安乐的生活。全剧便于此告终。高明此剧的文章很典雅，与《拜月亭》是同类，而与《白兔记》《杀狗记》则雅俗殊异，所以许多人都极顶地称许他。第二十一出叙赵五娘强咽糠粃事尤为评者所称。

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飏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相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寻处。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这一曲实为全戏的最警策处。相传则诚居栎社沈氏楼，夜案烧双烛，填至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光交为一，因名其楼曰瑞光。这虽是一段神话，然这一个好曲原足以当此种神话的夸饰而无愧。

明初杂剧作家

在传奇盛行之时，杂剧作者仍有不少。作《荆钗记》的朱权也作有杂剧12种。与他约同时的，有王子敬、刘东山、谷子敬、汤式、杨景言、贾仲名、杨文奎及朱有燉，俱为明初有名的杂剧作家。

王子敬作剧4种，今存《误入天台》1种，见《元曲选》。

刘东山作《娇红记》等2种，俱无传本。

谷子敬作剧3种，有《城南柳》1种，亦存于《元曲选》中。

汤式字舜氏，号菊庄，宁波人，作剧2种，俱无传本。

杨景言作剧2种，也俱无传本。

贾仲名（一作仲明）作剧4种，今存《萧淑兰》《对玉梳》《金安寿》3种于《元曲选》中。

杨文奎作剧4种，今存《儿女团圆》1种，也在《元曲选》中。

朱有燉（周宪王）在他们当中是最伟大的。他为朱元璋子周定王的长子，甚负文名，作杂剧凡27种，散曲尤多。李梦阳《汴中元宵》绝句云：

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可见他的歌曲流传之盛，他死于正统四年（1439年）。自他死后，杂剧的作者直至15世纪之末叶才再有出来。他的杂剧存于今的有《洛阳风月牡丹仙》及《刘盼春守志香囊怨》2种，见于《盛明杂剧》；《清河县继母大贤》《赵贞姬身后团圆梦》等8种，见于《杂剧十段锦》，近又见十余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传奇作家

继《琵琶》及《荆》《刘》《拜》《杀》之后至15世纪之末的传奇作者，有沈受先、姚茂良、苏复之、王雨舟、邱濬、沈采、邵深数人。除邱濬之外，他们的确切时代，我们都不能知，都是15世纪后半的前后的人罢。

沈受先字寿卿，里居未详，作传奇《三元》《银瓶》《龙泉》《娇红》凡4种，《三元记》今见《六十种曲》中，系叙冯商好行善，生子，连掇三元事。

姚茂良字静山，武康人，作《精忠记》《金丸记》《双忠记》三传奇。

《精忠记》见《六十种曲》，叙宋名将岳飞被秦桧所诬杀事。《曲品》谓：“词简净，演此令人眦裂。”然作者在最后因欲慰悦悲愤的观众，竟以秦桧诸人受地狱的裁判结果，大失伟大悲剧的性质。

《双忠记》系叙张巡、许远事。

苏复之的里居未详，尝作《金邱记》1剧，叙苏秦事，《曲品》谓其“近俚处具见古态”。

王雨舟的里居也不详，所作有《连环记》1种，系叙三国时吕布、貂蝉的事。

邱濬字仲涤，琼州人，为当时的一个大儒，生于公元1418年，卒于1495年。所作有《五伦》《投笔》《举鼎》《罗囊》4记。

《五伦记》在戏曲中传达道德的训条，论者多目之为腐。

沈采字练川，吴县人，所作有《千金记》《还带记》《四节记》等3种。

《千金记》今传于《六十种曲》中，系叙汉名将韩信事，因他于成功时曾以千金赠给漂母，故名“千金记”。

邵深字励安，常州人，官给谏，作《香囊记》，叙张九成事，今存于《六十种曲》中。《曲品》谓他此记“词工白整”。

自此以后，剧作家都益趋于典雅渊深的路上走去，词益斫饰，白益工整，一般民众渐渐地不易领悟他们了。

宋之旧作家

这个时代的诗与散文都没有什么很伟大的作家。元人侵入中国后，宋之旧作家仍在这时黑暗时代维持他的势力者有赵孟诸人。

孟頫（1254—1322），字子昂，为宋之宗室，以善书名。

其后则有虞集、许衡、刘因、吴澄、金履祥、戴表元、袁桶、姚燧、马祖常、元明善、欧阳玄、吴莱、柳贯、黄溍、苏天爵、揭奚斯、鲜于枢诸人，皆为古文家，重扬韩、柳古文运动之余波。重要的诗人则有虞集、杨载、范梈、揭奚斯，并称为四大家，稍后则有萨天锡、倪瓒、顾瑛、张雨、杨维桢。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尝从吴澄游，仕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自号邵庵。有《道园学古录》50卷。相传集初不能诗，及在京师，遇杨载，授以诗法，遂超悟其理，成了一个名家。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人，其诗在当时很有影响。

范梈（1272—1330），字亨夫，清江人。

揭奚斯（1274—1344），字曼硕，富州人。

虞集尝评他们的诗，以为：“杨载如百战健儿，范梈如唐人临晋帖，揭奚斯如美女簪花。”并自称“如汉廷老吏”。

许衡（1209—1281），字仲平，河内人；吴澄（1249—1333），字幼清，抚州崇仁人，二人同为元代古文的双柱。

姚燧出衡之门下，虞集则受澄之影响。其流风至于明初未绝。

萨都剌（约1272—1355），字天锡，号雁门，虞集称其最长于情，流丽清婉。

张雨（1283—1350），字伯雨，钱塘人，为道士，早年与虞集诸人唱和，晚年则与杨维桢、倪瓒诸人为友，有《句曲外史诗集》。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无锡人，工画，诗亦清俊。

顾瑛（1310—1369），一名阿瑛，昆山人，与瓒齐名。

杨维桢（1296—1370）是元代后半最负盛名之作家。杨维桢，字铁崖，号铁笛道人，山阴人，诗文古拙而雄于才气，从横排奡，自辟町畦，然誉之者固多，毁之者亦不少。明初，有王彝者，至作《文妖》一篇以诋諆之。

吴莱（1297—1340），字立夫，与黄溍、柳贯并称为“古文三家”，其诗则与杨维桢齐名，有《渊颖集》，王士禛《论诗绝句》道：“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而他后来，乃尤重莱，所选七言古诗，唯录莱而不及维桢焉。

明初古文家

入明，传古文之诸派者，有宋濂、刘基、王袆。

宋濂（1310—1381），字景濂，金华潜溪人，从朱元璋于军中。元璋即皇帝位后，以濂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并修《元史》。后因孙获罪，元璋欲杀之。幸免死，贬茂州，中途而卒。有《潜溪集》。濂初从吴莱学，后又学于柳贯与黄溍，故其文力崇所谓“古文派”之正宗，清顺而乏气骨。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人，参朱元璋军事，多出奇计。洪武初，为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其为文亦清莹，而较濂为有才气。其诗尤有名，素朴真挚，气韵高雅。有《覆瓿集》等。

王袆（1321—1372），字子充，义乌人，与宋濂曾同学于黄溍，又曾同修《元史》。所作有《华川集》。

朱元璋尝谓：才思之雄，袆不如濂，学问之博，濂不如袆。

明初诗人，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为四杰，而袁凯亦有盛名。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人，自号青邱子。洪武初，预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后为朱元璋所腰斩，年仅三十九。王袆评其诗：“隽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召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渠，不假雕饰，翛然尘外。”杨基、张羽、徐贲三人之诗，俱不及启之高。

杨基（132—？），字孟载，号眉庵，官山西按察使；徐贲，字幼文，官河南布政使。二人俱以曾为张士诚客，下狱死。

张羽（1333—1385），字来仪，又字附凤，官太常司丞，后获罪投龙江死。文字之狱，大约没有一个时代比明初更残酷的了！

袁凯，字景文，自号深叟，华亭人，官监察御史，有《在野集》。尝在杨维桢座，客出所作《白燕诗》，袁凯微笑，别作一篇以献。杨维桢大惊赏。人遂呼之为“袁白燕”。

这时代最后的古文家为方孝孺。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候城人，从宋濂学，亦为正统派之作家，有《逊志斋集》。明成祖起兵入京，方孝孺以不屈被杀。相传成祖并灭其十族，为历史上最残酷的文字狱之一。论者以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传奇作家

中国戏曲的第二期，包括传奇的最盛时代。通常所称为“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的定评，即可表示这个时代的传奇的盛况。

自《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产生之后，大作家陆续地出现。在技巧方面是益有进步，在文辞方面也益见其优雅。以前的传奇，是为民间一般人的娱乐而作的，所以辞句务求浅显明白，不唯宾白是真实的人民的对话，即曲文也多用平常的口语，所以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懂得。如《杀狗记》，如《刘知远》（即《白兔记》），便因此大为文人们所不满。到了这一时期，作家的趋向却向“优雅”的方面走去，把文辞修斫得异常地整齐、美丽，不但曲文是“择句务求其雅”“选字务求其丽”，即宾白也骈四俪六，语语工整，其甚者如《浣纱记》，如《祝发记》，乃至于通剧无一散语。当时大多数的作家俱跟随了这个新的倾向，虽然有一部分的作家未必是如此，却也多少总不免受有些影响。这个倾向，当然不是怎么样地好，然其娟秀的风格、丽雅的辞句，却能使之在文坛上占了很久、很稳固的地位。

这时期的传奇作家，以汤显祖为最伟大，而郑若庸、屠隆、梁辰鱼、张凤翼、王世贞、沈璟、陆采、徐复祚、梅鼎祚、汪廷讷等，也俱有盛名，最后则有阮大铖、尤侗、李玉、李渔等作家出来。无名氏之传奇，传于今者亦多。大约当时作家，不出南中，以江南、浙江为最多，江西诸地次之，其他山东、河南、直隶诸地，前为杂剧最盛之区者，传奇作者却俱不过一二人而已。今将这时期传奇作家，有籍贯可考者，列一表于后，并于每个作家之下同时注明他的作曲之数目。这可以使读者更明白当时传奇作者之地理上的分配。其作家籍贯无可考者，则不列入此表。

续表

○注一：本表依据于《曲录》卷四。

○注二：作家籍贯无可考者，本表概不列入。

○注三：每个作家后面所注之阿拉伯数字，系表示其作剧之数目。旁有汉字数字者，系注其剧本被收入《六十种曲》中之数目。

○注四：蒋麟徵或言其为乌程人，顾瑾或言其为华亭人，故俱加（？）。

汤显祖

汤显祖为传奇作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所作上抗《琵琶》《拜月》，下启阮大铖诸人，这个时代的诸作家中，直无一足以与他相比肩者。所著《牡丹亭》（《还魂记》）至今还为文士佳人所喜爱，且为剧场所常常扮演，其盛况与王实甫之《西厢记》正复相同。传奇作品，受同样的荣誉者绝少，有的是案头之书，读者虽多，而少见扮演，有的扮演虽盛，而读者却未见感甚高的兴趣，独《牡丹亭》则无往而不受盛大的欢迎。相传《牡丹亭》初出，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词，至断肠而死，又传冯小青读之，尝题一诗于书端：“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此外尚有种种传说。大约传奇之动人，恐无过于此者。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癸未进士，官礼部主事，以上疏劾首辅申时行，谪广州徐闻典史，后迁遂昌县知县。投劾归。《列朝诗集》谓：“义仍穷老蹭蹬，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宾朋杂坐，鸡埘豕圈，接迹庭户，萧闲咏歌，俯仰自得。”所作凡5种，于《牡丹亭》外，有《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及《紫箫记》。《牡丹亭》与《南柯》《邯郸》《紫钗》合称为“四梦”，最流行，《紫箫》则知者较少。

《牡丹亭》凡55出，叙写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生死恋爱事。南安太守杜宝为杜甫之后，生有一女，名丽娘，未议婚配。某一日春昼，到花园中游览了一回，归来忽觉怀春，便入睡梦。梦中见书生柳梦梅（柳宗元之后），互相爱恋，即成婚好。不料梦回睡醒，一切俱幻。自此，渐入沉思，日见消瘦，自画容像，以寄所怀。不久，遂得了一病而亡。柳梦梅却是实有其人。某日，无意中拾到丽娘的自画像，惊为绝色，便供了起来，早晚玩拜。后来，丽娘的鬼魂寻到他的住处，与他相聚，誓为夫妻。梦梅偷开了丽娘的棺，她便复活了，偕到他处同住。后来，梦梅赴考，恰遇寇乱。待寇平后，梦梅却中了状元。他带了丽娘与她父母相见。在这个出于意料外的相遇里，全剧便结束了。事迹是很可诧怪的，汤显祖写来却至为流动，至为自然。其描状女子怀春之心境，生死不变之恋感，实为空前的名著。文辞之飘逸秀美，真挚动人，亦为自《西厢记》后少见之作。他对于人物的描写，也各具个性。《惊梦》一出，尤为人所传诵，如：

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翦，呖呖莺歌溜的圆。……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得远！俺的睡情谁见？则索因循腼腆，想幽梦谁边？和春光暗流转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

自然是不朽的名句，却在别处也颇不少可比于这些的佳曲好语。

或以为《牡丹亭》有所指，有所讽刺，甚且说汤显祖以此剧写某家闺门之事，以报其私怨，这些都不足以置信。汤显祖此剧或系受“华山畿”故事之影响，颠倒其结局而为之，或系依据于《剪灯新话》中之《金凤钗记》一则，而略有变异。然其旨则不在叙此“荒唐”之故事，而实欲抒写那坚贞纯一生死不变之恋情。故于女主人翁之描写，最为着力；情之所至，梦而可遇，死而可生。如《惊梦》《写真》《魂游》《幽媾》《冥誓》《回生》诸出，实全剧之精华。所以，事迹虽荒唐，而论者不以为怪。数千年来，中国少女之情感，总是郁秘而不宣，汤显祖却大胆地把她们的情意抒写出来了，这大约是《牡丹亭》特别为少女所喜爱之一端吧。

《南柯记》凡44出，依据于唐李公佐的名作《南柯太守传》，写淳于棼梦入蚁国，为驸马，任南柯太守，荣贵之极。后公主病死，与敌战又败，遂失国王意，回归故乡。原来却是一梦。公佐的传文至此而止，汤显祖的戏曲却又于此后添上了二出，叙淳于棼请僧追荐蚁国众生，使他们都得升天，复见其父及国王、公主。公主约在仞利天等他，可以再为夫妻，只要他加意修行。他便大彻大悟。

《邯郸记》凡30出，乃依据于唐沈既济的名作《枕中记》而写的。山东卢生不得志，于旅邸遇吕洞宾而叹息，洞宾便借他一枕。卢生倚枕而睡，梦中进士，为高官，富贵荣华，谪迁忧苦，无所不历。寿至八十，一病而死。遂从梦中醒来，主人炊黄粱饭尚未熟。卢生遂大悟，从洞宾入山中，遇见群仙，为一个扫蟠桃落花的仙童。

《紫钗记》凡53出，乃依据于唐蒋防的名作《霍小玉传》而写的。诗人李益与霍小玉誓为夫妻，后复分别，小玉郁郁成病，将死。有侠士黄衫客强要益重至小玉家，二人复得相见。蒋防原传，叙至此，本言小玉诉益负心，遂晕厥而死。汤显祖此剧，则改为小玉晕去未死，为益所唤醒，乃复为夫妻如初。蒋传中的李益是一个负心的男子，《紫钗记》中则把二人的分离，归罪于奸人。

《紫箫记》凡34出，所叙亦李、霍事，乃《紫钗记》之初稿，结局亦为团圆。叙小玉嫁了李益，益到朔方参军去了。小玉每日相思，年年七月七日，为他曝衣晒书。某一个七夕，益却由朔方回来；恰与是日天上的二星一般，欣喜地话着情语而团圆了。

汤显祖之传奇，论者每谓其曲文不合韵律，故歌者常常改易原文以合伶人之口。汤显祖常对那些改本深致不满。他曾说道：“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他的曲文之能潇洒绝俗，抒写自如，大约即由于此。现在之传奇差不多已成为书架上的读物，实演的机会已绝少，故对于他的合律不合律的辩论，已可不必注意。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弇州山人，太仓人，官至刑部尚书，所作有《鸣凤记》。尝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同结诗社，世称“五子”，而王、李之名尤著。

《鸣凤记》凡41出，所叙为当代之事。夏言、曾铣遭谗被杀，严嵩父子专政误国，杨继盛上疏诤谏，被陷狱中，终死东市，其妻也同殉。后来邹应龙又上疏劾嵩，终得达到目的，芟夷奸党。杨继盛的死，是明代最动人、最感人的一件大事。那样的壮烈激昂，那样的从容就义，到如今还足以令人零涕愤慨。所以无论剧本、小说，写来俱足以动人。相传王世贞于嵩败后写成此剧，曾由前事东楼之优童金凤登台扮演他，以其熟习，举动酷肖，名噪一时。

梁辰鱼与郑若庸、张凤翼、屠隆诸人齐名。同以“骈绮”之曲文见称于时。梁辰鱼，字伯龙，昆山人，以清词艳曲名盛当代，所撰《江东白苎》，包括他的小令散套，流行极盛。时同邑魏良辅能喉啭音声，变戈阳、海盐、胡调为昆腔。伯龙填《浣纱记》付之。此剧至传海外，吴中演奏之盛，更不待言。王世贞曾有诗云：“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盖即指此。

《浣纱记》凡45出，主人翁为范蠡与西施，而以吴、越之和战为线索。范蠡载西施泛湖而去越，本为传疑之故事，《浣纱记》则以此为根据，而演衍出范蠡本与西施有婚姻之约，因国家之故，不得不割断爱恋，将她献于吴王夫差。后来越王勾践起兵报仇，灭吴而归，范蠡始复得与西施相见，同辞勾践而泛湖隐去。

郑若庸字中伯，号虚舟，昆山人，早岁以诗名天下。赵康王闻其名，走币聘入邺，客王父子间。王父子亲迎接席，与交宾主之礼。康王卒，乃去赵，居清源，年八十余始卒。诗名《蛣蜣集》。又善于作曲，所作有《玉玦记》《大节记》《五福记》3种，以《玉玦记》为最著，其他2种皆失传。

《玉玦记》凡36出，叙王商与其妻秦氏庆娘离合事。商上京求名，下第羞归，被人导为狭邪游，貂敝金尽，幸遇吕公收留，奋志读书。会胡骑南侵，秦氏被掳不屈。后来商一举成状元，与秦氏重会癸灵庙。《曲品》谓：“《玉玦记》典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同时有薛近裒者，作《绣襦记》，叙郑元和、李亚仙事。相传若庸作《玉玦记》，以其叙妓女之薄情，旧院人恶之，乃共馈金求近裒作此，以雪其事。《玉玦记》出而曲中无宿客，及此记出而客复来。

张凤翼字伯起，长洲人，与二弟并有才名，吴人谓之“三张”。他所作传奇凡7种，传于今者有《红拂记》《灌园记》《祝发记》等数种。

《红拂记》叙李靖与红拂妓的恋爱故事，乃依据于唐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而写者，凡34出，以虬髯客即位扶余国王，帮助李靖擒了高丽国王，唐帝封他为海道大总管为结束，远不如《虬髯客传》结局之气度高远。

《灌园记》凡30出，叙齐太子田法章复国事。以田单、乐毅之战争，与田法章之恋爱，错综叙写，颇不落于单调。当齐亡时，法章逃于太史家避祸，改名王立，为灌园人，故谓之《灌园记》。

此二剧为张凤翼早年所作，还看不出受多少“骈绮派”的影响，说白也很自然，并没有对仗工整的谈吐。

《祝发记》为张凤翼晚年所作，为其母上寿而著者，风格已较前大变，至于通本皆作俪语。

屠隆字长卿，又字伟真，号赤水，鄞县人，官至礼部主事，为人所讦，罢归。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所作有《昙花记》《修文记》《彩豪记》3种。

《彩豪记》叙李白事，凡42出，中并插叙天宝之乱及明皇、杨妃事，以郭子仪报恩救白为结束。

《修文记》叙李贺事。贺每从小奚奴，骑距驉，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后病卒，其母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道：今在天上甚乐，为上帝作新宫记，纂乐章。隆此记即写此事。

《昙花记》为隆废后所作，凡55出，叙唐时木清泰与郭子仪同扶唐室，富贵无匹，后忽感悟，弃家访道，家中一妻二妾也焚香静修。二子继父之勋业，复扶王定乱，后来一家同证正果，并列仙班。屠隆尝“命其家僮衍此曲，指挥四顾，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鸣得意”。

沈璟与汤显祖齐名于世，璟之循规践矩，严守曲律，正与显祖之不守绳墨成一对照。沈璟，字伯瑛，号宁庵，世称词隐先生，吴江人。万历间进士，官先禄寺某官。著《南九宫谱》23卷，作剧21种，为这个时期作家中之最多产者及最懂得音律者。其所著剧中以《义侠记》《桃符记》《红渠记》等为最有名。

《义侠记》刊本最多，故最流行。《义侠》所叙，乃最流行之英雄传奇《水浒》的故事之一。《水浒》故事，除小说外，元人杂剧中已多叙写之，明人传奇中亦多有之，如《灵宝刀》及此剧都是。此剧凡36出，所叙为武松的始末，事实大都依据《水浒传》，唯加入了一个武松的妻贾氏。武松父母在日，曾为聘下贾氏，因他四处漂泊，久未成亲。后武松刺配在外，贾氏亦逃避于尼姑庵。结局是宋江等受了招安，武松与贾氏成亲（友人某君常憾武松以盖世英雄乃不得其俪配，而以行者终老，得此剧读之，可以释其不平之念矣）。沈璟未染当世骈绮之风尚，曲文宾白多本色语，明白而真切，自较《浣纱记》《祝发记》之有意做作者为胜。

《灵宝刀》为任诞先作，亦一叙水浒故事之剧本。诞先（一作诞轩），浙汜人，生平未详。作剧2种。此剧凡35出，写林冲的始末，事迹亦依据于《水浒传》而略有变异。冲妻为高明所逼，亏得锦儿替嫁。她和王妈妈连夜脱逃，到了四花庵为庵主。后来冲报了大仇，到庵中谢神，恰与她重复相见。

陆采，以作《南西厢》及《明珠记》得名。陆采，字子元，号天池，长洲人，为粲之弟。粲为谏臣，甚有声，尝草《明珠记》，由采踵成之。

《明珠》叙王仙客与无双事，依据唐薛调之《无双传》而写，凡43出。无双与仙客有婚约，遇乱，无双被没入宫掖。有侠士古押衙设计使无双暴卒，领尸出，复得生，乃得与仙客终老。

《南西厢》乃改王实甫之《西厢记》为传奇者。自叙云：“李日华取实甫之语，翻为南曲，而措词命意之妙，几失之矣。”他的此作，乃惩日华之失者。

陆采所作，于以上二剧外，尚有3种，即《怀香记》《椒觞记》及《分鞋记》。

《怀香记》以有《六十种曲》本，故得与《明珠》及《南西厢》并传于今，《椒觞记》与《分鞋记》，则恐已不传了。《怀香记》叙韩寿事。寿被贾充辟为司空掾。充有幼女午姐，待字闺中，见寿爱之，遂相恋。后因为充所知而离散。经了许多苦难，二人终得为夫妇。

李日华字君实，嘉兴人，万历壬辰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所作《南西厢》，凡20出，颇为时人指摘，日华自己也声明非他所作，乃他人所托名。

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弃举子业，肆力诗文，撰述甚富，所作传奇，有《玉合记》一种，亦为步骈绮派作家之后尘者。此剧凡40出，乃衍叙唐许尧佐的《柳氏传》者（《本事诗》亦载之）。诗人韩翃（一作翊）有姬人柳氏，为番将沙叱利所夺，许俊以任侠自喜，闻其事，骑马直入沙叱利之宅，载柳氏而归之翃。

汪廷讷字昌朝（一作昌期），一字无如，休宁人，官盐运使，作传奇凡10种，盛传于世者有《狮吼记》及《种玉记》。

《狮吼记》凡30出，写陈季常惧内事。季常为苏轼之友，妻柳氏，美而妒，季常惧之。轼乃设计，私赠以家姬。后以佛印之力，降伏了号为河东狮子之柳氏。这剧是有名的喜剧，充满了诙谐的叙写，其描述美妻之积威，惧内者之懦怯，极为逼真而有趣。此种情境，中国戏曲描叙之者殊鲜。

《种玉记》凡30出，叙霍休文为平阳小吏，偶遇侯门侍女，相恋不久，乃为其兄卫青拆散。后休文生二子，皆得大名，去病为将，光为首辅，父子完聚，夫妻团圆。

与他们约同时的作家，有作品传于今者，兹亦略述于下。

顾大典字道行，吴江人，官至福建提学副使，以善作剧名。所作凡4种，以《青衫记》为最著。白居易作《琵琶行》，本抒写情怀，毫无故事可述，而有元以来之戏剧作家乃往往附会其事，强以弹琵琶之商人妇，为白居易之情人。此剧也是如此，以商人妇为裴兴奴，当白居易郊游时曾遇之，不料因事离别，直至浔阳江上听琵琶，二人方克偕老。

叶宪祖（一作祖宪）字美度，一字相攸，号桐柏，亦号檞园居士，余姚人，官至工部郎中。所作传奇凡5种，其中《鸾记》1种，有《六十种曲》刊本。

《鸾记》凡21出，叙唐时杜羔曾以碧玉鸾，聘赵氏为妻。后为奸人所怒，经历失意之苦。终得佳人之激勉、良友之相助，得中高第。中间插入温飞卿与鱼玄机之姻缘遇合，牵拢得很可笑。

沈鲸号涅川，平湖人，著传奇4种，以《双珠记》为最著。

《双珠记》凡46出，叙王楫与妻郭氏同到郧阳军中，为奸人所陷，酿成冤狱。幸得减刑调戍边土。郭氏鬻子全贞，后来其子弃官访求父母，终得合家团圆。沈鲸的作风也是受了骈绮派的影响。

徐复祚，字阳初，常熟人，著《红梨记》《宵光剑》《梧桐雨》等传奇4种，以《红梨记》为最著。

《红梨记》凡30出，叙赵汝州与谢素秋的姻缘离合事。汝州与歌妓谢素秋相恋，为王黼所逼而分离。正遇金人围汴，征歌妓送入北邦。素秋亦预其列。赖有花婆设计保护，素秋潜避至他地。后汝州成名，终得娶素秋。此外尚有《东郭记》一种，亦传为复祚所作。

《东郭记》凡44出，叙《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者”的一段故事。出目皆取《孟子》之文句以为之，很具别致。中插攘鸡者、於陵仲子及王事。纸背后隐透着玩世嘲讽之意。

周朝俊字夷玉，鄞县人（《曲录》作吴县人，误），著《红梅记》，袁宏道曾为之删定。

《红梅记》凡34出，叙裴禹与卢昭容事，而以贾似道事串插其中。

单本字槎仙，会稽人，著《露绶记》及《蕉帕记》2种。

《蕉帕记》最流行。此剧凡36出，叙龙骧与胡小姐之遇合，中插入妖女之变形与仙真之显法。因妖女将蕉叶变为罗帕，赠给龙骧，故谓之《蕉帕记》。

许自昌字元祐，吴县人，作剧4种，以《水浒记》为最著。

《水浒记》凡32出，亦为依据于《水浒传》而写的剧本。剧中人物，以宋江为中心，叙他娶妻孟氏，家无别人（这与《水浒传》大异）。后遇阎婆惜，引起了许多风波。亏得梁山泊诸英雄救他入山聚义，同时且把孟氏也接了来，与他相聚。

陈汝元字太乙，会稽人，著传奇2种，以《金莲记》为最著。

《金莲记》凡36出，叙苏轼以奇才邀帝宠，特赐金莲归第。章惇设计使轼外调。于时得遇朝云，偕合鸾俦。复为奸人所陷，几成诗狱，幸其弟辙疏救，得谪守黄州。后来二子成名，合家正果修真。

王玉峰，松江人，佚其名，著《焚香记》，凡40出，叙王魁、桂英事。“王魁负桂英”的故事为向来作剧家所常叙写的悲剧，宋、金院本中已有此名。此故事原见张邦几《侍儿小名录拾遗》，叙王魁下第，与桂英誓为夫妻。后魁唱第为天下第一，乃负桂英之约。桂英持刀自刎。其鬼魂竟报仇迫魁入冥。此剧则力翻原案，改为大团圆的局面。以为王魁并不负桂英，其中构陷桂英者乃为奸人金垒。后冥司对案，桂英还阳，复得与魁偕老。此种翻案的作品，颇减少了悲剧的崇高趣味。然玉峰对于人物的描写能力颇高，故称许此剧者甚多。

谢谠，号海门，上虞人，著《四喜记》。

《四喜记》凡42出，叙宋杞因编竹桥渡蚁，获享厚报，二子宋郊、宋祁皆中状元，富贵显达。

高濂，字深甫，号瑞南，钱塘人，著《玉簪记》及《节孝记》，今传《玉簪记》一种。

《玉簪记》凡33出，叙陈妙常与潘必正事，此故事为民间盛传的“情史”之一。妙常与必正本已指腹为婚，后因兵乱，妙常托身尼庵，恰遇必正，重缔姻缘。中经阻难、别离，终得团圆偕老。

汪錂，字剑池，钱塘人，著《春芜记》，凡29出，叙宋玉事，依据《登徒子好色赋》而加以凭空造作的女主人公。玉与季清吴缔结良缘，不料为奸徒设计阻隔。后荷君王赐姻，克谐夙愿。

朱鼎，字永怀，昆山人，著《玉镜台记》，凡40出，叙晋代温峤事。此故事关汉卿亦曾写为杂剧，此剧则放大至10倍。

杨珽，字夷白，钱塘人，著《龙膏记》及《锦带记》。

今仅传《龙膏记》，凡30出，叙张无颇与元载之女湘英缔姻事，亦不脱才子佳人离合悲欢之陈套。

史槃，字叔考，会稽人，著《梦磊记》及《合纱记》。《梦磊记》曾被冯梦龙改定，刊入《墨憨斋传奇定本》中。

沈嵊，字孚中，钱塘人，作《绾春园》（《曲录》作《幻春园》，似误）、《息宰河》等3种，亦甚为时人所称。《绾春园》有谭友夏、钟惺评刻本。

周螺冠、张午山、徐叔回，名里生平俱未详，各著有传奇一种。

螺冠著《锦笺记》，凡40出，叙梅玉与柳淑娘之离合事。

张午山著《双烈记》，凡44出，叙梁红玉与韩世忠之事。

徐叔回著《八义记》，凡41出，叙程婴存赵孤事。

明之末年，有冯梦龙与阮大铖两大家殿于后。

冯梦龙为当时文坛的中心，尝增补《平妖传》，编著《警世通言》《喻世明言》《醒世恒言》3种（皆短篇小说集），尤注意于戏曲，刻《墨憨斋传奇定本》10种，多改削他作家之剧本，如改汤显祖之《牡丹亭》为《风流梦》，改陆无从、钦虹江叙李燮事之二剧本为《酒家佣》，又改余聿云之《量江记》，改李玉之《永团圆》。其自作者，有《双雄记》《万事足》《新灌园》3种。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百子山樵，怀宁人，官至兵部尚书。大铖初附魏忠贤，忠贤死，坐废。后复起用，为诸名士所嘲骂，于是捕逐诸公子，大为奸恶，论者多不齿之。然其所著《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5种传奇，则即与之为敌者，也莫不推许之。他所取的题材，不能逃出陈腐的圈套，然描写殊细腻有情致。

《燕子笺》凡42出，为阮大铖5种曲中最有名者。《桃花扇》中曾叙及侯方域、陈慧生诸人观演《燕子笺》，殊为感动。剧中故事是如此：霍都梁至京师会试，与妓华行云相恋，执笔为她画像，把自己也画入，画好后，送到装裱店里去。同时，礼部尚书郦安道有女名飞云，貌肖华行云，亦将吴道子画之观音像一幅送到同一装裱店里去。不料，二画裱好后，店中人却互送错了，把华行云与霍都梁的画像送给飞云，却把观音像送给都梁了。飞云见画上题“茂陵霍都梁写赠云娘妆次”，又见画中二人，一个面貌与她酷肖，一人却是风度翩翩的少年，不禁惊骇不已，便秘密地藏了起来。某一春日，作词一首，咏此事，为燕子衔去恰落于都梁之前。后来都梁为其友鲜于佶所陷，逃于他方。那时安禄山反，天下大乱。飞云与母在逃难途中相失。行云亦逃难在外，与飞云母相遇。母见其酷肖己女，便认她为义女，一路同行，恰逢安道。飞云则为其父执贾南仲之军所收容，亦认为义女。这时，霍都梁改名为卞无忌，入贾南仲幕中，献奇策，灭了禄山。南仲以飞云妻之。二人相见惊异，细诉衷情。不久，行云亦归于都梁。

《春灯谜》亦名《十认错》，凡40出，亦得盛名。中叙宇文学博有二子义、彦，彦随母赴父任，泊舟黄河驿。适韦节度之舟亦泊于此。时为元宵，彦上岸观灯，韦女改装为男，亦去观灯。二人同猜灯谜，赋诗唱和。各执一诗笺而别。会风起，二船各泊他所。女误入宇文舟，彦误入韦舟，旋各扬帆行。彦母认韦女为己女，彦则被韦节度投于水。又被误为贼，捕入狱中。会兄义大魁天下，被唱名者改为李文义，授巡方御史。同时，彦亦更姓名，为卢更生。义不知更生即为弟，释之出狱，彦亦不知御史即为其兄。后彦登第，韦节度为执柯，与李氏女结婚，乃不知李氏即己父之家。到了结婚时相认，方才明白种种的错误。因共有十错，故谓之《十认错》。

这时期无名氏之作品，传于今者颇多，其著者有《玉环记》，叙韦皋与张琼英事；《寻亲记》叙周羽被奸人所陷，其妻守节，遣子寻父事；《金雀记》，叙潘岳与井文鸾事；《霞笺记》叙李彦直与张丽容事；《投梭记》，叙谢鲲与文缥风事；《琴心记》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事；《飞丸记》叙易弘器与严玉英事；《赠书记》叙谈尘与魏轻烟事；《运甓记》，叙陶侃运甓事；《节侠记》，叙裴他先与卢郁金事；《四贤记》，叙孙泽娶妾生子事。此外尚有不少，未能一一在此列举。

当明末天下大乱，流寇杀人如麻，清人又继之而入关，兵马倥偬，白不遑文事，剧坛遂如垂萎之花，憔悴可怜，如经霜之草，枯黄无生气。然当清人戡定中国时，传奇作者却又联臂而出，其盛况不亚于正德、万历之时，为这个时期戏曲史的光荣的殿军。大抵这些清初的作家，俱为经阅沧桑之变者。其中如袁于令、吴炳、李玉诸人，在前朝且都为已享盛名之作家。

袁于令原名韫玉，字令昭，号箨庵，吴县人，官荆州府知府。作剧凡5种，即《金锁记》《玉符记》《珍珠衫》《肃霜裘》及《西楼记》，而以《西楼记》为最著。相传于令一日出饮归，月下肩舆过一大姓门，其家方宴宾，演霸王夜宴。舆人曰：“如此良夜，何不唱绣户传娇语，乃演《千金记》！”袁于令狂喜，几堕舆。

《西楼记》凡36出，叙于鹃与穆素徽事。于生与素徽在西楼相恋，不幸为人所拆散。后于生闻素徽别嫁他人，一病几死。素徽误闻于生死耗，亦自缢以殉。但二人实俱未死，赖侠士玉成其事，将素徽夺来送给于生，完此一段痴情。

吴炳字石渠，宜兴人，少年登第，有才名，作剧凡5种，即《画中人》《疗妒羹》《绿牡丹》《西园记》及《情邮记》。《新传奇品》谓：“吴石渠之词，如道子写生，须眉毕现。”5剧皆写佳人才子事，而《西园记》名最著。

《西园》撰于万历末年，叙张继华与王玉真事。中间并不穿插苦难逃避奸人播弄，仅以空想的恋爱、误会的痴情，反复细写，很足动人。

范文若字香令，号荀鸭，又自称吴依，松江人，作剧凡9种，以《鸳鸯棒》《花筵赚》《倩花姻》及《梦花酣》为最著。

薛旦字既扬，号沂然子，无锡人，作剧凡10种。以《书生愿》《醉月缘》《战荆轲》《芦中人》《昭君梦》等为著。

马佶人字更生，吴县人，作《梅花楼》《荷花荡》《十锦塘》3种，以《荷花荡》为最著。

刘晋充字方所，苏州人，著《罗衫合》《天马媒》《小桃源》3种。

叶稚裴字美章，吴县人，作《琥珀匙》《女开科》《开口笑》《铁冠图》（一名《逊国疑》）等8种。

朱佐朝字良卿，吴县人，作《渔家乐》《万花楼》《太极奏》《乾坤啸》《艳云亭》《清风寨》等30种。

邱园字屿雪，常熟人，著《虎囊弹》《党人碑》《百福带》《蜀鹃啼》等9种。

李玉字玄玉，吴县人，作剧凡33种，在当时作家中，他为最受人赞许者。《新传奇品》谓：“李玄玉之词，如康衢走马，操纵自如。”冯梦龙亦为之删定《人兽关》及《永团圆》二剧。论者谓他的“一”“人”“永”“占”4剧，可以追步汤显祖。所谓“一”“人”“永”“占”，即李玉之《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4剧。

《一捧雪》凡30折，叙莫怀古以一玉杯名“一捧雪”者招祸，几被严世藩所杀，赖义仆代死，良友救援，方得脱。后其子莫昊，改姓名，为大吏，复得“一捧雪”，且与父母完聚。

《人兽关》凡33折，叙施济好周济穷苦，尝遇桂薪，欠官债，欲鬻妻女以偿，乃代为之付款。薪感激知遇，将女献他为妾。不料后来薪获金暴富，便负心失约。一夕，梦入冥中，历经因果报应，乃大悟悔。

《永团圆》凡32折，叙蔡文英与江兰芳幼年订婚，因江翁悔婚，起了许多波折。但后来二人终得团圆。

《占花魁》凡28出，叙卖油郎秦钟与花魁（莘瑶琴）事。花魁与秦钟的遇合故事，曾见于《今古奇观》，已成了盛传于民间的一个传说。此剧言金人侵宋，各处大乱。秦钟为一个统制官之子，因乱逃避异乡。莘瑶琴亦宦家女，因乱为奸人掠卖，入勾栏。后来二人相遇，情好至笃。秦钟父升了枢密副使，二人也各得封赠。相传当弘光即位南京时，尝观演此剧，见剧中“泥马渡康王”一折，因恰合于时事，对此剧极加欣赞。

朱素臣以字行，吴县人，作剧凡18种，其中以《振三纲》《未央天》《聚宝盆》《十五贯》《瑶池宴》等为最著。

《十五贯》一种，至今还盛演于剧场。此剧系依据于南宋人小说《错斩崔宁》而略有变异。

《错斩崔宁》言崔宁卖丝得钱十五贯，偶与二娘子同行，乃蒙被不白之冤，竟被屈斩。此剧则换了人名，言兄弟二人各被冤狱，后得贤官昭豁，得以释出。

《新传奇品》谓：“朱素臣之词，如少女簪花，修容自爱。”

周坦纶号果庵，里居未详，作剧14种，以《火牛阵》《绨袍赠》2种，为他最得意之作。

张大复字星期，一字心其，号寒山子，苏州人，作剧凡23种，以《如是观》《醉菩提》《海潮音》《钓鱼船》《天有眼》等为最著。

高奕字晋音，一字太初，会稽人，著《新传奇品》，作剧凡14种，以《风雪缘》《千金笑》《貂裘赚》为最著。

盛际时字昌期，吴县人，作剧4种，以《飞龙盖》及《双虬判》为最著。

史集之字友益，溧阳人（一作吴县人），作《清风寨》及《五羊皮》2种。

朱云从字际飞，吴县人，作剧凡12种，以《石点头》《别有天》《赤须龙》《儿孙福》为最著。

陈二白字于令，长洲人，作剧3种，以《双官诰》为最著。

陈子玉字希甫，吴县人，作《三合笑》《玉殿元》《欢喜缘》3种。

王香裔名里未详，作《非非想》《黄金台》2种。

丁耀亢字野鹤，曾作《续金瓶梅》，见上章，所作剧凡4种，即《蚺蛇胆》《仙人游》《赤松游》及《西湖扇》，曾于顺治时进呈。

吴伟业，字骏公，太仓人，官祭酒，有《秣陵春》传奇1种。

《秣陵春》凡41出，叙徐适与黄展娘事。事迹殊离奇，不亚于《牡丹亭还魂记》，却隐寓着深意。吴伟业自序道：“是编也，果有托而然耶，果无托而然耶，余亦不得而知也。”

尤侗，字同人，一字展成，号西堂，长洲人，官翰林院检讨。作《钧天乐》1种，凡32出，叙科场之黑暗，为一班文士抒写失意悲郁的情怀，较那些写佳人才子的无生气、无情感的戏曲，自然胜过无数倍。尤侗自序谓：“逆旅无聊，追寻往事，忽忽不乐，漫填词为传奇。率日一出，出成则以酒浇之，歌呼自若，阅月而竣。”后几因之而获罪。狱虽得解，而每“登场一唱，座上贵人未有不色变者”。可见其动人之深切，讽骂之尖刻。

李渔，字笠翁，兰溪人。作《十二楼》小说，已见上章。他为当时极负盛名之戏曲作家。《新传奇品》谓他的词“如桃源笑傲，别有天地”。作剧凡16种。其中《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美人香》《风筝误》《慎鸾交》《凤求凰》《巧团圆》《玉搔头》及《意中缘》10种，最为流行；其他6种，《万年欢》《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及《万全记》，则知者较少。笠翁的剧本，以绵密快利著，文辞极通俗明显，结构极精密适当。然一般正统派的文人对于笠翁却有微词，盖以其太“俗”。演奏者却多喜欢他的作品。他对于戏曲的见解，也很高明，他的《闲情偶寄》中，有词曲部，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等，都有独到之语修。如谓不应以剧本为泄怨报仇之具，曲文宜显浅平易，宾白务须各肖其人，科诨须戒淫亵及恶俗之言语举动，等等，俱为切中时弊者。

杂剧盛况

这个时期的杂剧，其盛况自比不上传奇，然作者却未尝衰落。康海、杨慎、徐渭、汪道昆、王衡、许潮、沈自徵、来集之诸人，且专以杂剧著；传奇作家，如梁辰鱼、梅鼎祚、徐复祚、汪廷讷、尤侗、吴伟业诸人也都尝作杂剧。杂剧之高潮，在元代极汹涌澎湃之致者，至此第二时期实未尝退去。

当这个时期之后半，即当明清之交，沈泰编刊《盛明杂剧》二集，凡载杂剧60种（内有周宪王2种为第一期作品），邹式金又编刊《杂剧新编》（一名《杂剧三编》），继于《盛明杂剧》之后，凡载杂剧34种。在这3部书中，本时期杂剧的重要作品差不多已完全被收入了。兹将这3部书所载的杂剧的作家及其作品列一表于后。

续表

续表

注：凡剧名后注①者，指《盛明杂剧》一集所载；注②者，指系二集所载；注“新”者，指系《杂剧新编》所载。书名号省略。

在上表里，有几个作家应该特别提出一说的。康海的《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与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当是同时之作，所以事实都极相同，无甚出入。这是一篇很有趣的“寓言剧”，叙中山狼被赵宣子所猎，东郭先生救之出险。及猎者去远，狼却想吃先生以充饥。先生大恐，要他先问三老，批评是非，然后再吃他。狼许之。先问老杏树及老牛，俱言可吃。先生益恐。最后遇杖藜老人，乃设计把狼骗入囊中，用刃刺死。在高丽及南斯拉夫的民间，也都有与此相类的民间故事。康海所叙或也为当时的一个民间故事的重述。但相传他之所以作此剧，乃因刘瑾当权时，他曾救李梦阳，而梦阳得势后，却不肯对他一援手，故比之为“中山狼”，以示深恶痛绝之意。这种传说，现在已不能知道其真确与否，我们可以不必研究。然本剧把狼、牛、杏都人格化了，写其性格、谈吐俱极活泼有趣，在中国的剧坛上，实为很难得的好剧本之一。

徐渭为中国文学史里最奇怪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平的言动，曾流传于民间，成了许多很有趣的智慧故事。他尝为胡宗宪之幕友。胡被杀后，他郁郁不得志，流落于各地，以狂名。曾以杀妻下狱，得免死放出。又尝以巨锥自刺两耳，深入寸许，乃亦不死。其诗与文，俱很诡奇而飘逸。总名《四声猿》之四个杂剧，乃他生平最著之作品。《四声猿》虽亦用题目正名，似为一剧，然实乃不相连贯之四剧。

《渔阳弄》叙祢衡在冥中，复演击鼓骂曹之故事，曹操这时已为不赦之囚，乃暂得高坐以重现其生前的威严，领受祢衡的谩骂。

《翠乡梦》叙玉通禅师因妓女红莲而破戒体，念偈坐化。其灵魂投入柳宣教家为女。后来做了妓女，唤名柳翠。他的师兄月明和尚前去度她。柳翠乃大悟，复去修真。

《雌木兰》叙花木兰替父从军事。事迹都依据于著名的《木兰辞》，仅末后添出一个王郎，为木兰之夫。

《女状元》叙黄崇嘏改换男装，考中状元。周丞相欲将女儿嫁他，崇嘏作诗辞谢，自明为女。后周丞相子凤羽又中了状元，乃娶崇嘏为妻。

吴伟业为明末遗臣，虽仕于清，而心中不免郁郁。在他的诗文中，常可看出他的悲愤无告的隐衷来。他的《通天台》，叙梁元帝时左丞沈炯，身经家国覆亡之痛，一日，登汉武帝通天台遗址，醉而歌哭无端，痛诉情怀。第一出之末，有一段：

你看云山万叠，我的台城宫阙不知在那里，只得望南一拜。（生拜介）【赚煞尾】则想那山绕故宫寒，潮向空城打，杜鹃血拣南枝直下。偏是俺立尽西风搔白发，只落得哭向天涯，伤心地付与啼鸦，谁向江头问荻花！难道我的眼呵，盼不到石头车驾，我的泪呵，洒不上修陵松槚，只是年年秋月听悲笳！

这不是沈炯，乃是吴伟业他自己，在哀诉，在悲悼，在愤懑地高歌！第二出叙炯醉睡台上，汉武帝指示他一番。他因悟得，兴亡荣衰：

到头来总是一场扯淡，何分得失，有甚争差。到为他扰乱心肠，捶胸跌脚，岂不可笑。

他虽是如此的强自宽慰，然无声之泣，强解之愁，较之痛哭绝叫尤为可悲！

他的《临春阁》，凡4出，叙女节度使冼夫人及陈后主妃张丽华事。冼夫人以女子典军，声威远震。张妃为后，主掌文诏，瘁心国事。某日，赐宴临春阁，极一时之盛。后隋兵灭陈，丽华死之。冼夫人闻之，悲愤异常，遂了悟一切，解甲散军，入山修道去了。此剧文情至佳，与《通天台》同为这时期罕见之作。第四出，冼夫人梦见张妃一段尤好。

尤侗作杂剧凡5种，《杂剧新编》录其《读离骚》《吊琵琶》2种。其他3种为《桃花源》《黑白卫》及《清平调》。

《读离骚》叙屈原事，第一折写原呵壁问天，及问卜于郑詹尹，第二折写原作九歌以祭神，第三折写原见渔父，投江自杀，第四折写宋玉赋《高唐》及《招魂》。隐括《楚辞》诸篇，写成一剧，很见作者的技巧。

《吊琵琶》叙王昭君出塞事。第一折写昭君远嫁，第二折写她投江自杀，第三折写她魂回宫阙，第四折写蔡琰入塞，过青冢吊昭君。

《桃花源》本于陶渊明有名的《桃花记》而作，而以渊明为主人翁，言他尸解后，真个入桃花源，与群仙为侣。

《黑白卫》本于唐裴铏《传奇》里的《聂隐娘》一则而作，在当时极得盛名，实则没有什么深挚的情趣，远不如《读离骚》及《桃花源》。

《清平调》亦名《李白登科记》，中叙唐明皇叫杨贵妃为主考，定天下举人试卷的等第，她以李白为第一，赐状元及第，杜甫为第二，孟浩然为第三。白所作乃《清平调》三章，这不合于史实，且很可笑，但也与尤侗的传奇《钧天乐》一样，背后隐藏着的乃是当时黑暗的科场所酿出的悲哀心境。《钧天乐》从正面写，此剧则从反面写李白之登科，正是故作快意之语。

这时期里的重要杂剧作家，其作品未见录于《盛明杂剧》诸书中者，尚有数人。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以第一人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后谪戍云南。慎才华盖世，著作之方面极广，作剧凡3种，即《宴清都洞天元记》《兰亭会》及《太和记》。

《太和记》凡6本，每本4折。

黄方儒号醒狂，金陵人，作《倚门》《再醮》《淫僧》《偷期》《恋童》《惧内》6种，总名《陌花轩杂剧》。

王九思字敬夫，作《杜甫游春》《中山狼》2种。《中山狼》似为康海同名之作的改本。

来集之号元成子，萧山人，作杂剧6种：《蓝采和》《阮步兵》《铁氏女》3种，总名《秋风三叠》。其他3种为《挑灯剧》《碧纱笼》《女红纱》，都传于世。

叶小纨字蕙绸，吴江人，适同县沈永祯，著《鸳鸯梦》一本，见《午梦堂十集》中。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船山，衡阳人，为明遗民中生活最艰苦者之一，有全集，作杂剧一本，名《龙舟会》。

诗人与散文作家

在本章的最后，须略述本时代的诗人与散文作家。本时代的重要作品为小说与戏曲，诗与散文则殊呈寥落不振之状。明人以模拟古人为务，以互相标榜诋諆为习，或流于浅率，或故为僻涩幽诡，可传之作殊少。到了末叶，有钱谦益、吴伟业出，风气才为之一变，而诗与文亦入于精莹浑厚之境，开始了以下两个世纪的波涛汹涌、气象万千的文坛。

永乐之际的作家，有杨士奇、解缙、杨溥诸人，他们是政治家，而非文人。及李东阳起，倡宗杜之说，乃开了拟古之端。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生于公元1447年，死于公元1516年，著有《怀麓堂集》。

继李东阳之后者为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及王廷相，当时号为“七子”，以复秦汉文、盛唐诗相号召，其影响波及于天下，成了后来文坛争执的中心。

李梦阳（1472—1529），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人，著有《空同集》。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人，著有《大复集》。

徐祯卿字昌谷，吴县人。

边贡字廷实，历城人。

王九思字敬夫，鄠县人。

王廷相字子衡，仪封人。

“七子”以李、何为领袖，然李梦阳之作品，拟古之作而已，何景明则能自抒性灵。

当时，未受七子影响，而以清快谐奇，所谓“才子之文”著称者，有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三人。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吴县人。

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人。

文徵明号衡山，长洲人。

他们三人的行为，正与他们的诗文一般，以放荡惊俗，为世所訾。然其所作亦间有清逸可喜之作。

继李、何七子之后者，又有“后七子”，为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及吴国伦，皆扬复古之波者。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人。

王世贞号弇州山人，有《弇州四部稿》。

谢榛（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山人，临清人。

宗臣字子相，扬州人。

梁有誉字公实，顺德人。

徐中行字子舆，长兴人。

吴国伦字明卿，兴国人。

后李攀龙死，谢榛又被摈于他们，于是改称为“五子”，以王世贞为首领。继之者有“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之称，俱为无甚可注意的作家；最后有“末五子”者，为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及赵用贤，较之前人，殊为杰出。

李维桢（1547—1626），京山人，以诗著。

屠隆，则以作剧名。

胡应麟字元瑞，兰溪人，亦以切实之学问著。

未被列于“七子”“五子”者，有王守仁、王慎中、唐顺之、杨慎、徐渭诸人。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倡“良知”之说，影响极大，在当时诸文人中，功业最盛，诗文不依傍古人，而格律整严。

王慎中（1509—1559），字思道，晋江人，号遵岩居士，以淡永条达之古文著。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号荆川，武进人，与慎中齐名，亦善拟作唐、宋人之“古文”。

杨慎，以诗著名，所作极多，于诗文集及剧本之外，又著诗话，编《词林万选》。

徐渭（1521—1593），以作剧著，诗文亦奇僻有逸气。

在“五子”“七子”极盛之时，明显的与他们对抗的有归有光、茅坤诸人。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昆山人，世称震川先生，提倡唐、宋之古文，以清顺有情致，为文章之极轨，不尚诡怪，亦不尚绚丽。所极力摹拟者为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诸人之文，影响于后两个世纪甚大。

茅坤（1512—1601），字顺甫，别号鹿门，归安人，刊唐、宋八家古文，后来所谓古文宗匠之“唐宋八家”，其名即始于坤，然坤之文殊疏浅，不能自立为一家。

明之末叶，有袁氏兄弟及钟、谭、张、陈、钱、吴诸人，各趋一途，各有一部分的势力。

袁宏道字无学，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著称于世，被称为“三袁”，其文殊诡怪，号为“公安体”。

钟惺（1574—1624），字伯敬，竟陵人，与同里谭元春（字友夏），并驰声于世，其诗文被号为“竟陵体”。元春之诗，较为深挚。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人，复社首领，所编有《汉魏百三名家集》。

陈子龙（1608—1647），字人中，又字卧子，华亭人，幾社首领，善为骈文及词。此二人皆欲复振李、王之绪余者。

以上诸人，主张虽各不同，然其伤于拟古与空疏，无独特的浓挚的风格则一。

钱谦益与吴伟业为明代文人之鲁灵光殿，为清代文人之开山祖，其诗文独高出于上述诸人，如泰山之峙于土阜之中，如白鹤之立于鸡群。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在明末为文章宗匠。清兵入关，谦益迎降，以是颇为世人所讥弹。乾隆间曾下诏焚弃其诗文集。

吴伟业之诗悲惋悽丽如其曲，故国之思，时时流露。又常作咏歌时事之长诗，时称之为“诗史”。

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人为明之遗老，入清，不仕，夫之且遁入深山。

黄宗羲（1610—1695），少以义侠著，及明亡后，著《明夷待访录》，独到之见极多。

顾炎武（1613—1682），著《日知录》，为最负盛名的笔记之一，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真恳的为学态度。

侯方域、魏禧、汪琬，亦为明之文人而入清者，齐名于当时，衍“古文家”之绪。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有《壮悔堂集》。

魏禧（1624—1680），字冰叔，宁都人，与兄际瑞、弟礼，并名为“宁都三魏”。

汪琬（1624—1690），字苕文，号钝庵，长洲人，为宗归有光之古文作者，著《钝翁类稿》。

清之诗人，以施闰章、宋琬为宗，时称“南施北宋”。

施闰章（1619—1683），字尚白，号愚山，江南宣城人，著《学余堂集》。

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著《安雅堂集》。

略后于施、宋而较他们为伟大者为王士禛、朱彝尊，他们的诗在当时影响极大，卓然足以自立。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力倡神韵之说，为后来诸诗人开辟了一条大路，论者称之为“清代第一诗人”。著有《带经堂集》。

朱彝尊（1629—1708），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著作的方面极多，于诗词外，古文亦自成一家，编《词综》及《明诗综》，又著《经义考》，俱为当时很重要的著作。他的词尤为后人所宗式。

纳兰性德与泰清君为清初两个重要的“词人”，而皆满洲人。

纳兰性德（1655—1685），字容若，为明珠子，以清才著，其词缠绵清惋，为当代冠，著《饮水诗词集》。

泰清君为清代女诗人之最著者，作《东海渔歌》。

时人谓性德、泰清君之词，为“男中后主，女中清照”。

纳兰性德之挚友顾贞观，亦以词名，著《弹指词》。

同时有徐釚（1636—1708），字电发，亦以词名，著《词苑丛谈》，为最重要的“词话”。

查慎行、陈维崧亦为当时著名诗人。

查慎行字悔余，号初白，海宁人，著有《敬业堂集》。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人，其词与骈文，殊有名于世，骈文气度豪放，开后来诸作家之先路，著有《湖海楼集》。

金圣叹以文艺批评家著称。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著名的批评家，所可称者，仅圣叹一人而已。金圣叹，本名张采，长洲人，有奇才，与徐渭同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以科场失意，乃绝意进取，更名金喟（又名人瑞），字圣叹，拟着手取天下才子文遍评之，所评者有《水浒》《唐诗》《西厢》等，在当时影响极大，言论亦极大胆，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颇有许多可以永传者。文字亦犀利而能深入，纡曲而能尽情，如水云之波荡。但他中了当时评选时文之习气过深，每把原文句评字赞，迁就己意，有如肢解鳞割，反使读者不能见原作之真意。这是他的大病。后来评家中此病者最多，皆为衍他的余绪者。入清，因事被官吏所杀。

  第十二章 

小说

中国的小说，其开始较戏曲早得多，但其完成之时却较戏曲为后；如在《庄子》《列子》一类的书中，已有好些很有趣的小说似的叙写了，而其伟大的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之类，却在元代杂剧已发达至顶点，长剧的“传奇”也已出现了之后，才出现于世。在《三国》《水浒》《西游》之前，中国也未尝无小说的一种东西，不过它们的重大与成功，却绝不能与《三国》《水浒》等几部伟大作品相比匹。

《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里，载有小说一家，所录自《伊尹说》以下至《虞初周说》凡15家，1380篇。现在这些东西已片言只字无存，所以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内容究竟如何。尚存于今的小说，最古的是《燕丹子》，系叙燕太子丹欲报秦仇，遣荆轲入秦刺始皇的事。略后则有托名于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与《海内十洲记》，托名于班固著的《汉武故事》与《汉武内传》，又有题为郭宪撰的《别国洞冥记》，题为伶玄撰的《飞燕外传》，无名氏撰的《杂事秘辛》，及赵晔的《吴越春秋》，袁康的《越绝书》等，以上俱传为汉时的人所作。其中，除《杂事秘辛》为明杨慎所伪撰外，以《吴越春秋》及《越绝书》为最可信，是后汉人所作，其他《神异经》《汉武故事》《飞燕外传》及《别国洞冥记》等，其作者俱未必为汉时人，大约都是晋以后的人所依托的。

小说的起源

六朝之时，这一类的著作，异常地发达；在他们明标出为六朝人所著的这些作品中，可大别之为二类：一类是叙述超自然的神怪故事的，如《搜神记》《续齐谐记》等；一类是叙述人间的名隽可传的言行及一切琐杂之事的，如《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

第一类的著作极多，影响于后来的作者也极大，直到17、18世纪以及今时，还有他们的嫡派的模仿者，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最初出现的这一类作品为《列仙传》《隋书》题为曹丕撰，《新旧唐书》则以为张华作，今此书已佚，尚有遗文为他书所录。又有《博物志》也相传以为张华作，杂记各地奇物异闻。干宝的《搜神记》，凡20卷，为此类书中的最著者。

干宝，字令升，为东晋初期人（公元4世纪中），初为著作郎领国史，后为始安太守，迁散骑常侍。

续他此书的有《搜神后记》10卷，题为陶潜撰，实则为依托者。此后，此类的著作极多，如《灵鬼志》（荀氏作），《甄异传》（戴祚作），《述异记》（祖冲之作，今有《述异记》二卷，题梁、任昉撰，实为唐、宋间人依托），《拾遗记》（王嘉作），《异苑》（刘敬叔作），《续齐谐记》（梁吴均作）等。当此时，佛教在中国已甚流行，于是此种志怪之书又印上了无数的释家因果报应及经佛救人之事；如宋刘义庆《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隋颜之推《集灵记》《冤魂志》，侯白《旌异记》，俱是专叙经像显效、因果报应的。今唯《冤魂记》流传于世，其他各种遗文也有存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诸书内。今录《搜神记》《冥祥记》各一则，以见此一类书的一斑：

阮瞻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辩，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大恶，岁余而卒。（《搜神记》）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琊人也。世尚儒业，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耶？元嘉中，为丹阳令。十年，得病绝气，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适会下床。淮之语道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而乃异之耶？”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讫而终。（《冥祥记》）

第二类记述人间琐事隽言的书，实始于魏晋之时。那时清谈之风甚盛：士大夫每以一二名隽之言相夸赞。晋隆和中（362年），处士河东裴启，便撰录汉、魏以来至当时的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盛行于世。今此书已佚，遗文尚有存者。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为继《语林》的后尘的，凡分36篇，每篇各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及《雅量》《简傲》《仇隙》等标名，梁刘孝标为之作注。这一类的书的后继者亦甚盛；梁沈约作《俗说》，殷芸撰《小说》，其后唐、宋以至近时，亦时时有人踵其遗规而作书。现在举《世说新语》一二则以为例：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说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瘦？”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耳。”（《言语篇》）

世目李元礼谡谡如松下劲风。（《赏誉篇》）

像以上所举的小说，都是琐杂的记载，不是整段的叙写，也绝少有文学的趣味，所以不足跻列于真正的小说之域。到了唐时，才有组织完美的短篇小说，即所谓“传奇”者出现。这些“传奇”所叙事实的瑰奇，为前代所未见，所用的浓挚有趣的叙写法，也为前代所未见，于是便盛行于当时，且为后人所极端赞颂。后来的诗人、戏曲家也都取他们所写的事实为其作品的题材。所以唐人传奇在中国文学上便成了文坛的最初资料之一种，便有了与《荷马史诗》《亚述王故事》以及《尼伯龙根之歌》在欧洲文学上的同样位置。在这些传奇中，最可使读者感动的，有《霍小玉传》《李娃传》《南柯记》《会真记》《离魂记》《枕中记》《柳毅传》《长恨歌传》《虬髯客传》《刘无双传》等。大约可分之为三类。一类为恋爱故事，一类为豪侠故事，又一类则为神怪故事。

恋爱故事

第一类叙恋爱的故事，以《霍小玉传》《会真记》等为代表。

《霍小玉传》为蒋防作，是一篇惨恻动人的恋史。名妓霍小玉与进士李益相爱，约为婚姻。两年后，益因授郑县主簿，别去。他到了家，知他母亲已为他订婚于卢氏。他不敢拒，遂与小玉绝音问。这里小玉却因思念益而病了，家产也少了，连最心爱的紫玉钗都卖去了。李益却还避她不见。一天，他在崇敬寺看牡丹，忽被一黄衫豪士强邀到霍氏家。小玉力疾见之，举杯酒酬地道：“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于是引左手握他的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死。在这文里，使我们也与当时的人一样，无不怒益的薄行与反复的！后面以益与他的妻妾果然终日不安作结，却使这故事的感人力减削不少。

《会真记》为元稹撰。元稹，字微之，为公元8世纪至9世纪中的大诗人之一，与白居易齐名，时号“元白”。此记亦名《莺莺传》，系叙崔莺莺与张君瑞相恋的故事，这故事即为后来诸戏曲家所作的各种《西厢记》所取材的本源，所以最为人所熟知。这故事的结果是以悲剧终，但后来的戏曲家却都使崔、张二人终于团圆了。

此外，如《李娃传》《章台柳传》《长恨歌传》《非烟传》《离魂记》等，也都是属于此类的。

《李娃传》系白行简作。白行简，字知退，系大诗人白居易的季弟。李娃为长安名妓，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因溺恋她而致堕落。后李娃终于救了他，使他勉力求上进。至今尚盛传的郑元和、李亚仙的故事即本于此。白行简又作《三梦记》一篇，见《说郛》。

《章台柳传》系许尧佐作，叙韩翃的恋人柳氏为蕃将沙叱利所取，他无计把她取回。侠士许虞侯闻之，便自告奋勇，把柳氏劫了来还翃。此为实事，孟棨《本事诗》亦叙及之。“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的相酬答的诗，至今尚流诵于读者之口，可见此故事的盛传。

《长恨歌传》为陈鸿作。陈鸿，为白居易的友人，白居易作《长恨歌》，鸿因为之记其本事，以作此传。明皇与太真的故事本是很感人的题材，所以他的文字甚缠绵凄楚。他又作《东城老父传》，也是记开元天宝的盛衰之情况的。

《非烟传》为皇甫枚作，叙步非烟与少年赵象相恋，被其丈夫所知而笞死的事。

《离魂记》为陈元祐作，叙张倩娘与王宙相爱甚深，其父欲将倩娘嫁别人，她不欲。宙亦悲且恨，诀别上船。夜半他忽见倩娘追踪而至。相处五年，生两子，然后二人同到倩娘父家。父大惊奇，因倩娘原卧病在家，并未出去。病的倩娘闻归来的倩娘至，便起床相迎，二女合而为一身。乃知随宙去的是倩娘的魂。此事后来戏曲家也把它取为题材。

此外，人与鬼神的恋爱，也为这些传奇作家的好题材，如《柳毅传》《湘中怨》及《秦梦记》等。

《柳毅传》为李朝威作，叙柳毅与龙女的恋爱。

《湘中怨》与《秦梦记》俱为沈亚之作。沈亚之，字下贤，为南康尉，有“吴兴才人”之号。

《湘中怨》叙郑生遇孤女，相处数年，女乃言她是“蛟宫之娣”，今谪限满，当别去。

《秦梦记》则亚之自叙经长安，梦为秦官，与秦穆公女弄玉结婚事。

豪侠故事

第二类是叙豪侠的故事的。这些故事显然是受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而所以会发生这些故事的直接原因，则为天下的扰乱，藩镇的专横，人人心理上都希望着有这样的一种剑侠出来，以惩罚那些凶恶的军阀。这二派的后继者也极多，他的嫡系子孙至今尚未绝迹。《红线传》《刘无双传》及《虬髯客传》是他们的代表作。又有《剑侠传》，托名为段成式作，实则明人所伪托，乃杂采成式的《酉阳杂俎》中之文数篇及其他作者之文而成者。

《红线传》为杨巨源作的，实乃托名。此文原出于《甘泽谣》中，《太平广记》曾录之（《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五）。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青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嵩忧惧，红线乃请为探其虚实。一更去，隔了不久，嵩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堕露”，惊而起问，即红线回，取床头金合为信。嵩乃遣使者还金合于承嗣。承嗣惊惧，遂修好于嵩。此事后，红线请别。嵩乃夜张宴，大集宾客为红线饯别。客有作歌者，曰：“还似洛妃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歌毕，嵩不胜其悲。红线拜且泣，因伪醉离席，遂亡所在。

《无双传》为薛调作，叙刘无双许配于王仙客。后兵乱相失。仙客问旧仆塞鸿，始知无双已召入后宫，悲痛欲绝。因访侠士古押衙诉说其事。古生别去，半年无消息。一日，喧传守园陵的一宫女死，仙客赴视之，乃无双，于是号哭不已。夜半，古生忽抱无双的尸身至，灌以药，得复生。于是二人逃去。古生杀塞鸿，并自杀以灭口。

《虬髯客传》为杜光庭作。杜光庭，为唐末的蜀道士，事王衍，所著甚多，以此作为最盛传；系叙李靖谒杨素，素身旁一执红拂妓，夜亡奔靖，二人途中逢虬髯客，意气相得。虬髯客见李世民，谓中原有主，便推资产与靖，自到海外去。后至扶余国，杀其主，自立为王。

在伪托的《剑侠传》中，除《酉阳杂俎》之文数篇，如《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等外，其最著的数篇乃为从裴铏的《传奇》里抄下的《昆仑奴》与《聂隐娘》。

《昆仑奴》叙崔生奉父命往视“盖天之勋臣一品”病，一品乃命一妓（穿红绡的），以一瓯绯桃，沃甘酪以进。生脸红不吃。一品命妓以匙进之。及生辞去，红绡妓送出院，临别出三指，反掌三度，然后指胸前一镜为记。生归，苦念妓，又不解其意。家中有昆仑奴名磨勒的，见他忧苦状，问其故，生告之。磨勒道：“立三指是示她住于第三院，三度反掌是示十五之数，胸前镜子是指明月，即要你十五夜月明前来之意。”于是磨勒负生入一品家，逾十重垣与红绡妓相见，又负他们二人同出。后来一品知其事，命捕磨勒，他从重围中飞出，不复见。隔十余年，崔氏家人却在洛阳见磨勒在市卖药，容貌如旧。

《聂隐娘》叙魏博大将聂锋有女隐娘，十岁时为尼诱入山中受剑术，术成，送她回家。后她嫁了一个磨镜的少年。魏帅田氏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和。魏帅使隐娘去取昌裔的头。隐娘与少年共骑黑白卫（驴）到许。刘有神算，豫知其来，于中途厚礼迎之，隐娘遂留许为昌裔用。后月余，魏帅又使精精儿去杀隐娘及许帅，却反被隐娘所杀。接着，又使妙手空空儿来，又被隐娘设计，使他一击不中，翩然远去。刘昌裔死，隐娘便隐去。

神怪故事

第三类叙神怪故事的作品，以琐杂的短篇集为最多；如当时著名的大人物牛僧孺曾作《玄怪录》，李复言继之而作《续玄怪录》；又有薛渔思作《河东记》，张读作《宣室志》，皆为此一类的作品，然都无甚佳美隽永的意味，仅有沈既济的《枕中记》及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是极有美趣的著作。沈既济，为苏州吴人，生于大历中。以杨炎荐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后为礼部员外郎。

《枕中记》叙道士吕翁行邯郸道中，在逆旅遇卢生，见他穷困叹息，便给他一枕道：“子枕此，当荣适如意。”卢生枕之，便梦娶美妻，登显宦，不数年便为宰相，后寿至八十，子孙满前而死。至此，卢生欠伸而醒，身仍在旅舍，主人蒸黄粱尚未熟。吕翁顾他笑道：“人世之事，也不过如此而已。”生怃然，良久，拜谢而去。

《南柯太守传》的结构与意境，较《枕中记》为尤隽妙。作者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人，举进士，元和中为江淮从事。所作于《南柯太守传》外尚有《谢小娥传》《庐江冯媪》及《李汤》三篇，俱见于《太平广记》中，然俱无《南柯太守传》之动人。此传叙淳于棼所居宅南，有大槐树一株，清荫数亩。某日，他醉寝，梦见到槐安国去，做了国王的女婿，统治南柯郡。守郡30年。后将兵与檀萝国战，败绩，公主又死，因此罢郡，后遂被国王送之离国而回故乡。至此他便醒了。“见家之僮仆拥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他感念嗟叹，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同出外，寻槐下穴。他指道：“此即梦中所经入处！”遂命仆发窟。“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根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平，亦有土郭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穴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遂令掩塞如旧。是夕风雨暴发，视其蚁遂不见，莫知所去。故先言因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

小说的发展

此外，可属这三类中的作品尚有不少，不能一一在此举出。不能属于某一类的杂琐的笔记集，尚有苏鹗的《杜阳杂编》，参寥子、高彦休的《唐阙史》，康骈的《剧谈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范摅的《云溪友议》等。

到了宋初，传奇及志怪的书、笔记的书的作者尚有不少。李昉所监修的《太平广记》，凡500卷，又目录10卷，自汉晋至宋初的小说、笔记，大概都被拣选搜集进去，可算是一部巨大的书。宋人所自著者，有徐铉的《稽神录》，张君房的《乘异记》，张师正的《括异志》，聂田的《祖异志》等，俱为祖述前代神怪故事的笔记集的体裁的。吴淑作《江淮异人录》，则多叙民间豪侠奇能之士。乐史所作之《绿珠传》《杨太真外传》，无名氏所作之《大业拾遗记》《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及《梅妃传》等，亦皆为此时的出品，而后人多误以为唐人所作。又有秦醇作《赵飞燕别传》《骊山记》《温泉记》《谭意歌传》等4篇，见于刘斧所编的《青琐高议前集》及《别集》中。至北宋之末，又有郭彖作《睽车志》5卷，洪迈作《夷坚志》420卷。但这些宋人所作的，意境既不高隽，题材也不动人，而叙写又无唐人的深刻，所以我们不必去注意他们。宋人的小说成绩，足以使我们注意的，乃是他们偶然遗留下的几部“话本”。

中国文艺作品大都为古奥渊雅的，专供所谓“士”的一阶级所阅读的。如唐人传奇的一类小说，其高深的文辞，也非一般民众所能享受。然民间也并非没有什么文艺作品，他们也自有他们的小说，也自有他们的相传的故事。这些文字几乎全部泯灭，为我们所不能见到。直至于最近的数十年来，才陆续地发现了好些用白话写的流传于民间的小说。最古的是清光绪中，敦煌石室里发现的唐五代人的抄本小说数种。其中如《目连入地狱故事》等现藏于京师图书馆，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等现藏于伦敦博物馆。其后有《梁公九谏》，叙狄仁杰谏武后事，为宋人所作，见于《士礼居丛书》中，又有《大宋宣和遗事》亦在于同书中。近来又有《京本通俗小说》《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等3种陆续刊出。最古的白话小说，现在所能得到的已尽于此了。

宋代盛时，民间游乐之事甚多，其中有“说话”，业此的人名之为“说话人”，大约如今之说书。南渡以后，“说话”之业仍不衰。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卷二十）说：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

且“小说”者，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扦棒、发迹、变态之事……谈论古今，如水之流。

“谈经”者，谓演说佛书。

“说参讲”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

又有“说浑经”者……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

“合生”，与起今随今相似，各占一事也。

此种说话，也有底本，谓之“话本”。今所传的《五代史平话》即“讲史书”的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即“小说”的话本。此二类对于后来的影响都极大，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都是继《五代史平话》之后的。如今所知的明人的《醒世恒言》《醉醒石》《今古奇观》等，都是继《京本通俗小说》之后的。

《五代史平话》凡《梁史》2卷，《唐史》2卷，《晋史》2卷，《汉史》2卷，《周史》2卷，共10卷。今所传者已有残缺。《梁史》仅余上卷。《晋史》上卷缺首页。《汉史》亦缺下卷。其体裁，每卷各以一诗起，后入正文，再以一诗结。《梁史》之首，先叙荒古以来兴亡之事，然后才入正文。后来的“讲史”（“演义”）也都是模仿这种体裁的：

诗曰：龙争虎战几春秋，五代梁唐晋汉周。兴废风灯明灭里，易君变国若传邮。

粤自鸿荒既判，风气始开，伏羲画八卦而文籍生，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作十三卦以前民用，便有个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做着那弓箭，威服乖争。那时诸侯皆已顺从，独蚩尤共着炎帝，侵暴诸侯，不服王化。黄帝乃帅诸侯，兴兵动众，驱着那䝙貅貔罴熊虎猛兽做先锋，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地。斗经三合，不见输赢。有那老的名做风后，乃握机制胜，做着阵图来献黄帝。黄帝乃依阵布军，遂杀死炎帝，活捉蚩尤，万国平定。这黄帝做着个厮杀的头脑，教天下后世习用干戈。此后虞舜征伐三苗，在两阶田地里舞着干羽。过了七十个日头，有苗归服。如汤伐桀，武王伐纣，皆是以臣弑君，篡夺一了夏殷的天下。汤武不合做了这个样子……

下面历叙自周至唐的兴亡，然后才叙到唐末大乱，黄巢、朱温的历史而入了正文。这部《五代史平话》的叙述，于历史上大事，固然都有叙及，而于个人的生平以及逸闻传说叙得尤为详尽，且对于琐事多着力渲染，这是它远于正式的史书而成了“历史小说”的大原因。且举其中叙刘知远微时事一则为例：

一日是二月八日庆佛生辰时分，刘知远出去将钱雇倩针笔匠文身：左手刺个仙女，右手刺一条抢宝青龙，背脊上刺一个笑天夜叉，归家去激恼义父慕容三郎，将刘知远赶出门去。在后阿苏思忆孩儿，终日凄惶，泪不曾干，真是：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慕容三郎见他浑家终日价凄惶无奈，未免使人去寻得知远回归。那时知远年登十五了。义父一日将钱三十贯令知远将去汾州城里纳粮……担取这钱奔前去。才经半日，又撞见有六个秀才在那灌口二郎庙下赌博。刘知远又挨身去厮共博钱。不多时间被那六个秀才一齐赢了。刘知远输了三十贯钱，身畔赤条条地正似乌鸦中弹，游鱼失波，思量纳税无钱，归家不得，无计奈何。

以后便叙他被李长者所收留。妻以其女三娘。后来李长者死，知远为两舅所不容，出去投军。三娘生一子，哥哥又想害他。她便将孩子送于知远。这孩子长大，闻知母亲在孟石村河头担水辛苦，便请知远去救她。上一章所叙的《刘知远》（《白兔记》）一剧的内容，大约即是依据于此的，只是添了一只白兔出来。

《京本通俗小说》不知原有多少卷。今本也是残缺的，只存卷十至卷十六的七卷；每卷各有小说一篇，其名为《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它们的体裁与《今古奇观》大概相同，每篇之首，往往先说些闲话，或叙一二段可与正文相映照的故事（或相类的，或相反的），然后才入正文。

《碾玉观音》一篇欲叙秀秀养娘入咸安郡王府，便先叙咸安郡王的游春，欲叙成安郡王的游春，便先举春词至十余首之多，这是后来的模拟作品所不常有的。现在举《冯玉梅团圆》的前数段，以为这种作品的一个例子。

冯玉梅团圆

帘卷水西楼，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云年少梦，休讴，且尽生前酒一瓯。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旧游。同是他乡沦落客，休愁，月子弯弯照几州。

这首词末句，乃是借用吴歌成语。吴歌云：“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间，述民间离乱之苦。只为宣和失政，奸佞专权；延至靖康，金虏凌城，掳了徽钦二帝北去；康王泥马渡江，弃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时东京一路百姓，惧怕鞑虏，都跟随车驾南渡，又被虏骑追赶，兵火之际，东逃西躲，不知折散了几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终身不复相见。其中又有几个散而复合的，民间把作新闻传说。正是：剑气分还合，荷珠碎复圆。万般皆是命，半点尽由天。

话说陈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学得一身好武艺。娶妻崔氏，颇有容色，家道丰裕，夫妻二人正好过活。却被金兵入寇，二帝北迁，徐信共崔氏商议，此地安身不牢，收拾细软家财，打做两个包裹，夫妻各背了一个，随着众百姓晓夜奔走。行至虞城，只听得背后喊声震天，只道鞑虏追来，却原来是南朝杀败的溃兵。只因武备久弛，军无纪律。教他杀贼，一个个胆寒心骇，不战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抢虏财帛子女，一般会耀武扬威。徐信虽然有三分本事，那溃兵如山而至，寡不敌众，舍命奔走，但闻四野号哭之声，回头不见了崔氏。乱军中无处寻觅，只得前行。行了数日，叹了口气，没奈何只索罢了。……谁知今日一双两对，恰恰相逢，真个天缘凑巧！彼此各认旧日夫妻，相抱而哭。当下徐信遂与刘俊卿八拜为交，置酒相待。至晚将妻子兑转，各还其旧。从此通家往来不绝。有诗为证：

夫换妻来妻换夫，这场交易好糊涂。相逢总是天公巧，一笑灯前认故我。

此段话题做“交互姻缘”，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

同时又有一事，叫做“双镜重圆”，说来虽没有十分奇巧，论起夫义妇节，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正是：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话说高宗建炎四年，关西一位官长，姓冯，名忠翊，职授福州盐税。此时七闽之地，尚然全盛。忠翊带领家眷赴任——一来凭山负海，东南都会富庶之邦；二来中原多事，可以避难。——于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间打从建州经过。《舆地志》说建州碧水丹山，为东闽之胜地。今日合着了古语两句：

洛阳三月花如锦，偏我来时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连，金虏渡河，两浙都被残破；闽地不遭兵火，也就见个荒年。此乃天数。话中单说建州饥荒，斗米千钱，民不聊生。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际，粮饷要紧，官府只顾催征上供，顾不得民穷财尽。常言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又被官府鞭笞逼勒，禁受不过，三三两两逃入山间，相聚为盗。蛇无头而不行，就有个草头天子出来。此人姓范，名汝为，仗义执言，救民水火。群盗从之如流，啸聚至十余万，无非是：

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无粮同饿，得肉均分。……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大宋宣和遗事》二书，其体裁与“讲史”“小说”的话本又不同，“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且《取经诗话》全书分17章，更与“小说”之体例不合。鲁迅君作《中国小说史略》，因别名之为“拟话本”，以它们为受话本的影响的作品。

《三藏取经诗话》亦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旧本在日本，后为罗振玉君借来影印。其所以称为“诗话”者，以其每章必有“诗”。原本缺第一章，自第二章遇“猴行者”以后俱全。后来的“西游”故事，大约是本于此而加以许多增饰改造的。现在举此书中最可注意的数章如下，我们取来与吴承恩的《西游记》对读一过，便可觉得“西游”故事蜕化的痕迹，且可使我们生出许多的趣味来：

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僧行六人，当日起行，法师语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人谨慎。”小师应诺。行经一国以来，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法师合掌曰：“贫僧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秀才曰：“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法师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当便改呼为猴行者。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乃留诗曰：

百万程途向那边，今来佐助大师前。一心祝愿逢真教，同往西天鸡足山。三藏法师答诗曰：

此日前生有宿缘，今朝果遇大明贤。前途若到妖魔处，望显神通镇佛前。

入大梵天王宫第三

法师行程汤水之次，问猴行者曰：“汝年几岁？”行者答曰：“九度见黄河清。”法师不觉失笑，大生怪疑。遂曰：“汝年尚少，何得妄语？”行者曰：“我年纪小，历过世代万千，知得法师前生两回去西天取经，途中遇害。法师曾知两回死处无？”师曰：“不知。”行者曰：“和尚盖缘当日佛法未全，道缘未满，致见如此。”法师曰：“汝若是九度见黄河清，曾知天上地府事否？”行者答曰：“有何不知？”法师问曰：“天上今日有甚事？”行者曰：“今日北方毗沙门大梵天王水晶宫设斋。”法师曰：“借汝威光，同往赴斋否？”行者教令僧行闭目，行者作法。良久之间，才始开眼，僧行七人，都在北方大梵天王宫了。且见香花千座，斋果万种，鼓乐嘹亮，木鱼高挂；五百罗汉，眉垂口伴，都会宫中，诸佛演法。偶然一阵凡人气，大梵天王问曰：“今日因何有凡人俗气？”尊者答曰：“今日下界大唐国内有僧玄奘僧行七人赴水晶斋，是故有俗人气。”当时天王与罗汉曰：“此人三生出世，佛教俱全。”便请下界法师玄奘升座讲经。请上水晶座，法师上之不得。罗汉曰：“凡俗肉身，上之不得。请上沉香座。”一上便得。罗汉问曰：“今日谢师入宫。师善讲经否？”玄奘曰：“是经讲得，无经不讲。”罗汉曰：“会讲《法华经》？”玄奘：“此是小事。”当时五百尊者、大梵王，一千余人，咸集听经。玄奘一气讲说，如瓶注水，大开玄妙。众皆称赞不可思议。斋罢辞行，罗汉曰：“师曾两回往西天取经，为佛法未全，常被深沙神作孽，损害性命。今日幸赴此宫，可近前告知天王，乞示佛法前去。免得多难。”法师与猴行者，近前咨告请法。天王赐得“隐形帽”一事，“金环锡杖”一条，“钵盂”一只，三件齐全。领讫，法师告谢已了。回头问猴行者曰：“如何下得人间？”行者曰：“未言下地，法师且更咨问天王，前程有魔难处，如何救用？”法师再近前告问。天王曰：“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一声，当有救用。”法师领旨，遂乃拜辞。猴行者与师同辞五百罗汉，合会真人。是时尊者一时送出，咸愿法师取经早回。尊者合掌颂曰：水晶斋罢早回还，展臂从风去不难。要识弟兄生五百，昔曾行脚到人间。法师诗曰：东土众生少佛因，一心迎请不逡巡。天宫授赐三般法，前路摧魔作善珍。

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行次至火类坳白虎精。前去遇一大坑，四门陡黑，雷声喊喊，进步不得。法师当把“金环杖”遥指天宫，大叫：“天王救难！”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射破长坑，须臾便过。次入大蛇岭，目见大蛇如龙，亦无伤人之性。又过火类坳，坳下下望，见坳上有一具枯骨，长四寸余里。法师问猴行者曰：“山头白色枯骨一具如雪？”猴行者曰：“此是明皇太子换骨之处。”法师闻语，合掌顶礼而行。又忽遇一道野火达天，大生烟焰，行去不得。遂将“钵盂”一照，叫天王一声，当下火灭，七人便过此坳。欲经一半，猴行者曰：“我师曾知此岭有白虎精否？常作妖魅妖怪，以至吃人。”师曰：“不知。”良久只见岭后愁云惨雾，细雨交霏；云雾之中，有一白衣妇人，身挂白罗衣，腰系白裙，手把白牡丹一朵，面似白莲，十指如玉。睹此妖姿，遂生疑悟。猴行者曰：“我师不用前去，定是妖精。待我向前问她姓字。”猴行者一见，高声便喝：“汝是何方妖怪，甚相精灵？久为妖魅，何不速归洞府？若是妖精，急便隐藏形迹；若是人间闺阁，立便通信道名。更若踌躇不言，杵灭微尘粉碎！”白衣妇人见行者语言正恶，徐步向前，微微含笑，问师僧一行，往之何处。猴行者曰：“不要问我行途，只为东土众生。想汝是火类坳头白虎精，必定是也！”妇人闻言，张口大叫一声，忽然面皮裂皱，露爪张牙，摆尾摇头，身长丈五。定醒之中，满山都是白虎……猴行者将“金环杖”变作一个夜叉，头点天，脚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蓝靛青，发似硃砂，口吐百丈火光。当时白虎精吼哮近前相敌，被猴行者战退。半时，遂问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个老猕猴！”虎精闻说，当下未伏。一叫猕猴，猕猴在白虎精肚内应。遂教虎开口，吐出一个猕猴，顿在面前，身长丈二，两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内更有一个！”再行开口，又吐出一个，顿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猕猴，今日吐至来日，今月吐至来月，今年吐至来年，今生吐至来生，也不尽。”白虎精闻语，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团大石，在肚内渐渐会大。教虎精吐出，开口吐之不得；只见肚皮裂破，七孔流血。喝起夜叉，浑门大杀，虎精大小，粉骨尘碎，绝灭除踪。僧行收法，歇息一时，欲进前程，乃留诗曰：

火类坳头白虎精，浑群除灭永安宁。

此时行者神通显，保全僧行过大坑。

经过女人国处第十

僧行前去，沐浴殷勤，店舍稀疏，荒郊止宿，虽有虎狼禽兽，见人全不伤残。次入一国，都无一人，只见荒屋漏落，园篱破碎。前行渐有数人耕田，布种五谷。法师曰：“此中似有州县，又少人民，且得见三五农夫之面。”耕夫一见，个个眉开。法师乃成诗曰：荒州荒县无人住，僧行朝朝宿野盘。今日农夫逢见面，师僧方得少开颜。猴行者诗曰：休言荒国无人住，荒县荒州谁去耕。人力种田师不识，此君住处是西城。早来此地权耕作，夜宿天宫歇洞庭。举步登途休眷恋，免烦东土望回程。

举步如飞，前遇一溪，洪水茫茫。法师烦恼。猴行者曰：“但请前行，自有方便。”行者大叫天王一声，溪水断流，洪浪干绝，师行过了，合掌擎拳。此是宿缘，天宫助力。次行又过一荒州，行数十里，憩歇一村。法师曰：“前者都无人烟，不知是何处所？”行者曰：“前去借问，休劳叹息。”又行百里之外，见有一国，人烟齐楚，买卖骈阗。入到国内，见门上一牌云：“女人之国。”僧行遂谒见女皇。女王问曰：“和尚因何到此国？”法师答言：“奉唐帝敕命，为东土众生往西天取经作大福田。”女王合掌，遂设斋供。僧行赴斋，都吃不得。女王曰：“何不吃斋？”僧行起身唱喏曰：“蒙王赐斋，盖为砂多，不通吃食。”女王曰：“启和尚知悉：此国之中，全无五谷。只是东土佛寺人家，及国内设斋之时出生，尽于地上等处收得，所以砂多。和尚回归东土之日，望垂方便！”法师起身，乃留诗曰：女王专意设清斋，盖为砂多不纳怀。竺国取经归到日，教令东土置生台。

女王见诗，遂诏法师一行入内宫看尝。僧行入内，见香花满座，七宝层层，两行尽是女人，年方二八，美貌轻盈，星眼柳眉，朱唇榴齿，桃脸蝉发，衣服光鲜，语话柔和，世间无此。一见僧行入来。满面含笑，低眉促黛，近前相揖：“起咨和尚，此是女人之国，都无丈夫。今日得睹僧行一来，奉为此中起造寺院，请师七人。就此住持。且缘合国女人，早起晚来，入寺烧香，闻经听法，种植善根；又且得见丈夫，夙世因缘，不知和尚意旨如何？”法师曰：“我为东土众生，又怎得此中住院？”女王曰：“和尚师兄岂不闻古人说：‘人过一生，不过两世。’便只住此中，为我作个国王，也甚好一段风流事。”和尚再三不肯，遂乃辞行。两伴女人，泪珠流脸，眉黛愁生，乃相谓言：“此去何时再睹丈夫之面？”女王遂取夜明珠五颗，白马一疋，赠予和尚前去使用。僧行合掌称谢，乃留诗曰：

愿王存善好修持，幻化浮生得几时？一念凡心如不悟，千生万劫落阿鼻。休喏绿鬓桃红脸，莫恋轻盈与翠眉。大限到来无处避，髑髅何处问因衣？女王与女众，香花送师行出城，诗曰：

此中别是一家仙，送汝前程往竺天。要识女王姓名字，便是文殊及普贤。

历史小说

《大宋宣和遗事》分4集，叙宋徽宗、钦宗及高宗三代，即宋南渡前后的事。全书有的是文言，有的是白话，有时又发议论，显系杂合好几部书而成此一书的。卷首以诗起，接着叙历代的兴亡，然后才入正文，与“讲史”的体裁正同。“水浒”故事也最初见于此书的元集及亨集。先叙朱勔运花石纲时，分差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12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12人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后来10人俱回，独有杨志在颍州等候孙立不来，因值雪天，旅途贫困，将一口宝刀出市货卖，遇恶少后生相争，被杨志手起刀落杀死了，因此押配卫州军城。孙立在中途遇见了，便连夜进京报于李进义等知道。兄弟11人因杀了防守军人，救得杨志，同去落草为寇。接着便叙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8人劫梁师宝送蔡京的礼物，因宋江私通消息，得不被捕而逃去，便邀约了杨志等12人，共20人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为寇。一日，他们思念宋江相救恩义，差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将这金钗把与娼妓阎婆惜收了，不幸被她知得来历。一日，宋江回家省父病，途中遇着杜千、张岑、索超、董平4人要去落草，他便写信送这4人到梁山泊去投奔晁盖。当宋江的父亲病好，他便回县城，阎婆惜却已与吴伟打暖，更不睬理宋江。他大怒，便杀了阎婆惜、吴伟二人，然壁上写了四句诗而逃去。县官得知此事，率兵追赶，宋江走到九天玄女庙里躲藏。等到官兵已退，他出来拜谢玄女娘娘，却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36个姓名，末后一行字写道：“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他因此又率了朱同、雷横，并李逵、戴宗、李海等9人直奔梁山泊。当时晁盖已死，大家便推宋江为首领（连晁盖共33人）。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阳、京西、河北三路24州80余县。政府遣呼延绰及已降海贼李横出师收捕宋江，屡战屡败，二人反投入宋江伙内了。那时又有僧人鲁智深来投，36人恰好数足。后来张叔夜出来招降宋江等36人，各受武功大夫告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了。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一部伟大的《水浒传》的骨干，便树立于此。我们拿它与《水浒传》来细细比较，见出一般事实的蜕化与增大的痕迹，觉得很有趣味。在这本书里叙徽宗、钦宗二帝被金人所掳后，在北方所过的困厄的生活，也写得异常动人。

自宋亡之后，“讲史”一类的著述仍未衰灭。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时“说话”的游艺还有存在否，然此类著作，却自元至明，作者继出。最著名而约在15世纪之前出现的，有《水浒传》《三国志》《隋唐志传》及《三遂平妖传》等。

《水浒传》即叙宋江等人的故事。《宣和遗事》只叙36人，这书则增多至108人，36人的姓名也与《遗事》有异同，如《遗事》中的李进义、吴加亮即此书的卢俊义与吴亮。在小说的描写技术上看来，此书较之“唐人传奇”“宋人话本”都有极大的进步。108人中，写得个个人都有个性，个个人都如活的，会从纸上跳出来一样；且将每个人的环境，每个人的出身都细细地写，而一无重复的地方。性格同样刚强的人如林冲，如武松，如鲁智深，如李逵，却被写得各个人的神采行动绝不相同。这真是非有绝大的艺术手腕者不办！中国的小说，自此书出现，才到达了成功的地域。但此书传于今的有许多不同的本子，且经过好些人的删改，原本绝不可见。

明崇祯末与《三国志》合刻为《英雄谱》的一本，文辞最简拙，可信为最近于原本的一种。此本共150回，自洪太尉误走妖魔叙起，直至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之后，宋江服毒自杀，兄弟们次第死亡，诸人的神灵复聚于梁山泊为止。今所盛行之本，为金人瑞所批改的70回本，其书止于卢俊义梦108人被张叔夜所擒杀，以叙招安以后的事为续本，且痛斥其非。

此书的作者，传说不一，有的说是元钱塘人施耐庵作的。胡应麟的《庄岳委谈》说：“元人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然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有的说是钱塘人罗贯中作的。郎瑛的《七修类稿》及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俱如此说。罗贯中，名本（王圻说他名贯，字本中），大约是元明之间的人，是当时的一个大小说家，今所传的《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等都相传是他作的。又中有《龙虎风云会》杂剧一种，见于《元人杂剧选》及《元明杂剧二十七种》中。有的说是施耐庵集纂、罗贯中编修的，有几个《水浒传》的传本便如此地题着。因此，有人便以罗贯中为施耐庵的门人。胡应麟说：“其门人罗某亦效之为《三国志》，绝浅鄙可嗤也。”他便以《水浒传》为绝对非罗贯中作的。但无论说是施耐庵作的，或说是罗贯中作的，或说是二人合作的，俱无确切的证据可见。我们或可以说，这书在元时原有一种草创的本子，或为施耐庵作，或为其他人作，其后曾经罗贯中或其他人的润饰。至于现在流传的通行本，则又曾经明人的大大润饰了。若金人瑞以70回为施耐庵作，而其后为罗贯中所续之一说，原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谎话，绝不足信。

《水浒传》叙写妇人处却是大失败，他写阎婆惜，写潘金莲，写杨雄妻，恰都似一个模子里铸出的人，毫无显著的个性。也许作者对于妇人性格是完全不曾留心观察的。

罗贯中也许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也许是一个极伟大、著作极多的大小说家。明代所传罗贯中作的小说不下数十种，传于今而有名者，除上面《水浒传》的1种，有施耐庵与之争名外，尚有《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3种，皆相传为他所著，以《三国志演义》为最著名。

“三国”的故事本为宋“说话人”所专讲的故事之一。《东京梦华录》叙“说话”之事，以“说三分”与“讲五代史”并列为“说话”的一个专科。苏轼《志林》说：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金、元杂剧中也常有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可见三国故事之盛流传于民间。罗贯中作此书，或者便是依据于传下的话本的也说不定。此书文辞，文言白话杂用，与《水浒传》大不相同，故或以为此二书绝非罗贯中一人所作。但如果罗贯中只是一个编纂者、润饰者，则因二书之原本不同，而润饰或两种不同的定本，原是在情理中之事。《三国志演义》所依据的，多半是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故明嘉靖时本题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贯中编次。”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采用民间的传说。此书因须处处顾及历史上的史实，所以对于各个人物都不敢放胆写，所以其结果远不及《水浒传》之伟大。此书原本，今也不可得见。现在所流传的乃是清康熙时毛宗岗的删改评定本。他的见解与改定的方法，全是师金人瑞之对于《水浒传》的方法的。今举一例于下，以见此传文辞的一斑：

玄德同关、张并从人等来隆中，遥望山畔数人，荷锄耕于田间而歌曰：“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居，高眠卧不足。”

玄德闻歌，勒马唤农夫，问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卧龙先生所作也。”玄德曰：“卧龙先生住何处？”农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带高冈，乃卧龙冈也。冈前疏林内草庐中，即诸葛先生高卧之地。”玄德谢之，策马前行。不数里，遥望卧龙冈，果然清景异常。后人有古风一篇，单道卧龙居处，诗曰：“襄阳城西二十里，一带高冈枕流水。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潺飞石髓。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草凤松荫里。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离落野花馨。床头堆积皆黄卷，座上往来无白丁。叩户苍猿时献策，守门老鹤夜听经。囊里名琴藏石锦，壁间宝剑印松文。庐中先生独幽雅，闲来亲自勤耕稼。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玄德来到庄前，下马亲叩柴门，一童出问，玄德曰：“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童子曰：“我记不得许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说刘备来访。”童子曰：“先生今早少出。”玄德曰：“何处去了？”童子曰：“踪迹不定，不知何处去了。”玄德曰：“几时归？”童子曰：“归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数日。”玄德惆怅不已。张飞曰：“既不见，自归去罢了。”玄德曰：“且待片时。”云长曰：“不如且归，再使人来探听。”玄德从其言，嘱付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刘备拜访，遂上马。行数里，勒马回观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观之不已。忽见一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玄德曰：“此必卧龙先生也。”急下马向前施礼，问曰：“先生非卧龙否？”其人曰：“将军是谁？”玄德曰：“刘备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闻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权坐，请教一言。”二人对坐于林间石上。关、张侍立于侧。州平曰：“将军何故欲见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而乱之时，未可猝定也。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定，人不得而强之乎？”玄德曰：“先生所言，实为高见，但备身为汉胄，合当匡扶汉室。何敢委之数与命。”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与论天下事。适承明问，故妄言之。”玄德曰：“蒙先生见教，但不知孔明往何处去了？”州平曰：“我亦欲访之，正不知其何往。”玄德曰：“请先生同至敝县若何？”州平曰：“愚性颇乐闲散，无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见。”言讫长揖而去。玄德与关、张上马而行。

《隋唐志传》的原本现在也不得见，流传于民间的仅有清康熙间褚人获的改订本。他将原名改为《隋唐演义》，其删改的程度，似较《水浒》《三国》二书为尤甚。他的序说：“《隋唐志传》，创自罗氏，纂辑于林氏，可谓善矣。然始于隋宫剪绥，则前多阙略，厥后补缀唐李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观者犹有议焉。”可见其增润之多。此书的叙写也与《三国演义》有同病，即人物太多，未能个个都写得很活跃，又为“历史”的事实所牵束，不得尽情抒写。但它在民间所得到的权威与影响，却与《三国》《水浒》差不多。

《三遂平妖传》原本20回，今所传本有40回。据张无咎的序，说是犹子龙所补。此书系叙贝州王则以妖术变乱事。《宋史》卷二百九十二《明镐传》言，王则为涿州人，因岁饥，流至恩州（即唐的贝州）。庆历七年，僭号东平郡王，改元得圣，六十六日而平。大约他的故事在民间传说甚盛。所以罗贯中据之而作此传。原本开首即叙汴州胡浩得仙画，其妻焚之，灰绕于身，因有孕，生一女，名永儿，有妖狐圣姑姑授以道法，遂能为纸人豆马。后永儿嫁给贝州军排王则，术人弹子和尚、张鸾、卜吉、左黜，皆以则当王，先后来相聚会。值知州贪酷，他们遂以术运库中钱米，买军倡乱。文彦博率官军讨伐他们，不能胜。弹子和尚、张鸾、卜吉因则无道，却又先后引去。弹子和尚更化身为诸葛遂智，助官军镇伏邪法。马遂诈降，击则裂其唇，使他不能念咒。李遂又率掘子军作地道入城。因此终于擒了王则及胡永儿二人。出力灭则的三人皆名为遂，故号《三遂平妖传》。犹子龙的补本，在原本之首，加了15回，叙弹子和尚及妖狐圣姑姑受得道术的由来，又有5回，则补述诸妖民琐事，散入原本各回中。

讲史的继作者，在罗贯中之后出现了不少，自天地开辟至两宋都有成书。但其确实的年代虽不可知，而大概却都可算是15世纪以后的出品，故留在以后叙述。又模拟“小说”的作品，在15世纪以后，也出现了不少。

这一期是中国小说史中最光耀的时期。有无数的至今尚传诵于民间的通俗小说是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有许多重要的不朽的名著是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前期所叙的《水浒传》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完成而为一部不朽的书。齐天大圣、岳飞、杨六郎、薛刚、狄青、秦琼诸人的姓名，都在这个时期输到了民间，成了他们最崇拜的英雄。短篇的评话，如《今古奇观》一类的东西，在这时期内也放射出莫为之前、莫为之后的光彩来。这个时期约包括了三个世纪，即自15世纪起（明建文帝时），至17世纪（清康熙后半）止。

像《五代史平话》一类的“讲史”，是这个时期内最流行的小说体裁。差不多自开辟至两宋的史迹，都有讲述。《开辟演义》为周游作，叙盘古开天辟地，至周初的事为止。《东周列国志》则叙周室东迁至秦灭六国的事。又有《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以置于《三国演义》之前，《西晋演义》（亦名《后三国演义》）、《东晋演义》以继于《三国演义》之后。与《隋唐志传》并行于世者，亦有《说唐前传》《说唐后传》。继之者，又有《五代残唐》及《飞龙传》等。《五代残唐》中之英雄为李克用及其嗣子李存孝。《飞龙传》有2种，一种较近于史实，一种则叙赵匡胤三打韩通诸事。大约这些演义都是民间所认为最流行的历史教科书的。所有民间的历史常识差不多都是由这种书中得到的。但这种小说的作者，文笔都极钝笨而干枯，又无精切的描写能力，叙事又都依附于史迹（有的则逞空想以创造种种的英雄），异常地草率，比之《三国志》尚远为不及，所以没有什么可详叙的价值。

历史英雄小说

还有一类，可算得是上面叙的历史小说的旁支，就是以一个英雄为叙述中心的讲史：如《精忠全传》（吉水邹元标编次），叙宋南渡时岳飞的始末；《英烈传》（一名《云合奇纵》），叙明开国时诸功臣事，特别表扬郭英之战功；《征东征西全传》，叙薛仁贵、薛丁山、薛刚诸人的功绩；《杨家将》，叙杨业、杨延昭（六郎）、杨宗保诸人的事迹；《五虎平西南传》，叙狄青荡平诸国事，在民间都有极大的势力与影响，至今还有无数的人执着这些书读，为这些英雄忧喜，舞台上也极常地表演他们的故事。这些小说，大半的叙述都是虚幻的，不根据于历史的。但前后的事实，以一人为中心，较之《东周列国》诸讲史之人物过多，叙述散漫者，实更足动人。可惜他们的叙写太幼稚了，不能成为第一流的历史小说。

《隋炀艳史》约产生于16世纪，叙隋炀帝的始末。采用《大业拾遗记》《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以及诸史书，几乎无一句无来历。褚人获在1675年增订《隋唐志传》，前10余回即完全采用《艳史》之文。全书共40回，结构殊为完密，在许多讲史中，这可算是较好的一部。

又有《梼杌闲评》，不知作者姓名，叙魏忠贤及客氏之罪恶，而纬以因果报应之说。

《女仙外史》，吕熊作，叙青州唐赛儿之乱，亦杂以怪诞妖异之言。他们的叙写虽较一般讲史进步，然实无什么可观的，在民间也没有什么影响与势力。

《西游记》

历史小说是不容易作得好的。太服从于历史的叙述，则必会如《东周列国》《两晋演义》之无甚活泼的小说的趣味；离开史实太远了，则必会如《杨家将》《薛家将》之以荒诞无依据见讥，兼之，又无伟大的作家去运用这些材料，所以在这一个时期，讲史虽最发达，却没有什么很好的作品。它在文学上有不朽的价值者，乃为《西游记》与《金瓶梅》。

《西游记》流行于今者为吴承恩著之100回本。相传此书为元长春真人邱处机作，实则《长春真人西游记》，乃李志常所记，叙处机西行的经历，完全与现在之《西游记》小说无关。在吴本《西游记》之前，《三藏取经诗话》之后，尚有一种41回本之《西游记传》，为齐云、杨致和编。我们在《三藏取经诗话》里，知道他所叙的与吴本的《西游记》相差得如何地远。在杨致和的《西游记传》中，我们却看出他所叙的与吴本已差不多完全相同了。不过杨致和的故事只有两薄本，吴承恩却把它放大成了十倍以上。我们拿这两本《西游记》来对读了一下，立刻可以看出吴本叙写的技术是如何地进步。在杨致和的《西游记传》第6回《真君收捉猴王》里，有一段叙二郎神与孙悟空决斗，各相变化的事：

二人各变身长万丈，战入云端，离却洞口。康、张、姚、李等，传令草头军纵放鹰犬，搭弩张弓，杀入洞去，众猴赶得逃窜无路。大圣正在斗战，忽见本山众猴惊散，抽身走转。真君大步赶上，急走急赶。大圣慌了，摇身一变，钻入水中。真君道：“这猴入水，必变鱼虾，待我变作水獭逐他。”大圣见真君赶来，又变一鸨鸟，飞在树上。真君拽起弓，一弹打落草坡，遍寻不见。回转天王营中，云及猴王败阵等事，今赶不见踪迹。李天王把照妖镜一照，急云：“那妖猴在你灌江口去了。”

下面是吴承恩叙写的同上的一段故事（《西游记》第六回）：

他两个斗经三百余合，不分胜负。那真君抖擞神威，摇身一变，变得身高万丈，两只手举着三尖利刃神锋，好便似华山顶上之峰，青脸獠牙，朱红头发，恶狠狠望着大圣头就砍。这大圣也使神通，变得与二郎身躯一样，嘴脸一般，举一条如意金箍棒，却就似昆仑顶上擎天之柱，抵住二郎神。唬得那马流元帅，战兢兢摇不得旌旗，崩、芭二将，虚怯怯使不得刀剑。这阵上康、张、姚、李、郭申、直健，传号令，撒放草头神，向他那水帘洞外纵着鹰犬，踏弩张弓，一齐掩杀。可怜那些猴抛戈弃甲，撇剑丢枪，跑的跑，喊的喊，上山的上山，归洞的归洞。大圣忽见本营中群猴惊散，自觉心慌。收了法象，掣棒抽身就走。真君赶上，道：“那里走！趁早归降，饶你性命！”大圣不恋战，只得跑起，将近洞口，正撞着康、张、姚、李四太尉，郭申、直健二将军，一齐挡住道：“泼猴那里走！”大圣慌了手脚，就把金箍棒捏做绣花针，藏在耳内，摇身一变，变作个麻雀儿，飞在树梢头钉住。那六兄弟慌慌张张，前后寻觅不见，一齐吆喝道：“走了这猴精也！走了这猴精也！”正嚷处，真君到了，问兄弟们赶到那里不见的。众神道：“才在这里围住，就不见了。”二郎圆睁凤目观看，见大圣变了麻雀儿钉在树上，就收了法象，撇了神锋，卸下弹弓，摇身一变，变作个饿鹰儿，抖开翅，飞将去扑打。大圣见了，飕的一翅，飞起去，变作一只大鹚老，冲天而去。二郎见了，急抖翎毛，摇身一变，变作一只大海鹤，钻上云霄来嗛。大圣又将身按下入涧中，变作一个鱼儿，淬入水内。二郎赶至涧边，不见踪迹，心中暗想道：“这猴狲必然下水去也。定变作鱼虾之类，等我再变来拿他。”果一变，变作个鱼鹰儿，飘荡在下溜头波面上，等待片时。那大圣变鱼儿，顺水正游，忽见一只飞禽，似青庄毛片不清，似鹭鹚顶上无缨，似老鹤腿又不红，“想是二郎变化等我哩。”急转头打个花就走。二郎看见道：“打花的鱼儿，似鲤鱼尾巴不红，似鳜鱼花鳞不见，似黑鱼头上无星，似鲂鱼头上无针。他怎么见了我就回去了，必然是那猴变的！”赶上来刷的啄一嘴，那大圣就蹿出水中，一变变作一条水蛇，游近岸，钻入草中。二郎因嗛他不着，忽听水响，见一条水蛇蹿出去，认得是大圣，急转身又变做一只朱绣顶的灰鹤，伸着一个长嘴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迳来吃这水蛇。水蛇跳一跳，又变做一只花鸨，木木樗樗的立在蓼汀之上。二郎见他变得低，那花鸨乃鸟中至贱至淫之物，不拘鸾凤鹰鸦，都与交群，故此不去拢傍。即现原身，走将去，取过弹弓，拽满一弹子，把他打个躘踵。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做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做门扇，舌头变做菩萨，眼睛变做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竿。真君赶到崖下，不见打倒的鸨鸟，只有一间小庙。急睁眼细看，见旗竿立在后面，笑道：“是这猴狲了，那今又在那里哄我。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竿竖在后面的，断定这畜生弄鬼。他若哄我进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进去。等我掣拳先捣窗棂，后踢门扇。”大圣听得心惊道：“好狠，好狠！门扇是我牙齿，窗棂是我眼睛。若打了牙，捣了眼，却怎么是好！”扑的一个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见。真君前前后后乱赶，只见四太尉、二将军一齐拥至道：“兄长拿住大圣了么？”真君笑道：“那猴儿才自变做庙宇哄我。我正要捣他窗棂，踢他门扇，他就纵一纵又渺无踪迹。可怪可怪！”众皆愕然四望，更无形影。真君道：“兄弟们在此看守巡逻，等我上去寻他。”急纵身起在半空，见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镜，与哪吒住立云端。真君道：“天王曾见那猴王么？”天王道：“不曾上来。我这里照着他哩。”真君把那赌变化、弄神通、拿群猴一事说毕，却道：“他变庙宇，正打时就走了。”李天王闻言，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使了个隐身法，走出营围，往你那灌江口去也！”

在这两段里，我们立刻可以不加思索地知道吴承恩所写的较杨致和所写的，无论在质上、在量上，都进步了不少。量是多了十倍，质的进步也不下于此。杨致和写这一段最热闹的事，本不怎么动人，给吴承恩一写，却顿变为有声有色，最有趣的一段了。在别的地方也无不可看出这种显然的进步的痕迹来，这不过举其一例而已。

与杨致和的《西游记传》同时出现，而被人合称为《四游记》的，尚有《东游记》《南游记》及《北游记》。

《东游记》一名《上洞八仙传》，共2卷，56回，为兰江吴元泰著，叙李玄、钟离权、吕洞宾、张果老、蓝采和等八仙得道之由，又叙到吕洞宾帮助辽萧后以与宋杨家将相抵抗，及八仙与四海龙王及天兵交战，因观音讲和而和好如初诸事。

《南游记》亦名《五显灵光大帝华光天王传》，共4卷，18回，余象斗编，叙华光之始末，事迹至为变幻，自始至终，都在反抗的斗争中，有些似《西游记》的开始数回。最后，华光到地狱去寻母亲，因偷桃医母之食人癖，致与齐天大圣相斗，被大圣女月孛所击，将死。火炎王光佛出而讲和，华光始得逃死，终归依于佛道。

《北游记》一名《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凡4卷，24回，亦余象斗编，叙玉王大帝忽因贪念而以其三魂之一，下凡为刘氏子。后历数劫，扫荡诸魔，复归天为真武大帝。

这四部书的故事都极变幻可爱，但文笔却都笨拙无活趣。《西游记》之名所以独最著者，乃完全因吴承恩之有力的润饰。

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著有《射阳存稿》及《西游记》。他善谐剧，以著作杂记（《西游记》即其一）名震一时。他的集子今不得见，《明诗综》中有他的诗数首。他的《西游记》，前后的次第，大体与杨致和的相同，然叙写却大改观。杨本只是一个故事的骨架，吴承恩却给它以丰美的肌肤与活泼的灵魂了。《南游记》及《北游记》中的故事，也被采入数段。《西游记》中的铁扇公主，即曾见于《南游记》中者。全书共100回，前7回为孙悟空闹天宫的始末，自第8回以后为唐三藏的出现，为唐太宗魂游地府；后请三藏去求经。他于途中收了悟空、悟能（八戒）、悟净，经历了八十一难而卒得取了经回来，成了正果。作者的滑稽的口吻，时时可以在书中各处发现。他的想象力也异常地丰富；八十一难是很容易写得重复的，他却写得一难有一难的不同经历，绝不使读者有重复之感。所写的人物也极活泼真切，三藏、悟空、八戒、沙僧都各有各的性格、口吻、举动。甚至连每个怪、每个魔，也各有各的性格，各包含着极真挚的人性。无论取了其中的哪一段来，都可成为一篇很好的童话。自此书出，曾有不少人为之作解释，如悟一子、悟元真人、张书绅诸人之《真诠》《原旨》《正旨》等，或以为这书是讲道的，或以为他是谈禅的，或以为他是劝学的，一句句地加解释，一节节地加剖白，使完整的文艺作品成为肢解的佛经、道书，或《大学》《中庸》，使如无瑕的莹玉似的巨著，竟蒙上了三寸厚的尘土，不能见其真的文艺价值。我们要见《西游记》的真面目，便非对于这一切的谬解都扫除了、廓清了不可。

吴本《西游记》在当时大为流行，于是续作纷起。

有《后西游记》，凡40卷，未知作者，署天花才子评点。中叙花果山于产生孙悟空后，又于某年产生一石猴，称为小圣。当唐宪宗时护了唐半偈到西天去求真解，中途又收了猪八戒之子一戒及沙僧之徒沙弥。一路上经了不少的困难，终于到了西天，得到真解而回。作者设想拟仿前《西游》，连主要人物亦相似，自然不容易写得好。所以处处都有做作生强的样子，没有前《西游》之流利活泼。

又有《西游补》，凡16回，为董说作。董说，字若雨，乌程人，生于万历庚申（1620年）。明亡后，削发为僧，号南潜。《西游补》即接原书“三调芭蕉扇”之后，写孙悟空化斋，为鲭鱼精所迷，入了梦境，欲寻秦始皇，借驱山驿驱前途各山，经历了许多过去未来之事，得虚空主人一呼，始离梦境。说的文字极为诡幻，驱使许多历史上的名人，放入书中，诙谐戏弄，信笔所之，较之一般被拘束于原书之拟作者，自然高出万倍。但因为书气太重，非儒者不能觉得有趣，所以难得流行于民间。

出现于《西游记》之后，而亦以写奇幻之神仙异迹见称者，有《封神传》及《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

《封神传》凡100回，未知作者。本为叙武王克殷的一段史实，却杂入了无数的神魔仙佛，已不能算是历史小说了。中叙商纣暴虐，狐狸化身妲己以迷惑他，用了种种酷刑以杀忠良。于是姜子牙奉师命下山辅助周武王灭殷，却有许多截教魔怪出来帮助殷纣。于是阐教诸仙助子牙以敌截教诸魔，终于截教大败。纣王自焚，武王入殷都，大封功臣。子牙亦设坛大封应劫而死的诸仙诸魔，故谓之《封神传》。作者的叙写手腕，较逊于《西游记》的作者，故没有什么活泼有趣的描写。其足以使读者移情者，仅其事实之变幻无穷而已。其中也有好些大胆的故事，如杨任反殷，哪吒敌父，在视“忠”“孝”为天经地义的中国，却是不易见到的。

《三宝太监西洋记演义》亦有100回，分20卷，是二南里人，罗懋登于万历丁酉年（1597年）编成的。中叙明永乐时，太监郑和等造大舶、服外夷39国、咸使朝贡事。郑和，云南人，即世所称三宝太监。前后凡七奉使，世俗盛称其功。故作者因而缘饰，杂以无数的荒诞怪异之言，成了这部《西洋记》。那里面差不多每页都有鬼怪出现，也不能算是历史的小说了。作者又喜调弄笔墨，殊着意于文章上的整炼，如：

却说王神姑带了这一挂数珠儿，那珠儿即时间就长得有斗来大，把个王神姑压到在地上，七孔流血，满口叫道：“天师，你来救我也！”天师起头看来，那里有个深涧，那里有个淤泥，明明白白在草坡之中。原来先前的高山大海，两次深涧，樵夫，藤葛，龙蛇蜂鼠，俱是王神姑撮弄来的。今番却被佛爷爷的宝贝拿住了。天师的心里才明白，懊恨一个不了。怎么一个懊恨不了？“早知道这个宝贝有这等的妙用，不枉受了他一日的闷气。”王神姑又叫道：“天师，你来救我也！”天师道：“我救你我还不得工夫哩。我欲待杀了你，可惜死无对证；我欲待捆起你，怎奈手无绳索；我欲待先报中军，又怕你挣挫去了。”（四十回）

即是一例，却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弄笔舞文的地方。因此，颇失了些自然的情趣。

《金瓶梅》

《金瓶梅》，与《水浒传》及《西游记》并被当时称为“三大奇书”。袁宏道见数卷，即大赞许。万历庚戌（1610年）始有刻本，计100回。其中53回至57回原阙，刻时所补。此书未知作者，沈德符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所作，世因拟为王世贞作。相传，王世贞作此书以献于其仇人严世蕃，渍毒液于书页。严世蕃以口涎润手翻页，于是毒液入口而死；又传，世贞所毒者非世蕃，乃陷其父之唐顺之。所以清初张竹坡评刻此书，乃有《苦孝说》列于卷首。实则此种传说，皆为无稽的谰言。此书叙写家庭琐事、妇人性格以及人情世态，莫不刻画至肖。其成功尤在妇人的描写。中国小说如《水浒传》诸作，描写妇女俱不着意，此书则与《水浒传》截然不同。如潘金莲，在《水浒传》为一个不重要的角色，为一个草率地写着、与杨雄妻无大异的妇人，在此书则成为一个女主人翁，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无不曲曲地传出她的个性。如月娘，如李瓶儿，如孟玉楼，如春梅、秋菊，等等，也都各有其极鲜明的个性，活泼泼地现在纸上。此书在世为禁书，以其处处可遇见淫秽的描写。这也许是明人一时的风气。如删去了这些违禁的地方，却仍不失为一部好书。它的叙写横恣深刻，《西游记》恐怕还比不上，不要说别的了。因违禁而被埋封在屋角，殊为可惜！

书名《金瓶梅》，盖以潘金莲、李瓶儿及庞春梅三个主要的女主人翁的名字拼合起来而成。《水浒传》中曾叙及武松嫂潘金莲与西门庆奸，鸩杀了武大郎。后来武松为兄报仇，杀了西门庆及金莲。在本书里，则以此为线索，叙西门庆在清河县与帮闲游惰之人应伯爵、谢希大、花子虚等结为兄弟。一天，偶见武大妻潘金莲，即设计与之通好，又鸩杀武大，娶了金莲为妾。后武松来报仇，误杀了他人，刺配孟州。于是西门庆益发放恣。家有数妾，尚到处引诱妇人。又纳了李瓶儿为妾，通婢女春梅，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荣盛。不久，李瓶儿生子，他又因赂蔡京得了金吾卫副千户，于是气象益与前不同。后来瓶儿所生的儿子惊风死了，瓶儿不久也死。西门庆自己又于某夜以淫欲过度暴卒。于是他的家渐渐衰落。金莲出居王婆家中。武松遇赦归，竟杀了她。春梅被卖为周守备妾。后来金兵南下，各处大乱。庆妻吴月娘带了遗腹子孝哥，出奔济南。至永福寺，梦见西门庆一生因果，知孝哥即西门庆托生，因使孝哥出家为和尚，以修后缘。《水浒传》里一、二回的文字，在本书却放大到如此的百回，然并不觉得其有什么拖沓拉长的痕迹。现在举二例如下，可以见出作者的描写能力：

敬济喝毕，金莲才待叫春梅斟酒与他，忽有吴月娘从后边来，见奶子如意儿抱着官哥儿，在房门首石台基上坐。便说道：“孩子才好些。你这狗肉，又抱他在风里。还不抱进去！”金莲问：“是谁说话？”绣春回道：“大娘来了。”敬济慌的拿钥匙往外走不迭。众人都下来迎接月娘。月娘便问：“陈姐夫在这里做什么来？”金莲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请俺娘坐坐。陈姐夫寻衣服，叫他进来吃一杯。姐姐，你请坐。好甜酒儿你吃一杯。”月娘道：“我不吃。后边他大妗子和杨姑娘要家去，我又记挂着你孩子，迳来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又教奶子抱他在风里坐的。前日刘婆子说他是惊寒，你还不好生看他！”李瓶儿道：“俺陪着姥姥吃酒，谁知贼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半歇，回后边去了。一回，使小玉来请姥姥和五娘、六娘后边坐。那潘金莲和李瓶儿匀了脸，同潘姥姥往后来，陪大妗子和杨姑娘吃酒。（三十三回）

西门庆刚绕坛拈香下来，被左右就请到松鹤轩阁儿里，地铺锦毯，炉焚兽炭，那里坐去了。不一时，应伯爵、谢希大来到。唱毕喏，每人封了一星折茶银子，说道：“实告要送些茶儿来，路远，这些微意，权为一茶之需。”西门庆也不接，说道：“奈烦，自恁请你来陪我坐坐，又干这营生做什么！吴亲家这里点茶，我一总都有了。”应伯爵连忙又唱喏，说：“哥真个！俺每还收了罢。”因望着谢希大说道：“都是你，干这营生！我说哥不受，拿出来倒惹他讪两句好的。”良久，吴大舅、花子虚都到了，每人两盒细茶食，来点茶。西门庆都令吴道官收了。吃毕茶，一同摆斋。成食斋馔，点心汤饭，甚是丰洁。西门庆同吃了早斋。原来吴道官叫了个说书的，说西汉评话《鸿门会》。（三十九回）

论者谓《金瓶梅》中人物亦有所指，如沈德符所谓：“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万历野获编·词曲》）但我们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索隐，尽可以完全打翻，不必去注意它们。相传作者又曾作了《金瓶梅》的续编，名《玉娇李》，但今已不传。今所传之《续金瓶梅》为丁耀亢所作。

丁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为明诸生。清初入京，充镶白旗教习。后为容城教谕。年七十卒（约1599—1669）。所著有诗集10余卷、传奇4种及《续金瓶梅》。

《续金瓶梅》凡64回，本题紫阳道人编，但书中屡引丁野鹤诗文，卷首有《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署“鲁诸邑丁耀亢参解”，本书第62回，又言丁野鹤自称紫阳道人，可知此书实为他所作。中叙《金瓶梅》里诸人各复投身人世。西门庆出世为沈金哥，李瓶儿为银瓶，潘金莲为黎金桂，春梅为孔梅玉，各了前世之因果报应。全书以《感应篇》为说，每回都有引子，叙劝善戒淫恶之说，却又如《金瓶梅》一般，也杂之以淫秽之描写，故后来亦为禁书。文笔较《金瓶梅》为琐屑，却亦颇放恣，较高于他种“续书”之恹恹无生气者。其中叙金人南下的行动，与汉人受苦之状，颇似作者正在描写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却甚足以动人。今摘录其一段于下：

却说那吴月娘和小玉紧紧搀扶，玳安背着孝哥，一路往人丛里乱走。忽然金兵到来，把拐子马放开一冲。那些逃难百姓，如山崩海涌相似，那里顾的谁。玳安回头，不知月娘和小玉挤到那里去了，叫又叫不应，只得背着孝哥往空地里飞跑。且喜金兵抢进城去，不来追赶。这些人拖男领女，直跑到十里以外，各自寻处藏躲。这些土贼们也有夺人包袱的，也有报仇相杀的，生死在眼前，还不改了贪心狠毒，如何不杀！可怜这玳安，又乏又怕，忽望见应伯爵脸上着了一刀，带着血往西正跑。他家小黑女，挟着个包袱，跟着应二老婆一路走。玳安也是急了，叫声：“应二叔，等等咱一路走！你没见俺大娘？”应伯爵回回头，那里肯应。玳安赶上道：“咱且慢走。金兵进了城，放抢去了。咱商议着那里去？”伯爵骗的人家银钱，做了生意，都撇了。腰里带了些行李，都被人要去了。还指望玳安替月娘有带的金珠首饰，就立住了脚和玳安一路商议往那里去躲。伯爵道：“西南上黄家村，是黄四家，紧靠着河崖，都是芦苇。那里还认的人，且躲一宿。”依着玳安，还要找月娘，又不知往那里去好。没奈何跟着走罢。把孝哥放下，拖着慢走。这孩子又不见了娘，又是饥饿，一路啼哭。应二老婆看不上，有带的干饼和炒面，给了孝哥吃些。这孩子到了极处，也就不哭了，一口一口且吃饼。走到了黄昏时候，那黄四家走的甚么是个人影，床帐桌椅，还是一样，锅里剩了半锅饭，也没吃了，不知躲的那里去了。这些人饿了一日，现成家伙，取过碗来，不论冷热，饱餐一顿。前后院子净净的，连狗也没个。原来黄四做小盐商，和张监生合伙，先知道乱信，和老婆躲在河下小船上，那里去找。这些土贼要来打劫人家，逢人就杀。年小力壮的，就掳着做贼。那夜里商议要来黄家村扫巢子。亏了应伯爵有些见识，道：“黄四躲了，这屋里还有东西。咱多少拿着几件，休在他家里宿，恐有兵来没处去躲。”且到河下看看，见这妇女们都藏在芦柴里，没奈何也就打了个窝铺。到了二更天，听见村里呐喊，发起火来，把屋烧的通红。这些人们谁敢去救。待不多时，这些男女们乱跑。原来贼发火烧这芦苇，一边掳人，又抢这人家的包裹。月黑里乱走，谁顾的谁，到了天明，把玳安不知那里去了，只落得个孝哥乱哭，撇在路旁。（十五回）

又有《隔帘花影》48回，乃改易《续金瓶梅》中人名（如以西门庆为南宫吉，吴月娘为楚云娘）及回目，并删去絮说因果之语而成，书尚未完，《续金瓶梅》中的淫秽之语却仍旧被保存着，所以亦为禁书。

佳人才子小说

佳人才子的小说，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好几种，以《玉娇梨》《平山冷燕》及《好逑传》等为最著。此种小说的故事，不外才子恋慕佳人，中经小人之播弄，各历苦难，终于才子得中高第，与佳人荣谐花烛，白首团圆。情节既复相同，结构也陈陈相因，叙写更不足动人，所以这一类东西，几使人读之即生厌。然《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都有法译本，《好逑传》且更有德译本，这些书在国外，其得名乃远过于《水浒》《西游》。

《玉娇梨》（一名《双美奇缘》，非为《金瓶梅》续编之《玉娇李》），不知作者，凡20回，叙才子苏友白与才女白红玉及卢梦梨的遇合故事，中经好几次之误会，友白终于并得白红玉及卢梦梨为妻。

《平山冷燕》也有20回，题荻岸山人编，相传为清初张劭十四五岁时所作，其父执某续成。所谓《平山冷燕》，盖合书中主人翁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四人之姓为之，山黛与侍女冷绛雪俱为才女，以诗受知于天子，尝变装与才子平如衡、燕白颔相唱和，为奸人所讦陷。适平、燕二人中了会元、会魁。于是天子乃作主张，以山黛嫁燕白颔，冷绛雪嫁平如衡。佳人才人，天子赐婚，极一时之盛。

《好逑传》一名《侠义风月传》，凡18回。题名教中人编，叙铁中玉与水冰心遇合事，二人不唯有才，且还有智有勇，能以计自脱于奸人。此为它与前二书不同之处。

又有《铁花仙史》，题云封山人编，凡26回，于才子佳人之故事中，又插入仙妖怪异之争斗，也未见得能超越过《平山冷燕》诸小说。

《后水浒传》《野叟曝言》

在这个时期的最后，有两部小说很可以注意，一部是《后水浒传》，一部是《野叟曝言》。这两部小说，都不仅为写故事的态度而去写小说，却各有一种抒写自己心意与见解的特点。

《后水浒传》凡40回，题“古宋遗民著，雁宕山樵评”。实则为陈忱所作。陈忱，浙江乌程人，为明末遗民，痛心于异族之宰制中华，所以著《后水浒传》以寄其意。后传接续于百回本《水浒传》之后，叙宋江、吴用、李逵诸人死后，金人南侵，梁山泊残余之英雄，竭力为中国御外敌，奉李俊为首领。后俊见中原事不可为，乃率众浮海，至暹罗国为王，终不忘故国之思念。

《野叟曝言》凡154回，分20卷，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20字编卷。作者为清康熙时江阴夏敬渠。夏敬渠，字懋修，诸生。英敏积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无不淹贯。生平足迹，几遍天下，于《野叟曝言》外，著有《纲目举正》《全史约编》及诗文集等。相传《野叟曝言》成时，适值清圣祖南巡，欲装潢进呈。诸亲友以书多秽语，恐召祸，设计阻之，卒不得献呈。敬渠终于诸生，生平经济学问，郁郁不得一试，乃尽出所蓄，著为这一部小说，凡“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无所不包。凡古今来之忠孝才学、富贵荣华，率萃于书中英雄文白（字素臣）之一身。一切小说中纪武力，述神怪，描春态，一切文籍中谈道学，论医理，讲历数，无不包罗于此书。作者之意，乃欲以文素臣为儒教中最完备之代表。凡他所认为好的与善的才学与行为，完全都见之于文素臣之生平。有的人说，文白就是作者自己（析“夏”字为“文”“白”二字）。他把自己生平所学的、所欲做的、欲梦想的，完全写在《野叟曝言》中了。所以这部小说，乃成了抒写作者才情、寄托作者梦想的工具。但从文艺上看来，这部小说却不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它的主人翁处处都是空想的行动，都是不自然的做作，都是强把他的学问庋载于小说中的。像这样的小说，自然是不会得好的。

短篇小说集

短篇小说集，继于宋人平话之后者，在这个时期内也出现了不少。最流行于今者为《今古奇观》。但《今古奇观》是一个选本。在《今古奇观》之前，或其同时，或略后，平话集之出现者，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醉醒石》《石点头》《拍案惊奇初二刻》《西湖二集》《十二楼》等等。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及《醒世恒言》三书，俱为冯梦龙所编。

冯梦龙，字犹龙，长洲人（一作吴县人，或常熟人），崇祯中，由贡生选授寿宁知县。曾著《七乐斋稿》《智囊补》，增补《平妖传》，刻《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在当时文坛上很有一部分影响。

《通言》今已不传，《明言》《恒言》二书亦不多见。然于《今古奇观》中，却保存“三言”之文不少。松禅老人序《今古奇观》，谓合选“三言”及《拍案惊奇》之文而成此本。今知《今古奇观》44回中，选《拍案惊奇》者凡10篇（第9、10、18、29、34、36、37、38、39、40回），其余32篇俱为“三言”之文（第30回一篇，未详所本）。《醒世恒言》凡40回，被选于《今古奇观》者凡11篇，其余之21篇，乃为《通言》及《明言》之文。在“三言”中，所叙之故事，其来源极为复杂，有重述晋唐小说者（如《恒言》中之《李洴公穷途遇侠客》），有选录宋人词话者（如《恒言》中《十五贯戏言成大祸》，即宋人词话中之《错斩崔宁》），亦有叙写当时之见闻者。大抵重述之文，必不能宛曲动人，叙写近事之作，则都活泼有生气，甚工于描状世态人情。

自“三言”之刻，同时代之作者受其影响极深，相类之作，一时纷起。

《拍案惊奇》凡75卷，载故事75篇，亦多重述前代奇闻轶事之作。作者为即空观主人。以其多秽语，后来被列为禁书。书首亦题墨憨斋鉴定。

《石点头》凡14卷，载故事14篇，为天然痴叟作，冯梦龙曾为之作序、作评，文字亦颇生动有情致。

《醉醒石》凡15卷，载故事15篇，题东鲁、古狂生编，所叙皆明代近事，仅第6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一篇，为重述唐人小说中李微变虎之事者。

《西湖二集》凡34卷，载故事34篇，题“武林、济川子、清原甫纂”，皆叙写与西湖有关之古今事迹。但称为“二集”，似当有初集，然今不可见。

《十二楼》凡12卷，载故事12篇，皆与“楼”名有关者，每篇各有一题，即以楼名为题名，如《合影楼》《夺锦楼》《三与楼》《夏宜楼》《归正楼》《萃雅楼》《拂云楼》《十卺楼》《鹤归楼》《奉先楼》《生我楼》及《闻过楼》是。事迹多奇诡可喜者，叙写亦甚横恣活泼。题“觉世稗官编次”，实则李渔所作。

李渔，字笠翁，清初人，曾作戏曲17种，其中以《十种曲》为最著名，其诗文杂著，名为《笠翁全集》者，也很流行。

自“三言”及《拍案惊奇》出现后，合之有200事，观览难周，于是抱瓮老人选出其中40篇，编为《今古奇观》一书。今《醒世恒言》诸书，俱不甚流行，独《今古奇观》一书犹最为世人所喜。如《醉醒石》诸书，乃反被书贾标为几续《今古奇观》之名。今所见者，《今古奇观》已有五续，皆无识之书贾，擅改他书之名以为之者，甚至有收什么笔记而亦改名几续《今古奇观》者，其诞妄可知！

所传《续今古奇观》，凡30卷，载故事30篇，即取《今古奇观》选余之《拍案惊奇初刻》29篇为之，再加以《今古奇闻》1篇（《康友仁轻财重义得科名》），以足30之数。

《今古奇闻》凡22卷，亦每卷载一故事，内容也很复杂，其中有《醒世恒言》之文4篇，《西湖佳话》之文1篇（《梅屿恨迹》），其余未知所本。最后乃载太平天国时故事一则，全为文言之笔记，并非“词话”体裁，显为后人所窜入。

笔记小说

所谓笔记小说，承唐人小说及宋人《江淮异人传》之余绪者，在这个时期内并不发达，仅于最后之时，有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出现，为较著名之作。

藩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老而不达，以诸生授徒于家，至康熙辛卯始成岁贡生，越四年卒，年七十六（1640—1715）。所作于《聊斋志异》外，又有诗文集等。

《聊斋志异》凡431篇：一部分是空想的创作，一部分是传闻的记录，一部分则为重述唐、宋人旧文而加以变异者。所叙不外狐仙物怪、社会奇闻，亦有寓作者之愤郁及见解于故事中者。大抵无意义之作为多，然如《婴宁》《林四娘》《香玉》《黄英》《马介甫》《粉蝶》诸作，却很宛曲有情致。Giles（翟理斯）曾译《聊斋志异》为英文，故在国外殊为著名，或且以此书为中国之民间传说集，实则大半皆作者与其友朋空想之叙录而已。

  第十三章 

清代文学

18世纪的中国，是近代中国的全盛时代。这时代包含康熙的后半，至嘉庆的前半。外则平西藏，平准噶尔，平金川，内则开博学鸿词科，开四库全书馆；圣祖（

玄烨）与高宗（弘历）又数次南巡。百数十年来，宇内未经丧乱，民间富力有余。在这个全盛时代，天然的，文艺界的情况是十分地灿烂。虽然在这时代曾发生过好几次极残酷的文字狱，但对于重要的文人，还没有什么大打击。有人说，清代的文化，是以前中国旧文化的总结束，以前所有的种种的东西，在那时无不一一地重现。这句话用来形容18世纪的中国，却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这里不必提起别的，即以文学而论。所谓“汉赋”“六朝骈文”“唐宋古文”“唐诗”“五代宋词”“元曲”“明传奇小说”，在这个时代，莫不一一地重现于文坛。且不仅仅模拟而已，作者的个性与时代的精神且深深地印在那些作品里。这实与明人之模拟的作品，有明显的差异。

戏曲作家在这个时代站的地位很高。无论杂剧，无论传奇，都有很好的、不朽的成绩。而孔尚任、洪昇、舒位、杨潮观、万树、蒋士铨、桂馥诸人之作品，特别地表现出一种新鲜的趣味，以整炼秀丽的曲白、浓挚真切的叙述，及婉曲特创的风格动人，如孔尚任的凄丽激昂的悲剧《桃花扇》，与杨潮观、蒋士铨之或以锋利的讥刺，或以沉痛的诉告，或以隽永的情趣著的短剧，皆为元、明人所未尝有的名作。

孔尚任

孔尚任字季重，号东塘，又号云亭山人，曲阜人，孔子之后，官户部郎中，作《小忽雷》及《桃花扇》二剧，《桃花扇》使他得了不朽的荣名。他与洪昇齐名于康熙的末叶，有“南洪北孔”之称。

《桃花扇》的主角为侯方域与李香君，所述诸事皆有确据。他虽自云：“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桃花扇本末》）然实则剧中随处沁染着亡国的余痛。读至诸镇之争、权奸之误国、史可法之死，都要使读者悲而涕零，怒而奋拳击案，到了《余韵》一出，则无不废书而叹，而深长思者。它虽然以侯、李为贯珠的串绳，然全剧直是一部明亡之痛史，与以前及以后诸传奇之以生、旦的离合悲欢为主眼者截然不同。《守楼》《寄扇》《题画》诸出，虽足以动人，而远不如《移防》《誓师》《沉江》《余韵》诸出之慷慨激昂，蕴含着一腔悲愤之气，足以使人低回忧叹，不能自已。我少时尝读之，一再读之，至鄙夷《西厢》《拜月》，不欲再看，至于《燕子笺》，则直抛掷之庭下而已。这些书的气氛与《桃花扇》完全不同，任怎样好，所引起的读者的情绪，总远不如《桃花扇》之崇高，之伟大，之能博得热情少年的狂爱！

《桃花扇》凡40出，又加之以“闰二十出”及“续四十出”，共42出。开场即介绍侯方域、吴应箕及陈贞慧诸公子于听众。以阮大铖之欲结交诸公子，致方域得与名妓李香君相见。美人才士，一见倾心。然诸公子鄙薄大铖，两方之仇恨愈酿愈深。那时左良玉欲移兵就食，赖方域遣柳敬亭修书止之。恰好北京陷落，崇祯帝死之，于是南都迎立福王为主，阮大铖乘机握了权。逮捕贞慧、应箕入狱，方域幸得脱。同时抚臣田仰欲以300金买李香君为妾，香君不屈，倒地撞头，血溅一把扇上。杨龙友取了此扇，就血渍缀点起来，画成一枝桃花于扇上，寄给方域。这是全剧的顶点。这时，明之国事益不堪问。清兵将次南下，而诸镇还常以小故相争杀。即使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史阁部（可法）也挽回不了这崩颓的大势。终于史阁部沉江自杀，清兵统一了江南，方域、香君俱避难于山，做了修道的僧尼。柳敬亭诸人也都以隐遁终。这与一般传奇之以生、旦团圆为结束者完全不同。

《桃花扇》在作者的时代即奏演极盛。作者在附于《桃花扇》卷首的《本末》上已详记之。某一次，有故臣遗老见演此剧，掩袂独坐，“灯灺酒阑，唏嘘而散”。

《桃花扇》之描写人物，个个都有他或她的个性，乃至柳敬亭、蔡益所、阮大铖、马士英、苏昆山等等，都真切地活泼地在纸上现出。而写阮大铖之老羞成怒、甘于下流的心境的变换，尤为曲肖。但作者并不酷责阮大铖。他对于自己的一切人物，只有照实地描写，毫不加以批评或以爱憎的色彩烘染上去。他的文字，自始至终毫没有草率之处。“其艳处似临风桃蕊，其哀处似著雨梨花。”（梁廷枬《藤花亭曲话》）其激昂悲壮处，如燕士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他的《余韵》中的《哀江南》一曲，尤为数百年来无比的美文：

（净）那时疾忙回首，一路伤心，编成一套北曲，名为《哀江南》。待我唱来：

（敲板，唱弋阳腔介）俺樵夫呵，【哀江南】【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著夕阳道。

【驻马听】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沉醉东风】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琉璃瓦片多，烂翡翠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沽美酒】你记得跨青谿，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太平令】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哰哰。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离亭宴带歇拍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同时有顾彩者，字天石，无锡人，为孔尚任之友，曾将《桃花扇》改作为《南桃花扇》，使生、旦当场团圆。这把全剧的新隽可爱的风度，一变而为陈腐，真可谓点金成铁。但《南桃花扇》今未见，似已佚。即在当时，亦未能与云亭之伟作争席。真的，读者之好恶，有时未始不足为定评。

孔尚任尚有《小忽雷》一剧，凡40出，叙一件以名琴“小忽雷”为线串的生、旦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远不如《桃花扇》之著名。

洪昇

洪昇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人。著杂剧《四婵娟》，又作《回文锦》《回龙院》《锦绣图》《闹高唐》《节孝坊》《舞霓裳》《沉香亭》及《长生殿》传奇8种。

《四婵娟》凡4折，每折叙一事，效《四声猿》体。第一折《咏雪》，叙谢道韫咏雪诗事；第二折《簪花》，叙王右军学书于卫夫人事；第三折《斗茗》，叙李清照与赵明诚烹茶检书事；第四折《画竹》，叙赵子昂与管夫人泛舟同游，见溪上修竹万个，便于舟中作画事。

《回文锦》叙苏若兰织《璇玑图》，凡题诗200余首，计800余言，纵横反覆，皆成章句，寄以感动其夫窦滔事。

《回龙院》叙山阳韩原容及其妻以智勇避难平贼事。

《闹高唐》则叙“水浒”故事之一则。

在这些作品中，以《长生殿》为最著名。

《长生殿》凡50折，系依据于唐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及陈鸿的名作《长恨歌传》而写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凡后来《太真外传》诸书之过于写太真之秽事者，皆不录。在这里，绝代的美人太真妃被写成只是一个痴情的、可怜的少妇，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亡国败家的妖孽，这是作者的大成功处。如果有什么人为妲己、妹喜诸名妇人作剧者，恐怕也只能写成如太真似的、娇妒的、可怜可爱的绝世美女子而已。如此的，一雪数千年被压抑于冷酷的历史家以亡国归罪于她们的不平的论调，倒是一件快事。（吴伟业的《秣陵春》里所写的张丽华，也可使她由史家的酷论底下释出。）

自元以来，写明皇太真故事的戏剧作家殊不少，白朴有《梧桐雨》，明人有《惊鸿记》；屠隆的《采毫记》里也有附带的叙及，然俱不如《长生殿》之感人。作者在这部剧里，写二人之绸缪惓恋，以及遭变后，生者之睹物伤怀，死者之魂灵依恋，无不运以深刻的、真挚的笔调。全剧的顶点，则为《密誓》一出，即所谓：“七月七夕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居易《长恨歌》）剧名即取于此。有了此出，后半的生死不解的悲情，乃能凑接得上。

全剧中最感人的文字的例子，可举《闻铃》里的一段：

（生）呀，这铃声好不做美也！

【武陵花】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进。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顾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峻增，似我回肠恨怎平！

【尾声】迢迢前路愁难罄，招魂去国两关情。望不尽雨后尖山万点青。（第二十九出《闻铃》）

当然，《絮阁》《窥浴》《密誓》诸折，是多么腻丽，然而讲到真挚的、深切的情感，却要以后半部的《闻铃》《见月》诸折为较胜。可惜作者为了求结构的完整与抱有大团圆的结束的信念，遂生生地把隆基、玉环二人在天上扭合作一处，被上帝“命居忉利天宫，永为夫妻”，致后半所努力布造的悲剧的空气完全地重复消失了。

《长生殿》在当时演奏之盛，不下于《桃花扇》。某一次，诸伶人演此剧为作者寿，都下名士毕集。适有忌者告发，谓那一天是国忌，设宴张乐，乃大不敬。于是作者被编管山西，诗人赵执信、查嗣琏被削职。时人有诗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便是咏此事。但这个文字狱，虽然断送了他们的功名，却使《长生殿》流传得更广远些。

万树字花农，一字红友，宜兴人。吴兴祚总督两广时，尝延其入幕。每树脱稿传奇一种，兴祚即令家伶捧笙璈按拍高歌以侑觞。前后所作有杂剧《珊瑚珠》《舞霓裳》《藐姑仙》《青钱赚》《焚书闹》《骂东风》《三茅宴》《玉山宴》之8种，传奇《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锦尘帆》《十串珠》《万金瓮》《金神凤》《资齐鉴》之8种，以《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3种为最著。又编《词律》20卷，亦有名于时。他是吴炳的外甥，于韵律殊有精密的研求。

传奇作家

在他们的同时，有周稚廉与卢见曾亦以作传奇甚有声于世。周稚廉字冰持，华亭人，别号可笑人。（《曲录》著录既有可笑人，又有周稚廉，误。）所作传奇数十种，今多不传，最著者为《珊瑚玦》及《双忠庙》。

《珊瑚玦》凡28出，叙卜青与妻祁氏，遭遇兵乱，碎珊瑚玦为两半，各怀半枚而分离。后祁氏生子成名，二人复得相见。

《双忠庙》亦为28出，叙舒真与廉国宝以忤刘瑾被杀，赖义仆抚孤，使忠臣有后。当义仆王保救孤时，在祀公孙杵臼与程婴的双忠庙中拜祷，忽然生乳，变为女子，以逃搜者之眼目。太监骆善亦生了长须。后来刘瑾处死，舒真之子与国宝之女成为婚姻，王保复改为男装。

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人，德州人，官两淮盐运使，著《旗亭记》及《玉尺楼》两种。

《旗亭记》所叙为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集饮于旗亭。诸伶递唱昌龄、适之诗。之涣指诸伎中最佳者道：“此子所唱必为吾诗。”果然那个双鬟发声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恰是之涣的诗，因大谐笑。此事见《集异记》，见曾演之为传奇，凡37出，以之涣所遇之伎为谢双鬟。自旗亭相遇后，遂订盟为夫妇。经安禄山之乱失散。后双鬟杀了安庆绪，之涣成了状元，二人终复合。以天子赐宴于旗亭为结束。这件故事本是富有诗趣的，但硬把双鬟与之涣团圆在一处，未免灭杀原来故事的趣味不少。

剧作家

杨潮观是当时最好的短剧作家。杨潮观，字宏度，号笠湖，无锡人，乾隆元年举人，曾为四川邛州的知州，与袁枚为友，著《吟风阁》。凡4卷，包含短剧32种。卷首附小序，自叙作剧的意旨。焦循《剧说》谓：“《吟风阁杂剧》中，有《寇莱公罢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抚浙江，偶演此剧。中丞痛哭，时亦为之罢宴。”实则《吟风阁》中感人的作品不止这一折。《快活山樵歌九转》《穷阮籍醉骂财神》《鲁仲连单鞭蹈海》《偷桃捉住东方朔》诸剧亦极可注意。

《偷桃》一剧尤满含着极冷隽的讽刺。当王母讯问被捉的偷桃的东方朔时那一段对话，是全剧最漂亮的，是我们在许多的传奇杂剧中所很难遇得到的：

（旦）你怎敢到我仙园偷果！

（丑）从来说，偷花不为贼。花果事同一例。

（旦）这厮是个惯贼，快拿下去鞭杀了罢！

（丑）原来王母娘娘这般小器，倒像个富家婆。人家吃你个果儿也舍不得，直甚生气！且问这桃儿有甚好处？

（旦）我这蟠桃非同小可，吃了是发白还黑，返老还童，长生不死。

（丑）果然如此，我已吃了二次，我就尽着你打，也打我不死。若打得死时，这桃又要吃他做甚！不知打我为甚来？

（旦）打你偷盗！

（丑）若讲偷盗，就是你做神仙的，惯会偷。世界上人那一个没有职事，偏你神仙避世偷闲，避事偷懒，图快活偷安，要性命偷生。不好说得，还有仙女们在人间偷情养汉。就是得道的，也是盗日月之精华，窃乾坤之秘奥。你神仙那一样不是偷来的，还嘴巴巴说打我的偷盗！我倒劝娘娘不要小器。你们神仙吃了蟠桃也长生，不吃蟠桃也长生，只管吃他做甚！不如将这一园的桃儿，尽行施舍凡间，教大千世界的人，都得长生不老，岂不是个大慈悲、大方便哩！

【锁南枝】笑仙真太无厌，果然餐来便永年，何得伊家独享！不如谢却群仙，罢了蟠桃宴，暂时破悭结世缘，与我广开园，做个大方便！

（旦）你倒说得大方。

（丑）只是我还不信哩。你说吃了发白变黑，返老还童。只看八洞神仙，在瑶池会上，不知吃了几遍，为何李岳仍然拐腿，寿星依旧白头？可不是捣鬼哩，哄人哩！

（旦）既如此，你为何又要来偷它？

（丑）我是口渴得很，随手摘二个来解解渴，说甚么偷不偷！

桂馥也是一个很好的短剧作家。桂馥（1736—1805），字未谷，曲阜人，官永平知县。杨潮观所作，半是以嬉笑怒骂的态度，来抒写自己的郁愤，桂馥所作则多为缠绵悱恻之恋情，轻喟着无可奈何。

他所作《后四声猿》，凡包含短剧4种。

《放杨枝》叙白香山年老病风，乃欲遣去素所爱马及10年相随之名妓樊素。那样的别离、那样的暮年衰颓之感，在此剧里写得很动人。后来，旧情难舍，新愁满怀，骆马卖不成，杨枝放不去，这位乐天的诗人遂又叫马夫牵马还槽，又只好与素娘共醉低歌了。

《谒府帅》叙苏东坡为凤翔判官时，屈沉下僚，上谒府帅不见事。

《题园壁》叙陆放翁娶妻唐氏，伉俪甚笃，因唐与母不相得，遂出之。唐改适赵士程。某一日，相遇于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于陆。陆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调，题园壁。唐见而和之，未几怏怏而卒。这件故事殊是一幕悲剧的好题材，此剧也把它写得很悲楚。

《投溷中》叙有名的锦囊诗人李长吉死时，遗稿俱在他的中表黄生处，不料他却因宿恨把这些诗稿都投在溷中了。

夏纶为诸剧作家中最晚年才开始作剧者，当他做第一剧时年已六十余。到了73岁时，戏剧全集才出版。夏纶字惺斋，号臞叟，钱塘人，作曲凡6种，都是有目的之教训主义的作品：

《无瑕璧》题“褒忠传奇”，叙明成祖杀铁铉事。

《杏花村》题“阐孝传奇”，叙王孝子舍身杀父仇于杏花村事。

《瑞筠图》题“表节传奇”，叙章贞母未婚守节，教子成名事。

《广寒梯》题“劝义传奇”，叙王生倾囊助人，终获高第事。

《花萼吟》题“式好传奇”，叙姚居仁与弟利仁同居友爱，利仁被陷狱，赖居仁力救出之，二人俱得显名事。

《南阳乐》则题“补恨传奇”，叙诸葛亮与司马懿战，并未死于五丈原，以其努力，终得灭了魏、吴，使蜀汉统一了天下。

这些有目的之教训传奇，不容易做得好是当然的。《南阳乐》强使死者复生，违背了最显明的史实且不说，而这种强盗式的大团圆结局，即使表演得好也是很无深味的。

在这时左右者有蒋士铨（1725—1784），字清容，一字心余，号苕生，又号藏园，铅山人，乾隆二十三年进士，官编修。诗文在当时并享盛名，有《忠雅堂集》。与袁枚、赵翼并称为“乾隆三大诗人”。卒时，年61岁。他的戏剧较诗文尤为著名，其《红雪楼九种曲》之流行于民间，与《笠翁十种曲》之流行的盛况正相同，不过笠翁的曲近于粗率，有时且邻于卑鄙，藏园的曲则细腻而秀雅，雍容而慷慨，高出于笠翁不止数倍。《九种曲》中，《香祖楼》《空谷香》《冬青树》《临川梦》《桂林霜》《雪中人》6种为长剧，《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3种为短剧。尚有《忉利天》1种，亦为短剧，今传本少见。

《香祖楼》凡32出，叙仲约礼与他的妾李若兰离合事。

《空谷香》凡30出，叙顾瓒园之妾事。这二剧都是写真挚的恋情的，以绮腻悲惋之笔出之，殊为动人。他自己说，曾在舟中，击唾壶而歌他所谱之《空谷香》，回视同舟之客，皆唏嘘，泣数行下。又说，他在剧中之刻画小人，摹写世态，乃二十载飘零阅历所助。所以一切都写得很自然、很深刻。

《冬青树》凡38出，据宋末之史实，写文天祥、谢枋得、赵子昂、汪水云诸人事。在诸传奇中，这一剧是他的最后作，于落叶打窗，风雨萧寂中，以三日之力而写成。题材是遗民的悲痛，孤臣的失意，以及帝陵植树，西台恸哭，文辞是凄丽而怒，悲愤而浩莽，所以激动了不少人的眼泪与壮气。

《雪中人》凡16出，叙吴六奇对查继佐之报恩事。

《临川梦》凡20出，叙《四梦》的作者汤显祖事，他追慕玉茗的名作，因作此以写这个大戏剧家的生平，把《四梦》中的人物，一一都搬出来与那位大作家相见。

《桂林霜》凡24出，叙清初马文毅阖家死广西之难事；这是在疟中以二十日之力成之的。他自己曾言，有人对他说：“读君《空谷香》，如饮吾越酝，虽极清冽，犹醇醴也，此文则北地烧春，其辣逾甚。”

《一片石》凡4出，《第二碑》，一名《后一片石》，凡6出，皆叙明宁王朱宸濠妃娄氏事；娄妃以谏王谋叛，投水死。当时墓地荒废，作者与诸人乃为修茔立碑。

《四弦秋》，凡4出，演白居易之名作《琵琶行》。元之马致远与明之顾大典尝前后谱此故事为《青衫泪》（马作）及《青衫记》（顾作），俱以弹琵琶之商人妇为居易旧识，因事离散，至此不意相遇，后乃终得团圆。这样的说法，真是“画蛇添足”之类，直把乐天的原文完全污损了。士铨之《四弦秋》则完全洗涤这种生旦团圆的恶习，以乐天听商妇弹琵琶，致引起自己之伤心为全剧的骨架，很可使不满于《青衫泪》诸作的读者高兴。

舒位也是本期后半叶的作家，与蒋士铨同以诗人著称于时。舒位，字立人，号铁云，大兴人。他的诗集名《瓶水斋集》，很流行于当时。他的剧本凡5种：《卓女当垆》《樊姬拥髻》《酉阳修月》及《博望访星》4种，总名《瓶笙斋修箫谱》，尚有《人面桃花》1种，我未见。舒位能吹笛、鼓琴、度曲，不失分刌，所作曲脱稿，老伶皆可按简而歌，不烦点窜。

《卓女当垆》叙卓文君奔司马相如，开张酒店，男亲涤器，女自当垆。赖县令王吉令文君父分家财之半给他们，二人始闭了酒肆，向成都去。

《樊姬拥髻》叙伶元与樊姬同话汉宫故事，因写《飞燕外传》。

《酉阳修月》叙吴刚聘请诸仙修月事。

《博望访星》叙张骞探河源，逆流而上，乃至天河，见牛、女二星事。

唐英字隽公，号蜗寄居士，官九江关监督，作剧14种：《双钉案》《梅龙镇》《女弹词》《面缸笑》《英雄报》等12种，总名为《古柏堂传奇》。而上举数种尤为舞台上所极欢迎的剧本，也有改为皮黄剧本的。

《双钉案》，又名《钓金龟》，叙张仁别母，仕于他乡。母念之，命第二子义去看望他。义钓到了一个宝物——金龟。仁妻见而欲夺之，以钉乘义睡时，贯入其顶而死之。母久候义不归，欲自到仁衙去。一夜梦义归来诉告。这个梦境写得极阴惨。后母至衙，知义冤死，赴上级官府控告。卒以仁妻抵命。问官初检验不出义致死之伤痕何在，迫仵作说出。仵作忧闷地回家，其妻告以恐怕系钉贯顶。因此，问官又连带地讯明了仵作妻杀死前夫之罪。故谓之《双钉案》。

《梅龙镇》系叙明武宗微行遇李凤姐，纳之为妃事。此剧写市井的琐事与酒女的情态很有趣，且充满了诙谐的气氛，是一出很好的喜剧。

《女弹词》写天宝宫人以弹琵琶、卖唱糊口，某一日，便把太真故事弹唱出来。听客中恰有前在御桥上偷闻《霓裳谱》的李暮，便把老宫人收留了，要她传授《霓裳》全谱。在这剧里，作者使在那衰年的老宫人的琵琶里，弹唱出最动听的开天遗事，颇有以少许胜人多许的效力。

《英雄报》叙韩信兴刘灭楚后，以千金报漂母一饭之恩，又授在淮阴市上辱他的少年以官职。项王乌江自刎的悲壮的故事，作者又把它放在信的口里唱出。

《面缸笑》也是一篇很通俗、很可发笑的喜剧。两个客人在阌乡县妓女周蜡梅处吵闹，为巡夜者捉去。蜡梅不堪其扰。她的义母劝她从良。第二天，她便到县衙要求从良。县官把她嫁给差役张才。当夜，张才即被差出县勾当。于是几个差役，及王书办、典史、县官等俱到张才处，求蜡梅续旧好，但却互相躲避，书史躲于灶中，典史躲于面缸中，到了张才忽然而回，县官却又躲到床下去。曲白都极通俗，一般人都可懂得。英之剧本，半是自己的创作，半是改作旧本，这一本便是把梆子腔改为昆调的。

张坚字漱石，江宁人，老于秀才，尝入唐英之幕，相得甚欢。作剧4种，名《玉燕堂四种曲》。

《梦中缘》叙钟心与文媚兰、阴丽娟的遇合事。

《梅花簪》叙徐苞幼与杜女以梅花簪订婚。后苞游学于外，杜氏受了无数的苦，终得团圆，御命成婚。

《怀沙记》叙屈原沉江事。

《玉狮坠》叙黄损与裴玉娥之遇合事。或把这4种曲合称为《梦梅怀玉》。

小说

在这一世纪里，著名的小说出现了不少，最著者如《红楼梦》，如《儒林外史》，如《绿野仙踪》，皆为前无古人之作。所谓短篇的笔记小说，也有袁枚与纪昀之名盛一时的两部作品——《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

《红楼梦》

《红楼梦》凡120回，与《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并称为“中国小说中的四大杰作”；《西游记》写仙佛鬼怪，写英雄历险，事迹烦多，易于写得长，《水浒传》写108个好汉陆续地聚于梁山，每个人都有一段故事可写，故也易于写得长，唯《金瓶梅》与《红楼梦》则写一家一门之事，既无足惊听闻之奇迹与历险，又无战争与艰苦之遭遇，乃能细细地写到了那么长，那么动人，真是不容易。而《红楼梦》只写十几个世事不知的富于情感的女郎，环境又复多相同，较之《金瓶梅》之写市井无赖，与十余处境各各不同、阅历各各不同之下中级妇人，其难易又不可同日而言。《红楼梦》描写之细腻，如以最小之画笔，写数十百美人于一纸，毛发衣襞，纤毫毕现，而姿态风韵一无雷同，实为诸作中之最有描写力者。

《红楼梦》之作者为曹霑，字雪芹，一字芹圃，镶黄旗汉军。祖寅、父頫俱为江宁织造。寅曾作《楝亭诗钞》，著传奇2种，并刻书10余种。清圣祖（康熙）5次南巡，曾有4次以寅之织造署为行宫。故霑幼年乃生长于豪华之环境中。后頫卸任，霑随父归北京，时约10岁。后曹氏忽衰落。中年时之霑，乃至贫居西郊，啜粥。作《红楼梦》大约即在此时。乾隆二十九年，霑卒，年四十余（1719？—1764）。

《红楼梦》之别名至多，或名《石头记》，或名《情僧录》，或名《风月宝鉴》，或名《金陵十二钗》。初为80回，当乾隆中出现于北京，立即风行一时，博得了极盛的赞声。然80回之《红楼梦》本为未完之书，于是续之者纷起，唯高鹗所补120回本最流行。高本出现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用木版排印。其他续书多泯灭。其后又有续高鹗增补之120回本的《红楼梦》者，如《后红楼梦》《红楼梦补》《续红楼梦》《红楼圆梦》《红楼再梦》《绮楼重梦》等凡十余种，大都皆欲将《红楼梦》的结束改造为大团圆的局面者，故都不足注意。

今就120回本的《红楼梦》，述其故事之大略如下。

在石头城，有一座贵族的大宅第，是为贾府，乃功臣宁国、荣国二公后人所居。袭宁公爵者为其孙敬；敬弃家学道，其子珍袭爵，殊纵欲恣横。又有一女，名惜春。珍生一子，名蓉，娶秦可卿。荣公有二孙、一孙女，长孙名赦，次名政，女名敏。赦生一子一女，子名琏，娶王熙凤，家政都由熙凤主持。女名迎春。政妻王夫人，即熙凤之姑，生二子一女，长子珠早卒，曾娶妻李纨，次子宝玉，即本书之主人翁，长女元春，选入王宫为妃，次女名探春。敏嫁给林海，中年卒，遗一女，黛玉，即本书中最重要的女主人翁。贾府中之最尊者为史太君（贾母）即赦、政之母。本书开场，即叙林黛玉到了贾府寄住，与她的表兄弟宝玉相见。又有王夫人之戚薛母及其女宝钗亦来寄住。远亲史湘云亦时来。尼妙玉，则住于后园中。

宝玉生时有奇迹，口衔玉，玉上有字。贾母极钟爱之。他殊聪慧，性格亦缠绵而多情，喜在女郎的丛伴中生活。当黛玉来贾府时，她与宝玉俱为11岁，宝钗则较长一年。宝钗性格浑厚而深沉，黛玉则为肺病患者，性殊偏急而多愁。宝玉依昵于二人之间，而视黛玉为尤厚。当元妃回家省亲，贾府特辟大观园以款宴之。大观园结构之曲折弘幽是后人所希慕不已的。宝玉及诸姊妹后俱迁入园中居住。他日与黛玉、宝钗、李纨、王熙凤、史湘云、探春、惜春乃至妙玉，赋诗宴乐，生活于轻纱红帐之中，极富荣豪华之概。许多侍儿如袭人、晴雯、紫鹃等，亦为他所昵爱。这样一个多情的美少年，这样的消耗青春于美景与女郎、舒逸与情恋之中，使他益益地增长了温润缠绵的柔情。而因此，亦时时为那柔情而生了苦闷。

但继着这样的煊赫的、美满的场面之后的，便是日趋颓败的景象。贾府之排场仍然不小，而内囊却已渐渐地感着空虚了。先之以秦可卿的自杀，随之以金钏之投井，尤二姐之吞金，宝玉所爱之侍儿晴雯，又因犯“女儿痨”而被遣出，不久即死。于是悲凉的轻雾，渐渐地笼罩于煊丽无比的大观园，渐渐地幕上了多情的宝玉的心头。

80回的《红楼梦》在这样的灰色雾中闭幕。高鹗的续本，便继续上去写着这一家贵族的颓运。宝玉失了他的通灵玉，大病了一次，黛玉的肺病也一天天地加深。元妃在宫中也染了病，不久即死。贾政欲为宝玉结婚，以黛玉羸弱，乃与宝钗订婚。这样的婚事计划，密不使宝玉知之。宝玉还以为与他对亲的一定是黛玉，不料成婚之夕，乃知新妇却是宝钗，便又病了。同时，黛玉听了宝玉结婚的消息，病益甚，日咯血。到了贾府喜气弥漫、宾客喧贺着宝玉时，凄凉地居于潇湘馆里的黛玉却凄凉不堪地死去了。后来贾赦犯了“交通外官，倚势凌弱”之罪名，奉旨查抄贾府。虽结果没有得到什么大罪，却使这个大府邸中益现出落日穷途的景象来。不久，史太君又一病而亡，妙玉则遭盗劫，不知所终。王熙凤也忧愤地死去。但宝玉的病，却为一僧所治愈。愈后，他便奋志读书，次年应乡试，以第七名中试。宝钗也有了孕。于是宝玉便亡去，不知所往。贾政葬母后回京，雪夜泊舟毗陵驿，见一人光头赤足，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向他下拜。审视知为宝玉。方时说话，忽来一僧一道，引他而去。120回的《红楼梦》便在此告了结束。

曹霑的描写力、想象力俱极丰富，高鹗的续笔也不弱。所描写的人物，凡男子235人，女子213人，个个都有极浓挚的个性，写贾母便活画出一个偏爱的席丰履厚的老妇人来，写黛玉便活画出一个性情狭小、时时无端愁闷的肺病患者的少女来，写王熙凤也便活画出一个具深沉的心计的能干少妇来，甚至于不重要的焦大、薛蟠、刘姥姥、板儿以及几个仆人的“家的”，也都写得很活泼，如我们所常遇到的真实人物。在全书的结构方面也完全摆脱了向来小说的窠臼，与那些“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书截然地换了一个世界。我们看厌了那些才子佳人书，只要一翻开了《红楼梦》，便如从灰色壁墙、粗白木椅桌、可厌的下等广告画的小室里逃出，逃到了绿的水、青的天、远望无边际的开着金花的田野，天上迅飞着可爱的黑衣燕子，水边低拂着嫩绿的柳丝的美景中似的。一般小说，所用的文字，书中人物所说的话，往往“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而我们在《红楼梦》中见的却是最自然的叙述，最漂亮的对话。

喜读《红楼梦》者既多，便有一般文人来用种种的眼光去看它，去探讨它，以为它里面必蕴藏着许多历史上的珠宝。所谓“红学”之兴，便是由此。这是《红楼梦》的大不幸，也就是读者的大不幸。我们只要一染上了这种研究的色彩，一戴上了那些索引式的眼镜，对于《红楼梦》便要索然地感到无味了。正如一位无端自扰的侦探一般，苦闷地摸索着，而得到的却是“空虚”！大抵诸说中有力者凡三：一、谓《红楼梦》系叙康熙朝之宰相明珠家事，贾宝玉即明珠子纳兰性德（俞樾诸人主张）。二、谓宝玉系指清世祖，黛玉即指董鄂妃（王梦阮、沈瓶庵主张）。三、谓系叙康熙时代之政治史，十二钗即指姜宸英、朱彝尊诸人（蔡元培主张）。这三说之外，尚有以为系演明亡痛史者，以为系演和珅家事，或以为系演清开国时六王、七王家姬事者，俱极无稽。自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以《红楼梦》里所叙的事迹，与作者曹霑的家世及生平相对照，乃扫除以上诸说，决定此书乃为作者的自叙传。“红学”之研究至此乃告一结束。作者在本书的开始，即自言：“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又有一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者固已明白地告诉大家以此书为他的自传了！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没有《红楼梦》那么婉柔的情调，没有《红楼梦》那么细腻周密的风格，然它却是一部尖利的讽刺小说，一部发挥作者的理想的小说。

作者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颖异，精于《文选》。然性豪迈，又不善治生产，不数年资财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间，曾一度被举应博学宏词科，不赴。移居金陵，为文坛之中心。晚客扬州，自号文木老人，乾隆十九年卒，年五十四。所著于本书外有《文木山房集》及《诗说》。

本书凡54回，为吴敬梓在南京时所作，后发刊于扬州。他一面指击当时颓败的士风，一面发挥他自己的理想社会与理想生活。书中人物大抵为实在的，如杜少卿即为他自己，杜慎卿为其兄青然，庄尚志为程绵庄，虞育德为吴蒙泉，余皆可指证。吴敬梓的文笔很锋利，描写力很富裕，唯见解带太多的酸气，处处维持他正统的儒家思想，颇使读者有迂阔之感。又结构也很散漫。论者谓：“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无惑每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这是极确切的批评。本书刻本颇多，有排列全书人物为“幽榜”，作为一回，加入篇末，统为56回，又有补作4回，合为60回者。

《绿野仙踪》

《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俱为写现实社会的小说，人物也多是实在的，《绿野仙踪》则一反之，专写怪幻的神仙异迹，然其笔墨之横恣可爱，使人绝不至以其荒唐无稽而弃之。

《绿野仙踪》凡80回，作者仅知为百川，而不知其真姓名，成书之时，则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书中之主人翁为冷于冰，叙他修道降怪诸奇迹，并叙其弟子温如玉、连城璧、金不换、猿不邪诸人事，也都极神奇变幻之致。全书最可爱的地方，乃在：一、首数回叙冷于冰为严嵩客，见不惯那势利的官场，又看着忠臣杨继盛的被杀，觉着富贵功名都为飘风疾雨，因决心去修道。作者写龌龊之官场，虽不过寥寥的二回，却已可抵得南亭亭长之《官场现形记》一部。第四回叙杨继盛之死，极为动人，远胜于《鸣凤记》及《表忠记》诸剧本。二、全书中叙温如玉嫖妓受欺。作者在那里把妓院的情景写得极真切，一切假情的妓女、爱钱的鸨儿、帮闲的食客，个个都写得生动异常。《花月痕》中把妓女写得太高尚了，未必是真实的人物，这书里的金钟儿、玉磬儿却是真实的人，我们随时可以遇到的。较之一般所谓“青楼小说”之《九尾龟》之流，作者所写，只有更真实。三、最后数回，叙诸弟子各入幻境，历受夸惑，作者确是用着大力量，写得异常地紧张，能使读者迷惑而随了他们入那幻境，直至最后才突然地明白。此书因有几处猥秽的描写，曾被禁止发售，近来新印本，都已将那些地方删去，然却连带地把好些描写得细腻而并不淫秽的地方也删去了，真是本书的厄运！

其他小说

在以上三大作之外，屠绅的《蟫史》也应一叙。屠绅（1744—1801），字贤书，号笏岩，江阴人。年二十即成进士，后为广州同知。年五十八，卒于北京。

《蟫史》凡20卷，主人翁为桑蠋生，即作者之自况。中叙桑蠋生佐甘鼎筑城，于地穴得异书三箧，因此，鼎乃得平定邝天龙之乱，并灭交趾。功成，二人俱身退。此书喜写幻奇之神迹，而又杂以亵语，颇平凡，没有什么可观，然好用硬语，摹古书，“成结屈之文，遂得掩凡近之意”。而实远不如前面三部小说之伟大。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为乾隆三大诗人之一。他的《子不语》（又名《新齐谐》）凡24卷，又续10卷，包含怪异之故事672篇，又续278篇，俱用洁明的文体以写之，但却大抵为片段之作，可成为短篇的有隽永的情味的小说者至少。

可与《聊斋志异》相拮抗者为纪昀之《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人，官至侍读学士，因事被谪戍乌鲁木齐。后召还，为四库全书馆之总纂官，他的毕生精力都用在《四库提要》上。嘉庆十年，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同年卒，年八十二，谥“文达”。

《阅微草堂笔记》凡5种，即《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及《滦阳续录》。风格质峭简淡，与《聊斋志异》之丰腴的风格恰相反。他喜于记事之间杂以议论，又多述因果之论，更时时托鬼狐之言谭，以致其尖利的讥刺。

同时之笔记作者至多，最有名者为吴门沈起凤之《谐铎》，凡10卷；满洲和邦额之《夜谭随录》，凡12卷；长白浩歌子之《萤窗异草》，凡12卷；临川乐钧之《耳食录》，凡20卷。

著名诗人

这时期的诗人至多，各有所树立，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为“三大家”，而厉鹗、沈德潜、赵执信、翁方纲、黄景仁、舒位、郭麐、郑燮亦博得同时的盛誉。

袁枚，钱塘人，为人通脱佚荡，颇为当世所谓学者所苛责。然在当时影响极大，俨为当时东南文坛的大领袖。他的古文与骈文俱畅达而有才气。诗主性灵之说，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故任情而言，以轻洁明白动人。因此颇被讥为浅露。所作有《随园三十六种》，今犹盛行于世。

蒋士铨之《忠雅堂诗集》，以叙事诸作见称。他能用秀丽凄郁之笔，写惊人激楚之故事，故殊动人。论者谓他的“古诗胜近体，七古尤胜。苍苍莽莽，不主故常。正如昆阳夜战，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云垂”（王昶《蒋君墓志》）。今举一例：

仙官来往天台里，父老趋迎男妇喜。居民捧舆度岞崿，绛节桃花相迤逦。老藤蟠屈寒蛟僵，万古甲子不可量。始为绕指柔，渐成百炼刚。脱身未肯附松柏，定性久已忘冰霜。敛肉入皮筋入骨，混沌花叶皆收藏。山鬼惊看避神物，飞仙偶踏行石梁。不知岁月冉冉过，但觉年命迢迢长。仙官游金庭，碧林瑶草香，不觅胡麻饭，不携采药筐，长揖天姥云：“吾友有母寿且康，愿乞此藤作鸠杖，庶几筋力如藤强。”天姥愿之笑，美哉公意厚。益臧神人斤斧乃，一举截藤九尺直以方。仙官拜赐去，洞天阒寂，山苍茫。携藤归遗小人母，堂北老亲开笑口。仙人之贻我则有，敢不拜嘉同稽首。童孙代杖可释肩，看云数雁藤周旋。掷空真化老龙去，倚壁不扰慈乌眠。老安少怀见公志，忠信作杖扶危颠。公身健劲比藤健，野狐敢近天龙禅。此藤托根本福地，由公归我数则然。摩姿后世见手泽，母寿愿与藤齐年。（《天台万年藤杖歌谢陈象臣梦说观察》）

赵翼（1726—1813），字云崧，号瓯北，阳湖人，著《瓯北集》。其诗横恣倜傥，以议论、以机警的讽刺胜。或谓他“虽不能为杜子美，于杨诚斋则有过之无不及”。他傲然地答道：“吾诗自为赵诗，何知唐、宋！”中国本少像他那样的诗，正自可独称为“赵诗”。他亦善为考证之学，著《廿二史劄记》及《陔余丛考》。今举其诗一首：

纸窗凉逼露华清，愿影萧然感易生。渐老鬓毛搀黑白，就衰筋骨验阴晴。将车送鬼穷难去，食字求仙候未成。手剔寒灯清不寐，阶前落叶报秋声。（《漫兴》）

厉鹗（1692—1753），字大鸿，号樊榭，钱塘人，著《樊榭山房集》。诗品殊清高，如绝壁孤松，自甘清泊。亦善词，清俊雅秀，为当时一大家。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人，为江南老名士，年六十六始举于乡。后为编修。相传他曾代高宗为诗，《御制集》中，半是他的代作。死年九十七。他的诗讲究格律，而伤于模拟，规行矩步，无豪迈之气。著《矢音集》及《竹啸轩诗钞》，又编《古诗源》及《五朝诗别裁集》，在当时影响极大。

赵执信（1666—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人，为王士禛之甥婿，而颇不喜士禛的神韵说，著《谈龙录》力攻之，又著《声调谱》以发诗秘。他的诗，纪昀称为“以思路镵刻为主……才力锐于王，而末流病纤小”。他的诗集，名《饴山堂集》。他最服膺常熟冯班。冯班，字定远，号钝吟，也是反对士禛之诗论的。

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大兴人，少年登第，功名显达，常数典乡试。他精于金石书画之学，诗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诚斋间。他的论诗，谓：“渔洋拈‘神韵’二字，固为超妙，但其弊恐流为空调，故特拈‘肌理’二字，盖欲以实救虚。”著《复初斋集》。今举一例：

步出长松门，犹听松涛响。路滑不容去，俯侧潭深广。奇哉玉渊字，其气雄千丈。建瓴东北来，直泻势莽莽。到此一洄漩，小作圆折养。然后万珠玑，滚滚横摩荡。划翻水晶宫，神龙击蛟蟒。精灵来会合，虚无出惚怳。谁识中粹温，玉烟浮盎盎。拈破鲵桓机，何如求象罔。（《玉渊潭》）

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武进人。生平殊清苦，年三十五，卒于远乡之客舍。诗亦如其人之清苦，洪亮吉评之为“秋虫咽露，病鹤舞风”。著《两当轩集》。又工骈文，与洪亮吉齐名，时称“洪黄”。今举其诗一首：

五剧车声隐若雷，北邙惟见冢千堆。夕阳劝客登楼去，山色将秋绕郭来。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都门秋思》）

舒位著的《瓶水斋集》，与黄仲则之《两当轩集》俱曾为读者所热烈地赞颂过。但黄诗清峭，他的诗则婉妙而含蓄。他与秀水王昙、昭文孙源湘有“三君”之称。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吴江人，著《灵芬馆集》。他的诗清幽秀峭，情趣隽永，词尤缠绵悱恻，与厉鹗同为大家。

郑燮，字板桥，福建莆田人，乾隆元年进士。有《板桥集》。他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很奇异。他是一个通俗的诗人，说起郑板桥来，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正统派的文人却很看不起他，正如他们之看不起张采、李渔一样。如今我们却不能不给他一个地位。他的诗，当然不是金镶玉砌，反之，却是明白如话，清澄如水的。在这些最浅易的诗中，他没有的是缤纷的辞华，有的却是向来诗人不常有的博大的人道精神。他为农夫呼吁，为童养媳呼吁，他反对胥吏的私刑，反对人间的一切暴政。

岂无父母来，洗泪饰欢娱。岂无兄弟问，忍痛称姑劬。疤痕掩破襟，秃发云病疏。一言及姑恶，生命无须臾。（《姑恶》）

这写得受苦无告的童养媳是如何地动人。这是中国诗人向来不曾踏到的地域！

张惠言，亦以“词”名于时。曾编《词选》，择取极精，其自作亦卓立足以自然，“常州词派”遂由他而造成。此派源深流远，至下一世纪还流风未泯。张惠言，字皋文，有《茗柯词》。

同时，黄景仁有《竹眠词》。

左寿辅字仲甫，阳湖人，有《念宛斋词》。

恽敬有《蒹塘词》。

钱季重，阳湖人，有《黄山词》。

张琦字翰风，阳湖人，有《立山词》。

李兆洛有《蜩翼词》。

丁履恒字若士，有《宛芳楼词》。

陆继辂字祁士，有《清邻词》。

金应珹字子彦，歙人，有《兰簃词》。

金式玉字朗甫，歙人，有《竹邻词》。

郑善长名抡元，歙人，有《字桥词》。

此皆列于常州词派之内者。这一派的作风，可以张惠言的《玉楼春》一首为例：

一春长放秋千静，风雨和愁都未醒。裙边余翠掩重帘，钗上落红伤晚镜。朝云卷尽雕阑暝，明月还未照孤凭。东风飞过悄无踪，却被杨花微送影。

绮腻哀艳，宛曲柔和，是他们的特色，而其失，则个性不大鲜明，少豪迈磊落之声容，无浩莽伟壮之气魄。

张惠言有甥董士锡，亦善于为词。董士锡字晋卿，有《齐物论斋词》。

又有长洲宋翔凤著《香草词》《洞箫词》，祥符周之琦著《金梁梦月词》，皆可属于这一派。

于上述诸诗人外，张问陶、王文治、王鸣盛、王昶、钱大昕、吴锡麒、金农、杭世骏诸人也很有诗名。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著《船山诗集》。

王文治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人，著《梦楼诗集》。

王鸣盛亦工于考证，著《廿一史考异》。

王昶尝增补朱彝尊之《词综》，又编《清词综》。

钱大昕亦长于考证，他的《十驾斋养新录》为后来学者所珍。

吴锡麒以骈文著。

杭世骏（1696—1773），字大宗，号堇甫，仁和人，为当时甚得称誉之大作家，其散文也很有名，著《道古堂全集》。

骈文的中兴

骈文在这个时期是经了久疲之后的中兴。自宋以后，作骈文而工、而有才气魄力者，几于绝无仅有。至此时期，则作者蜂起，而各有所长，工夫深厚而才藻缤纷，为唐以后所未有之盛况。在前世纪，已有吴兆骞、陈其年、吴绮开创风气于前。这时期则胡天游、邵齐焘、刘星炜、吴锡麒、曾燠、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汪中、吴鼒诸人。各各虎据着骈文高坛的一角，气壮而文达，辞丽而理明。

胡天游（1695—1757），字稚威，号云持，山阴人，著《石笥山房集》，其文奥博而奇肆，气象很广大。

邵齐焘（1718—1769），字荀慈，号叔宁，昭文人，著《玉芝堂集》，能于绮藻丰缛之中，存简质清刚之制。

刘星炜字映榆，武进人，著《思补堂集》。

吴锡麒字圣徵，号谷人，钱塘人，著《有正味斋集》。

曾燠字庶蕃，号宾谷，著《赏雨茅屋集》。

此三人皆与邵齐焘同时，星炜之文光洁而明显，锡麒之文深厚而委婉，宾谷之文则清莹而华妙。

邵齐焘之门下者则有洪亮吉。亮吉为文，气势甚阔大，内容亦殊充实。著《卷施阁集》。他长于经学、史学，为当时有名之学者。

孙星衍与亮吉齐名，亦以经学著，时称“孙洪”。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阳湖人，其为文风骨遒劲。著《问字堂集》及《岱南阁集》。

孔广森（1752—1786），字㧑约，号顨轩，曲阜人，亦以经学著，有《仪郑棠集》，为文亦宛曲达意。

吴鼒尝选以上八人之文，为骈文八大家。

汪中不预于八家之列，而其文却高出于他们远甚。

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都人，有《汪容甫集》。他的骈文为工至深，而才气纵横，指挥藻典，无不如意，使我们读之，如读清澈明朗之文章，而深为之感动，毫不觉得其为艰深之骈文。这真可谓之特创的“汪体”了！

吴鼒，字山尊，号抑庵，全椒人，著《夕葵书屋集》，为文沉博绮丽。亦可自成为一家。

桐城派、阳湖派

衍前期归有光之余绪的桐城派的古文，在这时期也显着异常的光芒，给后一世纪以很大的影响。桐城派古文家之中心为姚鼐，在鼐之前者，有方苞、刘大櫆。这三人皆为安徽桐城人，故世号之为“桐城派”。

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著《望溪文集》。他的古文稳重而淡远，所缺的却是才气。

刘大櫆，字耕南，号海峰，其文较方苞为尤下，无足称。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曾受业于刘大櫆。自他出来，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始光大而有影响于世。他著《惜抱轩集》，又编《古文辞类纂》，以示所谓古文之准的。姚鼐的古文也未有多大的才气，而醇厚清远是其特色。当时汉学之威风披靡一世，学者竞事考证，诋斥宋儒，鼐则颇与这个潮流相抗，以为义理、考证、辞章三者不可缺一。义理为干，然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后来桐城派诸作家皆守此训言而无违。

当时即受桐城派之影响而别成一支流者有阳湖派。这一派的中心为恽敬及张惠言。

恽敬（1757—1817），字子居，阳湖人，他著《大云山房集》，文亦清远有情致。故谓之“阳湖派”。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武进人，著《柯茗文集》。他是多方面的作家，才气殊横逸，于经学则有特长的研究，于骈文则成一大家，于词则亦成为一派而有很大的影响，于古文，亦雄伟有气魄，高出于当时古文诸子。

不以古文家著称，而善于条畅明达之风格叙写事理者，有蓝鼎元、全祖望、戴震、崔述、章学诚、焦循诸人。

蓝鼎元（1680—1733），字鹿洲，漳浦人，为官有能名。世俗所传《蓝公案》（小说）即为叙述他的政绩者。著《鹿洲集》。

全祖望（1705—1755），字谢山，鄞县人，著《鲒埼亭集》，其中史料极多。

戴震字慎修，一字东原，休宁人，为当时的经学大师，影响极大，著《戴氏遗书》。

崔述（1740—1816），字东璧，大名人，著《崔东璧遗书》，以谨慎的不苟信的态度，去研究古书古史，发现了不少前人所未见到的疑点，改正了不少前人所疏忽的错误。当时未有什么影响，近来始为时人所推许甚至。

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以《文史通义》一书博得了不朽的荣名。尝以儒者的眼光，痛诋袁枚。

焦循（1763—1820），字理堂，甘泉人，为当时经学专家之一，著《雕菰楼集》。他的《剧说》，在戏剧研究上是一部很有用的书。

戏曲作家

19世纪的中国文学，颇呈衰落之象，已不复有前一个世纪文坛之如火如荼、浩浩莽莽的气势。戏曲作者尤少，佳作更不多见，如《桃花扇》，如《红雪楼九种曲》，如《长生殿》等之名著，俱不可再睹。

戏曲作家以黄宪清、周文泉、陈烺、余治为最著，实则亦仅此数人而已。

黄宪清，字韵珊，海盐人，著《倚晴楼七种曲》。七种者，即：

《茂陵弦》，叙司马相如、卓文君事。

《帝女花》，叙明庄烈帝女长公主与周驸马事。

《脊令原》叙曾友于事，此故事原见于《聊斋志异》。

《鸳鸯镜》叙谢玉清与李闲事，此故事亦见于《池北偶谈》。

《凌波影》叙曹子建遇洛神事。

《桃谿雪》叙烈妇吴绛雪事。

《居官鉴》叙王文锡居官清正，且善绥乱事。

在这七种曲中，以《茂陵弦》及《帝女花》为最动人。相如、文君事，古来戏曲家取之为题材的不知凡几，而韵珊此作，在那些作品中却可算是上乘的。汪仲洋说：“尝读《琴心记》，恨其曲词白口，不与题称，而又抹却谏猎一节，添出唐蒙设陷，文君信诳，相如受绁诸事，可谓痴人说梦，了无理绪。读韵珊此本，不觉夙心为之一快。”此剧或名《当垆艳》，乃坊贾擅改者。

《帝女花》写明末丧乱，颇尽缠绵悱恻之致。若终于《殡玉》一出，却不失为一部很好的悲剧。试读下面一曲：

【摊破金字令】（换头）只见那东风摆柳，春寒逼绮罗，只见花啼脸粉，山蹙眉蛾，看将来无一可，料荒土垄中，也应念我。使今夜梦魂相过，还怕他更漏无多。黄昏近也人奈何！唉，灯影溶银荷，夜香散锦窝，独自个被角寒拖，枕角虚摩，回头细看，那曾见他。

那是很不坏的。不料他却再加上了一出《散花》，以最通俗的佛教观念为结束，未免枉用了好题材。他的剧本，大抵雄伟之气概不足，而绮腻清俊之风韵有余，在19世纪中国戏坛，他实是无比的一个作家。

周文泉，号练情子，嘉庆末，为邵阳县知县。曾于因公务上京之途间车中，著《补天石传奇》8种。这8种是：

《宴金台》（《太子丹耻雪西秦》），叙燕丹兴兵灭秦之事。

《定中原》（《丞相亮祚绵东汉》），叙诸葛亮灭了吴、魏二国，而统一天下。

《河梁归》（《明月胡笳归汉将》），叙汉将李陵得机会，复归汉而灭了匈奴。

《琵琶语》（《春风图画返明妃》），叙出塞之王昭君复归于汉宫。

《纫兰佩》（《屈大夫魂返汨罗江》），叙屈原复苏生而用事于楚廷。

《碎金牌》（《岳元戎凯宴黄龙府》），叙秦桧被诛死，岳飞终成灭金之大功。

《紞如鼓》（《贤使君重还如意子》），叙邓伯道终于复得有子，并不绝嗣。

《波弋香》（《真情种远觅返魂香》），叙荀奉倩夫妇终得偕老。

这些戏曲都与夏纶之《南阳乐》一样，欲竭力以文字之权威，来弥补历史上、人心上许多最足遗恨的缺憾。这种努力，当然是不足道，而且近于儿戏，而其风格与文辞自亦不会很崇高的了。

陈烺，字叔明，号潜翁，阳湖人，以盐官需次于浙江，浮沉下僚，甚不得志。所作剧本，有《玉狮堂十种曲》。这10种分为前、后二集，前5种为：《仙缘记》《海虬记》《蜀锦袍》《燕子楼》《梅喜缘》；后5种为《同亭宴》《回流记》《海雪吟》《负薪记》《错姻缘》（后5种多以《聊斋志异》中之故事为题材）。其中以《燕子楼》为最有名。

《燕子楼》叙的是唐时张建封与其爱妓关盼盼之事。此故事亦为向来剧作家所喜写者，元曲中曾有《关盼盼春风燕子楼》一种，今已不传。

黄宪清、周文泉、陈烺三人皆为传统的剧作家，以明人所用之戏曲式样与曲文来写他们的著作的，余治则是一个不同样的作者，他并不用传统的“昆曲”来组成他的剧本。他的剧本的唱白，乃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皮簧调”的式样。这使他足以自立于中国戏剧史上的一端。自他以前，所谓“今乐”的剧本，一无所有（《缀白裘》里录乱弹调剧本仅三出），自他之后，所谓“今乐”的剧本，亦无一佳者。他这部《庶几堂今乐》虽不是什么伟大著作，在皮簧戏的历史上，其重要却是空前的，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其地位亦甚重要。向来皮簧戏的剧本，不是把昆曲的流行戏改头换面，就是将梆子腔的剧本全盘抄袭。自己创作的剧本，除了这部《庶几堂今乐》，是绝无仅有的了。此书原有40种，今传于世者凡28种。如《朱砂痣》等，在今日剧场上还时时演唱着。唯作者下笔时，教训的意味太重，戏剧的兴趣未免为之减削不少耳。

《镜花缘》

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家，杰出者殊不少，其作品在近日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势力。他们各自有其独创之描写地域，这些地域乃是前人所未曾踏到的。如李汝珍的《镜花缘》，如陈森之《品花宝鉴》，如文康之《儿女英雄传》，如韩子云之《海上花列传》，都是不袭取前人一丝一线之所遗的。

《镜花缘》所写的人物，以女子为中心。中国小说，很少以女子为主人翁的，虽说有一生一旦，然生的重要性较旦不啻倍之，只有弹词中的《天雨花》之类，女子乃为作者所注重，其原因则以作者亦为女子。《镜花缘》作者却非女子，而处处乃为女子张目，这实是值得使我们看重的。

《镜花缘》之作者为李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人，曾师事凌廷堪。于音韵及杂艺，如土遁星卜象纬，以至书法弈道，都很有研究。但不甚得志，以诸生老。晚年努力作小说以自遣，历十余年才成功。道光八年有刻本出来。这部小说就是《镜花缘》。不数年，他就死了，年六十余。在《镜花缘》中，也与在《野叟曝言》中一样，作者几乎把他一生的时间都庋放在其中了。那里有一大段论音韵的文字，那是他最擅长的学问；那里有许多论学、论艺的文字，那里还有许多诗文及酒令之类，那也是他所喜的或所欲谈的东西。他把这部小说的历史背景，放在初唐武则天时代。徐敬业讨武氏失败，忠臣子弟四散，避难于他方。有唐敖者，与敬业等有旧，亦附其妇弟林之洋商舶至海外遨游。途中经历了、遇见了无数奇象异人。作者在这里几乎把全部《山海经》《神异经》都搬上书了。后敖至一山，食仙草而仙去。敖女闺臣又去寻父，不遇而返。值武后开科试才女，诸才女乃会聚京都，大事宴游。不久，勤王兵起，诸女伴又从戎于兵间，致力于讨武氏之事业。其结果，则各才女各有不同，大抵其命运都已前定。但这部小说，并不是很纯美的晶莹的水晶球。其中有的地方很不坏：有很深刻的讥刺，很滑稽的讽笑，甚至有很大胆的创见，如林之洋在女人国历受种种女子所受之苦楚，为尤可注意者；而有的地方则极疏忽，讲学问处也太冗长寡味。最坏的是后半部与前半部完全不调和。我们始读此书时，完全不会想到诸才女乃能拈刀执枪，呼风唤雨以从事于破阵杀敌的工作的。不过像这样的一部书，近代的中国却已很少见了！求全的责备也可以不必。

《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与《镜花缘》一样，也是以女子为女主人翁的。但二书的情调却完全不同。《镜花缘》以人物的繁杂、景物的诡怪著，《儿女英雄传》则人物不多，仅疏朗朗的三五个人，背景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社会。在结构上看来，《儿女英雄传》较之《镜花缘》却缜密得多。《儿女英雄传》的作者为道光中的文康。

文康为满洲镶红旗人，费莫氏，字铁仙，大学士勒保之次孙。曾为郡守，为观察。后丁忧旋里，又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卒于家。

此作凡53回，后散佚，仅存40回。今流行本亦有53回者，皆后人所补缀者。内容的大略是如此：侠女何玉凤，假名十三妹，欲对大官纪献唐报仇，因他曾杀其父。她武技至高，在各处行侠。某日，遇安骥受厄，救之出险。后纪献唐为朝廷所诛，玉凤遂归骥为妻。同时，她又媒介了张金凤为他的妻；她乃曾与他同遇难，而又同为玉凤所救者。骥后为学政。二妻各生一子。这完全是一部传奇，虽以当时社会为背景，人物却都是理想的、传奇的，如十三妹、安骥那样的人，现实的世界上是不会有的，恐仅有存于作者想象中而已。全书处处都顾及传统的道德，时时以传道者的面目与读者相见，颇使人不快。所以这部书实不是一部怎么伟大的书。或以为书中之纪献唐乃清初之怪杰年羹尧，而安骥之父乃作者之自况。人物并不虚假。然而十三妹却无论如何不会是一个真的人。但此书之特点却未尝没有，那就是：全书都以纯粹的北京话写成，在方言文学上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那样流利的京语，只有《红楼梦》里的文学可以相比。《儿女英雄传》亦有续书，那也与一般续书同样，自然较原本更劣，更不足以使我们注意。

续书而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与地位者，在这时期内，却有俞万春的《荡寇志》。说来可怪，这部书却也是以一个女子陈丽卿为主人翁的。

万春字仲华，号忽来道人，山阴人。

续70回本《水浒传》而作《结水浒传》71回，亦名《荡寇志》。万春卒于公元1849年（道光己酉），但此书则至公元1851年（咸丰元年）始由其子龙光刻出。此书本惩盗之意，由作者想象中创造了许多人物，专为擒杀荡灭梁山泊诸英雄而来。《水浒传》里的虎跳龙啸的一百单八人遂在此非死即诛，情景至为凄怖。我每读此书，总有些不愉快之感。但万春笔力颇雄健深刻，全书结构亦殊严密而浩壮，如没有那么伟大、那么活气腾腾的《水浒传》在前，这书却也可算是一部不可及的著作。

儿女小说

《镜花缘》《儿女英雄传》，都是叙“儿女”而兼叙“英雄”的，《结水浒传》则本为叙“英雄”之书，而亦间及“儿女”。《燕山外史》《品花宝鉴》《海上花列传》《青楼梦》则为专叙儿女者。

《燕山外史》为陈球作，共8卷。

陈球字蕴斋，秀水人，诸生。家贫，以卖画自给。工骈俪，喜传奇。

《燕山外史》即他以骈四俪六之文写之者。小说中，除唐张之《游仙窟》及此书外，恐更无以骈文为之者。此书成于嘉庆中，以明冯梦桢所作之《窦生传》为题材。永乐时，有窦绳祖与贫女李爱姑恋爱同居。后其父迫令就婚宦族。二人遂相绝。爱姑坠落妓家，因一侠士之玉成，遂复归绳祖。绳祖妻待之甚暴虐。二人乃相偕遁。值唐赛儿乱，又中途相失，生复归家，家已贫苦，妻亦求去。这时，爱姑忽复归，乃为其妻。是年绳祖中第，官至山东巡抚。其前求去之妻却反堕落为乳媪。最后，绳祖与爱姑皆仙去，书亦遂止。光绪初，永嘉人傅声谷曾为之作注释。此书不过如《平山冷燕》一流之佳人才子的小说而已，而又出之以骈俪，其叙写更觉处处板涩。

《品花宝鉴》为陈森作。陈森字少逸，常州人，道光中居北京，尝出入于伶人之中，因掇拾所见所闻，作为此书，刻于咸丰二年（1852年）。当时，京中士大夫，每以狎伶为务；使之侑酒，歌舞，一如妓女。此风至清末始熄。在此书中，描写此种变态的性爱，极为详尽。本为男子之伶人，如杜琴言辈，乃温柔多情如好女子，而所谓士大夫之狎伶者，则亦对他们致缠绵之情意，一如对待绝代佳人。《儒林外史》中亦有叙及伶人，取以较之此书所写者，真可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在小说中保留这个变态心理的时代者，当以此书为最重要的一部，也许便是唯一的一部。不过事实是不近人情的事实，人物是非平常的人物，虽作者尽力地去摹写，读者却难得有如对《红楼梦》诸正则的书同样的那么感兴趣。

《青楼梦》题慕真山人著，其真姓名乃俞达。

俞达字吟香，江苏长洲人，生平颇作冶游。光绪十年（1884年）以风疾卒。

《青楼梦》成于光绪四年，书中人物多为妓女，实为后来诸青楼小说之祖。其故事略如下：金挹香，工文辞，颇致缠绵于诸妓女。后掇巍科，纳五妓，一妻四妾。为余杭知府。不久，父母皆在府衙中跨鹤仙去。挹香亦入山修真。又回家度其妻妾，尽皆成仙。曩所识之36伎，原皆为“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今亦一一尘缘已满，重入仙班。故事实太偏于传奇，没有什么真实的趣味。《海上花列传》亦叙写青楼事，较之此书却高明得多了。一如木雕的佛像，板涩而无生气，一则是活泼泼的现实社会的写真，个个都是活的人；一是天上无根之浮云，一则为地上着实有据的人间写照。中国近代小说，到了像《海上花列传》之类，乃始脱尽传奇的虚妄无根的摹写，其发达实太缓慢。本来，在有了《金瓶梅》《红楼梦》之后，传奇之风便不易重炽，而不料中间乃复有许多年，许多年的传奇时代之存在！

《海上花列传》凡64回，题“云间花也怜侬著”，其真姓名为韩子云，松江人。善弈棋，嗜鸦片，旅居上海甚久。为报馆编辑，沉酣于花丛中。阅历既深，遂著此书。书中故事，大都为实有的，不复如传奇作家之向壁虚造，且人物也都是实有的，至今尚可指出其为某人某人。此书初出现于公元1892年（光绪十八年），与他书二种合印为《海上奇书三种》，每七日出一册，每册中，有此书二回，甚风行，为上海一切小说杂志之先锋。此书全用上海方言写成，大约是用上海话著书的第一部，在方言文学上占的地位极重要。此书结构极散漫，全局布置，似无预定，故事若断若续，每随社会上新发生之事故而增长其题材。此绝无结构之书，又无一定之主人翁之书，所以能吸引住读者，不使其兴趣低落者，完全由于其叙写手段之逼真，说的话，是在上海的人常听见的，说话的人也是我们所常看见的。此书在近20余年的影响极大。至今，此种结构散漫而随时掇拾社会新事以入书之小说尚时时有得出现。

英雄小说

《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诸书，则为专叙“英雄”者。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出现于光绪五年（1879年），凡120回，为石玉昆作。此书在社会上影响甚大，《彭公案》诸书皆继其轨而作者。书中之主要人物为宋包拯，即所谓包龙图者。有三侠，展昭、欧阳春、丁兆蕙，及五鼠，卢方、韩彰、徐庆、蒋平、白玉堂左右之，到处破大案，平恶盗，并定襄阳王之乱。全书结构甚完密，而事迹复诡异而多变化，文辞亦极流利而明白，因此，人物虽非真实的，事实虽为传奇的，却甚足引动读者。俞樾见此书，以为：“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乃略为改订，易名为《七侠五义》而重刊之。后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相继出现于京师，皆124回，亦皆称石玉昆原稿。

《施公案》，一名《百断奇观》，凡8卷97回，未知作者姓名，叙康熙时施世纶事；其出在《三侠五义》之先（道光十八年），而文辞殊拙直。然在一般社会上，势力亦甚大。今人无不知有黄天霸者，即无不知有《施公案》也。

《彭公案》为贪道人作，叙康熙时彭鹏事，凡24卷，100回，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版，至今尚有人在续写，已至30续，其文辞亦甚枯拙，远不及《三侠五义》。

此外，同类的书，在这时期的末年，也出版了很不少，如《万年青》《永庆升平》《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侠》《刘公案》（刘墉事）、《李公案》（李秉衡事）都是这一类的名臣断案、侠客锄奸的小说。这种传奇的盛行，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很不好的，往往使愚民钦仰空想的英雄，而忘了实际社会的情况。

《花月痕》与《镜花缘》是同类，亦为兼及“男女”“英雄”之小说。其写缠绵悱恻之恋情，则有类于《品花宝鉴》，其写多情之妓女，则有类于《青楼梦》。《花月痕》凡16卷52回，题“眠鹤主人编次”，实乃魏子安所作。

魏子安为福建闽县人，少负文名，尤工骈俪。中年以后，乃折节治程、朱之学，乡里称长者。

此书出现于咸丰戊午（1858年），或谓其人物皆有所指，或谓其中主人翁乃作者自己之写照。上半部叙韦痴珠、韩荷生游慕并州，各有所恋，亦皆为妓女。韦恋秋痕，韩恋采秋，后韦夭死，秋痕殉之。后半部则叙荷生与采秋结为夫妻，富贵显达，冠于当世，正与痴珠、秋痕之薄命成一对照。作者于前半部，写情写事，殊为着力，时时有悲凉哀怨之笔，“哀感顽艳”之评，足以当之。后半部则叙写荷生、采秋之战功，殊失之夸张，且更杂以妖异，益与前半不称。正与《镜花缘》一样，后半乃足为前半之累，使莹洁的美玉，无辜地染上了许多瑕点。

落寞诗人

诗人在这时期殊为落寞，虽有梅曾亮、张维屏、龚自珍、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金和、黄遵宪、王闿运、李慈铭诸人相继而出，而其活动的范围与气魄，影响之切深与浩大，皆不及前一时期。

梅曾亮（1786—1856），字伯言，江苏上元人，道光壬午进士，官户部郎中，有《柏枧山房集》，善古骈文，“诗则简练明白如其古文”。如：

满意家书至，开缄又短章。……尚疑书纸背，反覆再端详。（《得家书口号》）

这是很挚情的文字、很逼真的情境。

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一字南山，番禺人，道光中进士，曾官黄梅、广济知县，权南康知府，有政声。著《听松庐诗钞》及《国朝诗人徵略》。

岭南颇多诗人。有冯敏昌、胡亦常、张锦芳，号为“三子”，后锦芳又与黄丹书、黎简、吕坚并称为“岭南四家”。而维屏则这时名尤著，与林伯桐、黄乔松等七人，筑馆吟诗，号曰“七子诗坛”。

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仁和人，有《破戒草》，亦以散文有名于时。才气殊纵横，意气飞扬而声色磊落不群，其诗亦如其为人，非规绳所能范则，少年喜之者极多。下举二例：

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送刘三》）

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梦中作》四首之一）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道光中进士，官编修。精于小学，诗则颇崇拜东坡、山谷，为后来宗宋诸诗人之先声。有《东洲草堂诗钞》。

郑珍（1806—1864），字子尹，遵义人，晚号柴翁，道光中举人。其诗沉郁整严，为当时一大家，《巢经巢诗钞》乃是这时最重要的诗集之一。论者称其“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陈衍《近代诗钞》）。今举一例：

前滩风雨来，后滩风雨过。滩滩若长舌，我舟为之唾。岸竹密走阵，沙洲圆转磨。指梅呼速看，著橘怪相左。半语落上岩，已向滩脚坐。榜师打懒桨，篙律遵定课。却见上水路，去速胜于我。入舟将及旬，历此不计个。费日捉急流，险快胆欲懦。滩头心夜归，写觅强伴和。（《下滩》）

贵州僻在西方，向少文人，在这时，乃有郑珍，复有莫友芝，二人齐名，而友芝之诗实不如珍。

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道光辛卯举人。有《郘亭遗诗》。

曾国藩以起乡兵平洪秀全得大名，而于诗、于文，亦有相当之努力。在这时期的后半，他乃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人保护者与文学提倡者。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有《曾文正公诗集》，又编纂《十八家诗钞》，以示其对于古代诗人之宗向与意见。

金和（1818—1885），字弓叔，号亚匏，江苏上元人，邑增生，有《秋蟪吟馆诗钞》。论者谓可与郑珍并称为“二大家”。“其一种沉痛惨淡，阴黑气象，又过乎少陵。”此乃评其长歌，即经洪氏乱后之作品，其在乱前之作却甚妩媚可爱，如下面《雨后泛青溪》一首，即可为后者之一例：

青溪雨过湿蒙蒙，画舫轻移似碧空。芳草生时江水绿，春山明处夕阳红。榜边帘影低迎月，楼上箫声暗堕风。最是乱莺啼歇后，卷帘入在柳花中。

黄遵宪为金和、郑珍后之一大家。欲在古旧的诗体中而灌注以新鲜的生命者，在当时颇不乏人，而唯黄遵宪为一个成功的作者。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人，同治癸酉举人，官湖南按察使，有《人境庐诗集》。他的《杂感》道：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惯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琉璃，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是他的宣言，这是他的精神！在他之前，敢说这种话有几个人！再举一例：

……缅昔百年役，裂地争霸王。驱民入锋镝，倾国竭府帑。其后拿破仑，盖世气无两。胜尊天单于，败作降王长。欧洲好战场，好胜不相让……《《登巴黎铁塔》）

这里面有许多词句，都是崇古的诗人们所不敢用的。

王闿运、李慈铭同为骈文的大作家，亦同为有名的诗人。

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咸丰乙卯举人。入民国，为国史馆馆长，有《湘绮楼诗》。

李慈铭（1829—1894），字炁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光绪庚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有《越缦堂集》《白华绛跗阁诗》。

此二人皆专意拟古者，闿运尤力追汉魏六朝之作风，较之遵宪之有高视古人、独辟门户的气概者，自当为之低头。但慈铭之作，却颇雍雅有情致，如：

茗艼情怀黯淡中，熏衣生怕熟梅风。分明襟上离人泪，并向今朝发酒红。（《梅雨中至申江》）

此外，小诗人至多，如一一列举，绝非本书之所能。

诗之别派号为“词”者，专门的作者在这时也颇有几个，大都是继于张惠言他们之后的。龚自珍之词，亦甚有名，其作风豪迈而失之粗率。项鸿祚、戈载、周济、谭献、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姚燮、王锡振诸人，则或绮腻，或哀艳，或婉媚，皆未必有伟大的气魄如定庵。

项鸿祚（1798—1835），字莲生，钱塘人，著《忆云词》。

周济字保绪，号止葊，荆溪人，官淮安府教授，有《味隽斋词》。

戈载字顺卿，吴县人，著《翠微雅词》。

谭献（1832—1901），号复堂，仁和人。

许宗衡字海秋，著《玉井山馆诗余》。

蒋春霖号鹿潭，著《水云楼词》。

蒋敦复字剑人，著《芬陀利室词》。

姚燮字梅伯，著《大梅山馆集》。

王锡振字小鹤，著《茂陵秋雨词》。

今举项鸿祚一词为例：

西风已是难听，如何又著芭蕉雨。泠泠暗起，澌澌渐紧，萧萧忽住。候馆疏砧，高城断鼓，和成凄楚，想亭皋木落，洞庭波远，浑不见愁来处。此际频惊倦旅，夜初长，归程梦阻。砌蛩自叹，边鸿自唳，剪灯谁语。莫便伤心，可怜秋到，无声更苦。满寒江剩有，黄芦万顷，卷离魂去。（《水龙吟》）

散文作家

散文作家，在这时也与前代一样，仍可分为古、骈二派。古文派则衍桐城派之绪余，虽曾国藩的气魄较大，眼光较高，而亦不能自外。骈文作家，亦皆承继前代之作家而无大变动。

姚鼐为桐城派古文家之中心，其弟子有陈用光、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吴德旋、姚椿、毛岳生、姚莹，其再传弟子则有邓显鹤、邵懿辰、鲁一同、吴嘉宾、朱琦、龙启瑞等。

陈用光（1768—1835），字硕士，江西新城人，著《太乙舟文集》。

管同字异之，与曾亮同邑，著《因寄轩文集》。

刘开字方来，号孟涂，著《刘孟涂集》。

方东树字植之，桐城人，著《仪卫轩集》。

吴德旋字仲伦，宜兴人，著《初月楼诗文钞》。

姚椿字春木，娄县人，著《通艺阁集》。

毛岳生字生甫，宝山人，著《休复居文集》。

姚莹字硕甫，桐城人，著《中复堂文集》。

邓显鹤字子立，湖南新化人，著《南村草堂文钞》。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有《半岩庐遗集》。

鲁一同字通甫，江苏山阳人，著《通甫类稿》。

吴嘉宾字子序，江西南丰人，著《求自得之室文钞》。

朱琦字廉甫，号伯韩，广西桂林人，著《怡志堂文集》。

龙启瑞字翰臣，广西临桂人，著《经德堂文集》。

曾国藩、吴敏树，亦当附于桐城派，而颇自立异。曾国藩曾选《经史百家杂钞》，以矫正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浅狭。

吴敏树字南屏，湖南巴陵人，才力较国藩为弱。

继曾国藩之后者，有张裕钊、黎庶昌及吴汝纶。

张裕钊字廉卿，湖北武昌人。

黎庶昌，贵州遵义人，编《续古文辞类纂》，即全依曾氏之论以续姚氏者。

吴汝纶字挚甫，桐城人。

在这时，中国局势已大变，新的潮流已如山崩海倒般挤进来，然而受其影响以自新其生命者则无一人。

古文家刘开与梅曾亮，亦善为骈文，且卓然成大家。前时，古骈文字为敌视之二体；这时则二派已不复互相攻诋，而各自认定自己的路走去，且更有骈古兼长如梅、刘者。后来之作家，如王闿运、李慈铭、王先谦亦并皆如此。其专以骈文著称者，有董基诚、祐诚、方履篯、傅桐、周寿昌、赵铭等。

董基诚字子诜，有《子诜骈体文》，祐诚字方立，有《董方立遗书》，二人并阳湖人。

方履篯字彦闻，大兴人，有《万善花室文集》。

傅桐字味琴，泗州人，有《梧生骈文》。

周寿昌字荇农，长沙人，有《思益堂集》。

赵铭字桐孙，秀水人。

此外，不自附于某派之作家，尚有李兆洛、包世臣、俞正燮、魏源、龚自珍、俞樾、谭嗣同诸人。

李兆洛字申耆，有《养一斋文集》；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著《安吴四种》。二人并名于时。李兆洛撰《骈体文钞》，为提倡骈文甚力之一人。

俞正燮字理初，著《癸巳类稿》。

龚自珍之散文亦甚有名，浩莽不羁如其诗。

魏源字默深，与龚自珍齐名当时，著《古微堂内外集》和《海国图志》等。

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德清人，有《春在堂全集》。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人，为戊戌政变时被害六君子之一。著《仁学》等，颇有新颖之意、大胆之言。

  第十四章 

晚清文学

中国的文学，在新世纪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一方面是 旧式的作家在并不衰颓地写作着；一方面，新的作家努力于西 洋文艺的介绍，努力于新的作品的创造，这些崭新的著作与介 绍引起了古旧文坛的全盘混乱。

新世纪之小说

新世纪之小说家，承袭了传统的文格者，有李宝嘉、吴沃尧诸人。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上元人。曾在上海办《指南报》《游戏报》及《海上繁华报》。所作小说有《文明小史》及《官场现形记》，而《官场现形记》尤为有名。

《官场现形记》第三编刊行于1903年，体裁似《海上花列传》，结构极松散，然其叙写却皆为日常的生活，其人物却皆为我们日常遇见的人物，故特能逼真动人。清末为吏治最昏暗之时代，平民正苦于官，此书尽量揭发官之罪恶与私行，极讽骂之能事，故一出版即轰动一时。

吴沃尧（1867—1910），字趼人，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1903年时始为小说，成《九命奇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刊于《新小说》中。后又作《恨海》《近十年之怪现状》等。这两部“怪现状”，亦为《官场现形记》同类，乃揭发现社会之种种黑暗者，而所写范围较广，不仅限于官场。

这一类结构松散、以讽骂世人、揭发黑暗为能事的小说，在这时候发现了不少，大都皆模拟《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者，无特叙的必要。

其超出于这时的讽骂小说范围之外者，有《老残游记》及《孽海花》。

《老残游记》题洪都百炼生著，实为刘鹗的作品，出版于1906年。

刘鹗（1857—1909），字铁云，江苏丹徒人。

《老残游记》叙铁英号老残者之经历，并述其言论与所遇见的人物，时有很好的描写，时亦落于空想的叙述。

《孽海花》称东亚病夫编述，实乃曾朴所作。

曾朴字孟朴，江苏常熟人。

《孽海花》以洪钧（改名金汮）与傅彩云为主人翁，多叙当时文士逸事，叙事严整，描写也很真切，有异于当时单以讽骂为能事之小说。惜仅成20回（一本有24回，至洪钧死时为止）。后有续作者，然不及原书远甚，作者曾声明过反对这些续作。

旧的戏曲在这时作者绝少，但戏曲的研究在这时却极发达。不易见的古剧本在翻刊着，戏曲研究的资料在传播着，如王国维之《曲录》、吴梅之《顾曲麈谈》《词余讲义》等，皆为很好的参考资料。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是新世纪中很重要的一个文艺批评家，其所作《人间词话》，很有特见。

吴梅，亦善于作剧，乃是这时代里作古剧的文士的中坚。

诗人

诗人在这时代却不少，其造就也很有可述者。如郑孝胥、陈三立、陈衍、沈曾植诸人是一派，都是宗向宋诗的。此外，易顺鼎、樊增祥，却是另一派的诗人。

郑孝胥字苏盦，号太夷，福建闽侯人，有《海藏楼诗》，思精笔健，与陈三立同为旧诗人中之双璧。

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人，有《散原精舍诗》。

陈衍字石遗，福建闽侯人，有《近代诗钞》及《石遗室诗话》。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盦，浙江嘉兴人，为近代有名的学者。

易顾鼎字实甫，号哭庵，湖南龙阳人，与樊增祥齐名。

樊增祥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人。

此二人之诗，皆以清丽婉秀著，无宋诗派之沉着深刻，而时有佳句。

词人

“词”的作家，在这时亦不少，而朱祖谋、况周颐、冯煦、曹元忠、王国维等为最著。

朱祖谋字古微，编《彊村丛书》。

周颐字夔笙，广西临桂人。

冯煦字梦华，江苏金坛人。

王国维之词，作品不多，而皆为珠玉。

曹元忠字君直，江苏吴县人。

古文家

在散文作家中，桐城派作家已成强弩之末，无甚可称之作家。

林纾颇欲重振古文之颓波，然其功绩乃在翻译，却不在他的古文。林纾的译文，凡150余种，以小说为最多，史格得、狄更斯、大仲马诸人，皆由他的介绍而始为中国读者所知，可惜他不懂外国语，他的译文皆由另一人口译后由他笔述的，所以有时不大与原文吻合。

缪荃孙字筱珊，号蓻风，江阴人，有《蓻风堂文》。经他编辑的书亦不少，在当时很有影响。

严复字又陵，号几道，侯官人，以译《原富》《天演论》诸书著，在中国思想界的改造上是很有功的，他的文字亦谨严不苟，畅顺秀美。

康有为字长素，号更生，广东南海人，以提倡新学著名，在新世纪头几年的思想界很有势力。

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著《章氏丛书》，在文坛上亦为有力的人物之一。

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善作古拙之文，其古学亦甚为人所称。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有《饮冰室文集》。梁启超为有为之弟子，其文字流利畅达，声气灏大，勇于采用新语，顿使拘谨的古文界，为之放一线新的光明。其论列时事之文尤为明白易晓，可为中国新闻文学之祖。

文学改革

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月刊上发表他的《文学改革论》后，中国的文坛起了一个大变动。文字从拘谨的古文、对偶的骈文，一变而为活泼泼的运用现代人的言语的语体文。文体从固定的小说、戏曲、诗、词的旧格律下解放了，而为自由的尽量发挥作者个性、尽量采纳外来影响的新的文体。这是一个极大的改革，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在这个新运动正在进行。新的诗人、小说家、戏曲家，都在努力于写作他们的著作。虽然没有什么大杰作可见，然这条新路，却无疑是引他们进了成功之宫的一条大路。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必将为一个空前灿烂的新时代。本书即终止于这个希望、这个预言中。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这套常识丛书所选书目包括沈从文、林徽因、胡适等民国大家的作品，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民国时的语言表达与行文风格，已经不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民国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历史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都制定了一个相对严谨的校正标准与流程。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文外，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现代通用简体字。

三、错误的字词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正。如：“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回复”改“恢复”等。

四、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做”“作”，“那”“哪”，“么”“吗”等。

五、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琅邪”改“琅琊”，“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起始”改“开始”等。

六、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尽量统一。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亚刺伯”改“阿拉伯”，“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各篇中标题、落款、注释等，统一编辑处理。

自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只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部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部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已述及了。

此部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部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部，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谬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1939年）
吕思勉识

绪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们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吗？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已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已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已往的事，通统记牢呢？

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已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负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

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传》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吗？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是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要着重于政治，而更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

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其手和足的作用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行进。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而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

动物也有进化，但它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需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源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个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个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个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在；（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

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

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个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个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

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不断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预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

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它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第一章

婚姻

《易经》的《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是古代哲学家所推想的社会起源。他们以为隆古的社会，亦像后世一般，以一夫一妇为基本，成立一个家庭，由此互相联结，成为更大的组织。此等推想，确乎和我们根据后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的脾胃相合。所以几千年来，会奉为不刊之典。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却大是一个疑问了。

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几千年，社会的情形，却已大有改变了。设使我们把历史抹杀了，根据现在的情形，去臆测周、秦、汉、魏、唐、宋时的状况，那给研究过历史的人听了，一定是一场大笑话，何况邃古之事，去今业已几万年几十万年呢？不知古代的真相，而妄以己意推测，其结果，必将以为自古至今，不过如此，实系因缘起灭的现象，都将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更。这就将发生许多无谓的争执，不必要的保守，而进化的前途被其阻碍了。所以近几十年来，史前史的发现，实在是学术上的一个大进步。而其在社会组织方面，影响尤大。

据近代社会学家所研究：人类男女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禁例的。其后社会渐有组织，依年龄的长幼，分别辈行。当此之时，同辈行之男女，可以为婚，异辈行则否。更进，乃于亲族之间，加以限制。最初是施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后来渐次扩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准为婚，就成所谓氏族了。此时异氏族之间，男女仍是成群的，此一群之男，人人可为彼一群之女之夫；彼一群之女，人人可为此一群之男之妻，绝无所谓个别的夫妇。其后禁例愈繁，不许相婚之人愈多。于是一个男子，有一个正妻；一个女子，有一个正夫。然除此之外，尚非不许与其他的男女发生关系。而夫妻亦不必同居；其关系尚极疏松。更进，则夫妻必须同居（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关系更为永久，遂渐成后世的家庭了。所以人类的婚姻，是以全无禁例始，逐渐发生加繁其禁例，即缩小其通婚的范围，而成为今日的形态的。以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原始的男女关系，实属错误。

主张一夫一妻的家庭，为男女原始关系的形态的，不过说：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猿猴已有家庭，何况人类？然谓猿猴均有家庭，其观察本不正确（详见李安宅译《两性社会学》附录《近代人类学与阶级心理》第四节。商务印书馆本）。即舍此勿论，猿猴也是人类祖先的旁支，而非其正系。据生物学家之说，动物的聚居，有两种形式：一如猫虎等，雌雄同居，以传种之时为限；幼儿成长，即与父母分离，是为家庭动物。一如犬马等，其聚居除传种外，兼以互相保卫为目的；历时可以甚久，为数可以甚多，是为社群动物。人类无爪牙齿角以自卫，倘使其聚居亦以家庭为限，在隆古之世，断乎无以自存；而且语言也必不会发达。所以原始人类的状况，我们虽不得而知，其为社群而非家庭，则殆无疑义。猿类的进化不如人类，以生物界的趋势论，实渐走上衰亡之路，怕正以其群居本能，不如人类之故。而反说人类的邃初，必与猿猴一样，实未免武断偏见了。何况人类的性质，如妒忌及性的羞耻等，均非先天所固有（此观小孩便可知。动物两性聚居，只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两种形式，人类独有一妻多夫，尤妒忌非先天性质之明证）；母爱亦非专施诸子女等。足以证明其非家庭动物的，还很多呢。

现代的家庭，与其说是源于人的本性，倒不如说是源于生活情形（道德不道德的观念，根于习惯；习惯源于生活）。据社会学家所考究：在先史时期，游猎的阶级极为普遍。游猎之民，都是喜欢掠夺的，而其时可供掠夺之物极少，女子遂成为掠夺的目的。其后虑遭报复，往往掠夺之后，遗留物件，以为交换。此时的掠夺，实已渐成为贸易。女子亦为交换品之一。是为掠夺的变相，亦开买卖的渊源。掠夺来的女子，是和部族中固有的女子地位不同的。她是掠夺者的奴隶，须负担一切劳役。此既足以鼓励男子，使之从事于掠夺，又婚姻之禁例渐多，本部族中的女子，可以匹合者渐少，亦益迫令男子从事于向外掠夺。所以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与满足性欲，实无多大关系。原始人除专属于他的女子以外，满足性欲的机会，正多着呢。

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

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导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盈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买卖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

以上所述，都是社会学家的成说。返观我国的古事，也无乎不同。《白虎通义·三皇篇》说，古代的人，“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这正是古代的婚姻，无所谓夫妇的证据。人类对于男女性交毫无限制的时代，去今已远，在书本上不易找到证据。至于辈行婚的制度，则是很明白无疑的。《礼记·大传》说宗子合族之礼道：“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这正是古代婚姻但论辈行一个绝好的遗迹。

所谓同姓，是指父系时代本氏族里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太爷、老爷、少爷们。异姓，郑《注》说：“谓来嫁者”，就是老太太、太太、少太太们。从宗，是要依着血系的支分派别的，如先分为老大房、老二房、老三房，再各统率其所属的房分之类，参看下章自明。主名，郑《注》说：“主于妇与母之名耳。”谓但分别其辈行，而不复分别其支派。质而言之，就是但分为老太太、太太、少太太，而不再问其孰为某之妻，孰为某之母。“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译作现在的话，就是：“把弟媳妇称为少太太，算作儿媳妇一辈，那嫂嫂难道可称为老太太，算作母亲一辈吗？”如此分别，就可以称为男女有别，可见古代婚姻，确有一个专论辈行的时代，在周代的宗法中，其遗迹还未尽泯。

夏威夷人对于父、伯叔父、舅父，都用同一的称呼。中国人对于舅，虽有分别，父与伯叔父，母与伯叔母，从母，也是没有分别的。伯父只是大爷，叔父、季父，只是三爷、四爷罢了。再推而广之，则上一辈的人，总称为“父兄”，亦称“父老”。“老”与“考”为转注（《说文》），最初只是一语，而“考”为已死之父之称。下一辈则总称“子弟”。《公羊》何《注》说：“宋鲁之间，名结婚姻为兄弟。”（僖公二十五年）可见父母兄弟等，其初皆非专称。

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家说：这不是野蛮人不知道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乃是知道了而对于他们仍用同一的称呼。殊不知野蛮人的言语，总括的名词虽比我们少，个别的名词却比我们多。略知训诂的人皆知之（如古鸟称雌雄，兽称牝牡，今则总称雌雄，即其一例）。既知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而仍用同一的称呼，这在我们，实在想不出这个理由来。难者将说：父可以不知道，母总是可以知道的，为什么母字亦是通称呢？殊不知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生物学上的母虽只一个，社会学上的母，在上一辈中，是很普遍的。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生物学上的母，实在是无甚关系的，又何必特立专名呢？然则邃初所谓夫妇之制和家庭者安在？《尔雅·释亲》：兄弟之妻，“长妇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妇为姒妇”，这就是现在的妯娌。而女子同嫁一夫的，亦称先生者为姒，后生者为娣。这也是辈行婚的一个遗迹。

社会之所以有组织，乃是用以应付环境的。其初，年龄间的区别，实在大于两性间的区别（后来受文化的影响，此等区别，才渐渐转变。《商君书·兵守篇》说，军队的组织，以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其视年龄的区别，仍重于两性的区别）。所以组织之始，是按年龄分阶层的。而婚姻的禁例，亦起于此。到后来，便渐渐依血统区别了。其禁例，大抵起于血缘亲近之人之间。违犯此等禁例者，俗语谓之“乱伦”，古语则谓之“鸟兽行”，亦谓之“禽兽行”。惩罚大抵是很严重的。至于扩而充之，对母方或父方有血缘关系之人，概不许结婚，即成同姓不婚之制（中国古代的姓，相当于现在社会学上所谓氏族，参看下章）。

同姓不婚的理由，昔人说是“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郑叔詹说）。“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同上，昭公七年郑子产说）又说是同姓同德，异姓异德（《国语·晋语》司空季子说），好像很知道遗传及健康上的关系的。然（一）血族结婚，有害遗传，科学上的证据古人未必知；（二）而氏族时代所谓同姓，亦和血缘远近不符；（三）至谓其有害于健康，当时更无此说。然则此等都是后来附会之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理由。以实际言，此项禁例，所以能维持久远的，大概还是由于《礼记·郊特牲》所说的“所以附远厚别”。因为文化渐进，人和人之间，妒忌之心，渐次发达，争风吃醋的事渐多，同族之中，必有因争色而致斗乱的，于是逐渐加繁其禁例，最后，遂至一切禁断。而在古代，和亲的交际，限于血缘上有关系的人。异姓间的婚姻，虽然始于掠夺，其后则渐变为买卖，再变为聘娶，彼此之间，无复敌意，而且可以互相联络了。试看春秋战国之世，以结婚姻为外交手段者之多，便可知《礼记·郊特牲》“附远”二字之确。这是同姓不婚之制，所以逐渐普遍，益臻固定的理由。及其既经普遍固定之后，则制度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威权，更不必要什么理由了。

妒忌的感情，是从何而来的呢？前文不是说，妒忌不是人的本性么？然两性间的妒忌，虽非人之本性，而古人大率贫穷，物质上的缺乏，逼着他不能不生出产业上的嫉妒来。掠夺得来的女子，既是掠夺者的财产，自然不能不努力监视着她。其监视，固然是为着经济上的原因，然他男子设或与我的奴隶发生性的关系，就很容易把她带走，于是占有之欲，自物而扩及于人，而和此等女子发生性的关系，亦非得其主人许可，或给以某种利益，以为交换不可了（如租赁、借贷、交换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庆封与卢蒲嫳易内；昭公二十八年，祁胜与邬臧通室；现在有等地方，还有租妻之俗，就是这种制度的遗迹）。再进，产业上的妒忌，渐变成两性间的妒忌，而争风吃醋之事遂多。内婚的禁忌，就不得不加严，不得不加密了。所以外婚的兴起和内婚的禁止，也是互为因果的。

掠夺婚起于游猎时代，在中国古书上，也是确有证据的。《礼记·月令》《疏》引《世本》说：太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托诸太昊，虽未必可信，而俪皮是两鹿皮，见《公羊》庄公二十二年何《注》，这确是猎人之物。古婚礼必用雁，其理由，怕亦不过如此。又婚礼必行之昏时，亦当和掠夺有关系。

中国农业起于女子，捕鱼在古代，亦为女子之事，说见第十一章。农渔之民，都是食物饶足，且居有定地的，畋猎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少，男子在经济上的权力不大，所以“服务婚”之制，亦发生于此时。赘婿即其遗迹。

《战国·秦策》说：太公望是齐之逐夫，当即赘婿。古代此等婚姻，在东方，怕很为普遍的。《汉书·地理志》说：齐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下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把此等风俗的原因归诸人君的一道命令，其不足信，显而易见。其实齐襄公的姑姊妹不嫁，怕反系受这种风俗的影响吧？《公羊》桓公二年，有楚王妻媦之语（何《注》：媦，妹也）。可见在东南的民族，内婚制维持较久。

《礼记·大传》说：“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庶姓见下章），而戚单于下（单同殚），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族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则男系同族，永不通婚，只是周道。自殷以上，六世之后，婚姻就可以通的。殷也是东方之国。

《汉书·地理志》又说燕国的风俗道：“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不知燕丹的举动，系受风俗的影响，反以为风俗源于燕丹，亦与其论齐襄公同病。而燕国对于性的共有制维持较久，则于此可见。燕亦是滨海之地。然则自东南互于东北，土性肥沃，水利丰饶，农渔二业兴盛之地，内婚制及母系氏族，都是维持较久的。父系氏族，当起于猎牧之民。此可见一切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

人类对于父母亲族，总只能注意其一方，这是无可如何的。所以在母系氏族内，父方的亲族，并不禁止结婚；在父系氏族内，母方的亲族亦然，且有两个氏族，世为婚姻的。中国古代，似亦如此。所以夫之父与母之兄弟同称（舅），夫之母与父之姊妹同称（姑）。可见母之兄弟，所娶者即父之姊妹（并非亲姊妹，不过同氏族的姊妹行而已）。而我之所嫁，亦即父之氏族中之男子，正和我之母与我之父结婚同。

古代氏族，又有在氏族之中，再分支派的。如甲乙两部族，各分为一二两组。甲一之女，必与乙二之男结婚，生子则属于甲二。甲二之女，必与乙一之男结婚，生子则属于甲一。乙组的女子亦然（此系最简单之例，实际还可以更繁复）。如此，则祖孙为同族人，父子则否。中国古代，似亦如此。所以祭祀之礼：“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礼记·曲礼》）“殇与无后者，必从祖祔食，而不从父祔食。”（《礼记·曾子问》）

近亲结婚，在法律上本有禁令的，并不限于父系。如《清律》：“娶己之姑舅两姨姊妹者，杖八十，并离异。”即是。然因此等风俗，根深蒂固，法律就成为具文了。

古代所谓同姓，是自认为出于同一始祖的（在父系氏族，则为男子；在母系氏族，则为女子），虽未必确实，他们固自以为如此。同姓与否和血缘的远近，可谓实无关系。然他们认为同姓则同德，不可结婚，异姓则异德，可以结婚，理由虽不确实，办法尚觉一致。至后世所谓同姓，则并非同出于一源；而同出于一源的，却又不必同姓。如王莽，以姚、妫、陈、田皆黄、虞后，与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与四姓相嫁娶（《汉书·莽传》），而王、孙咸，以得姓不同，其女转嫁为莽妻（《汉书·传》）。此等关系，后世都置诸不论了。所谓同姓异姓，只是以父系的姓，字面上的同异为据，在理论上，可谓并无理由，实属进退失据。此因同姓不婚之制，已无灵魂，仅剩躯壳之故。总而言之，现在的所谓姓氏，从各方面而论，都已毫无用处，不过是社会组织上的老废物罢了。参看下章自明。

婚礼中的聘礼，即系买卖婚的遗迹，古礼称为“纳征”。《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曲礼》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则买妾是真给身价的，聘妻虽具礼物，不过仅存形式，其意已不在于利益了。古代婚礼，传于后世的，为《仪礼》中的《士昏礼》。其节目有六：即（一）纳采（男氏遣使到女氏去求婚）；（二）问名（女氏许婚之后，再请问许婚的是哪一位姑娘？因为纳采时只申明向女氏的氏族求婚，并未指明哪一个人之故）；（三）纳吉（女氏说明许婚的系哪一位姑娘之后，男氏归卜之于庙。卜而得吉，再使告女氏）；（四）纳征（亦谓之纳币。所纳者系玄束帛及俪皮）；（五）请期（定吉日。吉日系男氏所定，三请于女氏，女氏不肯定，然后告之）；（六）亲迎（新郎亲到女氏。执雁而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女父带着新娘出来，交结他。新郎带着新娘出门。新娘升车，新郎亲为之御。车轮三转之后，新郎下车，由御者代御。新郎先归，在门首等待。新娘车至，新郎揖之而入。如不亲迎的，则新郎三月后往见舅姑。亲迎之礼，儒家赞成，墨家是反对的，见《礼记·哀公问》《墨子·非儒篇》）。是为六礼。

亲迎之夕，共牢而食，合卺而酳（古人的宴会，猪牛羊等，都是每人一份的。夫妻则两个人合一份，是谓同牢。把一个瓢破而为两，各用其半，以为酒器，是为合卺。这表示“合体，同尊卑”的意思）。其明天，“赞妇见于舅姑”。又明天，“舅姑共飨妇”。礼成之后，“舅姑先降自西阶（宾阶），妇降自阼阶”（东阶，主人所行。古人说地道尊右，故让客人走西阶）。表明把家事传给他，自己变作客人的意思。此礼是限于适妇的，谓之“著代”，亦谓之“授室”。若舅姑不在，则三月而后庙见。《礼记·曾子问》说：“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诸侯嫁女，亦有致女之礼，于三月之后，遣大夫操礼而往，见《公羊传》成公九年。何《注》说：“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然则古代的婚礼，是要在结婚三个月之后，才算真正成立的。若在三月之内分离，照礼意，还只算婚姻未完全成立，算不得离婚。这也可见得婚姻制度初期的疏松。

礼经所说的婚礼，是家族制度全盛时的风俗，所以其立意，全是为家族打算的。《礼记·内则》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可见家长权力之大。《昏义》说：“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也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尤可见娶妇全为家族打算的情形。《曾子问》说：“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这是我们容易了解的。又说：“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此意我们就不易了解了。原来现代的人，把结婚看作个人的事情，认为是结婚者的幸福，所以多有欢乐的意思。古人则把结婚看作为家族而举行的事情。儿子到长大能娶妻，父母就近于凋谢了，所以反有感伤的意思。《曲礼》说：“昏礼不贺，人之序也”，也是这个道理。此亦可见当时家族主义的昌盛，个人价值全被埋没的一斑。

当这时代，女子遂成为家族的奴隶，奴隶是需要忠实的，所以贞操就渐渐地被看重。“贞妇”二字，见于《礼记·丧服四制》。春秋时，鲁君的女儿，有一个嫁给宋国的，称为宋伯姬。一天晚上，宋国失火，伯姬说：“妇人夜出，必待傅姆。”（傅姆是老年的男女侍从。必待傅姆，是不独身夜行，以避嫌疑的意思。）傅姆不至，不肯下堂，遂被火烧而死。《春秋》特书之，以示奖励（《公羊传》襄公三十年）。

此外，儒家奖励贞节之说，还有许多，由刘向的《列女传》可知。刘向是治鲁诗的，《列女传》中，有许多是儒家相传的诗说。秦始皇会稽刻石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管子·八观篇》说：“闾闬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矣。”又说：“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无自正矣。”（《汉书·地理志》说：郑国土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这即是秦始皇所谓防隔内外。乃是把士大夫之家，“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的制度（见《礼记·内则》），推广到民间去。再嫁未必能有什么禁令，不过宣布其是倍死不贞，以示耻辱，正和奖励贞节，用意相同。寄豭是因奸通而寄居于女子之家的，杀之无罪；妻为逃嫁，则子不得母；其制裁却可谓严厉极了。压迫阶级所组织的国家，其政令，自然总是助压迫阶级张目的。

虽然如此，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古代疏松的婚姻制度，到底非短期间所能使其十分严谨的。所以表现于古书上的婚姻，要比后世自由得多。《左传》昭公元年，载郑国徐吾犯之妹美，子南业经聘定了她，子皙又要强行纳聘。子皙是个强宗，国法奈何不得他。徐吾犯乃请使女自择，以资决定。这虽别有用意，然亦可见古代的婚嫁，男女本可自择。不过“男不亲求，女不亲许”（见《公羊传》僖公十四年），必须要有个媒妁居间；又必须要“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礼记·曲礼》），以资证明罢了。

婚约的解除，也颇容易。前述三月成妇之制，在结婚三个月之后，两边的意见觉得不合，仍可随意解除，这在今日，无论哪一国，实都无此自由。至于尚未同居，则自然更为容易。《礼记·曾子问》说：“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娶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一方等待三年，一方反可随意解约，实属不近情理。迂儒因生种种曲说。其实这只是《礼记》文字的疏忽。孔子此等说法，自为一方遭丧而一方无意解约者言之。若其意欲解约，自然毫无限制。此乃当然之理，在当日恐亦为常行之事，其事无待论列，故孔子不之及。记者贸然下了“而弗敢嫁，礼也”六字，一似非等待不可的，就引起后人的误会了。

离婚的条件，有所谓“七出”，亦谓之“七弃”，（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又有所谓“三不去”，（一）尝更三年丧不去；（二）贱娶贵不去；（三）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与“五不娶”并列，（一）丧妇长女；（二）世有恶疾；（三）世有刑人；（四）乱家女；（五）逆家女。见于《大戴礼记·本命篇》，和《公羊》庄公二十七年何《注》，皆从男子方面立说。此乃儒家斟酌习俗，认为理所当然，未必与当时的法律习惯密合。

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种种条件，为法律习惯所认许的，不过无传于后罢了。观汉世妇人求去者尚甚多（如朱买臣之妻等），则知古人之于离婚，初不重视。夫死再嫁，则尤为恒事。这是到宋以后，理学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节，上流社会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并不如此。《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现在讲究旧礼教的迂儒所乐道的。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乃是说不得以妻为妾，并非说夫死不嫁。《白虎通义·嫁娶篇》引《郊特牲》，并无“故夫死不嫁”五字，郑《注》亦不及此义，可见此五字为后人所增。郑《注》又说“齐或为醮”，这字也是后人所改的。不过郑氏所据之本，尚作“齐”字，即其所见改为“醮”字之本，亦尚未窜入“故夫死不嫁”五字罢了。此可见古书逐渐窜改之迹。

后世男子的权利，愈行伸张，则其压迫女子愈甚。此可于其重视为女时的贞操，及其贱视再醮妇见之。女子的守贞，实为对于其夫之一种义务。以契约论，固然只在婚姻成立后，持续时为有效，以事实论，亦只需如此。所以野蛮社会的风俗，无不是如此的，而所谓文明社会，却有超过这限度的要求。此无他，不过男权社会的要求，更进一步而已。

女子离婚，在后世本较古代为难，因为古代的财产带家族共有的意思多，一家中人，当然都有享受之份。所以除所谓有所受无所归者外，离婚的女子，都不怕穷无所归。后世的财产，渐益视为个人所有，对于已嫁大归之女，大都不愿加以扶养；而世俗又贱视再醮之妇，肯娶者少；弃妇的境遇，就更觉凄惨可怜了。

法律上对于女子，亦未尝加以保护。如《清律》：“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似乎是为无所归的女子特设的保护条文。然追还完聚之后，当如何设法保障，使其不为夫及夫之家族中人所虐待，则绝无办法。又说：“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不相和谐，即可离异，似极自由。然夫之虐待其妻者，大都榨取其妻之劳力以自利，安能得其愿离？离婚而必以两愿为条件，直使被虐待者永无脱离苦海之日。而背夫私逃之罪，则系“杖一百，从夫嫁卖”。被虐待的女子，又何以自全呢？

彻底言之：现在所谓夫妇制度，本无维持之价值。然进化非一蹴所可几，即制度非旦夕所能改。以现在的立法论，在原则上当定：（一）离婚之诉，自妻提出者无不许。（二）其生有子女者，抚养归其母，费用则由其父负担。（三）夫之财产中，其一部分应视为其妻所应得，离婚后当给予其妻。（四）夫妻异财者勿论。其同财者，嫁资应视为妻之私财，离婚时给还其妻；其业经销用者应赔偿。这固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然在今日，立法上亦只得如此了。而在今日，立法上亦正该如此。

古书中所载的礼，大抵是父系家庭时代的习惯风俗。后世社会组织，迄未改变，所以奉其说为天经地义。而因此等说法被视为天经地义之故，亦有助于此制度之维持。天下事原总是互为因果的。但古书中的事实，足以表示家族主义形成前的制度亦不少，此亦不可不注意。《礼记·礼运》：“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管子·幼官篇》亦有“合男女”之文。合男女，即《周官》媒氏及《管子·入国篇》的合独之政。《周官》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谓不备聘娶之礼，说见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合独为九惠之政之一。其文云：“取鳏寡而和合之，与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实男女妃合，不由家族主持，而由部族主持之遗迹。其初盖普遍如此。到家族发达之后，部族于通常之结婚，才置诸不管，而只干涉其违法者，而救济其不能婚嫁者了。

当男女婚配由部族主持之世，结婚的年龄，和每年中结婚的季节，都是有规定的。婚年：儒家的主张，是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曲礼》《内则》等篇，都是如此。《大戴礼记·本命篇》说，这是中古之礼。太古五十而室，三十而嫁。《墨子》（《节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则说男二十而娶，女十五而嫁。结婚的年龄，当然不能斠若画一。王肃说：男十六而精通，女十四而能化，自此以往，便可结婚；所谓三十、二十等，乃系为之极限，使不可过。又所谓男三十，女二十，不过大致如此，并非必以三十之男，配二十之女。其说自通（见《诗·摽有梅疏》）。《大戴礼》说：三十而室，二十而嫁，天子庶人同礼。《左传》说：天子十五而生子；三十而室，乃庶人之礼（《五经异义》）。贵族生计，较庶人为宽裕，结婚年龄，可以提早，说亦可通。

至《墨子》《韩非子》之说，则系求蕃育人民之意，古代此等政令甚多，亦不足怪。所可怪者，人类生理今古相同，婚配的要求，少壮之时，最为急切，太古时何以能迟至五十、三十？案：罗维（Robert H. Lowie）所著的《初民社会》（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本），说巴西的波洛洛人（Bororo），男女性交和结婚，并非一事。当其少年时，男女之间，早已发生性的关系，然常是过着浪漫的生活，并不专于一人。倒是年事较长，性欲较淡，彼此皆欲安居时，才择定配偶，相与同居。按人类的性质，本是多婚的。男女同居，乃为两性间的分工互助，实与性欲无甚关系。波洛洛人的制度，实在是较为合理的。

社会制度，往往早期的较后期的为合理（这是因已往的文化，多有病态，时期愈晚，病态愈深之故）。中国太古之世，婚年较晚的理由，也可以借鉴而明了。人类性欲的开始，实在二七二八之年。自此以往，更阅数年，遂臻极盛（此系中国古说，见《素问·上古天真论》《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说皆同），根于生理的欲念，宜宣泄不宜抑压。抑压之，往往为精神病的根源。然后世将经济上的自立，责之于既结婚的夫妇，则非十余龄的男女所及；又教养子女之责，专由父母任之，亦非十余龄的男女所能；遂不得不将结婚的年龄展缓。在近代，并有因生计艰难，而抱独身主义的。性欲受抑压而横溢，个人及社会两方面，均易招致不幸的结果。这亦是社会制度与人性不能调和的一端。倘使将经济及儿童教养的问题和两性问题分开，就不至有此患了。所以目前的办法在以节育及儿童公育，以救济迟婚及独身问题。结婚的季节，《春秋繁露》说：“霜降逆女，冰泮杀止。”（《循天之道篇》）《荀子》同（《大略篇》）王肃说：自九月至正月（见《诗·绸缪疏》）。其说良是。古人冬则居邑，春则居野（参看第六、第十四章）。结婚的月份，实在是和其聚居的时期相应的。仲春则婚时已过，至此而犹不克婚，则其贫不能备礼可知，所以奔者不禁了。

多妻之源，起于男子的淫侈。生物界的事实，两性的数目，常大略相等。婚姻而无禁例，或虽有禁例而不严密则已，若既限定对于法定的配偶以外，不许发生性的关系，而又有若干人欲多占异性为己有，则有多占的人，即有无偶的人。所以古今中外，有夫妇之制的社会，必皆以一夫一妻为原则。但亦总有若干例外。

古代贵族，妻以外发生性的关系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妻家带来的，谓之“媵”；一种是自己家里所固有的，谓之“妾”（后世媵之实消灭，故其名称亦消灭，但以妾为配偶以外发生性的关系之人之总称）。“媵”之义为送，即妻家送女的人（并不限于女子，如伊尹为有莘氏媵臣是），与婿家跟着新郎去迎接新娘的御相同。媵御的原始，实犹今日结婚时之男女傧相，本无可发生性的关系的理由。后来有特权的男子，不止娶于一家，正妻以外的旁妻，无以名之，亦名之曰“媵”，媵遂有正妻以外之配偶之义。

古代的婚姻，最致谨于辈行，而此规则，亦为有特权者所破坏。娶一妻者，不但兼及其娣，而且兼及其侄，于是有诸侯一娶九女之制。取一国则二国往媵，各以侄娣从。一娶九女之制，据《白虎通义·嫁娶篇》说，天子与诸侯同。亦有以为天子娶十二女的，如《春秋繁露·爵国篇》是。此恐系以天子与诸侯同礼为不安而改之。

其实在古代，天子诸侯，在实际上，未必有多大的区别。《礼记·昏义》末节说：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案：《昏义》为《仪礼·士昏礼》之传，传文皆以释经，独《昏义》此节，与经无涉；文亦不类传体；其说在他处又无所见；而适与王莽立后，备和、嫔、美、御，和人三，嫔人九，美人二十七，御人八十一之制相合（见《汉书·莽传》），其为后人窜入，自无可疑。《冠义》说：“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五十而后娶，其为再娶可知。诸侯以一娶九女之故，不得再娶（《公羊》庄公十九年）。大夫若亦有媵，安得再娶？管氏有三归，孔子讥其不俭（《论语·八佾》：包成云：三归，娶三姓女），即系讥其僭人君之礼。所以除人君以外，是决无媵的。

至于妾，则为家中的女子，得与家主相接之义。家族主义发达的时代，门以内的事情，国法本不甚干涉。家主在家庭中的地位，亦无人可以制裁他。家中苟有女奴，家主要破坏她的贞操，自无从加以制裁。所以有妾与否，是个事实问题，在法律上，或者并无制限。然古代依身份而立区别的习惯，是非常之多的，或有制限，亦未可知。后世等级渐平，依身份而立区别的习惯，大半消除，娶妾遂成为男子普遍的权利了。虽然如此，法律上仍有依身份之贵贱，而定妾之有无多寡的。如《唐书·百官志》：亲王有孺人二，媵十；二品媵八；国公及三品媵六；四品媵四；五品媵三。《明律》：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违者笞四十。但此等法律，多成具文，而在事实上，则多妻之权利，为富者所享受。适庶之别，古代颇严。因为古代等级，本来严峻，妻和妾一出于贵族，一出于贱族，其在社会上的身份，本相悬殊之故。后世等级既平，妻妾之身份，本来的相差，不如前代之甚，所以事实上贵贱之相差亦较微。仅在法律上、风俗上，因要维持家庭间的秩序，不得不略存区别而已。

《颜氏家训》说：“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河北鄙于侧室，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这是江左犹沿古代有媵不再娶的旧风，河北就荡然了。但以妾媵终家事，必本有妾媵而后能然。如其无之，自不能不再娶。再娶自不能视之为妾。《唐书·儒学传》说：“郑余庆庙有二妣，疑于祔祭，请于有司。博士韦公肃议曰：古诸侯一娶九女，故庙无二适。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后继皆适也，两祔无嫌。”自秦以来有再娶，即因封建破坏，无复一娶九女及三归等制度之故。韦公肃之议，为前娶后继，皆为适室礼文上的明据。但从礼意上说，同时不能有二嫡的，所以世俗所谓兼祧双娶，为法律所不许（大理院解释，以后娶者为妾）。

人类的性质，本来是多婚的（男女皆然），虽由社会的势力加以压迫，终不能改变其本性。所以压迫之力一弛，本性随即呈露。在现社会制度之下，最普遍易见的，是为通奸与卖淫。

通奸，因其为秘密之事，无从统计其多少。然就现社会和历史记载上观察，实可信其极为普遍。卖淫亦然。社会学家说：“凡是法律和习惯限制男女性交之处，即有卖淫之事，随之出现。”史家推原卖淫之始，多以为起于宗教卖淫。王书奴著《中国倡伎史》（生活书店本），亦力主此说。然原始宗教界中淫乱的现象，实未可称为卖淫。因为男女的交际，其初本极自由。后来强横的男子，虽把一部分女子占为己有，然只限于平时。至于众人集会之时，则仍须恢复其故态。所以各个民族，往往大集会之时，即为男女混杂之际。如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士女往观而相谑（《韩诗》说，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说：“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又如前文所引的燕国“嫁娶之夕，男女无别”都是如此。

宗教上的寺院等，也是大众集会之地，而且是圣地；其地的习惯，是不易破坏的。《汉书·礼乐志》说：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颜师古《注》说：“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案：《后汉书·高句骊传》说：其俗淫。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高句骊是好祠鬼神的，而乐府之立，亦和祭礼有关。然则采诗夜诵，怕不仅因其言辞或秘罢？男女混杂之事，后世所谓邪教中，亦恒有之，正和邪有何标准？不过古代之俗，渐与后世不合，则被目为邪而已。然则宗教中初期的淫乱，实不可谓之卖淫。不过限制男女交际的自由，往往与私有财产制度伴随而起。既有私有财产，自有所谓买卖；既有所谓买卖，淫亦自可为买卖的标的。在此情形之下，本非买卖之事，变为买卖的多了，亦不仅淫之一端。

卖淫的根源，旧说以为起于齐之女闾。其事见于《战国策》的《东周策》。《东周策》载一个辩士的话道：“国必有诽誉。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则市与女闾，确为淫乐之地。《商君书·垦令篇》说：“令军市无有女子”；又说：“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亦市为淫乐之地之一证。女闾则他处无文。案：《太平御览》引《吴越春秋》说：“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今本无），亦即女闾之类。女闾，盖后世所谓女户者所聚居。女户以女为户主，可见其家中是没有壮男的。《周官》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说：“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则古代的市，本由女子管理。所以到后来，聚居市中的女子还很多。市和女闾，都不过因其为女子聚居之所，遂成为纵淫之地罢了。其初，也未必是卖淫的。

卖淫的又一来源，是为女乐。女乐是贵族家里的婢妾，擅长歌舞等事的，令其“执技以事上”。婢妾的贞操，本来是没有保障的，自不因其为音乐队员而有异。封建制度破坏，贵族的特权，为平民所僭者甚多，自将流布于民间。《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国的女子，“鼓鸣瑟，踄屣（现在的拖鞋，在古时为舞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郑，卫俗与赵相类。”又说：“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即其事。倡伎本来是对有技艺的人的称谓，并非专指女子。所以女子有此等技艺的，还特称为女伎。然其实是性的诱惑的成分多，欣赏其技艺的成分少。于是倡伎转变为女子卖淫者的称谓，其字也改从女旁了（即娼妓。男子之有技艺者，不复称倡伎）。

为倡伎之女子，本系婢妾之流，故自古即可买卖。《战国·韩策》说：“韩卖美人，秦买之三千金”其证。后世当娼妓的，也都是经济上落伍的人，自然始终是可以买卖的了。资本的势力愈盛，遂并有买得女子，使操淫业以谋利的。古代的女伎，系婢妾所为，后世政治上还沿袭其遗制，是为乐户。系以罪人家属没入者为之。唐时，其籍属于太常。其额设的乐员，属于教坊司。此系国家的女乐队员，但因其本为贱族，贞操亦无保障，官员等皆可使之执技荐寝以自娱，是为官妓。军营中有时亦有随营的女子，则谓之营妓。民间女子卖淫的，谓之私娼，在本地的称土娼，在异乡的称流娼。

清世祖顺治十六年，停止教坊女乐，改用内监。世宗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是时各地方的乐户，亦皆除籍为民。于是在法律上除去一种贱族，亦无所谓官妓。但私娼在当时则是无从禁止的。律例虽有“举贡生员，宿娼者斥革”的条文，亦不过为管束举贡生员起见而已，并非禁娼。

古代掠夺婚姻的习惯，仍有存于后世的。赵翼《陔余丛考》说：“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婚者，谓之抢亲。《北史·高昂传》：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见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经许字者，昂所劫则未字，固不同也。”按《清律》：“凡豪势之人，强夺良家妻女，奸占为妻妾者绞。配与子孙、弟侄、家人者，罪亦如之。”此指无婚姻契约而强抢的。又说：“应为婚者，虽已纳聘财，期未至，而男家强娶者，笞五十。”（指主婚人）“女家悔盟，男家不告官司强抢者，照强娶律减二等。”此即赵氏所谓已经许字之女，照法律亦有罪，但为习俗所囿，法律多不能实行。又有男女两家，因不能负担结婚时的费用，私相协议，令男家以强抢的形式出之的。则其表面为武力的，内容实为经济的了。

抢孀等事，亦自古即有。《潜夫论·断讼篇》云：“贞洁寡妇，遭直不仁世叔、无义兄弟，或利其聘币，或贪其财贿，或私其儿子，则迫胁遣送，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孤捐童孩者。”又有“后夫多设人客，威力胁载者”。这其中，亦含有武力的与经济的两种成分。

买卖婚姻，则无其名而有其实。《断讼篇》又说：“诸女一许数家，虽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还私家，则此奸绝矣。不则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剧县，乃可以毒其心而绝其后。”《抱朴子·弭讼篇》，述其姑子刘士由之论说：“末世举不修义，许而弗与。讼阋秽缛，烦塞官曹。今可使诸争婚者，未及同牢，皆听义绝，而倍还酒礼，归其币帛。其尝已再离，一倍裨聘（裨即现在赔偿的赔字）。其三绝者，再倍裨聘。如此，离者不生讼心，贪者无利重受。”葛洪又申说自己的意见道：“责裨聘倍，贫者所惮，丰于财者，则适其愿矣。后所许者，或能富殖，助其裨聘，必所甘心。然则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论之，能无怨叹乎？”葛洪之意，要令“女氏受聘，礼无丰约（谓不论聘财多少），皆以即日报版。又使时人署姓名于别版，必十人以上，以备远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答婿家书，必手书一纸。若有变悔而证据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罚罪”。可见汉晋之世买卖婚姻之盛。后世契约效力较强，此等事无人敢做，但嫁女计较聘礼，娶妻觊觎妆奁，其内容还是一样的，此非经济制度改变，无法可以改良了。

后世的婚姻，多全由父母做主，本人概不与闻，甚至有指腹为婚等恶习（见《南史·韦放传》。案：《清律》，指腹为婚有禁），这诚然是很坏的。然论者遂以夫妇之道苦，概归咎于婚姻的不自由，则亦未必其然。人之性，本是多婚的，男女皆然，所以爱情很难持之永久。即使结婚之时，纯出两情爱慕，绝无别种作用掺杂其间，尚难保其永久，何况现在的婚姻，有别种作用掺杂的，且居多数呢！欲救夫妇道苦之弊，与其审慎于结婚之时，不如宽大于离婚之际，因为爱情本有变动，结婚时无论如何审慎，也控制不住后来的变化。习俗所以重视离婚，法律也尽力禁阻，不过是要维持家庭。然家庭制度，实不是怎么值得维持的东西，参看下章可明。

统观两性关系，自氏族时代以后，即已渐失其正常。其理由：因女子在产育上，所负的责任较男子为多。因而其斗争的力量，较男子为弱。不论在人类凭恃武力相斗争，或凭恃财力相斗争的时代，女子均渐沦于被保护的地位，失其独立而附属于男子。社会的组织，宜于宽平坦荡，个人与总体直接，若多设等级，使这一部分人，隶属于那一部分人，那不公平的制度就要逐渐发生，积久而其弊愈深了。

近代女权的渐渐伸张，实因工业革命以来，女子渐加入社会的机构，非如昔日蛰居家庭之中，专做辅助男子的事情之故。女子在产育上多尽了责任，男子就该在另一方面多尽些义务，这是公道。乘此机会压迫女子，多占权利，是很不正当的。而欲实行公道，则必自铲除等级始。

所以有人说：社群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敌。然则“女子回到家庭去”的口号，当然只有开倒车的人，才会去高呼了。人家都说现在的女学生坏了，不如从前旧式的女子，因其对于家政生疏了，且不耐烦。殊不知这正是现代女子进步之征兆。因为对于家政生疏，对于参与社会的工作，却熟练了。这正是小的、自私的、自利的组织，将逐渐破坏；大的、公平的、博爱的制度，将逐渐形成的征兆。贤母良妻，只是贤奴良隶。此等教育，亦只好落伍的国家去提倡。我们该教一切男女以天下为公的志愿，广大无边的组织。

第二章

族制

人是非团结不能生存的。当用何法团结呢？过去的事情，已非我们所能尽知；将来的事情，又非我们所能预料。我们现在只能就我们所知道的，略加说述而已。

在有史时期，血缘是人类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恒狃于其所见闻，遂以此为人类团结唯一的因素，在过去都是如此，在将来也非如此不可了。其实人类的团结，并非是专恃血缘的。极远之事且勿论，即上章所说的以年龄分阶层之世，亦大率是分为老、壮、幼三辈（间有分为四辈的，但以分作三辈为最普通。《礼记·礼运》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论语·雍也篇》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亦都是分为三辈），而不再问其人与人间的关系的。当此之时，哪有所谓夫妇、父子、兄弟之伦呢？《礼记·礼运》说：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左传》载富辰的话，也说“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僖公二十四年）。可见亲族关系，是后起的情形了。

人类愈进步，则其分化愈甚，而其组织的方法亦愈多。于是有所谓血族团体。血族团体，其初必以女子为中心。因为夫妇之伦未立，父不可知；即使可知，而父子的关系，亦不如母子之密之故。

如上章所述，人类实在是社群动物，而非家庭动物。所以其聚居，并不限于两代。母及同母之人以外，又有母的母，母的同母等。自己而下推，亦是如此。逐渐成为母系氏族。每一个母系氏族，都有一个名称，即所谓姓。一姓总有一个始祖母的，如殷之简狄，周之姜嫄即是。简狄之子契，姜嫄之子稷，都是无父而生的。因为在传说中，此等始祖母，本来无夫之故。记载上又说她俩都是帝喾之妃，一定是后来附会的（契、稷皆无父而生，见《诗·玄鸟》《生民》。《史记·殷周本纪》所载，即是诗说。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所考证，太史公是用鲁诗说的。姜嫄，简狄，皆帝喾之妃，见《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亦用其说）。

女系氏族的权力，亦有时在男子手中（参看下章），此即所谓舅权制。此等权力，大抵兄弟相传，而不父子相继。因为兄弟是同氏族人，父子则异氏族之故。我国商朝和春秋时的鲁国、吴国，都有兄弟相及的遗迹（鲁自庄公以前，都一代传子，一代传弟，见《史记·鲁世家》），这是由于东南一带，母系氏族消灭较晚之故（已见上章）。

由于生业的转变，财产和权力都转入男子手中，婚姻非复男子入居女子的氏族，而为女子入居男子的氏族（见上章）。于是组织亦以男为主，而母系氏族遂变为父系氏族。商周自契、稷以后，即奉契、稷为始祖，便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史实。

族之组织，是根据于血缘的。血缘之制既兴，人类自将据亲等的远近，以别亲疏。一姓的人口渐繁，又行外婚之制，则同姓的人，血缘不必亲，异姓的人，血缘或转相接近。所谓族与姓，遂不得不分化为两种组织。

族制，我们所知道的，是周代的九族：（一）父姓五服以内；（二）姑母和他的儿子；（三）姊妹和他的儿子；（四）女儿和他的儿子，是为父族四；（五）母的父姓，即现在所谓外家；（六）母的母姓，即母亲的外家；（七）母的姊妹和她们的儿子，是为母族三；（八）妻之父姓；（九）妻之母姓，是为妻族二。这是汉代今文家之说，见于《五经异义》（《诗·葛藟疏》引），《白虎通·宗族篇》同。古文家说，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此乃秦汉时制，其事较晚，不如今文家所说之古了。然《白虎通义》又载或说，谓尧时父母妻之族各三，周贬妻族以附父族，则今文家所说，亦已非极古之制。《白虎通义》此段，文有脱误，尧时之九族，无从知其详。然观下文引《诗》“邢侯之姨”，则其中该有妻之姊妹。总而言之：族制是随时改变的，然总是血缘上相近的人，和后世称父之同姓为族人，混同姓与同族为一不同，则是周以前所同的。九族中人，都是有服的。其无服的，则谓之党（《礼记·奔丧》郑《注》），是为父党、母党、妻党。

同姓的人，因人口众多，血缘渐渐疏远，其团结是否因此就松懈了呢？不。所谓九族者，除父姓外，血缘上虽然亲近，却不是同居的。同姓则虽疏远而仍同居，所以生活共同，利害亦共同。在同居之时，固有其紧密的组织；即到人口多了，不能不分居，而彼此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结，此即所谓宗法。宗法和古代的社会组织，有极大的关系。今略述其制如下：

（一）凡同宗的人，都同奉一个始祖（均系此始祖之后）。

（二）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自此以后，嫡长子代代承袭，为大宗宗子。凡始祖的后人，都要尊奉他，受他的治理。穷困的亦可以受他的救济。大宗宗子和族人的关系，是不论亲疏远近，永远如此的，是谓大宗“百世不迁”。

（三）始祖之众子（嫡长子以外之子），皆别为小宗宗子。其嫡长子为继祢小宗。继祢小宗的嫡长子为继祖小宗。继祖小宗的嫡长子为继曾祖小宗。继曾祖小宗的嫡长子为继高祖小宗。继祢小宗，亲兄弟宗事他（受他治理，亦受他救济）。继祖小宗，从兄弟宗事他。继曾祖小宗，再从兄弟宗事他。继高祖小宗，三从兄弟宗事他。至四从兄弟，则与继六世祖之小宗宗子，亲尽无服，不再宗事他。是为小宗“五世则迁”（以一人之身论，当宗事与我同高、曾、祖、考四代的小宗宗子及大宗宗子。故曰：“小宗四，与大宗凡五。”）。

（四）如此，则或有无宗可归的人。但大宗宗子，还是要管理他、救济他的。而同出于一始祖之人，设或殇与无后，大宗的宗子，亦都得祭祀他。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则活人的治理、救济，死人的祭祀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大宗宗子无后，族人都当绝后以后大宗。

以上是周代宗法的大略，见于《礼记·大传》的。《大传》所说大宗的始祖，是国君的众子。因为古者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礼记·郊特牲》谓不敢立其庙而祭之。其实大宗的始祖，非大宗宗子，亦不敢祭。所以诸侯和天子，大夫和诸侯，大宗宗子和小宗宗子，小宗宗子和非宗子，其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国君的众子，要别立一宗。郑《注》又推而广之，及于始适异国的大夫。据此，宗法之立，实缘同出一祖的人太多了，一个承袭始祖的地位的人，管理有所不及，乃不得不随其支派，立此节级的组织，以便管理。迁居异地的人，旧时的族长，事实上无从管理他。此等组织，自然更为必要了。

观此，即知宗法与封建，大有关系。因为封建是要将本族的人，分一部分出去的。有宗法的组织，则封之者和所封者之间，就可保持着一种联结了。然则宗法确能把同姓中亲尽情疏的人，联结在一起。它在九族之中，虽只联结得父姓一族，然在父姓之中，所联结者，却远较九族之制为广。怕合九族的总数，还不足以敌它。而且都是同居的人，又有严密的组织。母系氏族中，不知是否有与此相类的制度。即使有之，其功用怕亦不如父系氏族的显著。因为氏族从母系转变到父系，本是和斗争有关系的。父系氏族而有此广大严密的组织，自然更能发挥其斗争的力量。我们所知，宗法之制以周代为最完备，周这个氏族，在斗争上是得到胜利的。宗法的组织，或者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有族制以团结血缘相近的人，又有宗法以团结同出一祖的人，人类因血族而来的团结，可谓臻于极盛了。然而当其极盛之时，即其将衰之候。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当进化尚浅之时，人类的互助，基于有合作而无分工。其后虽有分工，亦不甚繁复。大家所做的事，既然大致相同，又何必把过多的人联结在一起？所以人类联结的广大，是随着分工的精密而进展的。分工既密之后，自能将毫不相干的人，联结在一起。此等互相倚赖的人，虽然彼此未必相知，然总必直接间接，互相接触。接触既繁，此前因不相了解而互相猜忌的感情，就因之消除了。所以商业的兴起，实能消除异部族间敌对的感情。分工使个性显著。有特殊才能的人，容易发挥其所长，获得致富的机会。氏族中有私财的人逐渐多，买卖婚即于此时成立。于是父权家庭成立了。孟子说：当时农夫之家，是五口和八口。说者以为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农民有弟，则为余夫，要另行授田（《梁惠王》及《滕文公上》），可见其家庭已和现在普通的家庭一样了。士大夫之家，《仪礼·丧服传》说大功同财，似乎比农民的家庭要大些。然又说当时兄弟之间的情形道：“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则业已各住一所屋子，各有各的财产，不过几房之中，还保有一笔公款而已。其联结实在是很薄弱的，和农夫的家庭，也相去无几了。

在当时，只有有广大封土的人，其家庭要大些。这是因为（一）他的原始，是以一氏族征服异氏族，而食其租税以自养的，所以宜于聚族而居，常作战斗的戒备。只要看《礼记》的《文王世子》，就知道古代所谓公族者，是怎样一个组织了。后来时异势殊，这种组织，实已无存在的必要。然既已习为故常，就难于猝然改革。这是一切制度都有的惰性。（二）其收入既多，生活日趋淫侈，家庭中管事服役的奴仆，以及技术人员，非常众多，其家庭遂特别大。这只要看《周官》的《天官》，就可以知道其情形。然此等家庭，随着封建的消灭，而亦渐趋消灭了。虽不乏新兴阶级的富豪，其自奉养，亦与素封之家无异，但毕竟是少数。于是氏族崩溃，家庭代之而兴。

家庭的组织，是经济上的一个单位，所以是尽相生相养之道的。相生相养之道，是老者需人奉养，幼者需人抚育。这些事，自氏族崩溃后，既已无人负责，而专为中间一辈所谓一夫一妇者的责任，自然家庭的组织，不能不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为范围了。几千年来，社会的生活情形，未曾大变，所以此种组织，迄亦未曾改变。

看以上所述，可见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的，和社会上各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曾间断的。自然对于人的影响，异常深刻，各种上层组织，都不得不随其变迁而变迁；而精神现象，亦受其左右而不自知了。

在氏族时代，分工未密，一个氏族，在经济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生活既互相依赖，感情自然容易密切。不但对于同时的人如此，即对于以往的人亦然。因为我所赖以生存的团体，是由前人留遗下来的。一切知识技术等，亦自前辈递传给后辈。这时候的人，其生活，实与时间上已经过去的人关系深，而与空间上并时存在的人关系浅。尊祖、崇古等观念，自会油然而生。此等观念，实在是生活情形所造成的。后人不知此理，以为这是伦理道德上的当然，而要据之以制定人的生活，那就和社会进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了。

大家族、小家庭等字样，现在的人用来，意义颇为混淆。西洋人学术上的用语，称一夫一妇，包括未婚子女的为小家庭；超过于此的为大家庭。中国社会，（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样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于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则为罕有的现象了。赵翼《陔余丛考》，尝统计此等极大的家庭（第四种），见于正史孝义、孝友传的：《南史》三人，《北史》十二人，《唐书》三十八人，《五代史》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自然有（一）不在孝义、孝友传，而散见于他篇的；（二）又有正史不载，而见于他书的；（三）或竟未见记载的。然以中国之大，历史上时间之长，此等极大的家庭，总之是极少数，则理有可信。此等虽或由于伦理道德的提倡（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记》：“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或累世同居，称为义门者，往往而有。”可见同居之盛，由于理学家的提倡者不少），恐仍以别有原因者居多（《日知录》：“杜氏《通典》言：北齐之代，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将近万室。《北史·薛允传》：为河北太守，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夐绝。”陈宏谋《与杨朴园书》：“今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则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似由北齐之世，丧乱频仍，民皆合族以自卫；而南方山岭崎岖之地进化较迟，土著者既与合族而居之时，相去未远；流移者亦须合族而居，互相保卫之故）。似可认为古代氏族的遗迹，或后世家族的变态。然氏族所以崩溃，正由家族潜滋暗长于其中。此等所谓义门，纵或有古代之遗，亦必衰颓已甚。况又有因环境的特别，而把分立的家庭硬行联结起来的。形式是而精神非，其不能持久，自然无待于言了。

《后汉书·樊宏传》，说他先代三世共财，有田300余顷。自己的田地里，就有陂渠，可以互相灌注，又有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这是因其生产的种类较多之故）。课役童隶，各得其宜（分工之法）。”要造器物，则先种梓漆。简直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自足的团体。历代类乎氏族的大家族，多有此意。此岂不问环境所可强为？然社会的广大，到底非此等大家族所能与之相敌，所以愈到后世，愈到开化的地方，其数愈少。这是类乎氏族的大家族，所以崩溃的真原因，毕竟还在经济上。但在政治上，亦自有其原因。因为所谓氏族，不但尽相生相养之道，亦有治理其族众之权。在国家兴起以后，此项权力，实与国权相冲突。所以国家在伦理上，对于此等大家族，虽或加以褒扬，而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加以摧折。所谓强宗巨家，遂多因国家的干涉，而益趋于崩溃了。略大于小家庭的家庭（第二、第三种），表面上似为伦理道德的见解所维持（历代屡有禁民父母在别籍异财等诏令，可参看《日知录》卷十三《分居》条），实则亦为经济状况所限制。因为在经济上，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以昔时的生活程度论，一夫一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多不能自立的。儒者以此等家庭之多，夸奖某地方风俗之厚，或且自诩其教化之功，就大谬不然了。

然经济上虽有此需要，而私产制度，业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分彼此。于是一方面，牵于旧见解，迫于经济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则受私有财产风气的影响，而要求分，暗斗明争，家庭遂成为苦海。试看旧时伦理道德上的教训，戒人好货财、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说之多，便知此项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制度果然自己站得住，何须如此扶持呢？所以到近代，除极迂腐的人外，亦都不主张维持大家庭。如李绂有《别籍异财议》，即其一证。至西洋文化输入，论者更其提倡小家庭而排斥大家庭了。然小家庭又是值得提倡的吗？

不论何等组织，总得和实际的生活相应，才能持久。小家庭制度是否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应呢？历来有句俗话，叫作“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可见所谓家庭，实以扶养老者、抚育儿童为其天职。然在今日，此等责任，不但苦于知识之不足（如看护病人，抚养教育儿童，均须专门知识），实亦为其力量所不及（兼日力财力言之。如一主妇不易看顾多数儿童，兼操家政。又如医药、教育的费用，不易负担）。在古代，劳力重于资本，丁多即可致富，而在今日，则适成为穷困的原因。因为生产的机键，自家庭而移于社会了，多丁不能增加生产，反要增加消费（如纺织事业）。儿童的教育，年限加长了，不但不能如从前，稍长大即为家庭挣钱，反须支出教育费。而一切家务，合之则省力，分之则多费的（如烹调、浣濯）。又因家庭范围太小，而浪费物质及劳力。男子终岁劳动，所入尚不足以赡其家。女子忙得和奴隶一般，家事还不能措置得妥帖。于是独身、晚婚等现象，相继发生。这些都是舶来品，和中国旧俗，大相径庭，然不久，其思想即已普遍于中流社会了。

凡事切于生活，总是容易风行的，从今以后，穷乡僻壤的儿女，也未必死心塌地甘做家庭的奴隶了。固然，个人是很难打破旧制度、自定办法的。而性欲出于天然，自能把许多可怜的儿女，牵入此陈旧组织之中。然亦不过使老者不得其养，幼者不遂其长，而仍以生子不举等人为淘汰之法为救济罢了。这种现象，固已持续数千年，然在今日，业经觉悟之后，又何能坐视其如此呢？况且家庭的成立，本是以妇女的奴役为其原因的。在今日个人主义抬头，人格要受尊重的时代，妇女又何能长此被压制呢？

资本主义的学者，每说动物有雌雄两性，共同鞠育其幼儿，而其同居期限，亦因以延长的，以为家庭的组织，实根于人类的天性，而无可改变。姑无论其所说动物界的情形，并不确实。即使退一步，承认其确实，而人是人，动物是动物；人虽然亦是动物之一，到底是动物中的人；人类的现象，安能以动物界的现象为限？他姑弗论，动物雌雄协力求食，即足以哺育其幼儿，人，为什么有夫妇协力，尚不能养活其子女的呢？或种动物，爱情限于家庭，而人类的爱情，超出于此以外，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论者不知人之爱家，乃因社会先有家庭的组织，使人之爱，以此形式而出现，正犹水之因方而为圭，遇圆而成璧；而反以为人类先有爱家之心，然后造成家庭制度；若将家庭破坏，便要“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礼记·乐记》：“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这真是倒果为因。殊不知家庭之制，把人分为五口八口的小团体，明明是互相倚赖的，偏使之此疆彼界，处于半敌对的地位，这正是疾病之所以不养，老幼孤独之所以不得其所。

无后是中国人所引为大戚的，论者每说，这是拘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义（《孟子·离娄上》）。而其以无后为不孝，则是迷信“鬼犹求食”（见《左传》宣公四年），深虑祭祀之绝。殊不知此乃古人的迷信，今人谁还迷信鬼犹求食来？其所以深虑无后，不过不愿其家之绝；所以不愿其家之绝，则由于人总有尽力经营的一件事，不忍坐视其灭亡，而家是中国人所尽力经营的，所以如此。家族之制，固然使人各分畛域，造成互相敌对的情形，然此自制度之咎，以爱家者之心论：则不但（一）夫妇、父子、兄弟之间，互尽扶养之责；（二）且推及于凡与家族有关系的人（如宗族姻亲等）；（三）并且悬念已死的祖宗；（四）以及未来不知谁何的子孙。前人传给我的基业，我必不肯毁坏，必要保持之、光大之，以传给后人，这正是极端利他心的表现。利他心是无一定形式的，在何种制度之下，即表现为何种形式。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拘制着它，一定只许它在这种制度中表现呢？

以上论族制的变迁，大略已具。现再略论继承之法。

一个团体，总有一个领袖。在血缘团体之内，所谓父或母，自然很容易处于领袖地位的。父母死后，亦当然有一个继承其地位的人。

女系氏族，在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有两种继承之法：（一）以女子承袭财产，掌管祭祀。前章所述齐国的巫儿，即其遗迹。这大约是平时的族长。（二）至于战时及带有政治性质的领袖，则大约由男子司其责，而由弟兄相及。殷代继承之法，是其遗迹。

男系氏族，则由父子相继。其法又有多端：（一）如《左传》文公元年所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这大约因幼子恒与父母同居，所以承袭其遗产（蒙古人之遗产，即归幼子承袭。其幼子称斡赤斤，译言守灶）。（二）至于承袭其父之威权地位，则自以长子为宜，而事实上亦以长子为易。（三）又古代妻妾，在社会上之地位亦大异。妻多出于贵族，妾则出于贱族，或竟是无母家的。古重婚姻，强大的外家及妻家，对于个人是强有力的外援（如郑庄公的大子忽，不婚于齐，后来以无外援失位）；对于部族，亦是一个强有力的与国，所以立子又以嫡为宜。周人即系如此。以嫡为第一条件，长为第二条件。后来周代的文化，普行于全国，此项继承之法，遂为法律和习惯所共认了。然这只是承袭家长的地位，至于财产，则总是众子均分的（《清律》：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但以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无子立继者，与私生子均分）。所以中国的财产，不因遗产承袭而生不均的问题。这是众子袭产，优于一子袭产之点。

无后是人所不能免的，于是发生立后的问题。宗法盛行之世，有一大宗宗子，即生者的扶养，死者的祭祀，都可以不成问题，所以立后问题，容易解决。宗法既废，势非人人有后不可，就难了。

在此情形之下，解决之法有三：（一）以女为后；（二）任立一人为后，不问其为同异姓；（三）在同姓中择立一人为后。（一）于情理最近，但宗祧继承，非徒承袭财产，亦兼掌管祭祀。以女为后，是和习惯相反的（春秋时，郑国以外孙为后，其外孙是莒国的儿子，《春秋》遂书“莒人灭郑”，见《公羊》襄公五、六年。案：此实在是论国君承袭的，乃公法上的关系，然后世把经义普遍推行之于各方面，亦不管其为公法私法了）。既和习惯相反，则觊觎财产的人，势必群起而攻之，官厅格于习俗，势必不能切实保护。本欲保其家的，或反因此而发生纠纷，所以势不能行。（二）即所谓养子，与家族主义的重视血统，而欲保其纯洁的趋势不合。于是只剩得第（三）一途。法律欲维持传统观念，禁立异姓为后，在同姓中并禁乱昭穆之序（谓必辈行相当，如不得以弟为子等。其实此为古人所不禁，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见《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于是欲人人有后益难，清高宗时，乃立兼祧之法，以济其穷（一人可承数房之祀。生子多者，仍依次序，分承各房之后。依律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皆以大宗为重，为大宗父母服三年，为小宗父母服期。小宗子兼祧小宗，以本生为重，为本生父母服三年，为兼祧父母服期。此所谓大宗，指长房，所谓小宗，指次房以下，与古所谓大宗小宗者异义。世俗有为本生父母及所兼祧之父母均服三年的，与律例不合）。宗祧继承之法，进化至此，可谓无遗憾了。

然其间却有一难题。私有财产之世，法律理应保护个人的产权。他要给谁就给谁，要不给谁就不给谁。为后之子，既兼有承袭财产之权利，而法律上替他规定了种种条件，就不啻干涉其财产的传授了。于是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私有财产制度发生了冲突。到底传统的伦理观念是个陈旧不切实际的东西，表面上虽然煞有介事，很有威权，实际上已和现代人的观念不合了。私有财产制度，乃现社会秩序的根柢，谁能加以摇动？于是冲突之下，伦理观念乃不得不败北而让步。法律上乃不得不承认所谓立爱，而且多方保护其产权（《清律例》：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不许宗族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

至于养子，法律虽禁其为嗣（实际上仍有之），亦不得不听其存在，且不得不听其酌给财产（亦见《清律例》）。因为国家到底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在可能的范围内，必须兼顾全国人民各方面的要求，不能专代表家族的排外自私之念。在现制度之下，既不能无流离失所之人；家族主义者流，既勇于争袭遗产，而怯于收养同宗；有异姓的人肯收养他，国家其势说不出要禁止。不但说不出要禁止，在代表人道主义和维持治安的立场上说，毋宁还是国家所希望的。既承认养子的存在，在事实上，自不得不听其酌给遗产了。这也是偏私的家族观念，对于公平的人道主义的让步，也可说是伦理观念的进步。

假使宗祧继承的意思，而真是专于宗祧继承，则拥护同姓之男，排斥亲生之女，倒也还使人心服。因为立嗣之意，无非欲保其家，而家族的存在，是带着几分斗争性质的。在现制度之下，使男子从事于斗争，确较女子为适宜（这并非从个人的身心能力上言，乃是从社会关系上言），这也是事实。无如世俗争继的，口在宗祧，心存财产，都是前人所谓“其言蔼如，其心不可问”的。如此而霸占无子者的财产，排斥其亲生女，就未免使人不服了。所以国民政府以来，有废止宗祧继承，男女均分遗产的立法。这件事于理固当，而在短时间内，能否推行尽利，却是问题。

旧律，遗产本是无男归女、无女入官的（近人笔记云：“宋初新定《刑统》，户绝资产下引《丧葬令》：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此《丧葬令》乃《唐令》，知唐时所谓户绝，不必无近亲。虽有近亲，为营丧葬，不必立近亲为嗣子，而远亲不能争嗣，更无论矣。虽有近亲，为之处分，所余财产，仍传之亲女，而远亲不能争产，更无论矣。此盖先世相传之法，不始于唐。”案：部曲，客女，见第四章）。入官非人情所愿，强力推行，必多流弊，或至窒碍难行（如隐匿遗产，或近亲不易查明，以致事悬不决，其间更生他弊等）。归之亲女，最协人情。

然从前的立嗣，除祭祀外，尚有一年老奉养的问题。而家族主义是自私的。男系家族，尤其以男子为本位，而蔑视女子的人格。女子出嫁之后，更欲奉养其父母，势实有所为难。所以旧时论立嗣问题的人，都说最好是听其择立一人为嗣，主其奉养、丧葬、祭祀，而承袭其遗产。这不啻以本人的遗产，换得一个垂老的扶养，和死后的丧葬祭祀。今欲破除迷信，祭祀固无问题，对于奉养及丧葬，似亦不可无善法解决。不有遗产以为交易，在私有制度之下，谁肯顾及他人的生养死葬呢？所以有子者遗产男女均分，倒无问题，无子者财产全归于女，倒是有问题的。所以变法贵全变，革命要彻底。枝枝节节而为之，总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疗法。

姓氏的变迁，今亦须更一陈论。姓的起源，是氏族的称号，由女系易而为男系。后来姓之外又有所谓氏。什么叫作氏呢？氏是所以表一姓之中的支派的。如后稷之后都姓姬，周公封于周，则以周为氏；其子伯禽封于鲁，则以鲁为氏（国君即以国为氏）；鲁桓公的三子，又分为孟孙、叔孙、季孙三氏是。始祖之姓，谓之正姓，氏亦谓之庶姓。正姓是永远不改的，庶姓则随时可改。因为同出于一祖的人太多了，其支分派别，亦不可无专名以表之，而专名沿袭太久，则共此一名的人太多，所以又不得不改（改氏的原因甚多，此只举其要改的根本原理。此外如因避难故而改氏以示别族等，亦是改氏的一种原因）。《后汉书·羌传》说：羌人种姓中，出了一个豪健的人，便要改用他的名字做种姓。如爰剑之后，五世至研，豪健，其子孙改称研种；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又改称烧当种是。这正和我国古代的改氏原理相同。

假如我们在鲁国，遇见一个人，问他尊姓，他说姓姬。这固然足以表示他和鲁君是一家。然而鲁君一家的人太多了，鲁君未必能个个照顾到，这个人，就未必一定有势力，我们听了，也未必肃然起敬。假若问他贵氏，他说是季孙，我们就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正卿的一家。正卿的同族，较之国君的同姓，人数要少些，其和正卿的关系，必较密切，我们闻言之下，就觉得炙手可热，不敢轻慢于他了。这是举其一端，其余可以类推（如以技为官，以官为氏，问其氏，即既可知其官，又可知其技）。所以古人的氏，确是有用的。至于正姓，虽不若庶姓的亲切，然婚姻之可通与否，全论正姓的异同。所以也是有用的。顾炎武《原姓篇说》春秋以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在室冠之以序，如叔隗、季隗之类。出嫁，更冠以其夫之氏族，如宋伯姬、赵姬、卢蒲姜之类。在其所适之族，不必举出自己的氏族来，则亦以其父之氏族冠之，如骊姬、梁嬴之类。又有冠之以谥的，如成风、敬姜之类），这不是男子不论姓，不过举氏则姓可知罢了。女子和社会上无甚关系，所以但称姓而不称其氏，这又可以见得氏的作用。

贵族的世系，在古代是有史官为之记载的。此即《周官》小史之职。记载天子世系的，谓之帝系；记载诸侯、卿大夫世系的，谓之世本。这不过是后来的异名，其初原是一物。又瞽蒙之职，“讽诵诗，世奠系”（疑当作奠世系）。《注》引杜子春说：谓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世系而可诵，似乎除统绪之外，还有其性行事迹等。颇疑《大戴礼记》的《帝系姓》，原出于小史所记；《五帝德》则是原出于瞽蒙所诵的（自然不是完全的），这是说贵族。至于平民，既无人代他记载，而他自己又不能记载，遂有昧于其所自出的。《礼记·曲礼》谓买妾不知其姓，即由于此。然而后世的士大夫，亦多不知其姓氏之所由来的。这因为谱牒掌于史官，封建政体的崩溃，国破家亡，谱牒散失，自然不能知其姓氏之所由来了。

婚姻的可通与否，既不复论古代的姓，新造姓氏之事亦甚少。即有之，亦历久不改。阅一时焉，即不复能表示其切近的关系，而为大多数人之所共，与古之正姓同。姓遂成为无用的长物，不过以其为人人之所有，囿于习惯，不能废除罢了。然各地方的强宗巨家，姓氏之所由来，虽不可知，而其在实际上的势力自在。各地方的人，也还尊奉他。在秦汉之世，习为固然，不受众人的注意。汉末大乱，各地方的强宗巨家，开始播迁，到了一个新地方，还要表明其本系某地方的某姓；而此时的选举制度，又重视门阀；于是又看重家世，而有魏晋以来的谱学了（详见第四章）。

第三章

政体

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国家就出现了。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团结的方法，只靠血缘，其时重要的组织，就是氏族，对内的治理，对外的防御，都靠着它。世运渐进，血缘相异的人，接触渐多，人类的组织，遂不复以血统相同为限，聚居一地方的，亦不限于血统相同的人。于是氏族进而为部落。统治者的资格，非复族长而为酋长。其统治亦兼论地域，开国家领土的先河了。

从氏族变为部落，大概经过这样的情形。在氏族内部，因职业的分化，家族渐渐兴起。氏族的本身，遂至崩溃。各家族非如其在氏族时代绝对平等，而有贫富之分。财富即是权力，氏族平和的情形，遂渐渐破坏，贫者和富者之间，发生了矛盾，不得不用权力统治。其在异氏族之间，则战斗甚烈。胜者以败者为俘虏，使服劳役，是为奴隶。征收其贡赋的，则为农奴。农奴、奴隶和主人之间，自然有更大的矛盾，需要强力镇压。因此故，益促成征服氏族的本身，发生变化。

征服氏族的全体，是为平民。其中掌握事权的若干人，形成贵族。贵族中如有一个最高的首领，即为君主的前身。其初是贵族与平民相去近，平民和农奴、奴隶相去远。其后血统相同的作用渐微，掌握政权与否之关系渐大，则平民与农奴、奴隶相去转近，而其与贵族相去转远（参看下章）。但平民总仍略有参政之权，农奴和奴隶则否。政权的决定，在名义上最后属于一人的，是为君主政体。属于较少数人的，是为贵族政体。属于较多数人的，是为民主政体。这种分类之法，是出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虽与今日情形不同，然以论古代的政体，则仍觉其适合。

氏族与部落，在实际上，是不易严密区分的。因为进化到部落时代，其内部，总还保有若干氏族时代的意味。从理论上言，则其团结，由于血统相同（虽实际未必相同，然苟被收容于其团体之内，即亦和血统相同的人一律看待），而其统治，亦全本于亲族关系的，则为氏族。其不然的，则为部落。因其两者杂糅，不易区别，我们亦可借用《辽史》上的名词，称之为部族（见《营卫志》）。

至于古代所谓国家，其意义全和现在不同。古所谓国，是指诸侯的私产言之。包括（一）其住居之所；（二）及其有收益的土地。大夫之所谓家者亦然（古书上所谓国，多指诸侯的都城言。都城的起源，即为诸侯的住所。诸侯的封域以内，以财产意义言，并非全属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还是要用以分封的。对于此等地方，诸侯仅能收其贡而不能收其税赋。其能直接收其税赋，以为财产上的收入的，亦限于诸侯的采地。《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即指此。采地从财产上论，是应该包括于国字之内的。《礼记·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乃所谓互言以相备。说天子有田，即见得诸侯亦有田；说诸侯有国，即见得天子亦有国；在此等用法之下，“田”字的意义，亦包括国，“国”字的意义，亦包括田。乃古人语法如此）。今之所谓国家，古无此语。必欲求其相近的，则为“社稷”两字或“邦”字。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是住居于同一地方的人所共同崇奉的。故说社稷沦亡，即有整个团体覆灭之意。“邦”和“封”是一语。“封”之义为累土。两个部族交界之处，把土堆高些，以为标识，则谓之封。引申起来，任用何种方法，以表示疆界，都可以谓之封（如掘土为沟，以示疆界，亦可谓之封。故今辽宁省内，有地名沟帮子。“帮”字即“邦”字，亦即“封”字。上海洋泾浜之“浜”字，亦当作封）。疆界所至之地，即谓之邦。古“邦”字和“国”字，意义本各不同。汉高祖名邦，汉人讳邦字，都改作国。于是“国”字和“邦”字的意义混淆了。现在古书中有若干“国”字，本来是当作“邦”字的。如《诗经》里的“日辟国百里”“日蹙国百里”便是。封域可以时有赢缩，城郭是不能时时改造的（国与域同从或声，其初当亦系一语，则国亦有“界域”之意。然久已分化为两语了。古书中用国字域字，十之九，意义是不同的）。

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古书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然以大体言之，则君权之在中国，极为发达。君主的第一个资格，是从氏族时代的族长沿袭而来的，所以古书上总说君是民之父母。其二则为政治或军事上之首领。其三则兼为宗教上之首领。所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等（《礼记·王制》），均有代表其群下而为祭司之权。而《书经》上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梁惠王下》引），君主又操有最高的教育之权。

君主前身，既然是氏族的族长，所以他的继承法，亦即氏族族长的继承法。在母系社会，则为兄终弟及，在父系社会，则为父死子继。当其为氏族族长时，无甚权利可争，而其关系亦小，所以立法并不十分精密。《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说周朝的继承法，适庶相同则论年，“年钧以德，德钧则卜”。两个人同年，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月、同日、同时则甚难，何至辨不出长幼来，而要用德、卜等漫无标准的条件？可见旧法并不甚密。《公羊传》隐公元年何《注》说：“礼：适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适侄娣。适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春秋》以殷为质家，周为文家），适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定得非常严密。这是后人因国君的继承，关系重大而为之补充的，乃系学说而非事实。

周厉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主权不属于一人，和欧洲的贵族政体，最为相像。案：《左传》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奔，卫人立公孙剽、孙林父、甯殖相之，以听命于诸侯，此虽有君，实权皆在二相，和周召的共和，实际也有些相像。但形式上还是有君的。至于鲁昭公出奔，则鲁国亦并未立君，季氏对于国政，绝不能一人专断，和共和之治，相像更甚了。可见贵族政体，古代亦有其端倪，不过未曾发达而成为一种制度。

至于民主政治，则其遗迹更多了。我们简直可以说：古代是确有这种制度，而后来才破坏掉的。《周官》有大询于众庶之法，乡大夫“各帅其乡之众寡而致于朝”，小司寇“摈以序进而问焉”。其事项：为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案：《左传》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朝国人，使王孙贾问焉。哀公元年，吴召陈怀公，怀公亦朝国人而问，此即所谓询国危；盘庚要迁都于殷，人民不肯，盘庚“命众悉造于庭”，反复晓谕。其言，即今《书经》里的《盘庚篇》。周太王要迁居于岐，“属其父老而告之”（《孟子·梁惠王下》），此即所谓询国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周朝的王子朝和敬王争立，晋侯使士景伯往问。士伯立于乾祭（城门名），而问于介众（介众，大众）。哀公二十六年，越人纳卫侯，卫人亦致众而问。此即所谓询立君。可见《周官》之言，系根据古代政治上的习惯，并非理想之谈。

《书经·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此以一君主，二卿士，三庶人，四龟，五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并非随意询问。至于随意询问之事，如《孟子》所谓“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孟子·梁惠王下》），以及《管子》所谓啧室之议等（见《桓公问篇》），似乎不过是周谘博采，并无必从的义务。

然其初怕亦不然。野蛮部落，内部和同，无甚矛盾，舆论自极忠实。有大事及疑难之事，会议时竟有须全体通过，然后能行，并无所谓多数决的。然则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竟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而然明欲毁乡校之事（见《左传》襄公三十年）。然在古初，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能不从，又理有可信了。原始的制度，总是民主的。到后来，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既深，政治的性质亦益复杂，才变而由少数人专断。这是普遍的现象，无足怀疑的。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专制，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杀史实。有人举此等民权遗迹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

以上所述，是各部族内部的情形。至于合全国而观之，则是时正在部族林立之世。从前的史家，率称统一以前为封建时代，此语颇须斟酌。学术上的用语，不该太拘于文字的初诂。封建两字，原不妨扩而充之，兼包列国并立的事实，不必泥定字面，要有一个封他的人。然列国本来并立，和有一个封他的人，两者之间，究应立一区别。我以为昔人所谓“封建时代”，应再分为：（一）部族时代，或称先封建时代。（二）封建时代。所谓封建，应指（甲）慑服异部族，使其表示服从。（乙）打破异部族，改立自己的人为酋长。（丙）使本部族移植于外言之。

中国以统一之早闻于世界。然秦始皇的灭六国，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上溯至有史之初，似尚不止此数，若更加以先史时期，则自秦至今的年代，几乎微末不足道了。所以历史上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在是到很晚的时期才出现的。

从部族时代，进而至于封建时代，是从无关系进到有关系，这是统一的第一步。更进而开拓荒地，互相兼并，这是统一的第二步。这期间的进展，全是文化上的关系。因为必先（一）国力充实，然后可以征服他国；（二）亦必先开拓疆土，人口渐多，经济渐有进步，国力方能充实；（三）又必开拓渐广，各国间壤地相接，然后有剧烈的斗争；（四）而交通便利，风俗渐次相同，便于统治等，尤为统一必要的条件。所以从分立而至于统一，全是一个文化上的进展。向来读史的人，都只注意于政治方面，实在是挂一漏万的。要知道封建各国的渐趋于统一，只要看其封土的扩大，便可知道。今文家说列国的封土，是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里的为附庸（《孟子·万章下》《礼记·王制》）。古文家则说：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官》大司徒）。这固然是虚拟之辞，不是事实（不论今古文和诸子书，所说的制度，都是著书的人，以为该怎样办所拟的一个草案，并不全是古代的事实），然亦必以当时的情势为根据。

《谷梁传》说：“古者天子封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满城而自守也。”（襄公二十九年）这是古代封土，必须有一个制限，而不容任意扩大的原因。今古文异说，今文所代表的，常为早一时期的制度，古文所代表的则较晚。秦汉时的县，大率方百里（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可见方百里实为古代的一个政治区域，此今文家大国之封所由来。其超过于此的，如《礼记·明堂位》说：“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说：“周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大公于齐，兼五侯地。”这都是后来开拓的结果，而说者误以为是初封时的事实。列国既开拓至此，谈封建制度的人，自然不能斫而小之，亦不必斫而小之，就有如古文家所说的制度了。

以事实言之：今文家所说的大国，在东周时代，已是小国。古文家所说的大国，则为其时的次等国。至其时的所谓大国，则子产称其“地方数圻”（圻同畿，即方数千里，见《左传》襄公三十五年）。《孟子》说：“海内之国，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孟子·梁惠王上》）唯晋、楚、齐、秦等足以当之。此等大国，从无受封于人的，即古文家心目中，以为当封建之国，亦不能如此其大，所以谈封建制度的不之及。

此等大国，其实际，实即当时谈封建制度者之所谓王。《礼记》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曾子问》），这只是古人的一个希望，事实上并不能如此。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之中，各自有王。所以春秋时吴、楚皆称王，战国时七国亦皆称王。公、侯、伯、子、男等，均系美称。论其实，则在一国之内，有最高主权的，皆称为君。（《礼记·曲礼》：“九州之伯，入天子之国曰牧，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

其为一方所归往的，即为此一区域中的王。《管子·霸言》说：“强国众，则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则合小攻大以图王。”此为春秋时吴、楚等国均称王，而齐、晋等国仅称霸的原因。因为南方草昧初开，声明文物之国少，肯承认吴、楚等国为王；北方鲁、卫、宋、郑等国，就未必肯承认齐、晋为王了。倒是周朝，虽然弱小，然其称王，是自古相沿下来的，未必有人定要反对他；而当时较大之国，其初大抵是他所封建，有同姓或亲戚的关系，提起他来，还多少有点好感；而在国际的秩序上，亦一时不好否认他；于是齐桓、晋文等，就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了。

“霸”为“伯”的假借字。“伯”的本义为长。《礼记·王制》说：“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这又是虚拟的制度，然亦有事实做根据的。凡古书所说朝贡、巡守等制度，大抵是邦畿千里之内的规模（或者还更小于此。如《孟子·梁惠王下》说天子巡守的制度，是“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这只是后世知县的劝农）。后人扩而充之，以为行之于如《禹贡》等书所说的九州之地，于理就不可通了（春天跑到泰山，夏天跑到衡山，秋天跑到华山，冬天跑到恒山，无论其为回了京城再出去，或者从东跑到南，从南跑到西，从西跑到北，总之来不及），然其说自有所本。

《公羊传》隐公五年说：“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此即二伯之说所由来。分《王制》的九州为左右，各立一伯，古无此事；就周初的封域，分而为二，使周公、召公各主其一，则不能谓无此事的。然则所谓八州八伯，恐亦不过就王畿之内，再分为九，天子自治其一，而再命八个诸侯，各主一区而已。

此项制度，扩而大之，则如《左传》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所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等于《王制》中所说的一州之伯了。此自非周初的事实，然管仲之说，亦非凭空造作，亦仍以小规模的伯为根据。然则齐桓、晋文等，会盟征伐，所牵连而及的，要达于《王制》所说的数州之广，其规模虽又较大，而其霸主之称，还是根据于此等一州之伯的，又可推而知了。

春秋时晋、楚、齐、秦等国，其封土，实大于殷周之初。其会盟征伐的规模，亦必较殷周之初，有过之无不及。特以强国较多，地丑德齐，莫能相尚，不能称王（吴、楚等虽称王，只是在一定区域之内，得其小国的承认）。至于战国时，就老实不客气，各自在其区域之中，建立王号了。然此时的局势，却又演进到诸王之上，要有一个共主，而更高于王的称号，从来是没有的。乃借用天神之名，而称之为帝。齐湣王和秦昭王，曾一度并称东西帝；其后秦围邯郸，魏王又使辛垣衍劝赵尊秦为帝，即其事。

此时研究历史的人，就把三代以前的酋长，拣了五个人，称之为五帝（所以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之称，是人神相同的）。后来又再推上去，在五帝以前，拣了三个酋长，以说明社会开化的次序。更欲立一专名以名之，这却真穷于辞了。乃据“始王天下”之义，加“自”字于“王”字之上，造成一个“皇”字，而有所谓三皇（见《说文》。皇、王二字，形异音同，可知其实为一语）。至秦王政并天下，遂合此二字，以为自己的称号，自汉以后，相沿不改。

列国渐相吞并，在大国之中，就建立起郡县制度来。

《王制》说：“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又说：“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可见内诸侯和大夫，法律上本来不该世袭的。事实上虽不能尽然，亦不必尽不然，尤其是在君主权力扩张的时候。倘使天子在其畿内，大国的诸侯在其国内，能切实将此制推行，而于其所吞灭之国，亦能推行此制，封建就渐变为郡县了。（一）春秋战国时，灭国而以为县的很多，如楚之于陈、蔡即是。有些灭亡不见记载，然秦汉时的县名，和古国名相同的甚多，亦可推见其本为一国，没入大国之中，而为其一县。（二）还有卿大夫之地，发达而成为县的。如《左传》昭公二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是。（三）又有因便于战守起见，有意设立起来的，如商君治秦，并小都、乡、邑，聚以为县是（见《史记·商君列传》）。至于郡，则其区域本较县为小，且为县所统属（《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其与县分立的，则较县为荒陋（《左传》哀公二年，赵简子誓师之辞，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然此等与县分立之郡，因其在边地之故，其兵力反较县为充足，所以后来在军事上需要控扼之地，转多设立（甘茂谓秦王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春申君言于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皆见《史记》本传）。事实上以郡统制县，保护县，亦觉便利，而县遂转属于郡。战国时，列国的设郡，还是在沿边新开辟之地的（如楚之巫、黔中，赵之云中、雁门、代郡，燕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等）。到秦始皇灭六国后，觉得到处都有驻兵镇压的必要，就要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了。

封建政体，沿袭了几千年，断无没有反动之力之理。所以秦灭六国未几，而反动即起。秦汉之间以及汉初的封建，是和后世不同的。在后世，像晋朝、明朝的封建，不过出于帝王自私之心。天下的人，大都不以为然。即封建之人，对于此制，亦未必敢有何等奢望，不过舍此别无他法，还想借此牵制异姓，使其不敢轻于篡夺而已。受封者亦知其与时势不宜，惴惴然不敢自安。所以唐太宗要封功臣，功臣竟不敢受（见《唐书·长孙无忌传》）。

至于秦汉间人，则其见解大异。当时的人，盖实以封建为当然，视统一转为变局。所以皆视秦之灭六国为无道之举，称之为暴秦，为强虎狼之秦。然则前此为六国所灭之国如何呢？秦灭六国，当恢复原状，为六国所灭之国，岂不当一一兴灭继绝吗？倘使以此为难，论者自将无辞可对。然大多数人的见解，是不能以逻辑论，而其欲望之所在，亦是不可以口舌争的。所以秦亡之后，在戏下的诸侯，立即决定分封的方法。

当时所封建的：（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此时的封建，因汉高祖借口于项王背约，夺其关中之地而起兵，汉代史家所记述，遂像煞是由项王一个人做主，其实至少是以会议的形式决定的。所以在《太史公自序》里，还无意间透露出一句真消息来，谓之“诸侯之相王”。

当时的封爵，分为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这沿袭了战国时代的故事（战国时，列国封其臣者，或称侯，或称君，如穰侯、文信侯、孟尝君、望诸君等。侯之爵较君为高，其地当亦较君为大。此时所封的国，大小无和战国之君相当的，故亦无君之称）。诸侯之大者皆称王，项羽以霸王为之长，而义帝以空名加于其上，也是取法于东周以后，实权皆在霸主，而天王仅存虚名的。以大体言，实不可谓之不恰当。然人的见解，常较时势为落后。人心虽以为允洽，而事势已不容许，总是不能维持的。所以不过五年，而天下复归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心仍未觉悟，韩信始终不肯背汉，至后来死于吕后之手，读史者多以为至愚。其实韩信再老实些，也不会以汉高祖为可信。韩信当时的见解，必以为举天下而统属于一人，乃事理所必无。韩信非自信功高，以为汉终不夺其主，乃汉夺其王之事，为信当时所不能想象。此恐非独韩信如此，汉初的功臣，莫不如此。若使当时，韩信等预料奉汉王以皇帝的空名，汉王即能利用之把自己诛灭，又岂肯如此做？确实，汉高祖翦灭所封的异姓，也是一半靠阴谋，一半靠实力的，并非靠皇帝的虚名。

若就法理而论，就自古相传列国间的习惯，当时的人心认为正义者论，皇帝对于当时的王，可否如此任意诛灭呢？也还是一个疑问。所以汉高祖的尽灭异姓之国（楚王韩信，梁王彭越，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卢绾。唯长沙王吴芮仅存），虽然不动干戈，实在和其尽灭戏下所封诸国，是同样的一个奇迹。不但如此，汉高祖所封同姓诸国，后来酝酿成吴、楚七国这样的一个大乱，竟会在短时间戡定；戡定之后，景帝摧抑诸侯，使不得自治民补吏；武帝又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各以国邑，分封子弟；而汉初的封建，居然就名存而实亡，怕也是汉初的人所不能预料的。

封建的元素，本有两个：一为爵禄，受封者与凡官吏同。一为君国子民、子孙世袭，则其为部落酋长时固有的权利，为受封者所独。后者有害于统一，前者则不然。

汉世关内侯，有虚名而无土地。后来列侯亦有如此的（《文献通考·封建考》云：“秦、汉以来，所谓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吏民，可以布政令，若关内侯，则惟以虚名受廪禄而已。西都景、武而后，始令诸侯王不得治民，汉置内史治之。自是以后，虽诸侯王，亦无君国子民之实，不过食其所封之邑入，况列侯乎？然所谓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东都，始有未与国邑，先赐美名之例，如灵寿王、征羌侯之类是也。至明帝时，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请外戚子弟，以少年获封者。又肃宗赐东平王苍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五岁以上能趋拜者，皆令带之。此二者，皆是未有土地，先佩印，受俸廪。盖至此，则列侯有同于关内侯者矣。”），然尚须给以廪禄。唐宋以后，必食实封的，才给以禄，则并物质之耗费而亦除去之，封建至此，遂全然无碍于政治了。

后世在中国境内，仍有封建之实的，为西南的土官。土官有两种：一是文的，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之类；一是武的，凡以司名的，如宣抚司、招讨司、长官司之类皆是。听其名目，全与流官相同。其实所用的都是部族酋长，依其固有之法承袭。

外夷归化中国，中国给以名号（或官或爵），本是各方面之所同，不但西南如此。但其距中国远的，实力不及，一至政教衰微之世，即行离叛而去，这正和三代以前的远国一样。唯西南诸土司，本在封域之内，历代对此的权力，渐形充足，其管理之法，亦即随之而加严。在平时，也有出贡赋、听征调的。这亦和古代诸侯对王朝、小国对大国的朝贡及从征役一样。至其（一）对中国犯顺；（二）或其部族之中，自相争阋；（三）诸部族之间，互相攻击；（四）又或暴虐其民等，中国往往加以讨伐。有机会，即废其酋长，改由中国政府派官治理，是谓“改土归流”，亦即古代之变封建为郡县。

自秦至今，近二千二百年，此等土官，仍未尽绝，可见封建政体的铲除，是要随着社会文化进步的，不是政治单方面的事情了。

封建之世，所谓朝代的兴亡，都是以诸侯革天子之命。此即以一强国，夺一强国的地位，或竟灭之而已。至统一之世，则朝代的革易，其形式有四：（一）为旧政权的递嬗。又分为（甲）中央权臣的篡窃；（乙）地方政权的入据。前者如王莽之于汉，后者如朱温之于唐。（二）为新政权的崛起，如汉之于秦。（三）为异族的入据，如前赵之于晋，金之于北宋，元之于南宋，清之于明。（四）为本族的恢复，如明之于元。而从全局观之，则（一）有仍为统一的；（二）有暂行分裂的。后者如三国、南北朝、五代都是。然这只是政权的分裂，社会文化久经统一，所以政权的分立，总是不能持久的。从前读史的人，每分政情为（一）内重；（二）外重；（三）内外俱轻三种。内重之世，每有权臣篡窃之变。外重之世，易招强藩割据之忧。内外俱轻之世，则草泽英雄，乘机崛起；或外夷乘机入犯。唯秦以过刚而折，为一个例外。

政权当归诸一人，而大多数人，可以不必过问；甚或以为不当过问；此乃事势积重所致，断非论理之当然。所以不论哪一国，其原始的政治，必为民主。后来虽因事势的变迁，专制政治逐渐兴起，然民主政治，仍必久之而后消灭。观前文所述，可以见之。

大抵民主政治的废坠：（一）由于地大人众，并代表会议而不能召集。（二）大众所议，总限于特殊的事务，其通常的事务，总是由少数主持常务的人执行的。久之，此少数人日形专擅，对于该问大众的特殊事务，亦复独断独行。（三）而大众因情势涣散，无从起而加以纠正。专制政治就渐渐形成了。这是形式上的变迁。若探求其所以然，则国家大了，政情随之复杂，大的、复杂的事情，普通人对之不感兴趣，亦不能措置。此实为制度转变的原因。

然民主的制度可以废坠，民主的原理则终无灭绝之理。所以先秦诸子，持此议论的即很多。因后世儒术专行，儒家之书，传者独多，故其说见于儒家书中的亦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其实孟子所诵述的，乃系孔门的书说，观其论尧、舜禅让之语，与伏生之《尚书大传》，互相出入可知（司马迁《五帝本纪》亦采儒家书说）。两汉之世，此义仍极昌明。

汉文帝元年，有司请立太子。文帝诏云：“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此虽系空言，然天下非一人一家所私有之义，则诏旨中也明白承认了。后来眭孟上书，请汉帝谁差天下（谁差，访求、简择之义），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尤为历代所无。效忠一姓，汉代的儒家，实不视为天经地义。刘歆系极博通的人，且系汉朝的宗室，而反助王莽以篡汉；扬雄亦不反对王莽，即由于此。但此等高义，懂得的只有少数人，所以不久即湮晦，而君臣之义，反日益昌盛了。

王与君，在古代是有分别的，说已见前。臣与民亦然。臣乃受君豢养的人，效忠于其一身，及其子嗣，尽力保卫其家族、财产，以及荣誉、地位的。盖起于（一）好战的酋长所豢养的武士；（二）及其特加宠任的仆役。其初，专以效忠于一人一家为主。后来（一）人道主义渐形发达；（二）又从利害经验上，知道要保一人一家的安全，或求其昌盛，亦非不顾万民所能。于是其所行者，渐须顾及一国的公益。有时虽违反君主一人一家的利益，而亦有所不能顾。是即大臣与小臣，社稷之臣与私昵嬖倖的区别。然其道，毕竟是从效忠于一人一家进化而来的，终不能全免此项色彩。

至民则绝无效忠于君的义务。两者区别，在古代本极明白，然至后世，却渐渐湮晦了。无官职的平民，亦竟有效忠一姓的，如不仕新朝之类。这在古人看起来，真要莫名其妙了（异民族当别论。民族兴亡之际，是全民族都有效忠的义务的。顾炎武《日知录·正始》条，分别“亡国”“亡天下”，所谓“亡天下”，即指民族兴亡言，古人早见及此了）。至于国君失政，应该诛杀改立之义，自更无人提及。

剥极则复，到晚明之世，湮晦的古义，才再露一线曙光。君主之制，其弊全在于世袭。以遗传论，一姓合法继承的人，本无代代皆贤之理。以教育论，继嗣之君，生来就居于优越的地位，志得意满；又和外间隔绝了；尤其易于不贤。此本显明之理，昔人断非不知，然既无可如何，则亦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君主的昏愚、淫乱、暴虐，无过于明朝之多。而时势危急，内之则流寇纵横，民生憔悴；外之则眼看异族侵入，好容易从胡元手里恢复过来的江山，又要沦于建夷之手。仁人君子，蒿目时艰，深求致祸之原，图穷而匕首见，自然要归结到政体上了。于是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出现，其《原君》《原臣》两篇，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正是晴空一个霹雳。但亦只是晴空一个霹雳而已。别种条件，未曾完具，当然不会见之于行动的。于是磅礴郁积的民主思想，遂仍潜伏着，以待时势的变化。

近百年来的时势，四夷交侵，国家民族，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可谓危急极了。这当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但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分野，政治力量的界限，昔人是不甚明白的。眼看着时势的危急，国事的败坏，当然要把其大部分的原因，都归到政治上去，当然要发动政治上的力量来救济它，当然要拟议及于政体。于是从戊戌变法急转直下，而成为辛亥革命。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自己久有根基，而亲切的观感，则得之于现代的东西列强。代议政体，自然要继君主专制而起。但代议政体，在西洋自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却无有。于是再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极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许行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这是超出政治范围之外的，因为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而孔、老、许行所想望的境界，则是没有阶级的。

第四章

阶级

古代部族之间，互相争斗；胜者把败者作为俘虏，使之从事于劳役，是为奴隶；收取其赋税的，则为农奴。古代奴婢之数，似乎并不甚多（见下）。最严重的问题，在征服者和农奴之间。

国人和野人，这两个名词，我们在古书上遇见时，似不觉其间有何严重的区别。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的。不过其时代较早，古书上的遗迹，不甚显著，所以我们看起来，不觉得其严重罢了。

所谓国人，其初当系征服之族，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而居。野人则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从事于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险之处。国内行畦田，国外行井田。（二）国人充任正式军队，野人则否。上章所讲大询于众庶之法，限于乡大夫之属。“乡”是王城以外之地，“乡人”即所谓国人。厉王被逐，《国语》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则参与国政，和起而为反抗举动的，都是国人。若野人，则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颂德，襁负而归之；有行暴政之君，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在可能范围之内逃亡而已。所以一个国家，其初立国的基本，实在是靠国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

国人和野人之间，其初当有一个很严的界限；彼此之间，还当有很深的仇恨。后来此等界限，如何消灭？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约因：（一）距离战争的年代远了，旧事渐被遗忘。（二）国人移居于野，野人亦有移居于国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征服部族是要朘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经济上，国人富裕而野人贫穷；又都邑多为工商及往来之人所聚会，在交通上，国人频繁而野人闭塞。所以国人的性质较文，野人的性质较质。然到后来，各地方逐渐发达，其性质，亦变而相近了。再到后来，（四）选举的权利。（五）兵役的义务，亦渐扩充推广，而及于野人，则国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无甚区别，其畛域就全化除了。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区别，可说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于职业上的区别，则已带有经济上的原因了。

古代职业的区别，是为士、农、工、商。士是战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称，可见古代的用人，专在战士中拔擢。至于工商，则专从事于生业。充当战士的人，虽不能全不务农，但有种专务耕种的农民，却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中有士之乡和工商之乡（见《小匡》）。《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楚国之法，“荆尸而举（荆尸，该是一种组织军队的法令），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有些人误以为古代是全国皆兵，实在是错误的。士和卿大夫，本来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权和军权，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论什么职业，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小匡》）政治上的地位，当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间，自然生出严重的区别来，农、工、商更不必说了。此等阶级，如何破坏呢？

其在经济上，要维持此等阶级，必须能维持严密的职业组织。如欲使农之子恒为农，则井田制度，必须维持。欲使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则工官和公家对于商业的管理规则，亦必须维持。然到后来，这种制度，都破坏了。农人要种田，你没有田给他种，岂能不许他从事别种职业？工官制度破坏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给民用，民间有从事制造的人，你岂能禁止他？尤其是经济进步，交换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间买卖的人，又岂能加以禁止？私产制度既兴，获利的机会无限，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旧制度都成为新发展的障碍了，古代由社会制定的职业组织，如何能不破坏呢？

在政治上：则因（一）贵族的骄淫矜夸，自趋灭亡，而不得不任用游士（参看第七章）。（二）又因有土者之间，互相争夺，败国亡家之事，史不绝书。一国败，则与此诸侯有关之人，都夷为平民。一家亡，则与此大夫有关的人，都失其地位。（三）又古代阶级，并未像喀斯德（caste）这样的严峻，彼此不许通婚。譬如《左传》定公九年，载齐侯攻晋夷仪，有一个战士，唤作敝无存，他的父亲，要替他娶亲，他就辞谢，说：“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齐国的两个世卿之家）可见贵族与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会地位的变动，自然也容易了。这都是古代阶级所以渐次破坏的原因。

奴隶的起源，由于以异族为俘虏。《周官》五隶：曰罪隶，曰蛮隶，曰闽隶，曰夷隶，曰貉隶。似乎后四者为异族，前一者为罪人。然罪人是后起的。当初本只以异族为奴隶，后来本族有罪的人，亦将他贬入异族群内，当他异族看待，才有以罪人为奴隶的事。

经学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屏诸四夷，不及以政”（谓不使之当徭役，见《礼记·王制》）；古文家言，则“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尽弃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说的制度较早，初期的奴隶，多数是异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不但如此，社会学家言：氏族时代的人，不惯和同族争斗，镇压本部族之职，有时不肯做，宁愿让异族人做。《周官》蛮、闽、夷、貉四隶，各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以守王宫及野之厉禁，正是这个道理。这亦足以证明奴隶源出于异族。

女子为奴隶的谓之婢。《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安书》李《注》引韦昭云：“善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归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可见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贱的界限，实亦不甚严峻。但一方面有脱离奴籍的奴隶，一方面又有沦为奴隶的平民，所以奴婢终不能尽绝。这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制度的了。

奴隶的免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法令。《左传》襄公三十二年，晋国的大夫栾盈造反。栾氏有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有一个奴隶，唤作斐豹的，和执政范宣子说道：“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欢道：你杀掉他，“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斐豹大约是因犯罪而为奴隶，丹书就是写他的罪状的。一种是以财赎。《吕氏春秋·察微篇》说：鲁国之法，“鲁人有为臣妾于诸侯者，赎之者取金于府”。这大约是俘虏一类。后世奴隶的免除，也不外乎这两种方法。

以上是封建时代的事。封建社会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亦占优胜。到资本主义时代，就大不然了。

《汉书·货殖列传》说：“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官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又说：后来自诸侯大夫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谷货，犹言食货。谷、食，本意指食物，引申起来，则包括一切直接供给消费之物。“货”和“化”是一语。把这样东西，变成那样，就是交换的行为。所以“货”是指一切商品）。于是“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唅粟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隶，犹无愠色”。这几句话，最可代表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

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

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残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所以能取武力主义而代之，其根源即在于此。然前此社会的规则，都是根据武力优胜主义制定的，不是根据富力优胜主义制定的。武力优胜主义，固然也是阶级的偏私，且较富力优胜主义为更恶。然而人们（一）谁肯放弃其阶级的偏私？（二）即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亦不免为偏见所蔽，视其阶级之利益，即为社会全体的利益；以其阶级的主张，即为社会全体的公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资本主义的新秩序，用封建社会的旧眼光看来，是很不入眼的；总想尽力打倒它，把旧秩序恢复。

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纷华”（《史记》本传），就是代表这种见解，想把富与贵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恢复到富与贵相一致的时代。然而这如何办得到呢？封建时代，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紧要的有两种：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唯不好利，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唯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维持其治者阶级地位的原因。在当时原非幸致。然而这种精神，也不是从天降、从地出；或者如观念论者所说，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总是随着环境变迁的。假使人而不能随着环境变迁，则亦不能制驭环境，而为万物之灵了。

在封建主义全盛时，统治阶级因其靠武力得来的地位的优胜，不但衣食无忧，且其生活，总较被治的人为优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讲到武勇，则因前此及其当时，他们的生命，是靠体力维持的（取之于自然界者如田猎。取之于人者，则为战争和掠夺），自能养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到武力掠夺，悬为厉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较治者为优裕；人类维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体力取之于自然界，或夺之于团体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剥削团体以内的人；则环境大变了。统治阶级的精神，如何能不随之转变呢？于是滔滔不可挽了。

在当时，中坚阶层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为两派：近乎文者则为儒，近乎武者则为侠。古书多以儒侠并称，亦以儒墨并称，可见“墨”即是“侠”。儒和侠，不是孔、墨所创造的两种团体，倒是孔、墨就社会上固有的两种阶级，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在孔、墨当日，何尝不想把这两个阶级振兴起来，使之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儒者只成为“贪饮食，惰作务”之徒（见《墨子·非儒》），侠者则成为“盗跖之居民间者”（《史记·游侠列传》）。

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究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儿子步行戍边，专务举发在位者的弊窦，又好犯颜直谏，这确是文臣的好模范。又如李广，终身除射箭外无他嗜好，绝不言利，而于封侯之赏，却看得很重。广为卫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儿子敢，因此射伤卫青，又给霍去病杀掉，汉武帝都因其为外戚之故而为之讳，然李广的孙儿子陵，仍愿为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见《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这真是一个武士的好模范。还有那奋不顾身、立功绝域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班超等，亦都是这一种人。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

在汉代，此等人已如凤毛麟角，魏晋以后，遂绝迹不可复见。岂无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时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质出现了。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复燃。后人谈起这种封建时代的精神来，总觉得不胜惋惜。然而无足惜也。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时文臣的见解，已不免于偏狭。武人则更其要不得。譬如李广，因闲居之时，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于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与他为难，还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个好尉），到再起时，就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算什么行为？他做陇西太守时，诈杀降羌八百余人，岂非武士的耻辱？至于一班出使外国之徒，利于所带的物品，可以干没，还好带私货推销，因此争求奉使。到出使之后，又有许多粗鲁的行为，讹诈的举动，以致为国生事，引起兵端（见《史记·大宛列传》），这真是所谓浪人，真是要不得的东西。中国幸而这种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还不止五胡之乱。

封建时代的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遂全依贫富而分。当时所谓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晁错《贵粟疏》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俗之所贵，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见法律全然退处于无权了。

因资本的跋扈，奴婢之数，遂大为增加。中国古代，虽有奴婢，似乎并不靠他做生产的主力。因为这时候，土地尚未私有，旧有的土地，都属于农民。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只能苛取其租税，强征其劳力（即役），至于夺农民的土地为己有，而使奴隶从事于耕种，那是不会有这件事的（因为如此，于经济只有不利。所以虽有淫暴之君，亦只会弃田以为苑囿。到暴力一过去，苑囿就又变作田了）。大规模的垦荒，或使奴隶从事于别种生产事业，那时候也不会有。其时的奴隶，只是在家庭中，以给使令，或从事于消费品的制造（如使女奴舂米、酿酒等），经济的力量所限，其势自不能甚多。

到资本主义兴起后，就不然了。（一）土地既已私有，原来的农奴，都随着土地，变成地主的奴隶。王莽行王田之制，称奴隶为“私属”，和田地都不得买卖。若非向来可以买卖，何必有此法令呢？这该是秦汉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虏、罪人两个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多）。（二）农奴既变为奴隶，从事于大规模的垦荒的，自然可以购买奴隶，使其从事耕作。（三）还可以使之从事于别种事业。如《史记·货殖列传》说：“刁闲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所以又说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如此，奴婢越多越富，其数就无制限了。

此时的奴婢，大抵是因贫穷而鬻卖的。因贫穷而卖身，自古久有其事。所以《孟子·万章上》就有人说：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之家。然在古代，此等要不能甚多。至汉代，则贾谊说当时之民，岁恶不入，就要“请爵卖子”，成为常见的现象了。此等奴婢，徒以贫穷之故而卖身，和古代出于俘虏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国家理应制止及救济。然当时的国家，非但不能如此，反亦因之以为利。如汉武帝，令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的增秩。其时行算缗之法，遣使就郡国治隐匿不报的人的罪，没收其奴婢甚多，都把他分配到各苑和各机关，使之从事于生产事业（见《史记·平准书》）。像汉武帝这种举动，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从事于生产事业者，必不限于汉武帝之世，则可推想而知，奴隶遂成为此时官私生产的要角了。汉末大乱，奴婢之数，更行增多。

后汉光武一朝，用法令强迫释放奴婢很多（均见《后汉书》本纪）。然亦不过救一时之弊，终不能绝其根株。历代救济奴隶之法：（一）对于官奴婢，大抵以法令赦免。（二）对于私奴婢则（甲）以法令强迫释放；（乙）官出资财，替他赎身；（丙）勒令以买直为佣资，计算做工的时期，足满工资之数，便把他放免。虽有此法，亦不过去其太甚而已。

用外国人做奴婢，后世还是有的。但非如古代的出于俘虏，而亦出于鬻卖。《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史记·货殖列传》，都有所谓“僰僮”，就是当时的商人，把他当作商品贩卖的。《北史·四裔传》亦说：当时的人，多买獠人做奴仆。因此，又引起政治上的侵略。梁武帝时，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利。周武帝平梁、益，亦命随近州镇，年年出兵伐獠，取其生口，以充贱隶。这在后世，却是少有的事，只有南北分立之世，财力困窘，政治又毫无规模，才会有之。至于贩卖，却是通常现象。如唐武后大足元年，敕北方缘边诸郡，不得畜突厥奴婢；穆宗长庆元年，诏禁登、莱州及缘海诸道，纵容海贼，掠卖新罗人为奴婢；就可见海陆两道，都有贩卖外国人口的了。南方的黑色人种，中国谓之昆仑。唐代小说中，多有昆仑奴的记载，更和欧洲人的贩卖黑奴相像。然中国人亦有自卖或被卖作外国人的奴隶的。宋太宗淳化二年，诏陕西缘边诸郡：先因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官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真宗天禧三年，诏自今掠卖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至者同罪，未过界者，决杖黥配（均见《文献通考》），就是其事。

后汉末年，天下大乱，又发生所谓“部曲”的一个阶级。

“部曲”二字，本是军队中一个组织的名称（《续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丧乱之际，人民无家可归，属于将帅的兵士，没有战事的时候，还是跟着他生活，或者受他豢养或者替他工作。事实上遂发生隶属的状态。用其力以生产，在经济上是有利的，所以在不招兵的时候，将帅也要招人以为部曲了（《三国志·李典传》说：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就是战时的部曲，平时仍属于将帅之证。《卫觊传》说：觊镇关中时，四方流移之民，多有回关中的，诸将多引为部曲，就是虽不招兵之时，将帅亦招人为部曲之证）。平民因没有资本，或者需要保护，一时应他的招。久之，此等依赖关系，已成过去，而其身份，被人歧视，一时不能恢复，遂成为另一阶级。

“部曲”的女子，谓之“客女”。历代法律上，奴婢伤害良人，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重。良人伤害奴婢，则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轻。其“部曲”“客女”伤害平民的罪，较平民加重，较奴婢减轻；平民伤害“部曲”“客女”的，亦较伤害奴婢加重，较其互相伤害减轻。所以“部曲”的地位，是介于良贱之间的。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都有这一阶级。

使平民在某种程度以内，隶属于他人，亦由来甚久。《商君书·境内篇》说：“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有爵者不当差徭，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有爵者替公家当差徭时，庶子亦跟着他出去。）这即是《荀子·议兵篇》所说秦人五甲首而隶五家之制。秦爵二十级（见《汉书·百官公卿表》），级级都可乞人为役，则人民之互相隶属者甚多，所以鲁仲连要说秦人“虏使其民”了。晋武帝平吴以后，王公以下，都得荫人为衣食客及佃客。其租调及力役等，均入私家。此即汉世封君食邑户的遗法，其身份仍为良民。辽时有所谓二税户，把良民赐给僧寺，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金世宗时免之），亦是为此。此等使人对人直接征收，法律上虽限于某程度以下的物质或劳力，然久之，总易发生广泛的隶属关系，不如由国家征收，再行给予之为得。

封建时代的阶级，亦是相沿很久的，岂有一废除即铲灭净尽之理？所以魏晋以后，又有所谓门阀的阶级。魏晋以后的门阀，旧时的议论，都把九品中正制度，看作它很重要的原因，这是错误的。世界上哪有这种短时间的政治制度，能造成如此深根固柢的社会风尚之理？又有说：这是由于五胡乱华，衣冠之族，以血统与异族混淆为耻，所以有这风尚的。这也不对。当时的区别，明明注重于本族士庶之间。况且五胡乱华，至少在西晋的末年，声势才浩大的，而刘毅在晋初，已经说当时中正的品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可见门阀之制，并非起源于魏晋之世。

然则其缘起安在呢？论门阀制度的话，要算唐朝的柳芳，说得最为明白（见《唐书·柳冲传》）。据他的说法：则七国以前，封建时代的贵族，在秦汉之世，仍为强家。因为汉高祖起于徒步，用人不论家世，所以终两汉之世，他们在政治上，不占特别的势力。然其在社会上，势力仍在。到魏晋以后，政治上的势力和社会上的势力合流，门阀制度，就渐渐固定了。这话是对的。当时政治上扶植门阀制度的，就是所谓“九品中正”。

至于在社会上，则因汉末大乱，中原衣冠之族，开始播迁。一个世家大族，在本地方，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的，用不着自行表暴。迁徙到别的地方，就不然了。琅琊王氏是世族，别的地方的王氏则不然。博陵崔氏是世族，别的地方的崔氏则不然。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的、姓崔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哪里的崔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琊王而非别的王氏；是博陵崔而非别的崔氏了。这是讲门阀所以要重视郡望的原因。

到现在，我们旧式婚姻的柬帖上，还残留着这个老废物。这时候，所谓“门第的高下”，大概是根据于：（一）本来门第的高下。这是相沿的事实，为本地方人所共认，未必有谱牒等物为据。因为古代谱牒，都是史官所记。随着封建的崩坏，久已散佚无存了。（二）秦、汉以来，世家大族，似乎渐渐地都有谱牒（《隋书》著录，有家谱、家传两门。《世说新语》注，亦多引人家的家谱）。而其事较近，各家族中，有何等人物、事迹，亦多为众人所能知、所能记，在这时期以内，一个家族中，要多有名位显著的人，而切忌有叛逆等大恶的事。如此，历时稍久，即能受人承认，为其地之世家（历时不久的，虽有名位显著的人，人家还只认为暴发户，不大看得起他。至于历时究要多久，那自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三）谱牒切忌佚亡，事迹切忌湮没。倘使谱牒已亡，可以做世家的条件的事迹，又无人能记忆，或虽能记忆，而不能证明其出于我之家族中。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我为某世家大族或有名位之人之后，我的世族的资格，就要发生动摇了。要之，不要证据的事，要没人怀疑；要有证据的事，则人证、物证，至少要有一件存在，这是当时判定世族资格的条件。谱牒等物，全由私家掌管，自然不免有散佚、伪造等事。政治总是跟着社会走的。为要维持此等门阀制度，官家就亦设立谱局，与私家的谱牒互相钩考，“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了（亦柳芳语）。

当这时代，寒门世族，在仕途上优劣悬殊；甚至婚姻不通，在社交上的礼节，亦不容相并（可参看《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条）。此等界限，直至唐代犹存。

《唐书·高士廉传》及《李义府传》说，太宗命士廉等修《氏族志》，分为九等，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又说：魏大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征、李绩等，仍与为婚，故其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

《新唐书·杜羔传》说：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邪？”可见唐朝中叶以后，此风尚未铲除。然此时的门阀，已只剩得一个空壳，经不起雨打风吹，所以一到五代时，就成“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之局了（《通志·氏族略》）。

这时候的门阀，为什么只剩一个空壳呢？（一）因自六朝以来，所谓世族，做事太无实力。这只要看《廿二史札记·江左诸帝皆出庶族》《江左世族无功臣》《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各条可见。（二）则世族多贪庶族之富，与之通婚；又有和他通谱，及把自己的家谱出卖的。看《廿二史札记·财昏》《日知录·通谱》两条可见。（三）加以隋废九品中正，唐以后科举制度盛行，世族在选举上，亦复不占便宜。此时的门阀，就只靠相沿已久，有一种惰力性维持，一受到（四）唐末大乱、谱牒沦亡的打击，自然无以自存了。门阀制度，虽盛于魏晋以后，然其根源，实尚远在周秦以前，到门阀制度废除，自古相传的阶级，就荡然以尽了（指由封建势力所造成的阶级）。

然本族的阶级虽平，而本族和异族之间，阶级复起。这就不能不叹息于我族自晋以后武力的衰微了。中国自汉武帝以后，民兵渐废。此时的兵役多以罪人和奴隶充之，亦颇用异族人为兵。东汉以后，杂用异族之风更盛。至五胡乱华之世，遂习为故常。此时的汉人和异族之间，自然不能不发生阶级。史称北齐神武帝，善于调和汉人和鲜卑。他对汉人则说：“鲜卑人是汝作客（犹今言雇工），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陵之？”对鲜卑人则说：“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疾之？”就俨然一为农奴，一为战士了。

但此时期的异族，和自女真以后的异族，有一个大异点。自辽以前（契丹为鲜卑宇文氏别部，实仍系五胡的分支），外夷率以汉族为高贵而攀援之，并极仰慕其文化，不恤牺牲其民族性，而自愿同化于汉族。至金以后则不然。这只要看五胡除羯以外，无不冒托神明之胄（如拓跋氏自称黄帝之后，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金以后则无此事；北魏孝文帝，自愿消灭鲜卑语，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除此以外，亦未有拒绝汉族文化的。金世宗却极力保存女真旧风及其语言文字。这大约由于自辽以前的异族，附塞较久，濡染汉人文化较深，金、元、清则正相反之故。渤海与金、清同族，而极仰慕汉人的文化，似由其先本与契丹杂居营州，有以致之，即其一证。

对于汉族的压制剥削，亦是从金朝以后，才深刻起来的。五胡虽占据中原，只是一部分政权入于其手。其人民久与汉族杂居，并未闻至此时，在社会上，享有何等特别的权利（至少在法律上大致如此）。契丹是和汉人不杂居的。其国家的组织，分为部族和州县两部分，彼此各不相干（设官分南北面，北面以治部族，南面以治州县）。财赋之官，虽然多在南面，这是因汉族的经济，较其部族为发达之故，还不能算有意剥削汉人。到金朝，则把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用集团之制，与汉族杂居，以便镇压。因此故，其所耕之地，不得不连成片段。于是或借口官地，强夺汉人的土地（如据梁王庄、太子务等名目，硬说其地是官地之类），或口称与汉人互换，而实系强夺，使多数人民流离失所。初迁入时，业已如此。元兵占据河北后，尽将军户（即猛安谋克户）迁于河南，又是这么一次。遂至和汉人结成骨仇血怨，酿成灭亡以后大屠戮的惨祸了（见《廿二史札记·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条）。

元朝则更为野蛮。太宗时，其将别迭，要把汉人杀尽，空其地为牧场，赖耶律楚材力争始止（见《元史·耶律楚材传》）。元朝分人为蒙古、色目（犹言诸色人等，包括蒙古及汉族以外的人。其种姓详见《辍耕录》）、汉人（灭金所得的中国人）、南人（灭宋所得的中国人）四种，一切权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的长官，必用蒙古人。又如学校及科举，汉人、南人的考试较难，而出身反劣）。汉人入奴籍的甚多（见《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明代奴仆之数骤增（见《日知录·奴仆》条），怕与此很有关系。清朝初入关时，亦圈地以给旗民。其官缺，则满、汉平分。又有蒙古、汉军、包衣（满洲人的奴仆）的专缺。刑法，则宗室、觉罗（显祖之后称“宗室”，自此以外称“觉罗”。宗室俗称“黄带子”，觉罗俗称“红带子”，因其常系红黄色的带子为饰。凡汉人杀伤红黄带子者，罪加一等。唯在茶坊酒肆中则否，以其自亵身份也）及旗人，审讯的机关都不同（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户、刑部。包衣由内务府慎刑司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地方官。旗人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审讯），且都有换刑（宗室以罚养赡银代笞、杖，以板责、圈禁代徒、流、充军。雍正十二年，并推及觉罗。其死罪则多赐自尽。旗人以鞭责代笞、杖，枷号代徒、流、充军。死刑以斩立决为新监候，斩监候为绞），都是显然的阶级制度。民族愈开化，则其自觉心愈显著，其斗争即愈尖锐。处于现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诚不可以不凛然了（近来有一派议论，以为满、蒙等族，现在既已与汉族合为一个国族了，从前互相争斗的事，就不该再提及，怕的是挑起恶感。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殊不知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不论何国、何族，在已往，谁没有经过斗争来？现在谁还在这里算陈账？若虑挑起恶感，而于已往之事，多所顾忌而不敢谈，则全部历史，都只好拉杂摧烧之了。“汉族”两字不宜用，试问在清朝时代的“满汉”两字，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语，当改作何字？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它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现在当和亲的道理，正可从从前的斗争里看出来，正不必私智穿凿，多所顾虑）。

总而言之，凡阶级的所以形成，其根源只有两种：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经济的。至于种族之间，则其矛盾，倒是较浅的。近代的人，还有一种谬见，以为种族是一个很大的界限，同种间的斗争，只是一时的现象，事过之后，关系总要比较亲切些。殊不知为人类和亲的障碍的，乃是民族而非种族。种族的同异在体质上，民族的同异在文化上。体质上的同异，有形状可见，文化上的同异，无迹象可求。在寻常人想起来，总以为种族的同异，更难泯灭，这就是流俗之见，需要学术矫正之处。从古以来，和我们体质相异的人，如西域深目高鼻之民，南方卷发黑身之族，为什么彼我之间，没有造成严重的阶级呢？总而言之，社会的组织，未能尽善，则集团与集团之间，利害不能无冲突。“利唯近者为可争，害唯近者为尤切”，这是事实。至于体质异而利害无冲突，倒不会有什么剧烈的斗争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很明白的证据的。所以把种族看作严重的问题，只是一个俗见。

近代有一种贱民。其起源，或因民族的异同，或因政治上的措置，或则社会上积习相沿，骤难改易，遂至造成一种特别阶级。这在清朝时，法律上都曾予以解放。如雍正元年，于山、陕的乐户，绍兴的惰民；雍正五年于徽州的伴档，宁国的世仆；八年于常熟、昭文的丐户，都令其解放同于平民。乾隆三十六年，又命广东的疍户，浙江的九姓渔户，及各省有似此者，均查照雍正元年成案办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社会上的歧视，往往非政治之力所能转移。所以此等阶层，现在仍未能完全消灭。这是有待于视压迫为耻辱的人，继续努力的了。

阶级制度，在古昔是多少为法律所维持的。及文化进步乃觉得人为的不平等不合于理，此等法律，遂逐渐取消。然社会上的区别，则不能骤泯。社会地位的区别，显而易见的是生活的不同。有形的如宫室、衣服等，无形的如语言、举动等。其间的界限，为社会所公认。彼此交际之间，上层阶级，会自视为优越，而对方亦承认其优越；下层阶级，会被认为低微，而其人亦自视为低微。此等阶级的区别，全由习惯相沿。而人之养成其某阶级的气质，则由于教育（广义的）；维持其某阶级的地位，则由于职业。旧时社会所视为最高阶级的，乃读书做官的人，即所谓士。此种人，其物质的享受，亦无以逾于农工商，但所得的荣誉要多些。所以农工商还多希望改而为士，而士亦不肯轻弃其地位（旧时所谓书香之家，虽甚贫穷，不肯轻易改业，即由于此）。这还是封建残余的势力。

此外则唯视其财力的厚薄，以判其地位的高低。所谓贫富，应以维持其所处的阶级的生活为标准。有余的谓之富，仅足的谓之中人，不足的谓之贫。此自非指一时的状况言，而当看其地位是否稳固。所谓稳固，包含三条件：即（一）财产收入，较劳力收入为稳固；（二）有保障的职业，较无保障的为稳固；（三）独立经营的职业，较待人雇用的为稳固。阶级的升降，全然视其财力。财力足以上升，即可升入上层阶级。财力不能维持，即将落入下层阶级。宫室、衣服等，固然如此，即教育、职业亦然。如农工商要改做士，则必须有力量能从师读书，又必须有力量能与士大夫交际，久之，其士大夫的气质，乃得养成。此系举其一端，其他可以类推。

总之，除特别幸运的降临，凡社会上平流而进的，均必以经济上的地位为其基础。下层社会中人，总想升入上层的；上层社会中人，则想保持其地位。旧时的教育，如所谓奋勉以求上进，如所谓努力勿坠其家声等，无论其用意如何，其内容总不外乎此。

至于（一）铲除阶级；（二）组织同阶级中人，以与异阶级相斗争，则昔时无此思想。此因（一）阶级间之相去，并不甚远；（二）而升降也还容易之故。新式产业兴起以后，情形就与从前不同。

从前所谓富、中人、贫，相去实不甚远的，今则相去甚远（所谓中产阶级，当分新旧两种：旧的，如旧式的小企业等，势将逐渐为大企业所吞并。新的，如技术、管理人员等，则皆依附大资本家以自存。其生活形式，虽与上层阶级为侪，其经济地位的危险，实与劳工无异。既无上升之望，则终不免于坠落。所以所谓中间者，实不能成为阶级）。从下级升至上级，亦非徒恃才能，所能有济（昔时的小富，个人的能力及际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豪则不然。现在文明之国，所谓实业领袖，多系富豪阶级中人，由别阶级升入的很少）。于是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上级的地位，既不易变动，下级的恶劣境遇，自然不易脱离。环境逼迫着人改变思想，阶级斗争之说，就要风靡一时了。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所以举措不可不极审慎。

第五章

财产

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第一期为乱世；第二期为升平世；第三期为太平世。这无疑是想把世运逆挽而上，自乱世进入升平，再进入太平的。然则所谓升平、太平，是否全是孔子的理想呢？我们试看，凡先秦诸子，无不认为邃古之世，有一个黄金时代，其后乃愈降而愈劣，即可知孔子之言，非尽理想，而必有其历史的背景。

《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小康，大约就是这个思想的背景吧？大同是孔子认为最古的时代，最好的，小康则渐降而劣，再降就入于乱世了。所谓升平，是想把乱世逆挽到小康，再进而达于大同，就是所谓太平了，这是无可疑的。然则所谓大同、小康，究竟是何时代呢？

人是非劳动不能生存的，而非联合，则其劳动将归于无效，且亦无从劳动起，所以《荀子》说人不群则不能胜物（见《王制篇》。胜字读平声，作堪字解，即担当得起的意思。物字和事字通训。能胜物，即能担当得起事情的意思，并非谓与物争斗而胜之）。当这时代，人是“只有合力以对物，断无因物而相争”的，许多社会学家，都证明原始时代的人，没有个人观念。我且无有，尚何有于我之物？所以这时代，一切物都是公有的。有种东西，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私有（如衣服及个人所用的器具之类），其实并不是私有，不过不属于这个人，则无用，所以常常附属于他罢了。以财产之承袭论，亦是如此（氏族时代，男子的遗物，多传于男子，女子的遗物，多传于女子，即由于此）。当这时代，人与人之间，既毫无间隔，如何不和亲康乐呢？人类经过原始共产时代、氏族共产时代、以入于家族集产时代，在氏族、家族时代，似已不免有此疆彼界之分，然其所含的公共性质还很多。孔子所向往的大同，无疑的，是在这一个时代以前。今试根据古书，想象其时的情形如下：

这时代，无疑是个农业时代。耕作的方法，其初该是不分疆界的，其后则依家族之数，而将土地分配（所以孔子说“男有分，女有归”），此即所谓井田制度。

井田的制度，是把一方里之地，分为九区。每区一百亩。中间的一区为公田，其外八区为私田。一方里住八家，各受私田百亩。中间的公田，除去二十亩，以为八家的庐舍（一家得二亩半）。还有八十亩，由八家公共耕作，其收入，是全归公家的。私田的所入，亦即全归私家。此即所谓助法。如其田不分公私，每亩田上的收获，都酌提若干成归公，则谓之彻法。

土田虽有分配，并不是私人所有的，所以有“还受”和“换主易居”之法（“受”，谓达到种田的年龄，则受田于公家。“还”，谓老了，达到无庸种田的年龄，则把田还给公家。因田非私人所有，故公家时时可重行分配，此即所谓“再分配”。三年一换主易居，即再分配法之一种）。在所种之田以外，大家另有一个聚居之所，是之谓邑。合九方里的居民，共营一邑，故一里七十二家（见《礼记·杂记》注引《王度记》。《公羊传》何《注》举成数，故云八十家。邑中宅地，亦家得二亩半，合田间庐舍言之，则曰“五亩之宅”），八家共一巷。中间有一所公共的建筑，是为“校室”。

春、夏、秋三季，百姓都在外种田，冬天则住在邑内。一邑之中，有两个老年的人做领袖。这两个领袖，后世的人，用当时的名称称呼他，谓之“父老”“里正”。古代的建筑，在街的两头都有门，谓之闾。闾的旁边，有两间屋子，谓之塾。当大家要出去种田的时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开了闾门，一个坐在左塾里，一个坐在右塾里，监督着出去的人。出去得太晚了；或者晚上回来时，不带着薪樵以预备做晚饭，都是要被诘责的。出入的时候，该大家互相照应。所带的东西轻了，该帮人家分拿些。带的东西重了，可以分给人家代携，不必客气。上年纪、头发花白的人，该让他安逸些，空手走回来。到冬天，则父老在校室里，教训邑中的小孩子，里正则催促人家“缉绩”。住在一条巷里的娘们，聚在一间屋子里织布，要织到半夜方休。

以上所说的，是根据《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注《汉书·食货志》，撮叙其大略。这虽是后来人传述的话，不全是古代的情形，然还可根据着它，想象一个古代农村社会的轮廓。农田以外的土地，古人总称为山泽。农田虽按户口分配，山泽是全然公有的。只要依据一定的规则，大家都可使用（如《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等。田猎的规则，见《礼记·王制》。《周官》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卝人等官，还是管理此等地方，监督使用的人，必须遵守规则，而且指导他使用的方法的，并不封禁）。

这时候，是无所谓工业的。简单的器具，人人会造，较繁复的，则有专司其事的人。但这等人，绝不是借此以营利的。这等人的生活资料，是由大家无条件供给他的，而他所制造的器具，也无条件供给大家用。这是后来的工官之本。

在本部族之内，因系公产，绝无所谓交易。交易只行于异部族之间。不过以剩余之品互相交换，绝无新奇可喜之物。所以许行所主张的贸易，会简单到论量不论质（见《孟子·滕文公上》）。而《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言举行蜡祭之时，不许因之举行定期贸易）。”蜡祭是在农功毕后举行的，年不顺成，就没有剩余之品可供交易了。此等交易，可想见其对于社会经济，影响甚浅。

倘在特别情形之下，一部族中，缺少了什么必要的东西，那就老实不客气，可以向人家讨，不必要有什么东西交换。后来国际间的乞籴，即缘于此。如其遇见天灾人祸，一个部族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自己无力恢复，则诸部族会聚集起来，自动替它填补的。

《春秋》襄公三十年，宋国遇到火灾，诸侯会于澶渊，以更宋所丧之财（“更”为继续之意，即现在的“赓”字），亦必是自古相沿的成法。帮助人家工作，也不算得什么事的。《孟子》说：“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孟子·滕文公下》）这件事，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未免不近情理。然如齐桓公会诸侯而城杞（《春秋》僖公十四年），岂不亦是替人家白效劳吗？然则古代必有代耕的习惯，才会有这传说。古代国际间有道义的举动还很多，据此推想，可以说：都是更古的部族之间留传下来的。此即孔子所谓“讲信修睦”。

虽然部族和部族之间，有此好意，然在古代，部族乞助于人的事，总是很少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很有规范的，除非真有不可抗拒的灾祸，绝不会沦于穷困。他们生活的规范，是怎样的呢？《礼记·王制》说：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这在后来，虽然成为冢宰的职责，然其根源，则必是农村固有的规范。不幸而遇到凶年饥馑，是要合全部族的人，共谋节省的。此即所谓“凶荒札丧”的变礼。在古代，礼是人人需要遵守的。其所谓礼，都是切于生活的实际规则，并不是什么虚文。所以《礼记·礼器》说：“年虽大杀，众不恇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

一团体之中，如有老弱残废的人，众人即无条件养活他。《礼记·王制》说：孤、独、鳏、寡，“皆有常饩”。又说：“喑、聋、跛、躄、断者（骨节断的人）、侏儒（体格不及标准。该包括一切发育不完全的人），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旧说：看他会做什么工，就叫他做什么工。这解释怕是错的。这一句和上句，乃是互言以相备。说对孤、独、鳏、寡供给食料，可见对此等残废的人，亦供给食料；说对此等残废的人，供给器用，可见对孤、独、鳏、寡亦供给器用。乃古人语法如此。《荀子·王制》作“五疾上收而养之”可证。

此等规则都实行了，确可使匹夫、匹妇，无不得其所的；而在古代，社会内部无甚矛盾之世，我们亦可以相信其曾经实行过的。如此，又何怪后人视其时为黄金时代呢？视古代为黄金时代，不但中国，希腊人也有这样思想的。物质文明和社会组织，根本是两件事。讲物质文明，后世确是进步了。以社会组织论，断不能不承认是退步的。

有许多遗迹，的确可使我们相信，在古代财产是公有的。

《书经·酒诰篇》说：“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这是周朝在殷朝的旧土，施行酒禁时严厉的诰诫。施行酒禁不足怪，所可怪的，是当此酒禁严厉之时，何不在家独酌？何得还有群饮触犯禁令的人，致烦在上者之诰诫？然则其所好者，在于饮呢？还是在于群呢？不论什么事，根深蒂固，就难于骤变了。汉时的赐酺，不也是许民群饮吗？倘使人之所好，只在于饮而不在于群，赐酺还算得什么恩典？可见古人好群饮之习甚深。因其好群饮之习甚深，即可想见其在邃古时，曾有一个共食的习惯。家家做饭自己吃，已经是我们的耻辱了。《孟子》又引晏子说：“师行而粮食。”粮同量，谓留其自吃的部分，其余尽数充公。这在晏子时，变成虐政了，然推想其起源，则亦因储藏在人家的米，本非其所私有，不过借他的房屋储藏（更古则房屋亦非私有），所以公家仍可随意取去。

以上所说，都是我们根据古籍所推想的大同时代的情形。虽然在古籍中，已经不是正式记载，而只是遗迹，然有迹则必有迹所自出之履，这是理无可疑的。然则到后来，此等制度，是如何破坏掉的呢？

旷观大势，人类全部历史，不外自塞而趋于通。人是非不断和自然争斗，不能生存的。所联合的人愈多，则其对自然争斗的力愈强。所以文明的进步，无非是人类联合范围的扩大。然人类控制自然的力量进步了，控制自己的力量，却不能与之并进。于是天灾虽澹，而人祸复兴。

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

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因为（一）农业社会，性质和平，不喜战斗；（二）资产笨重，难于迁移；（三）而猎牧社会，居无定所，去来飘忽，农业社会，即幸而战争获胜，亦很难犁庭扫穴，永绝后患；（四）他们既习于战斗；（五）又是以侵略为衣食饭碗的，得隙即来。农业社会，遂不得不于可以忍受的条件之下，承认纳贡而言和；久之，遂夷为农奴；再进一步，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愈益密切，遂合为一个社会，一为治人者，食于人者，一为治于人者，食人者了。封建时代阶级制度的成立，即缘于此（参看上章）。

依情理推想，在此种阶级之下，治者对于被治者，似乎很容易为极端之剥削的。然（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抑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

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职是故，被征服的社会，内部良好的组织，得以保存。一再传后，征服者或且为其所同化，而加入于其组织之中。古语说君者善群（这“群”字是动词，即组织之义），而其所以能群，则由于其能明分（见《荀子·王制》《富国》两篇）。据此义，则征服之群之酋长，业已完全接受被征服之群之文化，依据其规则，负起组织的责任来了。当这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来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的封土，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

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更。士，不过禄以代耕，其生活程度，与农夫相仿佛。农则井田之制仍存，工商亦仍无大利可牟。征服之族，要与被征服之族在经济上争利益者，亦有种种禁例，如“仕则不稼，田则不渔”之类（见《礼记·坊记》。《大学》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董仲舒对策，说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此等，在后来为道德上的教条，在当初，疑有一种禁令）。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虽然和寄生虫并存，还不至危及生命健康，总还算一个准健康体，夫是之谓小康。

小康时代，又成过去，乱世就要来了。此其根源：（一）由初期的征服者，虽然凭恃武力，然其出身多在瘠苦之地，其生活本来是简陋的。凡人之习惯，大抵不易骤变，俭者之不易遽奢，犹奢者之不能复俭。所以开国之主，总是比较勤俭的。数传之后，嗣世之君，就都变成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的纨绔子弟了。其淫侈日甚，则其对于人民之剥削日深，社会上的良好规制，遂不免受其影响（如因政治不善，而人民对于公田耕作不热心，因此发生履亩而税的制度，使井田制度受其影响之类）。（二）则商业发达了，向来自行生产之物，可以不生产而求之于人；不甚生产之物，或反可多生产以与人交易。于是旧组织不复合理，而成为获利的障碍，就不免堕坏于无形了。旧的组织破坏了，新的组织，再不能受理性的支配，而一任事势的推迁。人就控制不住环境，而要受环境的支配了。

当这时代，经济上的变迁，可以述其荦荦大端如下：

（一）因人口增加，土地渐感不足，而地代因之发生。在这情形之下，土地荒废了，觉得可惜，于是把向来田间的空地，留作道路和备蓄泄之用的，都加以垦辟，此即所谓“开阡陌”（开阡陌之“开”，即“开垦”之“开”。田间的陆地，总称阡陌。低地留作蓄水泄水之用的，总称沟洫。开阡陌时，自然把沟洫也填没了。参看朱子《开阡陌辩》）。这样一来，分地的标记没有了，自然可随意侵占，有土之君，利于租税之增加，自然也不加以禁止，或且加以倡导，此即孟子所谓“暴君汗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一方面靠暴力侵占，一方面靠财力收买，兼并的现象，就陆续发生了。

（二）山泽之地，向来作为公有的，先被有权力的封君封禁起来，后又逐渐入于私人之手（《史记·平准书》说：汉初山川、园池，自天子至于封君，皆各为私奉养。此即前代山泽之地。把向来公有的山泽，一旦作为私有，在汉初，决不会，也绝不敢有这无理的措置，可见自秦以前，早已普遍加以封禁了。管子官山府海之论，虽然意在扩张国家的收入，非以供私人之用，然其将公有之地，加以封禁则同。《史记·货殖列传》所载诸大企业家，有从事于畜牧的，有从事于种树的，有从事于开矿的，都非占有山泽之地不行。这大约是从人君手里，以赏赐、租、买等方法取得的）。

（三）工业进化了，器用较昔时为进步，而工官的制造，未必随之进步。或且以人口增加而工官本身，未尝扩张，量的方面，亦发生问题。旧系家家自制之物，至此求之于市者，亦必逐渐增加。于是渐有从事于工业的人，其获利亦颇厚。

（四）商人，更为是时活跃的阶级。交换的事情多了，居间的商人随之而增多，这是势所必至的。商业的性质，是最自利的。依据它的原理，必须以最低的价格（只要你肯卖）买进，最高的价格（只要你肯买）卖出。于是生产者、消费者同受剥削，而居间的商人独肥。

（五）盈天地之间者皆物，本说不出什么是我的，什么是你的。所以分为我的、你的，乃因知道劳力的可贵，我花了劳力在上面的东西，就不肯白送给你。于是东西和东西、东西和劳力、劳力和劳力，都可以交换。于是发生了工资，发生了利息。在封建制度初期，封君虽然霸占了许多财产，还颇能尽救济的责任，到后来，便要借此以博取利息了。孟子述晏子的话，说古代的巡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孟子·梁惠王下》）。而《战国策》载冯煖为孟尝君收债，尽焚其券以市义，就显示着这一个转变。较早的时代，只有封君是有钱的，所以也只有封君放债。后来私人有钱的渐多，困穷的亦渐众，自然放债取利的行为，渐渐地普遍了。

（六）在这时代，又有促进交易和放债的工具发生，是为货币的进步（另见《货币篇》）。货币愈进步，则其为用愈普遍，于是交易活泼，储蓄便利，就更增进人的贪欲（物过多则无用，所以在实物经济时代，往往有肯以之施济的。货币既兴，此物可以转变为他物，储蓄的亦只要储蓄其价值，就不容易觉得其过剩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发生下列三种人：

（一）大地主。其中又分为（甲）田连阡陌及（乙）擅山泽之利的两种人。

（二）大工商家。古代的工业家，大抵自行贩卖，所以古人统称为商人。然从理论上剖析之，实包括工业家在内，如汉时所称之“盐铁”（谓制盐和鼓铸铁器的人）。其营业，即是侧重在制造方面的。

（三）子钱家。这是专以放债取息为营业的。要想知道这时代的经济情形，最好是看《史记》的《货殖列传》。然《货殖列传》所载的，只是当时的大富豪。至于富力较逊，而性质相同的（小地主、小工商及小的高利贷者）那就书不胜书了。

精神现象，总是随着生活环境而变迁的。人，是独力很难自立的，所以能够生存，无非是靠着互助。家族制度盛行，业已把人分成五口、八口的一个个的小单位。交易制度，普遍的代替了分配、互助之道，必以互相剥削之方法行之，遂更使人们的对立尖锐。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获得一个立足之地甚难，而要堕落下去则甚易。即使获得了一个立足之地，亦是非用强力，不易保持的。人们遂都汲汲惶惶，不可终日。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有一段，剖析当时所谓贤士、隐士、廉吏、廉贾、壮士、游侠、妓女、政客、打猎、赌博、方技以及犯法的吏士、农、工、商贾，各种人的用心，断言他的内容，无一而非为利。而又总结之曰：“此有智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韩非子》说：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而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显学篇》）。话似近情，然不知无丰年旁入之利，无饥寒疾病祸罪之殃的条件，成立甚难；而且侈惰亦是社会环境养成的，谁之罪？而独严切地责备不幸的人，这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精神，竟不像是同一种动物发出来的了。人心大变，此即所谓乱世。

孔子所谓小康之世，大约从有史时代就开始的。因为我们有确实的历史，始于炎、黄之际，已经是一个干戈扰攘的世界了。至于乱世，其机缄，亦是早就潜伏的，而其大盛，则当在东周之后。因为封建制度，是自此以后，才大崩溃的（封建制度的崩溃不是什么单纯的政治作用，实在是社会文化进步，而后政治作用随之的。新文化的进步，就是旧组织的崩溃）。然在东周以后，社会的旧组织，虽已崩溃，而人们心上，还都为这新成立的秩序而不安；认为它是变态，当有以矫正之。于是两汉时代不断有社会改革运动发生。酝酿久之，到底有新室的大改革。这大改革失败了，人们才承认社会组织的不良，为与生俱来，无可如何之事，把病态认为常态了。所以我说小康的一期，当终于新室之末。

汉代人的议论，我们要是肯细看，便可觉得他和后世的议论，绝不相同。后世的议论，都是把社会组织的缺陷，认为无可如何的事，至多只能去其太甚。汉代人的议论，则总是想彻底改革的。这个，只要看最著名的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见得。若能细读《汉书》的《王贡两龚鲍》和《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就更可明白了。但他们有一个通弊，就是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不知领导着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误以为治者阶级，便是代表全社会的正义的，而不知道这只是治者阶级中的最少数。实际，政治上的治者阶级，便是经济上的压迫阶级，总是想榨取被治阶级（即经济上的被压迫阶级）以牟利的。治者阶级中最上层的少数人，只是立于两者之间，使此两阶级得以保持一个均衡，而实际上还是偏于治者一方面些。要想以他为发力机，鼓动了多数治者，为被治者谋幸福，真是缘木求鱼，在理论上绝不容有这回事。理所可有，而不能实现之事多矣，理所必无，而能侥幸成功之事，未之前闻。这种错误，固然是时代为之，怪不得古人。然而不能有成之事，总是不能有成，则社会科学上的定律，和自然科学上的定律，一样固定，绝不会有例外。

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见《管子·轻重》各篇）。汉代还是如此。汉代儒家的宗旨，也是要恢复井田的。因为事不易行，所以让步到“限民名田”。其议发于董仲舒。哀帝时，师丹辅政，业已定有办法，因为权戚所阻挠，未能实行。法家的主张，桑弘羊曾行之。其最重要的政策，是盐铁官卖及均输。均输是官营商业。令各地方，把商人所贩的出口货做贡赋，官贩卖之于别地方。弘羊的理论，略见《盐铁论》中。著《盐铁论》的桓宽，是反对桑弘羊的（《盐铁论》乃昭帝时弘羊和贤良文学辩论的话，桓宽把它整理记录下来的。贤良文学都是治儒家之学的。弘羊则是法家，桓宽亦信儒家之学），其记录，未必会有利于弘羊，然而我们看其所记弘羊的话，仍觉得光焰万丈，可知历来以弘羊为言利之臣，专趋承武帝之意，替他搜刮，实在是错误的。但弘羊虽有此种抱负，其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

在中国经学史中，有一重公案，便是所谓“今古文之争”。今古文之争，固然自有其学术上的理由，然和政治的关系亦绝大。

提倡古文学的刘歆、王莽，都是和政治很有关系的人。我们向来不大明白他们的理由，现在却全明白了。王莽是主张改革经济制度的人。他的改革，且要兼及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今文经是只有平均地权的学说，而无节制资本的学说的。这时候，社会崇古的风气正盛。欲有所作为，不得不求其根据于古书。王莽要兼行节制资本的政策自不得不有取于古文经了。这是旁文。我们现在且看王莽所行的政策：

（一）他把天下的田，都名为王田（犹今言国有），奴婢名为私属，都不得买卖，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的，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二）设立六筦之制：（甲）盐，（乙）酒，（丙）铁，（丁）山泽，（戊）五均赊贷，（己）铁布铜冶。其中五均赊贷一项，是控制商业及借贷的。余五项，系将广义的农业和工业，收归官营。

（三）五均，《汉书·食货志》注引邓展，谓其出于河间献王所传的《乐语》《乐元语》。臣瓒引其文云：“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余，恩及小民矣。”这是古代的官营商业。其为事实或法家的学说未可知，而要为王莽的政策所本。王莽的制度是：改长安东西市令，又于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处，都设司市师（“师”是长官之意），各以四时仲月（二、五、八、十一月），定该区中货物的平价。货物实系有用而滞销的，照它的本钱买进。物价腾贵，超过平价一钱时（汉时钱价贵，故超过一钱，即为腾贵），则照平价出卖。又在司市师之下，设泉府丞（“丞”是副官的意思），经营各种事业的人，都要收税，名之为贡（其额按纯利十分之一）。泉府收了这一笔贡，用以借给困乏的人。因丧祭等事而借的，只还本，不取息，借以营利的，取年息十分之一。

王莽的变法，成功的希望是不会有的，其理由已述于前。固然，王莽的行政手段很拙劣，但这只是枝节。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根本上注定要失败的事，绝不是靠手段补救得来的。但是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王莽只是集此等意见的大成。经过这一次改革失败之后，人遂群认根本改革为不可能，想把乱世逆挽之而至于小康的思想，从此告终了。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至此遂告长期的停顿。

虽然在停顿时期，枝节的改革，总还不能没有的。今亦略述其事如下：

当这时代，最可纪念的，是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激烈的井田政策既经绝望，平和的限民名田政策还不能行，于是又有一种议论，说平均地权之策，当行之于大乱之后，地广人稀，土田无主之日。于是有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这三法的要点是：（一）因年龄、属性之别，以定受田的多少。（二）在北魏的均田令中，有露田和桑田的区别。唐朝则名为口分田和世业田。桑田和世业田，是可以传世的，露田和口分田，则受之于官，仍要还之于官。（三）唐制又有宽、狭乡之别。田亩之数，足以照法令授予的为宽乡，不足的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四）有余田的乡，是要以给比连之乡的。州县亦是如此。（五）徙乡和贫无以葬的人，得卖世业田。自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口分田非其所有，无可卖之理。这该是奖励人民从狭乡迁到宽乡去的意思。法律上的解释，等于官收其田而卖却之，而将卖田所得之款，发给为奖励费。许其自卖，只是手续简便些罢了）。（六）虽然如此，世业田仍有其一定制限，买进的不得超过此限度，在最小限度以内，亦不得再卖却。

统观三法，立法之意，是不夺其私有之田，无田者则由官给，希冀减少反抗，以渐平均地权，其立法之意诚甚善。然其实行至何程度，则殊可疑（晋法定后，天下旋乱，曾否实行，论者甚至有怀疑的。北魏及唐，曾实行至何程度，历史上亦无明确的记载），即使实行了，而人总是有缓急的；缓急的时候，不能不希望通融，在私产制度之下，谁肯白借给你来？救济的事业，无论如何，是不能普遍的（救济事业之量，绝不能等于社会上需要救济之量，这是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的。因为救济人者，必先自觉有余，然后能斥其所余以救济人。然救济人者的生活程度，必高于所救济的人，因而他所拿出来的，均摊在众人头上，必不能使被救济者之生活程度，与救济者相等。而人之觉得足不足，并不是物质上真有什么界限，而往往是和他人的生活状况相比较的。如此，故被救济者在心理上永无满足之时。又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之下，一个人的财富，往往是从剥削他人得来的，而他的自觉有余必在先，斥其余以救济他人必在后。自剥削至于救济，其中必经过相当的时间。在此时间之中，被剥削者，必已负有很大的创伤，即使把所剥削去的全数都还了他，亦已不够恢复，何况还不能全数还他呢），于是不得不有抵卖之品。而贫民是除田地之外，无物可以抵卖的。

如此，地权即使一度平均，亦很难维持永久。何况并一度之平均而不可得呢？再者：要调剂土满和人满，总不能没有移民，而在现在的文化状况之下，移民又是很难实行的。所以此等平均地权的方法，不论事实，在理论上已是很难成立的了。据记载，唐朝当开元时，其法业已大坏。至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为相，改租庸调法为两税法，人民有田无田，田多田少，就无人过问了。自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平吴行户调法至此，前后适五百年。自此以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间或丈量，不过为平均赋税起见，而亦多不能彻底澄清。

兼并现象，依然如故，其中最厉害的，为南宋时浙西一带的兼并。因为这时候，建都在临安，浙西一带，阔人多了，竞以兼并为事。收租奇重。宋末，贾似道要筹款，就用低价硬买做官田。田主固然破产了。佃户自此要向官家交租，又非向私家交租时“额重纳轻”之比，人民已受了一次大害。到明初平张士诚，太祖恶其民为士诚守，对于苏松、嘉湖之田，又定以私租为官税。后来虽屡经减免，直到现在，这一带田赋之重，还甲于全国。兼并的影响，亦可谓深了。

物价的高低，东汉以后，更无人能加以干涉。只有食粮，关系人民的利害太切了，国家还不能全然放任。安定谷价的理论，始于李悝。李悝说籴（谷价），甚贱伤农，甚贵伤民（此“民”字指谷之消费者，与农为谷之生产者立于对峙的地位），主张当新谷登场时，国家收买其一部分，至青黄不接时卖出，以保持谷的平价。

汉宣帝时，谷价大贱，大司农耿寿昌，于若干地方行其法，名其仓为常平仓。此法虽不为牟利起见，然卖出之价，必比买进之价略高，国家并无所费，而人民实受其益，实可称法良意美。然在古代，谷物买卖未盛则有效。至后世，谷物的市场日广，而官家的资本甚微，则即使实力奉行，亦难收控制市场之效；何况奉行者又多有名无实；甚或并其名而无之呢？所以常平仓在历代法令上，虽然是有的时候多，实际上并无效力。

隋文帝时，工部尚书长孙平创义仓之法，令人民于收成之日，随意劝课，即于当社立仓存贮。荒歉之时，用以救济。后周时有惠民仓。将杂配钱（一种杂税的名目）的几分之几，折收谷物，以供凶年平籴之用。宋时又有广惠仓。募人耕没入和户绝田，收其租以给郭内穷苦的人民。这都是救济性质。

直到王安石出来，行青苗法，才推广之，以供借贷之用。青苗法是起于李参的。李参在陕西做官时，命百姓自度耕种的盈余，告贷于官。官贷之以钱。及秋，随赋税交还。王安石推行其法于诸路。以常平、广惠仓所储的钱谷为贷本（仓本所以贮谷，后世因谷的储藏不便，亦且不能必得，遂有兼储钱的。需用时再以钱买谷，或竟发钱），当时反对者甚多，然其本意是好的，不过官不是推行此法的机关不免有弊罢了（反对青苗的人，有的说它取息二分太重，这是胡说，当时民间利率，实远重于此。青苗之弊在于：（一）人民不敢与官交涉；（二）官亦不能与民直接交涉，势必假手于吏胥，吏胥多数是要作弊的，人民更不敢与之交涉；（三）于是听其自然，即不能推行；（四）强要推行，即不免抑配；（五）借出之款，或不能偿还，势必引起追呼；（六）又有勒令邻保均赔的；（七）甚有无赖子弟，谩昧尊长，钱不入家，或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的。总而言之，是由于办理的机关的不适宜）。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建州大饥。朱子请于府，得常平仓粟六百石，以为贷本。人民夏天来借的，到冬加二归还。以后逐年如此。小荒则免其半息，大荒则全免其息。如此十四年，除将原本六百石还官外，并将余利，造成仓廒，得粟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自此借贷就不再收息了。朱子此法，其以社为范围，与长孙平的义仓同。不但充平籴及救济，而兼供借贷，与王安石的青苗法同。以社为范围，则易于管理，易于监察，人民可以自司其事。如此，则有将私藏的仓谷出贷，化为有用的资本之利，而无青苗法与官交涉之弊。所以历来论者，都以为此法最善；有与其提倡常平、义仓，不如提倡社仓的倾向。义仓不如社仓，诚然无可争辩，这是后起者自然的进步。常平和社仓，则根本不是一件事。常平是官办的，是和粮食商人斗争的。义仓和社仓，都是农民互助的事。固然，农民真正充足了，商人将无所施其剥削，然使将现在社会上一切剥削农民之事，都铲除了，农民又何至于不足呢？

固然，当时的常平仓，并没有控制市场之力；至多当饥荒之际，开办平籴，惠及城市之人。然此乃常平办理之不得其法，力量的不够，并不是其本质不好。依正义及经济政策论，国家扶助农民和消费者，铲除居间者的剥削，还是有这义务，而在政策上也是必要的。所以常平和社仓，至少该并行不废。再者，青苗法以官主其事，固然不好，社仓以人民主其事，也未必一定会好的。因为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是同样要吮人膏血的，并无彼此之分。

主张社仓的，说社仓范围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管理的人，难于作弊。然而从来土豪劣绅都是明中把持、攘夺，并不是暗中攫取的。义仓创办未几，即或因人民不能管理，而移之于县。社仓，据《文献通考》说：亦是“事久而弊，或主之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无可给，或拘纳息米而未尝除，甚者拘催无异正赋”，以为非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不为功。可见防止贪污土劣的侵渔，仍不能无借于人民的自卫了。平抑粮食以外他种物价之事，东汉以后无之。只有宋神宗熙宁五年，曾立市易司，想平抑京师的物价，然其后事未能行。

借贷，亦始终是剥削的一种方法。最初只有封君之类是有钱的人，所以也只有他们能营高利贷的事业。后来事实虽然变换了，还有借他们出面的。如《汉书·谷永传》说：当时的掖庭狱，“为人起债（代人放债），分利受谢”，亦有官自放债的。如隋初尝给内官以公廨钱，令其回易生利，这种公廨钱，就是可以放债的。其类乎封建财产的，则南北朝以后，僧寺颇多殷富，亦常为放债的机关。

私人放债取利，较大的，多为商贾所兼营，如《后汉书·桓谭传》：谭上疏陈时政，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则并有代他奔走的人了。《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当时的回鹘，多放羊羔利（利上起利）。回鹘也是从西域到中国来经商的。这是因商人手中，多有流动资本，所以兼营此业最便。

至于土豪劣绅之类，即在本地方营高利贷业的，其规模自然较此为小，然其数则甚多，而其手段亦极酷辣。《宋史·食货志》载司马光疏，说当时的农民，“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陈舜俞传》说：当时放债的人，虽“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锄、斧锜之属，皆杂取之”，便可见其一斑了。大抵借贷有对人信用和对物信用两种。对物信用，须能鉴别其物，知其时价；对人信用，则须调查其人之财产及行为；亦有一番事情，且须有相当知识。这在放债者方面，亦须有一种组织。所以逐渐发达，而成为近代的钱庄及当铺。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

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这在当时，还无怪其然（古代学问的发达，不能不为地域所限。儒学盛于鲁。法家之学，托诸管子，疑其初盛于齐。《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地泻卤，人民寡，太公劝女工，极技巧，通鱼盐，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齐冠带衣履天下。这或者出于附会。然齐鱼盐工商之业皆盛，则是不诬的。齐国在当时，资本必较发达，所以节制资本的思想，就起于其地了），然至后世，学者的眼光，仍限于这一个圈子里，就可怪了。如前述汉代儒家的议论，即其一证。

宋学兴起，在中国思想界，是最有特色的。宋儒亦很留心于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纯粹的宋学家，亦只重视复井田为致太平之策，那又是其一证。然此犹其小者。至其大者，则未审国家的性质。不知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其中虽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然而总只是少数。其力量，较诸大多数的通常人，远觉绵薄。即使这少数人而得位乘时，使其监督大多数人，不敢放手虐民，即所谓去其泰甚，已觉得异常吃力。至于根本上改变其性质，则其事必不可能。

如此，所以历代所谓治世的政治，往往是趋于放任的；而一行干涉的政策，则往往召乱。然则但靠国家之力，如何能均平贫富呢？新莽以此失败了，而后世的人，还是这种思想。我们试看王安石的《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他说：“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得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急务，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他看得天下之物，是天下人所公有；当由一个代表正义的人，为之公平分配，而不当由自私自利的人，擅其利而私其取予，以役使众人；其意昭然若揭。然欲以此重任，责之于后世的所谓天子，云胡可得呢？中国读书人所以有这思想，是因为其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在传统思想上，说这本是君之责任故。然在极古的时代，君权大而其所治之国小；而且大同时代的规则，尚未尽废，或者可以做到几分。在后世，则虽甚神圣，亦苦无下手之处了。而中国讲改革的人，都希望着它，如何能不失败呢？

龚自珍是近代最有思想的人。他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标题为《平均篇》，畅发一切乱源，根本都在经济上分配的不平。最高的治法，是能使之平均。就其现象，与之相安，则不足道。其观察亦可谓极深刻。然问其方法，则仍是希望握政权者，审察各方面的情形，而有以措置之，则仍是一条不通的路而已。龚氏是距离现在不过百年的人，而其思想如此，可见旧日的学者，其思想，全然局限于这一个范围之中。这是时代为之，自然怪不得古人。然在今日，却亦不可不知道昔人所走的路是一条不通的路而再奉其思想为金科玉律。

现代的经济情形，和从前又大不相同了。自从西力东侵以来，我们的经济，已非复闭关独立之世，而与世界息息相通。在工业革命以前，最活跃的是商人阶级。所以历代的议论，都主张重农抑商。自工业革命以后，则商人反成为工业家的附属，不过略沾其余润，所以中国推销洋货的人，即世所称为买办阶级者，在中国社会里，虽俨然是个富豪，而以世界眼光观之，则仍不免在小贫之列。在现代的经济状况之下，断不容我们故步自封。世界的经济情形，自从工业发达了，积集的资本遂多，而金融资本，又极跋扈。工业品是要寻求销路的，而且还要霸占资源，就是固定和流动的资本，也要输出国外，皆不得不以武力保其安全。于是资本主义发展而成为帝国主义。历代的劳资对立，资本家是在国内的，现在则资本家在国外。于是民生问题和民族问题，并为一谈，再不能分离解决了。我们现在，该如何审慎、勇敢、强毅，以应付这一个目前的大问题呢？

第六章

官制

官制是政治制度中最繁复的一门。（一）历代设官既多；（二）而又时有变迁；（三）它的变迁又不是审察事实和制度不合而条理系统地改正的，而是听其迁流之所至。于是有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亦有有其实而无其名的。名实既不相符，循其名遂不能知其实。而各官的分职，亦多无理论可循。求明白其真相，就很不容易了。然官制毕竟是政治的纲领。因为国家要达其目的，必须有人以行之。这行之之人，就是所谓官。所以明于一时代所设之官，即能知其时所行之政。对于历代的官制，若能知其变迁，即亦能知其政治的变迁了。

人的见解，总是较时代落后一些的。时代只有新的，而人之所知，却限于旧。对付未来的方法，总是根据既往的情形，斟酌而出之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全合。制度才定出来，即已不适于用。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一）非格不能行；（二）即名存实亡。这是一切制度都如此的，而官制亦不能例外。

我国的官制，大略可分为六期：（一）自周以前，为列国时代的制度。（二）而秦及汉初统一时代的制度，即孕育于其末期。（三）因其大体自列国时代蜕化而来，和统一时代不甚适合，不久即生变迁。各方面变迁的结果，极其错杂不整。直至唐朝，才整理之，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制度。（四）然整理甫经就绪，又和事实不符。唐中叶以后，又生变迁，而宋朝沿袭之。（五）元以异族入主中原，其设施自有特别之处。明朝却沿袭着它。清朝的制度，又大略沿袭明朝。然因实际情形的不同，三朝的制度，又自有其大相违异之处。（六）清朝末叶，因为政体改变，官制亦随之改变。然行之未久，成效不著。直至今日，仍在动荡不定之中。以上略举其变迁的大概，以下再略加说明。因为时间所限，亦只能揭举其大纲而已。

官有内外之分。内官即中央政府之官，是分事而治的。全国的政务，都汇集于此，依其性质而分类，一官管理一类的事。又有综合全般状况，以决定施政的方针的，是即所谓宰相。外官则分地而治。在其地界以内，原则上各事都要管的。出于地界以外，则各事一概不管。地方区划，又依等级而分大小。上级大的区划，包含若干下级小的区划。在行政上，下级须听上级的指挥。这是历代官制的通则。

列国并立之世，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和统一时代的制度相近了。因为此时期，大国之中，业已包含若干郡县。但其本身，仍只等于后世一个最大的政治区域。

列国官制：今文家常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但这只是爵，没有说出他的职守来。三公依今文家说，是司马、司徒、司空。九卿无明文。古文家说，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冢宰（天官）、司徒（地官）、宗伯（春官）、司马（夏官）、司寇（秋官）、司空（冬官），为六卿（许慎《五经异义》）。按今文说的三公，以配天、地、人（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古文说的六卿，以配天、地、四时。此外还有以五官配五行等说法（见《左传》昭公十七年、二十九年。《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这不过取古代的官，随意拣几个编排起来，以合学说的条理而已，和古代的事实，未必尽合。古代重要的官，不尽于此，并非这几个官特别重要，不过这几个官，亦是重要的罢了。

司马是管军事的，司徒是统辖人民的，司空是管建设事务的。古代穴居，是就地面上凿一个窟窿，所以谓之司空（“空”即现在所用的“孔”字）。《周官》冬官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其实这句话也靠不住。性质既不相同，安可相补？不过《考工记》也是讲官制的。和《周官》性质相类，昔人视为同类之书，合编在一起，后人遂误以为补罢了）。《周官》说实未尝谓司空掌工事，后世模仿《周官》而设六部，却以工部拟司空，这是后人之误，不可以说古事的。冢宰总统百官，兼管宫内的事务，其初该是群仆的领袖。所以大夫之家亦有宰。至于天子诸侯，则实际本来差不多的。天子和诸侯、大国和小国制度上的差异，不过被著书的人说得如此整齐，和实际亦未必尽合。宗伯掌典礼，和政治关系最少，然在古代迷信较深之世，祭祀等典礼，是看得颇为隆重的。司寇掌刑法，其初当是军事裁判（详见第十章）。三公坐而论道，三孤为之副，均无职事。案：《礼记·曾子问》说：“古者男子，内有傅，外有慈母。”《内则》说：国君世子生，“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俭，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太师、太傅、太保，正和师、慈、保三母相当。古“夫”亦训“傅”，两字盖本系一语，不可以称妇人，故变文言慈。然则古文的三公，其初乃系天子私人的侍从，本与政事无关系，所以无职事可言。《周官》说坐而论道之文，乃采诸《考工记》，然《考工记》此语（“坐而论道，谓之王公”），是指人君言，不是指大臣言的，说《周官》者实误采。

总而言之，今文古说，都系春秋战国时的学说，未必和古代的事实密合。然后世厘定制度的人，多以经说为蓝本。所以虽非古代的事实，却是后世制度的渊源。

列国时代的地方区划，其大的，不过是后世的乡镇。亦有两种说法：《尚书·大传》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七十二家，参看上章），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这是今文说。《周官》则乡以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遂以五家为邻，邻有长。五邻为里，里有宰。四里为酂，酂有长。五酂为鄙，鄙有师。五鄙为县，县有正。五县为遂，遂有大夫。这是古文说。这两种说法，前者和井田之制相合，后者和军队编制相合，在古代该都是有的。后来井田之制破坏，所以什伍之制犹存，今文家所说的组织，就不可见了。

汉初的官制，是沿袭秦朝的。秦制则沿自列国时代。

中央最高的官为丞相。秦有左右，汉通常只设一丞相。丞相之副为御史大夫（中央之官，都是分事而治的。只有御史是皇帝的秘书，于事亦无所不预，所以在事实上成为丞相的副手。汉时丞相出缺，往往以御史大夫升补），武官通称为尉。中央最高的武官，谓之太尉。这是秦及汉初的制度。

今文经说行后，改太尉为司马，丞相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谓之三公，并称相职。又以太常（本名奉常，掌宗庙礼仪）、光禄勋（本名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舆马）、廷尉（掌刑辟，尝改为大理）、大鸿胪（本名典客，掌归义蛮夷）、宗正（掌亲属）、大司农（本名治粟内史，掌谷货）、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为九卿。这不过取应经说而已，并无他种意义。三公分部九卿（太常、光禄勋、卫尉属司马，太仆、廷尉、大鸿胪属司徒，宗正、大司农、少府属司空），亦无理论根据。有大事仍合议。后汉司马仍称太尉。司徒、司空，均去大字，余皆如故。

外官：秦时以郡统县。又于各郡都设监御史。汉不遣监御史，丞相遣使分察州（“州”字并非当时的区域名称，后人无以名之，乃名之为州。所以截至成帝改置州牧以前，“州”字只是口中的称呼，并非法律上的名词）。武帝时，置部刺史十三人，奉诏书六条，分察诸郡（一条察疆宗巨家；二条察太守侵渔聚敛；三条失刑；四条选举不平；五条子弟不法，都是专属太守的；六条察太守阿附豪强）。成帝时，以何武之言，改为州牧。哀帝时复为刺史。后又改为州牧。后汉仍为刺史，而止十二州，一州属司隶校尉（武帝置，以治巫蛊的，后遂命其分察一部分郡国）。案：《礼记·王制》说：“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这或者附会周初的三监，说未必确，然天子遣使监视诸侯（实即大国之君，遣使监视其所封或所属的小国），则事所可有。大夫之爵，固较方伯为低。秦代御史之长，爵不过大夫。汉刺史秩仅六百石，太守则两千石。以卑临尊，必非特创之制，必然有所受之。以事实论，监察官宜用年少新进的人，任事的官，则宜用有阅历有资望之士，其措置亦很适宜的。何武说：“古之为治者，以尊临卑，不以卑临尊。”不但不合事宜，亦且不明经义。旧制恢复，由于朱博，其议论具载《汉书》，较之何武，通达多了。

太守，秦朝本单称守，汉景帝改名。秦又于各郡置尉，景帝亦改为都尉。京师之地，秦时为内史所治。汉武帝改称京兆尹，又分其地置左冯翊、右扶风，谓之三辅。诸王之国，设官本和汉朝略同，亦有内史以治民。七国乱后，景帝乃令诸侯王不得自治民，改其丞相之名为相，使之治民，和郡守一样。县的长官，其秩是以户数多少分高下的。民满万户以上称令，不满万户称长。这由于古代的政治，是属人主义，而非属地主义之故。侯国的等级，与县相同。皇太后、公主所食的县称为邑。县中兼有蛮夷的谓之道。这亦是封建制度和属人主义的色彩。

秦汉时的县，就是古代的国。县令就是古代的国君，只能总握政治的枢机，发踪指示，监督其下。要他直接办事，是做不到的。所以真正的民政，非靠地方自治不可。后世地方自治之制，日以废坠，所以百事俱废。秦汉时则还不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其时的制度系以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一里百家，有里魁检察善恶，以告监官。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管教化，体制最尊。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其权尤重。人民竟有知啬夫而不知有郡县的（见《后汉书·爰延传》），和后世绝不相同。

以上所述，是秦及汉初的制度，行之未几，就起变迁了。汉代的丞相，体制颇尊，权限亦广。所谓尚书，乃系替天子管文书的，犹之管衣服的谓之尚衣，管食物的谓之尚食，不过是现在的管卷之流。其初本用士人，汉武帝游宴后庭，才改用宦官，谓之中书谒者令。武帝死后，此官本可废去，然自武帝以来，大将军成为武官中的高职。昭宣之世，霍光以大将军掌握政权。其时的丞相，都是无用或年老的人，政事悉从中出，沿袭未改。成帝时，才罢中书宦官，然尚书仍为政本，分曹渐广。

后汉光武，要行督责之术。因为宰相都是位高望重的人，不便督责他，于是崇以虚名，而政事悉责成尚书。尚书之权遂更大。魏武帝握权，废三公，恢复丞相和御史大夫之职。此时相府复有大权，然只昙花一现。魏文帝篡汉后，丞相之官，遂废而不设。自魏晋至南北朝，大抵人臣将篡位时则一设之，已篡则又取消。此时的尚书，为政务所萃，然其亲近又不敌中书。中书是魏武帝为魏王时所设的秘书监，文帝篡位后改名的，常和天子面议机密。所以晋初荀勖从中书监迁尚书令，人家贺他，他就发怒道：“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焉？”

侍中是加官，在宫禁之中，伺候皇帝的。汉初多以名儒为之。从来贵戚子弟，多滥居其职。宋文帝自荆州入立，信任王府旧僚，都使之为侍中，与之谋诛徐羡之等，于是侍中亦参机要。至唐代，遂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为相职。中书主取旨，门下主封驳，尚书承而行之。尚书诸曹，魏晋后增置愈广，皆有郎以办事。尚书亦有兼曹的。

隋时，始以吏、户、礼、兵、刑、工六曹分统诸司。六曹皆置侍郎，诸司则但置郎。是为后世以六部分理全国政务之始。三公一类的官，魏晋后亦时有设置，都不与政事，然仍开府分曹，设置僚属。隋唐始仿《周官》，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都不设官属。则真成一个虚名，于财政亦无所耗费了。九卿一类的官，以性质论，实在和六部重复的。然历代都相沿，未曾并废。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后，御史的机关仍在。其官且有增置。唐时分为三院：曰台院，侍御史属之。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属之。曰监院，监察御史属之。御史为天子耳目，历代专制君主，都要防臣下的壅蔽，所以其权日重。

前汉的改刺史为州牧，为时甚暂。至后汉末年，情形就大不同了。后汉的改刺史为州牧，事在灵帝中平五年，因四方叛乱频仍，刘焉说由刺史望轻而起。普通的议论，都说自此以后，外权就重了。其实亦不尽然。在当时，并未将刺史尽行改作州牧（大抵资深者为牧，资浅者仍为刺史，亦有由刺史而升为牧的）。然无论其为刺史，为州牧，实际上都变成了郡的上级官，而非复监察之职，而且都有兵权，如此，自然要尾大不掉了。三国分离，刺史握兵之制，迄未尝改。其为乱源，在当时是人人知道的。所以晋武帝平吴后，立即罢州牧，省刺史的兵，去其行政之权，复还监察之职。这真是久安长治之规。惜乎“虽有其言，不卒其事”（《续汉书·百官志》注语）。而后世论者，转以晋武帝的罢州郡兵备，为召乱的根源，真是徇名而不察其实了。

东晋以后，五胡扰乱，人民到处流离播迁，这时候的政治，还是带有属人主义的。于是随处侨置州郡，州的疆域，遂愈缩愈小，寖至与郡无异了（汉朝只有十三州，梁朝的疆域，远小于汉，倒有一百零七州）。此时外权之重，则有所谓都督军事，有以一人而督数州的，亦有以一人而督十数州的。甚至有称都督中外诸军的。晋南北朝，都是如此。后周则称为总管。隋时，并州郡为一级（文帝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职同郡守。炀帝改州为郡），并罢都督府。唐初，又有大总管，总管，后改称大都督，都督，后又罢之。分天下为若干道，设观察使等官，还于监察之旧。

唐代的官制，乃系就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制度，整理而成的。其实未必尽合当时的时势。所以定制未几，变迁又起。三省长官，都不除人。但就他官加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目，就视为相职了。而此两省的长官，实亦仍合议于政事堂，并非事后审查封驳。都督虽经废去，然中叶以后，又有所谓节度使，所驻扎的地方，刺史多由其兼领。支郡的刺史，亦都被其压迫而失职。其专横，反较前代的刺史更甚。这两端，是变迁最大的。而中叶以后，立检校、试、摄、判、知等名目，用人多不依资格，又为宋朝以差遣治事的根源。

宋朝设中书省于禁中。宰相称同平章事，次相称参知政事。自唐中叶以后，户部不能尽总天下的财赋，分属于度支、盐铁二使。宋朝即合户部、度支、盐铁为三司，各设使、副，分案办事。又设三司使副以总之，号为计相。枢密使，唐时以宦官为之，本主传达诏命。后因宦官握兵，遂变为参与兵谋之官。宋朝亦以枢密院主兵谋。指挥使，本藩镇手下的军官。梁太祖篡位后，未加改革，遂成天子亲军。宋朝的禁军，都隶属殿前司、侍卫马军亲军司、侍卫步军亲军司。各设指挥使，谓之“三衙”。

宋初的官，仅以寓禄秩（即借以表明其官有多大，所食的俸禄有多少），而别以差遣治事。名为某官的人，该官的职守，都是与他无涉的。从表面上看来，可谓错乱已极。但差遣的存废、离合，都较官缺为自由，可以密合事情。所以康有为所著《官制议》，有《宋官制最善》一篇，极称道其制。宋朝的改革官制，事在神宗元丰中，以《唐六典》为模范。然卒不能尽行。以三省长官为相职之制，屡经变迁，卒仍复于一个同平章事，一个参知政事之旧；枢密主兵之制，本来未能革除；三衙之制，亦未能改，便可见其一斑。

宋初惩藩镇的跋扈，悉召诸节镇入朝，赐第留之京师，而命朝臣出守列郡，谓之权知军州事。特设通判，以分其权。县令亦命京朝官出知，以削藩镇之权，而重亲民之选。特设的使官最多。其重要的，如转运使，总一路的财赋；发运使，漕淮、浙、江、湖六路之粟。它如常平茶盐、茶马、坑冶、市舶，亦都设立提举司，以集事权于中央。太宗命诸路转运使，各命常参官一人，纠察州军刑狱。真宗时，遂独立为一司，称为提点刑狱，简称提刑。是为司法事务，设司监察之始。南渡后，四川有总领财赋。三宣抚司罢后，亦设总领以筹其饷。仍带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衔，则参与并及于军政了。

元朝以中书省为相职，枢密使主兵谋，御史台司纠察。尚书省之设，专以位置言利之臣。言利之臣败，省亦旋废。而六部仍存，为明清两朝制度所本。设宣政院于中央，以辖吐蕃之境，亦为清代理藩院之制所本。元代制度，关系最大的是行省。前代的尚书行台等，都是暂设的，以应付临时之事，事定即撤。元朝却于中原之地，设行中书省十行御史台二，以统辖路府州县。明朝虽废之而设布政、按察两司，区域则仍元之旧。清朝又仍明之旧。虽然略有分析，还是庞大无伦，遂开施政粗疏，尾大不掉之渐了。唐初，唯京兆、河南称府设尹，后来梁州以为德宗所巡幸，亦升为兴元府。宋朝则大州皆升为府，几有无州不府之势。其监司所辖的区域则称为路。元于各路设宣慰司，以领府州县而上属于省。然府亦有不隶路而直隶于省的。州有隶于府的，亦有不隶于府，而直隶于路的。其制度殊为错杂。

明清两朝的制度，大体相沿。其中关系最大的，在内为宰相的废罢，在外为省制的形成。明初本亦设中书省，以为相职。后因胡唯庸谋反，太祖遂废其官，并谕后世子孙，不得议设宰相。臣下有请设宰相的，处以极刑。于是由天子亲领六部。此非嗣世之主所能，其权遂渐入殿阁学士之手。清世宗时，又设立军机处。机要之事，均由军机处径行，事后才下内阁，内阁就渐渐地疏阔了。

六部：历代皆以尚书为主，侍郎为副。清代尚、侍皆满汉并置。吏、户、兵三部，又有管部大臣，以至权责不一。明废宰相后，政务本由六部直接处理。后虽见压于内阁，究竟权力还在。吏、兵二部，尤真有用人及指挥军事之权，清朝则内官五品，外官道府以上，全由内阁主持。筹边之权，全在军机。又明朝六部用人，多取少年新进，清朝则一循资格，内官迁转极难，非六七十不得至尚侍。管部又系兼差，不能负责。于是事事照例敷衍，行政全无生气了。

御史一官，至明代而其权益重，改名为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均分置左右。又有分道的监察御史。在外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漕、巡盐等事，一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其权尤重。这即是汉朝刺史之职。既有巡按，本可不必再行遣使。即或有特别事务，非遣使不可，亦以少为佳。然后来所谓巡抚者，愈遣而愈频繁。因其与巡按御史不相统属，权限不免冲突，乃派都御史为之。其兼军务的加提督衔，辖多事重的，则称总督。

清代总督均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巡抚均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又均有提督军务，兼理粮饷之衔，成为常设的官了。给事中一官，前代都隶门下省。明废门下省，而仍存给事中，独立为一官，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以司审查封驳。其所驳正，谓之“科参”，在明代是很有权威的，清世宗将给事中隶属于都察院，就将审查和纠察，混为一谈了。

翰林在唐朝，为艺能之士（如书、画、弈棋等）待诏之所，称为杂流，与学士资望悬绝，玄宗时，命文学之士居翰林中，称为供奉。与集贤殿学士分掌制诰。后改称为学士，另立学士院，即以翰林名之。中叶后颇参机密，王叔文要除宦官，即居翰林中，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宋代专以居文学之士，其望愈清。至明中叶后，则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六部长官，亦多自此而出。其重要，更非前代所及了。

外官：明废行省，于府州之上，设布政、按察两司，分理民政及刑事，实仍为监司之官。监司之官侵夺地方官权限，本来在所难免。清代督抚既成为常设之官，又明代布政司的参政参议，分守各道，按察司的副使佥事，分巡各道的，至清朝，亦失其本来的性质，而在司府之间，俨若别成为一级。

以府州领县，为唐宋相沿之制。元时，令知州兼理附郭县事，明时遂省县入州，于是州无附郭县。又有不领县而隶属于府的，遂有直隶州与散州之别。清时，同知、通判有驻地的谓之厅，抑或属于府，或直达布政司，称为散厅及直隶厅。地方制度，既极错杂。而（一）督抚，（二）司，（三）道，（四）府、直隶州、厅，（五）县、散州、厅，实际成为五级。上级的威权愈大，下级的展布愈难。积弊之深，和末造中央威权的不振，虽有别种原因，官制的不善，是不能不尸其咎的。

藩属之地，历代都不设官治理其民，而只设官监督其酋长，清朝还是如此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清朝称为发祥之地。其实真属于满洲部落的，不过兴京一隅。此外奉天全省，即前代的辽东、西，本系中国之地。吉、黑两省，亦是分属许多部落的，并非满洲所有。此等人民，尚在部落时代，自不能治以郡县制度。清朝又立意封锁东三省，不许汉人移植。所以其治理之法，不但不能进步，而反有趋于退步之势。奉天一省，只有奉天和锦州两府，其余均治以将军、副都统等军职。蒙古、新疆、西藏亦都治以驻防之官。这个固然历代都是如此，然清朝适当西力东侵之时，就要情见势绌了。末年回乱平后，改新疆为行省。日俄战后，改东三省为行省。蒙古、西藏，亦图改省，而未能成功。藩属之地，骤图改省，是不易办到的。不但该地方的人民感觉不安，即使侥幸成功，亦不易得治理其地的人才。

蒙、藏的情形，和新疆、东三省是不同的。东三省汉人已占多数，新疆汉人亦较多，蒙、藏则异于此。自清末至民国初年，最好是中央操外交、军事、交通、币制之权，余则听其自治。清季既不审外藩情势和内地的不同，操之过急，以致激而生变；民国初年，又不能改弦易辙，许其自治，以生其回面内向之心，杜绝强邻的觊觎。因循既久，收拾愈难，这真是贾生所说，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了。

以上是中国的旧官制，中西交通以来，自然不能没有变动。其首先设立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因咸丰八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要就大学士、尚书中简定一员，和英国使臣接洽而起，不过迫于无可如何，并非有意改革。内乱平后，意欲振兴海军，乃设立海军衙门。后来却将其经费，移以修理颐和园，于是中日战后，海军衙门反而裁撤了。庚子以后，又因条约，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其时举办新政，随事设立了许多部处。立宪议起，改革旧官制，增设新机关，共成外务、吏、民政（新设的巡警部改）、度支（户部改。新设的财政处，税务处并入）、礼（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新设的学务处改，国子监并入）、陆军（兵部改，太仆寺和新设的练兵处并入）、农工商（工部改，新设的商部并入）、邮传、理藩（理藩院改）、法（刑部改）十一部，除外务部有管理事务大臣、会办大臣各一人外，余均设尚书一人、侍郎二人，不分满汉。都察院亦改设都御史一人，副都御史二人（前此左都御史，满汉各一。左副都御史各二。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但为督抚兼衔）。大理寺改为院，以司最高审判。宣统二年，立责任内阁。设总协理大臣。裁军机处及新设的政务处及吏、礼二部（其事务并入内阁），而增设海军部及军谘府（今之参谋部）。改尚书为大臣，与总协理负连带责任。外官则仍以督抚为长官。于其下设布政、提法（按察司改）、提学、盐运、交涉五司，劝业、巡警二道，而裁分巡、分守道。

此等制度，行之为日甚浅，初无功过可言。若从理论上评论：内官增设新官，将旧官删除归并，在行政系统上，自然较为分明，于事实亦较适切。若论外官，则清末之所以尾大不掉，行政粗疏，其症结实在于省制。当时论者，亦多加以攻击。然竟未能改革，相沿以迄于今，这一点不改革，就全部官制，都没有更新的精神了。

民国成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定行政分五部，为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这是根据理论规定的，后修改此条。设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九部。其时采美国制，不设总理。孙文逊位后，袁世凯就职北京，《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改为《临时约法》，设总理，分实业为农林、工商两部。三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修改《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即所谓《新约法》）。复废总理，设国务卿。并农林、工商两部为农商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为总统，复设总理。

外官：民军起义时，掌握一省军权的称都督。管理民政的称民政长。废司、道、府、直隶州、厅及散州、厅的名称，但存县。袁世凯改都督为将军，民政长为巡按使。于其下设道尹。护国军起，掌军权的人，复称都督。黎元洪为总统，改将军、都督都称督军，巡按使称省长。其兼握几省兵权，或所管之地，跨及数省的，则称巡阅使。裁兵议起，又改称督理或督办军务善后事宜，然其尾大不掉如故。国民党秉政，在训政时期内，以党代人民行使政权，而以国民政府行使治权。其根本精神，和历代的官制，大不相同，其事又当别论。

无官之名，而许多行政事务，实在倚以办理的为吏。凡行政，必须依照一定的手续。因此职司行政的人，必须有一定的技术。这种技术，高级官员往往不甚娴习，甚或不能彻底通晓，非有受过教育，经过实习的专门人员以辅助之不可。此等责任，从前即落在胥吏肩上。所以行政之权，亦有一部分操于其手。失去了他，事情即将无从进行的。

吏之弊，在于只知照例。照例就是依旧，于是凡事都无革新的精神。照例的意思，在于但求无过，于是凡事都只重形式，而不问实际，甚至利用其专门知识以舞弊。所以历来论政的人，无不深恶痛绝于吏，尤以前清时代为甚，然其论亦有所蔽。因为非常之事，固然紧要，寻常政务，实更为紧要而不可一日停滞。专重形式，诚然不好，然设形式上的统一不能保持，政治必将大乱。此前清末年，所以诏裁胥吏，而卒不能行。

其实从前所谓吏，即现在所谓公务员，其职实极重要。而其人亦实不能缺。从前制度的不善，在于（一）视其人太低，于是其人不思进取，亦不求名誉，而唯利是图。（二）又其人太无学识，所以只能办极呆板的事。公务员固以技术为要，然学识亦不可全无，必有相当的学识，然后对于所行之政，能够通知其原理，不至因过于呆板而反失原意。又行政的人，能通知政治的原理，则成法的缺点，必能被其发现。于立法的裨益，实非浅鲜。昔时之胥吏，是断不足以语此的。（三）其尤大的，则在于无任用之法，听其私相传授，交结把持。自民国以来，因为政治之革新，法律的亟变，已非复旧时的胥吏所能通晓，所以其人渐归自然淘汰，然现在公务员的任用、考核，亦尚未尽合法，这是行政的基础部分，断不可不力求改良的。

古代官职的大小，是以朝位和命数来决定的。所谓命数，就是车服之类的殊异。古人所以看得此等区别，甚为严重。然因封建制度的破坏，此等区别，终于不能维持了。朝位和俸禄的多少，虽可分别高低，终嫌其不甚明显。于是有官品之别。官品起于南北朝以来。南朝陈分九品。北朝魏则九品之中，复分正从；四品以下，且有上中下阶，较为复杂。宋以后乃专以九品分正从。官品之外，封爵仍在。又有勋官、散官等，以处闲散无事的官员。此等乃国家酬庸之典，和官品的作用，各不相同的。

官俸，历代虽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大夫以上，各有封地。家之贫富，视其封地之大小、善恶，与官职的高下无关。无封地的，给之禄以代耕，是即所谓官俸。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规。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然以近代官俸之薄，非此断无以自给的。而有等机关，收取此等非法的款项，实亦以其一部分支给行政费用，并非全入私囊。所以官俸的问题，极为复杂。清世宗时，曾因官俸之薄，加给养廉银，然仍不足支持。现代的官俸，较之清代，已稍觉其厚。然究尚失之于薄。而下级的公务员尤甚。又司法界的俸禄，较之行政界，不免相形见绌，这亦是亟须加以注意的。

第七章

选举

国家，因为要达其目的，设立许多机关，这许多机关，都是要有人主持的。主持这些机关的人，用何法取得呢？这便是选举问题。

选举是和世袭对立的。按世袭之法，倘一个位置出缺，便有一个合法继承的人，不容加以选择。选举之法则不然，它是毫无限制，可以任有选举权者，选举最适宜的人去担任的。这是就纯粹的选举和世袭说；亦有从两方面说，都不很纯粹的，如虽可选择，仍限于某一些人之内之类是。但即使是不纯粹的选举，也总比纯粹的世袭好些。西洋某史家曾把中国两汉时代的历史，和罗马相比较，他说：凡罗马衰亡的原因，中国都有的。却有一件事，为中国所有，罗马所无，那便是选举。观此，便知选举制度关系之重大了。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俞正燮《癸巳类稿》，有一篇《乡兴贤能论》，说得最好，他说：古代的选举，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这是什么理由呢？第四章已经说过：原始的政治，总是民主的，到后来，专制政治才渐渐兴起，如其一个国家是以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组成的，高级的位置自然不容被征服之族染指。即使原是一族，而专制政治既兴，掌握政权的人，也就渐渐地和群众离开了。所以选举仅限于士以下。

士以下的选举乃系古代部族，专制政治尚未兴起时的制度，留遗下来的。其遗迹略见于《周官》。据《周官》所载：凡是乡大夫的属官，都有考察其民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则举出其贤者能者，“献贤能之书于王”。《周官》说：此之谓使民兴贤，入使治之；使民兴能，出使长之。俞正燮说：入使治之，是用为乡吏（即比闾族党之长）；出使长之，是用为伍长，这是不错的。比闾族党等，当系民主部族固有的组织，其首领，都是由大众公举的。

专制政体兴起后，只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加于其上，而于此等团体固有的组织，并未加以破坏，所以其首领还是出于公举的，不过专制的政府，也要加以相当的参与、干涉罢了（如虽由地方公举，然仍须献贤能之书于王）。

在封建政体的初期，上级的君大夫等，其品性，或者比较优良，但到后来，就渐渐地腐化了。由于上级的腐化和下级的进步（参看第四章），主持国政者，为求政治整饬起见，不得不逐渐引用下级分子，乡间的贤能，渐有升用于朝廷的机会，那便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制度。据《王制》说：是乡论秀士，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才（官指各种机关，谓分别其才能，适宜于在何种机关中办事），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然后因其材而用之。案：《周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名籍），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也是司马的属官。

《礼记·射义》说：古者“诸侯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以中之多少，定得与于祭与否，可见射宫即在太庙之中。古代规制简陋，全国之中，只有一所讲究的屋子，谓之明堂。也就是宗庙，就是朝廷，就是君主所居的宫殿，而亦即是其讲学的学校，到后来，这许多机关才逐渐分离，而成为个别的建筑（详见第十五章）。

合观《周官》《王制》《射义》之文，可知在古代，各地方的贡士，是专讲武艺的。到后来，文治渐渐兴起，于是所取的人才，才不限于一途（所以司马要辨论官才，此时的司马，乃以武职兼司选举，并非以武事做选举的标准了）。此为选举之逐渐扩大，亦即世袭之渐被侵蚀。

到战国之世，世变益亟，腐败的贵族，再也支持不了此刻的政治。而且古代的贵族，其地位，是与君主相逼的，起于孤寒之士则不然，君主要整顿政治，扩充自己的权力，都不得不用游士。而士人也有怀抱利器，欲奋志于功名的。又有蒿目时艰，欲有所藉手，以救生民于涂炭的。于是君主和游士相合，以打击贵族，贵族中较有为的，亦不得不引用游士。选举之局益盛，世袭之制愈微。然这时候，游士还是要靠上级的人引用的。到秦末，豪杰起而亡秦，则政权全入下级社会之手，更无所谓贵族和游士的对立了。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廿二史札记》有此一条，可参看），在此情势之下，用人自然不拘门第，世袭之局，乃于此告终。

汉以后，选举之途，重要的，大概如下所述：

（一）征召：这是天子仰慕某人的才德，特地指名，请他到京的。往往有聘礼等很恭敬的手续。

（二）辟举：汉世相府等机关，僚属多由自用，谓之辟。所辟的人，并无一定的资格，做过高官的人，以至布衣均可。

（三）荐举：其途甚广。做官的人，对于自己手下的属员，或虽未试用，而深知其可用的人，都可以荐举。就是不做官的布衣，深知什么人好，也未始不可以上书荐举的，并可上书求自试。此等在法律上都毫无制限，不过事实上甚少罢了。

（四）吏员：此系先在各机关中服务，或因法律的规定，或由长官的保荐，由吏而变作官的。各机关中的吏，照法律上讲，都可以有出路。但其出路的好坏，是各时代不同的。大体古代优而后世劣。

（五）任子：做到某级官吏，或由在上者的特恩，可以保荐他的儿子，得一个出身，在汉世谓之任子（亦可推及孙、弟、兄弟之子孙等）。任的本义为保，但其实不过是一种恩典罢了，被保者设或犯罪，保之者未必负何等责任的。任在后世谓之荫。明以后，又有荫子入监之例。即使其入国子监读书。国家既可施恩，又不令不学无术的人滥竽充选，立法之意，是很好的。惜乎入监读书，徒有其名罢了。

（六）专门技术人员：此等人员，其迁转，是限于一途的。其技术，或由自习而国家擢用，或即在本机关中养成。如天文、历法、医学等官是（此制起源甚古。《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即是）。

（七）捐纳：这即是出钱买官做。古书中或称此为赀选，其实是不对的。赀选见《汉书·景帝本纪》后二年，乃因怕吏的贪赃，假定有钱的人，总要少贪些，于是限定有家资若干，乃得为吏。这只是为吏的一个条件，与出钱买官做，全然无涉。又爵只是一个空名，所以卖爵也不能算作卖官的。暗中的卖官鬻爵，只是腐败的政治，并非法律所许，亦不能算作选举的一途（历代卖官之事见后）。

以上都是入官之途。但就历代立法者的意思看起来，这些都只能得通常之才，其希望得非常之才的，则还在：

（八）学校。

（九）科举：学校别于科举。科举又可分为（甲）乡贡，（乙）制科。乡贡是导源于汉代的郡国选举的。以人口为比例，由守相岁举若干人。制科，则汉代往往下诏，标出一个科名，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类，令内外官吏荐举（何等官吏，有选举之权，亦无一定，由诏书临时指定），其科目并无限制。举行与否，亦无一定。到唐代，才特立制科之名。

汉代的用人，是比较没有什么阶级之见的。唐柳芳论氏族，所谓“先王公卿之胄，才则用，不才弃之”（见《唐书·柳冲传》），但是（一）贵族的势力，本来潜伏着；（二）而是时的选举，弊窦又甚多，遂至激成九品中正之制，使贵族在选举上，气焰复张。这时候选举上的弊窦如何呢？

自其表面言之，则（甲）如贵人的请托。如《后汉书·种暠传》说：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令，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便可见当时风纪之坏。然（乙）贵人的请托，实缘于士人的奔走。看《潜夫论》（《务本》《论荣》《贤难》《考绩》《本政》《潜叹》《实贡》《交际》等篇）、《申鉴》（《时事》）、《中论》（《考伪》《谴交》）、《抱朴子》（《审举》《交际》《名实》《汉过》）诸书可知。

汉代士人的出路，是或被征辟，或被郡县署用，或由公卿郡国举荐，但此等安坐不易得之。于是或矫激以立名；或则结为徒党，互相标榜，奔走运动。因其徒党众多，亦自成为一种势力，做官的人，也有些惧怕他，在积极方面，又结交之以谋进取。于是有荒废了政事，去酬应他们的，又有丰其饮食居处，厚其送迎，以敷衍他们的，官方因之大坏。究之人多缺少，奔走运动的人，还是有得有不得。有些人，因为白首无成，反把家资耗费了，无颜回家，遂至客死于外。这实在不成事体，实有制止他们在外浮游的必要。又因当时的选举，是注重品行的，而品行必须在本乡才看得出，于是举士必由乡里，而九品中正之制以生。

九品中正之制，起于曹魏的吏部尚书陈群。于各州置大中正，各郡置中正。依据品行，将所管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这是因历来论人，重视乡评，所以政治上有此措置。但（一）乡评的所谓好人，乃社会上的好人，只需有德，政治上所用的人，则兼须有才。所以做中正的人，即使个个都能秉公，他所以为好的人，也未必宜于政治。（二）何况做中正的人，未必都能公正，（甲）徇爱憎，（乙）快恩仇，（丙）慑势，（丁）畏祸等弊，不免继之而起呢？其结果，就酿成晋初刘毅所说的，“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因为世族是地方上有势力之家，不好得罪他，至于寒门，则是自安于卑贱的，得罪了他，亦不要紧。这是以本地人公开批评本地的人物，势必如此而后已的。

九品中正，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坏的制度。然直至隋文帝开皇年间才罢。前后历三百四五十年。这制度，是门阀阶级造成的，而其维持门阀阶级之力亦极大，因为有此制度后，无论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世族和寒门的进用，都绝对不同了（如后魏之制，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以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又如蔡兴宗守会稽郡，举孔仲智子为望计，贾原平子为望孝。仲智高门，原平一邦至行，遂与相敌，当时亦以为异数）。九品中正之制既废，科举就渐渐地兴起了。科举之制，在取士上，是比较公平的、切实的，这是人人所承认的，为什么兴起如此之晚呢？

用人的条件，第一是德，第二是才，第三才数到学识。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事实上也无人怀疑。考试之所觇，只是学识。这不是说才德可以不论，不过明知才德无从考校，与其因才德之无从考校，并其学识的试验而豁免之，尚不如就其学识而试验之，到底还有几分把握罢了。这种见解，是要积相当经验，才会有的。所以考试之制，必至唐宋之世，才会兴盛。

考试之制，其起源是颇远的。西汉以前本无所谓考试（晁错、董仲舒等的对策，乃系以其人为有学问而请教之，并非疑其意存冒滥，加以考试。所以策否并无一定；一策意犹未尽，可以至于再策三策，说见《文献通考》）。直至东汉顺帝之世，郡国所举的人，实在太不成话了。左雄为尚书令，乃建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试笺奏”（家法，指所习的经学言），史称自是牧守莫敢轻举，察选清平，就可见得考试的效验了。但是自此以后，其法未曾认真推行。历魏晋南北朝至隋，仍以不试为原则。

科举之制兴于唐。其科目甚多（秀才系最高科目，高宗永徽二年后停止。此外尚有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均见《唐书·选举志》），常行的为明经和进士。进士科是始于隋的，其起源，历史记载不甚清楚。据杨绾说：其初尚系试策，不知什么时候，改试了诗赋。到唐朝，此科的声光大好。这是社会上崇尚文辞的风气所造成的。唐时，进士科虽亦兼试经义及策，然所重的是诗赋。明经所重的是帖经、墨义。诗赋固然与政治无涉，经学在政治上，有用与否，自今日观之，亦成疑问。这话对从前的人，自然是无从说起，但像帖经、墨义所考的只是记诵（帖经、墨义之式，略见《文献通考》。其意，帖经是责人默写经文，墨义则责人默写传注，和今学校中专责背诵教科书的考试法一般），其无用，即在当日，亦是显而易见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异的考试法呢？这是因为把科举看作抡才大典，换言之，即在官吏登庸法上，看作唯一拔取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在唐以前，至多只是取才的一途罢了。所以当时的进士，虽受俗人看重，然在政治上，则所取的人并不多，而其用之亦不重（唐时所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仍须应吏部释褐试，或被人荐举，方得入官；授官亦不过丞尉；见《日知录·中式额数》《出身授官》两条）。可见科举初兴，不过沿前代之法而渐变，并非有什么隆重的意思、深厚的期望存乎其间了。所以所试的不过是诗赋和帖经、墨义。帖经、墨义所试，大约是当时治经的成法，诗赋疑沿自隋朝。隋炀帝本好辞华，所设的进士科，或者不过是后汉灵帝的鸿都门学之类（聚集一班会作辞赋和写字的人，其中并有流品极杂的，见《后汉书》本纪及《蔡邕传》）。进士科的进而为抡才之路，正和翰林的始居杂流，后来变成清要一样。这是制度本身的变化，不能执后事以论其初制的。科举所试之物，虽不足取，然其取士之法，则确是进步而可纪念的。

唐制，愿应举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先试之，而后送省（尚书省）。初由户部“集阅”，考功员外郎试之。玄宗开元时，因考功员外郎望轻，士子不服，乃移其事于礼部。宋太祖时，知贡举的人，有以不公被诉的，太祖乃在殿廷上自行复试。自此省试之外，又有殿试。此前的郡国选举，其权全操于选举之人。明明有被选举之才，而选举不之及，其人固无如之何。到投牒自列之制兴，则凡来投牒者，即使都为州县所不喜，亦不得不加以考试，而于其中取出若干人；而州县所私爱的人，苟无应试的能力，即虽欲举之而不得。操选举之权者，大受限制，被选举之权，即因此而扩大。

此后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云；有权的人，不能把持地位，都是受此制度之赐。所以说其制度是大可纪念的。考试的规则逐渐加严，亦是助成选举制度的公平的。唐时，考官和士子交通，还在所不禁。考官采取声誉，士子托人游扬，或竟自怀所作文字投谒，都不算犯法的事。晚唐以后，规则逐渐加严，禁怀挟和糊名易书等制度，逐渐兴起。明清继之，考试关防，日益严密。此似不尊重人格，但利禄之途，应试者和试之者，都要作弊，事实上亦是不得不然的。

以上所说的，均系乡贡之制。至于制科，则由天子亲策，其科目系随时标出。举行与否，亦无一定。

对于科举的重视，宋甚于唐，所以改革之声，亦至宋而后起。

科举之弊有二：（一）学非所用；（二）所试者系一日之短长。从经验上证明：无学者亦可弋获，真有学问者，或反见遗。对于第一弊，只需改变其所试之物即可。对于第二弊，则非兼重学校不行。不然，一个来应试的人，究曾从事于学问与否，是无从调查的。仁宗时范仲淹的改革，便针对着这两种弊窦：（一）罢帖经、墨义，而将诗赋策论通考为去取（唐朝的进士，亦兼试帖经及策，明经亦兼试策，但人之才力有限。总只能专精一门，所以阅卷者亦只注重一种，其余的都不过敷衍了事。明清时代，应科举的人，只会作四书文，亦由于此）；（二）限定应试的人，必须在学三百日，曾经应试的人一百日。他的办法，很受时人反对，罢相未几其法即废。到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才大加以改革。

安石之法：（一）罢诸科，独存进士。这是因社会上的风气，重进士而轻诸科起的。（二）进士罢试诗赋，改试论、策。其帖经、墨义，则改试大义（帖经专责记诵，大义是要说明义理，可以发抒意见的）。（三）别立新科明法，以待不能改业的士子。（四）安石是主张学校养士的，所以整顿太学，立三舍之法，以次递升。升至上舍生，则可免发解及礼部试，特赐之第。

熙宁贡举法，亦为旧党所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一）诗赋声病易晓，策论汗漫难知，因此看卷子难了。这本不成理由。诗赋既是无用之学，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们又有如苏轼之说，谓以学问论，经义、策、论，似乎较诗赋为有用。以实际论，则诗赋与策、论、经义，同为无用。得人与否，全看君相有无知人之明。取士之法，如科举等，根本无甚关系，不过不能不有此一法罢了。这话也是不对的。科举诚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过说这是取士的一法，并没有说有此一法之后，任用时之衡鉴，任用后之考课，都可置诸不论。况且国家取士之途，别种都是注重经验的；或虽注重学识，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学校、科举，是培养、拔擢有学识的人的常法。有学识的人，固然未必就能办事，然办事需用学识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应付人事，单靠学识无用，决定政策等，则全靠学识）。“人必先知其所事者为何事，然后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学识和道德，亦有相当的关系。衡鉴之明，固然端赖君相，然君相决不能向全国人中，漫无标准，像淘沙般去觅取。终必先有一法，就全体之中，取出一部分人来，再于其中施以简择。此就全体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唯有科举是注重学识的，如何能视之过轻？

经义、策、论，固亦不过纸上空谈，然其与做官所需要的学识关系的疏密，岂能视之与诗赋同等？所以旧党的议论，其实是不通的。然在当时，既成为一种势力，即不能禁其不抬头。于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宁之法复废。熙宁贡举之法虽废，旧法却亦不能恢复了。因为考试是从前读书人的出身之路，所试非其所习，习科举之业的人，是要反对的。熙宁变法时，反对者之多，其理由实亦在此。到元祐要恢复旧法时，又有一班只习于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对了。于是折中其间，分进士为诗赋、经义两科。南宋以后，遂成定制。连辽、金的制度，也受其影响（金诗赋、经义之外，又有律科。诗赋、经义称进士，律科称举人。又有女真进士科，则但试策论，系金世宗所立。辽、金科目，均须经过乡、府、省三试。省试由礼部主持，即明、清的会试。元、明、清三代，都只有会试和本省的乡试）。

近代科举之法，起于元而成于明。元代的科举，分蒙古、色目人和汉人、南人为两榜。蒙古、色目人考两场：首场经义，次场策论。汉人、南人考三场：首场经义，次场古赋和诏、诰、表，三场策论。这是（一）把经义、诗赋，并作一科了，（二）而诸经皆以宋人之说为主，以及（三）乡会试所试相同，亦皆为明清所沿袭。

明制：首场试四书五经义，次场试论判，又于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策。

清制：首场试四书义及诗一首，次场试五经义，三场亦试策。

明清所试经义，其体裁是有一定的。（一）要代圣贤立言；（二）其文体系逐段相对，谓之八股［八股文体的性质，尽于此二语：（一）即文中的话不算自己所说，而算代圣贤说一篇较详尽的话。（二）则历来所谓对偶文字，系逐句相对，而此则系逐段相对，所以其体裁系特别的。又八股文长短亦有定限。在清代，是长不能过七百字，短不能不满三百字。此等规则，虽亦小有出入，但原则上是始终遵守的。因有（一）之条件，所以文中不能用后世事，这是清代学者，疏于史事的一个原因］。其式为明太祖及刘基所定，故亦谓之制义。其用意，大概是防士子之竞鹜新奇的（科举名额有定，而应试者多。如清末，江南乡试，连副贡取不满二百人，而应试者数逾两万。限于一定的题目，在几篇文字内，有学问者亦无所见其长。于是有将文字做得奇奇怪怪，以期动试官之目的，此弊在宋代已颇有）。

明清时代科举之弊，在于士子只会作几篇四书义，其余全是敷衍了事，等于不试。士子遂至一物不知。此其弊，由于立法的未善。因为人之能力，总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过懂得一门两门。所以历代考试之法，无不分科，就其所习而试之。经义、诗赋的分科，就等于唐朝的明经、进士。这两者，本来不易兼通。而自元以来，并两者为一。三场所试的策，绝无范围。所以元、明、清三朝的科举，若要实事求是，可说是无人能应。天下事，责人以其所不能为者，人将并其所能为者而亦不为，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明清科举致弊之源，即在于此。

宋代改革科举之意，是废诗赋而存经义、策论，这个办法，被元、明、清三代的制度推翻了。其学校及科举并用之意，到明朝，却在形式上办到。明制，是非国子监生和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的（府州县学生应科举，是先须经过督学使者的试验的，谓之“科考”。科考录取的人，才得应乡试。但后来，除文字违式者外，大抵是无不录取的。非学生，明代间取一二，谓之“充场儒士”，其数极少）。所以《明史》谓其“学校储材，以待科举”。按科举所试，仅系一日之短长，故在事实上，并无学问，而年少气盛，善于作应试文字者，往往反易弋获，真有学问者反难。学校所授，无论如何浅近，苟使认真教学，学生终必在校肄习几年，必不能如科举之一时弋取。但课试等事，极易徒有其名，学问之事，亦即有名无实。毕业实毕年限之弊，实自古有之，并不自今日始。使两者相辅而行，确系一良好的制度，但制度是拗不过事实的。

入学校应科举的人，其意既在于利禄，则学问仅系工具（所以从前应举的人，称应举所作文字为敲门砖），利禄才是目的。目的的达到，是愈速愈好的。（一）假使科举与学校并行，年少气盛的人，亦必愿应科举而不愿入学校。（二）况且应试所费，并来往程途计之，远者亦不过数月，平时仍可自谋生活，学校则不能然。所以士之贫者，亦能应科举而不能入学校。（三）何况学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举之美。职是故，明朝行学校储材以待科举之制后，就酿成这样的状况：（一）国子监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举之美，则士之衰老无大志者都归之。（二）府州县学，既并无出身；住在学校里，又学不到什么，人家又何苦而来“坐学”？做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禄为目的的。志既在于得禄，照经济学的原理讲，是要以最少的劳费，得最大的效果的。不教亦无碍于利禄，何苦而定要教人？于是府州县学，就全然有名无实了。明初对于国子监，看得极为隆重。所以后来虽然腐败，总还维持着一个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几乎和府州县学一样了。

制科在唐朝，名义上是极为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如乡贡的深刻。自宋以后，大抵用以拔取乡贡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过长于辞章，或学问较博之士（设科本意，虽非如此，然事实上不过如此，看《宋史·选举志》可知）。清圣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两次举行博学鸿词科，其意还不过如此。德宗光绪二十五年，诏开经济特科，时值变法维新之际，颇有登用人才之意。政变以后，朝廷无复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举的人，加以考试，不过敷衍了事而已。

科举在从前，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所试的科目，理应切于做官之用。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来，则非略知历史上此制度的发展不可。

古代的用人，本来只求有做官的知识技能（此知识两字，指循例办公的知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知识），别无所谓学问的。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事而已足。于是学问开始影响政治，讲学问的人，亦即掺入政治界中。秦朝的禁“以古非今”，只许学习“当代法令”“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是和此趋势相反的。汉朝的任用儒生，则顺此趋势而行。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既知此，则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学问，不应将做官的人与学问之士，分为两途，同时并用。然汉朝却始终如此。只要看当时的议论，总是以儒生、文吏并举，便可知道。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后汉光武帝的诏书，说“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第一种是德行，第四种是才能，都是无从以文字考试的。第二种即系儒生，第三种即系文吏。左雄考试之法，所试的亦系这两科。以后学者的议论，如《抱朴子》的《审举篇》，极力主张考试制度，亦说律令可用试经之法试之。

国家的制度，则唐时明法仍与明经并行，所沿袭的还系汉制。历千年而不知改变，已足惊奇。其后因流俗轻视诸科，把诸科概行废去，明法一科，亦随之而废，当官所需用的知识技能，在文官考试中，遂至全然不占地位。（一）政治上的制度，既难于改变；（二）而迂儒又有一种见解，以为只要经学通了，便一切事情，都可对付，法令等实用不着肄习，遂益使此制度固定了。历史上有许多制度，凭空揣度，是无从明白其所以然的。非考其事实，观其变迁不可。科举制度，只是其一端罢了。

近世的科举制度，实成于明太祖之手。然太祖并非重视科举的人。太祖所最重的是荐举，次之则是学校。当时曾令内外大小臣工，皆得荐举，被荐而至的，又令其转荐，由布衣至大僚的，不可胜数。国子监中，优礼名师，规则极严，待诸生亦极厚，曾于一日之中，擢六十四人为布、按两司官。

科举初设于洪武三年，旋复停办，至十五年乃复设。当时所谓三途并用，系指（一）荐举，（二）进士贡监，（三）吏员（见《日知录·通经为吏》条）。一再传后，荐举遂废，学校寖轻，而科举独重。此由荐举用人，近于破格，非中主所能行。学校办理不能认真，近于今所谓毕业即毕年限。科举（一）者为习惯所重，（二）则究尚有一日之短长可凭，所以为社会所重视。此亦不能谓绝无理由。然凡事偏重即有弊，何况科举之本身，本无足取呢？

明制：进士分为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第二、第三人授编修。二、三甲均得选庶吉士。庶吉士本系进士观政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衙门者之称。明初，国子监学生，派至各衙门实习的，谓之历事。进士派至各衙门实习的，谓之观政。使其于学理之外，再经验实事，意本甚善。然后亦成为具文。庶吉士初本不专属翰林。成祖时，命于进士二甲以下，择取文理优者，为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才为翰林所专。后复命就学文渊阁。选翰（翰林院）、詹（詹事府）官教习。三年学成，考试授官，谓之教馆。出身特为优异。

清制：二、三甲进士，亦得考选庶吉士。其肄业之地，谓之庶常馆。选满汉学士各一人教习，视为储才之地。然其所习者，不过诗赋小楷而已。乡举在宋朝还不过是会试之阶，并不能直接入官。明世始亦为入仕之途。举贡既特异于杂流，进士又特异于举贡。所谓三途并用者，遂成（一）进士，（二）举贡，（三）吏员（见《明史·选举志》）。在仕途中，举贡亦备遭轻视排挤，杂流更不必论了。清制以科目、贡监、荫生为正途，荐举、捐纳、吏员为异途，异途之受歧视亦殊甚。然及末造，捐纳大行，仕途拥挤，亦虽欲歧视而不可得了。

卖官之制，起于汉武帝。《史记·平准书》所谓“入羊为郎”“入财者得补郎”“吏得入谷补官”、买武功爵者试补吏皆是。后世虽有秕政，然不为法令。明有纳粟入监之例，亦仍须入监读书。清则仅存虚名。实官捐，顺康时已屡开，嘉道后尤数，内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而下，皆可报捐。直至光绪二十七年才停，从学校、科举、吏员等出身之士，虽不必有学识，究不容一物不知，捐纳则更无制限，而其数又特多。既系出资买来，自然视同营业。清季仕途人员的拥塞，流品的冗杂，贪污的特盛，实在和捐纳之制是大有关系的。

元代各机关长官，多用蒙古人。清朝则官缺分为满、汉、包衣、汉军、蒙古，这实在是一种等级制度。满缺有一部分是专属于宗室的，其选举权在宗人府，包衣属内务府，均不属吏部。

以上所说，大略都是取士之制，即从许多人民中，拔擢出一部分人来，给他以做官的资格。其就已有做官资格的人，再加选试，而授之以官，则普通称为“铨选”。其事于古当属司马，说已见前。汉朝凡有做官的资格，而还未授官的，皆拜为郎，属于光禄勋，分属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谓之三署郎。光禄勋岁于其中举茂材四行。其选授之权，初属三公府，东西曹主其事。后来尚书的吏曹，渐起而攘夺其权。灵帝时，吕强上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可见到后汉末，三公已不大能参预选举了。曹魏以后，既不设宰相，三公等官，亦不复参与政事，选权遂专归尚书。

唐制：文选属于吏部，武选属于兵部。吏部选官，自六品以下，都先试其书、判，观其身、言。五品以上则不试，上其名于中书门下。

宋初，选权分属中书、枢密及审官院，吏部唯注拟州县官。熙宁改制，才将选权还之吏部。神宗说古者文武不分途，不以文选属吏，武选属兵为然。于是文武选皆属吏部，由尚书、侍郎，分主其事。

明清仍文选属吏，武选属兵。明代吏部颇有大权，高官及边任等，虽或由廷推，或由保举，然实多由吏部主其事。清代则内分于军机、内阁，外分于督、抚，吏部所司，真不过一吏之任而已。

外官所用僚属，自南北朝以前，均由郡县长官自行选用（其权属于功曹），所用多系本地人。隋文帝始废之，佐官皆由吏部选授。此与选法之重资格而轻衡鉴，同为一大变迁，而其原理是相同的，即不求有功，但求防弊。士大夫蔽于阶级意识，多以此等防弊之法为不然。然事实上，所谓官僚阶级，总是以自利为先，国事为后的。无以防之，势必至于泛滥不可收拾。所以防弊之法，论者虽不以为然，然事实上卒不能废，且只有日益严密。用人由用之者察度其才不才，谓之衡鉴。“鉴”是取譬于镜子，所以照见其好坏；“衡”则取喻于度量衡，所以定其程度的。用人若在某范围之中，用之者得以自由决定其取舍，不受何等法律的限制，则谓之“有衡鉴之权”。若事事须依成法办理，丝毫不能自由，即谓之“依据资格”。两者是正相反对的。

资格用人，起于后魏崔亮的停年格，专以停解先后为断，是因胡灵后秉政，许武人入选，仕途拥挤，用此为手段，以资对付的。崔亮自己亦不以为然。北齐文襄帝做尚书时，就把它废掉了。唐开元时，裴光庭又创循资格。然自中叶以后，检校、试、摄、判、知之法大行，皆以资格不相当之人任事，遂开宋朝以差遣治事之端。明孙丕扬创掣签法，资格相同者，纳签于筒，在吏部堂上，由候选者亲掣（不到者由吏部堂官代掣）。当时亦系用以对付中人请托的（见于慎行《笔麈》）然其后卒不能废。

大抵官吏可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以才识为重，自不能专论资格。事务官不过承上官之命依据法律，执行政务。其事较少变化。用法能得法外意，虽是极好的事，然其事太无凭据，若都借口学识，破弃资格，一定得才的希望少，徇私的弊窦多。所以破格用人，只可视为偶然之事，在常时必不能行，历来诋资格之论，都是凭臆为说，不察实际情形的。

回避之法，亦是防弊的一端。此事古代亦无之。因为回避之法，不外两端：（一）系防止人与人间的关系；（二）则防止人与其所治的地方的关系。在世官制度之下，世家大族，左右总是姻亲；而地不过百里，东西南北，亦总系父母之邦，何从讲起回避？地方既小，政治之监察既易，舆论之指摘亦严，要防止弊窦，亦正无借乎回避。所以回避之法，在封建制度下，是无从发生的。郡县制度的初期，还毫无形迹，如严助、朱买臣均以胡人而为会稽守，即其明证。东汉以后，此制渐渐发生。《后汉书·蔡邕传》说：时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因此有三互之法（《注》：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是为回避之法之始。

然其法尚不甚严。至近世乃大为严密。在清代，唯教职止避本府，余皆须兼避原籍、寄籍及邻省五百里以内。京官父子、祖孙不得同在一署。外官则五服之内，母、妻之父及兄弟、女婿、外甥、儿女姻亲、师生，均不得互相统属（皆以卑避尊）。此等既以防弊，亦使其人免得为难，在事实上亦不得不然。唯近代省区太大，服官的离本籍太远，以致不悉民情风俗，甚至言语不通，无从为治。以私计论，来往川资，所费大巨，到任时已不易筹措，罢官后竟有不能归家的，未免迫人使入于贪污，亦是立法未善之处。

选举之法，无论如何严密，总不过慎之于任用之初。（一）人之究有德行才识与否，有时非试之以事不能知。（二）亦且不能保其终不变节。（三）又监督严密，小人亦可为善，监督松弛，中人不免为非；所以考课之法，实较选举更为重要。然其事亦倍难。因为（一）考试之法，可将考者与被考者隔离；（二）且因其时间短，可用种种方法防弊；（三）不幸有弊，所试以文字为凭，亦易于复试磨勘，在考课则办不到。

考课之法，最早见于书传的，是《书经》的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尧典》，今本《舜典》）。《周官》太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二曰禄，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夺，七曰废，八曰诛），亦系此法。

汉朝京房欲作考功课吏法，因此为石显所排。王符著《潜夫论》极称之，谓为致“太平之基”（见《考绩篇》）。魏世刘劭，亦曾受命作都官考课及说略。今其所著《人物志》具存，论观人之法极精，盖远承《文王官人》之绪（《大戴礼记》篇名。《周书》亦有此篇，但称《官人》）。案：京房尝受学焦延寿，延寿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易》学，虽涉荒怪，然汉世如此者甚多，何致有亡身之惧？疑《汉书》文不完具。京房课吏之法，实受诸延寿得我道以亡身之说，实指课吏之法言之。

如此，则考课之法，在古代亦系专门之业，而至后来乃渐失其传者了。后世无能讲究此学的。其权，则初属于相府，后移于尚书，而专属于吏部。虽有种种成法，皆不过奉行故事而已（吏部系总考课的大成的。各机关的属官，由其长官考察；下级机关，由上级机关考察；为历代所同。考课有一定年限。如明代，京官六年一考察，谓之“京察”。外官三年一考察，谓之“外察”，亦谓之“大计”，武职谓之军政。清朝均三年一行。考察有一定的项目，如清朝文官，以守、才、政、年为四格。武官又别有字样，按格分为三等。又文武官均以不谨、罢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为六法。犯此者照例各有处分。然多不核其实，而人事的关系却颇多。高级的官，不由吏、兵部决定的，明有自陈，清有由部开列事实请旨之法，余皆由吏、兵部处理）。

第八章

赋税

中国的赋税，合几千年的历史观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以最大多数的农民所负担的田税、军赋、力役为基本，随时代变化，而成为种种形式。自亡清以前，始终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赋税。其二自此以外的税，最初无有，后来逐渐发生，逐渐扩张，直至最近，才成为重要部分。

租、税、赋等字样，在后世看起来，意义无甚区别，古代则不然。汉代的田税，古人称之为税，亦即后世所谓田赋。其收取，据孟子说，有贡、助、彻三法。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五十、七十当系夏殷顷亩，较周为小，不然，孟子所说井田之制，就不可通了）。又引龙子的话，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即是取几年的平均额，以定一年的税额。乐岁不能多，凶年不能减。所以龙子诋为恶税。

助法，据孟子说，是将一方里之地，分为九百亩。中百亩为公田，外八百亩为私田。一方里之地，住居八家。各受私田百亩。共耕公田。公田所入，全归公家；私田所入，亦全归私家，不再收税。

彻则田不分公私，而按亩取其几分之几。案：贡法当是施之被征服之族的。此时征服之族与被征服之族，尚未合并为一，截然是两个团体。征服之族，只责令被征服之族，每年交纳农作品若干。其余一切，概非所问（此时纳税的实系被征服之族之团体，而非其个人），所以有此奇异的制度。至于助、彻，该是平和部族中自有的制度，在田亩自氏族分配于家族时代发生的。三者的税额，孟子说：“其实皆十一也。”这亦不过以大略言之。助法，照孟子所说明明是九一，后儒说：公田之中，以二十亩为庐舍，八家各耕公田十亩，则又是十一分之一。古人言语粗略，计数更不精确，这是不足以为怀疑孟子的话而加以责难的根据。

古代的田制有两种：一种是平正之地，可用正方形式分划，是为井田。一种是崎岖之地，面积大小，要用算法扯算的，是为畦田（即圭田）。古代征服之族，居于山险之地，其地是不能行井田的，所以孟子替滕文公规划，还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既说周朝行彻法，又说虽周亦助，也是这个道理。

赋所出的，是人徒、车、辇、牛、马等，以供军用。今文家说：十井出兵车一乘（《公羊传》宣公十年，昭公元年何《注》）。古文家据《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说以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递加十倍（《周官》小司徒郑《注》引）。又一说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郑注《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引之，见《小司徒疏》）。今文家所说的制度，常较古文家早一时期，说已见前。古文家所说的军赋，较今文家为轻，理亦由此（《司马法》实战国时书。战国时国大了，所以分担的军赋也轻）。

役法，《礼记·王制》说：“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周官》均人说：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一日。小司徒说：“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案：田与追胥，是地方上固有的事，起徒役则是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地方上固有的事，总是与人民利害相关的，国家所要求于人民的，则利害未必能一致，或且相反。所以法律上不得不分出轻重。然到后来，用兵多而差徭繁，能否尽守此规则，就不可知了。

古代当兵亦是役的一种。《王制》说：“五十不从力政（政同征，即兵役外的力役），六十不与服戎。”《周官》乡大夫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说七尺是二十岁，六尺是十五岁。六尺是未成年之称，其说大约是对的。然则后期的徭役，也比前期加重了。

以上是古代普遍的赋税。至于山林川泽之地，则古代是公有的。手工业，简易的人人会做，艰难的由公家设官经营。商业亦是代表部族做的，既无私有的性质，自然无所谓税。然到后来，也渐渐地有税了。《礼记·曲礼》：“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古田地字通用，田之外兼数山泽，可见汉世自天子至封君，将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皆作为私奉养，由来已久。

市井租税，即系商税。古代工商业的分别，不甚清楚，其中亦必包含工税。案：《孟子·王制》说“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廛是民居区域之称。古代土地公有，什么地方可以造屋，什么地方可以开店，都要得到公家允许的，不能乱做。所以《孟子·滕文公上》，记“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然则市廛而不税，即系给予开店的地方，而不收其税，这是指后世所谓“住税”而言，在都邑之内。关讥而不征，自然是指后世所谓“过税”而言。然则今文住税、过税俱无。

而《周官》司市，必“凶荒札丧”，才“市无征而作布”（造货币）；司关必凶荒才“无关、门之征”（门谓城门），则住税过税都有了。又《孟子·公孙丑下》说：“古之为市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龙”即“陇”字。龙断，谓陇之断者。一个人占据了，第二个人再不能走上去与之并处。“罔”即今“网”字。因为所居者高，所见者远，遥见主顾来了，可以设法招徕；而人家也容易望见他，自可把市利一网打尽了。这是在乡赶集的，而亦有税，可见商税的无孔不入了。此等山川、园池、市肆租税，都是由封建时代各地方的有土之君，各自征收的，所以很缺乏统一性。

赋税的渐增，固由有土者的淫侈、战争的不息，然社会进化，政务因之扩张，支出随之巨大，亦是不可讳的。所以白圭说：“吾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即说：“子之道貉道也。”貉“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然则赋税的渐增，确亦出于事不获已。倘使当时的诸侯大夫，能审察情势，开辟利源，或增设新税，或就旧税之无害于人民者而增加其税额，原亦不足为病。无如当时的诸侯大夫，多数是不察情势，不顾人民的能否负担，而一味横征暴敛。于是田租则超过十一之额，而且有如鲁国的履亩而税（见《春秋》宣公十五年。此因人民不尽力于公田，所以税其私田），井田制度破坏尽了。力役亦加多日数，且不依时令，致妨害人民的生业。此等证据，更其举不胜举。无怪乎当时的仁人君子，都要痛心疾首了。

然这还不算最恶的税。最恶的税是一种无名的赋。古书中赋字有两义：一是上文所述的军赋，这是正当的。还有一种则是不论什么东西，都随时责之于民。所以《管子》说：“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国蓄篇》）“轻”就是价贱，“重”就是价贵。在上者需用某物，不管人民的有无，下令责其交纳，人民只得求之于市，其物的价格就腾贵，商人就要因此剥削平民了。《管子》又说：以室庑籍，以六畜籍，以田亩籍，以正人籍，以正户籍。“籍”即是取之之意。以室庑籍，当谓按户摊派。以田亩籍，则按田摊派。正人、正户，当系别于穷困疲羸的人户而言。六畜，谓畜有六畜之家，当较不养者为富（《山权数》云：“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此以家无孳畜为贫穷的证据），所以以之为摊派的标准。其苛细可谓已甚了。古代的封君，就是后世乡曲的地主。后世乡曲的地主，需要什么东西，都取之于佃户的，何况古代的封君，兼有政治上的权力呢？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这是最恶的税。

秦汉之世，去古未远，所以古代租税的系统，还觉分明。汉代的田租，就是古代的税，其取之甚轻。高祖时，十五税一。文帝从晁错之说，令民入粟拜爵，十三年，遂全除田租。至景帝十年，乃令民半出租，为三十而税一。后汉初年，尝行十一之税。天下已定，仍三十而税一。除灵帝曾按亩敛修宫钱外，始终无他横敛（修宫钱只是横敛，实不能算增加田租），可谓轻极了。

但古代的田，是没有私租的，汉世则正税之外，还有私租，所以国家之所取虽薄，农民的负担，仍未见减轻，还只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制时，诏书说汉时的私租，“厥名三十，实十税五”，则合三十税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汉代的口钱，亦称算赋。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钱百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见《汉书·高帝纪》四年，《昭帝纪》元凤四年《注》引如淳说引《汉仪注》。案：《周官》太宰九赋，郑《注》说赋是“口率出泉”。又说：“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此其旧名与？”泉钱一字，观此，知汉代的算赋，所谓人出百二十钱以食天子者，乃古代横敛的赋所变。盖因其取之无定时，无定物，无定数，实在太暴虐了，乃变为总取钱若干，而其余一切豁免。这正和五代时的杂征敛，宋世变为沿纳；明时的加派，变为一条鞭一样。至于正当的赋，则本是供军用的，所以武帝又加三钱以补车骑马。汉代的钱价，远较后世为贵，人民对于口钱的负担，很觉其重。武帝令民生子三岁出口钱，民至于生子不举。元帝时，贡禹力言之。帝乃令民七岁乃出口钱。见《汉书·贡禹传》。

役法：《高帝纪》二年《注》引如淳说，《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畴之义为类。古行世业之法，子弟的职业，恒与父兄相同（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参看阶级章）。而每一类的人，都有其官长（《国语·周语》说，宣王要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说“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协孤终，司商协民姓，司徒协旅，司寇协奸，牧协职，工协革，场协入，廪协出，是则少多死生，出入往来，皆可知也”。这即是各官各知其所管的民数的证据），此即所谓畴官。

傅之畴官，就是官有名籍，要负这一类中人所应负的义务了。这该是古制，汉代的人民，分类未必如古代之繁，因为世业之制破坏了。但法律条文，是陈旧的东西，事实虽变，条文未必随之而变。如淳所引的律文，只看作民年二十三，就役籍有名，该当一切差徭就够了。景帝二年，令民年二十始傅。又将其提早了三年。役法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有役法，则公家举办事业不必要出钱雇工，所以在财政上，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

财政的规模，既经扩张，自当创设新税。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此义在先秦时，只有法家最明白。《管子·海王篇》说，要直接向人民加赋，是人人要反对的。然盐是无人不吃的；铁器亦不论男女，人人要用，如针、釜、耒、耜之类。在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这是盐铁官卖或收税最古的理论。此等税或官卖，古代亦必有行之者。汉代郡国，有的有盐官、铁官、工官（收工物税）、都水官（收渔税），有的又没有，即由于此。

当此之时，自应由中央统筹全局，订立税法；或由中央直接征收，或则归之于地方。但当时的人，不知出此。桑弘羊是治法家之学的，王莽实亦兼采法家之说（见第五章），所以弘羊柄用时，便筦盐铁、榷酒酤，并行均输、算缗之法（千钱为缗，估计资本所值之数，按之抽税），王莽亦行六筦之制（见第五章），然行之既未尽善；当时的人，又大多数不懂得此种理论。汲黯说：天子只该“食租衣税”。晋初定律，把关于酒税等的法令，都另编为令，出之于律之外，为的是律文不可时改，而此等税法，在当时，是认为不正当，天下太平之后，就要废去的（见《晋书·刑法志》）。看这两端，便知当时的人，对于间接税法，如何的不了解。因有此等陈旧的见解，遂令中国的税法，久之不能改良。

田租、口赋两种项目，是从晋定《户调式》以后，才合并为一的。户调之法，实起源于后汉之末。魏武帝平河北，曾下令：田租之外，只许每户取绵绢若干，不准多收（见《三国魏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大约这时候，（一）人民流离，田亩荒废，有能从事开垦的，方招徕之不暇，不便从田租上诛求；（二）又人民的得钱，是比较艰难的（这个历代情形都如此。所以租税征收谷帛，在前代，是有益于农民的。必欲收钱，在征收租税时，钱价就昂贵，谷帛的价，就相对下落了）。汉世钱价贵，丧乱之际，买卖停滞，又不能诛求其口钱，所以不如按户责令交纳布帛之类。这原是权宜之法，但到晋武帝平吴，制为定式之后，就成为定法了。

户调之法，是与官授田并行的。当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参见第五章）。唐时，丁男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每年输粟三石，谓之租。看地方的出产，输绵及丝麻织品，谓之调。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闰加两日，不役的纳绢三尺，谓之庸。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但到后来，田不能授，而赋税却是按户征收了。你实际没有田，人家说官话不承认。兼并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也无人来整顿他。于是无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税。人皆托于宦、学、释、老，或诈称客户以自免。其弊遂至不可收拾，当这时代，要想整顿，（一）除非普加清厘，责令兼并的人，将多余的田退还，由官分给无田者。（二）次则置兼并者于不问，而以在官的闲田，补给无田的人。其事都不能行。（三）于是德宗时，杨炎为相，牺牲了社会政策的立法，专就财政上整顿，就有财产之人而收其税，令于夏秋两季交纳（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是为两税。两税法的精意，全在“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十八个字。社会立法之意，虽然牺牲了，以财政政策而论，是不能不称为良法的。

“两税以资产为宗”，倘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产者依其财产的多少，分别等第，负担赋税，而于无产者则加以豁免，则虽不能平均负赋，而在财政上，还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称许的。然后此的苛税，仍是向大多数农民剥削。

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时的赋税：有田亩之赋和城郭之赋，这是把田和宅地分别征收的，颇可称为合理。又有丁口之赋，则仍是身税。又有杂变之赋，亦称为沿纳，是两税以外，苛取于民，而后遂变为常税的，在理论上就不可容恕了。但各地方的税率，本来轻重不一。苛捐杂税，到整理之时，还能定为常赋，可见在理论上虽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为害还是不大的。其自晚唐以来，厉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条鞭之法，为害才稍除的，则是役法。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所以役法行之得当，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所以现行征工之法，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项，在立法上是对的）。

但是晚唐以后的役法，其厉民却是最甚的。其原因：由于此时之所以役民者，并非古代的力役之征，而是庶人在官之事。古代的力役之征，如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都是人人所能为的；而且其事可以分割，一人只要应役几日；自然不虑其苛重了。至于在官的庶人，则可分为府、史、胥、徒四种，“府”是看守财物的。“史”是记事的。“胥”是才智之称，所做的当系较高的杂务。“徒，众也”，是不须才智，而只要用众力之时所使用的，大概用以供奔走。古代事务简单，无甚技术关系，即府、史亦是多数人所能做，胥、徒更不必论了。但此等事务，是不能朝更暮改的。从事其间的，必须视为长久的职业，不能再从事于私人的事业，所以必须给之禄以代耕。后世社会进步了，凡事都有技术的关系，筑城郭、宫室，修沟渠、道路等事，亦有时非人人所能为，何况府、史、胥、徒呢（如徒，似乎是最易为的。然在后世，有追捕盗贼等事，亦非人人所能）？

然晚唐以后，却渐根据“丁”“资”，以定户等而役之。（一）所谓丁资，计算已难平允；（二）而其所以役之之事，又本非其所能为；（三）而官又不免加以虐使，于是有等职务，至于破产而不能给。人民遂有因此而不敢同居，不敢从事生产，甚至有自杀以免子孙之役的。真可谓之残酷无伦了。欲救此弊，莫如分别役的性质。可以役使人民的，依旧签差。不能役使人民的，则由公家出钱雇人充任。这本不过恢复古代力役之征，庶人在官，各不相涉的办法，无甚稀奇，然宋朝主张改革役法的王安石，亦未计及此。

王安石所行的法，谓之免役。按宋代役法，原有签差雇募之分。雇役之法：（一）者成为有给职，其人不至因荒废私计而无以为生；（二）者有等事情，是有人会做，有人不会做的，不会做的人要赔累，会做的人则未必然。官出资雇募，应募的自然都是会做这事情的人，绝不至于受累，所以雇役之法，远较差役为良。但当时行之，甚不普遍。

安石行免役之法：使向来应役的人，出免役钱；不役的人，出助役钱，官以其钱募人充役。此法从我们看来，所失者，即在于未曾分别役的性质，将可以签差之事，仍留为力役之征，而一概出钱雇募。使（一）农民本可以劳力代实物或货币的，亦概须以实物或货币纳税；（二）而公家本可征收人民劳力的事，亦因力役的习惯亡失，动须出钱雇募。于是有许多事情，尤其是建设事务，因此废而不举。这亦是公家的一笔损失。但就雇役和差役两法而论，则雇役之法，胜于差役多了。而当时的旧党，固执成见。元祐时，司马光为相，竟废雇役而仍行差役。此后虽亦差雇并行，总是以差为主，民受其害者又数百年。

田租、口赋、力役以外的赋税，昔人总称为杂税。看这名目，便有轻视它、不列为财政上重要收入的意思。这是前人见解的陈旧，说已见前。然历代当衰乱之际，此等赋税，还总是有的。如《隋书·食货志》说，晋过江后，货卖奴婢、马牛、田宅、价值万钱者，输钱四百，买者一百，卖者三百，谓之“散估”，此即今日的契税。又说：都东方山津，都西石头津，都有津主，以收获、炭、鱼、薪之税，十取其一；淮北大市百余，小市十余，都置官司收税，此即商税中之过税及住税。北朝则北齐后主之世，有关、市、邸、店之税。北周宣帝时，有入市税，又酒坊、盐池、盐井，北周亦皆有禁。到隋文帝时，却把这些全数豁免，《文献通考·国用考》盛称之。然以现代财政学的眼光评论，则还是陈旧的见解。到唐中叶以后，藩镇擅土，有许多地方，赋税不入于中央；而此时税法又大坏，中央收入减少，乃不得不从杂税上设法。宋有天下以后，因养兵特多，此等赋税，不能裁撤，南渡以后，国用更窘，更要加以整顿。于是此等杂税，遂渐渐地附庸蔚为大观了。不论在政治上，社会上，制度的改变，总是由事实逼迫出来的多，在理论指导之下发明的少。这亦是政治家的一种耻辱。

杂税之中，最重要的是盐税。其法，始于唐之第五琦，而备于刘晏。籍民制盐（免其役），谓之灶户，亦谓之亭户。制成之盐，卖之商人，听其所之，不复过问。后人称之为就场征税。宋朝则有（一）官鬻；（二）通商两法。而通商之中，又分为二：（甲）径售之于商人，（乙）则称为入边、入中。入边是“入边刍粟”的略称，入中则是“入中钱帛”的略称。其事还和茶法及官卖香药、宝货有关系。茶税，起于唐德宗时。其初是和漆与竹木并税的。后曾裁撤，旋又恢复，且屡增其额。其法亦系籍民制造，谓之园户。园户制成的茶，由官收买。再行卖给商人。官买茶的钱，是预给园户的，谓之“本钱”。在江陵、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州的蕲口，设立六个榷货务。除淮南十三场所出的茶以外，都送到这六个榷货务出卖（唯川峡，广南，听其自卖，而禁出境）。京城亦有榷货务，则是只收钱帛而不给货的。

宋初，以河东的盐，供给河北的边备。其卖盐之法：是令商人入刍粟于国家指定之处，由该地方的官吏点收，给予收据，估计其价若干，由商人持此据至国家卖盐之处，照价给之以盐，是为入边刍粟；其六榷货务出卖的茶，茶是在各榷货务取，钱帛是在京师榷货务付出的，是为入中钱帛，这是所以省运输之费，把漕运和官卖，合为一事办理的，实在是个良法。

至于香药、宝货，则是当时对外贸易的进口货，有半官卖性质的。有时亦以补充入边入中的不足，谓之三说（此即今兑换之兑字。兑换之兑无义，乃脱换之省写，脱说古通用）。有时并益以缗钱，谓之四说。

以盐供入边入中之用，其弊在于虚估。点收的官吏和商人串通了，将其所入之物，高抬价格，官物便变成贱价出卖，公家大受损失了。有一个时期，曾废除估价，官以实物卖出，再将所得的钱，辇至出刍粟之处买入（这不啻入边之法已废，仅以官卖某物之价，指定供给某处的边费而已）。但虚估之事，是商人和官吏都有利益的，利之所在，自然政策易于摇动，不久其法复废。到蔡京出来，其办法却聪明了。他对于商人要贩卖官盐的，给之以引。引分为长短。有若干引，则准做若干盐的买卖，而这引是要卖钱的。这不是卖盐，只是出卖贩盐的许可证了。

茶，先已计算官给本钱所得的息，均摊之于园户，作为租税，而许其与商人直接买卖。至此亦行引法，谓之茶引。蔡京是个贪污奸佞的人，然其所立盐茶之法，是颇为简易的，所以其后遂遵行不变。但行之既久，弊窦又生。因为国家既把盐卖给大商人，不能不保证其销路。于是借国家的权力，指定某处地方，为某处所产之盐行销之地，是为“引地”。其事起于元朝，至清代而其禁极严。盐的引额，是看销费量而定的，其引地则看水陆运道而定，两者都不能无变更，而盐法未必随之而变，商人恃有法律保护，高抬盐价，于是私盐盛行。因私盐盛行之故，不得不举办缉私，其费用亦极大，盐遂成为征收费极巨的赋税。

宋朝入边入中之法，明朝还仿其意而行之。明初，取一部分的盐，专与商人输粮于边的相交易，谓之中盐。运粮至边方，国家固然困难，商人也是困难的。计算收买粮食，运至边方，还不如在边方开垦之有利，商人遂有自出资本，雇人到边上开垦的，谓之商屯。当时的开平卫，就是现在的多伦县一带，土地垦辟了许多。后来因户部改令商人交纳银两，作为库储，商屯才渐次撤废。

移民实边，是一件最难的事。有移植能力的人，未必有移植的财力。国家出资移民，又往往不能得有移植能力的人，空耗财力，毫无成绩。商人重利，其经营一定比官吏切实些。国家专卖之物，如能划出一部分，专和商人出资移民的相交易，一定能奖励私人出资移民的。国家只需设官管理，规定若干条法律，使资本家不至剥削农民就够了。这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行之的。

又明初用茶易西番之马，含有振兴中国马政，及制驭西番两种用意。因为内地无广大的牧场，亦且天时地利等，养马都不如西番的适宜，而西番马少，则不能为患。其用意，亦是很深远的。当时成绩极佳。后因官吏不良，多与西番私行交易，好马自私，驽马入官，而其法才坏。现在各民族都是一家，虽不必再存什么制驭之意，然借此以振兴边方的畜牧，亦未尝不是善策。这又是前朝的成法，可以师其意而变通之的。

酒：历代有禁时多，征榷时少。因为昔人认酒为糜谷，而其物人人能制，要收税或官卖，是极难的。历代收酒税认真的，莫如宋朝。其事亦起于唐中叶以后。宋时，诸州多置“务”自酿。县和镇乡，则有许民酿而收其税的。其收税，多用投标之法，认税最多的人，许其酿造，谓之“扑买”。承酿有一定年限。不及年限，而亏本停止，谓之“败阙”。官吏为维持税收起见，往往不许其停业。于是有勒令婚丧之家，买酒若干的；甚有均摊之于民户的，这变成强迫买酒了，如何可行？但酒税在北宋，只用为地方经费，如“酬奖役人”之类（当重难差徭的，以此调剂它）。到南宋，就列为中央经费了。官吏要维持收入，也是不得不然的。收酒税之法，最精明的，是赵开的“隔酿”，亦称为“隔槽”。行之于四川，由官辟酿酒的场所，备酿酒的器具，使凡要酿酒的，都自备原料，到这里来酿。出此范围之外，便一概是私酒。这是为便于缉私起见，其立法是较简易的，不过取民未免太苛罢了。

坑冶：在唐朝，或属州郡，或隶盐铁使。宋朝，或官置盐、冶、场、务，或由民承买，而以分数中卖于官，皆属转运使。元朝矿税称为税课，年有定额。此外还有许多无定额的，总称为额外课（额外课中，通行全国的，为契税及历本两项）。

商税是起于唐朝的藩镇的，宋朝相沿未废。分为住税和过税。住税千分之三十，过税千分之二十。州县多置“监”“务”收取，关镇亦有设置的。其所税之物，随地不同。照法律都应揭示明白，但实际能否如此，就不可知了。唐宋时的商税，实际上是无甚关系的。关系重要的，倒要推对外的市舶司。

市舶司起于唐朝。《文献通考》说：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案：庆立事见《新唐书·柳泽传》，吕太一事见《旧唐书·代宗本纪》。又《新书·卢怀慎传》说怀慎之子奂，“天宝初为南海太守，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合此数事观之，似乎唐时的市舶使，多用中人。关系还不甚重要。

到宋朝就不然了。宋朝在杭州、明州、秀州、温州、泉州及密州的板桥镇（就是现在的青岛），均曾设立市舶司。海舶至，先十榷其一。其香药、宝货，又须先尽官买，官买足了，才得和人民交易。香药、宝货，为三说之一（已见前）。南宋时又用以称提关会（关子、会子系南宋时纸币之名。提高其价格，谓之称提），可见其和财政大有关系了。元明亦有市舶司。明朝的市舶司，意不在于收税，而在于管理外商。因为明初沿海已有倭寇之故。中叶以后，废司不设。中外互市，无人管理。奸商及各地方的势家，因而欺侮夷人，欠其货款不还，为激成倭寇肆扰原因之一。

赋役之法，至近代又有变迁。《元史·食货志》说，元代的租税，取于内郡的，丁税、地税分为两，是法唐之租庸调的。取于江南的合为一，是法唐朝的两税的。这不过是名目上的异同，实际都是分两次征收，和两税之法无异。

总而言之，从杨炎创两税以后，征收的时期，就都没有改变了。元朝又有所谓丝料、包银。丝料之中，又分二户丝和五户丝。二户丝入官，五户丝输于本位（后妃、公主、宗王、功臣的分地）。包银每户四两，二两收银，二两折收丝绢颜色。这该是所以代户役的，然他役仍不能免。户役变成赋税，而仍责令人民应役；杂税变成正税，而后来需用杂物，又随时敛取于民，这是历代的通病，正不独元朝为然。

明初的赋役，就立法言之，颇为整饬。其制度的根本，是黄册和鱼鳞册两种册籍。黄册以户为主，记各户所有的丁、粮（粮指所有的田），根据之以定赋役。鱼鳞册以田为主，记其地形，地味及所在，而注明其属于何人。黄册由里长管理，照例应有两本。一本存县官处，一本存里长处，半年一换。各户丁粮增减，里长应随时记入册内，半年交官，将存在官处的一本，收回改正。其立法是很精明的。但此等责任，是否里长所能尽？先是一个问题。况且赋役是弊窦很多的。一切恶势力，是否里长所能抗拒？里长是否即系此等黑幕中的一个人？亦是很难说的。所以后来，两册都失实了。

明代的役法，分为力差和银差。力差还是征收其劳力的，银差则取其实物及货币。田税是有定额的，役法则向系量出为入。后来凡有需要，即取之于民，谓之加派。无定时，无定额，人民大困。役法向来是按人户的等第，以定其轻重、免否的。人户的等第，则根据丁口资产的多寡推定，是谓“人户物力”。其推定，是很难公平的。因为有些财产，不能隐匿，而所值转微（如牛及农具、桑树等）；有些财产，易于隐匿，而所值转巨（如金帛等）。况且人户的规避，吏胥的任意出入，以及索诈、受贿等，都在所不免。历代讫无善策，以除其弊。

于是发生专论丁粮和兼论一切资产的问题。论道理，自以兼论一切资产为公平。论手续，却以专论丁粮为简便。到底因为调查的手续太繁了，弊窦太多了，斟酌于两者之间，还是以牺牲理论的公平，而求手续的简便为有利，于是渐趋于专论丁粮之途。

加派之弊，不但在其所取之多，尤在于其无定额，无定时，使百姓无从预计。于是有一条鞭之法。总算一州县每一年所需用之数，按阖境的丁粮均摊。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征收。而其所谓丁者，并非实际的丁口，乃系通计一州县所有的丁额，摊派之于有田之家，谓之“丁随粮行”。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编审，后亦改为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项工作。质而言之，乃因每隔几年，贫富的情形变换了，于是将丁额改派一次，和调查丁口，全不相干。

役法变迁至此，可谓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谓实已加重田赋而免其役了。加赋偏于田亩，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专令农民负担的理由。然加农民之田赋而免其役，较之唐宋后之役法，犹为此善于彼。因为役事无法分割，负担难得公平。改为征其钱而免其役，就不然了。况且有丁负担赋税的能力小，有产负担赋税的能力大，将向来有丁的负担，转移于有粮之家，也是比较合理的。这是税法上自然的进化。

一条鞭之法，起源于江西，后渐遍行于全国，其事在明神宗之世。从晚唐役法大坏至此，约历八百年，亦可谓之长久了。这是人类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实，而听其自然迁流之弊。职是故，从前每州县的丁额，略有定数，不会增加。因为增丁就是增赋，当时推行，已觉困难；后来征收，更觉麻烦；做州县官的人，何苦无事讨事做？清圣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诏说，康熙五十年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时，就将丁银摊入地粮了。这是事势的自然，不论什么人，生在这时候，都会做的，并算不得什么仁政。从前的人，却一味歌功颂德。不但在清朝时候如此，民国时代，有些以遗老自居的人，也还是这样，这不是没有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了。

清朝因有圣祖之诏，所以始终避免加赋之名。但后来田赋的附加很多，实在亦与加赋无异。又古代的赋税，所税者何物，所取者即系何物。及货币通行以后，渐有（一）径收货币。（二）或本收货物之税，亦改收货币的。（三）又因历代（甲）币制紊乱；（乙）或数量不足；（丙）又或官吏利于上下其手，有本收此物，而改收他物的。总之收税并非全收货币。明初，收本物的谓之“本色”，收货币的谓之“折色”。宣宗以后，纸币废而不行，铜钱又缺乏，赋税渐改征银。田赋在收本色时，本来有所谓耗。系因（子）改装、搬运时，不免有所损失；（丑）又收藏之后，或有腐败及虫蛀、鼠窃等，乃于收税之时，酌加若干。积少成多，于官吏颇有裨益。改收银两以后，因将碎银熔成整铤，经火亦有耗损，乃亦于收银时增加若干，谓之“火耗”。后来制钱充足，收赋时改而收钱，则因银钱的比价，并无一定，官吏亦可将银价抬高，其名目则仍谓之火耗，此亦为农民法外的负担。但从前州县官的行政经费，是不够的，非借此等弥补不可，所以在币制改革以后，亦仍许征税的人，于税收中提取若干成，作为征收之费。

近代田赋而外，税收发达的，当推关、盐两税。盐税自南宋以后，收入即逐渐增加。元、明、清三朝，均为次于田赋的重要赋税。关税起于明宣宗时。当时因纸币跌价，增设若干新税，并增加旧税税额，以收回钞票。后来此等新增的税目和税额，有仍复其旧的，有相沿未废的。关税亦为相沿未废者之一，故称为钞关。清朝称为常关。常关为数有限，然各关都有分关，合计之数亦不少。太平军兴之后，又有所谓厘金，属于布政司而不属于中央。于水陆要路设卡，以多为贵，全不顾交通上自然的形势。以致一种货物的运输，有重复收税，至于数次的。所税的货物及其税额，亦无一定。实为最恶的税法。

新海关设于五口通商以后，当时未知关税的重要，贸然许外人以协定税率。庚子战后，因赔款的负担重了，《辛丑和约》我国要求增税。外人乃以裁厘为交换条件。厘不能裁，增税至百分之十二点五之议，亦不能行。民国时代，我国参加欧战，事后在美国所开太平洋会议中，提出关税自主案。外人仍只许我开关税会议，实行《辛丑条约》。十四年开会时，我国又提出关税自主案。许于十八年与裁厘同时并行，同时拟定七级税则，实际上得各国的承认。国民政府宣布关税自主，与各友邦或订关税条约，或于通商条约中订有关涉关税的条款。十八年，先将七级税实施。至二十年，将厘金裁撤后，乃将七级税废去，另订税则颁布。主权一经受损，其恢复之难如此，亦可为前车之鉴了。

关盐两税之外，清代较为重要的，是契税、当税、牙税。此等税意亦在于加以管理，不尽在增加收入。其到晚近才发达的，则有烟酒税、印花税、矿税、所得税。其重要的货物，如卷烟、麦粉、棉纱、火柴、水泥、熏烟、啤酒、洋酒等，则征收统税。国民政府将此等税和关税、盐税、牙税、当税，均列为中央收入。田赋划归地方，和契税、营业税同为地方收入大宗。军兴以来，各地方有许多苛捐杂税，则下令努力加以废除。在理论上，赋税已渐上轨道，但在事实上，则还待逐渐加以整顿罢了。

第九章

兵制

中国的兵制，约可分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区别。征服之族，全体当兵，被征服之族则否，是为部分民兵制。

第二期，后来战争剧烈了，动员的军队多，向来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为全体皆兵制。

第三期，天下统一了，不但用不着全体皆兵，即一部分人当兵，亦觉其过剩。偶尔用兵，为顾恤民力起见，多用罪人及降服的异族。因此，人民疏于军事，遂招致降服的异族的叛乱，是即所谓五胡乱华。而中国在这时代，因乱事时起，地方政府擅权，中央政府不能驾驭，遂发生所谓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乱华的末期，异族渐次和中国同化，人数减少，而战斗顾甚剧烈，不得已，乃用汉人为兵。又因财政艰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养。于是又发生一种部分民兵制，是为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败的。府兵之制，因此废坏。而其时适值边方多事，遂发生所谓藩镇之兵。因此引起内乱。内乱之后，藩镇遍于内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后，竭力集权于中央。中央要有强大的常备军。又觑破兵民分业，在经济上的利益，于是有极端的募兵制。

第七期，元以异族，入主中原，在军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却东施效颦。其结果，到底因淤滞而败。

第八期，清亦以异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腐败。中叶曾因内乱，一度建立较强大的陆军。然值时局大变，此项军队，应付旧局面则有余，追随新时代则不足。对外屡次败北。而国内的军纪，却又久坏。遂酿成晚清以来的内乱。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压迫，走上一条旷古未有的新途径。

以上用鸟瞰之法，揭示一个大纲。以下再逐段加以说明。

第一期的阶级制度，看第四、第八两章，已可明白。从前的人，都说古代是寓兵于农的，寓兵于农，便是兵农合一，井田既废，兵农始分，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寓兵于农，乃谓以农器为兵器，说见《六韬·农器篇》。

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是铁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所谓授甲、授兵），也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予的。然敌兵打来，不能真个制梃以自卫。所以有如《六韬》之说，教其以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古无称当兵的人为兵的，寓兵于农，如何能释为兵农合一呢？江永《群经补义》中有一段，驳正此说。他举《管子》的参国伍鄙，参国，即所谓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和高子、国子，各帅五乡。伍鄙，即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乃所以处农人（所引《管子》，见《小匡篇》）。又引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见《左传》定公八年）。以证兵常近国都。其说可谓甚精。

按《周官》夏官序官：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则六军适出六乡。六乡之外有六遂，郑《注》说：遂以军法如六乡。其实乡列出兵法，无田制，遂陈田制，无出兵法，郑《注》是错误的（说本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六乡出兵，六遂则否，亦兵在国中之证。这除用征服之族居国，被征服之族居野，无可解释。

或谓难道古代各国，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阶级吗？即谓都有此阶级，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国，数逾千百，我们略知其情形的，不过十数，安知其千篇一律？（二）何况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黩武之国，即素尚平和之国，亦不得不肆力于军事组织以相应，既肆力于军事组织，其制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虽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军事领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渐和民众相离，而与征服之族，同其位置。（三）又况战士必须讲守御，要讲守御，自不得不居险；而农业，势不能不向平原发展；有相同的环境，自可有相同的制度。（四）又况我们所知道的十余国，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极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相同呢？所以以古代为部分民兵制，实无疑义。

古代之国，其兵数是不甚多的。说古代军队组织的，无人不引据《周官》。不过以《周官》之文，在群经中独为完具罢了。其实《周官》之制，是和他书不合的。案：《诗经·鲁颂》：“公徒三万”，则万人为一军。《管子·小匡篇》说军队组织之法正如此（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万人一军）。《白虎通义·三军篇》说：“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亦以一军为本万人。《说文》以四千人为一军，则据既加二千人后立说。《谷梁传》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这个“军”字和“师”字同义。变换其字面，以免重复，古书有此文法），一师当得二千人。《公羊传》隐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五百”两字必后人据《周官》说妄增。然则古文家所说的军队组织，较今文家扩充了，人数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说制度，代表较早的时期，古文家说，代表较晚的时期的一证。

当兵的一部分人，居于山险之地，山险之地，是行畦田之制的，而《司马法》所述赋法，都以井田之制为基本，如此，当兵的义务，就扩及全国人了（《司马法》之说，已见第八章，兹不再引）。案：《司马法》以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如前一说：一封当得车千乘，士万人，徒二万人；一畿当得车万乘，士十万人，徒二十万人。后一说：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外，定出赋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一封有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一畿有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见于《汉书·刑法志》）。若计其人数，则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万五千，一畿七十五万。

《史记·周本纪》说：“牧野之战，纣发卒七十万人，以拒武王”；《孙子·用间篇》说：“内外骚动，殆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都系本此以立说。《司马法》之说，固系学者所虚拟，亦必和实际的制度相近。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坑降斩级，动以万计。

此等记载，必不能全属子虚，新增的兵，从何处来呢？我们看《左传》成公二年，记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可见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之由。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此时若了。

秦汉统一以后，全国皆兵之制，便开始破坏。《汉书·刑法志》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汉官仪》（建武七年）说：“高祖令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则汉兵制实沿自秦。

《汉书·高帝纪》注引（《汉仪注》二年）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昭帝纪》注引（如淳说：元凤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是为卒更。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此为秦汉时人民服兵役及戍边之制。法虽如此，事实上已不能行。

晁错说秦人谪发之制，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见《汉书》本传），此即汉世所谓七科谪（见《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注》引张晏说）。二世时，山东兵起，章邯亦将骊山徒免刑以击之。则用罪人为兵，实不自汉代始。汉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国兵之时多，武帝中年以后，亦多用谪发。此其原因，乃为免得扰动平民起见。

《贾子书·属远篇》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十里而至。秦输将起海上，一钱之赋，十钱之费弗能致。”此为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时代，人民习于战争，征戍并非所惧。然路途太远，旷日持久，则生业尽废。

又《史记·货殖列传》说，七国兵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则当时从军的人，所费川资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贷，何况平民？生业尽废，再重以路途往来之费，人民在经济上，就不堪负担了。这是物质上的原因。至于在精神上，小国寡民之时，国与民的利害，较相一致，至国家扩大时，即不能尽然，何况统一之后？

王恢说战国时一代国之力，即可以制匈奴（见《汉书·韩安国传》）。而秦汉时骚动全国，究竟宣元时匈奴之来朝，还是因其内乱之故，即由于此。在物质方面，人民的生计，不能不加以顾恤；在精神方面，当时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渐废郡国调发之制，而改用谪发、谪戍了。这在当时，亦有令农民得以专心耕种之益。然合前后而观之，则人民因此而忘却当兵的义务，而各地方的武备，也日益空虚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时的利害，有时与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调剂于两者之间，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坏，形式上是在后汉光武之时的。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七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自此各郡国遂无所谓兵备了（后来有些紧要的去处，亦复置都尉。又有因乱事临时设立的。然不是经常、普遍的制度），而外强中弱之机，亦于此时开始。

汉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骑，胡骑，及长水（见《汉书·百官公卿表》。长水，颜师古云：胡名）。其时用兵，亦兼用属国骑等，然不恃为主要的兵力。后汉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实在是上谷、渔阳的兵，边兵强而内地弱的机缄，肇见于此。

安帝以后，羌乱频仍，凉州一隅，迄未宁静，该地方的羌、胡，尤强悍好斗。中国人好斗的性质，诚不能如此等浅演的降夷，然战争本不是单靠野蛮好杀的事。以当时中国之力，谓不足以制五胡的跳梁，绝无此理。五胡乱华的原因，全由于中国的分裂。分裂之世，势必军人专权，专权的军人，初起时或者略有权谋，或则有些犷悍的性质。然到后来，年代积久了，则必入于骄奢淫逸。一骄奢淫逸，则政治紊乱，军纪腐败，有较强的外力加以压迫，即如山崩川溃，不可复止。

西晋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军阀擅权的结果，五胡扰乱的原因。五胡乱华之世，是不甚用中国人当兵的（说已见第四章）。其时用汉兵的，除非所需兵数太多，异族人数不足，乃调发以充数。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晋诸役是。这种军队，自然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军队所靠的是训练。当时的五胡，既不用汉人做主力的军队，自然无所谓训练。《北齐书·高昂传》说：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祖然之。及战，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见军队只重训练，并非民族本有的强弱）。所以从刘、石倡乱以来，至于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权，始终在异族手里。这是汉族难以恢复的一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机会，正多着呢。然则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机北伐？此则仍由军人专横，中央权力不能统一之故。试看晋朝东渡以后，荆、扬两州的相持，宋、齐、梁、陈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争斗的情形，便可知道。

北强南弱之势，是从东晋后养成的。三国以前，军事上的形势，是北以持重胜，南以剽悍胜。论军队素质的佳良，虽南优于北，论社会文明的程度，则北优于南，军事上胜败的原因，实在于此。后世论者，以为由于人民风气的强弱，实在是错误的（秦虽并六国，然刘邦起沛，项籍起吴，卒以亡秦，实在是秦亡于楚。所以当时的人，还乐道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以为应验。刘项成败，原因在战略上，不关民气强弱，是显而易见的。吴楚七国之乱，声势亦极煊赫，所以终于无成，则因当时天下安定，不容有变，而吴王又不知兵之故。孙策、孙权、周瑜、鲁肃、诸葛恪、陆逊、陆抗等，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矫然与北方相抗，且有吞并中原之志，而魏亦竟无如之何，均可见南方风气的强悍）。

东晋以后，文明的重心，转移于南，训卒厉兵，本可于短期间奏恢复之烈。所以终无成功，而南北分裂，竟达于二百六十九年之久，其结果且卒并于北，则全因是时，承袭汉末的余毒，（一）士大夫衰颓不振；（二）军人拥兵相猜，而南方的政权，全在此等北来的人手中之故。试设想：以孙吴的君臣，移而置之于东晋，究竟北方能否恢复，便可见得。“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无怪杜甫要对吕蒙营而感慨了。经过这长时期的腐化，而南弱的形势遂成。而北方当是时，则因长期的战斗，而造成一武力重心。

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说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见自南北朝末至唐初，武力的重心，实未曾变。案：五胡之中，氐、羌、羯民族皆小，强悍而人数较多的，只有匈奴、鲜卑。匈奴久据中原之地，其形势实较鲜卑为佳。但其人太觉凶暴，羯亦然。被冉闵大加杀戮后，其势遂衰。

此时北方之地，本来即可平靖。然自东晋以前，虎斗龙争，多在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数省境内。辽宁、热、察、绥之地，是比较安静的。鲜卑人休养生息于此，转觉气完力厚。当时的鲜卑人，实在是乐于平和生活，不愿向中原侵略的。所以北魏平文帝、昭成帝两代，都因要南侵为其下所杀（见《魏书·序纪》）。然到道武帝，卒肆其凶暴，强迫其下，侵入中原（道武帝伐燕，大疫，群下咸思还北。帝曰：“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群臣乃不敢复言，见《魏书·本纪》皇始二年。道武帝这话，已经给史家文饰得很温婉的了。若照他的原语记录下来，那便是“你们要回去，我就要把你们全数杀掉”。所以群臣不敢复言了）。

此时割据中原的异族，既已奄奄待毙，宋武帝又因内部矛盾深刻，不暇经略北方，北方遂为所据。然自孝文帝南迁以前，元魏立国的重心，仍在平城。属于南方的侵略，仅是发展问题，对于北方的防御，却是生死问题，所以要于平城附近设六镇，以武力为拱卫。南迁以后，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酿成六镇之乱。因六镇之乱而造成一个尔朱氏。连高氏、贺拔氏、宇文氏等，一齐带入中原。龙争虎斗者，又历五六十年，然后统一于隋。隋、唐先世，到底是汉族还是异族，近人多有辩论。然民族是论文化的，不是论血统的。近人所辩论的，都是血统问题，在民族斗争史上，实在无甚意义。至于隋唐的先世，曾经渐染胡风，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则无可讳言。所以自尔朱氏之起至唐初，实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代。要到唐贞观以后，此项文化的色彩，才渐渐淡灭（唐初的隐太子、巢剌王、常山愍王等，还都系带有胡化色彩的人）。

五胡乱华的往事，虽然已成过去，然在军事上，重用异族的风气，还有存留。试看唐朝用番将番兵之多，便可明白。论史者多以汉唐并称。论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较汉朝为尤大。然此乃世运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进步）。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汉朝对外的征讨，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这以一时论，亦可使中国的人民减轻负担，然通全局而观之，则亦足以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颓之势。安禄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横行中原，都由于此。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也和这有间接的关系。因为久已柔靡的风气，不易于短时期中训练之使其变为强悍。而唐朝府兵的废坏，亦和其搁置不用，很有关系的。

府兵之制起于周。籍民为兵，蠲其租调，而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分为百府，每府以一郎将主之，而分属于二十四军（当时以一柱国主二大将，一将军统二开府，开府各领一军），其众合计不满五万。隋、唐皆沿其制，而分属于诸卫将军。唐制，诸府皆称折冲府。各置折冲都尉，而以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而免。全国六百三十四府，在关中的有二百六十一府，以为强干弱枝之计。

府兵之制，平时耕以自养。战时调集，命将统之。师还则将上所佩印、兵各还其府。（一）无养兵之费，而有多兵之用；（二）兵皆有业之民，无无家可归之弊；（三）将帅又不能拥兵自重。这是与藩镇之兵及宋募兵之制相较的优点。从前的论者多称之。但兵不唯其名，当有其实。

唐朝府兵制度存在之时，得其用者甚少。此固由于唐时征讨，多用番兵，然府兵恐亦未足大用。其故，乃当时的风气使之，而亦可谓时势及国家之政策使之。兵之精强，在于训练。主兵者之能勤于训练，则在预期其军队之有用。若时值承平，上下都不以军事为意，则精神不能不懈弛；精神一懈弛，训练自然随之而废了。所以唐代府兵制度的废坏，和唐初时局的承平，及唐代外攘，不甚调发大兵，都有关系。

高宗、武后时，业已名存实亡。到玄宗时，就竟不能给宿卫了（唐时宿卫之兵，都由诸府调来，按期更换，谓之“番上”。“番”即现在的班字）。时相张说，知其无法整顿，乃请宿卫改用募兵，谓之骑，自此诸府更徒存虚籍了。

唐初边兵屯戍的，大的称军，小的称城镇守捉，皆有使以主之。统属军，城镇守捉的曰道。道有大总管，后改称大都督。大都督带使持节的，人称之为节度使。睿宗后遂以为官名。唐初边兵甚少。武后时，国威陵替。北则突厥，东北则奚、契丹，西南则吐蕃皆跋扈。玄宗时，乃于边陲置节度使，以事经略。而自东北至西北边之兵尤强。天下遂成偏重之势。

安禄山、史思明皆以胡人而怀野心，卒酿成天宝之乱。乱后藩镇遂遍于内地。其中安史余孽，唐朝不能彻底铲除亦皆授以节度使。诸镇遂互相结约，以土地传子孙，不奉朝廷的命令。肃、代两世，皆姑息养痈。德宗思整顿之，而兵力不足，反召朱泚之叛。后虽削平朱泚，然河北、淮西，遂不能问。宪宗以九牛二虎之力，讨平淮西，河北亦闻风自服。然及穆宗时，河北即复叛。自此终唐之世，不能戡定了。唐朝藩镇，始终据土自专的，固然只有河北。然其余地方，亦不免时有变乱。且即在平时，朝廷指挥统驭之力，亦总不甚完全。所以肃代以还，已隐伏分裂之势。至黄巢乱后，遂溃决不可收拾了。然藩镇固能梗命，而把持中央政府，使之不能振作的，则禁军之患，尤甚于藩镇。

禁军是唐初从征的兵，无家可归的。政府给以渭北闲田，留为宿卫，号称元从禁军。此本国家施恩之意，并非仗以战斗。玄宗时破吐蕃，于临洮之西置神策军。安史之乱，军使成如璆遣将卫伯玉率千人入援，屯于陕州。后如璆死，神策军之地，陷于吐蕃，乃即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仍屯于陕，而中官鱼朝恩以观军容使监其军。伯玉死，军遂统于朝恩。

代宗时，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朝恩以神策军扈从还京。其后遂列为禁军，京西多为其防地。德宗自奉天归，怀疑朝臣，以中官统其军。其时边兵赏赐甚薄，而神策军颇为优厚，诸将遂多请遥隶神策军，军额扩充至十五万。中官之势，遂不可制。

“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唐书·僖宗纪》赞语。参看《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条）。顺宗、文宗、昭宗皆以欲诛宦官，但或遭废杀，或见幽囚。当时的宦官，已成非用兵力不能铲除之势。然在宦官监制之下，朝廷又无从得有兵力（文宗时，郑注欲夺宦官之兵而败。昭宗欲自练兵以除宦官而败）。召外兵，则明知宦官除而政权将入除宦官者之手，所以其事始终无人敢为。然相持至于唐末，卒不得不出于此一途。于是宦官尽而唐亦为朱梁所篡了。宦官之祸，是历代多有的，拥兵为患的，却只有唐朝（后汉末，蹇硕欲图握兵，旋为何进所杀）。总之，政权根本之地，不可有拥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禁兵把持于内，藩镇偃蹇于外，唐朝的政局，终已不可收拾，遂分裂而为五代十国。唐时的节度使，虽不听政府的命令，而亦不能节制其军队。军队不满意于节度使，往往哗变而杀之，而别立一人。政府无如之何，只得加以任命。狡黠的人，遂运动军士，杀军帅而拥戴自己。即其父子兄弟相继的，亦非厚加赏赐，以饵其军士不可。凡此者，殆已成为通常之局。所谓“地擅于将，将擅于兵”。五代十国，唯南平始终称王，余皆称帝，然论其实，则仍不过一节度使而已。宋太祖黄袍加身，即系唐时拥立节度使的故事，其余证据，不必列举。事势至此，固非大加整顿不可。所以宋太祖务要削弱藩镇，而加强中央之兵。

宋朝的兵制，兵之种类有四：曰禁军，是为中央军，均属三衙；曰厢军，是为地方兵，属于诸州；曰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曰番兵，则系异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的。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将厢军之强者，悉升为禁军，其留为厢军者，不甚教阅，仅堪给役而已。乡兵，番兵，本非国家正式的军队，可以弗论。所以武力的重心，实在禁军。全国须戍守的地方，乃遣禁军更番前往，谓之“番戍”。

昔人议论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诋毁。甚至以为唐朝的所以强、宋朝的所以弱，即由于藩镇的存废。这真是瞽目之谈。唐朝强盛时，何尝有什么藩镇？到玄宗设立藩镇时，业已因国威陵替，改取守势了。从前对外之策，重在防患未然。必须如汉之设度辽将军、西域都护，唐之设诸都护府，对于降伏的部落（一）监视其行动；（二）通达其情意；（三）并处理各部族间相互的关系。总而言之，不使其（一）互相并吞，（二）坐致强大，是为防患未然。

其设置，是全然在夷狄境内，而不在中国境内的，此之谓“守在四夷”。是为上策。经营自己的边境，已落第二义了。然果其士马精强，障塞完固，中央的军令森严，边将亦奉令维谨，尚不失为中策。若如唐朝的藩镇擅土，则必自下策而入于无策的。因为军队最怕的是骄，骄则必不听命令，不能对外而要内讧；内讧势必引外力以为助，这是千古一辙的。以唐朝幽州兵之强，而不能制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镇遍于内地，而黄巢横行南北，如入无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后把他打平；五代时，又因中央和藩镇的内讧，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铁一般强、山一般大的证据。藩镇的为祸为福，可无待于言了。

宋朝的兵，是全出于招募的，和府兵之制相反，论者亦恒右唐而左宋，这亦是耳食之谈。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是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其性质，此辈在经济上，即是所谓“无赖”。又其性质，不能勤事生产，欲惩治之、感化之极难。只有营伍之中，规律最为森严，或可约束之，使之改变。此辈性行虽然不良，然苟能束之以纪律，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利用养兵之费，销纳其一部分，既可救济此辈生活上的无赖，而饷项亦不为虚糜。

假若一个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则其人已经过长期的训练；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数的性质，必已改变，可以从事于生产，变作一个良民了。以经济原理论，本来宜于分业，平民出饷以养兵，而于战阵之事，全不过问，从经济的立场论，是有益无损的。若谓行募兵之制，则民不知兵，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在昔日，兵苟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须全体当兵。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宋代立法之时，亦自有深意。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

宋朝兵制之弊在于：（一）兵力的逐渐腐败。（二）番戍之制。（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既不便于指挥统驭。（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丁）而其尤大的，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子）既可缺额刻饷以自肥。（丑）又可役使之以图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许，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宋开国之时，不满二十万。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后虽稍减，仍有一百一十六万。

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养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战，亦伏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时，仍驱乡兵以御敌呢。当时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顾虑召变而不敢裁。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免为民，兵额减至过半。又革去番戍之制，择要地使之屯驻，而置将以统之（以第一、第二为名，全国共九十一将）。安石在军事上，虽然无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唯其所行民兵之制，则无甚成绩，而且有弊端。

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民兵成绩，新党亦颇自诩（如《宋史》载章惇之言，谓“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马上艺事，往往胜诸军”之类）。然据《宋史》所载司马光、王岩叟的奏疏，则其（一）有名无实，以及（二）保正长巡检使等的诛求，真是暗无天日。我们不敢说新党的话全属子虚，然这怕是少数，其大多数，一定如旧党所说的。因为此等行政上的弊窦，随处可以发现。

民兵之制，必要的条件有二：（一）为强敌压迫于外。如此，举国上下，才有忧勤惕厉的精神，民虽劳而不怨；（二）则行政上的监督，必须严密。官吏及保伍之长，才不敢倚势虐民。当时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余于利。

至于伍保之法，起源甚古。《周官》大司徒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原和《孟子》“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意相同，乃使之互相救恤。商君令什伍相司（同“伺”）连坐，才使之互相稽查。前者为社会上固有的组织，后者则政治上之所要求。此唯乱时可以行之。在平时，则犯大恶者（如谋反叛逆之类），非极其秘密，即徒党众多，声势浩大（如江湖豪侠之类）；或其人特别凶悍，为良民所畏（如土豪劣绅之类），必非人民所能检举。若使之检举小恶，则徒破坏社会伦理，而为官吏开敲诈之门，其事必不能行。所以自王安石创此法后，历代都只于乱时用以清除奸宄，在平时总是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的（伍保之法，历代法律上本来都有，并不待王安石的保甲，然亦都不能行）。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的一变。自此募兵之数减少。元祐时，旧党执政，民兵之制又废。然募兵之额，亦迄未恢复。徽宗时，更利其缺额，封桩其饷，以充上供，于是募兵亦衰。至金人入犯，以陕西为著名多兵之地，种师道将以入援，仅得一万五千人而已。以兵多著名的北宋，而其结果至于如此，岂非奇谈？

南渡之初，军旅寡弱。当时诸将之兵，多是靠招降群盗或招募，以资补充的。其中较为强大的，当推所谓御前五军。杨沂中为中军，总宿卫。张俊为前军，韩世忠为后军，岳飞为左军，刘光世为右军，皆屯驻于外，是为四大将。光世死，其军叛降伪齐（一部分不叛的，归于张俊），以四川吴玠之军补其缺。其时岳飞驻湖北，韩世忠驻淮东，张俊驻江东，皆立宣抚司。宗弼再入犯，秦桧决意言和，召三人入京，皆除枢密副使，罢三宣抚司，以副校统其兵，称为统制御前军马。驻扎之地仍旧，谓之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四川之兵，亦以御前诸军为号。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其饷，则特设总领以司之，不得自筹。其事略见《文献通考·兵考》。

北族在历史上，是个侵略民族。这是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在地理上，（一）瘠土的民族，常向沃土的民族侵略；（二）但又必具有地形平坦，利于集合的条件。所以像天山南路，沙漠绵延，人所居住的，都是星罗棋布的泉地，像海中的岛屿一般；又或仰雪水灌溉，依天山之麓而建国；以至青海、西藏，山岭崎岖，交通太觉不便；则土虽瘠，亦不能成为侵略民族。

历史上侵掠的事实，以蒙古高原为最多，而辽、吉二省间的女真，在近代，亦曾两度成为侵略民族。这是因为蒙古高原，地瘠而平，于侵掠的条件，最为完具。而辽、吉两省，地形亦是比较平坦的，且与繁荣的地方相接近，亦有以引起其侵略之欲望。北族如匈奴突厥等，虽然强悍，初未尝侵入中国。

五胡虽占据中国的一部分，然久居塞内，等于中国的乱民，而其制度亦无足观。只有辽、金、元、清四朝，是以一个异民族的资格，侵入中国的；而其制度，亦和中国较有关系。今略述其事如下。

四朝之中，辽和中国的关系最浅。辽的建国，系合部族及州县而成。部族是它的本族和所征服的北方的游牧民族。州县则取自中国之地。其兵力，亦是以部族为基本的。部族的离合，及其所居之地，都系由政府指定，不能自由。其人民全体皆隶兵籍。当兵的素质，极为佳良。《辽史》称其“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能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实为之爪牙”，可谓不诬了。

但辽立国虽以部族为基本，而其组织军队，亦非全不用汉人。世徒见辽时的五京乡丁，只保卫本地方，不出戍，以为辽朝全不用汉人做正式军队，其实不然。辽制有所谓宫卫军者，每帝即位，辄置之。出则扈从，入则居守，葬则因以守陵。计其丁数，凡有四十万八千，出骑兵十万一千。所谓不待调发州县部族，而十万之兵已具。这是辽朝很有力的常备军。然其置之也，则必“分州县，析部族”。又太祖征讨四方，皇后述律氏居守，亦摘蕃汉精锐三十万为属珊军。可见辽的军队中，亦非无汉人了。

此外辽又有所谓大首领部族军，乃亲王大臣的私甲，亦可率之以从征。国家有事，亦可向其量借。又北方部族，服属于辽的，谓之属国，亦得向其量借兵粮。契丹的疆域颇大，兵亦颇多而强，但其组织不坚凝。所以天祚失道，金兵一临，就土崩瓦解。这不是辽的兵力不足以御金，乃是并没有从事于抵御。其立国本无根柢，所以土崩瓦解之后，亦就更无人从事于复国运动。耶律大石虽然有意于恢复，在旧地，亦竟不能自立了。

金朝的情形，与辽又异。辽虽风气敦朴，然畜牧极盛，其人民并不贫穷的。金则起于瘠土，人民非常困穷，然亦因此而养成其耐劳而好侵掠的性质。《金史》说其“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致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可见其侵掠的动机了。金本系一小部族，其兵全系集合女真诸部族而成。战时的统帅，即系平时的部长。在平时称为孛堇，战时则称为猛安谋克。猛安译言千夫长，谋克译言百夫长，这未必真是千夫和百夫，不过依其众寡，略分等级罢了。

金朝的兵，其初战斗力是极强的，但迁入中原之后，腐败亦很速。看《廿二史札记·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一条，便可知道。金朝因其部落的寡少，自伐宋以后，即参用汉兵。其初契丹、渤海、汉人等，投降金朝的，亦都授以猛安谋克。女真的猛安谋克户，杂居汉地的，亦听其与契丹、汉人相婚姻，以相固结。熙宗以后，渐想把兵柄收归本族。于是罢汉人和渤海人猛安谋克的承袭。移刺窝斡乱后，又将契丹户分散，隶属于诸猛安谋克。世宗时，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其人既已腐败到既不能耕，又不能战，而宣宗南迁，仍倚为心腹，外不能抗敌，而内敛怨于民。金朝的速亡，实在是其自私本族，有以自召之的。

总而言之：文明程度落后的民族，与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遇，是无法免于被同化的。像金朝、清朝这种用尽心机，而仍不免于灭亡，还不如像北魏孝文帝一般，自动同化于中国的好。

元朝的兵制，也是以压制为政策的。其兵出于本部族的，谓之“蒙古军”。出于诸部族的，谓之“探马赤军”。既入中原后，取汉人为军，谓之“汉军”。其取兵之法，有以户论的，亦有以丁论的。兵事已定之后，曾经当过兵的人，即定入兵籍，子孙世代为兵。其贫穷的，将几户合并应役。甚贫或无后的人，则落其兵籍，别以民补。此外无他变动。其灭宋所得的兵，谓之新附军。带兵的人，“视兵数之多寡，为爵秩之崇卑”，名为万户、千户、百户。皆分上、中、下。初制，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职，死于病者降一等。后来不论大小及身故的原因，一概袭职。所以元朝的军官，可视为一个特殊阶级。

世祖和二三大臣定计：使宗王分镇边徼及襟喉之地。河、洛、山东，是他们所视为腹心之地，用蒙古军、探马赤军戍守。江南则用汉军及新附军，但其列城，亦有用万户、千户、百户戍守的。

元朝的兵籍，汉人是不许阅看的。所以占据中国近百年，无人知其兵数。观其屯戍之制，是很有深心的。但到后来，其人亦都入洪炉而俱化。末叶兵起时，宗王和世袭的军官，并不能护卫他。

元朝以异族入据中国，此等猜防之法，固然无怪其然。明朝以本族人做本族的皇帝，却亦暗袭其法，那就很为无谓了。

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一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一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一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

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

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有私心，要把一群人团结为一党，互相护卫，以把持天下的权利，其结果，总是要自受其害的。军官世袭之制，后来腐败到无可挽救，即其一端。

金朝和元朝，都是异族，他们社会进化的程度本浅，离封建之世未远，猛安谋克和万户千户百户，要行世袭之制，还无怪其然。明朝则明是本族人，却亦重视开国功臣的子孙，把他看作特别阶级，其私心就不可恕了。

持封建思想的人，总以为某一阶级的人，其特权和权利，既全靠我做皇帝才能维持，他们一定会拥护我，所以把这一阶级的人看得特别亲密。殊不知这种特权阶级，到后来荒淫无度，知识志气都没有了，何谓权利？怕他都不大明白。明白了，明白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了，明白自己的权利，如何才得维持了，因其懦弱无用，眼看着他人抢夺他的权利，他亦无如之何。所谓贵戚世臣，理应与国同休戚的，却从来没有这回事，即由于此。

武力是不能持久的。持久了，非腐败不可。这其原因，由于战争是社会的变态而非其常态。变态是有其原因的，原因消失了，变态亦即随之而消失。所以从历史上看来，从没有一支真正强盛到几十年的军队（因不遇强敌，甚或不遇战事，未至溃败决裂，是有的。然这只算是侥幸。极强大的军队，转瞬化为无用，这种事实，是举不胜举的。以宋武帝的兵力，而到文帝时即一蹶不振，即其一例。又如明末李成梁的兵力，亦是不堪一击的，侥幸他未与满洲兵相遇罢了。然而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世人不知其原理，往往想就军队本身设法整顿，其实这是无法可设的。因为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广大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学上，较低的原理，是要受较高的原理统驭的）。“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这种思想，亦是以常识论则是，而经不起科学评判的。因为到有事时，预备着的军队，往往无用，而仍要临时更造。

府兵和卫所，是很相似的制度。府兵到后来，全不能维持其兵额。明朝对于卫所的兵额，是努力维持的，所以其缺额不至如唐朝之甚。然以多数的兵力，对北边，始终只能维持守势（现在北边的长城，十分之九，都是明朝所造）。末年满洲兵进来，竟尔一败涂地，则其兵力亦有等于无。此皆特殊的武力不能持久之证。

清朝太祖崛起，以八旗编制其民。太宗之世，蒙古和汉人归降的，亦都用同一的组织。这亦和金朝人以猛安谋克授渤海、汉人一样。中国平定之后，以八旗兵驻防各处，亦和金朝移猛安谋克户于中原，及元朝镇戍之制，用意相同。唯金代的猛安谋克户，系散居于民间；元朝万户分驻各处，和汉人往来，亦无禁限。清朝驻防的旗兵，则系和汉人分城而居的，所以其冲突不如金元之烈。但其人因此与汉人隔绝，和中国的社会全无关系，到末造，要筹划旗民生计，就全无办法了。

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中国军队强悍的，亦多只能取守势，野战总是失利时居多（洪承畴松山之战，是其一例）。然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自此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内地粗觉平安，对外亦无甚激烈的战斗。武功虽盛，实多侥天之幸。所以太平军一起，就势如破竹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种潮流潜伏着，推波助澜，今犹未已，非通观前后，是不能觉悟出这种趋势来的。这两种潮流：（一）是南方势力的兴起。南部数省，向来和大局无甚关系。自明桂王据云贵与清朝相抗，吴三桂举兵，虽然终于失败，亦能震荡中原；而西南一隅，始隐然为重于天下。其后太平军兴，征伐几遍全国。虽又以失败终，然自清末革命，至国民政府北伐之成功，始终以西南为根据。现在的抗战，还是以此为民族复兴的策源地的。（二）是全国皆兵制的恢复。自秦朝统一以后，兵民渐渐分离，至后汉之初，而民兵之制遂废，至今已近二千年了。康有为说，中国当承平时代，是没有兵的。虽亦有称为兵的一种人，其实性质全与普通人民无异（见《欧洲十一国游记》）。此之谓有兵之名，无兵之实。

旷观历代，都是当需要用兵时，则产生出一支真正的军队来；事过境迁，用兵的需要不存，此种军队，亦即凋谢，而只剩些有名无实的军队，充作仪仗之用了。此其原理，即由于上文所说的战争是社会的变态，原不足怪。但在今日，帝国主义跋扈之秋，非恢复全国皆兵之制，是断不足以自卫的。更无论扶助其他弱小民族了。这一个转变，自然是极艰难的。但环境既已如此，绝不容许我们的不变。

当中国和欧美人初接触时，全未知道需要改变。所想出来的法子，如引诱他们上岸，而不和他在海面作战；如以灵活的小船，制他笨重的大船等全是些闭着眼睛的妄论。到咸同间，外患更深了。所谓中兴将帅，（一）因经验较多；（二）与欧美人颇有相当的接触。才知道现在的局面，非复历史上所有。欲图适应，非有相当的改革不可。于是有造成一支军队以适应时势的思想。设船政局、制造局，以改良器械；陆军则改练洋操；亦曾成立过海军，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

即至清末，要想推行征兵制。其实所取的办法，离民兵之制尚远，还不过是这种思想。民国二十余年，兵制全未革新，且复演了历史上武人割据之局。然时代的潮流，奔腾澎湃，终不容我不卷入旋涡。抗战以来，我们就一步步的，走入举国皆兵之路了。

这两种文化，现在还在演变的中途，我们很不容易看出其伟大。然在将来，作历史的人，一定要认此为划时代的大转变，是毫无可疑的。这两种文化，实在还只是一种。不过因为这种转变，强迫着我们，发生一种新组织，以与时代相适应，而时代之所以有此要求，则缘世界交通而起。在中国，受世界交通影响最早的是南部。和旧文化关系最浅的，亦是南部，受旧文化的影响较浅，正是迎受新文化的一个预备条件。所以近代改革的原动力，全出于南方；南方始终代表着一个开明的势力（太平天国虽然不成气候，湘淮军诸首领，虽然颇有学问，然以新旧论，则太平天国，仍是代表新的，湘淮军人物，仍是代表旧的。不过新的还未成熟，旧的也还余力未尽罢了）。千回百折，似弱而卒底于有成。

几千年以来，内部比较平安，外部亦无真正大敌。因此，养成中国（一）长期间无兵，只有需要时，才产生真正的军队；（二）而这军队，在全国人中，只占一极小部分。在今日，又渐渐地改变，而走上全国皆兵的路了。而亘古未曾开发的资源，今日亦正在开发。以此广大的资源，供此众多民族之用，今后世界的战争，不更将增加其残酷的程度吗？不，战争只是社会的变态。现在世界上战争的残酷，都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这亦是社会的一个变态，不过较诸既往，情形特别严重罢了。变态是决不能持久的。资本的帝国主义，已在开始崩溃了。我们虽有横绝一世的武力，大势所趋，决然要用之于打倒帝国主义之途，断不会加入帝国主义之内，而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一分子。

第十章

刑法

谈中国法律的，每喜考究成文法起于何时。其实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法律的来源有二：一为社会的风俗；一为国家对于人民的要求。前者即今所谓习惯，是不会著之于文字的。然其对于人民的关系，则远较后者为切。

中国刑法之名，有可考者始于夏。《左传》昭公六年，载叔向写给郑子产的信，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内容，我们无从知其如何，然叔向这一封信，是因子产作刑书而起的。其性质，当和郑国的刑书相类。子产所作的刑书，我们亦无从知其如何，然昭公二十九年，《左传》又载晋国赵鞅铸刑鼎的事。杜《注》说：子产的刑书，也是铸在鼎上的。虽无确据，然士文伯讥其“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其必著之金属物，殆无可疑。所能著者几何？而《书经·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请问如何写得下？然则《吕刑》所说，其必为习惯而非国家所定的法律，很明白可见了。

个人在社会之中，必有其所当守的规则。此等规则，自人人如此言之，则曰俗。自一个人必须如此言之，则曰礼（故曰礼者，履也）。违礼，就是违反习惯，社会自将加以制裁，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或疑三千条规则，过于麻烦，人如何能遵守？殊不知古人所说的礼，是极其琐碎的。一言一动之微，莫不有其当守的规则。这在我们今日，亦何尝不如此？我们试默数言语动作之间，所当遵守的规则，何减三千条？不过童而习之，不觉得其麻烦罢了。

《礼记·礼器》说“曲礼三千”，《中庸》说“威仪三千”，而《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其所谓刑，系施诸违礼者可知。古以三为多数。言千乃举成数之辞。以十言之而觉其少则曰百，以百言之而犹觉其少则曰千，墨劓之属各千，犹言其各居总数三之一。剕罚之属五百，则言其居总数六之一。还有六分之一，宫罚又当占其五分之三，大辟占其五分之二，则云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这都是约略估计之辞。若真指法律条文，安得如此整齐呢？然则古代人民的生活，其全部，殆为习惯所支配是无疑义了。

社会的习惯，是人人所知，所以无待于教。若有国有家的人所要求于人民的，人民初无从知，则自非明白晓谕不可。《周官》布宪，“掌宪邦之刑禁（‘宪谓表而县之’，见《周官》小宰《注》）。正月之吉，执邦之旌节，以宣布于四方”。而州长、党正、族师、闾胥，咸有属民读法之举。

天、地、夏、秋四官，又有县法象魏之文。小宰、小司徒、小司寇、士师等，又有徇以木铎之说。这都是古代的成文法，用言语、文字或图画公布的。在当时，较文明之国，必无不如此。何从凿求其始于何时呢？无从自知之事，未尝有以教之，自不能以其违犯为罪。所以说“不教而诛谓之虐”（《论语·尧曰》）。而三宥、三赦之法，或曰不识，或曰遗忘，或曰老旄，或曰蠢愚（《周官·司刺》），亦都是体谅其不知的。

后世的法律，和人民的生活，相去愈远；其为人民所不能了解，十百倍于古昔；初未尝有教之举，而亦不以其不知为恕。其残酷，实远过于古代。即后世社会的习惯，责人以遵守的，亦远不如古代的简易。后人不自哀其所遭遇之不幸，而反以古代的法律为残酷，而自诩其文明，真所谓“溺人必笑”了。

“刑”字有广狭二义：广义包括一切极轻微的制裁、惩戒、指摘、非笑而言。“出于礼者入于刑”，义即如此。曲礼三千，是非常琐碎的，何能一有违犯，即施以惩治呢？至于狭义之刑，则必以金属兵器，加伤害于人身，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方足当之。汉人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义即如此。此为刑字的初义，乃起于战阵，施诸敌人及间谍内奸的，并不施诸本族。所以司用刑之官曰士师（士是战士，士师谓战士之长），曰司寇。

《周官》司徒的属官，都可以听狱讼，然所施之惩戒，至于圜土，嘉石而止（见下）。其附于刑者必归于士，这正和今日的司法机关和军法审判一般。因为施刑的器具（兵器），别的机关里，是没有的。刑之施及本族，当系俘异族之人以为奴隶，其后本族犯罪的人，亦以为奴隶，而侪诸异族，乃即将异族的装饰，施诸其人之身。所以越族断发文身，而髡和黥，在我族都成为刑罪。后来有暴虐的人，把他推而广之，而伤残身体的刑罚，就日出不穷了。

五刑之名，见于《书经·吕刑》。《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为劓、刵、椓、黥。”劓、刵、椓、黥，欧阳、大小夏侯作膑、宫、劓、割头、庶勍（《虞书》标题下《疏》引）。膑即剕。割头即大辟。庶勍的庶字不可解，勍字即黥字，是无疑义的。然则今本的劓、刵、椓、黥是误字。《吕刑》的五刑，实苗民所创（苗民的民字乃贬辞，实指有苗之君，见《礼记·缁衣疏》引《吕刑》郑《注》）。

《国语·鲁语》臧文仲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窄。薄刑用鞭朴。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肆之市、朝。”（是为“五服三次”。《尧典》说：“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亦即此）大刑用甲兵，是指战阵。其次用斧钺，是指大辟。中刑用刀锯指劓、腓、宫。其次用钻窄指墨。薄刑用鞭朴，虽非金属兵器，然古人亦以林木为兵（《吕览·荡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鞭七人，可见鞭亦军刑。《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象以典刑，即《周官》的县法象魏。流宥五刑，当即《吕刑》所言之五刑。金作赎刑，亦即《吕刑》所言之法。所以必用金，是因古者以铜为兵器。可见所谓“亏体”之刑，全是源于兵争的。

至于施诸本族的，则古语说“教笞不可废于家”，大约并鞭朴亦不能用。最严重的，不过逐出本族之外，是即所谓流刑。《王制》的移郊、移逐、屏诸远方，即系其事。《周官》司寇有圜土，嘉石，皆役诸司空。圜土，嘉石，都是监禁；役诸司空，是罚做苦工；怕已是施诸奴隶的，未必施诸本族了。于此见残酷的刑罚，全是因战争而起的。

五刑之中，妇人的宫刑，是闭于宫中（见《周官·司刑》郑《注》），其实并不亏体。其余是无不亏体的。《周官·司刑》载五刑之名，唯“膑”作“刖”，余皆与《吕刑》同。《尔雅·释言》及《说文》，均以剕、刖为一事。唯郑玄《驳五经异义》说：“皋陶改膑为剕，周改剕为刖。”段玉裁《说文》髌字《注》说：膑是髌的俗字，乃去膝头骨，“刖”则汉人之斩止，其说殊不足据（髌乃生理名词，非刑名）。当从陈乔枞说，以剕为斩左趾，刖为并斩右趾为是（见《今文尚书·经说考》）。然则五刑自苗民创制以来，至作《周官》之时，迄未尝改。

然古代亏体之刑，实并不止此。见于书传的，如斩（古称斩谓腰斩。后来战阵中之斩级，事与刑场上的割头异，无以名之，借用腰斩的斩字。再后来，斩字转指割头而言，腰斩必须要加一个腰字了）、磔（裂其肢体而杀之。《史记·李斯列传》作矺，即《周官·司戮》之辜）、膊（谓去衣磔之，亦见《周官·司戮》）、车裂（亦曰）、缢（《左传》哀公二年，“绞缢以戮”。绞乃用以缢杀人之绳，后遂以绞为缢杀）、焚（亦见《司戮》）、烹（见《公羊传》庄公四年）、脯醢等都是。脯醢当系食人之族之俗，后变为刑法的。刵即馘（割耳），亦源于战阵。

《孟子》说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左传》昭公二十二年引《康诰》，亦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书经·甘誓》《汤誓》，都有孥戮之文。可见没入家属为奴婢，其初亦是军法。这还不过没为奴隶而已，若所谓族诛之刑，则亲属都遭杀戮。这亦系以战阵之法，推之刑罚的。因为古代两族相争，本有杀戮俘虏之事。强宗巨家，一人被杀，其族人往往仍想报复，为预防后患起见，就不得不加以杀戮了。《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父母、兄弟、妻子），此法后相沿甚久。魏晋南北朝之世，政敌被杀的，往往牵及家属。甚至嫁出之女，亦不能免。可见战争的残酷了。

古代的用法，其观念，有与后世大异的。那便是古代的“明刑”，乃所以“弼教”（“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见《书经·尧典》），而后世则但求维持形式上的互助。人和人的相处，所以能（一）平安无事，（二）而且还可以有进步，所靠的全是善意。苟使人对人，人对社会，所怀挟的全是善意，一定能彼此相安，还可以互相辅助，日进无疆，所做的事情，有无错误，倒是无关紧要的。若其彼此之间，都怀挟敌意，仅以慑于对方的实力，社会的制裁，有所惮而不敢为；而且进而作利人之事，以图互相交换，则无论其所行的事，如何有利于人，有利于社会，根本上总只是商业道德。商业道德，是决无以善其后的。

人，本来是不分人我，不分群己的。然到后来，社会的组织复杂了，矛盾渐渐深刻，人我群己的利害，渐渐发生冲突，人就有破坏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以自利的。欲救此弊，非把社会阶级彻底铲除不可。古人不知此义，总想以教化来挽回世风。教化之力不足，则辅之以刑罚。所以其用法，完全注重于人的动机。

所以说《春秋》断狱重志（《春秋繁露·精华篇》）。所以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大学》）此等希望，自然要终成泡影的。法律乃让步到不问人的动机，但要求其不破坏我所要维持的秩序为止。其用心如何，都置诸不问。法律至此，就失其弼教的初意，而只成为维持某种秩序的工具了。于是发生“说官话”的现象。明知其居心不可问，如其行为无可指摘，即亦无如之何。法律至此，乃自成为反社会之物。

有一事，是后世较古代为进步的。古代氏族的界限，还未化除。国家的权力，不能侵入氏族团体之内，有时并不能制止其行动。（一）氏族成员遂全处于其族长权力之下，此等风气在家族时代，还有存留。（二）而氏族与氏族间的争斗，亦往往靠实力解决。

《左传》成公三年，知罃被楚国释放的时候，说“首（罃父），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昭公二十一年，宋国的华费遂说：“吾有谗子而弗能杀。”可见在古代，父可专杀其子。《白虎通义·诛伐篇》却说“父杀其子当诛”了。《礼记》的《曲礼》《檀弓》，均明著君父、兄弟、师长，交游报仇之礼。《周官》的调人，是专因报仇问题而设立的。亦不过令有仇者避之他处；审查报仇的合于义与否；禁止报仇不得超过相当限度而已，并不能根绝其事。

报仇的风气，在后世虽相沿甚久，习俗上还视为义举，然在法律上，总是逐步遭到禁止的。这都是后世法律，较之古代进步之处。但家长或族长，到现在，还略有处置其家人或族众的权力，国家不能加以干涉，使人人都受到保护；而国家禁止私人复仇，而自己又不能真正替人民申雪冤屈，也还是未尽善之处。

法律是不能一天不用的。苟非文化大变，引用别一法系的法律，亦决不会有什么根本的改革。所以总是相承而渐变。中国最早的法典，是李悝的《法经》。据《晋书·刑法志》所载陈群《魏律序》，是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所为。魏文侯在位，据《史记·六国表》，是自周威烈王二年至安王十五年，可谓很古老的了。撰次，便是选择排比。这一部书，在当时，大约所参考者颇博，且曾经过一番斟酌去取，依条理系统编排的，算作一部佳作。所以商君“取之以相秦”，没有重纂。这时候的趋势，是习惯之力（即社会制裁），渐渐地不足以维持社会，而要乞灵于法律。而法律还是谨守着古老的规模，所规定之事极少，渐觉其不够用，法经共分六篇：《魏律序》举其篇目，是（一）盗，（二）贼，（三）网，（四）捕，（五）杂，（六）又以一篇著其加减。盗是侵犯人的财产。贼是伤害人的身体。盗贼须网捕，所以有网捕两篇。其余的则并为杂律。古人著书，常将重要的事项，独立为篇，其余则并为一篇。总称为杂。一部自古相传的医书，号为出于张仲景的，分为伤寒、杂病两大部分（“杂病”或作“卒病”，乃误字）。即其一证。网捕盗贼，分为四篇，其余事项，共为一篇，可见《法经》视盗贼独重，视其余诸事项都轻，断不足以应付进步的社会。

汉高祖入关，却更做了一件违反进化趋势的事。他说：“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因为“约法三章”四字，给人家用惯了，很有些人误会：这是汉高祖与人民立约三条。其实据陈群《魏律序》，李悝《法经》的体例，是“集类为篇，结事为章”的。每一篇之中，包含着许多章。“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当以“约”字断句，“法”字再一读。就是说六篇之法，只取三章，其余五篇多，都把它废掉了。

秦时的民不聊生，实由于政治太不安静。专就法律立论，则由于当时的狱吏，自成一种风气，用法务取严酷。和法律条文的多少，实在没有关系。但此理是无从和群众说起的。约法三章，余悉除去，在群众听起来，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了。这事不过是一时收买人心之术，无足深论。其事自亦不能持久。所以《汉书·刑法志》说：天下既定，“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萧何就把六篇之法恢复，且增益三篇；叔孙通又益以律所不及的旁章十八篇，共有二十七篇了。

当时的趋势，是（一）法律内容要扩充；（二）既扩充了，自应依条理系统，加以编纂，使其不至杂乱。第一步，汉初已这么做了。武帝时，政治上事务繁多，自然需要更多的法律。于是张汤、赵禹又加增益，律共增至六十篇。又当时的命令，用甲、乙、丙、丁编次，通称谓之“令甲”，共有三百余篇。再加以断事的成案，即当时所谓比，共有九百零六卷。分量已经太多了，而编纂又极错乱。

“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引用既难，学者乃为之章句（章句二字，初指一种符号，后遂用以称注释，详见予所撰《章句论》。商务印书馆本），共有十余家。于是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任何人不能遍览，奸吏因得上下其手，“所欲活者傅生议，所欲陷者予死比”。所以条理系统地编纂一部法典，实在是当时最紧要的事。汉宣帝时，郑昌即创其议。然终汉世，未能有成。魏篡汉后，才命陈群等从事于此。制成新律十八篇，未及颁行而亡。晋代魏后，又命贾充等复加订定，共为二十篇。于泰始四年，大赦天下颁行之，是为《晋律》。泰始四年，为公元468年。《晋律》大概是将汉朝的律、令、比等，删除复重，加以去取，依条理系统编纂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整理之业，但还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则儒家的宗旨，在此时必有许多掺入法律之中，而成为条文。汉人每有援经义以折狱的。现代的人，都以为奇谈。其实这不过是广泛的应用习惯。广义的习惯法，原可包括学说的。当时儒学盛行，儒家的学说，自然要被应用到法律上去了。

《汉书》注引应劭说：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汉文帝除肉刑诏，所引用的就是《书》说（见下）。汉武帝亦使吕步舒（董仲舒弟子）治淮南狱。可见汉时的律、令、比中，掺入儒家学说处决不少。此等儒家学说，一定较法家为宽仁的。因为法家偏重伸张国家的权力，儒家则注重保存社会良好的习惯。

章炳麟《太炎文录》里，有《五朝法律索隐》一篇，说《晋律》是极为文明的，但北魏以后，参用鲜卑法，反而改得野蛮了。如《晋律》，父母杀子同凡论，而北魏以后，都得减轻。又如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论（依此，则现在马车、摩托，在市上杀人的，都当以故杀论。因为城市中行人众多，是行车者所预知的，而不特别小心，岂得谓之过失？难者将说：“如此，在城市中将不能行车了。文明愈进步，事机愈紧急，时间愈宝贵，处处顾及步行的人，将何以趋事赴功呢？”殊不知事机紧急，只是一个借口。果有间不容发的事，如军事上的运输，外交上的使命，以及弭乱、救火、急救疾病等事，自可别立为法。然在今日，撞伤路人之事，由于此等原因者，共有几分之几呢？曾记在公元1921至1926年之间，上海某外人，曾因嫌人力车夫走得慢，下车后不给车资，直向前行。车夫向其追讨，又被打伤。经领事判以监禁之罪。后其人延律师辩护，乃改为罚锾了事。问其起衅之由，则不过急欲赴某处宴会而已。从来鲜车怒马疾驰的人，真有紧急事情的，不知有百分之一否？真正紧要的事情，怕还是徒行或负重的人做的），部民杀长吏者同凡论，常人有罪不得赎等，都远胜于别一朝的法律。

父杀其子当诛，明见于《白虎通义》，我们可以推想父母杀子同凡论，渊源或出于儒家。又如法家，是最主张摧抑豪强的。城市走马杀人同凡论，或者是法家所制定。然则法律的改良，所得于各家的学说者当不少。学者虽然亦不免有阶级意识，究竟是为民请命之意居多。从前学者所做的事情，所发的言论，我们看了，或不满意，此乃时代为之。近代的人，有时严责从前的学者，而反忽忘了当时的流俗，这就未免太不知社会的情形了。

《晋律》订定以后，历代都大体相沿。宋、齐是未曾定律的。梁、陈虽各定律，大体仍沿《晋律》。即魏、周、齐亦然，不过略参以鲜卑法而已。

《唐律》是现尚存在的，体例亦沿袭旧观。辽太祖时，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太宗时，治渤海人亦依汉法。道宗时，以国法不可异施，将不合于律令者别存之。此所谓律令，还是唐朝之旧。

金当熙宗时，始合女真旧制及隋、唐、辽、宋之法，定《皇统制》。然仍并用古律。章宗泰和时定律，《金史》谓其实在就是《唐律》。元初即用金律。世祖平宋以后，才有所谓《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亦不过将新生的法令事例加以编辑而已。明太祖定《大明律》，又是一准《唐律》的。《清律》又以《明律》为本。所以从《晋律》颁行以后，直至清末采用西法以前，中国的法律实际无大改变。

法律的性质，既如此陈旧，何以仍能适用呢？（一）由向来的法律，只规定较经久之事。如晋初定律，就说关于军事、田农、酤酒等，有权设其法，未合人心的，太平均当剔除，所以不入于律，别以为令。又如北齐定律，亦有《新令》四十卷和《权令》二卷，与之并行。此等区别，历代都有。总之非极永久的部分，不以入律，律自然可少变动了。（二）则律只揭举大纲。（甲）较具体及（乙）变通的办法，都在令及比之中。

《唐书·刑法志》说：“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宋神宗说：“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见《宋史·刑法志》）。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令、格、式三者，实不可谓之刑书。不过现代新生的事情，以及办事所当依据的手续，都在其中，所以不得不与律并举。律所载的事情，大约是很陈旧而不适宜于具体应用的，但为最高原理所自出，又不便加以废弃。所以宋神宗改律、令、格、式之名为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这即是实际的应用，全然以敕代律了。

到近世，则又以例辅律。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刑官上言：“中外巧法吏或借例便私，律浸格不用。”于是下尚书，会九卿议，增历年问刑条例，经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条。自是以后，律例并行。清朝亦屡删定刑例。至乾隆以后，遂载入律内，名为《大清律例》。案：例乃据成案编纂而成，成案即前世所谓比。律文仅举大纲，实际应用时，非有业经办理的事情，以资比附不可，此比之所以不能不用。然成案太多，随意援引，善意者亦嫌出入太大，恶意者则更不堪设想，所以又非加以限制不可。由官加以审定，把（一）重复者删除；（二）可用者留；（三）无用者废；（四）旧例之不适于用者，亦于同时加以废止。此为官修则例之所由来，不徒（一）杜绝弊端，（二）使办事者得所依据，（三）而（甲）社会上新生的事态，日出不穷；（乙）旧有之事，定律时不能无所遗漏；（丙）又或法律观念改易，社会情势变迁，旧办法不适于今，皆不可不加补正。有新修刑例以济之，此等问题，就都不足为患了。清制：刑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事属刑部，临时设馆），使新成分时时注入于法律之中；陈旧而不适用者，随时删除，不致壅积。借实际的经验，以改良法律，实在是很可取法的。

刑法自汉至隋，起了一个大变化。刑字既引申为广义，其初义，即专指伤害人之身体，使其蒙不可恢复的创伤的，乃改称为“肉刑”。晚周以来，有一种象刑之论，说古代对于该受五刑的人，不须真加之以刑，只要异其冠服以为戮。此乃根据于《尧典》之“象以典刑”的，为儒家的书说。案：象以典刑，恐非如此讲法（见前）。但儒家所说的象刑，在古代是确有其事的。《周官》有明刑（见司救）、明梏（见掌囚），乃是将其人的姓名罪状，明著之以示人。《论衡·四讳篇》说：当时“完城旦以下，冠带与俗人殊”，可见历代相沿，自有此事，不过在古代，风气诚朴，或以此示戒而已足，在后世则不能专恃此罢了。儒家乃根据此种习俗，附会《书经》象以典刑之文，反对肉刑的残酷。

汉孝文帝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防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书奏，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于是有司议：当黥者髠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案：诏书言今法有肉刑三，《注》引孟康曰：“黥、劓二，斩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景帝元年诏，说孝文皇帝除宫刑。诏书下文刻肌肤指“黥”，断肢体指“劓”及“斩趾”，终身不息当指“宫”，则是时实并宫刑废之。唯系径废而未尝有以为代，故有司之议不之及。而史亦未尝明言。此自古人文字疏略，不足为怪。至景帝中元年，《纪》载“死罪欲腐者许之”，则系以之代死罪，其意仍主于宽恤。然宫刑自此复行，直至隋初方除。

象刑之论，《荀子》极驳之。《汉书·刑法志》备载其说，自有相当的理由。然刑狱之繁，实有别种原因，并非专用酷刑可止。《庄子·则阳篇》说：“柏矩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独先离之。曰：莫为盗，莫为杀人。荣辱立，然后睹所病，货财聚，然后睹所争，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这一段文字，见得所谓犯罪者，全系个人受社会的压迫，而无以自全；受社会的教育，以至不知善恶（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其所能负的责任极微。更以严刑峻法压迫之，实属不合于理。

即不论此，而“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于事亦属无益。所以“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这固然不是彻底的办法。然就事论事，操司法之权的，存心究当如此。司法上的判决，总不能无错误的。别种损失，总还可设法恢复，唯有肉刑，是绝对无法的，所以古人视之甚重。这究不失为仁人君子的用心。后来反对废除肉刑的人，虽亦有其理由，然肉刑究竟是残酷的事，无人敢坚决主张，始终没有能够恢复。这其中，不知保全了多少人。孝文帝和缇萦，真是历史上可纪念的人物了。

反对废除肉刑的理由安在呢？《文献通考》说：“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髠笞代之。髠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髠。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髠钳；进髠钳一等，即入于死罪。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髠钳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肢体，而才翦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

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可偏废也。”案：自肉刑废除之后，至于隋代制定五刑之前，刑法上的问题，在于刑罚的等级太少，用之不得其平。所以司法界中有经验的人士，间有主张恢复肉刑的。而读书偏重理论的人，则常加反对。恢复肉刑，到底是件残酷的事，无人敢坚决主张，所以肉刑终未能复。到隋朝制定五刑以后，刑罚的等级多了，自无恢复肉刑的必要，从此以后，也就无人提及了。自汉文帝废除肉刑至此，共历七百五十余年。一种制度的进化，可谓不易了。

隋唐的五刑，是各有等级的。其中死刑分斩、绞两种。而除前代的枭首、裂等。元以异族入主中原，立法粗疏，且偏于暴虐。死刑有斩无绞。又有凌迟处死，以处恶逆。明清两代均沿之。明代将刑法军政，并为一谈。五刑之外，又有所谓充军。分附近、沿海、边远、烟瘴、极边五等（清分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等）。有终身、永远两种。永远者身死之后，又勾摄其子孙；子孙绝者及其亲属。

明制：“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太祖为求人民通晓法律起见，采辑官民过犯条文，颁行天下，谓之《大诰》。囚有《大诰》的，罪得减等。后来不问有无，一概作为有而减等。于是死刑减至流刑的，无不以《大诰》再减，流刑遂等于不用，而充军的却很多。清朝并不藉谪发维持军籍，然仍沿其制，为近代立法史上的一个污点。

刑法的改良，起于清末的改订旧律。其时改笞杖为罚金，以工作代徒流。后来定《新刑律》，才分主刑为死刑（用绞，于狱中行之）、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五种。从刑为没收、褫夺公权两种。

审判机关，自古即与行政不分。此即《周官》地官所谓“地治者”。但属于秋官的官，如乡士（掌国中）、遂士（掌四郊）、县士（掌野）、方士（掌都家）等，亦皆以掌狱讼为职。地官、秋官，本当有行政官与军法审判之别，读前文可明，但到后来，这两者的区别，就渐渐地泯灭了。

欧洲以司法独立为恤刑之法，中国则以（一）缩小下级官吏定罪的权限；（二）增加审级，为恤刑之法。汉代太守便得专杀，然至近代，则府、厅、州、县，只能决徒以下的罪，流刑必须由按察司亲审，死刑要待御笔勾决了。行政、司法机关既不分，则行政官吏等级的增加，即为司法上审级的增加。而历代于固有的地方官吏以外，又多临时派官清理刑狱。越诉虽有制限，上诉是习惯上得直达皇帝为止的，即所谓叩阍。

宋代初命转运使派官提点刑狱，后独立为一司，明朝继之，设按察司，与布政使并立，而监司之官，始有专司刑狱的。然及清代，其上级的督抚，亦都可受理上诉。自此以上，方为京控（刑部、都察院、提督，均可受理）。临时派官复审，明代尤多。其后朝审、秋审遂沿为定制。清代秋审是由督抚会同两司举行的。决定后由刑部汇奏，再命三法司（见下）复审，然后御笔勾决，死刑乃得执行。在内的则由六部、大理寺、通政司、都察院会审，谓之朝审。此等办法，固得慎重刑狱之意。然审级太多，则事不易决。又路途遥远，加以旷日持久，人证物证，不易调齐，或且至于湮没，审判仍未必公平，而人民反因狱事拖延受累。所以此等恤刑之法，亦是有利有弊的。

司法虽不独立，然除特设的司法官吏而外，干涉审判之官，亦应以治民之官为限。如此，（一）系统方不紊乱；（二）亦且各种官吏，对于审判，未必内行，令其干涉，不免无益有损。然历代既非司法之官，又非治民之官，而参与审判之事者，亦在所不免。如御史，本系监察之官，不当干涉审判。所以弹劾之事，虽有涉及刑狱的，仍略去告诉人的姓名，谓之风闻。

唐代此制始变，且命其参与推讯，至明，遂竟称为三法司之一了。而如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五军都督等，无不可临时受命，与于会审之列，更属莫名其妙。又司法事务，最忌令军政机关参与。而历代每将维持治安及侦缉罪犯之责，付之军政机关。使其获得人犯之后，仍须交给治民之官，尚不易非理肆虐，而又往往令其自行治理，如汉代的司隶校尉，明代的锦衣卫、东厂等，尤为流毒无穷。

审判之制，贵于速断速决，又必熟悉本地方的民情。所以以州县官专司审判，于事实嫌其不给。而后世的地方官，多非本地人，亦嫌其不悉民情。廉远堂高，官民隔膜，吏役等遂得乘机舞弊。司法事务的黑暗，至于书不胜书。人民遂以入公门为戒。官吏无如吏役何，亦只得劝民息讼。国家对于人民的义务，第一事，便在保障其安全及权利，设官本意，唯此为急。而官吏竟至劝人民不必诉讼，岂非奇谈？

古代所谓“地治者”，本皆后世乡吏之类，汉代啬夫，还是有听讼之职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爰延为外黄乡啬夫，民至不知有郡县（《后汉书》本传），其权力之大可知。然治者和被治者既形成两个阶级，治者专以朘削被治者为生，则诉讼正是朘削的好机会，畀乡吏以听讼之权，流弊必至不可究诘。所以至隋世，遂禁止乡官听讼。

《日知录·乡亭之职》一条说：“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今人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辞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则明太祖尝有意恢复乡官听讼之制。然《注》又引宣德七年陕西按察佥事林时之言，谓“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则书之，以示劝惩。凡户婚、田土、斗殴常事，里老于此剖决。今亭宇多废，善恶不书。小事不由里老，辄赴上司。狱讼之繁，皆由于此”。则其事不久即废。

今乡官听讼之制，固不可行。然法院亦难遍设。民国十五年，各国所派的司法调查委员（见下），以通计四百万人乃有一级一审法院，为我国司法状况缺点之一。中国人每笑西洋人的健讼，说我国人无须警察、司法，亦能相安，足见道德优于西人。其实中国人的不愿诉讼，怕也是司法状况的黑暗逼迫而成的，并非美事。但全靠法院平定曲直，确亦非良好现象。不须多设法院，而社会上亦能发扬正义，抑强扶弱，不至如今日之豪暴横行；乡里平亭，权又操于土豪劣绅之手，是为最善。那就不得不有望于风俗的改良了。

古代的法律，本来是属人主义的。中国疆域广大，所包含的民族极多，强要推行同一的法律，势必引起纠纷。所以自古即以“不求变俗”为治（《礼记·曲礼》），统一以后，和外国交通，亦系如此。

《唐律》：化外人犯罪，就依其国法治之。必两化外人相犯，不能偏据一国的法律，才依据中国法律治理。这种办法，固然是事实相沿，然决定何者为罪的，根本上实在是习惯。两族的习惯相异，其所认为犯罪之事，即各不相同。“照异族的习惯看起来，虽确有犯罪的行为，然在其本人，则实无犯罪的意思。”在此情形之下，亦自以按其本族法律治理为公平。但此项办法，只能适用于往来稀少之时。到近代世界大通，交涉之事，日益繁密，其势就不能行了。

中国初和外国订约时，是不甚了然于另一新局面的来临的。一切交涉，都根据于旧见解以为应付。遂贸然允许了领事裁判权。而司法界情形的黑暗（主要的是司法不独立，监狱的黑暗，滥施刑讯及拘押等），有以生西人的戒心，而为其所借口，亦是无可讳言的（从前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如土耳其，有虐待异教徒的事实，我国则无之。若说因习惯的不同，则应彼此皆有）。

中外条约中，首先获得领事裁判权的是英国。后来各国相继获得。其条文彼此互异。然因各国条约均有最惠国条款，可以互相援引，所以实际上并无甚异同。有领判权之国，英、美、意、挪威、日本，均在我国设立法院。上海的会审公廨，且进而涉及原被告均为华人的事件。其损害我国的主权，自然无待于言了。然各国亦同蒙其不利（最重要的，如领事不晓法律，各国相互之间，亦须各归其国的领事审判。一件事情，关涉几国人的，即须分别向各国起诉。又上诉相距太远，即在中国设有法院之国亦然，其他更不必论了）。且领事裁判权存在，中国决不允许外国人在内地杂居。外人因此自限制其权利于通商口岸，亦殊不值得。

取消领事裁判权之议，亦起于《辛丑条约》。英、美、日三国商约，均有俟我法律及司法制度改良后，撤销领事裁判权的条文。太平洋会议，我国提出撤销领事裁判权案，与会各国允共同派员，到中国来调查：（一）各国在我国的领事裁判权的现状；（二）我国的法律；（三）司法制度；（四）司法行政情形，再行决定。公元1926年，各国派员来华调查，草有报告书，仍主从缓。国民政府和意、丹、葡、西四国，订立公元1930年1月1日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条约。比约则订明另定详细办法。倘详细办法尚未订定，而现有领事裁判权之国，过半数放弃，则比国亦放弃。

中国在诸约中，订定（一）公元1930年1月1日以前，颁布民商法；（二）撤销领事裁判权之后，许外人内地杂居；（三）彼此侨民课税，不得高于他国人，或异于他国人，以为交换条件。然此约订定之后，迄今未能实行。唯墨西哥于公元1929年11月，自动宣言放弃（德、奥、俄等国，欧战后即失其领事裁判权）。

撤销领事裁判权，其实是不成问题的，只要我国司法，真能改良，自不怕不能实行。我国的司法改良，在于（一）彻底改良司法界的状况；（二）且推行之及于全国，此即所谓“司法革命”“司法普及”。既需经费，又需人才，又需行政上的努力，自非易事。自前清末年订定四级三审制（初级、地方、高等三厅及大理院。初审起于初级厅的，上诉终于高等厅，起于地方厅的，终于大理院）至公元1933年，改为三级三审（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前此司法多由县知事兼理，虽订有种种章程，究竟行政司法，分划不清。公元1935年起，司法部已令全国各地，遍设法院。这都是比较合理的。真能推行尽利，我国的司法自可焕然改观了。

第十一章

实业

农工商三者，并称实业，而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必有农，然后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中国从前，称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若除去其轻视工商，几乎视为分利之意，而单就“本末”两字的本义立论，其见解是不错的。所以农业的发达，实在是人类划时代的进步。

有农业，然后人类的食物，乃能为无限制的扩充，人口的增加，才无限制。人类才必须定居，一切物质文明，乃有基础，精神文化，亦就渐次发达了。人类至此，剩余的财产才多，成为掠夺的目的。劳力更形宝贵，相互间的战争，自此频繁，社会内部的组织，亦更形复杂了。世界上的文明，起源于几个特别肥沃的地点，比较正确的历史，亦是自此开始的。这和农业有极深切的关系，而中国亦是其中之一。

在农业开始以前，游猎的阶段，很为普遍。在第一章中业经提及。渔猎之民，视其所居之地，或进为畜牧，或进为农耕。中国古代，似乎是自渔猎径进于农耕的。

传说中的三皇：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以避腥臊伤害肠胃，显然是渔猎时代的酋长。伏羲，亦作庖牺。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为“取牺牲以供庖厨”（《礼记·月令疏》引），实为望文生义。《白虎通义·号篇》云：“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则羲字与化字同义，所称颂的乃其德业。至于其时的生业，则《易·系辞传》明言其“为网罟以田以渔”，其为渔猎时代的酋长，亦无疑义。伏羲之后为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就正式进入农业时代，我国文明的历史，从此开始了。

三皇之后为五帝。颛顼、帝喾，可考的事迹很少。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神农战，似乎是游牧部落的酋长。然这不过是一种荒怪的传说，《五帝本纪》同时亦言其“艺五种”，而除此之外，亦绝无黄帝为游牧民族的证据。《尧典》则有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之文。《尧典》固然是后人所作，并非当时史官的记录。然后人所作，亦不能谓其全无根据。殷周之祖，是略与尧舜同时的。

《诗经》中的《生民》《公刘》，乃周人自述其祖宗之事，当不致全属子虚。《书经》中的《无逸》，乃周公告诫成王之语，述殷周的历史，亦必比较可信。《无逸》中述殷之祖甲云：“其在祖甲，不义唯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祖甲（实即太甲。“不义唯王，旧为小人”，正指其为伊尹所放之事）述高宗云：“旧劳于外，爰暨小人。”皆显见其为农业时代的贤君。周之先世，如太王、王季、文王等，更不必论了。古书的记载，诚多未可偏信。然合全体而观之，自五帝以来，社会的组织和政治上的斗争，必与较高度的文明相伴，而非游牧或渔猎部族所能有。然则自神农氏以后，我国久已成为农业发达的民族了。

古史年代，虽难确考，然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篇》）和韩非子所谓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显学篇》）；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谓“收八百岁之畜积”（谓齐自周初建国，至为昭王所破时），大致都相合的，绝不会是臆造。然则自尧舜至周末，当略近二千年。自秦始皇统一天下至公元1912年，相距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自尧舜追溯农业发达之时，亦必在千年左右。我国农业发达，总在距今五千年之前了。

中国的农业，是如何进化的呢？一言以蔽之，曰：自粗耕进于精耕。古代有爰田之法。爰田即系换田。据《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注》，是因为地有美恶，“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所以“三年一换主易居”。据《周官》大司徒：则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不易之地，是年年可种的。一易之地，种一年要休耕一年。再易之地，种一年要休耕两年。授田时：不易之地，一家给一百亩。一易之地，给二百亩。再易之地，给三百亩。古代的田亩，固然较今日为小。然一夫百亩，实远较今日农夫所耕为大。而其成绩，则据《孟子》（《万章下》）和《礼记·王制》所说：是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较诸现在，并不见得佳良，可见其耕作之法，不及今人了。

汉朝有个大农业家赵过，能为代田之法。把一亩分作三个圳，播种于其中。圳以外的高处谓之陇。苗生叶以后，要勤除陇上之草，因而把陇上的土，倾颓下来，使其附着苗根。如此逐渐为之，到盛暑，则“陇尽而根深”，能够“耐风与旱”。圳和陇，是年年更换的，所以谓之代田（见《汉书·食货志》）。

后来又有区田之法。把田分为一块一块的，谓之区。隔一区，种一区。其锄草和颓土，亦与代田相同。《齐民要术》极称之。后世言农业的人，亦多称道其法。但据近代研究农业的人说，则“代田区田之法，不外乎所耕者少，而耕作则精。近世江南的农耕，较诸古人所谓代田区田，其精勤实无多让。其田并不番休，而地力亦不见其竭。则其施肥及更换所种谷物之法，亦必有精意存乎其间”。这都是农业自然的进步。

总而言之：农业有大农制和小农制。大农制的长处，在于资本的节约，能够使用机械，及人工的分配得宜。小农制的长处，则在以人尽其劳，使地尽其力。所以就一个人的劳力，论其所得的多少，是大农制为长。就土地同一的面积，论其所得的多少，则小农制为胜。中国农夫的技能，在小农制中，总可算首屈一指了。这都是长时间自然的进化。

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约有三端：

（一）为讲究农学的人太少。即使有之，亦和农民隔绝，学问不能见诸实用。古代有许多教稼的官。如《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司稼，“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这些事，都是后世所没有的。李兆洛《凤台县志》说，凤台县人所种的地，平均是一人十六亩。穷苦异常，往往不够本，一到荒年，就要无衣无食。县人有一个唤作郑念祖的，雇用了一个兖州人。问他：你能种多少园地？他说两亩，还要雇一个人帮忙。问他要用多少肥料？他说一亩田的肥料，要值到两千个铜钱。间壁的农人听了大笑，说：我种十亩地，只花一千个铜钱的肥料，收获的结果，还往往不够本呢。郑念祖对于这个兖州人，也是将信将疑，且依着他的话试试看吧。因其用力之勤，施肥之厚，人家的作物，都没有成熟，他先就成熟了，而且长得很好。争先入市，获利甚多。到人家蔬果等上市时，他和人家一块卖的，所得的都是赢利了。李兆洛据此一例，很想募江南的农民为农师，以开水田。这不过是一个例。其余类乎此的情形，不知凡几。使农民互相师，已可使农业获有很大的进步，何况益之以士大夫？何况使士大夫与农民互相师，以学理经验，交相补足呢？

（二）古代土地公有，所以沟洫阡陌等，都井井有条。后世则不然。土地变为私有，寸寸割裂。凡水旱蓄泄等事，总是要费掉一部分土地的，谁肯牺牲？凡一切公共事业的规划，其根源，实即公共财产的规划。所以土地公有之世，不必讲地方自治，而自治自无不举。土地既已私有，公共的事务，先已无存。间有少数非联合不能举办的，则公益和私益，多少有些冲突。于是公益的举措，固有的荡然无存，当兴的阙而莫举；而违反公益之事，且日出不穷。如滥伐林木、破坏堤防、壅塞沟渠等都是。而农田遂大受其害，其最为显著的，就是水利。

（三）土地既然私有了，人民谁不爱护其私产？但必使其俯仰有余，且勤劳所得，可以为其所有，农民才肯尽力。如其一饱且不可得，又偶有盈余，即为强有力者剥削以去，人民安得不苟偷呢？然封建势力和高利贷的巧取豪夺，则正是和这原则相反的。这也是农田的一个致命伤。职是故，农业有其进化的方面，而亦有其退化的方面。进退相消，遂成为现在的状况。

中国现在农业上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而要推行大农制，则必须先有大农制所使用的器具。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俄国国营农场经理马克维次（Markevich），有多余不用的机犁百架，召集附近村落的农民，许租给他们使用，而以他们所有的土地，共同耕种为条件。当时加入的农民，其耕地共计九千余亩。到秋天，增至二万四千余亩。事为共产党所闻。于是增制机犁，并建造使用机犁的动力场。至明年，遂推行其法于全国。是为苏俄集合农场的起源（据张君劢《史泰林治下之苏俄》。再生杂志社本）。

天下事口说不如实做。瘏口哓音，说了半天的话，人家还是不信。实在的行动当前，利害较然可见，就无待烦言了。普通的议论，都说农民是最顽固的、守旧的。其实这是农民的生活，使其如此。现在为机器时代，使用旧式的器具，决不足以与之相敌。而全国最多数的农民，因其生活，而滞留于私有制度下自私自利的思想，亦实为文化进步的障碍。感化之法，单靠空言启牖是无用的。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牖民孔易”，制造出耕作用的机械来，便是化除农民私见的方法，并不是要待农民私见化除了，机械才可使用。

中国的农学，最古的，自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农家。其所著录先秦的农书，今已不存。先秦农家之说，存于今的，只有《管子》中的《地员》，《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审时》数篇。汉代农家所著之书，亦俱亡佚。诸家征引，以《氾胜之书》为最多。据《周官》草人疏说，这是汉代农书中最佳的，未知信否。古人著述，流传到现在的，以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为最早。后世官修的巨著，有如元代的《农桑辑要》，清代的《授时通考》；私家的巨著，有如元王桢的《农书》，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均在子部农家中。此项农书，所包颇广。种植而外，蚕桑、菜果、树木、药草、孳畜等，都包括其中。田制、劝课、救荒之法，亦均论及，尚有茶经、酒史、食谱、花谱、相牛经、相马经等，前代亦隶农家，清四库书目改入谱录类。兽医之书，则属子部医家。这些都是和农业有关系的。旧时种植之法，未必都能适用于今。然要研究农业历史的人，则不可以不读。

蚕桑之业，起于黄帝元妃嫘祖，语出《淮南·蚕经》（《农政全书》引），自不足信。《易·系辞传》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云：“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做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亦近附会。但我国的蚕业，发达是极早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久已成为农家妇女普遍的职业了。古代蚕利，盛于北方。《诗经》中说及蚕桑的地方就很多。《禹贡》兖州说桑土既蚕，青州说厥篚丝。是山桑，这就是现在的野蚕丝了。齐纨、鲁缟，汉世最为著名。南北朝、隋、唐货币都通用布帛。唐朝的调法，亦兼收丝麻织品。元朝还有五户丝及二户丝。可见北方蚕桑之业，在元代，尚非不振，然自明以后，其利就渐限于东南了。

唐甄《潜书》说：“蚕桑之利，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通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此以盛衰言之，并非谓绝对无有，不可拘泥）。甚矣民之惰也。”大概中国文化，各地不齐，农民愚陋，只会蹈常习故。便是士和工商亦然。所以全国各地，风气有大相悬殊的。

《日知录》说：“华阴王宏撰著议，以为延安一府，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又引《盐铁论》说：“边民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夏不释褐，冬不离窟。”崔寔《政论》说：“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顾氏说：“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妇人出草，则穿纸袴。”可见有许多地方，荒陋的情形，竟是古今一辙。此等情形，昔人多欲以补救之法，责之官吏，间亦有能行之的。如清乾隆时，陈宏谋作陕西巡抚。曾在西安、三原、凤翔设蚕馆、织局，招南方机匠为师，又教民种桑。桑叶、茧丝，官家都许收买，使民节节得利，可以踊跃从事，即其一例。但究不能普遍。今后交通便利，资本的流通，遍及穷乡僻壤，此等情形，必将渐渐改变了。

林政，愈到后世而愈坏。古代的山林，本是公有的，使用有一定的规则，如《礼记·王制》说“草木黄落，然后入山林”。抑或设官管理，如《周官》的林衡。又古代列国并立，务于设险，平地也有人造的森林，如《周官》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后世此等事都没有了。造林之事极少，只是靠天然的使用，所以愈开辟则林木愈少。

如《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人民都住在板屋里。又如近代，内地的木材出于四川、江西、贵州，而吉、黑两省，为全国最大的森林区域，都是比较上少开辟的地方。

林木的阙乏，积极方面，由于国家不知保护森林，更不知造林之法。如清朝梅曾亮，有《书棚民事》一篇。他说当他替安徽巡抚董文恪做行状时，遍览其奏议，见其请准棚民开山的奏折，说棚民能攻苦食淡于崇山峻岭、人迹不通之处，开种旱谷，有裨民食，和他告讦的人，都是溺于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田，保一棺之土的，其说必不可听。

梅氏说：“予览其说而是之。”又说：“及予来宣城，问诸乡人，则说：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缓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灌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其情形就大不然了。”

梅氏说：“予亦闻其说而是之。”又说：“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于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决。而当时或不之知，或作依违之论。可见昔人对于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彻。自然不知保护，更说不到造林；历代虽有课民种桑枣等法令，亦多成为具文了。消极方面，则最大的为兵燹的摧残，而如前述开垦时的滥伐，甚至有放火焚毁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

渔猎畜牧，从农业兴起以后，就不被视为主要的事业。其中唯田猎因和武事有关，还按时举行，借为阅习之用。渔业则被视为鄙事，为人君所弗亲。观《左传》隐公五年所载臧僖伯谏观渔之辞可见。牧业，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养的，亦仅以供祭祀之用。只有马是和军事、交通都有关系的，历代视之最重，常设“苑”“监”等机关，择适宜之地，设官管理。其中如唐朝的张万岁等，亦颇有成绩。然能如此的殊不多。以上是就官营立论。至于民间，规模较大的，亦恒在缘边之地。

如《史记·货殖列传》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又如《后汉书·马援传》说，援亡命北地，因留畜牧，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内地民家，势不能有大规模的畜牧。然苟能家家畜养，其数亦必不少。如《史记·平准书》说，武帝初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元朔六年，卫青、霍去病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汉书·匈奴列传》。颜师古《注》：“私负衣装者，及私将马从者，皆非公家发与之限。”），实在是后世所少见的。

民业虽由人民自营，然和国家的政令，亦有相当的关系。唐玄宗开元九年，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敢匿与互市者罪之。《明实录》言：永乐元年，七月，上谕兵部臣曰：“比闻民间马价腾贵，盖禁民不得私畜故也。其榜谕天下，听军民畜马勿禁。”（据《日知录·马政》条）然则像汉朝，不但无畜马之禁，且有马复令者（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见《食货志》），民间的畜牧，自然要兴盛了。但这只能藏富于民，大规模的畜牧，还是要在边地加以提倡的。

《辽史·食货志》述太祖时畜牧之盛，“括富人马不加多，赐大小鹘军万余匹不加少”。又说：“自太宗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群不下千匹。”此等盛况，各个北族盛时，怕都是这样的，不过不能都有翔实的记载罢了。此其缘由：（一）由于天时地利的适宜；（二）亦由其地尚未开辟，可充牧场之地较多。分业应根据地理。蒙、新、青、藏之地，在前代或系域外，今则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设法振兴，不可不极端努力了。

渔税，历代视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关于渔业的记载亦较少。然古代庶人，实以鱼鳖为常食（见第十三章）。《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地潟卤，人民寡，太公实以通鱼盐为致富的一策。这或是后来人的托辞，然春秋战国时，齐国渔业的兴盛，则可想见了。

《左传》昭公三年，晏子说陈氏厚施于国，“鱼盐蜃蛤，弗加于海”（谓不封禁或收其税）。汉耿寿昌为大司农，增加海租三倍（见《汉书·食货志》）。可见缘海河川，渔业皆自古即盛。此等盛况，盖历代皆然。不过“业渔者类为穷海、荒岛、河上、泽畔居民，任其自然为生。内地池畜鱼类，一池一沼，只供文人学士之徜徉，为诗酒闲谈之助。所以自秦汉至明，无兴革可言，亦无记述可见”罢了（采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说，商务印书馆本）。然合沿海及河湖计之，赖此为生的，何止千万？

组织渔业公司，以新法捕鱼，并团结渔民，加以指导保护等，均起于清季。国民政府对此尤为注意，并曾豁免渔税，然成效尚未大著。领海之内，时时受人侵渔。公元1937年，中日战事起后，沿海多遭封锁，渔场受侵夺，渔业遭破坏的尤多。

狭义的农业，但指种植而言。广义的，则凡一切取得物质的方法，都包括在内，矿业，无疑也是广义农业的一部分了。《管子·地数篇》说：“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我们据此，还可想见矿业初兴，所采取的，只是流露地表的自然金属。然《管子》又说：“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荣”即今所谓矿苗，则作《管子》书时，已知道勘察矿苗之法了。

近代机器发明以来，煤和铁同为生产的重要因素。在前世，则铁较重于煤。至古代，因为技术所限，铜尤要于铁。然在古代，铜的使用，除造兵器以外，多以造宝鼎等作为玩好奢侈之品，所以《淮南子·本经篇》说：“衰世镌山石，锲金玉，擿蚌蜃，销铜铁，而万物不滋。”将铜铁和金玉、蚌蜃（谓采珠）同视。然社会进化，铁器遂日益重要。

《左传》僖公十八年，“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可见是时的兵器，还以南方为利。兵器在后汉以前，多数是用铜造的（参看《日知录·铜》条）。然盐、铁，《管子》书已并视为国家重要的财源（见第八章），而《汉书·地理志》说，江南之俗，还是“火耕水耨”。可见南方的农业，远不如北方的发达。

古代矿业的发明，一定是南先于北。所以蚩尤尸作兵之名。然到后来，南方的文明程度，转落北方之后，则实以农业进步迟速之故。南方善造铜兵，北方重视铁铸的农器，正可为其代表。管子虽有盐铁国营之议，然铁矿和冶铸，仍入私人之手。只看汉世所谓“盐铁”者（此所谓盐铁，指经营盐铁事业的人而言），声势极盛，而自先秦时代残留下来的盐官、铁官，则奄奄无生气可知。后世也还是如此。国家自己开的矿是很少的。民间所开，大抵以金属之矿为多。采珠南海有之。玉多来自西域。

工业，在古代，简单的是人人能做的，其较繁难的，则有专司其事的人。此等人，大抵由于性之所近，有特别的技巧。后来承袭的人，则或由社会地位关系，或由其性之所近。《考工记》所谓“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此等专门技术，各部族的门类，各有不同。在这一部族，是普通的事，人人会做的，在另一部族，可以成为专门之技。所以《考工记》说：“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谓无专制此物之人）又说：“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言非无镈其物），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函，秦之庐，胡之弓车说亦同。此等规模，该是古代公产部族，相传下来的。

后世的国家沿袭之，则为工官。《考工记》的工官有两种：一种称某人，一种称某氏。称某人的，当是技术传习，不以氏族为限的，称某氏的则不然。工用高曾之规矩，古人传为美谈。此由（一）古人生活恬淡，不甚喜矜奇斗巧。（二）又古代社会，范围窄狭，一切知识技能，得之于并时观摩者少，得之于先世遗留者多，所以崇古之情，特别深厚。（三）到公产社会专司一事的人，变成国家的工官，则工业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不能废督责，督责只能以旧式为标准。司制造的人，遂事事依照程式，以求免过（《礼记·月令》说：“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中庸》说：“日省月试，饩廪称事，所以来百工也。”可见古代对于工业督责之严）。（四）封建时代，人的生活是有等级的，也是规范的。竞造新奇之物，此两者均将被破坏。

所以《礼记·月令》说：“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荀子·王制》说：“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而《礼记·王制》竟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此等制度，后人必将议其阻碍工业的进步，然在保障生活的轨范，使有权力和财力的人，不能任意享用，而使其余的人，（甲）看了起不平之念；（乙）或者不顾财力，互相追逐，致以社会之生活程度衡之，不免流于奢侈，是有相当价值的，亦不可以不知道。即谓专就技巧方面立论，此等制度阻碍进步也是冤枉的。为什么呢？

社会的组织，暗中日日变迁，而人所设立的机关，不能与之相应，有用的逐渐变为无用，而逐渐破坏。这在各方面皆然，工官自亦非例外。（一）社会的情形变化了，而工官未曾扩充，则所造之物，或不足以给民用。（二）又或民间已发明新器，而工官则仍守旧规，则私家之业渐盛。（三）又封建制度破坏，被灭之国，被亡之家，所设立之机关，或随其国家之灭亡而被废，技术人员也流落了。如此，古代的工官制度，就破坏无余了。

《史记·货殖列传》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汉书·地理志》所载，至汉代尚存的工官，寥寥无几，都代表这一事实。《汉书·宣帝纪赞》，称赞它“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技巧工匠，自元成间鲜能及之”。陈寿《上诸葛氏集表》，亦称其“工械技巧，物究其极”（《三国蜀志·诸葛亮传》），实在只是一部分官制官用之物罢了，和广大的社会工业的进退，是没有关系的。当这时代，工业的进化安在呢？

世人每举历史上几个特别智巧的人、几件特别奇异之器，指为工业的进化，其实是不相干的。公输子能削竹木以为鹊，飞之三日不下（见《墨子·鲁问篇》《淮南子·齐俗训》），这自然是瞎说，《论衡·儒增篇》业经驳斥他了。然如后汉的张衡、曹魏的马钧、南齐的祖冲之、元朝的郭守敬（马钧事见《三国魏志·杜夔传》注，余皆见各史本传），则其事迹绝不是瞎说的。他们所发明的东西安在呢？崇古的人说：“失传了。这只是后人的不克负荷，并非中国人的智巧，不及他国人。”喜新的人不服，用滑稽的语调说道：“我将来学问够了，要做一部中国学术失传史。”（见从前北京大学所出的《新潮杂志》）其实都不是这一回事。

一种工艺的发达，是有其社会条件的。指南针，世界公认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代曾用以驾车，现在为什么没有？还有那且走且测量路线长短的记里鼓车，又到什么地方去了？诸葛亮改良连弩，马钧说：我还可以再改良，后来却不曾实行，连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不久也失传了。假使不在征战之世，诸葛亮的心思，也未必用之于连弩。假使当时魏蜀的争战，再剧烈些，别方面的势力，再均平些，竟要靠连弩以决胜负，魏国也未必有马钧而不用。假使魏晋以后，在商业上，有运巴蜀之粟，以给关中的必要，木牛流马自然会大量制造，成为社会上的交通用具的。不然，谁会来保存它？同理：一时代著名的器物，如明朝宣德、成化，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瓷器，为什么现在没有了？这都是工业发达的社会条件。还有技术方面，也不是能单独发达的。一器之成，必有互相连带的事物。如公输子以竹木为鹊，飞之三日，固然是瞎说。王莽时用兵，募有奇技的人。有人自言能飞。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飞数百步而坠（见《汉书·王莽传》），却绝不是瞎说的，其人亦不可谓之不巧。假使生在现在，断不能谓其不能发明飞机。然在当日，现今飞机上所用种种机械，一些没有，自然不能凭空造成飞行器具。所以社会条件不具备，技术的发展，而不依着一定的顺序，发明是不会凭空出现的。即使出现了，也只等于昙花一现。以为只要消费自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工艺自然会不断地进步，只是一个浅见。

工官制度破坏后，中国工业的情形，大概是这样的：根于运输的情形，寻常日用的器具，往往合若干地方，自成一个供求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制造的方法，和其所用的原料等，不必相同。所以各地方的物品，各有其特色。（一）此等工人，其知识，本来是蹈常习故的。（二）加以交换制度之下，商品的生产，实受销场的支配，而专司销售的商人，其见解，往往是陈旧的。因为旧的东西，销路若干，略有一定，新的就没有把握了。因此，商人不欢迎新的东西，工人亦愈无改良的机会。（三）社会上的风气，也是蹈常习故的人居其多数，所以其进步是比较迟滞的。至于特别著名的工业品，行销全国的，亦非没有。则或因（一）天产的特殊，而制造不能不限于其地。（二）或因运输的方便，别地方的出品，不能与之竞争。（三）抑或因历史上技术的流传，限于一地，如湖笔、徽墨、湘绣等，即其一例。

近代的新式工业，是以机制品为主的。自非旧式的手工业所能与之竞争。经营新式工业，既须人才，又须资本，中外初通时的工商家，自不足以语此，自非赖官力提倡不可。然官家的提倡，亦殊不得法。同治初年，制造局、造船厂等的设立，全是为军事起见，不足以语于实业。光绪以后所办的开平煤矿、甘肃羊毛厂、湖北铁厂、纱厂等，亦因办理不得其法，成效甚少。

外货既滔滔输入，外人又欲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利用我低廉的劳力，且省去运输之费。自咸丰戊午、庚申两约定后，各国次第与我订约，多提出此项要求。中国始终坚持未许。到光绪甲午和日本战败，订立《马关条约》，才不得已而许之。我国工业所受的压迫，遂更深一层，想挣扎更难了。然中国的民智，却于甲午之后渐开，经营的能力，自亦随之而俱进。

近数十年来，新兴的工业，亦非少数，惜乎兴起之初，未有通盘计划，而任企业之家人自为战，大多数都偏于沿江沿海。公元1937年战事起后，被破坏的，竟达70%。这亦是一个很大的创伤。然因此而（一）内地的宝藏，获得开发，交通逐渐便利。（二）全盘的企业，可获得一整个的计划，非复枝枝节节而为之。（三）而政治上对于实业的保障，如关税壁垒等，亦将于战后获得一条出路。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就要看我们怎样尽力奋斗了。

商业当兴起时，和后来的情形，大不相同。《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古代各部族最初孤立的情形。到后来，文化逐渐进步，这种孤立状况，也就逐渐打破了。

然此时的商人，并非各自将本求利，乃系为其部族做交易。部族是主人，商人只是伙友，盈亏都由部族担负，商人只是替公众服务而已。此时的生意，是很难做的。（一）我们所要的东西，哪一方面有？哪一方面价格低廉？（二）与人交换的东西，哪一方面要？哪一方面价格高昂？都非如后世的易于知道。（三）而重载往来，道途上且须负担危险。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实在是很可敬佩的。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别高。如郑国的弦高，能却秦师，即其一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此等情形，直到东西周之世，还有留遗。

《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的子产，对晋国的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开国之初，所以要带着一个商人走，乃是因为草创之际，必要的物品，难免阙乏，庚财（见第五章）、乞籴，都是不可必得的。在这时候，就非有商人以济其穷不可了。卫为狄灭，文公立国之后，要注意于通商（《左传》闵公二年），亦同此理。

此等商人，真正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朋友。然因社会组织的变迁，无形之中，却逐渐变作他们的敌人而不自知了。因为交换的日渐繁盛，各部族旧有的经济组织，遂不复合理，逐渐遭遇破坏。旧组织既破坏，而无新组织起而代之。人遂不复能更受社会的保障，其作业，亦非为社会而作，于是私产制度兴起了。

在私产制度之下，各个人的生活，是要自己设法的。然必不能物物皆自为而后用之。要用他人所生产的东西，只有（一）掠夺和（二）交换两种方法。掠夺之法，是不可以久的。于是交易大盛。然此时的交易，非复如从前行之于团体与团体之间，而是行之于团体之内的。人人直接交易，未免不便，乃渐次产生居间的人。一方面买进，一方面卖出，遂成为现在的所谓商业。非交易不能生活，非借居间的人不能交易，而商业遂稳操社会经济的机键。

在私产制度之下，人人的损益都是要自己打算的，各人尽量寻求自己的利益。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商人却处于可进可退的地位，得以最低价（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买进，最高价（只要消费者能够忍痛买）卖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如之何。所以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

商业初兴之时，只有现在所谓定期贸易。《易经·系辞传》说：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指示这一事实的。此等定期贸易，大约行之于农隙之时，收成之后。所以《书经·酒诰》说：农功既毕，“肇牵车牛远服贾”。《礼记·郊特牲》说：“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顺成之方，其蜡乃通”（蜡祭是行于十二月的。因此，举行定期贸易）。

然不久，经济愈形进步，交易益见频繁，就有常年设肆的必要了。此等商肆，大者设于国中，即《考工记》所说“匠人营国，面朝后市”。小者则在野田墟落之间，随意陈列货物求售，此即《公羊传》何《注》所谓“因井田而为市”（宣公十五年）。《孟子》所谓“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亦即此类，其说已见第八章了。《管子·乘马篇》说：“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可见商业和人民的关系，已密接而不可分离了。

古代的大商人，国家管理之颇严，《管子·揆度篇》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也是如此。这是规定设市的地点的。《礼记·王制》列举许多不鬻于市的东西。如（一）圭璧金璋，（二）命服命车，（三）宗庙之器，（四）牺牲，（五）锦文珠玉成器，是所以维持等级制度的。（六）奸色乱正色，（七）衣服饮食，是所以矫正人民的生活轨范的。（八）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广狭不中量，（九）五谷不时，（十）果实未熟，（十一）木不中伐，（十二）禽兽鱼鳖不中杀，是所以维持社会的经济制度，并保障消费人的利益的。总之，商人的交易，受着干涉的地方很多。《周官》司市以下各官，则是所以维持市面上的秩序的。

我们可想见，在封建制度之下，商人并不十分自由。封建政体破坏了，此等规则，虽然不能维持，但市总还有一定的区域。像现在通衢僻巷，到处可以自由设肆的事是没有的。北魏胡灵后时，税入市者人一钱，即其明证。《唐书·百官志》说：“市皆建标筑土为候。凡市日，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而散。”则市之聚集，仍有定期，更无论非市区了。现在设肆并无定地，交易亦无定时，这种情形，大约是唐中叶以后，逐渐兴起的。看宋朝人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著）、《武林旧事》（周密著）等书可见。到这地步，零售商逐渐增多，商业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亦就更形密切了。

商业初兴时，所运销的，还多数是奢侈品，所以专与王公贵人为缘。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史记·货殖列传》）。晁错说汉朝的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汉书·食货志》），即由于此。此等商人，看似势力雄厚，其实和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浅的。其厕身民众之间，做囤积和贩卖的工作的，则看似低微，而其和社会的关系，反较密切。因为这才真正是社会经济的机键。

至于古代的贱视商人，则（一）因封建时代的人，重视掠夺，而贱视平和的生产事业。（二）因当时的商业，多使贱人为之。如刁间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史记·货殖列传》）。此等风气，以两汉时代为最甚。后世社会阶级，渐渐平夷，轻视商人，亦就不如此之甚了。抑商则另是一事。轻商是贱视其人，抑商则敌视其业。因为古人视商业为末业，以为不能生利。又因其在社会上是剥削阶级，然抑商的政令，在事实上，并不能减削商人的势力。

国际间的贸易，自古即极兴盛。因为两国或两民族，地理不同、生产技术不同，其需要交易，实较同国同族人为尤甚。试观《史记·货殖列传》所载，凡和异国异族接境之处，商务无不兴盛（如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巴、蜀、上谷至辽东等），便可知道。汉朝尚绝未知西域为何地，而邛竹杖、蜀布，即已远至其地，商人的辗转贩运，其能力亦可惊异了。《史记·货殖列传》又说：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这许多，都是后来和外洋互市的商品（布当即棉布），可知海路的商业，发达亦极早。

中国和西域的交通，当分海、陆两路。以陆路论：《汉书·西域传》载杜钦谏止遣使报送罽宾使者的话，说得西域的路阻碍危险，不可胜言，而其商人竟能冒险而来。以海路论：《汉书·地理志》载中国人当时的海外航线，系自广东的徐闻出发；所经历的地方，虽难悉考，其终点黄支国，据近人所考证，即系印度的建志补罗（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编第一章）。其后大秦王安敦，自日南徼外，遣使通中国，为中欧正式交通之始。

两晋南北朝之世，中国虽然丧乱，然河西、交、广，都使用金银。当时的中国，是并不以金银为货币的，独此两地，金银获有货币的资格，即由于与外国通商之故。可见当中国丧乱时，中外的贸易，依然维持着。承平之世，特别如唐朝、元朝等，疆域扩张，声威远播之时，更不必说了。但此时所贩运的总带有奢侈品性质（如香药、宝货便是，参看第八章），对于普通人民的生活，关系并不深切。到近代产业革命以后，情形就全不相同了。

第十二章

货币

交换是现社会重要的经济结构，货币则是交换所借之以行的。所以货币制度的完善与否，和经济的发达、安定，都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货币制度，是不甚完善的。这是因为（一）中国的经济学说，注重于生产消费，而不甚注重于交换，于此部分，缺乏研究。（二）又疆域广大，各地方习惯不同，而行政的力量甚薄，不能控制之故。

中国古代，最普遍的货币，大约是贝。所以凡货财之类，字都从贝，这是捕鱼的民族所用。亦有用皮的，所以国家以皮币行聘礼，婚礼的纳征亦用鹿皮，这当是游猎民族所用。至农耕社会，才普遍使用粟帛。所以《诗经》说“握粟出卜”，又说“抱布贸丝”。珠玉金银铜等，都系贵族所需要。其中珠玉之价最贵，金银次之，铜又次之，所以《管子》说：“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国蓄》）古代的铜价，是比较贵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说当时的粜价，都是每石自二十文至八十文。当时的衡量，都约当现代五分之一。即当时的五石，约等于现在的一石（当时量法用斛，衡法称石，石与斛的量，大略相等），其价为一百文至四百文。汉宣帝时，谷石五钱，则现在的一石谷，只值二十五文。如此，零星贸易，如何能用钱？所以孟子问陈相：许行的衣冠械器，从何而来？陈相说：都是以粟易之（《孟子·滕文公上》）。而汉朝的贤良文学，说当时买肉吃的人，也还是“负粟而往，易肉而归”（《盐铁论·散不足篇》），可见自周至汉，铜钱的使用，并不十分普遍。

观此，才知道古人所以有许多主张废除货币的。若古代的货币使用，其状况一如今日，则古人即使有这主张，亦必审慎考虑，定有详密的办法，然后提出，不能说得太容易了。自周至汉，尚且如此，何况夏殷以前？

所以《说文》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汉书·食货志》说货币的状况：“自夏殷以前，其详靡记”，实在最为确实。《史记·平准书》说：“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平准书》本非《史记》原文，这数语又附著篇末，其为后人所窜入，不待言而可明了。

《汉书·食货志》又说：“大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函”即俗话钱眼的眼字），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辐，长四丈为匹。大公退，又行之于齐。”案：《史记·货殖列传》说：“管子设轻重九府。”《管晏列传》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所谓九府圜法，确系齐国的制度。但其事起于何时不可知。说是太公所立，已嫌附会，再说是太公为周所立，退而行之于齐，就更为无据了。

古代的开化，东方本早于西方。齐国在东方，经济最称发达。较整齐的货币制度，似乎就是起于齐国的。《管子·轻重》诸篇，多讲货币、货物相权之理，可见其时货币的运用，已颇灵活。《管子》虽非管仲所著，却不能不说是齐国的书。《说文》说“周而有泉”，可见铜钱的铸造，是起于周朝，而逐渐普遍于各地方的，并非一有铜钱，即各处普遍使用。

古代的铜钱，尚且价格很贵，而非普通所能使用，何况珠玉金银等呢？这许多东西，何以会与铜钱并称为货币？这是因为货币之始，乃是用之于远方，而与贵族交易的。

《管子》说：“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通典》引作七八千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国蓄》）又说：“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汤以庄山之金，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人之无卖子者。”（《山权数》）此等大批的买卖，必须求之于贵族之家。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会有大量的谷物存储（如《山权数篇》又言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于此，可悟古代商人，多与贵族交接之理，而珠玉金银等的使用，亦可无疑义了。

珠玉金银等，价均太贵，不适宜于普通之用。只有铜，价格稍贱，而用途极广，是普通人所钟爱，而亦是其所能使用的。铜遂发达而成普通的货币，具有铸造的形式。其价值极贵的，则渐以黄金为主，而珠玉等都被淘汰。

钱圜函方，一定是取象于贝的。所以钱的铸造，最初即具有货币的作用。其为国家因民间习惯用贝，又钟爱铜，而铸作此物，抑系民间自行制造不可知。观《汉书》轻重以铢四字，可见齐国的铜钱，轻重亦非一等。限制其轻重必合于铢的整数，正和限制布帛的长阔一样。则当时的钱，种类似颇复杂。观此，铜钱的铸造，其初似出于民间，若原出国家，则必自始就较整齐了。

此亦可见国家自能发动的事情，实在很少，都不过因社会固有的事物，从而整齐之罢了。到货币广行以后，大量的铸造，自然是出于国家。因为非国家，不能有这大量的铜。但这只是事实如此。货币不可私铸之理，在古代，似乎不甚明白的。所以汉文帝还放民私铸。

《汉书·食货志》说：“秦并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可见当时的社会，对于珠玉、龟贝、银锡等，都杂用为交易的媒介，而国家则于铜钱之外，只认黄金。这不可谓非币制的一进化。

《食货志》又说，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高后本纪》：二年，行八铢钱。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六年，行五分钱。应劭曰：“所谓荚钱者。文帝以五分钱太轻小，更作四铢钱。文亦曰半两。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是也。”案：既经铸造的铜钱，自与生铜不同。但几种货币杂行于市，民必信其重者，而疑其轻者；信其铸造精良者，而疑其铸造粗恶者，这是无可如何之事。古代货币，虽有多种并行，然其价格，随其大小而不齐，则彼此不会互相驱逐。

今观《汉书·食货志》说：汉行荚钱之后，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汉初虽有战争，并未至于白骨蔽野，千里无人烟，物价的昂贵，何得如此？况且物价不应同时并长。同时并长，即非物价之长，而为币价之跌，其理甚明。古一两重二十四铢。八铢之重，只得半两钱三分之二；四铢只得三分之一；而其文皆曰半两，似乎汉初货币，不管其实重若干，而强令其名价相等。

据此推测，汉初以为秦钱重难用，似乎是一个借口。其实是借发行轻货，以为筹款之策的。所以物价因之增长。其时又不知货币不可私铸之理。文帝放民私铸，看《汉书》所载贾谊的奏疏，其贻害可谓甚烈。汉武帝即位后，初铸三铢钱，又铸赤仄，又将鹿皮造成皮币，又用银锡造作白金三等，纷扰者久之。后来乃将各种铜钱取消，专铸五铢钱。既禁民私铸，并不许郡国铸造，而专令上林三官铸（谓水衡都尉属官均官、钟官、辨铜三令丞），无形中暗合货币学理。币制至此，始获安定。直至唐初，才另铸开元通宝钱。自此以前，历朝所铸的钱，都以五铢为文。五铢始终是最得人民信用的钱。

汉自武帝以后，币制是大略稳定的。其间唯王莽一度改变币制，为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金、银、龟、贝、钱、布为六名。钱布均用铜，故为五物。其值凡二十八等），然旋即过去。至后汉光武，仍恢复五铢钱。直至汉末，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然后钱法渐坏。自此经魏、晋、南北朝，政治紊乱，币制迄未整饬。其中最坏的，如南朝的鹅眼、环钱，至于“入水不沈，随手破坏”。其时的交易，则多用实物作媒介。和外国通商之处，则或兼用金银。如《隋书·食货志》说：梁初，只有京师及三吴、荆、郢、江、襄、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广全用金银。又说：陈亡之后，岭南诸州，多以钱米布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都是。直到唐初，铸开元通宝钱，币制才算复一整理。然不久私铸即起。

用金属作货币，较之珠玉布帛等，固然有种种优点，但亦有两种劣点。其（一）是私销私铸的无法禁绝。私铸，旧说以“不爱铜不惜工”敌之。即是使铸造的成本高昂，私铸无利可图。但无严切的政令以辅之，则恶货币驱逐良货币，既为经济上不易的原则，不爱铜、不惜工，亦徒使国家增加一笔消耗而已。至于私销，则简直无法可禁。其（二）为钱之不足于用。社会经济日有进步，交易必随之而盛。交易既盛，所需的筹码必多。然铜系天产物，开矿又极劳费，其数不能骤增。此系自然的原因。从人为方面论，历代亦从未注意于民间货币的足不足，而为之设法调剂，所以货币常感不足于用。

南北朝时，杂用实物及外国货币，币制的紊乱，固然是其一因，货币数量的缺乏，怕亦未尝非其一因。此等现象，至唐代依然如故。玄宗开元二十二年，诏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棉等。其余市买，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并用，违者科罪，便是一个证据。当这时代，纸币遂应运而生。纸币的前身是飞钱。《唐书·食货志》说：贞元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这固然是汇兑，不是纸币。然纸币就因之而产生了。

《文献通考·钱币考》说：初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人十六户主之。其后富人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寇瑊尝守蜀，乞禁交子。薛田为转运使，议废交子则贸易不便。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诏从其请。置交子务于益州。《宋史·薛田传》说：未报，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议。蜀人便之。《宋史·食货志》说：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三说互歧，未知孰是。总之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总是事实。一交为一缗，则为数较小，人人可以使用。以三年为一界，则为时较长，在此期间，即具有货币的效用，真可谓之纸币，而非复汇兑券了。然云废交子则贸易不便，则其初，亦是以搬运困难，而图借此以省费的。其用意，实与飞钱相类。所以说纸币，是从汇兑蜕化而出的。

交子务既由官置，交子遂变为官发的纸币。神宗熙宁间，因河东苦铁钱，置务于潞州。后又行之于陕西。徽宗崇宁时，蔡京又推行之于各处。后改名为钱引。其时唯闽、浙、湖、广不行。推行的区域，已可谓之颇广了。此种纸币，系属兑换性质。必须可兑现钱，然后能有信用。然当时已有滥发之弊。徽宗时，遂跌至一缗仅值钱数十。幸其推行的范围虽广，数量尚不甚多，所以对于社会经济，不发生甚大的影响。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令榷货务造关子。二十九年，户部始造会子。仍以三年为一界。行至十八界为止。第十九界，贾似道仍改造关子。南宋的交子，有展限和两界并行之弊。因之各界价格不等。宁宗嘉定四年，遂令十七、十八两界，更不立限，永远行使。这很易至于跌价。然据《宋史·食货志》：度宗咸淳四年，以近颁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会子，贯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准关子一，同现钱行使。此时宋朝已近灭亡，关子仅打七七折，较诸金朝，成绩好得多了。

金朝的行纸币，始于海陵庶人贞元二年。以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为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为小钞。当时说是铜少的权制。但（一）开矿既非易事；括民间铜器以铸；禁民间私藏铜器及运铜器出境，都是苛扰的事，铸钱因此不易积极进行。（二）当时亦设有铸钱的监，乃多毁旧钱以铸。新钱虽然铸出，旧钱又没有了。（三）既然钱钞并行，循恶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法则，人民势必将现钱收藏，新铸的钱，转瞬即行匿迹。因此，铜钱永无足时，纸币势必永远行使。然使发行得法，则纸币与铜钱并行，本来无害，而且是有益的。所以《金史·食货志》说：章宗即位之后，有人要罢钞法。有司说：“商旅利其致远，往往以钱买钞。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这话自是事实。有司又说：“止因有厘革之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限，令民得常用。”（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作《食货志》的人说：“自此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寖轻之。”

其实收敛和厘革，系属两事。苟能审察经济情形，不至滥发，虽无厘革之限何害？若要滥发，即有厘革之限，又何难扩充其每界印造之数，或数界并行呢？所以章宗时的有司，实在并没有错。而后来的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却是该负极大责任的。平时已苦钞多，宣宗南迁以后，更其印发无限。贞祐二年，据河东宣抚使胥鼎说，遂致每贯仅值一文。

钞法崩溃至此，业已无法挽救。铜钱则本苦其少，况经纸币驱逐，一时不能复出。银乃乘机而兴。案：金银用为交易的媒介，由来已久，读前文所述可见。自经济进步以后，铜钱既苦其少，又苦运输的困难，当这时候，以金银与铜相辅而行，似极便利。然自金末以前，讫未有人想到这个法子，这是什么理由呢？

原来货币是量物价的尺。尺是可有一，不可有二的。既以铜钱为货币，即不容铜钱之外，更有他种货币。（一）废铜钱而代以金银，固然无此情理。（二）将金银亦铸为货币，与铜钱严定比价，这是昔人想不到的。如此，金银自无可作货币的资格了。难者要说：从前的人，便没有专用铜钱。谷物布帛等，不都曾看作货币的代用品吗？这话固然不错。然在当时，金银亦何尝不是货币的代用品。不过其为用，不如谷物布帛的普遍罢了。

金银之用，为什么不如谷帛的普遍？须知价格的根源，生于价值。金银在现今，所以为大众所欢迎，是因其为交换之媒介既广且久，大家对它都有一种信心，拿出去就什么东西可以换到。尤其是现今世界各国，虽然都已用纸，而仍多用金银为准备。金银换到货币最为容易，且有定价，自然为人所欢迎。这是货币制度替金银造出的价值，并不是金银本身的自有价值。假使现在的货币，都不用金银做准备，人家看了金银，也不当它直接或间接的货币，而只当它货物。真要使用它的人，才觉得它有价值。如此，金银的价值必缩小，要它的人亦必减少，金银的用途，就将大狭了。

如此，便可知道自金末以前，为什么中国人想不到用金银作货币。因为价格生于价值，其物必先有人要，然后可作交易的媒介，而金银之为物，在从前是很少有人要的。因为其为物，对于多数人是无价值的（金银本身之用，不过制器具、供玩好，二者都非通常人所急）。

到金朝末年，经济的情形，又和前此不同了。前此货币紊乱之时，系以恶的硬币，驱逐良的硬币。此时则系以纸币驱逐硬币。

汉时钱价甚昂，零星交易，并不用钱，已如前述。其后经济进步，交易渐繁，货币之数，势必随公铸私造而加多。货币之数既多，其价格必日跌。于是零星贸易，渐用货币。大宗支付，转用布帛。铜钱为纸币驱逐以尽，而纸币起码是一百文，则零星贸易，无物可用了。势不能再回到古代的以粟易之，而布帛又不可尺寸分裂，乃不得已而用银。

所以银之起，乃是所以代铜钱供零星贸易之用的，并非嫌铜钱质重值轻，用之以图储藏和运输之便。所以到清朝，因铸钱的劳费，上谕屡次劝人民兼用银两，人民总不肯听。这个无怪其然。因为他们心目之中，只认铜钱为货币。储藏了银两，银两对铜钱涨价，固然好了，对铜钱跌价，他们是要认为损失的。他们不愿做这投机事业。

到清末，要以银为主币，铜为辅币，这个观念，和普通一般人说明，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从不了解有两种东西可以同时并认为货币。你对他说：以银为主币，铜为辅币，这个铜币，就不该把它看作铜，也不该把它看作铜币，而该看作银圆的几分之几，他们亦很难了解。这似乎是他们的愚笨，其实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因为既不看作铜，又不看作铜币，那么，为什么不找一种本无价值的东西，来作银圆的代表，而要找铜币呢？铜的本身是有价值的，因而是有价格的，维持主辅币的比价，虽属可能，究竟费力。何不用一张纸，写明铜钱若干文，派它去充个代表，来得直接痛快呢？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而且已经实行了，那便是飞钱、交子等物。

这一种事情，如能顺利发达，可使中国货币的进化，早了一千年。因为少数的交易用铜钱，多数的授受、嫌钱笨重的则以纸作钱的代表，如此，怎样的巨数，亦可以变为轻赍，而伸缩又极自由，较之用金银，实在合理许多。而惜乎国家攫取其发行之权，以济财政之急，把这自然而合理的进化拗转了。

于此，又可知道纸币之弊。黄金为什么不起而代之，而必代之以银。从前的人，都说古代的黄金是多的，后世却少了，而归咎于佛事的消耗（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都如此说），其实不然。王莽败亡时，省中黄金万斤为一匮者，尚有六十匮，其数为六十万斤。古权量当今五之一，则得今十二万斤，即一百九十二万两。中国人数，号称四万万。女子当得半数，通常有金饰的，以女子为多。假使女子百人之中，有一人有金饰，其数尚不及一两。现在民间存金之数，何止如此？

《齐书·东昏侯纪》，谓其“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这几句话，很可说明历史记载，古代金多，后世金少的原因。古代人民生活程度低，又封建之世，服食器用，皆有等差。平民不能僭越。珠玉金银等，民间收藏必极少。不但金银如此，怕铜亦是如此。

秦始皇的销兵，人人笑其愚笨。然汉世盗起，必劫库兵。后汉时羌人反叛，因归服久了，无复兵器，多执铜镜以象兵。可见当时民间兵器实不多。不但兵器不多，即铜亦不甚多。所以贾谊整理币制之策，是“收铜勿令布”。若铜器普遍于民间，亦和后世一样，用什么法子收之勿令布呢？铜尚且如此，何况金银？

所以古代所谓金多，并非金真多于后世，乃是以聚而见其多。后世人民生活程度渐高，服食器用，等差渐破，以朝廷所聚之数，散之广大的民间，就自然不觉其多了。

读史的人，恒不免为有明文的记载所蔽，而忽略于无字句处。我之此说，一定有人不信。因为古书明明记载汉时黄金的赏赐，动辄数十斤数百斤，甚且有至数千斤的，如何能不说古代的黄金，多于后世呢？但是我有一个证据，可以折服他。王莽时，黄金一斤值钱万，朱提银八两为一流，值钱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值钱千，则金价五倍于银。《日知录》述明洪武初，金一两等于银五两，则金银的比价，汉末与明初相同。我们既不见古书上有大量用银的记载，亦不闻佛法输入以后，银有大量的消耗，然则古书所载黄金大量使用之事，后世不见，并非黄金真少，只是以散而见其少，其事了然可见了。

大概金银的比价，在前代，很少超过十倍的。然则在金朝末年，社会上白银固多，黄金亦不甚少。假使用银之故，是嫌铜币的笨重，而要代之以质小值巨之物，未尝不可舍银而取金，至少可以金银并用。然当时绝不如此。这明明由于银之起，乃所以代铜钱，而非以与铜钱相权，所以于金银两者之中，宁取其价之较低者。于此，可见以金银铜三品，或金银二品，或银铜二品为货币，并非事势之自然。自然之势，是铜钱嫌重，即走向纸币一条路的。

金银两物，旧时亦皆铸有定形。《清文献通考》说：“古者金银皆有定式，必铸成币而后用之。颜师古注《汉书》，谓旧金虽以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犹今时吉字金锭之类。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铸为麟趾袅蹄之形，以易旧制。然则麟趾袅蹄，即当时金币式也。

汉之自选与银货，亦即银币之式。《旧唐书》载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是唐时银亦皆系铸成。”案：金属货币之必须铸造，一以保证其成色，一亦所以省秤量之烦。古代金银虽有定形，然用之必仍以斤两计，似乎其分量的重轻，并无一定。而其分量大抵较重，尤不适于零星贸易之用。《金史·食货志》说：“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每锭百贯，其不能代铜钱可知。章宗承安二年，因钞法既敝，乃思乞灵于银。改铸银，名承安宝货。自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钞二贯。公私同见钱行使，亦用以代钞本。后因私铸者多，杂以铜锡，寖不能行。五年，遂罢之。

宣宗时，造贞祐宝券及兴定宝泉，亦皆与银相权。然民间但以银论价。于是限银一两，不得超过宝泉三百贯（按宝泉法价，每二贯等于银一两）。物价在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此令既下，“商旅不行，市肆昼闭”。乃复取消。至哀宗正大间，民间遂全以银市易。《日知录》说：“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其时正值无钱可用的时候，其非用以与钱相权，而系以之代钱，显然可见了。

元明两朝，当开国之初，都曾踌躇于用钱、用钞之间。因铜的缺乏，卒仍舍钱而用钞。元初有行用钞，其制无可考。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宝钞。分十、二十、三十、五十、一百、二百、五百、一贯、二贯（此据《食货志》。《王文统传》云：中统钞自十文至二贯凡十等。疑《食货志》夺三百一等）。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分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两同白银一两，未曾发行。

至元十二年，添造厘钞。分一文、二文、三文三等。十五年，以不便于民罢。二十四年，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一等。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二贯等于银一两，二十贯等于金一两。武宗至大二年，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共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罢至大银钞，其中统、至元二钞，则终元世常行。案：元朝每改钞一次，辄准旧钞五倍，可见当其改钞之时，即系钞价跌至五分之一之时。

货币跌价，自不免影响于民生。所以“实钞法”实在是当时的一个大问题。元初以丝为钞本，丝价涨落太大，用作钞本，是不适宜的。求其价格变动较少的，自然还是金属。金属中的金银，都不适于零星贸易之用。厘钞及十文五文之钞，行用亦实不适宜。所以与其以金银为钞本，实不如以铜钱为钞本。元朝到顺帝至正年间，丞相脱脱，才有此议。下诏：以中统钞一贯，权铜钱一千，准至元钞二贯。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这实在是一个贤明的办法。然因海内大乱，军储赏犒，每日印造，不可数计。遂至“交料散满人间”，“人视之若敝楮”了。

明初，曾设局铸钱。至洪武七年，卒因铜之不给，罢铸钱局而行钞。大明宝钞，以千文准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后因钞价下落，屡次鬻官物，或税收限定必纳宝钞以收钞。然终于不能维持。至宣宗宣德三年，遂停止造钞。其时增设新税，或加重旧税的税额，专收钞而焚之。钞法既平之后，有些新税取消，税额复旧，有的就相沿下去了。钞关即是其中之一。自此租税渐次普遍收银，银两真成为通用的货币了。

主币可以用纸，辅币则必须用金属。因其授受繁，纸易敝坏，殊不经济。所以以铜钱与纸币并行，实最合于理想。元明两朝，当行钞之时，并不铸钱。明朝到后来，铸钱颇多，却又并不行钞了，清朝亦然。

顺康雍乾四朝，颇能实行昔人不爱铜不惜工之论。案：分厘在古代，本系度名而非衡名。衡法以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二十四铢为两。因其非十进，不便计算，唐朝铸开元通宝钱，乃以一两的十分之一，即二铢四累，为其一个的重量。宋太宗淳化二年，乃改衡法。名一两的十分之一为一钱，一钱的十分之一为一分，一分的十分之一为一厘。钱即系以一个铜钱之重为名。分厘之名，则系借诸度法的。依照历朝的成法，一个铜钱，本来只要重一钱。顺、康、雍、乾四朝所铸，其重量却都超过一钱以上，铸造亦颇精工。可谓有意于整顿币制了。惜乎于货币的原理未明，所以仍无成效可见。

怎样说清朝的货币政策，不合货币原理呢？

（一）货币最宜举国一律。这不是像邮票一般，过了若干时间，就不复存在的。所以邮票可以花样翻新，货币则不宜然。此理在唐朝以前，本来明白。所以汉朝的五铢钱，最得人民信用，自隋以前，所铸的铜钱，即多称五铢。唐初改铸开元通宝，大约是因当时钱法大坏，想与民更始的，揣度当时的意思，或者想以开元为全国唯一通行的钱。所以后世所铸的钱，仍系开元通宝（高宗的乾封泉宝、肃宗的乾元重宝、重轮乾元等，虽都冠之以年号，然皆非小平钱，当时不认为正式的货币）。不过其统一的目的，未能达到罢了。宋以后才昧于此理，把历朝帝王的年号，铸在铜钱之上。于是换一个皇帝，就可以有一种钱文（年号时有改变，则还可以不止一种）。货币形式的不统一，不是事实使然，竟是立法如此了。甚至像明朝世宗，不但铸嘉靖年号的铜钱，还补铸前此历朝未铸的年号。这不是把铜钱不看作全国的通货，而看作皇帝一个人的纪念品吗？若使每朝所铸的，只附铸一个年号，以表明其铸造的年代，而其余一切，都是一律，这还说得过去。而历代又不能然。清朝亦是如此。且历朝所铸的铜钱，重量时有出入。这不是自己先造成不统一吗？

（二）虽然如此，但得所铸的钱，不至十分恶劣，则在专制时代，即但以本朝所铸之钱为限，而禁绝其余的恶薄者，亦未始不可以小康。此即明代分别制钱和古钱的办法（明天启、崇祯间，括古钱以充废铜，以统一币制论，实在是对的），但要行此法，有一先决问题，即必须先使货币之数足用。若货币之数，实在不足于用，交易之间，发生困难，就无论何等恶劣的货币，人民也要冒险使用，禁之不可胜禁，添出整理的阻力来了。自明废除纸币以后，直至清朝，要把铜钱铸到人民够用，是极不容易办到的。当此之时，最好将纸币和铜钱相权。而明清皆不知出此，听任银铜并行。又不知规定其主辅的关系。在明朝，租税主于收银，铜钱时有禁令，人民怀疑于铜钱之将废，不敢收受，大为铜钱流通之害。清朝则人民认铜钱为正货，不愿收受银两。而政府想要强迫使用，屡烦文告，而卒不能胜。而两种货币，同时并行，还生出种种弊窦（如租税征收等）。不明经济原理之害，真可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了。

外国银钱的输入，并不始于近代。《隋书·食货志》说南北朝时河西交广的情形，已见前。《日知录》引唐韩愈《奏状》，说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说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张籍诗说：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宋史·仁宗纪》：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以银。《集释》说：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禁海之后，绝迹不见。

这可见外国货币之侵入，必限于与外国通商之时，及与外国通商之地。前此中外交通，时有绝续，又多限于一隅，所以不能大量侵入。到五口通商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外国铸造的货币，使用的便利，自胜于我国秤量的金银（其秤量之法，且不划一）。外国银圆，遂滔滔输入，而以西班牙、墨西哥两国为多。

中国的自铸，始于光绪十三年（广东总督张之洞所为）。重量形式，都模仿外国银圆，以便流通。此时铜钱之数，颇感不足。光绪二十七年，广东开铸铜元，因其名价远超于实价，获利颇多。于是各省竞铸铜元，以谋余利，物价为之暴腾。小平钱且为其驱逐以尽。民生大感困苦。光绪三十年，度支部奏厘定币制，以银圆为本位货币，民国初年仍之。其时孙文创用纸币之议，举国的人多不解其理论，非难蜂起。直到最近，国民政府树立法币制度，才替中国的货币，画一个新纪元。

第十三章

衣食

《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

这是古人总述衣食住的进化的。（一）古代虽无正确的历史，然其荦荦大端，应为记忆所能及。（二）又古人最重古。有许多典礼，虽在进化之后已有新的、适用的事物，仍必保存其旧的、不适用的，以资纪念。如已有酒之后，还要保存未有酒时的明水（见下），即其一例。此等典礼的流传，亦使人容易记忆前代之事。所以《礼运》这一段文字，用以说明古代衣食住进化的情形，是有用的。

据这一段文字，古人的食料共有两种：即（一）草木之实，（二）鸟兽之肉，（三）但还漏列了一种重要的——鱼。古人以鱼鳖为常食。《礼记·王制》说：“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又说：“六十非肉不饱。”《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则兽肉为贵者，老者之食。又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并举。《诗经·无羊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郑《笺》说：“鱼者，庶人之所以养也。今人众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公羊传》宣公六年，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均鱼为大众之食之征。此等习惯，亦必自隆古时代遗留下来的。

我们可以说：古人主要的食料有三种：（一）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猎，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二）在气候炎热、植物茂盛的地方，则食草木之实。衣的原料麻、丝，该也是这种地方发明的；（三）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

古代的食物虽有这三种，其中最主要的，怕还是第二种。因为植物的种类多，生长容易。《墨子·辞过篇》说：“古之民，素食而分处。”孙诒让《闲诂》说：“素食，谓食草木。素，疏之假字。疏，俗作蔬。”案：古“疏食”两字有两义：（一）是谷物粗疏的；（二）指谷以外的植物。《礼记·杂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辞曰：疏食也，不足以伤吾子。”《疏》曰：“疏粗之食，不可强饱，以致伤害。”是前一义。此所谓疏食，是后一义，因其一为谷物，一非谷物，后来乃加一草字头，以资区别。《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周官》太宰九职，八曰臣妾，聚敛疏材。《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蓏素食当十石。”《八观篇》云：“万家以下，则就山泽。”可见蔬食为古代重要的食料，到春秋战国时，还能养活很多的人口。

至于动物，则其数量是比较少的。饮血茹毛，现在只当作形容野蛮人的话，其实在古代确是事实。《义疏》引“苏武以雪杂羊毛而食之”，即其确证。隆古时代，苏武在北海边上的状况，绝不是常人所难于遭遇的。《诗经·豳风》：“九月筑场圃。”郑《笺》云：“耕治之以种菜茹。”《疏》云：“茹者，咀嚼之名，以为菜之别称，故书传谓菜为茹。”“菜”即今所谓蔬，乃前所释“疏食”中的第二义。后世的菜，亦是加以选择，然后种植的，吃起来并不费力。古代的疏食，则是向山林薮泽中，随意取得的野菜，其粗粗而有劳咀嚼，怕和鸟兽的毛，相去无几。此等事实，均逼着人向以人工生产食物的一条路上走。以人工生产食料，只有畜牧和耕种两法。畜牧须有适宜的环境，而中国无广大的草原（古代黄河流域平坦之地，亦沮洳多沼泽），就只有走向种植一路了。

古人在疏食时代的状况，虽然艰苦，却替后人创造了很大的福利。因为所吃的东西多了，所以知道各种植物的性质。我国最古的药书，名为《神农本草经》。《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此乃附会之辞，古所谓神农，乃农业两字之义，并非指姜姓的炎帝其人。《礼记·月令》说“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义即如此。《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义亦如此。《神农本草经》，乃农家推原草木性味之书，断非一个人的功绩。此书为中国几千年来药物学的根本。其发明，全是由于古代的人们，所吃的植物种类甚多之故。若照后世人的吃法，专于几种谷类和菜蔬、果品，便一万年，也不会发明什么《本草》的。

一方面因所食之杂，而发现各种植物的性质；一方面即从各种植物中，淘汰其不适宜于为食料的，而栽培其宜于作食物的。其第一步，系从各种植物中，取出谷类，作为主食品。其第二步，则从谷类之中，再淘汰其粗的，而存留其精的。所以古人说百谷，后来便说九谷，再后来又说五谷。到现在，我们认为最适宜的主食品，只有稻和麦两种了。

《墨子·辞过篇》说：“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吕氏春秋·审时篇》说：“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注》：四卫，四肢也），气不入，身无苛殃。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观此，便知农业的发明、进步，和人民的营养、健康，有如何重要的关系了。

古人所豢养的动物，以马、牛、羊、鸡、犬、豕为最普通，是为六畜（《周官》职方氏，谓之六扰。名见郑《注》）。马牛都供交通耕种之用，故不甚用为食料。羊的畜牧，需要广大的草地，也是比较贵重的。鸡、犬、豕则较易畜养，所以视为常食。

古人去渔猎时代近，男子畜犬的多。《管子·山权数》说：“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可见狗的畜养，和猪一样普遍。大概在古代，狗是男子所常畜，猪则是女子所畜的。

家字从“宀”从“豕”，后世人不知古人的生活，则觉其难于解释。若知道古代的生活情形，则解释何难之有？猪是没有自卫能力的，放浪在外，必将为野兽所吞噬，所以不得不造屋子给它住。这种屋子，是女子所专有的。所以引申起来，就成为女子的住所的名称了。

《仪礼·乡饮酒礼》记：“其牲狗。”《礼记·昏义》：“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可见狗是男子供给的肉食，猪是女子供给的肉食。后来肉食可以买卖，男子就有以屠狗为业的了。牛马要供给交通耕种之用，羊没有广大的草地可资放牧，这种情形，后世还是和古代一样的，狗却因距离游猎时代远，畜养的人少了，猪就成为通常食用的兽。

烹调方法的进步，也是食物进化中一种重要的现象。其根本，由于发明用火。而陶器制造的成功，也是很有关系的。《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注》云：“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捭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犹然。”此即今人所谓“石烹”。下文的《注》云：“炮，裹烧之也。燔，加于火上。烹，煮之镬也。炙，贯之火上。”其中只有烹，是陶器发明以后的方法。

据社会学家说：陶器的发明，实因烧熟食物时，怕其枯焦，涂之以土，此正郑《注》所谓裹烧。到陶器发明以后，食物煮熟时，又可加之以水，其质地，就更易融化。调味料亦可于取熟时同煮。烹调之法，就更易进行了。烹调之法，不但使（一）其味加美，亦能（二）杀死病菌，（三）使食物易于消化，与卫生是很有关系的。

饮食的奢侈，亦是以渐而致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贤良说：“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飨（熚当即捭字）。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昏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

“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媵腊、祭祀无酒肉。今闾巷县伯，阡陌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古者不粥纴（当作饪，熟食也），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可见汉代人的饮食，较古代为侈。

然《论衡·讥日篇》说：“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怕只抵得现在的一个上海市。《隋书·地理志》说：梁州、汉中的人，“性嗜口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肉”。其生活程度，就又非汉人所及了。

凡此，都可见得社会的生活程度，在无形中逐渐增高。然其不平均的程度，亦随之而加甚。《礼记·王制》说：“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玉藻》说：“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曲礼》说：“岁凶，年不顺成，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这都是公产时代同甘共苦的遗规。

然到战国时，孟子就以“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责备梁惠王了。我们试看《周官》的膳夫，《礼记》的《内则》，便知道当时的人君和士大夫的饮食，是如何奢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正不待盛唐的诗人，然后有这感慨了。

《战国·魏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昔人据此，遂以仪狄为造酒的人。然仪狄只是作酒而美，并非发明造酒。古人所谓某事始于某人，大概如此。看《世本作篇》，便可知道。酒是要用谷类酿造的（《仪礼·聘礼》注：“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粟次之。”）其发明，必在农业兴起之后。《礼记·礼运》说：“污尊而抔饮。”郑《注》说：“污尊，凿地为尊也。抔饮，手掬之也。”这明明是喝的水。《仪礼·士昏礼疏》引此，谓其时未有酒醴，其说良是。《礼运》《疏》说凿地而盛酒，怕就未必然了。《明堂位》说：“夏后氏尚明水，殷人尚醴，周人尚酒。”凡祭祀所尚，都是现行的东西，前一时期的东西。据此，则酿酒的发明，还在夏后氏之先。醴之味较酒为醇，而殷人尚醴，周人尚酒；《周官》酒正，有五齐、三酒、四饮，四饮最薄，五齐次之，三酒最厚，而古人以五齐祭，三酒饮；可见酒味之日趋于厚。读《书经》的《酒诰》、《诗经》的《宾之初筵》等篇，可见古人酒德颇劣。现在的中国人，却没有酗酒之习，较之欧美人，好得多了。

就古书看起来，古人的酒量颇大。《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说“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固然是讽喻之辞，然《考工记》说：“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五经异义》载《韩诗》说：古人的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礼》说：“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一豆就是一斗。即依《韩诗》说，亦得七升。古量法当今五之一，普通人亦无此酒量。案：《周官》浆人，六饮有凉。郑司农云：“以水和酒也。”此必古有此事，不然，断不能臆说的。窃疑古代献酬之礼，酒都是和着水喝的，所以酒量各人不同，而献酬所用的酒器，彼此若一。

刺激品次于酒而兴起的为茶。茶之本字为荼。《尔雅·释木》：“槚，苦荼。”《注》云：“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案：荼系苦菜之称。荼之味微苦。我们创造一句新的言语，是不容易的。遇有新事物须命名时，往往取旧事物和它相类的，小变其音，以为新名。在单音语盛行时，往往如此。而造字之法，亦即取旧字而增减改变其笔画，以为新字。如角甪、刀刁，及现在所造的“乒乓”等字皆其例。所以从荼字会孕育出茶的语言文字来（语言从鱼韵转入麻韵，文字减去一画）。

茶是出产在四川，而流行于江南的。《三国吴志·韦曜传》说：孙皓强迫群臣饮酒时，常密赐茶荈以当酒。《世说新语》谓王濛好饮茶。客至，尝以是饷之。士大夫欲诣濛，辄曰：今日有水厄。即其证。《唐书·陆羽传》说：“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则茶之风行全国，寖至推及外国，是从唐朝起的。

所以唐中叶后，始有茶税。然据《金史》说：金人因所需的茶，全要向宋朝购买，认为费国用而资敌。章宗承安四年，乃设坊自造，至泰和五年罢。明年，又定七品以上官方许食茶。据此，即知当时的茶，并不如今日的普遍。如其像现在一样，全国上下，几乎无人不饮，这种禁令，如何能立呢？

平话中《水浒传》的蓝本，是比较旧的。现行本虽经金圣叹改窜，究竟略存宋元时的旧面目。书中即不甚见饮茶，渴了只是找酒喝。此亦茶在宋元时还未如今日盛行的证据。《日知录》引唐綦毋《茶饮序》云：“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宋黄庭坚《茶赋》云：“寒中瘠气，莫甚于茶。”则在唐宋时，茶还带有药用的性质，其刺激性，似远较今日之茶为烈。古人之茶系煎饮，亦较今日的用水泡饮为烦。如此看来，茶的名目，虽今古相同，其实则大相殊异了。这该是由于茶的制法今古不同，所以能减少其有害的性质，而成为普遍的饮料。这亦是饮食进化的一端。

次于茶而兴起的为烟草。其物来自吕宋。名为菸，亦名淡巴菰（见《神农本草》），最初莆田人种之。王肱枕《蚓庵琐语》云：“烟叶出闽中，边上人寒疾，非此不治。关外至以一马易一觔。崇祯中，下令禁之。民间私种者问徒刑。利重法轻，民冒禁如故。寻下令：犯者皆斩。然不久，因军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予儿时尚不识烟为何物，崇祯末，三尺童子，莫不吃烟矣。”（据《陔余丛考》转引）据此，则烟草初行时，其禁令之严，几与现在的鸦片相等。烟草可治寒疾，说系子虚，在今日事极明白。军中病寒，不过弛禁的一借口而已。予少时曾见某书，说明末北边的农夫，有因吸烟而醉倒田中的（此系予十余龄时所见，距今几四十年，不能忆其书名。藏书毁损大半，仅存者尚在游击区中，无从查检）。在今日，无论旱烟、水烟、卷烟，其性质之烈，均不能至此。则烟草的制法，亦和茶一般，大有改良了。然因此而引起抽吸大烟，则至今仍贻害甚烈。

罂粟之名，始见于宋初的《开宝本草》。宋末杨士瀛的《直指方》，始云其壳可以治痢。明王玺《医林集要》，才知以竹刀刮出其津，置瓷器内阴干。每服用小豆一粒，空心温水化下，然皆以作药用。

俞正燮《癸巳类稿》云：“明四译馆同文堂外国来文八册，有译出暹罗国来文，中有进皇帝鸦片二百斤，进皇后鸦片一百斤之语。又《大明会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国贡物，暹罗、爪哇、榜葛剌三国，俱有乌香，即鸦片。”则明时此物确系贡品。所以神宗皇帝久不视朝，有疑其为此物所困的。然其说亦无确据。

今人之用作嗜好品，则实由烟草引起。清黄玉圃《台海使槎录》云：“鸦片烟，用麻葛同雅土切丝，于铜铛内煎成鸦片拌烟。用竹筒，实以棕丝，群聚吸之。索直数倍于常烟。”《雍正朱批谕旨》：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漳州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达私贩鸦片三十四斤，拟以军罪。臣提案亲讯。陈达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须之品，并不能害人。唯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则其时的鸦片，尚未能离烟草而独立。后来不知如何，单独抽吸，其害反十百倍于烟草了。

中国食物从外国输入的甚多。其中最重要的，自然当推蔗糖，其法系唐太宗时，得之于摩揭它的（见《唐书·西域传》）。此前的饴，是用米麦制的。大徐《说文》新附字中，始有糖字。字仍从米，释以饴而不及蔗，可见宋初蔗糖尚未盛行。北宋末，王灼撰《糖霜谱》，始备详其产地及制法。到现在，蔗糖却远盛于饴糖了。此外菜类如苜蓿，果品如西瓜等，自外国输入的还很多。现在不及备考。

中国人烹调之法，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言之最详。但调味之美和营养之佳良，系属两事，不可不知。又就各项费用在全体消费中所占的成分看，中国人对于饮食，是奢侈的。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说：国民的风气，侈居为上，侈衣次之，侈食为下。这亦是我国民不可不猛省的。

衣服的进化，当分两方面讲：一是材料；一是裁制的方法。《礼运》说“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只是古人衣服材料的一种。还有一种，是用草的。《礼记·郊特牲》说：“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诗经》：“彼都人士，台笠缁撮。”《毛传》：“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郑笺》：“台，夫须也。都人之士，以台为笠。”《左传》襄公十四年，晋人数戎子驹支道：“乃祖吾离，被苫盖。”《注》：“盖，苫之别名。”《疏》云：“言无布帛可衣，唯衣草也。”《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孙诒让《闲诂》说：“带茭，疑即《丧服》之绞带，亦即《尚贤篇》所谓带索。”案：《仪礼·丧服传》云：“绞带者，绳带也。”又《孟子·尽心上》：“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注》云：“屣，草履。”《左传》僖公四年，“共其资粮屝屦”。《注》云：“屝，草屦。”可见古人衣服冠履，都有用草制的。

大概古代渔猎之民，以皮为衣服的材料。所以《诗经·采菽》郑《笺》说黻道：“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参看下文）而后世的甲，还是用革制的。戴在头上的有皮弁，束在身上的有革带，穿在脚上的有皮屦（夏葛屦，冬皮屦，见《仪礼·士冠礼》《士丧礼》，履以丝为之，见《方言》）。农耕之民，则以草为衣服的材料。所以《礼记·郊特牲》说黄衣黄冠是野服。《禹贡》：扬州岛夷卉服，冀州岛夷皮服（岛当作鸟，《疏》言伪孔读鸟为岛可见）。观野蛮人的生活，正可知道我族未进化时的情形。

麻丝的使用，自然是一个大发明。丝的使用，起于黄帝元妃嫘祖，说不足信，已见上章。麻的发明，起于何时，亦无可考。知用麻丝之后，织法的发明，亦为一大进步。《淮南子·汜论训》说：“伯余之初作衣也，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领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手经指挂，是断乎不能普遍的。织法的发明，真是造福无穷的了。但其始于何时，亦不可考。

丝麻发明以后，皮和草的用途，自然渐渐地少了。皮的主要用途只是甲。至于裘，则其意不仅在于取暖，而兼在于美观。所以古人的着裘，都是把毛着在外面，和现在人的反着一样（《新序·杂事》：“虞人反裘而负薪，彼知惜其毛，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外面罩着一件衣服，谓之裼衣。行礼时，有时解开裼衣，露出里面的裘来，有时又不解开，把它遮掩掉，前者谓之裼，后者谓之袭。借此变化，以示美观（无裼衣谓之“表裘”为不敬。之上，亦必加以禅衣谓之袗）。穷人则着毛织品，谓之褐。褐倒是专为取暖起见的。现在畜牧和打猎的事业都衰了，丝棉较皮货为贱。古代则不然。裘是比较普遍的，丝棉更贵。二十可以衣裘帛（《礼记·内则》），五十非帛不暖（《礼记·王制》）。庶人亦得衣犬羊之裘，即其明证。丝棉新的好的谓之“纩”，陈旧的谓之“絮”（见《说文》）。

现在衣服材料，为用最广的是木棉。其普遍于全国，是很晚的。此物，《南史·林邑传》谓之吉贝，误为木本。《新唐书》作古贝，才知为草本。《南史》姚察门生送南布一端；白居易《布裘诗》：“桂布白似雪”，都是指棉布而言。但只限于交、广之域。宋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诗》：“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才推广到福建。《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江、江东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则推广到长江流域了。

其所以能推广，和纺织方法，似乎很有关系的。《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由妇人。陶宗仪《辍耕录》说：松江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其功甚难。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木棉岭南久有，然直至宋元间才推行于北方，则因无纺织之法，其物即无从利用，无利之可言了。所以农、工两业，是互相倚赖，互相促进的（此节略据《陔余丛考》）。

衣服裁制的方法：最早有的，当即后来所谓黻，亦作。此物在后来，是着在裳之外，以为美观的。但在邃初，则当系亲体的。除此之外，全身更无所有。所以《诗经·郑笺》说：“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衣服的起源，从前多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御寒，次之是蔽体。其实不然。古人冬则穴居，并不借衣服为御寒之具。至于裸露，则野蛮人绝不以为耻，社会学上证据甚多。

衣服的缘起，多先于下体，次及上体；又多先知蔽前，后知蔽后，这是主张衣服缘起，由于以裸露为耻者最大的证据。据现在社会学家的研究，则非由于以裸露为耻，而转系借装饰以相挑诱。因为裸露是人人所同，装饰则非人人所有，加以装饰，较诸任其自然，刺激性要重些。但蔽其前为韨，兼蔽其后即为裳了。裳而加以裤管（古人谓之襻）。短的谓之，长的谓之裤，所以《说文》称裤为胫衣，昔人所谓贫无裤，　还是有的，并非裸露。又古人的裤、裆都是不缝合的，其缝合的谓之穷裤，转系特别的（见《汉书·外戚传》）。这可见和裤，都是从裳变化出来的，裳在先，和裤在后。裳幅前三后四，都正裁。吉服襞绩（打裥）无数，丧服三襞绩（《仪礼·丧服郑》注）。着在上半身的谓之衣。其在内的：短的谓之襦。长的，有着（装棉），谓之袍，无着谓之衫。古代袍衫不能为礼服，其外必再加以短衣和裳。

戴在头上的，最尊重的是冕。把木头做骨子，外面把布糊起来，上面是玄色，下面是朱色。戴在头上，前面是低一些的。前有旒，据说是把五彩的绳，穿了一块块的玉，垂在前面。其数，天子是十二，此外九旒、七旒等，以次减杀。两旁有纩，是用黄绵，大如丸，挂在冕上面的，垂下来，恰与两耳相当。后来以玉代黄绵，谓之瑱。冕，当系野蛮时代的装饰，留遗下来的。所以其形状，在我们看起来，甚为奇怪，古人却以为最尊之服。

次于冕者为弁，以皮为之。其形状亦似冕。但无旒及纩等，戴起来前后平。冠是所以豢发的。其形状，同现在旧式丧礼中孝子戴的丧冠一样。中间有一个梁，阔两寸。又以布围发际，自前而后，谓之武。平居的冠，和武是连在一起的。否则分开，临时才把它合起来。又用两条组，连在武上，引至颐下，将它结合，是为缨。有余，就把它垂下来，当作一种装饰，谓之。冠不用簪，冕弁则用簪。簪即女子之笄，古人重露发，必先把“缁 ”套起来，结之为，然后固之以冠。冠用缨，冕弁则把一条组结在右笄上，垂下来，经过颐下，再绕上去，结在左笄上。

冠是成人的服饰，亦是贵人的服饰，所以有罪要免冠。至于今之脱帽，则自免胄蜕化而来。胄是武人的帽子，因为怕受伤之故，下垂甚深，几于把脸都遮蔽掉了，看不见。所以要使人认识自己，必须将胄免去。

《左传》哀公十六年，楚国白公作乱，国人专望叶公来救援。叶公走到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可见胄的作用。

现在的脱帽，是采用欧洲人的礼节。欧洲人在中古时代，战争是很剧烈的。免胄所以使人认识自己，握手所以表示没有兵器。后遂相沿，为寻常相见之礼。中国人模仿他，其实是无谓的。有人把脱帽写作免冠，那更和事实不合了。古代庶人是不冠的，只用巾。用以覆髻，则谓之帻。《后汉书·郭泰传》注引周迁《舆服杂事》说：“巾以葛为之，形如　，本居士野人所服。”《玉篇》：“幍，帽也。”《隋书·舆服志》：“，古野人之服。”则巾和帽是很相近的。

着在脚上的谓之袜。其初亦以革为之。所以其字从韦作韤。袜之外为屦。古人升堂必脱屦。脱屦则践地者为袜，立久了，未免汗湿，所以就座又必解袜。见《左传》哀公二十五年。后世解袜与否无文，然脱屦之礼，则相沿甚久。所以剑履上殿，看作一种殊礼。

《唐书》：棣王琰有两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于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则唐时入朝，已不脱履。然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镫，跣而鞍，实不合于古。则祭祀还是要脱履的。

大概跣礼之废，（一）由于靴之渐行；（二）由于席地而坐，渐变为高坐。古人亦有现在的绑腿，谓之偪，亦谓之邪幅，又谓之行縢。本是上路用的，然亦以之为饰。

宋绵初《释服》说“解袜则见偪。《诗》云：邪幅在下，正是燕饮而跣以为欢之时”，则偪着在袜内。《日知录》说：“今之村民，往往行縢而不袜，古人之遗制也。吴贺邵美容止，常着袜，希见其足，则汉魏之世，不袜而见足者尚多。”又说“袜”字的从衣，始见于此，则渐变而成今日的“袜”了。窃疑袜本亦田猎之民之服，农耕之民，在古代本是跣足的。中国文化，本来起自南方，所以行礼时还必跣。

衣服的初兴，虽非以蔽体为目的，然到后来，着衣服成了习惯，就要把身体的各部分，都遮蔽起来，以为恭敬了。所以《礼记》的《深衣篇》说：“短毋见肤。”做事以短衣为便，今古皆然。

古代少者贱者，是多服劳役的。《礼记·曲礼》说：“童子不衣裘裳。”《内则》说：“十年，衣不帛，襦裤。”襦就是短衣，裤就是不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师己述童谣，说“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褰即是裤（《说文》）。此皆服劳役者不着裳之证。然襦裤在古人，不能算作礼服，外必加之以裳。既然如此，自以照现在人的样子，于襦裤之外，罩上一件长衫为便。然古人习于衣裳袍衫之外，亦必加之以裳。于是从古代的衣裳，转变到现在的袍衫，期间必以深衣为过渡。

深衣的意思，是和现在的女子所着的衣裙合一的衣服差不多的。形式上是上衣下裳，实则缝合在一起。它的裳分为十二幅，前后各六。中间四幅对开。边上两幅斜裁，成两三角形。尖端在上。所以其裳之下端与上端（腰间）是三与二之比。如此，则不须襞绩，自亦便于行动了。深衣是白布做的，却用镶边，谓之纯。无纯的谓之褴褛，尤为节俭。士以上别有朝祭之衣，庶人则即以深衣为吉服。未成年者亦然。

所以戴德《丧服·变除》说：“童子当室（为父后），其服深衣不裳。”然自天子至于士，平居亦都是着一件深衣的。这正和现在的劳动者平时着短衣，行礼时着袍衫，士大夫阶级，平时着袍衫，行礼时别有礼服一样。然古人苟非极隆重的典礼，亦都可以着深衣去参与的。所以说“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礼记·深衣》）。民国以来，将平时所着的袍和马褂，定为常礼服。既省另制礼服之费，又省动辄更换之烦，实在是很合理的。

《仪礼·士丧礼》疏，谓上下通直，不别衣裳者曰“通裁”，此为深衣改为长袍之始。然古人用之殊不广。后汉以后，始以袍为朝服。《续汉书·舆服志》说：若冠通天冠，则其服为深衣服。有袍，随五时色。刘昭《注》云：“今下至贱吏、小史，皆通制袍，禅衣，舁缘领袖为朝服。”《新唐书·车服志》：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胯者名曰缺胯，庶人服之。”据此，则深衣与袍衫之别，在于有缘无缘。其缺胯，就是现在的袍衫了。

任大椿《深衣释例》说：“古以殊衣裳者为礼服，不殊衣裳者为燕服。后世自冕服外，以不殊衣裳者为礼服，以殊衣裳者为燕服。”此即所谓裙襦。妇人以深衣之制为礼服，不殊衣裳。然古乐府《陌上桑》云：“湘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则襦与裳亦各别。然仍没有不着裳的。隋唐以来，乃有所谓裤褶（《急就篇》注云：“褶，其形若袍，短身广袖。”）。天子亲征及中外戒严时，百官服之，实为戎服。

曾三异《同话录》云：“近岁衣制，有一种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名曰貉袖。起于御马院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以其便于控驭也。”此即今之马褂。《陔余丛考》说：就是古代的半臂。《三国魏志·杨阜传》说：明帝着帽，披绫半袖，则其由来已久。《玉篇》说：襔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宋书·薛安都传》载他着绛衲两当衫，驰入贼阵。《隋书·舆服志》：诸将军侍从之服，有紫衫金玳瑁装襔裆甲，紫衫金装襔裆甲，绛衫银装襔裆甲。《宋史·舆服志》：范质议：《开元礼》：武官陪立大仗，加螣蛇襔裆甲，《陔余丛考》说：就是今演剧时将帅所披金银甲。案：现在我们所着，长不过腰，而无两袖的，北方谓之坎肩，南方有若干地方，谓之马甲。大概系因将帅服之之故。宋人谓之背子（见《石林燕语》）。

衣服不论在什么时代，总是大同小异的。强人人之所好，皆出于同，自然绝无此理。何况各地方的气候，各种人的生活，还各有不同呢！但衣服既和社交有关，社会亦自有一种压力。少数的人，总要改从多数的。昔人所谓“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其间别无他种理由可言。

《礼记·王制》：“关执禁以讥，禁异服，察异言。”其意乃在盘诘形迹可疑的人，并不在于划一服饰。《周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六曰同衣服，意亦在于禁奢，非强欲使服饰齐一。服饰本有一种社会压力，不会大相悬殊的。至于小小的异同，则无论何时，皆不能免。

《礼记·儒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观此数语，衣服因地方、阶级，小有异同，显然可见。降逮后世，叔孙通因高祖不喜儒者，改着短衣楚制（见《史记》本传）。《盐铁论》载桑弘羊之言，亦深讥文学之儒服（见《相刺篇》《刺议篇》），可见其情形还是一样的。因为社会压力，不能施于异地方和异阶级的人。然及交通进步，各阶级的交往渐多，其压力，也就随之而增大了。所以到现代，全世界的服饰，且几有合同而化之观。

日本变法以后，几于举国改着西装。中国当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亦有改服饰之议，因政变而未成。后来自刻《戊戌奏稿》，深悔其议之孟浪，而自幸其未果行。在所著《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尤极称中国服饰之美。其意是（一）中国的气候，备寒、温、热三带，所以其材料和制裁的方法，能适应多种气候，合于卫生。（二）丝织品的美观，为五洲所无。（三）脱穿容易。（四）贵族平民，服饰有异，为中西之所同。中国从前，平民是衣白色的。欧洲则衣黑色。革命时，欧人疾等级之不平，乃强迫全国上下，都着黑色。中国则不然。等级渐即平夷，采章遂遍及于氓庶。质而言之：西洋是强贵族服平民之服，中国则许平民服贵族之服。所以其美观与否，大相悬殊。这一点，西人亦有意见相同的。

公元1912年，议论服制时，曾有西人作论载诸报端，说西方的服饰，千篇一律，并无趣味，劝中国人不必模仿。我以为合古今中外而观之，衣服不过南北两派。南派材料轻柔，裁制宽博。北派材料紧密，裁制狭窄。这两派的衣服，本应听其并行；且折中于两者之间，去其极端之性的。欧洲衣服，本亦有南北两派。后来改革之时，偏重北派太甚了。中国则颇能折两者之中，保存南派的色彩较多。以中西的服饰相较，大体上，自以中国的服饰为较适宜。现在的崇尚西装，不过一时的风气罢了。

中国的衣服，大体上可谓自行进化的。其仿自外国的，只有靴。《广韵》八戈引《释名》，说“靴本胡服，赵武灵王所服”。《北史》载慕容永被擒，居长安，夫妻卖靴以自活。北齐亡后，妃嫔入周的亦然。可见南北朝时，汉人能制靴者尚少，其不甚用靴可知。然唐中叶以后，朝会亦渐渐地穿靴，朱文公《家礼》，并有襕衫带靴之制了。《说文》：“鞮，革履也。”《韵会》引下有“胡人履连胫，谓之络缇”九字。此非《说文》之文，必后人据靴制增入。然可悟靴所以广行之故。因为连胫，其束缚腿部较紧，可以省却行縢。而且靴用革制，亦较能抵御寒湿，且较布制者，要坚固些（此以初兴时论，后来靴亦不用革）。

古代丧服，以布之精粗为度，不是讲究颜色的。素服则用白绢（见《诗经·棘人》疏）。因为古代染色不甚发达，上下通服白色，所以颜色不足为吉凶之别。后世彩色之服，行用渐广，则忌白之见渐生。宋程大昌《演繁露》说：“《隋志》：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隋时以白通为庆吊之服。国子生亦服白纱巾。晋人着白接篱，窦苹《酒谱》曰：接篱，巾也。南齐桓崇祖守寿春，着白纱帽，肩舆上城。今人必以为怪。古未有以白色为忌也。郭林宗遇雨垫巾，李贤《注》云：周迁《舆服杂事》曰：巾以葛为之，形如。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其巾乃废。今国子学生服焉，以白纱为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

“《乐府白纻歌》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今世人丽妆，必不肯以白纻为衣。古今之变，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其下服如裙、襦、袜皆以白。视朝听讼，燕见宾客，皆以进御。然其下注云：亦用乌纱。则知古制虽存，未必肯用，习见忌白久矣。”读此，便知忌白的由来。案：染色之法，见于《周官》天官染人，地官染草，及《考工记》锺氏，其发明亦不可谓不早。但其能普遍于全社会，却是另一问题。

绘绣之法，见《书经·皋陶谟》（今本《益稷》）《疏》。昔人误以绘为画。其实绘之本义，乃谓以各色之丝，织成织品。见于宋绵庄《释服》，其说是不错的。染色、印花等事，只要原料减贱，机器发明，制造容易，所费人工不多，便不得谓之奢侈。唯有手工，消费人工最多，总是奢侈的事。现在的刺绣，虽然是美术，其实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天下无衣无褐的人，正多着呢。

第十四章

住行

住居，亦因气候地势的不同，而分为巢居、穴居两种。

《礼运》说：“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见上章）《孟子》亦说：“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孟子·滕文公下》）大抵温热之地为巢，干寒之地，则为营窟。巢居，现在的野蛮人，犹有其制。乃将大树的枝叶，接连起来，使其上可以容人，而将树干凿成一级一级的，以便上下。亦有会造梯的。人走过后，便将梯收藏起来。《淮南子·本经训》所谓“托婴儿于巢上”，当即如此。后来会把树木砍伐下来，随意植立，再于其上横架许多木材，就成为屋子的骨干。

穴居又分穴、两种：（一）最初当是就天然的洞窟，匿居其中。（二）后来进步了，则能于地上凿成一个窟窿，而居其中，此之谓穴。古代管建设的官，名为司空，即由于此。（三）更进，能在地面上把土堆积起来，堆得像土窑一般，而于其上开一个窟窿，是之谓，亦作复。再进化而能版筑，就成为墙的起源了。以栋梁为骨骼，以墙为肌肉，即成所谓宫室。所以直至现在，还称建筑为土木工程。

中国民族，最初大约是湖居的。（一）水中可居之处称洲，人所聚居之地称州，“州”“洲”虽然异文，实为一语，显而易见（古“州”“岛”同音，洲字即岛字）。（二）古代有所谓明堂，其性质极为神秘。一切政令，都自此而出（读惠栋《明堂大道录》可见）。阮元说：这是由于古代简陋，一切典礼，皆行于天子之后，后乃礼备而地分（《揅经室集明堂说》），这是不错的。《史记·封禅书》载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名为昆仑，正是岛居的遗像。明堂即是大学，亦称辟雍。“辟”“壁”同字，正谓水环宫垣。雍即今之壅字，壅塞、培壅，都指土之增高而言，正像湖中岛屿。（三）《易经》泰卦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尔雅·释言》：“隍，壑也。”壑乃无水的低地。意思还和环水是一样的。然则不但最初的建筑如明堂者，取法于湖居，即后来的造城，必环绕之以壕沟，还是从湖居的遗制，蜕化而出的。

文化进步以后，不借水为防卫，则能居于大陆之上。斯时借山以为险阻。读第四、第八、第九三章，可见。章炳麟《太炎文集》有《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可以参考。再进步，则城需造在较平坦之地，而借其四周的山水以为卫，四周的山水是不会周匝无缺的，乃用人工造成土墙，于其平夷无险之处，加以补足，是之谓郭。郭之专于一面的，即为长城。城是坚实可守的，郭则工程并不坚实，而且其占地太大，必不能守。所以古代只有守城，绝无守郭之事。即长城亦是如此。

中国历代，修造长城，有几个时期。（一）为战国以前。齐国在其南边，造有长城，秦、赵、燕三国，亦在北边造有长城。后来秦始皇把它连接起来，就是俗话所称为“万里长城”的。此时南方的淮夷、北方的匈奴，都是小部落。到汉朝，匈奴强大了，入塞的动辄千骑万骑，断非长城所能御；而前后两呼韩邪以后，匈奴又宾服了，所以终两汉四百年，不闻修造长城。魏晋时，北方丧乱，自然讲不到什么远大的防御规模。拓跋魏时，则于北边设六镇，借兵力以为防卫，亦没有修造长城的必要。（二）然至其末年，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隋代遂屡有修筑。此为修造长城的第二时期。隋末，突厥强大了，又非长城所能御。后来的回纥、契丹亦然。所以唐朝又无修筑长城之事。（三）契丹亡后，北方的游牧部族，不能统一，又成小小打抢的局面。所以金朝又要修造一道边墙，从静州起，迤逦东北行，达女真旧地。此为修造长城的第三时期。元朝自然毋庸修造长城。（四）明时，既未能将蒙古征服，而蒙古一时亦不能统一。从元朝的汗统断绝以后，至达延汗兴起以前，蒙古对中国，并无侵犯，而只有盗塞的性质，所以明朝又修长城，以为防卫。现代的长城，大概是明朝遗留下来的。

总而言之，小小的寇盗，屯兵防之，未免劳费，无以防之又不可。造长城，实在是最经济的方法。从前读史的人，有的称秦始皇造长城，能立万世夷夏之防，固然是梦话。有的议论他劳民伤财，也是胡说的。晁错说秦朝北攻胡貉，置塞河上，只是指秦始皇时使蒙恬新辟之土。至于其余的长城，因战国时秦、赵、燕三国之旧缮修起来的，却并没有费什么工力。所以能在短时间之内，即行成功。不然，秦始皇再暴虐，也无法于短时间之内，造成延袤万余里的长城的。汉代的人，攻击秦朝暴虐的很多，未免言过其实，然亦很少提及长城的，就是一个证据。

古代的房屋，有平民之居和士大夫之居两种。士大夫之居，前为堂，后为室。室之左右为房。堂只是行礼之地，人是居于室中的（室之户在东南，牖在西南，北面亦有牖，谓之北牖。室之西南隅，即牖下，地最深隐，尊者居之，谓之奥。西北隅为光线射入之地，谓之屋漏。东北隅称宦。宦养也，为饮食所藏。东南隅称窔，亦深隐之义。室之中央，谓之中溜，为雨水所溜入。此乃穴居时代，洞穴开口在上的遗像。古之牖即今之窗，是开在墙上的。其所谓窗，开在屋顶上，今人谓之天窗）。平民之居，据晁错《移民塞下疏》说：“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汉书》注引张晏曰：“二内，二房也。”此即今三开间的屋。据此，则平民之居，较之士大夫之居，就是少了一个堂。这个到现在还是如此。士大夫之家，前有厅事，即古人所谓堂。平民之家无有。以中间的一间屋，行礼待客，左右两间供住居，即是一堂二内之制。简而言之，就是以室为堂，以房为室罢了。古总称一所屋子谓之“宫”。《礼记·内则》说：“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则一对成年的夫妻，就有一所独立的屋子。后世则不然。一所屋子，往往包含着许多进的堂和内，而前面只有一个厅事。这就是许多房和室，合用一个堂，包含在一个宫内，较古代经济多了。这大约因为古代地广人稀，地皮不甚值钱，后世则不然之故。又古代建筑，技术的关系浅，人人可以自为，士大夫之家，又可役民为之。后世则建筑日益专门，非雇人为之不可（《论衡·量知篇》：“能斫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坎，谓之土匠。”则在汉代，民间建筑，亦已有专门的人）。这亦是造屋的人，要谋节省的一个原因。

古人造楼的技术，似乎是很拙的。所以要求眺望之所，就只得于城阙之上。阙是门旁墙上的小屋。天子诸侯的宫门上，也是有的。因其可以登高眺远，所以亦谓之观。《礼记·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即指此。古所谓县法象魏者，亦即其地。“魏”与“巍”同字，大概因其建筑高，所以称之为“魏”。“象”字当本指法象言，与建筑无涉。因魏为县法之地，单音字变为复音词时，就称其地为“象魏”了。

《尔雅·释宫》：“四方而高曰台。有木者谓之榭。陕而修曲曰楼。”（陕同狭）《注》云：“台，积土为之。”榭是在土台之上，再造四方的木屋。楼乃榭之别名，不过其形状有正方修曲之异而已，这都是供游观眺望之所，并不是可以住人的。《孟子·尽心下》：“孟子之滕，馆于上宫。”赵《注》说：“上宫，楼也。”这句话恐未必正确。因为造楼之技甚拙，所以中国的建筑，是向平面发展，而不是向空中发展的。所谓大房屋，只是地盘大，屋子多，将许多屋连接而成，而两层、三层的高楼很少。这个和建筑所用的材料，亦有关系。因为中国的建筑，用石材很少，所用的全是土木，木的支持力固不大，土尤易于倾圮。炼熟的土，即砖瓦，要好些，然其发达似甚晚。

《尔雅·释宫》：“瓴甋谓之甓”“庙中路谓之唐”。“甓”即砖。《诗经·陈风》说“中唐有甓”，则砖仅用以铺路。其墙，大抵是用土造的。土墙不好看，所以富者要被以文锦。我们现在婚、丧、生日等事，以绸缎等物送人，谓之幛，还是这个遗俗；而纸糊墙壁，也是从此蜕化而来的。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说他蒸土以筑统万城，可见当时砖尚甚少。不然，何不用砖砌，而要临时蒸土呢？无怪古代的富者，造屋只能用土墙了。建筑材料，多用土木，和古代建筑的不能保存，也有关系。因为其不如石材的能持久。而用木材太多，又易于引起火患。前代的杭州，近代的汉口，即其殷鉴。

建筑在中国，是算不得发达的。固然，研究起世界建筑史来，中国亦是其中的一系（东洋建筑，有三大系统：（一）中国，（二）印度，（三）回教，见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商务印书馆本）。历代著名的建筑，如秦之阿房宫，汉之建章宫，陈后主的临春、结绮、望春三阁，隋炀帝的西苑，宋徽宗的艮岳，清朝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私家的园林等，讲究的亦属不少。然以中国之大言之，究系沧海一粟。建筑的技术，详见宋朝的《营造法式》、明朝的《天工开物》等书。虽然亦有可观，然把别种文明比例起来，则亦无足称道。此其所以然：

（一）因（甲）古代的造屋，乃系役民为之，滥用民力，是件暴虐的事。（乙）又古代最讲究礼，生活有一定的规范，苟非无道之君，即物力有余，亦不敢过于奢侈。所以政治上相传，以卑宫室为美谈，事土木为大戒。

（二）崇闳壮丽的建筑，必与迷信为缘。中国人对于宗教的迷信，是不深的。祭神只是临时设坛或除地，根本便没有建筑。对于祖宗的祭祀，虽然看得隆重，然庙寝之制，大略相同。后世立家庙等，亦受古礼的限制，不能任意奢侈。佛教东来，是不受古礼限制的，而且其教义很能诱致人使其布施财物。道家因之，亦从事于模仿，寺观遂成为有名的建筑，印度的建筑术，亦因此而输入中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一时亦呈相当的盛况。然此等迷信，宋学兴起以后，又渐渐地淡了。现在佛寺、道观虽多，较之缅甸、日本等国，尚且不逮。十分崇闳壮丽的建筑，亦复很少，不过因其多在名山胜地，所以为人所赞赏罢了。

（三）游乐之处，古代谓之苑囿。苑是只有草木的，囿是兼有禽兽的。均系将天然的地方，划出一区来，施以禁御，而于其中射猎以为娱，收其果实等以为利，根本没有什么建筑物。所以其大可至于方数十里（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见《孟子·梁惠王下》）。至于私家的园林，则其源起于园。园乃种果树之地，因于其间叠石穿池，造几间房屋，以资休憩，亦不是什么奢侈的事。后来虽有踵事增华，刻意经营的人，究竟为数亦不多，而且其规模亦不大。

以上均系中国建筑不甚发达的原因。揆厥由来，乃由于（一）政治的比较清明；（二）迷信的比较不深；（三）经济的比较平等。以物质文明言，固然较之别国，不免有愧色，以文化论，倒是足以自豪的。

朱熹说：“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个人的为学如是，社会的文化亦然。奢侈之弊，中国虽比较好些，然又失之简陋了。

《日知录·馆舍》条说：“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亭林的足迹，所至甚多，而且是极留心观察的人，其言当极可信。此等简陋苟且，是不能借口于节俭的。其原因安在呢？

亭林说：是由于“国家取州县之财，纤豪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以为（一）役法渐废，公共的建筑，不能征工，而必须雇工。（二）唐以前古市政的规制犹存，宋以后逐渐破坏（如第十一章所述，唐设市还有定地，开市还有定期，宋以后渐渐不然，亦其一证），亦是重要的原因。

从西欧文明输入后，建筑之术，较之昔日，可谓大有进步了；所用的材料亦不同，这确是文明进步之赐。唯住居与衣食，关系民生，同样重要。处处须顾及大多数人的安适，而不容少数人恃其财力，任意横行，和别种事情，也是一样的。

古代的居民，本来有一定的规划。《王制》所谓“司空执度以度地，居民山川沮泽（看地形），时四时（看气候）”。即其遗制。其大要，在于“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地”就是田。有多少田，要多少人种，就建筑多少人守卫所要的城邑和居住所需的房屋。据此看来，现在大都市中的拥挤，就是一件无法度而不该放任的事情了。宫室的等级和限制，历代都是有的（可参看《明史·舆服志》所载宫室制度）。依等级而设限制，现在虽不容仿效，然限制还是该有的。对外的观瞻，也并不系于建筑的侈俭。若因外使来游，而拆毁贫民住居的房子，这种行为，就要成为隋炀帝第二了。

讲宫室既毕，请再略讲室中的器用。室中的器用，最紧要的，就是桌椅床榻等。这亦是所以供人居处，与宫室同其功的。古人都席地而坐。其坐，略似今日的跪，不过腰不伸直。腰伸直便是跪，顿下便是坐。所以古礼跪而行之之时颇多。因为较直立反觉便利。其凭借则用几，据阮谌《礼图》，长五尺，广一尺，高一尺二寸（《礼记·曾子问》《疏》引）。较现在的凳还低，寝则有床。所以《诗经》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后来坐亦用床。所以《高士传》说：管宁居辽东，坐一木榻，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当膝处皆穿（《三国魏志》本传《注》引）。观此，知其坐亦是跪坐。

现在的垂足而坐，是胡人之习。从西域输入的。所坐的床，亦谓之胡床。从胡床输入后，桌椅等物，就渐渐兴起了。古人室中，亦生火以取暖。《汉书·食货志》说：“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颜师古说：“燎所以为明，火所以为温也。”这种火，大约是煴火，是贫民之家的样子。《左传》昭公十年说，宋元公（为太子时），恶寺人柳，欲杀之。到元公的父亲死了，元公继位为君，柳伺候元公将到之处，先炽炭于位，将至则去之，到葬时，又有宠。又定公三年，说邾子自投于床，废于炉炭（《注》“废，堕也”），遂卒。则贵族室中取暖皆用炭，从没有用炕的。《日知录》说：“《旧唐书·东夷高丽传》：冬月皆作长坑，下然煴火以取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则此俗源于东北夷。大约随女真输入中国北方的，实不合于卫生。

论居处及所用的器物既竟，还要略论历代的葬埋。古代的葬有两种：孟子所谓“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孟子·滕文公上》）。盖田猎之民所行。《易经·系辞传》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则农耕之民之俗。

一个贵族，有其公共的葬地。一个都邑，亦有其指定卜葬的区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是其制。后世的人说：古人重神不重形。其理由是古不墓祭。然孟子说齐有东郭壑间之祭者（《孟子·离娄下》），即是墓祭。又说孔子死后，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孟子·滕文公上》），此即后世之庐墓。

《礼记·曲礼》：“大夫士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坟墓也？”《檀弓》：“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又说：“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则古人视坟墓，实不为不重。大概知识程度愈低，则愈相信虚无之事；愈高，则愈必耳闻目见，而后肯信。所以随着社会的开化，对于灵魂的迷信，日益动摇，对于体魄的重视，却日益加甚。

《檀弓》说：“延陵季子适齐。比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这足以表示重视精神，轻视体魄的见解，怕反是吴国开化较晚，才如此的。

如此，富贵之家，有权力的，遂尽力于厚葬。厚葬之意，不徒爱护死者，又包含着一种夸耀生人的心思，而发掘坟墓之事，亦即随之而起。读《吕览·节丧》《安死》两篇可知。当时墨家主张薄葬，儒家反对他，然儒家的葬礼，较之流俗，亦止可谓之薄葬了。学者的主张，到底不能挽回流俗的波靡。自汉以后，厚葬之事，还书不胜书。且将死者的葬埋，牵涉到生人的祸福，而有所谓风水的迷信。死者无终极（汉刘向《谏成帝起昌陵疏》语），人人要保存其棺椁，至于无穷，其势是决不能行的。

佛教东来，火葬之俗，曾一时盛行（见《日知录·火葬》条），实在最为合理。惜乎宋以后，受理学的反对，又渐渐地式微了。现在有一部分地方，设立公墓，又有提倡深葬的。然公墓究仍不免占地，深葬费人力过多，似仍不如火葬之为得。不过风俗是守旧的，断非一时所能改变罢了。

交通、通信，向来不加区别。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交通是所以运输人身，通信则所以运输人的意思。自有通信的方法，而后人的意思，可以离其身体而独行，于精力和物力方面，有很大的节省。又自电报发明后，意思的传达，可以速于人身的运输，于时间方面，节省尤大。

交通的发达，是要看地势的。水、陆是其大别。水路之中，河川和海道不同。海道之中，沿海和远洋的航行，又有区别。即陆地，亦因其为山地、平地、沙漠等而有不同。野蛮时代，各部族之间，往往互相猜忌，不但不求交通的便利，反而有意阻塞交通，其时各部族所居之地，大概是颇险峻的。对外的通路，只有曲折崎岖的小路，异部族的人，很难于发现使用。《庄子·马蹄篇》说古代“山无徯隧，泽无舟梁”，所指的，便是这时代。到人智稍进，能够降丘宅土，交通的情形，就渐和往昔不同了。

中国的文化，是导源于东南，而发达于西北的。东南多水，所以水路的交通，南方较北方为发达。西北多陆，所以陆路的交通，很早就有可观。陆路交通的发达，主要的是由牛马的使用，和车的发明。此两者，都是大可节省人力的。《易经·系辞传》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虽不能确定其在何时，然其文承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下，可想见黄帝、尧、舜时，车的使用，必已很为普遍了。

车有两种：一种是大车，用牛牵曳的，用以运输。一种是小车，即兵车，人行亦乘之，驾以马。用人力推曳的谓之辇。《周官》乡师《注》引《司马法》，说夏时称为余车，共用二十人，殷时称胡奴车，用十人，周时称为辎辇，用十五人。这是供战时运输用的，所以其人甚多。《说文》：“辇，挽车也。从车。”训并行，虽不必定是两人，然其人数必不能甚多。这是民间运输用的。贵族在宫中，亦有时乘坐。《周官》“巾车”记载王后的五路，有一种唤作辇车，即其物。此制在后世仍通行。

道路：在都邑之中，颇为修整。《考工记》：匠人，国中经涂九轨。野涂亦九轨。环涂（环城之道）七轨。《礼记·王制》：“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俱可见其宽广。

古代的路，有一种是路面修得很平的，谓之驰道。非驰道则不能尽平。国中之道，应当都是驰道。野外则不然。古代田间之路，谓之阡陌，与沟洫相辅而行。所以《礼记·月令》注说：“古者沟上有路。”沟洫阡陌之制，照《周官》遂人等官所说，是占地颇多的。虽亦要因自然的地势，未必尽合乎准绳，然亦必较为平直。不过书上所说的，是理想中的制度，事实上未必尽能如此。

《左传》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行辟重（使载重之车让路）。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可见驿路上还不能并行两车。《仪礼·既夕礼》：“商祝执功布，以御柩执披。”《注》云：“道有低仰倾亏，则以布为左右抑扬之节，使引者执披者知之。”《礼记·曲礼》：“送葬不避涂潦”，可见其路之不尽平坦。后人夸称古代的道路如何宽平，恐未必尽合于事实了。大抵古人修造路面的技术甚拙。其路面，皆如今日的路基，只是土路。所以时时要修治。不修治，就“道茀不可行”。

水路：初有船的时候，只是现在所谓独木舟。《易经·系辞传》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剡木而知舟”，所指的都是此物。稍进，乃知集版以为舟。《诗经》说：“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疏》引《易经》云：“利涉大川，乘木舟虚。”又引《注》云：“舟谓集版，如今船，空大木为之曰虚，总名皆曰舟。”案：方、旁、比、并等字，古代同音通用。名“舟”为“方”，正因其比木为之之故，此即后世的“舫”字。能聚集许多木版，以成一舟，其进步就容易了。

渡水之法，大抵狭小的水，可以乘其浅落时架桥。桥亦以木为之。即《孟子》所说的“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孟子·离娄下》）。《尔雅·释宫》：“石杠谓之倚。”又说：“堤谓之梁。”《注》云：“即桥也。或曰：石绝水者为梁，见《诗传》。”则后来亦用石了。较阔的水，则接连了许多船渡过去。此即《尔雅》所说的“天子造舟”，后世谓之浮桥。亦有用船渡过去的，则《诗经》所说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然徒涉的仍不少。观《礼记·祭义》，谓孝子“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可见。

航行的技术，南方是胜于北方的。观《左传》所载，北方只有僖公十三年，晋饥，乞粜于秦，秦输之粟，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为自水路运输，此外泛舟之事极少。南方则吴楚屡有水战，而哀公十年，吴徐承且率舟师自海道伐齐。可见不但内河，就沿海交通，亦已经开始了。《禹贡》九州贡路，都有水道。《禹贡》当是战国时书，可以窥见当时交通的状况。

从平地发展到山地，这是陆地交通的一个进步，可以骑马的发达为征。古书不甚见骑马之事。后人因谓古人不骑马，只用以驾车。《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疏》引刘炫说，以为是骑马之渐。这是错误的。

古书所以不甚见骑马，（一）因其所载多贵族之事，贵族多是乘车的。（二）则因其时的交通，仅及于平地。《日知录》说：“春秋之世，戎狄杂居中夏者，大抵在山谷之间，兵车之所不至。齐桓、晋文，仅攘而却之，不能深入其地者，用车故也。中行穆子之败狄于大卤，得之毁车崇卒。而智伯欲伐仇犹，遗之大钟以开其道，其不利于车可知矣。势不得不变而为骑。骑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骑射也。”此虽论兵事，交通的情形，亦可以借鉴而明。总而言之，交通所至之地愈广，而道路大抵失修，用车自不如乘马之便。骑乘的事，就日盛一日了。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性是流动的，虽然能阻碍人，使其不得过去，你只要能利用它，它却可以帮你活动，节省你的劳力。山却不然，会多费你的抵抗力的。所以到后世，水路的交通，远较陆路交通为发达。长江流域的文明，本落黄河流域之后，后来却反超过其上，即由于此。唐朝的刘晏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水日。”可以见其盛况了。《唐语林补遗》说：“凡东南都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湖语曰：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明朝郑和航海的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共有六十二只。可以见其规模的弘大了。

因为水路交通利益之大，所以历代开凿的运河极多，长在一千里以下的运河，几乎数不着它。中国的大川，都是自西向东的，南北的水路交通，很觉得不便。大运河的开凿，多以弥补这缺憾为目的。《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此即今日的淮南运河。《史记·河渠书》说：“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的遗迹，虽不可悉考，然其性质，则极似现在的贾鲁河，乃是所以沟通河淮两流域的。至后汉明帝时，则有从荥阳通至千乘的汴渠。此因当时的富力，多在山东，所以急图东方运输的便利。南北朝以后，富力集中于江淮，则运输之路亦一变。

隋开通济渠，自东都引谷、洛两水入河。又自河入汴，自汴入淮，以接淮南的邗沟。自江以南，则自京口达余杭，开江南河八百里。此即今日的江南运河。唐朝江淮漕转，二月发扬州，四月自淮入汴，六七月到河口，八九月入洛。自此以往，因有三门之险，乃陆运以入于渭。

宋朝建都汴京，有东西南北四河。东河通江淮（亦称里河），西河通怀、孟，南河通颍、寿（亦称外河。现在的惠民河，是其遗迹），北河通曹、濮。四河之中，东河之利最大。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之货，都自此入汴京。岭表的金银香药，亦陆运至虔州入江。陕西的货，有从西河入汴的，亦有出剑门，和四川的货，同至江陵入江的。宋史说东河所通，三分天下有其二，虽是靠江淮等自然的动脉，运河连接之功，亦不可没的。元朝建都北平，交通之目的又异。乃引汶水分流南北，而现在的大运河告成。

海路的交通，已略见第十一章。唐咸通时，用兵交阯，湖南、江西，运输甚苦，润州人陈磻石创议海运。从扬子江经闽、广到交阯。大船一艘，可运千石。军需赖以无缺，是为国家由海道运粮之始。元、明、清三代，虽有运河，仍与海运并行。海运所费，且较河运为省。近代轮船未行以前，南北海道的运输，亦是很盛的。就到现在，南如宁波，北如营口，帆船来往的仍甚多。

水道的交通，虽极发达，陆路的交通，却是颇为腐败的。《日知录》说当时的情形：“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钟于辇毂。”（《街道》条）又说：“古者列树以表道。”“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见之诗篇。”“近代政废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官树》条）“《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间，秋水时至，年年陷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借以为利。潞河舟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原注》：“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顺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处，每岁水涨，及天气寒冱，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来。近为无赖之徒，冒贵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来人财物，深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严为禁止。从之。”），况于边陲之境，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桥梁》条）

观此，知路政之不修，亦以宋以后为甚。其原因，实与建筑之颓败相同。前清末年，才把北京道路，加以修理。前此是与顾氏所谓“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钟于辇毂”，如出一辙的。全国除新开的商埠外，街道比较整齐宽阔的，没有几处。南方多走水道，北方旱路较多，亦无不崎岖倾仄。间有石路，亦多年久失修。路政之坏，无怪全国富庶之区，都偏于沿江沿海了。

因路政之坏，交通乃不能利用动物之力而多用人力。《史记·夏本纪》：“山行乘檋”，《河渠书》作“山行即桥”。案：禹乘四载，又见《吕览·慎势》《淮南·齐俗训》《修务训》《汉书·沟洫志》。又《史记集解》引《尸子》及徐广说，所作字皆互异。山行檋与桥外，又作梮，作蔂，作樏，作欙，蔂、樏、欙，系一字，显而易见。梮字见《玉篇》，云“舆，食器也。又土轝也。”雷浚《说文外编》云：“土轝之字，《左传》作梮。”（见襄公九年）《汉书·五行志》引作輂，《说文》：“輂，大车驾马也。”按《孟子》：“反蘽梩而掩之。”《赵注》云：“蘽梩，笼臿之属，可以取土者也。”蔂、樏、欙并即蘽梩，与梮并为取土之器，驾马则称为輂，亦以音借而作桥。后又为之专造轿字，则即淮南王《谏伐闽越书》所谓“舆轿而逾岭”。其物本亦车属，后因用诸山行，乃以人舁之。所以韦昭说：“梮木器，如今舆状，人举以行。”此物在古代只用诸山行，后乃渐用之平地。王安石终身不乘肩舆，可见北宋时用者尚少，南渡以后，临安街道，日益狭窄，乘坐的人，就渐渐地多了（《明史·舆服志》：宋中兴以后，以征伐道路险阻，诏百官乘轿，名曰竹轿子，亦曰竹舆）。

行旅之人不论在路途上，以及到达地头之后，均须有歇宿之所。古代交通未盛，其事率由官营。《周官》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都是所以供给行旅的。到达之后，则“卿馆于大夫，大夫馆于士，士馆于工商”（《仪礼·觐礼》）。此即《礼记·曾子问》所谓“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另有“公宫与公所为”，谓之公馆。

当时的农民，大概无甚往来，所以只有卿士大夫和工商之家，从事于招待，但到后来，农民出外的也多了。新旅客的增加，必非旧式的招待所能普遍应付，就有借此以图利的，是为逆旅。《商君书·垦令篇》说：“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这只是陈旧的见解。《晋书·潘岳传》说，当时的人，以逆旅逐末废农，奸淫亡命之人，多所依凑，要把它废掉。十里置一官，使老弱贫户守之。差吏掌主，依客舍之例收钱。以逆旅为逐末废农，就是商君的见解。

《左传》僖公二年，晋人假道于虞以伐虢，说“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可见晋初的人，说逆旅使奸淫亡命，多所依凑，也是有的。但以大体言之，则逆旅之设，实所以供商贾之用，乃是随商业之盛而兴起的。看潘岳的驳议，便可明白。无法废绝商业，就无法废除逆旅。若要改为官办，畀差主之吏以管理之权，一定要弊余于利的。潘岳之言，亦极有理。

总而言之：（一）交通既已兴盛，必然无法遏绝，且亦不宜遏绝。（二）官吏经营事业，其秩序必尚不如私人。两句话，就足以说明逆旅兴起的原因了。汉代的亭，还是行人歇宿之所。甚至有因一时没有住屋，而借居其中的（见《汉书·息夫躬传》）。魏晋以后，私人所营的逆旅，日益兴盛，此等官家的事业，就愈益废坠，而寖至于灭绝了。

接力赛跑，一定较诸独走长途，所至者要远些，此为邮驿设置的原理。《说文》：“邮，境上行书舍也。”是专以通信为职的。驿则所以供人物之往来。二者设置均甚早。人物的往来，并不真要靠驿站。官家的通信，却非有驿站不可。在邮政电报开办以前，官家公文的传递，实利赖之。其设置遍于全国。元代疆域广大，藩封之地，亦均设立，以与大汗直辖之地相连接，规模不可谓不大。惜乎历代邮驿之用，都止于投递公文，未能推广之以成今日的邮政。民间寄书，除遣专使外，就须辗转托人，极为不便。到清代，人民乃有自营的信局。其事起于宁波，逐渐推广，几于遍及全国，而且推及南洋。其经营的能力，亦不可谓之不伟大了。

铁路、轮船、摩托车、有线、无线电报的发明，诚足使交通、通信焕然改观。这个，诚然是文明进步之赐，然亦看用之如何。此等文明利器，能用以开发世界上尚未开发的地方，诚足为人类造福。若只在现社会机构之下，为私人所有，用以为其图利的手段，则其为祸为福，诚未易断言，现代的物质文明，有人歌颂它，有人诅咒它。

其实物质文明的本身，是不会构祸的，就看我们用之是否得当。中国现在的开发西南、西北，在历史上，将会成为一大事。交通起于陆地，进及河川、沿海，再进及于大洋，回过来再到陆地，这是世界开发必然的程序。世界上最大最末开发的地方，就是亚洲的中央高原，其中又分为两区：（一）为蒙古、新疆等沙漠地带；（二）为西康、青海、西藏等高原。中国现在开发西南、西北，就是触着这两大块未开辟之地。我们现在还不觉得，将来这两件事的成功，会使世界焕然改观，成为另一个局面。

第十五章

教育

现在所谓教育，其意义，颇近乎从前所谓习。习是人处在环境中，于不知不觉之间，受其影响，不得不与之俱化的。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居鲍鱼之肆，久而不知其臭。所以古人教学者，必须慎其所习。孟母教子，要三次迁居，古训多重亲师取友，均系此意。

因此，现代所谓教育，要替学者另行布置出一个环境来。此自非古人所及。古人所谓教，只是效法的意思。教人以当循之道谓之；受教于人而效法之，则谓之学；略与现在狭义的教育相当。人的应付环境，不是靠生来的本能，而是靠相传的文化。所以必须将前人之所知所能，传给后人。其机关，一为人类所附属的团体，即社团或家庭，一为社会中专司保存知识的部分，即教会。

读史的人，多说欧洲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深，中国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浅。这话诚然不错。但只是后世如此。在古代，中国的教育学术和宗教的关系，也未尝不密切。这是因为司高等教育的，必为社会上保存知识的一部分，此一部分知识，即所谓学术，而古代的学术，总是和宗教有密切关系的缘故。古代的太学，名为辟雍，与明堂即系同物。所以所谓太学，即系王宫的一部分。

蔡邕《明堂论》引《易传》说：“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暮入西学。在中央曰太学，天子之所自学也。”（脱北学一句）又引《礼记·保傅篇》说：“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太学，承师而问道。”所指的，都是此种王宫中的太学。后来文化进步，一切机关，都从王宫中分析出来，于是明堂之外，别有所谓大学。此即《礼记·王制》所说的“太学在郊”。

《王制》又说“小学在公宫南之左”。案：小学亦是从王宫中分化出来的。古代门旁边的屋子唤作塾。《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可见贵族之家，子弟是居于门侧的。《周官》教国子的有师氏、保氏。师氏居虎门之左，保氏守王闱。蔡邕说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水环宫垣，上有楼，从西南入（见第十四章）。可见古代的明堂，只西南两面有门，子弟即居于此（子弟居于门侧，似由最初使壮者任守卫之故）。后来师氏、保氏之居门闱，小学之在公宫南之左，地位方向，还是从古相沿下来的。师氏所教的为三德（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案：至德，大概是古代宗教哲学上的训条，孝德是社会政治上的伦理训条）、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所教的为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这是古代贵族所受的小学教育。

至于太学，则《王制》说“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此所谓礼乐，自与保氏所教六艺中的礼乐不同，当是宗教中高等的仪式所用。诗即乐的歌词。书当系教中的古典。古代本没有明确的历史，相沿的传说，都是和宗教夹杂的，印度即系如此。

然则此等学校中，除迷信之外，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呢？有的。（一）为与宗教相混合的哲学。先秦诸子的哲学、见解，大概都自此而出，看第十七章可明。（二）为涵养德性之地。梁启超是不信宗教的。当他到美洲去时，每逢星期日，却必须到教堂里去坐坐。意思并不是信他们的教，而是看他们礼拜的秩序，听其音乐，以安定精神。这就是子夏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之理（《论语·子张篇》）。仕与事相通，仕就是办事。办事有余力，就到学校中去涵养德性，一面涵养德性，一面仍应努力于当办之事，正是德育、智育并行不悖之理。

管太学的官，据《王制》是大乐正，据《周官》是大司乐。俞正燮《癸巳类稿》有《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说古代乐之外无所谓学，尤可见古代太学的性质。古代乡论秀士，升诸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学中的大乐正，再升诸司马，然后授之以官。又诸侯贡士，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则得与于祭（均见第七章）。这两事的根源，是同一的。即人之用舍，皆决之于宗教之府。

“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礼记·王制》）。这是最不可解的。为什么明明是用武之事，会牵涉到学校里来呢？可见学校的性质，绝不是单纯的教育机关了。然则古代所以尊师重道，太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礼记·学记》）。养老之礼，天子要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礼记·乐记》）。亦非徒以其为道之所在、齿德俱尊，而因其人本为教中尊宿之故。凡此，均可见古代的太学和宗教关系的密切。

贵族的小学教育，出于家庭，平民的小学教育，则仍操诸社团之手。《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学指大学言，校、序、庠都是民间的小学。第五章所述：平民住居之地，在其中间立一个校室，十月里农功完了，公推有年纪的人，在这里教育未成年的人，就是校的制度。所以《孟子》说“校者教也”。又说“序者射也，庠者养也”，这是行乡射和乡饮酒礼之地。

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篇》）又说一看乡饮酒礼，便知道明贵贱、辨隆杀、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等道理。所以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然则庠序都是行礼之地，使人民看了，受其感化的。正和现在开一个运动会，使人看了，知道武勇、刚毅、仁侠、秩序等的精神，是一样的用意。行礼必作乐，古人称礼乐可以化民，其道即由于此。并非是后世的王礼，天子和百官行之于庙堂之上，而百姓不闻不见的。汉朝人所谓庠序，还系如此。与现在所谓学校，偏重知识传授的，大不相同。

古代平民的教育，是偏重于道德的。所以兴学必在生计问题既解决之后。孟子说庠序之制，必与制民之产并言（见《梁惠王·滕文公上》）。《王制》亦说：“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生计问题既解决之后，教化问题，却系属必要。所以又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又说：“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学记》）

以上是古代社会，把其传统的所谓做人的道理，传给后辈的途径（贵族有贵族立身的方法，平民有平民立身的方法，其方法虽不同，其为立身之道则一）。至于实际的知识技能，则得之必由于实习。“实习”即在办理其事的机关里，古称为“宦”。《礼记·典礼》说“宦学事师”，《疏》引熊氏云：“宦谓学仕官之事。”“官”就是机关，“仕官”，就是在机关里办事。学仕官之事，就是学习在机关里所办的事。这种学习，是即在该机关中行之的，和现在各机关里的实习生一般。

《史记·秦始皇本纪》：昌平君发卒攻嫪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吕不韦列传》：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汉书·惠帝纪》：即位后，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此所谓“宦”，即系学仕于其家。因为古代卿大夫及皇太子之家，都系一个机关。嫪毐之家，食客求宦者至千余人，自然未必有正经的事情可办，亦未必有正经的事情可以学习。正式的机关则不然。九流之学，必出于王官者以此（参看第十七章）。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就是主张人只要在机关里实习，不必再到教会所设的学校里，或者私塾等宗旨与教会教育相同的地方去学习（《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可见孔子的教育，与古代学校中传统的教育相近）。并不是说不要学习，就可以办事。

古代的平民教育，有其优点，亦有其劣点。优点是切于人的生活。劣点则但把传统的见解，传授给后生，而不授以较高的知识。如此，平民就只好照着传统的道理做人，而无从再研究其是非了。太学中的宗教哲学，虽然高深，却又去实际太远。所以必须到东周之世，各机关中的才智之士，将其（一）经验所得的知识，及（二）大学中相传的宗教哲学，合而为一，而学术才能开一新纪元。此时的学术，既非传统的见解所能限，亦非复学校及机关所能容，乃一变而为私家之学。求学问的，亦只得拜私人为师。于是教育之权，亦由官家移于私家，乃有先秦诸子聚徒讲学之事。

社会上新旧两事物冲突，新的大概都是合理的。因为必旧的摇动了，然后新的会发生，而旧的所以要摇动，即由于其不合理。但此理是不易为昔人所承认的，于是有秦始皇和李斯的办法：“士则学习法令辟禁。”“欲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想恢复到政教合一之旧。所以要恢复政教合一，则因他们认为“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是天下所以不治；而当时的人，所以要善私学以非上所建立，全是出于朋党之私，所谓“饰虚言以乱实”（《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这固然不无相当的理由。然古代社会矛盾不深刻，政治所代表的，就是社会的公意，自然没有人出来说什么话。

后世社会复杂了，各方面的矛盾，渐渐深刻，政治总只代表得一方面，其（一）反对方面，以及（二）虽非站在反对方面，而意在顾全公益的人，总不免有话说。这正是（一）有心求治者所乐闻，（二）即以手段而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亦是秉政者所应希望其宣泄的。而始皇、李斯不知“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误以为庶人不议，则天下有道；至少庶人不议，天下才可以走上有道的路，这就和时势相反了。人的知识，总不免于落后，这也无怪其然。但社会学的公例，是不因人之不知，而加以宽恕的，该失败的总是要失败，而秦遂因之倾覆（秦朝的灭亡，固非儒生所为，然人心之不平，实为其最大原因之一，而儒生亦是其中的一部分）。

汉朝的设立学校，事在武帝建元五年。此时并未立学校之名，仅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在内由太常择补；在外由县、道、邑的长官，上所属二千石，二千石察其可者，令与所遣上计之吏，同诣京师。这就是公孙弘所说的“因旧官而兴焉”（不另设新机关），但因博士弟子，都有出身，所以传业者寖盛（以上见《史记》《汉书·儒林传》）。至后汉，则光武帝下车即营建太学。

明、章两代，屡次驾幸。顺帝又增修校舍。至其末年，游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为至今未曾再有的盛况。按赵翼《陔余丛考》有一条，说两汉受学者都诣京师，其实亦不尽然。后汉所立，不过十四博士，而《汉书·儒林传》说：“大师众至千余人。”《汉书·儒林传》，不能证明其有后人增窜之迹，则此语至少当在东汉初年。可见民间传业，亦并非不盛。然汉代国家所设立的太学，较后世为盛，事实上比较的是学问的重心，则是不诬的。

此因（一）当时社会，学问不如后世的广布，求学的自有走集学问中心地的必要；（二）则利禄使然，参看第七章自明。前汉时，博士弟子虽有出路，究系平流而进。后汉则党人劫持选举，而太学为私党聚集、声气标榜之地。又此时学术在社会上渐占重要地位。功臣、外戚及官吏等，亦多遣子弟入学。于是纨绔子弟，掺杂其中，不能认真研究，而易与政治接近，就成《后汉书·儒林传》所说的“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了。汉末丧乱，既不能研究学问，而以朋党劫持选举的作用亦渐失。魏文帝所立的太学，遂成学生专为避役而来，博士并无学问可以教授的现状（详见《三国·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

魏晋以后，学校仅为粉饰升平之具。所谓粉饰升平，并不是学校能积极地替政治上装饰出什么东西来，而是消极的，因为倘使连学校都没有，未免说不过去。所以苟非丧乱之时，总必有所谓学校。

至其制度，则历代又略有不同。晋武帝咸宁二年，始立国子学。按今文经说，只有太学。大司乐合国之子弟，是出于《周官》的，是古文经说。两汉的政治制度，大抵是根据今文学说的。东汉之世，古学渐兴，魏晋以后，今文传授的统绪遂绝，所以此时的政治制度，亦渐采用古文学说了。

自此以后，元魏国子、太学并置。周只有太学。齐只有国子学。隋时，始令国子学不隶太常，独立为一监。唐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都属国子监。后律学改隶详刑，书学改隶兰台，算学改隶秘阁。律学、书学、算学专研一种学问艺术，系专门学校性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则系普通性质。

国子学、太学，都只收官吏子弟，只有四门学收一部分庶人，成为阶级性质了。这都是古文学说的流毒（四门学在历史上，有两种性质：有时以为小学。此时则模仿《礼记·王制》之说：王太子、王子、群后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适子，都可以直接入学，庶人则须节级而升，因令其先入四门小学。然古代所谓学校，本非研究学问之地。乡论秀士，升诸司徒，司徒升之于学，大乐正再升诸司马，不过是选举的一途。贵族世袭之世，得此已算开明。后世则用人本无等级，学校为研究学问之地，庶人的学问，未必劣于贵族，而令其节级而升，未免不合于理。将庶人及皇亲、国戚、官吏子弟所入的学校分离，那更是造出等级来了）。又有弘文馆属门下省，是专收皇亲的。崇文馆属东宫，是收皇太后、皇后亲属兼及官吏子孙的。总之，学校只是政治上的一个机关，学生只是选举上的一条出路，和学术无甚关系（学校中未必真研究学术，要研究学术，亦不一定要入学）。

把学校看作提倡学术，或兴起教化之具，其设立，是不能限于京师的。汉武帝时，虽兴起太学，尚未能注意地方。其时只有贤长官如文翁等，在其所治之地，自行提倡（见《汉书·循吏传》）。到元帝令郡国皆设五经百石卒史，才可算中央政府以命令设立地方学校的权舆。但汉朝人眼光中，所谓庠序，还不是用以提倡学术，而是用以兴起教化的。所以元帝所为，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只能算是提倡经学，并不能算是设立地方学校。这个，只要看《汉书·礼乐志》的议论，便可知道。隋唐时，各州县都有学（隋文帝曾尽裁太学、四门学及州县学，仅留国子生七十人。炀帝时恢复），然只法令如此。在唐时，大概只有一笔释奠之费，以祭孔子（事见《唐书·刘禹锡传》）。案：明清之世，亦正是如此。

所谓府、州、县学，寻常人是不知其为学校，只知其为孔子庙的。所以有人疑惑：“为什么佛寺、道观，都大开了门，任人进去，独有孔子庙却门禁森严？”当变法维新之初，有人想把孔子抬出来，算作中国的教主，以和基督教相抗，还有主张把文庙开放，和教堂一样的。殊不知中国本无所谓孔子庙。孔子乃是学校里所祭的先圣或先师（《礼记·文王世子》：“凡入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先圣是发明家。先师是把发明家的学问，流传下来的人。此项风气，在中国流行颇广。凡百事业，都有其所崇奉的人，如药业崇奉神农，木匠崇奉鲁班，都是把他认作先圣，儒家是传孔子之道的，所以把孔子认作先圣，传经的人，认作先师。古文学说既行，认为孔子所传的，只是古圣王之道，尤其直接模范的是周公。周朝集古代治法的大成，而其治法的制定，皆由于周公。所以周公可以看作发明家的代表。于是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然孔子为中国所最尊的人，仅仅乎把他看作传述者，不足以餍足宗教心理。于是仍改奉孔子为先圣。自宋学兴起以后，所谓孔子之道者又一变。认为汉唐传经儒生，都不足以代表孔子之学。宋代诸儒，崛起于千载之后，乃能遥接其道统。于是将宋以后的理学家，认为先师。此即所谓从祀。汉至唐传经诸儒，除品行恶劣者外，亦不废黜。是为历代所谓先圣先师者的变迁）。寺庙可以公开，学校是办不到的。现在的学校，从前的书院、义塾，又何尝能大开其门，任人出入呢？然令流俗之人，有此误会，亦可见学校的有名无实了。

魏晋以后，看重学校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明太祖。王安石的意思，是人才要由国家养成的。科举只是取人才，不是养人才，不能以此为已足。照王安石的意思，改革科举，只是暂时的事，论根本，是要归结到学校养士的。所以于太学立三舍之法，即外舍、内舍、上舍，学生依次而升。到升入上舍，则得免发解及礼部试，而特赐之以进士第。哲宗元符二年，令诸州行三舍法。岁贡其上舍生，附于外舍。徽宗遂特建外学，以受诸州贡士。并令太学内的外舍生，亦出居外学。遂令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礼部试并停。后虽旋复，然在这一时期中的立法，亦可谓很重视学校了。案：（一）凡事都由国家主持，只有国小而社会情形简单的时代，可以办到。国大而社会复杂，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甲）国家不但不能胜此繁重的职务；（乙）并不能尽知社会的需要。因（甲）则其所办之事，往往有名无实，甚或至于有弊。因（乙）则其所办之事，多不能与社会趋势相应，甚或顽固守旧，阻碍进步。所以许多的事情，根本是不宜于国家办的。现在政治学上，虽亦有此项主张，然其理论漏洞甚多，至多只可用以应急，施诸特殊的事务。断非可以遍行常行的道理。这话太长了，现在不能详论。然可用以批评宋时的学校，总是无疑的。所以当时的学校，根本不会办得好。

（二）而况自亡清以前（学堂奖励章程废止以前），国家把学校、科举，都看作登庸官吏之法，入学者和应科举者一样，都是为利禄而来，又何以善其后呢？（其中固有少数才智之士。然亦如昔人论科举的话，“乃人才得科举，非科举得人才”。此等人在学校中，并不能视为学校所养成）。

王安石变科举法后，感慨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秀才是科举中最高的一科，学究则是最低的。熙宁贡举法所试，较诸旧法，不能不说是有用些。成绩之所以不良，则由学问的好坏，甚而至于可以说是有无，都判之于其真假，真就是有，假就是无。真假不是判之于其所研究的门类、材料，而是判之于其研究的态度、方法的。态度和方法，判之于其有无诚意。所以以利用为目的，以学习为手段，学到的，至多是技术，绝不是学问。此其原理，在学校与科举中，并无二致。以得奖励为目的的学校，其结果，只能与科举一样。

凡国家办的事，往往只能以社会上已通行的，即大众所公认的理论为根据。而这种理论，往往是已经过时的，至少是比较陈旧的。因为不如此，不会为大众所承认。其较新鲜的、方兴的，则其事必在逐渐萌芽，理论必未甚完全，事实亦不会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提给大众看，国家当然无从依据之以办事。所以政治所办理的事情，往往较社会上自然发生的事情为落后。

教育事业，亦是如此。学问是不宜于孤独研究的。因为（一）在物质方面，供给不易完全；（二）在精神方面，亦不免孤陋寡闻之诮。所以研究学问的人，自然会结成一种团体。这个团体，就是学校。学校的起源，本是纯洁的，专为研究学问的；惜乎后来变为国家养成人才之所。

国家养成人才，原是很好的事，但因（一）事实上，国家所代表的，总是业经通行、已占势力的理论。所以公家所立的学校，其内容，总要比较陈旧些。社会上新兴的，即在前途有真正需要，而并非在过去占有势力的学科，往往不能尽力提倡。（二）而且其本身，总不免因利禄关系而腐化。于是民间有一种研究学问的组织兴起来，这便是所谓书院。

书院是起于唐、五代之间的。宋初，有所谓四大书院者，朝廷咸赐之额（曰白鹿，在庐山白鹿洞，为南唐升元中所建。曰石鼓，唐元和中衡州守李宽所建。曰应天，宋真宗时，府民曹诚所建。曰岳麓，宋开宝中，潭州守朱洞所建。此系据《通考》。《玉海》有嵩阳而无石鼓。嵩阳，在登封县大宝山下，五代时所建）。此外赐额、赐田、赐书的还很多。但书院并不靠朝廷的奖励和补助。书院之设，大概由（一）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二）或为好学者的集合；（三）或则有力者所兴办。它是无所为而为之的，所以能够真正研究学问。而且真能跟着风气走。在理学盛行时代，则为讲学的中心；在考据之学盛行的时代，亦有许多从事于此的书院，即其确证。新旧两势力，最好是能互相调和。以官办的学校，代表较旧的、传统的学术；以私立的学校，代表较新的、方兴的学术，实在是最好的办法。

宋朝国势虽弱，然在文化上，不能说是没有进步的。文化既进步，自然觉得有多设学校的必要。元朝的立法，就受这风气的影响。元朝的国子监，本是蒙古、色目和汉人，都可以进的（蒙古人试法从宽，授官六品；色目人试法稍密，授官七品；汉人试法最密，授官从七品，则系阶级制度）。然在京师，又有蒙古国子学。诸路有蒙古字学。

仁宗延祐元年，又立回回国子学，以肄习其文字。诸路、府、州、县皆有学。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又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米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各省设提举二员，以提举学校之事。官家竭力提倡，而仍承认私家教育的重要，不可谓非较进步的立法。此项法令，能否真正实行，固未可知，然在立法上，总是明朝的前驱。

明朝的学校，立法是很完密的。在昔时把学校看作培植人才（政治上的人才），登庸官吏的机关，而不视为提高文化、普及教育的工具，其立法不过如此而止，其扩充亦只能到这地步了。然而其法并不能实行，这可见法律的拗不过事实。

明朝的太学，名为国子监。太祖看国子监是极重的。所用的监官，都是名儒，规则极严，待诸生甚厚。又创历事之法，使在各机关中实习，曾于一日之间，擢用国子生六十余人为布、按两司官。其时国子诸生，扬历中外者甚众，可谓极看重学校的了。然一再传后，科举积重，学校积轻，举贡的选用，遂远不能与进士比。而自纳粟入监之例开后，且被视为异途。

国子生本是从府、州、县学里来的。府、州、县学学生升入国子监的，谓之贡生。有岁贡（按年依定额升入）、选贡（选拔特优的）、恩贡（国家有庆典时，特许学生升入国学，即以当充岁贡者充之，而以其次一名充岁贡）、纳贡（府、州、县学生纳粟出学）之别。举人亦可入监。后又取副榜若干，令其入监读书。府、州、县学，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其副概称训导。学生各有定额。初设的都由学校供给饭食，后来增广学额，则不能然。于是称初设的为廪膳生员，增广的为增广生员。后又推广其额，谓之附学生员。于是新取入学的，概称附学生员。依考试的成绩，递升为增广、廪膳。廪膳生资格深的，即充岁贡。

入学和判定成绩的考试，并非由教谕训导举行，而是另行派员主持的。入学之试，初由巡按御史或布按两司及府、州、县官主持，后特置提督学政，巡历举行（僻远之地，为巡历所不能至者，或仍由巡按御史及分巡道）。学政任期三年。三年之中，考试所属府州县学生两次：一次称岁考，是用以判定成绩优劣的；一次称科考，在举行科场之年，择其优者，许应乡试。

国子监生，毕业后可以入官的，府、州、县学生，则无所谓毕业。其出路：只有（一）应科举中式，（二）贡入国子监。如其不然，则始终只是一个学生。要到五十岁之后，方许其不应岁试。未满五十而不应岁试（试时亦可请假，但下届须补。清制，缺至三次者，即须斥革），其学籍，是要取消掉的。非府、州、县学生不能应科举，府、州、县学生除贡入太学外，亦非应科举不能得出路，这是实行宋以来学校科举相辅而行的理想的。在当时，确是较进步的立法。然而法律拗不过事实。事实上，国家所设的学校，一定要人来读书，除非（一）学校中真有学问，为在校外所学不到的。（二）法令严切，不真在校学习，即不能得到出路。但当时的学校，即使认真教授，其程度，亦不会超过民间的教育，而况并不教授？既然并不教授，自无从强迫学生在学。于是除国子监在京师首善之地，且沿明初认真办理之余，不能竟不到监，乃斤斤和监官计较“坐监”的日数外，府、州、县学，皆阒无其人，人家仍只目它为文庙。

学校的有名无实，一方面，固表现政治的无力，一方面，也表示社会的进步。因为社会进步了，到处都有指导研究的人，供给研究的器，人家自然不用到官立的学校里来了。我们现在，如其要读中国的旧书，并不一定要进学校。如其要研究新学问，有时非进学校不可，甚至有非到外国去不可的。就因为此种学术，在社会上还未广布。

清朝的学制，是和明朝大同的。所不同的，则明朝国子监中的荫生，分为官生、恩生。官生是限以官品的（学生父兄的官品）。恩生则出自特恩，不拘品级。清制分为难荫及恩荫。恩荫即明代的官生。难荫谓父兄殉难的，其条件较恩荫为优。又清制，除恩副岁贡生外，又有优、拔两贡。优贡三岁一行。每一督学使者，岁科两试俱讫后，就教官所举优行生，加以考试，再择优送礼部考试，许其入国子监读书。拔贡十二年举行一次。合岁科两试优等生，钦命大臣会同督抚复试。送吏部再应廷试，一、二等录用，三等入监。但入监都是有名无实的。

以上所述的，大体都是官办的学校，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和选举制度有关。其非官办的，抑或具有学校的性质，如书院。至于不具学校形式的，则有（一）私人的从师读书，（二）或延师于家教授。其教授的内容，亦分为两种：（甲）是以应科举为目的的，可谓士人所受的教育。（乙）又一种，但求粗知文义，为农、工、商家所受。前者既不足以语于学问，后者又不切于实用。这是因为从前对于教育，无人研究，不过模模糊糊，蹈常习故而行之而已。至清末，变法以来，才有所谓新式的教育，就是现行的制度。对于文化的关系，人所共知，不烦深论。学校初兴时，还有所谓奖励。大学毕业视进士，大学预科、高等学堂视举人。中等学校以下，分别视贡生及附生等。这还带有政治的性质。民国时代，把奖励章程废去，才全和科举绝缘。

第十六章

语文

语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的一个大进步。（一）有语言，然后人类能有明晰的概念。（二）有语言，然后这一个人的意思，能够传达给那一个人。而（甲）不须人人自学，（乙）且可将个人的行为，化作团体的行为。单有语言，还嫌其空间太狭，时间太短，于是又有文字，赋语言以形，以扩充其作用。总之，文字语言，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把人类联结为一的。人类是非团结不能进化的，团结的范围愈广，进化愈速，所以言语文字，实为文化进化中极重要的因素。

以语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语言，这是在语言文字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看起来如此。在语言文字萌芽之始，则并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势，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势。中国文字中的“看”字，义为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势语的遗迹。与语言同表一种意象的，则有图画。图画简单化，即成象形文字。图画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语言的。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读音。图画更无论了。到后来，事物繁复，身势不够表示，语言乃被迫而增加。语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图画及象形文字，则不能为无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数极为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语言表示，业已成为习惯，于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语言。文字既改为代表语言，自可用表示声音之法造成，而不必专于象形，文字就造得多了。

中国文字的构造，旧有六书之说。即（一）象形；（二）指事；（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六）假借。六者之中，第五种为文字增加的一例，第六种为文字减少的一例，只有前四种是造字之法。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按许氏说仓颉造字，又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这话是错的。其余的话，则大概不错。字是用文拼成的，所以文在中国文字中，实具有字母的作用（旧说谓之偏旁）。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中，只有象形一种是文，余三种都是字。

象形就是画成一种东西的形状，如patch、patch、patch、patch（此字须横看）、patch（《说文》：“象臂胫之形。”按此所画系人的侧面，而又略去其头未画），patch（上系头，中系两臂，小孩不能自立，故下肢并而为一），patch，《说文》：“象人形。”案：此系人的正面形，而亦略画其头。只有“子”字是连头画出的。案：画人无不画其头之理，画人而不画其头，则已全失图画之意矣。于此，可悟象形文字和图画的区别）等字。（一）天下的东西，不都有形可画。（二）有形可画的，其形亦往往相类。画得详细了，到足以表示其异点，就图画也不能如此其繁。于是不得不略之又略，至于仅足以略示其意而止。倘使不加说明，看了它的形状，是万不能知其所指的。即或可以猜测，亦必极其模糊。此为象形文字与图画的异点。象形文字所以能脱离图画而独立者以此。然如此，所造的字，决不能多。

指事：旧说是指无形可象的事，如人类的动作等。这话是错的。指，就是指定其所在。事物两字，古代通用。指事，就是指示其物之所在。《说文》所举的例，是“上”“下”两字。卫恒《四体书势》说“在上为上，在下为下”，其语殊不可解。我们看《周官》保氏《疏》说“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才知道《四体书势》，实有脱文。《说文》中所载古文patchpatch两字，乃系省略之形。其原形当如篆文作patchpatch。一画的上下系“人”字，借人在一画之上，或一画之下，以表示上下的意思（这一画，并非一二的一字，只是一个界画。《说文》中此例甚多）。用此法，所造的字，亦不能多。

会意的会训合。会意，就是合两个字的意思，以表示一个字的意思。如《说文》所举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之类。此法所造的字，还是不能多的。只有形声字，原则上是用两个偏旁，一个表示意义，一个表示声音。凡是一句话，总自有其意义，亦自有其声音的。如此，造字的人，就不必多费心思，只要就本语的意义，本语的声音，各找一个偏旁来表示它就够了。造的人既容易，看的人也易于了解。而且其意义，反较象形、指事、会意为确实。所以有形声之法，而“文字之用，遂可以至于无穷”。转注：《说文》所举的例，是“考”“老”两字。声音相近，意义亦相近。其根源本是一句话，后来分化为两句的。语言的增加，循此例的很多。文字所以代表语言，自亦当跟着语言的分化而分化。这就是昔人的所谓转注（“夥”“多”两字，与“考”“老”同例）。

假借则因语言之用，以声音为主。文字所以代表语言，亦当以声音为主。语文合一之世，文字不是靠眼睛看了明白的，还要读出声音来。耳朵听了（等于听语言），而明白其意义。如此，意义相异之语，只要声音相同，就可用相同的字形来代表它。于是（一）有些字，根本可以不造；（二）有些字，虽造了，仍废弃不用，而代以同音的字。此为文字之所以减少。若无此例，文字将繁至不可胜识了。

六书之说，见于许《序》及《汉书·艺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周官》保氏《注》引郑司农之说（作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昔人误以为造字之法，固属大谬；即以为保氏教国子之法，亦属不然。教学童以文字，只有使之识其形，明其音义，可以应用，断无涉及文字构造之理。以上所举六书之说，当系汉时研究文字学者之说。其说是至汉世才有的。

《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当与《汉书·艺文志》所说太史以六体试学童的六体是一，乃系字的六种写法，正和现在字的有行、草、篆、隶一样（《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作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十八字，定系后人窜入。惟保氏六书和太史六体是一，所以说亦著其法，若六书与六体是二，这亦字便不可通了）。以六书说中国文字的构造，其实是粗略的（读拙撰《字例略说》可明，商务印书馆本）。然大体亦尚可应用。

旧时学者的风气，本来是崇古的；一般人又误以六书为仓颉造字的六法。造字是昔时视为神圣事业的，更无人敢于置议。其说遂流传迄今。

《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可见仓颉只是一个会写字的人。然将长于某事的人，误认作创造其事的人，古人多有此误（如暴辛公善埙，苏成公善篪，《世本·作篇》即云：暴辛公作埙，苏成公作篪，谯周《古史考》已驳其缪。见《诗·何人斯》《疏》）。因此，生出仓颉造字之说。汉代纬书，皆认仓颉为古代的帝皇（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二章，商务印书馆本）。

又有一派，因《易经·系辞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蒙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认为上古圣人，即是黄帝。司记事者为史官，因以仓颉为黄帝之史。其实二者都是无稽的。还有《尚书》伪孔安国《传序》，以三坟为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典，而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就说文字起于伏羲时，那更是无据之谈了。

文字有形、音、义三方面，都是有变迁的。形的变迁，又有改变其字的构造和笔画形状之异两种，但除笔画形状之异一种外，其余都非寻常人所知（字之有古音古义，每为寻常人所不知。至于字形构造之变，则新形既行，旧形旋废，人并不知有此字）。所以世俗所谓文字变迁，大概是指笔画形状之异。其分别为篆书、隶书、真书、草书、行书五种。

一、篆书是古代的文字，流传到秦汉之世的。其文字，大抵刻在简牍之上，所以谓之篆书（“篆”就是刻的意思）。又因其字体的不同，而分为（甲）古文，（乙）奇字，（丙）大篆，（丁）小篆四种。大篆，又称为籀文。《汉书·艺文志》，小学家有《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说文解字·序》：“《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又说：“《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然则大篆和小篆，大同小异。现在《说文》所录籀文二百二十余，该就是其相异的。其余则与小篆同。小篆是秦以后通行的字。大篆该是周以前通行的字。至于古文，则该是在大篆以前的。即自古流传的文字，不见于《史籀》十五篇中的。奇字即古文的一部分。所不同者，古文能说得出它字形构造之由，奇字则否。所谓古文，不过如此。

《汉书·艺文志》《景十三王传》《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都说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壁中得到许多古文经传。其说本属可疑。因为（一）秦始皇焚书，事在三十四年。自此至秦亡，只有七年。即下距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亦只有二十三年。孔壁藏书，规模颇大，度非一二人所为。不应其事遂无人知，而有待于鲁恭王从无意中发现。（二）假使果有此事，则在汉时实为一大事。何以仅见于《汉书》中这三处，而他书及《汉书》中这三处以外，绝无人提及其事（凡历史上较重大之事，总和别的事情有关系的，也总有人提及其事，所以其文很易散见于各处）。此三处：《鲁恭王传》，不将坏孔子宅之事，接叙于其好治宫室之下，而别为数语，缀于传末，其为作传时所无有（传成之后，再行加缀于末），显而易见。《移让太常博士书》，本系刘歆所说的话。《艺文志》也是以刘歆所作的《七略》为本的。然则这两篇，根本上还是刘歆一个人的话。所以汉代得古文经一事，极为可疑。然自班固以前，还不过说是得古文经；古文经的本子、字句，有些和今文经不同而已，并没有说古文经的字，为当时的人所不识。

到王充作《论衡》，其《正说篇》，才说鲁恭王得百篇《尚书》，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尚书·伪孔安国传序》，则称孔壁中字为“蝌蚪书”。谓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孔安国据伏生所传的《尚书》，考论文义（意谓先就伏生所传各篇，认识其字，然后再用此为根据，以读其余诸篇），才能多通得二十五篇。这纯是以意揣度的野言，古人并无此说。凡文字，总是大众合力，于无形中逐渐创造的，亦总是大众于无形之间，将其逐渐改变的。由一人制定文字，颁诸公众，令其照用，古无此事。亦不会两个时代中，有截然的异同，至于不能相识。

二、篆书是圆笔，隶书是方笔。隶书的初起，因秦时“官狱多事”（《汉志》语。官指普通行政机关，狱指司法机关），“令隶人佐书”（《四体书势》语），故得此名。徒隶是不会写字的人，画在上面就算，所以笔画形状，因此变异了。然这种字写起来，比篆书简便得多，所以一经通行，遂不能废。初写隶书的人是徒隶，自然画在上面就算，不求美观。既经通行，写的人就不仅徒隶了，又渐求其美观。于是变成一种有挑法（亦谓之波磔）的隶书。当时的人，谓之“八分书”。带有美术性质的字，十之八九都用它。

三、其实用的字，不求美观的，则仍无挑法，谓之“章程书”，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正书。所以八分书是隶书的新派，无挑法的系隶书的旧派。现在的正书，系承接旧派的，所以现在的正书，昔人皆称为隶书。王羲之，从来没有看见他写一个八分书，或者八分书以前的隶字，而《晋书》本传，却称其善隶书。

四、正书，亦作真书，其名系对行草而立。草书的初起，其作用，当同于后来的行书，是供起草之用的。《史记·屈原列传》说：楚怀王使原造宪令，草藁未上，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所谓草藁，就是现在所谓起草。草藁是只求自己认得，不给别人看的，其字，自然可以写得将就些。这是大家都这样做的，本不能算创造一种字体，自更说不上是谁所创造。到后来，写的人，不求其疾速，而务求其美观。于是草书的字体，和真书相去渐远。驯致只认得真书的人，不能认得草书。于是草书距实用亦渐远。然自张芝以前，总还是一个一个字分开的。到张芝出，乃“或以上字之下，为下字之上”，其字竟至不可认识了。后人称一个一个字分开的为章草，张芝所创的为狂草。

五、狂草固不可用，即章草亦嫌其去正书稍远。（甲）学的人，几乎在正书之外，又要认识若干草字。（乙）偶然将草稿给人家看，不识草字的人，亦将无从看起（事务繁忙之后，给人家看的东西，未必一定能誊真的）。草书至此，乃全不适于实用。然起草之事，是决不能没有的。于是另有一种字，起而承其乏，此即所谓行书。行书之名，因“正书如立，行书如行”而起。其写法亦有两种：（子）写正书的人，把它写得潦草些，是为真行。（丑）写草书的人，把它写得凝重些，是为行草（见张怀瓘《书议》）。从实用上说，字是不能没有真草两种，而亦不能多于真草两种的。因为看要求其清楚，写要求其捷速；若多于真草两种，那又是浪费了（孟森说）。中国字现在书写之所以繁难，是由于都写真书。所以要都写正书，则由于草书无一定的体式。草书所以无一定的体式，则因字体的变迁，都因美术而起。美术是求其多变化的，所以字体愈写愈纷歧。这是因向来讲究写字的人，多数是有闲阶级；而但求应用的人，则根本无暇讲究写字之故。这亦是社会状况所规定的。

今后社会进化，使用文字的地方愈多。在实用上，断不能如昔日仅恃潦草的正书。所以制定草体，实为当务之急。有人说：草体离正书太远了，几乎又要认识一种字，不如用行书。这话，从认字方面论，固有相当的理由。但以书写而论，则行书较正书简便得没有多少。现在人所写潦草的正书，已与行书相去无几。若求书写的便利，至少该用行草。在正书中，无论笔画如何繁多的字，在草书里，很少超过五画的。现在求书写的便利，究竟该用行书，还是该用草书，实在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至于简笔字，则是不值得提倡的。这真是徒使字体纷繁，而书写上仍简便得有限（书写的繁难，亦由于笔画形状的工整与流走，不尽由于笔画的多少）。

中国现在古字可考的，仍以《说文》一书为大宗。此书所载，百分之九十几，系秦汉时通行的篆书。周以前文字极少。周以前的文字，多存于金石刻中（即昔人刻在金石上的文字），但其物不能全真，而后人的解释，亦不能保其没有错误。亡清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发现龟甲、兽骨，其上有的刻有文字。据后人考证，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认其字为殷代文字。现在收藏研究的人甚多。

古人多造单字，后世则单音语渐变为复音，所增非复单音的字，而是复音的辞。大抵春秋战国之时，为增造新字最多的时代。《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已夫”！这就是说：从前写字的人，遇见写不出的字，还空着去请教人，现在却没有了，都杜造一个字写进去。依我推想起来，孔子这种见解，实未免失之于旧。因为此前所用的文字少，写来写去，总是这几个字。自己不知道，自然可问之他人。现在所用的字多了，口中的语言，向来没有文字代表它的，亦要写在纸上。既向无此字，问之于人何益？自然不得不杜造了。

（一）此等新造的字，既彼此各不相谋。（二）就旧字也有（甲）讹，（乙）变。一时文字，遂颇呈纷歧之观。《说文解字·序》说七国之世，“文字异形”，即由于此。然（子）其字虽异，其造字之法仍同；（丑）而旧有习熟的字，亦绝不会有改变，大体还是统一的。

所以《中庸》又说：“今天下”“书同文”。《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书同文字”。此即许《序》所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此项法令，并无效验。《汉书·艺文志》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四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这似乎是把三书合而为一，大体上把重复之字除去。假定其全无复字，则秦时通行的字，共得三千三百。然此三书都是韵文，除尽复字，实际上怕不易办到，则尚不及此数。而《说文》成于后汉时，所载之字，共得九千九百一十三。其中固有籀文及古文、奇字，然其数实不多，而音义相同之字，则不胜枚举。可见李斯所奏罢的字，实未曾罢，如此下去，文字势必日形纷歧。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幸得语言从单音变为复音，把这种祸患，自然救止了。用一个字代表一个音，实在是最为简易之法。因为复音辞可以日增，单音字则只有此数。识字是最难的事，过时即不能学的。单音无甚变迁，单字即无甚增加，亦无甚改变。读古书的，研究高深文学的，所通晓的辞类及文法，虽较常人为多，所识的单字，则根本无甚相异。认识了几千个字，就能读自古至今的书，也就能通并时的各种文学，即由于此。所以以一字代表一音，实在是中国文字的一个进化。至此，文字才真正成了语言的代表。这亦是文字进化到相当程度，然后实现的。最初并非如此。

《说文》：犙，三岁牛。patch，马八岁。犙从参声，犙从八声，笔之于书，则有牛马旁，出之于口，与“三八”何异？听的人焉知道是什么话？然则“犙”决非读作参，patch决非读作八；“犙”“patch>”两字，决非代表参八两个音，而系代表三岁牛，马八岁两句话。两句话只要写两个字，似乎简便了，然以一字代表一音纯一之例破坏，总是弊余于利的。所以宁忍书写之烦，而把此等字淘汰去。这可见自然的进化，总是合理的。新造的氦氮等字，若读一音，则人闻之而不能解，徒使语言与文字分离，若读两音，则把一字代表一音的条例破坏，得不偿失。这实在是退化的举动。所以私智穿凿，总是无益有损的。

语言可由分歧而至统一，亦可由统一而至分歧。由分歧而至统一，系由各分立的部族，互相同化。由统一而至分歧，则由交通不便，语音逐渐讹变；新发生的事物，各自创造新名；旧事物也有改用新名的。所以（一）语音，（二）词类，都可以逐渐分歧。只有语法，是不容易变化的。中国语言，即在此等状况下统一，亦即在此等状况下分歧。所以语音、词类，各地方互有不同，语法则无问题。

在崇古的时代，古训是不能不研究的。研究古训，须读古书。古书自无所谓不统一。古书读得多的人，下笔的时候，自然可即写古语。虽然古语不能尽达现代人的意思。然（一）大体用古语，而又依照古语的法则，增加一二俗语；（二）或者依据古语的法则，创造笔下有而口中无的语言，自亦不至为人所不能解。遂成文字统一，语言分歧的现象。论者多以此自豪。这在中国民族统一上，亦确曾收到相当的效果。然但能统一于纸上，而不能统一于口中，总是不够用的。因为（一）有些地方，到底不能以笔代口。（二）文字的进化，较语言为迟，总感觉其不够用。（三）文字总只有一部分人能通。于是发生（一）语言统一，（二）文言合一的两个问题。

语言统一，是随着交通的进步而进步的。即（一）各地方的往来频繁。（二）（甲）大都会，（乙）大集团的逐渐发生。用学校教授的方法，收效必小。因为语言是实用之物，要天天在使用，才能够学得成功，成功了不至于忘掉。假使有一个人，生在穷乡僻壤，和非本地的人永无交接，单用学校教授的形式，教他学国语，是断不会学得好，学好了，亦终于要忘掉的。所以这一个问题，断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希望其在短时间之内，有很大的成功。至于文言合一，则干脆的，只要把口中的语言，写在纸上就够了。这在一千年以来，语体文的逐渐流行，逐渐扩大，早已走上了这一条路，但还觉得其不够。而在近来，又发生一个文字难于认识的问题，于是有主张改用拼音字的。而其议论，遂摇动及于中国文字的本身。

拼音字是将口中的语言，分析之而求其音素，将音素制成字母，再将字母拼成文字的。这种文字，只要识得字母，懂得拼法，识字是极容易的，自然觉得简便。但文字非自己发生，而学自先进民族的，可以用此法造字。文字由自己创造的民族，是决不会用此法的。因为当其有文字之初，尚非以之代表语言，安能分析语言而求其音素？到后来进化了，知道此理，而文字是前后相衔的，不能舍旧而从新，拼音文字，就无从在此等民族中使用了。

印度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中国和印度交通后，只采用其法于切音，而卒不能改造文字，即由于此。使用拼音文字于中国，最早的，当推基督教徒。他们鉴于中国字的不易认识，用拉丁字母拼成中国语，以教贫民，颇有相当的效果。中国人自己提倡的，起于清末的劳乃宣。后来主张此项议论的，亦不乏人。

以传统观念论，自不易废弃旧文字。于是由改用拼音字，变为用注音字注旧文字的读音。遂有教育部所颁布的注音符号。然其成效殊鲜。这是由于统一读音和统一语音，根本是两件事。因语音统一，而影响到读音，至少是语体文的读音，收效或者快些。想靠读音的统一，以影响到语音，其事的可能性怕极少。因为语言是活物，只能用之于口中。写在纸上再去读，无论其文字如何通俗，总是读不成语调的。而语言之所以不同，并非语音规定语调，倒是语调规定语音。

申言之：各地方人的语调不同，并非由其所发的一个个音不同，以至积而成句，积而成篇，成为不同的语调；倒是因其语调不同，一个个音，排在一篇一句之内，而其发音不得不如此。所以用教学的方法传授一种语言，是可能的。用教学的方法，传授读音，希望其积渐而至于统一语言，则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果真要用人为的方法，促进语言的统一，只有将一地方的言语，定为标准语，即以这地方的人作为教授的人，散布于各地方去教授，才可以有相当的效果。

教授之时，宜专于语言，不必涉及读书。语言学会了，自会矫正读音，至于某程度。即使用教学的方法，矫正读音，其影响亦不过如是而止，绝不会超过的。甚或两个问题，互相牵制，收效转难。注音符号，意欲据全国人所能发的音，制造成一种语言。这在现在，实际上是无此语言的。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话，总不能与国语密合。想靠注音符号等工具，及教学的方法，造成一种新语言，是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所谓能说国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总还夹杂土话。既然总不密合，何不拣一种最近于国语的言语，定为标准语，来得痛快些呢？

至于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文字，则我以为在现在状况之下，听凭两种文字同时并行，是最合理的。旧日的人视新造的拼音文字为洪水猛兽，以为将要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因而使中国人丧失其民族性；新的人，以为旧文字是阻碍中国进化的，也视其为洪水猛兽，都是一偏之见。

认识单字，与年龄有极大的关系。超过一定年龄，普通的人，都极难学习。即使勉强学习，其程度也很难相当的。所以中国的旧文字，决不能施之成人。即年龄未长，而受教育时间很短的人，也是难学的。因为几千个单字，到底不能于短时间之内认识。如平民千字识字课等，硬把文字之数减少，也是不适于用的。

怀抱旧见解的人，以为新文字一行，即将把旧文化破坏净尽。且将使中国民族丧失其统一性。殊不知旧文字本只有少数人通晓。兼用拼音字，这少数通晓旧文字的人，总还是有的。使用新文字的人，则本来都是不通旧文字的，他们所濡染的中国文化，本非从文字中得来，何至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及民族的统一性？就实际情形，平心而论，中国旧文化，或反因此而得新工具，更容易推广，因之使中国的民族性，更易于统一呢？

吴敬恒说：“中国的读书人，每拘于下笔千秋的思想，以为一张纸写出字来，即可以传之永久。”于是设想：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亦将像现在的旧书一般，汗牛充栋，留待后人的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就因之丧失统一性了。殊不知，这种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都和现在的传单报纸一般，阅过即弃，至于有永久性的著作，则必是受教育程度稍深的人然后能为，而此种人，大都能识得旧文字。所以依我推想，即使听新旧文字同时并行，也决不会有多少书籍堆积起来。而且只能学新文字的人，其生活和文字本来是无缘的。现在虽然勉强教他以几个文字，他亦算勉强学会了几个文字，对于文字的关系，总还是很浅的。怕连供一时之用的宣传品等，还不会有多少呢。何能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统一性？

准此以谈，则知有等人说：中国现在语言虽不统一，文字却是统一的。若拼音字不限于拼写国语，而许其拼写各地方的方言，将会有碍于中国语言的统一，也是一样的谬见。因为（一）现在文字虽然统一，决不能以此为工具，进而统一语言的。（二）而只能拼写方言的人，亦即不通国语的人，其语言，亦本来不曾统一。至于说一改用拼音文字，识字即会远较今日为易，因之文化即会突飞猛进，也是痴话。

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数学者外，读书对于其人格的关系，是很少的。即使全国的人，都能读相当的书，亦未必其人的见解，就会有多大改变。何况识得几个字的人，还未必都会去读书呢？拼音文字，认识较旧文字为易是事实，其习熟则并无难易之分。习熟者的读书，是一眼望去便知道的，并不是一个个字拼着音去认识，且识且读的。且识且读，拼音文字是便利得多了。然这只可偶一为之，岂能常常如此？若常常如此，则其烦苦莫甚，还有什么人肯读书？若一望而知，试问Book与书有何区别？所以拼音文字在现在，只是供一时一地之用的。其最大的作用，亦即在此。

既然如此，注音符号、罗马字母等杂用，也是无妨的，并不值得争论。主张采用罗马字母的人，说如此，我们就可以采用世界各国的语言，扩大我国的语言，这也是痴话。采用外国的语言，与改变中国的文字何涉？中国和印度交通以来，佛教的语言，输入中国的何限？又何尝改用梵文呢？

语言和中国不同，而采用中国文字的，共有三法：即（一）径用中国文，如朝鲜。（二）用中国文字的偏旁，自行造字，如辽。（三）用中国字而别造音符，如日本。三法中，自以第三法为最便。第二法最为无谓。所以辽人又别有小字，出于回鹘，以便应用。大抵文字非出于自造，而取自他族的，自以用拼音之法为便。所以如辽人造大字之法，毕竟不能通行。又文字所以代表语言，必不能强语言以就文字。所以如朝鲜人，所作华文，虽极纯粹，仍必另造谚文以应用（契丹文字，系用隶书之半，增损为之，见《五代史》。此系指契丹大字而言，据《辽史·太祖本纪》，事在神册五年。小字出于回鹘，为迭剌所造，见《皇子表》）。

满、蒙、回、藏四族，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回文或说出于犹太，或说出于天主教徒，或说出于大食，未知孰是（见《元史·译文证补》）。藏文出于印度，是唐初吐蕃英主弃宗弄赞，派人到印度去留学，归国后所创制的（见《蒙古源流考》）。蒙古人初用回文，见《元史·塔塔统阿传》。《脱卜察安》（《元秘史》，元朝人最早自己所写的历史）即系用回文所写。

后来世祖命八思巴造字，则是根据藏文的。满文系太祖时额尔德尼所造。太宗时，达海又加以圈点（一种符号），又以蒙文为根据。西南诸族，唯猓猡有文字，却是本于象形字的。于此，可见文字由于自造者，必始象形，借自他族者，必取拼音之理。

文字的流传，必资印刷。所以文字的为用，必有印刷而后弘，正和语言之为用，必得文字而后大一样。古人文字，要保存永久的，则刻诸金石。此乃以其物之本身供众览，而非用以印刷，只能认为印刷的前身，不能即认为印刷事业。汉代的石经，还系如此。后来就此等金石刻，加以摹拓。摹拓既广，觉得所摹拓之物，不必以之供众览，只需用摹拓出来的东西供览即可。于是其雕刻，专为供印刷起见，就成为印刷术了。

既如此，自然不必刻金石，而只要刻木。刻板之事，现在可考的起于隋。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其时为民国纪元前1319年，公元593年。《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足见陆说之确。唐代雕本，宋人已没有著录的，唯江陵杨氏，藏有《开元杂报》七页。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号。民国纪元前1257年，公元655年）《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民国纪元前980年，公元932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刻书之始。历二十七年始成（周太祖广顺三年）。宋代又续刻义疏及诸史。书贾因牟利，私人因爱好文艺而刻的亦日多。仁宗庆历中（民国纪元前871年至864年，公元1041年至1048年），毕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祯始刻木为之。明无锡华氏始用铜。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铜制）。于是印刷事业，突飞猛进，宋以后书籍，传于后世的，其数量，就远非唐以前所可比了（此节据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其详可参考原书。商务印书馆本）。

第十七章

学术

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看似虚悬无薄，实则前进的方向全是受其指导。中国是一个学术发达的国家。几千年来，学术分门别类，各致其精。如欲详述之，将数十百万言而不能尽。现在所讲的，只是思想转变的大略，及其和整个文化的关系。依此讲，则中国的学术思想，可分为三大时期：

（一）自上古至汉魏之际。

（二）自佛学输入至亡清。其中又分为（甲）佛学时期，（乙）理学时期。

（三）自西学输入以后。

现在研究先秦诸子的人，大都偏重于其哲学方面。这个实在是错误的。先秦诸子的学术，有两个来源：其（一）从古代的宗教哲学中，蜕化而出；其（二）从各个专门的官守中，孕育而成。前者偏重玄学方面，后者偏重政治社会方面。《汉书·艺文志》说诸子之学，其原皆出于王官。《淮南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一个说其因，一个说其缘，都不及古代的哲学。尤可见先秦诸子之学，实以政治社会方面为重，玄学方面为轻。此意，近人中能见得的，只有章炳麟氏。

从古代宗教中蜕化而出的哲学思想，大致是如此的：（一）因人有男女，鸟有雌雄，兽有牝牡，自然界又有天地日月等现象，而成立阴阳的概念。（二）古代的工业，或者是分作水、火、木、金、土五类的。实际的生活影响于哲学思想，遂分物质为五行。（三）思想进步，觉得五行之说，不甚合理，乃认万物的原质为一个，而名之曰气。（四）至此，遂并觉阴阳两力，还不是宇宙的根源（因为最后的总是唯一的，也只有唯一的能算最后的）。乃再成立一个唯一的概念，是即所谓太极。（五）又知质与力并非两物，于是所谓有无，只是隐显。（六）隐显由于变动，而宇宙的根源，遂成为一种动力。（七）这种动力，是颇为机械的。一发动之后，其方向即不易改变。所以有谨小、慎始诸义。（八）自然之力，是极其伟大的。只有随顺，不能抵抗。所以要法自然，所以贵因。（九）此种动力，其方向是循环的。所以有祸福倚伏之义，所以贵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十）既然万物的原质，都是一个，而又变化不已，则万物根本只是一物。天地亦万物之一，所以惠施要提倡泛爱，说天地万物一体，而物论可齐（论同伦，类也）。（十一）因万物即是一物，所以就杂多的现象，仍可推出其总根源。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此等思想，影响于后来，极为深刻。历代的学术家，几乎都奉此为金科玉律。诚然，此等宽阔的说法，不易发现其误谬。而因其立说得宽阔，可以容受多方面的解释，即存其说为弘纲，似亦无妨。但有等错误的观念，业已不能适用的，亦不得不加以改正。如循环之说，古人大约由观察昼夜寒暑等现象得来。此说施诸自然界，虽未必就是，究竟还可应用。若移用于社会科学，就不免误谬了。明明是进化的，如何说是循环。

先秦诸子，关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意见，是各有所本的，而其所本亦分新旧。依我看来：（一）农家之所本最旧，这是隆古时代农业部族的思想。（二）道家次之，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反动思想。（三）墨家又次之，所取法的是夏朝。（四）儒家及阴阳家又次之，这是综合自上古至西周的政治经验所发生的思想。（五）法家最新，是按切东周时的政治形势所发生的思想。以上五家，代表整个时代的变化，其关系最大。其余如名家，专讲高深玄远的理论；纵横家，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其关系较轻。

怎说农家是代表最古的思想的呢？这只要看许行的话，便可明白。许行之说有二：（一）君臣并耕，政府毫无威权。（二）物价论量不论质。如非根据于最古最简陋的社会习俗，决不能有此思想（见《孟子·滕文公上》）。

怎说道家所代表的，是游牧好侵略的社会的逆反思想呢？汉人率以黄、老并称。今《列子》虽系伪书，然亦有其所本（此凡伪书皆然，不独《列子》。故伪书既知其伪之后，在相当条件下，其材料仍可利用）。此书《天瑞篇》有《黄帝书》两条，其一同《老子》。又有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有《黄帝书》一条，与《老子》亦极相类。《老子》书（一）多系三四言韵语。（二）所用名词，极为特别（如有“雌雄牝牡”而无“男女”字）。（三）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足征其时代之古。此必自古口耳相传之说，老子著之竹帛的，决非老子所自作。黄帝是个武功彪炳的人，该是一个好侵略的部族的酋长。侵略民族，大抵以过刚而折。如夷羿、殷纣等，都是其适例。所以思想上发生一起反动，要教之以守柔。《老子》书又主张无为。无为两字的意义每为后人所误解为训化。试看《礼记·杂记》为字的用法：子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此系就农业立说。言弛而不张，虽文武亦不能使种子变化而成谷物。贾谊《谏放民私铸疏》：“奸钱日多，五谷不为”（今本作“五谷不为多”，多字系后人妄增），正是此义。野蛮部族往往好慕效文明，而其慕效文明，往往牺牲了多数人的幸福［（一）因社会的组织，随之变迁。（二）因在上的人，务于淫侈，因此而刻剥其下］。所以有一种反动的思想，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着在下的人变化。在下的人，“化而欲作”，还该“镇之以无名之朴”。这正和现今人因噎废食，拒绝物质文明一样。

怎样说墨家所代表的，是夏代的文化呢？《汉书·艺文志》说墨家之学，“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古人的礼，往往在文明既进步之后，仍保存简陋的样子，以资纪念。如既有酒，祭祀仍用水，便是其一例。汉武帝时，公玉带上明堂图，其上犹以茅盖，见《史记·封禅书》。可见《汉志》此说之确）。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三老五更，乃他人的父兄）。选士大射，是以尚贤（平民由此进用。参看第七章）。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人死曰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命有前定之义。顺四时而行，即《月令》所载的政令。据《月令》说：政令有误，如孟春行夏令等，即有灾异。此乃天降之罚。然则天是有意志，随时监视着人的行动，而加以赏罚的。此为墨子天志之说所由来。他家之所谓命，多含前定之义，则近于机械论了）。以孝视天下（视同示）是以上同”。都显见得是明堂中的职守。所以《汉志》说他出于清庙之官。《吕览·当染篇》说：“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此为墨学出于清庙之官的确证。

清庙中能保存较古之学说，于理是可有的。墨家最讲究实用，而《经》《经说》《大小取》等篇，讲高深的哲学，为名家所自出的，反在墨家书中，即由于此。但此非墨子所重。墨子的宗旨，主于兼爱。因为兼爱，所以要非攻。又墨子是取法乎夏的，夏时代较早，又值水灾之后，其生活较之殷、周，自然要简朴些，所以墨子的宗旨，在于贵俭。因为贵俭，所以要节用，要节葬，要非乐。又夏时代较早，迷信较深，所以墨子有天志、明鬼之说。要讲天志、明鬼，即不得不非命。墨家所行的，是凶荒札丧的变礼；其所教导的，是沦落的武士；其实行的精神，最为丰富。

怎样说儒家、阴阳家是西周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呢？荀子说：“父子相传，以持王公，三代虽亡，治法犹存，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荣辱篇》）国虽亡而治法犹存，这是极可能的事。然亦必其时代较近，而后所能保存的才多。又必其时的文化，较为发达，然后足为后人所取法。如此，其足供参考的，自然是夏、殷、周三代。所以儒家有通三统之说（封本朝以前两代之后以大国，使之保存其治法，以便与本朝之治，三者轮流更换。《史记·高祖本纪》赞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即是此义）。这正和阴阳家所谓五德终始一样（五德终始有两说：旧说以所克者相代。如秦以周为火德，自己是水德；汉又自以为土德。前汉末年，改取相生之说。以周为木德，说秦朝是闰位，不承五行之运，而自以为是火德。后来魏朝又自以为是土德）。

《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说，说“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可见五德终始，乃系用五种治法，更迭交换。邹衍之学，所以要本所已知的历史，推论未知；本所已见的地理，推所未见；正是要博观众事，以求其公例。治法随时变换，不拘一格，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

此非在西周以后，前代的治法，保存的已多，不能发生。阴阳家之说，缺佚已甚，其最高的蕲向如何，已无可考。儒家的理想，颇为高远。《春秋》三世之义，据乱而作，进于升平，更进于大平，明是要将乱世逆挽到小康，再逆挽到大同。儒家所传的，多是小康之义。大同世之规模，从升平世进至大平世的方法，其详已不可得闻。

几千年来，崇信儒家之学的，只认封建完整时代，即小康之世的治法，为最高之境，实堪惋惜。但儒家学术的规模，是大体尚可考见的。它有一种最高的理想，企图见之于人事。这种理想，是有其哲学上的立足点的。如何次第实行，亦定有一大体的方案。

儒家之道，具于六经。六经之中，《诗》《书》《礼》《乐》乃古代大学的旧教科。《易》《春秋》则为孔门最高之道所在。《易》言原理，《春秋》言具体的方法，两者互相表里，所以说“《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儒家此等高义，既已隐晦。其盛行于世，而大有裨益于中国社会的，乃在个人修养部分。（一）在理智方面，其说最高的是中庸。其要在审察环境的情形，随时随地，定一至当不易的办法。此项至当不易的办法，是随时随地，必有其一，而亦只能有一的，所以贵择之精而守之坚。（二）人之感情，与理智不能无冲突。放纵感情，固然要撞出大祸，抑压感情，也终于要溃决的，所以又有礼乐，以陶冶其感情。（三）无可如何之事，则劝人以安命。在这一点，儒家亦颇有宗教家的精神。（四）其待人之道，则为絜矩（两字见《大学》）。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则“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我们该怎样待人，只要想一想，我们希望他怎样待我即得，这是何等简而赅。怎样糊涂的人，对这话也可以懂得，而圣人行之，亦终身有所不能尽，这真是一个妙谛。至于（五）性善之说，（六）义利之辨，（七）知言养气之功，则孟子发挥，最为透彻，亦于修养之功，有极大关系。

儒家之贻害于后世的，在于大同之义不传，所得的多是小康之义。小康之世的社会组织，较后世为专制。后人不知此为一时的组织，而认为天经地义，无可改变，欲强已进步的社会以就之，这等于以杞柳为杯棬，等于削足以适屦，所以引起纠纷。而儒学盛行，遂成为功罪不相掩之局。这只可说是后来的儒家不克负荷，怪不得创始的人。但亦不能一定怪后来的任何人。因儒学是在这种社会之中，逐渐发达的。凡学术，固有变化社会之功，同时亦必受社会的影响，而其本身自起变化。这亦是无可如何的事。

怎样说法家之学，是按切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的呢？这时候，最要紧的，是（一）裁抑贵族，以铲除封建势力；（二）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这两个条件，秦国行之，固未能全合乎理想，然在当时，毕竟是最能实行的，所以卒并天下。致秦国于富强的，前有商鞅，后有李斯，都是治法家之学的。法家之学的法字，是个大名。细别起来，则治民者谓之法，裁抑贵族者谓之术（见《韩非子·定法篇》）。其富国强兵之策，则最重要的，是一民于农战。《商君书》发挥此理最透，而《管》《韩》两子中，亦有其理论。法家是最主张审察现实，以定应付的方法的，所以最主张变法而反对守旧。这确是法家的特色。其学说之能最新，大约即得力于此。

以上所述五家，是先秦诸子中和中国的学术思想及整个的文化最有关系的。虽亦有其高远的哲学，然其所想解决的，都是人事问题。而人事问题，则以改良社会的组织为其基本。粗读诸子之书，似乎所注重的，都是政治问题。然古代的政治问题，不像后世单以维持秩序为主，而整个的社会问题，亦包括在内。所以古人说政治，亦就是说社会。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一个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存留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在战国时，诸家之说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说，秦用之以并天下，已可说是切于时务的兴，而不切于时务的亡了。但时异势殊，则学问的切于实用与否，亦随之而变。

天下统一，则需要与民休息，民生安定，则需要兴起教化。这两者，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秦始皇坑儒时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文学士言。可见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始皇非无此志，不过天下初定，民心未服，不得不从事于镇压；又始皇对外，颇想立起一个开拓和防御的规模来，所以有所未遑罢了。秦灭汉兴，此等积极的愿望，暂时无从说起。最紧要的，是与民休息。

所以道家之学，一时甚盛。然道家所谓无为而治，乃为正常的社会说法。社会本来正常的，所以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其变化；且须镇压之，使不变化，这在事实上虽不可能，在理论上亦未必尽是，然尚能自成一说。

若汉时，则其社会久已变坏，一味因循，必且迁流更甚。所以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在当时，是无人不以为急务的。看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明白。文帝亦曾听公孙臣的话，有意于兴作。后因新垣平诈觉，牵连作罢。这自是文帝脑筋的糊涂，做事的因循，不能改变当时的事势。到武帝，儒学遂终于兴起了。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论者多以为武帝一人之功，这就错了。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着潮流而行。

儒学的兴起，虽由社会情势的要求，然其得政治上的助力，确亦不少。其中最紧要的，便是为五经博士置弟子。所谓“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自然来者就多了。儒学最初起的，是《史记·儒林传》所说的八家：言《诗》：于鲁，自申培公；于齐，自辕固生；于燕，自韩太傅。言《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东汉立十四博士：《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严、颜（见《后汉书·儒林传》。《诗》齐鲁韩下衍毛字），大体仍是这八家之学（唯京氏《易》最可疑）。但是在当时，另有一种势力，足以促令学术变更。那便是第五章所说：在当时，亟须改正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要改正社会经济制度，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在儒家，是只知道前一义的。后者之说，实在法家。当时儒家之学，业已成为一种权威，欲图改革，自以自托于儒家为便，儒家遂不得不广采异家之学以自助，于是有所谓古文之学。读第五章所述，已可明白了。但是学术的本身，亦有促令其自起变化的。那便是由专门而趋于通学。

先秦学术，自其一方面论，可以说是最精的。因为它各专一门，都有很高的见解。自其又一方面说，亦可以说是最粗的。因为它只知道一门，对于他人的立场，全不了解。譬如墨子所主张，乃凶荒札丧的变礼，本不谓平世当然。而荀子力驳他，说天下治好了，财之不足，不足为患，岂非无的放矢？理论可以信口说，事实上，是办不到只顾一方面的。只顾一方面，一定行不通。所以先秦时已有所谓杂家之学。

《汉志》说：杂家者流，出于议官。可见国家的施政，不得不兼顾到各方面了。情势如此，学术自然不得不受其影响，而渐趋于会通，古文之学初兴时，实系兼采异家之说，后来且自立新说，实亦受此趋势所驱使。倘使当时的人，痛痛快快，说儒家旧说不够用了，我所以要兼采异说；儒家旧说，有所未安，我所以要别立新说，岂不直接？无如当时的思想和风气，不容如此。

于是一方面说儒家之学，别有古书，出于博士所传以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孔壁一案，参看第十六章），一方面，自己研究所得，硬说是某某所传（如《毛诗》与《小序》为一家言。《小序》明明是卫宏等所作，而毛公之学，偏要自谓子夏所传），纠纷就来得多了。流俗眩于今古文之名，以为今古文经，文字必大有异同，其实不然。今古文经的异字，备见于《仪礼》郑《注》（从今文处，则出古文于注。从古文处，则出今文于注），如古文位作立、仪作义、义作谊之类，于意义毫无关系。他经度亦不过如此。有何关系之可言？今古文经的异同，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

其中重要问题，略见于许慎的《五经异义》。自大体言之：今文家说，都系师师相传。古文家说，则自由研究所得。不为古人的成说所囿，而自出心裁，从事研究，其方法似觉进步。但（一）其成绩并不甚佳，又（二）今文家言，有传讹而无臆造。传讹之说，略有其途径可寻，所以其说易于还原。一经还原，即可见古说的真相（其未曾传讹的，自然更不必说）。古文家言，则各人凭臆为说，其根源无可捉摸。所以把经学当作古史的材料看，亦以今文家言价值较高。

然古学的流弊，亦可说仍自今学开之。一种学术，当其与名利无关时，治其学者，都系无所为而为之，只求有得于己，不欲炫耀于人，其学自无甚流弊，到成为名利之途则不然。治其学者，往往不知大体，而只斤斤计较于一枝一节之间。甚或理不可通，穿凿立说。或则广罗异说，以自炫其博。引人走入旁门，反致抛荒正义。从研究真理的立场上言，实于学术有害。但流俗的人，偏喜其新奇，以为博学。此等方法，遂成为哗众取宠之资。汉代此等风气，由来甚早。

《汉书·夏侯胜传》说：“胜从父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专以应敌为务，真所谓徇外为人。此种风气既开，遂至专求闻见之博，不顾义理之安，甚且不知有事理。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说经，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

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而于此种学问，所研究的，究属宇宙间何种现象？研究之究有何益？以及究应如何研究？一概无所闻见。学术走入此路，自然只成为有闲阶级，消耗日力精力之资，等于消闲遣兴，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了。此等风气，起于西汉中叶，至东汉而大盛，直至南北朝、隋唐而未改。汉代所谓章句，南北朝时所谓义疏，都系如此。读《后汉书》及《南北史》《儒林传》，最可见得。

古学既继今学而起，到汉末，又有所谓伪古文一派。据近代所考证：王肃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肃好与郑玄立异，而无以相胜。乃伪造《孔子家语》，将己说窜入其中，以折服异己，经学中最大的《伪古文尚书》一案，虽不能断为即肃之所造，然所谓《伪孔安国传》者，必系与肃同一学派之人所为，则无可疑（《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传》之伪，至清阎若璩作《古人尚书疏证》而其论略定。伪之者为那一派人，至清丁晏作《尚书余论》而其论略定）。此即由当时风气，专喜广搜证据，只要所搜集者博，其不合理，并无人能发觉，所以容得这一班人作伪。儒学至此，再无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的气概。

然以当时学术界的形势论，儒学业已如日中天。治国安民之责，在政治上、在社会上，都以为唯儒家足以负之。这一班人，如何当得起这个责任？他们所想出来的方案，无非是泥古而不适于时，专事模仿古人的形式。这个如何足以为治？自然要激起有思想的人的反对了。于是魏晋玄学，乘机而起，成为儒佛之间的一个过渡。

魏晋玄学，人多指为道家之学。其实不然。玄学乃儒道两家的混合，亦可说是儒学中注重原理的一派，与拘泥事迹的一派相对立。先秦诸子的哲学，都出自古代的宗教哲学，大体无甚异同，说已见前。

儒家之书，专谈原理的是《易经》。《易》家亦有言理、言数两派。言理的，和先秦诸子的哲学，无甚异同。言数的，则与古代术数之学相出入。《易》之起源，当和术数相近；孔门言易，则当注重于其哲学，这是通观古代学术的全体，而可信其不诬的。今文《易》说，今已不传。古文《易》说，则无一非术数之谈。《汉书·艺文志》：易家有《淮南·道训》两篇。自注云：“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此书，当即今《淮南子》中的《原道训》。今《淮南子》中，引《易》说的还有几条，都言理而不及数，当系今文《易》说之遗。然则儒家的哲学，原与道家无甚出入。不过因今文《易》说失传，其残存的，都被后人误认为道家之说罢了。

如此说来，则魏晋玄学的兴起，并非从儒家转变到道家，只是儒家自己的转变。不过此种转变，和道家很为接近，所以其人多兼采道家之学。观魏晋以后的玄学家，史多称其善《易》《老》可知。儒学的本体，乃以《易》言原理，《春秋》则据此原理，而施之人事。魏晋的玄学家，则专研原理，而于措之人事的方法，不甚讲求。所以实际上无甚功绩可见，并没有具体可见之施行的方案。然经此运动之后，拘泥古人形式之弊遂除。凡言法古的，都是师其意而不是恢复其形式。泥古不通之弊，就除去了，这是他们摧陷廓清莫大的功绩（玄学家最重要的观念，为重道而遗迹。“道”即原理，“迹”即事物的形式）。

从新莽改革失败以后，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业已无人敢谈。解决人生问题的，遂转而求之个人方面。又玄学家探求原理，进而益上，其机，殊与高深玄远的哲学相近。在这一点上，印度的学术，是超过于中国的。佛学遂在这种情势之下兴起。

佛，最初系以宗教的资格输入中国的。但到后来，则宗教之外，别有其学术方面。

佛教，普通分为大小乘。依后来详细的判教，则小乘之下，尚有人天（专对人天说法，不足以语四圣。见下）；大乘之中，又分权实。所谓“判教”，乃因一切经论（佛所说谓之经，菩萨以下所说谓之论。僧、尼、居士等所应守的规条谓之律。经、律、论谓之“三藏”），立说显有高低，所以加以区别，说佛说之异，乃因其所对待的人不同而然。则教外的人，不能因此而诋佛教的矛盾，教中的人，亦不必因此而起争辩了。

依近来的研究：佛教在印度的兴起，并不在其哲学的高深，而实由其能示人以实行的标准。缘印度地处热带，生活宽裕，其人所究心的，实为宇宙究竟、人生归宿等问题。所以自古以来，哲学思想即极发达。到佛出世时，各家之说（所谓外道），已极高深，而其派别亦极繁多了。群言淆乱，转使人无所适从。释迦牟尼出，乃截断无谓的辩论，而教人以实行修证的方法。从之者乃觉得所依归，而其精神乃觉安定。故佛非究竟真理的发现者（中国信佛的人，视佛如此），而为时代的圣者。佛灭后百年之内，其说无甚异同。近人称为原始佛教。百年之后而小乘兴，五六百年之后而大乘出，则其说已有改变附益，而非复佛说之旧了。然则佛教的输入中国，所以前后互异，亦因其本身的前后，本有不同，并非在彼业已一时具足，因我们接受的程度，先后不同，而彼乃按其深浅，先后输入的了。此等繁碎的考据，今可勿论。但论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佛教把一切有情，分为十等：即（一）佛，（二）菩萨，（三）缘觉，（四）声闻，是为四圣。（五）天，（六）人，（七）阿修罗，（八）畜生，（九）饿鬼，（十）地狱，是为六凡。辗转于六凡之中，不得超出，谓之六道轮回。

佛不可学，我们所能学的，至菩萨而止。在小乘中，缘觉、声闻，亦可成佛，大乘则非菩萨不能。所谓菩萨，系念念以利他为主，与我们念念都以自己为本位的，恰恰相反。至佛则并利他之念而亦无之，所以不可学了。缘觉、声闻鉴于人生不能离生、老、病、死诸苦。死后又要入轮回；我们幸得为人，尚可努力修持，一旦堕入他途便难了（畜生、饿鬼、地狱亦称三途，不必论了。阿修罗神通广大，易生嗔怒；诸天福德殊胜，亦因其享受优越，转易堕落，所以以修持论，皆不如人）。所以觉得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实可畏怖，生前不得不努力修持。其修持之功，固然坚苦卓绝，极可佩服。即其所守戒律，亦复极端利他。然根本观念，终不离乎自利，所以大乘斥其不足成佛。此为大小乘重要的异点。亦即大乘教理，较小乘为进化之处。

又所谓佛在小乘即指释迦牟尼其人。大乘则佛有三身：（一）佛陀其人，谓之报身，是他造了为人之因，所以在这世界上成为一个人的。生理心理等作用，一切和我们一样。不吃也要饿，不着也要冷，置诸传染病的环境中，也会害病；饿了，冷了，病重了，也是会死的。（二）至于有是而无非，威权极大。我们动一善念，动一恶念，他都无不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丝毫不得差错，是为佛之法身，实即自然力之象征。（三）一心信佛者，临死或在他种环境中，见有佛来接引拯救等事，是为佛之化身。佛在某种环境中，经历一定的时间，即可修成。所以过去已有无数的佛，将来还有无数的佛要成功，并不限于释迦牟尼一人。大乘的说法，当它宗教信，是很能使人感奋的。从哲学上说，其论亦圆满具足，无可非难。宗教的进化，可谓至斯而极。

佛教的宇宙观，系以识为世界的根本。有眼、耳、鼻、舌、身、意，即有色、声、香、味、触、法。此为前六识，为人人所知。第七识为末那，第八识为阿赖耶，其义均不能译，故昔人唯译其音。七识之义，为“恒审思量，常执有我”。我们念念以自己为本位（一切现象，都以自己为本位而认识。一切利害，都以自己为本位而打算），即七识之作用。至八识则为第七识之所由生，为一切识的根本。必须将它灭尽，才得斩草除根。

但所谓灭识，并不是将它铲除掉，至于空无所有。有无，佛教谓之色空。色空相对，只是凡夫之见。佛说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在昼间，则昼为色，夜为空。然夜之必至，其确实性，并不减于昼之现存。所以当昼时，夜之现象，虽未实现，夜之原理，业已存在。凡原理存在者，即与其现象存在无异。已过去之事，为现在未来诸现象之因。因果原系一事。所以已过去的事，亦并未消灭）。所以所谓灭识，并非将识消灭，而系“转识成智”。

善恶同体。佛说的譬喻，是如水与波。水为善，动而为波即成恶。按照现在科学之理，可以有一个更妙的譬喻，即生理与病理。病非别有其物，只是生理作用的异常。去病得健，亦非把病理作用的本体消灭，只是使其恢复到生理作用。所以说“真如无明，同体不离”（“真如”为本体，“无明”为恶的起点）。行为的好坏，不是判之于其行为的形式的，而是判之于其用意。所以所争的只在迷悟。迷时所做的事，悟了还是可以做的。不过其用意不同，则形式犹是，而其内容却正相反，一为恶业，一为净业了。喻如母亲管束子女，其形式，有时与厂主管理童工是一样的。所以说：“共行只是人间路，得失谁知霄壤分。”

佛教为什么如此重视迷悟呢？因为世界纷扰的起因，不外乎（一）怀挟恶意，（二）虽有善意，而失之愚昧。怀挟恶意的，不必论了。失之愚昧的，虽有善意，然所做的事，无一不错，亦必伏下将来的祸根。而愚昧之因，又皆因眼光只限于局部，而不能扩及全体（兼时间空间言）。所以佛说世俗之善，“如以少水而沃冰山，暂得融解，还增其厚”。此悟之所以重要。

佛教的人生问题，依以上所说而得解答。至于你要追问宇宙问题的根源，如空间有无界限，时间有无起讫等，则佛教谓之“戏论”，置诸不答（外道以此为问，佛不答，见《金七十论》）。这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世界，完全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即因我们用现在的认识方法去认识之故。要把现在的认识方法放下，换一种方法去认识，自然不待言而可明。若要就现在的认识方法，替你说明，则非我的不肯说，仍系事之不可能。要怎样才能换用别种认识方法呢？非修到佛地位不可。佛所用的认识方法，是怎样的呢？固非我们所能知。要之是和我们现在所用，大不相同的。这个，我们名之曰证。所以佛教中最后的了义，“唯佛能知”；探求的方法，“唯证相应”。这不是用现在的方法，所能提证据给你看的。信不信只好由你。所以佛教说到最后，总还是一种宗教。

佛教派别很多，然皆小小异同，现在不必一一论述。其中最有关系的，（一）为天台、唯识、华严三宗。唯识宗亦称相宗，乃就我们所认识的相，阐发万法唯识之义。天台亦称性宗，则系就识的本身，加以阐发。实为一说的两面。华严述菩萨行相，即具体地描写一个菩萨的样子给我们看，使我们照着他做。此三宗，都有很深的教理，谓之教下三家。（二）禅宗则不立文字，直指心源，专靠修证，谓之教外别传。（甲）佛教既不用我们的认识，求最后的解决，而要另换一种认识方法（所谓转识成智）。则一切教理上的启发、辩论，都不过把人引上修证之路，均系手段而非目的。所以照佛教发达的趋势，终必至于诸宗皆衰，禅宗独盛为止。（乙）而社会上研究学问的风气，亦是时有转变的。佛教教理的探求，极为烦琐，实与儒家的义疏之学，途径异而性质相同。中唐以后，此等风气，渐渐衰息，诸宗就不得不衰，禅宗就不得不独盛了。（三）然（子）禅宗虽不在教义上为精深的探讨、烦琐的辩论，而所谓禅定，理论上也自有其相当的高深的。（丑）而修习禅定，亦非有优闲生活的人不能。所以仍为有闲阶级所专有。然佛教此时的声势，是非发达到普及各阶层不可的。于是适应大众的净土宗复兴。

所谓“净土宗”，系说我们所住的世界，即娑婆世界的西方，另有一个世界，称为净土。诸佛之中，有一个唤作阿弥陀佛的，与娑婆世界特别有缘。曾发誓愿：有一心皈依他的，到临终之时，阿弥陀佛便来接引他，往生净土。往生净土有什么利益呢？原来成佛极难，而修行的人，不到得成佛，又终不免于退转。如此示人以难，未免使人灰心短气。然（A）成佛之难，（B）以及非成佛则不能不退转，又经此前的教义，说得固定了，无可动摇。于是不得不想出一个补救的方法，说我们所以易于退转，乃因环境不良使然。倘使环境优良，居于其中，徐徐修行，虽成佛依旧艰难，然可保证我们不致中途堕落。这不啻给予我们以成佛的保证，而且替我们祛除了沿路的一切危险、困难，实给意志薄弱的人以一个大安慰、大兴奋。而且净土之中，有种种乐，无种种苦，也不啻给予祈求福报的人以一个满足。

所以净土宗之说，实在是把佛教中以前的某种说法取消掉了的。不过其取消之法很巧妙，能使人不觉得其立异罢了。其修持之法，亦变艰难而归简易。其法：为（A）观，（B）想，（C）持名，三者并行，谓之“念佛”。有一佛像当前，而我们一心注视着他，谓之“观”。没有时，心中仍想象其有，谓之“想”。口诵南无阿弥陀佛（自然心也要想着他），谓之“持名”。

佛法贵止观双修。“止”就是心住于其所应住之处，不起妄念。观有种种方法。如（A）我们最怕死，乃设想尖刀直刺吾胸，血肉淋漓；又人谁不爱女人，乃设想其病时的丑恶，死后的腐朽，及现时外观虽美，而躯壳内种种污秽的情形，以克服我们的情意。（B）又世事因缘复杂，常人非茫无所知，即认识错误，必须仔细观察。如两人争斗，粗观之，似由于人有好斗之性。深观之，则知其实由教化的不善；而教化的不善，又由于生计的窘迫；生计的窘迫，又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如此辗转推求，并无止境。要之观察得愈精细，措施愈不至有误。这是所以增长我们的知识的。

止观双修，意义诚极赅括，然亦断非愚柔者所能行，净土宗代之以念佛，方法简易，自然可普接利钝了。所以在佛教诸宗皆衰之后，禅宗尚存于上流社会中，净土宗则行于下流社会，到现在还有其遗迹。

佛教教义的高深，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它，亦有种种治国安民的理论，读《华严经》的五十三参可知。又佛学所争，唯在迷悟。既悟了，一切世俗的事情，仍无有不可做的，所以也不一定要出家。然佛教既视世法皆非了义，则终必至于舍弃世事而后止。以消灭社会为解决社会之法，断非社会所能接受。于是经过相当的期间，而反动又起。

佛教反动，是为宋学。宋学的渊源，昔人多推诸唐之韩愈。然韩愈辟佛，其说甚粗，与宋学实无多大关系。宋学实至周张出而其说始精，二程继之而后光大，朱陆及王阳明又继之，而其义蕴始尽。

哲学是不能直接应用的，然万事万物，必有其总根源。总根源变，则对于一切事情的观点，及其应付的方法，俱随之而变。所以风气大转变时，哲学必随之而变更。

宋儒的哲学，改变佛学之处安在呢？那就是抹杀认识论不谈，而回到中国古代的宇宙论。中国古代的哲学，是很少谈到认识论的。佛学却不然，所注重的全在于此。既注重于认识论，而又参以宗教上的悲观，则势必至于视世界为空虚而后止。此为佛教入于消极的真原因。宋学的反佛，其最重要的，就在此点。然从认识论上驳掉佛说，是不可能的。乃将认识论抹杀不谈，说佛教的谈认识论便是错。所以宋学反佛的口号，是“释氏本心，吾徒本天”。所谓本心，即是佛家万法唯识之论。所谓本天，则是承认外界的实在性。万事万物，其间都有一个定理，此即所谓天理。所以宋学的反佛，是以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宋学中自创一种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有周敦颐、张载、邵雍三人。

周敦颐之说，具于《太极图说》及《通书》。他依据古说，假定宇宙的本体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复静，静极复动。如此循环不已，因生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此五种物质，是各有其性质的。人亦系此五种物质所构成，所以有智（水）、礼（火）、仁（木）、义（金）、信（土）五种性质。及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阴阳）。仁义的性质，都是好的，然用之不得其当，则皆可以变而为恶（如寒暑都是好的，不当寒而寒，不当暑而暑则为恶），所以要不离乎中正（所以配太极），不离乎中正谓之静。所以说：“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

张载之说，具于《正蒙》。其说：亦如古代，以气为万物的原质。气是动而不已的，因此而有聚散，有聚散则有疏密。密则为吾人所能知觉，疏则否，是为世俗所谓有无。其实则是隐显。隐显即是幽明。所以鬼神之与人物，同是一气。气之运动，自有其一定的法则。在某种情形之下，则两气相迎；在某种情形之下，则两气相距，是为人情好恶之所由来（此说将精神现象的根源，归诸物质，实为极彻底的一元论）。然此等自然的迎距，未必得当。好在人的精神，一方面受制于物质，一方面仍有其不受制于物质者存。所以言性，当分为气质之性（受制于物质的）与义理之性（不受制于物质的）。人之要务，为变化其气质，以求合乎义理。此为张氏修己之说。张氏又本其哲学上的见地，创万物一体之说，见于其所著的《西铭》，与惠施泛爱之说相近。

邵雍之说，与周张相异，其说乃中国所谓术数之学。中国学术，是重于社会现象，而略于自然现象的。然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研究自然现象。此等人，其视万物，皆为物质所构成。既为物质所构成，则其运动，必有其定律可求。人若能发现此定律，就能知道万物变化的公例了。所以此等人的愿望，亦可说是希冀发现世界的机械性的。世界广大，不可遍求，然他们既承认世界的规律性，则研究其一部分，即可推之于其余。所以此一派的学者，必重视数。他们的意思，原不过借此以资推测，并不敢谓所推之必确，安敢谓据此遂可以应付事物？然（一）既曾尽力于研求，终不免有时想见诸应用；（二）又此学的初兴，与天文历法关系极密，古人迷信较深，不知世界的规律性不易发现，竟有谓据此可以逆臆未来的；（三）而流俗之所震惊，亦恒在于逆臆未来，而不在乎推求定理。所以此派中亦多逆臆未来之论，遂被称为术数之学。此派学者，虽系少数，著名的亦有数家，邵雍为其中之最善者。雍之说，见于《观物内外篇》及《皇极经世书》。《观物篇》称天体为阴阳，地体为刚柔，又各分太少两者（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星为少阳。辰为少阴。火为太刚。水为太柔。石为少刚。土为少柔。其说曰：阳燧取于日而得火，火与日相应也。方诸取于月而得水，水与月一体也。星陨为石；天无日月星之处为辰，地无山川之处为土；故以星与石、辰与土相配。其余一切物与阴阳刚柔相配，皆准此理），以说明万物的性质及变化。

《皇极经世书》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为一元（日之数一为元。月之数十二为会。星之数三百六十为运。辰之数四千三百二十为世。一世三十年。以三十乘四千三百二十，得十二万九千六百）。他说：“一元在天地之间，犹一年也。”这和扬雄作《太玄》，想本一年间的变化，以窥测悠久的宇宙一样。邵雍的宗旨，在于以物观物。所谓以物观物，即系除尽主观的见解，以冀发现客观的真理，其立说精湛处甚多。但因术数之学，不为中国所重视，所以在宋学中不被视为正宗。

经过周、张、邵诸家的推求，新宇宙观和新人生观可谓大致已定。二程以下，乃努力于实行的方法。大程名颢，他主张“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但何以识得此理呢？其弟小程名颐，乃替他补充，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致知之功，在于格物。即万事而穷其理，以求一旦豁然贯通。这话骤听似乎不错的。人家驳他，说天下之物多着呢，如何格得尽？这话也是误解。因为宋儒所求，并非今日物理学家之所谓物理，乃系吾人处事之法。如曾国藩所谓：“冠履不同位，凤凰鸱鸮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鲧湮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之分际殊也。”天下之物格不尽，吾人处世的方法，积之久，是可以知识日臻广博，操持日益纯熟的。所以有人以为格物是离开身心，只是一个误解。

问题倒在（一）未经修养过的心，是否能够格物？（二）如要修养其心，其方法，是否以格物为最适宜？所以后来陆九渊出，以即物穷理为支离，要教人先发其本心之明，和赞成小程的朱熹，成为双峰并峙之局。王守仁出，而其说又有进。守仁以心之灵明为知，即人所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此知非由学得，无论如何昏蔽，亦不能无存，所以谓之“良知”。知行即是一事。《大学》说“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知恶臭之恶，好色之好，是知一方面事。恶恶臭、好好色，是行一方面事。人们谁非闻恶臭即恶，见好色即好的？谁是闻恶臭之后，别立一心去恶？见好色之后，别立一心去好？然则“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然因良知无论如何昏蔽，总不能无存，所以我们不怕不能知善知恶，知是知非，只怕明知之而不肯遵照良心去做。如此，便要在良知上用一番洗除障翳的功夫，此即所谓“致知”。

至于处世的方法，则虽圣人亦有所不能尽知。然苟得良知精明，毫无障翳，当学时，他自会指点你去学；当用人时，他自会指点你去求助于人，正不必以此为患。心之灵明谓之知，所知的自然有一物在。不成天下之物都无了，只剩一面镜子，还说这镜子能照。所以即物穷理，功夫亦仍是用在心上。而心当静止不动时，即使之静止不动，亦即是一种功夫。所以“静处体悟，事上磨炼”，两者均无所不可。

程朱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固然把道德和知识，分成两截。陆九渊要先发人本心之明，亦不过是把用功的次序倒转了，并没有能把两者合而为一。王守仁之说，便大不相同了。所以理学从朱陆到王，实在是一个辩证法的进步。但人之性质，总是偏于一方面的，或喜逐事零碎用功夫，或喜先提挈一个大纲。所以王守仁之说，仍被认为近于陆九渊，并称为“陆王”。人的性质，有此两种，是一件事实，是一件无可变更的事实。有两种人自然该有两种方法给他用，而他们亦自然会把事情做成两种样子。所以章学诚说：“朱陆为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亦为千古不能无之同异。”（见《文史通义·朱陆篇》）其说最通。

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此新文化，必已兼摄旧文化之长，此为辩证法的真理。宋学之于佛学，亦系如此。宋学兼摄佛学之长，最显著的有两点：（一）为其律己之严；（二）为其理论的彻底。论治必严王霸之辨，论人必严君子小人之分，都系由此而出。此等精严的理论，以之律己则可，以之论事，则不免多所窒碍。又宋学家虽反对佛教的遗弃世事，然其修养的方法，受佛教的影响太深了。如其说而行之，终不免偏于内心的修养，甚至学问亦被抛荒，事为更不必说，所以在宋代，宋学中的永嘉、永康两派，就对此而起反动（永嘉派以叶适、陈傅良为魁首。反对宋学的疏于事功，疏于实学的考究。永康派以陈亮为魁首，对于朱熹王霸之辨，持异议颇坚，亦是偏于事功的）。到清代，颜元、李塨一派，亦是对此力加攻击的。然永嘉、永康两派和朱陆，根本观念上，实无甚异同，所争的只是程度问题，无关宏指。颜李一派，则专讲实务，而反对在心上用功夫，几乎把宋学根本取消了。近来的人，因反对中国的学者多尚空言而不能实行，颇多称道颜李的。然颜李的理论，实极浅薄，不足以自成一军。因为世界进步了，分工不得不精。一件事，合许多人而分工，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实行，和一个人幼学壮行，并无二致。研究便是实行的一部。颜李之说，主张过甚，势必率天下人而闭目妄行。即使主张不甚，亦必变精深为浅薄，所以其说实不能成立。

从理论上反对宋儒的，还有戴震。谓宋儒主张天理人欲之辨太过，以致（一）不顾人情。视斯民饮食男女之欲，为人生所不能无的，都以为毫无价值而不足恤。（二）而在上者皆得据理以责其下，下情却不能上达，遂致有名分而无是非，人与人相处之道，日流于残酷。此两端：其前一说，乃宋学末流之弊，并非宋学的本意。后一说则由宋学家承认封建时代的秩序为社会合理的组织之故。戴氏攻之，似得其当。然戴氏亦不知其病根之所在，而说只要舍理而论情，人与人相处，就可以无问题，其说更粗浅牵强了。在现在的文化下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只要率之而行，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吗？戴氏不是盲目的，何以毫无所见？

所以宋学衰敝以后，在主义上，能卓然自立，与宋学代兴的，实无其人。梁启超说：清代的学术，只是方法运动，不是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可谓知言了。质实言之，清代考证之学，不过是宋学的一支派。宋学中陆王一派，是不讲究读书的，程朱一派本不然。朱子就是一个读书极博的人。其后学如王应麟等，考据尤极精审。

清学的先驱，是明末诸大儒。其中顾炎武与清代考证之学，关系尤密，也是程朱一派（其喜言经世，则颇近永嘉）。清代所谓纯汉学，实至乾嘉之世而后形成，前此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的。其门径，和宋学并无区别。清学的功绩，在其研究之功渐深，而日益趋于客观。因务求古事的真相，觉得我们所根据的材料，很不完全，很不正确；材料的解释，又极困难。乃致力于校勘；致力于辑佚；对于解释古书的工具（即训诂），尤为尽心。其结果，古书已佚而复见的，古义已晦而复明的不少，而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亦因经验多了，知道凭臆判断，自以为得事理之平，远不如调查其来路，而凭以判断者之确。于是折中汉宋，变为分别汉宋，其主意，亦从求是变而为求真了（非不求是，乃以求真为求是）。清学至此，其所至，已非复宋儒所能限，然仍是一种方法的转变，不足以自成一军。

清学在宗旨上，渐能脱离宋学而自立，要到道咸时今文之学兴起以后。西汉经师之说，传自先秦，其时社会的组织，还和秦汉以后不同。有许多议论，都不是东汉以后人所能了解的。自今文传授绝后，久被搁置不提了。清儒因分别学派，发现汉儒亦自有派别，精心从事于搜剔，而其材料始渐发现，其意义亦渐明白。今学中有一派，专务材料的搜剔，不甚注意于义理。又一派则不然，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号称此学的开山，已渐注意于汉儒的非常异义。龚（自珍）、魏（源）两氏继之，其立说弥以恢廓。到廖平、康有为出，就渐渐地引上经世一路，非复经生之业了。

廖平晚岁的学说，颇涉荒怪。然其援据纬说，要把孔道的规模，扩充到无限大，也仍是受世变的影响的。但廖氏毕竟是个经生。其思想，虽亦受世变的影响，而其所立之说，和现代的情形，隔膜太甚。所以对于学术界，并不能发生多大的影响。

康氏就不然了。康氏的经学远不如廖氏的精深。然其思想，较之廖氏，远觉阔大而有条理。他怀抱着一种见解，借古人之说为材料而说明之。以《春秋》三世之义，说明进化的原理，而表明中国现在的当改革，而以孔子托古改制之说辅之。其终极目的，则为世界大同。恰和中国人向来怀抱的远大的思想相合，又和其目前亟须改革的情形相应，所以其说能风靡一时。但康有为的学说，仍只成为现代学术思想转变的一个前驱。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学术是利于通的，物穷则变，宋明以来的文化，现在也几乎走到尽头了。即使没有西学输入，我们的学术思想，也未必不变。但既与西洋学术相值，自然乐得借之以自助。何况现在西洋的科学方法，其精密，确非我们之所及呢？所以近数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化，虽然靠几个大思想家做前驱，而一经发动之后，其第二步，即继之以西洋学术的输入。和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最有关系的人是梁启超。梁氏的长处：在其（一）对于新科学，多所了解；（二）最能适应社会的程度，从事于介绍；（三）且能引学说以批评事实，使多数人感觉兴味。即此趋势的说明。

西洋学术输入以来，中国人对之之态度，亦经数变。（一）其初是指采用西法者为用夷变夏，而极力加以排斥的。（二）继则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再进一步，就要打倒孔家店，指旧礼教为吃人，欢迎德谟克拉西先生、赛因斯先生，并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了。其实都不是这么一回事。

欧美近代，最初发达的是自然科学。因此引起的整个学术思想的变化（即对于一切事情的观点及其应付方法），较诸旧说，都不过是程度问题。后来推及社会科学亦然。现在文化前途的改变，乃是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并非一枝一节的问题。这个问题，乃中国与西洋之所同，而非中国之所独。

具体言之，即是中国与西洋，以及全世界的各民族，都要携手相将，走上一条新的径路。其间固无一个民族，能够守旧而不变，也断非那一个民族，尽弃其所固有，而仿效别一个民族的问题。因为照现状，彼此都是坏的，而且坏得极相像。然则各种学术，能指示我们以前途，且成为各学之王，而使他种学术，奔走其下，各尽其一枝一节之用的，必然是社会学。一切现象，都是整个社会的一枝一节，其变化，都是受整个社会的规定的。唯有整个社会，能说明整个社会，亦唯有整个社会，能说明一枝一节的现象的所以然。人们向来不知，只是把一枝一节的现象，互相说明，就错了。这是因为从前的人，不知道整个社会，可成为研究的对象，所以如此。

现在便不同了。所以只有最近成立的社会学，为前此之所无。亦只有整个的社会学，能够说明文化之所由来，而评判其得失，而指示我们以当走的路径。即如文明愈进步，则风俗愈薄恶，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亦是向来所视为无可如何的事实。毁弃文明固不可，亦不能。任社会风俗之迁流，而日趋于薄恶，也不是一回事。提倡道德，改良政治等，则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文明国，都已经努力了几千年，而证明其无效的了。人道其将终穷乎？

从社会学发明以来，才知道风俗的薄恶，全由于社会组织的不良，和文明进步毫无关系。我们若能把社会组织彻底改良，则文明进步，就只有增加人类的福利了。这是社会学指示给我们前途最大的光明。而社会学之所以能发明，则和现代各地方蛮人风俗的被重视，以及史前史的发现，有极大的关系。因此，我们才知道社会的组织，可以有多种。目前的组织，只是特种事实所造成，并非天经地义，必不可变。变的前途，实有无限的可能。变的方法，我们所知道的，亦与前人迥异了。

以上论中国学术思想转变的大概，以下再略论中国的文学和史学。

文学的发达，韵文必先于散文，中国古代，亦系如此。现存的先秦古书，都分明包含着两种文字：一种是辞句整齐而有韵的。一种则参差不齐，和我们的口语一样。前者是韵文，后者是散文。散文的发达，大约在东周之世，至西汉而达于极点。散文发达了，我们的意思，才能够尽量倾吐（因为到这时候，文字和语言，才真正一致），所以是文学的一个大进步。

西汉末年，作文章的，渐渐求其美化。其所谓美是：（一）句多偶丽；（二）不用过长过短之句；（三）用字务求其足以引起美感。其结果，逐渐成汉魏体的骈文。汉魏体的骈文，只是字句修饰些，声调啴缓些，和散文相去，还不甚远。以后一直向这趋势发达，至齐梁时代，遂浮靡而不能达意了。

此时供实用之文，别称为“笔”。然笔不过参用俗字俗语，用字眼、用典故，不及文来得多；其语调还和当时的文相近，与口语不合，还是不适于用。积重之势，已非大改革不可。

改革有三条路可走：（一）径用口语。这在昔日文字为上中流社会所专有的时代，是不行的。（二）以古文为法。如苏绰的拟《大诰》。这还是不能达意。只有第（三）条路，用古文的义法（即文字尚未浮靡时的语法），以运用今人的言语，是成功的。唐朝从韩、柳以后，才渐渐地走上这条路。散文虽兴，骈文仍自有其用，骈散自此遂分途。宋朝为散文发达的时代。其时的骈文，亦自成一格。谓之“宋四六”。气韵生动，论者称为“骈文中的散文”。

诗歌另是一体。文是导源于语言，诗是导源于歌谣的。所以诗体，当其发生之时，即非口语之调。近人以随意写来的散文，亦称为诗（新诗），这至少要改变向来“诗”字的定义然后可。

古代的诗，大抵可歌，传于后世的，便是《诗经》和《楚辞》。到汉朝，风尚变了。制氏雅乐虽存，不为人之所好。汉武帝立新声乐府，采赵、代、秦、楚之讴，使李延年协其律，司马相如等为之辞，是为汉代可歌的诗。古代的诗，则变为五言诗，成为只可吟诵之物。论者多以此为诗体的退化，这是为尊古之见所误。其实凡事都到愈后来愈分化。吟诵的诗和合乐的诗的判而为二，正是诗体的进化。

歌唱的音调，和听者的好尚的变迁，是无可如何的事。隋唐时，汉代的乐府，又不为人之所好，而其辞亦渐不能合乐了。听者的好尚，移于外国传来的燕乐。按其调而填词，谓之词。极盛于两宋之世。至元以后，又渐成为但可吟诵，不能协律之作，而可歌的限于南北曲。到清朝，按曲谱而填词的，又多可诵而不可歌了。

中国的所谓诗，扩而充之，可以连乐府、词、曲，都包括在内。因为其起源，同是出于口中的歌的。一个民族的歌谣，不容易改变。试看现代的山歌，其音调，还与汉代的乐府一样，便可知道。所以现在，非有新音乐输入，诗体是不会变化的。现在万国交通，新音乐输入的机会正多。到我国人的口耳与之相习，而能利用之以达自己的美感时，新诗体就可产生了。

文学初兴之时，总是与语言相合的。但到后来，因（一）社会情形的复杂，受教育的程度，各有不同；（二）而时间积久了，人的语言，不能不变，写在纸上的字，却不能再变；言文就渐渐地分离了。合于口语的文字，是历代都有的。如（一）禅宗和宋儒的语录；（二）元代的诏令；（三）寒山、拾得的诗；（四）近代劝人为善的书都是；（五）而其用之，要以平话为最广。这是非此不可的。从前文言、白话，各有其分野，现在却把白话的范围推广了。

这因（一）受教育的人渐多，不限于有闲阶级；而所受的教育，亦和从前不同，不能专力于文字。（二）世变既亟，语言跟着扩充、变化，文字来不及相随，乃不得不即用口语。此乃事势的自然，无人提倡，也会逐渐推广的。守旧的人，竭力排斥白话，固然是不达。好新的人，以此沾沾自喜，也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的。

所谓古文，大部分系古代的言语。其中亦有一部分，系后人依据古代的语法所造的，从未宣诸唇吻，只是形之楮墨。然楮墨之用，亦系一种广义的语言。既有其用，自不能废。而况纸上的言语，有时亦可为口语所采用。所以排斥文言，也是偏激之论。

文以载道、文贵有用之说，极为近人所诋毁。此说固未免于迂，然亦不能谓其全无道理。近人袭西洋文学的理论，贵纯文学而贱杂文学，这话固然不错。然以为说理论事之作，必是杂文学，必写景言情之作，而后可以谓之纯文学，则是皮相之谈。

美的原质，论其根柢，实在还是社会性。社会性有从积极方面流露的，如屈原、杜甫的忠爱；有从消极方面流露的，如王维、孟浩然的闲适。积极的人人所解，消极的似乎适得其反，其实不然。积极的是想把社会改好，消极的则表示不合作。虽然无所作为，然（一）使人因此而悟现社会之坏；（二）至少亦使社会减少一部分恶势力，其功效也还是一样的。文字上的所谓美，表面上虽若流连风景，其暗中深处，都藏有这一个因素在内。诗词必须有寄托，才觉得有味，真正流连风景的，总觉得浅薄，就是为此。然则文字的美恶，以及其美的程度，即视此种性质之有无多寡以为衡，其借何种材料而表现，倒是没有关系的。忧国忧民，和风花雪月，正是一样。以说理论事，或写景言情，判别文学的为纯为杂，又是皮相之谈了。

文以载道、文贵有用等说，固然不免于迂腐。然载道及有用之作，往往是富于社会性的，以此为第一等文字，实亦不为无见，不过抛荒其美的方面，而竟以载道和有用为目的，不免有语病罢了。

中国的有史籍甚早。《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说“右史记事，左史记言”是错的。《礼记·祭统》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即右史记言之证）郑《注》说：“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这大约是不错的。《周官》还有小史，记国君及卿大夫的世系，是为《帝系》及《世本》。

我国最古的史籍《史记》，其本纪及世家，似系据《春秋》和《系》《世》编纂而成。列传则源出记言之史。记言之史，称为《尚书》。乃因其为上世之书而得此名，其原名似称为语。语之本体，当系记人君的言语，如现在的训辞讲演之类。后来扩充之，则及于一切嘉言。嘉言的反面是莠言，间亦存之以昭炯戒。记录言语的，本可略述其起因及结果，以备本事。扩充之则及于一切懿行，而其反面即为恶行。此体后来附庸蔚为大观，名卿大夫，及学术界巨子，大抵都有此等记录，甚至帝王亦有之。

其分国编纂的，则谓之《国语》。关于一人的言行，分类编纂的，则谓之《论语》。记载一人的大事的，则如《礼记·乐记》，述武王之事，谓之《牧野之语》都是。《史记》的列传，在他篇中提及，多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事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可见其源出于语，推而广之，则不名为语的，其实亦系语体。如《晏子春秋》及《管子》中的《大中小匡》等是。八书是记典章经制的，其源当亦出于史官，不过不能知其为何官之史罢了。史官以外，还有民间的传述。有出于学士大夫之口的，如魏绛、伍员述少康、羿、浞之事（见《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史记·吴太伯世家》）。亦有出于农夫野老之口的，如孟子斥咸丘蒙所述为齐东野人之语。古史的来源，大略如此。秦始皇烧书，《史记·六国表》说“诸侯史记尤甚”，大约史官所记载，损失极多。流行民间之书，受其影响当较少。口耳相传，未著竹帛的，自然更不必说了。

有历史的材料是一事，有史学上的见地，又系一事。古代史官，虽各有专职，然大体不过奉行故事。民间传述，或出惊奇之念，或出仰慕之忱（所谓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亦说不上什么史学上的见地。到司马谈、迁父子出，才网罗当时所有的史料，编纂成一部大书。这时的中国，在当时人的眼中，实已可谓之天下（因为所知者限于此。在所知的范围中，并没有屏斥异国或异族的史料不载）。所以《太史公书》（这是《史记》的本名。《汉书·艺文志》著录即如此。《史记》乃史籍通名，犹今言历史。《太史公书》，为史部中最早的著述，遂冒其一类的总名），实自国别史进于世界史，为史体一大进步。

从此以后，国家亦渐知史籍的重要了。后汉以后，乃有诏兰台、东观中人述作之事。魏晋以后，国家遂特设专官。此时作史的，在物力上，已非倚赖国家不行（一因材料的保存及搜辑，一因编纂时之费用）。至于撰述，则因材料不多，还为私人之力所能及。所以自南北朝以前，大率由国家供给材料及助力，而司编撰之事的，则仍系一二人，为私家著述性质。

唐以后史料更多，不徒保存、搜辑，即整理、排比，亦非私人之力所及，于是独力的著述，不得不变为集众纂修之局了。私家著述及集众纂修，昔人的议论，多偏袒前者，这亦是一偏之见。姑无论材料既多，运用为私人之力所不及。即舍此勿论，而昔时的正史，包括的门类很多，亦非一人所能兼通。所以即就学术方面论，两者亦各有长短。唐修《新晋书》（即今正史中的《晋书》），其志非前人所能及，即其一证。关于正史的历史，可参看《史通》的《六家》《二体》《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各篇，及拙撰《史通评》中这几篇的评（商务印书馆本）。

从前的历史，系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而在政治方面，则所注重的，为理乱兴衰、典章经制两类。正史中的纪传，是所以详前者的，志则所以详后者。（已见《绪论》中）编年史偏详前者。《通典》《通考》一类的书，则偏详后者，都不如纪传表志体的完全。所以后来功令，独取纪传表志体为正史。然编年体和政书（《通典》《通考》等），在观览上亦各有其便，所以其书仍并为学者所重。这是中国旧日所认为史部的重心。纪传体以人为单位，编年史以时为系统，欲句稽一事的始末，均觉不易。自袁枢因《通鉴》作《纪事本末》后，其体亦渐广行。

中国的史学，在宋时，可谓有一大进步。（一）独力著成一史的，自唐以后，已无其事。宋则《新五代史》出欧阳修一人；《新唐书》虽出修及宋祁两人，亦有私家著述性质，事非易得。（二）编年之史，自三国以后，久已废阙。至宋则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贯串古今。朱熹的《通鉴纲目》，叙事虽不如《通鉴》的精，体例却较《通鉴》为善（《通鉴》有目无纲，检阅殊为不便。司马光因此，乃有《目录》之作，又有《举要》之作。《目录》既不与本书相附丽。《举要》则朱子《答潘正叔书》，讥其“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亦系实情。所以《纲目》之作，确足以改良《通鉴》的体例）。（三）讲典章经制的书，虽起于唐杜佑的《通典》，然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搜集尤备，分类亦愈精。又有会要一体，以存当代的掌故，并推其体例，以整理前代的史实。（四）郑樵《通志》之作，网罗古今。其书虽欠精审，亦见其魄力之大。（五）当代史料，搜辑綦详。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王偁《东都纪略》等都是。（六）自周以前的古史，实系别一性质。至宋而研究加详。如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苏辙《古史考》、胡宏《皇王大纪》、罗泌《路史》等都是。（七）研究外国史的，宋朝亦加多。如叶隆礼《契丹国志》、孟珙《蒙鞑备录》等。（八）考古之学，亦起于宋时。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始渐求材料于书籍之外。（九）倪思的《班马异同评》、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皆出于宋时。史事的考证，渐见精核。

综此九端，可见宋代史学的突飞猛进。元明时代复渐衰。此因其时之学风，渐趋于空疏之故。但关于当代史料，明人尚能留心收拾。到清朝，文字之狱大兴，士不敢言当代的史事；又其时的学风，偏于考古，而略于致用；当代史料，就除官书、碑传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了。但清代考据之学颇精。推其法以治史，能补正前人之处亦颇多。

研究史法之作，专著颇少。其言之成理，而又有条理系统的，当推刘知几的《史通》。《史通》是在大体上承认前人的史法为不误，而为之弥缝匡救的。其回到事实上，批评历代的史法，是否得当；以及研究今后作史之法当如何的，则当推章学诚。其识力实远出刘知几之上。此亦时代为之。因为刘知几之时，史料尚不甚多，不虑其不可遍览，即用前人的方法撰述已足。章学诚的时代，则情形大不同，所以迫得他不得不另觅途径了。然章氏的识力，亦殊不易及。他知道史与史材非一物，保存史材，当务求其备，而作史则当加以去取；以及作史当重客观等（见《文史通义·史德篇》），实与现在的新史学，息息相通。不过其时无他种科学，以为辅助，所以其论不如现在新史学的精审罢了。然亦不过未达一间而已，其识力亦很可钦佩了。

第十八章

宗教

宗教的信仰，是不论哪一个民族都有的。在浅演之时固然，即演进较深之后，亦复如此。这是因为：学问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问题，而宗教之所欲解决，则为整个的人生问题。宗教的解决人生问题，亦不是全不顾知识方面的。它在感情方面，固然要与人以满足。在知识方面，对于当时的人所提出的疑问，亦要与以一个满意的解答。所以一种宗教，当其兴起之时，总是足以解决整个人生问题的。但既兴起之后，因其植基于信仰，其说往往不易改变；而其态度亦特别不宽容。经过一定时期之后，遂成为进化的障碍，而被人斥为迷信。

宗教所给予人的，既是当下感情上和知识上的满足，其教义，自然要随时随地而异。一种宗教，名目未变，其教义，亦会因环境而变迁。原始的人，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以为凡事都有一个像人一般的东西，有知识，有感情，有意志，在暗中发动主持着。既不知道自然界的法则，则视外界一切变化，皆属可能。所以其视环境，非常之可畏怖。而其视其所祈求的对象，能力之大，尤属不可思议。有形之物，虽亦为其所崇拜，然其所畏怖而祈求的，大概非其形而为寓于其中的精灵。无形可见之物，怎会令人深信不疑呢？

原来古人不知道生物与无生物之别，更不知道动物与植物、人与动物之别，一切都看作和自己一样，而人所最易经验到而难于解释的，为梦与死。明明睡在这里没有动，却有所见，有所闻，有所作为；明明还是这个人，而顷刻之间，有知已变为无知了；安得不相信人身之中，别有一物以为之主？既以为人是如此，就推之一切物，以为都是如此了。这是我们现在，相信人有灵魂；相信天地、日月、山川等，都有神为之主；相信老树、怪石、狐狸、蛇等，都可以成为精怪的由来。虽然我们现在，已知道自然界的法则了；知道生物与无生物、动物与植物、人与其他动物之别了；然此等见解，根株仍未拔尽。

人类所崇拜的灵界，其实是虚无缥缈的，都是人所想象造作出来的。所以所谓灵界，其实还是人间世界的反映。人类社会的组织变化了，灵界的组织，也是要跟着变化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第一步，便是从部族时代进于封建时代的变化。部族的神，大抵是保护一个部族的，和别一个部族，则处于敌对的地位。所以《左传》僖公十年说：“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孔子也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

到封建时代，各个神灵之间，就要有一个联系。既要互相联系，其间自然要生出一个尊卑等级来。在此时代，宗教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把神灵分类；（二）确定每一类之中及各类之间尊卑等级的关系。我们在古书上看得见的，便是《周官》大宗伯所分的（一）天神；（二）地祇；（三）人鬼；（四）物魅四类。四类相互之间，自然天神最尊，地祇次之，人鬼次之，物魅最下。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地祇包括山岳、河海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和总地祇。人鬼：最重要的，是自己的祖宗；其余一切有功劳、有德行的人，也都包括在内。物魅是列举不尽的。天神、地祇、人鬼等，都是善性居多。物魅则善恶无定。这是中国人最普通的思想，沿袭自几千年以前的。宗教发达到这一步，离一般人就渐渐地远了。

“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礼记·王制》），和一般人是没有关系的。季氏旅于泰山，孔子就要讥其非礼了（《论语·八佾》），何况平民？昊天上帝之外，还有主四时化育的五帝：东方青帝灵威仰，主春生。南方赤帝赤熛怒，主夏长。西方白帝白招拒，主秋成。北方黑帝汁光纪，主冬藏。中央黄帝含枢纽，则兼主四时化育。

每一朝天子的始祖，据说实在是上帝的儿子。譬如周朝的始祖后稷，他的母亲姜嫄，虽说是帝喾之妃，后稷却不是帝喾的儿子。有一次，姜嫄出去，见一个大的足印。姜嫄一只脚，还不如他一个拇指大。姜嫄见了，觉得奇怪，把自己的脚，在这足印里踏踏看呢。一踏上去，身体就觉得感动，从此有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稷。又如商朝的始祖契。他的母亲简狄，也是帝喾之妃，然而契也不是帝喾的儿子。简狄有一次，到河里去洗澡，有一只玄鸟，掉下一个卵来。简狄取来吞下去，因此有孕了，后来就生了契。这个谓之“感生”（见《诗·生民》及《玄鸟》。《史记·殷周本纪》述契、后稷之生，即系《诗说》。《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郑玄谓天有六，即五帝和昊天上帝燿魄宝。可看《礼记·祭法疏》，最简单明了。五帝之名，虽出纬候，然其说自系古说。所以《礼记·礼运》“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已经把天和帝分说了）。

契、稷等因系上帝之子，所以其子孙得受命而为天子。案：诸“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之义，自然和平民无涉的，用不着平民去祭。其余如“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而且是“民所取材用”的（《礼记·祭法》），虽和人民有关系，然因尊卑等级不可紊乱之故，也就轮不着人民去祭了。宗教发达到此，神的等级愈多，上级的神威权愈大，其去一般人却愈远，正和由部族之长，发展到诸侯，由列国并立的诸侯，进步到一统全国的君主，其地位愈尊，而其和人民相去却愈远一样。

人，总是讲究实际的。所敬畏的，只会是和自己切近而有关系的神。日本田崎仁义所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说：古代宗教思想，多以生物之功，归之女性，又多视日为女神。

中国古代，最隆重的是社祭（《礼记·郊特牲》说：“惟为社事，单出里。惟为社田，国人毕作。惟社，丘乘共粢盛。”单同殚）。而这所谓社，则只是一地方的土神（据《礼记·祭法》，王、诸侯、大夫等，均各自立社），并不是与天神相对的后土。《易经·说卦传》：离为日，为中女。《山海经》和《淮南子》，以生日驭日的羲和为女神（《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淮南子·天文训》：“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而《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乃所以迎“长日之至”。可见以郊祭为祭天，乃后起之事，其初只是祭日；而祭日与祭社，则同是所以报其生物之功。

后来虽因哲学观念的发达，而有所谓苍苍者天，抟抟者地，然这整个的天神和整个的地神，就和人民关系不切了，虽没有政治上“天子祭天地”的禁令，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祭它的。日月星辰风雨等，太多了，祭不胜祭；亦知道其所关涉者广，用不着一地方去祭它。只有一地方的土神，向来视为于己最亲的，其祭祀还相沿不废。

所以历代以来，民间最隆重的典礼是社祭，最热闹的节场是作社。还有所谓“八蜡之祭”，是农功既毕之后，举凡与农事有关之神，一概祭飨它一次（见《礼记·郊特牲》）。又古代视万物皆有神，则有所谓中霤，有所谓门，有所谓行，有所谓户，有所谓灶（均见《祭法》）。此等崇拜，倒也有残留到后世的。又如古代的司命，是主人的生死的（司命亦见《祭法》。《庄子·至乐》云：“庄子之楚，见髑髅而问之。夜半，髑髅见梦。庄子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知古谓人生死，皆司命主之）。后世则说南斗主生，北斗主死，所以南北斗去人虽远，倒也有人崇拜它。诸如此类，悉数难终。

总之于人有切近的关系的，则有人崇拜，于人无切近的关系的，则位置虽高，人视之，常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人的议论，都说一神教比多神教进化，中国人所崇拜的对象太杂，所以其宗教，还是未甚进化的。其实不然。从前俄国在专制时代，人民捐一个钱到教堂里去，名义上也要以俄皇的命令允许的。这和佛教中的阿弥陀佛有一个人皈依他，到临死时，佛都自己来接引他到净土去一样。

中国的皇帝，向来是不管小事的，所以反映着人间社会而成的灵界组织，最高的神，亦不亲细务。假使中国宗教上的灵界组织，是以一个大神，躬亲万事的，中国人也何尝不会专崇拜这一个神？然而崇拜北斗，希冀长生，和专念阿弥陀佛，希冀往生净土的，根本上有什么区别呢？若说一神教的所谓一神，只是一种自然力的象征，所以崇拜一神教的，其哲学上的见地，业已达于泛神论了，要比多神教高些。则崇拜一神教的，都是当他自然力的象征崇拜的吗？老实说：泛神论与无神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真懂得泛神论的，也就懂得无神的意义，不会再有现在某些宗教家的顽固见解了。

较神的迷信进一步的，则为术。术数两字，古每连称，其实两者是不同的（已见上章）。术之起源，由于因果的误认。如说做一个木人，或者束一个草人，把它当作某人，用箭去射它，就会使这个人受伤。又如把某人贴身之物，加以破坏，就能使这个人受影响之类。

苌弘在周朝，把狸首象征不来的诸侯去射它，以致为晋人所杀（见《史记·封禅书》）。豫让为赵襄子所擒，请襄子之衣，拔剑三跃而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就是此等见解。

凡厌胜咒诅之术，均自此而出。又有一种，以为此地的某种现象，与彼地的某种现象；现在的某种现象，和将来的某种现象，有连带关系的。因欲依据此时此地的现象，以测知彼时彼地的现象，是为占卜之术所自始。

此等都是所谓术，更进一步则为数。《汉书·艺文志》说形法家之学道：“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全然根据于目可见、身可触的物质，以说明现象的原因，而否认目不可见的神秘之说，卓然是科学家的路径。惜乎这种学派中人，亦渐渐地枉其所信，而和术家混合为一了。《汉志·术数略》共分六家：曰天文、曰历谱、曰五行、曰蓍龟、曰杂占、曰形法。蓍龟和杂占，纯粹是术家言。天文、历谱、五行、形法都饶有数的意味，和术家混合了，为后世星相之学所自出。

中国古代所崇拜的对象，到后世，都合并起来，而被收容于道教之中。然所谓道教，除此之外，尚有一个元素，那便是神仙家。当春秋战国时，就有所谓方士者，以不死之说，诳惑人主。

《左传》昭公二十年，齐景公问于晏子，说“古而无死，其乐何如”？古代无论哲学、宗教，都没有持不死之说的，可见景公所问，为受神仙家的诳惑了。此后齐威宣王，燕昭王亦都相信它（见于《史记·封禅书》），而秦始皇、汉武帝信之尤笃，其事为人人所知，无烦赘述了。事必略有征验，然后能使人相信。说人可不死，是最无征验的。齐景公等都系有为之主，何以都为所蛊惑呢？以我推测，因燕齐一带，多有海市。古人明见空中有人物城郭宫室，而不知其理，对于神仙之说，自然深信不疑了。

神仙家，《汉志》列于方技，与医经、经方、房中并列。今所传最古的医书《素问》中亦多载方士之言。可见方士与医药，关系甚密。想借修炼、服食、房中等术，以求长生，虽然误谬，要不能视为迷信。然此派在汉武时，就渐渐地和古代的宗教混合了。

汉武时，所谓方士，实分两派：一派讲炼丹药，求神仙，以求长生；一派则从事祠祭以求福。其事具见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郊祀志》所载各地方的山川，各有其当祭之神，即由献其说的方士主持。此乃古代各部族的宗教，遗留到后世的。《山海经》所载，某水某山有某神，当用何物祠祭，疑即此等方士所记载。此派至元帝后，多被废罢；求神仙一派，亦因其太无效验，不复为时主所信，乃转而诳惑人民。其中规模最大的，自然是张角，次之则是张鲁。他们也都讲祠祭。但因人民无求长生的奢望，亦无炼金丹等财力（依《抱朴子》讲，当时方士炼丹，所费甚巨。葛洪即自憾无此资财，未能从事），所以不讲求神仙，而变为以符咒治病了。

符咒治病，即是祝由之术，亦古代医术中的一科。其牵合道家之学，则自张鲁使其下诵习《老子》五千言始。张鲁之道，与老子毫无干涉，何以会使人诵习老子呢？依我推测，大约因汉时以黄、老并称，神仙家自托于黄帝，而黄帝无书，所以牵率及于老子。张鲁等的宗教，有何理论可讲？不过有一部书，以资牵合附会就够了，管什么实际合不合呢？

然未几，玄学大兴，老子变为时髦之学，神仙家诳惑上流社会的，亦渐借其哲理以自文。老子和所谓方士，所谓神仙家，就都生出不可分离的关系来了。此等杂多的迷信，磅礴郁积，毕竟要汇合为一的。享其成的，则为北魏时的寇谦之。谦之学张鲁之术，因得崔浩的尊信，言于魏明元帝而迎之，尊之为天师，道教乃成为国家所承认的宗教，俨然与儒释并列了。此事在刘宋少帝景平元年，魏明元帝泰常八年。

后世谈起道教来，均奉张陵为始祖。陵乃鲁之祖父。据《后汉书》说：陵客蜀，学道于鹄鸣山中。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然其事并无证据。据《三国志》《注》引《典略》，则为五斗米道的，实系张修。修乃与鲁并受命于刘焉，侵据汉中，后来鲁又袭杀修而并其众的。鲁行五斗米道于汉中，一时颇收小效。疑其本出于修，鲁因其有治效而沿袭之，却又讳其所自出，而自托之于父祖。历史，照例所传的，是成功一方面的人的话，张陵就此成为道教的始祖了。

从外国输入的宗教，最有权威的，自然是佛教。佛教的输入，旧说都以为在后汉明帝之世。说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傅毅对以西方有圣人，乃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西。此乃因其说见于《魏书·释老志》，以为出于正史之故。梁启超作《佛教之初输入》，考此说出于西晋道士王浮的《老子化胡经》，其意乃欲援释入道，殊为妖妄。然《魏书》实未以金人入梦，为佛教入中国之始。

据《魏书》之意，佛教输入，当分三期：（一）匈奴浑邪王降，中国得其金人，为佛教流通之渐。（二）张骞至大夏，知有身毒，行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乃及明帝金人之梦。金人实与佛教无涉。大月氏使口授浮屠经，事若确实，当可称为佛教输入之始。元寿元年，为公元前2年。然则佛教输入中国，实在基督诞生后两年了（基督降生，在纪元前4年。西人因纪年行用已久，遂未改正）。据《后汉书》所载，光武帝子楚王英业已信佛，可见其输入必不在明帝之世。秦景宪与秦景，当即一人。此等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尚不可知，何况确定其名姓年代？但大月氏为佛教盛行之地；汉与西域，交通亦极频繁；佛教自此输入，理有可能。梁启超以南方佛像涂金；《后汉书·陶谦传》，说谦使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融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做黄金屠像；疑佛教本自南方输入。然此说太近臆测，即谓其系事实，亦不能断定其输入在北方之先。梁氏此文，破斥旧说之功甚大，其所建立之说，则尚待研究。柳诒徵《梁氏佛教史评》，可以参看。

佛教的特色在于（一）其说轮回，把人的生命延长了，足以救济中国旧说，（甲）限善报于今世及其子孙，及（乙）神仙家飞升尸解等说得太无征验，而满足人的欲望。（二）又其宗旨偏于出世，只想以个人的修养，解脱苦痛，全不参加政治斗争。在此点，佛教与张角、张鲁等，大不相同。所以不为政治势力所摧残，而反为其所扶植。（三）中国是时，尚缺乏统一全国的大宗教。一地方一部族之神，既因其性质偏狭而不适于用，天子所祭的天地等，亦因其和人民相去远了，而在若无若有之间。张角、张鲁等的宗教运动，又因其带有政治斗争性质；且其教义怕太浅，而不足以餍上中流社会之望；并只适于秘密的结合，而不宜于平和地传布，不能通行。只有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是对于上中下流社会都适宜的。物我无间，冤亲平等，国界种界尚且不分，何况一国之中，各地方各民族等小小界限？其能风行全国，自然无待于言了。至佛教的哲理方面，及其重要宗派，上章已略言之，今不赘述。

把一个中空的瓶抛在水中，水即滔滔注入，设使其中本有水，外面的水就不容易进去了。这是先入为主之理，一人如是，一国亦然。佛教输入时，中国的宗教界，尚觉贫乏，所以佛教能够盛行。佛教输入后，就不然了。所以其他外教，输入中国的虽多，都不能如佛教的风行无阻，其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亦较浅。佛教以外，外国输入的宗教，自以伊斯兰教为最大。此教缘起，人人知之，无待赘述。

宗教虽似专给人以精神上的慰安，实则仍和现实生活有关系。现实生活，经济问题为大。流行于贫苦社会中的宗教，有教人团结以和现社会相斗争的，如太平天国所创的上帝教，实行均田和共同生活之法。有教教徒自相救恤，对于现社会的组织，则取放任态度的，如张鲁在汉中，教人做义舍，置米肉其中，以便行人；令有小过者修路；禁酒，春夏禁杀；明教徒戒肉食，崇节俭，互相救恤。入其教的，生活上既有实益，所以宋时屡加禁断，不能尽绝。

然社会秩序未能转变时，与之斗争的，固然不免灭亡；即欲自成一团体，独立于现社会组织之外的，亦必因其和广大的社会秩序不能兼容，而终遭覆灭。所以到元朝以后，明教也就默默无闻了。张鲁之治汉中，所以能经历数十年，乃因其政治尚有规模，人民能与之相安，并非由其教义，则明教的流行较久，亦未必和其教义有甚关系了。火教及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详见近人陈垣所撰《火祆入中国考》。

基督教入中国，事在公元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波斯人阿罗本（Olopen），始赉其经典来长安。太宗许其建寺，称为波斯，玄宗因其教本出大秦，改寺名为大秦寺。其教在当时，称为景教。德宗时，寺僧景净，立《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末出土，可以考见其事的始末。蒙古时，基督教又行输入。其徒谓之也里可温。陈垣亦有考。元时，信奉基督教的，多是蒙古人。所以元亡而复绝。直到明中叶后，才从海路复行输入。

近代基督教的输入，和中国冲突颇多。推其源，实出于政治上的误解。基督教的教义，如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等，固然和中国的风俗是冲突的。然前代的外教，教规亦何尝不和中国风俗有异同？况近代基督教初输入时，是并不禁拜天、拜祖宗、拜孔子的。明末相信基督教的，如徐光启、李之藻辈，并非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假使基督教义和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实不兼容，他们岂肯因崇信科学之故，把民族国家，一齐牺牲了。

当时反对西教的，莫如杨光先，试看他所著的《不得已书》。他说他们“不婚不宦，则志不在小”。又说，“其制器精者，其兵械亦精”。又说，他们著书立说，谓中国人都是异教的子孙。万一他们蠢动起来，中国人和他相敌，岂非以子弟敌父兄？又说：“以数万里不朝不贡之人，来不稽其所从来，去不究其所从去；行不监押，止不关防。十三省山川形势，兵马钱粮，靡不收归图籍。百余年后，将有知余言之不得已者。”因而断言：“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原来中国历代，军政或者废弛，至于军械，则总是在外国之上的。到近代，西人的船坚炮利，中国才自愧弗如。而中国人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西洋教士艰苦卓绝的精神，又非其所了解。自然要生出疑忌来了。这也是在当日情势之下，所不能免的，原不足以为怪，然攻击西教士的虽有，而主张优容的，亦不在少数。所以清圣祖初年，虽因杨光先的攻击，汤若望等一度获罪，然教禁旋复解除。康熙一朝，教士被任用者不少。于中国文化，裨益实非浅鲜。此亦可见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无甚冲突了。

教禁之起，实由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皇听别派教士的话，以不禁中国教徒拜天、拜祖宗、拜孔子为不然，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此非但教义与中国相隔阂，亦且以在中国传教的教士，而受命于外国的教皇，亦非当时中国的见解所能容许。于是有康熙五十六年重申教禁之事。世宗即位后，遂将教徒一律安置澳门；各省的天主堂，尽行改为公廨了。自此以后，至五口通商后教禁解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遂变为秘密传播的宗教。

中国人既不知道它的真相，就把向来秘密教中的事情，附会到基督教身上。什么挖取死人的眼睛咧；聚集教堂中的妇女，本师投以药饵，使之雉鸣求牡咧，种种离奇怪诞之说，不一而足，都酿成于此时。

五口通商以后，（一）中国人既怀战败之忿，视外国的传教，为借兵力胁迫而成；（二）教民又恃教士的干涉词讼为护符，鱼肉乡里；（三）就是外国教士，也有倚势妄为，在中国实施其敲诈行为的（见严复译英人宓克所著《中国教案论》）。于是教案迭起，成为交涉上的大难题了。然自庚子事变以后，中国人悟盲目排外之无益，风气幡然一变，各省遂无甚教案。此亦可见中国人对于异教的宽容了。

基督教原出犹太。犹太教亦曾输入中国。谓之一赐乐业教，实即以色列的异译。中国谓之挑筋教。今存于河南的开封。据其教中典籍所记，其教当五代汉时（公元947年至950年），始离本土，至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始在中国建寺。清圣祖康熙四十一年，有教徒二三千人。宣宗道光末，存者只三百余。宣统元年二百余。民国八年（1919年），只有一百二十余人。初来时凡十七姓，清初，存者只有七姓了。详见陈垣《一赐乐业教考》。

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想结合徒党，有所作为的，亦往往借宗教为工具。如前代的张角、孙恩，近代的太平天国等都是。此特其荦荦大者，其较小的，则不胜枚举。此等宗教，大率即系其人所创造，多借当时流行之说为资料。如张角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疑当作赤，为汉人所讳改），系利用当时五行生胜之说；白莲教依托佛教；拜上帝教依托基督教。然此实不过借为资料（利用其业已流行于社会），其教理，实与其所依附之说，大不相同。其支离灭裂，往往使稍有知识之人，闻之失笑。上帝教和义和团之说，因时代近，传者较多，稍一披览，便可见得。然非此不足以扇动下流社会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为两橛。一为上中流知识阶级，一为下流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我们的工作，所以全是浮面的，没有真正的功效，不能改良社会，即由于此。不可不猛省。

中国社会，迷信宗教，是不甚深的。此由孔教盛行，我人之所祈求，都在人间而不在另一世界之故。因此，教会之在中国，不能有很大的威权。因此，我们不以宗教问题和异族异国，起无谓的争执。此实中国文化的一个优点。

现今世界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宗教因其性质固定之故，往往成为进化的障碍。若与之争斗，则又招致无谓的牺牲，欧洲的已事，即其殷鉴。这似乎是文化前途一个很大的难题。然实际生活，总是顽强的观念论的强敌。世界上任何宗教，其教义总有几分禁欲性的，事实上，却从没看见多数的教徒，真能脱离俗生活。文化愈进步，人的生活情形，变更得愈快。宗教阻碍进步之处，怕更不待以干戈口舌争之了。这也是史事无复演，不容以旧眼光推测新变局的一端。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这套常识丛书所选书目包括吴晗、沈从文、林徽因、胡适等大家的作品，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历史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都制定了一个相对严谨的校正标准与流程。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文外，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现代通用简体字。

三、错误的字词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正。如：“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回复”改“恢复”等。

四、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做”“作”，“那”“哪”，“么”“吗”等。

五、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琅邪”改“琅琊”，“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起始”改“开始”等。

六、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尽量统一。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各篇中标题、落款、注释等，统一编辑处理。

第一章

器物

中国古玉

中国的雕玉艺术，是从石器时代磨治石器发展下来的一种特殊艺术。它的初期作品，在形态和花纹上的成就，我们目前实在还不大明白。只知道最迟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左右，殷商时代古坟中出土的种种雕玉，就显示出它在艺术上已达成熟期。后来雕玉技术中的平面透雕、线刻、浮雕和圆雕，种种不同表现方法，都已具备。并且可以看出已经熟练运用旋轮车盘，利用高硬度的宝石末，和用高硬度金属工具，来切磋琢磨。艺术上的特征，即把严峻雄壮和秀美活泼几种美学上的矛盾，极巧妙地融化统一起来，表现于同一作品中，得到非常的成功。无论大型玉戈和玉刀，或是一件小佩玉，效果总是相同的。由于玉本质的光莹润泽，和制作设计上的巧慧，做工的精练与谨严，特别是治玉工人对于材料的深刻理解，使它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中，占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

中国历史文献称商代最后一个帝王纣辛，因人民反抗他的残暴政治，自焚于鹿台时，身边还有宝玉一亿有余。统治者对大量雕玉的占有，充分反映出中国奴隶社会的末期，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对立，如何尖锐明显。当时一般人民进行生产、种植和狩猎，大都还使用石斧、石镰、蚌锯和石、骨、蚌箭头做生产工具，统治者却用精美玉器装饰他心爱的狗、马和本人一身。这时期的玉器制作，自然多出于有技术的奴隶双手。

大致可以分作两部分：

一、大型玉多属玉兵器和礼仪上用玉。兵器中有玉戈、玉矛头和玉斧钺等等，有的还镶嵌在刻有非常精美花纹的青铜柄上。礼仪用玉有圆形玉璧，筒状玉琮，齿轮状玉璇玑，等等。

二、小件佩玉多从日用工具发展而来，大部分还不完全脱离实用范围，如玉鱼璜可作小刀，玉觿可以解结。一部分又反映古代社会风俗习惯，特别生物如玉龙、凤，常见生物如玉牛、玉虎，和燕、雀、蛙、兔，龙、凤多用双线碾刻，制作异常精美，鸟、兽、虫、鱼等生物，多用平面透雕，刻法简朴而生动。

玉材大致可分白玉和灰青玉二系，还有比较少量的绿色硬玉。材料来源有从本土较近区域内取得的，也有从万里外西北和阗昆仑山下河谷中取得的。属于本土生产的，古称蓝田出美玉，或以为即陕西长安附近的蓝田。从和阗河谷中采取的，可以说明我国古代西北的交通，实远在三千年前。采玉必有专工，并且用的还是女工人（不过有关这种记载，是在公元后七世纪的唐代才发现的）。

雕玉必用金刚砂，别名解玉砂，唐代贡赋名目中，忻州每年就贡解玉砂六十斤。周代只知道玉作有工正专官，主持生产。从河中采取的名“子儿玉”，大小有一定限度；从山上凿取的名“山材玉”，有大过千斤的。汉代虽已见出使用山材玉的情形，但直到公元后十三世纪，才使用大件山材玉。

周代前后八百年间（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雕玉工艺随同时代不断进一步发展。主要是雕玉和中国初期封建社会，发生了紧密的结合，成为封建制度一部分。周代初年，虽把从殷商政府得来的大量宝玉，分散于诸侯臣民，表示有道德的帝王，把人民看得比宝玉还重要。但在公元前八世纪间，却出了个好探险、喜游历的帝王，驾了八骏马的车子，往中国西方去寻玉，直到昆仑山下，留下了一个穆天子会西王母的故事，影响到中国文学艺术和宗教情感两千多年，成为一个美丽神话传说的主题。

周代大型雕玉，由戈、矛、斧、钺衍变而成的圭、璋、璜、琮、璧，和当时青铜器中的钟鼎，都是诸侯王国分封不可少的东西，政治权威的象征，同有无比尊贵地位的。这种大型雕玉，特别是陕西出土，有可能是商周之际制作的薄质黑玉刀，一部分还依旧保持实用工具的作用，锋利坚刚，可以割切肉食。随后才成为种种仪式上的定型。器物中最重要的是圭、璧，既然是政治权威的象征，还兼具最高货币的意义。诸侯王分封，诸侯之间彼此聘问通好，此外祭祷名山大川、天地社稷诸神，婚丧庆吊诸事，都少不了要用到。后来加入由石庖丁衍变而成的玉璋、外方内圆近于机织衡木的琮、破璧而成半月形的璜，以及形制不甚明确的瑁，玉中五瑞或六瑞的说法，因之成立。当时国家用玉极多，还特别设立有典守玉器的专官，保管收藏。遇国有大事，就把具典型性的重器陈列出来，供人观看。玉的应用也开始逐渐扩大了范围，到士大夫生活各方面去。商周之际，唯帝王诸侯才能赏玩的。晚周春秋以来，一个代表新兴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了用玉装饰身体的风气，因此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并且认为玉有七种高尚的品德，恰和当时社会所要求于一个正人君子的品德相称，因之雕玉又具有一种人格的象征，社会更加普遍重视玉。这里说的还仅指男子佩玉。至于当时贵族女子，则成组成列的雕玉环佩，已经有了一定制度。孔子删辑古诗时，诗中提起玉佩处就极多。花纹上的发展，则和同时青铜器纹饰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大致可分作三个段落，即西周、春秋和战国。礼仪用玉如圭、璧，多素朴无纹饰，或仅具简单云纹。佩服用玉因金属工具的进步，发展了成定型的回云纹和谷状凸起纹，和比较复杂有连续性的双线盘虬纹。佩服玉中如龙环、鱼璜，和牺首兽面装饰镶嵌用玉，一部分犹保留商代雕玉做法，一部分特别发展了弯曲状云纹玉龙。玉的使用范围虽明显日益广大，一般做工却不如商代之精。大型璧在各种应用上，已有不同尺寸代表不同等级和用途，但比较普通的璧，多具一定格式，以席纹云纹为主要装饰。有一种用途不甚明确成对透雕玉龙，制作风格雄劲而浑朴，作风直影响到西汉，还不大变。这种薄片透雕青玉龙，过去人多以为是公元前二三世纪间制作的，近来才明白实创始于周代，至晚在公元前六世纪，就已成定型。

中国雕玉和中国古代社会既有密切联系，玉工艺新的进步，和旧形式的解放，也和社会发展矛盾蜕变同时，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国时代。那时社会旧封建制度已逐渐崩溃解体，由周初千余国并为百余国，再兼并为五霸七雄，一面解除了旧的王权政治制度上的束缚，另一面也解放了艺术思想上的因袭。更因商业资本的发达流转，促进了交通和贸易，虽古语有“白璧无价”“美玉不鬻于市”的成规，雕玉艺术和玉材的选择，因此却得到空前的提高。相玉有了专工，雕玉有了专家，历史上著名的和氏连城璧，就产生于这个时代。韩非著述中叙卞和故事说，平民卞和，发现了一个玉璞后，就把它献给国王，相玉专工却以为是顽石，因此卞和被罚，一只脚去掉了膝盖骨。后又拿去呈献，玉工依然说是顽石，因此把两脚弄坏。断了脚的卞和，还深信自己见解正确，抱着那个玉璞哭泣，泪尽血出，悲伤世无识玉的人。后来玉经雕琢，果然成一个精美无比的玉璧。司马迁作《史记》，说璧归赵国所有，诸侯都非常歆羡。秦王自恃兵力强大，就派人来取玉，并诈说用五个城市交换。赵王不得已，派蔺相如带璧入秦国，见秦王无意履行前约，因用计完璧归赵。故事流传两千余年，还十分动人。和氏璧真实情形已不得而知。至于同时代因诸侯好玉社会重玉成为一种风气后，而提高了的雕玉艺术，则从近三十年在河南洛阳附近的金村，和河南辉县等地方发现的各种精美玉器，已经完全证实这个时代的雕玉风格和品质。花纹制作的精美，玉质的光莹明澈，以及对于每一件雕玉在造型和花纹相互关系上，所表现的高度艺术谐调性，都可以说是空前的。特别是金村玉中的玉奁、玉羽觞，和几件小佩玉，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玉灯台，和三四种中型白玉璧，科学院考古所在辉县发掘的一个白玉璜，一个错金银嵌小玉玦的带钩，无一不明显指示出，这个时代雕玉工艺无可比拟的成就。在应用方面，这个时期又开辟了两个新用途，一是青铜兵器长短剑，柄部和剑鞘的装饰玉，二是玉带钩。这两方面更特别发展了小件玉的浮雕和半圆雕。至于技术风格上的特征，则纹饰中的小点云乳纹，和连续方折云纹，已成通用格式。又线刻盘虬纹，有精细如发，花纹活泼而谨严，必借扩大镜方能看清楚花纹组织的。由于应用上的习惯，形成制作上的风格，最显著的是带钩上镶嵌用玉，和成组列的佩服玉，特别发展了种种海马式的弯曲形透雕玉龙。极重要发现，是金村出土的一全份用金丝纽绳贯串起来的龙形玉佩。至于玉具剑上的装饰玉，又发展了浅浮细碾方折云纹，和半圆雕的变形龙纹（大小螭虎）。圆形玉璧也开始打破了本来格式，在边沿上着二奔龙和中心透雕盘夔。一般雕玉应用图案使用兽物对象，有由复杂趋于简化情形，远不如商代向自然界取材之丰富。但由于从旋曲规律中深刻掌握住了物象的生动姿态，和商代或周初玉比较，即更容易见出新的特征。换言之，雄秀与活泼，是战国时代一般工艺——如青铜器和漆器的特征，更是雕玉工艺的特征。雕玉重品质，选择极精，也数这个时期……近三十年这种种新的发现，不仅对于历史科学工作者是一种崭新的启示，也为世界古代美术史提示出一份重要新资料。

西汉继承了这个优秀传统，作多方面的发展，用玉风气日益普遍，但在技术上不免逐渐失去本来的精细、活泼，而见得日益呆板，因之比较简质的半圆雕辟邪，应用到各种雕玉上去，也开始用到玉璧类。汉武帝时，因西域大量玉材入关，配合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需要，仿古制雕玉，于是又成为一时风气。二尺长大玉刀，径尺大素玉璧，和礼制上六瑞玉其他诸瑞，汉代都有制作。由武帝到王莽摄政一段时期，祀事上用玉格外多。大型青玉璧中刻云纹或蒲席纹，外沿刻夔凤虬龙，制作雄壮而浑朴。大型璜块也刻镂精工，然终不如周代自然。这时期社会崇尚玉色，照古玉书所称，贵重难得的玉计四种：黑玉必黑如点漆，黄玉必黄如蒸栗，赤玉必赤如鸡冠，白玉必白如截肪，才够得上美玉称呼。但汉坟中发现的却多白玉和青苍玉。所谓白如截肪，即后世的羊脂玉，汉代小件佩玉中的盾形佩，和玉具剑上的装饰玉，都常见到。礼仪祀事用玉，则多用白、青和菜碧玉做成。又因大件重过百斤的山材玉开始入关，影响到汉代建筑装饰用玉也极多。政府工官尚方制作有一定格式的大型青玉璧，已成为当时变形货币，诸侯王朝觐就必需一个用白鹿皮作垫的玉璧。诸侯王郡守从尚方购置时，每璧得出五铢钱四十万个。因之也成了政府向下属聚敛的一种制度。宫廷中门屏柱椽间，则到处悬挂这种玉璧作为装饰。玉具剑上的雕玉，更发展了种种不同半圆雕和细碾云纹，风行一时。汉代重厚葬，用玉种类也更具体，有了一定制度。例如手中必握二玉豚，口中必有一扁玉蝉，此外眼、耳、鼻孔无不有小件雕玉填塞。胸肩之际必着一玉璧或数玉璧。贵族中有身份的，还用玉片裹身作玉甲。此外平时一般厌胜用玉，如人形玉翁仲，方柱形玉刚卯，在汉墓中都是常见之物。当时小件精美雕玉是得到社会爱好，有个物质基础的。西汉末通人桓谭就提起过，见一小小玉器，竟值钱二万。当时山东出的一匹上等细薄绸料和绣类，还只值钱一万五千！

出土汉玉较多，后人玩玉，因难于掌握时代，于是都把它叫作汉玉，式样古旧一些的又称三代玉。定名也大都无确切根据。其实由商到汉，前后约十三四个世纪，雕玉花纹和形制，各代是不尽相同的。玉材也不相同。且因入土时间有长短，各地土质又不一，时代性和区域性，因之显著明白。照历史时代可分作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和汉代。照风格分商和西周为一段，春秋为一段，战国到西汉初为一段，东汉为一段。但雕玉工艺虽有其时代性，却由于工艺传统也有其连续性，严格的区别还是不可能的。

中国好玉风气，和雕玉艺术，同汉代政治一样，结束于公元后一世纪左右。文献上虽还叙述到汉末名人曹丕、吴质等人用玉具剑作礼物赠答，但古代玉佩制当时即已失传，幸得王粲从当时博学的蔡邕学习过，才恢复典礼中的玉佩制。近年山东发掘汉末著名诗人曹植坟墓出土玉佩数种，制作简朴而无风格可言，也可以证实这个时代的确是中国古代雕玉艺术的衰落期。此后不久，到晋代，因鲜卑、东胡、西羌诸民族陆续入侵北中国，致作成中国雕玉艺术中绝期四百余年，直到唐代，才又稍稍恢复，发展了第二期由唐到清代近一千年来的雕玉工艺。虽同是雕玉，它的方法基本上也还是相同的。但花纹的构成，和在社会上致用的意义，有些和前一期雕玉，就已大不相同了。这个区别是需要另作叙述的。

玉的应用

玉的应用，是从石器应用挑选而来，所以一面保留石器的实用的种种，一面也就因为难得，很早即转到象征方面去，如圭，就是由石斧变化的；璋，是由石刀变化的；璧，是由圆石斧变化的。照现代地面知识，河南安阳殷墟，即发现过铜玉工作地，已分开。又商代玉雕琢已和牙骨铜器媲美，所以最低可以说，至少在三千两百年前，这个部门的雕刻美术生产品，已经用到分工的方式，为奴隶主大量生产。

玉的应用照中国文献记载，应当是从黄帝开始。提到这个问题，多引《越绝书·宝剑篇》，说轩辕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越绝书》出世晚，对于中国史说明不可靠。但是这种传说和近代推论却相合。《中国通史简编》即用这个意见，认为黄帝是一个西方民族，用玉作兵器侵入黄河流域。大致商代，奴隶主对于玉的应用已极广泛，所以《逸周书·克殷篇》，说武王伐纣，纣自焚于鹿台，简直是用玉包裹一身。

玉的质度既坚硬，所以玉的雕刻术的发达，必和铜的应用有关。那就是说，玉的加工，大致是在商代。比较古的玉，必和石器差不多，只钻孔，磨光，刻镂少。

现在对于古玉的时代判断，比如玉斧类，一般方式即从花纹决定时代。作斧铲式，无花纹，打孔眼一面大一面小，或两面大中间小，孔圆而精，是古玉。大小一律是后作。这是一种判断。必须看玉材，作为补充知识。

玉材知识必从比较经验得来，图录不甚可靠。

到商代，玉纹饰多了些，有极精细的，如罗振玉藏的大玉刀，上面刻字多而精。但大多数重器，刻镂还少。可以作两种解释，如圭、璋多朴素，所谓大器不琢，作为天子权威象征，不必有过多花纹。玉器过于坚硬，难刻花纹。

在应用上，照周代人记载，是那么处理，把它和奴隶社会制度作紧密结合。

《周礼·考工记》“玉人”条说：

镇圭，天子守之；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

这就是说，这些变相的石刀，是归奴隶主掌握的，且居多用来镇压奴隶的。

璋，是天子巡狩时候祭山川的东西。巡狩是打猎，也是打仗。玉戚、玉钺都是斧类，武王伐纣砍奴隶主和当时宠姬妲己的头，就用的是玄钺、素钺，即是黑玉斧和白玉斧式武器。

圆形石斧到玉器上发展为三种，即璧、环、瑗。

这是日人滨田耕作的说法，或不尽可靠。因为中国细石器中发现的环状石器，即战国时的环或瑗，和石斧条件不合，倒像是古代货币代用品。璧、环等的说明多根据《尔雅正义》。它的区别是：孔小边大，名叫璧；孔大边小，名叫瑗；孔和边相等，名叫环。

璧到后来是重要东西，礼天、祭河、聘问都用它，象征最重礼物。由礼器又转为佩饰。比较小，就名叫系璧，意思是悬挂佩的。这个制度从周代开始。上刻半浮雕子母夔，大致是汉代才用到。普通常见三五种，多汉式。

朝鲜汉代古坟的发现，又让我们知道大璧用到殉葬，是放在胸前。比较后一些时代用的青铜镜，也放在胸前，可能就是这个方式的遗留转变。

系璧中一种佩饰玉，有个缺口的叫玦。

《广韵》说：

佩如环而有缺，逐臣待命于境，赐环则返，赐玦则绝。

其他史传上也常有提到，著名的如《史记》记项羽和刘邦鸿门宴时，项羽伏下甲士想害刘邦，范增累举玦给项羽看，表示要下决心，羽不忍。因此刘得借故逃脱。环则有还意思，也用到封建君臣男女关系象征上。后来一般用到衣袢上，直到唐宋和尚还用。

瑗和环用处同，荀子说“召人以瑗”，象征还。

又射箭时右手拇指扳弓弦用的和扳指相差不多的玉，也叫作玦，有玉和骨牙做的，吴大澂以为不是一物。这个或者名叫作鞢。

半璧名叫璜。《周礼》称，大宗伯以玄璜礼北方，即祀地用的玉器。后来成为佩玉，由朴素到浮雕、透雕花纹，还有半圆雕双兽头的，是胸前装饰。

又有叫作珩的，式样相差不多。以为起源是模仿兽牙做成的。是矗挂的。古诗常提起，大约是周代封建主和上大夫普通装饰。

古代祭天祭地是一件大事。因为社会生产力主要是农耕和蚕桑。地下生产又非靠雨露阳光不可。祭天用璧，祭地则用琮。琮是方柱形中空的玉。《周礼》即提起黄琮礼地之说。注为八方所宗，像地德。用来祭地，由王后主管。诸侯献天子也用它。有好几种，常见的是分段形刻纹和素的。内圆外方。有象征，解说不大清楚。有的说和井田制有关系。有的说是从商周之际祭祀家庭中溜出来的（影响到瓷器，广窑的琮瓶即模仿而成）。也用来殉葬。和璋璧、琮琥同。按照《周礼正义》说，是圭在左，璋在右，琥在足，璧在背，琮在腹。不大可信。和琮一样极短的，俗称车辋头，一般以为是封建主车轴的镶嵌装饰。似可疑。因从实物证明，有些极小，不适用。有些白玉质过精，不像车饰。可能用到人身上。

和琮同样不易理解的是璇玑。如一个齿轮，照例有三圭角，不雕花纹。因《尚书》有“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后人解释作天文用仪器。也即是汉代浑天仪，是看星宿用的，用法已不明白。也可能是石斧衍变下来的。这种玉多素朴不琢，时代旧。

磬本来是石质乐器，重在发音。商代发现过玉磬。是玉制乐器较古的。古乐器八音中之一种。

有名璂的，如大纽扣，古代皮帽上用装饰。

有玉笄，插头上的，后变作簪。直到唐代贯发还用得着。明、清二代道士贯发也还用它，即圆柱簪。

珥，瑱，或以为是耳环，或以为葬时放耳朵内，说法不一。后代耳环从这个产生。罗振玉以为是挂在耳朵上。

封建时代用玉，一切有象征，这个也有象征，封建主不乱听杂声。正如冠冕上下垂的珠和勾玉，挂在眼前，防止乱看。

有刚卯，是四方或六方小玉柱，上刻符咒，是王莽时方士造作的，说可以辟兵，也就是后来符牌意思。

翁仲是小玉人，多刻作老头子形，刻法简单，多汉或以前物。大都有孔可穿，可能是仿秦始皇时南海出的长人，孩子们佩戴易于长大，如后时符牌厌胜物。

，玉坠式佩玉，有圆雕，形短，多琮式。有琚，是玉佩间的东西，说明不大详。有觿，仿兽牙做成，即解结的锥。“礼”称童子佩觿，是小孩子用的。

玉即从石器发展下来，独立成一个系列。商周、两代用玉的多，一面可见出西方交通和商业交换制度，这也是一个主要东西。就文献所载和杂史材料，中国送出去的是丝绸或粮食（晚些日子才有茶叶），拿回来最有用的是马，最无用的就是玉。玉虽由应用石器转成象征东西，在璧、璜、圭、璋形态上还可看出。玉的加工精制，必是用铜器来处理材料时。到这时，玉自然已完全脱离了应用，成为装饰。这个从铜器上也可看出变化。商代兵器玉钺、玉戈，还兼用铜、玉在一器上。刃用玉，用铜镶嵌。又有以铜为主的兵器，镶一点玉。再后是剑鞘、靶、托的玉的装饰，也即是古书上常提到宝剑值千金的玉具剑。剑不一定值钱，价值大半在玉装饰雕工上。由战国到三国，成为一种风气。这从现存的遗物可知。

剑鞘中段名叫璏，璲（大多刻作云兽对称花纹，也有浮刻蟠夔的。时间晚些）。剑托名叫琫。又或作璏。剑柄部分叫琫。剑鞘下端叫珌。

汉代又讲究带钩，所谓视钩而异，意思是人人不同，很发展了小件浮刻圆雕设计。洛阳金村遗宝中有镶玉的。又另外有全玉的。《石玉概说》作者以为，因胡服马上应用，带钩因此不用玉用铜，是一种推测，不甚可信。因用铜，中国兵车战也会自用，春秋时即有了，不必学来的。带钩虽已少用玉，玉带制度却一直到唐宋明，十分贵重。这时，玉多是方片镶嵌，有的十二片成一围。清代复改制，一种是复古，盘龙盘螭，一种是刻龙。刻龙镶到金或鎏金的，制度容易认识。比较简略具体的区别，即明以前多圆刻，纹较简，清代多刻龙云，细密繁复。工虽多，并不美。

汉代既特别重玉饰，佩玉刻龙凤云是主体，式样特别多。另外还有玉鸠，是手杖头上用的，封建主尊敬老年，用这个作赏赐，因相传鸠不嗌食，老年健康意。玩玉的也因此保存鸠杖头比较常见。

还有玉刻女人像，玉刻禽兽二十四肖，人多是一般佩件。为玩玉的所重视。又有方柱玉串，俗称十八子，十八枚形式不同，有人形，鸟形，和其他状式，多汉代或以前出土。

玉既贵重难得，所以封建奴隶主和公侯上大夫统治阶级，直到死后还把它殉葬。纣王用玉裹身而死，只知道名天智玉的，火焚不毁。周、汉两代殉葬玉，一部分是日用的，一部分是特别的。特别为死人用的有二种极重要：有玉豚，有的说握手用，有的说塞肛门用。象征意义已不明白。有琀，刻成蝉形，放口内，象征如蝉蜕化而升天。或根据方士黄帝成仙说而来。刻法都极简古，和翁仲，是刻玉法最简的，只用八刀。从何而来已不明白。

汉代王公大臣死，赏赐葬物有玉衣，多用小片玉金银丝穿成如甲状，汉墓中发现过。

玉鼎类容器，和铜器相同，多战国时和汉代器物。到后来只有香炉还保存。

玉碗、玉杯，记载多，实物不多。玉杯多刻云夔纹，作筒形。饮器多用玉、斝、爵、角、觥、斗、觞。玉斗是方杯，双耳。觥作兽形，大器。爵如鹤，高足。

洛阳金村遗宝里面，玉觞特别好。也有素的。形制和周、汉漆陶觞式相同，长圆双翅，本来是象征鸟翅，后来通称双耳。所以到汉时叫耳杯。是漆器上写的。晋代王羲之著名的墨迹《兰亭序》曲水流觞，就是把这种有耳朵的船式喝酒器皿（大体还是用漆的）浮到水里，大家坐在溪边喝酒事。这故事据记称是周公经营洛邑发明的方法。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曾发现这个时代的漆觞。玉觞多战国时制，到现在为止，应数金村所发现玉觞足代表当时最高成就。

还有一种东西和历史关系极大，即封建主用的即位玉玺，所谓传国宝。最著名的玉玺是相传秦始皇时李斯写字“受命于天，天禄永昌”八字玺。做皇帝得不到它，就不能骗人。从此两千年封建，封建头子的印信总是用玉刻的。

战国到汉代普通官人也用小玉印。战国多平坛式，桥式。汉多有浮刻点龟兽纽头。字体易区别，制作上也易区别，战国制精美过于汉代。

还有一种玉镜，战国和汉代，和铜镜式同。到后代似只在武装的甲上作装饰。汉代有琉璃镜，即人造玉镜，可以说是后代玻璃镜的祖先。

此外玉珠串、簪环、约指，直到现代还用。其中珠串用得最久，因从石器时代最初用起，到现代，女人永远少不了，和人发生关系，且恰恰是从锁链而来。到现代，应当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是去掉锁链，女人也应当把这个放弃了。

玉乐器的箫管，大多是唐代东西。记载上称，盗发敦煌太守张骏墓，得玉箫管等等。就文献说来，温峤用玉镜台一枚作聘礼，已是稀礼。晋代二豪门王恺、石崇斗富，比赛珊瑚大小，一用丝步幛，一用锦幛，提玉器不多。《水经注》提昆仑山下西王母神祠用玉做成，都说明晋人已对于这部门工艺不常用，成为传说。所以外国贡玉佛，到东昏侯时且被改作钗环，如玉多，哪用得着玉佛？所以晋六朝玉我们对它极缺乏了解。如为唐代玉，比较容易辨识，即花纹。除仿古，花纹和唐代其他工艺美术必有相联系处，唐代已重玉带，多用玉片镶嵌而成。

玉的价值判断色泽问题

王逸《正部》论：

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淳漆，玉之符也。”

《魏略》称：

窃见玉书，称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纯漆，赤似鸡冠，黄似蒸栗。

这种红玉古名琼，黑玉名玖，名瑎。《诗经》上即尝提及。黄色有的说如燕栗，后名坩黄。白的即羊脂玉。这种白色名瑳。玉的价值和色泽有关，时代各有不同。到明代高濂著《遵生八笺》，以为：

玉以甘黄为上，羊脂色次之。黄为中色，白为偏色。

又说今人贱黄而贵白，以少见也。所说多本于《格古要论》。以黄玉为重，可能起于唐代，因唐、宋封建帝王多尚黄，牡丹也以黄为贵，是封建主色。白色则自古以来即重视，说美玉无瑕，多指羊脂玉或白玉而言。

明末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则以为，白、绿两种玉是真玉，其余红、黄应归入奇石琅玕一类。

明张应文《清秘藏》，又以为红色最贵。

大体说来，玉的价值从四方面决定：

一、纯洁光润，从品质定。

二、色彩，因时代习惯而定。

三、奇色，以稀少为贵。

四、刻工，设计奇巧精美为贵。

唯自明代开始，玩玉的风气一起，到清代直到民国，小件佩玉价值，忽然增高，每件到千百两银子。玉色的价值，又以殉葬玉受色沁出土经由人工盘摩现出的颜色决定。纯黑名水银浸，和玖玉的本色已大不相同。所谓五色玉，即一玉五色，价值特别高。完全是好古争奇结果。

如从汉代本简记载看来，说琅玕，说玫瑰，似所送的大都已琢成器，不是玉璞。也可能指明色泽，也可能只是文雅一点称呼。

又妇女用首饰，头上帽勒、耳环，手镯，戒指，翡翠绿玉的小小件头，动不动千百银子，而且直到现在，还是一种高价装饰品。市场大致以华南华侨及外国比较多。翡翠来源是缅甸腊戍边上，因此云南大理和昆明也保留治玉工艺，近几十年已大衰落，较重大器物多运香港、广州处理矣。

翡翠有结晶如晶片闪光的。绿而透明的名玻璃翠，极贵。也有白色和浅红的。

翡翠本鸟名，翡色即赤红色。但一般翡翠玉，多指绿色硬玉而言。绿玉也有极不值钱的，即菜绿玉。和所谓碧玉又有区别。

明代以前，菜绿玉琢器似不多，重要器多碧玉、白玉二色。

清代玉大多从新疆和阗来，器物用菜绿玉的较多。故宫所藏可见，似乎多从大片山材玉而来。这多指本色玉言。汉王逸称古玉，所说四种美玉，和《诗经》上常用到的对于美玉的形容，可知赵国的和氏璧、楚国的白珩等等不离乎四种色泽。战国时，和氏璧价值十五城，《战国策》上形容美玉且以为有一看也值十城的。说得虽嫌夸张，唯玉价之贵，也可想见。

桓谭是西汉宋时人，《新论》即说，见一玉检，有人给价至三万，还不出售，应值十余万的。十余万钱在王莽时实不是一个小数目，比当时奴隶价就高多了的。古诗常说宝剑值千金，其所以值千金，一部分或在玉的装饰上，所谓玉具剑，即在剑鞘、剑鼻、剑护手、剑柄的装饰玉上。

清代人袭明人旧习气，封建士大夫多玩玉。玉价因之特别提高，但爱重的已不在器物大件。供手中把玩的旧玉，似乎特别容易受重视。因此玉价在色泽上应分别为文字学上的和玩古董的两类。如称玉有九色，元如澄水曰瑿，蓝如靛淀曰碧，青如藓苔曰，绿如翠羽曰瓐，黄如蒸栗曰玵，赤如丹砂曰琼，紫如凝血曰，黑如墨光曰瑎，白如割肪曰瑳。白色又分九等，赤白斑花曰瑌。此新玉、古玉自然之本色。

至于旧玉，从玩古出发，则又分别外浸、内沁色泽，各因接触浸染不同而作各种颜色。玩古的以为各种颜色多随地下水银沁入。受黄土沁名坩黄，受松香则名老玵黄，更好。受靛青沁色即蓝，色如青天，名玵青。受石灰沁色红，色如碧桃，名孩儿面（注称酷似碧。也即和石榴子同色）。受水银沁色黑，色如乌金名曰纯漆古。受血沁的色赤，有浓淡分别，名枣皮红。受铜沁色绿，名鹦哥绿。

此外还有朱砂红，鸡血红，棕毛紫，茄皮紫，松花绿，白果绿，秋葵黄，老酒黄，鱼肚白，糙米白，虾子青，鼻涕青，雨过天青，澄潭水苍……总名十三彩。

另有蛤蟆皮，洒珠点，翠磁文，牛毛文，唐斓斑等等名目。

把玩玉多从受热摩挲而得。这些颜色究竟是在地下如何形成，玩古的说法可能有所根据，实不易考。上面所说各色，多从明人记载，为清代玩玉专家陈性，在清末著的书中提及。另一刘心白，补充《玉纪》，为加上鱼肚白，鸡骨白，米点白，糙米白，青有蟹壳青，竹叶青，酱瓣紫，墨有纯漆黑，陈墨黑……这种种不同颜色，多是在出土玉经过盘功盘出的。凡是古玉，红色牛毛纹是其通性。《玉纪》补作者，以为这是人的精神沁入玉之腠理，血丝如毛，铺满玉上，而玉色润溽无土斑，才是真的。

由玩古出发，清代特重红玉，红色名目也就分外多。计有宝石红，鸡血红，朱砂红，樱桃红，洒金红，枣皮红，膏药红等等。大多由古董商人说出的，但积因成习，早代替了文字学上对于玉的色泽称呼，为玩古的所熟悉。一般最贵重鸡骨白和水银浸。鸡骨白如象牙，玩玉的以为受地火所炙变成。多汉代以前玉。鸡骨白或者以商玉为多。特点是镂刻简，制度严。微黄又名象牙白。泛青又名鱼骨白。这种色泽的旧玉，虽加工也不能再复原。水银浸有夹土斑的，纯黑中见朱砂点，加工复原时淡黑色成深青色，朱砂点变黄色。如本来是白玉，结果见五彩。不夹土斑的，纯黑如漆。在日光下照，赤如鸡冠。又有水银古，在水中映照，有银星闪闪的真。这种种都出于玩玉者的说法。这种颜色必加工而成。加工方法计两种，一藏身上俟热用布摩挲，二在水中煮。因大多出土古玉，所谓生坑玉，和土壤石块相近，已失去玉的本来，不经人工是看不出的。

近代玩玉者之一，刘大同著《古玉辨》，对于这一点又总结前人经验补充新知，有些发挥。

红如血曰血古，微红曰尸古，水银沁曰黑漆古，纯白曰鸡骨白，微黄曰象牙白，微青曰鱼骨白。且以为受色沁不止九种，多到十多种，和瓷器中的窑变相同。由于玩玉而起，因此还有许多不同名称，如：

两色的称“黑白分明”，又名“天地玄黄”；

三色为“三光照耀”，又作“三元及第”，广东南洋名“桃园结义”；

四色名“四维生辉”，又名“福禄寿喜”；

五色为“五星聚魁”，又名“五福呈祥”，通称“清五彩”；

杂色到十五六种名“群仙上寿”或“万福攸同”，通称“混五彩”。

另有铁莲青，桃花红，雪白，栗黄等等。另外尚有“秋葵西向”“孤雁宿滩”“银湾浮萍”等等名目，都载于《古玉辨》中，从名目看，就可知这是玩玉的和无多知识的商贾定下的名称，大致清代风气做成的。古称“良玉无价”，又谚语说“玉得五色沁，胜过十万金”，都可见出一种封建的病态嗜好，发展到极端时情形。和玉工艺已无多关系。这种嗜好是一直延长到现代，一部分封建遗老还未放弃的。由于这种嗜好影响到石印章，由明到清——到民国后，印章中的田黄，鸡血红，芙蓉白，苹果青，价值有时竟超过玉价百倍。

唯对于玉的颜色尊重，来源其实也就很古。玉书所举四色，至少是汉代一般认识。最先或者还是和宗教仪式有关，受阴阳家、儒家阴阳五行说，放到封建制度上去应用结果。

《周礼》即说得很清楚：

苍璧札天（古璧多青玉可证），黄琮札地（琮多黄白玉），青圭礼东方，赤璋礼南方，白琥礼西方。

多和五行说相通，颜色必有所象征。和后代玩玉的对于颜色爱好是两件事。《吕氏春秋》称，封建帝王按时季服用青、赤、黄、白玄玉。如服指的是食玉，也即是古方士骗帝王用的方法，如《抱朴子》一书所说的把玉碾末和天上天然露水服下，那么封建主当时如吃玉，还是按四季用不同色泽的。

明、清二代既因玩玉的把玉价抬高到比金子贵数倍或十数倍，因此自然即有伪造的杂色玉。这种作伪方法，几种玩玉专书都提到，《古玉辨》把它归纳成如下几项：

用虹光草加脑砂染玉，用竹枝火烤炙，即成红玉，名老提油。用乌木屑煨炙，玉即黑，名新提油。用红木屑煨，色即红。近代玉工多用这个方法。

又把羊腿割开，把玉放羊肉中，埋地下三五年，即取出一盘，即如古玉，名羊玉。

又杀狗乘热把玉放狗腹中，埋地下三五年，也可成土古，名狗玉。

用乌梅水煮玉，也可成水坑古。

造鸡骨白多用火烧玉，淬入水中或用水泼玉上即成。

用玉在乌梅水中煮，乘热放风雪中，或冰箱中，即可成伪牛毛纹。

又用毛坯玉器，用铁屑拌和，用熟醋淬玉，埋地下几个月，就可成铁锈。起橘皮纹，铁锈作深红色，煮煮即变黑。且有土斑，不容易盘出。

总之，用硵砂、红木、乌木、紫檀、蓝靛，做成细末，把玉搁到里面，用火煨烤，都能染玉变色。想一部分变，一部分不变，就用石膏粉贴一部分，这部分即保留本色。

作伪地方，照《古玉辨》计七处，长安（今西安）为最，其次是苏州、杭州、河南洛阳、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潍县（今潍坊市）及北京。长安、洛阳、潍县、北京多同时是造伪铜器、石刻、泥俑地方，既有高度商业价值，因之作伪也相当精。所以玩玉的对于这些地方的假古董，也不易于鉴别。

玉生产地在新疆分白玉河、绿玉河、乌玉河，出玉多不同。经近人考查，以为不可尽信。唯新疆产玉和缅甸产玉，性质似易区别。翡翠绿玉大多出于缅甸。

古玉出土，以陕西、甘肃多而好，冀、鲁、豫、晋、皖北徐扬较次。其余不受称道。这也可见玉的大规模应用，是在封建初期和铜器文化相并行，到汉末已成尾声。封建初期文化在黄河流域，淮河以南不大发现美玉，道理易明。唯近三十年古坟、古墓发掘日多，如朝鲜汉墓的发掘，因此明白璧殉葬用在胸部，玉豚用在掌握中，并明白古称玉具剑几种装饰。既多明白了些古代用玉的方法，也说明玉的流动性，实随封建社会而存在。《玉雅》并称，广东发汉墓，也发现玉具剑上的玉饰件璲或璏。可以证明古玉的分布，不限于淮北。生产地虽来自西方，封建制度所到的地方，都可能发现的。这种玉饰件就现在见到的说来，用的多是白玉，讲究的大体是白玉。碾和刻纹较多，浮雕较少。云龙兽夔纹多，盘螭少。最讲究部分在剑护手。战国或以前琢磨制度似比汉代精致。浮刻方法可以和铜器比较，但巧艺过之。因铜器从泥沙范铸成，下手易。玉为琢磨而成，施工难。所以当时玉具剑之所以贵重，既重在玉质，又重在工艺。正如带钩，从方寸材料间可以见出种种不同作风。

中国古代陶瓷

陶瓷发展史是民族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

中国有代表性的史前陶器，是三条胖腿的鬲。鬲的产生过程，目前我们还不大明白，有的专家认为是从三个尖锥形的瓶子合并而成的。当时没有锅灶，用鬲在火上烹煮东西，实在非常相宜。比较原始的鬲，近于用泥捏成，做法还十分简单。后来才加印上些绳子纹，并且开始注重造型，使它既合用，又美观。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鬲依然被广泛使用，却已经有另外两种主要陶器产生，考古学者叫它作彩陶和黑陶。

彩陶出土范围极广，时间前后相差也很大。研究它的因此把它分作数期，但年代终难确定。河南、陕西、甘肃、山西黄河流域一带发现的，时期比较接近，但更新的发现还不断在修正过去的估计。这是一种用红黄色细质泥土做胎，颈肩部分绘有种种黑色花纹，样子又大方又美观的陶器。工艺制造照例反映民族情感和气魄。看看这些彩陶，我们可以明白，古代祖国人民的性格历来就是健康、明朗、质朴和爱美的。

比彩陶时代稍晚些，又有一种黑陶在山东产生，是一九二一年在日照县城子崖发现的。用细泥土做胎，经过较高火度才烧成。黑陶的特征是素朴少装饰，胎质极薄，十分讲究造型。同时还发现过一个旧窑址，因此把烧造的方法也弄明白了。有一片残破黑陶器，上面刻划了几个字，很像“网获六鱼一小龟”，可以说是中国陶器上出现的最早期文字。少数历史学者，想把这些东西配合古代历史传说，认为是尧、舜时代的遗物。这一点意见，目前还没有得到科学考古专家的承认。

代表文字成熟时期的最重要发现，是在河南安阳县洹水边古墓群里出土的四种不同陶器（因为和大量龟甲文字同时出土，已经确定这是三千两百年前殷商时代的东西）：

一、普通使用的灰陶。

二、山东城子崖系的黑陶。

三、完全新型的白陶。

四、带灰黄釉的薄质硬陶。

灰陶在当时应用极普遍，大小墓中都有，而且特别具有发展性。到了周代，记载上就提起过用它做大瓦棺。春秋战国时，燕国都城造房子，用瓦已大到两尺多长，还印有极精美的三角形云龙花纹。又有刻花的墙砖，合抱大陶鼎，径尺大瓦头，图案都十分壮丽。在长安、洛阳一带汉代古墓里，还发现过许多印花空心大砖，每块约七十斤重，五尺多长，上面全是种种好看花纹，有作动植物和游猎车马图案的，有作一条非常矫健活泼龙形的。这些大砖，图案极为精美，设计又合乎科学，表现出了古代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和切实精神，也表现了古代工人的智慧和优秀技术。由此发展，两千年来，中国驰名于世界的古代建筑艺术，特别是一千七百年前晋代以来塔的建造和唐、宋、明、清典型的宫殿建筑，更加显出民族艺术的壮美和崇高。

在商代坟墓中的黑陶，有几件是雕塑品，装饰在墓壁间，可以推想在当时已经是比较珍贵的生产。后来浙江良渚镇也发现过一些黑陶，时代还不易估定。近年来河南辉县又发现过一些战国时期的黑陶鼎，北京郊外也发现过一些汉代黑陶朱画杯盘，都可以说是古代黑陶的近亲。

至于白陶的出现，实在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情，因此这种花纹精美、形式庄严的白质陶器，在世界陶瓷美术史中，占据了首席位置。它的花纹和造型，虽不如同时期青铜器复杂多样，有几种却和当时织出的丝绸花纹相通。重要的是品质已具有白瓷的规模。后来唐代河北烧造的邢瓷，宋代的定瓷，虽和它相去已两千年，还是由它发展而来。

另外重要的发现是涂有一层薄薄黄釉的陶器，明白指示我们，三千年以来，聪敏优秀的中国陶瓷工人，就已经知道敷釉是一种特别有进步发展性的技术加工。这种陶器的特征，胎质比其他三种都薄些，釉色黄中泛青，釉下有简单水纹线条，本质已具备了瓷器所要求的各种条件，恰是后来一切青绿釉瓷器的老大哥。

随后又有四种不同的日用釉陶，在不同地区出现。

第一类是翠绿釉陶器，当时用作墓中殉葬品，风气较先，或从洛阳、长安创始。主要器物多是酒器中的壶、尊和羽觞，近于死人玩具的杂器，有楼房、猪羊圈、仓库、井灶和种种不同的陶俑。此外还有焚香用的博山炉，是依照当时神话传说中的海上蓬莱三山风景做成的。主要纹样是浮雕狩猎纹。这种翠绿色亮釉的配合技术，有可能是当时方士从别处传来的。在先或只帝王宫廷中使用，到东汉才普遍使用。

第二类是栗黄色加彩亮釉陶器。在陕西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斗鸡台地方得到，产生时代约在西汉末王莽称帝前后，器物有各式各样，特征是釉泽深黄而光亮，还着上粉、绿釉彩带子式装饰，色调比例配合得非常新颖，在造型风格上也大有进步。一切从实用出发，可是十分美观。两种釉色的原理，恰指示了后来唐代三彩陶器，和明、清琉璃陶一个极正确的发展方向。

第三类是茶黄色釉陶器，开始发现于淮河流域，形式多和战国时代青铜器中的罂、罍差不多。釉色、胎质，上可以承商代釉陶，好像是它极近的亲属，下可以接长江南北三国以来青釉陶器，做成青瓷的先驱。

第四类极重要的发现，是一份浅绿釉色陶器，也可以说是早期青瓷器。是河南信阳县（今信阳市）擂鼓台东汉永元十年（公元98年）坟墓中挖出来的。这份陶器花纹、形式、釉色都和汉代薄铜器一样。胎质、硬度已完全如瓷器，目前我们说汉代青瓷器，就常用它作代表。这些青绿釉陶启示了我们对中国陶瓷发展的新认识。即两千年前陶釉的颜色，特别发展了青绿釉，实由于有计划取法铜器而来。可能有三种不同原因，才促进技术上的成功：

一、从西汉以来节葬的主张到东汉社会起了相当作用。

二、社会经济发展，铸钱用铜需要量渐多，一般殉葬器物受限制，因而发明用釉陶代替铜器。

三、釉陶当时是一种时髦东西，随社会经济高度发展而来。

从上面发现的四种着釉陶器看来，我们可以肯定，陶器上釉至迟到西汉末年，就已成为一种正常的生产。先是釉料中的赭黄和翠绿，在技术上能正确控制，随后才是仿铜绿釉得到成功。但就出土遗物比较，早期绿釉陶器的生产价值，可能比同时期的铜器还高些。因为制作上的精美，就是一般出土汉代铜器不如的。陶器形态也开始有了很多新变化，一切从实用出发。例如现代西南乡村中还使用的褐釉陶器，在信阳出土的一千八百年前陶器中，就已经发现过。现代泡酸菜用的覆水坛子，宝鸡县出土两千年前带彩陶器中也已发现，并且有了好多种不同式样。

这些划时代的新型陶器，除实用外还十分结实美观，这也正是中国陶瓷传统的优点。这时节还有一种和陶釉有密切联系的工艺生产，即玻璃器的制作，同样有较多方面的展开。小件彩琉璃珠装饰品，各地汉墓中都陆续有发现（西北新疆沙漠废墟中，朝鲜汉代人坟墓里，长沙东汉墓等，都陆续有发现），其中做得格外精美的，是一种小喇叭花式明蓝色的耳珰，和粉紫色长方柱形器物。仿玉色做成的料璧，即《汉书》中说的“璧琉璃”，也常和其他文物在汉墓中出现。又如当时最见时髦性的玉具剑，剑柄、剑鞘用四五种玉，也有用玉色琉璃做的。至于各色玻璃碗，史传中虽提起过，实物发现的时代，却似乎稍晚些。

但是由汉代绿釉陶器到宋代的官、钧、安、汝四种著名世界的青白瓷器，中间却有约八百年一段长时间，中国陶瓷发展的情形，我们不明白。它的进步过程，在文献上虽有些记载，实物知识可极贫乏。因此赏鉴家叙述中国瓷器发展史时，由于知识限制，多把宋瓷当成一个分界点，以前种种只是简简单单糊糊涂涂交代过去。一千七百年前的晋代人，文件中虽提起过中国南方出产的东瓯、白坩和缥青瓷，可无人能知道白坩和缥青瓷的正确釉色、品质和式样。中国人喝茶的习惯，南方人开始于晋代，东瓯、白坩即用于喝茶。南北普遍喝茶成为风气是中唐以后。当时有个喝茶的内行陆羽，著了一部《茶经》，提起过唐代各地茶具名瓷，虽说起越州青瓷如玉，邢州白瓷如雪，同受天下人重视；四川大邑白瓷，又因杜甫诗介绍而著名；到唐末五代，江浙还出产过一种秘色瓷，和北方传说的柴世宗皇帝造的“雨过天青”柴窑瓷，遥遥相对，都是著名作品，可是这些瓷器的真实具体情况，知道的人是不多的。经过历史上几回大变故，例如宋代为辽金的战事所破坏，元代一百年的暴力统治，因此明代以来的记载，就更加不具体。著名世界的公家收藏如故宫博物院对于旧瓷定名，也因之无一定标准。问题逐渐得到解决，是由一系列的新发现，帮助启发了我们，才慢慢搞清楚的。

先是一九三○年前后，河南安阳隋代古墓的开发得到了一份陶器，极引人注意的，是几个灰青釉四个小耳的罐子，和几个白瓷小杯子。墓志写明这坟里的死人名叫卜仁，是隋仁寿三年埋葬的。重要处是青釉瓷和汉绿釉发生了联系，白釉瓷杯还是新纪录。差不多同时，中国南方古越州窑的种种，经过陈万里先生的调查收集，编印了一部《越器图录》，也初步丰富了我们许多越系青瓷的知识。特别重要是一九三六年以来，浙江绍兴地方因修公路挖了约三千座古墓，墓中大量青瓷的发现和墓中出土的有字坟砖，刻画人物车马的青铜镜子，经过一九三七年《文澜学报》上的报告，让我们明白这份青瓷的时代，实包括了由三国时东吴一直到唐代，前后约六百年，标准的缥青瓷和越青瓷，都可从这份瓷器中得到实物印证。这前后六百年中国南方绿釉瓷的发展史的空隙，就和有了一道桥梁一样，前后贯串起来了。也因此明白此后宋代南方生产驰名世界的哥窑和龙泉窑，修内司官窑，都有了个来龙去脉，不是凭空创造，被人当成奇迹看待。优秀传统底子，所以它的发展，倒是历史必然了。

至于北方青瓷的发展，从汉代到隋代，中间依然还有五百年的空隙，无从填满。北方古董店虽常有一种灰青釉或翠青釉瓶罐杂器，从胎质、釉色、纹片看来，都比唐代白瓷器旧些，比汉釉陶又似乎晚些，一般人常叫它做“古青瓷”。真正时代却无人知道。另外即五代后周柴氏在显德中烧造的柴窑，因传说中的“雨过天青”釉色而著名。明、清人笔记辗转抄引，更增加了它的地位，可是却有名无实。明代以来记载，矛盾百出，看不出真正问题。种种附会随之而来，假柴窑因此南北流行。廓清这种传说和伪托，也是要从地下新的发现来解决的。

新中国建立为社会带来了无限光明的希望，对于中国陶瓷史的知识，也得到了一种新的光明照耀，豁然开朗。一九五○年，华北人民政府拨给历史博物馆一大批文物，其中有一份陶瓷，是河北省景县人民发掘出土的。器物中有孔雀绿釉，有栗壳黄釉，还有很多浅青釉和淡黄釉的杯碗，一件豆青杂釉的高脚盘，三个高约三尺、堆雕莲花大型青釉尊，和一蓝一白两个玻璃碗。若仅此完事，我们还会以为大致是唐宋之际的东西。可是另外还有一些素铜器和素陶器，陶骑士俑和男女俑，都可证明确是北魏以来遗物。更重要的是两方墓志和几方铜印，让我们明白，原来还是一千五六百年前南北史中有名的封家墓葬中器物！这一来，一道新的桥梁，把北方青瓷发展历史，也完全沟通了。这份陶瓷，从釉色，从式样，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确实的物证，不啻告诉我们，它既上承汉代青黄釉陶的优秀传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下还启发了隋、唐二代北方的三彩陶和邢州白釉瓷，宋代官、汝、定诸瓷，一直向前迈进。同时把明代人对于柴窑所加的形容，“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足多黄土”和“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也借此明白，原来形容的大都是这种六朝瓷器。特别难得的计两种器物，一件是灰青釉堆雕莲花大尊，在造型设计和配釉技术上，都完全打破了旧记录，达到那个时代极高的成就。造型设计且掺杂了些印度或罗马雕刻风格，可见出文化上的综合性。其次是两个玻璃碗，虽出于北朝人坟墓中，碗的形状及下部网式纹饰，和西北出土的汉代漆筒子杯花纹倒极相近。自汉代以来，统治阶级大都讲究服药，晋代著名方士葛洪著的《抱朴子》，就提起过服神仙长生药，是要用极贵重的琉璃碗或云母碗的。这种琉璃碗在河北省出土，还是中国地下材料的崭新纪录。因此这份文物，不仅可作汉、隋之间数百年间北方陶瓷历史的新桥梁，还更深一层启示了我们，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性是永远在发展中，且不断会有新的东西，从一个传统肥沃土壤中生长的。我们读历史，就知道这个时代正是住居黄河流域的北中国人民，遭受西部羌胡民族长期战争的蹂躏，本来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人民基本手工业生产，也大都被破坏垂尽的时期。陶瓷工人在这种万分困难悲惨情况下，对于陶瓷的生产，不仅并未把原有优良技术失坠，还继续不断讲求进步，得到如此惊人的成就。另一面，又因此知道，唐三彩陶和白釉陶瓷，都无一不是从原有基础上逐渐改进。北宋在河南、河北出产的官、钧、定、汝四大名瓷的成就以及民间窑瓷器能产生如磁州窑和当阳峪窑、临汝窑诸瓷，作为百花齐放的状态，也无一不是在一定程度中慢慢提高，并非突然产生。总之，这份六朝青瓷的发现，对于中国陶瓷美术工艺的研究，实在太有用了。

总上种种叙述，我们已比较具体把中国由商代到唐初伟大陶瓷工艺的发展过程以及近五十年发现过程，得到一个简要明确的印象。还借此知道，中国陶瓷过去其所以能在世界陶瓷业中居领导地位，实有两种重要原因：

一、生产方式中，很早就已分工组织，到目前为止，分工合作的生产方法，还是比其他手工业生产或半机制工业生产，细密而具体；

二、聪敏伟大的陶瓷工人，不论是某一部门的工作，都是非常尊重传统的优良技术和切实有用经验的。

因为他们深深明白，如何从民族遗产学习，不断改进生产的技术，又勇于作种种新的试验，方能在历史发展每一段落中，都取得非常光辉的新成就。这两种长处，即到如今，还依然好好保持下来，并未失坠。

清初陶瓷加工

由康熙、雍正到乾隆，前后一百三十多年时间中，就整个中国陶瓷发展史算来，不过占时间五十分之一左右。即从北宋景德镇生产影青瓷开始，也只占时间八分之一左右。但是，这百多年中景德镇瓷生产却随同社会其他生产发展，史无前例，突飞猛进，创造了瓷器艺术空前纪录，仿古和创新，无不作得尽美尽善，达到瓷器艺术高峰。瓷业工人和画家，不仅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史做出光辉贡献，对于世界美术史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贡献。我们常说“学习优秀传统，便于古为今用”，看看这部分成就，有多少值得我们借鉴取法，试从各方面来做一回探索，应当是一种有意义的努力。

关于清初瓷器问题，前人已做过了不少工作，较早一时期，唐英的《陶冶图说》《陶成纪事诗》，和稍后的朱琰《陶说》曾谈起当时生产上许多事情，和艺术品种，烧造过程，以及兴废原因。目前读来对我们还十分有益。晚清人从赏玩出发，江浦陈浏作的《寂园叟说瓷》（即《陶雅》），南海许之衡作的《饮流斋说瓷》，也补充了不少材料。对于艺术评价，虽和当时个人爱好，及国际市场有关，现在说来有不尽正确处。但作者在五六十年前，究竟经眼过手不少珍品，因此很多意见，还是相当重要。特别是晚清作伪仿旧部分，再其次，即近人杨啸谷对于《古月轩瓷考》的专著，纠正了近两世纪来世人对于画珐琅瓷的许多传说。郭葆昌在伦敦艺展《陶瓷图录》“清代瓷器”部分作的介绍，郭为洪宪瓷的监制人，在旧的瓷器鉴藏家称大行家，对于清御窑、官窑特别熟习，谈的也相当中肯，均值得注意。

一般说起清初瓷器艺术成就时，康、雍、乾三王朝是不应当分开也不可能完全分开的。因为烧瓷重经验，老工人和老画师，历来在当地本行中都极受尊重，在生产上占主导地位。带徒弟也尊重家法，分门别类，各有师承。并不是北京换了一个皇帝，就即刻影响到下面生产。此外，主持江西官窑、御窑生产，对于景德镇这百年来艺术成就有过一定贡献的唐英，本人在镇厂工作数十年，也即贯串了这三个朝代。特别是御窑或官窑的仿古，如仿官、哥、定、汝、钧、龙泉，有不少直逼古人，有不少且远胜古人，以及仿钧、仿宣成而得到新的进展，由此更进而仿古铜、金银错，所得到的惊人成就，和唐英数十年在镇厂工作就不可能分开的！

但是，从学习陶瓷艺术史而言，我们却有必要把它作适当划分，来看看它的发展，将更容易明白它在艺术上的不同特征和个别成就。因为即或是共同从一个优良传统参考取法，事实上在这一点，前后也是大不相同的。比如说青花，康熙青花近似从嘉万自然继承加以发展，雍正青花却有意从宣成取法。配料、加工技术有了明显区别，艺术成果因之也就截然不同。分析它的同异，明白它的原因，正是学习所必须。艺术成就有类似情形，受的影响不尽相同，反映于成就上也十分显著。

影响较大的自然还是景德镇的传统成就，但又并不完全这样。景德镇生产青白瓷，虽有了近千年历史，但至今为止，地方还僻处赣北一角，交通闭塞，年产数十万担瓷器，主要运输工具，除了公路可以利用载重约三四吨的卡车，此外即只有过去千年来那条水面运输道。小船载重也不过三吨多。生产技术，由于过去千年私营习惯，同业间历来各自保密，绝少技术交流。地方自然环境既和外边近于隔离，生产习惯又妨碍彼此切磋，收共同提高效果，一切看来都不免有些孤立绝缘，容易故步自封。事实上却也不尽然。首先是生产必然受市场供求影响。历来长江上下游和北方要求是不一致的。比如折腰式足部较高的青花器，器形介于碗碟之间，江南人习惯使用的，北方人却用不着。又如明代中叶以后，江苏地主文化抬头，爱美观念随之而变，要求于日用瓷，也必然是清雅脱俗，不要花里胡哨。宜兴陶和嘉定刻竹著名一时，正反映这一点。当嘉靖、万历间景德镇正在大量为北京宫廷生产五彩瓷或釉色深靓的青花瓷时，供给江南中上层日用瓷，却多仿成化，用淡青画花，画意亦多从沈周、文徵明、陈道复、徐文长取法，笔墨活泼而潇洒。故事主题画也都充满生活气息。这从近年太湖东山明墓中大量发掘出土实物可证。至于外销东南亚华侨用瓷，却尚彩色，由于多供办喜事用，因之“凤穿牡丹”主题画，在清初瓷器坛罐中，占有较大分量。后来粉彩的使用和发展，且和这个客观要求分不开。

另外部分即仿古，镇厂所谓“官古器”，不仅受北京宫廷收藏官、汝、钧、定、哥诸宋瓷直接影响，极其显著。即器形部分，也不免受明代《宣德炉图谱》或宋之《博古图》影响。到《西清古鉴》《古玉图谱》刊载后，器形、花纹受古代铜玉影响且更多。彩色或青花和一道釉暗花，艺术加工的要求，事实上也脱离不了当时北京政府造办处如意馆宫廷画师艺术风格的影响，以及造型艺术各方面的影响。特别还是明代文人山水、花鸟画和明代通俗戏剧、小说人物故事版画的影响。以及工艺图案中丝绸、缂丝、刺绣和描金、填彩，漆雕竹、木、玉、石等等，艺术水平艺术趋向发生一定联系——总而言之，便是影响仍然来自上下四方。有些是有意的，如帝王爱好对特种瓷的烧造；有些是必然的，如当时社会艺术水平和艺术风格。因之影响也好坏不一。同样在当时是新成就，有的值得学习取法，转用到现代生产上，还可望起良好作用，比如康、雍两朝瓷器的造型，和许多种花纹与颜色釉。有的又此路不通，近于绝路，比如乾隆中晚期仿漆木釉或像生花果动植物等戏玩器物，或某种加工格外复杂之转心瓶，在瓷器工艺史上，虽不失为一个“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新品种，可是在继承传统方向上，外销瓷势不可能让我们在这方面再来努力用心。即以雍正一朝成就而言，也有相同情形，必有所选择，才不至于走回头路。例如化木釉，炉均釉，以至于油红作盖、雪法加工艺术，当时虽有极高成就，都费力不易见好。如今看来，已成历史产物，新生产即不必取法。

同是一种创新，在当时得到一定成功，或且认为近于奇迹，从发展和继承考虑，还是得分别对待。康熙素三彩在艺术上成功是肯定的，善于学习必然还有广大前途，取得新的成功。至于玲珑透空器，出路就有限。玲珑和透空是两种不同加工作法。前者多指部分青花作边沿装饰，其余白地满布米粒般透明点子盘碗，创始于康熙，当时为“难得珍品”，现代已成普及品，高级美术瓷不会再用。透空瓷多指白瓷镂刻连续万字，部分或开光作折枝花，间接影响来自晚明落花流水绫，直接影响却是雕竹刻玉，作管状花薰。盖碗也并不宜喝茶，只是放放茉莉花而已。更多是作笔筒。时代一过，便失去意义了。矾瓷不上釉，利用率更差。

硬五彩山水、人物、花鸟，用钱舜举、唐棣、文徵明、陆包山、仇英等元、明人浅青绿画法布色，作山石树木，常有独到处，见新意。所得艺术效果，经常即比清代文人、画家在纸绢上作品还高一筹。在今后艺术瓷生产上，还是有较广阔天地，可以发展。但是同属硬五彩，用锦地开光或锦边加金，过分繁复的装饰，和现代人对于美的要求即大不相同，求继续发展恐已不容易。雍正油红变均，同样达到高峰，艺术效果各有千秋。只是油红或后来的珊瑚釉，再加金墨的化木釉，加工均极费力，今后也难以为继。但是呈粉紫、肉红复色之一道釉变均，釉泽明匀肥厚，作案头陈设瓶器或雕刻，却还大有前途，值得作进一步试验，取得新的成果。在国际上也还可望得到极高的评价。

乾隆像生动植花果和其他仿造，虽做得异常逼真，终不出玩具范围，今后决不会成为学习的方向。但是配色充满青春生气的豆彩图案，和浆胎、粉定、甜白，用碾玉法做成的各种典雅秀美装饰图案，还是有许多值得好好学习效法处，可以利用到各种日用美术瓷、陈设瓷及建筑用花砖瓷上，得到新的不同成功。

康熙墨地开光刀马人（戏剧故事）大瓶子，在世界上虽著美名，径尺高的冰梅青花坛罐，在国外大博物馆里也有一定地位，受到鉴赏家尊重，事实上再生产已无什么价值。不过如善于用五彩或素三彩布色技法，来处理现代新题材，反映新歌舞或兄弟民族生活新面貌，作为特殊礼品瓷，画稿又精美不俗，器形又秀拔稳定，必然还可得到好评。

康、雍珐琅彩，粉彩，硬五彩，素三彩，豆彩……总的说来，多是宜成彩绘瓷的进一步发展，虽做得精美异常，再生产技术上不免会受一定限制。但是如果能有计划、有选择，试转用于新的贴印花，或照相法印花，依旧是前途未可限量。如果贴印花技术上已无多问题，过去价值巨万的特种瓷，事实上在未来未尝不可以成为新社会较多数人可以得到的美术日用品。而且这也应分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即凡是可以用贴印花技术完成的加工，宜于充分使用到康、雍比较复杂图案设计的长处，试转用于明天日用瓷生产上，来丰富广大人民的生活。

器物造型有相同情形。康、雍均重视造型，无论是陈设品或日用器具，都取得极多成就。凡是晚明器形的拙重失调处，知所避免，成宜长处，又知所取法。同一梅瓶、天球瓶、玉壶春瓶，大多数都做得秀美挺拔，不见俗气。但是也有些筒子式瓶，或仿汉方壶，或仿铜觚，器形变格别扭，并不美观。雍正立器更多出新样，花纹繁简，结合器形安排，有不少做得十分秀雅稳定，富有雕刻中女性健康美。但是也有些过于求新，形态失调，如某种美人肩式瓶子，及玉壶春式瓶子，中下部比例过小，稳定感不足，必借助于较厚底部，就不足为训。又橄榄尊或炮弹式瓶器，不论大小也难见好。

总之，学习传统或利用传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面必须作比较全面的理解，一面还有必要从目前外销瓷问题多知道些情形，国际市场上什么中国瓷特别受重视，得好评？某一种生产在技术上已得到解决，某一种还有待努力作些试探？……必须从各方面注意，我们说“学习优良传统和古为今用”，才不至于落空。将来才可望更进一步，在旧有生产基础上，作出新的贡献。若对过去一无所知，或所知有限，当前问题何在也难把握，此后到工作岗位上去时，不论是教陶瓷艺术还是生产设计，都不免会感到困难，觉得学得不多，懂得不透，作用不大。

所以学习传统，主要还是便于利用传统，知其得失，能有所取法，本于“一切研究都是为了有助于新的创造”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值得把这三个历史王朝比较重要品种和艺术特征，和其所以如此如彼的艺术背景及时代爱好影响，分门别类，试来做一回初步探索。

康熙一代成就得失

一色釉部分，计有茄皮紫、葡萄紫、宝石红（郎红）、豇豆红、苹果青、瓜皮绿、孔雀绿、松绿、葱绿、西湖水、宫黄、蛋黄、霁蓝、洒蓝、天蓝、乌金釉、芝麻酱釉……

釉下彩部分，计有素三彩、青花加紫、釉里红加绿、硬五彩、豆彩、洋彩……除豆彩不如雍正，多釉泽明莹，获得过去未有成功。

釉上彩部分，计有描金、五彩加金、堆花加彩、墨彩加金、墨地开光五彩、粉彩、油红（或加金）、玳瑁斑三彩、珐琅彩、料彩……除粉彩、油红不如雍正，灵活明润，其他也都超越明代，特别是画工精美，设计多见巧思。

仿古部分，计有粉定、影青、冬青、变均、冬青挂粉、米哥……

其他部分，计有矾瓷（不上釉）、玲珑透空瓷……

一色釉加工特征，总的说来，釉料特别细致莹泽，胎质薄而硬度高（从比例说，胎比雍、乾薄而硬度高），色泽或深靓，或柔美，均超过明代成就，可一望而知。较小盘碗多削底齐平，如成宏时制作。除青色釉下款外，尚有料款，金书、墨书和油红款，及刻字款，印章款。除年款外，还有花式款（如蕉叶），及私家款（如拙存斋）。

茄皮紫，多八寸到一尺二盘子，釉色深紫，泛玻璃光，近似从明代紫色琉璃陶取法而成。也有大冰盘，作暗花云龙。瓶器少见。色较浅如带粉则成葡萄紫（或称葡萄水），四五寸暗云龙凤碟子较多。少大件立器。

宝石红，即郎窑红，传为当时督抚江西兼监景镇瓷事郎廷极所烧造。红色鲜明如宅石，灯草边，米汤底（或灰绿底，起冰片），远法宋紫均，近从宣德红技术得到启发，所以也可以说是仿古，也可说是创新。宜于作一尺以上立器，釉色易鲜明。作大海碗，胎较薄，或因窑位不合，一般下部多如窜烟泛黑，并在碗下开片（也有绿郎窑，翠绿釉色，破光透亮，海外估价高，国内不受重视。近于变格。非本来长处。且容易作伪）。这部门生产可能和康熙四十几年办万寿有关，因为由王原祁领衔绘制的《万寿盛典图》，五丈多长画卷中，许多在街头案桌上摆的古董陈设，到处可以发现郎窑红瓶。器形多较拙重，胎亦较厚，唯釉色宝光鲜明。绝不会是偶然巧合。

祭红，出于明宣红，色较固定，略泛灰紫。小器物印合马蹄尊，易出光彩，色亦较柔艳。再嫩紫则成豇豆红。唯在技术上却依然近似两种烧法。不同特征是祭红釉和彩相融成一体，不见玻璃光。豇豆红常泛薄薄玻璃光。是否彩上吹釉而成，值得研究。豇豆红中现青点黑斑，则称苹果青，或出于火候轻重不匀，或有计划做成，不得而知。宜于作小器物，立器不高过一尺，平器径不过六寸。观音瓶、莱菔尊、马蹄尊成就有代表性。杯盘少见。

瓜皮绿，多翠绿如瓜皮。釉细质精，大器胎松则开了鱼片，小盘碟作晴云龙凤极精。也有不作花纹的。泛蓝则成孔雀蓝（或孔雀绿）。较浅则成松绿。釉色出明正德时，有暗花碗可证。孔雀蓝除故宫成分器物，此外实少见。当时或只是具试验性烧造，所以产品不多。市面流行一种用楷体字印于折枝花薄碗里部，“显德年款”伪柴窑，近半个世纪以来，到处可发现，较先作伪，或者也在康熙时。可算是孔雀蓝一个分支，唯一的继承者。松花绿则绿中间黄。松绿则近于仿绿松石。

葱绿色为淡绿，只有小杯盏和杯托碟子，制作极精。色比松绿淡，益淡则称西湖水矣。但更正确些说来，西湖水实指淡影青，永乐、雍正均有之。也即所谓湘湖釉。康熙素三彩中的绿色，实为浅冬青。在康熙一代，凡这类釉色，多小件器，极少见大型立器。

宫黄指正黄，比弘治娇黄略深，大冰盘小碟均有，或作暗云龙。又有一种象鼻坛子，高过一尺，不署款，或顺治末康熙初年烧造。

蛋黄亦即粉黄，多若带粉，康、雍均有。莱菔尊和小杯碟，比弘治釉肉厚，而细腻不及。结合造型要求，苯菔尊艺术成就特别高。

霁蓝（或祭蓝）宣德已作得色调深沉稳重，唯部分盘子成橘皮纹细点。康熙有进展，釉密贴胎骨，光润细腻，色益深沉。且作大瓮，即《红楼梦》中说的鬼脸青坛子。径尺盘子多暗云龙，刻暗款。较小白底，则用青写款。当时盛行石青缎子，为清初官服不可少。因之祭蓝瓷亦受重视。亦称霁青。色较浅则成宝石蓝，通称宝蓝。两者均有大型细长颈胆瓶和天球瓶，供大案陈设用。色再浅，并带斑点（如漆中的蓓蕾漆，唯不突起）名叫洒蓝。洒蓝常加描金。器形一般多较小。也有八寸盘中心部分开光作青花，外沿洒蓝勾金的。盘式多较浅，如平铺一片，边沿极薄，器形或受些外来影响。

乌金釉，近于山西黑釉。宋代山西、河南、河北均有黑釉器，吉州窑也有。似由仿漆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宋黑釉碗钵，经常多保留一道白边，和漆器中的“扣器”相似。宋黑定、紫定、红定也还用这个装饰。清康熙景德镇黑釉器，却只烧造案头陈设用瓶子，产量不多，近于聊备一格（至于黑地开光，实和油红同上釉、上彩）。酱釉近于紫红定，有七寸盘奶子碗，少立器。

釉下彩，指釉下多色瓷而言，青花是主流。成绩特别突出是素三彩、硬五彩和豆彩。釉里红和青花，元代已能完全掌握，唯两色釉同时处理，到清初才出现。通名“青花夹紫”。再在部分空处加入豆青，就成“素三彩”。豆青或平涂，或在斜剔山石部分涂上。红、蓝、绿三结合往往产生出一种崭新和色艺术效果，加之画意布局，又极清雅脱俗，因此成就格外显著。五寸大笔筒较多，若作花觚，高过二尺，必分段加工，各不相同。也有大天球，玉壶春，灯笼罐诸式。用沈石田笔法作山水画，用恽南田法作花鸟画，清新淡雅，别具一格。后来画家新罗山人华秋岳，配色法学得二三分，世人即以为新奇，其实远不及素三彩在瓷器中所得效果。作中型陈设瓷和日用茶具，在新的生产上，无疑还有广大前途，可创新纪录。

青花夹紫虽由康熙创始，事实上到雍正才得到充分发展，艺术成熟无遗憾。素三彩则后来难以为继，雍正时即已近于失传。但是另有一种豆青地加紫勾青露白的，也叫素三彩，康、雍均有生产。乾隆犹继承。至于冬青青花，冬青挂粉，唯雍正作得格外出色，画笔秀丽，造型也挺拔不群，作得十分精神。又有冬青地青花夹紫露白大天球瓶，云龙山水画均极成功。

豆彩多做成化款。日用盘子类特别多，大部分属民窑。或因嘉万以来重成窑，代有仿效，因之历来谈成窑总是时代难分，《陶雅》且说凡见紫成窑器，多康、雍时物。作鸡缸类杯子，容易得到成功。豆彩在晚明虽少大器，技术始终未失传。清初民窑盘子类，用鸳鸯戏荷作主题画较常见，料不及明代精致，且多见窑灰。官窑继作，仍多仿成。有大鱼缸，绘双锦雉和牡丹玉兰花石，通称“玉堂富贵”，是康熙时代最常见工艺主题，在雕漆、织锦、缂丝、刺绣……均常用到。在瓷器青花、豆彩、五彩、粉彩使用更多样化。瓷器上牡丹常作双重台，有时代特征。大鱼缸艺术成就有代表性。技术加工较烦琐，先烧青花部分，再加彩勾金，入炉烘成。豆彩加红多矾红，加绿多豆青，再添配粉嫩黄紫，各色均浅淡，因之多显得色调清新明朗。唯部分直接仿成，用青用彩均较重，也能给人以沉重感。但比硬五彩还是柔和得多。

硬五彩多重彩，加工过程有种种不同。有在已成白器或青花器上施彩，再全部喷釉，完成后全身透亮的。如径尺二三果盘，绣球花盘，有代表性。有部分开光用粉彩或豆彩法复烧，锦边、锦地部分却用墨和矾红、泥金等为主调，烧成后锦地部分并不光亮的。又有锦地开光，开光部分只作墨彩折枝花鸟或人物画的。一般说来，重彩调子较强烈，即在小小瓶子上，一用重绿、重墨、深红，效果亦必相当强烈。和这一时代秀美造型及洁白光泽瓷胎相结合，往往形成对比，矛盾统一，相当美观。要求效果恰恰和豆彩或素三彩相反。不过，有的锦地开光，锦地占比例过多，分量过重，开光部分失去主题吸引力，整体看来华美中不免见得繁缛杂乱。小花满布更易邻于庸俗，形成硬五彩无可讳言弱点。后来广彩器即由此脱胎，形成一种相似而不同艺术风格，影响直到近代生产，还有继续，也有一定出路。唯景德镇再生产恐不是方向。也有可能这种杂花草烦琐无章的锦地，本来即属于广东工艺装饰传统，渊远而流长，景镇锦地、锦边，实由之影响而来！

洋彩，珐琅彩也应属于洋彩。但是这里说的只指一种仿洋瓷而言，如康、乾时白地金边饭器，和黄地釉下墨釉上勾金之花篮，都属于这一类。花篮器形也外仿。饭器中碗碟，胎多较薄。常用墨画加金。产量不多，影响不大，只近于宫廷玩好，配合当时畅春园洋式建筑内部陈设而作。或部分为赠送外宾而作。少发展性。铜胎画珐琅器仿作的品种较多。

釉上彩——描金。宋代定窑中，除白色或牙白色釉外，还有黑釉的墨定，酱红釉的红定，及色较深些的紫定，近年发掘才又知道还有绿定。紫定、墨定有加金彩的，作折枝牡丹、水禽芦荷。或仿漆器描金而成。明代嘉靖万历间有金红绿地描金串枝宝相碗。清初继承这个传统，作各式不同发展，有描金，一般多在蓝釉或黑釉瓷上使用。在彩瓷上勾金，则近似丝绣中的间金。又有在彩绘瓷上用大面积涂金作金莲花的，有在油红器上加金的。总的说来不外这么数种。凡釉上彩多通过复烧加工。也有豆彩或青花，到北京后再吹黄、加绿、加紫的，器真而彩伪，多由市估走洋装而来。

墨彩也分数种：

一、在白瓷上用淡墨作山水花鸟画，由康熙开始，雍正续有发展，乾隆则部分彩地开光作山水画雪景，转心瓶上还使用。画稿多从张宗苍等时人取法，格俗不美。康、雍笔意虽不俗，效果还是不怎么好。

二、墨彩地开光加彩绘山水花鸟及刀马人物，多立器，在国内本不入瓷品。因在国外受重视，和法花一样，才适当注意到。但大部分已散失国外，而且道光、光绪均有仿作，真伪难分。

三、在重墨素瓷上作折枝花，形成黑白强烈对照。前者受晚明以来白绫画影响较多，因为当时衣裙、桌围、帐子无不通行这一格式，有的还在墨上加金，十分别致。其次近于漆器镶嵌，明代也已流行，唯清初才转用到瓷上装饰。在重墨在素白瓷上作折枝花竹，近于和漆器中的剔灰相反而成。由于画意重布局，设计，瓷质又白净细致，因此也清雅脱俗。用于茶壶、笔筒等较小日用器或文房用具，有一定成功。用于大型陈设品还少见。

粉彩在康、雍、乾是一大类，范围广，成就高。并且在道光以后还继续得到不同发展，二十世纪初二十年，且成为景德镇生产主流。由慎德堂、行有恒堂，到怀仁堂、静远堂，无一不是以粉彩见长。因此现代景德镇生产，保留瓷艺人才，也还是这一部分专家较多。康、雍粉彩来源，大致包括两个方面：

一即如前所叙述，或出于社会销售对象，如嫁妆货的需要及东南亚华侨外销需要，因此丹凤朝阳、富贵如意、凤穿牡丹、玉堂富贵等主题画，在政治上不犯忌讳、在社会习惯上又具有吉祥象征意义的题材，上了民窑“客货”瓷器。红色加彩由比较呆滞的矾红，改进为鲜明活泼、活色生香的粉彩，由民窑客货得到成功后转为官窑、御窑应用，估计可能不会大错。

其次即生色折枝处理艺术要求，从宋代即已开始，即只在部分加工，留出一定空处，北方的定窑、磁州窑，南方吉州窑，都善于作这种折枝布局。到明代，北方彭城窑民间用茶酒器，依旧长于在牙色瓷上绘水墨折枝，而且花用白料带粉。花在瓷器一角，画意多从徐青藤陈白阳取法，笔简意足，潇洒不俗。明代景德镇也开始用米哥瓷加青花挂粉，唯小簇花较多。到清康熙，开始见粉彩，枝叶用料和明代五彩瓷无别，唯花朵粉红，略微突起。当时流行之五伦图，在工艺美术应用具普遍性，因之也用于粉彩瓷，多坛罐大器。

或作人物故事画，两厢记和渊明访菊、林和靖妻梅子鹤、西园雅集、郭子仪上寿等等主题画为常见。若作折桂花，多用陈白阳、边景昭、恽南田、蒋南沙笔意，山茶、月季、蜡梅、牡丹为常见。进一步发展，才把虞美人、延寿菊等杂花同在一盘碗中。瓷既白净细致，花色又鲜明秀美，艺术成就就因之格外高。人物故事除从通俗小说、戏剧取法定稿，也有现实生活反映，情趣活泼。主要艺术特征在粉红料精，鲜明如生。即或大件刀马人，粉红也占一定分量，和民间年画配色有相通处。在国内，过去未入赏玩家藏品范围，在海外，则陈列于大博物馆，代表十七八世纪间东方瓷器艺术成就一部分。

油红——或矾红。宋有红彩，多在民间粗瓷上使用。明宣德有矾红，多用于青花烧成后空处加烧，如红云龙凤……红料极细，有光泽。成化再加黄绿，则成五彩。正德上用器，有纯用红鱼龙的，材料较粗，色呆滞，胎质亦粗，或正当武宗讨伐宸濠前后，江西在战乱中，生产低落时。嘉万恢复五彩烧造，大如龙缸窑也烧彩器，小碟、小盏和文房用具均加红，表示尊贵，瓷质色料未提高。作鱼罐，红蓝相映成趣，布局壮伟，艺术相当高。作大龙凤瓶盘绣墩，五色堆积，不免杂乱无章。这个时期器物造型多笨拙，不大美观。也有红绿地金花碗，近于朱绿漆描金。艺术水平远不及宣成。到清初，红料特别精细，因此重新单独使用，由康熙到雍正，达到本部门历史高峰。用红如用墨，在精美白瓷上作八仙过海大小碗，瓷质既温润无比，红料又浓淡轻重运用如意，画面又出高手，康熙一代成就，实独一无两，此后即难以为继。雍正则长于用盖雪法，结合精致串枝图案处理，得到极大成功。康熙墨彩加金，红彩也加金。

玳瑁斑三彩，或称虎皮斑。虽脱胎于唐三彩，唯在极薄白瓷上加工，彩色又鲜明强烈，效果亦大不同于唐三彩。品种似不多，只中小盘碗常见。也作藏族打奶茶用奶子壶，如一长筒，有靶有流，在瓷中自成一格。又有两色玩具猫。

又有一种绿地紫地黄地大折腰碗，碗旁刻双勾折枝，填黄白杂彩，近于从辽三彩或彩琉璃陶取法，似办万寿时民窑凑合而成（私家作署“拙作斋”款的，多大海碗或供碗，多青花加红，也有豆彩，彩料多较重，后来彩华堂、彩润堂、彩秀堂三种私家款，还受到一定影响）。

仿古，粉定多浆胎，印盒极佳，质薄而硬。印花划花少定意，自成一格。影青近晚期冬青，浅色则成湘湖釉，俗称西湖水、春波绿。变均到雍才成熟，康色较重。

青花部分规矩图案尚用明嘉万法，花较板滞，少变化。随后才出现新题材，大量用山水人物画于各种瓶罐上，得到惊人成功。但画稿却依旧来自明代文人画。冬青堆白花，通称冬青挂粉。冬青亦有加青花的。兼青花白粉亦属素三彩别格，产量不多，此后即无闻。明有米哥加青花挂粉，冬青青花加彩即由此而来，所以说也是仿古。

玲珑透空，技术不相同。玲珑指部分透明，宋已有之，为影青划花，部分在灯影下即呈透明。技法明代永乐犹继承，胎益薄，花益细，色转深，胎质亦可见指螺纹。清玲珑不同于过去，即透明部分作米点状，满布碗中，均匀整齐。盘碗居多。透空则近于雕成，一般用万字地，部分或者还作折枝花，如从明代“落花流水”素绫得到启发而作。其实或因雕竹花薰而作瓷香薰，再进而作瓷盖碗，盖碗并不宜于品茶，放茉莉、珠兰而已。

珐琅彩，或锦地开光作规矩花，或彩地串枝宝相，或折枝花，规矩花和当时郎世宁等外籍画师技法或者有一定联系。较后才变化规矩图案成折枝花。折枝多参蒋南沙蒋溥画法。设计布彩，均第一等。由铜胎画珐琅影响而成。随后成为一个独立品种，贯穿于康、雍、乾三个时代。这部分作品，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在景镇制胎，由京中如意馆加彩同炉做成的。

料彩有时多指透明蓝料使用较多并形成堆花效果。因豆彩、五彩亦透明，然满地绿笔筒却不叫料彩。蓝料应用较多或加透明粉红，即叫作料彩。如雍胭脂红玉壶春云龙瓶，即称料彩。料彩兴起和鼻烟壶有关。

谈瓷器不能不熟悉康、雍，谈景德镇十七八世纪间成就，更不能忽略康、雍。雍正时间极短，前后不过十三年，但一切生产多达到历史空前水平，不仅胎质精，釉泽好，花样有高度艺术成就，即造型也前无古人，常能结合秀雅和健壮而为一体，时代特征鲜明。但种种成就，无不于康熙即已奠好基础。其中唯有一点大不相同，即青花。雍取法宣成，用青浅淡，近于有意使之散晕，从散晕中取得柔和效果。康青则直继承嘉、隆、万，深青凝重。以画作例，雍法元人，康则近于宋，且近北宋。效果不同，由于要求不同，时代风气不同。

谈康熙成就，不能离开青花。一色釉和彩绘部分，虽近于百花齐放，各到不同高峰。但从近六百年景德镇生产传统而言，青花到康熙，可以说真正是集其大成，达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地步。主要成就还是得从物质基础去分析，才符合本来。计有两方面：

一是青料的研磨提炼纯净无杂质（是否原料来源不同，难于明白）。因此烧出的青花器，能深浅如意，真如名画家用墨说的“墨分五彩”。

二是画意特别高。例如故事画部分，有的虽取材于一般明代板画，反映到笔筒和凤尾瓶上时，画意却多特别活泼有精神，不像板画呆滞。

山水画即或用当时一般性题材，如耕织图、鱼乐图、琴棋书画、西园雅集、赤壁夜游，经营布局，和整体效果，常比当时名家高手四王吴恽还高一筹。有的甚至于即或取材二王，如瓶子上、笔筒上的山水画，用于五彩或青花瓷，取材恽南田，如笔筒上的素三彩或粉彩、青花，由于受器形限制，结合器形要求，重新处理，部分或简化，部分或有所改变，所得结果，也往往出人意料。特别是青花和素三彩，在画境上大大突破绢素上的成就，自成一格。若就同时画笔作个比较，不仅为扬州八怪文人画家不可及，即二王恽南田，也难相比。部分案头插花尺余立器，如象腿尊，用青花件折枝花鸟，笔简意足，生机天趣，都直逼八大，可说是八大画法直接继承者（同时也可说八大笔意实由之而出，因为晚明青花瓷，中型坛罐类，即已多有简笔花鸟近似八大的，算算时间，实比八大还早大几十年）。

康熙青花瓷艺特别突出，并非凭空产生，除有个物质基础外，还有许多方面影响的结果。首先应说是善于继承过去优良传统，在固有底子上进一步不断提高得来的。因为试从成品作个比较，就可看出明清之际的崇祯、顺治，部分青花瓷使用青料，已显得沉静细致而活泼，初步见出从单色料达到画家用水墨晕染法产生“墨分五彩”作用，试验中已取得一些成果。其次即明代以来，画家如沈周、文徵明、陆包山、唐寅、张灵、仇英等山水画，吕纪、林良、边景昭、陆包山、陈白阳、徐青藤等花鸟画，丁云鹏、尤求、崔子忠、吴彬等人物画，还各自留下一大堆名迹和墨本，分散国内。木刻中除通俗戏剧、小说插图，多刻得极精致，此外又还有《顾氏画谱》《唐诗画谱》《诗余画谱》《素园石谱》《海内奇舰》，程氏、方氏墨苑，《吴骚合编》《御世仁风》《十竹斋彩印画笺谱》及菊竹杂花鸟图谱数百种，大量传播流行。一般说来，这个艺术传统，是比清初当时几个著名画家笔墨既扎实得多，也范围广阔、内容丰富得多。更主要自然还是景德镇本身，明代三百余年烧造青花瓷经验技术的积累，才能吸收消化这些成就，转用到瓷艺上来，起决定作用。加之清政府重视瓷业，官窑一去明代强迫命令限额贡奉制度，每有烧造，多照顾到商业成本，不过分苛索窑户。御器厂重要烧造，仿古多由宫廷取真宋器作样子，彩绘多由如意馆画师设计出样，反复试烧，不惜费用。委派专官监督，如臧应选、郎延极、刘伴阮、年希尧、唐英等，本人又多具有较高艺术鉴赏水平，有的且躬亲其事，和工人一道，从生产实践上取得各种经验，所以在万千陶瓷工人、画师共同不断努力中，才创造出惊人奇迹，产生出万千件具有高度艺术产品，在世界上博得普遍佳誉。直到现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瓷业，高级日用瓷生产，还多以能模仿康、雍青花，在国际市场上受重视，得好评。可见它的影响是如何深远而广大！

我们常说学习优良传统，康熙一代值得我们学习的自然还多，上面所说，不过特别显著一部分，在博物馆陈列室和图录中容易接触到的而言。事实上在烧造过程和用料提炼上一系列技术，也还有许多值得我们用一个较长时间（半年或一年）去到景德镇陶研所向现存老师傅讨教处。因为青花瓷这时代色泽格外纯净、鲜明、活泼和取材之精，火度之高，都必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每一部门技术的进展综合而来。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得到的！

镜子的故事（上）

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午门楼上有个新的全国出土文物展览，三千七百件文物中有许多种脸盆和镜子。把它们的时代、式样，和出土地区都弄清楚后，我们也可以得到许多知识。如联系它们应用时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关系，这些日用东西，也可为我们解决一些过去没有明白的历史问题，并启发我们，中国古文化史或美术史的研究，有一条新路待人去走，就是把地下实物和历史文献结合，用发展和联系看问题的方法。若善于运用，会得到些新的收获。

我们不是常说起过，人类爱美之心是随同社会生产发展而逐渐提高的，至晚在彩陶出现的时期，我们老祖先既然能够做得出那么好看的有花纹陶器，又会用各种玉石、兽牙、虾贝装饰头部和手臂，石头生产工具也除实用外要求精美和完整，对于他自己的身体和脸上，总不会让它肮脏不堪。但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除相互照顾，可能就是从水中照着影子来解决。没有陶器时在池水边照，有了陶器就用盆子照。这种推测如还有些可信，彩陶中钵子式器物，或许就是古人作盥洗用的东西，本有名字我们已不知道。到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到了青铜器时代，洗脸和照脸分成两种器物，用铜作的来代替了。中国人最初使用镜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缺少正确知识。虽俗说“轩辕造镜”，轩辕的时代科学家一时还难于肯定。过世不久的专家梁思永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发掘安阳殷商墓葬和文化遗址时，据说从青铜遗物中，已发现过镜子。这就是说，中国人能掌握青铜合金作种种工艺品时，一部分人生活用具中，也开始有了镜子。算时间，至少是三千两百年前的事情！可惜没有详细正式报告，思永先生已成古人了。

从古代文献叙述中可以知道，有史以后，古人照脸整容，的确是用一个敞口盆子，装满清水来解决的。这种铜器叫作“盘”或“鉴”，盘用于盥洗，鉴当作镜子使用。古器物照例刻有铭文，盘铭最古的，无过于传说成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九个字。其次是武王盘铭“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十个字。鉴铭最古的传说是周武王鉴“瞻尔前，顾尔后”六个字。都是语言精辟，可惜无实物作证。从文字措辞比较，我们说这种盘子可能古到商周，铭文却是晚周或汉代读书人作的。最著名的重要实物无过周代的“虢季子白盘”和“散氏盘”，商周遗物中，虽常有虺龙纹和鱼鸟兽纹青铜盘出土，多和食器发生联系，可不大像宜于贮水化妆。这次西北区郏县出土一个东周龙纹盘，和华北区唐山出土一个燕国兽纹盘，就和食器同在一处。这类铜盘也有可能在祀事中或吃喝前后用来洗洗手，或诸侯会盟时贮血水和酒浆，参加者必染指盟誓，但和个人化妆关系究竟不多。鉴的器形从彩陶时代就已确定，商代瓦器中常有发现。这次郑州出土瓦器群，就有几件标准式样。是底微圆，肚微大，缩肩而敞口，和春秋战国以后的鉴很相近。但是这东西当时的用途，我们却取个保留态度。因为看样子，用于饮食比用于盥洗机会还多些。

成定型的青铜鉴，多在春秋战国之际才出现。目前国内最重要的实物，有如下几件：

一是现存上海博物馆山西浑源出土的二大鉴，鉴口边沿铸有几支小虎攀援窥伺，雕刻得十分生动神气。

另一件是河南汲县出土的水陆交战人物图鉴，重要处是它的图案设计，丰富了我们对于战国时人生活方面许多知识，剔空部分当时可能还填有金银彩绘。

第三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近在河南辉县发掘出土那一件，上面有精细刻镂花纹，包括两层楼房的建筑，和头戴鹖尾冠人物燕享奏乐射箭生活，鸟树狗马杂物形象，并且很像用熟铜捶薄方法做成的。

第四件是大型彩绘陶鉴，也在辉县出土，花纹壮丽而谨严，可作战国彩绘陶的代表。

另外还有一件传说辉县出土彩绘漆大鉴，原物已经残毁，不过从残余部分花纹，还可以看出它壮丽而秀美的构图，和同时代金银错图案极相近。

其中除浑源大鉴还像一个澡盆，辉县漆鉴本来可能贮满清水时便于照脸，其余几件东西，居多还像酒食器。古代如果真的用鉴作化妆用具，求它切于实用，这种鉴可能是“漆”作的，讲究的就用错金银作边缘附件。证据是出土物中发现过许多这种错金银或青铜刻花圈形附件，小型的已知道是贮镜栉的奁具，口径大到一尺二寸以上的，至今还不能明白用途。照例说它是装东西的“容器”，是并不具体的。一切日用器物，决不会凭空产生的，和前后必有联系。它虽上无所承，而下却有所启。

西汉初叔孙通著《汉礼器制度》称：

洗之所用，士用铁，大夫用铜，诸侯用白银，天子用黄金。

洛阳金村曾出土过战国小型桃式银洗。汉代瓢式银匜已有发现，纯金洗却未出过土。如照《贡禹奏议》所说，则银和金也可作金银镶边的漆器解。极明显，到了汉代，士大夫通用鉴式另有发展，而且专用作盥洗工具了，通名就叫作“洗”，别名叫作“朱提堂狼洗”。西南朱提郡是主要生产地，格式也有了统一化趋势，花纹不是一双鲤鱼或一只大角羊，就是朱鹭和鹿豕，并加上“大富贵乐有鱼”“长乐未央”等等吉利文字，是用阳纹铸到洗中心的。另有一种小型洗，多用细线阴刻满花云中鸿雁、麋鹿、熊罴或龙凤作主题，绕以活泼而流动的连续云气，用鎏金法做成的。显然是照叔孙通所说，汉代王侯贵族才能使用。在汉代工艺品中，这是一种新型的生产。还有一种中型缺边碗式洗，铜、陶、漆都发现过，多和贮羹汤、醴酒的羽觞一道搁在平案上。晋代青釉陶瓷的生产，既代替了青铜的地位，洗即发展成两个式样：大小折中于中型鎏金洗和平底碗之间，在边沿或留下一圈网纹装饰和几个小小兽面，或只有两道弦纹，中心留下两只平列小鱼浮雕，反映到南方缥青瓷生产的，随后就有印花越州窑、龙泉窑的中型洗。至于宋代钧、官、汝、哥南北诸名瓷，却多把一切装饰去掉不用。北方定窑则在双鱼外又加有种种写生花鸟装饰。这种洗，如依然有实用意义，大致只宜洗笔不再洗手了。还有一种容量和“朱提堂狼洗”相差不多，稍微改浅了一些，边沿摊平，一切装饰不用，只在边沿和中心部分作几道水纹，晋六朝以来，南北两大系的青瓷都用到，发展下来就成了后世的“脸盆”。例如这次华东区扬州农场出土的一个，就属于缥青瓷系；中南区广东出土的一个，就属于北方青瓷系。宋、明以来标准式样，是故宫宋定式墨绘脸盆，是这次陈列的宋赵大翁墓壁画化装时用的脸盆，和在首都七个明代妃子墓中发现的那个黄金脸盆，和另一个比较小一些的嵌银龙凤花纹脸盆。这种式样一直使用下来，在不同地区，用不同材料，和种种繁简不同花纹装饰，直延续到明、清二代，有景德镇青花脸盆，有彭城窑面盆，有宜兴挂釉加彩脸盆，有广式、苏式白铜脸盆，随后才有“景泰蓝”和“铜胎画珐琅”的脸盆出现。现代搪瓷盆就由之演进而来。

至于镜子呢，古人本来也叫作“鉴”。因名称意义容易混淆，现在有些人就把同一器物，战国时的叫“鉴”，汉代的叫“镜子”。这种区别并不妥当。因为战国时人文章中已常提起镜子。把战国的镜子叫作“鉴”，是根据叙述周代工官分职的专书《考工记》而来。书中在金工部门说，“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作镜鉴的合金成分，是铜锡各半”。但照注解“鉴燧”指“阳燧”，是古人在日光下取火用的。此外还有“阴燧”，可对月取水。

卫宏《汉官旧仪并补遗》也说过：

皇帝八月酎……用鉴燧取水于月，以火燧取火于日。

三国时高堂隆却以为：

阳燧取火于日，阴燧取水于月。

崔豹《古今注》并说明取火的方法：

照物则影见，向日则火生，以艾承之则火出。

说法虽不相同，可见这种古代聚光取火镜子，起源必定相当早，到汉代封建帝王还当成一种敬神仪式使用。我国古代科学发明极多，对于世界文化有极大贡献。早过万年前的石器时代，既然就会钻木取火，进入青铜时代，又会用“阳燧”取火，应当是可信的。不过在考古材料中，我们今天还不曾发现过青铜作的“阳燧”，发现的多是照脸用的各种镜子。铸镜成分各时代也不相同，早期镜子大约百分比是铜占七五锡铅占二五。镜子铸成必加工磨光，西汉淮南王刘安著的《淮南子》，就叙述过古人磨镜方法，是把“玄锡”敷到镜面上，再用细白毛织物摩擦拂拭，才能使用。“玄锡”就是水银。磨镜子古代早有专工，《海内士品》一书中，记述汉末名士徐孺子，想去参加他老师江夏黄公的丧葬时，没有路费，就带了一副磨镜子的家伙，沿路帮人磨镜糊口，终于完成愿心。“青铜时代”虽到战国就已结束，青铜镜子的工艺，却一直沿袭下来，一百余年前，才由新起的玻璃镜子代替。《红楼梦》小说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吃醉了酒，糊糊涂涂撞进宝玉房中时，先走到一个“西洋穿衣镜”前面，看见自己的影子，笑眯眯的，还以为是“亲家”。这是许多人都熟悉的故事。其实当时的城里人，也居多还使用铜镜。

过去一般读书人，认为镜子从秦代开始，是受小说《西京杂记》的影响。

高祖初入咸阳宫，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通明。人来照之则倒见，以手扪心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

旧社会老百姓上衙门打官司时，照例必用手拊心，高喊一声：“请求青天大老爷秦镜高悬！”典故就出在这个小说里。意思是把那位县官当成“秦镜”，明察是非。镜子照见五脏，不会真有其事。但是战国已有方镜，这次长沙楚墓就有一面出土。大过五尺的方镜，汉代却当真有过。晋初著名文人陆机，给他的弟弟陆云书信中，就提起过“见镜子方五尺三寸，宽三尺，照人能现全影”。《西京杂记》多故神其说地方，不尽可信。陆机所见古代实物，是相当可靠的。也有洗澡用的大型铜澡盘，能容五石水，见曹操《上杂物疏》。郭缘生《述征记》还说，这个澡盘在长安逍遥宫门里，面径丈二。可知是秦汉宫廷旧物。

从出土实物和文献结合看来，镜子大致和盥洗的“鉴”同时，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才比较普遍应用。战国时著名思想家庄周和韩非，文章中都引用过镜子作比喻，可见是当时人已经熟悉的东西。最著名的，是《战国策》上说到的邹忌照镜子的故事。故事说，城北徐公有美名。邹忌打扮得整整齐齐去见齐王以前，问他的妻、妾和朋友，比城北徐公如何？三人都阿谀邹忌，说比城北徐公美。但是邹忌自己照照镜子看，却实在不如。不免嗒然丧气。因此去见齐王，陈说阿谀极误事。阿谀有种种不同原因，例如“爱”和“怕”和“有所请求”，都能够产生。官越大，阿谀的人越多，越容易蒙蔽真理，越加要警惕。齐王采纳了他的意见，改变作风，广开言路，因此称霸诸侯。故事虽流传极久，一般人对于镜子的认识，还是除“秦镜高悬”，另外还知道“破镜重圆”。这两个名词，一个表示明察秋毫，一个表示爱情复好。至于故事的详细内容、本源，即或是“读书人”，照例也不大明白了。

镜子在实用意义外附上神话，和汉代方士巫术信仰关系密切。后来有两个原因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

一个是七世纪隋唐之际，王度作的《古镜记》，把几面镜子的发现和失去，说得神乎其神。

另一个是从晋六朝以来，妇女就有佩镜子风气，唐代女子出嫁更必需佩镜子。

到十九世纪，玻璃镜子普遍使用后，铜镜成了古董，照习惯，妇女出阁还当成辟邪器挂在胸前。把镜子年代混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宋代《宣和博古图》和清代《西清古鉴》，都把唐代的海兽葡萄镜，当成汉代作品。这事至今还有读书人相信。

近几十年研究镜子的人，从实物出土的地方注意，才修正了过去错误，充实了许多新知识。首先是淮河流域寿州一带发现了许多古镜，花纹风格都极特别，过去陕西、河南不多见，因此叫它作“淮式镜”。至于产生的时代，还是沿袭旧称，认为秦代制作。其实寿州原属楚国，如果是“秦镜”，应当在咸阳、长安一带大量出土才合理！直到近年长沙楚墓出土这种镜子又多又精美，才明白它的更正确的名称，应当叫作“楚式镜”，是战国时楚国有代表性的一种精美高级工艺品。镜子的大量生产，或普遍作墓中殉葬物，也是楚国得风气之先，而后影响各地，汉代以后才遍及全国。我们这么说，是因为秦、赵、燕、齐诸国墓葬中，也发现过镜子，但数量却极少。如不是不会用镜子，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就是殉葬制度中不用镜子。但是到汉代，坟墓中用镜子殉葬，却已成普通习惯了。

战国镜子和别的铜器一样，花纹图案地方色彩十分鲜明。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例如午门楼上展出新出土的一面漆地堆花蟠虬方镜，上海博物馆展出的一面“虎纹镜”，和流出国外的“四灵鹫方镜”“圆透雕蟠虺方镜”和同一纹样圆镜，其他图录中所见龙纹和蟠虺纹镜。除第二种具浑源铜器风格，后几种都和新郑器及一般战国时中原铜器花纹相通。这一类镜子，艺术作风虽不相同，制度却大致相同。胎质都比较厚实，平边，花纹浑朴而雄健，可代表北方系作风。至于出土地不明确那面“金银错骑士刺虎镜”，和相传洛阳金村出土一面“玉背镜”，和寿州、长沙出土的大量龙纹镜、山字镜、兽纹镜，制度就另是一种。胎质都极薄，边缘上卷，设计图案多活泼而秀美，不拘常格。特别是长沙出土的各式镜子，更可代表南方系艺术作风，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花纹处理多沿袭商周青铜器而加以发展，分做两层，有精细而多变化的地纹，在地纹上再加浅平浮雕，浮雕又还可分“平刻”“线描”和有阴阳面的“剔花”。在种种不同风格变化中，充分反映出设计上的自由、活泼、精致和完整。特别重要的还是它的统一完整性。又因磨治加工过程格外认真不苟且，方达到了青铜工艺的最高成就。可说是青铜器末期，结合了最高冶金技术和最精雕刻设计艺术的集中表现。它的复杂多样的花纹，上承商周，下启秦汉，还综合战国纹饰特长，反映于各种圆式图案中，为后来研究古代花纹图案发展史的人，给予了极大便利。

例如“连续矩文”，是商代铜器和白陶器中重要纹饰中一种花纹，本来出于一般竹蒲编织物，反映到铜、陶纹饰中，和古代高级纺织物关系就格外密切。到战国末期，除部分铜鼎花纹还保持这种旧格式，一般车轴头上的图案花纹还使用到它，其他器物上已不常见。但是这种矩纹却继续用种种新鲜活泼风格，特别是结合精细地纹做成的方胜格子式变化，反映于长沙古镜装饰图案中，不仅丰富了中国圆式图案的种类，对于中国古代的黼绣纹，也间接提供了许多重要参考资料。古代谈刺绣，常引用《尚书》“山龙华虫，藻火粉米”等叙述。既少实物可见，历来解释总不透彻。汉代以后儒生制作多附会，越来越和历史本来面目不合。从别的器物花纹联系，虽有金银错器、漆器、彩绘陶器可以比较，却并不引起学者认真注意。近三十年燕下都新出土的各种大型砖瓦花纹，和辉县出土的漆棺花纹，因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音乌拉古坟一片丝织物花纹相似，特别是燕下都的砖瓦花纹，和金文中“黼”字极相近，才开始启示我们“两弓相背”的黼绣一种新印象。但由于长沙上千面镜子的发现，完全近于“纳绣”“锁丝”的精细镜子地纹，和由龙凤综合发展而成的种种云藻主纹，更不啻为我们丰富了古代刺绣花纹以千百种具体式样。这些镜纹极明显和古代丝绸刺绣花纹关系是分不开的。并且从内容上还可以看出，有些本来就是从其他丝绣装饰转用而成。例如，一种用四分法处理的四叶放射式装饰，有些花朵和流苏坠饰，是受镜面限制，才折叠起来处理的。如果用于古代伞盖帐顶时，就会展开恢复本来的流苏珠络形式。还有菱形图案的种种变化，孤立来看总难说明它的起源。如联系其他漆器、错金器比较，就可以明白原来和古代丝织物的花纹都基本相通（楚墓出土实物已为我们完全证明）。这些花纹还共同影响到汉代工艺各部门。诺音乌拉汉墓出土的一件大绣花毯子，边沿的纺织物图案，就和这次陈列的那面朱绘镜子菱形花纹完全相同。另外一片残余刺绣上几个牵马胡人披的绣衫上方胜格子纹，又和这次长沙出土一个战国时镂刻填彩青铜奁上的花纹相合。其他一些云纹绣，更是一般金银错图案。

还有一种镜子，在对称连续方格菱纹中，嵌上花朵装饰，地纹格外精美的，也有可能在当时就已织成花锦，或用纳绣法钉上金珠花朵，反映到服饰上。西域发现的汉锦，唐代敦煌发现的方胜锦，显然就由之发展而出。洛阳出土大空心砖上的方胜花纹，沂南汉墓顶上藻井平棋格子花纹，也是由它发展的。至于羽状地纹上的连续长尾兽纹，写实形象生动而活泼，又达到图案上的圜转自然效果，构图设计，也启发了汉代漆盘中的基本熊纹布置方法……总之，楚式镜纹的丰富变化，实在是充分吸收融化商周优秀传统并加以发展的结果，和同时期工艺各部门的装饰图案，又发生密切联系，至于影响到汉代以后的装饰图案，更是多方面的。这是美术史或工艺史的研究工作者，都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离开了这些实际比较材料，仅从文字出发，以书注书，有些问题是永远无从得到正确解答的。

近人常说汉代文学艺术，受楚文化影响极深。文学方面十分显著，因为西汉人的辞赋，多直接从楚辞发展而出。至于艺术方面，大家认识就不免模模糊糊。去年楚文物展览，和这次出土文物展览，从几面镜子花纹联系比较中，我们却得到了许多具体知识！汉代铜器在加工技术上，主要特征是由模印铸造改进而为手工线刻，花纹也因此由对称式云龙鸟兽和几何纹图案，发展变化为自由、现实、写生，不守一定成规的表现。阴刻花纹虽起源极早，商代以来，雕玉、雕骨早已使用，但直接影响到汉代工艺的，也只有从楚文物中的漆器、木刻和青铜镜子等技法处理上，见出它的本来面目和发展趋势。

楚国统治者在诸侯间尝自称“荆蛮”，近于自谦封地内并无文化可言。当时所说，大致指的只是封建制度中的旂章车辂，仪制排场，在会盟时不如齐、晋诸侯的讲究。至于物质文化，实在并不落后于人。特别是善于融合传统，有色彩，有个性，充满创造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工艺美术，春秋战国以来，楚国工人所达到的高度艺术水平，和中原诸国比较，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文学上的成就，和楚国万千劳动人民工艺上的成就，共同反映出楚文化的特征，是既富于色彩，又长于把奔放和精细感情巧妙结合起来，加以完整的表现。这虽然同时也是战国文学艺术的一般长处，是战国时期美学思想在文学艺术上的具体反映。但是从楚文化中，甚至于从一面小小青铜镜子中，我们却更容易看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

镜子既然是古代人的日用品，为便于应用和保护，必需装在一个适用的盒子里或套子里。长沙出土文物中，还发现过许多种刻画精美的大小漆盒子。这种漆盒大型的多分层分格，里面装有镜子、小木梳篦和脂粉黛墨。这种漆器叫作“奁具”。古代社会女子教育“德”“容”“言”“功”四种要求中，整洁仪容占第二位，因此女子出嫁时，随身也少不了一个“奁具”。不过当时代表的是“艺术”，可不是“财富”。到后来，陪嫁依然少不了“妆奁”，但是意义已完全不同了。到现代，除了西南边疆兄弟民族，还使用这种基本上用红黑二色为主的旧式彩绘漆器，制作方法并影响到印度、缅甸、暹罗、越南的生产，其余地方已少见到这种制作了。

这次长沙出土文物中，除那个彩绘狩猎漆奁外，还有个镂刻方胜花纹青铜奁具，图案精美而复杂。如不是用金银错技术填嵌金银，就是用彩漆填嵌处理的。当时必然丹翠陆离，异常华美。这也是这次展览中一件重要艺术品。这个铜奁和长沙楚墓发现的人物彩画漆奁，人物车马漆奁，细刻云兽纹素漆奁，可算得是楚国工艺品中几件“杰作”，也可作古代“奁具”的代表。它们是因镜子而产生的。过去人谈古器物，常把许多种筒子式青铜器都叫作“奁”，但是这些器物用处显然不会相同。只有长沙楚墓出土这种青铜或彩绘漆“奁具”，里面大多数还有镜子、梳篦和其他化妆用品，才可和史游《急就章》提起的“镜奁梳比各异工”相印证，知道是战国汉代以来化妆用的奁具标准格式。这种奁具到汉末还有漆地画金银花纹的，魏晋以来技术依然能够保存，从曹操《上杂物疏》和晋人著《东宫旧事》的记载可以知道。不过晋代一般人使用的漆奁，大都是素质无花，因晋代法令禁止普通漆器文画加工。法令还提起过，造漆器的人必须把店铺工匠姓名和年月写上。齐高帝也有令禁止一般杂漆器加绘金银花。这次在杭州发掘的几件南宋时临安府生产的素漆器，式样还是汉晋旧格，文字可和晋令相印证，证明了直到宋代，一般民间漆器，还遵守这个五六百年前的法令。这件事情，也是用文献结合出土实物才知道的。

奁具的“筒子式”或“三套式”改进成饼子式或蔗段“五撞”“六撞”式，和花朵式的外形，是配合唐镜从唐代才开始的。上海博物馆保存有元代画马名家任月山的媳妇墓葬中出土的几件漆器，剔红盒可证明现存明代雕漆多本宋、元旧法，另外一个素漆花式套奁，却是现存唐式漆奁极有价值的范本。奁具也有方的，和后世县官印盒差不多，材料有用木片拼合的，用夹纻法作胎的，居多用竹篾编成。最著名的遗物，是在朝鲜汉代古墓发现的一个，上面画了许多彩漆人物，还有商山四皓和武王、纣王等的画像。这种东西到汉末又名“严具”。陆机书信中还提起看过曹操用的严具，是个六七寸高的方盒子，内有梳篦、镊子杂物。

镜子的故事（下）

午门楼上展览除战国镜子外，另外还有很多精美汉、唐镜子，其中有四面镜子，在镜子工艺和应用发展历史中，各占不同重要地位。

华东区浙江大学出土的西王母画像镜

照历史发展说来，中国的青铜器时代，结束于战国。这并不是说战国以后就没有青铜艺术。秦汉以来，铁工具已经成了主要生产工具，饮食日用器具或特别用具，漆器和釉陶的使用又日益普遍，再不是青铜器独占的局面。因此青铜器失去了过去的特别重要地位。这是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但青铜器物在社会上却依然有它的广泛需要。使用范围并不缩小，还更加普遍了。我们从墓葬遗物中就容易看出。

日用器物如辘轳灯、烛盘、熨斗、香炉、酒枪、带钩、弩机、熊虎镇、小刀、剪子，和小型车马明器中用的种种金铜什件，大件器物如鼎、豆、甑、壶、钟、釜、、酒、堂狼洗、车上什件、帐杂件、度量衡器，大都还是用铜做的。而且有些还加工得特别精致。

不过除堂狼洗铸有鱼羊类花纹，带钩、弩机，和一部分用器，有用錾金银花新技术表现，辘轳灯和熊虎镇子仿像生物，可代表汉代立体雕刻，其余铜器多只用简单带纹装饰，有的还毫无装饰。

但也有新的发展部分，就是用手工精细刻镂，代替了商周以来旧法的模铸，图案也由对称定型，变而为自由、活泼，和逼真生动。这种技术发展于战国，盛行于汉代。来源有可能是先从南方流行，才遍及国内各地（这次中南区衡阳工地汉墓出土一份细刻花纹铜器，和许多仿铜青釉刻花陶器，是最好的代表）。另外又发展了铜上镀金的工艺，古名“鋈续”，意思是把金汁倒到其他金属上面去，后世通名“鎏金”。其实是用汞类作媒触剂完成的。开始只用于战国末期的小件犀比带钩上，可知技术还相当困难。到汉代，因社会重视金银，才促进了技术发展，广泛应用到各种铜器上去。例如那种精细刻镂水云、鸟兽、花纹，面径六七寸大的铜洗，制作就格外讲究。这种新型工艺美术品，当时可能是和金银钼漆器奁具配成一套使用的。在漆器中，新发展的金银钼器，必有带式装饰，精美的多用纯金银或错金银法做成，比较一般性的，也在铜上鎏金。这种附件既增加了夹纻漆器的坚固性，又增加了它的美术效果，汉代“钼器”是由此得名的。不过继承了青铜工艺模铸技法的固有长处，在花纹方面而加以新发展的，主要却是镜子。

现在人一提起镜子，不说“秦镜”，必说“汉镜”“唐镜”。西汉早年的镜子，本和战国“楚式镜”或一般所谓“秦镜”不容易区别。前代镜样到西汉还流行，是过去人容易把它时代混淆通称“秦镜”或“汉镜”的原因。特别是内沿方框作十二字铭文，字体具秦刻石遗意，花纹如楚式镜中的云龙镜，过去人都认为是标准“秦镜”的，从铭文所表示的思想情感看来，大致还是西汉初期也流行的镜子。

明显标志出早期汉镜工艺造型特征的，约计有五方面：

一、花纹中已无辅助地纹。

二、镜面开始加上种种表示愿望的铭文（早期字体比一般秦刻石还古质，西汉末才用隶书）。

三、镜背穿带部分由桥梁式简化为骨朵式。

四、边沿不再上卷，胎质比较厚实。

五、除错金银镜外，还有了漆背金银平脱和贴金、鎏金镜子的产生。

具有前四种特征的汉镜，如把它和战国楚式镜比较，会觉得汉镜简朴有余而艺术不高。第五种近于新成就，如这次长沙出土柜中新补充的两面西汉末加金镜，一个系薄金片贴上，一个系鎏金，在技术上是重要的，但数量并不多，缺少一般代表性。有一点十分重要，即是出土地依然还在南方，可知加金技术经南方发展是有道理的。早期汉镜花纹图案的简化，和小型镜子出土比较多，显示出社会在发展中。上层艺术性要求不太高，而一般使用已日益普遍，这类镜子的产生，是由实用出发而来的。武帝以来，生产有了新的发展，社会政治日益变化，宗教巫术空气浓厚，装饰艺术用比较复杂形式反映到镜面上，和成定型的云中四神内方外圆的规矩镜，才用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东汉以来，神仙信仰加强，并且解除了巫蛊禁忌，故事传说日益普遍，神人仙真于是才上了镜面，镜子的使用，也由实用以外兼具有辟邪意味，和长生愿望了（这类镜子这次陈列是有很多具代表性的）。这还仅只就花纹图案一方面而言。

汉镜问题在铭文。大约而言，也可分作两大类，即三、四言和七言。从内容区别，有四种不同代表格式。

第一类如：

一、“大富贵，乐无事，宜酒食，日有憙”十二字铭文。

二、“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八字铭文。

前一种，可说是标准汉人“功利思想”的反映。后一种，已可看出汉代人正式用镜子作男女彼此间赠答礼物的习惯。也有具政治性的，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近于当时阴阳术士的谶语，或在成、哀之际出现的东西。

铭文最短的只四个字，种类极多，计有“家常富贵”“长宜子孙”“长宜高官”“长毋相忘”“位至三公”“长乐未央”等等格式，虽同用四字铭文，却表现不同思想情感，反映于式样不同镜面上。“家常富贵”多小型镜，制作极简，近于民间用品。“长宜高官”“长宜子孙”多大型，花纹虽同样简朴，制作却十分完整。“长乐未央”还具战国镜式花纹和形制，多小型，四小字平列在花纹一方，近于秦汉之际宫廷式样。“长毋相忘”有各种不同格式，可看出是一般中等社会通常用品，纹饰虽简单，铸模却精致，切于实用。

第二类七言铭文的，由骚赋文体出发，近于七言诗的前身，极常用的有：

三、“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

四、“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巧工作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

前一式文字安排有作一圈的，有分作两层的。从文体看可以明白，它实远受屈、宋骚赋影响，近接司马相如、枚乘等文赋，可说是骚赋情感在镜铭上的反映。铭文内容含义，因此可说有政治也有爱情。除铭文之外，几乎无其他花纹，小型的铜质格外精美。后一式时代或稍晚些，一般多认为是王莽时官工镜。完全明显具政治性的，有“胡虏殄灭四夷服，天下人民多康宁”等语句，本来应当和汉武帝在中国边境的军事行动不可分。但是出土遗物时代都比较晚（用图案表现战事的还更晚，又不和铭文结合）。和二式同出现于西汉末王莽时代，现在一般还认为是王莽时官工造镜。有具年款的，一般多不刊年款。

表示宗教情感和长生愿望铭文同在一处，最著名的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铭文中一面指明这种镜式最先必出于官工制作，一面更反映《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所提起过的“神仙好楼居，食脯枣”等等方士传说在汉代的发展和影响。

这种神仙思想，影响到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例如对于中国建筑艺术，就因此发展了向上高升的崇楼杰阁结构。如汉人文献记载，武帝时宫中井干楼、别风阙，都高达五十丈，鸿台高四十丈，金凤阙、蜚廉观各高二十五丈，渐台高二十丈，通天台还高及百丈，云雨多出其下。汉武帝在通天台上举行祀太乙仪式时，用太祝领导八岁童女三百人，各着彩绣衣服，在上面歌舞，壮伟动人景象可想而知。这种风气反映到东汉中等人家墓葬中，也不断发现有高及数尺、三层叠起的灰陶和釉陶楼房，从结构上看，可能和用博山炉一样，还是让死者升天和王乔、赤松子不死意义。

至于反映于社会一般装饰彩画上，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主题画地位的确定，和由“海上三山”神话传说而来的仙人云气、鸿雁麋鹿，气韵飘逸色彩绚丽的装饰花纹，应用到金银错、彩漆、丝绸和铜、陶、玉、木、石等等雕刻工艺中，都得到极高度的成就。特别是两件金银错兵器附件上的花纹，并且可作古代谈养生导引“熊经鸟申”五禽之戏的形象注释。它的产生早可到秦始皇，作为巡行的兵卫仪仗使用，晚到汉武帝，是文成、五利手中所执的法物！在新的器物制作上，除完全写实的金铜熊、羊、辟邪，更有各种式样的透空雕花博山香炉的产生，珍贵的多用纯金银做成，最常见是青铜的。这种社会风习反映到镜鉴上，也做成图案设计的主题。不过镜面既受型范技术限制，又受圆形面积限制，更重要镜子是日用品，要求数量多，因此虽刻画得依然如“生龙活虎”，比较起来，究竟不能如其他工艺富于活泼生命。唯汉镜时代特征，却依然反映得十分清楚。

还有神仙思想主要是长生希望，铭文表示向天许愿长保双亲康宁的，多和“上有仙人不知老”等铭文在一道。向神仙求福本是宗教情感的表现，但这种孝子思想，却又和东汉儒学提倡孝道相关。

我们说“早期”，或“晚期”，也许措辞用得不易完全符合历史本来。例如“家常富贵”小型镜，虽是汉代作品，六朝以后还继续铸造。因为它是好简朴的一般人民使用的简朴式样。铭文所有愿望也是普通小有产者的希望，时代性就不大十分显著。至于“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小型和中型镜，虽代表的是中层社会个人情感，和私生活发生联系，到东汉就有了其他式样代替，六朝以后铭文所表示的情绪虽还相同，措辞已大不相同了。“胡虏殄灭四夷服”“上有仙人不知老”等铭文镜，反映的既是政治现实和宗教信仰，照理应出于武帝时代，事实上却多在东汉才出现。这些问题需要更具体、更全面出土材料，才可得到正确解决。如用部分知识推测，是不可免有错误的。这也可以看出全国性文物发掘保存的重要性。因为用比较方法和归纳方法，就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知识的。

汉镜的图案设计比铭文问题复杂。“见日之光”小型镜多重轮，铭在中圈部分，每字常用一花式图案隔离，中型的即无间隔花式。它的式样或者由“日重光月重轮”的祥瑞信仰而来。也有作内方外圆布置，内用四分法加流苏装饰，文字分别嵌于四方的。又有作星象式或乳钉旋绕，纽作十二重叠乳钉，普遍都叫作“星云镜”，这是从兽纹演进简化而成的。“长宜子孙”“长宜高官”等大型镜，虽近于早期官工镜样，制作得十分完整，但除中心四叶装饰，有的一圈云纹外，竟只使用一些重复线条，虽然在设计时深具匠心，整体结构效果极大方，几个字的安排，并且还特别注意，保留晚周错金柳叶篆文格式的特长，经营位置，恰到好处。可是究竟素朴简单了一点。这种镜式到东汉还保留，只换上铭文作“位至三公”，希望具体了许多。花纹比较进一步的，是在连弧内作八凤或朱雀图案的镜式。构图设想，或本源于“日中星乌”记载，又或不过采用汉人熟悉的祥瑞传说。有作八凤的，有作十二凤的，也有并外弧用到二十四凤的。一般叫作“夔凤镜”，本名或者还是“朱雀镜”。如系由取火阳燧发展而出，装饰花纹用三足乌，就更符合传说。这类镜子常作扁平纽。既无地纹，花作平雕，在技术上已近于后代“剔花”（即把空处剔除露出花纹）。又分阴剔和阳剔。若系阴剔，多余的阳纹线条，另外就形成四只蝙蝠式样，算得是镜纹设计的新成就。这种格式起于西汉，到东汉，再衍变就成为一种“兽面辟邪”镜式，或连弧部分加上方框，每一框中用“位至三公”四言铭文处理，就完全失去本来用意了。早期汉镜多较薄，到西汉末才胎质厚实，一般多不卷边，可证明主要是承继战国以来北方系的式样。凡边沿向外过度斜削，时代多比较晚些，属于另外一种格式。正和扁平纽一样，或者和生产地域的风格有关。生产地见于铭文的有“丹阳”和“西蜀”字样。又有“洛阳名工”的铭文。私人造镜著名的有“周仲造镜”“驺氏镜”“向氏镜”等等，用的还是官工镜格式。或者和《考工记》提起的世袭官工有关。

汉镜花纹图案由简而繁，开始于武帝时代，到西汉末成、哀之际和王莽时代才完成。但和战国镜纹却有基本不同处。显著特征是战国镜边缘多空白，汉代镜则由简单重轮法改进而用三五道重轮法，表现多种鸟兽云气花纹，和齿状带式装饰反复重叠，使之得到一种综合效果。在技术上正和漆器、空心砖等等图案设计一样，带式装饰有占镜面一半的，因此再难于区别边沿装饰和中心部分的主从关系。规矩镜花纹多浅刻，或兼喻“内方外圆”的儒家做人教育意义。但汉代博局，也用的是这种规矩花纹，有出土陶器可证明。绍兴镜子东王公像前的博局，也有用规矩纹装饰的。说明赌博也要守一定规矩！

政治现实和宗教情绪反映到镜纹上，本来应当和社会发展有密切关系，不可能孤立生长。花纹和铭文也应当有统一性。汉镜却常有些参差处。例如神仙思想的反映，照《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的叙述，多在秦始皇、汉武帝两个时代，特别是汉武帝时代，排场来得壮大，许多重要艺术成就，都在这个时期形成。最重要的如西王母传说，也应当在这时节产生，至迟到西汉末年已经流行。但镜纹、镜铭和石刻画上的反映，却都晚到东汉桓帝祠老子前后。至于“上有仙人不知老”铭文的神仙或西王母形象正式反映到镜面时，却已经近于宗教在宫廷中时的庄严神秘感早已失去，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民间信仰，一个普通流传的美丽神话，来和人间愿望结合加以表现了。是否是西王母神话的信仰，先只在宫廷中秘密奉行，到东汉末巫蛊禁忌解放，才公开成为民间传说和社会风气，更因越巫诗张为幻，才特别流行于长江下游？情形不得而知。总之这类镜子出现的正确时代、区域，是值得深入研究，不仅可以解决本身问题，并且还能够用它来校定相传汉人几个小说的比较年代，推测早期道教或天师教形式的。

在先秦镜纹上表现人物，著名的只有两面镜子：一面是错金骑士刺虎镜，另一面是细花平刻仙真人物弹琴驯虎镜。第一面或用的是“卞庄刺虎”故事，和宗教无关连。次一面照后来发展看，可能是描写安期生、王乔、赤松子一类列仙生活。镜式都属于先秦式。其他神仙人物镜，却多在前后相距三四个世纪的汉末才出现。较早的神仙镜多中型，镜面神像或者是当时在群众中有了权威的老子或“岁星”。但汉代巫教盛行，信奉杂神的风气普遍，如刘章、项羽、伍子胥都曾被当作信仰对象，甚至于还有把“鲍鱼”当作神来敬奉，称作“鲍君神”的。所以能上镜面的神，必然也相当多。这种神仙人物镜，图案设计表现方法可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类用圆圈围绕布置方式，中间或穿插有既歌且舞的伎乐表现。

次一类作三层分段布置，主题神肩部多带有一对云气样的小小翅膀，表示他可以上天下地，来去自在。旁边或有侍从玉女站立，和云气中龙虎腾跃，边沿花纹装饰精美而复杂。中国带式装饰中由云纹而逐渐变为卷草，从镜边装饰可得到具体发展印象。铭文具方士祝愿口吻，且常迁就镜面位置，有语不成章处，可知本来必同样重要，经过复制，从应用出发，才成这样子。就花纹说，鸟兽和侍从羽人，虽还活泼生动，主题神有的却方而严峻，和反映于陶、石上一般汉代人物画像的活泼飘逸不大相称。技术以半圆雕法为主，也有用点线勾勒的。时代多在东汉后期，可知和记载上桓帝祠老子关系密切。这种神像和早期佛教也可能有些联系，因为敦煌洞窟壁画中的“降魔变”构图设计，还像是由它影响而来。

最重要的是第三类，用西王母、东王公作主题表现的神仙车马人物镜，其中穿插以绣幰珠络的驷马骈车，在中国镜子工艺美术上，自成一种风格。这种镜子虽近于汉镜尾声，却给人以“曲终雅奏”之感，重要性十分显著。完全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创造，即在有限平面圆圈上，作立体驷马奔车的表现，得到体积和行动的完美效果。表现方法有用连续点线处理的，有边沿作平刻，主题用高浮雕处理的。有在高浮雕技法中兼用斜雕方法处理的。点线法和高浮雕本属旧有，斜刻方法表现体积，使用到镜面上，却是一种崭新大胆的试验。正和川蜀汉墓雕砖法一样，直接影响到唐代著名石刻昭陵六骏，和宋、明剔红漆器的刻法。镜面设计有的还保留四分法习惯，有的又完全打破旧例，尽车马成为主要部分，占据镜面极多。一般形象多是西王母和东王公各据一方，西王母袍服盛妆，袖手坐定，如有所等待，面前横一长几，旁有玉女侍立，东王公则身旁常搁一博局，齿筹分明，有的又作投壶设备，或者身前还有个羽人竖蜻蜓献技。孝女曹娥碑说到父亲曹盱能“弦歌鼓舞，婆娑乐神”。当时越巫举行敬神仪式时，或者也正是披羽衣作种种杂技表演。青龙、白虎各占一部分面积。马多举足昂首，作奋迅奔赴姿势，在车窗边间或还露出一个人头。照情形看来，镜中的表现，如不是周穆王西游会王母的传说，就是照《神异经》说到的西王母东王公相对博戏故事。

这种镜子特别重要处，还是它出现的区域性，十分显著。主要出土地限于江浙和山东一部分地方。如照山东嘉祥武梁石刻人神排列秩序看来，“西王母”实高据石刻最上层，代表天上。但汉代人风俗习惯，每个死人都必须向管领地下的“东王公”买地，东王公又俨然是阴间唯一大地主。同时汉代传说“泰山”也是管领地下的主神。这位东王公究竟是周穆王化身？汉武帝化身？王莽化身？两者又如何结合于汉末南方镜子上，当成图案的主题？在社会学上或工艺史上，都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或出于“越巫”的造作，或属于早期“天师教”的信仰，又或不过只是因为生死契阔，天上人间难再相见，为铭文中“长毋相忘”四个字加以形象化的发展。死者乘车升天，也只是汉代传说嫦娥奔月故事，主题虽用的是宗教神话，表现的却只是普通人间情感。镜面也有作伍子胥和吴王夫差像的，和曹娥碑提的“迎伍君神”相合，可知是东汉末年南方人一般信仰。又也有作游骑射猎图的。最重要的成就，还是车马人神除雕刻得栩栩如生，还丰富了我们古代神话的形象，也提供了我们早期轿车许多种式样。一般铜质都比较差，但镜面雕刻实可说犀利壮美，结构谨严。这次午门楼上东头柜中展出的一面，就具有标准风格。这种镜子最精美的，多是一九三四年在绍兴古墓群出土，因此世界上多只知道有“绍兴镜”。其实它应当是汉末三国吴时的南方青铜工艺品代表，绝不只是绍兴一地的生产。

晋墓中发现的两破瓦镜

在西汉早期镜子中，社会一般既有了“长毋相忘”等等表示情感的铭文，社会上层又有“长门献赋”的故事，民间又有“上山采蘼芜”等乐府诗歌流传，可知“爱情”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实有了个比较显著的地位。也因此加重了男女间离鸾别鹄的情操。或生前恋慕，用镜子表现情感，或死后纪念，用镜子殉葬，表示生死同心，都是必然的发展。死人复活的传说，如《孔雀东南飞》诗歌叙述，如干宝《搜神记》小说记载，也自然会在社会间流传，特别是社会分崩离析之际。所以照社会现实推测，“破镜重圆”希望或传说，和死人复活的故事相同，至迟应当在魏晋之际发生。文献上记载较早的，是旧传东方朔著《神异经》，就有“夫妇将别，各执半镜为信相约”故事。这次在西南区昭化出土二晋墓中，各有破瓦镜一片，拼合恰成一个整体，为我们证明了晋代以来，民间当真就有了这种风俗，传说，到陈、隋之际，才有乐昌公主和陈德言“破镜重圆”故事产生。“破镜重圆”和死人复活一样，对古人说来，本只是生死者间一种无可奈何的希望。乐昌公主以才色著名，在兵事乱离中和丈夫相约，各执半镜，约作将来见面机会。国亡被掳后，进入当时炙手可热的越国公杨素府中。后来还因破镜前约，找着了丈夫陈德言，夫妇恢复同居。又因陈德言寄诗有“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姮娥影，空余明月辉”，乐昌公主临去被迫作诗有“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之句，载于《两京新记》《本事诗》《太平广记》和《古今诗话》中，当成“佳话”流传。后来教文学史的就把“破镜重圆”事当作起于陈、隋，本来的出处倒忘记了。历史和文物的结合，可以为我们启发出许多新问题，并解决许多旧问题，这两面平平常常破瓦镜，就是一个好例。

汉魏以来铁器已普遍使用，因此也有了“铁镜”。并且还有“错金银铁镜”和“漆背贴金银花纹铁镜”。曹操文集中《上杂物疏》曾提起过许多种。这次展览也有一方素铁镜子。收藏镜子一般用的是奁具，随身使用却放在镜囊中。“镜囊”通名“镜套”，是用锦缎或刺绣做成的。古代的不易保存，目前常见的多是明、清两代以来遗物。明、清铜镜在艺术上已不足言，但镜套却有绣得极精美的。镜子使用时或拿在手上，或挂在架子上，在汉代石刻中，我们已看见过它的式样。至于使用情形，全靠镜后纽部那个穿孔，贯上丝绳，手拿，或挂在一定架子上。挂镜子的器具名叫“镜架”或“镜台”，讲究贵重的多用玉石、玳瑁、象牙做成，一般只是竹木髹漆。镜台有用玉作的，是从《世说》温峤用玉镜台作聘礼记载知道。但镜台的样子，却不大引起人注意。传世晋代著名人物画家顾恺之作的《女史箴图》卷子中，保留有一幅古人临镜整容的精美画面。画中两人席地而坐，一个已收拾停当，手执镜子，正在左右顾盼。一个刚把长发打散，背后面却有个侍女理发，面前搁有镜台和脂粉奁具。镜台画作玳瑁纹，是长方形，附在镜架中部。并用文字解释画题，大意是“人人都知道化妆打扮身体，可不大明白更重要的是注意品德”。是现存一卷最重要的中国古代教育连环画，在历史意义和美术价值上，都非常珍贵。原画于鸦片战争英军火焚圆明园时，就被英国军官抢走，辗转到了英国博物馆，现在还未归还中国。

曹操《上杂物疏》文件中，还提起过许多种汉代重要日常用具，我们又借此知道汉镜中“错金”和“金银花”是两种不相同技术的生产。次一种如不是平脱法，就应当是捶薄金、银片的加工技术。捶金薄片，商墓中即已发现过。春秋战国之际，河南新郑还发现过细刻龙纹金甲片，因已脱离附件，当时用处还不能具体明白。汉代用薄金片镶嵌漆器上，重要出土记录有蒙古诺音乌拉古坟出土和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长沙这次出土一面鎏金镜，一面贴金镜，贴金镜边沿还另刻细致云纹，和本来的齿状纹不同。魏晋六朝以来金银细工有进一步发展，《东宫旧事》和《邺中记》就记载有许多种金银器物和镶嵌工艺美术品，齐、梁诗文更常有形容叙述。但实物知识，我们却并不多。

至于一般青铜镜子花纹，魏晋以来先是半圆雕的中型高圆浮雕鼍龙镜突破旧规，随后是十二生肖鸟兽浮雕分罫作边缘装饰，中圈分布圆式宝相花镜纹占重要位置，直沿用到六朝末年，铭文也由七言改为五言和四言，使用庾子山诗句“玉匣聊开镜，轻灰暂拭尘。光如一片水，影照两边人”是最常见格式。四言最著名的，有“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过去传说是五代西蜀王建赠某妇人的，现在已明白这种镜子产生时代，实早到隋唐之际，这时期镜铭主要是对于女性美的赞颂，花鸟图案和文字体裁都秀美柔和，和使用对象性情要求相适应。有综合十二辰、八卦、小簇宝相花合成一体的，也有沿袭汉代四神镜方法，用狻猊、辟邪、狮子、麒麟作主题，用四分法布置的。大致是六朝末官工、民工镜子通用格式，到初唐犹使用。镜铭虽再不提起“新有善铜出丹阳”的语句，工艺风格依然显出南方特征，铭文和南朝文字也有一致性。主要生产还是南方。《唐六典》即明载扬州贡物中有青铜镜。

唐代花式捶银花鸟纹镜

唐镜花式丰富多方，不是本文能够详尽。大体说来，有如下几种新的发展，从新的发现中可以证明。

一、受现实主义影响，写生花鸟镜的流行，大卷枝花多丰满健康，小簇花多秀美活泼，并有各种鸟类穿插其间。

二、融化外来文化，产生了新型的厚胎卷边满枝葡萄镜，葡萄间多用异兽、练鹊、蜻蜓、蝴蝶点缀其间。

三、带故事性的人物上了镜面，计有俞伯牙钟子期故事，孔子问荣启期故事，玉兔捣药嫦娥奔月故事，王子晋弄玉乘鸾跨鹤故事，莲花太子故事（唐镜许多种和当时的道教有密切关系，只有这一式受佛教影响）。

四、花鸟镜中常见而又精美的，有双鸾衔长绶镜，有鹦鹉鸳鸯镜，有小簇花蜂蝶争春镜，有贴金银捶花和金银平脱镜，有嵌螺甸镜。

五、有八卦、万字等等家常镜。同时也开始有了带柄镜子，这是从圆扇得到启发产生的。方镜也发现得较多，大致是便于搁置到镜台上的原因。在造型艺术上的特征，主要即镜形打破了旧有圆形格式，作种种不同花式发展。又镜面有大过一尺，小仅如钱大的。六出花式是常用格式，小型镜制作多格外精美。怪兽、葡萄、狻猊、狮子多作半圆浮雕，宝相卷枝和小簇花多作线浮雕。故事人物镜和双鸾对舞诸镜，在布置上都完全打破平均四分或圆形围绕习惯，作圆状屏风格式，或四方委角葵花式。共同优点是图案设计的现实性，给人一种生动活泼印象。花鸟多从写实出发，达到浮雕高度艺术水平。布置妥帖，是唐代一般艺术设计的特征，唐镜更充分反映这个特征，而且多样化。

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一面直径只两寸多些，花式金银加工的小小花鸟镜。因为在艺术上它代表了唐镜的新作风，在技术上又代表了唐镜的新成就。

唐代用金工艺计十四种，捶金镶嵌方法应当名叫“贴金”。是把薄质金银叶子贴到镜面捶成的。唐代纯金银器常有出土，且多比较材料，基本花纹已大体明白。一般镜子早期图案，还多用陈、隋旧样，宝相花用“簇六”法或“聚八仙”法是通常格式。鸾衔绶带和㶉鶒、鸳鸯、练鹊、鹡鸰、戴胜、白头翁等等鸟雀和蜂蝶昆虫在花朵间飞息，才正确见出唐代装饰作风。这些花鸟图案在中型镜类已显得十分活泼生动。用贴金法和平脱法反映于大型和极小镜子中，更加精美、细致而完整。工艺成就和社会习俗有密切联系，所以这种金银加工技术的全盛时期，必然和社会发展一致，应当在开元、天宝之际数十年间。姚汝能述《安禄山事迹》，记玄宗和贵妃赠安禄山礼物中，就有许多种金银平脱器物，且有大件器物，正如小说中述玄宗嘱主工事的说“免为大眼孔胡儿所笑”而特作的。当时这种标准式样，已不易见到。但从其他出土金银器物中，和这一面小小贴银镜子中，却可体会到金银工艺美术，在唐代历史全盛时期的成就。

《唐六典》载用金十四种，这种名“贴金”，旧式错金则属于“戭金”即“戗金”一格，至于在漆上嵌镶镂空金银花鸟的“平脱”法，基本上是和它有区别的。后人一般都叫作“金银平脱”，实不大适合。金银平脱和其他加金用具，到肃宗时就一再用法律禁止，不许制造，因此唐墓出土器物虽极多，贴金和平脱镜并不多。在唐代数百年间，全部风格上的发展和变化，我们知识到如今还是不具体的。唯从现存资料如故宫收藏，及肃宗时就流传日本的几件重要镜子看来，却可知唐代标准特种官工镜的花纹和品质。还有镜子花纹和当时锦绣丝绸花纹有相通处，例如小簇花和绫锦刺绣纹样有联系，大卷枝写生却多反映于彩印染缬罗帛上，这是从比较上可以明白的。这些问题，过去少有人注意到，却值得注意，因为借此也可以丰富充实我们对于唐代丝绣花纹的知识。特别重要还是可因此明白一个镜子的花纹，也不是孤立的，必然和其他许多方面有联系的。

我们并且还知道，到了这个时期，一般镜奁多从实用出发，已由“筒子”形式改进成为“扁饼”形式和“花式”样子，同时还使用相同花纹锦绣镜囊，前面已提起过。唐代因玄宗八月初五日（一作初三）生辰，由国家把这一天定名“千秋节”，在这一天公私普遍铸造镜子送礼，传说最好的镜工必在扬子江心开炉泻铸。政府上下也多在这一天用镜子作祝贺礼物。唐代诗文中常提起这件事。一般“鸾衔绶带”镜，“回纹万字”镜，“真子飞霜”镜，“八卦水火”镜，大都是在节令中的产物或礼物。小型贴金银花鸟镜和金银脂粉盒子，有比一般银圆还小的，或者是宫廷中和贵族社会亲戚妇女相互馈赠礼物，是便于平日随身携带的化妆用具。

这种金银加工小型花鸟镜，有花如豆粒，鸟如蚊虫，设计构图依然十分谨严周到，统一完整。到宋代，这点特别长处就失去了。唐、宋、五代，西蜀、江南、吴越工艺都有高度发展，写生花鸟更多名家，西蜀、湖南、吴越且大量用金银器。唯青铜镜子工艺上的特征，实无所闻。

古代镜子的艺术

中国金工用青铜铸造镜子，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多数镜子的背面，都有精美的装饰图案，从造型特征和艺术表现看，可以分成两类，代表两种不同风格：

一种镜身比较厚实，边沿平齐，用蟠虺纹作图案主题，用浅浮雕、高浮雕和透空雕等技法处理的，图案花纹和河南新郑、辉县，山西李峪村及最近安徽寿县各地出土青铜器部分装饰花纹相近。有一种透空虺纹镜子，数量虽然不多，做法自成一个系统，产生时代可能早一些。

另一种镜身材料极薄，边缘上卷，图案花纹分两层处理，一般是在精细地纹上再加各种主题浅浮雕，地纹或作涡漩云纹、几何纹及丝绸中的罗锦纹。主题装饰有代表性的，计有山字形矩纹、连续矩纹、菱形纹、连续菱纹、方胜格子嵌水仙花纹，黼绣云藻龙凤纹、长尾兽（蜼）纹，及反映当时细金工佩饰物各式花纹。这部分图案比前一部分有个基本不同处，是它和古代纺织物丝绸锦绣花纹发生密切联系，制作精美也达到了当时金铜工艺高峰，产生时代可能稍晚一些，先在淮河流域发现，通称“淮式镜”。新中国成立后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同类镜子格外多，才知道叫它作“楚式镜”比较正确。从现有材料分析，青铜镜子的发明，虽未必创自楚国，但是楚国铸镜工人，对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和改进图案艺术的丰富多样化，无疑有过极大贡献。

镜子埋藏在地下已经过两千三百余年，出土后还多保存得十分完整，镜面黑光如漆，可以照人。照西汉《淮南子》一书所说，是用“玄锡”作反光涂料，再用细毛呢摩擦的结果。后来磨镜药是用水银和锡粉做成的。经近人研究，“玄锡”就指这种水银混合剂。由此知道我国优秀冶金工人，战国时期就已经掌握了烧炼水银的新技术。这时期开始流行的鎏金技术，同样要利用水银才能完成。这些重要发现或发明，是中国冶金史和科学技术发明史一件重大事情，由于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中国金工装饰艺术，因之更加显得华美和壮丽。当时特种加工镜子，还有涂朱绘彩的、用金银错镂镶嵌的、加玉背并镶嵌彩色琉璃的，都反映了这个伟大历史时期金铜工艺所达到的高度水平。

到汉代，青铜镜子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图案花纹也不断丰富以新的内容，特别有代表性的如连续云藻纹镜，云藻多用双钩法处理，材料薄而卷边，还具楚式镜规格，大径在五寸以内，通常都认为是秦汉之际的制作。有的又在镜中作圆框或方框，加铸十二字铭文，“大富贵，宜酒食，乐无事，日有憙”是常见格式。或用“安乐未央”四字铭文，必横列一旁。

其次是种小型平边镜子，镜身稍微厚实，铜质泛黑，唯用“见日之光，长毋相忘”八字作铭文，每字之间再用两三种不同简单云样花式做成图案，字体方整犹如秦刻石。图案结构虽比较简单，铭文却提出一个问题，西汉初年社会，已开始用镜子作男女间爱情表记，生前相互赠送，作为纪念，死后埋入坟中，还有生死不忘意思。“破镜重圆”的传说，就在这个时期产生，比后来传述乐昌公主故事早七八百年。又有大型日光镜，外缘加七言韵语，文如《长门赋》体裁，借形容镜子使用不时，作为爱情隔阂忧虑比喻。另有一种星云镜，用天文星象位置组成图案，或在中心镜纽部分作九曜七星，又把四围众星用云纹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云鸟图案，这都是西汉前期镜子。

第三种是中型或大型四神规矩镜，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布四方作主要装饰，上下各有规矩形，外缘另加各种带式装饰，如重复齿状纹、水波云纹、连续云藻纹、连续云中乌鹊夔凤纹，主题组织和边缘装饰结合，共同形成一种活泼而壮丽的画面。正如汉代一般工艺图案相似，在发展中开始见出神仙方士思想的侵入。这种镜子或创始于武帝刘彻时的尚方官工，到王莽时代还普遍流行，是西汉中期到末叶官工镜子标准式样。有的在内外缘间还加铸年号、作者姓名和七言韵语，表示对于个人或家长平安幸福的愿望。最常见的是“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和“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巧工作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等语句。有些还说起购买的做生意凡事顺心能发大财。又有铭文说“铜以徐州为好，工以洛阳著名”。它的产生年代和图案铭刻反映的社会意识，因之也更加明确。

第四种是大型“长宜子孙”“长宜高官”铭文镜，字体作长脚花式篆，分布四周，美丽如图画。图案简朴，过去人认为是西汉早期制作，近年来多定作西汉末、东汉初期成品。此外还有由四神规矩发展而成的神人龙虎镜、分段神像镜、“位至三公”八凤镜、“天王日月”神像镜、凸起鼍龙镜、西王母车马人物镜，可代表汉末过渡到魏晋时代的产品。八凤镜用平剔法，简化对称图案如剪纸，边缘或作阴刻小朵如意云，富于民间艺术风味。神仙龙虎镜，有的平面浮雕龙虎和西汉白虎、朱雀瓦当浮雕风格相同，形象特别矫健壮美。一般多用浅浮雕，是西汉以来技法。较晚又用圆浮雕法把龙虎简化，除头部，其他全身都不明显，产生年代多在桓帝祠老子以后，有署建安年号的。神仙龙虎镜加“胡虏殄灭四夷服，多贺国家得安宁”等七言诗的，创始于西汉，汉魏之际还有模仿。又有一种高圆浮雕鼍龙镜，龙身高低不一，在构图和表现技法上是新发展。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西王母、东王公车马神像镜，铜质精美，西王母蓬发戴胜，仪态端庄，旁有玉女侍立，间有仙人六博及毛民羽人竖蜻蜓表演杂技。主题图案组织变化丰富，浮雕技法也各具巧思。有的运用斜雕法，刻四马并行，拉车奔驰，珠帘绣幰，飘忽上举，形成纵深体积效果，作得十分生动，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是新成就，后来昭陵六骏石刻及宋明剔红漆雕法，都受它的影响。这种镜子，浙江绍兴一带出现最多，为研究汉代西王母传说流行时代和越巫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又根据近年出土记录，西汉以来还有鎏金、包金和漆背加彩画人物，各种不同加工大型镜子产生。当时除尚方官工特别制作外，铸镜工艺在国内几个大商业城市，也已经成为一种专门手工业，长安、洛阳、西蜀、广陵都有专门名家，铸造各式镜子，罗列市上出售。许多镜子上的铭文，就把这些事情反映得清清楚楚。这些镜子当时不仅被当成高级美术商品流行全国，还远及西域各属及国外。近年在西北出土镜子，可根据它判断墓葬相对年代。在日本出土汉镜及汉式镜，又得以进一步证明中日两国间文化的交流，至晚在西汉就已开始，比《魏略》说的东汉晚期早过两百年。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还有一种铁制镶嵌金银花纹镜子，早见于曹操《上杂物疏》记载中。近年来这种镜子在国内也常有出土。镜纽扁平，图案花纹比较简质，和八凤镜风格相近，开启后来应用铁器错银技法。唯铁质入土容易氧化，完整的镜子保存不多。

晋、南北朝三百余年中，除神像龙虎镜、西王母镜，东晋时犹继续生产，此外还有“天王日月”铭文镜，边缘多用云凤纹处理，内缘铭文改成四言，如道士口诀律令。再晚一些又有分罫十二生肖四神镜、高浮雕四神镜、重轮双龙镜、簇六宝相花镜等等。后四种出现于六朝末陈、隋之际，唐代还流行。南北朝晚期，镜子图案逐渐使用写生花鸟作主题后，在技法表现上也有了改进和提高，花鸟浮雕有层次起伏，棱角分明，充满了一种温柔细致情感。主要生产地已明确属于扬州，可说明这阶段南方生产的发展和美术工艺的成就。

唐代物质文化反映于造型艺术各部门，都显得色调鲜明，组织完美，整体健康而活泼，充满着青春气息。镜子艺术的成就，同样给人这种深刻印象。镜身大部分比较厚实（特别是葡萄鸟兽花草镜），合金比例，银锡成分增多，因此颜色净白如银。造型也有了新变化，突破传统圆形的束缚，创造出各种花式镜。大型镜子直径大过一尺二寸，小型镜子仅如一般银币大小。并且开始创造有柄手镜。至于图案组织，无论用的是普通常见花鸟蜂蝶，还是想象传说中的珍禽瑞兽或神话故事、社会生活，表现方法都十分富于风趣人情，具有高度真实感。唐代海外交通范围极广，当时对外来文化也采取一种兼容并收的态度来丰富新的艺术创造内容，在音乐、歌舞、绘画、纺织图案、服装各方面影响都相当显著。镜子图案的主题和表现技法，同样反映出这种趋势。例如满地葡萄鸟兽花草镜、麒麟狮子镜、醉拂菻击拍鼓弄狮子镜、骑士玩波罗球镜、黑昆仑舞镜、太子玩莲镜，都可以显著见出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前一种图案组织复杂而精密，用高浮雕技术处理，综合壮丽与秀美成一体，在表现技法中格外突出。后几种多用浅浮雕法，细腻利落，以善于布置见长，结构疏密恰到好处。极小镜面也留出一定空间，使得花鸟蜂蝶都若各有生态，彼此呼应，整体完善而和谐。

唐代统治者宣扬道教，神仙思想因之流行，在唐镜的图案上也得到各种不同的反映。例如嫦娥奔月镜、真子飞霜镜、王子晋吹笙引凤镜、仙真乘龙镜、水火八卦镜、海上三神山镜，图案组织都打破了传统的对称法，做成各种不同的新式样。唐代佛教盛行，艺术各方面都受影响，镜子图案除飞天频伽外，还有根据《莲花太子经》制作的太子玩莲图案，用一些胖娃娃作主题，旋绕于花枝间。子孙繁衍、瓜瓞绵绵是一般人所希望。因此这个主题画在丝绸锦绣中加以发展，就成为富贵宜男百子锦。织成幛子被单，千年来还为民众熟悉爱好。汉代铸镜作带钩多在五月五日，唐人习惯照旧，传说还得在扬子江中心着手，显然和方士炼丹有瓜葛牵连。又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生日，定名叫“千秋节”（又称“千秋金鉴节”），照社会习惯，到这一天全国都铸造镜子，当作礼物送人，庆祝长寿。唐镜中比较精美的鸾衔长绶镜、飞龙镜和特别加工精美的金银平脱花鸟镜、螺钿花鸟镜，多完成于开元天宝二十余年间，部分且为适应节令而产生。唐代社会重视门阀，名家世族，儿女婚姻必求门当户对，但是青年男女却乐于突破封建社会的束缚来满足恋爱热情。当时人常把它当作佳话奇闻，转成小说、诗歌的主题。镜子图案对于这一个问题虽少直接表现，但吹笙引凤、仙人乘龙、仙女跨鸾，以及各式花鸟镜子中㶉鶒、鸳鸯、鹡鸰口衔同心结子相趁相逐形象，及鱼水和谐、并蒂莲形象，却和诗歌形容恋爱幸福及爱情永不分离喻义相同。镜子铭文中，又常用北周庾子山五言诗及唐初人拟苏若兰织锦回文诗，借歌咏化妆镜中人影，对于女性美加以反复赞颂。

唐代特种加工镜子，计有金银平脱花鸟镜、螺钿花鸟镜、捶金银花鸟镜、彩漆绘嵌琉璃镜，这类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镜子图案，有部分和一般镜子主题相同；有部分又因材料特性引起种种不同新变化，如像满地花螺钿镜子的成就，便是一个好例。这些镜子华美的装饰图案，在中国制镜工艺发展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唐镜花样多，有代表性的可以归纳成四类：

第一类宝相花图案，包括有写生大串枝、簇六规矩宝相、小簇草花、放射式宝相及交枝花五种。

第二类珍禽奇兽花草图案，包括有小串枝花鸟、散装花鸟和对称花鸟等等；鸟兽虫鱼中有狮子、狻猊、天鹿、天马、鱼、龙、鹦鹉、鸳鸯、练鹊、孔雀、鸾凤、鹡鸰、蝴蝶、蜻蜓等等。

第三类串枝葡萄鸟兽蝶镜，包括方圆大小不同式样。

第四类故事传说镜，包括各种人物故事，社会生活，如真子飞霜、嫦娥奔月、孔子问荣启期、俞伯牙钟子期、骑士打球射猎等等。

特别重要部分是各种花鸟图案，可说总集当时工艺图案的大成。唐人已习惯采用生活中常见的花鸟蜂蝶作装饰图案，应用到镜子上时，更加见得活泼生动（这是唐镜图案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点）。花鸟图案中如鸾衔绶带、雁衔威仪、鹊衔瑞草、俊鹘衔花各式样，又和唐代丝绸花纹关联密切。唐代官服彩绫，照制度应当是各按品级织成各种本色花鸟，妇女衣着则用染缬、刺绣、织锦及泥金绘画，表现彩色花鸟，使用图案和镜子花纹一脉相通，丝绸遗物不多，镜子图案却十分丰富，因此镜子图案为研究唐代丝绸提供了种种可靠材料。

唐镜在造型上的新成就，是创造了小型镜和各种花式镜，打破了旧格式，如银圆大小贴金银花鸟镜，八棱、八弧、四方委角等花式镜等。

宋代镜子可分作两类：

在我国青铜工艺史上应当占有一个特别位置的，是部分缠枝花草官工镜。造型特征是镜身转薄，除方、圆二式外，还有“亞”字形、钟形、鼎形及其他许多新式样出现。装饰花纹也打破了传统习惯，做成各种不同格式。新起的写生缠枝花，用浅细浮雕法处理，属于雕刻中“识文隐起”的做法。图案组织多弱枝细叶相互盘绕，形成迎风浥露效果。特别优秀作品，产生时代多属北宋晚期。宋人叙丝绸刺绣时喜说“生色花”，有时指彩色写生折枝串枝，有时又用做“活色生香”的形容词，一般素描浮雕花朵都可使用。这种“生色花”反映于镜中图案时，作风特别细致，只像是在浅浮雕上见到轻微凸起和一些点线的综合，可是依然生气充沛，具有高度现实感和韵律节奏感。这一类官工镜子，精极不免流于纤细，致后来难以为继。

另有一类具有深厚民间艺术作风的，用粗线条表现，双鱼和凤穿牡丹两式有代表性，元、明以来犹在民间流行。

北宋在北方有契丹辽政权对峙，西北方面和西夏又连年用兵，因此铜禁极严，民间铸镜多刻上各州县检验铸造年月和地名，借此得知当时各县都有铸镜官匠。第二类镜子的创作，就完成于这种地方工匠手中，文献和实物可以相互证明。

青铜镜子的生产，虽早在两千三四百年前，一直使用下来，到近两百年才逐渐由新起的玻璃镜子代替。如以镜子工艺美术而言，发展到宋代特种官工镜，已可说近于曲终雅奏。劳动人民的丰富智慧和技巧以及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随同社会发展变化，重点开始转移到新的烧瓷、雕漆、织金锦、刻线等等其他工艺生产方面去了。青铜工艺虽然在若干部门还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例如宋代官制规定，还盛行金银加工的马鞍装具。最低品级官吏，都使用铁錾银鞍镫。铁兵器杂件也常错镂金银。宋宣和仿古铜器，在当时极受重视，制作精美的商周赝品，直到现代还能蒙蔽专家眼目。创造的也别有风格，不落俗套。南宋绍兴时姜娘子铸细锦地纹方炉，在青铜工艺品中还别具一格。不过制镜工艺事实上到南宋时已明显在衰落中，特别是在南方，已再不是工艺生产的重点。这时扬州等大都市的手工业多被战争破坏，原有旧镜多熔化改铸铜钱或供其他需要。一般家常镜子，重实用而不尚花纹。在湖州、饶州、临安闻名全国的“张家”“马家”“石家念二叔”等等店铺所作青铜镜子，通常多素背无花，只在镜背部分留下个出售店铺图记。一般情况且就铜原料生产地区，由政府设“铸鉴局”监督，和铸钱局情形相似，用斤两计算成本，三百十文一斤。镜工艺术水平低落是必然的。私人铸造虽然还不断创造新样子，却受当时道学思想影响，形态别扭，纹样失调，越来越枯燥无味。如有些用钟或鼎炉式样，铸上八卦和“明心见性”语句的，在造型艺术处理上不免越来越庸俗。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金政权和南宋政权对峙，生产破坏极大，官私铸镜，虽还采用北宋串枝花草镜规模，此外也创造了些新式样，但就总的趋势说来，工艺上还是在日益下落中，少发展，少进步。

扇子史话

扇子，在我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出于招风取凉、驱赶虫蚊、掸拂灰尘、引火加热种种需要，人们发明了扇子。

从考古资料方面推测，扇子的应用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时代陶器出现之后，如古籍中提到过“舜作五明扇”。但有关图像和实物的发现却较晚。目前所见较早的扇子形象是东周、战国铜器上刻画的两件长柄大扇，以及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残件。从使用方面看，由奴隶仆从执掌，为主人障风蔽日，象征权威的成分多于实际应用。

战国晚期到两汉，一种半规型“便面”成为扇子的主流。其中以江陵马山楚墓出土、朱黑两色漆篾编成的最为精美。便面一律用细竹篾制成，上至帝王神仙，下及奴仆烤肉，灶户熬盐，无例外地都使用它。

魏晋南北朝时期，“麈尾”“麈尾扇”“羽扇”及“比翼扇”相继出现。“羽扇”前期本由鸟类半翅制成，后来用八羽、十羽并列，且加了长木柄。“麈”是领队的大鹿，魏晋以来尚清谈，手执麈尾有“领袖群伦”含义。“麈尾扇”传由梁简文帝萧纲创始，近于麈尾的简化，固定式样似在纨扇上加鹿尾毛两小撮。“比翼扇”又出于麈尾扇，上端改成鸟羽，为帝子天神、仙真玉女升天下凡翅膀的象征。

隋唐时，“麈尾”虽定型，但使用范围缩小。“纨扇”起而代之，广为流行。“纨扇”亦即“团扇”，主要以竹木为骨架，制成种种形状，并用薄质丝绸糊成；历来传说出于西汉成帝朝（公元前32—前7）。南北朝时，纨扇扇面较大，唐代早期还多作腰圆形，近乎“麈尾”之转化。唐开元、天宝以来才多“圆如满月”式样。纨扇深得闺阁喜爱，古代诗词中多有反映，如：

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

借团扇刻画出少女种种情态或愁思，可见扇子的功能已大为扩展。

宋元时期纨扇尽管还占主要地位，且更多样化，但同时也出现另一新品种“折叠扇”，即折扇；一般认为是北宋初从日本、高丽传入的。南宋时生产已有相当规模。但扇面有画的传世实物连同图像反映、画录记载，两宋总计不到十件，元代更少。这种情况也许因当时多用山柿油涂于纸面做成“油纸扇”，不宜绘画，只供一般市民使用；或与当时风习有关，虽也有素纸“折叠扇”，但只充当执事仆从手中物，还不曾为文人雅士所赏玩，因而尚未成为书画家染翰挥毫的对象。元代山西永乐宫壁画，保留了大量元人生活情景，“折叠扇”仍只出现于小市民手中。

到了明代，折扇开始普遍流行，先起宫廷，后及社会。明永乐年间，成都所仿日本“倭扇”，年产约两万把。早期扇骨较少，后来才用细骨。扇面有加金箔者，特别精美的由皇帝赏给嫔妃或亲信大臣，较次的按节令分赐其他臣僚。近年各地明代藩王墓中均有贴金折扇及洒金折扇出土。浑金扇面还有用针拨画山石人物的，极似倭扇格式。也有加画龙、凤的，可能只限于帝后使用。至于骚人墨客等风雅之士，讲究扇面书画，使之更近于工艺品。当时的川蜀及苏州都是折扇的主要产地。折扇无疑已成为明代扇子的主流，影响到清代，前后约三个世纪之久。

歌舞百戏用扇子当道具，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歌扇”已成为诗文中习用名辞，杂剧艺人不分男女，腰间必插一扇；元杂剧中扇子已成为必不可少的道具，习惯上女角多用小画扇，大臣儒士帮闲多用中型扇，武臣大面黑头等则用白竹骨大扇，有长及二尺的。演员借助扇子，表现角色的不同身份和心理状态，妙用无穷。剧目和文学作品中也有以扇为主题的，如“桃花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晴雯撕扇”等，可见其影响之大。

折扇外骨的加工，明代已得到极大发展。象牙雕刻，螺钿镶嵌，及用玳瑁薄片粘贴，无所不有。但物极必反，不加雕饰的素骨竹片扇也曾流行一时，甚至一柄值几两银子。清代还特别重用洞庭君山出的湘妃竹，斑点有许多不同名称，若作完整秀美“凤眼”形状，有值银数十两的。至于进贡折扇，通常四柄放一扇匣内，似以苏、浙生产的占首位。

清代宫廷尚宫扇，包含各种不同式样。雍正四妃像中，即或执折扇，或执宫扇。宫扇一般式样多为上宽下略窄，扇柄多用羊脂玉、翡翠、象牙等珍贵材料加工而成，扇面还有用象牙劈成细丝编成网孔状的，这实在只是帝王的珍玩，已无任何实用意义。

至于农人，则一律是蒲葵扇。《雍正耕织图》中，他本人自扮的老农也不例外。高级官僚流行雕翎扇，贵重的有值纹银百两的，到辛亥革命后才随同封建王朝覆没而退出历史舞台。后来京剧名角余叔岩、马连良扮诸葛亮时手中挥摇的雕翎扇，大约从北京的前门外挂货铺花四五元就可买到。

第二章

工艺

漆工艺问题

中国文化发展史，漆工艺占了个特别位置，重要处不下于丝和陶瓷，却比丝和陶瓷应用广泛而久远。且在文化史分期过程中，作过种种不同光荣的贡献。

史前石器时代，文化中的蒙昧期，动物或植物的油脂，照需要推测，很可能就要用到简单武器的缠缚和其他生产工具实用与装饰上。到彩陶文化占优势时，这些大瓶小瓮的敷彩过程，在红黑彩色是否加过树脂，专家吴金鼎先生的意见，一定相当可靠。吴先生不幸早死，有关这一点我们浅学实不容易探讨。山东龙山镇发现的黑陶片上，有刻划古文字明白清楚：“网获六鱼一小龟”。时间稍晚，安阳殷墟商代王公古墓中，又有无数刻字龟甲，虽不闻同时有成形漆器或漆书发现，唯伴随青铜器发现的车饰、箭镞，当时在应用上，必然都得用漆涂饰。使用范围既广，消费量自然就已增多。当时生产方式及征集处理这种生产品情形，虽少文献可以征引，但漆的文化价值，却能估计得出。

到文字由兽骨龟甲的刻镂，转而在竹木简札上作历史文件叙录时，漆墨首先即当作主要材料，和古代史不可分，直到纸绢能完全代替竹木简札的后汉，方告一个段落。然即此以后两千年，墨的制造就依然离不了漆。其他方面且因社会文化一般发达，在日用器物上，生和死两件大事，杯碗和棺木，都少不了漆。武器中的弓箭马鞍，全需要漆。所以说，一部漆的应用小史，也可说恰好即是一部社会发展简史。

它的意义当然不只是认识过去，还能启发将来。据个人愚见，漆工艺在新的社会中，实有个极光辉的前途，不论在绘画美术上，在日常器物上，它是最能把劳动和艺术结合到应用方面一种，比瓷器更容易见地方性和创造性的，在更便利条件下能产生的。

《尚书·禹贡》称：

济河唯兖州……厥贡漆丝。

荆河唯豫州……厥贡漆枲絺纻。

可知当时中原和山东均出漆。《韩非子·十过》篇说：

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殷人受之……食器雕琢，觞酌刻镂。

古史传喜称“尧舜”。商以前事本难征信，不尽可靠，唯漆器物的使用在远古，却是事实。人类文明越进步，漆的用处就越加多。《周礼·夏官·职方氏》记河南之利为林漆丝枲。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或纳贡，或赋税，大致在周初，国家有关礼、乐、兵、刑器物，已无不需要用漆调朱墨作彩绘，原料生产且补助过国家经济。不过世人习惯漆的故事，或者倒是《史记》所记赵襄子漆智伯头做饮器雪恨，及豫让报仇，漆身为癞等等，因为是故事，容易记忆。

战国时有名思想家庄周，尝为漆园吏，专管漆的生产。

《续述征记》称古之漆园在中牟。

《史记·货殖列传》称：

陈夏千亩漆……皆与千户侯等。

又：

通邑大都……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记载虽极简单，已可见出当时漆树种植之富和制器之多。《考工记》记百工，均分门各世其业，更可知运用这种生产的漆工艺，早已成为专家的工作。生产原料和制作成品，多到一个相当数目的人，都可得官，或者说经济地位近于那种官。

更可知在当时漆器加工和铜、铁的比价，实在相当高。有千件漆器，不封侯也等于封侯。

漆工艺彩绘上特别进步，当在战围时。封建主各自割据一方，思想上既泛滥无际，诸子竞能，奇技淫巧亦必因之而大有发展。漆工艺的加工，大致出于这个时期。这从现存寿州楚漆板片及长沙出土漆器，也可推想一般状况。且可明白汉漆器的精美，是继承，非独创。

桓宽《盐铁论》叙汉人用漆器事说：

今富者银口黄耳……中者舒玉纻器，金错蜀杯。

叙述价值是漆与铜比一抵十。出处多在西川。这事在扬雄《蜀都赋》中也早已说过。二十年来日本人发掘朝鲜汉墓，更证实了那个记载。所谓“雕镂扣器，百技千工”，照漆器铭文记载，每一件器物，的的确确是用个分工合作方式集合多人产生的。

目前所知，有铭文器物时代，最早的是汉昭帝始元二年，约公元前八十五年。当时即已分木胎和夹纻底子，除朱墨绘画外，还有金、银、铜、贝作镶嵌装饰。彩绘颜色多红黑对照，所作人物云兽纹饰，设计奇巧，活泼生动，都不是后来手艺所能及。《中国绘画史》讨论六法中“气韵生动”一章时，多以画证画，因此总说不透彻。如果从漆画，从玉上刻镂花纹，从铜器上一部分纹饰来作解释，似乎就方便多了。

漆器铭文中又常有“造乘舆髹……”字样，或可当作皇家御样漆器解。大致当时铜器因为与兵器有关，制造上多出尚方专利。漆器则必须就地取材，却得法令认可，所以有“乘舆髹”字样。制造工官位职都不太小，事实上器物在技术方面的进步，也必然和这个有关，当时还有大器，即彩漆棺木。

照汉代制度看来，比较重要的大官，死后即尝得这种赏赐。

《后汉书》记载：

（梁竦）改殡，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

（梁商）及薨……赐以东园朱寿器、银缕、黄肠、玉匣、什物二十八种。

袁逢卒，赐以朱画特诏秘器。

漆工艺的堕落，和其他工艺堕落，大约相同，当在封建政治解体，世家子、地主、土豪、群雄竞起争天下的三国时代。汉代蜀锦本名闻国内外，有关当时西蜀经济收入，是国家财政一环。《左慈传》曾称，曹操派人入蜀市锦，因慈钓于堂前铜盘中一举得鲈鱼，拟入蜀购紫芽姜，并托多购锦二匹。曹丕文中却以为蜀锦虚有其名。诸葛亮教令，提及普通刀斧军器不中用，一砍即坏，由“作部”定造，毛病方较少。大约战争连年，蜀之工艺均已堕落，中原佳好漆器更难得，所以曹操当时启奏中，常常提及献纳漆器事情，郑重其事地把一两件皮制漆枕或画案，呈献汉末二帝。谢承《后汉书》称，郭泰（林宗）拔申屠子陵（蟠）于漆工之中，欣赏的可能只是这个人的才能器识，未必是他的手工艺。

到晋代后，加工漆器似乎已成特别奢侈品，也成为禁品。有两份文件涉及这个问题。

晋令曰：

欲作漆器卖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当淳漆著布骨，器成，以朱题年月姓名。

可知已恢复了汉代旧规矩，做漆器要负责任，乱来不得。又《晋阳秋》说：

武帝时，御府令（又作魏府丞）萧谭承、徐循仪疏：“作漆画银槃（一作漆画银带粉碗）”，诏杀之。

不得许可作来竟至死罪。

《东宫旧事》载漆器数十种，就中有“漆酒台二，金涂镮甸”，可知汉银扣器制式尚留存。

又《续齐谐记》称：

王敬伯夜见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绿沉漆榼。

可知彩漆不止朱墨（绿沉另有解）。

《世说》称：

王大将军（敦）如厕，既还，婢擎金漆盘盛水，玻璃碗盛澡豆。

可知当时金漆实相当贵重。

弘君举食檄有“罗甸碗子”，可知漆嵌螺甸还本汉制。《东宫旧事》又载有“漆貊炙大函一具”。

《释名》称：

貊炙，全体炙之，各自刀割，出于胡貊之所为也。

可知当时仿胡食烧烤时髦餐具，也有用漆造的。《邺中记》则记石虎有漆器精品：

石虎正会，上御食，游槃两重，皆金银参带，百二十盏，雕饰并同。其参带之间，茱萸画微如破发，近看乃得见。游槃则圆转也。

正和韩非《外储说左上》所称战国时人为周王画策记载相合。若将古代碾玉、冶金技术进步比证，这种精美漆画是可能的。

漆工艺入晋代日益地衰落，或和社会嗜好有关。晋人尚语文简净，影响到各方面，漆器由彩饰华美转而作质素单色，亦十分自然。世传顾恺之《女史箴图》，一修仪理发人面前漆奁，边缘装饰尚保留汉代规式，已不着花纹。《东宫旧事》所提若干种漆器，都不涉及花样。又南方青瓷和白瓯，当时已日有进步，生产上或比较便宜，性质上且具新意味，上层社会用瓷代漆，事极可能。王恺、石崇争奢斗富，酒宴上用具，金玉外玻璃、琉璃，尝见记载，唯当时较摩登的，或反而是山阴缥青瓷和南海白瓯。尤其是从当时人赠送礼物上，可见出白瓯名贵。从史传上，一回著名宴会，可以推测得出所用酒器大致还是漆器，他物不易代替，即晋永和九年三月，王羲之邀集好友，于山阴会稽兰亭赋诗那次大集会。仿照周公营洛邑既成羽觞随波应节令故事，水边临流用的酒器，大有可能还是和汉墓中发现的漆耳杯相差不多。这种酒器就目前发现已知道有铜、瓷、瓦、玉、铅、漆，各种多由于仿蚌杯而来。唯漆制的特别精美，纹样繁多。

晋六朝应用漆器名目虽多，已不易从实物得一印象。只从记载上知道佛像已能用夹纻法制造，约在第四世纪时，当时最知名的雕刻家戴逵，即在招隐寺手造五夹纻像。随后第六世纪，从梁简文帝文章中，又可见曾令人造过丈八夹纻金薄像。这种造像法，唐代犹保存，直延长到元朝大雕塑家刘元，还会仿造。当时名叫“抟换脱活”，即抟泥做成佛像坯子，用粗麻布和油灰粘上，外面用漆漆过若干次后，再把泥沙掏空即成。后来俗名又叫“干漆作法”，在佛像美术中称珍品。

至于殉葬器物，则因汉末掘墓和薄葬思想相互有关，一般墓葬，已不会有汉乐浪王盱、王光墓中大量漆器出现。在南方绍兴，古坟已多的是青质陶瓷，在北方，最近发现的景县封氏墓，也还是瓷器一堆。所以说陶瓷代替了战国时铜器、汉时漆器，成为殉葬主要物品不为过分。

但是到唐朝，漆器又有了种新发展，即在漆器上镶嵌像生金银珠贝花饰，名“平脱”。方法旧，作风新。这从日本正仓院和其他方面收藏的唐代乐器、镜奁、盒子等等器物可以知道。唐代艺术上的精巧、温雅、秀丽、调和，都反映到漆工艺中，得到了高度发展。唯生产这些精美艺术品的工师姓名，在历史上还是埋没无闻。

到宋代，方又一变而为剔红、堆朱、攒犀，等等。唯当时上层社会极奢侈，国家财富多聚蓄于上层社会，日用器物多金银，所以代表上层统治者宴客取乐的开封樊楼（丰乐楼），普通银器竟过万件，足供千人使用。不曾提漆器。加之当时开封、定州、汝州，瓷器制作，由国家提倡，社会爱好，官窑器已进入历史上的全盛时代，精美结实都稀有少见，从工艺美术言来，漆器虽因加工生产过程烦琐，依然为上层社会重视，就一般社会说来，似乎已大不如当时官窑青瓷和白定瓷有普遍重要意义了。所以到北宋末年，徽宗知玩艺术而不知处理政治，为修寿山艮岳，一座独夫个人享受的大园子，浪费无数人力物力，花石纲弄得个天怒人怨，金人乘隙而入，兵逼汴京，迫作城下之盟，需索劳军物品时，公库皇室所有金银缴光后，还从人民敛聚金银器物，一再补充。《大金吊伐录》一书，曾有许多往来文件记载。当时除金、玉、珠宝、书籍外，锦缎、茶叶、生姜都用得着。唯瓷漆器和字画不在数内。宋朝政府有个答复文件，且说到一切东西都已敛尽缴光，朝廷宴饮只剩漆器，民间用器只余陶瓷。一可见出当时漆器多集中于政府，二可明白到南宋，北方漆瓷工艺必然衰落。到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国时，两种工艺必更衰落无疑。从史志记载得知，北宋漆工艺生产在定州，南宋则移至嘉兴及杭州。《武林旧事》称临安各行业时，即有金漆行一业。元代虽有塑像国手刘元，还能做脱活漆像，本人且活到七十多岁，据虞集作的《刘正奉塑像记》，当时却被禁止随便为人造作。漆的应用，到宋代已有过一千五百年历史，试就历代艺文志推究，或可在子部中的小说与农家中早有过记载，唯直到宋代，才有朱遵度作一部《漆经》。书到后来依然散佚不存。仅从现存宋代剔红堆朱器物，还可看出这一代器物特点和优点。元、明二代漆艺高手集中嘉兴西塘杨汇地方，多世擅其业。个人且渐知名，如张成、杨茂、杨埙，或善剔红，或善戗金，知名一时。仅存器物亦多精坚华美，在设计上见新意，自成一格。杨埙因从倭漆取法，遂有“杨倭漆”之名，明、清以来退光描金作小花朵器物，霏金飘霞做法，似即从杨传入而加以变化。张成有儿子张德刚，于明成祖时供奉果园厂，做剔红官器，另外有个包亮还能与之争功。明代漆器的发展水准，因之多用果园厂器物代表。个人著名的应当数黄大成，平沙人，世人因此叫他做“黄平沙”。作品足比果园厂官器。且著有《髹饰录》二卷，为中国现存仅有关于漆工艺生产制造过程专书。明末扬州有个周某，发明杂宝玉石象牙镶嵌，影响到清乾隆一代，产生应用器物插屏、立屏、挂幅作风。清初有卢葵生，工制果盒、沙砚，精坚朴厚，足称名家……

就发展大略作个总结，可知一部有计划的漆工艺史，实待海内学者通人来完成。这种书的编制，必注意两点方有意义：一是它的生产应用实贯穿中国文化史全时期；并且接触每一时代若干重要部门问题，由磨石头的彩陶时代开始，到现代原子能应用为止，直接影响如绘画雕刻，间接影响如社会经济。我们实需要那么一本有充分教育价值和启示性的著述，作一般读物和中级以上教育用书。可是到目前为止，它的产生似乎还极渺茫。

原因是：从史学研究传统习惯上说来，历史变与常的重点，还停滞在军事政治制度原则的变更上，美术史中心，也尚未脱离文人书画发展与影响。换言之，即依然是以书证书，从不以物证书。漆之为物，在文化史或工艺美术史方面的重要贡献，一般学者即缺少较深刻认识，求作有计划有步骤研究，当然无可希望。

我们从古漆器可学些什么

近十年来，出土文物古代工艺品中，使我们视野开阔，计五个部门，即金属加工、陶瓷、漆器、丝绸和雕玉。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丰富了我许多知识，除明白它的工艺图案艺术特征外，还借此明白它和在发展中的社会历史的密切关系。

北京荣宝斋新记，新近用彩色套印木刻法，试印行了十种漆器图案，在美协会场随同其他木刻画展出。凡看过的人都同声赞美，对于两千二三百年前楚漆工的优秀成就，感到惊奇爱好外，还对于现代木刻表现的高度艺术水平表示尊重和钦佩。这些漆器大部分是从“楚文物展”和“全国出土文物展”中的漆器选印的。数量虽然不算多，却可以代表近年来中国古代漆器的新发现。特别重要的是长沙楚墓出土的战国漆器。把这类漆器的花纹，用现代彩色木刻套印，在国内还算是首次，是唯有政权在人民手中的今天，政府和人民，才会同样重视这种古代文化优秀遗产，把它来当作研究、学习和鉴赏对象的。

楚漆器的出土，最重要是三个地方，即安徽寿县、湖南长沙和河南信阳。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前后，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王坟的盗掘，除发现近千件青铜器外，还得到一片有彩绘云纹的残漆棺。这片残棺是后来去作调查的李景聃先生，在附近一个农民人家猪圈边偶然看到，知道是从墓中取出，才花了点钱买回的。漆棺壮丽华美的花纹，让我们首次对于战国时代的漆画，得到一种崭新深刻的印象。上面装饰图案所表现的自由活泼的情感，是和战国时代的社会文化发展情形完全一致的。但是注意它的人可并不多，因为一般学者还是只知道从带铭文青铜器证文献，一片孤立棺板引不起什么兴趣。

两汉书常提起少府监所属东园匠工官，当时专造“东园秘器”，供应宫廷需要及赐赠王公大臣死后殓身殉葬。共计事物约二十八种，中有“东园朱寿之器”，或“砂画云气棺”，同指彩绘花纹漆棺。旧俄时代“科斯洛夫考察团”，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音乌拉汉代古墓中发现的彩绘云气纹残棺，上面保存的云中鸿雁花纹，是目前有代表性和说明性的重要遗物，没有它，东园匠所造“朱寿之器”制度是不得明白的。因楚漆棺的出土，和科学院后来在河南辉县发掘，得到一片作黼绣纹图案的残棺，我们才借此明白，汉代流行的丧葬制度，原来多是根据周代旧制加以发展的结果，并非凭空产生。即朱绘棺木，也并非从汉创始。辉县棺上彩绘的花纹，更为我们提出黼绣纹一项重要参考材料，修正了汉代以来说的“两弓相背”的注疏附会，得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长沙楚墓漆器的发现，比寿县器物出土稍晚一些，在抗日战争初期，因商承祚、陈梦家二先生的介绍，才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旧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方面，才当买古董一样收集了几件漆杯案。但是对于它的历史问题和比较知识，还是知道不多。出土有用材料多分散各地私人手中，由于保存不善，大都逐渐干毁。大批特别精美的器物，并且早被美帝国主义者的文化间谍，用种种狡诈无耻的方法，盗运出国。因此国内多数历史学者和美术史专家，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还很少有人知道楚漆器的发现，在新的学术研究方面，具有何等新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人民政府保护文物政策法令的实施，一方面把国内私人重要收藏，陆续购归国有；另一方面又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在全国工业建设地区，经常配合一个文物工作组，清理出土墓葬遗址文物。材料日益增多后，战国时期楚文化的面貌，就越加明确，自从前年楚文物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行展出后，许多人才认识到楚文化形象和色彩，实在丰富惊人。反映于文学作品中，曾产生爱国诗人屈原的诗歌，反映于工艺美术，还有当时楚国金工所铸造的青铜镜子，青铜加工兵器，木工作的大型彩绘雕花错金棺板，弓工作的便于远射鱼、鸟的弓弩和矰缴，以及漆工所做的各种色彩华美、造型完整的漆器，特别具有代表性。文学和这些工艺品本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成就，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热情充沛，而色彩鲜明”。其实我们应当说，爱国诗人屈原的文学作品的背景，计包括三种成分：一个是土地山河自然景物的爱好，另一个是社会政治在剧烈变化中人民苦难的现实，第三个是劳动人民在物质文化方面创造的辉煌成就。屈原文学作品的风格，是综合了这一切的忠实反映。又汉文化受楚文化影响极深，文学上的关系，比较显著，前人已经常有论述。至于工艺生产方面的影响，由于这些新的发现，才进一步给我们许多启发。

楚漆器加工部分，大约可以分作四类：

一、多色彩绘，如漆盾和人物奁具。

二、朱墨单色绘，如羽觞和圆盘。

三、素漆针刻细花，如大小奁具。

四、浮雕罩漆，如大小剑匣。

楚漆器花纹特征，从总的方面来说，是主题明确，用色单纯，组织图案活泼而富于变化。表现技术从不墨守成规，即或一个漆羽觞的耳部装饰，也各有匠心独运处。在器物整体中，又极善于利用回旋纹饰，形成一种韵律节奏感。例如龙凤云纹漆盾和凤纹羽觞，都得到同样高度艺术成就。构图设计，还似乎未完全成熟，却充满了一种生命活跃自由大胆的创造情感，处处在冲破商周以来造型艺术旧传统的束缚，从其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最明显的是用三分法处理的圆式图案，本出于殷商青铜和白陶器中的“巴纹”，当时在彩绘木雕上镶嵌的圆泡状的蚌片，也有同样花纹。春秋战国时新流行的“玉具剑”的柄端，也常使用这个圆式图案：或错金，或嵌松绿石，或嵌一片白玉，多用三分法加工。但是因为面积小，变化就不怎么多。在楚漆器中，奁具和盘子类需要范围极广，每一个套奁里外，常用到五六种不同装饰图案，绘画的表现又比雕刻镶嵌简便，因此这种图案，竟达到丰富惊人的美术效果。经过汉代再加以发展，如在他处发现之三辟邪奁里装饰和三熊盘，设计妥帖周到处，在中国工艺图案史的成就上，也应当占有一个特别地位。

楚漆器的花纹，大部分是用龙凤云纹综合组成，却并不像铜器花纹的凝固。从个别优点而言，如漆豆的漆案，因为平面空间比较大，红黑二色对照调子鲜明，即或只用几道带子式花纹作间隔装饰，经常也作得特别美观。羽觞造型不必受定型限制，材料处理伸缩性大，能把完整造型秀美花纹结合成为一体，更容易见出古代楚漆工的大胆和巧思。彩绘大漆盾同墓出土共四件，现存比较完全的计二件，虽大小形式相同，可是每一盾上的装饰图案，都表现出不同风格和性格，图案的综合变化，真是无比巧思。狩猎云纹漆奁花纹，和战国以来一般金银错器花纹，显然一脉相通，也就为我们初步提供了许多物证，明白同式图案的发展，长江流域荆、楚、吴、越工人实有大贡献。这时期金银错和刺绣花纹，其实都是由漆器花纹发展而出。

这些东西值得我们重视，不仅因为它是“战国漆器”，更重要还是“战国时代装饰艺术的作风”。种种花纹图案当时无疑还曾反映到造型艺术各部门，特别是建筑彩绘装饰上，具有那个时代风格的特征。

汉代漆器在材料应用和图案设计两个方面，都进一步有了新的成就。首先是特种漆器的制造，已成国家特种手工业生产一个重要部门，除政府所在地的长安、洛阳，少府监所属工官东园匠，经常大量生产各种“乘舆髹器”，此外西蜀的广汉和武都各地，也特别设立工官，监造各种精美漆器，并把成品分布到国内各个地区去。这些金银加工漆器，通名“金银文画扣器”或“参带金银扣器”，艺术价值既高，同时也是当时货币价值极高的特种工艺品。

这种金银加工漆器，在器材应用上的新发展，是用麻布、丝绢作胎的夹纻器，多加上金银及铜鎏金附件，通例是平面部分用柿蒂放射式图案（多如水仙花式），腰沿部分则作叁带式，另加三小熊作脚。这么一来，既增加了器物的坚固结实，同时又增加了华美。图案沿用旧形式部分，也有了充实和变化，如圆式图案利用三分法表现，因为需要范围日益广大，就创造了许许多多种好看新样子。又从魏武《上杂物疏》和《东宫旧事》记载，结合汉墓出土陶漆器看来，得知汉代以来当时还盛行径尺大小长方形“巾箱”“严具”“方盝”和收藏文具、药物的筐匣，都需要用长方式和带子式装饰。圆筒形的奁具，边沿也需要带子式装饰，因此更促进了这一式图案的多样化，打破了战国以来龙凤云纹反复连续的规律，并打破了图案组成的习惯，代替以种种不同的新画面。一个时代的艺术，内容必然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汉代统治者重儒术，企图利用孝道来巩固政权，孝子传故事就成了漆器中的主题画。汉代现实生活喜骑射游猎，狩猎图反映到各种工艺品装饰图案中，漆器也有份。汉代宫廷方士巫觋最善于附会神仙传说，影响政治文化各方面，到东汉夹书律废除解禁后，这类信仰并且逐渐由宫廷流行到广大民间。例如云气纹中的四神及其他杂鸟兽作主题的装饰，一切工艺品上无不加以反映，彩绘漆更做成多种多样的发展，云气纹中还常有羽人仙真夹杂其间。传说中最普遍的西王母，在造型艺术青铜、砖石各部门都有表现，在漆器上无例外也占了一个特别位置。由于造型艺术上的西王母形象普遍反映是在东汉，我们就有可能把几个过去认为是六朝人伪托的汉代小说，产生时代提早一些，因为两者都不会是孤立产生的。

汉代由于铁冶生产发展，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加以文景两朝数十年间，政治上对于人民压迫比较缓和，知道节用惜物，在这个劳动人民生产物质积累基础上，帝国大一统的局面，到武帝刘彻时代才逐渐完成。这时期国境四方的军事活动，郊天封禅仪式的举行，都不惜大规模使用人力物力，表示统治者政治上的大排场和成功的夸侈。更因神仙传说的浸润，长安宫廷园囿中，根据《史记》《汉书》《三辅黄图》《汉旧仪》等记载，向上拔举的土木建筑，多已高达数十丈，神明台还相传高达百丈，云雨多出其下。每年祀太乙岁星时，还必用太祝率领三百名八岁大童男女，各穿锦绣衣裳，在台上歌舞娱神！为仿效方士传述的海上三神山景象，在长安挖掘了个昆明池，池中做成蓬莱、方丈、瀛洲三山，上面还放下各处送来的黄鹄白鹿、奇花异草，建筑更极华丽无比。气魄雄伟正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这点特征也反映到漆工艺的装饰设计上。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纹样，多是山云华藻起伏绵延中，有羽人仙真往来其间，鸿雁麋鹿，虎豹熊罴，青䴔白兔，野彘奔兕驰骤前后。图案来源或从两个矛盾部分综合而成：一个是纯粹社会现实享乐生活的写照，另一个却是对于神话传说的向往。汉代宫廷文人司马相如等，曾分别用富丽文辞来形容铺叙的场面，在日用漆器上，常常结合成为一个画面，而加以动人表现。

汉代金银加工的特种漆器，文献上如《汉书·贡禹传》的《奏议》、《盐铁论》的《散不足篇》、《潜夫论》的《浮侈篇》，早都提起过，近三十年全国范围内汉墓均有精美实物出土，已证明历史文献记载的完全正确。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土有铭刻文字的汉代漆器，更得知当时生产分工已经极细，一件小小羽觞，由作胎榡到完成，计达七八种不同分工。绘画向例由专工主持，这种画工必须具体掌握生物形象的知识，能够加以简要而准确的表现，还必须打破一切定型的拘束，作自由适当的安排，不论画的是什么，总之，都要使它在一种韵律节奏中具有生动感。齐梁时人谢赫，谈论画中六法时，认为画的成功作品因素之一，是“气韵生动”。过去我们多以为这一条法则，仅适宜于作人物画好坏的评判。如试从汉代一般造型艺术加以分析，才会明白，照古人说来，“气韵生动”要求原本是整个的，贯穿于绘画各部门——甚至于工艺装饰各部门的。一幅大型壁画的人物形象，可以用它来作鉴赏标准，一个纯粹用静物组成的工艺图案，同样也应当符合这种标准。最值得注意一点，即大多数工艺图案，几乎都能达到这个要求。汉代漆器图案，“气韵生动”四个字，正是最恰当的评语。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附带一提，就是这种工艺图案，还另外为我们保留了一点汉代社会史的材料。《三国志·魏志》记载中国名医华佗事迹，曾提起过他常教人古代导引养生之术，即所谓“熊经鸟申却行返顾五禽之戏”。这种“五禽之戏”，极明显是从西汉以来就曾经被海上方士当成延年益寿的秘密方技传授的。以熊、鹿为主的五禽名目，史传上虽有记载，形象活动，世人却少知识。研究中国医药卫生史的人，也还少注意到。可是我们如果试从汉代漆器多留点心，就会发现，漆器图案中的鸟兽名目行动，竟多和《华佗传》中说起的“熊经鸟申”大致相合。这绝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熊、鹿活动形象变化之多，古代方士注意它的运动规律，用来当作锻炼身体的模仿学习对象，正是十分自然的。

《华佗传》所说的“五禽之戏”，也就是鱼豢著《魏略》，记邯郸淳初次会见三国名诗人曹植时，曹植解衣科头，朗诵俳优小说数千言后，当面表演的“五椎锻”。“五椎锻”原属于卫生运动技术一类，也就是古代的导引法，是“熊经鸟申返顾却行五禽之戏”。传习来处，当时或得于郤俭、左慈诸方士，还有可能和古代印度、波斯文化交流有些渊源。

我这点推测，可能是完全不对的，但是从这么一个问题说来，也就可见从实物出发，对于中国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探讨，还是一条新路，值得有人向前迈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数量以十万计（将来还会以百万计）的出土文物，对于今后文史研究的影响，也是极明显的。多数人如依照过去对于古文物情形，只把它当成古董看待，货币价值既不高，很多又缺少美术价值，保存文物的重要性将不容易明确。唯有能够把它当成古代物质文化发展史的地下材料看待，才会觉得这里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用一种新的态度来发现，来研究，来理解！依个人浅薄私见，历史科学能否成为一种科学，就决定于研究者方面，对于新的材料的认识态度而定。我们业已理解到，如孤立片面地从文献学出发，贯穿史料，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文献不足征处，将永远成为空白；如相反，善于把这百十万件分布全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地下文物，好好地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从一个更全面、更扎实的认识基础上，学习运用马列主义，进行新的分析探讨，就有可能，把许许多多的问题，逐渐明白清楚，文化史的空白处，也都可望逐渐充实填补起来。正犹如我们对于古代漆器一样，本来只是从文献上知道一些名目，并且由于宋、明以来《三礼图》《三才图会》等书中半出于猜想的图画，对汉以前事多附会曲解，所得印象更不可靠。通过了近二十年多数人的劳动，在一定时间中，把出土材料分析综合，并联系其他出土材料作进一步比较，就可由“完全无知”进而为“具体明白”。并且由几件乍一看来，平凡普通，破烂皱缩的漆器上的残余花纹，因此明白了从战国到汉末，前后约六百年时间中的彩绘装饰艺术的作风。而这种艺术作风，原来和社会各方面关系，又还如此密切！因此让我们深深相信，必然还有许许多多历史问题，出土文物可以帮助我们具体解决。

螺甸工艺试探

这个草稿应属于古代漆工艺史部分，举例虽较简略，还有代表性，提法也较新，可供漆工艺史或工艺史参考。

作者陈列说明，某一时期漆器或镶嵌器也应分明它前后有什么联系，从发展上说才有道理，孤立即无话可说。

——作者题于原稿封套

螺甸工艺的前期和进展

近年来，工艺美术品展览会中，观众经常可见到一种螺蚌类镶嵌工艺品，一般多使用杂色小螺蚌，利用其本来不同色彩，及不同种类拼逗黏合而成花鸟山水，有的从赏玩艺术出发，做成种种挂屏、插屏、盘盒，有的又从日用目的出发，专做烟灰碟和其他小玩具，或精工美丽，或实用价廉，在国内外展出，都相当引人注意，得到一定好评。我国海岸线特别长，气候又温和适中，螺蚌种类极多，就原料说来，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由广东到东北，沿海各都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对于这一部门工艺生产，如何加以发展，是个值得注意研究的问题。特别是这种取之不尽的原料，如能较好地和沿海几个都市同样富裕的童妇劳动力好好结合起来，它的前途实无限美好。将在旧有的螺甸工艺中，别出蹊径，自成一格，在赏玩艺术、实用艺术和玩具艺术生产中，都必然有广阔天地可供回旋。

在新的工艺品展览中，在文物艺术博物馆中，在人大礼堂各客室和其他公共花园及私人客厅里，我们又经常可看到用薄薄蚌片镶嵌成种种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画面的挂屏、插屏、条案、桌椅、衣柜、书架及大小不同的瓶、盒、箱、匣，不论是家具用具还是陈设品，花纹图案多形成一种带虹彩的珍珠光泽，十分美丽悦目。总名叫“螺甸”器。做得特别精美的，上面还加有金银，或和金银综合使用，则名叫“金银嵌软螺甸”。若系径寸大切磨略粗蚌片镶嵌面积较大花纹到箱柜上的，名叫“硬螺甸”。这种蚌片或在玉石象翠杂镶嵌占有一部分位置，则称“杂宝嵌”。前者多精细秀美，后者却华丽堂皇，各有不同艺术成就。这些工艺品产生的年代，一般说来，较早可到唐代，已达高度艺术水平；最多的为明、清两代，是全盛期也是衰落期。这个以蚌片为主的工艺品种，照文献记载，虽成熟于唐代，其实源远流长，属于我国镶嵌工艺最古老的一种。但是又和新近出现的嵌贝工艺，实同一类型，关系十分密切。因为同样是利用海边生物甲壳作为原料，来进行艺术加工，成为赏玩陈设美术品或日用品的。它不仅丰富美化了人民文化生活的内容，也代表我国工艺品一部门艺术成就，在世界美术博物馆镶嵌工艺陈列品中占有一定地位，十分出色，引人注目。

螺甸原属于镶嵌工艺一部门，主要原料是蚌壳。一般多把蚌壳切磨成薄片、细丝，或切碎成大小不同颗粒，用种种不同技术，镶嵌于铜木漆器物上，和漆工艺进展关系且格外密切。但应用和做法以及花纹图案，却又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因此于历史各个阶段里，各有不同成就。即同一时代，也常因材料不同，器物不同，艺术要求不同，做成各种不同艺术表现。例如同属明代螺甸器，大型家具如床、榻、箱、柜、椅、案，和案头陈设插屏，及大小盘盒，就常常大不相同。有时甚至于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处，即容易令人引起误会，以为“螺甸”若指的是这一种，其他就不宜叫作螺甸。也有器物大小差别极大，加工技法艺术风格又极其相近的。前者或出于地方工艺特征，例如山西、北京、苏州、广东生产就不一样。即或采用的是同一主题画，山西用大蚌片在木制衣箱柜门上镶嵌大折枝牡丹图案，底子不论红黑，一般多不推光，花样也以华丽豪放见长。至于苏式条案，这一丛牡丹花却多做得潇洒活泼，具迎阳含露清秀媚人姿态，漆面且镜光明澈可以照人。至于用小说、戏文故事题材做的小件盘盒，艺术风格不同处就格外明显。但也有由于个人艺术成就特别突出，影响到较多方面较长时期生产，令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流派的。例如明代苏州艺术家江千里，一生专以做金银嵌软螺甸小件器物著名，小只寸大杯子，三寸径小茶碟，大不过径尺插屏盒子。并且特别喜欢作《西厢记》故事（有的人且说他一生只作《西厢记》故事），由于艺术精深，影响到明、清两代南方螺甸制作风格，大如床榻、桌案，小如砚匣、首饰箱、杯盘，形成“江千里式”。和张成、杨茂做的剔红漆器，杨埙做的描金倭漆，都同样产生极大影响。除此以外，还有个时代因素，也影响到生产器物和艺术风格。比如唐代铜镜背面和琵琶、阮咸背面，都有螺甸做成的，以后即少见。清代到乾隆以后，玻璃镜子和其他小幅插屏画绣，都流行用广作螺甸框子，因此京苏也多仿效。道光以后，卧室堂房家具流行红木嵌螺甸，因此广东、苏州产生大量成分螺甸家具。从镶嵌工艺应用范围说来，我们还没有发现历史上另外尚有比螺甸工艺在应用上更广泛的。

我们若想知道这部门工艺美术品种较详悉，明代漆工艺专书《髹饰录·坤集》内中曾记载下许多不同名目，反映得相当具体。明代权臣严嵩被抄家时，还留下个家产底册，名叫《天水冰山录》，也列举了好些螺甸家具材料。若把这两个文献记载，结合故宫现有大量螺甸器，和其他大博物馆收藏实物，以及被帝国主义者豪夺巧盗流失海外实物图片加以综合，有关这部门工艺美术知识，显然即将丰富扎实许多。

螺甸工艺的起源和进展，与蚌器的应用分不开。由应用工具进而为艺术装饰，又和玉石情形大体相同，都可说是“由来已久”。所以在镶嵌工艺中，名称虽不古，事实上出现却较早于其他镶嵌工艺。因为蚌器的应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已成为某些地区某些部落当成利于刮削简便合用辅助工具的。锯类的出现，有两个来源：在西北某些地区为细石片镶嵌于骨柄上做成，中原或南方某些地区，最早便是用蚌壳做成。由于原料易得，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成为辅助生产工具。由于光泽柔美，且容易处理，因此在青铜时代，有机会和玉石同样，转化为镶嵌装饰工艺原料，施用于建筑和其他器物方面。这自然只是一种“想当然尔”的说法，唯和事实相去必不太远。

试从出土古文物注意，我们即得知殷商时，由于青铜工艺的进展，雕文刻镂的工艺，也随同工具的改变而得到长足进展，代替了延长数千年的彩绘艺术，而作出许多新成就。青铜器母范代表了当时刻镂工艺的尖端。此外骨类的刻镂成就，也比较突出。玉石用双线游丝碾的做法，也是划时代成就（且直到战国，技术上犹并未超过）。为进一步追求艺术上的华美效果，利用各种不同原料的综合镶嵌艺术，因之应运而生，反映到工艺各部门，特别是几个主要部门，成为奴隶社会上层文化美学意识的集中反映。较原始的情形，我们还无知。我们能接触到的，还只是青铜文化成熟期，在青铜器上的镶嵌工艺。主要加工材料是松绿石、美玉和骨蚌片。可能还有些其他混合油漆矿物粉末彩料。为什么恰好选这几种材料作镶嵌原料？试加分析，即可知这也并非偶然事情。玉和骨蚌的性能，都是古代工人由于工具利用十分熟悉的材料，而松绿石却是青铜原料一部分。这些材料有时综合使用，有时单独使用，全看需要而定。比如玉戈、玉矛、玉斧钺、玉箭镞，多是主要部分挑选青白美玉，却用青铜作柄，柄部即常嵌松绿石颗粒拼成的花纹图案。反映漫长石器时代已成过去，因而从石料中挑选出光泽莹润温美难得的玉类，加以精工琢磨，作为象征性兵器而出现。这种兵器一部分在当时也有可能还具实用价值，正如《逸周书·克殷篇》所叙述，武王当时得反戈群众和西南八个兄弟民族共同努力打败了纣王，纣王在鹿台自杀后，武王还用玄钺、素钺亲自动手把这个大奴隶主的头砍下悬旗示众，表示天下归于姬周。但一般只是象征尊贵与权威，制作美丽重于实用却十分明显。还有一类，主要部分全用青铜，只器身和柄部花纹图案用松绿石镶嵌的。除上述的几种兵器外，尚有一种弓形带铃器（可能是盾类装饰），随身佩带小刀及车马具，和部分礼器与乐器。就中又还有完全把玉石退缩到附属地位，和松绿石蚌壳位置差不多的，例如有种大型青铜钺，刃面阔径将达一尺，中心部分有个二寸大圆孔，孔中即常镶嵌一个大小相等小玉璧，璧中有一小孔，孔中又再嵌一松绿石珠，其他柄部、刃部有花纹处也满嵌松绿石。这类兵器照文献记载，是历来为最高统治者或主兵权的手中掌握，象征尊严和权威的（汉代将帅的黄钺和后来的仪锽，都由之而来）。蚌类和青铜器结合，也只是在这类斧钺中发现过。最多是在另一方面，和漆木器物的结合。

从比较大量材料分析，商代青铜镶嵌工艺，主要材料是用松绿石做成的（部分可能使用油漆混合其他矿物粉末彩料填嵌。因为兵器类有许多凹陷花纹，还留下些残余物质）。所得到的艺术效果，实相当华美鲜明。很多器物虽经过了三千多年，出土后还保存得十分完整。至于焊接药料是和后来金工那样，用明矾类加热处理，还是用胶漆类冷处理，这些问题尚有待金工专家进一步作些探讨。青铜斧钺孔中也还有用揳入法镶嵌可以活动的，从开孔内宽外窄可以知道。

从青铜器镶嵌工艺看来，它是个重点工艺，却不是唯一的孤立存在的事物。铜、陶、石刻容器的成形，或本于动植原形，如瓟尊兕觥；或本于竹木器，如簠簋笾豆。除容器外，当时竹木器应用到各方面也是必然事情。兵器必附柄，乐器得附架，礼器、食器势宜下有承座而上有盖覆。此外收藏衣物和起居坐卧用具，都得利用竹木皮革，由于青铜工具的出现，竹木器物工艺上更必然得到迅速进展，扩大了彩绘刻镂加工的范围。镶嵌工艺使用到竹木器上，也必然随同出现或加多。用青铜作为附件的用具也会产生。至于骨蚌类用于竹木器物上增加艺术上的美观，自然就更不足为奇了。我们说骨蚌类使用于青铜器方面虽不多，一开始即和漆木器有较密切的联系，这种估计大致是不会太错的。在来源不明的殷商残余遗物中，经常发现有大量方圆骨片，一面打磨得相当光滑，一面却毛毛糙糙，且常附有些色料残迹。另外有种骨贝情形也多相同。若非全部都是钉附于衣服或头饰上遗物，有可能当时是胶合黏附于器物上的。而且它当时并非单独使用，是和其他彩绘刻镂综合应用的。

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遗物中，还留下二十余片高约尺余、宽近二尺的残余彩绘花土，上面多用朱红为主色，填绘龙纹、兽纹。图案结构，龙纹和铜盘上情形相似，多盘成一圈，兽纹则和武官村墓大石磬虎纹极其相近（记得辉县展览时，也有这么一片朱绘花纹，时代可能比安阳的早一二世纪）。在这类材料花纹间，就还留存些大径寸余的圆形泡沤状东西，或用白石或用蚌片做成，上刻三分法回旋云文（即一般所谓巴文），中心钻一小孔，和其他材料比较，且可推知小孔部分尚有镶嵌，若不是一粒松绿石，便是其他彩料。因为一般骨笄上刻的鸟形眼孔，和青铜钺上玉璧中和蚌泡中心，加嵌松绿石具一般性。

这种径寸大泡沤状圆形蚌饰，在古董店商代零散遗物中相当多，由于习惯上少文物价值，所以无人过问。既少文物经济价值，也不可能作伪。究竟有什么用处，还少专家学者注意过。考古工作者既未注意，一般谈工艺美术的又不知具体材料何在。事物孤立存在，自然意义就不多。但一切事物不可能会孤立存在。试从商代青铜器、白陶器做的尊、罍、敦、簋、盘、斝、爵等略加注意，会发现几乎在各种器物肩部，都有完全近似的浮沤状装饰，三分法云纹虽有作四分的，基本上却是一个式样，才明白这个纹样在商代器物上的共通性。这些蚌片存在也并非孤立。从形状说最先有可能仿自纺轮，从应用说较早或具有实用意义，把带式装饰钉固到器物上，增加器物的坚固性。特别是在木器上使用时，先从实用出发，后来反映到铜陶上才成为主要装饰之一部门。从铜陶上得知这类圆形蚌器曾用在圆形器物的一般情形，从朱绘花上又得知用在平面器物上情形，从青铜斧钺上且知道还使用到两面需要花纹的器物上情形。

尽管到目前为止，有权威性专家，还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不能肯定那份朱绘残痕为当时彩绘漆器证明，且不乐意引用《韩非子·十过篇》中传说的朱墨相杂的漆器使用于尧舜，对于商代有无漆器取保留态度。但事实上漆的应用，却必然较早于商代，而成熟于新石器时代，由长时期应用而得到进展的。

在新石器时代或更早一些，人类和自然斗争，由于见蜘蛛结网得到启发，学会了结网后，捕鱼狩猎加以利用，生产方面显然得到了一定进展。用草木纤维做成的网罟类，求坚固耐久，从长期经验积累中，必然就会发现，凡是和动物血浆接触，或经过某种草木液汁浸染过的，使用效能即可大增。这类偶然的发现，到有意识的使用，成为一定知识，也必经过一个时期。此外石器中由小小箭镞到大型石斧，都必须缠缚在一种竹木附件上，使用时才能便利，求缠缚坚固，经久不朽，同样要用血浆和草木液汁涂染。漆的发明和应用，显然即由于这种实际需要而来。至于成为艺术品，还是第二步。这也正和我们蚕桑发明一样，如《尔雅》叙述，古代曾经有个时期，为驯化这种蠕虫，桑、柞、萧、艾等不同草木均曾经利用过。后来野生蚕只有柞蚕，家养蚕以桑蚕为主，同样是经过人民长时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可能是某某一人忽然凭空发明。漆的发明过程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觉得，在青铜文化高度发达的商代，还不会使用漆器，漆工艺还不能得到相应进展，是说不过去的。它的发明与应用只能早于青铜工艺成熟期，而不可能再晚。

商代这种圆泡状蚌饰，大致有两种不同式样，一种作式，一种作式，形状不同由于应用不同。前者多平嵌于方圆木漆器物上，或平板状器物上，后者则嵌于青铜钺上。现存故宫和其他博物馆这类蚌器，在当时使用，大致不出这两个方面。这是目前所知道的较早螺甸。

这个工艺在继续发展中，从辛村卫墓遗物得知，圆泡状蚌饰还在应用，另外且发现有嵌成长方形转折龙纹的。又这时期当作实物使用的蚌锯、蚌刀已较少，只间或还有三寸长蚌鱼发现，和玉鱼相似，或直或弯，眼部穿孔，尾部做成薄刃，有一小切口，还保留点工具形式，事实上只是佩戴饰物。玉鱼到春秋战国转成龙璜，蚌鱼便失了踪。失踪原因和其他材料应用有关，和生产进展有关。

文献中材料涉及螺甸较重要而具体的，是《尔雅》“兵器”部门释弓矢，说弓珥用玉珧为饰。考古实物似尚少发现。从其他现存残余文物中，也未见有近似材料可以附于弓珥的。事实上蚌类器材饰物在春秋战国时已极少使用，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生产进展，工艺上应用材料也有了长足进展。金属中的黄金，在商代虽已发现薄片，裹于小玉璧上，到这时，却已把这类四五寸阔薄片，剪成龙凤形象，捶成细致花纹，使用于服饰上。又切镂成种种不同花纹，镶嵌于青铜器物上，较早还只在吴越特种兵器上出现，随后则许多地方都加以应用，大型酒器也用到。人民又进一步掌握了炼银技术，做成半瓢形酒器，或和黄金并用，产生金银错工艺。又学会发明了炼砂取汞的技术，因此发明了鎏金法。并能把金银做成极细粉末，用作新的彩绘原料。雕玉方面则由于发现了高硬度的碾玉砂，不仅能切割、刻镂硬度较高光泽极美的玉石，且能把水晶、玛瑙等琢磨成随心所欲的小件装饰品。到战国以来，由于商品交易扩大范围，中原封建主为竞奢斗富，不仅能用南海出的珍珠装饰于门客的鞋上，并且还可以由人工烧造成各种彩色华美透明如玉的琉璃珠，作为颈串或镶嵌到金铜带钩及其他日用器物上去。有的且结合种种新发现材料，综合使用，做成一件小小工艺品，如信阳辉县等地发现的精美带钩，见出当时崭新的工艺水平。相形之下，蚌类器材在装饰艺术中，可说已完成了历史任务，失去了原有重要位置，由此失踪就十分平常而自然了。

螺甸工艺的进展

螺甸工艺在美术中重新占有一个位置，大致在晋南北朝之际，而成熟于唐代，盛行于唐代。特别是在家具上的使用，或在这段时期。直延续到晚清。

照文献记载，则时代宜略早一些，或应在西汉武帝到成帝时，因为用杂玉石珠宝综合处理，汉代诗文、史传中均经常提起过。宫廷用具中如屏风、床榻、帘帷、香炉、灯台和其他许多东西，出行用具如车辇、马鞍辔……无不有装备得异常奢侈华美价值极高的。出土文物中，也发现过不少实物可以证明。例如故宫所藏高过一尺、半径过一尺的鎏金大铜旋，器物本身足部和承盘三熊器足，就加嵌有红绿宝石和水晶白料珠子等。其他洛阳各地出土器物，镶嵌水晶、松绿石和珠玉的也不少。前几年，江苏且曾发现过一个建筑上的黑漆大梁板，上嵌径尺青玉璧，璧孔如嵌一径寸金铜泡沤，上还可承商代斧钺衔璧制度，联系近年洛阳西汉壁画门上横楣联璧装饰，可以对于《汉书》中常提过的汉代宫殿布置“蓝田璧明月珠”叙述，多有了一分理解，得到些崭新形象知识，为历来注疏所不及。汉代官工漆器物中，除金扣黄耳文杯画案外，又还有剪凿金银薄片成鸟兽人物骑上舞乐，平嵌在漆器上的。金银、珠玉、松绿石、红宝石、水晶、玛瑙，以及玳瑁，均有发现，唯蚌片实少见。主要原因不是原料难于技术加工，可能还是原料易得，不足为奇。

杂宝嵌工艺在晋南朝得到进展，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出于政治排场，晋《舆服志》《东宫旧事》《邺中记》《南齐书·舆服志》，即有一系列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二、出于宗教迷信，由《三国志·陶谦传》到《魏书·释老志》《洛阳伽蓝记》和王劭《舍利子感应记》，及南北史志传中许多记载，都提到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南北统治者愚昧无知，谄佞神佛，无限奢侈靡费情形，魏晋时托名汉人遗著几个小说，和时代相去不多的《神仙传》《拾遗记》，内容所载人物事迹虽荒唐无稽，美而不信，但记载中有关服食起居一部分东东西西，却和汉代以来魏晋之际物质文化工艺水平有一定联系，不是完全子虚乌有，凭空想象得出。

三、为豪门贵族的竞奢斗富的影响。如《世说·汰侈篇》及南北史志传记载，和当时诗文、歌咏，无不叙述到这一时期情形。

西晋以来，工艺方面进展的重点似均在南方。如像绿色缥青瓷的成熟，绿沉漆的出现，纺织物则紫丝布、花綀、红蕉布、竹子布，无不出于南方。北方除西北敦煌张骏墓的发掘，传说曾出现过大量玉器，且有玉乐器、玉屏风等物出土，此外似只闻琉璃制作由胡商传授，得到新的进展，大有把玉的地位取而代之之势。夹纻漆因作大型佛像，也得到发展。其余即无多消息。关于雕玉，南方更受原料来源断绝影响，不仅无多进展，且不断在破坏中。如金陵瓦棺寺天下闻名三绝之一的玉佛，后来即不免供作宫廷嫔妃钗鬟而被捶碎。加之由于神仙迷信流行，用玉捣成粉末服食可以长生的传说，成为一时风气，葛洪启其端，陶弘景加以唱和，传世玉器因此被毁的就必更多！（这也就是这一时期南北殉葬物中均少发现玉器另外一个原因。）当时琉璃已恢复生产，而且得到进一步发展，由珠子和小件璧环杯、碗而做成屏风，和能容百余人的“行殿”，也可说即由于代替玉的需要而促成。当时豪族巨富如石崇，虽说聘绿珠做妾，用珍珠到三斛。另一妾翾风，则能听玉声，辨玉色，定品质高下。但和王恺斗富争阔时，提及的却是紫丝布、珊瑚树一类南方特产。且力趋新巧，以家用待客饮食器物，能够全部是琉璃做成为得意（这种琉璃碗有时又称云母碗，专为服神仙药而用。近年在河北省景县封氏墓曾出土两件）。

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许多杂宝名目虽然已经常在汉代辞赋中使用，至于成为一般人所熟悉，还是从佛经译文中反复使用而来的，六朝辞赋中加以扩大，反映虽有虚有实，部分大致还是事实。例如常提到的兵器、鞍具、乐器和几案、屏风的各种精美镶嵌，大致还近事实。使用材料且扩大到甲虫类背甲、翅膀，日本收藏文物品中，就还留下个典型标本。蚌片镶嵌，既有个工艺传统，且光彩夺目，原料又取之不尽，且比较容易技术加工，和漆工艺结合，并可得到较好艺术效果，螺甸重新在工艺品中占有一个位置，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了。

它产生、存在，而实物遗存可不多，大约有三个原因：

一、由于和日用漆木器结合，保存不容易。

二、由于和宗教结合，历史上好几次大规模毁佛，最容易遭受毁坏。

三、由于当时生产即属特种工艺品，产量本来就不大。

七弦琴多称金徽玉轸，事实上琴徽最常用的是螺甸，这种乐器恰好就最难保存，何况其他特别精美贵重器？《北史》称，魏太后以七宝胡床给和尚，照佛经记载，七宝中必包括有“车渠”，车渠即大蚌类。

唐代把螺甸和金银平脱珠玉工艺并提，一面征调天下名工，作轮番匠至长安学习传授技术，一面又常用法律加以禁止，认为靡费人工，侈奢违法。两者都证明这个工艺品种是属于特种高级工艺而存在的。在一般制造为违法，宫廷生产却无碍。特别是用法令禁止，恰好证明它在民间还有生产，而且相当普遍，才需要用法令禁止！

从现存唐代镶嵌工艺品比较分析，和部分遗存唐代实物螺甸镜子、乐器和其他器物艺术成就分析，我们说在这个历史阶段是中国螺甸工艺成熟期，大致是不错的。正仓院几件遗物和近来国内出土几件镜子和其他器物，证实了我们这个估计。和当时佞佛关系密切，杂宝镶嵌的讲经座，《杜阳杂编》即叙述得天花乱坠。这个书记载虽多美而不信，但从另外一些文献，如韩愈《谏迎佛骨表》及间接形象反映，如敦煌壁画初唐到晚唐各种维摩变讲经座，各种佛说法图经座中镂金布彩情形看来，《杜阳杂编》有关这部分叙述，倒不算过分。实物材料之难于保存，还是和前面说到的几个原因分不开。主要大致还是其中第二个，会昌毁佛和五代毁佛，几次有意识的大变动，因之保留不多。

有关这一阶段的螺甸花纹，过去可说无多知识。不过一切东西不可能是在孤立情形下产生的，螺甸花纹图案也不例外，必然与其他镶嵌工艺有一定联系。如鸾含长绶、串枝宝相、鹊踏枝、高士图、云龙，一般工艺图案都惯常使用，螺甸也不例外。唐代镶嵌工艺图案有它活泼的一面，也有它板滞的一面，镜子是个最好的例子。金、铜加工由于处理材料便利，就显得格外活泼，螺甸受蚌片材料限制，不免容易板滞。这自然也只是相对而言。克服由于材料带来的困难，得到更新的进展，似在宋、明间，特别是明代约三百年，江南工人贡献大而多。

这个工艺进展若从分期说，应说是第三期。清初百年宜包括在内。

螺甸工艺的全盛期

宋代生产上的进展，影响到工艺普遍进展。许多日用工艺品不一定比唐代精，可是却明显比唐代普遍，陶瓷是个显著的例子。其次是丝绣。再其次就是漆工艺。唐代漆艺以襄州所产“库路真”为著名，照《唐六典》记载，有“花纹”和“碎石纹”两种。“库路真”，究竟是某种器物名称，如鞍具或奁具，还是漆器中某种花纹（如犀皮中剔犀或斑犀，或如东邻学者推测，与狩猎纹有关），是个千年来未解决的问题。但唐人笔记同时还说到，襄样漆器天下效法。既然天下效法，可见后来已具普遍性，技术加工和艺术风格，总还可从稍后材料中有些线索可寻。敦煌唐画有作妇女捧剔犀漆画雕剑环如意云的，是否即其中之一种？又传世画宋人《会乐图》，从装束、眉眼、服装看来为唐元和时装，筵席间也有近似玳瑁斑漆器。从各方面材料加以分析，库路真器有可能和犀皮漆、描金漆两种关系较深。宋代临安漆器行中即有金漆行与犀皮行，可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分行生产，反映生产上的专业化。

二是产量必相当多，在当时已具有普及性，不是特种工艺。

至于螺甸，则大致还属于特种产品。两宋人笔记和其他文献记漆事的甚多，有三个记载特别重要：

一是《大金吊伐录》中几个文件，有个关于金军围城向宋政府需索犒军金银，宋政府回答，宫中金银用器已聚敛尽罄，所用多漆器。说明当时宫廷中除金银器外，必大量使用漆器。另一文件是贿赂金兵统帅礼物的，中有珍珠嵌百戏弹弓一具。证明正仓院藏唐代百戏弹弓，宋代还有制作，并且是用珍珠镶嵌而成。

二是《武林旧事》记南宋绍兴年间高宗到张俊家中时，张家进献礼物节略，较重要的除织金锦明明为特种高级纺织物，还有两个螺甸盒子，用锦缎承垫。其所以重要，或不仅是螺甸器，可能盒中还贮藏珠玉宝物。但特别指出螺甸，可见必然做得十分精工。

三是南宋末贾似道生日，谄佞者进献螺甸屏风和桌面，上作贾似道政绩十事，得知当时寿屏已有用本人故事作题材应用的。详细内容、艺术安排虽不得而知，但从宋时屏风式样、唐代金银平脱琴、螺甸镜人物故事处理方法，和元明间螺甸漆门、几案、插屏柜等布置人物故事方法，及宋、元人物故事绘画习惯，总还可得到一种相对知识。

至于唐、宋以来螺甸重新得到抬头机会，重新在美学上产生意义，另外有个原因，即由于珍珠在这个时期已成艺术中重要材料。宋代宫廷从外贸和南海聚敛中收藏了大量珍珠。照《宋史·舆服志》记载，除珠翠做凤冠首饰，椅披到踏脚垫子也用珍珠绣件。有个时期将多余珠子出售于北方时，数量竟达一千多万粒。珍珠袍服、衣裙、马具也常见于记载。直到元代，贵族还常赐珠衣。珍珠既代表珍贵和尊贵，在美学上占有个特别位置，螺甸因之也重新在工艺品中得到位置，而且应用日益广阔。

元明间人，谈漆艺较具体的为《辍耕录》。《辍耕录》叙漆器做法，计四部分，黑光、朱红、鳗水、戗金银诸法，而不及螺甸。《髹饰录·坤集》“填嵌”第七中，即将“螺钿”列一专目，称一名“蜔嵌”，一名“陷蚌”，一名“坎螺”。又有“衬色蜔嵌”。“雕镂”第十，又另有“镌蜔”，既属雕镂，则可知还是从唐代做法而来。又“斒斓”第十二，子目中还有综合做法，如“描金加蜔”，“描金加蜔错彩”，“描金错洒金加蜔”，“描漆错蜔”，“金理钩描漆加蜔”，“金双钩螺钿”，“填漆加蜔”，“填漆加蜔金银片”，“螺钿加金银片”等等不同做法。

《天水冰山录》所载漆家具器物中属于螺甸的有“螺甸雕漆、彩漆大八步等床”，“螺甸大理石床”，“堆漆螺甸描金床”，“嵌螺甸有架亭床”。仅仅床榻大器即有这么许多种，其他可知。

通俗读物《碎金》，也记载有许多名目，不及螺甸。《格古要论》里也说及一些问题。作者曹昭虽在明初，补充者王佐时代实较晚。王佐曾官云南，因之有关云南剔红漆艺较熟悉。谈螺甸品种较详细的还是《髹饰录》里“坤集”中部分记载。由此得知，明代实螺甸漆制作全盛期。但现在部分时代不甚明确遗物，却明显有些实由宋元传来。

明人笔记称，元末明初南京豪富沈万三家中抄没时，有许多大件螺甸漆器，多分散于各官司里，大案、大柜的制作，不计工本时日，所以都特别精美。又《天水冰山录》记权臣严嵩被抄家时，家具文物清单中，也有许多螺甸屏风、床榻。当时实物虽难具体掌握，但从现存故宫一个大床和几个大案，历史博物馆几个大柜和长案、木器等看来，还可知道，明代螺甸家具艺术上基本风格，技术上加工不外两式：有用大片蚌片嵌大丛牡丹花树的，多不加金银，通称硬螺甸，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几个大黑漆木箱，可以作为代表。黑漆不退光，暗沉沉的，花朵布置也比较犷野，装饰气魄和元明间青花瓷图案还相近，制作时代可能亦相去不多远。数量不怎么多，生产地有说出于山西绛州，无正面可靠证据，但也缺少反面否定证据。另有一式即历博所藏大柜、大案，和故宫在新中国成立后接收的一架大床，和另外收购几个长案，多用金银嵌细螺甸法，通称软螺甸，作人物故事，楼台花鸟，精工至极。部分且用飘霞屑金蚌末技法，并用大金片做人物身体。构图布置谨严细致，活泼典雅。八尺立柜，丈余长案，人物不过寸许，不仅富丽堂皇，也异常秀美精工，可称一时综合工艺登峰造极之作。唯时代过久，因之部分金片多已脱落，修补复原不免相当困难。

传世江千里金银嵌软螺甸，做小插屏匣盒及茶托酒盏，加工技法或即从之而出，时代则明显较晚。这些大件器物的其中一部分，是否即明人所说元明间沈万三家中物？或同样出于江西工人所作，原属严家器物？实有待进一步从器物中花纹图案，特别是人物故事题材设计，加以分析比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类工艺进展，显然和南方工艺不可分。因为《髹饰录》作者生长地嘉兴西塘杨汇，是南方漆工艺集中处，工匠手艺多世传其业，这个书的写成，“乾集”部分内容虽可能本于宋人朱遵度《漆经》，“坤集”做法品种实反映元、明成就。

从加工技术说，剔红、斑犀、刷丝、戗金、雕填、螺甸，各有不同特征，比较上金银嵌软螺甸工艺特别复杂，因此传世遗物也较少。唯从艺术成就而言，则比明代宫廷特别重视的果园厂剔红成就似乎还高一些。

十八九世纪的商品生产

到十七八世纪由康熙到乾隆的百年时间，漆工艺普遍得到进展，唯重点或在四个部门：剔红、泥金银绘、五彩戗金雕填和剔灰。主要是宫廷中的剔红器，料精工细，成就就格外显著。大件器物且有高及丈余的屏风，和长榻大案。其次是描金和雕填，大如屏风，小如首饰箱、镜匣、盘盒，也无不做得异常精美。特别是泥金用“识文隐起”法制作的盘盒类，达到高度艺术水平。花纹图案和器形结合，成就格外突出，为历史所仅见。第三即犀皮类多色“斑犀”和“绮纹刷丝”，和雕填描金相似，举凡《髹饰录·坤集》中所提到的各种综合加工品目，差不多都在试制中留下些精美遗产，现在大部分还收藏于故宫。第四是产生于明清之际一种“剔灰”漆，以大件屏风和条案占多数，中型圈椅、交椅、香几，则多反映于明清之际画像中。一般多黑漆剔出白地，主题部分山水、人物、花鸟为常见，也作博古图，边沿则用小花草相衬。北京、山西均有制作。技术流传到如今还有生产，多供外销。至于螺甸漆，在和明代或清初成品比较下，工艺成就不免有些下降，并未突破江千里式纪录。但有了一点新的发展，为其他漆工艺所不及，即和其他新的工艺结合，以新的商品附件而出现，生产数量日有增加，生产品种也随之越来越多。并由此应用风气，重新扩大到家具方面，成为十九世纪高级家具主流。例如由于玻璃镜子的出现，结束了使用过两千多年圆形铜镜的历史使命，出现了一二尺长方挂式银光闪闪的玻璃镜，和七八尺高屏风式大穿衣镜。较早还只限于贡谀宫廷而特制，过不多久，即成高级商品。这类新产品的镜框座架，一般多用紫檀、㶉鶒、花梨、红木等镶螺甸做成。自鸣钟来自海外，不多久广州、苏州均能仿造，外边框盒部分，除鎏金和广珐琅装饰，也流行用螺甸装饰。此外用平板玻璃作材料，在反面用粉彩画人像或山水花鸟画，以及时间稍晚，用“百鸟朝凤”作主题画的广东绣双座案头插屏，和其他陈设品，几乎无不使用硬木螺甸框架。总之，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凡是带一点新式仿洋货的工艺品和高级用品，用得着附件时，即有螺甸出现。即通常日用品如筷子、羹匙，也有螺甸、漆木制成的。从数量、品种说，实达到了空前需要。至于装饰花纹，广式串枝花为常见，附于贵重器物上为宫廷特别制作的，间或还具清初工艺规格，用金银嵌软螺甸法。至于一般性商品制作，即不免结构散乱，花叶不分，开光折枝艺术性也不怎么高，有的且相当庸俗。主题画面采用明、清戏文故事版画反映的，由茶盘发展而成烟盘，工艺精粗不一，章法布局已不及明、清间同样主题画精细周到。这也正是一切特种工艺转成商品后的必然情形。道光以后，这部门工艺又发展到一般中上层家庭使用成堂、成套硬木家具上，成为达官贵人家中一时时髦事物。这类硬木家具，多用灰白大理云石或豆沙色云石作主要部分镶嵌，边沿则从上到下满嵌螺甸，大如架子床、带玻璃镜衣橱、条案、八仙桌、杨妃榻、炕床、梳妆台、独腿圆桌、两拼圆桌、骨牌凳、太师椅、双座假沙发，无不使用到。北京颐和园和历史博物馆，就还各自留下许多这类家具器物，代表这一时代工艺成就。且有为当时新式特别会客厅专用高及一丈五尺、宽过二丈开外镜橱，除八面方圆镜子，其余全部镶嵌螺甸花鸟草虫的。

此外即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意毒化全中国人民，鸦片烟在中国流行后，约半世纪中，在贵族客厅，达官衙署和有帝国主义借通商为名强占的租界区内，新式旅馆和大商号中，社会风气无不用鸦片烟款待客人，邀请客人上炕靠灯，几乎和新中国成立前敬奉客人烟茶情形相似。吸烟必有一份烟具，除枪灯外，即搁置备用烟斗高二三寸、长约尺余的斗座，和承受一切烟具的长方烟盘，比较讲究的，也无不用硬木螺甸器做成……

由于生产各部门对于螺甸器的需要，因此这部门工艺，在十九世纪中国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化过程中，百业凋敝不堪情况下，反而得到广大市场，呈历史空前繁荣。部分关心特种工艺的朋友，谈及螺甸工艺进展时，常以为进入十八世纪，这部门生产即因原料供应不及而衰落，若所指仅限于明代特种高级工艺品江千里式金银嵌软螺甸器，是不怎么错的，若泛指一切螺甸器，却大都是把这种种全忽略过去了。事实上三千年来螺甸应用上的广泛，和数量上增多，十九世纪的生产，可说是空前无比的！这是螺甸工艺的尾声，也反映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打进中国大门以后，中国特种工艺生产所受影响格外显著的一个部门。它的真正衰落与结束则和延长数千年的封建腐朽政权一道，于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革命到辛亥革命三四十年中。

螺蚌类在其他方面的应用

螺蛳、蚌壳和贝类，在螺甸镶嵌工艺以外，作为珍贵难得的材料加以利用，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件事情，是《逸周书》中提起过的“车轮大蚌壳”和有朱鬣的白马，同认为天下难得之物，当时作为贿赂，把周文王救了出来，免遭纣王毒手，在政治史上起过一定作用。商代遗物中，则经常发现有一两寸径花蚌蛤，上面用棕红粉白颜料，绘画些齿纹、水纹图案，这些东西在当时是纯粹玩具，还是一种内贮油脂类化妆品用具，已不得而知。《周礼》称，古代贵族埋坟，必用蜃粉封闭，即烧制大蛤作灰而使用。实际材料似乎还少发现。唯近年来出土楚墓多有在棺椁外用一厚层白膏泥作封土的，隔绝了内外空气和其他有机物侵蚀，墓中许多文物因之而保存下来，或即循古礼制一种代替材料做法。汉代人则用“车渠”琢成各种器物。车渠是一种甲壳极厚的大蚌，琢成器物多作哑白色，切割得法打磨光莹也有闪珍珠光泽的。直到明、清，还流行用来制作带钩和帽顶，并且清代还成为一种制度，官僚中较低品级必戴车渠顶。唐代人喜欢饮酒，又好奇，因此重视海南出产红螺杯、鹦鹉螺杯，诗人即常加以赞美。明、清到近代还继续使用，唯一般多改作水盂和烟灰碟，再也想不到这东西过去就是诗人所赞美的贵重酒器了。又本于印度佛教习惯，举行宗教仪式，常用大玉螺作为乐器，通称“法螺”。敦煌唐代壁画即有反映。后来喇嘛教沿袭使用，且成为重要法器，明、清以来制作精美的，边沿还多包金嵌宝。左旋螺则因稀有难得而格外贵重。由于宗教迷信，和其他几种器物并提，通称“八吉祥”或“八宝”。除实物在宗教界看得十分重要，还反映到千百种工艺品装饰纹样中。又兄弟民族中也有把这种法螺代替号角，用于军事上和歌舞中的，如唐代白居易诗记骠国乐，乐队中就有吹玉螺的。

贝类商周除天然产外，还有骨、玉、铜和包金的种种。或作为商品交换中最早的钱币，或用于死亡者口中含殓，或作为其他人身装饰品和器物镶嵌使用。古诗中有“贝胄朱綅”语，则显然在周代还有用红丝绳串连装饰在武将甲胄上，表示美观、象征权威尊严的。从近年发现云南滇人遗留文物中大量贝类的发现，又得知，西南地区到西汉时还用它作为货币使用。直到晚清，南方小孩子所戴风帽，用贝作为坠子，也还常见。蒙、藏妇女，则至今还有把小贝成串编排于辫发上，当成难得装饰品的。汉代又流行一种贝制卧鹿形玩具，用大玛瑙贝作鹿身，用青铜作鹿头、脚，大耳长颈，屈足平卧，背部圆润莹洁，且有点点天然花斑，十分秀美。《史记·封禅书》说，汉代方士喜宣传海上三山，上有白色鸟兽，长生不死。乐府诗亦有仙人骑白鹿语。金银错器上还有仙人驾双鹿云车反映。这类用大贝做的鹿形工艺品，可能也即产生于武帝时代，由于仙人坐骑传说而成。

三国时，曹植和其他文人均作有《车渠碗赋》，文字形容显得光泽明莹，纹理细密，和缠丝玛瑙极相近。近年山东鱼山曹植墓出土文物中除一个金博山冠饰外，还有一套玉佩，一个青精石器，和一个小小圆盏式玛瑙佩饰，和文章形容极相合。可证明前人说车渠为宝石之一种，还有一定道理。用海蚌类作车渠时代必比较晚些。

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

中国玻璃或玻璃生产，最早出现的年代，目前我们还缺少完全正确具体的知识。但知道从周代以来，在诗文传志中，就经常用到如下一些名词：“璆琳”“球琳”“璿珠”“珂珬”“火齐”“琉璃”“琅玕”“明月珠”和晋六朝记载中的“玻璃”“瑟瑟”，后人注解虽然多认为是不同种类的玉石，如联系近十年古代墓葬中出土的丰富实物分析，这些东西事实上大部分是和人造珠玉发生关系的。这种单色或复色、透明或半透明的早期人造珠玉，后来通称为“料器”。古代多混合珠玉杂宝石作妇女颈部或头上贵重装饰品，有时还和其他细金工镶嵌综合使用。如同战国时的云乳纹璧，汉代玉具剑上的浮雕子母辟邪、璏和珥、云乳纹镡首等。也有仿玉作殓身含口用白琉璃做成蝉形的。汉代且更进一步比较大量烧成大小一般蓝、绿诸色珠子，用作帐子类边沿璎珞装饰。武帝的甲乙帐，部分或即由这种人造珠玉做成。到唐代才大量普遍应用到泥塑佛菩萨身体上，以及多数人民日用首饰上，和部分日用品方面。至于名称依旧没有严格区分。大致珠子或器物类半透明的，通称“琉璃”，透明的才叫“玻璃”。事实上还常常是用同类材料做成的。又宋代以后，还有“药玉”“罐子玉”或“硝子”“料器”等名称，也同指各色仿玉玻璃而言。外来物，仅大食贡物即有“玻璃器”“玻璃瓶”“玻璃瓮”“碧白琉璃酒器”等名目。而彩釉陶砖瓦，这时也已经正式叫作琉璃砖瓦。《营造法式》一书中，且有专章记载它的烧造配料种种方法。

在中国西部掘的四千年前到六千年间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已发现过各种琢磨光滑的小粒钻孔玉石，常混合花纹细致的穿孔蚌贝，白色的兽牙，编成组列作颈串装饰物。在中国河南发掘的约三千两百年前青铜器时代墓葬中，除发现大量精美无匹的青铜器和雕琢细致的玉器，镶嵌松绿石和玉蚌的青铜斧、钺、戈、矛、兵器，同时并发现许多釉泽明莹的硬质陶器。到西周，敷虾青釉的硬质陶，南北均有发现。这时期由于冶金技术的进展，已能有计划地提炼青铜、黄金和铅，并学会用松绿石镶嵌，用朱砂做彩绘。由于装饰品应用的要求，对玉石的爱好，和矽化物烧造技术的正确掌握，从技术发展来看，这时期中国工人就有可能烧造近于玻璃的珠子。至晚到约两千八九百年前的西周中期，有可能在妇女颈串装饰品中发现这种人造杂色玉石。唯西周重农耕，尚俭朴，这种生产品不切于实用，因而在农奴制社会中要求不广，生产品即使有也不会多。到两千四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由于铁的发现和铁工具的广泛使用，生产有了多方面的进步，物质文化各部门也随同发展。襄邑出多色彩锦，齐鲁出薄质罗纨，绮缟细绣纹已全国著名。银的提炼成功和鎏金、鎏银技术的掌握，使得细金工镶嵌和雕玉艺术都达到了高度水平。金银彩绘漆器的大量应用，更丰富了这一历史阶段工艺的特色。在这时期的墓葬中，才发现各种品质纯洁、花纹精美的珠子式和管状式单色和彩色玻璃生产。重要出土地计有西安、洛阳、辉县、寿县、长沙等处。就目前知识说来，内容大致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单色的：计有豆绿、明蓝、乳白、水青各式。

二、复色的：计有蓝白、绿白、绿黄、黑白两色并合及多色并合各式，近于取法缠丝玛瑙和犀毗漆而作。特别重要的是一种在绿、蓝、白本色球体上另加其他复色花纹镶嵌各式。这一品种中又可分平嵌和凸起不同的技术处理。

三、棕色陶制球上加涂彩釉，再绘粉蓝、银白浅彩的。这一类也有许多种不同式样。

这些色彩华美鲜明的工艺品，有圆球形或多面球形，又有管子式和枣核式，圆球形直径大过五公分的，多属第三类彩釉陶球，上面常用粉彩做成种种斜方格子花纹图案，本质实不属于玻璃。一般成品多在直径二三公分左右。其中，第二类加工极复杂，品质也特别精美，常和金银细工结合，于金银错酒器或其他器物上，如青铜镜子，做主要部分镶嵌使用。或和雕玉共同镶嵌于金银带钩上，或单独镶嵌于鎏金带钩上。也有用在参带式漆器鎏金铜足上的。但以和金玉结合作综合处理的金村式大罍和镜子，艺术成就特别高。从比较材料研究，它在当时生产量还不怎么多。另有一种模仿“羊脂玉”做成的璧璜，和当时流行的珍贵青铜玉具剑的剑柄及漆鞘中部的装饰品，时代可能还要晚一些；早可到战国，晚则到西汉前期。品质特别精美纯粹，则应数在河南和长沙古墓出土的蓝料喇叭花式管状装饰品。过去以为这是鼻塞或耳珰，现已证明还是串珠的一部分。时间多属西汉。又长沙曾出土一纯蓝玻璃矛头，还是战国矛头式样。广东汉墓又发现两个蓝料碗和整份成串纯净蓝色珠子，其中还有些黄金质镂空小球。

年来这部门知识日益丰富，两千年前汉人墓葬遗物中玻璃装饰品的出土范围越加普遍。除中原各地，即西南的成都、南方的广州、东南的浙江以及中国东北和西北边远的内蒙古、新疆、甘肃各个地区，都有品质大同小异的实物出土。小如米粒的料珠，也以这个阶段中坟墓中出土的比较多。唯第二类复色的彩料珠，这时期已很少见。至于彩釉陶球则更少。原来这时节中国釉陶用器已全国使用，如陕、洛、河北、山东之翠绿釉，广东、湖南之青黄釉，长江中部各地之虾背青釉，以及长江下游江浙之早期缥青釉都达到成熟时期。并且有了复色彩釉陶，如陕西斗鸡台出黄釉上加绿彩。出土料珠一般常是绿蓝水青单色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应数长沙和洛阳出土，长度约三公分小喇叭式的蓝色料器和一九五四年在广州出土的大串蓝料珠子。

湖南出土的品质透明纯净玻璃矛头和广东出土的二玻璃碗，格外重要。因为可证明这时期工人已能突破过去限制，在料珠以外能烧成较大件兵器和饮食器。

由于海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汉代或更早一些时期，西北陆路已经常有大量中国生产的蚕丝和精美锦绣，外输罗马、波斯和中近东其他文明古国，并吸收外来物质文化和生产技术。这种玻璃生产品，除中国自造外，技术进展自然也有可能是由于外来文化交流的结果。并且还有可能一部分成品是从南海方面其他文明古国直接运来的。因《汉书·地理志》载黄支调斯诸国事时，就提起过武帝时曾使人“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又《西域传》也有罽宾国出“璧琉璃”语，《魏略》则称“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但从出土器物形式，如作云乳纹的璧，白料蝉、浮雕子母辟邪的剑饰、战国式的矛头等看来，可以说这部分实物，是只有在国内才能生产的。晋南北朝以来翻译印度佛经，更喜欢用“琉璃”“玻璃”等字句。因此，过去中国历史学者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多以为中国琉璃和陶器上釉的技术，都是外来物，而且时间还晚到汉魏时代。近年来新的殷周有釉陶器的发现，和晚周及汉代大量精美玻璃实物的出土，和数以万计墓葬材料的陆续出土，已证明旧说见解实不正确。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中国工人制造玻璃的技术，由颗粒装饰品发展而成小件雕刻品，至晚在两千两百年前的战国末期已经完成。再进一步发展成日用饮食器物，两千年前的西汉也已经成功。战国古墓中，已发现有玉色琉璃璧和玉具剑柄，以及剑鞘上特有的玻璃装饰物品。汉代墓中并有了死者口中含着的白琉璃蝉，广东汉墓并且已经发现琉璃碗。魏晋时人作的《西京杂记》《汉武故事》《飞燕外传》和《三国志·胡综别传》，如记载还有一部分可靠性，则早到西汉，晚到三国时期，还使用过大片板状琉璃做成的屏风。虽然这时期小屏风做蔽灯用的还不过二尺见方（见《列女仁智图》），用于个人独坐的，也不过现在的三尺大小（见彩筐冢所得彩漆筐上绘孝子传故事）。然而还是可以说明板玻璃已能有计划烧出。换言之，即中国板玻璃的应用，时间有可能也早过两千年前。三国以后诗人著作中，已经常提起琉璃器物，如著名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说及琉璃榻，傅咸文中曾歌咏琉璃酒卮，其他还有琉璃枕、琉璃砚匣、笔、床各物。又著名笔记小说《世说新语》，内容多是辑录魏晋人杂传记而成，其中记“满奋畏风，在晋帝坐，北窗作琉璃扉，实密似疏，奋有寒色”。又记王济事，称济为人豪侈，饮馔多贮琉璃碗器中。石崇、王恺斗富为人所共知，如为三尺高珊瑚和数十重锦步幛，其实也谈起琉璃碗事。可知西晋以来已经有相当多的产量。唯记载未说明出处，是来自南海或得自西域，抑或即本国工人烧造，未可得知。

西晋末年，因西北羌胡诸游牧氏族侵入中国汉族文化中心的长安、洛阳，战事并继续发展，中国国土因此暂时以长江为界，分裂成两个部分，即历史中的南北朝时期。在长江以北，游牧民族军事统治者长时期的剧烈斗争，使重要的生产文化成就，多遭受严重破坏。琉璃制造技术，也因此失传。直到北魏跖跋氏统一北方后，才又恢复生产，《北史》称：

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指洛阳），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澈。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由此可知，彩色琉璃的烧造技术在北方确曾一度失传。到此又能大量烧造平板器物，直接使用到可容百人行动的大建筑物中。这类活动建筑物虽然已无遗迹可寻，但在同时期墓葬中，却有重要实物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河北景县封姓五座古墓掘中，除得到大量具有时代特征的青釉陶瓷外，还得到两个玻璃碗，一个蓝色，一个浅绿色，现陈列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这种碗当时似为服长生药所用，晋代人有称它作“云母碗”的。

这时期南中国生产已有进一步发展，绿釉瓷的烧造也达到了完全成熟期。薄质丝绸和新兴造纸，更开始著闻全国。文献记载中虽叙述过用琉璃做种种器物（如庾翼在广州赠人白，似即白色料器），由于制作技术究竟比较复杂，并且烧造技术仅掌握在少数工人手里，成品虽美观，还是远不如当时在江浙能大量生产的缥青色釉薄质瓷器切合实用。又因政治上经过剧烈变化，正和其他文化成就一样，玻璃无法进一步发展，关于实物品质形式的知识我们也知道不多。唯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佛教迷信极盛时期，统治者企图借宗教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大修庙宇，照史书记载，北朝统治者曾派白整督工七十万人修造洛阳伊阙佛寺。南朝的首都金陵相传也有五百座大庙，北朝的庙宇则有一千三百多个。此外还有云冈、敦煌、麦积山、天龙山、洛阳、青州、巩县（今巩义市）等石窟建筑群。这时期的佛像以土木雕塑而成，而且都经常使用各色珠玉宝石、琉璃作璎珞装饰物。试从现存洞窟壁画雕塑装饰，如敦煌壁画近于斗帐的华盖、藻井部分边沿的流苏来看，还可想象得出当时彩琉璃珠的基本式样及其应用情形。隋代政府收藏的书画卷轴，照史志记载，也有用各色琉璃作轴头的。隋仁寿时李静训墓中几件水绿色玻璃器，是目前为止出土文物中最能说明当时生产水平的几件实物。《隋遗录》是记载中提及的宫中明月珠，有可能即为如宋人笔记小说所说的一种白色新型大琉璃灯。所不同处，只是隋代还当成宫中奇宝，宋代则已为商店中招徕主顾之物。《隋书·何稠传》称，曾发明绿瓷，历来学者多据这点文献材料，说绿瓷成于何稠。如以近年出土文物判断，则绿釉瓷北方早可到东汉永元，唯白瓷倒只在隋代初次出现，透明绿琉璃也在这一历史阶段达成熟期。

唐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琉璃制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庙宇殿堂雕塑装饰更扩大了彩色琉璃的需要，根据《唐会要》和《唐六典》记载，除由政府专设“冶局”主持全国庙宇装饰佛像的琉璃生产外，日用器物中琉璃的使用，也日益增多。唐诗人如李白等，每用豪迈愉快感情歌颂现实生活时，提及西凉葡萄酒必兼及夜光杯或琉璃钟，此外琉璃窗、琉璃扉也常出现于诗文中。唯多近于从《艺文类聚》中掇拾《西京杂记》等文作辞章形容，不是事实。因直到晚唐苏鹗《杜阳杂编》记元载家红琉璃盘，还认为是重要实物，可知珠玑易烧，大件瓶、盘还不多见。

又《唐六典》卷四说：

平民嫁女头上金银钗许用琉璃涂饰。

《唐六典》完成于天宝时代，可知当时一般小件琉璃应用的普遍程度。不过作器物的特种彩色琉璃，依旧似乎不怎么多。直到宋代，真腊贮猛火油和其他外来蔷薇露，还特别记载是用玻璃瓶贮藏，记大食传入中国贡品时，也曾提及许多种玻璃器。可知中国工人还不熟悉掌握这种烧造技术。这问题如孤立地从技术发展上来认识，是不易理解的，甚至于因此会使人对于战国、汉代以来琉璃生产的成就产生怀疑。但是如联系其他部门生产情形看，就可知道这种情况倒十分自然的事。唐代瓷器的烧造，品质已十分精美。河北邢州的白质瓷器和江南越州的绿釉瓷器生产品，不仅具全国性，并且有大量成品向海外各国输出。又中国丝绸锦缎，原来就有一个更久远的优秀传统。发展到唐代，薄质纱罗由汉代的方孔纱到唐代的轻容、鲛绡，更有高度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多数应用的要求有密切关系，玻璃和陶器比较，技术处理远比陶器困难，应用价值却又不如陶器高，这是当时透明琉璃不容易向应用器物发展的原因。玻璃和薄质纱罗、和纺织物比较，也是如此。薄纱中“轻容”，诗文中形容或称“雾縠”，显示质地细薄，已非一般人工可比。由于这类轻纱薄绢的生产，既结实又细致，甚至于影响到中国造纸工业的进展。例如五代以来虽有澄心堂纸的生产，在绘画应用上，却始终不能全代替细绢的地位。一般做灯笼，糊窗槅子，用纱罗早成社会习惯，而且在使用时具有种种便利条件，价值更远比玻璃低贱，这是使平板玻璃在唐代不容易得到发展的又一原因。因此直到晚唐《邺侯家乘》称代宗时岭南进九寸琉璃盘，又权臣元载家有径尺红琉璃盘，都认为是难得宝物。唐代重灯节，每到正月元宵，全国举行灯节。当时政府所在地的长安灯节，更是辉煌壮观。据《朝野佥载》叙述，睿宗和武则天时，灯有高及十丈延续百丈的。这种成组列的灯彩，个体多作圆形或多面球形的骨架，用薄纱糊就，画上种种花纹，灯旁四角还点缀种种彩色流苏珠翠。琉璃的使用，是作为灯旁装饰，灯的主要部分还是用纱。借此可知某一部门的生产，常常和其他部门生产相互制约，有些还出于经济原因。唐代镜子工艺可说是青铜工艺的尾声，然而也是压轴戏，许多作品真可说近于神工鬼斧，达到金属工艺浮雕技术最高水平。并且已经大量使用金银薄片镶嵌在镜子背面，制作了许多华丽秀美的高级艺术品外，还曾用彩色琉璃镶到镜子背上，得到非凡成功。可是却没有工人会想到把这种琉璃磨光，设法涂上磨镜药，即可创造出玻璃镜子。这种玻璃镜子直到一千年后才能产生出来，结束了青铜镜子延长约两千三百年的历史使命。仔细分析，还是受条件制约限制，即当时铸镜工艺优秀传统，已成习惯，而且十分经济，才不会考虑到还有其他更便宜的材料可以代替。

中国马具及对金铜漆镶嵌工艺的影响⁽¹⁾

这是一个唐代金银错的马镫复原图。图案组织在唐代应属于“鹊含瑞草”一格，常反映于唐代一般工艺品的装饰中。原物于一九三八年在南西伯利亚哈喀斯自治共和国境内发现，苏联专家叶甫鸠霍娃（吉谢列夫夫人）曾作文介绍于苏联《物质文化史研究所简报》第二十三期一册内。从马镫形式和图案处理看来，是唐代的标准式样，和我国西北各地发现的唐代文物，及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近年来在西北武威发现的平脱马鞍、平脱饭碗，共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唐代物质文化影响的广泛性，以及和西域各地区民族的相互密切关系。当时这种出自人民的精美工艺品，不仅丰富了中国物质文化的内容，也提高了中国边沿地区各个兄弟民族物质文化的享受，和许多重要发明一样，更影响到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唐代文化一部分，实吸收了西域文化，并印度、波斯文化，例如音乐就是一个好例。即妇女骑马，也显然是由于西北人民生活习惯影响中原。但是中原物质文化成就和生活习惯，却有更多方面影响到西域。这从近五十年来高昌、楼兰、交河城、武威、敦煌各地洞窟遗址和坟墓大量古文物的发现，及南疆石窟有纯粹中原式样的唐代建筑彩绘可知。世界许多国家，如印度、埃及、土耳其都发现过大量唐代越州系青瓷，有的直接生产于浙江，有的又产于福建、广东，更可知祖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对世界所做的伟大贡献，和自古以来东方诸文明古国的友谊长存。

会银平脱工艺，在唐代本属于国家官工业生产。照《唐六典》记载，国家官工业本源于汉少府监，到唐代更分门别类，组织庞大。少府监工人有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工人有一万五千人，还仅指经常宫廷消费和赏赐官僚宗亲物品生产而言。至于特别兴造，如龙门石窟，即另外设官使监督，征调人工常以十万计！工人学习掌握业务技术，各有不同年限。好些种一两年可学成，镶嵌刻镂必四年才满师。唐官工部分采用应差轮番制，从全国各处挑来的，多“技能工巧”，不得滥竽充数，到一定时期又可返籍就业，金银平脱技术，也因此在长安以外得普遍流传。在制作上，它的全盛时期，必在开元、天宝之际。姚汝能著《安禄山事迹》卷上，即载有金银平脱器物许多种，例如——

银平脱破方八角花鸟药屏帐、金银平脱帐、金平脱五斗饭罂、银平脱五斗陶饭魁、装金平脱函、金平脱匣、银平脱胡平床子、金平脱酒海、金平脱杓、金平脱大盏、金平脱大脑盘、

金平脱装具、金平脱合子、金平脱铁面碗。

照唐人笔记叙述，这些东西都是当时特别为安禄山而作的，和当时长安新造的房子一道，经玄宗嘱咐过，“彼胡人眼孔大，不必惜费”而完成的。这些器物虽然已经不存在，我们从近年出土现藏历史博物馆几面有代表性大镜子，及肃宗时流传日本，现在还保存得上好的几面金银平脱大花鸟镜子、七弦琴和天鸡壶及其他漆嵌螺甸乐器、家具等等实物，并近年长安一带唐墓中出土平脱贴银镜子、西北发现马鞍等物看来，还可知道它在工艺上所达到的高度艺术水平。“安史之乱”，中原重要生产和文化成就都遭受严重破坏。事平以后，肃宗即一再下令禁止，如《唐书·肃宗纪》，至德二年十二月戊午诏：

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

但从禁令中却反映出，政府虽一时不会大量制造，各个地区还是能够制造。到各地生产稍稍恢复，藩镇军阀势力抬头时，这部门工艺，也自然和音乐歌舞相似，在各个地区，特别是南方各州郡，都逐渐得到发展的机会。《唐书·文宗纪》，即位就停贡“雕镂金筐，宝饰床榻”，可知还有这类器物继续在生产，在进贡。《唐书·齐映传》，贞元七年任职江西观察使，希复相位，因刺史作六尺银瓶，映乃作八尺银瓶呈贡。王播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觐，进大小银碗三千四百枚。到唐末五代时，西蜀、南唐、吴越、荆楚、岭南一些割据军阀，除大量制造金银器物、金银棱瓷器和精美丝绸锦绣，作为彼此间结好的礼物外，西蜀统治者甚至于用七宝镶嵌溺器。这种精美尿壶虽不可得见，王建墓中平脱宝函的制作制度，却还留给我们一个印象。岭南刘鋠则用珍珠络结马鞍。天宝时，杨氏姐妹好骑马，并竞选俊秀黄门作导从，马和马具都特别精美。世传《虢国夫人出行图》中骑乘，和《唐人游骑图》，及五代赵岩绘《游骑图》《杨妃上马图稿》等，犹可见骑乘鞍具规模。至于一般乘骑用的金银装鞍镫马具的制作，本于上行下效的风气，自然越来越普遍。这事情从稍后一时统一中国的北宋，把骑乘鞍具当成一种官品制度来加以限制处理，就可以明白。法令的限制，恰恰反映出滥用金银装鞍具，必在稍前一时唐末五代军阀各自称王作霸的时期。

又《唐六典·卷三》称，襄州贡物有“漆隐起库路真”，又有“乌漆碎石文漆器”。《文献通考》则改称“十盛花库路真二具”，“五盛碎古文库路真二具”，学者多不明白意思何在。史传又有“襄州漆器天下仿效”名“襄样漆器”，值得仿效必有原因。但是“库路真”是什么意义？却难于索解。《南史·卷七十·侯景传》，其部从勇力兼人的名“库真部督”，库真似和武勇相关。东邻学者曾就“库路真”一名辞作比较探讨，推测有“狩猎人”含义，以为它或和金银平脱螺甸作狩猎纹装饰，及犀毗漆制鞍具有关。解释似相当正确。因为鞍具在前桥上作狩猎纹装饰，有武威出土唐代马鞍可证！其实这种装饰图案，还源远流长，有可能从西汉以来就已经使用，反映到工艺各部门，一直延续发展下来的。“隐起”属于技术范围，必和同时代的金银带銙“识文隐起”技术处理同式。照宋李诫《营造法式》“雕琢篇”说明，则为浅浮雕法，从明黄大成《髹饰录》解释，又近于浅“剔红”作法。瓷器花纹中和临汝青瓷的雕法相近。若这类材料值得引证，那“隐起”就正是通考说的“花库路真”！可证剔红法实出于唐代。至于“乌漆碎石文漆器”，明显和“斑犀”相近。一般说“剔红”和“犀毗”起于宋代的，由此却为我们提出了一点新线索，证明《因话录》一书中提起犀皮，系唐代以来马鞍鞯涂漆磨成花纹，并非完全无因。这种做法并且可以由唐代再上溯到更早一些时期。不过通考明说“五盛”“十盛”，一盛是否指一具还是一层？若从唐代实用器物注意，唯两种东西相近：

一即魏晋以来墓中常见的分格陶器（这种陶器本系仿漆器而作，近江苏已发现一实物，晋人称九子方樏、十二子方樏或即指此物。即元、明之细点盒。清康熙改圆式，内多改成小瓷碟）。

一即由筒状奁具演进的蔗段式套盒，因此“五盛十盛库路真”，如不是马鞍，或许指的正是平脱漆作狩猎纹装饰和犀毗漆作碎石纹的槅子食盒或分层套奁！

唐代襄州漆器，至今虽然还少实物出土，唯从敦煌壁画供养人，和《张议潮出行图》侍从行列手中捧的器物看来，还可明白一点规模。或如首饰巾箱，亦即魏武《上杂物疏》中所说的严具，或如捧盒、拜帖匣子，或如花式五撞七撞套奁（如上博元漆奁），胎榡则包括有丝绸、竹、木、革、纸。如系泥金银彩绘，也必然和同时一般器物装饰图案相差不远。如系斑犀漆，则和唐釉陶中的“绞釉”“晕釉”“三彩斑纹釉”，及丝绸中的各种染缬花纹发生联系。这也就是说，从同时期工艺生产花纹上注意，我们还有希望明白理解一些过去不易理解的问题。漆器值得全国仿效，又必然还有发展，宋代器物中也还留下许多和犀毗漆接近的几种瓷器花纹，例如临汝青瓷，水和镇紫褐地黄花，或铁锈黄地黑花瓷，建阳窑“鳖甲”“玳瑁”“银星”诸斑茶盏，可供参考。这些深色釉有花陶瓷，和当时的漆器及纺织物印染图案，必然都有密切联系。正如同漆器中的“刷丝”一格，本源于宋代歙州“刷丝砚”而起，宋代刷丝漆已不易得，我们从歙砚谱几十种刷丝砚材说明中，依然还可以明白《髹饰录》中提起的“罗纹刷丝”“绮纹刷丝”种种不同刷丝漆的色泽和基本纹样。故宫清初漆器还有此一格，有人亦以为犀皮，其实应为“刷丝”，多色的则应当叫作“绮纹刷丝”。

唐代的马具装饰纹样和使用材料，既不会是孤立忽然产生，实上有所承，下还有发展，我们值得从中国车马应用的历史，看一看装具上的历史发展，对于新的文史研究，应当还有一点用处。

服牛乘马，照史传叙述，中国人在史前就已发明。不过从出土实物考查，马具的装备，最先是为驾车而作的。安阳出土甲骨文宁，关于马具的名目，虽不怎么多，但出土青铜马具实物，却相当完备。马络头已用许多青铜圆泡密密固定在皮条上，马颈项已悬有小小青铜串铃。虽还未使用衔口铜嚼环，嘴边排沫用青铜镳饰，也有了各种不同式样。控制轮轴的青铜軎、辖，控制马匹行止的辔靷、游环，及人字形车轭，除调节马车行走步骤节奏的銮铃素朴无华，大都印铸有殷商时代流行的精美花纹。马具且有镶嵌孔雀绿石的。算算时间，至少已在三千一百年前！

又因科学考古的工作日益谨慎周密，比较材料也日益丰富，我们还得以逐渐明白了这些器物的位置和作用，可把它和《考工记》叙车制，古诗文中形容驾驭车马的“两骖如舞”“六辔沃若”文字相互印证。自汉代以来，历史学者从文字注疏中钻研，始终难于索解的，出土实物已为我们提出丰富材料，帮助说明。

战国时人批评统治者的奢侈时，常说用“珠玉饰狗马”。其实这种风气早从商代就已开始。根据安阳发掘报告，当时殉葬小狗，就有用精美青铜和美玉什件装饰头脸的。并且古代狗的品种，也有了比较具体知识。例如春秋时赵盾故事中所提起的“君之獒不如臣之獒”的短嘴大狗，和秦代李斯和他儿子出猎所牵的“细腰黄犬”，都已经从出土汉代明器中得到证实。从统计字数上考查，还可知道全旧汉墓葬狗形象，大部分属于竖耳卷尾狗。可知这是汉代一种普通狗种。至于供狩猎用的细腰黄犬，唯辉县汉墓发现过一群，此外即山东嘉样刻石、洛阳空心砖上反映较多。

西周以来，随同封建社会政治组织，车马服章无不有一定制度。车饰什件用铜，木制轮、舆、辕、衡必涂漆绘朱，车盖用帛，并各随爵位等级大小高卑不同。虽然至今还少见完整成分实物发现，但考古所在河南濬县（今浚县）发掘得到的材料，和其他比较材料，已经可帮助我们证明这个时代车乘装饰的特征。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卷云纹和鱼鳞纹，就在车器上得到同样反映。车上绘饰，也可从青铜器和漆陶杂器物纹饰，体会出一些基本规律。这阶段社会分散成好几百诸侯封地小单位，各自占有一套工奴，一片封地，近于在自给自足情形中，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生产发展比较迟缓。从青铜器花纹的少变化和金属货币的数量稀少，也同样可以看出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在若干诸侯领域中，由于铁的发现，生产工具有了基本改变，生产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品增多后，交换需要也增多了。周王朝政权日益衰弱，在诸侯竞争霸权掠夺资源大小兼并过程时，技术工人一再集中，社会享乐要求也增多了，对于交通和战事所不可少的车马具和兵器的改进，都明显起着极大影响。诸侯会盟，就常在车马、衣服、器仗上比赛。齐国新兴商业都市临淄，市民阶级平时还以两车相撞“击毂”为乐。诸侯好马，则“食上大夫之禄”。相马有专书，制车有专工，“千金买马骨”更成历史有名故事。车马具的种类和式样，显然都因之丰富和提高。在这时期古墓出土物中，除各式青制镳及车轴外，还新发现了青铜马嚼环和羊角形镂刻彩绘的骨镳，及种种形式不同花纹美丽的青制当颅，和其他车饰。如河南信阳墓中发现套在辔引上的薄银管。更出现了青铜金银加工的马具。主要还是驾车马身和车身的各种附件。诗史中提起的“约軝　 凿衡”“金鋄镂锡”，无一不有制作精美的实物出土，可以和文献相互印证。战车的装备，也从出土实物和其他青铜器上刻镂车子、陶俑车子，发现了好些不同式样。至于这种加金钿工技术上的发展，如联系其他器物装饰图案比较，以个人私见，有可能是由于长江流域的生产发展，由吴越金工促进的。因为银子单独的提炼，和南中国的丰富原料发现必有关系。兵器的制作，吴越工曾著名一时。近世出土特别精美的青铜镶嵌金银戈剑，就常有吴工造作文宁。又从图案花纹分析，凡属金银加工车马具，也明显和南方的荆楚漆工艺活泼流利的装饰纹样比较接近，却和同时在淮河以北黄渭流域及燕晋各地流行，用密集式半浮雕，或透雕蟠虬、蟠螭为主纹的青铜器装饰有相当距离。金银加工技术出于南方，这种说法虽还缺少具体证实，我们至少可以那么提出，就是这种新兴的镶嵌艺术，正和同时新起的青铜镜子一样，技术上的提高，和花纹图案的多样化，南方吴越、荆楚金工有特别贡献。它的图案组织比较接近于当时的绘画和刺绣，却和传统的青铜雕刻作风不大相同。（虽然一般青铜车马具的花纹，基本上还是商周以来铜器纹样！）

这种金银加工青铜车马器，近三十年来出土实物具代表性的，除过去洛阳金村发现一部分，及其他出土地不明白，现藏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的器物以外，应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数年前在河南辉县的发掘品特别重要。其中如辕首部分的龙头，和其他管状、片状大小附件，用金银线、片、点镶嵌而成的涡云龙风纹图案，组织上融合秀美与壮丽而为一的艺术作风，充分表现出这部门工艺的高度成就。花纹奔放而自由，更反映在这个历史阶段上，造型艺术各部门，从传统形式束缚求解放的精神。艺术中最先得到解放的是彩绘。彩绘漆和金银错工艺本属于同一系列，因此反映得也格外明白清楚。

中国人骑马始于晚周，最先从赵武灵王试用于对抵抗游牧民族内侵的军事上。但在中原和长城边沿地带，至今还未闻有战国时骑乘用青铜马鞍镫发现。照《盐铁论》和《急就章》叙述，早期骑乘马具，多用青铜和皮革做成，金银装高桥鞍和绣锦障泥掩汗，似到汉代中期才使用。金属马镫的发明，也不可能早于加金鞍具。现存一个战国晚期错金铜镜子，上面有个刺虎骑士形象，就像是有鞍鞁而无马镫。汉初古墓出土物中，也未闻有金属马镫出土。镜子上骑士虽有鞍鞯，汉石刻中更有许多骑从，鞍鞯形制分明，殉葬明器中又有种种铜、陶、玉、木、马匹出土，去年长安并且出了一个三四寸大青铜骑士，不过除四川汉墓出土那一个残陶马鞍，我们对于汉代马鞍实际知识还是不多。至于马镫有无，却可从四方面推测得出，至晚在西汉中叶已经应用。一从洛阳出土一般大型空心花砖上骑士形象，其次是一般汉代釉陶奁壶狩猎图案，其三是辽阳汉墓彩画骑从，其四是四川汉墓方砖上浮雕骑从。这些骑士的驰骤形象，多两脚向上挟举，必足部有所踏蹬，才能够做成这种姿势。若从那面错金镜子注意，骑士虽系跪于马背，表示十分紧张，障泥前那个环状带穗东西，比例上虽小了些，却有可能就是最早踏镫式样。骑马习惯虽从西域传来，御马附件却为中原人民的发明。较早马镫或者只是一个皮圈套，属于鞍鞯一部分，正和鞍鞯一样，实用必重于装饰。照汉代社会习惯，爵位品级稍高必坐车，只有随从才骑马，即用鞍镫，也不会如何特别讲究。

《盐铁论》说：

古者庶人贱骑，绳控革鞮皮鞯而已。今富者耳银镊，黄金琅勒，罽绣掩汗。

马鞍镫具使用金银加工，表现美术的要求，必然是汉代文景以后，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出现。从政治上分析，到武帝刘彻时代，或者才会更进一步加以制度化。特别是花纹图案的定型化。原因之一是由于封禅郊天，配合政治需要，特别重视仪仗排场，散骑侍从的鞍具，才可能有一定纹样的金银装裹。原因之二是王公贵族游猎，骑马在薮泽中驰骤，追逐飞禽走兽，当成社会上层重要娱乐风气时，实用以外还要好看，鞍镫才会受特别重视。原因之三是在西北和其他区域军事进行中，“楼烦将”和“越骑都尉”一类人的乘骑，也容许把鞍具做得更漂亮一些。工艺上各部门生产品质的提高，主要都是和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同时又必然和社会背景有一定联系，鞍具的进步也不能例外。

《西京杂记》有关于精美鞍具的种种描写，认为是武帝时创始，长安仿效。这部书的时代虽可怀疑，提出的问题却和大宛天马南来，及社会生产发展情形一致。金银装鞍具，必木漆制作的“高桥鞍”才相宜，制作材料的改变，也必然由于这个时代的应用而开始。乐府诗起于西汉，盛行于东汉，就常有金银鞍具的形容。而且越来越讲究。《三辅決录》记梁冀曾用一“镂衢鞍”讹诈平陵富人公孙奋钱五千万。如不是实物十分精美，是无从用它借口的。

汉代青铜工艺加工技术约计三种，即金银错、鎏金和细纹刻镂。二、三两种又常似同而不尽同。鎏金有素的，有加嵌杂宝石的，有加细云纹刻镂的。本来多系仿金器而作。一般青铜细纹刻镂的可不一定鎏金。诗歌中提起的金银鞍，加工部分虽仅乐浪汉墓一些镂空银片实物可证，我们却可以推测，如不是用“金银扣参带”法，把带式金银片包裹在木漆制的高桥鞍上，就应当是用“金银平脱”法，把镂空金银片镶嵌在高桥鞍上。前一种还可能加有朱绿彩绘。后一种即川金银片镂花。汉代西蜀广汉武都工官作的漆器，全国著名，特种鞍具生产，除长安少府工官，这些地区也可能有一定生产，因为同是产马地区。如用金铜马镫，总不外前述三种青铜技术加工处理。至于鞍镫的花纹，如和社会信仰联系，必作羽人云车种种形象，如阳高古城堡汉墓出土的金银错器表现。如和社会生活联系，必作骑士山中射猎，虎豹熊罴、鸿雁雀兔骇跃腾骧形象，如朝鲜大同江边汉墓中发现的金银错器表现。又或者如一般釉陶博山炉花纹，把人间现实游乐，和神仙不死愿望，结合而成一体，加以艺术处理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装饰风格，反映于各种器物上，在陶、漆、大型空心砖制作上，都可以见到游猎的图案，我们说同时期的鞍具使用这种花纹，和实际情形相差应当不会太远。这种狩猎纹装饰图案的本来，还可说有可能实起源于鞍具。因为在鞍具上反映畋猎之乐，是比在其他器物上更合主题要求的。这种金银加工鞍具，东汉末曹操父子遗文中均提起过。曹植有《进银鞍表》，又有《玛瑙勒》。又战国以来，已经发现过在铁制器物上作金银加工艺术，到东汉还继续，曹操《上杂物疏》曾提起过好几十面金银花纹铁镜，可以和近年出土错金铁镜实物相互印证。东汉晚期镜纽多加大，即近于由铁镜影响。有铁镜即可能有铁皮马鞍。如《陇上歌》咏陈安事，“铁锻鞍”必非自晋创始。金银装鞍具至今少出土实物，试推测原因，当由于东汉以来，一般殉葬日用器物虽还用实物，其他却多用陶瓦明器，车乘则通用小模型。附属骑从马俑也极少见。

魏晋以来，统治阶级除战争和狩猎用马，一般代步多用牛车或步辇（即榻式肩舆）。牛车则如《颜氏家训》所形容的式样，名长檐车，出土物有不少反映，石刻也有。步辇也有三式，《女史箴图》上一个具代表性。鞍具在应用上得到更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社会上比较多数人使用，实在西晋末羌胡民族内侵期间。由于战争需要，鞍具改良，铜铁质马镫大量出现，也必然是在此期间中。羌胡骑马民族的内侵，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阶段，黄河流域生产和物质文化，大部分都遭受严重破坏。但由于实际需要，漆工艺还是得继续保存下来。在历史文献上常提起两部分器物，和金银加工及漆工艺就关系密切，一是兵器甲仗，二是乐器，都有做得特别讲究的。如“金银装鞍镫辔勒”“金银锁子甲”“金银铠”和“明光漆铠”“金银画饰矛稍驽弓”。

《世说》称谢玄：

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贴镫。

可知最讲究还有用玉作的。《北史·张大渊传》称：

得赐绿沉漆铠，兽文具装。

刘义恭启事称：

金梁鞍制作精巧。

《南齐书》记庐陵王子卿：

作银鞍还用纯银作镫。

何承天有“银装筝”，褚渊有“金镂银柱琵世”。大件器物则数鱼宏家“银镂金花眠床”。色漆中新起的有“绿沉漆”，汉末已出现。曹操用绿漆奁具花纹华美。流行于南方，刘桢元嘉中劾广州刺史韦朗，就提起他在任内作“绿沉银泥屏风”。梁简文帝又有镂银、雕花、卷足、绿漆书案。《邺中记》记石虎时情形，除本人经常一身金光熠耀，还有上千侍从女骑兵，也同样满身金彩。又工人作“彩漆游盘，金银参带，茱萸纹细如破发，上置百二十酒盏”，还可以自由转动。又作“五明莫难扇”，捶黄金极薄嵌入，上画仙人鸟兽。又有种种彩漆，或木兰色，或郁金色，或绿沉色。得知东晋北方彩漆工艺还有极高水平。不过就社会情形说来，主要生产还是军事上用的种种器甲鞍具。至于一般人民生活上应用漆器，金银彩画是被严格禁止的。

晋令：

欲作漆器卖者，各先移主史者名，乃得作。皆当淳漆布骨，器成，以朱题年月姓名。

《晋阳秋》记萧谭因为人私制“银画漆粉碗”而被杀。《南齐书·高祖纪》，也有“禁用金银文画饰漆器”记载。但照《东宫旧事》《南齐书·舆服志》记载说来，却可明白当时对百姓即严禁，宫廷中实有种种金银装彩绘漆器，如《东宫旧事》即载有漆四升杯子四十，尺盘三十，漆注八盒，匕五十，碗子一百，画银带唾壶，书台，三十五子方樏二，沓盖二，马凿书簏，金彩装花簏，又漆注绮织 二十枚。漆要扇……车具舆辇更做得异常精美。这种禁令还一直影响到唐、宋民间漆器的制作制度。

《唐六典》称：

民间作器物，必著明作者姓名年月，方许出售。

历史博物馆发掘河北钜鹿遗址时，得到一件北宋素漆盘，还用朱漆记载当时价钱。杭州新出土一份南宋临安府窦家造的素漆器，上面也有造作店铺和年月，刻在漆器边沿上。可见，直到宋代，民间漆器都还遵守这种古老制度。

彩绘漆和金银装鞍具，历史文献和诗歌中既常道及。

又《干宝晋纪》并称：

泰始以来，中国相尚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家，必有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

胡床是“交椅”，相传因汉灵帝喜好而流行。晋代才相习成风气，使用日多。直到宋代，上至帝王，下及官吏，出行时还特别用一仆从肩扛自用交椅。军营帐幕中的虎皮金交椅，则直沿袭用到明、清。由胡床的应用，中国人方改变了古代的坐法，逐渐养成两脚下垂的习惯，到晚唐，由方榻和直几、曲几相结合，才产生男子用的“直背靠椅”和“圜曲圈椅”。又由另外一种妇女薰香使用的竹制金银画漆衣薰笼，才发展成唐、宋妇女坐的“半圜矮圈椅”和“鼓式绣墩”，及“月牙杌子”，对于中国人生活起居方式，引起完全的变化。“貊盘”则和中国人饮食习惯发生联系。“羌煮貊炙”在当时社会虽流行，吃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们知识可并不多。“羌煮”可能和“束皙饼赋”吴均“饼说”提及的“馄饨”“罗”“水引饼”“汤饼”“牢丸”面食有关。是中原人民生活采用面食为主食的发轫。“貊炙”也是一种不同传统的菜食。照刘熙《释名》解释，以为是“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已近于后世烧烤。“胡床”虽已知道是交椅，哪一种交椅更近于早期交椅式样？“貊盘”和普通盘子，形式上又有什么不同？试从这个阶段出土文物，及反映到壁上和纸绢上画迹考查，似乎还有一点线索可寻。绘画中极重要的，是传世《北齐校书图》。这个画卷照《画录》记载，有作顾恺之《文会图》，或《勘书恻》，有作唐阎立本《北齐校书图》，又有截取中间部分，加上树木背景，题作五代邱文播《义会图》的。现存传世卷子可能晚到宋代，本来画稿必传自北朝，因为主要衣着器具都是北朝制度，不能早也不会晚，唯马形已近唐代或更晚式样，和北齐马式不大合。画中一胡床，却可代表早期的胡床，形象极具体。卷中主要部分大榻群像中，除琴砚外，还有个豆式高脚承盘，或可当貊盘称呼。实物则应数河北景县北朝封氏墓出土一个豆黄、浅绿二色混合釉同式高脚盘可以比证。这种式样的器物，汉墓中犹未发现，它的高度又恰好适合游牧民族帐幕中使用。同式承盘到隋、唐还得到不断发展，有印花，有刻花，不作三彩花纹，就作刻画串枝宝相，前者和漆中的“斑犀”漆极相近，后者近于金银器及印染丝绸花纹。如“貊盘”兼指花纹的斑点而言，就应当是“犀毗漆”的前身，是由此发展而成襄州“碎石纹漆器”的。又《东宫旧事》载“漆貊炙大函一具”，可知貊炙中还有方形器。函必有盖。我们试从同时方形器加以注意，同属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绍兴出土缥青瓷中，曾出现过一种长方形有盖分槅器物，槅数多不相等，北方也出过这种瓦器，基本上都近于从竹篾编织出或卷木作胎而成的漆器。如果“貊炙”不尽如刘熙《释名》所说，却兼对南方近海民族通称，原物本来或者还是绿沉漆做成的！这种食器多分成九槅或十二槅，近于晋人常及的“九子十二子方樏”。貊炙必加盐、蒜，晋人记载中常道及。也可能还包括许多不同品种的蜜饯煎炙杂食，作法则来自岭南或山越方面。

“胡床”“貊炙”我们只是在这里附带提出，具体说明还有待专家专文商讨。这里主要是说涉及金银加工镶嵌及有色漆工艺，在晋南北朝以来，它的发展和这些事事物物部分不开。这种镶嵌刻镂工艺，从政治风气说，隋代初期不会得到如何特别发展的机会，从社会生产说，却又必然在一定期间后，续有发展。例如装饰纹样，仅从敦煌洞窟壁画藻井、天盖、佛背光布置而言，也反映出这种纹样上的华丽和细致特征。新近河北曲阳、四川绵阳及山西刻石群像的出土，更可证明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时间虽不过二三十年，艺术上的成就和装饰上的特征，十分鲜明，唐代初期工艺上的成就，大都是从这个固有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唐代重干漆造像，因迎神赛会，便于各地转移。干漆造像法，就是汉代“夹纻”法，和元代的“抟换脱活”法的结合。谈漆工艺史的，多以为传自南方，因东晋雕刻家戴逵就擅长这一道，曾作过夹纻佛菩萨。齐梁均有作夹纻佛菩萨记载。其实如就技术说，战国楚墓中就已发现“布骨”羽觞、饭盘、奁具等等器物。汉代更通行金银扣参带式漆器，就是为增加夹纻漆器坚固而发展的。朝鲜出土汉漆器有好些就是夹纻器。怀安、洛阳、长沙都有出土，不过，转用到佛像造作上，从晋代开始。北朝和南方一样，夹纻法必广泛用于当时佛像塑造上。

杨衒之作《洛阳伽蓝记》称，宗圣寺像高三丈八尺，节日出游，倾城仕女往看，照情形而言，像高三丈八，是只有用夹纻法做成的涂金布彩漆像，才便于抬出行香的。又遇佛生日，有集中洛阳城中一千多庙宇佛像到三千躯，其中一部分，也应当是夹纻漆作的。这些雕塑虽已无一存在，从新发现麦积山部分塑像和河北曲阳、四川绵阳各地出土的同时期雕塑看来，精美程度必然是和《伽蓝记》叙述情形相差不远的。

唐代贞观初期，政治上相尚俭朴，不重华侈淫巧。但工艺依然继续相对保存。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萧翼帮太宗设计，从辩才和尚赚得兰亭真迹后，即得赐金银镂花瓶各一。到武则天以女主专政时期，社会生产一恢复，风气更日趋变化。官宦贵戚子弟，上承陈、隋华靡享乐习惯，无不在车马、园池、歌姬、舞女衣服装饰上用心，竞富斗美。宫廷重要兴建和宗教迷信铺张处，更加惊人。史传称太平、安乐公主，及诸宠臣亲贵园池第宅华美处，多和天宫景象相近。薛怀义命工造一夹纻佛像，一手指即能容数十人。龙门奉先寺石窟雕凿，动用人工数万，并设一专使督工，现存二天王像还高达数丈。这一面反映社会生产的发展，一面也反映人民在工艺上的伟大成就。

唐代国家牧养官马，由四十万匹到七十万六千匹。并于全国重要交通大路上，每三十里设驿站一处，共设一千六百三十九处水、陆驿站，陆站经常都各有一定数量的公用马匹。私人行旅，男女多用马代步。唐人喜郊外游山玩水，男女都能骑马，因之鞍具自然也日益华美，当成一种炫耀手段。装饰品和实用器物各部门，金银加工的艺术和漆工艺结台，因之才在开元天宝之际，出现有时代特征的金银平脱，成为国家官工业之一种。这种工艺技术上的基础，我们说它是由于南北朝金银闹装鞍具的制作，和乐器中的琴、筝、琵琶，用器中的奁盒、薰笼、书案等等生产，而得到巩固和提高，才产生唐代精美无匹的金银平脱漆，比较符合历史本来。这种工艺，到宋代还将继续影响马具制作。

中国写生花鸟画和水墨山水画的发展，在绢素纸张上得到一个确定的特殊重要地位，影响中国绘画史约一千年。这种成就过去人多孤立地认为是五代宋初三五名家高手的成就。这是把绘画和其他方面生产分别开来的一种解释，不够正确的。其实从原料和社会要求两方面看来，花鸟山水画的发展，主要还是当时生产发展所促成。黄筌父子、徐熙祖孙和荆关董巨等人的成就，是由于隋、唐以来，工艺方面先有个花鸟装饰图案的底子，有百千种不同优秀成就，反映于当时的各种日用工艺品上，为人民所熟悉，所喜见乐闻。对于山水园林的爱好，又从晋六朝以来，即反映于诗文中，早成一个单独部门。到唐代男女郊游，看山玩水已习成风气。各州郡生产的颜料，品质又日益提高。特别重要还是唐末五代以来，江南造纸制墨的手工业，不仅品质有了极大改进，产量也普遍提高。西蜀和江南，更因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发展，宗教迷信日益薄弱，寺庙中自然也就无从吸收更多艺术家从事于以宗教为主题的人物画。社会现实的要求，对艺术家课以一种新的任务，“接近自然，反映现实”！因此这些花鸟山水画家，才能够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艺术创造得到进一步的成功！

写生花鸟在工艺上的普遍反映，实成熟于唐代。这个时期，丝绸、瓷器、彩绘、木刻、金铜镶嵌，无不有制作得栩栩如生的作品。特别是青铜加工镜子和平脱镶嵌，花鸟格外精美。丝绸锦缎和乐器、家具装饰图案，都有在小簇花鸟和山水画背景中，作狩猎纹形象。唐人诗文中经常形容过的“金银鞍”“宝马雕鞍”的鞍具制作，既无科学院在武威唐墓发现的平脱马鞍出土，我们也可推测得出，这时装饰花纹，必和同时一般镶嵌工艺花纹十分相近！

至于马镫的式样和品质，我们目前得到的实物，虽无花纹，但去年长安底张湾出土的大型陶马，曾配有一对鎏金马镫，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陈列一个唐三彩大型陶马，也配有相同鎏金马镫。由此可知，这时代马镫比较精美的，或用金银做成，鎏金却是常见格式。至于马镫的形式，从实物和雕塑、绘画作比较研究，我们对于它的特征，因此也逐渐明确，知道至少有三种基本式样：

一、如昭陵六骏，踏脚部分多作长条形，整体却比较扁圆。

二、如传世实物，和《虢国夫人出行图》《唐人游骑图》，虽同样是条子式，上部把柄较长，整体也较高些。

三、如《张议潮出行图》侍从骑士所见，踏脚部分多作圆盘式，已近于宋、明以来铁作马镫样子。五代以来，铁作器物已日益普遍，大如佛塔，小如钱币，都有用铁做的。马具中的踏镫，更宜于用铁制。这种马镫或在晚唐即已流行。《张议潮出行图》的骑从，用的大致就是铁镫！

到宋代，政治上因赵匡胤弟兄统一了五代以来军阀割据的局面，社会生产还在继续发展中。由于政治上的新中央集权，兼并了各个偏霸时，虽得到土地和物资，同时也接收了许多官僚，因此官僚组织特别庞大。五代以来，地方各自为政，衣服无制度，金银闹装鞍具的滥用，必须加以整理，才重新加以等第，和官位品级发生联系。必然因为是竞奢斗巧，不合制度，才禁止逾越制度。但是，求台新的制度，另一面也就更发展了这部门生产中的官、私手工业。

宋王栐著《燕翼贻谋录》称：

鞍具之别，亦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诏“常参官银装丝绦，六品以下，不得闹装。仍不得用刺绣金皮饰鞯。未仕者乌漆素鞍”。则是一命以上，皆可以银装鞍也。

《宋会要稿》曾把天禧二年各种鞍辔官价列出，共计约三十种不同式样。最贵者为“金镀银闹装”，值二百二十三两。最贱的为“微窊”和“白成银铰具”，各值十二两。一般高级官僚用“金镀银铰具”分三等，计一百两、八十两及七十两。“漏尘宝相花”八十一两。此外还有“麻叶”“宝相花”“洛州花”（或指牡丹）、“陷墨花凤子金解络促结”“频伽三镮”“孩儿三镮”“鹿儿三镮”“鹦鹉三镮”“白成银陷墨银花瑞草”“龟鹤”“麒麟”“蛮云子”等等名目，价值都不相同。这必然是把五代以来各个地区流行的图样所做的一种新的安排。从《宋史》卷一百五十记载，我们还得知道，这些鞍具除货币价值以外，和官制品级的密切关系。例如赐宰相、亲王、枢密使，必金涂银闹装牡丹花铰具，值八十两，配有紫罗绣宝相花雉子方鞯、油画鞍、白银衔镫。赐使相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宣徽使、节度使等等，金涂银闹装太平花铰具，值七十两，配有紫罗绣瑞草方鞯、油画鞍、陷银衔镫。……皇亲分六等，宗相女婿分二等。赐契丹使值七十两，副使值五十两。因社会情形不同，政令也时有更改。景祐三年，则五品以下不许用闹装银鞍。政和三年，诸王又特赐金花鞍鞯。宋代宗室功臣都是世袭恩荫制，每遇国家有大事，如与契丹订约，郊天，帝王大婚，还另外赠赐一大批官爵，在朝、在野大小官僚达四万余名员。六品以上都可用闹装银鞍，起码小官也可用银花鞍，可知鞍具制造，官、私生产量必然都不小。会要虽提起过许多种不同花纹，这方面实物知识，我们是不多的。只能从部分绘画，和《营造法式》“雕琢”与“彩绘”部门，及反映于其他陶瓷、铜铁杂器等花纹联系，得到一种近似的印象，知道部分必从唐代传来，部分新起，事实上认识还不够具体。又宋代虽一再禁令人民仿效契丹服装和骑乘制度，但是在聘问往还中，却照例要赠送契丹及西夏来使闹装鞍具，因此在辽墓或西夏古墓中，如发现有纯中原风格的精美鞍具，是不稀奇的。（热河辽驸马墓出土闹装银鞍具，即近于宋制。）特别是在西北方面，元昊部属骑士用银装鞍，还极普遍。他们和中原马具的区别，我们还少知识。

唯北宋以来，一般器物中用铁已成风气，马具中的踏镫，凡说“银衔镫”的，有时另一记载又说是“陷银马镫”，可知是铁嵌银，正和其他器用制度相合。花纹多用“球路”“连钱”“万字流水”作锦地纹，或另留出开光部分，再在上面嵌刻动、植物花纹。由于铜韧而铁脆，材料性能不同，马镫式样因之条子式渐少，圆盘式日多，是必然的发展。宋代马的应用范围虽还广泛，至于和其他生产比较，关于马鞍具的制作，却明显可以看出算不得是生产重点，随同社会生产发展中，人民的创造力，已转移到造纸、造墨、刻书、烧瓷器、制茶、炼矾，从胆矾水中取铜，织锦、染缬、作剔红漆器等等，和其他许多方面去了。宋代妇女已少骑马习惯，这是和唐代大不相同的。

唯宋代金银细工、漆工，和唐代比较，技术依然还在发展中。宋代特种金属矿的开采，是历史上极兴盛时期。海外贸易送出去的多是丝绸、瓷漆器。进口物除香药外，也吸收了许多金银。金银器和金银胎漆器的使用，数量范围远比唐代更多、更广。当时不仅宫中有大量金银器和金银胎精美雕红漆器，并且部分瓷器也用金银包口。民间还保留大分量金银作种种使用。北宋虽也想继续用神道设教愚弄人民，并减轻外来压力，在开封就很修建了几处大庙宇，以为可吸收人民的信仰，增加统治上的威信。如用六年时间修建玉清昭应宫，集天下名画师用分朋比赛法日夜赶工，共完成一千三百多间的房子装饰画。文人官僚也喜欢阿谀附会，作了许多谈鬼志异的笔记小说。可是人民却日趋实际，已不如六朝、隋、唐对于鬼神的热烈迷信。北宋虽一再禁令人民不许滥用金银，并提起十八九种在服饰上用金的名称，但《东京梦华录》记，开封有七十二店，日夜贩卖酒食，其中二十座大酒楼，都能容纳上千主顾，一般多用金银酒食器。一座樊楼即有过万件酒食器。一二人看座吃喝点什么，上桌的金银酒食器皿，也重过二百两。小酒摊子还用银碗、银杓上酒。汴梁失陷，金人把公、私金银数千万两都搜刮而去。到南宋建立临安行都时，《梦粱录》叙市容极详细，藉此得知烧去不多几年的临安，就已恢复了往日繁荣，各种商业都分门别类，金珠彩帛交易，还是动辄千万。漆器类则分行出售，“金漆行”外还有“犀皮行”，可知生产量之大，和生产上的明确分工。

宋代除剔红漆器代表特种生产，比一般描金漆、彩绘漆及各式不同犀毗，在技术上的进步，是生产越加普遍。例如犀皮漆就有许多种。“斑犀”“剔犀”“滑地福儿犀”，都成熟于这个时代。就中唯螺甸平脱不及唐。又当时军事上用漆也极多，作器仗常过百万件，铁片甲和稍矛类一般都得上漆。作箭达千万枝，箭杆也有部分得涂漆！契丹辽和两夏都是骑马民族，特别喜好畋猎，契丹骑兵五十万，鞍具当时即著名精美。唯不过在工艺上的特征，我们却少具体知识。契丹多用唐制，马具也近于唐代制度。唯必然有些不同处，宋政府才用法令禁止。如近年热河辽驸马墓出土鞍具，则似属于宋之闹装鞍具，金铃累累，起于北朝诞马，于北朝俑中犹有反映。传世李公麟绘《免胄图》，即唐郭子仪单骑见回鹘故事。骑兵装备有研究价值。因马甲为羌胡民族所惯用，北朝以来骑俑即常着甲，骑士则穿裲裆衫，当颅部分作华饰，向上翘举如金冠。这种马饰在古匈奴族墓葬中就早有发现，应即古所谓“金鋄”。

蔡邕《独断》记载：

金鋄，高广各四寸，在马鬣前。

这种用镂金铜加其他装饰马首之物，宋唯卤簿引驾马有之，《宋史》卷百五十有“铜面插羽”形容，这画上的马头还相近。这类装饰既不会是画家凭空而作，但在万千种历代墓俑和石刻壁画车马形象上均少见到，它的来源，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西北洞窟壁画，又从未发现过这种马头装饰，或者来自中国偏东北部游牧民族，也未可知。

宋代马具虽有种种不同制作，以名目种类而言，并且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多些，唯宋代肩舆已经流行，通称“担子”，先还只是宗室老臣上朝可用，稍后即越加普遍。特别是中层以上妇女出行，唐代骑马风气已完全结束，即出城游观扫墓，能坐轿的也必用轿。到南宋，因东征西伐，道路险阻，带兵大官既多文臣出身，百官于是都用轿了。当时理学家虽有“以人代畜”议论，请求政府用法令限制，还是无从限制。理学家本人出行，大致也还是要坐轿了。另外一个原因，即由于江南马匹不多，军用马就不足数。国家为吸收来自西北的马匹，茶马司还在川蜀特设官锦坊，专织特种锦缎，并掌握茶叶生产，便于每年按期用“和买”制交换西北、西南各属军用马匹。

明人因笔记常提及元代“戗金”器和技术处理，后人多误以为元代始有在器物上加金习惯，正如把古代金银错认为是夏代发明又通称“商嵌”一样。其实戗金如指用金银片、丝、星点嵌于铜漆器物上，是由春秋战国开始，用于青铜兵器、容器、车马器上。到汉代，更在铁、漆及丝织物上也使用到，并进一步普遍发展了鎏金法和泥金银法。一直使用下来，从未断绝。唐代禁止用金十四种，可知当时至少服饰用金技术即已达十四种。宋代禁止用金十九种，还仅就衣饰上用金而言。元代“戗金”虽使用于铁兵器什件上比较多，从部分遗物看来，也可明白是这部门工艺的继续，而且是技术衰退时期。正和社会各部门重要生产一样，在这个将及一世纪的时间中，游牧民族落后政治统治中，国家适合军事需要的官工业，在组织上虽若更加严密，更加专业化，提高了生产上的品质和数量，例如毛纺织物，和加金丝织物，在技术上也得到一定成就。此外来自人民的戏剧小说，因当时吸收了许多有文学才能人士，生活又面对群众，得到许多新的成就。棉花则由黄道婆从岭南传来种植和加工技术，于长江下游松江一带大量种植后，人民得利极大。至于其他一般生产文化，实际上居多是停顿或后退的。即“戗金”技术，和先前比，也少进展性。游牧民族军事统治者，对于乘骑的爱好和重视，虽由来已久，在欧、亚二洲广大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更必须靠几十万铁骑来维持。马镫在西方的传播，就有人认为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因之改变了世界古代旅行、射猎及战争技术。然而元代马具，却未闻有何特别改进处。日人从传世画马名家任月山的一幅画迹引证，认为元代马镫本于宋制。其实这幅画从马形说来，正和一般传说赵松雪画马情形相同，多从唐代粉本摹写而成，并非元代马式。到目前为止，关于元代鞍具的实际知识，我们也是不够多的。比较可靠还是从明初骑乘注意，能够明白得到一点印象。

元代漆工艺成就在南方民间。著名的如张成、杨茂，在设计上和制作艺术技法上，都是优秀的。明初由张成儿子张德刚主持的果园厂剔红漆器的成就，基本上还都是从元代两大名家技术得到的。陶宗仪著《辍耕录》，曾提到元代漆器种种生产作法，并叙述及“戗金”漆器。又从元明之际通俗识字读物《碎金》一书中，还可知道在这个时期，漆器中已有如下各种名目：“犀皮”“罽浆”“锦犀”“剔红”“朱红”“退红”“四明”“退光”“金漆”“桐叶色”……一面可知宋元以来有色漆的种类，另一面也也可推想这种多色漆，在宋元以来必然大部分都有机会用到木制高桥鞍具上。至于马镫的制作，我们知道“双虹饮梁”或“二龙戏珠”必流行于元代，而影响到明、清。至于从画迹上来考查这时期的鞍镫，似乎还需要在画迹年代上，先做出正确判断，才可用作根据，不至于错误。因为一般传世《番骑图》，从明代以来绘画鉴赏家，为简便计，在著录上提人名，多一例把它当成“胡虔”“胡瑰”“东丹王”“陈居中”等人遗笔，提主题，总不外“番骑”“射猎”“游骑”等事。其实这些画幅是包括有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一系列不同对象的旧画，更包括三四个世纪许多有名、无名作者的成就。对于这些绘画的引证，是应当谨慎一些，详明时代，比较妥当的。

明代在马具鞍镫工艺问题上，正和明代青铜镜子工艺一样，时代虽然比较近，历史文献也比较详悉，但一到必需联系实物来商讨举例时，特别是从“发展”上有所说明时，我们知识反而越加不具体！从日用铜镜子说，是因为大型镜子制作比较汉、唐简陋，在工艺上多不足保留，却在玻璃镜子兴起以后，把它当成废铜熔化了的。鞍具不易从土中发现，则有两个原因：

一是殉葬时纸作明器车马，多当场焚化。

一是坟墓中已无用真实马鞍殉葬的制度。

但明代鞍具的制作用银风气，从记载上说“鋄银事件”还是可以知道。明代青铜金银加工技术，可分作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是基本上发源于金银错，技术上有了进一步突破，因之演进成为一个新的生产部门的，是景泰年中“掐丝珐琅”的出现，“景泰蓝”因此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具世界性一个部门。早期景泰蓝属于国家官工业，主要生产品和果园厂漆器相近，是为装点宫廷需要产生的瓶炉圆器。到清代，才作多方而发展，也有用作鞍镫的。由于不切实用，并且容易损坏，虽有鞍具制作，还是缺少发展性。

第二部分是直接由青铜加金技术演进而出，在仿古鼎炉彝器制作上加嵌金银丝花纹，有署名“石叟”的作品，在明、清两代士大夫玩宣德炉成风气时期，十分流行。不过器物多仿作，因之真伪难分。又有虽同样直接由金银错技术发展，却用“剔红法”“堆花法”做成芝麻地或锦纹地加凸雕龙凤折枝花等等鼎炉瓶壶器物，厚鎏金，还影响到清代造办处制作。在明、清铜工艺成就中自成一格的，有署名“胡文明”制器。数量、种类虽不如石叟作品之多，艺术成就却比较高。但所作器物多属于当时所谓“清玩”一格，马具鞍镫还少见。又云南昆明元、明以来就有“乌铜走银”技术，在继续生产小件日用品，直延续到现代。技术上有用近于唐、宋人说的“识文隐起”法的，也有完全平嵌，如金银嵌和唐银平脱两种技术混合的。不过花纹既多用一般折枝花鸟文字，又多从墨盒等小件应用器物上发展，因之和石叟作品已同源异流，更不大容易看得出他和古代金银错彼此关系了。二十年前，中国偏西南各省区，山地行旅交通，用马力代步需要还相当多，因此马鞍具在这些地区，也还有一定生产量，昆明地方的马鞍，还常有用彩漆绘成精美图案的，因色漆重髹，磨光处红黑斑斓，十分美观，还可证《因话录》说的古犀皮色泽来源。马镫更有种种不同的式样，既可发现长柄把条子唐式铜马镫，也容易见到错金银作“球路”“连钱”“狮子滚球”“双龙抢宝”等花纹的宋、元、明式马镫。其中也有可能就是元、明旧作。重要是它的形制。值得加以收集，因为再过十来年，这些马具恐怕就快要消失了。云南乌铜走银技术的流传，唐式马镫的继续，正和云南槌金箔技术一样，据个人私见，它可能和唐代南诏时军队攻西川，掳掠四百特别技工回滇有密切关系。因此就技术说，它还反映唐代川蜀金工的成就，算得是古代“蜀郡西工”一个分支。

第三部分是技术保存于长江下游和广东、江西，大至床榻、屏风、衣柜、条案，小如酒盏、茶盘。无不生产的金银嵌螺甸漆工艺，通称软螺甸金银嵌。这是最源远流长一个部门，因为金银嵌较早作品，虽只在春秋战国时墓葬发现，至于螺甸作装饰镶嵌，安阳侯家村彩绘浮雕龙纹残土上，就已有圆泡状蚌片发现。濬县（今浚县）辛村卫墓的螺甸镶嵌长方片，更近于在漆器上的残件。明代以来，因南方生产发展，海外通商贸易范围日益增加，市民阶级中的中产分子生活多比较富裕，特别是寄住在江浙如苏、杭、嘉、松、湖一带城市，直接或间接以靠掠夺劳动人民劳动果实为生的地主官僚商人富户，这些人的爱好，比宫廷中的爱好还更广泛地刺激了这部分生产品质的日新月异。正和其他许多种特殊工艺一样，嘉定、杭州、松江刻竹器，宜兴作陶壶，苏州嘉兴作缂丝，苏州雕玉、刻象牙，都得到发展机会。《髹饰录》在这一类漆器上，提起的名目就有几十种，可见技术上的多样性。这些不同加工技术当时都必然会反映到马鞍上。明人笔记称，江西庐陵富户家中作螺甸漆器，床榻、衣柜当时都是聘请工人到家中定作，不计工本，不问年月。严嵩抄家时，留下一个财产底册，也提起很多这种大件床榻工艺美术品。（历史博物馆收藏漆器家具中，还有一对明代制作高及八尺的大柜，全部用软螺甸金银嵌法，表现元、明人杂剧本事，人物不及二寸大，楼阁、树木全用宋代界画法做成的。）当时还有用同一主题，一生专作小件器物的，例如苏州人江千里，就以作《西厢记》小件酒器茶盘而著名。

明代金银加工工艺，无论在种类和艺术成就上，虽然都有明显彰著的发展，时代又还近，但马鞍具可没有留下特别精美的东西。除前提两种原因，另外还有两个不同原因：

一是轿子的流行，因为到明代晚期，不仅官僚富户可以坐轿，照《金瓶梅》叙述，山东一个小县份的妓女，出门也坐轿子。

二是特别精美的金银装鞍具，多因剥取金银而毁去，想保存也不容易保存！

(1)　本文作于1954年冬，据原稿编入。文中列出的图像未见对应图稿。

第三章

织锦

谈锦

中国织锦，从比较可靠的文献——《诗经》《左传》《国语》等称述，至少已有了约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古代所谓贝锦、重锦、纯锦，虽为两千年来经、史学者时常称引疏解，实物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却少有人具体提出。即或比较后来一些记叙，由于近半世纪的出土实物日益增多，把文献和实物相互印证，工作上得到许多便利，有种种可能，过去学者通人如汉代郑玄释《三礼》，晋代郭璞注《尔雅》，唐代颜师古注《急就章》，及明、清以来如顾炎武、赵翼等，孤立引书、证书，即再博学多通，不易弄得清楚明白的问题，也可开始从文物互证得到许多新的认识、新的理解。例如对于《急就章》中涉及丝绸部分，前人以为属于色泽形容的，新的发现已明白大部分实为花纹形象。但从整个情形说来，这部门生产成就及其在发展中如彼如此原因，问题还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不仅仅是汉代的知道的不够多，即近五百年生产，也还是所知有限。既未在艺术史研究工作范围之内，也不曾在国内几个有条件大博物馆，成为一个专题研究课目，布置一点人力，来开始认真作些初步探索工作。因此文化史或艺术史涉及这部门艺术成就时，多缺少应有理解，只能空泛交代几句不着边际的说明，居多完全触不着本题。一面涉及百十万劳动人民，累代连续生产了大几千年，还留下实物以十万计的艺术品，我们对之还十分陌生；另一面是明、清以来，少数文人、画家，在笔墨艺术风格上，略有突破，直到如今，还在艺术上占用若干篇幅，作详尽分析，而在艺术出版物上，也一再重印，还在国内作各种不同规模的展出。从这一点上，让我们感觉到，若对于“民族优秀遗产”的“古为今用”要求落实时，发生困难是意中事。特别是关于丝织物这一部分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所抱的轻视、忽视态度，是不大合理的，有负于古人的。因不揣鄙陋，试从常识出发，作些探索工作。抛砖引玉，实有待国内专家学者共同努力。

唐有“双矩锦”“盘绦绫”，和其他花纹一样，内容似还少人分析过。比较说来，这类丝绸花纹，实同源异流，同出于古代竹篾编织物，由之影响发展而成，且可代表较原始提花织物纹样。时期早可以到三千年前的商代，晚也必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即已成熟。古人所谓“纯锦”“重锦”，或陈留出的“美锦”，这种矩纹锦即或不占主要地位，也必然有一定地位。

双矩锦得名虽出于唐代，敦煌唐代壁画服饰部门和边沿彩绘部门，均少有反映。恰说明唐代装饰艺术在丝绸上的要求，已将重点放在团窠图案一类以宝相、牡丹、地黄、交枝小簇花为主的植物纹样，和鸳鸯、鸾风和其他鸟鹊含绶穿花等动物图案相互交错处理上，较古式的矩纹图案已不再占重要位置。但是它的继续生产还是事实。而且还在发展中，千年来依旧生产，且演进变化成种种不同花式。在稍后的宋代及近三百年，在锦类生产中，还续有发展，做出百十个新花样。

矩纹锦在唐代，似只在张萱《捣练图》卷中一个骨牌凳垫子上绘出过。从比较得知它和青绿簟纹锦、金银锭式锦均同属一格。传世实物虽不多，唯《营造法式》彩绘部门，却还保留下好些种不同格式。明、清仿宋锦实物，以康熙有代表性，大致还可找出三十种不同样子，可以证实它原来的式样和演变的过程。由此明白它在提花彩锦中出现，可能比龟子锦还早些。锦纹基本既从竹篾编织物而出，至少商代已可能有这种花纹产生，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却逐渐成熟，发展成各种相似而不同的图案。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过这种锦缎，另外一时必将从新的发现实物中得到证实。因为一切事物不是孤立存在，而又必然和其他事物有一定联系，且在不断发展中的。我们无妨从“联系和发展”来作些初步探索：

一、商代白陶器上有相同连续矩纹图案。

二、同时或早些青铜器上也有相同矩纹图案（方鼎上反映特别具体）。

三、安阳出土一个白石雕刻人像，衣服上即使用这种矩纹图案，而且反映得十分清楚明白。

特别重要便是白石刻人像上的花纹，虽间接却具体。且不仅商代各物上存在种种相同花纹图案，此后也还并未绝迹失踪，还继续反映到工艺品中，成为装饰图案一部门。

一、春秋战国中原地区各处出土青铜车轴头上还有这种连续矩纹，地子或作芝麻点，或作羽状卷云纹。时间比楚式镜子上反映当略早些。

二、楚式青铜镜子上，主要花纹图案之一种，且形成种种不同变格式样，地子或作整齐细致羽状卷云，或作不规则螺旋云纹。由于过去对于它的来源成因不明白，或称“山”字镜，或称“T”字镜，或称“矩形”镜，或称“规矩”镜，可极少注意到它和纺织物纹样的关系。并且它既和“山”字可能有一定联系，也和礼制玉中的“蒲纹”不可分割。

三、战国或秦汉之际大型空心砖边沿有这种连续矩纹。从类似砖上使用纹已确知为丝绸中的绫纹，则砖上连续矩纹，更必然是一种织物花纹。

四、战国玉璧上有这种连续矩纹，此外玉羽觞、玉具剑上之玉璏上，也使用过这种连续矩纹。这个一般可说是一种云纹的变格，事实上却更近于连续矩纹的缩小。（周代礼制玉说的蒲纹，如非指这类纹样，即应当是另外一种青苍玉大璧上所反映的一种直格纹和纵横交错的条纹。至于《三礼图》所绘在璧上作小簇写生蒲纹，则只是宋人以意为之，完全不符实际。因直到目前为止，出土周代大小玉璧千百件，还从无作《三礼图》上那种写生般蒲纹的。）

五、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彩绘俑，有些衣沿作这种连续矩纹。如结合史志上说的“衣作绣，锦为沿”的记载，则无疑这种花纹，事实上即当时一种锦纹。最具说服力也是这个俑上衣沿的反映，和商代那个白石刻人像花纹一样，是直接出现于衣服上的。

六、山西侯马近年出土大量铸铜用陶范，有几个约四寸长人形陶范，有着矩纹短短花衣的，也有着条子式三角回旋云纹花衣的。这个材料且进一步为我们说明，既有全身矩纹图案，又有间隔条子式花纹图案，白陶早已发现过这种条子式作方折回旋云纹，彩陶则间隔条子也常有发现。白陶上矩纹且和人形泥范上衣着花纹完全一致。由此可知，当时生产这种花纹纺织物，至少已有几种不同方式，幅面较窄只堪作衣沿或腰带用的，或和目前还在西南苗族、西北回族用粗毛编织的带子式材料技术相差不多，是属于原始腰机地机，用手指凭操作习惯理经提花，而用一种木石璋式刀具或牛肋骨作工具，代筘压线进行的。这虽是种原始提花机，而直到如今，却还在边远地区继续使用。十八世纪海南岛黎族使用的工具全份，还陈列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运用这些工具进行织作方法，则在云南石砦山出土铜器上，还有极典型形象保存，陈列于北京历史博物馆。这还是一千九百年前时留下来的。（至于西藏式织氆氇工具，却已有了进一步改进。）同一时期也正是中原地区如陈留襄邑使用新式提花机织出“登高望四海”“长生无极”“韩仁”诸彩锦时！从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假定，即由商代到东周，这种矩纹彩色提花纺织物至少有两种不同幅度：一种不过三五寸宽，楚俑所用衣边，是不用剪裁照原来幅度缀上的。商白石人像和侯马泥范人形所穿花衣材料，却是照古代二尺幅筘立式提花机做成的。

矩纹锦在汉代已少见，同式花纹反映到其他装饰图案也少见。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由于生产发展，织机改进，这类近似几何规矩图案已不能满足生活要求。因此汉代彩色花锦出土不下数十种，基本纹样多是云山中鸟兽奔驰为主题，打破了传统束缚，自出新意。图案来源不外从两个方面：即反映现实主义的游乐狩猎生活，反映于文字则产生《羽猎赋》《上林赋》等叙述，其次反映浪漫主义的对于神仙方士长生不死的迷信情形，反映于文字，则有如《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有关海上三山等叙述，及乐府诗关于博山炉形容。这两种思想，影响到工艺装饰图案各部门，产生冠饰上的盾形金博山，和陶井栏青铜灯上的金博山形装饰。产生五鹿充墓出土的错金戈戟附件上的花纹，上作仙人驾鹿车在云中驰逐，各种鸟兽骇跃腾骧于山云间。产生朝鲜汉代古墓出土的同式错金银附件花纹，上作骑士射虎，及孔雀、鸿雁、麋鹿、野豕于山云中奔走驰逐。影响到翠绿釉陶和栗黄釉陶鼎或尊盖部博山，产生千百种各具巧思的金铜博山炉。反映于丝织物，则成各种大同而小异的锦纹，而以较著名的“韩仁”锦和“登高望四海”“新神灵广”“明光”诸锦最有代表性。事实上这种锦纹也可以说是立体博山炉的平面化，图案来源是共通的，都出于海上三神山的传说。这种锦纹的成熟，如据上面文字分析，早或在秦始皇，晚亦不会到武帝以后，因为“登高望四海”必然和当时封建统治者大奴隶主妄想长生不死上泰山封禅有密切关系。锦上字体也具秦刻石风格。有些也可能早到战国中晚期，因为花纹作式云纹，正和战国楚式铜镜花纹及彩绘漆盾花纹有共通点。古代有关丝绸名目的“”和“绮”，可能和这个花纹有关。“长乐”“明光”则系秦汉宫殿名目。这种花纹锦缎，直到晋代还继续生产。《邺中记》所说“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及《南史》称“仙人鸟兽云气异样花纹”，和米芾所见晋永和时“仙人鸟兽云气织成锦”必然有密切联系。或简直就是同一织物。到北朝晚期或唐代初期，锦类才有进一步变化，龟子纹锦或属固有格式，连珠团花、对羊、对灵鹫、对天王狩猎、野猪头等图案，则有可能来自西域，或更远一些地区。根据见多识广的张彦远记载，说窦师纶在成都做行台官时，出样制作的瑞锦，游龙翔凤诸花样。既称章彩奇丽，流行百年不废，可知花纹图案组织及和色方面成就，均必有过人处。从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实物及敦煌唐代彩绘壁画种种壮丽丝织图案还可窥见大略。韦端符《李卫公故物记》和《唐六典》罗列了部分绫锦名目，并特别对于一近似织成锦式缂丝衣袍花纹加以赞美。陆龟蒙《古锦裙记》则记述所见特种锦裙，虽说或陈、隋间物，其实以鸟衔花使用习惯而言，则大致成于唐初。

双矩纹绫锦见于《唐六典》诸道贡赋，盘绦绫锦则著录于较晚的大历禁织绫锦纹样诏令中，李德裕《会昌一品集》“谏织缭绫奏议”也提起过。唐代以来，大撮晕彩锦类，虽已达到和色极高艺术效果，唯在应用方面似以本色花绫和染缬比较广泛。红紫使用有一定限度，唯青碧色不受何等拘束。

彩锦类在历史各阶段中如玄宗开元初年和肃宗时，常因政治上原因，一再明令禁止。矩纹和盘绦在织法上比较简单，且切合新流行于上中层社会坐具垫子类需要，从而得到发展是意中事。但从“谏织盘绦缭绫奏议”中，可见比一般本色花绫还是华美难织，货币价值也必然较高。直到宋代，社会生产有进一步发展后，锦缎花纹也因提花技术有了提高，更重要是丝绸生产数量的扩大和品种的加大，彼此竞新立异，因此由比较简单的龟贝锦发展而成的八答晕锦，由团窠锦发展而成的大宝照锦，由一般花纹比较疏朗的素地串枝牡丹锦发展而成的满地金，或间金红地藏根满地花加金锦。灯笼式也由北宋成都开始织造金线莲花灯笼锦而发展成各种各样不同式样。梭子杏仁式樗蒲绫，也由唐代遂州所织，到宋代发展而成许多相似不同花纹，有对凤、游龙、聚宝盆、牡丹等等，就织法说则有罗、纱、缎，就材料说有织金，有间金，有装花，有本色花等等。从簟纹发展而出的矩纹锦，这时节由于应用面的扩大，也得到进展，从《蜀锦谱》和后来些《博物要览》所记宋代几十种绫锦名目中试加分析，即可知至少有×种和簟纹有关。或由之发展而成。即明代普遍流行，清代又在南京、苏州大量织成的万字地大小折枝串枝花式，明人所谓“落花流水”锦，不下百种式样，也无一不是由之发展而来。这类宋锦实物虽保存已不多，但《营造法式》彩绘部门若干种花式，基本上即是锦缎式样，可以用来和现有明、清同式锦缎互证，给我们对于它有进一步认识。

织金锦

中国丝织物加金，从什么时候开始，到如今还是一个问题，没有人注意过。比较正确的回答，要等待地下新材料的发现。以目前知识说来，如把它和同时期大量用金银装饰器物联系看，或在战国前后。因为这个时代，正是金银错器反映到兵器、车器和饮食种种用器的时代，是漆器上开始发现用金银粉末绘饰时期，是用金捶成薄片，上印龙纹作为衣上装饰时期。但是文献上提及锦绣时，是和金银联系不上的。春秋以来只说陈留襄邑出美锦、文锦、重锦、纯锦。“锦”字得名也只说“和金等价”，不说加金。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过这时期墓葬中丝织物加金的记录。长沙战国古墓中，得来些有细小花纹丝织物（新近还发现棺木上附着的黼绣被），可不见着金痕迹。陕西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斗鸡台，发掘过西汉末坟墓，虽得到些鸟兽形薄金片，或是平脱漆上镶嵌的东西，可不像是衣服上的装饰。西北楼兰及交河城废墟中，掘出的小件丝绣品，其中有些金屑存在，丝织物还极完整，不见剥损痕迹，当时是用金箔粘贴，还是泥金涂绘，又或只是其他东西上残余金屑，不得而知。东汉以来，封建帝王亲戚和大臣的死亡，照例必赐东园秘器，有用朱砂画云气的棺木、珠襦玉柙。这种玉柙，照《后汉书·舆服志》解释，是把玉片如鱼鳞重叠，用金银丝缕穿缀起来裹在身上的。一般图录中还没有提起过这种实物式样。中国历史博物馆中有份刘安意墓中出土遗物，有骨牌式玉片一堆，上下各穿二孔，穿孔部分犹可看出用金缕的方法，还是用细金丝把玉片钉固到丝织物上。当时这种金丝有一部分必然外露，但决不会特别显著。

《史记》《汉书》都称西北匈奴、胡人不重珠玉，喜欢锦绣。汉代以来中国每年必赐匈奴酋长许多锦绣。中国向大宛、楼兰诸国换马和玉，也用的是锦绣和其他丝织物。这种丝织物中，是有加金的，如《盐铁论》说的中等富人的服饰，即有“罽衣金缕，燕貉代黄”。说的金缕也可能指的是大夏、大秦外来物。

《晋书·大秦国传》称：

大秦能刺金缕绣。

西北匈奴羌胡民族，既喜欢锦和金银，就有可能从大秦得到金缕绣。近半世纪西北发掘的文物，证实了史传所称西北民族爱好锦绣的习惯。在蒙古和新疆沙漠中，得到的汉代丝织物，如带文字的“韩仁”锦、“长生无极”锦、“宜子孙”锦、“群鹄”锦、“新神灵广”锦、“长乐明光”锦，和不带文字的若干种绫锦绣件，截至目前，还是中国古代丝织物中一份最有代表性的、珍贵的遗物。它的纹样和古乐浪汉墓出土的丝织物大同小异，恰是汉代中原丝绣的标准纹样（正和《盐铁论》说起过的，两地当时受中原墓葬影响情形相合）。

中国科学院黄文弼先生，在他作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中说：

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冢中，死者衣文绣彩，甚为丽都，虽黄发小儿，亦皆被服之。

遗物中有一片近乎织成缂丝的织物，上面做的是一匹球尾马拉一辆车子，文献和其他报告图录中，还从来没有提起过。但似乎没有见过刺金缕绣。其中一个青红锦拼合成的锦囊，记录上虽说是从魏晋之际古墓中得来，其实是正格汉式锦，一作龙纹，或即《西京杂记》所谓蛟龙锦，有无极字样。一作对立小鸳鸯花纹，有一“宜”字，似宜子孙锦，已启唐代作风。这些丝织物据朱桂莘先生说，当时或着金。但从提花纬线考察，不像加过金。在北蒙古古坟中，曾得到一小片桃红色有串枝花的毛织物。花纹和一般丝织物截然不同，和汉末镜缘装饰倒相近。如非当时西北著名的细罽，从花纹看，有可能来自大秦或西方其他国家，时代当在魏晋之际。

因《西域传》记载，中国丝织物加金技术上的发展，一部分学者即以为实来自西方。但是，一切生产都必然和原料发生联系。锦缎类特种丝织物生产，除古代的陈留襄邑、山东临淄，汉以来即应当数西蜀。金子生产于西南，汉代西蜀出的金银知漆器，在国内就首屈一指。因此，中国丝织物加金的技术，说它创始于西南，或比较还符合事实。最早用到的，可能是金薄法，即后来唐、宋的明金缕金法，明、清的片金法。丝织物纹样既和同时金银错纹样相通，加金部分也必然和金银错大同小异。

张澍《蜀典》引魏文帝曹丕《典论》，批评三国时丝织物说：

金薄蜀薄不佳，鲜卑亦不受。如意虎头连璧锦，来自洛邑，亦皆下恶，虚有其名。

循译本文的意思，即川蜀织的金锦和彩锦，送给鲜卑民族，也不受欢迎！洛阳有名的出产，品质并不高。

《诸葛亮文集》则称：

蜀中军需惟依赖锦。

可知当时蜀锦生产还是军需主要来源。川蜀是金子重要生产地，捶金箔技术，于蜀中得到发展，是极自然的。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的需要。《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称：

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从大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绮、纨、素、金银餙镂之物。

说的即明指各种丝织物衣服上加金银装饰。或刺绣，或织成，则不得而知（用金银缕刺绣作政治上权威象征，从此一直在历史发展中继续下来，到以后还越来越广泛）。

喜欢用金银表示豪奢，在西北羌胡民族中，最著名的是石虎。陆翙著《邺中记》称，石虎尚方锦署织锦种类极多，可没有提过金锦。其中有“大明光”“小明光”诸名目，这种锦在汉墓中即已发现，还是韩仁锦类汉式锦。但这时节印度佛教大团花已见于石刻，反映于丝织物，很可能就有了后来唐代的晕锦类大花锦，宋时的大宝照锦，用虹彩法晕色套彩，技术上比韩仁锦已大有进步，可不一定加金。至于当时的织成，则近于宋以来缂丝。有几种明白称金缕和金薄，说明小件丝绣用金的事实。

《邺中记》又称：

石虎猎则穿金缕织成合欢祷。

可见当时也用到比较大件衣着上。所说金缕即唐宋的捻金，金薄即后来的明金和片金（但唐人说缕金，却有时指明金，有时指捻金。捻金又可分后来克金式的和一般库金式的）。

《西京杂记》也记了许多特别丝织物，曾说“蚁文万金锦”，这个著作说的虽是汉代故事，反映的却多是魏晋六朝时物质，蚁文万金似乎只是奇异贵重的形容，花纹正如西域所得锦缎，并非用金织就。

许多记载中，唯《蜀典》引曹丕批评，所说金薄、蜀薄指的近于后来织金，且和曹操《上杂物疏》文中一再提起的“金银参带”漆器相关联。文中还提起许多漆器是用金银绘画的。

另外，东晋时也用泥金，王隐《晋书》称，江东赐在凉州的张骏以金印大袍。如金印大袍指一物，用金印必泥金方成功。

又《北史·李光传》，说赐光金缕绣命服一袭。还是像捻金绣，不是织金。

就情形说来，织金法大致至迟在东汉已经使用。川蜀机织工人所作金薄，必和所做金银扣漆器一样，当时实在具有全国性，既可得极高利润，自然会继续生产。

到三国时，由于中原长年战争，影响到销路，也必然影响到生产。这时生产技术虽保留，品质已退步，不如本来。至于用捻金刺绣和捻金法，技术上有可能是从西方传来的。鱼豢《魏略》即称大秦能织金缕绣。至于在中国和泥金涂画，三种加金同时用到，当在晋六朝之际。以北方用它多些。原因除奢侈享乐，还有宗教迷信，谄媚土木偶像（《洛阳伽蓝记》提金银着佛像极多）。不久南北同风，南方用于妇女衣裙，且特别显著。隋代用泥金银即极多。到唐代，贞观时先还俭朴，及开元、天宝之际，社会风气日变，一般器物多用金银，或金银装饰，如漆器中的平脱镜子、桌儿、马鞍（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还提到金银杓瓮笊篱）。加之外来技术交流，一般金细工都有长足发展，从现存实物可以明白。丝织物加金技术，也必然于此时得到提高。捻金织物于是同样得到发展机会。不过从唐人诗词描述中看来，用于女子歌衫舞裙中的，还不外两种方法：一即销金法的泥金银绘画或印花，一即捻金线缕金片的织绣。以泥金银绘和捻金刺绣具普遍性，织金范围还极窄。

“银泥衫稳越娃裁”，“不见银泥故衫时”，“罗衣隐约金泥画”，“罗裙拂地缕黄金”，即多用于女人衣裙的形容，也间或用到男子身上。

《鸡跖集》称：

唐永寿中，敕赐岳牧金银字袍。

又：

狄仁杰转幽州都督时，武后赐以紫袍龟带，自制金字十二以旌其忠。

这可见男子特种衣袍上加金银文字，从晋以来就是一种政治上权威象征，不会随便使用的。

又《唐书》称：

禁中有金乌锦袍二，元宗幸温泉，与贵妃衣之。

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元宗赐安禄山衣物中，也有“金鸾紫罗”“绯罗”“立马”“宝鸡袍”。指的都是当时特种统治身份才能用这种加金丝织物衣服。

又《唐语林》称，贵妃一人有绣工七百余人。为了满足当时杨家姐妹的穷奢极欲的享乐，衣裙中用金处必然极多。至于如何使用它，从敦煌唐代女子服装可以见出当时花朵的布置方法，主要多是散装小簇，即宋时金人说的“散答花”。串枝连理则多用于衣缘、斜领和披肩、勒帛。花式大都和现存唐镜花式相通（特别是男子官服中的本色花绫，如雁衔绶带、鹊衔瑞草、鹤衔方胜、地黄交枝等等，反映到遗物和镜文中，都极具体分明）。它的特征是设计即或用折枝散装花鸟，要求的还是图案效果。做法则刺绣和销金银具比较普遍性，也有可能在彩色夹缬印花丝织物上，再加泥金银绘的。

《新唐书·肃宗纪》：

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

正反映元宗时金泥刺绣必十分流行，经安史之乱后，才用法令加以禁止。但唐代特种丝织物，高级锦类，一般生产我们却推想是不用织金，也不必用金的。韦端符记李卫公故物中有锦绫袍，陆龟蒙记所见云鹤古锦裙，说的都是唐代讲究珍贵彩色绫锦，文字叙述非常详细，均没有提起锦上用金。两种织物照记载分析，都近于后来缂丝。

日本正仓院收藏唐代绫锦许多种，就只著明有四种唐代特种加金丝织物。唯用金到衣服上，且确有织金，和许多不同方法加金，开元天宝间《唐六典》已提到，用金计共有如下十四种：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缕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此为明杨慎所引，今六典无）。

唐人记阎立本画，用泥银打底，是和泥金一样把金银做成细粉敷上去的。若用于衣裙帐幔，大致不外是印花和画花。捻金是缕金再缠在丝线上成线，也可织，也可绣。一般说来，绣的技术上处理比较容易，用处也比较多。织金通常却用两种方法：一则缕切金银丝上机，是三国以来金薄法，唐、宋、明金法，明、清片金法；一作捻金线织，捻金法有可能从西域传来。早可到三国时，由大秦来。晚则唐代由波斯通过西域高昌、龟兹诸地区兄弟民族，转成中原织工技术。北宋末文献记录已有捻金青红锦五六种。但直到明代，织金锦中用到捻金的，占织金类比例分量还是极少。清代方大用，是因细捻金线技术有了特别进步，才把这种捻金范围扩大的（最有代表性的，或者应数清华大学藏乾隆两轴缂丝加金佛说法图，径幅大到一丈六尺以上。原藏热河行宫，共十六幅，辛亥以后取回北京，存古物陈列所，日本投降后，不知为何被人偷出售于清华。还有一种细拉金丝织成的纯金纱，明代已见于著录，北大博物馆曾藏一背心，似清代剪改旧料做成）。

唐代宗时禁令中称：大张锦、软锦、瑞锦、透背、大裥锦、竭凿锦（即凿六破锦，龟子纹发展而成的）、独窠、连窠、文长四尺幅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及常行文字绫锦，及花纹中盘龙、对风、麒麟、天马、辟邪、孔雀、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均宜禁断。

禁断诸绫锦名目，如瑞锦、大裥、麒麟等锦，有一部分还可从正仓院藏绫锦中发现。这些锦样的设计，多出于唐初窦师纶。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说得极清楚：

窦师纶，敕兼官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

张彦远见多识广，笔下极有分寸，说的“章彩奇丽”，必然是在讲究色彩的唐代，也非常华丽。这些锦样真实情形，已不容易完全明白，但从正仓院藏琵琶锦袋（似织成锦），和时代虽晚至北宋，花式尚从唐代传来的紫鸾鹊谱缂丝，内容我们还可仿佛得到一二。这种华丽色调，在宋锦中已有了变化发展，但反映于这片缂丝，还十分动人。一切事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此外我们也还可以从同时流行反映于敦煌洞窟天井墙壁间彩画团窠方胜诸锦纹，及铜镜、金银器上的花纹图案，得到唐代丝织物花纹基本特征。

因此我们明白，唐代丝织物工艺上的重要贡献，还是以花纹色调组合为主，即部分加金，也是从增加装饰效果出发，如正仓院藏加金锦，和元明以来之纳石失、遍地金、库金、克金，以捻金或片金为主要的丝织物，是截然不相同的。

丝织物加金有了进一步发展，大致是在唐末五代之际。丝织物花纹由图案式的布列，发展为写生折枝，也是这个时期。其时中原区域连年兵乱，已破败不堪。前后割据于四川的孟昶，江南的李煜，吴越的钱俶，政治上还能稳定，聚敛积蓄日多，中原画家和第一流技术工人，能逃亡的大致多向这些地方逃去。几个封建统治者，都恰是花花公子出身，身边又各有一群官僚文人附庸风雅，金银一部分用于建筑装饰和日用器物，一部分自然都靡费于妇女彩饰衣裙中。这些地方又是丝织物生产地，织绣工和当时花鸟绘画发生新的联系，大致也是在这个时期。唯关于这个时代的丝织物，除诗词反映，实在遗物反不如唐代具体（仅近年热河辽驸马墓出一件捻金织云凤类大袍或被面）。诗词中叙女子服饰用金极普遍。在瓷器上加金银边缘装饰，也是这个时代，从吴越创始各种“金银棱器”。

到宋统一诸国时，从西蜀吴越得来锦缎数百万匹，除部分犒军耗费，大部分是不动用的。北宋初年，宫廷俭朴和社会风俗淳厚，都极著名。旧有的还不大用，新生产也不会在这个时间特别发展。直到真宗时，社会风气才有了变化。由于政治上的新中央集权制，一面是从诸国投降得来无数金银宝货，一面是从各州府财政收入统属中央，且集中京师，就有了个可以奢侈浪费的物质基础。其时正和占据北方的契丹结盟议和，权臣王曾、丁谓辈，贡谀争宠，企图用宗教迷信结合政治，内骗人民，外哄契丹，因之宫中忽有天书出现，随即劳役数十万人民，修建玉清昭应宫，存放天书。把全国最好的工人，最精美的材料，都集中汴梁，来进行这种土木兴建工程。并集天下有名画师，用分队比赛方法，日夜赶工作壁画。一千多间房子的工程全部完成时，君臣还俨然郑重其事，把天书送到庙里去，大大地犒赏了参加这个工程的官吏和工人一番，丝织物用金的风气，也因之日有增加。

宋王栐著《燕翼诒谋录》，记述这个用金风气的发展，便认为实起于粉饰太平，上行下效，不仅士大夫家奢侈，市井间也以华美相胜。用金情形，则可从反复禁令中充分反映出来。其实，当时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例如：汴梁城中二十余酒楼，特别著名的樊楼，楼上待客用的大小金银器具，就有两万件。三两个人吃喝，搁在桌面的银器也过百两。即小酒摊吃过路酒的，也必用银碗。大中祥符八年诏令，提起衣服用金事，名目即有十八种之多。计有销金、缕金、间金、戗金、圈金、解金、剔金、捻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阑金、盘金、织金、金线……

除部分是用于直接机织，其余大都和刺绣、印画、缠裹相关，即从用金方法上看，也可以想见这个中世纪统治阶级，是在如何逐渐腐败堕落，此后花石纲的转运花石，寿山艮岳的修造，都是从这个风气下发展而来的。

不过，现存宋锦或宋式锦，都很少见有加金的。说宋锦加金，且和一般习惯印象不相合。这有两个原因做成：

一、照习惯，鉴赏家对于锦类知识，除从《辍耕录》《格古要论》《博物要览》诸书知道一些名目，居多只是把画卷上引首锦特别精美的龟子纹、盘绦琐子纹、八达晕等几何纹式彩锦，就叫作宋锦。即名目也并不具体清楚明白。因此不闻宋锦有织金。

二、宋人重生色花，即写生折枝，这些花也反映到锦的生产中，打破唐以来的习惯。这种生色花，而且部分加金，或全面用金。明代把这些花锦，斜纹织缪丝地的叫“锦”，平织光地的叫“缎”，福建漳州织薄锦叫“改机”（弘治间织工林宏发明），凡彩色平织，带金的叫作“妆花缎”或“织金缎”，不作为锦。因此，即遇到这种宋锦或宋式锦，也大都忽略过了。其实宋锦和社会上的一般认识，是不大相合的。折枝写生花部分加金和全面用金，在宋锦中是不少的。文献中提起的近百种锦名，大部分还可从明锦中发现。

宋锦加金至少有两种方法，我们已经知道。一即古代之金薄法，宋代称为明金。《洛阳花木记》称，牡丹中有“蹙金球”，以为色类“间金”而叶杪皱蹙，间有黄棱断续于其间，因此得名。又记“蹙金楼子”，情形也相差不多。宋人喜欢把本色花鸟反映到各种工艺品上去，若反映于丝织物上时，自然即和建筑中的彩绘勾金，及现在所见织金妆花缎用金情形大体相合。宋锦中是有这种格式的。加金有多少不同，在宋人通呼为“明金”。记载这种丝织物名目，花纹和用处较详的，以《大金集礼》提起的比较多而具体。说的虽是南宋时女真人官服，我们却因此明白许多问题。因为这种服制花式，大多是抄袭辽和宋代的。也有捻金锦，如明、清捻金或库金。文献上提起捻金锦的，多在南北宋之际。《大金吊伐录》记靖康围城时，宋政府和金礼物中即有金锦一百五十匹。周必大《亲征录》称南宋使金礼物中，即有捻金丝织物两百匹。周辉《清波杂志》卷六，载给北使礼物，也提起过青红捻金锦两百匹。又周密记南宋初年高宗赵构到张浚家中时，张是当时有四万顷田著名大地主，献锦数百匹，其中也有捻金锦五十匹。可知这种捻金锦在当时实在是有代表性的高级丝织物。同时也说明这种金锦，至迟在北宋中叶已能生产，但始终不会太多。《大金集礼》又叫作“捻金番缎”，说明从金人眼目中它既不是中国织法，也不是金人所能织，显然是西域金绮织工做的。又叫作捻金绮，和锦的区别或在它的织法上。关于这种织工，南宋初洪皓著《松漠纪闻》说得极详细：

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惟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帛有兜罗绵、毛罽、绒锦、注丝、熟绫、斜褐。又善结金线。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又善捻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惟以打换达靼。辛酉岁，金人肆眚，皆许西归，多留不反，今亦有目微深而髯不虬者，盖与汉儿通而生者。

这个记载极其重要。我们知道，唐代工艺生产中若干部门，是和印度、波斯、阿拉伯，或西域回鹘技工关系密切的。丝织物加金工艺，在唐代得到高度发展，由金薄进而为捻金，和这个盛于唐、到宋代入居秦川为熟户的回鹘，必有联系。金人称“捻金番缎”，也是这个原因。

金锦中明金和捻金花缎，说得比较具体的，是《大金集礼》提起金人服制中的种种。可知道明金还是用处多。时代稍后记录中，元人费著作的《蜀锦谱》只提及一种，可推测得出纹样的，即“簇四金雕锦”。如簇四和营造法式彩绘簇四金锭相通，金雕即盘绦，则这种锦必然是捻金，不是明金。因为这种锦正如同琐子一样，捻金可织，片金织不出。至于陶宗仪《辍耕录》说的一种“七宝金龙”宋锦，却有可能是片金兼捻金两种织法，明织金中还保留这种锦类式样。

更详细地叙述这种宋代金锦花纹色泽的，只能靠时代晚后三百年《天水冰山录》记严嵩家中收藏的宋锦名目得知。记录中明说是宋锦的，计有大红、沉香、葱白、玉色种种。其中有三种织金锦，名目是：青织金仙鹤宋锦，青织金穿花凤宋锦，青织金麒麟宋锦。

这个文献对于明代锦缎名目，记得非常清楚，当时说宋锦，必有不同于明锦的地方，如不是宋代旧织，也必然是宋式锦。但宋织锦和明织锦根本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如不能从用金方法上区别，问题就必然是在配色艺术和组织技术上有个区别。从宋代种种工艺来比较，我们都可知道宋锦不可及处，即打样设计时，布置色泽，组织纹样都当成一件大事，而用金从艺术上说来，却不怎么重要。这三种青地织金锦，有可能是部分明金，不是全部用金的。

宋范成大《揽辔录》记南宋乾道六年使金时，在路上见闻和京师印象：

民亦久习胡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衣服不甚改。秦楼有胡妇，衣金缕鹅红大袖袍，金缕紫勒帛，掀帘吴语，云是宗室郡守家也。

根据这个记载可知，开封被金人占据后，中国淮河以北人民的服装，即多在压迫中改作金制，唯妇女不大变（这里所记某妇人穿的金缕鹅红或系鹅黄，是小鹅毛色。如鹅红，即只能是鹅顶鹅掌红色了）。金人服制各以官品大小定衣服花头大小，文献上记载得极详细。照《大金集礼》记载，且知道官吏衣服上的花纹用牡丹、宝相、莲荷甚多。有官品的通是串枝花。这是沿袭唐碑墓志、敦煌彩绘、《营造法式》、辽陵墓志等等花式而来的。这些花还继续发展到元代“纳石失”金锦纹样中，也反映到明代织金中。史传记载，金兵破汴梁后，除织工外，妇女多掳去刺绣。《金史·张汝霖传》称章宗时为改造殿廷陈设，织锦工用到一千二百人，花费两年时间才完工毕事。后来更加奢侈。这种织工自然大部分即得于汴梁和定州一带，有北宋初年由川蜀、吴越、江南来的头等锦工，也有唐以来即在西北，宋代成为秦川熟户的西域金绮织工。这种织锦工人和中国丝织物史发展，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即元代纳石失金锦的生产，实由之而来。

《元史·镇海传》说：

先时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宏州（山西大同附近）。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宏州，命镇海世掌焉。

这里所谓“西域人”，显然即是洪皓《松漠纪闻》说起过的先“居秦川为熟户”，后为金人迁徙于燕山及西北甘肃一带，为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眼睫以下多虬髯，善捻金线，又会缂丝织作的回鹘族织工！

镇海管理的丝毛织物生产，即元代著名的纳石失，名义上虽还叫作波斯金锦，其实生产者却有可能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和同化后的金绮工。《元典章》五十八，关于它的使用记载得极详尽。《舆服志》称天子质孙冬服即分十一等，用纳石失做衣帽的就有好几种。百官冬服分九等，也有很多得用纳石失。《元典章》“织造纳石失”条例，许多文件反复说到应如何做，不许如何做。对于偷工减料的低劣货色，禁止格外严，也可反映当时生产量之大。在当时，不仅丝织多加金，毛织物也用金，叫作毛缎子。不仅统治者百官衣服上用织金，三品以上官吏帐幕也用织金（萧洵记元故宫殿廷时曾描述）。国家生产纳石失，不仅宏州设局，另外还设有许多专局，同属工部管辖监督。如撒答剌欺提举司，即有别失八里局。又织染提举司，也有专织纳石失局。《元典章》提起纳石失或织金缎时，虽一再传达诏令，说某某种龙形的不许织造应市，却又说织造合格的即允许市面流行。这种特殊丝织物随蒙古族政权织造了将近一百年，曾经反映到游历家马可波罗眼目中，因之也反映入世界各国人民眼目中。但是这种丝织物，竟和元代政权一样，已完全消灭，明代即少有人提起，这是和历史现实发展不大符合的。

丝织物虽然是一种极易朽败的东西，一世纪的大生产，总还应当有些残余物品留下来，可供研究参考。从图画中可见的，如元帝后妃像中几个后妃缘领花纹装饰，可推测必然是纳石失。元著名武将画像披肩，可能是纳石失。《明实录》记洪武初年赐亲王、功臣锦绮织金，必然还是元代库中旧存旧样丝织品。明初画像服饰材料，因之也必然有部分反映。

实物发现最有希望的地方，是故宫和中国北京和西北各地大喇嘛庙里，保存得完完整整的成匹成幅的直接材料，因明、清二代的兴替，宫廷中或已无多存余。至于零碎间接的经垫、佛披、幡信、袈裟和其他器物及密宗佛像边缘装饰上的，却必然还有不少可以发现。在故宫库藏里，许多字画包首，册页扉面，和其他宋、元旧器衬垫丝织物，同样可希望这种发现。其次，即明《大藏经》使用的经面、经套，其中织金部分，或出于纳石失式样，或即是本来的纳石失。前一部分，北京庙宇里的东西，剩下的也已经不会怎么多。因为元、明以来密宗佛像，近数十年被帝国主义豪夺巧取，盗出国外的不下万千件。稍好的就不容易保全。但是，即就北京市目前能得到的而言，如果能集中一处，断缣败素中还是可希望有重要发现（有小部分可能是宋锦，大部分却是明织金锦缎，纹样还是极有价值的）。西北区大庙宇，由于宗教传统的尊重，不受社会变乱影响，就必然还有许多十分重要的材料。故宫收藏则从中得到的明、清仿宋彩锦，或多于元纳石失金锦。至于明《大藏经》封面，就个人认识说来，即这份材料，不仅可作纳石失金锦研究资料，好些种金锦本名或者就应当叫作纳石失，并且还是当时的纳石失。

我们说明代加金丝织物，大都是元代纳石失发展而来，从《野获编》记录洪武初年，向北方也先聘使礼物中的织金名目，也可见出。五彩织金花锦由一寸大散答花朵到径尺大的大串枝莲、大折枝牡丹，和三五寸花头的蜀葵、石榴、云凤、云龙、云鹤，不宜于衣着，可能作帐幔帘幕、被褥的材料，和其他文献记录比较，我们就会具有一种新的认识和信念，纳石失金锦问题，虽在多数学者印象中，还十分生疏，却是一个可以逐渐明白的题目。明织金是一个关键，必须给以应有的重视。其次，即现存故宫部分充满西域或波斯风的小簇花织金锦，通名“回回锦”，在乾隆用物帷帐和蒙古包帐檐中都使用到。整件材料，部分还附有乾隆时回王某某进贡的黄字条，可知这类金锦至晚是乾隆时或较前物品。这类回回锦特别值得注意处，即花纹还充分具有波斯风，和唐代小簇花装饰图案近似。在有关帖木儿绘画人物服装和元帝后像领沿间用金锦花纹，也十分相似，元代纳石失也许仅指这类花纹金锦而言，还须进一步研讨。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为中国丝织物加金历史发展问题，试重复一下，提出如下意见，供国内专家学者商讨：

用金做装饰的丝织物，在战国有可能已产生，汉代以后得到继续发展。但真正的盛行，实只是元、明、清三代。开始应用虽可早到两千二三百年前，作用不会太大，用处也不会如何多。但至迟在东汉时，明金做法已能正确使用。六朝到唐末，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中，或因佛像中的金襕，影响到封建统治阶级妇女的装饰，衣裙领袖间除彩色描绘外，用金已比较多。特别是当时贵族妇女，需要用金表示豪富甚过于用色彩表示艺术时，金的使用范围必然日渐增加。但是，金银在丝织物中的地位，始终还是并没有超过具有复杂色彩的传统刺绣和织锦重要。在装饰价值上，则只有小部分的泥金缕绣的歌衫舞裙，有从彩色刺绣取而代之的趋势。到唐代，特别是开元、天宝时代，因王鉷、杨国忠等人的聚敛搜刮，杨氏姐妹的奢侈靡费，和外来的歌舞，西域阿拉伯回鹘的金绮织工，以及谄佞佛道的风气，五者汇合而为一，织金丝织物需要范围就日广，生产也必然增多。到这个时代，用金技术已经绰有余裕。但用金事实，还是在社会各种制约中，不可能有何特别发展。到宋代，因承受唐末五代西蜀、江南奢靡习惯，用金技术更加提高，织金、捻金和其他用金方法已到十八种。但使用还是有个限度。譬如说，封建帝王亲戚服制上常用，一般中等官吏衣服即不会滥用。妇女衣裙上局部用，全部还是不用。宣和时，更有两种原因，使丝织物加金受了限制，不至于大行于时：

一、衣着中因为写生花鸟画的发展，把丝织物上装饰纹样，已推进了一步。刺绣和缂丝，都重视生色花，能接近写生为第一等。即染织花纹，也开始打破了唐代以来平列图案布置的效果，而成迎风浥露折枝花的趋势。换言之，即黄筌、徐熙、崔白、赵昌等画稿上了瓷器，上了建筑彩绘，上了金银器，这个风气也影响到丝织物的装饰花纹。所以从唐代团窠瑞锦发展而成的八搭晕锦，凿六破锦发展而成的球路等彩锦，几何图案中都加入了小朵折枝花。色调配置且由浓丽转入素朴淡雅，基本上有了改变，金银虽贵重，到此实无用武之地。

二、当时艺术风气鉴赏水准已极高。特别是徽宗一代由于画院人才的培养，和文绣院技术上的高度集中，锦类重设计配色，要求非常严格。金银在锦中正如金碧山水在画中一样，虽有一定地位，不可能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徽宗宣和时，庭园布置已注意到水木萧瑟景致，桫椤木堂的建造，一点彩色都不用，只用木的本色，白粉墙上却画的是浅淡水墨画，和传世王诜的渔村小雪，赵佶自作的雪江图近似，在这种宫廷艺术空气下，丝织物加金，不能成为一个主要生产品，更极明显。

属于金工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似乎稍有参差。关于金薄、缕金、捻金技术的进展，照近三十年考古材料发现说来，商代即已经能够捶打极薄金片。春秋战国之际，在青铜兵器和用器上，都用到这种薄金片和细金丝镶嵌，就处理技术上的精工和细致而言，是早超过缕金丝作衣饰程度的。洛阳金村发现的一组佩玉，是用细金钮链贯串的。寿县和河南出土，捶有精细夔龙纹的金质片，可作战国时期金工高度技术的证明。特别是三年前在河南辉县发现的金银错镶松石珠玉彩琉璃带钩，和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出土的铁错金银加玉带钩，实可作公元前五世纪中国细金工艺最高纪录的证明。这个时期的巧工，文献上虽少提及出处，一部分来自楚民族和西蜀，可能性极大。到汉代，技术上有了新的展开，用金风气发展，仿云物山林鸟兽缕金错银法，已打破了战国以来几何纹图样，漆器上的金银扣和参带法，且使用相当普遍，中等汉墓里即常有发现。讲究处则如《禹贡文奏》和《盐铁论·散不足篇》所叙述，许多日用小件器物都用金银文画装饰。鎏金法应用更加广泛，且使用到径尺大酒樽和别的用具上。但从用金艺术说，比起战国时实在已稍差了些。这个时期蜀工已明显抬头。西北和乐浪所发现的漆器中，都具有文字铭刻。蜀工之巧在汉金银扣器中已充分反映出来。随同丝织物生产的发展，西蜀丝织物加金的技术，必然和扣器有同样成就，到汉末才逐渐衰落，但生产还是能供应全国需要。

晋人奢侈而好奇，王恺、石崇辈当时争富斗阔，多不提金银珠玉，只说南方海外事物中珊瑚犀象，和新兴的琉璃。在这种情形下，自然不会以金银装饰为重。北魏羌胡贵族多信佛，用金银做佛像和建筑装饰，均常见于史传。但做衣服似和社会要求不大相合。石虎是极讲究用金银铺排场面的一个胡人，算是极突出的，史传才特别反映。西域金工做的捻金丝织物，亦必然在这个时期才比较多。南朝似乎犹保留了汉以来金银镶嵌工艺传统，常见于诗文歌咏中。但这个时代正是越州系缥青瓷在社会上普遍受尊重的时代，金银器在社会上能代替富贵，却不能代表艺术，即衣裙上用金，诗人形于歌咏，也着重在豪华，和服饰艺术关系就并不多。到唐代，豪华和艺术才正式结合起来，这从现存金银平脱和金银酒食用具在工艺上达到的艺术标准可见。但丝织物加金还不是工艺中唯一的重点。因为唐人重色彩浓丽，单纯用金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金的装饰作用，已在丝绣织物上加多，还不至于大用。有捻金、织金等十四种方法，一般使用的是女人服饰上的泥金银绘画。

宋代丝织物用金方法已加多，但工艺重点则在瓷器、绘画和缂丝织锦。瓷器装饰金银，虽从五代吴越开始，并无什么美术价值。宋代定州瓷器，虽还用到这个传统，用金银缘边，分量已减少成薄薄一线。绘画用大小李将军作金碧山水法的赵千里，在宋人画中，即只代表一格，并非第一流。缂丝重生色花，不重加金。克金还未发现。锦缎则如前叙述，要求艺术高点在色彩配合，不在金银。宫廷中织金丝织物，或有相当需要量，一般社会对锦缎要求，必不在加金。因此加金丝织物，不可能在北宋早期有极多生产。文彦博在成都为贡谀宫廷织造的金线莲花灯笼锦，近于突出的作品。南宋捻金锦已当作给金人的重要礼物，在南方大致还是发展有限。因织金固需要一套极复杂的生产过程，更重要的还是极大的消费。南宋时经济情形，是不可能如元、明以来那么大量消费金银到丝织品上去的。《梦粱录》虽提起过这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由于上下因循苟安心理的浸润，和加重税收聚敛，经济集中，社会得来的假繁荣，都市中上层社会，靡费金银的风气，因之日有所增。一个临安就有许多销金行，专做妇女种种泥金、印金小件用品，但是捻金、明金，由于技术烦琐，在当时使用还是不会太多。

织金的进一步发展，和女真人占据北中国有密切关系。

至于女真人对于丝织物加金的爱好，则和它的民族文化程度有关。金人兴起于东北，最先铁兵器还不多，用武力灭辽后，民族性还是嗜杀好酒。围攻汴梁时，种种历史文件记载，说的都是搜刮金银、掳掠妇女为主要对象，虽随后把户籍、图书、天文仪器和寿山艮岳一部分石头，也搬往燕京（这些石头最先在北海，明代迁南海瀛台）。作设都北京经营中国的准备。金章宗还爱好字画，和一群附庸风雅的投降官僚文人，商讨文学艺术，其实只是近于笼络臣下的一种手段。整个上层统治心理状态，金帛聚敛和种族压迫实胜过一切。八百年前的金代宫室布置，真实情况已不得而知。唯从《张汝霖传》称用一千二百织锦工人，工作两年的情形看来，却可以想见，当时土木被文绣的奢侈光景。金人始终犹保持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除服饰外，帷帐帘幕使用格外多，建筑中许多彩画部分，在这时节是用丝织物蒙被的。大串枝花丝织物的发展，必然在这个时期。《大金集礼》载文武官服制度，和其他使用织金丝织物记载，都叙述过。元官服制度多据金制，《辍耕录》记载可知。元代的纳石失金锦，就由于承袭了这个用金风气习惯而来。《马可波罗游记》说的，用织金作军中营帐，延长数里，应是事实。

丝织物加金盛于元代，比金人有更多方面的发展，由许多原因做成。这和当时蒙古民族的文化水准、装饰爱好、艺术理解都有关系。更重要还是当时国力扩张，及一种新的经济策略，用大量纸币吸收黄金方式，统治者因而占有了大量黄金的事实分不开。如没有从女真、西夏和南宋三方面政府和所有中国人民手中及海外贸易，得来的无数黄金，元代纳石失金锦的大量生产，还是不可能的。

锦类的纹样发展，春秋以来常提起的襄邑美锦、重锦、贝锦，虽不得而知，唯必然和同时期的铜玉漆绘花纹有个相通处。到汉代，群鹄、游猎、云兽、文锦和同时金银错器、漆器花纹就有密切联系，已从实物上得到证明。传玄为马钧作传，称改造锦机，化繁为简，提花方法已近于后来织机。《西京杂记》记陈宝光家织散花绫，由于提花法进步，色泽也复杂得不可思议。唐初窦师纶在成都设计的锦绫样子，和文献上常提及的几种绫锦，从正仓院藏中国唐锦中，犹可见到对雉、斗羊、游鳞、翔凤诸式样。余如盘绦、柿蒂、樗蒲也已经陆续从明锦中发现。从这个发现比证中，得知道它和汉代已有了不同进展，颜色则由比较单纯趋于复杂，经纬错综所形成的艺术效果，实兼有华丽和秀雅两种长处。到宋代，因写生花鸟画的进步，更新的大折枝、大串枝和加金染色艺术配合起来，达到的最高水准，正如同那个时代的瓷器和缂丝一样，是由于种种条件凑合而成，可以说是空前的。时代一变，自然难以为继。

在金元之际，丝织物的生产，由色彩综合为主的要求，转而为用金来作主体表现，正反映一种历史现实，即民族斗争历史中，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武力一时胜利时，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后退”现象。这种文化后退或衰落现象，是全面的，特别属于物质文化和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工艺，每一部门都有影响的。也只有从全面看，才容易明白它的后退事实。若单纯从丝织物加金工艺史发展而言，则元代纳石失金锦，依然可以说是进展的，有记录性的，同时还是空前绝后的。因为如非这个时代，是不可想象能容许把黄金和人力来如此浪费，生产这种丝织品，使用到生活各方面去，成为一部分人最高美的对象的！

谈刺绣

刺绣出于绘画的加工，使用到纺织物方面，和多数人民生活发生密切的联系。它虽起源于纺织物提花技术发明以前，却在纺织物高度发展后，还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为多数人所爱好。就中国现存有花纹纺织物残余材料分析，约在公元前十二世纪丝绸提花技术已有相当成熟。刺绣应用到服饰及仪仗中旗帜和其他方面，时间显然还应当早些。

根据中国古文献《尚书·益稷》中记载说来，刺绣和氏族社会结合在政治上的应用，是属于半传说中的著名帝王大舜，嘱咐治洪水的大禹，为在衣服上绘绣十二种图案开始的。十二种图案是“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通称“十二章”（前六种图案是手绘的，用于上衣；后六种图案是刺绣的，用于下裳。当时衣裳的图案花纹，手绘与刺绣并存）。这种用在古帝王衣服上装饰图案，花纹色彩真实情况虽难于考究，唯公元前十二三世纪以来，青铜器和玉、石、牙、骨等雕刻图案，多还保存下来，许多花纹图案都做得十分精美，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极明显。刺绣虽因所用材料性质不尽相同，图案花纹和这些古代工艺品却必然有一定的联系。从当时工艺图案中去探讨古代刺绣十二种装饰图案，总还有些线索可寻。《尚书》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就被当成古代重要历史文献而流传，因此“十二章”旧说，两千年来深入一般学者心中。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却少具体说明。汉代部分锦绣图案，就由于反映这个传统而形成。但是极明显，历史既在不断发展中，新的创作和古代花纹是有距离的。公元前一世纪的时期，有个宫廷官吏史游，贯串前人旧作，用三七言韵语写了个通俗读物《急就章》，曾提起些丝绸锦绣花纹。虽只两千年前事情，经后来学者研究注释，由于孤立地引书、注书，不结合实物分析，还是不容易明白。直到近半世纪，在西北地区发现许多汉代锦绣后，这部门知识，才比较具体。用它和同时期工艺纹样相互比较，又才深一层明白它的成因，大约可分作三部分：一属周代以来旧有样式，二受当时儒家传说影响，三受汉代流行神仙思想影响。至于公元三世纪后帝王服饰种种及十二章图案，却近于二世纪以来学者附会旧说而成，《帝王图》前后延续千余年，累代各有增饰。例如唐人作帝王图所见，除肩部图案日中三足乌、月中蟾蜍，系本于汉代传述旧样，其余花纹多去古日远。至宋《三礼图》所见十二章，则和六朝以来又隔一层了。明程君房《程氏墨苑》玄工卷一下《有虞十二章图》则本于宋《三礼图》。

还有个历史文献《禹贡》，曾提起中国古代九州物产，若干地区养蚕和生产起花丝织物，每年纳贡。文献产生时代虽可疑，唯说及丝绸主要生产在山东、河南一带，却和公元前三世纪文献说的“锦出陈留，绣出齐鲁”情形相合。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锦绣比较具体可靠的是公元前四、五、六世纪的《诗经》《左传》《国语》《礼记》《考工记》《墨子》《晏子春秋》……或用诗歌描写当时人衣服装饰应用锦绣的情况，或记载当时诸邦国外交聘问用锦绣作礼物的情形。《礼记·月令》曾叙述及周代蚕织染事和有关法令，得知政府曾设官监督生产。又说“画绣共职”，可知自古以来就重视设计。

战国以来，由于铁工具在若干地区的普遍使用，生产各部门都有了提高，商品贸易的流动，刺激了影响多数人生活的丝绸生产，锦绣在高级商品中，因此占了个特别位置。文学作品中，对于贵族妇女、歌舞使用绣文华美的形容，也日益加多。这时期的实物，虽因年代过久，不易保存本来色泽，却可从其他工艺图案的反映，得到重要启发。特别是这时期流行的青铜镶嵌金银器物的装饰图案，彩色华美的漆器图案，和精美无匹的雕玉图案，都必然和同时的锦绣装饰图案有密切的关系。加之近二十年来，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大量彩绘木俑和漆器，信阳长台关出土大量重要文物，其中还有一部分提花纺织物发现，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相比较，丰富了我们许多知识。比如照《礼记》所说，天子诸侯棺木必加黼绣盖覆，河南辉县出土彩绘朱漆棺，上面图案就是记载中的黼纹形象。另一出土漆鉴花纹，则在公元前二世纪出土锦绣中，还有相似图案发现。燕下都出土花砖的图案，更是标准黼绣纹样。汉儒注黼纹为“两弓相背”，从当时实物比较，才知道原来是两龙纹。

公元前三世纪末，汉统一大帝国建立后，丝织物统由国家设官监督生产，齐国临淄和陕西长安，都各有千百男女工人，参加特种锦绣和精细丝织生产，供应政府需要，工艺上的成就，并且和国家政治经济都发生密切关系。西汉初年就采用儒家建议，重视政治制度排场，帝王贵族及各级官吏，服饰仪仗，起居服用，各有等级，区别明显。例如当时主持司法的御史官，平时就必须穿绣衣，名“绣衣执法御史”。帝王身边又有一种“虎贲”卫士，也必须穿虎豹纹锦裤。宫廷土木建筑生活起居用锦处甚多，在宫中直宿的高级官僚，照例用锦绣作被面。著名将军霍去病死去时，政府给他的殉葬用绣被，就达一百件。宫廷贵族一般歌妓舞女，服饰更加纹彩炫目。据《汉旧仪》称，武帝时于通天台祀太乙岁皇，即用童男女三百人衣绣衣，于高及数十丈的建筑物上歌舞，通宵达旦。逐渐到豪富商人，除身衣锦绣，出入骑马乘车外，还有用锦绣作帐幔、地衣的，致政府不能不用法令来禁止，直到豪富大商人，鬻卖奴婢的也有用锦绣做衣边，脚穿五色丝履的。正不啻为当时谚语“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作一注解。所以政府有法令“禁贾人不得衣锦绣乘骑”。这种种又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即丝绸产量之大，和它在商品市场上所占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对于西北居住各游牧族和海外各古国，文化交流锦绣就占有个重要地位。因为好衣着锦绣的风气，不仅仅是长安和其他大都会贵族和商人的风气，同时远住中国西北部的匈奴族和其他部落胡族，也都喜欢衣着锦绣。文学家贾谊在他的作品中就说过，每来长安，族长必衣绣，儿童也衣锦。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还说起政府每年必从长安运出锦绣八千匹，作为对于匈奴统治者的礼物，其他赠予还不在此数内。张骞探索西域交通归来时，得知川蜀方面早已有布匹运往印度诸国，此后长安也有大量锦绣和生丝，由西北运往大秦（古罗马）、波斯和印度，开辟了“丝路”。同时大秦、印度所织的缕金绣、胡绫，及各色毛巾，和中国西北部诸族所特产的毛织品，也到了长安（见《魏略》）。促进了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原地区和边沿地区的物质交流，原来首先就是这些出自多数劳动人民生产的成就。

近半世纪来，科学考古工作者，在中国西北部发掘古墓和居住遗址中，不断发现公元前一二世纪精美丝织物，有些锦绣出土后还色彩鲜艳如新。死尸还有用锦绣缠裹一身的。至于这种特种丝绣价值，有个经济史料名《范子计然》，曾道及当时山东生产的锦绣价值：

齐细绣文，上等匹值二万，中值一万，下值五千。

至于普通绸绢每匹价不过六七百钱，比较说来，锦绣约高过一般绸价二十五倍。

刺绣纹样作不规则云纹和规矩花纹部分还和公元前三四世纪工艺图案相近。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诺因乌拉古墓中发现之锦绣，和在新疆沙漠中出土之锦绣和在关内怀安发现的刺绣图案风格基本上都相同。又在诺因乌拉古墓中发现之毛织物，上有三个匈奴骑士绣像，骑士所披衣衫花纹图案，也是公元前三四世纪金银错图案。

公元后二世纪到六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南北分裂政治纷乱的时期，黄淮以北各地区，由于长期战争，生产破坏极大，丝绸的生产已失去汉代的独占性，长江上游的四川蜀锦，因之后来居上，著名全国。又由于提花技术的改进，彩锦种类日益增多，从晋人陆翙著《邺中记》，记载石虎时在邺中织造诸锦名目和衣饰用绣，和新发现汉代锦绣比较，才知道大部分花样还是汉代本有的。从晋人著《东宫旧事》，循复《山陵故事》及其他文献记载，又得知一般提花织物，种类已有增加，刺绣在应用上也得到新发现，显著特征有二类：一即写生花鸟图案，逐渐被采用。其次，即这时期佛教在中国各地流行，由于宗教信仰，产生了许多以佛教故事作题材的大型绣件，精美的还用珍珠绣成，有高及六七公尺的。当时的洛阳和金陵（今南京），都各有数百座大庙宇，也和宫廷一样，使用大量锦绣作为装饰，豪华程度为后世少见。青年男女恋爱，用锦绣互相赠予之事常见于诗人歌咏中。实物遗存虽然不多，反映于云冈、龙门各地重要洞窟石刻装饰部分，却十分丰富。特别重要是在甘肃敦煌壁画中属于藻井、天盖、帷帐及衣饰部分，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约三个世纪）刺绣图案组织壮丽和彩色华美。

公元后七世纪的隋代，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到第二王朝即非常奢侈，音乐歌舞广泛吸收了西域各民族成就，及中印度成就，大朝会日曾集中音乐舞部两万八千人于洛阳，歌舞连月，并悬锦绣于市，炫耀胡商蕃客。又使用人力过百万，建造了贯通南北大运河，乘坐特制大型龙舟由北向南，船上所用帆缆，多用彩色锦绣做成，连樯十里，耀日增辉。隋政权不久即为农民革命所倾覆。

接着唐大帝国的建立，从各方面都反映出这个时代文化特色，是健康饱满，鲜明华丽，充满青春气息。当时不仅代表宫廷皇权的服装仪仗，大量使用色彩壮丽的锦绣，即一般民间，对于刺绣需要也极广泛。当时锦类配色已极华美，各地生产的花绫品种更多。妇女在花素衣裙上加工的，约可分作四类：

一、印染。

二、金银粉绘画。

三、彩绘。

四、刺绣。

普通衣裙刺绣小簇花是常用格式，串枝写生花式也日渐流行，花中还杂有常见到的形态特别轻盈活泼的蜂蝶雀鸟。这种配合使用又多和青年男女爱情喻义有关。政治或宗教上用到的刺绣，有大及十公尺以上的。歌舞上画绣服装更是色彩富丽，排场壮大。有一个宫廷艺术家李可及布置一次“叹百年舞”的舞蹈场面，背景和地面耗费绸绢竟到数千匹。唐代历上一个著名奢侈皇妃杨玉环，个人平时即用绣工八百人，其姐妹共用绣工千人，相习成为风气，反映刺绣在社会上的普遍应用情况。十九世纪末，在中国西北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大量中世纪古文物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精美丝织品，包括佛幡和佛像等物。当时帝王为壮观瞻，六军卫士衣甲鲜明，部分多用绣画，男子的衣饰虽然只能照品级着本色花鸟绸缎，但当时男女均习惯骑马，马身装具障泥，必用锦绣做成。中等社会妇女衣裙，刺绣花鸟更是一般风气，在绘画中和诗人作品中都反映得十分具体。

当时服装部分采用受波斯影响甚多的西域式样，衣多作方斜领沿，上绣彩色花鸟，后来明、清领沿装饰，就是从这个习惯发展而成。唐代以来，在社会各阶层间——特别是上层社会，绣花已被当成一种文化娱乐，画家作的《纨扇仕女图》（《倦绣图》），反映的就是这种生活。

十世纪的北宋刺绣，在题材上进一步的新发展，最显著的是把著名画家花鸟反映于各种绣件中，使花鸟更趋于写实。其次是技术上的新发展，介于刺绣和编织物的缂丝，反映当时著名的绘画和墨迹，也在社会上当作纯工艺品，而创造得到社会的重视。宋代皇帝为增加政治上的排场，曾组织两万八千人的一个仪仗队，穿着五色锦绣花衣，扛着各种武器、乐器和五色彩绣的旗帜，在皇帝出行时排队护卫，名叫“绣衣卤簿”。某种品级职务的穿某种颜色锦绣，扛某种锦绣旗帜，记载得极其清楚明白。高级文官和武将，于大朝会日，必须穿上政府每年赐予的锦袍，这些华美袍服是各按官品等级作不同花纹的。妇女衣绣更普遍，流行的绣领、冠帻、抹额，有各种不同花样。讲究的还用珍珠络结。宫廷坐具椅子和绣墩以及踏脚的小榻也用珍珠络结。金线绣也极流行。当时在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城中以建筑壁画著名的庙宇大相国寺两廊，售卖绣货的聚集成市，最受欢迎的是庵堂中女尼绣的服饰用品。皇后的衣服上的成双雉鸟，照规矩是五彩线绣成的。坐的椅子靠背，是用彩色丝线和小珍珠绣成的。平民也喜爱刺绣。逢年过节，做母亲的多把小孩子穿戴绣花衣帽，装扮得极其华美。刺绣技法上精细至极的综绣——发绣，虽传说创于唐代卢媚娘，能于方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其实这种细绣技法如联系其他工艺图案分析，到宋代才有可能产生。北宋末又还流行一种本色绣，现称一色绣，曾见于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宫廷绣虽向纤细精工方面发展，民间绣则布色图案比较健康壮美，这是从同时期陶瓷器铜镜子花纹和其他工艺的花纹反映可以推测的。宋代民间瓷中的“红彩”就是根据刺绣需要发展而成的。这时期由于捻金线技术的进展，织金锦类和金线绣也都盛行，据王栐著《燕翼诒谋录》所记载，当时在妇女衣裙上使用金银加工技术，即已达到十八种。和北宋时占据中国东北部的契丹“辽”政权，就用法令制定金线绣鹅、鸭、水鸟定官职尊卑。占据西北的党项“西夏”政权，统治者不论男女，也多服绣衣。十一世纪后在中国华北建立“金”政权女真族统治者，本于游牧民族习惯爱好，男女仍多喜爱锦绣衣服。当时在北京建都，为装饰一宫殿即用织绣工人两千，经时两年，始告完成。捻金织绣素来为回鹘工人所擅长，十二世纪在继续发展。

到十三世纪蒙古族统治中国政权百年中，因官制中重要朝会，皇族贵戚及大官吏，都必须衣着金色煌煌的“纳石失”金锦帽，和用金锦织绣做衣领边沿等的袍服，因之这部门技术更有显著进展，几乎丝织物中的纱、罗、绸、缎，都有加金的，金代即已如此。蒙古游牧民族长住沙漠中，喜欢穿强烈的色彩，也影响到一般工艺品的色彩风格，锦绣更加显著。花纹图案一般说来远比宋代强烈粗豪。十四世纪的明代初期，还继续受这个风格的影响极其深切，表现于一般刺绣和缂丝，用色华丽而沉着。但从十一世纪北宋末期以来，北方定州、汴梁等处高级手工艺技术工人多逃往长江以南，雕漆、缂丝很显然对于南方工艺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雕漆工人在嘉兴寄居后，元、明以来即出了几个名家高手。张成、杨茂和漆工艺专门著作《髹饰录》作者黄成，都是嘉兴漆工。

缂丝工南宋以来也出了几个名手，朱克柔、沈子蕃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此外还有吴煦等许多人。缂丝得到社会重视后，技术传授日益普遍，因此到明代中期，苏州爱美妇女，有费时经年作一衣裙穿着的。

中国在长江下游地区大量种棉于公元十二三世纪，棉布生产当成商品普遍流行国内，始于十四五世纪。民间染坊在棉布上印花技术的发展，和民间挑花技术在棉布上的应用，大都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时间近，文献记载也比较详尽。更重要还是十五世纪一个著名权臣严嵩，因贪污，全部家产被没收时，曾留下个产业清册，记载下数以万计的贵重字画、金银器和工艺品的名目。工艺品部分拍卖时，还有折价银数。其中锦绣丝织物也达数千种。根据这个重要文献，让我们对于当时锦绣丝绸有了初步认识。用它来结合现有数以万计的明代锦绣残余遗物研究，明代锦绣问题，因之更加明确具体。特别官服衣料应用洒线绣法是过去人从文献难得其解，唯有接触实物才明白的。现存材料最完整而重要的，是山东曲阜孔子家中收藏的部分材料，和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藏材料。

明代是个都市市民阶层抬头的时代，苏州缂丝部分改进发展到妇女费时经年来做衣裙，刺绣自然也日益向普遍方向上发展。除一般衣物用丝绣外，还有两种近于新起的风格产生，在社会上得到一时重视，一种是用细如胎发的材料，如白描画法一般绣故事人物。它出现也不是突然的，产生有个历史渊源的。是由唐、宋以来吴道子、李公麟的白描画，发展到十三世纪的元代王振鹏，明代的丁云鹏、尤求，在绘画技法上就自成一格。这种白描画更因木刻版画直接受它的影响，产生过千百种通俗小说和戏剧精美的插图。又由于制墨需要，产生制墨名家程君房、方于鲁等，作品中千百种精美墨范，在中国版刻史上就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多安徽刻工）。在刺绣部分则产生发绣，当纯美术品而创造。其次是当时文人画中正流行一种重韵味的简单水彩画，如董其昌、陈道复等所绘的条幅，苏州绣工常用来作刺绣底稿，一般多在白绫地上面用错针法或铺绒法绣成，在明代刺绣上也自成一种风格。第二种是明末上海顾氏露香园绣，彩绣写生花鸟屏条册页，有些据宋、元花卉草虫册页画卷，有些用明代画家陆包山等花鸟画稿，间或也有用徐青藤水墨花卉作底本的。用针逼真细密，配色华美而又准确，发展了刺绣中精细逼真特长，在作品中充满生意。本属于一种艺术上的提高，后因爱好的多，于是当成一种高级美术商品而流行，彼此模仿，不免真伪难分。这种刺绣比发绣和仿文人画的水墨绣，更加容易为群众接受，因此特别得到发展，并影响到十八、十九世纪和后来一部分苏州绣法。刺绣本属于中国社会妇女日常课艺，除专工制作的高级美术品和部分美术商品，大多数生产，是处于妇女处理家事之外，或生产工作余暇，自作自用。有些地方，照社会风气，亲友结婚，即常邀约亲友邻伴，置办嫁妆，参加工作的，照习惯也不受物质报酬。作品虽有精粗，都不属于商品性质。例如日用品之一，收藏青铜镜子的镜套，就有各式各样具备，多产生于社会各阶层妇女手中，是美术品而非商品。这种圆形绣花镜套，到十八世纪玻璃镜子流行后，就再无使用的。十七世纪遗物还留下很多精美作品，特别重要是从这部分作品可以明白明代刺绣种种不同古代技法。

十七世纪末，中国政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首的巨大农民革命，虽推翻了腐朽的明代统治政权，居住东北的满族却得到汉族中大地主官僚帮助，统治了全中国。到十八世纪初，社会生产不断发展，刺绣因配合政治制度和社会习惯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中层以上，官制中大量使用刺绣。宫廷中的仪仗、车轿、马具，凡利用纺织物部分，都需用刺绣。生活起居日用器物，由床榻、座椅、桌围、幔帐，到挂屏、槅扇心，大小官吏身边携带的烟荷包、香囊、扇套、眼镜盒子、名片盒……更无一不利用刺绣。即一般农村妇女，也无不在工作余暇，制作各种刺绣。工作时最重要的当胸围裙，就各有不同风格的彩绣或挑花绣，此外头巾、手帕、衣袖、裤脚，以至于鞋面，无一处不加上种种花绣。由于民间刺绣花样需要广泛，间接且刺激了民间剪纸的生产，成为乡村手工艺一部门。虽参加这部门生产的人数并不多，却自成一个单独行业，为中国农村中巧手艺人所独占，作品丰富了广大农村人民的生活，花样丰富并且充满地方风格，特别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成就，更加显得丰富多彩。直到现代，还留下万千种颜色华美的图案，通过八十岁白发如银老祖母的记忆，传给十二三岁初学针线的年少女子。

这个历史阶段由于戏剧的发展，除全国各都市保有不同数量的剧团，即乡村也常有流动剧团，来往各处，对于戏衣需要的旗帜、衣甲、帷帐道具，数量也相当大，因之又刺激了戏衣刺绣业的发展。北京和苏州是两个主要生产区，西南的成都和广州，也有这个企业的存在。就总的方面说来，全国刺绣需要量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土制印花布的普遍流行，和有花丝绸后起的漳绒大量生产，刺绣在人民生活的需要量，还是无比庞大。除吸收了家庭妇女业余劳动大部分，都市中则为适应这个需要，生产机构还分门别类，例如衣服和佩带绣件，就各自成一种行业，各有专店出售。纯粹作观赏用的美术刺绣，由露香园顾氏绣创始，到十八世纪乾隆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精美的花鸟刺绣，多用当时写生花鸟画家蒋廷锡等画幅作底稿，色彩华美，构图典雅，具有浓厚装饰性。花朵一部分或鸟身某部分，还穿缀小粒珍珠和珊瑚珠子，增加装饰效果。宫廷用三蓝绣配色法，也从这时期确定影响到应用刺绣一般色调和风格约两个世纪。大件如宫殿中的三五丈大毛织物龙凤绣毯，小的如洋绉绸汗巾上绣的小朵折枝花，都采用过这个以三蓝为主调的配色法。彩绣中组织规模宏大可称近三世纪代表杰作的，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大幅缂丝加绣《无量寿尊佛像轴》，宽达307公分，长达620公分。设计之精巧，布色之华美壮丽，都达到了近十世纪以来织绣艺术最高水平。这种织绣品的制作，必须使用大量人工物力，费时数年才能完成。又有在二丈大织金锦上，用珍珠珊瑚等绣成种种图案，作为庙宇塑像披肩的。这时期帝王日常穿着朝服，取材也极精美，刺绣花纹更加华丽炫目。有用孔雀翎毛捻线织成袍服，上缀大小珍珠作云龙花鸟的，可作一时代表。至于美术缂丝绣，则长幅山水卷子的制作，是新发展。到十九世纪晚期，流行通身一枝花妇女长袍料时，也有用刻金银绣法做成的。

二十世纪初，人民革命结束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政权，衣服制度一改，因之近三世纪以来的这个庞大刺绣业，自然即衰落下来，全国各地积累下来的万万千千精美丝绣，不是当成废物毁去，也就是当成废物处理，或改作其他用途。最多的是把乾隆以来流行两百年的妇女宽大衣袖部分和裙上装饰集中部分，改成小件方幅，向海外输出。在当时商人眼光看来，即是废物利用一个最有效方法，因此近半世纪中，前三十年，北京手工艺美术品输出品种中，这种改造加工丝绣品，历来都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还为此产生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改制加工行业，专做这一部门的刺绣输出贸易。一般欧洲人对于中国刺绣的印象，是从这部分作品开始的。在这个时期，京、苏刺绣业和成都、广州及其他省市刺绣业，仅戏衣刺绣业还保留一部分生产外，其余当成商品生产的日用刺绣，由于需要不多，不免一落千丈。加之外来机制印花标布的推销，不仅妨碍中国纺织工业的生产，同时还把大都市仅存的刺绣行业，也大部分打垮了。大都市刺绣业虽一蹶不振，唯因外销刺激，南方又还有千万海外华侨需要，因之广东新刺绣，在出口日用美术手工艺品部门中，还占相当大比例。苏州、上海地区生产刺绣日用品，占相当大比重。枕套和观赏品镜屏类，供新家庭采购作礼品的，在国内逐渐回到一定市场。广东汕头、山东烟台的麻布茧绸单色绣和彩色挑花、贴花等餐巾、台布、睡衣等，由于物美价廉，输出生产数字，因之在逐年上升中。湘绣虽属后起，系从十九世纪末国际展出中引起注意，逐年发展，生产被面和花鸟挂屏，在国内曾有大量供销。广绣本来有个较早的传统，十九世纪以来成品习于用百花杂鸟同置一绣件中，布置设计和中国画传统要求不同，然而用针绣细密而色彩华艳，另具一种风格。到二十世纪后，这个传统风格已失去，新的外销多种多样，有一种在黑白绸地上用红色线绣小折枝满地花的，多供外销做披肩桌毯，绣法也受外来影响较大，和传统广绣风格少相似处。湘绣较先本从写生花鸟着手，唯底稿多取材于一般流行画幅，受晚清上海画派影响相当大。用色较重，针线较粗，写生中有写意底子，花色本宜于观赏挂屏的，多用于日用品中之枕套、被面上，这些都指的是经常有数以千计的绣工在生产有商品性的刺绣而言。至于以新的技法，创造新的美术刺绣，个人中在这时期特别有成就的，应数十九世纪末江南女子余沈寿作的丝绣人像和其他写生花。绣像法本来传说公元前三世纪即已使用到，在蒙古汉代匈奴族贵族古墓中，曾发现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丝毛绣人像数种，就中有作三匈奴骑士形的，针线虽简单，神气却极生动。公元三世纪后的晋南北朝时，多用于佛像。《洛阳伽蓝记》曾叙述过这种用珠绣和织成佛像。八世纪后有作四天王等大绣像的。公元后十世纪以来，又有在大和尚所着扁衫上绣作千佛诸神，作法事的，披上表示宗教庄严的。这种方法且沿袭下来，直到十九世纪不废。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佛教密宗教佛像盛行，布色浓厚，组织绵密，用刺绣法表现，效果有极好的。十四世纪以来流行的八仙和南极寿星凑成的“八仙庆寿”因道教流行，也得社会爱好，把八仙绣像绣于帐子类作祝寿礼物的，已成为社会习惯，流行直到十九世纪，且使用种种不同绣法来表现。绣法中的堆绫贴绢法，七八世纪的唐代即已盛行，是把杂色绫绢剪成所需要的人物鸟兽花枝形象，下填絮锦，钉绣于红白丝绸底子上，形成一种彩色浮雕的效果。这种绣法用于明、清两代的，多和人像发生关系，和麻姑献寿、八仙或和合二仙等民间通俗吉祥主题有关。又十八九世纪以来，妇女衣裙上绣工加多，即夏天纱衣，也有加工极细上绣团花作麻姑献寿、渔樵耕读、西湖十景，或《西厢》《三国》戏剧小说故事、人物生活形象。虽人物大小不到三寸，也绣得眉目如生，针线一丝不苟。唯这种种多从服装装饰效果出发，极少从人物本身写真艺术出发，因此中国传统的写影法，虽流传千年不废，十五六世纪以来，还留下许多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人物画像，却极少是刺绣表现的。直到十九世纪末，时正流行照相放大炭画法，余沈寿才用人像作题材，绣成几幅重要人像，这种绣像送到国际展出时得到成功后，余沈寿之名才为世人知道。但由于摄影艺术的进展极速，先是在放大照相上加色技术不断进展，其次是天然色彩的发明，同时油画作人像法流行，绣人像艺术，因之近半世纪以来并无发展，余氏绣法也少后继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近五年来，才又有上海王氏五姐妹用剪绒绣法作人像，得到新的成功。就题材说为旧传统，就技术说则为新创造。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战爆发时，中国沿海和内地几个地区的刺绣生产，大部分都被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于工艺美术的发展，给予特别的重视。刺绣、地毯、烧瓷、景泰蓝、雕漆和刻玉、雕牙等，对外文化交流发生良好作用的手工艺的发展和提高，都十分关心。由调查作有计划的改进工作，近来并且进一步组织工艺研究所来促进这部门工作。就中生产地区分布特别广，种类特别复杂，从业人员数特别多，应数刺绣一项。据手工业管理处和美术服务社初步估计，仅从几个大区初步调查，直接或间接参加生产的妇女，已达十万人。因此企业的发展和生产存在的各种问题，也就格外值得重视。近数年来，由于国内外需要量日益增加，地区部门生产，因之形成一种新的高潮。而生产什么？生产设计部门如何提高？也就是在各方面都成为一个问题。政府在国务院行政系统下特设立一全国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系扩大为工艺学院，又另设一工艺研究所，就是企图来解决手工艺各部门的问题，而刺绣无疑是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问题。如何从现有人力技术基础上，和传统优秀艺术基础上，好好结合起来，组织这部门生产，改进这部门生产，来供应国内外需要，很明显是各方面都十分关心的。

新的改进工作，有明显进步的，是现代花鸟画家的作品，已在各地区由有经验工人试验中用缂丝法、结子、琐丝法、铺绒通绣法，制作出许多新作品，在国际展出中得到世界万千观众的好评。又把这些多样绣法作日用品刺绣生产，更获得广大人民的爱好。又流行于民间的各种绣法，特别各地挑花绣技法和精美图案，也有一部分开始试用到新的生产上来，供应市场各方面需要。这部分无疑还在日益扩大它生产的范围。总的说来，新的刺绣企业的前途发展是充满希望的。除企业性的刺绣外，还有长江流域及西南兄弟民族广大地区流行的日用刺绣，一般都是妇女工余的非商品性生产，其中一小部分，虽然也在乡镇市集中出售，依然近于交换生活资料形式，和大都市中集中千百工人在一定计划中进行的定量生产情形完全不同。至于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后，这些剩余劳动力的生产，是否在短时期内能组织起来，投入有计划生产，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部分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大致是做得到的。这种新的组织，无疑将可以增加大量生产，但同时也无疑是一个相当烦琐的工作。待从部分重点地区作些试验，来慢慢推动，不宜于过分冒进。

谈染缬

丝绸印花古代名叫“染缬”，加工技术种类多，各有不同名称，后来发展成蓝底白印花布的一种，宋、元时就材料说名“药斑布”；就染法说名“浆水缬”。转用到棉布印染，成一般性流行商品时，必然是在明代松江棉布大量生产以后，但其发轫也许会早至公元前，可联系到西南地区织作的白叠、栏杆布上头去。白叠布用木棉织成，栏杆斑布似有织有染，在汉代和西北生产的细毛织物“罽”及“氍毹”“毾㲪”同样受人重视。印花丝绸现存较早材料是长沙战国楚墓一件被面，花纹不详悉。其次是西北出土的一片晋代成品，上印重叠斑花，如照唐、宋名称，应名“玛瑙缬”。晋缥青瓷作褐斑花的，即和当时染缬纹相通。近于仿染缬而成。

染缬的缘起，《二仪实录》以为：

秦汉间始有，陈梁间贵贱通服之。隋文帝宫中者，多与流俗不同。次有文缬小花，以为衫子。炀帝诏内外官亲侍者许服之。

此书记载史事常多以意附会，不可尽信，唯谈及染缬在六朝流行，隋代宫中受重视，还不太荒谬。《搜神后记》曾提及染缬事。唐人记载称代宗宝应二年，启吴皇后墓，有缯彩如撮染成作花鸟之状。小说则以为，玄宗柳婕妤妹，性巧，因发明花缬。

《云仙散录》记：

郭元振落梅妆阁有婢数十人，客至则拖鸳鸯缬群（裙），参一曲。

白居易诗“黄夹缬林寒有叶”，又说“成都新夹缬”，就实物和文字联系分析，可知染缬盛行于唐代，技术也成熟于唐代。唐代丝织物加工，已使用过种种不同的复杂技术，大致可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包括色彩复杂的文锦和两色花或本色花的绮、縠、绫、罗以及花纹突起的“剪绒”，薄如烟雾的“轻容”“鲛绡”纱。这些丝织物除剪绒外，其余加工方法，都是在织机提花过程中一气呵成。

第二类包括各种不同的“刺绣”和“贴绢”“堆绫”“泥金银绘画”“染缬”等等。加工方法都是在丝织物成品上或衣裙材料成品上，另外通过复杂手续完成的。

唐代中等以上人家妇女的衣裙和家庭日用屏风、幛幔，多应用染缬。现存材料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应数甘肃敦煌和新疆发现品，以及日本正仓院部分藏品。从这些材料分析，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种染缬技术普遍流行，即蜡缬、夹缬和绞缬。

一、“蜡缬”，就是我们常说的“蜡染”。它又分单色染和复色染两种。复色染有套色到四五种的。因不同颜色容易相互浸润，花头多比较大，无论是串枝花或团科花，构图饱满，特别宜于作幛子帘幕。元、明时流行的通俗读物《碎金》中记过九种染缬名目，有檀缬、蜀缬、撮缬（即撮晕缬）、锦缬（当指方胜格子式，如旅大所藏残佛幡，现在历史博物馆陈列）、蠒儿缬、浆水缬、三套缬、哲缬、鹿胎斑（即宋之鹿胎）。内中说的“三套缬”，大致就指这种生产品，名目似乎也是民间通称，因为根据元、明文献记载和明初丝织物分析，元、明人实在已不生产这种高级印染丝绸。近来常听人说现代西南蜡染从唐代蜡缬发展而出，事实或者正相反。西南蜡染原有个更久远的传统，应从木棉织物的栏杆斑布算起。唐代蜡染技术上的成就，绝非某人发明，很可能是从西南兄弟民族方面传入中原加以发展的结果。到宋代中原蜡染技术在应用上已日趋衰退时，西南民间却依旧流行蜡染，名“点蜡幔”，和广西黎、瑶族精美提花棉布“黎单”同为人民爱好。又朝鲜在唐代从中国传去的染缬法，北宋时也还流行，应用到普通幛子类。

《高丽图经》二十八：

缬幕，非古也，先儒谓系缯染为文者谓之缬。丽俗今治缬尤工，其质本文罗，花色即黄白相间，灿然可观。其花上为火珠，四垂宝网，下有莲台花座，如释氏所谓浮屠状。然犹非贵人所用，惟江亭客馆于属官位设之。

染缬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图案纹样和锦缎多不相同，即同一种图案，和色效果也不一样。唐代蜡染的图案式样，除实物外，在绘图中还有些线索可寻，例如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中，有两三位妇女衣裙，就属于染缬中的蜡缬或夹缬。《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也有几个骑马人衣服是蜡缬，不是锦绣。史传称：开元天宝之际，杨氏一门得宠，小器易盈，争学奢侈，贵妃用刺绣工七百人，杨氏诸姨则用金、玉、锦、绮工达千人。记载虽容易夸张失实，但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奢侈靡费，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染缬的花样翻新，可能和这个时期关系格外密切。此外唐陶俑表现着染缬的也相当多，唐三彩常用的花斑和宋人所说的“玛瑙缬”，技术处理实有相通处。敦煌壁画中佛菩萨的穿着、经变故事和供养人的部分穿着，以及藻井、屏风、幛幔上都还保留下许多重要参考材料，值得我们注意。

唐代不仅妇女衣裙用染缬，男子身上的袍袄同样有使用它的，如《张议潮出行图》中的兵卫、仪从、骑士，身上穿红着绿，染缬就占相当重要分量。北宋帝王出行，身前有两万多御前步骑队伍护卫，照《宋史·舆服志》和周必大《绣衣卤簿图》记载，其中一部分就必须着某种花鸟兽染缬团衫。这种染缬团花小袖齐膝袄子以及花缬帽，还是根据唐“开元礼”制度而来的，可知开元时就有用染缬做军服的制度。又敦煌晚唐《劳度义斗圣图》中几个举袖迎风的妇女和另外坐在一旁几个披袈裟的罗汉僧徒，也同样有着染缬的。女的身上所着名叫“团窠”缬；罗汉身上披的袈裟，作水田方罫山水绉折纹的，照唐、宋习惯应当叫作“山水衲缬”。水田衣的使用，当时算是一种时髦。

二、“夹缬”的制法，是用镂空花板把丝绸夹住，再涂上一种浆粉混合物（一般用豆浆和石灰做成），待干后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晾干，刮去浆粉，花纹就明白现出，宋人笔记说的“药斑布”，《碎金》说的“浆水缬”就指这一种。说它是蓝底白印花布的前辈，大致是不错的。这样做成的染缬，花色必浅于其他部分；如用花板夹住，直接于镂空处用颜色刷染，花色就深于其他部分。后者虽也叫染缬，但材料可并不曾入过染缸（三套缬中可能也有用刷染法加工的）。这种染缬必用花板，较早的记载有北宋张齐贤著《洛阳缙绅旧闻记》称：

洛阳贤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装花缬，众谓之李装花。

其次是《宋史·舆服志》载政和二年诏令：

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申严其禁，客旅不许兴贩缬板。

到南宋后已解禁，所以朱熹文集中攻弹唐仲友文即说到假公济私，用公家缬板染私人彩帛事。又《梦粱录》谈临安市容时，说到许多彩帛铺，所谓彩帛，部分即印花缬帛。

用此法印到布上的名“药斑布”，相传出于宋嘉定中归姓，《图书集成》引旧记称：

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宋嘉定中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图书集成》卷六八一，苏州纺织物名目）

这种印花布，明清之际又名“浇花布”，同书松江条称：

药斑布俗名浇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又夹缬和蜡缬用同一技术加工的，有《岭外代答》所记“傜斑布”：

傜人以染蓝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熔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灿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

傜人……或斑布袍裤。妇人上衫下裙，斑斓勃蔚，惟其上衣斑纹极细，俗所尚也。

三、“绞缬”，是把成匹丝绸或衣裙成品，照需要把某部分用线缚着、缝着或做成一定襞折，用线钉固，染后晒干，再剪去线结，就自然形成一定图案，有蝴蝶、海棠、蜡梅、水仙等等简单小簇花样。最简便的是唐人所谓“鱼子缬”，比较复杂的则为“撮晕缬”。宋人笔记所谓“撮晕花样”“玛瑙缬”，《碎金》中提起的“鹿胎缬”，大都和这种染缬分不开。一般说来，绞缬做法比较简便，并且能随心所欲做成个人爱好的花样，不受缬板限制，因此在当时人应用上也就相当普遍。不过既然非商品生产，容许个人匠心独运，出奇制胜，又必然有人会逐渐把它作得极其精美。绞缬和其他染缬一样，也可使用套色加工。“撮晕”和“鹿胎”在北宋都特别提出加以法律禁止，反映出这类高级染缬，加工技术必相当烦琐不下于套色蜡染。

“鹿胎”似以川中生产特别讲究，观史传禁令可知。《宋史·食货志》：

诏川陕市买场、织造院，自今非供军用布帛，其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段匹，不须买织。

又仁宗天圣时，诏减两蜀岁输锦、绮、鹿胎、透背……景祐初……其后岁辄增益梓路红锦、鹿胎。庆历四年复减半。

撮晕虽已知为染缬类，“鹿胎”一名过去却少有人明白是什么。从比较材料分析，可推测属于染缬，花纹属于梅花斑，以紫红为主。

《洛阳牡丹记》称：

鹿胎花者，多叶紫花，有白点，如鹿胎之纹。故苏相禹圭宅有之。

可知鹿胎为紫地白花。《牡丹记》又称：

鹿胎红者，……色微红带黄，上有白点如鹿胎，极化工之妙。欧阳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与此颇异。

可知也有红地白斑的。

又宋人著《洛阳花木记》，说芍药中有“黄缬子、红缬子、紫缬子、白缬子”四种。可知有用芍药花样的，至少且有黄、红、紫三色。至于白缬，注明为千叶白花，又可知花是本色，底子染绿。

又“一捻红”，系“浅红中有深红一点，易作缬”。《芍药谱》说，红色深浅相杂，类湖缬，得知湖缬系深浅红相杂。宋代工艺图案重写实，从这些花的著录中也可得到缬和鹿胎基本纹样若干种面貌。

又鹿胎紫的花纹，实创于六朝。相传陶潜著的《搜神后记》，就提到这种花缬：

淮南陈氏于田种豆，忽见二美女著紫缬襦，青裙，天雨而衣不湿。其壁先挂一铜镜，镜中视之，乃二鹿也。

镜中是鹿，可知身着紫缬即作梅花斑。

唐代机织工人，已经常能够织造配色华美、构图壮丽的锦缎，达到高度艺术水平。且能织金锦。用小簇花鸟作主题的本色花绫，又因为和当时官服制度相关，更容易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染缬和刺绣虽然同属于丝绸加工，在应用上却相似而不尽同。贵族妇女衣裙、歌妓舞女衣裙，凡是代表特种身份或需要增加色彩华丽效果时，服饰加工多利用五色夺目的彩绣、缕金绣和泥金绘画。这些大量反映在唐人诗歌中。从诗歌描写中考察，我们还可知道这种高级丝织物加工的主题画案，经常用的是什么花、什么鸟和某几种常见的昆虫。这些花鸟昆虫形象和表现方法，现存实物虽不够多，可是另外却留下许多十分可靠的样稿可以参考，最重要的是大量唐代青铜镜子上的花乌浮雕。绞缬法极简便的是十字纹样，明、清有的地方性纺织物中，还采取这种绞缬法加工。图案充分保留唐代风格的，唯西藏人民织造的五色“氆氇”，特别有代表性。

应用染缬在唐代既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它不会不影响到其他工艺部门。显而易见的是，它和当时三彩陶器花纹彩色的相互关系。有些三彩陶的宝相花和小簇花，都可能是先用于丝绸染缬，后来才转用于陶器装饰的。正如同一般说的搅釉木纹陶，实出于犀毗漆的模仿。

染缬多宜于用在熟软薄质丝绸上。一般染缬多用青碧地，正如《唐史》所称：“妇人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履”，是某一时期流行制度。从出土三彩俑上还可看到一些青碧缬衣裙的基本式样。但唐人已习惯用红色，由退红（又名“不是红”，和“肉红”“杏子红”相近）到深色胭脂红，红色实包括了许多种不同等级。部分花缬必然是要利用这不同等级的红色形成美丽效果的。古代红色染料主要是紫草和红花，宋代以后才大量从南海运入苏木。红花出西北，所以北朝以来有“凉州绯色为天下最”的记载。但到唐代红花种植已遍全国，四川也有大量生产，所以蜀锦多红地。其实唐代不仅蜀锦著名，蜀中染缬也有一定地位。唐《韦绶传》就称：帝尝过韦绶院，时天寒，绶方寝，帝覆以妃子所着蜀缬袍而去。白居易诗又有“成都新夹缬”句子赞美蜀缬。史称后唐庄宗派宦官白正嗣入蜀监军，还时得文锦五十万匹。后些时期孟昶投降于宋，库入绫锦彩帛数目加倍多。这是大量丝织物中的彩帛，照唐代习惯，是所谓染彩为纹的丝织物，也就应当包括有各种时新花纹的染缬。

染缬图案不断在发展中，但受材料和技法限制，照例保留下更多更美观简便的花样，到后来继续流行。唐、宋过渡期在五代，陶穀《清异录》称：

显德中创尊重缬，淡墨体，花深黄。二部郎陈昌达，好缘饰，家贫，货琴剑作缬帐一具。

由于爱好，甚至把穷书生的琴和剑都卖去，换一顶时新染缬帐子。这一面反映社会风气的影响，另一面也说明染缬的新花样。这种深色的花缬，到北宋时还流行，后来被政府用法令禁止，技术才失传。宋锦中有“紫方团白花”“褐方团白花”等等名目。按锦织不出这种花样；如从染缬去研究，则还有些线索可寻。

《宋史·舆服志》载天圣三年诏令：

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缎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日断绝。

诏令中举的黑褐地白花衣服及蓝、黄、紫地撮晕花样，都明指染缬。一种日用生产品由政府用法令禁止，可知成品流行必相当普遍，生产又相当费工。

北宋染缬禁令中，还有禁止“跋遮那缬”一项。初步研究知道，“跋遮那缬”指的应当是一种加金的印染丝绸。至于这种高级丝织物加工技术，是否和当时新疆金绮工有关，或者直接和隋代西域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甲僧、乙僧之父有关？我们一时还难解决。这里已涉及北宋染缬问题。前边曾提到北宋在某一时期中，曾禁止民间使用染缬，市上出售装花缬板的商人也算犯罪。这种创于五代，流行宋初，深色地黄白花的染缬，因受禁止而断绝，我们是否可从别的线索得知它的花纹图案基本调子？新出土材料特别重要的，是虎丘塔中经函中发现那几片三凤团花碧罗缬经袱。因为一切还具有唐代规格。以个人意见，直接材料虽不多，间接比较参考材料最重要的还是陶瓷，例如北方山西晋阳窑、南方福建建阳窑、江西吉州窑，几种深色黑紫釉印花点碗盏，有作银星斑的，有作黄兔毫斑的，有作玳瑁皮或鹧鸪翅斑的，有作犀皮漆中波罗斑的——特别重要是吉州窑烧造的紫褐釉印黄白花鸟三凤或方胜如意的茶盏花纹，图案组织基本上还是唐代式样，和染缬完全相通。由此启示得知当时的确必有这种深色底子黄白花的染织物存在而且流行，才同时或稍后能具体反映到陶瓷制作上。

第四章

服饰

古代服装材料和其他生活事物

人人都穿衣吃饭，关于古代这方面问题，我们知识却不大具体。尽管在奴隶社会阶段，统治阶级的剥削基础，就和粮食、布帛聚敛分不开，先秦文献中还留下许多记载。不过孤立从文献求索，总不大好办，特别是关于发明与发现多不足信。文献不足征处，更不免茫然。因此历来专家学者，不外用两种态度对待：

一是“信古”，肯定旧传说，增饰新附会，把一切发明与发现都归功于个人，《古今注》《路史》《事物纪原》等因之产生。

二是“疑古”，觉得古代事难言，不加过问。影响到后来，于是人多乐意务虚，抽象谈社会结构。至于从务实出发，作探讨工作的便较少。

经过近年考古工作者共同的努力，古代人从新石器时代或更早一些开始，如何使用木、石、骨、角工具，慢慢学会种植庄稼，驯养六畜，改善定居生活条件；同时又适应这个新的需要，发明陶器，来处理谷物成为熟食。谷物类生产品种是些什么，也有了比较明确知识。而陶器则由烹煮食物进而为熔金铄石，冶炼出金、铜、铅、银、铁，生产工具因之又如何逐渐演进。有关吃的问题，凡事从实际出发，慢慢地便理出点头绪来了。至于穿衣打扮事情，还是不大搞得清楚。现在想就出土文物，初步试来作些常识性综合分析。至于进一步深入探索，抛砖引玉，实有待海内专家学者共同努力！

史传称伯余作衣，又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至于养蚕，则推为黄帝妃子嫘祖所发明。这种种和其他一切发明，极少有人否认过。事实上它和别的生产发明相差不多，全是由于古代人民共同需要，和自然长期斗争，劳动经验逐渐积累得来，绝不是某一人能凭空发明的！但是衣的定型制作出一定式样，在原始社会组织取得一定进展后，随同形成一种习惯，却是有可能的。

根据四川资阳人遗物中一根细长完整的骨针，我们可推想当时人就为了御寒和生产上的便利，已有了穿衣服的要求。因为针的发明是满足这种要求而出现的。如果这支骨针和其他遗物确在同一地层，那已经是过若干万年的事情了。当时穿的是兽皮还是植物纤维的布匹？我们还少知识。但是针孔相当细，绝不会是皮革割成的小条子能通过的，因此捻取细纤维作线的技术，也必在有孔纺轮出现以前，即已掌握。而布的起源，实从编织渔网得到进展，编网知识又系从蜘蛛结网得到启示，《淮南子》所说，倒还有点道理！早期的织机可能是“地机”，原物虽未发现，近年云南石砦山出土铜器上，却还留下些两千年前的式样，现代我国比较偏僻的生产落后区域，也还留下些活的标本，一般还是坐在地下织的。综、筘、梭子发明以前，提线必用手，压线则借重骨或石工具，编织较窄的腰带，牛肋骨已极得用。若织面阔及尺的布，即嫌压线不紧实。因此地下发现较长大薄刃石刀具，古代除了使用它来鞣治皮革，可能也和织机压线发生联系。后来由石到玉，进而成璋或某一式圭，则已在实用外兼有象征性。但是海南岛一类地区，却在十八世纪，还用作织布工具！琮的应用出现较晚，一般大型青云琮，多长约八寸，外方内圆，分段刻划纹道。照史志所说，为妇女所主，为祭中溜之神物。如联系纺织周代以来即称为“妇功”，而琮的应用，近人以为和织机或有一定关系，推测或许还近理。这类大型玉琮多传为周代礼器，如和织机关系密切，则显然这是一种西周以来出现的坐式竖机了。因为地机卷轴是用不上的。从琮的出现，我们还可看出人类最早的垂腿而坐，和生产劳动关系十分密切。织布以外车磨铜器，雕琢玉器，为操作便利，大都有近似织机需要，即共同促进了古人生活习惯的改变，实和生产需要有一定关系。这自然只是一种推想，因为唯一证据，只有汉石刻几个机织形象，包括了曾母投梭、孟母教子和天孙织锦一些故事传说的图像在内。至于第二阶段坐具的进一步改变，和妇女专用鼓式墩子的产生，则显然是由战国熏香笼篝、汉代熏笼演进而来，而社会上得到认可成为一般起居习惯，已是唐、宋时事了。笼篝多编竹而成，或有两式，应用虽始于战国，盛行于汉晋之际，留下较早的形象，却只有在北朝石刻上可发现，做成腰鼓式。唐代有个三彩女俑，坐的还是相同样子。到宋代则一般作墩子式了。直到明代，不问法花瓷或处州青瓷，或描金雕漆，墩子依旧必下部镂空，上面绘饰成一块绣帕四角下垂样子，还是照熏笼做成。

《尔雅》是中国两千三四百年前一部古文字学专书，内中有许多记载都十分重要。关于古代养蚕业的进展，也有较新较现实提法。称蚕有萧、艾、柞、桑等等不同品种，即反映一种社会发展的真实，说明养蚕知识的获得，是经过许多人用各种草木叶子在长期试验下，才明白山蚕宜在柞树上放养，家蚕必饲桑叶才会有较好收成的。从这一认识前提出发，结合文献，我们说穿衣当成一种社会制度，养蚕当成一种社会生产，大约是在由分散的部族社会到那个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成熟期的黄帝时代才逐渐形成，同样的话却有了较深刻意义！至于当时人究竟如何穿衣，文献叙述多出于周代史官，必须把保留在较前或较后各种形象材料加以印证，才可望得到些比较近真落实的印象。

史称三皇五帝，历世绵邈，有关形象知识，目前我们只能从一千八百多年前一些汉代石刻得到点滴。结绳记事、燧人取火的情形，虽近于汉人想象，武氏石刻把五帝却画得相当古朴，即同样出于想象，究竟比单纯文献有意思得多。因为那几个人的衣服式样，和近年出土三千年前殷商时代的还有个共通点，一般特征为齐膝长短，穿裤子（若照某些传记述说，则汉代人才穿裤子），为便于行动和劳作，说这种衣装和原始社会生活要求相适合，大致不会太错的。

商代还有如下一些材料可以比证参考：

第一是两个雕玉人头像，重要在他们的头上装饰。男子戴平顶帽子，初看似乎有些令人相信不过，其实形象并不孤立存在，同时或稍后，这种帽子都有发现。女的重要是她的发式，借此明白头上骨或玉笄的应用，商代至少已有二凤相对竖插，和一支横撇两式。双笄对插比较讲究。曹植诗“头上金雀钗”反映到《女史箴图》中的情形，还是商代用笄制度的沿袭。下垂虿尾卷发，直到战国还有地方妇女习用。只可惜背后不知如何处理。这些精美雕玉正产生于历史上的纣王、妲己时代。至于纣王形象，目前还只有日本学者过去在朝鲜发掘的汉墓里一个彩绘漆筐边沿上发现那一位。他正坐在一个有屏风的矮榻上，像旁还明署“纣王”二字，两手作推拒状，做成《史记》所称“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的神气。神气虽还活泼，可是个标准汉代贵族样子。至于妲己的装束如需要复原，从那个雕玉女人头像，却可得到较多启发！

第二是这个白石雕刻的人形，头戴锦帽，身穿锦衣，是有点醉意朦胧样子。如不是个最高奴隶主，也应是个贵族。但亦可能只是随身奴仆，因为用珠玉饰狗、马，在商代墓葬中即已发现，一个奴隶弄臣穿得花花绿绿，是不足为奇的。衣服肯定原仿锦绣而作，从联系和发展得知道。商代的铜簋、白陶壶，和较后一时的铜车轴头、镜背、空心砖边沿，都有相同装饰纹样出现。一个长沙出土的战国彩俑，衣边上且分明画上这种花纹，恰和文献中“锦为沿”相符。（真正的锦缎只早到唐、宋，名字或应当叫矩纹锦。它的织法实源远流长。至于为什么较早的锦是这种连续矩纹，我们说，大致和编织竹簟有关，和宋代青绿簟纹锦同源异流。竹簟用连续矩纹或方胜格子，技术操作比较容易。）商代已能织出极薄的绸子，也能织出有花纹的锦缎，但较多人的身上，大致还是穿本色麻葛或粗毛布衣服。一般奴隶或俘虏身份的人，如像第三个手负桎梏的一位，穿的自然是件粗布衣。

两者身份地位尽管不同，衣服长短过膝，倒像是共通趋势。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承认衣才齐膝或过膝原是一种传统制度，我们才不至于把春秋战国时出现的这种衣服，不求甚解一例归入“胡服”。

第四、五都是雕玉，出土情形不太明确。给我们启发是他们头上巾子和西南苗、彝族装束那么巧合。其实若从图案花纹去探索，用商代规矩图案和近代苗、彝编织物图物比较，相同处我们发现将更多！这不足为奇，生产条件和工具决定了生产式样，也有时形成了美的意识，这是过去我们较少注意到，目前却明白了的。

西周是个讲究制度排场的时代，史称“周公制礼作乐”，不会完全是空谈。一面是宗法社会的建立，确定等级制度排场有其必要性。另一面由于生产发展，丝、布、铜、漆日益加多集中到王室贵族中，有了个物质基础。因此周公尽管提倡节俭，要贵族子弟明白稼穑之艰难，可是打发诸侯封君就国，还是除沿例领取大片封地、占有大量农奴外，并且还可得到一些手工业奴隶，又可得到特赐一份华美衣服，车马旗帜，宗庙祀事礼乐铜器，以及作为压迫工具和象征权威的青铜兵器圭、璋、璜、璧诸玉物。统治者日益脱离生产劳动，成为“治人”的身份，衣服放大加长用壮观瞻，必然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出现。相传虞书帝王冕服十二章的绣绘文饰，也应当成熟于此时。但是三千年来做皇帝的总还喜欢遵照古制打扮，直到袁世凯还要人做下一份衣样子，准备登基！事实上冕服最早的式样，目前为止，还只有从唐代列帝图和敦煌画留下那些形象，比较近古，宋人《三礼图》、明人《三才图会》即已多附会，去古日远，清代更难言了。但是从习惯说，戏衣上的龙袍，还应当说是一脉相承。真正的复原，几种新的战国人物形象，和西汉壁画，东汉石刻，以及周初铜、玉、漆、丝纹样，已为我们准备了些有利条件。经过一些探索比证，大致还是可望部分恢复本来的。

衣服等级的区别，一面可看出西周社会的拘板定型，另一面也必然影响到社会生产的停滞。破坏它得到新的进展，是春秋战国，随同土地所有制变化，与生产发展、商品大量交流而形成。

同样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也看需要而有所不同，譬如作战穿的衣甲，到春秋时虽发展了犀甲、合甲、组甲许多不同材料不同制作，长短大致还是以能适应当时战争活动为主，不会太变。例如保护头颅的铜盔，商代的就和春秋战国时差不太多。但是兵器中的戈的形制和应用，却已有了较大变化。商代一般战士，戈大致有两式，长柄的单独使用，短柄的则一手执戈、一手执方盾，是通常格式。春秋以来则剑、盾为一份，戈柄已和矛柄部分同长，有的或加个矛头成为专用勾、啄、刺三或两用兵器了。到战国时，好些戈、戟并且已逐渐脱离实用价值，只从艺术出发来考虑它的造型美了。到汉代于是又一变来个返璞归真，一例简化成为一个“卜”字式。（至于我们从戏文中所常见的方天画戟，却是开始于唐代宗教画天王所使用的！）衣的形式改变，主要还是在某些上层人物。根据目前材料分析，我们知道儒家的宽衣博带好尚，本为好古法先王主张而来，同时人常多当成一种拘迂行为看待的。因此估计一般上中层分子，平时衣服必然还不至于过分拖拖沓沓。但部分坐朝论道不事生产的人物，即不完全同意儒家迂腐主张，还是不免已经有些拖拖沓沓。这从近年发现的材料，多了些证明。至于从事各种生产劳动的平民便装，一般还是长可齐膝为通例，从统治者看来，则为野人之服，舆台之服，区别日益明显。至于那些无事可做或一事不作的贵族，在一身装扮上格外用心，如何穿珠佩玉，文献记载虽多，形象反映给我们的知识还是不够落实。例如说，儒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和“玉有七德”的说法，到战国时已相当成熟，上下一时把玉的抽象价值和人格品德结合起来，也因之把玉的具体价值提得高高的，影响刺激到当时雕玉工艺的高度进展。三门峡虢墓得到几份成组列的佩玉，虽已知道它们在人身上的大略位置，洛阳金村韩墓，还发现过一份用金丝纽绳贯串的成组精美佩玉，辉县和其他发掘，也得到好些当时小件成系佩玉，传世还有千百件战国玉龙佩和其他雕玉可供参考，郭宝钧先生即根据出土情形作了些复原图。但是希望更具体些明白它们如何和那些加工特别精美、镀金嵌珠的带钩，讲究无比的玉具剑，共同加在以五色斑斓华美耀目的文绣袍服上，结合一起形成一种惊人炫目的艺术效果，如《说苑》所叙襄成君给人的印象，我们还是不易想象的！知识不足处，实有待进一步发现，才能综合更多方向文物，一一加以复原。即此也可以肯定，过去几千年来学者感到束手的事情，到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由于条件不同，有必要时，终究还是可以从客观存在认识出发，一一把它弄个清楚明白！

和周初衣服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是封于山东鲁国的周公。周公的形象虽无当时遗物可证，但是汉代在儒学兴盛提倡厚葬的制度下，山东地方的石刻，却还留下三四种各不相同的周公样子，有一个在曲阜发现还是立体的。作为周公辅成王的历史主题而做成，胖胖的周公宽袍大袖，抱着个小婴孩，我们似乎可以用一个有保留的态度来看待这些材料。就是说形象未必可靠，部分服装还是可靠。因为凡事总必上有所承而下有所启，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说能知其损益，就必有所损益。孔子所知道的我们虽难于尽知，但是目前还有不少春秋战国和西汉形象材料，新近发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证据，也启发了不少问题，值得注意！

极有意思是近年山西侯马出土的一批陶范中几个人形，搞文物的看来，会觉得有些面熟，不仅衣服依旧长短齐膝，花纹也并不陌生，有一位头上戴的又简直和商代玉人及白玉雕像十分相似，一个短筒子平顶帽。商代白石像系腰是个大板带，这一位腰间系的是根丝绦带，带头还缀上两个小小圆绒球，做成个连环套扣住，得知这两种系法都是不必用带钩的。这个人的身份虽同样难于确定，不是“胡族”却一望而知。因此赵武灵王所易的“胡服”，必得另外找一种式样才合适了。至于这一式样和时代或许略晚见于洛阳金村遗物中的几个银铜人装束，我们可以说实“古已有之”，因为汉石刻大禹等已穿上，至少从汉代儒家眼光中，是决不会同意把胡服加在著名的大禹身上的。何况商代实物又还有陶玉相似形象可证。《史记》上所谓胡服，记载既不甚具体，我想还是从相关文物反映去寻觅，或许还比较有一点边。时间较早是保留到战国或西汉匈奴族青铜饰件上的各种胡人装束，时间稍晚是保留到东汉墓中一个石刻上作的胡族战事图像。前者多于蒙古一带地区出土，后者却明显做成高鼻深目样子，但是一作比较，我们不免感到混淆起来了。因为这些胡族人衣着长短，原来和商代几种形象倒十分相近，正和那些羊头削及盾上带铃弓形铜器和商代实物相近差不多。由此联系，我们似乎可以不妨且作那么一种假定，即以游牧为主的匈奴服制，本来和商代人的普通衣着相近，或曾受过中原人影响。到周代，社会受儒学渲染，宽袍大袖数百年成社会上层习惯后，我们不免已有些数典忘祖。赵武灵王学回来的胡服骑射，重点本只重在“骑射”，至于胡服，则一面始终还流行于各行各业劳动人民习惯生活中，正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这种推测也许不一定全对，唯根据材料分析，却似乎差不多远。

西周以来，上层分子寄食统治阶级衣服日趋宽博，大致是一种事实。但在共通趋势中也还是有分别。并且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种人，也会由于应用要求不同，形成较大差别，不能一概而论。相反又会有由于一时风气影响，而得到普遍发展的。前者如从大量战国楚俑和画像分析，至少即可知道衣服式样便有好几种，长短大小也不相同。后者如传称楚王宫中女子多细腰，事实上新的发现，楚国以外许多材料，表现舞女或其他妇女，也流行把腰肢扎得小小的习惯。特别是一种着百褶裙反映到细刻铜器上的妇女或男子，反而比反映到楚俑和漆画上的妇女束腰更细一些。这类铜器山东、山西、河南均有发现，它的来源虽有可能来自一个地方，不在上述各地，但当时善于目挑心招能歌善舞的燕赵佳丽，临淄美女，装束还是不会和它相去太远。以相传洛阳金村出土一份佩玉中两个小小玉雕舞女，做得格外出色。

如把这类材料排排队，就目前所知，大致信阳楚墓出土的东西稍早一些。联系文献解决问题，长沙楚墓出土的彩俑和漆画、帛画，以及河南、山西、山东发现薄铜器上细刻人形，材料却丰富重要得多。

信阳大墓发现了不少大型彩绘木俑，初出土时闻面目色泽还十分鲜明，因不即时摹绘，大致已失去固有色调多日了。重要还在那个漆瑟上的彩绘种种生活形象，有高据胡床近于施行巫术的，有独坐小榻大袖宽袍的统治者，有戴风兜帽的乐人，有短衣急缚的猎户。人物画得虽不怎么具体，却神气活泼，形象逼真。总的漆画上胡床的出现，和墓中三百件漆器中一个近似坐几状木器实物的发现，为我们前面说到过的垂腿而坐的事情，至晚在春秋战国时即已有可能出现，多提供了些证据，却比日下文献所说，胡床来自汉末，席地而坐改为据椅而坐，直到唐代中叶以后才实行，已早过五六百年或一千三百年不等。

长沙楚墓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人生活形象知识。首先是那个特别著名的舞女漆奁的发现，上面一群女子，一例着上袖口衣脚均有白狐出锋长袍，腰肢都小小的，面貌虽并不十分清晰，还是能给人一个“小腰白齿”印象。宋玉《招魂》文中所歌咏的妇女形象，和这些女人必有些共通点。另外是许多彩绘木俑，试挑出两个有典型性的看看，男的是个标准楚人，浓眉而短，下巴尖尖的成三角形，胡子作仁丹式，共同表现出一种情感浓烈而坚持负气个性鲜明神气。近年发现楚俑多属同一类型，引起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屈原的同乡！如作屈原塑绘，这是第一手参考材料！女子重要处在颊边点胭脂成簇作三角形，可以和古小说《青史子》，及刘向《五经通义》引周人旧说相印证。照各书记载，这是和周代宫廷中女子记载月事日期的标志有关。胭脂应用即由之而来。比唐人的靥子，南朝人的约黄，汉代的寿阳点额，都早过千年或大几百年！衣分三式，都不太长，一种绕裾缠身而着的，明显较古，到汉代即已不复见。履底较高，和长沙出土实物可以印证。衣服边沿较宽，材料似乎也较厚，可证史传上常提起过“锦为缘饰”的方法。武士持剑、盾则衣短而缚束腿部，才便于剽疾锐进，秦末项羽的八千子弟兵，大致就用的是这种装束。可惜的是一份木雕乐伎已朽坏，只留下个轮廓，难于用它和河南汲县、辉县等处所得细刻铜器乐舞伎服装印证异同。另外在一片绢帛上还绘有一个女子，特别重要处在那个发髻，因为同时同式只在辉县出土的一个小铜妇女和时间可能稍晚一些骊山下得到的一个大型灰陶跪俑上见到，同是发髻向后梳的古代材料。近人说帛画上绘的是个巫女，或出于片面猜想。因为另外两个人形，均明显都是家常打扮。和信阳漆瑟上的反映，及另一楚帛书上四角绘的神像反映，情调毫无共通处。自古以来巫女在社会上即占有特殊位置，西门豹投于河里的，和屈原《九歌》所涉及的，是不是还有点线索可寻？较晚材料应当是南方出土一些西王母、伍子胥神像镜子上的舞女反映，比较近真，因为一面还和《三国志·陶谦传》及《曹娥碑》记载中提及的抚节弦歌婆娑乐神相合，一面且和《西王母传》《上元夫人传》记叙玉女装束有关，至少可以说是一个越巫样子。用它来体会先秦九巫形象，终比凭空猜想有些根据。楚俑男女头上一个覆盖物多如羽觞样子，可惜经过摹绘，具体形象已难明白。唯文献上曾有“制如覆杯”记载，羽觞恰是当时唯一杯子，因此这个头上安排也特别重要。女子背垂长辫中部多梳双鬟，到西汉时出土俑也有用一鬟的。传世《女史箴图》有几个女子还梳同样发式，当时大致这已算是古装，晋代人是不会这么打扮自己的。这从一系列出土俑（如江苏南朝俑），和略后一时的砖刻（如邓县⁽¹⁾画砖），壁画（如敦煌画），石刻（如《十七孝子棺》），绢素画（如《洛神赋图》《北齐校书图》），可以明白北朝时“华化”，所仿的正是两晋制度，不会比汉或更早！

战国时文物第三部分人物形象是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几个银铜小像，一个男子和一个梳双辫弄雀女孩，衣服都短短的，女孩衣服下沿似乎还有些襞褶。男女均如所谓“蒙古型”，脸型宽厚扁平，因此即以为是“胡人胡装”，值得进一步研究。短衣不一定是胡装，已如前节所述。稍后一些胡人多高鼻深目，发且褐黄，这从文献记载，及近年诺因乌拉与罗布淖尔实物的发现，与新近沂南汉墓石刻反映，三者结合印证，可以得到一点比较全面认识。相反的，倒是从商代开始，铜玉上反映均有“蒙古型”的脸孔出现，另一说即这个人的额饰，如着一小勒，有物下垂，非中原所固有。这也难说即是胡人。因为一切有个联系，不能孤立。近年四川出土大量汉俑，即有一式把额前加一勒子式织物，前作三角形的。这部分加工，事实上历来都成为装饰重点，不过随时有所变化罢了。例如北朝则作三五螺鬈，如《北齐校书图》中女侍所见，明显受了点佛教影响，由于东晋以来关于佛发传说，就常提到“向右萦回，色作绀青”等等。到唐代则流行诗人所歌咏的“常州透额罗”，形制处理则如敦煌画《乐廷瑰夫人行香图》，其家庭子女中有一位的装扮，极凑巧也是搁在额前那么尖尖的，但来源却应说是“幂䍠”或“帷帽”一种演进或简化。因为幂䍠或帷帽本来的式样，还好好保留在一些唐代陶俑及唐人绘《蜀道图》几个骑马妇女头上，那是标准的式样，和文献记载完全相符合，后人作伪不来的。明代嘉万以来又流行“遮眉勒”，还是那么一道箍式，唯前端尖处多嵌了一粒珍珠，明人绘画中都经常发现这么打扮。清初还在民间流行，清宫廷中的四妃子像和《耕织图》的南方农家妇女头上都可发现。戏装上叫它作“渔婆勒子”，其实近三百年还在各处流行。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年，我们的母亲或外祖母还在使用它，一般即叫作“勒子”，通常用玄青缎子掯两个薄薄牙子边，中心钉小翠玉花或珠子，到后又流行在两旁钉薄雕翠玉片半翅蝙蝠或蝴蝶。也有作五蝠则象征“五福齐来”。乡下人家则用银寿星居中。乡村小女孩子则用五色彩绸拼凑，加上各种象征幸福希望的彩绣，主题却不外鸳鸯牡丹，鱼水蝠鹿，讲究些也有作戏文中故事的。在这上面也可以说可看到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和胸前圆裙脚下凤头鞋，同是民间年轻妇女装饰重点！话说回来，到目前为止，金村墓中那一位，应说是较早在额间进行艺术加工的一个先辈！女孩子腰间也系了根带子，还佩了个小工具，启发我们古代“童子佩觿”应有的位置。宋人不得其解，衣服既错，位置也弄错了。这种短衣打扮是否是当时奴婢的通常的装束？这一点可能性倒相当大。因为经常发现的战国时六寸左右跪像，手捧一个短短管筒，通名“烛奴”，装束多相近。近年山东出土一个人形灯台，手举二灯盘，服装也相似，这种器物适当名称还是“烛奴”。另外还有两个玉雕舞女，长袖细腰，妩媚秀发，特别重要是她的发式，十分具体。背后却拖了个长长辫子。

第四份材料是传世和近年出土的金银错器物上镶嵌主题画中反映出战国时人生活各方面情况。试用几件有代表性的器物作例来分析（如故宫藏品一战国青铜壶，一个成都百花潭错银壶，汲县山彪镇一水陆攻战纹铜鉴，和另一水陆大战鉴），上面即有采桑、弋鸿雁、习射、演乐、宴会、作战种种不同反映。弋鸿雁必用矰缴，才能收回目的物和箭镞，这里即见出古代矰缴的应用方法。如把它和长沙出土的两团丝线实物，和四川砖刻上那个把线团搁在架子上的制度结合起来注意，过去词人所赋“系弱丝射双鸿于青冥之上”的事件，千言万语难于注解的，一看便了然原来办法如此！又《三礼》谈射礼，诸侯必按等级尊卑，所用的弓矢箭靶大小远近均不相同。宋人《三礼图》虽绘制了些样子，可无佐证，这个壶上却留下个极早的式样，可证明《三礼图》虽多附会，所作箭靶基本式样倒还接近真实（敦煌唐壁画骑射图，却是个月饼形系在杆上）。似实用靶非礼仪用。有关音乐方面，历来对于钟磬处理多含糊其辞，“乐悬”二字解释也难于令人满意。这里画面反映，却由此得知，当时钟磬在筍虡上悬挂方法，原来共有两式：一种是信阳出土编钟，用个兽面拴钉直接固定在方整木架上；另一种却是木架绊着丝绳，把钟磬钩悬在绳上。两端支持物多雕成凤鸟，象征清音和鸣，也和文献记载相合。乐人跪着击奏，但辉县铜盘细刻花纹却立奏，即此可知当时并无一定制度。有关战马，则守陴部队旌麾金鼓的形制和位置，可增长我们不少知识，补文献所不及。戈、矛柄中部多附两道羽毛状事物，或可为《诗经》中“二矛乎重英”，提出一点新解。一般人和部分战士都着长衣，下裳作百褶裙式，昔人对汉石刻武事进行人多常服以为或者只是演习，那这里将是更早一种演习了。但另外一部分却有断脰绝踵形象出现，可知并不儿戏！有的武士戴有檐小帽，和现代人球场上小白帽竟差不多。

错金银技术虽较早为吴越金工所擅长，楚人加以发展，到战国中期，似乎已为六国普遍应用到一些特种工艺品处理上。带钩方面用力最大，品种也极多。至于饮食用器，方面已极广，艺术成就也大。唯这里想谈到的，还是题材上给我们对于古代服饰方面提供的形象重要性。这些材料多在中原区发现，我们不妨假定说它是中原文化的反映，应当不会太错。

另外还有个错金银镜子，上作骑士刺虎图像，武士全副武装，头盔近耳处插两支鸟尾。传称鹖为猛禽，好斗，至死不败，因之用鹖尾作冠饰，象征武勇，由来已久。可是具体形象材料，除此以外，即只有北朝宁万寿孝子棺前线刻的两个神将头上分插鸟尾，十分明显。此外即少见。至于唐、宋以后，则多使用在什么胡王头顶部分，如传世李公麟绘《番王礼佛图》中所见。这里新的发现却在耳旁分插，为我们搞京戏的谈雉尾应用历史时找到了最古根据。这个镜子上还发现个近似用皮革做成的“”式马镫，应当是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形象了。至于马鞍，截至目前，我们只有一个四川出土汉代大型陶马上曾发现部分残余，别的还少见。战国时人开始骑马，镜子上留下个最早骑士模样。

第五份材料，是近年发现薄铜器细刻花纹上面各种人物生活的反映。河南辉县、山西、山东均有这种铜器出土。辉县残器上面有一种宫廷宗庙两层建筑前钟磬两列陈设形象，乐器位置极其重要。另一器物则在一角发现了个两端微昂的高案，上置两个酒罍，得知这是长条案最早的式样。山彪镇出土物则四轮马车是新发现。人物形象有个共通点是头上冠帽，前部多作二角突起，后部则曳一喜鹊尾巴，这种冠服部分亦见于信阳大墓漆瑟彩绘人物上。唯瑟上有作危冠高耸如一高脚豆式的，则在铜刻上始终未发现。屈原《楚辞》所谓“冠切云之崔嵬”，或即指的是这种式样？也说不定。

…………

这些只是从商到战国，前后约一千年间，从出土文物结合文献相印证，所得到的一些点点滴滴材料。我们想从这些零星发现中把握全面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从这部分发现中所做的一些推测，也必然会有许多不尽符合原来情形。但这么由现实出发作的试探和综合联系，无疑为我们工作带来了些新的启发，据个人看来至少可归纳成三点：

一、谈这部门历史发展，照旧方法引书证书，恐不大容易把问题弄得真正清楚明白，若能试从文物形象出发，似乎可以得到不少新知识。或者为过去书中没说到过，或者可以丰富充实文献中已经说起的而能加以形象化。

二、谈服饰离不开花纹，古代丝绣不易保存，直接材料不够多，但是间接的比较材料却不少。近十年出土的大量铜器、彩绘漆、雕玉、金银错、彩琉璃，以及较后部分空心砖边沿纹样，已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凡事孤立不易清楚的，一经综合比较，问题就出来了。通过比较分析，由此我们知道连续矩纹作为锦纹主题，商代即已开始，春秋战国在继续应用，现存宋、明此一式锦纹，实源远流长。丝绣和其他部分工艺图案相互关系，金银错、彩绘漆，和当时刺绣纹样实大体相通，还影响到汉代。战国镜子部分装饰图案，更和同时所谓“绮”纹有密切联系，新的发现已为这一推测不断证实。

三、这里提起的多只是一些线索，一个起点，即从文物常识出发，注意到起居服用各方面问题，大多是一般文献上或提起过难于证实，或说来比较笼统，经过后人注疏附会辗转致误的。熟悉史部学的专家通人，如肯用一个新的现实研究态度，综合文物联系文献，来广泛进行新的比证爬梳工作，一定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现，特别是物质文化史方面的知识，许多方面将是崭新的！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古代人穿衣服事情，我们过去所知并不多，文献上虽留下许多记载，只因日子太久，引书证书，辗转附会，越来越不易清楚了。幸亏近年考古学家的努力，从地下挖出了大量古文物，可作参考比较，我们才得到新的认识。

由商到西周、春秋、战国，前后约一千年，大致可以分作三个历史阶段看它的演变。较早时期，除特殊人物在特种情形下的衣服式样，我们还不大明确，至于一般统治者和奴隶，衣长齐膝似乎是一种通例。由此得知，汉代石刻作的大禹像和几个历史上名王、名臣像，倒还有些古意，非完全出于猜想。因为至少三千年前的商代人，就多是这个样子了。当时人已穿裤子，比后人说的也早过一千年。商代人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术的进展，丝、麻已占特别重要地位，奴隶主和贵族，平时常穿彩色丝绸衣服，还加上种种织绣花纹，用个宽宽的花带子束腰。奴隶或平民，则穿本色布衣或粗毛布衣。贵族男子头上已常戴帽子，是平顶筒子式，用丝绸做成，直流行到春秋战国不废。女人有把发上拢成髻，横贯一支骨簪的。也有用骨或玉做成双笄，顶端雕刻个寸来大小鸟形（鸳鸯或凤凰）两两相对，斜插头顶两侧，下垂卷发齐肩，颈项上挂一串杂色闪光玉石珠管串饰。历史上著名的美人妲己当时大致就应这么打扮。女子成年才加笄，所以称“及笄”，表示可以成婚。小孩子已有头顶上梳两个小角儿习惯，较大的可能还是编辫发。平民或奴隶有裹巾子作羊角旋斜盘向上的，有包头以后再平搭折成一方角的，还有其他好些样式，都反映在玉、铜、陶人形俑上。样子多和现在西南居住的苗、瑶族情形差不多（这不是偶然巧合，事实上很多三千年前古代图案花纹还可从西南兄弟民族编织物上发现）。许多野生植物如槐花、栀子、橡斗已用来做染料，并且还种植了蓝草，能染出各种不同的青蓝色，种茜草和紫草专染红、紫诸色。

历史上称周公制礼，衣分等级和不同用场，就是其中一项看得十分重要的事情。衣服日益宽大，穿的人也日益增多，并且当成一种新的制度看待，等级分明大致是从西周开始。统治者当时除大量占有奴隶外，还向所有平民征税，成丁人口每年必贡布二匹和一定粮食，布匹织得不合规格的不许出卖也不能纳税，聚敛日多，才能穿上宽袍大袖的衣服坐而论道。帝王和大臣，为表示尊贵和威严，祭天礼地和婚丧大事，袍服必更加庄严，且照需要分别不同颜色，有些文献还提起过，天子出行也得按时令定方向，穿上不同颜色衣服，备上相当颜色车马，一切都得相互配合。皮毛衣服也按等级穿，不能逾越制度。即或是猎户猎得的珍贵狐、獭、貂、鼠，也得全部贡献给统治者，私下不许随便使用或出卖。照周代制度，七十岁以上老百姓，可以穿丝绸和吃肉，但是能照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事实不会多。至于一般百姓，自然还是只能穿本色麻布或粗毛布衣服，极贫困的就只好穿那种草编的“牛衣”了。

衣到西周以后变动虽大，有些方面却又不大。比如作战时武将头上戴的铜盔，从商到战国，就相差不多。甲的品种已加多了些，有犀甲、合甲、练甲，后来还发明了铁甲，最讲究贵重的是犀甲，用犀牛皮做成，上面用彩漆画出种种花纹。因为兼并战争越来越多，兵器也越来越精利，且有新兵器剑和弩机出现，甲不坚实就不抵用，“坚甲利兵”的话就由此而来。矛既十分锋利，盾也非常结实。

照周初制度，当时把全国分划成许许多多大小不等的邦国，每一个地方设一统治者，用三种特殊身份的人去担任：一是王族子弟，如召伯封于燕、周公父子封于鲁；二是有功于国家的大臣，如姜尚封于齐、熊绎封于楚；三是前代王朝子孙。这些人赴任时，除了照例可得许多奴隶，还可得一些美丽的玉器，一份精美讲究的青铜祭器和日用饮食器，以及一些专作压迫人民工具的青铜兵器，用壮观瞻的车马旗帜，另外就是那份代表阶级身份的华美文绣丝绸衣服。虽然事隔两千多年，好些东西近年都被挖出来了，有的还保存得十分完整。丝绸衣服容易腐朽，因之这方面知识也不够全面。但是由于稍晚一些已流行用陶、木作俑代替生人殉葬，又在其他材料中还保存不少形象资料，加以综合分析，比较真实情形，就慢慢地逐渐明白了。

衣服发展和社会制度有密切联系，也反映了生产发展，衣服日益讲究，数量又加多，是和社会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比如商代能穿丝绸衣服的，究竟还是少数，到西周情形便不同了，成王及周公个人，不一定比纣王穿着更奢侈，但是各地大小邦国封君，穿衣打扮却都有了种种不同排场。地方条件较好的，无疑更容易把衣服、帷帐、茵褥，做得格外华丽精美。到春秋战国时，政权下移，周王室已等于虚设，且穷得无以复加。然后五霸七雄，各自发展生产，冶铜铁，修水利，平时重商品流通，战时兼并弱小，掠夺财富。对大量技术工人的掠夺占有，更促进了工艺技巧的提高，他们彼此在各方面技术的竞争，反映到上层阶级的起居服用上，也格外明显。

服装最讲究的时代是春秋战国。不仅统治者本人常常一身华服，即从臣、客卿也是穿珠履，腰佩金玉，出入高车驷马。因为儒家说玉有七种品德，都是做人不可少的，于是“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影响到社会各方面，贵族不论男女，经常必佩带上几件美丽雕玉。剑是当时的新兵器，贵族为表示武勇，兼用自卫，又必佩带一把镶金嵌玉的玉具剑。当时还流行使用带钩，于是又用各种不同贵重材料，做成各种不同样子，有的用铁镶金嵌玉，有的用银镶玉嵌五彩玻璃珠，彼此争巧，日新月异。即或是打仗用的兵器，新出现的剑和发展中的戈、矛，上面也多用细金银丝镶嵌成各种精美花纹和鸟兽形文字，盾牌也画上五彩云龙凤，并镶金镂银，男子头上戴的冠，更是件引人注目的东西，精细的用轻纱薄如蝉翼，华美的用金玉，有的还高高的如一个灯台。爱国诗人屈原，文章里就提起过这种奇服和高冠。鞋子用小鹿皮、丝绸或细草编成，底子有硬有软，贵重的还镶珠嵌玉在上面。

冬天穿皮衣极重白狐裘，又轻又暖，价重千金。女子中还有用白狐皮镶有袖口衣缘做出锋，显得十分美观。

社会风气且常随有权力人物爱好转移，如齐桓公好衣紫，国人有时就全身紫衣。楚王爱细腰，许多宫女因此饿死，其他邦国也彼此效法，女子腰部多扎得细细的。女人头上装扮花样更多变化。楚国流行梳辫子，多在中部作两个环，再把余发下垂。髻子也有好些种，有梳成喜鹊尾式，有作元宝式的。女人也戴帽子，和个椭圆杯子差不多。有的又垂发在耳旁，卷成如蝎子尾式。女孩子多梳双小辫，穿齐膝短衣，下缘做成裥褶。成年妇女已多戴金银戒指，并在脸颊旁点一簇三角形胭脂。照古文献记载，原都是周代宫廷一种制度，金银环表示有无怀孕，胭脂记载月经日期，可一望而知，大致到了战国已成一般装饰，本来作用就慢慢失去了。

衣服的材料越来越精细，名目也因之繁多，河南襄邑出的花锦、山东齐鲁出的冰纨、文绣、绮、缟等更是风行全国，有极好市场；和普通绢帛比价，已超过二十多倍。南方吴越出的细麻布，北方燕国生产的毡裘毛布，西域胡族作的细毛花罽异常精美，价值极高。楚国并且可能有了印花绸子生产，但最讲究的衣被材料，仍还是华美刺绣和织锦。

衣服有许多不同式样，有的虽大袖宽袍，还不至于过分拖沓。若干地区还流行水袖长衣，依旧还有下缘，长才齐膝，头戴平顶帽子，腰系丝带和商代人相差不多情形。

最通常的衣服是在楚墓中发现的三种式样，其中一种用缠绕方式穿上，再缚根宽宽腰带，式样较古。衣边多较宽，且用锦类作缘，和记载上说的“锦为缘”相合，大致因此才不至于使过薄的衣料妨碍行动。这种式样，汉代人还有应用。又一种袖大及膝，超过比例，穿起来显得格外庄严的，可能属于特定礼服类。奏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已穿着长及数尺袖子的衣服。打猎人衣裤多扎得紧紧的，才便于在丛林草泽中活动。中原区山西、河南所得细刻花纹铜器上又常发现一种戴鸱角鹊尾冠着小袖长裙衣、下裳做成斜下襞褶式样的。河南洛阳还出土过一个玉佩，上面精雕两舞女，袖子长长的，腰身扎得极细，头发垂齐肩，略略上卷，大致是当时的燕赵佳人典型式样。山西出土的陶范上则有穿齐膝花衣，戴平顶帽，腰间系一丝绦，打个连环扣，带头还缀两个小绒球的，男女都穿。河南也发现这种装束大同小异的人形，且一般说是受“胡服”影响，事实上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历史上常说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影响到赵国当时军事组织和后来人生活都极大。主要影响还是“骑射”。轻骑锐进和短兵相接，才改变了传统用战车为主力的作战方法。至于“胡服”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过去难说清楚。一说貂服即胡服，这不像是多数人能穿的，试从同时或稍后有关材料看，衣服主要特征，原来也是齐膝长短，却是古已有之。大致由于周代几百年来社会习惯，上层分子，已把穿长衣当成制度，只有奴隶或其他劳动人民才穿短衣，为便于实用，赵王创始改变衣服齐膝而止，和骑射联系，史官一书，便成一件大事了。胡服当然还有些其他特征，腰间皮带用个钩子固定，头上多一顶尖尖的皮或毡帽子，因为和个馄饨一样，后来人叫作“浑脱帽”，不仅汉代胡人戴它，直到唐代的西域诸胡族也还喜欢戴它。中国妇女唐初喜着胡装，因此，这种帽子还以种种不同装饰而出现于初唐到开元、天宝间，相传张萱画的武则天像，就戴上那么一个帽子。晚唐藩镇时代，裴度被刺也因戴上这种毡帽幸而不死。汉代石刻也发现这种帽形，近年我们还在西北挖出几顶汉代实物，证明确是胡服特点之一。

衣装有了进一步新的变化，新的统一规格，是由秦汉开始。从几点大处说来，王公贵族因为多取法刘邦平素所喜爱的一种把前梁高高耸起向后如一斜桥的冠式，于是成了标准官帽三梁、五梁作为等级区分。此外不论男女，有官爵的腰带边必须悬挂一条丈多长褶成两叠彩色不同的组绶。女子颊边那簇三角形胭脂已不再发现，梳辫子的也有改成一环的。许多方面都已成定型。照文献说因为限制商人，作经济的穿鞋还必须左右不同色。可是一方面有种种规章制度，对商人、奴婢限制特别大，另一方面却由于生产发展影响，不到四十年，商人抬头，打破了一切限制，不仅穿戴得和王公差不多，而且其奴婢也穿起锦绣来了。情形自然显得较为复杂，说它时就不易从简单概括得到比较明确印象了。唯复杂中，还有些规律为我们掌握住了的，即汉代高级锦绣花纹，主要不过十来种，主题图案，不外从两个方面得来，一是神仙思想的反映，二是现实享乐行为的反映，因此总不外山云缭绕中奇禽异兽的奔驰，上织文字“登高明望四海”的，大致和秦始皇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必有较多联系，“长乐明光”则代表宫殿名称，这些材料多发现于西北新疆、甘肃和东北、蒙古及朝鲜，并由此得知，当时长安织室或齐地三服官年费巨万数额大量生产供赏赐臣下，并大量外输的高级丝绸，多是这种样子。

这些都是过去千年读书人不容易明白的，由于近年大量实物和比较材料的不断出土，试用真实文物和文献相互结合加以综合分析，逐渐才明白的，更新的发现无疑将进一步充实丰富我们这方面知识，并改正部分推想的错误。

宋元时装

赵匡胤做皇帝后，不久就统一南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数十年分割局面，建立了宋代政权。从长江上游的西蜀和下游的南唐吴越，得到物资特别多，仅锦缎彩帛就达几百万匹。为示威天下，装点排场，便把直接保卫他的官兵两万多人，组成一支特别仪仗队，某种官兵拿什么旗帜、武器和乐器，穿什么衣服的颜色花纹都等级分别，用织绣染不同材料装扮起来，出行时就按照秩序排队，名叫“绣衣卤簿”，还绘了一个图，周必大加上详细说明，叫《绣衣卤簿图记》，这个队伍后来还增加到将近三万人。现在留存后人摹绘的中间一段，也近五千人，为研究宋代官服制度，保留下许多重要材料。宋代政府每年还照例要赠送亲王大臣锦缎袍料，计分七等不同花色，遇大朝会重要节日必穿上。宫廷皇后、公主更加奢侈，穿的衣服常加珍珠绣饰，椅披、脚踏垫也用珍珠绣，头上凤冠最讲究用金翠珠玉做成种种花样，比如“王母队”就作一大群仙女随同西王母赴蟠桃宴故事。等于把一台乐舞，搬到头顶，后面还加上几个镶珠嵌玉尺来长翅膀，下垂肩际，名“等肩冠”（最近在明代皇陵内也发现过这种冠）。一般贵族官僚妇女，穿着虽不如唐代华丽，却比较清雅潇洒，并且配色也十分大胆，已打破唐代青、碧、红、蓝为主色用泥金银作对称花鸟主题画习惯，粉紫、黝紫、葱白、沉香、褐等色均先后上身。由于清明扫墓必着白色衣裙，因之又流行“孝装”，一身缟素。北宋初年，四川、江南多出彩绸，女子又能歌善舞，装束变化常得风气之先，从诗词中多有反映。部分还保留晚唐大袖长服习惯，同时已流行另外一种偏重瘦长，加上翻领小袖齐膝外衣的新装，作对襟式的加上两条窄窄的绣领。用翻领多作三角形，还和初唐胡服相近，袖口略小，如今看来，还苗条秀挺，相当美观。另外一种装束，尚加披帛，腰带间结一彩绶，各自做成种种不同连环结，其余下垂，或在正面，或在一侧，这种式样似从五代创始，直流行到南宋。装束变化之大主要在发髻，也可说是当时人对于美的要求重点，大致从三国时曹植《洛神赋》中说到的“云髻峨峨”得到启发。唐代宫廷女道士作仙女、龙女装得到发展，五代女子的花冠云髻已日趋危巧，宋代再加以发展变化，因之头上真是百花竞放，无奇不有。极简单的是作玉兰花苞式，极复杂的就如《枫窗小牍》所说，赵大翁墓所见有飞鬟危巧尖新的、如鸟张翼的，以至一种重叠堆砌如一花塔加上紫罗盖头的，大致是仿照当时特种牡丹花“重楼子”做成。照史书记载，到后竟高及三尺，用白角梳也大及一尺二寸，高髻险装成一时风气，自然不免影响民间相习成风。后来政府才特别定下法律加以限制，不得超越尺寸。但是上行下效，法律亦无济于事。直到别种风气流行，才转移这种爱好。边疆区域，如敦煌一带，自五代以来多沿袭晚唐风气，使用六金钗制，在博大蓬鬓两侧，各斜插二花钗，略作横的发展，大约本于《诗经》“副笄六珈”一语而来，上接晋代“五兵佩”习惯，流行民间，直到近代。福建畲族妇女的头上三把刀银饰，还是它的嫡亲继承者。额黄靥子宋代中原妇女已不使用。西北盛装妇女还满脸贴上不以为烦。

至于演戏、奏乐女人的服装，种类变化自然就更多了。从画中所见，宫中乐妓，作玉兰花苞式髻，穿小袖对襟长衫的可能属于一般宫婢，杂剧中人则多山花插头，充满民间味，如照范石湖元宵观灯诗所见，歌女中有戴个茸茸小貂帽子遮住眉额的一定相当好看。若画古代美人装束，多做成唐代仙女、龙女、天女样子，虽裙带飞扬轻举，依旧不免显得有些拖沓，除非乘云驾雾，否则可够不方便。这另外也反映一种现实，即宋人重实际精神（除了发髻外），穿衣知道如何用料经济，既便于行动也比前人美观。宋代流行极薄纱罗，真是轻如烟雾，如做成六朝人画的洛神打扮，还是不会太重的。但是当时的女道士，就不肯这么化妆，画采灵芝仙女且有作村女装束的。

当时最高级和尚，袈裟尚紫色，唯胸前一侧绊带用个小玉环，下缀一片金锦，名“拔遮那环”。宋、元应用较广，影响到西藏大喇嘛，在明、清古画里还保留这个制度。

契丹、女真、党项、羌族等同属中国东北、西北游牧民族，生活习惯上与中原显著不同。

西夏妇女多着唐式翻领胡服，斜领刺绣精美，统治者服饰也近似唐装，腰间束鞢带，挂上小刀、小囊、小火石诸事物，头上戴的还是变形浑脱帽，普通武士则有作突厥式剃顶的。

契丹、女真本来服装一般多小袖圆领，长才齐膝，着长筒靴，佩豹皮弓囊，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契丹男子髡顶披发，女真则剃去顶发把余发结成双辫下垂耳旁。受汉化影响，有身份的才把发上拢，裹“兔鹘巾”，如唐式幞头，却不甚讲究款式，唯间或在额前嵌一珠玉为装饰。妇女着小袖斜领左衽长衫，下脚齐踵，头戴金锦浑脱帽，后垂二锦带，下缀二珠。其腰带也是下垂齐衣，唯不作环。契丹和女真，辽、金政权均设有“南官”，多兼用唐、宋官服制度。契丹即开始用不同山水鸟兽刺绣花纹，分别官品，后来明、清补服，就是承继旧制而来。金章宗定都燕京后，舆服制度更进一步采用宋式，区别就益少了。至于金代官制中用绸缎花朵大小定官位尊卑，最小的只许用无纹芝麻罗，明、清却不沿用。但衣上用龙，元代即已有相当限制。分三、四、五爪不等，严格规定，载于典章。明代即巧立名目，叫“蟒”“斗牛”等等，重作规定，似严实滥。

同时契丹或女真男子服装，因便于行动，也已为南人采用，例如当时力主抗金收复失地的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四将，身边家将便服，除腰袱外，就几乎和金人无多大分别，平民穿的也相差无几，彼此影响原因虽不尽同，或为政治需要，或从生活实际出发，由此可知，民族文化的融合，多出于现实要求，即在民族矛盾十分剧烈时亦然。（总的看来，这种齐膝小袖衣服，说它原属全中国各民族所固有，也说得过去，因为事实上从商代以来，即出现于各阶层人民中。）这时期劳动人民穿的多已更短了些，主要原因是生产虽有进展，生活实益贫穷，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统治者剥削了，农民和渔夫已开始有了真正“短衣汉子”出现。

社会上层衣服算是符合常规的，大致有如下三式：

（一）官服——大袖长袍还近晚唐，唯头上戴的已不相同，作平翅纱帽，有一定格式。

（二）便服——软翅幞头、小袖圆领还用唐式，唯脚下已由乌皮六合靴改成更便利平时起居的练鞋。

（三）遗老黄冠之服——合领大袖宽袍，用深色材料缘边，遗老员外多戴高巾子，方方整整。相传由苏东坡创始，后人叫作“东坡巾”。明代老年士绅还常用它。有身份黄冠道士，则常用玉、石、牙、角做成小小卷梁空心冠子，且用一支犀玉簪横贯约发，沿用到元、明不废，普通道士椎髻而已。

男仆虽照制度必戴曲翅幞头，但普通人巾裹却无严格限制。女婢丫鬟，头上梳鬟或丫角又或束作银锭式，紧贴耳边，直流行到元代。

至于纺织物，除丝织物中多已加金，纱罗品种益多，花纹名目较繁。缎子织法似应属于新发明。锦的种类花色日益加多，图案配色格外复杂，达到历史高峰。主要生产还在西蜀。纱罗多出南方，罗缎名目有加“番”字的，可知织法不是中原本来所固有。锦名“阇婆”，更明显从印度传来。“白鹫”出于契丹，也为文献提到过。雨中出行已有穿油绸罩衣的。

这时期并且开始有棉织锦类，名叫“木锦”。至于“兜罗锦”“黎单”等西南和外来织物也是花纹细致的纺织品，綀子则是细麻织品。“点蜡幔”是西南蜡染。一般印花丝绸图案，已多采用写生折枝花，通名生色折枝，且由唐代小簇团窠改为满地杂花。唯北宋曾有法律严禁印花板片流行，只许供绣衣卤簿官兵专用，到南宋才解禁，得到普遍发展。临安市销售量极大的彩帛，部分即指印花丝绢。时髦的且如水墨画。北宋服饰加金已有十八种名目，用法律禁止无效。北宋时开封女人喜用花冠绣领，在大相国寺出售最精美的多是女尼姑手作，反映出宗教迷信的衰歇，庵中女尼姑已不能单纯依靠信徒施舍过日子，必须自食其力方能生存，和唐代相比已大不相同了。统治者虽耗费巨万金钱和人力，前后修建景灵宫、玉清昭应宫、绛霄宫等，提倡迷信，一般人还是日益实际。一时还流行过本色线绣，见于诗人陆游等笔记中。

高级丝织物中除锦外，还有“鹿胎”“紧丝”“绒背”和“透背”，四川是主要产地。这些材料，内容还不够明确。“鹿胎”或是一种多彩复色印花丝绸。“绒背”或指一种荣缎、绒纱，近似后来花绒。“透背”可能就是缂丝。这些推测还有待新的发现才能证明。捻金锦缎的流行增加了锦缎的华美，灯笼图案锦且影响到后来极久。“八答晕锦”富丽多彩已达锦类艺术高峰。一种用小梭挖织的缂丝，由对称满地花鸟图案，进而仿照名画花鸟，设计布色，成为赏玩艺术新品种。技术的流传，西北回族织工贡献较多。南方还有“黄草心布”“鸡鸣布”“綀子”和“红蕉布”，特别宜于暑中使用。由于造纸术有进一步提高，因此作战用衣甲，有用皮纸做成的，又用纸作帐子，也流行一时。

元代由蒙古人军事统治中国约一世纪之久。政府在全中国设了许多染织提举司，统制丝毛织物，并且用一种严酷官工匠制度督促生产，用捻金或缕金织成的锦缎“纳石失”和用毛织成的“绿贴可”，当时是两种有特别代表性的产品，丝绸印染已有九种不同名目，且有套染三四次的，毛织物毡罽类利用更多，《大元毡罽工物记》里还留下六十多种名目。为便于骑射，短袖齐肘的马褂开始流行。

元代南人官服虽尚多用唐式幞头圆领，常服已多习于合领敞露胸式。蒙古人则把顶发当额下垂小绺，或如一小桃式，余发总结分编成两大环，垂于耳边，即帝王也不例外。妇女贵族必头戴姑姑冠，高过一尺向前上耸，如一直颈鹅头，用青红绒锦做成，上饰珠玉，代表尊贵。衣领用纳石失金锦缘边，平民奴婢多椎髻上结，合领左衽小袖，比女真略显臃肿，贵族穿得红红绿绿，无官职平民就只许着褐色布绢，唯平民终究是个多数，因此褐色名目就有二十四种，元代至元年间，才正式征收棉花税，可知江南区比较大量种植草棉，棉布在国内行销日广，也大约是这个时期。

四楞藤帽为元代男子所通用，到明代就只某种工匠还使用了。另外一种折腰样盔帽，元代帝王有用银鼠皮做成的，当额或顶部常镶嵌价值极贵的珠宝。到明代差役的青红毡帽也采用这个样式，正和元代王公重视的“质孙宴”团衫，与明、清之差役服式差不多，前一代华服到后一代成为贱服，在若干历史朝代中，几乎已成一种通例。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红旗》十七期上，有篇王力先生作的《逻辑和语言》文章，分量相当重。我不懂逻辑和语言学，这方面得失少发言权。唯在末尾有一段涉及胡子历史及古人对胡子的美学观问题，和我们搞文物所有常识不尽符合。特提出些不同意见商讨一下，说得对时，或可供作者重写引例时参考，若说错了，也请王先生不吝指教，得到彼此切磋之益。

那段文章主要计三点，照引如下：

一、汉族男子在古代是留胡子的，并不是谁喜欢胡子才留胡子，而是身为男子必须留胡子。

二、古乐府《陌上桑》说：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可见当时每一个担着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

三、胡子长得好，算是美男子的特点之一，所以《汉书》称汉高祖“美须髯”。

王先生说的“古代”界限不明白，不知究竟指夏、商、周……哪一朝代，男子必须留胡子？有没有可靠文献和其他材料足证？

其次，只因为乐府诗那两句形容，即以为古代每一个担着担子走路的男子都是有胡子的，这种推理是不是能够成立？还是另外尚有可靠证据，才说得那么肯定？

其三，即对于“美须髯”三字的解释，照一般习惯，似乎只能作“长得好一部胡子”的赞美，和汉魏时“美男子”特点联系并不多。是否另外还有文献和别的可作证明？

文中以下还说：“到了后代，中年以后才留胡子。”照文气说，后代自然应当是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了，是不是真的这样？还是有文献或实物可作证明？

私意第一点概括提法实无根据，第二点推想更少说服力，第三点对于文字解说也不大妥当。行文不够谨严，则易滋误会，引例不合逻辑，则似是而非，和事实有更大出入，实值商讨。

关于古人胡子问题，类书讲到不少，本文不拟作较多称引，因为单纯引书并不能解决具体问题。如今只想试从文物方面来注意，介绍些有关材料，或许可以说明下述四事：

一、古代男子并不一定必需留胡子。

二、胡子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于社会风气或美学观影响，的确逐渐被重视起来了，大体是什么式样？又有什么不同发展？文献不足证处，我们还可以从别的方面取得些知识。中古某一时期又忽然不重视，也有社会原因。

三、美须髯在某些时期多和英武有关，是可以肯定的，可并不一定算美男子。有较长时期且恰恰相反，某些人胡子多，身份地位反而比较低下。可是挑担子的却又绝不是每人都留胡子。

四、晋、唐以来胡子式样有了新的变化，不仅中年人或老年人，即或是名臣大官，也并不一定留它。这风气直继续到晚清。

首先可从商代遗留下的一些文物加以分析。故宫有几件雕玉人头，湖南新出土一个铜鼎上有几个人头，另外传世还有几件铜刀、铜戈、铜钺上均有人的头形反映，又有几个陶制奴隶俑，在河南安阳被发掘出来，就告诉我们殷商时期关于胡子情况，似乎还没什么一定、必需的规矩。同是统治者，有下巴光光的，也有嘴边留下大把胡子的。而且还可以用两个材料证明胡子和个人身份地位关系不大，因为安阳出土一个白石雕刻着花衣、戴花帽的贵族，和另外一个手带桎梏的陶制奴隶，同样下巴都是光光的（如果材料时代无可怀疑，我们倒可用作一种假说，这时期人留胡子倒还不甚多）。

春秋战国形象材料新出土更多了些。较重要的有：

一、山西侯马发现那两个人形陶范，就衣着看，明显是有一定身份的男子，却并不见留胡子的痕迹。

二、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一个彩绘漆瑟，上面绘有些乐舞、狩猎，和贵族人物形象，也不见有胡须模样。

三、近二十年湖南长沙大量出土战国楚墓彩绘木俑，男性中不论文武打扮，却多数都留有一点儿胡须，上边作两撇小小“仁丹胡子”式，或者说“威廉”式，尖端微微上翘，下巴有的则留一小撮，有的却没保留什么。同一形象不下百十种，可知和当时某一地区社会爱好流行风气，必有一定关系，并不是偶然事情（如艺术家用来作屈原塑像参考，就不会犯历史性错误）。但其中也还有好些年纪大但并不留胡子的。

另外，故宫又还有个传世补充材料足资参考，即根据《列女传》而作的《列女仁智图》卷上有一系列春秋时历史著名人物形象，其中好几位都留着同样仁丹式八字胡须，亦有年逾不惑并不留胡子的。这画卷传为东晋顾恺之稿。若从胡子式样联系衣冠制度分析，原稿或可早到两汉，即根据当时的四堵屏风画稿本而来（也许还更早些，因为胡子式样不尽同汉代）。

另外又还有一个河南洛阳新出两汉壁画，绘的也是春秋故事，作二桃杀三士场面，这应当算是目前出土最古的壁画。由此得知当时表现历史人物形象的一点规律，如绘古代武士田开疆、古冶子时，多作须髯怒张形象，用以表示英武。武梁祠石刻也沿此例。此外，反映到东汉末绍兴神像镜上的英雄伍子胥，和山东沂南汉墓石刻上的勇士孟贲，以及较后人作的《七十二贤图》中的子路，情形大都相同。如作其他文臣名士，则一般只留两撇小胡子，或分张，或下垂，总之是有保留有选择的留那么一点儿。其余不问是反映到长沙车马人物漆奁上，还是辽宁辽阳营城子汉墓壁画上，和朝鲜出土那个彩绘漆竹筐边缘孝子传故事上，都相差不太远。同时也依旧有丝毫不留的。即此可知，关于古代由商到汉，胡子去留实大有伸缩余地，有些自觉自愿意味，并不受法律或一定社会习惯限制。实在看不出王先生所说男子必须留胡子情形。

至于汉魏之际时代风气，则有更丰富的石刻、壁画、漆画、泥塑及小铜铸像可供参考。很具体反映出许多劳动人民形象，如打猎、捕鱼、耕地、熬盐、舂碓、取水、奏乐以及好些在厨房执行切鱼烧肉的大司务，极少见有留胡子的。除非挑担子的是另一种特定人物，很难说当时每个挑担子的却人人必留胡子！那时的确也有些留胡子的，例如：守门的卫士、侍仆以及荷戈前驱的伍伯，即多的是一大把胡子，而统治者上中层本人，倒少有这种现象。即有也较多作乐府诗另外两句有名叙述：

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

不多不少那么一撮儿样子。可证王先生的第三点也不能成立，因为根据这些材料，即从常识判断，也可知当时封建统治者绝不会自己甘居中下游，反而让他的看门人和马前卒上风独占作美男子！

其实还有个社会风气形成的相反趋势继续发展颇值得注意，即魏晋以来有长长一段时期，胡子殊不受重视。原因多端，详细分析引申不是本文目的。大致可说的是它和年轻皇族贵戚及宦官得宠专权必有一定关系。文献中如《后汉书·宦者传》《汉书·佞幸传》《外戚传》和干宝《晋纪总论》《晋书·五行志》《抱朴子》《世说新语》《颜氏家训·勉学篇》，以及乐府诗歌，都为我们记载下好些重要可靠说明材料。到这时期美须髯不仅不能成为上层社会美的对象，而且相反已经成为歌舞喜剧中的笑料了。《文康舞》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醉意朦胧大胡子。此外还有个弄狮子的醉拂菻，并且还是个大胡子洋人！我们能说这是美男子特征吗？不能说的。

其实即在汉初，张良的貌如妇人，和陈平的美如冠玉，在史传记载中，虽并不见得特别称赞，也就看不出有何讥讽。到三国时，诸葛亮为缓和关羽不平，曾有意说过某某“不如髯之超群绝伦”。然而《典略》却说，黑山黄巾诸帅，自相号字，饶须者则自称“羝根”。史传记载曹操见匈奴使者，自愧形质平凡，不足以服远人，特请崔琰代充，本人即在一旁捉刀侍卫。当时用意固然以为是崔琰长得魁伟，且有一部好胡子，具有气派，必可博得匈奴使者尊敬。但是结果却并不成功。因为即使脸颊本来多毛的匈奴使者被曹操派人探问进见印象时，便依旧是称赞身旁捉刀人为英挺不凡，并不承认崔琰品貌如何出众！魏晋以来胡子有人特别爱重是有记录的，如《晋书》称张华多姿，制好帛绳缠须；又《南史》说崔文伸尝献齐高帝缠须绳一枚；都可证明当时对于胡子有种种保护措施，但和美男子关系还是不多。事实正相反，魏晋之际社会日趋病态，所以“何郎敷粉，荀令熏香”，以男子而具妇女柔媚姿态竟为一时美的标准。史传叙述到这一点时，尽管具有深刻讥讽，可是这种对于男性的病态审美观，在社会中却继续产生明显影响，直到南北朝末期。这从《世说》记载潘安上街，妇女掷果满车，左思入市，群妪大掷石头故事及其他叙述可知。总之，这个时代实在不大利于胡子多的人！南朝诗人谢灵运，生前有一部好胡子，死后捐施于南海祗洹寺，装到维摩诘塑像上，和尚虽加以爱护，到唐代却为安乐公主斗百草剪去作玩物，还可说是人已死去，只好废物利用，不算招难。然而五胡十六国方面，北方诸胡族矛盾斗争激烈时，历史上不是明明记载过某一时期，见鼻梁高胡子多的人，即不问情由，咔嚓一刀！

到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后，照理胡子应受特别重视了，然而不然。试看看反映到大量石刻、泥塑和壁画上的人物形象，就大多数嘴边总是光光的，可知身属北方胡族，即到中年，也居多并不曾留胡子。传世《北齐校书图》作魏收等人画像，也有好几位没有胡子，画中胡子最多还是那位马夫。

至于上髭由分张翘举而顺势下垂，奠定了后来三五绺须基础，同时也还有到老不留胡子的，文献不足征处，文物还是可以帮忙，有材料可印证。除汉洛阳画像砖部分反映，新出土有用重要材料应数近年河南邓县南朝齐梁时画像砖墓墓门那两位手拥仪剑，身着裲裆铠，外罩大袍的高级武官形象。其次即敦煌二二○窟唐贞观时壁画维摩变下部那个听法群众帝王行从图一群大臣形象。这个壁画十分写实，有可能还是根据阎立本兄弟手笔所绘太宗与弘文馆十八学士等形象而来，最重要即其中有几位大臣，人已早过中年，却并不留胡子。有几位即或相貌英挺，胡子却也老老实实向下而垂。总之，除太宗天生虬髯为既定事实，画尉迟敬德作毛胡子以示英武外，始终还看不出胡子多是美男子特点之一的情形。一般毛胡子倒多依旧表现到身份较低的人物身上，如韩幹《双马图》那个马夫、《萧翼赚兰亭图》那个烹茶火头工，陕西咸阳底张湾壁画那个手执拍板的司乐长，同样在脸上都长得是好一片郁郁青青！

那么是不是到中唐以后，社会真有了些变迁，如王先生所说人到中年必留胡子？事实上还是不尽然。手边很有些历代名臣画像，因为时代可能较晚，不甚可靠，不拟引用。宋人绘的《香山九老图》，却有好些七八十岁的名贤，下巴还光光的。此外，《洛阳耆英绘图》和《西园雅集图》，都是以当时人绘当时事，应当相当可靠了，还是可见有好些年过四十不留胡子的，正和后来人为顾亭林、黄梨洲、蒲留仙写真差不多。

就这个小小问题，从实际出发，试作些常识性探索，个人觉得也很有意义。至少就可以给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一、胡子问题虽寻常小事，无当大道，难称学术，但是学术的专家通人，行文偶尔涉及它的历史时，若不作点切实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个比较全面具体的认识。如只从想当然出发，引申时就难于中肯，而且易致错误。

二、从文物研究古代的梳妆打扮、起居服用、生产劳作和车马舟舆的制度演进，及其应用种种，实在可以帮助我们启发新知，校订古籍，得到许多有益有用的东西，值得当前有心学者给予一点应有的注意。古代事情文献不足征处太多，如能把这个综合文物和文献的研究工作方法，提到应有认识程度，来鼓励一些学习文史、有一定文献知识的年青少壮，打破惯例，面对近十年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分别问题，大胆认真摸个十年八年，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有许多空白点或不大衔接处，一定会可望得到许多新发现和充实。希望新的学术研究有新的进展，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有点进展，且有人肯不怕困难，克服困难，来作作闯将先锋！

三、从小见大，由于中国历史太长，任何一个问题，孤立用文献求证，有很多地方都不易明白透彻。有些问题或者还完全是空白点，有些又或经后来注疏家曲解附会，造成一种似是而非印象，有待纠正澄清，特别是事事物物的发展性，我们想弄清楚它求个水落石出，势必须把视野放开扩些，搁在一个比较扎实广博的物质基础上，结合文物和文献来进行，才会有比较可靠的新的结论，要谈它，要画它，要形容说明它，才可望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至于这种用文物和文献互相结合印证的研究方法，是不是走得通？利中是否还有弊？我想从结果或可知道。以个人言，思想水平既低，古书读得极少，文物问题也只不过是懂得一点皮毛，搞研究工作，成就自然有限。即谈谈胡子问题，总还是不免会错，有待改正。但是如国内文史专家学者，肯来破除传统研究文史方法，注意注意这以百万计文物，我个人总深深相信，一定会把中国文化研究带到一个崭新方向上去，得到不易设想的新的丰收！

(1)　今邓州市。

第五章

民俗

龙凤艺术

民族艺术图案中，人民最熟习的，无过于龙凤图案。但专家学者中说到它时，最难搞清楚的，也无过于龙凤图案。因为龙的形象既由传说想象而成，反映到工艺美术造型设计中，又在不断发展变化，如仅仅抄几条孤立文献来印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记得年前在报刊上曾看过一篇小文章，谈起龙的形象，援引宋人罗愿《尔雅翼》关于龙的形容，以为怪诞不经，非生物所应有。其实这个材料的称引，即用来解释宋代人在绘画、雕刻、陶瓷、彩绘装饰、锦绣图案中反映的龙形，也就不够具体全面。不仅无从给读者一种明确印象，即文章作者本人，也不能得到一个比较符合当时人想象做成的各种不同龙的形象。原来龙虽然是种想象中的动物，但在历史发展中，却不断为艺术家丰富以新的形象。即以《尔雅翼》作者时代而言，龙的样子也就是多种多样的。有传世陈容的画龙，多作风云变幻中腾攫而起的姿势。有磁州窑瓶子上墨绘和剔雕的龙，件头虽不大，同样作得还雄猛有力。但是它是宋式，和唐代、明代风格都大不相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东曲阜孔子庙大成殿那几支盘云龙石柱，天安门前石华表的云龙，即从它脱胎而出，神情可不一样。至于敦煌宋代石窟洞顶藻井画龙，也还有种种不同造型，却比《营造法式》图样生动活泼。在锦绣艺术中最著名的，是宋徽宗赵佶所绘《雪江归棹图》前边那片包首缂丝龙，配色鲜明，造型美丽，可说是宋代龙形中一件珍品。但是如不用它和明、清龙蟒袍服比较，还是得不着它的艺术特征的。宋代龙形必然受唐代的影响，可是最显著的却只有定窑瓷盘上的龙形，还近于唐代铜镜上的反映，别的材料已各作不同发展。上面说的不过是随手可举的例子。如就这个时代龙的艺术作全面分析，那就自然更加言之话长了。

历来龙凤并提，其实凤的问题也极复杂，由于数千年来用它作艺术装饰主题更加广泛而普遍，它的形象也在各个不同时代发展变化中。

凤的形象如孤立地只从《师旷禽经》一类汉人记载去求证，也难免以为怪诞虚无，顾此失彼。要明白它必须就历史上遗留下各种活泼生动的形象材料，加以比较，才会知道凤凰即或同样是一种想象中的灵禽，在艺术创造中却表现多方，有万千种美丽活泼式样存在。如从联系发展去注意，我们对于凤的知识，就可更加丰富具体，不至于人云亦云了。

在人民印象中，历来虽龙凤并称，从古以来，且和封建政治紧密结合，龙凤形象成为封建装饰艺术的主题，同时也近于权威象征。但事实上两者却在历史发展中似同而实异，终于分道扬镳，各有千秋。决定龙凤的地位，并影响到后来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故事：有关龙的是《史记》所记黄帝传说，鼎湖丹成乘龙升天，群臣攀龙髯也有随同升天的。关于凤的是萧史吹箫引凤，和弄玉一同跨凤上天故事。同是升天神话传说，前者和封建政治结合，后者却是个动人爱情故事，后来六朝人把“攀龙附凤”二词连用，作为一种依附事件的形容，因此故事本来不同意义也失去了，不免近于数典忘祖。其实二事应当分开的。

龙历来即代表一种权威或势力，中古以来的传说附会，更加强了它这一点。汉唐以来，由于方士和尚附会造作，龙的原始神性虽日减，新加的神性却日增。封王封侯，割据水府，称孤道寡，龙在封建社会制度上，因之占有一个特别地位。凤到这时却越来越少神性，可是另一面和诗文爱情形容相联系，因之在多数人民情感中，反而日益亲切。前者随时势推迁，封建结束，龙在历史上的尊严地位，也一下丧失无余。虽然在装饰艺术史中，龙还有个位置。现代造型艺术中，龙的图案也还在广泛使用。戏文中角色有身份的必穿龙袍，皇帝必坐龙床，国内外到北京参观，对建筑雕刻引起最大兴趣的，必然是明代遗留下来那座五彩琉璃作的九龙壁。木雕刻易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故宫各殿中许多木刻云龙藻井。石刻中则殿前浮雕云龙升降的大陛阶，特别引人注目。春节中舞龙灯，也还是一个普遍流行热闹有趣节目。不过对于龙的迷信所形成的抽象尊严，早已经失去意义了。至于凤呢，却在人民情感中还是十分深厚而普遍。新的时代将依然在许多方面成为装饰艺术的主题，作各种不同反映。人民已不怕龙，却依旧喜欢凤。

龙凤在古代艺术上的形象，和文字中的形容，相互结合来注意，比单纯称引文献来分析有无，还可明白更早一些时候古人对于二物想象的情感基础。甲骨文字上的龙凤，还无固定形式，但是基本上却已经可以看出龙是个因时屈伸的灵虫，凤是个华美长尾的灵禽。双龙起拱即成天上雨后出现的虹，可知龙在三千年前即有能致雨的传说或假想，并象征神秘。但龙又像是可以征服豢养的，所以古有“豢龙氏”，黄帝后来还骑龙上天。在铜、玉、骨、石古器物上图案反映作各种不同形象发展，过去统以为属于龙凤的，近来已有人怀疑。但龙凤装饰图案，在古器物中占主要地位，则事无可疑。关于龙的问题拟另作文章探讨。现在且看看凤凰这种想象灵禽身世和发展。

在一片商代透雕白玉上，做成如一灵鹫大鹏样子，爪下还攫住一个人头，这是凤，且不是偶然的创作，因为相同式样的雕刻还不少。气魄雄健，似和文字本来还相合，却缺少战国以来对于凤凰的秀美观念。但在同时一件青铜器花纹上的典型反映，却是顶有高冠，曳着长尾，尾上还有眼形花纹，样子已和后来孔雀相差不多。因此得知后来传说中的凤凰和平柔美形象，在此也有了一点基础。

古记称“有凤来仪”“凤凰于飞”，让我们知道，这种理想的灵禽，被人民和当时贵族统治者当成吉祥幸福的象征，和爱情的比喻，也是来源已久，早可到三千年前，至迟也有两千七八百年。它的本来似属于鹫鹰和孔雀的混成物，但早在三千年前即被人加以理想化，附以种种神秘性。西周是个比较务实的时代，凤的性质因之不如龙怪诞。稍后一点的孔子，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之叹，可见有关凤凰神奇传说，还是早已存在的。凤是一种不世出的大鸟，一身包含了种种德行，一出现和天命时代都关系密切。凤凰既然那么稀有少见，历来人民却又如何在艺术上加以种种表现，越到后来越做得生动逼真，而且成为爱情的象征，是有个历史发展过程，并非凭空而来的。我们值得把它分成几个不同阶段（或类型）来分析一下。

一、是从甲骨文上刻有各种凤字，到《易经》上“有凤来仪”时代。也即是在文字上还无定形，而在佩玉上如大鹫，在铜器花纹上如孔雀时代。值得注意是，这时妇人发簪上，也已经使用了凤凰。可知一面是祯祥，一面又开始和男女爱情有了一定联系。

二、是《诗经》上有“凤凰于飞”，孔子有“凤鸟不至”，《楚辞》有“鸾鸟凤凰，日已远兮”，故事中有“吹箫引凤”传说成熟时期。也即是真凤凰证明已少有人见到，而在造型艺术中，却产生了金村式秀美无匹的雕玉佩饰和长沙漆器凤纹图案，以及金银错器、青铜镜子上各种秀美活泼云凤图案时期。

三、由传世伪托《师旷禽经》对于凤凰的描写，重新把凤凰当成国家祥瑞之一来看待，附会政治，并影响到宫廷艺术，见于帝王年代则有“天凤”“五凤”“凤凰”，见于造型艺术，先成为五瑞之一，又转化为朱雀，代表了南方，和青龙、白虎、玄武象征四方四神。在建筑上则有朱雀阙，瓦当上出现朱雀瓦。即一般大型建筑也都高据屋顶，作展翅欲飞的金雀姿势（后来的铜雀台也是由此而成），而在艺术各部门中，又都有一定地位时期。

四、在人民诗歌中，已经和鸳鸯、㶉鶒、练雀等相似地位，同为爱情象征。反映到青铜镜子艺术上更十分具体。但在封建宫廷艺术中，另一面又和龙重新结合，成为上层统治权威象征，特别是女性后妃象征。此外在博具中的双陆、樗蒲，都得到充分使用。因之“龙凤呈祥”主题图案，也成熟于这个时期。然而在一般艺术图案中，它却并不比鸳鸯、㶉鶒等水鸟，更接近人民，讨人喜欢。

五、因牡丹成为花中之王，在艺术上和牡丹作新的结合，由唐代的云凤转成“凤穿牡丹”“丹凤朝阳”，反映到工艺图案各部门，因此逐渐独占春风，象征光明、专福、爱情和好等等，形象上也越来越做得格外秀美华丽，同时又成为人民吉祥图案中主题画时期。

我们说一切事物都在发展中不断变化，凤凰图案其实也并不例外。多数人民所熟习的凤凰，图案的形象，和它应用的范围，以至于给人情感上的影响及概念，原来也这么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例如凤为鸟中之王说法虽古到两千年前，牡丹为花中之王的提法，却起于唐宋之际，只是千多年前事情。至于把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凤穿牡丹”的主题画，反映到工艺美术各部门，成为人民所熟习的事情，照目前材料分析，实成熟于千年间的宋代。虽然“龙凤呈祥”的图案，也大约是从这时期开始在宫廷艺术中大大流行，还继续发展。“凤穿牡丹”图案，却逐渐成为人民十分亲切喜爱的画面。这也还有另外一个现实原因，即《牡丹谱》《洛阳牡丹记》等著述的流行和实物栽培的普遍，增加了人民对于牡丹名色的知识。想象中的凤凰，因之在人民艺术家手中，做成种种美丽动人姿势，共同反映于艺术创造中。

元、明、清三个朝代中，龙始终代表一种神性，又成为九五之尊的象征，因此不能随便亵渎。服装艺术上随便用龙是违法受禁止的。虽然“龙舟竞渡”的风俗习惯在长江以南凡有河流处即通行，为广大人民娱乐节目之一。而逢年过节舞龙灯的风俗，且具有全国性。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即从晋六朝以来，佛教宣传江湖河海各有龙神，天上还有天龙八部，凡是龙王均能行雨，因此到唐、宋以来，特封江湖河海诸龙为王为侯，这种龙神名衔直到十九世纪还不断加封。南方各地任何小小县城，必有个龙王庙，每逢天旱，封建统治者无可奈何，就装作虔敬，去庙中祈雨行香，把应负责任推到龙王身上，并增加人民对于龙的敬畏之忱，也即增加封建神权政治。因此龙不能随便使用。直到五十年前，迷信还深入人心。至于凤凰和牡丹结合后，却和人民情感日加深厚，尽管在封建制度上，凤凰还和王侯女性关系密切，皇后、公主必戴凤冠，用凤数多少定品级等次。在宫廷艺术中，又还依旧是龙凤并用，可是有一点大不相同处，乱用龙的图案易犯罪，乡村平民女的鞋帮或围裙上都可以凭你想象绣凤双飞或凤穿牡丹，谁也不能管。至于赠给情人的手帕和抱兜，为表示爱情幸福，绣凤穿花更加常见。至于民间俚曲唱本，并且开口离不了凤凰，“鱼水和谐”“鸳鸯戏荷”“彩凤双飞”同属民间刺绣主题，深入人心。凤的图案已不是宫廷所独用，早成为人民共同艺术主题了。换句现代话说，即凤接近人民，人民因之丰富了凤的形象和内容。凤给广大人民以生活幸福的感物寄兴和希望。从表面看，因此一来，凤的抽象地位，不免日益下降，再不能和龙并提。事实上凤和人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特别是在民间妇女刺绣中，简直是赋以无限丰富的艺术生命，使之不朽，使之永生。

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另外一种事实，即在近千百年来封建上层艺术成就中，丝绸锦绣袍服、瓷、漆和嵌镶工艺、金银加工等，凡百诸精细造型艺术图案，龙的图案也有其一定成就，而且占有主要地位，凤只是次要地位。不过从艺术形象言，即或同用于百花穿插，龙穿花总近于勉强凑合，凤穿花却做得分外自然。论成就，还是凤穿花值得学习。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宣德以来和清代初期，在五色笺纸上用泥金银法描绘的云凤或穿花凤，创造了无数高度精美活泼的艺术品，给人以一种深刻难忘印象。和西南地区民间刺绣的万千种凤穿牡丹同放一处，可用得上两句话概括形容：“异曲同工，各有千秋。”

俗说凤凰不死，死后又还会再生。这传说极有意思。凡是深深活在人民情感中的东西，它的历史虽久，当然还会从更新的时代，和千万人民艺术创造热情重新结合，得到不朽和永生。

我这个简短分析小文，有一个弱点，即称道文献不多，而援引实物作证又感图片难得完备，说服力不强。只能说是一个概括说明。工艺图案龙凤问题多，值得专家分一点心来注意。我这里只近于抛砖引玉，如能从每一部门——建筑彩绘、石刻、陶瓷、丝绣，都有介绍这个装饰图案发展的专文写出来。国际友人问到龙凤问题时，我们的回答，也就可望肯定明确，不至于含糊笼统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写于八大处长安寺

鱼的艺术

中国海岸线长，江河湖泊多，鱼类品种格外丰富。因此，人民采用鱼形作艺术装饰图案，历史也相当悠久。近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在陕西西安半坡村，约公元前四五十世纪的村落遗址中，就发现一个陶盆，黑彩绘活泼生动鱼形。河南安阳，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商代墓葬中出土青铜盘形器物，也常用鱼形图案作主要装饰。这个时期和稍后的西周墓葬中，还大量发现过二三寸长薄片小玉鱼，雕刻得简要而生动，尾部锋利如刀，当时或作割切工具使用，佩戴在贵族衣带间。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时代，流行编成组列的佩玉，还有一部分雕成鱼形，部分发展而成为弯曲龙形。照理说，鱼龙变化传说也应当产生于这个时期。公元前二世纪，秦汉之际青铜镜子，镜背中心部分，常有十余字铭文，作吉祥幸福话语，末后必有两个小鱼并列，因为鱼余同音，象征“富贵有余”的幸福愿望。公元前二世纪的汉代，这种风俗更加普遍，人们使用的青铜面盆，多铸造于西南朱提堂狼郡，内部主要装饰，就多作两只美丽活泼的大鱼。此外，女子缝纫用的青铜熨斗，照明的灯台，喝酒用的椭圆形羽觞，上面也常使用这种图案。当时陕西、河南一带贵族墓葬，正流行使用一种长约一公尺的大型空心砖堆砌墓室，砖上有种种花纹，双鱼纹也常发现。丝绸上开始用鱼形图案。私人用小印章也有作小鱼形的。可见美术上的应用，已日益普遍。主题象征意义是“有余”。中国是个广大农业地区的国家，希望生产有余正是人之常情。战国时哲学家庄周，曾写过一篇抒情小品文，赞美过鱼在水中的快乐。公元二三世纪间，又有一首南方民歌，更细致素朴描写到水池中荷花下的鱼的游戏：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从此以后，“如鱼得水”转成了夫妇爱情和好的形容。但普遍反映于一般造型艺术上，却晚到十世纪左右才出现。公元七世纪后的唐代，鱼形的应用，转到两个方面，十分特殊。一个是当时镀金铜锁钥，必雕铸成鱼形，叫作“鱼钥”。是当时一种普遍制度，大至王宫城门，小及首饰箱箧，无不使用。用意是鱼目日夜不闭，可以防止盗窃。其次是政府和地方官吏之间，常用一种三寸长铜质鱼形物，作为彼此联系凭证，上铸文字分成两半，一存政府，一由官吏本人收藏，调动人事时就合符为证。官吏出入宫廷门证，也作鱼形，通称“鱼符”。中等以上官吏，多腰佩“鱼袋”，这种鱼袋向例由政府赏赐，得到的算是一种荣宠，通称“紫金鱼袋”，真正东西我们还少见到。宋代尚保存这个制度。可是从宋画、宋俑服饰上，还少发现使用鱼袋形象。又唐代已盛行国家考试制度，有一定文学水平的平民可望通过考试转成政府官吏。汉代以来风俗相传，黄河中部有大悬瀑，名叫“龙门”，鱼类能跳跃上去的，就可变龙。所以当时人能见得名流李膺的，以为是登龙门。唐代考试多由达官贵族操纵，人民获中机会并不多，因此，人民也借用它来做比喻，考试及格的和鱼上升龙门一样。“鲤鱼跳龙门”于是成为一般幸运象征，和追求幸运的形容。因此成为一般艺术主题，民间刺绣也开始用它做主题。公元十世纪的宋代，考试制度有进一步发展，图案应用因此更加广泛。

这个时期，在中国浙江龙泉烧造的世界著名的翠绿色瓷器，小件盘碟类，还多沿袭汉代习惯，中心加二小鱼作装饰。江西景德镇的影青瓷，和北方的定州白瓷，和一般民间瓷，鱼的图案应用更加多了些，意义因此也略有不同。在盘碗中的，多当成纯艺术表现。若用到瓷枕上，或上面加些莲荷，实沿袭“采莲辞”本意，喻夫妇枕上爱情“如鱼得水”。又有在青铜镜子上浮雕双鱼腾跃的，用意相同。现实主义的绘画，正扩大题材范围，还出了几个画鱼名家，如刘寀等，作品表现鱼在水中悠然自得的乐趣，千年来还活泼如生，丰富了中国绘画的内容。后来八大、恽南田，直到近代白石老人，还一脉相承，以此名家。在高级丝织物部门，纺织工人又创造了鱼形图案的“鱼藻锦”，金代还作为官诰包首。宋代重视元宵灯节，过年灯节时，全国儿童照风俗都玩龙灯和彩色鱼形灯。文献中也有了人工培养观赏红鱼的记载。杭州已因养金鱼而著名。

元代有部《饮膳正要》书籍，部分记载各种可吃的鱼，还有很好的插图，没有提到金鱼，可知当时统治者虽好吃，而且有许多怪吃法，但是还不到吃金鱼程度。

公元十五世纪的明代，绸缎中的鱼锦图案有了发展。国家织造局专织一种飞鱼形衣料，作不成形龙样，有一定品级才许穿，名“飞鱼服”。到十六七世纪的明代晚期，杭州玉泉观鱼，已成西湖十景之一。北京金鱼池则已成宫廷养金鱼处，江西景德镇烧瓷工人，嘉靖万历时发明的五彩瓷，开始用红鱼做主题图案。当时宫廷需要大件瓷器中，大鱼缸种类增多，因此，政府在江西特设“龙缸窑”，专烧龙纹大鱼缸。反映宫廷培养金鱼已成习惯，鱼的品种也日益增多。但是这时期的鱼缸留下虽多，造型艺术中，十分奇特美观的金鱼形象留下的可并不多。北京郊区发掘出的几具绘有五彩红鱼大罐，鱼的样子还和朱鲤差不多。另处也发现一种各种褐釉陶制上作开光花鸟浮刻大鱼缸，根据比较材料，得知烧造地或出于江南，后来人虽用来作鱼缸，出土物里面却多坐了个大和尚，是由大鱼缸转为和尚坐化所利用。这类特制大缸不同处是上面还常有个大盖。缸上也有作鳜鱼浮雕图案的。

十七世纪中清代初期，江西景德镇烧造的彩釉和白胎彩绘瓷，都达到了中国陶瓷史艺术高峰，鱼形图案应用到瓷器上，也得到了极高成就，精美无匹。用鳜鱼的较多，是取“富贵有余”意思。或用三或用五，多谐三余五余。灯笼旁流苏，也有作双鱼形的。并且产生了许多造型完美加工精致的鱼缸。在故宫陶瓷馆陈列的仿木釉纹的鱼缸，是一件有代表性的艺术品。此外已有玻璃缸养金鱼的，代表新事物，成为当时贵族人家室内装饰品。至于鱼形应用到刺绣、椅披和袍服上，多是双鱼作八字形斜置，如磬形，取“吉庆有余”意思。用鲢鱼形的则叫“连年有余”。也有雕成小玉佩件的。

至于玩赏性的金鱼，品种的改进与增多，应和明代南方中产阶级的兴起及一般工艺品的发展有一定关系。明文震亨的《长物志》卷四说：

朱鱼独盛吴中，以色如辰州朱砂故名。此种最宜盆蓄，有红而带黄色者，仅可点缀陂池。

记述品种变态，当时即有种种不同名称：

初尚纯红、纯白，继尚金盔、金鞍、锦被，及印头红、裹头红、连腮红、首尾红、鹤顶红，继又尚墨眼、雪眼、朱眼、紫眼、玛瑙眼、琥珀眼、金管、银管，时尚极以为贵。又有堆金砌玉，落花流水，莲台八瓣，隔断红尘，玉带围梅花，月波浪纹，七星纹种种变态，难以尽述。然亦随意定名，无定式也。

蓝如翠，白如雪，迫而视之肠胃俱见，即朱鱼别种，亦贵甚。

述鱼尾则有：

自二尾以至九尾，皆有之。第美钟于尾，身材未必佳。盖鱼身必宏纤合度，骨肉停匀，花色鲜明，方入格。

到十九世纪以来，培养金鱼的风气，已遍及各地。道光瓷器和刺绣中女人衣上的挽袖、衣边，多作龙睛扇尾金鱼。这时节出了个画金鱼的画家，名叫“虚谷”，是个和尚，画了一生的金鱼。清代货币除铜钱外用金银，实物沉重，不便携带，民间银号、钱庄流行信用银票和钱票，因此盛行一种贮藏银票杂物的“褡裢”，佩在腰带上。为竞奇争异，上面多作各种不同刺绣花纹，金鱼图案因此也成为主题之一，用各种不同绣法加以表现，产生许多有趣小品，同时皇室贵族妇女衣裙边沿刺绣，和平民妇女小孩围裙鞋面，都常用金鱼作装饰图案。民间剪纸原属于刺绣底样，就产生过许多不同的美丽形象。当时在苏州织造“绮霞馆”打样的提花漳绒，用金鱼图案织成的，花纹布置，格外显得华美而有生趣。

这些装饰图案的流行，反映另外一种事实，即金鱼的培养，从十九世纪以来，已逐渐成全中国习惯。由于南北气候不同，养鱼方法也不尽相同。南方气候比较热，必水多些金鱼才能过夏，因此盛行大鱼缸。这种鱼缸一般多搁在人家庭院中，缸上照规矩还得搁一座小小石假山，上面种一些特别品种花药，千年矮或虎耳草，和翠色蒙茸的霉苔，十分美观。一面可作缸中金鱼的荫蔽，一面可供赏玩。一座有值百十两银子的。缸中水里还搁个灯笼式空花“鱼过笼”，明龙泉窑烧造较多，景德镇则烧作米色哥窑式。北方地寒，瓷缸多较小，和玻璃缸常搁于客厅中窗前条案间，作为室内装饰品一部分。十八世纪著名小说《红楼梦》，就描写过这种鱼缸。室外多用扁平木桶和陶缸，冬天必收藏于温室里，免得冻坏。

养金鱼既成社会习惯，因之也影响到现代一般工艺品的题材。北京著名的景泰蓝，就有用金鱼作装饰图案的。此外，玉、石、骨、牙、竹、木雕刻中，民间艺术家更创作了多种多样的美丽形象。而最值得赞美的，还是金鱼本身品种的千变万化，给人一种愉快难忘印象。公园中蓄养金鱼地区，照例是每天游人集中地方。庙会中出卖金鱼摊子，经常招引广大的妇女和小孩不忍离开。

还有北京市小街窄巷间，每天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发现卖金鱼的担子，卖鱼的通常是个年过七十和气亲人的老头子。小孩一见这种担子，必围着不肯走开，卖鱼的老头子和装在小玻璃缸中游动的小金鱼，使得小朋友眼睛发光。三者又常常共同综合形成一幅动人的画稿，至于使它转成艺术，却还有待艺术家的彩笔！

狮子的艺术

由来已久，至晚在商代前期，在工艺品中就得到明确的反映，铜漆玉石都作为主要装饰图案而产生存在。《汉书·西域传》是后来事物。《尔雅》一书中曾有记载，晋代郭璞注称即狮子。事实上作为外国贡物来到中国，必有一定对象，才会有所得。东周晚期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无一定最高王权作为入贡对象，狮子传说或进入中国西部，实物不大可能远来。

老虎称百兽之尊，狮子也称百兽之尊，都勇猛矫健，瞻视不凡。但老虎是本国土产，西南、东北各省区山地都可发现，以东北产躯体特别庞大，知名世界。狮子却是外来物，在海外出现的地区，也只限于非洲及中西亚若干接近沙漠荒远地方。古代当作文化交流的珍禽奇兽之一来到中国，可能早于战国，但文献上比较落实具体，大致还是在西汉。

《后汉书·顺帝纪》称：

疏勒国献师子，封牛（或应作“犎”）。

注：《东观记》曰：“疏勒王盘遣使文时诣阙。”师子似虎，正黄，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封牛，其领上肉隆起若封然，因以名之。即今之峰牛。

注中所形容的狮子形色特征，是和真正的狮子相差不远的。但注实出后人之手。至于由汉代人说来，西汉时能见到狮子真形的人，大致还并不多。由于武帝以来，海外文化交流，世界上各地出产的珍禽奇兽如犀牛、鸵鸟、狮子等等，即或已当成入贡礼品，送到长安、洛阳，大致还只是豢养在政府宫廷园囿离宫别馆中，供封建统治者个人开心，及其亲近家属从臣欣赏，不仅大多数人民无从得见，即身在长安、洛阳供职的一般官吏，或许也难以见到。因此在西汉以来，即普遍流行的狩猎纹工艺图案，无论铜、陶、漆、玉、丝或金银加工，产于本国的熊、虎、鹿、豹、貘、兔、羚羊、野猪、孔雀、鸿雁，及传说中的龙、凤等等形象，无不可以发现，而且都无不做得极其生动活泼，形象逼真。内中却未发现狮子纹。墓葬石刻平面浮雕或线刻上反映属于《王会图》或《瑞应图》《博物志》中奇异动植物，也没有狮子在内。唯大型立体石刻在墓葬阙门间，却出现了成双的狮子，或名异实同的“天禄辟邪”。时间多在东汉中晚期，和史志记载狮子入贡有一定联系。至于反映到小件雕玉的大小璧、盾形佩、筒子式的酒卮，和玉具剑上的装饰，珌、璏、珥，无不可以发现用高浮雕或圆透雕的子母辟邪，时间较早则可到西汉，来源也可以说是沿袭春秋战国以来的奇禽怪兽，和狮子的关系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但是到汉代，彼此便已经混淆，随同历史发展，更难于区别明显了。

东汉大型石刻狮子形象，如何由宫廷珍物转而为普及到中等官僚墓葬前陪衬物，发展情形不得而知。当时付雕并留下当地刻工价值的，为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中有狮子一对，值钱四万，石工张胜记载。四万钱在当时值黄金二两，并可买上中彩锦二匹，普通绢帛约五十匹，价值不能不说已经相当高！又南阳宗资墓，成都高颐阙，也均各有狮子一对。四川石狮形象，已近似现存分布于南京市郊外南朝齐梁时萧氏诸墓前辟邪形象，前胁间各附以助其雄猛由云气纹变成象征飞翔的小小双翼。因此谈艺术史的，对于它们的产生，有两种不同的推测：

一、联系这个石兽造型，和胁间两个翅膀而言，认为来源似和史传中的贡狮子少直接关系，实出于中亚巴比伦艺术有翼猛兽飞廉的间接影响。

二、另外一点推测，即四川东汉末既有这种石狮子出现，江南至迟在三国东吴孙权时也会产生，当时即不用于孙策、孙权墓前，也会用于当时南方特别迷信的蒋子文的蒋侯庙、伍子胥等先贤祠堂前，也会和东晋诸皇陵相关。决不至于到百多年后的萧梁政权时代才忽然出现。

若孤立看来，前者似乎说的还有点道理，若联系材料比较分析，却不一定是事实。因为西汉以来，凡受《史记·封禅书》等记载、神仙方士传说影响下产生的造型艺术，为了能符合“白日飞升”流行传说，不问是主题角色的东王公、西王母，还是王子乔、安期生，以及其他附属于海上三山上的珍禽奇兽，无一不是浮在云气上行动，于背后或于两胁旁生着一行或一对小小翅膀，表示具有这样飞腾的能力。四神瓦当中青龙白虎，虽大不过五六寸，也各具有同样翅膀。不过反映到较小面积雕刻绘画上，云气翅膀做得比较简单草率，不能比用于大型立体石刻上那么完整具体而已。所以与其说它的来源，系出于巴比伦同类性质艺术的影响，还不如说是受秦汉以来神仙方士传说影响。其次一件事，则有可能东吴孙墓即已有石辟邪出现。东晋渡江，经济财力十分枯窘，节葬说又正流行，未见继续。到南朝萧梁统治江南时，有数十年生聚，封建贵族统治者为夸大个人财力和事功，才依据旧物，大有兴作，彼此仿效。所以这些石辟邪虽产生于社会艺术风气萎靡的南朝，事实上这种辟邪艺术风格，还具有典型汉代天禄辟邪雄骏奔放的原因。

至于附于礼器上的玉璧，佩饰上的盾形玉佩，饮食器中的玉卮、玉碗，和玉具剑上的镖首、珥、璏等装饰或柄足子母辟邪，同样经常也在胁腿间附以云气翅翼装饰，唐、宋以后却发展成为“如意灵芝”或一般卷草，一直使用于玉、石、牙、角、金、铜、竹、木等雕刻上，和部分丝绸彩绘图案上，到清代犹继续有不断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图案应用最广泛普遍熟习的形象。但是后来人却已少有明白它的来源和狮子本来密切关系了。

狮子来到中国，若照史志记载既在汉代，到的地方必然是长安或洛阳，陕洛一带总应当也还留下一些比较近真的图形，比外州郡一般辟邪更像真正的狮子。这种合理的假设，近年已有些实物出土加以证实。例如陕西博物馆保存的一件大型石狮，和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个狮子，都可以作为例证。这两个石刻体格结构都和真正狮子极其相近，而胁间小小翅膀，就显得只是一种行动迅速奔走如飞的象征。这种表现方法，事实上在春秋战国以来青铜器的铸造和彩绘漆工艺装饰图案中，即已经习惯运用，并非起于汉代。

狮子本身既然是从海外来的，同时必然还有进贡的异国人民，汉代石刻虽有根据《王会图》《职贡图》或《山海经》而作的图像，似多以意为之，有图案效果而少考古价值。例如武氏祠石刻作“穿胸国人着汉式衣冠而用二人扛贯其胸而行”可知。这类石刻中是未见有狮子和贡狮人形象的。沂南汉墓石刻有作胡人奇形怪状，押着奇禽异兽作行进的，却又近于汉代所谓犁靬幻人举行的百戏，是用人装扮弄假狮子和九苞凤凰的。因此汉代贡狮子的外国人应当是种什么样子，不得而知。从近年新出土文物试作些探索，重要的新材料，是江浙地区出土一个晋代烧造的越州青瓷水注（或镜台、烛台座子），作一胡人戴长筒阔边帽子，骑于一个蹲伏狮子背上。这个艺术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曾彩印于故宫藏瓷图录中，事实上若联系前后材料分析，似应当叫作“醉拂菻弄狮子”，这个主题画且和西汉文人东方朔，及晋代名臣庾亮及当时著名的“文康舞”均有联系。反映于此后工艺各部门，前后约千八百年时间。唐代宫廷中大朝会应用的“五方狮子舞”，白居易新乐府中的《西凉伎》，宋、明以来的弄狮子，无不从之而来。即仅以“醉拂菻弄狮子”直接表现于艺术品而言，也不下百十种不同式，反映于民间艺术各部门。后来称弄狮子的为“狮子郎”，似乎即还留下一点痕迹。但从历来以文人画、宫廷艺术为传统的艺术史看来，却极少有对于这个古代文化交流影响于广大人民极其普遍的问题有所叙述的。

《画史》称梁元帝萧绎，曾绘有《职贡图》，本于周代《王会图》传说而续作，叙齐梁时西域诸国来朝时种种。实物既不存，内容也难于详悉。近人论述传世唐阎立本绘《职贡图》时，便以为从画旁附录文字记载分析，或即根据当时萧绎所绘《职贡图》而成。这个假定实不能成立。因为判断一个画的时代，最可靠的无过于图画本身。判断一幅人物画的产生相对时代，比较可靠的又必然是从起居服用各方面来探讨问题。若从这个图卷中人物衣服冠巾看来，则无疑只是宋或以后人依据唐人画迹和出土陶俑附会而成，托名唐初阎立本或立德。不仅和萧绎无关，且和阎氏兄弟也无关。敦煌石窟有不少唐贞观时壁画，行香人中还留下有不少中原和西北诸族人民形象，衣着多画得十分具体，虽有些奇怪，总依旧近于写实。阎立本兄弟的《职贡图》中人物，应当和敦煌壁画反映极其相近。且大有可能，这些图画中一部分，本来即系取自《职贡图》。而传世《职贡图》中西北诸族人民巾裹，却近似宋、金时不明当时情形的人附会而成。立本兄弟父亲阎毗，是隋代有名艺术家，并且参与隋代舆服的制定。立本兄弟也称博识多闻，并参与唐初舆服的制定，哪里会如此胡乱使用冠巾？所以说这个《职贡图》既不可能和梁元帝有什么关系，也不会出于唐初名画家阎氏兄弟之手。

晋代以来，虽即有“醉拂菻弄狮子”，使狮子的原本神性失去作用，而赋以民间百戏杂技娱乐开心的意义。但过不多久，到宗教迷信浓厚的南北朝，却又和其他固有传说并富于神灵象征的“龙”，和国产的固有的猛兽“虎”，一同成为佛力驯服的对象。经过斗争，终成为佛前的俘获物。先是在稍前一时，魏晋之际南方做青铜“天王日月”镜子上，即常有分段有翅神像中，夹以若干狮虎不分的怪兽头颅出现，是否和佛经中的降魔经变有一定联系，有待进一步探讨。“降龙伏虎”由于较后成为十八罗汉主题之一，为世人所熟习，但北朝以来紧密和佛分不开的还是狮子。在北齐造像佛菩萨两旁，经常均可以发现一对狮子。有的位置又是在莲座前边，共同捧着一个博山香炉，成为后来“狮子滚球”的最早姿势。狮子滚球直接的影响，大致还是唐代小狮子狗同滚唐代圆形香炉（也叫香球）而起！说详后述。在一定时期内，宗教宣教是要借重狮子来夸大佛法威力而增加世人敬信的。或借助于狮子雄猛达到“护法”目的，或作为佛说近于“狮子吼”警醒愚蒙的象征。总之，应用上的心理意识是错综的，而求达到宣传目的却是单一的，利用狮子对于人的威胁为佛降伏而反映于艺术中。《西游记》上说的孙猴子始终跳不出如来佛手掌，也是一种巧妙的宣传。

到唐代，佛旁狮子已由护法天王金刚代替，狮子为宗教服务却以另外一个姿态而出现。佛旁文殊、普贤三尊形象完成后，文殊、普贤必骑青狮、白象（由于狮子王经故事的原因），狮子于是换了一种式样和地位，反映于以后宗教艺术中约一千三百年。狮子失去固有的雄猛、敏锐、果敢、决断种种形象和精神上特征，形象逐渐和哈巴狗合流，用醉拂菻弄假狮子作为范本，成为一个逗人开心的共同体，也是这个时期！为求达到所谓“妙相庄严”，事实上却自然和实物越来越远了。

但在其他附属应用工艺装饰图案中，唐代却大量应用真正狮子和部分想象中的狮子，作为反映到工艺图案各部门，取得艺术上空前广泛效果。由宫廷应用贵金属器物到民间儿童玩具，都可以发现狮子的雄健活泼形象。

前者例如近年出土的直径过一尺的大型鎏金盘子，用狮子作为主题浮雕，当时明显是成于宫廷作坊金工之手，而为封建主帝王特有的。后者属于唐代烧造成流行天下的邢州白瓷。内丘白瓷既流行全国，这种玩具也必然是一般人熟悉的。

北宋徐兢作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提到高丽青瓷狮子，得知瓷制狮子还影响到高丽艺术。

四川织锦工人，则用彩织创造了以狮子舞图案为主题的狮子锦，用狮子舞作主题，串枝花缠绕于其间，奏乐人缩得极小，围绕四旁，狮形大将二尺。连缀成三五丈大面积锦帐，悬挂于殿堂深院中，艺术效果明显是十分强烈的。这片锦缎是大约在肃宗时流传于日本，现在还保存得上好的。

唐代陶瓷工人新发明的三彩陶，用来做马和骆驼，世界早已知名，也有做立塑狮子，艺术上得到极高成就的。

又日本法隆寺还藏有一片天王狩狮子锦，作二骑士相对立，回身引弓射狮子，狮子举身猛扑骑士。照画面说，它或出于波斯式样。但《南史》已称有猎狮子锦，而这片锦纹正中作唐初习见菩提树式，团窠旁附连珠，也和其他几种近年西北出土唐锦相同。极可能实出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起的唐初在四川做行台总管兼管督造的窦师纶出样，成都织锦工人做成的。这些锦样当时叫“陵阳公样”，称为章彩奇丽，流行百年不废。晚唐大历时诏令中禁织的狮子、麒麟、天马、辟邪诸锦，必然就包括有这类图案的彩锦在内。

此外石碑边沿装饰图案中，正流行鸟兽穿花图案，有采用十二辰图样的，有一般性鸟兽穿花的，有太子玩莲的，也有作奔狮和文殊骑狮子的。拂菻骑狮子奏乐的，虽属附属装饰，同样做得十分生动活泼，壮丽华美。

汉六朝以来，狮子主要应用，即在陵墓前面用大型石刻做成仪卫一部分，产生堂皇庄严效果。唐代为了达到这个政治目的，也还继续采用，在顺陵、乾陵前，都还有这种成对大石狮，做得极其威严庄重。这个制度且贯串了整个封建社会中。

狮子由写实转为象征，失去本来雄猛不可羁勒，转而为驯服坐骑，近似和哈巴狗的混合体，除了宗教画的影响，而宗教画的形成，大致又来源于民间习惯影响。正如同狮子舞锦缎虽出于唐代宫廷大乐舞的“五方狮子舞”，这个大型舞蹈，照史志记载，是专为帝王而设的，诗人王维天宝时做“协律郎”，即因作黄狮子舞而得罪，几乎死去。（分析原因，可能是于天宝十三载安史之乱，安禄山入长安时，陷身于敌伪，曾被迫为安禄山安排过这个大乐舞，否则不会有机会私自作黄狮子舞的。）但它的起源，却明显和晋代以来的“醉拂菻弄狮子”分不开。更和北朝《洛阳伽蓝记》所述当时宗教迷信利用五色狮子进行宣传有一定联系。所以到唐代不仅成宫廷大节会乐舞之一，同时还流行于一般社会，近似外国马戏性质，成为军营中和人民群众的季节性娱乐。诗人元稹、白居易均有《西凉伎》描写形容。

元稹《西凉伎》描写凉州军营歌舞有：

……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腾醉舞筋骨柔。……

白居易《西凉伎》，并注明是“刺封疆之臣也”而作。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假狮子形象的叙述形容：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

李白《上云乐》歌词，且提到：

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岩容仪，戌削风骨。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诡谲貌，岂知造化神。

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

老胡感至德，东来进仙倡。五色师子，九苞凤凰……

诗中不仅有胡人进仙倡五色狮子、九苞凤凰等后汉人辞赋中叙述引申，还涉及和“醉拂菻”同时流行于晋南北朝，著名的大臣庾亮有关的舞蹈“文康舞”。末尾还牵涉到东方朔窥窗偷桃故事连在一起，这么说来不免言之话长，非本文所能尽。当俟另写专文讨论。但是可以知道，不仅真狮子来自海外，舞假狮子也来自海外。更重要即照白居易形容，唐代舞假狮子的形象，已不像真，却接近唐代壁画中文殊菩萨身下那个坐骑。

又胡人弄狮子反映到唐代艺术品中，也有种种不同发展。有做成墨昆仑的，在绸缎中还比较近真，即波斯胡应有形象。在西北新发现瓷器中还不例外。在敦煌壁画中却开始做成“墨昆仑”模样，黑而矮小，即唐人小说中的“昆仑奴”“黑波斯”，一般以为是真的黑非洲人，有搞语言学的专家却认为指的是过去新几内亚，现在马来西亚岛的本土少数民族，唐代或属锡兰，所以称狮子国，并以善于驯服狮子著称。又有作其他高鼻胡人形象的，例如敦煌画，石刻边沿，和近年西安新发现，现陈列于北京历史博物馆一小石刻，即各不相同。至于宋初画家作的线画木刻文殊骑狮子像，前边驯狮人，却又还是高鼻尖锥帽西域胡人，形象且和南朝砖刻上所见到的唯一传世文康舞胡人形象相近。也可知文殊坐骑狮子就是从拂菻弄的假狮子而来。因此不论是文殊坐骑前，或舞狮子形象，必有一（或二）狮子郎，事实上即“拂菻”简称，也即“墨昆仑”别称。

唐代金属工艺中的尖端，是扬州金工于八月五日或五月五日铸造的各种镜子。镜子上用对兽作主题的，计有对羊、对鹿、对犀及对狮子。这种近于特种生产工艺品，重复相同的出土因之较少。至于另外一种后人名为“海马”“海兽”“狻猊”“辟邪”镜子的，多奔驰于满地葡萄间，或间穿插孔雀、鸾凤等珍禽，蜂、蝶等虫蛾类，则占有唐镜大部分。清代官修的《西清古鉴》中镜鉴，因本于史称张骞由西域带回葡萄事，误把这类镜子一例称作汉镜，致近人写美术史犹有沿袭错误，以为系汉代艺术，不知实唐代产品的。

宋代由于生产发展，都市生活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一面是拂菻弄狮子在建筑彩绘部门，有个一定位置，另一面玩真假狮子也更广泛成为瓦舍百戏和民间娱乐之一部门，因此在艺术上反映这个题材，也更加广泛，而且各具不同风格。但共同特征，即拂菻狗的形象已占重要位置，特别是南方狮子的造型，居多从哈巴狗启示，做得十分可笑，狮子应有的雄猛无比的形象已被完全歪曲，成一个逗人怜爱的形象。在舞狮子的图像中，那个狮子郎在官书上或乐舞记载上，虽还说额上系红抹额，如《营造法式》一书彩绘部门所反映种种，在《婴戏图》一类南宋画迹中，就成为儿郎子们的少年郎了，从此以后近十个世纪，舞狮子的都化妆成白面郎，再也不会如波斯形象。

一、辽代契丹建筑工人在庆州建造的白塔腰部主要浮雕装饰，即有作“醉拂菻弄狮子”形象，由于充满地方风格，日本学者却误以为系“高丽人牵狗”，一再著录种种图谱中，如孤立看来，即易附会为某某人牵狗。如联系分析，就可知错误得十分可笑！除了“醉拂菻弄狮子”，哪容许这种和宗教迷信不相干的事件成为宝塔上主题装饰浮雕？

二、北宋初高□□作的线画板刻，也作有文殊骑狮子，旁有戴尖锥浑脱帽拂菻和一天女在旁。高□□是著名画家，无遗墨传世，由此板刻不仅得知艺术风格实出于吴道生，而且由此得知，这个“醉拂菻”形象，基本上还和近年邓县出土南朝墓砖上唯一传世的文康舞高鼻尖帽胡人相同。可证明李白《上云乐》中叙述两者相互关系。

三、宋、元流行小手镜，镜纹装饰图案，也有用“醉拂菻弄狮子”作为题材的。制作虽草率，而形象却和前者相近。

四、南宋苏汉臣绘《婴戏图》……

事实上这个主题画当时还应用到冠服制度中，例如《宋史·舆服志》“腰带制度”花纹二十多种，内中有“狮蛮”一种，就指的是拂菻弄狮子。是在带的排方上用“识文隐起”浅浮雕做成的。照规矩为□品官身上物。有残余带饰可证。宋政府每年有送臣僚袄子锦计七等，其中“翠毛狮子”一种，当时实物虽已不得而知，但从明代现存几种狮子锦看来，是多少还保留一点唐代写生神情的。

专述北宋社会生活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南宋社会生活的《梦粱录》，都提起瓦舍百戏的马戏棚子名狮象棚，观者常及数千人，象或用真物表演，至于狮子，可能也和唐代一样是用人扮演的。

单独用唐式定型狮子而略有变化作为栏槛柱头装饰的，最著名的应数金大定时修造于燕京卢沟河上的卢沟桥狮子柱头。世俗相传这几百个狮子形象姿态没有一个相同的。从艺术精神上说，其实也可说完全相同。而且时代性鲜明，和以前的唐代，以后的明代，倒是差别明显。

日常特种工艺品装饰上应用的，却多采取汉玉的辟邪，不常见真狮子。这大约和宣和好古《博古图》《古玉图》的编纂有一定关系。例如定州白瓷的平面浮雕装饰图案，用的就是子母辟邪如意云，或由云衍变的灵芝草。宋宫廷设有玉作，专门雕治犀角、玉翠、水晶、玛瑙等贵重材料作杯斝饮器或瓶壶类插花器，用辟邪作为柄耳部分装饰，常见于记载。因此明代政府抄权臣严嵩的家留下那个财物底册《天水冰山录》中记载的许多水晶器物，其中可能就有不少是宋代作品。现存于故宫这类工艺品，虽鉴定时多以为系明、清两代，有的出于猜测，有的根据入库记录或乾隆题诗。乾隆喜附庸风雅，或任官吏贪污，再抄家将所得珍贵文物字画没收成为宫廷所有。或用作生祝寿名分，聚敛民间收藏，过目虽多，鉴定还是糊糊涂涂。有时还把商代玉器刻诗于上。所以宋、明器物，不能因为有他的刻诗即认为清代制作。

元、明两代对外交通扩大了范围，因此从晋代葛洪以来即传说犀角可以解毒，因此除在药物上应用外，用犀角作酒杯的风气也还继续。并且很出几个工艺名家。用犀角作杯不外两种形式，其一作横倒平放式，雕张骞泛槎故事，张骞乘于一段独木舟式的枯槎上，注酒入内，可以从船头一端吸饮，或称“酒船”。尤通就是其中一个名工，故宫博物院还保有他的作品一件。另一是竖置式，阔处向上，尖端向下，有的必须搁置于另一个架子上，方能稳定。这种竖式犀角杯，装饰加工也有许多种，最常见的就是杯身上部和边沿刻高圆浮雕、透雕子母辟邪，或照龙生九子俗传雕大小十龙，柄部也作龙形。这种犀角杯传世的还有千百件，大型的且有长及一尺的。

元、明雕玉大小杯洗用辟邪作主要装饰或柄部的也极多。二寸以下，做饭糁色的小玉佩，作为扇坠或腰间系佩，用辟邪作同样□□也极多。瓷铜器瓶壶耳柄足口沿采用的也不少。一般称为螭虎，事实上还是辟邪，是由狮子演进的工艺图案。它的形象，虽然已经和世俗过年玩的狮子已大异其趣，而事实上来源还是一个，狮子。

狮子艺术还是在继续发展和应用。直到十九世纪末，清封建王朝结束期，北京街市中这一时期的新式建筑，不问是私人住宅，还是商店铺子，当街一面屋顶，照例还蹲了两只傻乎乎的守门狗式的兽物。开始流行湘中商品绣，也经常见到用棕黄色为主调的公母狮子主题出现。多是由于北京动物园前身“三贝子花园”的开放，一般市民看到了狮子的结果。这些狮子应当说是比较写真的，但事实上应用的却只是一种自然主义手法，反映出延长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几次重大农民革命的影响，政治上已摇摇欲坠，临于崩溃前夕，而艺术上也形成一种混乱，失去了固有民族艺术风格。

第六章

书画

谈金花笺

时代和主要内容

金花笺照北京习惯称呼是“描金花笺”，比较旧的称呼应当是“泥金银画绢”或“泥金银粉蜡笺”。原材料包括有绢和纸，一般多原大六尺幅或八尺幅，仿澄心堂的一种则是斗方式，大小在二尺内。制作时代多在十七世纪后期和十八世纪前期。主题图案的表现方法大致可分成两种形式：一是在彩色纸绢上用金银粉加绘各种生色折枝花，一是在彩色纸绢上作各种疏朗串枝花或满地如意云，再适当加上各种龙凤、八吉祥或花鸟蝴蝶图案。反映到这种彩色鲜明的纸绢上的，不论是庄严堂皇的龙凤，还是生动活泼的花鸟蜂蝶，看来却给人一个共同的愉快印象，即画面充满生意活跃的气氛，它具有一种十八世纪文人画家绝办不到，唯有工人艺术家才会有的，豪放中包含有精细、秀美中又十分谨严的装饰艺术风格。特别是整幅纸张的装饰效果，显得极其谨严完整，部分花鸟却又自由活泼，相互调和得恰到好处，它的产生虽在两百年前，到现在仍使人感到十分新鲜。

这些纸绢似创始于唐、宋，盛行于明、清，当时多是特意为宫廷殿堂中书写宜春帖子诗词或填补墙壁廊柱空白，也作画幅上额或手卷引首用的，在悬挂时可起屏风画作用，有的位置就等于屏风。宋代以来，人称黄筌父子在屏风上作花鸟画为“铺殿花”，语气中实含有讽刺。其实照目前看来，倒正说明了这类画的长处是笔墨扎实，毫不苟且，因之装饰效果特别强。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金花笺上的花鸟云龙，长处还是照旧，应属于“铺殿花”一个分支。作者部分是清代宫廷中如意馆工师，部分是苏州工匠。在苏州织造上奏文件中，有一份关于同治八年制造五色蜡笺工料价目，十分重要。价目是：

计细洁独幅双料两面纯蜡笺，每张工料银五两玖分。

又洒金蜡笺，每张加真金箔洒金工料一两一钱五分二厘，每张工料银六两二钱四分二厘。

又五色洒金绢，每张长一丈六尺，宽六尺，每尺用加重细洁纯净骨力绢，需银一两，颜料练染工银三钱，真金箔一钱四分七厘，洒金工银三分一厘，每尺银一两四钱七分八厘，每张银二十三两六钱四分八厘。

文件中说的是比较一般的洒金纸绢，由此可推知，十八世纪以来，加工极多的泥金绘画纸绢，当时价格必然更贵。如把这个价目和绸缎价目相比较，当时特别讲究的石青装花缎子，不过一两七钱银子一尺，最高级的天鹅绒，只三两五钱银子一尺，这种加金纸绢价格之高可见一斑。

画师姓名我们目前知道的虽不多，但艺术风格则可从花笺本身一望而知：早期多接近蒋廷锡父子，较晚又和邹一桂有些相通，山水画笔法则像张宗苍、董诰。这情形十分自然。因为作者既然多是如意馆工师或苏州画工，艺术风格受宫廷画师影响，是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容易受后来做宰相的蒋廷锡画风的影响。但是如从图案布局效果看来，这些画却早已大大超过了他们，每一幅画都注意到整体效果和部分的相互关系，节奏感极强，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泥金银技术在一般工艺上的发展

泥金银技术比较普遍地使用到丝绸衣物、木漆家具和其他各方面，是在唐、宋两代，即公元六七世纪到十二世纪。明杨慎引《唐六典》，称唐人服饰用金计十四种，宋王栐著《燕翼贻谋录》，则说北宋时用金已到十八种，各有名目开列。今本《唐六典》并无用金十四种的名称，其他唐、宋以来类书也少称引。从名目分析，杨说恐怕只是据王栐著作附会，不很可信。但唐代泥金、缕金、捻金诸法用于妇女歌衫舞裙之多样化，则从当时诗文中可以说明。时间更早一些，如《南齐书·舆服志》《东宫旧事》《邺中记》和曹操《上杂物疏》均提及金银绘画器物，可知至晚在东汉时，泥金银绘画技术，就已应用到工艺各部门，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中。

但是，最早使用在什么时候，如仅从文献寻觅，是无从得到正确解答的。数年前，长沙战国楚墓出了几个透雕棺板，前年信阳长台关楚墓出了个彩绘漆棺和大型彩绘漆案，上面都发现有泥金银加工、绘饰精美活泼的云龙凤图案，因此才知道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当装饰艺术部门正流行把黄金和新发现的白银应用到镶嵌工艺各方面时，同时也就发明了把金银箔做成极细粉末，用作绘画材料，使用于漆工艺上，增加它的艺术光彩。这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事情。

用金银在各色笺纸上作书画，也由来已久。文献著录则始于汉晋方士用各色绸帛、笺纸书写重要经疏。这个方法一直被沿袭下来，直到十九世纪不废。直接施用于服饰上则晋南北朝是个重要阶段。当时由于宗教迷信，使得许多统治者近于疯狂地把所占有的大量金银去谄媚神佛，装饰庙宇。除佛身装金外，还广泛应用于建筑彩绘、帐帷旗幡各方面。因佛披金襕袈裟传说流行，捻金织、绣、绘、串枝宝相花披肩于是产生，随后且由佛身转用到人身的披肩上。唐代的服饰广泛用金，就是在这个传统基础上的一种发展。绘画中则创造了金碧山水一格，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别地位。

笺纸上加金花，也在许多方面应用。李肇《翰林志》即说过：

凡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笺。

又《杨妃外传》称，李白题牡丹诗，即用金花笺。

唐人重蜀中薛涛笺，据《牧竖闲谈》记载，则当时除十色笺外，还有“金沙纸、杂色流沙纸、彩霞金粉龙凤纸、绫纹纸”等。这些特种笺纸，显然有好些是加金的。

《步非烟传》称：

以金凤笺写诗。

明陈眉公《妮古录》则称：

宋颜方叔尝创制诸色笺，并砑花竹、鳞羽、山水、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缕五色描成者。

元费著作《蜀笺谱》称：

青白笺、学士笺及仿苏笺杂色粉纸，名“假苏笺”，皆印金银花于上。和苏笺不同处，为苏笺多布纹，假苏笺为罗纹。

且说：

蜀中也仿澄心堂，中等则名玉水，冷金为最下。

明屠隆《考槃余事》谈宋纸，上说及团花笺和金花笺，并说元时绍兴纸加工的有“彩色粉笺、蜡笺、花笺、罗纹笺”。明代则有“细密洒金五色粉笺、五色大帘纸洒金笺、印金五色花笺”。吴中则有“无纹洒金笺”。《成都古今记》亦称除十样彩色蛮笺外，还有金沙、流沙、彩露、金粉、冷金诸种金银加工纸。范成大《吴船录》，曾见白水寺写经，是用银泥在碧唾纸上书写，卷首还用金作图画。大约和近年发现虎丘塔中写经、上海文管会藏开宝时写经同属一式。宋袁褧《枫窗小牍》则说：

皇朝玉牒多书于销金花白罗纸上。

《宋史·舆服志》也说宋官诰内部必用泥金银云凤罗绫纸，张数不同。除上面记载，反映宋代纸上加金银花已相当普遍外，即在民间遇有喜庆事，也流行用梅红纸上加销金绘“富贵如意”“满池娇”“宜男百子”等当时流行的吉祥图案。男女订婚交换庚帖，一般还必须用泥金银绘龙凤图案。由此得知，宋代虽然禁用金银的法令特别多，却正反映社会上用金实在相当普遍，难于禁止。王栐也以为当时是：

上行下效，禁者自禁而用者自用。

又宋代以来日用描金漆器早已成社会习惯，所以《梦粱录》记南宋临安市容时，日用漆器商行，“犀毗”和“金漆”即各不相同，分别营业，可见当时金漆行销之广和产量之多。宋李诫《营造法式》并曾记载有建筑上油漆彩绘用金分量及做法。

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从九世纪以来，在北方政权前后相接，计五个世纪，使用金银作建筑装饰，虽未必即超过唐、宋，唯服饰上用金银风气，则显然是同样在发展中。特别是金、元两代，把使用织金丝绸衣物、帷帐作为一种奢侈的享受，且用花朵大小定官品尊卑，服饰用金因之必然进一步扩大。陶宗仪著《辍耕录》还把元时漆器上用金技术过程加以详细叙述。到明代，漆工艺专著《髹饰录》问世时，更发展了漆器上用金的种类名目。举凡明、清以来使用在金花纸绢上的各种加工方法，差不多在同时或更早都已使用到描金漆加工艺术上。综合研究必有助于对金花笺纸材料的理解和认识。

金花笺在工艺上的特征

金花笺一般性加金技术处理，根据明、清材料分析，大致不外三式：

一、小片密集纸面如雨雪，通称“销金”“屑金”或“雨金”，即普通“洒金”。

二、大片分布纸面如雪片，则称“大片金”，又通称“片金”，一般也称“洒金”。

三、全部用金的，即称“冷金”（在丝绸中则称为“浑金”）。冷金中又分有纹、无纹二种，并有布纹、罗纹区别。这部门生产，宋、明以来苏、蜀工人都有贡献，贡献特别大的是苏州工人。纸绢生产属于苏州织造管辖范围，这是过去不知道的。

明、清花笺制作，按其艺术特征，可分成几个阶段：

一、显然属于明代的，计有朱红、深青及明黄、沉檀四色。材料多不上蜡，属于粉地纸绢类，花多比较草率大派，银已泛黑，折枝和龙形与明代锦缎、瓷器纹样相通。

二、明清之际的，多作各种浅粉色地子薄花绢，用金银粉末特别精神，画笔设计也格外秀雅，和同时描金瓷上花纹近似。

三、乾隆时期的，多五色相配搭，外用黄色粗花绫裹成一轴。纸料比较坚实，花纹却较板滞，但图案组织还是极富巧思。

四、道光、同治以后的，纸张多较薄，色料俱差，金银色均浅淡，画笔也日益简率。

从材料性质说，大致也可以分成三种：

一、细绢上加彩粉地加金银绘。

二、彩粉地加金银绘。

三、彩粉蜡地加金银绘。

如从花纹区别，大体有如下各种：

一、各种如意云中加龙凤、狮球或八吉祥折枝花。

二、散装生色折枝花。

三、各式卷草串枝花加龙凤、狮球、八吉祥、博古图。

从花纹上看，云多作骨朵如意云形的，清代虽还沿用，其实是明式，和明云缎花纹相似。至于细如飘带不规则五彩流云，则是清式。云中有蝙蝠，如“洪福齐天”，必是清代。其中又有早晚，从蝙蝠形状可知。龙多竖发猪嘴（所谓猪婆龙），凤作细颈秀目，并有摇曳生姿云样长尾，即非明也是清初仿，和瓷器一样。博古图主题是康熙所特有，道光也有仿效。细金屑薄粉笺多属康熙，有各种浅色的。另外还有一种斗方式金花笺，纸下角加有一个长方条朱红色木戳，作“乾隆年仿澄心堂纸”八字，上用细泥金银绘花鸟、松竹、山水、折枝花，纸分粉笺和蜡笺两种，粉笺较精，多紧厚结实如玉版。又有一种作“仿照体仁殿制”字样，纸式相同。我疑心这类笺纸是明宣德时制作，清代才加上金花的。还有一种斗方式作冰梅花纹的，所见计有二式：

一种是在银白薄蜡纸上用金银绘冰梅，加小方戳则称“玉梅花笺”，创始于康熙，乾隆时还在复制。

一种是薄棉茧纸，花纹透明，尺码较小，五色俱备，生产时代当在明、清之际，或明代南方工人本于“纸帐梅花”旧说，专为裱糊窗槅用的。

一点意见

纸是祖国劳动人民伟大发明之一，它的主要成就，首先是在科学文化传播上所起的巨大作用。其次是由于特种加工。又产生了许多精美特出的纸张，在艺术史的进展上做出了特别的贡献。泥金银花笺则在制作技术上和绘画艺术上，都反映出十八世纪前后制纸工人技术和民间画师艺术的结合，值得予以应有重视，但是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里，这一部分材料却往往被忽略。这牵涉到对绘画艺术的看法问题。照旧的看法，什么文人墨客，随便即兴涂抹几笔，稍有些新意思，一经著录，就引起收藏家的注意关心。至于这种工艺画，不拘当时用过多少心血，有何艺术成就，也被认为是一些工匠作品，不值得注意。照个人理解，从这些工艺画的艺术成就本身，以及从它对今后轻工业生产各部门进行平面装饰设计时的参考价值来看，都应加以认真的整理研究，才对得起这部分优秀遗产。

谈写字（一）

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地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兼有几种长处，所谓业余嗜好成就胜过本行专业的，自然有人。但这种人到底是少数。特殊天才虽可以超越那个限度，用极少精力，极少时间，做成发明创造的奇迹。然而这种奇迹期之于一般人，无可希望。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事业，无具体了解，难说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不特严谨的科学是这样，便是看来自由方便的艺术，其实也是这样。

多数人若肯承认在艺术上分工的事实，那就好多了。不幸得很，中国多数人大都忽略了这种事实。都以为一事精便百事精。尤其是艺术，社会上许多人到某一时都喜欢附庸风雅，从事艺术。唯其倾心艺术，影响所及恰好做成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个人若在社会又有地位，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

写字算不算得是艺术，本来是一个问题。原因是它在人类少共通性，在时间上又少固定性。但我们不妨从历史来考察一下，看看写字是不是有艺术价值。就现存最古的甲骨文字看来，可知道当时文字制作者，在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已经注重到它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或图案美。到铜器文字，这种努力尤其显然（商器文字如画，周器文字上极重组织）。此后大小篆的雄秀，秦权量文字的整肃，汉碑碣的繁复变化，从而节省为章草，整齐成今隶，它那变革原因，虽重在讲求便利，切合实用，然而也就始终有一种造型美的意识存在，因为这种超实用的意识，浸润流注，方促进其发展。我们若有了这点认识，就权且承认写字是一种艺术，似乎算不得如何冒失了。

写字的艺术价值成为问题，倒恰好是文字被人承认为艺术一部门之时。史称熹平时蔡邕写石经成功，立于太学门外，观看的和摹写的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到晋有王羲之作行草书，更奠定了字体在中国的艺术价值，不过同时也就凝固了文字艺术创造的精神。从此写字重模仿，且渐重作者本人的事功，容易受人为风气所支配，在社会上它的地位与图画、音乐、雕刻比较起来，虽见得更贴近生活，切于应用，令人注意，但与纯艺术也就越远了。

到近来因此有人否认字在艺术上的价值，以为它虽有社会地位，却无艺术价值。郑振铎先生是否认它最有力的一个人，与朋友间或作小小的舌战，以为写字不能成为艺术。（郑先生大约只是觉得它与“革命”无关，与“利用学生”无关，所以否认它有艺术价值。至于某种字体笔画分布妥帖所给人的愉快，郑先生还是能够欣赏，所以当影印某种图籍时，却乐于找寻朋友，用极飘逸悦目的字体，写他所作那篇序文。）艺术，是不是还许可它在给人愉快意义上证明它的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艺术下个简单界说：“艺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给人一种正当无邪的愉快。”艺术的价值自然很多，但据我个人看来，称引一种美丽的字体为艺术，大致是不会十分错误的。

字的艺术价值动摇，浮泛而无固定性，是否艺术成为问题，另外有个原因，不在它的本身，却在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先有问题。一部分人把它和图画、音乐、雕刻比较，便见得一切艺术都有所谓创造性，唯独写字拘束性大，无创造性可言。并且单独无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故轻视它。这种轻视无补于字的地位，自然也无害于字的艺术真价值。轻视它，不注意它，那就罢了。到记日用账目或给什么密友情人写信时，这轻视它的人总依然不肯十分疏忽它，明白一个文件看来顺眼有助于目的的获得。家中的卧房或客厅里，还是愿意挂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或某种字体美丽的拓片，作为墙头上的装饰。轻视字的艺术价值的人，其实不过是对于字的艺术效果要求太多而已。糟的倒是另外一种过分重视它而又莫名其妙的欣赏者。这种人对于字的本身美恶照例毫无理解（凑巧这种人又特别多），正因其无理解，便把字附上另外人事的媒介，间接给他一种价值。把字当成一种人格的象征，一种权力的符咒；换言之，欣赏它只为的是崇拜它。前年中国运故宫古物往伦敦展览时，英国委员选画的标准是见有乾隆皇帝题字的都一例带走。中国委员当时以为这种“毛子精神”十分可笑。其实中国艺术鉴赏者，何尝不是同样可笑。近年来南北美术展览会里，常常可以发现吴佩孚先生画的竹子，冯玉祥先生写的白话诗，注意的人可真不少。假石涛、假八大的字画，定价相当的高，还是容易找到买主。几个比较风雅稍明绘事能涂抹两下的朝野要人，把鬻画、作画当成副业，收入居然十分可观。凡此种种，就证明“毛子精神”原来在中国更普遍地存在。几年来，“艺术”两个字在社会上走了点运，被人常常提起，便正好仰赖到一群艺术欣赏者的糊涂势利精神，那点对于艺术隔膜，批判不苛刻，对于名公巨卿又特别容易油然发生景仰情绪做成的嗜好。山东督办张宗昌虽不识字，某艺术杂志上还刊载过他一笔写成的虎字！多数人这么爱好艺术，无形中自然就奖励到庸俗与平凡。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书画并列，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名胜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堵墙壁、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

所以说，“分工”应当是挽救这种艺术堕落可能办法之一种。本来人人都有对于业余兴趣选择的自由，艺术玩票实在还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与其要做官的兼营公债买卖，教书的玩麻雀牌，办党的唱京戏，倒还是让他们写写字、画点画好些。然而必须认识分工的事实，真的专家、行家方有抬头机会，这一门艺术也方有进步希望。这点认识不特当前的名人需要，当前几个名画家同样需要。画家喜欢写美术字，这种字给人视觉上的痛苦，是大家都知道的。又譬如林风眠先生，可说是近代中国画家态度诚实用力勤苦的一个模范，他那有创造性的中国画，虽近于一种试验，成就尚有待于他的努力，至少他的试验我们得承认它是一条可能的新路。不幸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的文字上，因此一来，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记得他那绘画展览时，还有个批评家，特别称赞他题在画上的字，以为一部分用水冲淡，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很显然，这种称赞是荒谬可笑的。林先生所写的字，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于写字并不当行。林先生若还有一个诤友，就应当劝他把那些美丽画上的文字，尽可能地去掉。

话说回来，在中国，一切专业者似乎都有机会抬头，唯独写字，它的希望真渺茫得很！每个认字的人，照例都被动或自动临过几种字帖，刘石庵、邓石如、九成宫、多宝塔、张黑女、董美人……是一串人熟习的名字。有人喜欢玩它，谁能说这不是你的当行，不必玩？正因为是一种谁也知道一两手的玩意儿，因此在任何艺术展览会里，我们的眼福就只是看俗书劣书，别无希望了。专家何尝不多，但所谓专家，也不过是会写写字，多学几种帖，能模仿某种名迹的形似那么一种人吧。欣赏者不懂字，专家也不怎么懂字。必明白字的艺术，应有的限度，折中古人，综合其长处，方能给人一点新的惊讶，新的启示。欲独辟蹊径，必理解它在点线疏密分布间，如何一来方可以得到一种感官上的愉快，一种从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这种专家当然不多。另一种专家，就是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终日胡乱涂抹，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僚属朋辈以及强充风雅的市侩，各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一家。这种专家，在目前情形下，当然越来越多。这种专家一多，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气。专家不抬头，倒是“塞翁失马”，消极的不至于使字的艺术十分堕落，专家抬头，也许更要不得了。

我们若在这方面还存下一点希望，似乎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努力：

一是把写字重新加以提倡，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玩票的无由插手；

二是索性把它看成一种卑贱的行业，让各种字体同工匠书记发生密切关系，以至于玩票的不屑于从事此道。

如此一来，从装饰言，将来必可以看到许多点线悦目的字；从应用言，也可望多数人都写出一种便利流动的字。这种提倡，值得大家关心，因为它若有了点效果，名流的俗字，艺术家的美术字，不至于到处散播，我们的眼目，就不必再忍受这两种虐待了。

谈写字（二）

宋四家

书画到宋代后，有了极大变化，说坏处是去传统标准日远，说特色是敢自我作古。经生体的稳重熟练把握不住，虞、欧、褚、颜的创造天赋也都缺乏。试用代表这个时代的苏、黄、米、蔡作例，就可知道这几个人的成就，若律以晋、唐法度规模，便见得结体用笔无不带点权谲霸气，少端丽庄雅，能奔放而不能蕴藉。就中蔡襄楷书虽努力学古，也并不成功。功夫即下得多，作字结体用笔，都呆俗无精神。米芾书称从兰亭出，去兰亭从容和婉可多远！若遇游山玩水，探胜访奇，兴会来时，攘袖挥毫，摩崖题壁，草草数行，自然尚有些动人处。函简往还，叙述家常琐事，跋赞法书名画，间或记点小小掌故，也留下些妙墨佳书。至若一本正经的碑志文字，四家实少合作。苏书《罗池庙碑》，蔡书《荔子谱》《万安桥记》，都笔不称名。黄书做作，力求奔放潇洒，不脱新安茶客情调。恰如副官与人对杯，终不能令人想象曲水流觞情景也。米书可大可小，最不宜中，一到正正经经来点什么时，即大有不知如何做手脚急窘。此外理学大儒，馆阁词臣，元勋武将，词人骚客，也留下许多作品，如朱熹、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韩绛、吴琚、范成大、陆游，大多数可说是字以人传，无多特别精彩处。倒还是范成大和陆游较好。即以四大家而论，米称俊爽豪放，苏称妩媚温润，黄号秀挺老成，蔡号独得大王草法；其实则多以巧取势，实学不足，去本日远。即以对于艺术兴趣特别浓、厚赏鉴力又极高之徽宗皇帝而言，题跋前人名迹时，来三两行瘦金体书，笔墨秀挺中见苍劲，自成一格，还可给人一种洒落印象。写字一到二十行，就不免因结体少变化而见出俗气，呆气，头巾气，难称佳制。

《墨庄漫录》称：

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少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倪思评及宋贤书时，也有相似意见。大米虽有痴名，人实不痴，既善作伪，又复好洁成癖，对于自己一笔字，平时倒看得极重。其实论到宋代几个有名书家笔墨长短时，这种应对可谓相当准确，并非完全戏谑。说宋人已不能如虞、欧、褚、颜认真写字，并不为过。

宋人虽不长于认真写字，可是后世人作园林别墅匾对，用宋人字体写来，却还不俗气，这种匾对照例可保留一种潇洒散逸情趣，容易与自然景物相衬。即作商店铺户横竖招牌，有时也比较傻仿颜、柳字体少市侩气，呆仿六朝碑少做作气。就中尤以米、苏字体，在卷轴上作一寸以内题识时，如吴琚与吴宽，笔墨尽管极力求脱俗，结果或者反而难免八分俗气。成行成篇还看得去，一个一个裁下看，简直不成东西！可是若把字体放大到一尺以后，不多不少来个三五字，又却常常雅韵欲流，面目一新。然放大米书容易，放大苏书似不容易。因此能作大字米、黄体的有人，作苏书的世不多见。

近代笔墨

康南海先生喜谈书法，谈及近百年笔墨优劣时，有所抑扬，常举例不示例，不足以证是非。至于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且最喜欢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却始终不及在云南昆明黑龙潭相传为陈抟那十个字来得秀雅奇逸！一个书家终生努力，还不及他人十个字给人印象之深，似乎也就大可不必写字了。昔人说，鲜于伯机、康里子山笔下有河朔气，评语褒中寓贬。南海先生实代表“广东作风”，启近代“伟人派”一格。反不如梁任公、胡展堂二先生同样是广东人，却能谨守一家法度，不失古人步骤，转而耐看。所以说南海先生代表广东作风，正可与画家中的高奇峰、高剑父、林风眠，同为一条战线上人物。笔下、心中都有创造欲。可惜意境不高，成就因之亦有限。政治革命为社会民族作预言，事情不容易而容易；至于文学艺术革命，事情却容易而不容易。为的是这是另外一种战争！

因此，让我想起一个附带建议，即盼望现代画家再莫题跋。尤其是几位喜欢题跋的画家，题跋常破坏了画的完美！

其实欲明白清代书法优劣，为南海先生议论取证，不如向故都琉璃厂走走，即可从南纸店和古董铺匾额得到满意答复。因为照习惯，这百十家商店的市招，多近两百年国内名流达宦手笔。虽匾额字数不多，难尽各人所长，然在同一限度中，却多少可见出一点各自不同的风格或性格。北平商店最有名市招，自然应数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西鹤年堂”一面金字招牌，传为严分宜手书，还有神武门大街大高殿牌楼几个横额，字体从小欧《道因碑》出，加峻紧险迫，筋骨开张，两百年来还仿佛可从笔画转折间见出执笔者执拗性情。至于琉璃厂匾额，实美不胜收。二十六年最摩登的应数梅兰芳为“伦池斋”写的三个字。乾、嘉时代多宰臣、执政名公巨卿手笔，刘墉、翁方纲可作代表。咸、同之季多儒将手笔，曾、左可作代表。晚清多诗人名士手笔，法式善、宝竹坡可作代表。……入民国以后，情形又随政体而变，总统如黎元洪、袁世凯，军阀如吴佩孚、段祺瑞，此外如水竹村人（徐世昌）的大草书，逊清太傅陈宝琛的欧体书，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山谷体行书，诗人、词客、议员、记者、学者、名伶如樊增祥、姚茫父、罗瘿公、罗振玉、沈寐叟、庄蕴宽、林长民、邵飘萍等等各有千秋的笔墨，都各据一家屋檐下，俯视过路人，也仅过路人瞻仰。到民八以后，则新社会露头角的名流，与旧社会身份日高的戏剧演员，及在新旧社会之间两不可少的印人画家，如蔡元培、胡适之、梅兰芳、程砚秋、齐白石、寿鑈诸人写的大小招牌，又各自填补了若干屋檐下空缺。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不仅可以见出近两百年来有象征性的大人物名姓墨迹，还可从执笔者的身份地位见出时代风气的变迁。先是名公宰臣的题署，与弘奖风雅大有关系，极为商人所尊重。其次是官爵与艺术分道扬镳，名士未必即是名臣，商人倒乐意用名士作号召。再其次是遗老与军阀，艺员与画家，在商人心中、眼中已给予平等重视，这些人本身也必然亦承认了这个现实平等观。“民主”二字倒真像快要来到了。再其次是玩古董字画、卖文房四宝，已得用新的一群作象征，也可知事实上这个新的一群，在时代新陈代谢中，已成为风雅的支持者了。再其次，是琉璃厂古铺已有悄悄改营金钞生意的，旧书铺或兼卖新体小说或率性改作纸烟杂货店，横匾自然就已到可有可无时代了。

市招与社会

若说从故都一个小街上的市招字体，可看出中国近百年书法的变化，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新陈代谢，及社会风气的转移，那从此外各地都会市招上，也一定可以明白一点东西。凡较热闹的省会，我们一定会感觉到一件事，即新的马路和新的店铺，多用新的市招。虽间或可从药店，和糕饼店、南纸店，发现一二旧式匾额，比较上已不多。可知这三样旧社会的商业，或因牌号旧，或因社会需要，在新的都会中尚勉强能存在。但试想想，旧药房已不能不卖阿司匹林，糕饼店也安上玻璃柜兼售牛奶面包，南纸店更照例得准备洋墨水和练习簿，就可知大都会这些旧牌号，虽存在实勉强存在，过不久恐都得取消了。最后剩下的将是中医与财神庙的匾额，这是中国人五十年内少不了的。虽然新式理发馆或大银行门面，依然常常有个伟人题字点缀，一看也就知道所需要的正如办丧事人家题铭旌，只是题字人的功名，字体好坏实已不再为任何方面注意。武昌黄鹤楼废基上的露天摊子，“小孔明”的招子，已到什么总队的大队长用美术字招徕主顾了。

不过从执笔方面，也多少可以看出一点代表地方的象征。譬如说，南京有的是管大名分多的革命要人，市招上题名也大多数是这种要人。民十八以后，南京的旅馆、饭馆，以及什么公司，都可发现谭于诸老的墨迹，多少也可象征一个不再重职业阶段的民主国伟人气度。山东究竟是文化礼仪之邦，济南市面虽日益变新，旧招牌尚多好好保存。较新的牌号，大多数还是一个胶东状头王垿所包办，《醴泉铭》作底子的馆阁体欧书，虽平板些不失典型。长沙是个也爱名人也重伟人的地方，（未焚烧前）各业匾额便多谭延闿先生《争座位》颜体大字，和书家杨仲子（杨度之子）六朝体榜书，两人秋色平分。杭州是个也有名流也要书家的地方，所以商店中到处可见周承德先生宽博大方的郑文公碑体写在朱红漆金字大匾上。至若西湖沿湖私人别墅园亭，却多国内近三十年名流达官的题署。上海是个商业都会，并且是个五方杂处英雄豪杰活动地方，所以凡用得着署名市招的，就常有上海闻人虞洽卿、王一亭、杜月笙的题字。近代社会要人与闻人关系既相当密切，因之凡闻人的大小企业，从百货公司到成衣店，却又多党国要人题字。

新问题

大凡喜欢写写字，且乐意到一个新地方从当地招牌上认识那地方文化程度或象征人物的，都可能有个相差不多的印象或感想，即招牌字体有越来越不高明的趋势。或者因为新式商店门面宽窄无定，或者因为油漆匠技术与所用材料恶劣，居多招牌字体比例就永远不会与匾额相称，匾额又照例难与门面装饰性相调和。至于请求名人动笔的商人呢，似乎已到不明好坏不问好坏情形，只是执笔的官位越大或为人越富于商标性就越好。至于写字的名人伟人呢，若还想把它当成一件事做，好坏之间还有点荣辱感，肯老老实实找个人代笔，还不失为得计。不幸常常是来者不拒，有求必应。有些人（尤其是我们常见的“文化人”）许多许多竟特别喜欢不择纸笔，当众挥毫，表示伟大洒脱。不是用写径寸字体的结构方法放大成对径二尺三尺的大字，就是用不知什么东西做成的笔，三涂五抹而成，真应了千年前火正后人米颠说的，不是“勒”字就是“排”字，不是“描”字就是“刷”字，可是论成就，却与古人成就相去多远！虽说这种连扫带刷的字体，有时倒也和照相馆、西药房这些商号本身性质相称，可是这一来，在街上散步时，我们从市招上享受字体愉快的权利，可完全被剥夺了。（但知识青年的纪念册，却正是这种伟人字的战场，恰恰如许多名胜地方墙壁上，是副官军需题诗的战场一样；论恶劣，真不容易公平批判！）

权利去掉后自然多了一种义务，那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碰头的伟人字和美术字。这两者合流，正象征一种新的形成，原来是奠基于“莫名其妙”和“七拼八凑”。从写字看文化，使我们感觉到像上月朱自清先生，对于政府十年前迫学生用毛笔的复古担忧，为不必要。也为梁思成先生主持北平文整会的修理工作的意见，同意以外觉得茫然。因为党国要人中虽还有个吴稚老，喜欢写写篆字，至于另外一位富有民主风度的于胡子，写的字就已经像是有意现代化，用大型特制原子笔做成莼菜条笔锋。北平琉璃厂的戴月轩、李福寿，好笔作价已到三千万，政府哪还有兴趣能够强迫人用毛笔写好字！至于费三十、五十亿来收拾的故都，也真只是将将就就来收拾一下罢了。因为国内最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雕刻，当数山西、河、洛，许多地方都是梁先生伉俪在二十三到二十六年亲身调查过的。八年沦陷，云冈和天龙山已面目全非，五台赵城的土木建筑，毁去的更无可补救。和平胜利后，随之而来是一个更猛烈残酷的内战，炮火焚灼所及，这些东东西西留下的废墟，也会因种种情形而完全毁去本来样子，做成个踪迹不存。十年前保存在中国营造学社，人间仅有的一些建筑照片，听说一部分即已在八年前寄存于天津一银行库中时为水毁去。能爱惜、研究、保存的专家，全中国只那么一二人，个人即雄心依旧，必和国内其他工矿专家一样，也快老了，体力精神消耗得都差不多了，即有机会再来工作，也恐怕来不及了。整个国家却正在具体和抽象的两种大火中无限制地焚烧。读读《大公报》上连载的梁先生那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一个对历史和文化有责任、有良心的专家，活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灵魂上的灾难实如何深刻。梁先生也许会和我有同感，即一个故宫博物院最大的用处，如只是五月二十这一天，把宫灯挂出来点缀纪念，不能作更有意义的改革，并供给多数人研究学习的便利，这个博物院的存在与否，实在都无意义可言！且不妨比朱佩弦先生主张听它毁坍还激烈，进而主张一把火烧去。但目前更重要的，或者还是凡力之所及能保存的，即毁去也无助于社会革命发展的，读书人的急进诅咒，莫一例来煽火扬焰。社会分解加剧，“文化保卫”四个字若还有点意义，有许多事就值得分开来说来看，而这个分别的责任，即落在对国家民族、对世界文化有认识、有良心的读书人肩上。这时节作豪言壮语易，说这种良心话却难。我们实在还需要更多像梁思成先生的意见，提出给全国各方面参考。因为任何一个新的社会来临，就还需要工业和其他！

从写字也可让我们明白，社会在变，字体在变，可是字的存在，为人民继续当作一种传达意见情感的工具来运用，至少在中国总还有个百十年寿命可言。字本来是让人认识的，如像北伐以后，近二十年来政工人员写的美术字标语，实在不容易认识，也并不怎么美，使我觉得即此一事，提出向“传统学习”的口号，也就还有其必要！但是向一个现代从事政工人员说“标语字要明白、简单、醒目而有效果，宜于从传统学习”，当然像是完全胡说！因为凡是这一行工作，都正在打倒“传统”，而学的却是有现代性的“美术字”。辩论结果，只会互相头痛。

第七章

交通工具

谈辇舆

《史记·夏本纪》称“禹行四载”，四种交通工具中有“山行乘”，注解恐难得详尽。特别是这种古代交通工具本形及其以后发展，用以书注书方法，不免顾此失彼，读者既得不到原来形象具体知识，更难得到在历史发展中，这一奴隶社会残余转入封建社会制以后种种知识。试从形象出发，结合史志记载，相互印证，看是不是可得到些新的常识。

金文中常见“辇”字，反映奴隶制社会，奴隶主虐待奴隶现实，用人当牲口使用四人拉车的情形。殷商发掘是否有遗物出土，不得而知。《史记》提“山行乘”，集注会注必有解释，不是本人所能深究。唯就“山行”二字而言，可以推测得知，必是“抬举”而不是“推挽”。（古有舆人之诵，得知周代还在使用，但是否即“”，个人为无知。）汉石刻千百种，似无形象可征。四十五六年前，记得曾展出个五代周文矩《大禹治水图》，有不少人夫开山运石，是不是同时也有的形象，已难记忆。至于清代那个一丈多高大青玉雕的《大禹治水图》，时间差距过远，不可望发现有用证据。

直到近年，云南昆明附近石砦山发现的大量青铜器群，在一个铜鼓边缘装饰图像中，却有个西南夷酋长出行图，给了我们不少新启发。这个酋长是稳稳当当半躺式坐在个四人肩扛的家伙里的。人人耳着大环，头缠长巾，前后亲信随从，均腰围虎皮，表现得十分明确具体。不仅证实了两千多年前古代“”的式样和坐法，还同时证明了此后千余年唐人樊绰著《蛮书》里提起的南诏酋长随身亲信官必身披“波罗皮”的事实。因为《蛮书》就说“波罗即老虎”。这个图像的出现，即可证明“山行乘”的制度，还可说明《蛮书》所称南诏土官必腰围虎皮，西汉以来就是这样，延长千年还未大变。（并且因此明白明以来犀毗漆中“斑犀”又称波罗漆的由来，技术实传自云南，首先或多用鞍鞯，和赵璘《因话录》记载，说犀毗出于南诏鞍鞯叙述相同。）

汉石刻多成于东汉，且集中于山东或徐州一带地区，交通发达，没有“”的应用形象，事极自然。但为时稍后，就有发现，反映在《女史箴图》卷中。文章出于西晋著名文人陆机（即《文赋》作者），文章辞约而意深，不愧为好文章，画则历来以为成于东晋顾恺之手笔。就画言画，产生有可能还较早一些些，因为内中“人莫不知修容”一段中，有个梳头宫女，发髻后曳一长髾，完全是汉代制度，和近年出土壁画多相同，而地面席前搁置一漆奁，汉末似名叫“银参带严具”，见于曹操《上杂物疏》，在严可均辑《三国文》中，当时即作为贵重事物，所以缴还政府的。东晋则受法令禁止，已不使用。所以原作可能还早几十年。出于陆机同时的画家之手。这个卷子或是重摹，时代又较晚于顾好几个世纪，疑出自隋人。因为：

一、题字和隋代字体极相近。末题顾姓名，当时似还无这个习惯。

二、奁具上柿蒂画得不大对，明显已不懂制度。这当另作商讨。

更重要还是这个画卷里有个八人抬的似床非床，似榻非榻，上加纱罩帐子的一个坐具，内坐一人似乎还在从容读书的样子，晋代名称应叫“八杠舆”或“平肩舆”。又还另有个砖刻形象，除上作罩棚，不是纱帐，其他大同小异。记得《晋书》或《南史》曾提作“平肩舆”，而侍从鼓吹必着“荷叶帽”，这个砖刻上即前有鼓吹，后有仆从，果然帽子多像个倒覆荷叶，可知流行时代，宜在公元二三世纪间。如不文图互证，认识是难具体的。

到唐代，则发展成为“腰舆”或“步辇”。唐代名画家阎立本、立德，具家学渊源，画艺多于其父隋名画家阎毗。传世《列帝图》即出其手，内中梁武帝也坐了个有脚的平榻状东西，旁附双杠，似由四人抬扛，和前者相似而不大同。特征在用手提，齐腰而止，照史志称呼，宜名“腰舆”。当时大致只限于宫廷中短距离使用，出行是不抵事的。

阎立本既承家学，唐初由虞世基等制定官服制度仪卫规则时，阎氏弟兄即参与绘图。如用《列帝图》和敦煌唐初贞观时壁画《维摩说法图》下列帝王大臣听经形象相比证，可知《列帝图》所绘必有所本，非驾空而成。特别是关于“腰舆”的应用形象，必有一定真实性。因为凡事不孤立存在，这个“腰舆”实上有所承而下有所启，同时又还可能有别的相同存在的。

传世名画还有《步辇图》，绘李世民从容坐在“腰舆”上接见吐蕃使者形象。前有一着青绿执小笏赞礼官，腰系“帛鱼”，后即吐蕃使者，拱手而立。步辇前后有宫女四至八人，穿紧身小衣，波斯式金锦卷口裤（和洋服裤极近），软底锦靿靴（即后人所谓小蛮靴），披长帛，腕着蛇形金钏，《拈花图》似乎也有过（这种蛇形金钏似外来物，实物只明万历七妃子墓中曾出土过）。李世民着黄色常服，黑纱幞头，相当文静，须角虽上翘，却与后来诗文形容虬髯可挂角弓（似应为如角弓）不大合，无背景，明显近于刚从宫中出来，半道相遇而停下来接见的。似不符合应有排场。好像是时代较晚什么人，把阎作《职贡图》不一定是吐蕃使者中一人，配上隋炀帝一类人物“夜游图”凑合而成。因此是否成于阎之手笔实可疑。但这问题不是本文拟商讨的。只就“步辇”而言，得知是用丝绳一端系在杠上，一端挂在肩头，手扶杠杆行进的，应用情形是相当明确的。唯宫女衣着上身似有点不三不四，在唐代为仅见，近于孤立存在，值得研究。

（史称黄巢入长安时坐在肩舆上。将不外以上几种式样。个人认为参考前三式似乎妥当些。至于《列帝图》《步辇图》中所见，似近于宫廷中物，应用到黄巢入长安场面，实不大合适。目前陈列画面则似参取最早一式，即石砦山式。但如参第三式或较接近真实。）

再晚些，即传为晚唐画家周昉在所做的《宫中图》卷里所见的一个方轿式形象，却像是为封建帝王小公主一类带游戏性的东西，也可说是“凤辇”的雏形，因为杠头前端刻了个凤头（记得宋摹唐人绘《阿房宫图》中一个游船，也画作凤形）。

照史传记载，这时已开始出现“担子”，计分两种用途：

一为在宫中朝见时，特赐年老大臣，作为一种特别恩宠待遇。正如清代“赐紫禁城骑马”差不多；

一为出远门代替了骑马旧习惯，改用人力代马。

两种“担子”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却近于无知。宫里应用只有《宫中图》小型凤辇可得大略印象，上远路则无图像足征。直到五代人绘画里，还是只有《游骑图》传世（赵岩绘《游骑图》）！

记得故宫八年前名画展览时，曾有一大幅金碧山水，原本即近于逸笔草草（金碧山水还无此一格），绢素又十分破碎，且尺幅极大而景物极细，故宫专家定为“唐”，却照例并不说明什么是唐，特征何在。其实证明非唐，倒有二特征值得注意：

其一，其中过桥、入庙，到处有不少成形的二人抬轿子出现；

其二，即画中人物衣冠别致，非唐非宋，多戴一种高筒尖帽，为任何图像所少见，违反了凡事不孤立规律。

是否较后一时高丽画？大有可能。不过对于字画时代鉴定，有的是专家“权威”，我从来少发言权，只是从制度上提提而已，疑是五代十国滨海偏霸所属作品，也还少证据。但肯定不会是唐代中原画家手笔，则从大量出现轿子可知。

因为直到北宋，燕云十六州割去后，马匹显然已相当缺乏，全靠川蜀，茶马司锦坊织锦和茶叶等换取川西北山马备军用、官用。北宋官制定鞍镫制度时，还分二十（十八？）来种，最高级为“金银闹装鞍”，官价要二百多两银子才备办，即最小的县令，“铁制银衔镫鞍具”，也还得十二两银子。史志还提到县令许可用八到十二仆从，戴曲翅幞头（一称卷脚幞头），还得知内中有个仆从，照例专扛一张有靠背可折合的交椅，把它套在颈子上上路的。留下两个画面可以作证：一个在《清明上河图》中，在开封市人众往来中，有那么一位知县和仆从出城；另一个在天籁阁藏宋人画册中，有幅题作《春游晚归图》的，明明白白也是县官“走马上任”的情景，才独自骑马，而用上八到十二个随从抬抬扛扛前后相随，正和史志叙述相合。（无知收藏家或商人，随意题个“春游晚归”，有知的“专家”，也即省事原样展出，就只这个画册里至少就有三幅名称和内容不符合，还少有人提到！）

宋代官制品官出行必骑马，但妇女出行，特别是清明扫墓，坐“小轿”已成习惯。《东京梦华录》上就记载得极详细，还说清明出城扫墓，归来必在轿前插雪柳。《上河图》就反映得清清楚楚。这像还只是统治阶级中层使用的。开始还有更简便些，切合山行的式样，即传世郭熙名画《西湖柳艇》大轴画幅里所反映的当时西湖游客所乘“四川滑竿”式的工具。传世横卷中还有个颜晖绘的《钟馗出游图》也坐了那么个东西，印于波士顿藏中国名画中，或张大千辈伪作。（这个简便式样，直到我在双溪乡下默写这个小文时，住处附近的区医院，还经常可看到由较远山村来诊病的老人，由二亲人抬扛而来。）

宫廷中，似乎也还依旧使用装备较完美的轿子，最有代表性，最传世萧照所绘《中兴桢应图》卷中的反映，已开启后来明、清两代轿子基本式样。

这就是《史记》所称“山行乘”由奴隶社会延长到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发展。也反映长期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一个方面。历史本来是不断发展前进的，但经常也会在某一方面、某一地区、某种事物中，不仅会保留些封建制度残余，甚至于还反映奴隶社会制度人不当人的残余。所以尽管商代以来，制车工艺，即已达到相当高水平，唐代因为国家养马到了四十五万匹，一般妇女出行也骑马，而全国还设有驿站、官邸，因公出京上京的，都可照当时等级制度得有使用相应马匹和住处权利。但是到了近六百年的明、清两朝，反而做武将的，也有出门不会骑马，只坐到四人或八人抬的“官轿”里的事情！使明、清政权的贪污腐败，极端无能，终于崩溃，被人革命打倒，这个当然不是主要的，但即就这一件小事说来，也可以明白“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趋势、发展，是终于积累如此如彼的种种，促进了封建皇权的倾覆，在势是无可避免的。

（附）篮舆、板舆

或问：“晋南北朝史志记载可能还有个什么简便的玩意你忘了，试想想看！”

当然忘掉的还不少，一个人即绝顶聪敏，无一本书，无一个实物图，无一个形象图，这么过考，也怕难及格的。何况我这么一个公认为笨拙的人。严格地要求，是肯定不过硬的，那就得包涵包涵了。

三四十年前读《陶潜传》里，似曾提到过他上庐山应庐山高会时，由于山路高，年岁老，要子侄们用篮舆或板舆抬上山去。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似乎没见过。但到北宋李公麟绘了个《庐山会图》，记得却像个四方平板小筐筐，是子侄挑上去的，离地不及二尺，倒也方便省事。此外还有个署名《靖节轶事》的小画册，笔道细如明代尤求，也署名李公麟，好像也有那么两人有一个扁担各挑一头的办法，在行进中。稿似相当旧，但是那个篮舆似乎不会早于宋代，而且明显不像是从实用物画出的。

谈车乘

《穆天子传》称周穆王驾八骏马会西王母于瑶池之上。有无八马车出土或形象出现？世传八骏图时代多较晚。这个文件，似出于晋束皙整理太康二年汲郡出土竹简搞出来的。所以汉石刻及壁画均无反映。即到南北朝，画面上也未见到。唐代只李世民墓前“昭陵六骏”，虽反映的是他本人作战坐骑实物形象，且各有名称。装备的“五鞘孔制”且为唐代鞍具制度，见于史志。但多少或受了点八骏传说及名目影响。

个人所见，似乎还是元、明人所作《八骏图》。是否由赵松雪创始，已难记忆。

传世五代人绘《汉武帝见西王母图》（或《会上元夫人图》？）并无车乘表现，只背景作瑶池水波。

《诗》称“六辔沃若”，又古文有“驾朽索而御六马”，可见古代必有“六马车”。有没有形象可证，或遗物出土？照诗文称引应当有。遗物似未闻发现，图像也未在汉石刻有反映。

汉代郡守似有“五马”之称，石刻和砖刻宜有反映，也没有见过。或者另有解释，不得而知。

《司马相如传》似有“不乘高车驷马，不归故乡”语。应作何解？有无形象可证？是不是司马相如文传，难于记忆。“高车”或指“高轮”或“高盖”，即车中那个高高的伞盖。蜀中近年出土汉浮雕砖即可证明。传世或出土铜鎏金水仙花式的“盖弓帽”，就是在伞盖末端，有整份出土物，数目难记忆，不过据此可知，这种高伞盖，是可撑可收的。如复原，或能个六分近似。但河南浚县卫墓出土驷车复原实物，得知西周还没有用伞盖，虽曲辕在中，旁各二马，但直衡和套马颈部之轭，彼此相互关系，如何才能达到“控纵自如”情形，模型所见，似还不大具体。报告或已有具体叙述，不妨查查。汉末两晋间还有些四马车形象，反映到绍兴出土铜镜子上，主题却是“西王母会东王公”所乘车。车作轿子式，两旁有窗，四马奔驰，后垂长长丝绸车帘，似由后面上车。汉石刻也有同式车子，只独马。记得曹操借故把三国时著名文士杨修杀害后，曾写了个信给杨修父亲汉太尉杨彪，送了些礼物，又用他的妻子名义，给杨修母亲一些礼物，内中有一辆车子，似名叫“通明绣幰四望七香车”。名称过长，不大容易记得清楚，可能有些遗漏。照时代估计，应当和镜子上形象相近，大致只是独马。它的特点是轿子式，后面拖曳长长绣幰，还影响到隋唐贵族妇女用小黄牛驾的“金犊车”或“油碧车”。镜子上四马，或因西王母的身份，本意或许用八骏马，受画面限制，只用四马表现。另外，还有同时或晚些传为顾恺之画的《洛神赋图》所乘四马车，车后斜插二火焰边长旗，即史传所称“王者乘九斿之车”，马前两旁还各有执弹弓任保卫责任的“附马”，真正名副其实的“附马”。照画中男女人物衣冠制度说来，至早是北朝人手笔，比顾可能晚二百年或更多。因为给画中洛神着齐梁时装，男子臣仆着北朝装，此画出现事实上还可能更晚些。时代必在隋、唐间，才会这么办。极可能，是隋代画家作的。因为赋中“蛟龙挟毂，鲸鱼为卫”，鱼龙形象和敦煌隋壁画反映极相近。而执弹弓附马，也是隋、唐制度。记得说的是王公贵族出行时，用来驱逐拦道行人，也即镇压人民意。（后来“弹压”二字，可能即由此而出。是否这样，得问问编字典专家！）

这个“王者九斿之车”，虽不一定出于东晋顾恺之手，但是用到晋代大事件上，还是可以参考。比如说，我们如绘“淝水之战”，谢玄十二万人如何击溃了苻坚数十万人马情形，史传记载，还曾提及当时苻坚做皇帝的车驾御辂也丢失了，用这个车作参考，似比用别的合适一些。比较后些，宋初作《绣衣卤簿图》和清《卤簿图》或《南巡图》御辂都更壮观些，但不如前者时代较接近。

此前一定还有不少四马车图像，只是限于见闻，难提意见。

“执辔如组，两骖如舞”，《诗经》中所提，是否和三马车有关？

说起《诗经》，我真惭愧，也可说“读过还背诵过”，也可说“毫无知识”。因为六十年以前，记得在私塾上学时，每天温书，内中《诗经》最容易背，内容可比《论语》深得多。如“关关雎鸠”，老秀才塾师，也讲不出所以然。好奇心强，问得多些时，就得自己搬凳子，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凳上，被狠狠揍二十板，事后还得向牌位作个揖，搬凳子自归原位。因此一提《诗经》，就联想到这种封建教育。加之时间过了半世纪多，就多模模糊糊了。好像还有个“两骖雁行”，若只重在解释字义，查查《十三经注疏》省事，如所说恰指的是三马车，图像似无反映。或许是由于我孤陋寡闻，提不出形象证据。还依稀记得《左传》上或别的提到个故事，说某马必蹶，或和三马车有关？至于两马驾的“骈车”，那倒比较容易明确。不仅用马，还有用“鹿”用“牛”的，倒像是读书人闻所未闻。照应用说，这种两马骈车，是最容易控御的。所以孔子谈教育中的六艺之一的“御”，那驾车技术的训练，虽不明指马数，有可能只指一马。不过后来说的骖乘，似即指车旁的卫士骑从而言，如汉代四川蜀中画像砖，骈车旁二骑从，《洛神赋图》中二挟弹弓骑从而言。这种专门知识，恐得问“专家”！因为记得历史博物馆曾陈列过不少马数不等的模型车，向“专家”请教，不会错。我说的可能是“专家”不注意的小问题，是常识，是客观现实。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这套常识丛书所选书目包括吴晗、沈从文、林徽因、胡适等大家的作品，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历史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都制定了一个相对严谨的校正标准与流程。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文外，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现代通用简体字。

三、错误的字词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正。如：“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回复”改“恢复”等。

四、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做”“作”，“那”“哪”，“么”“吗”等。

五、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琅邪”改“琅琊”，“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起始”改“开始”等。

六、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尽量统一。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各篇中标题、落款、注释等，统一编辑处理。

第一章

哲学

哲学的定义

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标准。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作哲学。”例如，行为的善恶，乃是人生一个切要问题。平常人对着这问题，或劝人行善去恶，或实行赏善罚恶，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决。哲学家遇着这问题，便去研究什么叫作善，什么叫作恶；人的善恶还是天生的呢，还是学得来的呢；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分别，还是生来有这种观念，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善何以当为，恶何以不当为；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还是只论善恶，不论利害呢；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哲学史

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哲学史的种类也有许多：

（一）通史。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之类。

（二）专史。

1.专治一个时代的，例如，《希腊哲学史》《明儒学案》。

2.专治一个学派的，例如，《禅学史》《斯多亚派哲学史》。

3.专讲一人的学说的，例如，《王阳明的哲学》《康德的哲学》。

4.专讲哲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例如，《名学史》《人生哲学史》《心理学史》。

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一、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

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称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学。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二、求因。哲学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需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学，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学？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一）个人才性不同。

（二）所处的时势不同。

（三）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

三、评判。既知思想的变迁和所以变迁的原因了，哲学史的责任还没有完，还须要使学者知道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作评判。但是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这种评判法，要把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表示出来。这些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

（一）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

（二）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

（三）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义”，说得最痛切的，莫如庄子。庄子把天道看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故说“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尽”的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遇着荀子，便产生一种反动力。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论》极力主张征服天行，以利人事。

但是后来庄子这种学说的影响，养成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会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种达观主义；不好的效果，便是懒惰不肯进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渊明、苏东坡；不好的便是刘伶一类达观的废物了。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

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衰，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

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中国哲学史的区分

中国哲学史可分为三个时代：

一、古代哲学。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这个时代，又名“诸子哲学”。

二、中世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这个时代，大略又可分作两个时期：

（一）中世第一时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派，无论如何不同，都还是以古代诸子的哲学作起点的。例如《淮南子》是折中古代各家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一支；王充的天论得力于道家，性论折中于各家；魏晋的老庄之学，更不用说了。

（二）中世第二时期。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次第输入中国。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

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三、近世哲学。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譬如吃美味，中古第二时期是仔细咀嚼的时候，唐以后便是胃里消化的时候了。吃的东西消化时，与人身本有的种种质料结合，别成一些新质料。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我这话初听了好像近于武断。平心而论，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这种影响，约有两个方面：一面是直接的。如由佛家的观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尽心”“养心”，到《大学》的“正心”，是直接的影响。一面是反动的。佛家见解尽管玄妙，终究是出世的，是“非伦理的”。宋明的儒家，攻击佛家的出世主义，故极力提倡“伦理的”入世主义。明心见性，以成佛果，终是自私自利；正心诚意，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伦理的人生哲学了。这是反动的影响。

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佛家已衰，儒家成为一尊。于是又生反动力，遂有汉学、宋学之分。清初的汉学家，嫌宋儒用主观的见解，来解古代经典，有“望文生义”“增字解经”种种流弊。故汉学的方法，只是用古训、古音、古本等等客观的根据，来求经典的原意。故嘉庆以前的汉学、宋学之争，还只是儒家的内讧。但是汉学家既重古训古义，不得不研究与古代儒家同时的子书，用来作参考互证的材料。故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

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

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自从有了那些汉学家考据、校勘、训诂的工夫，那些经书子书，方勉强可以读得。这个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再生时代”（再生时代西名Renaissance，旧译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到了“再生时代”，昌明古希腊的文学哲学，故能推翻中古“经院哲学”（旧译烦琐哲学，极不通。原文为Scholasticism，今译原文）的势力，产出近世的欧洲文化。我们中国到了这个古学昌明的时代，不但有古书可读，又恰当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有西洋的新旧学说可供我们的参考研究。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

哲学与人生⁽¹⁾

前次承贵会邀我演讲关于佛学的问题，我因为对于佛学没有充分的研究，拿浅薄的学识来演讲这一类的问题，未免不配；所以现在讲“哲学与人生”，希望对于佛学也许可以贡献点参考。不过我所讲的有许多地方和佛家意见不合，佛学会的诸君态度很公开，大约能够容纳我的意见的！讲到“哲学与人生”，我们必先研究它的定义：什么叫哲学？什么叫人生？然后才知道它们的关系。

我们先说人生。这六月来，国内思想界，不是有玄学与科学的笔战么？国内思想界的老将吴稚晖先生，就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一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中下了一个人生的定义。他说：“人是哺乳动物中的有二手二足用脑的动物。”人生即是这种动物所演的戏剧，这种动物在演时，就有人生；停演时就没人生。所谓人生观，就是演时对于所演之态度，譬如：有的喜唱花面，有的喜唱老生，有的喜唱小生，有的喜摇旗呐喊；凡此种种两脚两手在演戏的态度，就是人生观。不过单是登台演剧，红进绿出，有何意义？想到这层，就发生哲学问题。哲学的定义，我们常在各种哲学书籍上见到；不过我们尚有再找一个定义的必要。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所下的哲学的定义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去找根本的解决。”但是根本两字意义欠明，现在略加修改，重新下了一个定义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现在举两个例来说明它：要晓得哲学的起点是由于人生切要的问题，哲学的结果，是对于人生的适用。人生离了哲学，是无意义的人生；哲学离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学。现在哲学家多凭空臆说，离得人生问题太远，真是上穷碧落，愈闹愈糟！

现在且说第一个例：两千五百年前在喜马拉雅山南部有一个小国——迦叶——里，街上倒卧着一个因病生命垂危的老丐，当时有一个王太子经过，别人看到，都是将这老丐赶开，或是毫不经意地走过去了；但是那王太子是赋有哲学的天才的人，他就想人为什么逃不出老、病、死三个大关头，因此他就弃了他的太子爵位、妻孥、便嬖、皇宫、财货，遁迹人山，去静想人生的意义。后来忽然在树下想到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将人生一切问题拿主观去看，假定一切多是空的，那么，老、病、死，就不成问题了。这种哲学的合理与否，姑不具论，但是那太子的确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他以为比较普遍适用的意义。

我们再举一个例，譬如我们睡到夜半醒来，听见贼来偷东西，我那就将他捉住，送县究办。假如我们没有哲性，就这么了事，再想不到“人为什么要做贼”等等的问题；或者那贼竟苦苦哀求起来，说他所以做贼的缘故，因为母老，妻病，子女待哺，无处谋生，迫于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没哲性的人，对于这种吁求，也不见有甚良心上的反动。至于富于哲性的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得已而为之？天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有多少？为什么社会没得给他做工？为什么子女这样多？为什么老、病、死？这种偷窃的行为，是由于社会的驱策，还是由于个人的堕落？为什么不给穷人偷？为什么他没有我有？他没有我有是否应该？拿这种问题，逐一推思下去，就成为哲学。由此看来，哲学是由小事放大，从意义着想而得来的，并非空说高谈能够了解的。推论到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也无非多从活的人生问题推衍阐明出来的。

我们既晓得什么叫人生，什么叫哲学，而且略会看到两者的关系，现在再去看意义在人生上占的什么地位？现在一般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会的奢侈品。他们看人生种种事实，和乡下人到城里未看见五光十色的电灯一样。只看到事实的表面，而不了解事实的意义。因为不能了解意义的缘故，所以连事实也不能了解了。这样说来，人生对于意义极有需要，不知道意义，人生是不能了解的。宋朝朱子这班人，终日对物格物，终于找不到着落，就是不从意义上着想的缘故。又如平常人看见病人种种病象，他单看见那些事实而不知道那些事实的意义，所以莫明其妙。至于这些病象一到医生眼里，就能对症下药；因为医生不单看病象，还要晓得病象的意义的缘故。因此，了解人生不单靠事实，还要知道意义！

那么，意义又从何来呢？有人说：意义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从积累得来，是愚人取得意义的方法；一种是由直觉得来，是大智取得意义的方法。积累的方法，是走笨路；用直觉的方法是走捷径。据我看来，欲求意义唯一的方法，只有走笨路，就是日积月累的去做刻苦的工夫，直觉不过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直觉是积累最后的境界，而不是豁然贯通的。大发明家爱迪生有一次演说，他说，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百分之一是神，可见得天才是下了番苦功才能得来，不出汗决不会出神的。所以有人应付环境觉得难，有人觉得易，就是日积月累的意义多寡而已。哲学家并不是什么，只是对于人生所得的意义多点罢了。

欲得人生的意义，自然要研究哲学史，去参考已往的死的哲理。不过还有比较更重要的，是注意现在的活的人生问题，这就是做人应有的态度。现在我举两个可模范的大哲学家来做我的结论，这两大哲学家一个是古代的苏格拉底，一个是现代的笛卡尔。

苏格拉底是希腊的穷人，他觉得人生醉生梦死，毫无意义，因此到公共市场，见人就盘问，想借此得到人生的解决。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人去打官司，他就问他，为什么要打官司？那人答道，为公理。他复问道，什么叫公理？那人便瞠目结舌不能作答。苏氏笑道：我知道我不知你，却不知道你不知呵！后来又有一个人告他的父亲不信国教，他又去盘问，那人又被问住了？因此，希腊人多恨他，告他两大罪，说他不信国教，带坏少年，政府就判他的死刑。他走出来的时候，对告他的人说。“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你们走你们的路，我走我的路罢！”后来他就从容就刑，为找寻人生的意义而牺牲他的生命！

笛卡尔旅行的结果，觉悟到在此国以为神圣的事，在他国却视为下贱；在此国以为大逆不道的事，在别国却奉为天经地义；因此他觉悟到贵贱善恶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他以为从前积下来的许多观念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多是趁他思想幼稚的时候侵入来的。如若欲过理性生活，必得将从前积得的知识，一件一件用怀疑的态度去评估它们的价值，重新建设一个理性的是非。这怀疑的态度，就是他对于人生与哲学的贡献。

现在诸君研究佛学，也应当用怀疑的态度去找出他的意义，是否真正比较得普遍适用？诸君不要怕，真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为怀疑所毁；而能被怀疑所毁的东西，决不会真有价值。我希望诸君实行笛卡尔的怀疑态度，牢记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这句话。那么，诸君对于明阐哲学，了解人生，不觉其难了。

(1) 本文系1923年12月10日胡适在上海商科大学佛学研究会的演讲，载于1923年12月《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23期。——编者

第二章

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大凡一种学说，绝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如果能仔细研究，定可寻出那种学说有许多前因，有许多后果。譬如一篇文章，那种学说不过是中间的一段。这一段定不要来无踪影，去无痕迹的。定然有个承上启下，承前接后的关系。

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这两种前因，时势和思潮，很难分别。因为这两事又是互相为因果的。有时是先有那时势，才生出那思潮来；有了那种思潮，时势受了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所以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时势又生新思潮。所以这学术史上寻因求果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要讲哲学史，不可不先研究哲学发生时代的时势和那时势所发生的种种思潮。

中国古代哲学大家，独有孔子一人的生年死年，是我们所晓得的。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当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当西历前四七九年。孔子曾见过老子，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大约生于周灵王的初年，当西历前五七○年左右。中国哲学到了老子、孔子的时候，才可当得“哲学”两个字。我们可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两三百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为便利起见，我们可用西历来计算如下：

前八世纪（周宣王二十八年到东周桓王二十年，西历纪元前800年到700年），前七世纪（周桓王二十年到周定王七年，西历前700年到600年），前六世纪（周定王七年到周敬王二十年，西历前600年到500年）。这三百年可算得一个三百年的长期战争。一方面是北方戎狄的扰乱（宣王时，常与狁开战。幽王时，戎祸最烈。犬戎杀幽王，在西历前771年。后来周室竟东迁以避戎祸。狄灭卫，杀懿公，在前660年），一方面是南方楚吴诸国的勃兴（楚称王在前704年，吴称王在前585年）。中原的一方面，这三百年之中，哪一年没有战争侵伐的事。周初许多诸侯，早已渐渐地被十几个强国吞并去了。东迁的时候，晋、郑、鲁最强。后来鲁郑衰了，便到了“五霸”时代。到了春秋的下半段，便成了晋楚争霸的时代了。

这三个世纪中间，也不知灭了多少国，破了多少家，杀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只可惜那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情形，已无从详细查考了。我们如今参考《诗经》《国语》《左传》几部书，仔细研究起来，觉得那时代的时势，大概有这几种情形：

第一，这长期的战争，闹得国中的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如《诗经》所说：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监，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唐风·鸨羽》）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陟岵》）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参看《出车》《杕杜》）（《小雅·采薇》）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小雅·何草不黄》）

中谷有蓷，暵其湿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王风·中谷有蓷》）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兔爰》）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苕之华》）

读了这几篇诗，可以想见那时的百姓受的痛苦了。

第二，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地消灭了。就是那些不曾消灭的阶级，也渐渐地可以互相交通了。

古代封建制度的社会，最重阶级。《左传》昭十年，芋尹无宇曰：“天之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古代社会的阶级，约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皂、与、隶、僚、仆、台）。

到了这时代，诸侯也可称王了。大夫有时比诸侯还有权势了（如鲁之三家，晋之六卿。到了后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更不用说了），亡国的诸侯卿大夫，有时连奴隶都比不上了。《国风》上说的：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邶风·式微》）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褒如充耳！（《邶风·旄丘》）

可以想见当时亡国君臣的苦处了。《国风》又说：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小雅·大东》）

可以想见当时下等社会的人，也往往有些“暴发户”，往往会爬到社会的上层去。再看《论语》上说的公叔文子和他的家臣大夫僎同升诸公。又看《春秋》时，饭牛的甯戚，卖作奴隶的百里奚，郑国商人弦高，都能跳上政治舞台，建功立业。可见当时的社会阶级，早已不如从前的严紧了。

第三，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

《国风》上所写贫苦人家的情形，不止一处（参观上文第一条）。内中写那贫富太不平均的，也不止一处。如：

小东大东，杼柚其空。纠纠葛屦，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来，使我心疚。（《小雅·大东》）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这两篇竟像英国虎德（Thmoas Hood）的《缝衣歌》的节本。写的是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掺掺女子”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葛屦本是夏天穿的，如今这些穷工人到了下霜下雪的时候，也还穿着葛屦。怪不得那些慈悲的诗不人忍不过要痛骂了。又如：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小雅·正月》）

这也是说贫富不均的。更动人的，是下面的一篇：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这竟是近时代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的利益的话了！

第四，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败的王朝的政治。我们读《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几篇诗，也可以想见了。其他各国的政治内幕，我们也可想见一二。例如：

《邶风·北门》　　　《齐风》：《南山》《敝笱》《载驱》

《桧风·匪风》　　　《鄘风·鹑之奔奔》

《秦风·黄鸟》　　　《曹风·候人》

《王风·兔爱》　　　《陈风·株林》

写得最明白的，莫如：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大雅·瞻卬》）

最痛快的，莫如：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硕鼠》）

又如：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小雅·四月》）

这首诗写虐政之不可逃，更可怜了。还不如：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正月》）

这诗说即使人都变做鱼，也没有乐趣的。这时的政治，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四种现象：（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这四种现状，大约可以算得那时代的大概情形了。

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上章所讲三个世纪的时势：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痛苦。有了这种时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从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这两百年的思潮，除了一部《诗经》，别无可考。我们可叫他作诗人时代（三百篇中以《株林》一篇为最后。《株林》大概作于陈灵公末年）。

这时代的思想，大概可分几派：

第一，忧时派。例：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节南山》）

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增！（《正月》）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

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园有桃》）

第二，厌世派。忧时爱国，却又无可如何，便有些人变成了厌世派。例：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兔爰》）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隰有苌楚》）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苕之华》）

第三，乐天安命派。有些人到了没法想的时候，只好自推自解，以为天命如此，无可如何，只好知足安命罢。例：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矣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北门》）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衡门》）

第四，纵欲自恣派。有些人抱了厌世主义，看看时事不可为了，不如“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罢。例：

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萚兮》，倡字一顿。）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蟋蟀》）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山有枢》）

第五，愤世派（激烈派）。有些人对着黑暗的时局、腐败的社会，却不肯低头下心的忍受。他们受了冤屈，定要作不平之鸣的。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偃息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北山》）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伐檀》）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

这几派大约可以代表前七八世纪的思潮了。请看这些思潮，没有一派不是消极的。到了《伐檀》和《硕鼠》的诗人，已渐渐地有了一点勃勃的独立精神。你看那《伐檀》的诗人，对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园。到了这时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种子了。这些革命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

第三章

老子

老子略传

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曾子问》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记》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是后人据《列仙传》妄改的。 《索隐》云：“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引《索隐》此节，又《经典释文序录》《文选注》《后汉书·桓帝纪》注，并引《史记》云老子字聃。可证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后人所以要说老子字伯阳父者，因为周幽王时有个太史伯阳，后人要合两人为一人，说老子曾做幽王的官，当孔子生时，他已活了二百五十岁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记·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孔子曾见过老子。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公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阎若璩因《礼记·曾子问》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入食限。阎氏因断定孔子适周见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当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这话很像可信，但还有可疑之处：一则曾子问是否可信；二则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适周；三则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无论如何，孔子适周，总在他三十四岁以后，当西历纪元前五一八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西历前518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定五年，西历前511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五七〇年左右。

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庄子·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这一段文字绝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罢了。

上文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称老子呢？依我看来，那些“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话，固不足信（此出《神仙传》，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用之）；“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高士传》）也不足信。我以为“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传》文十一年襄十年，《正义》都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训寿考》，古多用为名字者，如《檀弓》晋有张老，《楚语》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举，先说字而后说名，故战国时的书皆称老聃（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诂》及《读书杂志》俱依《索隐》说，据《说文》：“聃，耳曼也。”《释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聃字下引汉《老子铭》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礼记·曾子问》注：“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是聃亦有寿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寿考而后称之也）。此与人称叔梁纥、正考父，都不举其姓氏，正同一例。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称“有子”（哀十一年《左传》），故后人又称“老子”。这是一种说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寻常的小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万姓”。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国为氏、以官为氏之类。老子虽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后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作一事，故说“姓某氏”，其实这三字是错的。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聃，也称老子。这也可备一说。这两种解说，都可通，但我们现今没有凭据，不能必定那一说是的。

《老子》考

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绝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分断（如二十章首句“绝学无忧”当属十九章之末，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为同等的排句）。读者当删去某章某章等字，合成不分章的书，然后自己去寻一个段落分断出来（元人吴澄作《道德真经注》，合八十一章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为一章，三十、三十一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为一章，皆极有理，远胜河上公本）。又此书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入的话，大概不免有后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最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华亭张氏的王弼注本，读者须参看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家校语（章太炎极推崇《朝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其实这两篇所说，虽偶有好的，大半多浅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带利剑”等句，皆极无道理。但这两篇所据《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们校勘参考）。

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候，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敦敢？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更回想《苕之华》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

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诗说的：“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这是极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极端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主：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

敢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欢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这话未必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即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Thales）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在中国的一方面，最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如今说他的根本观念是什么。

老子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试看《诗经》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有屡说“帝谓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识。“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正月》）“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板》），是天能喜怒。“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天降丧乱，降此蟊贼”（《桑柔》）；“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云汉》），是天能作威作福。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仁字有两种说法：第一，仁是慈爱的意思。这是最明白的解说。王弼说：“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这是把不仁作无有恩意解。第二，仁即是“人”的意思。《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刘熙《释名》说：“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说不是人，不和人同类。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作天人同类说（Anthropomorphism）。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最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

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的消极一方面。再看他的积极的天道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是：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论无

老子是最先发现“道”的人。这个“道”本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太微妙了，不容易说得明白。老子又从具体的方面着想，于是想到一个“无”字，觉得这个“无”的性质、作用，处处和这个“道”最相像。老子说：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无即是虚空。上文所举的三个例，一是那车轮中央的空间，二是器皿的空处，三是窗洞门洞和房屋里的空处。车轮若无中间的圆洞，便不能转动；器皿若无空处，便不能装物事；门户若没有空洞，便不能出入；房屋里若没有空处，便不能容人。

这个大虚空，无形、无声；整个的不可分断，却又无所不在；一切万有若没有他，便没有用处。这几项性质，正合上文所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形容。所以老子所说的“无”与“道”简直是一样的。所以他既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方面又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大概哲学观念初起的时代，名词不完备，故说理不能周密。试看老子说“吾无以名之”，“强名之”，可见他用名词的困难。他提出了一个“道”的观念，当此名词不完备的时代，形容不出这个“道”究竟是怎样一个物事，故用那空空洞洞的虚空，来说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却不知道“无”是对于有的名词，所指的是那无形体的空洞，如何可以代表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只因为老子把道与无看作一物，故他的哲学都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庄子便不如此。老庄的根本区别在此）。

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且看他怎样说这无中生有的道理。老子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又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这也可见老子寻相当名词的困难。老子既说道是“无”，这里又说道不是“无”。乃是“有”与“无”之间的一种情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形状的。不过我们不能形容他，又叫不出他的名称，只得说他是“无物”；只好称他做“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只好称他做“恍惚”。这个“恍惚”，先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后来忽然从无物之象变为有物，故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便是“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历史。

名与无名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他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王弼本原作说。今刊本作阅，乃后人所改）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王本今作状，原本似作然）哉？以此。

这一段论名的原起与名的功用。既有了法象，然后有物。有物之后，于是发生知识的问题。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最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说文》：“精，择也。”择其特异之物德，故谓之精。真字古训诚，训天，训身，能代表此物的特性，故谓之真。）即所谓“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些物德，如雪的寒与白，如人的形体官能，都是极可靠的知识上的信物。故说“其中有信”（《说文》：“信，诚也。”又古谓符节为信）。这些信物都包括在那物的“名”里面。如说“人”便可代表人的一切表德；说“雪”，便可代表雪的一切德性。个体的事物尽管生死存灭，那事物的类名，却永远存在。人生人死，而“人”名常在；雪落雪消，而“雪”名永存。故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众甫即是万物。又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此”字指“名”。我们所以能知万物，多靠名的作用。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他说：

道可道，非常道（俞樾越说常通尚；尚，上也）。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常有，作一顿。旧读两欲字为顿，乃是错的。）

老子以为万有生于无，故把无看得比有重。上文所说万物未生时，是一种“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故说“无名，天地之始”。后来有象有信，然后可立名字，故说“有名，万物之母”。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老子又常说“无名之朴”的好处。无名之朴，即是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老子说：

道常（常，尚也）无名朴。（五字为句。朴字旧连下读，似乎错了。）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此八字既失韵，又不合老子哲学。疑系后人加入的话）。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王弼今本之作止。下句同。今依河上公本改正。之、止古文相似，易误）。知之所以不治。（王弼本所作可，治字各本皆作殆。适按王弼注云“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细看此注，可见王弼原本作“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若作知止，则注中所引叔向谏子产的话，全无意思。注中又说“任名则失治之母”，可证殆本作治。注末殆字同。后世妄人因下文四十四章有“知止不殆”的话，遂把此章也改成“知止可以不殆”。又乱改王注知之为知止，所以不治为所以不殆，却忘了“失治之母”的治字，可以作证。不但注语全文可作铁证也。）

这是说最高的道是那无名朴。后来制有名字（王弼训始制为“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似乎太深了一层），知识遂渐渐发达，民智日多，作伪行恶的本领也更大了。大乱的根源，即在于此。老子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即是上文“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的注脚。

老子何以如此反对知识呢？大概他推想当时社会国家种种罪恶的根源，都由于多欲。文明程度越高，知识越复杂，情欲也越发展。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是攻击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文化。他又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读现）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这一段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据。老子以为一切善恶、美丑、贤不肖，都是对待的名词。正如长短、高下、前后等等。无长便无短，无前便无后，无美便无丑，无善便无恶，无贤便无不肖。故人知美是美的，便有丑的了；知善是善的，便有恶的了；知贤是贤的，便有不肖的了。平常那些赏善罚恶，尊贤去不肖，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根本的救济方法须把善恶美丑贤不肖一切对待的名词都消灭了，复归于无名之朴的混沌时代，须要常使民无知无欲。无知，自然无欲了。无欲，自然没有一切罪恶了。前面所引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也都是这个道理。他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欲是名词，谓情欲也），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所处的时势，正是“化而欲作”之时。故他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压。所以他理想中的至治之国，是一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什是十倍，伯是百倍。文明进步，用机械之力代人工。一车可载千斤，一船可装几千人。这多是什伯人之器。下文所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正释这一句）。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欲。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无名”一个观念的实际应用。这种学说，要想把一切交通的利器，守卫的甲兵，代人工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

无为

本篇开篇说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张极端放任无为的政策。第一说的根据，上节已说过。如今且说他的无为主义。他把天道看作“无为而无不为”，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有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不着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译“性法”非）。日月星的运行，动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适合。凡深信自然法绝对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极端的放任主义。如十八世纪的英法经济学者，又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政治学说，都以为既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来干涉人民的举动？老子也是如此。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这是说“自然法”的森严。又说：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这个“司杀者”，便是天，便是天道。违背了天道，扰乱了自然的秩序，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社会和政府的干涉。若用人力去赏善罚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这种代刽子手杀人的事，正如替大匠斫木头，不但无益于事，并且往往闹出乱子来。所以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所以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他主张一切放任，一切无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人生哲学

老子的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殊未当）和他的政治哲学相同，也只是要人无知无欲。详细的节目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他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别人都想要昭昭察察的知识，他却要那昏昏闷闷的愚人之心。此段所说的“贵食母”，即是前所引的“虚其心，实其腹”。老子别处又说“圣人为腹不为目”也是此意。老子只要人肚子吃得饱饱的，做一个无思无虑的愚人；不愿人做有学问知识的文明人。这种观念，也是时势的反动。《隰有苌楚》的诗人说：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老子的意思，正与此相同。知识愈高，欲望愈难满足，又眼见许多不合意的事，心生无限烦恼，倒不如无知的草木，无思虑的初民，反可以混混沌沌，自寻乐趣。老子常劝人知足。他说：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孙诒让按，《韩诗外传》引可欲作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但是知足不是容易做到的。知识越开，越不能知足。故若要知足，除非毁除一切知识。

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作“不争主义”。他说：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种学说，也是时势的反动。那个时代是一个兵祸连年的时代。小国不能自保，大国又争霸权不肯相下。老子生于这个时代，深知武力的竞争，以暴御暴，只有更烈，绝没有止境。只有消极的软工夫，可以抵抗强暴。狂风吹不断柳丝，齿落而舌长存，又如最柔弱的水可以冲开山石，凿成江河。人类交际，也是如此，汤之于葛，太王之于狄人，都是用柔道取胜。楚庄王不能奈何那肉袒出迎的郑伯，也是这个道理。老子时的小国，如宋，如郑，处列强之间，全靠柔道取胜。故老子提出这个不争主义，要人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要人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又教人“报怨以德”。他要小国下大国，大国下小国。他说暂时吃亏忍辱，并不害事。要知“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含有他的天道观念。他深信“自然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故一切听其自然。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天道之自然。宇宙之间，自有“司杀者杀”，故强梁的总不得好死。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罢。

第四章

孔子

孔子略传

孔丘，字仲尼，鲁国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经元前551），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历纪元前479）。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国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的叙述了。他曾见过老子。大概此事在孔子三十四岁之后（说详上章）。

孔子本是一个重实行的政治家。他曾做过鲁国的司空，又做过司寇。鲁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资格，做定公的傧相，和齐侯会于夹谷，很替鲁国争得些面子。后来因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去周游列国。他在国外游了十三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机会。到了六十八岁回到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把古代的官书，删成《尚书》；把古今的诗歌，删存三百多篇；还订定了礼书、乐书。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时的《周易》不过是六十四条卦辞和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六十四条彖辞。后人又把他的杂说篡辑成书，便是《系辞传》《文言》。这两种之中，已有许多话是后人胡乱加入的。如《文言》中论四德的一段。此外还有《杂卦》《序卦》《说卦》，更靠不住了。除了删《诗》《书》，定《礼》《乐》之外，孔子还作了一部《春秋》。孔子自己说他是“述而不作”的。所以《诗》《书》《礼》《乐》都是他删定的，不是自己著作的。就是《易经》的诸传，也是根据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据鲁国的史记作的。

此外还有许多书，名为是孔子作的，其实都是后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又夹许多“诗云”“子曰”，可见绝不是孔子做的。《孝经·钩命诀》说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也是汉人假造的诳语，决不可信。

一部《论语》虽不是孔子做的，却极可靠，极有用。这书大概是孔门弟子的弟子们所记孔子及孔门诸子的谈话议论。研究孔子学说的人，须用这书和《易传》《春秋》两书参考互证，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后来他见时势不合，没有政治改良的机会。所以专心教育，要想从教育上收效。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说“有教无类”，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史记》说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话虽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学几十年，周游几十国，他的弟子必定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细述的了。我且引他自己说自己的话：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

贵，于我如浮云。

这话虽不像“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气，却很可想见孔子的为人。他又说他自己道：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何等精神！《论语》说：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知其不可而为之”七个字写出一个孜孜恳恳、终身不倦的志士。

孔子的时代

孟子说孔子的时代，是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这个时代，既叫作邪说暴行的时代，且看是些什么样的邪说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三十六次，内中有许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类。此外还有贵族世卿专权窃国，如齐之田氏，晋之六卿，鲁之三家。还有种种丑行，如鲁之文姜，陈之夏姬，卫之南子、弥子瑕，怪不得那时的隐君子要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

第二，“邪说”一层，孟子却不曾细述。我如今且把那时代的“邪说”略举几条。

（一）老子。老子的学说，在当时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说”了。你看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又说“圣人不仁”，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说“绝圣去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这都是最激烈的破坏派的理想（详见上篇）。

（二）少正卯。孔子作司寇，七日便杀了一个“乱政大夫少正卯”。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少正卯杀了。孔子数了他的三大罪：

1.其居处足以撮徒成党。

2.其谈话足以饰袤荧众。

3.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

这三件罪名，译成今文，便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

（三）邓析。孔子同时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该算邓析。邓析是郑国人，和子产、孔子同时。《左传》鲁定公九年（西历前501），“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那时子产已死了二十一年（子产死于昭公二十年，西历前522），《吕氏春秋》和《列子》都说邓析是子产杀的，这话恐怕不确。第一，因为子产是极不愿意压制言论自由的。《左传》说：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可见子产绝不是杀邓析的人。第二，子产铸刑书，在西历前五三六年。驷颛用竹刑，在西历前五〇一年。两件事相差三十余年。可见子产铸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绝不是一件事（金刑还是极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传写流通的刑书）。

邓析的书都散失了。如今所传《邓析子》，乃是后人假造的。我看一部《邓析子》，只有开端几句或是邓析的话。那几句是：

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于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欲执法诛之，此于民无厚也。……

这话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话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书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吕氏春秋》说：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

又说：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这就是出报纸的起点）。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县书是把议论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

又说：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这种人物简直同希腊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希腊的“哲人”所说的都有老子那样激烈，所行的也往往有少正卯、邓析那种遭忌的行为。希腊的守旧派，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流，对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中国古代的守旧派，如孔子之流，对于这种“邪说”自然也非常痛恨。所以孔做司寇便杀少正卯。孔子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又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他又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要懂得孔子的学说，必须先懂得孔子的时代，是一个“邪说横行，处士横议”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情形既是如此“无道”，自然总有许多“有心人”对于这种时势生出种种的反动。如今看来，那时代的反动大约有三种：

第一，极端的破坏派。老子的学说，便是这一派，邓析的反对政府，也属于这一派。

第二，极端的厌世派。还有些人看见时势那样腐败，便灰心绝望，隐世埋名，宁愿做极下等的生活，不肯干预世事。这一派人，在孔子的时代，也就不少。所以孔子说：

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作者七人矣。

那《论语》上所记“晨门”“荷蒉”“丈人”“长沮、桀溺”都是这一派。接舆说：

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桀溺对子路说：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孔子对于以上两派，都不赞成。他对于那几个辟世的隐者，虽很原谅他们的志趣，终不赞成他们的行为。所以他批评伯夷、叔齐……柳下惠、少连诸人的行为，道：“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又听了长沮、桀溺的话，便觉得大失所望，因说道：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正为“天下无道”，所以他才去栖栖遑遑地奔走，要想把无道变成有道。懂得这一层，方可懂得孔子的学说。

第五章

墨子

墨子略传

墨子姓墨名翟。有人说他是宋人，有人说他是鲁人。今依孙诒让说，定他为鲁国人。

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定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古今人多未能确定。有人说墨子“并孔子时”（《史记·孟荀列传》），有人说他是“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毕沅《墨子序》），这两说相差二百年，若不详细考定，易于使人误会。毕沅的话已被孙诒让驳倒了（《墨子间诂·非攻中》），不用再辩。孙诒让又说：

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周安王十六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康公卒于安王二十年），与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二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益信。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同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盖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墨子

年表序》）

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汪中说：

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耕柱篇》《鲁问篇》《贵义篇》），……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勾践称霸之后（《鲁问篇》越王请裂故吴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证），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

《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孝人欤？（《墨子序》）

汪中所考都很可靠。如今且先说孙诒让所考的错处。

第一，孙氏所据的三篇书，《亲士》《鲁问》《非乐》上，都是靠不住的书。《鲁问》篇乃是后人所辑。其中说的“齐大王”，未必便是田和。即使是田和，也未必可信。例如《庄子》中说庄周见鲁哀公，难道我们便说庄周和孔丘同时么？《非乐》篇乃是后人补做的。其中屡用“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一句，可见其中引的历史事实，未必都是墨子亲见的。《亲土》篇和《修身》篇同是假书。内中说的全是儒家的常谈，哪有一句墨家的话。

第二，墨子决不会见吴起之死。（《吕氏春秋·上德篇》）说吴起死时，阳城君得罪逃走了，楚国派兵来收他的国。那时“墨者巨子孟胜”替阳城君守城，遂和他的弟子一百八十三人都死在城内。孟胜将死之前，还先派两个弟子把“巨子”的职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免得把墨家的学派断绝了。照这条看来，吴起死时，墨学久已成了一种宗教。那时“墨者巨子”传授的法子，也已经成为定制了。那时的“墨者”已有了新立的领袖。孟胜的弟子劝他不要死，说：“绝墨者于世，不可。”要是墨子还没有死，谁能说这话呢？可见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许多年了。

依以上所举各种证据，我们可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500至前490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425至前416年）。墨子生时约当孔子五十岁、六十岁之间（孔子生西历纪元前551年）。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

以上所说墨子的生地和生时，很可注意。他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

《淮南要略》说：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

墨子究竟曾否“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我们虽不能决定，但是墨子所受的儒家的影响，一定不少（《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可见墨子在鲁国受过教育）。我想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请看《礼记·檀弓篇》所记孔门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种种故事，哪一桩不是争一个极小极琐碎的礼节？（“如曾子吊于负夏”及“曾子艺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诸条。）再看一部《仪礼》那种烦琐的礼仪，真可令今人骇怪。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墨子攻击儒家的坏处，约有四端：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

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

这个儒墨的关系是极重要不可忽略的。因为儒家不信鬼（孔子言：“未知生，焉生死”，“未能事神，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说苑》十八记子贡问死人有知无知，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此犹是怀疑主义〈Agnosticism〉。后来的儒家直说无鬼神。故《墨子·公孟篇》的公孟子曰：“无鬼神。”此直是无神主义〈Atheism〉），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家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论语》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自己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说：“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所以墨子倡“非命”论。

墨子是一个极热心救世的人，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倡为“非攻”论。他以为从前那种“弭兵”政策（如向戌的弭兵会），都不是根本之计。根本的“弭兵”，要使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

但是墨子并不是一个空谈弭兵的人，他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那时公输般替楚国造了一种云梯，将要攻宋。墨子听见这消息，从鲁国起程，走了十日十夜，赶到郢都去见公输般。公输般被他一说说服了，便送他去见楚王，楚王也被他说服了，就不攻宋了（参看《墨子·公输篇》）。公输般对墨子说：“我不曾见你的时候，我想得宋国。自从我见了你之后，就是有人把宋国送给我，要是有一毫不义，我都不要了。”墨子说：“……那样说来，仿佛是我已经把宋国给了你了。你若能努力行义，我还要把天下送给你咧。”（《鲁问篇》）

看他这一件事，可以想见他一生的慷慨好义，有一个朋友劝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如罢了。”墨子说：“譬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那一个耕田的儿子便该格外努力耕田才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正该劝我多做些才好。为什么反来劝我莫做呢？”（《贵义篇》）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对墨家最厉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

墨子是一个宗教家。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他说：“不信鬼神，却要学祭礼，这不是没有客却行客礼么？这不是没有鱼却下网么？”（《公孟篇》）所以墨子虽不重丧葬祭祀，却极信鬼神，还更信天。他的“天”却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天的“志”就是要人兼爱。凡事都应该以“天志”为标准。

墨子是一个实行的宗教家。他主张节用，又主张废乐，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要使后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这是“墨教”的特色。《庄子·天下篇》批评墨家的行为，说：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又却不得不称赞墨子道：

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认得这个墨子，才可讲墨子的哲学。

《墨子》书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来，可分作五组：

第一组，自《亲士》到《三辩》，凡七篇，皆后人假造的（黄震、宋濂所见别本，此七篇题曰经）。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根本墨家的余论所作的。

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凡24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字说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

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者记墨子学说的书。我以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这六篇中的学问，绝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况且其中所说和惠施公孙龙的话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里面。所以我以为这六篇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别墨”做的。我从来讲墨学，把这六篇提出，等到后来讲“别墨”的时候才讲他们。

第四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是儒家的《论语》一般。其中有许多材料比第二组还更为重要。

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于哲学没什么关系。

研究墨学的，可先读第二组和第四组，后读三组，其余二组，可以不必细读。

墨子的哲学方法

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论语》作“近者悦，远者来。”）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公孟篇》又说：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这两种区别，皆极重要。儒家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的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如论政治，定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说“近者悦，远者来”；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学则高悬一个“止于至善”的目的，却不讲怎样能使人止于至善。所说细目，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全不问为什么为人子的要孝，为什么为人臣的要敬；只说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该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议论，总要偏向“动机”一方面。“动机”如俗话的“居心”。

孟子说的“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是行为的动机。《大学》说的诚意，也是动机。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推到了极端，便成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与此相反。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方可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方可以知道怎样布置构造始能避风雨寒暑，始能分别男女内外。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如此。如今人讲教育，上官下属都说应该兴教育，于是大家都去开学堂，招学生。大家都以为兴教育就是办学堂，办学堂就是兴教育，从不去问为什么该兴教育。因为不研究教育是为什么的，所以办学和视学的人也无从考究教育的优劣，更无从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我去年回到内地，有人来说，我们村里，该开一个学堂。我问他为什么我们村里该办学堂呢？他说：某村某村都有学堂了，所以我们这里也该开一个。这就是墨子说的“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的理论。

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既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例如墨子讲“兼爱”，便说：

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

这是说能应“用”的便是“善”的；“善”的能应“用”的。譬如我说这笔“好”，为什么“好”呢？因为能中写，所以“好”。又如我说这会场“好”，为什么“好”呢？因为他能最合开会讲演的用，所以“好”。这便是墨子的“应用主义”。

应用主义又可叫作“实利主义”。儒家说：“义也者，宜也。”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墨家说：“义，利也。”（《经上篇》。参看《非攻》下首段）便进一层说，说凡事如此做法便可有利的即是“义的”。因为如此做才有利，所以“应该”如此做。义所以为“宜”，正因其为“利”。

墨子的应用主义，所以容易被人误会，都因为人把这“利”字“用”字解错了。这“利”字并不是“财利”的利，这“用”也不是“财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只指人生行为而言。如今且让他自己下应该主义的界说：

子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贵义篇》）

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耕柱篇》）

这两条同一意思，迁字和举字同意。《说文》说：“迁，登也。”《诗经》有“迁于乔木”，《易》有“君子以见善则迁”，皆是“升高”“进步”之意，和“举”字“抬高”的意思正相同（后人不解“举”字之义，故把“举行”两字连续，作一个动词解。于是又误改上一“举”字为“复”字）。六个“行”字，都该读去声，是名词，不是动词。六个“常”字，都与“尚”字通用（俞樾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章说如此）。“常”是“尊尚”的意思。这两章的意思，是说无论什么理论，什么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若不能增进人生的行为，便不值得推尚了。

墨子又说：

今瞽者曰：“钜者，白也（俞云，钜当作岂。岂者皑之假字）。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篇》）

这话说得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界说。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甚至有许多道学先生一味高谈王霸义利之辨，却实在不能认得韭菜和麦的分别。有时分别义利，辨人毫芒，及事到临头，不是随波逐流，便是手足无措。所以墨子说单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句虚空的界说，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

这就是墨子哲学的根本方法。后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此说多相似之点。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很像上文所说“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之意。但阳明与墨子有绝不同之处。阳明偏向“良知”一方面，故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却不然，他的是非的“准则”，不是心内的良知，乃是心外的实用。简单说来，墨子是主张“义外”说的，阳明是主张“义内”说的（义外义内说，见《孟子·告子篇》）。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人实行良知所命令。墨子的“知行合一”说，只是要把所知的能否实行，来定所知的真假，把所知的能否应用来定所知的价值。这是两人的根本区别。

墨子的根本方法，应用之处甚多，说得最畅快的，莫如《非攻》上篇。我且把这一篇妙文，抄来做我的“墨子哲学方法论”的结论罢。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扡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辨义与不义之乱也。

三表法

上章讲的，是墨子的哲学方法。本章讲的，是墨子的论证法。上章是广义的“逻辑”，本章是那“逻辑”的应用。

墨子说：

言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

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参观《非命》中、下。《非命》中述三表有误。此盖后人所妄加）。

这三表之中，第一和第二有时倒置。但是第三表（实地应用）总是最后一表。于此可见墨子的注重“实际应用”了。

这个论证法的用法，可举《非命篇》作例：

第一表　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说：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同盍）尝尚观于圣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先生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先生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非命》上）

第二表　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说：

我所以知命之有兴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兴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自古以及今，……亦尝有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非命》中）

第三表　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最重要的还是这第三表。墨子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故罚也。”……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吾命固且贫。”昔上世暴王……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非命》上）

学者可参看《明鬼下》篇这三表的用法。

如今且仔细讨论这三表的价值。我们且先论第三表。第三表是“实际上的应用”，这一条的好处，上章已讲过了。如今且说他的流弊。这一条的最大的流弊在于把“用”字“利”字解得太狭了，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他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譬如墨子非乐，说音乐无用。为什么呢？因为（一）费钱财，（二）不能救百姓的贫苦，（三）不能保护国家，（四）使人变成奢侈的习惯。后来有一个程繁驳墨子道：

昔者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三辩》）

这一问也从实用上作根据。墨子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性有所偏，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这便是他的非乐论的流弊了。

次论第二表。这一表（百姓耳目之实）也有流弊：（一）耳目所见所闻，是有限的。有许多东西，例如《非命篇》的“命”是看不见听不到的。（二）平常人的耳目最易错误迷乱。例如鬼神一事，古人小说上说得何等凿凿有据。我自己的朋友也往往说曾亲眼看见鬼，难道我们就可断定有鬼么？（看《明鬼篇》）但是这一表虽然有弊，却极有大功用。因为中国古来哲学不讲耳目的经验，单讲心中的理想。例如老子说的：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孔子虽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但是他所说的“学”，大都是读书一类，并不是“百姓耳目之实”。直到墨子始大书特书地说道：

天下之所以察知有兴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明鬼》）

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

次说第一表。第一表是“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墨子最恨儒者“复古”的议论，所以《非儒篇》说：

儒者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

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

墨子既然反对“复古”，为什么还要用“古者圣王之事”来作论证的标准呢？

原来墨子的第一表和第三表是同样的意思，第三表说的是现在和将来的实际应用，第一表说的是过去的实际应用。过去的经验阅历，都可为我们做一面镜子。古人行了有效，今人也未尝不可仿效；古人行了有害，我们又何必再去上当呢？所以说：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

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

这并不是复古守旧，这是“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鲁问篇》说：

彭轻生子曰：“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子墨子曰：“藉设而亲在百里之外，则遇难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则生，不及则死。今有固车良马于此，又有驽马四隅之轮于此，使子择焉，子将何乘？”对曰：“乘良马固车，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不知来？”（从卢校本）

这一条写过去的经验的效用。例如“良马固车可以日行百里”，“驽马四隅之轮不能行路”，都是过去的经验。有了这种经验，便可知道我如今驾了“良马固车”，今天定可趋一百里路。这是“彰往以察来”的方法。一切科学的律令，都与此同理。

第六章

杨朱

《杨朱篇》

《列子》的第七篇名为《杨朱篇》，所记的都是杨朱的言语行事。《列子》这部书是最不可信的。但是我看这一篇似乎还可信。其中虽有一些不可靠的话，大概是后人加入的（如杨朱见梁王谈天下事一段，年代未免太迟了。杨朱大概不及见梁称王），但这一篇的大体似乎可靠。第一，杨朱的“为我主义”是有旁证的（如孟子所说），此书说他的为我主义颇好。第二，书中论“名实”的几处，不是后世所讨论的问题，确是战国时的问题。第三，《列子》八篇之中只有这一篇专记一个人的言行。或者当时本有这样一种记杨朱言行的书，后来被编造《列子》的人糊涂拉入《列子》里面，凑成八篇之数。此如张仪说秦王的书（见《战国策》），如今竟成了《韩非子》的第一篇。——以上三种理由，虽不甚充足，但当时有这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这是我们所公认的。当时实有杨朱这个人，这也是我们所公认的。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把《杨朱篇》来代表这一派学说。

杨朱

杨朱的年代颇多异说。有的说他上可以见老聃，有的说他下可以见梁王。据《孟子》所说，那时杨朱一派的学说已能和儒家、墨家三分中国，大概那时杨朱已死了。《杨朱篇》记墨子弟子禽子与杨朱问答，此节以哲学史的先后次序看来，似乎不甚错。大概杨朱的年代当在西历纪元前四四○年与六三○年之间。

杨朱的哲学，也是那个时势的产儿。当时的社会政治都是很纷乱的，战事连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这种时代发生一种极端消极的哲学，是很自然的事。况且自老子以后，“自然主义”逐渐发达。老子一方面主张打破一切文物制度，归于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但老子一方面又说要“虚其心，实其腹”，“为腹不为目”，“甘其食，美其服”。可见老子所攻击的是高等的欲望，他并不反对初等的嗜欲。后来杨朱的学说便是这一种自然主义的天然趋势了。

无名主义

杨朱哲学的根本方法在于他的无名主义。他说：“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又说：“实者，固非名之所与也。”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名实”两字乃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如今先解释这两个字的意义，再略说这个问题的历史。按《说文》“实，富也。从宀贯，贯为货物”。又：“寔，止也（段玉裁改作“正也”，非也），从宀，是声。”止字古通“此”字。《说文》：“此，止也。”《诗经·召南》毛传与《韩奕》郑笺皆说：“寔，是也。”又《春秋》桓六年，“寔来。”公羊传曰：“寔来者何？犹云是人来也。”《谷梁传》曰：“寔来者，是来也。”寔字训止，训此，训是，训是人，即是白话的“这个”。古文实寔两字通用。《公孙龙子》说：“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名学上的“实”字，含有“寔”字“这个”的意思和“实”字“充实”的意思。两义合起来说，“实”即是“这个物事”。天地万物每个都是一个“实”。每一个“实”的称谓便是那实的“名”。《公孙龙子》说：“夫名，实谓也。”同类的实，可有同样的名。你是一个实，他是一个实，却同有“人”的名。如此看来，可以说实是个体的，特别的；名是代表实的共相的（虽私名〈本名〉也是代表共相的。例如“梅兰芳”代表今日的梅兰芳和今年、去年、前年的梅兰芳。类名更不用说了）。有了代表共相的名，可以包举一切同名的事物。所以在人的知识上，名的用处极大。老子最先讨论名的用处，但老子主张“无知无欲”，故要人复归于“无名之朴”。孔子深知名的用处，故主张正名，以为若能正名，便可用全称的名，来整治个体的事物。

儒家所注重的名器、礼仪、名分等等，都是正名的手续。墨子注重实用，故提出一个“实”字，攻击当时的君子“誉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杨朱更趋于极端，他只承认个体的事物（实），不认全称的名。所以说：“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伪是“人为的”。一切名都是人造的，没有实际的存在。故说“实无名，名无实”。这种学说，最近西洋的“唯名主义”（Nominalism）。唯名主义以为“名”不过是人造的空名，没有实体，故唯名论其实即是无名论。无名论的应用有两种趋势：一是把一切名器礼文都看作人造的虚文。一是只认个人的重要，轻视人伦的关系，故趋于个人主义。

为我

杨朱的人生哲学只是一种极端的“为我主义”。杨朱在哲学史上占一个重要的位置，正因为他敢提出这个“为我”的观念，又能使这个观念有哲学上的根据。他说：

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

这是为我主义的根本观念。一切有生命之物，都有一个“存我的天性”。植物、动物都同具此性，不单是人所独有。一切生物的进化，形体的变化，机能的发达，都由于生物要自己保存自己，故不得不变化，以求适合于所居的境地。人类知识发达，群众的观念也更发达，故能于“存我”观念之外，另有“存群”的观念；不但要保存自己，还要保存家族、社会、国家；能保存得家族、社会、国家，方可使自己的生存格外稳固。后来成了习惯，社会往往极力提倡爱群主义，使个人崇拜团体的尊严，终身替团体尽力，从此遂把“存我”的观念看作不道德的观念。试看社会提倡“殉夫”“殉君”“殉社稷”等等风俗，推尊为道德的行为，便可见存我主义所以不见容的原因了。其实存我观念本是生物天然的趋向，本身并无什么不道德。杨朱即用这个观念作为他的“为我主义”的根据。他又恐怕人把自我观念者作损人利己的意思，故刚说：“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忙接着说：“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他又说：

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的为我主义，并不是损人利己。他一面贵“存我”，一面又贱“侵物”；一面说“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一面又说：“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他只要“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这是杨朱的根本学说。

悲观

杨朱主张为我。凡是极端为我的人，没有一个不抱悲观的。你看杨朱说：

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提以逮错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竟一时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偊偊尔，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住。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又说：

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敦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

大概这种厌世的悲观，也都是时势的反动。痛苦的时势，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自然会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苦心孤行的救世家，像墨子、耶稣一流人；一种就是极端悲观的厌世家，像杨朱一流人了。

养生

上文所引“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已是杨朱养生论的大要。杨朱论养生，不要太贫，也不要太富。太贫了“损生”，太富了“累身”。

然则……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身。善乐生者

不窭，逸身者不殖。

又托为管夷吾说养生之道：

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又托为晏平仲说送死之道：

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杨朱所主张的只是“乐生”“逸身”两件。他并不求长寿，也不求不死。

孟孙阳问杨子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

“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且久生奚为？五情所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见之矣，既闻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孟孙阳曰：“若然，速亡愈于久生，则践锋刃，入汤火，得所志矣。”杨子曰：“不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发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

不求久生不死，也不求速死，只是“从心而动，任性而游”。这是杨朱的“自然主义”。

第七章

别墨

墨辩与别墨

墨学的传授，如今已不能详细考究（参看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墨学传授考》）。《韩非子·显学篇》说：

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庄子·天下篇》说：

相里勤子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谲，崔云决也。訾，通呲。《说文》：“呲，苟也”。苛与诃同。摛即奇。《说文》：“奇，不耦也。”《释文》：“仵，同也。”应，《说文》云，“当也”。又“雠，应也”。相应即相争辩）。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古书说墨家传授派别的，只有这两段。两处所说，互相印证。今列表如下：

最重要的是《天下篇》所说，墨家的两派“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细看这几句话，可见今本《墨子》里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是这些“别墨”作的。有人说这六篇即是《天下篇》所说的“墨经”；别墨既俱诵《墨经》，可见墨经作于别墨之前，大概是墨子自著的了。我以为这一段文字不当如此解说。

《墨经》不是上文所举的六篇，乃是墨教的经典如《兼爱》《非攻》之类。后来有些墨者虽都诵《墨经》，虽都奉墨教，却大有“倍谲不同”之处。这些“倍谲不同”之处，都由于墨家的后人，于“宗教的墨学”之外，另分出一派“科学的墨学”。这一派科学的墨家所研究讨论的，有“坚白同异”“觭偶不仵”等等问题。这一派的墨学与宗教的墨学自然“倍谲不同了”，于是他们自己相称为“别墨”（别墨犹言“新墨”。柏拉图之后有“新柏拉图学派”。近世有“新康德派”，有“新海智尔派”）。“别墨”即是那一派科学的墨学。他们所讨论的“坚白之辩”（坚属于形，白属于色。两种同为物德，但一属视官，一属触官，当时辩这种分别甚明），“同异之辩”（名学一切推论，全靠同异两事。故当时讨论这问题甚详），和“觭偶不仵之辞”（《释文》说：“仵，同也。”《集韵》：“仵偶也。”《玉篇》：“仵，偶敌也。”《汉书·律历志》注：“伍，耦也。”是伍仵两字古相通用。中国文字没有单数和众数的区别，故说话推论，都有不便之处。墨家很注意这个问题，《小取篇》说：“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也。此乃一是而一非也。”这是说“觭偶不仵”最明白的例），如今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很有许多关于这些问题的学说。所以我以为这六篇是这些“别墨”的书（《天下篇》仅举两派，不及相夫氏，或者相无氏之墨仍是宗教的墨学。“别墨”之名，只限于相里氏及南方的墨者如邓陵氏之流）。晋人有个鲁胜，曾替《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作注，名为《墨辩注》。我如今用他的名词，统称这六篇为《墨辩》，以别于墨教的“墨经”（我对于“别墨”“墨经”“墨辩”三个问题的主张，一年以来，已变了几次。此为最近研究所得，颇可更正此书油印本及墨家哲学讲演录所说的错误）。

至于这六篇绝非墨子所作的理由，约有四端：

（一）文体不同。这六篇的文体、句法、字法，没有一项和《墨子》书的《兼爱》《非攻》《天志》……诸篇相像的。

（二）理想不同。墨子的议论，往往有极鄙浅可笑的。例如《明鬼》一篇，虽用“三表”法，其实全无论理。这六篇便大不同了。六篇之中，全没有一句浅陋迷信的话，全是科学家和名学家的议论。这可见这六篇书，绝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做得出的。

（三）“墨者”之称。《小取》篇两称“墨者”。

（四）此六篇与惠施公孙龙的关系。这六篇中讨论的问题，全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哲学家争论最烈的问题，如坚白之辩，同异之论之类。还有《庄子·天下篇》所举惠施和公孙龙等人的议论，几乎没有一条不在这六篇之中讨论过的（例如“南方无穷而有穷”，“火不热”，“目不见”，“飞鸟之影，未尝动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类，皆是也）。又如今世所传《公孙龙子》一书的《坚白》《通变》《名实》三篇，不但材料都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之中，并且有许多字句文章都和这四篇相同。于此可见《墨辩》诸篇若不是惠施、公孙龙作的，一定是他们同时的人作的。所以孙诒让说这几篇的“坚白同异之辩，则与公孙龙书及《庄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又说：“据《庄子》所言，则似战国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指。”

这六篇《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是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逻辑）。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杨子说“实无名，名无实”，公孙龙有《名实论》，荀子有《正名篇》，庄子有《齐物论》，伊文子有《刑名》之论：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别家稍为高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之流，只晓得周秦诸子的一点皮毛糟粕，却不明诸子的哲学方法。于是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却不知道他们叫作“名家”的人，在当日都是墨家的别派。正如亚里士多德是希腊时代最注重名学的人，但是我们难道可以叫他做“名家”吗？（《汉书·艺文志》九流之别是极不通的。说详吾所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第一卷七号。）

如今且说这六篇《墨辩》的性质。

第一，《经上》《经说上》。《经上篇》全是界说，文体和近世几何学书里的界说相像。原文排作两行，都要“旁行”读去。例如“故，所得而后成也。止，以久也。体，分于兼也。必，不已也”。须如下读法：

（1）故，所得而后成也。　　（50）止，以久也。

（2）体，分于兼也。　　　　（51）必，不已也。

《经说上》篇乃是《经上》的详细解释。《经上》全是很短的界说，不容易明白，所以必须有详细的说明，或举例设譬使人易晓，《经说上》却不是两行的，也不是旁行的。自篇首到篇中“户枢免瑟”一句（《间诂》十，页十七至二十二下），都是《经上篇》上行的解释。自“止，无久之不止”（页二十二下）到篇末，是《经上篇》下行的解说。所以上文举例“故，所得而后成也”的解说在十七页，“止，以久也”的解说却在二十二页上。若以两行写之，可得下式。

第二，《经下》《经说下》。《经下》篇全是许多“定理”文体极像几何学书里的“定理”。也分作两行，旁行读。《经说下》是《经下》的详细说明，读法如《经说上》。自篇首（页三十一下）到“应有深浅大常中”（适校当作“大小不中”页四十六止），说明《经下》上行的各条。此以下，说明下行各条。

第三，《大取》。《大取篇》最难读，里面有许多错简，又有许多脱误。但是其中却也有许多极重要的学说。学者可选读那些可读的，其余的不可读的，只好暂阙疑了。

第四，《小取》。《小取篇》最为完全可读。这一篇和前五篇不同，并不是一句一条的界说，乃是一篇有条理有格局的文章。全篇分九节。

（一）至“不求诸人”，总论“辩”。

（二）至“吾岂谓也者异也”，论“辩”之七法。

（三）至第一个“则不可偏观也”，论辟、侔、援、推四法之谬误。

（四）至“非也”共四十八字，衍二十二字。总论立辞之难，总起下文。

（五）论“物或是而然”。

（六）论“或是而不然”。

（七）论“或不是而然”。原文作“此乃是而然”，似有误。

（八）论“一周而一不周”。

（九）论“一是而一非”。

墨学结论

我们已讲了墨学的两派：一是宗教的墨学，一是科学——哲学的墨学。如今且讲墨学的灭亡和所以灭亡的原因。

当韩非之时，墨学还很盛。所以《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死于秦始皇十四年，当西历前二三三年。到司马迁做《史记》时，不过一百五十年，那时墨学早已消灭，所以《史记》中竟没有墨子的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到墨子的一生，只有二十四个字。那轰轰烈烈，与儒家中分天下的墨家，何以消灭得这样神速呢？这其中的原因，定然很复杂，但我们可以悬揣下列的几个原因：

第一，由于儒家的反对。墨家极力攻击儒家，儒家也极力攻击墨家。孟子竟骂墨子兼爱为“无父”，为“禽兽”。汉兴以后，儒家当道，到汉武帝初年竟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儒家这样盛行，墨家自然没有兴盛的希望了（参看《荀子》攻击墨家之语，及《孔丛子·诘墨篇》）。

第二，由于墨家学说之遭政客猜忌。其实墨学在战国末年，已有衰亡之象。

那时战争最烈，各国政府多不很欢迎兼爱非攻的墨家。《管子》（是战国末年的伪书）《立政》篇说：

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

又《立政九败解》说：

人君唯毋（唯毋二字合成一语辞，有唯字义。说详《读书杂志》。）听寝兵，则群臣宾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语略同《兼爱上》）。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

又《韩非子·五蠹篇》说：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

这都是指墨家说的。可见那时墨学不但不见容于儒家，并且遭法家政客的疾忌。这也是墨学灭亡的一个大原因。

第三，由于墨家后进的“诡辩”太微妙了。别墨惠施、公孙龙一般人，有极妙的学说。不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来讲解，却用许多极怪僻的“诡辞”，互相争胜，“终身无穷”。那时代是一个危急存亡的时代，各国所需要的乃是军人、政客两种人才，不但不欢迎这种诡辩，并且有人极力反对。如《韩非子·五蠹篇》说：

且世之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又《吕氏春秋》说，公孙龙与孔穿论“臧三耳”（本作藏三牙。今据《孔丛子》正），明日，孔穿对平原君说：

谓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

又《韩非子·问辩篇》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是以……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

这都是说别墨与公孙龙一般人的论辩，太“微妙”了，不能应用。墨学的始祖墨翟立说的根本在于实际的应用，如今别家也用“功用”为标准，来攻击墨学的后辈，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这不但可见墨学灭亡的一大原因，又可见狭义的功用主义的流弊了。

第八章

庄子

庄子略传

庄子一生的事迹，我们不甚知道。据《史记》，庄子名周，是蒙人。曾作蒙漆园吏。《史记》又说他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我们知道他曾和惠施往来，又知他死在惠施之后。大概他死时当在西历纪元前二七五年左右，正当惠施、公孙龙两人之间。

《庄子》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共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其中内篇七篇，大致都可信。但也有后人加入的话。外篇和杂篇便更靠不住了。即如《胠箧篇》说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到齐亡时，仅得十二世（此依《竹书纪年》。若依《史记》，则但有十世耳）。可见此篇绝不是庄子自己做的。至于《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文笔极劣，全是假托。这二十六篇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九是假造的。大抵《秋水》《庚桑楚》《寓言》三篇最多可靠的材料。《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绝不是庄子自作的。其余的许多篇，大概都是后人杂凑和假造的了。

《庄子·天下篇》说：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不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释文》云：稠音调，本亦作调）。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味乎，未之尽者。

这一段评论庄子的哲学，最为简切精当。庄子的学说，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至庄子始完全成立。我们研究他的哲学，且先看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万物变迁的问题

试看上文引的《天下篇》论庄子哲学的第一段便说：“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可见庄子哲学的起点，只在一个万物变迁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前的人也曾研究过。老子的“万物生于有，有在于无”，便是老子对于这问题的解决。孔子的“易”便是孔子研究这问题的结果。孔子以为万物起于简易而演为天下之至赜，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便是孔子的进化论。但是老子、孔子都不曾有什么完备周密的进化论，又都不注意生物进化的一方面。到了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一个问题。《天下篇》所记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里面，有“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诸条，都可为证。《墨子·经上篇》说“为”有六种：（一）存，（二）亡，（三）易，（四）荡，（五）治，（六）化。《经说上》解“化”字说：“龟买，化也。”买有变易之义。《经上》又说：“化，征易也。”《经说》解这条说：“化，若龟化为鹑。”征字训验，训证，是表面上的征验。“征易”是外面的形状变了。两条所举，都是“龟化为鹑”一例。此又可见当时有人研究生物变化的问题了。但是关于这问题的学说，最详细最重要的却在《列子》《庄子》两部书里面。如今且先说《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列子》这部书本是后人东西杂凑的，所以这里面有许多互相冲突的议论。即如进化论，这书中也有两种。第一种说：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口，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这一大段全是《周易·乾凿度》的话（张湛注亦明言此。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夫有形者”至“故曰易也”一段，亦言引《乾凿度》，不言出自《列子》也）。《乾凿度》一书绝非秦以前的书，这一段定是后人硬拉到《列子》书中去的。我们且看那第二种进化论如何说法：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生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膻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列子·天瑞篇》）。

“疑独”的疑字，前人往往误解了。《说文》有两个疑字：一个作，训“定也”（从段氏说）。一个作，训“惑也”。后人把两字并成一字。这段的疑字，如《诗经》“靡所止疑”及《仪礼》“疑立”的疑字，皆当作“定”解。疑独便是永远单独存在。

这一段说的是有一种“无”：无形、无色、无声、无味，却又是形声色味的原因；不生、不化，却又能生生化化。因为他自己不生，所以永久是单独的（疑独）。因为他自己不化，所以化来化去终归不变（往复）。这个“无”可不是老子的“无”了。老子的“无”是虚空的空处。《列子》书的“无”，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

既然说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自然不承认一个主宰的“天”了。《列子》书中有一个故事，最足破除这种主宰的天的迷信。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蚁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说符篇》）

此即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邓析“天之于人无厚也”的意思。这几条都不认“天”是有意志的，更不认“天”是有“好生之德”的。《列子》书中这一段更合近世生物学家所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话。

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庄子·秋水篇》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地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地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这条学说可与《至乐篇》的末章参看。《至乐篇》说：

种有几（几读如字。《释文》居岂反，非也。郭注亦作几何之几解，亦非也），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翛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子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此一节亦见《列子·天瑞篇》。惟《列子》文有误收后人注语之处，故更不可读。今但引《庄子》书文。）

这一节，自古至今，无人能解。我也不敢说我懂得这段文字。但是其中有几个要点，不可轻易放过。（一）“种有几”的几字，决不作几何的几字解。当作几微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字从，字从，本像生物胞胎之形。我以为此处的几字是指物种最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作元子。（二）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了一种微生物，细如断丝，故名为。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叫作蛙蠙比之衣（司马彪云：“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之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蛙蠙比之衣”）。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叫作陵舄。自此以后，一层一层地进化，一直进到最高等的人类。

这节文字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三）这一节的末三句所用三个“机”字，皆当作“几”，即是上文“种有几”的几字。若这字不是承着上文来的，何必说“人又反入于机”呢。用“又”字和“反”字，可见这一句是回照“种有几”一句的。《易·系辞传》“极深而研几”一句，据《释文》一本几作机。可见几字误作机，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极微细的“几”一步一步地“以不同形相禅”，直到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这就是《寓言篇》所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了。这都是天然的变化，所以叫作“天均”。

这种生物进化论，说万物进化，都是自生自灭，并无主宰。所以《齐物论》借影子作比喻。影说：

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郭象说这一段最痛快。他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返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焉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知北游》篇也说：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适按非物下疑脱一耶字）。

西方宗教家往往用因果律来证明上帝之说。以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从甲果推到乙因，从乙果又推到丙因，……如此类推，必有一个“最后之因”。那最后之因便是万物主宰的上帝。不信上帝的人，也用这因果律来驳他道：因果律的根本观念是“因必有果，果必有因”一条。如今说上帝是因，请问上帝的因，又是什么呢？若说上帝是“最后之因”，这便等于说上帝是“无因之果”，这便不合因果律了，如何还可用这律来证明有上帝呢！若说上帝也有因，请问“上帝之因”又以什么为因呢？这便是《知北游》篇说的“犹其有物也无已”。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终无穷极之时，所以说是“无已”。可见万物有个主宰的天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了。

进化之故

生物进化，都由自化，并无主宰。请问万物何以要变化呢？这话《庄子》书中却不曾明白回答。《齐物论》说：“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竟是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庄子》书中却也有许多说话和这问题有关。例如《齐物论》说：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又如《秋水》篇说：

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不见邱山：言殊性也。

这两节似乎都以为万物虽不同形，不同才性，不同技能，却各适合于自己所处的境遇。但《庄子》书中并不曾明说这种“适合”（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果否就是万物变迁进化的缘故。

这一层便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Environment）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了。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的分别：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适合，如鱼能游泳，鸟能飞，猿猴能升木，海狗能游泳，皆是。这种适合，大抵全靠天然的偶合，后来那些不能适合的种类都澌灭了，独有这些偶合的种类能繁殖，这便是“天择”了。自动的适合，是本来不适于所处的境遇，全由自己努力变化，战胜天然的境遇。如人类羽毛不如飞鸟，爪牙不如猛兽，鳞甲不如鱼鳖，却能造出种种器物制度，以求生存，便是自动的适合最明显的一例。《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所以说：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天运》）又说：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又说：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上章所述的进化论，散见于《庄子》各篇中。我们虽不能确定这是庄周的学说，却可推知庄周当时大概颇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依我个人看来，庄周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与这种完全天然的进化论很有关系。如今且把这两项分别陈说如下。

庄子的名学

庄子曾与惠施往来。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最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和惠施来往，定然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所以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小成”是一部分不完全的；“荣华”是表面上的浮词。因为所见不远，不能见真理的全体；又因为语言往往有许多不能免的障碍陷阱，以致儒墨两家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其实都错了。所以庄子又说：

辩也者有不见止。（同上）

又说：

大知闲闲（《简文》云：广博之貌），小知闲闲（《释文》云：有所闲别也）。大言淡淡（李颐云：同是非也。今本皆作炎炎。《释文》云：李作淡。今从之），小言詹詹（李云：小辩之貌）。（《齐物论》）

因为所见有偏，故有争论。争论既起，越争越激烈，偏见便更深了。偏见越争越深了，如何能分得出是非真伪来呢？所以说：

即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齐物论》）

这种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的名学恰成反对。《墨辩·经上》说：

辩，争佊也。辩胜，当也。《经说》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必或不当。

《经下》说：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曰：谓，非谓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马）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辩胜便是当，当的终必胜：这是墨家名学的精神。庄子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你就胜了我，难道你便真是了，我便真不是了吗？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遂为中国古代名学史放一大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第一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

但是庄子的名学，却也有建设的方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庄子说：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以明”，是以彼明此，以此明彼。郭象注说：“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庄子接着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庄子名学的精义全在于此。“彼”即是“非是”。“是”与“非是”表面上是极端相反对的。其实这两项是互相成的。若没有“是”，更何处有“非是”？因为有“是”，才有“非是”。因为有“非是”，所以才有“是”。故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秋水篇》说：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尧桀之自是而相非，即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明例。“东”里面便含有“西”，“是”里面便含有“非是”。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彼是相反而实相生相成。所以《齐物论》接着说：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注：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古代用人为牺牲，以祭神求福，今人便以为野蛮了。古人用生人殉葬，今人也以为野蛮了。古人以蓄奴婢为常事，如今文明国都废除了。百余年前，中国士夫喜欢男色，如袁枚的《李郎曲》，说来津津有味，毫不以为怪事，如今也废去了。西方古代也尚男色，哲学大家柏拉图于所著“一席话”（Symposium）也畅谈此事，不以为怪。如今西洋久已公认此事为野蛮陋俗了。这都是显而易见之事。又如古人言“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说“不可一日无君”。如今便有大多数人不认这话了。又如古人有的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是恶的，有的说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究竟谁是谁非呢？……举这几条，以表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这便是庄子“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真义。《秋水篇》说：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这一段说是非善恶随时势变化，说得最明白。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二十世纪，却要去模仿那四千年前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二十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两三千年前的圣贤！

这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先有人说“这是甲”，后有人说“这是非甲”，两人于是争论起来了。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这个是乙。”这乙便是甲与非甲的精华，便是集甲与非甲之大成。过了一个时代，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非乙”，于是乙与非乙又争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采集乙与非乙的精华，说“这是丙”。海智尔以为思想的进化，都是如此。今用图表示如下：

（1）这是“甲”。 　　（5）这是“丙”。

（2）这是“非甲”。 　　（6）这是“非丙”。

（3）这是“乙”。 　　（7）这是“丁”。

（4）这是“非乙”。

这就是庄子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极端，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齐物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罢。所以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司马彪云：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云：夫莛横而楹纵）。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齐物论》）

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所以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无论善恶好丑，都有一个天道的作用。不过我们知识不够，不能处处都懂得是什么作用罢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四句是说无论什么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种种的区别，纵横、善恶、美丑、分合、成毁、……都是无用的区别了。既然一切区别都归无用，又何必要改良呢？又何必要维新革命呢？庄子因为能“达观”一切，所以不反对固有社会；所以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为世俗所通用，自然与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因即是“仍旧贯”；即是依违混同，不肯出奇立异，正如上篇所引的话：“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万物如此，是非善恶也是如此。何须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这种极端“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极端的守旧主义。

庄子的人生哲学

上文我说庄子的名学的结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学的范围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达观本有多种区别，上文所说，乃是对于非的达观。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试看上章所引的话：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师》中说子舆有病，子祀问他，“女恶之乎？”子舆答道：

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之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后来子来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来说：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又说子桑临终时说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天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这几段把“命”写得真是《大宗师》篇所说：“物之所不得遁。”既然不得遁逃，不如还是乐天安命。所以又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楫）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个字。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所以《养生主篇》说老聃死时，秦失道：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安时而处顺”，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乐天安命的意思。《人间世篇》又说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说：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这种话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结论

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这便是出世主义。因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所说的那些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趾支离无脤、瓮盎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极其丑恶残废的人，却都能自己不觉得残丑，别人也都不觉得他们的残丑，都和他们往来，爱敬他们。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德充符篇》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这是庄子哲学的纲领。他只要人能于是非、得失、善恶、好丑、贫富、贵贱，……种种不同之中，寻出一个同的道理。惠施说过：“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只是要人懂得这个道理，故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他的“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无成与毁”，……都只是说“万物皆一”。《齐物论》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庄子的哲学道：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埃菲尔铁塔上（Eiffel Towo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他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只是这个道理。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第九章

《大学》与《中庸》

古代儒家的思想，有一层大困难。因为那些儒书，这里也是“子曰”，那里也是“子曰”。正如上海的陆稿荐，东也是，西也是，只不知哪一家是真陆稿荐[此不独儒家为然。希腊哲学亦有此弊。柏拉图书中皆以苏格拉底为主人。又披塔格拉（Pythagorag）学派之书，多称“夫子曰”]。我们研究这些书，须要特别留神，须要仔细观察书中的学说是否属于某个时代。即如《礼记》中许多儒书，只有几篇可以代表战国时代的儒家哲学。我们如今只用一部《大学》，一部《中庸》，一部《孟子》，代表西历前第四世纪和第三世纪初年的儒家学说。

《大学》一书，不知何人所作。书中有“曾子曰”三字，后人遂以为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同作的。这话固不可信。但是这部书在《礼记》内比那些《仲尼燕居》《孔子闲居》诸篇，似乎可靠。《中庸》古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大概《大学》和《中庸》两部书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书。我这句话，并无他种证据，只是细看儒家学说的趋势，似乎孟子、荀子之前总该有几部这样的书，才可使学说变迁有线索可寻。不然，那极端伦常主义的儒家，何以忽然发生了一个尊崇个人的孟子？那重君权的儒家，何以忽然生出一个鼓吹民权的孟子？那儒家的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何以忽然生出孟子和荀子这两派心理的人生哲学？若《大学》《中庸》这两部书是孟子、荀子以前的书，这些疑问便都容易解决了。所以我以为这两部书大概是前四世纪的书，但是其中也不能全无后人加入的材料（《中庸》更为驳杂）。

《大学》和《中庸》两部书的要点约有三端，今分别陈说如下：

方法

《大学》《中庸》两部书最重要的在于方法一方面（此两书后来极为宋儒所推尊，也只是为此。程子论《大学》道：“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朱子序《中庸》道：“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其明且尽者也。”可证）。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本末、终始、先后，便是方法问题。《大学》的方法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庸》的方法总纲是：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篇》也有此语。诚之作思诚）。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又说“诚之”之道：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行”的范围，仍只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与《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略相同。

《大学》《中庸》的长处只在于方法明白，条理清楚。至于那“格物”二字究竟作何解说？“尊德性”与“道问学”究竟谁先谁后？这些问题乃是宋儒发生的问题，在当时都不成问题的。

个人之注重

我从前讲孔门弟子的学说时，曾说孔门有一派把一个“孝”字看得太重了，后来的结果，便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之中。“我”竟不是一个“我”，只是“我的父母的儿子”。例如“战陈无勇”一条，不说我当了兵便不该如此，却说凡是孝子，便不该如此。这种家庭伦理的结果，自然生出两种反动：一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如杨朱的为我主义，不肯“损一毫利天下”；一种是极端的为人主义，如墨家的兼爱主义，要“视人之身若其身，视人之家若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有了这两种极端的学说，不由得儒家不变换他们的伦理观念了。所以《大学》的主要方法，如上文所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都是修身的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这个“身”，这个“个人”，便是一切伦理的中心点。

《孝经》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大学》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两句“自天子至于庶人”的不同之处，便是《大学》的儒教和《孝经》的儒教大不相同之处了。

又如《中庸》说：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曾子说的“大孝尊亲，其次弗辱”，这是“思事亲不可以不修身”。这和《中庸》说的“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恰相反。一是“孝”的人生哲学，一是“修身”的人生哲学。

《中庸》最重一个“诚”字。诚即是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一句当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合看。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做去，若能充分发达天性的诚，这便是“教”，这便是“诚之”的工夫。因为《中庸》把个人看作本来是含有诚的天性的，所以他极看重个人的地位，所以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所以说：“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所以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孝经》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孝经》的最高目的是要把父“配天”，像周公把后稷配天，把文王配上帝之类。《中庸》的至高目的，是要充分发达个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与“天地参”。

心理的研究

《大学》和《中庸》的第三个要点是关于心理一方面的研究。换句话说，儒家到了《大学》《中庸》时代，已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那些最早的儒家只注重实际的伦理和政治，只注重礼乐仪节，不讲究心理的内观。即如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似乎是有点内省的工夫了。及至问他省的什么事，原来只是“为了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还只是外面的伦理，那时有一派孔门弟子，却也研究心性的方面。如王充《论衡·本性篇》所说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论性情与周人世硕相出入。如今这几个人的书都不传了。《论衡》说：“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善恶在所养。”据此看来，这些人论性的学说，似乎还只和孔子所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话相差不远。若果如此，那一派人论性，还不能算得“心理的内观”。到了《大学》便不同了。《大学》的重要心理学说，在于分别“心”与“意”。孔颖达《大学疏》说：“总包万虑谓之心，为情所忆念谓之意。”这个界说不甚明白，大概心有所在便是意。今人说某人是何“居心”？也说是何“用意”？两句同意。大概《大学》的“意”字只是“居心”。《大学》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如今人说“居心总要对得住自己”，正是此意。这一段所说，最足形容我上文说的“内观的儒学”。

大凡论是非善恶，有两种观念：一种是从“居心”一方面（Attitude；Motive）立论，一种是从“效果”一方面（Effects；Consequences）立论。例如秦楚交战，宋牼说是不利，孟轲说是不义。义不义是居心，利不利是效果。《大学》既如此注重诚意，自然偏向居心一方面。所以《大学》的政治哲学说：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又说：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这种极端非功利派的政治论，根本只在要诚意。

《大学》论正心，与《中庸》大略相同。《大学》说：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大学》说的“正”，就是中庸说的“中”。但《中庸》的“和”，却是进一层说了。若如《大学》所说，心要无忿懥、无恐惧、无好乐、无忧患，岂不成了木石了。所以《中庸》只要喜怒哀乐发得“中节”，便算是和。喜怒哀乐本是人情，不能没有。只是平常的人往往太过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了。所以《中庸》说：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明行两字，今本皆倒置。今据北宋人引经文改正）

《中庸》的人生哲学只是要人喜怒哀乐皆无过无不及。譬如饮食，只是要学那“知味”的人适可而止，不当吃坏肚子，也不当打饿肚子。

第十章

孟子

孟子考

孟轲，驺人。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孟子的生死年岁，颇不易考定。据明人所纂《孟子谱》，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死于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年八十四。吕元善《圣门志》所记年与《孟子谱》同。此等书是否有根据，今不可知。但所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颇近理（臧庸作孟子年表以己意移前四年，似可不必）。近人考证孟子见梁惠王时当为惠王后元十五年左右。《史记》说在惠王三十五年，是不可信的。若孟子生在烈王四年（西历前372），则见惠王时年已五十余，故惠王称他为“叟”。至于他死的年，便不易定了。《孟子谱》所说，也还有理。若《孟子》书是他自己作的，则书中既称鲁平公的谥法，孟子定死在鲁平公之后。平公死在赧王十九年（通鉴作十八年），《孟子谱》说孟子死在赧王二十六年（西历前289），似乎相差不远。但恐《孟子》这书未必是他自己作的。

论性

孟子同时有几种论性的学说。《告子篇》说：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

孟子总答这三说道：

乃若其情（翟灏《孟子考异》引《四书辨疑》云：“下文二才字与此情字上下相应，情乃才字之误。”适按：孟子用情字与才字同义。告子篇“牛山之木”一章中云：“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才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又云：“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此岂人之情也哉。”可以为证），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蓗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这一段可算得孟子说性善的总论。《滕文公篇》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此可见性善论在孟子哲学中可算得中心问题。如今且仔细把他说性善的理论分条陈说如下：

一、人的本质是同善的。上文引孟子一段中的“才”便是材料的材。孟子叫作“性”的，只是人本来的质料，所以《孟子》书中“性”字、“才”字，“情”字可以互相通用（参看上节情字下的按语。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曰：“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又曰：“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情亦性也。”可供参证）。孟子的大旨只是说这天生的本质，含有善的“可能性”（可能性说见八篇末章）。如今先看这本质所含是哪几项善的可能性。

（一）人同具官能。第一项便是天生的官能。孟子以为无论何人的官能，都有根本相同的可能性。他说：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篇》）

（二）人同具“善端”。董仲舒说（引书同上）：“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这话说孟子的大旨很恰当。孟子说人性本有种种“善端”，有触即发，不待教育。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参看上文所引《告子篇》语。那段中，辞让之心，作恭敬之心，余皆同）。

（三）人同具良知良能。孟子的知识论全是“生知”（Knowledge a priori）一派。所以他说四端都是“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铄我也”。四端之中，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和恭敬之心，都近于感情的方面。至于是非之心，便近于知识的方面了。

孟子自己却不曾有这种分别。他似乎把四端包在“良知良能”之中；而“良知良能”却不止这四端。他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

“良”字有善义。孟子既然把一切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都认为“良”，所以他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离娄》）

以上所说三种（官能、善端及一切良知良能），都包含在孟子叫作“性”的里面。孟子以为这三种都有善的可能性，所以说性是善的。

二、人的不善都由于“不能尽其才”。人性既然是善的，一切不善的，自然都不是性的本质。孟子以为人性虽有种种善的可能性，但是人多不能使这些可能性充分发达。正如《中庸》所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天下人有几个这样“至诚”的圣人？因此便有许多人渐渐地把本来的善性湮没了，渐渐地变成恶人。并非性有善恶，只是因为人不能充分发达本来的善性，以致如此。所以他说：

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或相倍蓗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推原人所以“不能尽其才”的缘故，约有三种：（一）由于外力的影响。孟子说：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耰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告子》）

这种议论，认定外界境遇对于个人的影响，和当时的生物进化论（见第九篇）颇相符合。

（二）由于自暴自弃。外界的势力，还有时可以无害于本性。即举舜的一生为例：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尽心》）

但是人若自己暴弃自己的可能性，不肯向善，那就不可救了。所以他说：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离娄》）

又说：

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日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告子》）

（三）由于“以小害大以贱害贵”。还有一个“不得尽其才”的原因，是由于“养”得错了。孟子说：

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

哪一体是大的贵的？哪一体是小的贱的呢？孟子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

其实这种议论，大有流弊。人的心思并不是独立于耳目五官之外的。耳目五官不灵的，还有什么心思可说？中国古来的读书人的大病根正在专用记忆力，却不管别的官能。到后来只变成一班四肢不灵、五官不灵的废物！

以上说孟子论性善完了。

个人的位置

上章说，《大学》《中庸》的儒学已把个人位置抬高了，到了孟子更把个人看得十分重要。他信人性是善的，又以为人生都有良知良能和种种“善端”。所以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更看他论“浩然之气”：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公孙丑》）

又看他论“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

因为他把个人的人格，看得如此之重，因为他以为人性都是善的，所以他有一种平等主义。他说：

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

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离娄》）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滕文公》）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同上）

但他的平等主义，只是说人格平等，并不是说人的才智德行都平等。孟子很明白经济学上“公工”的道理。即如《滕文公篇》许行一章，说社会中“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说得何等明白！又如孟子的政治学说很带有民权的意味。他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种重民轻君的议论，也是从他的性善论上生出来的。

教育哲学

孟子的性善论，不但影响到他的人生观，并且大有影响于他的教育哲学。他的教育学说有三大要点，都于后世的教育学说大有关系。

（一）自动的。孟子深信人性本善，所以不主张被动的和逼迫的教育，只主张各人自动的教育。他说：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离娄》）

《公孙丑》篇论养气的一段，可以与此印证：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百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说“君子之所行教者五”，那第一种是“有如时雨化之者”。不耘苗也不好，揠苗也不好，最好是及时的雨露。

（二）养性的。人性既本来是善的，教育的宗旨只是要使这本来的善性充分发达。孟子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离娄》）

教育只是要保存这“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人性。《孟子》书中说此点最多，不用细举了。

（三）标准的。教育虽是自动的，却不可没有标准。孟子说：

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学者亦必至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告子》）

又说：

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废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

这标准的教育法，依孟子说来，是教育的捷径。他说：

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离娄》）

前人出了多少力，才造出这种种标准。我们用了这些标准，便可不劳而得前人的益处了。这是标准的教育法的原理。

政治哲学

孟子的政治哲学很带有尊重民权的意味，上文已略说过了。孟子的政治哲学与孔子的政治哲学有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孔子讲政治的中心学说是“政者，正也”，他的目的只要“正名”“正己”“正人”，以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的郅治。孟子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受了杨墨两家的影响（凡攻击某派最力的人，便是受那派影响最大的人。孟子攻杨墨最力，其实他受杨墨影响最大。荀子攻击辩者，其实他得辩者的影响很大。宋儒攻击佛家，其实若没有佛家，又哪有宋儒），故不但尊重个人，尊重百姓过于君主（这是老子、杨朱一派的影响。有这种无形的影响，故孟子的性善论遂趋于极端，遂成“万物皆备于我”的个人主义）；还要使百姓享受乐利（这是墨家的影响，孟子自不觉得）。孟子论政治不用孔子的“正”字，却用墨子的“利”字。但他又不肯公然用“利”字，故用“仁政”两字。他对当时的君主说道：“你好色也不妨，好货也不妨，好田猎也不妨，好游玩也不妨，好音乐也不妨。但是你好色时，须念中国有怨女旷夫；你好货时，须念中国中穷人的饥寒；你出去打猎、作乐游玩时，须念中国的百姓有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痛苦。总而言之，你须要能善推其所为，你须要行仁政。”这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点。这可不是孔子“正”字的政治哲学了。若用西方政治学的名词，我们可说孔子的，是“爸爸政策”（Paternalism或译父性政策）；孟子的，是“妈妈政策”（Maternalism或译母性政策）。爸爸政策要人正经规矩，要人有道德；妈妈政策要人快活安乐，要人享受幸福。故孟子所说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这一类“衣帛食肉”的政治，简直是妈妈的政治。这是孔子、孟子不同之处（孔子有时也说富民，孟子有时也说格君心。但这都不是他们最注意的）。后人不知道这个区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学说的进化，所以爸爸妈妈的分不清楚：一面说仁民爱物，一面又只知道正心诚意。这就是没有历史观念的大害了。

孟子的政治学说含有乐利主义的意味，这是万无可讳的。但他同时又极力把义利两字分得很严。他初见梁惠王，一开口便驳倒他的“利”字；他见宋牼，也劝他莫用“利”字来劝秦楚两国停战。细看这两章，可见孟子所攻击的“利”字只是自私自利的利。大概当时的君主官吏都是营私谋利的居多。这种为利主义，与利民主义绝相反对。故孟子说：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告子》）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

孟子所攻击的“利”，只是这种利。他所主张的“仁义”，只是最大多数的最大乐利。他所怕的是言利的结果必至于“上下交征利”；必至于“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到了“上下交征利”“怀利以相接”的地位，便要做出“率兽而食人”的政策了。所以孟子反对“利”的理由，还只是因为这种“利”究竟不是真利。

第十一章

荀子

荀子略传

荀子名况，字卿，赵人。曾游学于齐国，后来又游秦（《强国篇》应侯问入秦何见。按应侯作相当赵孝成王初年），又游赵[《议兵篇》孙卿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赵孝成王当西历前265至245年）]，末后到楚。那时春申君当国，使荀卿作兰陵令[此事据《史记·年表》在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春申君死后（前238），荀卿遂在兰陵住家，后来遂死在兰陵。

荀卿生死的年代，最难确定。请看王先谦《荀子集解》所录诸家的争论，便可见了。最可笑的是刘向的《孙卿书序》。刘向说荀卿曾与孙膑议兵。孙膑破魏在前三四一年。到春申君死时，荀卿至少是一百三四十岁了。又刘向与诸家都说荀卿当齐襄王时最为老师。襄王即位在前二八三年，距春申君死时，还有四十五年。荀卿死在春申君之后，大约在前二三〇年左右。即使他活了八十岁，也不能在齐襄王时便“最为老师”了。我看这种种错误纷争，都由于《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如今且把这一段《史记》抄在下面：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一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这段文字有两个易于误人之处：（一）荀卿“来游学于齐”以下，忽然夹入驺衍、驺奭、淳于髡三个人的事实，以致刘向误会了，以为荀卿五十岁游济，正在稷下诸先生正盛之时（刘向序上称“方齐宣王威王之时”，下称“是时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不知这一段不相干的事实，乃是上文论“齐有三驺子”一节的错简。本文当作“驺衍、田骈之属……”那些荒谬的古文家，不知这一篇《孟子荀卿列传》最多后人添插的材料（如末段记墨翟的二十四字文理不通，或是后人加入的），却极力夸许这篇文字，文字变化不测，突兀神奇还把他选来当古文读，说这是太史公的笔法，岂不可笑！（二）本文的“齐襄王时”四个字，当连上文，读“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那些荒谬的人，不通文法，把这四字连下文，读成“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不知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个“状时的读”；状时的读，与所状的本句，决不可用“而”字隔开，隔开便不通了。古人也知这一段可疑，于是把“年五十”改为“年十五”（谢堵校，依《风俗通》改如此）。不知本文说的“年五十始来游学”。这个“始”字含有来迟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决不必用“始”字了。

所以依我看来，荀卿游齐，大概在齐襄王之后，所以说他“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这文理很明显，并且与荀卿一生事迹都相合。如今且作一年表如下：

西历前 二六五至[前]二六〇[年]荀卿年五十游齐。

西历前 二六〇至[前]二五五[年]入秦，见秦昭王及应侯。

西历前 二六〇至[前]二五〇[年]游赵，见孝成王。

西历前 二五〇至[前]二三八[年]游楚，为兰陵令。

西历前 二三〇[年]左右，死于兰陵。

至于《盐铁论》所说，荀卿至李斯作丞相才死，那更不值得驳了（李斯作丞相在前213年。当齐襄王死后52年了）。

我这一段考据，似乎太繁了。我的本意只因为古人对于这个问题，不大讲究，所以不嫌说得详细些，要望学者读古书总须存个怀疑的念头，不要作古人的奴隶。

《荀子》

《汉书·艺文志》：《孙卿子》三十二篇，又有赋十篇。今年《荀子》三十二篇，连赋五篇、诗两篇在内。大概今本乃系后人杂凑成的。其中有许多篇，如《大略》《宥坐》《子道》《法行》等，全是东拉西扯拿来凑数的。还有许多篇的分段全无道理：如《非相》篇的后两章，全与“非相”无干；又如《天论》篇的末段，也和《天论》无干。又有许多篇，如今都在大戴小戴的书中（如《礼论》《乐论》《劝学》诸篇），或在《韩诗外传》之中，究竟不知是谁抄谁。大概《天论》《解蔽》《正名》《性恶》四篇全是荀卿的精华所在。其余的二十余篇，即使真不是他的，也无关紧要了。

荀子与诸子的关系

研究荀子学说的人，须要注意荀子和同时的各家学说都有关系。他的书中，有许多批评各家的话，都很有价值。如《天论》篇说：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同伸）。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宋子即宋钘。他说：“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为欲多。”荀卿似是说他只有见于少数人的情性，却不知多数人的情性。杨倞注似有误解之处）。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

又如《解蔽》篇说：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俗（杨云：俗当为欲）谓之，道尽嗛矣（杨云：嗛与慊同，快也）。由法谓之，道尽数矣。由势谓之，道尽便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

谓之，道尽因矣。

又《非十二子》篇论它嚣、魏牟“纵情性，安恣睢，禽兽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陈仲、史鳅“忍情性，綦谿利忮，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墨翟、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下修”王念孙校当作“不循”似是），……不足以经国定分”。惠施、邓析“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王校惠当作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远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韩诗外传》无子思、孟子二人）。

此外尚有《富国》篇和《乐论》篇驳墨子的节用论和非乐论；又有《正论》篇驳宋子的学说；又有《性恶》篇驳孟子的性善论；又《正名》篇中驳“杀盗非杀人也”诸说。

这可见荀子学问很博，曾研究同时诸家的学说。因为他这样博学，所以他的学说能在儒家中别开生面，独创一种很激烈的学派。

[参考书]

《荀子》注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最佳。顷见日本久保爱之《荀子增注》，注虽不佳，而所用校勘之宋本、元本，颇足供参证。

天与性

论天

荀子批评庄子的哲学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这两句话不但是庄子哲学的正确评判，并且是荀子自己的哲学的紧要关键。庄子把天道看得太重了，所以生出种种的安命主义和守旧主义（说详第九篇）。荀子对于这种学说，遂发生一种激烈的反响。他说：“惟圣人为不求知天。”（《天论》）又说：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天论》）

这是儒家本来的人事主义和孔子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同一精神。即如“道”字，老子庄子都解作那无所不在、无时不存的天道；荀子却说：

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此依宋本）

又说：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君道》）

所以荀子的哲学全无庄子一派的神秘气味。他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从王念孙校），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为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天论》）

荀子在儒家中最为特出，正因为他能用老子一般人的“无意志的天”，来改正儒家墨家的“赏善罚恶”有意志的天；同时却又能免去老子、庄子天道观念的安命守旧种种恶果。

荀子的“天论”，不但要人不与天争职，不但要人能与天地参，还要人征服天行以为人用。他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裁之？（王念孙云：依韵，制之当作裁之。适案依杨注，疑当作“制裁之”涉下误脱耳）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

这竟是培根的“戡天主义”（Conquest of Nature）了。

论物类变化

荀卿的“戡天主义”，却和近世科学家的“戡天主义”不大相同。荀卿只要裁制已成之物，以为人用，却不耐烦做科学家“思物而物之”的工夫（下物字是动词，与《公孙龙子·名实论》“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的下两物字同义。皆有“比类”的意思。物字可作“比类”解，说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物字条）。荀卿对于当时的科学家，很不满意。所以他说：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儒效》）

充虚之相施易（施同移），坚白同异之相分隔，正是当时科学家的话。荀子对于这一派人屡加攻击。这都由于他的极端短见的功用主义，所以有这种反对科学的态度。

他对于当时的生物进化的理论，也不赞成。我们曾说过，当时的生物进化论的大旨是“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荀子所说，恰与此说相反。他说：

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非相》）（《韩诗外传》无度字，王校从之）。

杨倞注此段最妙，他说：

类，种类，谓若牛马也。……言种类不乖悖，虽久而理同。今之牛马与古不殊，何至人而独异哉？

这几句话便把古代万物同由种子以不同形递相进化的妙论，轻轻地推翻了。《正名》篇说：

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为是行为之为）。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

荀子所注意的变化，只是个体的变迁，如蚕化为茧，再化为蛾，这种“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的现象，叫作“化”。化来化去只是一物，故说“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既然只是一物，可见一切变化只限于本身，决无万物“以不同形相禅”的道理。

如此看来，荀子是不主张进化论的。他说：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非相》）

这就是上文所说“古今一度也”之理。他又说：

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今本作“以其治乱者异道”。王校云：“《韩诗外传》正作“其所以治乱异道”。今从王校改）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其所见焉，犹可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传也？妄人者，门庭之间，犹可诬欺也，而况于千世之上乎？（《非相》）

这竟是痛骂那些主张历史进化论的人了。

法后王

荀卿虽不认历史进化古今治乱异道之说，他却反对儒家“法先王”之说。他说：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曰（曰字上旧有故字，今依王校删）：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教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非相》）

但是他要“法后王”，并不是因为后王胜过先王，不过是因为上古的制度文物都不可考，不如后王的制度文物“粲然”可考。所以说：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久故也（察也下旧有“非无善政也”五字，此盖涉上文而衍，今删去）。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愚者闻其略而不知详，闻其细（旧作详，今依外传改）而不知其大也，故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非相》）

论性

荀子论天，极力推开天道，注重人治。荀子论性，也极力压倒天性，注重人为。他的天论是对庄子发的，他的性论是对孟子发的。孟子说人性是善的（说见第十篇），荀子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

这是荀子性恶论的大旨。如今且先看什么叫作“性”，什么叫作“伪”。荀子说：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性恶》）

又说：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

依这几条界说看来，性只是天生成的，伪只是人力做的（“伪”字本训“人为”）。后来的儒者读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把“伪”字看作真伪的伪，便大骂荀卿，不肯再往下读了。所以荀卿受了许多冤枉。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家都崇拜“天然”过于“人为”。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如此。大家都以为凡是“天然的”，都比“人为的”好。后来渐渐地把一切“天然的”都看作“真的”，一切“人为的”都看作“假的”。所以后来“真”字竟可代“天”字（例如《庄子·大宗师》：“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以真对人，犹以天对人也。又此篇屡用“真人”皆作“不然的人”解。如曰“不以心楫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又“而况其真乎？”郭注曰：“夫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者也。”此更明显矣）。而“伪”字竟变成“譌”字（《广雅释诂》二：“伪，为也。”《诗·免爱》“尚无造”，笺云：“造，伪也。”此伪字本义）。独有荀子极力反对这种崇拜天然的学说，以为“人为的”比“天然的”更好。所以他的性论，说性是恶的，一切善都是人为的结果。这样推崇“人为”过于“天然”，乃是荀子哲学的一大特色。

如今且看荀子的性恶论有何根据？他说：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是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

这是说人的天性有种种情欲，若顺着情欲做去，定做出恶事来。可见得人性本恶。因为人性本恶，故必须有礼义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方可以为善。可见人的善行，全靠人为。故又说：

故枸木必将待櫽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兴圣王贵礼义矣。故櫽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性恶》）

这是说人所以必须君上礼义，正是性恶之证。

孟子把“性”字来包含一切“善端”，如恻隐之心之类，故说性是善的。荀子把“性”来包含一切“恶端”，如好利之心，耳目之欲之类，故说性是恶的。这都由于根本观点不同之故。孟子又以为人性含有“良知良能”，故说性善。荀子又不认此说。他说人人虽有一种“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此即吾所谓“可能性”），但是“可以知”未必就知，“可以能”未必就能。故说：

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为“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性恶》）

例如“目可以见，耳可以听”。但是“可以见”未必就能见得“明”，“可以听”未必就能听得“聪”。这都是驳孟子“良知良能”之说。依此说来，荀子虽说性恶，其实是说性可善可恶。

教育学说

孟子说性善，故他的教育学说偏重“自得”一方面。荀子说性恶，故他的教育学说趋向“积善”一方面。他说：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儒效》）

荀子书中说这“积”字最多。因为人性只有一些“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正如一张白纸，本来没有什么东西，所以须要一点一滴的“积”起来，才可以有学问，才可以有道德。所以荀子的教育学说只是要人积善。他说：“学不可以已”（《劝学》），又说：“骐骥一跃，不能千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劝学》）

荀子的教育学说以为学问须要变化气质，增益身心。不能如此，不足为学。他说：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劝学》）

又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已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儒效》）

这是荀子的知行合一说。

礼乐

荀子的礼论乐论只是他的广义的教育学说。荀子以为人性恶，故不能不用礼义音乐来涵养节制人的情欲。看他的《礼论篇》道：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杨注：屈，竭也）。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富国篇》说政治社会的原起，与此相同：

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性也。皆有所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上，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言人人须百技所成。杨注以一人为君上，大误）。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聘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礼只是一个“分”字；所以要“分”，只是由于人生有欲，无分必争。《乐论篇》说：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此四字旧作“而人之道”，今依《礼记》改）。故人不能无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故乐者，治

人之盛者也（此节诸道字，除第一道字外，皆通导）。

荀子的意思只为人是生来就有情欲的，故要作礼制，使情欲有一定的范围，不致有争夺之患；人又是生来爱快乐的，故要作正当的音乐，使人有正当的娱乐，不致流于淫乱。这是儒家所同有的议论。但是荀子是主张性恶的。性恶论的自然结果，当主张用严刑重罚来压制人的天性。荀子虽自己主张礼义师法，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却老老实实地主张用刑法治国了。

第十二章

古代哲学的终局

前三世纪之思潮

西历前四世纪（前400年到301年。安王二年至赧王十四年）和前三世纪的前七十年（前300年至230年。周赧王十五年至秦始皇十七年），乃是中国古代哲学极盛的时代。我们已讲过“别墨”、惠施、公孙龙、孟子、庄子、荀子的哲学了。但是除了这几个重要学派以外，还有许多小学派发生于前四世纪的下半和前三世纪的上半。因为这几家学派成熟的时期大概多在前三世纪的初年，故统称为“前三世纪的思潮”。这一篇所说，以各家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为主脑。

慎到、彭蒙、田骈

据《史记》，慎到是赵国人，田骈是齐国人。《史记》又屡说：“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孟子荀卿列传》及《田完世家》）似乎慎到、田骈的年代大概相去不远。《庄子·天下篇》说田骈学于彭蒙。《尹文子》下篇记田子、宋子、彭蒙问答一段，又似乎田骈是彭蒙之师。但道藏本的《尹文子》无此段，或是后人加入的。大概我们还应该根据《天下篇》，说慎到稍在前，彭蒙次之，田骈最后。他们的时代大概当前三世纪初年。《汉书·艺文志》有《慎子》四十二篇，《田子》二十五篇，今多不传。《慎子》唯存佚文若干条，后人集成《慎子》五篇《汉书》云：“慎子先申韩，申韩称之。”此言甚谬。（慎子在申子后）。

《庄子·天下篇》说：

彭蒙、田骈、慎到……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道通导字）。

这种根本观念，与《庄子·齐物论》相同。“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象虽大，蚂蚁虽小，各有适宜的境地，故说万物平等。齐物论只是认明万物之不齐，方可说齐。万物即各有个性的不齐，故说选择不能遍及，教育不能周到，只到因万物的自然，或者还可以不致有遗漏。“道”即是因势利导。故下文接着说：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郭注：“泠汰犹听放也。”郭说似是。泠汰犹今人说冷淡）。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捖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

“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椎拍輐断，与物宛转”，即是上文“道”字的意思。庄子所说的“因”，也是此理。下文又申说这个道理：

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一段全是说“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的道理。老子说的“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即是这个道理。老子要人做一个“顽似鄙”的“愚人”。慎到更进一层，要人做土块一般的“无知之物”。

如今所传的《慎子》五篇，及诸书所引，也有许多议论可说明《天下篇》所说。上文说：“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反过来说，凡有知之物，不能尽去主观的私见，不能不用一己的小聪明，故动静定不能不离于理。这个观念用于政治哲学上，便主张废去主观的私意，建立物观的标准。《慎子》说：

措钧石，使禹察之，不能识也。悬于权衡，则厘发识矣。

权衡钧石都是“无物之物”，但这种无知的物观标准，辨别轻重的能力，比有知的人还高千百倍。所以说：

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这是主张“法治”的一种理由。孟子说过：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孟子又说：

“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皆见《离娄篇》）

孟子所说的“法”，还只是一种标准模范，还只是“先王之法”。当时的思想界，受了墨家“法”的观念的影响，都承认治国不可不用一种“标准法”。儒家的孟子主张用“先王之法”，荀子主张用“圣王为师”，这都是“法”字模范的本义。慎子的“法治主义”，便比儒家进一层了。慎子所说的“法”，不是先王的旧法，乃是“诛赏予夺”的标准法。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指出“法”的客观性。这种客观的标准，如钧石权衡，因为是“无知之物”，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不但如此，人治的赏罚，无论如何精明公正，总不能使人无德无怨。这就是“建己之患，用知之累”。若用客观的标准，便可免去这个害处。《慎子》说：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

这是说人治“以心裁轻重”的害处。《慎子》又说：

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此所以塞愿望也。

这是说客观的法度可以免“以心裁轻重”的大害。此处慎子用钩策比“法”，说法之客观性最明白。此可见中国法治主义的第一个目的只要免去专制的人治“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的种种祸害。此处慎到虽只为君主设想，其实是为臣民设想，不过他不敢说明罢了。儒家虽也有讲到“法”字的，但总脱不了人治的观念，总以为“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语，见《离娄篇》）慎到的法治主义首先要去掉“建己之患，用知之累”：这才是纯粹的法治主义。

慎到的哲学根本观念——“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己”——有两种结果：第一是用无知的法治代有知的人治，这是上文所说过了的。第二是因势主义。《天下篇》说：“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慎子也说：

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即《天下篇》之“道”化即《天下篇》之“教”）。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人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这是老子杨朱一支的嫡派。老子说为治须要无为无事。杨朱说人人都有“存我”的天性，但使人人不拔一毛，则天下自然太平了。慎到说的“自为”，即是杨朱说的“存我”。此处说的“因”，只是要因势利用人人的“自为”心（此说后来《淮南子》发挥得最好。看本书中卷论《淮南子》）。凡根据于天道自然的哲学，多趋于这个观念。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所说的“自为”观念（参看亚丹斯密《原富》部甲第二篇），便是这个道理。

上文引《天下篇》说慎到的哲学道，“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远，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这也是说顺着自然的趋势。慎到因势主义，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上文说的“因人之情”；一种是他的“势位”观念。《韩非子·难势篇》引慎子道：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适按服字下之于字系衍文，后人不通文法，依上句妄加者也），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则势位足以任贤者也。”

这个观念，在古代政治思想发达史上很是重要的。儒家始终脱不了人治的观念，正因为他们不能把政权与君主分开来看，故说：“徒法不能以自行。”又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他们不知道法的自身虽不能施行，但行法的并不必是君主乃是政权，乃是“势位”。知道行政法所靠的是政权，不是圣君明主，这便是推翻人治主义的第一步。慎子的意思要使政权（势位）全在法度，使君主“弃知去己”，做一种“虚君立宪”制度。君主成了“虚君”，故不必一定要有贤智的君主。荀子批评慎子的哲学，说他“蔽于法而不知贤”，又说“由法谓之，道尽数矣”。（《解蔽篇》）不知这正是慎子的长处。

以上说慎到的哲学。《天下篇》说田骈、彭蒙的哲学与慎到大旨相同，都以为“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这就是上文“齐万物以为首”的意思。

宋钘、尹文

宋钘，又作宋牼，大概与孟子同时。尹文曾说齐湣王（见《吕氏春秋·正名篇》。又见《说苑》《汉书·艺文志》作说齐宣王），大概死在孟子之后，若作西历计算，宋钘是纪元前三六〇至二九〇年，尹文是纪元前三五〇至二七〇年。

《汉书·艺文志》有宋子十八篇，列在小说家；《尹文子》一篇，列在名家。今《宋子》已不传了。现行之《尹文子》有上下两篇。

《庄子·天下篇》论宋钘、尹文道：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白，《释文》云，或作任）。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

这一派人的学说与上文慎到、田骈一派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慎到一派“齐万物以为道”，宋钘、尹文一派“接万物以别宥为始”。齐万物是要把万物看作平等，无论他“有所可，有所不可”，只是听其自然。“别宥”便不同了。宥与囿通。《吕氏春秋·去宥篇》说：“夫人有所宥者，因以昼为昏，以白为黑。……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别宥只是要把一切蔽囿心思的物事都辨别得分明。故慎到一派主张无知，主张“莫之是，莫之非”；宋钘、尹文一派主张心理的研究，主张正名检形，明定名分。

《尹文子》也有“禁暴息兵，救世之斗”的话。《孟子》记宋牼要到楚国去劝秦楚停战。这都与《天下篇》相印证。《孟子》又说宋牼游说劝和的大旨是“将言其不利”。这个正与墨家非攻的议论相同。《天下篇》说宋钘、尹文“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此亦与慎到“自为”主义不同），又说：“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这都是墨家“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精神。因此我疑心宋钘、尹文一派是墨家的一支，稍偏于“宗教的墨学”一方面，故不与“科学的别墨”同派。若此说是真的，那么今本《尹文子》中“大道治者，则儒墨名法自废；以儒墨名法治者，则不得离道”等句，都是后人加入的了（《荀子·非十二子篇》也以墨翟、宋钘并称）。

“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乃是老子、墨子的遗风。老子的“不争”主义，即含有此意。墨子也有此意。《耕柱篇》说：

子墨子曰：“君子不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

但宋钘的“见侮不辱”说，乃是从心理一方面着想的，比老子、墨子都更进一层。《荀子·正论篇》述宋子的学说道：

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正名篇》亦言：“见侮不辱”）。

宋子的意思只要人知道“见侮”不是可耻的事，便不至于争斗了（娄师德的“唾面自干”便是这个道理）。譬如人骂你“猪狗”，你便大怒；然而你的老子对人称你为“豚儿”，为“犬子”，何以不生气呢？你若能把人骂你用的“猪狗”看作“豚儿”之豚，“犬子”之犬，那便是做到“见侮不辱”的地位了。

宋子还有一个学说，说人的性情是爱少不爱多的，是爱冷淡不爱浓挚的。《庄子·天下篇》称为“情欲寡浅”说（欲是动词，即“要”字）。《荀子·正论篇》说：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欲是动词）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正名篇》亦有“情欲寡”句）。

这种学说大概是针对当时的“杨朱主义”（纵欲主义）而发的。宋子要人寡欲，因说人的情欲本来是要“寡浅”的，故节欲与寡欲并不是逆天拂性，乃是顺理复性。这种学说正如儒家的孟子一派要人为善，遂说性本是善的。同是偏执之见（看《荀子》的《驳论》）。但宋钘、尹文都是能实行这个主义的，看《天下篇》所说，便可见了。

尹文的学说，据现有的《尹文子》看来，可算得当时一派重要学说。尹文是中国古代一个法理学大家。中国古代的法理学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学的结果。老子主张无为，孔子也说无为，但他却先要“正名”，等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地位，方可以“无为而治”了。孔子的正名主义已含有后来法理学的种子。看他说不正名之害可使“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便可见名与法的关系。后来墨家说“法”的观念，发挥得最明白。墨家说“名”与“实”的关系也说得最详细。尹文的法理学的大旨在于说明“名”与“法”的关系。《尹文子》说：

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故必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疑当作“名以检事，事以正名”）……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凶愚，命恶者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在我。……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

这是尹文的法理学的根本观念。大旨分为三层说：一是形，二是名，三是分。形即是“实”，即是一切事物。一切形都有名称，名须与实相应，故说：“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尹文的名学好像最力于儒家的正名主义，故主张名称中须含有褒贬之意，所以说：“善名命善，恶名命恶，……使善恶尽（疑当作画）然有分。”这完全是寓褒贬，别善恶，明贵贱之意。命名既正当了，自然会引起人心对于一切善恶的正当反动。这种心理的反动，这种人心对于事物的态度，便叫作“分”。例如我好好色而恶恶臭，爱白而憎黑：好色、恶臭、白、黑是名；好、恶、爱、憎是分。名是根据于事物的性质而定的，故说“名宜属彼”。分是种种名所引起的态度，故说“分宜属我”。有什么名，就该引起什么分。名不正，则分不正。例如匈奴子娶父妻，不以为怪；中国人称此为“烝”，为“乱伦”，就觉得是一桩大罪恶。这是因为“烝”与“乱伦”二名都能引起一种罪恶的观念。又如中国妇女缠足，从前以为“美”，故父母狠起心肠来替女儿裹足，女儿也忍着痛苦要有这种“美”的小脚。现今的人说小脚是“野蛮”，缠足是“残忍非人道”，于是缠足的都要放了，没有缠的也不再缠了。这都因为“美”的名可引起人的羡慕心，“野蛮”“残忍”的名可引起人的厌恶心。名一变，分也变了。正名的宗旨只是要“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只是要善名发生羡慕爱做的态度，恶名发生厌恶不肯做的态度。故说“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

以上所说，尹文的法理学与儒家的正名主义毫无分别。但儒家如孔子想用“春秋笔法”来正名，如荀卿想用国家威权来制名，多不主张用法律。尹文便不同了。《尹文子》道：

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以万事皆归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从纯粹儒家的名学一变遂成纯粹的法治主义。这是中国法理学史的一大进步，又可见学术思想传授沿革的线索最不易寻，绝非如刘歆、班固之流划分做六艺九流就可完事了的。

许行、陈相、陈仲

当时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最为切要，故当时的学者没有一人不注意这些问题的。内中有一派，可用许行作代表。许行和孟子同时。《孟子·滕文公篇》说：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这是很激烈的无政府主义。《汉书·艺文志》论“农家”，也说他们“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大概这一派的主张有三端：第一，人人自食其力，无有贵贱上下，人人都该劳动。故许行之徒自己织席子，打草鞋，种田；又主张使君主与百姓“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第二，他们主张一种互助的社会生活。他们虽以农业为主，但并不要废去他种营业。陈相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因此，他们只要用自己劳动的产品与他人交易，如用米换衣服、锅、甑、农具之类。因为是大家共同互助的社会，故谁也不想赚谁的钱，都以互相辅助，互相供给为目的。因此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

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屦大小同，则价相若。

因为这是互助的社会，故商业的目的不在赚利益，乃在供社会的需要。孟子不懂这个道理，故所驳全无精彩。如陈相明说“屦大小同，则价相若”，这是说屦的大小若相同，则价也相同；并不是说大屦与小屦同价。孟子却说：“巨屦小屦同价，人岂为之哉”；这竟是“无的放矢”的驳论了。第三，因为他们主张互助的社会，故他们主张不用政府。《汉书》所说“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孟子》所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都是主张社会以互助为治，不用政府。若有政府，便有仓廪府库，便是“厉民而以自养”，失了“互助”的原意了[这种主义，与近人托尔斯泰（Tolstoy）所主张最近]。

以上三端，可称为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只可惜许行、陈相都无书籍传下来，遂使这一学派湮没至今。《汉书·艺文志》记“农家”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及他书若干种，序曰：

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却不知序中所称“鄙者”，正是这一派的正宗。这又可见《艺文志》分别九流的荒谬了（参看江瑔：《读子卮言》第十六章《论农家》）。

陈仲子（也称田仲。田、陈古同音），也是孟子同时的人。据《孟子》所说：

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种。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于陵。

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丼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彼身织屦，妻辟鲈以易之。

陈仲这种行为，与许行之徒主张自食其力的，毫无分别。《韩非子》也称陈仲“不恃仰人而食”。可与《孟子》所说互相证明。《荀子·非十二子篇》说陈仲一般人“忍情性，綦谿利歧，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这一种人是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故有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战国策》记赵威后问齐王的使者道：

于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这可见陈仲虽不曾明白主张无政府，其实也是一个无政府的人了。

驺衍

驺衍，齐人。《史记》说他到梁时，梁惠王郊迎；到赵时，平原君“侧行襒席”；到燕时，燕昭王“拥彗先驱”。这几句话很不可靠。平原君死于西历前二五一年，梁惠王死于前三一九年（此据《纪年》，若据《史记》，则在前335年），梁惠王死时，平原君还没有生呢。《平原君传》说驺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前257年），那时梁惠王已死六十二年了（若依《史记》，则那时惠王已死了78年），燕昭王已死二十二年了。《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有驺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一段，那一段似乎不是假造的。依此看来，驺衍大概与公孙龙同时，在本章所说诸人中，要算最后的了（《史记》亦说衍后孟子）。

《汉书·艺文志》有《驺子》四十九篇，又《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如今都不传了。只有《史记·孟荀列传》插入一段，颇有副料的价值。《史记》说：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这是驺衍的方法。这方法其实只是一种“类推”法。再看这方法的应用：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驺衍这个方法，全是由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用这方法稍不小心便有大害。驺衍用到历史、地理两种科学，更不合宜了。历史全靠事实，地理全靠实际观察调查，驺衍却用“推而远之”的方法，以为“想来大概如此”，岂非大错？《史记》又说：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这是阴阳家的学说。大概当时的历史进化的观念已很通行。但当时的科学根据还不充足，故把历史的进化看作了一种终始循环的变迁。驺衍一派又附会五行之说，以为五行相生相胜，演出“五德转移”的学说。《墨辩·经下》说：

五行无常胜说在宜。《说》曰：五合水土火，火离然（五当作互）。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道藏本，吴抄本作木），木离木。

此条有脱误，不可全懂。但看那可懂的几句，可知这一条是攻击当时的“五行相胜”说的。五行之说大概起于儒家，《荀子·非十二子篇》说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可以为证。驺衍用历史附会五德，于是阴阳五行之说遂成重要学说。到了汉朝这一派更盛。从此儒家遂成“道士的儒学”了。

驺衍的地理学虽是荒诞，却有很大胆的思想。《史记》说他：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稗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乃为一洲。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这种地理，虽是悬空理想，但很可表示当时理想的大胆，比那些人认中国为“天下”的，可算得高十百倍了！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集解》引刘向《别录》有驺衍论《辩》一节，似乎不是汉人假造的。今引如下：

驺子曰：……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故胜者不失其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辩可为也。及至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不能无害君子。

这全是儒家的口吻，与荀子论“辩”的话相同。

〔参考书〕

马骑：《绎史》卷一百十九。

所谓法家

论“法家”之名

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读了上章的人当知道慎到属于老子、杨朱、庄子一系；尹文的人生哲学近于墨家，他的名学纯粹是儒家。又当知道孔子的正名论，老子的天道论，墨家的法的观念，都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观念。故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中国法理学当西历前三世纪时，最为发达，故有许多人附会古代有名的政治家如管仲、商鞅、申不害之流，造出许多讲法治的书。后人没有历史眼光，遂把一切讲法治的书统称为“法家”，其实是错的。但法家之名，沿用已久了，故现在也用此名。但本章所讲，注重中国古代法理学说，并不限于《汉书·艺文志》所谓“法家”。

所谓“法家”的人物及其书

一、管仲与《管子》。管仲在老子、孔子之前。他的书大概是前三世纪的人假造的，其后又被人加人许多不相干的材料。但此书有许多议论可作前三世纪史料的参考。

二、申不害与《申子》。申不害曾作韩昭侯的国相。昭侯在位当西历前三五八至前三三三年。大概申不害在肖时是一个大政治家。（《韩非子》屡称申子。《荀子·解蔽篇》也说：“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由势谓之，道尽便矣。”）《韩非子·定法篇》说：“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又说：“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顾千里校疑当作17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依此看来，申不害虽是一个有手段（所谓术也）的政治家，却不是主张法治主义的人。今《申子》书已不传了。诸书所引佚文，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置法而不变”等语，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三、商鞅与《商君书》。卫人公孙鞅于西历前三六一年入秦，见孝公，劝他变法。孝公用他的话，定变法之令，“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史记》云：“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与此互相印证）。赏厚而信，刑重而必”（《韩非子·定法篇》）。公孙鞅的政策只是用赏罚来提倡实业，提倡武力（《史记》所谓“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是也）。这种政策功效极大，秦国渐渐富强，立下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公孙鞅后封列侯，号商君，但他变法时结怨甚多，故孝公一死，商君遂遭车裂之刑而死（西历前338年）。商君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用严刑重赏来治国。故他立法：“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篇》）。又“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新序）。这不过是注重刑赏的政策，与法理学没有关系。今世所传《商君书》二十四篇（《汉书》作二十九篇），乃是商君死后的人所假造的书。如《徕民篇》说：“自魏襄以来，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魏襄王死在西历前二九六年，商君已死四十二年，如何能知他的谥法呢？《徕民篇》又称“长平之胜”，此事在前二六〇年，商君已死七十八年了。书中又屡称秦王。秦称王在商君死后十余年。此皆可证《商君书》是假书。商君是一个实行的政治家，没有法理学的书。

以上三种都是假书，况且这三个人都不配称为“法家”。这一流的人物——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但申不害与商君同时，皆当前四世纪的中叶。他们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故发生一种思想上的影响。有了他们那种用刑罚的政治，方有学理的“法家”。正如先有农业，方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品，方有美学。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且说那些学理的“法家”和他们的书：

四、慎到与《慎子》。见上章。

五、尹文与《尹文子》。见上章。（《汉书·艺文志》尹文在“名家”是错的。）

六、尸佼与《尸子》。尸佼，楚人。（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集解》引刘向《别录》。班固以佼为鲁人，鲁灭于楚，鲁亦楚也，或作晋人，非）。古说相传，尸佼曾为商君之客；商君死，尸佼逃入蜀（《汉书·艺文志）。《尸子》书二十卷，向来列在“杂家”。今原书已亡，但有从各书里辑成的《尸子》两种（一为孙星衍的，一为汪继培的。汪辑最好）。据这些引语看来，尸佼是一个儒家的后辈，但他也有许多法理的学说，故我把他排在这里。即使这些话不真是尸佼的，也可以代表当时的一派法理学者。

七、韩非与《韩非子》。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同受学于荀卿。当时韩国削弱，韩非发愤著书，攻击当时政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因主张极端的“功用”主义，要国家变法，重刑罚，去无用的蠢虫，韩王不能用。后来秦始皇见韩非的书，想收用他，遂急攻韩。韩王使韩非入秦说存韩的利益。（按《史记》所说。李斯劝秦王急攻韩欲得韩非，似乎不可信。李斯既举荐韩非，何以后来又杀害他。大概韩王遣韩非入秦说秦王存韩，是事实。但秦攻韩未必是李斯的主意。）秦王不能用，后因李斯、姚贾的谗言，遂收韩非下狱。李斯使人送药与韩非，叫他自杀。韩非遂死狱中，时为西历前二三三年。

《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五十五篇。今本也有五十五篇。但其中很多不可靠的。如《初见秦篇》乃是张仪说秦王的话，所以劝秦王攻韩。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岂有如此不爱国的道理？况且第二篇是《存韩》。既劝秦王攻韩，又劝他存韩，是决无之事。第六篇《有度》，说荆、齐、燕、魏四国之亡。韩非死时，六国都不曾亡。齐亡最后，那时韩非已死十二年了。可见《韩非子》绝非原本，其中定多后人加入的东西。依我看来，《韩非子》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其余都是加入的。那可靠的诸篇如下：《显学》《五蠢》《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此外，如《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虽是司马迁所举的篇名，但是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如所举《庄子》《渔父》《盗跖》诸篇，皆为伪作无疑）。我们所定这几篇，大都以学说内容为根据。大概《解老》《喻老》诸篇，另是一人所作。《主道》《扬榷》（今作扬权，此从顾千里校）诸篇，又另是一派“法家”所作。《外储说·左上》似乎还有一部分可取。其余的更不可深信了。

法

按《说文》：“灋，㓝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象形）。法，今文省。佱，古文。”据我个人的意见看来，大概古时有两个“法”字。一个作“佱”，从亼从正，是模范之法。一个作“灋”，《说文》云：“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是刑罚之法。这两个意义都很古，比较看来，似乎模范的“佱”更古。《尚书·吕刑》说：“苗民弗用灵，制以㓝，惟作五虐之㓝，曰法。”如此说可信，是罚刑的“灋”字乃是后来才从苗民输入中国本部的。灋字从廌从去，用廌兽断狱，大似初民状态，或本是苗民的风俗，也未可知。大概古人用法字，起初多含模范之义。《易·蒙》“初六”云：“发蒙利用㓝人，用说。（句）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㓝人，以正法也。”此明说“用人”即是“用正法”。“㓝”是㓝范，“法”是模范，“以”即是用。古人把“用说桎梏以往”六字连读，把言说的说解作脱字，便错了。又《系辞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法字正作模范解。（孔颖达《正义》：“垂为模范，故云谓之法”）又如《墨子·法仪篇》云：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四者为法。

这是标准模范的“法”（参看《天志·上、中、下》，及《管子·七法篇》）。到了墨家的后辈，“法”字的意义讲得更明白了。《墨辩·经上》说：

法，所若而然也。佴，所然也。《经说》曰：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

佴字，《尔雅·释言》云：“贰也。”郭注：“佴次为副贰。”《周礼》：“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之贰。”郑注：“贰，副也。”我们叫抄本做“副本”，即是此意。譬如摹拓碑帖，原碑是“法”，拓本是“佴”，是“副”。墨家论法，有三种意义：

（一）一切模范都是法（如上文所引《法仪篇》）。

（二）物事的共相可用物事的类名作代表的，也是法。

（三）国家所用来齐一百姓的法度也是法，如上文所引《墨辩》“佴所然也者，民若法也”的话，便是指这一种齐一百姓的法度。荀子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天论篇》）墨子的“尚同主义”要“壹同天下之义”，使“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故荀子说他偏重“齐”字，却忘了“畸”字，畸即是不齐。后来“别墨”论“法”字，要使依法做去的人都有一致的行动，如同一块碑上摹下来的拓本一般；要使守法的百姓都如同法的“佴”。这种观念正与墨子的尚同主义相同，不过墨子的尚同主义含有宗教的性质，别墨论法便没有这种迷信了。

上文所引《墨辩》论“法”字，已把“法”的意义推广，把灋佱两个字合成一个字。《易经·噬嗑卦象传》说：“先王以明罚饬法。”法与刑罚还是两事。大概到了“别墨”时代（四世纪中叶以后），法字方包括模范标准的意义和刑律的意义。如《尹文子》说：

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

《尹文子》的法理学很受儒家的影响（说见上章），故他的第一种“法”，即是不变之法，近于儒家所谓天经地义。第二种“齐俗之法”指一切经验所得或科学研究所得的通则，如“火必热”“圆无直”（皆见《墨辩》）等等。第三种是刑赏的法律，后人用“法”字单指这第三种（佛家所谓法，[达摩]不在此例）。第四种“平准之法”乃佱字本义，无论儒家、墨家、道家，都早承认这种标准的法（看《孟子·离娄篇》《荀子·正名篇》《墨子·法仪》《天志》等篇及《管子·七法篇》《慎子》《尹文子》等书）。当时的法理学家所主张的“法”，乃是第三种“治众之法”。他们的意思只是要使刑赏之法，也要有律度权衡那样的公正无私、明确有效（看上章论慎到、尹文）。故《韩非子·定法篇》说：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又《韩非子·难三篇》说：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又《慎子》佚文说：

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见马骕：《绎史》百十九卷所辑）。

这几条界说，讲“法”字最明白。当时所谓“法”，有这几种性质：（一）是成文的（编著之图籍）；（二）是公布的（布之于百姓）；（三）是一致的（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四）是有刑赏辅助施行的功效的（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于奸令）。

“法”的哲学

以上述“法”字意义变迁的历史，即是“法”的观念进化的小史。如今且说中国古代法理学（法的哲学）的几个基本观念。

要讲法的哲学，先须要说明几件事。第一，千万不可把“刑罚”和“法”混作一件事。刑罚是从古以来就有了的，“法”的观念是战国末年方发生的。古人早有刑罚，但刑罚并不能算是法理学家所称的“法”。譬如，现在内地乡人捉住了做贼的人便用私刑拷打；又如，那些武人随意枪毙人，这都是用刑罚，却不是用“法”。第二，须知中国古代的成文的公布的法令，是经过了许多反对，方渐渐产生的。春秋时的人不明“成文公布法”的功用，以为刑律是愈秘密愈妙，不该把来宣告国人。这是古代专制政体的遗毒。虽有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遗毒的势力。所以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昭六年，西历前536年），晋国叔向写信与子产道：

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后二十几年（昭二十九年。前513年），叔向自己的母国也作刑鼎，把范宣子所作刑书铸在鼎上。那时孔子也极不赞成，他说：

晋其亡乎！失其度矣。……民在鼎矣，何以尊贵？（尊字是动词，贵是名词）。贵何业之守？……

这两句话很有趣味。就此可见刑律在当时，都在“贵族”的掌握。孔子恐怕有了公布的刑书，贵族便失了他们掌管刑律的“业”了。那时法治主义的幼稚，看此两事，可以想见。后来公布的成文法渐渐增加，如郑国既铸刑书，后来又采用邓析的竹刑。铁铸的刑书是很笨的，到了竹刑更方便了。公布的成文法既多，法理学说遂渐渐发生。这是很长的历史，我们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古代也自然是有的，那就错了。第三，须知道古代虽然有了刑律，并且有了公布的刑书，但是古代的哲学家对于用刑罚治国，大都有消怀疑的心，并且有极力反对的。例如，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又如，孔子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可见孔子不重刑罚，老子更反对刑罚了。这也有几层原因：

（一）因当时的刑罚本来野蛮得很，又没有限制（如《诗》：“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脱之。”又如《左传》所记诸虐刑），实在不配作治国的利器。

（二）因为儒家大概不能脱离古代阶级社会的成见，以为社会应该有上下等级：刑罚只配用于小百姓们，不配用于上流社会。上流社会只该受“礼”的裁制，不该受“刑”的约束。如《礼记》所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国篇》所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都可为证。近来有人说，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会的“礼”普及全国，法家要使下级社会的“刑”普及全国（参看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这话不甚的确。其实那种没有限制的刑罚，是儒法两家所同声反对的。法家所主张的，并不是用刑罚治国。他们所说的“法”，乃是一种客观的标准法，要“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百姓依这种标准行动，君主官吏依这种标准赏罚。刑罚不过是执行这种标准法的一种器具。刑罚成了“法”的一部分，便是“法”的刑罚，便是有了限制，不是从前“诛赏予夺从心出”的刑罚了。

懂得上文所说三件事，然后可讲法理学的几个根本观念。中国的法理学虽到前三世纪方发达，但他的根本观念来源很早。今分述于下：

第一，无为主义。中国的政治学说，自古代到近世，几乎没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无为主义。孔子是极力称赞“无为而治”的，后来的儒家多受了孔子“恭己正南面”的话的影响（宋以后更是如此），无论是说“正名”“仁政”“王道”“正心诚意”，都只是要归到“无为而治”的理想的目的。平常所说的“道家”一派，更不用说了。法家中如慎到一派便是受了老子一系的无为主义的影响；如《尸子》，如《管子》中《禁藏》《白心》诸篇，如《韩非子》中《扬榷》《主道》诸篇，便是受了老子、孔子两系的无为主义的影响。宋朝王安石批评老子的无为主义，说老子“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王安石《老子论》）。这段话很有道理。法家虽信“无为”的好处，但他们以为必须先有“法”；然后可以无为。如《管子·白心篇》说：“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又如《尸子》说：“正名去伪，事成若化。……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这都是说有了“法”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用《管子·禁藏篇》语）的无为之治了。

第二，正名主义。上章论尹文的法理学时，已说过名与法的关系（参看上章）。尹文的大旨是要“善有善名，恶有恶名”，使人一见善名便生爱做的心，一见恶名便生痛恶的心。“法”的功用只是要“定此名分”，使“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这可见儒家的正名主义乃是法家哲学的一个根本观念。我且再引《尸子》几条作参证：

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明王之治民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赏罚随名，民莫不敬（参看《韩非子·扬搉篇》云：“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又看《主道篇》）。

言者，百事之机也。圣王正言于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正名覆实，不罚而威。

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分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

这几条说法治主义的逻辑，最可玩味。他的大旨是说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名分，只看名实是否相合，便知是非：名实合，便是“是”；名实不合，便是“非”。是非既定，赏罚跟着来。譬如，“儿子”是当孝顺父母的，如今说“此子不子”，是名实不合，便是“非”，便有罚了。“名”与“法”其实只是同样的物事。两者都是“全称”（Universal），都有驾驭个体事物的效能。“人”是一名，可包无量数的实。“杀人者死”是一法，可包无数杀人的事实。所以说“审一之经”，又说“执一以静”。正名定法，都只要“控名责实”，都只要“以一统万。”——孔子的正名主义的弊病在于太注重“名”的方面，就忘了名是为“实”而设的，故成了一种偏重“虚名”的主张，如《论语》所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及《春秋》种种正名号的笔法，皆是明例。后来名学受了墨家的影响，趋重“以名举实”，故法家的名学，如尹文的“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疑当作“名以检事，事以定名”）；如《尸子》的“以实覆名，……正名覆实”；如《韩非子》的“形名参同”（《主道篇》《扬榷篇》），都是墨家以后改良的正名主义了。

第三，平等主义。儒家不但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成见，还有“亲亲”“贵贵”种种区别，故孔子有“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议论；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的议论。故我们简直可说儒家没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个观念得墨家的影响最大。墨子的“兼爱”主义直攻儒家的亲亲主义，这是平等观念的第一步。后来“别墨”论“法”字，说道：

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经说》曰：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

这是说同法的必定同类。无论是科学的通则，是国家的律令，都是如此。这是法律平等的基本观念。所以法家说：“如此，则顽嚣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尹文子》）“法”的作用要能“齐天下之动”。儒家所主张的礼义，只可行于少数的“君子”，不能遍行全国。韩非说得最好：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百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括而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显学篇》）

第四，客观主义。上章曾说过慎到论“法”的客观性，慎到的大旨以为人的聪明才智，无论如何高绝，总不能没有偏私错误。即使人没有偏私错误，总不能使人人心服意满。只有那些“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可以没有一毫私意，又可以不至于陷入偏见的蒙蔽。例如，最高明的才智，总比不上权衡、斗斛、度量等物的正确无私。又如，投钩分钱，投策分马，即使不如人分的均平，但是人总不怨钩策不公。这都是“不建己，不用知”的好处。不建己，不用知，即是除去一切主观的弊害，专用客观的标准。法治主义与人治主义不同之处，根本即在此。慎到说得最好：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此所以塞愿望也。

这是说用法可以塞怨望。《韩非子》说：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用人》）

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守道》）

这是说，若有了标准法，君主的贤不贤都不关紧要。人治主义的缺点在于只能希望“惟仁者宜在高位”，却免不了“不仁而在高位”的危险。法治的目的在于建立标准法，使君主遵守不变。现在所谓“立宪政体”，即是这个道理。但中国古代虽有这种观念，却不曾做到施行的地步。所以秦孝公一死，商君的新法都可推翻；秦始皇一死，中国又大乱了。

第五，责效主义。儒家所说“为政以德”，“保民而王”，“恭己正南面而天下治”等话，说来何尝不好听，只是没有收效的把握。法治的长处在于有收效的把握。如《韩非子》说的：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守法便是效（效的本义为“如法”。《说文》：“效，象也。”引申为效验，为功效），不守法便是不效。但不守法即有罚，便是用刑罚去维持法令的效能。法律无效，等于无法。法家常说“控名以责实”，这便是我所说的“责效”。名指法（如“杀人者死”），实指个体的案情（如“某人杀人”）。凡合于某法的某案情，都该依某法所定的处分：这便是“控名以责实”（如云：“凡杀人者死。某人杀人，故某人当死”）。这种学说，根本上只是一种演绎的论理。这种论理的根本观念只要“控名责实”，要“形名参同”，要“以一统万”。这固是法家的长处，但法家的短处也在此。因为“法”的目的在“齐天下之动”，却不知道人事非常复杂，有种种个性的区别，决不能全靠一些全称名词便可包括了一切。例如，“杀人”须分故杀与误杀。故杀之中，又可分别出千百种故杀的原因和动机。若单靠“杀人者死”一条法去包括一切杀人的案情，岂不要冤枉杀许多无罪的人吗？中国古代以来的法理学只是一个刑名之学，今世的“刑名师爷”，便是这种主义的流毒。“刑名之学”只是一个“控名责实”。正如“刑名师爷”的责任只是要寻出各种案情（实），合于刑律的第几条第几款（名）。

韩非

“法家”两个字，不能包括当时一切政治学者。法家之中，韩非最有特别的见地，故我把他单提出来，另列一节。

我上文说过，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大都受了老子的“无为”两个字的影响。就是法家也逃不出这两个字。如上文所引《尸子》的话：“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又说：“正名去伪，事成若化。……正名覆实，不罚而威。”又如《管子·白心篇》说的：“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这都是“无为”之治。他们也以为政治的最高目的是“无为而治”，有了法律，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的无为之治了。这一派的法家，我们可称为保守派。

韩非是一个极信历史进化的人，故不能承认这种保守的法治主义（若《显学》《五蠹》诸篇是韩非的书，则《主道》《扬榷》诸篇绝不是韩非的书。两者不可并立）。他的历史进化论，把古史分作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每一时期，有那时期的需要，便有那时期的事业。故说：

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务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

韩非的政治哲学，只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八个字。所以说：“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他有一则寓言说得最好：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

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五蠹》）

后人多爱用“守株待兔”的典故，可惜都把这寓言的本意忘了。韩非既主张进化论，故他的法治观念，也是进化的。他说：

故治民无常，惟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心度》）

韩非虽是荀卿的弟子，他这种学说却恰和荀卿相反。荀卿骂那些主张“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的人都是“妄人”。如此说来，韩非是第一个该骂了！其实荀卿的“法后王”说，虽不根据于进化论，却和韩非有点关系。荀卿不要法先王，是因为先王的制度文物太久远了，不可考了，不如后王的详备。韩非说得更畅快：

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显学》）

“参验”即是证据。韩非的学说最重实验，他以为一切言行都该用实际的“功用”做试验。他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仪的也。故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旧本无后面三个“仪的”，今据《外储说·左上》增）。

言行若不以“功用”为目的，便是“妄发”的胡说胡为，没有存在的价值。正如《外储说·左上》举的例：

郑人有相与争年者〔其一人曰：“我与尧同年。”〕（旧无此九字，今据马总《意林》增），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

言行既以“功用”为目的，我们便可用“功用”来试验那言行的是非善恶。故说：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六反》）

韩非的“功用主义”和墨子的“应用主义”大旨相同，但韩非比墨子还要激烈些。他说：

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上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兼爱之说（兼旧误作廉）；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贫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于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五蠹》）

这种极端的“功用主义”，在当时韩非对于垂亡的韩国，固是有为而发的议论。但他把一切“微妙之言”，“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都看作“无用”的禁品。后来他的同门弟兄李斯把这学说当真实行起来，遂闹成焚书坑儒的大劫。这便是极端狭义的功用主义的大害了。

古代哲学之中绝

本书所述，乃系中国古代哲学忽然中道消灭的历史。平常的人都把古学中绝的罪归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虽有几分关系，但都不是古代哲学消灭的真原因。现在且先记焚书、坑儒两件事：

焚书

秦始皇于西历前二三〇年灭韩，[前]二二八年灭赵，[前]二二五年灭魏，[前]二二三年灭楚，明年灭燕，又明年灭齐。[前]二二一年，六国都亡，秦一统中国，始皇称皇帝，用李斯的计策，废封建制度，分中国为三十六郡；又收天下兵器，改铸钟镣铁人；于是统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为中国有历史以来第一次造成统一的帝国（此语人或不以为然。但古代所谓一统，不是真一统，至秦始真成一统耳。当日李斯等所言“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并非妄言）。李斯曾做荀卿的弟子，荀卿本是主张专制政体的人（看他的《正名篇》），以为国家对于一切奇辞邪说，应该用命令刑罚去禁止他们。李斯与韩非同时，又曾同学于荀卿，故与韩非同有历史进化的观念，又同主张一种狭义的功用主义。故李斯的政策，一是注重功用的，二是主张革新变法的，三是很用专制手段的。后来有一班守旧的博士如淳于越等反对始皇的新政，以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把这议交群臣会议。李斯回奏道：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看上章论韩非一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等话全是韩非《显学》《五蠹》两篇的口气，《商君书》论变法也有这等话。但《商君书》是假造的，〔考见上章〕不可深信。）。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侯字当作儒）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而私学相与非法教（而字本在学字下）。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有、欲”二字原本误倒。今依王念孙校改），以吏为师（此奏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

始皇赞成此议，遂实行烧书。近人如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卷一）、崔适（《史记探源》卷三）都以为此次烧书，“但烧民间之书，若博士所职，则诗书百家自存”。又以为李斯奏内“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一句，当依徐广所校及《李斯列传》，删去“法令”二字，“吏”即博士，“欲学诗书六艺者，诣博士受业可矣”（此康有为之言）。康氏、崔氏的目的在于证明六经不曾亡缺。其实这种证据是很薄弱的。法令既说“偶语诗书者弃市”，决不至又许“欲学诗书六艺者，诣博士受业”，这是显然的道理。况且“博士所职”四个字泛得很，从《史记》各处合看起来，大概秦时的“博士”多是“儒生”，决不至兼通“文学百家语”。即使如康氏、崔氏所言，“六经”是博士所职，但他们终不能证明“百家”的书都是博士所守。《秦始皇本纪》记始皇自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大概烧的书自必很多，博士所保存的不过一些官书，未必肯保存诸子百家之书。但是政府禁书，无论古今中外，是禁不尽绝的。秦始皇那种专制手段，还免不了博浪沙的一次大惊吓；十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个张良。可见当时犯禁的人一定很多，偷藏的书一定很不少。试看《汉书·艺文志》所记书目，便知秦始皇烧书的政策，虽不无小小的影响，其实是一场大失败。所以我说烧书一件事不是哲学中绝的一个真原因。

坑儒

坑儒一事，更不重要了。今记这件事的历史于下：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能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遂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曰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也通耶字）！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谣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

细看这一大段，可知秦始皇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一班望星气、求仙药的方士（《史记·儒林列传》也说：“秦之季世坑术士”）。这种方士，多坑杀了几百个，于当时的哲学只该有益处，不该有害处。故我说坑儒一件事也不是哲学中绝的真原因。

现今且问：中国古代哲学的中道断绝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依我的愚见看来，约有四种真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我且分说这四层如下：

第一，怀疑的名学。在哲学史上，“怀疑主义”乃是指那种不认真理为可知，不认是非为可辩的态度。中国古代的哲学莫盛于“别墨”时代。看《墨辩》诸篇，所载的界说，可想见当时科学方法和科学问题的范围。无论当时所造诣的深浅如何，只看那些人所用的方法和所研究的范围，便可推想这一支学派，若继续研究下去，有人继长增高，应该可以发生很高深的科学和一种“科学的哲学”。不料这支学派发达得不多年，便受一次根本上的打击。这种根本上的打击就是庄子一派的怀疑主义。因为科学与哲学发达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以为真理是可知的，是非是可辩的，利害嫌疑治乱都是可以知识解决的。故“别墨”论“辩”以为天下的真理都只有一个是非真伪，故说：“佊，不可两不可也。”又说：“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这就是信仰知识的精神。到了庄子，忽生一种反动。庄子以为天下本没有一定的是非，“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因此他便走入极端的怀疑主义，以为人生有限而知识无穷，用有限的人生去求无穷的真理，乃是最愚的事。况且万物无时不变，无时不移，此刻的是，停一刻已变为不是；古人的是，今人又以为不是了；今人的是，将来或者又变为不是了。所以庄子说，我又如何知道我所知的当真不是“不知”呢？又如何知道我所不知的或者倒是真“知”呢？这就是怀疑的名学。有了这种态度，便可把那种信仰知识的精神一齐都打消了。再加上老子传下来的“使民无知无欲”的学说，和庄子同时的慎到、田骈一派的“莫之是，莫之非”的学说，自然更容易养成一种对于知识学问的消极态度。因此，庄子以后，中国的名学简直毫无进步。名学便是哲学的方法。方法不进步，哲学科学自然不会有进步了。所以我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一个真原因，就是庄子的《齐物论》。自从这种怀疑主义出世以后，人人以“不谴是非”为高尚，如何还有研究真理的科学与哲学呢？

第二，狭义的功用主义。庄子的怀疑主义出世之后，哲学界又生出两种反动：一是功用主义，一是一尊主义。这两种都带有救正怀疑主义的意味。他们的宗旨都在于寻出一种标准，可作为是非的准则。如今且先说功用主义。

我从前论墨子的应用主义时，曾引墨子自己的话，下应用主义的界说，如下：

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

而常之，是荡口也。（《贵义篇》《耕柱篇》）

这是说，凡理论学说须要能改良人生的行为，始可推尚。这是墨家的应用主义。后来科学渐渐发达，学理的研究越进越高深，于是有坚白同异的研究，有时间空间的研究。这些问题，在平常人眼里，觉得是最没有实用的诡辩。所以后来发生的功用主义，一方面是要挽救哲学的消极态度，一方面竟是攻击当时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如《荀子·儒效篇》说：

凡事行，有益于治者，立之；无益于治者，废之。……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施通移），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倭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

这种学说，以“有益于理”“无益于理”作标准。一切科学家的学说如“充虚之相施易”（充是实体，虚是虚空。物动时只是从这个地位，换到那个地位，故说充虚之相移易。《墨辩》释动为“域徙也”，可以参看），如“坚白同异之分隔”依儒家的眼光看来，都是“无益于理”。《荀子·解蔽篇》也说：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乱，非治人道，虽能之，无益于人；不能，无损于人。案（乃也）直将治怪说，玩奇辞，以相挠滑也。……此乱世奸人之说也。

墨家论辩的目的有六种：（一）明是非，（二）审治乱，（三）明同异之处，（四）察名实之理，（五）处理利害，（六）决嫌疑（见《小取篇》）。《荀子》所说只有（一）（二）两种，故把学问知识的范围更狭小了。因此，我们可说荀子这一种学说为“狭义的功用主义”，以别于墨家的应用主义（墨子亦有甚狭处）。

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褊狭了。韩非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问辩篇》）

这种学说，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坚白无厚之辞”（此亦指当时的科学家。《墨辩》屡言“无厚”，见《经说上》，惠施也有“无厚不可积也”之语。），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言”，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该禁止的（参观上章论韩非一段）。后来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便是这种狭义的功用主义的自然结果。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所以我说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上文说怀疑主义之后，中国哲学界生出两条挽救的方法：一条是把“功用”定是非，上文已说过了；还有一条是专制的一尊主义。怀疑派的人说道：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篇》）

这是知识上的悲观主义。当时的哲学家听了这种议论，觉得很有道理。如荀子也说：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知之理，而无所疑止之（疑，定也。），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

这种议论同庄子的怀疑主义有何分别？但荀子又转一句，说道：“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荀子接着说道：

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法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荀子用案字，或作乃解，或作而解。古音案、而、乃等字皆在泥纽，故相通）以圣王之制为法。（《解蔽篇》）

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董仲舒作书美荀卿，见刘向《荀卿书序》），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韩非子·问辩篇》说：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这就是李斯后来所实行“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政策。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端，古训一点。引申为长物的两头。异端不过是一种不同的观点。譬如一根手杖，你拿这端，我拿那端。你未必是，我未必非。）一到了“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故我说中国古代哲学灭亡的第三个真原因，就是荀子、韩非、李斯一系的专制的一尊主义。

第四，方士派迷信的盛行。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大特色就是几乎完全没有神话的迷信。当哲学发生之时，中国民族的文化已脱离了幼稚时代，已进入成人时代，故当时的文学（如《国风》《小雅》），史记（如《春秋》）、哲学，都没有神话性质。老子第一个提出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念，打破了天帝的迷信，从此以后，这种天道观念遂成中国“自然哲学”（老子、杨朱、庄子、淮南子、王充以及魏晋时代的哲学家）的中心观念。儒家的孔子、荀子都受了这种观念的影响，故多有破除迷信的精神。但中国古代通行的宗教迷信，有了几千年的根据，究竟不能一齐打破。这种通行的宗教，简单说来，约有几个要点：（一）是一个有意志知觉，能赏善罚恶的天帝；（二）是崇拜自然界种种质力的迷信，如祭天地日月山川之类；（三）是鬼神的迷信，以为人死有知，能作祸福，故必须祭祀供养他们。这几种迷信，可算得是古中国的国教。这个国教的教主即是“天子”（天子之名，乃是古时有此国教之铁证）。试看古代祭祀颂神的诗歌（如《周颂》及《大雅》《小雅》），及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宗庙等等礼节，可想见当时那种半宗教半政治的社会阶级。更看《春秋》时人对于一国宗社的重要，也可想见古代的国家组织实含有宗教的性质。周灵王时，因诸侯不来朝，苌弘为那些不来朝的诸侯设位，用箭去射，要想用这个法子使诸侯来朝。这事虽极可笑，但可考见古代天子对于各地诸侯，不单是政治上的统属，还有宗教上的关系。古代又有许多宗教的官，如祝、宗、巫、觋之类。后来诸国渐渐强盛，周天子不能统治诸侯，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都渐渐消灭。政教从此分离，祝、宗、巫、觋之类也渐渐散在民间。哲学发生以后，宗教迷信更受一种打击。老子有“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的话；儒家有无鬼神之论（见《墨子》）。《春秋》时人叔孙豹说“死而不朽”，以为立德、立功、立言，是三不朽；至于保守宗庙，世不绝祀，不可谓之不朽。这已是根本的推翻祖宗的迷信了。但是后来又发生几种原因，颇为宗教迷信增添一些势焰。一是墨家的明鬼尊天主义。二是儒家的丧礼祭礼。二是战国时代发生的仙人迷信（仙人之说，古文学如《诗三百篇》中皆无之。似是后起的迷信。）。四是战国时代发生的阴阳五行之说（看论驺衍一节）。五是战国时代发生的炼仙药求长生之说。——这五种迷信，渐渐混合，遂造成一种方士的宗教。这五项之中，天鬼、丧祭、阴阳五行三件都在别篇说过了。最可怪的是战国时代哲学科学正盛之时，何以竟有仙人的迷信同求长生仙药的迷信？依我个人的意见看来，大概有几层原因：

（一）那个时代乃是中国本部已成熟的文明开化四境上各种新民族的时代（试想当日开化中国南部的一段历史）。新民族吸收中原文化，自不必说。但是新民族的许多富于理想的神话也随时输入中国本部。试看屈原、宋玉一辈人的文学中所有的神话，都是北方文学所无，便是一证。或者神仙之说也是从这些新民族输入中国文明的。

（二）那时生计发达，航海业也渐渐发达，于是有海上三神山等等神话自海边传来。

（三）最要紧的原因是当时的兵祸连年，民不聊生，于是出世的观念也更发达。同时的哲学也有杨朱的厌世思想和庄子一派的出世思想，可见当时的趋势。庄子书中有许多仙人的神话（如“列子御风”“藐姑射仙人”之类），又有“真人”“神人”“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种种出世的理想。故仙人观念之盛行，其实只是那时代厌世思想流行的表示。

以上说“方士的宗教”的小史。当时的君主，很有几人迷信这种说话的。齐威王、宣王与燕昭王都有这种迷信。燕昭王求长生药，反被药毒死。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功成意得，一切随心所欲，只有生死不可知，于是极力提倡这种“方士的宗教”：到处设祠，封泰山，禅梁父，信用燕齐海上的方士，使徐市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使卢生去寻仙人羡门子高，使韩终（又作韩众）、侯生等求不死之药，召集天下“方术士”无数，“候星气者多至三百人”。这十几年的热闹，遂使老子到韩非三百年哲学科学的中国，一变竟成一个方士的中国了。古代的哲学，消极一方面，受了怀疑主义的打击，受了狭义功用主义的摧残，又受了一尊主义的压制；积极一方面，又受了这十几年最时髦的方士宗教的同化，古代哲学从此遂真死了！所以我说，哲学灭亡的第四个真原因，不在焚书，不在坑儒，乃是方士的迷信。

第十三章

中古时代

中古时代

暂定从秦始皇到宋真宗，约计一千二百年（纪元前220~纪元1020），为中国的中古时代。

中古时代的特别色彩

（一）统一国家的造成。（二）新民族的侵入与同化。（三）宗教化的普遍。

中古思想的两大分段

第一段，古代思想的混合与演变（纪元前200~纪元300）。

第二段，印度宗教与思想的侵入与演变（纪元300~纪元1000）。

中古思想的特别色彩

（一）思想的宗教化。

1.黄老之学　2.汉及以后的儒教

3.道教　　　4.佛教

（二）人生观的印度化。

由贵生重己变到佛教徒的焚臂遗身；由忠孝变到“出家”“出世”；由朴实的“皆务为治”变到冥想静观。

（三）中国思想与印度思想的暗斗。

1.印度思想的胜利。

2.中国思想的反抗。

3.中国思想从中古佛教下逐渐抬起头来，但带着极大的伤痕。

中古思想的重要

文化史是一串不断的演变。古代文化都先经过这一千多年的“中古化”，然后传到近世。不懂得“中古化”的历程与方向，我们决不能了解近世七八百年的中国文化，也决不能了解汉以前的文化。宋明的理学固然不是孔孟的思想，清朝的经学也不能脱离中古思想的气味。汉学家无论回到东汉，或回到西汉，都只是在中古世界里兜圈子。所以我们必须研究中古思想，方可望了解古代思想的本来面目，又可望了解近世思想的重要来历。

参考书分见以下各讲。学者应先读：

《汉书·郊祀志》及《五行志》。

《魏书·释老志》。

中古思想史料，除以下各讲所举各书外，有几部绝大的史料丛书，学者当向图书馆中随时翻看，知道这些史料在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东西：

1.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

2.《全唐文》。

3.《大藏经》（频伽精舍本，日本缩刷本，日本大正新修本）。

4.《续藏经》（日本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5.《道藏》（影印本）。

第十四章

齐学

思想混合的趋势

从老子、孔子到荀卿、韩非，从前六世纪到前三世纪，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分化时期。这时期里的思想家都敢于创造，勇于立异；他们虽然称道尧舜，称述先王，终究遮不住他们的创造性，终究压不住他们的个性。其实尧舜先王便是他们创作的一部分，所以韩非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孔氏有孔氏的尧舜，墨者有墨者的尧舜，其实都是创作的。在这个自由创造的风气里，在这个战国对峙的时势里，中国的思想界确然放了三百多年的异彩，建立了许多独立的学派，遂使中国古代思想成为世界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

但我们细看这三百多年的古代思想史，已觉得在这极盛的时代便有了一点由分而合的趋势。这三百多年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作两个时期，前期趋于分化，而后期便渐渐倾向折中与混合。前期的三大明星，老子站在极左，孔子代表中派而微倾向左派，墨子代表右派，色彩都很鲜明。老子提出那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观念，用那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来破坏古来的宗教信仰，用那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来攻击当日的政治制度，用那无名和虚无的思想来抹杀当日的文化，这都是富于革命性的主张，故可以说是极左派。孔子似乎受了左派思想的影响，故也赞叹无为，也信仰定命，也怀疑鬼神，也批评政治。然而孔子毕竟是个富于历史见解的人，不能走这条极端破坏的路，所以他虽怀疑鬼神，而教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虽赞叹无为，虽信仰天命，而终身栖栖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虽批评政治，却不根本主张无治，只想改善政治；虽不满意于社会现状，却不根本反对文化，总希望变无道为有道。老子要无名，孔子只想正名；老子要无知无欲，孔子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孔子却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故孔子的思想处处都可以说是微带“左倾”的中派。墨子的思想从民间的宗教信仰出发，极力拥护那“尊天事鬼”的宗教：一方面想稍稍洗刷那传统的天鬼宗教，用那极能感动人的“兼爱”观念来做这旧宗教的新信条；一方面极力攻击一切带有宗教革命的危险性的“左倾”思想。他主张兼爱，说兼爱即是天志，这便是给旧宗教加上一个新意义。他要证明鬼的存在，这便是对怀疑鬼神的人作战。他要非命，因为“命”的观念正是“左倾”的自然主义的重要思想，人若信死生有命，便不必尊天事鬼了，故明鬼的墨教不能不非命。墨子的兼爱主义和乐利主义的人生哲学，和他的三表法的论理，都只是拥护那尊天明鬼的宗教的武器。故墨家的思想在当日是站在右派的立场的。

这是古代思想第一期的分野。后来老子一系的思想走上极端的个人主义，成了杨朱的为我，以至于许行、陈仲的特立独行，都是左派思想的发展。孔子一系的思想演成“孝”的宗教，想用人类的父子天性来做人生行为的制裁，不必尊天明鬼而教人一举足，一出言，都不敢忘父母。同时他们又极力提倡教育，保存历史掌故，提倡礼义治国。这都是中派思想的本色。直到孟轲，还是这样。孟轲说仁义，重教育，都是中派的遗风；而他信命，信性善，讲教育则注重个人的自得，谈政治则提倡人民的尊贵，这又都是“左倾”的中派的意味。至于右派的墨者，在这发展的时期里，造成“巨子”的领袖制度，继续发展他们的名学，继续发挥兼爱的精神，养成任侠的风尚，并且在实际政治上做偃兵的运动，这都是直接墨子教义的发展。

这三大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属于我们所谓古代思想史的前期。在这一期里，三系都保存他们的个别精神，各有特异的色彩，故孟轲在前四世纪还能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他攻击杨子为我，又反对墨者的爱无差等说，都还可见三系的色彩。

但前四世纪以后，思想便有趋向混合的形势了。这时代的国际局势也渐渐趋向统一，西方的秦国已到了最强国的地位，关外的各国都感觉有被吞并的危险。国际上的竞争一天一天更激烈了，人才的需要也就一天一天更迫切了。这时代需要的人才不外三种：军事家，内政人才，外交人才。这是廉颇、李牧、申不害、范雎、张仪、苏秦的时代，国家的需要在于实用的人才，思想界的倾向自然也走上功利的一条路上去。苏秦、张仪、范雎、蔡泽诸人造成游说的风气，游说是当时的外交手段的一种，游说的方法是只求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眼的哲学家眼见这个“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的世界，于是向来的左派的营垒里出来了一些哲人，彭蒙、田骈、庄周等，他们提倡一种“不谴是非”的名学，说“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说“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说“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这一派的思想指出是非善恶都不是绝对的，都只是相对的，都是时时变迁的。这种名学颇能解放人的心思，破除门户的争执，同时也就供给了思想界大调和混合的基础。《庄子》书中说的：

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莛是屋梁，楹是屋柱），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齐物论》）

这种“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的逻辑，便是思想大调和的基础。

这时代不但是游说辩士的时代，又是各国提倡变法的时代。商鞅的变法（前395年~338年），使秦国成为第一强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前307年~295年）也收了很大的效果。在变法已有功效的时代，便有一种变法的哲学起来。如韩非说的“圣人不务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法与时转则治，时移而治不易则乱”，便是变法的哲学。（《战国策》记赵武灵王变法的议论，——也见于《史记·赵世家》，和《史记·商君列传》里讨论变法的话，太相像了，大概同出于一个来源，都是后人用韩非的变法论来敷衍编造的。）这种思想含有两个意义：一是承认历史演变的见解（“三代不同服，五帝不同教”）；一是用实际上需要和利便来做选择的标准（“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苟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这两个意义都可以打破门户的成见和拘守的习惯。历史既是变迁的，那么，一切思想也没有拘守的必要了，我们只需看时势的需要和实际的利便充分采来应时济用便是了。所以前三世纪的变法的思想也是造成古代思想的折中调和的一个大势力。

当时的法治学说便是这个折中调和的趋势的一种表示。前四世纪与前三世纪之间的“法家”便是三百年哲学思想的混合产物。“法”的观念，从“模范”的意义演变为齐一人民的法度，这是墨家的贡献。法家注意正名责实，这便和孔门的正名主义和墨家的名学都有关系。法家又以为法治成立之后便可以无为而治，这又是老子以下的无为主义的影响了。法家又有法律平等的观念，所谓“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所谓“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这里面便有墨家思想的大影响。当时古封建社会的阶级虽然早已崩坏了，但若没有墨家“爱无差等”的精神，恐怕古来的阶级思想还不容易打破。（荀子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可见儒家不赞成平等的思想。）故我们可以说，当时所谓“法家”其实只是古代思想的第一次折衷混合。其中人物，如慎到便是老庄一系的思想家，如尹文的正名便近于儒家，他们非攻偃兵，救世之斗，又近于墨家；又如韩非本是荀卿的弟子，而他的极端注重功用便近于墨子，他的历史进化观念又像曾受庄子的思想影响，他的法治观念也是时代思潮的产儿。故无论从思想方面或从人物方面，当日的法治运动正是古代思想调和折衷的结果。

以上略述古代思想由分而合的趋势。到了前四世纪与前三世纪之间，这个思想大混合的倾向已是很明显的了。在那个时代，东方海上起来了一个更伟大的思想大混合，一面总集合古代民间和智识阶级的思想信仰，一面打开后来两千年中国思想的变局。这个大混合的思想集团，向来叫“阴阳家”，我们也可以叫他做“齐学”。

齐学的正统

战国的晚期，齐国成为学术思想的一个重镇。《史记》说：

宣王（齐宣王的年代颇有疑问。依《史记·六国表》，当西历纪元前342~324年。依《资治通鉴》，当前332~314年）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四六）

《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里也说：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七四）

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驺衍，后孟子。……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同上）

《史记》记齐国的事，最杂乱无条理，大概是因为史料散失的缘故。《孟子荀卿列传》更杂乱不易读。但“稷下”的先生们，似乎确有这么一回事；虽然不一定有“数百千人”的数目，大概当时曾有一番盛况，故留下“稷下先生”的传说（彭更问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此可见稷下“数百千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可以说，前四世纪的晚年，齐国因君主的提倡，召集了许多思想家，“不治而议论”，造成了稷下讲学的风气（稷下有种种解说：或说稷是城门，或说是山名）。稷下的先生们不全是齐人，但这种遗风便造成了“齐学”的历史背景。

司马迁说：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一二九）

班固引刘向、朱赣诸人之说，也道：

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至今其土（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汉书》二八）

这个民族有迂缓阔达而好议论的风气，有足智的长处，又有夸大虚诈的短处。足智而好议论，故其人勇于思想，勇于想象，能发新奇的议论。迂远而夸大，故他们的想象力往往不受理智的制裁，遂容易造成许多怪异而不近情实的议论。《庄子》里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孟子驳咸丘蒙道：“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可见齐人的夸诞是当时人公认的。这便是“齐学”的民族的背景。

齐民族自古以来有“八神将”的崇拜，《史记·封禅书》说得很详细。八神将是：

（1）天主　（2）地主　（3）兵主　（4）阴主（5）阳主　（6）月主　（7）日主　（8）四时主

这个宗教本是初民拜物拜自然的迷信，稍稍加上一点组织，便成了天地日月阴阳四时兵的系统了。试看天主祠在“天齐”，天齐是临　　的一个泉水，有五泉并出，民间以为这是天的脐眼，故尊为“天脐”。这里还可见初民的迷信状态。拜天的脐眼，和拜“阴主、阳主”，同属于初民崇拜生殖器的迷信。由男女而推想到天地日月，以天配地，以日配月，都成了男女夫妇的关系。再进一步，便是从男女的关系上推想出“阴”“阳”两种势力来。阴阳的信仰起于齐民族，后来经过齐鲁儒生和燕齐方士的改变和宣传，便成了中国中古思想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也是齐学的民族的背景。

梁启超先生曾说：

《仪礼》全书中无阴阳二字，其他三经（《诗》《书》《易》之卦辞爻辞）所有……“阴”字……皆用云覆日之义，……或覆蔽之引申义。……其“阳”字皆……以阳为日，……或用向日和暖之引申义。（《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饮冰室文集》卷六十七）

他又指出，《老子》中只有“负阴而抱阳”一句；《彖传》《象传》里也只有一个阴字，一个阳字。他又说：

至《系辞》《说卦》《文言》诸传，则言之较多。诸传……中多有“子曰”字样，论体例应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同上）

他的结论是：

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孟荀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

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谁耶？其始盖起于燕齐方士，而其建设之，传播之，宜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驺衍，曰董仲舒，曰刘向。（同上）

梁先生的结论是大致不错的。阴阳的崇拜是齐民族的古宗教的一部分。五行之说大概是古代民间常识里的一个观念。古印度人有地、水、火、风，名为“四大”。古希腊人也认水、火、土、气为四种原质。五行是水火金木土，大概是中国民族所认为五种原质的。《墨子·经下》有“五行毋常胜，说在宜”一条，而《荀子·非十二子篇》批评子思、孟轲道：

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乃）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今所传子思、孟轲的文字中，没有谈五行的话。但当时人既说是“案往旧造说”，可见五行之说是民间旧说，初为智识阶级所轻视，后虽偶有驺鲁儒生提出五行之说，终为荀卿所讥弹。但这个观念到了“齐学”大师的手里，和阴阳的观念结合成一个系统，用来解释宇宙，范围历史，整理常识，笼罩人生，从此便成了中古思想的绝大柱石了。

齐学的最伟大的建立者，自然要算驺衍。他的生平事实，古书记载甚少。《史记》所记，多不甚可信。如说“驺衍后孟子”，又说他是齐宣王时人，又说：

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拂）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史记》七四）

他若是齐宣王、梁惠王同时的人，便不在孟子之后了，况且梁惠王死于前三三五年（此依《史记》，《通鉴》改为前319年），齐宣王死于前三二四年（此依《史记》，《通鉴》作前314），燕昭王在位年代为前三一一年至二七九年，而平原君第一次作相在前二九八年，死在二五一年（均依《史记》）。《史记·平原君传》说驺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救赵（前257）之后，那时梁惠王已死七十八年了，齐宣王也已死六十七年了（《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说驺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史记·封禅书》又说：“自齐威、宣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这便是把他更提到宣王以前的威王时代了。威王死于前三三三年，与梁惠王同时。驺衍若与梁惠王同时，决不能在前三世纪中叶见平原君。

《史记》所以有这样大矛盾者，一是因为《史记》往往采用战国策士信口开河的议论作史料；二是因为《史记》有后人妄加的部分；三是因为齐国有三个驺子，而驺衍的名声最大，故往往顶替了其余二驺子的事实，驺忌相齐威王，驺衍在其后，大概当齐宣王湣王的时代。湣王（《史记》，当前323~284年。依《通鉴》，当前313~284年）与燕昭王同时，驺衍此时去齐往燕（《战国策》二九记燕昭王师事郭隗，而“驺衍自齐往”），也是可能的事。平原君此时已做赵相（前298），故他见平原君也是可能的事，但决不能在信陵君救赵（前257年）之后。他和孟子先后同时，而年岁稍晚。他的年代约当前三五○~二八○年。（此是我修正《古代哲学史》页304的旧说）

《史记》说：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这是他著书的动机。他要使有国的人知所警戒，先《大雅》“整之于身”，然后可以恩及百姓。所以《史记》下文又说，“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他要达到这个目的，故利用当时民间的种种知识，种种信仰，用他的想象力，组成一个伟大的系统：“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这是他的方法，其实只是一种“类推”法，从小物推到无垠，从今世推到古代：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大似是张大之意）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窃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这就是“类推”的方法。从“并世”推到天地未生时，是类推的历史；从中国推到海外，是类推的地理。

驺衍的地理颇有惊人的见解。他说：

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小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以字衍）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无地之际焉。（参看桓宽《盐铁论·论驺篇》，及王充《论衡·谈天篇》）

这种伟大的想象，只有齐东海上的人能做。我们看这种议论，不能不敬叹齐学的伟大。

他的历史学其实是一种很“怪迂”的历史哲学。如上文所引，他先张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祥即是吉凶、祸福）度制”。这里虽不曾明说盛衰和祥度制有联带关系，但我们可以揣想驺衍本意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史记》下文又说他：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上均见《史记》七四）

这便是他的“五德终始论”，又叫作“大圣终始之运”（见《盐铁论》五三）。他的十余万言，现在都不传了。但刘歆《七略》说：

驺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引见《文选·魏都赋》注）

《吕氏春秋·应同篇》也有这种学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蚯蚓）大蝼（蝼蛄）。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这个“土—木—金—火—水”的系统便是驺衍的五德终始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便采用这种思想。《史记》说：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黄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史记》六）

《史记》又说：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二八）

其实齐学的五德终始论在秦未称帝之前，早已传到西方，早已被吕不韦的宾客收在《吕氏春秋》里了（《吕氏春秋》成于前239年）。到秦始皇称帝（前221年）以后，也许又有齐人重提此议，得始皇的采用，于是驺衍的怪迂之论遂成为中国国教的一部分了。

五德终始之运，只是把五德相胜（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的观念适用到历史里去，造成一种历史变迁的公式，故是一种历史哲学。又因为五德的终始都先见于祥符应，故这种历史哲学其实又是一种宗教迷信。五德终始与阴阳消息两个观念又可以适用到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可以支配人生的一切行为，可以解释政治的得失和国家的盛衰，故这种思想竟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万宝全书。但我们推想，驺衍立说之初，大概如《史记》所记，注意之点在于政治；他的用意在于教人随着世变做改制的事业。故汉朝严安引驺衍曰：“政教文质，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汉书》六四下）这可见此种历史哲学在政治上的用意，在于改革度制，在于从种种方面证明“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所说的“祥度制”，现在虽不传了，但我们可以揣想《吕氏春秋》所收的五德终始论代表驺衍的学说，而《吕氏春秋》所采取的“十二月令”也就代表驺衍的“祥度制”的纲领。五德终始论是用五行转移的次第来解释古往今来的历史大变迁。《月令》是用五行的原则来安排一年之中的“四时之大顺”，来规定“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用司马谈语）。这种分月的教令便是“祥度制”了。

现存的《月令》出于《吕氏春秋》，其中似以十月为岁首（季秋月令，“为来岁受朔日”。），又有秦官名，大概其中已有吕不韦的宾客改作的部分了。但其中全用五行来分配四时，十二月，五帝，五虫，五音，五味，五臭，五祀，五脏；每月各有祥度制，错行了这种教令，便有种种灾害，如孟春《月令》说：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高注：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当宽仁，而行夏令，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气不和，国人惶恐也）。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高注：木仁，金杀，而行其令，气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与水相干，故风雨数至，荒秽滋生。）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高注：春阳，冬阴也，而行其令，阴乘阳，故水潦为败，雪霜大挚，伤害五谷。郑注：旧说，首种谓稷）。

这正是一年之中的“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故我们用《月令》来代表驺衍的祥度制，大概是不错的。《吕氏春秋》采驺衍的五德终始论，不提他的姓名；采《月令》全部，也不提及来源，这大概是因为吕氏的宾客曾做过一番删繁摘要的工作。从驺子的十余万言里撷取出一点精华来，也许还稍稍改造过，故不须提出原来的作者了。而驺衍的十余万言的著作，当日曾经震惊一世，使“王公大人初见其术，瞿然顾化”，自从被《吕氏春秋》撷取精要之后，那“闳大不经”的原书也渐渐成了可有可无之物，终于失传了。更到后来，这分月的祥度制竟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公共产业，《淮南王书》收作《时则训》，《礼记》收入《明堂阴阳记》一类，即名为《月令》，而伪造的《逸周书》又收作《时训解》，于是蔡邕、王肃诸人竟认此书是周公所作了（看孔颖达《礼记疏》卷十四《月令》题下疏，其中列举四证，证明此书不合周制）。从此以后，《月令》便成了中国正统思想的一部分，很少人承认它是秦时作品，更无人敢说它出于“齐学”了。

齐学的成立，必不单靠驺衍一人。《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

《驺子》四十九篇（原注，名衍，齐人）

《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师古日，亦驺衍所说）

《驺奭子》十二篇（原注，齐人，号雕龙奭）

《公梼生终始》十四篇（原注，传驺奭《终始书》）

依《汉书》原注看来，驺奭的书也叫作《终始》，正是驺衍的嫡派。《史记》曾说：“驺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是驺奭在驺衍之后，继续发挥五德终始之说，而公梼生又在驺奭之后，又传驺奭的《终始书》。这都是齐学的开山三祖。《艺文志》又有：

《公孙发》二十二篇（原注，六国时）

《乘丘子》五篇（原注，六国时）

《杜文公》五篇（原注，六国时）

《黄帝泰素》二十篇（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国时）

《容成子》十四篇

《闾丘子》十三篇（原注，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冯促》十三篇（原注，郑人）

《将巨子》五篇（原注，六国时，见南公，南公称之）

《周伯》十一篇（原注，齐人，六国时）

这些人大概是齐学的传人，其人其书皆未必全出于六国时代，其中也许有秦汉人假托的。如《宋司星子韦》三篇，假托于春秋时宋景公的司星子韦，列在《艺文志》阴阳家的第一名，但《论衡·变虚篇》引有《子韦书录序奏》，大概即是刘向所假造奏上的。如果《艺文志》所录诸书真是六国时作品，那么，在驺衍、驺奭之后，这个学派已传播很远，怪不得吕不韦的宾客著书之时已大受齐学的影响了。

以上所列，限于“九流”之中的“阴阳家”，即是司马谈所论“六家”中的“阴阳家”。司马谈说：

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大祥是说此一派注重祥之应。《汉书》六十二引此文，误作大详），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百三十）

《艺文志》也说：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此语是刘歆瞎说）。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这里所说的阴阳家，是齐学的正统，还是以政治为主体，用阴阳消息与五德转移为根据，教人依着“四时之大顺”设施政教。他们主张“治各有宜”，本是一种变法哲学，不幸他们入了迷，发了狂，把四时十二月的政制教令都规定作刻板文章，又造出种种禁忌，便成了“使人拘而多所畏”“舍人事而任鬼神”的中古宗教了。

齐学本从民间宗教出来，想在祥祸福的迷信之上建立一种因时改制的政治思想。结果是灾祥迷信的黑雾终于埋灭了政制变法的本意，只剩下一大堆禁忌，流毒于无穷。这是齐学的命运。

第十五章

汉之哲学

汉兴时，儒生如叔孙通之流颇得信用。儒家重“辨上下，定民志”，故叔孙通所定朝仪使汉高祖叹赏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那时的儒生眼见叔孙通“得君行道”，都以为“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叔孙通不但制定朝仪，还制定了汉朝的“宗庙仪法”及“汉诸仪法”，在儒家发达史上，要算第一个大功臣，理该配享孔子！

但是那时的儒生，在政治上虽占势力，在思想界却比不上“道家”。汉初的功臣如张良的“学道，欲轻举”，“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又造出“圯下受书”，“谷城黄石”等等邪说，便隐隐的种下了汉代的“道士的宗教”。同时的曹参尊重“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实行“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治道。文帝实行薄葬短丧，也不是一个儒教信徒。文帝的窦皇后，最好“黄帝老子言”，故“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上）。景帝、武帝时，淮南王安招致方术之士，著书二十一篇，为道家最完备的书。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本传》）。当时的学者如司马谈之流，极崇拜道家，以为兼有诸家的长处。所以我们可说汉初的一百年（高帝至武帝），是道家发达的时代。

汉武帝建元元年，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诏可。五年，置五经博士。后来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竟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此事不知在何年）从此儒学成为“国教”了！但无论何种学说，无论何种宗教，一到了“一尊”的地位，便是死期已到，更无进化的希望。所以罗马的君士但丁大帝认天主教为国教，而基督教死；汉武帝认儒术为国教，而儒学死。况且当时汉武帝名为尊重儒术，其实他年年求神仙，任方士，祠五畤，想天赐祥瑞！所行所为，全是当日的方士迷信。所以那时的儒者如董仲舒一流人，也不能跳出这种方士的迷信。于是有阴阳五行灾异图纬的儒学。所以汉代自武帝到东汉初年的一百多年，是“道士的儒学”时代。

这种“道士的儒学”，在东汉时，并不曾消灭。后来道家的道士派，和道士派的儒家，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到了汉末，遂发生张道陵的道教。但是东汉思想界，却出了几个人物，极力攻击“道士派”的道家和“道士派”的儒家。这班人物的第一个先锋是王充。王充的《论衡》抱定“疾虚妄”的宗旨，建立一种“评判的哲学”。这种“评判”的精神，起于王充。张衡继起，也攻击图谶的虚妄。汉末的“人伦”“月旦”的风气，也只是这种“评判精神”的表示。后来评判的风气，变成了政治的评判，遂造成十八年的党锢大祸。献帝建安年间，思想家如孔融、祢衡、仲长统诸人，一方面代表这种评判的精神，一方面遂开魏晋人自由旷达的风气。所以汉代思想的第三时期，自王充到仲长统，可以叫作“评判的时代”，这是汉代思想变迁的大势。

第十六章

道家

我在上章说汉代哲学的第一时代是道家全盛时代。如今须说“道家”之名作何意义。古代本没有什么“道家”。道是一个“达名”，所包极广。《庄子·天下篇》所举老聃、关尹、墨翟、慎到、庄周等等，都称“道术”。道即是路，即是方法。故老子、孔子、墨子……所要得的，都只是“道”。但其间却有个分别。老子的道，完全是天道，是自然之理。孔子、荀子、孟子的道，偏重人道，是人事之理。墨子所说，以“天志”为本，是有意志的天道。后来这个“达名”的道，渐渐的范围狭小下来，单指老子一派的自然之理。《庄子》《韩非子》所说的道，都属于此派。“达名”竟变成“类名”了。到了后来，“道家”一名竟成“私名”，起初单指那一派以天道（自然）作根本的哲学，后来汉末道教发生，道家竟成了道士的名称。自从道教称“道家”以后，那一派自然哲学便改称“老氏”，或混称“老庄”，不叫作“道家”了。

汉代的道家乃是专指那自然派的哲学。当秦汉之际，儒墨之争虽已消灭，儒法之争却甚激烈。那时的焚书大祸，便是儒法之争的结果。秦时法家战胜，儒家大失败。到了汉初，如上章所说，儒生又战胜了。这个时代，只有那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自然派哲学，不曾受政治上的影响。这一派的哲学，当秦汉之际，不但没有消灭，还能吸收各家的长处，融会贯通，渐渐的变成一个集大成的学派。

依我看来，汉初一百年的道家哲学竟可以算得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大结束。古代的学派，除了墨家一支之外，所有精华，都被道家吸收进去，所以能成一个集大成的学派。这是汉代道家的特色。如今且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话作我这段议论的证据。他说：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此下论各家得失）……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下分论各家得失）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音款空也）。

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卷一三○）

看他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便是说道家是一个集大成的学派。

读者须知“集大成”三个字，不过是“折衷派”的别名。看得起他，就说是“集大成”；看不起他，就说是“折衷派”。汉代道家属于折衷派，自不可讳。但这一派却真能融合各家的好处，真能把各家的学说格外发挥得明白晓畅，所以我觉得他颇当得起“集大成”的称号。

汉代的道家哲学最完备的莫如《淮南子》一部书。故下章用这书代表道家的哲学。

道家的来源与宗旨

战国晚年以后，中国思想多倾向于折衷混合，无论什么学派，都可以叫作“杂家”。总括起来，这时候有三个大思想集团都可以称为“杂家”：

1.秦学，可用《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代表。

2.鲁学，即儒家。

3.齐学，即“黄老”之学，又叫作“道家”。

秦学已在前面详细说过了，鲁学在下文另有专篇，在本章里我要讨论齐学的道家。

秦学与齐学同是复合学派，同用自然主义的思想作中心，而其中颇有根本的不同。秦是一个得志的强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故凡可以有为的人才，凡可以实行的思想，在秦国都有受欢迎的机会。故吕不韦、李斯的思想里很少玄想的成分，而很多实用的政论。秦学也侧重自然主义，也提倡无知无为的君道，而同时又特别反对偃兵，又特别提倡变法的哲学；他注重个人主义，提倡贵生重己，却还没有出世的意味；燕齐海上的阴阳家言已在混合之中了，但神仙方术之说还不见称述（秦始皇统一之后，大信神仙之事，此是齐学的胜利）。故秦学还不失为一个有为的国家的政术，虽然称道无为，而韩非、李斯的成分很浓厚，故见于政治便成为秦帝国的急进政策。

齐学便不然。燕齐海上之士多空想，故迂怪大胆的议论往往出于其间。司马迁说：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一二九）

齐民族的原始宗教有八神将：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史记》二八）。阴阳五德之说，神仙之说，都起于这个民族，毫不足奇怪。《封禅书》说：

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

莫不甘心焉。（《史记》二八）

《史记》记阴阳家和神仙方术的混合，很值得我们的注意。《封禅书》说：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汉书》二五作元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则字疑衍）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这个齐系的思想和别的思想一样有“托古改制”的必要。儒墨都称道尧舜，尧舜成了滥套，不足借重了，故后起的齐系思想用老子一系的哲学思想作底子，造出了无数半历史半神话的古人的伪书。其中，最古最尊的便是那骑龙上天的仙人黄帝。他们讲神仙，必须归到清静寡欲，适性养神；他们讲治术，必须归到自然无为的天道。阴阳的运行，五行的终始，本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论；但他们又注重祥灾异，便已染上了墨教的色彩了。大概民间宗教迷信的影响太大，古代不甚自觉的自然主义抵抗不住民间迷信的势力，于是自然主义的阴阳五行遂和祥灾异的阴阳五行混在一处了。又如，清静适性也本是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但他们又去寻种种丹药和方术来求长生不死，形解尸化，这便不是自然主义的本意了。然而当日的学者却没有这种自觉，于是，这些思想也就混成一家了。老子太简单了，不能用作混合学派的基础，故不能不抬出黄帝等人来；正如儒家孔子之外不能不有周公、尧、舜等人一样。于是这一个大混合的思想集团就叫作“黄老之学”。因为这一系思想都自附于那个自然变化的天道观念，故后来又叫作“道家”。

秦以前没有“道家”之名，“道家”只是指那战国末年以至秦汉之间新起来的黄老之学。汉朝学者也知道这个学派起来甚晚。《汉书·艺文志》道家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六篇，原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又《杂黄帝》五十八篇，原注云：“六国时贤者所作。”又《力牧》二十二篇，原注云：“六国时所做，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司马迁也说：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一）

《汉书·艺文志》很明白的说黄帝、力牧之书出于六国时。其实，此派起于六国末年，成于秦汉之际。司马迁在《乐毅传》末说得最明白：

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巨公（今本作乐臣公，《集解》与《索隐》皆云，臣一作巨。《汉书》三七《田叔传》作乐钜公，可证原本作巨，讹作臣。今改正），赵且为秦所灭（在始皇十八九年，前229~228），亡之齐高密。乐巨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乐巨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巨公，乐巨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安期生《封禅书》里称为“仙者”，大概河上丈人也是乌有先生一流的仙人。毛翕公以下，大概是黄老之学的初期之师。他们的地域不出于高密、胶西一带，时代不过秦始皇到汉高祖时，三四十年而已。在这时期里，热衷的人便跑出去宣传“方仙道”，替秦始皇帝候星气，求神仙去了。一些冷淡的学者，亡国的遗民，如乐瑕、乐巨之流，他们不愿在新朝献媚求荣，便在高密、胶西一带编造古书，讲述黄帝、老子。这便是“黄老之学”的起源。

在秦始皇时代，齐学曾得着皇帝的宠用。齐人徐巿（即徐福）说动了始皇，带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卢生、韩终、侯公、石生（皆燕齐之士）等都被派入海求神仙，求不死之药。但这一位皇帝是不容易服侍的，他是要求实效的，“不验辄死”。后来徐巿入海不返，韩终去不报，卢生、侯生也逃走了。始皇大怒，于是有坑杀术士儒生四百六十人的惨剧。不久，天下又大乱了。大乱之后，直到汉武帝时，七八十年中，求神仙的风气因为没有热心的君主提倡，故稍稍衰歇。而齐学之中的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却因为时势的需要，得着有力的提倡，成为西汉初期的“显学”。韩非在前三世纪中叶说“世之显学”，只举儒墨二家，其时齐学还不够为显学。黄老之学成为显学，始于汉初，而第一个黄老学者受尊崇的，便是高密乐巨公的弟子胶西盖公。盖公是汉相国曹参的老师。（详见下节）

这一个学派本来只叫作“黄老之学”。“道家”之名不知起于何时。陈平晚年曾有“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的话（《史记》五六）。后来武帝初年有儒道争政权的一案，司马迁记此事，有云：

窦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史记》一〇七）

这里上文说“黄老之言”，而下文说“道家言”，可见这两个名词是同义的了。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这一百多年的道家学者可考见的，略如下表：

毛翕公

乐瑕公

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至景帝时尚生存，见《汉书》三七本传）

盖公（当前200年尚生存）

曹参（前190年死）

陈平（《史记》传赞说他学黄老）

王生（见《张释之传》，“善为黄老言”，至景帝初年尚生存。《驺阳传》有“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似同是一个人）

黄生（景帝时，约当前二世纪中叶）

邓章（见《晁错传》之末，约当武帝时，“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

邻氏（有《老子经传》四篇）

傅氏（有《老子经说》三十七篇）

徐氏（字少季，临淮人，有《老子经说》六篇。以上三人时代不明，见《艺文志》）

捷子（齐人，有《捷子》二篇，《艺文志》云，武帝时说）

曹羽（有书二篇，《艺文志》云，“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郎中婴齐（有书十二篇，《艺文志》云，武帝时）

司马谈（前110年死；“学道论于黄生”）

汲黯（前112年死；《史记》一二〇说他“学黄老之言”）

郑当时（约前100年死；《史记》一二〇说他“好黄老之言”）

杨王孙（武帝时人，学黄老之术，家颇富，厚自奉养，实行“养生”的主义。后来他有病，先立遗嘱，说“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他的朋友劝阻他，他说：“吾裸葬，将以矫世也。”《汉书》六七有传。据《西京杂记》，王孙名贵，京兆人）

在秦始皇坑术士之后，汉武帝大求神仙丹药之前，这七八十年中的道家似乎经过了一番刷清作用，神仙迂怪之说退居不重要的地位，而清静无为的思想特别被尊崇，故这时期的道家思想差不多完全等于清静无为的政术。故曹参师事盖公，治齐治汉，都用黄老术，清静无为，以不扰民为主。故窦太后信黄老之言，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史记》二八）。故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史记》百二十）这都是道家的政治思想，重在清静无为，重在不扰民，与民休息。

司马谈学天文于方士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生，可算是一个杂博的学者。他在建元、元封之间（前140~110年）做太史令，也不得不跟着一班方士儒生议祠后土，议泰畴坛（均见《史记》二八）。但他的“论六家之要指”（《史记》百三十）述道家的宗旨仍是这自然无为的治道。他说：

《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他把一切学派的思想都看作“务为治”的政术，不过出发点有不同——“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的分别，故主张也有不同。他从这个论点观察各家，指出他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只有道家是“无所不宜”的一种治道。他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这是说道家无所不包，无所不宜。他又说：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道家承认一个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道是自然流动变迁的，故“无成势，无常形”。一切依着自然变迁的趋势，便是“因循”，便是守“时变”。时机未成熟，不能勉强，故“不为物先”。时机已成熟了，便须因时而动，故“不为物后”。在政治上的态度便是既不顽固，也不革命，只顺着时变走。这是道家的无为主义。无为并不是不做事，只是“不为物先”，只是“因时为业”。这便是《淮南王》所谓：

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

大凡无为的政治思想，本意只是说人君的聪明有限，本领有限，容易做错事情，倒不如装呆偷懒，少闹些乱子罢（《吕氏春秋·任数篇》说：“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阚，其所以闻见甚浅。”《君守篇》说：“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然而直说人君知识能力不够，究竟有点难为情，所以只好说：“您老人家的贵体非同小可，请您保养精神，少操点心罢。”司马谈也有这样一种养神保形的政术，他说：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健羡似是古时一种成语，有贪欲之意。《荀子·哀公篇》，孔子曰，无取健。杨倞注，“健羡之人。”下文孔子曰，健，贪也。杨注，“健羡之人多贪欲”），黜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而敝。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他又说：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他这样反复叮咛，很像嘱咐小孩子一样，在我们今日看了似乎好笑，但在当时为此说者自有一番苦心。道家主张无为，实含有虚君政治之意，慎到所谓“块不失道”，《吕氏春秋》所谓“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都是这个意思。司马谈也主张“无唱有和，无先有随”，故他反对儒家“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的治道论，但君主之权既已积重难返了，学者不敢明说限制君权，更不敢明说虚君，故只好说请人君保养精形，贵生而定神。人君能“精神专一”，则能“动合无形，赡足万物”了。这是他们不得已的说法。

试看司马迁记汲黯的事：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史记》百二十）

这样一句话便使皇帝气的变色而罢朝，使满朝公卿都震惧。怪不得那些和平的道家学者只好委婉地提出保养精神的论调了。

无为的政治思想是弱者的哲学，是无力的主张。根本的缺陷只在于没有办法，没有制裁的能力。他们说：“你们知识不够，不如无知罢。你们不配有为，不如无为罢。”但是君主愚而偏好自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不配有为而偏要有为，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说：“您老人家歇歇吧，不要主劳而臣逸。”但是君主偏不肯歇，偏爱骚动形神，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汉初七十年的政治，可算是有点无为的意味，也不能说是没有成效。但我们仔细想想，汉初的无为政治都是由君主丞相发动：孝惠的“垂拱”是因为他无权无能；吕后的“政不出房户”是因为她本来没有多大见识，又怕别人有为；曹参、窦太后的行黄老术都是强有力者的自动。等到汉武帝立志要有为，于是七十年的无为政治全推翻了。

七十年的道家政治

汉帝国的创立者都是平民。刘邦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吏，樊哙是屠狗的，夏侯婴是个马夫，灌婴是个卖缯的，周勃是为人吹箫送丧的，彭越是打鱼的，黥布是个黥了面的囚徒，韩信是个“贫无行”的流氓。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如张良、陈平，是受过教育的。这一群人起来参加革命，在几年之中，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二次的统一帝国。刘邦做了皇帝，这一群人都做了新朝的王侯将相。他们的妻妾也都成了新朝的贵妇人。刘邦的兄弟子侄也都封王建国。这一班乡下人统治之下的政治，确实有点可怕。彭越、韩信都死在一个残忍的妇人之手。高祖死后，吕后当国，至十五年之久（前194~180），政治的污秽昏乱，人所共知。高帝在日，韩信曾冷笑自己竟同樊哙等为伍；高帝死后，樊哙和他的老婆吕媭便成了最有权势的人。吕后的一班兄弟诸侄都封王封侯。她的嬖幸审食其也封辟阳侯，拜左丞相，住在宫里，百官皆因而决事。右丞相陈平没有事可做，只能“日饮醇酒，戏妇女”。这样的做法，才能得吕后的欢心，才可避免吕媭的谗害（《史记》五六）。吕后的行为是最不人道的，她鸩杀的人，如赵王如意、赵王友、赵王恢等，不可胜计。她吃戚夫人的醋，“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史记》九）

在这样的黑暗时代，一班稍有头脑的人都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为不如无为，良法美制都无用处，不如少出主意，少生事端。只要能维持国内的太平，使人民可以休息，可以恢复十几年兵祸毁坏的生产力，这便是大幸事了。《汉书·食货志》说：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史记·平准书》作“米至石万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白天

子不能具醇驷（四匹马一色），而将相或乘牛车。

经济的状况如此，也不是可以有为的时势。所以鲁国的儒生对叔孙通说：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

所以陆贾也主张无为的政治（见上章）。最奇怪的是当日的武将，“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平阳侯曹参，也极力主张无为的政治。曹参和韩信平定了齐地，高祖把韩信调开了，封他的长子肥为齐王，用曹参做齐相国（前202年）。曹参以战功第一的人，做韩信的继任者，他岂不明白高祖的用意？司马迁说：

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

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前202~193），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前193），……参去，嘱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史记》五四）

曹参在齐相国任内，行了九年的清静无为的政治，已有成效了。故他到了中央做相国，也抱定这个无为不扰民的主义。

参代萧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之约束。择郡国吏，木（《汉书》三九木字作“长大”二字，孟康说，年长大者）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希冀）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惠帝看了曹参的行为，有点奇怪，叫他的儿子曹窋去规谏他。曹窋回去问他父亲为什么“日饮，无所请事”。曹参大怒，打了他二百下，说：“天下事不是你应该说的！”第二天，惠帝只好老实说是他叫曹窋去说的：

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参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

上曰：“君似不及也。”

参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这里明明说出他的无为政治的意义是：“我们都不配有为，还是安分点，少做点罢。”其实惠帝自己在吕后的淫威之下，也只能“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史记》九），不久即短命而死，只有二十三岁。后来王陵做右丞相，因为反对诸吕封王的事，就做不成丞相了。陈平和审食其做左右丞相，陈平也只能喝酒玩妇人，然而还免不了谗害。

吕媭……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

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媭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媭之谗也。”（《史记》五六）

吕太后听说陈平喝酒玩妇人不治事，为什么私心独欢喜呢？这就是说，当权的人不但自己不配有为，并且都不愿意谁有为。最庸碌的人如萧何，尚且时时受他的老朋友刘邦的猜忌。故萧何不能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高祖知道了便“大悦”。但萧何提议许百姓入上林空地去种田，高祖便大怒，把他“下廷尉，械系之！”（《史记》五三）吕后的喜，和她丈夫的大悦大怒，正是同一种心理作用，都是不愿人做有益的事功。这都是无为政治的背景。

但无为的政治却也有很好的效果。司马迁论曹参道：

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史记》五四）

他在《吕后本纪》的后面也说：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九）班固《汉书·高后纪》的赞（《汉书》三），全抄此段。

班固又在《食贷志》里说：“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二四）

可见当时的政治尽管龌龊，而“政不出房户”，人民便受惠不少。几十年的无为，有这样大成效：

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前202~130）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万万为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吏不可时时更换，至生长子孙而不转职），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史记》三十）

孝惠、吕后之时的无为政治，如曹参的尊重盖公，实行黄老的思想，便已是有意地试行无为主义了。孝文、孝景二帝的政治也都含有一点自觉的无为政策。史家虽不明说文帝是黄老信徒，但他在位二十三年，所行政策，如除肉刑，除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律，减赋税，劝农桑，以及对南越及匈奴的和平政策，都像是有意的与民休息。他的皇后窦氏便是一个尊信黄老的妇人，她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后共四十五年（前179~135）。《史记》（四九）说：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即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当文帝时，便因病把眼睛瞎了（《史记》四九）。故她的读老子、黄帝书应该在她早年。我们虽不知道文帝曾否受她影响，也不知道是否因文帝尊崇黄老而影响到她。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位瞎眼睛太后是十分尊崇黄老哲学的，而她的权势足够影响汉家政治至几十年之久。当景帝时代，儒生辕固生说《老子》是“家人言”，得罪了窦太后，便被送到兽圈里去刺野猪（《史记》一二一）。武帝初年的赵绾、王臧的大狱，也是一件儒家与道家斗争的案子，值得史家的注意。《史记》说：

建元元年（前140），……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除（关门之税），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谪诸窦宗室无节行者，除其属籍。

这是儒家、赵绾、王臧的变法政纲。

时诸外家列为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史记》一〇七）

二年（前139），御史大夫赵绾请毋奏事东宫（《汉书·武帝纪》作“请毋奏事太皇太后”）。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耶？”（以上用《汉书》五二）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以上用《史记》二八）。免丞相婴，太尉蚡。以许昌为丞相，庄青翟为御史大夫。（《汉书》五二）

《史记·万石君列传》也说：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万石君（石奋）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史记》一〇三）

这也是有意排斥儒生的一个例子。

但这位瞎眼的太皇太后不久就死了（前135）。七十年与民休息的政治，已造成了一个人给家足的中国，可以大有为了，于是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布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史记》一二一）

第十七章

儒家

儒教在汉代被确立为国教考

本文试图叙述儒家学说在公元前二○○~一○○年期间的变迁史，并指出由于汉王朝把它奉为国教，因此而产生的后果，一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真正性质。

当秦始皇统一了整个中国，并建立起第一个中华帝国时，他和他的大将及政府官员们对盛行在战国时代的无数哲学学派抱非常敌视的态度。耗时空谈的时代过去了。提上日程的问题是怎样来统治这新成立的帝国。他们废除了世袭的诸侯分封制度，把帝国划分为三十六个郡县，建立起全国统一规格的道路，统一的文字书写形式和标准的度量衡制度。这些为了控制全国而计划进行的庞大的政策，常常遇到守旧的学者们的非难。政府为了镇压反抗就不得不使用激烈的迫害手段。几乎有五百人被活埋致死。公元前二一三年，政府下令一切属于私人所有的书必须烧掉。著名的焚书令中说：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秦帝国只持续了十五年（公元前221~206）。经过七年剧烈的战争，国家重新统一在汉王朝的统治下。到公元前一九五年内战仍未结束。长时间的革命和战争使国家遭到破坏，新建立起来的帝国到处是一片废墟。米价五千钱一石。由于战争和饥荒，人口减少了一半，帝国政府不得不颁布政令，允许人民为了生存可以出卖他们的孩子和移居西边各地。朝廷穷困到甚至找不出四匹同样颜色的马作为皇帝出门时乘坐的马车。大臣和将军们常常只能用牛车代步。

他们确实是处在困难时期。除了最迫切需要的和平和下令容许人民休养生息以外，其他都是不切实际和多余的。所以汉初的政治家们实施和平和放任政策。学者和思想家们都倾向于崇尚道家教人清静无为、顺乎自然的哲学。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意识地鼓励这种道家哲学的做法。汉初的丞相之一曹参是道家盖公的信徒，有意实施放任自流的政治哲学。在他担任丞相的三年期间，他每天饮酒，他的部下来向他提新的建议时，他就请他们一同饮酒，直到酩酊大醉，无法谈论他们想提出的新建议方案时方休。另一位信奉道家哲学的统治者是窦太后（死于公元前135年），她是汉初四十年间最强有力的政治人物。她严格要求她的所有儿孙们学习老子哲学。

所以，汉初七十年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是道家。道家这一名称是这一时期提出来的，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出现的著名的折衷主义哲学，它试图把先前哲学上众说纷纭时代涌现出来的各种思想学派中的基本学说都包括在内。这种不拘于一家之言的中心见解就是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和具体体现了“道”的概念的庄子，因此称为道教或道家。这一折衷主义学派的最著名的著作是《淮南子》，是由一群哲学家在汉高祖的孙子淮南子的支持下编纂完成的。伟大史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一篇文章里进一步概括地阐明了这种折衷的见解。他说：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这就是道家哲学，它是顺从自然主义的、唯理主义的和宿命论的。这种主张革命者和改革者是不赞成的；但保守者也反对。它的政治含义是自由放任政策。由它顺从自然趋势，并保持这种状况。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种态度正好与当时的时代趋势相适应，使人民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享受着和平和繁荣昌盛。

太史公司马迁说：

至今上即位数岁（武帝，公元前140~87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从这些同时代的证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时代的来到——这是一个物产丰富，资财集中并崇尚奢侈豪华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到来，使一项更加独断的政治计划和帝国的向外扩张的时机成熟了，为更具独断精神的权势和儒教政治哲学安排好了活动的舞台。

汉代是第一个由下层社会人民建立起来的王朝。开国皇帝是个酒徒和无赖。他的一些大将曾经是屠夫和流氓。他们对知识阶层毫不尊重。汉高祖是出名的不喜欢儒家学者，用最轻蔑的方法去对待他们。他曾经摘掉儒生的帽子并用污物把它弄脏。他边接待儒生来访边由两名女子侍候为他洗脚；以憎恶的眼光看待学者阶层穿的飘拂的长袍。那些去求见的儒学经师为了避免受到嘲弄，不得不在供职时穿上短衫。

不过儒家学者在王朝初建的时候是有用的人，因为他们通晓历史传统，并精通社会和宗教的典礼仪式。他们还懂得法律和制度，并能用丰富的历史实例来谈治国方案。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刚登上开国皇位的新军阀来说都是有用的。当儒生陆贾在汉高祖面前引用儒家经典时，高祖立即打断他的话并叱责说：“你这个书呆子，老子在马背上得到天下，你的经书对我有什么用？”陆贾反驳说：“是的，陛下，您能在马背上得天下，但是您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吗？”皇上想想可能是那么回事，就让他写一本关于秦朝为什么会灭亡的书。这本书很快地写了出来，皇上一章接一章地读下去，他高兴了，给书取名为《新语》。这书一直保存至今。

另一个小故事在汉初的儒教史上也是很重要的。汉高祖首先宣布：所有旧的朝廷礼节制度对于他的那些原来出身低微、从来不讲礼貌的新任将军和贵族领导层来说统统废除不用。于是这些人在朝廷举行的酒宴上互相打骂，喝醉了酒大声喊叫，甚至拔出佩剑在宫廷的墙壁和柱子上乱砍乱刺，使汉高祖感到大大地受到了伤害，十分恼火。

一位儒家学者叔孙通为此提出建议：要有一套朝廷觐见的礼仪制度以维持秩序。高祖说：“可以试试。但要简单明了，对我来说要容易执行。”于是叔孙通从孔夫子的老家山东请来了三十名儒生，由他们协助，再加上他自己的弟子们。他开始为朝廷设计新的朝觐仪式。设计出来后，又带着这些儒生到远离都城的郊野，模仿朝廷典礼进行演习。这样进行了一个月以后，邀请皇上观看了他们的排练。高祖说：可以。并命他的朝廷的全体成员都要学会这套仪式。

公元前二○○年十月初一日，为新建成的长乐宫举行落成典礼，新制定的仪式就从这一天开始实行。整个仪式体现了王朝帝国的壮丽豪华的气魄，在庄严和有条不紊中完成，由专司典礼的官员执掌进行，敬酒九巡以后就停止。没有喧闹的声音，也没有出现失礼的行为。典礼结束之后，汉高祖说：“今天我才尝到了当皇帝的尊荣和乐趣。”

叔孙通由此官拜太常寺卿，并赏赐黄金五百斤。他请求皇帝赐给和他一起进行这项礼仪工作的儒生们一个微小的官职。离开皇宫以后，他当即把五百斤黄金分给他的弟子们，弟子们非常高兴并欢呼：叔孙老师是圣人，他知道当世最需要的是什么。五年以后，汉高祖出巡到山东地区，用太牢，也就是以祭天子的规格用全羊、全猪、全牛作为祭品祭祠孔陵。

叔孙通后来又升为太子太傅。在太子即位时，他再一次主持了新皇登基大典。汉初的许多有关朝廷庆典、公众集会及宗教礼拜的仪式，都是他设计制订出来的。

这些小插曲都发生在汉代建国初期，显示了儒家学派以教育和培养人为主的实际效益。这就阐明了在当时，尽管缺乏教育的皇帝和野性未驯的显贵们轻视学术和学习，尽管有主张放任自流和清静无为的道家哲学的反对，儒教则仍能跻身于政治势力中的原因。

但是对于采取好干预别人和家长式统治的儒家学派来说，时机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出于曾经反抗过秦王朝专制主义的反应，人们开始疑惧这种独断的政治改革。给以更多的安宁和更少法规是时代的愿望。汉高祖在取代了秦以后，废除了一切旧有的详细法规，公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简化法规的巧妙一着，受到人民热烈的拥护，欢呼新统治者是被压迫人民的救星。帝国很快就发觉有必要把它发展为《九章律》，但这在开国后的三代统治中，由于不希望作过分详细的修订，《九章律》仍是一部简单的法典。

帝国在建国初期几十年间的趋势是不惜任何代价获得和平，让人民从他们过去遭受的苦难中恢复元气。在汉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中（公元前179~157），没有新建一所宫殿，增加一名宫廷侍卫和新盖一处御用马厩。文帝还废除了肉刑，在他统治的末期，全国每处只有数百件判处死刑的案例。他鼓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皇后在宫中养蚕。赋税每年减轻，至公元前167年，全部废除了土地税。

汉武帝十七年时，丞相卫绾为首进行了一次使儒家学派教育宗旨的地位高于其他一切学派的活动。朝廷的推崇使儒家学者更显突出。这使年迈的窦太后不高兴，她是道教教义的虔诚的信奉者，而这时她正代替年轻的皇帝摄政。儒家学者试图颠覆她的摄政地位，但是没有成功。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被免职。她把领头的两名儒家学者投入监狱，那两人在狱中自杀身死。

直到公元前一三五年窦太后逝世，儒教活动才得完全恢复。在窦太后逝世的前一年，为了抑止民间的原有的博士私相传授经书，政府设立了专门传授弟子的儒学博士官，以五名为限，每人传授五经中的一门，即《易经》《诗经》《尚书》《仪礼》和《公羊春秋》。公元前一二五年，丞相儒家学者公孙弘提议有限度地从全国各地选拔招收学习每门经书的学生。第一次为官学选来的学生共五十名，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年，帝国官学成立，选入学生三千名；公元二世纪时，已扩大到拥有学生三万名以上了。

不过把儒教作为国教的建立，或者更确切地说定为国教的最重要的一步，则是采用儒家经籍作为政府文官考试制度的基础。当时书面的经书语言早已成为死的语言。所有用经书语言书写的敕令和法规对广大民众来说都无法领悟，甚至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小官们也常常不明白朝廷在公文上写的是什么。公元前125年，丞相公孙弘为此向武帝上奏，提议是否可通过考试取士，对儒学经籍中的一门考试合格者，方能充当京城以及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总之，最有学问的人常居优先地位。这是文官考试制度的开始。以后逐渐修改完善，一直施行了两千年。这是普及儒家经籍知识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后来这种对古典经籍的考试实际上成为对非显贵出身的平民能升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政府只宣布考试的各项标准要求，所有对自己的儿子抱有希望的民众就得自己想各种办法教育孩子，使他们谙熟古代经籍，并具有用这种文字作论文的能力。用这种方法，儒家经籍，有时主要用孔子以前的原著中所提到的；有时用孔子以后的经书（特别是称谓《四书》）中的，成了自从汉武帝以来两千年间一直保持下来的所有中国的学校里的主要课本。

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这期间很多儒家学者擢升为政治上的显要人物。著名史家司马迁在武帝在位时的下半叶写出他的伟大著作。说明自从公元前一二五年新的教育法规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作为各部大臣、高级官员和地方长官进入了政府各部门。官学中的儒学博士虽然官阶品位并不高，却常常参加朝廷集会，决策国家大事，特别是在起草和讨论法规以及觐见和祭祀仪式中常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确实地说，儒教至此已作为汉王朝帝国的正式国教或正统的教旨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通过上述对汉代开国以来一百年间儒家思想兴衰的描述，我们现在可以试图观察一下受到政府如此器重的荣誉，并抬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正统地位的儒教是哪一种儒家思想？为了了解这新建立起来的儒教的真正内容，有必要先描述一下当时的宗教和思想背景图，在这种背景下儒教运动才得以形成。当我们明白了这一背景以后，才能够鉴别为什么和怎么这种儒教根本不是孔子或孟子的哲学思想，而是某种与原来的学派教导毫不相干，以致我们必须称它为“汉儒”，以便一方面有别于孔、孟关于道德伦理和社会的教导；另一方面也有别于宋代的新儒家哲学。

这种宗教和思想背景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普遍广泛流行的各种信仰和由于移民、军事上的征服，最后由于秦、汉王朝帝国的形成所带来的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神秘莫测的迷信。秦民从西北来，随着他们的向东移动，带来了他们的原始崇拜和畤，当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时，这种崇拜就成为帝国宗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宗教信仰之一是崇拜一块肝形的石头或者是化石，名为“陈宝”，他们认为这块石头是秦民的守护女神神雉转变而成的。她是专门负责一切军事行动和征服其他民族的神。每隔两三年，她的配偶神，也是一只雉，会到她的畤里与她相会。他的到来常会有一种红色和黄色的奇异光彩出现，约有四十~五十英尺⁽¹⁾长，同时伴随有附近所有的雉和公鸡的叫声。如遇到这种情况出现，帝国的僧侣们，就要用羊、猪、牛各一头作为祭品向畤献祭，并作为重要新闻，派专使、备驿马飞驰京城向当时的秦王、后来的皇帝报告。据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刘向（死于公元前6年）的记载，这种闻名的神雉对已化为石头的配偶的拜访的正式记录，在公元前二○六~前三十一年间共有一百五十一次。就这样，再加上秦民的另外一些带神秘色彩的崇拜，相继构成为秦、汉两代的国教部分，而以汉武帝在位期间特别盛行。到公元前三十一年才废除；但对这一废止持反对态度的表现得非常强烈，以致在第二年由皇太后下特别敕令重新恢复。

这种原始崇拜，在构成帝国组成部分的其他民族中也有存在。居住在山东东部沿海的齐民崇拜他们的“八神”，这也是武帝在位时盛行的宗教。武帝曾多次出巡山东祭祀八神。八神之首称为“天主”。这一名称后来为十七世纪时耶稣会传教士所用，译为“上帝”。从此，罗马公教直至今天仍以“天主教”闻名。后来罗马教廷发现这一命名源于一个低级的异教，于是引出一场激烈的争辩，部分地促进了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衰落。这则故事出在勃朗宁的长诗《环与书》中著名的一节中。

居住在齐、燕（现在的山东和河北）沿海居民的丰富的想象力对中国的宗教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相信世上有神仙存在，神仙们在海上的三座神山或称为海岛上居住。他们相信这些岛上所有的鸟兽都是白色的；神仙居住的房子用白银建成并以黄金为大门，在那里可以找到长生不老药。据说曾有人去这些岛屿上寻仙，神仙出现在那些具有彻底献身精神并有所准备的人们面前。在汉以前有许多统治者曾派人到这些圣地去寻找仙踪。秦始皇是一个虔诚的信奉者，并数次派出由童男童女组成的探险队去海上寻求神仙和神秘的长寿秘方。汉武帝决意要完成秦始皇没有办到的这件事。在他长达五十年的统治期间，他不断地赞助这个和那个炼丹术士或方士，希望有朝一日神仙会有幸给予他一次会晤的机会，并赠给他长生不老丹方。

这不过是无数迷信传说中的很少几个和帝国的实施常例。当汉高祖得意扬扬地进入秦国都城时，他颁布一项文告说：“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几年以后（公元前200年），汉王朝完成统一大业，长安城成为新建帝国的都城。所有各民族和地方宗教及祭祀仪式在都城中都能充分体现，各种教派在都城中都有各自的寺庙、僧侣和祭祀仪式。梁巫代表今属四川西部居民的教派；晋巫代表今属山西的部族；秦巫代表今属陕西及其以西的部族；荆巫代表汉水、长江流域的部族。当汉武帝征服了今属广东的部族后，粤巫也加入了都城中无数部族和地方神职的行列，容许礼拜他们自己的神灵，并按照他们自己的奇特方式进行鸡卜，就是用雏鸡的骨头占卜。

帝国由多民族组成，使京城里有这么众多部族和地方的宗教教派及迷信活动，这些都成了国教中的组成部分，全归祠官管辖。迷信的朝廷和百姓杂乱无章地崇拜着其中的任何一个寺院庙宇，幻想着祝祷着神灵能保佑他们。

如上所述，汉代的缔造者们出身十分寒微，一般地说，天然受制于各种形式的迷信，不过仍有显著的例外。如汉文帝和他的皇后窦太后及他们的儿子汉景帝（公元前157~141年）时的状况就不是一样。但总的来说，朝廷和皇族都是十足的愚昧无知和迷信的人，是他们使大量的原始崇拜提高了声望，因为在他们取得显赫地位以前曾经利用过这些东西。在这些普遍流行的迷信崇拜中最显著的例子是礼拜长安城的“神君”。

长安附近有一位年轻妇女因难产死去。据说她的鬼魂常常出现并与她的妯娌谈话。这位妯娌开始在他们的屋子里礼拜她。很快这里成了轻信的老百姓们朝圣礼拜的中心。鬼魂通过其中的一名妇女说话，这名妇女就成了所谓代神传谕的巫师。凑巧在众多的神君崇拜者中有一名地位低微的妇女，她的女儿从丈夫家中逃了出来，被带进了皇宫，成了太子最宠爱的嫔妃，并生了一个儿子。太子即位以后，这名逃出来的妇女成了皇后。这是公元前一五一年的事。十年以后，她的儿子当上了皇帝，就是汉武帝。武帝为他出身微贱的母亲赐上平原君的封号。她的哥哥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都得以封侯。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当上了帝国的丞相。像这样一个出身微贱的女子突如其来地使家庭交上了好运的事，自然而然地认为是由于受到了代神传谕的女巫的祝福。这种代神传谕的女巫是由汉武帝祖母、她的虔诚信奉的娘家介绍到宫中来的。就这样，神君成了皇帝虔诚崇拜的偶像，专设两处宫殿作为供奉神君的神殿。公元前一一八年，皇帝出巡寻求新的拜神殿时，又出现了新的显圣方法。皇帝感到不舒服，所有的男女神巫和方士都无法为他祛除病痛。于是，派遣使者去向神君求教。神君答称：“转告皇帝，不必为他的病痛焦虑；转告他，病稍愈，请到甘泉来与我相会。”皇帝的病真的好了，赶紧去甘泉，在那里大摆酒宴，向神君表示敬意，并宣布大赦天下。

上述事例都发生在皇帝提倡以儒教作为帝国的正统国教教旨以前。

这是一个崇尚巫术、炼丹术和信奉神仙的时代，汉武帝对这些都深信不疑。他在位期间，许多方士被捧到具有最高政治权力的地位，当然，这就成为一股促使人们去研究探索各种神秘主义的巨大的推动力。司马迁对此有如下一段记载：公元前一一○年，武帝出巡到齐地沿海祭祀八神。至少有一万人请求皇帝赐给一次机会，试一下他们崇拜和炼就的新的神奇秘方。

在所有的方士中最走运的要数栾大，他巧言令色，敢说大话，说服了轻信的皇帝。他说他的奇妙无比的方法不仅能点石成金，能使神仙降临并得到长生不老药，而且可以阻止黄河洪水泛滥，而这正是政府多年来感到棘手难办的问题。他略施富于幻术魔力的小计，就使皇帝十分信服，封栾大为五利将军。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接连获得另外三个头衔奇怪的官职；不久又封他为乐通侯，赐给他一座宫殿似的豪华府第，拥有千余奴仆和一套皇帝自己在宫中使用的精美的帷帐家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皇帝把自己的大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为妻，赐给黄金万斤作为卫长公主的嫁妆。皇帝经常亲临栾的府第；每天派人送去新的礼物，礼物摆满了从宫中到他的府第的街道上。不久皇帝又赐给他一方新的上面刻有“天道将军”的玉印，专派一名穿着羽衣的特使送去授予他的女婿，象征着神仙飞向天国，天道将军也穿上白色羽衣庄严地接受了玉印。几个月内他接连接受了六个最高荣誉的官印，使当时的儒家学者们感到极度的钦羡和嫉妒。栾大的奇丹妙方没有一个证明是有效的。公元前112年，他的欺骗行为终于全部暴露，皇帝一怒就把他处死了。

有着皇帝的女婿、乐通侯、乐通将军等等头衔的栾大，他的虔诚的保护人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正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把儒教捧为正统国教的统治者汉武帝本人。

这就是那一时代的宗教和思想背景。神畤寺庙在数量上不断增加，而且越来越豪华奢侈。公元前三十一年，据丞相上奏，在长安城内有六百八十三座寺庙，寺庙里面都配备有官方供养的僧侣负责管理前来朝拜的信徒，其中，有四百七十五座寺庙在当年就被废除了，但这些被废停止的寺庙似乎很快又恢复起来。到公元二十年，仅长安城内又有了一百七十座政府设置的让人朝拜的寺庙。政府每次用于向这些寺庙献祭的飞禽和走兽的数量达三千头以上。后来几年为筹备这么多用于献祭的牲类感到很困难，于是只好用公鸡代替野鸭，用狗作为麋鹿的代用品了。

儒教是在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充满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的环境里被提升为正统教义的。儒教和儒家学者都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庞大而有权势的环境的感染和影响。事实上，一些著名的儒家学者也并不想避开它。孟子曾评论过孔夫子是适时的圣人。儒教也常有适时的教旨，它常能把握住时代的风尚。汉代儒教的真正创始人叔孙通，就被他自己的门徒形容为当世最识时务的圣人。当时的一些儒家学者的领袖人物也说过同样的话。汉代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那在历史上闻名的祈雨方法是：当他站在北门向过往行人喷洒水滴时，关闭城里一切朝南开的门，并禁止一切场所用火。另一儒家学派的大学者刘向是个炼丹术士，相信通过神秘的幽灵的介入可以使顽铁变成黄金。有一次，他因用伪造炼得的丹药欺骗汉宣帝（公元前73~49年）而险被判处死刑。

新儒教在一位具有如此五花八门爱好而又永不知足和轻信的统治者的鼓励下，和同样如此轻信的一些学者的倡导下应运而生了。——这种新儒教必然是一种人为合成的宗教，里面融入了众多民间流行的迷信和国家崇尚的因素。为了稍为显得合理一点，除去了少数最站不住脚的成分，并薄薄地涂上一层儒家以前和儒家的经籍作为伪装，以便使它以文雅和权威的姿态出现。从这方面来说，汉代的新儒教确实是中国的国教。它是一种民间普遍流行的信仰和长时间实践并通过轻微的润饰使它稍为合理的大的凝聚体。

必须注意的是《五经》公认是儒家文化以前的主要经文，儒家学派为后代保存了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些经文，大量地汇集了民间文献、传统历史、占卜、社会和宗教仪式，自然还包含了无数关于上古的迷信和习俗。这些很容易与后来的民间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孔学以后的经文以及哲学争鸣时代的其他各种学派的著作，由于轮廓鲜明，概念清晰，复杂老练而不适用这一新儒教的目的。归根到底，儒教建立在中国国民文化生活的这个时期，只因为这时期有最适合于它生存的土壤。

不过，即使是儒学以前的经籍，由于太简要和太实在，也不能把它作为儒教的唯一基础，奢望它能把众多的民间崇拜和迷信统统都综合在一起。所以需要为儒教活动去寻找一种超出这些经籍以外的，制造出一种只属于它自己的新的文献。这种新的儒教文献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是由对原有经籍的解释评注所组成，这种解释评注又被混进了经籍文本之中，而这种胡说在经籍中原本是没有的；另一种形式是在生疏和奇特的标题下为新儒教伪造纯粹是虚构杜撰的经文。由于古代经籍被称作“经”，所以这些伪造的文本就叫作“纬”。有七种这类伪造文献记载，在古老的书目中，称为“七纬”。这些纬书的残篇至今仍有保存下来的。

研究这些文献能从中看出汉代新儒教的观点，至少包括下列各要点：（一）信奉天上有神，它有意志，有意识，并监视着人们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二）信奉一切神怪及死后灵魂也监视着人们和政府的一切行动。（三）信奉善恶因果报应思想。（四）信奉天人感应，邪恶的行为会带来上天预先的警告和事后盛怒的惩罚，善良的行为会带来吉利的征兆和回报。（五）信奉凡事都有先兆，并能人为地使天意转缓，甚至靠做大量的善行义举来改变天意。（六）信奉占星学是一门解释天象和人类及政治事件关系的科学。

所有这些要点是在儒家经籍的伪装下，把政治宗教哲学都混杂在一起组成的。这种哲学或者叫作宗教的中心思想是：上帝或天是有意志或目的的，他的意志或目的是对人类以慈善为本。天意可以通过小心观察天空和地面上的异常现象了解到。这些异常现象就是上天对人们和政府的警告。人们，特别是政府的一举一动必须按照观察到的这些现象为指导去进行，不按照预示的现象去做，结果必将使天意作出进一步盛怒的警告，甚至会导致王朝的崩溃和民族的毁灭。

总而言之，新儒教完全是宗教的口气，它的根本目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几乎全部是为政治服务的。自从秦帝国形成以来，皇帝的权力已成为真正的专制，但这种专制权力缺少可用来限制或控制人的适当的武器。儒家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发现了这种宗教武器，似乎可用来成为使人在敬畏中完全听从统治者掌握的工具。这宗教因素在当时是如此的突出和强有力，以致可以利用作为有成功前途的基础，在这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在思想上和信仰上令人敬畏的政治宗教制度。

这种新儒教的政治目的，董仲舒作了最好的表述。他本人在政治上从没有达到过杰出人物的地位，而他为新儒教提供的哲学和逻辑方法的著作，给从司马迁时代到康有为时代的中国思潮以巨大的影响。董仲舒的大量的哲学著作是解释《春秋》，从中他推论出这一重要主旨：《春秋》教民服从统治者，教统治者服从上天。这就是汉儒提出的要旨。这一新的政治宗教体系的目的是为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寻找力量的。

董仲舒对新儒教“神学”的本质也有简单明了的说明：

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君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汉武帝召集众多儒家学者于朝廷，询问治国良策。董仲舒的这些大胆的言论已被写进在答武帝问当中了。他的发言像是带有权威性的预言。这些言论奠定了使汉代儒教成为高度复杂的神学，有时称它为灾异之学。因为它的实际用途在于解释两类现象。例如大火、洪水、灾荒、地震和山崩等灾的现象；另一类是异常的现象，如日食、彗星出现、星体不正常的活动以及妇人长出胡须等等。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天或地的特别警告的意义呢？用什么方法来解释那些异常现象的含义呢？对这问题，董仲舒用奇妙的逻辑方法来解决：他把汉代儒教的逻辑推理方式说成是历代的模式来回答这问题。他说：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类，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

这是新儒教方法论的声明，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类推的逻辑学。它使每一个特殊事件都包括在三步各不相同的推理过程中。（一）把《春秋》中记载的每一种异常现象用因果关系把某些政治事件与这些现象直接联系起来，找出它的“意义”。（二）其次，如当前出现了异常现象，就设法从《春秋》中找出与其相对应的现象。（三）找到后就用来解释它所隐含的意义，依据历史类推的方法使它适合于解释当前的现象。

这里我引用一个几乎使我们的哲学家董仲舒丢了性命的著名实例。《春秋》记载了发生在鲁国的两场大火（一场在公元前507年，另一场在公元前491年）。对此董仲舒把它解释为上天由于鲁国国君对臣下的不义举动所发出的警告。如今，公元前一三五年，几个月内接连发生两场大火，烧掉了汉王朝祖先的两座陵庙。董仲舒对此解释为上天对武帝的警告，因为武帝要罢黜两位有权势的、和皇帝有着极其亲密的血缘关系的人物，这一不义的举动使上天发出了警告。董仲舒并没有亲自将这种解释向皇帝奏告，是他的仇人拿此话去向皇帝献殷勤。每一个看到注释的人都明白文中语气所暗示的是两位大人物：一位是太后的同父异母兄弟，当朝丞相；另一位是皇帝的大伯父淮南王。于是，这位哲学家被判处死刑，好不容易得到皇帝的特赦，总算免于一死。

不过董仲舒以他的擅长的学问和勇敢的预言为新儒教建立了神学基础。他建立起他的《春秋公羊传》体系。一些儒家学者开始以另外的古代经籍作为他们注释的基础，企图超过他。有一学派用《尚书》中的一章《洪范》为基础，精心计划一种更为复杂的儒教逻辑或者诡辩的体系。另一学派以《易经》作基础进行注释。那位获罪的炼丹术士刘向建立了他的《春秋谷梁传》体系，但这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不可信的。他的儿子刘歆，是王莽所信任的顾问，建立了他的《春秋左传》体系，这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但最不可思议的绝技是翼奉学派，他完成了以《诗经》为基础作注释，建立起详细的占卜和解释灾异现象的体系。

如此各式各样的儒教神学和诡辩的体系，还在继续不断地增多。当然，没有两个学派在解释任何特殊灾异现象时会得出一致的结论。当每一次地震或日食发生，各种各样的关于灾异对人或事的实际意义的解释便会像潮水一样涌向朝廷。大量的这种解释事例都发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到元年之间。都载上了史家班固所撰的《汉书·五行志》之中，这一卷（第二十七卷）成了《汉书》中最长的一卷。

从上所说，我们可以容易地了解到汉代的新儒教是完全不同于孔子的不可知论的人文主义或孟子的民主主义政治哲学的。可以看出这是中国第一个帝国时代的奇特的产物。当各部族的宗教思想和实践聚集在一起并融合成为一个具有杂乱的信仰和崇拜的庞大的聚合体时，整个的宗教和智力气氛，即便在最高层的贵族和皇族方面，都是原始的和浅薄的迷信，新儒教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到保护和滋养，也必将采用大量的原始的和浅薄的迷信，这是很自然的。新儒教，它明白地摒弃了早先从杰出的儒学思想家荀子那里接受的自然主义哲学；它明白地拒绝了孔子本人的不可知论思想，公然采取一种有神论的立场，它类似于曾被早先的儒家责难过的墨翟学派。这些汉代的新儒教徒们相信他们能通晓上天的意志，并能解释出隐含在天地间显示出来的一切现象中的意义；他们相信巫术和炼丹术；他们采用占星家们的方法论，穷毕生精力试图用历史上和经籍中的相似处去解释自然界发生的灾难和异常现象。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应该原谅他们，这些儒家学者是处在这样一种只能明白一些原始的和浅薄的事物环境中的人。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寻求一种方法，怎样才能在一个刚刚合并成立起来的帝国里，去抑制那无法避免的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宗教似乎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武器，于是新儒教采用了宗教的形式。迷信似乎能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于是儒教利用迷信作为它的主要部分。他们想建立这样一种宗教：它能教统治者本人服从天意，对他属下的人民施行仁政。为了这种缘故，新儒教常常勇敢地触怒皇帝和有权势的大臣们，强使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作出不少对人民有利的改革。

汉代儒教运动最大的成就在教育领域。在学习研究古代经籍文献的基础上建立起全国性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儒学的头面人物为未来的文官考试的民主制度的发展播下了种子。这种考试制度有可能使任何一个穷乡僻壤的男孩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和良好的资质进入并上升到国家的最高政治阶层。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对教育和学习的鼓励，新儒教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挖掘着坟墓。经过几代人的进程，逐渐出现了一大批学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他们对建立起来的国教中的原始和粗糙部分寻求补救办法。这样，到公元前一世纪末兴起了一支称为“古文经学”学派，他们代表更清楚和更成熟的思想，于是逐渐地、部分地代替了“今文经学”，即汉初建立起来的新儒教。数十年以后出现了大思想家王充（公元27~100年），他重振并发展了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并借此严厉地批评和清除了汉代儒教政治——宗教制度中所有的基本概念和信仰。

无为与有为

儒家的特别色彩就是想得君行道，想治理国家。孔子的栖栖遑遑，“知其不可而为之”，便是这种积极精神。孟子引旧记载，说“孔子三月无君则吊，出疆必载质（贽）”。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何等气象！孟子说大丈夫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都是儒家的积极人生观。但儒者在那列国对峙的时代，可以自由往来各国，合则留，不合则去，故他们还可以保存他们的独立精神和高尚人格。所以孟子还能说：

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的弟子陈代劝孟子稍稍降低一点身份，劝他“枉尺而直寻（十丈为寻）”。孟子对他说御者王良的故事（《滕文公篇》下），末了他说：

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是阿合），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这种不肯枉己而直人，不肯枉尺而直寻的精神，是古儒者留给后世的一种贵重遗风。

但中国一统之后，便没有这种自由选择的机会了。“择主而事”已成了一句空话。叔孙通“事十王”，多靠会巴结进身，后来居然制定一朝仪法，成为“汉家儒宗”，这便全不是那种不肯枉尺直寻的精神了。在那班屠狗卖缯的公侯将相的手下想做点积极事业，本来不是容易的事。有点骨气的人大概都受不了这种环境的苦痛。少年气盛的贾谊，过湘水作赋吊屈原，他说：

斡弃周鼎，宝康瓠兮！（康瓠是大瓦器）腾驾罢（疲）牛，骖蹇驴兮，

骥垂两耳，服监车兮！

我们可想见他的愤慨。他又说：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他想冲到哪儿去呢？

历九州而相（相度）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

但是在那统一帝国之下，他能飞往哪儿去呢？

儒者是想积极有为的，而那个时代却是一个无为的时代。曹参、陈平、汉文帝、窦后都是实行无为主义的。无为之治在当时确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但那种敷衍苟安的政治，在儒家的眼里，自然不能满人意。这两种主张的冲突，在贾谊的《治安策》里最可以看出来。贾谊说：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冲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不承认现状可以满人意，这便是有为主义的立场。天下已安已治，自然可以无为了；正因为天下不安不治，故必须奋发有为。长沮、桀溺讥评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正因为天下无道，故有栖栖遑遑奔走号呼的必要。贾谊对于当时的无为论，有这样激烈的批评：

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此语据《新书·孽产子篇》补。）夫俗至大不敬也，至无等（即上文所谓“上下舛逆”）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新书》“毋动”“毋为”两毋字皆作“无”。）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他攻击当时的大臣道：

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闲，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

“是适然耳”是无为论者的自然主义。无为论的真义只是“听其自然”，而“不以人易天”。有为之论恰和这相反，恰是要用人力补救天然，处处要尽人事。贾谊说此意最明白：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则）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

这便是儒家的有为主义的要旨。贾谊之学出于河南守吴公，吴公学事李斯（《汉书》十八），李斯学于荀卿。荀卿曾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荀子·儒效》）又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又说：“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这正是儒家传统的人事有为主义。陆贾、贾谊都代表这种积极态度。这种态度的要义只是认清天下的治乱和生民的安危都不是“天之所为”，乃是“人之所设”。既是人之所设，便不许靠天吃饭，必须时时努力尽人事，因为这种事业是“不为则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的。

这种有为主义，董仲舒说的也很明白恳切。董仲舒是广川人，治《春秋》公羊氏之学，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文学之士，他以贤良对策（《汉书》六，此事在元光元年，即西历前一三四。《史记》一二二则说是在“今上即位”时。他对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一句，汉初至建元三年才有七十年，故齐召南定为应在建元五年。但依苏舆《春秋繁露》卷首的年表，仲舒对策似应在元光以前，故今从苏氏说，定此事在建元元年）。武帝用他做江都王相。建元六年（前135），辽东的高庙被火烧了，他推说灾异，以为当“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他的意思指淮南王。主父偃取其书，奏上去。这时候，政府不敢得罪淮南王，故把董仲舒下吏，定为死罪。武帝特赦了他。他后来还做过胶西王相，病免家居，不治产业，以著书修学为事。朝廷有大事，时时差人到他家去请问他。他的死年不知在何年，苏舆假定为太初元年（前104）。他的重要思想，散见于《汉书》之中（看严可均《全汉文》卷二三~二四）。他的《春秋繁露》，有近人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本最可用。康有为有《春秋董氏学》，也可参考。

董仲舒在他的对策第一篇里，提出“强勉”一个观念，他说：

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

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旋至而立有效者也。

强勉即是努力有为。他又说：

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

这正是荀卿以来的人事主义。荀卿教人不求知天，而董仲舒却要人明于天人相与的关系，这大概是由于个性的不同和时代环境的不同。他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此指《春秋》“春王正月”四字）。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这固是穿凿附会，但也可表现他的主张。他在别处曾说，“王”字是“三画而连其中”，三画是天地与人：连其中是通其道：“唯人道为可以参天”（《繁露》四十四）。这正是荀子“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意思。他在对策第三篇中说：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

命，性，情，都是自然的，贾谊所谓“天之所为也”。承天意，教化，度制，都是人为的，贾谊所谓“人之所设也”。命待圣人而后行，性待教化而后成，情待度制而后节，都是说人事重于天然。

在对策第二篇里，他很不客气地说：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这仍是强勉有为之意。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对策》三）道家学者都深信天道是自然演变的，故不主张“以人易天”。他们说，“胡为乎？胡不为乎？夫固将自化。”董仲舒不信天道的自然变化，只信人事有得失，故主张用人功来补偏救弊。他说：

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对策》三）

董生所谓“道”本来只是“所由适于治之路”，本来只是人事，而非天道。人事有所不到，便有偏有弊，这都是“道之失”，即是人事之失。补弊举偏，救溢扶衰，拨乱反正，这是改制，是变法，不是变道。故他很沉痛的主张变法：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

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对策》一）

这便是贾生的有为主义。

贾生的有为主义得罪了当时的权臣贵人，终于迁谪而死。晁错的有为主义终于害他自己朝衣斩于东市。董仲舒的有为主义也使他下狱，定死罪，幸而不死，也落得废弃终身。他们都是有为论的牺牲者。然而董生自己不曾说吗？

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五六。《繁露》三十二作“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不但建立了汉帝国的一代规模，还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思想与制度，他们的牺牲是值得我们的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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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古第一期的终局

一、王充以来，中古思想起了两种变局：第一是批评精神的发达，第二是道家思想的风行。

二、批评的精神在东汉最发达，在种种方面都有表现。在学术的方面，如张衡（78~139年）的攻击谶纬，如郑玄（127~200年）、何休（129~182年）的争论《公羊》《左氏》，以至后来王弼（死约245年）的《周易注》的扫空一切旧说，都是这批评精神的表现。

看《后汉书》（八九）《张衡传》；又（六五）《郑玄传》。

看王弼《周易注》（《十三经注疏》本）。何休、郑玄争论的文字已不传了，黄奭辑的《通德堂经解》中有郑玄的《箴左氏膏肓》《释谷梁废疾》《发公羊墨守》。

三、在政治方面，批评精神表现在许多评论政治的书里，如王符（死约170年）的《潜夫论》，如崔寔（死约170年）的《政论》，如仲长统（死220年）的《昌言》，都代表这种精神。太学诸生的危言激论，更是这种政治批评的实例。

看《后汉书》（八二）《崔寔传》；又（七九）《王符仲长统传》。《潜夫论》有汪继培注本。《政论》有严可均辑本（《全后汉文》四六）。《昌言》也有严可均辑本（《全后汉文》八七~八九）。

看《后汉书》（九七）《党锢列传》；又（九六）《陈蕃传》；又（九九）（《窦武传》）。

四、最奇特的是这种批评精神在那时代造成“人伦”的风气。“人伦”即是品评人物的高下，分为等级伦类，故叫作“人伦”。《后汉书》《三国志》中常说某人“善人伦”，就是说他善于品评人物。最有名的“人伦”大家是郭泰（128~169年）和许劭（死194年）。当时没有报纸，这种品评就是当时的舆论。这种品评往往做成一种有韵的七言口号，既容易记诵，又容易宣传。例如：

天下模楷李元礼。（楷礼为韵）

不畏强御陈仲举。（御举为韵）

天下俊秀王叔茂。（秀茂为韵）

五经无双许叔重。（双重为韵）

党锢之祸就是批评政治与批评人物两项合并，成为一种伟大的政府运动，用清议来拥护几个负人望的政治领袖。结果就是二十年的党锢大祸（166—184年），把全国的清流名士都一网打尽。

看《后汉书》（九八）《郭太符融许劭传》；又《党锢传》。

五、东汉时，道家思想渐渐得士大夫的信仰。恰巧那时佛教已进来了，渐渐行于民间，那时已有人用黄老之说来解释佛教，使人容易了解领受。试看《楚王英传》中两次连举黄老与浮屠；《桓帝纪》论中也说前史称桓帝祠浮屠、老子；《襄楷传》中说“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襄楷上书在桓帝延熹九年（166），他已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都可见当时因佛教的推行，道家思想也渐渐行到民间去了。一世纪的楚王英，二世纪的桓帝都把佛与黄老看作同类的物事，大概都是受民间信仰的影响。顺帝时琅琊人宫崇自称师事仙人于吉，作《神书》，即是后来道教的《太平经》。这是太平道教的起源。同时有张陵，创为五斗米道教。太平道里出了张角兄弟，闹出黄巾的大乱（184）。五斗米道传到张修、张鲁，张鲁占领汉中近三十年，其道传播甚远。道教起于民间迷信，但他们硬把《老子》五千言认作他们的经典。

看《后汉书》（七二）《楚王英传》；又（六十）《襄楷传》；又（一○一）《皇甫嵩传》。

又《三国志》（八）《张鲁传》及注引《典略》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

六、从民间直到皇宫，都有崇奉黄老的风气了。知识阶级也逃不了这空气的传染。汉魏晋三朝禅代之际，有骨气的人做事也不易，说话也不易，于是多逃到谈玄说妙的一路上去。汉末的仲长统，魏晋的王弼、何晏、阮籍、嵇康、向秀、刘伶等人都崇尚老庄，遂开史家所谓“清谈”时代。他们全盘接受了道家思想，论宇宙则主张自然，崇拜虚无；谈政治则主张放任，反对干涉；论人生则主张适性自由，旷达恣意。阮籍说：“礼岂为我设耶？”这正是那颓废的人生观的意义。他们纵酒狂放，打破一切礼法制度的束缚，其实只是对政治社会的一种抗议。阮籍说：“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这话里含多少哀音？他们对那现实的社会没有勇气革命，只想在精神上得一种慰安，所以他们的下梢都想逃出世外去过那神仙的生活。旷达的人生观和神仙出世的理想是一条路的。清谈的风气是佛教思想的绝好预备。从虚无到空假，从神仙到罗汉菩萨，那是很容易过渡的了。

看《后汉书》（七九）《仲长统传》；《三国志》（二八）《钟会传》附的《王弼传》及注；《晋书》（四九）阮籍、嵇康等人的传。

看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张湛的《列子注》。

看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四四至五二（阮籍与嵇康的文集）。

神仙家言，可看葛洪《抱朴子·内篇》。

第十九章

佛教

佛教的输入时期

佛教输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时代，其正确年代已不可考了。我们所知道的有几点：（一）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纪元65），楚王英已奉佛教，佛教的名词已有三个（浮屠、伊蒲塞，桑门）见于皇帝的诏书中了。（二）恰恰一百年后（165），桓帝在宫中祠浮屠、老子，佛教已进了皇宫了。（三）次年（166）即有襄楷上疏论宫中祠浮屠、老子之事。襄楷是个儒教方士而信奉琅琊人宫崇的太平道教的，他的疏中两次引用《四十二章经》，可见《四十二章经》在那时已流行了。（四）约当献帝初年（190），丹阳人笮融在广陵、彭城一带割据，大起浮屠寺，以铜为像，有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帝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这可证长江流域已有佛教。（五）同时交州有牟子博作《理惑论》，为佛教辩护，屡称引佛经，可证其时极南方与印度交通便利，佛教已大流行。

参看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梁先生此文辩《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为伪书，证据殊不足。看周叔迦《牟子丛残》。

看《后汉书》《楚王英传》；又《襄楷传》；又《陶谦传》。笮融的事，《三国志》（吴书四）《刘繇传》最详，梁先生未考。

一二世纪中，佛书译出的都是小品，文字也不高明（《四十二章经》是例外）。到三世纪时，吴有支谦等，晋有竺法护等，译经很多，文字也因中国助手的润色，大致都可读。这时代正是中国士大夫爱谈《老子》《庄子》的时代，佛教的思想说空破有，以寂灭为归宿，正合当时士大夫的风尚。所以在三四两世纪之中，佛教思想渐渐成为上流社会最时髦的思想。

看梁启超《佛典之翻译》。

看《高僧传》卷一及卷四。

四五世纪之间，佛教出了三个很伟大的人物，遂在中国建立下了很深厚的基础。这三人是道安（死385年）、鸠摩罗什（死409年）、慧远（死416年）。道安有三大贡献：第一，他注释旧译诸经，使文理会通，经义明显。第二，他撰佛经的目录，使后世可考据。第三，他制定僧尼轨范，垂为中国佛教的定则。他的高才博学，受当时的学者崇敬，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

看僧祐《出三藏记》中所收道安的经序。

看《高僧传》（五）《道安传》。

鸠摩罗什是印度种，生于龟兹，少年博学，名满西域。吕光破龟兹（383年），同他到凉州，住了十八年，姚兴征服吕氏，请他到长安（401~402年）。他在中国先已住了近二十年，已通汉语，到长安后遂大兴译经事业，指挥门下名僧数百人，在八九年中（402~409）译出经论三百余卷。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译笔明白晓畅，打破当时的骈俪文体，创出一种朴素流利的语体，不加藻饰，自有真美。他译的《法华经》《维摩诘经》《思益所问经》《般若经》《金刚经》《遗教经》《禅法要解》《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至今一千五百多年，还是最可读的名著。他的弟子如僧睿、僧肇等，都成为大师。

看《高僧传》（二）《鸠摩罗什传》，又（六至七）道融、僧睿、僧肇等传。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慧远本是儒生，通儒书及老庄，二十一岁才出家，师事道安。后来他南游，开辟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一大中心。他招致外国大师，翻译经论；又与居士多人创立莲社，崇事阿弥陀佛，遂开净土宗派。当时桓玄当国，颇压迫佛教徒，要使沙门敬礼王者。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极力主张沙门遁世变俗，应“高尚其迹”。他的人格与声望为佛教抬高不少的地位。

看《高僧传》（六）《慧远传》。

中国佛教到罗什、慧远的时代，根基已立，地位已高，人才已多，经典也已略完备，“输入时期”至此可算完成了。

佛教在中国的演变

道安、鸠摩罗什与慧远都注重禅法。道安序《道地经》，称为“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他序《安般经注》，称为“趣道之要经”；又说“安般（出息入息）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修行经以斯二者而成寂。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读这种说话，可知当时佛教徒中的知识分子所以热心提倡禅法，正是因为印度的瑜伽禅法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六神通，最合那个魏晋时代清谈虚无而梦想神仙的心理。禅的理论最近于无为无欲，而禅的理想境界又最近于神仙。道安倡之，罗什、慧远继续提倡，五世纪初期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遂倾向于禅学的方面。

看胡适《禅学古史考》及《佛教的禅法》（《文存》三集页三九五~ 四八八）。又僧祐《出三藏记集》六至十诸卷中的道安、慧远、慧观诸人的经序。

戒、定、慧，为佛法三门。戒是守律，定是禅定，慧是智慧。倘使在那个旷达颓废的风气之中，忽然产出了严守戒律的佛教，岂不成了世间奇迹？如慧远岂不是守律最严的和尚？（看《高僧传》中慧远及僧彻传）但他议论佛法，终只是侧重禅（定）、智（慧）二途。智慧即是六波罗密中的“般若波罗蜜”。那个时代（四世纪五世纪之间），印度佛教正盛行龙树一派的空宗，又称“中道”。他们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假名。这一派的思想含有绝大的破坏性，有解放的功能。从二世纪之末以来，他们的经论（《般若》一系的经，《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等）陆续输入中国。这种极端的假名论（nominalism），和中国魏晋时代反对名教，崇尚虚无的风气也最相投。所以这一派的思想不久便风靡了全中国的思想界。当时所谓“禅智”，所谓“定慧双修”，其所谓“慧”与“智”，大致只是这一派的思想。

看《般若纲要》，及《中论》等。

五世纪前半，出了一个革命和尚，名叫道生（死于四三四年），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他是绝顶聪明的世家之弟，又肯作深刻的思想，所以能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起来，细细考校。他说：“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这是很重要的宣言。这就是说：“时候到了，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些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已得着了，那些符号可以丢掉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成佛论”，说“善不受报”，说“佛无净土”，说“一阐提人（是不信佛法的人）皆得成佛”。这都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这“顿悟”两个字的大革命。当时的旧学大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他遂退居虎丘。后来大本《涅槃经》到南京，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于是生公的一个主张有了印证，他的“顿悟成佛”论也就有人信仰了。生公的顿悟论是中国思想对印度宗教的第一声抗议，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看《高僧传》（七）《道生传》《慧观传》，又（八）《昙斌传》《道猷传》《法瑗传》。又胡适《神会和尚遗集》。

但这个时代究竟还是迷信印度的时代，道生的顿悟论的革命成功还得等候三百年。这三百年中，禅学渐渐发达。梁慧皎作《高僧传》，所收“习禅”者只有二十一人；唐道宣在贞观时作《续高僧传》，中间只隔一百多年，“习禅”一门已有一百三十三人。但此中习禅的人仍是修习印度传来的渐修法门。这时代的大师如建立三论宗的吉藏（死于623年），如作《大乘义章》的慧远（死于五九二年），虽然能综括佛教新义，作成比较有系统的叙述，但都没有什么创见新人。又如建立三阶教的信行（540~594年），指出人的根机不同，当对根设教，应病下药，其说在当时虽然轰动一时，三阶教流传两百多年，但细考近年出现的三阶教典籍，他们的教义仍只是印度佛教的皮毛，烦琐细碎，没有什么精彩的见解。

看《续高僧传》习禅一门。

看吉藏的《三论玄义》；慧远的《大乘义章》。

三阶教久已无闻，近年敦煌出土的三阶典籍散在伦敦、巴黎，日本也发现唐写本多种。矢吹庆辉博士的《三阶教之研究》最详尽。

那名誉最大的天台宗，也只是当时许多习禅者的一派。天台宗称龙树为远祖，其实不过是当时中国人整理佛教材料的一种运动，开山祖师是智凯，又称智者（538~597）。天台宗的教义有两大端，一是判教，一是止观。“判教”是把那许多佛经依佛的一生分作若干时代，初时说小乘经，中年说《方等》（即是“方广”，即是扩大了的大乘），晚年说《般若》。还有那无处可归的《华严》，只好说是佛在母胎时上天去说的！这是因为中国人有历史的习惯，所以感觉那一大堆经典内容的矛盾，又不敢说是后人伪造的，只好说是佛在不同时代说的。这是晋宋以下许多人的主张，不过天台宗说得更烦琐，遂成为一种烦琐神学。其次，“止观”本是印度禅法的上阶段，天台宗用这两字来包括禅法的全部，“止”是禅定，“观”是理解；用理解来帮助禅定，用禅定来帮助理解，故名止观。天台宗解说“止观”二字便得用几十万字，这也成了中国的烦琐神学。

看智凯的《童蒙止观》（又名《小止观》），这是天台典籍中最可读的小册子。

当宋齐之际（约470年），有个印度和尚菩提达摩到广州，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他是南印度人，受空宗的影响最大，所以他在中国教人抛弃一切经典，只读一部南印度的《楞伽经》。他的禅法最简单，说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第一”，便是得道。这条路名为“理入”。又有“行入”四事：一要忍苦，二要苦乐随缘，三要无所求，四要依本性净之理。“行入”的四事都是苦修的“头陀”行。——因为菩提达摩在北方甚久，故传授弟子，成为一个宗派，名为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此宗初期多有刻苦独行的人，但末流也变为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说他们“诵语难穷，厉精盖少”。

看胡适的《菩提达摩考》（《文存》三集），《楞伽宗考》（《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看《续高僧传》《感通门》《法冲传》。

看《楞伽会译》。

禅学的最后时期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大毁佛教，凡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强迫僧尼还俗的凡二十六万余，收膏腴上田几千万顷，收僧寺的奴婢改为纳税平民的凡十五万人。佛教在从前也曾遭过毁法大劫，但多在南北分裂的时代（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西446年；北周建德三年，西574年），都不曾普及全中国，这一次要算最大劫了（但也有政令不能完全行到的地方，因为其时唐的中央威力已稍衰弱了）。这次毁法的动机是：（一）经济的，因为僧寺太富了，引起了教外社会的注意，故会昌毁寺制文说：“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二）宗教的，因为武宗信任道士，排斥佛教。（三）民族的自觉，因为佛教究竟是外国进来的宗教，故当时的诏文有“安有废中夏之人，习外蕃无生之法”的话。毁法之后，诏文规定“隶僧尼属主客司，显明外国之教”；主客司是管外国人的，信外国教就应该算作外国人了。这可以明显当时的态度含有民族自觉的成分。韩愈在前二三十年曾作《原道》一篇攻击佛老，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韩愈谏宪宗迎佛骨被贬谪，是在819年。二十五年后，这三句口号都实行了。

看《全唐文》卷七六~七八的毁法诏敕。

日本求地僧圆仁在长安亲见毁法事，可看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及卷四。

但这时候佛教已深入人心，不是短期的摧残所能毁灭的。况且那时佛教有一些宗派，不靠寺院，不靠佛像，不靠经典，不靠一切表面的形式仪节。毁法拆寺，全不能妨害这一宗的存在和发展，只可以使他们更感觉这些外物的不必要。这就是禅宗的各派。所以毁法的风潮过去之后，别的宗派都衰微了，只有禅学反更发达，九世纪的后期成为禅学最发达的时代。并且因为毁法的暗示，这时代的禅学很明显的表示一种破坏偶像的倾向，成为“呵佛骂祖”的禅学。本来保唐寺一派，和马祖一派（见上章）都已有偶像破坏的趋势了。丹霞的天然（死824年）有一次把木雕的佛像拆下来烧火取暖，人怪问他，他说：“我要拆取佛身上的舍利。”人说：“木头里怎么会有舍利！”他答道：“哦，原来我不过是拆木头烧火呵。”这已是开后来的风气了。但这个趋势的重要代表要算九世纪的宣鉴和义玄两个怪杰。

宣鉴，剑南人，受法于龙潭的崇信，晚年住在武陵的德山，故人称德山和尚。他八十六岁死在咸通六年（865）。《宋高僧传》说：“天下言激箭之禅道者，有德山门风焉。”他教人“于己无事，则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则虚而灵，空而妙。”他临死时告诉弟子：“扪空追响，劳汝心神。梦觉觉非，竟有何事？”也是教人不妄求的意思。他示众云：“诸子，老汉此间无一法与你诸子作解会，自己亦不会禅。老汉百无所解，只是个屙屎送尿，乞食乞衣，更有什么事？德山老汉劝你不如无事去，早休歇去！……诸子，莫向别处求觅。乃至达摩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在这些话里，我们不但看见马祖（道一，见上章）的影响，还可以看见老庄一系的中国思想的复活。“无事去，早休歇去”，正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老思想。

宣鉴惯用很俚俗而有力的字句来痛骂佛祖菩萨，就开所谓“呵佛骂祖”的风气。他说：“佛是老胡屎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文殊、普贤是田库奴。”“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至于当时的禅学和尚，他骂的更厉害了。他说：“无知老秃奴，取一方处所，说禅说道，……教你礼祖师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淫女子不会，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老秃奴便打绳床，作境致，竖起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灯笼’！巧述言辞，强生节目！仁者，彼既丈夫，我亦尔，怯弱于谁？竟日就他诸方老秃奴口嘴接涕唾吃了。无惭无愧！苦哉苦哉！”这种谩骂的口气，向来的笨汉都以为不是真呵骂，只是一种禅机！但我们研究禅学思想的演进，可以断言德山和尚真是苦口婆心的呵佛骂祖，要人知道“佛是老胡屎橛，圣是空名”，好替人“解却绳索，脱却笼头，卸却角驮，做个好人去”。

看《景德传灯录》卷十五宣鉴传；又《联灯会要》卷二十（《续藏经》二编乙，九套，第四册）。又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第三编第十九章。

义玄，曹州人，参学诸方，受黄檗山希运（怀海的弟子）的影响最大，北归后在镇州临济禅院作住持，开后来所谓“临济”一宗。他死在咸通八年（867）。《宋高僧传》说他“示人心要，颇与德山相类”。现今所传的《临济语录》有些话语实在太像宣鉴的语录了，几乎使我们疑心他完全因袭德山的思想。《古尊宿语录》（缩《藏经》，腾四，页七九）有“师侍立德山次”一条，我们因此推理义玄曾在宣鉴门下，受他的影响太大了，所以有同样的呵佛骂祖，讥弹禅学的趋势；同样的教人莫向外驰求成佛作祖，“只是平常着衣吃饭，无事过时”。他和德山都有解放当日思想的大功，他说：

山僧无一法与人，只是治病解缚。……向里向外，逢著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

他要人信仰自己与佛祖无别，不受人惑，要做到“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诸佛现前，无一念心喜；三涂地狱顿现，无一念心怖”的境界。

但义玄的排斥禅学，似乎没有宣鉴那样彻底。他不满意于当时那些“作模作样，指东画西”的禅学，然而他自己因为要“辨魔拣异，知其邪正”，却又造出种种料简学人的方法，有“四料简”“四照用”“三玄三要”等等名目。他又有种种“喝”法，一声喝有死用，有活用。有时宾主相见，你喝一声，我打一棒；有时宾主对喝，或宾主对棒。这种极端主观的方法，最难料简，却又最容易自欺欺人。后来临济一支的学风流行全国，很少人了解当日“治病解缚”的真意义。又都在一棒一喝三玄三要的上面去变把戏了。

看《古尊宿语录》卷四~五（缩《藏经》，腾四）；又忽滑谷快天《禅学思想史》第三编第二十章。义玄的语录中似有后人模仿宣鉴示众的长篇而伪作的；但其中也有不容伪造的部分。

中国禅学起于七世纪，发达于八世纪，极盛于九世纪。九世纪以下，临济宗最盛，诸家皆渐衰微。

禅学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教人知道无佛可作，无法可求，无涅槃菩提可证。这种意思，一经说破，好像太浅近，不能叫人心服。所以禅宗大师不肯轻易替学人解说讲演，只让学者自己去体会领悟。香严和尚上堂请沩山和尚说明，沩山说：“我说的是我的，终不干汝事。”香严辞去，行脚四方，有一天他正在除草，因瓦砾敲竹作呼响，忽然省悟，就焚香沐浴，遥礼山沩，祝云：“和尚大悲，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哪有今日？”这是禅学的第一个方法：不说破。

因为要不说破，所以道一（马祖）以下想出种种奇怪的教学方法：拍手，把鼻，掀翻禅床，竖起拂子，翘脚，举拳，大笑，吐舌，一棒，一喝，……都是方法。又有所答非所问，驴头不对马嘴，而实含深意，这也是方法的一种。这种方法，叫作“禅机”。试举三条为例：

（一）李渤问一部大藏经说的是什么一回事。智常举起拳头，问道：“还会么？”李说不会。智常说：“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

（二）僧问如何是三宝，总印答：“禾，麦，豆。”僧说：“学人不会。”师说：“大众欣然奉持！”

（三）有老宿见日影透窗，问惟政道：“还是窗就日光呢？还是日光就窗呢？”惟政说：“长老，您房里有客，回去罢。”

这些禅机都是禅学的第二种方法。

学人不懂得，只好再问，问了还是不懂，有时挨一顿棒，有时挨一个嘴巴。过了一些时，老师父打发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别个丛林去碰碰机缘。于是他行脚四方，遍参诸方大师，饱尝风尘行旅之苦，识见日广，经验日深，忽然有一天他听见树上鸟啼，或闻着瓶中花香，或听人念一句情诗，或看见苹果落地，——他忽然大彻大悟了，“桶底脱了！”到此时候，他才相信，拳头原来不过是拳头，三宝原来真是禾麦豆！这叫作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个五台山和尚在庐山归宗寺有一夜巡堂，忽然大叫：“我大悟也！”次日老师父问他见到了什么道理，他说：“尼姑天然是女人做的！”说破了真不值半文钱。这是禅学的第三种方法：行脚。

看宗杲的《宗门武库》，此书最便初学，文笔也可爱。

但这种方法实在是太偏向主观的了解。你喝一声，我打一棒；你竖起拂子，我掀倒绳床，彼此呵呵大笑，你也不敢说我不懂，我也不敢笑你不会。《传灯录》诸书所记种种禅机，大部分是以讹传讹的，随心捏造的，自欺欺人的。其中自然有几个大师，确然是有自己的见地，有自觉的教育方法。但大多数的和尚不过是做模做样，捕风捉影；他们的禅不过是野狐禅、口头禅而已。禅学的衰歇，最大原因只是自身的腐化，禅太多了，逃不了去，终于死在禅下！后来理学起来，指斥禅学为“心学”，这就是说，禅学太主观了，缺乏客观的是非真伪的标准。

《古尊宿语录》是比较最可信的材料。《景德传灯录》中已多可疑的材料，后出的《联灯会要》《五灯会元》，更多伪造添人的材料了。

第二十章

近世哲学

中国的近世哲学可分两个时期：

一、理学时期——西历一○五○至一六○○。

二、反理学时期——一六○○至今日。

理学是什么？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其中有先天太极等等，是道教的分子；又谈心说性，是佛教留下的问题；也信灾异感应，是汉朝儒教的遗迹。但其中的主要观念却是古来道家的自然哲学里的天道观念，又叫作“天理”观念，故名为道学，又名为理学。

程颢（大程子，明道先生，死于1085）最初提出“天理”的观念，要人认识那无时不存，无所不在的天理。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是体认天理，“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这是纯粹的道家的自然哲学。

程颐（小程子，伊川先生，死于1107）的天资不如他的哥哥，但比他哥哥切实的多。他似乎受了禅宗注重理解的态度的影响，明白承认知识是行为的向导，“譬如行路，须要光照”。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案，规定了近世哲学的两条大路：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敬”是中古宗教遗留下来的一点宗教态度。凡静坐，省察，无欲，等等都属于“主敬”的一条路。“致知”是一条新开的路，即是“格物”，即是“穷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所以程子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

后来的理学都跳不出这两条路子。有些天资高明的人便不喜欢那日积月累的工作，便都走上了那简易直接的捷径，都希望从内心的涵养得到最高的境界。宋代的陆象山（九渊，死于1192）与明代的王阳明（守仁，生于1472，死于1528）都属于这一派。

有些天资沉着的人便不喜欢那空虚的捷径，便耐心去做那积铢累寸的格物工夫，他们只想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到那最后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宋代的朱子（朱熹）便是这一派的最伟大的代表。

要明白这两派的争点，可看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阳明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朱子），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这个故事很可以指出“格物”一派的毛病。格物致知是不错的，但当时的学者没有工具，没有方法，如何能做格物的工夫？痴对着亭前的竹子，能格出竹子之理来吗？故程朱一派讲格物，实无下手之处；所以他们至多只能研究几本古书的传注，在烂纸堆里钻来钻去，跑不出来。反对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支离，破碎”。

但陆王一派也没有方法。陆象山说，心即是理，理不解自明。王阳明教人“致良知”。这都不是方法。所以这一派的人到后来也只是口头说“静”，说“敬”，说“良知”，都是空虚的玄谈。

五百多年（1050~1600）的理学，到后来只落得一边是支离破碎的迂儒，一边是模糊空虚的玄谈。到了十七世纪的初年，理学的流弊更明显了。五百年的谈玄说理，不能挽救政治的腐败，盗贼的横行，外族的侵略。于是有反理学的运动起来。

反理学的运动有两个方面：

一、打倒（破坏）。

打倒太极图等等迷信的理学——黄宗炎、毛奇龄等。

打倒谈心说性等等玄谈——费密、颜元等。

打倒一切武断的，不近人情的人生观——颜元、戴震、袁枚等。

二、建设。

建设求知识学问的方法——顾炎武、戴震、崔述等。

建设新哲学——颜元、戴震等。

现在我想在这几天内，提出几个人来代表这反理学的时期。顾炎武代表这时代的开山大师。颜元、戴震代表十七八世纪的发展。最后的一位，吴稚晖先生，代表现代中国思想的新发展。

第二十一章

理学时期

周敦颐

周敦颐（1017~1073），宗茂叔，道州营道人。曾做南安军司理参军，知郴州桂阳县，改知南昌县；后判合州，迁国子博士，通判虔州。熙宁初，转虞部郎中，广东转运判官，提点本路刑狱。以后，乞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名之濂溪。

他官南安时，二程之父珦摄守事，因与为友，使二子受学焉。

他的著作有《通书》四十章，《太极图说》一篇。张伯行辑有《周濂溪集》。（《正谊堂》本）

黄庭坚作《濂溪词》，序曰：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好读书，雅意林壑。……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变化与自然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诚

诚字从《中庸》出来，但周氏用此字颇含深义，似有“实际”“实在”之义。

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通书》一）

这明是说一个绝对的，纯粹至善的“本体”，即所谓“实在”。又说：

诚则无事矣。……诚无为。……寂然不动者，诚也。

这虽夹有人生观的意义，但仍含有本体论的意义居多。

主静

他的宇宙观虽承认变化与演化，但他以无极为起点，以寂然不动的诚为本体，以诚为无事无为，故他的人生观自然偏于主静。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无欲故静。）立人极焉。

以主静为“立人极”，而静又同于无欲，故他又说：

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

通书》九云：“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也。”但他很不彻底：“无思，本也。思通，用也。”

思 《

邵雍

邵雍（1011~1077），字尧夫，范阳人，幼时徙共城，晚徙河南。李之才（挺之）摄共城令，授以先天象数之学。（程颢作《墓志》说：“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他初做学问很刻苦，后来游历四方，“走吴，适楚，寓齐鲁，客梁晋。久之而归。”程颢说：

先生少时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既学，力慕高远，谓先王之事为必可致。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观于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然后颓然其顺，浩然其归。

一个“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的人，到了后来，竟成了一个纯粹的道士，“颓然其顺，浩然其归”！

富弼、司马光、吕公著退居洛阳时，为邵雍买园宅。他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时行游。每乘小车出，一人挽之，任意所适。士大夫识其车音，争相迎候。故他的诗云：

春暖未苦热，秋凉未甚寒。

小车随意出，所到即成欢。（《小车吟》）

又云：

每度过东街，东街怨暮来。

只知闲说话，那觉太开怀。

我有千般乐，人无一点猜。

半醺欢喜酒，未晚未成回。（《每度过东街》）

程颢说他：

在洛几三十年；……讲学于家，未尝强以语人，而就问者日众。……先生德气粹然，望之可知其贤。然不事表暴，不设防畛；正而不谅，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澈中外。

这里写邵雍真是一个理想的道士。程颢弟兄虽和他极要好，但都不满意于他的象数之学。程颢作邵雍的墓志，有一大段说：

昔七十子学于仲尼，其传可见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余门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为学；虽同尊圣人，所因而入者门户则众矣。况后此千余岁，师道不立，学者莫知其从来。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见矣。而先生一不杂，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众矣。然而名其学者，岂所谓门户之众，各有所因而入者欤？

这明是说，邵雍之学远过于穆李，然而还自命为穆李之学。此一大段中程颢明明表示不满意于穆李，而对于邵雍之自名“其学”，也表示惋惜之意。此文向来人多不深究，今试引二程的话来作证：

明道云，尧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哪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尧夫初学于李挺之，师礼甚严。虽在野店，饭必襕，坐必拜。欲学尧夫，亦必如此。

伊川的话更明显：

晁以道闻先生之数于伊川，答云，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

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

总之，邵雍一生得力于道家的自然主义，而又传得当日道士的先天象数之学。当日的洛阳学派之中，司马光于这两方面都玩过；程氏弟兄却只赏识他的自然主义，而不受他的象数之学。象数的方面，到南渡后朱震、朱熹表章出来，方重新兴起，成为宋学的一部分。

他临死时，程颐问，“从此永诀，更有见告否？”先生举两手示之。程颐曰：“何谓也？”曰：“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耶？”这也是道家的精神。

他的书有：《皇极经世》六十二卷。

《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四部丛刊》本）

邵雍中年时还有许多野心，故他的诗有：

霜天皎月虽千里，不抵伤时一寸心。

男子雄图存用舍，不开眉笑待何时。

事观今古兴亡后，道在君臣进退间。

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

他有《题四皓庙》四首，其一二云：

强秦失御血横流，天下求君君不有。

正是英雄角逐时，未知鹿入何人手。

灞上真人既已翔，四人相顾都无语。

徐云天命自有归，不若追踪巢与许。

这竟是说，皇帝做不成，只好做隐士了。

他的自然主义以“变化”为中心，程颢所谓“观于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他的诗常提到这个观念。

为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为今日之原，是昔日之川。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幸免红尘中，随风浪着鞭。（《川上怀旧》三，三六）

变化的观念

为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为今日之原，是昔日之川。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川上怀旧》）

天道有消长，地道有险夷，人道有兴废，物道有盛衰。……奈何人当之，许多喜与悲？（《四道》）

天意无佗只自然，自然之外更无天。（《天意》）

天，生于动者也。地，生于静者也。一动一静交而天地之道尽之矣。……（《观物内》）

观物的观念

邵雍的哲学的最奇特的一点是他的“观物”论。观物是人类的特别功能，人所以异于他物在此。他说：

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

在这里，人与物还不能有大区别，故说：“人亦物也，圣亦人也。”然而：

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

人之至者，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世观万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者焉。

但人的功能之中，“观物”为最特异。（上引四排句，除第二排外，皆观物的作用也。）怎么叫作“观物”呢？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

理是什么呢？

理者，物之理也。

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

以理观物只是以物观物。这是绝对的客观。

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不我物则能物物。

在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

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矣。

以上所说，颇有很重要的价值。千余年来的物理的知识的发达都在道家的手里。他们采药炼丹，推星筭历，居处生活又和天然界最接近，故道家颇给中国加添了不少的物理的知识。邵雍的思想颇可算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叫人用物理去寻求物理，不要夹杂主观的我见。有不可通的，也不要强通。这都是很重要的主张。

但邵雍的哲学有两个大缺点：（1）是不能自守他“强通则有我，有我则失理而入于术”的训诫；（2）是太偏重观物的“观”字，养成一种“旁观者”的人生观。

一、邵雍作《皇极经世》，想要用“数”来解释宇宙和历史。本来数学是物理学的母亲，这条路是不错的。但邵雍的数学并不高明，只会得一点象数之学，又不肯守“不可强通”的训戒，只图整齐的好看，不顾强通的可笑。他自己也说：

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术，故失于理也。

他的数学正犯“以数而人术”之病。当时人所记他的数学的神话，姑且不论。即如他的数学系统：

太阳　日　暑　目　皇　　元　129600

太阴　月　寒　耳　帝　　会　 10800

少阳　星　昼　鼻　王　　运　 360

少阴　辰　夜　口　霸　　世　 30

少刚　石　雷　气　易　　岁

少柔　土　露　味　书　　目

太刚　火　风　色　诗　　日

太柔　水　雨　声　春秋　时

单就这个基本系统，已矛盾百出，很可笑了。我们没有工夫去驳他的大系统，对于此事有兴趣的可看《宋元学案》九至十，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五。我们单引《观物外篇》的一小段：

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

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于指掌矣。可不贵之哉？

这是什么论理？怪不得康节先生是算命摆摊的护法神了！

二、邵雍的观物，太重“观”字，把人看作世界上的一种旁观者，世界是个戏台，人只是一个看戏的。这种态度，在他的诗里说得最明白。《击壤集》里题作“观物吟”的诗共有几十首，都是这种态度。我且抄一首：

居暗观明，居静观动，居简观繁，居轻观重。

所居者寡，所观者众。匪居匪观，众寡何用。

他有《偶得吟》云：

人间事有难区处，人间事有难安堵。

有一丈夫不知名，静中只见闲挥尘。

他的全部诗集只是这个“静中只见闲挥尘”的态度。他真能自己寻快乐：

吾常好乐乐，所乐无害义。乐天四时好，乐地百物备；

乐人有美行，乐己能乐事。此数乐之外，更乐微微醉。

这真是所谓盲目的乐观主义了。他自言：

生身有五乐：1.生中国，2.为男子，3.为士人，4.见太平，5.闻道义。

居洛有五喜：1.多善人，2.多好事，3.多美物，4.多佳景，5.多大体。

所以他歌唱道：

欢喜又欢喜。喜欢更喜欢。吉士为我友，好景为我观，美酒为我饮，美食为我餐，此身生、长、老，尽在太平间。

这种盲目的乐观，含有命定主义：

立身须有真男子，临事无为浅丈夫。

料得人生皆素定，定多计较岂何如？

含有无为主义：

风林无静柯，风池无静波。

林池既不静，禽鱼当如何？

治不变俗，教不易民，

甘龙之说，或亦可循。

常人习俗，学者溺闻，

商鞅之说，异乎所云。

他对于新法的不满意，于此可见。新法是实行干涉的主义，洛阳派的哲人是要自由的，要放任的。他有诗说：

自从新法行，尝苦樽无酒。每有宾朋至，昼日闲相守。

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

这虽是“怨而不怒”的讽刺诗，但很可以看出新法所以失败一个大原因了：那就是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不愿受干涉的政治。

邵雍的思想，梁任公先生一流人大概要说他是“受用”的哲学，我们却只能称他为废物的哲学。他有《自述》诗道：

春暖秋凉人半醉，安车尘尾闲从事。

虽无大德及生灵，且与太平装景致。

一个“慷慨有大志”的人，下场只落得“且与太平装景致”！可怜！

程颢

程颢（1032~1085），有他的兄弟做的《行状》（《二程文集》十一），说他的事迹最详。中有云：

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

论他为学云：

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万代未明之惑。秦汉以下，未有臻斯理也。

又述他的话道：

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异知，今之害深而难辨。昔之惑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

又说：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

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

程颢有《陈治法十事》，中说：

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然至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则前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赖以生，非有古今之异，圣人之所必为。……（以下历举“非有古今之异”的事，凡十项。）

这班哲学家的问题正是要寻出那“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天理之不可易，人之所赖以生，非有古今之异，圣人之所必为”。

天理

谢良佐曾述程颢的话道：“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即是天道：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元无歉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此二句是《荀子·天论》中语）

这是“理学”的基本观念。宋明学者常说，“释氏言心，吾儒言理”。心是主观的，理是客观的。这确是一个大区别。但儒与道家又怎么区别呢？其实没有区别了。他们也不讳这种渊源了。

理学或道学至二程而始成立。故程颐常说：“自予兄弟倡明道学。”他们是对于那纯粹主观的禅学作一种反动的抗议，他们要向那客观的宇宙里寻求那有客观的存在的天理。

理只是天下只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

天地之间。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识闻见，经历数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这一个道理，在哪里放着来？

这就是所谓“客观的存在”。天理只是普遍的理性。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哪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释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得去尽根尘，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有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这里可注意的是说人与物生时便分得此理，分得那一个“理”。这就是说，理在天地之间，又在人性中。人受“命”于天。天理具备，元无歉少。

程颢说天理，有最奇特的一点，就是他的“有对论”。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人只要知此耳。

自然之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

从这种“有对论”上生出的结论如下：

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

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这是彻底的自然主义的论调。有意志有目的的天，不能解释“何以有恶”的问题。自然主义的天，认恶为天理，为“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然后可以解释世间何以有恶。

二元的性论

“万物莫不有对”是二元论。故程颢论性也主张二元论：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自然也。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力之为也。（生而善。）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

这一段话真是矛盾百出。前面说气禀有善恶，善亦是性，恶亦是性，是说性有善恶。次说性善只是“继之者善也”。此乃张载所谓“成性”之说。此是说，性无善无不善，性善须靠继之之功。次又用水譬性，用水浊比恶。水浊明是外加之物，只是习，不是性。又说浊亦是性，岂非大错。下文接着说：

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将清来换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

如此说来，则元初水是本来清的；性善只是“复其初”。既曰浊是水，既曰恶亦是性，又曰清是元初水，性善是水之清，岂非矛盾？怪不得后人引申其说，演为理气二元论；气禀也是性，而不是真性；真性乃是理。理无不善，此言实与程子“善恶皆天理”的话根本上不相容，而气禀有恶，澄治之功只是去掉气禀的污染。这虽不是程子的本意，但程子也实在不能自圆其说，以致引起误会。他也曾说：

二气五行，刚柔万殊。圣人所由惟一理，人须要复其初。

仁

天地之间只有一理，理无不在，人与物皆具此理。所以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感觉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种境界，叫作仁。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

这是一种“泛神论”，自道家得来的。

这种泛神论不知不觉地承认天地万物皆有天理流行，皆有一种盎然的生意。故他的诗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他常说：

静后见万物皆有春意。

切脉最可体仁。

观鸡雏可以观仁。

医书言手足疟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

不仁是不能感觉，仁只是感觉宇宙间的挚意。只是感觉宇宙的脉息。

定，敬，静

他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在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

一、天理。

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于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人几时与？与则便是私意。……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他原无少欠，百理具备。（得这个天理，是谓大人；以其道变通无穷，故谓之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须默而识之处，故谓之神。）

“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备，元无少欠。故反身而诚，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

二、天理有对。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人只要知此耳。

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

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

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三、天理是什么。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

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万物自成其性始得。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则更有甚理。天地阴阳之变，便如二扇磨，升降，盈亏，刚柔，初未尝停息。阳常盈，阴常亏，故便不齐。譬如磨既行，齿都不齐；既不齐，便生出万变。

四、仁。

医书言手足瘘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

切脉最可体仁。

观鸡雏可以观仁。

所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哪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释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去得尽根尘，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西铭》）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如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今以恶外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定性书》）

程颐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敬

学者莫若且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或曰，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他事更不能入者，事为之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

闲邪则诚自存。……闲邪更著甚工夫？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

闲邪则固一矣。然主一则不消言闲邪。有以一为难见，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

严威俨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须自此入。

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学者须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则难久。

致知

一、知与行。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是光照。

问忠信进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难。曰，子以诚敬为可勉强，且恁地说。到底须是知了，方能行事。若不知，只是觑了尧学他行事，无尧许多聪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有诸中必形诸外，安可妄学？……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便是泰然行将去也。

如眼前诸人要特立独行，煞不难得。只是要一个知见难。人只被知见不通透。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当为，不待着意做。

二、真知。

知有多少般数，煞有浅深。向亲见一人曾为虎所伤，因言及虎，神色便变。旁有数人见他说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说了有畏惧之色。盖真知虎者也。学者深知亦如此。

且如脍炙，贵公子与野人莫不知其美，然贵人闻着便有欲嗜脍炙之色，野人则不然。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便是泰然行将去也。

某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觉得意味与少时自别。

人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志，则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须臾不能，如曾子易箦，须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为不见实理。实理得之于心自别。若耳闻口道者，心实不见。若见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

人之一身尽有所不肯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虽杀之使为穿窬，必不为。其他事未必然。……蹈水火则人皆避之，是实见得。须有“见不善如探汤”之心，则自然别。得之于心，是谓有得，不待勉强。然学者则须勉强。

为常人言，才知得非礼不可为，须用勉强。至于知穿窬不可为，则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浅深也。

学者好语高，正如贫子说金，说黄色，坚，软。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见富人说金如此。

朱子

《朱子语类》的历史

朱子死在庆元六年（1200）。

嘉定八年乙亥（1215），李道传（贯之）在池州，搜辑朱子语录，得潘时举、叶贺孙、黄幹诸人的助力，刻成四十二卷，共三十三家。此刻有乙亥十月朔黄幹的序。

《池录》所收，以廖德明记癸巳（隆兴九年，1173）所闻为最早，其时朱子四十四岁。其次为这些：

金去伪证乙未所闻（淳熙二年，1175）。

李季札记丙申所闻（淳熙三年，1176）。

余大雅记戊戌（淳熙五年，1178）以后所闻。

《池录》初编时，似没有编年之意，但卷廿四以后，到卷四十三，都依记录的年岁为次第。

《池录》三十三家，其三十五卷所收为朱子答陈埴书，不是语录，故后来《语类》不收此卷。余三十二家之中，其占一卷以上的，共有这些：

叶贺孙　五卷，辛亥（绍熙二年，1191）以后所闻。

杨道夫　二卷，己酉（淳熙十六年，1189）以后。

徐　寓　二卷，庚戌（绍熙元年，1190）以后。

黄义刚　二卷，癸丑（绍熙四年，1193）以后。

沈 僩　四卷，戊午（庆元四年，1198）以后。

以上记池州的语录，省称《池录》。

后来李道传的弟弟性传继续搜访，从宝庆二年丙戌（1226）到嘉熙二年戊戌（1238），又收到四十一家，“率多初本，去其重复，正其讹舛，第其岁月，刻之鄱阳学宫。复考《池录》所余，多可传者，因取以附其末”。这是饶州刊刻的《朱子语续录》四十六卷。李性传有后序，说语录的重要性，很有历史见解。他说：

先生《家礼》成于乾道庚寅（1190），《通鉴纲目》《西铭解义》成于壬辰（1172），《太极通书义》成于癸巳（1173），《论语注问》《诗集传》成于淳熙丁酉（1177），《易本义启蒙》成于乙巳丙年之间（淳熙十二到十三年，1184~1185）。《大学中庸章句或问》成书虽久，至乙酉（淳熙十六年，1189）乃始序而传之。《楚辞集注》《韩文考异》成于庆元乙卯（元年，1195）。《礼书》虽有纲目，脱稿者仅二十有三篇。其著书岁月次第可考也。

《家礼》编成而逸，既殁而其书出，与晚岁之说不合。先生盖未尝为学者道也。

《语》《孟》《中庸》《大学》四书，后多更定。今《大学·诚意章》，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是四书者，覃思最多，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遗蕴。至其他书，盖未及有所笔削，独见于疑难答问之际，多所异同。而《易》书为甚。……

故遇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主。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学者类而求之，斯得之矣。

《饶录》是曾“第其岁月”的，其第一卷记录是黄幹，黄幹（直卿）见朱子最早，又是他的女婿，故他记朱子语，虽不题岁月，当然可以包括早年与晚年的记录。其次为何镐（叔高），何镐死于淳熙二年乙未，故此录题“乙未（1175）以前”。以下各卷，自程端蒙以下，都依年岁先后编次，最早的为淳熙六年己亥（1179），到朱子死之前一年（庆元五年，1199）。这里各家占一卷以上的，共有这些：

周谟　二卷，己亥（1179）以后。

黄㽦　二卷，戊申（1188）以后。

陈淳　二卷，庚戌（1190）及己未（1199）所记。

吕焘与吕焕　二卷，己未（1199）所记。

同舍共记　四卷，己未（1199）所记。

这里面陈淳（安卿）两次的记录最小心，最用功，最能表现朱子说话的神气，是最可宝贵的史料。

《饶录》最后四卷，不依年岁的先后。其四十三至四十五卷，为吴焘昌、杨长孺、吴琮，所校记云：“以上三家非底本，览者详之”。此可见其余各家记录都用“底本”。

最末的四十六卷收的廖德明、潘时举等人，都是“《池录》所余”，故附在后。

以上记饶州刻的《朱子语续录》，省称《饶录》。

淳祐戊申（八年，1248）己酉（1249）之间，朱子门人建安蔡抗收得杨方、包扬诸家的记录，编为二十六卷，是为饶州刻的《朱子语后录》，省称《饶后录》。《后录》收的二十三家，其中二十家是池本与饶本所无。编者蔡抗有后序，提及“先师又有亲自删定与先大父西山讲论之语”，可见他是蔡沈之子，元定之孙。

过了十多年，天台吴坚又在建安刊刻《朱子语别录》，其后序年月是“咸淳初元嘉平三月”（一二六五）。他说：

……《池录》三十有三家。鄱本《续录》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见者两家，录余凡六家。又《后录》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见者三家。合三录为八十七家。

坚末学生晚。嘉定癸未甲申间（1223~1224），侍先君子官长沙，师西山真先生倅、弘斋李先生（燔）常进之函丈；又事长沙舒先生，列岳麓诸生。果斋李先生（方子）过潭，又获侍讲席焉。果斋，先君子畏友也，尝介以登朱子之门。

坚繇是多见未行语录，手抄盈箧，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鄱本参考，刊者固已多，……若李壮祖、张洽、郭逍遥所录，亦未有也。朅来闽中，重加会粹，以三录所余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为别集，以附《续录》《后集》之末。……

以上记四部语录。

分类的朱子语类，起源很早。不等到饶州两集刊刻出来，剑南已有黄士毅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刻出来了。

黄士毅，字子洪，自序的第二篇题“门人蒲田黄士毅”。但魏了翁作《朱子语类序》，末尾说：

子洪名士毅，姑苏人，尝类《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类注《仪礼》，未成书。

也许他是莆田人，原籍苏州。

黄士毅编《朱子语类》，是用池州语录作底本，但他加上了三十八家。他说：

右《语录》总成七十家。除李侯贯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适按，《池录》本有三十三家，黄氏删去陈埴一家，故只存三十二家了）。或病诸家所记互有重复，乃类分而考之。盖有一时之所同闻，退各抄录。见有等差，则领其意者，斯有详略。或能尽得于言，而语脉间断，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详者，而它皆附于下。至于一条之内，无一字之不同者，必抄录之际尝相参校，不则非其（所）闻而得于传录，则亦惟存一家，而注“与其人同”尔。

既以类分，遂可缮写，而略为义例以为后先之次第。……以太极天地为始，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与夫古学之定序。次之以群经，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传此理者也。乃继之以斥异端。异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统之责也。然后自我朝及历代君臣、法度、人物、议论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于天地设位之后，而著于治乱兴衰者也。

凡不可以类分者，则杂次之，而以作文终焉。……深明夫文为末而理为本也。

然始焉妄易分类之意惟欲考其重复。及今而观之，则夫理一而名殊，问同而答异者，浅深详略，一目在前，互相发明，思已过半。至于群经，则又足以起《或问》之所未及，校《本义》之所未定，补《书说》之所未成。而《大学章句》所谓“高入虚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为近似所滔溺矣。诚非小补者！

黄士毅此序无年月，但他说分类的用处，说得最明白。黄氏是一个有见识，能组织材料的人，所以他的“语类门目”，至今沿用。

嘉定十二年（己卯，1219），眉山史廉叔（名公说）要刻印《朱子语类》百四十卷，黄士毅又作后序，略记他删订的义例。在后序里，他特别指出他分的“学类七卷”虽然出于他的臆见，实在是朱先生教人之方，他要读者特别“于此三复，而得夫人道之门”。

依魏了翁的序与黄士毅的第二后序的年月看来，史公说在四川刻《朱子语类》是在嘉定十二年到十三年之间（1219~1220），其时《饶录》与《饶后录》都没有刻。

这是第一部《朱子语类》，省称《蜀类》。

淳祐十二年壬子（1252），徽州有翻刻《蜀类》出来，有蔡抗的后序，序中并没有说徽州本有增改的地方，但后来编纂《朱子语类大全》的黎靖德指出“《徽类》虽翻蜀本，已增入《饶录》九家”。

这是《蜀类》的徽州增补重刻本，省称《徽类》。

在这个时期，婺州东阳王佖也留心收集朱子的语录，先后收得了三十多家，编为婺州本的《朱子语录》。蔡抗作《饶后录》后序，曾提到：“东阳王元敬佖亦以所集刊本见寄”。可见王佖的《婺录》曾有刻本。他后来又把他收集的各家语录，编成《朱子语续类》四十卷。魏了翁的儿子在徽州做官，就把这书也在徽州刻出。王佖有后序，题淳祐壬子（1252）。他说：

先是，池本饶本，人各为录，间见错出，读者病焉。子洪既以类流传，便于玩索，而微言精语犹有所遗。佖每加访求，得所未见。自是朋友知旧知其有心于纂辑，亦颇互出所有以见示，凡三十有余家。既裒以为《婺录》，而继之者尚未艾也。佖幽居无事，……审订其复重，参绎其端绪，用子洪已定门目，粹为《续类》，凡四十卷。……

王佖不曾细考各书的编刻年月，他误认黄士毅编《语类》是在“池本饶本，人各为录”之后。这大概是因为王佖所见的《语类》是徽州刻本，其中已加入了《饶录》九家。所以他的《续类》只收他的婺州本三十多家。

这是第二部《朱子语类》，省称《续类》，也称《徽续类》。

以上说的是《朱子语录》的“二录二类”，其实应该说“五录三类”。五录是《池录》《饶录》《婺录》《饶后录》《建别录》。三类是《蜀类》《徽类》《徽续类》。

到了南宋末期，导江（即今成都）黎靖德又取“三录二类”，参考徽州刻的《语类》和吴坚的《建安别录》，做了一番细心参校的工作，他才明白黄士毅编的《语类》与王佖的《续类》都还有遗漏，还有别的毛病，——都还有合并大整理的需要。他说：

三录二类，凡五书者，并行而错出，不相统一。

他要合并参校，制成一部“统一”三录二类等书的《朱子语类大全》。他说：

盖《蜀类》增多《池录》三十余家，《饶录》增多《蜀类》八九家，而《蜀类》《续类》又有池、饶三录所无者。王公（佖）谓《蜀类》作于池、饶各为录之后，盖失之。而今《池录》中语尚多《蜀类》所未收，则不可晓已。岂《池录》尝再增定耶？抑子洪犹有遗耶？

子洪所定门目颇精详，为力勤矣。廉叔刻之，不复雠校，故文字甚差脱，或至不可读。徽本附以《饶录》，《续类》又增前类所未入，亦为有功。惜其杂乱重复，读者尤以为病。而《饶后录》新增数家，王公或未之见，未及收也。

靖德妄其晚陋，辄合五书而参校之。因子洪门目，以《续类》附焉，《饶后录》入焉。遗者收之，误者正之。考其同异而削其复者一千一百五十余条。越数岁，编成可缮写。……

此跋题景定癸亥（四年，1263）秋八月。这时候建安《别录》还没有出来。两年之后（成淳元年，1265），《别录》刻行了。黎靖德在咸淳六年庚午（1270）有第二跋，说：

近岁吴公坚在建安又刊《别录》二册，盖收池饶三录所遗，而亦多已见他录者。并参校而附益之。粗为宁编，靖德适行郡事，因辄刻之郡斋，与学者共之。

黎氏两跋中都讨论到包扬所录四卷语录（在《饶后录》里），前跋称包扬的儿子包恢为“尚书”，后跋称他为“枢密”，又说：

靖德来盱江（当作“旴江”，即江西建昌府南城县），枢密甫下世，恨不及质之也。

包扬父子是建昌人，包恢本传（《宋史》四二一）说他“庆宗即位，召为刑部尚书，进端明殿学士，佥枢密院事，封南城县侯。……以资政殿学士致仕。……年八十有七……卒。”黎靖德“行郡事”，似是知建昌府事。故这部《语类大全》的初次刻本似是咸淳年六年庚午（1270）在建昌府刻的。

这是今日流传的《朱子语类》的底本。

哥伦比亚大学藏有一部万历三十一年（1603）婺源朱崇沐重刻的《朱子语类》，有叶向高、王图、汪应蛟、朱吾弼诸人的序文十篇。这个万历婺源刻本又有《前序》两篇，一篇是成化九年（1473）江西藩司重刻本的原序，是彭时写的，叙述这个十五世纪江西重刻本的历史如下：

……惜乎（黎刻《语类大全》一百四十卷）版本今不复传，间有传录者，又不免乎辛豕之讹也！三山陈君炜自天顺庚辰（四年，1460）第进士，为御史，屡欲访求善本而不得。成化庚寅（六年，1470）副宪江右，始访于豫章胡祭酒颐庵先生家，得印本，中缺二十余卷。明年（七年，1471）分巡湖东，又访于崇仁吴聘君康斋家，得全本，而缺者尚一二。合而校补，遂成全书。欲重刻以广其传，谋于宪使严郡余公。公喜，倡诸同寅，各捐俸余，并劝部民之好义者出资，以相其成。自今春始工，期以秋毕。……

这序文里说陈炜访得的两部刻本是从豫章胡家、崇仁吴家得来的，这一点或许可以暗示黎靖德的原书是在江西刻的。

万历朱崇沐刻本还有一篇《前序》，是一位“巡按”作的修补江西藩司本的序文，没有年月，也没有巡按的姓名。万历三十一年刻本（1603）是高安朱吾弼要朱子十三世孙朱崇沐翻刻的成化九年的江西藩司刻本的修补本，十篇序文之中，有婺源县知县和谭昌言的序，说：“卯冬（三十一年，癸卯，1603）经始，辰之春（三十二年甲辰，1604）遂成书矣”。

万历朱刻本的行款是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刻本，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乃是清朝晚期上海的书坊翻刻康熙年间吕留良（1629~1683）刻的“御儿吕氏宝诰堂本”。故行款与宝诰堂刻本相同，而书中宁字，淳字，往往避讳改作“甯”，作“”，可见是同治（1862~1874）以后的翻刻本。

以上略记朱子的《语录》和《语类》的历史，可以依年代的先后表示如下：

（1）《池录》（李道传在池州刻的《朱子语录》三十三家）

1215

（2）《蜀类》（黄士毅编，史公说在眉州刻的《语类》七十家）

1219~1920

（3）《饶录》（李性传在饶州鄱阳刻的《语续录》四十一家）

1228

（4）《婺录》（王佖在婺州编刻的《语录》三十余家）

约1245

（5）《饶后录》（蔡抗在饶州刻的《语后录》二十三家）

1249

（6）《徽类》（徽州翻刻《蜀类》，增入《饶录》九家）

1252

（7）《徽续类》（徽州刻王佖的“语续录”四十卷）

1252

（8）《建别录》（吴坚在建安刻的《语别录》二册）

1265

（9）《语类大全》（黎靖德在江西建昌刻的《语类大全》）

1270

（10）《语类》成化重刻本（成化九年江西藩司刻）

1473（11）

《语类》万历重刻本（万历卅一年至卅二年婺源朱崇沐刻）

1603~1604

（12）《语类》吕氏宝诰堂刻本（吕留良刻） 　

十七世纪

朱子与经商

（一）

朱子七十岁时（1199）作其父朱松《行状》（集97），说他当靖康乱时，方在南剑州尤溪县作尉。其后“王室飘摇，……道路梗塞，……公以是困于尘埃卑辱锋镝扰攘之中，逃寄假摄，以养其亲，十有余年，以至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我初疑当那乱世曾做经商的事。后来我细读《行状》，始知此是指他曾“监泉州石井镇。”泉州七县，三县有盐场盐亭，三县有铁场。（《宋史》89）朱松监石井镇，当是管盐或铁。故《行状》说，胡世将先荐他，“而泉守……谢公克家随亦露章荐公学行之懿，不宜滞管库。于是乃得召试。”“算商之役”即是“管库”之事。

（二）

余大雅（正叔）记：

问吾辈之贫者，令不学子弟经营，莫不妨否？曰，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当是指陆九渊兄弟家）亦作铺买卖。因指其门阈云，但此等事，如在门限里，一动着脚，便在此门限外矣。缘先以利存心，做时虽本为衣食不足，后见利入稍优，便多方求余，遂生万般计较，做出碍理事来。须思量止为衣食，为仰事俯育耳，此计稍足，便须收敛，莫令出元所思处，则粗可救过。……

《类》百十三，17~18

（三）

朱子有《外大父祝公遗事》（《文集》九十八，1761~1762）说：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赀力顺，闻于州乡。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祝家。⁽¹⁾

朱子论生死与鬼神

《朱子答连嵩卿》

所谓“天地之性即我之性，岂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说亦未为非。但不知为此说者以天地为主耶？以我为主耶？

若以天地为主，则此性即自是天地间一个公共道理，更无人物彼此之间，死生古今之别。虽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

若以我为主，则只是于自己身上认得一个精神，魂魄，有知有觉之物，即便目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谓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与语死生之说，性命之理哉？

释氏之学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讳之，却去上头别说一般玄妙道理，虽若滉漾不可致诘，然其归宿实不外此。

若果如此，则是一个天地性中，别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杂，改名换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阴阳造化，而为天地阴阳者亦无所施其造化矣。是岂有此理乎？烦以此问子晦，渠必有说，却以见谕。

（《文集》卷四一，686）

廖子晦（德明）问朱子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则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则知死之理。存乎我者无二物也。故正蒙谓“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而不亡者，可与言性矣。”窃谓死生鬼神之理，斯言尽之。君子之学汲汲修治，澄其浊而求清者，盖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为造化阴阳所累。如此则死生鬼神之理将一于我，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彼释氏轮回之说，安足以语此！

（《朱文公文集》卷四五，775）

朱子答廖子晦（一）

尽爱亲敬长，贵贵尊贤之道，则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变化，万物受命之理，则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晓子路，然学不躐等，于此亦可见矣。近世学者多借先圣之言以文释氏之旨，失其本意远矣。

（《朱文公文集》卷四五，775）

适按　廖子晦原书说的：“君子之学汲汲修治，澄其浊而求清者，盖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为造化阴阳所累”，正是朱子说的“借先圣之言以文释氏之旨”。但朱子答书太简略，没有发挥他的主要论点，故不能说服那位已有很深的成见的廖子晦。

廖子晦再问朱子

德明平日鄙见未免以我为主，盖天地人物，统体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岂遽亡之？夫水有所激与所碍则成沤，正如二机阖辟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沤亦不得不谓之水。特其形则沤，灭则还复，是本水也。人物之生，虽一形具一性，及气散而灭，还复统体，是一而已，岂复分别是人是物之性？

所未莹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为果飨耶，“神不歆非类”，大有界限，与统体还一之说不相似，若曰飨与不飨盖不必问，但报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诗》《书》却明言“神嗜饮食”，“祖考来格”之类，则又极似有飨之者。

窃谓人虽死无知觉，知觉之原仍在此以诚感，彼以类应。若谓尽无知觉之原，只是一片大虚寂，则似断灭无复实然之理，亦恐未安？

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则智愚于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于鸟兽草木，愚不同于圣。虽以为公共道理，然人须全而归之，然后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则人何用求至贤圣？何用与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于一死，而不害其为人。是直与鸟兽禽鱼俱坏，懵不知其所存也。

（《朱文公文集》卷四五，775）

适按　子晦此书是读了《朱子答连嵩卿》书之后的讨论。书中明白引用答连书中语句，如“鄙见未免以我为主”，如“神不歆非类，大有界限”，如“公共道理”，都是。

朱子答廖子晦（二）

死生之论，向来奉答所谕“知生”“事人”之问，已发其端。而近答嵩卿书，论之尤详。意明者一读当已洞然无疑矣。而来书之谕尚复如此！虽其连类引义若无津涯，然寻其大指则皆不出前此两书所论之中也。岂未尝深以鄙说思之，而直以旧闻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报，幸试思之。

盖贤者之见所以不能无失者，正坐以我为主，以觉为性尔。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变化，万物受命，虽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则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谓“反身而诚”，盖谓尽其所得乎己之理，则知天下万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谓尽得我此知觉，则众人之知觉皆是此物也。

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所谓精神魂魄有知有觉者，皆气之所为也，故聚则有，散则无。若理则初不为聚散而有无也。但有是理则有是气，苟气聚乎此，则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沤比也。

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谓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张子所谓二气之良能，皆非性之谓也。故祭祀之礼，以类而感，以类而应。若性则又岂有“类”之可言耶？然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矣，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也。故上蔡谓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盖谓此也。

然圣人之制祭祀也，设主立尸，焫萧灌鬯，或求之阴，或求之阳，无所不用其极，而犹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诚恻怛精微恍惚之意，盖有圣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浅知见执一而求也。岂曰一受其成形，则此性遂为吾有，虽死而犹不灭，截然自为一物，藏乎寂然一体之中，以俟夫子孙之求，而时出以飨之耶？

必如此说，则其界限之广狭，安顿之处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开辟以来，积至于今，其重并积叠，计已无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

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炉，人物生生，无少休息，是乃所谓实然之理，不忧其断灭也。今乃以“一片大虚寂”目之，而反认人物已死之知觉，谓之实然之理”，岂不误哉？

又圣贤所谓归全安死者，亦曰无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则可以无愧而死耳。非以为实有一物可奉持而归之，然后吾之不断不灭者得以晏然安处乎冥漠之中也。“夭寿不贰。脩身以俟之”，是乃无所为而然者。与异端为“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然后学者，正不可同日而语。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见为此之说，所以为说愈多而愈不合也。

凡此皆亦粗举其端。其曲折则有非笔舌所能尽者。幸并前两说，参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

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实下穷格工夫，使其积而贯通焉，则于此自当晓解，不必别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旧说，不肯如此下工，则拙者虽复多言，终亦无所补耳。

（《朱文公文集》卷四五，775~776）

朱子答廖子晦（十七）

来书疑著生死鬼神之说。此无可说。只缘有个“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极两仪，乾父坤母，体性之本然，还有此间隔否耶？

（《文集》卷四五，788）

朱子答廖子晦（十八）

前此屡辱贻书，有所讲论。每窃怪其语之不伦，而未能深晓其故，只据一时鄙见所未安处草草奉答，往往只是说得皮肤，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贤者亦未深悉，而犹有今日之论也。……

详来谕，正谓日用之间别有一物光辉闪烁，动荡流转，是即所谓“无极之真”，所谓“谷神不死”，——二语皆来书所引，——所谓“无位真人”，——此释氏语，正谷神之酋长也。学者合下便要识得此物，而后将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为根本工夫，至于学问践履，零碎凑合，则自是下一截事，与此粗细迥然不同。虽以颜子之初，钻高仰坚，瞻前忽后，亦是未见此物，故不得为实见耳。

此其意则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则圣人设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语，直指此物，教人着紧体察，要令实见；着紧把捉，要常在目前，以为直截根源之计。

而却都无此说，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复礼，一向就枝叶上零碎处做工夫！岂不误人枉费日力耶？

……盖原此理之所自来，虽极微妙，然其实只是人心之中许多合当做底道理而已。……若论功夫，则只择善固执，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

如说“求其放心”，亦只是说日用之间，收敛整齐，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应几其中许多合做底道理渐次分明，可以体察。亦非捉（提）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后别分一心出外以应事接物也。……

（《文集》卷四五，788—789）

朱子答董叔种（铢）

盘庚言其先王与其群臣之祖父，若有真物在其上，降灾降罚，与之周旋从事于日用之间者。铢窃谓此亦大概言理之所在质诸鬼而无疑尔。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导之，夫岂亦真有一物耶？

鬼神之理，圣人盖难言之。谓真有一物固不可。谓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晓然见得，且阙之，可也。

（《文集》卷五一，889）

《朱子语类》论鬼神

陈淳　录

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个无形影是难理会底，未消去理会。且就日用切紧处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说尽了。此便是合理会底。理会得，将间，鬼神自有见处。若合理会底不理会，只管去理会没紧要底，将间，都没理会了。

（参看黄义刚录，《语类》三，1）

吴必大　录

或问鬼神有无。曰，此岂卒乍可说？便说，公亦岂能信得及？须于众理看得渐明，则此惑自解。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人且理会合当理会底事。其理会未得底，且推向一边，待日用常行处理会得透，则鬼神之理将自见得，乃所以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

胡泳　录

气聚则生，气散则死。

李闳祖　录

……人所以生，精气聚也。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尽则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也。……然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远者，气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即是他子孙，毕竟只是一气，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复聚。释氏却谓人死为鬼，鬼复为人，如此则天地间常只是许多人来来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无是理。……

陈淳　录

问人死时是当初禀得许多气，气尽则无否？曰，是。曰，如此则与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当初禀得气时，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许多气。……

沈　录

问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

要之，通天地人只是这一气。所以说，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虚空偪塞，无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难以言晓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问，云，“要与贤说无，何故圣人却说有？要与贤说有，贤又来问某讨说。”只说到这里，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会紧要道理，少间看得道理通时，自然晓得。……

附记　关于《朱子答廖子晦书》的记录

廖子晦得书来，云，有本原，有学问。某初不晓得。后来看得他们都是把本原处是别有一块物来模样。圣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个是有一个物事，如一块水银样走来走去那里！这便是禅家说“赤肉团上自有一个无位真人”模样。

（黄义刚录）

安卿问，前日先生与廖子晦书云，道不是有一个物事，闪闪烁烁在那里。固是如此。但所谓“操则存，舍则亡”，毕竟也须有个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敛，教那心莫胡思乱想。几曾捉定有一个物事在里？

又问，“顾天之明命”，毕竟是个什么？曰，只是说，见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皆是见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块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²⁾

（黄义刚录。两条都在《语类》百十三，5）

朱子论“尊君卑臣”

朱子读史常不满意于“尊君卑臣”的制度。如：

《语类》三四，一九，“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

又如：

《语类》一三五，五，人杰录云：“叔孙通为绵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注中引必大录云：“叔孙通制汉仪，一时上下肃然震恐，无敢喧哗。时以为善。然不过尊君卑臣，如秦人之意而已。都无三代燕飨底意思了。”

或问文帝欲短丧，或者要为文帝遮护，谓非文短丧，乃景帝之过。曰，恐不是恁地。……或者又说，古者只是臣为君服三年丧，如诸侯为天子，大夫为诸侯，乃畿内之民服之。于天下吏民，无服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这三年。至文帝反而复之耳。（《语类》一三五，六）

问“君臣之变，不可不讲。”且而霍光废昌邑，……当时彼昌邑说“天子有争臣七人”两句后，他更无转侧。万一被他更咆勃时，也恶模样。曰，“到这里也不解恤得恶模样了”。

义刚曰，“光毕穷是做得未宛转。”曰，“做到这里，也不解得宛转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愿有此。万一有此时，也十分使他宛转不得。”（《语类》一三五，一一）

杨恽坐上书怨谤，要斩。此法古无之，亦是后人增添。今观其书，谓之怨则有之，何谤之有？（《语类》一三五，一二[淳]）

前年郑瀛上书得罪，杖八十，下临安赎。临安一吏人悯之，见其无钱，为代出赎之。（《语类》一三八，一七[杨]）

朱子作其父《皇考吏部朱公行状》（《文集》九七，页18~28），在庆元五年（1199），那时朱子已七十岁了。在那篇《行状》里，他有几处说到“君臣之义”：

（一）在前面总论里：

又尝以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里，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

（二）在叙朱松再召人对时，说：

犹虑夫计划之间或未精审，无以服众心而成大功也，则又言曰，“人主操大权以御一世，必有所以虑此者有以切中于理，然后足以服天下之心。是以无为而不成。今万机之务，决于早期侍立逡巡之顷，未有以博尽谋谟之益，使其必当事理以服人心。谓宜略仿唐朝延英坐论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给札之规，延访群臣，博求至计，然后总揽参订，以次施行，则政令之出，上下厌服，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矣。”……

（三）后来朱松引去之前，又说：

……然天下之事每病于难立者，正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是以谋始太锐，而用计有未详也。愿考汉廷杂议之法，自今发政造事，陛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虑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后总揽群策而裁处其中，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而无不成矣。……

以上三段，其后两段相呼应，而末段更明白主张“汉廷杂议之法”。此必是朱子晚年特别注意的一个大问题，无可疑。

[原注]　以下是胡适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初补记的。

在朱松的《韦斋集》里，他对于“汉廷杂议之法”，“唐开延英”，“仁宗天章给札之规”，都说得更详细。

（一）《论时事札子二》说：

仰惟陛下总揽群策，图济艰难，于兹八年，谓宜求所以深服天下者，莫若垂精延访，尽臣下之谋。夫大昕之朝，裁决万机，侍立逡巡之间，虽有嘉谋至计，未必皆能罄竭以自效上。唐制，天子间见大臣，辄开延英，坐论从容，数移晷刻。仁宗皇帝庆历中，召大臣于天章阁，赐坐给札，使条具其所欲施行者。是以个人得竭其所怀。而反复议论之间，足以周知情实，曲中事机。以至识虑之浅深，亦足以察知其才智之所极。……窃谓今日宜修举延英庆历故事，时以闲燕博延群臣，必皆削去琐细无补，阔疏难行之言，而求所以安乱治乱之故，卓然可施于实用者，总揽参订，次第施行。政令之出，上下压服，莫敢

腹非而窃议。……

（二）《札子七》说：

……然天下之事，每以难立为患。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则政令之发，其效未睹，而人皆能出其私智以非上所建立。……窃谓谋始太锐，而惮于博尽异同之见，事之难立，无足怪者。

方汉盛时，有大征伐，必下公卿将军，中二千石，博士议郎杂议。人人得效其见闻，以研究是非利害之极致。然后天子称制以决之。是以上无愆令，事无遗策，众志压服，而功暴当世。

谓宜自今陛下将欲发政造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又使卿士夫罄竭思虑，毕陈于下，然后总揽群策而裁处其中，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庶几立经远持久之计，以幸天下……？

洪迈《容斋随笔》（自序在淳熙庚子，——七年，1180）卷二有“汉采众议”一条，所举凡八事，皆：

……所系利害甚大，一时公卿百官既同定议矣，贾损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独陈异说。汉元、成、哀、安、顺、灵，皆非明主，悉能违众而听之。大臣无贤愚，亦不复执前

说。盖犹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洪迈举的八事：

1.汉元帝珠厓反，待识贾捐之议是。

2.匈奴呼韩邪单于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请罢边备塞吏卒。……郎中侯应以为不可许。

3.成帝时谷永议勿受匈奴使者降。

4.哀帝时，单于求朝，公卿议“可且勿许”。杨雄上书谏。

5.安帝时，郎中虞诩，谏弃凉州。

6.邓太后从班勇言，不绝四域。

7.顺帝时，交趾蛮叛，议郎李固议“乞选刺史太守以往”。

8.灵帝时，议郎傅燮议不可弃凉州。

洪迈《容斋随笔》十三，又有“汉世谋于众”一条，说：

两汉之世，事无小大，必谋之于众人，予前论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众议者。……

他举两例：（一）是霍光死后，宣帝出其亲属补吏，张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专制，请罢三侯就第，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前固争而后许之。（二）哀帝欲封董贤等，王嘉言，宜延问公卿大夫博士议郎，明正其前，然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众心。……

洪迈结论是：“是知委曲迁就，使恩出君上，遇归于下，汉代每如此也。”

《容斋随笔》十五有“呼君为尔汝”一条：

……古之人心口一致，事从其真。虽君臣父子之间，出口而言，不复顾忌。观诗书所载可知矣。

箕子陈《洪范》，对武王而“汝”之。

金滕策视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尔三王，自称曰予。至云，“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殆近乎相质责而邀索也。

《閟宫》颂君之诗，曰“俾尔富而昌，俾尔昌而炽”。及《节南山》《正月》《板》《荡》《卷阿》《既醉》《瞻卬》诸诗，皆呼王为“尔”。

《大明》曰，“上帝临汝”，指武王也。

《民劳》曰，“王欲王，女”，指厉王也。至或称为“小子”，虽幽厉之君亦受之而不怒。

呜呼，三代之风俗可复见乎！

又《容斋随笔》二有“唐诗无讳避”一条，说：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

此下如张祜赋《连昌宫》《元日仗》……等三十篇，大抵咏开元天宝间事。李义山《华清宫》《马嵬》……诸诗亦然。今之诗人不敢尔也。

(1)　此后无下文，底本如此。——编者

(2)　此后无下文，底本如此。——编者

第二十二章

清代思想史

这是我的《中国哲学常识》的最后一部分，向来不曾特别提出作为单独的讲题。现在把他提出重讲，固然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但这个题目本身却也有单独存在的理由。因为清代的思想确然和宋代或明代的思想大不相同，确然有他的特异的性质。

我们试取清代初年的大师的著作——关于思想的著作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俟解》《噩梦》。这些书便和前一辈的《榕坛问业》（黄道周）《证人社会语》（刘宗周）显然不同，好像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般。原来在那几十年之间，时代已变换了，讨论的问题也不同了，思想的路径和结果也就不同了。

至于稍晚一点的作品，颜元、李塨的书，戴震、焦循的书。更是宋明时代所没有。那是更容易见的，不用细说了。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清代思想史，而不是清代哲学史，这就是说，我们注重那代表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注重那继承宋明传统的理学家。我们宁可取那做小说的吴敬梓与李汝珍，而不必取那讲理学的汤斌、张伯行。

我们看清代的思想史，可以看出四个大趋势：

1.实用主义。

2.反玄学的运动。

3.考证的精神。

4.历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借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1613~1681）的一生来说明这四种趋势。顾氏所以能成为一代开山大师，也正是因为他最能代表清代思想的种种特点。

实用主义

顾氏说：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尚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七）

他在别处又说：

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与友人论学书》）

在建设的方面，他很简单地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为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同上）

这里他提出两个目标：一是行己有耻，一是博学于文。前者是要人把学问用到行为上去，后者是学问要切实用，不要“空虚”之学。这两者都是实用主义的意义。他所谓“文”，略同我们所谓“文化”，他自己曾解释“博学于文”说：

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谥法，经纬天地曰文。（《日知录》七）

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顾氏一生即是一个榜样。他的人格，便是“行己有耻”的具体表现。他的著作，“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利病书·序》）多注重民生国计，故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书；而《日知录》中最精彩的部分多在制度名物的历史的研究。

顾氏以下，颜元、李塨一派最代表实用主义的趋势。颜李之学后虽稍衰，但嘉道以后的今文学派，自庄存与以至康有为，也都偏重实用的方面。

反玄学的运动

玄学有两个方向：一是先天象数之学；二是心性之学，故反玄学的运动也有两个方面。

（一）攻击先天图书之学。顾氏说：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

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日知录》一）

指出宋儒之《易》学是道家的《易》学，这是清儒的一个大问题。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在这一方面的成绩最大。

（二）攻击心性的玄学。顾氏最恨“心学”，他说：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日知录》十八，《内典》条）

他又有《心学》条（十八），《艮其限》条（一），引黄震的话，力攻心学。他又有《朱子晚年定论》一条，把王守仁的良知来比王衍的清谈，王安石的新法。他还著了一部《下学指南》，要证明代的心学源出于宋代谢良佐、张九成、陆九渊三家，而三家皆源出于禅学（《文集》六）。此书今不传了。但证明心学出于禅学，正如证明象数之学出于道士，也是清学的一个大问题。后来颜李学派在这一点上出了不少的力；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也是要证明这一点。

考证的精神

清学所以真能迥然超绝前代，一小半在于他的成绩，一大半在于他的基本方法与精神。他们自称为考证之学，或考据之学，或考核之学。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他的要点只是“拿证据来！”（无证则不信。）实证主义有两方面，一是破坏的疑古，二是积极的考信。在疑古的方面，顾氏也是一个开山前辈：他不信《书序》，不信《古文尚书》，不信先天象数之学，开后来阎若璩、姚际恒一班人的先路。在积极的方面，他的功劳更大，因为考证的方法到他手里才正式成立。他的《音学五书》，尤其是其中的《唐韵正》，字字是站在证据之上的。他考证一个字的古音，往往要举出一百几十个或二百多个证据来。这是从古以来不曾有过的！从这个方法出世以后，中国的学术史上才开一个新纪元。清学便是建筑在这个考证方法之上的！无论是攻击伪书，是考证古音，是考证古训诂，是考据古制度，是考究金石器物，……总少不了这一个“拿证据来”的法宝。

历史的研究

清代的学术思想有一个极重要之点，往往为人忽略了的，就是他的历史的方法。不懂的人叫他做“复古”。但我们试问，汉学家为什么要回到汉儒呢？他们说：“因为汉儒去古未远”。这“去古未远”的见解就是一种历史的见解。试问今文家为什么要推翻东汉而回到西汉呢？他们说，因为西汉更古于东汉。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见解。顾炎武对于这一点的见解最明白，他说：

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与人四书》）

这个寻源溯流的方法，就是历史的方法。当日认汉为最古，故有迷信汉儒的风气。但王念孙、王引之诸人觉得先秦诸子的书更多参证的价值，所以就遍校诸子了。后来吴大徵以后，便可以用金文来补正《说文》了；后来罗振玉们出来，又可以用甲骨文字来补正《说文》了。又如古音之学，宋人没有历史的观念，故有叶音之说；汉儒知道古来声音有变迁，然后有古音之学。这就是历史的方法。

有了历史的观念，对于历史之学的兴趣自然也跟着发达。顾氏著有许多种金石舆地的书，《日知录》里也有无数历史的研究。后来清代学者对于史学的成绩，比前代都大：

1.校勘古史，如钱大昕、赵翼、梁玉绳等。

2.作局部的专史，如各家补的《元史》。

3.怀疑古史，如阎若璩、姚际恒、崔述、刘逢禄、康有为、崔适等。

4.增添史料：

（1）方志的注重。（章学诚等）

（2）古书的保存。（《四库》及私家）

5.史学的附属科学的发达：

（1）文字学。

（2）金石学。

（3）钱币学。

（4）地理学，等等。

清代的思想史，约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期　顺治、康熙两朝（1640~1730）

第二期　乾隆、嘉庆两朝（1730~1820）

第三期　道光以后（1820~1910）

上章所说四个趋势，三个时期都有，不过注重之点稍有不同，遂形成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期重在实用主义与反玄学的运动，而考证的方法与历史的眼光都还在开始萌芽的时期。第二期里，玄学已成末路，而实用的时机很少，故此时期偏重考证之学；历史之学也很发达。一般代表的学者都不谈实用，都趋向为学问而做学问，故学术之盛超越前古。思想方向似稍寂寞，但戴震、章学诚、袁枚、焦循、崔述都出于此时，不过建设多而破坏少，表面上不如第一期的热闹罢了。第三期为多事之秋，实用的需要又起来了，于是实用主义与考证的方法，历史的见解，合婚而成为今文学的运动。

第一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孙奇逢（1584~1675） 　　吕留良（1629~1683）

黄宗羲（1610~1695） 　　颜　元（1635~1704）

顾炎武（1613~1681） 　　阎若璩（1636~1704）

王夫之（1619~1692） 　　张尔岐（1612~1677）

陆世仪（1611~1672） 　　黄宗炎（1616~1686）

张履祥（1611~1674） 　　应　　谦（1618~1687）费经虞（1599~1671） 　　汤　斌（1627~1687）毛奇龄（1623~1716） 　　朱彝尊（1629~1709）费　密（1625~1701） 　　胡　渭（1633~1714）陆陇其（1630~1692） 　　万斯同（1643~1702）梅文鼎（1633~1721） 　　王懋竑（1668~1741）李　塨（1659~1733）

现在先说第一期的人物。这时期的人物够得上“思想家”的称号的，约有五组：

（1）王学 （4）考证学——近于朱学

孙奇逢（1584~1675） 　　　　顾炎武（1613~1681）

黄宗羲（1610~1695） 　　　　阎若璩（1636~1704）

黄宗炎（1616~1686） 　　　　张尔岐（1612~1677）

毛奇龄（1623~1716） 　　　　胡　渭（1633~1714）

（2）朱学 （5）反玄学的实用主义

张履祥（1611~1674） 　　　　费经虞（1599~1671）

陆世仪（1611~1672） 　　　　费　密（1625~1701）

吕留良（1629~1683） 　　　　颜　元（1635~1704）

王懋竑（1668~1741） 　　　　李　塨（1659~1733）

（3）关学（张载之学）

王夫之（1619~1692）陆陇其、汤斌、张伯行、魏裔介、刁包、张烈、胡承诺、李颙……我们只好表过不提了。

顾氏对于先天象数之学，曾说：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

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诗》《书》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系辞传》，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而《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

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日知录》一，页二十九，《孔子论易》）

顾氏以为孔子论《易》，只是“寡过反身之学”，“体之于身，施之于政”，如此而已。不必说《易》，而《诗》《书》执礼皆是说《易》。故他在别处也说：

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文集》三，《与友人论易书》一）

他要人从学问经验入手，有了学问经验，再来研究《易》学，便不至于沦入空虚的图书之学了。这也可说是实用主义的应用。

他对于心性之学，反对最厉害。他论“心”，最佩服黄震，曾屡引其说。黄震说“心”，有很精到的见解，如云：

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待言“心”，而心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暝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黄氏日钞·省斋记》）

顾氏主黄氏之说，故反对“用心于内”的心学。他说：

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乐记》），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日知录》十八，页15）

这又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了。

顾氏是属于格物致知一派的，故不甚攻朱子。而反对王学最力。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后贤乎？

考证的精神⁽¹⁾

(1)　底本如此。——编者

第二十三章

反理学时期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三十二岁时，明朝就亡了。他的母亲是个贞女，受过明朝的旌表，故明亡之后，她就绝食三十日而死，遗命教她的嗣子不做新朝的官，故他终身做明朝的遗民。他深痛亡国之祸，决心要研究有实用的学术。他是苏州昆山人，国变后移居北方，住山东稍久，旅行西北各地。他旅行时，用两匹马，两头骡子，载书自随；遇山川险要，便寻老兵访问形势曲折；有新奇的发现，便在村店中打开书籍参考。他的著作有几十种，最重要的是：

《音学五书》，三十九卷。

《日知录》，三十六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

顾氏很崇敬朱子；他在陕西时，曾捐钱助建朱子祠。但他很反对宋明以来的理学。他有《与友人论学书》说：

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日博学于文，日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去之弥远也。

他的宗旨只有两条，一是实学，一是实行。他所谓“博学于文”，并不专指文学，乃是包括一切文物——“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故他最研究国家典制，郡国利病，历史形势，山川险要，民生状况。他希望拿这些实学来代替那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

他又说：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他讲经学，也开一个新的局面。也反对那主观的解说，所以他提倡一种科学的研究法，教人从文字声音下手。他说：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

“考文”便是校勘之学，“知音”便是音韵训诂之学。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在这些根本工具的发达史上，顾炎武是一个开山的大师。

我们举一条例来证明他治学的方法。《书经·洪范》有这二句：

无偏无颇，遵王之义。

唐明皇说“颇”不协韵，当改作“陂”字。顾氏说“颇”字不误，因为古音读“义”如“我”，与“颇”字正协韵。他举了两条证据：

1.《易·象传》：　　　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悚，信如何也。

2.《礼记·表记》：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

这样用证据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这个方法不是顾炎武始创的，乃是人类常识逐渐发明的。“证”这个观念本是一个法律上的观念。法庭讯案，必须人证与物证。考证古书，研究科学，其实与法官断案同一方法。用证据法来研究古书，古来也偶然有人。但到了十七世纪初年，这种方法才大发达。在顾炎武之前，有个福州人陈第作了几部研究古音的书，——《毛诗古音考》等。陈第的书便是用证据作基础。他在自序里说他考定古音，列“本证”“旁证”两种：

本证者，《诗》自相证也。

旁证者，采之他书也。

用《诗经》证《诗经》，为本证；用《易经》《楚辞》等等来证《诗经》，便是旁证。

陈第的《毛诗古音考》作于十七世纪初年（1610~1606）。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作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1650~1680）。

顾氏完全采用陈第的方法，每考证一个古音，也列举“本证”“旁证”两项，但搜罗更广，材料更富，证据更多。陈第考“服”字古音“逼”，共举出：

本证——十四，旁证——十。

顾氏作《诗本音》，于“服”字下举出：

本证——十七，旁证——十五。

顾氏作《唐韵正》，于“服”字下举出：

证据——一百六十二。

为了考究一个字的古音而去寻求一百六十二个证据，这种精神是古来不曾有过的；这种方法是打不倒的。用这种搜求证据的方法来比较那空虚想像的理学，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新时代了。

颜元

颜元（1635~1704），号习斋。他的父亲本是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人，后来卖给蠡县刘村的朱九祚做养子，故改姓朱。颜元四岁时，（崇祯十一年，1638）满洲兵犯境，他的父亲正同朱家闹气，遂跟了满洲兵跑了，从此没有音信。他十二岁时，他的母亲也改嫁去了。颜元在朱家长大，在私塾读书。他少年时曾学神仙，学炼气，学八股时文，不务正业，喝酒游嬉。他十岁时，明朝就亡了，后来朱家也衰败，很贫了，颜元到二十岁时，才发愤务农养家。二十二岁，他因为家贫，学做医生，为糊口之计。他十九岁时曾中秀才，二十四岁，他开了一所私塾，训蒙度日，并为人治病。他那时完全是一个村学究；却有点狂气，喜看兵书，也学技击；后来他又读理学书，先读陆象山、王阳明的书，又读程子、朱子的书，自命要学圣贤，作诗有：

识得孔叟便是吾，

更何乾坤不熙皞！

他虽耕田工作，却常常学静坐。家中立一个“道统龛”，正位供着伏羲以下至周公、孔子，配位供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他三十岁时，有《柳下坐记》，说他的心得，最可表现他的村陋气象：

思古人（他自号思古人）引仆控，披棉褐，驮麦里左。仆垛。独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风泠然，白云聚散，朗吟程子“云淡风轻”之句，不觉心泰神怡，……若天地与我外，更无一物事。微闭眸观之，浓叶蔽日，如绿罗裹宝珠，精光隐露。苍蝇绕飞，闻其声不见其形，如跻虞廷，听《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状喻。……

直到三十四岁时（1668），他忽然经过一次思想上的大革命。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本姓。他的义祖母死了，他是“承重孙”，居丧时，一切代行他父亲的“子职”，实行朱子的《家礼》，三日不食，朝夕哭。葬后，他仍尽哀，寝苫枕块三个月，日夜不脱衰绖。后来遍体生疮，到了第五个月，竟病倒了。有一个老翁哀怜他，对他说明他不是朱家的孙子，何必这样哀恸？他跑去问他出嫁的母亲，证明了这件事，他方减哀。然而他已扮演了五个月的苦戏了！

他在这几个月里，实地试验了朱子的《家礼》，深深感觉宋儒有些地方不近人情，又碰了这一个大激刺，使他不能不回想他十余年来做的理学工夫。他自己说，他最得力于这一年的居丧时期。

哀毁庐中，废业几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杀。既不读书，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学，原非孔子之旧。是以…… 《存性》《存学》之说，为后二千年先儒救参杂之小失，为前二千年圣贤揭晦没之本原。……（《存学编》三，2）

他三十五岁（1669）著《存性编》，又著《存学编》，后来随时有所增加，但他的思想的大旨都在这两书之中。

三十五岁至五十七岁为在乡里讲学时期。五十七岁（1691），他南游河南，数月后回家。这一次出游，使他反对理学的宗旨更坚决了。他说：

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年谱》下，十七）

他六十二岁时曾主教肥乡漳南书院，他定下书院规模，略如下图：

不幸那一年漳水大涨，书院都没在水里。他叹曰，“天也！”遂辞归。他死时七十岁。

他的学派，人称为“颜氏学派”，又称为“颜李学派”，因为他的弟子李塨（刚主，生1659，死1733）颇能继续颜元的学派，传授于南北；颜元的名誉不大，李塨与方苞、毛奇龄等往来，传授的弟子也有很出名的（如程廷祚），故颜李并称。

颜元与李塨的著作有：

《颜李遗书》，《畿辅丛书》本。

《颜李全书》，北京四存学会本。

中国的哲学家之中，颜元可算是真正从农民阶级里出来的。他的思想是从乱离里经验出来的，从生活里阅历过来的。他是个农夫，又是个医生，这两种职业都是注重实习的，故他的思想以“习”字为主脑。他自己改号习斋，可见他的宗旨所在。他说：

仆妄谓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讲听。要唯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一，2）

所以他的《存学编》的宗旨只是要人明白“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学之，终身不懈”。

学习什么呢？《尚书》里的：

1.六府：金，木，水，火，土，谷。

2.三事：正德，利用，厚生。

还有《周礼》里的：

三物：六德——智，仁，圣，义，忠，和。

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这都是应学习的“物”，“格物”便是实地学习这些实物。格字如“手格猛兽”之格，格便是“犯手去做”。

这些六府六艺似乎太粗浅，故宋明儒者鄙薄不为，偏要高谈性命之理。这正是魔道。颜元说：

学之亡也，亡其粗也。愿由粗以会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愿崇迹以行其义。（《年谱》）

这真是重要的发明。宋明儒者不甘淡薄，要同禅宗和尚争玄斗妙，故走上空虚的死路。救弊之道只在挽回风气，叫人注重那粗的，浅的实迹。颜元又说：

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存学编》）

宋儒的大病只是能静坐而不习事。朱子叙述他的先生李侗的生平，曾有一句话说：

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

这句话引起了颜元的大反对。颜元说：

只“不作费力事”五字，……将有宋大儒皆状出矣。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夫讲读著述以明理，静坐主敬以养性，不肯作一费力事，虽日口谈仁义，称述孔孟，其与释老之相去也几何？（《存学编》二，13）

用“不作费力事”一个标准，来比较“犯手去做”的一个标准，我们便可以明白颜学与理学的根本大分别了。

颜元的思想很简单，很浅近。因为他痛恨那故意作玄谈的理学家。

谈天论性，聪明者如打诨猜拳，愚浊者如捉风听梦，……各自以为孔颜复出矣。（《存学编》一，1）

他也论“性”，但他只老老实实地承认性即是这个气质之性。

譬之目矣，……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疱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存性编》）

这便是一笔勾销了五百年的烂账，何等痛快！

人性不过如此，最重要的是教育，而教育的方法只是实习实做那有用的实事实物。颜元是个医生，故用学医作比喻：

譬之于医，《黄帝》《素问》《金匮》《玉函》，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谓明医乎？

愚以为从事方脉，药饵，针灸，摩砭，疗疾救世者，所以为医也。读书，取以明此也。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妄人也。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读尽天下书而不习行六府六艺，文人也，非儒也，尚不如行一节，精一艺者之为儒也。（《存学编》一，10）

他在别处又用学琴作比喻：

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

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

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

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谓之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除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存学编》三，6至7）

这种说法，初看似很粗浅，其实很透辟。如王阳明说“良知”，岂不很好听？但良知若作“不学而知”解，则至多不过是一些“本能”，决不能做是非的准则。良知若作“直觉”的知识解，若真能“是便知是，非便知非”，那样的知识绝不是不学而知的，乃是实学实习，日积月累的结果。譬如那弹琴的，到了那“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的地步，随心所欲便成曲调，那便成了直觉的知识。又如诗人画家，烂醉之后，兴至神来，也能随意成杰作，这也成了直觉的知识。然而这种境地都是实习功久的结果，是最后的功夫，而不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呵。

又如阳明说“知行合一”，岂不也很好听？但空谈知行合一，不从实习实行里出来，哪里会有知行合一！如医生之诊病开方，疗伤止痛，那便是知行合一。如弹琴的得心应手，那才是知行合一。书本上的知识，口头的话柄，决不会做到知行合一的。宋人语录说：

明道谓谢显道曰，“尔辈在此相从，只是学某言语，故其学心与口不相应。盍若行之？”请问焉，曰，“且静坐。”

学者问如何行，先生却只教他静坐，静坐便能教人心口相应，知行合一了吗？颜元的批评最好：

因先生只说话，故弟子只学说话。心口且不相应，况身乎？况家国天下乎？措之事业，其不相应者多矣。

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扦格。一著手算九九数，辄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存学编》一，1）

这是颜李学派的实习主义。

戴震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十七八世纪是个反理学的时期。第一流的思想家大抵都鄙弃那谈心说性的理学。风气所趋，遂成了一个“朴学”时代，大家都不讲哲学了。“朴学”的风气最盛于十八世纪，延长到十九世纪的中叶。“朴学”是做“实事求是”的工夫，用证据作基础，考订一切古文化。其实这是一个史学的运动，是中国古文化的新研究，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这个时期的细目有下列各方面：

（一）语言学（Philology），包括古音的研究，文字的假借变迁等等。

（二）训诂学（Semantics），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证据，考定古书文字的意义。

（三）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搜求古本，比较异同，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

（四）考订学（Higher Criticism），考定古书的真伪，著者的事迹等等。

（五）古物学（Archaeology），搜求古物，供历史的考证。

这个大运动，又叫作“汉学”，因为这时代的学者信汉儒“去古未远”，故崇信汉人过于宋学。又叫作“郑学”，因为郑玄是汉代的大师。但“朴学”一个名词似乎最妥当一点。

这个运动的特色是没有组织大哲学系统的野心，人人研究他的小问题，做专门的研究：或专治一部书，（如《说文》）或专做一件事，（如辑佚书）或专研究一个小题目。（如“释绘”）这个时代的风气是逃虚就实，宁可做细碎的小问题，不肯妄想组成空虚的哲学系统。

但这个时代也有人感觉不满意。如章学诚（实斋）便说这时代的学者只有功力，而没有理解，终身做细碎的工作，而不能做贯串的思想，如蚕食叶而不吐丝。

其时有大思想家戴震出来，用当时学者考证的方法，历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学的价值，打倒旧的理学，而建立新的理学。是为近世哲学的中兴。

戴震是徽州休宁人。少年时，曾从婺源江永受学；江永是经学大师，精通算学，又长于音韵之学，又研究程朱理学。在这几方面，戴震都有很精深的研究。他是一个举人，但负一时的盛名，受当世学者的推重。壮年以后，他往来南北各省，著作甚多。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他被召为纂修，赐同进士出身，授庶吉士。他死时（1777）只有五十五岁。他的《戴氏遗书》，有微波榭刻本。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他的《孟子字义疏证》。此书初稿本名“绪言”，现有《粤雅堂丛书》本可以考见初稿的状态。但当时是个轻视哲学的时代，他终不敢用这样一个大胆的书名，故他后来修正此书时，竟改为《孟子字义疏证》——表面上是一部讲经学的书，其实是一部哲学书。（参看胡适校读本，附在他的《戴东原哲学》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曾指出理学的两条路子，即程颐说的：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程朱一派走上了格物致知的大路，但终丢不了中古遗留下来的那一点宗教的态度，就是主敬的态度。他们主张静坐，主张省察“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是何气象”，主张无欲，都属于这个主敬的方面，都只是中古宗教的遗毒。因为他们都不肯拋弃这条宗教的路，故他们始终不能彻底地走那条格物致知的路。万一静坐主敬可以得到圣人的境界，又何必终身勤苦去格物致知呢？

颜元、李塨终身攻击程朱的主静主敬，然而颜李每日自己记功记过，“存理去欲”，做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的工夫，其实还是那“主敬”的态度。相传李塨日记上有“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的话，此言虽无确据，然颜元自定功过格里确有“不为子嗣比内”的大过。（《年谱》，《畿辅丛书》本，下，页十）他们尽管要推翻理学，其实还脱不了理学先生的陋相。

戴震生在朴学最盛的时代，他是个很能实行致知格物的工夫的大学者，所以他一眼看破程朱一派的根本缺点在于走错了路，在于不肯抛弃那条中古宗教的路。他说：

程子、朱子……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疏证》十四）

为什么程朱有这根本大病呢？因为他们不曾抛弃中古宗教留下来的谬见。戴震说：

人物以类区分。……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学问，贵扩充。老、庄、释氏谓有生皆同，故主于去情欲以勿害之，不必问学以扩充之。

在老、庄、释氏既守己自足矣，因毁訾仁义以伸其说。……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同于老、庄、释氏，而改其毁訾仁义者以为自然全乎仁义，巧于伸其说者也。

程子、朱子尊“理”而以为天与我，……谓理为形气所污坏，是圣人以下形气皆大不美，……而其所谓“理”别为凑泊附着之一物，犹老、庄、释氏所谓“真宰”“真空”之凑泊附着于形体也。理既完全自足，难于言学以明理，故不得不分理气为二本，而咎形气。盖其说杂糅傅合而成，令学者眩惑于其中。……

理为形气所污坏，故学焉“以复其初”。“复其初”之云，见庄周书。（《庄子·缮性篇》）盖其所谓“理”，即如释氏所谓“本来面目”。而其所谓“存理”，亦即如释氏所谓“常惺惺”。……（《疏证》十四）

他认清了理学的病根在于不肯拋弃那反人情性的中古宗教态度，在于尊理而咎形气，存理而去欲，故他的新理学只是并力推翻那“杂糅傅合”的，半宗教半玄学的旧理学。旧理学盲目的推崇“理”，认为“天理”，认为“得于天而具于心”，故无论如何口头推崇格物致知，结果终走上主静主敬的宗教路上去，终舍不掉那“复其初”的捷径。旧理学崇理而咎欲，故生出许多不近人情的，甚至于吃人的礼教。一切病根在于分理气为二元与分理欲为二元。故戴震的新理学只从推翻这种二元论下手。

他的宇宙观便否认向来的理气二元论：

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为道而已。（《疏证》十七）

他说：

“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疏证》十六）

阴阳即是气化的两个方面，五行只是五种气化流行，“行”即道也。

他论“性”，也否认理气二元。性只是气质之性。他以为古书论性的话，最好的是《大戴礼》的：

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

道即是阴阳五行。“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疏证》十六）

这是很明白的唯物论（Materialism）。宇宙只是气化的流行。阴阳五行的自然配合，由于分配的不同，而成为人物种种不同。性只是“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血气固是阴阳五行的配合，心知也是阴阳五行的配合。这不是唯物论吗？这里面正用不着勉强拉出一个“理”或“天理”来“凑泊附着以为性”。于是六百年的理学的天论与性论也都用不着了。

他是主张“性善”的，但他的根据也只是说人的知觉，高于禽兽，故说人性是善的。

性者，飞潜动植之通名。性善者，论人之性也。……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二十七）

这样看来，说人性善，不过是等于说人的知觉比禽兽高一点。人性有三大部分：欲，情，知。三者之中，知最重要。

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三十）

情与欲也是性，不当排斥。

喜怒哀乐，爱隐感念，愠燥怨愤，恐悸虑叹，饮食男女，郁悠戚咨，惨舒好恶之情，胥成性则然，是故谓之道。（《原善》中）

他又说：

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为而归于至当不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疏证》四十三）

这是反对向来理学家的无欲论。他说：

使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又焉（有恻隐），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此可以明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与夫感于物而动者之皆不可脱然无之，以归于静，归于一；而恃人之心知异于禽兽，能不惑乎所行，即为懿德耳。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二十一）

这是很大胆的思想。性即是血气心知，其中有欲，有情，有知觉；因为有情有欲，故有生养之道，故有事业，有道德。心知的作用，使人不惑于所行，不糊涂做去，便是美德；使行为归于至当，便是理。道德不在情欲之外，理即在事为之中。

这种思想同旧日的理学家的主张很有根本的不同。朱子曾说：

理在人心，是谓之性……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天而具于心者。

理学家先假定一个浑然整个的天理，散为万物；理附着于气质之上，便是人性。他们自以为“性”里面具有“许多道理”，他们误认“性即是理在人心”，故人人自信有天理。于是你静坐冥想出来的，也自命为天理：他读书传会出来的，也自命为天理。人人都可以把他自己的私见，偏见，认作天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人人拿他的“天理”来压迫别人，你不服从他，他就责你“不讲理”！

戴震最痛恨这种思想，他说这种态度的结果必至于“以理杀人”。他说：

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摄，口不能道辞者，理屈。呜呼其孰谓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

昔人知在己之意见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轻言之。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五）

以意见为“理”，必至于“以理杀人”。

呜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文集·与某书》）

怎么叫作“以理杀人”呢？例如程子说：

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分明是一个人的偏见，然而八百年来竟成为“天理”，竟害死了无数的妇人女子！又如宋儒罗仲素说：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这也明明是一个人的私见，然而八百年来竟成为“天理”，遂使无数做儿子的，做媳妇的，负屈含冤，无处伸诉！所以说“以理杀人”酷于“以法杀人”。

戴震因此提出他的“理”说。理即是事物的条理，分理。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一）

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八）（“以秉持为经常曰则。”——三）

不谬之谓得理。……疑谬之谓失理。（六）

在人事的方面，理即在情之中。

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二）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三）

人伦日用，……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四〇）

他所谓“理”，总括起来，是：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四一）

心之明之所止，于事情区以别焉，无几微爽失，则理义以明。（《原善》中，四）

古人曰理解者，即寻其腠理而析分之也。（《与段玉裁书》，《年谱》页三四）

依他的说法，理即是事物的条理，在事情之中，而不在人心之内。人心只有血气心知，心知只是可以求理的官能；用心知去寻求事情的条理，剖析区分，至于无差失，那就是理。科学家求真理，是如此的。法官判断诉讼也是如此的。人生日用上的待人接物，谋合理的生活，也是如此的。

理学最不近人情之处在于因袭中古宗教排斥情欲的态度。戴学的大贡献正在于充分指出这一个紧要关键。

周子《通书》曰，

圣可学乎？曰，可。

有要乎？曰，有。

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哉！

戴氏引此段，加上评论道：

此即老、庄、释氏之说，（他说“老庄释氏”，即是泛指“中古宗教”，全书一致如此。）朱子亦屡言“人欲所蔽”，皆以为无欲则无蔽。……有生而愚者，虽无欲，亦愚也。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疑当作者）实谬，乃蔽而不明。

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因私而咎欲，因欲而咎血气。因蔽而咎知，因知而咎心。

老氏所以言常使民无知无欲，彼自外其形骸，贵其真宰。后之释氏，其论说似异而实同。宋儒出入于老释，故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程明道“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张横渠“访诸老释之书累年，尽究其说”。朱子学禅最早，见李延平后，复回到释氏，至四十岁左右，尚说“为他佛说得相似”。）

《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记》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疏证》十）

这里的历史见解是很正确的。宋儒以来的理学挂着孔教的招牌，其实因袭了中古宗教的种种不近人情的教条。中古宗教的要点在于不要做人而想做菩萨神仙。这固是很坏，然而大多数的人究竟还想做人，而不想做神仙菩萨。故中古宗教的势力究竟还有个限度。到了理学家出来，他们把中古宗教做菩萨神仙之道搬运过来，认为做人之道，这就更坏了。主静去欲，本是出世之法，今被误认作人世之法，又傅会《伪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话，于是一班士大夫便不知不觉地走上了顾炎武所谓“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戴震也说宋以来的理学家对于：

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疏证》四三）

这都是中古不近人情的宗教的变相。人人乱谈“存天理，去人欲”，人人瞎说“得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于是中国的社会遂变成更不近人情的社会了。

戴学的重要正在于明白攻击这种不近人情的中古宗教遗风。例如朱子曾说：

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

这种人生观把一切人欲都看作反乎天理，故主张去欲，无欲，不顾人的痛苦，做出种种违反人情的行为。这正是认一种偏见为天理了。戴氏以为这样把“理”“欲”看作相反的，有三种大害处：

（一）专苛责贤者，使天下无好人，君子无完行。——俗话说的“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二）养成刚愎自用，残忍惨酷的风气。——即是上文说的“以理杀人”。人人认意见为理，故挂了“理”的招牌，做许多残忍惨酷之事。

（三）鼓励人做诈伪的行为。——伪君子便是一种结果。虚荣心的引诱，使人做出不近人情的行为，以博虚名或私利。

所以他大胆地说：

理者，存乎欲者也。（十）

理者，情之不爽失者也。

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

所以他的人生哲学是：

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

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四三）

而他的政治哲学也只是：

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十）

这个时代是一个考证学昌明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戴氏是一个科学家，他长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故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寻求事情的分理条则。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

闻见不可不广，务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四一）

这才是宋儒“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的真意义。宋儒的毛病在于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焉”的最高境界。戴氏却只要人从一事一物里训练那心知之明，使他渐渐进于圣智。

致其心之明，自然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焉用知“一”求“一”哉？（四一）

吴稚晖

吴先生是常州人，今年（1928年）六十三岁了，但在思想界里他仍是一个打先锋的少年。近年国内的人大都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我不叙述他的历史了。

前几年他五十九岁时，有一天他对我说，他第一天进江阴的南菁书院，去见山长黄以周先生，见他座上写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大字。他说这八个字在他一生留下很深的印象。“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是一种彻底的精神，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随顺调和。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大都是受生计的压迫，或政治的影响，都不能有彻底思想的机会。吴稚晖先生自己能过很刻苦的生活，应酬绝少，故能把一些大问题细细想过，寻出一些比较有系统的答案。在近年的中国思想家之中，以我个人所知而论，他要算是很能彻底的了。

他的著作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前几年发表的长篇《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我今天说他的思想便用此文作根据，有时候参考别种著作。

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但中古宗教的势力依然存在；“居敬”，“主静”，“无欲”，都是中古宗教的变相。致知是纯粹理智的路，主敬是宗教的路。向来理学家说这两条路“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实这两条路“分之则两全，合之则俱伤”。五百年的理学所以终于失败，正因为认路不清，名为脱离中古宗教，其实终不会跳出宗教的圈子。

这三百年学术界的趋势只是决心单走那格物致知的路，不管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顾炎武以后，有了做学问的方法，故第一二流的人才自然走到学问的路上去。但程朱的威权始终存在，如汉学家惠定宇的楹帖：

六经尊服郑，（服虔，郑玄。）

百行法程朱。

可见当时一种调和派的心理，很像西洋近世初期的科学家说“宗教治心，科学治物”，只要你们不干涉我们的治学，我们也不排斥你们的讲道。这种态度的缺点是缺乏一种自觉性，不能了解“朴学”运动自身带有反理学的使命。那些明目张胆反抗理学的人，如北方之颜李，又轻视学问，故末流终带点陋气，不能受南方学术界的信仰。“朴学”的大师能同时明白反抗理学的，止有戴震一派。戴学后来虽然声势浩大，但真正的传人其实很少：传得考订训诂之学的最多，传得戴震大胆破坏的精神的已不多了，传得他的建设的思想的竟没有一个人。（参看胡适《戴东原的哲学》，页八十至一九七）戴震死于一七七七年，这一百五十年中（1777至1927）正统的理学虽然因为“朴学”的风尚，减了不少的气焰，然而终因为缺乏明白自觉的批评与攻击，理学的潜势力依然存在，理学造成的种种不近人情的社会礼俗也依然存在。到了最近一二十年中，中国的学者学得西洋正统哲学（也是富有中古宗教的遗毒的）的皮毛，回转头来做点杂糅傅合的工夫，于是正统的理学居然又成为国粹的上上品；捧场鼓吹的人又不少了。

民国十二年（1923），中国的思想界里忽然起了一场很激烈的笔战，当时叫作“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参看《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出版）国内许多学者都加入这个笔战，大家笔端都不免带点情感，一时笔飞墨舞，题外出题，节外生枝，打到后来，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了。现在事过境迁，我们回来凭吊古战场，徘徊反省，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这场战事，方明白原来这场争论还只是拥护理学与排斥理学的历史的一小段。

引起争端的导火线是张君劢先生的一篇《人生观》；在此文里，张先生很明白地说：

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第一个出来攻打张君劢先生的便是丁文江先生，他认清了论争之点，故他的题目便是《玄学与科学》。丁先生一方面极力拥护科学，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他一方面又很明白地排斥理学：

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陕西的两个流贼，居然做了满洲人的前驱。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做招牌攻击科学？

这些议论都可见当日所谓“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其实只是理字与反理学的争论的再起。丁先生是科学家，走的是那条纯理智的格物致知的路。张先生推崇“内心生活”，走的仍是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的路。

张君劢先生的《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洋洋几万字，然其结论仍然是明白地指斥物质文明与主张“新宋学”的复活。在这里我们更可以明了这一次论战的历史的意义了。

当时参加这次笔战的人都不曾见到这一点历史的意义，——我在那年十一月底做《科学与人生观》论集的序时，也不曾明瞭这一点。当时只有吴稚晖先生看得最清楚。他那年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他标出的题目便是一针见血，叫人猛省。他在那篇文里说：

最近张、丁科学之争，虽大家引出了许多学理，沾溉我们浅学不少，然主旨所在，大家抛却，惟斗些学问的法宝，纵然工力悉敌，不免混闹一阵。实在的主旨，张先生是说科学是成就了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促起了空前大战，是祸世殃民的东西。他的人生观是用不着物质文明的。就是免不了，也大家住着高粱杆子的土房，拉拉洋车，让多数青年懂些宋明理学，也就够了。于是丁先生发了气，要矫正他这种人生观，却气极了谩骂了玄学鬼一场，官司就打到别处去了。后来他终究对着林宰平先生把他的初意简单说了出来，他说：“林先生若承认欧战不一定是科学促成，我的目的达了。”（大意如此）

吴先生曾从中国旧思想里打过滚出来，经过了多少次的思想变迁与多年的亲身阅历，他深切感觉中国思想有彻底改造的必要。他又深切感觉中国思想的根本改造绝不是洋八股式的理学所能收效的，也不是所谓“整理国故”的工作所能收效的。宋明的理学固然应该反对，清朝的汉学、朴学也济得甚事？吴先生在二十年前便同陈颂平先生相约不看中国书。他现在索性对我们说：

这“国故”的臭东西，……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不可）。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这些话自然叫我们大家听了摇头皱眉，但这种地方正是吴先生过人之处。他只是“实事求是，莫作调人”。我们若肯平心细想，定可以承认他这个主张是思想改造的彻底方法，唯一方法。用程朱来打陆王，用许慎、郑玄来打程朱，甚至于用颜元、戴震来打程、朱、陆、王，结果终不免拖泥带水，做个“调人”。所以吴先生只要我们下决心鼓吹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止有这条路子可以引我们到思想彻底改造的地位。

粗看吴先生的文章，我们定要嫌他太缺乏历史的观念，故说出那种极端的主张来。其实吴先生是个最有历史眼光的思想家，他对于中国文化演变的历史最有精明的研究，最有独到的见解。他那很像过激的主张，其实都是根据于他的历史见解的。他见得透辟，故说得恳切；他深明历史的背景，故不肯作拖泥带水的调和论。

在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里，他有这样一段的文化比较史论：

自春秋、战国以来，有文化者四族。一白种亚利安族，即所谓希腊、罗马，至于英、美、德、法，西洋化之民族也。二白种闪弥与罕弥两族，即春秋前之埃及、巴比伦，中古以来为希伯来，下至阿拉伯之民族也。三黄白合种，印度民族。四黄种，中国民族。

宗教皆创自阿拉伯民族，印度亦受其影响，故一为神秘，一为虚玄，简直是半人半鬼的民族。所以什么佛，什么祆神上帝，好像皆是《西游记》《封神传》中人物。其实他的圣贤，皆懒惰躐蹋，专说玄妙空话。所以他的总和，道德最劣。最相宜的，请他讲人死观。凡懒惰躐蹋人接近之。我料三千年后，他们必定止剩少数，在山谷中苟延残喘。（内惟犹太少数流徙者并入欧族）

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没有多大空想，能建宗教；止祈祷疾病等，向最古传下来的木石蛇鼠献些虔诚，至今如此。即什么宗教侵入，皆以此等形式待遇。他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铺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等）局董（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六朝人止去配合乡老的闲谈，所以止是柴积上日黄中的话头。到配了规条，便有了威权。）。所以现在读起《十三经》来，虽孔圣人、孟贤人直接晤对，还是温温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语录学案一看，便顿时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尽管那种良知先生已是粗枝大叶，然还弄得小后生“看花是天理，折花是人欲”，板僵了半边。然而这种民族的真相还是止晓得擎了饭碗，歇工时讲讲闲话，完工后破被里一攒，一觉黄粱，揩揩眼眦再做工。怕做工的小半，便躲躲闲，去鸡偷狗窃。有福的跟着乡老，在柴积上日黄中讲讲玄学，赏玩赏玩清风明月。虽局董也有什么洒扫应对，礼乐射御，许多空章程贴着；他们止是着衣也不曾着好，吃饭也不像吃饭，走路也不像走路，鼻涕眼泪乱进，指甲内泥污积叠。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作低浅。

只有他们客住一种矮人（指日本人），性情脾气虽也大略相同，惟勤快得多，清洁则居世界之上。所以拿他们的总和看起来，他家虽然有名的圣贤极少，却一班无名的局董倒是振作。……

现在要讲一个算账民族（指西洋民族），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的总和，道德叫作高明……

这几段议论，看上去像很平常，其实是很彻底的，很激烈的见解。第一，吴先生根本排斥宗教，他指出那些产生宗教的民族（阿拉伯、印度）都是懒惰邋遢，道德最劣；他们不配讲人生观，只配讲人死观。这不过是据事直说，毫不足怪。但中国人向来认印度为“西天乐国”，如梁漱溟先生悬想印度文化将来可成为世界文化，如梁启超先生也曾说那产生大乘佛教的印度文化是世界最高的文化。在这种传统的眼光里，吴先生的一笔抹杀印度文化，自然是很惊人的议论了。

第二，吴先生很老实地指出中国人的总和是道德低浅，而西洋民族“什么仁义道德，孝悌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作高明”。这样不客气地“内夷狄而外诸夏”，是最不合时宜的。近年国内的论调又渐渐回到三四十年前的妄自尊大的神气；有先知先觉的使命的人如孙中山先生，有时也不免要敷衍一般夸大狂的中国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都是“驾乎外国人”。所以吴先生说的老实话是很不中听的。然而这种地方正可以表示吴先生的伟大，他说的话只是“实事求是，不作调人”。

第三，吴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史有很透辟的见解，当代的一般学者都见不到，说不出。我现在把他这个见解的大意，略加说明如下：

（一）中国古代民族的最大特色是朴实勤苦，没有多大空想，不能建立宗教。他们也有不少的迷忌，却没有宗教。

（二）到了中国文化成熟的时期，一面有老庄一派的乡老思想，自己则乐天安命，逍遥自得，对政治则希望不干涉，无为而治；一面又出了孔孟一派的局董思想，爱谈谈什么治国平天下之道，逐渐成个国家的局面。晋唐以前，便是一个乡老（老庄）局董（周公孔子）配合成功的社会。

（三）但印度的宗教势力侵入之后，中国文化便起了绝大的变化。中国从此有宗教了；本来不知道天堂的，忽然有三十三层天了；本来没有地狱的，忽然有十八层地狱了；本来安分做人的，忽然妄想成佛成菩萨或往生净土了。

（四）宋明的理学只是晋唐以来的印度宗教被中国讲学家暗采过来，杂糅傅合成功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吴先生见的最明白清楚。他说：

佛者，教人出世之道。徽州朱朝奉等倒暗把他来装点入世之道，弄得局董的规条上生出战栗的威权，真弄了一出悲剧。你看南宋以后社会多少干枯！

他又说：

六朝人止（把红头阿三的宗教）去配合乡老的闲谈。所以止是柴积上日黄中的话头。到配了（局董的）规条，便有了威权。

这两句话真是吴先生独到的历史眼光。他的意思是说，六朝人止用老庄（乡老）的思想来附会佛教思想，不过是一种新式的清谈而已。到了宋儒用佛教思想来解释儒家（局董）的思想，用出世之道来做修己治人的规条，便有了威权了。所以吴先生说：

现在读起《十三经》来，虽孔圣人、孟贤人直接晤对，还是温温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语录学案一看，便顿时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又不是，右又不是。

这种见解，从历史上看来，同戴震等人的反理学的主张完全相同。但戴震等人想推翻理学而回到《六经》，那便是不懂历史趋势的论调。吴先生看清了历史，所以他的反理学的结论要我们向前走，走上科学的路，创造物质文明。

吴先生承认这三百年的中国学术史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他说：

南宋以后，社会多少干枯！经老鞑子（元）小和尚（明太祖）同他们缠夹二先生了一阵，空气里稍有一点生趣。不料他又要嘘冷气；幸亏所谓王阳明、顾宪成之类，也是粗粗粗；就被顾炎武等跑到前面去了。所以新鞑子的世界便五光十色，大放光明。我们的经院黑暗时代，最冷酷的是南宋；文艺复兴是清朝。……今日社会尚有一种怪声，群谓我们还要从文艺复兴入手，又是骑马寻马，倒开火车的大谬误。我们今日文学美术自然也当整理改造，正是接连了令他光大的时代；与欧洲今日去整理改造那三百年前复兴之草创物，其事正同。今之所谓国学，在顾、黄辈远接汉唐，推倒宋元之空疏黑暗，乃为复兴。于是戴、钱接顾、黄，段、阮接戴、钱，经洪、杨小顿挫，俞樾、张之洞、黄元同、王先谦等又接段、阮；接俞、张等者，如刘师培、章炳麟等，竟跑进民国，或尚生存。何时黑暗，而当复兴？即文学美术，但就中国言清朝至今，亦复兴了汉唐之盛，远过南宋元明。何时黑暗，而当复兴？难道把戊戌以后十余年之一短时，给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打倒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又经陈颂平与吴稚晖私把线装书投入毛厕，便算黑暗么？然而其时恰又制造了中国培根、笛卡儿、亚丹·斯密等，如丁文江、张嘉森、章士钊等一群怪物出来。乃是文艺复兴后的新气象，何能算黑暗？文艺不曾黑暗，复兴二字，真算无的放矢之谈。

“文艺何时黑暗，而当复兴？”这也是吴先生独到的历史见解。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在历史上固然重要，然而西洋文化之有今日，却并不靠这个时期的成绩。希腊、罗马的文艺之提倡，宗教的改革，也不过如清代汉学时期脱离中古宗教稍远，使社会稍有生趣而已。欧洲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再进一步，做到工业革命，造成科学世界的物质文明，方有今日的世界。吴先生也只是要我们再进一步，抛开宋学、汉学之争，抛开洋八股，努力造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然后这三百年的文化趋势才可算有了个交代也。

丁文江先生骂张君劢先生被“玄学鬼附在身上”，张先生也就居之不疑，极力代玄学辩护。吴老先生在旁边看得分明，忍不住大笑道：

张先生并不是撞见了玄学鬼，他乃不曾请教玄学鬼。他的人生观是误在他的宇宙观。（《箴洋八股》）

这不是说笑话。吴先生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若要讨论人生观的问题，不可不建立一种新的玄学。当日替科学作战的丁文江先生，也只到了英国式的“存疑主义”便停住了，不肯再向前进。只有吴老先生奋勇冲向前去，大胆地建立他的新玄学。当时我曾代他说明道：

我们在这个时候，既不能相信那没有充分证据的有神论，心灵不灭论，天人感应论，……又不肯积极地主张那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唯物的人生观。……怪不得独秀要说“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了。吴稚晖先生便不然。他老先生宁可冒“玄学鬼”的恶名，偏要冲到那“不可知的区域”里去打一阵。他希望“那不可知区域里的假设，责成玄学鬼。也带着论理色彩。去假设着。”（《宇宙观及人生观》）这个态度是对的。我们信仰科学的人，正不妨也做一番大规模的假设。只要我们的假设处处建筑在已知的事实之上，只要我们认我们的建筑不过是一种最满意的假设，可以跟着新证据修正的，——我们带着这种科学的态度，不妨冲进那不可知的区域哩，正如姜

子牙展开了杏黄旗，也不妨冲进十绝阵里去试试。

吴先生自己也说：

我敢说，附在我身上的玄学鬼，他是受过科学神的洗礼的。这种玄学鬼一定到世界末日可以存在，不受孔德排斥的。

新玄学要建筑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在现在看来，并不算很困难的事，因为：

有的东西，在从前圣人也糊涂的，到如今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也知觉了。

吴先生的新宇宙观与人生观就建筑在那向来圣人不懂得而现在乡下老儿都可以懂得的科学常识之上。

先说他的新宇宙观。

他假定一个“一个”，做个起点。这“一个”是有质，有力，有感觉的活东西。他不耐烦同我们辩论，他只“劈头的假设着”：

万“有”皆活，有质有力，并“无”亦活，有质有力。

从这“一个”，生出宇宙：

在无始之始，有一个混沌得着实可笑，不能拿言语来形容的怪物，住在无何有之乡，自己对自己说道，“闷死我也！”……说时迟，那时快，自己不知不觉便破裂了。……顷刻变起了大千宇宙，换言之，便是说兆兆兆兆的“我”。他那变的方法也很简单。无非是具质力的“不思议”量，合成某某子；合若干某某子，成为电子；合若干电子，成为原子；合若干原子，成为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鸟兽昆虫鱼鳖。……终之他至今没有变好；并且似乎还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他满意，留了永久不变——这是我的宇宙观。

在这个自然的变化里，用不着什么上帝，也用不着什么灵魂，或“精神元素”等等。他曾借用柏格森同尼采的话头，作这样的假设：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他的质同时含有力。在适用别的名词时，亦可称其力曰权力。由于权力，乃生意志。其意是欲“永远的流动”；及至流动而为人，分得机械式之生命（质与力），本乎生命之权力，首造意志。从而接触外物，则造感觉。迎拒感觉，则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误，乃造思想而为理智。经理智再三审查，使特种情感恰像自然的常如适当，或更反纠理智之蔽，是造直觉。有些因为其适于心体，而且无需审检，故留遗而为本能。于是每一作用，皆于神经系增造机械，遂造成三斤二两的脑髓，又接上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常州俗语“头大九斤半”三分之一是“三斤二两”，又常州俗话说极多为“五千〇四十八”，故吴先生戏用这两个数目字。）

他这样嘻嘻哈哈的胡诌，便轻轻的“开除了上帝地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只剩一个纯粹自然的演变。他嫌西洋哲学家都不免带着“绅士气”，不能不应酬上帝，故终不敢排斥灵魂。我们东方人得罪上帝不算什么大罪过，正不妨老实承认干脆的自然主义，大不必向上帝灵魂献假殷勤也。

从这新宇宙观上生出他的新人生观。

什么叫作“人”？

人便是外面只剩两只脚，却得到了两只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

什么叫作“生”？生就是那两手两脚，戴着大脑的动物在宇宙的舞台上演他的戏。

生者，演之谓也，如是云尔。生的时节就是锣鼓登场，清歌妙舞，使枪弄棒的时节。未出娘胎，是在后台。已进棺木，是回老家。

这出戏不是儿戏，该当唱得认真。吴先生虽像是说戏话，却是很严肃的演说他的人生观：

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轮到“宇宙大戏场”的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唱。请作如是观，便叫作人生观。

这个大剧场是我们自己建筑的。这一出两手动物的“文明新戏”是我们自己编演的；并不是敷衍什么后台老板，贪图趁几个工钱，乃是替自己尽着义务。倘若不卖力，不叫人“叫好”，反叫人“叫倒好”，也不过反对了自己的初愿。因为照这么随随便便的敷衍，或者简直踉踉跄跄的闹笑话，不如早还守着漆黑的一团。何必轻易的变动，无聊的绵延，担任那兆兆兆兆幕，更提出新花样，编这一幕的两手动物呢？

并且看客也就是自己的众兄弟们，他们也正自粉墨了登场。演得好不好，都没有什么外行可欺。用得着自己骗自己吗？

并且，卖钱的戏只要几个“台柱子”，便敷衍过去。其余“跑龙套”的也便点缀点缀，只算做没有罢了。这唱的是义务戏，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谁便无端的自己扮做跑龙套的，辛苦的出台，只算做没有呢？

并且，真的戏，唱不来，下场了不再上场，就完了。这是叫作物质不灭，连带着变动，连带着绵延，永远下了场马上又要登台的呀！尽管轮到你唱，止是随随便便的敷衍，踉踉跄跄的闹笑话，叫人搜你的根脚，说道，“这到底是漆黑一团的子孙，终是那漆黑一团的性气！”不丢人吗？

这是吴先生的人生观。他盼望“既有了人生，便要……把演唱的脚本做得好好的，然后不枉一登场”。

怎么样方能把这出义务戏唱得好好的呢？吴先生说：用你的两只手去做工，用你的脑力去帮助两只手制造器械，发明科学，制作文明，增进道德。

人是制器的动物。器械愈备，文明愈高。科学愈进步，道德越进步。

人之所以尤进于禽兽者，何在乎？即以其前之两足，发展为两手。所作之工愈备，其生事愈备，凡可以善生类之群，补自然之缺者，愈周也。《（勤工俭学传）书后》

这个思想常在他的口中。

人者，能以人工补天行，使精神上一切理想的道德无不可由之而达到又达到者也。（《杭育》十）

说得详细点，便成了他的“品物进步论”。

总括言之，世界的进步只随品物而进步。科学便是备物最有力的新法。

什么叫作世界的进步止随品物而进步呢？……人类或云已有三兆年，或云有了一兆年。姑取后说，认为只有一兆年，于是分：

七十四万年为原人时代，品物一无所有。

十五万年为老石器时代，器物止有不多几种的坚石卵，名曰石斧。

十万年为新石器时代，器物始有石斧，石箭，骨针，角锤，种种，——甚而至于有青铜器。

一万年至今为书契代了结绳，文明肇开时代。自琴瑟，耒，杵臼，至今轮船，火车，飞机，潜艇，无非极言其品物之多而已。

即论这书契以后的一万年：

五千年草昧初开时代，……那时的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状态，东西不能讳。

三千五百年为专制时代。……

三百年为宪政时代，——西方哥白尼一声大喊，太阳居中而不动，金牛宪章成立。

一百五十年为共和时代，则华特的汽机出世之故。……（《杭育》十一）

吴先生对于物质文明的信仰是很可以叫我们这些信仰薄弱的后生小子奋发鼓舞的。他曾自己宣布他的几个信条：

1.我是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宇宙观及人生观》）

2.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然兆兆兆兆境没有一境不该随境努力；兆兆兆兆时没有一时不该随时改进。

3.也许有少数古人胜过今人，但从大部分着想，可坚决的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

4.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亦进，恶亦进。人每忽于此理，所以生出许多厌倦，弄成许多倒走。

5.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的疑难亦愈易解决。

最后这一项便是他的“品物进步论”。他说：

我们再讲物质文明帮助人类在地球上大同之进行。前年美总统有选举之说，无线德律风预备临时添置两百万具。那就人民普遍监察，运用愈周，共和可以愈真。如德国之工业教育，虽全厂工程师战死，工头能代行职务！工头又死，工人亦能勉强开工。于是劳工大学等之设备成为理论。工人智识愈高，合作工厂将代用资本工厂，业组之社会主义可不烦流血而成。铁柱日铸万枝，水泥日出万桶，试验仪器充积厂屋，精铁油木之桌椅满贮仓库；三十里而峨焕完备之大学已在面前，二十里而崇闳富丽之书库博览室又堪驻足；一动车而千亩云堆，一开机而万卷雪叠，人皆为适量之节育，亦各操两小时之工：如此而共产，庶几名实两符。你想，倘要如此“睡昏”的做梦，缚了理智之脚，要想请直觉先生去苦滴滴的进行，他高兴么？回头过去，向后要求，走最高等之一路，是其结果矣。

吴先生“开除了上帝的名额，放逐了精神元素的灵魂”，但是旧玄学鬼还有几件法宝可以拿出骗人，如“直觉”，“良知”，“良心”，“非量”等等。吴先生把这些有麻醉性的名词也都一笔勾销了，他很坚决地说：

直觉罢，良知罢，非量罢，良心罢，都明明是理智支配的东西；并不是什么灵机活动，麻醉得了不得的神物。

他本来说过，（引见上文）

……人……接触外物，则造感觉；迎拒感觉，则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误，乃造思想而为理智；经理智再三审查，使特种情感恰像自然的常如适当，或更反纠理智之蔽，是造直觉；有些因其适于心体，而且无需审检，故留遗而为本能。如是每一作用，皆于神经系增造机械，遂成三斤二两脑髓，又接上五千〇四十八根脑筋。

这里关于直觉与本能的起原，最不满一班旧玄学者之意。吴先生自己另有详细说明，大意是说：

本能便是情感要登台，经理智习练成的动作，作为不能候登台后再整备的应用品。直觉便是情感要盲进，经理智在恒河沙数时代，及恒河沙数环境，细细审查过，遗传了，经验了，留为情感一发不及思索时的救急扶持品。

他指出：

因为直觉（其中含有旧理智）并能纠新理智之失，故古来把直觉算灵机的玄学鬼就误把直觉放到理智之上，（哪里知道他不过是理智精神的产物？）以为理智是不能批评直觉。岂知直觉固然一定是一种救急宝药，却并非万应灵丹。他也要靠着情感理智更迭作用，做一个恒河沙数不断的演进。没有理智常川的助他演进，那直觉就可以显出无办法，无意味，闹起直觉的破产，那就“良心靠不住”，“良知包办不来”的怪声反聒耳的来了。

旧玄学者最爱引用孟子说的“四端”来证明直觉出于先天。吴先生也就用“四端”来证明直觉不出于先天。四端之中，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自己的面孔便不像天生，可以省却纠缠”，故吴先生止讨论恻隐与羞恶两端。他在讨论恻隐之心的一段里，举了两件北京实事作例。一位中国陆军次长的汽车撞伤了两个学生。竟自开车走了，不顾那受伤流血的学生。一位瑞典使馆秘书的汽车撞伤了一个煤车夫也流血了，那位瑞典秘书立即停车，叫人把受伤的人扛上自己的汽车，送入医院，留下自己的住址，方回去。吴先生说：

这就是，瑞典秘书的祖宗已算了几十代账；陆军次长的祖宗止把恻隐之心（此四字原文作“孺子入井”，今以意改。）算做灵机活动，没有算账到少爷翻车上去，所以直觉便有程度差

等的分别。

关于羞恶的直觉，他说：

激起羞恶，虽较锐利，然而要想解决他，却靠了理智更多，理智要替他用算账工夫筹备得更劳。

他试举男女的关系作例，举出了三件实事：

1.后汉名士荀爽（八龙中的无双）之女荀采，嫁给阴氏，生一女而夫死。荀爽把她别许郭氏，他自己诈称病笃，把女儿骗回家，强载她送到郭家。她到郭家，自缢而死。《后汉书》记此事，但表荀采之节，而完全不责荀爽之迫女再嫁。

2.一千七百年后，松江周女士在某校教书，因与校长互相惬意，就正式结了婚。她的父亲周举人以为他的女儿做出“不端”之事，把女儿骗回家，同船到中途，推她坠水而死。

3.又过了十五年，日本文学家有岛武郎是个有妻之夫，同一位有夫的波多野夫人发生了极热烈的恋爱，遂相约自杀了。中国有位理学少年谢先生对于此事却居然大加赞叹，称他们俩有杀身成仁的直觉。

依这三件事看来，究竟谁的羞恶之心可算是先天的直觉呢？吴先生说：

所以理智审查了情感，预贮些直觉在脑子里，做个应急时的宝丹，是我们人动物（或不只人动物）的一种能耐。然而环境的变动，静稳舒缓，一代一代只把老方子使用，好像只是一个上帝钦定的御方，……也就说得去。若环境变动剧烈，只十五年，便药不对症；一定发现或是前的直觉，（周举人的）或是后的直觉，（谢世兄的）终有一个假冒仙传。

若要说彼此被环境改动，那就要问谁是改方先生呢。方晓得那改方先生姓理名智。于是理智先生在剧烈变动的环境中，便门诊出诊，应酬一个不了。

在这一方面，吴先生最接近戴震。戴震要人知道“理”只是事物的条理，并没有什么“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人心止有心知，可以扩充训练到圣智的地步；训练的法子只是“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戴震要排斥那“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因为他深信“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

吴先生所以要排斥那些“把直觉算灵机活动的玄学鬼”，也止是因为认直觉为天理流行，或灵机活动，必至于把那些成见习俗“假冒仙传”的老方子认作良知直觉，其害正等于认理为得于天而具于心。戴震要人“致其心之明，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这种纯任理智的态度也和吴先生相同。吴先生并不完全否认直觉，他只要我们明白直觉到底“还是要经过理智不断的帮助，叫他进而愈进”。不受理智指导帮助的直觉，正和戴震所谓“意见”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盲目，同样的武断专制。

戴震要人“致其心之明”，至于“无蔽”，方可以得理。吴先生更要进一步，要人平日运用理智，养成为善的能力，造成为善的设备。单有无蔽的理智，或单有直觉的好心，若没有可以为善的能力与设备，还不是空口讲白话？例如孟子讲恻隐之心，只敢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吴先生便要追问，假使把“将”字换了个“已”字，又怎么办？吴先生的人生观是把人看作两手一个大脑的动物在台上做义务戏。这出戏不是容易做的，须充分训练这两只手，充分运用这个大脑，增加能力，提高智慧，制造工具：品物越备，人的能力越大，然后“能以人工补天行，使精神上一切理想的道德无不可由之而达到又达到”。努力朝这路上走，“没有一境不该随境努力，没有一时不该随时改进”，这才算得“人生观”。

反乎此者，都只是“人死观”。“涅槃”，“寂灭”，“出世”，都是人死观，不用说了。就是那些什么“持中”，“调和”，“顺天理而待尽”，“物来而顺应”，也都只是懒惰人的半生半死观，——人也够不上整个的人，生也够不上活泼泼的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世间一班昏人，偏要赞叹这种半生半死的生活，自命为“精神生活”！吴先生喝道：

玄学美学先生，他的个体精神被自然物质屈服了，发起一种麻醉性的精神，被清风明月弄得穷愁潦倒，又把同类的臭皮囊害得风餐露宿，反自矜精神以外无长物，便叫作“精神生活”。

以被屈为和平，以被屠为牺牲；青山绿野，戴寝载哦，似乎神仙境界，特不免于刀俎上之宛转呼号而终，——这叫牛羊的精神生活。（《杭育》五）

这便是吴先生说的“无端的……辛苦的出台，只算做没有”。吴先生的人生观的结论是：

言生而至于有人，宇宙之戏幕自更精彩。至此而挟极度之创造冲动，及最高之克己义务，始可自责曰，人者庶几万物之灵！凡覆天载地之大责任，为宇宙间万有之朋友所不能招呼者，一由吾人招呼之。如此，岂是“就生活而生活”，“顺天理而待尽”，可以胜彼艰巨？

是故人也者，吹个大法螺，即代表漆黑一团，而使处办宇宙，又以处办得极精彩的宇宙之一段双手交出，更以处办宇宙之责任付诸超人者也……

悠悠宇宙，将无穷极，

愿吾朋友勿草草人生！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胡适、沈从文、林徽因、吴晗等大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使中国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我们出版了这套常识系列丛书。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貌外，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通用简体字。

三、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那”“哪”，“么”“吗”等。

四、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琅邪”改“琅琊”，“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等。

五、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统一用今日常用译法。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第一章

概说

所谓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产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也是“国学保存会”的发起人之一，大概他们就是“国学”这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产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都包括进去的。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二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没有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抄袭。自汉代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朝，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于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另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成为两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唯一任务，已是当然之理，而自己创立的学说，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也是毋庸多说的。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多，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大多可以供我们利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

国学的分科

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他们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所以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也有诗词歌赋的文学作品，也有评论史事的论文，也有代圣贤立言的经书注疏，可说对学术范围内的各方面都有所贡献。但就个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浅深说，本来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学人仍然只能以一种专长著名，如朱熹以理学著名，李白以诗著名，人们决不会指朱熹为诗人，指李白为理学家。所以事实上，国学仍然是分了部门的。

曾国藩把学术分成“义理”（性理之学或理学）、“考据”（考证学）、“词章”三大部门（戴东原亦曾如是分类），他写给他弟弟的信说：“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在这个指导读书方法的信中，我们看到他怎样说明三大部门的学术，怎样主张选科，并且指出在义理一门之下，还可以按照经书的种类及史书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过三大部门的研究对象，都是经史，整个学术范围非常狭小。诸子百家，只当作参考书，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三大部门的重要性，是义理第一，词章第二，考据最末了，他的话完全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

义理之学，照理应该还有老学、墨学等的专科，但因儒家的独占，就没有它们的份儿了。

词章之学，包括诗及古文两个主要部门，其次有赋、词、曲、骈文等。现代文学所尊重的小说及戏曲，过去不被重视。

考据之学，除按照经书的种类分科外，又按照问题性质而分科，如专门考名物制度的狭义的“考证学”及专门考文字训诂的“小学”，以及专门考书籍源流真伪的“校雠学”，是三大科别，此外还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如小学内分出音韵学、训诂学，以及金石学、甲骨学等，校雠学又分成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

国学的派别

讲实证的学术，分科繁而派别少，尚玄思的学术则相反。国学以古书为对象，文字艰深古奥，又不免有遗漏和错误，后世的人无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来质疑，就只好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因解释的不同，派别便产生了。以前说的“义理”“考据”“词章”三种学术，虽然是三个部门，但同时也是三个派别。因为学者所采取的道路不同，对于同一古书的解释亦会得到相异的结果，所以曾国藩说他们“各执一途，互相诋毁”。

在考据学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谓桐城派词章之学也抬头起来。桐城派文人以“载道之文”相标榜而讥诮考据学的支离破碎，无补于圣道。考据学者则讥诮桐城派文章没有内容，根本无所谓“道”。考据学者批评义理之学的空疏，可是义理学派也讥诮他们的破碎支离。这几派之中，考据派在学术界虽然称霸，但清政府所奖励的却以义理之学为主。

义理学派即所谓宋明道学，因其解释经书遇着难解之处，不去找许多古书参证，考查原来的意义，只是“望文生义”，照字面去讲，所以人们说它空疏。其实这个学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义，不是完全不注意古书的遗漏错误，我们一看《四书》的朱注便知。这个学派的特点，是在于借孔孟的话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朱熹（晦庵）的《四书注》，就是宣传他的理气二元论。陆九渊（象山）更公然说“六经皆我注脚”。的确，他们表面上是注解经书，实际上是拿经书注解自己。可是朱熹还不敢公然这样讲，他的意思只是说，按照人情物理，孔孟的这些话应当这样解才对。朱氏是主张“格物致知”的，这就是从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因为这一点，使朱陆又分成两派。朱氏的学术，渊源于程颐（伊川），所以这派叫程朱派。陆象山之学，到明代王守仁（阳明）而有彻底的发展，所以这派叫陆王派。程朱之学，讲求穷理尽性，称为“理学”。陆王也讲理，但程朱的理有客观性，而陆王的理是纯主观的，陆氏说“心即理”，所以人们为与程朱的理学分别起见，又叫陆王之学为“心学”。

义理之学大致和现代所谓哲学相同，所以有派别，无分科。考据之学和现代所倡社会科学相像，所以有分科，也有派别。可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古书，所以考据之学的派别，不是从理论上分的，而是从古书的传授系统上面分的。汉代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提倡经书的研究，许多儒生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经书进献，据说是因为古经原本已不容易觅取，他们这些儒生都是凭着口耳相传的方法，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的。后来却有人贡献古本经书了，那些书据说是藏在什么古建筑物（如孔子故宅）的夹壁中间，或者什么山岩里面，被人家发现出来的。有了这一套古字的原本，于是就有一班儒生来研究它。由于这种版本和前面那种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于是在研究者方面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其实两者的分别不但在文字上，就是内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这点后面再说）。这两派经学家所做的事，或系考证古书的真伪，或系考证古书上的名词器物和制度，或系探讨古代文字的意义，或系探讨经书的微言大义，所以一般称为考据之学，因为考据之学创于汉朝，又称“汉学”，而和汉学相对待的义理之学，因为创于宋朝，就叫“宋学”。

在词章之学方面，古文和骈文不但是两个门类，同时又是两个派别的名称。骈文是四六对偶的文体，古文（这个古文和经学上的古文，名同而实异）是不要对仗的散文，研究骈文的就反对古文，研究古文的就反对骈文，因而形成两大派别。清代除这两大派对立外，古文派内部又有桐城派和阳湖派的分别。

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

考证学派所用的方法是欧洲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从考证学大师戴东原的治学方法可以证明。梁启超曾举出它的十大特点，大意如下：

（一）凡建立一个主张，必须依靠证据。

（二）选择证据，以时代为标准，时代越古的证据，就越认为可靠。

（三）孤单的证据不能建立确定的结论：其无反证者暂时保存之，得有续证则渐又信仰之，遇有力之反证则抛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都认为不道德。

（五）最喜欢集合许多同类的事项，作比较的研究，而探寻其一般的规律。

（六）采用旧的学说，必须明显地引用，反对暗中偷用。

（七）彼此见解不同，尽量发展论争，弟子也可以驳难本师，被批评者并不生气。

（八）论争以本问题为范围，采客观的理智的态度，对于对方意见亦同样尊重，反对谩骂讥讽及牵涉题外。

（九）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

（十）文体主张朴实简洁，反对啰啰唆唆。

以上这十种方法，显然是西洋所谓实证主义的具体应用。

胡适也曾经说过清代考据之学的特点有两个：

（一）大胆地假设。

（二）小心地求证。

这两者就是科学方法的要点。

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虽然是进步的，但所研究的对象非常狭隘，所获得的成果非常微末——虽然有极可宝贵的收获，但就多数学者所耗费的精力而比例地说，那成果是相对的小。除天文学及算学外，广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完全不被清代学者涉及。即就古学而论，所谓名物制度的考证是很少有辉煌的成绩的。最大的收获只是在文字训诂方面。当时以考证著名的有戴东原及惠栋两派，戴派比较富于批评精神，研究的成绩就比较多，文字训诂方面的收获是他们的功劳，惠栋派拘守汉儒传统，缺乏批评精神，其考证支离琐碎，不得要领。

欧美学术的影响

欧洲自然科学的输入不自清末始，在明代就开始了。从明万历十一年（一五八三）到清康熙三十九年（一七○○）之百余年间，西洋教士来到中国的有七十四人，著书二百七十种，除关于宗教者外，还有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伦理学等学科。中国历法，因受这个影响而有所改革。经学家因受这个影响而将天算之学纳入经学的范围，他们认为，经书里面有说及天象及历法之处，研究天算专门之学，正是通经致用的一部分工作，所以当时考证学大师戴东原，对天文及数学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考证学派采用科学方法以研究经学，也不能不说是受了西学输入的影响。这个影响如果扩大，各种自然科学都有从经学里面逐渐生长出来的可能。例如从《禹贡》的研究，已产生了地理学的一部分（沿革地理），从《毛诗》草木虫鱼的研究，可以产生动植物学。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没有新的发展，政治方面又为雍正帝的高压政策及乾隆帝的怀柔政策所笼罩，加之，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保存奉祀祖先等项旧的习俗，大为中国士大夫所不满，以致欧洲来华教士大受排斥，中西交通为之中断，所以西学影响，仅达到古书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为止。

“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

传统的经学，到了康有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正统的考证学派（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过此以后，人们都采用新工具、新材料来研究中国古文化了。

完全采用新观点来整理国故，是从“五四”以后开始的。“五四”以后与“五四”以前的不同，在于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对于流俗之见虽然敢于批评，终于不敢彻底推翻传统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传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则始终不肯逾越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范围（他谈文字学，以许氏《说文》为绝对可靠，反对旁人根据甲骨文、钟鼎文以批评许氏之说）。“五四”以后，胡适、梁启超、顾颉刚诸氏的整理国故，是没有丝毫偶像观念的。胡适曾说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学术的思想，采取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他解释第三点说：整理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要用科学的方法，做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胡氏又说前人研究古书，很少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以上所引，均见《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一点尤其足以区别今人与前人研究国学的精神。现在一般学者都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所以再没有人硬派孔子做民主主义者，也不因为他的反民主思想而谩骂他。《新青年》杂志及《吴虞文录》上面的评孔文章，虽然不免缺乏历史观念（因为它们不大分析孔家思想的社会背景），但是它们的主旨在于反对不合现代生活的传统思想，并不是根本否定孔子之道在历史上的价值。自顾颉刚著《古史辨》以来，许多学者应用社会进化史的理论来整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方面，也有若干创获，整理国故的工作在社会学帮助之下更开辟一新的道路，而清代学者支离破碎的毛病是绝不会再犯的了。

国学与世界学术

我曾说过，国学非中国人所能私有，它应当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这点在外国人眼中早已不成问题，如他们将我们重要的经典翻译过去，对于我们近年研究国故的著作也很注意，择优翻译，而且他们有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咬着牙读我们佶屈聱牙的古书，或者不远万里而来，发掘我们地底下的古物而带回他们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去，他们又不断地考证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著为文章与专书发表出来。当然，我国有见识的学者也早已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采用世界学术上的新方法、新工具来研究国学，并且也利用外国的材料，例如研究音韵学，则采用a，b，c，d之类的拼音字母以代替旧有的“见溪群疑……”那一套工具，参考耶费孙、高本汉那些外国人的著作，并且也采取那些外国人以西藏语、蒙古语、缅甸语等东方语言与汉语比较研究的方法；又如研究程朱的理学，而与西洋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哲学相比较，研究我国解释《易经》的象数之学，而与希腊毕达哥拉斯学说相比较（以及应用技术方面，拿新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整理国医，研究国产药材；应用会计学、簿记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良中式簿记等项）：都可以说是具有世界的眼光，没有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陋儒习气。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坐井观天的人，机械地把国学和西学或科学对立起来，以为研究国学就可以不读外国书，甚至可以不要科学知识，那实在太可笑了！

不待说，现在国学和世界一般学术还是没有打成一片，浩如烟海的四库典籍只是一堆杂乱混合的历史材料，亟待我们整理，我们固有的农、工、商、医等应用技术尽有其特长之点，亟待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自己加以发掘。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对于本国学术的应尽之责，但必须了解国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才能有正确的研究方针。

专门研究与基本知识

整理国故是专门研究的工作，必须分工进行，例如研究哲学的就整理哲学方面的材料，研究文学的就整理文学方面的材料，而且在哲学或文学里面，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专门研究，如专门研究一派的学说，或一个时期的作品。

进行专门的研究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一点是在现代一般学术中早已选定了专攻的部门，而且有了相当的了解；另一点是对于国学的各方面先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不但整理国故者先须有一个对于国故的大致认识，而且连不去整理国故的一般知识分子，也须有一点关于国故的基本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固有文化，应该知道一个大概，才可以免掉“数典忘祖”的讥诮，这是一；尤其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与眼前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这是二。

研究的态度及准备工作

初步研究国学，不能做局部的精深研究，而应当涉猎各方面，做一全盘的鸟瞰。研究国学也不可与研究国文混同，研究国文是研究阅读及写作本国文字的技术，只可以拿小部分的古人文字作参考，不必涉及其他的方面。研究国学的基本知识，可以涉及各方面，但也不必耗费过多的时间去读古书，只需把最重要的几种浏览一下或大致翻阅就很够了，有的人以为研究国学就是学作古文或骈文，那当然更错。王国维有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如果知道前代的文学为后世所莫能继，就不必勉强地铸造假古董。我们大可以参考前代之文而另自创造我们这一代的文学。至于说能作古雅骈俪之文，就可以作高级的应酬文字，为干禄的工具，那又更把学术的地位看低了。

另有一些重视国学而头脑冬烘的人，就不免拘守通经致用的古话，以为当今之世，还是只要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这是宋代赵普的话），甚至于想考订《周礼》行之今日。这种思想当然也不合现实需要，不是我们所应保留的。

我们尊重先民的文化遗产，同时了解它的历史意义，凡可以供现代采用的当然继续发扬，而不合现代需要的，则不必勉强继续，只需知道它在过去一定时期中的重要性就行了。

本书的讨论限于常识的范围，不是深入的研究，更不是讲整理工作，只是关于国学的初步概念提示。

可是即以初步的尝试而论，也得做做两种准备的工作。首先要读一读关于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的基本书籍，例如哲学大纲、文学概论之类，使自己对于现代学术中和国学最有关系的几个部门先有一个概念。其次是读一读近日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使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演进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似的认识。假使这种工作早已做过，那么巡礼一下国学的园地，便不是毫无意义了。

第二章

语文

研读古籍的阶梯

平常以为能读现代通行的文言文，就可以读古书，那是不对的。因为古书中有许多文字，现代已不通用，即使可识的文字，其所代表的古代语言，也不是我们所能一目了然的。加之古书经过数千年的辗转抄写或翻印，错误颠倒脱漏，都在所不免，不经过专门家的考订，便无从理解。例如《老子》里面有一句“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般文人将“佳兵不祥”作为一个成语来用，意思是穷兵黩武为不吉祥的事，其实把《老子》上的原意弄错了。清阮元序王引之《经传释词》说：“佳为隹之讹，隹同惟，老子夫惟两字相连为辞者甚多，若以为佳，则当云不祥之事，不当云器。”“兵”是干戈等武器的总名，“兵”是不祥之器，文义明显，只因“惟”字误成“佳”字，人们就读不通了。至于“惟”字只写半边，古铜器铭文已有确切的证明。由此一例，可知学习古代语文是研究古代典籍的必由之路。所以戴东原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所谓小学

研究古代语文之学，自汉以来，称为小学。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六书”即识字的课程，保氏是小学的老师，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弟，《周礼》所说，是周代贵族子弟的教育制度，汉代却用小学来代表其中的一种课程——六书，可说是名词的滥用。汉以后所谓小学的内容，和周时小学中的六书课程也不相同，周代的六书课程只是教儿童认识当时通行的文字，汉以后的小学却是考究文字的源流，是专家学者的事业，不是小学生的功课。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列各种书目，纳小学一类的书，如《仓颉》《凡将》《急就》《别字》等都是“包举杂字”，或字典性质的书，自此以后，凡属解释文字的书都称小学。清代修《四库全书》，将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三种。小学类的书，列在经部书籍的末了，因为过去学者以经学为中心，认为小学不过是读经的工具。

现代学者对于这门学问，已经正名为文字学与语言学，并且不把它附属在经学里面，因为古代语文的研究，对于社会学、史学及古代各派哲学（诸子）的探讨都有关系，不仅和六经有关。

六　书

六书是造字及用字的方式，其名称与次序，有几种讲法。汉刘歆及班固的讲法是：（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声；（五）转注；（六）假借。许慎的讲法是：（一）指事；（二）象形；（三）形声；（四）会意；（五）转注；（六）假借。一般文字学家多采用许氏的名称，但次序以刘班两氏所定者为比较合理。现在依刘班次序及许氏的名称与定义略加解释。

象形——许氏说：“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日”字，篆文作圆形象太阳，内一画是象日中的斑点。“月”字，篆文象缺月之形。除“日、月”外，如“山、水、牛、羊、鱼、鸟、米、禾、门、户、子、女、君、臣、手、足、耳、目”等都是象形，看篆文即可明白。

指事——许氏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上下的意思是抽象的，没有一定的形可以画，于是画一横线作标准，再在横线的上面或下面作一符号来表示之。篆文上这符号就是一较短的横线，或作直线。其他例子如“中”，以口象四方，以丨为表示中央的符号。如“一”“二”“三”，以横线表示数目。如“刃”，在“刀”口作一记号。如“本”，在“木”的下部作一符号，表示根部；“末”，在“木”的上部作一符号，表示树梢；“朱”，篆形patch，在“木”的中部作一符号，表示木的中心。

会意——许氏说：“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会意是合两三字为一字，合旧字的意义以形成新意义。例如“止”“戈”为武，就是合“止”“戈”两字的意义，来表示“武”乃是制止战争的行为。“人”“言”为信，就是合“人”“言”两字的意义，来表示“信”乃是人类说话的道德。其余的例子如“祭”由“又”“肉”“示”（古“祇”字）三字合成，即以手（“又”字即“手”字）持肉祭神之意；如“苗”有草生于田之意；如“炙”有以火烧肉之意；如“绞”有绳索相交之意。

形声——许氏说：“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形符与声符两部分合成的，如“江”“河”两字，水旁是形符，“工”“可”是声符，形符是表示这类事物的总名的，所谓“以事为名”就是关于形符的说明；声符是表示这一事物的语音的，即用声音相同或相似的固有之字来担任，所谓“取譬相成”就是用别的同音字来比譬，以构成此一新字的意思。形声字在汉字中极多，《说文》九千三百余字中，形声占七千六百九十字；宋郑樵《六书略》中，计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字。形符与声符的配合，有左形右声的，如“江”“河”；有右形左声的，如“鸠”“鸽”；有下形上声的，如“婆”“娑”；有外形内声的，如“园”“圃”；有内形外声的，如“闻”“问”。

转注——许氏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是字义上的现象，与字的形体无关。转注就是互训，凡意义相同的字，彼此可以互相训释，就叫转注，所以说“同意相受”。“建类”之“类”就是声类，“一首”之“首”就是语根，“建类一首”就是立一声类以为语根，其后虽辗转变化，而语根的声母与韵母，或者能够完全保存或者保存一部分。这就是说，凡转注字，声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又能互相训释。按许氏所举的“考”“老”两字，韵部相同，意义也相同。其他的同义字，如“谋”“谟”同属轻唇音，“颠”“顶”同属舌头音，“稿”“秆”同属后腭音，都是声母相同的。

假借——许氏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也是字义上的现象，与字的形体无关。转注是一个意义而有几个字，假借是一个字而有几个意义。假借字的发生，是由于语言中发生了新语汇，而没有和它相当的文字，所以说“本无其字”；于是借用同音的旧字来代表它，所以说“依声托事”。而就文字方面说，是在旧字上赋予新的意义。因此凡字有许多意义，除本义外，都属于假借义。“令”的本义是“发号”，“长”的本义是“久远”，而用来表示县官，如县令、县长，则是假借。又如“来”的本义是一种麦子，假借为来往之来；“乌”的本义是一种鸟，假借为乌呼之乌；“能”是一种熊属的动物，假借为能力之能；这些字中间，有许多自假借义通行，本义就渐渐不用。此外还有一种“通假”，就是“本有其字，仓促记不起来，乃借用音同或形似的字来代替”，例如“氣”字本义是“馈客刍米”，即廪饩之饩本字，后世假借“氣”来表示气体，其实表示气体本有一个“气”字。又如前后之“前”本字是“歬”，剪刀的“剪”本字是“前”，现在假借表示剪刀的前字来表示前后，而另造一“剪”字表示剪刀。这种假借就是现在所谓写别字。

字形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文字，现已确实知道的以甲骨文为最古，系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县境殷墟旧址发现的，刻在龟甲兽骨上面，字形极不确定，一个字可以写成很多样子，象形字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钟鼎文，就是殷周铜器上面所刻的铭文。还有石鼓文，是唐朝初年在陕西掘获石鼓时发现的，那字体是籀文，大约是秦朝初年的石刻。在籀文以前的文字，如甲骨文、钟鼎文通称为古文（但近来甲骨学者证明籀文即古文）。籀文则一般称为大篆，据古人传说，是周宣王时太史籀就当时文字整理出来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李斯首倡规定秦文为标准文字，禁止使用其他字体，于是参照大篆字体，再加以简单化，而作小篆。同时又根据当时流行的俗体文字，创造一种更简单的隶书，供徒隶之用。篆书系当时正式文字，保存古文原意的地方较多，隶书系俗写体，只求简便，对六书本义多不顾及。但因其便于使用，以后便流行而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隶书以后，还有八分书、楷书，字体变更之处很微小。隶书在秦时很简单，但汉代因须使用于隆重的文书，要写得美观些，又把它变得难写一些了。八分书就是因救济汉隶的烦难而产生的，它就是隶书的别体。楷书产生于汉魏之间，是从隶书稍加变化而来的，钟繇、王羲之是书写楷书的名家。与楷书并行的还有“行”“草”二体，都产生于汉代，因其笔画草率，只用在随意的书写上，没有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正式文字的地位，自后汉至今一千六百余年，始终被楷书所占有。

关于字形演变的趋势，大致是由象形而象声（甲骨文象形字占最大多数，《说文》中象形字占十分之二，现在四五万字中，象形字不过百分之四左右，其余形声、假借，都是象声的字），由繁而简，这本是文字进化的一般规律。但是守旧的文字学家对于隶书的破坏象形遗制，很不赞成，因为从隶书通行以后，古代小学生所能认识的篆书或古文，到现在虽专家都不能完全认识了。

字义的演变

六书中的转注、假借就是说明字义演变的。因为假借字的发展，许多字的本义逐渐被人们忘记，而后人对于古义就不明白了。因为方言的分歧，同一意义而产生不同的字，若是没有人搜集起来，互相注释，人们也会不能了解。例如“后”的古义是君主，现在却是指君主的妻；“止”的古义是“足趾”，后来引申为“地址”义，再后来又引申为现今通用的“静止”“终止”“阻止”“禁止”“举止”等等的意义；“易”原是动物名，就是蜥蜴，现在通用的意义“容易”是假借义；“豫”也是动物，是一种巨大的象，后来借作“宽豫”“豫备”“豫乐”等义。这些字义是因时代而变迁的。还有因地方而变迁的，古时候有雅言、方言的分别，雅言就是标准语（官话），方言的语汇须用雅言解释，如《尔雅·释言》篇说“斯、侈，离也”，“斯、侈”是齐陈等地的方言，离是雅言；扬雄《方言》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是一义数字的重要成因。

古书字义最难了解的是虚字，虚字就是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以及代名词等，这些字多系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广泛地使用同音通假，写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难辨识。例如“由”“犹”“攸”三字作“用”字解；“繇”“由”“猷”都作“于”字解；“粤”“越”也同作“于是”字解。（《书经·禹贡》：“九州攸同”，就是“九州用同”或“九州因而统一”的意思。《大诰》：“猷大诰尔多邦”，就是“大诰于尔多邦”或“正式向你们各邦宣言”的意思。）清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古代同音通假的虚字而作，举例很详，解释很合理，过去有许多不可解的文句，意义都因此而明显。

训诂学

训诂原属于小学，即文字学中专讲字义的一部分，后来因为有人专门研究训诂，分途发展，于是独立成一部门。诂从古言，是以今语解释古语；训与顺同音，是顺着语义去解释，这好像是下定义，立界说一样。训诂的工作可分三方面，即（一）以今语解释古语，（二）以雅言解释方言，（三）以俗语解释文言。《尔雅》是周代的字书，为古代训诂学的权威著作。其中《释诂》一篇，是以今语解释古语；《释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释方言；《释训》一篇，是以通用语解释文言。后世仿照《尔雅》的著作有《小尔雅》《广雅》（两书多谈同声之字的互训）、《骈雅》（搜罗复音语汇颇多）等。汉儒训诂工作，表现于群经诸子的注解。训诂专书则有《方言》（扬雄撰）、《白虎通义》（班固等作）、《释名》（刘熙作）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一书，兼论字形、字义、字音三项，而能够沟通三方面的关系，是文字学者珍视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注解本，近人丁福保辑诸家注解而成《说文解字诂林》六十八册，颇完备。刘熙《释名》，以字音解释字义，有清代江声及毕沅的疏证。《白虎通义》本是解释典礼的书，但也注重字义的解释，有近人陈立的疏证。唐人训诂之学表现于义疏，义疏是对于汉人的经注再作解释，后人所谓《十三经注疏》，是合汉人的注与唐人的疏而说的。注疏的规律是注服从经，疏服从注。宋代训诂，不大根据古说，如朱子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是望文生义；又常引佛书的话，如“虚灵不昧”“明性复初”“常惺惺”等来解释经典文字；又有引用俗语，如“工夫”“东西”等来解释的。

训诂学以清代为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及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阮元的《经籍纂诂》，搜集材料很多，可说是集大成的训诂学书。王引之的父亲王念孙也精于训诂，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也和训诂有关。近人刘师培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补》，今人杨树达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根据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而作《词诠》，对训诂学颇有新的贡献。

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王引之《经传释词》，意在发现古代语文中语词（虚字）的用例及古人说话的词气。词气表现的方式就是语法或文法，所以王氏的著作可说是中国文法学的萌芽。除王氏外，刘淇也是文法的先驱，刘氏著有《助字辨略》，所谓助字即全部虚字的总称，刘氏将它分成三十类，比之王氏更有系统。到清末马建忠仿西文葛郎玛著《马氏文通》，文法学便成立了。马著用西文义例解释我国古书的文法，虽然有些牵强的毛病，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说及今日通用语言，无益于言文一致运动，如孙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中所指出者，但从此使过去所谓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古文奥妙变得比较平常易懂了。文法现象与语言同时产生，但文法的研究则在文字发生了好久以后。从学术的传统看，文法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但马建忠以后的文法学却是受西文的影响较多。过去训诂家对于文字已有虚实的分别（起于宋代），宋以前则以“名”与“词”相对举，刘熙《释名》不涉及虚字，许慎《说文》解释虚字，都称为词，可以为证。《尔雅》除解释各类名物以外，还有《释诂》《释言》《释训》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法性质。这可见古代训诂学中早已包含了文法研究，但不如今日的精密罢了。文法学也是读古书所必需的工具。马氏以后，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钊、陈承泽、杨树达、王力等，章氏著《中等国文典》，陈氏著《国文法草创》，杨氏著有《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词诠》等书，王氏著有《中国文法学初探》，陈、王两书较佳。

方言学

方言研究也属于训诂学。如《尔雅·释言》就是将方言解释作为训诂的一部分。到扬雄作《方言》，然后有研究方言的专著。扬雄的书是搜集当时各地方言，互相比较，互相贯通，以便利了解当时人们的著作和谈论，不是为读古书而作。不过我们现在可利用它作读那时候古书的参考。清杭世骏作《续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则与扬雄的著作不同，并不为现代中国人互相了解其方言而作，而是为读古书作的，它们乃是从古文字中寻求现代俗语的语源，从现代俗语中寻求古代文字的读音，这样地沟通今古，一方面要使人们从现代俗语而了解古文字的意义，另一方面要使人们用适当的古字来书写现今的俗语。而章氏太炎还提出一点意见，说北方各省经过五胡之乱及金元入寇，语言大受外族影响，声韵变动更大，为了振起大汉的民族精神，非“革夷言而从夏声”不可，因此，凡合乎古文字的现代口语才是值得提倡的正统语音。

字音的变迁

汉字不是拼音的，形声字的声符不够精密，字音的改变不容易看出，但从有韵的文字可以略加推测。例如《诗经·邶风·击鼓》篇拿“于林之下”和“爰居爰处”押韵；《凯风》篇拿“在浚之下”和“母氏劳苦”押韵；《大雅·绵》篇拿“至于岐下”和“率西水浒”押韵。这可以证明“下”字在周代是和“处”“苦”“浒”同韵的。但唐宋时代的《广韵》，则将“下”字编入马韵，胡雅切，可见它的音已读变了。又如《诗经·关雎》篇“寤寐思服”和“求之不得”及“辗转反侧”押韵；《楚辞·离骚》拿“非时俗之所服”与“依彭咸之遗则”押韵；但《广韵》“服”字在屋韵，房六切。这又是字音的转变了。字音大致是随着语言变迁，既变之后，不可能回复古音，这是自然的趋势，文字学家有时不明白这一点，竟主张大家改读古音，如章太炎反对白话文，说现在一般人不通小学，本来“之”字古音近于“的”，“夫”字古音近于“吧”，“矣”字古音近于“哩”，但一般人有现成的“之”“夫”“矣”不用，而另造一套“的”“吧”“哩”，未免太不合理。他这种批评其实是不顾事实。试问将“之”“夫”“矣”等字改读古音有没有实行的可能？另用“的”“吧”“哩”又有什么不好？不过章氏这样指出，虽然对于现代读音没有裨益，但对于古书的了解就增加了很多便利，因为这样一来，对于古人的语气更觉得活灵活现，容易了解而有趣味。懂得古代的字音，又可以明白古字的同音通假，这可说是有助于训诂。懂得古字的读音，读古代诗歌韵文也较为音调谐和。所以字音变迁有知道一点的必要。

语言和文字的分离

汉字读音，固然跟着语言变迁，但有些字音，语言里面并没有变，而文字变了，即如上文所说“之”字、“夫”字，古音和“的”字、“吧”字相近，可见口语中的“的”“吧”原是“之”“夫”古音的遗留，只因为文字上把“之”“夫”读变了音，所以另用“的”“吧”两字来代替。我们为什么知道古音“之”“夫”和今音“的”“吧”相近呢？因为据专门研究古音的钱大昕推定，古时候没有“知彻澄非敷奉微等纽”（ㄓㄔㄕㄈ ㄝ【zh ch sh f v】等声母），凡轻唇音读如重唇音（文读如门，望读如茫，封读如邦，冯读如凭，拂读如弼，无读如模，扶服读如匍匐），舌叶音读如舌尖音（直读如特，沈读如潭，陈读如田）。大约到中古时期，轻唇音与舌叶音产生，有一部分重唇音与舌尖音的字在口语上变了轻唇音与舌叶音，另有一部分还没有变，如“之”“夫”之类。但在古音没有大变的时候有人创造反切的法子，拿两个字拼合来注第三字的音。反切的上一字代表声母，假如后来反切第一字的语音变了，所注的字音即使在口语上没有变，在文字上也会跟着变，因为士大夫对于书本上的注音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就造成了语音和字音的歧异。久而久之，文字的读音和语音隔离，人们便不知道口语中的“的”“吧”等音就是“之”“夫”等字的口头读法了。现在我们读“鸟”字，口语音是ㄉㄧㄠ（diɑo），文字音是ㄋㄧㄠ（niɑo），也是字音变了，语音没有变，亏了有实物作证，人们还能知道它们的联系。至于虚字，在语文分离以后，便不容易找到联系了。语言和文字分家，是我国古书不易读的最大原因，不但因此古书难读，便是现代文言文也不是一般民众在短时期内所能学习的。

双声叠韵

声母相同，叫作双声，例如“参差”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ㄘ（c）；“高冈”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ㄍ（ɡ）。韵母相同，叫作叠韵，例如“缭绕”同属ㄠ（ɑo）韵，“螳螂”同属ㄤ（ɑnɡ）韵，都是叠韵字。双声字，音韵学家称为同母之字，训诂学家称为一声之转。叠韵字，音韵学家称为同韵之字，训诂学家称为音近之字。读古书应注意双声叠韵的现象，因为：（一）古书上的人名、物名以及复音的形容词、动词等，多系双声字或叠韵字，例如“澹台”“灭明”“蒹葭”“唐棣”“蜘蛛”“蝃蝀”“忸怩”“踟蹰”都是双声字；“皋陶”“芙蕖”“昆仑”“窈窕”“辗转”“崔嵬”“优游”“逍遥”都是叠韵字；（二）双声叠韵的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很多，所谓转注或假借字，常常可以从双声叠韵的关系上去观察。例如“粤”与“于”，“印”与“我”，“复”与“返”都是可以互训的双声同义字；“乾”与“健”，“坤”与“顺”，“坎”与“陷”，“离”与“丽”，“考”与“老”，都是叠韵同义字，以上都是转注。还有双声假借字，如借“乃”为“仍”（“仍”的本义是“因”，“乃”的本义是“曳辞之难”，就是转折连词，“仍”从“乃”得声，可知古时“乃”“仍”双声，故借“乃”表“因”义），借“利”为“赖”（“赖”从“贝”字得形，从“剌”字得声，本义是“赢利”；“利”字从“刀”，是铁器，现在拿它代替“赖”）。有叠韵假借字，如《易经》借“羊”为“祥”，《书经》借“麓”为“录”。明白双声叠韵和字义相通的关系对于古书的了解大有帮助。

反　切

反切是汉字的注音方法，发明的年代大约是汉代，正式应用是从东汉孙叔然的《尔雅音义》开始。在反切未发明以前，注音是用“直音法”，如《说文》中间的某字读“如某”。这种方法，遇到没有同音字的场合就不能注，所以就有人发明反切的法子，合两个字来拼成一个字的音。这个法子当初叫作“反”，后来叫作“切”，再后来合起来叫，便是反切。反切的规律，是上一字与所注的字为双声，下一字则为叠韵，例如“都，东姑反”，都东双声，都姑叠韵。“公，姑翁切”，公姑双声，公翁叠韵。但反切所用的字，与拼音所用的字母不同，不是代表音素的，是代表音节的，因此大半不能连读二字而成一音，清陈澧《切韵考》说：“连续二字成一音，诚为直捷，然上字必用支鱼歌麻诸韵字，下字必用喉音字，支鱼歌麻韵无收音（有韵母即有收音，陈说似非是，不过这些不是复韵母，也不带鼻音，与后面的韵母拼切，尚不困难），而喉音直出（单用韵母的字，音在口腔不受阻碍，故云直出），其上不收，其下直接，故可相连而成一音，否则中有窒碍，不能相连矣，然必拘此法，或所当用者有音无字，或虽有字而隐僻难识，此亦必穷之术也。”反切的这一缺点，直到国语注音符号产生，方才获得彻底的挽救。例如“东”的注音是ㄉㄨㄥ（dong），“姑”是ㄍㄨ（gu），以“东”“姑”切“都”，则“都”的音成了ㄉㄨㄥㄍㄨ（dong gu），中有韵母ㄨㄥ（ong）及声母ㄍ（g）的窒碍，现在取“东”的声母ㄉ（d）和“姑”的韵母ㄨ（u）相切，得了ㄉㄨ（du），便毫无窒碍了。而且注音符号的数目很少，不像双声叠韵字的漫无限制（如“都”字又可以用多姑切、大孤切等）。

四　声

单音字太多的语文，常常要靠声调的抑扬高低来分别同音字。我国自汉以前，字的声调就有长短的分别，例如《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的何休注，解释“伐”字，说“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即用长短音分别主动被动的意义。到南北朝齐梁之间，周颙著《四声切韵》，沈约撰《四声韵谱》，于是字的声调又有平上去入的四种分别了。除四声说外，又有五声说（将平声分阴阳二类）、七声说（平去入都分阴阳）、八声说（四声都分阴阳），现在粤语且有九声的分别（入声有三种）。但就读书的应用说，读六朝以后的诗文词曲，以及翻检韵书，都只需懂得四声。平上去入的分别是：（一）平声长，上去较短，入声最促；故上去入又统称仄声。（二）平声始终如一，没有升降；上声由低升高，去声由高降低；入声短，无所谓升降。因此唐《元和韵谱》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至于阴阳或清浊的分别，是阴清较低，阳浊较高（粤语入声分高中低三种）。

音韵学

声韵学或称音韵学，本是小学的一部分，后来独立而成专门之学。因为汉字不是拼音的，而研究汉字读音的音韵学仍用汉字作为表音的工具，所以非常模糊不清，令人有奥妙神奇之感。过去《康熙字典》上所附的等韵表，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不懂的。少数国学专家如章太炎者，懂得了音韵学的诀窍，便夸张地说：“穷言音理，大地将无解音之人。”（《国故论衡·音理》篇）其实过去这门学问所以神妙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没有适当的表音符号（拿汉字当作表音符号，极不精密，前在反切一节已经说过）。现在除注音符号外，可资补助的有西文字母，并有万国音标，工具比较汉字精密便利得多。对发音部位的分析，现代语音学也更加精确而明白易晓。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音韵学，首先必须把握这些现代知识，有了新的工具和新的观点便会知道我国音韵学并不奥妙，而且有许多不精密不正确的地方。

每个字的音，可以分为发声、收声两部分，发声为“声”，可以用声母代表，收声为“韵”，可以用韵母代表。声母的音，在通过声门（喉咙后），被阻于口腔内，因其被阻的部分而形成种种不同的音，如双唇阻形成ㄅㄆㄇ（b p m），唇齿阻形成ㄝㄈ（v f），齿龈舌尖阻形成ㄉㄊㄋㄌ（d t n l），舌根软腭阻形成ㄍㄎ兀ㄏ（g k ng h），舌面硬腭阻形成ㄐㄑ广ㄒ（j q gn x），舌头硬腭阻形成ㄓㄔㄕㄖ（zh ch sh r），舌齿阻形成ㄗㄘㄙ（z c s），另有接近硬腭的卷舌音ㄦ（er），列入韵母。韵母的音，在口腔内是不受阻碍的，但由口的开合，舌的升降而形成种种不同的音，如ㄧㄨㄩㄚㄛㄜㄝ（i u ü ɑ o e ê）等，是单韵母，合ㄚㄧ（ɑ i）为ㄞ（ɑi），合ㄜㄧ（e i）为ㄟ（ei），合ㄚㄛ（ɑ o）为ㄠ（ɑo），合ㄛㄨ（o u）为ㄡ（ou），这都是复合韵母，还有带声韵母，如ㄢㄣㄤㄥ（ɑn en ɑng eng），都是带了鼻声ㄋ（n）收声的。以上是现代的国音。古音及现代闽粤方言的音比较复杂，如带声韵母还有带ㄇ（m），ㄆ（p），ㄊ（t）或ㄎ（k）的。这些复杂内容都是音韵学的研究对象。

我国古今音韵的变迁，大概可分三个时代，而研究音韵的学问也可分为三支。第一个时代是古音时代，就是周秦汉数朝，这时代的音韵，近三百年来，方才有些学者加以研究，称为古韵之学。第二个时代是所谓今音时代，其实应当改叫中古音韵的时代，就是魏晋以至唐宋诸朝，这时代的音韵的研究，即所谓《广韵》之学，一般人都认为是隋代陆法言开创的，而完成于宋代。元明清诗文所用的平水韵，也是抄袭《广韵》的。第三个时代是元明以来，这时期口语的通行音韵以北方为标准，比较中古音韵简单些，当时通俗文学“北曲”用韵采取口头的标准，而不用与口语分离的广韵，于是有代表北方音的《中原音韵》一书产生，到清代又有《五方元音》，所分韵目渐渐和国语注音符号相接近。但第三期的音韵是当代的，不必考古，这时期一般学者注意研究的是怎样用声母和韵母来拼切字音，使反切更精密而有规律，这就是等韵之学。

等韵学是研究反切及字母（这字母就是声母）的运用的。反切之学发生最早，前已说过。等韵的名称系元代刘鉴所创，他根据宋人著作著《切韵指南》，将每一声母所切之字，按照其与韵母拼切时声音的洪细，分成四等排列，即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等呼，以便切音，这就叫等韵。

字母

字母是唐末守温和尚仿照梵文创造的，共三十六个。这一套声母所代表的音比现在国音复杂些，但比较魏晋到隋唐之间的音简单些。六朝时期反切中所包含的声母有四十一个。现在国音声母二十四个⁽¹⁾，其中ㄐㄑ广ㄒ（j q gn x）还可以合并于ㄍㄎ兀ㄏ（g k ng h）。守温声母是：

见（ㄍ【g]或ㄐ[j]）溪（ㄎ[k]或ㄑ[q]）群、疑（兀[ng]或广[gn】） ——牙音

端（ㄉ【d]）透（ㄊ[t]）定、泥（ㄋ [n】） ——舌头音

知、澈、澄、娘 ——舌上音

帮（ㄅ【b]）滂（ㄆ[p]）并、明（ㄇ[m】） ——重唇音

非、敷（ㄈ【f]）奉、微（　[v】） ——轻唇音

精（ㄗ【z]）清（ㄘ[c]）从、心（ㄙ[s】）邪 ——齿头音

照（ㄓ【zh]）穿（彳[ch]）床、审（ㄕ[sh】）禅 ——正齿音

影、晓（ㄏ【h]或ㄒ[x】）喻、匣 ——喉音

来（ㄌ【l】） ——半舌音

日（ㄖ【r】） ——半齿音

据清代陈澧考订，六朝隋唐间的声母，应于上列三十六母外，再加“于”“神”“庄”“初”“山”五母，是为《广韵》四十一声母，排列如下：

深喉音：影 喻 于

浅喉音：见 溪 群 晓 匣 疑

舌音：端 透 定 来 泥

知 澈 澄 娘

照 穿 神 审 禅 日

齿音：精 清 从 心 邪

庄 初 床 山

唇音：帮 滂 并 明

非 敷 奉 微

在四十一母中，影于知澈澄庄初床山敷十母，今人都不能读出，其余今音都能分别，因有些音还存在于方言中，例如群定等浊母，现江南话里面还有（群定即英语中的GD）。

韵部

韵母的产生在声母以前，也是受了印度的影响。隋代陆法言所作《切韵》是第一部有价值的书，后来《唐韵》及宋代的《广韵》都根据它作的。《广韵》列举韵母二百零六个，一则因为过去语音本来复杂一些，二则因为那部书对于每个复合韵母带声韵母，平上去入的每个声调都给予一个特殊的名称，所以数目有那样多。到南宋时平水韵，就将韵部合并为一○七，明《洪武正韵》，又合并为七六。等韵学家又将它们归纳于十五韵摄，每一韵摄分开、齐、合、撮四呼，拿国音符号打比方，凡ㄚㄜ（ɑ e）等单韵母以及ㄢㄣㄤㄥ（ɑn en ɑnɡ enɡ）等带声韵母，上面不加ㄧㄨㄩ（i u ü）三母的，都是开口呼，加ㄧ（i）母的叫齐齿呼，加ㄨ（u）母的叫合口呼，加ㄩ（ü）母的叫撮口呼。现在以国音符号代替韵摄，将《广韵》韵目（以平声的为代表）列在下面，以表示中古音韵向近代的简单化：

ㄧ（i） 脂 支 微 之 齐 祭 废

ㄨ（u） 模

ㄩ（ü） 鱼 虞

ㄚ（ɑ） 麻

ㄜ（e） 歌 戈

ㄝ（ê） 麻（该韵中车遮者蛇等字）

ㄟ（ei） 灰

ㄞ（ɑi） 佳 皆 咍 泰 夬

ㄠ（ɑo） 萧 宵 肴 豪

ㄡ（ou） 尤 侯 幽

ㄢ（ɑn） 元 寒 桓 删 山 先 仙 覃 谈 盐 添 咸 衔 严 凡ㄤ（ɑnɡ） 江 阳 唐

ㄣ（en） 真 谆 臻 文 殷 魂 痕 侵

ㄙ（enɡ） 东 冬 钟 庚 耕 青 清 蒸 登

ㄦ（er） 支 脂 之（诸韵中儿耳二诸字）

古音之推定

古音之学，萌芽于宋，而发展于清。清初顾亭林作《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称为“音学五书”。他根据古代韵文推定古字的本音，对于从前叶韵改读的讲法认为不对。其后江慎修作《古韵标准》，段玉裁作《六书音均表》（均即韵字），戴东原作《声类表》，孔广森作《诗声类》，王念孙也有古韵分部的研究。近人章太炎作《成均图》，其门人黄季刚（侃）继起，分古韵为二十八部，这是古韵的最后结论。关于古韵的学说，最重要的有近人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韵归麻说（汪氏是就外国古来传述的中国语及中国古时音译的外国语——主要的是梵语——而研究它们的发音，得到的结论是凡属ㄜ【e]韵或ㄩ[ü]韵或ㄨ [u]韵的字，古时都属ㄚ[ɑ】韵）。至于古代声母，清代钱大昕提出“古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及“古无轻唇音”两大主张，以证明古时缺知彻澄非敷奉微等纽（纽就是声母，类隔是指古音反切，可用声音相似而不同类的字为纽，例如“方”应为府良切，也可作溥良切。所谓类隔之说，就是认为古人读音不大精密正确，把不同音的字当作同音。其实当时某些音根本没有，并无所谓类隔，即如“方”字本读如“旁”，“府”字本读如“溥”，并不是随便乱读）。章太炎又作《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黄季刚再由《广韵》的三十二古本韵考定，所得的最后结论是古纽十九个。

古纽即影（喻于）、见、溪、晓、匣、疑、端（知照）、透（彻穿审）、定（澄神禅）、来、泥（娘日）、精（庄）、清（初）、从（床）、心（山斜）、帮（非）、滂（敷）、并（奉）、明（微）——括号内声母是应合并的。古韵是歌戈、灰、齐、模、侯、豪、萧、咍（以上阴声）、寒桓、先、痕魂、青、唐、东、冬、登、覃、添（以上阳声，即在阴声后面加 n， nɡ，m收音的）、曷末、屑、没、锡、铎、屋、沃、德、合、帖（以上入声，即在阴声后面加t，k，p收音的），其中歌戈、曷末、寒桓、痕魂四部，兼有开口呼、合口呼，《广韵》分成八部。又，古音没有四声的分别。

(1)指民国初推行的“老国音”。现行声母二十一个。

第三章

古物

金石之学

探讨古代文化，不仅须读古书，而且须研究古物，因为先民的器物是古代社会生活的指标，而绘画、雕刻文字的断片尤其是古人思想的记录。我国人对于古物的研究早加注意，远在西洋考古学产生以前，即有所谓“金石之学”产生。金者指商周青铜器，石者指秦汉以来的纪功碑、墓志、佛教的摩崖石刻等。金石文字，可以拿来参证历代史实，补正正史的缺失，尤其是周鼎商彝，所刻文字是古文字学及古史学的重要研究材料，即其器物本身的质料花纹和式样都有一定的时代性，因而也具有历史的意义。宋代以后，我国铜器出土渐多，拓印金石文字也成为风尚，所以金石之学即产生于这个时期，如欧阳修编的《集古录》、吕大临编的《考古图录》、赵明诚编的《金石录》，即初期研究报告。由宋至清，虽然搜集与研究金石的人还不少，如黄伯思、董逌、王俅、王厚之、张抡、钱坫、曹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阮元、吴大澂、刘心源、端方等，但大部分古物是在富贵人家或古董商人手里，摩挲抚玩，未必作为学术研究之用。而文人学士，也大都不过赏鉴金石文字的美术，临池篆刻，使金石成为书画的附属品而已。直到清代乾嘉两朝，考证学者辈出，方才大大发展了金石文字的研究。近来孙诒让、容庚、邹安、陈宝琛、王国维、罗振玉等又各有新的考证。关于金石的著作，除前述数种外，如黄伯思的《东观余论》，董逌的《广川书跋》，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王厚之的《复斋钟鼎款识》，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吉金图》，曹奎的《怀米山房吉金图》，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及《昭陵复古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篇》及《洛阳存古录》，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及《愙斋集古录》，刘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端方的《匋斋吉金录》，容庚的《宝蕴楼彝器图录》，陈宝琛的《澄秋馆吉金图》，罗振玉的《殷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王国维的《金文著录表》等都颇著名。考证之作，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说文谐声谱》，孙诒让的《古籀余论》，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以及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都颇精彩。王国维根据金文而作的《鬼方昆夷狁考》及《古诸侯称王说》等文都是史学上的重要著作。王氏的《金文著录表》将过去各金石学家的收获，作了详备的记载，又郭沫若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都便检阅（清代有官修的《西清古鉴》，亦金文书）。近年来，金石研究更扩大到辽、金、蒙古碑文的考释了。

殷墟发掘

清光绪二十四五年间（一八九八—一八九九），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掘出无数龟甲兽骨的破片，上面刻着古文字，内容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安阳是殷都，此项甲骨文字被称为殷墟文字。此项发现完全出于偶然；在以前，或已被当地农民发现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到十九世纪末，有潍县古董商人范某将甲骨运到北平，辗转而入《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鹗）之手，刘氏继续搜集达三四千片以上，拓印《铁云藏龟》一书问世，才引起世人的注意。一九○二年，罗振玉在刘氏处得见龟骨，也继续搜集，并探知甲骨出自安阳小屯，派人直接采取，达两三万片之多。罗氏于是拓印《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等书，都很精美。罗氏于一九一六年又亲访小屯，并于甲骨文字之外，兼注意器物的搜求，虽一破烂的石刀石斧，也很重视。他这种见解超越了过去的古物研究者，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先驱，因之罗氏编印的《殷虚古器物图录》一卷附说一卷，殊可珍视。至一九二八年十月及次年四月，董作宾、李济等教授又在安阳作有计划之发掘，新获卜辞三百余片及玉器、石器、陶器、铜器等，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并将所得材料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精密研究之。从这次起，殷墟是用现代考古学的眼光来发掘了。

甲骨之学

自殷墟古物出土而甲骨之学随之产生。甲骨之学的第一步就是殷代文字的研究，它使得过去纯粹凭借《说文》的文字学不得不有所修正。我国文字学向来仅以《说文》为准则，等到金石之学发生，学者就已有些引用金文来订正许书得失的，到甲骨文出世，人们又将它和金文比较研究，不但可以纠正许书的错误，还可以证明字源。这可分几点说：（一）考知原始文字的形体和文法。研究甲骨，方知原始文字，凹而下陷，模仿鸟兽足迹。其行款读法，或左，或右，或下，或上，并没有一定的规则；（二）证明所谓籀文即古文。许书所谓籀文与古文不同，是错误的，例如许书“四”字古文作patch，籀文作patch，今卜辞中四字正是作patch；（三）得知古象形字，一字有多种写法，笔画原来没有一定；（四）与金文互相印证。有些甲骨文与金文完全相同，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元、天、方、且、王、中、平”等字。有些金文不能认识，得甲骨文而后认识。如甲文“子”字作　，而“巳”字作patch或作patch。因之金文中过去所不能解释的“乙子”“丁子”“癸子”，现在都能释为“乙巳”“丁巳”“癸巳”。（五）纠正许书的错误。《说文》中的古文，如“一”下出“弌”，“二”下出“弍”，三下出“弎”，“中”下出“patch”，“册”下出“patch”，都是甲文与金文所没有的。又籀文如“马”下出“　”，“车”下出“　”，也是甲文金文的笔误。篆文也有弄错的。如“鬬”字，篆文patch，许注“两士相对，兵杖在后，象鬬之形”，但卜文仅像两手对打的形状，不见兵杖之形，许说错了。又如“福”字，许注“备也，从示畐声”，但卜辞中作patch，从patch，乃“尊”也，会意，非形声字，许说有误。又如“邑”字，许注“国也，从口从卪”，今卜辞作patch，patch即像人席地之形，非从卪，许说亦误。（六）说明文字的变迁。如将甲文、金文、篆文、隶书排列来观察，可看出逐步演变的痕迹。研究甲骨文从清代孙诒让开始，而以罗振玉、王国维为最著。其次则郭沫若、商承祚、徐中舒、罗福成、唐兰、徐永梁、吴其昌等。他们的研究，渐由文字学而走向史学方面，如王国维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这门学术的著作，如王国维之《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全集》，罗振玉之《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之《甲骨文释》，均甚重要。初步研究则以检阅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为宜。

古物与社会学

近代考古学，是以社会学的眼光研究无文字的史料，以资推测远古的社会状况之用。史前时期的历史既不曾用文字记载，便只有靠传说以及遗骸遗物保存下来，但传说因被人们夸张或修改使之神秘化，不容易了解，非得古物参证不可，古物是真凭实据，所以更加重要。社会史家对于史前时期的阶段区分，完全以器物为标准，即由石器时代进到青铜器时代，再进到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最长，以数十万年计，是人类野蛮蒙昧的阶段；到青铜器时代，文明渐启，可说是半开化阶段；铁器时代，方才正式踏入文明的阶段。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开始。春秋战国以前，所谓三皇五帝的历史，完全是后人追记的传说，其真相不易明了。但自从甲骨文出土，殷商史的传说又得了一部分文字记载的证明。而殷周青铜器如钟鼎盘盂之类以及铜制的兵器如戈戟之类，又足以证明当时是青铜器时代。近年我国史家渐渐公认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还是野蛮蒙昧阶段，当时还没有国家，只有氏族社会的部落，这都是参考古物与传说的材料而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的。

无文字的古物

有文字的古物，即刻有铭文的铜器、石碑，以及刻有卜辞的龟甲、兽骨等物，我们在上面几节中已经说过，此外还有西域考古的种种发现，其中有汉魏至唐的简牍书册以及各小民族已死的文字，我们将于后面再说。无文字的古物，在殷墟发掘中已经发现过一些，同时在周口店及河套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仰韶、辛店等地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周口店离北平（今北京市）五十公里，一九二一年，有瑞典人安特生，充当北京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在该地一石灰洞里偶然发现了一片石英，但该地是不产石英的，这片石英必从别处带来的，因而引起多人的研究兴趣。后来有一些中外学者继续探察发掘，经十数年，竟发现了大批化石，其中有二十五种是一种猿人的骨骼，因定名为“北京人”。同时又在北京人骨骼之旁发现两千多种工具。又发现了堆积很厚的灰层，因而知道北京人已知晓了用火，而且在该地居住过几千年的时光。从北京人能制造工具及运用火两点看，虽说他们的骨骼仍带有许多猿猴的特征，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是真正人类的最初形态。北京人的存在时期，大约在四十万年以前。在中国考古学的分期，以北京人时期为最早，属于前旧石器时代，又称前周口店时期。

后旧石器时代，就有河套文化（由河套掘出古物所代表的文化）、后期周口店文化。还有尾旧石器时代，由达赉湖文化代表着。新石器时代则可分为六期，每期约三百年。第一为齐家期，系以在甘肃临洮县齐家坪掘出的石刀、石斧、尖骨和单色纹形的陶器代表之，大约为公元前三五○○年至前三二○○年间的文化。第二为仰韶期，系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所发现的石刀、石斧、石耨、石杵、石镞、石戈、石环、石纺车、骨镞、贝镞和角针，以及有色陶器等为代表，大约是公元前三二○○年至前二九○○年间的文化。第三为马厂期，大约是公元前二九○○年至前二六○○年间的文化。第四为辛店期，此期除石器骨器陶器外，还发现有铜器，大约是公元前二六○○年至前二三○○年间的文化。第五为寺洼期，以甘肃狄道县寺洼山为代表，约当公元前二三○○年至前二○○○年间。第六为沙井期，代表地址在甘肃镇番县附近，约当公元前二○○○年至前一七○○年间，发现有翼的铜簇。

殷墟古物也代表着公元前一七○○年之文化，在殷墟文化以前还有所谓龙山（山东地名）文化及仰韶文化。

关于这些考古工作的记载，有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各种考古调查报告及发掘报告等。此外曾松友著《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日人桥本增吉的《东洋古代社会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也说及了。

“北京人”和中华民族的血统有没有关系，还没有经过证明。但是热（热河省，在1955年被撤销）、察（察哈尔省，在1952年被撤销）、甘、新、青、晋、绥、豫、陕等省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确已证明与现今的华北人同型。

古物与考证学

考证学的工作是对历史材料的整理和检订，它可以算作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我国学术以儒家为中心，因此考证学的对象就只是儒家经典上的礼制名物，而考证学的观点也受了经典记载的限制。例如罗振玉在安阳小屯村获得一种形状颇似犁的石器，他就以为是经书上所说的石磬，但这种东西和《周礼·考工记》所说的形状又不相同，于是他就推论到殷周磬制的不同（见罗氏《雪堂丛刻·五十日梦痕录》）。但郭沫若则以为罗氏所云当即石犁，未必是古磬。这就表示他们两人学术范围有广狭之别。罗氏始终拘守儒家的传统，所以思想不超越儒经的记载，郭氏贯通中西学术，故能从社会史的观点去推论。又如王国维，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对殷周之际政治文化的剧急变革颇多发现，然而他不知道怎样解释，只是赞美“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这也可见王氏思想之为儒家所限制。

考证学如果不超越儒家的传统，如果对于古书上给予远古传说的涂饰与改造不知道分析，那么对于古物的研究就不能有很好的收获。

古物与古书

自从考古学逐渐发展以来，善于读书的人对古书就发生了怀疑，觉得其中所说多半不可信，不但《山海经》《淮南子》上面的那些神话，什么十日并出呀，女娲补天呀，盘古开天辟地呀，天皇地皇人皇之类荒诞无稽，就是丝毫没有神话意味的记载，如夏禹治水一类传说，其真实性也大成问题。因为从殷墟卜辞看，殷代还那么幼稚，夏禹又怎能有那样大的力量？某日人估计禹的治水工程，就是近代人都非几十年不能成功，而禹在八年内完成，当然不合理。但章太炎解释说，禹当时的治水，不过总其成，各地当然分区办理，各区也各有负专责的人。章氏尊重古书，认为不可任意怀疑，故作这种辩护，其实当时我国尚在部落时代，像《禹贡》上九州那样大的地盘，由一个政府统治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铁的发现在春秋战国之间，《禹贡》上居然讲到梁州贡铁，可见这书是战国时人凭想象写成功的。虽然初期疑古诸家有些离奇的臆说，如以禹为爬虫，以墨子为印度人之类，不能有确切的证明，但大胆地假设也是科学所需要的。到了后来，一般史家对于古书上的记载，无论是否神话，都认为有历史的意义，而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给予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常常可以用古物研究来作证明。例如姜嫄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的故事，以社会学眼光看来，在氏族社会群婚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实在不是奇怪的事，后世父权时代，因为找不出父系祖先来，所以假托神话来掩饰。这种对于古书的新解释，不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而且有确切的事实佐证。因为《山海经》上的帝俊及其妻娥皇、常羲，在殷墟卜辞中就有高祖夋及娥与义京和他们相当，经专家考证而知帝俊、高祖夋、帝喾、帝舜，都是指同一祖先或同一最高神——上帝，而娥与义京两女子，或作羲和与常羲，或作娥皇与女英，或作姜嫄与简狄，在诸子群经中表现为种种不同之传说，如吞卵或履大人迹而生儿子呀，姐妹共夫，兄弟（舜与象）并淫呀，暗示着初民的血族群婚及稍进一步的亚血族群婚之存在。儒家按后世伦常加以粉饰改造的古史，经这一研究而揭露了真相，这可说是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初步胜利。

章氏太炎在《国故论衡·理惑》篇表示其对于卜辞之怀疑，认为是古董商的伪造，而坚信经典的内容及许氏《说文》的训诂，大概章氏还不知道殷墟发掘已经经过专家的亲自努力，更不知道近代研究古史有参考今日野蛮民族生活的方法，这是时代所限，我们不必认为是章氏的固执不通，但我们决不可跟着他去犯错误。殷墟发掘还不过是锄头考古学的初步，后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宝贵史料已从或将要从地底下发掘出来。除古物外，各边疆民族的生活也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西南深山中的土著，如果我们能仔细考察，其给予我们读古书的帮助一定很多。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广西徭民中有一种，其语言叫“虹”为“ㄉㄧㄉㄥ（dideng）”，音与《诗经》上的“蝃蝀”完全相同；又疑问助词有一个读“ㄗㄧ（zi）”的，和“哉”字相当，如果依“ㄗㄧ”音去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那首古歌，韵脚就完全谐和。这不很明显的是古代语言的实证吗？

第四章

书籍

传写本与刻本

版刻印刷之术，萌芽于隋唐，宋时才有大发展，自唐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抄写。写本的书籍又分两个时代，周秦汉为简册时代，隋唐为卷轴时代。简册时代的书，是在竹片（简）或木片（牍）上用竹笔蘸漆书写，或用刀子刻的（《史记》称萧何做刀笔吏）。多简相连，则用绳子或皮革的带子连系起来，成为册子。秦汉间的漆书也写在缣帛上，大约因当时蒙恬已发明兔毛笔的缘故（所以《说文》序有“著于竹帛”的话）。但直到西汉末年，竹书依然很多。古人所谓“汗简”，就是去掉竹汁，“杀青”就是去竹上青皮，这都是预备竹简为写字之用的手续。《汉书·艺文志》上的书，有分篇的，有分卷的。分篇的即竹书，分卷的即帛书，因为缣帛是可以卷藏的。东汉时蔡伦因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乃发明用树皮麻头破布造纸，书籍于是比从前轻便而价廉。但直到东汉末年，纸还没有普遍流行。魏晋时，松烟墨及凹心砚也发明了，文房四宝完成。于是到隋唐时，藏书机关，完全没有竹木的简册，而图书尽是卷轴了。卷轴就是将书页卷在木轴上，如现今卷对联的样子。

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宅，于墙壁中得《礼经》《尚书》《春秋》《论语》《孝经》，都是竹简书。晋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墓，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如《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共十六种。那些原物早已不存。近时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古时书籍多种，包括汉武帝时木简漆书，唐懿宗时版刻印本，五代刻印本及其他写本，是现在仅存的古书原物之一重要部分。按敦煌县（今敦煌市）南有鸣沙山，其山麓三界寺之旁即莫高窟，有石室千余，四壁都是佛像，世称千佛洞。一九○○年，寺中道士于扫除之时，偶然弄破了墙壁，发现壁内有一藏书室，自汉至五代之书籍碑版，及手抄之书，贮藏极多。一九○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听说，前往收买，运回欧洲，现藏于伦敦博物馆。法国人伯希和又来搜寻一批，运回巴黎博物馆。后经我国政府取缔，并收集其残余者保存之，方才没有全落外人之手。还有人从巴黎、伦敦抄回来一些通俗文学，印行《敦煌零拾》及《考古学零简》等书。又，敦煌附近沙漠地带亦发现汉简。王国维曾根据它著了《流沙坠简》等书。此外西北各地发现竹木简书，还有多起。

自印刷发明后，手抄本之古书，常常可以校正印本的错误，所以非常宝贵。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因卷帙浩繁，亦未曾付印，仅抄写七份，分存七处藏书楼。

刻本以宋版书为最珍贵，但宋版不止一种，其中也有错漏较多的。其次元刻的书也比较被人重视，清代殿版及私人刻本，有名的也不少。过去有些藏书家，专门搜集善本书，因而出现版本之学。

其实版本的正确性是相对的，无论什么版本，经过数千年的传写与翻印，错误总是难免的，不过有多少不同或此正彼误的分别而已。现在印刷术进步，许多善本书，都经书商影印行世，我们如果不是古董收藏家，专为读书起见，那么有善本的影印书就很可以满足了。

版本之学

版本学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每一书搜集众本，比较其好歹，分别评判而介绍之，就是它的任务。这门学问萌芽于西汉，刘向父子校书，广集众本，想必他们对于版本的辨别，一定很精密。宋代岳珂刊九经三传，所根据版本二十三种，由专家反复参订，这也是为校雠而研究版本。至无锡尤袤氏《遂初堂书目》创一书兼载数本之例，凡讲目录学的也得研究版本了。清代版本之学发展而成专科，名家不少，如黄丕烈、顾广圻、丁丙、陆心源、莫友芝、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重要书籍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叙述藏书的掌故；江标所辑的《宋元本行格表》，讲版式；钱泰吉《曝书杂记》，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讲各种书的版本。罗振玉《鸣沙石室秘录》，则系讲敦煌石室古书版本的。

校雠之学

校雠之学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校雠学，包括校勘学、版本学及目录学三部分的内容，其任务是：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定部次，装潢保存，即整个整理书籍的专门事业，有一部分和现代图书馆学极相类似。狭义的校雠学就是校勘学，只是比勘篇籍文字而求其正确，而改正古书因传写日久而产生的错误，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面目。校雠两字的意义，就是刘向《别录》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勘的法子以后者为好，因为单用一种本子，校其上下，所得的谬误是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若怨家相对”，方才可以发现较多的错误。

公认为校雠学的先驱者是刘向、刘歆两父子。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向死，他的儿子歆继其业，总群书而为《七略》。刘氏校书的方法是相当精密的，大约可分几点：（一）根据许多版本，互相对勘，错误则改正，遗漏则补充，重复则删除；（二）古书多没有载篇名书名的，他们按照内容替它分篇，加篇名书名；（三）写内容提要及介绍批评的文字，并叙述学术源流派别等。后来唐代陆德明，宋代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对校雠学都有成绩表现，周、彭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方法尤其切实。

清代朴学盛时，校雠学成了一个重要部门，包含考订文字及事实，辑补逸文等工作在内，重要的成绩表现有顾炎武的《九经误字》，齐召南的《注疏考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这些书都是由校书所得的材料编成的。此外，以校雠著名的还有戴震、卢文弨、丁杰、顾千里（广圻）等，连上面那些人共计有三十一人之多。

章句之学

“章”的本义就是乐曲的末段，引申之，则凡文字意义已经完足的，也可叫作章。“句”的原义就是在文字可停顿处，用钩状记号以作识别的意思。《说文》上有“ ”“、”两记号，都是古人点句的符号。所谓章句之学，最初当系指分段落、加标点的两件事说的。但因古书相传久了，不是单用符号所能指明，甚或在传写时把符号省掉了，应分行的，也因省地方而不分，就更弄不清楚了，于是又不得不附加说明，因此章句之学的内容，又类似传注了。西汉时不独经书有某家某家的章句，就是法律也有某家某家的章句。但当时章句之学流于烦琐附会，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故有章句鄙儒的称号。因而章句与训诂有分别，训诂乃解古今语以通大义，不贵烦琐。

古书因传写将章句弄错的很多，如将前后间颠倒，遗漏，注释混入正文等。作注解的也常常将章句弄错，或将应属下文的连在上文，或将应当读断的地方连读下去。例如《论语》：“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夫字应属上。《孟子》：“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焉字作“于是”解，应属下。朱子注《大学》《中庸》，称“朱熹章句”，即因为他曾依自己的主张把段落句读重新分过，没有依汉儒的原本。

标点符号失传以后的古书，行文上多能注意用文字代符号，如用“曰”字、“所谓”字代引号（两人对话则省“曰”字），用“云云”代删节号等。后世公文为求更加精密起见，用“令开”“等因”当引号。但用文字总不如用标点来得明显精密，今后整理古书的章句之学必采用标点符号。

目录之学

目录学原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以后才独立起来。章实斋《校雠通义》认为目录不过是校雠的结果，没有独立成为一科的价值，但图书编目，包含书籍分类标准问题，次序排列问题，不是深通学术源流及修学程序的，便不能适当地解决以便利学者的参考，这类具有指导意义的目录编制，自应成为一种专科。

我国目录学的创始者是刘歆。刘歆将群书分成六类，每类作一说明，然后将书目排列，称为一略，并于六略之外，另编提要一种，名叫《辑略》，总起来称为《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刘氏《七略》为蓝本，也分成六类，每类作了一个说明，无异于一篇学术源流考。

这种于书名、卷数、著者的记载之外另加图书内容说明或提要的体例，成了后来历代编书目的模范。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即有书目提要二百卷，每部及每类有总说明，每书有提要。

《汉书·艺文志》对古籍作了系统的介绍，为研究国学者必需参考的书（因为国学精华全在周秦古籍里面，后世陈陈相因，很少新的创作）。现有顾实讲疏的单行本可读。如果要略略知道汉以后的书可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类的说明文字（另有《四库简明目录》，册数较少）。国学书太多，精彩的很少，我们没有博览群书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读目录提要是最好的办法。

清末张之洞著《书目答问》，就他所认为较重要的国学典籍介绍了两千余种。胡适之、梁任公也曾各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都是给初学者用的。张氏所开的书太多，胡、梁两氏所开的书虽不多，但胡氏偏于文学，梁氏偏于史书，亦不甚合适。近年来编这种书目的还有李笠、钱基博、丁福保诸氏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等。

图书分类法

我国图书的主要类别，在刘歆、班固时代，是六分法；自隋唐以至清，大致可说都是四分法。刘、班二氏分群书为六艺、诸子、兵家、诗赋、术数、方技六大类。荀勖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隋书·经籍志》也分四部，并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清修《四库全书》就是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下再分四十三类。我国目录学家认为图书分类可以表示学术源流，我们试就六大类变为四大类的这一点来看一看学术变迁大势吧。

刘、班六大类的子目：（一）六艺，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目；（二）诸子，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上九家称为九流）、小说家等目；（三）诗赋；（四）兵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等目；（五）术数，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目；（六）方技，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目。

刘、班这个分类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比方六艺，本来以古代官书为限，不应将《论语》《孝经》（这应入子部儒家）列入，《小学》也应列为诸子的一家。诸子中的杂家不能算家，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小说不同，大约只是一些没有形成系统的笔记之类，也没有成家。兵家应该列为诸子的一家。阴阳家包含科学与宗教迷信，应该和术数、方技合为一大类，而分天文、方技（方技一类全属医学）、卜筮及其他子目。但从刘氏当时与其同事分工校书的情形看来，他那种分类不过是为了分工的方便，较少学术的意义。如果照我们修正的办法，就应分成六艺（历史）、诸子（哲学社会科学）、诗赋（文学）、阴阳或五行（科学）四大类。但后来事实上的四大类，却又不是这样分的。原来的“六艺”分成了“经”“史”两大类。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尊重六艺为经，又有许多经师作注疏，六艺就改称为经部，且仍居第一位；又因为史书逐渐增加，不能再附在春秋家后面了，于是就另辟了史部。原来的“兵家”“术数”“方技”都并入了子部。原来的“诗赋”改称集部，内容扩大了很多，包括古文、骈文、词曲之类。四部之中，只有子部包含有价值的内容，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应用技术等科完全属于子部，但子部的书反而不及其他三部的多，这实在表现了中国学术的退步。同时编目人主观上也怀抱着士大夫轻视儒家以外各家学术的心理，如《四库全书·凡例》就说：“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所以科学、艺术都没有独立作为一部，甚至把墨家、名家等类名取消，一律归入杂家。

现代图书编目，因为要用号码，所以用十分法，主要类名及号码如下：

0——总类 1——哲学 2——宗教

3——社会科学 4——语文 5——自然科学

6——应用技术 7——艺术 8——文学

9——史地

如各大类之下再分小类，小类之下再分子目，则将号码增加位数，通常为三位，除类码外，还有著者号码附在下面。插架时按号码排列，寻找起来就不困难。同时现在图书分类也符合学术上的类别。

从前各图书馆，新书及外国书都用新分类法，编号码，旧书则沿用《四库全书》的分类法，并不编号码，自从王云五发起中外图书统一编目以来，过去经、史、子、集的分类已经打破，各种旧书都按照性质归入新的类属了。例如经部的《易经》、“四书”归入哲学；《诗经》归入文学；“三礼”、《尚书》《春秋》都归入史地；《小学》归入语文。子部中的艺术，归入艺术类；术数、释家归入宗教类；道家一部分入哲学，一部分入宗教；杂家按其性质分别归入哲学等类；天文、算法归入自然科学；法家、兵家归入社会科学；医家、农家，归入应用技术。至于子部中的类书及史部中的目录，则归入总类。子部中的小说及集部诸书归入文学。这个目录编制法，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纠正了把国学与现代学术对立的观念，使大家知道中外学术是可以沟通的。

辑佚及辨伪

辑佚及辨伪是校雠学里面两个重要贡献。所谓辑佚就是将已经失传的古书恢复起来的工作，所用方法是从许多别的书里面将引用的文字一点一滴地摘抄出来，再加以整理编辑。这样辑成的本子虽然不能和原书切合，但至少可恢复原书的一部分。从事辑佚工作著名者如宋明时期的王应麟、陶宗仪、祁承，清代的马国翰、黄奭、洪颐煊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四百五十三种，史部八种，子部一百七十三种。黄奭的《逸书考》（一称《汉学堂丛书》），经解一百一十二种，纬书七十二种，子史八十四种，又《通德堂经解》十七种。洪颐煊的《经典集林》，内佚书三十六种。严可均辑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代辑佚书对于清末今文学派的兴起大有帮助，因为久已失传的“三家诗”等今文家著作已有了辑佚本。

辨伪是辨别古书中伪托的作品。有些古书全部系后人伪托的，例如《伪古文尚书》；有些古书是经后人掺了一部分文字进去或修改过的，例如“四书”、《史记》（司马迁在扬雄以前，竟说及扬雄）。经部伪书还有孔安国《尚书传》，郑玄《孝经注》，孙奭《孟子疏》（晋人作）以及《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等。史部有《越绝书》（汉人托名子贡作）、《飞燕外传》《汉武内传》（宋人作，列入《汉魏丛书》）、通行本《竹书纪年》（明人作，王国维另有古本《竹书纪年》辑佚本）等。子部有《吴子》《文子》《列子》（均两晋六朝人作）等。辨伪的方法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思想、事实、文字时代性的辨别，其次是别的典籍的旁证，篇章语句的分析等。关于辨伪书的名著，首推清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所提证据达一百二十八条之多。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则罗列各种伪书，可资学者参考。近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要论点是，秦焚书没有烧六经，西汉经书都是足本；孔子时所用的篆字，秦汉时也用，当时字体没有今古文的分别；所有古文经传，全系刘歆一手伪造。近今一般学者多认为康氏的考据含有成见，全凭主观，不大可靠。最近学者又主张辨秦前之伪，如战国时人托名虞夏时人而作《帝典》《禹贡》等，也当辨明。

类书及丛书

类书是和辞典相类似的工具书，编制方法是把各种学术的材料荟萃在一书之内，按性质分门别类，或按照标题文字的笔画或声韵，依次排列，以便检查。过去有若干失传的书，幸赖某些类书的引用而保存了零散的内容，因此有一些类书更增加了它们的重要性。宋以前类书流传后世而可考见古籍逸文者有三种。（一）《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等撰。（二）《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奉敕撰。（三）《太平御览》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宋李昉等奉敕撰，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引秦汉以来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余种，这些书到清朝存不了十分之一二了。明成祖时敕修的《永乐大典》系清《四库全书》的蓝本（《四库全书》另一部分的来源是抄录或购买民间的藏书），从其体例看，也是类书，它将每种书全文割裂，分韵排列，例如《易经》先列《蒙》卦，《诗经》先列《大东》篇，《周礼》先列《冬官》之头，其中所采古书善本，也有后世不复流传的。清康熙时所编《古今图书集成》也是类书体裁，其引用古书，多不能尽载全文，因受类目的限制。又康熙敕撰之《佩文韵府》是分韵排列的类书之一。

丛书是将多种书集合在一起刻印的，原书全文贯串，不加割裂、颠倒及删削，便于阅读。这与给人检查的类书不同。丛书也有保存古书的作用，因为有些书卷帙很小，单行本不容易保存，只有编入丛书才能够流传久远。唐宋人所谓丛书，实际上多是文集或笔记，只有宋代左圭所辑《百川学海》是有名的一部丛书。一般的丛书都是古今人著述合刻，也有少数丛书是一人著作合刻的。前一种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举出五十七部，是他认为保存了古书，有关经史实学，且校刊精当的，例如《汉魏丛书》（明人刻，收汉魏间著作七十六种，清人重刻，增至九十六种）、《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书百十八种以上）、《玉函山房辑佚书》（见前，辑佚书六百余种）、《津逮秘书》（明毛晋刻）、《学海堂经解》（即《皇清经解》，阮元编刊）、《粤雅堂丛书》（伍崇曜刻）、《平津馆丛书》（孙星衍刻）等。第二种丛书，张氏也举出五十部与考订经史有关的，如《亭林遗书》《船山遗书》《东壁遗书》（崔述作）之类。中国古籍过去流传日本而本国反失传的也不少，清末黎庶昌、杨守敬从日本收回一部分，影印为《古逸丛书》。又日本人天瀑山人刊《逸存丛书》，其中都是中国久已失传的书。

就《四库全书》的体例看，也是一部丛书，不过特别庞大而已（这部书也没有包括当时全国一切的书，如佛经及《道藏》即大部没有收入，其他有触忌讳或认为无用处的亦不收或仅存目录。阮元编有《四库未收书目》）。这部书总编纂人是纪昀（晓岚），分编纂戴震、邵晋涵等三百六十人。共三万六千册。抄写员一千五百人，经九年后抄成七部。分存北京（两部）、奉天、热河、扬州、镇江、杭州等处。民国九年赠与法国一部，太平军战争时毁去两部，英法联军之战毁去一部。

《道藏》也是一部丛书，乃道家诸书的总刻，其中所收除儒家书《易经》等外，其他周秦诸子也多收入，且多系古本，清代学者多根据《道藏》本以校正通行的子书。

考证学与读书法

考证学的产生，原来是为了解释古书，包括文字的训诂、错误的更正及古代史实的寻绎等。在古书中，尤以经书为主，所以解经的方法很多，如（一）以经证经；（二）以史证经；（三）以子证经；（四）以汉人文赋证经；（五）以《说文解字》证经；（六）以汉碑证经等。因证经而引起子、史群书的研究，考证的范围就日益扩大。考证学对于书籍本身的贡献，就是校雠、辨伪、辑佚等事。考证学范围虽大，简单说来，就是把一大堆断烂材料，一点一滴地从多方面下整理功夫。考证学者的读书方法，总是把许多书互相比较对勘，可以说他们读书的同时就是校书，他们的著作就是校书的报告，正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专门考证的事业，不是一般读者所能做，但对于专门家考证的成果，却应当知道去利用；同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可以采用他们的比较读法。

第五章

经学

五经、十三经、四书

汉朝人尊重儒家古典著作，称之为经书，解“经”字意义为常道，相沿到现在。其实“经”的原意就是线，所谓经书就是线装书，古代记事书于竹简，事多一简不能尽，便连续记在数简上，其连系各简的线，就称为“经”，可见经不过是当时记载页数较多而又常须翻阅的书罢了，并没有其他的深意。

六经的名称，首先曾在《庄子》中发现。《庄子》及《礼记·经解篇》都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六经。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为六艺。但因《乐经》散失，只存《乐记》一篇，并入《礼经》中，于是有“五经”的名目。到唐朝时候，《春秋》按照《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分成三种，《礼经》也分为《周礼》《仪礼》《戴礼》（《礼记》）三种，立“三传”“三礼”的称号，配合《易》《书》《诗》，称为“九经”。再到宋代，把《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加上去，便叫作“十三经”。宋儒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印单行本，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给它们作详细注释，奉为儒家古典的菁华，于是科举考试必根据“四书”出题，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便成为小学生必读书了。

班固《艺文志》将儒家列入诸子，而把六经作为六艺，列在诸子之前，其用意是认为六经是古代官书，非儒家所能私有，而且六经是诸子百家的学术渊源，班志说得很明白。不过班氏将《论语》《孝经》列在六艺的末尾，即有特别尊重孔门本身著作的表示。总之，《易》《诗》《书》《春秋》《礼记》，如果依古文派经学家说，就并不是孔氏的私家著作，这个观点是一般有识见的学者应该承认的。

清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上明白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已经说过《尚书》为记言之史，《春秋》为纪事之史，至于“三礼”，记载古时礼仪官制，则明明系制度史，《诗经》之《国风》为风俗史，《雅》《颂》则包含社会变革的许多故事传说，《易经》是卜筮之书，可算是宗教史、思想史材料，其中类乎神签的文字也包含了传说故事，所以全都是史料。

现在经书最完备的通行本是清代阮元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卷帙很繁。除去注疏专印正文的有商务馆的《十三经白文》一厚册，颇便翻阅。以下把各种经书内容说说。

《易经》

《易经》是按照六十四卦的次序编排的，从乾卦开始，到未济卦结束。书末附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几种总的说明文字。每个卦都有符号表示，是用阳爻“　”、阴爻“patch”做基础来配合的。配合的方法，第一步是三爻相重而成patch，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第二步再将这八卦，每两卦相重而成patch乾）、patch（讼）等六十四卦。每卦有一个总的说明，叫“卦辞”，每爻各有一个说明，叫“爻辞”。此外，每卦还附有《彖（ㄊㄨㄢ【tuàn】）辞》和《象辞》两种文字，乾坤两卦还附了一种，叫《文言》。卦辞、爻辞是“经”的部分，其余文字连书末的在内，都属于“传”（“传”的本义是比经短一点的书本，但通行意义是对于经义有所发挥的补充文字，所谓圣经贤传，各有专名——这是今文派经学家的主张）。《易传》七种，《彖》《象》《系》各分上下篇，与《说卦》《序卦》《杂卦》《文言》合称“十翼”。相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其他还有种种的说法，也不知究竟是哪些人作的。

《易经》包含哲学的道理，简单地说，即从前人们所谓易有“简易”“变易”及“不易”的三个意义。因为认定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个规律，不外始、中、终三相之转移，所以能以简驭繁，这就是“简易”。《易经》认为万事万物无时不在变化流转中，如它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说“小往大来，大往小来”，又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而各种不同的卦，不同的爻，又都是表示各种吉凶消长的复杂情状的，这就是“变易”。但另一方面，它认为变化只是在一个不变的范围里面之循环往复，如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而不曾发现进化的观念，这就是“不易”。

《易经》的文字和思想都相当地结构完整，郭沫若最近怀疑它不是周初的作品而是战国时候的。是否如此，还待考证。

《书经》

《书经》一称《尚书》，“尚者上也”，有人说是“上古的书”的意思，有人说是“上帝的书”的意思。现通行本包括《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三十三篇，如《尧典》《禹贡》《盘庚》《洪范》等，称《今文尚书》，同时又是《古文尚书》，其余都是“伪古文”。所谓今古文的分别，是这样的：汉初，伏生传授《尚书》二十九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出，称为《今文尚书》。后来汉武帝末年在孔子宅墙壁中发现一部用古体字写的《尚书》，相传共十六篇，称《古文尚书》。不过这部《古文尚书》不久又失传了。到东晋时候，有一个梅赜（或作梅颐）向朝廷呈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附《尚书传》一篇，说是孔安国作的，于是人们都相信《古文尚书》是失而复得，但清朝阎若璩等人经过考证，断定这部书是晋朝人王肃或皇甫谧或就是梅赜伪造的。现在通行本是今古文合编，篇数有分有合，和原来的不符。

《尚书》包含的史实，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公，其中年代最早的《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等篇，过去一般人老是以为是虞夏时代的文章，近代学者已证明这部分真的《尚书》也是儒家的伪托，不过著作年代还在周朝，比东晋人的伪《尚书》更有价值些。因为虽是伪托，也必有所依据，而时代较早的著作，所依据的传说真实性必较多。《尚书》篇名，多用典、谟、训、诰等字煞尾，正和现在的宣言、布告、会议录、讲演集一类的文章相仿佛，所以被称为记言之史。其中有《洪范》一篇，代表原始的哲学思想，以水火金木土五行为世界万有的基本元素，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等关于政治的原理原则，统名“九畴”，颇为儒家所重视。

《诗经》

《诗经》是一部乐歌，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大半是民歌，分十五国，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五篇，以叙事诗为多。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多叙事诗与祀神歌。总计三百○五篇。相传诗的原有篇数在三千以上，经孔子删削而存此数，但《论语》即有“诗三百”的话，恐孔子未必删削过。现存的《诗经》为“毛诗”，汉代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那三家都失了传，现在“毛诗”是所谓大毛公者传授的。《诗经》附有《诗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诗的前面，是说明诗中大意的，“大序”是连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总论全书的。诗序的作者问题没有定论。诗的来源据说是定期采集而来的，古时有采诗之官，每年八月乘輶轩，周游国中，采取歌谣，陈于天子；又天子巡狩各国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当时采集的区域，以黄河为中心，十五国风不过是今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几省里面的，所以《诗经》是北方文学。但《周南》《召南》的背景却在江汉一带。诗的修辞方法有所谓赋、比、兴三种：赋是直接叙述，比即完全譬喻，兴是先写背景而后明白叙述。诗有所谓六义，就是风、雅、颂、赋、比、兴。

《诗经》是一部可靠的古书，没有发生真伪问题，但《诗序》就不大可靠，它对于诗的内容每加曲解。《诗经》不但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是史料，例如《商颂·玄鸟》篇，叙述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大雅·生民》篇，叙述姜嫄践踏上帝的足迹而生后稷的故事，暗示着远古社会的情形；《豳风·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茨》《南山》《甫田》《大田》诸篇，叙述周民族农业的兴盛；至于平王东迁以后，社会斗争逐渐尖锐，则有所谓“变风”“变雅”（这是解诗者给予一部分风、雅诗篇的名称）来抒写抑郁愤慨的感情，如《邶风》的《北门》、《王风》的《黍稷》、《唐风》的《羽》、《秦风》的《黄鸟》、《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大雅》的《板》《荡》《桑柔》《云汉》诸篇，都是怨天恨人之作，而《小雅》的《何草不黄》《北山》《出车》《采薇》《黄鸟》、《魏风》的《葛屦》《伐檀》《硕鼠》诸篇，尤其露骨地表现社会的不安。

三礼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现在“五经”中就只有《礼记》。但古时所谓《礼经》十七篇，却是专指《仪礼》，《礼记》不过是孔门弟子附在《礼经》后面的笔记。现在的《礼记》或称《戴记》，或称《小戴礼》，它原是汉初河间献王从民间抄来献给朝廷的，后来刘向校阅政府藏书，又发现几种，合起来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加以删节，为八十五篇，称《大戴记》（《大戴记》现有残本，不在十三经以内），戴圣再删为四十篇，称《小戴记》，马融又增编几篇进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是现在的《礼记》。《周礼》也是河间献王抄来的，其中篇目是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划的，缺《冬官》一篇，有人找一篇《考工记》来补足它，后来刘歆校理群书，才将这部书编入经籍，叫作《周官经》。这部书，早已有人怀疑它不是古本，但刘歆、郑玄相信它确系周公所作。从它的内容看，大约是战国时人，根据战国以前的行政制度写成的。《仪礼》原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高堂生所传，是今文，一种从孔宅壁中得来，是古文，东汉郑玄合并两种本子，就是现在流传的《仪礼》。《仪礼》据古文派经生说，也是周公所作。

《仪礼》的内容是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的详细仪式，读了可以明白封建贵族的繁文缛节，可以考见古代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情形，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周礼》是儒家理想的官制，也包含了古代事实上的制度。所谓六官，是天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好像现在行政院长一样。地官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好像教育部兼财政部一样。春官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这是一个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要占一大部分，所以特设一个大官来办理。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这是陆军部。秋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这是司法部。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这是农工部。《礼记》的《王制》篇，也讲官制，和《周礼》大致差不多。我国历代官制，多半参考这种办法。清代的吏（管民政）、户（管财政）、礼（管祭祀及科举）、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礼记》一书，对于风俗礼制方面说得最多，也有理论文字，要研究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旧礼教这是必读的书，如《内则》篇给妇女规定的行为标准，《少仪》篇给青年子弟规定的行为标准，直到近来，还对我国社会发生很大的支配作用。《礼记》中间有些精彩的文字，如《学记》篇的论教育，《乐记》篇的论音乐，《儒行》篇的论修养，《礼运》篇的论政治，现代人都非常赞美，时常引用。但我们须知这部书是汉朝人整理过或编写成的。

又《礼记》中《大学》《中庸》二篇，现已列入“四书”。《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其中所记有所谓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有所谓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清人陈乾初怀疑《大学》不是孔门的书，著有专文论证。《中庸》相传是子思所作，其中谈天命、性、道，是宋儒理学重要根据之一。

《春秋》

《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加以修改，于记载文字中暗寓褒贬的意思，好像现在编报纸的写新闻标题一样，孟子曾赞美它的宣传力量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文体好像现在的大事记，按年月次序作简单的记载，是后世编年史的开端。所叙事实，起于鲁隐公，终于哀公，经过十二君，凡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作传的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左传》记载史事颇详明，《公》《穀》两传是解释经文文字意义，推阐其所暗含的微言大义的。现在通行“五经”本的《春秋》，就只附有《左传》，没有《公》《穀》。《公羊传》属于今文学，《左传》为古文学，《穀梁传》原属今文，近人崔适指斥它也是刘歆伪造，于是也属于古文学。左丘明另著《国语》一书，也是叙当时史事，人们叫它作《春秋外传》。春秋大义，一般人认为最主要的是：（一）尊王；（二）攘夷。表示这些大义的“书法”，以正名定分为原则。但今文派经学家所谓微言大义还不止这一点，他们以孔子为“素王”，借口诛笔伐代行帝王的权力。公羊学则注重春秋的三世，即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进到太平世，颇有进化的观念，但此三世原系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成三个阶段而说的。

《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及日常生活的记录，并有当时孔子弟子的谈话掺杂在内。据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死后，门人互相讨论编辑而成，所以称为《论语》。《论语》分三种：（一）《古论语》，出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二）《齐论语》，乃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三）《鲁论语》，乃鲁人所传，即现行《论语》所根据的本子，凡二十篇。《论语》所谈，关于道德修养政治学术各方面，言简而旨远，文字多半饶有风趣。《孝经》内容不大精彩，分《开宗明义》等十八章，古时以为是孔子所作，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则以为是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说之，门弟子笔记而编成的书。《孝经》有今古文的分别，秦焚书，《孝经》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的儿子颜贞献出，凡十八篇，就是《今文孝经》。《古文孝经》出自孔壁，二十二篇，南朝梁时已失传，后来获得的本子都是伪作。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为唐玄宗所注，所采的本子是今文。至于单行本，多是朱子所编定，将玄宗所定的本子颠倒排列而成。《尔雅》是解释字义的书，前已说过，第一篇《释诂》，据说是周公所作，《释言》以下十八篇，是后人陆续增补的。《孟子》是战国时邹人孟轲与弟子万章等自记其言行的作品，凡七篇。孟子学说，如性善论、仁义说、养气说、先天良心说等，是宋明理学重要根据之一。但汉唐时代，《孟子》尚列在诸子里面。

经之传授

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设博士官（和今日的参议相似）保存并传习诗书，禁止民间私自讲学，后来因博士淳于越议论不合时宜，丞相李斯主张烧百家书，始皇采用他的提议，次年又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因此陈涉起义时，鲁诸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前往参加。汉高祖初起兵，还看不起儒生，取儒冠以盛便溺，后来天下平定，方才领悟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以太牢祀孔，用秦博士叔孙通、张苍厘定法制。惠帝继承他，废除民间挟书的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设博士，但人数不多。到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学术乃定于一尊，设置完备的五经博士，以通经为登进人才的标准，于是经之官学，成为富贵荣显的捷径。汉因秦以纯法治主义而失败，所以一反秦的所为，而崇尚儒家的德治主义来拉拢人心，这就是以利禄提倡经学的由来。所谓经学，和战国时代的儒学不同，经生不自创学说，而只是从事经书的传习与注解。所以经学的发展，便是学术思想停滞不进的征象。

在西汉官学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今文学派，即所谓十四博士（宣帝元帝时）的经学，十四博士是：《易经》有施、孟、梁丘、京；《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经》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春秋公羊传》有颜、严。他们的师承，列简表如下，其中不著名的人名略去：

上表中穀梁未立学官，又，何休不属于西汉。但现在流传的今文学派书籍，何休《公羊传注》很重要。此外伏生的《尚书大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两种书虽还存在，但还是后人辑本。

西汉末年，古文经传陆续出现，古文学派因而产生。刘歆继承父业，校秘府藏书，将费氏（直）《易》、孔氏（安国）《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一一加以研究整理，古文学于是获得发展的基础。近人康有为指斥刘歆伪造古经，帮助王莽。当时王莽以复古名义行新政，刘歆在学术上赞助他，大概是事实，但他不可能一手伪造那许多古经。不过古文派传授不大可考，我们不得不把刘歆当开派大师看。古文经学虽未能成为官学，仅流传民间，但因有服虔、马融、许慎、郑玄等大师的努力，势力渐盛。他们与今文经师不同，都能兼通群经，把训诂工作做得切实。郑玄作《毛诗笺》，注《周礼》《仪礼》《礼记》，兼采今古文经说，虽被认为混淆家法，但因此却集了经学的大成，而使今文派消沉下去，并且他注重名物训诂，开了考证学的先路。古文派现存的书，除上述郑氏数种外，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及《五经异义》（后人辑本）。

今文经学与谶纬

今文经学的领袖人物是董仲舒，他研究《公羊春秋》，应用阴阳五行谶纬之说，来解释儒经，使儒学宗教化，成为官僚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展开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宇宙谈到社会谈到人生，一切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他认为阴阳变化而成四时，五行则是变化所依的时空间架，此种变化循环运转，所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同时天象通于人事，灾异系上天警告人君与宰相的表示，人与天地参，人类历史也如天运循环，有所谓黑白赤三统的互相交替，又以为“天道任阳不任阴”，阳尊而阴卑，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今文学家所应用的谶纬之说是什么呢？当时有些学者，认为有经必有纬，于是造作纬书，托名是孔子所作，有《易纬》《诗纬》《书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内容多依托经义，讲符箓瑞应。同时又有谶书，大约即《河图》九篇、《洛书》九篇那一类的东西。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纬与谶虽有分别，但纬书荒诞部分也和谶书差不多。后经隋炀帝焚禁，现在存留的不是完本。

孔子在春秋战国之时，本是一大学者，在《公羊春秋》中，由学者进而为素王，到谶纬书中，又由王进而为神。由此可见西汉时代的思想反动的一斑。古文学运动是为反对这一形势而起的。

古今文学派的斗争

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从西汉末年一直延到东汉末年，二百余年间，发生了四次大的斗争，表面上或者为了争官学的地位，或者为了争书籍的真伪。清代后半期也发生同样的斗争。如果比较两派的争论问题，则可得以下几个要点。

（一）今文派尊孔子为受天命的素王（素王是未得其位的王），古文派尊孔子为先师；

（二）今文派以孔子为托古改制，古文派以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学家；

（三）今文派以六经为孔子著作，古文派以六经为古代史料；

（四）今文派以《春秋公羊传》为主要凭借，古文派以《周礼》为主；

（五）今文派指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古文派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今文经传现存《仪礼》《公羊》《谷梁》（？）及《小戴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古文今存《毛诗》《周礼》《左传》；

（六）今文派相信纬书，以为孔子的微言大义，间有存者，古文派则斥纬书为虚妄。

由以上几点看来，两派不但是所根据的经传版本不同，而且治学态度也相反。今文派虽斥古文经为伪，而本身所根据的经也未必是真，尤其是经说完全由主观造作，发表种种怪异的议论，倾向于迷信与独断。古文派态度比较客观，注重历史的根据，不采神秘怪异之说，故其经说比较接近孔学的真相，但未免过于信古。

汉以后的经学

自汉至清，支配我国思想界的主流为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两汉经学在这一期间等于中断，这时期中可注意的几点是：（一）今文经学的首先衰落；（二）南北学的分化；（三）隋唐义疏之学的兴起；（四）宋明理学的影响。自汉魏间郑玄、王肃混淆今古文家法，而实际左袒古文经学，加以晋永嘉之乱，今文经传大部分亡失，今文经学就从此衰落下去，而古文经学则相对地日渐开展。在魏晋玄学清谈的空气中，王弼注《易经》，何晏注《论语》，虽不免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大体仍以汉学为根据。南北朝时，南北经学的倾向颇有不同。最显著的分歧点，就是南方尊重郑玄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北方尊重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传》注。南北朝至隋唐间，所谓义疏之学产生，义疏者就汉儒经注再加以疏释之谓，就是注解的注解。两者合而言之，叫注疏，分而言之，“注”一类的东西，有传、记、笺、注、诂训、解诂、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类的东西，有义疏和正义。它们的体例是：注不破经，经不破注，注或迂曲，疏必繁称博引以说明之，但后来清人有些疏也纠正注的错误。义疏之学盛于唐，唐初孔颖达、贾公彦作五经注疏，为当时政府规定的经学标准。唐以科举取士，违反孔、贾义疏的就不予取录。孔氏所采经注以南学为主，将北学合并到南学里面，于是王弼、服虔之学散失，而唐之义疏风行于世。

宋儒讲经，不重视古注，各自发明义理，因研究方法的不同，终于形成了三派：一派以程颐、朱熹为代表，采用归纳法；一派以陆九渊、杨简（慈湖）为代表，纯粹用演绎法；一派为批评派，以叶适（水心）、陈傅良（止斋）为代表，号称浙学，此派不空谈性理，而注重事功，再分为金华派（出于吕东莱）、永嘉派（出于陈傅良）、永康派（出于陈同甫）。宋儒理学虽系根据经书立说，实系自有体系，另详理学一章。元明两朝，因朱熹之学为朝廷提倡，取得正统地位，陆象山之学得王阳明继续阐扬，也为当时学者所信仰，他们两派都是借经学讲理学，本不以经典为主，降至末流，便将经学书搁置不读，专门空谈，所以经学因而衰落。清代儒生，因矫时弊而反对理学，提倡朴学，学术风气为之大变。

清代的经学

清代思潮的变迁可分三期：（一）启蒙期。特点是对于明末理学的反动，主张匡救时艰的实学，但仍不完全摆脱理学的窠臼，尤其是都以为必须通经方能救时。开创清学的大师是顾炎武，他研究当时郡国利病，对实际问题有贡献，同时奠立了考证学的基础。其他考证的名家有胡渭、阎若璩。重苦行实践的有颜元、李塨；以史学为根据而注意时事研究的，有黄宗羲、万斯同；专治天文算学，开自然科学之路的有王锡阐、梅文鼎。（二）全盛期。特点是对理学不再攻击，也不因袭它，又不抱通经致用的观念，完全脱离实际而作书本上的考证，即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以上几点不适用于戴震），主要人物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号称汉学正统派。（三）没落期。特点是正统派趋于没落，仅俞樾、孙诒让等一二大师守最后壁垒。而今文派康有为等，因晚清时局动荡，乃企图借经学为改良时政的工具，于是著《新学伪经考》，抹杀古文经传，根据《公羊》创“孔子托古改制”说，又著《大同书》以表现自己的理想，虽救时的志愿可嘉，但其治学态度全凭主观，对于经学本身并没有什么成就，所以这一派也不能发展。

在这三期中的主要学派有四个：（一）浙东学派——黄宗羲（梨洲）创立，万斯同、毛奇龄等继之；（二）东吴学派——创自吴江惠氏祖孙三世，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定宇），继之者有余萧客、江声（艮廷）、钱大昕、王鸣盛等；（三）皖南学派——创自婺源江永（慎修），其弟子戴震更光大之，继之者有胡培翚、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四）常州学派——从武进庄存与开始，继之者有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

上述东吴、皖南两派，都属于全盛期的考证学派；但吴派揭汉学旗帜，拘守汉人学说，毫无创造精神；皖派巨子戴震，并不自命为汉学，但使人从汉学以求新发现，其治学方法根本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所谓朴学，应该以皖派为中坚。因清之朴学，并不是东汉古文学的再现，而是具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在其极盛时期，种种专门学术如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等，都分途进行，而类书的编纂、丛书的校刊、伪书的辨明、逸书的搜辑以及古书的校勘，也是他们的业绩。常州学派颇注意于今文学的研究，为晚清今文学的先导者，继之者除康有为外，还有王闿运、廖平、皮锡瑞，以及近人夏曾佑、崔适。朴学正统，到最后还有章炳麟，新派有王国维、罗振玉。继章氏学者有黄侃（季刚）、吴承仕（检斋）等。

总而言之，清代经学凡三次变化，开始为汉宋兼采，乾嘉时期，东汉之古学全盛，晚清则西汉今文学再起。在此等变化中，有几次理论斗争，即（一）汉学和宋学的斗争，（二）今古文的斗争。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正统派经学竭力推崇。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则代表宋学施行反攻。至于今古文的斗争，则从康有为与章炳麟两氏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经学的扬弃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汉至清为经学时代，并说在此时代中的思想家，都将新酒装入五经的旧瓶中，但到清末今文家把近代思想都装进去时，瓶扩大到破裂的程度，以后不能再装了，所以经学时代便告结束。这个譬喻相当地适合，但有人说他忽视了质的变化，只看到量的增加。其实所谓新酒是与旧酒有质的差异的，这在向来应用这譬喻者早已不言而喻。不过冯氏的解释还不够一点，似乎应该加一句：近代思想好像氟素之类，旧瓶是玻璃质的，自然没有装它的可能。总之，“经学”这个名词，到了现在，只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而不应该代表眼前学术的一部门了。因为五经或十三经的本身，应当作为古代史的史料处理；西汉今文学、宋学以及晚清的今文学，都只能作为汉、宋及晚清的思想史的内容看；至于东汉经学及清之朴学，则可以认为古文字学、古史学之一部分。有人说，经书的内容，有关于理、化、博物的，有关于数学的，有关于社会学的……学者应善为研究，其实各种学术都以现代为精，我们决不能舍今从古，经书中的什么什么，那都不过是给学术史的一种资料罢了。如果不把它当作史料，而闭着眼睛讲通经致用，想引用《春秋》断狱，靠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就走入了魔道。如果把现代思想或自己意见假托孔孟之名来说出，以“六经为我注脚”，那更是厚诬古人，欺骗今人。周予同说经学除今古文派、宋学派以外，还有一个新史学派（见周氏著《群经概论》），这是他的卓见。可是，如果说这些把经书当史料运用的新史学家就是现代的经学家，则过去的所谓经学显然地已经或正在被新史学所扬弃。同时，因为经书中有一部分是古代的文学作品（《诗经》），有一部分是古代哲学（《易经》《四书》等），这些史料又当为研究中国文学或哲学者的研究对象，这是不必再加讨论的。

第六章

史地

所谓正史

从前学者对历史研究也颇注重，史的地位仅次于经。史部典籍繁多，最占重要地位的就是所谓的正史。正史是官修的，每逢朝代更易，新朝政府便简派一批人员（但从前并不一定是这样的），编撰上一代的全史，累积到清朝，这样的史书就有二十四种之多，叫作“二十四史”，兹将“二十四史”的书名作者列下：

1.《史记》 西汉　司马迁撰

2.《汉书》 东汉　班固撰

3.《后汉书》 南朝·宋　范晔撰

4.《三国志》 西晋　陈寿撰

5.《晋书》 唐　房玄龄等撰

6.《宋书》 南朝·梁　沈约撰

7.《南齐书》 南朝·梁　萧子显撰

8.《梁书》 唐　姚思廉撰

9.《陈书》 唐　姚思廉撰

10.《魏书》 北朝·北齐　魏收撰

11.《北齐书》 唐　李百药撰

12.《周书》 唐　令狐德棻等撰

13.《隋书》 唐　魏征等撰

14.《南史》 唐　李延寿撰

15.《北史》 唐　李延寿撰

16.《旧唐书》 后晋　刘昫等撰

17.《新唐书》 北宋　欧阳修等撰

18.《旧五代史》 北宋　薛居正等撰

19.《新五代史》 北宋　欧阳修撰

20.《宋史》 元　脱脱等撰

21.《辽史》 元　脱脱撰

22.《金史》 元　脱脱撰

23.《元史》 明　宋濂等撰

24.《明史》 清　张廷玉等撰

以上“二十四史”至明代止，共三千二百四十九卷。清朝虽已过去，但官修的正史还没有完成。民国初年本来设有清史馆，由赵尔巽等主持其事，到一九二八年，编成了一部未定的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目录五卷，命名《清史稿》，曾草草付印，不久即被禁。开明书店印行“二十五史”，系将柯劭忞所撰《新元史》加入。《新元史》于一九二○年脱稿，经政府明令列入正史，内容比《元史》正确详备。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为“二十四史”中最被人重视的一部分，过去读史者，“二十四史”不必全读，但这四史则在所必读，尤其是《史记》《汉书》，文章优美，不仅被人当史书读，也当文学作品读。就正史体例说，司马迁创立之，班固继承之，略加更改，以后作史者完全依样画葫芦，没有新形式，我们只需分析一下《史记》《汉书》，便知道一切正史了。

正史的内容

正史不一定正确，但比较详备，为研究史学者的主要材料。《史记》是最早的一部完备的史书，在它以前的重要史籍有《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等。这些书，司马迁大概都参考过，只有《竹书纪年》叙事多与《史记》不合，恐怕司马不曾见过。《世本》内有《帝系》《世家》《传》等，大约就是《史记》体例的蓝本。首创史例的司马迁编撰《史记》一书，是以人物做历史的中心，作十二“纪”以叙帝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传”以志士庶，共计一百一十二篇传记，形成全书的主要部分，此外有《平准书》《河渠书》《封禅书》等八“书”以纪政事，十个“年表”以贯岁月。《汉书》体例也差不多，只有“书”改称“志”，如《艺文志》《律历志》《食货志》等。又去“世家”名目，收入“列传”。《汉书》与《史记》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史记》的性质是通史，而《汉书》则为断代史。《史记》包含的年代，上起黄帝尧舜，下至汉武帝；《汉书》则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亡。自《汉书》以后，所有正史都是断代史，只南北朝时的一段，除各代分撰者外，还有通叙各代的《南史》《北史》。又《五代史》因年代短促，也没有再分。各书内容，差不多都仿《汉书》的形式编制。

正史虽是整理史料而编写的史书，但从现代观点看，仍不过一堆史料。读正史的方法，以分别选读为好。如要看政治上大事，当读“帝纪”，参以有关人物的传记。如要知道一代的典章文物，当读“志”或“书”。例如研究经济史，须读《平准书》《食货志》一类的史篇。研究学术史，当读《艺文志》《经籍志》等，参以《儒林传》《道学传》之类的传记。

编年史

编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与纪、传、表、志体不同。最早的编年史本应算《春秋左传》，但因其被称为经，于是第一部编年史便轮到东汉荀悦所作的《汉纪》，这书就是模仿《春秋左传》的体裁的。编年史最著名的是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重要史事，作者选材的主旨，专取“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其经验教训可资学习者”，宋神宗因其可作政治的参考资料，赐名《资治通鉴》。其他属于编年史的史书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九朝编年备要》《西汉年纪》《靖康要录》《两朝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元史续编》等，而朱熹所编的《通鉴纲目》尤为著名，与《资治通鉴》合称“两通鉴”。明清时人根据它们而编的简单历代史，名叫“纲鉴”，如袁了凡、王凤洲所编之《纲鉴》及《纲鉴易知录》等。又清乾隆敕撰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及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也颇重要。

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亦称类史，创自宋代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它不以人为中心，而以事为中心，分类排纂，每篇叙述一件史事，穷原竟委，前后分明，易于通晓，但缺乏史事间之横的联系。宋时仿袁氏体例的史书还有章冲的《左传事类始末》及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与袁氏书合称“五纪事本末”。清魏源《圣武记》（记清代军事）及马骕《绎史》（记上古至周末事）亦颇重要。

别史

别史是私家著作而体例和正史相类似的，如宋郑渔仲（樵）《通志》一书，有本纪、世家、列传等篇，俨然正史一样，所以史部分类将它列入别史。其实《通志》的特点乃在于叙述历代典章文物的二十略，应当属于过去史部分目中的“政书”一类，与《通典》《通考》相联系，而在现在的分类，则当属文化史或制度史。清蒋良骐所撰的《东华录》，述清初史事，起天命至雍正凡六朝，亦是别史中的名著，后来王先谦将其内容扩大，并续编乾隆以下五朝，至同治止，称《十一朝东华录》。

《通志》一书，纪传由上古叙至隋止，礼乐政刑之类，则叙至唐止。其中列传，全仿史汉的分类形式，而不采取个人的标题，其分类有后妃、宗室、外戚、忠义、孝友、义行、独行、循吏、酷吏、儒林、文苑、隐逸、宦者、游侠、刺客、滑稽、货殖、艺术、佞幸、列女、载记、四夷等。

《通志》二十略的名称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法、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其中氏族、六书、七音、谥法、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诸略，是郑氏创造的门类，不是前史所有，尤其值得注意。

清乾隆时又仿郑氏《通志》敕纂《续通志》及《皇朝通志》两书。《续通志》纪传从唐起，诸略自五代起，列传中增加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等传，而删并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二十略则内容多有增补。《皇朝通志》二十略名称依旧，但将内容增减，纪传年谱则从省。

政书

纪述制度文物之沿革的史书，在过去史部子目中，称为政书。创造这种史书的是唐朝的杜佑。杜氏搜集上古以至唐肃宗、代宗时的材料，参考刘秩《政典》及《开元新礼》等书，分八类编纂，成《通典》一书。其八类次序是：（一）食货；（二）选举；（三）职官；（四）礼；（五）乐；（六）刑；（七）州郡；（八）边防。他自叙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说是独具卓识。

清乾隆敕撰《续通典》，自唐肃宗至德元年至明崇祯末年止，九百七十八年间的典章制度，颇能扼要叙述，又《皇朝通典》一部，记清朝制度。两书都依杜氏篇目，但刑典中析出兵典一种。

继杜佑《通典》而更加详备的同类著作，应推元马贵与（端临）的《文献通考》。马氏自序中说：“门分类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

马氏书，乾隆时也有续编。一为《续文献通考》，叙宋、辽、金、元、明五代事迹，于马书郊社、宗庙内分出群祀、群庙，扩充到二十六门，内容有比马书详密处。一为《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颇详，卷帙与马氏书差不多。

以上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与郑樵《通志》，合称“三通”，再加以清乾隆敕撰的续编六种，则称为“九通”。从前有一句话说，“秀才不读九通，还只算不通”，可见人们对这几部书的重视。三通内容虽不免重复，但亦各有其特点。《通典》简单扼要，《通考》详明周密，《通志》则别有剪裁，精于考订，其细微节目，有为前两种所不具备的。所以三种书同时流行。现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史等专史，当以它们为重要资料。

杂史传记及其他

杂史是不以中央政权为纲领的史书，体裁和正史不相类似，但内容仍有体系，可与正史相参证。例如《国语》叙春秋时事，是分国叙述的，《战国策》讲战国时纵横捭阖的活动，也是分国叙述的。这两书是司马迁作《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之一部分。传记是指《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名臣言行录》那一类的书。清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是清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他史书，有所谓“载记”者，如《吴越春秋》《安南志略》《朝鲜志略》等便是。有所谓“史抄”者，如《两汉博闻》《通鉴总类》等便是。有所谓“职官”者，如《历代职官表》《百官箴》等是。有所谓“时令”者，如《岁时广记》是。有所谓“诏令奏议”者，如《两汉诏令》《历代名臣奏议》等是。这些书是次要的史料，在专门研究者是可以择要参考的。至于所谓稗官野史，大概是指私人笔记，记述掌故逸闻，可以补官书之缺，纠正官书之错误的，例如太平天国失败，它的本身记载完全被清政府消灭，只民间有些零星笔记保存其一部分真相。这类的野史倒是可宝贵的资料。前代野史，如宋末有郑所南（思肖）《心史》，明末有《扬州十日记》《风倒梧桐记》等，曾激发民族意识，是世所公认的。

学术史

学术史是四库史部中所没有的类名，但著作中除《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可作学术史读外，仍不缺乏完整有体系的学术史。清初黄梨洲所著的《明儒学案》是最初的一部良好学术史，就明代各学派源流、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内容作一有系统的叙述，对于王（阳明）学各派，尤其说得精彩，如姚江、江右王门、泰州、东林、蕺山等案都是。梨洲对于各家的不同或相反意见，都能用客观的态度来叙述。这部书写成以后，黄氏又写《宋元学案》，未完成而逝世，经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成。《宋元学案》的编制方法更进步，每一学案之前，先列一个表，详细说明那一派的师友弟子的关系，其次就是各代表人物的小传，再次就是学术精义的摘要叙述。不过这书末了所附《王安石新学略》不大好，因为编者含有门户之见，不能客观地叙述。清代为学术发达时期，前半期的学术史，有江藩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及《国朝宋学渊源记》两书，至于全期学术史则梁启超及今人钱穆各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编著，梁氏还有一种《清代学术概论》，内容比较简单。钱氏颇赞扬宋学，对宋学一派叙述特详，梁氏的叙述比较完全，因为他很钦仰汉学家的考证工作，对今文派尤其说得有声有色，因为他自己出身于今文派。

史评

过去所谓史评，包括三种著作：（一）如刘知几的《史通》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评论作史方法的，可说是史学方法论；（二）如王船山的《宋论》《读通鉴论》是评论史事的，就是借史事的讨论来表现他对于时事的意见，这可说是史论；（三）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瓯北）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书，以考证史书记载的异同，论述各时代史实的特征为主要内容，这种可说是史的考证学。

史论虽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评论对象的内容，但这一点无关紧要，还不如把它当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资料。史的考证学对于史实的了解及史书的阅读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是我们读史的重要参考书。至于史学方法论著作，是关于史的本身的讨论，是我国固有的科学之一部门，而且是社会科学里面的一个重要部门，虽然还没有多大的发展，那仅有的几册书也值得阅读。

刘知几是唐朝的史官，根据他的专门研究及工作经验，著《史通》一书，详论作史方法，分内外篇四十余篇，有独到的见解与锐利的批评。内篇开始的两篇，《六家》及《二体》，分析唐以前史书有六种体例，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而其中只《左传》及《汉书》两体才可以为作史的标准。他所说的六家，正代表着记言、记事、编年、国别、通古纪传、断代纪传的六体。他所选择的就是编年与断代纪传两体。《春秋》虽然也按年月次序，但内容太简单，好像大事年表一样，所以不能算作标准的编年体。《史记》《汉书》虽然同是纪传，但《史记》是通史，对秦以前史实叙述又不甚详明，同时他所根据的经、子、史的古书，也多流传于世，因此刘知几认为它不完备、欠条理，且和别的书重复，不如断代为史的《汉书》好。刘知几提倡断代史而攻击通史，自现代史家看来，是显然错误的。但历朝官修史书，自以断代为最方便，因为它能够写得详细完备而不至于重复，这或者是刘氏从史官立场而得出的结论。刘知几又主张记载事实的真相，不大赞同因褒贬而歪曲事实的春秋笔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对《论语》《孟子》及诸子书都认为有些不可靠。

章学诚（实斋）曾过着游幕（游幕，旧称离乡作幕宾、幕友）生活，曾修过地方志，他所著的《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内篇兼论文史及一般学术，外篇专论方志。他的论史有几个要点：（一）六经皆史；（二）史家分记注与撰述两种，记注是搜集并保存史料的，撰述则是史书的著作；（三）通史一体，足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史记》及郑樵《通志》等是（清修《四库全书》，将郑志入别史，未列通史一门，殊不了解通史的重要性）；（四）史学须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编修及史料的保存。

中国史书自《春秋》起，就有拿垂训借鉴为宗旨的一派，朱熹著《通鉴纲目》，于三国时一定要把刘备做正统，就是这种道理。但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王鸣盛等都主张照事直书，不必强加褒贬，这可说是科学的史法。

地理

我国地理学书，一般人都以《禹贡》为第一部古典著作（清胡渭著有《禹贡锥指》，是研究《禹贡》的权威著作）。汉以后正史中有《地理志》。至以专书行世者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或系一种古书），唐人《元和郡县志》等，都不甚佳。宋时地理学较有进步，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等书及《南北对镜图》《混一图》等地图。西洋地理学于明代输入，有利玛窦、艾儒略诸人著作。清康熙年间，又派西洋教士测绘《皇舆全览图》，十年而成。但清末西学输入以前，我国地理学范围甚小，几乎全是沿革地理，仅足备读史的参考。章太炎曾在《国学概论》讲演中说过：“地理本应包括地质、地文及地志三方面，但我国过去只有地志。自然地志仅清乾隆时《水道提纲》较好，政治地志则以明末清初顾祖禹所著之《读史方舆纪要》（此书很著名，论军事形势极好）、《大清一统志》《乾隆府厅州县志》《李申耆五种》较佳。《元史》地名复杂，须看《元史译文证补》。”南北史地名亦难清楚，洪亮吉、吴增仅、杨惺吾有该时期地志或疆域图之著作。

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是国学中所没有的名词，但从今人眼光去看，我国过去已有体系完整的历史哲学。汉代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就是历史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次是宋朝邵雍所著的《皇极经世》。董仲舒是用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整个宇宙的，他把阴阳五行的理论应用到历史的变化上，就创立了三统循环的学说。这就是说，世运有黑统、白统、赤统，循环交替，周而复始，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即三统的象征，继周的统治者又当为黑统。历代帝王创建新朝，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就是表示天命的改变，这和三统论有关联。邵雍的《皇极经世》，说天地之终始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这样算起来，一元就是一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告终，天地坏灭，此后即另有新天地，照此公式，重新开辟。他这种推算，和六十四卦配合，其实是由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的数目类推出来的。他又说现在之世界，虽距天地之终尚远，但最好的时期已经过去，现在之世界，正如方已盛开之花，虽蕊瓣层层，而衰机已现，因为他认定尧舜时代是黄金时代，此后便一代不如一代了。

过去我国人大都相信这种退化观或循环观的历史哲学，但清末康有为根据《公羊传》春秋三世之说而倡进化观，说世界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进到太平世，“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到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大小远近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孔子已预知之”（康有为著《〈论语〉注》）。

康氏的进化观虽然高明一点，但其玄想神秘，也和董仲舒、邵雍差不多。

新史学的产生

新史学受外来影响而产生，对传统的历史观念有重要的改变。这可以拿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代表。新史家认为：（一）过去史书是写给帝王或贵族等少数人看的，现在则应以全民为读者对象；（二）过去史书是为死人作的，如帝王纪传，私家墓志家传等都是颂扬死人功德，现在则应为生人而作；（三）过去垂训的史法，使记录失真，现在应以客观记述为主；（四）史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张。过去史外无学，什么天文呀，历法呀，官制呀，典礼呀，刑法呀……通通包括在史书里面，后来分途发展，那些部门已成了独立学科，历史范围自应缩小。例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从《汉书》一直到《明史》，老是记载那些星座躔度，其实这都是天文学范围的事，史书不应容纳的。史书所应记载的是我国的天文学史，如何时发现中星，何时发明置闰，何时发明岁差，以及关于恒星、行星的辨别，盖天、浑天的争论等，这就是天文史，是史书所应记载的。这样，一方面历史书既把各科学术还给那些学术本身，另一方面却须把每种学术以及我民族一切文化业绩的发展过程分门别类地讲出来，所以是收缩也是扩张；（五）他们还觉得过去的史书，无论是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都不免是片段的记载，或缺乏纵的联系，或缺乏横的联系，我们现在则须注意紧密联系的著述；（六）过去史家缺乏进步观念，我们现在作史，则须有此观念；（七）过去偏重人名、地名的记载，偏重政治或惊人事变，现在则须注重一般的叙述。

梁氏书还有补编，专叙人物传记及文物专史的做法。梁著的缺点在于他还没有认清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有时偏向于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且有过分重视政治作用之处，其于垂训借鉴的旧套，也未能完全免除。但梁氏治史方法确是科学的，他这部著作是新史学的开路者。此外，蔡尚思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颇能提出更新的观点。

新史学的业绩

新史学的工作有三方面可说：一是史料方面，过去帝王起居注一类的无意义史料，已经删除，另外却发现许多新的史料，例如：（一）殷墟甲骨文及古器物的发掘，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都有研究报告。如王氏之《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足证《世本》及《史记》的殷商帝系为实录，又王氏的《殷商制度论》也很重要。（二）西域考古的种种发现，罗振玉曾根据它编成《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古续编》。（三）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此物首先是罗振玉在北平市四中发现，正有一批档案已作废纸出卖，将运往造纸工场去做原料，罗氏出重价收买之，编《史料丛刊》十册。另一批未卖掉的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整理，曾编成《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册。（四）各民族文字的发现，中国史上若干民族的语文，现在已不可通晓，如辽、金、西夏文字，近年从北方各处石刻及地下发掘，逐渐发现，而且在西北各地发现了佉卢文、回鹘文、粟特（康居）文等。西南边疆民族文字，有丁文江《爨文考释》一书。（五）吉金文字的研究，见前《金石之学》。（六）无文字史料的采获，即各地发掘的铜器、陶器、石器等。

一是研究工具方面，比过去扩大加多，如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解剖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等科学，都能帮助我们鉴别种种史料。某次一德国地质学家在北平见市上有卖龙骨治病的，他买来研究，发现似乎是第三纪人类的化石，可见随处都是史料。

一是著作方面，综合性质的有新通史的编著，章太炎曾拟《通史略例》而未写，现有邓之诚、章嵚、吕思勉、周谷城诸氏先后发表的著作，分析性质的有学术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思想史、音乐史、美术史、文学史、哲学史等的专史产生，商务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包括专史至四十余种，而社会发展史的问题，尤其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和讨论。

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以疑古精神为中心的国故整理，对于中国古代史曾尽了一种开辟道路的职责。过去一般好古崇古的学者，无论是理学家或考证学家都相信古书上三皇五帝和尧舜的故事为完全真实，因为他们不敢怀疑经典。自顾颉刚《古史辨》皇皇大著出版，许多迷信古书的人为之震惊。比方说“禹是虫”之类，这是过去考证家所不敢说的。这些疑古的学者，认为那些可作古代史料看的六经也不可靠，如《尚书》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也没有信史的价值，至于《易经》，乃是一部卜筮之书，更不能作上古史料看。因此对于唐虞夏商的历史，只好存而不论，要作史只可从春秋时代起。这种存疑的态度为另一派新史学家所不满，于是他们又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最初的一部著作就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利用《诗经》《书经》《易经》中的史料，又根据铜器铭文及殷墟甲骨文字的考证，旁采《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书里面的神话，而加以合理地解释，使那些荒诞不经的传说都成为古代历史事实的说明。过去周秦诸子以至司马迁一直到清代朴学大师们都不曾理解三皇五帝时代的历史，因为他们都是用后世封建国家的制度去想象古代，而把古代传说描写成为帝王的故事。现在新史家根据社会由野蛮进文明的发展法则去分析那些传说，便知古代没有帝王，只是共财同居的部落的酋长。继郭氏而发表古史研究文字的是吕振羽，他应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古物，配合着民俗学的知识，而同古书上的神话传说相印证，写出一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不久又有一部《中国原始社会史》出版）。郭、吕两氏的意见虽然还不足为定论，但比之仅仅存疑的学者们是进了一大步，是表现了更深刻的见解。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时期区分，各史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如郭沫若把殷商看作氏族社会，西周看作奴隶社会，春秋以后看作封建社会，但吕振羽则认为殷商是奴隶社会，西周以后为封建社会，这是比较合理的两派，还有种种离奇的意见，兹不赘述。

总之，这些新史家的观点，与主张“六经皆史”的章实斋、章太炎诸氏以及怀疑古史不可靠的胡适之、顾颉刚诸氏，都有所不同。章氏过于相信古书，胡、顾则过于排斥神话传说，但郭、吕诸氏能以另一种眼光来观察那些荒诞的神话与不可靠的传说，他们的古书新读法是从来一般国学专家所不曾发现的。

第七章

诸子

诸子的学术派别

古时尊称男子为“子”，各派学术著作也多称“子”，如《孟子》《庄子》等，大概这种著作多半是由门弟子记述其师说编辑而成，书中常常说及其师而尊称之为子，后人便拿这个人名的“子”来作为书名了。刘歆、班固的群书分类中，有“诸子略”一类，包含九流十家，大部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作。称为九流的九家是各有它的理论体系的，在九流之外的小说则没有什么特殊的理论，而只是九流中作通俗化运动的或民间讨论学术的零星著作。例如《虞初周说》九四三篇，据应劭的解释，“其书以《周书》为本”。《周书》是一种史书，现存有“汲冢”发现的本子，《虞初周说》大概就是集合民间传说写成的一部《周书演义》。又如《宋子》一书是宋所作，宋的为人，“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庄子·天下》篇），他极力陈说见侮之并不足为辱，以消灭人们的争斗心，并到处宣传反战，理论与行动是近于墨子，而宣传方式则是通俗的，大概采取了许多民间故事作材料。《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小说家的书没有一部流传后世的，我们以后不再讨论它了。其余九家著作多少还有一些存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儒、道、墨、名、法五家，后面将要分别说明，因为这几家都有特殊的哲学思想。至于杂家著作，最重要的是《吕氏春秋》及《淮南子》，是集合几派学者编写的，所包含的思想不止一种，但我们从这种书可以得到各派思想的补充说明。阴阳家的著作已经失传，但他们的理论在旁的书上有零星的叙述，尤其是“术数”（关于自然现象的占验以及卜筮）、“方技”（医药）二“略”的书，及一部分“兵家”书，没有不是根据阴阳家的理论的，例如《黄帝内经》一书，是医家假托黄帝名义而写成的病理学，就是阴阳家学说的具体应用。阴阳家学说包含哲学上的宇宙论，及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又发展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历史哲学。就是儒家也受了阴阳家的影响，儒家在孔子时，本来不谈宇宙，也没有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到战国时候，采取阴阳家的学说，方才大谈其宇宙，而有《易经》之作（采郭沫若的臆说），就是子思、孟子的发扬五行旧说（据《荀子》说）也未必不和阴阳家有相互的影响，到汉代的儒家董仲舒以及著作谶纬之书的先生们更充分地采取阴阳家的学说了。纵横家是春秋战国时代在国际间活动的策士和外交家，他们讲求纵横捭阖的手段和辩论说服煽动的言语技术，最著名的人物是苏秦、张仪，而孔子弟子子贡也相当著名（《史记》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孔子也是倡纵横之术的，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的教育科目中有“言语”一科，高才生为宰我、子贡）。现在流传的著作有《鬼谷子》一种，据说是苏秦所作。但这书还不如《战国策》足以代表纵横家。农家列于九流之一，不只是讲求农业技术，他们也有理论，在经济上主张重农，在政治上主张打破劳力劳心的界限，废除统治被治的分别。孟子所谓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倡导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理想，反对“厉民而以自养”，这人即属于农家，其学说是从道家发展出来的。

儒家

儒家的开派大师是孔子，孔子的思想，可以《论语》代表之。孔子思想的特征是：（一）不信神怪，不谈宇宙本体，专讲人事；（二）因此在政治上就抛弃了上古的天道思想，而主张人治主义；（三）以伦理思想为中心，他的政治主张及逻辑方法都从他的伦理思想引申出来；（四）对当时的现状主张改革，但改革方法却是和平的、折中主义的。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主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而以“仁”为根本观念。仁是爱人、救世的热情，而出发点则在于孝悌，这就是推爱己之心以爱人，推爱父母兄弟之心以爱一切世人。实行的方法则有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积极方面，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以为这样推己及人的仁爱，可以使五种人伦关系调整合理，而社会便能安宁发展。同时在政治上能够推己及人，即由亲亲而仁民，便能施行仁政，以德化民。孔子主张“以礼让为国”，凡在统治地位的一定要有道德，和古希腊柏拉图以哲学家治国的理想相像。孔子推己及人的伦理道德学说，应用于逻辑上，便成了“问一以知十”“举一隅则以三隅反”的演绎法。同时孔子也应用归纳法，如“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即注重观察事实，为应用归纳法的一例。

发扬孔子学说的有两派：一派是子思和孟子，一派是荀子。据郭沫若及王柏两氏考证，《易传》（十翼）、《大学》和《中庸》一样，都是子思的思想。子思哲学是观念论的，他发展了孔子的演绎逻辑，而以主观范畴的“诚”为宇宙本体，建立了天道与人性合一的体系。在政治上以正心诚意为基本，构成修齐治平的一系列程序。其在《易传》上，提出“阴阳不测之谓神”，在《中庸》上盛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又赞美孔子为天下至圣，可以配天，这几处文字，颇有宗教化色彩，或系受了墨家的影响。孟子继承子思的思想，与杨朱、墨翟两派作理论争辩，其言论见于《孟子》七篇。孟子倡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类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只要扩充这个良知良能，“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又主张“存心”“养性”的修养方法。孟子与子思一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又自命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道统继承者。他表面上不讲功利，而标榜仁义，其实是以仁义为功利，如说“仁者无敌于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能一之即能统一天下）等话，处处都说出仁义的实效。孟子这种政治主张就是所谓王道，王道是开明专制，故尊重民意，强调“民贵君轻”之说，王道又是保育政治，故说“保民而王”。对于人民生计，他主张实现井田制的理想，“薄税敛，深耕易耨”，使人民有“恒产”，以“野人”养“君子”。

荀子名况，又称孙卿子，赵人，他的学说与子思、孟子不同，可说是发展孔子的经验论一方面。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须用人为的方法教育训练，方才可以为善。因此他很注重礼乐，注重教育，荀子书中的《礼论》《乐论》《劝学》诸篇，为大、小戴《礼记》所采用，可以证明他在儒家中地位的重要，但自宋儒尊孟黜荀以来，一般人都不研究荀子，儒家思想更狭隘了。荀子的无神思想，比孔子更进一步，他在《天论》篇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这是主张利用自然，征服自然，颇有科学精神。荀子的《正名》篇，以实（存在）为名（概念）的主导，尤其是比较进步的逻辑，他凭借这个工具和“别墨”及诡辩家做斗争。荀子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本为佳。

道家

道家的主要人物是老子，著作有《道德经》五千言，据考证，这书是战国时环渊所编，环渊又叫关尹子，也是道家的要角。我们从《道德经》研究老子思想，便知老子认定宇宙的本体，是道或天，是自然的物质，又指出“反（矛盾）者道之动”，而运动过程则有几个阶段，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又指出对待事物的相互转变，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又因强弱、刚柔、动静可以转变，所以主张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他对于社会的评判，则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他谈到治事方法主张“无为”，即认为人类做事必须遵守自然的规律，不可违反自然规律，任意妄为，所以又说“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这些思想都很客观。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静止，主张无中生有，主张复古，主张无知无欲，主张柔弱、不争，因而形成消极退让的人生观。他这种逃避现实的幻想，却是观念论的。老子书，王弼注本及魏源《老子本义》本较好。杨树达辑诸子论老子的话而成《老子古义》一书，是最好的参考书。

继承老子哲学的有关尹子、列御寇、杨朱、庄周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杨朱贵己。”（《吕氏春秋·不二》篇）关尹的学说只从《庄子·天下》篇可以知道一点，他是认定人类的认识，必须如水或镜一样，采取纯客观主义的态度。列子与杨朱的学说，现在都只能从晋朝人编撰的伪《列子》书中去寻找。列子明白指出天地之初为一混沌的实体——“太易”，太易变化而生万物，完全是机械地运动，是有必然性的，又提倡无欲无我的客观主义，即“贵虚”。杨朱否认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道”是活动的自然力，表现在人类中，就是嗜好情欲等，他主张“全性保真”，满足人类自然的欲望，是近乎古希腊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者。孟子曾指斥他的“为我”主义，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但他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荀子及韩非子都有评判杨朱的话，可参看。

庄子与老子并称，而思想不相同。两子都尊重自然力，这是道家的根本思想，但老子尊重自然，是主张随顺自然之理以治事，其对于治国主无为而治，对于抗敌，主先以弱自处，都是入世的态度，所谓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也。庄子就不是这样，他因尊重自然力而主张委心任运，颇有出世思想，是将老子的消极一面特别发展了。庄子不能将有和无统一起来，因此把现象和本体也隔开了。他认为现象世界所谓大小、贵贱、寿夭等等的范畴都因比较而生，即相对的，实际上是没有的。现象世界成为虚幻，那么人所应把握的就是那个无差别的“道枢”了。这样，庄子的世界观就成了唯心论的，它和佛教大乘所谓“空”的原理相似。所以章氏太炎曾用佛学理论来解《庄子》，作《齐物论释》。章氏又说：庄子的根本主张是自由平等。他以为《逍遥游》篇是讲自由，真自由是“无待”，即超脱世俗对待比较的观念；《齐物论》篇是讲平等，真平等是我与物平，去是非的差别，化彼此的界限。《庄子》书说理很精，所以章氏非常推重。全书三十三篇，末篇（《天下》篇）评论各派学术，可考见古代学术源流。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都好读，郭书载晋郭象注更全备，郭象本身也是一思想家，他作的注可作晋人哲学读。（《齐物论》一篇，傅斯年认为是慎到所作。）

墨家

墨家是春秋战国之间下层民众与商人中间的一个帮派，带宗教性，其领袖称为巨子，巨子对其徒众，可以执行严格的纪律。墨学开派大师是墨翟，现在的著作只《墨子》一书，编著者是墨氏门徒，且不出一人之手，其中最重要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因其叙述墨学中心思想。墨子站在新兴商人及大众的立场，所以主张短丧节葬，反对奢侈娱乐的贵族生活，反对那种容忍不良现状的命运观念，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主张打破家族观念而博爱人类，主张选用贤能而废除世袭贵族的统治，主张集中意志（尚同）而造成和平的大一统。这些主张多半与儒家的主张不合，所以反对儒家。因为原始的大众组织多带宗教性，所以说“天”和“鬼”（祖先的灵魂）都是有意志的。墨子之徒，刻苦耐劳，热心救世，团结坚强，曾因反侵略而参加抗战，对于军事、兵工的专门之学，也极有研究。《墨子》书中《备城门》等篇都是谈军事的。墨学的消沉，比道家、名家等更早，大概是因为它偏于实用而缺乏形式功夫（如礼乐），即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的缘故。其实墨子“尚同”之说，即主张思想定于一尊，也很足以供后世帝王利用。又墨家因为没有“天堂”“来世”的想象，也不能形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宗教。《墨子》书文字通俗，但因时代过古，又失了传授，所以不容易了解。清毕沅有校本，孙诒让《墨子间诂》，则集清代治墨学者的大成。

别墨及名家

《墨子》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是墨家中一派所谓“别墨”者的著作，其中包括有论理学（名学）、数学及旁的科学知识，通常称为《墨经》，梁启超著有《墨经校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也有若干说明。“别墨”是墨家中专门研究名学的，我们不妨和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者流一例看待。

论理学是各种学术的工具，所以周秦诸子都讲正名之学。儒家的荀子精于名学，前已说过。墨家除《墨经》所讲的以外还有“三表法”，是他们的论证方法。又，《汉志》列在名家中的“邓析子”及“尹文子”，其实是法家而兼名家。纯粹讲逻辑学的名家，应推惠施与公孙龙。惠施的书已经失传，他的学说只能从《庄子·天下》篇看到一点。《公孙龙子》，《汉志》载有十四篇，现只存六篇，为仅存的名家有系统的著作。公孙龙以《白马论》著名，他的推论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他还有《坚白论》，把坚、白的属性从石头的自体完全分离开来。战国时名家有“合同异”及“离坚白”两派。公孙龙属于后一派，惠施属于前一派。惠施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又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又说：“今日适越而昔来。”章太炎认为，是说一切空间或时间的区别都非实有。他又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章氏认为，这是说一切同异都非实有。别墨派也谈坚白同异之说，而主张“合坚白”“离同异”，与公孙龙、惠施相反。当时名家具有辩证法的观点，如《庄子·天下》篇所谓“南方有穷而无穷”及“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墨经》上也有，都是说明有限与无限的矛盾的。

法家

法治主义起源于春秋时代，如管仲、子产所实行的就是，但形成一个学派却在尹文、申不害、商鞅、韩非的时代。他们所根据的哲学是道家的自然主义，因为自然界有一定的规律，人类行为也应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体现自然法而创制的人为法。他们以为有了法，便使人们的行动有客观的标准可以遵循，统治者以法驭众，不必多费心思，大可以无为而治。这也符合道家的旨趣。所以《韩非子》有《解老》《喻老》等篇，讲老子哲学。《管子》因有一部分讲道家哲学，《汉志》把它列在道家。同时他们和儒家、墨家也有渊源的关系。儒家的礼治，据荀子解释，是给人们欲望以统制，也就是把物质分配，按照智愚、能不能的区别分级规定，这和法治已很接近。荀子又主张中央集权，主张“法后王”（以目前政制为基础），这些理论都是法家所采取的。墨家主张中央集权，主张思想上同于天子，也是法家所采取的。法家有“术治”“势治”“法治”等派，而以法治派为正统。申不害主术治，术治是人君用权术来驾驭臣下，术是不公开的。慎到主势治，势治是用威权来统治，势是自然演成的，不是人类意志所能任意创造。商鞅、韩非主法治，法是公开的，可由人的意志创造的。但我们也可说法家是法术并用，法是官吏治民的工具，而术是人君驭下的工具，即统御官吏的方法。法家是反对人治主义的，儒家的以德化民，墨家的尚贤，都是法家所不赞同的。法家以为人治是主观的，不如法治的客观无私。人治以得贤人为条件，但贤君贤相只偶然地出现，不如法治有常度。人治使君主烦劳，不如法治的无为而治。法家论国家的起源，比墨家、儒家正确，儒家主家族起源说，墨家主民约说，法家则主权力起源说。法家说“令尊于君”，是强调法的尊严性。法家虽然主张中央集权，但不主张专制，因为他们认为君主也要守法。可是他们有一个大漏洞，就是主张立法权仍然操之于君主，君主既可立法，也可废法，自然可以任意胡为。所以荀子批评他们“民不议法”说的毛病，而提出“纂论（继续地议论）公察则民不疑”的论点。法家书以《韩非子》为最精粹，王先慎《韩非子集解》本可读。其次是《管子》，清洪颐煊《管子义证》，戴望《管子校正》，章炳麟《管子余义》以及今人《管子今诠》诸本，同时参阅最好。此外有《商君书》《尹文子》《慎子》等，不及管、韩二子的重要。法家对后世政治颇有影响，汉朝的萧何、曹参、贾谊、晁错，三国的诸葛亮，都是服膺法家的。

兵家及其他

兵家《汉志》不列于诸子，后世目录学家则列为诸子之一。兵家古籍流传到现在的有《吴子》《孙子》《尉缭子》等数种，以《孙子》为最重要。孙子为吴王阖闾的大将，著《兵法》八十二篇，魏武帝选辑其中最精粹的十三篇，加以注解，名《孙武子》，后人陆续注释的很多，通行本有《孙子十家注》。这书讲论战争原理及战略问题，有很精到的见解，即使在现代，依然适用。又，汉以后儒家书，其不是注解儒经而能自成一家言的，向来也被认为诸子。如桓宽《盐铁论》，系根据汉时因盐铁业国营问题而起的辩论扩充写成的，可以作为经济史的资料，张敦仁考证及王先谦校本都好。如贾谊的《新书》，刘向的《新序》《说苑》及《列女传》，陆贾的《新语》，扬雄的《太玄经》《法言》，隋王通的《文中子》等，则很少新见解。其中只扬雄颇足以注意，因其时阴阳家谶纬之学盛行，他能给予有系统的驳斥，使儒家学说与阴阳家分离，而与道家结合，开魏晋玄学之路。扬雄所根据的是《易经》与《老子》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与人生观，并无新意。他写《太玄经》仿效《易经》体例；写《法言》则仿效《论语》。他论人性，与孟、荀两家不同，他在《法言》里说：“人之生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此外儒家诸子，还有《孔丛子》及《孔子家语》，都是魏王肃所造，而假托周秦时代的著作。道家书有晋朝的《抱朴子》，葛洪所撰，颇足注意。这书分《内篇》和《外篇》。《内篇》论神仙修炼，符箓劾治诸事，虽号称道家言，其实和老庄没有关系。《外篇》则论时政的得失，人事的好坏，大意是以黄老为主。所谓黄老之学，是汉时盛行的名词，文帝、景帝时代，贾谊、晁错等都是兼讲黄老之学的，这是根据老子的议论，而同时假托黄帝之说的，例如陆贾《新语》中有《无为》篇，批评秦代法令繁苛，刑罚酷虐的缺点，主张行宽大政策。这样看来，黄老之学仍然是道家言，到了神仙修炼，就不是本来的道家言而是道家的变种了。杂家书前曾说过《吕氏春秋》（毕沅校本好）及《淮南子》（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可看）两种，东汉初年大哲学家王充所著的《论衡》，后人也将它列入杂家，这部书非常重要，下节另加说明。

王充之学

王充哲学属于道家一派，他的《论衡》一书即根据道家自然主义的观点来批评当时一般人的迷信。他驳斥阴阳家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认为人死后没有灵魂，祸福是人自己所造成，不是鬼神主使的。他对于历史的见解是今优于古的进化观，反对一般人贵古贱今的观念。王充的方法论颇符合科学，他立论必根据事实、证据，再以心意诠订之，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统一。他的人性论，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可随环境而变迁，所以要注重教育。他在《非韩》篇非难韩非，在《问孔》及《刺孟》篇，说明孔子、孟子的学说里也有矛盾，在《说天》及《说日》篇，非难邹衍及天文家的学说。他对于《论语》里面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一点，提出反对的意见道：“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有成？……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自孔子成为偶像以来，数千年来，没有人敢公开批驳孔子的议论，只除了王充和明朝的李卓吾两人。李卓吾的书曾被人焚烧，王充的书幸获保存，这又可见汉代虽尊崇六经为官学，民间的学术思想仍然自由，宋明以来，儒家的思想专制方才变本加厉。清代研究诸子的风气渐开，乃在参证经义的大题目下进行的，并不敢阐扬诸家绝学，与儒家分庭抗礼。因此王充之学特别值得注意。《论衡·说日》篇说：“日之长短，不以阴阳……夏时日在东井，冬时日在牵牛。牵牛去极远，故日道短；东井近极，故日道长。”又说：“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这又可见王充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与充满术数观念的阴阳家及今文派儒家比较，真不知进步了多少！可是王充也有一个大缺点，就是认为个人的贵贱祸福，国家的盛衰治乱，都由命中预定，人力不能改变它。这仍是受了时代的限制，免不了世俗之见。

魏晋时代的玄学

三国六朝时代，儒家经学衰微，拘牵文字，不讲大义，道家思想于是占了支配地位。当时的人称道家之学为玄学，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周易》（《易经》）虽是儒家经典，但经老庄派学者的注解，也道家化了。当时注解老庄的极多，差不多可以和儒家经传的注疏相颉颃。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何晏的著作为《老子道德论》及《论语集解》，王弼的著作为《易注》及《老子注》。此外郭象的《庄子注》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何晏、王弼等的思想是继承庄子而不是继承老子的，以虚无寂灭、超脱现实为主。在此等思想影响下，产生了阮籍、嵇康、刘伶等的“清谈派”。阮籍著《达庄论》，阐明“万物一体”的学说，又作《大人先生传》，攻击“君子之礼法”。嵇康作《释私论》，指明“君子不以是非为念，但虚心率性而行，自然不违道”。刘伶作《酒德颂》，表现一种放荡不羁的人生观。当时有人伪托列御寇所作的《列子》，内有《杨朱》篇，也是说，只有快乐享受是人生之目的及意义所在（张湛作《列子注》，人们怀疑《列子》就是他编撰的）。此等哲学思想，表面上是乐观的，实际上是悲观厌世、消极颓废。由清谈派再发展下去，便成葛洪一派的神仙修炼之术（《抱朴子》），这是逃避现实的最后归宿。就玄学时代的著作讲，以郭象的《庄子注》为最有价值，因其对于庄子的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都能充分发挥。郭象说无不能生有，天地万物都是“块然而自生”，即所谓“独化”之理。又说天地万物，“彼我相与为唇齿”“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又说：“治乱成败，遇与不遇，非人为也，皆自然耳。”“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这就是说，一件事的产生，乃整个客观环境所造成，不是一二特殊人物所能独创的。又说万物彼我“相反而不可以相无”，似乎就是说明对立的统一。他又说：“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讲到社会制度，则说“夫礼义，当其时而用之，则西施也，时过而不弃，则丑人也”。讲到人性，则说“人性有变，古今不同也”。这些见解都很透彻。至于神秘主义，就是所谓“至人”或“圣人”人格的解释，那就是忘彼我，统小大，齐死生，同是非，泯除一切差别的观念，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所以章太炎说郭象承何晏“圣人无情”之说来解《庄子》，在他的笔下，“圣人竟是木头一般”。

子学之兴起与消沉

中国学术菁华，全在周秦诸子，不但哲学思想高深微妙，远过于后世儒家（章太炎说宋明理学不如佛学的精微，但周秦诸子则包含了那样精微的哲理。冯友兰说理学是哲学之哲学，古代只有公孙龙子讲求这种纯理的学问。人们见解虽然像这样的不一致，但无论如何，不能不说周秦是中国哲学思想最发达的时期），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在那时萌芽了（如法家的政治学，名、墨、儒、法各家的逻辑学，墨家、阴阳家的数学，阴阳家的天文学，兵家、墨家的军事学等）。诸子时代的学风有最可注意的数点，就是（一）有创造性，不相抄袭；（二）为专家之学，易于求精；（三）后学阐扬前哲，不为旧说所限，易于进步；（四）各派互相驳辩，思想日益精密。但当时何以发生这种百家争鸣的学风？那就以社会剧激变化为主要原因。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器已普遍使用，农业、手工业骤行发达，商业因而产生，大商人如弦高、计然、范蠡、吕不韦等人，不但富超王侯，而且操纵政治，但旧时贵族，反而有很多没落起来的，因此新兴豪强希望有中央集权政治的出现，结束纷争割据的局面，以便利商工的发展，而旧时贵族，则希望恢复封建初期大小诸侯和平共居的局面，因此形成新旧思想的对立。同时各封建诸侯国，因地利的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如齐有鱼盐之利，用国营方法而致富强；秦用商鞅的农战政策，开荒垦殖，普遍施行军事训练），造成了加紧兼并弱小的趋势。到后来七雄并立，斗争的规模更扩大，也更激烈，大家都想吸收人才来帮助自己，所以提倡讲学，奖进文化，已成了列国通行的政策。当时文化中心，如齐国的稷下等地为人文荟萃之所，对于学术研究的鼓励是相当大的。其次，就是知识的逐渐普及。因为过去知识全由封建贵族所垄断（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由于贵族的没落，将知识带到民众中间去传播（如孔子在民间讲学），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加以社会交通的频繁，首先是通商与外交的往来增多，打破了封建初期移徙住居的限制，使文人策士，也能自由奔走游说于各国，收互相观摩互相促进的效果。

诸子学说，无不为了“救时之敝”（《淮南子》），不过因其地位的不同，见解的各异，而造成种种不同的方案罢了。如墨家、法家以及儒家的荀子等，都是主张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的；如老子，是主张恢复旧时“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的；如孔子，是主张当时霸主实行尊王攘夷政策来恢复并巩固封建旧秩序的。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当时现状都不满意，主张改良或变革一下。然而假使仅有纷争的局面，而没有新兴进步的社会层，如五胡十六国或五代十国的局面，那种活泼进取的现象也不会产生。因此，我们从诸子学之所以盛，可以推论到诸子学之所以衰的道理。

秦汉大一统之后，历代帝王尊重儒术，以利禄为提倡经学的工具，造成诸子百家的消沉，这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如三国六朝时代，儒学本身也很消沉，而结果仍然没有学术隆盛的气象。这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社会阶层并没有新的发展的缘故。在秦汉之间，商业虽一度发展，但因生产方式没有进步，政府又厉行抑商政策，商业终于没有大的发展。到六朝以来，社会经济虽然略有进步，而进步很小，生产方式大体仍然和两千年前差不多，和我们接触的异民族，始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游牧部落，所以直到近世与西洋各国交通以前，学术思想再没有重振的可能。

周秦时代过去以后，只有后汉王充是一个特异的思想家，魏晋玄学不过使道家思想走向庸俗化，并没有什么成就。自此以后，诸子学已成绝响，直到清代，才有人研究它，但这都限于训诂、考订、校勘，并没有注意到义理的发挥。今后整理国学，对于清代人所谓诸子学不能不有所改变：第一，诸子学不能成为一种科目，应当归属于中国哲学史，更确切点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或古代思想；第二，应当注意义理的探讨及时代背景的研究。至于从旧的传统中寻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础，那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初步工作所能办到罢了。

第八章

佛学

初期的佛教

“佛”是佛陀（Buddha）的省称，原义是“大觉”，兼有自觉及觉他的意义。在印度，从来一切觉者通称为佛，到释迦牟尼出生，集过去一切佛的大成，为未来一切佛所宗仰，于是成为佛教的教祖。印度有四大门阀，第一等为婆罗门族，即僧侣，第二等为王族，第三等为农商，第四等为贱族。释迦出身于王族，反对婆罗门教，认为外道，佛教于是成立。释迦为族姓名，牟尼为出家后之字。释迦约于公元前五六二至前五五二年间降生于印度之迦毗罗卫国，为净饭王的太子，曾纳三妃，生一子，但太子在青年时期，即悟到尘世苦恼，有解脱思想。年十九，出家修苦行，至三十五岁成道，到处说法传道，享寿八十而卒。释迦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阿那律、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优波离、罗罗、阿难陀十大弟子。佛灭度后百年，佛徒内部相争，分东西二派。当佛生时及其灭度后二百年间，佛教传播区域，还不出恒河流域以外。当时信徒多系商业的富人、与商业发生关系的王族，及婆罗门的脱落分子。大约在公元前三五〇年至公元一五〇年（中国东周显王十九年至东汉桓帝和平元年）之间，是原始佛教思想生长之期。当时印度社会，大体上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代表此期佛教思想的经典是《阿含经》。《阿含经》所表现的思想颇复杂，除解脱哲学外，还夹杂有万有灵魂论、图腾主义、祖先崇拜等原始的宗教要素。就其解脱哲学看来：第一，是认定生存为苦恼（无常观），力求解脱，而争取“无老无死无愁忧戚无秽污无上安稳涅槃”（涅槃译言圆寂，即永寂不动的精神境界）；第二，是注重宗教的实践，而非难形而上学的思辨；第三，是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生存的事物都随时生灭变迁，没有永恒性，而永恒存在的实体我，也是没有的），“因爱生苦”（爱即要求我的永恒之欲望），“无我（无爱）即无苦”为根本思想；第四，是以为“老死”的苦恼有一系列的条件（十二因缘），而最后为“无明”（无知之意，指不明白佛理），佛教主旨在于断灭无明，解脱烦恼，而到达于无上安稳的涅槃；第五，所谓“诸法无我”，是说现实的我之中并没有常一主宰的我（灵魂），必须死后进入涅槃（脱离轮回，不再投胎为人或变别的东西），然后才能到达于我的永远的生存；第六，有时又说“一切诸法均为实有”（“法”包括事物或思想等一切存在而言）。综上数点，可知原始佛教思想是主观唯心论（认定精神的我可以永存），同时又掺杂了物心二元论（诸法也为实有）的成分。

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到阿育王在位时，渐渐传播到印度以外，如缅甸、锡兰、阿富汗等地，阿育王以后三四百年，佛教渐盛行于上述各地及中国，而印度内地反衰。当公元二三世纪之间，龙树比丘唱诸法皆空之说，为大乘空教之祖。四五世纪之间，无著及其弟子先后阐扬大乘佛法，而创唯识宗。六七世纪之间，陈那革新因明学（佛教逻辑学），护法著《成唯识论》以发展无著、世亲的教义，其弟子戒贤继承之，而和他们对抗的则有继承龙树理论的法辨及其弟子智光。唐时中国玄奘大师到西域，对以上两派理论都有研究。同时到中国传佛教的，有菩提达摩、真谛、达摩笈多、法藏（贤首大师）等。公元八世纪，印度佛教渐衰，其时来中国传教的，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实义难陀等，而中国义净法师游印度，留滞南海诸国，回国后颇有译述。

佛教东移，分两条道路，一条是北方路线，经新疆一带入中国，一条是南方路线，由印度、缅甸、暹罗、安南等地入中国。后来又由中国传到朝鲜、日本。中国输入佛教在东汉明帝时，公元六十五年，明帝遣使到印度求佛经，结果得了佛像经卷，并和迦叶摩腾同回，自此二三百年间，印度及西域佛教家，到中国学汉文、传教、翻译的很不少。自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佛教思想支配了中国学术界，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都是佛学家。

当南北朝对立的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颇利用佛教以对抗南朝，于是中国儒者与道家曾有联合反佛的运动，如梁朝范缜著《神灭论》（论人死后没有灵魂），刘勰著《灭惑论》，宋代顾欢著《夷夏论》，曾引起佛教徒的许多驳辩（载于《弘明集》及《广弘明集》）。另一方面，一般学佛的人，又多半用老、庄、《周易》的思想来说明佛教教理，即所谓以外典（非佛教的经典）释内典（佛教的经典），名叫“格义”。

“格义”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凡一民族接收外来的文化，常常拿固有的民族文化作基础，这就是佛教所以中国化的理由。中国人讲佛学时所加入的中国思想倾向，大致有几点：（一）中国古代哲学，都以为吾人主观之外，实有客观的外界，但佛学则说外界虚妄不实（空），中国人以为这说太怪，所以讲佛学者多半将佛学所谓“空”另加一番解释，使外界为“不真空”。（二）中国儒家主张在“自强不息”之中，求人格的最高境界，即使富于出世色彩的庄子，也不以全然不活动的人为理想中的真人、至人，因此中国人对于佛之境界，也认为并非永寂不动，佛虽“不为世染”，而亦“不为寂滞”，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三）因印度门阀的等级很严，故佛学中说有一种人没有佛性，但中国人却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讲佛学时，认为人人都有佛性。又佛教中有轮回之说，认为今生修行的成就可做来世修行的根基，如此历劫修行，积渐始能成佛。但中国人却说即在此生中可以“顿悟成佛”。以上数种倾向，在印度佛徒中也可能有，但中国人则特别加以发挥，如前所述龙树一派“诸法皆空”的原理，中国人因其近于老庄，颇容易接受，至于无著、世亲的万法唯识论，就和中国思想不大接近，引不起很深的兴趣。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后来竟产生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几个特殊的宗派。

流传中国诸宗派

中国接受佛教思想的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汉至魏晋，以纯粹翻译为中心；第二阶段是六朝时代，以“格义”的理解为中心；第三阶段是隋唐时代，这时印度旧有佛教各宗在中国既有新的发展，中国自身也建立了新宗，而形成中国特有的独创的佛教哲学。兹将隋唐前后佛教各宗在中国发展的情形，列一简表于下：

上表中十五宗派，其中四论、涅槃、地论、摄论四宗，在印度本是独立大宗，在中国就丧失了独立地位；毗昙宗只盛行于六朝之前；隋唐为中国佛学成熟期，当时流传中国的宗派只其余十宗而已，而十宗之中，俱舍、成实二宗的地位，比较次要，因其仅足供他派参考。

小乘诸宗

佛教的修行分声闻乘（闻者或弟子闻佛陀之声而决心修行，以自利为主，期得阿罗汉之果）、缘觉乘（亦称独觉乘，乃指不受教，以独悟进入解脱而言）及菩萨乘（以智上求佛道，用悲下救众生，自利而兼利他，以利他为主，期得佛陀之果）。小乘佛教以前二乘为主，尤其以声闻乘为主。大乘则以后一乘为主。小乘与大乘的形成，是由于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原始佛教分裂成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个系统，上座部系统是小乘佛教，大众部系统是大乘佛教。所谓小乘佛教的名称，乃是由于大乘佛教以其教理浮浅所加的名称（乘是车子，有载道之意）。就哲学上看，小乘、大乘同是解脱哲学，不过小乘大体上是以心物二元论为基础，故以我为空而法为有，但大乘则站在主观唯心论的立场，认为我法皆空。

中国属于小乘佛教的宗派有毗昙、俱舍、成实三宗。毗昙宗的思想是心物二元论，俱舍宗是不彻底的唯心论，成实宗是绝对唯心论。毗昙宗所依据的典籍为《四阿含》《十诵律》《六足论》《发智论》以及《大毗婆娑论》（佛教典籍分经、律、论三种，总名三藏，律是讲戒律的，论是解经的，经与论，犹如儒家的经与传一样，毗婆娑是解释论的，又译作广论，中国佛学家解释论的著作，称为疏或记）。俱舍宗的主要典籍是世亲所著的《阿毗达摩俱舍论》（意译是《对法藏论》），相传世亲原属毗昙宗，因不满意于该宗“一切诸法均为实有”之说，乃另立一宗，所以俱舍宗可看作毗昙的修正派。成实宗的创始者诃梨跋摩，原来也信仰毗昙宗，后来因不满意诸法实有的命题，同时对于俱舍宗的承认心法、色法（心法即各种心理现象，色法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所依的五根，及其对象五境，如颜色、声音等）为实有的主张，也认为不彻底，乃作《成实论》一书，阐明“一切万有皆为空虚”的理论。此宗与大乘接近。

传自印度的大乘诸宗

大乘诸宗，从印度流传中国者，为三论宗、法相宗、净土宗、戒律宗及密宗。（一）三论宗所直接依据的典籍，是龙树著的《中论》《十二门论》及龙树弟子提婆所著的《百论》，此三论在六朝时由鸠摩罗什译成中文，隋代嘉祥大师作疏，自是以后，三论宗乃盛行。三论的主要内容，是一面批评外道（不知法我二空之理的叫外道）及小乘（毗昙知我空，不知法空，俱舍法空仍不彻底，成实已明二空，而照犹未尽），一面阐明大乘正义，即“空”的原理。此宗思想，导源于般若部诸经。（二）法相宗又名唯识宗，所依典籍有六经十一部论，而以《解深密经》《瑜伽论》《唯识三十论》为最重要，此宗中国人著述，则以玄奘的《成唯识论》、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及《因明大疏》为代表。此宗教义，就是主张宇宙万有，均为心之所变，而以站在自我人格背后的“阿赖耶识”（分识为八：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第七识时时思量有个我在，即执第八识为我）为显现万有的心的本体，本质上不外是纯粹的主观唯心论（说明方式与西洋的主观唯心论稍有差别，西洋的主观唯心论，认为一切外物都是感觉印象的集合，但唯识论却承认器世间在前六识感觉经验之外，而仍在第八识之中，不离识而存在）。（三）戒律宗，即律宗。佛教信徒所遵守的戒条，叫作戒律。戒律的解释因宗派而不同，但是一般所谓律宗的律，多系指小乘的戒律说的。这种戒律完全译成中文的有《十诵律》《四分律》《僧祇律》《五分律》四种，而以《四分律》最为通行。《四分律》又分成了三派，其代表人物是：一、终南山的道宣律师；二、相州日光寺的法砺律师；三、洛阳西太原寺的怀素律师。以道宣派为最占势力，号称南山宗。道宣援引法相宗的教理来解释《四分律》，故该宗在哲学上无独立的意义。（四）净土宗，因教人信奉念佛法门，发菩提心，往生极乐世界，清净佛土，故名。念佛缘因出于《起信论》，后来龙树、世亲也论到过念佛。中国开宗，起于东晋慧远，他曾在庐山结莲社。魏时昙鸾继之，学长生于印度来华僧人菩提留支，留支授以净土教义。唐时道绰及善导又继续昙鸾，提倡专修净土法门。此宗哲学上也属于主观唯心论，而宗教性更浓厚，其主张念佛，系认为先验的虔诚，即菩提心的“称念”可以解脱罪恶，往生净土。重要经典为《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称为“净土三经”。中国人的著作有昙鸾的《往生论注》，道绰的《安乐集》及善导的《观无量寿经疏》等。（五）密宗，又称真言宗，唐开元后始传入中国。此宗原分《大日经》与《金刚顶经》两派。《大日经》派善无畏东来，传道于中国一行禅师。《金刚顶经》派有印度人金刚智及不空两师弟来华，后传至惠果，即将两派合而为一。此宗行道作法，灌顶传授，过于神秘离奇，明朝特申禁令，不许传授，后来只有日本尚传此宗。哲学上此宗也属于唯心论，它认定主观与客观，心与物，是一体的，不但众生均具佛性，就是我们的肉体手足也是佛陀的肉体手足。

中国独创的大乘诸宗

（一）天台宗，萌芽于北齐朝，其时有慧文大师读龙树《中论》有所感悟，立“一心三观”法门，传授给南岳慧恩禅师，慧恩又传天台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名智隋朝人，诵《妙法莲华经》而得法华三昧（三昧是奥妙的意思），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三书，为天台一宗之祖。其弟子章安大师著有《涅槃经疏》，唐代的湛然也有重要著作。又有《大乘止观法门》一书，不知何人作，颇足代表此宗哲学。此宗大致是以三论宗、四论宗及涅槃宗所根据的理论及龙树的《大智度论》为主，而以《法华经》为本经，对于《大品般若经》亦引用《法华经》解释之，故又称“法华宗”。天台宗说自性本具善恶等法，方能造十界因果。他宗专主性善，此宗兼主性恶，是与他宗大不同处。（二）华严宗，又名贤首宗，创始者系杜顺禅师，中间经过智俨，至法藏（贤首大师）而达于完成。其后有四祖澄观（清凉大师），五祖宗密。宗密原属禅宗，后来改宗华严，称圭峰禅师。此宗经典以《华严经》为主，并依据世亲的《十地论》。著作以杜顺的《法界观》，智俨的《搜玄记》，法藏的《华严探玄记》《金狮子章》《大乘起信论义记》，澄观的《华严疏钞》，宗密的《原人论》等为最重要。该宗立一恒常不变之真心为一切现象之根本，其说为一种客观的唯心论（天台宗也相类似），与法相宗的主观唯心论不同，所以法藏判法相宗为始（始即初步的意思）教，又于所著《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及《大乘起信论义记》等书反驳法相教义。（三）禅宗，禅即梵语“禅那”的音译，其意义为坐禅或静虑。该宗传述的历史，说此宗直接受释迦佛的心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至第十二祖菩提达摩传入中国（在梁武帝时），是为中华初祖。传至五祖弘忍，分为南北二宗，北宗以神秀为六祖，南宗以慧能为六祖。南宗更强调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加之慧能弟子神会，以其所学攻击北宗，结果倾动一时，南宗乃为禅宗的正统。禅宗不立文字，著作很少，今所传者有《六祖坛经》、敦煌本《神会语录》，及慧能之弟子石头希迁所著《参同契》（仅二百余字）一篇。禅宗修行，以“无念”为主，所根据的教义仍是大乘法相教等，不过禅宗注重实行，不大谈宇宙论。此宗唐以后更盛行，因中国思想统系和它接近之故。

佛学与儒学

六朝时代，学佛者多援引儒、道两家经典解释佛经，同时反佛者则强调儒、道思想与佛家思想的对立。前已说过，这种相迎相拒的情形到唐朝还是继续着，不过稍有一些变动，就是在哲学上，佛学已经掌握了思想界的支配权，儒家虽然在政治及伦理方面排佛，但在哲学思想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佛家的影响，甚至于暗用佛学来解释儒经，至于道家哲学则早已不为人们所注意，当时所流传的只是后汉张道陵所创的道教及葛洪的修仙之术，不外乎宗教迷信而已。当时排佛的学者有韩愈及李翱。韩愈思想，表现于《原道》《原性》《原人》《谏迎佛骨表》《与孟尚书书》等文字中，其阐扬仁义道德，推崇孟子，引用《大学》，提倡道统诸点，形成了宋儒思想的先驱，但其辟佛论据，不过严夷夏之防的旧套，并没有哲学的意味。李翱思想可以他的《复性书》三篇为代表。韩愈及李翱的人性论都系以性为先验范畴。而“性善情恶”说，尤其显然是出于佛家思想。韩、李所谓性，等于佛教所谓“本心”——唯识家所谓“慧”，其所谓“情”，则等于佛教所谓“无明烦恼”——唯识家所谓“智”。李氏所谓“灭情复性”，等于佛教断灭无明烦恼求返本心，或存慧去智的主张，所以章太炎说他们实际上相信佛理，可是表面上不肯承认。

唐朝另有两个思想家，柳宗元与吕才，比较有独到的见解。《柳宗元文集》中所载《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天说》《封建论》《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送僧浩初序》等文，可为其思想的代表。柳氏驳斥宗教神话，反对君权神授说，近于无神论与唯物论，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佛道与孔子之道相合，而成了佛教唯心论的“应声虫”。吕才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无著作传世，仅《旧唐书》本传中有些断片，但由于他那种对迷信神秘思想的反驳，产生在佛教唯心论的支配时期，使我们感到他的思想特别出众。

佛教徒方面有一个宗密，对于佛教各宗思想及儒、佛两家思想的比较颇有研究，他把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原人论》，这论中有许多见解，又给予宋儒以影响。宗密首先指儒、道两家的万物自然变化论为“迷执”，说它不能解释人何以秉无知之气而有知的缘故。其次分佛教思想为五等，由浅而深：（一）人天教——讲业执及持戒生天（免再堕尘世），但未能说出造业的是谁，受报的是谁。（二）小乘教——以色、心二法为世界人生之大本，即心物二元论，此宗说世界经成、住、坏、空四劫，周而复始，宗密将它比附儒、道两家学说。后来邵雍、朱熹等儒者的宇宙发生论，又受了宗密的暗示。（三）大乘法相教，即唯识宗，此宗所立之阿赖耶识，永不间断，比小乘教所说的心（思虑之心，可间断）进了一步。（四）大乘破相教，此宗即大乘空宗，认唯识之识亦是虚妄。以上四宗，宗密都认为“偏浅”。（五）一乘显性教，宗密认为此宗才算佛教了义。此宗系大乘性宗，以本觉真心为一切根本，即天台、华严所讲。宗密又以为儒、道及佛教中前四宗所持的见解，也都是真理的一部分，又立《会通本末》一章于《原人论》中把它们综合起来。其中以“心”与“气”对举，似乎是程、朱理气二元论的根据，又说“气亦心之所变”，又似是陆、王“宇宙即是吾心”说的根源（参阅下章）。

因明学

因明是佛教论理学或逻辑，而发生于佛教以前。印度古时以因明教儿童。释迦幼时，曾从婆罗门受因明学。《解深密经》最能表现他的论理思想。其后有龙树的《方便心论》、无著的《瑜伽师地论》、世亲的《如实论》，都谈到因明学，但仍因袭古法。至陈那出，创三支因明法，比较简明，为后人所遵用。

为什么论理学叫因明呢？“明”就是学术的意思，讲“立言所因”的学术，就叫“因明”。因明的目的在于宣传教义，驳斥异说，使他人了解。建立正面的主张，叫作“能立”。驳斥反面的主张，叫作“能破”，反面的言论，叫作“似立”及“似破”，表示它似是而非。又因悟他以自悟为本，而讲现量智与比量智。现量智是不依赖语言文字而直接证知的方式，就是直觉。比量智是依文字语言推论而知。不正确的直证与推论，叫作“似现”及“似比”。能立的论式分“宗”“因”“喻”三支，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相似，兹将两式列下以资比较：

因明将断案（结论）放在前面，兼为立言之规则，因为要向他人宣传教义，就得首先提出主张的内容，然后加以证明。三段论法为纯粹演绎法，因明包含了归纳法，因为“同喻体”之下还有“同喻依”为实证，还有“异喻体”及“异喻依”来帮助。

唯识论中的心理学

现代佛学家常说佛学包含心理学，如如来藏宗的心理学，即《楞伽经》与《大乘起信论》所讲的，以一心分为“真如”“生灭”二门。真如是真心，即如来藏心之实体，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有差别的。生灭之心，有差别相，差别由妄念而生。若离妄念，而观“无念”，则仍为真如。真如生灭，本非二物，由觉、不觉而生分别。又如般若宗的心理学，即天台宗所讲的“一心三观”法门。三观是空观、假观、中观：空观破见思惑，证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观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解脱德；中观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法身德。总之此宗对心理现象不重分析，但说一切心行俱是虚妄。只有法相宗的心理学，对心理现象分析很详，和内省派心理学确实相似。按照唯识论的分析，心法有八种：一、眼识，二、耳识，三、鼻识，四、舌识，五、身识，六、意识，七、末那识，八、阿赖耶识。前五识是依眼、耳、鼻、舌或身发生出来的知识。至第六识，与普通心理学所谓意识略同。此种意识又分两种：一、独头意识，乃于离开五官感觉之后单独构成，略似心理学所说的“想象”；二、同时意识，乃依前五识之一或多与第六识同起作用。人类平常能觉察到的识，多半是第六识，如各种思想、感情等心理作用，这都是第六识的功用。但要了别色、声、香、味、触五尘境，非同时意识不可。第七识名末那，末那是梵语“意”，此即意识（第六识）的根，犹如眼、耳等为前五识之根一样。末那又即“恒审思量”的意义。“恒”是经常不断，“审”是决定不惑。第七识经常执第八识为“我”，因而发生我贪、我痴、我见、我慢（我慢是唯我至上）的“四惑”，要去惑须从第六识用功，消灭我执。第八识名阿赖耶，意义是“藏”。此识能将各种经验保藏无失，遇有机缘，即可复现，通常所有记忆想象的功能，就亏了有保藏作用的第八识才发生的。第八识不但能知，而且能变，有情（有情即动物）生命本身即第八识，此第八识内变根身（生命本身），外变器界（器界是根身所依止之处，即本身之表面形躯，器界又指前六识镜像所依之本质，即山河、大地等器世间，亦即康德所称“物自体”）。器世界山河、大地，除各人各动物之身外，纯粹是各个有情第八识所共变。这样，客观世界虽在同时六识之外，但仍在第八识之中，不离识而存在。所以说“万法唯识”。又，各识各有“相分”“见分”的分别。相分是所知的对象，见分是能知的作用。根身器界乃第八识相分，依此相分同时即有了知相分之见分，即“第八识见”。前面说第七识取第八识执为“自我”，即取“第八识见”执为自我。至第七识我执破除时，第八识方得舍弃藏识的名称，转成大圆镜智。前讲第八识变，其实是指依八识中所藏的种子（各种的潜能或潜势力）而变。个人虽死，世界虽灭，一切法之种子，仍可保持不失而继续存在。各人心识死时似断，其实仍不断，但在平常经验未易见到，须经戒、定、慧破脱了无明，得无分别智极显明之智慧才能见到云。由此看来，佛教心理学颇为神秘，并不是和普通心理学相同的东西。

现时佛学的趋势

据太虚大师说，中国近千年来的佛学，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注重实践，包括净土宗、禅宗、密宗；一派注重理论，包括天台宗、贤首宗、法相唯识宗。近年来中国佛法有昌明气象，于此气象中重新兴起的有密宗及唯识宗两派。密宗在中国唐时颇盛行，唐以后失传而盛行于日本，近年世界交通，学者复由日本传归，叫作东密。又有由西藏、内蒙古之喇嘛传来的，叫作藏密。他们所学所宗的同是佛菩萨的三密真言。唯识宗在唐时最盛，以后渐衰，因唐疏失传，无可依据，清末佛学家杨仁山氏由日本取回唐疏多种，如《唯识述记》等，此学于是复兴（讲因明学的唐疏也曾失传，也是由日本取回的）。近今了解西洋哲学的佛学家，因为唯识论理论精密，颇足以与西洋唯心论抗衡，所以特别重视，如章太炎、太虚法师等，都是根据唯识学说阐扬佛法的。他们甚至认为唯识论超过了西洋哲学，即章太炎说，西洋唯心论虽精，而仅有比量，不能实证，自不能比拟佛法。太炎又说，真如心非宋明理学家所能见，佛法奥妙，只周秦九流说过一些。他仍以为研究佛法，需有儒学的帮助才能免于狷狂。吕思勉则说，首先要懂得西洋哲学，然后研究佛学，才能免于堕入迷信。

第九章

理学

宋明理学的产生

上章说过，隋唐时佛家思想的勃兴，使儒家也受了影响，如韩愈、李翱等，一方面吸收了佛家理论，另一方面又要辟佛，这就是产生新儒学的先声。新儒学即在宋代开始建立的理学，它的特点是吸收佛家、道家的思想成分而发扬儒家的伦理思想与政治哲学。理学所吸收的佛、道两家思想，特别是运用在宇宙论与心性论方面，而这两方面又老早是儒、释、道三家混合的所在。如晋王弼拿道家的道理来解释《易经》——道教是阴阳家假托道家之名而创造的——也拿儒家一部分的经典，主要的是《易经》，附会于道家的学说（在《老子》一书中，只附会少数的语句如“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等）。佛教中的“格义”，是拿《老》《庄》及《周易》去解释佛经。这些混合的现象，造成了宋明理学的前提条件，而宋明理学则是将儒、释、道三家思想贯通之处整理成一体系。

宋明理学产生的另一前提，就是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烦琐无味，已经为有思想的儒者所厌弃。他们既然厌弃训诂，就不得不另找革新学术的途径。宋代有学问的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安石等都是留心政治，拿经史的义理来配合实际问题的。当时学者又有自命不凡的气概，动辄要继承孔孟，讲内圣外王之学。尤其是宋初有胡安定、孙明复、石守道三位学者，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开辟了一代学风。安定教人方法，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是“明体”的，治事斋是“达用”的，这可说是当时的新教育。在这种教育影响之下，出了不少学术人才。

就当时社会背景看，手工业与商业有相当的发展，货币流通的范围相当扩大，南宋时甚至使用纸币。在这一经济活跃的状况之下，民间文化颇为发达，如印刷术的完成，书籍数量的增加，官学之外又有民间自由讲学的书院设立于各地。自然科学方面，除印刷术外，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也在宋代。因此，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这种新的哲学，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因陆象山说“心即理”，故人们又称陆王一派的理学为“心学”，来和程朱一派的“理学”相区别，而以“道学”作为两派的总名（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也有把“理学”的范围扩大，连周秦诸子之学甚至尧舜禹汤的思想都包括进去，但又和哲学对立起来的（如贾丰臻《中国理学史》）。我们依照历史的事实看，理学的名词创自宋时，所代表的只是宋明儒家学术，决不可广泛地应用到诸子思想上去；道学与理学两名词，所指也没有什么广狭。至于“哲学”一名词，可以应用到各种宇宙观与人生观，乃至谈历史法则，可以称为历史哲学，谈政治原理，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实在包含很广。所以要说中国的诸子思想及宋明理学，与西洋哲学不一致，是可以的，若说中国只有理学而没有哲学，将理学放在哲学范围以外，是不可以的。

周敦颐与邵雍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人，世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及《通书》，是理学的开山祖。道教经典中本来有《太极先天图》（见于《道藏》中之《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濂溪所根据的大概就是这个，一说是道士陈抟所传授。濂溪取道士讲修炼的太极图来解释《易经》，成为一种宇宙发生论，他认为宇宙发生是由无极而太极，太极动静而生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濂溪由太极宇宙论导出“主静，立人极”的人生哲学，又以“寂然不动”的佛说来解释《中庸》上面的“诚”，主张“无思”“无欲”的修养方法，他在《通书》里面所写的道德论与政治论，即以“诚”为根本原理。

与濂溪同时的大学者邵雍，字尧夫，卒谥康节，世称康节先生，著有《皇极经世书》《观物篇》《伊川击壤集》《渔樵问对》等书，以象数之学著称。濂溪的太极图，即象学，但濂溪讲象不讲数，康节则兼讲象数。据史书载称，康节象数之学，传自李之才，而之才又得之于陈抟。康节学说，可分三部分：（一）先天学，这即唯心论的宇宙观，以为万事万物生于心，心为太极。其所以称为先天学者，系因康节认《易经》卦说所说的八卦方位，是文王的后天八卦，而他自己由道家得来的《先天图》中所表示的八卦方位，是伏羲的先天八卦。除《先天图》外，他还创制了许多图，如《六十四卦次序图》《六十四卦方位圆图》等。他认为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图中。（二）经世论，即由阴阳五行（实际上已抛弃五行而采取佛家四大种及成、住、坏、空四大劫的思想）而生世运之说，由世运之说而生王霸之分，前已在历史哲学一节中说过。（三）性说。康节主性善，认为性是无我的，性是物我无差别的境界，能以物观物而不以我观物，以我观物是“情”，情偏而暗，性公而明。

张载及二程

与周、邵同时而略后者，有张载及程颢、程颐兄弟。张载，字子厚，长安人，世称横渠先生，著有《正蒙》（包括《东铭》《西铭》），《经学理窟》及《易说》，以《正蒙》为最重要。横渠学说可分几点：（一）太虚论。这是他的宇宙论，他认为宇宙本体是太虚一元之气，“太虚”又名“太和”，万事万物都由它生，而万物死灭时，仍散为太虚，太虚即气，并不是绝对空虚。横渠的“太虚”包含一与多、有与无的统一性，其发展为万物，也有一定的规律，如“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物无孤立之理”“动非自外”“两不立则一不可见”“天下之物，无两个有相似者”“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坏”“无常乃所以为常”等话，都是事物运动转变之法则的说明。他还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对于寒暑、潮汐、日食、月食、风雨、雷霆以及动、植物等都有所解释。总之横渠的宇宙观，即气一元论，是唯物的。（二）性说及天人合一观。横渠讲性，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两种，似乎不知不觉地转入了二元论（但横渠说气有性，则天地之性是指整个气说的，气质之性是指个体说的）。横渠的天人合一观，更是孟子哲学中神秘主义的推演（《西铭》一文，最足以代表这种观念）。如他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天人合一的唯心论。

濂溪、康节、横渠都是理学的开创人物，至河南程氏兄弟，方才使理学确定成立。程颢比程颐长一岁，世称明道先生。程颐曾居伊水上，世称伊川先生。两兄弟均以濂溪为师，康节为友，又与横渠为戚属。二人著作，后人辑为《二程遗书》，因为从前认为是一家之学，没有加以分别，其实两兄弟思想不同，明道是唯心一元论者，他的学说是陆王一派的先驱；伊川是心物二元论者，他的学说是朱熹哲学的源泉。

程明道学说的要点：（一）是对于“性”与“仁”的解释，以为万物都受乾元一气而生，有生就有性，性即气，气即性，又以为仁就是元气，就是性，不过性是从元气静的方面看，仁是从元气动的方面看，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学者要识得此理，而以诚敬存之。这就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道理。（二）是确立了“理”或“天理”在道学上的地位。明道所谓“理”，是宇宙万有的普遍法则，是由主观方面“推”出来的，而属于客观的范畴。程氏的说“理”，与横渠的说“气”，在理学史上都很重要。（三）是分别了人心和道心。道心是指心的本性，道就是天理，为人欲蒙蔽时，就忘了天理。又以为道心就是元气，修养目的只在去道心的邪恶，故仍是道心一元论。

程伊川思想的特点在于：（一）理气二元论的宇宙观。即认为阴阳是气，“所以阴阳”的是道，道即理，气是形而下者，道或理是形而上者。（二）动静、阴阳、善恶等相反又相需的观念。但这个观念不完全是科学的，他有时又说“形”由“心”生，“理”系实体。（三）格物致知说。这是主智主义的认识论，但也并不完全是科学的主智主义，因为他承认有“生而知之”的先验的认识，又轻视“闻见之知”，说“德性之知，不假见闻”。（四）知行合一说。这是以知为主的，与王阳明的以行为主不同。阳明是直觉主义，伊川是主智主义。（五）性即理说。伊川说性即理，所以叫作理性，理性无有不善，但因气有清浊，所以人有贤愚之不齐。因气有清浊，故穷理功夫不可少。穷理就是格物，格物须是一件一件地格，然后有贯通的可能。格物即致知。所致的知，即吾人心中固有之知。所穷的理，即一物一物的理，也即心中的天理。（六）居敬说。伊川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敬是“主一无适”的意思，即心思专一。伊川的修养方法，居敬与致知并重，与明道的专存诚敬不同。

集宋学大成的朱熹

朱熹字晦庵，徽州婺源人，父朱松因不附和议逆秦桧意旨，被贬为闽延平尤溪县尉，后罢官居尤溪，生朱熹（因此，宋学中所谓濂、洛、关、闽四大学派，朱为闽派，濂是周敦颐，洛是二程，关是张载）。朱熹曾在闽、浙、赣一带做知府、知州官，又曾任枢密院编修。他所处的时代，民生困苦，外侮日亟，社会中比较进步的分子则反对和议，并主张改善民生。朱熹就是此中的卓著人物，他曾发表过主战论，又主张限制土地兼并，又创立调剂农村经济的社仓制度。在他以前，周、邵、程、张并留下了丰富的哲学遗产。二程以后，有谢良佐、杨时、吕大临、胡宏、李侗（延平）、张栻（南轩）继承着讲学。而谢、杨尤为程门二杰。朱熹受业于李侗又为杨时的弟子，所以他自己说河南程氏两夫子接孔孟之传统，而熹“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晦庵生平著述很多，达二三十种，最重要的是《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小学》（这是修身教本，不是文字学）、《近思录》、《通鉴纲目》等，如果要看他的理学思想，须研究其后人的编纂，如《朱子语类》《朱子语录》《朱子文集》《朱子书节要》等。晦庵学说大致如以下四点：（一）理气二元论。晦庵的宇宙论，系以周濂溪的太极图说做骨干，而以康节所讲的数，横渠所说的气，及程氏兄弟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的分别融合在内，所以是集以前各理学家的大成。他说凡有形有象的事物是“器”，即所谓“形而下者”。所以为是器之理是“道”，道是“形而上者”。所谓“无极而太极”，即无形而有理。天下之物，无论是天然的，或人为的，都有其所以然之理，而且这个理在物没有产生以前就早已存在。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和，又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标准。这个太极又包含在每一事物之中，犹如月映万川，随处而见。理是生物之本（和古希腊哲学中所说的“形式”相当），气是生物之具（和古希腊哲学中的“材料”相当）。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如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若气不结聚时，理亦无所附着。（二）理在气先说。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冯友兰说，理是就逻辑言，为超时空而不变者，如尚未有舟车之时，舟车之理已先在。所谓发明舟车，不过发现舟车之理而依之以做出实际的舟车，即舟车概念之实例而已。这是晦庵学说的精确诠释。（三）理全气偏说。晦庵所谓理是完全的，但具体的事物所禀受之气，则每每偏而不全。人物之性，即人物所禀之理，理无不善，即性无不善。人物所禀之气，有清有浊，有多有少，有偏有正，有通有塞。得气之正且通者为人，偏且塞者为物（但他又说，以气言之，人与物不异，以理言之，人之性特别高贵）。就人而言，禀气清明者为圣人，浑浊者为愚人，因此他的心性说，是认为性是心之理，理与气合，方才有心之灵明。心又包含情与才，情是心之动，才是心之力，情之流而至于滥者，则为欲。性是天理，即“道心”。欲是人欲，即“人心”，或称为私欲。因此导出他的修养论，即去人欲，存天理。（四）格物致知说。晦庵的修养方法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格物致知，一方面是居敬养心。格物致知，即穷理。穷理之要，必在读书。要能穷究各种事物之理，才能使吾心中之知明朗化（他认为万物之理本已具备在人心中，仍不脱“万物皆备于我”的神秘思想），而去掉人欲的蒙蔽。居敬，只是整齐收敛这身心，不使放纵，并不是要闭目静坐，不接触事物。但他也教人静坐，使心思专一。又说日间所理会而得的，入夜即须涵养。他以为常存个敬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他论政治，以为三代之治，完全合乎天理，汉唐之治，虽有暗合乎天理之处，而主要是出于人欲之私，这就是王霸的分别。所以治国平天下，也以修养为本。晦庵的格物致知说，主要的意义确如冯友兰所说，是修养方法，不过附带有科学精神在内，因为他认定理在事物中，非穷究则不能明白。他的违反科学处，在于一方面认定万物之理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误认万物之理具备于人心之中，误认圣人可以“生而知之”。所以有些人认为他是心物二元论者，又有些人认为他是唯心论者。但如说他是唯心论者，他的“即物穷理”又不合于唯心论，所以受陆王派的攻击。

陆象山与杨慈湖

与朱晦庵同时而创立一新学派的是陆象山。象山名九渊，字子静，在十余岁时，即说过“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的话。他创“心即理”说，认为穷理不必向事物上去求，只需明白本心的善，所谓格物，只是尽心，吾人做学问，只是除去此心的物欲之蔽，或意见之蔽，而恢复其本体，这就是“先立乎其大者”，就是“知本”。他的修养方法，就是安坐瞑目，存心养性，求认识自己的本心，本心既得把握，自然明理。所以朱晦庵是发展了《中庸》上“道、问、学”三字，陆象山则发展了“尊、德、性”三字。用现在哲学术语说，陆象山之学是主观唯心论，因为他认定宇宙万物都在自己心中。他是注重“思”而不注重“学”的，曾说“六经皆我注脚”。他的著作不多，今存《象山先生全集》三十六卷。

象山曾被人邀请，与朱晦庵会于鹅湖，论辩理学问题，意见多不相合，最后晦庵道：“人各有所见，不如取决于后世。”于是无结果而散。后来和晦庵还通信辩论。所谓“朱陆异同”，在学术史上成为一重要问题。鹅湖争论的焦点在于为学的程序，晦庵主张首先纵观博览而后归之约，象山则主张先发现本心而后博览，结果朱以陆为太简略空疏，陆以朱为支离琐碎。后来通信讨论的是太极阴阳等问题。晦庵认阴阳为形而下之器，阴阳之理则为形而上之道，象山则认阴阳为道；晦庵认太极是无形的理，故有“无极而太极”的话，象山则说上加“无极”是叠床架屋，宇宙间只有一个理（大约他以为气可包括在理中）。象山又说孔子并非“多学而识之”者，晦庵则说孔子“好古敏求”，未尝不多学，只不过其中有“一以贯之”之处，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则虽有“一”而无可“贯”了。可见朱颇注重归纳法，陆则纯粹演绎法。朱学重经验，陆学重直觉。陆不承认理之外有气，又说心即理，显然是主张唯心一元论。

继续象山学说的有他的门人杨简等。杨简，号慈湖，著有《己易启蔽》，他的唯心论学说比象山更透彻，他不承认有“道”与“器”的分别，或“形上”与“形下”的分别，说“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又混入佛教思想，以为一切都由意念转。杨氏以外，还有袁燮、舒璘等，不及杨氏的重要。

浙东学派

南宋学术除朱陆两派外，还有浙东的事功派，该派反对空谈性命的理学，主张研究经世致用的实学。浙学又分三派：（一）金华派，出于吕祖谦（东莱），所著《左氏博议》颇有名，他的学问虽偏于史学方面，也曾研究性理之学，思想近于陆派（重良知及省悟）。（二）永嘉派，出于陈傅良，而叶适（号水心，永嘉人）继之。水心长于批评古今学术，对于古书正伪和道统之辨，多所考论。他说当时理学派性理太极之说出于《易·系辞》，而《系辞》不一定是孔子作的，恐怕周、张、二程的学说，是接近佛学一些。著有《水心文集》等。（三）永康派，出于陈亮（字同甫，号龙川，永康人）。他说“为治之道，三代不必尽合天理，汉唐不必尽是人欲”。朱熹说这乃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所谓事功派，以永康、永嘉两派为主。这个学派，又可说是理学的批评派。

宋末至明初之理学

宋朝理学，到朱晦庵，已发展到最高峰，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象山慈湖派，还没有完成一个体系，所以在王阳明之学未产生以前，还不能与朱学对抗，因此宋末至明初，还是朱学占绝对优势的时期。宋朝继续朱学的，除晦庵门人蔡元定、蔡沈、黄干、陈淳等外，还有私淑（间接继承）朱学的魏了翁及真德秀，但了翁思想是绝对唯心论。元代理学家许衡、刘因、赵复、吴澄都是属于程朱学派的，赵偕、郑玉是属象山一派的，但吴澄、郑玉都主张调和朱陆之争。明代理学，在王阳明以前，有河东、崇仁、白沙等学派。河东的代表人物是薛瑄（号敬轩），崇仁的代表人物是吴与弼（号康斋）及其弟子胡居仁（号敬斋），他们都属程朱一派。白沙的代表人物，是陈献章（新会白沙里人，著有《白沙子集》）及其弟子湛若水（号甘泉，学说有特别处，号甘泉学派），他们的思想是属于象山一派的，对于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不无影响。

王阳明之学

阳明名守仁，浙江余姚人，因曾筑书屋于阳明洞讲学，被称为阳明先生，其学派称为姚江学派（阳明学派）。他曾学朱晦庵格物，因格竹子的理，想出病来，至三十七岁时，因得罪宦官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驿。一夜夜半，忽然大悟格物致知的方法，原不应在事物上面去探求，因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于是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种学说教人，而良知说尤其是根本。阳明的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一至三卷的《传习录》系门人所记，为其哲学思想的结晶所在。阳明的（一）心即理说，是继承陆象山的主张，他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所以反对在心外“即物穷理”；（二）知行合一说，是由“心即理”说推演而来，他说“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又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三）致良知说，是将《大学》上的“致知”，同《孟子》上的“良知”拉在一起，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此便是良知……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礼，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但唯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又说，“天地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天地矣”。可见阳明所说的“良知”，一方面是先验的知识，一方面又是宇宙的本体。

阳明所谓良知是直觉，有时又是本能或反射，所以知与行是一体。至于心即理，也就是以良知为本体的心，包含了万物的理，这和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相似；尤其和禅宗的“顿悟”相似，他曾对一看花的人说：“此花不在尔的心外”，很明显地表现着主观的唯心论思想。

晦庵哲学中本来包含了唯心论要素，阳明将晦庵著作中这一部分的言论搜集起来，强指为晦庵晚年成熟的见解，辑成《朱子晚年定论》，以证其与自己思想的一致。有人说阳明修正晦庵的学说，正和新康德派修正康德哲学一样，因晦庵与康德同为二元论者，阳明与新康德派都是唯心一元论者。与阳明同时有罗整庵（名钦顺）者，著《困知记》，指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曲解，认朱陆之学，实不相同。整庵自己主张气一元论，他说天地间“无非一气而已”，气的变化规律就是理。他的见解很高，可惜没有大加发挥。

王阳明之学，后来分为左右两派。右派以王龙谿（名畿）为代表，公然引用佛教禅宗的思想，主张无念无知，达到生死轮回的解脱，又认为儒、释、道三教可以贯通，儒家排斥异端为不合理，他把宋学以来的根本立场完全取消了。左派以王心斋（名艮，泰州人）为代表，他讲所谓“淮南格物说”，以己心为使天下国家方正的格式，心正则天下国家亦正。心斋将哲学常识化，以求实用，其行动颇不守一般礼法，喜在民间活动。他的门徒颜山农、何心隐都有游侠风，心隐最终因反张居正而被害。左派王学的空想浪漫色彩，至李卓吾而达到极点，他曾为文反对儒者，斥名教累人，又说是非本无一定。他被人们指为名教罪人，著作数次被焚，本人也被诬下狱，后自刎死。

王学末流太近于禅，又多狷狂不守礼法，所以引起一般人的不满。明末东林学派高攀龙、顾宪成等，也研究理学，讲求静坐，但对王学有所批评。又有刘宗周（号念台）讲学于蕺山书院，虽出自阳明的传统，而兼主程朱之说。

清初各大师对于理学的批判

清代学风，最初因厌恶陆王派的束书不读，空谈冥想，而展开对王学的攻击与修正；后来连整个宋明理学都被认为空疏杜撰，而产生了实用派与考证派（所谓汉学）。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由程朱与陆王之争，一变而为汉学与宋学之争。当时死守程朱家法而攻击王学的，有陆桴亭（名世仪）、陆稼书（名陇其）等；虽属程朱派而自己另有建树的，有顾亭林、王船山等；虽属陆王派而对王学有所修正的，有孙夏峰（名奇逢）、李二曲（名颙）、黄梨洲等。当时攻击理学的多半指斥其无补于实际政治，以致“武人俗士”专权，弄得“夷狄寇盗之祸”相继而起，“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另一方面，就批评理学的研究方法不实际，理学家虽主张实行三代的王道政治，而不能从古籍中考见三代政治的真相。前一种思想的产生是由于清政权对汉族的压迫，后一种则由于西洋自然科学的略有输入。由前一种批判而产生了实用主义派，由后一种而产生了考证派。顾亭林的学术，兼有这两个特征，可说是清代学术的奠基者。

亭林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有反清复明之志，曾游历北方各省，通观形势，阴结豪杰，晚年定居陕西华阴，以待时机。著作重要者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等。他的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客观实证主义与经世救时的实用主义。他批评阳明派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他还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及“经学即理学”两句名言。

王船山与顾亭林同时，名夫之，字而农，一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于湘西之石船山，被称为船山先生。著作有七十余种之多，邓湘皋集为《船山遗书》，其中《读通鉴论》《宋论》《俟解》《诗文集》有单行本行世。船山极推崇张横渠、朱晦庵，而反对王阳明。其批评阳明，不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而是从本体论与方法论立场来驳斥那种“恍惚空明之见”，比亭林等来得深刻。船山认为先有“器”而后有“道”；又反对佛氏“以见闻觉知所不能即为无有”之说；又说有无不过是聚散隐显的变化，而太虚不变；又说太极本体只有动，静也是一种动；又说体用一源，不可离“用”而另立一“体”；又说心不能离身而存在，己不能绝物。这些见解，比宋明各理学家要高明，确实能够克服佛家思想，所以李石岑曾说“船山在中国哲学上的地位，我看比朱晦庵、王阳明还要高，也比颜习斋、戴东原诸人来得重要”（《中国哲学十讲》三四三页）。

孙夏峰因为要补救王学的“虚病”，生平著作大半是文献的考证，资料的记载，而没有专谈哲学的。李二曲出身贫农，由自学成功，学说颇有平民色彩，他的哲学思想和夏峰相似，也是实用主义的。黄梨洲名宗羲，字太冲，生平因奔走国难，备尝艰苦，著作重要者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等。他的哲学思想仍然遵守阳明的主观唯心论，但加以实用主义的修正，主张把阳明“致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致”字作“行”字解，而不去静坐参悟，求见本体。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尤其重要。里面的政治学说，包含着明确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当时卢梭《社会契约论》还没有出现，而梨洲就有此卓越的思想，可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光荣。

理学批判的最高发展

上述顾、王、黄、李等，还只是对王阳明学派的批判，后来发展到颜习斋、李恕谷以及戴东原的学说，就连程朱学派也一起反对，尤其颜李学派，竟根本连汉学的考据与宋明的性理，全部给予否定，可说是大胆极了！

颜习斋名元，生平很少离开他所住的乡村，二三十岁时曾研究陆王及程朱之学，三十岁后，才完成自己的思想系统，他因为反对著书，所以著作只有《存学编》《存性编》《存治编》《存人编》四编，都是简短的小册子。《存学编》说孔子以前的教学成法，大旨在主张习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对于静坐与读书两派痛加驳斥。《存性编》是他的哲学要义所在，大致宗孟子之性善论，而反对宋儒变化气质之说。《存治编》发表他的政治主张，如行均田、复选举、重武事等。《存人编》专驳佛教。此外还有门人纂集的几种书，都收在《颜李遗书》中。颜习斋反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两句话。又主张“习事见理”，不但“口中讲说，纸上敷衍”，还要“手格其物，而后知至”。他不赞同宋儒专由读书去穷理的办法，而主张动手实验。可是他不和培根一样能开创自然科学局面，因为他所要实验的仍不过是古代儒经上面所有的古代制度，而不是眼前的事物。习斋反对宋儒理善气恶的说法，认为理即气之理，理善则气亦善，气恶则理亦恶，但仍遵守孟子的性善说。习斋反对宋儒的静坐法，而主张“习恭习端坐”，且说“端坐习恭，扶起本心之天理”，仍不脱理学家窠臼。

习斋弟子李恕谷，名塨，字刚主，生平广交游，以昌明师说为己任，他的著作比较多，他于习斋“习事见理”的主张之外，又强调“理在事中”及道理出于实事两点，反对理学家“理在事上”“理在事先”之说。因为颜习斋主张实行古代制度，李恕谷于是从事考古，这一点使颜李学派的实践精神大为减弱。

继颜李派而起的理学批判者为戴东原。东原名震，其著作讲义理之学者有《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其关于考证学方面的著作及方法，在本书第一、二、五等章已说过。东原的批判精神，近于颜李，本体论思想可比船山，方法上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比亭林还精深。他的考证学，不像后来考证家的为考证而考证，琐碎支离，而是用以阐明哲学体系，所谓“深通训诂，将以明道”也。东原认为宇宙本体，为阴阳五行之生化流行，对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两句话的解释认为“形而上”即“形以前”，阴阳之未成形质者，叫作道，已成形质叫作器，水、火、金、木、土有质可见者属形而下，五行之气，则属形而上，因此反对程朱于气的世界之外另立一理的世界之二元论。他的理论和张横渠、王船山、颜习斋、李恕谷是属于同一立场的。他说老庄释氏“分形神为二本”及宋儒“别理气为二本”是相类似的，他们是以无形无迹者（神或理）为“实有”或“得于天”，以有形有迹者（形或气）为“虚幻”或“私”而“粗”，一则以神为形之主宰，一则以理为气的主宰。其实“理”只是气化流行的必然之条理，不在事物之外。东原既认理系客观地存在于事物之中，于是又主张“察尽其实”，不可由主观方面“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东原根据这种认识论，在伦理学中，又主张感觉论的道德起源论，以为人类求生存的欲望，正是道德产生的基础。他反对宋儒“去人欲而存天理”的说法，他说：“理者存乎欲者也”“欲之失为私”“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晦庵说心具众理，象山、阳明说心即理，都违反了理是客观的这一命题，东原的分别“理”与“意见”，认为理是客观的、公的；意见是主观的、私的。他觉得宋儒常常以意见为理，其结果以理杀人，“祸甚于申韩”。但东原的思想尚不能彻底，有时还说“人之材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有先验的知能。所以他还不能与晦庵、阳明匹敌而完成其另一体系。

宋明理学的没落与新理学的产生

在东原以后的那些正统派汉学家，根本不讲义理之学。道咸以后，曾涤生（国藩）颇有不满意汉学而推崇宋学的意思，但他对于理学并没有什么贡献。晚清今文学派盛行，宋学更没有人注意。所以在清朝，宋明理学始终没有重整旗鼓。就今文学派所谈的问题看，多半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和理学家所谈的性理天道颇不一致，但谭嗣同《仁学》一书，谈到了宇宙本体，确是理学家的问题。嗣同的思想，力求冲破名教的网罗，颇有浪漫空想的色彩，他把科学知识和儒、释、道三家学说混合在一起，而建立一天人合一的“仁”的本体，和陆王派理学思想相仿佛。但他的思想在客观上是唯物的。

完全有现代科学知识及对于西洋哲学做过有系统的研究，而又继承宋学传统，加以新发展的，要算最近发表《新理学》的冯友兰。冯氏之《新理学》是继承着程朱的传统而加以相当修正的。他的宇宙观仍是理气二元论的，理是形式，而气是质料。理属于真际，属于逻辑的即形而上的世界，是超时空的。气属于实际，即形而下的世界，是在时空的。但在时空的实际的事物，又不只是气，而必须是由气依照理以形成的。他的“理”世界是不变的，而时时变化的实际世界，却要按照那“理”来变化，不过又不曾完全实现了那“理”。他的“理”是多样的，每一事物有其所以然之理。他的“理”是包含矛盾的，如他说，事物依照理而有各类之性，有各个体之性，但个体之性与类之性可以有冲突。他修正了朱子“物物有一太极”之说，认为“太极”是一切理之总和，一物只能有一极（极是标准或极限的意思）。因而朱子“心具众理”说也给修正了，他以为理是客观的范畴，一心不可能具众理。他的理学，不谈各种具体的理（各种事物之理，只能由各部门的科学去研究），而专谈抽象的理，所以不至于有因穷竹子的理而生病的结果。他对于“两仪”“四象”给了新的解释，对于历史、革命、道德等，都给时势的要素以重视。他也和程明道、谭嗣同一样，认为圣人的境界是与万物为一体（“仁”），圣人是以“宇宙底心”为心，也可说是“为天地立心”，换句话说，就是“无私”“无我”，纯粹客观主义、自然主义。

第十章

诗赋词曲

文学的范围与类别

我国过去所谓文学，范围与现代文学不相符合。如孔门四科（四科就是德行、言语、政治、文学，见《论语·先进》篇）中所谓文学，是包括礼乐而言，范围很大。孔子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他把诗、礼、乐三件事联系起来，但其中只有诗是我们现在的所谓文学。秦汉以后，或者以一切文章为文学，或者以有韵的文章为文学，直到近人章太炎，文学的解释始终是和现代不同的。太炎氏说：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如照太炎的定义，文学乃是文章法式论，就是文法、作文法与修辞学，不然就是文体研究。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

从前所谓词章之学，和现在所谓文学大致相当，虽则讲词章之学的，偏重形式，但其中包含了真正的文学作品。四库书中，文学大概都在集部以内，但并不完全如此，一种文集，往往把议论文、考据文、应酬文和文学作品兼收并蓄，因此集部书中，有大部分文字不是文学，而是史学、哲学或日常应用文字，而集部以外，却又有文学作品，例如《诗经》，虽属经部，实际上是纯粹的文学书。在现代文学中占重要位置的小说，过去属于子部，而且只包括笔记琐闻，不容纳《水浒》《红楼梦》等白话小说。戏曲也不列入文学正宗。总而言之，语体的文学作品，向来是搁在文学范围以外的。

过去文学的分类非常烦琐，如《昭明文选》分诗文为三十七类，诗一类又分二十二子目，又如古今诗体以题目分（如谣、吟、歌行、咏、操……），可得二十余类；以作者分，可得五十余体；文体，姚鼐《古文辞类纂》分十三类，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分十一类，在《涵芬楼古今文钞》（吴曾祺编）中则于十三类下再分子目，共有二百十三目，在《今古文综》（张相辑）中分为四百五十五目。我们现在不采取那种无意义的类别，只大致分为诗、赋、词、曲、骈文、散文、小说、戏剧等类别来说。

最早的诗总集

集部的书有总集与别集的分别。凡汇录多数作家的作品，叫总集，仅包含一人的作品，叫别集或专集。《诗经》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总集，这部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古希腊荷马的《奥德赛》与《伊利亚特》。本来人类最初的文学是诗歌，其他的文学形式大致都从诗歌发展出来，我国的《诗经》是最早的一部纯文学书，后世各种文学都从它发源，正符合了文学发展的公例。从《诗经》演变而为《离骚》，再挨次演变为汉代的赋，六朝的骈文，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而骈文的反动，又产生唐宋的古文，都不是偶然的。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以风为最有文学价值。风是从民间采录的歌谣，包含了许多抒情诗以及表现生活痛苦的作品。至于雅、颂两部分，是当时朝中士大夫所写的，有些诗，篇中就把作者的名字写出了，如《小雅·节南山》篇有“家父作诵”句，《小雅·巷伯》篇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崧高》篇及《烝民》篇都有“吉甫作诵”句。在雅诗中，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作品，有的是美丽的神话与传说，有的是社会不安时期之沉痛的呼声。此外，则多是歌颂功德、夸耀国威的乐歌。这些雅诗，可说是叙事诗，是史诗。颂也包含史诗，如《商颂》的《玄鸟》等篇。《诗序》以风、雅、颂各部分的第一篇为代表作，称为“四始”，即《关雎》为《国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周颂》之始。尤其《关雎》一篇，很受推崇，孔子曾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整个《诗经》说，孔子也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赞美之辞。又，《国风》的开始两辑是《周南》《召南》，这“二南”列在各国之前，而背景却是江汉一带，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地方。据说是南国被文王之化，而产生温柔敦厚的歌诗，比其他国风来得正派一些，所以列在最前，且有把它们从《国风》分出另作一类（而称为南、风、雅、颂）的。究其实所谓“南”就是南方乐歌之意，周召大约是采取南方诗的两个负责人，而“二南”即与“楚风”相当。因此，《诗经》并不完全是北方文学。

楚辞

《楚辞》是从前目录学家所认为最古的总集（在《四库全书》中，则在总集别集之外另成一类）。它是汉刘向所编辑的，包含屈原、宋玉、景差、贾谊、东方朔等人的作品。主要作者是屈原，其他作者不过仿效他的文体，所以一并附入。屈原是楚国人，和楚王同姓，楚怀王颇信任他，后来因为上官大夫在楚王面前说了坏话，被放逐于湘沅一带地方。屈原因楚国政治“开倒车”，不是秦国的敌手，有国破家亡的危险，于是忧愤而作《离骚》，“离骚”二字是“遭忧”的意思。他又根据湘沅一带祀神的巫歌而改作《九歌》，又有《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作。他后来投汨罗江而死。《楚辞》有东汉王逸注本，流传至今。

《楚辞》是由《诗经》发展而来的。《诗经》的“二南”产生于江汉之间，屈原也生于江汉，在地理上，显然有密切的关系，即就形式上说，《楚辞》用“兮”字的地方很多，《诗经》用“兮”字的地方也不少。郭沫若认为，楚国文化是因殷民族南迁而产生的，无论南方北方，都以殷民族为文化渊源，所以《诗经》的《国风》不能以南北分，总之是《楚辞》的先驱。《楚辞》的形式与内容都有和《诗经》不同的地方。就形式说，《诗经》虽有三字、五字、六字、七字或九字一句的，但以四字句为最多，可说是四言诗，《楚辞》则以六字句（连兮字算则有许多七字句）为多，而且较参差较活泼，篇章也比较长些繁复些。就内容说，《诗经》的情感是温柔敦厚，《离骚》等篇，情感非常热烈，梁启超因此论及《离骚》的作风及屈原的投江，以为屈原的性格与一般讲中庸之道的中国人不同。《诗经》中神话少，《离骚》中有丰富的神话，如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有娥、佚女等故事，这和古希腊的荷马史诗非常相似。如果拿祀神的《九歌》与《诗经》中的颂相比，后者所祀的神是祖先，前者所祀的东皇太一、湘夫人、山鬼、国殇，则多是离奇怪诞的鬼神了。屈原所歌唱的虽是神话，实在是深刻的现实反映。《离骚》一篇是他的主要作品，凡二千余字，是一篇伟大的叙事诗。《史记》上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可见《离骚》感人之深，远过于《诗经》。继屈原的诸作者中有一个宋玉，他所作《九辩》，以悲秋开始，情辞凄婉，也很有名。

赋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形式，渊源于《楚辞》及战国的策士文。赋的形式在诗与文之间，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这就是说，赋是不能歌唱只能诵读的诗（就不能歌唱说，是文；就叶韵说，是诗）。赋的意义为“铺”，为“敷”，所以敷陈事实，铺展词采。《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一为“屈赋”，二为“陆赋”，三为“荀赋”，四为“杂赋”。“屈赋”就是《楚辞》，汉代贾谊、淮南王刘安的赋，属于这一类，其特点是抒情。“陆赋”是汉陆贾的赋，属于这一类的还有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扬雄等人的赋，现在除扬雄诸作外，都已失传。这类偏于辞说，为纵横策士文的变相。“荀赋”是《荀子》书中的“赋篇”，是以咏物为主的，《汉志》所列荀子以后诸家都不传。“杂赋”全部失传，内容无从知道。就这四类看，只有“屈赋”一类，可算是文学。除《汉志》所列者外，还有许多作赋的大家，班固自己就有《两都赋》的名作。单以赋出名的是司马相如，作品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前两篇是描写田猎的，第三篇是描写神仙的，第四篇是替失宠的陈皇后抒写愁思以感动皇帝的，都是写的宫廷生活。相如生活浪漫，有与青年寡妇卓文君恋爱的佳话，后来成为汉武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又东方朔，作有《七谏》《答客难》等篇，也是武帝的“宫廷供奉”。汉代最早的赋作家以贾谊为最著，他的《吊屈原赋》《鸟赋》都是抒写抑郁不平之作，最能表现个性。其他作家，如枚乘，以《七发》为代表作；扬雄以《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等为最有名，但都是模仿司马相如，没有创新精神；东汉除班固外，有张衡，他的《西京赋》，据说写了十年，颇有名，又蔡邕作有很多赋，以《述行赋》《短人赋》《释诲》等篇为最好。

汉赋大体上是宫廷文学，内容比《楚辞》低劣很多。形式上则堆砌辞藻，铺张事物，甚至把字典上的种种物名，尽量写进去（赋家多兼为字典编纂家），又喜欢用排偶句法，所以活泼的少，笨拙的多。这种文学的产生，是由于天下承平，君主想以文字来装饰太平，夸耀功德，并消遣闲暇，而用利禄奖励起来的。但因偏重形式，内容日益贫乏，魏晋以后，便很少好的作品，所以章太炎说，“自屈宋以至鲍（照）谢（灵运、惠连），赋道已极，庾信之作，去古愈远……赋之亡盖先于诗”。但六朝盛行的骈文，却是由赋蜕变而来的。

乐府

唐以前的诗被称为古体诗（唐人诗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古体诗又分为乐府与古诗两种。自汉武帝制定郊祀之礼，设立“乐府”——一个掌管乐歌的官署，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采诗夜诵——征集民间歌谣及文人仿作的民谣，使延年领导歌唱，有时也制新歌曲，于是可歌的诗，称为“乐府”，其不可歌唱的诗，即称为诗，后世称之为“古诗”。汉以前，诗与乐不分，凡诗都是可歌唱的。汉时歌（乐府）与诗分开，而民间歌曲，却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凡文人仿作的民歌，或模仿古乐府而成但不能入乐的诗歌，也称“乐府”，或“新乐府”。

乐府虽然是武帝时设立的，乐歌则武帝以前老早就有，如汉高帝作《大风歌》，令沛中儿童百二十人歌唱，高帝好“楚声”，他的《鸿鹄歌》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乐》都是“楚声”。武帝时既设立专官，又使司马相如等增制十九章之歌，又采集燕、代、秦、楚之民谣，采用箜篌、横吹等外族乐器，李延年又依胡曲而造新声，因此音乐大起变化，而乐府诗也由此盛行。但西汉到东汉初年，还是乐府的产生时期，到东汉末年及建安前后，方达全盛阶段，建安以后，则多模仿之作，隋唐以后便逐渐衰落了。据郑樵《通志·乐略》载称，汉代制作的歌曲有《短箫铙歌》《相和歌》《郊祀歌》等十余种，每种有若干曲。相和曲中有《薤露》《蒿里》《陌上桑》《箜篌引》等，都采自民间，《陌上桑》及《箜篌引》歌词写得很动人。《郊祀歌》系邹阳、司马相如等文人作品。《短箫铙歌》是鼓吹曲，发声宏大，用于军中。东汉时乐府诗，如辛延年的《羽林郎》、繁钦的《定情诗》等，都很好。南北朝时，乐府又产生了许多新歌新曲。南朝的以《华山畿》《子夜歌》等民歌最为流行，属于柔婉的“清商乐”。北朝乐府是刚健的胡声，歌词也比较质朴，有《琅琊王歌》《折杨柳歌》《捉搦歌》《陇头流水歌》等。

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所收歌诗，上自陶唐，下迄五代，其中有许多并不是乐府，但真正的汉魏乐府，亦可在这部集子中去找。

五言诗

汉魏六朝间的诗，多半是五字一句的，而建安（汉献帝年号）时代，五言诗（因《昭明文选》内多五言诗，人们便称之为“选体”）的创作尤其丰富而优美。五言诗产生于汉，和乐府不无关系，如李延年之《北方有佳人》，蔡邕之《饮马长城窟行》，蔡琰（文姬）之《胡笳十八拍》，无名氏之《孔雀东南飞》，以及前述的《羽林郎》《陌上桑》等篇，大致都是五言。但一般人多认李陵与苏武唱和诗是五言之祖，又有以《古诗十九首》为五言起源的，而作者是谁及在什么年代，则难以确定。五言诗虽不能确定创于何人，而起源于西汉，则无疑义。到东汉时，五言诗作家有班固、张衡、傅毅、徐淑、秦嘉夫妇、蔡琰等。建安时代的主要作者是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其次为孔融、王粲、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称“建安七子”。在这些作家中，天才卓越的是陈思王曹植，他的作品著名的有《美女篇》《七哀》《名都篇》《白马篇》《驱车篇》《弃妇》诸篇。其余二曹，所作亦佳。七子中诗的佳作不多，只有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最为世人称道。建安时代的诗，除五言占主要部分外，也有四言（如曹操的《短歌行》）和七言（如曹丕的《燕歌行》）的。四言诗只是《诗经》形式的残余，七言诗则是一种新形式的创始（汉武帝建柏梁台落成，曾有七言诗的联句之作，号称柏梁体，但诗的内容不及魏文帝的好）。

建安时代的作风，渐渐由朴质而转向浮华，颇着重音节和辞藻的美丽，已经开辟了六朝唯美主义的道路。直接继承建安风格的有阮籍（以《咏怀诗》著名）和嵇康，他们是所谓正始（魏主曹芳年号）文学的中心人物，同时又属于西晋的“竹林七贤”（七贤除阮籍、嵇康外，还有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都是清谈派文士）。西晋太康（武帝年号）时期的诗人还有三张（张载、张亢、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字太冲，以咏史诗著名，又作《三都赋》，费时十载）等。他们虽然继承建安的传统，而风格已变，大都词旨浅薄，偏重对仗排偶的技巧。到南北朝时，风格更趋淫艳了。

陶渊明与南北朝诗

东晋及南北朝的诗，形式上仍然是继承汉魏的体裁，以五言古体诗为主，七言古体诗次之，到最后才孕育了“律诗”的萌芽。风格则一天天走向纤巧艳丽。只有东晋末年的陶潜，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风特别不同。东晋在陶潜以前，还有两个诗人，刘琨和郭璞，郭的《游仙诗》尤其著名，但都比不上陶潜。陶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他不大高兴做官，乡居以诗酒自娱，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为“浔阳三隐”，所作诗多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形式上不讲雕琢，风格恬淡自然，但也往往有深情的寄托，他的诗如《归园田居》《读山海经》《饮酒》《咏荆轲》等篇，都为人称道。渊明又长于辞赋，有《归去来兮辞》《闲情赋》等作。在陶潜以后不久，有诗人谢灵运（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也喜欢歌咏自然，人们将他和陶潜并称（他们的诗称陶谢体），又称陶为田园诗人，谢为山水诗人，其实谢的诗不脱六朝习气，远不及陶诗的自然。后来唐朝有几个喜欢歌咏自然的诗人，孟浩然、王维（字摩诘）、储光羲、韦应物（做过苏州刺史）、柳宗元（字子厚，做过柳州太守）都是学陶诗的。

谢灵运与颜延之、鲍照（字明远）为宋元嘉（宋文帝年号）体的代表作家。灵运与其弟惠连都有文名，时人称为大小谢。灵运又与齐之谢朓（字玄晖，曾做宣城太守）并称为大小谢（灵运是大谢）。谢朓是齐永明（齐武帝年号）体的代表人物。齐武帝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好作诗，他所结纳的诗人有谢朓、任昉（字彦昇）、沈约（字休文）、陆倕、范云、萧琛、王融、萧衍等，号称“竟陵八友”。萧衍后来做了皇帝（梁武帝），那八友又是梁的诗人，因此有所谓“齐梁体”的名目。梁代君主都是文学家，简文帝特别以艳诗著名，号称“宫体”。此外，还有江淹、何逊、吴均也是梁的名作家。梁代诗的形式，渐渐注重声调格律，而风格则日益卑下，到陈代，作风更趋于轻靡，著名诗人有徐陵（字孝穆）、阴铿、庾信（字子山）等。徐陵选辑汉魏六朝的艳体诗十卷，名《玉台新咏》，于是有“玉台体”的名称。以上都是南朝诗人。

北朝诗人较少，仅北魏的温子升、魏收、邢邵稍著名，世人以“温邢”并称，又有“大邢小魏”之号，庾信渡江仕于北周，又有“南徐北庾”之称。隋朝统一南北，诗人有隋炀帝及薛道衡、杨素、虞世基、王胄等，仍上承徐庾的作风，但亦有豪健的作品，风格开始转变了。

南北朝时有女作家苏蕙，以回文诗著名。又，民歌中《子夜歌》为女子名子夜者所作。此外，谢道韫也是一女诗人。

唐　诗

唐代是旧诗的黄金时代，各种诗体都具备，各种风格都有。除继承了前代传统以外，还创造了所谓近体诗。诗人非常多，而且产生了杜甫、李白两位数一数二的大诗人。所谓近体诗，就是“律诗”。律诗的特点，是要调平仄、讲对仗的。有五言律、七言律两种，都是以八句为一首，每两句为一韵，首句也有时叶韵，中四句必须作成两个对联，也有全部都对的。又有所谓“绝句”，是截取律诗的一半，有七绝、五绝两种。六朝时阴铿、何逊、徐陵都作过五言律，但没有确定为一种格式，到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才确定。唐代诗人除作近体诗外，还作古体诗——五言古诗、七言古诗——都是两句为一韵，句数多少不定，平仄对偶都没有限制，每句字数也可变动。唐诗有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分别。初唐期约一百年，代表作家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及沈（佺期）、宋（之问）等是继承陈隋绮艳作风的，又有陈子昂、张九龄是主张素朴风格的，可说是盛唐作风的先驱。这一时期中，成立了五、七言律，发生了五、七言绝，又产生了“排律”（扩大律诗的篇幅，任意增加对联句若干韵），诗体已很繁富。

盛唐及中唐可当一个时期看，自开元、天宝（都是玄宗年号）以至大历（代宗）、元和（宪宗）、长庆（穆宗）间，约百余年，是唐诗成熟时期。代表作家除李白、杜甫外，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韦应物、韩愈、柳宗元、孟郊、贾岛、李贺、元稹、白居易等。王、孟、高、岑并称为“四唐人”。

王、孟长于歌咏自然，高、岑长于描写边塞战争生活。写边塞的诗人还有王昌龄、王之涣，昌龄有“诗天子”的称号。韦、柳风格近于王、孟。韩、孟（郊）、贾、李，格调奇僻，批评家有“郊寒岛瘦，长吉（李贺）鬼才”的考语。元、白是中唐健将，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尤其重要，他的讽喻诗最能深刻地反映现实，而又写得通俗，最为人爱读的有《秦中吟》及《新乐府》中的《新丰折臂翁》等篇。元稹（字微之）的《连昌宫词》与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是写天宝史事的名作。除元、白外，中唐诗人尚有刘长卿，是权德舆称为“五言长城”的。有刘禹锡（字梦得），取巴渝民歌，改作《竹枝词》，白居易等仿作，都不及他的原作。晚唐期诗人以温庭筠（字飞卿）、李商隐（字义山）为代表，其名作都是艳诗，又有陆龟蒙、皮日休等人专作浅近的诗，词浅而意也不深，只有杜牧（字牧之，世称小杜，对杜甫来说）诗，艳中有豪气。温李诗，宋初杨大年等学它，称为“西昆体”。又，温李及另一诗人段成式俱排行十六，他们的诗又称“三十六体”。此外有一韩偓，也写艳诗，叫“香奁体”。晚唐可说是唐诗的衰落期。

李白、杜甫

李白字太白，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后世因此叫他“诗仙”。他为人豪放不羁，颇有道家神仙一派的思想，当开元、天宝的盛世，为宫中供奉之臣，作品充溢着浪漫情调，不大受形式拘束。他在沉香亭即席赋《清平调》三章，歌咏杨贵妃，是有名的香艳诗。他又会写边塞风光，会拟古乐府，有些诗又充满了厌世观念（如《将进酒》），恰恰反映着颓废的贵族生活。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遭逢安史之乱，过了多年的逃难生活，他的思想不如太白的超脱，所以作品能深刻地反映现实，如《北征》《述怀》、“三别”“三吏”等，都是写内乱时期民众愁苦的惨况，《石壕吏》一诗尤为世所称颂。晚年定居成都，风格转为闲适，所写的作品特别多。因为他有关心国计民生的热情，所写的时事诗特别动人，所以人家称他为“诗史”。又称为“诗圣”，则因为他的诗，无论形式内容，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造诣是从学问修养与生活实践而来，不是仅凭天才。

李、杜两大诗人，各有特殊的个性，各自反映一种时代背景，李白可说是六朝以来浪漫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杜甫则是写实主义的开创者，后来白居易的诗，也是写实主义的。

唐以后的重要诗人

唐以后的诗人很多，但他们的诗为唐诗的旧形式所限，很少新的发展，现在只说说最重要的几个人。（一）北宋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诗为“江西诗派”之祖）、南宋的陆游（号放翁，诗集名《剑南诗稿》），是宋时最大诗家。苏、黄以前有林逋，以梅花诗著名；有杨亿、刘筠等，前者编有《西昆酬唱集》；有苏舜钦、梅尧臣，则以简淡高古之体，矫正西昆之浓艳。苏东坡诗学陶潜、李白，黄山谷则学杜甫。山谷与晁补之、秦观、张耒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或四君子）。师承山谷者则有陈师道、潘大临等。即陆游的诗也是从“江西派”变出来的。陆氏与尤袤、范成大、杨万里，号称“四大家”，四人中只有陆的作品富于情感，又能写实，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陆游以后有所谓“四灵”（徐灵晖、徐灵渊、翁灵舒、赵灵秀）及严羽。尤可注意的是宋末的遗民诗——郑思肖、邓牧、谢翱及其他无名作者，诗集二卷，名《谷音》，慷慨悲歌，情感真挚。（二）辽金元明数代，没有一个伟大诗人，勉强算数的，则有金的元遗山（名好问），元的虞道园（名集，与杨载、范梈、揭傒斯合称“四大家”）、杨铁崖（名维桢，号廉夫，著有《西湖竹枝词》），明的高启、袁凯（以《白燕》诗著名，人称为袁白燕）等。（三）清朝诗人，初期有钱谦益（牧斋）、吴伟业（梅村）（钱、吴与龚鼎孳合称“江左三大家”）、王士祯（渔洋山人）、施闰章、宋琬（号称南施北宋）、查慎行、朱彝尊（朱与王士祯号称南北两大宗）等，以渔洋为最著名，他是主张诗贵神韵说的。清中叶有袁枚（他是提倡性灵说的）、赵翼、蒋士铨（以上三人称“江右三大家”）、沈德潜、翁方纲、黄景仁、厉鹗等。清末有龚自珍、陈三立等，号“同光派”，其诗重骨格而少生趣，其后“南社”诸人的诗，以民族主义为主题，比较有内容；黄遵宪以新名词入诗，则形式上也开始解放。

词

词是可以歌唱并和乐器配合的韵文，句法长短参差，不像诗那么整齐，并且由于文句的长短多少，构成多种形式，比诗的体裁要丰富些。当唐诗的发展达到极点时，词已开始产生，这一新形式的文学，到宋代更成为一代文学的主潮。词的种种牌子，都由乐曲而定，因为唐时输入了中亚细亚、印度以及朝鲜等地的外国乐曲，加以新声的创制，乐谱日益繁富，文人有研习音乐的，于是将诗句变换，以迁就乐谱，凡过去在五、七言绝句中所插的散声（是插在字间的）、和声（是插在句间的），都填以实字，这就叫填词。填词就是产生词的起源。李太白的《菩萨蛮》与《忆秦娥》两词，据说是最初的词，唐朝人继起作词的不少，但所作的都是短词，即所谓“小令”。那时候诗词还没有划分界限。晚唐及五代时，词才正式成立，赵崇祚把当时的词辑成《花间集》，共得五百余首，就是最早的词集。到宋时，于小令及较小令略长的中调以外，更添长调，词体非常完备，作者如林，作品尤多绝唱，是为词的全盛时代（明毛晋编《宋六十名家词》九十卷，搜罗颇完全）。

词的初起时，多半是艳情或哀怨之作，用字有时很通俗，大概都是拿民间情歌改编的，或者仿情歌体而创作的。后来宋人创制长调，把篇幅加长，又有许多不懂歌唱的文人来写作，就把那作风改变了。在形式上，宋代的词有些散文化，或非形象化（议论）的，在内容上则有豪放派的产生。

宋代以下，词的全盛时代已过去，虽一般文人高兴填词，其中也有佳作，但都不能超过宋代，并且渐与音乐分离，所谓依谱填词，完全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形式功夫，而那种字数、平仄、韵脚的限制，徒然给文学创作以重重束缚罢了。

重要词人

晚唐温庭筠才开始于诗外另有词的创作，可说是第一个词人。五代时著名词人颇多，以南唐后主李煜为最伟大。李后主初期作品是艳情的，后期作品则为亡国哀怨之声，最为世人所激赏，如“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诸词，都极凄婉。南唐中主李璟，词亦作得好。此外，冯延巳也是南唐词人。除南唐外，西蜀也是词人产地，如前蜀的王建、王衍，后蜀的孟昶，都以国主而兼作家，其他作家以韦庄为最著名。

北宋词人可分四期说。开始是小词或令词时期，有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次期为慢词（字数较多，即长调）时期，有柳永、秦观等。慢词是柳永收俚俗语言，依新乐曲编成的，后来发展而成“诗人词”，主要作者有苏轼、黄庭坚等。而精于音律作曲的“乐府词”人，则有周邦彦、李清照等。南宋也分两期。前期有朱希真、辛弃疾、陆游、刘过、刘克庄等，是现代人们所谓白话词派的作者；后期的姜白石、高观国、吴文英（号梦窗）、史达祖、蒋捷、王沂孙、周密（号草窗）、陈允平、张炎等，则属于乐府词派。两宋词人，从风格上分，又有婉约词派（又称南派）与豪放词派（又称北派）的分别，前者以李清照为代表，后者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又柳永与苏轼的作风，也是哀婉与豪放的对比，当时人批评说，柳氏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宜十七八少女唱，苏氏的“大江东去”须关西大汉唱。辛稼轩（弃疾）以军人而兼词人，多感时伤事之作，与东坡齐名，世并称“苏辛”。宋代有两大女词人，一个是写“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著有《漱玉词》；一个是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朱淑真，著有《断肠词》。北宋词人周美成（邦彦），号清真，深通音律，他的《清真集》成为后人模仿的准则；南宋姜夔（号白石道人，著有《白石道人歌曲》）、吴文英、周密等也受美成的影响，白石及草窗喜欢雕词琢句，引用典故，又有典雅词派之称。元明以后，词的时期过去，清朝词人虽多，可注意的只有纳兰性德（容若），他的词缠绵婉转，颇似南唐后主，其作品有《饮水词》《侧帽词》等。

散曲

词发展到南宋，完全成了少数文人的消遣品。而且因为偏重形式的雕琢，便是文人想要表现真挚的情感，也不愿意再受它的束缚了。因此到了元朝，词衰落而曲盛行。曲是戏剧，它的产生是由于唐宋时民间已有简单的歌舞表演和歌舞戏，金国又产生了歌唱兼说白的董解元《西厢》，元朝人将歌唱、说白和动作（舞）合起来，表演故事，便形成了戏曲。戏曲以外，同时还有“散曲”。戏曲是表演故事，“散曲”却是单纯的诗歌，不过和词有些不同，它比词近于口语一些，又适应北方民族输入的新音乐，是仿照戏曲中唱词的体制而作的。当时文人不愿意受词的格律的拘束，于是便从大众文艺中采取了这种新的诗歌形式。“散曲”的代表作者为张可久（小山）、乔吉（梦符）、关汉卿、白朴、马致远（东篱）、郑光祖等。马的作风豪放，其余则都属于清丽一派。马有《天净沙》一曲，题目是《秋思》，很著名，全文如下：“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明清两朝，“散曲”作者也不少，但因为逐渐趋重于音律与辞藻，所以元曲的精神便没能保持下去。

第十一章

散文和骈文

散文和骈文的分别

上一章所说的诗赋词曲，都是韵文，现在来讲非韵文。非韵文有散文和骈文的分别。散文的句法，长短不齐，比较接近于口语的组织；骈文的句法，要排比齐整，字义虚实相对。例如“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以一双四字句及六字句，两两相对，这就是骈文，其他不属于这种形式的普通文章，都是散文（郑振铎《文学大纲》，骈文也叫散文，将散文分为古骈二体，这个散文是现代意义的，对诗歌、小说、戏剧说的）。

骈是对偶的意思，骈文句法常常以四字句、六字句相间成文，所以又称四六文，但一般骈文家对于骈文的定义比较广泛，他们认为骈文包括“骈字”“骈句”“骈意”等形式，不仅四六文而已。所谓“骈字”就是两字重叠而成的语汇，例如“窈窕”“参差”“苗条”“流离”“关关”“夭夭”等，或者是双声相重，或者是叠韵相重，或者是同字相重，如果不重叠，音节就不明显，说起来就不好听。所谓“骈句”，不仅包括四六句，就是其他的排句也包括了，例如“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这也算是“骈句”。至于“骈意”，则凡文字有几层意思，分数段平列写出的，都包括了。这样一来，不但韩柳欧苏那些散文大家的文章脱不了骈文的范围，便是白话文也有许多是骈文了。这个过于广泛的定义，我们不能赞同。

我们认为，骈文虽不限于四六，但句法整齐、字义虚实相对这两个原则，必须具备，才算是骈文，例如“八股文”“对联”，都合于这两个原则，都可以算作骈文。至于其他的骈句，就不能叫骈文、骈字及骈意，更不能作为骈文的特点。清朝骈文大家阮元，曾著《文言说》一篇，说《易经》上的《文言》篇是骈文，作《文言》的孔子是骈文的老祖宗，他这样吹骈文的牛皮，来提高骈文的地位，自不能不采用极广泛的定义。但近人章太炎也主张同时述多人多事的文字，须用骈体，这个见解就上了骈文家的当了。

再说散文，自唐代以来，一般散文家多半又叫它作“古文”，这个名词也很容易使人误会，因为我们看起来，过去的文章，无论骈文散文，都可以算作古文。但是你只要看清楚唐朝散文家的文体革新运动的时代背景便不至于误会，因为唐代承继六朝之后，骈文盛行，初期文学家如王勃等，都是骈文大家，就是中唐以后，刘知几作《史通》，陆宣公写奏议，也都用骈体，那么，韩愈等想要改革当代文风，当然就不得不倡言回复到汉魏以前司马迁时代去。

所谓“古文”运动，其实并不是复古，而是带有浓厚的革新性。再则散文这个名词，过去和现在也不尽相同，现在的散文，只是抒情小品，不能包括小说，更不能包括文学以外的论说文，但过去所谓散文，是可以包括这些文字以及非骈体的应酬文的。不过依照古文家的“义法”，就有一部分文字，如语录体及报馆体的文言，应被排除于散文之外，至于白话文的不能算作文学，更不待说。

散文与骈文的分合

清代文坛（如刘开、曾国藩等）有一种骈散统一的理论，认为汉魏以前文字，本来骈散不分，魏晋以后，骈散分离，唐宋以后，骈散对立，相互攻击，其实骈散二体，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骈文有韵律辞藻之美而不免流于板滞晦涩，散文有擒纵开合之妙而不免过于质直枯燥，为什么不回复汉以前的文体，骈散兼行，用其长而补其短呢？章太炎也属于骈散折中派，所以他说：“凡简单叙一事，不能不用散文，如兼叙多人多事，就非骈体不能提纲。以《礼记》而论，同是周公所记，但《周礼》用骈体，《仪礼》用散体，这因事实上非如此不可的。《仪礼》中说的是起居跪拜之节，要想用骈也无从下笔。”照他们这种讲法，自然可以使骈文散文争文学正统的问题得一个解决，但非用极广泛的骈文定义不可。如果照我们所采的骈文定义，则骈文是六朝产生的，周秦汉的文字，不过是散文中间有排比的句法，或韵语，或连续数节文字的结构偶然相类似，这与后世骈文不同。

古代文书流传困难，常常要凭口耳相传，所以有可能把句子弄整齐些或作成韵语时，古人必定这样做，以便记忆及传诵，但这种构造并无一定格式，决不能和四六文或八股文相提并论。后世讲古文义法的，反对在散文中夹入骈语，虽然似乎太苛刻，但他们所指，还只是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并不反对采用周秦文体，可见骈散的分离与对立，都是由狭义的骈文即六朝文所酿成，而不是散文家故意与一切偶句韵语作对。总之，当唐宋散文运动起来反对骈文的时候，散文运动是革新的、进步的。但明清古文派把散文弄成一种空洞的形式，所以应有又一新的解放运动产生，这运动不是骈文派所能担任的，“选学妖孽”不能救济“桐城谬种”，它们双方都待“白话文学”来清算。

周秦汉的散文

文学的产生从诗歌开始，所以汉以前的纯文学只有诗歌，至于散文，则都是记事说理的实用文，其中文学优美的，可看作杂文学。梁刘勰《文心雕龙》认为五经是后世各种文体的根源，北齐颜之推所作《颜氏家训·文章》篇也说文章源出五经，韩愈、柳宗元一直到曾国藩又都崇奉五经为古文的模范。照现在文学观点看，五经只《诗经》是纯文学，其他都是史书或卜筮之书，其中间包含了一些谣谚、故事或小品文，故仅可视为杂文学。经书以外，谈哲理的诸子之书也被人当作文学书，特别是《庄子》，包含许多寓言，最为人们所推重。《战国策》一书，是纵横家的文章，以议论文而掺入许多故事譬喻，又有抑扬顿挫，为后世论说文的初祖，这可说是策士文学。在历史文学中，《尚书》时代较早，文体特别古奥，后来改为之乎者也的文体，就是改用当时口语的白话文运动，可说是古代的文学革命。《尚书》以后，《左传》及《国语》是历史文学中的早期佳作，汉代则有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彪、班固、班昭（彪系固之父，昭系固之妹）陆续写成的《汉书》。哲理文学除《庄子》外，《论语》是孔门言行录，颇有文学意味，还有《荀子》《老子》《孟子》等，亦被后人推重，但《孟子》近于策士文，《荀子》则文章平实，更少文学意味。汉代则西汉董仲舒、扬雄，东汉王充都写了很多的哲学散文，但只扬雄有文学天才。策士文到汉代变成了辞赋与疏表论议之文。辞赋前章说过，疏表论议，如邹阳《上梁王书》、贾山的《至言》、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论秦朝的过失）、晁错的论政治书，仍然有周秦文纵横驰骋的作风，又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公孙弘的《贤良策》、主父偃的《谏伐匈奴书》，则作风变得平实了。西汉散文家除上述邹、贾等数人外，还有淮南王刘安、东方朔、刘向（著《新序》《说苑》《列女传》）、刘歆（著《七略》），而以司马迁为最伟大。东汉散文家还有蔡邕，而以班固为最著名。可是东汉的散文，形式渐趋于整齐，内容不及西汉文的生动，已经开了六朝文的端倪了。后世散文家推重司马迁为第一大作家，因为他所作的《史记》有三种特色：（一）富于情感；（二）善于描写人物；（三）文字不古奥（引用《尚书》等古史，都翻译成为当时通行的文字），并且采用俗语方言。

六朝文

三国时的吴，晋时的东晋，南北朝时的宋、齐、梁、陈，都建都金陵，偏安江左，称为六朝。六朝在江南风物秀丽的地方，士大夫习惯了浮华奢靡，在文学上于是形成了唯美主义的骈文时代。这一时代虽以六朝为代表，其实应当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全部。而所谓标准的六朝文，即骈文，在三国两晋时，还没有完全成熟，应当以南北朝为中心。在骈文初起的三国两晋时期，有几个可注意的散文家，即写《前出师表》《后出师表》的诸葛亮，写《陈情表》的李密，写《归去来兮辞》（这是韵文）、《桃花源记》的陶潜，写《兰亭集序》的王羲之。南北朝也有几个散文家，如写《水经注》的郦道元及写《洛阳伽蓝记》的杨衒之。著名的骈文作家，是南朝的谢灵运、颜延之、沈约、任昉、徐陵，北朝的温子升、邢邵、庾信、王褒等，而徐、庾尤其是六朝文的最高峰。在骈文时代，无论什么文章，如论说、书信、辞赋，通通用骈语写成，汉代的赋，到这时候也变成了骈语的小品文，最著名的作品，是鲍照的《芜城赋》、梁元帝的《荡妇秋思赋》、江淹的《恨赋》《别赋》以及庾信的《枯树赋》《小园赋》《哀江南赋》等。就集骈文大成的徐、庾二人说，庾信的地位更高，因为他以南人而寄迹北朝，常有乡关之感，所以《哀江南赋》诸作，哀感动人。六朝文在唐朝初年，还足以支配文坛，著名作家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王以《滕王阁序》著名，骆以《讨武后檄》著名。又燕国公张说及许国公苏颋，也是骈文能手，其文章号称“燕许大手笔”。

骈文时代的文艺思潮，是唯美主义的，艺术至上主义的，沈约提倡“为文必协宫商”，即注重音调之美，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选文标准也只注重形式美，他在序文中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才可以算“文”。当时以骈文为“文”、诗为“文”，散文为“笔”，从“文”“笔”两个名词，也可以看出轻视散文的心理。这种唯美主义的产生，是由于魏晋玄学清谈派颓废思想的流行，超现实的佛教思想的输入，汉魏辞赋传统作风的发展，各种因素汇合而成，而胡骑南下，六朝政治上苟安江左，没有打开出路，更是促成这种思潮的要因。

唐宋八大古文家

骈文及古文两个名词都是唐朝文学革新运动中产生的。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是明朝人所选定，唐占两家，即韩愈、柳宗元，宋占六家，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三苏（苏洵及其二子苏轼、苏辙）。古文运动的主帅是韩愈（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后世说他“文起八代之衰”，八代系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古文运动的产生，系因唐朝政治稳定以后，经济发展，社会事态趋于复杂，专讲形式之美而内容贫乏的骈文，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加以佛学的输入，引起儒家的哲学兴趣，而经义注疏之学，又因政府提倡而兴起，这些说理或解释的文字，也不是呆板浮华的骈文所能担负。自东汉以至唐初，文学一天天向形式美方面发展，最后完全成为风云月露的文字游戏，与现实脱离。韩愈提倡古文，以“文以载道”的口号（这口号到后世变成了道学气的文学观念，妨害纯文艺的发展），打击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并且以继续先秦、西汉的传统为号召，但他并不是主张制造假古董，曾提出“唯陈言之务去”的原则。实际上所谓古文，只是从骈体解放出来的自由活泼的散体文字，这种形式的解放，在北周时即已萌芽，如苏绰用朴素文笔作《大诰》是，后来隋文帝也下诏禁止浮艳文字，提倡实录，唐初陈子昂及李华等也是不满意骈文，并做过散文的，到了韩、柳时代，古文运动便成熟了。就韩、柳两人的文章看，韩的纯文学作品较少，论文较多，作风雄浑奔放，其抒情散文如《祭十二郎文》等亦甚好；柳的山水游记及寓言（如《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三戒》等）都是很好的散文，写得精致隽永，大约是受了《山海经》（周秦时记载传说故事的书）及《水经注》（北魏郦道元作的，描写风景很有趣致，为骈文时代的优秀散文作品）的一些影响。唐代古文运动的人物还有李翱、张籍、皇甫湜等，作品不及韩、柳的好。宋代第一散文作家是欧阳修，他的《泷冈阡表》《释惟俨文集序》《苏氏文集序》《江邻几文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释秘演诗集序》《岘山亭记》等篇，都是很好的抒情之作。其余五大家，都是欧阳提拔出来的，但他们很少作文艺的散文，其中苏轼的作品比较好，但仍以论说文为多。三苏都长于论说，承继纵横策士的传统，苏轼最喜欢研究《孟子》《庄子》《檀弓》（《礼记》中的一篇），苏洵喜欢研究《战国策》及《韩非子》，当然受它们的影响。除这数人以外，柳开是宋代古文运动最早的一人，其后又有苏舜钦等，至于文章做得好的，还有司马光、范仲淹等。宋代还有程、朱等理学家的“语录”文字，用白话写的，明代王阳明的《传习录》也仿这种体裁，后人称为“语录体”，这种文体原系佛家所创，古文家嫌其浅俗，相戒不采用。

明清两代的古文家

宋明间散文作者很少，只有金的元好问颇为有名。明清两代，散文作者很多。明初期有刘基、宋濂、王袆、方孝孺。稍后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所作文称“台阁体”。因台阁体凡庸肤浅，而有李东阳及李梦阳、何景明的两次复古运动。东阳主张复唐宋的古，李梦阳、何景明则主张复秦汉的古。后来有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继起。顺之编印《唐宋八大家文钞》，茅坤更就唐氏所选之文加以圈点与批评。有光更进而评点《史记》，讲求所谓古文义法，替清代桐城派开了一条路。归有光等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不加赞同，另有徐渭（字文长），文章别具风格，理学家王守仁，文亦另成一家，都不附和七子。后来又有所谓“公安派”与“竟陵派”。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是公安人袁中郎（名宏道）及其兄伯修（宗道）、弟小修（中道），世称“三袁”，作风幽怪诡异，浅俗诙谐。竟陵人钟惺（字伯敬）、谭元春认公安体太浅率，故意创造孤僻的文体，号“竟陵体”。近年新文艺家中的幽默派林语堂等，以“公安”“竟陵”的小品文为号召，创为一种文白夹杂的文体，喜插说俏皮话。其实这两派文学在文学史上并不怎样有地位。明代的散文作家，只有归有光是举世公认的代表人物，他最长于写家庭生活，代表作品有《先妣事略》《思子亭记》《项脊轩志》《见村楼记》《野鹤题壁记》等。

清初有几个作家，如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因有明朝亡国之恨，写的散文颇动人。魏、侯二人与汪琬，世称“清初三家”，但汪琬是清代的官，立场不同，文字亦不及魏、侯。其次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虽号称“江左三大家”，文颇华而不实。此外还有彭士望、邵长蘅、施闰章、姜宸英、朱彝尊等，散文也都有名。清朝中期的文坛，几乎为“桐城派”所独占。桐城派的名称产生于姚鼐（姬传）的时候，但它的历史是从方苞（望溪）开始。方苞是安徽桐城人，他讲求古文义法，写的散文平正温雅有条理，后来他的同乡刘大槐、姚鼐继承他的作风，于是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姚鼐是桐城派大师，他的文章以韩愈为初祖，而认归有光与方苞为近世模范，当他主讲钟山书院时，著名弟子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都学他的文章，并且将所学的传授门徒或朋友，因此桐城派文人到处都是。清末曾国藩也学习桐城派文章，但略有变化，后来还有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译著家严复（严氏文章比桐城派更古奥）、林纾等继承桐城派。在清代中期和桐城派相对抗的还有“阳湖派”，以阳湖人恽敬为领袖，还有张惠言、李兆洛等数人，其势力不及桐城之盛。这派也是受桐城派的影响而产生的，和桐城主张没有不同之处，作品也差不多。可说自清中叶以至民国初年，大部分的散文作者都受桐城派的支配。但后期实在是曾国藩的影响。

所谓古文义法

桐城派讲古文义法，系受唐宋人理论，特别是明代人评点古文的影响。方苞曾说语录中之语、汉赋中板重字法、魏晋六朝人之藻丽俳语、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皆不宜入古文，这就是消极方面的义法。姚鼐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王先谦、黎庶昌各编有《续古文辞类纂》），他在序文中间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刘大櫆说：“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姚、刘所说，是积极方面的义法。曾国藩更说得清楚，他认为作文以“行气”为第一条件，其次为“造句”，再次为“选字”，至于这三件事的标准则有两个，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个条件的连贯性，说“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我们再从古文评点家所指出的古文笔法看，在篇章结构或修辞上有所谓起、承、转、合，有所谓起、伏、照应，有所谓抑、扬、顿、挫，并且定出了许多公式。章太炎是鄙视唐宋古文及桐城派，而提倡魏晋文的，但他的“古雅”主义比姚、曾还彻底，他写字必依《说文》，曾说做古文方法，是将可以省略的字尽量删削或改用最简单的字，最后必得高古的句法。这种种的义法，都是束缚人们的思想情感，使之不能自由发挥的桎梏，特别是因为近代社会事态的空前复杂，与欧美学术的输入的缘故，非打破古文义法的重重限制，采用活泼自由的文体，不能适应事实上的需要。古文在唐代，原本是一种新鲜活泼的文体，但发展到桐城派，又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僵硬物，成为文学革命的对象了。（曾国藩也说过“古文不宜于说理”。）

骈文的标准化及其支流

六朝时的骈文，形式不是固定的，是在变化发展过程中的，所以尚有雅丽自然的趣致。到唐代时，政府以诗赋取士，朝廷章奏也用骈体，于是骈文就定型化了。在声律上，对仗上，都有一定的规则，用典故的地方特别多，所以唐宋以后的骈文，比得上六朝文的很少。在唐代，最可注意的是陆宣公（贽）的奏议，用骈偶的旧形式，写政事的新内容，而能够详尽畅达，不露骈偶的痕迹，如他代德宗写的《罪己诏》，有“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天谴于上，而朕不悟，民怨于下，而朕不知”等句，颇真挚感人，而流畅如散文。宋代骈文开始有“四六”的名称，北宋的作家就是欧阳修和苏轼那两位古文家，南宋则有骈文专家汪藻、王安中、周必大、綦宗礼、洪迈父子等，诗人陆游、杨万里，理学名臣真德秀也会做骈文。汪彦章（藻）为隆祐太后作《告天下诏》，有“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及“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等名句。一般人认为，宋四六的特点是散文化，而且议论多，长联多，典故多。因为当时博学鸿词科考试四六，有“以一联之工，擅终身之官爵”者，所以作者很多。明代不大盛行普通的骈文，但考试用的“八股文”也是骈文的一支派。清代除八股之外，一般骈文也有很多作者。胡天游、洪亮吉、汪中是清中叶三大家。此外有陈维崧、毛奇龄、袁枚、吴锡麒（著《有正味斋骈文》）、孔广森、纪昀、阮元、刘开、王闿运（著《湘绮楼文集》，曾用庾子山原韵作《哀江南赋》，写太平天国事，酷肖六朝人作，一般人称为假古董）、张之洞（著《广雅堂骈文》，模仿宋四六）等。民国以来，官绅应酬，还是以用骈文为客气，如黎元洪秘书饶汉祥，常作四六电报。清嘉庆时，陈球用骈文写小说《燕山外史》，全书三万余字，是古今最长的骈文。凡作骈文，必研究《昭明文选》，这种研究称为“选学”。做骈文必多用辞藻，多记典故，那些专家平日读书必搜集材料，如胡天游死后，人家发现他床后有材料十竹篓。这表示着骈文成了文字的游戏，和“灯谜”“酒令”“诗钟”一样。清代文人对于各种文字游戏，本来都有许多优美成绩。“诗钟”及“对联”是和骈文特别有关的。

八股文及对联

八股文又称“制义”，又叫“时文”，但宋代王安石所创的“制义”还不是“八股”，不过是用经书上的话命题，作一篇论说罢了，不一定对仗整齐，引证譬喻也不必废除，牵涉到题目下文，也不犯忌。八股文的格式，是明宪宗成化年间才确定的。顾亭林《日知录》中记载颇详。八股文的各部分有一定名称：（一）“破题”，即起首二句，说破题目的字面及其意义；（二）“承题”，申明破题的意思，限定三四句，至多五六句；（三）“起讲”，是一篇开讲之处；（四）“提比”，又叫“提股”，是起讲后入手之处；（五）“虚比”（虚股），是承接提比的，后人或用或不用；（六）“中比”（中股），须立柱分应，好像人体的胸腹部；（七）“后比”，把中比未尽之意再加发挥，或推开，或衬托，好像人体的两腿部分；（八）“大结”，是一篇的结尾。中间各部分所谓“比”，就是整段作对，每两个形式相似的段落就构成一比，所以八股文是骈文的变种，但破承题、起讲、大结，都是散文。周作人曾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骈散的精华，凡是从汉字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都包括在内”。八股文的题目，有时候短到一两个字，只有半个句子；有时候长到一篇文章，例如“学而到为政”；有时候把上句和下句的上半截合起来，叫作“截搭题”，例如“学而时习之不”。做文章的必须恰好按照题目的范围，例如上面这个截搭题，不许说到“亦说乎”的意思上去。这种种束缚，够消磨知识分子半生的光阴与精力。除八股文外，科举还得考试“试帖诗”和“律赋”。试帖诗是五言排律的体裁，篇末必须勉强凑上恭维皇帝的话，叫作“颂圣”。“律赋”是一篇有韵的四六文，所用的韵由出题人限定。这几种作品，说也奇怪，虽然是有功令提倡的，仍向来不被文坛重视，各大家（无论古文家、骈文家）诗文集中绝不收进去的。

“对联”起源于五代，宋、元、明各代也稍稍流行，但到清代就很盛行。道光年间，梁章钜著《楹联丛话》收集了许多联语。郑燮（板桥）、纪昀、曾国藩都是联语的名作家。曾氏挽联尤为著名，例如他挽弟国华云：“归去来兮，夜月楼台花萼影；行不得也，楚天风雨鹧鸪声。”情韵岂减于六朝？与曾同时的彭玉麟，集唐人诗句题泰山云：“我本楚狂人，五岳寻仙不辞远；地犹邹氏邑，万方多难此登临。”对得何等工整，而又显得自然，文字游艺得巧妙，可见一斑。五四运动以后，提倡白话文的人也作白话对联，清华大学且曾以对对子考试学生，可见对对子已成了中国文人的积习。其实这是骈文遗留下来的纤巧作风，如果有提倡“文以载道”的韩愈再生，一定会反对这种人工雕琢的形式美的追求。

文艺论评

文艺理论及批评，可说是从魏文帝曹丕开始。曹丕的《典论·论文》篇，是著名的文评，世称“建安七子”，就是从他创立的称号（七子）而来。晋代陆机（士衡）著《文赋》，是用辞赋来写文艺论文。又有挚虞，著《文章流别论》，分析各种文体。但有系统的专书，要从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开始。这部书内容是文学原理兼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颇重要的著作，可惜是用四六文写的，有些晦涩芜杂的毛病。同时有钟嵘著《诗品》，品评汉魏以来的诗。任昉著《文章缘起》，说明各种文体的起源。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文章》篇，也是文评之作。后来唐代人司空图作《诗品》，泛论诗歌的各种风格；释皎然作《诗式》，是讲诗的形式与作诗方法；孟启作《本事诗》，是讲诗人逸事。宋代欧阳修作《诗话》，以后作诗话的多得很，只严羽的《沧浪诗话》最有条理。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杨慎的《丹铅录》，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其中都有文学批评及文学考证的话，但都是“博而不精”。清代的“诗话”“文谈”也不少，如王士祯的《渔洋诗话》，施闰章的《蠖斋诗话》，徐釚编的《词苑丛谈》，都很好。袁枚的《随园诗话》，内容较杂。吕璜的《初月楼古文绪论》及刘熙载的《文概》是专论文章的。清初有一最可注意的批评家，就是金圣叹（原姓张，改名金人瑞，字圣叹），他把《水浒》《西厢记》和《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并称为“六大才子书”，见解与一般古文家不同。清中叶有一最可注意的文艺理论家，就是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一书内论文学，注重内容而不强调形式，例如讲诗，就注意诗的情感而不大着重声韵，他说诗文如果去其辞藻声韵，翻成俗语，还有其不可磨灭的内容在，便可以算是佳作，这比章太炎的有韵就是诗的见解高明多了。清末的文艺批评家，最著者是王国维，他著的《人间词话》内容很好。

文体解放和文学观念的变动

晚清欧美思潮输入，文体趋于解放。首先发生变化的是龚自珍的文章，得有“剑拔弩张，全是霸气”的时誉。后来梁启超写政论，打破一切古文义法，输入许多外来语及外国语法，又写得通俗易解，成为所谓“报馆体”的文字。黄遵宪则用新名词写诗，打破过去的诗规律。到民国初年《新青年》杂志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方面反对雕琢、陈腐、迂晦、艰涩、阿谀贵族、脱离大众的旧文学，提出“八不”的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话；（五）须讲求文法（以上形式方面）；（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模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八）须言之有物（以上精神方面）；另一方面正式提出拿白话来代替文言，建立现代国语的文学，于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成了攻击的对象，而文体解放也获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观念也大有变更，过去以论说文为文学作品，而小说戏曲不能算作文学正宗，现在则采用西洋观点，以诗、小说、戏剧为文学正宗，散文仅承认抒情小品及讽刺杂文等为文学作品。而且认定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我们不必作旧诗、填词、写古文和四六，这都是制造假古董。我们对于古人作品的研究，只是对文学史的探讨，以及风格、意境与描写手法的吸收罢了。

第十二章

新被重视的文学

戏曲的摇篮期

我国过去没有话剧，旧剧都是歌剧，每剧由几种乐曲合成，将说白与动作穿插进去，这种戏剧的建立在元代，而剧本的创作也成为元代文学的重心。元代以前，只有类似戏剧的歌舞。远溯到周秦时代，只有：（一）民间祀神的巫歌，例如《楚辞》中间的《九歌》就是祭祀“东皇太一”“大司命”“少司命”等神时所唱的歌词；（二）宫廷中的滑稽表演，例如楚国优孟化装扮着孙叔敖的样子，为叔敖的儿子说情，这种表演有时仅是讲讲笑话，目的是供国君娱乐，但也可讲时事、进讽谏；（三）宫廷中的瞎子唱诗，用意和滑稽表演讲笑话差不多。此外民间的跳舞，如现在苗瑶的跳月一样，古代大约也必定流行的，跳舞时所唱的情歌或即《诗经》中《国风》所包含的那些。但这些歌舞，都不表演故事。至于合歌舞以表演故事，直到南北朝至唐代之间才相当流行，如“大面”（或作代面，是戴假面具表演，创自北齐）、《钵头》（表演一人上山寻父尸的故事）、《踏摇娘》（表演一妇人受夫虐待的故事）、《樊哙排君难戏》（表演《鸿门宴》的故事）等，因为用歌舞表演故事，与普通歌舞不同，可以说是歌舞戏，但情节还是简单，以唱歌为主。敦煌石室又发现唐代的通俗唱本，叫作“变文”，所唱故事如目莲救母等，是后世编剧本的根据。宋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鼓子词”，最著名的是赵德麟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系用十首《蝶恋花》词以咏《会真记》的故事，这种叠词，有管弦伴奏，且合鼓而歌，所以叫“鼓子词”，这种鼓子词只有歌唱而不配合跳舞，近于戏曲的清唱。另有配合跳舞的，叫作“传踏”（亦称“转踏”或“缠达”），演时由男女两队歌者带歌带舞。又有“曲破”“大曲”“鼓吹曲”“赚词”等，都兼歌舞，但用曲比较复杂。用曲更复杂的就是“诸宫调”，这种形式已接近“元曲”，在民间流行，对后来戏曲的影响颇大。除歌舞外，宋代已有“杂剧”，不过比元代的杂剧简单。北宋杂剧还只限于滑稽嘲笑。到了南宋，杂剧就是搬演故事，有唱曲和说白，剧中角色也比较复杂，剧本据说有二百八十余种，现在全部失传。金末有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又叫《西厢记弹词》），也是元人戏剧的先驱。“弦索”是调名，创始于金，是由一个人弹琵琶，念唱白口及歌词，但没有舞。由董解元《弦索西厢》变成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配合了“科介”（动作）的剧本，而中国的戏曲便完成了。元以前的戏剧都是叙事体，到元剧就进为代言体了。

戏曲的成长期

元明清三代是中国戏曲成长时期，而在文学上看，则以元代的戏曲为地位最高。元代戏曲的主要作者是关汉卿（代表作为《窦娥冤》等）、王实甫、白朴（代表作为《梧桐雨》等）、马致远（代表作为《汉宫秋》等）、郑光祖（代表作为《倩女离魂》等）、乔吉等（关、白、郑、马称“四大家”）。现在最流行的《西厢记》是王实甫作，为元曲代表作品之一。元曲作品存有目录的有五六百本之多，全文保存的有百余本，《元曲选》所收为一百本。自董解元《弦索西厢》以至这些“元曲”都是用北方方言写的，被称为“北曲”（金称“院本”，元称“杂剧”）。元末永嘉人高明（则诚）因南方人不懂北方方言，又创作《琵琶记》，称为“南曲”。到明朝，北曲衰落下去，唱法也失传，只有南曲盛行，一直到清代。现在所谓“昆腔”，就是南曲的一个支派。昆曲系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昆山人魏良辅为同邑梁伯龙《浣纱记》一剧制谱时所创，腔调的流丽悠扬超过原有的南北曲，所以风行颇久，现在流传的“曲”的唱法，也就只有这一种，如《桃花扇》《长生殿》都是唱昆腔的。明代戏曲作家以徐渭、李月华、汤显祖、阮大铖等为最有名，代表作是汤显祖的《牡丹亭》（《玉茗堂四梦》之一），阮大铖的《燕子笺》。清代的南曲著作，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洪昇的《长生殿》也极有名，其次则有李渔、蒋士铨、黄燮清诸人的作品。

将南曲与北曲加以比较，大致可发现以下的数点区别：（一）北曲差不多都限于四折（折是剧中段落，南曲称出），南曲则不限制出数，可以多至数十出。（二）北曲全曲由一个主角独唱（限于正旦或正末），其他杂角只有说白。南曲则凡登场人物，均可唱曲。（三）北曲每折一调，一韵到底，南曲则一出不限一调，并且可以换韵。（四）北曲多用楔子，南曲不用楔子，只在第一出说明全篇大意，称为开场。（五）北曲篇末都有题目正名，南曲只有下场诗。（六）北曲的角色仅九种，南曲的角色则加多。元曲亦称为杂剧，明清人的南曲剧本凡长篇的，称为“传奇”，又称“南戏”或“戏文”，短篇的也叫杂剧，或“南杂剧”，无论南北曲，都有所谓“小令”“散套”。这两种东西都不是剧本，因为没有科白，只有唱词。前面所说的散曲，就是这两种东西。小令相当于曲中的一支（单调），篇幅很短，少有百字以上的，和“词”相像。散套是合若干单调而成，相当于曲中的一折，又称套数。

我国从前的戏剧，除“杂剧”“传奇”外，还有“地方戏”。清初民间盛行的地方戏，有所谓“二簧调”，又称“湖广调”，是湖北的地方戏，据说因黄冈、黄陂两县而得名。有所谓“秦腔”，又称“西皮”，又称“梆子”，是陕西戏。又有江西的“弋阳腔”，安徽的“徽调”。乾隆以后，各地方戏集中北京，变化为“京戏”（平剧），洪杨一役后，京戏代替了昆曲的地位，一直流行到现在。广东、福建的地方戏，则始终是独立的，没有加入京戏。京戏的剧本，大都是由昆曲略加修改而成，或全盘抄袭梆子腔的。只有余治的《庶几堂今乐》，是皮黄戏的创作剧本，原有四十种，现在流传的只二十八种，今日剧场中常常演着的《朱砂痣》就是其中的一种。

唐以前的小说

周秦时代所谓小说（《庄子》有“饰小说以干县令”的话）内容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但诸子书中的寓言与神话、传说多有像小说的。刘歆《七略》中开始有小说家的名称，但所列的书后世不传，大约是一些传说故事的记载。刘向所著《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也许就是根据那些故事编成的，现在流行的《孟姜女故事》就包含在《列女传》里面。晋代流行的《山海经》是一种古小说，也许是周秦时代传下来的。又有一种名《穆天子传》，是在汲县魏安釐王古墓里面发现的。这两种书，都有郭璞的注解，郭是晋代博学的人。晋以后托名汉代人写的小说，有《西京杂记》《汉武内传》《飞燕外传》等。晋及南北朝人创作的有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前两种是若干传说故事的汇辑，《世说新语》是晋、宋间的名人逸事。这类的小说，到唐代就演变而为“传奇”（这和戏剧中的传奇，同名而异实）。“传奇”的形式是短篇小说，内容多半是佳人、才子、英雄、侠客的故事，也有讲神仙故事的。代表作品有《虬髯客传》（作者或说是张说，或说是五代时杜光庭），写李靖遇见红拂女与虬髯客的故事；《枕中记》（沈既济撰），写神仙故事；《会真记》，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的故事（元稹著，是《西厢记》的根据）；《柳毅传》（李朝威著），写柳毅代龙女传书的故事，都写得很好。唐代“传奇”的产量很多，比较有名的还有《南柯记》《红线传》《章台柳传》《步非烟传》《长恨歌传》《李娃传》《霍小玉传》《梅妃传》《离魂记》等，其中典故常为后世文人所用。除“传奇”外，唐人还有笔记式的小说，如《集异记》《幽怪录》之类。还有文集中的短篇小说，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等，从前是认为古文，不算小说的。至于算作小说的，都收入《唐代丛书》《唐人说荟》等集子。

宋元明的小说

一般地说，唐以前的小说都是文言的，是杂记式的，只不过间常有些可称为短篇小说的罢了。到宋代才有白话长篇小说的雏形。从前的文坛看不起这一类的小说，所以《四库全书》小说一门，只有“杂事”“异闻”“琐语”三类，都是杂记式的文字，而没有结构复杂、篇幅巨大的新型小说的地位。本来通俗文学，起源于唐代，如上述的“变文”以及敦煌石室所发现的散文、白话小说的断片都是。不过到宋代，才正式有普遍流行的“话本”。话本又称“评话”或“平话”，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说话”就是“说书”，又称“讲史”，又称“演史”。宋代人的话本流传到现在的有四种：（一）《大宋宣和遗事》，记徽宗、钦宗时事，《水浒传》中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来历就包含在这部书里。（二）《新编五代史平话》，讲五代史事，清光绪年间发现影印宋残本，才流传于世。（三）《京本通俗小说》，也是最近出现的影印宋残本，存第十卷到第十六卷，其中包含若干短篇小说。（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系罗振玉根据日本所藏宋刊本影印的，这书是《西游记》的根据。

宋代的“平话”继续演化而成元代的演义或章回小说，最重要的是《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与《西厢记》《琵琶记》合称为“元代四大杰作”，这两种书流传的本子不止一种，大概经过许多人的陆续修改，世传施耐庵作《水浒》，罗本（贯中）作《三国演义》，也许施、罗的本子是最后的修订本。到明代，“平话”又继续发展而产生了《列国志演义》及《西游记》等书。明代章回小说多讲神怪故事，如《封神榜》写武王伐纣，《三宝太监西洋记》写郑和出使南洋，里面都夹杂了神怪故事，近人称为“神魔小说”。像宋代《京本通俗小说》那样的小说在明代也很多，如《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以上都是冯梦龙所作，称为“三言”）、《拍案惊奇》《照世杯》等。这些小说，中国多已失传，而流传于日本，但另有一种选本，就是《今古奇观》。明代小说作者，多半隐名。演义体小说仍有话本作用，“说书人”的专门职业还是有，例如柳敬亭，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说书人。明代有一部写得很好的社会小说，就是《金瓶梅》，这书系取《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一段艳史作为骨骼，再添几个人物，扩成百回，描写人情世态，富家生活，颇为深刻。元代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明朝的《西游记》《金瓶梅》，合称“四大奇书”。

清代的小说

清代有一些小说，比元明更进步：一则所写的题材，多半是日常生活，与从前专讲稀奇古怪的故事不同；二则注重描写，与从前“说话”体不同。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贵族的家庭生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科举时代的文人生活，都写得很深刻。后来学《儒林外史》的有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等，以刘书为最好，吴书次之。又有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写妓女生活，也很逼真，是用上海话写的一部方言小说。这些写实派的小说，清以前只有《金瓶梅》可以比拟。此外有李汝珍的《镜花缘》，以女子做中心，并创造海外许多奇怪的地方，如“大人国”“小人国”“女人国”“君子国”“两面国”等，包含很深刻的讽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也以女子作中心，写十三妹救安公子的故事。石玉昆的《七侠五义》以及仿效它的《施公案》《彭公案》等，都是写侠客英雄传的传奇式小说，仍不脱宋元“说话”式的作风，其以续书而有独立的价值者，则有俞万春的《荡寇志》，这书是续《水浒》的，以女子陈丽卿为中心人物，写剿灭梁山泊诸英雄的故事。写妓女的还有俞达的《青楼梦》、魏子安的《花月痕》，都不及《海上花列传》，不过《花月痕》前半部还写得哀怨动人。清末的小说，除上述吴沃尧、刘鹗、李宝嘉诸人的作品外，还有曾朴著的《孽海花》，以洪钧及女子傅彩云为主人公，多叙当时文人逸事，也还写得真切。清代尚有晋唐式小说，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

宝卷、弹词、鼓词

“宝卷”是明代及清初的一种唱本，内容是讲因果报应和佛教故事，属于劝善书类，而不少具有文学价值之作，可分为佛教故事、神道故事及一般民间故事三类。佛教故事如《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香山宝卷》是；神道故事如《蓝关宝卷》《吕祖度何仙姑因果宝卷》是；一般民间故事如《孟姜女宝卷》《白蛇宝卷》《正德游龙宝卷》是。“弹词”流行于南方，“鼓词”流行于北方，都是用乐器伴奏的唱本，现今都很流行的。弹词可分国音的及土音的两类。国音的如《凤凰山》《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等。土音的如吴音的《玉蜻蜓》《三笑姻缘》《珍珠塔》，最为流行。鼓词大部分是讲战争和国家兴亡的故事，如《杨家将》《三国志》《忠义水浒传》等，也有讲风花雪月的，如《珍珠塔》《宝莲灯》《蝴蝶杯》等。弹词演唱时以琵琶为主乐，鼓词则以鼓为主乐。这几种东西都是从唐代“变文”演变出来的。变文的体裁是“讲”而兼“唱”的。讲的部分多用当时的白话，也有用骈体文的。唱的部分以七字句为多，也有夹杂着三字句的，五字句、六字句就很少见，所用韵式，现在还保存在弹词和鼓词里面。变文的讲唱，最初限于庙宇，内容只有佛教故事，后来（宋真宗时）讲唱历史故事或传说人物以及时事，却转入“瓦子”（游艺场）中去了。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等是讲古事的，如《西征记》是讲时事的。《西征记》内容不佳，只是歌功颂德之作。从“变文”以至“弹词”“鼓词”，都是民间文学，它们都是受佛教影响的，就是讲兼唱的体裁，也受了印度文体的影响。

中国文学与东方诸民族的相互影响

从上节所说看，佛教对于我国俗文学的影响颇多，其实士大夫的文学也受了它的影响。第一，是文学用语的扩充。例如孟浩然诗，“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柳宗元诗，“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白居易诗，“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微妙法、清净因、贝叶书、无生无灭，都是佛教中的语汇。又如“塔”“僧”“忏悔”等字，用得更普遍。由汉至唐八百年间，佛经译述者所创造的语汇，包含三万五千多个词，有一部分是采缀华语而另给一新的解释，如“真如”“众生”“因缘”“果报”等，有一部分是音译梵语，如“涅槃”“刹那”等。这种语汇的增加对于文学自不能没有影响。第二，是语法及文体的通俗化。这是矫正绮丽及古雅的积习的药石。法护、鸠摩罗什等人所用的散文大概是根据当时人的口语。又佛教的偈，质朴与民歌相似，唐代且有寒山、拾得等白话诗人。禅宗语录更是宋儒语录的范本。第三，佛教文学极富于想象力，它给予晋代到唐代间的志怪与传奇小说之创作以刺激，就是明代的神魔小说，也和佛教有关。甚至描写社会现实的《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也包含了佛教思想，如西门庆遗腹子孝哥的出家，贾宝玉跟随和尚、道士而去，都是看破红尘的出世观念之强调。唐宋诗人，思想受佛教影响的也不少，王维、苏轼等更显著。第四，我国音韵学的产生，显然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这件事对于骈文及律诗的成立有密切的关系。除印度方面的影响外，西北民族对我国文学也有相当的影响，如乐府中所收的民歌，有一部分是“五胡乱华”时期外来民歌的译作，例如《琅琊王歌辞》《陇头歌辞》《折杨柳歌辞》等。南北朝时，文学作品的风格显然不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史·文苑传》）。这种质朴刚健的作风就是西北民族输入的。后来唐代诗人的边塞诗，也有这种气派。南北朝隋唐间的歌舞戏，也有外来的影响，如《钵头》是西域民族的故事，《康老子》一戏与波斯有关系。又唐人《宣室志》里有陆颙入海求宝的故事，近人指为从阿拉伯输入的。中国的乐府诗及词曲文学，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音乐，自汉以来，即有陆续由西域或印度输入的新声与新乐器，如箜篌、琵琶、觱篥等乐器都是外来的，特别是琵琶，占着主要乐器的地位，它是由阿拉伯辗转传来的。近代戏曲，又受金元的影响，如胡琴等乐器亦自蒙古而来。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自隋唐时代就给予高丽（朝鲜）及日本以影响。高丽人及日本人能作中国诗的很不少。日本人所辑《全唐诗逸》，载了许多高丽人的诗。俞樾所辑的《东瀛诗选》四十四卷，收日本五百余诗人的作品，元明以来的作者居多。元及清代，蒙古人、满洲人到内地来，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能创作汉文诗词的，如萨都剌、纳兰性德是最有名的。但宋元时期，中国对日本、朝鲜，因交通阻隔，文化上没有关系，到明清时代才恢复联络。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不但对日本、朝鲜输出（同时又从日本取回一些失传了的书），而且影响到安南等地。

中国文学与西洋文学的关系

中国人把西洋文学输入，是从清末开始，最主要的译述是古文家林纾，他译了小说二百余种，都是用古文翻译的，他自己不懂西文，是别人口述，由他笔述的。其次是伍光建，他译了《侠隐记》及《续侠隐记》。诗歌的翻译，则有王韬、马君武、苏曼殊、辜鸿铭等所译的《马赛歌》《拜伦：哀希腊诗》等。剧本在光绪年间，译了《夜未央》等数种。

中国文学名著译成西文的很多，如《诗经》《离骚》《史记》《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元曲选》的大部分，及李白、杜甫等人的一部分诗歌，都有西文译本，多半是西洋人翻译的。

民国以来，中西文学交流的情形更为显著，而中国所受西洋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我们在上章里面说过的文体解放和文学观点的变更，都是由西洋影响而来，因为在西洋诸国，言文是一致的，文艺多是用现代语，写现代题材，而小说、戏剧又和诗歌同样为文学的主要部门。这一种影响开始于清末，如林纾的翻译西洋小说，即可见一般人对小说的重视；清末许多创作小说的人，也不再是无聊消遣或作儒家道德说教及佛教出世思想的表现，而是把小说当作社会教育的利器。当时新派知识分子对戏剧也有这种看法，所以有春柳社等剧团产生。到五四运动时期，便更进一步尊重小说、戏剧的文学地位。同时在这种新的趋势之下，对过去中国文学的研究便成为文学史的研究工作，而不是旧时代文学作品的仿造。清末及民初的文学史著作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最足注意，因为他们是用新观点来看戏剧和小说，用新观点来看文学，在过去的中国文人中，没有把戏曲史或小说史的研究当作一种专门学问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及后来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更是把过去文人向来非常轻视的语体文与民间文学加以特别注意。我们如果想理解中国固有的文学，单单读读《昭明文选》或正续《古文辞类纂》之类是不够的，必须读读王、周、胡、郑诸氏的这几部史书，才会有合理的认识。

第十三章

科学及艺术

自然科学在国学中的地位

向来讲国学的是把自然科学除外的，如清末士大夫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认为自然科学是西学，而中学则不过是经学、史学、理学、词章之学罢了，章太炎也说国学只包含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并不包含自然科学，这表现了我国自然科学在学术地位上的低微。其实我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自然科学，不过是自然科学没有形成理论的体系，也没有分门别类地独立地发展，换句话说，即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欧洲那样的自然科学罢了。在我国文化猛进的周秦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当快，但经过汉至清的两千年文化缓慢发展时期，过去的科学传统已经衰微，近数百年欧洲科学发达的时期，又因为中西交通的隔绝而不能随时接受欧洲的影响，所以直到清末西洋科学输入以前，我国学术界没有给自然科学以重视。但在过去魄力较大的学者，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也曾于研经习史的余暇加以注意，特别是与“敬授民时”有关的天文学，与制礼作乐有关的音乐理论（律吕学），以及与天文有关的数学，颇有人当作经学或史学范围内的专门之学来研究。所以中国社会如果有进一步的发展（指西学输入以前），自然科学就可能从经学、史学里面分化出来，而取得独立的地位。我们现在研究我国固有的自然科学，主要的意义是把它当作文化史的一部分来考察，而不是要在这里面寻求现代科学所没有的东西。这正和我们研究中国文学一样，不是要学习作旧诗、填词、作曲，而是要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自然，我们在祖先的学术遗产中，仍然可以接受若干宝贵的经验，如文学上的表现手法等，而自然科学，虽则贫乏，也未必没有这种附带的收获的可能，例如医药学中的特殊疗治方法，也许可以补充现代医药学的缺陷。

天文学和历法

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开始得很早。《尚书·尧典》上有“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话，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尧典》大约是战国时人所作），我国人已经知道太阳历的一年，即三百六十六日弱，而对于依朔望计算日期之太阴历，采用闰月的补充，使其符合季节的变化。

我国古时确定季节的变化，是用夜间观察星辰的方法，所认为标准的星辰有“参”“大火”“北斗”等。到周初以至春秋中期，则采用“二十八宿法”。这个方法，是将黄赤道附近一周天，按照月球的运动行程，以显著的星象为目标，区分成二十八个不等部分，称为二十八宿，然后由观测新月以后月的位置之变化，依照它的比例，从新月的位置倒数二日行程，而决定这个二十八宿的回溯点，为日月合朔时之月的位置，亦即太阳的位置。从这样认出的太阳的位置而知道一年间的季节，比较以前的观察是精确多了。在春秋中期又采用了“周髀”（髀者股也，直角三角形底边为股）的日影观测法。这就是直立一棒而观察日午时的影长，而以最长、最短的距离为日至（冬至与夏至）。由这种观测而决定的节气比以前的方法更精确。并且根据它而以冬至为一年之始，采用了冬至为正月的历法。到春秋后期，十九年七闰法成立，历法的时代正式开始。

战国时代，计算闰月，又采取了七十六年法。战国中期，开始用岁星纪年。五星运行的观测，恒星天的测定，星经的编纂，五行学说的倡导，都在战国时代。

前汉末年，天文家有“盖天”“浑天”的理论争执。盖天说者认为天在上，地在下；浑天说者认为天包于外，地居于中。前汉扬雄主张浑天说，后汉王充是一个盖天说者，而张衡是浑天说者。张衡曾创制浑天仪，又创地动仪以测地震。

唐宋时代曾出现过几次新的历法，但天文学没有可注意的发展。直到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测验才有些进步，据说是受了阿拉伯的影响。明万历至清康熙之间，欧洲教士利玛窦、熊三拔、汤若望、南怀仁等输入欧洲天文学（仍是地球中心说），才引起我国天文学的大进步，明天启、崇祯间，于是有徐光启所主持的大统历改革，清康熙帝因之撰《律历渊源》，梅文鼎又著《历算全书》。

数学

数学是随着天文学与测量术而发展的，它在中国科学中是最完全独立发展的部门。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产生了数学，如别墨派遗留在《墨经》上的记载，就包含了若干几何学的定义和定理，如（一）平面的定义；（二）等长线段的求法；（三）圆的中心在于距圆周同长的点上；（四）圆至其中心同长；（五）不平行的二直线必相交；（六）正方形四边相等，四角相等等。又别墨派及公孙龙言论中都说过“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话，可以看出表示无限等比级数的概念。

清修《四库全书》时，戴东原所校订的“算经十书”，是现存的最古算书，这十种书是：

（一）《周髀算经》是前汉末至后汉初出现的，相传是周朝的书。

（二）《九章算术》是后汉时代出世的，相传为周公所作，其中载有分数、最大公约数的求法、百分法、开平方、开立方的算法，一次联立方程式的解法。

（三）《海岛算经》是测量术的书籍，著者是魏时的刘徽。刘徽对《九章算术》也作了注解，注解中包含根据几何学而解二次方程的方法，开平方立方之小数计算，圆面积并圆周的算法，角锥体的体积算法等。

（四）《孙子算经》三国末期出现。

（五）《五曹算经》亦三国末期的书。

（六）《夏侯阳算经》南北朝末期的书。

（七）《张邱算经》南北朝末期的书。

（八）《五经算术》北周甄鸾著。

（九）《数术记遗》题名汉徐岳撰，疑是甄鸾伪记。

（十）《辑古算经》相传为唐人王孝通作。

我国圆周率发明很早，前汉末年刘歆即使用过，经过后汉的张衡，魏的刘徽，到南齐祖冲之，乃定圆径比圆周为一一三比三五五，圆周率在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与三点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间，这是五世纪时世界最精密的圆周率。

唐宋间算学没有什么进步。宋元间则有秦九韶的《数学九章》，李治的《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书。我国很早发明的算木计算法，一直沿用到元代。李治的“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朱世杰的“四元术”（四元方程）均用算木代表未知数。这种器械的代数学到明代已不能再发展，于是算盘代替了算木的地位而普及起来。“九九歌诀”也随着出现。

欧洲人利玛窦等，及我国科学开创者徐光启等将欧洲的《几何原本》《八线表》等介绍到中国来，当时并没有为我国算学家所直接采用，到清初，才因这种影响而有符号的代数学之产生，而有梅氏兄弟的历法与算学的专著出现（梅文鼎著书八十余种，包含代数及三角等，开始用笔算演算），清圣祖御制的《律历渊源》和《数理精蕴》也包含欧洲的历学与数学。

物理学及化学

物理学在周秦时代或者曾经一度产生，现存《墨经》中就有讲光学的，包含（一）光必直行，光入密室，经小孔，则下影在高处，高影在下处；（二）光的复射，使影模糊，木斜则影短大，木正则影长小；（三）镜上有端与光，则聚于“影库”（焦点）；（四）凸球面镜生虚像；（五）凹球面镜的影必倒立；（六）凹镜像之大小及正倒，因物件远近而异，鉴者近中（在球心焦点间或焦点内），则所鉴大，影亦大，远中（球心以外）则所鉴小，影亦小；鉴立影，一小而倒（球心外者），一大而正（焦点内者）诸点（详陈文涛《先秦自然科学概论》）。秦汉以后，此学中绝。明代西洋教士东来以后，西洋物理学颇有一二种著作介绍，如汤若望的《远镜说》，述远镜的用法、制法及原理；熊三拔的《泰西水法》，述取水、蓄水各种机械；王徵、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合作译成《奇器图说》四卷，第一卷讲重心、比重，第二卷讲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第三卷讲应用原理以起重、引重、转重、取水及用水力代人力诸器械；邓玉函又著有同类的书。但此项介绍，竟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形成像天文、数学一样的继续的发展。由晋至唐时期，道教的炼丹术，有一种是用水银炼制长生不老的药物，唐太宗、高宗等许多皇帝都曾服过这种药，因中毒而死。这种炼丹术和西洋的点金术相类似，可视为化学的先驱，但西洋点金术变成化学，而中国炼丹术竟没有进一步的蜕变。物理及化学毫无发展，是中国自然科学幼稚的一大特征。

医学

医学是我国人至今还有些自夸为国粹之一的。相传神农尝百草、黄帝咨于岐伯而作《内经》，都不足信。春秋时的扁鹊是一位名医，但流传下来的《难经》是不是真系他的著作，也是问题。现在国医所崇奉的古典著作，除《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外，以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及《金匮要略》为最重要，《金匮》与黄帝《素问》、扁鹊《难经》被称为医学“三典”。《素问》大半是讲五行和运动的，《灵枢》是讲针灸的，都是《内经》的一部分，《难经》讲脉诀的，是《内经》的一部分撮要。东汉又有蔡邕著《本草》，涪翁著《箴经》。其后西晋时王叔和著《脉经》，亦为名著。唐代有孙思邈著《千金要方》，于志宁与李勣修订《本草》，甄权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其弟立言撰《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宋代医学的编著很多，印行尤普遍，当时《本草》所载药物计九百八十三种。金之刘完素也有医学著作。金元之际，有李杲（东垣）著《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颇有名。元有朱震亨著《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等书，当时医术研究乃渐盛，有人说是受了阿拉伯及欧洲医术的影响。明代名医很多，著述亦繁，其中有王履整理仲景《伤寒杂病论》而作《医经溯洄集》二十一篇，又著《百病钩玄》二十卷，《医韵统》一百卷。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增药三七四种，尤为名著。清代医学重要书籍，则有乾隆帝敕编的《医宗金鉴》。总之中国医学，进展到汉晋时为止，以后进步很少。明代西学输入时，西洋医学似乎没有被介绍。到清嘉庆时，种痘法输入，然后西洋医学才逐渐传来。目前国医亦仿西医设校传习，似乎有将私人秘传改为公开研究的趋势，但对于人体解剖、细菌检验、药物分析诸事，仍然不加以注意，实在无法走上现代学术的道路。今后对于中国药物与固有疗治方术的探讨和整理，应由新旧医界共负其责，才有办法。

应用技术

中国为农业及手工业相当发达的国家，但对农工技术的研究，很少专家。从《汉书·艺文志》的书目上看，周秦时期还有人注意，以后就没有了。现存关于应用技术的书，除医书外，寥寥可数。最著者是《墨子》的第十四、十五卷，讲兵器，《考工记》讲一般工艺，北齐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讲农业，以及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长庚的《天工开物》，清代包世臣的《齐民四术》。《农政全书》六十卷，为我国讲农田水利、农器制造最完备的书，很受西法的影响。此外便只有西教士所著关于炮术与上述水力器械的几种书。但在世界文化史上，有若干重要发明都是中国人在先或完全是中国人的功绩，如陶瓷制造、养蚕缫丝、拱形建筑、火药、罗盘、纸、活字印刷等。中国隋唐五代时期，已有雕版印刷，到宋仁宗庆历中，平民毕昇发明活版，其时在十一世纪，但欧洲活字印刷的发明在十五世纪，比中国落后四百余年。总之，宋元以前，中国还走在欧洲前面，明清时代，逐渐落后，而最近两三百年，便愈隔愈远了。

科学与迷信

科学在未发达时期，通常和迷信混在一道，我国古代所谓阴阳家言，是对于自然现象之科学解释，后来又流为迷信，因为阴阳、五行、八卦等都带有占星术的作用，而古代天文学则是和占星术相结合的。周秦时发生的以星象分野说，将中国各区域按星象分配，而占验吉凶，即占星术的应用。后世儒家有日月食为上天警告人君的学说，又以所谓景星庆云象征治世，以山崩地震预兆乱离，而历代正史对于什么“客星犯帝座，就表示严子陵足加帝腹”“五丈原落星，就表示诸葛亮逝世”这一类的话，均不厌烦琐地加以记载。古代医巫并称，近代国医也带有巫术的成分，如《验方新编》载有驱蚊法系于端午日黎明，由一人持扇在室内向外挥扇，一人低声问：“扇什么？”一人答：“扇蚊子。”如是反复三次，不让别人知道，可保一年无蚊。这样和巫术差不多同类的方子不止一个。我国数学也有卜筮的性质，如清末流行的一种名叫《笔算数学》的书，内载一题，系算孕妇所怀的胎是男性抑女性的，其方法有一口诀：“七七四十九，问娘何月有，除去母生年，再加一个九。”由此可见一斑。现在我们在研究国学以前，如不先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也将无法避免头脑之占卜星相化。

艺术

我国艺术现在已赶不上西洋，但在古代，则尽可与他们抗衡。我们的古代大建筑物亦多，可惜没有像古罗马建筑物一样好好保存到现代，令人瞻仰。例如秦之阿房，汉之未央、建章，隋之迷楼，这些有名的宫殿，六朝的浮屠等，现在徒然剩着史书的记载了。但如万里长城的伟大，及清代圆明园、颐和园建筑的壮丽，也曾令世人景仰。除建筑物外，现存的商周铜器（钟鼎彝器），秦汉的石刻、汉晋的铜镜及符；六朝的佛像（凿石窟造像），如敦煌莫高窟千佛岩、大同及龙门的石佛，都很有名。六朝尤其唐宋以来的书画，五代以来的瓷器，宋明以下的木刻，明以来的漆器、篆刻及器物雕刻、织物刺绣等，其中都有举世赞美的艺术品。可是过去我们的艺术品，大半专为帝王贵族或富家巨室所享有，或供士大夫的清玩，还没有十分民众化。而且除琴棋书画篆刻为士大夫消闲游艺外，其余如建筑、造像、雕刻等，都是委之工匠们之手的。这些传统的态度，今后都必须改变，艺术不应作为消闲之物而应用以表现大众的情感和时代思潮，艺术家必须有充分的现代知识和高尚的人格修养，这才能够促成伟大作品的产生。

绘画及书法篆刻

绘画在我国艺术中是造诣较高的一部门，书法篆刻则是由我国文字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特殊艺术。绘画的历史开始于上古无文字时代，在文字记载上亦开始于周秦，但古代作品遗传至今日者，最早仅有战国时的漆器彩绘（近年长沙古墓中发现）及汉代的石刻（山东武梁祠及孝堂山），卷轴画最早的为晋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汉代石刻画风与埃及石刻、希腊瓶绘相近。佛教东来后，中国画颇受印度影响，在题材上有佛教人物故事的选取，且引起道教画的产生，在画法上也有如张僧繇采用印度阴影法的一类表现（僧繇与顾恺之、陆探微为六朝三大画家，同时批评家则有谢赫）。唐代为绘画史最重要的时期，融化中国与印度的画风，技巧与理论均具有规模，人物、山水、花鸟各种画法，也确立基础。至宋代而更加完美。但元代以后，画家一味模仿古人，没有创新精神，就赶不上唐宋了。唐代画家，初期有阎立德、阎立本、尉迟乙僧等。乙僧为于阗国人，善作凹凸花，继张僧繇而提倡印度晕染的画法。当时画风仍承袭六朝细致刻画的传统，不甚流利活泼，题材仍以人物及道释两教为主。盛唐时期，画风变为雄健活泼，已参合西域画法与中土传统而形成了新形式，其时著名画家，画道释人物（壁画）的有吴道子，青绿山水则有李思训，明董其昌所谓北派之祖也。水墨山水则有王维，董其昌所谓南派之祖也。画马的则有韩幹。他们各立一派，分庭抗礼，可说是中国画史的全盛期。山水画自王维创水墨派后，张璪、王洽更进而创水墨写意一派，开辟了后世文人画的大路。晚唐画风进于纯美术化，花鸟人物，各有大家。五代时南唐西蜀为绘艺中心，仍继晚唐作风。宋代继西蜀南唐，设立画院，网罗画家。当时山水画，李成、范宽、董源，称北宋三大家，其后有米芾父子，而郭忠恕则以界画（楼台亭阁）自成一派。又有李公麟，长于人物素描，黄居寀、徐崇嗣长于花鸟。北宋画家，院内、院外都有，作风也差不多，到南宋则院体画派形成，有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四大家，作风偏重富丽精细，而缺少活泼天趣。理论方面，唐以前著作真本失传，多系后人伪托，宋人著作都是真的，最著名的有郭思《林泉高致集》、韩拙《山水纯全集》及饶自然《山水家法》等，大致都主张注重气韵，不但要画得像，而且要传神，又极重文人业余之作，对于画匠，乃至画院中专门作画的文人都瞧不起。这时期，宗教画已衰落了。而文人画中还有一种小品，如水墨画梅兰竹菊（从南宋起称“四君子”）的一种或数种，宋末郑思肖即以画兰著名。元赵孟頫是仿古的画派。从他起，便形成了元明清三代的摹古画风。元代山水画四大家，为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倪迂）。李桁（息斋）则以写意画竹子著名，著有《竹谱》为最佳的画法书。当时谈画理的，则大致都主张师古，要有古意。明代设有翰林图画院，造成一种院画风格，这种画是模仿南宋的。但有一个林良，创立花鸟的写意画。临摹最广博的有戴进，为浙派的创始人，这派还有吴伟、蓝瑛。明代后期为文人画时期，以吴派为中枢，画家有沈周、文徵明、董其昌等。沈、文与院派之唐寅（伯虎）、仇英（十洲）称为明代四大家。他们都是临摹古画的。明代画家临摹古人，不限一派，到清代临摹以黄公望、董其昌为正宗，画风愈不振，始终不过是软媚枯淡的吴派，代表者有所谓四王，即王时敏、王鉴、王翚（石谷）、王原祁，后两王更有力，后来学他们的形成虞山、娄东两派。此外还有恽格、吴历两人，也有名。清康乾间编印的绘画出版物有《佩文斋书画谱》及《佩文斋题画诗钞》两大部书，搜罗历代绘画史料，绘画理论，极为完全。其余论画著作还有百数十种，晚近流行的《芥子园画谱》，编制由浅入深，尤合于科学方法，颇便初学参考。

书法艺术化，开始于魏晋时期，魏之钟繇，晋之王羲之，是早期的书法大家。继之者南北朝有谢灵运等，隋朝有赵孝逸等，而唐代尤为名家辈出，最著名的是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等。宋代书法家也多，以蔡襄、米芾、苏轼、黄庭坚等为最著。米、苏两人都以画家而兼长书法。元代的赵孟頫也兼工书画，为一代宗主。明清画家也多兼长书法。最著者为董其昌。所以元明清有题画的风气，和唐宋画人将名字暗藏画中的习惯不同。明代专以写字著名的有祝允明、王维登、王世祯、邢侗等。清代著名书法家有刘墉、翁方纲、钱大昕、阮元、吴荣光、何绍基等。篆刻一艺，自元末王元章开始，为文人爱赏。明穆宗时，顾汝珍作《印薮》，集各种古印形式，流行于世。清代镌印，初期有两名家，乾嘉间有七家，另有西泠六家，分为种种流派，近人乃作《印人传》，详加分析。

从前的人说书画是雕虫小技，以现代眼光看来，书法篆刻，的确是小技，但绘画则是民众可以共同享有的艺术，它具有伟大的价值和无限发展的前途。今天西洋绘画已经输入，各种新型的画具和技巧，特别是关于透视、阴影、色彩诸端的科学原理，可以供国画家参考和汲取，可以补充过去国画的缺陷。我们的国画家大可以一扫元明清三代的仿古积习，恢复唐宋时代创造与写生的作风，融合中西画法的优点，写现代生动的题材，以创造新形式的国画，不必以“古意”和西画对立了。

音乐

我国的音乐尚不如绘画进步，当然比现代的西洋音乐落后很多。可是我们古时的音乐水准，并不在西洋之下。西洋古希腊发明十二律的时候，我国也从五音、六律、七律而达到十二律的发明。五音即宫、商、角、徵、羽，代表ㄨㄛㄜㄧㄩ五个由低而高的声音，是歌唱时的音阶。六律是六支长短不同的竹管，可以吹奏六个高低不同的音，大约就是五音以外再加一个变宫。后来又加一个变徵，就是七律。这七个音的次序如果是从徵开始，即徵、羽、变宫、宫、商、角、变徵，则与风琴上CDEFGAB七音相同，半音都在第三、四音及第七、八音之间。不过我国古代是以宫为第一音的。十二律则系在此七音之间再插入五个音，好像风琴上七个白键之间插入五个黑键一样。十二律的名称和次序，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这十二律是十二个固定的音，还可以加上长度加倍的一组（倍律）为低音部，长度折半的（半律）为高音部。战国时发明十二律旋相为宫，那宫、商等七音便成了哆来咪发似的唱音，可以从任何律开始，以形成高低不同的调式。据《管子》《吕氏春秋》《史记》等书记载，这十二律管的长度有一定比率，如四比三或三比二是，因之就有所谓“三分损益”的理论。三分损益包含减三分之一及增三分之一的两种关系，如以黄钟为基本律，依黄钟那根竹管的长度减三分之一，而成较短的林钟，就叫作黄钟下生林钟。再以林钟的长度作标准增加三分之一，而做成稍长的太簇律管，就叫作林钟上生太簇。照这个样子，太簇又下生南吕，南吕又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又上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钟，夹钟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仲吕，仲吕下生半律黄钟。古希腊十二律也是根据三分损益的原则制定的，但系用弦定音，不用竹管。我国至西汉末年，京房也发明用弦定音。这种由三分损益原则而规定的十二律，包含大、小两种半音，半律黄钟也太高了，并不是纯八度音程，很不便于旋相为宫。所以到了南北朝宋元嘉中，何承天发明十二平均律，使每个半音相等，而高音黄钟恰好比黄钟高八度。但他还没有计算到十分精密。到明代朱载堉，便将何氏理想完全实现，西洋人至一六九一年方才发明十二平均律，比何氏迟了一千二百年，比朱氏也迟了一百年。

我国雅乐中最重要的乐器，包括钟、鼓等敲击乐器，笙、箫等管乐器，琴、瑟等弦乐器三类。而最重要的是七弦琴。但七弦琴音过低，不便于在大庭广众中演奏。现在雅乐已不流行，仅文庙祭祀时采用它，并与古舞相配合，因为雅乐的传统在南北朝时已经中绝，唐宋以后，只知机械地师古而不能改进它，因此就不足重视了。南北朝时，因为阿拉伯琵琶经龟兹传入中国，我国音乐于是开始胡乐化，同时雅乐俗乐化。唐宋时代，音乐重心已不是雅乐而是燕乐。唐代燕乐即梨园乐，是伴奏歌舞及简单戏剧的，以琵琶为主乐。宋代燕乐，以觱篥为主乐，觱篥也是从龟兹传来的，是管乐器。元明以来，歌剧发达，伴奏音乐足以代表当时的国乐，而主要乐器也无不是外来的。元曲伴奏以三弦为主，南曲伴奏以笛为主，昆曲盛行后，无论南北曲，均用小工笛伴奏。皮黄戏之主乐为京胡，梆子戏之主乐为胡呼。笛系汉代西域传来的“横吹”，三弦胡琴来自蒙古。近代昆曲与皮黄的盛衰，和音乐颇有关系。昆曲以乐曲迁就字音，违背了歌唱艺术的主要原则，所以失去了它的地位。皮黄代兴，牺牲字音以迁就乐调，颇有流畅自然之美，但乐曲只有几个固定的，变化太少。而昆曲与皮黄两种东西，都不能像西洋音乐一样，以音乐描写词句的意义，使人于未听词句以前，一闻音乐，就已大受感动。这尤其是我国音乐落后的表现。

我国器乐单奏，在周代即有俞伯牙《高山流水》的名曲，晋代亦有嵇康的《广陵散》。复音音乐也发生很早，《周礼》所称“奏黄钟，歌大吕”，即短二阶的歌奏和声。西洋复音音乐产生于十世纪，在《周礼》出世后八九百年。然而在今天，西洋音乐大进步，而我国国乐水准还和数千年或数百年前一样，甚至退化了。我们在输入西洋音乐之余，是不是可以借助于西洋现代音乐，而改造国乐乐器与乐曲等以成新型的国乐呢？这就是新音乐家与国乐家的共同责任了。（国乐书籍有宋沈括《梦溪笔谈》，明朱载堉《乐律新书》，清陈澧《声律通考》等。）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这套常识丛书所选书目包括吴晗、沈从文、林徽因、胡适等大家的作品，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历史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都制定了一个相对严谨的校正标准与流程。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文外，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现代通用简体字。

三、错误的字词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正。如：“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回复”改“恢复”等。

四、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做”“作”，“那”“哪”，“么”“吗”等。

五、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琅邪”改“琅琊”，“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起始”改“开始”等。

六、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尽量统一。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各篇中标题、落款、注释等，统一编辑处理。

前言

吾国美术自古以来最为发达，书画、雕塑、建筑皆能表国民性之特长，为世界所注目。但雕塑、建筑虽有迹象流传，而各家著录东鳞西爪，无统系之说明；或出于工匠之手，不得其法，遂致后人无可稽考。唯书与画授受渊源，自古迄今，统纪分明，蔚为大观。若胪述其本末，详言其流派，固非短篇小册可得而尽也；兹特提示梗概，以为问道之津梁。若博引旁征，搜求宏富，俟诸异日。

第一章

三代之绘画

伏羲画卦，仓颉制字，是为书画之先河，即为书画同源之实证。盖是时，文明肇始，事务渐繁，结绳之制不足赅备，不得不别创纪载之法；而纪载之法，必先诸数与形，取其简而易明，便于常用，故画卦所以明乎数，而文字始于象形。以象形而言，即含有图画之意。文字与图画初无歧异之分，例如patch（日）、patch（月）、patch（木）、 （子）、patch（鱼）等字，即谓之图画亦可。迨后制作日繁，绘画之事则以五彩画十二章，藻火、粉米、山龙、黼黻之属为旗常、衣服之装饰，彩色之用因以发达，华丽壮美以兴起诚敬欢悦之感情。凡文字之所不能表明者，借此以表明之。钟鼎彝尊既有文字，又有饕餮、螭文、雷文、云文等互相表见。盖其时，因文明制作渐兴，而文字、绘画为民情民性表示之要素，故特显著也。

古者画人姓名多不可考。《云笈七签》载黄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乃命灊山为衡岳之副，帝乃造山躬写形象，以为五岳真形之图。又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又《画史会要》：“画嫘，舜妹也。画始于嫘，故曰画嫘。”盖是时，绘事已见端倪，姓氏之可考者如此。夏禹铸鼎以象神奸，殷高宗以形求得傅说，此为人物画之滥觞。至周之世，画之用渐广。《周礼·考工记》：画缋之事，杂五色，以象山水鸟兽。又：“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明堂四门，画尧舜桀纣之像、周公相成王负斧扆之图，以示鉴戒。由此观之，当周之世，山水、人物、鸟兽之画则已备具，而钟鼓、鼎彝、旗常、衣裳之制无不需用绘画者，其美术工艺亦可云发达矣。

伏羲女娲像

［清］ 袁江 《 阿房宫》

春秋战国时代，楚于先王庙、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之神、古圣贤之像。宋元君召画图众史，而以解衣槃礴为真画者。庄子客有为周君画者三年而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像。韩非子客有为齐王画者，王问：“画孰最难，孰最易？”客对曰：“犬马难，鬼魅易。”韩非子可为知写生画之困难者矣。然此等画现时不可得见，究不知形状如何。其惨淡经营，推究理法，可见概也。

三代之时，吾国美术盖由自然之发达，尚未受外国艺术之影响。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其版图扩张，渐与外国交涉，西域之美术渐次输入。始皇元年，西域骞霄国画人烈裔者献刻玉，善画，口含丹青，喷壁成龙及山川、禽鱼、鬼怪之属（见《拾遗记》）。其征信不可考，亦可知吾国绘画与外国接触之一端。始皇时有阿房宫之大建筑，虽其形状难详，据史所称，壮丽瑰伟可以想见。此种艺术之进步，于绘画亦大有连类之处。始皇席祖宗雄霸之业，上接周代文明之盛，加以好大喜功，开拓边宇，交通外国，其所发舒，益为宏远。自三代至秦，学术文艺思想为之一变。

第二章

汉代之绘画

汉继始皇四海统一之后，治理天下前后四百余年，可谓极盛矣。当汉之时，远承春秋之战乱，近接秦政之苛暴，民力疲惫，一世之风趋于厌苦烦闷之境。于是文、景相继笃尚黄老，持清净无为之道，与民休息。武帝崇尚儒术，整顿文教，使张骞广通西域，威令极于边陲，一时有振作之气象。设学官，置博士，一以儒术为政治之本。于是公孙弘、董仲舒、司马相如等学者辈出，文教大兴。苑囿宫殿之盛，亦于此时见称于史籍。外国之动植物、珠玉珍奇之品随时输入，天马、葡萄之镜背图案，即所以夸汉皇之威灵，纪方物之奇异也。其余如雕刻及铜人、石像等，亦足征技工之进步。

汉代文运之盛，绘画亦随其步武而日新。汉以前史迹多朦胧不得明确，自汉以来乃有事物可考，如石刻画尤为明征，而技艺由此日进。佛教画亦渐输入。图画之鉴赏，实自汉始。盖汉代之绘事，于种种之点大为发达。今征诸史册，武帝创置秘阁，搜集天下书画。甘泉宫中画天地太一诸鬼神，明光殿画古烈士之像。宣帝甘露三年，画功臣于麒麟阁，鲁灵光殿图写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神灵等。画题之种类渐多，用途亦广。元帝时有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画工辈出。盖当时宫廷已有尚方之画工如毛延寿辈，此为后世画院之滥觞。

后汉明帝好文，雅爱丹青，别设画宫，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等撰诸经史，更命画工画之。又创鸿都学，搜集天下之奇艺，画中兴功臣二十八将于云台。明帝继光武中兴之后，改光武之柔道政策，开西域诸国之交涉。当时班固之弟班超于西域屡建战功，盖远绍武帝，再宣扬国威于异国，使之通款入朝。而交涉由是频繁，佛教之东渐由是起，佛教画之端绪亦可见矣。明帝梦金色之佛身，遣蔡愔使月氏求佛教之经典、雕像、画像，传写数本，安置于南宫之清凉台高阳门；又白马寺之壁上作千乘万骑绕塔之图；又保福院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图。此等画为吾国佛教画之嚆矢也。

前汉以来，楼台中多陈古圣贤像。光武与马皇后尝观览之，指娥皇、女英之图，顾谓后曰：“恨不得妃如此者。”及观尧帝之像，后指之，曰：“陛下百僚之臣，恨不得如此者。”帝顾而笑。灵帝光和元年，画孔子及七十二门人于鸿都门。献帝时，成都学画盘古、三皇五帝、三代之名臣及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他郡府厅事壁间、郡尉之府舍，皆施雕饰，山海神灵、奇禽异兽，极其炫耀。

时至汉代，绘画之需用如此之盛，画工亦随之益多。后汉画工之著者，蔡邕、张衡、刘褒、赵岐等，尚方之画工则有刘旦、杨鲁等。其中张衡，南阳西鄂人，善画神兽；刘褒作《云汉之图》；蔡邕工书画，善鼓琴，有《讲学图》《小列女图》传于世。灵帝召邕画赤泉侯五代将相，兼命为赞及书，时称三美。其画迹今已无存，不知其形状如何。山东肥城孝堂山祠、嘉祥武梁祠、嵩山三阙之画像石刻尚存，多画帝王、圣贤、孝子、烈士、战争、庖厨、鱼龙杂戏等，刻画朴拙，亦可想见当时衣服、车马、风俗之制度。此其最著者。其余散见于他处者甚多，古拙大抵相类。盖汉时绘画及雕刻不如后世之精巧，笔法浑古，有雄厚之气象，与书法同风，乃至砖瓦、偶像、工艺诸品，皆可推知其有一贯之特征也。

第三章

六朝之绘画

汉纽既解，魏、蜀、吴鼎足三分，中原逐鹿者五十余年。转瞬见六朝之兴亡，所谓五胡乱华，南北纷争，其间扰乱凡三百五十年。然六朝帝王将相多好书画，于国家丧乱之际，而收藏赏鉴尚称隆盛；加之汉以来与西域交通，佛教思想浸入中国，虚无厌世之学风并庄老之玄谈，流行于士大夫之间。盖国家争乱，政治颓靡，社会人民几无以自聊，故不得不借佛老之说、美术书画之趣以安慰其精神，有所寄托，逃脱烦恼。故当时佛教号称极盛，石刻造像弥山满谷，几乎人持佛号，家然净灯，如龙门造像，即可知当时风俗及美术之一斑。佛像佛画输入中国为一大机会，而吾国绘画界亦新添一异彩也。

六朝以前之绘画，大抵为人伦之补助、政教之方便，或为建筑之装饰，艺术尚未脱束缚。迨至六朝，则美术具独立之精神，审美之风尚因以兴起，渐见自由艺术之萌芽，其技能顿进。画题如佛道人物、牛马、山水、花鸟、鱼龙、车马、楼台等，其范围甚为扩张。南齐谢赫之《画品》、梁元帝之《山水松石格》、陈姚最之《续画品》等，盛行于世。

山水画之肇端，盖由北方胡族侵入中原，汉族渐次南下，四围之境遇，遂使汉人开山水之端。其原因实为老庄哲学之影响。老庄之学崇尚清静，爱好自然，时与南方山水之自然美相接触，自能启发其山水画之思想。然其时，山水画尚未能独立，大抵皆为人物画之背景。由此观之，与西洋画若同其径路。

当六朝时代最为重要者，则为由佛教传播得来之宗教画。当时之佛教徒，非印度之宣教者即本国之求法者，对于佛教非常信仰，以绘画为宗教的敬虔之事业。传教之寺院，宛如由其宗教理想所幻出之一大美术研究所。同时道家虚无恬淡之说，亦与之相颉颃，绘画雕塑之像设以为宣扬道教之具，故绘画有道释之一科，为人物画主要之画题。此时可谓极信仰画之隆盛。信仰之念后渐退减，遂变为审美的观念，卒至为历史人物、风俗画等助长之资。

第四章

魏晋之绘画

魏有高贵乡公曹髦（曹髦之迹，独高魏代，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新丰放鸡犬图》，又有《於陵子黔娄夫妻图》）、杨修、桓范、徐邈，吴则有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妹）、曹不兴，蜀汉则有诸葛亮、诸葛瞻、李意其，然其中唯曹不兴尤显。

不兴，吴兴人。赤乌元年，帝游青溪，赤龙自天而下，凌波而行，遂命不兴图之。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又连四十尺绢画一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亡失尺度。不兴尝从天竺僧康僧会见西域佛画仪范，因以写之。不兴之画，为后世人物画之所祖，亦受佛教之影响也。

西晋荀勖、张墨称为名手，入东晋则更加多。明帝善书画，以王廙为师，尤长佛像，精鉴识。及胡族入洛阳，魏晋以来名迹概遭焚掠。至明帝再搜集法书名画。其后桓玄篡立，此等名迹悉归桓温家。

东晋之名手如卫协、王廙、顾恺之、戴逵戴勃父子、史道硕兄弟，并为世重。而顾恺之、陆探微及宋之张僧繇，并称六朝三大家。卫协，曹不兴之弟子，道释人物冠绝当代。尝作《七佛图》《穆天子宴瑶池图》。谢赫云：“卫协以前之画尚未精微，至卫协始加细密；于形似未优，于骨法则卓然矣。”

弟子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人。博学有才，所著有《魏晋名流画赞》及《论画》，所画种类极多，自佛像、帝王、将相、烈女以至龙虎、神兽、鹅鹄等，无不俱备。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兴宁中，瓦官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疏。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余。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睛，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得百万。

王廙，字世将，琅琊临沂人，工书画。晋室过江，廙书画第一，为明帝师。尝作《孔子十弟子图》，以励其兄子羲之。羲之书为古今冠冕，丹青亦妙，有《杂兽图》《临镜自写真图》。其子献之，工草隶，善丹青。温峤、谢安、嵇康、王蒙、张收皆以善画称。

魏晋间文人弄笔，儒雅风流，耳濡目染，盖一时之风尚然也。且书画同途，善书者类能画。如蔡邕、谢安、王廙、羲之父子，皆以书法著名，涉及丹青，自能入妙。

［东晋］ 顾恺之 《洛神赋图》

第五章

南北朝之绘画

刘宋之武帝受东晋之禅位以统御南方，而北地为拓跋氏所盘踞，是谓南北朝。声名文物、风俗习惯因地势而生差别，书画亦然。雄峻峭刻成为北派，软美蕴藉成为南派，亦自然之势也。南方陆探微、张僧繇声名最著，北方则曹仲达、杨子华、萧放、刘杀鬼等颇为世所称。

陆探微事宋明帝，常在侍从。其画多佛像及古圣贤像，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画有六法，自古鲜能足之，至探微得法为备。又作一笔画，连绵不断。盖王献之有一笔书，因创一笔画，以书法移于画，其用笔之妙，当可想象也。其子绥洪及弘肃，并传乃父之法。袁倩、顾宝光皆出其门。

［北齐］ 杨子华 《 校书图》

陆家一派之外，则有吴暕，刘胤祖、绍祖兄弟，谢庄、谢灵运兄弟。顾景秀（字骏之）亦刘宋武帝时有名者，创赋彩之新制，能变古法。又宗炳、王微皆为山水名手。宗炳字少文，亦有一笔画。东坡书《宗少文一笔画》诗云：“宛转回纹锦，萦盈连理花。何须郭忠恕，匹素画缫车。”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丘壑，各有画序，意远迹高，盖为文人画之先率者也。当时北魏如蒋少游、杨乞德、王由等，皆善佛道人物，为北方画苑之名家。

南齐谢赫，尤长人物，不俟对看，一览便归，操笔点刷，研精意，存形似，毫发皆无遗失。别体细微，多自赫始。盖顾恺之以后，貌写人物，其法至此大备。尝作《古画品录》，品第陆探微、曹不兴等画家二十五人为六品，以六法为标准。其所谓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摹写。此六法乃古来画家对于画之心得，而谢赫综合安排成为条件，为后来评画之所祖。

谢赫之外，毛惠远、惠秀共事武帝，官至少府卿，师法顾恺之，画体周赡，意匠不穷。武帝将北伐，画《汉武帝北伐图》以备观览。其子棱亦善画。刘瑱篆隶、丹青并为当世所称。惠远善画马，瑱画妇人，并为当世第一。姚昙度以魑魅鬼神著。章继伯、蘧道愍并善寺壁，兼长画扇。沈标、沈粲专工绮罗屏障，笔迹调媚。

萧衍受南齐之禅即位，是为梁高祖武皇帝。为人英迈，通文学，好绘事。其子绎，字世诚，是为元帝。元帝之长子方等，皆能画。元帝尝作《山水松石格》，有《职贡图》及《游春白麻纸图》。方等尤能写真，座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成。

武帝之世，张僧繇为古今之巨擘，六朝艺苑放一异彩。僧繇，吴中人。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以此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毁。唐李嗣真《后画品》云：“顾、陆人物衣冠信称绝作，未睹其余。至于张公，骨气奇伟，师模宏远，岂唯‘六法’兼备，实亦万类皆妙。”其画今日虽未得见，然当时佛法盛行，印度、西方之美术确有所传染，奇形异貌，殊方夷夏，皆参其妙。其法不用笔墨勾勒，以重色青绿朱粉适宜染晕，开一新生面，所谓没骨法也。其法盖由印度染晕法脱化得来。其子善果、儒童并师其法。

张氏之外，当时名手有袁昂、焦宝愿、嵇宝钧、解倩、陶弘景等。宝愿画树色皆出新意，点黛施朱，不失轻重；宝钧意兼真俗，赋彩鲜丽。又萧贲于扇上画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

至陈之文帝，锐意搜求古画，所得八百余卷。陈亡，遂归于隋之皇室。陈之名手为吴郡之顾野王，字希冯，善草木虫类。

节录唐张彦远叙南北朝时代师资传授：

晋明帝师于王廙。卫协师于曹不兴。顾恺之、张墨、荀勖师于卫协。史道硕、王微师于荀勖、卫协。戴逵师于范宣。逵子勃、勃弟颙师于父。（以上晋。）陆探微师于顾恺之。探微子绥洪、弘肃，并师于父。顾宝光、袁倩师于陆探微，倩子质师于父。顾骏之师于张墨。张师于吴暕。暕师于江僧宝。刘胤祖师于晋明帝。胤祖弟绍祖及子璞并师于胤祖。（以上南宋。）姚昙度子释惠觉师于父。蘧道愍师于章继伯。道愍甥僧珍师于道愍。沈标师于谢赫。周昙研师于曹仲达。毛惠远师于顾。惠远弟惠秀、子棱并师于惠远。（以上南齐。）袁昂师于谢、张、郑。僧繇子善果、儒童并师于父。解倩师于聂松、蘧道愍。焦宝愿师于张、谢。江僧宝师于袁、陆及戴。（以上梁。）田僧亮师于董、展。曹仲达师于袁。（以上北齐。）郑法士师于张，法士弟法轮、子德文并师于法士。孙尚子师于顾、陆、张、郑。陈善见师于杨、郑。李雅师于张僧繇。王仲舒师于孙尚子。（以上隋。）二阎师于郑、张、杨、展。范长寿、何长寿并师于张。尉迟乙僧师于父。（尉迟跋质那，在隋朝。）陈廷师于乙僧。靳智翼师于曹。吴智敏师于梁宽。王知慎师于阎。檀智敏师于董。吴道玄师于张僧繇。卢棱伽、杨庭光、李生、张藏并师于吴。刘行臣师于王韶应。韩幹、陈闳师于曹霸。王绍宗师于殷仲容。（以上唐。）各有师资，递相仿效；或自开户牖，或未及门墙；或青幽于蓝，或冰寒于水。似类之间，精粗有别。

第六章

隋朝之绘画

东晋自元帝以来凡二百七十年，隋文帝灭北周及陈，南、北两朝对峙之局皆席卷而兼并之，大似秦始皇之兼并六国。结果北朝之风抑，南朝之习改，清谈绝迹，经学代兴，南北朝思想之藩篱自然打破，而绘画亦融和南北风尚之特色。展子虔、董伯仁应召入朝，其初图样各异，后乃互采其意以相资益，由是亦可见一斑。

文帝倾心政治，主节俭，崇文教。于东京观文殿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来之法书；西曰宝迹台，藏古来之名画。开皇二十年，命侍官夏侯朗作《三礼图》。炀帝即位，于洛阳起显仁宫，长安至江都设离宫四十余所，又造汾阳宫。当时土木建筑凌驾汉武。加之寺观邸宅连年造筑，其装饰绘画之需要可想见也。又炀帝撰《古今艺术》五十卷。

名工辈出，如展子虔、董伯仁皆相继入朝。其他阎毗、杨契丹、郑法士兄弟等，皆事隋室。阎毗、杨契丹并长衣冠车马。阎毗传其技于立德兄弟，杨契丹为当时写生家之泰斗。郑法士师法僧繇，独步江左，最长人物、楼台。其层楼添以乔林嘉树、碧潭素濑、杂英芳草，暧然有春台之思。盖楼台为界画，如展子虔、董伯仁皆擅长，故界画于隋朝大为发达。法士之弟法轮、子德文及孙尚子，皆擅名于一时。尚子善战笔之体，甚有气力，衣服、手足、木叶、川流莫不战动，唯须发独尔调利。他人效之，终莫能得。法士之画派，当时袁子昂、陈善见、刘乌及唐初之阎立德兄弟并传其法。

自唐以降，发展之气运，其影响及于山水画。展子虔经北齐、北周，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画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人物面部神采如生，意度自足，可为唐画之祖。其后阎立本、李思训皆宗其法。

此等诸家之外，江志之山水木石，李雅之佛像，皆一时之选。又西域之东部，土尔其尉迟跋质那、印度僧昙摩拙叉及跋摩擅西域画，其画风影响及于中国。跋摩善画十六罗汉像。炀帝晚年，国用不足，内乱频仍，群雄蜂起，遂以前朝之名书法画载往扬州。中途船覆，失其半，其一半传于唐室，即《贞观画史》所载者也。

要之，六朝画艺于各方面发展，而宗教画为中国画史上一大重要之点。以汉代以降中国绘画发达之大势观之，六朝绘画为进于唐代之过渡时期。虽其画风巧致，尚存汉时古拙之余韵；至于写生之技能，则远胜于前代，然未若唐朝之精整。盖过渡时代之现象，尚未进于确然融浑大成之运。绘画至唐，乃达于完备之域，于画史上开一新纪元。写生技巧之胜，因其遗迹及雕塑、书法等可推知也。

［隋］ 展子虔 《游春图》

第七章

唐朝之绘画

唐朝文化概论

汉失天下，中国国民生活于风云离乱之间者，前后三百年。唐高祖统一宇内，寻太宗即位，乃见贞观之治世。四海昌平，宪章整饬，社会之秩序大备。西域诸国，皆来朝贡，其威令所及，殆亘全亚细亚大陆之半。其后，玄宗即位，励精图治，文教勃兴；又屡立功边境，国势大振，可谓汉族气运盛旺之时期。

诗则有杜甫、李白，经学则有孔颖达、颜师古，文章则有韩愈、柳宗元，书法则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张旭、李邕等，名家辈出。东西交通频繁，遂输入景教、回教、拜火教，而佛教、道教更为流行。当时图像变化丰富，杨惠之等之雕塑、吴道玄之佛画受显著之影响，相貌圆满，衣褶流畅，其技巧不复如六朝之古拙。其他建筑、寺观、宫殿、楼阁，皆极宏丽。一代之文物灿然可观。

唐朝三百年间，文运隆盛，社会之风尚为之一变，而绘画因以转移。盖绘画与文艺有相连之关系，皆为国民思想之反映。今以唐朝三百年间之绘画分为前后两大时期。玄宗开元、天宝之际为文运极盛时代，历史上呈特别之色相；绘画亦于此时期为界限而分为前后期焉。

唐朝前期之绘画

唐朝前期之画，大抵继承六朝之风尚，其技巧虽可见一般之进步，尚未开新纪元之局。初唐之文学，犹有六朝后半期绮丽艳冶之余波。其诗如沈佺期、宋之问之律体，其根底犹存六朝艳冶之余韵。文章依然六朝之骈俪，尚未见韩、柳之雄风。绘画亦多所蹈袭，山水树石，用笔细致，未发挥其妙趣。然高祖统一天下，梁、隋之官本虽有遗亡，其余皆归御府。太宗更为购求，《贞观公私画史》所录名画二百九十三卷。武后之世，张易之奏请修订，鸠集名工模制副本。太宗素善书画，其弟汉王元昌、韩王元嘉、滕王元婴皆善画。阎立德兄弟等名手辈出，遂至讴歌四海统一之鸿业。加以佛道二教之流行，寺观建筑之盛，壁画为当时流行品。太宗、高宗之世，玄宗、三藏、王玄策等从印度得来之佛教画，又太宗朝于阗国王荐来之尉迟乙僧，擅印度晕染法、凹凸画，皆有益于绘事者不少。

高祖以后，渐至太平，奢侈淫乐，致惹起武、韦之乱。中宗之世，唐室之基础将倾。玄宗即位，唐室中兴，见开元、天宝之治，而绘画亦开一新纪元。是后名家辈出，如阎氏父子兄弟，其最著者也。唐初绘画界之著者，即为阎氏一门，父子兄弟皆以画名。阎毗事隋，其声早著。立德之弟立本，尤为其家白眉。高祖武德中，立德除尚衣奉御，图绘人物、古今故实称名手。绘《东蛮谢元深入朝图》，乌章赤服，折旋规矩，端簪奉笏之仪，人物诡异之状，莫不备该毫末。有巧思，凡宫殿、城池、陵寝，皆令营建。贞观初，封大安县男，历将作大匠，迁工部尚书，进封为公。

［唐］ 阎立本 《职贡图》

立德之弟立本，亦事太宗、高宗两朝。显庆初，令代兄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拜右相、博陵县男。立本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于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贞观十七年《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立本书画兼能，朝廷号为丹青神化。太宗与侍臣泛舟春苑，见异鸟容与波上，悦之。诏坐者赋诗，召立本侔状。阁外传呼画师阎立本，是时已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怅流汗。归戒其子曰：“吾少读书，文辞不减侪辈，今独以画见知，与厮役等。若曹慎毋习！”然性所好，虽被訾屈，亦不能罢也。

今征诸史册，阎氏一家之画，多极沉着痛快。其宫女曲局丰颊，神采如生，体法高古，景物变幻。元黄子久所记，言其作《西岭春云图》曾入内府，有宣和御书题。用墨崚嶒有骨，设色奇崛，丹朱以石质为之，后加以青绿点缀。人物仅寸余，而生动活泼，纤毫不漏。两宋人之皴染法，其源盖出于此。

尉迟乙僧，于阗国人，善丹青。父跋质那善画。时人以其父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其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曾于慈恩寺塔前画《千手千眼观音图》。《画鉴》曰：“尉迟乙僧作佛像甚佳，其用色沉着，堆起绢素而不隐指。其画如张僧繇一乘寺凹凸画，阴阳显然。”

其他初唐有特种之技能者，则窦师纶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称为陵阳公样。师纶字希言，太宗秦王府谘议，相国录事参军，封陵阳公。范长寿善画风俗田家景候。其画山水树石牛马，屈曲远近，放牧闲野，皆得其妙。今屏风是其制也。河东薛稷工书画，其画鹤于黄筌以前称第一。曹元廓于武后时，画山川物产之像于九州鼎，又画《秦府学士图》《凌烟阁图》。殷仲容善书画，工写照及花鸟，用墨色如兼五采。张孝师之《地狱变相图》，尹琳之佛事鬼神，笔力快利，皆为名作。

唐朝后期之绘画

玄宗即位，唐室再兴。姚崇、宋璟称为名相，屡建边功，威令震于西域。贞观以来约六十年，成开元、天宝之治世。文学、技艺一时勃兴，绘画则有吴道玄、李思训、王维等名家，道释人物、山水画可谓开一新纪元。即如佛像人物画，吴道玄之描法所谓吴带当风者，一变古来高古游丝之细笔，其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装。道玄初名道子，玄宗改名道玄，东京阳翟人也。少孤贫，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内供奉。道玄好酒，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学书于张长史旭、贺监知章，不成，因工画。曾事韦嗣立为小吏，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

道玄之弟子卢棱伽、杨庭光、李生、翟琰、张藏、王耐兄等并传其法。后五代之朱繇亦传其法。卢棱伽最著，其笔迹风骨虽不及师，物像精备，长于佛事。其所作十六罗汉最有名。

山水树石一科，往往驾于魏晋以来名手之上。前者虽有宗炳之《画山水序》、王微之《叙画》、梁元帝《山水松石格》之论画，然至唐乃见大成。盖世界无论何国，山水画在人物后始发展。其初不过为人物之背景，渐次乃独立成山水之一体。唐张彦远论山水树石，谓唐以前山水，大抵群峰之势如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树则刷脉镂叶，功倍愈拙，不胜其色。吴道玄者，天付劲毫，幼抱神奥，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又于蜀道貌写山水。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树石之状，妙于韦鸥，穷于张文通（璪）；璪能用紫毫秃锋，以掌摸色，中遗巧饰，外若浑成。由此观之，唐朝山水可谓卓然成家，宗派别出。如李思训、王维、郑虔、卢鸿辈，以淡彩、水墨各擅所长。而李思训父子细劲之皴法，金碧赋色，又为特创。是后山水画南北分宗，盖始于此。时李思训为北宗，王维为南宗，历代相承，渊源可按。

李思训一家

李思训字建，唐宗室孝斌之子。以战功显当世，官至武卫大将军。弟思诲，子昭道；思诲子林甫，林甫之侄凑。一家五人皆擅丹青。思训生长富贵，日夕所观览，自然精丽。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又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后人所画着色山水，往往宗之。子昭道，更加工细。石用小斧劈，树叶用夹笔。用绢之法，皆以热汤使半熟，入粉捶之如银版。后以青绿为质，金碧为文。盖当时画家概用此法。

玄宗曾命吴道玄画蜀道风景于大同殿，道玄一日而毕；又命思训图之，累月始成，皆极其妙。两者之画虽不可得见，然思训画之精细，可想而知也。思训子昭道，官至太子中舍，变父之势，妙又过之。世称思训为大李将军，昭道为小李将军。其实昭道官非将军，盖因父并称（《唐书·宗室世系表》：昭道官太原府食曹，直集贤院）。《画鉴》（元汤垕著）曰：“昭道之《海岸图》，绢素百碎，粗存其神采。其笔墨之源，皆出于展子虔辈。盖其父子皆由展子虔、阎立本出而别树一帜者也。”

山水画至盛唐李氏父子乃集大成。后经安史之乱，入中唐，更有王维、郑虔辈出，别开一种水墨淡彩之山水画。其画传于韦偃、王洽、王宰、项容之徒，以至于五代之荆浩、关仝。中唐以后以及北宋末之山水画家，大抵皆属南派。李思训一派，至南宋画院睹再兴之运。王维等之画，固由于天禀使然，亦中唐以降社会之风尚渐移于高雅冲澹一途；而诗文之格调至是亦为之一变，不复如开元、天宝之艳冶，元、白、韩、柳一派应运而生焉。

［唐］ 李思训 《 江帆楼阁图》

王 维

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也。玄宗开元中举进士，官至尚书右丞，与弟缙齐名。丧妻不娶。安禄山反，玄宗出奔蜀。彼为贼所获。禄山固知王维之才，迎置洛中，迫为给事中。贼既平，彼亦下狱。时弟缙请为彼赎罪，肃宗怜而许之。后授为右丞。王维上表曰：“己有五短，缙有五长。愿还其官。”放归田里，遂隐居辋川别墅。其襟怀高旷，魄力宏大。始用渲淡，一变从来钩斫之法，其余韵及于后世。又善诗，为当时四杰之一。东坡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有《山水论》一篇传于世。

明董其昌论南北二宗画：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远、夏珪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而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言。”知言哉。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

［唐］ 郑虔 《峻岭溪桥图》

当时卢鸿（字浩然，洛阳人）、郑虔（荥阳人）之辈，亦兴水墨淡彩之画风。卢鸿，开元中与王维同召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就，放还，隐于嵩山，赐草堂一所。长山水树石，以瀑布名。墨法融液，创水墨之法。郑虔亦与王维共事安禄山，坐贬台州司户。天宝中，为广文馆博士。与杜甫友善。杜诗中所称“广文先生官独冷”，又“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盖极称赏之也。尝写山水并其诗以献，帝大署其尾曰：郑虔三绝。

张璪字文通，吴郡人也。官至检校祠部员外郎。工山水、树石。撰《绘境》一篇，言画之要诀。初，毕庶子宏擅名于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毫，或以手摸绢素。因问璪所受，璪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于是阁笔。尝以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生枝则润含春泽，枯枝则惨同秋色。其山水之状，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喷如吼。

鞍马画家

鞍马动物则有曹霸、韩幹、孔荣、陈闳、韦偃等。盖开元、天宝之际，唐室之威望震于西域，诸国之名马奇兽多所献纳，当时画家得有写生之好标本。

［唐］ 韩幹 《猿马图》

古来称韩幹画马“画肉不画骨”。彼之画马，与从来之画大异，自成一家。少时常为卖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时，每贳酒漫游。尝征债于王家，戏画地为人马。右丞奇其意趣，乃岁与钱二万，令韩画十余年。幹善写人物，尤工鞍马。初师曹霸，后独擅其能。时陈闳善画马，玄宗命幹师事陈闳。幹曰：“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古来有《八骏图》，相传为史道硕之迹。又曰史秉笔皆螭颈龙身，矢激电驰，马之状貌不具。盖晋宋之间，既由顾、陆一变其风，至周隋之世，董、展辈更一变，存翘举之姿，缺安徐之体。至韩幹时，玄宗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遂有沛艾大马；西域大宛，岁有来献。遂命幹悉图其骏。彼既得如此之好模范，其画风之结果，为古今之所宗。门弟子亦多，而以孔荣为高足。其后，宋之李公麟、元之赵孟頫皆师其法。

［元］ 赵孟頫 《人骑图》

陈闳善写真及画人物、仕女。明皇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容，冠绝当代。玄宗曾出猎泰山，吴道玄、韦无忝皆供奉。有《金桥图》，为三名手之合作：御容及所乘之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木、鸷鸟、器物、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牛羊、橐驼猴兔之属，韦无忝主之。时称三绝。

当时与韩幹以画马齐名者为韦偃。黄伯思曰：“曹霸之马，精神优于形似；韩幹之马，形似胜于精神；至若韦偃，则二者调和。”此三人者，行笔之迹亦相似。而韦偃又善山水松石，笔力劲健，风格高举。其山水属于王维一派。其父韦銮，亦善山水松石。銮兄鉴，善龙马。一家源渊，可谓远矣。

中唐及晚唐之绘画

唐朝三百年间之艺苑，于玄宗开元、天宝一时焕发，名匠巨擘彬彬接踵至，为后世之所宗仰。德宗以后，不过略续其余风。德宗朝古画、古迹多所模仿，有官拓之设。然国事多变，渐渐废绝。其后武宗好神仙，毁佛寺伽蓝四万余所，可谓佛画之一厄。宣宗即位，虽锐意修复废寺，而至宪宗之世，宦官朋党互相轧轹，加以藩镇之乱，懿宗时又边境入寇，僖宗以后，国用不足，百姓流离，盗贼蜂起，遂有王仙芝、黄巢之乱，唐室衰微，迫于眉睫，故中唐以及晚唐艺术不能发展。

［唐］ 韩滉 《五牛图》

当禄山之乱，唐室所藏名迹多所散佚。肃宗往往颁赐贵戚，转归好事者之手。德宗艰难之后，更散在民间。张彦远之时，董伯仁、展子虔、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之屏风，或一扇之值达于二万，杨契丹、田僧亮、郑法轮、阎立德等之画值万金，可知当时名画之宝贵。又以古制卷轴不便，缀为叶子，盖后世册页所自昉。唐末之乱，孙遇、张询、刁光胤等之名手避难蜀地，故五代争乱之世，而蜀地之艺苑乃见隆盛之所由来也。

中唐以及晚唐之画家，山水画有王洽、顾生之泼墨。（《唐朝名画录》：“王墨，不知其名，善泼墨画山水，时人谓之王墨。”《历代名画记》：“王墨师项容，风颠酒狂，画松石山水。”王墨又作王洽。顾生名况。）项容、王宰巉绝巧峭。（项容笔法枯硬而少润。王宰，蜀中人，多画蜀山。杜甫题《山水图歌》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韩滉（滉字太冲，京兆长安人。德宗贞元初，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晋国公）善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其显著者也。沈宁、刘商继张璪之松石，高阳之齐皎、齐映兄弟，会稽僧道芬，河东之裴谞，吴兴之朱审，皆一时之选。其最著者为王洽。

王洽初受笔法于郑虔，后自创泼墨之法。性奇僻，好酒。以头髻取墨抵绢成画，或笑或吟，脚蹙手抹，或挥或扫，或淡或浓，随其形状为山、为石、为水、为云。应手随意，倏若变化；图出云霞，染成风雨。盖泼墨云山以王洽为之祖；宋米氏父子传其法，又别成一家；元高克恭尚书亦师其意。

周昉与赵公祐一家

［唐］ 周昉 《弹琴仕女图》

［唐］ 周昉（传） 《挥扇仕女图》

佛道人物画于周昉之水月体以外，则有范琼、陈皓、彭坚。当宣宗复兴佛宇之时，成都之大慈、圣寿、圣兴、净众、中兴五寺墙壁二百余所，皆其手笔，各尽其妙。又常粲善上古衣冠，孙遇、张南本兼长水火。其余成都之赵公祐一家，蜀之左全及常粲之子重胤（僖宗朝为翰林供奉），吕峣、竹虔（同为翰林待诏），皆著名者也。

周昉字仲朗，京兆人也。好属文，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初学张萱，后则小异。衣裳简劲，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创水月之体。其仕女大抵作秾丽丰肥之态。至晚年以深简为宗。其画风传于王朏、赵博文、郑寓；五代之周文矩亦传其法。

赵公祐，长安人，寓居成都。善佛道鬼神，得六法之全，笔迹劲细，用色精密。其子温其，绰有父风；孙德齐又善画，袭二世之精艺，得奇踪之妙，时辈称之。昭宗光化中，诏画仪仗、车辂、旌纛、法物，又于朝真殿画后妃嫔御之图，极精妙，遂为翰林待诏。

花鸟画与论画

花鸟则有边鸾、陈庶、刁光胤、陈恪、白旻等；牛羊则有韩滉、戴嵩，嵩之弟峄亦善水牛；画虎则有李渐；梅竹则有李约、萧悦，皆其显著者也。

花鸟画发展于五代之末叶，至宋乃大成。唐时花鸟画之著名者甚鲜，盖唐代以绘画为玩赏者，尚未见发展也。边鸾于唐朝三百年间为花鸟画之名手。德宗朝新罗进孔雀，使鸾貌写。画彩翠之美，加以婆娑之态，自然应节。又折枝蜂蝶，各具生意。其设色之精，当时得其传者有陈庶、梁广等。

唐朝之艺苑，当其文运兴隆，呈百花灿烂之观，故于绘画史上亦添陆离之光彩，为后世之模范。且其论画亦大发达，如王维之《山水诀》《山水论》，李嗣真之《后画品录》，僧彦悰《后画录》，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朱景玄《名画录》，其最著者也。

第八章

五代之绘画

五代绘画概论

唐业告终，中国之大陆化为战乱之场。五代诸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互相争竞，前后五十余年。然五代之君主仅据中原之领土，而唐末之群雄割据边地，建国称王，传之子孙有十国之多，故称十国。及赵宋崛起，乃归统一。五代之世，戎马倥偬，唐时烂缦之文艺，遂如秋风之吹落叶。然蜀主孟昶、南唐后主李煜，奖励画家，名手辈出，文艺之余命唯此两地得以保存；遂至宋朝生气复发，未始非其保存奖励之功也。后主李煜设画院，优待当代之名手。是时，蜀地僻居辽远，孟知祥自称帝。后其子昶继立。昶好画，故孙位、刁光胤、滕昌祐辈皆入蜀。蜀主效南唐之制，设翰林院以待遇画士。

南唐之绘画

李中主时，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中，主命太弟以下登楼张宴赋诗。时李建勋、徐铉、张义方等于溪亭即席进诗，徐铉为序。又集名手作图，曲尽一时之妙：真容，高冲古主之；楼阁、宫殿，朱澄主之；侍臣、法部、丝竹，周文矩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鱼，徐崇嗣主之。

［五代］ 徐熙 《雪竹图》

［五代］ 周文矩（传） 《合乐图》

［五代］ 周文矩 《西子浣纱图》

后主李煜，政治之暇，寓意丹青。书作颤笔屈曲之状，遒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画亦清爽不凡，另为一格，虽若甚瘦而风神有余。又复能墨竹，自根至梢，极小者一一勾勒，谓之铁钩锁。其画院有周文矩、赵幹、曹仲玄（建康丰城人）、高太冲（又名冲古）、王齐翰、顾闳中、竹梦松等。曾命曹仲玄画建业佛寺上下座壁，经八年不就。后主责其缓，命周文矩较之。文矩曰：“仲玄绘上天本样，非凡工所及，故迟迟如此。”越明年乃成。

当时江左言道释者，称仲玄为第一。仲玄始学吴道子，不得意，遂改迹细密，自成一格。尤善于傅彩，妙越等夷。周文矩，建康句容人。美风度，学丹青颇有精思，善画冕服、车器、人物、士女。其画类唐之周昉，唯衣纹战笔有别。

钟陵徐熙，世仕南唐，为江南名族。善花竹林木、蝉蝶草虫。多游园圃以求情状，虽蔬菜茎苗亦入图画。写意出古人之外，尤能设色，绝有生意。徐熙画花果，多在澄心堂纸上。至于画绢，绢纹稍粗，米元章谓徐熙绢如布是也。画花，赵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诗也。熙当时画花果多以彩色晕，如黄筌一派皆然；熙则以墨写枝叶，后略傅色，故骨气过人，生意勃然。江南之花鸟画，始于徐氏一家，其下则有唐希雅、希雅之孙忠祚及宿。熙之孙崇嗣、崇矩，皆得其绪余，与蜀之黄家一派相对峙。

前后蜀之绘画

蜀地之画苑，足与南唐相颉颃。其翰林院中有黄筌父子、赵元德（即赵德玄）父子、房从真、阮知诲、杜齯龟、高道兴父子、蒲师训等，皆待诏也；如张玫、徐德昌，祗候也。而黄筌父子最著。

蜀后主衍曾召筌于内殿，示以吴道玄之《钟馗图》，乃谓筌曰：“吴道玄之画钟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如以拇指为有力也。”令筌改进。筌于是不用道玄之本，别改画以拇指抉鬼目者进。蜀主怪其不如旨。筌答曰：“道玄之所画者，眼色、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画，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后主悟，乃喜筌所画不妄下笔。

黄筌字要叔，成都人。初事刁光胤学禽鸟，师滕昌祐之花竹，龙水师孙位，山水学郑虔、李昇，鹤学薛稷，资诸大家之美而兼有之。其子居宝、居寀，亦善画。一家事蜀为待诏。及孟昶归宋，遂共召入宋之翰林图画院，名声擅于一时。筌尤长花竹、翎毛，写生悉画其神情。凡画花鸟，先勾勒，后填五彩。与江南徐熙之画派皆影响及于后世。

［宋］ 黄筌 《苹婆山鸟图》

蜀之花鸟，黄家一派、李吉、夏侯延祐、李怀衮、刁光胤、刘赞、滕昌祐之外，如赵宏变、边鸾之古体，自出新意。郭乾晖兄弟亦自成一派。乾晖始秘其笔法，钟隐变姓名，趋郭之门，服勤累月，得其法，遂驰名海内焉；兼工画人物山水。

宋郭若虚论徐、黄体云：“筌与其子居寀，并事蜀为待诏，所画皆禁御珍禽瑞鸟、奇花怪石，今传世桃花鹰鹘、纯白雉兔、金盆鹁鸽、孔雀龟鹤之类是也。又翎毛骨气尚丰满，天水分色。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今传世凫雁鹭鸶、蒲藻虾鱼、丛艳折枝、园蔬药苗之类是也。又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二者春兰、秋菊，各擅盛名。”又言：“徐熙辈有于双缣幅素上画丛艳叠石，傍出药苗，杂以禽鸟蜂蝉之妙，乃是供李主宫中挂设之具，谓之铺殿花（此盖为后世挂幅所自昉）。次曰装堂花，意在位置端庄，骈罗整肃，多不取生意自然之态（此即现时所谓图案），故观者往往不甚采鉴。”

道释画则有著名之高僧贯休，字德隐，婺州金溪人，俗姓姜氏。天福年入蜀，蜀主赐紫衣，号禅月大师。善图罗汉，庞眉大目，丰颐隆鼻，胡貌梵相，曲尽其妙。

五代之山水画

［五代］ 关仝 《秋山晚翠图》

五代之山水画家有荆浩、关仝、李昇、赵幹诸家。盖画派至荆、关为之一变，是为由唐入宋之桥梁，而绍南宗之衣钵者也。明王肯堂论画，谓六朝之后，至王维、张璪、毕宏、郑虔为之一变，至荆、关又为之一变，至董源、李成、范宽又一变。王世贞亦谓山水至二李一变，荆、关、董、巨再变。

荆浩，字浩然，河南沁水人。博通经史，善属文。五季多故，隐于太行之洪谷，自号洪谷子，著《笔法记》一卷。尝语人曰：“吴道子画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其画皴钩布置得宜，笔意森然，无凝滞之迹。好为云中山顶，四面峻厚；百丈危峰，屹立于青冥之间。故关仝北面事之，而为宋元以来画家之所宗仰。

［宋］ 荆浩 《渔乐图》

关仝，长安人。早年师荆浩，木石出毕宏，有枝无干。晚年其技大进，多画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绝无市气。设色古淡，与其师荆浩不相上下。人物非其所长，其《仙游图》大石丛立，屹然万仞，色如精铁，上无尘埃，下无粪土，四面斩绝，人迹不通。深岩曲涧，有楼观洞府、鸾鹤花竹之胜；杖履遨游，有飘飘羽化之想。隋时既有郑法士山水、楼阁、花草点景之画，唐以来人物树木、花卉岩石之画法大为发展，至关仝更见精绝。

其余山水、道释、人物、花鸟之外，画龙有僧传古，墨竹有李夫人。传古，四明人，画龙独得其妙，具三停九似蜿蜒之状。

要之，五代五十余年之艺苑，山水画多掬王维之流，道释多得道玄之秘。征诸史册，朱繇、左礼、王仁寿、李祝、韩虬之徒，大抵皆然。人物如周文矩、燕筠、杜霄、竹梦松，皆师周昉。曹仲玄间师顾、陆。花鸟则徐、黄擅美，其技艺进于唐而为宋代兴隆之基础。

第九章

宋朝之绘画

宋朝文化总论

宋太祖扫平唐末五代之扰乱，除去节度使专横之宿弊，民治、财政、兵马之大权收归朝廷，重用文臣以图内政之革新。太宗、真宗继位，奖励学艺，才学之士彬彬接踵，致有宋朝三百年间文运之隆盛。然自太宗以来，西夏、金、辽、蒙古外寇交乘加之；神宗以后，朋党互相排挤，兄弟阋墙，不能外御其侮，遂致徽、钦为金人所执。高宗南渡，迁都临安，仅保江南一部，而蒙古势渐强大，卒于崖山舟中载赵氏之祀，宋社湮没，宋运告终。

宋朝三百年间，国政烦扰，朋党轧轹。学术上起多少竞争，而思想界遂呈活泼之状态。不满于汉唐以来训诂之学，乃出于佛老，参合儒宗，研究性理之学。周敦颐、邵雍之大儒，先树理学之基；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相继讲学四方，贤俊归附；而陆九渊又别树一帜，由是有朱、陆异同之争。而大旨不外阐明哲理，发挥圣道，亦足见当时思想之活动也。又有司马光、范仲淹、苏氏一家、王安石、曾巩、梅圣俞、黄庭坚等，政治、文学灿烂于朝野，俨然如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勃兴之盛况，于文学史、哲学史上放一大光采。

回观宋代自国初以来，屡受外侮，武运不兴而文运特盛，其思想绵延至于元、明犹受其影响。然则宋朝之特色，可谓属于文人而非属于武人，故亦可谓中国文艺复兴之时代。学者各发挥研究之精神，集理学之大成，而为古今思想发达史上一大关键，而艺术绘画亦由此焕发。盖其精神脱离实利方面，以表示超世无我之理想，其中不免含有佛老之趣味。即以绘画而论，不仅于注意形似色彩，且趋重于气韵生动；不专为实用之装饰，且耽自然之玩赏。当时各种画派并出，成一代之风尚，岂非文学、哲理、思想精神之表见耶？

宋朝之画院

宋朝画艺之盛况过于唐朝；而帝室奖励画艺，优遇画家，亦无有及宋朝者。南唐李后主既已设画院，以待诏、祗候之官优待画人。及至宋朝，更扩张其规模，设翰林图画院，集天下之画人，因其才艺而授以待诏、祗候、艺学、画学正、学生、供奉等官秩，常令画纨扇进献，最良者令画宫殿寺观。太宗时，藩镇悉为征服。蜀之后主孟昶、南唐之李煜相继归顺，此等君主所搜集之名画多归宋之御府，而其待诏、祗候亦招入宋之画院，故画院益见隆盛。郭忠恕及周之亡，乃召为国子监主簿。黄居寀、高文进父子由蜀，董羽由南唐，并来归宋，为翰林院待诏。其他为祗候、艺学等者甚多。

［宋］ 宋徽宗 《听琴图》（局部）

仁宗自善丹青，益加奖励；徽宗朝遂达其极，盖由徽宗自善画，耽文艺之趣味。是时四方无事，内库充盈，而蔡京当国，利用其逸乐优游之意，得以揽权窃势。又劝帝兴花石纲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穷极奢侈。

政和中兴，画院设六种阶级。旧制以艺进者，服绯紫不得佩鱼袋。政、宣间，书画院之官职独许佩鱼。又待诏之班列，以画院为首，书院次之，琴棋在下。以敕令公布画题于天下，试四方之画人。其试法以古诗命题，使之作画。今举例，如“踏花归去马蹄香”之句，则有画一群蜂蝶追踪驰马者，以描写香字。又“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其时画手有画花树茂密以描写盛春光景者，然不入选。唯一人画危亭美人红裳倚阑，傍有绿柳相映，是能写出诗中之意者，遂为上选。又“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盖欲形容苏武远使匈奴、梦想归汉一段情景，月影朦胧，草木荒凉，若有杜鹃啼血之意。当时四方之召试者接踵上京，不称旨而去者盖不少也。徽宗专尚法度，取形似，故采入画院者往往以人物为先，笔力、气韵为次；而画院同道，因相倾轧之风反得切磋之益者亦甚多。

徽宗、钦宗为金人所虏，宗室南渡，高宗即位于临安。岳飞、吴圻、韩世忠屡破金人，仅得维持南方领土，然和战之议喧于朝，而武运日以不振矣。

高宗亦耽书画，画院每进一图，必御书题识。文臣武官皆留心风雅，一代之文运依然不衰。临安新都为文艺之中心点，画人亦复旧职，加之绍兴、淳熙之际，名手辈出，刘、李、马、夏之徒在院者谓之院体画，院外者为别派，又搜集赏鉴古画，可与国初同称隆盛。

［宋］ 宋徽宗 《溪山秋色图轴》

［宋］ 宋徽宗 《风雨牧归图 》

当太宗即位，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更命待诏黄居寀、高文进搜求民间图画，铨定品目。端拱元年，置秘阁于崇文院，收藏古今名画，每岁命近侍馆阁诸臣纵观。尔后历代帝王皆好鉴藏。徽宗敕撰《宣和画谱》六千三百九十六轴，分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十门。御府收藏之丰富，可想见也；而士大夫家藏亦见隆盛。当时画院画工每作一画，必先以草稿进呈，此宣和、绍兴所藏稿本之所以多也。即近世所谓粉本，往往有草草不经意而得自然之妙者，盖可宝也。

上下鉴藏之风如此之盛，因时代变迁，玩赏绘画之形式亦为之一变。古来屏幛、壁画、卷轴之外，又创挂幅及横幅。宋以前无小幅，南宋以后始盛。李迪、夏珪所作纨扇、方幅小品甚多，盖南宋流行品也。

宋朝画派之沿革

前所述宋朝三百年之艺苑，自国初以来气运兴隆，名手巨擘接踵辈出，经变迁推移而画派亦分，盖自然之势也。今以画之种类分别言之。

（一）山水画之沿革

甲 宋朝前期之山水画

元汤垕《画鉴》曰：“山水之为物，禀造化之秀，阴阳晦暝，晴雨寒暑，朝昏昼夜，随形改步，有无穷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万顷波者，未易摹写。如六朝至唐初，画者虽多，笔法、位置深得古意。自王维、张璪、毕宏、郑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关又别出新意，一洗前习。迨于宋朝，董源、李成、范宽三家鼎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水格法始备。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二三人，终不逮也。”由是观之，宋初之山水画，可称古今绝响，而其流传最著者，为李成、董源两家。

李成一派

[宋]李成 《寒鸦图卷》

李成字咸熙，长安人，唐之宗室。五代战乱之际，流寓四方，后避地于营邱，故世以李营邱称之。父祖世以文学闻于时。成善属文，气调不凡。初师事关仝，后遂自成一家。惜墨如金，好以直擦之皴法写平远寒林（恽南田谓营邱寒林如揭裘振领，一丝不乱）。其树木作节处不用墨圈，但下一大点，通身以淡墨空过。其雪景、峰峦、林屋皆用淡墨，水天空处全以胡粉填之。其山之体貌称为古今独步，悟远近透视之法，山上之亭馆，仰画飞檐。盖宋时远近法、明暗法颇多著论，故于画中往往见之。如李成，亦画家中视远近法为重要者也。

李成之画派得其传者，有许道宁、李宗成、翟院深三人。许道宁得成之气，李宗成得成之形，翟院深得成之风。道宁，河间人，其所长者三：一林木，二平远，三野水，皆造其妙。始尚矜谨，老年唯以笔画简快为己任，故峰峦峭拔，林木劲硬，别成一家。宗成，鄜畤人，工画山水寒林，学李成破墨润媚，取象幽奇。院深，营邱人，名隶乐工，善击鼓。一日府宴张乐，院深击鼓为节，忽停挝仰望，鼓声不续，左右惊愕。太守召问之，对曰：“适乐作次，有孤云横飞，淡行可爱。意欲图写，凝思久之，不知鼓声之失节也。”太守笑而释之。

［宋］ 郭熙 《树色平远图》

［宋］ 郭熙 《溪山秋霁图》

［宋］ 郭熙 《秋山行旅图》

又传至郭熙、高克明，皆宋代高手。后至元、明，掬其流者甚多。郭熙之于李成，犹巨然之于董源也。郭熙于仁宗、神宗之时，为御院艺学，善画。其画始以巧瞻致工。深慕李成，锐意摹写，入其堂奥，自摅胸臆成一家。元丰之末，为显圣寺悟道者作十二幅山水大屏风，山重水复，云物映带，不乏笔意。神宗深爱郭熙之笔力，殿堂中悉以熙作掩之。东坡诗云：“玉堂卧对郭熙画，发兴已在青林间。”足见当时流传甚多也。李成、郭熙能以丹青、水墨合为一体，当时画院之画工竞效其法。南宋绍兴间，画院之待诏杨贤、张浃、顾亮、朱锐等，皆受其风化。

熙晚年著《山水论》，创三远之法：高远、深远、平远是也。其论画曰：“人之学画，无异学书。今取钟、王、虞、柳，久必入其仿佛；至于大人达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后为得。”又曰：“凡一景之画，不以大小多少，必须注精以一之，不精则神不专；必神与俱成之，神不与俱成，则精不明；必严重以肃之，不严则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则景不完。故积惰气而强之者，其迹软懦而不决，此不注精之病也；积昏气而汩之者，其状黯猥而不爽，此神不与俱成之弊也；以轻心挑之者，其形脱略而不圆，此不严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体疏率而不齐，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决则失分解法，不爽则失潇洒法，不圆则失体裁法，不齐则失紧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又曰：“世人止知吾落笔作画，却不知画非易事。庄子说画史解衣槃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郭熙，河南人，世称郭河阳。

［宋］ 高克明 《 溪山瑞雪图》

高克明亦学李成山水，得苍古清润之趣。又善佛道、人马、花竹、屋宇。大中祥符之际入图画院，后迁至待诏、少府监主簿，最受仁宗厚遇。与太原王端、上谷燕文贵、颍川陈用志为画友。景祐初，仁宗命画臣鲍国资画四时之景于彰圣阁。国资战惧不能下笔，乃命克明代之。仁宗命画三朝祖宗故事，为三朝宝训。人物才寸余，宫殿、山川、銮舆、仪卫皆备。当时宋迪山水林木，亦传李成之法。

董源一派

董源字叔达，又号北苑（源为北苑使者，故称北苑。见《五杂俎》），江南钟陵人。事南唐，以画名。山水水墨学王维，着色学李思训。秋岚远景多写江南风景，岚色苍郁，枝干劲挺，小树以点缀而成，墨气淋漓。尝作《落照图》，用笔草草，近视殊不类，远视则村落杳然，景物悉呈晚景之象，远峰之顶宛如夕阳之色。

释巨然、刘道士皆得此手法；米氏点缀亦从此出；南宋之江参，元之黄公望、倪迂、王蒙最受其影响。盖元、明山水诸家，大抵承李、董二家之风，而得董源之正传者，释巨然也。刘道士，亦钟陵人，共学董源、巨然。初受业于开元寺，后随李主至京师，住开宝寺。其笔迹清润，布景天真，壮年多作矾头，老年归于平淡，积墨幽深。（董源小山石谓之矾头。山上有雪气，坡脚下多石，乃金陵山景。皴法要渗软，下有沙地，用淡墨扫，屈曲为之，再用淡墨破。观此足知巨然之法所自来。）

［五代］ 董源 《龙宿郊民图》

［五代］ 董源 《溪岸图》

释惠崇嗣其衣钵。惠崇善为寒汀烟渚、萧洒虚旷之状，世谓惠崇小景，画家多喜之。黄鲁直诗云：“惠崇下笔开江面，万里晴波向落晖。梅影参差人不见，鸳鸯相对浴红衣。”东坡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王半山诗云：“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吾最许。沙平水淡西江浦，凫雁静立将俦侣。”皆谓其工小景也。释莹玉涧传其法。江参字贯道，江南人，师董源而豪放过之，得平远旷荡之趣。

范 宽

范宽名中正，字仲立，华原人。性温厚有大度，故时人目为范宽。画山水始师李成，又师荆浩，山顶好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既而叹曰：“与其师人，不若师诸造化。”乃舍旧习，卜居终南、太华，遍观奇胜，落笔雄伟老硬，真得山骨，而与关、李并驰方驾。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又好画冒雪出云之势，尤有气骨。时人议曰：“李成之笔，近视如千里之远；范宽之笔，远望不离坐外，皆所谓造乎神者也。”

郭忠恕

［宋］ 范宽 《雪景寒林图》

郭忠恕，洛阳人。初事后周为博士，及宋统一海宇，太宗知其名，召为国子监主簿。作石师李思训，树法师王维，而师关仝者为多。至屋木楼阁，自成一家，古今称为界画之绝响。重楼复阁，天外数峰，妙在笔墨之外。古来界画得名者，隋之董伯仁，唐之檀智敏，宋之郭忠恕、王士元，元之王振鹏，明之仇实父等。士元乃五代王仁寿之子，其画法精微，山水中多画楼阁，盖传忠恕之法也。忠恕用笔之妙从书法得来，富有文学，尤工篆隶。太宗命刊定历代字书，著《佩觿》三卷。忠恕于人物不甚留意，往往自为屋木，假士元写人物于中。

米 芾

米芾字元章，吴人（自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芾又署作黻）。徽宗朝召为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山水人物，烟云掩映，书画自为一家；又精鉴定，古今称为第一。著有《画史》《画评》《宝晋英光集》等书。资性旷达不羁，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好洁成癖。凡作书画，虽万乘之前，必解衣脱带。其云山烟树宗王洽，点笔破墨师董源，以行草之书法为画。又以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因信笔为之，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有求者只作横挂三尺。唯宝晋斋中挂双幅，长不过三尺，褾出乃不为椅所蔽。人行过肩，汗不著，更不作大图。无一笔关仝、李成俗气。

其子友仁字元晖（小字虎儿），世号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画有父风，少加己意。其作山水，点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每自题其画曰“墨戏”。元章赐对便殿，因上友仁《楚山清晓图》。既退，赐御书、画各二轴。宋室南渡，画名益高。

［宋］ 燕文贵 《溪山楼观图》

此等画派，南宋之龚开，元之高克恭，亦受其感化，其流风余韵至于元、明，绵绵不绝。然非天资高旷，笔势飞动，不能企及，故成名者极少。董香光谓米元章、高房山皆有云山，米多草舍，高多瓦屋。此外山水画家有陈用志（许州郾城人，兼工佛道、人马）、宋迪（字复古，工平远，又喜画松）、高克明、燕肃（字穆之，蓟人）、燕文贵（吴兴人）、王铣（字晋卿，学李成山水，清润可爱）、蔡肇（字天启，作枯槎老树、怪石奔湍）、赵令穰（字大年，所作多小轴，甚清丽，汀渚水鸟有江湖意）等。

乙 宋朝后期之山水画

米元章以后，宋室南迁。徽宗之子高宗营新都于临安，文艺之潮流渐集中于是，而山水之画亦为之一变。赵伯驹（字千里，优于山水、花果、翎毛）、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之流应运而起，山水画之院体开一新机轴。北宋之时设翰林图画院，徽宗极端奖励，固已焕发。及南宋复兴画院之风，犹继踵前美，其余势及元之中世。所谓宋派画者，盖集画之大成，即院体画中亦多别调，如唐李思训父子金碧青绿之山水，其法久歇。至北宋末南宋之初，赵伯驹首嗣其法，纤细工整，于南宋之画苑独树一帜。其弟伯骕（字希远），以文艺侍高宗左右，长山水花木，尤工着色。李唐亦远师思训。张敦礼，刘松年（钱塘人，工人物、山水，神气精妙）嗣之，笔法细润，彩绘丽巧，与赵伯驹同工。赵、李、刘三家，其风相通，善用青绿。然李唐细润中犹存突兀之致，盖初学思训，其后自出新机，成一家之体。李唐字晞古，河阳三城人，建炎之际为画院待诏。高宗深爱重之，赐以金带。当时画院名手，盖以李唐为之冠云。

［宋］ 李唐 《秋林放犊图》

［宋］ 李唐 《濠梁秋水图》

［宋］ 李唐 《江山小景》

［宋］ 李唐 《晋文公复国图》

［宋］ 李唐 《炙艾图》

［宋］ 赵伯驹 《莲舟新月图》

此外有马远、夏珪苍劲一派，专用水墨。同时有楼观（工花鸟、人物、山水，得夏珪笔法）、苏显祖（笔法类马远而稍弱），皆钱塘人。其法传于明之戴文进，遂有浙派之目。笔势峭拔，锋芒外露，其弊也不免有险怪槎丫之习，少蕴藉含蓄之致。李唐一派则有萧照（随李唐南渡，唐尽以所能授之）、高嗣昌（师李唐，作寒林古木）、阎仲及其子次平、次于等。

马、夏两家

马远之先马贲，宣和中之待诏。祖马兴祖，绍兴中亦以画为待诏。伯父马公显、父世荣、兄马逵（工禽鸟）、子麟（能世家学而不及父），皆善画。一门皆以艺事宋朝，而远为著，宁宗时为画院待诏，赐金带，山水、人物称院中独步。远字钦山，世称马一角。学李唐，更简率；其树石如巨然，又用郑虔之淡彩法；其人物师吴道玄之兰叶描，笔法劲拔。专长水墨，树叶用夹笔，石皆方硬，大抵焦墨，与夏珪开苍劲一派。

［宋］ 马远 《踏歌图》

［宋］ 马远 《晓雪山行图》

［宋］ 夏珪 《西湖柳艇图》

夏珪字禹玉，钱塘人。与马远共为宁宗待诏，赐金带。初学李唐、范宽，又加以米法。笔法苍老，墨汁淋漓，用墨如傅彩。其皴法作拖泥带水皴，先以水笔皴之，后加墨笔。其画风大抵与马远同。好用秃笔，楼阁不用界尺，信手为之，突兀奇怪，气韵更高。其子森亦善画。

（二）道释人物画之沿革

宋初之道释画，自五代以降，维持唐朝之余风，寺观之障壁及宗教画最盛行。王霭于太宗朝为图画院祗候，开宝年间于开宝寺画文殊阁下天王，后又于景德寺画弥勒下生像。与王仁寿皆早著名。孟昶、李煜相继降宋，蜀与南唐诸名手皆应召入画院，四方画人亦竞入汴都。此等画家大抵长于道释人物，扬唐朝之余波，如待诏高益（涿郡人，善画鬼神、犬马）、高文进、高怀节，祗候王道真、厉昭庆（丰城人，工佛像，尤长于观音）、牟谷、杨斐，艺学则有赵元长，学生则有赵光辅，及院外之孙梦卿、孙知微、王瓘、侯翼、童仁益等，皆名手也。真宗、仁宗朝如武宗元、高元亨、冯清、陈用志，皆承其余响尔。

［宋］ 苏汉臣 《货郎图》

［宋］ 苏汉臣 《秋庭戏婴图》

［宋］ 刘松年 《罗汉图》

后此种画渐稀，盖自神宗以来，社会风尚为之一变，而佛教画亦渐衰也。佛教自唐末以后，显、密诸宗渐衰，至五代之世，禅门独存，入宋时禅风益盛。自五代流传之罗汉图及禅僧顶相图，宋时最为发展。神宗以后，专尚此等图像，而供礼拜之诸尊图像渐废，而代以赏玩之道释人物也，乃宗教绘画史上之一大变革。而此等之玩赏的道释人物，大抵山水诸家兼为之。释法常（号牧谿）之白衣观音，无準禅师之禅僧顶相等，皆人所知也。其风尚助长草略之水墨画，遂致文士、禅僧墨戏之隆运。梦窗与牧谿画意相侔，山水、树石、人物皆随笔点墨而成，意思简当。子温（字仲言，号曰观，又号知归子）于月下见葡萄影，创水墨葡萄画。圆悟之竹石，慧舟（号一山叟）之小丛竹，梵隆、莹玉涧、超然之山水，月篷之画佛，皆禅林之铮铮者也。

今以宋画道释如罗汉图之沿革观之。罗汉图始于六朝之戴逵及印度僧跋摩，唐初卢棱伽亦画之。其图样大抵耳挂金环，丰颐、蹙额、隆鼻、深目、长眉之类，全表现印度、高加索人种之相貌；其服装、用器皆印度式。自五代之末叶及宋初，王齐翰、张元简辈渐取世俗之相，变从来之图相，尔后渐加工整。神宗朝李龙眠出，更为精巧，遂为后代画家之典型。南宋之贾师古学龙眠；传于梁楷，更创简笔之新法；又传于俞珙、李权。其他刘宗古、苏汉臣、苏焯、苏坚一家，又孙必达、陈宗训、李从训、其子李珏亦成一家，皆为南宋释道人物之能手，其画风大抵傅彩精妙。此宋代道释人物画名家之概略也。

李公麟

［宋］ 李公麟 《维摩演教图》

北宋之名家虽不乏人，而集诸家之长，发挥佛画人物画之精神，可为后世之师表者，李公麟也。公麟字伯时，舒城人。神宗熙宁三年成进士，历官至朝奉郎，为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元符三年归老龙眠山，因号龙眠居士。博学，能诗文，善真、行书。其叔父好书画，多收藏，遂得朝夕纵览。每得古人名迹，必摹写副本蓄之。其佛像人物师吴道玄。画马法韩幹，每临画必观群马以尽变态；有僧劝其不如画佛，后遂绝笔。其画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廊庙馆阁、山林草野、台舆皂隶。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小大美恶，与夫东西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

大抵公麟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点染精致，俗工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可近。作画多不设色，独用澄心堂纸为之。唯临摹古画用绢素着色，笔法如行云流水，有起倒。

传其画风者，唯释梵隆最著。善白描人物，兼工山水，行笔极古雅精细。其作往往乱李龙眠真，而气韵终不可及。

高文进一家

高文进与花鸟之名家黄居寀共入太宗画院，当时道释壁画最驰名，成都人也。其祖道兴，唐末光化中与赵德齐画平西王之仪仗。道兴之子从遇，五代时于蜀宫大安楼下画天王仗队。文进其子也。文进之子怀节、怀宝共传家学。乾德三年蜀平，至阙下。太宗在潜邸，多访求名艺，文进往依焉，后授翰林待诏。未几，重修大相国寺，命文进仿高益旧本画行廊变相及太一宫、寿宁观、启圣院暨开宝塔下诸功德墙壁，皆称旨。高益名大高待诏，文进名小高待诏。小高落笔高妙，名不虚得也。怀节为太宗朝翰林待诏，尝与其父同画相国寺壁，兼长屋木，为人称爱。怀宝，怀节之弟，工画花竹、翎毛、草虫、蔬果，颇臻精妙，与兄怀节同时入仕，为图画祗候。

（三）花鸟画及杂画之沿革

花鸟画于五代末叶，黄筌、徐熙等大为启发。入宋，玩赏绘画之形式亦一变，山水花鸟画遂凌驾唐代。宋初，黄筌之子居寀受太宗眷遇，为翰林院待诏。太平兴国之际，命搜求民间名迹，诠定其品。其画传其父法，勾勒遒劲，设色浓厚，花卉、翎毛皆得天真，怪石、山景过于乃父；其画法遂为国画院之楷模。当时较艺者，大抵以黄氏一家之体制定优劣，此院体画之开端也。然黄筌之笔迹尚无画院之习，间以水墨为之。其子居寀，朝夕染于富贵之习气，专以庄丽为工，后世称为黄派。夏侯延祐、李吉、李怀衮皆属此派。

徐熙之孙崇嗣，在院外创没骨写生法，传其祖父轻淡野逸之趣，与黄氏一派对峙，是谓徐氏体。崇嗣长于竹树花鸟，画果实坠地，备得形似。唐希雅亦与熙同调。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花竹、翎毛，徐熙、唐希雅、黄筌、黄居寀四人列神品，评曰：“江南绝笔，徐熙、唐希雅二人而已。极乎神而尽乎微，资于假而迫于真，象生意端，形造笔下。希雅终不逮者，吾以翎毛较之耳；求其竹树，殆难优劣。”黄筌父子同入画院，而徐熙祖孙终在江湖。徐、黄异体，前章已论及之。崇嗣创造新意，不用墨笔，叠色渍染，号没骨花。崇勋、崇矩，皆以花木、禽鱼、蝉蝶、蔬果擅长。唐宿、唐忠祚皆希雅之孙，善画翎毛、花竹，盖徐派也。

［宋］ 黄居寀 《山鹧棘雀图》

真宗朝赵昌，英宗、神宗之际则有易元吉，皆传徐氏之法。赵昌，剑南人，画花果初师滕昌祐，后过其艺。性傲易，不为强势下。州伯郡牧争求笔迹，昌不肯轻与，故得者以为珍。每晨朝露下时，绕阑槛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王友字仲益，蜀人，师赵昌画花，不由笔墨，专尚设色，得其芳艳。易元吉字庆之，长沙人，灵机深敏，画制优长，花鸟蜂蝉，动臻精奥。始以花果专门，及见赵昌之迹，乃叹服焉。后志欲以古人所未到者驰其名，遂写獐猿。尝游荆湖间，入万守山百余里，以觇猿狖獐鹿之属；逮诸林石景物，一一心传足记，得天性野逸之趣。又尝于长沙所居舍后流凿池沼，间以乱石、丛花、疏篁、折苇，多蓄水禽，每穴窗伺其动静游息之态。其欣爱勤笃如此。

院体画自宋初及神宗朝专以黄氏体为程序，至崔白兄弟、吴元瑜遂变其格。崔白字子西，濠梁人，工画花竹、翎毛，体制清赡。虽以败荷凫雁得名，然于佛道、鬼神无不精绝。凡临素多不用朽，复能不假直尺、界笔，为长弦、挺刃。熙宁初，命与艾宣、丁贶、葛守昌画垂拱殿扆鹤、竹各一扇，而白为首出。后恩补图画院艺学，自以性疏阔，度不能执事，固辞之。其弟悫，字子中，状物布景与白相类。悫尤善作兔，自成一家。武臣吴元瑜，字公器，画学崔白，能变世俗之气。盖当时画风稍革从前之院体矣。

宋南渡，李安忠、其子瑛最善勾勒，得黄氏之法。林椿，淳熙时为待诏，师赵昌，傅色轻淡。李迪为画院副使，善花鸟、竹石。其子德茂，能继其业，景定中为待诏。其他毛松、毛益、毛允昇、吴炳、李从训，皆南宋工画花鸟者也。

画梅画竹亦宋代之特产，后来艺苑多所取法。盖梅、兰、竹、菊为花卉中之逸品，文人墨客别出心裁，生种种变化，用笔神妙，遂能自成家数。而梅、竹两种尤为宋时盛行，不假丹青，贵乎有笔，故《宣和画谱》别列墨竹一门。可知画品不徒形似，而笔墨之妙为可珍也。

墨竹盖始于五代。南唐后主以金错书法写墨竹，自竿至叶，皆以勾勒，谓之铁钩锁。此犹是双钩者也。蜀之李夫人见月下竹影，遂写墨竹，此后世墨竹所自昉。然唐时王维、孙位、张立则已肇其端。徽宗有《墨竹黄鹂图》。黄筌、徐熙、崔白、吴元瑜等皆善花竹，此不过花卉中之一部分。至于大畅厥旨、左右一世者，则神宗朝之文同与可为首屈一指。苏东坡亲炙其风，波澜益广。如李时雍、赵士表、谢堂、张昌嗣（与可外孙）、赵士安、林泳、杨简、丁权（自述《竹谱》）、单炜、田逸民、徐履、艾淑等，皆有名当时。学者既众，说论亦多。大抵篆、隶、行、草、飞白之法，皆可纳入画竹中，而摇风吟月、笼烟滴雨之态，皆以豪楮形容之。下逮元、明，作者辈出，至今犹流风未泯。（黄庭坚《记墨竹》云：“吴道子作画，连笔作圈，不加丹青，予意墨竹始于此。”）

画梅唐时已有之，至宋概以色彩。陈常乃白描。华光僧仲仁，月夜以墨笔写梅。又华光作圈，十年始圆。以圈画花，盖始于华光僧。汤正仲，华光之甥，倒晕素质，得仲仁遗法。汴人尹白，专工墨花。东坡赋诗：“花心起墨晕，春色在毫端。”亦华光一派。李仲永、雍峻、茅汝元皆善墨梅，至有茅梅、艾竹之称。南宋杨无咎字补之，道士丁野堂，皆气格不凡，绍仲仁之衣钵。（金冬心《画梅题记》云：“杨补之，华光入室弟子，画梅贵瘦不在肥。”）野堂，不详其名。理宗见其画，曰：“卿所画恐非宫样。”对曰：“臣所见者，江路野梅耳。”遂号野堂。

鱼龙海水之妙，宋初待诏董羽好画怒涛巨浪、鱼龙出没之状。太宗命画端拱楼及玉堂之壁，笔端遒劲。理宗朝陈所翁诗文豪壮，善画龙。泼墨成云，喷水成雾，隐隐数笔，龙在其中。宝祐间名重一时，其画法至为后世模范，亦董羽之流也。

宋朝之论画

宋朝创性理之学，学者概耽理论，而论画亦然。立言最多者为郭若虚、郭熙二家，苏轼、李成、韩拙、邓椿次之。郭熙有《山水训》及《画诀》，创高远、平远、深远之说。郭若虚之《图画见闻志》与唐朝张彦远之《历代名画记》合观之，可征斯道之变迁。其论用笔三病：板、刻、结，至为后世之针砭。东坡不主形似，大为鼓吹传神之妙。李成之山水仰画飞檐，即与后世透视法相符。饶自然之《绘宗十二忌》：一、布置迫塞；二、远近不分；三、山无脉；四、水无源；五、境无夷险；六、路无出入；七、石止一面；八、树少四枝；九、人物伛偻；十、楼阁错杂；十一、浓淡失宜；十二、点染无法。其见解可谓中肯。郭若虚谓“状物平扁，不能圆浑，谓之板”，即明暗法之要领。明暗法在六朝之张僧繇、唐之尉迟乙僧凹凸法则已肇其端；受外国画之影响，有凹凸、明暗，则无刻板之病。王维《山水论》中有谓石有三面，而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水无波，则远近法早已参透。作画固在骨法用笔，南齐谢赫六法早已言之，然状物写实亦不能不顾及，故远近、明暗及布置局格，亦为画中之要。至于不求形似，专尚传神，乃用笔熟练、意境超妙后，始能得此境界。所谓气韵生动者，乃评画之主眼与学画目的也。至于起初动手，尤宜在骨法用笔及布置局格、远近、明暗等处注意。

第十章

元朝之绘画

元朝文化概论

元朝本蒙古国（姓卻特氏），其先根据斡难、克鲁伦二河之源，其后裔渐次勃兴，遂有席卷欧亚之势，一时欧亚之天地为之震撼。胡人自宋末侵入中原以来，文化艺术虽蒙其障害，然汉人之文化往往可使征服者容纳于无形，且变其固有之习俗，而不啻为汉族文化之继续者，以遂中国文化之发达。胡人代宋而兴，不过政治之主权有所改变，而社会之习尚、文化之势力反足以征服之，使其强悍猛烈之风渐趋于礼乐雍容之习。如元朝御宇八十余年，虽无画院之设，唯有御衣局（刘贯道曾以写御容称旨，任为御衣局使），大抵以画工在职，虽非如宋朝画工待遇之优隆，然征诸史传，元朝画家有四百余人之多，亦可见其隆盛。其画派概属宋之余波。观文学、戏曲、小说之兴创，亦可知其风尚矣。山水画如赵子昂、高克恭，及王、黄、吴、倪四家，花鸟如钱舜举、王若水，其流风余韵及于明清。山水画又传南宗之衣钵，降及有清，其旨益畅。

元代绘画之变迁

元代之绘画，概为由宋及于明清过渡之桥梁。今以元初之名家言之，如赵子昂、高克恭、钱舜举、王若水可为代表。又陈琳（字仲美，山水、花鸟、人物俱师古人，得赵魏公讲明，多所资益）、陈仲仁（江右人，官至阳城主簿，妙于写生，追配古人）、盛懋（字子昭，始学陈仲美，略变其法）等，皆复古派之画，上溯晋、唐，善高古细描之人物，而其最著者推赵子昂。子昂名孟頫，号松雪道人。宋秦王德芳之后，太祖十一世孙，居吴兴。至元中，搜访遗逸，授兵部郎中，迁集贤阁直学士。延祐二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真、行、篆、隶，妙造古人。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能，步武摩诘、营邱。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可谓融南北为一家，合书画为一体者也。夫人管道昇，字仲姬，亦工山水、佛像，而墨竹、梅、兰尤妙。其子雍字仲穆，奕字仲光；雍子凤字允文，麟字彦征。孟頫之弟孟籲字子俊。一家善画，照耀当代，而雍尤著，山水师董源，人马、花石亦称精美。

高克恭字彦敬。其先西域人，后占籍大同。至元十二年，由京师贡补工部令史，至大中大夫、刑部尚书。号房山。画山水初学米氏父子，后乃用李成、董源、巨然法。好作墨竹，妙处不减文湖州。尝写竹，自题云：“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其自命如此。山水学米氏者，当时有龚开，字圣予，号翠岩，淮阴人。人物师曹霸，描法甚粗，尤喜作墨鬼、钟馗等画。圣予坐无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按纸作唐马图，风鬃雾鬣，备尽诸态。

［元］ 柯九思 《 清闷阁墨竹图》

［元］ 盛懋 《 秋江待渡图》

［元］ 钱选 《扶醉图》

墨竹则有李衎，字仲宾，号息斋，世为燕人。官至吏部尚书，拜集贤殿大学士。文与可、苏子瞻后二百年中，称为杰作。吴郡张逊字仲敏，与息斋同时。画墨竹，一旦自以为不及息斋，即弃墨竹而用勾勒，妙绝当世。柯九思字敬仲，号丹邱生，台州人。官至奎章阁鉴书博士。博学能文，墨竹师文湖州，古木烟梢，极有奇趣。湖州一派，此为最著者也。

花鸟画以钱选、王渊为当时巨擘。钱选字舜举，号玉潭，霅川人，宋景定间乡贡进士。元初吴兴有八俊之目，以子昂为称首，而舜举与焉。及子昂被荐登朝，诸公皆相附取宦达，独舜举龃龉不合，流连诗画以终其身。山水师赵令穰、赵伯驹之青绿，人物师李伯时，花鸟师赵昌、易元吉，但多写人物、花鸟，所图山水，当世罕传。王渊字若水，号澹轩，杭人。幼习丹青，赵文敏多指教之，故所画皆师古人，无一笔院体。山水师郭熙，花鸟师黄筌。元代花鸟能继徐、黄之法者，二人之功也。

界画则王振鹏最著。振鹏字朋梅，号孤云居士。传其法者有卫九鼎、朱玉。至于马、夏一派，则有陈君佐、沈月溪、孙君泽、丁野夫、张远、张观等，其画沉郁遒劲，发挥水墨之精彩。

［元］ 方从义 《 武夷放棹图》

然元代之山水画，其影响及于后世者，实为元季之四大家，即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也。盖元季之山水画家，大抵属于董、巨，李、郭两派。王、黄、倪、吴皆以董、巨起家，朱泽民、曹知白、方从义、唐棣、姚彦卿皆祖述李、郭成名。而此等元季诸家与国初之高克恭，一变宋画山水之格法，可谓之元格，而创作明清诸家南宗画一种之典型。其南画之大成最力者，为黄、王、倪、吴四大家也。

四大家

黄子久名公望，号一峰，又号大痴，常熟人。幼聪敏，应神童科。经史、二氏、九流之学，无不通晓。隐于富春。山水师董、巨，晚年变其法，自成一家。其画格有二：一种作浅绛色者，山头多矾石，笔势雄伟；另一种作水墨者，皴纹极少，笔意尤为简远。

王蒙字叔明，吴兴人，号黄鹤山樵，赵松雪之外孙。其画多从赵文敏风韵中来，又泛滥唐宋名家，而以董源、王维为归。山水多至数十重，树木不下数十种，径路迂回，烟霭微茫，曲尽山林幽致。又以赭石和藤黄着山色，好于山头画蓬蓬之草，再以赭色钩出。又，或不着色，唯以赭石着山石、人面及松皮。元代以前，画山水多用湿笔，所谓水晕墨章，自唐及宋皆然。至元季四大家始用干笔，就中倪云林、吴仲圭二家尤重墨法，其他则以浅绛烘染为主。鹿柴氏谓浅绛至董源始行，盛于黄子久，谓之吴装。传于文徵明、沈启南，遂成专尚。云林画疏淡简劲，吴仲圭沉着苍浑，同学董、巨而自立径庭。此等四大家之渴笔抹擦，淡墨渲染，其简淡高逸之风，实启明清两朝之秘龠，绵绵至今犹承其余绪也。

［元］ 王蒙 《 秋山草堂图》

［元］ 王蒙 《具区林屋图》

［元］ 倪瓒 《紫芝山房图》

倪瓒字元镇，云林其自号也。家故饶于资，轻财好学。尝筑清閟阁，蓄古书画于其中。性甚能介好洁，人号曰倪迂。好僧寺，一住必旬日，篝灯木榻，萧然宴坐，时操纸笔作竹石小景。云林山水着色者甚少，间作一二，绘染深得古法。又画人物极少，唯署“荆蛮民”者一幅而已。

题款及道释画

［元］ 颜辉 《十六罗汉图》

画家题款，前人多不讲求，至元朝始开其端，书、赞、诗、赋以补画之不足，而添画之色采。盖文人画势力盛行，其趣味必兼及于画外，故画之题识、印章大有关系。延及明清，无不以画之题识而判雅俗。此亦变古画之陈格，别开生面之端也。明沈颢所著《画塵》有云：“元以前多不题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耳。至倪云林，书法遒逸，或诗尾用跋，或跋后系诗，随意成致。衡山翁行款清整。石田晚年题写洒落，每侵画位，翻多奇趣。白阳辈效之，一幅中有天然候款处，失之则伤局。近日俚鄙匠习，宜学没字碑为是。”

元代之道释画，当时喇嘛之隆兴，佛教遂倾于衰颓之运，而从来之道释画亦不甚发展。然元代之名手，如颜辉其人者，可称代表的作家。颜辉字秋月，江山人。笔法奇绝，有八面生动之概。其他蔡山、赵璚等，属于龙眠派者。大抵元时佛教衰颓，禅门以外诸宗无所表见，唯禅门依然独存。牧谿派之水墨画，尚多方外衲子，多写兰竹，佛像则不及唐宋远矣。

第十一章

明朝之绘画

明朝文化概论

元以胡族君临中国仅八十余年，明太祖朱元璋继起灭元，中国之国民复生活于汉族治世之下，遂至启发朱明一代之文化。太祖制礼乐、修图籍，搜求四方之遗书，诏府州县立学，设国子学于京师，以经义开科取士，尊崇程朱之学为教化之主旨。薛瑄以进士提学山东，以朱子白鹿洞学规开示学子，以居敬穷理为要，是为河东学派。王守仁阐发知行合一之旨，远绍象山，后世称为陆王学派，与程朱对垒。其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以经史为本，合汉、宋为一，以经世为用；此三家著作最多，诚为明季大儒，而忠义凛烈，尤为后世之所景仰。

文章则有宋濂、王祎、刘基、唐顺之、归有光、陈子龙、魏禧、侯方域等。诗家则有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称十才子。其后李攀龙、谢榛、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七才子之名播天下，而词曲、小说、杂剧亦以浸盛。

工艺窑业自国初至于万历，其技益进。如永乐、宣德二窑，皆内府烧造；成化、正德、嘉靖皆有名窑。宣德时又有铜香炉、蜡茶鏒金二种为世所珍。景泰蓝、漆器亦极有名。

明朝之画院

元时未曾画院设官，至明复继续赵宋之遗绪，朝廷复设画院。其规模虽不如宋，其官职之名称亦与宋异，而历代帝王皆好斯道，大为奖励，名匠巨手皆出于画院，可与两宋竞美。洪武初，赵原先被征入京师为画史。周位又入画院，命画天下江山图于便殿；宫掖之画壁，多出其手。更有沈希远写御容称旨，授中书舍人。陈遇、陈远亦写御容，远为文渊阁待诏。王仲、王相礼皆召入京师。詹俨、唐肃、孙文宗、盛著，皆以画入官京职。

太祖继元末放纵之后，严刑峻法以御臣下。赵原应对失旨，坐法；周位因谗就死；盛著于天界寺画水母乘龙，弃市。画家往往得奇祸。世祖永乐年间，召天下名工诣京师，北京奉天殿之两壁画真武神像，又文华殿画汉文止辇受谏图、唐太宗纳魏征十思图。当时边文进、范暹等以花果翎毛，郭纯以山水共应诏，供事永乐之内廷。陈㧑亦写世祖御容有名。

尔后宣德、弘治之世，为明代画院最盛时期，犹宋之宣和、绍兴。又宣宗、孝宗皆善画，宛如徽宗、高宗也。而宣德之画院，谢环（山水宗荆、关、米芾）、倪端、顾应文、商喜等同入画院。戴进、李在、石锐、周文靖等亦直仁智殿。成化、弘治之顷，吴伟、吕纪、吕文英、王谔、林时詹、张乾、钟钦礼、沈政等，共直仁智殿。吴伟称旨，授锦衣百户，赐画状元之印章。吕文英受指挥同知，与吕纪并称；纪亦官锦衣。林时詹赐冠带。王谔受孝宗宠遇，称为今之马远，正德初官锦衣千户。林良、林郊父子，以写意派之妙技奏于院中。弘治间，良以内廷供奉受锦衣卫百户，郊于诏采天下画工之时考列第一，官锦衣镇抚，直武英殿。张玘于孝宗时受锦衣武职。郭诩与吴伟、杜堇、沈周齐名，弘治间受锦衣之官。当时画院高手，实可称济济多士也。

［明］ 宣宗 《 三羊开泰》

［明］ 戴进 《葵石峡蝶图》

［明］ 李在 《 山庄高逸图 》

而宣德、成化、弘治、正德之画院，属于马、夏流派之院体画者甚多。如戴文进出于马、夏，兼郭、李之所长，新开健拔劲锐之浙派，风靡一时，盖由孝宗好尚马、夏苍劲之风所致也。正德前后，曾和与朱端共善山水，共直仁智殿。赵麟素亦直仁智殿，官锦衣副千。朱佐亦入画院。万历初，王廷策入画院，顾炳供奉内廷，朱应山亦入画院。嘉靖间，陈鹤袭百户，侯钺以传神之妙手写御容，庄心贤亦被召写御容。尔后边境屡屡多扰，国事日非，画院亦渐废矣。

尔后尚南贬北之风日盛，目南宋之院体为狂态邪学，此派遂至澌灭。嘉靖以后，画院寂然无闻。明末崇祯时，有文震亨者，徵明之曾孙，给事武英殿，仅传其绪。然国初以至万历，画院之名手甚多，而院中轧轹之风亦甚。宣庙善绘事，一时待诏有谢廷循、倪端、石锐、李在，皆有名，与戴进（字文进）同供奉内廷，众工妒进。一日，仁智殿呈画，进首幅为《秋江独钓图》，一红袍人垂钓水次。画家唯傅红色最难，而进独得古法。廷循曰：“此画佳甚，恨野鄙耳。”宣庙叩之，对曰：“红，品官服色，用以钓鱼，失大体矣。”宣庙颔之，遂挥去，余幅不复阅。放归，以穷死。于此可见同道竞争之弊害，而又未尝不无切磋之益也。

山水画之沿革

明清之画所谓近体之画风，绘画史上有一明确之征象。今就山水一科言之，自国初以至万历之际，属于南宋院体画之系统，可压倒南宋以降之画苑。其作品显著之征象，于时代的色彩上见之，即可谓绍述南宋马远、夏珪之遗风。其南宋浑厚沉郁之趣，变而为健拔劲锐之风，遂树立浙派之新格。而周东邨、唐伯虎又属于南宋赵、李、刘之一派。周东邨乃介于南宗、北宗之间，而唐伯虎则偏重北派，盖山水画自唐始有南北之分，至明复有南北混合之势。

明朝山水若南北分宗，难得显然之区画。其中有许多流派并行，皆各存其明朝时代之特相。今就其大致言之，可别为三种系统：即所谓属于马远、夏珪之一系统，李唐、刘松年之一系统，汲元季四大家之流者又别为一系统。此等流派之兴废，又可别为前后二时期：自国初以至万历，此等流派之中可谓属于前一系统者最盛行；万历末年以后，则后一系统者最占优胜，其势乃及于清之雍乾之间，亦可谓由明末以贯于清朝也。明代正德、嘉靖之间，其属于后者之系统有沈周、文徵明；明末有董其昌、陈继儒辈接踵而起，其学识名望足压倒当时翰墨场中。文徵明本以文人画为标榜，董其昌等析笔墨之精微，究宋元之同异，以士大夫画之大成为己任，立南北两宗之区别，俨然有尚南贬北之论，倾倒一世，时代之风尚为之一变，而北宗渐衰矣。

［明］ 陈继儒 《云山幽趣图》

浙 派

明代山水画绍述马、夏之遗风者，于前述画院诸人而外，有朱侃、王履、张观、张翚、章瑾、苏致中、沈遇、范礼、王恭、沈观、周鼎、林广、丁玉川、沈希远、雷济、朱民端、沈昭、潘凤等。及戴文进出，其画风为之一变。戴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武林人。山水、人物、花果、翎毛，临摹精博，称为第一。其山水大概绍马、夏之遗风，而兼郭熙、李唐之长，可为一代之宗匠。其人物用蚕头鼠尾描，行笔顿挫；释老画多用铁线描，盖远绍吴道子、李龙眠之衣钵。宣德朝入画院，为同僚所嫉，不久放归穷死，是可惜也。然其天禀之才艺，为人所重；变南宋浑厚沉郁之趣，成健拔劲锐一体之新画体，风靡天下，如吴小仙、陈景初辈，几多名流临风崛起，遂成一大势力。戴文进之有浙派之称，盖与吴派成对立之势。

［明］ 汪肇 《柳禽白鹇》

传戴法者除吴小仙、陈景初之外，有张路、吴珵、何适、王世祥、戴泉（进之子）、夏芷夏葵兄弟、方钺、汪质、谢宾举、汪肇、叶澄、陈玑诸人。最有名者为吴小仙。小仙名伟，字次翁，江夏人。成化中，成国朱公延伟至幕下，以小仙呼之，因以为号。山水、人物，苍劲入神品。宪宗召授锦衣卫镇抚，待诏仁智殿。当时与北海杜堇、姑苏沈周、江西郭诩齐名。其门徒有蒋嵩、宋臣、薛仁、薛贵、宋登春、王仪、邢国贤、俞存胜、邓文明等。李著初入沈周之门，以时人重小仙，遂改学小仙。张路学戴进，兼学吴伟。《艺苑卮言》云：“传吴伟法者，平山张路最知名，然不得其秀逸，仅有遒劲耳。”学吴伟一派者有江夏派之目，然蒋嵩枯笔焦墨，与钟钦礼、郑颠仙、张路、汪肇辈肆为粗豪，陷于颓放。故吴派论难，致有狂态邪学之讥，此派遂渐衰。

院体画之一派

此派属于南宋院体画之一派。明时属于此派者，有冷谦、周臣、唐寅、尤求、石锐、陈裸、陈言、沈昭、朱玉、张焕、沈硕诸人。此派之作家能作细丽之青绿山水，又善金碧界画、设色人物，如石锐为明代界画之高手。明末以降，南宗浸盛，院体画不为当世所赏，故往往不传。其用笔较浙派为细巧，往往有轻软幽雅之致，盖与吴派相同。南宋之院体画于马远、夏珪水墨苍劲一派，入明遂为戴文进而又稍变其外；其外一派则为从李、刘一派移于吴派之一过渡派，其间亦有多少变化，亦含有马远、夏珪之遗风。

［明］ 唐寅 《步溪图》

［明］ 周臣 《 白谭图》

［明］ 唐寅 《王蜀宫妓图》

周臣字舜卿，东邨其号也，吴人。画山水、人物，峡深岚厚，古面奇妆，有苍苍之色。画法宋人，学马远。若与戴静庵并驱，则互有所长，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体中一高手。唐子畏师周臣，而雅俗迥别。或问臣：“画何以俗？”曰：“只少唐生数千卷书耳。”唐子畏名寅，又字伯虎，自号六如，吴人。试应天府，录为第一。其学务穷研造化，奇趣时发，或寄于画。其画自宋李营邱、范宽、李唐、马、夏，以至元之赵子昂、王叔明、黄子久数大家，靡不研解。行笔极秀润、缜密而有韵度。董其昌云：“唐伯虎虽学李晞古，亦深于李伯时，故人物、舟车、楼观无所不工。”由是观之，伯虎之画，其所师资甚博，不专守一家，远过其师者，又不独在艺能。后世东邨之名不及伯虎，正赖此数千卷书耳。知弟莫若师，盖有由也。东邨之画，自北而南，诚为南北沟通之津梁；至于萧寂之风、远澹之趣，非其所诣，则可知其所短矣。萧琛、朱纶、钱贡辈，皆有唐风焉。

吴 派

明代山水画中，自唐之王摩诘以降，荆、关、董、巨、李成、二米、赵松雪、高克恭，以至黄、王、倪、吴四家之风所濡染者，厥为吴派。盖明代属于此派者，大抵为吴人而开明代南宗之典型者也。国初则有周位、徐贲、张羽、陈汝言、杨基、陈珪、金 、夏昺诸人，绍其风者为王绂、马琬、李时、黄蒙、张子俊、金润、姜立纲、张宁、顾翰、姚绶、毛良、王田、王显、钱俞泰、王一鹏等。

［明］ 陈汝言 《仿古山图》

夏仲昭（昺）、杜用嘉（琼）传王孟端（绂）之法，杜琼传于沈周之父恒吉（字南齐）。恒吉与其兄贞吉埙篪相映，时谓赵文敏同流。恒吉更虚和潇洒，不在宋元诸贤下，但其遗迹绝少，故不为世所知。沈周字启南，世称为石田先生。初得法于父伯，于诸家无不缦烂。中年以子久为宗，晚乃醉心梅道人。酣肆融洽，与文徵明擅名于翰墨场。正德、嘉靖之间，此派最盛，浙派周臣、唐寅之院体则渐凋落。明末以及清初，仅有蓝瑛独存，可谓浙派之后劲。嘉靖以后，董其昌、陈继儒等辈出，绍沈、文之遗绪，倡尚南贬北之论，投时代之思潮，而浙派遂不能立足矣。万历以降之画苑，全为吴派所占领。继明代之文化，清朝二百有余年，皆为南宗之势力，其属于北宗者，寥寥如晨星矣。清朝之南宗画，可谓沈、文肇其端，董、陈辈扬其波，乃至于今犹绵绵不绝焉。

文徵明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长洲人，号衡山居士。博学，工书，官翰林待诏。画师沈周，兼有李唐、吴仲圭、赵孟頫、倪瓒、黄公望之体。其子文彭、文嘉、文台，从子文伯仁，皆善画。及门者有陈淳、钱榖、陆师道、陆士仁、璩之璞、喻希连、朱朗等。自嘉靖以后，万历、崇祯之画家如黄克晦、徐渭、周天球、黎民表、莫云卿、王逢元、宋珏、邹迪光、詹景风、朱之蕃、文从昌、项元汴、项圣谟、谢时臣、李日华、米万钟、徐宏泽、曹履吉、盛茂烨、关思、张维、文震亨、倪元璐、卞文瑜、王建章、张瑞图、魏之璜等，不胜枚举，皆可谓之属于吴派者也。又吴梅村所谓画中九友，为董其昌、王时敏、王鉴、李流芳、杨文骢、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等，自明末至清初，其名锵锵者也。

［明］ 文伯仁 《仿赵文敏水村图》

［明］ 文徵明 《绿荫草堂》

［明］ 蓝瑛 《秋色梧桐图》

［明］ 董其昌 《 九峰寒翠图》

董其昌字玄宰，华亭人。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敏。善书画，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气韵秀润，非力所及。其昌自云：“余画与文太史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所著《书眼》《画眼》及《画禅室随笔》，钩玄提要，可为后学之师资。与陈眉公相友善，尝作来仲楼以招之。眉公名继儒，字仲醇。学博才高，研精绘事，涉笔草草，苍古秀逸。盖南宗画风，至明末发挥无余蕴矣。

道释、风俗画之变迁

宋元以上之人物画，以道释为主。元代以降，佛教渐衰，画风亦变。至明代，人物画之主要者为历史风俗画，而寺观僧壁，道释之能手寂焉无闻。自南宋废礼拜之图像为供赏以来，元时则已绝迹。明朝三百年间，仅上官伯达、戴进、刘澜、商喜、宋旭数家而已。徐沁《明画录》所云：南中报恩寺上官之画廊并戴进之殿壁，共遭劫火，都门之慈仁、永安二寺有刘澜、商喜之迹。澜之生平不可考，若其他道释之能手，蒋子诚（永乐朝征入宫廷）画佛像观音为有明第一。胡隆继之，阮福为子诚之亚。宣德中，倪端、顾应文以道释入画院，李福智可谓继上官伯达者。其他丁云鹏、张靖传吴道玄之法，行笔疏爽。而丁云鹏之白描罗汉，与禅月、金水两家之风较，别具一种格调。其门人有熊茂松、李麟等。吴廷、张仙童亦以道释罗汉名。王立本师梁楷，粗笔远景有微漾烟雨之状。许至震善鬼神人物，有长康之誉。陈远、陈凤、王鉴（字汝名，善白描人物）等慕龙眠之风。吴小仙一派取法吴道玄，其徒张路、薛仁、薛贵辈，渐流于颓放粗犷。

［明］ 丁云鹏 《五相观音图》

仇英出于东邨之门，长于历史风俗图。其流丽细巧之风，为明代人物画之师范、有明一代之大家，当时画苑风靡。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画师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髻、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尝为周六观作《上林图》，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辇、军容，皆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董其昌题其《仙弈图》云：“仇实父为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属其流派者，程环、仇完、周行山、朱玉、沈完、尤求、段衔及仇英之女杜陵内史等。后崇祯之间，北平有崔子忠，诸暨有陈洪绶，当时称南陈北崔，盖仇实父之后人物画之大家也。

［明］ 仇英 《汉宫春晓图卷》

［明］ 丁云鹏 《 释伽牟尼图》

［明］ 丁云鹏 《益寿尊者像 》

朱明三百年间之道释人物画如壁画者绝迹，其道释画因社会风尚之变迁，以龙眠等流为最后之闪光，其他可称者甚少。而风俗人物画当以仇实父集其大成，明清以降之人物画殆不足论也。盖自六朝以来，经种种变迁，其格法成于唐而造其极于宋，宋以后则愈趋凡近。故郭若虚云：“若论佛道人物、士女、牛马，则近不及古。”可知人物至此不能不以开拓新机轴为必要也。曾波臣传神写照一派，传于清朝乾隆之际，有上官周之《晚笑堂画传》，乃传神写照之新手。明代东西交通频繁，濡染西法。洪武、永乐之际，沈希远、陈遇兄弟、陈㧑、侯钺、庄心贤等，皆以写照被征写御容。其他陶成、唐宗祚、王直翁、陆宣、林旭等，为一时名手。然此种妙技当推曾波臣。波臣名鲸，闽之莆田人。写照妙入化工，道子、虎头无多让焉。传神一派至波臣乃出一新机轴也。其法重墨骨，而后傅彩加晕染，其受西画之影响可知。其徒由明末及于清初甚多。万历年间有金穀生、王宏卿、顾云礽、廖君可、沈尔调、顾宗汉、张子游等。上述人物画之外，禅门机缘之图间亦有之，释心越、释木庵，其著焉者也。心越禅师有《寒山》《拾得》《蚬子和尚》《世尊出山》《达摩》等图，木庵禅师有《达摩渡江图》。

［明］ 陈洪绶 《戏婴图》

花鸟及杂画

花鸟画于宋时有徐、黄两家之体，而宣和画院具黄体之妙者，名手甚多，徽宗亦工此种画法。大抵妙于设色，粉绘隆起，精工之极，俨然如生。元代之花鸟皆祖述徐、黄，如钱舜举、王若水犹传古法。至明，边文进、吕纪等效黄体，妍丽工致。文进之子楚芳、楚善，皆师其父；其徒有钱永、罗绩、张克信、刘奇等。吕纪之门下有罗素、车明舆、唐志契、陆锡、叶双石、叶佩等。吕纪写凤鹤孔雀，杂以花树，其树石颇类浙派之用笔。盖当时画苑受浙派之风化为多，王乾之山石林薮其最著者也。其他沈奎、沈政、朱朗、朱谋毂等，精妍工丽。如沈周、王间、王榖祥、孙克弘、陆治、朱承爵、徐渭、曾文炳等，大抵落墨简易，设色雅淡，追踪徐易、范暹、林良一派，笔致隽逸，写意不求工。写意派至明始兴，林良其创格者。林良字以善，号虚窗，广东人。弘治间入事仁智殿，官锦衣指挥。多以水墨为烟波出没、凫雁嚵唼容与之态，运笔爽健，人不能及。其徒有邵节、韩旭、计礼、瞿杲、刘巢云等。沈周、陈淳亦受其感化。殷宏兼林、吕二家之法，陈子和亦与之类，黄壶石兼陈子和、吴小仙二家法，黄翰亦与之类，皆写意派之画家也。

［明］ 吕纪 《杏花孔雀图》

［明］ 林良 《花鸟图》

［明］ 徐渭 《黄甲图》

［明］ 周之冕 《梅花野雉图》

王弇州云：“沈启南之后，无如陈道复、陆叔平者；周之冕能兼二家之长，写意花鸟最有神韵，设色亦妍雅。”盖陈道复之写生，一花半叶，淡墨欹豪，存疏斜历乱之致，久之淡色墨痕与之俱化。其子括、甥张元举、元举之子觐，皆传其法。陆叔平得徐、黄之意，道复妙而不真，叔平真而不妙，独周之冕能兼二家之长。之冕字服卿，号少谷，长洲人。写意花鸟最有神韵，设色亦鲜雅。家蓄各种禽鸟，详其饮啄飞止，故动笔具有生意。特以嗜酒落魄，不为世重耳。明时钩花点叶一派，周之冕可为代表者，盖融合黄氏体与写意派而为纯没骨体之桥梁。朱谋壑、朱统锲学周之冕，设色无尘俗气。其余之陈天定、许伯明、黄宸、傅清等，皆一时之选。董香光云：“吴中能手多为逸品。墨林居士（元汴字子京，槜李人）酝酿甚富，兼以闲情巧思，独多宋意，因成一家。”要之，明代之花鸟出种种新意，家异其式，人异其风，千变万化。然边文进、吕纪之黄体，林良之写意派，周之冕之钩花点叶体，三种亦足以概之矣。

明代之墨竹、墨梅甚多，其画谱流传者亦不少。墨竹之著名者，宋、杨、王、夏四家。宋克字仲温，长洲人，家南宫里，自号南宫生。博涉书史，通草、隶。其画竹，虽寸冈尺堑，而千簧万玉，雨叠烟森，萧然脱俗。与高启等称十友，诗称十才子。杨维翰字子固，自号方塘，越之暨阳人。墨兰竹石极精妙，柯九思自以为不及，推为方塘竹云。王绂，字孟端，无锡人，隐九龙山，号九龙山人。洪武初，以能书荐入翰林，擢为中书舍人。画竹为当时第一。尝于月下闻箫声，乘兴写竹石，明旦往访其人赠之，则估客也。客以红氍毹馈，请再写一幅为配。绂笑曰：“我为箫声访，汝以箫材报，汝俗子也！”索前画裂之。朝贵有所请画，亦往往如是。夏 初名昶，太宗改 ，字仲昭，昆山人。工楷书，画竹第一，烟姿雨态，偃直疏浓，各循矩度。当时争以兼金购之，时有“夏卿一个竹，西凉一锭金”之谣，盖 仕至太常寺卿也。其门徒有吴巘、张绪、李昶等。其余文彭、那侗、朱鹭、鲁得之、归昌世、何震、费桢、盛时泰、陈芹等，皆以竹名。芹为文徵明所推服，尝戒门下士：“过白门慎勿画竹，此中大有人在也。”陈芹字子野，家金陵。善诗文，与盛时泰辈结青溪社。乘兴写竹，醉墨欹斜，沾湿衫袖，远近知名。盛时泰字仲交，上元人。以诸生得贡，工诗文。

墨梅之作家亦多，其最著者为王元章、孙从吉。元章名冕，号煮石山农。高才放逸，其墨梅冠绝古今。画上必亲题咏，萧洒不群。其门流有周昊、袁子初等，盖与夏仲昭之墨竹并驰齐驾。孙从吉，永乐中有孙梅花之称。其女亦善墨梅，任克诚之妻也。克诚名道逊，得妇翁法，苍凉有致。其他如王谦、金琮、陈录、张祐、徐杰、陈献章、陈继儒、盛安、郑道、牛谅等，皆以墨梅著称。墨竹、墨梅之外，以葡萄著名者有岳正、徐柱、释可浩。又如赵廉画虎，韩秀实画马，许通、刘叔通画牛，张德辉画龙，皆一时之选。

闺秀、妓女之绘画

闺秀、妓女濡染风雅，颇多笔墨流传，有足纪者。如前所述孙从吉女之外，文椒字端客，衡山其高祖也，性明慧，所见幽花异卉、小虫怪蝶，信笔渲染，鲜妍生动。沈宜修字宛君，沈宜谦之女，梅伯海妻，工折枝花。黄姬水题其杏花诗云：“燕飞修阁帘栊静，纨扇新题春思长。妙绘一经仙媛手，海棠生艳复生香。”文英号梅隐，或云伯仁侄女，山水苍老。叶小鸾字琼章，一字瑶期，吴江人。父绍袁，母沈宛君，能画山水、落花、飞蝶，皆有韵致。年十七，未婚卒。李因字今生，号是庵，又号龛山女史，会稽人，适海宁葛光禄徵奇。花鸟、山水、写真俱擅长；能诗，著《竹笑轩吟草》。

［清］ 李因 《芙蓉鸳鸯图》

明末秦淮八艳多能诗画，为艺林称赏。其最著者马守贞，字湘兰，小字月儿，又号月娇。与王伯穀友善，后竟从之，伯穀已白发老翁矣，当时传为佳话。兰仿赵子固，竹法管仲姬，俱有逸趣。尝见其画兰小幅，自题其上云：“李青莲酒边横眼，卓文君镜里舒眉，是何意态？写此幽兰以遗赏音侍者。倩扶旁观，掩袖匿笑。”云云。倩扶，秦淮妓，亦善画。盖亲炙湘兰余韵，遂以立名耳。柳隐本姓杨，名爱儿，又名因，亦名是，字如是，号影怜，又号芜蘼。花卉小景，雅秀绝伦；博览群籍，能诗文。晚归钱牧斋宗伯，称河东君。甲申后尝劝牧斋殉国难，不从。宗伯卒，复殉其家难。人多贤之。顾媚字眉生，号横波，为龚芝麓鼎孳簉室。龚为崇祯戊辰翰林，复官清之刑部尚书。其夫人受明之封诰，而眉生膺清封诰，谈者颇以为荣。眉生善兰竹，透逸无尘俗气。金玥、蔡含，皆为如皋冒辟疆姬。山水、花卉皆能工丽，然不及马、柳之洒脱有韵，因巢民以得名耳。他如薛素素、姚月华、梁夷素、林天素、王友云等，有声艺苑。如此等巾帼者流，或承家庭之教，或得交游之益，本其资性，加以熏陶，自能妙擅一时。如马湘兰、柳如是辈，虽士大夫犹有所未逮，若今之勾栏中，更不可望其千一矣。

第十二章

清朝之绘画

清朝文化概论

满人代朱明之运，握政权者二百五十余年，然其文化犹存汉族之旧。清朝之制度、文物大抵承明之矩范，而其学风一变明之形式，拟古文学而崇尚训诂、考证，于是汉学大兴。如阎若璩、毛奇龄、朱彝尊、纪昀诸家，皆经史宏博，供奉殿廷。圣祖、世宗、高宗三君相继，英明震于海内，奖励文学，整饬政治，故享有百余年之隆盛。召集文学博雅之士编纂大部书籍，如《明史》《佩文韵府》《渊鉴类函》《佩文斋书画谱》《康熙字典》《西清古鉴》《四库全书总目》《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书；两次开博学鸿词科以延揽四方贤俊，雍容儒雅，蔚然一代之文献有足观也。

然役天下之聪明才智沉埋于训诂、考据之中，使不暇及于盱衡治乱、臧否人物，此亦帝王牢笼人才之术，而其人亦乐于雍熙太平化泽之下，不顾及其他。其思想纯和调洽，乃至软化；其诗文，亦以声调词藻为尚，而发扬蹈厉、奇拔突兀之风声鲜矣。影响所及，绘画亦然。所谓院体画，远述黄筌之佳丽，近师周（之冕）、吕（纪）之精整。更有徐氏体脱化之纯没骨画恽寿平一派，海内争相仿效，至有常州派之目。山水画则承明末之余风，加以王烟客供奉内廷，沈、文、董、陈之势蔓延于画界，所谓文人画之思想趣味，翕然投合，盖亦运会使然也。

自明之万历至于康熙、乾隆之间，成一贯之状态。吴梅村之画中九友、崇祯末玉山高隐十三家跨明清两朝，其画派虽各有不同，而笔致气韵多主轻软闲淡，乏峭拔伟大之观，大抵皆专尚南宗者也。

清朝虽无画院之设，如宋、明授品级之画官，然画人供奉内廷。康熙、乾隆之际，圣祖、高宗奖励文艺，画学亦随文运而兴。顾见龙、徐璋以写真供奉内廷。焦秉贞取法西洋画，开一新机轴，弟子冷枚，皆供奉内廷。王原祁供奉内廷，鉴定古今名画。圣祖尝幸南书房，命画山水；圣祖凭几观之，不觉移晷。其他叶洮、释成衡、释覆幹，皆供奉内廷。世祖朝，孟永光以人物写真为内廷祗候。谢淞洲字沧湄，号林村，长洲布衣。雍正初，命鉴别内府所藏真赝，因即以所画山水进呈，得蒙嘉奖。以疾罢归。画学倪、黄，兼宋人笔意。乾隆时，唐岱、余省共以山水入直。袁江、陈枚、贺金昆亦共事宪庙，供奉内廷。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张宗苍进呈画册，受命入都，内廷祗候。康熙、雍正、乾隆百三十余年，学术、技艺最为进步之时代，武功之盛亦超出前古。盖清朝之盛，至乾隆可谓达其极点。高宗在位六十年，禅位于仁宗。尔后教匪、海盗、回部之乱相继而起，外国之交涉频繁，国家多难。嘉庆以后，国运不振，艺术日以衰颓。咸、同以来，虽有作者偶然鳞爪，未能宏演规模，旧风且不能保存，新运亦不能开发，可谓画学千钧一发之时也。

［清］ 袁江 《竹苞松茂图》

清朝之山水画

上述之山水画如沈石田、文徵明、董玄宰、陈眉公辈，其声望高于艺苑，其尚南贬北之论画风靡一世。明嘉靖、万历之顷，吴派虽已勃兴，而康熙、乾隆四海昌平，士大夫皆优游风雅，其雍容和平之气象，适与南宗之趣味相投合，故南宗画独占优势。大抵皆属元季四家之派为多，以渴笔抹擦、淡墨渲染、浅绛烘染诸法成一种之画调。张浦山之《画征录》所云：唐宋人画山水多用湿笔，故谓之水晕墨章。至元季四家始用干笔。明董其昌合倪、黄两家之法，纯以枯笔干墨，然亦是晚年偶然为之耳。今人遂以为艺林绝品，争趋仿效，虽骨干老逸，于气韵生动失之远矣。盖湿笔难工，干笔易为；湿笔易流于薄，干笔易见厚；又湿笔渲染费功，干笔点擦便捷。由是作者、观者一以耳食相与，侈大矜张，遂而盛行，以湿笔为俗工而弃之。然画尚干湿互用。王原祁晚年好梅道人墨法，亦会董源之意。钱大昕曰：“近来之画以为简远超妙，实乃尽失古法。”盖清朝之画山水，每祖述董、巨及元季四家，实乃沈、文、董、陈之末流，其技巧渐成一定之典型，颇失自由之态度，致不见宋、元之风格。而董其昌析笔墨之精微，究宋、元之异同，为艺苑推首，士人争趋慕之。当时以董其昌为中心，成华亭一派。学者点拟拂规，唯恐失之，徒袭皮毛，忘其精髓，遂流成习气云云。然就清朝山水画之大势观之，虽乏雄健精实之观，而笔致圆韵，其干湿互用，秀润之气溢于纸墨，不易模拟，亦清朝山水画之特色。大抵明清之作者称为文人画，于画外寓书卷之气，其风格虽不一种，亦可谓于山水成一时之风气也。

清朝之山水，南宗独盛，北宗渐归澌灭。由明末以至清初，绍戴文进浙派之衣钵者，蒋嵩、张路等之粗犷，一洗而空之。吴派遂代浙派而兴，以浙派为俗恶。然浙派之后劲崭然露头角者，有蓝瑛一人出于明之末季。瑛字田叔，号蝶叟，晚号石头陀。初学黄子久之秀润；晚年得浙派之意，笔力苍劲，盖能去浙派之粗而得南宗之润者。设色妍丽，务为精刻，则不免斧凿之迹；吴派者流往往以此短之。其子蓝涛、蓝孟，其徒陈璇、王奂、冯湜、顾星、洪都、苏谊、禹之鼎、吴讷、丁锡、龚振、王巘、胡眉等传其法。至于吴派之作家，传记所载，不遑屈指，然树清朝山水画楷模，为艺林所推重者，由明末至清初，所谓江左三王是也。

王时敏，号烟客，善诗文，长分隶，博览古今名迹。布置设色，勾勒渲染，悉有根柢。于大痴墨妙，早岁即穷阃奥，晚年益臻神化，世之论一峰老人正法眼藏者，必归于公。其祖为明相国文肃公锡爵，父翰林衡。时敏以荫至奉常，然淡于仕进，优游笔墨，为画苑领袖。平生爱才若渴，不俯仰世俗，以故四方工画者踵接于门，得其指授，无不知名；海虞王翚，其首也。卒年八十九。子撰、孙原祁皆传其法，而原祁最著。

王鉴字符照，太仓人，弇州先生孙。由进士起家，曾官廉州太守，世称王廉州。精通画理，摹古尤长，而于董、巨尤为深诣。视烟客为子侄行，而年实相若；互相砥砺，并臻其妙。世之论六法者，以两先生有开继之功焉。

［清］ 吴历 《槐荣堂图》

王翚字石谷，号耕烟外史，常熟人。幼嗜画，运笔构思，天机迅露，迥出时流。太仓王廉州游虞山，翚以画扇倩所知呈廉州，廉州大惊异，即索见翚，遂以弟子礼见。与谈，益异之，曰：“子学当造古人。”即载之归。先命学古法书数月，乃亲指授古人名迹，遂大进。既而廉州将远宦，念非奉常勿能卒此子业者，即引谒奉常。叩其学，曰：“此烟客师也，乃师烟客耶！”挈之游江南北，尽得观抚收藏家秘本。石谷既神悟力学，又亲受二王教，遂为一代作家。卒年八十九。武进恽寿平亦以山水自负，及见石谷，度不能及，则改写生以避之。尝曰：“古今来笔墨之至龃龉不能相入者，石谷则罗而置之笔端，融洽以出。神哉技乎！”画有南北宗，石谷盖能合而为一，自出机杼，学古而不泥古，故为名流推重。石谷尝论画曰：“画有明有暗，如鸟翼不可偏废。”又曰：“繁不可重，密不可窒，要伸手放脚，宽闲自在。”又曰：“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又曰：“皴擦不可多，厚在神气，不在多也。”又曰：“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染。”又曰：“气愈清而愈厚。”观石谷之论，可知其功力之深矣。

“三王”之画风靡一代，其门徒亦多。王时敏之子撰、孙原祁之外，吴历、薛宣、释性洁、杨晋、胡竹君、徐溶、宋骏业、唐俊、顾卓、金学坚、袁慰祖、杨恢基等，而吴历最著。吴历字渔山，吴人。法宗元人，尤长大痴。叠嶂层峦，心思独运，气韵沉厚，深得王奉常之传，与石谷相伯仲。麓台论画，每右渔山而左石谷，盖亦有见也。

麓台名原祁，字茂京，奉常之孙。康熙庚戌进士，由知县擢给谏，改翰林，补春坊，供奉内廷，鉴定古今名画，晋少司农、《佩文斋书画谱》总裁。卒年七十。童时偶作山水小幅粘斋壁，奉常见之，讶曰：“吾何时为此耶？”询知，乃大奇，曰：“是子业必出我右。”间与讲析六法之要，古今异同之辨。及南宫获隽，奉常曰：“汝幸进士，宜专心画理，以继我学。”于是笔法遂大进，而于大痴浅绛尤为独绝，熟不甜，生不涩，淡而厚，实而清，书卷之气盎然楮墨之外。是时，虞山王翚以清丽之笔名倾中外，公以高旷之品突过之。琅玡元照见公画，谓奉常曰：“吾两人当让一头地。”奉常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唯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让；若形神俱得，吾孙其庶乎？”元照深然之。其推许如此。公每作画，必以宣德纸、重毫笔、顶烟墨，曰：“三者不备，不足以发古隽浑逸之趣。”客有举石谷画为问，曰：“太熟。”复举二瞻，曰：“太生。”盖以不生不熟自处也。弟子华鲲（字子千，无锡人，宫州同知）、金明吉（吴人）、唐岱（字毓东，号静岩，满洲人，以官荫参领）、王敬铭（字丹思，嘉定人）、黄鼎（字尊古，常熟人）、赵晓（字尧日，太仓人）、温仪（字可象，三原人）、曹培源（字浩修）、李为宪（字巨山）、弟昱（字日初）、释覆千、吴应枚、吴振武，皆受麓台指训。张栋、吕犹龙等亦师之。此等画派谓之娄东派，王翚一派谓之虞山派，出入诸体，格调清丽，杨晋、胡节、顾昉之流皆承其风。黄鼎之门人方士庶、张宗苍，其后董邦达董诰父子，钱维乔钱维城兄弟，王愫、王震、王学浩等，皆属于麓台一派。

［清］ 查士标 《山水图》

［清］ 龚贤 《挂壁飞泉图》

［清］ 王翚 《溪山红树图》

［清］ 髡残 《雨洗山根图》

此等画家之外，尚有新安派、松江派、姑熟派、江西派、金陵派之目。新安以雪林为宗，始于释弘仁（渐江），弘仁之徒高翔、祝昌等，皆以疏峻为能，干墨皴擦，不免流于薄弱。松江派盖沿于董玄宰、赵文度之习。张浦山谓松江派渐即于纤熟甜赖。罗饭牛崛起宁都，挟所能以游省会，名动公卿；士夫学者多宗之，谓之江西派。姑熟一派，查士标、孙逸、汪之瑞、释弘仁称为海阳四大家。又萧云从与陈延称为画院二妙，其画品高逸苍秀；而孙逸名尤著，人以为文待诏后身，又与萧云从并称孙萧云。又程嘉燧（孟阳）、程邃（穆倩），皆徽州人，笔意高古，而穆倩善用干笔。以上诸家，皆于四王之外别树一帜者，其渊源仍属于元四家。金陵派以龚贤为首，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等，谓之金陵八家，有类于浙派者，有类于松江派者。龚贤沉雄苍秀，妙绝一时。秦逸芬谓其墨太浓重，无清疏秀逸之趣；戴鹿床谓其有钩斫之迹。是皆狃于王派画一偏之见也。

［清］ 张宗苍 《山水图》

自清初至于乾嘉之间，诸家虽各有特长，无不受南宗之化，唯金陵数子近于浙派者犹存北宗之风。此外如释道济、冯源济、方大猷、释雪个、张宏、张风、傅山、金陵明、恽向、方以智、庄向生、马昂、沈宗敬、顾大中、笪重光、翁嵩年、陆痴、严怪、释髡残等，皆能独具风裁。其中以释道济尤能自成一格，王太常称为江南第一，戴鹿床谓其如江湖逸土，闻见博洽，举止恢奇，极加推许。又有画中十哲：高凤冈、高凤翰、李世倬、黄慎、张鹏翀、李师中、董邦达、王延格、陈嘉乐、张士英等。崇祯之末有玉山高隐十三家，皆江苏昆山人，归文休昌世、许苍溟梦龙、许开之宏先、张士美槚、桂梦华琳、张子柳柽、张南宿炳、徐孟硕开晋、顾伯厚宏、许瑞玉瑔、龚慧生定、姚元晖曦、潘弱水澄也。弱水师大痴、石田，酒酣放笔，高岩古干，盘郁淋漓，见者挢舌。

人物画之变迁

道释人物之壁画，元明已稀，至于清朝，殆为绝迹。西湖天竺寺壁画观自在像，为杨芝笔，惜不戒于火。杨芝善人物、仙佛、鬼判，笔力雄姿，不假思虑，援笔立成。特长于寻丈大体，愈大愈妙。尝自言曰：“安得三十丈大笔，磨墨一缸，以田家除场大帚蘸墨，乘快马以扫数笔，庶几手臂方舒而心胸以畅。”然不善小幅，流传绝少。杨芝之外，徐人龙、丁元公、顾昇、董旭、释弘瑜、吕学皆善仙佛、鬼神、人物。

至于历史风俗人物，明末有南陈北崔为斯道之妙手，三百年来无此笔墨。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年四岁过妇翁家，见新垩壁，登案画关壮缪像，长八九尺。妇翁见之惊异，遂扃其室以崇奉之。洪绶画人物，躯干伟岸，衣纹清圆细劲，兼有公麟、子昂之妙。设色学吴生法，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唐之上。少时渡钱塘，拓扬州府学公麟七十二贤石刻，闭户临摹，数摹而数变之。又尝抚周景元美人图，至再四犹不已。人指所摹者谓之曰：“此已胜原本，犹嗛嗛，何也？”曰：“此所以不及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犹未尽；周画至能而若无能，此难能也。”崇祯间召入为供奉，不拜。其子字，号小莲，传其法。门人王树穀、严湛来、吕禧等有其遗风。道光时有张士葆，佛像、人物亦宗其法。

此外，柳遇、吴求、吴正、周兼最有名。柳遇有精密生动之致，布置石树、槛廊，点缀幽花、细草以及玩物、器皿，色色俱佳。同里徐玫亦工人物，与遇并负盛名。凡临摹古本逼真处，亦可谓之翻身凤凰也。其他游士凤、蔡嘉皆称国初好手；郭昆、王扑扬名北方；华胥以水墨直参龙眠之座；杨晋善山水，兼长人物、花草，常从王翚游。王翚作图，凡人物、舆马悉命杨晋代写之。禹之鼎初学蓝瑛，后出入宋元诸家。其白描不袭龙眠旧习，而用吴生兰叶法，两颊微用脂赭晕之，娟娟古雅。其余朱宁古、刘源、金古良、黄慎、王镥、王国爱、金农、罗聘、叶舟、俞宗礼、吴楙、黄坚、王国材、孟永光、华喦等。潘恭寿、上官周、萧晨、顾洛、余集，以人物、士女知名一时。光绪时任熊、任薰兄弟，亦老莲派中别子也。

［清］ 萧晨 《仿李希采薇图》

［清］ 华喦 《天山积雪图》

人物画中，写真别为一派。此派亦有种种之别。属于明之曾波臣一派者，有谢彬、郭巩、徐易、刘祥生、张远、沈纪、顾企等，沈韶之高弟徐璋，海阳之余颖亦传其法；其中以谢彬、徐璋（康熙中祗候内廷，名声甚重）为最著。此派之外，别自成家者有顾铭、顾见龙。顾铭字仲书，嘉兴人。康熙时圣祖召写御容，赐金褒之。朱竹垞尝赠之序，略云：“谢彬、沈韶、徐易、张远，学曾鲸氏而有得者也。方其未得，若胶于中而不释；及其既得于心，若飞鸟之过目，其形之去我愈速而神愈全矣。盖我之所闻于四子者如此。顾子试由吾说而绎焉，其何必不如曾鲸哉！”顾见龙字云程，亦以写真祗候内廷，名重京师。此外又有沈行、濮璜、鲍嘉、俞素、周杲、王僖、卞久、卞祖随（久之子）、王简、李岸、杨芝茂、刘九德、夏果、丁皋、戴苍、陆灿等，皆传神之能手也。

写真有二派：一重墨骨，墨骨既成，然后傅彩，以取气色之老少，其精神早传于墨骨中矣，此闽中曾波臣之法也；一略用淡墨钩出五官部位之大意，全用粉彩渲染，此江南画家之法也。又受西洋画之影响，成一家之法者，康熙中祗候内廷之焦秉贞，以远近透视阴影之法传神写照。从学者多，冷枚最著。崔鏏亦传其法。又，莽鹄立及其门人金玠亦善写真，盖焦氏之流派也。

西洋画法，自明利玛窦宣天主教至中国，居南都正阳门西营中，画圣母抱耶稣像，以阴阳凹凸之法画之，四面圆满，故人多仿效。曾波臣一派又别开生面者也。乾隆时有意大利人郎世宁，以洋法画中国画，阴阳凹凸显然逼真，此中西画合参之一新机轴。其后阒无所闻。此派亦无能手，大抵专工刻画，渐流于俗，不足见重于艺林。闽人上官周在乾隆时颇有声名，尝作《晚笑堂画传》写前贤像。同时有朱宾古、刘原、金古长，其子可久、可大，皆人物画之能品。

［清］ 冷枚 《春阁倦读》

［清］ 郎世宁 《弘历观画图》

花鸟及杂画

清朝之花鸟流派甚多，或承前代之风，或自出新意，较明代更多特异之点。大概乾隆以前多守古法，乾隆以后渐多变态，正如山水画亦以乾隆为一分水界也。如张雍敬、曹源宏、迟煓、胡毓奇等，皆依黄氏钩染之古法；孙克宏、孙杕、虞沅、赵之璧、张若霭等，继绍明代周之冕钩花点叶体。雍正之际，沈南苹亦以此法写生，得宋元遗意。而祖述白阳派者，蒋深、顾卓、闺秀李因等。清朝最为此科之代表者，为王武、恽寿平、蒋廷锡三家，介于徐黄、周陈之间而为有特长。

王武字勤中，吴人。文恪公鏊六世孙，以诸生入太学。工画花草，多逸笔点缀，流丽多风。王奉常称之曰：“近代写生率有画院习气，独勤中神韵生动，当在妙品。”名重于时。性乐易，不设城府，不趋谒权贵。晚年自号忘庵，卒年五十有九。

恽寿平，名格，以字行，武进人。一字正叔，号南田，又号白云外史。本世家子，工诗文。书法褚河南，与画同其风度。与王石谷友善，山水让石谷，遂专攻花卉，斟酌古今，以北宋徐熙为归。学其体者甚多，遂目为常州派。

［清］ 恽寿平 《秋海棠图》

蒋廷锡字杨孙，号西谷，又号南沙，常熟人。康熙癸未进士，入翰林。以逸笔写生，风神生动，直夺元人之席。官至大学士。雍正十年薨于位，年六十余，谥文肃。传其法者甚多，邵元斗、钱元昌、李鱓、汤祖祥等，其名最显。南沙性恬雅爱士，凡才艺可观者罗致门下，指授以成其才；而公之画亦遂多赝本矣。

南田天机超妙，题句清新，与南沙抗手。其徒张子畏（寿平之甥）、朱绣、马扶羲、鲍楷、邵曾复等，不过得其规模，其超妙之趣终未能企及也。

邹一桂号小山，无锡人。雍正丁未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工花卉，分枝布叶，条畅自如，设色明净，恽南田后仅见也。著有《小山画谱》，于写生颇有心得。华亭瞿潜，墨分五彩，与史鸣皋相伯仲。如姜廷干、陈舒、陈撰、童原、吴振武，闺秀陈书、吴应贞，皆一时之选。

乾隆间号称扬州八怪者，多江湖野逸畸行之士。其画往往不守绳墨，或变其师法，自出机杼，是为清朝花鸟之一变。其人则为金农、罗聘、郑燮、闵贞、李方膺、汪近人、高凤冈、黄慎、李鱓，然不尽籍隶维扬也。此外如高凤翰、边寿民、陈生、张赐宁、顾纯、尤荫、张问陶诸人，皆磊落不羁，书卷之气溢于楮墨。至于细笔简淡一派，则首推华秋岳喦；山水、人物之外，花鸟、草虫随意点染，无不佳妙，其秀逸之气可与南田颉颃。秋岳，闽之莆田人，客维扬最久。慕西湖之胜，遂家钱塘。卒年八十。诗、书、画海内推为三绝。其妻方白莲夫人亦能画。有弟子汪涟，深得其法。扬州之朱素人、李育、王素，皆其一派。钱叔美本以山水著名，而其逸笔花卉娟秀可人，与其从兄袖海，皆得南田法。玉壶外史改琦，其先西域人，侨居松江。山水、人物出入龙眠、松雪、六如诸家，而花草、兰竹秀娟天然，世以新罗山人比之。孙子潇太史论海内画家，首推叔美、七芗两君；两君亦互相推服。

细笔一派，如以上诸家可谓极其能事，不拘于刻画谨严而得丰神超妙，化宋人板滞而得元人之逸趣者也。大抵花卉一道，恪守准绳、重于钩染者，则近院体。自周之冕钩花点叶之体出，则有石田、白阳一派，所谓兼工带写者。至于李复堂、高南阜则更肆为奇逸。若敛为秀媚，则华秋岳、改七芗诸人。自清初至于道咸，未能出此范围，而勾勒一派渐成绝响。光绪初年，有任阜长、渭长兄弟，专以勾勒见长，可谓能出新意、复古法，惜少书卷气，不为士大夫所重。近时扬州有陈若木，设色古艳，工于写生，复可睹宋院画之遗型；亦因其不文，声名不出里闬。吴让之士气虽多，笔力太弱，格调亦失之平。其能震耀当世、人争求之者，唯赵㧑叔之谦耳。㧑叔有金石考据之学，书仿六朝。官至江西知县，卒年五十余。其画宏肆奇崛，内蕴秀丽，能自创格局而不失古法。然人以其过于驰骋，因少訾之。继之者，则现时之吴缶翁昌硕。缶老五十而后学画，古味盎然，不守绳墨。初问道于任伯年，后乃自参己意。金石篆籀之趣皆寓之于画，故能兀傲不群。然学之者往往务为丑怪，则亦可以不必矣。

［清］ 邹一桂 《蟠桃图》

［清］郑板桥 《三清图》

将来中国画如何变迁，不可预知。总之，有人研究，斯有进步。况中国之画往往受外国之影响，于前例已见之。现在与外国美术接触之机会更多，当有采取融会之处，固在善于会通，以发挥固有之特长耳。

附录

清代山水之派别

我国之画，汉以前多尚人物，逮至六朝，山水始肇其端，然为人物之点缀，尚不能蔚然自立。及唐王维、李思训辈出，山水之画于焉乃昌。方之欧洲，亦同斯例。试观希腊、罗马以及中世之美术，皆人物著称。洎夫十七世纪，英法画始有山水。然则山水画之后起，中西竟有相同，殆亦有自然趋势耶？自唐以后，画家代出，而历史久远，流传者少。鄙人见闻简陋，寓目无多，偶一获觏，亦难别其真赝；故今日所言，只及清代，盖以时既近，见闻较真，涉览稍多，可得详焉。

有清一代之山水，王派实有左右画界之势力，王烟客先生乃其鼻祖。先生名时敏，字逊之，又号归邨老农、西庐老人，太仓人也。祖文肃公锡爵，父衡，俱仕明。烟客入清，康熙时始卒，年八十余。其资望、学问，皆冠绝一时，而收藏既富，致力复深，故能泰斗丹青，自成统系。王鉴字符照，亦太仓人。年龄与烟客埒，而行辈稍晚，从之游。同时虞山王翚，号石谷，又号耕烟散人。见烟客画，景仰之，因王鉴以见。烟客年既高，奖励后进之心转盛。翚家贫，烟客时资助之，且携之为江南游，博览诸家藏画。翚遂尽力临摹，学日进而名日噪。烟客子八人，其第三子撰生原祁，字茂京，号麓台。少承家学，画工花卉。烟客及见之，尝评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唯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让；若神形俱得，吾孙其庶乎！”其得意可想。当是时，清初入关，提倡风雅，粉饰太平，诏原祁供奉内廷，鉴定书画，刊《佩文齐书画谱》。由是四王势力大盛。盖以帝王倡之于上，党徒复号召于下，从风而靡，莫或与抗。有清三百年间，山水画势力几尽为王派所左右者，良非无由也。

［清］ 王原祁 《高岭平川图》

烟客、元照皆生明清之际，其渊源所自，仍在明时，故欲详王派之根源，宜审明代之派别。有明一代之画，约分三派：一宗马远、夏珪，一宗李唐、刘松年，一宗黄公望、王蒙、吴仲圭、倪瓒诸人。马、夏、李、刘皆南宋人，而夏马二家多为水墨，笔力苍劲；李刘二家，喜着青绿，风致细腻。四家画皆用紫狼毫，故轮廓离然。至黄、王、吴、倪，则所谓元代四大家也。四家之画，盖出于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关、荆、董、巨，则又出于唐之王维，是即南派之宗也。

明代万历以前，皆师南宋马、夏、李、刘四子，万历以后多法元代黄、王、吴、倪四家。清之四王既承明末余风，故其家法仍宗元代四子。或融铸二家，自开面貌，或私淑一人，略加变化，要皆不外出于南宗。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老人。其画多宗董、巨，喜合赭石、藤黄着浅绛色。倪瓒字云林，喜为疏淡之景，笔墨简贵，有高淡隽逸之致；崇山峻岭，时一为之，特不多见耳。烟客之画，实师此二家，以子久之间架，运以云林之神味，故尝自题云：“仿黄、倪两家法。”其子撰亦得家法。降及麓台，几实有跨灶之势。其笔法苍劲，气味高远，盖合冶黄、倪，自成面目。虽间亦仿效宋元各家，而终不能脱其本来面貌。其毕生得力处，亦在子久、云林也。四王之中，唯王鉴杂仿古人，不能自成面目。其得力处在于吴仲圭，用笔圆润，殊于烟客祖孙，然其功力固不减烟客也。至于王石谷，天资明敏，致力复殷，于元四家之外，更参以荆、关、董、巨、李唐、刘松年、赵松雪诸家，匠心经营，融会各派。盖以元人之笔法，而绘南宋之丘壑，雍容华贵，适合当世。而王玖、杨晋、顾昉、胡节、徐政、徐瑢、宋骏业、唐俊、顾卓、金学坚、袁慰祖、杨恢皆出其门下，杨晋则尤其高足弟子也。晋号西亭，其画颇得石谷之面貌，名盛当时。此则石谷派也。其时属于麓台派者，为王敬铭、王昱、王愫、王学浩、王宸。斯五人中，除学浩外，皆专宗麓台者也。麓台弟子，尚有华鲲、金明吉、唐岱、黄鼎、赵晓、温仪、李为宪、吴应枚、吴振武。若王鉴以不能自成面貌故，学之者甚希。

然则自康熙以及乾隆，王派又以石谷、麓台二派为最盛。即至今日，凡工山水者，率二派之支裔也。唯学者既众，流弊遂滋。其初麓台承宗烟客，其法得自元代四家，丘壑崇峻，局势浓密，以其笔致深远，故阴阳远近，疏密浓淡，皆有迹可寻，于平面中见立体之致，兴西洋之注意光线者，殆异曲而同工。及其末流，则专事堆砌，崖壁林木，悉为扁平，徒有形式而无笔法、气韵。斯麓台派之流弊也。至于石谷之画，有合西人透视之法，故于山之来脉、水之渊源、树之远近、屋之方向、道路之通塞、人物之往来，如身历其境，匠心独运，秀韵天成。西亭学石谷，貌似可以乱真，究差石谷一等。其余不足论矣。学石谷画而佳者，仅号秀润。秀润之弊，软弱随之，致招搔首弄姿以取悦庸众之诮，超旷拔俗之风替矣。此则石谷之流弊也。

明代画家凡分三派，前既言之。其后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诸人，皆以文学著称，而兼擅丹青。其派别则承诸荆、关、董、巨，笔墨与间架并重。至董香光、陈继儒等，则唯论笔墨，不重间架。其时以画名者，如董其昌、王时敏、王鉴、李流芳、杨文骢、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等九人，谓之画中九友。功力悉敌，不相上下，唯笔法稍异，而皆上承文沈，自能成家。然其势力、名望皆逊于王时敏者，良以时敏生于世胄，富于家藏，乃孙既克传其家学，王鉴复能为之辅翼，故遂驾乎各家之上也。与时敏同时而并峙者，有吴伟业、恽格、吴历三人。吴伟业，字梅村，籍太仓。功力不逮烟客，而资禀相埒。为清初诗家，画名为诗所掩，故不甚著。恽格，字寿平，号南田，后以字行。其才可与石谷匹，而品格独高。其祖父代食明禄，入清隐居不仕，流连山水，孤寂自守，以画为娱。时王原祁方供奉内廷，屡征之皆不应。本工花卉，不以山水名，然厕乎四家，殊无愧色，因并及之。其所作多元人小品，而品格俊逸，神韵超妙，有不食人间烟火之概。以当时王石谷已擅山水，不欲与争名，故弃而专精花卉焉。吴历，字渔山。其画师法元四家中之吴仲圭及王蒙，以四王既于黄、倪中寻生涯，故遂别辟途径，而法王、吴焉。南田、渔山本与四王同为清初大家，特以四王之门下既盛，故学渔山者甚少；南田徒虽多，而师其山水者，因亦不多觏也。

［清］ 王鉴 《山水清音图》

［清］ 石涛 《赠刘石头》

上文所述，皆系南宗。至北宗夏珪、马远之徒，当明宣德时，尚有戴进。进字文进，画宗夏、马、李、刘，亦名盛一时。其弟子甚众，如吴伟、陈景初、戴泉、张路、吴程、夏芷、何适、王世祥、方钺、汪质、汪肇、叶澄、陈玑、王仪等皆是也。及清初入关，学北派者，虽尚有人，要不为世所重矣。

又当明清之际，有蓝瑛者，字田叔，亦自成一派，卓尔名家。其子蓝涛及门人陈璇、王奂、顾星、洪都、禹之鼎、王□□（原文如此）等七人，皆承其法，然唯蓝涛与之鼎尚为时重。至其徒党之弊，徒尚气势，无宁淡之致，致南派诋为浙派恶习，而时人亦莫之重也。

清代画家派别至繁，上之所言，乃其最著。其有飘然世外而画名并垂不朽者，尚有三人，兹略述之。

石涛上人名道济，号清湘老人，又号大涤子，明之宗室。明社既屋，抱黍离之忧，隐身空门。与王烟客同时，其画推为江南第一。然习王派者，见辄却走，盖以石涛之画，自作聪明，无所师承，与王派大相径庭也。石涛于美人、山水、花卉、翎毛、草虫无不精通，然貌似拙劣，其实精妙；其俊绝处，殆难以言语形容。故虽见弃于时，而烟容、麓台仍极推尊，谓大江之南无出石师右者。鄙人于大涤子之画获觏颇多，（王派流裔甚众，流弊亦多，如于王画中寻生涯，必不能得其佳处。即使有成，亦难超乎乾隆以前诸家之上。且其画之流传者伪托为多，真迹难得。欲寻其笔墨，鉴其风韵，颇不易见也。）故于其画之鉴别，亦较他家为确切。其所著《画语录》措辞玄妙，颇得窥其旨趣。欲寻其法门，当于画端之题跋求之，应可领悟而少得其梗概也。

朱耷号八大山人，又号驴屋驴，亦明之宗室而隐于浮屠者也。夙持《八大人觉经》，因以为号。入清抱亡国恨，以画自娱。其画兼工山水、花卉，顾与石涛异。亦师子久、云林，可与四王参究。唯以章法疏淡，形式特殊，故当时不与四王并论。书法亦佳，楷书临右军《黄庭经》，草书尤所擅长，故名重一时。盖亦明逸民之俊出者也。

石溪上人，师法元之王蒙，亦可与四王相参究，唯不似四王之工整，故虽宗派少异，而殊有蝉蜕尘埃之致。

综观清代画家，王派之所以最有势力者，厥有二因：一、四王之画，气魄沉雄，风韵悠远，源远流长，诚足楷模一代，此其一也。二、当时言书法者，皆宗松雪、香光，言诗者率崇梅村、渔洋、牧斋、竹垞，而四王之画可与成联络之势，可知文学、美术关系之故，亦风会使然，此其二也。若夫前之所谓帝王提倡于上，徒党号召于下，遂使靡然从风，此其下焉者也。

当时脱离王派而自名家者，尚有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所谓金陵八家也。龚贤，字半千，其画宗董源、巨然，不为王派所影响，学王派者遂诋之为有刻画之迹，乏风韵。不知王氏之外，岂无所谓风韵耶！斯皆拘于成见，而诋諆异己之过也。

乾隆以后之画，无派别之可言。盖乾隆以前，去古未远，于王派之外，尚能有人自立面貌，与之抗衡；至乾隆以后，言山水画者，尽王派之支裔。就其著者，亦王派之高足，而非王派之异党。如董邦达、董诰父子，钱维乔、钱维城兄弟，张宗苍、王学浩、王宸，后至于奚冈、戴熙诸人，皆王派中之佼佼者也。而王派之外，则无闻焉，故论清代画派者，至于乾隆为止也可。

清代花卉之派别

清代画家，从事花卉者较少于山水。前篇所述清代之山水画，画者多而材料亦多，渊源长而家数众，故言之甚长；花卉材料少，势力亦小，人则更少焉。今将清代花卉之最著者言之。

花卉源流，肇自宋代。宋时最有名者，黄筌及其子居寀、徐熙及其孙崇嗣，称为黄、徐二派。文华殿所见滕昌祐、吴元瑜、倪涛、韩祐辈，皆其宗派之流裔也。黄氏之花卉，为钩染派，徐氏为没骨派。由宋至元明，画花卉者皆不出此二派。延及有清，勾勒、没骨二派皆有特才，蒋廷锡、恽寿平最为有名。大概此二人，蒋为黄派，恽为徐派，然有时蒋亦为徐氏之没骨，恽或效黄氏之勾勒。语其大较，则有若是之分，若为其严定界限，不可移易，则失之矣。盖清人花卉，虽远肇宋贤，其间究隔元明二代，定有不同者在，虽路数各有所近，然因受元明人之影响，不无改变。其改变之度若何，其机何在，则因明代有周之冕者，自创一派，名钩花点叶派。既非黄派，亦非徐派，兼钩代写，别具一格，亦明时此派颇占势力，孙克宏、孙杖、赵之璧、虞沅、张若霭等，皆其同类也。此外又有林良创写意派，比较钩花点叶派之由黄、徐化出者，更为简易。偏于此派者，若沈周、王问、王穀祥、鲁治、徐渭、陈淳等是也。是等派别，在明末清初特著，故蒋、恽代兴，自不得不受其影响。

恽南田虽为徐氏没骨画，其实与熙不同。观夫文华殿二人所列之画，一比便知。吾昔年在上海，又见徐熙画一二种，尝细析徐、恽之异：恽南田之没骨画，不钩匡子，徐熙则多少定钩有匡子；后者用墨先钩而颜色填之，前者则全用颜色泞染，与今之水彩画略类，此其别也。

抑南田之画，既因受元明之影响，而将没骨法另有改变，于是常州派遂卓然具有特征。其弟子若张子畏、朱绣、首扶义、鲍楷、王概、邵曾复等，皆衍其艺术，流风至今未泯。至于蒋廷锡一派，则亦有多人。其弟子著名者，邹文斗、钱元昌、李鱓。李鱓字复堂，其名特噪。兹数人，皆为南沙派，与常州派实至不相同。蒋南沙虽为黄筌勾勒派，然亦受明人之影响，略为变更，正与恽南田之不尽为徐派同时辉映。盖时代之关系画者，不能舍元明而直追宋代，自不能强蒋南沙之定为黄筌、居寀而无二也。然南沙之画，虽非纯粹黄派，较之恽南田则大为规矩矣。恽画飘飘欲仙，蒋则颇厚重。蒋有时亦作写意画，然与周之冕钩花点叶派究有不同，则飘逸与庄重二者之别也。特蒋仕位高，又极奖励后学，故其势力不小，与山水类之王时敏相埒。大概清之花卉，皆不出此二派。

［清］ 王武 《花竹栖禽图》

其他钩花点叶派及明之写意派，亦间有存者。又有王武字勤中其人者，花卉介恽、蒋之间而略近于蒋，亦庄重派也。蒋之弟子李鱓，作画不尽同于蒋。其所以不同，则因受钩花点叶派与写意派二者之影响也。故李画谓之化板为活，此又一写意派也。特此所谓写意派，与明人之所谓写意派又有不同，在形式上不易见，实则写意而兼勾勒者也；是乃李鱓之所以既与其师蒋南沙不同，而又与陈道复、徐青藤、沈石田亦不同也。如此派别之不同，传授之互异，一言以蔽之曰：因时代之关系，受明人之影响而已。

吾若论明代之花卉，必由受元人之影响；言元人花卉，而亦必言受宋人之影响。盖人事如此，几成一公例矣。既受影响，不得不变（明人变者，若林良，若周之冕；清人而恽寿平、蒋廷锡亦变，至李鱓而又一变），乃自然之趋势，不可强也。然则此二派以何者为佳？曰：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何言之？大概画花卉者，复与真相类似。宋人谓之写真，此其一也。若画写意者，专求笔墨之工，形象略变亦无妨，此又其一也。纯正者，取二者而会通之。写真以求形似，写意以求笔墨；若趋于极端，皆有流弊。徒有形似，则为标本，一无趣味，花匠、女工皆优为之；徒为写意，则究竟为何物何花，不能明白，二者殆皆失之。明陈淳道复作写意画。有评之者曰：妙而不真。陆治包山反之，评之者曰：真而不妙。故作写意画者，往往犯妙而不真；画工笔者，则真而不妙。恽南田可谓妙矣，特虽妙而有离真者，则妙而不真，恽亦不免；蒋南沙结实有余，妙不若恽，则真而不妙，蒋亦不免。欲两者完全，甚难事也。周之冕画而有之，造钩花点叶法，兼钩带写，一人双绝，斯为真妙矣。吾辈不必尽人学到周之冕，但笔墨与形似二者之折中，又乌可忽哉？

清初诸家受明季之影响，而参和变化，各树一帜。至乾嘉之时，其风未衰，大抵写生传色，以工丽擅长，供奉殿廷，润色鸿业。是时海宇乂安，人民殷富，文学、美术皆趋于雍容华贵之一途，是亦风会使之然也。而如金农、罗聘、高凤翰、李鱓、黄慎、郑燮之流，或为布衣，或为卑官，不衫不履，落拓江湖，既非供奉内廷，不受院体之濡染，各肆其奇，别开生面，又不可同论矣。仔细分别，诸公各有不同之点。冬心笔力不强，自是阴柔之美，往往以古拙取胜。人物画固为其所专长，而花卉、果品不落时流畦径，设色亦淡雅多姿。两峰为其高弟，虽效其师法，而变其面貌，古淡中有飘逸之趣。南阜笔力雄肆，设色深厚，盖有陈白阳之余风。复堂本为南沙之弟子，宗宋人勾勒法，而化板为活，中峰直下，筋节处有篆意。花卉名家，高、李二公最有特色。黄瘿瓢擅长人物，早岁极能工整，晚年落笔荒率，自成一派，有意无意之间，妙合法度。然学之者流于荒怪犷悍，不如冬心、两峰之醇雅。作画固须有笔力，而用力太露，则必流于犷悍，无蕴藉和雅之态。所谓画史纵横习气者，推其源，盖由于明季写意一派一意挥洒，其流风所被，遂有此一种弊病。板桥笔极超逸，兰竹专长，花鸟、鱼虫亦偶然落笔，列于花卉画家中，似非洽当，以品格而论，可与诸公比肩矣。冬心梅花出于宋元，高西唐、丁敬身、汪巢林、杭大宗皆其流派。文人笔墨固不可以画史论也。边寿民、陈玉几则规模工整，以淡雅之笔出之，亦为艺林珍品。用笔多平顺，无矫拔惊人之处，如山林中之奚黄。如此之类者甚多，盖大同小异者也。

［明］ 陆包山 《花鸟立轴》

［明］ 朱耷 《荷花小鸟图》

更溯上言之，明末清初之间，画界中最出奇多能者，如大涤子，前于山水画中已论及之，而花卉中亦能特立一帜。是亦不受画史之束缚，而能动合古法者。可与抗衡者，则为朱耷。此二人于山水固为优胜，而花鸟亦无逊色。朱耷亦明宗室，遁入空门，号八大山人。用笔极简而劲，无犷悍之气。而大涤子多一古拙之趣，盖用笔潜气内敛，不事矜张，其奇肆处，实有静穆之气存焉。后人学之不善，则流于江湖一派矣。

清朝花卉画家，虽不及山水画家之多，流派曼衍，亦极纷杂难名。以上所举，不过仅就最知名最有特色者言之。乾嘉以降，工力之结实，可以远绍宋元者，诚不可复观；而奇崛古拙，如李复堂、高南阜、金冬心者，亦难得其人。大抵美秀雅洁，平易近人，有书卷气，已充上品矣。花卉画之秘奥，尚可探讨，未必于诸家之外，更无门径之可寻。吾窃尝论之，花卉较山水易而实难。山水画可借山水之景致，得其援助，以成境界；而花卉之体制狭隘，全仗笔墨意态，生出境界，此其所以难也。

中国人物画之变迁

中国人物画之变迁，我以为很有研究的价值。研究愈深，兴味愈浓。人物画在绘事最为发达，因其关联人事最为密切。

中国的人物画，在三代以前就有了。殷王武丁图像以求傅说于版筑之中，可知三代的人物画已略具规模了。唯其所图之形象若何，吾人殊难为深密的考究。迨后自汉朝起，人物画逐渐兴盛。

今讲自汉唐以至现代人物画的变迁——性质的变迁，画法的变迁。

古时多画人物，忠臣孝子，乱臣贼子，所以寓赏善惩恶之意，而匡伦理学之不逮。使人见了忠臣孝子的画像，引起崇拜模仿的观念；见了乱臣贼子的画像，生出厌恶戒惧的观念。自三代以至两汉，都属这一类——伦理的人物画。

自东汉以至六朝，佛教流入中国，于是佛画兴起。庄严的佛像，图诸石上，供人礼拜。及后黄老虚无之学兴，宗教的人物画的性质遂扩大而为释道画了——这是宗教的人物画。

宋朝之后，人物画变而为赏玩的性质，徒供人之怡心悦目便了——这是赏玩的人物画。

以上把人物画性质的变迁提前作简单的叙述。

［明］ 唐寅 《红叶题诗仕女图》

［清］ 任熊 《湘夫人图》

汉武帝集藏许多鬼神的像于甘露殿，忠臣孝子的像于明光殿。到了宣帝，他图了霍光、张安世、刘德、苏武等十一功臣于麒麟阁，鬼神一类稀奇古怪的像于明光殿。及至元帝，他因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毛延寿图形，按图召幸，可知当时的人物画很见进步了。毛延寿而外，还有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有名的画家，可知当时人物画的名手颇不乏人了。后汉光武定天下，有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明帝图这二十八将像于南宫云台，其用意也在表彰他们的忠诚。这都是帝王思想。

明帝有一次梦见佛像，乃派蔡愔出使西域，求得《四十二章经》及释迦之像，因建白马寺。于是佛教浸盛，佛画盛行。那时佛画虽然风行，但孔子和他身通六艺的七十二弟子的像也极其多。东汉的人物画，较西汉尤其发达。往常的人物画都是镌诸宫殿里石墙之上，不可移动其位置的。汉朝的画像保存到现在的，有下列几种最为著名：嘉祥武梁祠画像（帝子、功臣、故事的），肥城孝山堂画像（人物的），河南嵩山三阙（风俗的），山东鱼口孔子见老子像（还有一帧在江苏宝应）和周公、召公辅成王像。此外尚有阳三老食堂画像，是小件头。汉时的人物画，笔法粗劣而不精致。以上讲的汉朝的人物画。

到了魏晋六朝的时代，人物画渐渐地进步了。

那时出了许多专门画家，其最著名者为曹不兴（一作弗兴，三国人）、顾恺之（晋人）、陆探微（宋人）、张僧繇（梁人），大都生于南方。曹不兴从外国和尚学画，很受外国画的影响。他有层长处：大幅的人物画，他能顷刻间作就，身体的各部且可部置合宜，毫厘不差。晋朝的顾虎头（即恺之），也是个以善画人物著闻的画家。他有段故事：他是个穷人，和尚向他化缘，他就为和尚画个佛像于庙里壁上，叫和尚卖给人看。后来视者如堵，和尚得了一笔巨资。顾氏画名之大，可想而知。南朝时陆探微的人物画，较前更为特色。他对于谢赫所拟六项画法，可算升堂入奥。谢赫所拟六项画法，是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摹写、经营位置。谢赫这个人，人物画作的也很有名，顾虎头以后，算他称绝一时。

中国的人物画，是有骨法的，是有笔墨骨气的，不像今天之水彩画，但取其浓丽生态以定品。可是梁朝善画佛像的张僧繇，他却变了体格，创没骨法。没骨法又叫作染晕法，是以五色染就，不见笔迹的，就是布彩肖像，不用双钩的，和西洋的水彩画画法一样。他这个法子，是学了印度西域的佛画想来的。

北齐的人物画家曹仲达，他画的人物，其体稠叠，其衣紧窄，后人叫他作曹衣出水。他描出的线，没有粗细，叫作高古游丝描，又叫作铁线描。游丝描落笔比较柔弱，铁线描比较强硬。文字诸体，由篆而隶而真、行、草，篆书是没有粗细的，隶书就分出些粗细，楷书则粗细分得越发显明。文字的变体如是，画法亦然。所以唐以前的画法是没有粗细的高古游丝描；到了唐以后，这项体法便被打破了。

唐初人物的盛况，和六朝时代差不多。不过这时山水草木画颇形发达，所以画起人物来，添了山水、草木、楼台、亭阁的配景。这在六朝时代本已风行，到了隋唐，较前益甚。那时绘一幅画子，除人物画画手而外，还有山水、鸟兽、草木、昆虫的画手在侧，分别担任配景。

初唐人物画的画法，和六朝时代一样。到了中唐，发生变化。中唐善画像的是吴道子，他是绘画的革新家。他变更高古游丝描的笔法而为有粗细的、有顿挫的——这叫作兰叶描、橄榄描或针头鼠尾描。他画的人物，笔势圆转，衣服飘举，后人称之为吴带当风。与曹衣出水恰恰相反。他不但改变从前的笔法，并且改变着色的方法。大概从前的颜色受着印度画的影响，着得浓重的，他却改着淡色，叫作吴装。

自此画遂分为两派，一为曹派，一为吴派。直至现在的画工，也不外这两派。

人物画面部的变迁，唐宋以前，无论男女，颊部都是丰肥的，庞儿是像方形的，离不了“秾丽丰肥”四字的形容词。明朝以后，渐渐地变了，颊部是瘦俏的，庞儿像个三角形。唐以前人物画的衣是逢掖的，唐以后是瘦窄的。从前画的是仕女，现在画的是美人。从前的体态是端庄的、稚壮的，现在的体态是轻盈的、娇小的、妩媚的。从前的人物画，丑好老少，必得其真；现在的人物画，讲究的是悦目的曼丽之容，失却美术的真谛了。

现在专讲佛画的变迁。佛画盛行于六朝以至唐朝之间，至宋朝则宗教的影响渐渐地衰了；苏东坡崇拜之禅宗一派盛行，于是释佛的事日见其少有，当时所图的佛像亦因此而变其庄严的态度。自宋至元、明、清，庙里供的是罗汉祖师高僧的画像，现时还是如此，庄严的佛的画像，很不多见。中国佛画的兴盛时期，可以说至唐时而止。因帝王拜佛，民众随之，佛画遂得盛行。所以思想的变迁，影响于美术的盛衰至巨且大。如今西域还有许多佛画刻诸石上，许多日本考古家赴那儿把刻画的石运回本国付印。清朝画佛像的人，有所谓复古派者，如陈老莲、崔青蚓等，他们所作的佛像，很难得到社会欢迎；吴派的王小梅、顾西媚等，画得很潇洒秀媚，则见赏于一般人。

现在有人说西洋画是进步的，中国画不是进步的，我却说中国画是进步的。从汉时到六朝的人物画，进步之速，已如上述；自六朝至隋唐，也有进步可见；不过自宋朝至近代，没甚进步可言罢了。然而不能以宋朝到现今几百年的暂告停顿，便说中国画不是进步的；譬如有人走了许多路，在中途住了脚，我们不能以他一时的止步，就说他不能步行。安知中国绘画不能于最近的将来又进步起来呢？所以我说，中国画是进步的；但眼下的中国画进步与否，尚难为切实的解答罢了。

文人画之价值

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必于艺术上功力欠缺，节外生枝，而以画外之物以弥补、掩饰之计。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而文人又其个性优美、感想高尚者也；其平日之所修养品格，迥出于庸众之上，故其于艺术也，所发表抒写者，自能引人入胜，悠然起澹远幽微之思，而脱离一切尘垢之念。然则观文人之画，识文人之趣味，感文人之感者，虽关于艺术之观念浅深不同，而多少必含有文人之思想；否则如走马看花，囫囵吞枣。盖此谓此心同、此理同之故耳。

世俗之所谓文人画，以为艺术不甚考究，形体不正确，失画家之规矩，任意涂抹，以丑怪为能，以荒率为美，专家视为野狐禅，流俗从而非笑，文人画遂不能见赏于人。而进退趋跄，动中绳墨，彩色鲜丽，搔首弄姿者，目为上乘。虽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文人画之不见赏流俗，正可见其格调之高耳。

夫文人画，又岂仅以丑怪荒率为事邪？旷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但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优美者，仍不失为文人画。文人画中固亦有丑怪荒率者，所谓宁朴毋华，宁拙毋巧，宁丑怪毋妖好，宁荒率毋工整，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正足以发挥个性，振起独立之精神，力矫软美取姿、涂脂抹粉之态，以保其可远观不可近玩之品格。故谢赫六法，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至于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摹写等，不过入学之法门、艺术造型之方便、入圣超凡之借径，未可拘泥于此者也。

盖尝论之，东坡诗云：“论画贵形似，见与儿童邻。”乃玄妙之谈耳。若夫初学，舍形似而骛高远，空言上达而不下学，则何山川、鸟兽、草木之别哉？仅拘拘于形似，而形似之外，别无可取，则照相之类也。人之技能，又岂可与照相器具、药水并论邪？即以照相而论，虽专任物质，而其择物配景，亦犹有意匠寓乎其中，使有合乎绘画之理想与趣味，何况纯洁高尚之艺术，而以吾人之性灵、感想所发挥者邪？

文人画有何奇哉？不过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试问文人之事何事邪？无非文辞诗赋而已。文辞诗赋之材料，无非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及寻常目所接触之物而已。其所感想，无非人情世故、古往今来之变迁而已。试问画家所画之材料，是否与文人同？若与之同，则文人以其材料寄托其人情世故、古往今来之感想，则画也，谓之文亦可，谓之画亦可；而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寻常目所接触之物，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譬如耳目鼻舌，笔墨也；声色臭味者，山川鸟兽虫鱼，寻常目所接触之物也；而所以能视听言动触发者，乃人之精神所主司运用也。文人既有此精神，不过假外界之物质以运用之，岂不彻幽入微，无往而不可邪！虽然，耳目鼻舌之具有所妨碍，则视听言动不能自由，故艺术不能不习练。文人之感想、性格各有不同，而艺术习练之程度有等差，此其所以异耳。

今有画如此，执涂之人而使观之，则但见其有树，有山，有水，有桥梁、屋宇而已；进而言之，树之远近，山水之起伏来去，桥梁、屋宇之位置，俨然有所会也；若夫画之流派、画之格局、画之意境、画之趣味，则茫然矣。何也？以其无画之观念，无画之研究，无画之感想。故文人不必皆能画，画家不必皆能文，以文人之画而使文人观之，尚有所阂，何况乎非文人邪？以画家之画，使画家观之，则庶几无所阂，而宗派系统之差，或尚有未能惬然者。以文人之画而使画家观之，虽或引绳排根，旋议其后，而其独到之处，固不能不俯首者。若以画家之画与文人之画，执涂之人使观之，或无所择别，或反以为文人画不若画家之画也。呜呼！喜工整而恶荒率，喜华丽而恶质朴，喜软美而恶瘦硬，喜细致而恶简浑，喜浓缛而恶雅澹，此常人之情也。艺术之胜境，岂仅以表相而定之哉？若夫以纤弱为娟秀，以粗犷为苍浑，以板滞为沉厚，以浅薄为淡远，又比比皆是也。舍气韵、骨法之不求而斤斤于此者，盖不达乎文人画之旨耳。

文人画由来久矣，自汉时蔡邕、张衡辈皆以画名。虽未睹其画之如何，固已载诸史籍。六朝庄老学说盛行，当时之文人含有超世界之思想，欲脱离物质之束缚，发挥自由之情致，寄托于高旷清静之境。如宗炳、王微其人者，以山水露头角，表示其思想与人格，故两家皆有画论。东坡有题宗炳画之诗，足见其文人思想之契合矣。王廙，王羲之、献之一家，则皆旗帜鲜明。渐渐发展，至唐之王维、张洽、王宰、郑虔辈，更蔚然成一代之风，而唐王维又推为南宗之祖。当时诗歌论说，皆与画有密切之关系，流风所被，历宋元明清，绵绵不绝，其苦心孤诣，盖可从想矣。

南北两宋，文运最隆，文家、诗家、词家彬彬辈出，思想最为发达，故绘画一道亦随之应运而兴，各极其能。欧阳永叔、梅圣俞、苏东坡、黄山谷，对于绘画，皆有题咏，皆能领略；司马君实、王介甫、朱考亭，在画史上皆有名：足见当时文人思想与绘画极相契合。华光和尚之墨梅，文与可之墨竹，皆于是时表见。梅与竹不过花卉之一种。墨梅之法自昔无所闻，墨竹相传在唐时已有之。张璪、张立、孙位有墨迹；南唐后主之铁钩锁、金错刀，固已变从来之法；至文湖州竹派，开元明之法门，当时东坡识其妙趣。文人画不仅形于山水，无物不可寓文人之兴味也，明矣。

且画法与书法相通，能书者大抵能画，故古今书画兼长者，多画中笔法与书无以异也。宋龚开论画云：“人言墨鬼为戏笔，是大不然。此乃书家之草圣也。岂有不善真书而能作草者？”陆探微因王献之有一笔书，遂创一笔画。赵子昂论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又赵子昂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气？”答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翼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柯九思论画竹：“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南唐后主用金错书法画竹。可见文人画不但意趣高尚，而且寓书法于画法，使画中更觉不简单。非仅画之范围内用功便可了事，尚须从他种方面研究，始能出色。故宋元明清文人画颇占势力，盖其有各种素养、各种学问辏合得来。即远而言之，蔡邕、王廙、羲、献，皆以书家而兼画家者也。

倪云林自论画云：“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又论画竹云：“余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吴仲圭论画云：“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由是观之，可以想见文人画之旨趣与东坡若合符节。元之四大家，皆品格高尚，学问渊博，故其画上继荆、关、董、巨，下开明清诸家法门。四王、吴、恽都从四大家出。其画皆非不形似；格法精备，何尝牵强不周到，不完足？即云林不求形似，其画树何尝不似树，画石何尝不似石？所谓不求形似者，其精神不专注于形似，如画工之钩心斗角，唯形之是求耳；其用笔时，另有一种意思，另有一种寄托，不斤斤然刻舟求剑，自然天机流畅耳。且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何以言之？吾以浅近取譬：今有人初学画时，欲求形似而不能，久之则渐似矣，久之则愈似矣，后以所见物体记熟于胸中，则任意画之，无不形似，不必处处描写，自能得心应手，与之契合。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而寓其神情于物象之中。无他，盖得其主要之点故也。庖丁解牛，中其肯綮，迎刃而解，离形得似，妙合自然。其主要之点为何？所谓象征Symbol是也。

征诸历史之经过，汉以前之画甚难见，三代钟鼎之图案与文字，不过物象之符记，然而近似矣。文字亦若画，而不得谓之画。汉之石画，古拙朴鲁，较三代则又近似矣。六朝造象，则面目衣纹俨然画家法度，此但见于刻石者也；若纸本缣素，则必彩色工丽。六朝进于汉魏，隋唐进于六朝，人意之求工，亦自然之趋势。而求工之一转，则必有草草数笔而摄全神者。宗炳、陆探微之有一笔画，盖此意欤？宋人工丽，可谓极矣。如黄筌、徐熙、滕昌祐、易元吉辈，皆写生能手；而东坡、文与可极不以形似立论。人心之思想无不求进，进于实质而无可回旋，无宁求于空虚以提揭乎实质之为愈也。以一人之作画而言，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形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西洋画可谓形似极矣！自十九世纪以来，以科学之理研究光色，其于物象，体验入微，而近来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或又谓文人画过于深微奥妙，使世人不易领会，何不稍卑其格，期于普及耶？此正如欲尽改中国之文辞以俯就白话，强已能言语之童而学呱呱婴儿之泣，其可乎？欲求文人画之普及，先须于其思想品格之陶冶。世人之观念，引之使高，以求接近文人之趣味，则文人之画，自能领会，自能享乐。不求其本而齐其末，则文人画终流于工匠之一途，而文人画之特质扫地矣。若以适俗应用而言，则另有工匠之画在，又何必以文人而降格越俎耶？

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所谓感情移人，近世美学家所推论视为重要者，盖此之谓也欤！

绘画源于实用说

绘画源于实用之主张，为我一人之私意。近人多谓绘画徒资美观。诸君试观尺页、手卷、条幅等，所有之山水、花鸟等，何莫非含有玩赏之意。但古时不尽然，绘画固为美观，若特写一幅以供玩赏，古则无之。今通常所区别者，图与画为二。图资记述，画资玩赏。规画山川、房屋式样，图也，非画也。关于图者，今可分三种：

图之用：

（一）记述 记述事以图者，如记物件、画像皆是；

（二）考证 制度、物品，作图以资考证；

（三）说明 意义太多、难于辨别者，绘画以为说明。

由上观之，图包括者多，而画包括者少。古时图、画相合，现世文明日甚，故区而为二。然古时玩赏画少，而实用多图，则可断言也。

图与画之外另有一种，西文曰Design，日本人译为图案画。中国虽无是名，而实早有此种画法，用在装饰。贝季美先生前日所云，取各种自然之物，配于器皿、房屋之上，以为装饰，即此是也。考之于古，为数甚多，抑亦最早；其次为图；发达最后者为画。试举数证说明之。《尚书》：“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此为图案。衮衣绣裳，如“王后祎衣、夫人揄狄”皆是，“有虞氏服韨，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等类。有在衣裳者，又有在旗常、钟鼎、车服者，自三代两汉以来，见于古书者甚多，皆为吾国古时有图案之证明。并非徒供玩赏而以空画独立者，乃附之于实器，用为美观，其主要之目的则在切于实用也。

除装饰之图案画外，又有所谓图者证之。古书又有数说。《周礼》：“司书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则、九职、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图，以周知出入百物。”又：“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凡此皆为记事之图。有农产品图、工商品图及地理之图，皆为一国之统计。秉国钧者所不可不知，其切于实用为何如也？汉兴，萧何首重图籍。此外有“吴孙子兵法图、楚兵法图、周易新图、周易普玄图”（第一种），“三礼图、冠服图、周室王城、明堂、宗庙图，毛诗草木图”（第二种）。第一种言方法，言精理，非此不足以说明；第二种写位置，写形状，非此不足以考证。甚至玄妙之图，若诸葛武侯之八阵图，归于兵法。细小之图，若棋图、髀图，关于算学，亦说明之类也。他若毛诗古圣贤图、春秋盟会图，一则容貌言动藉图以纪，一则盘迂进退藉图以传。虽有烦复之事，得此亦可不忘。此记述类也。

汉时复图功臣于麒麟阁，及凌烟阁功臣图，皆为一代巨制。孔子问老图，则关于掌故；云气图、日月薄蚀图，则关乎天文。此等图画，虽非图案装饰，然亦不离乎实用方面。沿至于唐，尚是如此。唐时画历史图、风俗图、天文地理图，皆少玩赏意。最盛行者为人物，其次为故事，犹为记述之意。且其画之所在，非如今之册页、手卷也，大多数画在壁间，是名画壁。大寺大殿之墙上，皆有名手之绘画，或状风俗，或状山川形势，至故事之冗长者，或连续数壁而为一套。是皆原有装饰之意，虽非图案，而实含有图画实用之意。唯是时始渐渐有画出现。古时图多画少，至是而画稍觉发达。盖名人画本之中，渐有名虽是图而实为画者。若《斗鸡图》《张萱伎女图》《乳母将婴儿图》《相马图》《按羯鼓图》，皆空写而无实事，毫无考证记述之价值也。唯此等画本，唐人偶或有之，为数甚少且多画于绢素，布诸幛子，亦切于装饰实用。杜工部有题山水幛子诗。幛子者，以绢素为之，幛一屋为二屋。唐时房屋之建筑，如今日本式，上楹相通，欲区一室为二，则用幛子幛于中间，日本今尚存此俗。吾国人亦有购者，大都用一大幅，幔于木框，两面作画，有以之蔽于屋之一部者，全为装饰之

用，是其与图案同而实非图案也。斯盖既有装饰而复有玩赏意者，有画之意矣。幛子之外，又有屏风。六曲屏风，亦为器具装饰之一。宋时徐熙有铺殿器，不讲笔法，而以彩色铺满一殿为要。以图画之体裁，含装饰之性质。是画为屋之一部分，亦实用也，而非徒资观览矣。今吾国以幛及屏风悬在墙壁，屏风改为挂屏，幛子改为中堂。挂屏、幛子本为房屋一部分之实用装饰品，今变为装饰玩赏品。（对联意亦同，曰楹联，曰楹贴，所以装饰柱者。今于无楹处悬之，失古意矣。）故室蔽以屏，以别内外者也，别以障以分室也，其初皆源于实用。若不用幛而用为幛，不用屏而用为屏，皆在后起，故曰绘画源于实用也。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胡适、沈从文、林徽因、吴晗等大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使中国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我们出版了这套常识系列丛书。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貌，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通用简体字。

三、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那”“哪”，“么”“吗”等。

四、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等。

五、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统一用今日常用译法。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但本书正文中的地名注为吕思勉先生原书注，原注未做改动。脚注为编者注。

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社会是整个的，作起文化史来，分门别类，不过是我们分从各方面观察，讲到最后的目的，原是要集合各方面，以说明一个社会的盛衰，即其循着曲线进化的状况的。

但是这件事很不容易。史事亡失的多了，我们现在对于各方面，所知道的多很模糊（不但古代史籍缺乏之时，即至后世，史籍号称完备，然我们所要知道的事，仍很缺乏而多伪误。用现代新史学的眼光看起来，现在人类对于过去的知识，实在是很贫乏的），贸贸然据不完不备的材料，来说明一时代的盛衰，往往易流于武断。而且从中学到大学，永远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将各时代的事情，复述一遍，虽然详略不同，而看法失之单纯，亦难于引起兴趣。

所以我这部书，变换一个方法，上部(1)先依文化的项目，把历代的情形，加以叙述，然后这一部依据时代，略述历代的盛衰。读者在读这一部时，对于历代的社会状况，先已略有所知，则涉及时措辞可以从略，不至有头绪纷繁之苦；而于历代盛衰的原因，亦更易于明了了。

叙述历代的盛衰，此即向来所谓政治史。中国从前的历史，所以被人讥诮为帝王的家谱、为相斫书，都由其偏重这一方面之故。然而矫枉过正，以为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无足重轻，也是不对的。

现在的人们，正和生物在进化的中途需要外骨保护一样。这话怎样说呢？世界尚未臻于大同之境，人类不能免于彼此对立，就不免要靠着武力或者别种力量互相剥削。在一个团体之内，虽然有更高的权力以判其是非曲直，而制止其不正当的竞争，在各个团体之间却至今还没有到被外力侵犯之时，即不得不以强力自卫，此团体即所谓国家。

一个国家之中，总包含着许多目的简单、有意用人力组成的团体，如实业团体、文化团体等都是。此等团体和别一个国家内性质相同的团体，是用不着分界限的，能合作固好，能合并则更好。无如世界上现在还有用强力压迫人家、掠夺人家的事情，我们没有组织，就要受到人家的压迫、掠夺，而浸至无以自存了。这是现今时代国家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世界上的人多着呢，为什么有些人能合组一个国家，有些人却要分作两国呢？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民族的异同，而民族的根底，则为文化。世界文化的发达，其无形的目的，总是向着大同之路走的，但非一蹴可几。未能至于大同之时，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通力合作，以共御外侮；文化不相同的则不能然，此即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

在现今世界上，非民族的国家固多，然总不甚稳固。其内部能平和相处，强大民族承认弱小民族自决权利的还好，其不然的，往往演成极激烈的争斗；而一民族强被分割的，亦必出死力以求其合，这是世界史上数见不鲜的事。

所以民族国家，在现今，实在是一个最重要的组织，若干人民，其文化能互相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而能建立一个强固的国家，都是很不容易的事。苟其能之，则这一个国家，就是这一个民族在今日世界上所以自卫，而对世界的进化尽更大的责任的良好工具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小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汉族的由来，在从前是很少有人提及的。这是因为从前人地理知识的浅薄，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许多地方之故。至于邃古时代的记载，自然是没有的。后来虽然有了，然距邃古的时代业已很远，又为神话的外衣所蒙蔽。

一个民族不能自知其最古的历史，正和一个人不能自知其极小时候的情形一样。如其开化较晚，而其邻近有先进的民族，这一个民族的古史，原可借那一个民族而流传，中国却又无有。那么，中国民族最古的情形，自然无从知道了。直至最近，中国民族的由来，才有人加以考究，而其初还是西人，到后来，中国人才渐加注意。

从前最占势力的是“西来说”，即说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其中尤被人相信的，为中国民族来自黄河上源昆仑山之说。此所谓黄河上源，乃指今新疆省(2)的于阗河(3)；所谓昆仑山，即指于阗河上源之山。这是因为：（一）中国的开化，起于黄河流域。（二）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说河源出于于阗。《史记·大宛列传》说，天子按古图书，河源出于昆仑。后人因汉代去古未远，相信武帝所案，必非无据之故。其实黄河上源，明明不出于阗，若说于阗河伏流地下，南出而为黄河上源，则为地势所不容，明明是个曲说。

而昆仑的地名，在古书里也是很神秘的，并不能实指其处，这只要看《楚辞》的《招魂》、《淮南子》的《地形训》和《山海经》便知。所以以汉族开化起于黄河流域，而疑其来自黄河上源，因此而信今新疆西南部的山为汉族发祥之地，根据实在很薄弱。这一说，在旧时诸说中，是最有故书雅记做根据的，而犹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

茫昧的古史，虽然可以追溯至数千年以上，然较诸民族的缘起，则是远后的。所以追求民族的起源，实当求之于考古学，而不当求之于历史。考古学在中国，是到最近才略见曙光的。其所发现的人类，最古的是1903年河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PekingMan。按此名为安特生所名，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Black）名之为SinanthropusPekinensis，叶为耽名之曰震旦人，见所著《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商务印书馆本］。

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其时约距今四十万年。其和中国人有无关系，殊不可知，不过因此而知东方亦是很古的人类起源之地罢了。其和历史时代可以连接的，则为民国十年（1922）辽宁锦西沙锅屯、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十二、三年甘肃临夏、宁定、民勤、青海贵德及青海沿岸所发现的彩色陶器，和俄属土耳其斯单所发现的酷相似。考古家安特生（J.G.Andersson）因谓中国民族，实自中亚经新疆、甘肃而来。

但彩陶起自巴比伦，事在公元前3500年；传至小亚细亚，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传至希腊，则在前2000年至前1000年，俄属土耳其斯单早有铜器，河南、甘肃、青海之初期则无之，其时必在公元2500年之前，何以传播能如是之速？制铜之术，又何以不与制陶并传？斯坦因（SirAurelStein）在新疆考古，所得汉、唐遗物极多，而先秦之物，则绝无所得，可见中国文化在先秦世实尚未行于西北，安特生之说，似不足信了。（此说据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由来》，见《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期。）

民国十九年（1930）以后，山东历城的城子崖，滕县的安上村，都发现了黑色陶器。江苏武进的奄城，金山的戚家墩，吴县的磨盘山、黄壁山，浙江杭县的古荡、良渚，吴兴的钱山漾，嘉兴的双栖，平湖的乍浦，海盐的澉浦，亦得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其中杭县的黑陶颇与山东相类。又河域所得陶器，皆为条纹及席纹，南京、江、浙和山东邹县，福建武平、辽宁金县貔子窝及香港的陶器，则其纹理为几何形。又山东、辽宁有有孔石斧，朝鲜、日本有有孔石厨刀，福建厦门、武平有有沟石锛，南洋群岛有有沟石斧，大洋洲木器所刻动物形，有的和中国铜器上的动物相像，北美阿拉斯加的土器，也有和中国相像的。

然则中国沿海一带，实自有其文化。据民国十七年（1928）以后中央研究院在河南所发掘，安阳的侯家庄、浚县的大赉店，兼有彩色、黑色两种陶器，而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1898、1899年发现甲骨文字之处，世人称为“殷墟”的，亦有几何纹的陶器。又江、浙石器中，有戈、矛及钺，河域唯殷墟有之。鬲为中国所独有，为鼎之前身，辽东最多，仰韶亦有之，甘肃、青海则至后期才有。然则中国文化，在有史以前，似分东、西两系。东系以黑陶为代表，西系以彩陶为代表，而河南为其交会之地。

彩陶为西方文化东渐的，代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实为黑陶。试以古代文化现象证之：（一）“国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而鱼鳖则为常食；（二）衣服材料，以麻、丝为主，裁制极其宽博；（三）古代的人民，是巢居或湖居的；（四）其货币多用贝；（五）在宗教上又颇敬畏龙蛇。皆足证其文化起于东南沿海之处；彩陶文化之为外铄，似无疑义了。

在古代，亚洲东方的民族，似可分为三系，而其处置头发的方法，恰可为其代表，这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即北族辫发，南族断发，中原冠带。《尔雅·释言》说：“齐，中也。”《尔雅·释地》说：“自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同，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齐”即今之“脐”字，本有中央之义。

古代的民族，总是以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心的，齐州为汉族发祥之地，可无疑义了。然则齐州究在何处呢？我们固不敢断言其即后来的齐国，然亦必与之相近。又《尔雅·释地》说“中有岱岳”，而泰山为古代祭天之处，亦必和我民族起源之地有关。文化的发展，总是起于大河下流的，埃及和小亚细亚即其明证。与其说中国文化起于黄河上流，不如说其起于黄河下流的切于事情了。

近来有些人，窥见此中消息，却又不知中国和南族之别，甚有以为中国人即是南族的，这个也不对。南族的特征是断发文身，“断发”即我国古代的髡刑，“文身”则是古代的黥刑，以南族的装饰为刑，可见其曾与南族相争斗，而以其俘虏为奴隶。

近代的考古学证明长城以北的古物，可分为三类：（一）打制石器，其遗迹西起新疆，东至东三省，而限于西辽河、松花江以北，环绕着沙漠；（二）细石器，限于兴安岭以西。与之相伴的遗物，有类似北欧及西伯利亚的，亦有类似中欧及西南亚的，两者均系狩猎或畜牧民族所为；（三）磨制石器，北至黑龙江昂昂溪，东至朝鲜北境，则系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所为，其遗物多与有孔石斧及类鬲的土器并存，与山东龙口所得的土器极相似。可见我国民族，自古即介居南北两民族之间，而为东方文化的主干了。（步达生言仰韶村、沙锅屯的遗骸，与今华北人同，日本清野谦次亦谓貔子窝遗骸，与仰韶村遗骸极相似。）

(1)　指《中国文化常识》。

(2)　新疆省，存在于1884—1955年，今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3)　即和田河。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讲历史要知道年代，正和讲地理要知道经纬线一般。有了经纬线，才知道某一地方在地球面上的某一点，和其余的地方距离如何，关系如何。有了年代，才知道某一件事发生在悠远年代中的某一时，当时各方面的情形如何和其前后诸事件的关系如何。不然，就毫无意义了。

正确的年代，源于（一）正确，（二）不断的记载。中国正确而又不断的记载，起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周朝厉、宣两王间的共和元年。下距公历纪元841年，在世界各国中，要算是很早的了。但是比之于人类的历史，还如小巫之见大巫。

世界之有人类，其正确的年代虽不可知，总得在四五十万年。历史确实的纪年，只有二千余年，正像人活了一百岁，只记得一年不到的事情，要做正确的年谱，就很难了。虽然历史无完整的记载，历史学家仍有推求之法。那便是据断片的记载，涉及天地现象的，用历法推算。中国用这方法的也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一为《汉书·律历志》所载刘歆之所推算，一为宋朝邵雍之所推算。

刘歆所推算：周朝867年，殷朝629年，夏朝432年，虞舜在位五十年，唐尧在位七十年。周朝的灭亡，在民国纪元前2167年、公历纪元前256年，则唐尧的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215年、公历纪元前2305年。据邵雍所推算，则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4268年、公历纪元前2357年。据历法推算，本是极可信据的，但前人的记载，未必尽确，后人的推算，也不能无误，所以也不可尽信。

不过这所谓不可信，仅系不密合，论其大概，还是不误的。《孟子·公孙丑下篇》说：“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尽心下篇》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乐毅报燕惠王书，称颂昭王破齐之功，说他“收八百岁之蓄积”。《韩非子·显学篇》说：“殷、周七百余岁（此七百余岁但指周言），虞、夏二千余岁。”都和刘歆、邵雍所推算，相去不远。古人大略的记忆，十口相传，是不会大错的。然则我国历史上可知而不甚确实的年代，大约在四千年以上了。

自此以上，连断片的记录，也都没有，则只能据发掘所得，推测其大略，是为先史时期。人类学家以人类所用的工具，分别它进化的阶段，最早的为旧石器时期，次之为新石器时期，都在有史以前，再次之为青铜器时期，更次之为铁器时期，就在有史以后了。

我国近代发掘所得，据考古学家的推测：周口店的遗迹，约在旧石器前期之末，距今二万五千年至七万年。甘、青、河南遗迹，早的在新石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2600至3500年之间；晚的在青铜器时期，在公历纪元前1700至2600年之间。按古代南方铜器的发明，似较北方为早，则实际上，我国开化的年代，或许还在此以前。

中国古书上，有的把古史的年代，说得极远而且极确实的，虽然不足为凭，然因其由来甚远，亦不可不一发其覆。按《续汉书·律历志》载蔡邕议历法的话，说《元命苞》《乾凿度》都以为自开辟至获麟（获麟是《春秋》的末一年，在公元前481年），二百七十六万岁。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则说《春秋纬》称自开辟至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据《汉书·律历志》刘歆的三统历法，以十九年为一章，四章为一蔀，二十蔀为一纪，三纪为一元。二百七十五万九千二百八十年，乃是六百十三元之数，《汉书·王莽传》说莽下三万六千岁历，三万六千乘于九十一，就是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这都是乡壁虚造之谈，可谓毫无历史上的根据。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中国俗说，最早的帝王是盘古氏。

古书有的说他和天地开辟并生，有的说他死后身体变化而成日月、山河、草木等。（徐整《三五历记》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五运历年记》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这自然是附会之辞，不足为据。

《后汉书·南蛮传》说：汉时长沙、武陵蛮（长沙、武陵皆后汉郡名。长沙，治今湖南长沙县；武陵，治今湖南常德县）的祖宗，唤作盘瓠，乃是帝喾高辛氏的畜狗。当时有个犬戎国，为中国之患。高辛氏乃下令，说有能得犬戎吴将军的头的，赏他黄金万镒，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令下之后，盘瓠衔了吴将军的头来，遂背了高辛氏的公主，走入南山，生了五男五女，自相夫妻，成为长沙、武陵蛮的祖宗。

现在广西一带，还有祭祀盘古的。闽、浙的畲民，则奉盘瓠为始祖，其画像仍作狗形。有人说：盘古就是盘瓠，这话似乎很确。但是《后汉书》所记，只是长沙、武陵一支，而据古书所载，则盘古传说，分布之地极广，而且绝无为帝喾畜狗之说（据《路史》：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雩都有盘古祠，成都、淮安、京兆亦皆有盘古庙。会昌，今江西会昌县。湘乡，今湖南湘乡县。雩都，今江西雩都县。成都，今四川成都县。淮安，今江苏淮安县。京兆，今西京），则盘古、盘瓠，究竟是一是二，还是一个疑问。如其是一，则盘古本非中国民族的始祖；如其是二，除荒渺的传说外，亦无事迹可考，只好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

在盘古之后，而习惯上认为很早的帝王的，就是三皇、五帝。三皇、五帝之名，见于《周官·外史氏》，并没说他是谁。后来异说甚多（三皇异说：《白虎通》或说，无燧人而有祝融。《礼记·曲礼正义》说，郑玄注《中候敕省图》引《运斗枢》，无燧人而有女娲。按《淮南子·天文训》《览冥训》，《论衡》中《谈天》《顺鼓》两篇，都说共工氏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缺，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而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说系共工氏与祝融战，则女娲、祝融一人。祝融为火神，燧人是发明钻木取火的，可见其仍系一个部族。五帝异说：则汉代的古学家，于黄帝、颛顼之间，增加了一个少昊，于是五帝变成六人。郑玄注《中候敕省图》，乃谓德合五帝坐星，即可称帝，故“实六人而为五”。然总未免牵强。东晋晚出的《伪古文尚书》的《伪孔安国传序》，乃将三皇中的燧人除去，而将黄帝上升为三皇，于是六人为五的不通，给他弥缝过去了。《伪古文尚书》今已判明其为伪，人皆不之信，东汉古学家之说，则尚未显被推翻。但古学家此说，不过欲改五德终始说之相胜为相生，而又顾全汉朝之为火德，其作伪实无以异，而手段且更拙。按五德终始之说，创自邹衍，本依五行相胜的次序。依他的说法，是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所以秦始皇自以为水德，而汉初自以为土德。到刘向父子出，改五德的次序为五行相生，又以汉为尧后。而黄帝的称号为黄，黄为土色，其为土德，无可移易。如此，依五帝的旧次，颛顼金德，帝喾水德，尧是木德，与汉不同德了。于其间增一少昊为金德，则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为火德，与汉相同；尧以后则虞土、夏金、殷水、周木，而汉以火德承之，秦人则被视为闰位，不算入五德相承次序。这是从前汉末年发生，至后汉而完成的一套五德终始的新说，其说明见于《后汉书·贾逵传》，其不能据以言古代帝王的统系是毫无疑义的了）。其较古的，还是《风俗通》引《含文嘉》，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之说。燧人、伏羲、神农，不是“身相接”的，五帝则有世系可考。据《史记·五帝本纪》及《大戴礼记·帝系篇》，其统系如下：

按五帝之说，源于五德终始，五德终始之说，创自邹衍，邹衍是齐人，《周官》所述的制度，多和《管子》相合，疑亦是齐学。古代本没有一个天子是世代相承的；即一国的世系较为连贯的，亦必自夏以后。夏、殷两代，后世的史家都认为是当时的共主，亦是陷于时代错误的。据《史记·夏本纪》《史记·殷本纪》所载，明明还是盛则诸侯来朝，衰则诸侯不至，何况唐、虞以上？所以三皇、五帝，只是后人造成的一个古史系统，实际上怕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但自夏以后，一国的世系，既略有可考；而自黄帝以后，诸帝王之间，亦略有不很正确的世系，总可借以推测古史的大略了。

古代帝王的称号，有所谓德号及地号（服虔说，见《礼记·月令》《疏》），德号是以其所做的事业为根据的，地号则以其所居之地为根据。按古代国名、地名，往往和部族之名相混，还可以随着部族而迁移，所以虽有地号，其部族究在何处，仍难断言。至于德号，更不过代表社会开化的某阶段；或者某一个部族，特长于某种事业；并其所在之地而不可知，其可考见的真相，就更少了。然既有这些传说，究可略据之以为推测之资。

传说中的帝王，较早而可考见社会进化的迹象的，是有巢氏和燧人氏。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见于《韩非子》的《五蠹篇》。稍后则为伏羲、神农。伏羲氏始画八卦，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日中为市，见于《易经》的《系辞传》。有巢、燧人、神农都是德号，显而易见。伏羲氏，《易传》作包牺氏，包伏一声之转。据《风俗通》引《含文嘉》，是“下伏而化之”之意，羲化亦是一声。他是始画八卦的，大约在宗教上很有权威，其为德号，亦无疑义。

这些都不过代表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究有其人与否，殊不可知。但各部族的进化，不会同时，某一个部族，对于某一种文化，特别进步得早，是可能有的。如此，我们虽不能说在古代确有发明巢居、取火、佃渔、耕稼的帝王，却不能否认对于这些事业，有一个先进的部族。既然有这部族，其时、地就该设法推考了。

伏羲古称为太昊氏，风姓，据《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所载，任、宿、须句、颛臾四国，是其后裔。任在今山东的济宁县，宿和须句都在东平县，颛臾在费县。神农，《礼记·月令》《疏》引《春秋说》，称为大庭氏。《左传》昭公十八年，鲁有大庭氏之库。鲁国的都城，即今山东曲阜县（《帝王世纪》说伏羲都陈，乃因左氏有“陈太昊之墟”之语而附会，不足信，见下文。又说神农氏都陈徙鲁，则因其承伏羲之后而附会的）。然则伏羲、神农，都在今山东东南部，和第一章所推测的汉族古代的根据地，是颇为相合的了。

神农亦称炎帝，炎帝之后为黄帝，炎、黄之际，是有一次战事可以考见的，古史的情形，就更较明白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弗能征，而蚩尤氏最为暴。”“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又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名轩辕，他书亦有称为轩辕氏的。按古书所谓名，兼包一切称谓，不限于名字之名。）轩辕“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其说有些矛盾。

《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的《五帝德》，是大同小异的，《大戴礼记》此处，却只有和炎帝战于阪泉，而并没有和蚩尤战于涿鹿之事。神农、蚩尤，都是姜姓。《周书·史记篇》说“阪泉氏徙居独鹿”，独鹿之即涿鹿，亦显而易见。然则蚩尤、炎帝，即是一人，涿鹿、阪泉，亦系一地。《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帝王世纪》转引《世本》，说涿鹿在彭城南，彭城是今江苏的铜山县（服虔谓涿鹿为汉之涿郡，即今河北涿县。皇甫谧、张晏谓在上谷，则因汉上谷郡有涿鹿县而云然，皆据后世的地名附会，不足信。汉涿鹿县即今察哈尔涿鹿县）。《世本》是古书，是较可信据的，然则汉族是时的发展，仍和鲁东南不远了。

黄帝之后是颛顼，颛顼之后是帝喾，这是五帝说的旧次序。后人于其间增一少昊，这是要改五德终始之说相胜的次序为相生，又要顾全汉朝是火德而云然，无足深论。但是有传于后，而被后人认为共主的部族，在古代总是较强大的，其事迹仍旧值得考据，则无疑义。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说：炎帝、黄帝、少昊，都是都于曲阜的，而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少昊氏邑于穷桑，颛顼则始都穷桑，后徙帝丘。他说“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帝王世纪》，向来认为不足信之书，但只是病其牵合附会，其中的材料，还是出于古书的，只要不轻信其结论，其材料仍可采用。

《左传》定公四年说伯禽封于少昊之墟，昭公二十年说：“少昊氏有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则穷桑近鲁，少昊氏都于鲁之说，都非无据。帝丘地在今河北濮阳县，为后来卫国的都城。颛顼徙帝丘之说，乃因《左传》昭公十七年“卫颛顼之虚”而附会，然《左传》此说，与“陈太昊之墟”“宋大辰之虚”“郑祝融之虚”并举，大辰，无论如何，不能说为人名或国名（近人或谓即《后汉书》朝鲜半岛的辰国，证据未免太乏），则太昊、祝融、颛顼，亦系天神，颛顼徙都帝丘之说，根本不足信了。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此即后人指为少昊的。“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生高阳。”高阳即帝颛顼。

后人以今之金沙江释此文的江水，雅砻江释此文的若水，此乃大误。古代南方之水皆称江。《史记·殷本纪》引《汤诰》，说：“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其所说的江，明明不是长江（淮、泗、汝皆不入江，而《孟子·滕文公上篇》说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亦由于此）。《吕览·古乐篇》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可见若水实与空桑相近。

《山海经·海内经》说：“南海之内，黑水、青水之间，有木焉，名曰若木，若水出焉。”《说文》桑字作，若水之若，实当作，仍系桑字，特加以象根形，后人认为若字实误。《楚辞》的若木，亦当作桑木，即神话中的扶桑，在日出之地（此据王筠说，见《说文释例》）。然则颛顼、帝喾，踪迹仍在东方了。

继颛顼之后的是尧，继尧之后的是舜，继舜之后的是禹。尧、舜、禹的相继，据儒家的传说，是纯出于公心的，即所谓“禅让”，亦谓之“官天下”。但《庄子·盗跖篇》有尧杀长子之说，《吕览·去私》《求人》两篇，都说尧有十子，而《孟子·万章上篇》和《淮南子·泰族训》，都说尧只有九子，很像尧的大子是被杀的（俞正燮即因此疑之，见所著《癸巳类稿·奡证》）。后来《竹书纪年》又有舜囚尧，并偃塞丹朱，使不与尧相见之说。刘知几因之作《疑古篇》，把尧、舜、禹的相继，看作和后世的篡夺一样。其实都不是真相。

古代君位与王位不同。尧、舜、禹的相继，乃王位而非君位，这正和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后的汗位一样。成吉思汗以后的大汗，也还是出于公举的（详见第二十七章）。前一个王老了，要指定一人替代，正可见得此时各部族之间，已有较密切的关系，所以共主之位，不容空缺。自夏以后，变为父子相传，古人谓之“家天下”，又可见得被举为王的一个部族，渐次强盛，可以久居王位了。

尧、舜、禹之间，似乎还有一件大事，那便是汉族的开始西迁。

古书中屡次说颛顼、帝喾、尧、舜、禹和共工、三苗的争斗（《淮南子·天文训》《兵略训》都说：共工与颛顼争。《原道训》说：共工与帝喾争。《周书·史记篇》说：共工亡于唐氏。《书经·尧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荀子·议兵篇》说：禹伐共工。《书经·尧典》又说：舜迁三苗于三危。《甫刑》说：皇帝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皇帝，《疏》引郑注以为颛顼，与《国语》《楚语》相合。而《战国·魏策》，《墨子》的《兼爱》《非攻》，《韩非子》的《五蠹》，亦均载禹征三苗之事）。

共工、三苗都是姜姓之国，似乎姬、姜之争，历世不绝，而结果是姬姓胜利的。我的看法，却不是如此。《国语·周语》说：“共工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卑，鲧称遂共工之过，禹乃高高下下，疏川导滞。”似乎共工和鲧，治水都是失败的，至禹乃一变其法。然《礼记·祭法篇》说“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则共工氏治水之功，实与禹不相上下。后人说禹治水的功绩和唐、虞、夏间的疆域，大抵根据《书经》中的《禹贡》，其实此篇所载，必非禹时实事。

《书经》的《皋陶谟》载禹自述治水之功道：“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川特极言其多。四海的海字，乃晦暗之义。古代交通不便，又各部族之间，多互相敌视，本部族以外的情形，就茫昧不明，所以夷、蛮、戎、狄，谓之四海（见《尔雅·释地》，中国西北两面均无海，而古称四海者以此）。“州”“洲”本系一字，亦即今之“岛”字。《说文》川部：“州，水中可居者。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此系唐、虞、夏间九州的真相，决非如《禹贡》所述，跨今黄河、长江两流域。

同一时代的人，知识大抵相类，禹的治水，能否一变共工及鲧之法，实在是一个疑问。堙塞和疏导之法，在一个小区域之内，大约共工、鲧、禹，都不免要并用的。但区域既小，无论堙塞，即疏导，亦决不能挽回水灾的大势，所以我疑心共工、鲧、禹，虽然相继施功，实未能把水患解决，到禹的时代，汉族的一支，便开始西迁了。

尧的都城，《汉书·地理志》说在晋阳，即今山西的太原县。郑玄《诗谱》说他后迁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帝王世纪》说舜都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县。又说禹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安邑是今山西的夏县。这都是因后来的都邑而附会。《太平御览·州郡部》引《世本》说：尧之都后迁涿鹿；《孟子·离娄下篇》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这都是较古之说。涿鹿在彭城说已见前。诸冯、负夏、鸣条皆难确考。然鸣条为后来汤放桀之处，桀当时是自西向东走的，则鸣条亦必在东方。而《周书·度邑解》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这虽不就是禹的都城，然自禹的儿子启以后，就不闻有和共工、三苗争斗之事，则夏朝自禹以后，逐渐西迁，似无可疑。

然则自黄帝至禹，对姜姓部族争斗的胜利，怕也只是姬姓部族自己夸张之辞，不过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下来，后人就认为事实罢了。为什么只有姬姓部族的传说留遗于后呢？其中仍有个关键。大约当时东方的水患是很烈的，而水利亦颇饶。因其水利颇饶，所以成为汉族发祥之地。因其水患很烈，所以共工、鲧、禹相继施功而无可如何。

禹的西迁，大约是为避水患的。当时西边的地方，必较东边为瘠，所以非到水久治无功时，不肯迁徙。然既迁徙之后，因地瘠不能不多用人力，文明程度转而因此进步，而留居故土的部族，反落其后了。这就是自夏以后，西方的历史传者较详，而东方较为茫昧之故。然则夏代的西迁，确是古史上的一个转折，而夏朝亦确是古史上的一个界划了。

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夏代事迹，有传于后的，莫如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一事。

这件事，据《左传》《周书》《墨子》《楚辞》所载（《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周书·尝麦解》《墨子·非乐》《楚辞·离骚》），大略是如此的。禹的儿子启，荒于音乐和饮食，死后，他的儿子太康兄弟五人，起而作乱，是为五观。太康因此失国，人民和政权，都入于有穷后羿之手。太康传弟仲康，仲康传子相（夏朝此时失掉的是王位，并非君位，所以仍旧相传）。羿因荒于游畋，又为其臣寒浞所杀。寒浞占据了羿的妻妾，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唤作浇，一个唤作豷。夏朝这时候，依靠他同姓之国斟灌和斟寻。寒浞使浇把他们都灭掉，又灭掉夏后相。使浇住在唤作过的地方，豷住在唤作戈的地方。夏后相的皇后是仍国的女儿，相被灭时，正有身孕，逃归母家，生了一个儿子，是为少康。做了仍国的牧正。寒浞听得他有才干，使浇去寻找他。少康逃到虞国。虞国的国君，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又把唤作纶的地方封他。有一个唤作靡的，当羿死时，逃到有鬲氏，就从有鬲氏收合斟灌、斟寻的余众，把寒浞灭掉。少康灭掉了浇，少康的儿子杼又灭掉了豷。穷国就此灭亡。这件事，虽然带些神话和传说的性质，然其匡廓尚算明白，颇可据以推求夏代的情形。

旧说的释地，是全不足据的。《左传》说“后羿自锄迁于穷石”，又说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则穷石即非夏朝的都城，亦必和夏朝的都城相近。《路史》说安丰有穷谷、穷水，就是穷国所在，其地在今安徽霍邱县。《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说：有穷是偃姓之国，皋陶之后。据《史记·五帝本纪》，皋陶之后，都是封在安徽六安一带的。过，不可考。戈，据《左传》，地在宋、郑之间（见《左传》哀公十二年）。《春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仍，《谷梁》作任，地在今山东的济宁县。虞国当系虞舜之后，旧说在今河南的虞城县。

《周书》称太康兄弟五人为“殷之五子”。又说：“皇天哀禹，赐以彭寿，思正夏略。”殷似即后来的亳殷，在今河南的偃师县（即下文所引《春秋繁露》说汤作官邑于下洛之阳的。“官”“宫”两字古通用，作官邑就是造房屋和城郭。商朝的都城所在，都称为“亳”，此地大约本名殷，商朝所以又称殷朝）。彭寿该是立国于彭城的。按《世本》说禹都阳城，地在今河南的登封县，西迁未必能如此之速。

综观自太康至少康之事，似乎夏朝的根据地，本在安徽西部，而逐渐迁徙到河南去，入于上章所引《周书》所说的“自洛汭延于伊汭”这一个区城的。都阳城该是夏朝后代的事，而不是禹时的事。从六安到霍邱，地势比较高一些，从苏北鲁南避水患而迁于此，又因战争的激荡而西北走向河南，似乎于情事还合。

但在这时候，东方的势力，亦还不弱，所以后来夏朝卒亡于商。商朝的始祖名契，封于商。郑玄说地在大华之阳，即今陕西的商县，未免太远。《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世本》说契居蕃，契的儿子昭明居砥石，昭明的儿子相土居商丘，扬雄《兖州牧箴》说“成汤五徙，卒归于亳”，合之恰得八数。蕃当即汉朝的蕃县，为今山东的滕县。商丘，当即后来宋国的都城，为今河南的商丘县。五迁地难悉考。据《吕览·慎大》《具备》两篇，则汤尝居郼，郼即韦，为今河南的滑县。《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说“汤受命而王，作官邑于下洛之阳”，此当即亳殷之地。

《诗·商颂》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顾在今山东的范县。昆吾，据《左传》昭公十二年《传》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该在今河南的许昌县，而哀公十七年，又说卫国有昆吾之观，卫国这时候，在今河北的濮阳县，则昆吾似自河北迁于河南。《史记·殷本纪》说：“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韩非子·十过篇》亦有这话，仍作娀，则有娀即有仍。鸣条为舜卒处，已见上章。

合观诸说，商朝似乎兴于今鲁、豫之间，汤先平定了河南的北境，然后向南攻桀，桀败后是反向东南逃走的。观桀之不向西走而向东逃，可见此时伊、洛以西之地，还未开辟。

据《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夏朝传国共十七代，商朝则三十代。商朝的世数所以多于夏，大约是因其兼行兄终弟及之制而然。后来的鲁国，自庄公以前，都是一生一及，吴国亦有兄终弟及之法，这亦足以证明商朝的起于东方。商朝的事迹，较夏朝传者略多。据《史记》：成汤以后，第四代大甲，第九代大戊，第十三代祖乙，第十九代盘庚，第二十二代武丁，都是贤君，而武丁之时，尤其强盛。

商朝的都城，是屡次迁徙的。第十代仲丁迁于隞地，在今河南荥泽县（隞，《书序》作嚣，《书序》不一定可信，所以今从《史记》。隞的所在，亦有异说。但古书皆东周至汉的人所述，尤其大多数是汉朝人写下来的，所以用的大抵多是当时的地名，所以古书的释地，和东周、秦、汉时地名相近的，必较可信。如“隞”即“敖”，今之荥泽县，为秦、汉间敖仓所在，以此释仲丁所迁之隞，确实性就较大些。这是治古史的通例，不能一一具说，特于此发其凡）。

第十二代河亶甲居相，在今河南内黄县。第十三代祖乙迁于邢，在今河北邢台县。到盘庚才迁回成汤的旧居亳殷。第二十七代武乙，复去亳居河北。今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村，即发现龟甲兽骨之处，据史学家所考证，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不知是否武乙时所都。至其第三十代即最后一个君主纣，则居于朝歌，在今河南淇县。综观商朝历代的都邑，都在今河南省里的黄河两岸，还是汤居郼，营下洛之阳的旧观。周朝的势力，却更深入西北部了。

周朝的始祖名弃，是舜之时居稷官的，封于邰。历若干代，至不窋，失官，奔于戎狄之间。再传至公刘，居邠，仍从事于农业。又十传至古公亶父，复为狄所逼，徙岐山下。邰，旧说是今陕西的武功县。邠是今陕西的邠县，岐是今陕西的岐山县。近人钱穆说，《左传》昭公元年说金天氏之裔子台骀封于汾川，《周书·度邑篇》说武王升汾之阜以望商邑，汾即邠，邰则因台骀之封而得名，都在今山西境内。亶父逾梁山而至岐，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岐山亦当距梁山不远（见所著《周初地理考》）。据他这说法，则后来文王居丰，武王居镐，在今陕西鄠县界内的，不是东下，乃是西上了。河、汾下流和渭水流域，地味最为肥沃，周朝是农业部族，自此向西拓展，和事势是很合的。

古公亶父亦称太王，周至其时始强盛。传幼子季历以及文王，《论语》说他“三分天下有其二”（见《泰伯下篇》）。文王之子武王，遂灭纣。文王时曾打破耆国，而殷人振恐，武王则渡孟津而与纣战。耆国，在今山西的黎城县，自此向朝歌，乃今出天井关南下的隘道；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武王大约是出今潼关到此的，这又可以看出周初自西向东发展的方向。

然武王虽胜纣，并未能把商朝灭掉，仍以纣地封其子武庚，而使其弟管叔、蔡叔监之。武王崩，子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摄政，管、蔡和武庚都叛。据《周书·作雒解》，是时叛者，又有徐、奄及熊、盈。徐即后来的徐国，地在泗水流域，奄即后来的鲁国，熊为楚国的氏族，盈即嬴，乃秦国的姓。可见东方诸侯，此时皆服商而不服周。

然周朝此时颇有新兴之气。周公自己东征，平定了武庚和管叔、蔡叔，灭掉奄国。又使其子伯禽平定了淮夷、徐戎。于是封周公于鲁，使伯禽就国，又封太公望于齐，又经营今洛阳之地为东都，东方的旧势力，就给西方的新势力压服了。

周公平定东方之后，据说就制礼作乐，摄政共七年，而归政于成王。周公死后，据说又有所谓“雷风之变”。这件事情，见于《书经》的《金縢篇》。据旧说：武王病时，周公曾请以身代，把祝策藏在金縢之匮中。周公死，成王葬以人臣之礼。天大雷雨，又刮起大风，田禾都倒了，大木也拔了出来。成王大惧，开金縢之匮，才知道周公请代武王之事，乃改用王礼葬周公，这一场灾异，才告平息。据郑玄的说法，则武王死后三年，成王服满了，才称自己年纪小，求周公摄政。摄政之后，管叔、蔡叔散布谣言，说周公要不利于成王，周公乃避居东都。成王尽执周公的属党。遇见了雷风之变，才把周公请回来。周公乃重行摄政。

此说颇不合情理，然亦不会全属子虚。《左传》昭公七年，昭公要到楚国去，梦见襄公为他送行。子服惠伯说：“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据此，周公曾到过楚国，而《史记·蒙恬列传》亦有周公奔楚之说，我颇疑心周公奔楚及其属党被执，乃是归政后之事。后来不知如何，又回到周朝。

周公是否是善终，亦颇有可疑，杀害了一个人，因迷信的关系，又去求媚于其鬼魂，这是野蛮时代常有的事，不足为怪。如此，则两说可通为一。楚国封于丹阳，其地实在丹、淅两水的会口（宋翔凤说，见《过庭录·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正当自武关东南出之路，据周公奔楚一事，我们又可见得周初发展的一条路线了。

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之时，称为西周的盛世。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史记·周本纪》文）。这一个“江”字，也是南方之水的通称。其实昭王是伐楚而败，淹死在汉水里的，所以后来齐桓公伐楚，还把这件事情去诘问楚国（见《左传》僖公四年）。周朝对外的威力，开始受挫了。昭王子穆王，西征犬戎。其时徐偃王强，《后汉书·东夷传》谓其“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后汉书》此语，未知何据（《博物志》亦载徐偃王之事，但《后汉书》所据，并不就是《博物志》，该是同据某一种古说的）。《礼记·檀弓下篇》载徐国容居的话，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驹王”疑即偃王，则《后汉书》之说亦非全属子虚，被压服的东方，又想恢复其旧势了。然穆王使楚伐徐，偃王走死，则仍为西方所压服。穆王是周朝的雄主，在位颇久，当其时，周朝的声势，是颇振起的，穆王死后，就无此盛况了。穆王五传至厉王，因暴虐，为国人所逐，居外十四年。周朝的卿士周公、召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

厉王死于外，才立其子宣王。宣王号称中兴，然其在位之三十九年，与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为其所败。千亩在今山西的介休县，则周朝对于隔河的地方，已经控制不住，西方戎狄的势力，也渐次抬头了。至于幽王，遂为犬戎和南阳地方的申国所灭。幽王灭亡的事情，《史记》所载的，恢诡有类平话，绝不是真相。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周朝的王子朝告诸侯的话，说这时候“携王干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即东都之地，见《左传》宣公三年）。则幽王死后，西畿之地，还有一个携王。周朝当时，似乎是有内忧兼有外患的。携王为诸侯所废，周朝对于西畿之地，就不能控制了。而且介休败了，出武关向丹、淅的路，又已不通，只有对于东畿，还保存着相当的势力。平王于是迁居洛阳，号称东周，其事在公元前770年。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

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绝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大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

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

“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见《左传》隐公六年）。即此便可见得当时王室的衰弱。古代大国的疆域，大约方百里，至春秋时则夷为三等国，其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一等国则必方千里以上。当西周之世，合东西两畿之地，优足当春秋时的一个大国而有余，东迁以后，西畿既不能恢复，东畿地方，又颇受列国的剥削，周朝自然要夷于鲁、卫了。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只是当时的一个希望。

事实上，所谓王者，亦不过限于一区域之内，并不是普天之下，都服从他的。当春秋时，大约吴、楚等国称雄的区域，原不在周朝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各自称王。周天子所管辖的区域，因强国不止一个，没有一国能尽数慑服各国，所以不敢称王，只得以诸侯之长，即所谓霸主自居。所以春秋时代，大局的变迁，系于几个霸国手里。

春秋之世，首起而称霸的是齐桓公。当时异民族杂居内地的颇多，也有相当强盛的，同族中的小国，颇受其压迫。（一）本来古代列国之间，多有同姓或婚姻的关系。（二）其不然的，则大国受了小国的朝贡，亦有加以保护的义务。（三）到这时候，文化相同之国，被文化不同之国所压迫，而互相救援，那更有些甫在萌芽的微茫的民族主义在内了。所以攘夷狄一举，颇为当时之人所称道。在这一点上，齐桓公的功绩是颇大的。他曾却狄以存邢、卫，又尝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丘县。《史记》说它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即北燕的初封，我疑其亦距封丘不远，后来才迁徙到今蓟县，但其事无可考）。而他对于列国，征伐所至亦颇广。曾南伐楚，西向干涉晋国内乱，晚年又曾经略东夷。古人说“五霸桓公为盛”，信非虚语了。齐桓公的在位，系自前685至前643年。

桓公死后，齐国内乱，霸业遽衰。宋襄公欲继之称霸。然宋国较小，实力不足，前638年，为楚人所败，襄公受伤而死，北方遂无霸主。前632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今山东濮县），楚国的声势才一挫。此时的秦国，亦已尽取西周旧地，东境至河，为西方一强国，然尚未能干涉中原之事。秦穆公初和晋国竞争不胜，前624年，打败了晋国的兵，亦仅称霸于西戎。中原之地，遂成为晋、楚争霸之局。前597年，楚庄王败晋于邲（今河南郑县），称霸，前591年卒。此时齐顷公亦图与晋争霸，前589年，为晋所败。前575年，晋厉公又败楚于鄢陵（今河南鄢陵县）。

然楚仍与晋兵争不息。至前561年，楚国放弃争郑，晋悼公才称复霸。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善于晋、楚的执政，出而合二国之成，为弭兵之会，晋、楚的兵争，至此才告休息。自城濮之战至此，凡八十七年。弭兵盟后，楚灵王强盛，北方诸侯多奔走往与其朝会。然灵王奢侈而好兵争，不顾民力，旋因内乱被弑。此时吴国日渐强盛，而楚国政治腐败，前506年，楚国的都城为吴阖闾所破，楚昭王借秦援，仅得复国，楚国一时陷于不振，然越国亦渐强，起而乘吴之后。前496年，阖闾伐越，受伤而死。前494年，阖闾子夫差破越。夫差自此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前473年，越勾践灭吴，越遂徙都琅琊，与齐、晋会于徐州（今山东诸城县），称为霸王。然根基因此不固，至前333年而为楚所灭。

此时已入于战国之世了（春秋时代，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终于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其明年为战国之始，算至前222年秦灭六国的前一年为止，共二百五十九年）。春秋之世，诸侯只想争霸，即争得二三等国的服从，一等国之间，直接的兵争较少，有之亦不过疆场细故，不甚剧烈。至战国时，则（一）北方诸侯，亦不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而先后称王。（二）二三等国，已全然无足重轻，日益削弱，而终至于夷灭，诸一等国间，遂无复缓冲之国。（三）而其土地又日广，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战争遂更烈。始而要凌驾于诸王之上而称帝，再进一步，就要径图并吞，实现统一的欲望了。

春秋时的一等国，有发展过速，而其内部的组织，还不甚完密的，至战国时，则臣强于君的，如齐国的田氏，竟废其君而代之；势成分裂的，如晋之赵、韩、魏三家，则索性分晋而独立。看似力分而弱，实则其力量反更充实了。边方诸国，发展的趋势，依旧进行不已，其成功较晚的为北燕。天下遂分为燕、齐、赵、韩、魏、秦、楚七国。六国都为秦所并，读史的人，往往以为一入战国，而秦即最强，这是错误了的。

秦国之强，起于献公而成于孝公，献公之立，在公元前385年，是入战国后的九十六年，孝公之立，在公元前361年，是入战国后的一百二十年了。先是魏文侯任用吴起等贤臣，侵夺秦国河西之地。后来楚悼王用吴起，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亦称雄于一时。楚悼王死于公元前381年，恰是入战国后的一百年，于是楚衰而魏惠王起，曾攻拔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县）。后又伐赵，为齐救兵所败，秦人乘机恢复河西，魏遂弃安邑，徙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县）。秦人渡蒲津东出的路，就开通了。

然前342年，魏为逢泽之会（在开封）。《战国·秦策》称其“乘夏车，称夏王（此“夏”字该是“大”字的意思），朝天子，天下皆从”，则仍处于霸主的地位。其明年，又为齐所败。于是魏衰而齐代起，宣王、湣王两代，俨然称霸东方，而湣王之时为尤盛。相传苏秦约六国，合纵以摈秦，即在湣王之时。

战国七雄，韩、魏地都较小，又逼近秦，故其势遂紧急，燕、赵则较偏僻，国势最盛的，自然是齐、秦、楚三国。楚袭春秋以来的声势，其地位又处于中部，似乎声光更在齐、秦之上，所以此时，齐、秦二国似乎是合力以谋楚的。《战国策》说张仪替秦国去骗楚怀王：肯绝齐，则送他商於的地方六百里（即今商县之地）。楚怀王听了他，张仪却悔约，说所送的地方只有六里。怀王大怒，兴兵伐秦。两次大败，失去汉中。后来秦国又去诱他讲和，前299年，怀王去和秦昭王相会，遂为秦人所诱执。

这种类乎平话的传说，是全不足信的，事实上，该是齐、秦合力以谋楚。然而楚怀王入秦的明年，齐人即合韩、魏以伐秦，败其兵于函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此为自河南入陕西的隘道的东口，今之潼关为其西口）。前296年，怀王死于秦，齐又合诸侯以攻秦；则齐湣王似是合秦以谋楚，又以此为秦国之罪而伐之的，其手段亦可谓狡黠了。

先是前314年，齐国乘燕内乱攻破燕国。宋王偃称强东方，前286年，又为齐、楚、魏所灭。此举名为三国瓜分，实亦是以齐为主的，地亦多入于齐。齐湣王至此时，可谓臻于极盛。然过刚者必折。前284年，燕昭王遂合诸侯，用乐毅为将，攻破齐国，湣王走死，齐仅存聊、莒、即墨三城（聊，今山东聊城县。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县）。后来虽借田单之力，得以复国，然已失其称霸东方的资格了。

东方诸国中，赵武灵王颇有才略。他不与中原诸国争衡，而专心向边地开拓。先灭中山（今河北定县），又向今大同一带发展，意欲自此经河套之地去袭秦。前295年，又因内乱而死。七国遂唯秦独强。秦人遂对诸侯施其猛烈的攻击。

前279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邓、西陵。明年，遂破楚都郢，楚东北徙都陈，后又迁居寿春（鄢，即鄢陵。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县。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吴阖庐所入之郢，尚不在江陵，但其他不可考，至此时之郢，则必在江陵，今人钱穆、童书业说皆如此），直逃到今安徽境内了。对于韩、魏，亦时加攻击。

前260年，秦兵伐韩，取野王，上党路绝，降赵，秦大败赵兵于长平，坑降卒四十万（野王，今河南沁阳县。上党，今山西晋城县。长平，今山西长平县），遂取上党，北定太原。进围邯郸，为魏公子无忌合诸国之兵所败。前256年，周朝的末主赧王为秦所灭。前249年，又灭其所分封的东周君。前246年，秦始皇立。《史记·秦本纪》说，这时候，吕不韦为相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大概并吞之计，和吕不韦是很有关系的。后来吕不韦虽废死于蜀，然秦人仍守其政策不变。

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不中，秦大发兵以攻燕。前226年，燕王喜夺辽东。前225年，秦人灭魏。前223年，灭楚。前222年，发兵攻辽东，灭燕。前221年，即以灭燕之兵南灭齐，而天下遂统一。

秦朝的统一，绝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而秦人特收其成功。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一）他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中国民族，以同化力的伟大闻于天下，究竟我们对于异族的同化，是怎样一回事呢？

说到这一点，就不能不着眼于中国的地理。亚洲的东部，在世界上，是自成其为一个文化区域的。这一个区域，以黄河、长江两流域为其文化的中心。其北为蒙古高原，便于游牧民族的住居。其南的粤江、闽江两流域，则地势崎岖，气候炎热，开化虽甚早，进步却较迟。黄河、长江两流域，也不是没有山地的，但其下流，则包括淮水流域（以古地理言之，则江、河之间，包括淮、济二水。今黄河下流，为古济水入海之道，黄河则在今天津入海），扩展为一大平原，地味腴沃，气候适宜，这便是中国民族的文化最初函毓之处。

汉族，很早的就是个农耕民族，惯居于平地。其所遇见的民族，就其所居之地言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住在山地的，古代称为“山戎”，多数似亦以农为业，但其农业不及中国的进步；一种是住在平地，大约是广大的草原上，而以畜牧为业的，古人称为“骑寇”。春秋以前，我族所遇的，以山戎为多，战国以后，才开始和骑寇接触。

夷、蛮、戎、狄，是按着方位分别之辞，并不能代表民族，但亦可见得一个大概。在古代，和中国民族争斗较烈的，似乎是戎狄。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就北逐荤粥，未知确否（如《史记》此说是正确的，则当时的荤粥，绝不在后来的荤粥所在之地）。

到周朝初年，则和所谓荤粥或称为猃狁，犬戎或称为昆夷、串夷的，争斗甚烈（“猃狁”亦作“　　狁”，“犬戎”亦作“畎戎”，“戎”又作“夷”。此“犬”或“畎”字乃译音，非贱视诋毁之辞，“昆夷”亦作“混夷”“绲夷”，“夷”亦可作“戎”，和“串夷”亦都是“犬”字的异译，说见《诗经·皇矣正义》），而后来周朝卒亡于犬戎。犬戎在今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泾、渭二水流域间，东周以后，大约逐渐为秦人所征服。在其东方的，《春秋》所载，初但称狄，后分为赤狄、白狄。

白狄在今陕西境内，向东蔓延到中山。赤狄在今山西、河北境内，大部为晋所并（据《左传》和杜预《注》，赤狄种类凡六：曰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昔阳县。曰廧咎如，在今山西乐平县。曰潞氏，在今山西潞城县。曰甲氏，在今河北鸡泽县。曰留吁，在今山西屯留县。曰铎辰，在今山西长治县。白狄种类凡三：曰鲜虞，即战国时的中山。曰肥，在今河北藁城县。曰鼓，在今河北晋县。又晋国吕相绝秦，说“白狄及君同州”，则白狄亦有在陕西的）。

在周朝的西面的，主要的是后世的氐、羌。氐人在今嘉陵江流域，即古所谓巴。羌人，汉时在今黄河、大通河流域（大通河，古湟水）。据《后汉书》所载，其初本在黄河之东，后来为秦人所攘斥，才逃到黄河以西去的。据《书经·牧誓》，羌人曾从武王伐纣。又《尚书大传》说：武王伐纣的兵，前歌后舞，《后汉书》说这就是汉时所谓巴氐的兵。这话大约是对的，因为汉世还有一种出于巴氐的巴渝舞，有事实为证。然则这两族，其初必不在今四川、甘肃境内，大约因汉族的开拓，而向西南方走去的。和巴连称的蜀，则和后世的字是一音之转，亦即近世之所谓暹。据《牧誓》，亦曾从武王伐纣。战国时，还在今汉中之境，南跨成都。后因和巴人相攻，为秦国所并。

在东北方的民族，古称为貉。此族在后世，蔓衍于今朝鲜半岛之地，其文明程度是很高的，但《诗经》已说“王锡韩侯，其追其貉”（《韩奕》，追不可考），《周官》亦有貉隶，可见此族本在内地，箕子所封的朝鲜，绝不在今朝鲜半岛境内，怕还在山海关以内呢！在后世，东北之族，还有肃慎，即今满洲人的祖宗。

《左传》昭公九年，周朝人对晋国人说：“自武王克商以来，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此“燕”当即南燕，“亳”疑即汤所居之郼，则肃慎亦在内地，后乃随中国的拓展而东北徙。《国语·晋语》说：成王会诸侯于岐阳，楚与鲜卑守燎，则鲜卑本是南族，后来不知如何，也迁向东北了。据《后汉书》说：“鲜卑和乌丸，都是东胡之后。”此两族风俗极相像，其本系一个部落，毫无可疑。东胡的风俗，虽少可考，然汉代历史，传者已较详，汉人说他是乌丸、鲜卑所自出，其说该不至误。南族断发，鲜卑婚姻时尚先髡头，即其源出南族之证。然则东胡也是从内地迁徙出去的了。

在南方的有黎族，此即后世所谓俚。古称“三苗”为九黎之君，三苗系姜姓之国，九黎则系黎民（见《礼记·缁衣》《疏》引《书经·吕刑》郑《注》）。此即汉时之长沙武陵蛮，为南蛮的正宗。近世所云苗族，乃“蛮”字的转音，和古代的三苗之国无涉，有人将二者牵合为一，就错了。《史记》说三苗在江、淮、荆州（《史记·五帝本纪》）。《战国·魏策》：吴起说三苗之国，在洞庭、彭蠡之间（《史记·吴起列传》同，又见《韩诗外传》）。则古代长江流域之地，主要的是为黎族所占据，楚国达到长江流域后所开辟的，大约是这一族的居地。

在沿海一带的，古称为越，亦作粤。此即现在的马来人，分布在亚洲大陆的沿岸和南洋群岛，地理学上称为亚洲大陆的真沿边的。此族有断发文身和食人两种风俗，在后世犹然，古代沿海一带，亦到处有这风俗，可知其为同族。吴、越的初期，都是和此族杂居的。即淮水流域的淮夷、徐戎、山东半岛的莱夷，亦必和此族相杂（《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此“被”字为髲字之假借字，即断发，可见蛮夷之俗相同。《左传》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可见东夷亦有食人之俗。《续汉书·郡国志》：“临沂有丛亭。”《注》引《博物志》曰：“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即次睢之社。”临沂，今山东临沂县）。随着吴、越等国的进步，此族亦渐进于文明了。

西南的大族为濮，此即现在的倮㑩。其居地，本在今河南、湖北两省间（《国语·郑语》韦《注》：濮为南阳之国）。楚国从河南的西南部，发展向今湖北省的西部，所开辟的，大约是此族的居地。此族又从今湖北的西南境，向贵州、云南分布。战国时，楚国的庄，循牂牁江而上，直达滇国（今云南昆明县），所经的，也是这一族之地。庄到滇国之后，楚国的巴、黔中郡（巴郡，今四川江北县。黔中郡，今湖南沅陵县），为秦国所夺，庄不能来，就在滇国做了一个王。其地虽未正式收入中国的版图，亦已戴汉人为君了。和现在西南土司，以汉人为酋长的一样了。

《礼记·王制》说，古代的疆域，“北不尽恒山”，此所谓恒山，当在今河北正定县附近，即汉朝恒山郡之地（后避文帝讳改常山）。自此以南的平地，为汉族所居，这一带山地，则山戎所处，必得把它开拓了，才会和北方骑寇相接，所以汉族和骑寇的接触，必在太原、中山和战国时北燕之地开辟以后。做这件事业的，就是燕、赵两国。赵武灵王开辟云中、雁门、代郡，燕国则开辟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云中，今山西大同县。雁门，今山西右玉县。代郡，今山西代县。上谷，今察哈尔怀来县。渔阳，今河北密云县。右北平，今河北卢龙县。辽西，今河北抚宁县。辽东，今辽宁辽阳县），把现在热、察、绥、辽宁四省，一举而收入版图。

综观以上所述，汉族因其文化之高，把附近的民族逐渐同化，而汉族的疆域，亦即随之拓展。和汉族接近的民族，当汉族开拓时，自然也有散向四方，即汉族的版图以外去的，然亦多少带了些中原的文化以俱去，这又是中国的文化扩展的路径。这便是在古代中国同化异民族的真相。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周和秦，是从前读史的人看作古今的界线的。我们任意翻阅旧书，总可见到“三代以上”“秦、汉以下”等辞句。前人的见解，固然不甚确实，也不会全属虚诬；而且既有这个见解，也总有一个来历。然则所谓三代以上，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人，总是要维持其生命的；不但要维持生命，还要追求幸福，以扩大其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类的本性如此，无可怀疑。人类在生物史上，其互相团结，以谋生存，已不知其若干年了。所以其相亲相爱，看他人的苦乐，和自己的苦乐一般；喜欢受到同类的嘉奖，而不愿意受到其批评；到人己利害不兼容时，宁可牺牲自己，以保全他人，即古人之所谓仁心者，和其爱自己的心一样的深刻。专指七尺之躯为我，或者专指一个极小的团体为我，实在是没有这回事的。

人类为要维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斗争。和自然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须分工，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但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进行中，却不能不形成敌对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

皇古之世，因环境的限制，把人类分作许多小团体。在一个团体之中，个个人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团体以外却不然；又因物质的欲求，不能够都给足；团体和团体间就开始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胜败，有胜败就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人不可以害人的，害人的必自害。”这句话，看似迂腐，其实却是真理。你把迷信者流因果报应之说去解释这句话，自然是诬罔的，若肯博观事实，而平心推求其因果，那正见得其丝毫不爽。

对内竞争和对外竞争，虽竞争的对象不同，其为竞争则一。既然把对物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人，自可将对外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内。一个团体之中，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不必说了。即使无之，而当其争斗之时，基于分工的关系，自然有一部分人，专以战争为事，这一部分人，自将处于特殊的地位。前此团体之中，个个人利害相同的，至此则形成对立。前此公众的事情，是由公众决定的，至此，则当权的一个人或少数人，渐渐不容公众过问，渐渐要做违背公众利益的措置，公众自然不服，乃不得不用强力镇压，或者用手段对付。于是团体之中有了阶级，而形成现代的所谓国家。

以上所述，是从政治上立论的。其变迁的根源，实由于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而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则由于有些团体迫于环境，以掠夺为生产的手段。所以其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上。经济的根底是生产方法。

在古代，主要的生业是农业，农业的生产方法，是由粗而趋于精，亦即由合而趋于分的，于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个团体之中，再分为无数利害对立的小团体。从前在一个团体之内，利害即不再对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趋于崩溃了。氏族既已崩溃，则专门从事于制造，而以服务性质，无条件供给大众使用的工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

人，本来是非分工合力不能生存的，至此时，因生活程度的提高，其不能不互相倚赖愈甚，分配之法既废，交易之法乃起而代之，本行于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商业，乃一变而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使人人的利害，都处于对立的地位。于是乎人心大变。

在从前，团体与团体之间，是互相嫉视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是互视为一体的。至此时，团体之内，其互相嫉视日深。在团体与团体之间，却因生活的互相倚赖而往来日密，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即随之而日深，同情心亦即随之而扩大。又因其彼此互相仿效，以及受了外部的影响，而内部的组织，不得不随之而起变化，各地方的风俗亦日趋于统一。民族的同化作用，即缘此而进行。

政治上的统一，不过是顺着这种趋势推进。再彻底些说，政治上的统一，只是在当时情况之下，完成统一的一个方法，并不是政治的本身真有多大的力量。随着世运的进展，井田制度破坏了。连公用的山泽，亦为私人所占。工商业愈活跃，其剥削消费者愈深。在上的君主和贵族，亦因其日趋于腐败、奢侈，而其剥削人民愈甚。战争习惯了就养成一种特别阶级，视战斗为壮快、征服为荣誉的心理，认为与其出汗，毋宁出血。此即孔子和其余的先秦诸子所身逢的乱世。

追想前一个时期，列国之间，战争还不十分剧烈。一国之内，虽然已有阶级的对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时的旧组织，还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坏净尽。秩序还不算十分恶劣，人生其间的，也还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带病延年的人，虽不能算健康，还可算一个准健康体，此即孔子所谓小康。再前一个时期，内部毫无矛盾，对外毫无竞争，则即所谓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

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道家无论已，即最切实际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记·商君列传》亦载商君初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说之以富国强兵之术都是）。这不是少数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数人的暗示而然的。人类生当此际，实应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彻底地加以检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将现社会的组织，摧毁之而加以改造。

这亦非古人所没有想到，先秦诸子，如儒、墨、道、法诸家，就同抱着这个志愿的，但其所主张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道家空存想望，并没有具体实行的方案的，不必说了；墨家不讲平均分配，而专讲节制消费，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复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业的跋扈，把大事业收归官营，救济事业亦由国家办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盘剥，进步些了。然单讲平均地权，本不能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兼讲节制资本，又苦于没有推行的机关。

在政治上，因为民主政治废坠得久了，诸家虽都以民为重，却想不出一个使人民参与政治的办法，而只希望在上者用温情主义来抚恤人民，尊重舆论，用督责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在国与国之间，儒家则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能够处理列国间的纷争，而监督其内政；法家因为兴起较后，渐抱统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统一和贵族的被裁抑，都只是事势的迁流，并不能实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进一步，就没有办法了。

在伦理上，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级服从上级，臣民该服从君主，儿子要服从父亲，妇女要服从男子，少年该服从老人。他们以为上级和下级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则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级的人受不到制裁，决不会安其分而尽其职。

总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向乱世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运只能向前进，要想改革，只能顺其前进的趋势而加以指导。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会前进的趋势，然其指导亦未能全然得法。他家则都是想把世运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时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虽然如此，人类生来是避苦求乐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觉的，既然感觉了，自然要求摆脱。求摆脱，总得有个办法，而人类凭空是想不出办法来的。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会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只是今日以前之事，于是乎想出来的办法，总不免失之于旧，这个在今日尚然，何况古代？最好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永存于人类想望记忆之中。

虽回忆之，而并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谓最好者当之。合众人的所谓最好者，而调和折中，造成一个大略为众所公认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谓三代以前的世界。这个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实际，自然是无待于言的。这似乎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误解，无甚关系，然奉此开倒车的办法为偶像而思实践之，就不徒不能达到希望，而且还要引起纠纷。

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秦始皇尽灭六国，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至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州郡，起兵讨卓，海内扰乱分裂，共四百年，称为中国的盛世。在这一时期之中，中国的历史，情形是怎样呢？“英雄造时势”，只是一句夸大的话。事实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其能顺着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他能决定英雄的趋向。然则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时势的要求，是怎样呢？

依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方面，在列国竞争之时，不能注全力于内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问题，而不能概括全体，只是一时的应付，而不能策划永久。统一之后，就不然了。阻碍之力既去，有志于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

对外方面，当时的人看中国已经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图的地方，较强悍的部落，虑其为中国之患，该有一个对策；较弱小的，虽然不足为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个遗憾，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亦有其应尽的责任。

所以在当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对内建立一个久安长治的规模；（二）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国版图之内，其未能的，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

秦始皇所行的，正顺着这种趋势。

在古代，阻碍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国的纷争。所以秦并吞六国之后，决计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郡的设立，本来是军事上控扼之点。六国新灭，遗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设立据点的必要。所以秦灭六国，多以其地设郡。至六国尽灭之后，则更合全国的情形，加以调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守，就是一个不世袭的大国之君，自亦有防其专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个御史去监察他（当时还每郡都设立一个尉，但其权远在郡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视的）。

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办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装。好在当时，金属铸成的兵器为数有限，正和今日的枪械一般，大略可以收尽的。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县），铸以为金人和钟、。

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原来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见，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后世阶级分化，内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见，不能统一。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协调，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

但当时的人，不知此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所以有不同的见解，误以为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国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自有统一全国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悖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以上是秦始皇对内的政策。

至于对外，则北自阴山以南，南自五岭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认为应当收入版图。于是使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之地（今之河套），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东起现在朝鲜境内（秦长城起自乐浪郡遂城县，见《汉书·地理志》），西至现在甘肃的岷县，成立了一道新防线。南则略取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之地，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大略桂林是今广西之地，南海是今广东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取今福建之地，设立了闽中郡。楚国庄蹻所开辟的地方，虽未曾正式收入版图，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于其地置吏。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而可知。

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当时的征战外，还要发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运粮饷去供给；这样，人民业已不堪赋役的负担。他还沿着战国以前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宫，在骊山起坟茔（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都穷极奢侈；还要到处去巡游。

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之态。况且不必论理，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着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

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秦始皇帝以前210年，东巡死于沙丘（今河北邢台）。他的大儿子，名唤扶苏，先已谪罚到上郡去（今陕西绥德县），做蒙恬军队中的监军了。从前政治上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苟其如此，就是表示不拟立他的意思。所以秦始皇的不立扶苏，是预定了的。

《史记》说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宠幸宦者赵高，始皇死后，赵高替胡亥运动李斯，假造诏书，杀掉扶苏、蒙恬而立胡亥，这话是不足信的（《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全是当时的传说，并非事实，秦汉间的史实，如此者甚多）。胡亥既立，是为二世皇帝。他诛戮群公子，又杀掉蒙恬的兄弟蒙毅。最后，连劳苦功高、资格很老的李斯都被杀掉。于是秦朝的政府，失其重心，再不能钳制天下了。皇帝的家庭之中，明争暗斗，向来是很多的，而于继承之际为尤甚。这个并不起于秦朝，但在天下统一之后，皇室所管辖的地方大了，因其内部有问题而牵动大局，使人民皆受其祸，其所牵涉的范围，也就更广大了。秦始皇之死，距其尽灭六国，不过十二年，而此祸遂作。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今安徽宿县），北取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分兵四出徇地，郡县多杀其守令以应。六国之后，遂乘机并起。秦朝政治虽乱，兵力尚强；诸侯之兵，多是乌合之众；加以心力不齐，不肯互相救援；所以秦将章邯倒也所向无敌。先镇压了陈胜、吴广，又打死了新立的魏王。

战国时楚国的名将，即最后支持楚国而战死的项燕的儿子项梁，和其兄子项籍，起兵于吴，引兵渡江而西（今江苏之江南，古称江东。古所谓江南，指今之湖南）。以居巢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的后裔于盱眙（居巢，今安徽巢县。盱眙，今安徽盱眙县），仍称为楚怀王（以祖谥为生号）。项梁引兵而北，兵锋颇锐，连战皆胜，后亦为章邯所袭杀。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北围赵王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

北强南弱，乃是东晋以后逐渐转变成功的形势。自此以前，都是北方的军队，以节制胜，南方的军队，以剽悍胜的。尤其是吴、越之士，《汉书·地理志》上还称其“轻死好用剑”。项梁既死，楚怀王分遣项籍北救赵，起兵于沛的刘邦即汉高祖西入关（沛，今江苏沛县）。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汉高祖亦自武关而入。此时二世和赵高，不知如何又翻了脸，赵高弑二世，立其兄子婴，婴又刺杀高，正当纷乱之际，汉高祖的兵已到霸上（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此事在前206年。

既称秦之灭六国为无道，斥为强虎狼，灭秦之后，自无一人专据称尊之理，自然要分封。但是分封之权，出于何人呢？读史的人，都以为是项籍。这是错了的。项籍纵使在实际上有支配之权，形式上决不能专断，况且实际上也未必能全由项籍一个人支配。

项籍既破章邯之后，亦引兵西入关。汉高祖先已入关了，即遣将守关。项羽怒，把他攻破。进兵至鸿门（在今陕西临潼县），和高祖几乎开战。幸而有人居间调解，汉高祖自己去见项籍，解释了一番，战事得以未成。此时即议定了分封之事。这一件事，《史记》的《自序》称为“诸侯之相王”，可见形式上是取决于公议的。其所封的：为（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三）而楚怀王则以空名尊为义帝；（四）实权则在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籍（都彭城，当时称其地为西楚。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这是模仿东周以后，天子仅拥虚名，而实权在于霸主的。

分封的办法，我们看《史记》所载，并不能说它不公平。汉朝人说：楚怀王遣诸将入关时，与之约：先入关者王之，所以汉高祖当王关中，项籍把他改封在巴、蜀、汉中为背约。姑无论这话的真假，即使是真的，楚怀王的命令，安能约束楚国以外的人呢？

这且不必论他。前文已经说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的，观于秦、汉之间而益信。封建政体既已不能维持，于是分封甫定，而叛乱即起于东方。项籍因为是霸王，有征讨的责任，用兵于齐。汉高祖乘机北定关中，又出关，合诸侯之兵，攻破彭城。项籍虽然还兵把他打败，然汉高祖坚守荥阳、成皋（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得萧何镇守关中，继续供给兵员和粮饷。遣韩信渡河，北定赵、代，东破齐。彭越又直接扰乱项籍的后方。至前202年，项籍遂因兵少食尽，为汉所灭。从秦亡至此，不过五年。

事实上，天下又已趋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怕不是这样看法。

当楚、汉相持之时，有一策士，名唤蒯彻，曾劝韩信以三分天下之计。汉高祖最后攻击项籍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而信、越的兵都不会，到后来，约定把齐地尽给韩信，梁地尽给彭越，两人才都引兵而来，这不是以君的资格分封其臣，乃是以对等的资格立分地之约。所以汉高祖的灭楚，以实在情形论，与其说是汉灭楚，毋宁说是许多诸侯，亦即许多支新崛起的军队，联合以灭楚，汉高祖不过是联军中的首领罢了。

楚既灭，这联军中的首领，自然有享受一个较众为尊的名号的资格，于是共尊汉高祖为皇帝。然虽有此称号，在实际上，未必含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象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不然，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汉初异姓之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都是事实上先已存在，不得不封的，并非是皇帝的意思所设置。汉高祖灭楚之后，即从娄敬、张良之说，西都关中，当时的理由，是关中地势险固，且面积较大，资源丰富，易于据守及用以临制诸侯，可见他原只想做列国中最强的一国。但是事势所趋，人自然会做出不被思想所拘束的事情来的。

不数年间，而韩信、彭越都以汉朝的诡谋被灭。张敖以罪见废。韩王信、英布、臧荼，都以反而败。臧荼之后，立了一个卢绾，是汉高祖生平第一个亲信人，亦因被谗而亡入匈奴。到前195年汉高祖死时，只剩得一个地小而且偏僻的长沙国了。天下至此，才真正可以算是姓刘的天下。其成功之速，可以说和汉高祖的灭楚，同是一个奇迹。这亦并不是汉高祖所能为，不过封建政体，到这时候业已自趋于没落罢了。

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以说是有此公心，替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既猜忌异姓，就要大封同姓以自辅，于是随着异姓诸侯的灭亡，而同姓诸国次第建立。其中尤以高祖的长子齐王肥，封地既大，人民又多，且居东方形胜之地，为当时所重视（又有淮南王长，燕王建，赵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恒，淮阳王友，皆高帝子。楚王交，高帝弟。吴王濞，高帝兄子）。

宗法社会中，所信任的，不是同姓，便是外戚。汉初功臣韩信、彭越等，不过因其封地大，所以特别被猜忌，其余无封地，或者仅有小封土的，亦安能“与官同心”？汉高祖东征西讨，频年在外，中央政府所委任的，却是何人呢？

幸而他的皇后吕氏是很有能力的。她的母家，大约亦是当时所谓豪杰之流；她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都跟随高祖带兵；妹夫樊哙，尤其是功臣中的佼佼者；所以在当时，亦自成为一种势力。高祖频年在外，京城里的事情，把持着的便是她，这只要看韩信、彭越都死在她手里，便可知道。所以高祖死后，嗣子惠帝虽然懦弱，倒也安安稳稳地做了七年皇帝。

惠帝死后，嗣子少帝，又做了四年。不知何故，为吕后所废而立其弟（吕后女鲁元公主下嫁张敖，敖女为惠帝后。《史记》说她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杀其母，名为己子。惠帝崩，立，既长，闻其事，口出怨言，为吕后所废。此非事实。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惠帝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七年，少帝至多不过七岁，安有知怨吕后之理）。吕后临朝称制，又四年而死。吕后活着的时候，虽然封了几个母家的人为王，却都没有到国。

吕后，其实并无推翻刘氏、重用吕氏的意思，所任用的，还是汉初的几个功臣，这班人究竟未免有些可怕，所以临死的时候，吩咐带北军的吕禄、南军的吕产（禄，释之之子。产，泽子），“据兵卫宫”，不要出去送丧，以防有人在京城里乘虚作乱。此时齐王肥已经死了，子襄继为齐王。其弟朱虚侯章在京城里，暗中派人去叫他起兵。汉朝派功臣灌婴去打他。灌婴到荥阳，和齐王连和，于是前敌形成了僵局。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乃派人运动吕禄，交出兵权。吕禄犹豫未决，周勃用诈术突入北军，运动军人，反对吕氏，把吕禄、吕产和其余吕氏的人都杀掉。于是阴谋说惠帝的儿子都不是惠帝所生的，就高帝现存的儿子中，择其最长的，迎立了代王恒，是为文帝。齐王一支人，自然是不服的。文帝乃运用手腕，即分齐地，封朱虚侯为城阳王，朱虚侯之弟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城阳治莒，今山东莒县。济北治卢，今山东长清县）。城阳王不久就死了。济北王以反被诛。汉初宗室、外戚、功臣的三角斗争，至此才告结束。

当时的功臣，所以不敢推翻刘氏，和汉朝同姓分封之多，确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封建不能说没有一时之用。然而异姓功臣都灭亡后，所患的，却又在于同姓了。要铲除同姓诸侯尾大不掉之患，自不外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这话，当文帝时，其实是已经实行了的。齐王襄传子则，则死后没有儿子，文帝就把他的地方，分为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六国（济南治东平陵，今山东历城县。菑川治剧，今山东寿光县。胶西治高苑，今山东桓台县。胶东治即墨，今山东即墨县），立了齐王肥的庶子六人。又把淮南之地，分成三国。但吴、楚仍是大国，吴王濞尤积有反心。晁错力劝文帝以法绳诸侯，文帝是个因循的人，没有能彻底实行。

前157年，文帝死，子景帝立。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即实行其所主张。前154年，吴王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造反，声势很盛。幸而吴王不懂得兵谋，“屯聚而西，无他奇道”，为周亚夫所败。于是景帝改定制度，诸侯王不得治民，令相代治其国。到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计，令诸侯得以其地分封自己的子弟，在平和的手腕中，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彻底实行了。封建政体反动的余波，至此才算解决。从秦二世元年六国复立起，到吴、楚之乱平定，共五十六年。

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在第八章里所提出的对内对外两个问题，乃是统一以后自然存在着的问题，前文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自前206年秦灭汉兴，至前141年景帝之死，共六十六年，久被搁置着不提了。这是因为高帝、吕后时，忙于应付异姓功臣，文帝、景帝时，又存在着一个同姓诸王的问题；高帝本是无赖子，文、景两帝亦只是个寻常人，凡事都只会蹈常习故之故。当这时候，天下新离兵革之患，再没有像战国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县长官比起世袭的诸侯来，自然权力要小了许多，不敢虐民。诸侯王虽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战国以前，自然也差得远了。这时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办，和秦始皇的多所作为，要加重人民负担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人人都急于自谋，你只要不去扰累他，他自然会休养生息，日臻富厚。

所以据《史记·平准书》说：在武帝的初年，海内是很富庶的。但是如此就算了么？须知社会并不是有了钱就没有问题的。况且当时所谓有钱，只是总算起来，富力有所增加，并不是人人都有饭吃，富的人富了，穷的人还是一样的穷，而且因贫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觉不平、感觉不足。而对外的问题，时势亦逼着我们不能闭关自守。汉武帝并不是真有什么本领的人，但是他的志愿，却较文、景两帝为大，不肯蹈常习故，一事不办，于是久经搁置的问题，又要重被提起了。

当时对内的问题，因海内已无反侧，用不着像秦始皇一般，注意于镇压，而可以谋一个长治久安之策。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人看起来，重要的有两方面：一个是生计，一个是教化，这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衣食足而知荣辱，生计问题，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决生计问题，又不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途，这亦是理论上当然的结果。最能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是哪一家的学术呢？

那么，言平均地权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节制资本者，莫如法家。汉武帝，大家称他是崇儒的人，其实他并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约因为他的性质是夸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为擅长之故。所以当时一个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张，他并不能行。他的功绩，最大的，只是替《五经》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使儒家之学得国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

但是照儒家之学，生计问题本在教化问题之先；即以教化问题而论，地方上的庠序，亦重于京城里的大学，这只要看《汉书·礼志》上的议论，便可以知道。武帝当日，对于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专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至于法家，他用到了一个桑弘羊，行了些榷盐铁、酒酤、均输等政策。

据《盐铁论》看来，桑弘羊是确有节制资本之意，并非专为筹款的。但是节制资本而借官僚以行之，很难望其有利无弊，所以其结果，只达到了筹款的目的，节制资本，则徒成虚语，且因行政的腐败，转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其余急不暇择的筹款方法，如算缗钱、舟车、令民生子三岁即出口钱，及令民入羊为郎、入谷补官等，更不必说了。

因所行不顺民心，不得不用严切的手段，乃招致张汤、赵禹等，立了许多严切的法令，以压迫人民。秦以来的狱吏，本来是偏于残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贻害自然更深了。他用此等方法，搜刮了许多钱来，做些什么事呢？除对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国家开拓疆土、防御外患外，其余如封禅、巡幸、信用方士、大营宫室等，可以说全部是浪费。山东是当时诛求剥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盗起，几至酿成大乱。

武帝对外的武功，却是怎样呢？当时还威胁着中国边境的，自然还是匈奴。此外秦朝所开辟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和闽中郡，秦末汉初，又已分离为南越、闽越、东瓯三国了。现在的西康、云、贵和四川、甘肃的边境，即汉人所谓西南夷，则秦时尚未正式开辟。东北境，虽然自战国以来，燕国人业已开辟了辽东，当时的辽东，且到现在朝鲜境内（汉初守燕国的旧疆，以　　水为界，则秦界尚在　　水以西。　　水，今大同江）。然汉族的移殖，还不以此为限，自可更向外开拓。而从甘肃向西北入新疆，向西南到青海，也正随着国力的扩张，而可有互相交通之势。在这种情势之下，推动雄才大略之主，向外开拓的，有两种动机：其一，可说是代表国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趋势，又其一则为君主个人的野心。

匈奴，自秦末乘中国内乱、戍边者皆去，复入居河南。汉初，其雄主冒顿，把今蒙古东部的东胡，甘肃西北境的月氏，都征服了。到汉文帝时，他又征服了西域。西域，即今新疆之地（“西域”两字，义有广狭。《汉书·西域传》说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北方的大山，即今天山，南方的大山，即沙漠以南的山脉，略为新疆与西藏之界。河系今塔里木河。玉门、阳关，都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此乃今天山南路之地。其后自此西出，凡交通所及之地，亦概称为西域，则其界限并无一定，就连欧洲也都包括在内）。

汉时分为三十六国（后分至五十余），其种有塞，有氐羌。塞人属于高加索种，都是居国，其文明程度，远在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之上。匈奴设官以收其赋税。汉高祖曾出兵征伐匈奴，被围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县），七日乃解。此时中国初定，对内的问题还多，不能对外用兵，乃用娄敬之策，名家人子为长公主，嫁给冒顿，同他讲和，是为中国以公主下嫁外国君主结和亲之始。

文、景两代，匈奴时有叛服，文、景不过发兵防之而已，并没建立一定的对策。到武帝，才大出兵以征匈奴，前127年，恢复河南之地，匈奴自此移于漠北。前119年，又派卫青、霍去病绝漠攻击，匈奴损折颇多。此外较小的战斗，还有多次，兵事连亘，前后共二十余年，匈奴因此又渐移向西北。

汉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将，而专用卫青、霍去病等椒房之亲。纪律既不严明，对于军需，又不爱惜，以致士卒死伤很多，物质亦极浪费（如霍去病，《史记》称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用兵，“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卫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汉马死者至十余万匹，从此以马少则不能大举兵事。李广利再征大宛时，兵出敦煌的六万人，私人自愿从军的还不在其内，马三万匹，回来时，进玉门关的只有一万多人，马一千多匹。史家说这一次并不乏食，战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全由将吏不爱士卒之故。可见用人不守成法之害）。只因中国和匈奴，国力相去悬绝，所以终能得到胜利。然此乃国力的胜利，并非战略的胜利。至于其通西域，则更是动于侈心。他的初意，是听说月氏为匈奴所破，逃到今阿母河滨，要想报匈奴的仇，苦于无人和他合力，乃派张骞出使。张骞回来后，知道月氏已得沃土，无报仇之心，其目的已不能达到了。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广大，以为招致了他们来朝贡，实为自古所未有，于是动于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国。

张骞在大夏时，看见邛竹杖、蜀布，问他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从身毒买来（今印度）。于是臆想，从四川、云南，可通西域。派人前去寻求道路，都不能通（当时蜀物入印度，所走的路，当系今自四川经西康、云南入缅甸的路。自西南夷求通西域的使者，“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即当今缅甸之地）。后来匈奴的浑邪王降汉，今甘肃西北部之地，收入中国版图，通西域的路，才正式开通。

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大宛都贵山城，乃今之霍阐），不克。武帝又续发大兵，前101年，到底把它打下。大宛是离中国很远的国，西域诸国，因此慑于中国兵威，相率来朝。还有一个乌孙，也是游牧民族，当月氏在甘肃西北境时，乌孙为其所破，依匈奴以居。月氏为匈奴所破，是先逃到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借匈奴的助力，把它打败，月氏才逃到阿母河流域，乌孙即占据伊犁之地。浑邪王降汉时，汉朝尚无意开其地为郡县，张骞建议，招乌孙来居之。乌孙不肯来，而匈奴因其和中国交通，颇责怪他。乌孙恐惧，愿“婿汉氏以自亲”。于是汉朝把一个宗室女儿嫁给他。从此以后，乌孙和匈奴之间有问题，汉朝就不能置之不问，《汉书·西域传》说“汉用忧劳无宁岁”，很有怨怼的意思。

西域都是些小国，汉攻匈奴，并不能得它的助力，而因此劳费殊甚，所以当时人的议论，大都是反对的。但是史事复杂，利害很难就一时一地之事论断。（一）西域是西洋文明传布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古希腊、古罗马等，距离中国很远，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则与中国陆地相接，自近代西力东渐以前，中西的文明，实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设或为游牧民族所据，亦将成为中国之患，汉通西域之后，对于天山南北路，就有相当的防备，后来匈奴败亡后，未能侵入，这也未始非中国之福。所以汉通西域，不是没有益处的。但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迁，并非当时所能预料。

当时的朝鲜：汉初燕人卫满走出塞，把箕子之后袭灭了，自王朝鲜。传子至孙，于前108年，为汉武帝所灭。将其地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及黄海、京畿两道之地。临屯，为江原道地。玄菟，为咸镜南道。真番，跨鸭绿江上流。至前82年，罢真番、临屯，以并乐浪、玄菟）。朝鲜半岛的主要民族是貉族，自古即渐染汉族的文化，经此长时期的保育，其汉化的程度愈深，且因此而输入半岛南部的三韩（马韩，今忠清、全罗两道。弁韩、辰韩，今庆尚道）和海东的日本，实为中国文化在亚洲东北部最大的根据地。

南方的东瓯，因为闽越所攻击，前138年，徙居江、淮间。南越和闽越，均于前111年，为中国所灭。当时的西南夷：在今金沙江和黔江流域的，是夜郎、滇、邛都；在岷江和嘉陵江上源的，是徙、笮都、冉、白马。在今横断山脉和澜沧、金沙两江间的，是巂昆明（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滇，今云南昆明县。邛都，今西康西昌县。徙，今四川天全县。笮都，今西康汉源县。冉　　，今四川茂县。白马，今甘肃成县。巂昆明，在今昆明、大理之间，乃行国）。两越既平，亦即开辟为郡县，确立了中国西南部的疆域。

今青海首府附近，即汉人称为河湟之地的，为羌人所据。这一支羌人，系属游牧民族，颇为中国之患。前112年，汉武帝把他打破，设护羌校尉管理他，开辟了今青海的东境。

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

汉武帝死后，汉朝是经过一次政变的，这件事情的真相，未曾有传于后。

武帝因迷信之故，方士神巫，多聚集京师，至其末年，遂有巫蛊之祸，皇后自杀。太子据发兵，把诬陷他和皇后的江充杀掉。武帝认为造反，亦发兵剿办。太子兵败出亡，后被发觉，自缢而死。当太子死时，武帝儿子存在的，还有燕王旦、广陵王胥、昌邑王髆，武帝迄未再立太子。前87年，武帝死，立赵婕妤所生幼子弗陵，是为昭帝。霍光、上官桀、桑弘羊、金日同受遗诏辅政。赵婕妤先以谴死。褚先生《补外戚世家》说：是武帝怕身死之后，嗣君年少，母后专权，先行把她除去的。《汉书·霍光传》又说：武帝看中了霍光，使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的图赏给他。武帝临死时，霍光问当立谁？武帝说：“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这话全出捏造。

武帝生平溺于女色，他大约是个多血质的人，一生行事，全凭一时感情冲动，安能有深谋远虑，预割嬖爱？霍光乃左右近习之流，仅可以供驱使。上官桀是养马的。金日系匈奴休屠王之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同守西边，因不肯降汉，为浑邪王所杀，乃系一个外国人，与中国又有杀父之仇。朝臣中即使无人，安得托孤于这几个人？当他们三个人以武帝遗诏封侯时，有一个侍卫，名唤王莽，他的儿子唤作王忽，扬言道：皇帝病时，我常在左右，哪里有这道诏书？霍光闻之，切责王莽，王莽只得把王忽杀掉。然则昭帝之立，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就可想而知了。

昭帝既立，燕王谋反，不成而死。桑弘羊、上官桀都以同谋被杀。霍光的女儿，是上官桀的儿媳妇，其女即昭帝的皇后。上官桀大约因是霍光的亲戚而被引用，又因争权而翻脸的，殊不足论，桑弘羊却可惜了（金日　　于昭帝元年即死，故不与此次政变）。前74年，昭帝死，无子。霍光迎立昌邑王的儿子贺，旋又为光所废，而迎太子据之孙病已于民间，是为宣帝。昌邑王之废，表面上是无道，然当昌邑群臣二百余人被杀时，在市中号呼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则昌邑王因何被废，又可想而知了。

太子据败时，妻妾子女悉被害，只有一个宣帝系狱，此事在前91年。到前87年，即武帝死的一年，据说，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就派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幸而有个丙吉，“拒闭使者”，宣帝才得保全，因而遇赦。太子死后，武帝不久即自悔。凡和杀太子有关的人，都遭诛戮。太子系闭门自缢，用脚踢开门和解去他自缢的绳索的人都封侯。上书讼太子冤的田千秋，无德无能，竟用为丞相。武帝的举动如此，宣帝安得系狱五年不释？把各监狱中的罪人，不问罪名轻重，尽行杀掉，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这回事的，这是和中国，至少是有史以来的中国的文化不相容的，武帝再老病昏乱些，也发不出这道命令。如其发出了，拒绝不肯执行的，又岂止一个丙吉？

然则宣帝是否武帝的曾孙，又很有可疑了。今即舍此勿论，而昌邑王以有在国时的群臣，为其谋主，当断不断而败，宣帝起自民间，这一层自然无足为虑，这怕总是霍光所以迎立他的真原因了罢。宣帝既立，自然委政于光，立六年而光死，事权仍在霍氏手里。宣帝不动声色地，逐渐把他们的权柄夺去，任用自己的亲信。至前66年，而霍氏被诛灭。

霍光的事情，真相如此。因为汉时史料缺乏，后人遂认为他的废立是出于公心的，把他和向来崇拜的偶像伊尹联系在一起，称为伊、霍，史家的易欺，真堪惊叹了。当时朝廷之上，虽有这种争斗，影响却未及于民间。武帝在时，内行奢侈，外事四夷，实已民不堪命。霍光秉政，颇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宣帝起自民间，又能留意于吏治和刑狱。所以昭、宣两帝之世，即自前86至前49年凡三十八年之间，政治反较武帝时为清明，其时汉朝对于西域的声威，益形振起。

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兼管南北两道。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后并于呼韩邪。又有一个郅支单于，把呼韩邪打败。前51年，呼韩邪入朝于汉。郅支因汉拥护呼韩邪，遁走西域。前49年，宣帝崩，子元帝立。前36年，西域副都护陈汤矫诏发诸国兵袭杀郅支。汉朝国威之盛，至此亦达于极点。然有一事，系汉朝政治败坏的根源，其端实开自霍光秉政之时的，那便是宰相之权，移于尚书。

汉朝的宰相是颇有实权的。全国的政治，都以相府为总汇，皇帝的秘书御史，不过是他的助手，尚书乃皇帝手下的管卷，更其说不着了。自霍光秉政，自领尚书，宰相都用年老无气和自己的私人，政事悉由宫中而出，遂不能有正色立朝之臣。宣帝虽诛灭霍氏，于此却未能矫正。宦者弘恭、石显，当宣、元之世，相继在内用事。元帝时，士大夫如萧望之、刘向等，竭力和他们争斗，终不能胜。朝无重臣，遂至嬖倖得干相位，外戚得移朝祚，西汉的灭亡，相权的丧失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其事不但关涉汉朝，历代的政治，实都受其影响。

元帝以前33年死，子成帝立。成帝是个荒淫无度的人，喜欢了一个歌者赵飞燕，立为皇后，又立其女弟合德为婕妤。性又优柔寡断，事权遂入于外家王氏之手。前7年，成帝崩，哀帝立，颇想效法武、宣，振起威权。然宠爱嬖人董贤，用为宰相，朝政愈乱。此时王氏虽一时退避，然其势力仍在。哀帝任用其外家丁氏、祖母族傅氏，其中却并无人才，实力远非王氏之敌。前1年，哀帝崩，无子，王莽乘机复出，迎立平帝。诛灭丁、傅、董贤，旋弑平帝而立孺子婴（哀、平二帝皆元帝孙，孺子为宣帝曾孙）。王莽从居摄改称假皇帝，又从假皇帝变作真皇帝，改国号为新，而前汉遂亡。此事在公元9年。

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

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

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出来负这个责任的，当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政治家。

当汉昭帝时，有一个儒者，唤作眭弘，因灾异，使其朋友上书，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时，有个盖宽饶，上封事亦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这两个人，虽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约是霍光专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牺牲了他，以资辩白的。况且霍光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改革大计。盖宽饶则因其刚直之性，既触犯君主，又为有权势的人所忌，以致遭祸，都不是反对这种理论，视为大逆不道。

至于不关涉政体，而要在政务上举行较根本的改革的，则在宣帝时有王吉，因为宣帝是个实际的政治家，不能听他的话。元帝即位，却征用了王吉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贡禹。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贡禹征至，官至御史大夫。听了他的话，改正了许多奢侈的制度，又行了许多宽恤民力的政事。其时又有个翼奉，劝元帝徙都成周。他说：长安的制度，已经坏了，因袭了这种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迁都正本，与天下更始。则其规模更为阔大了。哀帝多病，而且无子，又有个李寻，保荐了一个贺良，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劝他改号为陈圣刘皇帝。“陈”字和“田”字同音，“田”“地”两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陈圣刘皇帝，大约是说皇帝虽然姓刘，所行的却是土德。

西汉人五德终始之说，还不是像后世专讲一些无关实际，有类迷信的空话的，既然要改变“行序”，同时就有一大套实际的政务，要跟着改变。这只要看贾谊说汉朝应当改革，虽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制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拟的具体方案，“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五德终始，本来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套有系统的政治方案。这种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无意识的反对，和实际于他权利有损的人出死力地抵抗，自是当然之事。所以贺良再进一步要想改革实际的政务，就遭遇反对而失败了。

但改革的气势，既然如此其磅礴郁积，自然终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这个人就是王莽。所以王莽是根本无所谓篡窃的。他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要实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权；要取得政权，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实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毋宁是天理人情上当然的事。所以应天顺人（《易·鼎卦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当时也并不是一句门面话。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还是生计问题，王莽所实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为王田，这即是现在的宣布土地国有，和附着于土地的奴隶，都不准买卖，而举当时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举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事业收归官营；（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价，使消费者、生产者、交换者，都不吃亏。收有职业的人的税，以供（甲）要生利而无资本的人，及（乙）有正当消费而一时周转不灵的人的借贷。

他的办法，颇能综合儒法两家，兼顾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规模可称阔大，思虑亦可谓周详。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举行这种大改革，必须民众有相当的觉悟，且能做出相当的行动，专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因为真正为国为民的人，总只有少数，官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其利害总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责不行。以中国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个中央政府，督责之力本来有所不及；而况当大改革之际，普通官吏，对于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机会却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监督更难。王莽当日所定的法令，有关实际的，怕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推行而达到目的，因此而生的流弊，则无一事不有，且无一事不利害。其余无关实际、徒资纷扰的，更不必说了。

王莽是个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锐思于制作”，而把眼前的政务搁起。尤其无谓的，是他改革货币，麻烦而屡次改变，势不可行，把商业先破坏了。新分配之法，未曾成立，旧交易之法，先已破坏，遂使生计界的秩序大乱，全国的人，无一个不受到影响。王莽又是个拘泥理论、好求形式上的整齐的人。他要把全国的政治区划，依据地理，重行厘定，以制定封建和郡县制度。这固然是一种根本之图，然岂旦夕可致？遂至改革纷纭，名称屡变，吏弗能纪。他又要大改官制，一时亦不能成功，而官吏因制度未定，皆不得禄，自然贪求更甚了。对于域外，也是这么一套。如更改封号及印章等，无关实际，徒失交涉的圆滑，加以措置失宜，匈奴、西域、西南夷，遂至背叛。

王莽对于西域，未曾用兵。西南夷则连年征讨，骚扰殊甚。对于匈奴，他更有一个分立许多小单于而发大兵深入穷追，把其不服的赶到丁令地方去的一个大计划（此乃欲将匈奴驱入今西伯利亚之地，而将漠北空出）。这个计划，倒也是值得称赞的，然亦谈何容易？当时调兵运饷，牵动尤广，屯守连年，兵始终没有能够出，而内乱却已蔓延了。

莽末的内乱，是起于公元17年的。今山东地方，先行吃紧。湖北地方，亦有饥民屯聚。剿办连年弗能定。公元22年，藏匿在今当阳县绿林山中的兵，分出南阳和南郡（汉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入南阳的谓之新市兵，入南郡的谓之下江兵。又有起于今随县的平林乡的，谓之平林兵。汉朝的宗室刘玄，在平林兵中。刘、刘秀则起兵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和新市、平林兵合。刘玄初称更始将军，后遂被立为帝，入据宛。

次年，王莽派大兵四十万去剿办，多而不整，大败于昆阳（今河南叶县）。莽遂失其控制之力，各地方叛者并起。更始分兵两支：一攻洛阳，一入武关。长安中叛者亦起。莽遂被杀。更始移居长安，然为新市、平林诸将所制，不能有为。此时海内大乱，而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更甚。刘为新市、平林诸将所杀。刘秀别为一军，出定河北，即帝位于鄗（改名高邑县），是为后汉光武皇帝。先打平了许多小股的流寇。其大股赤眉，因食尽西上，另立了一个汉朝的宗室刘盆子，攻入长安。更始兵败出降，旋被杀。

光武初以河内为根据地（汉河内郡，治怀，在今河南武陟县），派兵留守，和服从更始的洛阳对峙。至此遂取得了洛阳，定都其地。派兵去攻关中，未能遽定，而赤眉又因食尽东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此时东方还有汉朝的宗室刘永割据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东方诸将，多与之合。又有秦丰、田戎等，割据今湖北沿江一带，亦被他次第打平。只有陇西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较有规模，到最后才平定。保据河西的窦融，则不烦兵力而自下。到公元36年，天下又算平定了。

从公元17年东方及荆州兵起，算到这一年，其时间实四倍于秦末之乱；其破坏的程度，怕还不止这一个比例。光武平定天下之后，自然只好暂顾目前，说不上什么远大的计划了。而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后汉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为魏所篡止，共计一百九十六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一百六十五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四百年，同称中国的盛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

光武帝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乱之后，急于要休养生息，所以一味地减官省事。退功臣，进文吏。位高望重的三公，亦只崇其礼貌，而自己以严切之法，行督责之术，虽然有时不免失之过严，然颇得专制政治“严以察吏，宽以驭民”的秘诀，所以其时的政治，颇为清明。公元57年，光武帝崩，子明帝立。亦能守其遗法。公元75年，明帝崩，子章帝立，政治虽渐见宽弛，然尚能蒙业而安。章帝以公元88年崩。自公元36年公孙述平定至此，共计五十二年，为东汉治平之世。

匈奴呼韩邪单于约诸子以次继立。六传至呼都而尸单于，背约而杀其弟。前单于之子比，时领南边，不服。公元48年，自立为呼韩邪单于，来降。中国人处之于今绥远境内。匈奴自此分为南、北。北匈奴日益衰乱。公元89年，南单于上书求并北庭。时和帝新立，年幼，太后窦氏临朝。后兄窦宪犯法，欲令其立功自赎，乃以宪为大将军，出兵击破匈奴。后年，又大破之于金微山（大约系今蒙古西北的阿尔泰山）。北匈奴自此远遁，不能为中国之患了。

西域的东北部，是易受匈奴控制的。其西南部，则自脱离汉朝都护的管辖后，强国如莎车、于阗等，出而攻击诸国，意图并吞。后汉初兴，诸国多愿遣子入侍，请派都护。光武不许。明帝时，才遣班超出使。班超智勇足备，带了少数的人，留居西域，调发诸国的兵，征讨不服，至公元91年而西域平定。汉朝复设都护，以超为之。后汉之于域外，并没有出力经营，其成功，倒亦和前汉相仿佛，只可谓之适值天幸而已。

后汉的乱源，共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从前的皇室，其前身，本来是一个强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继承法。当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从族中推出一个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由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则即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而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来是前汉的一个政冶习惯。虽然前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一种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人们总认为是人的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的。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的制度来，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

君主之始，本来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为接近的。到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的嬖幸近习易于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败坏的一个原因。

后汉外戚之祸，起于章帝时。章帝的皇后窦氏是没有儿子的。宋贵人生子庆，立为太子。梁贵人生子肇，窦后养为己子。后诬杀宋贵人，废庆为清河王，而立肇为太子。章帝崩，肇立，是为和帝。后兄窦宪专权。和帝既长，与宦者郑众谋诛之，是为后汉皇帝和宦官合谋以诛外戚之始。105年，和帝崩。据说和帝的皇子，屡次夭殇，所以生才百余日的殇帝，是寄养于民间的。皇后邓氏迎而立之。次年，复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儿子，是为安帝。邓太后临朝，凡十五年。太后崩后，安帝亲政，任用皇后的哥哥阎显，又宠信宦官和乳母王圣，政治甚为紊乱。阎皇后无子，后宫李氏生子保，立为太子。后谮杀李氏而废保。

125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后秘丧驰归，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懿，当年即死。宦者孙程等迎立废太子保，是为顺帝。程等十九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谴斥。顺帝任用皇后的父亲梁商，梁商为人还算谨慎。商死后，子冀继之，其骄淫纵恣，为前此所未有。144年，顺帝崩，子冲帝立。明年崩。梁冀迎立章帝的玄孙质帝。因年小聪明，为冀所弑。又迎立章帝的曾孙桓帝。桓帝立十三年后，才和宦者单超等五人合谋把梁冀诛戮，自此宦官又得势了。

因宦官的得势，遂激成所谓党锢之祸。宦官和阉人，本来是两件事。

“宦”字的初义，是在机关中学习，后来则变为在贵人家中专事伺候人的意思。皇室的规模，自然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宫中服侍他的人，此即所谓“宦官”（据《汉书·本纪》，惠帝即位后，曾施恩于宦皇帝的人，此即是惠帝为太子时，在“太子家”中伺候他的人）。本不专用阉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级远较阉人为高，怕是绝对不能用阉人的。但到后来，刑罚滥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宫刑的（如司马迁受宫刑后为中书谒者令，即其好例）；又有生来天阉的人；又有贪慕权势，自宫以进的，不都是俘虏或罪人。于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渐渐提高，而可以用为宦官了。后汉邓太后临朝后，宫中有好几种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阉人，宦官遂成为阉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词。

虽然阉人的地位实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虏和罪人，社会上自然总还将他当作另一种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则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

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太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

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它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伤后汉的元气的是羌乱。中国和外夷，其间本来总有边塞隔绝着的。论民族主义的真谛，先进民族本来有诱掖后进民族的责任，不该以隔绝为事。但是同化须行之以渐。在同化的进行未达相当程度时，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废的。因为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异，不能使其生活从同，顾欲强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纠纷。这是五胡乱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汉时的羌乱，业已导其先路了。

今青海省的东北境，在汉时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摄政时，讽羌人献地，设立了一个西海郡。既无实力开拓，边塞反因之撤废，羌人就侵入内地。后汉初年，屡有反叛，给中国征服了，又都把他们迁徙到内地来。于是降羌散居今甘肃之地者日多。安帝时，遂酿成大规模的叛乱。这时候，政治腐败，地方官无心守土，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人民不乐迁徙，则加以强迫驱遣，流离死亡，不可胜数。派兵剿办，将帅又腐败，历时十余年，用费达二百四十亿，才算勉强结束。顺帝时又叛，兵费又至八十余亿，桓帝任用段颎，大加诛戮，才算镇定下来。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将帅又渐形骄横，隐伏着一个很大的乱源了。

遇事都诉之理性，这只是受过优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范围中能够做到的。其余大多数人，和这一部分人出于一定范围以外的行为，还是受习惯和传统思想的支配的。此种习惯和传统的思想，是没有理由可以解说的，若要仔细追究起来，往往和我们别一方面的知识冲突，所以人们都置诸不问，而无条件加以承认，此即所谓迷信。给迷信以一种力量的则为宗教。宗教鼓动人的力量是颇大的。当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义，亦只限于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别部族人。到统一之后就不然了。各种小宗教，渐渐混合而产生大宗教的运动。

在汉时，上下流社会，是各别进行的。在上流社会中，孔子渐被视为一个神人，看当时内学家（东汉时称“纬”为内学）尊崇孔子的话，便可见得。但在上流社会中，到底是受过良好教育，理性较为发达，不容此等迷信之论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对迷信的玄学打倒。在下流社会，则各种迷信，逐渐结合，而形成后世的道教。在汉时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

道教到北魏时的寇谦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协，前此，则是很激烈地反对政府的。他们以符咒治病等，为煽动和结合的工具。张修造反，旋即平定。张鲁后来虽割据汉中，只是设立鬼卒等，闭关自守，实行其神权政治而已，于大局亦无甚关系。

张角却声势浩大。以公元184年起事。他的徒党，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张角似是一个只会煽惑而并没有什么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败。然此时的小乱事，则已到处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黄巾的余党亦难于肃清。于是改刺史为州牧，将两级制变成了三级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称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权的郡守。分裂之势渐次形成，静待着一个机会爆发。

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公元189年，灵帝崩。灵帝皇后何氏，生子辩。美人王氏，生子协。灵帝属意于协，未及定而崩，属协于宦者蹇硕。这蹇硕，大约是有些武略的。当黄巾贼起时，汉朝在京城里练兵，共设立八个校尉，蹇硕便是上军校尉，所以灵帝把废嫡立庶的事情付托他。

然而这本是不合法的事，皇帝自己办起来，还不免遭人反对，何况在其死后？这自然不能用法律手段解决。蹇硕乃想伏兵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将军何进杀掉，然后举事。事机不密，被何进知道了，就拥兵不朝。蹇硕无可如何，而辩乃得即位，是为废帝。何进把蹇硕杀掉，因想尽诛宦官。而何氏家本寒微，向来是尊敬宦官的。何太后的母亲和何进的兄弟，又受了宦官的贿赂，替他在太后面前说好话。太后因此坚持不肯。何进无奈，乃召外兵进京，欲以胁迫太后。宦官见事急，诱进入宫，把他杀掉。何进的官属，举兵尽诛宦官。京城大乱，而凉州将董卓适至，拥兵入京，大权遂尽入其手。

董卓只是个强盗的材料。他把废帝废掉，而立协为皇帝，是为献帝。山东州郡起兵反对他，他乃移献帝于长安，接近自己的老家，以便负隅抵抗。东方州郡实在是人各有心的，都各占地盘，无意于进兵追讨。后来司徒王允和董卓亲信的将官吕布相结，把董卓杀掉。董卓的将校李傕、郭汜，又回兵替董卓报仇。吕布出奔，王允被杀。李傕、郭汜又互相攻击，汉朝的中央政府就从此解纽，不再能号令全国了。

各地方割据的：幽州有公孙瓒。冀州有袁绍。兖州有曹操。徐州始而是陶谦，后来成为刘备和吕布争夺之场。扬州，今寿县一带，为袁术所据，江东则入于孙策。荆州有刘表。益州有刘焉。这是较大而在中原之地的，其较小较偏僻的，则汉中有张鲁，凉州有马腾、韩遂，辽东有公孙度。当时政治的重心，是在山东的（古书所谓“山东”，系指华山以东，今之河南、山东，都包括在内）。

袁绍击灭了公孙瓒，又占据了并州，地盘最大，而曹操最有雄才大略。献帝因不堪李傕、郭汜的压迫，逃归洛阳，贫弱不能自立，召曹操入卫，操移献帝于许昌，遂成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刘备为吕布所破，逃归曹操，曹操和他合力击杀了吕布。袁术因荒淫无度，不能自立，想走归袁绍，曹操又使刘备邀击，术退走，旋死。刘备叛操，操又击破之。河南略定。

公元200年，袁绍举大兵南下，与操相持于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县北），为操所败。绍气愤死。公元205年，绍二子并为操所灭。于是北方无与操抗者。208年，操南征荆州。刘表适死，其幼子琮，以襄阳降（今湖北襄阳县，当时荆州治此）。刘备时在荆州，走江陵。操追败之。备奔刘表的长子琦于江夏（汉郡，后汉时，郡治在今湖北黄冈县境），和孙权合力，败操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嘉鱼县）。于是刘备屯兵荆州，而孙权亦觊觎其地。后备乘刘焉的儿子刘璋暗弱，夺取益州。孙权想攻荆州，刘备同他讲和，把荆州之地平分了。时马腾的儿子马超和韩遂反叛，曹操击破之，又降伏了张鲁。刘备北取汉中。曹操自争之，不能克，只得退回。天下渐成三分之势。

刘备初见诸葛亮时，诸葛亮替他计划，就是据有荆、益两州，天下有变，命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而自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的。这时的形势，颇合乎这个条件。备乃命关羽自荆州北伐，取襄阳，北方颇为震动，而孙权遣兵袭取江陵，羽还救，为权所杀。刘备愤怒，自将大兵攻权，又大败于猇亭（在今湖北宜都县西）。于是荆州全入于吴。备旋以惭愤而死，此事在公元223年。先是220年，曹操死，子丕篡汉自立，是为魏文帝。其明年，刘备称帝于蜀，是为蜀汉昭烈帝。孙权是到229年才称帝的，是为吴大帝。天下正式成为三分之局。

蜀的地方最小，只有今四川一省，其云南、贵州，全是未开发之地。吴虽自江陵而下，全据长江以南，然其时江南的开化，亦远在北方之后。所以三国以魏为最强，吴、蜀二国，常合力以与之抗。

三国的分裂，可以说是两种心理造成的。其一是封建的余习。人心是不能骤变的。在封建时代，本有各忠其君的心理，秦、汉以后，虽然统一了，然此等见解，还未能全行破除。试看汉代的士大夫，仕于州郡的，都奉其长官为君，称其机关为本朝，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便可知道。又其一则为南方风气的强悍。赤壁战时，孙权实在没有联合刘备抵抗曹操的必要。所以当时文人持重而顾大局的，如张昭等，都主张迎降。只有周瑜和鲁肃主张抵抗，和孙权的意见相合。《三国志》载周瑜的话，说曹操名为汉相，实系汉贼，这是劫持众人的门面话，甚或竟是事后附会之谈。东吴的君臣，自始至终，所作所为，何曾有一件事有汉朝在心目之中？说这话要想欺谁？在当时东吴朝廷的空气中，这话何能发生效力？

孙权一生，最赏识的是周瑜，次之则是鲁肃。孙权当称帝时，说鲁子敬早有此议，鲁肃如此，周瑜可知。为什么要拥戴孙权做皇帝？这个绝无理由，不过是一种倔强之气，不甘为人下，孙权的自始便要想做皇帝，则更不过是一种不知分量的野心而已。赤壁之战，是天下三分的关键，其事在公元208年，至280年晋灭吴，天下才见统一，因这一种蛮悍的心理，使战祸延长了七十二年。

刘备的嗣子愚弱，所以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是有志于恢复中原的；而且蜀之国势，非以攻为守，亦无以自立；所以自先主死后，诸葛亮即与吴弃衅言和，连年出兵伐魏。吴则除诸葛恪辅政之时外，多系疆场小战。曹操自赤壁败后，即改从今安徽方面经略东南。

三国时，吴、魏用兵，亦都在这一带，彼此均无大成功。魏文帝本来无甚才略，死后，儿子明帝继立，荒淫奢侈，朝政更坏。其时司马懿屡次带兵在关中和诸葛亮相持，又平定了辽东。明帝死后，子齐王芳年幼，司马懿和曹爽同受遗诏辅政。其初大权为曹爽所专。司马懿托病不出，而暗中运用诡谋，到底把曹爽推翻，大权遂尽入其手。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把持朝局。扬州方面，三次起兵反对司马氏，都无成。

蜀自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继之，不复能出兵北伐。费祎死后，姜维继之，频年出兵北伐而无功，民力颇为疲敝。后主又信任宦官，政局渐坏。司马昭乘此机会，于263年发兵灭蜀。司马昭死后，他的儿子司马炎继之，于265年篡魏，是为晋武帝，至280年而灭吴统一中国。

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吴、蜀灭亡，天下复归于统一了，然而乱源正潜伏着。这乱源是什么呢？

自后汉以来，政治的纲纪久经废弛（试看第十三章讲述可知），政治上的纲纪若要挽回，最紧要的是以严明之法行督责之术。魏武帝和诸葛亮都是以此而收暂时的效果的。然而一两个严明的政治家，挽不回社会上江河日下的风气，到魏、晋之世，纲纪又复颓败了。试看清谈之风，起于正始（魏齐王芳年号，自公元240年至248年），至晋初而更甚，直绵延至南朝之末可知。所谓清谈，所谈的就是玄学。谈玄本不是坏事，以思想论，玄学要比汉代的儒学高明得多。不过学问是学问，事实是事实。因学问而忽视现实问题，在常人尚且不可，何况当时因谈玄而蔑视现实的，有许多是国家的官吏，所抛弃的是政治上的职务。

汉朝人讲道家之学的所崇奉的是黄、老，所讲的是清静不扰，使人民得以各安其生的法术。魏、晋以后的人所崇奉的是老、庄，其宗旨为委心任运。狡黠的讲求趋避之术，养成不负责任之风；懦弱的则逃避现实，以求解除痛苦；颓废的则索性蔑视精神，专求物质上的快乐。到底人是现实主义的多，物质容易使人沉溺，于是奢侈之风大盛。

当曹爽执政时，曾引用一班名士。虽因政争失败，未能有所作为，然从零碎的材料看来，他们是有一种改革的计划，而其计划且颇为远大的（如夏侯玄有废郡之议，他指出郡已经是供镇压之用，而不是治民事的，从来讲官制的人，没有这么彻底注重民治的）。曹爽等的失败，我们固然很难知其原因所在，然而奢侈无疑的总是其原因之一。代曹爽而起的是司马氏，司马氏是武人，武人是不知义理，亦不知有法度的，一奢侈就可以毫无规范。何曾、石崇等人正是这一个时代的代表。

封建时代用人本来是看重等级的。东周以后，世变日亟，游士渐起而夺贵族之席。秦国在七国中是最能任用游士的，读李斯《谏逐客书》可见。秦始皇灭六国后，仍保持这个政治习惯，所以李斯能做到宰相，得始皇的信任。汉高祖起自徒步，一时将相大臣，亦多刀笔吏或家贫无行者流，就更不必说了。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改革选法，博士、博士弟子、郡国上计之吏和州郡所察举的秀才、孝廉，都从广大的地方和各种不同的阶层中来。其他擢用上书言事的人，以及朝廷和各机关的征辟，亦都是以人才为主的。虽或不免采取虚誉，及引用善于奔走运动的人，究与一阶级中人世据高位者不同。魏、晋以降，门阀制度渐次形成，影响及于选举，高位多为贵族所盘踞，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败。

如上章所述，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自东晋之初，追溯后汉之末，不过百余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物，未必无有（晋初的周处，即系南人，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乱以外，更加以民族的敌忾心，必有功效可见。然而大权始终为自北南迁的贵族所把持，使宋武帝一类的人物，直到晋末，才得以出现于政治舞台之上，这也是一笔很大的损失。

两汉时儒学盛行。儒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颇笃于君臣之义的。两汉时，此项运动，亦颇收到相当的效果。汉末政治腐败，有兵权的将帅，始终不敢背叛朝廷（说本《后汉书·儒林传论》）。以魏武帝的功盖天下，亦始终只敢做周文王（参看《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这句句都是真话），就是为此。司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义理的军阀得势（《晋书·宣帝纪》说：“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司马氏之说可见），自此风气急变。

宋、齐、梁、陈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运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诚之心。门阀用人之习既成，贵游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贵吾所自有，朝代变换，这班人却并不更动，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说本《南史·褚渊传论》）。中国人自视其国为天下，国家观念，本不甚发达；五胡乱华，虽然稍稍激起民族主义，尚未能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纲纪，还要靠忠君之义维持，而其颓败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无生气了。

秦、汉时虽有所谓“都尉”，调兵和统率之权，是属于太守的。其时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时并无军队屯聚；一郡的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自刺史变为州牧而地盘始大；即仍称刺史的，其实权亦与州牧无异；郡守亦有执掌兵权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晋武帝深知其弊，平吴之后，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权，回复其监察之职。然沿袭既久，人心一时难于骤变。平吴之后，不久内乱即起，中央政府，顾不到各地方，仍借各州郡自行镇压，外重之势遂成，迄南朝不能尽革。

自秦、汉统一之后，国内的兵争既息，用不到人人当兵。若说外征，则因路途窎远，费时失业，人民在经济上的损失太大，于是多用谪发及谪戍。至后汉光武时，省郡国都尉，而民兵之制遂废。国家的强弱，固不尽系乎兵，然若多数人民，都受过相当军事的训练，到缓急之际，所表现出来的抵抗力，是不可轻侮的。后汉以来，此条件已经丧失，反因贪一时便利之故，多用降伏的异族为兵，兵权倒持在异族手里，遂成为五胡扰乱的直接原因。

晋初五胡的形势，是如此的：

（一）匈奴。散布在并州即今山西省境内。

（二）羯。史籍上说是匈奴的别种，以居于上党武乡的羯室而得名的（在今山西辽县）。按古书上的“种”字，不是现在所谓种族之义。古书所谓“种”或“种姓”，其意义，与姓氏或氏族相当。羯人有火葬之俗，与氐、羌同，疑系氐、羌与匈奴的混种，其成分且以氐、羌为多。羯室正以羯人居此得名，并非匈奴的一支，因居羯室之地而称羯。

（三）鲜卑。《后汉书》说东胡为匈奴所破，余众分保乌丸、鲜卑两山，因以为名。事实上，怕亦是以山为部族名的。此二山，当在今蒙古东部苏克苏鲁，索岳尔济一带。乌桓在南，鲜卑在北。汉朝招致乌桓，居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塞上，以捍御匈奴。后汉时，北匈奴败亡，鲜卑徙居其地。其酋长檀石槐，曾一时控制今蒙古之地，东接夫余（与高句丽同属貉族。其都城，即今吉林的长春县），西至西域。所以乌丸和中国，较为接近，而鲜卑则据地较广。曹操和袁绍相争时，乌丸多附袁绍。袁氏既灭，曹操袭破之于柳城（汉县，今热河凌源县）。乌桓自此式微，而鲜卑则东起辽东，西至今甘肃境内，部族历历散布，成为五胡中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一族。

（四）氐。氐人本来是居于武都的（即白马氐之地，今甘肃成县），魏武帝怕被蜀人所利用，把他迁徙到关中。

（五）羌。即后汉时叛乱之余。

氐、羌都在泾、渭两水流域。当时的五胡大部分是居于塞内的，间或有在塞外的，亦和边塞很为接近。其人亦多散处民间，从事耕织，然犷悍之气未消，而其部族首领，又有野心勃勃，想乘时恢复故业的。一旦啸聚起来，“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江统《徙戎论》语），其情势，自又非从塞外侵入之比。所以郭钦、江统等要想乘天下初定，用兵力将他们迁回故地。这虽不是民族问题根本解决之方，亦不失为政治上一时措置之策，而晋武帝因循不能用。

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

五胡之乱，已经蓄势等待着了，而又有一个八王之乱（八王，谓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做它的导火线。

封建亲戚以为屏藩之梦，此时尚未能醒。我们试看：魏武帝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下令，说从前朝廷恩封我的几个儿子，我辞而不受，现在想起来，却又要受了，因为执掌政权年久，怕要谋害我的人多，想借此自全之故，就可见得这时候人的思想。魏虽亦有分封之制，但文帝未做魏世子时，曾和他的兄弟争立，所以猜忌宗室诸王特甚，名为分藩，实同囚禁，绝不能牵掣晋朝的篡弑。晋人有鉴于此，所以得国之后，就大封同姓，体制颇为崇隆，而且各国都有卫兵。

晋武帝是文帝的儿子，景帝之后，自然不甘退让。在武帝时，齐王攸颇有觊觎储位之意，似乎也有党附于他的人。然未能有成，惠帝卒立。惠帝是很昏愚的，其初太后父杨骏执政。皇后贾氏和楚王玮合谋，把他杀掉，而用汝南王亮，又把他杀掉，后又杀楚王，旋弑杨太后。太子遹非后所生，后亦把他废杀。赵王伦时总宿卫，因人心不服，弑后，遂废惠帝而自立。时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今河南临漳县），河间王颙镇关中，连兵攻杀伦。惠帝复位。齐王入洛专政。河间王颙和长沙王乂合谋攻杀之。又和成都王颖合谋，攻杀乂。东海王越合幽、并两州的兵，把河间、成都两王打败，遂弑惠帝而立怀帝。此等扰乱之事，在公元291年至公元306年的十六年间。

匈奴单于，自后汉之末失位，入居中国。单于死后，中国分其部众为五，各立酋帅。其中左部最强，中国将其酋帅羁留在邺，以资驾驭，至晋初仍未释放。东海王之兵既起，刘渊说成都王回去合五部之众，来帮他的忙，成都王才释放了他。刘渊至并州，遂自立，是为十六国中的前赵。此时中原之地，盗贼蜂起，刘渊如能力征经营，很可以有所成就。然刘渊是个无甚才略的人，自立之后，遂安居不出。羯人石勒，才略却比较优长，东方群盗，尽为所并。名虽服从前赵，实则形同独立。东海王既定京师，出兵征讨，死于军中，其兵为石勒所追败。晋朝遂成坐困之势。

310年，刘渊的族子刘曜攻破洛阳，怀帝被虏。明年，被弑。愍帝立于长安。316年，又被虏。明年，被弑。元帝时督扬州，从下邳迁徙到建业（下邳，今江苏邳县。建业，今南京。东晋后避愍帝讳，改曰建康），自立，是为东晋元帝。此时，在北方，只有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刘琨，崎岖和戎狄相持。南方则豫州刺史祖逖，从淮北经略今之豫东，颇有成绩。然王浚本是个狂妄的人，刘琨则窘困太甚，终于不能支持，为石勒所破灭。祖逖因中央和荆州互相猜忌，知道功不能成，愤慨而死。就无能抗拒石勒的人。328年，勒灭前赵。除割据凉州的前凉，辽东、西的前燕外，北方几尽入其手。

南方的情势，是荆州强于扬州。元帝即位之后，要想统一上流的事权，乃派王敦去都督荆州。王敦颇有才能，能把荆州的实权收归掌握，却又和中央互相猜忌。322年，终于决裂。王敦的兵入据京城。元帝忧愤而死。子明帝立，颇有才略。乘王敦病死，把其余党讨平。然明帝在位仅三年。明帝崩，子成帝立，年幼，太后庾氏临朝，后兄庾亮执政，和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不协。苏峻举兵造反。亮奔温峤于寻阳（今江西九江县）。温峤是很公忠体国的，邀约荆州刺史陶侃，把苏峻打平。陶侃时已年老，故无跋扈之心。侃死后，庾亮出镇荆州。庾亮死后，其弟庾翼、庾冰继之。此时内外的大权，都在庾氏手里，所以成帝、康帝之世，相安无事。344年，康帝崩，子穆帝立。明年，庾翼死，表请以其子继任，宰相何充不听，而用了桓温。于是上下流之间，又成对立之势了。

石勒死于333年。明年，勒从子虎杀勒子而自立。石虎是个淫暴无人理的，然兵力尚强。庾翼于343年出兵北伐，未能有功。349年，石虎死，诸子争立。汉人冉闵为虎养子，性颇勇悍，把石虎诸子尽行诛灭。闵下令道：“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而“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遂下令大诛胡、羯。单是一个邺中，死者就有二十多万。四方亦都承令执行。胡、羯经此打击，就不能再振了。

先是鲜卑慕容廆，兴于辽西，兼并辽东。至其子皝，迁都龙城（今热河朝阳县）。慕容氏是远较前后赵为文明的。地盘既广，兵力亦强。石虎死的前一年，慕容皝死，子儁立。乘北方丧乱，侵入中原。冉闵与战，为其所杀。于是河北之地，尽入于慕容氏。

羌酋姚弋仲，氐酋苻洪，其初为后赵所压服的，至此亦乘机自立。苻洪死，子苻健入关。姚弋仲死，其子姚襄降晋，想借晋力以自图发展。晋朝因和桓温互相猜忌，引用了名士殷浩做宰相，想从下流去经略中原。殷浩亦不是没有才能的人，但扬州势成积弱，殷浩出而任事，又没有一个相当的时间以资准备，自然只得就固有的力量加以利用。于是即用姚襄为前锋，反为其所邀击，大败，军资丧失甚众。此事在354年。先是桓温已灭前蜀，至此，遂迫胁朝廷，废掉殷浩。他却出兵北伐，击破了姚襄，恢复洛阳，然亦未能再进。

慕容儁死后，子慕容继之，虽年幼无知，然有慕容恪辅政，慕容垂带兵，仍有相当的力量。姚襄败后入关，为秦人所杀，弟苌以众降秦。秦苻健死后，子生无道，为苻坚所弑，自立。能任用王猛以修国政，其势尤张。此时的北方，已较难图，所以当后赵、冉闵纷纭争夺之时，晋朝实在坐失了一个恢复中原的机会。此时燕人频年出兵，以经略河南，洛阳又为所陷。

369年，桓温出兵伐燕，大败于枋头（城名，今河南浚县）。桓温之意，本来要立些功业，再图篡夺的。至此，自顾北伐已无成功之望，乃于371年入朝，行废立之事（康帝崩，子穆帝立。崩，成帝子哀帝立。崩，弟海西公立。至是为桓温所废，而立元帝子简文帝）。温以禅让之意，讽示朝臣。谢安、王坦之当国，持之以静。373年，桓温死。他的兄弟桓冲，是个没有野心的人，把荆州让出，政局乃获暂安。

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

东晋时的五胡十六国，实在并不成其为一个国家，所以其根基并不稳固。看似声势雄张，只是没有遇见强敌，一战而败，遂可以至于覆亡。

枋头战后，慕容垂因被猜忌出奔。前秦乘机举兵。其明年，前燕竟为所灭。前秦又灭掉前凉，又有统一北方之势。然其根基亦并不是稳固的。此时北方的汉族，因为没有政府的领导，虽有强宗巨室和较有财力的人，能保据一隅，或者潜伏山泽，终产生不出一个强大的政权来，少数的五胡，遂得横行无忌。然他们亦是人各有心，而且野蛮成习，颇难于统驭的。五胡中苟有英明的酋长出来，亦只得希望汉族拥戴他，和他一心，要联合许多异族以制汉族，根本上是没有这回事的。若要专恃本族，而把汉族以外的异族铲除，则（一）因限于实力，（二）则汉族此时，并不肯替此等异族出死力，而此等异族，性本蛮悍，加以志在掠夺，用之为兵，似乎颇为适宜，所以习惯上都是靠他们做主力的军队，尽数剪除，未免削弱兵力，所以其势又办不到。

苻坚的政策，是把氐人散布四方，行驻防政策，而将其余被征服的异族置之肘腋之下，以便监制。倘使他的威力，能够始终维持，原亦未为非计。然若一朝失足，则氐人散处四方，不能聚集，无复基本队伍，就糟了。所以当时，苻坚要想伐晋以图混一，他手下的稳健派，如王猛，如其兄弟苻融等，都是反对的。而苻坚志得意满，违众举兵，遂以383年大败于淝水。北方异族，乘机纷纷而起。而慕容垂据河北为后燕，姚苌据关中为后秦，最大。

苻坚于385年为姚苌所杀。子丕、族子登，相继自立，至394年，卒为姚苌之子姚兴所灭。此时侵入中原的五胡，已成强弩之末。因为频年攻战，死亡甚多，人口减少，而汉族的同化作用，仍在逐渐进行，战斗力也日益衰弱。其仍居塞外的，却比较气完力厚。此等情势，自公元四世纪末，夏及拓跋魏之兴，至六世纪前半尔朱氏、宇文氏等侵入中原，迄未曾变。

自遭冉闵的大屠戮后，胡、羯之势，业已不能复振。只有匈奴铁弗氏，根据地在新兴（今山西忻县），还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部落。拓跋氏自托于黄帝之后，说其初建国北荒，后来南迁大泽，因其地“昏冥沮洳”，乃再南迁至匈奴故地。自托于黄帝之后，自不足信，其起源发迹之地，该不是骗人的。他大约自西伯利亚迁徙到外蒙古(1)，又逐渐迁徙到内蒙古的。晋初，其根据地在上谷之北，今滦河上源之西。刘琨借其兵力以御匈奴，畀以雁门关以北之地。拓跋氏就据有平城，东至今察哈尔的西部。这时候，自辽东至今热河东部，都是慕容氏的势力范围。其西为宇文氏，再西就是拓跋氏。

慕容氏盛时，宇文氏受其压迫，未能自强，拓跋氏却不然。拓跋氏和匈奴铁弗氏是世仇。苻坚时，拓跋氏内乱，铁弗的酋长刘卫辰引秦兵把他打破。苻坚即使刘卫辰和其族人刘库仁分管其部落。刘库仁是拓跋氏的女婿，反保护其遗裔拓跋珪。其时塞外，从阴山至贺兰山，零星部落极多，拓跋珪年长后，逐渐加以征服，势力复张。刘卫辰为其所灭，其子勃勃奔后秦。姚兴使其守御北边，勃勃遂叛后秦自立。后秦屡为所败，国势益衰。

395年，慕容垂之子宝伐后魏，大败于参合陂（今山西阳高县）。明年，慕容垂自将伐魏。魏人退出平城，以避其锋。慕容垂入平城，而实无所得。还至参合陂，见前此战败时的尸骸，堆积如山，军中哭声振天，惭愤而死。慕容宝继立。拓跋珪大举来攻，势如排山倒海。慕容宝弃其都城中山，逃到龙城，被弑。少子盛定乱自立，旋亦被弑。弟熙立，因淫虐，为其将冯跋所篡，是为北燕。其宗族慕容德南走广固（今山东益都县西），自立，是为南燕。拓跋珪服寒食散，散发不能治事，不复出兵。北方形势，又暂告安静。

南方当这时候，却产生出一种新势力来。

晋朝从东渡以后，长江上流的形势，迄较下流为强，以致内外相持，坐视北方的丧乱而不能乘。当淝水战前六年，谢玄镇广陵（今江苏江都县），才创立一支北府兵，精锐无匹，而刘牢之为这一支军队的领袖。淝水之战，就是倚以制胜的。下流的形势，至此实已较上流为强。

东晋孝武帝是一个昏聩糊涂的人。始而信任琅琊王道子，后来又猜忌他，使王恭镇京口（今江苏镇江），殷仲堪镇江陵以防之。慕容垂死的一年，孝武帝也死了，子安帝立。398年，王恭、殷仲堪同时举兵。道子嗜酒昏愚，而其世子元显，年少有些才气，使人勾结刘牢之倒戈，王恭被杀。而上流之兵已逼，牢之不肯再战。殷仲堪并不会用兵，军事都是委任南郡相杨佺期（南郡，治江陵）。而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在荆州，仍有势力，此时亦在军中。晋朝乃以杨佺期刺雍州，桓玄刺江州，各给了一个地盘，上流之兵才退。后来殷仲堪和杨佺期，都为桓玄所并。402年，元显乘荆州饥馑，举兵伐玄，刘牢之又倒戈，桓玄入京城，元显和道子都被杀。

桓玄是个狂妄的人，得志之后，夺掉了刘牢之的兵权，牢之谋反抗，而手下的人不满他的屡次倒戈，不肯服从，牢之自缢而死。桓玄以为天下无事了，就废安帝自立。然刘牢之虽死，北府兵中人物尚多。404年，刘裕等起兵讨玄，玄遂败死。安帝复位。刘裕入居中央，掌握政权，一时的功臣，都分布州郡，南方的形势一变。

409年，刘裕出兵灭南燕。想要停镇下邳，经营河、洛，而后方又有变故。先是399年，孙恩起兵会稽（今浙江绍兴县），剽掠沿海。后为刘牢之及刘裕所破，入海岛而死。其党卢循袭据广州。桓玄不能讨，用为刺史。卢循又以其妹夫徐道覆为始兴（今广东曲江县(2)）相。刘裕北伐时，卢循、徐道覆乘机北出，沿江而下，直逼京城。此时情势确甚危急。刘裕速回兵，以疲敝之众，守住京城。卢循、徐道覆不能克，退回上流，为裕所袭败。裕又遣兵从海道袭据广州，把他们打平。刘裕于是剪除异己，至417年，复大举以灭后秦。

此时后魏正值中衰。凉州一隅，自前秦亡后，复四分五裂，然其中并无强大之国（氐酋吕光，为苻坚将，定西域。苻坚败后，据姑臧自立，是为后凉。后匈奴酋沮渠蒙逊据张掖叛之，为北凉。汉族李暠据敦煌，为西凉。鲜卑秃发乌孤据乐都，为南凉。后凉之地遂分裂。又有鲜卑乞伏国仁，据陇右，为西秦。后凉为后秦所灭。西凉为北凉所灭。南凉为西秦所灭。西秦为夏所灭。北凉为后魏所灭。姑臧，今甘肃武威县。张掖，敦煌，今县皆同名。乐都，今碾伯县。西秦初居勇士川，在今甘肃金县后徙苑川，在今甘肃靖远县）。

夏虽有剽悍之气，究系偏隅小国；倘使刘裕能在关中驻扎几年，扩清扫荡之效，是可以预期的，则当南北朝分立之初，海内即可有统一之望，以后一百七十年的分裂之祸，可以免除了。

然旧时的英雄，大抵未尝学问。个人权势意气之争，重于为国为民之念。以致同时并起，资望相等的人物，往往不能相容，而要互相翦灭，这个实在使人才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刘裕亦是如此，到灭秦时，同起义兵诸人，都已被翦除尽了。手下虽有几个勇将，资格都是相等的，谁亦不能统率谁。而刘裕后方的机要事务，全是交给一个心腹刘穆之的，这时候，刘穆之忽然死了，刘裕放心不下，只得弃关中而归，留一个小儿子义真，以镇守长安。诸将心力不齐，长安遂为夏所陷。刘裕登城北望，流涕而已。内部的矛盾，影响到对外，真可谓深刻极了。

420年，刘裕篡晋，是为宋武帝。三年而崩。子少帝立，为宰相徐羡之等所废，迎立其弟文帝。文帝亦是个中主，然无武略，而功臣宿将，亦垂垂向尽。自北府兵创立至此，不足五十年，南方新兴的一种中心势力，复见衰颓。北魏拓跋珪自立，是为道武帝。道武帝末年，势颇不振。子明元帝，亦仅谨守河北。明元帝死，子太武帝立，复强。公元431年，灭夏。436年，灭燕。凉州之地，亦皆为其所吞并。天下遂分为南北朝。

(1)　“外蒙古”，地区名，指蒙古高原北部，以别于高原南部的内蒙古。原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11年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1915年，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缔结《关于外蒙古自治之三国协定》规定，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十月革命后，外蒙古于1919年放弃“自治”。1921年初，外蒙古封建主在盘踞中俄边境的白俄唆使下，再次宣布“独立”，同年6-7月，蒙古军在苏俄支持下击溃白俄，解放库伦，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5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仍规定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年11月，外蒙古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1946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2)　始兴县现属广东韶关市，曲江县今为韶关市曲江区。

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

南北朝的对立，起于公元420年宋之代晋，终于公元589年隋之灭陈，共一百七十年。其间南北的强弱，以宋文帝的北伐失败及侯景的乱梁为两个重要关键。南朝的治世，只有宋文帝和梁武帝在位时，历时较久。北方的文野，以孝文的南迁为界限，其治乱则以尔朱氏的侵入为关键。自尔朱氏、宇文氏等相继失败后，五胡之族，都力尽而衰，中国就复见盛运了。

宋文帝即位后，把参与废立之谋的徐羡之、傅亮、谢晦等都诛灭。初与其谋而后来反正的檀道济，后亦被杀。于是武帝手里的谋臣勇将，几于靡有孑遗了。历代开国之主，能够戡定大乱、抵御外患的，大抵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卓绝的天才，此即所谓文武兼资。而其所值的时局，难易各有不同。倘使大难能够及身戡定，则继世者但得守成之主，即可以蒙业而安。如其不然，则非更有文武兼资的人物不可。此等人固不易多得，然人之才力，相去不远，亦不能谓并时必无其人；尤其做一番大事业的人，必有与之相辅之士。倘使政治上无家天下的习惯，开国之主，正可就其中择贤而授，此即儒家禅让的理想，国事实受其益了。

无如在政治上，为国为民之义，未能彻底明了，而自封建时代相沿下来的自私其子孙，以及徒效忠于豢养自己的主人的观念，未能打破，而君主时代所谓继承之法，遂因之而立。而权利和意气，都是人所不能不争的，尤其以英雄为甚。同干一番事业的人，遂至不能互相辅助，反要互相残杀，其成功的一个人，传之于其子孙，则都是生长于富贵之中的，好者仅得中主，坏的并不免荒淫昏暴，或者懦弱无用。前人的功业，遂至付诸流水，而国与民亦受其弊，这亦不能不说是文化上的一个病态了。

宋初虽失关中，然现在的河南、山东，还是中国之地。宋武帝死后，魏人乘丧南伐，取青、兖、司、豫四州（时青州治广固，兖州治滑台，司州治虎牢，豫州治睢阳。滑台，今河南滑县。虎牢，今河南汜水县。睢阳，今河南商丘县）。此时的魏人，还是游牧民族性质，其文化殊不足观，然其新兴的剽悍之气，却亦未可轻视，而文帝失之于轻敌。430年，遣将北伐，魏人敛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继续进取，兵力并不足坚守。至冬，魏人大举南下，所得之地复失。文帝经营累年，至450年，又大举北伐。然兵皆白丁，将非材勇，甫进即退。魏太武帝反乘机南伐，至于瓜步（镇名，今江苏六合县），所过之处，赤地无余，至于燕归巢于林木，元嘉之世，本来称为南朝富庶的时代的，经此一役，就元气大伤了，而北强南弱之势，亦于是乎形成。

公元453年，宋文帝为其子劭所弑。劭弟孝武帝，定乱自立，死后，子前废帝无道，为孝武弟明帝所废。孝武帝和明帝都很猜忌，专以屠戮宗室为务。明帝死后，大权遂为萧道成所窃。荆州的沈攸之和宰相袁粲，先后谋诛之，都不克。明帝子后废帝及顺帝，都为其所废。479年，道成遂篡宋自立，是为齐高帝。在位四年。子武帝，在位十一年。高、武两帝，都很节俭，政治较清明。武帝太子早卒，立大孙郁林王，为武帝兄子明帝所废。明帝大杀高、武两帝子孙。

明帝死后，子东昏侯立。时梁武帝萧衍刺雍州，其兄萧懿刺豫州。梁武帝兄弟本与齐明帝同党。其时江州刺史陈显达造反，东昏侯使宿将崔慧景讨平之。慧景还兵攻帝，势甚危急，萧懿发兵入援，把他打平。东昏侯反把萧懿杀掉，又想削掉萧衍。东昏侯之弟宝融，时镇荆州，东昏侯使就其长史萧颖胄图之。颖胄奉宝融举兵，以梁武帝为前锋。兵至京城，东昏侯为其下所弑。宝融立，是为和帝。旋传位于梁。此事在502年。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其早年政治颇清明。自宋明帝时，和北魏交兵，尽失淮北之地。齐明帝时又失沔北。东昏侯时，因豫州刺史裴叔业降魏，并失淮南（时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时，大破魏兵于锺离（在今安徽凤阳县），恢复了豫州之地。对外的形势，也总算稳定。然梁武性好佛法，晚年刑政殊废弛。又因太子统早卒，不立嫡孙而立次子简文帝为太子，心不自安，使统诸子出刺大郡，又使自己的儿子出刺诸郡，以与之相参。彼此乖离，已经酝酿着一个不安的形势。而北方侯景之乱，又适于此时发作。

北魏太武帝，虽因割据诸国的不振，南朝的无力恢复，侥幸占据了北方，然其根本之地，实在平城，其视中国，不过一片可以榨取利益之地而已。他还不能自视为和中国一体，所以也不再图南侵。因为其所有的，业已不易消化了。反之，平城附近，为其立国根本之地，却不可不严加维护。所以魏太武帝要出兵征伐柔然、高车，且于北边设立六镇（武川，今绥远武川县。抚冥，在武川东。怀朔，在今绥远五原县。怀荒，在今大同东北察哈尔境内。柔玄，在今察哈尔兴和县。御夷，在今察哈尔沽源县），盛简亲贤，配以高门子弟，以厚其兵力。

孝文帝是后魏一个杰出人物。他仰慕中国的文化，一意要改革旧俗。但在平城，终觉得环境不甚适宜。乃于公元493年，迁都洛阳。断北语，改姓氏，禁胡服，奖励鲜卑人和汉人通婚，自此以后，鲜卑人就渐和汉人同化了。然其根本上的毛病，即以征服民族自居，视榨取被征服民族以供享用为当然之事，因而日入于骄奢淫逸，这是不能因文明程度的增进而改变的，而且因为环境的不同，其流于骄奢淫逸更易。

论者因见历来的游牧民族同化于汉族之后，即要流于骄奢淫逸，以至失其战斗之力，以为这是中国的文明害了他，模仿了中国的文明，同时亦传染了中国的文明病。其实他们骄奢淫逸的物质条件，是中国人供给他的，骄奢淫逸的意志，却是他们所自有；而这种意志，又是与其侵略事业同时并存的，因为他们的侵略，就是他们的生产事业。如此，所以像金世宗等，要禁止他的本族人华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华化，就是要一切生活都照旧，那等于只生产而不消费，经济学上最后的目的安在呢？所以以骄奢淫逸而灭亡，殆为野蛮的侵略民族必然的命运。后魏当日，便是如此。

孝文帝传子宣武帝至孝明帝。年幼，太后胡氏临朝，荒淫纵恣，把野蛮民族的病态悉数现出。中原之民，苦于横征暴敛，群起叛乱。而六镇将士，因南迁以后，待遇不如旧时，魏朝又怕兵力衰颓，禁其浮游在外，亦激而生变。有一个部落酋长唤作尔朱荣，起而加以镇定。尔朱氏是不曾侵入中原的部族，还保持着犷悍之风。胡太后初为其亲信元义等所囚，后和明帝合谋，把他们诛灭，又和明帝不协。明帝召尔朱荣入清君侧，已而又止之。胡太后惧，弑明帝。尔朱荣举兵入洛，杀胡太后而立孝庄帝。其部众既劲健，而其用兵亦颇有天才。中原的叛乱，都给他镇定了。

然其人起于塞外，缺乏政治手腕，以为只要靠兵力屠杀，就可以把人压服。当其入洛之日，就想做皇帝，乃纵兵士围杀朝士二千余人。居民惊惧，逃入山中，洛阳只剩得一座空城。尔朱荣无可如何，只得退居晋阳，遥执朝权。然其篡谋仍不息。孝庄帝无拳无勇，乃利用宣传为防御的工具。当尔朱荣篡谋急时，孝庄帝就散布他要进京的消息，百姓就逃走一空，尔朱荣只得自止。到后来，看看终非此等手段所能有济了，530年，乃索性召他入朝。孝庄帝自藏兵器于衣内，把他刺死。其侄儿尔朱兆，举兵弑帝，别立一君。

此时尔朱氏的宗族，分居重镇，其势力如日中天。然尔朱兆是个鲁莽之夫，其宗族中人，亦与之不协。532年，其将高欢起兵和尔朱氏相抗，两军相遇于韩陵（山名，在今河南安阳县），论兵力，尔朱氏是远过于高欢，然因其暴虐过甚，高欢手下的人都齐心死战，而尔朱氏却心力不齐，遂至大败。晋阳失陷，尔朱兆逃至秀容川（在今山西朔县），为高欢所掩杀。其余尔朱氏诸人亦都被扑灭。高欢入洛，废尔朱氏所立，而别立孝武帝。高欢身居晋阳，继承了尔朱荣的地位。

孝武帝用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图与高欢相抗。高欢使其党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杀岳（秦州，今甘肃天水县）。夏州刺史宇文泰攻杀悦（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孝武帝即以泰继岳之任。534年，孝武帝举兵讨欢，高欢亦自晋阳南下，夹河而军，孝武帝不敢战，奔关中，为宇文泰所弑。于是高欢、宇文泰，各立一君，魏遂分为东、西。至550年，而东魏为高欢子洋所篡，是为北齐文宣帝。557年，西魏为宇文泰之子觉所篡，是为北周孝闵帝。

当东、西魏分裂后，高欢、宇文泰曾剧战十余年，彼此都不能逞志，而其患顾中于梁。这时候，北方承剧战之后，兵力颇强，而南方武备久废弛，欲谋恢复，实非其时，而梁武帝年老昏耄，却想乘机侥幸，其祸就不可免了。高欢以547年死。其将侯景，是专管河南的。虽然野蛮粗鲁，在是时北方诸将中，已经算是狡黠的了。高欢死后，其子高澄，嗣为魏相。侯景不服，遂举其所管之地来降。

梁武帝使子渊明往援，为魏所败，渊明被擒。侯景逃入梁境，袭据寿阳，梁朝不能制。旋又中魏人反间之计，想牺牲侯景，与魏言和。侯景遂反，进陷台城（南朝之宫城），梁武帝忧愤而崩。时为549年。子简文帝立，551年，为侯景所弑。武帝子湘东王绎即位于江陵，是为元帝。时陈武帝陈霸先自岭南起兵勤王。元帝使其与王僧辩分道东下，把侯景诛灭。先是元帝与诸王互相攻击。郢州的邵陵王纶（郢州，今湖北武昌县。纶，武帝子）、湘州的河东王誉（誉、詧皆昭明太子统之子），皆为所并。襄阳的岳阳王詧则因求救于西魏而得免。

至元帝即位后，武陵王纪亦称帝于成都（纪，武帝子），举兵东下。元帝亦求救于西魏，西魏袭陷成都。武陵王前后受敌，遂败死。而元帝又与西魏失和。554年，西魏陷江陵，元帝被害。魏人徙岳阳王詧于江陵，使之称帝，而对魏则称臣，是为西梁。王僧辩、陈霸先立元帝之子方智于建康，是为敬帝。而北齐又送渊明回国。王僧辩战败，遂迎立之。陈霸先讨杀僧辩，奉敬帝复位。557年，遂禅位于陈。这时候，梁朝骨肉相残，各引异族为助，南朝几至不国。幸得陈武帝智勇足备，卓然不屈，才得替汉族保存了江南之地。

陈武帝即位后三年而崩。无子，传兄子文帝。文帝死后，弟宣帝，废其子废帝而代之。文、宣两帝，亦可称中主，但南方当丧乱之余，内部又多反侧，所以不能自振。北方则北齐文宣、武成两帝，均极荒淫。武成帝之子纬，尤为奢纵。而北周武帝，颇能励精图治。至577年，齐遂为周所灭。明年，武帝死，子宣帝立，又荒淫。传位于子静帝，大权遂入后父杨坚之手。581年，坚废静帝自立，是为隋文帝。高齐虽自称是汉族，然其性质实在是胡化了的。隋文帝则勤政恤民，俭于自奉，的确是代表了汉族的文化。自西晋覆亡以来，北方至此才复建立汉人统一的政权。此时南方的陈后主，亦极荒淫。589年，为隋所灭。西梁则前两年已被灭。天下复见统一。

两晋、南北朝之世，是向来被看作黑暗时代的，其实亦不尽然。这一时代，只政治上稍形黑暗，社会的文化，还是依然如故。而且正因时局的动荡，而文化乃得为更大的发展。其中关系最大的，便是黄河流域文明程度最高的地方的民族，分向各方面迁移。《汉书·地理志》叙述楚地的生活情形，还说江南之俗，火耕水耨，果蓏蜯蛤，饮食还足，故呰窳偷生而无积聚。而《宋书·孔季恭传》叙述荆、扬两州的富力，却是“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鄠，今陕西鄠县。杜，在今陕西长安县南，汉时农业盛地价高之处）；又说“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成为全国富力的中心了。

三国之世，南方的风气，还是很剽悍的。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这是最彰明较著的。其他东北至辽东，西南至交阯，莫不有中原民族的足迹，其有裨于增进当地的文化，亦决非浅鲜，不过不如长江流域的显著罢了。还有一层，陶潜的《桃花源诗》，大家当他是预言，其实这怕是实事。

自东汉之末，至于南北朝之世，北方有所谓“山胡”，南方有所谓“山越”。听了胡、越之名，似乎是异族蛰居山地的，其实不然。试看他们一旦出山，便可和齐民杂居，服兵役，输赋税，绝无隔阂，便可知其实非异族，而系汉族避乱入山的。此等避乱入山的异族，为数既众，历时又久，山地为所开辟，异族为所同化的，不知凡几，真是拓殖史上的无名英雄了。

以五胡论：固然有荒淫暴虐，如石虎、齐文宣、武成之流的，实亦以能服从汉族文化的居其多数。石勒在兵戈之际，已颇能引用士人，改良政治。苻坚更不必说。慕容氏兴于边徼，亦是能慕效中国的文明的。至北魏孝文帝，则已举其族而自化于汉族。北周用卢辩、苏绰，创立法制，且有为隋、唐所沿袭的。这时候的异族，除血统之外，几乎已经说不出其和汉族的异点了。一到隋、唐时代，而所谓五胡，便已泯然无迹，良非偶然。

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葱岭以东，西伯利亚以南，后印度半岛以东北，在历史上实自成其为一个区域。这一个区域中，以中国的产业和文化最为发达，自然成为史事的重心。自秦汉至南北朝，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一个段落，隋唐以后，却又是一个新段落了。这一个新段落中，初期的形势，乃是从五胡侵入中原以后逐渐酝酿而成的，在隋唐兴起以前，实有加以一番检讨的必要。

漠南北之地，对于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威胁。继匈奴而居其地的为鲜卑。自五胡乱华以来，鲜卑纷纷侵入中国。依旧保持完整的只有一个拓跋氏，然亦不过在平城附近。自此以东，则有宇文氏的遗落奚、契丹，此时部落尚小。其余的地方都空虚了。铁勒乃乘机入据（铁勒，异译亦作敕勒，即汉时的丁令），其根据地，东起贝加尔湖，西沿西域之北，直抵里海。

鲜卑侵入中原后，铁勒踵之而入漠北。后魏道武帝之兴，自阴山以西，漠南零星的部落，几于尽被吞并。只有一个柔然不服，为魏太武帝所破，逃至漠北，臣服铁勒，借其众以抗魏。魏太武帝又出兵把他打破，将降伏的铁勒迁徙到漠南。这一支，历史上特称为高车，其余则仍称铁勒。南北朝末年，柔然又强了。东、西魏和周、齐都竭力敷衍他。后来阿尔泰山附近的突厥强盛，公元552年，柔然为其所破。突厥遂征服漠南北，继承了柔然的地位，依旧受着周、齐的敷衍。

西域对中国，是无甚政治关系的，因为他不能侵略中国，而中国当丧乱之时，亦无暇经营域外之故。两晋、南北朝之世，只有苻坚，曾遣吕光去征伐过一次西域，其余都在平和的状态中。但彼此交通仍不绝。河西一带，商业亦盛，这只要看这一带兼用西域的金银钱可知。西域在这时期，脱离了中国和匈奴的干涉，所以所谓三十六国者，得以互相吞并。到隋唐时，只剩得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几个大国。

东北的文明，大略以辽东、西和汉平朝鲜后所设立的四郡为界线。自此以南，为饱受中国文明的貉族。自此以北，则为未开化的满族，汉时称为挹娄，南北朝、隋唐时称为勿吉，亦作靺鞨。貉族的势力，在前汉时，曾发展到今吉林省的长春附近，建立一个夫余国。后汉时，屡通朝贡。晋初，为鲜卑慕容氏所破。自此渐归澌灭，而辽东、西以北，乃全入鲜卑和靺鞨之手。貉族则专向朝鲜半岛发展。其中一个部落，唤作高句丽的，自中国对东北实力渐衰，遂形成一个独立国。

慕容氏侵入中原后，高句丽尽并辽东之地，侵略且及于辽西。其支族又于其南建立一个百济国。半岛南部的三韩，自秦时即有汉人杂居，谓之秦韩。后亦自立为国，谓之新罗。高句丽最强大。其初新罗、百济，尝联合以御之。后百济转附高句丽，新罗势孤，乃不得不乞援于中国，为隋唐时中国和高句丽、百济构衅的一个原因。

南方海路的交通，益形发达。前后印度及南洋群岛，入贡于中国的很多。中国是时方热心于佛学，高僧往印度求法，和彼土高僧来中国的亦不少。高句丽、百济亦自海道通南朝。日本当后汉时，其大酋始自通于中国。至东晋以后，亦时向南朝通贡，传授了许多文明。侯景乱后，百济贡使到建康来，见城阙荒毁，至于号恸涕泣，可见东北诸国，对我感情的深厚了。

据阿拉伯人所著的古旅行记，说“公元一世纪后半，西亚的海船，才达到交阯”。“公元一世纪后半”，为后汉光武帝至和帝之时。其后桓帝延熹九年，当公元166年，而大秦王安敦（MarcusAureliusAntoninus，生于公元121年，即后汉安帝建光六年，没于180年，即后汉灵帝光和三年），遣使自日南徼外通中国，可见这记载的不诬。他又说：“公元三世纪中叶，中国商船开始西向，从广州到槟榔屿，四世纪至锡兰，五世纪至亚丁，终至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到七世纪之末，阿拉伯人才与之代兴。”三世纪中叶，当三国之末；七世纪之末，则当唐武后时。这四百五十年之中，可以说是中国人握有东西洋航权的时代了。至于偶尔的交通所及，则还不止此。

据《梁书·诸夷传》：“倭东北七千余里有文身国，文身国东五千余里有大汉国，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有扶桑国。”这扶桑国或说它是现在的库页岛，或说它是美洲的墨西哥，以道里方向核之，似乎后说为近。据《梁书》所载：公元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又晋时法显著《佛国记》，载其到印度求法之后，自锡兰东归，行三日而遇大风，十三日到一岛，又九十余日而到耶婆提，自耶婆提东北行，一月余，遇黑风暴雨，凡七十余日，折西北行，十二日而抵长广郡（今山东即墨县）。章炳麟作《法显发见西半球说》，说他九十余日的东行，实陷入太平洋中。耶婆提当在南美。自此向东，又被黑风吹入大西洋中，超过了中国海岸，折向西北，才得归来。衡以里程及时日，说亦可信。法显的东归，在公元416年，比哥伦布的发现美洲要早一千零七十七年了。此等偶然的漂泊，和史事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除非将来再有发现，知道美洲的开化，中国文化确占其中重要的成分。此时代的关系，在精神方面，自以印度的佛教为最大；在物质方面，则西南洋一带，香药、宝货和棉布等，输入中国的亦颇多。

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北朝的君主，有荒淫暴虐的，也有能励精图治的，前一种代表了胡风，后一种代表了汉化。隋文帝是十足的后一种的典型。他勤于政事，又能躬行节俭。在位时，把北朝的苛捐杂税都除掉，而府库充实，仓储到处丰盈，国计的宽余，实为历代所未有。

突厥狃于南北朝末年的积习，求索无厌。中国不能满其欲，则拥护高齐的遗族和中国为难。文帝决然定计征伐，大破其兵。又离间其西方的达头可汗和其大可汗沙钵略构衅，突厥由是分为东、西。文帝又以宗女妻其东方的突利可汗。其大可汗都蓝怒，攻突利。突利逃奔中国，中国处之夏、胜二州之间（夏州，在今陕西横山县北。胜州，在今绥远鄂尔多斯左翼后旗黄河西岸），赐号为启民可汗。都蓝死，启民因隋援，尽有其众，臣服于隋。从南北朝末期以来畏服北狄的心理，至此一变。

隋文帝时代，中国政局，确是好转了的。但是文化不能一时急转，所以还不能没有一些曲折。隋文帝的太子勇，是具有胡化的性质的。其次子炀帝，却又具有南朝君主荒淫猜忌的性质。太子因失欢于文帝后独孤氏被废。炀帝立，以洛阳为东都。开通济渠，使其连接邗沟及江南河。帝乘龙舟，往来于洛阳、江都之间。又使裴矩招致西域诸胡，所过之地，都要大营供帐。又诱西突厥献地，设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西海郡，当系青海附近之地。河源郡该在其西南。鄯善、且末，皆汉时西域国名，郡当设于其故地。鄯善国在今罗布泊之南。且末国在车尔成河上），谪罪人以实之。又于611、613、614年，三次发兵伐高句丽，天下骚动，乱者四起。炀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滞留江都，618年，为其下所弑。

其时北方的群雄，以河北的窦建德、河南的李密为最大。而唐高祖李渊，以太原留守，于617年起兵，西据关中，又平定河西、陇右，形势最为完固。炀帝死后，其将王世充拥众北归，据洛阳。李密为其所败，降唐。又出关谋叛，为唐将所击斩。唐兵围洛阳，窦建德来救，唐兵大败擒之，世充亦降。南方割据的，以江陵的萧铣为最大，亦为唐所灭。江、淮之间，有陈稜、李子通、沈法兴、杜伏威等，纷纷而起，后皆并于杜伏威，伏威降唐。北边群雄依附突厥的，亦次第破灭。隋亡后约十年，而天下复定。

唐朝自称为西凉李暠之后，近人亦有疑其为胡族的，信否可不必论，民族的特征，乃文化而非血统。唐朝除太宗太子承乾具有胡化的性质，因和此时的文化不相容而被废外，其余指不出一些胡化的性质来，其当认为汉民族无疑了。唐朝开国之君虽为高祖，然其事业，实在大部分是太宗做的。天下既定之后，其哥哥太子建成和兄弟齐王元吉，要想谋害他，为太宗所杀。

高祖传位于太宗，遂开出公元627至649二十三年间的“贞观之治”。历史上记载他的治绩，至于行千里者不赍粮，断死刑岁仅三十九人，这固然是粉饰之谈，然其时天下有丰乐之实，则必不诬的了。隋唐时的制度，如官制、选举、赋税、兵、刑等，亦都能将前代的制度加以整理。

对外的情势，此时亦开一新纪元。突厥因隋末之乱，复强盛，控弦之士至百万。北边崛起的群雄，都尊奉他，唐高祖初起时亦然，突厥益骄。天下既定，赠遗不能满其欲，就连年入寇，甚至一年三四入，北边几千里，无处不被其患。太宗因其饥馑和属部的离叛，于630年，发兵袭击，擒其颉利可汗。突厥的强盛，本来是靠铁勒归附的。此时铁勒诸部，以薛延陀、回鹘为最强。突厥既亡，薛延陀继居其地。644年，太宗又乘其内乱加以翦灭。回鹘徙居其地，事中国颇谨。在西域，则太宗曾用兵于高昌及焉耆、龟兹，以龟兹、于阗、焉耆、疏勒之地为四镇。在西南，则绥服了今青海地方的吐谷浑。

西藏之地，隋时始有女国和中国往来。唐时，有一个部落，其先该是从印度迁徙到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是为吐蕃。其英主弃宗弄赞，太宗时始和中国交通，尚宗女文成公主，开西藏佛化的先声。太宗又通使于印度。适值其内乱，使者王玄策调吐蕃和泥婆罗的兵，把它打败。而南方海路交通，所至亦甚广。只有高句丽，太宗自将大兵去伐它，仍未能有功。此乃因自晋以来，东北过于空虚，劳师远攻不易之故。直至663、668两年，高宗才乘其内乱，把百济和高句丽先后灭掉。

突厥西方的疆域，本来是很广的。其最西的可萨部，已和东罗马相接了。高宗亦因其内乱，把他戡定，分置两个都督府。其所辖的羁縻府、州，西至波斯。唐朝对外的声威，至此可谓达于最高峰了。因国威之遐畅，而我国的文化和别国的文化，就起了交流互织的作用。东北一隅，自高句丽、百济平后，新罗即大注意于增进文化。日本亦屡遣通唐使，带了许多僧侣和留学生来。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的举国华化，实在此时。其余波且及于满族。公元七世纪末年，遂有渤海国的建立，一切制度，都以中国为模范。南方虽是佛化盛行之地，然安南在此时，仍为中国的郡县，替中国在南方留了一个文化的据点。

西方则大食帝国勃兴于此时。其疆域东至葱岭。大食在文化上实在是继承古希腊，而为欧洲近世的再兴导其先路的。中国和大食，政治上无甚接触，而在文化上则彼此颇有关系。伊斯兰教的经典和历数等知识，都早已输入中国。就是末尼教和基督教，也是受了伊斯兰教的压迫，才传播到东方来的。而称为欧洲近世文明之源的印刷术、罗盘针、火药，亦都经中国人直接传入伊斯兰教国，再经伊斯兰教国人之手传入欧洲。

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

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然其衰机亦肇于是时。高宗的性质是失之于柔懦的。他即位之初，还能遵守太宗的成规，所以永徽之政，史称其比美贞观。公元655年，高宗惑于才人武氏，废皇后王氏而立之。武后本有政治上的才能，高宗又因风眩之故，委任于她，政权遂渐入其手。高句丽、百济及西突厥虽于此时平定，而吐蕃渐强。吐谷浑为其所破，西域四镇亦被其攻陷，唐朝的外患于是开始。

683年，高宗崩，子中宗立。明年，即为武后所废，徙之房州（今湖北竹山县），立其弟豫王旦（即后来的睿宗）。690年，又废之，改国号为周，自称则天皇帝。后以宰相狄仁杰之言，召回中宗，立为太子。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后卧病，结宿卫将，奉中宗复位。自武后废中宗执掌政权至此，凡二十二年，若并其为皇后时计之，则达五十五年之久。武后虽有才能，可是宅心不正。她是一种只计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而不顾大局的政治家。当其握有政权之时，滥用禄位，以收买人心；又任用酷吏，严刑峻法，以威吓异己的人，而防其反动；骄奢淫逸的事情，更不知凡几，以致政治大乱。

突厥余众复强。其默啜可汗公然雄踞漠南北，和中国对抗，甚至大举入河北，残数十州县。契丹酋长李尽忠亦一度入犯河北，中国不能讨，幸其为默啜所袭杀，乱乃定。因契丹的反叛，居于营州的靺鞨（营州，今热河朝阳县，为唐时管理东北异族的机关），就逃到东北，建立了一个渤海国。此为满族开化之始，中国对东北的声威，却因此失坠了。设在今朝鲜平壤地方的安东都护府，后亦因此不能维持，而移于辽东。高句丽、百济旧地，遂全入新罗之手。西南方面，西域四镇，虽经恢复，青海方面对吐蕃的战事，却屡次失利。

中宗是个昏庸之主，他在房州，虽备尝艰苦，复位之后，却毫无觉悟，并不能铲除武后时的恶势力。皇后韦氏专权，和武后的侄儿武三思私通，武氏因此复盛。张柬之等反遭贬谪而死。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中宗的婕妤上官婉儿，亦都干乱政治。政界情形的混浊更甚于武后之时。710年，中宗为韦后所弑。相王旦之子临淄王隆基定乱而立相王，是为睿宗。立隆基为太子。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仍干政，惮太子英明，要想摇动他。幸而未能有成，太平公主被谪，睿宗亦传位于太子，是为玄宗。

玄宗用姚崇为相，廓清从武后以来的积弊。又用宋璟及张九龄，亦都称为能持正。自713至741年，史家称为开元之治。末年，突厥复衰乱，744年，乘机灭之；连年和吐蕃苦战，把中宗时所失的河西九曲之地亦收复，国威似乎复振。然自武后以来，荒淫奢侈之习，渐染已深。玄宗初年，虽能在政治上略加整顿，实亦堕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中岁以后，遂渐即怠荒。宠爱杨贵妃，把政事都交给一个奸佞的李林甫。李林甫死后，又用一个善于夤缘的杨国忠。天宝之乱，就无可遏止了。一个团体，积弊深的，往往无可挽回，这大约是历时已久的皇室必要被推翻的一个原因罢。

唐朝的盛衰，以安史之乱为关键。安史之乱，皇室的腐败只是一个诱因，其根源是别有所在的。

（一）唐朝的武功从表面看，虽和汉朝相等，其声威所至，或且超过汉朝，但此乃世运进步使然，以经营域外的实力论，唐朝实非汉朝之比。汉武帝时，攻击匈奴，前后凡数十次；以至征伐大宛，救护乌孙，都是仗自己的实力去摧破强敌。唐朝的征服突厥、薛延陀等则多因利乘便，且对外多用番兵。玄宗时，府兵制度业已废坏，而吐蕃、突厥都强，契丹势亦渐盛。欲图控制、守御，都不得不加重边兵，所谓藩镇，遂兴起于此时，天下势成偏重。

（二）胡字本是匈奴的专称，后渐移于一切北族。再后，又因文化的异同易泯，种族的外观难改，遂移为西域白种人的专称（详见拙著《胡考》，在《燕石札记》中，商务印书馆本）。西域人的文明程度，远较北族为高。他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政治关系，所以不受注意。然虽无直接的政治关系，间接的政治关系却是有的，而且其作用颇大。从来北族的盛衰，往往和西胡有关涉。

冉闵大诛胡、羯时，史称高鼻多须，颇有滥死，可见此时之胡，已非尽匈奴人。拓跋魏占据北方后，有一个盖吴，起而与之相抗，一时声势很盛，盖吴实在是个胡人（事在公元446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见《魏书·本纪》和《宋书·索虏传》）。唐玄宗时，北边有康待宾、康愿子相继造反，牵动颇广（事在公元721、722年，即玄宗开元九年、十年），康亦是西域姓。突厥颉利的衰亡，史称其信任诸胡，疏远宗族，后来回鹘的灭亡亦然，可见他们的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以致渐失其武健之风，还不尽由于中国的渐染。从反面看，就知道他们的进于盛强，如物质文明的进步，政治、军事组织的改良等，亦必有受教于西胡的了。

唐朝对待被征服的异族，亦和汉朝不同。汉朝多使之入居塞内，唐朝则仍留之于塞外，而设立都护府或都督府去管理它。所以唐朝所征服的异族虽多，未曾引起像五胡乱华一般的杂居内地的异族之患。然环伺塞外的异族既多，当其种类昌炽，而中国政治力量减退时，就不免有被其侵入的危险了。唐末的沙陀，五代时的契丹，其侵入中国，实在都是这一种性质，而安史之乱，就是一个先期的警告。安禄山，《唐书》说他是营州柳城胡。他本姓康，随母嫁虏将安延偃，因冒姓安。安、康都是西域姓。史思明，《唐书》虽说他是突厥种，然其状貌，“鸢肩伛背，目侧鼻”，怕亦是一个混血儿。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能通六蕃译，为互市郎，可见其兼具西胡和北族两种性质。

任用番将，本是唐朝的习惯，安禄山遂以一身而兼做了范阳、平卢两镇的节度使（平卢军，治营州。范阳军，治幽州，今北平）。此时安禄山的主要任务，为镇压奚、契丹，他就收用其壮士，名之曰曳落河。其军队在当时藩镇之中，大约最为剽悍。目睹玄宗晚年政治腐败，内地守备空虚，遂起觊觎之念。并又求为河东节度使。

755年，自范阳举兵反。不一月而河北失陷，河南继之，潼关亦不守，玄宗逃向成都。于路留太子讨贼，太子西北走向灵州（灵州，治今宁夏灵州），即位，是为肃宗。安禄山虽有强兵，却无政治方略，诸将亦都有勇无谋，既得长安之后，不能再行进取。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朔方军，治灵州），乃得先平河东，就借回鹘的兵力，收复两京（长安、洛阳）。

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九节度之师围庆绪于邺。因号令不一，久而无功。史思明既降复叛，自范阳来救，九节度之师大溃。思明杀庆绪，复陷东京。李光弼与之相持。思明又为其子朝义所杀。唐朝乃得再借回鹘之力，将其打平。此事在762年。其时肃宗已死，是代宗的元年了。安史之乱首尾不过八年，然对外的威力自此大衰，内治亦陷于紊乱，唐朝就日入于衰运了。

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自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起，直到公元907年朱全忠篡位为止，唐朝一共还有一百五十二年的天下。在这一个时期中，唐朝表面上还维持着统一，对外的威风亦未至于全然失坠，然而自大体言之，则终于日入于衰乱而不能够复振了。

因安史之乱而直接引起的，是藩镇的跋扈。唐朝此时兵力不足，平定安史，颇借回鹘的助力。铁勒仆骨部人仆固怀恩，于引用回鹘颇有功劳，亦有相当的战功。军事是要威克厥爱的，一个战将，没有人能够使之畏服，便不免要流于骄横，何况他还是一个番将呢？他要养寇自重，于是昭义、成德、天雄、卢龙诸镇（昭义军，治相州，今河南安阳县。成德军，治恒州，今河北正定县。天雄军，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卢龙军，即范阳军），均为安史遗孽所据，名义上虽投降朝廷，实则不奉朝廷的命令。唐朝自己所设的节度使，也有想学他们的样子，而且有和他们互相结托的。

次之则为外患的复兴。自玄宗再灭突厥后，回鹘占据其地。因有助平安史之功，骄横不堪。而吐蕃亦乘中国守备空虚，尽陷河西、陇右，患遂中于京畿。又云南的南诏（诏为蛮语王之称，当时，今云南、西康境有六诏：曰蒙巂诏，在今西康西昌县。曰越析诏，亦称磨些诏，在今云南丽江县。曰浪穹诏，在今云南洱源县。曰邆睒诏，在今云南邓川县。曰施浪诏，在洱源县之东。曰蒙舍诏，在今云南蒙化县。地居最南，亦称南诏。余五诏皆为所并），天宝时，杨国忠与之构兵，南诏遂投降吐蕃，共为边患，患又中于西川。

公元779年，代宗崩，子德宗立，颇思振作。此时昭义已为天雄所并，卢龙亦因易帅恭顺朝廷，德宗遂因成德的不肯受代，发兵攻讨。成德和天雄、平卢连兵拒命。山南东道（治襄州，今湖北襄阳县）亦叛与相应，德宗命淮西军讨平之（淮西军，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攻三镇未克，而淮西、卢龙复叛，再发泾原兵东讨（泾原军，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过京师，因赏赐菲薄作乱。德宗出奔奉天（唐县，今山西武功县）。乱军奉朱泚为主，大举进攻。幸得浑瑊力战，河中李怀光入援（河中军，治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奉天才未被攻破。而李怀光因和宰相卢杞不合，又反。德宗再逃到梁州（今陕西南郑县），听了陆贽的话，赦诸镇的罪，专讨朱泚，才得将京城收复。旋又打平了河中。然其余的事，就只好置诸不问了。德宗因屡遭叛变，不敢相信臣下。回京之后，使宦官带领神策军。这时候，神策军饷糈优厚，诸将多自愿隶属，兵数骤增至十五万，宦官就从此握权。

805年，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在东宫时，即深知宦官之弊。即位后，用东宫旧臣王叔文等，想要除去宦官。然顺宗在位仅八个月，即传位于子宪宗，王叔文等都遭斥逐，其系为宦官所逼，不言而喻了。宪宗任用裴度，削平了淮西，河北三镇亦惧而听命，实为中央挽回威信的一个良机。然宪宗死后，穆宗即位，宰相以为河北已无问题，对善后事宜，失于措置，河北三镇，遂至复叛，终唐之世，不能削平了。

穆宗崩，敬宗立，为宦官刘克明所弑。宦官王守澄讨贼而立文宗。文宗初用宋申锡为宰相，与之谋诛宦官，不克。后又不次擢用李训、郑注，把王守澄毒死。郑注出镇凤翔（凤翔军，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想选精兵进京送王守澄葬，因此把宦官尽数杀掉。不知何故，李训在京城里，又诈称某处有甘露降，想派宦官往看，因而杀掉他们。事机不密，反为宦官所杀。郑注在凤翔，亦被监军杀掉。文宗自此受制于宦官，几同傀儡。

相传这时候，有一个翰林学士，唤作崔慎由。曾缘夜被召入宫。有一班宦官，以仇士良为首，诈传皇太后的意旨，要他拟废掉文宗的诏书。崔慎由誓死不肯。宦官默然良久，乃开了后门，把崔慎由引到一个小殿里。文宗正在殿上，宦官就当面数说他。文宗低头不敢开口。宦官道：“不是为了学士，你就不能再坐这宝位了。”于是放崔慎由出宫，叮嘱他不许泄漏，泄漏了是要祸及宗族的。崔慎由虽然不敢泄漏，却把这件事情密记下来，临死时交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便是唐末的宰相崔胤。

文宗死后，弟武宗靠着仇士良之力，杀太子而自立。武宗能任用李德裕，政治尚称清明。宣宗立，尤能勤于政事，人称之为小太宗。然于宦官，亦都无可如何。宣宗死后，子懿宗立。868年，徐、泗卒戍桂州者作乱（徐州，今江苏铜山县。泗州，今安徽泗县。桂州，今广西桂林县），用沙陀兵讨平之，沙陀入据中原之祸，遂于是乎开始。

唐朝中叶后的外患，最严重的是回鹘、吐蕃，次之则南诏。南诏的归服吐蕃，本出于不得已，吐蕃待之亦甚酷。九世纪初，韦皋为西川节度使，乃与之言和，共击吐蕃，西南的边患，才算解除（西川军，治成都，今四川成都县。后来南诏仍有犯西川之事，并曾侵犯安南，但其性质，不如和吐蕃结合时严重）。840年，回鹘为黠戛斯所破，遽尔崩溃。吐蕃旋亦内乱。849年，中国遂克复河、湟，河西之地亦来归。三垂的外患，都算靠天幸解除了。然自身的纲纪不振，沙陀突厥遂至能以一个残破的部落而横行中国。

沙陀是西突厥的别部，名为处月（朱邪，即处月之异译）。西突厥亡后，依北庭都护府以居（今新疆迪化县）。其地有大碛名沙陀，故称为沙陀突厥。河西、陇右既陷，安西、北庭（安西都护府，治龟兹），朝贡路绝，假道回鹘，才得通到长安。回鹘因此需索无厌。沙陀苦之，密引吐蕃陷北庭。久之，吐蕃又疑其暗通回鹘，想把它迁到河外。沙陀乃又投奔中国。吐蕃追之，且战且走。三万部落之众，只剩得二千到灵州。节度使范希朝以闻，诏处其众于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后来范希朝移镇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县），沙陀又随往，居于现在山阴县北的黄瓜堆。希朝简其精锐的为沙陀军。沙陀虽号称突厥，其形状，据史籍所载，亦是属于白种人的。既定徐、泗之乱，其酋长朱邪赤心，赐姓名为李国昌，镇守大同（治云州，今山西大同县），就有了一个地盘了。

873年，懿宗崩，子僖宗立。年幼，信任宦官田令孜。时山东连年荒歉。875年，王仙芝起兵作乱，黄巢聚众应之。后来仙芝被杀，而黄巢到处流窜。从现在的河南打到湖北，沿江东下，经浙东入福建，到广东，再从湖南、江西、安徽打回河南，攻破潼关。田令孜挟僖宗走西川。黄巢遂入长安。时为880年。当黄巢横行时，藩镇都坐视不肯出兵剿讨。京城失陷之后，各路的援兵又不肯进攻。不得已，就只好再借重沙陀。先是李国昌移镇振武（治单于都护府。今绥远和林格尔县），其子李克用叛据大同，为幽州兵所败，父子都逃入鞑靼（居阴山）。这时候，国昌已死，朝廷乃赦李克用的罪，召他回来，打败黄巢，收复长安。李克用镇守河东，沙陀的根据地更深入腹地了。

黄巢既败，东走攻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降之。后来黄巢被李克用追击，为其下所杀，而宗权专横，其残虐较黄巢为更甚。河南、山东被其剽掠之处，几于无复人烟。朝廷之上，宦官依然专横。关内一道，亦均为军人所盘踞。其中华州的韩建、邠州的王行瑜（镇国军，治华州，今陕西华县。邠宁军，治邠州，今陕西邠县）、凤翔的李茂贞尤为跋扈，动辄违抗命令，胁迫朝廷，遂更授沙陀以干涉的机会。

在此情势之下，汉民族有一个英雄，能够和沙陀抵抗的，那便是朱全忠。全忠本名温，是黄巢的将，巢败后降唐，为宣武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县）。初年兵力甚弱，而全忠智勇足备，先扑灭了秦宗权，渐并今河南、山东之地，又南取徐州，北服河北三镇，西并河中，取义武（义武军，治定州，今河北定县），又取泽、潞（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潞州，今山西长子县）及邢、洺、磁诸州（邢州，今河北邢台县。洺州，今河北永年县。磁州，今河北磁县）。河东的形势，就处于其包围之中了。

僖宗死于888年，弟昭宗立，颇为英武。然其时的事势，业已不能有为。此时朝廷为关内诸镇所逼，大都靠河东解围。然李克用是个无谋略的人，想不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击杀了一个王行瑜，关内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朱全忠其初是不问中央的事务，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十世纪初年，全忠的势力已经远超出乎李克用之上了。唐朝的宰相崔胤，乃结合了他，以谋宦官。宦官见事急，挟昭宗走凤翔。全忠围凤翔经年，李茂贞不能抗，只得把皇帝送出，同朱全忠讲和。昭宗回到京城，就把宦官悉行诛灭。

唐朝中叶后的痼疾，不是藩镇，实在是宦官。因为唐朝的藩镇，并没有敢公然背叛，或者互相攻击，不过据土自专，更代之际，不听命令而已。而且始终如此的，还不过河北三镇。倘使朝廷能够振作，实在未尝不可削平。而唐朝中叶后的君主，如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又都未尝不可与有为。其始终不能有为，则全是因被宦官把持之故。事势至此，已非用兵力铲除，不能有别的路走了。一个集团当其恶贯满盈，走向灭亡之路时，它自己亦是无法拔出泥淖的。

宦官既亡，唐朝亦与之同尽。公元903年，朱全忠迁帝于洛阳，弑之而立其子昭宣帝。至907年，遂废之而自立，是为梁太祖。此时海内割据的：淮南有杨行密，是为吴；两浙有钱镠，是为吴越；湖南有马殷，是为楚；福建有王审知，是为闽；岭南有刘岩，是为南汉；剑南有王建，是为前蜀。遂入五代十国之世。

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凡内争，是无有不引起外患的，沙陀的侵入，就是一个例。但沙陀是整个部族侵入中国的，正和五胡一样。过了几代之后，和汉族同化了，他的命运也就完了。若在中国境外，立有一国，以国家的资格侵入，侵入之后，其本国依然存在的，则其情形自又不同。

自公元840年顷回鹘崩溃后，漠南北遂无强部，约历七十年而契丹兴。契丹，大约是宇文氏的遗落。其居中国塞外，实已甚久。但当六世纪初，曾遭到北齐的一次袭击，休养生息，到隋时元气才渐复。七世纪末，又因李尽忠的反叛而大遭破坏。其后又和安禄山相斗争，虽然契丹也曾打过一两次胜仗，然其不得安息，总是实在的。

唐朝管理东北方最重要的机关是营州都督府，中叶后业已不能维持其威力，但契丹仍时时受到幽州的干涉，所以它要到唐末才能够兴起。契丹之众，是分为八部的。每部有一个大人。八个大人之中，公推一人司旗鼓。到年久了，或者国有疾疫而畜牧衰，则另推一个大人替代。它亦有一个共主，始而是大贺氏，后来是遥辇氏，似乎仅有一个虚名。它各部落间的联结，大概是很薄弱的，要遇到战斗的事情，才能互相结合，这或者也是它兴起较晚的一个原因。

内乱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国的，又是驱逐本国人流移到外国去的。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经不知有过若干次。大抵（一）外国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数少，而我们移殖的人数相当多时，可以把他们完全同化。（二）在人数上我们比较少，而文明程度相去悬绝时，移殖的人民，就可在他们的部落中做蛮夷大长。（三）若他们亦有相当的程度，智识技术上，虽然要请教于我，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却绝不容以客族侵入而握有权柄的，则我们移殖的人民，只能供他们之用，甚至造成了他们的强盛，而我们传授给他的智识技术，适成为其反噬之用。时间是进步的良友。一样的正史四裔传中的部族，名称未变，或者名称虽异而统系可寻，在后一代，总要比前一代进步些。所以在前代，中国人的移殖属于前两型的居多，到近世，就多属于后一种了，这是不可以不凛然的，而契丹就是一个适例。

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据《五代史》说，亦是八部大人之一。当公元十世纪之初，幽州刘守光暴虐，中国人逃出塞的很多。契丹太祖都把他们招致了去，好好地抚慰他们，因而跟他们学得了许多知识，经济上和政治组织上，都有进步了。就以计诱杀八部大人，不再受代。公元916年，并废遥辇氏而自立。这时候，漠南北绝无强部，他遂得纵横如意。东北灭渤海，服室韦，西南服党项、吐谷浑，直至河西回鹘。《辽史》中所列，他的属国，有四五十部之多。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而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

惜乎天不假年，梁太祖篡位后仅六年而遇弑。末帝定乱自立，柔懦无能，而李克用死后，其子存勖袭位，颇有英锐之气。梁、晋战争，梁多不利。河北三镇及义武，复入于晋。923年，两军相持于郓州（今山东东平县），晋人乘梁重兵都在河外，以奇兵径袭大梁，末帝自杀，梁亡。存勖是时已改国号为唐，于是定都洛阳，是为后唐庄宗。中原之地，遂为沙陀所占据。

后唐庄宗，本来是个野蛮人，灭梁之后，自然志得意满。于是纵情声色，宠爱伶人，听信宦官，政治大乱。925年，使宰相郭崇韬傅其子魏王继岌伐前蜀，把前蜀灭掉。而刘皇后听了宦官的话，疑心郭崇韬要不利于魏王，自己下命令给魏王，叫他把郭崇韬杀掉。于是人心惶骇，谣言四起。天雄军据邺都作乱。庄宗派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去征伐，李嗣源的军队也反了，胁迫李嗣源进了邺城。嗣源用计，得以脱身而出。旋又听了女婿石敬瑭的话，举兵造反。庄宗为伶人所弑。嗣源立，是为明宗。明宗年事较长，经验亦较多，所以较为安静。

933年，明宗死，养子从厚立，是为闵帝。时石敬瑭镇河东，明宗养子从珂镇凤翔，闵帝要把他们调动，从珂举兵反。闵帝派出去的兵，都倒戈投降。闵帝出奔被杀。从珂立，是为废帝。又要调动石敬瑭，敬瑭又反。废帝鉴于闵帝的失败，于是预备了一个不倒戈的张敬达，然后发动的，就把石敬瑭围困起来。

敬瑭乃派人到契丹去求救，许割燕、云十六州之地（幽州、云州已见前。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肃宁县。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河北密云县。顺州，今河北顺义县。新州，今察哈尔涿鹿县。妫州，今察哈尔怀来县。儒州，今察哈尔延庆县。武州，今察哈尔宣化县。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马邑县。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察哈尔蔚县）。他手下的刘知远劝他：只要赂以金帛，就可如愿，不可许割土地，以遗后患。敬瑭不听。此时契丹太祖已死，次子太宗在位，举兵南下，反把张敬达围困起来，废帝不能救。契丹太宗和石敬瑭南下，废帝自焚死。敬瑭定都于大梁，是为晋高祖，称臣割地于契丹。

942年，晋高祖死，兄子重贵立，是为出帝。听了侍卫景延广的话，对契丹不复称臣，交涉亦改强硬态度。此时契丹已改国号为辽。辽兵南下，战事亦互有胜负。但时晋国力疲敝，而勾通外敌，觊觎大位之例已开，即不能禁人的不效尤。于是晋将杜重威降辽，辽人入大梁，执出帝而去。时在946年。

辽太宗是个粗人，不懂得政治的，既入大梁，便派人到各地方搜刮财帛。又多派他的亲信到各地方去做刺史，汉奸附之以虐民。辽人的行军，本来是不带粮饷的，大军中另有一支军队，随处剽掠以自给，谓之打草谷军，入中国后还是如此。于是反抗者四起。辽太宗无如之何，只得弃汴梁而去，未出中国境而死。太宗本太祖次子，因皇后述律氏的偏爱而立。其兄突欲（汉名倍），定渤海后封于其地，谓之东丹王。

东丹王奔后唐，辽太宗入中国时，为晋人所杀，述律后第三子李胡，较太宗更为粗暴，辽人怕述律后要立他，就军中拥戴了东丹王的儿子，是为世宗。李胡兴兵拒战，败绩。世宗在位仅四年，太宗之子穆宗继立，沉湎于酒，政治大乱，北边的风云，遂暂告宁静。此时侵入中国的，幸而是辽太宗，倘使是辽太祖，怕就没有这么容易退出去了。

契丹虽然退出，中原的政权，却仍落沙陀人之手。刘知远入大梁称帝，是为后汉高祖。未几而死，子隐帝立。950年，为郭威所篡，是为后周太祖。中原的政权，始复归于汉人。后汉高祖之弟旻，自立于太原，称侄于辽，是为北汉，亦称东汉。后周太祖立四年而死，养子世宗立。北汉乘丧来伐，世宗大败之于高平（今山西高平县）。先是吴杨行密之后，为其臣李昪所篡，改国号为唐，是为南唐。并有江西之地，疆域颇广。而后唐庄宗死后，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攻并东川而自立，是为后蜀。李昪之子璟，乘闽、楚之衰，将其吞并，意颇自负；孟知祥之子昶，则是一个昏愚狂妄之人；都想交结契丹，以图中原，世宗要想恢复燕、云，就不得不先膺惩这两国。

唐代藩镇之弊，总括起来，是“地擅于将，将擅于兵”八个字。一地方的兵甲、财赋，固为节度使所专，中央不能过问。节度使更代之际，也至少无全权过问，或竟全不能过问。然节度使对于其境内之事，亦未必能全权措置，至少是要顾到其将校的意见，或遵循其军中的习惯的。尤其当更代之际，无论是亲子弟，或是资格相当的人，也必须要得到军中的拥戴，否则就有被杀或被逐的危险。

节度使如失众心，亦会为其下所杀。又有野心的人，煽动军队，饵以重赏，推翻节度使而代之的。此等军队，真乃所谓骄兵。凡兵骄，则对外必不能作战，而内部则被其把持，一事不可为，甚且纲纪全无，变乱时作。唐中叶以后的藩镇，所以坐视寇盗的纵横而不能出击；明知强邻的见逼，也只得束手坐待其吞并；一遇强敌，其军队即土崩瓦解，其最大的原因，实在于此。这是非加以彻底的整顿，不足以有为的。

周世宗本就深知其弊，到高平之战，军队又有兵刃未接，而望风解甲的，乃益知其情势的危险。于是将禁军大加裁汰，又令诸州募兵，将精强的送至京师，其军队乃焕然改观，而其政治的清明，亦足以与之相配合，于是国势骤张。先伐败后蜀，又伐南唐，尽取江北之地。959年，遂举兵伐辽。恢复了瀛、莫、易三州，直逼幽州。此时正值契丹中衰之际，倘使周世宗不死，燕、云十六州，是很有恢复的希望的，以后的历史，就全然改观了。惜乎世宗在途中遇疾，只得还军，未几就死了。嗣子幼弱，明年，遂为宋太祖所篡。

宋太祖的才略，亦和周世宗不相上下，或者还要稳健些。他大约知道契丹是大敌，燕、云一时不易取，即使取到了，也非有很重的兵力不能守的，而这时候割据诸国，非弱即乱，取之颇易，所以要先平定了国内，然后厚集其力以对外。

从梁亡后，其将高季兴据荆、归、峡三州自立（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归州，今湖北秭归县。峡州，今湖北西陵县），是为南平。而楚虽为唐所灭，朗州亦旋即独立（朗州，今湖南常德县）。962年，宋太祖因朗州和衡州相攻击（衡州，今湖南衡山县），遣人来求救，遣兵假道南平前往，把南平和朗州都破掉（衡州先已为朗州所破）。965年，遣兵灭后蜀。971年，遣兵灭南汉。975年，遣兵灭南唐。是年，太祖崩，弟太宗立。978年，吴越纳土归降。明年，太宗遂大举灭北汉。于是中国复见统一。自907年朱梁篡唐至此，共计七十二年。若从880年僖宗奔蜀，唐朝的中央政权实际崩溃算起，则适得一百年。

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两个民族的竞争，不单是政治上的事。虽然前代的竞争，不像现代要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然一国政治上的趋向，无形中总是受整个社会文化的指导的。所以某一民族，在某一时代中，适宜于竞争与否，就要看这一个民族，在这一个时代中文化的趋向。

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四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六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一千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四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十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六百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其事起于十世纪初契丹的盛强，终于1911年中国的革命。

将来的史家，亦许要把它算到现在的东北问题实际解决时为止，然为期亦必不远了。这一期总算起来，为时亦历千余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入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唯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入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入。

经过五胡和沙陀之乱，中国也可谓受到相当的创痛了。但是以中国之大，安能就把这个看作很大的问题？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里，北族的侵入，还只是治化的缺陷，只要从根本上把中国整顿好了，所谓夷狄，自然不成问题。这时代先知先觉者的眼光，还是全副注重于内部，民族的利害冲突，虽不能说没有感觉，民族主义却未能因此而发皇。

虽然如此，在唐、宋之间，中国的文化，也确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转变是怎样呢？

中国的文化，截至近世受西洋文化的影响以前，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先秦、两汉时代的诸子之学；第二期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玄学和佛学；第三期为宋、元、明时代的理学。这三期，恰是一个正、反、合。

怎样说这三期的文化，是一个辩证法的进化呢？

原来先秦时代的学术，是注重于矫正社会的病态的，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实不仅儒家，而为各家通有的思想。王莽变法失败以后，大家认为此路不通，而此等议论，渐趋消沉。

魏、晋以后，文化乃渐转向，不向社会而向个人方面求解决。他们所讨论的，不是社会的组织如何，使人生于其间，能够获得乐利，可以做个好人，而是人性究竟如何？是好的？是坏的？用何法，把坏人改作好人，使许多好人聚集，而好的社会得以实现？这种动机，确和佛教相契。在这一千年中，传统的儒家，仅仅从事于笺疏，较有思想的人，都走入玄学和佛学一路，就是其明证。但其结果却是怎样呢？显然的，从个人方面着想，所能改良的，只有极小一部分，合全体而观之，依然无济于事。而其改善个人之法，推求到深刻之处，就不能不偏重于内心。

工夫用在内心上的多，用在外务上的自然少了。他们既把社会看作各个分子所构成，社会的好坏，原因在于个人的好坏，而个人的好坏，则源于其内心的好坏，如此，社会上一切问题，自然都不是根本。而他们的所谓好，则实和此世界上的生活不相容，所以他们最彻底的思想，是要消灭这一个世界。明知此路不通，则又一转变而认为现在的世界就是佛国，只要心上觉悟，一切行为虽和俗人一样，也就是圣人。

这么一来，社会已经是好的了，根本用不着改良。这两种见解，都是和常识不相容的，都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凡是和生活不相合的，凭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总只是他们所谓“戏论”，总要给大多数在常识中生活的人所反对的，而事情一到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相矛盾，就是它的致命伤。

物极必反，到唐朝佛学极盛时，此项矛盾，已经开始发展了，于是有韩愈的辟佛。他的议论很粗浅，不过在常识范围中批评佛说而已，到宋儒，才在哲学上取得一个立足点。宋学从第十一世纪的中叶起，到第十七世纪的中叶止，支配中国的思想界，约六百年。他们仍把社会看作是各分子所构成的，仍以改良个人为改良社会之本；要改良个人，还是注重在内心上，这些和佛学并无疑异。

所不同的，则佛家认世界的现状，根本是坏的，若其所谓好的世界而获实现，则现社会的组织，必彻底被破坏；宋学则认现社会的组织，根本是合理的，只因为人不能在此组织中，各处于其所当处的地位，各尽其所应尽的责任，以致不好。而其所认为合理的组织，则是一套封建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

在商业兴起，广大的分工合作日日在扩充，每一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规模，业已破坏净尽，含有自给自足性质的大家族，亦不复存在之时，早已不复适宜了。宋儒还要根据这一个时代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略加修改，制成一种方案，而强人以实行，岂非削足适履？岂非等人性于杞柳，而欲以为杯棬？所以宋儒治心的方法，是有很大的价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不过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诸子和玄学、佛学两种思想中抉择去取，融化改造，是只能有这个结果的，而文化进化的趋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导。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上的纲纪所恃以维持的，就是所谓君臣之义。这种纲纪，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随着安定，才能够维持的。到兵荒马乱，人人习惯于裂冠毁裳之日，就不免要动摇了。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为君，而有“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贵族。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种风气又盛行了。于是既有历事五朝而自称长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道，又有许多想借重异族，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

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二）则其持躬过于严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过于严格，而有才能之士，皆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四）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即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

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宋儒有一个优点，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尽其相生相养之道，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们否认“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心理，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长处。但他们所以能如此，乃是读了经书而然。而经书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给自足、有互助而无矛盾的社会所留遗，到封建势力逐渐发展时，此等组织，就逐渐破坏了。

宋儒不知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正和这一种规制相反，却要借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达到这一个目的。其极端的，遂至要恢复井田封建。平易一些的，亦视智愚贤不肖为自然不可泯的阶级，一切繁密的社会制度，还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导着实行，而其所谓组织，亦仍脱不了阶级的对立。所以其结果，还是打不倒土豪劣绅，而宋学家，特如其中关学一派，所草拟的极详密的计划，以极大的热心去推行，终于实现的寥若晨星，而且还是昙花一现。

这时候，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最需要的，是严肃的官僚政治，而宋学家好作诛心之论，而忽略形迹；又因党争而淆乱是非，则适与之相反。宋学是不适宜于竞争的，而从第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却受其指导，那无怪其要迭招外侮了。

第二十五章
北宋的积弱

五代末年，偏方割据诸国，多微弱不振。契丹则是新兴之国，气完力厚的，颇不容易对付，所以宋太祖要厚集其力以对付它。契丹的立国，是合部族、州县、属国三部分而成的。属国仅有事时量借兵粮，州县亦仅有益于财赋（辽朝的汉兵，名为五京乡丁，只守卫地方，不出戍），只有部族，是契丹立国的根本，这才可以真正算是契丹的国民。他们都在指定的地方，从事于畜牧。举族皆兵，一闻令下，立刻聚集，而且一切战具，都系自备。马既多，而其行军又不带粮饷，到处剽掠自资（此即所谓“打草谷”），所以其兵多而行动极速。

周世宗时，正是契丹中衰之会，此时却又兴盛了（辽唯穆宗最昏乱。969年，被弑，景宗立，即复安。983年，景宗死，圣宗立。年幼，太后萧氏同听政。圣宗至1030年乃死，子兴宗立，1054年死。圣宗时为辽全盛之世。兴宗时尚可蒙业而安，兴宗死，子道宗立，乃衰）。

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几十万大兵，能够连年出征，攻下了城能够守，对于契丹地方，还要能加以破坏扰乱不可。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太祖不肯轻举。而太宗失之轻敌，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的疲敝，立刻进攻。于是有高梁河之败（在北平西）。至985年，太宗又命将分道北伐，亦不利。而契丹反频岁南侵。自燕、云割弃后，山西方面，还有雁门关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泺以限戎马，是可以御小敌，而不足以御大军的。契丹大举深入，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胁殊甚。1004年，辽圣宗奉其母入寇，至澶州（今河北濮阳县）。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御驾亲征，才算把契丹吓退。然毕竟以岁币成和（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开国未几，国势业已陷于不振了。

假使言和之后，宋朝能够秣马厉兵，以伺其隙，契丹是个浅演之国，它的强盛必不能持久，亦未必无隙可乘。宋朝却怕契丹启衅，伪造天书，要想愚弄敌人（宋朝伪造天书之真意在此，见《宋史·真宗本纪论》）。敌人未必被愚弄，工于献媚和趁风打劫、经手侵渔的官僚，却因此活跃了。斋醮、宫观，因此大兴，财政反陷于竭蹶。而西夏之乱又起。唐朝的政策，虽和汉朝不同，不肯招致异族，入居塞内，然被征服的民族多了，乘机侵入，总是不免的。尤其西北一带，自一度沦陷后，尤为控制之力所不及。

党项酋长拓跋氏（拓跋是鲜卑的民族，党项却系羌族，大约是鲜卑人入于羌部族而为其酋长的），于唐太宗时归化。其后裔拓跋思敬，以平黄巢有功，赐姓李氏，做了定难节度使，据有夏、银、绥、宥、静五州（夏州，今陕西怀远县。银州，今陕西米脂县。绥州，今陕西绥德县。宥州，今鄂尔多斯右翼后旗。静州，在米脂县西），传八世至继捧，于宋太宗的时候来降。而其弟继迁叛去，袭据银州和灵州，降于辽，宋朝未能平定。继迁传子德明，三十年未曾窥边，却征服了河西，拓地愈广。

1022年，真宗崩，仁宗立。1034年，德明之子元昊反，兵锋颇锐。宋朝屯大兵数十万于陕西，还不能戢其侵寇。到1044年，才以岁赐成和（银、绢、茶、彩，共二十五万五千）。此时辽圣宗已死，兴宗在位，年少气盛，先两年，遣使来求关南之地（瓦桥关，在雄县。周世宗复瀛、莫后，与辽以此为界），宋朝亦增加了岁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然后和议得以维持。给付岁币的名义，《宋史》说是“纳”字，《辽史》却说是“贡”字，未知谁真谁假。然即使用纳字，亦已经不甚光荣了。仁宗在位岁久，政颇宽仁，然亦极因循腐败。兵多而不能战，财用竭蹶而不易支持，已成不能振作之势。1063年，仁宗崩，英宗立，在位仅四年。神宗继之，乃有用王安石变法之事。

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他所行的政事，免役最是利余于弊的，青苗就未必能然。方田均税，在他手里推行得有限，后人踵而行之，则全是徒有其名。学校、贡举则并未能收作育人才之效。

宋朝当日，相须最急的，是富国强兵。王安石改革的规模颇大，旧日史家的议论，则说他是专注意于富强的（尤其说王安石偏于理财。此因关于改革社会的行政，不为从前的政治家所了解之故）。他改革的规模，固不止此，于此确亦有相当的注意。其结果：裁汰冗兵，确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所置的将兵，则未必精强，保甲尤有名无实，而且所引起的骚扰极大。

安石为相仅七年，然终神宗之世，守其法未变。1085年，神宗崩，子哲宗立。神宗之母高氏临朝。起用旧臣，尽废新法。其死后，哲宗亲政，复行新法，谓之“绍述”。1100年，哲宗崩，徽宗立，太后向氏权同听政，想调和新旧之见，特改元为建中靖国。徽宗亲政后，仍倾向于新法。而其所用的蔡京，则是反复于新旧两党间的巧宦。徽宗性极奢侈，蔡京则搜刮了各方面的钱，去供给他浪用，政治情形一落千丈。恢复燕、云和西北，可说是神宗和王安石一个很大的抱负。但因事势的不容许，只得先从事于其易。

王安石为相时，曾用王韶征服自唐中叶以后杂居于今甘、青境内的蕃族，开其地为熙河路。这可说是进取西夏的一个预备。然神宗用兵于西夏却不利。哲宗时，继续筑寨，进占其地。夏人力不能支，请辽人居间讲和。宋因对辽有所顾忌，只得许之。徽宗时，宦者童贯，继续用兵西北，则徒招劳费而已。总之，宋朝此时的情势，业已岌岌难支，幸辽、夏亦已就衰，暂得无事，而塞外有一个新兴民族崛起，就要大祸临头了。

金朝的先世，便是古代的所谓肃慎，南北朝、隋唐时的靺鞨。宋以后则称为女真（“女真”两字，似即肃慎的异译。清人自称为满洲，据明人的书，实作满住，乃大酋之称，非部族之名。愚案靺鞨酋长之称为大莫弗瞒咄，瞒咄似即满住，而靺鞨两字，似亦仍系“瞒咄”的异译。至汉时又称为“挹娄”，据旧说：系今“叶鲁”两字的转音。而现在的“索伦”两字，又系女真的异译，此推测而确，则女真民族之名，自古迄今，实未曾变）。其主要的部落，在今松花江流域。在江南的系辽籍，称为熟女真，江北的不系籍，谓之生女真。女真的文明程度，是很低的，到渤海时代，才一度开化。金朝的始祖，名唤函普，是从高句丽旧地入居生女真的完颜部，而为其酋长的。部众受其教导，渐次开化。其子孙又以渐征服诸部族，势力渐强。而辽自兴宗后，子道宗立，政治渐乱。道宗死，子天祚帝立，荒于游畋，竟把国事全然置诸不顾。

女真本厌辽人的羁轭，天祚帝遣使到女真部族中去求名鹰，骚扰尤甚，遂致激起女真的叛变。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1114年起兵与辽相抗。契丹控制女真的要地黄龙府、咸州、宁江州（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咸州，今辽宁铁岭县。宁江州，在吉林省城北），次第失陷。天祚帝自将大兵东征，因有内乱西归。旋和金人讲和，又迁延不定。东京先陷，上京及中、西两京继之（上京临潢府，在今热河开鲁县南。中京大定府，在今热河建昌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县。南京析津府，即幽州。西京大同府，即云州）。南京别立一君，意图自保，而宋人约金攻辽之事又起。先是童贯当权，闻金人攻辽屡胜，意图侥幸。遣使于金，求其破辽之后，将石晋所割之地，还给中国。金人约以彼此夹攻，得即有之。而童贯进兵屡败，乃又求助于金。金太祖自居庸关入，把南京攻下。太祖旋死，弟太宗立。天祚帝辗转漠南，至1125年为金人所获，辽亡。

宋朝本约金夹攻的，此时南京之下，仍借金人之力，自无坐享其成之理，乃输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并许给岁币。金人遂以石晋所割之地来归。女真本系小部族，此时吞并全辽，已觉消化不下，焉有余力经营中国的土地？这是其肯将石晋所割之地还给中国的理由。但女真此时，虽不以地狭为忧，却不免以土满为患。

文明国民，生产能力高强的，自然尤为其所欢迎。于是军行所至，颇以掳掠人口为务。而汉奸亦已有献媚异族，进不可割地之议的。于是燕京的归还，仅系一个空城，尽掳其人民以去。而营、平、滦三州（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滦州，今河北滦县），本非石晋所割让，宋朝向金要求时，又漏未提及，则不肯归还，且将平州建为南京，命辽降将张觉守之。燕京被掳的人民，流离道路，不胜其苦，过平州时，求张觉做主。张觉就据地来降。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交涉。

宋朝当时，应该抚恤其人民，而对于金朝，则另提出某种条件，以足其欲而平其愤。金朝此时，虽已有汉奸相辅，究未脱野蛮之习，且值草创之际，其交涉是并不十分难办的。如其处置得宜，不但无启衅之忧，营、平、滦三州，也未尝不可乘机收复。而宋朝贸然受之，一无措置。到金人来诘责，则又手忙脚乱，把张觉杀掉，函首以畀之。无益于金朝的责言，而反使降将解体，其手段真可谓拙劣极了。

辽朝灭亡之年，金朝便举兵南下。宗翰自云州至太原，为张孝纯所阻，而宗望自平州直抵汴京。时徽宗已传位于钦宗。初任李纲守御，然救兵来的都不能解围。不得已，许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北河间县）；宋主称金主为伯父；并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讲和。宗望的兵才退去。

金朝此时，是不知什么国际的礼法的，宗翰听闻宗望得了赂，也使人来求赂。宋人不许。宗翰怒，攻破威胜军和隆德府（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县）。宋人认为背盟，下诏三镇坚守。契丹遗臣萧仲恭来使，又给以蜡书，使招降契丹降将耶律余睹。于是宗翰、宗望再分道南下，两路都抵汴京。徽、钦两宗，遂于1127年北狩。

金朝这时候，是断没有力量再占据中国的土地的，所希望的，只是有一个傀儡，供其驱使而已。乃立宋臣张邦昌为楚帝，退兵而去。张邦昌自然是要靠金朝的兵力保护，然后能安其位的。金兵既去，只得自行退位。而宋朝是时，太子、后妃、宗室多已被掳，只得请哲宗的废后孟氏出来垂帘。“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孟后立高宗诏语），这时候的民族主义，自然还要联系在忠君思想上，于是孟后下诏，命高宗在归德正位（今河南商丘县）。

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语云：“败军之气，累世而不复。”这话亦不尽然。“困兽犹斗”，反败为胜的事情，绝不是没有的，只看奋斗的精神如何罢了。宋朝当南渡时，并没有什么完整的军队，而且群盗如毛，境内的治安，且岌岌不可保，似乎一时间绝谈不到恢复之计。然以中国的广大，金朝人能有多大的兵力去占据？为宋朝计，是时理宜退守一个可守的据点，练兵筹饷，抚恤人民。被敌兵蹂躏之区，则奖励、指导其人民，使之团结自守，而用相当的正式军队，为之声援。如此相持，历时稍久，金人的气焰必渐折，恢复之谋，就可从此开展了。苦于当时并没有这种眼光远大的战略家。而且当此情势，做首领的，必须是一个文武兼资之才，既有作战的策略，又能统驭诸将，使其不敢骄横，遇敌不敢退缩，对内不敢干政，才能够悉力对外。而这时候，又没有这样一个长于统率的人物。

金兵既退，宗泽招降群盗，以守汴京。高宗既不能听他的话还跸，又不能驻守关中或南阳，而南走扬州。公元1129年，金宗翰、宗望会师濮州（今山东濮县），分遣娄室入陕西。其正兵南下，前锋直打到扬州。高宗奔杭州（今浙江杭县）。明年，金宗弼渡江，自独松关入（今安徽广德县东），高宗奔明州（今浙江鄞县）。金兵再进迫，高宗逃入海。金兵亦入海追之，不及乃还。自此以后，金人亦以“士马疲敝，粮储未丰”（宗弼语），不能再行进取了。其西北一路，则宋朝任张浚为宣抚使，以拒娄室，而宗弼自江南还，亦往助娄室。浚战败于富平（今陕西兴平县），陕西遂陷。但浚能任赵开以理财，用刘子羽、吴玠、吴璘等为将，卒能保守全蜀。

利用傀儡，以图缓冲，使自己得少休息，这种希冀，金人在此时，还没有变。其时宗泽已死，汴京失陷，金人乃立宋降臣刘豫于汴，畀以河南、陕西之地。刘豫却想靠着异族的力量反噬，几次发兵入寇。却又都败北。

在金人中，宗弼是公忠体国的，挞懒却骄恣腐败（金朝并无一定之继承法，故宗室中多有觊觎之心。其时握兵权者，宗望、宗弼皆太祖子，宗翰为太祖从子，挞懒则太祖从弟。宗翰即有不臣之心。挞懒最老寿，在熙宗时为尊属，故其觊觎尤甚。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皆太祖孙）。秦桧是当金人立张邦昌时，率领朝官，力争立赵氏之后，被金人捉去的。后来以赐挞懒。秦桧从海路逃归。

秦桧的意思，是偏重于对内的。因为当时，宋朝的将帅颇为骄横。“廪稍唯其所赋，功勋唯其所奏。”“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求，无复顾惜。”“使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未易取，而南方亦未易定。”（叶适《论四大屯兵》语，详见《文献通考·兵考》）所以要对外言和，得一个整理内部的机会。当其南还之时，就说要“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高宗既无进取的雄才，自然意见与之相合。于是用为宰相。1137年，刘豫为宗弼所废。秦桧乘机，使人向挞懒要求，把河南、陕西之地，还给宋朝。挞懒允许了。明年，遂以其地来归。而金朝突起政变。

1139年，宗弼回上京（今吉林阿城县）。挞懒南走，至燕京，为金人所追及，被杀。和议遂废。宗弼再向河南，娄室再向陕西。宋朝此时，兵力已较南渡之初稍强。宗弼前锋至顺昌（今安徽阜阳县），为刘锜所败。岳飞从湖北进兵，亦有郾城之捷（今河南郾城县）。吴璘亦出兵收复了陕西若干州郡。倘使内部没有矛盾，自可和金兵相持。而高宗、秦桧执意言和，把诸将召还，和金人成立和约：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在陕西宝鸡县南）；岁奉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宋高宗称臣于金，可谓屈辱极了。于是罢三宣抚司，改其兵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而设总领以司其财赋。

金太宗死后，太祖之孙熙宗立，以嗜酒昏乱，为其从弟海陵庶人所弑。此事在1149年。海陵更为狂妄。迁都于燕，后又迁都于汴。1160年，遂大举南侵。以其暴虐过甚，兵甫动，就有人到辽阳去拥立世宗。海陵闻之，欲尽驱其众渡江，然后北还。至采石矶，为宋虞允文所败。改趋扬州，为其下所弑。金兵遂北还。1162年，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颇有志于恢复，任张浚以图进取。浚使李显忠进兵，至符离（集名，在今安徽宿县），大败。进取遂成画饼。1165年，以岁币各减五万，宋主称金主为伯父的条件成和。

金世宗算是金朝的令主。他的民族成见是最深的。他曾对其种人，屡称上京风俗之美，教他们保存旧风，不要汉化。臣下有说女真、汉人，已为一家的，他就板起脸说：“女真、汉人，其实是二。”这种尖锐的语调，绝非前此的北族，所肯出之于口的，其存之于心的，自亦不至如于之甚了。然世宗的见解虽如此，而既不能放弃中原之地，就只得定都燕京。并因是时叛者蜂起，不得不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以资镇压。夺民地以给之，替汉人和女真之间，留下了深刻的仇恨。而诸猛安谋克人，则唯酒是务，竟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的，征服者的气质丧失净尽了。自太祖崛起至此，不过六十年。

公元1194年，孝宗传位于光宗。此时金世宗亦死，子章宗立，北边颇有叛乱，河南、山东，亦有荒歉之处，金朝的国势渐衰。宋光宗多病，皇后李氏又和太上皇不睦。1194年，孝宗崩，光宗不能出而持丧，人心颇为疑惑。宰相赵汝愚，因合门使韩侂胄，请于高宗后吴氏，扶嘉王扩内禅，是为宁宗。韩侂胄排去赵汝愚，代为宰相，颇为士流所攻击，想立恢复之功，以间执众口。1206年遂贸然北伐。谁想金兵虽弱，宋兵亦不强。兵交之后，襄阳和淮东西州郡次第失陷。韩侂胄又想谋和，而金人复书，要斩侂胄之首，和议复绝。皇后杨氏本和韩侂胄有隙，使其兄次山，勾结侍郎史弥远，把韩侂胄杀掉，函首以畀金。1208年，以增加岁币为三十万的条件成和。韩侂胄固然是妄人，宋朝此举，也太不成话了。和议成后两年，金章宗死，世宗子卫绍王立。其明年，蒙古侵金，金人就一败涂地。可见金朝是时，业已势成弩末，宋朝并没有急于讲和的必要了。

蒙古本室韦部落，但其后来和鞑靼混合，所以蒙人亦自称为鞑靼。其居地初在望建河，即今黑龙江上游之南，而后徙于不而罕山，即今车臣、土谢图两部界上的布尔罕哈勒那都岭。自回鹘灭亡以后，漠北久无强部，算到1167年成吉思汗做蒙古的酋长的时候，已经三百六十多年了，淘汰，酝酿，自然该有一个强部出来。

成吉思汗少时，漠南北诸部错列，蒙古并不见得怎样强大。且其内部分裂，成吉思汗备受同族的龁。但他有雄才大略，收合部众，又与诸部落合纵连横，至1206年，而漠南北诸部，悉为所征服。这一年，诸部大会于斡难河源（今译作鄂诺，又作敖嫩），上他以成吉思汗的尊号。成吉思汗在此时，已非蒙古的汗，而为许多部族的大汗了。1210年，成吉思汗伐夏，夏人降。其明年，遂伐金。

金人对于北方，所采取的是一种防守政策。从河套斜向东北，直达女真旧地，筑有一道长城。汪古部居今归绥县之北，守其冲要之点。此时汪古通于蒙古，故蒙古得以安行而入长城。会河堡一战（会河堡，在察哈尔万全县西），金兵大败，蒙古遂入居庸关。留兵围燕京，分兵蹂躏山东、山西，东至辽西。金人弑卫绍王，立宣宗，与蒙古言和，而迁都于汴。蒙古又以为口实，发兵攻陷燕京。金人此时，尽迁河北的猛安、谋克户于河南，又夺汉人之地以给之。其民既不能耕，又不能战，势已旦夕待亡。

幸1218年，成吉思汗用兵于西域，金人乃得少宽。这时候，宋朝亦罢金岁币。避强凌弱，国际上总是在所难免的；而此时金人，财政困难，对于岁币，亦不肯放弃，或者还希冀战胜了可以向宋人多胁取些，于是两国开了兵衅。又因场疆细故，与夏人失和。兵力益分而弱。1224年，宣宗死，哀宗立，才和夏人以兄弟之国成和（前此夏人称臣），而宋朝卒不许其和。

其时成吉思汗亦已东归，蒙古人的兵锋，又转向中原了。1227年，成吉思汗围夏，未克而死。遗命秘不发丧，把夏人灭掉。1229年，太宗立。明年，复伐金。时金人已放弃河北，以精兵三十万，守邳县到潼关的一线。太宗使其弟拖雷假道于宋，宋人不许。拖雷就强行通过。自汉中、襄、郧而北，大败金人于三峰山（在河南禹县）。太宗亦自白坡渡河（在河南孟津县），使速不台围汴，十六昼夜不能克，乃退兵议和。旋金兵杀蒙古使者，和议复绝。金哀宗逃到蔡州。宋、元复联合以攻金。宋使孟珙、江海帅师会蒙古兵围蔡。1234年，金亡。

约金攻辽，还为金灭，这是北宋的覆辙，宋人此时，似乎又不知鉴而蹈之了。所以读史的人，多以宋约元攻金为失策。这亦未必尽然。宋朝和金朝是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不报的。若说保存金朝以为障蔽，则金人此时，岂能终御蒙古？不急进而与蒙古联合，恢复一些失地，坐视金人为蒙古所灭，岂不更糟？要知约金攻辽，亦并不算失策，其失策乃在灭辽之后，不能发愤自强，而又轻率启衅。约元灭金之后，弊亦仍在于此。

金亡之前十年，宋宁宗崩，无子。史弥远援立理宗，仍专政。金亡前一年，史弥远死，贾似道继之。贾似道是表面上似有才气，而不能切实办事的人，如何当得这艰难的局面？金亡之后，宋朝人倡议收复三京（宋东京即大梁，南京即宋州，西京为洛阳，北京为大名），入汴、洛而不能守。蒙古反因此南侵，江、淮之地多陷。

1241年，蒙古太宗死。1246年，定宗立。三年而死。1251年，宪宗方立。蒙古当此时，所致力的还是西域，而国内又有汗位继承之争，所以未能专力攻宋。至1258年，各方粗定，宪宗乃大举入蜀。忽必烈已平吐蕃、大理，亦东北上至鄂州（今湖北武昌县）。宋将王坚守合州（今四川合川县），宪宗受伤，死于城下。贾似道督大军援鄂，不敢战，使人求和，许称臣，划江为界。忽必烈亦急图自立，乃许之而北归。贾似道掩其事，以大捷闻于朝。自此蒙古使者来皆拘之，而借和议以图自强，而待敌人之弊的机会遂绝。

忽必烈北还后，自立，是为元世祖。世祖在宪宗时，本来是分治漠南的，他手下又多西域人和中国人。于是以1264年定都燕京。蒙古的根据地，就移到中国来了。明年，理宗崩，子度宗立。宋将刘整叛降元，劝元人攻襄阳。自1268年至1273年被围凡六年，宋人不能救，襄阳遂陷。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伯颜自两湖长驱南下。

1276年，临安不守，谢太后和恭帝都北狩。故相陈宜中立其弟益王于福州（今福建闽侯县），后来转徙，崩于硇州（在今广东吴川县海中）。其弟卫王昺立，迁于崖山（在今广东新会县海中）。1279年，汉奸张弘范来攻，宰相陆秀夫负帝赴海殉国。张世杰收兵图再举，到海陵山（在今广东海阳县海中），舟覆而死。宋亡。中国遂整个为北族所征服。

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原来游牧民族以掠夺为生产，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所以其势甚强，文明民族，往往为其所乘，罗马的见轭于蛮族，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金、元、清，正是一个道理。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

旧时的政治组织，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试看宋朝南渡以后，军政的腐败，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鸩毒、歌舞湖山可知。虽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

北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蘖时期。南宋一代，则是其逐渐成长的时期。试读当时的主战派，如胡铨等一辈人的议论，至今犹觉其凛凛有生气可知（见《宋史》卷三七四）。固然，只论是非，不论利害，是无济于事的。然而事有一时的成功，有将来的成功。主张正义的议论，一时虽看似迂阔，隔若干年代后，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民族主义的形成，即其一例。论是非是宗旨，论利害是手段。手段固不能不择，却不该因此牺牲了宗旨。历来外敌压迫时，总有一班唱高调的人，议论似属正大，居心实不可问，然不能因此而并没其真。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发议论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观之的。固不该盲从附和，也不该一笔抹杀。其要，在能分别真伪，看谁是有诚意的，谁是唱高调的，这就是大多数国民，在危急存亡之时，所当拭目辨别清楚的了。民族主义，不但在上流社会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会中，亦立下了一个组织，看后文所述便知。

第二十七章
蒙古帝国的盛衰

蒙古是野蛮的侵略民族所建立的最大的帝国，它是适值幸运而成功的。

蒙古所征服之地，几于包括整个亚洲，而且还跨有欧洲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还是西域。葱岭以西，亚历山大东征后，安息、大夏，对立为两个大国。其后则变为波斯和月氏的对立。南北朝时，哒兴，月氏为其所破，分为许多小国，波斯亦被其慑服。突厥兴，哒又为所破。月氏旧地，大抵属于西突厥。时大食亦已勃兴。公元641年，破波斯，葱岭以西之地，次第为其所吞并。是时中国亦灭西突厥，波斯以东之地，尽置羁縻府、州，两国的政治势力，遂相接触。然葱岭以西之地，中国本视属羁縻，故未至引起实际的冲突（公元750年，即唐玄宗天宝九年，唐将高仙芝伐今塔什干的石国，石国求救于大食。明年，大食来援，唐兵败于怛逻斯。未久安史之乱起，唐朝就不再经营西域了）。

安史之乱后，中国对于西域，就不再过问了。辽朝灭亡后，其宗室耶律大石，会十八部王众于西州（唐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县）。简其精锐西行。此时大食的纪纲，久已颓废，东方诸酋，据土自专，形同独立。大石兵至，灭掉雄踞呼罗珊的塞而柱克（Seljuks），并压服了花剌子模（Khorazme，《唐书》作货利习尔），使之纳贡，而立国于吹河之滨，是为西辽。成吉思汗平漠南北时，今蒙古西部乃蛮部的酋长古出鲁克奔西辽，运用阴谋，和花剌子模里应外合而取其国。又有在鄂尔坤、色楞格两河间的蔑儿乞，其酋长忽秃亦西奔，和古出鲁克都有卷土重来之意。成吉思汗怕根本之地动摇，乃于1213年北归，遣哲别、速不台把这两人击灭。先是天山南路的畏吾儿（即回鹘异译），及其西之哈剌鲁（唐时西突厥属部葛逻禄），归顺蒙古，蒙古入西域之路已开。既灭古出鲁克，蒙古的疆域，就和花剌子模相接。兴于蒙古高原的北族，照例总是先向中国地方侵掠的；况且是时，蒙古与金，业已兵连祸结，所以蒙古对于西域，本来是无意于用兵的。但野蛮人所好的是奢侈享受，西域是文明发达之地，通商往来，自为其所欢迎；而商人好利，自亦无孔不入。

成吉思汗乃因商人以修好于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王亦已允许。然花剌子模的军队多数系康里人，王母亦康里人，因之作威作福，花剌子模王不能制。锡尔河滨的讹打剌城为东西交通孔道，城主为王母之弟，蒙古人随商人西行的，一行共有四百多人，都被他认为奸细，捉起来杀掉，只有一个人脱逃归报。成吉思汗大怒，遂以1219年西征。破花剌子模，其王辗转入里海小岛而死。王子奔哥疾宁，成吉思汗追破之，略印度北境而还。哲别、速不台别将绕里海，越高加索山，破西北诸部。钦察酋长奔阿罗思（Kiptchac，亦译奇卜察克，阿罗思，即俄罗斯），又追败之，平康里而还。成吉思汗的攻西域，本来是复仇之师，但因西域高度的物质文明，及其抵抗力的薄弱，遂引起蒙古人继续侵掠的欲望。

太宗立，命诸王西征。再破钦察，入阿罗思，进规孛烈儿（即波兰）及马札剌（匈牙利），西抵威尼斯，是为蒙古西征最深入的一次，因太宗凶问至，乃班师。宪宗立，复遣弟旭烈兀西征。破木剌夷及报达［木剌夷（Mulahids），为天方教中之一派，在里海南岸］，西域至此略定。东北一带，自高句丽、百济灭亡后，新罗亦渐衰。唐末，复分为高丽、后百济及新罗三国，石晋初，尽并于高丽王氏。

北宋之世，高丽曾和契丹构兵，颇受其侵略，然尚无大关系。自高句丽灭亡后，朝鲜半岛的北部，新罗控制之力，不甚完全；高丽亦未能尽力经营；女真逐渐侵入其地，是为近世满族发达的一个原因，金朝即以此兴起。完颜部本曾朝贡于高丽，至后来，则高丽反为所胁服，称臣奉贡。金末，契丹遗族和女真人在今辽、吉境内扰乱，蒙古兵追击，始和高丽相遇，因此引起冲突，至太宗时乃成和。此后高丽内政，遂时受蒙古人的干涉，有时甚至废其国号，而于其地立征东行省。

元世祖时，中国既定，又要介高丽以招致日本。日本不听。世祖遂于1274、1281两年遣兵渡海东征。前一次损失还小，后一次因飓风将作，其将择坚舰先走，余众二十余万，尽为日本所虏，杀蒙古人、高丽人、汉人，而以南人为奴隶，其败绩可谓残酷了。世祖欲图再举，因有事于安南，遂不果。

蒙古西南的侵略，是开始于宪宗时的。世祖自今青海之地入西藏，遂入云南，灭大理（即南诏）。自将北还，而留兵续向南方侵略。此时后印度半岛之地，安南已独立为国，其南，今柬埔寨之地为占城，蒲甘河附近则有缅国。元兵侵入安南和占城，其人都不服，1284、1285、1287三年，三次发兵南征，因天时地利的不宜，始终不甚得利。其在南洋，则曾一度用兵于爪哇。此外被招致来朝的共有十国，都是今南洋群岛和印度沿岸之地（《元史》云：当时海外诸国，以俱蓝、马八儿为纲维，这两国，该是诸国中最大的。马八儿，即今印度的马拉巴尔。俱蓝为其后障，当在马拉巴尔附近）。

自成吉思汗崛起至世祖灭宋，共历一百一十二年，而蒙古的武功，臻于极盛。其人的勇于战斗，征服各地方后，亦颇长于统治（如不干涉各国的信教自由，即其一端），自有足称。但其大部分成功的原因，则仍在此时别些大国，都适值衰颓，而乏抵抗的能力，其中尤其主要的，就是中国和大食帝国；又有一部分人，反为其所用，如蒙古西征时附从的诸部族便是，所以我说他是适值天幸。

中国和亚、欧、非三洲之交的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起源之地。这两个区域的文明，被亚洲中部和南部的山岭，和北方的荒凉阻隔住了。欧洲文明的东渐，大约以希腊人的东迁为最早。汉通西域时所接触的西方文化，就都是希腊人所传播、所留遗。其后罗马兴，东边的境界仍为东西文化接触之地。至罗马之北境为蛮族所踞而中衰。大食兴，在地理上，拥有超过罗马的大版图，在文化上，亦能继承希腊的遗绪。

西方的文化，因此而东渐，东方的文化，因此而西行者不少。但主要的是由于海路，至蒙古兴，而欧西和东方的陆路才开通。其时西方的商人，有经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到蒙古来的，亦有从西伯利亚南部经天山北路而来的。基督教国亦派有使节东来。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居中国凡三十年，归而以其所见，著成游记，给予西方人以东方地理上较确实的知识，且引起其好奇心，亦为近世西力东侵的一个张本。

如此广大的疆域，自非一个大汗所能直接统治；况且野蛮人的征服，其意义原是掠夺；封建制度，自然要随之而兴。蒙古的制度，宗室、外戚、功臣是各有分地的，而以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为最大。当时的分封，大约他的长子术赤，所得的是花剌子模和康里、钦察之地。次子察合台所得的是西辽之地。三子太宗所得的是乃蛮之地。而和林旧业，则依蒙古人幼子守灶之习，归于其季子拖雷（此据日本那珂通世说，见其所注《成吉思汗实录》，此书即《元秘史》的日译本）。其后西北一带，术赤之子拔都为其共主，而西南的平定，则功出于拖雷之子旭烈兀，其后裔世君其地。此即所谓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个汗国［窝阔台之后称Km.ofOgotai，亦称Naiman（乃蛮）。察合台之后称Km.ofTchagatai。拔都之后称Km.ofKiptchac，亦称 GoldenHorde。旭烈兀之后称 Km.ofIran］，而分裂即起于其间。

蒙古的大汗本来是由诸部族公推的，到后来还是如此。每当大汗逝世之后，即由宗王、驸马和管兵的官，开一个大会（蒙古语为“忽力而台”），议定应继承汗位的人。太祖之妻孛儿帖曾给蔑儿乞人掳去，后太祖联合与部，把她抢回，就生了术赤。他的兄弟，心疑他是蔑儿乞种，有些歧视他，所以他西征之后一去不归，实可称为蒙古的泰伯。太祖死时，曾有命太宗承继之说，所以大会未有异议。太宗死后，其后人和拖雷的后人，就有争夺之意。定宗幸获继立，而身弱多病，未久即死。拖雷之子宪宗被推戴。太宗后人，另谋拥戴失烈门，为宪宗所杀，并夺去太宗后王的兵柄。蒙古的内争，于是开始。

宪宗死后，争夺复起于拖雷后人之间。宪宗时，曾命阿里不哥统治漠北，世祖统治漠南。宪宗死后，世祖不待大会的推戴而自立，阿里不哥亦自立于漠北，为世祖所败，而太宗之子海都自立于西北，察合台、钦察两汗国都附和他。伊儿汗国虽附世祖，却在地势上被隔绝了。终世祖之世不能定。直到1310年，海都之子才来归降。然自海都之叛，蒙古大汗的号令就不能行于全帝国，此时亦不能恢复了。所以蒙古可说是至世祖时而臻于极盛，亦可说自世祖时而开始衰颓。

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辽、金、元三朝，立国的情形，各有不同。契丹虽然占据了中国的一部分，然其立国之本，始终寄于部族，和汉人并未发生深切的关系。金朝所侵占的重要之地，唯有中国。它的故土和它固有的部族，文化尚未发展，虽可借其贫瘠而好掠夺的欲望，及因其进化之浅、社会组织简单，内部矛盾较少，因而以诚朴之气、勇敢之风而崛起于一时，然究不能据女真之地，用女真之人，以建立一个大国。所以从海陵迁都以后，其国家的生命，已经寄托在他所侵占的中国的土地上了。所以它压迫汉人较甚，而其了解汉人却亦较深。至蒙古，则所征服之地极广，中国不过是其一部分。

虽然从元世祖以后，大帝国业已瓦解，所谓元朝者，其生命亦已寄托于中国，然自以为是一个极大的帝国，看了中国，不过是其所占据的地方的一部分的观念，始终未能改变。所以对于中国，并不能十分了解，试看元朝诸帝，多不通汉文及汉语可知。元朝诸帝，唯世祖较为聪明，所用的汉人和西域人较多，亦颇能厘定治法。此后则唯仁宗在位较久，政治亦较清明。其余诸帝，大抵荒淫愚昧。这个和其继嗣之争，亦颇有关系。因为元朝在世祖之时，北边尚颇紧急。成宗和武宗都是统兵在北边防御，因而得立的。武宗即位之前，曾由仁宗摄位，所以即位之后，不得不立仁宗为太子。因此引起英宗之后泰定、天顺两帝间的争乱。

文宗死后，又引起燕帖木儿的专权（时海都之乱未定，成宗和武宗都是统兵以防北边的。世祖之死，伯颜以宿将重臣归附成宗，所以未有争议。成宗之死，皇后伯岳吾氏想立安西王。右丞相哈剌哈孙使迎仁宗监国，以待武宗之至。武宗至，弑伯岳吾后，杀安西王而自立，以仁宗为太子。仁宗既立，立英宗为太子，而出明宗于云南。其臣奉之奔阿尔泰山。英宗传子泰定帝，死于上都。子天顺帝，即在上都即位。签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为武宗旧臣，胁大都百官，迎立武宗之子。因明宗在远，先迎文宗监国。发兵陷上都，天顺帝不知所终。明宗至漠南，即位。文宗入见，明宗暴死。文宗后来心上觉得不安，遗令必立明宗之子。而燕帖木儿不肯。文宗皇后翁吉剌氏，坚持文宗的遗命。于是迎立宁宗，数月而死。再迎顺帝。顺帝的年纪却比宁宗大些了，燕帖木儿又坚持，顺帝虽至，不得即位。会燕帖木儿死，问题乃得解决。顺帝既立，追治明宗死事，翁吉剌后和其子燕帖古思都被流放到高丽，死在路上。元入中国后的继嗣之争，大略如此）。中央的变乱频仍，自然说不到求治，而最后又得一个荒淫的顺帝，胡无百年之运，客星据坐，自然不能持久了。

元世祖所创立的治法，是专以防制汉人为务的。试看其设立行省及行御史台；将边徼襟喉之地，分封诸王；遣蒙古军及探马赤军分守河、洛、山东；分派世袭的万户府，屯驻各处；及因重用蒙古、色目人而轻视汉人可知。这是从立法方面说。从行政方面说：则厚敛人民，以奉宗王、妃、主；纵容诸将，使其掠人为奴婢；选法混乱，贪黩公行；而且迷信喇嘛教，佛事所费，既已不资，还要听其在民间骚扰，可谓无一善政。所以仍能占据中国数十年，则因中国社会，自有其深根宁极之理，并非政治现象，所能彻底扰乱，所以其以异族入据中原，虽为人心所不服，亦不得不隐忍以待时。到顺帝时，政治既乱，而又时有水旱偏灾，草泽的英雄，就要乘机而起了。

“举世无人识，终年独自行。海中擎日出，天外唤风生。”（郑所南先生诗语。所南先生名思肖，工画兰。宋亡后，画兰皆不画土。人或问之。则曰：“土为番人夺去，汝不知耶？”著有《心史》，藏之铁函，明季乃于吴中承天寺井中得之。其书语语沉痛，为民族主义放出万丈的光焰。清朝的士大夫读之，不知自愧，反诬为伪造，真可谓全无心肝了。）表面上的平静是靠不住的，爆发的种子正潜伏在不见不闻之处。这不见不闻之处是哪里呢？这便在各人的心上。

昔人说：“雪大耻，复大仇，皆以心之力。”（龚自珍文中语。）文官投降了，武官解甲了，大多数的人民，虽然不服，苦于不问政治久了，一时团结不起来。时乎时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乃将一颗革命的种子，广播潜藏于人民的唯一组织，即所谓江湖豪侠的社会之中，这是近世史上的一件大事。明亡以后之事，为众所周知，然其事实不始于明亡以后，不过年深月久，事迹已陈，这种社会中，又没有记载，其事遂在若存若亡之间罢了。

元朝到顺帝之世，反抗政府的，就纷纷而起。其中较大的是：台州的方国珍（今浙江临海县），徐州的李二，湖北的徐寿辉，濠州的郭子兴（今安徽凤阳县），高邮的张士诚（后迁平江，今江苏吴县），而刘福通以白莲教徒，起于安丰（今安徽寿县），奉其教主之子韩林儿为主。白莲教是被近代的人看作邪教的，然其起始绝非邪教，试看其在当时，首举北伐的义旗可知。

元朝当日，政治紊乱。宰相脱脱之弟也先帖木儿，当征讨之任，连年无功，后来反大溃于沙河（今河南遂平、确山、泌阳境上的沙河店），军资丧失殆尽。脱脱觉得不好，自将大军出征。打破了李二。围张士诚，未克，而为异党排挤以去。南方群雄争持，元朝就不能过问。1358年，刘福通分兵三道：一军入山、陕，一军入山东，自奉韩林儿复开封。此时元朝方面，亦有两个人出来替其挣扎，那便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他们是在河南起兵帮助元朝的。此时因陕西行省的求援，先入陕解围，又移兵山东，把刘福通所派的兵，围困起来。刘福通的将遣人把察罕刺死。其子库库帖木儿代总其兵，才把刘福通军打败，刘福通和韩林儿，走回安丰，后为张士诚所灭。然其打山西的一支兵，还从上都直打到辽东（今多伦县，元世祖自立于此，建为上都，而称今北平为大都），然后被消灭。军行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亦可谓虽败犹荣了。

首事的虽终于无成，然继起的则业已养成气力。明太祖初起时，本来是附随郭子兴的。后来别为一军，渡江取集庆（今南京，元集庆路）。时徐寿辉为其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据江西、湖北，势颇强盛（寿辉将明玉珍据四川自立，传子昇，为明太祖所灭），后为太祖所灭。太祖又降方国珍、破张士诚，几乎全据了长江流域。而元朝是时，复起内乱。

其时库库帖木儿据冀宁（元冀宁路，治今山西阳曲县），孛罗帖木儿据大同，孛罗想兼据晋冀，以裕军食，二人因此相争。顺帝次后奇氏，高丽人，生子爱猷识理达腊，立为太子。太子和奇后，阴谋内禅。是时高丽人自宫到元朝来充当内监的很多，奇后宫中，自更不乏，而朴不花最得信任，宰相搠思监就是走朴不花的门路得位的。他和御史大夫老的沙不协，因太子言于顺帝，免其职。老的沙逃奔大同，托庇于孛罗。搠思监诬孛罗谋反。孛罗就真个反叛，举兵犯阙，把搠思监和朴不花都杀掉。

太子投奔库库。库库兴兵送太子还京，孛罗已被顺帝遣人刺死。太子欲使库库以兵力胁迫顺帝内禅，库库不肯。时顺帝封库库为河南王，使其总统诸军，平定南方。李思齐因与察罕同起兵，不愿受库库节制，陕西参政张良弼，亦和库库不协，两人连兵攻库库。太子乘机叫顺帝下诏，削掉库库的官爵，使太子统兵讨之。北方大乱。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太祖时讨胡檄中语。）1368年，明太祖命徐达、常遇春两道北伐。徐达平河南，常遇春下山东，会师德州（今山东德县），北扼直沽。顺帝走上都。太祖使徐达下太原，乘胜定秦、陇，库库帖木儿奔和林（和林城，太宗所建，今之额尔德尼召，是其遗址）。常遇春攻上都，顺帝再奔应昌（城名，在达里泊傍，为元外戚翁吉剌氏之地）。

1370年，顺帝死，明兵再出，爱猷识理达腊亦奔和林，不久便死，子脱古思帖木儿嗣。1387年，太祖使蓝玉平辽东，乘胜袭破脱古思帖木儿于捕鱼海（今达里泊）。脱古思帖木儿北走，为其下所杀。其后五传皆被弑，蒙古大汗的统系遂绝。元宗室分封在内地的亦多降，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云南不服。1381年，亦为太祖所灭。中原之地，就无元人的遗孽了。自1279年元朝灭宋，至1368年顺帝北走，凡八十九年。

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六百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东厂为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明初的边防，规模亦是颇为弘远的。俯瞰蒙古的开平卫，即设于元之上都。其后大宁路来降，又就其地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泰宁在今热河东部，朵颜在吉林之北，福余则在农安附近。所以明初对东北，威远瞻。其极盛时的奴儿干都司，设于黑龙江口，现在的库页岛，亦受管辖（《明会典》卷一〇九：永乐七年，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口。清曹廷杰《西伯利亚东偏纪要》说，庙尔以上二百五十余里，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两座碑：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均系太监亦失哈述征服奴儿干和海中苦夷之事。苦夷即库页。宣德为宣宗年号，宣德六年为公元1431年）。但太祖建都南京，对于北边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

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对于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确实，他亦曾屡次出征，打破鞑靼和瓦剌。但当他初起兵时，怕节制三卫的宁王权要袭其后，把宁王诱执，而将大宁都司，自今平泉县境迁徙到保定。于是三卫之地，入于兀良哈，开平卫势孤。成祖死后，子仁宗立，仅一年而死。子宣宗继之。遂徙开平卫于独石口。从此以后，宣大就成为极边了。距离明初的攻克开平，逐去元顺帝，不过六十年。

明初的经略，还不仅对于北方。安南从五代时离中国独立，成祖于1406年，因其内乱，将其征服，于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同于内地。他又遣中官郑和下南洋，前后凡七次，其事在1405至1433年之间，早于欧人的东航有好几十年。据近人的考究：郑和当日的航路，实自南海入印度洋，达波斯湾及红海，且拂非洲的东北岸，其所至亦可谓远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臆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试读《明史》的外国传，则见当太祖时，对于西域，使节所至即颇远。可见明初的外交，是有意沿袭元代的规模的。但是明朝立国的规模和元朝不同，所以元亡明兴，西域人来者即渐少。又好勤远略，是和从前政治上的情势不相容的，所以虽有好大喜功之主，其事亦不能持久。从仁宗以后，就没有这种举动了。

南方距中国远，该地方的货物，到中原即成为异物，价值很贵；又距离既远，为政府管束所不及，所以宦其地者率多贪污，这是历代如此的。明朝取安南后，还是如此。其时中官奉使的多，横暴太甚，安南屡次背叛。宣宗立，即弃之。此事在1427年，安南重隶中国的版图，不过二十二年而已。自郑和下南洋之后，中国对于南方的航行，更为熟悉，华人移殖海外的渐多。近代的南洋，华人实成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发端实在此时。然此亦是社会自然的发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

明代政治的败坏，实始于成祖时。其一为用刑的残酷，其二为宦官的专权，而两事亦互相依倚。太祖定制，内侍本不许读书。成祖反叛时，得内监为内应，始选官入内教习。又使在京营为监军，随诸将出镇。又设立东厂，使司侦缉之事。宦官之势骤盛。宣宗崩，英宗立，年幼，宠太监王振。其时瓦剌强，杀鞑靼酋长，又胁服兀良哈。1449年，其酋长也先入寇。王振贸然怂恿英宗亲征。至大同，知兵势不敌，还师。为敌军追及于土木堡，英宗北狩。朝臣徐有贞等主张迁都。于谦力主守御。奉英宗之弟景帝监国，旋即位。也先入寇，谦任总兵，石亨等力战御之。也先攻京城，不能克，后屡寇边，又不得利，乃奉英宗归。

大凡敌兵入寇，京城危急之时，迁都与否，要看情势而定，敌兵强，非坚守所能捍御，而中央政府，为一国政治的中心，失陷了，则全国的政治，一时要陷于混乱，则宜退守一可据的据点，徐图整顿。在这情势之下，误执古代国君死社稷之义，不肯迁都，是要误事的，崇祯的已事是其殷鉴。若敌兵实不甚强，则坚守京城，可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一移动，一部分的国土，就要受敌兵蹂躏，损失多而事势亦扩大了。瓦剌在当日，形势实不甚强，所以于谦的主守，不能不谓之得计。然徐有贞因此内惭，石亨又以赏薄怨望，遂结内监曹吉祥等，乘景帝卧病，闯入宫中，迎英宗复辟，是为“夺门”之变。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亦无善政。传子宪宗，宠太监汪直。宪宗传孝宗，政治较称清明。孝宗传武宗，又宠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流毒了。

明自中叶以后，又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聩；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武宗初宠刘瑾，后瑾伏诛，又宠大同游击江彬，导之出游北边。封于南昌的宁王宸濠，乘机作乱，为南赣巡抚王守仁所讨平，武宗又借以为名，出游江南而还。其时山东、畿南群盗大起，后来幸获敉平，只可算得侥幸。武宗无子，世宗以外藩入继。驭宦官颇严，内监的不敢恣肆，是无过于世宗时的。但其性质严而不明，中年又好神仙，日事斋醮，不问政事。严嵩因之，故激其怒，以入人罪，而窃握大权，政事遂至大坏。其时倭寇大起，沿海七省，无一不被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北边自也先死后，瓦剌复衰，鞑靼部落入据河套，谓之“套寇”。明朝迄无善策。至世宗时，成吉思汗后裔达延汗复兴，击败套寇，统一蒙古。

达延汗四子，长子早死。达延汗自与其嫡孙卜赤徙牧近长城，称为插汉儿部，就是现在的察哈尔部。次子为套寇所杀。三子系征服套寇的，有两子：一为今鄂尔多斯部之祖，亦早死。一为阿勒坦汗，《明史》称为俺荅，为土默特部之祖。第四子留居漠北，则为喀尔喀三部之祖（车臣、上谢图、札萨克图。其三音诺颜系清时增设）。自达延汗以后，蒙古遂成今日的形势了，所以达延汗亦可称为中兴蒙古的伟人。

俺荅为边患，是最深的。世宗时，曾三次入犯京畿。有一次，京城外火光烛天，严嵩竟骗世宗，说是民家失火，其蒙蔽亦可谓骇人听闻了。世宗崩，穆宗立，未久而死。神宗立，年幼，张居正为相。此为明朝中兴的一个好机会。当穆宗时，俺荅因其孙为中国所得，来降，受封为顺义王，不复为边患。插汉儿部强盛时，高拱为相，任李成梁守辽东，戚继光守蓟镇以敌之。成梁善战，继光善守，张居正相神宗，益推心任用此二人，东北边亦获安静。明朝政治，久苦因循，张居正则能行严肃的官僚政治。下一纸书，万里之外，无敢不奉行唯谨者，所以吏治大有起色。百孔千疮的财政，整理后亦见充实。

惜乎居正为相不过十年，死后神宗亲政，又复昏乱。他不视朝至于二十余年，群臣都结党相攻。其时无锡顾宪成，居东林书院讲学，喜欢议论时政，于是朝廷上的私党，和民间的清议，渐至纠结而不可分。神宗信任中官，使其到各省去开矿，名为开矿，实则借此索诈。又在穷乡僻壤，设立税使，骚扰无所不至。日本丰臣秀吉犯朝鲜，明朝发大兵数十万以援之，相持凡七年，并不能却敌，到秀吉死，日本兵才自退。神宗死后，熹宗继之。信任宦官魏忠贤，其专横又为前此所未有。

统计明朝之事，自武宗以后，即已大坏，而其中世宗、神宗均在位甚久。武宗即位，在1506年，熹宗之死，在1627年，此一百二十二年之中，内忧外患，迭起交乘，明事已成不可收拾之局。思宗立，虽有志于振作，而已无能为力了。

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

文化是有传播的性质的，而其传播的路线，往往甚为纡曲。

辽东、西自公元前四世纪，即成为中国的郡县，因其距中原较远，长驾远驭之力有所不及，所以中国的政治势力，未能充分向北展拓，自吉林以东北，历代皆仅等诸羁縻。其地地质虽极肥沃，而稍苦寒，又北方扰攘时多，自河北经热河东北出之道，又往往为游牧民族所阻隔，所以中国民族，亦未能盛向东北拓殖。在这一个区域中，以松花江流域为最肥沃，其地距朝鲜甚近，中国的文化，乃从朝鲜绕了一个圈儿，以间接开化其地的女真民族。渤海、金、清的勃兴，都是如此。

清朝的祖先，据他们自己说，是什么天女所生的，这一望而知其为有意造作的神话。据近人所考证，明时女真之地，凡分三卫：曰海西卫，自今辽宁的西北境，延及吉林的西部；曰野人卫，地在吉、黑的东偏；曰建州卫，则在长白山附近。海西卫为清人所谓扈伦部，野人卫清人谓之东海部，建州卫则包括满洲长白山西部。

清朝真正的祖先，所谓肇祖都督孟特穆，就是1412年受职为建州卫指挥使的猛哥帖木儿（明人所授指挥使，清人则称为都督。孟特穆为猛哥帖木儿异译），其初曾入贡受职于朝鲜的李朝的，后为七姓野人所杀。其时的建州卫，还在朝鲜会宁府河谷。弟凡察立，迁居佟家江。后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出而与凡察争袭。明朝乃分建州为左右两卫，以董山为左卫指挥使，凡察为右卫指挥使。董山渐跋扈，明朝檄致广宁诛之。

部下拥其子脱罗扰边（《清实录》作妥罗，为肇祖之孙。其弟曰锡宝斋篇古。锡宝斋篇古之子曰兴祖都督福满，即景祖之父），声称报仇，但未久即寂然。自此左卫衰而右卫盛。右卫酋长王杲，居宽甸附近，为李成梁所破，奔扈伦部的哈达（叶赫在吉林西南，明人称为北关。哈达在开原北，明人称为南关）。哈达执送成梁，成梁杀之。其子阿台，助叶赫攻哈达。满洲苏克苏浒部长尼堪外兰，为李成梁做向导，攻杀阿台。满洲酋长叫场，即清朝所谓景祖觉昌安，其子他失，则清朝所谓显祖塔克世，塔克世的儿子努尔哈赤，就是清朝的太祖了。

阿台系景祖孙婿，阿台败时，清景、显两祖亦死。清太祖仍受封于明，后来起兵攻破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逃奔明边。明朝非但不能保护，反把他执付清太祖。且开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关，和它互市。自此满洲人得以沐浴中国的文化，且借互市以润泽其经济，其势渐强。先服满洲诸部。扈伦、长白山诸部联合蒙古的科尔沁部来攻，清太祖败之，威声且达蒙古东部。又合叶赫灭哈达。至1616年，遂叛明。

时值明神宗之世。以杨镐为经略，发大兵二十万，分四路东征，三路皆败。满洲遂陷铁岭，灭叶赫。明以熊廷弼为经略。廷弼颇有才能，明顾旋罢之，代以袁应泰。应泰有吏才，无将略，辽、沈遂陷。清太祖初自今之长白县（清之兴京，其地本名赫图阿拉），迁居辽阳，后又迁居沈阳。明朝再起熊廷弼，又为广宁巡抚王化贞所掣肘。化贞兵败，辽西地多陷。明朝逮两人俱论死。旋得袁崇焕力守宁远。

1626年，清太祖攻之，受伤而死。子太宗立，因朝鲜归心于明，屡犄满洲之后，太宗乃先把朝鲜征服了，还兵攻宁远、锦州，又大败。清人是时，正直方兴之势，自非一日可以削平，然其力亦并不能进取辽西。倘使明朝能任用如袁崇焕等人物，与之持久，辽东必可徐图恢复的，辽西更不必说了，若说要打进山海关，那简直是梦想。

所谓流寇，是无一定的根据地，流窜到哪里，裹胁到哪里的。中国疆域广大，一部分的天灾人祸，影响不到全国，局部的动乱，势亦不能牵动全国，只有当社会极度不安时，才会酿成如火燎原之势，而明季便是其时了。

明末的流寇，是以1628年起于陕西的，正值思宗的元年。旋流入山西，又流入河北，蔓衍于四川、湖广之境。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两个最大的首领。献忠系粗才，一味好杀，自成则颇有大略。清太宗既不得志于辽西，乃自喜峰口入长城，犯畿甸。袁崇焕闻之，亦兼程入援。两军相持，未分胜负。明思宗之为人，严而不明，果于诛杀。先是袁崇焕因皮岛守将毛文龙跋扈，将其诛戮（皮岛，今图作海洋岛(1)），思宗疑之而未发。及是，遂信清人反间之计，把崇焕下狱杀掉，于是长城自坏。此事在1629年。至1640年，清人大举攻锦州。蓟辽总督洪承畴往援，战败，入松山固守。明年，松山陷，承畴降清。先是毛文龙死后，其将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引清兵攻陷广鹿岛（今图或作光禄岛），守将尚可喜亦降。

清当太祖时，尚无意于入据中原，专发挥其仇视汉人的观念，得儒士辄杀，得平民则给满洲人为奴。太宗始变计抚用汉人，尤其优待一班降将。洪承畴等遂不恤背弃祖国，为之效力。于是政治军事的形势，又渐变了。但明兵坚守了山海关，清兵还无力攻陷。虽然屡次绕道长城各口，蹂躏畿甸，南及山东，毕竟不敢久留，不过明朝剿流寇的兵，时被其牵制而已。

1643年，李自成陷西安。明年，在其地称帝。东陷太原，分兵出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自陷大同、宣府，入居庸关。北京不守，思宗殉国于煤山。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入援，至丰润，京城已陷。自成招三桂降，三桂业经允许了。旋闻爱妾陈沅被掠，大怒，遂走关外降清。“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民族战争时唯一重要的据点，竟因此兵不血刃而失陷，武人不知礼义的危险，真令人言之而色变了。

时清太宗已死，子世祖继立，年幼，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正在关外略地，闻三桂来降，大喜，疾趋受之。李自成战败，奔回陕西，清人遂移都北京。明人立神宗之孙福王由崧于南京，是为弘光帝。清人这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所以五月三日入京，四日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但弘光帝之立，是靠着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兵力做背景的。士英遂引阉党阮大铖入阁，排去史可法。弘光帝又荒淫无度。清朝乃先定河南、山东，又分兵两道入关，李自成走死湖北。清人即移兵以攻江南。明朝诸将，心力不齐，史可法殉国于扬州，南京不守，弘光帝遂北狩，时在1645年。清朝既定江南，乃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谚，其执行的严厉可想。此举是所以可以摧挫中国的民气的，其用意极为深刻酷毒。

缘中国地大而人众，政治向主放任，人民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已浅，和中央政府，则几于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至于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然而习俗相沿，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故有的民族，弃其旧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替他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这无怪当日的人民，要奋起而反抗了。但是人民无组织已久了，临时的集合，如何能敌得久经征战的军队？所以当日的江南民兵，大都不久即败。南部亡后，明之遗臣，或奉鲁王以海监国绍兴，或奉唐王聿键正位福州，是为隆武帝。清人遣吴三桂陷四川，张献忠败死。别一军下江南，鲁王败走舟山。清兵遂入福建，隆武帝亦殉国。时为1647年。

西南之地，向来和大局是关系较浅的，龙拏虎攫，总在黄河、长江两流域，到明季，情形却又不同了。长江以南，以湘江流域开辟为最早。汉时杂居诸异族，即已大略同化。其资、沅、澧三水流域，则是隋、唐、北宋之世，逐渐开辟的。1413年，当明成祖之世，贵州之地，始列为布政司。其后水西的安氏、水东的宋氏、播州的杨氏（水西、水东，系分辖贵阳附近新土司的。播州，今遵义县），亦屡烦兵力，然后戡定。而广西桂林的古田、平乐的府江、浔州的大藤峡、梧州的岑溪，明朝亦费掉很大的兵力。

云南地方，自唐时，大理独立为国，到元朝才被灭掉。其时云南的学校，还不知崇祀孔子，而崇祀晋朝的王羲之，货币则所用的是海貤。全省大都用土官，就正印是流官的，亦必以土官为之副。但自元朝创立土司制度以来，而我族所以管理西南诸族的，又进一步。其制：异族酋长归顺的，我都授以某某司的名目，如宣慰司、招讨司之类，此之谓土司。有反叛、虐民或自相攻击的，则用政治手腕或兵力戡定，改派中国人治理其地，此之谓改土归流。明朝一朝，西南诸省，逐渐改流的不少，政治势力和人民的拓殖，都大有进步。所以到明末，已可用为抗敌的根据地。

隆武帝亡后，明人立其弟聿于广州，旋为叛将李成栋所破。神宗之孙桂王由榔即位肇庆，是为永历帝，亦为成栋所迫，退至桂林。清又使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下湖南，金声桓下江西。声桓、成栋旋反正。明兵乘机复湖南，川南、川东亦来归附。桂王一时曾有两广、云、贵、江西、湖南、四川七省之地，然声桓、成栋都系反复之徒，并无能力，不久即败。湖南亦复失。

清兵且进陷桂林。永历帝逃到南宁，遣使封张献忠的余党孙可望为秦王。可望虽不过流寇，然其军队久经战阵，战斗力毕竟要强些。可望乃使其党刘文秀攻四川，吴三桂败走汉中。李定国攻桂林，孔有德伏诛。清朝乃派洪承畴守长沙，尚可喜守广东，又派兵驻扎保宁，以守川北，无意于进取了。而永历帝因可望跋扈，密召李定国，可望攻定国，大败，复降清。洪承畴因之请大举。

1658年，清兵分三道入滇。定国扼北盘江力战，不能敌，乃奉永历帝走腾越，而伏精兵，大败清之追兵于高黎贡山。清兵乃还。定国旋奉永历帝入缅甸。1661年，吴三桂发大兵十万出边。缅甸人乃奉永历帝入三桂军。明年，被弑。明亡。当永历帝入缅时，刘文秀已前卒。定国和其党白文选崎岖缅甸，欲图恢复，卒皆赍志以终。定国等虽初为寇盗，而其晚节能效忠于国家、民族如此，真可使洪承畴、吴三桂等一班人愧死了。

汉族在大陆上虽已无根据地，然天南片土，还有保存着上国的衣冠的，是为郑成功。郑成功为郑芝龙的儿子。芝龙本系海盗，受明招安的。清兵入闽时，芝龙阴行通款，以致隆武帝败亡。成功却不肯叛国，退据厦门，练兵造船为兴复之计。鲁王被清兵所袭，失去舟山，也是到厦门去依靠他的。清兵入滇时，成功曾大举入江，直迫江宁。后从荷兰人之手，夺取台湾，务农，训兵，定法律，设学校，俨然独立国的规模。

清朝平定西南，本来全靠降将之力，所以事定之后，清朝并不能直接统治。乃封尚可喜于广东，耿仲明之子继茂于福建，吴三桂于云南，是为三藩。三藩中，吴三桂功最高，兵亦最强。1673年，尚可喜因年老，将兵事交给其儿子之信，反为所制，请求撤藩，清人许之。三桂和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不自安，亦请撤藩，以觇朝意。时清世祖已死，子圣祖在位，年少气盛，独断许之，三桂遂叛清。耿、尚两藩亦相继举兵。

清朝在西南，本无实力，三桂一举兵，而贵州、湖南、四川、广西俱下。但三桂暮气不振，既不能弃滇北上，想自出应援陕西回应的兵，又不及，徒据湖南，和清兵相持；耿、尚两藩，本来是反复无常的，此时苦三桂征饷，又叛降清；三桂兵势遂日蹙。1678年，三桂称帝于衡州。旋死，诸将乖离，其孙世璠，遂于1681年为清人所灭。

清平定西南，已经出于意外了，如何再有余力，觊觎东南海外之地？所以清朝是时，已有和郑氏言和，听其不剃发、不易衣冠之意。但又有降将作祟。先是郑成功以1662年卒，子经袭，初和耿氏相攻，曾略得漳、泉之地，后并失厦门，退归台湾。其将施琅降清，清人用为提督。1681年，郑经卒，内部乖离。1683年，施琅渡海入台湾，郑氏亡。

(1)　此处有误。皮岛即今朝鲜椵岛，1622—1637年曾为明朝军队所占；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属于中国。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

清朝的猾夏，是远较辽、金、元为甚的。这是因为女真民族在渤海和金朝时，业已经过两度的开化，所以清朝初兴时，较诸辽、金、元，其程度已觉稍高了。当太宗时，已能任用汉人，且能译读《金世宗本纪》，戒谕臣下，勿得沾染华风。入关之后，圈占民地，给旗人住居，这也和金朝将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是一样的政策。他又命旗兵驻防各省，但多和汉人分城而居，一以免其倚势欺凌，挑起汉人的恶感，一亦防其与汉人同化。其尤较金人为刻毒的，则为把关东三省都封锁起来，禁止汉人移殖。他又和蒙古人结婚姻，而且表面上装作信奉喇嘛教，以联络蒙古的感情，而把蒙古也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这可称之为“联蒙制汉”政策。他对待汉人的方式，为前代异族所不敢行的，则为明目张胆摧折汉人的民族性。从来开国的君主，对于前代的叛臣投降自己的，虽明知其为不忠不义之徒，然大抵把这一层抹杀不提，甚且还用些能知天命、志在救民等好看的话头，替他掩饰，这个可说是替降顺自己的人留些面子。清朝则不然。对于投顺他的人，特立贰臣的名目，把他的假面具都剥光了。

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之狱，以摧挫士气。乾隆时开四库馆，编辑四库全书，却借此大烧其书。从公元1763到1782二十年之中，共烧书二十四次，被烧掉的书有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之多。不但关涉清朝的，即和辽、金、元等有关涉的，亦莫不加以毁灭。其不能毁灭的，则加以改窜。他岂不知一手不能掩尽天下目？他所造作的东西，并不能使人相信？此等行为，更不能使人心服？不过肆其狠毒之气，一意孤行罢了。他又开博学鸿词科，设明史馆，以冀网罗明季的遗民。然被其招致的，全是二等以下的人物，真正有志节的，并没有入他彀中的啊！

从前的人民，对于政权，实在疏隔得太厉害了。所以当异族侵入的时候，民心虽然不服，也只得隐忍以待时，清初又是这时候了。从1683年台湾郑氏灭亡起，到1793年白莲教徒起兵和清朝反抗为止，凡一百一十年，海内可说无大兵革。清圣祖的为人，颇为聪明，也颇能勤于政治；就世宗也还精明。他们是一个新兴的民族，其骄奢淫逸，比之历年已久的皇室，自然要好些。一切弊政，以明末为鉴，自然也有相当的改良。所以康、雍之世，政治还算清明，财政亦颇有余蓄。到乾隆时，虽然政治业已腐败，社会的元气，亦已暗中凋耗了，然表面上却还维持着一个盛况。

武功是时会之适然。中国的国情，是不适宜于向外侵略的。所以自统一以后，除秦、汉两朝，袭战国之余风，君主有好大喜功的性质，社会上亦有一部分人，喜欢立功绝域外，其余都是守御之师。不过因为国力的充裕，所以只要（一）在我的政治相当清明；（二）在外又无方张的强敌，即足以因利乘便，威行万里。历代的武功，多是此种性质，而清朝亦又逢着这种幸运了。

蒙古和西藏的民族，其先都是喜欢侵略的。自唐中叶后，喇嘛教(1)输入吐蕃，而西藏人的性质遂渐变。明末，俺荅的两个儿子侵入青海，其结果，转为青海地方的喇嘛教所感化，喇嘛教因此推行于蒙古，连蒙古人的性质，也渐趋向平和，这可说是近数百年来塞外情形的一个大转变。在清代，塞外的侵略民族，只剩得一个卫拉特了。而其部落较小，侵略的力量不足，卒为清人所摧破。这是清朝人的武功，所以能够煊赫一时的大原因。卫拉特即明代的瓦剌。当土木之变时，其根据地本在东方。自蒙古复强，它即渐徙而西北。到清时，共分为四部：曰和硕特，居乌鲁木齐；曰准噶尔，居伊犁；曰杜尔伯特，居额尔齐斯河；曰土尔扈特，居塔尔巴哈台。

西藏黄教(2)的僧侣，是不许娶妻的。所以其高僧，世世以“呼毕勒罕”主持教务。因西藏人信之甚笃，教权在名义上遂出于政权之上。然所谓迷信，其实不过是这么一句话。从古以来，所谓神权政府，都是建立在大多数被麻醉的人信仰之上的，然教中的首领，其实并不迷信，试看其争权夺利，一切都和非神权的政府无异可知。

达赖喇嘛是黄教之主宗喀巴的第一个大弟子，他在喇嘛教里，位置算是最高，然并不能亲理政务，政务都在一个称为“第巴”的官的手里。清圣祖时，第巴桑结，招和硕特的固始汗入藏，击杀了红教(3)的护法藏巴汗，而奉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班禅入居札什伦布，是为达赖、班禅分主前后藏之始。和硕特自此徙牧青海，干涉西藏政权，桑结又恶之，招致准噶尔噶尔丹入藏，击杀了固始汗的儿子达颜汗。准噶尔先已慑服杜尔伯特，逐去土尔扈特，至此其势大张。

1688年，越阿尔泰山攻击喀尔喀，三汗部众数十万，同时溃走漠南。清圣祖为之出兵击破噶尔丹。噶尔丹因伊犁旧地，为其兄子策妄阿布坦所据无所归，自杀。阿尔泰山以东平。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杀掉桑结。策妄阿布坦派兵入藏，袭杀拉藏汗。圣祖又派兵将其击破。1722年，圣祖死，世宗立。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煽动青海的喇嘛反叛，亦为清兵所破。此时卫拉特的乱势，可谓蔓延甚广，幸皆未获逞志，然清朝亦未能犁庭扫穴。直至1754年，策妄阿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死，其部落内乱，清高宗才于1757年将其荡平。

至于天山南路，则本系元朝察哈尔后王之地，为伊斯兰教区域。元衰后，伊斯兰教教主的后裔有入居喀什噶尔的，后遂握有南路政教之权。准部既平，教主的后裔大小和卓木（大和卓木名布罗尼特，小和卓木名霍集占）和清朝反抗，亦于1759年为清所破灭。清朝的武功，以此时为极盛。天山南北路既定，葱岭以西之国，敖罕、哈萨克、布鲁特、乾竺特、博罗尔、巴达克山、布哈尔、阿富汗等，都朝贡于清，仿佛唐朝盛时的规模。

1792年，清朝又用兵于廓尔喀，将其征服，则其兵力又为唐时所未至。对于西南一隅，则清朝的武功，是掩耳盗铃的。当明初，中国西南的疆域，实还包括今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萨尔温、眉公两江上游（看《明史·西南土司传》可知）。但中国对于西南，实力并不充足，所以安南暂合而复离，而缅甸亦卒独立为国。中国实力所及，西不过腾冲，南不越普洱，遂成为今日的境界了。

1767年，清高宗因缅甸犯边，发兵征之败没。1769年，又派大兵再举，亦仅因其请和，许之而还。这时候，暹罗为缅甸所灭。后其遗臣中国人郑昭，起兵复国，传其养子郑华，以1786年受封于中国，缅甸怕中国和暹罗夹攻它，对中国才渐恭顺。安南之王黎氏，明中叶后为其臣莫氏所篡。清初复国，颇得其臣阮氏之力，而其臣郑氏，以国戚执政，阮氏与之不协，乃南据顺化，形同独立。后为西贡豪族阮氏所灭，是为新阮。而顺化之阮氏，则称旧阮。新阮既灭旧阮，又入东京灭郑氏，并废黎氏。黎氏遗臣告难中国。高宗于1788年为之出兵，击破新阮，复立黎氏。然旋为新阮所袭败，乃因新阮的请降，封之为王。

总而言之，中国用兵于后印度，天时地利，是不甚相宜的，所以历代都无大功，到清朝还是如此。清朝用兵域外，虽不得利，然其在湘西、云、贵、四川各省，则颇能竟前代所未竟之功。在今湖南、贵州间，则开辟永顺、乾州、凤皇、永绥、松桃各府、厅；在云南，则将乌蒙、乌撒、东川、镇雄各土官改流（乌蒙，今云南昭通县。乌撒，今贵州威宁县）；在贵州，则平定以古州为中心的大苗疆（古州，今榕江县），这都是明朝未竟的余绪。四川西北的大小金川（大金川，今理番县的绥靖屯。小金川，今懋功县），用兵凡五年，糜饷至七千万，可谓劳费已甚，然综合全局看起来，则于西南的开拓，仍有裨益。

清朝的衰机，可说是起于乾隆之世的。高宗性本奢侈，在位时六次南巡，耗费无艺。中岁后又任用和珅，贪渎为古今所无。官吏都不得不剥民以奉之，上司诛求于下属，下属虐取于人民，于是吏治大坏。清朝历代的皇帝，都是颇能自握魁柄，不肯授权于臣下的。加以他们予智自雄，折辱大臣，摧挫言路，抑压士气，自然愈形孤立了。所以到乾、嘉之间，而局面遂一变。

(1)　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喇嘛”为藏语，“上师”之意。主要教派有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等。

(2)　黄教，即格鲁派，藏传佛教教派之一。“格鲁”为藏语“善规”之意。因该派喇嘛戴黄色僧帽，故又称“黄教”。

(3)　红教，即宁玛派，藏传佛教最早的教派。“宁玛”为藏语，“古旧”之意。因该派喇嘛戴红色僧帽，故又称“红教”。

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

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疆域之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落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他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

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次之则是希腊文明，播布于东方的，从中国陆路和西域交通，海路和西南洋交通以后，即有输入。其后大食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不少。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

其余的文明，无论其为物质的、精神的，对社会上所生的影响，更其“其细已甚”。所以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西人的东来，有海、陆两路，而海路又分两路：（一）自大西洋向东行，于公元1516年绕过好望角，自此而至南洋、印度及中国；（二）自大西洋向西行，于1492年发现美洲，1519年环绕地球，其事都在明武宗之世。初期在海上占势力的是西、葡，后来英、荷继起，势力反驾乎其上。但其在中国，因葡萄牙人独占了澳门之故，势力仍能凌驾各国，这是明末的情形。

清初，因与荷兰人有夹攻台湾郑氏之约，许其商船八年一到广东，然其势力亦远非葡萄牙之敌。我们试将较旧的书翻阅，说及当时所谓洋务时，总是把“通商传教”四字并举的。的确，我们初期和西洋人的接触，不外乎这两件事。通商本两利之道，但这时候的输出入品，还带有奢侈性质，并非全国人所必需，而近世西人的东来，我们却自始对他存着畏忌的心理。

这是为什么呢？（一）中国在军事上，是畏恶海盗的。因为从前的航海之术不精，对海盗不易倾覆其根据地，甚而至于不能发现其根据地。（二）中国虽发明火药，却未能制成近世的枪炮。近世的枪炮，实在是西人制成的，而其船舶亦较我们的船舶为高大，军事上有不敌之势。（三）西人东来的，自然都是些冒险家，不免有暴横的行为。而因传教，更增加了中国畏忌的心理。

近代基督教的传布于东方，是由耶稣会（Jesuit）开始的。其教徒利玛窦（MatteoRicci），以1581年始至澳门，时为明神宗万历五年。后入北京朝献，神宗许其建立天主堂。当时基督教士的传教，是以科学为先驱；而且顺从中国的风俗，不禁华人祭天、祭祖、崇拜孔子的。于是在中国的反应，发生两派：其一如徐光启、李之藻等，服膺其科学，因而亦信仰其宗教；其二则如清初的杨光先等，正因其人学艺之精、传教的热烈，而格外引起其猜忌之心。在当时，科学的价值，不易为一般人所认识，后一派的见解，自然容易得势。但是输入外国的文明，在中国亦由来已久了。

在当时，即以历法疏舛，旧有的历法，不如西洋历法之精，已足使中国人引用教士，何况和满洲人战争甚烈，需要教士制造枪炮呢？所以1616年，基督教一度被禁止传播后，到1621年，即因命教士制造枪炮而复解禁。后更引用其人于历局。清初，汤若望（JoannesAdamsSchallvonBell）亦因历法而被任用。圣祖初年，为杨光先所攻击，一时失势。其后卒因旧法的疏舛，而南怀仁（FerdinandusVerbiest）复见任用。

圣祖是颇有科学上的兴趣的，在位时引用教士颇多。然他对于西洋人，根本上仍存着一种畏恶的心理。所以在他御制的文集里，曾说“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这在当时的情势下，亦是无怪其然的。在中国一方面，本有这种心理潜伏着，而在西方，适又有别一派教士，攻击利玛窦一派于教皇，说他们卖教求荣，容许中国的教徒崇拜偶像。于是教皇派多罗（Tourmon）到中国来禁止。

这在当时的中国，如何能说得明白？于是圣祖大怒，将多罗押还澳门，令葡萄牙人看管，而令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都退出（教皇仍不变其主张，且处不从令的教士以破门之罚。教士传教中国者，遂不复能顺从中国人的习惯，此亦为中西隔阂之一因）。至1717年，碣石镇总兵陈昂说：“天主教在各省开堂聚众，广州城内外尤多，恐滋事端，请严旧例严禁。”许之。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概行安置澳门；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亦许之。基督教自此遂被禁止传布，然其徒之秘密传布如故。

中国社会上，本有一种所谓邪教，其内容仅得之于传说，是十分离奇的，至此，遂将其都附会到基督教身上去；再加以后来战败的耻辱，因战败而准许传教，有以兵力强迫传布的嫌疑，遂伏下了几十年教案之根。至于通商，在当时从政治上看起来，并没有维持的必要。既有畏恶外人的心理，就禁绝了，也未为不可的。但这是从推理上立说，事实上，一件事情的措置，总是受有实力的人的意见支配的。当时的通商，虽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而在官和商，则都是大利之所在，如何肯禁止？既以其为私利所在而保存之，自然对于外人，不肯不剥削，就伏下了后来五口通商的祸根。

海路的交通，在初期，不过是通商传教的关系，至陆路则自始即有政治关系。北方的侵略者，乃蒙古高原的民族，而非西伯利亚的民族，这是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持续不变的形势。但到近代欧洲的势力向外发展时，其情形也就变了。十五世纪末叶，俄人脱离蒙古的羁绊而自立。其时可萨克族（Kazak，即哈萨克）又附俄，为之东略。于是西伯利亚的广土，次第被占。

至明末，遂达鄂霍次克海，骚扰且及于黑龙江。清初因国内未平，无暇顾及外攘。至三藩既平，圣祖乃对外用兵。其结果，乃有1688年的《尼布楚条约》，订定西以额尔古纳河，东自格尔必齐河以东，以外兴安岭为界。俄商得三年一至京师。此约俄人认为系用兵力迫胁而成，心怀不服，而中国对边陲，又不能实力经营，遂伏下咸丰时戊午、庚申两约的祸根。

当《尼布楚条约》签订时，中俄的边界问题，还只限于东北方面。其后外蒙古归降中国（前此外蒙古对清，虽曾通商，实仅羁縻而已），于是俄蒙的界务，亦成为中俄的界务。乃有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规定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至沙宾达巴哈为止。自此以西，仍属未定之界。至1755、1759两年，中国次第平定准部、回部，西北和俄国接界处尤多，其界线问题，亦延至咸丰时方才解决。

近代欧人到广东来求通商，事在1516年，下距五口通商时，已经三百余年了。但在五口通商以前，中国讫未觉得其处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中，还是一守其闭关独立之旧。清开海禁，事在1685年。于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设关四处。其后宁波的通商，移于定海，而贸易最盛于广东。当时在中国方面，贸易之权，操于公行之手，剥削外人颇深。外人心抱不平，乃舍粤而趋浙。

1758年，清高宗又命把浙海关封闭，驱归广东。于是外人之不平更甚。英国曾于1792、1810年两次派遣使臣到中国，要求改良通商办法，均未获结果。其时中国官吏并不能管理外人，把其事都交给公行。官吏和外人的交涉，一切都系间接。自1781年以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为东印度公司所专。其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一切交涉，都是和他办的。1834年，公司的专利权被废止。中国说散商不便制驭，传令其再派大班。

英人先后派商务监督和领事前来，中国都仍认为是大班，官厅不肯和他平等交涉。适会鸦片输入太甚，因输出入不相抵，银之输出甚多。银在清朝是用为货币的，银荒既甚，财政首受其影响。遂有1839年林则徐的烧烟。中英因此酿成战衅。其结果，于1842年在南京订立条约。中国割香港，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废除行商。中英两国官员，规定了交际礼节。于是前此以天朝自居，英国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及贸易上的制限都除去了。

英约定后，法、美、瑞典，遂亦相继和中国立约。唯俄人仍不许在海口通商。中西积久的隔阂，自非用兵力迫胁，可以解除于一时。于是又有1857年的冲突。广州失陷，延及京、津。清文宗为之出奔热河。其结果，乃有1858年和1860年《天津》《北京》两条约。此即所谓咸丰戊午、庚申之役。此两次的英法条约，系将五口通商以后外人所得的权利作一个总结束的。领事裁判，关税协定，内地通商及游历、传教，外国派遣使臣，都在此两约中规定。美国的《天津条约》，虽在平和中交换，然因各约都有最惠国条款，所以英、法所享的权利，美国亦不烦一兵而得享之。

至于俄国，则自十九世纪以还，渐以实力经营东方。至1850年顷，黑龙江北之地，实际殆已尽为所据。至1858年，遂迫胁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瑷珲条约》，尽割黑龙江以北，而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作为两国共管。1860年，又借口调停英、法战事，再立《北京条约》，并割乌苏里江以东。而西北边界，应当如何分划，亦在此约中规定了一个大概。先是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方面，已许俄国通商，至是再开喀什噶尔，而海口通商及传教之权，亦与各国一律。而且规定俄人得由恰克图经库伦、张家口进京。京城和恰克图间的公文，得由台站行走。于是蒙古、新疆的门户，亦洞开了。

总而言之：自1838年林则徐被派到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起，至1860年各国订立《北京条约》为止，中国初期与外国交涉的问题，告一结束。其所涉及的，为：（一）西人得在海口通商；（二）赴内地通商、游历、传教；（三）税则；（四）审判；（五）沿海航行；（六）中、俄陆路通商；（七）边界等问题。

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一个民族，进步到达于某一程度之后，就绝不会自忘其为一个独立的民族了。虽然进化的路径是曲线的，有时不免暂为他族所压服。

公元1729年，即清世宗的雍正七年，曾有过这样一道上谕。他说：“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蛊惑愚民，现被步军统领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这一道上谕，是因曾静之事而发的。曾静是湖南人，读浙江吕留良之书，受着感动，使其徒张熙往说岳钟琪叛清，钟琪将其事举发。吕留良其时已死，因此遭到了剖棺戮尸之祸。曾静、张熙暂时免死拘禁，后亦被杀。这件事，向来被列为清朝的文字狱之一，其实乃是汉族图谋光复明朝的实际行动，非徒文字狱而已。

1729年，为亡清入关后之八十六年，表面上业已太平，而据清世宗上谕所说，则革命行动的连续不绝如此，可见一部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始终未曾屈服了。怀抱民族主义的人，是中下流社会中都有的。中流社会中人的长处，在其知识较高，行动较有方策，且能把正确的历史知识，留传到后代，但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弱。下流社会中人，直接行动的力量较强，但其人智识缺乏，行动起来，往往没有适当的方策，所以有时易陷于失败，甚至连正确的历史，都弄得缪悠了。

清朝最大的会党，在北为哥老会，在南为天地会，其传说大致相同。天地会亦称三合会，有人说就是三点会，南方的清水、匕首、双刀等会，皆其支派。据他们的传说：福建莆田县九连山中，有一个少林寺。僧徒都有武艺，曾为清征服西鲁国。后为奸臣所谗，清主派兵去把他们剿灭。四面密布火种，缘夜举火，想把他们尽行烧死。

有一位神道，唤作达尊，使其使者朱开、朱光，把十八个和尚引导出来。这十八个和尚，且战且走，十三个战死了。剩下来的五个，就是所谓前五祖。又得五勇士和后五祖为辅，矢志“反复汨”。就是清字，汨就是明字，乃会中所用的秘密符号。他们自称为洪家。把洪字拆开来则是三八二十一，他们亦即用为符号。洪字大约是用的明太祖开国的年号洪武；或者洪与红同音，红与朱同色，寓的明朝国姓的意思，亦未可知。

据他们的传说：他们会的成立，在1674年。曾奉明思宗之裔举兵而无成，乃散而广结徒党，以图后举。此事见于日本平山周所著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平山周为中山先生的革命同志，曾身入秘密社会，加以调查）。据他说：“后来三合会党的举事，连续不绝。其最著者，如1787年，即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之变便是。1832年，即宣宗道光十二年，两广、湖南的猺乱，亦有三合会党在内。鸦片战争既起，三合会党尚有和海峡殖民地的政府接洽，图谋颠覆清朝的。”其反清复明之志，可谓终始不渝了。而北方的白莲教徒的反清，起于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至1804年，即仁宗嘉庆九年而后平定，此即向来的史家称为川楚教匪，为清朝最大的内乱之始的，其所奉的王发生，亦诈称明朝后裔，可见北方的会党，反清复明之志，亦未尝变。后来到1813年，即嘉庆十八年，又有天理教首林清，图谋在京城中举事，至于内监亦为其内应，可见其势力之大。天理教亦白莲教的支派余裔，又可见反清复明之志，各党各派，殊途同归了。而其明目张胆、首传讨胡之檄的则为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系广东花县人，生于1812年。结合下流社会，有时是不能不利用宗教作工具的。广东和外人交通早，所以天王所创的宗教，亦含有西教的意味。他称耶和华为天父，基督为天兄，而己为其弟。乘广西年饥盗起，地方上有身家的人所办的团练和贫苦的客民冲突，以1850年，起事于桂平的金田村。明年，下永安，始建国号。又明年，自湖南出湖北，沿江东下。

1853年，遂破江宁，建都其地，称为天京。当天国在永安时，有人劝其北出汉中，以图关中；及抵武汉时，又有人劝其全军北上，天王都未能用。既据江宁，耽于声色货利，不免渐流于腐败。天王之为人，似只长于布教，而短于政治和军事。委政于东王杨秀清，尤骄恣非大器。始起诸王，遂至互相残杀。其北上之军，既因孤行无援，而为清人所消灭。

溯江西上之兵，虽再据武汉，然较有才能的石达开，亦因天京的政治混乱，而和中央脱离了关系。清朝却得曾国藩，训练湘军，以为新兴武力的中坚。后又得李鸿章，招募淮军，以为之辅。天国徒恃一后起之秀的李秀成，只身支柱其间，而其余的政治军事，一切都不能和他配合。虽然兵锋所至达十七省（内地十八省中，唯甘肃未到），前后共历十五年，也不得不陷于灭亡的悲运了。

太平天国的失败，其责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它的兵力，是够剽悍的。其扎实垒、打死仗的精神，似较之湘、淮军稍逊，此乃政治不能与之配合之故，而不能悉归咎于军事。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

（一）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头脑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中国的下流社会中人，是向来有均贫富的思想的，其宗旨虽然不错，其方策则决不能行。今观太平天国所定的把天下田亩，按口均分；二十五家立一国库，婚丧等费用，都取给国库，私用有余，亦须缴入国库等，全是极简单的思想，极灭裂的手段。知识浅陋如此，安能应付一切复杂的问题？其政治的不免于紊乱，自是势所必然了。

（二）满洲人入据中原，固然是中国人所反对，而是时西人对中国，开始用兵力压迫，亦为中国人所深恶的，尤其是传教一端，太平天国初起时，即发布讨胡之檄。“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读之亦使人气足神王。倘使他们有知识，知道外力的压迫，由于清朝的失政，郑重提出这一点，固能得大多数人的赞成；即使专提讨胡，亦必能得一部分人的拥护。

而他们后来对此也模糊了，反而到处传播其不中不西的上帝教，使反对西教的士大夫，认他为文化上的大敌，反而走集于清朝的旗帜之下。这是太平天国替清朝做了掩蔽，而反以革命的对象自居，其不能成事，实无怪其然了。湘、淮军诸将，亦是一时人杰，并无一定要效忠于清朝的理由，他们的甘为异族作伥，实在是太平天国的举动，不能招致豪杰，而反为渊殴鱼。所以我说它政治上的失败，还是文化上的落后。

和太平天国同时的，北方又有捻党，本蔓延于苏、皖、鲁、豫四省之间。1864年，天国亡，余众多合于捻，而其声势乃大盛，分为东西两股。清朝任左宗棠、李鸿章以攻之。至1867、1868两年，然后先后平定。天国兵锋，侧重南方，到捻党起，则黄河流域各省，亦无不大被兵灾了，而回乱又起于西南，而延及西北。云南的回乱，起于1855年，至1872年而始平，前后共历18年。

西北回乱，则起于1862年，自陕西延及甘肃，并延及新疆。浩罕人借兵给和卓木的后裔，入据喀什喀尔。后浩罕之将阿古柏帕夏杀和卓木后裔而自立，意图在英、俄之间，建立一个独立国。英、俄都和他订结通商条约，且曾通使土耳其。英使且力为之请，欲清人以天山南北路之地封之。清人亦有以用兵劳费持是议者。幸左宗棠力持不可。西捻既平之后，即出兵以攻叛回。自1875至1878，前后共历四年，而南北两路都平定。阿古柏帕夏自杀。当回乱时，俄人虽乘机占据伊犁，然事定之后，亦获返还。虽然划界时受损不少，西北疆域，大体总算得以保全。

清朝的衰机，是潜伏于高宗，暴露于仁宗，而大溃于宣宗、文宗之世的。当是时，外有五口通商和咸丰戊午、庚申之役，内则有太平天国和捻、回的反抗，几于不可收拾了。其所以能奠定海宇，号称中兴，全是一班汉人，即所谓中兴诸将，替它效力的。清朝从道光以前，总督用汉人的很少，兵权全在满族手里。至太平天国兵起，则当重任的全是汉人。

文宗避英、法联军，逃奔热河，1861年，遂死于其地。其时清宗室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握权。载垣、端华亦是妄庸之徒，肃顺则颇有才具，力赞文宗任用汉人，当时内乱的得以削平，其根基实定于此。文宗死，子穆宗立。载垣、端华、肃顺等均受遗诏，为赞襄政务大臣。文宗之弟恭亲王奕䜣，时留守京师，至热河，肃顺等隔绝之，不许其和文宗的皇后钮祜禄氏和穆宗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相见。

后来不知如何，奕䜣终得和他们相见了，密定回銮之计。到京，就把载垣、端华、肃顺都杀掉。于是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同时垂帘听政（钮祜禄氏称母后皇太后，死谥孝贞。叶赫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死谥孝钦。世称孝贞为东宫太后，孝钦为西宫太后），钮祜禄氏是不懂得什么的，大权都在叶赫那拉氏手里。叶赫那拉氏和肃顺虽系政敌，对于任用汉人一点，却亦守其政策不变，所以终能削平大难。

然自此以后，清朝的中央政府即无能为，一切内政、外交的大任，多是湘、淮军中人物，以疆臣的资格决策或身当其冲。军机及内阁中，汉人的势力亦渐扩张。所以在这个时候，满洲的政权，在实际上已经覆亡了，只因汉人一方面，一时未有便利把它推倒，所以又维持了名义好几十年。

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

太平天国既亡，捻、回之乱复定，清朝一时号称中兴。的确，遭遇如此大难，而一个皇室，还能维持其政权于不敝的，在历史上亦很少见。然清室的气运，并不能自此好转，仍陵夷衰微以至于覆亡，这又是何故呢？

这是世变为之。从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局面，决非任何旧方法所能对付。孝钦皇后，自亦有其相当的才具，然她的思想是很陈旧的。试看她晚年的言论，还时时流露出道、咸时代人的思想来可知。大约她自入宫以后，就和外边隔绝了，时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她的思想，比较所谓中兴名臣，还要落后许多。当时应付太平天国，应付捻、回，所用的都是旧手段，她是足以应付的。

内乱既定之后，要进而发愤自强，以御外患，就非她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即当时所谓中兴名臣，要应付这时候的时局，也远觉不够。他们不过任事久了，经验丰富些，知道当时的一种迂阔之论不足用，他们亦觉得中国所遭遇的，非复历史上所有的旧局面，但他们所感觉到的，只是军事。因军事而牵及于制造，因制造而牵及于学术，如此而已。后来的人所说的“西人自有其立国之本，非仅在械器之末”，断非这时候的人所能见得到的，这亦无怪其然。

不但如此，在当时中兴诸将中，如其有一个首领，像晋末的宋武帝一般，入据中央，大权在握，而清朝的皇帝，仅保存一个名义，这一个中央政府，又要有生气些。而无如中兴诸将，地丑德齐，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且他们多数是读书人，既有些顾虑君臣的名义，又有些顾虑到身家、名誉，不敢不急流勇退。清朝对于汉人，自然也不敢任之过重。所以当时主持中枢的，都是些智识不足、软弱无力，甚至毫无所知之人。

士大夫的风气，在清时本是近于阘茸而好利的。湘军的中坚人物，一时曾以坚贞任事的精神为倡。然少数人的提倡，挽回不过积重的风气来，所以大乱平定未久，而此种精神，即已迅速堕落。官方士习，败坏如故。在同、光之世，曾产生一批所谓清流，喜唱高调，而于事实茫无所知，几于又蹈宋、明人的覆辙。幸而当时的情势，不容这一种人物发荣滋长，法、越之役，其人有身当其冲而失败的，遂亦销声匿迹了，而士大夫仍成为一奄奄无气的社会。

政府和士大夫阶级，其不振既如此，而宫廷之间，又发生了变故。清穆宗虽系孝钦后所生，顾与孝钦不协。立后之时，孝贞、孝钦，各有所主。穆宗顺从了孝贞的意思。孝钦大怒，禁其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醇亲王奕之妻，为孝钦后之妹，孝钦因违众议立其子载湉，是为德宗。年方四岁，两宫再临朝。后孝贞后忽无故而死，孝钦后益无忌惮，宠任宦官，骄淫奢侈，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德宗亲政之后，颇有意于振作，而为孝钦所扼，母子之间，嫌隙日深，就伏下戊戌政变的根源了。

内政的陵夷如此，外交的情势顾日急。中国历代所谓藩属，本来不过是一个空名，实际上得不到什么利益的。所以论政之家，多以疲民力、勤远略为戒。但到西力东侵以来，情形却不同了。

所谓藩属，都是屏蔽于国境之外的，倘使能够保存，敌国的疆域，即不和我国直接，自然无所肆其侵略。所以历来仅有空名的藩属，到这时候，倒确有藩卫的作用了。但以中国外交上的习惯和国家的实力，这时候，如何说得上保存藩属？于是到十九世纪，而朝贡于中国之国，遂悉为列强所吞噬。

我们现在先从西面说起：哈萨克和布鲁特，都于公元1840年顷，降伏于俄；布哈尔、基华，以1873年，沦为俄国的保护国；浩罕以1876年为俄所灭；巴达克山以1877年受英保护；乾竺特名为两属，实际上我亦无权过问。于是自葱岭以西朝贡之国尽了。其西南，则哲孟雄，当英、法联军入北京之年，英人即在其境内获得铁路铺设权。缅甸更早在1826和1851年和英人启衅战败，先后割让阿萨密、阿剌干、地那悉林及白古，沿海菁华之地都尽。

安南旧阮失国后，曾介教士乞援于法。后来乘新阮之衰，借暹罗之助复国，仍受封于中国，改号为越南。当越南复国时，法国其实并没给予多大的助力。然法人的势力，却自此而侵入，交涉屡有葛藤。至1874年，法人遂和越南立约，认其为自主之国。我国虽不承认，法国亦置诸不理。甚至新兴的日本，亦于1879年将自明清以来受册封于中国的琉球灭掉。重大的交涉，在西北，则有1881年的《伊犁条约》。

当回乱时，伊犁为俄国所据，中国向其交涉，俄人说：不过代中国保守，事定即行交还的。及是，中国派了一个昏聩糊涂的崇厚去，只收回了一个伊犁城，土地割弃既多，别种权利，丧失尤巨。中国将崇厚治罪，改派了曾纪泽，才算把地界多收回了些，别种条件，亦略有改正。然新疆全境，都准无税通商；肃州、吐鲁番，亦准设立领事；西北的门户，自此洞开了。

在西南，则英国屡求派员自印度经云南入西藏探测，中国不能拒，许之。1857年，英人自印度实行派员入滇，其公使又遣其参赞，自上海至云南迎接。至腾越，为野人所杀。其从印度来的人员，亦被人持械击阻。这件事，云贵总督岑毓英，实有指使的嫌疑，几至酿成重大的交涉。次年，乃在芝罘订立条约：允许滇、缅通商，并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商埠；许英国派员驻扎重庆，察看商务情形，俟轮船能开抵时，再议开埠事宜。此为西人势力侵入西南之始。

至1882年，而法、越的战事起。我兵初自云南、广西入越的都不利，海军亦败于福州。然后来冯子材有镇南关之捷，乘势恢复谅山。法人是时的情形，亦未能以全力作战，实为我国在外交上可以坚持的一个机会，但亦未能充分利用。其结果，于1885年，订立条约，承认法国并越，并许在边界上开放两处通商（后订开龙州、蒙自、蛮耗。1895年之约，又订以河口代蛮耗，增开思茅）。英人乘机于1885年灭缅甸。中国亦只得于其明年立约承认。先是《芝罘条约》中，仍有许英人派员入藏的条款，至是，中国乘机于《缅约》中将此款取消。然及1888年，英、藏又在哲孟雄境内冲突，至1890年，中国和英人订立《藏印条约》，遂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1893年，续议条约，复订开亚东关为商埠，而藏人不肯履行，又伏下将来的祸根。

对外交涉的历次失败，至1894年中、日之战而达于极点。中、日两国，同立国于东方，在历史上的关系极为深切，当西力东侵之际，本有合作御侮的可能。但这时候，中国人对外情太觉隔阂，一切都不免以猜疑的态度出之，而日方则褊狭性成，专务侵略，自始即不希望和中国合作。

中、日的订立条约，事在1871年。领判权彼此皆有。进口货物，按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定的，则直百抽五，亦彼此所同。内地通商，则明定禁止。在中国当日，未始不想借此为基本，树立一改良条约之基，然未能将此意开诚布公和日本说明。日本则本不想和中国合作，而自始即打侵略的主意，于是心怀不忿。至1874年，因台湾生番杀害日本漂流的人民，径自派兵前往攻击。1879年，又灭琉球。交涉屡有葛藤，而衰微不振的朝鲜，遂为日本踏上大陆的第一步，成为中、日两国权利冲突的焦点。

1894年，日人预备充足，蓄意挑衅，卒至以兵戎相见。我国战败之后，于其明年，订立《马关条约》。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又割台湾和辽东半岛，赔款至二万万两。改订通商条约，悉以中国和泰西各国所定的约章为准，而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人得在通商口岸从事于制造，则又是泰西各国所求之历年，而中国不肯允许的。此约既定之后，俄国联合德、法加以干涉，日人乃加索赔款三千万两，而将辽东还我。因此而引起1896年的《中俄密约》，中国许俄国将西伯利亚铁路经过黑、吉两省而达到海参崴。

当时传闻，俄国还有租借胶州湾的密约，于是引起德国的强占胶州湾而迫我立九十九年租借之约，并获得建造胶济铁路之权。俄人因此而租借旅、大，并许其将东省铁路，展筑一支线。英人则租借威海卫，法人又租借广州湾。我国沿海已经经营的军港，就都被占据了。

其在西南：则法国因干涉还辽之事，向我要索报酬。于1895年订立《续议界务商务专条》，云南、两广开矿时，许先和法人商办。越南已成或拟设的铁路，得接至中国境内。并将前此允许英国不割让他国的孟连、江洪的土地，割去一部分。于是英国再向我国要求，于1897年订立《中缅条约附款》，云南铁路允与缅甸连接，而开放三水、梧州和江根墟。

外人的势力，侵入西南益深了。又自俄、德两国在我国获得铁路铺设权以来，各国亦遂互相争夺。俄人初借比国人出面，获得芦汉铁路的铺设权。英人因此要求津镇、河南到山东、九广、浦信、苏杭甬诸路。俄国则要求山海关以北铁路由其承造。英国又捷足先得，和中国订定承造牛庄至北京铁路的合同。

英、俄旋自相协议，英认长城以北的铁路归俄承造，俄人则承认长江流域的铁路归英承造。英、德又自行商议，英认山西及自山西展筑一路至江域外，黄河流域的铁路归德，德认长江流域的铁路归英。凡铁路所至之处，开矿之权利亦随之。各国遂沿用分割非洲时的手段，指我国之某处，为属于某国的势力范围，而要求我以条约或宣言承认其地不得割让给别国。于是瓜分之论，盛极一时，而我国人亦于其时警醒了。

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

自西力东侵，而中国人遭遇到旷古未有的变局。值旷古未有的变局，自必有非常的手段，然后足以应付之，此等手段，自非本来执掌政权的阶级所有，然则新机从何处发生呢？其一起自中等阶级，以旧有的文化为根底的，是为戊戌维新。其二以流传于下级社会中固有的革命思想为渊源，采取西洋文化，而建立成一种方案的，则为辛亥革命。

戊戌变法，康有为是其原动力。康有为的学问，是承袭清代经学家今文之学的余绪，而又融合佛学及宋明理学而成的。（一）因为他能承受今文之学的“非常异义”，所以能和西洋的民主主义接近。（二）因为他能承受宋学家彻底改革的精神，所以他的论治，主于彻底改革，主张设治详密，反对向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放任政策。（三）主张以中坚阶级为政治的重心，则士大夫本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有互相团结的精神。宋、明人的讲学颇有此种风概。入清以来，内鉴于讲学的流弊，外慑于异族的淫威，此等风气久成过去了。

康有为生当清代威力已衰，政令不复有力之时，到处都以讲学为事。他的门下，亦确有一班英多磊落之才。所以康有为的学问及行为，可以说是中国旧文化的复活。他当甲午战前，即已上书言事。到乙未之岁，中日议和的时候，他又联合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主张迁都续战，因陈变法自强之计。书未得达。和议成后，他立强学会于北京，想联合士大夫，共谋救国。会被封禁，其弟子梁启超走上海，主持《时务报》旬刊，畅论变法自强之义。此报一出，风行海内，而变法维新，遂成为一时的舆论。康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湾时，又入京陈救急之计。于是康有为共上书五次，只一次得达。德宗阅之，颇以为然。岁戊戌，即1898年，遂擢用有为等以谋变法。

康有为的宗旨，在于大变和速变。大变所以谋全盘的改革，速变则所以应事机而振精神。他以为变法的阻力，都是由于有权力的大臣，欲固其禄位之私，于是功德宗勿去旧衙门，但设新差使。他以为如此即可减少阻力。但阻碍变法的，固非尽出于保存禄位之私；即以保存禄位论，权已去，利亦终不可保，此固不足以安其心。何况德宗和孝钦后素有嫌隙，德宗又向来无权，于是有戊戌的政变。

政变以后，德宗被幽，有为走海外，立保皇党，以推翻孝钦后、扶德宗亲政相号召。然无拳无勇，复何能为？而孝钦后以欲捕康、梁不得；欲废德宗，又为公使所反对；迁怒及于外人。其时孝钦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载漪因急欲其子正位，宗戚中亦有附和其事，冀立拥戴之功的。而极陈旧的，“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尚未尽去。加以下层社会中人，身受教案切肤之痛，益以洋人之强唯在枪炮，而神力可以御枪炮之说，遂致酿成1900年间义和团之乱。

亲贵及顽固大臣，因欲加以利用，乃有纵容其在京、津间杀教士，焚教堂，拆铁路，倒电杆，见新物则毁，见用洋货的人则杀的怪剧。并伪造外人的要求条件，以恐吓孝钦后，而迫其与各国同时宣战。意欲于乱中取利，废德宗而立溥俊。其结果，八国联军入京城，德宗及孝钦后走西安。

1901年的和约，赔款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京城通至海口路上的炮台，尽行拆去。且许各国于其通路上驻兵。又划定使馆区域，许其自行治理、防守。权利之丧失既多，体面亦可谓丧失净尽了。是时东南诸督抚，和上海各领事订立互保之约，不奉北京的伪令。虽得将战祸范围缩小，然中央的命令，自此更不行于地方了。

而黑龙江将军又贸然与俄人启衅，致东三省尽为俄人所占。各国与中国议和时，俄人说东三省系特别事件，不肯并入和约之中讨论，幸保完整的土地，仍有不免于破碎之势。庚子一役闯出的大祸如此。而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逸，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

十九世纪之末，瓜分之论，盛极一时，已见上章。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氏（JohnHay）乃通牒英、俄、法、德、意、日六国，提出门户开放主义。其内容为：（一）各国对于中国所获得的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或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入港商品，都遵守中国现行海关税率，课税由中国征收。（三）各国范围内各港，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船舶为高，铁路运费亦然。这无非要保全其在条约上既得的权利。既要保全条约上的权利，自然要连带而及于领土保全，因为领土设或变更，既成的条约，在该被变更的领土上，自然无效了。六国都覆牒承认。

然在此时，俄国实为侵略者，逮东三省被占而均势之局寝破。此时英国方有事于南非，无暇顾及东方，乃和德国订约，申明门户开放、领土保全之旨。各国都无异议。唯俄人主张其适用限于英、德的势力范围。英国力持反对。德国和东方关系究竟较浅，就承认俄国人的主张了。于是英国觉得在东方要和俄国相抗，非有更强力的外援不可，乃有1902年的英、日同盟。

俄国亦联合法国，发表宣言，说如因第三国的侵略或中国的扰乱，两国利益受到侵害时，应当协力防卫。这时候，日本对于我国东北的利害，自然最为关切，然尚未敢贸然与俄国开战，乃有满、韩交换之论。大体上，日本承认俄国在东三省的权利，而俄人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权利。而俄人此时甚骄，并此尚不肯承认，其结果，乃有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在美国的朴茨茅斯订立和约。俄人放弃在韩国的权利，割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南之地与日。除租借地外，两国在东三省的军队都撤退，将其地交还中国。在中国承认的条件之下，将旅顺、大连湾转租与日，并将东三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让给日本。清廷如何能不承认？乃和日本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除承认《朴茨茅斯条约》中有关中国的款项外，并在三省开放商埠多处。军用的安奉铁路，许日人改为商用铁路。且许合资开采鸭绿江左岸材木。于是东北交涉的葛藤，纷纷继起，侵略者的资格，在此而不在彼了。

当日、俄战争时，英国乘机派兵入藏，达赖出奔。英人和班禅立约，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非经英国许可，西藏的土地不得租、卖给外国人。铁路、道路、电线、矿产不得许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入款、银钱、货物，不得抵押给外国或外国人。一切事情，都不受外国干涉。亦不许外国派官驻扎和驻兵。中国得报大惊，然与英人交涉无效，不得已，乃于1906年，订立《英藏续约》，承认《英藏条约》为附约，但声明所谓外国或外国人者，不包括中国或中国人在内而止。

在东北方面，中国拟借英款铺设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铁路的平行线（东三省铁路支线，俄人让给日本的，日人改其名为南满路），中国不得已，作罢，但要求建造锦齐铁路时，日不反对。中国因欲借英、美的款项，将锦齐铁路延长至珲。日人又唆使俄人出而反抗。于是美国人有满洲铁路中立的提议。其办法：系由各国共同借款给中国，由中国将东三省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前，由各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的使用。议既出，日、俄两国均提出抗议。这时候，因英、美两国欲伸张势力于东北而无所成，其结果反促成日、俄的联合。两国因此订立协约，声明维持满洲现状，现状被迫时，彼此互相商议。据说此约别有密约，俄国承认日本并韩，而日本承认俄国在蒙、新方面的行动。此约立于1910年。果然，日本于其年即并韩，而俄人对蒙、新方面，亦于其明年提出强硬的要求，且用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迫胁中国承认了。

外力的冯陵，实为清季国民最关心的事项。清朝对于疆土的侵削，权利的丧失，既皆熟视而无可如何，且有许多自作孽的事情，以引进外力的深入。国民对于清政府，遂更无希望，且觉难于容忍。在庚子以前，还希冀清朝变法图强的，至庚子以后，则更无此念，激烈的主张革命，平和的也主张立宪，所要改革的，不是政务而是政体了。

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是生于中国的南部，能承袭明季以来的民族革命思想，且能接受西方的民治主义的。他当1885年，即已决定颠覆清朝，创建民国之志。1892年在澳门立兴中会。其后漫游欧、美，复决定兼采民生主义，而三民主义，于是完成。自1892年以来，孙中山屡举革命之帜。其时所利用的武力，主要的为会党，次之则想运动防军。然防军思想多腐败，会党的思想和组织力亦嫌其不足用，是以屡举而无成。自戊戌政变以后，新机大启，中国人士赴外国留学者渐多，以地近费省之故，到日本去的尤多。以对朝政的失望，革命、立宪之论，盛极一时。

1905年，中山先生乃赴日本，将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革命团体至此，始有中流以上的人士参加。中山先生说：“我至此，才希望革命之事可以及身见其有成。”中流以上的人士，直接行动的能力，虽似不如下层社会，然因其素居领导的地位，在宣传方面的力量，却和下流社会中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革命的思潮，不久就弥漫全国了。

素主保皇的康有为，在此时，则仍主张君主立宪。其弟子梁启超，是历年办报，在言论界最有权威的。初主革命，后亦改从其师的主张，在所办的《新民丛报》内，发挥其意见，和同盟会所出的《民报》，互相辩论，于是立宪、革命成为政治上的两大潮流。因对于清朝的失望，即内外臣工中，亦有主张立宪的。日俄战争而后，利用日以立宪而胜，俄以专制而败为口实，其议论一时尤盛。

清朝这时候，自己是并无主张的。于是于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俟数年后，察看情形，以定实行的期限。人民仍不满足。1908年，下诏定实行立宪之期为九年。这一年冬天，德宗和孝钦后相继而死。德宗弟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立。年幼，载沣摄政，性甚昏庸。其弟载洵、载涛则恣意妄为。居政府首席的庆亲王奕劻，则老耄而好贿，政局更形黑暗。人民屡请即行立宪，不许。

1910年，号称为国会预备的资政院，亦以为请，乃勉许缩短期限，于三年后设立国会。然以当时的政局，眼见得即使召集国会，亦无改善的希望，人民仍觉得灰心短气。而又因铁路国有问题，和人民大起冲突。此时的新军，其知识已非旧时军队之比；其纪律和战斗力自亦远较会党为强。因革命党人的热心运动，多有赞成革命的。

1911年10月10日，即旧历辛亥八月十九日，革命军起事于武昌。清朝本无与立，在无事时，亲贵虽欲专权，至危急时，仍不得不起用袁世凯。袁世凯亦非有诚意扶持清朝的，清人力尽势穷，遂不得不于其明年二月十二日退位。沦陷了二百六十八年的中华，至此光复；且将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而加以颠覆。自五口通商，我国民感觉时局的严重，奋起而图改革，至此不过七十年，而有如此的大成就，其成功，亦不可谓之不速了。

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语云：“大器晚成。”一人尚然，而况一国？中华民国的建立，虽已三十年，然至今仍在革命的途中，亦无怪其然了。策励将来，端在检讨已往，我现在，且把这三十年来的经过，述其大略如下。

民国的成立，虽说是由于人心的效顺，然以数千年来专制的积重，说真能一朝涤除净尽，自然是无此理的。大约当时最易为大众所了解的，是民族革命，所以清朝立见颠覆。而袁世凯则仍有运用阴谋，图遂其个人野心的余地。民党当日亦知道袁世凯之不足信，但为避免战祸，且急图推翻清朝起见，遂亦暂时加以利用。

孙中山先生辞临时大总统之职，推荐袁世凯于参议院。于是袁世凯被举为临时大总统。民党因南方的空气较为清新，要其到南京来就职。袁世凯自然不肯来，乃唆使京、津、保定的兵哗变。民党乃只得听其在北京就职。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自秘密的革命团体变成公开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知道政局暂难措手，主张国民党退居在野的地位，而自己则专办实业。然是时的国民党员不能服从党纪，不听。

1913年4月8日，国会既开，国民党议员乃欲借国会和内阁的权力，从法律上来限制袁氏。这如何会有效？酝酿复酝酿，到底有二年七月间的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中华革命党。鉴于前此以纪律不严而败，所以此次以服从党魁为重要的条件。然一时亦未能为有效的活动。而袁氏在国内，则从解散国民党，进而停止国会议员的职务，又解散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召开约法会议，擅将宪法未成以前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修改为《中华民国约法》，世称为《新约法》，而称《临时约法》为《旧约法》。又立参议院，令其代行立法权。共和政体，不绝如缕。

至1915年底，卒有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之举。于是护国军起于云南。贵州、两广、浙江、四川、湖南，先后响应。山东、陕西境内，亦有反对帝制的军队。袁氏派兵攻击，因人心不顺，无效，而外交方面又不顺利，乃于1916年3月间下令将帝制取消，商请南方停战。南方要求袁氏退位，奉副总统黎元洪为大总统。事势陷于僵持。未久，袁氏逝世，黎氏代行职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问题乃得自然解决。

然为大局之梗者，实并非袁氏一人。袁氏虽非忠贞，然当其未至溃败决裂时，北洋系军人，究尚有一个首领。到袁氏身败名裂之后，野心军人就更想乘机弄权。当南方要求袁氏退位而袁氏不肯时，江苏将军就主张联合未独立各省，公议办法。通电说：“四省若违众论，固当视同公敌；政府若有异议，亦当一致争持。”这已经不成话了。后来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各省区联合会，更形成了一种非法的势力。

1917年2月，因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我国与德绝交。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而谋对德参战。议案被国会搁置。各省、区督军、都统遂分呈总统和国务总理，借口反对宪法草案，要求解散国会。黎总统旋免段祺瑞之职。安徽遂首先宣告和中央脱离关系。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奉天、黑龙江、浙江、福建等省继之。在天津设立军务总参谋处。通电说“出兵各省，意在另订根本大法，设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会”，这更显然是谋叛了。黎总统无可如何，召安徽督军张勋进京共商国是。张勋至天津，迫胁黎总统解散国会而后入。7月1日，竟挟废帝溥仪在京复辟。黎总统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行职权，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厂，7月12日，克复京城。张勋所扶翼的清朝亡。

流了无量数有名无名的先烈的血，然后造成的中华民国，因军人、政客私意的交争，而几至于倾覆，论理，同为中华民国的人民，应该可以悔过了。然而社会现象，哪有如此简单？北方的军人、政客，仍不能和南方合作。乃借口于复辟之时，中华民国已经中断，可仿民国元年之例，重行召集参议院，不知当复辟的11天中，所谓溥仪者，号令只行于一城；我们即使退一百步，承认当时督军团中的督军，可以受令于溥仪，而西南诸省固自在，中华民国，何尝一日中断来？然而这句话何从向当时的政客说起？于是云南、两广，当国会解散时，宣布径行禀承元首，不受非法内阁干涉的，仍不能和北方合作。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组织大纲》，在《临时约法》未恢复前，以大元帅任行政权，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后又改为总裁制，以政务总裁七人，组织政务会议，由各部长所组织之政务院赞襄之，以行使军政府之行政权。北方则召集参政院，修改选举法，另行召集新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于1918年10月10日就职。

中华民国遂成南北分裂之局。而南北的内部，尚不免于战争。1920年7月，北方的吴佩孚自衡阳撤防回直隶，和段祺瑞所统率的定国军作战。定国军败，段氏退职，是为皖、直之战。南方亦因心力不齐，总裁中如孙中山等均离粤。是年10月，以粤军而驻扎于福建漳州的陈炯明回粤，政务总裁岑春煊等宣布取消自主。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中山等通电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1921年4月，国会再开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于5月5日就职。陈炯明遂进兵平定广西。

是时北方：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湖南军队进攻湖北，王占元败走，旋为吴佩孚所败，进陷岳州，川军东下，亦为佩孚所败。1922年四五月间，奉军在近畿和直军冲突，奉军败退出关。孙中山本在广西筹备北伐。是年4月间，将大本营移至韶关。陈炯明走惠州。5月，北伐军入江西。6月，徐世昌辞职。曹锟等电黎元洪请复位。

元洪复电，要求各巡阅使、督军先释兵柄，旋复许先行入都。撤销1917年6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孙中山宣言：直系诸将，应将所部半数，先行改为工兵，余则留待与全国军队同时以次改编，方能饬所部罢兵。未几，广西粤军回粤，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走上海。年底，滇、桂军在粤的及粤军的一部分讨陈。陈炯明再走惠州。1923年2月，孙中山乃再回广州，以大元帅的名义主持政务。然滇、桂军并不肯进取东江，在广东方面的军事，遂成相持之局。

此时北方各督军中，唯浙江卢永祥通电说，冯国璋代理的期限既满，就是黎元洪法定的任期告终，不肯承认黎元洪之复职为合法。东三省则自奉、直战后，即由三省省议会公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保安总司令，而以吉、黑两省督军为之副，不奉北京的命令。其余则悉集于直系旗帜之下。南方如陈炯明及四川省内的军人，亦多与之相结的。直系的势力，可谓如日中天，而祸患即起于其本身。

1933年6月间，北京军、警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走天津，旋走南方。至10月，曹锟遂以贿选为大总统，于10月就职。同时公布宪法。浙江宣布与北京断绝关系。云南及东三省皆通电讨曹，然亦未能出兵。1934年9月，江、浙战起，奉、直之战继之，直系孙传芳自福建入浙，卢永祥败走。北方则冯玉祥自古北口回军，自称国民第一军。胡景翼、孙岳应之，称国民第二、第三军。

吴佩孚方与张作霖相持于山海关，因后路被截，浮海溯江，南走湖北。奉军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相会，共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段祺瑞邀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主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段祺瑞不能用。段祺瑞亦主开善后会议，先解决时局纠纷，再开国民代表会议，解决根本问题。孙中山以其所谓会议者，人民团体无一得与，诫国民党员勿得加入。于是会商仍无结果。是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卒于北京。

是时北方：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胡景翼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孙岳为省长。后胡景翼卒，孙岳改为督办陕西军务事宜。卢永祥为苏、皖、赣宣抚使，以奉军南下，齐燮元走海外。直隶李景林、山东张宗昌、江苏杨宇霆、安徽姜登选，均属奉系人物。直系残余势力，唯萧耀南仍踞湖北，孙传芳仍踞浙江，吴佩孚亦仍踞鸡公山。

1935年10月，孙传芳入江苏。杨宇霆、姜登选皆退走。孙军北上至徐州。11月，吴佩孚亦起于汉口。奉军驻扎关内的郭松龄出关攻张作霖，以为日本人所阻，败死。冯玉祥攻李景林，李景林走济南，与张宗昌合。吴佩孚初称讨奉，后又与张作霖合攻冯玉祥，冯军撤退西北。段祺瑞出走。北方遂无复首领。大局的奠定，不得不有望于南方的北伐。

先是孙中山以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又加改组。1924年1月12日，始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1925年4月，国民政府平东江，还军平定滇、桂军之叛。广西亦来附。改组政府为委员制。1926年1月，开全国代表第二次大会。6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会，通过迅速北伐案。7月，克长沙。9月，下汉阳、汉口，围武昌，至10月而下。11月，平江西。冯玉祥之国民军，亦以是月入陕，12月，达潼关。东江之国民军，先以10月入福建。明年，国民军之在湖南者北入河南，与冯玉祥之军合。在福建者入浙江。在江西者分江左、江右两军，沿江而下，合浙江之兵克南京。旋因清党事起，宁、汉分裂，至7月间乃复合作。明年，1月，再北伐。至5月入济南，而五卅惨案作。国民军绕道德州北伐。张作霖于6月3日出关，4日，至皇姑屯，遇炸死。其子张学良继任。至12月9日，通电服从国民政府，而统一之业告成。

中国革命前途重要的问题，毕竟不在对内而在对外。军阀的跋扈，看似扰乱了中国好几十年，然这一班并无大略，至少是思想落伍，不识现代潮流的人，在今日的情势之下，复何能为？他们的难于措置，至少是有些外交上的因素牵涉在内的。而在今日，国内既无问题之后，对外的难关，仍成为我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中国既处于今日之世界，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绝无可以自存之理。

外交上最大的压力，来自东北方。当前清末年，曾向英、美、德、法四国借款，以改革币制及振兴东三省的实业，以新课盐税和东三省的烟酒、生产、消费税为抵。因革命军起，事未有成。至民国时代，四国银行团加入日、俄，变为六国，旋美国又退出，变为五国，所借的款项，则变为善后大借款，这是最可痛心的事。至欧战起，乃有日本和英国合兵攻下胶州湾之举。

日本因此而提出五号“二十一条”的要求。其后复因胶济沿路的撤兵，和青岛及潍县、济南日人所施民政的撤废，而有《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及胶济铁路日方归中、日合办的照会，附以“欣然同意”字样，致伏巴黎和会失败之根。其后虽有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列举四原则，其第一条，即为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及行政的完整，然迄今未获实现。

自欧战以后，德、奥、俄所订的条约，均为平等。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努力于外交的改进。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定有办法。关税业已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亦已有实行之期，租借地威海卫已交还。租界亦有交还的。然在今日情势之下，此等又都成为微末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大问题，若能得有解决，则这些都不成问题；在大问题还没解决之前，这些又都无从说起了。在经济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更无生息的余地，资源虽富，怕我们更无余沥可沾。在文化上，我们非解除外力的压迫，亦断无自由发展的余地，甚至当前的意见，亦非此无以调和。总之：我们今日一切问题，都在于对外而不在于对内。

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大史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

希腊啊！你本是平和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祇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卅·九·一八于孤岛

凡例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姿，历久弥新。胡适、沈从文、林徽因、吴晗等大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使中国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下去，我们出版了这套常识系列丛书。

在编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和困难——由于时代的变迁，书中某些语词的运用已经不符合现今读者的阅读习惯。文章中的一些遣词造句、外国人名译法也与今日不同。有较多的异体字，内容上也有前后不统一的现象，标点符号的运用也不规范。

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未作大的改动；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

除有出处的引文保持原貌，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二、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通用简体字。

三、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那”“哪”，“么”“吗”等。

四、词语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精采”改“精彩”，“身分”改“身份”，“甚么”改“什么”，“衣著”改“衣着”，“虾蟆”改“蛤蟆”，“真珠”改“珍珠”，“原故”改“缘故”，“记算”改“计算”，“摹仿”改“模仿”，“胡胡涂涂”改“糊糊涂涂”等。

五、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的译名统一用今日常用译法。如：“梭格拉底”改“苏格拉底”，“倍根”改“培根”，“爱拂儿塔”改“埃菲尔铁塔”，“狄卡儿”改“笛卡尔”，“依利亚特”改“伊利亚特”，“奥特赛”改“奥德赛”等。

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第一章
“书画同源”与笔法

书法，详细说来，就是写字的方法。凡事皆有方法，打球、游水、射击、骑马、跳舞、溜冰、着棋、划拳，皆有方法。写字的方法正和这些方法相仿，是一种扼要制胜的技巧。掌握了这种技巧，做起来容易成功些。

潘伯鹰书《王维诗》

当然，说书法是和打球、划拳等等方法相仿，不是说完全相似。写字自有写字的种种特殊条件，和其他不同。不过有一点相同的，即是同为对这种事情扼要制胜的技巧。这一观念很重要，换言之，书法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大学问。在以前，许多有学问的人把书法也说成一种了不起的学问。因之说出许多奇怪玄妙的言语，传出许多怪诞的故事。由于这样，许多人想学习写字，却吓得不敢写了。

不过，我们也不要看轻了这种方法。因为它需要长久专精的学习才能做得好。古人有句话，“技进乎道”。“道”就是原则的意思。一种技巧练习得纯熟极了，自能出神入化。例如杂技团的演员，都各有其最纯熟的技巧。人们看到这种出神入化的技巧，因而联想到推论到更大方面的原则上去，或是这个演员由他所熟练的特殊技艺，而领会到更大方面的原则上去，这就可以叫作“技进乎道”。写字也不例外。我们现在姑且不再谈远了，我们只从它本身先谈起来。

我们所谈的是中国书法。谈中国书法，首先就要谈到“书画同源”。

潘伯鹰书《杜诗三首》

怎么见得书画同源呢？原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字，不外两个系统：一个是从声的，一个是从形的。我们中国的文字是从形而成的，所以又叫“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的“形”，实际上就是一种图画。我们的先民用简单的线条将所看见的东西描下来，成为一个个的小画。这些写实的画逐渐改变、增加而成为其他更富有意义的画。这些写实的画，便是象形字，而其他的便是“会意”“指事”等的字。所以我们中国的字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因而变到后来，就被叫作“方块字”。这“方块字”和“画”的确是同源的，分不开的。直至今日，世界各民族的图画，虽然有少数例外，取了圆形或其他形式，但大体上仍都是“方块”的。即使我们中国的“手卷”也仍然是扩充的方块。

下表中的四排“日”“月”“山”“水”四字，是一幅不精密的字样。但即使是这样不精密的字样也能举以为例，来说明我们古代文字和现代文字的嬗变痕迹。在这种痕迹中，我们很容易地看出古代字形与现代字形的近似之处。而这些古代的字，就都是从图画里渐渐蜕化来的。这就是书画同源的一点简单的史实。这一史实对于我们书法学习的基本观念上异常重要。

这个要点，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我们中国的画和字既然同出一源，而这个同源的画和字又都是同以线条为表现方法的。中国的画，到了后代虽然演变出了许多方法，有渲染、没骨等等，但主要的，始终仍依靠原有的线条表现。中国的字是从这些图画的线条中演变、简化而成。因之，历代以来线条上的同源共命，是书画一体的唯一因素，这是一方面。由于书画全部以线条为同源，当然，其一部的“书”，也是以线条为同源。尽管古文、小篆、隶、章草、楷、行、大草等体格各自不同，而都依靠线条表现却无不同。因此才有笔法之可言，因此才可以说掌握了笔法，就可以应用到各种体格的字。这又是一方面。

这就是笔法通于书画的论据。这也就是笔法通于各种书体的论据。因此，除非我们不学习写中国字，若要学习，便必须从笔法入手。所谓笔法，当然是指写中国字的笔法。这句话，初听似乎累赘，实则大有道理。因为写中国字用的是一种毛笔，这种笔法只有对于用毛笔写中国字才是最正确的方法。若是用这种方法，拿起钢笔来写外国字或写中国字，都是一样的不正确。这种毛笔，西洋人叫作“刷子”。他们作画也是用的毛笔，也叫“刷子”。不过他们的那种作画毛笔，远不如我们的精致，至少是他们的毛笔只能用于水彩画和油画，决不宜于中国的书画。所以我们中国书法的笔法，的确是一种专用的适宜的方法。而他们写横行洋字的钢笔，不但不适宜于写中国字，并且不适宜于画水彩和油画。由此，我们对于笔法的观念可以更加明确了。

清·高凤翰《隶书册》

此外中国人用毛笔写字，是用右手执笔的。所谓笔法，只有对这种方式才完全正确。这一点是次等的重要。在中国，有些书画家偶然因为右臂残废了，勉强用左手写字作画，逐渐也能运用自然，例如清朝的高凤翰便是其中的一位。但这是例外。这种方法应用到左手上来，虽然也有效，虽然有时反而会出一些“奇趣”，但严格讲来，是打了折扣的，不能说完全正确。还有一些好奇的人，用牙齿咬了笔写字，甚至用脚趾夹了笔写字。由于人体部位和视点的改变，所谓笔法，在这种场合之下，断然是不灵的。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我们喜爱用中国的毛笔写字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毛笔富于弹性，伸缩的幅度极大，最便于适用在线条上的缘故。字的成形，依靠点画，即是依靠线条（点，差不多可以说是线的收缩，所以仍属于线条之内）。而线条的变化即是字形美的所从出。换言之，字的生命和精彩、字的艺术性就托赖在这上面。所以愈有弹性的笔，愈能适用于线条的变化。这种毛笔的性能，恰好能愉快地完成这种任务。唐朝吴道子画佛像，佛顶圆光一挥而就。僧怀素写草书自叙如惊蛇走虺。乃至某画家画一枝荷柄，一笔向下，一笔向上，顷刻相接犹如一笔。当然，由于他们的艺术修养纯熟方能到此地步。但若非手中有一支好笔，刚柔适中，挥运如意，又哪能如此顺利呢？关于笔的一层，以后还要说。现在再谈笔法的综合与分析。

为什么我们要从笔法的综合上来讲呢？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由于书画都同源于线条，所以才有用笔之可言。为的是要把线条弄好，就必须考究笔法。将所有的中国字仔细研究归纳，便发现这些字的组织，无论形式怎样千变万化，但其用以组织的成分，却不外乎几种长长短短的笔画。我们用了归纳的方法，将这些笔画综合了起来，千变万化便成为各种各样的字形。

唐·怀素《自叙帖》

这些归纳出来的笔画，可以用一个“永”字作代表。在永字里分析出这一个字包含了八种笔画。这就叫作“永字八法”。这种方法，传下来已经很久了。有的人说，这方法是后汉的崔瑗、张芝传下来的。后来又传给了魏钟繇和晋王羲之。又有人说这是一种秘传，直到隋朝的和尚智永，才传授给了虞世南，由虞世南才广泛地传出来。又有人说，唐朝的李阳冰曾经特别称赞这方法。他说，王羲之曾经用十五年的光阴，专求永字。为的是永字“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这些传说的可靠性如何，很难考证。但这“永字八法”，的确流传下来很长远了，并且它的方法，的确扼要地概括了一切字的笔法。我们分析中国字的成分，还须遵守它。在以前，对于一个善于书法的人，称之为“研精八法”，就是由此而来的。这“八法”所说的笔画，各有一个特殊的名称。现在分析顺序排列于后：

（1）丶起笔的点名叫“侧”。

（2）亠次笔的横名叫“勒”。

（3）三笔的直名叫“努”。

（4）四笔的钩名叫“趯”。

（5）五笔左边向上挑名叫“策”。

（6）六笔左边向下撇名叫“掠”。

（7）七笔右边上面向下劈名叫“啄”。

（8）永八笔右边下面向下捺名叫“磔”。

我们若是仔细严格再分，当然还可以找出这“八法”的不完备性。譬如说所谓“趯”的钩，是向左钩的。但另一种钩，却是向右钩，例如“戈”字。所以这一种右钩是出了格的，因之有些人对这种右钩就叫它作“戈”。古代相传虞世南的“戈法”是特别有名的。再如所谓“磔”的捺，在“永”字中取势是很倾斜的。但另一种捺如“之”字就是很平的。这一种平的捺，严格说和“磔”不同，也可以说是出了格的。因之就有人对这种平捺叫作“波”。前人曾经说“右送之波皆名磔”，又说：“发波之法，循古无踪。原其用笔，磔法为径。”这都说明了其中多少有些不同。再如“包”字上下的两个大转弯，也可说是出了格。再如“红”字的“绞丝旁”也可以说是出了格的。

但是向右的钩还是向左的钩的方法，只是方向不同。平的“波”和倾斜的“磔”，更只是程度的不同，而不是方法的有异。“包”字的大转弯，不过是“永”字第二笔和第三笔的联合。“红”字的“绞丝旁”不过是“永”字第七笔和第八笔的联合并加缩短。若是能够这样变通灵活地去体会，那么，除了“永”字之外，的确再没有一个字能像它这样包括齐备的了。所以我们还是必须沿用这“永字八法”。

从永字八法中，知道中国字的组织成分不过是这八种笔法，我们才能掌握这个关键，用来制驭一切千变万化的中国字；我们谈笔法才有要点，我们学习才有路径。

总之，我们必须在观念上确定了书画同源的认识；在笔法上掌握了八法的要点。这就是书法必须讲究点画的道理，是书法的基础所在。至于如何才可以将点画写好，后面再谈。

谈到此地，或者有人会问：“既然说了书画同源，接触到中国文字的嬗变，何以不谈一些中国文字的历史呢？”我将回答：“这是由于受本书体例和范围所限制的缘故。”中国文字如何发生，如何嬗变，是中国文字学上的问题，应该由文字学家去叙述讨论，而不宜由这样一本谈如何写字的小书去谈。但是本书的范围虽不是与中国文字学的范围悉同，却是涉及中国文字学的边界了。为了学写字的人参考的方便，在本章稍为谈及也是有益的。自然，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仍须去作中国文字学的专门探讨。

研究中国文字，不外是从三方面下手：一是研究文字的形体，二是研究文字的声音，三是研究文字的意义。这里所应该注意的是，研究文字乃是文字发达以后很久的事。由于汉族历史的悠久，所以即使是研究文字的事，远较文字发生为晚，但要追溯渊源已经不易。因此，究竟中国文字的研究始于何时，至今尚不能有明确一定的论证。根据各种材料以及各文字学家的说法，大体上可以说中国文字研究的开始不晚于东周。由于战国时代的文字纷乱，所以在战国时研究文字就更显必要而更发展一步了。研究中国文字的人把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直至此一时期的文字统名之曰“古文”，有的也笼统名之曰“大篆”。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战国的文字纷乱局面到此也才有条件得到统一。一面由于文字本身演化的趋势，一面又有统一的政治大力的督促，于是中国的文字变为“小篆”。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是这里面最有力的人。他们作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字书便是推行小篆的工具。

汉朝的司马相如、张敞、杜林、扬雄、刘歆皆是文字学的好手。在此时又发生了“古文”“今文”的问题，文字的研究愈加复杂化。同时，由于文字本身写法的演变，“隶书”也从秦初渐渐发展起来了。

到了汉和帝、安帝（89—125）之间出了一部名叫《说文解字》的书，才为中国文字学立了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这是许慎著作的。他将以前的材料整理研寻，求出了法则，立出了系统，将文字分为“五百四十部”。他的书成为中国文字学上最大的不朽经典，无论赞成它或反对它的人都无法废弃这部大书。

秦·李斯《会稽刻石》

在这以后，直至晋朝文字的研究大为发达。六朝时政治局面既不稳定，文字也极纷乱，这种研究便趋于退潮的景象。这种景象经过隋朝到唐朝，政治又趋统一强盛，文字学又见复兴。但这次复兴的成功是在“字样”上。唐开元间出了一部《开元字样》。这是一部规定楷字应该怎样写的书。自此为始，中国的楷书方在大体上凝固成为一种通行统一的书体，一直到现在还在应用。当然，在《字样》以前，初唐楷体已渐统一，欧褚诸碑即可证明。但由于《字样》的确定，使这一趋势，愈臻迅速进行。故《字样》是总结而又提高的关键。因为在篆书时代中，简易的便成了隶书。汉朝隶书成了正式的通行字体而代替了篆书。渐渐隶书又整齐简化起来，方成为楷书。因此今日通行的楷书又有“今隶”之名（准此而谈，也不妨叫隶书为“汉楷”了）。而其推动和形成的原动力有赖于这部《字样》，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试想想，楷书已经通行一千两百多年了！

到了赵宋时，“金石学”很发达。这在文字学的研究上又开拓了一些道路。元朝时代短。明朝人可以说简直不曾过问文字学。虽然赵宧光作过一些《说文》功夫，但后来的顾炎武加以批判了。

清朝是文字学发达的时期。但是清朝人恰好和明朝人走了两极端。因为清朝学者推崇许慎至于极点，偏胜之极便囿于《说文》的范围，甚至替《说文》处处设法曲说回护。这种小天地中的偏向一直到清末，方开始大大扭转过来。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是帝国主义者联合大举侵入中国的一年，这是一件大事。就在这前一年殷墟甲骨发现，这又是一件大事。原来北京的药店里卖出作为药材用的龟板，被吃药的疟疾病人和他的朋友发现了那上面有字，那便是殷墟甲骨的初与学人相见！这两人便是王懿荣和刘鹗。刘鹗那时正住在王懿荣的家里。他们从药店追究起根源来，方开启了甲骨研究的道路。本来在此以前古代钟鼎以及古钵、泥封、货布、陶器之类出土日多，著书人本已逐渐扩大了研究的范围。自甲骨发现，愈是开拓了境界，推前了时代，成为一大新兴的学问。继刘王之后的，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人，使得搜辑、排比、印行和研究的风气大为盛行。

以上是关于研究中国文字学的极挂漏的叙述。平心论之，自许慎以来，直至现在，方有了推广和修正许氏学说的有利条件。文字学的前途将继此而见其广大和精密的发展。清朝“说文派”的学者虽嫌偏囿，但起废复兴的功劳很大。

研究方面的情况既然如此，并且前文已经说到追溯文字学的研究始于何时，大为不易；若再进一步追溯中国文字的起源，则时代愈推向远古，确证愈少，愈难悬断了。因此，如若斩钉截铁、极具体地说出起源的年月来，至少在现时尚无此可能。我们只能谨慎地大体上说出一些近似的推测的言语。

中国文字，和其他民族文字一样，总是发源于语言的。语言又发源于声音。在人类还未进化到有文字的时候，却早已会发声，会简单的语言了。在此同时，人类便已能画简单的画。这些简单的画，逐渐进步而为文字。这样推测起来，以中国而言，文字的起源应该比现在所能见到的一切古文字的材料的时代还要早得多。中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字。但甲骨文字多是占卜一类的。这一类的文字当然不足以概括殷代所有的文字，并且甲骨中极少数也已有了并非占卜文字的，例如“宰丰骨”记的是田猎赏赉之事。可见甲骨中必有记载了其他事物的，不过未被发现而已。更可推知除甲骨以外，如玉如帛，及其他和更早的材料，必尚有许多，未传下来，因为我们无从征考。由于甲骨书写和嵌刻的精巧，以及文字的成熟，则在此前必更有早期的文字。我们中国的可记载的历史，一般说来，有五千年。最慎重的说法也有四千年。历史的记载靠文字，而且要靠成熟的文字。由此，我们可以说五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字不算夸张。因为文字起于图画，而图画在新石器时期已很成熟。

其次，文字是由必需而逐渐发展的，决不是一两个人可以造出的。因此，关于仓颉造字一类的神话，我们不谈。再次，文字的发展，大体上是由繁而简的，但也有由简而繁的。再次，正规字和别字的界限，是永远不能一笔划清的。这是由于各方面的趋势推荡变化以至如此。这其间有一条大主流，但若要很清楚地细细分别开，则必与客观事实不符，驯致理论上也要讲不通。至于中国字形体的变迁，大体上是由古文大篆（其中战国书体又各不同），渐变为小篆（所谓“六书”“八体”以及秦汉间货布、诏版、碑额、瓦当……俱归于此），变为隶书。隶书的正式写法变为后来的楷书；隶书的草率苟简的写法，变为草书。由于写隶书的苟简草书即在隶书的同时，而楷书则由于后来的订正，所以草书比楷书，一般说来，时代要早些，好比草书是兄，楷书是弟，都是隶书的儿子。

至于在嬗变演进的过程中，从古文大篆到行草，每一体之中，从书写出的形态上讲，仍各自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例如我们所见各片殷墟甲骨上的字，虽属一体，其形状也有肥瘦强弱繁简的不同。金文也是如此。小篆、隶书、楷、行都是如此。这即由于书写的人各自用笔习性不同。再则写字的工具如笔、如墨、如砚也因时代相沿，逐渐变化。历代的笔、墨、砚、纸等制作不同，其结果必然直接影响到字形的肥瘦短长。例如古代枣心笔是最适合于胶少（甚或无胶）的墨水的，这样墨水就不会立刻流滴下来；但含的墨水必然甚少，因之一次蘸墨必然只能写少数的字，甚至每字不能相连。其后，进化到墨中有胶，笔心无核，含墨水多了也不至滴落，一次蘸了墨，便能多写几个字，连绵的大草书乃能发展。关于这一点，在第七章中当再叙及。

谈到此处，已觉离开本书的范围重点太远。所幸由于这样一谈，使得我们对于书画同源和用笔一致的说法印象更为清晰了。

第二章
执笔

这一章谈到怎样执笔，才是正确的执法。

关于执笔的方法，自来各家的议论是非常杂乱的。其中最荒谬的是两件事：一件是所谓“拨镫法”的搅不清，一件是“运指”说的行不通。“拨镫法”的名词解释，就是搅不清的事。有人说“镫”就是马镫子。写字的执笔要和人骑马时的踏马镫相似。脚踏在马镫上浅了，就容易转动。手执笔也要浅，才容易拨动。又有人说，“镫”字就是“灯”字。写字执笔的方法就和拿了竹签子去拨菜油灯上的灯草一样。所以拨镫法中，有推拖撚拽四种方法，就是拨灯草的方法。用笔写字要和拨灯草一样。又有人说拨镫法是王羲之所以爱鹅的原因。鹅在水中用蹼掌拨水而进，很像拨镫。王羲之写字研究笔法，看了鹅的游水姿势，因而有悟的。试问，这种种说法，有一种能给人一个清楚的执笔概念吗？所谓“运指”乃是说写字的时候，执笔的手指，必须转动。要一支笔在手上不停地转动着，字的笔画才会好。清朝包世臣记载刘墉的写字即是转笔的。“诸城（即刘墉）作书，无论大小，其使笔如舞滚龙。左右盘辟，管随指转；转之甚者，管或坠地。”（《艺舟双楫》）试问，若是手指使得笔不停地转动，那笔毛都被转得扭成了一根绳子，如何还能写字呢？

这一类的说法，如若要一一穷究来源，辩驳出错误何在，是需要许多言语的。在这本小册中，不能作这些详尽的辩驳，只有首先请有志书法的朋友，一入手就不要相信它。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吃了亏再来改，就难了，甚至就不可能了！

此外，还有一种世俗的说法。说应该在笔管里装上铅，这样重量增加了，笔力才会增加。又有在笔管上累积铜钱的。必须知道“笔力”的力，不是这样说法。如若不然，叫起重机写字应该比人手写得好！所以这一种说法的荒谬，稍一思索便可识破。但这样的说法也是由来已久了。并且真有一些轻信的人相信它而实行了大吃其亏的。因此，特别请有志书法的朋友，不要相信它。

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执笔法呢？说来异常简单，只是“擫（yè）押钩格抵”五个字而已。但这五个字，却是五字真言。请读者仔细看本书所附的执笔图片。今再分别说明如后。

清·刘墉《节临薛绍彭兰亭序临本轴》

1.擫　用大指第一节紧贴笔管。力量的方向，由内向外。

2.押　用食指第一节紧贴笔管。力量的方向，由外向内。这就与大指的力量相对。内外夹持笔管已定。

3.钩　用中指第一节，次于食指钩住笔管。这样就加强了食指的力量。

4.格　用无名指指甲稍上的节肉挡着笔管。力量的方向可以说是由右内稍向左外推出。

5.抵　用小指次于无名指，以发生抵住的用处。这样就加强了无名指的力量。

由上面的方法看去，非常明显地看出五指执笔的力量方向是四方八面向着圆心来的。因为笔管是圆的，所以握管的力量必须是从四方八面来的向心力，方能坚牢稳定。大指的力量最大，由内向外，并也微有向左倾斜之势。因之食指和中指的力量由外向内，并也微有向右倾斜之势，恰好和大指的力量是相对的。再加无名指和小指格住抵住的力量，恰好由内稍向左外，足以减杀食指和中指的力量中可能过分向右的多余力量。相反的，食指和中指的力量也足以减杀无名指和小指可能过分向左的倾向。这样实际的力量是从三方面来而共趋于圆心的。对圆形来讲，三方面来的力量足以起四方八面的作用。这样灵活自然的力量统一在对立的聚集点之中，笔管就夹在一个有弹性的持续圈内，其势非坚牢稳定不可。

正确的执笔姿势

照以上方法执笔，那右手的形状，从外面看去，从食指到小指是层累相次而下，和大指相会，很像未开的莲花。但从里面看去，手掌和手指连成了一个像蒙古包似的穹窿。总之从外面看是实的，从里面看是虚的。

这是执笔的正确方法。最后再叮嘱一句，这是“执”笔的方法。手指的任务是执笔。除了“执”以外，并无其他任务。换句话说，指头执了笔不许乱转。

在以前，有一个盛传的故事：书圣王羲之看到他的儿子献之写字，从后冷不防地夺献之的笔，但是夺不去。这或许是一个过分夸张的传说。不过，照上面的方法执笔，要想夺去，却也是不容易的。

关于执的方法之外，还须说明的，是执的地位问题，也就是手和笔管的高下比例。以前人有的主张执笔要高，就是执在离笔毛愈远的地方愈好。这名叫“高捉管”。反之，另有些人，却主张“低捉管”。据著者个人的体会，这是不能拘泥的。这需要与笔管的长短，和所写的字，大小之间，自己去测定最合适的尺度。大概字越大，管捉得越高。但对于榜书（写牌匾），今日所用皆是楂斗笔。笔毛既肥而长，笔管自不能不稍短。写的时候，为了切实能掌握重心，右手总是执在“斗”上。这样就反变成大字低捉管了。又有人讲，草书捉管要高。北宋黄伯思说：“笔长不过五寸。作草亦不过三寸。而真行弥近。若不问真草，俱欲聚指管端，乃妄论也。”照他的意思草书可以高捉管，高到笔的全长五分之三的位置。而真书和行书，就应该低一些。但在实际上，草书有时也不一定要这样高，真行也不一定要这样低。这仍和笔的长短和字的大小如何配合有关。谈到如何配合，就必须写字的人自己去测定合适的尺度。尤其要紧的是，这和“悬笔作书”根本相关。根本的关键在能否悬笔作书。能够“悬”，其余就不成问题了。这已出了执笔的范围，留在以后再谈。

第三章
用笔

如若对于前面第二章所说的执笔方法，完全明了，并且已经完全实行了，那么，紧接的一步，便是如何练习的问题。现在分作以下的几层说去。

第一要说的是执了笔如何去用。用，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便是悬起手臂来。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在没有练习基础的情况下，我们执了笔，悬起手臂，便无法写字。因悬起手臂写字，肘臂无依靠，笔在手中发颤，写出字来，笔画就像死了的蚯蚓一般，非常难看。因之，我们一般都是将手放在桌子上，着着实实，安如泰山地写。但以书法的需要而言，这样没有基础是不行的。没有基础，就必须用些工夫，拼着吃一点苦，将基础打定。

怎么说是书法需要悬起手臂呢？因为我们一般地将手臂连腕放在桌上，笔的活动范围就非常之小。写个三分大小的字，还可以对付。再大了，就无法挥运了。譬如，我们在门前的水沟上放一块木板就可以当桥用。若是在黄河上建一座大桥，就非预备下极多的钢架子和钢筋混凝土不可。如若懂得这个譬喻的要旨，就可以懂得作为一个有志书法的人，必须先培养自己的足够挥运的笔力范围。一百丈布，剪下来二三寸做带子，可以。二三寸的带子要做一块手巾却不行。因此，这悬起手臂的基础练习是第一必须的。并且这种练习对于一个有志书法的人，也并非甚难甚苦，等到基础既经打定，那种受用和快乐，就是短期苦工夫所换得的终身不尽的报偿。

在元朝，有个书家兼文学家陈绎曾，作了一部论书法的小书，名叫《翰林要诀》，一共十二章。在第一章论执笔里，他说了三种腕法。第三种叫“悬腕”，他加注说：“悬在空中最有力。今代唯鲜于郎中（按即鲜于枢，字伯机）善悬腕书。余问之，瞑目伸臂曰‘胆、胆、胆！’”这一段记载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鲜于枢的自高自大欺负外行。实际上，悬起手臂写字，不过是一种体操上的肌肉练习而已。

普通不曾练习过悬起手臂写字的人，由于手臂上的肌肉不习惯于这种动作，所以膀子无力，尤其是上臂的腱子和关节中的筋，容易感觉到酸。这样写起字来，笔画颤抖丑怪，越写膀子越酸，字就越发难看。但若坚持下去，筋和肉由于练习，而逐渐增长了气力，习惯了这种动作，笔画也就逐渐端正有力了，手臂逐渐不酸了。到了后来，就是被迫将手放在桌上，也不肯了。道理很简单，提笔悬起手臂，写字舒服得多。所以说，这只是一种肌肉练习。这种练习，天天连续不断，顶多三个月，就打好初步的基础了。至于初步时期写的字，笔画不定，样子难看，那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怕难看，在此短期内，不把字拿给人看就是了。

这种肌肉练习的必要，正和练拳术的人，先要练“蹲桩”同一理由。练拳的人，第一需要双腿有力，才可立在地上，稳如泰山。而“蹲桩”的练习，却是使得大腿发酸的，甚至酸得立不起来。然而，有志练拳的人，对于这一基础练习，必须打破难关。既然练拳的人要练成蹲桩，岂有写字的人，不要练成悬臂么？如若练成了，世上纵然有一万个鲜于枢，量他一个也不敢再来摆架子。

元·鲜于枢《草书秋怀二章》

明·徐渭《行书录杜甫诗二首扇面》

明朝有一个书画家徐渭。他曾写过一篇《论执管法》。其中有一段说：“把腕来平平挺起，凡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古人贵悬腕者，以可尽力耳。大小诸字，古人皆用此法。若以掌贴卓（桌）上，则指便粘着于纸，终无气力。轻重便当失准。挥运终欠圆健。盖腕能挺起，则觉其竖。腕竖，则锋必正。锋正，则四面势全也。近来又以左手搭卓（桌）上，右手执笔按在左手背上，则来往也觉通利，腕亦自觉能悬。此则今日之悬腕也，比之古法非矣。然作小楷及中品字、小草犹可，大真、大草必须高悬手书。如人立志要争衡古人，大小皆须悬腕，以求古人秘法，似又不宜从俗矣。”徐渭这一番话是极有见地的。这里面所说一种右手搭左手背的方法，即是前面陈绎曾所说的腕法中的第一法“枕腕”。陈氏的第二法叫“提腕”。他解释为“肘着案而虚提手腕”。无论这二种的哪一种都是不彻底的方法。如若能决志练成悬起手臂，便不需要这些方法，并且随时都可活用这些方法。依我个人想法，只要是一个有志于书法的青年，只要记得前文所说的譬喻，那他决不肯不为他自己多准备一些混凝土。

这样说的基本练习，和前一章执笔法，结合起来，那一支笔在手中的形状便自然是笔管垂直的，手掌竖起的，手腕子平的，臂肘就离开桌面了。这分开的几种形状，实际上是联合起来的一件事。手掌竖起了，手腕子一定平，臂肘一定离开桌子。这样就是古人所说的“悬笔作书”了。笔在手中，自然是垂直的；但这不是说，笔是永远这样死死地垂直着。因为笔在挥运之时，不可能永远垂直。

以上是先决条件具备了。现在说怎样用笔。“用笔”这一名词，包括起笔和落笔（即是下笔和收笔）。若是将笔笔连起来，则是每一起笔皆是从前一笔的落笔而来；每一落笔又是次一笔的起笔所从出。所以讲用笔要从下笔处讲起。下笔（起笔）的方法也极简单，只有两句话：竖画横下；横画竖下。

若是拿笔尖的行走方向，放大了来说，有如左图。

这个简图所表示的方法，就是古人谓“有往必收（横）”“无垂不缩（竖）”的方法。由这横直两种方法（实际上只是一种方法，而变化方向），可以推而用之于其他的笔画，如斜行画、围行画或点。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如何起笔落笔而已。

但这却是最根本扼要的方法，任何体格皆可应用。明了和实用了这方法，便可切实体会出来，楷书的笔法确是和草书一样。楷书是草书的收缩，草书是楷书的延扩。一切的千变万化皆从此出来的。

为什么定要这种方法呢？竖画何必要横下呢？竖下不行吗？横画何必要竖下呢？横下不行吗？我们的回答是：必须如此。因为写字必须将笔毫铺开，每一根毫才能尽其力，点画才有变化，才有精神风采。必须如此起笔落笔，笔毫才能铺开。古人论用笔的秘诀，要“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传后汉蔡邕九势）。这即是书法中所考究的“中锋”。只有用这种方法使笔毫铺开，笔心才能在点画中行，否则不行。

其次，我们就必须要说到用笔的“提按”。所谓“提按”即是“下笔收笔”。下笔（起笔）是“按”，收笔是“提”。不过，要注意，所谓“提”，并不仅指将笔锋提得离了纸才叫提。只要是在笔按下之后，在行笔之时，稍微提上一点不到离纸的程度也叫“提”。事实上每一笔画的全部行程，并非简单到只有一按和一提，而是一画的行程之中，有很多的“按”和“提”的。当笔锋在一画的行程中时，有时要转一小弯，有时要有些上下。这样一画在形态上就现出有粗些的地方，有细些的地方。粗些的地方是“按”的效果，细些的地方是“提”的效果。即使形态的粗细，细微到肉眼看不出，但其提按的行程还是存在的。按的地方，稍一停顿，锋就转了。凡是这种按的地方，又叫作“顿”。这种地方多是笔锋转换的地方，所以又叫“换笔”。总之这一切都是提按的变换与连续。这在草书中，尤其重要，尤其易于看出，所以又叫“使转”。因之唐朝孙过庭有“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的话。这话是非常确实精微的。

关于提按的分析，说起来就必须这样仔细。仔细的话，说清楚了，就要费去许多时间。但在实际写字的时候，却决无这许多时间让我们去考虑哪里要提了，哪里要按了。这种行笔提按变换的时间，甚至只能以一秒的百分之几来形容。所以非练习极久极熟，不易掌握操纵，从心所欲。宋朝黄庭坚说：“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这就是从长久练习中得来的体会。

北宋·黄庭坚《教审帖》

这以上，从执笔到用笔，结合起来，总名之曰“笔法”。这即是第一章所说笔法的实施。第一章所说是静的方面。此处所说是动的方面。宋朝的米芾常常慨叹地批评许多大书家不知笔法。原来笔法的精粹也只有这一些子。得到了，就过了关；得不到，便一辈子徘徊在关外。世传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篇，颜自述师事张旭，求笔法，“竟不蒙传授”。日子久了，只叫他“倍加工学……当自悟尔”。最后他求得紧了，“长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示，怫然而起”。又《书苑菁华》中所传唐卢携（或作隽）“临池妙诀”也说书法传授的不易。他说：“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未之见也。”包世臣的《艺舟双楫》特别记载张照求王鸿绪授书法而王不肯。张只好藏匿在王写字的小楼上，才窥见王闭门如何下笔。后来王见了张的字，笑曰：“汝岂见吾作书耶？”包世臣于是说道：“古人于笔法无不自秘者。然亦以秘之甚，故求者心挚而思锐。一得其法则必有成。”凡此种种，皆说明了笔法精微不过如此。其要点在有志书法者久习不懈，不然不会相信，也更不会成功了。

清·包世臣《楷书六言联》

元·赵孟頫《湖州妙严寺记》

因为谈笔法到此地步，就必须引出元朝赵孟頫的言语，他说过：“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他在这句话里说清楚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用笔”，古今来所有写字的笔法是一致的。学会了笔法，就掌握了关键，任何字都会写。一个是“结字”，结字是字的组织问题。这是随时代，甚至随作家而不一致的。十个书家同时写一个相同的字，就好像十个建筑师为同一样的地皮打房屋蓝图一样。有十个书家写一个相同的“大”字，甲书家将一横写得长些，乙书家将下面两画的距离写得宽些，丙书家将第三画写成一点，丁书家将第三画写成一长捺（磔），等等不同。十个建筑师在同一地皮上打蓝图所采取的房屋式样自然各有各的设计。就笔法与结字的相异之点而言如此。

但是这两者相联系得又是如此密切。用笔不能脱离结字而独立，结字若无用笔为基础，则字必无精神无骨血。因之自古以来，谈笔法的书多半都很注重谈“结字”。有的人叫它作“结构”，有的人叫它作“间架”。在这些书的研究成绩之中，的确有了许多发明，供给书家许多诀窍。有志书法的人应该在练习之中，时时拿来作参考作补助。

像这样讲结字的书，试举一例，要以明朝洪武年间胡翰所作的《书法三昧》为最详细（胡自序不肯承认是自己作的。他说“不知撰者谁氏”。他又历举鲜于枢、赵孟頫、邓文原、康里巎等都宝爱此书以取重）。这部书最喜讲“布置”。他说：“如中字孤单，则居中。龍字相并，则分左右。……喉、咙、呼、吸等字左短，口欲上齐。……其、实、贝、真等字，则长舒左足。”他又举出许多特别的字来，要用特别结构，如“风”字，“两边悉宜圆，名曰金剪刀”。他又将许多字的“结构”分了类，如“上尖”一类，是“卷、在、存、奉、奄”等字，如“天覆”一类，是“宇、宫、宁、亨、守”等字。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前面提到的元朝陈绎曾《翰林要诀》，甚至再古些如宋朝人假托的《欧阳率更书三十六法》，也都是相似的作品。它们对于书法有一些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不过，我们平心细想，字的结构一定是有的，也是必须用心的。但立下一说，以规定某种结构，却是不必的，并且毋宁是有害的。因为说死了某种字须某种结构，便是阻碍了其余千千万万新的结构之发展。这正像规定所有的建筑师要照着一张蓝图去盖无数房屋，其结果必至于盖成了的房屋，都是一个样子了。

我们以为应该讲究用笔，应该在点画上用功。至于结字，可随各人在临习古碑帖中自行领会，自行组织。这样既不禁止援用已成的结构，也不阻止各人自己的结构。这样才可以希望培养出“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的新书家的新结字来。事实上，时代逐渐推移，结字随之变易。纵讲结构，也实无一定的格局可言。

因此之故，在这本小书内，我们不考虑对结字的“诀窍”加以叙述。

第四章
结字和用笔

在第三章，曾引用元朝赵孟頫所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话。书法里所谓的“结字”即指字的结构而言。一个字怎样写来，方可写得稳当，写得美，是需要有些安排的。这种安排的方法就叫作“结字”。

结字的说法，是与用笔相对峙的。但实际上还是一件事。就写字全面讲来一面要结字，一面要用笔。由每一字如何组织说，叫作“结字”。由每一字中各笔画的起落相互关系如何进行说，叫作“用笔”。而且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也是靠用笔来绾合的。因此，当然无一字无笔的运用，同时，也无一笔不在字的结构之中。在写熟了的人，振笔写去，只觉浑然一体，无从分别何为用笔何为结字。但为初学的人着想，仍以分析说来较为易于领会。

以前许多论书法的著作，都说到结字的方法。有的叫它作“间架”，有的叫它作“结体”，有的叫它作“结构”，作“墙壁”，作“字形”，实则皆指此一事而言。我们可以注意这些名词之中如“间架”“墙壁”“结构”等皆是接近建筑方面的观念。这是很有趣味的。我们在一块固定的地皮上造房屋，必须先将蓝图打好。写字也正如造房屋，其组织结构的必要也是一样的。这在第三章也已经略言过了。至少就这二者的初步共同点来讲是一样的。我们的中国字又被叫作“方块字”。这范围上某种程度的固定性正如同要被造房屋的固定地皮。当然，专就写字的范围讲，字的结体并不如造屋的地皮那样固定。但最初一步是要拿这样譬喻引进的。现在举几个例子在后面，作为考虑字形的资料。

有一种说法只是比较概括的说法。试举例如下：

（一）字要有“偃仰向背”。如“基”字，上面一个“其”字，下面一个“土”字，须将“其”字的下面两画写得能够照顾到下面的“土”字。又如“谱”字左是“讠”字旁，右是“普”字，须要两边互相照顾。

（二）字要“阴阳相应”。如“阅”字，外面的“门”为阳，内面的“兑”为阴，须内外呼应。

（三）字要“鳞羽参差”。如“然”字的四点不要平平齐齐，显得死板，须要像鸟羽鱼鳞，有些参差方好。

（四）字要随字变转。如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内中“之”字有十八个之多，无一雷同。如此说法不胜枚举。

又一种说法比较更具体些。这种说法把字的形状，按其相似的，并列为一类，和其他类分开，而加以安排。如：

（一）排叠。如“壽（寿）”“臺（台）”“畫（画）”“筆（笔）”“麗（丽）”“爨（cuàn）”等字横画直画很多，须要在长短疏密之间，安排停匀。又如“糸”字旁的“紅”字“總（总）”字，“言”字旁的“订”字“语”字，都须将偏旁安排好。

（二）避就。例如“廬（庐）”字，上面的“广”和下面的“虍”两画都向左，须要有轻重长短，彼此互相让互相近。

（三）顶戴。例如“壘（垒）”“藥（药）”“驚（惊）”“鷺（鹭）”“醫（医）”等字皆是下半好像托着上半，所以必须安排得“上称下载”，不可上轻下重，或上重下轻。

（四）穿插。例如“中”“弗”“井”“曲”“册”“兼”“禹”“禺”“爽”“爾（尔）”“襄”“婁（娄）”“無（无）”“密”等字，须要穿插得“四面停匀，八边具备”。

东晋·王羲之《兰亭序》

（五）向背。如“知”“好”“和”是两半相向的。“北”“兆”“肥”“根”等是两半相背的。写时须将这形势表现出来。

（六）偏侧。如“心”“戈”“衣”“幾（几）”等字偏向右，“夕”“乃”“朋”“少”等字则偏向左。“亥”“女”“互”“不”“之”等字好像偏，却又不偏。这些须随各字的形势，或左或右，以求偏而不偏之妙。

（七）补空。如“我”“哉”等字右上角都有点，但左上角也有一画，因之这“点”须与左上角的一画相当。反之如“成”“戈”等字左面是空的，故右面一点无须顾虑。

（八）贴零。如“令”“冬”“寒”等下面都是点，须将整个字形安排其重心归到最后的点上。

（九）黏合。凡字带有偏旁的，都要设法使互相黏合，不要毫无照应。

（十）满密。如“国”“圃”“四”“包”“南”“隔”“目”“勾”等字，要四面饱满。

（十一）意连。如“以”“小”“川”“州”“水”等字形状似乎笔笔断了，但写起来要它前后笔画起落意思相连。

（十二）覆冒。有一些字，形状上面大，如“雲（云）”字的雨头，如“竅（窍）”字的穴头，如“金”“食”“巷”“泰”等字须写得上面可以笼罩住下面。

（十三）垂曳。如“都”“峰”等字的一直要垂，如“水”“欠”“皮”“也”等字末笔要曳。

（十四）借换。如《醴泉铭》中的“祕（秘）”字将左边“示”字的右点，作为右边“必”字的左点。如《黄庭经》中的“巍”字，乃是将上面的“山”字移到“魏”字的下面来。

（十五）增减。这是书家临时变更字画的方法，俗语称为“帖写”。有一种字笔画很少，临时加笔；或因笔画多，而临时减笔。“但欲体势茂美，不论古字当如何书也。”

（十六）撑柱。有一类独立的字如“可”“亭”“司”“卉”“矛”“弓”等，必须写得撑挺起来。

（十七）朝揖。这和前面所说“相让”“黏合”是同一意义的。不过那二类多指的是两半相合成的字而言，这一类多半指的是三分合成的字如“谢”“锄”“與（与）”等，写时须互相迎接。

（十八）救应。这是说“意在笔先”的意思。凡写一字，在第一笔时，即当想到第二、三等笔，如何接续下去。这样自然就生出一种救应的方法，往往“因难见巧，化险为夷”。

（十九）附丽。如“形”“飞”“起”“饮”“勉”等字或是旁边三撇，或是旁边小点，或是欠力等小偏旁，都要以小附大、以少附多。

（二十）回抱。如“曷”“易”等字弯向左，“包”“旭”等字弯向右，都要弯得合式。此外还有“小成大”“左小右大”“左高右低”“左短右长”等等说法，皆是就字形加以适当安排的方法，也不胜枚举。

以上所举的二十种说法，不过是以往许多种说法中最少的例。像这样讲结字方法的著作，实在太多了。这些著作在最初步的练习上，自然也能起一定的好作用，使得我们容易找着窍门。但太说得细了，反而将方法说死了。

为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结字好比画房屋蓝图，现仍可以就此作譬。在同一块地皮上，十个建筑师所设计的蓝图就有十个样子。而这每一张图都有其组织方法的，皆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换言之，若比回来说写字，皆有其一个“结构”。我们不能说哪一张图才是绝对必须遵守而不可改易的方法。因此若将结字方法说定了说死了，是很偏颇的，不全面的。

清代著名书家刘墉是一个最讲究结字的人。他曾经用心教他的夫人写字。他的夫人写的字中，有一个柳字被他在旁打了一个“×”的符号。这是“不好”和责罚的标记。他并且还注了一行字道：“总是不用心！”他又在上面另外写了一个柳字作为矫正的模范。原来他夫人所写的柳字中间的“夕”和右边的“卩”写得平齐了。而他的改本却是将“夕”写得比“卩”高一些，显出参差的姿态来，这就是他所谓用心的焦点。但古人帖中柳字写得平齐的很多，并且都很美。这又是何故呢？

清·刘墉《临颜真卿送蔡明远叙》

今时沈尹默先生是一位最用功的书家。他曾说小时写过“敬”字，被前辈指出写得结字不对，理由是“口”字写到“勹”里面去了。而“正确的、美的”结字是应该将“口”字写在“勹”的一小撇之下，地位稍向外。这样安排果然比他所写的好些。但他后来仔细研究柳公权的《玄秘塔》，发现其中的敬字，正是“口”在“勹”中的，也非常美。

这是两个很生动的例子。由此可知，每字皆有其结构组织的方法。这些方法，尽管同一个字，却不须从同。每一个人都可采用他自己认为好的结字，而不必非难他人的结字。这样才会有多种多样的美的形态出来，显得“百花齐放”。

宋代的苏轼曾经说：“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清代的邓石如曾说：“字画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这都是就结字方法说出一种概括的诀窍。其最高的原则，仍是应该各就字的形势作全面的和合适的安排。苏的说法是从缺点方面着眼，以起补偏救弊的作用。邓的说法所谓黑白相当，并非扣死了在一个方块中，有几分黑的地方，便须也有同样白的地方；而是说要将黑的笔画安排合适，使可以控制无笔画的空的地方。这样有笔画的黑的地方，由于白的地方的衬托，便越显精彩，即是所出的“奇趣”。这一点是与中国绘画中的构图原理相通的。

唐·柳公权《玄秘塔碑》

这种安排不仅是一种横直的安排，而是多种的，无论从四周，或是从中心，或是从上下左右皆可变化地加以组织安排。例如宋代黄庭坚，生平最称赞《瘗鹤铭》的结构，而他自己所写的字即是从其中蜕化出来的。我们细看黄氏的结字，乃是一种放射式的。在他的每一字中都似乎有一个圆心，全字所有的笔画皆自圆心放射而出，复集中而归于圆心之中，因此特别显得坚劲而潇洒。这便是他的结字原则。

南朝梁《瘗鹤铭》

因此，我们觉得结字可以初步地加以适当注意，而不可执着地、机械地认定只有一种结字方法为最好的。假使这样执着，一定要出毛病。不妨这样综括地说：我们如若从看的方面，对书法结字培养欣赏力，则首先应掌握的最基础原则第一条是“结字无定法”，第二条是“但每一字的结构却一定有法”。因之当欣赏时，须虚心地不固执任何字的结构，而仔细地研究书者每一字的结构如何。这样才能了解书者的匠心是如何运用的，从而获得学习的模范。若遇有出奇制胜的新字形，更足以启发智慧，逐渐进步到了解无法之法的地步。

唐·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至于谈到用笔，就也是第三章所说如何使用毛笔写字的方法而已。但历代相传，视为神秘，不肯轻易说出。在第三章，曾叙述颜真卿向张旭学写字的困难，及包世臣所叙张照学书的苦心。古人因求笔诀而呕血破棺，真是一言难尽。因此才知道书法只有“口诀相授”的话，并非过分夸张。而古代过分夸张的神话，却正因笔法的难得而起。相传有一篇“传授笔法人名”的故事。是说最初传授笔法的是一个“神人”，“神人”传给蔡邕，然后蔡邕“传之崔瑗，及女文姬”。这以下历次传授的人是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王僧虔、萧子云、僧智永、虞世南、欧阳询、陆柬之、陆彦远、张旭、李阳冰、徐浩、颜真卿等人，并且说明只有二十三个人，以后就无传了。

这个传说，可谓极尽神秘的夸张。而事实上以前凡有擅长书法的人，却也正是每人都自秘其法，不肯传人。以此之故，各自认为自己的方法才是最正确的方法，一切叙说、比较、证明、论定的路都绝了。在我国旧社会中，像这样“祖传秘方”的恶习到处皆是，也不仅书法一端。以书法而论，我们今日所要打破的正是这种坏的习惯。但，从另一角度看去，书法是一种需要长期练习的艺术，而方法又如此简单。这是互相矛盾的。许多人故意将方法说得神秘，不轻易传授，正是提高它的重要性，使学习的人不轻视方法的简单，因之加强练习的耐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认识到用笔的一切都是提按的变换与连续。在楷书中固然如此，在草书中尤其重要。由于楷书是草书的“收缩”，所以还不易看出。由于草书是楷书的“延扩”，所以极易看出。自来书家都是勤加练习，极久极熟，方锻炼到掌握提按的要点，从心所欲无不合度。

同时，作为一个欣赏书法的人，从看的角度来说，必须在古今名家流传下来的真迹或拓本中，仔细玩索其笔锋起落行动的每一过程。这样我们自己方渐渐了解他们是如何用笔的。当我们作为写的人而书写得进步时，便是渐渐通过如此培养增加能力的。这样有了对于用笔的一定程度的经验，方可再进而追求古名家的更精微的所在，甚至也可以看出其缺点何在（如若其本身是有缺点的）。这就是我们的欣赏能力越长越高了。

从结字的一角度，结合到用笔的一角度，对每一笔画的衔接，每一字乃至每一行的衔接都能看出其照顾映带、左右相生、前后相让的形态，而感觉其中有一种节奏的情趣，如同军队步伍、音乐节拍的动目悦耳。这便是欣赏的初步完成。总之，要想学会怎样欣赏，必须自己先懂得人家怎样写；要想懂得人家怎样写，又必须自己亲去实践，亲自去写；从自己实践的甘苦中，认清了人家的本领高低；又因认清了人家，从而更提高了自己的书写能力，也更提高了自己的欣赏能力。而这一切皆从点画、结字和用笔入门。分开说虽是三方面，其实际还是一件事。

第五章
临习

练习的基础方面的一些重要观念和方法已经如上所述，我们现在应该说到怎样将这些配合到练习的日常功课里来。练习日常功课，最重要的是临习古碑帖。当然，如若有古人流传下来的真迹，拿来对临，乃是第一等的好方法。

写字为什么要临习古人的法书呢？道理也很简单，便是接受先民累积下来的智慧，加速自己的学习，希望扩大以前的成绩而已。凡是不肯虚心学习祖先已有的成绩，硬说“创造”，那除了可以骗自己之外，是谁也骗不了的愚蠢行为。

古人学写字是拿三套功夫同时并进的，因此学习起来进步得快。这三套功夫是“钩”“摹”“临”。什么叫“钩”呢？拿一张油纸蒙在古碑帖或真迹上，用极细的笔画将油纸下面的字双钩下来。再用墨将双钩的字，笔画空处填上。这样叫作“双钩廓填”，就是一种复制品。这种方法是很多很复杂的。此处所谈只是最简略的说法。赵宋以后双钩的能手渐少。现在仅存有名的，还有唐人《万岁通天帖》及元朝陆继善所钩的《兰亭》。什么叫“摹”呢？拿钩填本放在下面，再在其上蒙一张纸。写的时候就照着纸下面钩填本的笔画依着写。什么叫“临”呢？临就是对面的意思。将真迹放在案头，另拿一张纸对着写。古人所以多出钩摹两套手法，当然因为印刷术不如今日的进步，复制品只有这方法才可以造。但也因为这样，所以学习得更仔细切实。现在，我们为了简便，只用“临”的一种方法了（在小学校习字课，还有描红本子的一种，即是摹书的方法）。

我的意思以为既然现代印刷术方便，古人的真迹及碑帖多有石印本及珂罗版本传世，双钩一套诚然可以省去。但正因复制品易于多得，我们也正可扩大摹书的练习。我们对于所要学习的一本法书，即可买珂罗版两本。一本按页拆开，蒙在纸下，作为摹习之用，一本放在案头，作为临习之用。这样进攻一定迅速。其次，除了临摹还须要常看常想，将每字的用笔和字形（结构），通体的布置都涵泳极熟。这样为助极大。黄庭坚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字既成，且养于胸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凡作字须熟观魏晋人书，会之于心，自得古人笔法也。”赵孟頫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这些话是值得我们取法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学书的初步，可以就自己所喜好，或依师友的建议选择一种范本。选择既定，须即长久坚守下去。只要动笔写便以这一种为依归。譬如选择定了柳公权，就坚决照着柳的书法路线走下去。万不可今天写柳，明天写欧，过了三天又写《郑文公碑》。这叫作“约取”，这叫作“家法”。能够这样了，再就必须多看别家和别时代的书法。研究别派的路线和我的“家法”不同之处安在，相同之处安在。甚至进一步而研究为何要有这样的不同。这叫作“博观”。从这手的谨慎和眼的泛滥两方面下功夫，年岁久了，自己的特殊风格也圆满成功了。

至于练习的时候，应该临写些什么碑帖，这原无定局。为了给初学者方便，随后也将提出一些参考材料来。大概写字，总不外乎篆、隶、真（楷）、草。以书法的源流而论，自然应该先学篆、隶。篆、隶方面有了些根底，写起楷书、草字来，确要方便不少，因为真、草的根源是从那里来的。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古今笔法原理无二。若从笔法进去，无论先学哪一体，都可逐渐旁通到其他。并且以艺术观点与实用观点两样来说，如若能够兼顾而无流弊，自是比单顾一面的更好。真、草（包括行书和章草）二者，对于今日实用来说，也比篆、隶的范围宽广得多。所以这本小书里，多是偏于真、草方面的。我的意见以为有志书法的人，应该选择定楷书一种和草书一种。每天必定各写一二纸。写得多，当然好，但尤其要紧的是有长（期）性，能耐久。要积久不换地写得多，却不要一曝十寒地写得多，一歇就是半个月，一天却写上几十纸，那是进益很少的。因此反不如每天写一二纸的好。而且我之所以主张楷书和草书同时各写，更是为了易于领会笔法。照这样写去，很容易切切实实地明白楷和草用笔完全一样，楷书是草书的收缩，而草书是楷书的延扩。这种真知灼见的获得，才是书家正法眼藏的解悟。

唐·柳公权《金刚经》

三国魏·钟繇《荐季直表》

说到楷书与草书，就必须说大楷和小楷的差别。魏晋至唐，小楷的字形，别是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和大楷完全两样。我们试看《荐季直表》《曹娥碑》《十三行》《黄庭经》《乐毅论》，甚至《西昇经》等等，便可一目了然。这种小字的结构，真是异常巧丽而廉峭，专是对于“小”才合宜。我曾经将这种小字用放大法将它放得很大，就不如小的美丽，并且足以反证，大楷必须用大楷的结构才好。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宋元以来，小楷并非特种字形，只是大字的缩小而已。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书家，如明朝的文徵明、王宠，明末清初的黄道周、王铎，写小楷另有一套本领，不同于写大字。因此我们练习小楷还必须另下一番功夫。

东晋·王羲之小楷《黄庭经》

明·王宠小楷《送陈子龄会试三首》

现在谈到练习的进程。明朝丰坊和清朝翁方纲皆曾开过一张练习的目录。而丰坊说得尤其详细。翁方纲所开的目录，我将它吸收一部分到以后的目录中去，且待以后再说。先略引丰坊的说法作为学书者的参考。当然，丰坊的说法，对于我们不一定完全合用。因之，我们不必受他的拘束。

他说：“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八岁即学大字，以颜为法。十余岁乃习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钟王为法。楷书既成，乃纵为行书。行书既成，乃纵为草书。……凡行草必先小而后大，欲其书法二王，不可遽放也。学篆者亦必由楷书。正锋既熟则易为力。学八分者先学篆。篆既熟，方学八分，乃有古意。”

明·丰坊跋张旭《草书古诗四首》

他又将学书的次第排列如下：

大楷　童子八岁至十岁学楷书。其法必先大而后小。如颜鲁公《大唐中兴颂》《东方朔碑》。……每日习五十字。四年之功，可得七万字。

中楷　童子十一岁至十三岁当学中楷，以欧阳询《九成宫》及《虞恭公》二碑为法。……日影百字。三年之功，可得十万字。

小楷　童子十四岁至十六岁须学小楷，如王羲之临钟繇《宣示表》，钟繇书《戎路表》《力命表》，王右军书《乐毅论》《曹娥碑》。

行书　凡童子十七至二十岁须学行书，先学定武《兰亭》《怀仁集右军书圣教序》及《兴福寺碑》等。

草书　童子廿二至廿五岁学草书，亦先小后大。须以右军书《十七帖》及怀素书《圣母碑》二大字草书为法，又张旭《长风帖》。

东晋·王羲之《十七帖》

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

篆书　大凡童子十三岁至廿三岁当学篆。先大而后小，先今而后古。当以阳冰书《琅玡山新凿泉题》、李斯书《峄山碑》及《泰山碑》、宋张有书《伯夷颂》、元周伯琦临张有书《严先生祠堂记》、蒋冕书小字《千文》为法。古篆则石鼓文、钟鼎千文。

八分书　童子至廿四廿五岁当学八分。先大而后小。法唐明皇《泰山碑铭》《北海相景君碑》《鸿都石经》《堂邑令费凤碑阴》。

汉·蔡邕八分书《夏承碑》局部

按丰氏所言，大体上尚无流弊。不过关于篆隶二种，说得不免太寒陋。这由于时代关系，他所见的还不够多。并且在学习的年龄上，不知他是何种根据而这样定下的。以现在看来，年龄的规定无此必要。

练习的功夫，十分之七八在每日的临书上，十之二三在写卷轴联榜上。在这种种不同的形式中，写字的形势就有坐有立了。关于坐着写字，前面已详说执笔和用笔的要点。只要照此写去，由于右臂悬起，坐的姿势不由不正。腰自然直了，左手自然会按着案上的纸幅。这种姿势，实在很有益于健康的。至于写楹联和榜额不免要立起来。立起的姿势，有的是多少还就着桌子，有的还直着就墙。遇到这种场合，凡是能悬臂作书的人，都不感觉困难。

中国写楹联的习惯，不知确切起于何时。相传蜀孟昶题桃符“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是所能考出的最早记载。南宋朱熹生平喜欢作对子。他的全集后面载了不少联语。他又是一个书法家，一定写了不少。不过，也未见流传下来。元朝赵孟頫是个大书家，也不见他写的楹对流传下来。但记载上却有他写对子的故事。以常识推测，在宋末元初可能有人写对子，但这种习惯尚未成为普遍的风气。大约明中叶以后方渐渐成为风气，清朝以后大为盛行。明朝人写楹联是以整个一张纸为组织的范围。譬如一副七言联语，是以十四个字作总布置的。因之每字大小长短可以任意经营，多生奇趣，并且近乎自然。清朝人拘于尺寸，一定把每字的距离和大小都排死了，因之趣味远不及明人。

写榜额因是横写所以更觉难于安顿。但其大要也须以字的自然形势为主，其间疏密长短肥瘦，不必强求一致，而要任其天机，方能入妙。

最后，有人一定还要问在什么时间写字最宜。我以为早晚任何时间都宜。只有心神不定，太冷太热，大风震电的时候不宜。一般说来，天未明时磨墨，天明墨浓，晨熹初见，写字最宜。我以为多人写字则觉有蓬勃之气，一人写字则觉有清静之趣，两人对写则觉有商量之乐，简直是无往不宜。心中狂喜之时，写字可以使人头脑冷静下来。心中郁抑之时，写字可以使人忘记了郁抑。我以为延年益智，这算妙方。

第六章
范本

在这一章内，准备介绍一些学习写字的范本。换言之就是开一张名目单子。为了开这一张单子，曾经踌躇很久。现在虽然开出，但，这是考虑到迁就各种可能条件而开出的。初学的人们，也许未能全合口味。不过，这里所开的名目，尽量照顾到可能的购买条件。读者就这名目去求，大概不致有太多的困难。

这张单子大体上分作两类：一类是拓本，一类是真迹。时代虽然尽量排得接起来，但也不能密接。有些著名而不易得的就不选进了。尤其是汉碑中有大名，但字画太不清的不选。甲骨有笔写的真迹，春秋时代绢写本也是很古的真迹，诸如此类也不选进去，为的避免涉及考古的范围。不过汉人木简却不能不选进去，为的可以灼见汉隶的笔法。宋以来一直到清季刻帖的风气是很盛行的，其中有许多非常好的帖，但在原则上也一律不选进去，为的帖的系统太多，牵涉麻烦，留待将来进一步再研究。至于学草书的《十七帖》原是很重要的，这里也未选入。

第一类　拓本

拓本就是将刻在金属或石头上的字，用纸蒙上，捶打加墨刷下来的复本，好像影子从实物上脱卸下来的一样，所以又叫“墨本”“拓本”“蜕本”“脱本”。这种拓本有许多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往往原物已不存，只存拓本，所以有许多拓本非常名贵。但正因这个缘故，拓本乃是不得已的代用品。它和原来用笔写的真迹是很有距离的。有志写字的人，必须时时在它的实际笔画中，追想原来的形态，拿自己的智慧去细细补充失去的部分。当然是不会补充得全对的，但这观念很重要，这样就免得死拘在拓本的形状之中。

篆书

第一组

大盂鼎、曶鼎、周公彝、夨方彝、夨作丁公。

这一组字体书法，与殷代的甲骨文很相近，是沿着那个源流来的。

第二组

毛公鼎、颂鼎、史颂鼎、善夫克鼎、曾伯簠、不敦盖、颂壶、师寰、师酉、宗周钟。

这一组字体书法，纯乎是宗周成熟的风格。

第三组

散氏盘、楚公钟

这一组和第二组相比，是当时荆楚一带的别派。这种书法宽博而豪放，有发扬飞舞的气息。

第四组

虢季子白盘、秦公、石鼓文。

这一组的书法体势已经开启了秦始皇帝国时代书法的先河。

以上这四组统名为“大篆”。

第五组

李斯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峄山碑、秦诏版、秦瓦量。

这一组是秦帝国时代的书法。这和以前比较，特有一种简单明快而匀称的作风。

第六组

魏正始三体石经、峿台铭、拪先茔记、三坟记、般若台、谦卦、缙云县城隍庙记、怡亭铭、滑台新驿记。

《石鼓文》拓片

《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片

这一组是唐朝的篆书。唐篆和第五组的秦篆统名为小篆。凡说唐篆，几乎是李阳冰篆书的别名。而李氏的字迹却未见有流传下来的。一些拓本又多是重书翻刻的。只有般若台、怡亭铭、新驿记及唐故相国崔公墓志盖等少数是原刻，传拓又少。所以在写字的意义上说，它的作用在今日看来已很轻微。但写字的人却不能不知道这一派的篆书，因为在以往它是曾占过极大势力的。这些拓本只能给我们一些字形的组织巧妙。拓本在坊间可以买到。

隶书

第一组

乙瑛碑、史晨碑、孔宙碑、西岳华山庙碑、韩仁铭、曹全碑、朝侯小子残碑。

这一组是汉隶中最普通平正的书法。在当时官文书的体格是这样的。这颇近似于后代的所谓“台阁体”。一般人写汉碑是走这一路的。

第二组

礼器碑、阳嘉残石阴、景君碑。

这一组是汉隶中表现书家风格的。比第一组所列的，体势活泼变化得多。

东汉《乙瑛碑》

第三组

张迁碑、衡方碑、子游残石、贤良方正残石、西狭颂、石门颂、封龙山颂。

东汉 《张迁碑》

这一组，因其笔势是汉隶中的摩崖书，用笔有方有圆（虽然其中有的碑石并非摩崖，例如张迁及衡方）。方笔和圆笔并无多少根本的不同。所以写字时也不必死拘定在方圆的形式上，以致自己束缚了笔路。

第四组

汉君子残石、孔羡碑、受禅表、曹真碑、大晋龙兴碑、荀岳墓志。

此组不限于汉碑，其隶势近方者多。但隶书总以汉碑为主，方是学书者的大路。

楷书

第一组

宋爨龙颜碑、魏郑文公碑、魏郑道昭观海诗、魏郑道昭论经诗、魏弔（吊）比干文。

第二组

梁萧憺碑、魏始平公造像、魏魏灵藏造像、魏孙秋生造像、魏杨大眼造像、魏张猛龙碑、魏马鸣寺碑、魏寇臻墓志、魏安乐王墓志。

第三组

魏泰山石峪金刚经、梁瘗鹤铭、魏郑道昭白驹谷题名。

这一组所列，字形特大。

第四组

魏元演墓志、魏常季繁墓志、魏石婉墓志、魏元倪墓志、魏崔敬邕墓志、魏司马景和妻墓志、魏刁遵墓志、魏李璧墓志、魏张黑女墓志、魏刘根造像、魏曹望熹造像、魏高湛墓志、魏敬使君碑、魏元显隽墓志。

北魏《杨大眼造像记》

北魏《始平公造像记》

这四组所列皆是六朝碑。这是楷书拓本中新出而有多种境界的范本。原来在我们中国古代是禁止伐墓的。这些考究的书法极好的石刻一直埋没土中，未被人发现。在清中叶以上，写字的人都在唐碑的旧拓中寻觅路径。自从清季修筑铁路以来，埋在地下的古碑志大大出土。这才为书家又开了一条名为复古而实则开新的大路。我们可以从这里明白容易地看出书法相传的线索和趋势以及其变化的痕迹来。所以对于六朝碑刻应该加以重视用功。这四组之中，虽然只举一隅，但有的雍容，有的雄伟，有的峻拔，有的端劲，有的密丽。学者可以各就性之所近，从其中大踏步走进去。

第五组

龙藏寺碑、董美人墓志、元公姬夫人墓志、苏孝慈墓志、宁贙碑、文殊般若碑。

这一组是隋碑。隋朝享国日浅，在书法上的成就不大。但唐朝成熟的楷书，都是从这里萌芽茁壮的。此处所列各种已经包含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等唐代大书家的基础了。至少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玩味的。

唐·虞世南《孔子庙堂碑》

唐·欧阳询《化度寺碑》

第六组

孔子庙堂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皇甫君碑、化度寺碑、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梁公碑、雁塔圣教序、信行禅师碑、卫景武公碑、大唐中兴颂、东方朔画赞、离堆记残石、大字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李玄靖碑、元次山碑、宋广平碑、金刚经、左神策军纪圣德碑、玄秘塔大达法师碑。

行书

温泉铭、晋祠铭、云麾李秀碑、云麾李思训碑、麓山寺碑、道安禅师碑、集王圣教序、集王兴福寺碑、方圆庵记。

唐太宗《温泉铭》

第二类　真迹

关于真迹，自然是要书家亲自所写的方足为凭。但二王真迹，今日所传的皆有可疑。若以学写字而论，又不可废，所以也都选列。此外，《兰亭》另外是一个系统，说起来话又太多，现在另外选列在最后。至于排列的方法，虽然也按时代，但有的是各家合在一起的，有的是没有姓名的，所以只得笼统一些。还有一种，以写字而论，很是重要，但此处未选列进去，就是各样精好的写经。在以前如《转轮王经》，如《灵飞经》，大家都认为是钟绍京写的。及至敦煌经卷大量发现之后，方知都是唐人写本，并不能确定主名。这各种经卷之中，有极多写得非常之好的。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更为精华发越。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六朝以来的笔法，确乎并无碑与帖的分界。因为种类太多，率性不选了。明以来的书家也有许多值得钦佩的，为了简单也一概不选了。学书的人可以自己随时留意去选择学习。总之对于真迹，学者必须下功夫仔细去探索，这在以前，学书的人是没有这样好机会的。

唐《灵飞经》

东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东晋·王羲之《奉橘帖》

《汉晋书影》《流沙坠简》《晋人尺牍》《晋人度尚书曹娥诔辞》《汉晋西陲木简汇编》、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奉橘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丧乱帖》、王羲之《二谢帖》、王羲之《频有哀祸帖》、《唐摹王右军家书集》（即《万岁通天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隋人出师颂》、《法书大观》、褚遂良《倪宽赞》、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张旭《草书古诗四帖》、欧阳询《梦奠帖》、陆柬之《文赋》、《唐人月仪帖》、颜真卿《自书告身》、颜真卿《祭侄稿》、孙过庭《书谱》、僧怀素《自叙》、僧怀素《论书帖》、僧怀素《小草千字文》、杨凝式《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宋高宗赵构《草书洛神赋》、李建中《土母帖》、苏轼《洞庭春色、中山松醪赋合册》、苏轼《前赤壁赋》、苏轼《桤木诗》、苏轼《书林和靖诗后》、苏轼《寒食诗》、黄庭坚《寒食诗跋》、黄庭坚《松风阁诗》、黄庭坚《华严疏》、黄庭坚《王长者墓志》、黄庭坚《动静帖》《黄庭坚诗稿》、米芾《蜀素帖》、米芾《苕溪诗》《米芾诗牍》《米芾尺牍》《米芾二帖册》《米芾法书三种》、蔡襄《自书诗札》、蔡襄《自书诗卷》、薛绍彭《杂书卷》、《宋四家真迹》《宋四家墨宝》《赵孟頫七札》、赵孟頫《尺牍诗翰》、赵孟頫《仇公墓碑铭》、赵孟頫《玄妙观三门记》、赵孟頫《淮云院记》、赵孟頫《松江宝云寺记》、赵孟頫《胆巴国师碑》、赵孟頫《灵隐禅师塔铭》、元赵孟頫《福神观记》、赵孟頫《妙严寺记》、元康里巎（náo）《草书述笔法》、元鲜于枢《书杜诗》。

北宋·蔡襄《自书诗卷》

（子昂为唐宋以后大家。徐君石雪云：“学赵书者多模仿《北京道教碑》。不知此碑非子昂所写。因为元朝敕令子昂写斯碑时，子昂已卧病不能握笔，乃令其徒吴全节代笔。未几子昂死。吴全节书不逮子昂远甚也。”特将徐君论定揭出作学赵书的参考。）

附《兰亭序》（吴炳本、柯九思本、独孤本、孙承泽本、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冯承素双钩本）

前文说到我们现在学书法的机会比古人好。这是因为受现代印刷术进步之赐。珂罗版和各种精细的网目版与胶版及摄影石印，配合上各种相应的纸张，使得古代碑刻真迹容易大量复制。又因为故宫的开放，使得历代藏于皇室的珍品，可以被复制出来公之人民。溥仪的逃亡，曾经有计划地盗出大批书画珍品，其中有一部分散出，有许多竟已遗失了。此外还有许多著名的真迹为公私各家所珍藏。例如传世有名的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真迹，在上海周君家（现在上海博物馆）。唐僧怀素《苦笋帖》真迹、宋张即之大字楷书《书杜诗卷》真迹、宋徽宗楷书赐童贯的《千字文》真迹、宋高宗真草《千字文》真迹、元赵孟頫楷书《光福寺重建塔记》真迹，皆在上海博物馆。唐杜牧书《张好好诗》真迹、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大草《诸上座》真迹、宋赵孟坚《自书诗卷》真迹，皆在北京张伯驹先生家（已捐于故宫博物院）。《五元人书真迹》（即《三希堂帖》所根据的原本）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这些都是笔者所曾经目见，其中大多数为人民的财产了，这在以前是终身无法一见的。以笔者见闻的疏陋，说来真是挂一漏万，其散在收藏家手中的一定还是很多很多。即以笔者上述的而言，虽然其中的《汝南公主墓志铭》问题很多，《张好好诗》不算书家的当行（但董其昌十分称赞），但都是值得参考的无上珍品。这两样外间已有影印本，其余多皆未印。现在文物属于人民的时代，优良的条件是已有了的，印行的事不会太晚。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学书法的机会比古人好得多，问题只在我们是否努力。赵孟頫说：“古人得名迹数行，终身习之便可名世。”那么，我们真不应该辜负这样好的学习时代了。

宋徽宗《楷书千字文》

第七章
笔墨纸砚

书法的练习，必须我们自己用功。但，工具的优劣足以助长或减杀我们用功所得的成绩。古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我们对于学写字的工具，如笔墨纸砚之类的研究，也是不能不知道一些的。我们在这一章大略谈到与这有关的问题。

在谈这些事情之先，我们必须把握一个观念。那就是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许多大大小小的先代事情，我们都还没有查点清楚。这些都有待于历史家的研究。而关于材料方面足资证明的，尤其有待于继续不断地发掘出土。笔墨纸砚的历史方面叙述，也不例外。并且这本小书也不能着重在历史的叙述。

中国的笔究竟始于何时？这至今难有精确的回答。以往都说蒙恬造笔，当然蒙恬是造笔中的一个人，不过，绝非第一个人。在书籍的记载上，庄子已曾描写过画史的“舐笔和墨”，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笔则笔、削则削”，《诗经》上“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这都远在蒙恬以前。现在就实物讲来，有以下的一些情况。在公元一九二七年由徐炳昶和斯文·赫定率领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蒙古额济纳河边发现了西汉时代的“居延笔”。据当时亲自参加考察的徐森玉先生谈起居延笔的形状来，是一种木质笔杆的笔。一根木头，在上半截劈开六片，兽毛制成的笔头被夹在这六片之中。六片的外面，用细线索捆起来。这种做法，和现代的钢笔有一点点相似，因为笔头子是可以取下来更换的。古人所说的“退笔”，即是取下来的废笔头子。徐先生说：“可惜年代太久，而且只有这一支，不敢动它一根毛。因此笔头里面，有无枣子形的笔心，不得而知了。”而在一九五三年长沙出土的文物中有战国时的笔。一九五四年六月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中又出现了完整的毛笔，并且有笔套。这笔套是将笔头和笔身整个套进的。这时代更提前了。在这以前，长沙出土的文物，有春秋时绢本书写的文字和图画。而且，在我们所看见的甲骨上，有些还有未刻的文字。那些文字，有的是朱的，有的是墨的。这的确都是用笔写的。这就提前到殷代了。最后，我们所看见的彩陶，上面画有花纹。这种花纹，明显地呈现出是用毛笔所画的特色。这就提前到新石器时期了。

但，有一点是很明白的。作笔的方法，是逐渐进步。由用石墨的枣心笔（笔毛中带核，如同枣心，故名。取其含墨较少，用于无胶的石墨方便些），进步到无心的散卓笔。笔中含墨多了，写字也更流畅了。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制笔的材料和好笔的条件。

制笔的材料大体上是动物的毛和植物尖子两种。植物的尖子，如所谓的“茅龙笔”（又名“仙茅笔”），现在广东还有；如“竹丝笔”，从南宋起就有人用。岳珂的《玉楮集》内，有送笔工贺发所制的“竹丝笔”诗。我也用过一次这样的笔。这种乃是将嫩竹竿的尖顶用石头硾出丝来做的。总而言之，植物的笔只能写五寸以上的大字。因为用途狭，出品少，地位毫不足重。

动物毛作的笔，大体上又分为两种。一种硬的，用“兔毫”（紫毫）“鹿毫”“鼠须”“猪鬃”“狼毫”等等，还有“麝毛”“虎尾”“猩猩毛”“人须”就极少见了。一种软的，用“羊毛”“青羊毛”“西北黄羊毛”“鸡毛”等等，还有“鹅毛”“鸭毛”“胎发”就极少见了。另外还有一种“兼毫”，作用不大。

一般说来，硬笔因为弹性的幅度更大，所以比较更合用。自古以来，笔的正宗总属于“兔毫”“狼毫”的一派。软笔用得较少，因为弹性的幅度太小，用起来不得力。北宋米友仁传下一张帖，自己叙明因用羊毫写，所以写得不好。但羊毫笔由宋朝至元朝还是有人用。元朝的仇远有赞美笔工沈秀荣的诗：“近知沈子艺希有，洗择圆齐易入手。不论兔颖与羊毛，染墨试之能耐久！”再后，明朝以至清初，一直都是盛行硬笔。当时书家几乎没有用羊毫的。羊毫沦落到只能作装背书画的糨糊排刷了。自清嘉、道以来由于梁同书、邓石如、包世臣、何绍基诸人的提倡，羊毫大行，硬毫有渐衰的趋向。加以羊毫价廉，三五管才抵兔毫一管的价钱，用硬笔的人就更少了。平心论之，羊毫经嘉、道以来的提倡，制法也进步了不少。在合适的条件之下，也是最有用的写字工具之一。

至于怎样的笔，才算好笔呢？这需要四个条件：尖、齐、圆、健。笔毫聚拢时看去要尖；将笔毫平平压扁时，看去要齐；写起字来，四面如意，叫作圆；写起字来不觉得笔肚子空虚，也不觉得笔尖细瘦，久写不退，叫作健。将这四个条件合起来考虑时，就可知笔毫应该要肥厚些，不要瘦薄。否则一定够不上这四个条件。并且笔毫纳在管内的部分要深些才好。这样笔肚子方能不空，写起来方能得力。黄庭坚说：“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这样的笔当然不愁不健。今日的笔入管才两三分，焉得有力。至于笔管，古来人用了许多讲究的材料。实际上这和笔的优劣全不相干。我们不必为这个多所用心了。

新笔到手，用时必须以冷水完全浸开。硬笔浸湿的时间尤其较长，方能尽笔毫刚柔之性。蘸墨以前，须以细纸将毫中的蓄水拭干，入墨方不洇渗。写字既毕必须立即涤净。随写随涤，千万不可躲懒。这样笔中方不至含有宿胶，既可延保笔的寿命，写时又极如意。若写后不涤净，则笔易毁，写起来不听使令。明朝赵宧光曾经写过一部《寒山帚谈》。在这里面，他发愤为笔“讼冤”，写了十条。其中“墨水未入”“滞墨胶塞”两条，即是针对这个而言。我们写字，不可为他所骂。

未用的新笔，须要谨防虫蛀。苏轼传有一方，“以黄连煎汤调轻粉蘸笔头，候干收之”。黄庭坚也传有一方“以川椒黄蘖煎汤，磨松烟染笔藏之尤佳”。这都是可以实行的。更简便的方法可以用硫黄酒将笔浸透，再候干收起。

现在我们可以谈到墨。墨的起源，至少不晚于殷商时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发现“居延笔”的地方，还发现了一些木炭。古人就拿来磨了当墨使。这是后来出土的古物所证明的。在旧日书籍的记载上，古人所用的是石墨。晋朝陆云写给他老兄陆机的信中有“曹公（曹操）藏石墨数十万斤”的话。后魏郦道元《水经注》说：“邺都铜雀台北曰冰井台，高八尺，有屋一百四十间，上有冰室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这和陆云的记载相符。而《荆州记》及《新安郡记》《广州记》等书，皆记载着石墨。这种石墨在当时用来，尚未发明加入胶质，以取其黏固和光彩。其后方渐有和胶的方法。慢慢进步到唐朝更加好了。现在流传下来的唐人硬黄墨迹，墨色皆极黝亮。边远的地方，已经很好，越近长安，墨色越美。

在唐朝做墨的墨官，有易水人奚鼐、奚鼎兄弟，很出名。他家的墨相传“以鹿角胶煎为膏而和之”。奚鼐的儿子名叫奚超，这奚超在唐末乱时，流离渡了江，就住在黟歙之地，因为这地方便于造墨。这块地方在当时属于南唐，南唐主就宠赐他“国姓”。于是乎奚超就变为李超了。李超有两个儿子，长名廷珪，次名廷宽，廷宽的儿子名承晏，都以造墨出名，而廷珪的名最大。这李家的墨好到什么程度呢？据当时由南唐投降到宋朝的徐铉说：“幼年尝得李超墨一梃，长不过尺，细裁如筯，与弟锴共用之。日书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尽。磨处边际有刃，可以裁纸。自后用李氏墨无及此者。”故宫博物院有流传下来的李廷珪墨一梃，有清高宗题咏。但因只此一梃，谁也不敢磨试，不知究竟好得如何。

宋朝人如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苏澥都好墨。有一个何薳并且专写了一部《墨记》。他们都是赞美李廷珪的。他并且说看见过一梃“唐高宗时镇库墨，重二斤许，质坚如玉石，铭曰永徽二年镇笏墨”。在宋朝制墨出名的有沈珪、潘谷、蒲大韶等人。可惜他们的墨都不传了。金朝的皇帝金章宗，做墨出了大名，贵重得可怕，称为“墨妖”。元朝年代短，旧墨还多，著名的墨工也少。到了明朝制墨又大大出了名，如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吴去尘等不下几十家。清朝制墨有名的有曹素功、汪近圣等人，而胡开文最后出。现在一般的人只知道胡开文和曹素功了。平心论之，今天在实用的角度上谈墨，清朝的墨，自光绪起，倒推上去都还可以用。但，光绪以后，偷工减料，缩低成本，用了美国来的煤烟子作原料，就无法使用了，因为这一种墨质料既粗，色又灰败。续造好墨，是我们的责任。

照此看来，分别墨的优劣也很简单，只要记住“烟细，胶轻，色黑”，就行了。烟细胶轻可以从磨出的横断面上看，空孔极小极少，或竟然看不到小孔的，就是好的。色黑可以从写出的笔画上细看，要有一种沉静的黯然之光，和别种黑色来比，还是它黑些，就是好的。这一种的黑，迎日光看去，或是黑中泛出一种紫光来，或是黑中泛出一种绿光来，或是泛出一种蓝光来都是好的。

关于造墨的方法，我们略知一二，也未尝无益。大概宋以前做墨，是用松心或松脂烧烟的。明朝以来方用油烧烟。有的用百分之七十五的桐油掺上百分之二十五的芝麻油烧烟，有的用皂青油，有的用菜籽油或豆油，也有用猪油的。从烧烟到收烟，加胶、加药、和烟、蒸剂、杵捣、槌炼、制样、入灰、出灰、去湿等无数辛苦的手续，一梃墨方可应用。关于这一切，只有做墨的老工人，知道得最清楚。如必要在书籍中去求，可看明朝洪武年间沈继孙所著的《墨法集要》。

最后，磨墨须要记得几种要点：第一，墨必须要垂直顺磨，万不要两头磨，尤其不应该将墨斜磨成一个尖小脚的样子。第二，磨墨注水，宁少勿多。磨浓再加，再磨浓。如此增加，方不致墨未磨浓已经浸松。第三，磨时不必太急。急与不急，以有无噪声为别。第四，磨毕须即藏匣中，因为它怕风吹又怕日晒。

中国的墨有一特点，它的黑色，非任何化学方法制成的漂白剂所能漂去。尤其在纸和绢上，想完全褪去几乎不可能。因此世界各国，包括欧洲用墨水的国家，对于最精密的地图上注地名，以及契约上签字，用的是中国墨。

第三，我们谈到纸。中国的纸始于何时，也难有精确的答案。古代没有纸。甲骨、竹简、缣帛都做了纸的任务。竹简太重当然不方便，缣帛太贵也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照书籍上的记载，大概汉朝初年已经有幡纸代简了。所谓的“幡”，就是“幅”的意思。称纸的数目为幅，即是从缣帛的意义推衍下来的。纸的轻便与缣帛相同，却当然比之易得。不过当时产量极少，当不能为一般人所应用。晋葛洪自言家贫不易得纸，抄书都是两面写。至今敦煌所传经卷，还有许多是两面写的。汉成帝时有一种“赫蹏书诏”。赫蹏就是一种薄而小的纸。这种纸多是由破布、旧渔网，或者树皮做成的。早期的技术不高明，所以只能造成薄而小的了。到后汉和帝时，有一个宦官蔡伦，改进了方法，他用大的石臼舂材料，纸的质量都增进了。后来人就相传中国的纸是蔡伦造的。这样造纸，到了汉末，有一个名叫左伯的人，字子邑，又大大改进了方法。他所造的纸，特点是“妍妙辉光”。

晋时纸，有南北的分别。北纸用横帘造，所以纸纹是横的。南纸用竖帘造，所以纹竖。到唐朝又大为进步，特出一种“硬黄”纸。这是从古代的黄蘖染纸方法，精益求精的。这种纸可以辟蠹，并极为光泽。有一种是着了薄蜡的。至今敦煌所传唐人写经，犹然可见当时制作的精工。而在韦皋镇蜀的时候，蜀笺尤其出名。那是带有各种颜色花纹的考究纸。段成式又用自己的意思做了一种“云蓝纸”。

以现在我们目见的法书真迹讲来，陆机的《平复帖》是西晋的纸。而比较见得多的是宋纸。宋纸最著名的是“澄心堂纸”。这是南唐传下来的好纸。上海博物馆藏宋徽宗所画的《柳鸦》和《芦雁》即用澄心堂纸。元明两代制纸方法大体不出宋纸之外。明朝宣德年间所造的官纸，名叫“宣德纸”，特别出名。清朝的纸，则以乾隆年间所制各种仿古纸最为工致。

北宋·蔡襄《澄心堂纸帖》

此外，自唐宋以至近代，日本和朝鲜的纸都输入中国。他们的纸多用绵茧造成，坚白可爱。书家多喜欢用。宋朝黄伯思即曾用有字的“鸡林纸”背面作书。明朝董其昌在“高丽国王”的贺表正面写大字，盖住原有的小字，更不稀奇。直至今日，“高丽发笺”还是我们的珍品。

就造法看来，纸类不外熟纸、生纸和半熟纸三种。所谓熟纸乃是多加工的生纸。半熟纸加工的手续少些。不论书画，生纸熟纸各有所宜的条件。大体上，加工的纸总比生纸好用。这是“澄心堂纸”和“宣德纸”被书画家宠爱的原因。即以生纸而论，放置了几年的生纸也比最新的生纸好用些。

至于平常临习碑帖，就用现在的普通“毛边”或“元书纸”好了。现在一般的所谓宣纸都不甚好，反不如北方糊窗用的“冬窗纸”（或名“东昌纸”）。四川、贵州一带出的纸也比普通宣纸好。西洋纸向来不为书画家所贵。因为机制的纸，纸筋的纤维被损太过，太不长寿的缘故。但有几种软一些的机制纸，以我看来还是可以供书画用。可惜现在还没有这种风气。

除了纸之外，书画家所用尚有绫、绢之类。并且书画上用印的风气，也随着时代逐渐花样多了。对于书画的保存，还要讲究装背的方法。这一切都不能在这小册子中再谈了。

最后，必须要谈一谈砚。砚的最初时代，也一样难于确定。古代人没有正式的砚石，用蚌壳作砚是很普通的。汉朝已有陶砚。解放后，且有汉石砚出土。我曾见过，作龟形，制作古朴。米芾作《砚史》说到晋砚。但他也只说在顾恺之的画中见过。那他所根据的还不是第一手材料。苏轼说“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大体上说来，从唐砚谈起，总是谨慎的态度了。

砚的材料，大体上不出于“端溪石”和“歙石”两大宗。这种所谓“石”，实际上只是一种硬性黏土。唯其实际上如此，所以砚石的性质“细”“腻”。要腻，所以能“发墨”；要细，所以能发得不粗。若真是够上石的条件，那就太坚太滑，反而不发墨了。

端溪在广东肇庆城南。所出砚材在宋朝开采很多，到元朝就禁闭了。明朝时开时闭，清朝开了约七八次。最后一次是张之洞开的。越后开的，石质越好。

歙砚出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的龙尾山。相传有一段故事，说是唐开元年间，有猎人叶某因追野兽而发现了这山上的石头层叠如城垒的样子，莹洁可爱。这样方始作起砚来。后传至南唐，其中有一个出名的砚工名李少微，并且做了砚官。歙砚由此名闻天下。

端砚的特点有“青花”“火捺”“蕉叶白”“鹳鹆眼”等等名目。歙砚则有“罗纹”“眉子”“刷丝”“锦绉”“金星”等等名目。实际上凡能发墨的都是好砚。因此，自古相传到今，如青州、唐州、温州、潭州、归州、苏州、夔州、建溪、庐山、洮河等地无不出砚。我们不必拘泥。并且自古以来讲砚的书也不少，但越说越玄虚，有时固然增长智慧，有时也误人。

砚的制作，种类也多。为了实用，总以稍大、磨墨之处稍凹、聚墨稍多的为好。砚外要有匣子。匣子要漆制的最好。砚要天天洗，洗时不要用热汤，洗毕不要用毡片或纸片去擦。能有莲房壳洗砚并擦干最好。总之是不要让砚上沾有细毛方好。磨墨要用净冷水，不要用茶，因茶能败墨色。新墨磨时，尤其要用心；因其棱角锐利，最容易将砚石磨出许多条纹来。

统观以上所叙，当然非常简略。但我们已可从这简略的叙述中，得到一个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世间任何事情绝非一手一足之劳所能成功的意义。写字一事，可以说比任何事都简单。但稍为谈到必需的笔墨纸砚、图章装备，已经不知要劳动多少名手的帮助了。王羲之最著名的字是《兰亭序》。那是用鼠须笔和茧纸写的。假使当时没有这两种工具，必然成绩不会这样好。那制造鼠须笔和茧纸的人，其功断不容忽视。换言之，《兰亭序》的成功，王羲之不能独占。因此我将一九四七年所写的关于书法一段话，录出附于本章的结尾。

“凡有志写字者，应该知道，如若有一张好字写出来，并不完全是自己的功夫。好笔、好纸、好墨，甚至好装池都有功劳。……世间无一件事可以让一人居功。一切都是大家合作的。假使艺术家可贵，其可贵的，在这一意义上必定不少。”

第八章
参考书举例

因为这本小书，所叙述的范围极小，言语极简，只是最初最浅的入门书，当然不能满足好学的人稍为进一步的探索，所以在这一章里略举几组参考书，使读者可以采择。这个范围虽然比本书的大了，但仍是很简陋的。尤其是关于历代书家的历史和学书的逸事等方面，更为缺少。读者如若要在这一方面加深研究，也是极值得做的。但却须另求更多的参考书了。

一、《王氏书苑》

这是明朝王世贞纂集刊行的一部小丛书。这部小丛书乃是并立的两套，一套是《书苑》，一套是《画苑》，总名为《王氏书画苑》。在《书苑》内共为二十二卷。前十卷是《书苑》，后十二卷是《书苑补益》。这二十二卷书，收集的古代书法的材料是很好的。例如第一卷至第五卷，就包括了唐朝张彦远所纂集的《法书要录》十卷。而张书所包括的，皆是相传下来最古的论书法的典籍。即如《梁虞龢（hé）论书》《梁武帝与陶隐居来往论书启九通》《唐褚遂良右军书目》《张怀瓘（guàn）书断》等材料，都是很重要的。《王氏书苑》其余所收也是宋以来的重要材料。

二、《佩文斋书画谱》

这是清康熙年间孙岳颁、宋骏业、王原祁等人合纂的。这书一共一百卷，内容材料是很多的。但这书的著作体例却不好，它将材料零碎割裂了。这书的第一卷到第十卷分为“书体”“书法”“书学”“书品”四类的材料；第二十二卷到第四十四卷是“书家传”；第五十九卷到第六十四卷是“历代无名字书”；第六十八卷是“历代帝王书跋”；第七十卷到第八十卷是“历代名人书跋”；第八十八卷到第八十九卷是“书辨证”；第九十一卷到第九十四卷是“历代鉴藏书”。

三、《丛书集成》

这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将各种丛书归并起来，去其繁复加以挑选而集印的丛书。这里面有许多关于书法的著作，读者可以按目寻求。

四、书家专集

1.王廙《王南平集》

2.王羲之《王右军集》

3.王僧虔《王僧虔集》

4.萧衍《梁武帝集》

5.萧子云《萧子云集》

6.陶弘景《陶隐居集》

7.颜真卿《颜鲁公集》

8.欧阳修《六一居士集》

9.蔡襄《蔡忠惠公集》

10.苏轼《东坡集》

11.黄庭坚《山谷全集》

12.米芾《宝章集》

13.赵孟頫《松雪斋集》

14.虞集《道园学古录》

15.鲜于枢《困学斋集》

16.邓文原《巴西集》

17.倪瓒《云林集》

18.张雨《句曲外史集》

19.宋濂《潜溪集》

20.李东阳《怀麓堂集》

21.吴宽《匏翁家藏稿》

22.祝允明《祝氏文集》

23.文徵明《甫田集》

24.陆深《俨山集》

25.邢侗《来禽馆集》

26.董其昌《容台集》

这些集子里可以寻出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但历代缺漏的仍是极多。清朝书家，因为时代很近，知道得多，所以不列入。这一类的书刻本极多。如《东坡集》便有许多刻本。

五、杂类书

1.高似孙《砚笺》

2.米芾《评纸帖》

3.张燕昌《金粟笺说》

4.沈继孙《墨法集要》

5.张应文《清秘藏》

6.苏易简《文房四谱》

7.梁同书《笔史》

8.丰坊《书诀》

9.米芾《砚史》

10.计楠《端溪砚坑考》《石隐砚谈》

11.屠隆《纸墨笔砚笺》《文房器具笺》

12.唐积《歙州砚谱》

13.无名氏《端溪砚谱》

14.周嘉胄《装潢志》

15.麻三衡《墨志》

16.曾宏父《石刻铺叙》

17.王昶《金石萃编》

18.孙星衍《寰宇访碑录》

19.叶昌炽《语石》

20.朱长文《墨池编》

21.陶宗仪《书史会要》

22.岳珂《宝真斋法书赞》

以上二十二种散见在各样丛刻里面，其中大多数可以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美术丛书》中寻得。这是最易得的本子，虽然错字不免。《访碑录》及《语石》二书坊间有单行本。《墨池编》及《书史会要》有刻本。

第九章
欣赏

现在就字方面先说。第一说临摹。我们已经知道临和摹是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两者应相互补助。摹书容易得到字形，但不容易得到笔法；临书容易得到笔法，但又不容易得到字形。因此这两种工夫必须参用，才可补偏救弊。古人法书，其所以称为法书，就是因为写得好，可以作我们的法式。字中笔画的距离，都是用心结构成的。尤其是很细微的地方，为什么有一笔特别短些，为什么平常不出头的，忽然出了头，都是书家精心妙意的所在。我们应该特别留心。因此我们摹习时，必须亦步亦趋。纵然心中不以为然，也不要改了人家原来的样子（等到完全明白了，再不依他不迟）。逐渐摹了再临，临了再摹，对于字形笔法完全熟了，我们写起字来“神气”就出来了。等到知道什么是“神”是“气”，已经踏进欣赏的地步了。到此地步，不用说一句话，也明白了。宋朝姜夔说：“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宋朝岳珂说：“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栌榱桷，虽具准绳，而缔创既成，气象自有工拙；临帖如双鹄并翔，青天浮云，浩荡万里，各随所至而息。”这种言语都说出临、摹两法的甘苦短长，都是在“形”的方面去说明“神”的。因为离开“形”，便无法解释“神”。

其次，我们应该不专在一个一个的字上去欣赏。当然，我们写字，必须要考究点画。因此，每个字都要用心。但用心的范围不是仅仅局限于每个字为已足，而是应该将所有的字，贯串来看。一个字譬如一个战士，一个战士固然要威猛矫健；一篇字则譬如一支部队，一支部队则必须阵容严整，旗帜飞扬。这就是进一步的欣赏了。这在评书的人讲来，叫作“血脉”。宋朝姜夔说：“字有藏锋出锋之异，粲然盈楮，欲其首尾呼应，上下相接为佳。……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这几句话就说出全篇的字中，总格局的优美。从这样的欣赏角度去看，我们至少要明白，每个字大小轻重，不要像算盘子一样的死板划一才好。这其中须要“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并无一定的规矩，而规矩未尝不在其中。这些功夫，全由积学而致。它的阶梯仍从临摹入手，要考究了向背疏密的位置，把握了用笔迟速的巧妙。形体既工，风神自出。再进一步，从所写的字里，真是可以看出人的性情来。

再次，所用的墨和纸，也有助于书法的趣味。以后再说。还有一些人喜欢从笔画的方圆中，欣赏其骏利与浑融的情趣。实际上笔画的方和圆的不同，并不由于用笔的不同。用笔的方法总归不外乎提按。所谓的藏锋，近乎圆笔，多由于提，多有浑融飘逸之趣；所谓的出锋，近乎方笔，多由于按，多有骏利沉着之趣。但圆笔未尝不能沉着，方笔未尝不能飘逸。并且书家行笔之时，时机极是迅速，绝无从容考虑或提或按之理。因之，笔画的为圆为方初无成见。欣赏者从这一点看去，有所领会固未始不可；若执牢了这一点来研究，来说明，恐也不能有多少益处。

现在再就人的方面说。这一点表面上完全和书法不相干，但却是书法的内在的精神生命所托赖，非常要紧。要想说明这一点，不得不先绕一弯子从陆游的论诗说起。

南宋·陆游《自书诗卷》

宋朝的大诗人陆游曾经教他的儿子作诗，说了一句最精深的话：“工夫在诗外。”这里所谓的“诗”，乃是指的由字句组成的诗。作这种字句的诗，要想作得好，下起功夫来，竟然还在字句的诗之外！原来我们字句的诗所描写表达的是我们的生活。字句是表面，而生活方是内容。所以生活是字句的诗的来源的根本。把根本弄好了，表面才会好，那么所谓的诗“外”，乃是指的字句之外；实际上是生活之内，那才是真正的诗“内”哪！

书法也是如此。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要想学书学得好，功夫在“书”外！

我们须知，书法的形体之美还只是欣赏的浅浅一步。及其到了深处，硬是写字的人的生命和所写的字融合为一。我们看到某人所写的字，便如同亲见其人。书法的所以能传人的精神以至于不朽也就在此。因此，如若我是一个好人，便将我的好处，传之不朽。如若我是一个坏人，那么坏处也传了不朽下去。这绝对不是空言，也绝对不是神话。这是有证据的。这个原因也很简单，我的字将我的真正精神传了下去。我的行为也早在后世人脑中传有观念。这个观念必然因有了我的笔迹而愈加引起人的强烈刺激而愈为鲜明。好也要不朽，坏也要不朽，纵然想躲藏，也躲藏不了的。到此地步，欣赏之中更有评判之意，其中包含的要素不但有写字人的功夫，并且有看字人的感情。这是写的人和看的人双方分工合作的创造。

明朝有一个著名的书家名叫张瑞图。他的书法功力是很深的，并且也自己成立了一种面目。但，他是当时窃柄祸国的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他因这种秽恶的关系做到了宰相的高官（建极殿大学士）。他为魏忠贤生祠写了许多碑文。他的字，真迹流传下来的也有。人们看到了作何感想呢？他的笔画是很变化飞动的，不是很好吗？但人们看了，只联想到他的奔走“义父”太监的丑恶活动，正像这笔画的飞舞一样！

明·张瑞图《送康侯杨外孙北上七篇》

相反地，唐朝颜真卿，是一个忠义爱国的大英雄。他能在七十多岁的高年，不屈于叛将李希烈而慷慨捐躯。他的书法到今日，人们看了，仍然是英风凛冽，虽死犹生。在几百年前就有人说过，像颜鲁公这样的人，纵然不会写字，人们对他的片纸只字都是当宝爱的，何况书法又是那样超逸绝伦。宋朝的欧阳修，是一个正人君子的大文学家。他的书法并不怎样高明，但他的字至今为人宝重。此外，凡是著名的书家，多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们的人格均有卓立磊落的特点，不随流俗人颠三倒四。例如宋朝苏轼和黄庭坚，便是最显明的。至于书圣的王氏父子更不待多言。单看羲之的《辞世帖》《告墓文》和献之的《辞中令帖》，人们可以从笔画的优美中，无形中受到人格的熏陶。这是最可贵的。

唐·颜真卿《祭伯父文稿》

此外，书法并同时传出每个书家的特殊作风。杜牧是唐朝的诗人兼军略家。他传下来的《张好好诗》真迹，使人感觉到多情慷慨的襟度。苏舜钦是宋朝遭遇困顿的奇士，他传下来的行草书，由苏州顾氏收藏，使人想象到他那跌宕不羁的神情。清宫旧藏有倪瓒给“默庵先生”索莴菜和大金花丸的诗札真迹。在这里面，倪氏的高风逸格和他平淡天真的生活，宛然如见。这种例子真是举也举不完的。

唐·杜牧《张好好诗》

谈到欣赏，我想凡艺术上的事，不但对于作的人是一个创造功夫，对于欣赏的人一样是个创造功夫。贝多芬是一个音乐大家，他的乐曲是惊天动地的创造，这是不用说的。但没有音乐素养的耳朵乍听演奏贝氏的音乐，都觉得难以领会，甚至不悦耳！我们的哲学家庄周曾说过“大声不入于里耳”，正说明了这道理。因此，我们若希望能欣赏艺术，必须先要练习自己的一套懂得艺术的功夫。就书法说，这样才可深入领会书家的内外各方面的精微。而法书的妙处也因有了真的欣赏者，方能将它所包蕴的一切流传发挥出来。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合作和创造了。

因此，对于书法，作为一个欣赏者来说，我们需要深切了解书家学书的甘苦，以及他们的卓越技法与他们实际生活之间的关系，最后，还要研究他们立身处世的人格。这样方可透彻地了解一个书家。这样才是书法欣赏最全面的境界。宋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这正扼要地说明了原理。

这一境界的追求与到达，极有意义。书家以其自己的各方面生活与书法打成一片，甚至融合而不可分。他们的一切悲欢、喜怒、歌颂与谴责，接连到内在的精神世界都隐隐约约地但却是真实地蕴蓄在笔画之中；换言之，使他们所以能不朽的活力即在于此。但如若没有一个真知的欣赏者，这却不容易被了解的。如若长此不被了解，等于这个书家湮没了一样。然而一旦他们被了解了，他们就立刻活在欣赏者的心目之中了！

这一点，对书家讲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欣赏者的光荣和责任正在这里。欣赏者在尘封的丛残的无首尾的几行墨迹中能够发现历史上的许多书家，在一般观者心中以为是死了的，原来仍是活生生的！而作为一个欣赏者同时是一个好学生而言，也只有从自己体验中，确实了解了古代书家，方可以继承优秀的传统而成为一个新的卓越的书家。在这样正确的路上，才可以进一步谈到发扬。这便是我们所指的合作的和创造的意义。

书家最初最普遍的特色是对于笔法的精勤苦心。相传钟繇少年时在抱犊山学书，后来他和邯郸淳、韦诞、孙楚等人谈笔法。他在韦诞的座上看到蔡邕的一卷笔法。他立即向韦诞苦求，而韦不给他。等到韦诞死了，他暗地叫人盗开韦诞的墓，方得到笔法（这些传说，也许为了鼓励后学，有所夸张）。他学书，时常白日里画地，夜眠时画被。又相传张芝学书，家里作衣穿的帛，皆先写了字再拿去染色。他在池子旁写字，写得一池水都黑了。因之“临池”二字竟成为学书的代名词。隋僧智永将写退了的笔头，装在大簏子里，装满了许多簏。诸如此类的书家故事举不胜举。但早在后汉即已有人反对这样的精勤，赵壹《非草书》篇云：“……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坐，不遑谈戏；展纸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䚡（肉中骨也）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不过，像这样的议论，并非直接主张对于学习不该用功；而对于书家的“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还是称赞的。因此可知，不是学字不该用功，而是不要只在“字中求字”。这正是我们所要强调的。

三国魏·钟繇《墓田丙舍帖》

唐·张旭《古诗四帖》

唐朝韩愈有一篇《送高闲上人序》。他在这篇文中对写字的精要很说出一些来。他的意思说只要专精于某一种的巧智，在自己的心意中，百应而不失，就可以稳当地操持下去。纵然有其他的外务也只能与我所操持的相和谐而不至相滞阻。他将这道理应用到张旭的草书上。他说张旭专精草书，不做他事。张旭一生的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以及到了酣醉无聊的时候，心中有了许多不平情绪，都发泄在草书上。张旭看到一切物象，水山崖谷、鸟兽虫鱼、草木的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等可喜可怕的形状都寄托在象征在草书里。张旭以此终身而传名于后世。韩愈在这一篇文字中，具体地写出张旭的书法和生活的打成一片（韩愈与柳宗元俱能书，韩的字在丛帖中有传刻的）。

不但韩愈而已，诗圣杜甫在他的著名的诗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也具体地描述了这种超绝的舞蹈如何感发了张旭，使得他草书益进。并且张旭还有一个“见担夫与公主争道”而悟笔法的故事。

不仅书法而已，即如与书法同源的画法也是一样。吴道子是唐开元中的大画家。当时将军裴旻善舞剑。裴的尊亲死了，送了许多金帛请吴为亡亲在东都天宫寺画佛像。吴封还金帛不收，却说：“我久仰你的大名了。我只请你为我舞剑一曲，足以为作画的报酬。因为看了你舞剑的壮气，可以助我的挥笔。”裴将军穿着孝服便舞起剑来。舞毕，吴道子奋笔作画，俄顷而成，有如神助。

此外，北宋郭熙在他所著的《林泉高致》一书中，提到“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而草圣益佳”。苏轼记载“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在袁昂所著的《古今书评》中说“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容虽未成长，而骨体至骏快”，又说“萧子云书如上林春花，远近瞻望无处不发”，“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从他们的话里，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专精于某种艺术的人来说，他看世间一切事物，都会联想到他所专精的那一件事上去。由于他的用志不纷，他能够在许多表面上不相干的事物中，在某种程度或某种角度上，发现与他所专精的一事之间的共同点。这一共同点，在别人正是毫无感觉的；而在他，却恰好“触了电”。这正是古话所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好例子。由于积累了好学深思的功夫，逐渐涵养，随机而悟，确有这种事情。凡是有过积学经验的人都能感到这是真实的。这也正是所谓的由量变到质变。

唐·怀素《大草千字文》

即以张旭而言，他所专精的是书法。书法的完成在乎体势的表现。因此所有一切事物的动静状态都能激发导引他联想到点画的体势上去。公孙大娘将左手挥过去，他看见了可以立即触到这姿态像一个什么字。公孙大娘忽然跳跃起来旋转，他也可以立即触到某种“使转”的笔锋驰骤应该如此，乃至整个剑器舞的音容，可以给他一个全面草书结构的启发。担夫与公主争道，使他可以悟到几种笔画接凑处所生出的相拒相让的安排。僧怀素听到江声，也立即受到启发。江声是没有形状的；然而可以感发到在风雨纵横中如吼的江声，正是一种豪横的气势；其或在空江明月之下，江流有声，正是又一种纡徐的气势。这难道不能使得怀素忽然开悟到运笔的节奏和草书满纸布局的体势么？这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或某种角度上，书家从“异中求同”的地方。即如张旭的看剑器舞，文与可的看蛇斗，也正是“异中求同”的必至之理。这就证明了一个书家是以其生命的全副生活皆镕冶于书法之中，因之托赖了他所专精的书法，建立了他的不朽生命。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只在他所感到的一切物象，在此或在彼，今天或明天，都可能被“触电”而转移到笔画上去的一点，书家积功力之久，一旦悟到这步程度，他的书法必然突变到另一升华的境界。这一切都就我们所能解释的，这样解释，我想颖悟的读者必然不拘牵在字句上而得到了解。

还有书家本身的人格给予观者的印象极大。书家的修养是极其重要的。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是一篇正直的忠臣发愤之作，它那圆劲激越的笔势与所写的谴责郭英的文辞中所含的勃然之气相称。姚姬传评这帖中最好的几行，说其中有怒气。杨凝式是五代时一位高尚有远见的君子。他的坚刚不苟的操守，使他不能不在当时反复变乱的环境中孤立成为“风（疯）子”。看他所写的《神仙起居法》，使人在笔墨之外，感触到他的这种逃世思想的深刻悲哀。这里不过略举一二例子而已。

唐·颜真卿《争座位帖》

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由于中国书法需要经久的练习，所以欣赏能力的培养也不是一蹴可成的。在东晋时，王献之好写字，他曾经到羊欣家，正值羊欣昼寝。他看到羊欣着的白练裙非常洁净，便取笔在裙上写字，羊欣醒来，遂宝重这裙子。有一好事少年故意穿了精白纱裓去访他，他便在裓上写了草正各体的字，几乎写满了。但最后这件白纱裓，被大家抢夺碎了，少年只落得一只袖子。像这样普遍欣赏的风气，在当时虽已培养成功，但还只局限于封建的上层社会之中。这是与社会制度、经济条件息息相关的。我们国家正在社会主义的大建设之中，我们欣赏书法的风气，今后必然渐渐更广泛地兴起的。

东晋·王献之《新妇地黄汤帖》

第十章
隶书的重要作用

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草书和楷书为千余年来流行的书法。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演进，固是无待多言的事实，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隶法的各种变化。王羲之是精擅隶书，更以其中许多笔法变化移转到楷书和草书上最有成就的大家。事实上，自从有了他，中国的书法才形成了由他而下的一条书法大河流。

这样，不免有人要问：“姑不论为何不谈篆书，既然将书法追到隶书上，为何不从秦汉书法谈起？为何不谈赵高、程邈？为何不谈史游、曹喜？甚至为何连再后一些的蔡邕、师宜官和梁鹄都不谈？甚至连钟繇、张芝也不谈？”这一是由于材料太少，文献不足征；二是由于这些书家的影响，后来都不及王氏大。

唐太宗作《王羲之传》。他在最后论到书法的所以兴起，乃是由于绳文鸟迹的朴质不足观。这样才去朴归华，而有舒笺点翰的工拙之可言。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说“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其迹”，我们今日更未有发现。论到钟繇，他还算看到一些钟繇的真迹；但我们今日无从得见。所以在羲之以前是很难举例的。

东晋·王殉《伯远帖》

那么，又有人问：“二王真迹安在？”不错，严格谈起二王真迹来，凡今日所存，号称二王的墨迹，皆有可疑，但，毕竟还有一些墨迹存下来。日本所存的《丧乱》《二谢》《孔侍中》《频有哀祸》等帖，以及我国所存的《奉橘》等三帖，至少是唐以前的摹本。以我国所存的“三希”而论，尽管有人对于羲之的《快雪》、献之的《中秋》都表示异议，但对王珣的《伯远帖》却从无异辞。以这些字迹与我们后来所发现的敦煌晋人尺牍，及考古队所发现的晋人文书、敦煌一部分的经卷、六朝碑版中的字形笔势相比勘，无不昭然可见其血脉的渊源。何况更有大部分传模的法帖，纵非墨迹也多资取之径。然则，不溯源于王氏，在客观条件上又有何更好的源头呢？

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定武本）

我深觉王羲之不仅是一个精通隶书的大家，其更伟大的成就则在能以隶法来正确地、巧妙地、变化地移入楷行草书之中，成为新的体势，传为不朽的典范。诚然，现在的楷行草书的笔法皆由隶书变化而来，其根本方法是隶书的方法；然而，我们所写的毕竟不是隶书而是楷行草各体书。有人主张先写隶书再写楷行草，我们不反对；有人主张从楷行草书上溯隶书，我们也不反对。其理由即是有了像王羲之这样的枢纽人物。

初唐虞欧褚薛四大家之中，虞是智永禅师的弟子。智永无论就血缘或就书法，皆是王羲之的后裔。欧则父子二人都是从隶法来的，而欧阳询的《定武兰亭》，尤其传右军的书脉。褚是专门学右军的，他又受法于虞欧两位前辈。薛稷是魏徵的外孙，他专学魏家所藏的虞褚真迹，尤其努力学褚，得其神貌。这四大家无疑是属于王右军系统的。

李邕、孙虔礼、张旭、怀素，一般说来是继承了晋人的。张旭和怀素在草书上说来，受张芝的影响多，但张的楷书《郎官石柱记》则纯是右军法则。至于李邕、孙虔礼是苦学过二王的。

颜柳二家皆从褚遂良以追溯右军的隶法。柳公权的《复东林寺碑》几乎完全是褚字。颜之出于褚是人人皆知的。

五代和宋初的杨凝式与李建中，皆出于欧阳询。杨的《韭花帖》楷书又变欧法以上追右军，而其分行布白却下开董其昌的新局面。这二人保留了一些唐人的风格，但已渐开宋人的气派了。

苏黄米蔡四家，苏黄皆力学颜真卿、杨凝式，其心意是要追右军。米是直学晋人，意似不局于右军，实际跳不出王家范围。蔡是专学褚薛，因之近于颜真卿。这四家当然皆归之右军的云仍远系了。

赵孟頫起于宋末元初，但其书法竟欲超越了唐宋两代而直接二王。这是中国书史上一段奇特的光彩。他的天资和功力，皆臻极诣，是右军嫡乳。影响之大，不仅整个元朝书法为其笼罩，明清两代以至今日皆尚挹其余波。

元·赵孟頫《陶渊明五言诗页》

明清两代书家不少。但真知书法，影响甚大，而能多少接上一些右军法脉的，恐怕只能提到一个董其昌。关于这一切，我们向后再为细述。

第十一章
晋后书派鸟瞰

在谈到书法沿革以前，先说这么一个故事。清朝的阮元是大书家刘墉的学生。阮氏是主张“南帖北碑论”（南北书派论）的。他研究中国六朝以来书派，认为有两个不同的根源：一是二王等人流传下来的书札；一是各种碑版。东晋南迁，行押书大为流行，便成为后来的帖学；而北朝自魏以次流传下来的多是石刻碑版。这一派在南朝帖学流行时衰微了。他主张要兴起北碑来，以济帖学之穷。他认为他的老师刘墉只是囿于帖学，所以写信婉劝老师要参入北派的碑学。但是老师回了他的信，对此一字不提，只说你做官的地方火腿极好，老人爱吃，可以常常送到北京来！

这个故事是很有味道的。从这段故事中可以看出：一、老师不屑回答学生的建议，也许根本认为学生的看法不对，也许自己还不曾弄清楚问题。二、学生的看法，已经触及书法演进的趋势，包含了书法中的时代性了，但他的看法显然是从字形的角度出发的。北朝流传下来的碑版字形皆是斩截的方笔，锋锷森严，与南帖中的行押书流媚圆转的笔势大不相同。他当然要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渊源的流派。鉴于宋以后帖学相承笔势由圆媚而日趋薄弱的现象，他主张学北碑以救帖学之“敝”，也是很自然的。三、由于阮氏限于所见的资料范围，只从字形看问题而无从在笔法上去看，所以他虽然触及书法的时代性，却未能抓住要点。这一点正是我们和阮氏不同的地方，从而也不能同意他的南北分派的论点。

北魏《郑长猷造像题记》

当阮氏立论之时，正是六朝碑版不断出土的时候。而六朝的真迹却几乎稀如晨星。不仅如此，即唐宋以来的真迹，也极少为人所见。经明清收藏家如詹景凤、华夏、安仪周、梁清标等人流传下来的真迹，几乎全归清内府。私人偶有一二真迹，往往一生珍秘不肯说出，更不论拿出来给人看了。清内府所藏真迹的一部分，乾隆时虽经刻入《三希堂帖》，但此帖例赏王公大臣，作为特殊恩宠。士家已不易见，何论真迹。因此吴荣光得到唐人写经七行刻入《筠清馆帖》中，已经诧为奇宝。一般书家只要看见唐写，便认为是钟绍京真迹！在这种情况之下，阮氏只能根据拓本的字形来论书法，原极自然。

《三希堂帖》

《筠清馆帖》

但真迹与拓本之间，最大的差别即是真迹能见笔法，而拓本不能，至少不易。刻本比起真迹来，总不免有过火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再经纸墨拓出，更必走样。宋朝米芾论书就是主张看真迹的。他说“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始得趣”。这里所谓的“得趣”正是说只有在真迹上，才看得出用笔的起落和转折往来。阮氏未能多见六朝以来的真迹，仅凭墨拓本，所以不能得要。

阮氏之后，敦煌石室被打开了，六朝、隋、唐、五代、宋等时代的写经及其他墨迹大量发现。目前，清故宫真迹也大量与人民相见，东南藏家的真迹也陆续涌现。我们有幸纵观，而得到比阮氏更正确的认识。我们方知，在这无数的真迹中，显现出时代尽有先后，地域尽有南北，而用笔却是一贯的。北魏，以及东西魏，乃至北齐、北周的经卷，其下笔起落与晋人简札并无不同，虽然字形有些差别。至于隋唐之际，许多书家如虞、欧、褚，他们的字形仍然保留了六朝风格，与碑版相似。而这些人都号称是王右军南帖流派的。即如《龙藏寺碑》，不但其字形极近褚遂良，其用笔与虞褚也完全一致。但若专就其字形而论毋宁尤近六朝碑，其用笔也与六朝写经一致。即以褚遂良的《孟法师碑》而论，字形与六朝碑最近。他写的《房梁公碑》及《雁塔圣教序》，在字形上仍保留汉碑间架，而其落笔却与晋人一致。由此可证“南帖北碑”之说，是强行分割的，无根据的，不必要的。我们应从用笔上看出其历代相传的延嬗性，从结字上看出其因时相传的时代性，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书家的个性。

《龙藏寺碑》

唐·褚遂良《孟法师碑》

我们书法的时代特色是表现在字形方面的，但也有例外。流传最古的是殷代的甲骨文字。最妙的是这种文字至今仍可看见笔写的实物，可以看到其用笔的起落。这种文字笔画比较简单，字形大概是向上下舒展的。大略所谓篆字结体都是这样的。这一种字形，以及沿着这个源流而发展下去的一类彝器如《曶鼎》《大盂鼎》等都是如此。其次，渐渐便流衍而成为纯正的宗周风格，如《毛公鼎》《颂鼎》《史颂鼎》等，字画圆浑凝重之中而有汪洋之意。其三，是荆楚一带宽博的书法。这是宗周同时的别派，如最著名的散氏盘可以为代表作品。在这以后，逐渐便流衍为其第四派的书法。这一时字形逐渐变迁，已孕育了后来秦帝国时期书法的萌芽。例如《虢季子白盘》及《石鼓》，前者含有周代的风气多，后者则含有秦代的风气多。这四种篆书都属于所谓大篆的，尽管其中笔画有肥瘦的不同，字形的长短阔狭也不一致，但皆显著地呈现出周一代的特色，大体上说来是凝重中带活泼，字形自由而浑厚。这以后，便入于秦帝国时代了。秦时篆书，李斯等人有改革的大功。字形的特色一般更趋狭长齐整，号为小篆，这可作为其五。这一时期可举《泰山刻石》及《琅玡台刻石》为例。但在此时期有一种政府的诏版、瓦量及秦权，字形却趋于横方。这在当时是一种简易的体制，已经孕育了汉隶的萌芽了。

《大盂鼎》拓片

《毛公鼎》拓片

《泰山刻石》

其六，便是汉朝的隶书。汉朝隶书承秦时简易体制的篆书而来，因而正式承认了、利用了这一体制而加以改进。由于汉帝国时期甚长，隶书的流衍既久且广，因之汉隶形体五花八门，种类多极了。在书法上说来是一大渊薮。总括其特色是字形的向左、向右发展，坚挺方折，恣肆而秀逸。笔画起落，轻重分明，而又多变化之美。在晚近发现的大批汉木简中以及出土的陶器上的朱砂题字，皆可清爽地看到汉人的真迹。

其七，是由魏至晋的楷书及藁草。原来草书和楷书都是从秦汉的隶书“演进”的。到了魏晋方算成熟。因之这是一个时代的特色，并且影响后世，直到今日还在发展之中。这里面出了“二王”的父子书圣，其威力发挥至今犹在。这时代的特色是用笔的方法，由于楷书的成熟而愈加明白、愈加确定了。在这以前虽然用笔的方法随着自然的趋势向前发展，虽然在其中也突出地涌现了许多特殊的书家，但所谓“八法”的明确分工学说，始于此时期中。这学说虽然逐渐发展到隋僧智永，方算完备，但也不能归之于智永一人的发明，而是魏晋旧说，发展至陈隋而大备的。这一时期是中国书法确立的时期。由于草与楷的确立，积累了书写的经验，从而“八法”学说才生了根。批评书法的标准，由于“八法”学说的确定，而得建立巩固，一直以此标准，影响到今日。张芝和钟繇的墨迹已不可见。在“二王”以前的墨迹，传至今日还存在的也只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了。对于这一帖，虽然也还有一些人发生异议，但就其流传的端绪，以及用笔字形考查，是“二王”以前的真迹，实不容疑。这一帖是充分地表现了古拙又兼灵秀的书法特色的。

西晋·陆机《平复帖》

此外，在魏晋后期，流衍了秦篆书法的，要以魏正始《三体石经》为代表。在这石经中，我们可以看出：小篆虽由秦篆而来，但又与秦篆相异。那种秀劲圆挺的用笔与字形，实具备新的时代意味。篆书一途，自此而后只有唐朝的李阳冰号称直接李斯。宋朝人的篆书已失古意，近于行楷。虽然元朝的赵孟頫力求复古，但也终是循着这一路走。明朝的李东阳篆书，虽享盛名，也有传授，但终无法大振。到了清中叶邓石如起来，篆书才大发声光。但邓书确是以复古为革命的新派。他用羊毫笔从容舒服地写大小篆，实为一大创获，应该专题别论。单就二李传统的篆书而论，可以说是衰微千余年了。

代表六朝至隋的时代，以六朝碑志及写经为最显著。这一派的书法，其用笔几乎完全一致地遵守了八法的原则，而刻露地表现每一笔画的特点，毫不含糊。加以用笔是那样的纯熟，几乎与严格训练的军队一般，步伍整肃。其中的部分写经及部分石刻，虽有些许庸俗的倾向，但规矩不失，仍为书法的正传。这一时代的种种字形与风格，千门万户。后来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这广沃的基地上生根发芽的。我们试一检阅盛唐的写经，其精能璀璨，超越六朝，但一点一画皆是发脉于六朝的。我们常以为唐人书法承袭六朝，发挥有余，光大不足。中经湮灭，到宋元以后，衰歇无闻。自从升元、淳化等墨拓大行，陵夷之极，遂使阮元发了那样一套议论。敦煌大启之后，我们凭借的资料大为丰富，真正的翻新光大，还在将来。

《三体石经》

在唐人法书之中，又可大约分为二阶段。前一阶段可以虞欧褚薛等人为代表。他们一面是六朝法书的善继者，一面又是大唐法书的创造者。其特色是谨严华妙，格局众多。其后一阶段可以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他们完全精通了虞褚的各种技法，并知道这种技法的渊源实由汉隶及右军而来，因之他们会变化得成为自己一种新面貌。他们既善于继承，又善于开辟。至于草书，颜柳之外，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争奇竞秀，各有千秋，又另是一种境界。

杨凝式是五代的人，但他的书法和李建中开启了有宋一代的书法先声。宋人学书多以颜真卿、杨凝式两家为依归，而从这二家以追右军。到了苏黄米蔡四家才正式成为赵宋一代书法的局面。一般说来宋人书法多能心通古意，别启新图。其中黄庭坚深悟用笔与苏轼在笔法上浅尝者不同，但其意境新颖则与苏相似。米芾的字形奔腾变化，与蔡襄从容守正不同，但其专心学古却极相似。前二者可称新派，后二者可称旧派。

唐·李阳冰《三坟记》

清·邓石如《隶书新洲诗》

明·董其昌《五绝诗轴》

元朝赵孟頫的崛起，在书法史上放了空前的复古集成的异彩。元朝一代人的书法几乎无不在他的笼罩之下。乃至明清二代以至今日，凡有志学书，探讨古人笔法的无不从他问径得法。严格说来，自赵之死，谓为书法失传不为太过。

书法到了明朝，前一大半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模拟的时期。在这时期中如有特色，只可以模拟为特色；其间出名的人也很多，但都少创获的能力。只有到了末期出了一个董其昌，算是结束有明一代的大家。董在历朝模拟的重压之下，天资独出，起承逆流。他能别出新意自成一家以对抗这一代的模拟风气。此后一直到清初乾嘉之际的书法，几乎都是他的风格领导着的。他的字形和分行布白都与古不同，而用笔却属一致。虽时有软弱之处，大体不差。

清朝书法在早期完全为董氏所统治。乾嘉以后，所谓的台阁体更加流行了。由于完全不讲笔法，而真正的书法就衰亡了。这种风气到解放前愈演愈烈，成为一种极端荒芜纷乱的现象。但另一面由于羊毫的盛行，古碑刻的出土，自邓石如以后，另开了一片羊毫书法的世界。这羊毫世界，虽然其中多半违了笔法，但却也另具一种新的境界，不过这境界并不是很高深旷远，字形也较庞杂。

元·赵孟頫《跋陆柬之文赋卷》

东晋·王羲之《姨母帖》

大体上说来各时代的特色略如上述。这其中，我们所要着重说出的是，自从王羲之精于隶法独成新派之后，中国书法的传统已与他分不开了。唐太宗时最大的书家虞欧褚薛无不从王氏得法。自颜柳以至宋四家，也全是以王氏为指归。自赵孟頫以至董其昌更是明白地有志承继王氏。即使清朝以来，书法衰歇，但凡是学书者也无不拱王氏为北辰。所以尽管各时代的特色不同，而其中自有一条无形的线，将其联结起来，成为一贯相承的脉络。这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一大要点。

第十二章
二王

中国古代的书家众多，但我们这本小书只想从王羲之、王献之——即所谓“二王”——父子说起。由于二王有无真迹流传下来至今不能论定，因之想根据书迹以论二王是很难的。不过比起张芝、钟繇来，二王总算有多些的痕迹留下来的。我们只能主要根据记载。

谈到二王，就不能不谈到他们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地位。我们知道晋代是讲究门阀的时代。王家和谢家以及郗、庾等家族是政治上当权的大贵族。王敦和王导是我们所熟知的晋史上权倾人主的大贵族。他们便是王羲之的从伯父。他的祖父名叫王正，官至尚书郎（所以王羲之生平写“正”字都避讳写作“政”字，帖中常见）。他父名叫王旷，官淮南太守。这个王旷不仅是一个书家，善行书和隶书，并且是一个决大计的智囊。当刘曜、石勒兵陷洛阳，西晋的江山不稳之时，首创过江之议另为司马氏奠定新皇朝，而以晋元帝为这一政权的代表的便是王旷。王旷开启了东晋历史的新叶。王敦、王导等因而得为东晋政权的唯一柱石。王羲之便是这样人家的一个贵公子。

羲之字逸少。他在小时拙于言语，但长大了变得非常善辩。当时有重名的周看重他，王敦、王导器重他，有大名的阮裕也敬佩他，他的名声大起。他初为秘书郎，继为庾亮的参军，迁为长史。继拜护军将军，继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与骠骑将军王述少时齐名，但他看不起王述。后来王述做了扬州刺史，官在他之上，并且正管得着他。王述利用地位，处处就会稽郡行政等方面挑剔，他深以为耻，就称病去郡，并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出仕（这便是相传著名的《告誓文》）。此后他便由着自己的天性，游观山海，至升平五年五十九岁时死了。死后，朝廷赠他“金紫光禄大夫”；但他的儿子们，秉承先志辞谢不受。羲之是一个有节操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在幼时即有骨鲠之称。下面是他在少年时的一件故事。当时的太尉郗鉴派了一个门生到王导家去求女婿。门生回来告诉郗鉴说：“王家的子弟都好。但一听到像你这样的大阔佬要挑女婿，每个人都紧张起来了。只有一个人在东边床上，袒着肚皮吃东西，神气好像没听到这回事。”郗鉴说：“这正是个好女婿！”于是郗家就将女儿嫁他了。庾亮临死时，上表朝廷特别提到王羲之“有鉴裁”。羲之少时和谢安、许询及外国和尚支遁是好朋友。他对于谢安这位东山高卧，打退了苻坚，安定了朝野的大宰相，曾经切实地提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当时有一个殷浩，是声望极高而名不副实的“大政治家”。他素来不重视殷浩。但殷浩虚声已经太大，官位已经崇高，先是薄尚书仆射而不为的，终于做了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参综朝政了。这殷浩又专门和刚刚灭蜀的桓温作对头，羲之看出这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摩擦，大不利于国家的危机。他秘密地去苦劝殷浩和荀羡（殷浩的羽翼）务须与桓温团结。殷浩不听，并且要乘北胡大乱，大举北伐。王羲之看出殷浩必败，写信阻止。殷浩果然大败，还不甘心，思图再举。羲之不但又写信戒止殷浩，并写信给会稽王，叫王爷止住这再一次的糊涂冒险。他主张“……诸军皆还保淮，为不可胜之基，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此实当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忧可计日而待”。可惜这样沉痛的直言竟不生效。殷浩终于一败涂地，桓温加以倾陷，殷浩竟坐废以死。国家内外的损失更不可意计！羲之比较正视人民疾苦。他在会稽时，朝廷对老百姓赋役繁重，地方上又常遭饥荒。羲之一面开仓赈贷贫民，一面向朝廷抗争。他给谢安写信替老百姓说话并提出实行办法。这种信都在《晋书》中传了下来。他又有一封给谢万的信说：“……然所谓通识，政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算得了什么呢）？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对于他这样一个有度量才干的人，竟早入山林，一往不返，历来都寄以无穷的叹息。他赋有一种爱好天然的恬退性情。他爱画（相传羲之有临镜自写真），爱山水，爱鹅，爱开一点玩笑，爱写字，爱种些果树和小孩子分着吃“一味之甘”，爱与亲知时共欢燕，谈谈家乡事情，甚至也染上当时的时髦习气，爱一点服食神仙的事情（虽然他是一个奉五斗米道的教徒，仿佛服食为分内之事，但这种行为确是当时的风尚）。王羲之的生平大抵如此。

王献之字子敬。羲之有七个儿子，他是最小的。他从小不爱多说话。谢安曾经批评他在弟兄之中最好，为的“吉人之辞寡”。他为人很通脱，曾经到一个顾辟疆的花园里去，看看就走了。主人家骂他无礼，他也不在意。桓温请他写扇子，误落了一点墨，他将就着那一点墨，画了个“乌驳牸牛”。由此可知他不但善书，抑且工画；不但书法方面，并且画法方面也承继了父亲的艺能。

他最初做州主簿，秘书郎，转丞。又做过谢安的长史，进号卫将军。后又升了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征拜中书令，在仕途上比父亲阔得多了。他在太康十一年卒于中书令官位，年四十三。他先娶郗昙女（他的表姊）为妻，后来受到政治上的压力，做了新安公主的驸马，不得已而与郗氏离婚。他无子，只有一女，曾立为安僖皇后。因此他被追赠为侍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他死时，族弟王珉代其官，所以世人称他为大令，称王珉为小令。他小名官奴。世传《官奴帖》之“官奴”即指的是他。

他的为人，很得到父亲“骨鲠”性格的遗传。他数岁时即曾因观樗蒲而面折过父亲的门人。他又曾当面拒绝了宰相而兼父执的谢安，不肯写太极殿的匾额。但谢安死后很多人就现出炎凉世态，对于宰相身后的赠礼说了许多闲话。只有他和徐邈二人替谢安明辩忠勋。最后他又上疏力争，谢安才蒙殊礼。他对中书令这样的贵官是不愿做的。他的《辞中令帖》传至今日，犹足以想见他立身的廉退。

我们谈二王的这一切都为的是要容易欣赏他们的书法。但，正面谈到他们的书法反而为难起来。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们没有留下一件毫无疑问的真迹下来。第二因为古今来对他们父子的优劣评价大有出入。这些评价又都不是外行的比较，但由于批评者的出发点角度不同，所以参差极大。

《晋书·王羲之传》只提到他“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对于他的学书过程、他与时人的比较都未言及。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采集了一些材料，虽然严格说来，其中不能无疑，但大体总有所本。自《法书要录》以外，材料固多，考信亦难。兹就所知综述如次。

羲之学写字是很早的。相传他七岁学书，十二岁窃读他父亲枕中的前代笔论。父亲教以大纲，又从卫夫人受学。他学卫夫人时，自以为很好。后来渡江北游名山，看到李斯、曹喜等大家的字，又在许下看到钟繇、梁鹄等大家的字；又在洛下看到蔡邕的《石经》三体书；又在他的堂兄王洽处看到《华岳碑》。这样眼界更开了，胸襟更大了。回顾当初只学一个卫夫人徒然耗费年月，他就在众碑里学习，才成为自己的字。这相传是他五十三岁时自己说的。

但这不是说，他只是这样滥学就能成功。他自己苦学的是隶书。他与之争衡的是钟繇和张芝。钟的正书（楷）和张的草书实际上皆系隶书的发展。因此他的学钟张，实际上就是一种发展。换句话说他所专精的是隶书。这证明他虽博览，却是为了约取。他之所以能以书法称圣，树立了永远不朽的传统，皆由于此。他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他又说：“吾真书胜钟，草故减张。”就这话看，他承认了自己的真书（楷）胜过钟繇，草书不及张芝。其原因是张芝对草书实在太用功了。现在钟张的真迹一字无存。即使就墨拓流传的字来看也实在难于分别高下。即如钟繇的字，世称他与胡昭同师刘德昇。胡的字肥，他的字瘦。而唐太宗又嫌他的字“长而逾制”。这些话都绝对不是无根据的。但我们所见墨拓中钟繇的字如《荐季直表》《宣示表》之类皆是肥而短的，正好与前二说相反。只有《宋拓兰亭续帖》中的《墓田丙舍帖》笔画瘦劲却又不见“长而逾制”的地方，并且一般人都认为这是王羲之临的。由此看来，既无从寻到毫无疑问的钟繇真迹，自无从比论钟王。至于张芝之例与此相同。

三国魏·钟繇《宣示表》

不过，我们还是以为这些旧说有其相当的道理的。我们试验校诸书，有的说：“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有的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又记载庾翼看到羲之给庾亮的章草信，深为叹服。庾翼写信给羲之说：“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这一切都证明了，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炉火纯青，为大家一致所推崇，甚至评之与张芝齐等，过于他自己的评价。

我们要想肯定这个问题，可试先看一看真赏斋所刻（或三希堂刻）的《万岁通天帖》。在这些帖里，那些王家的名公们所写的字都是一种飞扬纵肆的、横七竖八的笔势和字形。这种样子的字，在当时是普遍流行的字体，不仅王家的人如此，郗家、桓家、庾家等一时名士无不如此。这一种时代的风气，是和王羲之的字体截然不同的。我们今日看去，即使不学字的人也一眼就看出其不同来。这时候王羲之的字体还不流行。到后来羲之的那种安详严肃、如斜反正、若断还连的新体终于赢得社会的承认而且爱好。当羲之的新体流行直打进庾家范围时，庾家青年都学这种新体。庾翼气得喊出：“儿辈厌家鸡爱野鹜！”（不学自己家里旧派字，偏要学王家的新体！）但，就是这同一个不服气的庾翼到后来也不得不赞美羲之的“焕若神明”了。王羲之的新体自此以后方才如日中天，并且永远如旦不夜。

东晋·王羲之《行穰帖》

他的字形是多方面的，正书、行书、草书、章草、飞白等都能精工。但一切都是以隶书作为根底的。他的“如斜反正，若断还连”“金声玉振，左规右矩”“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笔势和字形，都是从变化隶法而来。他的天资比钟繇高（当然根据墨本此较），因之正书比钟繇姿态多。他的草书，以我们看来，实在也比张芝好。理由是他运用张芝的使转，而更加了收敛和含蓄的巧妙。但他自问不如张芝，我们猜想除了他自以功夫不及张芝外，他还不免囿于时代性，认为张芝纵肆的大草比他严肃的小草强；他还不曾自己认识到这种小草新型的进步的价值。

至于献之的造诣，从父亲得法是无疑的。他又兼取张芝，别创法度。由于他的天资高，使人觉得他下笔特别出众超群。所可惜者，死得太早。如若不然，他可能超出他的父亲。他与谢安论书法，自以为过于其父。这被唐太宗和孙过庭大加批评，实则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才华，咄咄逼人，如若活到六十岁，一定要超出羲之的。

东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前辈评论羲献的优劣，在我们看来，是不必要的。有人说羲之“内撅”，献之“外拓”。这最多也只说得一半。明朝的王世贞则举他的《辞中令帖》为例，评之曰“遒逸疏爽”，并说李北海、赵松雪由此而来，颇为中肯。赵松雪则极力推崇《保母碑》，但好拓本从未见过。赵又推许“十三行”，认为“字画神逸，墨采飞动”。这些在我们都可以同意。刘熙载著《艺概》比羲献于胡质胡威父子，很有趣。我以为论书才是儿子高，论书德是父亲厚。

最后，关于羲之学隶书的“隶书”二字，有一派学者另有一种解释。我想在此有所申述。原来，“隶书”“分书”“真书”（即“楷书”）三个名词，在许多人的概念中，常常是混淆不清的。有的人以为汉代人书笔画中无挑者为分，有挑者为隶；有的则引毫无根据的“蔡中郎”八分二分之说作为分隶之辨。这些话都是事实上自相矛盾，经不起考较的（本书不详述）。吴稚鹤先生说得对：“隶自秦兴，迄于隋唐，皆谓之‘隶’；无所谓‘分’也。自晋始有‘分’之说；晋以前无有也。晋之名‘分’，以自来之‘隶’为‘分’，而以真书为‘隶’。立界不明，纠纷起矣。唐张怀瓘详列书品，于当代名能‘隶’书者，若韩择木、蔡有邻辈，列为‘分’书名家，而于工‘真’书者，若虞欧褚薛等，则列为‘隶’书名家，有此一证，不待辩而自明矣。”吴先生这个说法是非常简明扼要的。换句话说就是“隶书也叫作分书，真书也叫作隶书（有的人把真书叫作今隶，以示区别）。其开始钩连混淆则由于晋时的以隶为分而以真为隶”。从载籍上考之，事实也是如此。

但，正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名词上的钩连混淆处，因而推论王羲之所写的隶书，便是真书，更进一步推论王氏父子根本不曾写过隶书，那就不对了。

根据载籍，羲之的学隶书是非常显著的事实。根据二王的字形与笔法，更可以确见其由隶书演进的趋势。因此，不能凭空说，由于真书是隶书的一种别名，从而抹杀王氏传隶书的事实。

第十三章
虞欧褚薛

从中国的碑版上看去，我们以为真正十分成熟的楷书，到唐初才形成而臻极。我们提出虞欧褚薛四家，正是代表这一特点的。

若是远追楷书的根源，则由隶而楷，可以追到汉末魏初。若以个别的书家为代表，则钟繇当然是第一人。在此稍后，有属于孙吴的《衡阳郡太守葛府君碑》，可以说是楷书了。自晋以来直至陈隋，尽管南朝流行简牍，禁止刻碑，尽管北方盛行碑榜，简牍罕传，但楷行笔法都是一致的。不过由于晋朝王羲之传法以来，简牍之风盛行罢了。这种字形上的南北小异，直到唐初丰碑巨碣的森立，才又与笔法的一致而一致起来。唐初楷书的碑，无不直传六朝碑版之意，字形严肃而凝重，富于所谓金石气；但同时姿态众多，在凝重之中，含有流美飞扬的风韵。这已经是新时代的新作风了。真正的楷书才合南北为一体而大成了。这是自王羲之传下隶法以后的最大收获。当然，由于唐朝政治的一统才有了这样丰硕收获的条件。在初唐，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便是虞欧褚薛。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人。他入唐时，年岁已老了。他祖父虞检，是梁始兴王咨议；父虞荔，是陈太子中庶子，都有重名。他自幼过继叔父虞寄为子，故字伯施。他是一个身体很弱，沉静、寡欲的人。他和他的哥哥虞世基自小从著名博学的顾野王为师，都极有名，而他的文章学徐陵，更为徐陵本人承认相类。但他的行为和世基相反，是一个峭正安贫的人。他对本生父和嗣父及世基都极孝友。在陈隋两代，他都做过官，但由于刚直，都不得意。及他遇到唐太宗才得到知己的重用。太宗在做秦王时，引他为府参军，转记室，迁太子中舍人。太宗登位，拜他为员外散骑侍郎、弘文馆学士。这时，他已很衰老，屡次请辞不许。后来改为秘书监，封永兴县子，贞观八年，进封县公。十二年致仕。他死时年八十一，并受到陪葬昭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的荣宠。

他的性情抗烈，议论持正。太宗问“天变”，他对：“愿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骄。”他又一再谏止陵墓的厚葬。他又不肯奉旨和宫体诗。他又屡谏太宗好猎。太宗称他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可见书法对于他只是一种娱乐的游戏而已。在他死后，太宗说他是“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可为确论。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他也是一个由陈入唐的前辈书家。他的祖父是陈大司空欧阳。他的父亲欧阳纥是陈广州刺史。欧阳纥以“谋反”诛，因当时尚书令江总，和欧阳纥是好友，就将欧阳询私下收养教育了。他的相貌很丑，但读书极聪明，“博览经史，尤精三史”。他在隋时，官太常博士。唐高祖微时和他是朋友。因此，高祖即位，他就做了“给事中”的贵官了。他并与裴矩、陈叔达共撰《艺文类聚》一百卷。太宗贞观初，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贞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

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

欧阳询儿子欧阳通，字通师。他少孤，是一个著名的孝子。仪凤中累迁中书舍人。垂拱中做到殿中监，赐爵渤海子。天授二年为相。这时是武则天的天下。他反对凤阁舍人张嘉福“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的谄媚主张，被武家权贵诬陷诛死，到神龙初才追复官爵。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钱塘人。他的父亲便是在唐太宗文学馆中与虞世南同时为学士的褚亮。因此，虞欧都是他父亲的朋友。他在唐初书家中，年辈较晚。他工于隶书，尤为欧阳询所重。唐太宗有一次对魏徵说：自从虞世南死了，就没有谈书法的人了。魏徵即保荐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入侍书；并将所有购求来的王右军墨迹，叫他鉴别真伪，一无舛误。因此，他是一个以书法受知于唐太宗的人，然而他并不仅是一个卓越的书家。

唐·褚遂良《大字阴符经》

他原来是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并知起居事，不久授太子宾客。十八年拜黄门侍郎、参综朝政。二十年加银青光禄大夫。二十二年拜中书令。二十三年受太宗临终顾命，与长孙无忌辅太子登极。太宗叫太子登极的诏草即遂良在御床前受诏起草的。太子即位，是为高宗。永徽元年进封郡公。不久坐事出为同州刺史。三年征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太子宾客。四年进拜右仆射，依旧知政事。六年，因为极力谏止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贬官潭州都督。显庆二年徙桂州。未几贬爱州（爱州在今之越南）。显庆三年死，年六十三。死后二年，并被削官爵，到神龙元年才恢复。

由此可知褚遂良生平最大的困厄都是缘于谏止武则天为后而起，也只有在这件事情上方能认识他至死不变的忠贞。

原来，他自以文学与书法的特长与太宗亲近以来，忠于职守，随事进谏，取得太宗的信任。这些详情见之于新旧两《唐书》他的传中。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他几次谏止太宗伐高丽，太宗决征之后，他奉诏随行，仍然勤劳奋发。一件是高宗为晋王时得立为太子，是他一人面谏太宗的结果。太宗本已允许立魏王为太子，听了他的话，涕泗交下，声明不能立魏王，而即日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与遂良共定策立晋王为太子的。他与高宗的这一段历史是如此的正直动人。

因此之故，太宗病倒，才召唤他与太子的母舅长孙无忌同受顾命的。太宗一面举霍光、诸葛亮的故事告诉他们二人，一面又告太子说：“无忌、遂良在，国家的事，你不须发愁了。”

太宗便是这样地停止了心房最后的跳动。太子这时痛哭号咷，用两只手抱了褚遂良的颈子。他便和长孙无忌请太子在太宗柩前即位。这样紧张的、刺激的、富于戏剧性的真实历史，永远在他的感情上深刻不忘，也便决定了他终身要尽一个作为顾命大臣的责任。

但高宗即位才六年，便要废皇后王氏，而立武则天为皇后了。这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高宗迷惑上了他父亲群妾之一的武则天，硬要立为皇后，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去决定。当他们未见高宗，已知是为了这事。遂良说：“无忌是亲母舅，若是说得不投机，便会使皇帝有弃亲之嫌。”他又说：“李勣是元勋，若不投机使皇帝有斥功臣之嫌。”他决定由他一人冒死去说。在此看出他在事先已有成仁决心的。

唐·褚遂良《倪宽赞》

果然，他对高宗说：“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皇帝不听。他又说：“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皇帝不听。他又说：“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他最后说到，即使要立皇后也不能立曾经事奉先帝的武则天。他叩头流血，将朝笏放在殿阶上说：“还陛下此笏，乞归田里！”皇帝大怒，叫人把他引出去。这直气得武则天在帐子后面，切齿喊道：“为什么不打杀了这个蛮子！”

高宗听了如此苦谏，对于立武为后，有些动摇了。偏偏这个“元勋”的李勣，从紧急中卖友。他逢迎高宗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样便决定了武则天和褚遂良的生死升沉了。这是一场相当时日的纠纷。当时虽有长孙无忌、来济、韩瑗等为他申辩，毫无用处。而许敬宗、李义府等小人，率性将这些人一网打尽，说他们造反。长孙无忌最后上吊死了。可怜连做母舅的都不免于这淫昏皇帝的毒手。

以今日而论，我们对于武则天非常称赞。她在封建王朝中所表现的叛逆性格，乃至其政治上的野心与才干，皆是值得颂扬的。但我们今日的意见，不能代替历史上褚遂良的道德标准。所以作为历史事件，仍须就他的角度去叙述客观史实。

上面所叙，褚遂良的为人忠直，已无待于言了。但有一件疑案，使他蒙受了诬罔，不能不再说几句。那便是他“谮杀”刘洎的事。据史书记载，太宗征辽时，叫刘洎辅翼太子。太宗说：“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答：“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这话语严重而突兀。太宗当时就告诫了刘洎。贞观十九年，太宗回来，路上有病。洎与马周入谒。褚遂良向洎转问太宗起居。后来遂良向太宗“诬奏”刘洎当时说：“圣体患臃，极可忧惧。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太宗病愈，把刘洎叫来一问，刘洎承认只有前半的话，没有伊霍的言语，并且引马周作证。太宗问周，周所答与洎不异。但遂良还是执证不已。太宗乃赐洎自尽。

这件疑案，史书上的材料不多，因之，我们只能以常识悬断。一则，刘、马、褚等人皆是太宗亲信。太宗不是个糊涂人，若无证据，不至赐洎自尽。史书有遂良“执证不已”四字可见。二则褚、刘交谊甚笃。刘洎曾当太宗面，替遂良辩护，谓皇帝若有过失，即遂良不记，后世史臣亦将记载。若说遂良无良卖友，必置洎于死，那么，仇从何生？遂良的“执证不已”，照现在意义来讲，应该是由于站稳政治立场的出发点。三则刘洎为人是很疏略的。他曾经在玄武门，当着太宗抢御书飞白字，登上御床，为群臣奏言犯法当死。那时，欢欣之中，太宗当然一笑置之。及太宗征辽之时，他说出那样的话来，就难免引起英主的雄猜了。加以病中忌讳不好听的言语，刘洎就不免于死了。他的死，应是死于言语不慎。若说他真有伊霍之心，定不然的。

唐·薛稷《信行禅师碑》

宋苏轼论此事很公平。他说：“余尝考其实，恐刘洎末年偏忿，实有伊霍之语，非谮也。若不然，马周明其无此语，太宗独诛洎而不问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许、李所诬，而史官不能辨也。”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阴人。他是著名的文学家薛道衡的曾孙。他的外祖就是唐太宗时的名臣魏徵。他的文辞书画，均极精丽。唐睿宗在藩邸时就和他要好，结为亲家。睿宗即位，他有翊赞大功，因此，他被召入宫决事，“恩绝群臣”。他官至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又罢为左散骑常侍、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其地位的重要如此。但他喜与人争权，和钟绍京、崔日用斗心机。后来又因太平公主、窦怀贞谋逆案他知道本谋，赐死于万年狱中。杜甫诗中，屡次咏赞他的书画。宋米芾作《画史》尤其推崇他。

以书法说来，虞欧褚三家都是自立规模自开境界的大家，薛稷则为一个褚遂良的忠实继承者。由于他工隶书，锐精模仿虞褚真迹而尤近褚遂良，所以他虽不能与褚对峙称雄，却是好的学生。

虞世南的书法，以智永为师。因之他的用笔点画完全承袭了王右军的方法，而显得格外沉厚安详，有韵度。前人以“沉粹”二字赞美他，实在扼要。但实际上，他的笔力却是异常坚挺，不过不肯露锋芒而已。刘熙载说：“徐季海谓‘欧虞为鹰隼’。欧之为鹰隼易知，虞之为鹰隼难知也。”这正指的是他外柔内刚，不肯露锋芒的本领。世传太宗以他为师，常难于“戈”法。一日写“戬”字，空其“戈”字。世南取笔填满，太宗叫魏徵看。魏说戬字“戈”法学得很逼真，太宗大为佩服。由此可见他的笔法渊微。黄山谷极赞美他的《道场碑》，而不大满意他的《庙堂碑》，后来看到好拓本才佩服了。他的墨迹至今无存。我们看到的只是《庙堂碑》《破邪论》等拓本。《汝南公主墓志铭》号称他的真迹，但也未有定论。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

他的书法境界高，很难学。他的外甥陆柬之从小专门学他，但后世评论以为不及母舅。陆书的《头陀寺碑》《急就章》《兰亭诗》都很有名。近来故宫博物院影印的陆机《文赋》，便是柬之所书。在其中可以看到深厚的《兰亭》传统，同时也可看出虞陆学王的分界。

欧阳询的书法，在《唐书》他的本传中说得最扼要。本传说“询初效王羲之书，后险劲过之，因自名其体。尺牍所传，人以为法”。“险劲”二字说尽了欧书的特色。但越是险劲的字，越是从平稳中来。写字也好比建筑工程，越是危险的工程，越要建筑得平实坚固，使其每一重点，都在力的重心之中。欧书的险劲，原是从极强的笔力和极平实稳固的结构中来的。我们试细看他传世的碑版，如《化度寺碑》《虞恭公碑》《九成宫醴泉铭》《皇甫君碑》皆是极紧密极坚固的风格，一笔一画凝重森挺，而互相钩连揖让。在这样极森严的规矩中放出来，自非险劲不可。因为别人无此坚牢的功夫就不敢像他那样冒险。因此别人所认为的“险”，在他的功夫上看来却正是“夷”。本传中所言“尺牍所传，人以为法”八字很重要。因为这正说明了，所谓险劲的字，正是从碑版正书中放肆出来的尺牍体。而在流传真迹中，如《梦奠》《卜商》《张翰》等帖也正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小楷书尤其有名。世传他的小楷《九歌》最整齐，草书《千字文》最有变化，更说明了这相反相成的道理。至于古今来对他的楷书都认为《化度寺碑》第一。这自然由于《化度寺碑》含有一种在精整和险劲之外的浑穆高简气象。

《卜商》

《张翰》

他的用笔渊源，自来论者皆承认“从古隶中出”。他的儿子欧阳通，纯学父亲，而更加强调了隶书中的“批法”。在欧阳通所写的《道因碑》及《泉男生墓志》中，凡字中最后的横画，都成为一种起了锋棱的捺。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了。一般地说来，欧阳通虽然学父亲，但不曾进到父亲那样高简浑穆的境界，因之其格局较小。明王世贞说：“《道因碑》如病维摩，高格贫士；虽不饶乐，而眉宇间有风霜之气，可重也。”这说明了欧阳通的长处，同时也形容出了他的短处。

唐·欧阳通《道因碑》

褚遂良的楷书，最特殊的一点是隶法的形态所存特多。他的楷书之中许多字几乎仍然是完整的隶书，尤其与《礼器碑》（韩敕）相近。这原是由于他的学书源流如此。古人说他“正行全法右军”，又说“伏膺《告誓》”，黄山谷说他“临右军文赋，豪劲清润”。当然，这是事实。据张彦远所记禁中右军草书有三千纸，每一丈二尺装为一卷。这些都经褚遂良鉴定真伪的。凭这一点，他对右军书法的研究功夫可知了。我们说过，右军运用隶法，写为真行草各体，而不存隶形。遂良则隶形犹在。这是他明白不及右军的地方。但由于他将隶法显著地留在楷书之中，方使后世学者有阶梯从而深入于右军。这又是他承先启后的大功劳。

即以这种阶梯而论，在他本人的学习上也可看出他的进境。他所写的《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梁公碑》以及《雁塔圣教序》等，按其年代的先后，他的字形变化灼然可知。《孟法师碑》写得早，由于多有虞欧的意思，结字与六朝碑相近，隶形反而不如后来的《房梁公碑》和《圣教序》那么多。这可证明他是在晚年深有悟入，有意传下隶法的。

唐·褚遂良《伊阙佛龛碑》

在这些晚年写的碑中，真如古人所谓“瑶台青琐、窅映春林”（《书断》语），“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唐人书评语）；但在这种极整齐华美之中，却是“疏瘦劲炼”（黄伯思语），“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王世贞语）。不仅如此，还另有一种“如得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赵子固语）的气度。凡学褚字的人，如若不在这要点上认识他，只在字形的美丽上求取，那必然越学越远的。

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薛稷的楷书得到他的十之六七。还有一个魏栖梧也学他得到十之五六。即如钟绍京虽然弱些，也于褚为近。此外，流传唐人的碑志，字形学他的，举不胜举。所以刘熙载说褚是广大教化主。但在褚的系统里，仍要以薛稷为第一。而其所以为第一，则由于能得褚的“疏瘦劲炼”之意。

以上仅就楷书方面叙述四家。欣赏的路不妨从这里推进，以旁及于行草。褚遂良尝问虞世南，自己的字何如欧阳询。虞说：“你非好纸好笔不写。他不择纸笔就写。你怎比他？”褚听了很以为然。这一点说明了书家精意写字反不如偶然无意的好。这也说明了各人自己的道行。这对于我们欣赏书法，是有深刻意义的。

第十四章
李孙张素

在上一章，我们从唐碑中得知了楷法十分成熟的书家。我已经说过楷书在魏晋时就大体上成熟，但其字形一般尚多隶体，如世传钟繇小楷可以为例。其中王羲之的书法最算新体，虽用隶法，却少隶形。到唐朝才是十分成熟的时期，那一种新面貌，确乎望而知其由六朝来，但又与六朝不同。

此一时期，几乎可以说是虞欧褚薛的楷书统治时期。与此同时乃至稍后，以行草特出，影响广大的书家，我们举李孙张素为代表。这不是说虞欧褚薛的行草书不好，也不是说李孙张素之外别无超越的行草书家。如早期的唐太宗，及后来的贺知章、李白、郑虔等都是行草绝伦的。甚至那个专门假造古人笔迹的李怀琳也是卓越的行草书家。但对这些位只好略而不提。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曾经担任北海太守，因此世称“李北海”。）他就是为《文选》作注、以博学著名的李善的儿子。他从小就擅长文章，增补改进了父亲的《文选注》。二十岁时，自求到秘阁读书，不久又辞去。当时李峤在他临去时加以考问，果然淹通。这把著名的才子李峤惊倒了。他初为左拾遗，官位尚卑，遇到御史中丞宋璟奏劾张昌宗兄弟。这二人是武则天的幸臣，势焰熏天。他在下面进到则天前来说，宋璟所言事关社稷，要则天答应。这一突然的行动，居然使得武则天答应了。到中宗时，他又直谏妖人郑普思的事。这证明了他是一个聪明正直、不拘细节的人。但也因此，仕宦颠沛，几次升沉。到了玄宗开元三年，升了户部郎中，不久却又被贬为括州司马。后来又升为陈州刺史，却又被人家告他“贪污”判了死罪。

唐·李邕《李思训碑》

这时有个许州男子孔璋，和他一面不识，上奏愿以自己的生命换他不死。果然他被免死，贬钦州遵化县尉。孔璋也配流岭南竟死。后来他因从杨思勗作战有功，累转括、淄、滑三州刺史，述职到京。当时京师人民震于他的大名，来看他的人，如潮而至。但他又被人阴害吃了亏。天宝初年为汲郡、北海二太守。五载又被告“奸赃”，恰好宰相李林甫恨他，于是他被打死在狱中。那时，他大约七十岁。

他是这样一个才调纵横、命途坎坷的人。尽管贬官在外，由于他文章书法的大名，当时四海官吏僧道要树碑版，都挤到他门上。读杜甫的《八哀诗》，可以知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卖文卖字收入最富的作家。

孙虔礼字过庭。唐张怀瓘所著《书断》说他名虔礼字过庭。他的事迹很罕传。唐窦蒙所注的窦臮《述书赋》说他是“富阳人，右卫胄曹参军”；而《书断》则说“陈留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这可见他官位不高。根据他自己所写的《书谱序》，自书“吴郡孙过庭撰”，好像他又应该名过庭。但他究竟是哪里人呢？生卒年纪如何呢？

考之郑樵所著《通志》的《氏族略》，这孙姓是“以字为氏”的。“孙氏姬姓，卫武公之后也。武公和生公子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亦曰孙仲，以王父字为氏。……至孙嘉世居汲郡。……又有孙氏妫姓。齐陈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字之后也。或言：‘桓子之子书戍莒有功，齐景赐姓孙氏。’非也。以字为氏，何用赐为？此当是桓子祖父字也。桓子曾孙武，以齐之田鲍四族，一谋为乱，奔吴为将。武之子明，食邑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三国时，吴孙权的父亲孙坚便是孙武的后人，至今富春的孙姓仍是人口众多的大族，孙过庭所自书的吴郡，也不是当时的地名而是自写郡望。这样，说他是富春人，总算很有根据。至于陈留，地滨黄河，孙氏虽有孙嘉一系世居汲郡，但汲郡在河北，陈留在河南，拉为一处总嫌牵强。也许张怀瓘别有所据，也许实有一支住在陈留的孙氏为过庭之祖，我们寻不出证据来。又查《元和姓纂》，关于孙氏的记载，也没有陈留之说。此书为唐林宝所著，总比郑樵的书更近而可靠，它都提不出证据来，只好暂时承认他是富春人了。

《书断》记载他“与王秘监相善”。这王秘监名知敬，事迹只见于其子王友贞传中：“善书隶，武后时仕为麟台少监。”王友贞是唐中宗初一个隐退之士。友贞在玄宗开元四年卒，年九十余。因此，推知知敬定然德行甚高，过庭品德与知敬相亚。《述书赋》将知敬名字列在过庭稍前，也可知过庭年纪应该少于知敬，再晚一些可能与友贞不相上下。而过庭在《书谱序》中已一再说：“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如若“通会”二句，是指他自己而言，这序尾写明“垂拱三年写记”，可见在武后初作皇帝时（武后第一年废中宗为庐陵王改元“光宅”，次年改元“垂拱”）他应该年纪不小了。根据这些线索，大概推知他最早可能生于武德年间，而最迟不会死在开元四年以后。

今《四部丛刊》中有明弘治本的《陈伯玉文集》，其中有两篇关于孙虔礼的文章：一为《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一为《祭率府孙录事文》。陈子昂为武后时一个最著名的文学家。可惜这两篇文章太简略，对于孙虔礼事迹补益不大。根据这两篇，仅可确定他是名虔礼字过庭。四十岁时“遭谗慝之议”，其后“堙厄贫病”，“遂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时年若干”。两文皆着重叹息他“有志不遂”。此外只知他死后尚有“嗣子孤藐”而已。据姜亮夫《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子昂卒于武后天册万岁元年，时年四十。但据《唐书本传》卒年四十三。据大历时赵儋所撰碑文，及《陈氏别传》皆言卒年四十二。无论怎样，孙虔礼卒年总可推定在此以前的。

张旭和僧怀素的事迹流传也少。《新唐书》虽有《张旭传》，但却附见于《李白传》中。我们仅知他字伯高，苏州吴人。他才情奔放，好饮酒，和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琎（汝阳王）、崔宗之、苏晋、焦遂等七人结为酒友。杜甫为此作了一首《饮中八仙歌》。

他是一个专心写字的人。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伎”。他写字，“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但，他这种狂走的颠笔，是技法极为成熟以后的“神境”。他的苦心学习，并非自始就“狂”起来的。他写过一篇《郎官石柱记》是最规矩的楷书，历来论字的人都予以极高的评价。他初仕为常熟尉，有老人常来告状。他一次一次批得发烦，骂起老人来了。“老人曰，‘观公笔奇妙，欲以藏家耳。’旭因问所藏，尽出其父书。旭视之，天下奇笔也，自是尽其法。”“张旭自言，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观倡公孙舞剑器得其神。”由此可知他的学写字无往而不用心。无怪唐文宗下诏，以李白的歌诗、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了；也无怪“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了。他的笔法传给了大书法家颜真卿；而僧怀素的书法，也是直接受他影响的。

唐·张旭《肚痛帖》

僧怀素字藏真，长沙人。有人说他俗姓钱氏，他是一个饮酒吃肉不守清规的和尚。他写字非常用功，由于“贫无纸可书，乃种芭蕉万余株，以蕉叶供挥洒，名其庵曰‘绿天’。书不足乃漆一盘书之；又漆一方板，书至再三，盘板皆穿”！

僧怀素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职业的书家。原来唐朝由于太宗爱书法，政府里特设了造就书家的机构。唐朝的“国学”分了六科。第五科叫作“书学”，并且在其中立了“书学博士”的职位。政府铨用人才，其法有四，第三曰“书”。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周朝就“以书为教”，汉朝也以书取士，晋朝也立过“书博士”，但专立书学，规模宏大，实始于唐朝。在这样的风尚之中，于是游方和尚及道士，便可以专习一门长技，收取名誉，过得好生活了。像怀素这样负有草书绝技的，当时也不仅他一人。如僧湛然、僧文楚，乃至流传名震日本的康居国僧贤首，以及僧高闲、僧光、僧亚栖等，几乎不胜枚举。不过终以他的声名最大，笔法最高。此外，相传他是僧玄奘的学生。但近已有人考出玄奘的学生确有一个怀素，不过那是叫作怀素宾列的，并非这个怀素藏真，别据友人杨士则君考定玄奘应生于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卒于唐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年六十五。是则玄奘不能教藏真很为显明。

他的草书与张旭的草书，不仅以“颠张醉素”的特别作风而齐名；即以师法而论，他二家都是从张芝的大草得法的。这和二王的草法渊源有些不同。这二家的笔法，以欣赏的眼目看来，是更近于篆书的。刘熙载说“张长史得之古钟鼎铭、科斗篆”；而怀素的草书《自叙帖》（故宫有影印本），其用笔圆转相通，尤具有篆书的意味。这样看来，他们二家似乎不能列入二王以下的系统了。但是，以南唐李后主那样一位精于鉴赏的人，已经批评“张旭得右军之法而失于狂”。前辈称赞张旭也善于写小楷，“盖虞褚之流”（见《书小史》）。董其昌说“张长史宛陵帖郁屈瑰伟，气踏欧虞”。而就今犹及见的怀素《苦笋帖》真迹（在上海博物馆），及三希堂所刻《为其山不高》一帖，合观字形笔法却又完全是二王的规矩。由此可知，他二家的笔法确是渊源于张芝大草的，但由于时代关系，他们无论如何仍不能不受二王的影响，而在大草之外别传其法。

宋米芾评张旭的《贺八清鉴帖》“字法劲古”，又评怀素的字“古澹”。这是非常重要的批评。这二家的又一相同之点即是他们书法的意境和趣味都在“古澹”上。他们何以能到此地步呢？这由于他们尽管狂草，但仔细找寻他们的用笔规矩，仍是丝毫不苟的。譬如精于芭蕾舞的人，可以舞出极其神出鬼没的舞姿来，但其根源仍归之于辛苦练习的几个基础步伐。

唐·怀素《苦笋帖》

至于孙过庭的草书，在《述书赋》中曾批评他的短处是“千纸一类，一字万同”。我们在传世的《书谱序》中，多少也看出一些来。但这个“短”处，实在要悬了很高的标准才可以如此说的。我们很佩服宋米芾的公平批评。他说：“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他传下的草书很多，尤以《书谱》为最有名。有志学草书的人，若从《书谱》入手总是正路。这有几样好处：一是字多容易取法；二是通体前后不同，前半比较规矩，后来越写越精彩，忘了规矩而点画狼藉了；三是论字的议论极为切实精微。我们不但学了字，同时也学了怎样欣赏。

唐·孙过庭《书谱》

唐·李邕《岳麓寺碑》

李北海的字传世很多，都为墨拓，如《岳麓寺碑》《云麾李秀碑》《云麾李思训碑》已为人人所知。他自己曾下评语“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这是极能说出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由于他的才气天资特别高，所以他的笔法有一种凌厉无前的气势。他虽然学右军，但又不完全守其法。从他自己的挥运之中，出了一种新的格局。李后主评他“得右军之气，而失于体格”。米芾评他“如乍富小民，举动强倔，礼节生疏”。又评“摆脱子敬，体乏纤秾”。这都是就他自己所说“俗”与“死”两方面着眼的。但他的确是了不起的大家。我以为他的最大特点有二：一是用笔的雄强，二是结字每字皆中心紧密而四面开张。所以卢藏用评他“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王文治评他“以荒率为沉厚，以欹侧为端凝，北海所独”。这都是极其精到的评语。宋欧阳修，最初不甚喜他的字，后来越看越爱。元赵孟頫的楷行书完全从他得法。明董其昌也好学他的字，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大抵我们须要从　一种倜傥奇伟的风概中去领会他的书法神态。王世贞说得好：“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见不使人敬，而久乃爱之，如蒋子文侥健好酒，骨青竟为神也！”

第十五章
颜柳

从虞欧等大家由隋入唐，蔚成唐楷的新局面以后，以武德初年到玄宗天宝年间说来，也已经一百二三十年了。在此期内，书法的波澜虽然天天变化，不过很大的出入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时间既已经历了这许多年，既已有了许多变化，则大变化的到来已是必然的了。果然，唐书法中的第二个高峰又起来了，第二个新的局面又展开了。代表这一新高峰新局面的便是颜真卿与柳公权。

颜真卿字清臣，琅玡临沂人。他的五代祖便是北齐著名的学者颜之推，而曾祖便是唐初的学者颜师古。他从小是个孤儿，全靠母亲殷氏将他教（养）大。玄宗开元年间举进士。

在他做官的初期便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刚正的品格，也便因此得罪了当时的宰相杨国忠。杨国忠把他从朝廷中赶出去做平原太守。

那时正是玄宗年老昏淫之际，安禄山在渔阳坐拥重兵伺机造反之时。他逆料安禄山必定要反，一旦反起，叛军必定要来平原。他就假托由于霖雨增修城隍，暗集兵力，兼储粮械，以为守备之计。他一面每天与宾客饮酒划船为戏，这样骗过了安禄山的密探。等到安禄山叛军大起，河北望风降贼，只有一座平原城派了司马参军李平来报已修守战。从长安城中连夜逃出的玄宗才叹了一口气说：“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我不知颜真卿是何如人，他竟能如此！”这时的颜真卿已是大唐天下最早的唯一的一面爱国旗帜。这时饶阳、济南、清河、景城、邺郡等处都“各以众归”，奉他为勤王的领袖。

他的哥哥颜杲卿这时做常山太守，把安禄山所派守土门的大将李钦凑、高邈等人斩了。土门等十七郡光复，推真卿为盟主。这土门即是历来兵家公认的军略要地井陉。这样一来安禄山造反声势虽大，但安贼的归路却被颜家兄弟斩断了。这是安禄山的生死关头，安贼的凶焰决不能不回烧。原来这一大举动，是他们兄弟秘密计划好了的。他们决定“相与起义兵犄角断贼归路，以纡西寇之势”。为传达机密，居中往来通问参与谋划的，便是真卿的外甥卢逖和杲卿的小儿子季明。

唐·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

果然，安禄山凶焰回烧，派史思明将常山围困起来。颜杲卿孤城奋战了六昼夜，箭和粮食都尽了，连井水也竭了，于是城陷了。贼党胁迫杲卿投降，将刀架在季明的颈子上。杲卿不答，季明的头被砍下来。杲卿被械送到洛阳，当面痛骂安禄山。安禄山亲自叫人把杲卿绑在桥柱上“节解”了。杲卿的大儿子泉明由于被派出境，得以不死。泉明后来寻觅父尸，才知道父亲被“节解”时，是先断掉一只脚的。由这些昭彰的事实，可知唐家江山，虽然后来由郭子仪、李光弼等恢复，而其最初是由于颜氏兄弟父子惨烈的鲜血洗出来的。颜真卿在这一段家国惨痛的历史悲剧中，凝刻心魂，收摄血泪，留下了万古常新的《祭侄季明文稿》真迹。

肃宗至德二年，真卿被任为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认真执法。后来屡因刚直，出入朝廷的外郡多次。元载做宰相的时候，他为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累进封鲁郡开国公，所以后代一直都称他为颜鲁公。那时元载出了个坏主意，要皇帝答应，百官奏事一切都须先通过宰相。真卿认为这是李林甫和杨国忠都不敢做的坏事，上疏痛驳，因此又贬官。元载死后，杨炎、卢杞相继做宰相又都讨厌他。他的年纪到此时已经很老，位至太子太师，声望崇高。卢杞暗中盘算，要用计策陷害他。

这时已是德宗建中四年。那出身淮西偏裨的李希烈已经位至藩镇，兵陷汝州，与逆将朱滔等称王反叛唐室。卢杞这时和德宗决定了派他以重臣元老的身份去说服李希烈。他去了。

他在李希烈的势力之下，骂退李贼诱迫他做伪宰相的阴谋和屡次逼死的威胁，自己作就墓志，准备一死。直到李希烈打破汴州在大梁做起伪楚皇帝来，他始终在囚系之中。经过一年多，到了兴元元年八月三日李贼派人将这位七十七岁坚贞不屈的老人害死在汝州。

他这样壮烈地死在奸臣陷害与逆臣谋杀的惨局之下，引起后世无穷的痛惜悲愤。宋朝米芾就作过一篇文章记载一个道士曾经在他死后遇见他，原来他不曾死，却是由道家所谓的“兵解”而成仙。从这种幻想的神话中，可以看到他的殉节，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到后人的想慕。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人。他是著名的柳公绰的弟弟，柳仲郢的叔父。十二岁能为辞赋。他生平用功经术，尤其对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以及《庄子》最为精熟，又懂音乐，元和初年擢进士第。他第一次做官就吃了字写得太好的“亏”，唐穆宗看到他说：“我在佛庙里看见过你写的字，早就想见面了。”这样就拜他为右拾遗侍书学士。这侍书的职务在当时地位和祀神的役夫相等的，为“缙绅”所耻。

他一声不响，做得很久，竟然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由此可见他是一个澹于荣进的人。在他与穆宗相见时，穆宗问他用笔的方法。他说“心正则笔正，乃可法矣”。原来穆宗是个很荒纵的皇帝，听了他的话觉得话中有骨头。这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盛传的“笔谏”美谈。由此又可见他是一个持正敢言的人。

到了文宗时，他做了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但仍旧要他在宫中侍书。文宗和他很好，常常和他谈到深夜；并且赞美他的文学高明，说曹子建七步成诗，他只要三步就够了。但他仍旧保持他说直话的性情，所说的都是大事。

武宗即位，他由“学士承旨”的要职罢为“右散骑常侍”。他年纪已经老了，常常因龙钟而失了朝廷的礼仪。懿宗咸通初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就死了。年八十八。

唐·柳公权《神策军碑》

唐·柳公权《玄秘塔碑》

他的字在当时非常值钱。这当然由于他写得好，但也由于连着几个皇帝的称赞，更增加了声势。文宗曾经和他联句。文宗是“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他接的是“熏风自南来，殿阁生余凉”。其他学士也有作的，但文宗独佩服他的诗句，于是叫他写在殿壁上，每字大五寸。文宗认为即使钟王复生也无以过。宣宗叫他在御前写字，是由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拿笔的。只叫他写了真书“卫夫人传笔法于王右军”十个字，草书“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八个字，行书“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十一个字。然后赐他锦彩银器。在这样情况之下，当时公卿大臣家的碑志，如若求不到他来写，人们就会骂这家的子孙不孝。连“外夷入贡”也都另外带了钱来作为买柳字的专款。因此，他所收入的珍宝货贝异常之多。但他却只知写字，不知管财。他自己收存笔砚图画，而将财物交给他的两个仆人，一叫海鸥，一叫龙安。这两人替他收藏，却暗中吞没了。他有一天问起，“为什么箱子锁得好好的而银器都不见了呢？”海鸥说：“不晓得。”他笑道：“银杯长了翅膀，飞升成仙了。”原来老先生并不糊涂，他心中有数，口里寻寻开心而已。在这故事里，我们尚可想见他慈祥滑稽的神情，千载之下宛然如新。

至于他们二人（颜柳）的书法，就颜真卿说来，他是一个世传的最标准的书家。原来，自古我们对书法的观点是专从艺术的角度来讲的。书法所考究的是笔画之优劣。因此它虽与文字学有关，但却不是文字学。譬如六朝的别字，以及武则天所造的那几个新体字，在深通“六书”的文字学者看来，完全不能赞同；但在只讲“八法”的书家看来，“六书”问题乃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完全不问的。但颜真卿则不然，他既是卓越的书家，同时又是文字学者。他的远祖如颜腾之就是个著名的书家，颜之推就不但工书并讲字学。曾祖颜勤礼、颜师古，熟精篆籀又是训诂家。他的祖父昭甫又精于篆籀草隶。他的父亲唯贞、伯父元孙又全是文字学家、书家。元孙所著《干禄字书》是一部讲实用字学的，即由他手写而成。不仅如此，他的母系也是著名的世传书家。他的外祖殷仲容不但是书家，并且是画家。仲容的父亲殷令名更是唐初的大书家（令名传世唯有《裴镜民碑》，这是欧虞以外的一大楷书模范。因为少见，故影响不大）。在这样的遗传与环境中，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书家是很自然的。他自己的篆书就写得极好。他的楷书皆合于字学，无论从书法的角度或文字学的角度去考验他，都是最合格的。因此，我们说他是一个世传的标准书家。这是他的最大特点。

唐·颜真卿《刘中使帖》

他的书法学褚遂良，后来自成一家。《唐书本传》说他“善正草书，笔力遒婉”，这一评价很公允。为的笔力遒的人往往不能婉；婉了，又不易遒，所以他是适得其中的。不过如李后主却也有不满他的意见，例如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于粗。”又说：“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此外，米芾也说：“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又说：“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品。”

我们看来，颜的楷书正是善于以新为古、以拙为巧的。他的行书更是不见起伏之形，不可踪迹了。他从褚法去求王右军，字形特别宽绰，不求小处的巧妙，但大处的安排却极巧妙；字形很新，但若以二王法详细去考验，却又无不暗合。由于他不在字形上求同于古人，所以成其新；由于细考而仍暗合于古人，所以证明他是心知古人的原则，而自己运用生新，这才是真的会学古人。由于他的字形特别宽绰近乎拙笨，米芾评他与柳为“丑怪恶札之祖”，这也由于嫌他的字形笨拙。而后来学颜柳而不能通颜柳之意的人，也确不免丑怪。但学得不好，却不能要颜柳负责。至于骂他“古法荡无遗”，也正由于颜确是暗用古法，而别出新意的。但米芾对于颜柳尽管一面骂，一面还是大佩服。米说：“《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不审》《乞米》二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奋发，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颜《送刘太冲序》碧笺书。碧笺宜墨，神采艳发，龙蛇生动，睹之惊人。”这可证明米芾到底是个识者了。

唐·颜真卿《送刘太冲序》

颜字到了宋朝更加流行。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都极力提倡他的字，成为一种风气。这风气，直至今日还很流行，影响的广远，不言可知。苏说得好：“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我们特别郑重提醒学颜字的人应该从这条大道去认识他。

唐·柳公权《跋送梨帖》

柳公权最初学王字，后来又遍阅隋唐的笔法自成一家。现在传世的真迹只有《送梨帖》后面的几行跋尾。他的字以劲健为主，趋于清瘦一路，所以世称“颜筋柳骨”。米芾说：“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总之他和颜一样，是一种新派的字，而这一种的“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自运古法以生新的。明朝董其昌对于柳书有深切的认识。他说：“柳尚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腐朽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董不是随便说的。董的早年小楷近于颜，而晚年小楷就很得柳的意趣。

总之，我们中国的书法自王羲之以后到颜真卿、柳公权又开一新局面，这局面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第十六章
杨凝式与李建中

前辈有句话说“书法随世运升降”。它的意思是说书法是文化总和中的一个环节；而一时代的文化不能不决定于那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况。

在书家颜柳的一生中，恰值唐朝强藩发展的时期。懿宗之后到了昭宗，即被朱温所弑而入于五代时期。其间历梁、唐、晋、汉、周约五十多年，都是政治上不安定的时期。接着宋太祖赵匡胤勉强统一了中国，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约二十多年，还不是十分安定的局面。这五代和宋初的时期一共不到八十年。我们提出杨凝式和李建中接续了作为这一时期的书法代表人物。他们给后世的影响不大，但确是接续之交的重要书家。

杨凝式字景度，华阴人。据《旧五代史》说他死于周世宗柴荣的显德元年，年八十五。但他的年谱载他自称癸巳人，生于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这样倒数上去，只有八十二年。史书又说他在唐昭宗朝登第。据此，他生平事迹与年岁方可配合起来。

他的父亲杨涉是个胆小的人，在唐昭宗的儿子辉王即位之时，杨涉拜了宰相，就哭着对家里人说：“我不得脱祸了！”果然逢到朱温篡位，杨涉是宰相，应该送传国玺去给朱温。这时日他（据《永乐大典》的《五代史补》说他才二十岁左右，若照前文推算他已三十五岁）向杨涉说：“大人为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而更手持天子印绶以付他人保富贵，其如千载之后云何！”那时朱温的密探到处布满。杨涉听得骇极了，骂他道：“你要灭我的家族了！”据说他从此以后就“疯狂”起来了。

尽管如此，以他的家世地位还是不能不做官。

他曾经历了五个朝代，屡请“致仕”，但都是做了位望很高的官。在汉隐帝刘承祐的乾祐时，他是少傅、少师，周显德时他是太子太保。

不过他的生活是清苦的，他住在洛阳很久。那些宰相留守们，每在他贫穷最甚的时候去周济他。他收下财物，就散放了。有朋友看到他家里人都冬天缺衣，送他一百匹绢五十两绵。他拿来送给僧庙里。这种事情使人想起陶渊明饿了肚子却不吃檀道济送的肉，和收下颜延之的二十万钱却全数拿去买酒相同。

他的诗笔很清丽，却好写一些“打油”诗。他经常疯疯癫癫，不是游山水，就是游庙宇。那些“歪”诗就随便写在墙壁的缺口边。那种字体奇奇怪怪，人家多不认识。他的署名也常不同，有时写“癸巳人”，有时写“杨虚白”“希维居士”“关西老农”等等不一。

他以玩笑对付当时贵人。当他必须进官府的时候，无论车马他都嫌慢，于是他就徒步走了去，徒步在当时官吏是失仪的！当他出游时，仆人问他：“要到何地？”他说：“要到东边的广爱寺去。”仆人如说：“不如西边的石壁寺。”他说：“姑且去广爱寺。”再若仆人坚持，他就会举起鞭子好像要打仆人，却说：“姑且游石壁寺！”

在这一串的疯癫故事中，可以看出作为生在封建乱世中，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悲哀。

他被人家称为“杨风子”。他将他的满腔愤郁，都发泄在书法上，成为一种离奇的字形。这正是在封建社会中，某些知识分子心情的写照，和以后的李建中不同。

李建中字得中。他祖先是京兆人，他小时却生于蜀，因为他的祖父是蜀王建的大臣。宋太祖乾德三年平了孟蜀，他随母亲迁到洛阳来，爱洛阳的风物，从此久居。他从小好学，于太平兴国八年登进士第。卒于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宋史本传》说他年六十九。

他是一位早年有抱负的人。当太宗时，他曾经“表陈时政利害，序王霸之略”。这和同时一般专门“言利”的人们是有区别的。太宗似乎也很看重他，并“引对便殿，赐以绯鱼”。但不久他却坐事降官。自此以后，他看清了官场，变得恬淡了。他在朝廷和外州转官多次，三次“求掌西京留司御史台”。因此他在洛阳造了园池，号曰“静居”。

他爱作诗，善书札。《宋史》说他“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他曾经手写郭忠恕所著的《汗简》，皆是蝌蚪文字。由此可知他是精于字学的，他的书法影响当时很大。他又是一个多蓄古器名画的收藏家。他的相貌“雅秀”；而杨凝式则貌寝“蕞眇”。这又是他二人不同的地方。

五代·杨凝式《卢鸿草堂十志图跋》

杨凝式书法的地位，可以在苏轼的评论中看出。苏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像这样的评价，不止苏氏一人，如王钦若、米芾都说他书法像颜鲁公。黄庭坚更说得好。黄说：“余曩至洛师，遍观僧壁间杨少师书，无一不造微入妙。”又说：“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唯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尔。鲁公书今人随俗多尊尚之；少师书口称善而腹非也。欲深晓杨氏书当如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乃得之。”这种评论对宋元丰后的书法很起作用。从此颜杨就并称了。

五代·杨凝式《韭花帖》

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

可惜的是他的字迹多在墙上，容易损毁，因之真笔至今已极难见。现在所知的，有卢鸿《草堂十志图》后面他的跋尾一件，有《韭花帖》一件，有《神仙起居法》一件，有最近发现的清宫藏《夏热帖》一件。

即以这四件比较，《韭花帖》是最规矩的，《夏热帖》和《起居法》是最放纵的，《草堂十志跋尾》则在行书中尚可看出他和颜鲁公笔法的渊源。从跋尾书中，我们知道他的笔力确乎与颜鲁公相上下；因之我们才了解，从这里放纵开来便成为《起居法》和《夏热帖》的自己面目，而与颜不像了。他的字形怪怪奇奇皆是表面的变化，而笔力的一致才是真正的根源。这道理正和张旭、怀素的草书相同呵！

五代·杨凝式《夏热帖》

另一面，从《韭花帖》中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他用笔的谨严，也如张旭的《郎官石柱记》一样。这里面一点一画都用《定武兰亭》的方法。不过比《兰亭》更瘦一些，更近于欧而已。这帖更有一个特点，便是分行布白的新方法。古人写字每字上下相隔不太远，每行左右相隔也不太多。唯有《韭花帖》上下左右相隔特疏，而有一种松朗的新格局。这一窍门被后来的董其昌窥破了。董学了此法又夸张地应用起来，便成为董书的一种特殊面目。这又是他的书法特别影响到后世的一点。

北宋·李建中《土母帖》

李建中的字迹传世也不多。三希堂所刻的《土母》等几帖，真迹尚存。他的用笔从欧阳询得法。他也是佩服杨凝式的。他有一首《题杨少师大字院壁》诗：“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他虽学欧，但却不流入一般学欧的寒瘦习气。黄庭坚说他：“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又说：“建中如讲僧参禅。其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律。”所谓“有笔”即是得笔法的意思。这种评论极为精到。尤其学古人而知避免短处，如学欧而能肥，是非常善学的。我们以为像《土母帖》那样的字，笔画真是“枯杉倒桧”，正如他所用以赞美杨氏的一般。

不过像黄伯思、宋高宗等人却很鄙薄他的字。这种评论，从很高的要求来说，也有道理。但我们从五代末到宋初这一阶段，实际书法趋势所能达到的程度来说，李建中是最有成就的。苏轼说：“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吴师道、赵孟頫都说他有唐人余风。连骂他的黄伯思，骂完了也不能不承认他“尚有先贤风气”。从这两端就可以看出他的地位了。

自杨李之后，唐朝的书法余波方算完全消歇，真正成熟的宋朝书法主潮才能继之而起。

第十七章
苏黄米蔡

我们若以唐宋两朝的书法做一比较，那就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整个北宋和南宋的书法远不及唐朝的标准。其所以衍成这样事实的原因，大概有两方面。其一，由于五代以来的丧乱，作为当时社会当权派的士大夫阶级已经只注意一些政治和理论的大事，其余一切，只好付之苟简，对于书法艺术都不大崇尚了。并且晋唐以来的真迹多已散失，根底也亏了。当时欧阳修即曾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又说：“今士大夫务以远自高，忽书为不足学，往往仅能执笔！”这可以看出当时实际情况来的。其二，即《淳化阁帖》的摹刻拓行，也是宋朝书法趋于下降的起点，并遗留给后代不少的毛病。宋太宗喜欢写字，叫侍书王著选集“古先帝王名臣墨迹”摹刻了十卷法帖。这王著眼光很低，把许多假帖选进，但法帖却大盛行起来，从此便成为我国所谓帖学的始祖。换言之，自从有了法帖，便将学书必求真迹的原则打破了，因之笔法也就由于看不出而逐渐消亡了。诚然，法帖曾经起了一些好作用的，但将功折罪，远不如罪状之多！

但我们若从另一角度看去，则历史的衍变，在兵戈穷困之余，经过休养生息，宋朝书法却另有一种新局面和新趣味。论其接受优秀传统方面，确是差些；论其自我发挥的方面，倒也确是很有可取。历来谈宋代书法的都以苏黄米蔡四家为代表。我们就其对二王的渊源讲，对后来的影响讲，承认这种看法。这四家之中，如若就接受传统的面目讲，苏黄较少，可算新派，米蔡较多，可算旧派。若就精神趣味讲，苏黄所接受的传统，似乎还更多一些，所以这“新”字也不可机械地去体会的。

苏黄米蔡都是北宋人。这不是说南宋没有书家。即在北宋，四人之外，重要的书家也还不少。在宋初由南唐来的徐铉徐锴兄弟以及郭忠恕都是文字学家而善于写篆籀。其余以楷行草著名的如杜衍、苏舜元舜钦兄弟、林逋、范仲淹等人都是各有面目的。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更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书家。此外比如说吴说、朱熹、陆游、姜夔、岳飞、吴琚、虞允文等也各有特色。不过就书法主要潮流看来，说到这四家便可例其余了。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仁宗景祐三年生，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死。他不但是有宋一代的大文学家、大政治家、大书法家，并且是中国历史人物上一个特出的彗星，可惜他只活了六十六岁。

赵孟頫《苏轼小像》

他的父亲苏洵是个著名的政论家和兵略家，著有《权书》《衡书》。　他小时读的书是母亲程氏亲授的。嘉祐二年，他与弟苏辙同登进士第。自这时起，他开始了一生的政治生涯。他的主张与当时宰相王安石的相反。由于他的文辞和言语的风发泉涌，又由于他的为人廉洁，喜欢奖掖有才能的人，因之当时有极多的士大夫归向于他。

北宋·苏轼《治平帖》

他由于反对王安石，自朝廷出为杭州通判，知徐州和湖州。忽然又吃了官司，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神宗死了，哲宗继位召为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不久，又以政潮自请出知杭州。后来再到翰林，又出知颍州和扬州。于是再被召为兵部尚书，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此后便出知定州，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贬琼州别驾。最后因徽宗即位稍稍迁回，回到常州就死了。

他这人天资极高，学识极博。他的事迹广泛地长远地流传为文学上、戏剧上和图画上的素材。影响之大几乎无人不知。即以书法而论，他也极显著地表现了两个特点。他是最喜欢写字的。他几乎看见纸笔就要写，一写就要将所有的纸都写完才罢。但是，他不喜欢人家求他的字。他的后辈朋友黄庭坚深知这一点，所以每当人请他酒宴的时候，总事先叫主人预备好一些纸笔和墨放在一旁，等他自己看见必然走过去就大写一阵！他的执笔是不足取法的。他用大指和食指拿着笔管。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单钩”。笔在他手中侧卧着，很有几分像我们现在的拿钢笔。他的手臂又不大提得起来。这都是和便利的正规的执笔方法违背的。但他仍旧写得非常好。并且他就这样用病态的方法自由自在地写出他自己的一种风神来。

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他自小就是一个读书颖悟的人。他的文学优长，诗文都超拔，尤其是诗，后来被尊为江西诗派的始祖。他生于仁宗庆历五年。神宗登极，他登进士第。他入仕之后，由叶县尉转为学官，后来知太和县。哲宗初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一年后，升为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作成了，升为起居舍人。后来出知宣州，改鄂州。后因章惇、蔡卞用事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徽宗即位，旧人多被召回，他被起复，但皆辞不就，求得太平州，忽又遭祸除名，羁管在宜州就死了。死时六十一岁。

北宋·黄庭坚《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牍》

他为人聪明，治学问喜欢追到深处，不肯人云亦云。推之做人，也是如此。他少时佩服苏轼，写了一封信一首诗给苏。他们就这样定交了。自此以后，他在政治上的荣辱都随苏氏同进退的。在初时，他和张耒、晁补之、秦观等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后来由于他诗文和禅学的卓越出众，与苏氏并行而被称为“苏黄”。他在学问上，特立独行，不依傍苏氏，但在友谊气节上与苏氏终身同患难，是中国“士君子”型人物的典范，生平长处逆境，颠沛流离，不改其志。他的鉴赏力是很高的。他不但对古代的画评论精确，他和同时的大画家李公麟、赵令畤、米芾等都是好友，他尤其佩服李公麟，在他的全集中，常常可以看到提起。他最初曾游过潜山的山谷寺石牛洞，爱那里的风景，因之自号“山谷道人”。

他自己对写字非常用功。最早学过本朝人周越的字，他认为受了病。后来他佩服《瘗鹤铭》、怀素《自叙帖》和颜鲁公与杨少师。他自己以为在这些地方体会到《兰亭》的神味。他常时写字，人家说他不像二王，他笑说这才真是二王。他的意思说，要在用笔上学二王的方法，而不要只是描画二王的字形。他有一首诗赞美杨少师：“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是很精辟的见解。他写字常磨了一池墨，都要写完。他常时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偶尔写得自己得意，便非常快乐。他在建中靖国元年看到他以前的字便题在后面说：“观此卷笔意痴钝，用笔多不到。亦自喜中年来书字稍进耳！”他在这时写了一卷字给张大同，跋尾上说：“试持与淮南亲友，问何如元祐中黄鲁直书也！”由此可以看出他在书法上好学不倦的精神。

米芾原作黻，字元章。《宋史》说他是“吴人”，他自书“襄阳”人。《宋史》记载他的事迹很简略，只说：“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浛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召为书画学博士，擢礼部员外郎，出知淮阳军，卒年四十九。”他家和宣仁太后的详细关系很不易考，只是外姻而已。他的年岁也有好几说。《宋史》说他年四十九，与《东都事略》所说相同，但《东都事略》却多出“大观二年卒”一句。若据海岳题跋，绍兴五年四月他自溧阳游苕川，那他活到八十以外了。别据刘后村题跋说宋高宗赵构恨不与米南宫同时，黄伯思的儿子黄礽说米的法帖题跋到绍兴时已罕见，则他活到绍兴以后之说当然不确了。清钱大昕所著《疑年录》定他生于皇祐三年辛卯，死于大观元年丁亥，活了五十七岁。按钱说根据蔡天启所作他的墓志，当然可靠的。

北宋·米芾《苕溪诗卷》

尽管《宋史》上记载他的事极少，但他的故事流传却极多。他是一个极其爱洁的人，他用的东西不和人家共有。他又极好奇，穿了唐朝人的衣服在大街上走，看见好石头就拜下去，呼之为“兄”。他又是个大画家和收藏家。所谓“米氏云山”的画法便是他和他的儿子米友仁独家的发明。他所著《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成为鉴别古迹的典要。他和徽宗时的权相蔡京私交很好，因此有些人骂他。但事实上，这种指摘恐须考核。《宋史》说他“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以他种种奇特的性格而论，证明《宋史》的判断是有根据的。

北宋·米芾《伯充帖》

他对于写字，在当时也是一个天资极高又极用功的人。他主张学字要看真迹，不要看拓本。他又主张不可一天不写。他又主张写字第一要通笔法。这三样都是最根本的真知灼见。他曾经自己说过写字的甘苦经历：“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手心虚，振迅天真，出于意外。所以古人书各各不同。若一一相似则奴书也。其次要得笔，谓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犹如一佳士也。又笔笔不同，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又书非以使毫，使毫行墨而已。其浑然天成如莼丝是也。又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褊。此虽心得，亦可学。入学之理，在先写壁作字，必悬手抵壁，久之必自得趣也。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褚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绎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弃钟方而师师宜官，《刘宽碑》是也。篆便爱《诅楚》、石鼓文。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而鼎铭妙古老焉。其书壁以沈传师为主。小字大不取也，大不取也。”从这篇文字中，可以知道他的用功是经过无数曲折道路的。

与他同时而齐名的还有一个薛绍彭。绍彭字道祖，长安人。他的名气与五字损本的《兰亭帖》同传，因为这五个字就是他有意打损的。他的书法完全学二王，论变化不及米，论规矩比米纯正得多。他的笔画多是圆的，不肯用倾侧的笔锋取姿态。因之有些好古的人，以为他比米还高。但他的流传影响不大，也不多说了。

最后要谈到蔡襄了。原来苏黄米蔡的蔡，是蔡京。人们因为蔡京不是好人，所以就改为蔡襄。这一改把行辈改到前面去了，他生是苏黄之前的。以书法而论，也应该推他在前。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由于宋家皇帝重视文臣，士大夫喜欢发议论立节操。他举进士之后，恰恰逢到范仲淹下台的事情。那时余靖、尹洙和欧阳修都助范仲淹说话。欧阳修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反对范仲淹的谏官高若讷，骂高“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这三人都受了谴责。蔡襄于是便作“四贤一不肖诗”，因此大出名。后来余靖、欧阳修又被召为谏官。他也被命知谏院，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在此时期，他时有正直的谏诤。后来一度外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又回来修起居注。后升了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他很表现了一些干才。此后他以枢密直学士再出知福州，移知泉州。他在泉州督修了一个有名的万安渡桥，长三百六十丈，跨海而渡。他自己作记写了一个近一尺大的楷书刻上，至今尚有拓本流传。不久又被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这是个管财政的大官。他制定制度表现了卓越的才能。最后，拜端明殿学士出知杭州。治平四年卒，年五十六岁。

他生平爱品茶，爱吃荔枝，尤爱写字，当时他的字曾评为本朝第一。他写字有品格。仁宗自己作了一篇《元舅陇西王碑文》叫他写了。后来再叫他写温成皇后父亲的碑文，他就辞谢了。

北宋·蔡襄《虚堂诗帖》

宋朝四大家的大概情况如此。在前文已经说到有宋一代的书法不如唐朝。其所以不及的原因，则由于一般说来宋朝书家楷书的功夫比唐人浅。以宋四家论，比较最能写楷书的还推蔡襄。苏氏传世的大楷如《表忠观碑》《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拿来和唐人楷书比，远逊壁垒森严的气象；唯有《祭黄几道文》真迹非常有味。黄氏传世的楷书《夷齐庙碑》，笔法瘦挺很近褚遂良，但细看仍嫌松弛。米氏几乎没有传下严格的楷书。单就这一点讲，唐人楷书的铜墙铁壁，到了宋朝可说扫地无余了。

前文又曾说过，苏黄是新派而米蔡是旧派。苏黄的新派，表面上很容易看出，为的是他二家都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新字形。尤其苏自己一再说“我书意造本无法”“苟能同其意，常谓不学可”。这些话证明了他原不曾以古法自夸的。而苏黄之间的不同，正在于此。黄氏的字形虽新，但用笔却是力求古法的。黄所说“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律”一句，证明他是深悟用笔提顿使转的方法的。并且，他十分注意，要在这里现出神通来。他不满意于早年的字“痴钝”，又说看见长年荡桨乃悟笔法，这都是晚年妙解到用笔变化法门的甘苦之言。

再则由于苏黄学问广博，胸襟开阔，识解深远，所以他们能在字的笔画之中，体会到笔画以外的意境，因此他们领悟了晋宋人的那种“萧散”的趣味。他们的得意书中能够包含了这样一种趣味，这是极不易到的。所以苏氏少时学《兰亭》，中岁喜欢颜鲁公、杨风子，而他的字便也和他们相近。黄山谷说苏“笔圆而韵胜”，又说“东坡真行相半，便觉去羊欣、薄绍之不远”。而山谷论书以及自己所追求的也就是这一种“韵胜”，他所极反对的也就是“俗韵”，这种俗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庸俗化”的意思。他们两家是由这方面才与晋人接近的。这一点的领会与实践，流露在他们的笔画中，虽以米芾那样精通古法的人，比较起来反而不及他们。这种在字形上的新，反而在意趣上更古，就不容易看出了。以苏黄两家比论，苏的笔意中并常流露出一种情感来，这更是苏的特色。我们试看《寒食诗》以及诗后的黄跋，便非常生动地感觉出两家的同异。

黄的字使人觉出一种俊挺英杰的风神。他的结字深有得于《瘗鹤铭》，非常开朗；这种开朗是由于笔画互相让开，分别撑挺四散而显出的。但是这种每一笔画的互相让开，在一字的整体上看，却是都朝着一个中心辐辏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辐射式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正是由《瘗鹤铭》的原则而来。他的草书却又以这种原则活用到怀素和杨少师的字体上去而另生出他自己的姿态的。苏氏说他“以平等观作欹侧字”。魏了翁说他“得书之变”。赵秉文说他“书得笔外意，如庄周之谈大方不可端倪，恢诡谲怪，千态万状”。这些话都是很扼要的。

他自己曾经恨以前学过周越，因之那一种抖擞的笔画成为习气。而后来学他字的人，却尽学了他的这种习气。这成为讥评他的一种把柄，当然无可否认。但，他最好的字却没有这样的习气。我们看到故宫所藏他自己写的诗，《婴香方》和家信都是非常淳雅的。另外如《王长者墓志稿》《发愿文》《华严疏》等皆绝无那种抖擞的毛病。

北宋·米芾《珊瑚帖》

米芾学古人的笔法是最用功，并且就由于这个原因，人家笑他的字是“集古字”，因此，他属于旧派是无可疑的。但他精熟了古人笔法之后，却又扩充应用，变化多方。所以在用笔方面说，他能八面出锋；在字形方面说，他能化出许多自己的样子来。这样说来，有些人又容易把他认为是新派了。不过，他的新和苏黄的新不同。苏黄几乎完全不用古人的字形，黄尤为甚。米却采用了晋唐人的字形的，即使晚年变化出自己的面目来，而古人字形的痕迹多少还是存在的。我们看《群玉堂米帖》第八卷论晋武帝等帖，以及“真迹九帖”中的字，晋人字形极多。而《英光堂米帖》中的一些信札，及真迹《珊瑚帖》与故宫所印等等，则字形纯是自己的面目了。尽管如此，古人字形还是比苏黄字中所存的要多些。所以他的字是应当归之旧派的。

不过，毕竟由于他太内行、太喜欢显神通了，所以满纸都是精彩，也满纸都是火气。这句话当然说得严格了些，但是有理由的。黄庭坚说：“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亦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明朝吴宽说他“猛厉奇伟，终坠一偏之失”。这些言语，若以“观过知仁”的态度去体会，对于欣赏米字是极有用的。但尽管他的字太跳跃太骏快，没有什么含蓄萧散的静趣，毕竟笔有本源，谐不伤雅，最高流的书家，对他也不能不倾倒。

蔡襄的字完全由褚薛入手而风格就自然与颜鲁公为一家。当时已经公认他的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他和颜鲁公在字形上，乍看相同，但仔细看他的落笔起笔却又大不相同。颜鲁公的字不是不用心，但有一种极高明广大的神情，使人不觉得用了心。蔡的字则是使人感觉到他是笔笔精心要好的。他下笔处处精丽，使人越看越醉心。米芾批评“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繁华”。这些话是很刻毒的，但确有卓见。我们感觉到他的小楷和行书，真好像贵族少妇，但在那端庄的圆胖脸上，却有一对轻盈眼睛，又有一对浅浅酒窝，乘着人家不注意的时候好像对你那么深情地微笑！这是绝世的风华，但不能不说是一个弱点。黄庭坚说：“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赵孟頫也拿“周南后妃”来比他的字。这是值得学书的人体会的。

北宋·蔡襄《扈从帖》

明朝的郑枃说得好，“书学皆亲相授受；惟蔡襄毅然独起，可谓世间豪杰之士”。这是很公平的。五代以后，他力学褚薛，卓然为宋朝领先的大家。从他的笔画中看出接到唐人的二王法脉；然而他又不像杨李二家仅仅为结束的五代时书人的尾声，却开启了宋朝书派的主潮。

第十八章
赵孟頫

书法的潮流到了元朝是一个复古时期。二王这一系统的笔法在宋朝受了挫，到元朝才又恢复。这一恢复的力量几乎是赵孟頫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书法在宋朝不论是由于米芾那样力言古代笔法的旧派，抑或由于黄庭坚那样暗用古法的新派，都把晋唐的面目神情改变了。这样愈改愈远，到了元朝却又回过头来，复兴了古法。赵孟頫的学博才高，精力绝人，带动新时代的力量异常伟大，甚至在今日也还有他的影响，证明了他个人在这一潮流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是无人能比的。董其昌说他的书法超过唐人直接晋人。在恢复古法和廓大了强调了古法方面说，董的话完全正确。实际上等不到董来说，在元朝当时就已经是这样评价了。不过，董之所以这样说并非轻易而言。他在极晚年才说：“余年十八学晋人书，便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吴兴之不可及也！”自从赵孟頫之死，到今日已经六百多年，还不曾再生出一个像他那样伟大的书家来。

元朝整个时期不长。在赵的初期以及赵的后期，当然还有许多别位书家。在初期的康里巎和袁桷、仇远、白珽等都是不属于赵的势力的。此外，还有专门写晋人的李倜和英姿特出的鲜于枢，都是在赵以外的。尤其鲜于和赵私人交情极厚，称为两雄。到了后期如饶介，如倪瓒，如黄溍，如陈基，如迺贤，也可以说是不受赵影响的。但，除了这寥寥可数的几个人之外，其余整个书苑全受赵孟頫的支配。他的儿子赵雍、赵麒和他的学生俞和当然继承了他的传统，即是稍远的朋友亲戚如邓文原、周驰、张雨、王蒙，甚至虞集都是多多少少受了他的传授的。我们看清楚了赵孟頫方能领会元朝这一时代的书法；如若对他缺少真知灼见，不但不能了解书法的传统如何归结到他的趋势，也不能了解他以后书法传统的流变。所以，我们必须对他用心研究。

赵孟頫字子昂。他是宋太祖儿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他的四世祖名叫赵伯圭。这赵伯圭便是南宋孝宗的哥哥，被赐宅第在湖州。因此，他们这一支子孙就做了湖州人。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宋朝的大官。他生于宋理宗宝祐二年，宋朝的天下已经危如累卵。宋亡于帝昺祥兴二年，他二十七岁，曾做过宋朝小官“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后，他埋头在家努力学习，一生的基础全在这时期打定的。

元朝至元二十三年，有一个程钜夫保荐他。这程钜夫是第一个以江南降人——因为有学问被元世祖忽必烈看重——而升为显贵的。他替新元朝建立了许多行政和用人制度。这时程奉诏到江南搜访到遗逸二十多人进于世祖，而赵孟頫是其中的第一个。元世祖看见了他说他是“神仙中人”，因为他的相貌是非常英迈焕发的。

至元二十四年他被任奉训大夫兵部郎中。二十九年他出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成宗时升了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武宗至大三年被召到京师为翰林侍读学士。仁宗即位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六年，他回家了。英宗至治二年六月死，年六十九岁。

他是多方面擅长的人。就政治方面说，他是一个理财能手，又是一个行政和司法的能手。这些详细的事情都在他的学生杨载所作的行状里。就文艺方面说，他又是一个经学家和文学家，更能旁通佛家道家的典籍。他的诗尤其精丽。他又是一个音乐家。同时，他又是一个鉴赏家，对于古器物、法书、名画，一到眼就能分出真假。他的夫人管道升、儿子赵雍都是能书善画的。元仁宗曾经取他夫妇和赵雍的字装作一卷交秘书监宝藏，说“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他的艺术造诣不论书画都是以复古为开新的。在画的方面，他的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那就是说，他以继承优秀传统的方法，成立了“文人画”或“士大夫画”的新局。这种画以唐宋画的精工写实为基础，但并不满足于仅仅的精工写实，却要在这基础上更多地表现出作者高远的怀抱和意境来。因此他的画能够在绝工细的画面中，透露出潇洒绝尘的气息；在很草率的画面中，透露出一丝不苟的功夫。他统一了这样看似矛盾的两面优点，成为“元四大家”画派的祖师。这是他在画坛上的不朽盛业。

和在画坛一样，他在书法上也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他在宋代书苑破坏古人的笔法之后，力求将中绝的古人的笔法恢复。不但恢复，并且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以他的新字体沾溉了元朝一代的书家，并留给后世丰富的遗产。这可从几个特点方面去说明。

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凡聪明人也许多半不大喜欢守规矩。这是能破弃成规的好处，但打基础第一步必须守规矩。他曾下了决心严守古人的规矩。他一丝不苟地、几百遍地学下去，但他不仅守法，并能廓大古法，强调古法。清王澍说“《淳化法帖》卷九，字字是吴兴祖本”。这句话也只说了一部分。他所学的极多，在真、行、草系统中，凡古人的字，他几乎无所不学，而他特别能将其中最好的提炼了出来。在古人重要的帖中，他都用了这一套法门。试举例说，《十七帖》中有许多“也”字，他都弄得极熟，散见他的字中。再例如《兰亭》中左右的“左”字，上面一横接着向左一挑，接处提笔向上翻出一个小圈，在《兰亭帖》中本不甚显。由于他细心学出，他特意强调将翻笔的圈儿写大些。这样例子极多，留给后人无穷方便。

他不仅力追二王，并且力追远古。他对于古篆及隶书、章草无不苦心学习。尤其章草，因为有他提倡，方由中绝的情况中复兴起来。杨载说他篆学“石鼓”、《诅楚文》，隶学梁鹄、钟繇。实则不止此。由于这样的博学，所以能够汇通。

元·赵孟頫《六体千字文》

他由于天资卓绝，写字又多又快。我们只要试一翻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就看到他写的碑版特别多。他每日可以写小楷一二万字。故宫影印他所写的《六体千字文》是两天写完的。黄公望曾说过，如若没有亲眼看见他落笔如飞的样子，不会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事。

元·赵孟頫《秋深帖》

按照前辈的说法，他的写字经历，也有可言：虞集说他“楷法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柳贯说他“早年喜临智永《千文》”。陶宗仪说他“晚年稍入李北海”。宋濂说他“初临思陵，中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乃学李北海”。这些说法，都有所见。一般说来，他的大楷书碑版，多采用李北海的方法，实际上是他的一种新体。行草面目最多，在用笔和结体上，寻究他的来源，几乎无所不有。小楷则自鲜于枢、郭天锡、张谦、倪瓒以下都承认是他各体中的第一。

元·赵孟頫《汲黯传》

但也有人批评他的短处。这可以王世贞为代表。王说：“赵承旨各体俱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奴书之诮则太过。小楷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佻而劲，承旨稍厚而软。”更有莫是龙骂得更凶。是龙说：“吴兴最得晋法者，使置古帖间，正似阛阓俗子，衣冠而列儒雅缙绅中，语言面目立见乖迕。撇欲利而反弱，捺欲折而愈戾。”这些话大概是说赵书圆肥而俗。我们从反面去看，也未始毫无理由。这正如董其昌说他的字太熟一样，董自命能“生”，所以说他“熟”，熟就不免近乎俗了。但莫是龙所说“捺欲折而愈戾”一句，我们虽佩服赵，也不能替他回护。他的波法，的确是不大高明的。不过其余的话就不免太过了。焦竑说：“吴兴不可及处正在韵胜耳。世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贻墨猪之诮。书病至重，积学渐成。以次解脱，乃入三昧。世徒见公一种趁姿媚书而不知其他，由见书不广也。”我们以为焦竑的见解是公平的。

他的字流传到现在的还不少。若只在拓本里看他的字，不是好方法。因为他的字经过刻石，笔画多被刻圆了。浮在拓本上的就更显得圆。因而使人学去，就有一种宽皮厚肉的俗韵，并且有一种“例行公事”样的毫无感情的字形。他所有的那种落笔方折而富斩截飞动的意趣全埋没了。如若直接从他的真迹上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种境界。他的真迹也还不少，寻求并不十分为难。如若实在寻访不到，可以看珂罗版影印的真迹，也比拓本好些。

我们建议，有志学书的朋友，应该用赵所用的方法去学古人。因为他的方法是最正确的方法。学习古人久了，再来反观赵字，自然更容易领会到他的好处。这时候越学就非越佩服他不可。这样几次反复地学下去，越认识了他，也越认识了古人。他的来源及优劣，在我胸中皆如水中的沙那样清楚。这时候就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极伟大的书家。我们已经知道了董其昌是到了七八十岁才这样承认了的。

第十九章
明清书势

自赵孟頫死后，元末明初的书家大势，都是沿着赵的余波的。有一些人学了赵的一些笔法，但由于生活在元末动乱的时代中，在书法上也现出一种动乱的姿态来。这一些人可以杨维桢为代表（稍后的解缙善狂草，但比杨内行些，也可归于这一派）。有一些人继承了赵的小楷本领，仍旧走的规矩路。这一些人可以危素和宋濂为代表。宋濂的行草书还带一些康里子山、饶介的风味。另一派则是倪瓒、宋璲以瘦劲古逸的风神取胜。这已是离赵较远的了。其中离得最远的要推宋克。宋克在举世都被赵字的波涛卷进之时，单独另走一路去写章草，以一种瘦挺的笔画改易了古章草的肥厚姿态，成为新的面貌。这表现了他独立不倚的豪杰气概。但其来源，仍是由于赵子昂提倡之力。他的这一书派也有流传，只可惜不大广远。

在这明朝初期仍然承受了赵字余波趋势的另一面，我们不能忽略明朝皇帝在此所起的提倡作用。由于这种作用，使有明整个一代脱不出帖学的范围。这就说明了有明一代书法的两面矛盾现象：一面是任何一个不著名的明朝人，写字都还有些趣味；一面是即使最著名的书家，也竟无一人有提掣时代的力量。这其中不得已只好推出一个董其昌，但董已是明朝末期的人了。他的书法影响清初，及至乾嘉时代。

元·宋濂《题陆柬之文赋》

明·杨维桢《城南唱和诗》

首先，明成祖朱棣是一个爱书法的人。他的诏令文书分为内制与外制，都要选工书的人写。尤其内制更要精工，这些人被安置在翰林，给以中书舍人的贵官。成祖并叫黄淮领导另外特选出来的二十八个人专学二王书。他们所学习的范本，就是秘府所藏的真迹。在这样大力提倡之下，明朝帖学的初基奠定了。其后仁宗爱学《兰亭》；宣宗爱写草书，又是画家；孝宗每天写字，并也叫工书者供内制；神宗十几岁就会写字，常把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虞世南临的《乐毅论》和米芾的《文赋》带在身边。以此之故，连外藩的诸王也喜书法。现在还有的《肃刻阁帖》即是明肃王所刻。这样长期的提倡，应该书学昌明了；但毕竟由于皇帝一人的提倡，臣下也不能投这“一人”的所好，就自然流为一种庸俗的馆阁体了。这种馆阁体的形成，乃是书法的一大厄运。清朝照样也有馆阁体，尤其自清高宗弘历以后，愈趋愈下，不但比明朝更不如，还留下了最恶劣的风气。

由于馆阁体的形成，所以“二沈”——沈度、沈粲——在当时极有名。他兄弟二人同时贵显，又互相标榜，互相推让（沈度不写行草，为的让沈粲专卖），因此在那时社会上学他们的字也成为风尚。但是这一种庸俗的纱帽字是不能持久的，于是才有祝允明和文徵明从馆阁外面挺立起来。

明·沈度《行书七律诗》

祝允明和文徵明都走的是赵孟頫的老路以上追晋唐的。祝专精写字，所学极多，因之面目也极多。但他所真正得力的地方，似乎还在黄山谷和米元章。他的草书尽管尽力学怀素，但还是黄山谷的意思多。他的小楷却是另一种体格。要知道他的兼工众体，可在《停云馆帖》中一看便知。也正因此故，他的笔下不免驳杂不纯，越是面目多，就越是自己面目少了。从优点看，他的笔意纵横才情奔放；从缺点看，劲健之偏流于俗野。至于文徵明，少年时本来极笨，但他笃学不倦竟成一大派的领袖。他的笔法是完全得力于黄山谷的，他又学赵字，这样融合起来便成为他自己的面目。无论大楷书、行草书，或小楷书都看得出他这一根源。当然他所学的非常广博。他学米芾也非常有功夫，不过不以米芾为面目而已。他小楷劲健的地方虽源于黄山谷，但却已在字形上走进了王右军的境界，明朝当时最佩服他的小楷。至于他的隶书，自己很自负，也不能不令人佩服，不过并非特别好的。总之，这祝文二家是明朝书法中兴的代表。他们领导了一时的主流。尤其文徵明活得年岁极大，直接、间接传授的弟子极多。他是一个影响广泛的书家。

明·祝允明《燕喜亭记》

明·文徵明《行书千字文》

在他二人之前的有李东阳，影响也大。李的篆书是很好的。行草带颜鲁公意趣，也不失规矩。接他二人之后的要推王宠。王宠的楷书学虞世南。他将这种笔法变化起来配上较古的结体到小楷里去，成为一种特殊的面貌。他的草书专学王献之，间或掺入一些僧智永，而其结构方面，又采用了欧阳询的残本《草书千字文》，非常精熟而巧丽。他的字形能够撑挺出来，但又无宋以后的流荡习气。以草书而论，他的字不是假古董，而是有自己意趣的旧派。在这一点上祝文二人似乎都有些赶不上他。可惜他年岁活得短，未能大成，因之影响不太大。此外，吴宽、邵宝、沈周、唐寅、王鏊等人不去多说了。这其中沈周、唐寅和文徵明兼是画家，名气因之更远。更在这以外的有陆深和丰坊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书家。陆深的字纯是学赵孟頫的。但他懂得从李邕去学赵，又懂得在晋唐书家里去寻找赵的来源。因此，他能深知赵的师法和意趣的所在。他的字比之赵，较为瘦劲，有一种葱茜清冷的趣味，并且在笔画上能跌宕，在字形上能放松，所以一望就和赵不同了。可惜的是他腕下无力，徒以字形动人而已。丰坊是一个很不平凡的人。他的行为有许多地方轶出范围，因此有许多人骂他。但以书法而论，他是有本领的。他学的极多，篆隶真行草无所不能，并且笔笔有规矩，不肯取晚近的字形。在他的字中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得出是一个倔强奇诡的人。

明·王宠《杂书帖》

明·丰坊《逍遥游》

明·董其昌《蜀素帖后跋》

明朝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书家就要谈到董其昌了。董其昌字玄宰，松江华亭人。他生于嘉靖三十四年，卒于崇祯九年，年八十二岁。他自小就以文学擅长，并且是一个著名的画家。万历十七年举进士，改庶吉士，那时有个礼部侍郎田一俊，在公职上是他的老师，田死在任上，他请假将老师的棺柩护送归葬，走了几千里回来，以此他的义声大起。还朝后授为编修。在这以后做过讲官、湖广副使、湖广学政。他遇到风波，坚决辞官回去。光宗即位，他方起来任国子司业，升太常寺卿、侍读学士。因为修《神宗实录》，他的成绩特别好，升礼部右侍郎，转左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最后思宗崇祯四年又被召出来掌詹事府事，做了三年还是请准致仕了。在楷书方面最早学颜鲁公的《多宝塔碑》，继而学李北海和柳公权。行草方面对于《淳化阁帖》很用过功，尤其爱学僧怀素和米芾。由于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体会的力量极大，因之他善于吸收古人的长处。他凭眼力和心思，摄取了古人用笔和字形的巧妙，加以自己的融合变化成为一种面目，这种面目不与古人相同，而往往神遇而暗合。前文也说过，他对于杨凝式的《韭花帖》有特别深刻的理解。他用从理解中得出的原则再加以强调和扩大，写成一种新颖的行款来。那即是行与行的距离和字与字的距离特别远。此外，他写字不太求好，因之反而能得到一种闲适自然的情趣。他自己也对此满意。他说他的字比赵孟頫来得“生”。他又说，由于他没有争名的心思，所以他的字能够“淡”。他对于写字也最喜欢标举“天真平淡、教外别传”的原则。总之，他是天资绝伦的。这一切都是他的长处。

但是，他对于力学古人的工夫是不够的。他只着重在聪明的理解方面，而将谨严的法度方面比较放轻了。他的字不是没有法度，甚至可以说他懂得法度的所以然，但是，正因为这样，他执行法度不够。这是他远不如古人的地方，也正说明了他为什么到了最后不能不佩服赵孟頫。他的学古人，都是以他自己的意思去学的。因此我们看到董临古人各家书，面貌如一，似乎不过随意安上一个“李北海”或“郗愔”的名字而已；如若将“李北海”的名字移到“郗愔”那一张上来，除了文义不对之外，论书法是无所不可的。诚然这种方法有一定的优点，就是可以免于“奴书”。但也正因如此，在对“学”古人方面讲，那是“学”得远远不够的。不能深入地、刻苦地学古人，怎能尽古人的底蕴呢？再则他的腕力很弱，用笔多是侧锋，必要的提按，往往随便带过去，因此不论是楷是草，只要字大些，就立刻显得卑靡了。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他的短处。

不过，尽管他有这些短处，但他书中那种潇洒出尘的风神、变化无端的形态，实在开出一时的新派。他这一派好古的人们看去总是得到真传的；在爱新的人们看去直是将明朝一代刻意模拟阁帖的死圈套打碎而另以生动的新鲜作风与人相见，使人心眼为之一开。因之不论在当时和他齐名的邢侗或米万钟，都远远敌不过他。他的书迹甚至流传到外国。还不止此，他的影响一直扩大下去到后来的清朝乾隆年间而不见衰退。同样的原因，他这种卑弱的轻率的书派也同样使清朝初盛时期的书法不振。

至于清朝一代的书法，除了受董其昌的影响之外，接着便又转入赵孟頫的复振，实际上都不能越出帖学的范围。到了乾隆年代是爱新觉罗政权对内防嫌最厉害的年代。一般学者被文字狱治得怕了，学术界整个钻进琐碎的考据圈子内。自此之后，金石学大为兴起。古碑志出土日多。书法也直接受到影响。虽然帖学已等于嚼甘蔗渣，不能引人兴趣，但金石文字的日多，气象也为之一新，加之以泾县包世臣的书法理论，也起了引导的作用，这是从道光、咸丰以后逐渐抬头的书法潮流。这样便一直发展到宣统末年碑帖杂糅的混乱局面了。清朝的书苑大势和明朝不同的地方是明朝只是帖学专行，而清朝却多出一条碑学的波澜来。

但是清朝又有与明朝相同而变本加厉的地方。那第一件便是台阁体的腐蚀作用比明朝厉害得多。有清一代书法，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受了这一重伤而抬不起头来的。第二件便是笔法的中绝，这又是馆阁体的结果。由于馆阁体是以帝王一人的喜爱为转移，甚至写字也要模仿皇帝的字形，古人正确的笔法就不能不中绝了。此外又有一件是羊毫笔的盛行。这是由于工具的改变，使得笔毫的弹力幅度起了根本变化，以致纵使追求古法，也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成果。平心而论，羊毫笔有它的功能，并且经清朝人的苦心摸索，也开出一个新天地来。不过新天地中的建设不能十分美备而已。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清朝始终不曾出来一个领袖群伦的大书家。所以整个清朝可以说是书法衰微的一代。

明·黄道周《山中杂咏》

清·傅山《临柳公权圣慈帖》

明末清初的书家如黄道周、傅山、王铎、王时敏、宋曹、冯班、祁豸佳、恽寿平、沈荃、米汉雯、姜宸英、朱彝尊、严绳孙、陈奕禧、汪士、何焯等人都是属于明朝书派的，不想多说。

我们以为到了张照才是清朝人的字。张照写字从颜鲁公、米芾两家下手，非常用功。他尤其对于米书几乎每个字的结构都记熟了。在这一点上不能不承认他的功力。但正是因为他是馆阁体的第一流，因为他是代“乾隆御笔”的，所以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是俗书。刘墉是潜心书学的。他的造诣在清朝书家中无疑是一特出的大家。他入手学赵孟頫，但却上追苏米和颜鲁公，更上要问到魏晋的路了。他尤其善于运用董其昌的方法而不留形迹。然而他的精力全都用到字形上去。因之结构的巧丽令人叹服；但离笔法还远。翁方纲，力学欧虞，仅存间架。包世臣骂他是“钞胥之工者”未免太过。他实际上是一个考订家、文学家，而难说是一个书家。王澍，虽用功而格局太小，较翁王稍后的有一个吴荣光，造诣是很特出的。梁同书曾主张写字不要貌为古人的。他用羊毫自在地写出他所要写的字，不拘于古人，却也时有古人骨力，尤其能写大字。这是他的特长。王文治，也是写羊毫的。他喜欢学李北海，又加上一些张即之的意趣。这样在字形上好像秀逸，但笔法却佻浮了。这以上的几人，都代表当时在朝的大名家。其余如姚鼐、袁枚，书品甚高，但影响较小，不必多所叙及。

在这种代表朝廷缙绅的之外，更有郑燮、高凤翰、丁敬、金农等一类人，可以代表在野的书家。他们有一共同点，即是反馆阁的方向。他们的字形参用古篆隶结构，不问笔法，流为一种狂怪的姿态。虽然狂怪是短处，但古趣是长处，并且他们是最早开启学古碑风气的。尽管造诣不高，影响不大，以时代论，是不可埋没的豪杰之士。

在这时期出来了一个书法理论家的包世臣。他的书法造诣很浅。他对于笔法瞎摸了一辈子，最终还是说错了。然而这些都不能淹没他在清朝书苑转移风气的广远影响。他写了一本《艺舟双楫》，是他论书法的专著。他提出了他认为正确的执笔方法。这在当时大家都在暗地里摸索中绝的笔法时代里，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他从此建立了“包派”，风靡久远。他又推举出一个书法模范邓石如，作为他理论的证佐。邓石如是包的老师，确是一位卓绝的大书家。邓在用羊毫写篆隶的成就上，直至今日还没有敌手。关于邓氏在书法上承先启后的成就，非几句话可了。

清·郑燮《四言联》

在这时期一直到民国初期，写篆隶的北碑的风气一天天广阔了。自邓石如起，有程瑶田、黄易、钱坫、钱伯坰、张惠言、孙星衍、蒋仁、伊秉绶、桂馥、吴大澂、李文田、赵之谦等人，皆是在篆隶或北碑中想开辟新路的书家。这里人才辈出，在篆隶方面确乎胜过明朝的。此外还有一个专学颜字的钱沣，传到后来就是翁同龢，造诣都高。他们这一派字法也很流行，一直传到民国年间成为卑俗字体的代表。

清·吴大澂《峿台铭》

我们以为清朝最后的一个特出的书家是何绍基。他是一个豪杰之士。他不能不信而又不信包世臣的那些说法。他苦心孤诣去摸索执笔的方法。他自己为了强迫自己必须悬起腕来，发明了一个回腕执笔的方法。这方法是不合于人体生理的。因此，他每写一次就要出一身汗。但他意志坚定地决然长久用这种方法写下去，并且他用的是羊毫。他竟然人定胜天，从一个错误的方法中，获得了神奇的结果。这是由于勤学苦练，虽走了弯路而仍能成功的好例证。他的天才横溢，功力深厚，有清一代的羊毫笔到他才集大成而收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凭这一点他是一个开辟书苑新天地的英雄。他对于六朝碑版，尤其北碑无一不学。他的规律是“横平竖直”四字。他到六十岁才起始写篆隶，然而他所写的篆隶竟成为一种新派。他的横平竖直规律的变化，使得他的行草书惊矫纵横、奇气喷薄，令人不能不服。以二王的法度说来，他好像是隔远了的，但实际上，他反而更近。

清·何绍基《论书》

自何氏以后，书派的趋向愈加复杂。这里不能不提到包世臣以外的一个书法理论家康有为。康有为是一个文笔酣畅淋漓的人，他的文章常常光辉四射炫人眼目，读者容易被那精彩的文句吸引。他写了一部《广艺舟双楫》。这部书是继承包书而作的，虽然理论并不正确，但文笔远胜包书。因此民国年间，爱写字的人未有不受这部书的影响的。

在结束本书的时候，我们试一回顾，即可对于自二王以来的书家见到一个继承的大略。他们几乎都有了一番可歌可泣的遭遇；他们的学习也呈现了可敬可爱的精神；他们书法的业绩为我们祖国累积了丰富的艺术宝藏。这一切使得我们感动羡慕，供给我们取法，增加我们艺术的修养，坚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我们虽然与他们不生在同时，我们虽然在许多方面与他们有差异，但我们仍然觉得他们的脉搏是和我们共起伏的，如同他们正在和我们共呼吸一样。但是，我们比他们更幸福。他们在梦寐里想看想学的材料，永远得不到，或者有了这样，缺了那样。我们则几乎样样都有。以往几十年书苑凌乱混杂的情况过去了。一切条件都说明现在是中国书法大兴的前夕了。毫无疑问，在书法上，我们都有极灿烂的未来，问题只在怎样努力使它实现！大家努力！

清·康有为《楷书五言联》

附录

一、执笔有法否

近来各地对于书法都很重视，随着也就产生不少问题。其中最迫切的问题有如下的几件：一、精良的文房四宝如何更多供应？二、旧拓碑帖既日少，如何更多发行复制的珂罗版或石印的本子？三、初学选择路径，如何得到更多的良师？四、执笔方法人各异辞，究以何者为最正确？

就中尤以第四问题最为初学者所渴望解决。兹就个人思考所及做一分析。我以为若想问哪个方法是最正确的执笔方法，还不如更进一步，彻底打穿后壁，先问“写字执笔究竟有无定法？”这样方可回答“正确”与否的问题。个人所以如此说，是针对古今来纠纷庞杂的“执笔论”作一平情的衡量，认为这样下手有其必要。而在先谈执笔有无定法之前，更想说两个故事。

我的一位朋友是今世画家，他与我谈到中国历代画竹的方法。“画竹”在一般行家都称为“写竹”。其意若曰写竹如写字，一笔笔写去，不需描头画脚，尤其竹叶，须一笔扫去。这本是正确方法，应该遵守的。但他又说，如若以此方法严格去检查历代画竹名家的作品，则时时发现他们并不一定如此。这岂非自相矛盾？我看到他自己画竹叶有时硬是倒回来再描一笔。他笑道：“总之，要把竹子画好了才算！”此是一故事。

相传有个高年和尚向众说法：“老僧五十年前，看见山是山，水是水。中间有个入处，看见山不是山，水也不是水了。后来，看见山又是山，水又是水。”此又一故事。

我们试再抛下这两个故事，而去推究人类知识，和一切方法究从何而来。

毫无疑问，人类一切知识都是从实践来的。从实践中，有认识，才想出方法。以此方法，回过头来，再去引导我们的实践，因而又想出更好的方法来。如此人类的知识便逐渐提高了。换言之，不经实践，认识且无，何来方法？以言写字，并不例外。所以简言之，写字如有方法，就是“写”。此外无法。

不过，在“写”之中（即是在实践中）必然经过许多困难，因而悟出乖巧，这便是法。又因各人在写字中，所逢困难不同，其所悟出的乖巧，也必互异。便于甲者未必便于乙，但乙却不能说甲不“正确”，正如甲也无权说乙不“正确”一般。不过总而言之，必须能把字写好了的，方是正确方法，则无疑义。

这样看来，说执笔无定法未为不可。但任何执笔法，只要能将字写好，即为好方法，正确的方法。如是，回过头来，第一故事的涵义，已不待言而自通。

至于从写字的实践而悟出方法，其过程可以第二故事说明。一、在实践之前，以及实践之初，对于写字还无认识，至多只是极模糊的一些感性认识，正如俗语所言“猪八戒吃人参果，不知味道”，看到什么都一样。此即老僧“看见山是山，水是水”的阶段。但从实践中却悟出一个初步的方法来，或者从别人那学来一些方法。不过由于此方法，还未十分成熟或不能普遍应用，因之困惑不定，此即“山也不是山，水也不是水”的阶段。同时“入处”却是“有”了。“入处”者，即是“方法”了。及至最后则从多次的实践中，了解了一切客观情况，得到普遍的正确方法。此时即是“山又是山，水又是水”的阶段。此时的“山水”绝非第一阶段的“山水”了，虽然还是那个山，那条水，但已确知其为“昆仑山”或“太行山”，石山还是土堆，因之对石山可以开采来做三合土的原料，对土堆则可种农作物了；对水也可以利用来运输、发电或灌溉了。

归到书法上来讲，尤其归到执笔上来讲，可以这样说：一、实践之前无所谓法，自然也无一定的一个死法或“铁律”。二、但从自己的实践中，或从师友的间接实践中，必然会得到一些方法。为了学习的方便，还是有一个方法的好些。三、却是不可死执此法；必须虚心体会，何以要立此法？在实践中，此法好否？若好，好在何处？四、逐渐体会，因革损益，方得到一个对“我”最“正确”的方法。五、既深明此理，则光明汇合，无不通达。此时似乎执笔又像无法了。试作一诀：“自无法生，以有法长。自有法入，得无法出。有法之法小，无法之法大；毫无玄虚，不用害怕。”

二、应从五字执笔法入门

我曾从写字的执笔无法谈到有法。究竟所谓有法，应以何法为正确呢？此一问题，历来各家聚讼纷纭。其最大的原因即由于自来成名的书家，不肯轻传笔法，所以弄得笔法无传。根据记载，古人笔法皆贵口授。其不遇名师，得不到口授的，求笔法之难，竟至呕血、穿冢。其幸而有一二传下来的，也皆故神其说，故作高深，甚至入主出奴，互相排斥。因此，现在凡我们所能从书册上或从前辈指点上得来的笔法，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的“正确”笔法是没有的。我以为“正确”的意义，须以“杂论之一”的尺度来说，庶几稍妥。

现在我不想列举历来的这些争论，只想先从消极方面试画出一个大家都不至反对的范围。一是所谓“笔法”的笔，一定是中国毛笔。凡非中国书画用笔，如钢笔、铅笔，以及西洋油画刷笔不在其内。二是所谓笔法的“法”不应违背人类生理结构的自然和方便。例如有人以口衔笔写字，以脚趾夹笔写字，乃至笔管中灌铅以增重量等，皆不在其内。再者，如非右手残废，则左腕作字也不在其内，除了这样消极的条件，至于一些不同的具体的执笔法，例如“凤眼”“鹅头”“大指横撑而出”，或以大指对其余四指作一圆圈等等执法，我也不坚决反对，虽然我都不那样执笔。

再次，我所能谈的执笔，也只是我个人四十多年的学习经验认为“正确”的而已。我无意与别位书家争论，硬要别人依我之法，也无意自吹这是祖传秘方天下第一。但我诚恳地说明这是我个人行之可靠的方法。我承认它正确，既不自欺，也不欺人。

这方法说破了，不值一文钱，即是“撅、押、钩、格、抵”的五字执笔法而已。右手大指内端扣住笔管，有如撅笛之形，食指与大指相对扣住笔管，为“押”。中指靠在食指之下扣住笔管，以增其力，为“钩”。无名指爪甲从下边的对面挡住笔管，其方向与大指略同而仿佛是大指与食指之间的所成角度的对角线，这叫作“格”。“格”者挡住之意，挡住笔管不至因食指与中指的力量而偏侧向右也。小指靠在无名指之下，以同一方向，挡住笔管增强其力，这叫作“抵”。

这么执定笔管之后，从右手外面看去，除大指外，四指层累密接，如莲花未开，这叫“指实”。从右手内面看去，恰好如一穹形，中间是空的，手掌朝上，这叫“掌虚”。

执笔全部的方法，就是这么多。

日本空海《执笔图》

最后，还有一句要紧的话，这是“执”笔法。执者持也，持而勿失，不可转动笔管。因为如若在写字时用手指转动笔管，则笔毫势必由于转动而扭起来，好像绳子一般，那就没有笔锋了。没有笔锋的笔画，是不成其为笔画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宋朝欧阳修曾主转指之说。到了清朝包世臣尤其坚主这一点，康有为随包之说。包、康二位著书立说，流传极广。但在我个人的学习上，以前也曾吃过他们的亏，经验告诉我，这是不正确的，我是不信从这一说法的。

在原则上是如此。其所以如此，是为了笔锋伸展可以尽笔势之所到。但有时偶尔碰到意外，笔锋不顺，须略一转动（注意“略”字），方能使笔锋顺利时，也可机动地不主故常。不过，作为“法”，转指是不能成为“法”的。

总之，我们不谈执笔则已，若谈执笔，则须不要争奇立异，违背生理的自然结构，故作非常可喜的方法；而须平实易行。及其习之既久，熟能生巧，则不必言“法”，而“法”亦自在其中了。这即是“杂论之一”中所说“自有法入，得无法出”的意义。因为打破陈规，忘却一切法，绝不是胡闹，而是用法精熟如神，就好像无法一般。所谓“如神”，并非真有什么玄虚的神鬼，只是自不熟习的人看来“如神”而已。从前谭鑫培唱戏往往“荒腔走板”，但及其终结仍旧一板一眼都从规矩上归还。孔子说他到七十岁便“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领会写字执笔之道，也应如此。

三、悬腕与导送

怎样才能将字写好？这是一切初学写字人的第一个问题。我对此问题将首先答以四字“必须悬腕”。

这样不免有人要问：“不是首先要求执笔正确吗？”答曰：“固然不错。但执笔方法何者始为正确，尚有争论；而主张悬腕一层，则任何书家教人，几乎是一致的。”

不过关于悬腕的解释，却不定人人相同。有的人主张必须将右臂整个提起。有的人却认为将右臂中关节骨靠在案上，只要“腕”离开书案，也算悬腕了。甚至有人主张以左手掌覆于案上，而以右手搁在左手背上，使右腕部分也能离案，就算悬腕了。这样左右手相交的方法，又名“枕腕”，意即为右手枕在左手。手虽“枕”，但部分离案，也算“悬”了。

当然，右臂整个提起，是最好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掉臂游行”，挥洒如意。尤其写大字，能如此，则笔笔有力。即使写一寸左右的字，如写扇叶之类，只要能提起右臂，则决无瞻前顾后，怕袖口拂污了已写未干的行次之感，不过写很小的字如蝇头楷之类，则并不“一定”要提起右臂，即使将右关节靠在案上也是可以的。总之，要看所写的字大小尺度而定。小字所需要的笔锋运动范围较小，自然不“一定”要提起全臂。这样便活用了方法，而不是死守规矩。但这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是能够悬腕，方可活用。换言之，不要只会靠在案上，而不会悬腕，却以这样也是悬腕为借口。

至于以“枕”腕为“悬”腕，却是不敢苟同的。这种方法，在中国以及日本，许多写字的人都如此实行。在他们“习惯成自然”，也许认为最方便的。但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是不方便的。右手“枕”在左手上，如何可以运用自如呢？

现在，再就何以必须悬腕，说明几句。将右臂提起执笔作字，是一种肌肉运动，是一种增强臂腕力量的锻炼。这种运动、锻炼，是很容易的。最初会觉得手臂提起来就酸痛。写出来的笔画曲如蚯蚓，非常难看。但，酸痛不会太厉害，必须忍耐。难看就不要给人家看。努力用功，顶多半年之后，肌肉力量逐渐增强，自然不觉酸，笔画也自然逐渐圆劲。从此以后，便打定了写字的基础，何乐不为？若连这一点耐心、一点勇气、一点劳力都不肯付出来，而欲将字写好，天下哪有这样投机取巧的便宜事？

能够执笔，能够悬腕，便解决了写字的最基本的问题。原不须再说什么话了。但剩下来的还有如何用笔（或者运笔）的问题。笔如何用法？简言之，直笔横下，横笔直下而已。能将手上的一支笔运用自如，写字的能事，尽之矣。这一切进程本来应由学写字的人自己去参究、去体会的。别人纵然说得非常详尽也无多益处。所以不须再说什么。但其中关涉到一个“中锋”的问题，因此，略为谈及似乎不无益处。

所谓“中锋”，自来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要说清楚，非另撰专篇不可。简言之，即是能使笔锋在点画中畅行之谓。笔毫一定在点画中，这容易懂。但笔毫在点画中，不等于说笔“锋”也在点画中。所谓锋者，即指笔毫的尖子。书者能使每一笔尖皆能尽到它的功用，而无一根笔尖在其中受到扭结，受到偏枯，即为能用中锋。但有许多人认为只有笔管垂直了写出来的点画，才是中锋。这就是所以要说明的地方。

我不以为笔管必须垂直了才写得出“中锋”。我自己的用笔就是很多像垂直的，但运用之际，笔管必然会左右倾动，不可能垂直。这是一试即明的。所以写时笔管倾动，而使笔管全部得力，能在点画中畅行，才能叫中锋。因此，谈到用笔有“导”和“送”之说。如若以管向左侧为“导”，则右侧为“送”；如以右侧为“导”，则左侧为“送”。总之是说明用笔时的笔管倾动状况，而其目的则在使笔锋能够在点画中畅行。笔锋能畅行，点画才有意态。若就一画来讲，则自首至尾，必然有其行程。在行程之中，笔锋与纸之间，接触必然有高低。此即“提”“按”作用。

四、如何临习

在一次书法讲演会上，有一位听众问我：“写字不学古人的碑帖行不行？”我当时是这样回答的：“行！但另外却又发生了经济时间的问题。完全不学古人，完全凭自己去写，是最足以发展创造性的。不过，想想书法发展到今日，已经多少年代了！并且不是一二人的创造，而是悠久的智慧累积！单凭一人去‘创造’，而且只凭这么短短的三四十年！为什么硬不去接受优良的传统？为什么不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个人的努力？为什么偏要去作‘始创文字’的大傻瓜？”于是乎大家都笑了。

我相信像上述那位听众的青年朋友，还是不少，故举此故事，以说明写字必须先学古人的法书，因为只有这样方有入处。再多说一句蛇足之言，就是决不能一辈子学古人，专在古人脚下讨生活。那叫作“奴书”。

那么，接着便必然要发生怎样去学古人的问题。

学古人书法的正规方法是三套功夫同时并举的。那便是“钩”“摹”“临”的三套。何谓“钩”？那便是将一种透明或半透明的薄纸，蒙在古人法书真迹的上面（古人是用一种“油纸”。现在各种程度的透光薄纸很多。）用很细的笔精心地把薄纸下的字迹，一笔笔钩描下来，成为一个个的空花样的字。这叫作“双钩”。钩好之后，再精心地将空处填清，成为真迹的复制品。这叫“廓迹”。此为第一套功夫。何谓“摹”？便是将纸蒙在前项复制品之上，照着一笔笔地写起来，现在小学校学生习字用描红本的方法，即为“摹”书之法。此为第二套功夫。何谓“临”？临是面对面的意思。书法中的“临”即是将真迹（此处为“底本”的意思，所学的碑帖，即是底本。）置于案上，面对面地学着写。写时只用白纸，而无须再蒙在钩出的本上；也可以仍然蒙着，以期“计出万全”。

以上这三套功夫，连为一大套，是学古人法书最准确、最迅速的方法。前辈学书都是这样的。这三套功夫同时并进，是保证写字成功的有效方法。我们现在学写，能严格用这种方法训练自己，乃是最好的。这方法看似死笨，实际却最聪明便捷。因为我们的视神经是有错觉的，我们看一个字的结构，自以为看得很仔细很准确了，实则不然。如若将纸蒙在原件上照描一道，便能立刻证明单靠“看”还是不精细的，离开实际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只有作了“钩”和“摹”的两套功夫，方能准确地记住了古人法书的实际结构，以及其起笔、收笔、转笔等等的巧妙处。只有这样方能“入”。

但是现代的生活情况毕竟和古代不同了。我们有许多事必须去做，因此不能不设法节约光阴。再则现代印刷术昌明，古法书真迹很快地便有千万本的复制品。我们不像古人求一两行法书真迹的那样难，因此“钩”的一套功夫，可省则省。“摹”则最好不要省，实在必要也可以省。例如我要学欧阳询的《皇甫君碑》，便可向书坊买同样的两本来，拿一本拆开，一页页地用纸蒙着作底本；而以另一本置于案上作临习之用。

既然为了适应现代生活，采用省约的学习方法，则特别要注意万不能再在“摹”与“临”的工夫上省约了。

学书时，字的大小，也有关系。最初不要写太大或太小的字。大约一方寸左右最好。这样便于放大，也易于缩小。写时，最好学两种：一楷一草（或行书）。这样写进步快。因为楷书与草书是“一只手掌的两面”。同时学楷与草，对于笔法的领会是非常之快的。以此之故，每日不必写得太多。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写字必须有恒心；如无恒心，不如趁早不写。俗语所说“字无百日功”，作为鼓励之语是不妨的，作为真理则确乎是谎言。大抵，写字至少要二三年不断的努力，方能打定初步基础。每天不妨写少些，但要不断。因此，凡是好虚名的，求近功的，赶快走别的路。

五、应该学哪一家

“我应该学哪一家？”这又是一个常遇到的问题，因为这是有志学写字的人的最实际的问题。

各书家答复这问题也不一样。有的把这“家”字看得很广泛，连说不出书者姓名的古碑也算进去了。他们认为应该从篆书（包括甲骨、金文及秦篆）写起，逐渐写到楷书。这样可以穷源竟委，当然好。但路太远了些，尤其离开实用。有的主张从汉碑写起，有的主张从六朝碑写起，有的主张从唐碑或宋、元碑写起，都各有其理由。对于这些我都不反对。

对于青年习书者而言，我是劝他们写唐碑的。不巧的是康长素（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特别写了《卑唐》一篇。我的说法恰好与康公相反，其理由不能在此详辩，但也可以略举如下：一是楷书大成于唐代，学唐碑可以上窥六朝以溯秦汉；二是兼顾了实用；三是宋以下的真迹流传尚多，可以无取于碑刻，且宋元楷书碑刻，与唐碑规矩相去太远，用同样工夫，不必取法乎下。

我所谓的“家”，是指有姓名可考的书家而言。在唐碑中如虞世南，如欧阳询，如褚遂良，如薛稷，如颜真卿，如柳公权任何一家都可以学（若仔细分来，则须详为叙论。忆《大公报·艺林》曾刊有石峻先生所作论颜及柳书的文字，极为切实。似此等文字，对于学写字的人相当有益）。有志者可以到书店去选择所喜爱的一种楷书。（注意：只是“一”种！）从此便专心学下去。如若有年老的书家前辈陪去更好。此外还有各种唐墓志，或一般叫作小唐碑的，也可学。甚至宋、元碑也可学。有人一定要学董其昌、邢侗，甚至学清朝的书家，我也不坚决反对，虽然觉得可惜。

唐·虞世南《去月帖》

于此有最重要的一语，即是选定之后，万万不可再换来换去。初学写字最易犯的病，闻时也是最绝望的病，即为换来换去。这样不如不写。总之，必须坚决拿一家作为看家老师。学得要少，看得要多。掘井及泉，一个“恒”字，是一切成功的条件。

此外，写楷书的同时，可以兼写一种草书或行书。这样可以增加一些趣味，尤其可以由此悟出楷书与行草书的笔法一致之处。

能够天天写，自然极好，偶有一二日间断，也不要心焦，但必须像打太极拳一样，要绵绵不断。虽在不写之时，心中也要存有书意。与其一天写一千字，又停三五天一字不写，不如每天写一百字，绵绵不断。

最后，写字的进步，绝非一帆风顺的。每当一段时期，十分用功之后，必然遇到一种“困境”。自己越写越生气，越写越丑。这是过难关。必须坚持奋发，闯过几道关，方能成熟。凡“困境”皆是“进境”。以前不是不“丑”，因未进步遂不自知其丑，进步了，原来的丑才被发现了。越进步就越发现。这时，你已经登上高峰了。“送君者皆自崖而返，而君自此远矣！”

六、硬笔　软笔

写字也如打仗。心是元帅，手是前敌总指挥，大大小小的笔是用来作战的轻重武器。古人有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们对于笔的性能评选，应有一些正确的认识。

但是，各个书家对于笔的选择，意见也不一致。这是由于各人习惯之故，本无优劣之分。恰也往往有许多议论。

一般来说，中国写字用笔，大体不外三种：硬毫、软毫和兼毫。硬毫是兔毛（即所谓的紫毫）及黄鼠狼毛。此外也有所谓鼠须、人须、分鬃及山马毛的（山马毛笔，日本多有）。软毫则以羊毛、鸡毛为主。鸡毛是最软的，用的人极少。兼毫则是两种掺和的毛笔，如“三紫七羊”“七紫三羊”“五紫五羊”及鹿狼毫之类。其中的分别主要是笔毫的弹性幅度大小不同而已。

在中国毛笔史上说来，兔毫是最早的，换言之，硬笔是老大哥。羊毫后起，最初用的人也不多。北宋米友仁（米芾之子）传下一帖，即自言此一帖以羊毫所写，故不好。这样给了喜欢写硬笔的人们一些好古的根据。平心论之，当羊毫初起时，制法未尽精工，用的人未尽习惯，可能认为比硬毫不如。但自元明以来，羊毫逐渐进步。元鲜于枢的诗中有很确实的证据。及至清嘉庆以后，羊毫更加进步。时至今日，一般笔工制羊毫日多，技术益巧。羊毫无疑已与兔毫和狼毫并驾齐驱了。清嘉庆间邓石如专用羊毫，神完气足。他的学生包世臣以次无不用羊毫。还有人认为羊毫只能写肥笔画，那是错看了。刘墉的笔画最肥，但他用的是硬笔。梁同书用羊毫，但笔画却比刘墉细得多。

但羊毫中有一种长锋的，用起来不好。其所以不好的理由，容以后再谈。我劝学字的人不要用这一种。鸡毫不是绝对不能用的，但实在太软，凡不能悬臂的人，几乎无法转动。这种笔用来写大字还可以。

除了习惯之外，字体与纸质也和笔的硬软有些关系，虽然不是绝对的。大抵写行草，尤其草书，用硬笔比较便利些，容易得势些。因为草书用笔最贵“使转”变化，交代清楚。其中“烟霏雾结若断还连，凤翥鸾翔如斜反正”之处，运腕如风，若非用弹性幅度大的硬笔，羊毫几乎应接不上。那么，纵有熟练的妙腕，也将因器之不利而大大减色。若写比较大的楷书，尤其写篆隶，则用羊毫写去，那就纡徐安雅得多。当然，若写小隶书（如西陲木简之例）则用硬笔未尝不妙。梁同书曾谈到用好的宿羊毫蘸新磨佳墨的好处，使人悠然神往。至于熟纸性皆坚滑，亦以用硬笔较好。若毛边、玉版、六吉、冷金或生纸之类，羊毫驾驭绰绰有余。写字的人可由长期经验中得到合适的选配。

还有一层可以考虑的，那就是笔价。一支硬笔远比软笔价昂（鸡毫例外）。大抵羊毫五支以上之价方抵一支紫毫。而羊毫的寿命则十几倍于紫毫而不止。对于一个每日临池的人，除非他十分富有并且好奢，这样昂贵是使人头痛的；并且不需要这样。因此，我劝学写字的人应该练成各种笔都可以用的习惯。其根本要点在于学会悬臂作书。会了这一样，无论什么笔都会用。

最应该戒的是千万不要胸襟窄，眼界小，见识偏。那些看不起写羊毫的人认为羊毫“不古”，“不够传统”，事实上是要摆空架子，要不得。那些看不起写紫毫的人认为只有羊毫才见腕力，“这才是真功夫”，也要不得。

广东还有一种“茅龙”笔，相传是陈白沙发明的。这种笔用来写大字，有飞白之趣。还有用“竹萌”（嫩竹枝）砸松了当笔的，似此种种也不少，偶然用用也可。古人不是还有用扫帚写字的吗？李后主善“撮襟书”，那是拧起自己的衣襟当笔用。不是还有人以指甲写字的吗？总之，游戏起来无所不可，但正规的学习仍以前面所说的方法为基础。在基础上，切切实实，耐心学出本领来，是第一要义。青年人多好奇心是好事，但也易自误，希望自己当心。

七、论长锋羊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一句不易的名言。

就写字而论，应该够上如何条件的笔，方是利器呢？好笔须够尖、齐、圆、健四条件。健的条件不仅指选毫要精，并且兼及笔工手艺要强。其中要点，尤其在乎笔肚子要厚而有力。这样方可助长笔尖在纸上运行时的弹力，而使点画能如人意。当挥运一支好笔时，墨花泛采，点画飞腾，如歌舞家的旋转变化应弦赴节，着实使人心胸舒畅。岂能不叫这种好笔是利器吗？

但长锋羊毫却远非利器。

实际上，无论兔毫、羊毫皆可成为利器，唯独长锋羊毫的形式限定它不但不能成为利器，严格说来，直是不适用而已。其原因即是它的形式与写字的要求条件正好相反。

长锋羊毫由于笔毫过长，竟可以说是没有了肚子。这样就破坏了最重要的“健”字条件。运行时，即便十分小心也是拖沓绞绕，使书者用不上劲，再则吸墨量甚多，而因笔身瘦长，一经垂执，墨汁迅即泻下。除了故意要在生纸上出涨墨，无人愿用这种湮没锋棱不显笔法的笔。

为了减少这些不方便，用长锋羊毫的人，只好浸开笔毫尖端一小部分，约当全部笔毫五分之一或七分之一。但这样补救，无法维持长久。并且当最初只发一小截时，即已不便应用。最说不通的一点便是：既然实际只用一小截，那又何苦一定要将全毫搞得如此细长呢？

何以当初会有此笔的流行呢？

这便是视笔法为秘传的恶果之一。在古代称笔法为“笔诀”，深闭固拒，不轻传人。学者只好暗中摸索，十之九都走了些弯路。且不说为了求笔诀而盗挖人家的坟，世间所传颜鲁公“笔法十二意”，说到他得到张旭的笔法之难。米芾和赵孟頫都屡屡指摘长时期来书家不知笔法。乃至近世清代的书家一样不免。包世臣所记王鸿绪拿绳子吊在右腕上求悬臂，以及何绍基执起笔来把右腕向里弯，限其非悬不可。这种例子，举不胜举。有一班苦学书人，不知怎样方可悬腕，竟致思入歧途，将笔毫做得极长，限定手腕非提起不可。纵然因此遇到百种困难也苦写下去。长锋羊毫便是这样生出的。积非成是，相习成风。其中也有写出成绩的。这亦如何绍基用回腕每次总要写出一身汗，却终于写成书家相同。但终究是不利的方法。使其得利器，知笔法，成就岂不定然更快更大吗？现代长锋羊毫已经没落，本不必专力辩正，但有些学书的人还不免染了此病。我在十五六岁时，也曾中毒。今发白身衰，将吃过亏的往事及思索所得的解答写出来，使有志学书者不再吃亏，或不无小补。

八、不必多藏好笔

有句老话“新茶旧酒”。意思是说茶要本年新摘的才香，酒要陈年老窖的才醇。在文房中，笔与砚的对比，恰好和茶与酒相似。笔是新的方能更尽其长。

绝大多数的笔都是兽毛做的。笔工选毫制笔，经过种种手续，方能装入笔管成为一支全笔。最后还要用适当的水胶，将笔毫从散开的刷子形状，粘固成为圆锥形状。毫与胶两者都是容易生虫的，为时过久而不启用，必然生虫。这种虫真是笔的死敌，单在笔毫要害处横啮穿过，使得圆锥生出许多小孔，一入水中，胶解开后，全落下短毛，于是笔就不能用了。这即是笔不要旧的最大理由。

但是未尝无防虫的方法。苏东坡传有护笔防蛀的药单。最简便的是将笔用水浸开，干后蘸墨顺成原形。也有用硫黄水浸透干后收起的。近年则有些曾以“六六六”药粉撒在笔间的。但“六六六”之类毒性太烈，于人呼吸有妨。又有用烟叶包笔去蛀的，我曾试过。不到几个月，其中生虫至为茁壮活泼，天地生机无所不在，断非人力所可久遏。并且以生物的毛制成的笔，其最主要目的系取其有最微妙的弹性幅度。日子久了，纵不生蛀，弹性也必渐减退。

有少数的人爱藏古笔，皆不是为了使用，只不过作为文人一时清玩而已，这与写字无预。有些博物馆中也陈列一些古代的笔，这也只是让人看到文化演进的实物，徒存躯壳，无裨实用，学写字的人们可以缓缓再研究了。

因此，我的结论是：不必多藏好笔。不过，手边应用的笔总要准备好几支。尤其硬毫很贵，蛀了之后，使人弃之不忍，用之不适。惆怅悔恨无以过之。这又何必多藏自寻烦恼呢？同时，我们须学会硬毫、羊毫都能用的本领，免得万一有缺时，措手不及，因无笔而废写。

最后略及所谓好笔的标准，无非尖、齐、圆、健四个条件。

笔毫浸墨收敛时，顶头非常尖锐。笔毫被挤理平时，笔尖齐如一条横线。笔毫蘸水或墨，一经提起悬下，笔身浑圆。笔身中段如人之腰，必须有力。在执笔者提按之时，方能因应无穷，发挥弹性的机巧，所谓“万毫齐力”。而做成这样一支好笔，非妙手的笔工不可。

大凡好写字的人未有不爱好笔的。爱了则不免贪求，贪求之后，继以秘藏终于废坏！我自己即曾吃过不少这样的“哑巴黄连”，故诚恳说出，以免年轻的朋友再走弯路。

九、再谈笔与书法的关系

兔毫制笔，历代都有记载，吴旦生辑《历代诗话》记：“白乐天鸡距笔赋，足之健兮有鸡足，毛之健兮有兔毛……象彼足距，曲尽其妙。”又：“苏子瞻答文与可诗，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南宋陈樽撰《负暄野录》说：“韩昌黎为毛颖传，是知笔以兔颖为正，南兔毫短而软，北兔毫长而劲，生背领者白如霜毫，作笔绝有力，然纯用北兔毫，虽健而耐久，其失也不婉，南毫虽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为笔者，北毫束心，南毫为副，斯能兼尽其美。”北兔毫长，劲锐富弹性，具有制笔的优越性能，姜白石《续书谱》说：“笔欲锋长劲而圆，按之则曲，舍之则劲，世俗谓之回性。”陈和姜是南宋同时人，迄南宋还是重兔毫，可见兔毫劲健，为历代书法家的传统，现在一般喜用硬性笔，就由于硬笔利于操纵吧。

《法书要录》记锋齐腰健的白兔大管丰毛，却又记写《兰亭序》用茧纸鼠须，《笔经》《笔论》记蔡张钟韦精制鼠须笔，这两篇文是伪托，真实性使人怀疑。到宋代欧阳修为蔡襄写《集古录序》，用鼠须笔做润笔；送元甫诗，赠之以宣城鼠须之管；又苏轼写《宝月塔铭》用鼠须笔，称为一代之选；黄鲁直诗：“宣城变样尊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可见鼠须为书家所重。这鼠须究是什么兽类的毛？据宋人陆佃著《埤雅》说：“鼬鼠，俗谓之鼠狼，一名鼪，今粟鼠似之，苍黑而小，取其毫于尾，可以制笔，世所谓鼠须粟尾者也，其锋乃健于兔。”这鼠狼一类的尾毫，比兔脊毛还要刚劲，毫劲的弹性特强，制笔就更利于控制，历代书家推崇宣扬是有一定的理由的。现在你买鼠须笔，可能不知道，如问狼毫笔，就无人不知了。笔名有狼毫、粟尾、冬狼毫等，都是鼠狼的毫毛。只在制笔的形式、精粗有所不同，和没有鼠须笔的名称而已。清初王阮亭误认鼠须笔是貂鼠毛制的，经人仿制成笔，全不能如人意而成字。

书法艺术具有各时代的特色，表现出的字形，就在运笔渡墨入纸，关键问题是运笔，笔是重要枢纽，笔的精粗美恶，影响到运的工作。心手相应指运笔的技术成熟。书家极喜谈论笔法，却易忽略甚至忘记运用的笔，笔的好坏，实际能影响这笔所表现的法，两者关系，至为密切。

晋和南北朝是书法完备的时期，也是兔毫鼠须并用的阶段，束心二毫、鸡距短锋，只笔型不同。笔的制作形式确能影响笔的运用，即是影响笔法的表现，硬笔弹性强，按笔稍顿，笔毫容易曲而散，拔笔轻提，笔毫容易直而聚，由这提顿，运笔回旋转折，字体显露。软笔缺乏弹性，顿笔易曲不散，提笔不直也不聚，笔画只能粗细浑圆，变化不多。硬笔容易控制，又易现笔姿。软笔不利操纵，且多臃肿。但过于刚硬，又产生干枯的弊病。

记得有两句话，晋人写字用理，唐人写字用法。字理不能臆造，创法须由传统做基础，唐代承袭前代书体，又能自出机杼，创制新意，楷书为一代之冠，行草开宋代之源，显出导源晋人自立法度的特色。《负暄野录》中有段记载：“褚遂良尝问虞世南，吾书孰与欧阳询？虞曰，询书不择笔纸，皆得如志，君岂得此。又裴行俭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余与虞世南耳。”欧阳询善制狸心笔，兔毫为副，刚劲耐书，父子都守着这个秘传。欧氏不择笔说，已不相符。虞书不择笔，还未见其他的记载。虞是精通右军笔法的，只从《庙堂碑》的拓本看，秀润圆劲，神采雍容，极得右军的笔意，所以书成刻石，唐太宗给他右军会稽内史印的宠荣。翁方纲评为唐楷上品第一，体会不出他用的不是精笔，所谓不择笔，也许指次笔可以写字。褚氏非散卓笔不书，散卓即笔毫不分心副、内外一致的笔。这比束心笔运用起来更自如些。

唐时制笔中心宣城诸葛氏，几代人都擅制散卓笔。还有白乐天和元稹同去应试，用短毫锐锋笔，名毫锥，也许是鸡距笔的别名。唐时士子考试，应制的书法，力求工整合度，毫锥鸡距正是利器。孙过庭、李邕、张旭、怀素的行草书，笔势奔放，颜真卿笔势雄奇，徐浩用笔畅达，拿这几位的字形看，笔墨恣肆放纵，决不是拘谨像束心、鸡距笔能见功夫的。至陆柬之、彦远叔侄学虞书，薛稷兄弟和王敬客等传褚法，用笔当是相同。柳诚悬时代较晚，用笔劲健，明白提出鸡距笔锋短促，过于刚硬，专用宣城诸葛制长锋笔，锋长而润，含墨又多，运用便利。

综计唐代书家，明白提出用笔意见的，有褚氏散卓笔、欧式狸心兔副笔、柳氏长锋笔，其他诸人虽不见记载用笔，但从书法表现的墨迹和在拓本上的笔姿，很可理解所用的笔，如颜真卿的《告身帖》《祭侄稿》墨迹，极容易看出用笔锋健劲、笔毫饱满的笔型。至怀素《苦笋帖》《自叙帖》墨迹，更能看出柱齐锋刚的笔型，即是书论家常常提说的腰齐锋锐笔。这两种笔型不同，和散卓狸心有区别是同样的。欧书险劲，褚书遒丽多带隶意，笔法来源固然多，褚的笔意是敛劲气于秀润，两家笔姿完全可以体会。狸心刚劲，散卓刚柔互济，从笔型看字形，是完全可能的。草书必定要用长毫，才有利于纵舍。这见于《法书要录》，实际上自己也可以体会。散卓长毫，褚、柳二公似不能专美；只宣城诸葛父子擅长的，是极为精细的作品。由唐代书法楷体行草，很可理会唐时制笔，是沿两晋南北代向前发展的。

十、墨趣

初学写字时，只注意到笔画的起落、转换与字形的结构，至于墨色是无暇顾及的。渐渐学得有些程度了，认识也深起来，要求也高起来。这时方有精神注意到墨色，方知墨色之中大有奥秘。它不仅能助长书法的美，并且它自身几乎也是一种美。这就叫作墨趣。

古代写字用石墨。石墨中没有胶。后来才发明掺胶法，于是墨的光彩因胶而显，开了崭新的奇丽境界。这恐怕要从韦仲将说起，相传“仲将之墨一点如漆”。《文房四谱》中载仲将墨法云：“烟一斤，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下铁臼捣三万杵，多尤善。”关于这些技术上的记载，另有专书，此处不谈。总而言之，墨采由胶而发，用胶的轻重之间有伸缩。

写字的人不一定造墨。他们只用已成之墨而评定其优劣，其关键仍看写出来的笔画中所呈现的色彩为衡。因之在这中间，由于趣味不同，亦有喜浓墨与喜淡墨的分别。这两者各有其角度，很难说浓淡两种，究竟何者为最优。

从历史追溯，古代是喜浓墨的。前文所谓“一点如漆”已是绝好证据。再看相传的墨迹，如写经，如陈隋以来钩摹的两晋及六朝人书迹，乃至唐人墨迹，几乎都是墨光黝然而深的。北宋苏轼尤喜用浓墨。他曾写自己的诗赠给他的夫人留存，后面即跋明因有好纸佳墨才高兴写了的。他曾论墨色应“如小儿眼睛”，可谓精微之至。我们试想小儿眼睛又黑又亮又空灵是怎样的一种可爱颜色！后来元朝赵孟頫，清朝刘墉，都是笃学古法的书家，也都喜用浓墨。

然而浓墨用得太过了也出毛病。即如苏轼好用浓墨，笔画又肥，所以董其昌笑他“不免墨猪之诮”。因之相反的一派便喜欢淡墨。北宋黄庭坚用墨有时随意，常常用淡墨。那是因为他家中替他和了“一池淡墨”也将就写了。米芾有时也用淡墨，甚至墨干了，还用笔在纸上擦出字来。用淡墨最显著的要算明朝的董其昌了。他喜欢用“宣德纸”或“泥金纸”或“高丽镜面笺”。他的笔画写在这些纸上，墨色清疏淡远。笔画中显出笔毫转折平行丝丝可数。那真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明·董其昌《草书七绝扇面》

但这里却透出一段消息来。这三种纸都是非常滑不留墨的。非很浓很细的超级好墨不易显出墨色。因而可知虽然看去是淡的，实际上并不淡，毋宁说是很浓的！这样“拆穿西洋镜”，董其昌还是一个“浓派”。不过除董以外，真是用淡墨的人也还不少。

为何要拆穿这西洋镜呢？因为墨的浓淡趣味是要配合的。某一种纸适合于某一浓度的墨，是要具体解决的。解决得好，能使字迹增色，意味悠长；不好，则当然减色，甚至失败。说来说去，最后的关键还是一个“用功”的问题。只要用功日久，经验宏富，自会控制自如，甚至因难见巧，化险为夷。俗话说“熟能生巧”，写字又何尝例外呢？

磨墨自身，也是一种趣味，苏轼诗云：“小窗虚幌相妩媚，令君晓梦生春红。”赵孟頫诗云：“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都写出磨墨的趣味。我们试想坐在书斋，静静磨墨，看着墨花如薄油、如轻云似地在砚石上展开，重玄之中，一若深远不测；若更得晴天日光相映，则其中更现出紫或蓝的各种色彩，变化无方，真是一幅幻丽的童话境界！

世上有许多藏墨家，他们保存文物很有功。但写字的人与他们不同，或正好相反。因为写的人要“磨”墨的。这是“藏”墨家所最忌的。不过写字的人却不一定要“古”得很的墨，这又似乎与藏者不大冲突。我们已知墨之功能系于胶，所以只要胶轻细的墨就可用。太旧的墨，胶性已退，反而不好用。一般说来清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墨尽有佳品，实在好用。并且现在求之不难。墨磨后四边仍平整齐硬，无弯曲翘起者，证明此墨甚坚，是好的。

十一、涨墨

涨墨是字形中渗出笔画以外的墨沉。由于笔中所含的墨汁甚多，或笔画之间的距离较近，一些墨沉容易在其间渗出。其更大的原因则是纸与墨不相配合，以致如此。在熟纸上写字渗出墨沉，往往由于前两种原因；在生纸上，则往往由于后一种原因。生纸质松，蓄水量极小。笔一着纸，即渗出墨沉。（所谓熟纸即纸张成形后，又经加工制过的；生纸则未。）

这种渗出的墨沉，使笔画不清，锋铩不显，本是写字中的失误、毛病。但在书史上还是有些书家有意作出这种形状来，一般称之为“涨墨”。这好像犀角中的“通”，瘿木中的“瘿”，因病成妍。在书家则以此为新面目，极为履险如夷，因难见巧了。

不仅写字如此，中国画中，许多画家好用生纸，使得墨沉渗出，在其渗出的范围有远有近之中，露出浅深的墨采，以增长画的生动气氛，而求其效果的更有情趣。尤其明代以后，释道济以下，更多相习成风。至于画家，则以清代的包世臣为首，以至一些学“包派”的人们，几乎更以“不避涨墨”为书派的特色。其中最后一位，恐怕要数康有为了。事实上他们不是“不避”涨墨，而是“提倡”涨墨的。这其中共同的一点即是用长锋笔，用生纸。长锋笔含墨特多，生纸蓄墨特少，求其不为涨墨而不可能。因此之故，当“包派”盛行之时，如若不会用生纸和长锋笔，几乎便被人笑为没有写字起码资格。同时还有一个间接影响，足以推波助澜。那便是学汉碑和北碑的风气与涨墨有些关联。无论汉碑北碑，都是有残缺的。其笔画最易与“石花”相连，而模糊不清。（石花乃碑石残缺处。）有一些写字的人仅知在形状上模仿，连石花和笔画也一并仿去，以为这样才“古”。不幸的是涨墨恰好供给了这种不正确的模仿方法以方便。

画家用涨墨（或放宽名为“涨色”吧），是合理的。为的作画需要渲染。（但如李伯时画马之类，则纯以“有起倒”的线条为主，渲染就破坏了线条了。）写字则不需渲染。字的形体和精神全仗笔画（线条）表现。若涨墨臃肿，笔画湮澌，凭了一块黑墨团，从何表现字的精神和形体了呢？其所以仗笔法表现的道理，正是由于写字完全运用笔法。笔法原极简单，而其变化则不可思议。各种形体俱由此出，换言之各书家的特点和功夫高下俱由此出。无论北碑南帖均无例外。这种论证，尤其由于近年实物被发现日富，而愈加确定了。自来卓越的书家，真积力久，究竟坚固，从无靠涨墨的戏法哗众取宠的。因此，涨墨的作风不足为训，而应以为戒。

十二、说笔墨交融

古人有种说法叫作“水乳交融”。在写字上，也有这样一种境界。我们将它说得更明显些，便叫作“笔墨交融”。关于笔和墨，今则言其交融处。我们写字就是要由追求而进入到这一境界中去。在这一境界中，书家自己觉得通身轻快，同时也给观者以谐和、悠远、浑然穆然的美感。只有到了这样境界的字迹，才可能具有普遍的感染性而不朽。不朽是生存在继续不断的观赏者心目之中的。

我们选择笔，虽有软硬各种程度的不同，但使用的方法则一。这是说，我们将一支新笔取来，首先必须将它通体（整部笔毛）用水浸透，完全发开；其次将全开的笔在能吸水的细纸上顺拖多次，使毫中之水干去（当然这时笔毛还是柔润的，不会焦干）。再次蘸墨写字，蘸时应注意墨汁吸入适当，不令过多过少。最后，字写完了，将笔涤净，拖干收起。下次再写，再如此做。当发笔时，如是紫毫，宜多浸在水中一些时候，因紫毫较硬，时间太短，不易达到适度的韧性因而减少弹力的幅度，有时甚至不好写。这在书家的术语上叫作“养笔”。

以上是使得笔达到“交融”的唯一基础方法。许多人用了错误的方法发笔。他们习惯只将笔毛发开三分之一截，或发开半截。这样就使得笔的整个机能遭到破坏，笔就不能尽其用了。凡是好笔工造出来的笔都是肚子上圆满有力的。若只发开一部分，不啻废去了肚子，因而影响到笔尖也施展不出劲来。这好像人，若腰上无力，则上下身都无法出力。

墨要黑。黑是对墨的唯一要求。而使墨中之黑，黑得那么深沉缥缈，光彩黝然，全靠胶的妙用（当然衬出墨的黑来，纸也负了责任）。墨的黑也大约分两派：一派浓黑，一派淡黑。古墨多偏重浓黑，如相传北宋潘谷墨，因用高丽烟，所以格外黑。明朝的程君房、方于鲁则多偏于淡黑。还有亮黑与乌黑之不同。亮黑的一种又黑又亮，其美如库缎；乌黑的一种黑而沉静，无甚光彩，但是越看越黑，使人意远，其美如绉如绒。无论哪一派都是很好的。清朝墨，私家所制有许多佳品，决不可轻视。一般说来，若定要说弱点，就是胶稍重一些。

因此磨墨时，须先察之所用的墨，是偏于哪一种的，含胶轻重何如。那么，就易于控制其浓度。同时，须配合所写纸张的吸墨程度，是否易于发挥墨采。这就是使墨在交融中尽职的基础方法。如此写去，笔墨庶乎能达到交融目的。

话说回来了，又是那句老话，最后的根本关键还是靠自己用功。这些话不过作为引路的参考而已。黄庭坚自谓晚年写字方入神。他在一张自己得意的字上题明“实用三钱鸡毛笔”。这说明了他写出最好的字，不过用的是廉价的普通笔：他即使用这种笔也可以写出好字。何以故？乃因他是一个不断用功的书家，能以丰富的经验控制他的笔。不过，他在另一处也说明，假使“笔墨调利”，他可以写得更好些。唐朝的褚遂良曾经问过虞世南，他的字比欧阳询何如。虞世南说不如。但虞却补充说明，假使褚遇到笔墨精良的时候，便也可以写出好字来。可见，只要自己功夫深，本领大，笔墨条件差些，也无大妨碍；假使功夫既深，条件又好，那必然格外出色。

最后，我们所想达到的是笔墨交融的境界。在此以前，须努力先达到“笔酣墨饱”。只有在笔酣墨饱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交融的浑然一体的境界。因之我们千万不要用秃笔干笔在纸上涂抹。当然也不是说要把墨灌得滴了满纸，使得笔画看不清。须知交融的境界是一种自然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境界。苏轼赞美红炖猪肉云：“慢着火，浅着水，火候到时它自美。”不仅炖猪肉如此，写字也如此，甚至做一切功夫，想要登峰造极，皆须如此。我们一面努力写，一面多看古大家真迹，细玩笔踪，神游心赏，终有一日会达到交融地步的。

十三、砚

爱写字的人都爱砚、爱笔、爱纸和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多人却爱砚及墨与纸成癖，轻重往往倒置了。

远的如宋朝人爱墨爱纸故事很多，姑不具论。只就较近代爱砚故事来说，清乾嘉时纪昀（晓岚）及刘墉（石庵）爱砚是著名的。他们贪多务得，互相夸耀。又如焦循（里堂），虽非书家，却也同有砚癖。晚清翁同龢（叔平）好砚。他的砚都放在竹榻下，犹如城垣。夏天他就在榻上睡，借石气以取凉。

实际说来，一个写字的人不但不需要砚多，甚至不需砚好。普通砚台一块决不致委屈了一个大书家。当然太粗的砚石，磨墨不细，写出字来，笔画无光彩，是要不得的。苏东坡所说“吾有一手而有二砚”的警语，足可玩味。总之，写字人要将字写好，不太坏的砚尽可满意。

关于品评砚石的著作很多。现在一般习惯总以端石与歙石并称，而端石尤贵。其间又有注重石质与注重刻工的不同，有些人还注意收藏款识。当然实用方面还是以石质好些的歙砚为优。除端歙二处之外，许多地方的砚石都很好，如青州、如洮河、如苏州支硎山石质作砚，皆不低下。米芾曾经提到归州（今宜昌）石砚，说（石纹）有大海风涛的形状。这种砚石今日几乎已成绝响。我曾经看到一方，果然很有趣。米芾谈砚，有一点是非常实际的。他说砚石为墨所磨容易疲滑，便不发墨了。疲滑了的砚石，磨处必然看得出有一层贼光，以手指按时觉得甚滑。这样的砚石磨了半天，还是一摊淡水无甚黑色，往往写字的兴致为之冰消瓦解！在这端石中尤其易遇。凡遇此病，可以头发一小团加少许清水，指按而磨。头发虽不必过长，却也不要太短，总要长得可以搓成一小团子方可应用。按发磨砚，则渐渐磨出一些浑而白的汁来，头发则断成二三分长的小段。然后以清水涤之，必然贼光尽去，下墨畅适。此是秘要诀窍。

写字的人对于砚台，最要勤洗。笔与砚二者皆好洁，每用后洗净，方能显光彩。明人王铎总是以一日专心临古，一日专写应酬屏卷之类。这样隔日更替，需要的墨量自不相同，可以多用一二砚台或墨海之类，以期适应。砚不洗则砚中墨胶沉浮凝固不一，必然使得墨色黯无光彩。

十四、说不似之似

以前苏东坡曾作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这是论诗与画不贵形似的极则。恽南田论画则提出“不似之似”的口号。书画同源而一理。论诗与画的原则也是可以用之于书法的。东坡论书法也就有“我书意造本无法”的话语。他又说：“苟能通甚意，尝谓不学可。”我觉得东坡这话不免太极端了，有些“英雄欺人”。还是就南田的口号试作探寻。

我们曾经谈过书法要诀不外乎“用笔”与“结字”两方面。说“两”方面乃是说好像“一”只手的“两”面，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即画论也是如此。中国画不能离开笔墨而谈；但若完全只讲笔墨而不谈形似，则笔墨亦无从而显。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画，尤其如南田所专精的花卉画，更要在形似上讲求。但讲求“完全”相似，则自古及今，无一画家能办到，且亦不须办到，甚至可以说办到了反是毛病。何以故？画毕竟是画，是艺术品。譬如画兰花，画出的兰花，乃是画家以真的兰花为借径，以笔墨为工具，经由其思想灵明的加减组织而成的画中兰花。所以无取乎完全相似。不过在学习的过程中，总要有一段努力求其相似的时间，不然，则画出来的根本不是兰花了。并且南田之意不仅指对花写照而言，而是兼指临习古人的范本而言。最初要努力用一段光阴学古人而得其形似。进而不似，不似之后反得其似。那就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了。所谓神似乃是说画中不仅有古人的优良传统，而且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创新。

以书法而言，笔法借点画以显，点画借结字以显。根本要知道笔法，但须凭仗结字把笔法呈现出来。在学习之初，总要有一个实际可以把捉的东西，以凭入门。这就是结字。譬如游泳，靠救生圈学不好游泳。但不能因为不要救生圈，就连手和脚也不要。这就是所以要学习古碑帖的理由。要学古碑帖，就必然有似与不似的问题随之以起。

我常说“楷书是草书的收缩，草书是楷书的延长”。即就点画与结字的关系而言。这其间就含了如下的一层意思：无论楷和草，其每一笔画的相互距离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草书，由于下笔时比较快，其相互的距离往往拿不准。这样写出来，就不是那一回事了。

因此，我们初学碑帖时，对于其中的字，一定要力求其似。即使发现其中有一字的结构，据我看来不好，也必须照他那个“不好”的样子去写。何以故？因“我”以为它不好，不一定就真的“不好”。即使是真的不好，将来再改不迟。这一条规则，对于写草书尤其要严格执行。试举《十七帖》为例，其中，“婚”字、“诸”字、“也”字，笔画的距离各不相同，每一字皆有精心结构的道理。当然，也不仅这几个字如此。临写时必须细心体会，“照猫儿画虎”，万不可自作聪明，“创作”一阵。这即是在“似”的阶段中所有的事。

再进一步，“似”得很了，也要出毛病。宋朝米元章有一时期即是如此。譬如说他写一张字，第一个字是王羲之的结构，第二个字却是沈传师的，第三个字是褚遂良的，第四个字又是谢安的……诸如此类全有来历，就是缺少自己。所以人家笑他是“集古字”。后来他才摆脱古人，自成一家。当其未能摆脱，直是落在“古人的海”里。如若不能自拔，就永遭灭顶了。所以学到能似，就要求其不似。

最后，便可达到不似之似的境界。所谓不似之似，如若再进一步不以“神”“形”抽象的话来说，即是在结字方面与古人一致的少，而笔法方面与古人一致的多。字形由于熟能生巧，越到后面变化越多，愈来愈不似；笔法则由于熟极而流，无往而不入拍，所以与古人的最高造诣愈来愈似。譬如唱戏，余叔岩不是谭鑫培，但确是谭相传的一脉。譬如芭蕾舞，尽管因情节的不同而舞姿相异，但其规矩却皆一致。又譬如某人的子孙，尽管隔了几代，胖瘦形容与其高曾相异，但其骨格（骼）、性情、举止，终有遗传。这样才配说是“不似之似”。所以死学糟粕，不能叫“似”；师心自用，乱画一阵，更不能叫“不似”。

十五、博与约

博与约是两个对峙矛盾的名词，而为相反相成的原则。昔日颜渊以此赞美孔子的教育方法说：“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这个原则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单就学书而言，也是最要。

练习书法需要长期努力。在古代社会，日常生活和所要勤勉的工作比现在简单得多，尚感必须挤出工夫。现在社会之事日繁，光阴更迫，更不宜随意安排。若只是贪多不专，定无成功之望。因此，“约”的重要性更突出了。

近代康有为是一位长于作文的高手。他很容易将文学中的夸张说法用来说书法。他的论书著作《广艺舟双楫》，文字奇丽而奔放；但谈及切实具体的技术方面，则不免妄诞。即如他说临碑，就主张“博”。他说期年之间要临千碑。试照他的办法，一千种碑，一年要学完，则是每月要临八十二种以上。每日要临两种以上。这样马不停蹄，谓之“抄碑”或者还可以谓之“临碑”，试问何人可以入门！我们与康有为不同，只老老实实根据学书过程的必要，主张以约为基，以博为辅。具体说，即是在初学时，先选定一种切实学下去，做满了手的工夫，即临摹也。选定的这一种无论是碑也好帖也好，自己喜爱的也好，经过高明师友商定的也好。选定之后，便以此为看家的老本营，决心先写六七十遍以至百遍；决心不更改。这第一步基本功夫做稳了再说美丑。最多再加一种，乃是草书。加一种的目的，是为了在同时实践中，认清了楷隶（兼及于篆）和草书的用笔原是一贯相成的，于学书的根本理解有大益，且对实用有益。再说一遍，好了，不能再多到第三种了，至少在此阶段中，千万不要更换了。

为什么呢？因为学习一种碑帖，从不会到会，再进入精通，是有其必要的时间的。譬如炒菜，猛火灼油，一下锅就够。若做炖肉，则必须武火之后，再用文火。学书是炒肉之类，要么不去学，要么耐心学。但青年初学，耐心的少，短视的多。三日打鱼，十日晒网。动辄换碑帖，一辈子也没有希望！语云“掘井及泉”。尤其在疲劳之后，掘到磐石令人气短。但须知就在磐石下，便是取之不尽饮之甘香的地下水。鼓勇坚掘，磐石一穿，它就涌出了。

所谓以博为辅，大部分是眼睛的功夫，即是读碑帖要越多越好。这和手的功夫不同而相辅。当然，高兴临摹，也不禁止，却不拿来看家，只是开拓境界。这和临摹，两套功夫，相砻相摩，尽其正变，学书的要诀不外乎此了。

但在守“约”之中，也必须注意到自己的进程。先是守住这一种，次则尽可能地寻出我所学的是何人所写，尽可能地将这一家所传下的作品，按年龄作一安排，依次换学。这也是约中之博了。学这一家的第二种时，比较前（一种）容易，费时必较短。能尽这一家后再换一家，这又博一些了。此时自己必然已培养了定力，必定会因其积学之久，自然之功，创造出自己的家数了。凡创造皆由工夫积累中来，故一谈优良传统，必定即包括创造的因素。凭一人臆想乱动，不但是背弃传统，并且严重地诬蔑了创造。这又是博与约的重要意义。

十六、成家

书而至于成家，至少包含了这样几项条件：第一要有自己独特的字形，即面貌，如颜柳各自不同；第二要有自己的特殊章法，如董其昌以分行疏阔和字间上下距离特远为异；第三要有自己特殊的精神。每一成家的书家，其翰墨流传总有一种独具的姿态与风神，使人一见即知其为何人。换言之，这即是他之所以足称为不朽的地方。

有许多已经成家的书迹，不能被浅见的人看出来。如若我们在这一点上有了较深的认识，那对于学习书法益处是很大的。即以上三项条件，字形和章法都属于有形方面，容易看出来。至于精神是无形的，不容易看出。

例如苏东坡的字是有他特殊的字形与章法的。他的字和“晋人”的字面貌不同。但他却是学晋人的。他自己平日就强调晋人书法的“萧散”，有意去学。最强硬的证据是苏书流传的墨本中有他临摹王羲之的一幅。清朝的翁方纲也强调说，东坡的字以带有晋贤风味的一种为最上。我们信服此说，因为在许多苏字中，分明见到王献之的结构和笔意。然而苏字和二王却是那样的相异！再则，明朝的吴匏庵（宽）一辈子学苏字，学得非常“地道”，使人觉得他的字“和苏字一样”。但记载上却说他“虽学苏字，而多自得之趣”。所谓“自得之趣”，就是指的与苏不同的地方。原来匏庵努力学晋人很有功夫。以苏之所以学晋人者学苏，而不仅仅死抱了苏去学苏，再加以自己的胸襟学识便成为自得之趣了。然而吴字和苏字却是那样的相同！

北宋·苏轼《中山松醪赋》

由此言之，面貌是浅的，外在的；精神是深的，内在的。看不见的内在的精神，必须凭借外在的面貌而出现。从外在的面貌中，更进而认识其内在的精神。才能从异中求同，同中求异。这样碰到像吴匏庵的例子就不会不承认他是成家之书。同样，也不会只承认苏东坡是无根的孤零零的一家。这对于鉴别古代法书，以及对于自己怎样努力达到成家的地步都是有益的。

因此，就必须虚心地切实地体会以往成家的人的学习过程。包慎伯（世臣）曾说，如见到一张赵子昂墨迹，乍看全是赵子昂，但仔细一考查其中只有赵字形态，而无赵学习二王及李北海、禇河南的痕迹，则此墨迹断然不是赵写的。这些见解是非常切实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因为事实上，凡成家的字都是积久逐渐而成的。其形成的经过必然很慢，因之才可成长得自然。这是不能急切以求的。不但不能急切奏功，并且形貌的变成也正如祖孙父子的血脉关系。凡是嫡脉，纵使世代隔得远，面貌甚至不像，但其骨格神情终是一样。否则，纵使描眉画眼，造作得十分像，但其本质不是（前所举苏、吴二家之例，足以说明正反的两面）。这所说的“不是”，不仅指具体的某一件，而且指普遍的每一件。譬如在植物不是松，便是柏也好（甚至是一棵小小的凤仙花也好）。既是柏，亦须遵循柏的生理系统。在书法不是苏，便是米也好。不要造出来什么都不是。

从上文推究，要想写字必须戒绝两个恶习：一是浮躁不耐烦，二是啖名好立异。这两个恶习，仔细考查这只是一个——好名。好名之极，必然走到浮躁虚伪、急于求成以欺世的路上去。在历代书法家风气中，这样坏风气，以明朝人为最甚。明朝人写字几乎人人要自成一家，拼命在字形上造成自己的面貌，其结果则出现了无数不自然的怪癖小气的路数。这种坏风气，虽正人亦多不免。

十七、兰亭趣味

《兰亭》是王羲之生平得意书，出于醉笔，最富天真。历代学书者无不在此寻源取法，用下最大的工夫。为何本文只提“趣味”一端呢？这不是不主张用功；而是从临摹之外加一方法。

《兰亭》真迹据传早已被唐太宗拿去殉葬了。虽然更有温韬盗发之说，但到北宋已经只有拓本了。宋人对《兰亭》无不重视的，藏的刻的聚讼纷纭。所以《兰亭》唯一可学的路子没有了。黄庭坚学《兰亭》常为人所笑，说“不像”。黄却正以“像”为病。他是在笔法上学，又主张将著名法书张开来仔细观察玩索的。因之他所得的是笔法，至于字形他反不大留心。这就是他以“像”为病的理由。他有赞美杨凝式的诗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兰。”乌丝兰是一种专为写字而织成的丝织品中的黑色直格子。如米芾的《蜀素帖》真迹，即是现在还存在的实物。他说那些摹头描脚的人们学《兰亭》，一辈子也寻不到换俗骨的金丹，不料杨凝式一写就入格了！这就是从笔法入门，而不甚重视字形的功效。笔法原极简单，但是必须心知其意，方能变化无穷。因此，我们不能不仔细用功临摹，在字中去求细处，如赵孟頫便是好榜样；却更须博览深尝各种《兰亭》的趣味，在字外去求大处，不但杨凝式、黄庭坚是好例，连赵孟頫同是好例。（赵临《兰亭》甚多，细处极精密，大处皆不拘束于所法的拓本。）

为了在字外求《兰亭》趣味，除博览各种拓本及影印的摹本外（前辈云“兰亭无下拓”，每种皆有其可玩索的趣味），除张之于墙、陈之于案外，还须更进一步，讨究其由来以及有关王羲之的种种事迹。这样趣味就更广大些。这种离开书法的间接趣味，对于书法助益极大，越是年深日久，越显其功。

姑举例言之，相传羊欣《笔阵图》曾经记载“右军三十三书《兰亭》，三十七书《黄庭经》”。这记载如若不误，取以与王死于升平五年，年五十九的记载考核其书学的进程，不是很有趣吗？又《兰渚集录》云：“兰渚之会合四十二人。右军制为诗序，笔精墨妙，号为第一。后人诵其辞，玩其迹，拓其书，犹足以想其风流于千载。列传言右军自为之序。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阳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古今雅俗俱称兰亭，至高宗所御宸翰题曰禊帖，于是兰亭有定名矣。”这也是一种资料趣味，由此再进一步，我们从兰亭文辞中，推索王羲之当时的思想，以及他在实际政治上的主张，勘以他自己在行政工作上的事实，其中积极和消极两面都有很大不同。何以发生了这些矛盾，就不能不研究自刘曜、石勒以来到桓温、殷浩，甚至他自己和王述之间的种种大小历史背景。不如此，我们无从论世知人，自然也不足以深知他书法风格的特点。苏轼自谓能了解晋人书中的萧散风味。我们相信他不曾说诳。但了解“萧散”，并不专限于萧散的人，也许反而由于奔忙，才能了解萧散。这样思考，趣味的范围就大了，书法变成了被了解的一小部分了。因之其了解书法的程度也更深了。

总之，我们不反对临摹《兰亭》，虽然有人一辈子抱着《兰亭》不放，越写越坏，但却强调从字外去寻《兰亭》的大处高处，强调临摹之外，更加培养《兰亭》趣味。

十八、试论欧书

在唐代书家中，欧阳询和虞世南享誉最盛。《唐书》欧本传云：“询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书断》云：“询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风旋雷激，操举若神。真行之书，出于大令，别成一体，森森焉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上面指欧书出于二王，未免笼统。初唐碑版，仍沿隋代朴茂峻整的风格，今传世欧与早期褚遂良的碑版，可以为证。其方劲凝重，多二王的妍妙疏放。由于唐太宗笃好右军书，晋人书法因此风靡天下；欧、褚等也受影响而旁习山阴。大致欧的小楷、行、草，转多吸取二王法，但仍存本色；至于碑版方面，就算有吸取右军处，可能分量极少。关于欧书的创造特色，最早的评论大都说他险峻。米芾自叙学书经过说：“见柳而摹紧结，乃学《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仍学欧。”苏轼评欧：“妍紧拔群。”他们指出“紧结”与“妍紧”来，可算是搔着痒处，欧字中心处很紧结，笔画却能够纵得开，正如王良常所说：“以收为纵，故无纵不擒。”颜真卿字宽中有紧，欧与柳公权字紧而能纵，比诸京剧角色，颜如铜锤花脸，欧、柳则略如短打武生。欧、虞的字形，都比古人稍长。有人说：“唐初书家，无不从分隶出。”事实上古无真书之称，后世所谓真楷书，实即隶书，形式虽有异于分隶，用笔是基本相通。欧字如“冖”之横画右钩，笔势是送出来的，意味含蓄，仍存古意，非如后人疾笔趯去，不留余地。欧用笔基本是方的，但间亦有似方似圆之处，故于峻峭之中，有秀润停蓄的意态。在此附带一谈，能为极方极圆，方可以为似方似圆，因为似方似圆是极方极圆之错杂综合，学欧书者于此不可不注意。唐人中，欧楷之用笔最洁净，结体最精严，影响于后世亦最大。

现在将欧之真、行、草作品，略加论述于后（欧兼擅各体，分书方面，传世有《房彦谦碑》，《醴泉铭》之篆额，或疑为欧所书，但其分、篆影响于后世不大，故不加论述）。

欧的真书碑版，都是中字，常见的有下面数种：

（一）《皇甫诞碑》。是欧晚年作品，皇甫诞殁于隋，碑是唐朝追立，或疑为欧少年时所作，此碑最足代表欧险峭风格，字画长瘦，但无寒俭之色。盖字画则字空疏，瘦长之画，尤着重于取势，疏处自然需要补空，在取势扑空之间，欧更能充分发挥其险峭本色，已影印之各旧拓欧碑，神气以这一碑为最佳。此碑骨力稍觉外露，故历来评论，大都以为逊于《化度》《醴泉》《虞公》，此实与从前论者所处之时代及观念有关。

（二）《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建于贞观五年，是年欧七十五岁。字小于《皇甫》《醴泉》《虞公》，温秀有小楷之致。原石早佚，宋朝已有翻刻，现存诸宋拓本，都极漫漶，或疑为俱属翻刻。近世敦煌发现所谓唐拓残本，点画少异于他拓，我以为好处并不多，可能是较早的翻本而已。影印本以李宗翰所藏宋拓为最好。虽然残缺，但拓颇精工。

（三）《九成宫醴泉铭》。建于贞观六年。字大于其他各碑，高华庄重，法度森严，笔画较多似方似圆处，其位置轻重，不能丝毫移易，一字一画，都成为后世模范，影响之大，不下于王羲之《兰亭序》。由于椎拓过多，近拓笔画，仅存一线。翻摹之多，难以悉数。宋代已有《榷场》《界线》等翻本。各宋拓的字，肥瘦各异，颇难考辨其源流所自。近日印行之故宫博物院宋拓本，字数最多，笔画比较丰厚。乾隆秦氏翻本，颇能乱真，笔亦丰厚。翁方纲藏所谓唐拓，肥钝无可取之处。商务所印端方本，笔画较瘦，很多人认为是佳拓。但所见诸旧拓本，都嫌神采少逊，这或由于残损及翻摹失真所致。但原来的意味笔法，尚易于想见，非若虞世南《庙堂碑》之徒见点画见明，而真面目则迷离难迹。这一欧碑确是入手学楷的正路。

唐·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塔铭》

唐·欧阳询《皇甫诞碑》

（四）《虞公温彦博碑》。彦博卒于贞观十一年，这时欧已八十余岁。碑颇漫漶。尚完好之字，老劲净轶，极为精妙。以上四碑面目各异，历来评论者都各有偏爱，或称《化度》为欧碑极诣，或推《醴泉》为唐楷第一，或谓《虞公》出此两碑之上，然于《皇甫诞》，大都微有贬辞。我以为书家作书，其面目之所以常有变易，除却基于情感动机之不同，字形肥瘦大小，也有影响作用，情感动机与所选择之字形（有时还包括工具在内）间，是互为因果的。好像《皇甫诞》是瘦长的笔画，故易生险峭之势。《化度》字差小，故温秀近于小楷。《醴泉》字较大，因此趋于厚朴庄重。四者风格不同，各有胜处，故欲分其高下，正非容易。另有《兰亭记》一种，日本有影印，规模粗具，颇欠精微，疑是翻摹或伪托。

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唐·欧阳询《虞公温彦博碑》

姜白石评论欧之小楷说：“追踵钟王，来者不及也。”欧小楷所见有《心经》《千字文》《九歌》等，都是翻刻本，粗具规模而已。传世晋唐小楷，大都如是。赵子昂小楷《汲黯传》，大有欧法，清劲流丽。文徵明小楷早年学欧，可惜稍为板滞。

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

《法书苑》评欧的行书说：“裁萧、永之柔懦，拉羲、献之筋髓。”《大观帖》里面的欧行，摹刻失真，至于定武《兰亭》，笔画模糊，源流复杂。因此，都不加以论述。下面只就其墨迹方面谈谈。

欧阳询的墨迹，所见有《梦奠》《卜商》《张翰》（即张季鹰帖）《千字文》四种影印本。最初因为看得粗略，总以为最好是《卜商》，后来再将四帖细心比较，才觉得最好还是《梦奠》。大概因为《梦奠》的墨色，有些脱落，原来精神不大显出，故初看时并未觉得怎样好。《平生壮观》云：“《卜商读书帖》《张季鹰帖》，差胜于《梦奠》。”可见前人亦偶有粗疏欠当之处。其实古人作品，往往有初看平常，越看越好的。《梦奠》是最有王羲之笔意的一件作品。帖中欧将险劲本色，结合起王的妍妙，产生了一种新的效果趣味，以东坡《红梅》诗“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来比喻，再恰当不过。其中“墓”字，和羲之《丧乱帖》里的“墓”字甚相似。这帖疏密擒纵之法，甚夸张显明，字的左边紧密，右边尽量空疏，疏处笔势似纵而实敛。补空的方法，很为巧妙，如“念”字“人”下的笔画，都偏靠左边的长撇下，显得右边很空，但欧将“心”字最右一点，回锋挑出点外而斜向左上方，这一笔特别长，适当地补好了空的位置，这真是一种大胆的处理手法。字左边的笔势，大都长而婀娜，笔力遒劲如屈铁，看起来却没有吃力的感觉。我认为其中还杂有章草的成分，像字的右边，大都有飘然骞举之势，“数”字的“文”旁，起笔处重而方折，“母”字下边的钩，长而略弯，从这些都可体察出章草的神理来。这一帖却已达到举重若轻的醇炼境界，以“峭淡”两字评之，或可庶几罢，《平生壮观》说是“丰棱凛凛”，未为切当。陈继儒《妮古录》云：“欧阳率更《奠楹》墨迹，有郭天锡、赵子昂跋，而余以为定是宋人书。”今影印本亦有郭、赵跋，若陈氏所见的一件和影印本相同，所论未免武断。若试评四帖高下，应以《梦奠》为第一，即以我国近年复印之行书墨迹论，也以这为最好（神龙本《兰亭序》亦佳，然是钩摹本，性质有别）。第二是《卜商》。这帖用笔较丰厚，落笔处重，中间稍轻，这种写法，米芾行书约略似之。“离离”两字，似《丧乱帖》之“离”字。第三是《张翰帖》，第四是《千字文》，笔法远逊上面三种。但字数多，也有参考价值。至于真伪问题，未敢定论。《宣和书谱》有一段关于五代书家孙昭祚的记载说：“尤长于欧阳询行书法（指孙），尝用其体书千文传于世。”从复印本上看，《梦奠》似是原迹，其他三种行笔稍觉迟滞，似是钩摹本。

姜白石说欧“以真为草”，明确一些说：是以他本身的楷法入草。常见的有《千字文》残本，可能是翻刻的。笔意已稍失真，但规模仍在。章法行气特佳，一行之中，字势或倾左或倾右，奇巧绵密。明王宠草书，主要得力此帖，所书清丽流通。

询子欧阳通，学父书而稍加纵轶。翁方纲说：“兰台仰承家学，乃以险峻专师隶法。”何子贞评他所书《道因碑》：“险劲横轶，往往突过乃翁。”有些人认为他的作品，可作为学欧书的门径。我曾细审通之所作，觉其位置轻重，实不如其父之恰可；又好以侧笔取妍，每形嫩弱。至于说他“专师隶法”，其实只是间有分隶挑法，但未能沉劲。至于笔画左右伸张，以及侧锋落笔处较宽阔，容易令人产生错觉，以为就是隶法。试以两汉分书并观，便知其似是实非了。欧阳询书“九”“也”等字的右弯钩，住笔处向右顺笔斜出作收，不作趯钩形状，笔意含蓄，隐隐有顿挫之意，通于此处滑过便算。故通于书学，并不算是克绍箕裘的。学欧楷以柳公权最为成功。柳固然有出自颜真卿之处，其间架疏密，实在主要得力于欧。欧的中楷，不能放为大字，柳作大字，稍变欧法。所书笔法显明，神采发越，正合乎作大字之需要。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见解，认为宋朝苏、黄、米三家之行书，都直接或间接有出自欧之处。事实上，苏学过柳，米学过欧、柳，黄书笔力遒劲，能够擒得住，纵得开，分明是从柳处得来。苏评欧云：“妍紧拔群。”今观三家行书，都是既妍且紧的。紧结的笔法，当然不是欧以前的书家所没有，不过欧于此特别加以夸张发展罢了。董其昌也曾提过米书学自率更，欧阳辅驳他没有根据，其实善学古人者，往往只着意于笔法而略其形貌的。

书家学欧，每流于刻露拘谨，或者支离匾削。其间原因，一方面由于欧传世碑版漫漶与翻摹失真，另一方面是由于学者不善体察，这与欧的书法本身是无关的。欧之奇险，实归于正，是字字站得稳的。相反的，其意味稳重处，观者如果粗心，很容易产生错误印象，以为稳重便等于平正齐整，学《醴泉》而多流于台阁的原因，或基于此，或专趋方劲，便自以为得欧笔法，如果纵目六朝、隋以至初唐碑版，用笔方劲的，实在很多，这种面目，非欧所独有的。但由此推论，欧既与六朝、隋、初唐有若干相同之处，欧碑又既多漫漶，则学欧者实有同时参考六朝、隋、初唐碑版的必要。欧书影响虽大，学者虽众，但元、明、清之学欧者，未能尽欧之胜处。能继承欧法而加以变化出新的，相信在当代书家中，或有其人罢。

十九、褚书何以能继右军

唐初的楷书碑无不直传六朝碑版之意。字形严肃而凝重，富于所谓的金石气；但同时姿态众多，在凝重之中，含有流美飞扬的风韵。这已经是新时代的新作风了。真正的楷书到此时才合南北为一体而臻于大成了。

这是自王羲之传法有的最大收获。当然，由于唐朝政治的一统，方能具备这样丰硕收获的条件。而从另一角度，作为代表先进工作者的个人努力成果的角度看来，仍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歌颂虞、欧、褚、薛等人的贡献。在此四人之中，虞和欧都是从陈经隋入唐的前辈书家，薛稷是显然的后辈。独有褚遂良比虞、欧晚，比薛稷早，他的书体在当时便已大行于世，（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小唐碑，几乎大半以上皆是学褚字的。这一点即已足证明褚体势力之大）是一位中间的中坚。这不是说褚书比虞、欧两家还高。当然虞、欧两家的褚的渊源所自的一部分，而褚未必超虞、欧而上。但以其在当时和以后的势力而论，则成为传右军书法的主要人物了。这其中的理由安在呢？此一小文即以个人所测试作解答。

唐·褚遂良《枯树赋》

第一，由于他是王右军的最精深的研究者。我们都知道褚的历史，他是唐太宗文学馆学士褚亮的儿子。虞、欧都是他父亲的“老同事”。唐太宗曾经慨叹地对魏徵说：“自从虞世南死了，就没有谈书法的人了！”这位精于辨别笔法的魏徵就保举了褚遂良，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于是“即日召入侍书”。他是这样接近了这位文武兼资的皇帝的。太宗酷爱王右军书，购求极夥。这无数的王右军书真伪相杂，太宗悉命遂良鉴别“真伪一无舛误”。王右军的真迹到今天，严格来说，已无一字存留。我们赖以窥见右军，只靠传摹拓墨。而《十七帖》号称右军书中尤为煊赫有名者，即出于遂良鉴定。我们今日尚可在墨本中见到，当接受他的赐予！以他这样精于研究王右军，所以他当然是一位传法的大弟子大功臣。

第二，由于他是王右军隶法的最显著的继承者，王右军的书法明显地继承了和光大了隶书的方法，这是自来论书者所一致承认的。唐朝孙过庭曾说：“元常专工于隶书，白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我们知道王右军是后来北游名山，看到李斯、曹喜的字，又在许下看到钟繇、梁鹄的字，又在洛下看到蔡邕的石经，又在堂兄王洽家中看到《华岳碑》方逐渐大开眼界胸襟的。右军专精苦学的就是隶书。《晋书·王羲之传》即有“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的话语。右军从这里才把卫夫人的小路抛开。所以善学王右军者，须从隶书入门得法。但右军隶法，含在笔内，在字形上不太显著。而遂良则是抓住了这一要点，尽量将它发挥显明出来的。他传下的碑，无论《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或《伊阕佛龛记》，都是直下明白的隶书根基，使人一见分晓便知来历。这是他直接传法的最突出之一点。

第三，由于他是继承了右军创新精神的。前段已说右军学隶书却将隶法的形貌所隐约。这正是右军学古而不泥古，善于化古为新的创造精神的表现。庾翼在当时看到右军的新体书竟然成为庾家子侄辈群相学习的范本，气得喊道：“儿辈厌家鸡爱野鹜！”这即是指的右军新兴的笔势已威胁到庾家旧派的堡垒中了。而遂良则在继承方面强调了右军的隶法，在发扬方面更以此方法进一步再变为自己的新体。这一种创造精神，也正是善于继承右军的创造性。

我以上列三理由解释遂良的何以能继右军。兹更进而欣赏遂良在楷书上所成的新体特点何在。我以为他善于以虚运实，化实入虚。书法毕竟如同人一样，须以气力为基础。然真有力者，却决不以鼓努大臂与人寻打为能，反而是谦恭有礼，却自然使人不敢犯。在书法即是不一定以粗笔画为有力，反之笔画细而有力者乃愈见其力。这即是虚实运用之妙的具体表现（米元章说“得笔则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褊”，非常有见地）。褚书愈入晚年力愈沉而笔画愈细，其表现于外者，则为姿态愈加流美，字形宽绰而多变化，这是他的新体与众不同之处，所以褚派书法的大为流行是不难理解的。

总之。不从古人成法中虚心苦学，就不能深入精微，不从古人成法中大胆力破，就不能突出范围，别辟新途。书法的继承与发扬便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以波浪的螺旋的关系激荡扬弃而进展的。

二十、颜真卿书法简说

初唐的书法，大体上是沿袭前人的作风，还未能显著形成独有的面貌。因为初唐开国未久，流行的书法，主要还是方整严谨的隋代风格，其后由于太宗酷爱王右军书，锐意临摹，于是士大夫也纷纷宗法山阴，有些原是守隋法的书家如欧阳询、褚遂良等，亦兼习右军笔法。于是书法日趋妍妙，古朴之风渐少。何子贞说：“守山阴棐几者，止能作小字，不能为大字。”他的话可能武断些，但初唐大字的法书，实际确比较少见。一直到了中唐，颜真卿如异军突起，以其雄健之笔，写了很多大字的碑碣，古厚磅礴，括众长而自成一格。如文之有昌黎，词之有苏辛。他以篆隶之笔来写真、行、草，故能势雄力厚，步骤深稳。人称他兼南北之长。东坡诗云：“颜公变法出新意。”《书概》认为应该是“变法得古意”才对，其实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就是承继与创造发展罢了。但是一种新风格的出现，往往是会引起怀疑和争论的。米芾评颜、柳说：“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又云：“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品。”姜白石说：“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无为书法之助，而晋魏之风规则扫地矣。”姜、米二人都极崇尚晋法，他们这些评论只是从个人崇尚和爱好出发的。大致爱好潇洒妍妙一路的人，对颜书不会感到很大兴趣。其实颜书未尝无晋法，说“晋魏风规扫地”是过分，但至于像某些人硬说颜书是属于晋法，亦无必要。其实颜书正如苏轼所说“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而后另出新意，自成一家的。

颜书特点是折钗股，屋漏痕，蚕头燕尾（蚕头是篆法，燕尾是隶法），一波三折（据说钟繇作磔笔，是三过折的），点如坠石，钩似屈金，横画细而直画粗，折处提笔暗过，结体宽舒圆满，因为宽舒，故能圆满。这正和俗语“大花面抹眼泪，离行离罅”的道理是一样，大花面的离行离罅动作，就是要从宽疏处来达到形象和气派的饱满宏大。又折钗股及屋漏痕，是颜真卿论书之语。折钗股是指屈折圆而有力，屋漏痕是指自然。颜为人耿直，当官时屡忤权贵，以致数遭迁谪。至于不屈于李希烈而被杀害，更显出他性格刚烈。他的深厚遒峻之书法，正是他这种个性人格之表现。

颜早岁受笔法于张旭，曾著《张长史十二意笔法》一文，详细记载了他受笔法的经过。旭学褚遂良，故前人如米芾等有颜出于褚的说法。今从颜笔画较瘦的作品如《宋广平碑》《大字麻姑仙坛记》等来看，可以发现出褚的成分来。又有人认为颜最初出于殷令名、殷仲容父子，后来学褚遂良（按：颜真卿自高祖以来凡五世六人娶于殷氏，他母亲也是殷氏，他十三岁曾随母到外祖殷子敬处住过一个时期）。其实颜所师法的，并不限于褚、殷数家，而是广泛地吸收古人及前辈书家的长处的。

颜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后世习大字的，大都从他入手。他传笔法于柳公权、僧怀素、杨凝式。宋四大家都间接或直接受到颜的影响，蔡君谟正书全学颜，苏轼中岁学颜及少师，黄山谷学颜及柳，米芾有些行草，具深厚的颜味。元赵松雪主要得力于李北海，但他的趯笔及一波三折，正是颜法。

唐·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学颜常发现如下的种种毛病：像过于方板粗笨，遂成恶劣狰狞；或折处不提笔暗过，却相反显著地露出肩来。谭延闿之流就往往犯有以上的毛病。又有些人欲求气势圆满，将“同”“冈”等字之努笔写得过分弯，其实颜这笔只是略呈弯状，中段还提笔稍曲，是很富变化和向背有态的。或用藏锋，反变为模糊圆钝。又一波三折与屋漏痕，是于机到神来之际，自然呈现于笔端的。如果有意为之，便会成为迟滞不自然的了，颜的书法，并不是一定有一波三折与屋漏痕的。我们师法古人，应以笔法为主，形貌为次。若钱南园、谭延闿之学颜，舍笔法精神而袭取形貌，故不能跻于第一流。其实颜作书并不拘于一格，每件作品都有不同的面貌。伊秉绶、何子贞之写颜，虽然形貌略异，但他们兼用篆隶笔法，故深得颜意。翁同龢用笔略逊伊、何二家，亦颇得颜之雍容温厚气味。

正面举出一些颜的作品，略加说明，这些作品都是今日尚可找到的：

《多宝塔碑》——正书。颜传世之碑，以此碑为最早，但书时已四十四岁。书法颇近徐浩，方整严谨，力足锋中。

《麻姑仙坛记》——正书，大字。书于六十三岁。何子贞评之为：“神光炳峙，朴逸厚远，实为颜书各碑之冠。”康有为亦推为颜书第一。笔法瘦劲，多蚕头燕尾之处。原石在元朝毁于火，复印本以戴熙藏本为最佳。另有蝇头小字本。章法非常茂密，字小而有寻丈之势。明人祝枝山及王宠都有临本，极古雅可爱。

《茅山李元靖碑》——正书。书于六十五岁。结体宽舒，笔势纵横。颜所写正书中，此碑最具篆隶法。虽然刻工未算精妙，但从其笔画间，仍可想见古人用笔蘸饱墨来作书的情形。对于初学者，此碑并不十分适合。

《竹山联句》——正书。书于六十五岁。绢本墨迹，原属大幅，后改装为册子。另有秋碧堂刻本。此诗不见载于《全唐诗》中。《宣和书谱》有著录其名，未知是否即此本。从书法来看，瑕瑜互见，不能辨其真伪。笔意颇近《李元靖碑》，可以用来和《李元靖碑》作比较。

唐·颜真卿《竹山联句》

唐·颜真卿《颜勤礼碑》

《颜勤礼碑》——正书。勤礼字敬，是真卿的曾祖。此碑书法谨严秀润，笔意从容。学颜从此碑入手，似较稳当。元祐间，有守长安者，后圃建亭榭，多搬取境内古石刻作基址。此碑几被毁而幸存，但铭文已被磨去。后来被埋于土中，到了一九二二年，重被发掘出来。碑尚完整，新拓本书法神采具足，容易买到。有些拓本后面有铭文，是后来被人加在石上的。

《郭家庙碑》——正书，笔法颇近《颜勤礼碑》，可惜残泐。

《自书告身》——正书。纸本墨迹。书于七十二岁。笔法丰厚古劲，结体上密下疏。由于是墨迹，可以看出是用健毫写的。但有人认为颜用软毫作书，那是全无根据。帖后蔡君谟的跋，刻意仿颜。单独来看，还觉不错。但用《告身》来一比，便立刻显出蔡书的松散和薄弱。

《东方画赞》《离堆记》《八关齐会报德记》——以上都是正书，惜原拓已难看到，今本的书法，恶劣臃肿，大概是翻本或石被剜改过的。

《中兴颂》——正书。字大约四寸许，书于石崖上，有人推之为颜书第一。但此石在宋朝时候，已经是“模打既多，石亦残缺”（《集古录》）。现在自然更难求善本了。唯稍旧拓本及复印本，尚可用作临摹。

《颜氏家庙碑》——正书。书于七十二岁。大概由于是颜的暮年老笔，故甚受推重。但今日所见到的，大都是重刻本，已经看不到原来的神采了。

唐·颜真卿《颜氏家庙碑》

《逍遥楼刻石》——正书。写颜体最大榜书，可用作参考。

《宋广平碑》《元次山碑》《殷君夫人颜君碑》——都是正书。书法很好。可惜石已部分残泐及被后人剜改过。

《虎邱寺诗》《双鹤铭》——正书。这两种是市上最流行但又最粗劣的颜书。误人不浅，可能是后人所伪托的。

《争座位帖》《祭侄稿》——行草书。《争座》是刻本，《祭侄》是墨迹，都是随意写成的草稿。天真自然，无意于佳而自佳。米芾认为《争座》是颜书第一，阮元更推之为行书之极。《祭侄》除了用笔稍纵外，其他地方都很近《争座》。两帖以篆隶入草，笔笔中锋圆劲，正是东坡所说的“细筋入骨如秋鹰”了。证明姜白石所谓颜以真为草的说法，未免武断。两帖笔势旋转外拓处，颇近大令，伊秉绶是深得颜此种笔法的。但两帖都不是初学行草的好范本。

唐·颜真卿《逍遥楼刻石》

唐·颜真卿《元次山碑》

《裴将军诗》——行草书，墨迹。闻尚有数本，笔画都有歧异之处。此诗不见载于鲁公集中，此帖没有书者姓名，但历来被认为是颜的作品。前人如王世贞、康有为等都极为赞赏。此迹字形奇奇怪怪，初看为之眼花缭乱，细看便发觉出很多毛病来，如“猛”“腾”“望”“骄”等字，写法矫强生硬。“登”“麟”等字，笔画甚为累赘。“若”“迥”“来”等字，行笔无端中断，不相连接。这些都足以证明此帖不是颜真卿的作品。

《蔡明远帖》——行书。据说是鲁公晚年所书。山谷自称：“极力追之，不能得其仿佛。”流行的大都是翻刻本，根据翻本仍可想象到原迹超逸绝伦之处。另有墨迹一种，笔法与刻本全异，未见好处。

唐·颜真卿《蔡明远帖》

《三表》——行草书。道光四年丹徒包氏得之汉阳，以为奇迹而刻之石。三篇文都见于鲁公集中。书法没有什么好处，是后人伪托的。

《忠义堂帖》——宋人集颜鲁公书，刻石于鲁公祠，另有清河子贞摹刻本。

《默庵记》——正书。元赵良弼集颜字刻为此记。字大小写法都不统一，笔法钝滞，不足取。

二十一、《云峰山诗》与《瘗鹤铭》

《云峰山论经书诗》是郑道昭所写。这与《郑文公碑》及其他作品同为云峰山石刻中极著名的书迹。《论经书诗》字大于《郑文公碑》三倍（郑碑字仅及《论经书诗》四分之一），笔势方劲撑挺，有纵横高迈之致，较之郑碑冲穆温粹的气象，更自一格。

《瘗鹤铭》石在焦山，书者是谁，说法不一。有人说王羲之书，有人说陶贞白书，又有人说唐代顾况所书。《鹤铭》笔势富于骞举意趣。更因就石作字，字随石形凸凹而转（如其中“势”字下半的“力”字特别明显），故尤其飞舞回旋如鹤翅高翔。

此两种大字，一北一南辉耀千古。一般评书者多作为方笔与圆笔的分别之例。在笔画的形态上说，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方笔与圆笔只是笔画形态上有不同，而在用笔方法上并无二致。赵子昂说：“结字因时相传，而用笔千古不易。”这是一句极有经验的老实话。在正确的用笔行动之下，其笔画某甲近方，某乙近圆，或同一人而此时近方，另一时近圆，这是我们常能觉知的。约略说来，手之使笔，不外提和按的行动。按时用力较重，使笔锋铺开更宽，易于出棱角的，则笔画成为方劲的形态。尤其在下笔处，转折处，作波、作戈笔处，格外显著。反之，笔锋较为收敛，则易出圆浑的形态（若从广义言之，便称此为“外拓”与“内擫”的不同，也未尝不可吧）。从学书的实验上说，方笔圆笔都是一法的运用。

即以《论经书诗》与《郑文公碑》比看。前者可谓方笔，后者却是圆笔；但其圆笔之中，又何尝无方劲之处呢？这是同一人作两种形态之例。又如《论经书诗》为方笔，《瘗鹤铭》为圆笔；但《鹤铭》字形中，方笔正自不少。试举《鹤铭》中的“禽”字与《论经书诗》中的“禽”字，其字形及用笔转折处全是方的。又如“丹阳”“真逸”等字也是方劲的。这是南北二种书迹作一种形态之例。

《瘗鹤铭》

北魏·郑道昭《论经书诗》

试再观察自木简至六朝写经真迹，下而至于唐人法书及其所钩摹六朝书，皆能窥见笔法渊源一致的实证来。阮芸台强分南北书派的说法，实在是不必要的。

现在再回顾赵子昂的话。他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古今的字形确乎天天在变。这即是赵氏所说“结字因时相传”的事实。结字原无定法，同一个字，你写出来是这种结构，我写出来却是另一种结构，因此才能“百花齐放”。黄庭坚曾说“大字无过《瘗鹤铭》”。他即是从这里力学而掌握了《鹤铭》结字原则，而创出他的字体。这由于他发现了“辐射式”的结字原则。至于《论经书诗》则不是“辐射式”而是“宝座式”。郑氏在此书中将每一个字向左右兼略及上下极力放宽，四边出棱，如一“宝座”，因而使人望之起纵横高迈之想，其气象是庄严雄骏的。

二十二、草书惹是非吗

尝读顾亭林《日知录》，其中有引《旧唐书》一段云：“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李玄道为长史。君廓入朝；玄道附书与其从甥房玄龄。君廓私发之，不识草字，疑其谋己，惧而奔叛。玄道坐流雟州。”亭林终于发叹云：“夫草书之衅乃至是耶！”

我们知道亭林先生是一位不主张写草书的学者。我个人曾经看过他的真迹影本，密行小字只有略带行书意趣的几个字，其中却无一个草书。他为此又引史实甚多：“北齐赵仲将学涉群书，善草隶（按此处所谓隶乃楷书也）。虽与弟书字皆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之于人，似相轻易。若与当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须隶笔。’唐席豫性谨，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未尝草书。谓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细，卿何介意？’豫曰：‘细犹不谨，而况巨邪？’柳仲郢手抄九经三史下及魏晋南北诸史，皆楷小精真无行字。宋刘安世终身不作草字，书尺牍未尝使人代。张观平生书必为楷字，无一行草，类其为人。古人之谨重如此。”亭林引了这许多书，其主张可知。但他的见解主要是从人事关系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草书本身的角度出发，十分显然。

若是纯从草书本身的艺术性角度出发，问题不是没有，却不提这个，而是另外一个。原来草书就是为了简便易识而被普遍推行的，理应没有不认识的毛病；至于写草书便认为对于人家不敬，那更是晚起的礼貌见解。在书法中，从章草到大草小草，都以用笔精熟变化为主。由于精于用笔，所以运用之际，轻重变化大，能使人觉有龙蛇飞舞、波涛起伏的美感。在变化之中，字形以及点画必然也随之改易一些。这正是人们觉得不识的原因了。然而，书法也在无形中分为两大流派：一为专供实用，一为专竞艺术。专竞艺术则无“不识”的问题；专供实用则必然对于变化的草书发生问题。草书也自有草书的规律，书家的草书纵使变化出了格，也是从规律中来的。不能说不是错误，却不是乱画瞎涂，生翻硬造。许多人就是中了这个病，每个人都变为造字的圣人。你草你的，我草我的，这才弄得纷纭混淆，大家不识。这样的毛病，学字学了几步的人最易犯了。

清·傅山《草书杜甫诗》

以学书的艺术和技术论，草书是最高境界。因之学书者不能以草书胜人，终不为最卓绝的书家。但顾亭林的见解是不可忽略的。他虽然只从草书应世所可能发生的祸患立言，但确切说中了社会上的一些人的心理。

王羲之曾到一个门生家里，见了一个新做的棐木几非常滑净可爱，因而拿笔在几上写了一些字（因为滑与净两个条件，对写字是调和的）。门生高兴出于意外。把老师送走后，喜冲冲地跑回家，看到棐几上的羲之墨迹已经刮得无踪影。原来是他的父亲刮的，儿子只好闷气不言了。从各方面平衡地去思考，或许是王羲之错了吧。

东晋·王羲之《旦夕帖》草书

二十三、吴昌硕的书法

吴昌硕在一首题《何子贞太史书册》的诗中这样自述：“我书疲茶乌足数，劈所不正吴刚斧。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纵入今人眼，输却万万古。不能自解何肺腑，安得子云参也鲁？强抱篆隶作狂草，素师蕉叶临无稿。”

这里，“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和“强抱篆隶作狂草”这几句话，概括地说明了他自己书法上的特点。

他于书法用功亦极勤。早年在家乡时，家贫无力购买足够的纸笔，就在檐前一块大砖石上用败笔蘸清水习大楷。每天清晨认真摹写，接连几个小时，从不间断。

他学楷书，起初从颜鲁公入手，后又学钟繇，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进而习隶。在隶书方面，他早期以临摹“汉祀三公山碑”为主，后来广泛地观摩了大量的汉碑拓本，又从中选出“嵩山石刻”“张公方碑”“石门颂”等数种，经常用功临摹；同时也或多或少受到杨（藐翁）、邓（顽伯）、吴（让之）诸家笔法的影响。

清·吴昌硕　石鼓文“贤如”七言联

中年以后，他在博览大批金石文物原件和拓本的基础上，择定“石鼓文”作为临摹的主要对象。其后数十年间，他就在这一方面锲而不舍，持续不断地深入钻研。他在晚岁曾这样自述：“卅年学书欠古拙，遁入猎碣成碔砆。敢云意造本无法，老态不中坡仙奴。”（刘访渠（泽源）检其师沈石翁手书兰亭书谱索题）

清·吴昌硕　《金文扇面》

他虽多年寝馈于“石鼓”，但并不以刻意模仿、徒求形似为满足，他竭力设法搜集宋明各代的精致拓本，朝夕反复观摩，深入地领会它的精神气质，再参以《秦权量》《琅玡台刻石》《泰山刻石》和李斯《峄山碑》等的体势笔意，因此，写出来的石鼓文字凝练遒劲，貌拙气酣，且能自出新意，形成一种迥异于他人的独特风格。六十岁以后所作尤精，寓妩媚于奇倔之中，圆熟精悍，刚柔并济，更为当世所重。有人说他所写的石鼓文字的最大长处在于：一幅有一幅的境界，能使人感到“熟中有生”，而不是一味甜熟，千篇一律。这种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和他那种不断探索、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的精神分不开的。

吴昌硕于行书初学王铎，后冶欧阳询与米芾于一炉，刚健秀拔，自创一格。

晚年，他常以作篆隶笔法作狂草，笔势奔驰，苍劲雄浑，随兴所至，不拘成法。有些人认为这样的草书最易模仿，其实这种书法如果不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炼，不扎下深厚坚实的根底，欲期一蹴而就，那是不可能的事。事实上他也曾踏踏实实地学习过规行矩步的楷书，从现存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他写的正楷，真是通篇匀整，一笔不苟。直到七八十岁高年，他还为人作工楷扇面，写来严毅精纯，全神贯注。他自谓“学钟太傅三十年”，实在并非夸张。

他生前遇到有人向他请教执笔要诀时，总是授以八个字，即：指实掌虚，悬腕中锋。这是他自己从实际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只有掌握了这四个要领，才能以腕运笔，使通身之力奔集于腕指之间，笔力自然沉着而有劲。

写字和刻印一样，必须讲求章法。一幅书法作品应当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必须相互呼应、相互映衬，并且要预留适当的“布白”，否则就会陷于局促拥挤。布白与文字本身同样重要，应当妥为安排。落笔之前要从全局出发进行构思布局，对于文字的疏密斜正、错综映带都要经过一番意匠经营，不可草率从事。只有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挥毫之时才能达到一气呵成、无懈可击的境地。

他认为学书应自楷书和行书入手，然后再及于隶、篆。学隶书可增笔力，学篆书能习间架。学书除了选定一两种碑帖每天不间断地认真临摹，还得广泛地观摩名家书法真迹，欣赏历代碑帖及其他金石文物。同时还得多读书，以增进文学修养。修养到家，书法自然会有进境。他的书法作品传世的很多。其早期和晚期代表作，分别见于上海西泠印社刊行的“苦铁碎金”和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缶庐近墨”一、二集中。

二十四、书家与善书者

普通人对于常常喜欢写字的人，很容易给他们以“书家”的称号。但若在鉴赏力较强的人看来，这其中还有严格的区别。只有写字知道运用笔法者方能膺受书家的称号；此外则或由于天资高秀，下笔有趣味，或由环境好，看过很多法书，无形受了熏染，写字不俗，则被称为“善书者”。这二者的界限在乎是否精通笔法而已：米元章常笑人不懂笔法，赵子昂极力主张学书要知古法。很多人认为子昂笔法承中断之后，超过唐人直接右军。这都是从正确的笔法角度做出界限的。这种界限尤其对于初学的人有大益处。

不过，若是孤立地只提出笔法作为学书唯一源泉，却不妥当。因为笔法毕竟是技术上的事。笔法运用起来变化无穷，其规矩原则却极简单。所以不是一件高级学问。若要在书法上取得高级成就，单靠运用笔法玩花样，不但不够，反而招损。因此知道书法的源泉大部分是在笔法之外的。自来评书的理论，因此认为苟非其人，虽极工不足贵。在许多“善书者”之中，差不多都是道德志节光明磊落的人。这便说明了原理的另一面。

在这一意义下，“书家”与“善书者”之间似乎又不需严别了。

最好说明这道理的例子，是颜真卿。以“书家”论，他是最能运用古法的新派大家。以字学与文学论，他是世传的文字学家与卓越的文人。以做人论，他是有远见有办法而最后则成了为国捐躯的大政治家。有些人说，他所服务的还不过是封建的李氏王朝。不错，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他的勃烈勇敢、慷慨就义的行为，实际上对于当时人民是有利的。凡此一切，从书法角度看，都是极重要的源泉。

除了像颜公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朴实的学者，民族的气节之士等。他们躬行实践，百折不回。即以明末的顾炎武、傅山二人的书法而论，顾先生即无“书家”之名。“书家”称号对他似乎已经渺小了，但他的书法却非常高古雅淡，自成面目。傅先生则性好书法，狂草小楷无不精妙，怪怪奇奇，骇人心目。今日面对他的草书，如观大海波涛翻腾、鱼龙起伏，神明于规矩，而又唾弃清规戒律。这都是我国文化书法范围内最宝贵的遗产，岂曰善书者而已！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我们应该登高望远，廓大胸襟，取法乎上，赴以雄心毅力，期其坚实有成。

再则，为更年轻些的朋友说，凡学一碑一帖，最要先将碑帖中文辞内容尽量弄清楚，并进而研书者的姓名及其他别号官称和平生事迹，更求知道此碑此帖为谁而写，说些何事。这是非常有益的。这事并非粗心浮气的人所能做，必须虚怀好问。所以平常将语文课用心学好，是先决条件。

至于在旧社会中，贪官、军阀、流氓、讼棍之流皆敢写字。一班无识者也以为只要官儿做大了，钱积得多了，字也自然写得好了，却是完全另外一件庸俗事。这不值得论列的。